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5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应前，男，汉族，1975年7月8日出生，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170号。法定代表人：容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艟，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王应前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58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应前、被上诉人大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晏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应前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2民初5817号判决；2.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请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3.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根据《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出租车行业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综合征收率的通知》（武地税发【2011】141号）规定，从2011年9月开始武汉市每台出租车每月核定个人所得税（薪金）100元，双班经济责任合同约定两名司机经营一台车，那每名司机应按50元/月负担个人所得税。但被上诉人却按每月100元的标准收取了上诉人个人所得税，其超额收取的50元应予以退还。一审判决认定不当，应予改判或发回重审。大通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调查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该维持。双方签订的《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公司依约向上诉人收取营运收入定额，并未收取税费。公司作为纳税主体计税对象是车辆，根据上诉人出具的“武地税发[2011]141号”文件，明确出租车行业个人所得税缴纳不分车型，每台车每月定额缴纳个人所得税100元，可见税费是按照车台数缴纳的，并不直接针对上诉人个人。另外，如果公司涉嫌偷税漏税，应当是由税务机关对我公司进行处罚，与上诉人没有关联。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王应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通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2300元（50元/月×46个月）；2.由大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11日，王应前、案外人游亮与大通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济责任制合同（双班管理）》运营凯旋鄂Ａ×××××号出租车，约定每月营运收入定额9907.90元，《补充（三方）协议》约定原告王应前为车长。2015年12月26日，王应前、案外人曹俊与大通公司签订《武汉市大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出租汽车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运营东风风神S30鄂Ａ×××××号出租车，约定每月营收定额任务11200元。武地税发[2011]141号文件规定：“对出租车经营单位实行承包、租赁、挂靠、买断等经营形式的客运出租车营运取得的收入，由原桑塔拉、富康、夏利三种车型分别按每台车每月定额计征140元、130元、120元的个人所得税，现统一调整为不分车型每台车每月定额计征100元，税款仍由客运出租车经营单位负责代收代缴”。后王应前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显示自2014年3月至2015年1月其缴纳个税1000元、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缴纳个税1200元、2017年全年缴纳个税12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大通公司收取王应前营运收入定额依据的是双方签订的合同，王应前并无证据证明大通公司向其收取超出合同约定且无法律依据的费用，大通公司并不构成不当得利，如双方合同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也应依据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处理。王应前依据每台车每月定额计征100元的规定，结合其合同为双班，推定其个税应缴纳金额为50元/月，并根据完税证明记载其个税缴纳金额为100元/月，最终得出大通公司多收其50元/月税款的结论，但该结论并不成立，因有关税款计征依据为车辆，而非个人，王应前混淆了不同的会计主体。同时，该费用并非大通公司额外收取，且已作为税款上缴的情况下，大通公司不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对王应前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王应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王应前负担。本院二审期间，王应前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王应前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关于“武地税发[1997]248号”文，该文件系本案讼争之前的出租车个人所得税缴费标准，与大通公司是否多收取其个人所得税无关，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2.关于（2019）鄂0102民初7317号调查令（两份）、信息公开申请表等，系另案诉讼材料，同本案的不当得利诉讼之间缺乏直接关联，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3.关于王应前与曹俊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内容同本案诉争事项之间亦缺乏关联，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可。本院另查明，2014年3月19日，王应前作为乙方与大通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限与2014年3月签订的《经济责任制合同》期限相同，乙方劳动报酬在乙方交纳出租车承包费和承担部分营运成本后的营运收入中支付。王应前、案外人游亮与大通公司2014年3月11日签订的《经济责任制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应完成甲方核定下达的月营运收入定额9907.9元，其中乙方I王应前缴纳4953.95元，乙方II游亮缴纳4953.95元，该合同还约定了月营运收入定额的各项组成，合同随附的承包费明细表记载月营运收入定额中的规税（费）部分为472.5元。2016年11月29日，王应前作为乙方与大通公司又续签《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5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乙方劳动报酬见双方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约定。王应前、案外人曹俊与大通公司2015年12月26日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第五条约定月营收定额任务为11200元，乙方I曹俊与乙方II王应前各缴交50%。该合同未就月营收定额的具体构成加以约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大通公司是否有不当得利行为，应否退还王应前诉争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大通公司系根据双方签订的《经济责任制合同》约定，向王应前收取的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营运收入定额，该行为具有合同依据，显然不构成不当得利行为。至于大通公司向王应前收取的营运收入定额中是否存在多收个人所得税并应退还的问题，首先，就双方及案外人游亮2014年3月签订的《经济责任制合同》履行期间的税费问题，该合同及随附的承包费明细表虽对月营运收入定额的各项组成包括税费金额作了约定，但有关月营运收入定额及税费系针对所承包的车辆而言，在王应前并未能举证该合同乙方II游亮同期也负担了100元/月的个税情况下，并不能因此而得出大通公司多收了其每月50元税款的结论。其次，就双方及案外人曹俊2015年12月签订的《双班经营责任制合同》履行期间的税费问题，因该合同并未约定承包费的组成及税费金额，且王应前同样未举证该合同乙方I曹俊同期也负担了100元/月的个税，在此情况下，更不能得出大通公司向其多收了50元/月税款之结论。综上所述，王应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王应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千喜审判员  熊艳红审判员  周书博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钟亚伟书记员童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