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3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大屯镇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吴征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永，河南尊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才淇，男，198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烟台嘉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强，山东行至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吴征河，男，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永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小永，河南尊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才淇、原审被告吴征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0691民初2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上诉人收到2019年2月26日、5月2日、5月4日及4月3日的八批货均系被上诉人代付的货款与事实不符且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从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原材到料明细可以明显看出2月26日的供货方为李文华，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该八批货支付货款的对应发票，更没有上诉人方签字确认收到货物的入库单。而上诉人能够提供向李文华及北京于壮支付货物的汇款的证据，故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判决错误。一审查明在2018年双方的交易中，上诉人多付给被上诉人近九万元现金，而多付的这九万元应当认为是支付的2019年的货款，但一审法院却把2018年支付的货款与2019年支付的货款割裂开来，没有作为上诉人2019年支付的货款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赵才淇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吴征河述称，同上诉人意见。赵才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格伦木业公司支付欠款1054867元及利息3832元（以1054867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6月1日计算至2019年7月1日，自2019年7月1日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仍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吴征河在113409元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以113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6月1日至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存在木材买卖业务关系。2018年8月28日，原告赵才淇与被告格伦木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合同号20180828-1AHYT），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木材产品，自2018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31日，500-600立方米，货物价格AB级2600元/立方米（不含税），C级1750元/立方米（不含税），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至原告名下银行卡。同时还约定被告于本合同签订前购买原告货物尚未结清的货款（确认欠原告货款金额为124万元整）结转至本合同一并支付。原告赵才淇在合同落款处签名，被告格伦木业公司除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吴征河也在合同落款处签名。同日，被告吴征河（甲方）作为保证人向原告赵才淇（乙方）签订承诺函，载明：“1.为了确保格伦木业严格按照主合同供货协议（合同号20180828-1AHYT）的约定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和责任，甲方以自然人身份与名义在此承诺，将对格伦木业在主合同项下的义务和责任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在格伦木业不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和责任的情况下，乙方有权向甲方直接索偿，甲方的保证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依照主合同约定而享有的各种费用、损失、风险、责任和损益，以及为完成索偿而产生的各种费用等。2.本协议自甲方签字（或加盖签字章）、乙方签字（或加盖签字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3.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合同签订后直至2019年5月，原告陆续为被告供应木材。原、被告双方对2018年至2019年5月期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有异议。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2018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原告主张被告格伦木业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的对账单确认截止该日购买原告桦木板材金额总计2688542元，此后至2019年1月22日原告又给被告供货四笔合计金额470990元，以上供货总计3159532元。原告共收到被告支付的货款3107500元（收款具体为2018年9月19日4万元、10月8日27万元、10月18日23万元、11月12日4万元、11月14日10万元、11月16日17万元、11月22日3万元、11月26日22万元、11月26日77500元、2019年1月22日65万元、1月22日65万元、1月23日50万元以及2018年12月28日私账一笔13万元），扣除9月19日的40000元以及11月26日的77500元的垫付款项，实际收款299万元，与实际供货款项差额为169532元，后经与被告及刘某互相协商，涉及不合格品扣除以及我个人在安徽的食宿费等，最终确定被告实际欠货款金额为113000元。对于实际欠款数额113000元，被告在微信聊天、通话录音中已进行确认，提交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2018年11月1日被告格伦木业公司为原告出具的对账单，载明：“截止2018年11月1日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购买赵才淇桦木板材金额总计2688542.00元，双方核对无异议后签章确认。”两被告称该对账单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格伦木业公司的，但对账单上没有被告公司法人吴征河的签字确认，是原告串通被告公司职员刘某私自加盖的，且对账单里确认的金额是错误的，原告需要相应的供货证据进行佐证。证据2.2019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吴征河的通话录音，以原始载体手机当庭播放同时提交录音文字整理材料，其中第48分52秒吴征河讲“你这个是103万，老翟那个是28万，搁一块是103万，外面欠的账刚刚好够你俩的”，证明被告吴征河对原告主张的所欠货款金额是认可的。经质证，被告对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是断章取义，仅凭某一句话并不能证明被告认可欠原告的货款，双方通话内容很多，录音应当结合上下文内容综合来判定它的证明目的。证据3.2019年7月2日原告与被告吴征河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语音部分（23秒）吴征河讲“我以前还欠你个11万嘛是不是，你说那个11万没算进去”，证明被告吴征河认可2018年对账后还欠原告11万货款。被告质证称，语音聊天中我说“还欠你11万”是指2019年1月22日那一车货，价值是110481元，当时出库单上那11万元没有算进去，所以还认为欠原告11万元，如果根据双方的供货情况算的话，经过核对应当是不欠原告的。两被告主张2018年原告的供货款包括合作协议中已确认的截至2018年7月28日的未结欠付货款124万元，加上三张出库单中记载的2018年下半年的11次出货和2019年1月19日的一次出货合计1438822元，以上货款总计2678822元。截止到2019年1月23日被告共付给原告3107500元，具体付款明细同原告所述，其中有230000元是偿还欠原告的借款，其他款项2877500元（3107500-230000）都是支付的货款，货款已全部结清。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出库单3份，证明原、被告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7月28日欠货款1240000元，2018年8月至2018年11月1日原告供货1081313元，2018年11月1日以后至2019年1月19日原告为被告供货价款360509元，2019年1月22日原告又供货110481元。原告对出库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原告实际供货数应以双方对账为准，2018年11月1日对账单是三方一起对直供、退换货、配货、税款、个人借款等诸多情况最终形成的总数对账单形式，该对账单记载的板材金额总计2688542元的具体构成包括所欠货款数额约220万元左右、被告所借款项23万元以及原告代被告垫付款项20余万元。其中：1.货款220万元，除了被告提交的3份出库单记载的2018年11月1日以前出货1081313元外，还要加上六柜直供货物。由于手机丢失，原告无法向法庭提交保存在手机里的六柜直供货物的明细。2.原告代被告垫付款项20万余元，因2018年所垫款项涉及诸多个人款项，挨个查询有难度，无法提供，仅能向法庭提供垫付147500元的记录，其中：2018年11月26日原告按照被告指令给被告的客户温靖退款77500元。付给被告会计邸海侠40000元。2018年10月19日代被告支付电费9000元的电脑截屏。2018年10月8日按照被告指示给被告客户杨金萍3000元好处费。2018年11月26日按照被告指令付给刘某差旅费6000元和14000元的电脑截屏。上述款项加起来149500元，是原告与被告吴征河口头约定按照147500元计算。经质证，被告吴征河对原告主张的六柜直供货物有异议，应提供发货证据证明，对原告主张的代垫付款项有异议，原告付这些钱的时候从来没有给我打过招呼，而且杨金萍我根本不认识，温靖我现在才认识，我是给她发货的，付给邸海霞和刘某的钱我都不知情，我没有让原告付过，其中付给刘某的6000元显示河南魏昊木业刘某，与被告无关，而且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些付款记录都是原告自己在说，被告并没有认可。证据2.退货明细一份，证明该批次货不合格需要退货，价款及运费合计37825元，应从应付货款总额中予以扣减。原告对退货明细的真实性有异议，明细中所列货物均为原告在2018年所供，在2018年对账过程中，已就上述不合格货款做出了处理，而该证据是被告于2019年8月1日单方制作形成，签字人原告也不认识，对证据内容原告不认可。（二）关于2019年供货数量和价款问题。原告主张根据被告格伦木业公司盖章确认的2019年原材到料明细记载内容，被告认可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5月7日期间收到原告供货金额为2671867.18元，被告已支付货款1630000元，被告尚欠货款1041867元。被告于对账后又支付货款100000元，尚欠货款941867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购销合同一份，是2019年1月1日原告赵才淇与被告格伦木业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原合作协议（合同编号20180828-1AHYT）的补充和延续，原告向被告继续供应木材产品，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供货数量以随车码单为准，货物价格AB级2550元/立方米（含税），特殊等级以供货码单为准，被告在货物到达工厂3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将货款支付至原告对公账户（烟台嘉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两被告称该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我公司的，但是原告勾结被告公司职员刘某恶意串通加盖的印章，被告法人吴征河并不知晓。证据2.2019年5月7日被告格伦木业公司出具的2019原材到料明细一份，载明自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5月7日期间共收到烟台嘉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材1067.5582立方，金额2671867.18元，已付1630000元，余下欠款1041867元。两被告称该明细表上加盖的合同专用章是我公司的，但明细表上没有被告公司法人吴征河的签字确认，是原告串通被告公司职员刘某私自加盖的，与事实不符，对其中所列的2月26日、4月3日、5月2日、5月4日的八车货有异议，货都已收到，但其中2月26日的一车是我公司向李文华购买的，与原告无关，4月3日货款为150846元的这车货是北京的于壮为被告送的货，也与原告无关，5月2日的三车货是河南巍昊公司向李文华购买的，因为高速限高，车辆不能直接到达河南巍昊公司，其中两车利用我公司的场地卸货，另外一车拉到河南巍昊公司人工卸货，5月4日的三车货是我公司向李文华购买的，与原告无关。被告向法庭提供发货单19份予以证明2019年上半年原告为被告供货价款仅为1852469.51元。截止到2019年5月10日被告共付给原告1730000元，欠付货款122469.51元，与此前2018年对账超付货款折抵后，不再欠付原告货款。经质证，原告对发货单无异议，但称2019年上半年原告共给被告供货27次，除被告提供的这19份发货单外，还包括被告有异议的8车货，这8车货的货款合计818679.5元都是由原告支付给生产商家的，加上19份发货单记载的货款金额1852469.51元，合计2671149.01元，即与2019年原材到料明细上记载的2671867元相符（相差700元）。关于被告有异议的2月26日、5月2日、5月4日的七车货，原告主张2019年原材到料明细记载2月26日的那车货的供货商为李文华，是被告的笔误，李文华是在国外的生产商，实际是原告向李文华采购后转卖给被告。5月2日和5月4日的六车货情况与2月26日的那车完全相同，这七车货已交付给被告。原告提供如下证据证明：证据1.原告与生产商李文华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李文华核对箱号，沟通如何付款，箱号以清关人员盖总的记录为准。证据2.原告与清关人员盖文昊的聊天记录，证明生产商李文华发给盖文昊的箱号明细与被告有异议的七车货物是对应的，虽然货款金额不一样，但是立方数是一样的，5月4日那三车货对应的是明细中斯维达的三个，立方数有区别是由于斯维达地区的板材清关时按照实际厚度超重，集装箱列明厚度为22毫米，而其实际销售厚度为25毫米，这是为了顺利通关产生的，以斯维达第一个35.76立方米来计算，在22毫米和25毫米的厚度差里，35.76÷22×25即为5月4日最后一箱货40.6立方，因为在计算过程中为产生两次四舍五入，因此会产生一个小数点后两位的差额，这是国际交易惯例。货款金额不一样是因为原告要支付李文华的货款以及盖文昊的清关费用，加上利润后才是卖给被告的金额，货款及清关的款项均已由原告支付。证据3.原告与被告公司的经理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按照被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要求给生产商李文华转账。证据4.原告给生产商李文华及通关商盖文昊的打款记录，2019年1月11日原告付给李文华货款15万元，2019年4月22日原告付给李文华订金10万元，2019年6月4日原告付给李文华3万元，2019年4月16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19日分别付给烟台欧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盖文昊的公司）货款168949.58元、1500元、107080元，证明有争议的七车货物（2月26日一个、5月2日三个、5月4日三个）均由原告付款。被告质证称，证据1不能证明是原告与李文华的聊天记录，退一步讲即便属实也只能证明其与李文华有付款的沟通，但不能证明涉案的货物是李文华通过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因为原告与李文华之间并不是一笔交易，业务往来很多，不排除是原告购买李文华其他的货物。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不能证明是其与盖文昊的聊天记录，也不能证明这批货物出售给了被告。对证据3有异议，刘某与原告串通伪造了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和对账单，以谋取非法利益，实际上刘某与被告已经发生了剧烈的矛盾，所以刘某的证据不足以采信。对证据4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付的款项就是发给被告的这七车货的货款，而且原告提供的付款记录金额已远远超过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涉及的箱号记载的货款总额，恰恰说明原告与李文华、盖文昊不只是这七笔交易，不排除原告购买李文华货物的情形，同时被告也有向李文华支付货款的证据，说明被告与李文华之间是有业务往来的，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被告从来没有购买过李文华的货物。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据1.被告向李文华支付货款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8年9月27日向李文华支付货款50000元，2019年1月21日支付货款160000元。证明被告与李文华有交易往来，被告已向李文华支付购买木材的货款。证据2.被告吴征河与河南巍昊公司法人翟锋的通话录音，翟锋在通话中表示向李文华购买的三车料，先给李文华汇了10万元，不知道刘某从哪弄的钱把三车料发过来了，走格伦木业公司拉走两车，另一车直接到厂里人工卸的，后来算账时我跟刘某说后面差多少钱我再给你补齐，我给刘某打了个条，与格伦木业公司无关。证明5月2日的三车货是河南巍昊公司购买的，不应算在被告账目里。原告质证称，被告没有证据显示向李文华付的款就是付的这七车货中的其中四车货的价钱，录音是被告法人的声音，但录音内容很明显是河南巍昊公司老板与被告、刘某三方之间就货柜存在关联交易，不能否认原告已实际供货的事实。另外，原告补充提供证据：证据1.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李文华发给原告的其与被告吴征河的聊天记录截屏，证明被告从来没有从李文华处买过板。证据2.李文华与原告的聊天记录，证明有争议的货柜是原告从李文华处购买的。被告质证称，对证据1、2有异议，无法核实是否是与李文华的聊天记录，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被告向李文华支付的货款就足以证明李文华陈述的是假的。关于被告有异议的4月3日的这车货，原告主张其从北京的于壮处购买后，转卖给了被告格伦木业公司。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据1.原告与生产商于壮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海运单据和税务单据记载的货物明细与被告有异议的4月3日的框条总体积一样，为32.44立方米，是原告与生产商于壮进行的买卖，海运单及税单也是于壮直接发给原告的，且原告也支付了货款。证据2.原告与单位会计张小雪的聊天记录，证明有争议的4月3日的框条是原告付款，于壮给原告开具了发票。被告对证据1有异议，因为我们没有见到于壮，即便原告向于壮付了款，也不能证明涉案的货物是原告支付的，因为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发票显示购货方是青岛立坤公司。向法庭提交被告向北京于壮的公司支付货款的两份网上汇款电子回单，证明被告于2019年4月2日、4月17日向于壮的北京达立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分别汇款6320元、11万元。对证据2有异议，不确定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另外张晓雪是原告的员工，她作证的立场是有倾向性的，不足以采信。原告申请证人刘某到庭作证，刘某称“我原本是格伦木业公司的厂长，吴征河经常不在厂里，他把厂子的事务都交给我处理。这些事务包含找人垫付货款、收接货物、参与对账。我和赵才淇是通过吴总（吴征河）认识的，出庭证明货款的问题。赵才淇从去年开始一直给厂里供货，去年欠赵才淇货款11万元左右，今年从过年以后一直供货到我与吴总分开，欠赵才淇货款104万元左右，我与吴总分开应该是过了五一的时候。2018年11月1日的对账单、2019年1月1日的购销合同以及2019年5月7日2019原材到料明细，都是我经手签订的，是和公司的会计邸海霞和库管一块办的。11月1日对账单，由我、会计和库管一笔一笔的对截止那个日期以前的接货单进行核对，我们每次接货时都会记一个数，这268万元全是买的木材的款，268万元包含2018年上半年欠付的124万元货款，再加上2018年11月1日供货之前的货款。对账单上只盖了公章，没有吴征河签名，是因为他经常去办其他的业务，有时候根本见不到他，他把公司印章交给会计邸海霞保管。2019年1月1日的购销合同是我经手办的，公司的账由我和会计邸海霞负责，基本上吴征河不在厂子里。2019年5月7日原材到料明细下面刘某签名是我签的，这表是会计邸海霞、库管与我一起根据一笔一笔原材料每车来的记录对完账之后做的。2019年2月26日的那车货供货商写的李文华，算在原告赵才淇的供货里，是因为这车货是赵才淇出的钱，我有我们公司库管跟吴总的聊天记录，上面提到了“2月26日这一车货是咱们厂里的”，当时订这个货时公司付不出钱来，是我找的赵才淇让他付的，我手中没有证据。4月3日有一车货15万多的，这批货是赵才淇供的，我们公司没有资金，所有需要的货款让赵才淇负责进，他付的钱。这批货是买的俄罗斯一个工厂的。因为这批货是加工完了的，单价是4000多元。5月2日三车、5月4日三车，都是通过赵才淇付的，赵才淇那里应该都有付款记录的，他不付款不可能发货。5月2日的三车货在我们工厂卸货之后又卖给了河南巍昊公司。河南巍昊公司没有给我公司付款。因河南巍昊公司也卖给我们公司货了，直接顶账了。2019年6月10日格伦木业公司、河南巍昊公司与我签订对账单，写明格伦木业公司还应付河南巍昊公司货款51万元，从河南巍昊公司所欠刘某个人货款69.98万元里扣除，河南巍昊公司与格伦木业公司的账务已清，河南巍昊公司还应付刘某19.98万元。2019年6月15日，格伦木业公司包括吴征河个人和我签订对账单，写明我们之间所有现金和汇款，还有刘某个人收到的公司货款，已全部结清。赵才淇在法庭上讲的给我转账支付过6000元和14000元，我记不清是什么钱了，要么是我借的，要么是公司用款我找他借的。关于代垫付款项，这么多笔，我根本想不起来。23万元借款我参与了，大概2019年快过年的时候，吴总让我找赵才淇借的”。原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称证人刘某与被告之间存在与我不相关的账目，不能对我供货、垫付款项的事实作任何有效的否定，关于23万元借款的事情，发生时间应该是2019年1月份，在2018年11月1日的对账单中不包含借款23万元，对2018年11月1日对账单记载的板材金额总计2688542元的具体构成做更正说明：包括此前的货款120万左右、部分代垫款项20余万及之前遗留的124万元，上一次庭审时我方说的六柜直供货物价值63万元是含在此前确认的欠款124万元内，因双方对账过程中对整个交易前期的遗留款项直供货物、垫付款等作了统一处理，且已基本履行完毕，再让原告回忆确实有难度，因被告已经在对账单上签字盖章，因此对于原告主张的2018年尚未支付的113000元如果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已经支付，原告对该113000元放弃。两被告质证称，证人刘某与被告之间存在矛盾，证人证言是不可信的，而且从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到涉案七车货物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原告支付的，双方的购销合同和对账单是在被告吴征河无任何参与的情况下私自进行制作的，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证人与原告对2018年11月1日对账单的陈述有矛盾的地方，不应采信。证人提供的聊天记录是我和库管的，但这个库管和刘某有不正当关系。2月26日这一车货的货款就是2018年9月27日借给李文华的那5万元。因证人刘某曾是格伦木业公司和河南魏昊公司这两个公司的经理，证人提交的对账单只证明我与河南巍昊公司、刘某三人之间私人的账目，有河南巍昊公司给我们发的货款，有河南巍昊公司支付我们厂房的租金，不包含这三车料。我与河南巍昊老板谈话录音中说的很明白，这三车货他已经与刘某结算过了，没有算到我们公司账里。我和刘某的对账单是我签的，当时双方协定的是所有刘某收款的货款我都不要了，对外所有欠账都是由刘某负责。一审法院认为，关于2018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供货数量及明细，仅提供了对账单予以证明供货价款总额，但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未加盖财务专用章，而是加盖的合同专用章，在形式上存在瑕疵，被告亦对该对账单的形成提出异议，并提供了出货单等证据证明收货情况，本庭要求原告对对账单载明的金额进行解释。但原告对其提供的11月1日对账单载明的金额2688542元的具体构成前后陈述不一致，且与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刘某对该对账单核对过程、金额构成的陈述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法院对该对账单不予采信。综合原告陈述、被告提供的出货单以及证人刘某的当庭陈述，法院认定，自2018年全年至2019年1月22日被告共收到原告供货，包括截至2018年7月28日的未结欠付货款124万元，加上三张出库单中记载的2018年下半年的11次出货和2019年1月19日的一次出货、1月22日的一次出货，合计1549303元，以上货款总计2789303元。被告提供的退货明细，系其单方制作，未有原告的确认，因此法院对被告要求扣减该部分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截止到2019年1月23日被告共付给原告3107500元，扣除偿还借款230000元外，其他款项2877500元（3107500-230000）已超过应付货款金额。原告对其主张的代垫付款项未有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欠付2018年货款事实不予采信。关于2019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被告除对原告提供的2019年原材到料明细中的8车货物有异议外，对其余的供货明细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对被告有异议的8车货物，被告在庭审质证时认可上述8车货物均已收到，只是辩称供货商不是原告。被告辩称2月26日、5月2日、5月4日的这七车货都是从李文华处购买的，其中5月2日的三次货是河南巍昊公司从李文华处购买的，只是通过格伦木业公司收的货，但被告未提供其与李文华就2月26日、5月4日的四车货交付、结算的相应证据，也未提供其与河南巍昊公司就5月2日的三车货交付、结算的相应证据，法院对被告辩称不予采信。被告辩称4月3日的这车货是其从北京的于壮处购买的，但其未提供与于壮交付、结算的相应证据，本院对被告辩称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其与李文华、于壮的聊天记录以及付款凭证，结合证人刘某的证言“这几批货当时都是公司资金紧张，我找赵才淇付的款，不付款不会发货的”和被告自认已收到上述8车货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述8车货的货款都是原告代付的，被告应付给原告。法院对原告主张的2019年供货金额2671867.18元予以认定。被告已付给原告货款173万元，尚欠货款941867.18元未付。法院认为，被告盖章确认的合作协议、购销合同上均载明供方为原告赵才淇，需方为被告格伦木业公司，因此本案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被告存在木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原告系供货义务方，对是否向被告供货及供货的数量、品种和单价，原告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关于2018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被告欠付2018年货款事实不予采信，对其要求被告支付欠付货款113000元以及要求被告吴征河在该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2019年供货数量及价款问题，原告提供的2019年原材到料明细记载的供货数量和价款与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向被告供货金额，故原告主张被告欠付其货款的主张成立，被告应向原告立即偿付2019年所欠货款941867元。双方在购销合同中对货款支付时间约定“在货物到达被告工厂3个工作日内支付”，被告未按期支付货款，原告要求被告自2019年6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才淇货款941867元及利息（以941867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赵才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164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赵才淇负担1104元、被告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负担1106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证据：1、上诉人与李文华、河南巍昊木业有限公司法人翟峰的录音，证明2019年2月26日、5月2日、5月4日的七批货不是被上诉人代付的货款，系上诉人向李文华购买。2017年吴征河是永城市富森公司的法人，吴征河利用富森木业公司名义与李文华利用安徽洁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名义进行业务往来，此后李文华和上诉人双方基于信任没有再签订书面合同。2019年2月26日至5月4日都是以富森木业作为收货方发货。2、银行转账记录，证实2019年4月3日一批货系上诉人向于壮购买，与被上诉人无关。经质证，被上诉人主张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一审之后取得的新证据，其中证据1录音是否是李文华录音上诉人不清楚，本案被上诉人通过李文华处购买的木材均由被上诉人给李文华付款，富森公司与李文华之间的交易与本案无关，且不能用2017年的合同来证明2019年的案件，证据2仅能证明上诉人与于壮存在业务往来，并不能证明争议的2019年4月3日的木材是上诉人支付的货款。被上诉人提交翟峰的录音，反驳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经质证，上诉人认可是翟峰的电话，但翟峰没有出庭作证，不应予以认定。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焦点问题为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的货款数额。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欠其2018至2019年的货款，针对2018年所欠货款113000元，被上诉人仅提交加盖上诉人公司合同专用章的对账单，并未提交相应的发货证明，且对该对账单确认的数额陈述前后不一，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对被上诉人主张2018年的欠款事实未予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以已多付2018年款项应当扣减提出抗辩，并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所称如上诉人可举证证明即放弃该113000元的主张，并不能免除上诉人的举证义务，故对上诉人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于2019年的货款数额，被上诉人提交上诉人出具的2019原材到料明细，结合被上诉人与相关人员的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及转款记录，能够认定被上诉人主张货款数额。上诉人只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中八批货款有异议，主张与被上诉人无关，虽提交相关证据，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因上诉人自认与李文华、于壮之间有多笔业务往来，且上诉人提交的转账时间及金额亦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交易不一致，不足以证实与涉案买卖关系的关联性，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综合分析双方当事人的证据，结合本案情况所作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328元，由上诉人安徽省格伦木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景波审判员  刘 腾审判员  于 青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