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连方，男，1954年8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银权，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海丽，女，1975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银权，湖北万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世平，男，1953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上诉人郭连方、杨海丽因与被上诉人朱世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民初128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连方、杨海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郭连方、杨海丽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朱世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错误。1、杨海丽并未书面委托朱世平处置涉诉32套商铺，直到2015年因郭连方与朱世平发生肢体冲突后，郭连方被公安机关拘留才知晓32套商铺被朱世平转让以及商铺转让款一直没有收回的事实，直到郭连方从房产局调出交易记录才看到了所谓的公证委托书，杨海丽在2017年9月18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为方便问题的及时解决，才当庭表示了对委托事项的追认，朱世平也知道杨海丽未参与办理公证手续；2、郭连方并不知晓朱世平通过第三方支付给交通银行448万余元就是商铺销售款；3、郭连方就算执行案结后知道朱世平出售了32套商铺，也不能以此推定郭连方、杨海丽应该知道支付给交通银行的448万元就是商铺销售款，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关系；4、朱世平一直不能举证证明其与郭连方、杨海丽就代理销售商铺后进行了结算，也不能举证证明其告知了郭连方、杨海丽销售价格、商铺价款回收状况和去向，反而一再将委托代理行为辩称为居间介绍行为，甚至将徐敏与案外第三人余长生之间往来关系辩称为进行商铺款项的结算；5、郭连方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是仲裁纠纷开庭中，朱世平当庭承认收到徐敏购房款时，故诉讼时效应以仲裁申请撤回之日起算。二、一审法院将郭连方委托朱世平处置32套商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武威公司与交通银行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属于对委托事项和委托目的的认知错误，正是基于这一错误认知，进而得出朱世平支付给交通银行执行款448万元就是卖房款的错误结论。三、郭连方、杨海丽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一审法院将郭连方与朱世平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朱世平与武威公司、交通银行之间债的履行承担关系混淆，将武威公司对交通银行的债务视同郭连方对交通银行负有债务，将朱世平依据三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向交通银行支付448万元视同代郭连方支付，从而得出郭连方委托朱世平处置32套商铺是为了解决交通银行执行案款的结论，并以此作为时效超过的原因事实驳回郭连方、杨海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事实认知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朱世平辩称，其只是郭连方出售商铺的中间人，448万元由徐敏直接给了交通银行，帮郭连方还了交通银行的贷款，还有70万元左右交了税款，还剩了点钱是徐敏和郭连方直接交接的，和朱世平没有关系，徐敏在发回前的一审中也出庭作了证，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连方、杨海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朱世平向郭连方、杨海丽返还占用的售房款2320579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损失（自2011年4月22日起算）；2、判决朱世平赔偿其损失2385300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损失（自2011年4月22日起算）；3、朱世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连方与杨海丽系夫妻关系。郭连方系武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8年，郭连方将其所有的涉案32套商铺为武威公司在交通银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因借款期限届满，武威公司未偿还交通银行贷款本息，交通银行提起诉讼，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硚民二初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武威公司向交通银行给付借款本息，交通银行对郭连方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后交通银行向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郭连方作为武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参与执行过程。为解决前述案件执行款问题，2011年2月28日，郭连方、杨海丽向朱世平出具32份《委托书》，委托其办理：1、代为偿还银行贷款，解除抵押相关手续，代领他项权证；2、代为出售坐落在武汉市江汉区金磊商厦(财神广场)郭连方、杨海丽所有的32套商铺并代收售商铺款，代为办理32套商铺的买卖交易和过户手续；3、代为办理32套商铺的抵押贷款、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凡受托人朱世平在上述代理权限内所签署的相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本委托代理期限：至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毕时止。上述32份《委托书》均在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同年4月12日，朱世平代郭连方、杨海丽与案外人徐敏就上述32套商铺签订32份《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将上述32套商铺出售给徐敏，32份房屋买卖合同总金额为5414580元。朱世平及徐敏均在32份《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签名、捺印。执行过程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武威公司100万元案款。2011年4月11日，交通银行(甲方)、武威公司(乙方)、朱世平(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丙方于2011年4月12日一次性代乙方向甲方清偿贷款本息及诉讼费、保全费等各项费用合计448万元。甲方配合乙方办理江汉区金磊商厦(财神广场)32套商铺的抵押注销手续。2011年4月12日，朱世平以嘉善千恒贸易有限公司名义将购房款448万元转至交通银行账户。嗣后，交通银行办理了涉案32套商铺解押手续，朱世平代郭连方与徐敏在房管部门办理了32套商铺的过户手续。同月29日，交通银行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100万元执行款划入武威公司账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3日作出（2011）武执字第75号案件执行结束通知书。一审法院另查明，郭连方曾于2016年8月8日以朱世平、徐敏为被申请人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请求解除其与徐敏之间就涉案32套商铺签订的买卖合同，后郭连方撤回仲裁申请。2017年9月18日，郭连方、杨海丽以朱世平为被告就涉案32套商铺的委托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8000号民事判决，郭连方、杨海丽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作出(2018)鄂01民终10138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17)鄂0102民初8000号民事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审理中，郭连方、杨海丽于2019年11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19）鄂0102民初205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郭连方、杨海丽撤回起诉。现郭连方、杨海丽再次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郭连方、杨海丽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首先，郭连方、杨海丽在起诉状中称其为解决武威公司与交通银行的借款纠纷执行款问题，委托朱世平处置涉案32套商铺，即本案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缘由系为解决武威公司和交通银行的执行案件。其次，在前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武威公司与交通银行、朱世平签订了《还款协议书》，约定朱世平于2011年4月12日代武威公司清偿贷款本息，交通银行收到款项3个工作日内协助办理涉案商铺抵押注销手续，郭连方作为武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理应知晓《还款协议书》的内容，了解涉案商铺抵押解押情况；第三，朱世平将购房所得的部分款项转至交通银行账户后，涉案32套商铺分别办理了解押手续及过户手续，交通银行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还的100万元执行款划入武威公司账户，且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3日作出了执行结束通知书，郭连方作为被执行人武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100万元执行款划入武威公司及执行案件结束的事实，亦应知道案件执行款来源于涉案32套商铺的出售款。综上所述，郭连方因与交通银行的执行案件委托朱世平处置涉案32套商铺以获得执行款，朱世平代其出售了涉案商铺偿付了交通银行借款本息，执行案件已结束，一审法院认为郭连方应当在执行案件结束之时已知涉案32套商铺被出售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郭连方、杨海丽应当在执行案件结束之时即2011年5月已知涉案32套商铺被出售的事实，若其认为朱世平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侵害其权益，应在二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未举证诉讼时效有中止、中断的情形，迟于2016年8月8日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解除涉案32套商铺买卖合同主张权利，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另，诉讼时效是一客观法律事实，郭连方2016年8月8日第一次主张权利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即使一审法院(2017)鄂0102民初8000号案件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1民终10138号案件中，朱世平均提出了诉讼时效抗辩，一、二审法院未予处理，并不影响诉讼时效已过的事实。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郭连方、杨海丽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447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由郭连方、杨海丽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杨海丽在二审中申请对32份公证委托书上杨海丽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因杨海丽在上诉状中陈述其在2017年9月18日诉讼时为方便问题的及时解决，当庭对委托事项进行了追认，故杨海丽的上述鉴定申请在本案中并无鉴定之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对于郭连方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调取仲裁相关案卷及（2019）鄂0102民初2054号郭连方、杨海丽与朱世平委托合同纠纷案的诉讼卷宗，因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本院亦不予准许。郭连方、杨海丽在一审中陈述：其诉讼请求第1项2320579元的组成是542万元售房款减去669421元税费，再减去其应返还朱世平的代垫执行款243万元（即448-205）；其诉讼请求第2项的组成是因朱世平承诺按照每平方米1万元出售商铺，涉案商铺总面积为780.53平方米，应售价格为780万元，后实际出售价为542万元，其中差价238.53万元（780-542）即朱世平应赔偿郭连方、杨海丽的损失。郭连方在二审中陈述，其在2011年就知道朱世平将房屋出售，但朱世平称徐敏没有付款，郭连方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未向徐敏主张权利是因为徐敏下落不明。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根据郭连方、杨海丽在一审中对于诉请组成的说明。郭连方、杨海丽的第1项诉请系建立在朱世平自愿垫付执行款448万元，448万元执行款项并非来源于售房款的基础上；第2项诉请系建立在朱世平承诺按照每平方米1万元出售商铺的基础上。郭连方、杨海丽应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涉案32套商铺原系交通银行申请执行案件中的抵押财产，面临执行。2011年2月28日，郭连方、杨海丽向朱世平出具《委托书》，委托朱世平出售涉案32套商铺，代为偿还银行贷款，解除抵押相关手续等事宜。2011年4月11日，朱世平与交通银行(甲方)、武威公司(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以支付交通银行448万元结束执行。2011年4月12日，朱世平代郭连方、杨海丽与案外人徐敏就涉案32套商铺签订32份《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交通银行亦于2011年4月12日收到448万元。随后交通银行解除抵押、房屋过户至徐敏名下，武威公司之前被扣划的100万元执行款亦被发还，执行结束。本案中，除委托朱世平出售的32套商铺外，郭连方、杨海丽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提供了足以结束执行的款项。郭连方、杨海丽上诉认为2011年4月11日朱世平与交通银行(甲方)、武威公司(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解决执行问题是朱世平自愿加入到武威公司与交通银行的执行事项中，是自愿承担债务，郭连方、杨海丽不知道朱世平是用售房款项解决的执行事宜，因朱世平对此不予认可，郭连方、杨海丽亦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郭连方在二审中陈述其在2011年就知道房屋出售给了徐敏，因朱世平对其称徐敏未付款，加之徐敏也下落不明，所以未向徐敏主张权利，但从一般常理出发，在得知自己的32套商铺被出售后，郭连方应当会核实售房价格，在未收到房款且买受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应积极主张权利追索房款或解除房屋买卖合同，但郭连方直到2016年才提起仲裁，并不符合常理，其应是知道售房款用于解决执行事宜。一审综合本案事实，认定郭连方因与交通银行的执行案件委托朱世平处置涉案32套商铺以获得执行款，朱世平代其出售了涉案商铺偿付了交通银行借款本息，执行案件结束，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采信标准，并无不当。现郭连方、杨海丽提交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朱世平自愿垫付448万元执行款且在取得售房款后不交付郭连方、杨海丽，亦不足以证明朱世平曾承诺以每平方米1万元的价格出售32套商铺，故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郭连方、杨海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447元，由郭连方、杨海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丹丹审判员  叶 欣审判员  骆朝辉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书记员  于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