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川11行终1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58号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060301534G。 法定代表人：王加波，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家峰，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龙，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团山街5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1000008550234X。 法定代表人：魏立先，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晓宇，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杨阳，男，该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戴先洪，男，1975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江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国，四川永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众成易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芭蕉乡黄溪村弯的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22MA6DQBE51K。 法定代表人：王文祥，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涛，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国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诚公司）诉被上诉人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川1181行初7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2020年9月14日对本案公开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国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龙，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谌晓宇、代杨阳，原审第三人戴先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国，原审第三人贵州省众成易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成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俊涛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3月8日，国诚公司、戴先洪签订《四川省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书》（以下简称《建议劳动合同书》），约定：国诚公司安排戴先洪在碾子房大桥处从事挖孔桩工作，工作职责是水磨钻孔；工资执行计件工资，即每平方米支付工资150元；工作时间执行不定时工作制。2019年4月18日16时30分左右，戴先洪在工作时，不慎被倒下的钢管砸伤，造成右手受伤事故。戴先洪受伤后被送到沐川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右中指末节开放粉碎性骨折、右中指甲床部分缺损。2019年5月21日，戴先洪向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请求认定其受伤属工伤。在戴先洪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中“用人单位意见”一栏处，由国诚公司工作人员魏某书写“同意鉴定”，并加盖了国诚公司公章。市人社局经审查后于2019年5月30日予以受理，受理后于2019年6月17日向国诚公司邮寄送达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如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提交所有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供的，将根据现有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国诚公司在上述举证期限内没有向市人社局提交证据材料。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19〕0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国诚公司为戴先洪申请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戴先洪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9年8月12日、2019年11月8日，市人社局分别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戴先洪、国诚公司。国诚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上述事实，有市人社局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居民身份证、四川省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书、出院病情证明书、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执、调查笔录、《认定工伤决定书》，国诚公司提交的营业执照、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19〕0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初次鉴定结论书及本案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第十七条第二款“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03）42号）第三条关于“全省设区地市依照《条例》规定实行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的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对乐山市行政区域内的职工伤亡性质作出相应工伤认定结论的法定职权。 从本案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分别对李成良、苏家群所作的调查笔录，与劳动合同、原告出具的“同意鉴定”的单位意见相互印证，能够证实原审第三人戴先洪系国诚公司员工的事实。《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故，国诚公司对戴先洪不是其员工，其受伤不是工伤负有举证责任。市人社局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在工伤认定调查过程中向市人社局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国诚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向市人社局提交有关证据材料，但国诚公司在收到市人社局发出的举证通知书后，怠于行使陈述、申辩和举证的权利，在举证期限内没有向市人社局进行陈述、申辩，也没有向市人社局提交用以证明戴先洪不是其员工，其受伤不是工伤的证据材料，国诚公司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因此，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认定国诚公司与戴先洪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 对于国诚公司在本案审理中提交的分包合同、工程量清单等证据，因上述材料的形成日期均在市人社局向国诚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之前，而在市人社局向国诚公司发出举证通知书后，国诚公司并未向市人社局提交上述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国诚公司申请证人魏某、杨某出庭作证，因魏某作为国诚公司员工、杨某与国诚公司在工程业务方面存在分包关系，二人均与国诚公司具有利害关系，且二人的证言既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也与本案采信的其他证据相抵触，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因此，国诚公司认为其与戴先洪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因国诚公司对此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国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市人社局并未在上述法定期限内向国诚公司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属程序违法。但鉴于该问题并未对国诚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因此，市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一审法院依法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 综上所述，市人社局所作的工伤认定实体处理正确，但存在程序轻微违法，依法应当确认违法，但不予撤销。国诚公司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19〕0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国诚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市人社局负担。 上诉人国诚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国诚公司并非戴先洪的用人单位，实际用人单位系众成易公司，众成易公司聘用戴先洪为其施工，给其发放工资并对戴先洪进行劳动管理。案涉《简易劳动合同》因意思表示错误而未达成合意，该劳动合同未成立，国诚公司与戴先洪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国诚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没有举证是因为国诚公司仅收到举证通知，没有看到相应的证据材料证明国诚公司与戴先洪存在劳动关系，且在登记在册的员工名录中没有戴先洪的名字，故国诚公司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应当被采信。2.一审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不予撤销明显不当。市人社局2019年7月26日作出被诉决定书，2019年11月8日才向国诚公司送达，该违法行为导致国诚公司不能及时行使证据的权利，已对国诚公司产生实际影响。综上，请求：1.撤销峨眉山市人民法院（2020）川1181行初76号行政判决书；2.撤销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的乐人社工伤决定（沐川县）〔2019〕011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3.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国诚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戴先洪述称：1.迟延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并未损害国诚公司任何权利，国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针对《认定工伤决定书》行使了诉权，故《认定工伤决定书》不应被撤销。2.国诚公司一方面认可收到举证通知书未举证，另一方面又认为戴先洪不是自己的职工。在工程认定程序中，不举证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职工身份和工伤事实的确认，在《认定工伤决定书》作出后，反过来又否认工伤职工是自己的员工，逻辑混乱且没有法律依据，其提供的证据不应被采信。3.国诚公司与戴先洪签订了《简易劳动合同书》，戴先洪在劳动中受伤后，又为其申请了工伤认定，国诚公司称戴先洪不是其职工没有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国诚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护原判。 原审第三人众成易公司述称，对戴先洪应当认定工伤并无异议，戴先洪是该工伤下属一项目班组的员工，该班组的包工头叫杨某，戴先洪是杨某找来临时工，工资由众成易公司发放给杨某，再由杨某支付给戴先洪。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原审第三人众成易公司为证明戴先洪系其公司员工，向本院提交了情况说明、转账凭证、微信转款截图、工资表、工资计算记录五组证据。上诉人国诚公司对该五组证据均无异议，被上诉人市人社局和原审第三人戴先洪认为以上证据均不是新证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以上五组证据均系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形成的证据，原审第三人在二审中提交不符合上述规定，对该五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各方对戴先洪所受事故伤害应当认定工伤并无异议，争议焦点主要为：1.市人社局认定国诚公司为戴先洪发生案涉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市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国诚公司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属程序轻微违法。 （一）关于市人社局认定国诚公司为戴先洪发生案涉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是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在本案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戴先洪向市人社局提交的其与国诚公司签订的《简易劳动合同书》和国诚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盖章认可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成立和工伤事实的发生。国诚公司收到举证通知书后怠于行使举证、陈述、申辩等权利，对此应承担对己不利的后果。市人社局对戴先洪的工友进行调查核实后，依据现有证据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已尽到必要审慎的调查核实义务。故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国诚公司系戴先洪所受事故伤害的用人单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国诚公司系戴先洪的用人单位符合上述规定，亦无不当。 （二）关于市人社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向国诚公司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属程序轻微违法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本案中，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后未在20日向国诚公司送达违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属程序轻微违法，并未对国诚公司的权利产生实质影响，故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国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国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易晓芸 审 判 员 钟小红 审 判 员 罗喆予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张 玲 书 记 员 朱蕾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