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1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姜德才，男，1963年4月15日生，汉族，住庄河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润凤，女，1968年9月5日生，满族，住庄河市。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欣，辽宁当责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映晓，辽宁当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杰，男，1968年11月3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金英，女，1972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以上二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原、王雪松，辽宁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城A区1栋1号B座。法定代表人：武振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刘志伟，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大连宏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庄河市栗子房镇栗子房村初屯。法定代表人：姜德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欣，辽宁当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映晓，辽宁当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大连宏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姜杰、于金英因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58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20）辽02民终925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20）辽0291民初917号民事判决，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因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杰、于金英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二上诉人无需对该判决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事实与理由：1.《展期申请书》中保证人虽然签字，但该申请书中主要条款内容均为空白，无法体现保证人有为200万元债务展期后变为450万元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愿，且《展期协议书》存在被替换的情形，上诉人签字页反正面中均无关于200万元展期后变为450万元债务的约定。2.上诉人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保证合同》，仅是对单笔确定债务提供担保。本案中主债是一笔综合授信贷款，针对的是在授信期间内在授信额度内发生的不确定的债权，一审法院以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第1.1条中空格处填写主合同为《综合授信合同》，即认为该合同实质内容为最高额保证，该结论是错误的。本合同1.2条约定：主债权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确定，证明该合同保证的是一笔确定债权。而姜德才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2条约定是对最高余额的界定。故不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合同内容上看，上诉人签订的都是一份保证合同，而不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不能对综合授信项下发生的贷款提供担保。3.一审法院虽然查明《综合授信协议》中约定在授信期限内签订单项业务合同，但从2016/2017《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并未体现该借款合同即为单项业务合同。该两份借款合同内容与2010年、2011年借款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尤其是2017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第7.1条约定的担保合同编号：鑫贷字201609220001号并不存在，且该合同第二部分第4.1条明确约定：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需由贷款人认可的担保人以连带责任保证或抵押或质押方式提供担保，并另行签订担保合同。由此也可看出，2017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非综合授信项下的贷款，与综合授信无关。4.即使《综合授信协议》签订当天发放一笔450万元贷款是依据综合授信而发放，那么在该笔贷款未清偿的同时，被上诉人又发放了2017年的450万元贷款，不仅超出了综合授信的额度，也已将2016年的贷款全部清偿。而2017年的贷款上诉人并未提供担保，故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姜德才、刘润凤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二上诉人无需对该判决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主要事实与理由：1.《展期协议书》存在篡改，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2.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与原审被告在2016年9月26日、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综合授信协议》相关，是被上诉人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向原审被告提供的借款。3.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22日向原审被告提供的450万元借款已经超出综合授信额度，是一笔新的借款，二上诉人对该笔借款不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不同意四位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同意原审判决。主要答辩意见如下：1.《展期协议书》是有效证据，与《贷款展期申请书》相结合，足以证明四名上诉人对原审被告旧贷款的存在及展期的事实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并自愿为展期后的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2.姜杰、于金英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文本虽然是《保证合同》，但其所关联的主合同是《授信协议》，由于是对综合授信期间内将要发生的数笔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提供担保，且保证合同签署时间往往早于综合授信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签署时间，因此保证合同不可能关联将来发生的具体的业务合同，其与《综合授信协议》相关联完全符合常理，也恰恰证明姜杰、于金英提供的保证性质为最高额保证。所以，姜杰、于金英与姜德才、刘润凤均为综合授信协议提供了最高额保证担保。4.2016年及2017年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都是基于《综合授信协议》所提供的贷款，四上诉人对《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借款应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5.最高额保证情形下，保证人应对债权余额而非债权总的发生额承担保证责任，即只要不特定债权确定时的债权余额不超过最高限额就可以，法律并没有要求把所有已发生的债权额度进行累加来判断是否超出最高限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有（2007）民二终字第36号公报案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本案中，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两笔贷款是借新还旧，上诉人均知道2017年贷款是直接用于偿还2016年的旧贷款，瞬间额度超出450万元根本不影响授信的额度和效力，实质上更没有加重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不能成为保证人免责事由。姜杰、于金英对姜德才、刘润凤的上诉主张没有异议。姜德才、刘润凤对姜杰、于金英的上诉主张没有异议。原审被告同意四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宏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截至2018年9月20日欠息208,016.11元，合计4,708,016.11元;自2018年9月21日起的利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到欠款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宏宇公司给付原告律师费40,000元；3.判令原告有权就被告姜德才所有的位于庄河市栗子房镇栗子房村初屯屯东的林权【编号：庄林证字（2010）第0805000001号】在全部抵押担保金额范围内优先受偿；4.判令被告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宏宇公司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300万元，期限自2010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8日，借款目的为流动资金贷款。同日，被告姜德才、刘润凤与原告签订《人民币借款保证合同》，承诺为上述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010年10月11日，被告姜德才、刘润凤与原告签订《人民币借款抵押合同》，约定被告姜德才以其名下位于栗子房镇栗子房村初屯的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为被告宏宇公司在原告处的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最高限额为依据自2010年10月11日至2015年9月28日期间签订的所有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500万元。双方在庄河市林业局办理了《抵押登记证明》。2011年1月28日，原告与被告宏宇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200万元，期限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5年9月28日，用途为采购雏鸡、树苗。同日，被告姜杰、于金英与原告签订《人民币借款保证合同》，承诺为该笔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日，被告姜德才签署《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载明其自愿同意以家庭所有财产对宏宇公司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承诺不以任何理由撤销，被告刘润凤作为配偶在该承诺书上签字。上述两笔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先后发放贷款500万元给被告宏宇公司，被告宏宇公司陆续偿还利息，并于2013年1月4日偿还本金50万元。借款到期前，被告宏宇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款展期申请书》，并与原告签订《展期协议书》，被告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作为担保人在该两份文件上签字捺印。《借款展期申请书》载明：宏宇公司贷款的约定还款日为2015年9月28日，因经营周转原因不能按时偿还本笔借款，特申请办理展期手续，宏宇公司及担保人承诺该笔借款的担保责任在展期期间继续有效。该申请书的借款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名称、合同号、担保人、担保合同签订日期及名称、担保合同号内容为空白。《展期协议书》约定：借款人因经营周转原因，将不能如期偿还贷款，需申请贷款展期；贷款总额中肆佰伍拾万元整于2015年9月28日到期；除依本协议书将原贷款期限展期并重新确定贷款利率以及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外，借款合同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该协议书的借款合同号、展期到期日、担保合同号等内容为空白。2016年9月26日，原告与被告宏宇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授信额度45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5日，在此期限内，宏宇公司每次使用本授信额度的方式、金额、期限等均由双方商定，并签订单项业务合同；双方为实施本协议而达成的单项业务合同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相同的效力。单项业务合同与本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单项业务合同为准。同日，原告与被告姜德才、刘润凤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姜德才、刘润凤就其名下的林权对宏宇公司的债务在45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提供抵押担保。但双方一直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9月26日，被告姜德才、刘润凤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姜德才、刘润凤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5日期间在人民币450万元最高余额内，原告依据与宏宇公司签订的包括本外币借款合同在内的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的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二被告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被告姜德才、刘润凤向原告出具《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承诺愿以家庭所有财产为被告宏宇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同日，被告姜杰、于金英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原告与被告宏宇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主合同《综合授信协议》而对被告宏宇公司享有的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原告有权要求二被告先承担保证责任，二被告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原告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二被告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二被告承诺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被告姜杰、于金英向原告出具《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承诺愿以家庭所有财产为被告宏宇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同日，被告宏宇公司与原告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宏宇公司向原告借款450万元，用途为偿还贷款，借款期限自2016年9月27日至2017年9月26日，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固定年利率6.45%，逾期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原告于2016年9月27日向被告宏宇公司发放贷款450万元，被告宏宇公司于当日偿还旧贷款450万元并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借款期间内，宏宇公司未能偿还本金，双方于2017年9月22日再次签订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宏宇公司向原告借款450万元，用途为偿还贷款，期限自2017年9月26日至2018年9月20日，年利率6.45%，逾期不支付利息或偿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起计收罚息和复利，罚息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2017年9月26日，原告向被告宏宇公司发放贷款450万元，被告宏宇公司当日用该笔贷款偿还旧贷款，并向原告出具借款借据。自2017年12月21日起，被告宏宇公司开始欠息，到期后未偿还本金。截至2018年9月20日欠息208,016.11元，本息合计4,708,016.11元。诉讼过程中，被告于金英对2016年《保证合同》、《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中的签名和指纹有异议，申请司法鉴定，本院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大连明鉴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4月22日、5月16日，该鉴定中心分别作出辽宁明鉴司法鉴定中心【2019】痕鉴字第3号、辽明鉴【2019】文鉴字第1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保证合同》上“于金英”签名处的指纹与办案法官提供的“证据交换笔录”第五页右手食指指纹是同一人所留。《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上“于金英”签名处的指纹与办案法官提供的“证据交换笔录”第五页右手食指指纹是同一人所留。《保证合同》（编号2016092710014）第8页“乙方（公章）：”位置“于金英”签名字迹与本案样本上的字迹系同一人书写。《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家属（妻子或丈夫等）签字：”位置“于金英”签名字迹与本案样本上的字迹系同一人书写。被告于金英对司法鉴定意见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2016年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2016年及2017年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宏宇公司发放贷款，无违约行为。被告宏宇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偿还本息，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宏宇公司偿还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截至2018年9月20日欠息208,016.11元，本息合计4,708,016.11元；自2018年9月21日起的罚息按照合同约定继续计算到欠款付清之日），符合借款合同约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在被告违约的情形下，原告为实现债权依法委托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进行诉讼，并支付了4万元律师费，该项费用的承担在借款合同中已有明确约定且收费标准属于合理正当范围，对于原告的第2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林权抵押权优先受偿问题。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的抵押，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林权抵押权应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本案中，虽然被告姜德才、刘润凤于2010年10月11日与原告签订了林权抵押合同，并于2011年1月25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但其担保的主债权仅为2010年10月11日至2015年9月28日期间本金最高余额500万元范围内的债权。2016年签订《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发放贷款后，新的贷款偿还了经过展期的旧贷款，旧贷款消灭，抵押权随之消灭，原告只有重新办理林权抵押登记手续方可设立新的抵押权。原告辩称其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原因系政府部门的原因，并且被告姜德才已经向其交付了权利凭证，应认定抵押有效。但原告与被告姜德才、刘润凤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间为2016年9月26日，根据《庄河市政府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告》，不动产开始实施统一登记的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即使在此日期前后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面临短暂的登记部门调整，但除却政府登记部门职能调整的必要时间，原告仍然有充足的时间办理抵押登记。而直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也未办理抵押登记，因此原告关于政府原因未办理抵押登记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的第3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该条规定了借新还旧贷款中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两种情形：一是保证人对借新还旧知情；二是新旧贷款保证人相同。本案中，2016年被告姜杰、于金英签署的《保证合同》及被告姜德才、刘润风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第5.4条均明确约定：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项下债务的用途，为债务人提供保证担保完全出于自愿，在本合同项下的意思表示完全真实”。另外，在《展期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了“将原贷款期限展期”内容，《贷款展期申请书》也明确了对旧贷款办理展期手续及担保人承诺在展期期间担保责任继续有效等内容，虽然该两份文件有部分内容空白，但其对原贷款展期的事实已有清晰记载，且可以充分证明四名保证人对《综合授信协议》签订之前旧贷款的存在以及展期的事实有明确认识。纵观被告宏宇公司的历史借款演变过程及四名保证人从2010年、2011年以来一直提供担保的历史，足以证明四名保证人对综合授信项下借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完全知情。再者，相对于综合授信项下发生的两笔贷款而言，2015年经展期后的贷款为其上一笔“旧贷款”，四名保证人是该展期的旧贷款的保证人。故无论从保证人对借新还旧的借款用途知情的角度，还是从新旧贷款保证人相同的角度，无证据显示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对各保证人进行过不实陈述，四名保证人对借款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现有证据可以认定其对主债权的形成情况以及借款的用途均明确知情，因此均应对被告宏宇公司综合授信项下2016年、2017年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关于四名保证人分别应担保的主债务数额的认定问题。被告姜德才、刘润凤2010年签订《保证合同》对被告宏宇公司的3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2011年签订《无限连带责任承诺书》对被告宏宇公司的2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二被告2010年还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承诺对被告宏宇公司债务在最高余额500万元范围内以林权进行抵押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故被告姜德才、刘润凤自始应该在5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宏宇公司2010年、2011年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其通过出具《贷款展期申请书》、签订《展期协议书》，以及2016年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表明愿意对被告宏宇公司展期的原450万元债务、综合授信项下借新还旧的两笔450万元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姜杰、于金英虽然在2011年签订《人民币借款保证合同》时只对被告宏宇公司的200万元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但在2015年的《展期协议书》中明确载明被告宏宇公司借款总额为450万元，《贷款展期申请书》中载明借款的还款日期为2015年9月28日，结合宏宇公司2010年、2011年两笔借款的到期日均为该日期的事实，可知原告与被告宏宇公司及四名保证人在办理展期手续的同时对原有两笔贷款进行了合并处理，被告姜杰、于金英系承诺对合并后的450万元借款在展期期间全部承担保证责任。另外，在二被告2016年9月26日所签署的《保证合同》尾部有黑体部分的重要提示：“所有合同条款均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为维护保证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特提请保证人对合同条款中的黑体部分内容予以充分注意”，该《保证合同》第三条又以黑体字对保证范围进行了特别提示，约定“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进而可以关联到合同第一条“被保证的主债权范围”，该第一条双方特别以手写方式明确约定所担保主合同为《综合授信协议》，故原告对二被告所担保范围已经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且二被告于同日签订的《无限责任担保承诺书》中已明确承诺其对被告宏宇公司已在原告处办理450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知情，并自愿对宏宇公司在原告处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可知被告姜杰、于金英对其在主债权不超出45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承担保证责任明确知晓并且已书面同意。关于保证人抗辩2017年450万元贷款发放后超过综合授信额度而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当对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即最高额保证情形下，保证人应对债权余额而非债权总的发生额承担保证责任，在原告起诉时其对被告宏宇公司的债权余额已经确定且并没有超出授信额度，也没有加大保证人的责任，且双方明确知晓新贷款借出后立即偿还旧贷款，仅仅在瞬间发生超过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并不影响保证人在最高额保证担保的余额内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原告在《综合授信协议》确定的最高额范围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及保证合同的约定。关于被告姜杰、于金英抗辩其2016年签订的《保证合同》为一般性质保证而非最高额保证的问题，该合同版本虽然为“《保证合同》”，但其第1.1条将该《保证合同》与《综合授信协议》进行了关联，由于是对综合授信期间内将要发生的数笔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提供担保，且保证合同签署时间往往早于综合授信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签署时间，因此保证合同不可能关联将来发生的具体的业务合同，其与《综合授信协议》相关联完全符合常理，也恰恰证明被告姜杰、于金英提供的保证性质为最高额保证。应当按照合同实质内容认定合同性质，版本名称并不影响合同效力。二被告抗辩其签订的是单笔有固定金额的普通保证合同而不是最高额保证，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意该保证合同关联对应《综合授信协议》项下为期三年范围内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数笔借款在综合授信额度450万元债权范围内提供担保的事实。而上述关联恰恰符合最高额保证的法律特征。综合判断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依据诚信原则,可以确定被告姜杰、于金英承担的是最高额保证担保。关于保证人抗辩《贷款展期申请书》、《展期协议书》部分内容空白，以及《展期协议书》前两页内容可能被更改的问题。《贷款展期申请书》、《展期协议书》中对于2015年到期贷款的展期事项已进行了明确记载，虽然均有部分内容空白，但将该两份证据结合来看，可以达到“保证人同意对450万元借款展期并同意提供保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原告虽然对于《展期协议书》上有一个一半的宏宇公司的印章没有作出解释，但此外还有一个完整的宏宇公司的骑缝印章，被告对该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以上四页《展期协议书》均为反正面，共两张纸，后一张纸可以证明《展期协议书》的最终内容经过了各保证人的确认，第一张和第二张纸均经过债务人宏宇公司的确认，结合后来的《综合授信协议》及项下《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证据，可以确定各保证人的担保金额应当是宏宇公司450万元全部借款；另外，将后一张纸内容与《贷款展期申请书》相结合，也可以判断出四名保证人对展期的旧贷款知情并愿意承担保证责任。关于被告姜杰、于金英抗辩原告未及时办理林权抵押登记手续，系对抵押权的主动放弃，在人保、物保并存的情况下，应当免除二被告在原告放弃抵押权价值范围内的保证责任的问题。《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据此，在混合担保中，各担保人应当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案涉《保证合同》第6.2条约定：“甲方（原告）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二被告）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可见，二被告与原告已经在《保证合同》中明确排除了物权担保先予清偿的方式。对被告姜杰、于金英该部分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宏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500,000元及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截至2018年9月20日欠息208,016.11元；自2018年9月21日起的罚息以借款本金4,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贷款利率6.45%上浮50%计算）；二、被告大连宏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40,000元；三、被告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原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8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9,784元，由被告大连宏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姜德才、刘润凤、姜杰、于金英共同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主要有四个：一、《展期协议书》是否有效；二、姜杰、于金英签订的《保证合同》是为单笔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还是为综合授信项下多笔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三、2016年和2017年两笔450万元借款是否是《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单笔借款，四上诉人是否对该两笔借款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四、2017年发放的450万元是否超出综合授信额度，四上诉人能否因此免责。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四上诉人、原审被告对《贷款展期申请书》和《展期协议书》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展期协议书》上骑缝印章虽存在瑕疵，但四上诉人均未能说明该协议书被篡改的内容是什么，也无据证明协议书被篡改的事实确有发生，且与本案纠纷有关的条款即第六条、第七条均载于协议书第2页，与有四上诉人、原审被告签名、盖章的第3页为反正面，不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故《贷款展期申请书》和《展期协议书》真实有效，对各方有约束力。从该两份材料内容可知，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未能按期偿还的贷款余额450万元予以展期，四上诉人在《展期协议书》上签字、捺手印，是《展期协议书》的担保人。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姜杰、于金英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证合同》第1.1条约定：姜杰、于金英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被上诉人依据其与原审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签订的主合同（名称：综合授信协议；编号：鑫借字2016092710014）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说明其二人是对综合授信期间内将要发生的数笔不特定债权在最高限额内提供担保，性质应为最高额保证。其二人辩称其仅对2016年发生的单笔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但从合同内容的关联性无法得出此结论，姜杰、于金英的此项抗辩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2016年9月26日，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综合授信协议》，约定授信额度450万元，授信期限自2016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25日，在此期限内，原审被告每次使用本授信额度的方式、金额、期限等均由双方商定，并签订单项业务合同；双方为实施本协议而达成的单项业务合同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具有与本协议相同的效力。以上条款已经明确了《综合授信协议》与在此期间和额度范围内的单项业务合同之间的关系。2016年9月26日及2017年9月22日签订的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在该授信期间内签订，用途为借新还旧，正说明了各份合同之间的关联性，最高额债权始终未超过综合授信额度，因此，该两个借款合同均为《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单笔借款，四个保证人对《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单笔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第四个焦点问题，2017年新发生的450万元在发放时点上，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的债权总发生额为900万元人民币，但2017年借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这种借贷方式并不被法律所禁止，且在发放后很短时间内即由被上诉人扣收用于归还2016年的旧贷余额，即在贷款到期后债权确定时点，债权余额仍为450万元，在《综合授信协议》最高余额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要求四保证人在综合授信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四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并未借新还旧的操作方式而加重，不能主张免责。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无理，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136元，由四上诉人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