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浙0602民初4323号原告：封国伟，男，196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焕军，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卢山，男，196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飞龙，浙江左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封国伟与被告高卢山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先后于2020年8月6日、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焕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飞龙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封国伟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封国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441000元，并支付本金441000元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金441000元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利息暂算至2020年4月2日止为20853.18元，本息暂总计461853.1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2日，被告驾驶原告所有的浙ＤＦ××××货车，途经××路××镇××路××时与周志仁驾驶的自行车相撞，造成周志仁死亡。同年2月26日，原告与周志仁继承人成杏英、周军达成和解协议，由原告一次性赔偿人民币63万元，签订当日先付53万元（包括事故发生后已经支付的10万元），剩余10万元在检察院对被告作出不起诉决定后3日内支付。同日，原告向成杏英、周军支付了53万元。同年7月29日，被告与成杏英、周军达成和解协议，由被告在和解协议签订当日支付10万元，成杏英、周军将对原告享有的10万元债权转让给被告。同年8月1日，柯桥区检察院对被告作出不起诉决定。2020年1月19日，被告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支付赔偿款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同年3月6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602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给被告1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8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的利息损失。根据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9年3月13日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在驾驶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右转弯时，未按规定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并在右转弯过程中未观察防范同方向右侧车辆通行情况，以致临危时未能及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未能做到确保安全驾驶，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被告的过错行为是造成该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高卢山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综合本案，被告驾驶机动车虽然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但由于被告在驾驶机动车时存在重大过失，故被告应当承担至少七成的事故赔偿责任。而原告作为雇主已经就该起事故支付了全部赔偿款63万元，故有权就垫付的441000元向被告进行追偿。被告高卢山辩称：一、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本案应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法律位阶上来看，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司法解释，前者要高于后者；从实施时间来看，前者施行于2010年5月1日，后者施行于2004年7月1日，前者晚于后者。依照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当两者对同一事项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封国伟承担赔偿责任后，无权向高卢山追偿。（二）即使选择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封国伟也无权向高卢山追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本案中，被告高卢山系原告封国伟的雇佣司机，在履行职务时发生交通事故。根据“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该由雇主封国伟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高卢山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才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因此，雇员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是认定雇主能否向雇员主张追偿权的关键。1.高卢山在驾驶中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关于何为“过失”，何为“重大过失”，简言之，过失是对义务的违反，重大过失是对最低注意义务的违反。从法律意义来说，“重大过失”等同或接近于“故意”。具体而言，过失是指非故意地造成行为人本应避免发生的损害。重大过失是过失的一种状态，重大过失是指违反普通人对损害发生的最低注意义务，意即损害之发生极易避免，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注意到，如果连这种注意义务都未尽到，就构成重大过失。显然一般的交通事故，每天都在发生，道路上路况瞬息万变，一个普通人并不能避免、预见或阻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从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高卢山所做的笔录来看。2019年2月22日，驾驶人高卢山驾驶的浙Ｄ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事故是发生在重型货车右侧的后轮，处在盲区，高卢山驾车转弯时无法观察到右侧后轮边上的自行车。且驾驶人高卢山不存在下列行为，如酒驾、醉驾、毒驾，也没有严重超载、超速等行为。本案中高卢山驾驶车辆时，对于事故发生主观上应是既不希望也无预见其发生，即属于不经意的过失一类。本案中高卢山之所以发生交通事故是因为当时存在驾驶盲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尽管高卢山尽到谨慎驾驶之义务，但事故的发生和人身损害的结果也并非一定可以避免。因此，高卢山对于事故的发生是难以预见并不能避免的，故难以认定该事故的发生系极易避免的，同时也难以认定高卢山系违反了普通人最低标准的注意义务，故不能认定高卢山在事故发生中构成“重大过失”，更不存在“故意”一说。因此高卢山对受害人的损失不承担连带责任，封国伟也无权向高卢山主张追偿。2.本案中封国伟赔偿行为也不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只有在雇主承担了连带责任之后，才能向雇员追偿。本案中，封国伟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四天（2019年2月26）就自行与受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达成赔偿协议，并履行赔偿义务，协商过程中高卢山并未参与，比交警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的时间（2019年3月13日）早了17天。从封国伟的赔偿行为可以看出，和解协议中约定的赔偿义务是封国伟自愿承担的赔偿义务，是封国伟与受害人家属的意定之债，并不是法定之债，更不是连带责任之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超出正常雇佣风险的情况下，故意或重大过失，才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意图看，从事雇佣活动中致第三人损害，收益归雇主，那么风险也应归雇主，除非雇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超出了雇佣的正常风险，才要雇员承担责任，但仍没有排除雇主责任。所以要看雇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也就是这种行为是否是雇用行为固有的、本身存在的风险。高卢山作为一名雇员，他的成本是谨慎驾驶，但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谨慎的司机，也很难避免有些由于盲区未注意造成的交通事故。而雇主降低风险的最经济、最简单的方式是保险，以较小的成本将风险分散到社会。本案中，封国伟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高卢山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和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后果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封国伟因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封国伟的主张也不合理。前面分析了雇主降低风险的最经济、最简单的方式是保险。本案中，封国伟也已经对涉案车辆投保了相关保险。封国伟在获得保险赔偿金后再向高卢山追偿，属于重复获得利益。因此其诉讼主张也不合理。综上所述，本案封国伟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合理。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封国伟无权向高卢山追偿。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1.事故认定书1份，要求证明被告驾驶原告所有的货车发生交通事故，被告在本起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交警部门认定被告负事故全部责任。证据2.2019年2月26日原告方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和解协议1份、收条2份，要求证明本次事故以后，原告方积极和受害人方进行磋商，又鉴于当时被告方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原告方和受害方磋商以后快速进行了赔付，并支付了总数53万元，剩余10万元当时原告方要求在检察机关作出免于起诉的决定之后三天内支付。证据3.2019年7月29日被告方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和解协议复印件、收条复印件各1份，要求证明受害人家属将2019年2月26日和解协议里最后剩余的10万元赔偿款债权转让给了被告方。证据4.（2020）浙0602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1份，要求证明被告凭借2019年7月29日的和解协议以及收条起诉原告方，要求支付债权转让款及相应利息，该笔债权转让款原告方已经支付到越城区法院执行局。证据5.绍柯检公刑不诉（2019）336号不起诉决定书复印件1份，要求证明该交通事故检察院对被告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起诉是因原告方已赔付交通事故赔偿金63万元。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并不等同于被告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本次侵权行为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证据2和解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第一份是原告与受害人家属达成的，是他自己的意思表示，收条无异议。证据3、4、5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债权转让10万元也无异议，被告通过诉讼已主张了相应的权利。被告提交：证据6.向交警部门调取的事发当时被告全部的笔录、事故现场图、保单复印件1组，要求证明被告在驾车过程中已经尽到了驾驶员谨慎的义务，并不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跟刚才原告代理人所说的未观察情况等都是不符的；保单要证明事故发生时在保险期间内，要不要保险公司赔是原告的权利，被告不是保险受益人，最终保险公司是否赔偿，被告不清楚；主要证明事故发生时受害人处于驾驶员视觉盲区，并不能发现，而且当时被告也不存在严重违规的行为，并没有超速、超载、酒驾等情形，事故发生在红绿灯交叉路口，监控都有。原告质证认为当时先是红灯，大家都在等红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被告方起步右转弯，转弯的过程中他感觉到右后轮有轻微颠簸，发现一个老人躺在地上。当时红灯变绿灯时，正常操作应该看后视镜，看有没有车辆再转，但被告没有观察后方，直接起步右转弯，导致同向直行的受害方带入了车后轮，并拖行了一段距离，根据交通安全法规定，转弯车应该让直行车先行，但被告并没有遵守，在事故认定书上有明确；当时交警问右转弯你看红灯的时候也可以转弯了，你为什么不转？被告回答我当时脑子转不过来，看到信号灯红灯就停下来了，说明当时被告方的注意力是不集中的；2月22日19点53分的询问笔录的第二页上有，可以反映被告方开车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对交强险保单真实性无异议，要说明一下的是，本案车辆只投保了交强险，商业险当时脱保了，交强险的这笔钱由于被告进行债权转让，原告理赔的一些资料一直没拿到，受害人方资料到目前一直没拿到，所以交强险这部分钱原告也没有理赔到，因为原告当时在跟受害人方商量的时候，先支付53万元，后面10万元支付有条件的，必须把死亡证明、家属资料等材料交给原告，但到目前还没有交付，主要是因为被告方进行了债权转让行为，当时原告不清楚，所以保险公司理赔款一直没赔到。本院依职权向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调取：证据7.本案事故现场监控视频2段、原告封国伟在交警队的询问笔录1份。原告质证认为通过两段视频可以看到当时被告驾驶的车辆前面是圆红灯，完全可以右转，但他没转，到绿灯亮的时候，他应当让直行车辆先行，但没等就直接右转，也没有观察后面的车辆，造成本次事故发生，因此被告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交警部门的认定是准确的，被告主观有重大过错；笔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质证认为三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刚才原告主张的被告存在重大过错，从视频恰恰可以证明被告在红灯的时候根本不具备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右转的可能性，右前方有电瓶车，根据视频及现场情况，本案事故发生的地点公路只有两车道，右方单车道，在红灯的情况下，直行或右转车辆都应依秩序停车等待绿灯通行，受害者在红灯的时候被告车辆已经停车等待的时候，他仍往被告车辆右侧跌跌撞撞不断前行，而且视角区域正好是被告的盲区，被告根本不可能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因此被告在红灯变换绿灯之后缓慢右转符合正常人的逻辑，也符合正常人的操作，并不构成重大过失，且被告在事故发生后马上下车查看并报警等待，在本次事故发生中并不存在重大过错；笔录本身客观载体的真实性无异议，陈述中可以发现被告驾驶的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原告也陈述年检和保险都是正常的。经审查，本院对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2月22日，被告高卢山受原告封国伟雇佣驾驶原告所有的车牌号浙Ｄ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沿齐马公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10时42分许，行驶到绍兴市柯桥区××街道××镇××路与齐马公路交叉路口地方右转弯时，与同方向右侧直行通过该交叉路口的由周志仁骑行的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并碾压周志仁人体，造成周志仁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高卢山打电话报警。经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勘查，事故发生地点绍兴市柯桥区××街道××镇××路与齐马公路交叉路口地方呈“十字交叉”路口，环镇东路呈南北走向，道路中心设有绿化隔离带，双向四车道，机非分道。齐马公路呈东西走向，道路中心设有单黄实线，双向两车道，机非混合道路。该交叉路口有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口四周设有人行横道。潮湿沥青路面，道路平坦，视线良好。交警部门依据事故证据对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认为，驾驶人高卢山驾驶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右转弯时，未按规定让直行的车辆先行，并在右转弯过程中未观察防范同方向右侧车辆通行情况，以致临危时未能及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未能做到确保安全驾驶，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七项“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七）在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机动车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之规定，高卢山的过错行为是造成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认定高卢山应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对被害人周志仁的亲属损失赔偿经过及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检察院作出对高卢山不起诉决定、高卢山就其向被害人亲属支付的10万元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封国伟支付、本院依法作出（2020）浙0602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等事实与原告诉称一致。同时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高卢山在交警部门先后3次制作询问及讯问笔录，陈述其驾驶的浙Ｄ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混凝土搅拌车）在事故发生时是空车，其沿齐马公路开到交叉路口时因为是红灯就停车等待1分钟不到的时间，在红灯变绿灯后，其右转弯之前通过右后视镜观察，没看到任何的人和车辆，在右转弯转到一半过去的样子，感觉到车辆有颠簸感，通过右后视镜看到有人躺在其后面，其马上停车并下车检查，是撞了之后才发现的，之前没有发现，其认为自行车应该是在驾驶的搅拌车右侧的盲区。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原告起诉时为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但根据原告诉请事实及理由，本案案由应为追偿权纠纷。原告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之规定，被告在驾驶机动车时存在重大过失应当承担至少七成的事故赔偿责任。被告抗辩认为其在驾驶中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经审查，交警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先行的规定，认定被告高卢山负事故全责，但负事故全责并不能推定驾驶员必然具有重大过失。综合本案事故发生时的现场监控视频、交警部门对被告所做的多次笔录、事故认定书等证据分析，被告驾驶的肇事车辆系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混凝土搅拌车），存在视觉盲区，事故发生地点齐马公路为双向两车道，机非混合道路，被告遇红灯停车等待绿灯时已开启右转向灯，在红灯变绿灯，被告启动车辆右转弯过程中，被害人骑自行车靠近被告车辆右侧亦慢慢骑行，被告在交警队所作其右转弯之前通过右后视镜观察，没看到任何的人和车辆，认为自行车应该是在其驾驶的搅拌车右侧的盲区的陈述具有较高可信度。因此，依据现有证据，应当认定被告高卢山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已尽到谨慎驾驶义务，不应认定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原告诉请认为被告作为雇员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存在重大过失，应与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封国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依法减半收取4114元，财产保全费2820元，合计6934元，由原告封国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傅莹莹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郭 颖?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