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09民终20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隆盛庄村新区7号。 法定代表人：董欣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赛琴，女，1972年1月11日生，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永，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欣华，男，1969年8月26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宗波，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肥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绪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春华，男，1967年5月5日生，该公司副总，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彬，男，1978年12月19日生，该公司法律事务处长，住肥城市。 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董欣华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肥城市人民法院（2019）鲁0983民初4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董欣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求，认定关于欠款总额为721,272.09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欠款数额用总货款数额与已付款数额相减这样简单的算术公式即可计算得出，而被上诉人据以主张欠款数额的总货款数额和已付款数额完全错误。（一）总货款总额应是1,992,629.5元，而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2,692,817.29元，其多主张的货款为700,187.79元应予扣减。被上诉人提交的《收到条》、《发货明细》、《销售额及回款明细账》在计算货款总额上，存在三个方面的错误；被上诉人新提交的21张《收到条》与上诉人均没有任何关联：1.《收到条》中有一部分是伪造的。编号为2090532等11张《收到条》上面的收货人不是上诉人，系被上诉人伪造。具体情形如下：编号2090532《收到条》系戴天友代被上诉人的业务员苏虎签收；编号2092831、0000294《收到条》无人签收；编号0000185、0001369、0001370《收到条》系被上诉人的业务员苏虎签收；编号0000401《收到条》上童涛的签字明显与其他《收到条》上的签字不同，系被上诉人伪造童涛本人签字；编号2092888、2092887、0093356、2092541《收到条》上的收货人不是上诉人指定的收货人。上述11张《收到条》涉及的货款数额为83,244.6元，应从总货款中扣除。2.部分货物价格计算错误。双方签订的《加工定做合同》约定，价格在2013年2月22日开始提价，而被上诉人在《发货明细》中计算自2010年至2012年的数额时，擅自提高约定价格，提高部分价款为137,986.76元，应予以扣除。3.部分货物的重量计算错误。《收到条》是收货的原始凭据，计算价款时，应以《收到条》记载的型号和重量为准，而被上诉人在《发货明细》统计的货物重量与《收到条》不一致，从而导致重量计算错误，其中2009年7月26号编号0090297《收到条》上记载的型号为180克的收货重量为212公斤，而《发货明细》显示为275.4公斤；其中2011年10月6号编号0000268《收到条》上记载的型号为120克的收货重量为167公斤，而《发货明细》显示为1620公斤；其中2012年3月15号编号0001139《收到条》上记载的型号为100克的收货重量为1613.68公斤，而《发货明细》显示为2250公斤；2012年4月8号编号001507《收到条》上记载的型号为180克的收货重量为72.82公斤，而《发货明细》显示为240公斤；2013年3月4日编号为0000279《收到条》上记载的收货重量是886公斤，而《发货明细》上记载的收货量是2880公斤；2013年4月6日编号为0001865《收到条》上记载的收货重量是72.82公斤，而《发货明细》上记载的收货量是180公斤。显然，被上诉人在计算货款时错误增加了货物重量，导致多算了126,785.71元的价款，应予以扣除。4.被上诉人在（2019）鲁0983民初4005号一案第三次庭前会议提交的价值298,391.6元的收到条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新提交的价值298,391.6元的21张收到条与其在之前数次庭审举证和陈述存在自相矛盾，违反了禁反言原则。并且收到条上签收人员系其他公司的员工，既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也不是上诉人指定加工厂的员工，与上诉人无关。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和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均是独立的主体，被上诉人与两家公司的交易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开具给这两家公司的发票证明其与这两家公司的交易是独立的，且被上诉人已经通过发送询证函向两家公司单独主张剩余货款，因此，该21张收到条的货款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不应承担这21张收到条货款的责任。（二）上诉人已付款总额实际1,911,914.93元，推翻了被上诉人原先主张的1,613,860.93元，印证了对账单是虚假的。被上诉人在再审庭审中承认了上诉人提交了2000元的现金构成自认，上诉人也提供了1,909,914.93元的书证，上诉人实际付款的数额为1,911,914.93元，推翻了被上诉人在之前认可的1,613,860.93元，印证了对账单的货款数额（货款2340646.57-1613860.93）是虚假的。（三）实际的货款总额和实际的付款总额相减，与被上诉人主张的70余万元相差甚远，而与上诉人认可的欠款数额相近。二、一审判决违背证据认定规则，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从总体上讲，本案当中两个最直接的证据是上诉人提交的《询证函》和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单》出现自相矛盾，相比而言，上诉人提交的《询证函》效力更强，不仅形成时间在后，而且询证函上有被上诉人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签章，不仅构成被上诉人的自认，也属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书证，具有双重证据属性和证据效力，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且该证据与上文欠款计算结果、与被上诉人职工苏虎于2014年7月31日用189××××8182手机号发送给的短信中记载欠款总额为25万多的事实，相互印证。退一步说，即使两个证据效力相同，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根据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庭审中，被上诉人的证人刘佳明和代理人均辩解《询证函》中记载的欠款数额250,078.2元是依据账面上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和已付款的差额得出的数字，但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879,939.13元，并提交上诉人通过对公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的金额为879,860.93元的凭据，两者相差78.2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已开具发票尚未支付的款项仅为78.2元，而不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询证函记载的250,078.2元，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中零头78.2是真实的，而25万是虚假的。显然，被上诉人对《询证函》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一审判决认定，《询证函》目的是复核，是被上诉人公司账簿应收账款科目的记载，不能作为认定债权的依据，显然是无视会计审计的基本常识，无视证据规则，在被上诉人都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竟然为其另找托词，显属偏袒。三、因被上诉人是一审法院所在地企业，一审法院故意偏袒被上诉人，显属程序违法，违反了司法中立原则对上诉人极不公平。（一）一审在认定证据上，故意选择有利于被上诉人的认定。1.一审认可上诉人提供的苏虎于2014年7月31日发送给董欣华的短信、付太生2014年11月5日发送给徐赛琴的短信的真实性，但两个短信的内容均可以证实在2014年1月6日之前双方没有进行对账，苏虎在2014年11月5日发给上诉人财务人员的邮件也可以印证双方均没有对过账，既然没有对账，何来对账单一说？这三份证据明显可以证明对账单是虚假的，但一审仍按照对账单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有指鹿为马之嫌。2.一审对被上诉人开具给北京天亿鑫和宏韵天创两家公司的发票选择性认定，明显自相矛盾。一审对2014年被上诉人开具给北京天亿鑫53400的发票不予认可，理由是无法认定该笔业务与迪思捷有关。上诉人通过举证和质证证明了上诉人与两家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但一审又指出被上诉人开具给北京天亿鑫和宏韵天创两家公司的发票是上诉人指定开具的，所产生的业务是双方的加工定做业务，前后认定显然是自相矛盾。（二）一审法院对苏虎的调查意欲瞒天过海，程序明显违法。苏虎作为被上诉人的员工，是双方买卖合同的直接参与人，理应出庭接受询问，并且苏虎既然能到法院接受调查说明苏虎不存在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并且苏虎接受调查的时间是在上诉人调查到上诉人与苏虎之间银行流水之后，这份证据对被上诉人明显不利，一审是否诱导苏虎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陈述我们不得而知，相反一审正是利用了苏虎的证言作出了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明显偏袒被上诉人，程序明显违法。（三）对账单明显是虚假的，一审为被上诉人自圆其说故意偏袒被上诉人，违反了司法中立原则。无论被上诉人在之前庭审主张的对账单的数额是通过2340646.57-1613860.93计算得出的726,785.64元，还是第三次庭前会议主张的对账单的数额2639417.29-1909914.93元得出的729,502.06元，都与对账单721,272.09元无法吻合。根据上述，双方既然没有对账，并且上诉人通过举证和质证已经证明对账单是虚假的，被上诉人所主张对账单上的欠款数额是货款总数额减去付款总数额是不成立的，但一审竟替被上诉人自认，一审违反了司法中立原则。本案自2015年5月18日受理后，截至目前，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发回重审一审、二审、再发回重审一审六个审判程序，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请求，且涉嫌作伪证，但肥城市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一如既往的枉顾事实真相，故意偏袒被上诉人，做出有利于被上诉人的判决，违反了司法中立原则，对上诉人极为不公平，上诉人保留向上级法院控告的权利。四、董欣华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举证证明了董欣华与迪思捷公司之间的往来是借贷关系，迪思捷仍欠董欣华的借款未还，本质上讲是公司欠董欣华的钱，董欣华是为了公司的正常经营而借款，没从公司获得利益。董欣华另有其他投资业务，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董欣华是代迪思捷收取货款，截至目前迪思捷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二者之间不构成人格混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董欣华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综上，希望贵院能判如所请。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上诉人对其盖章的对账单真实性无异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董欣华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出资人，应当对其承诺承担民事责任。我单位出具的询证函，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出庭作证，说明原因，其不能作为认定欠款数额的依据。上诉人称该单位2012年以前无账目，我单位多次要求对账，对方以没有账目为由予以拒绝。上诉人单位已经不再经营，甚至连经营场所也没有，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董欣华多次支付应当由公司承担的加工费、电费、房租等，明显财产资金混同，财务管理难以区分。 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721,272.09元及违约利息；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迪思捷公司与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存在承揽合同关系。2013年2月22日，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与迪思捷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合同约定由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为迪思捷公司定作纺丝棉、针刺棉。合同载明此合同为长期合同，以后发货凭定作方电话或传真即可生产发货，数量以承揽方的收到条为准，合同中加盖迪思捷公司公章。合同签订后，原告继续履行承揽义务，按被告的要求，将加工货物送至被告工厂或者指定加工厂。截止2014年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向迪思捷公司出售的货物共计2,639,417.29元，因迪思捷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此之前，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将双方之间发生业务应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在迪思捷公司安排下分别开具给了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和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其中向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895,394.22元，向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714,083.94元，其余发票在迪思捷公司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后均开具给迪思捷公司。双方业务发生过程中迪思捷公司通过戴琼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200,054元，通过陈胜琴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50,000元，通过徐赛琴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350,000元，通过徐献忠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100,000元，通过董欣华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300,000元，迪思捷公司还曾以现金方式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虎支付货款30,000元，2012年后迪思捷公司均通过公司账户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共计879,860.93元。综上，迪思捷公司共向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909,914.93元。2014年1月6日，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向迪思捷公司发出对账单一份，内容为：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正对本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的要求，我公司决定对所有往来客户的账目统一进行核实，请贵单位大力协助办理。截止2014年1月6日，经双方单位核实，贵公司尚欠我公司（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喷胶棉货款总额（大写）柒拾贰万壹仟贰佰柒拾贰元零玖分（￥721,272.09元）。该货款定于2014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如逾期则承担欠款总额20%的违约金，由投资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可向肥城市人民法院起诉。上面有迪思捷公司盖章予以确认。2014年6月5日，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向迪思捷公司发出询证函一份，内容为：本公司聘请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正在对本公司2014年1-5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应当询证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等事项。下列事项出自本公司账簿记录，如与贵公司记录相符，请在本函下端“信息证明无误”处签章证明，如有不符，请在“信息不符”处列明不符金额，回函请直接寄至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刘兴宝收。1、本公司与贵公司的往来账项列示如下：截至2014年5月31日，贵公司欠“应收账款”250,078.20元。2、其他事项，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函复为盼。该询证函下方加盖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6月5日，询证函发出后未收到迪思捷公司的回函。另查明，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由泰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名称为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原告。还查明，迪思捷公司现有股东两名，分别为董欣华及股东董金欣，其中董欣华的股权比例为99.97%，出资99.97万元，董金欣的股权比例为0.03%，出资0.03万元。再查明，董欣华尾号为0317的农行个人账户，自2012年1月6日至2012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多笔摘要为“货款”的收款项目；尾号为0912的农行个人账户，自2012年3月6日至2014年12月22日期间，存在多笔交易摘要为“加工费”、“货款”、“工资”等收付款项目，且与迪思捷公司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尾号为2169的中行美元账户，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5日期间，存在大量、多笔美元收入。案经开庭审理，因双方各持己见，致法庭调解未达成一致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泰鹏公司与迪思捷公司之间签订加工定作合同并发生加工定作业务，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本案中，迪思捷公司认可尚欠泰鹏公司货款，但对具体数额双方存在争议，故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迪思捷公司尚欠泰鹏公司货款数额是多少；二、董欣华是否应对迪思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焦点一，被告提供了原告出具的询证函，以证实被告尚欠原告20余万元，该询证函系原告于2014年6月5日向被告发出，其系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2014年1-5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向被告发函询证账簿记载的“应收账款”科目是否属实，该询证函下方明确载明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一审法院认为该询证函的制作依据系原告方公司账簿下的“应收账款”科目记载，制作目的是复核账目，且被告收到该询证函后未作回复，结合苏虎证言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该询证函所反映的数额仅是原被告双方业务规范化后的一部分业务，故不能作为认定2014年6月5日前原、被告双方之间欠货款总额的依据。原告为证实迪思捷公司尚欠其货款721,272.09元，提供了被告出具的对账单，该对账单由泰鹏公司持有，并加盖迪思捷公司的公章，其内容明确载明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具体欠付数额，并载明还款期限及违约责任。迪思捷公司虽辩称公章系泰鹏公司工作人员偷盖，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但基于询证函、对账单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均予以确认，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对账，对迪思捷公司支付货款的数额，经对账，双方认可前期通过业务员苏虎个人账户转账及后期通过对公账户支付，迪思捷公司共支付泰鹏公司货款1,909,914.93元。对于双方之间发生的业务总量，原告提交了双方业务往来中所有的增值税发票、收到条、开票通知单，欲证实双方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总货款为2,692,817.29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82,902.36元。对以上证据，迪思捷公司对原告开具给其的8张发票无异议，但认为部分产品原告擅自提高价格，收到条上重量也不符，开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的增值税发票948,794.22元，开给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714,083.94元，均与其无关。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辩称的原告擅自提高价格，重量不符等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仅是对原告提供证据的分析，但根据收到条计算出来的货款数额与之对应的增值税发票开票数额一致，且发票也均已认证，故对该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原被告之间存在争议的主要是2011年12月1日迪思捷公司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前双方发生的业务即原告开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否是迪思捷公司指定开具的，是否是根据原被告间产生的货款数额开具的。一审法院认为，泰鹏公司开给两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部分开发票通知单及收到条上面均备注了迪思捷，迪思捷公司对发票所附的大部分收到条真实性并无异议，虽然其中2011年12月16日原告开给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146,218.5元的发票和2011年12月17日开具的91,127.04元的发票，系迪思捷公司于2011年12月1日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之后原告又开具的，但和发票对应的收到条和开发票通知单上都有备注北京迪思捷的字样，故对该两张发票与本案的关联性应予以确认。对以上发票所反映的业务情况，综合分析原告的陈述、具体经办业务员苏虎的证言及原告提交的发票、收到条、开票通知单等证据及迪思捷公司支付给泰鹏公司的货款明显已经超过了其以迪思捷公司名义购买的货物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体现的货款的事实，足以证明迪思捷公司支付的货款里面包含了原告开具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与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所指向的货款，且原告开具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所有增值税发票均已经认证，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泰鹏公司与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业务来往，故可以认定原告开具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北京宏韵天创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是在被告指定下开具的，其所产生的实际业务系泰鹏公司与迪思捷公司的加工定作业务。另2014年1月17日原告开具给北京天亿鑫服装厂的53,400元的增值税发票，该发票虽已进行了认证，但无收到条相印证，无法证实该笔业务与迪思捷公司有关，故一审法院对该发票及所对应的货款数额不予认可。综上，双方之间发生业务的货款总额应为2,639,417.29元，迪思捷公司已经支付了1,909,914.93元，故迪思捷公司尚欠泰鹏公司货款729,502.36元。因泰鹏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中记载迪思捷公司尚欠泰鹏公司货款721,272.09元，该行为应属于泰鹏公司自认，故一审法院认定，迪思捷公司尚欠泰鹏公司货款721,272.09元。对泰鹏公司要求迪思捷公司偿还欠款721,272.09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迪思捷公司按对账单中约定的欠款总额的20%计算违约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且不违背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董欣华作为迪思捷公司的大股东，两者之间的账户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两被告虽辩称资金往来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正常借款，支付的费用系支出的董欣华个人业务的费用。但根据相关规定，在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的；（2）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偿还股东的债务，或者将公司的资金供关联公司无偿使用，不作财务记载的；（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致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的；（4）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不加区分，致使双方利益不清的；（5）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的，由股东占有、使用的；（6）人格混同的其他情形。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间的行为符合以上所述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混同的情形，故应认定为迪思捷公司与董欣华之间构成人格混同，在此混同情况下，泰鹏公司自2014年双方对账以来多次主张债权，迪思捷公司仍未支付货款，已损害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利益，董欣华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一审法院认定董欣华应对迪思捷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迪思捷公司尚欠泰鹏公司货款721,272.09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泰鹏公司要求迪思捷公司支付欠款721,272.09元并按约定支付欠款总额20%的违约利息，董欣华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货款721,272.09元；二、被告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货款违约金144,254.42元（721,272.09元×20%）；二、被告董欣华对上述判决第一、二项内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013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由被告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董欣华共同负担。 本院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为，2014年1月6日，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载明：截止2014年1月6日，经双方单位核实，贵公司尚欠我公司（山东泰鹏无纺有限公司）喷胶棉货款总额（大写）柒拾贰万壹仟贰佰柒拾贰元零玖分（￥721,272.09元）。该货款定于2014年6月30日前全部付清，如逾期则承担欠款总额20%的违约金，由投资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对账单加盖了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的公章，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欠被上诉人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数额为721,272.09元。至于2014年6月5日的询证函，证人出庭作证证实询证函载明的数额不包括未开具发票部分，该询证函载明欠款数额不能作为依据。上诉人董欣华作为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股东，个人账户存在多笔“加工费”、“货款”、“工资”等收付款，因此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董欣华对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董欣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013元，由上诉人迪思捷（北京）国际服饰有限公司、董欣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峰 审判员 梁丽梅 审判员 张 萍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李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