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玛曲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甘3025民初41号 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3001MA74BXGH40,地址：兰州市兰州新区三维时尚广场4幢13层1306室。 法定代表人：虎翠琴,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勤，甘肃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飞，系该公司经理。 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3000316126****,地址：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建设路141号。 法定代表人：金桂荣，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11日作出（2017）甘3025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20）甘30民终73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王玉红为本案第三人,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国飞、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勤、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奇、第三人王玉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款61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安全警示牌货款5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咨询费15000元;4、请求判令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按合同标的额的10%(即6100元）承担违约责任;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0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服务咨询费用为61000元，不包括评审费。至今已一年多，被告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咨询服务费，在提供咨询服务期间，被告需要一批安全警示牌，原告为其提供了价值5000元的安全警示牌，被告使用后以没钱为由无故推脱，扣押货款拒不支付。合同约定，被告应在5个工作日前一次性书面提供原告所需的所有材料，若乙方未能提供原告所需的所有材料，则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由被告承担，被告按现场服务次（5000元/次）向原告支付咨询费。合同签订后，原告立即投入人力物力多次到现场开展服务工作，皆因被告方未能提供资料而导致服务未能开展，给原告造成损失15000元。合同约定，因被告方的原因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被告应当赔偿，同时按照合同标的额10%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现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咨询服务，但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拒不支付合同约定的服务费及其他损失费用，已经构成了根本违约，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按合同标的额10%（即6100元）支付违约金。综上所述，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咨询服务，被告理应按约及时支付合同价款，但多次请求无果，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人民法院，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一、关于原告提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同款61000元”的问题。 首先，原告提交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并未依法生效，其内容并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申2898号《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意志的当然代表，能够对外代表公司的人一般仅有法定代表人；而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为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进行授权，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法律规定。鉴于《协议书》及其附件非由三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而由各自其他职员加盖公司公章签订，《协议书》及其附件是否依法发生效力，需要根据具体签订的经办人员是否具有公司的授权（具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授权）而定，尽管公章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但法律并未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外持有公司公章的人仅凭其持有公章的事实就能够直接代表公司意志，持有公章是一种客观状态，某人持有公章只是反映该人可能有权代表公司意志的一种表象，不能据此认定具有表见代理的外观”。显然，最高院已明确，对于只加盖公司印章，而无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合同，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在原告提交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甲方负责人处，虽有王玉红的签字，但王玉红既不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从未授权王玉红代表被告对外签署合同。2019年5月22日，王玉红诉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一案，在玛曲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2019年5月28日，玛曲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甘3025民初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王玉红劳动报酬129290元。显而易见，王玉红是天玛生态公司的职工，而非被告公司的职工。王玉红在没有得到被告法定代表人书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使用被告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并不能代表被告公司的意志，该合同不是被告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依法生效。同时，王玉红作为天玛生态公司的职工，所提交的证词亦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 其次，即便被告与原告签订过该合同书，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合同书中记载的价款。这是因为：原告提交的所谓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中记载，原告要为被告代理代办《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职业卫生基础档案》，并于合同生效后30个工作日提供送审稿4本。同时，合同第4.1.1条约定：“乙方必须在要求甲方提供相应资料5个工作日前一次性书面告知甲方所应提供的资料”。然而，原告至今未按照合同记载的内容完成工作成果。原告既没有向被告一次性书面告知过被告应提供的资料，也没有在合同生效后30工作日提供送审稿4本。《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按照原告提交的合同书的要求，原告需先向被告提供送审稿，属于先履行一方。故此，即便被告与原告签订过该合同书，在原告未完成合同书中要求的工作成果，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所谓的合同款。 再次，原告虽然提交了两份《授权委托书》，但授权人处的印章模糊不清，无法识别是否为被告公司的印章。同时，即便该《授权委托书》上是被告公司的印章，如前所述，仅盖有公司印章的行为，也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力。该委托书上既没有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被告公司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显然，这两份《授权委托书》并未依法生效。原告无权根据该《授权委托书》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款项。这两份《授权委托书》均载明要求原告为被告代办职业卫生现状评估报告和安全现状评估报告。然而，时至今日，原告都未向被告交付该报告书。在未完成委托事项的情况下，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相应款项。 二、关于原告提出“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安全警示牌货款5000元”的问题。 首先，被告与原告之间从未约定被告要从原告处购买安全警示牌，原告诉称的被告欠付其安全警示牌货款5000元，严重与事实相悖。 其次，原告虽提交了一份关于安全警示牌的明细清单，但该明细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无被告的签字认可，并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供应了5000元安全警示牌这一事实。《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本案中，原告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被告交付了安全警示牌。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交付了安全警示牌的情况下，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再次，原告提交的安全警示牌清单中虽然有王玉红的签字，但王玉红并非被告公司的员工。在没有得到被告书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王玉红在清单中签字的行为并不能代表被告。与此同时，该清单上方明确记载的是“玛曲天玛生态”，而被告公司名称为“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被告公司与“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属于不同的独立法人，分别为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因此，被告从未收到原告所称的安全警示牌。故不存在被告欠付原告安全警示牌货款5000元的问题。 三、关于原告提出“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服务咨询费15000元”的问题。 首先，原告虽诉称：“合同签订后，原告立即投入人力物力多次到达现场开展服务工作，皆因被告方未能提交资料而导致服务未能开展，给原告造成损失15000元”，事实并非如此。原告主张的三次现场咨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其次，在原告提供的所谓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中第4.1.1条记载，原告必须在要求被告提供相应资料5个工作日前一次性书面告知被告所应提供的资料。显然，即便该合同真实存在，那么，被告向原告提交资料的前提和基础是先收到原告的书面告知函，并在函件中明确所需的材料。然而，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的告知函。在此情况下，被告也就无法向原告提交资料。故不存在被告欠付原告服务咨询费15000元的问题。 四、关于原告提出“判令被告依照合同约定按合同标的额的10%（即6100元）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首先，即便被告与原告之间签订过该合同书，存在合同关系，那么，按照原告提交的所谓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中的内容，原告至今也未完成合同书中要求的工作成果，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合同标的额10%支付违约金，属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故不存在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的问题。即便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的主张也与法律严重相悖。《合同法》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由此可见，支付违约金的前提必须是造成实际损失，违约方仅以实际造成的损失为限，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原告并未就其产生的损失提供证据证明，故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严重与事实、与法律相悖。 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款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与原告之间并未成立合同关系。故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述：1、签合同时，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冯玉是当时主持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负责人，是他带徐国飞过来，说是要签一份合同，合同内容已定，让我代办签字盖章，至于合同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2、我是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工资也是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3、当时我在合作，是冯玉打电话让我把告知牌拉回来。另外，当时原告确实拿来过一部分资料，我没有看就直接放抽屉了。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7年10月20日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王玉红与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2、《授权委托书》(2017年9月18日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事宜，具体经办人是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国飞)；3、《授权委托书》(2017年10月18日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办理职业卫生现状评价报告事宜，具体经办人是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国飞)。证明目的：2017年10月2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合同约定：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被告公司天玛生物科技公司授权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编写《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的编制事宜。咨询服务的项目：《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职业卫生基础档案》。咨询服务类型：代理代办《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职业卫生基础档案》，咨询服务范围：指导甲方资料收集、现场检测、协助外部评审。服务期限30日，服务费六万一千元整（不包括评审费）；每提供一次服务被告支付5000元咨询服务费的事实。两份授权委托书可以证实在《咨询服务商务合同书》签订前，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就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接受被告公司的委托开始工作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合同书》仅仅只是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并没有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在没有被告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的情况下，第三人王玉红签字的行为，并不能代表人被告公司的意志，故该合同书并未成立生效，对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中记载的原告应该履行的义务，原告至今未履行。故即便合同有效，原告也属于违约，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合同款。2、该授权委托书仅有被告公司的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代理人的签字，该授权委托书依法无效。即便有效，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向其支付相应款项。《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要求原告为被告代办职业卫生现状评估报告和安全现状评估报告。然而，原告并未向被告交付该报告书。 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2017年9月18日、10月18日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安全现状评价报告》、《职业卫生现状评估报告》。2017年10月20日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该合同签订的时间、内容与委托书的内容一致。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故该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第二组证据：1、《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2、《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书》；3、《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4、包含《职业危害告知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2012版）、《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职业病防治责任制》、《职业病防护设计台账》、《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检查和处理记录表》、《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汇总表》、《用人单位生产工艺过程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用人单位岗位设置情况表》、《应急物资检查记录表》、《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一览表》、《2017年度材料采购计划表》（劳保用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安全检查表》、《警示标识设置一览表》、《个人防护用品配发标准》、《个人防护用品配发记录》、《辅助用室设置汇总表》《职业卫生管理档案》、《2017年度职业病防治经费一览表》、《2017年度职业病防治计划实施检查表》、甘天管发【2017】10号《关于发布职业病卫生管理制度汇编的通知》、甘天管发【2017】05号关于印发《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天管发【2017】06号《关于调整职业卫生领导小组及人员任命的通知》、5、《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54个职工，54份；6、《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包含①《考试成绩表》、②《2017年职业卫生培训登记汇总台账》、③《培训记录表》、④天玛字【2017】03号《关于下达2017年职业卫生培训教育计划的通知》、⑤《2017年度职业卫生培训计划表》；7、《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8、《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9、玛曲天玛生态标识牌及安全帽费用清单（2020年4月3日王玉红签字证明）；10、原告方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工作，到被告单位进行现场实地勘验检查的照片。证明目的：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完成了合同中约定的全部工作量，并将上述工作成果全部交付给被告，同时为了协助被告完成安全现状评价工作为其制作标识牌及购买安全帽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该报告书，原告从未向被告交付，原告是何时制作的上述报告书，并不清楚。同时，报告书中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不能证明该报告书是为被告公司所做的。2、报告书的主体是吉林某公司而并非本案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警示牌清单上方写的是玛曲天玛生态，而非被告，被告与天玛生态公司属于不同的民事法律主体。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清单中的费用，主体错误。4、被告公司已经停止营业，原告在时隔三年之久才将报告书拿出来，对被告而言，已经毫无意义。即便该报告书是真实的，原告也因自身存在根本违约，无权要求支付合同款。 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2017年9月18日、10月18日被告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代办《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一事，系客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玛曲天玛”生态标识牌及安全帽费用清单（2020年4月3日王玉红签字证明）并非本案合同纠纷中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信。 第三组证据：①、《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自查报告》②、《甘肃天玛科技有限公司冷库液氨回收协议》。证明目的：这两份证据均来源于被告公司提供，提供目的是为原告公司完成《安全现状评价》，证明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天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其中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自查报告》中明确“张巨会总经理任组长”与第二组证据4中甘天管发【2017】06号《关于调整职业卫生领导小组及人员任命的通知》中“组长：张巨会、成员：刘刚、王玉红”可以相互印证，证实两个公司只是工商登记上的两个公司，内部仍然是一套人马。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自查报告和回收协议的盖章均为天玛生态，天玛生物与天玛生态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机构，独立的民事主体。 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自查报告和回收协议的盖章均为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两个不同的机构，独立的民事主体。故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第四组证据：1、证人王玉红的证词两份（2020年4月3日）2、证人王玉红出具证词的照片、电话通话录音、视频U盘及录音整理的文字资料。证明目的：王玉红是授权签订合同的代理人，也是该合同的负责人。王玉红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以及最后原告公司完成工作的实际接收人。王玉红认可原告已经完成工作并交付使用，以及原告提供给被告的警示牌费用共计5000元被告尚未支付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1、王玉红是本案第三人，而非证人。证人是不能全程参与案件审理的，现王玉红作为第三人全程参与了案件审理，就不能以证人的身份出具证词，故该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以王玉红本人当庭陈述为准。2、王玉红的照片与本案无关，无证明力。该照片仅显示王玉红在车间工作，并不能证明王玉红是在哪个公司的车间，也不能证明王玉红是被告公司的员工。3、对冯玉的录音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冯玉本人未到庭，不能证明录音中是冯玉本人，也不能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了的事实。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王玉红以本案的第三人身份出庭参加诉讼，进行了陈述，通话录音及照片均为本人，本院予以确认。证人冯玉未到庭作证也无法认定通话录音中是冯玉本人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第五组证据：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天玛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证明两个公司的关联性，两个公司有共同的股东、共同的高管、共同的员工、共同的工商登记地址和经营地址、一套生产设备，“揭开两个公司的面纱，可以证实就是一个公司”，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首先这份证据是从网上下载的，没有工商部门的认可，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甘肃天玛生物和甘肃天玛生态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并不是子公司、母公司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第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认为，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甘肃天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金现龙于2018年12月11日变更为金桂荣，而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巨会，故该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向本院出示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的权利。 第三人王玉红未向本院出示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的权利。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查明确认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服务咨询费用为61000元，不包括评审费。该合同第八条第二项约定：上述业务费在本约定中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付80%合同款50000元，乙方交付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后，已按要求修改。在交付报告书前甲方支付10%合同款5500元，并开据全额税率为3%增值税普通发票。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并未履行付款义务，原告催要无果引起纠纷。 另查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后把工作成果交付于合同签订人王玉红，王玉红并未向公司汇报。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1、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支持。2、被告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抗辩王玉红既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该公司员工，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从未授权王玉红代表该公司对外签署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故被告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抗辩不成立。3、2017年10月2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合同》表述，“约定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付80%合同款50000元，乙方交付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后，乙方按要求修改，在交付报告前甲方支付10%合同款5500元。并开据全额税率为3%增值税普通发票”。故对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合同款61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4、关于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原告安全警示牌货款5000元，玛曲天玛生态标识牌及安全帽费用清单（2020年4月3日王玉红签字证明）并非涉案合同纠纷中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5、服务咨询费15000元、违约金6100元，虽涉案合同中原、被告约定违约责任，但原告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故本院对该项费用不予支持。6、关于被告辩称涉案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故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人民币61000元。 二、驳回原告甘肃国飞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负有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77.5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988.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牛万英 审 判 员  才 让 人民陪审员  龚恒洋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张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