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7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其山，男，1944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禹超，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军，男，196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成，辽宁成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骥良，男，196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上诉人李其山因与被上诉人王军、曲骥良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25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其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仅凭王军和曲骥良的一面之词便认定了二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且在未审查王军和曲骥良属于何种代理类型的情况下，便草率的判定由委托人曲骥良承担责任，系明显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适用法律的角度来看，即便王军与曲骥良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本案也不属于直接代理，因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都是王军以其本人名义进行的，上诉人根本不知道曲骥良作为王军的委托人的存在，本案应当属于隐名的间接代理，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王军作为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上诉人订立合同，该行为属于隐名的间接代理，而据王军陈述是上面老板曲骥良不支付租赁费，与王军无关。后来在租赁费迟迟不支付的情况下，王军才向上诉人披露了委托人曲骥良的身份。此时上诉人有权利选择受托人王军或者委托人曲骥良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根据上诉人的起诉状以及一审庭审笔录中的记载可知，上诉人已经明确选择受托人王军作为相对人要求其承担责任，并从未向曲骥良主张过任何权利，故本案应当由王军承担全部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未查清究竟是何种代理类型并判决委托人曲骥良承担责任，系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其次，从事实认定的角度来看，本案王军与曲骥良之间根本不存在代理关系。其一，租赁合同书是王军以其本人的名义与上诉人订立的，上诉人在签订该合同时并不知晓王军与曲骥良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不知晓王军的代理人身份。该合同签订时，合同右下角手机住址部分都是空白的，老板电话和曲的字样都是上诉人在向王军主张租赁费时，为了更有力地保障上诉人的债权，才多记一个联系电话。该节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也作出陈述。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若王军是曲骥良的代理人，王军在与上诉人签订租赁合同书时应当以被代理人曲骥良的名义签订，而不应当以自己的名义签订，故基于合同相对性，租赁合同书中的权利义务只能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就是上诉人和王军二人，因此本案应当由王军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二，《租赁合同书》签订后，上诉人便一直向王军履行提供钢管、物资的义务，在整个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一直是王军在管理，负责工程，上诉人从未见过曲骥良，直到一年以后上诉人向王军主张租赁费时，王军才向上诉人披露，王军是曲继良的委托代理人，并告知应当由曲骥良承担责任，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正常经济活动的习惯，有悖于常理。若王军真的是曲骥良的代理人。为何不在一开始就向上诉人披露？另外据上诉人了解，曲骥良的资产状况极差，根本无力承担债务。王军的种种行为让上诉人有充分理由怀疑王军与资不抵债的曲继良恶意串通意在逃避支付租赁费的义务，从而导致上诉人的债权难以实现。其三，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判断，对于王军和曲骥良之间自述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由王军和曲骥良承担证明责任。若属普通委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若属职务行为，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和在职证明。对代理关系证明的标准也应当达到高度可能性才可以予以认定。反观本案，在王军与曲骥良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本未进行核实、审查及判断，仅凭二人的一面之词，便认定委托代理关系，系明显的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法院在未经上诉人同意也未告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将曲骥良追加为被告，擅自处分上诉人的权利，违反了处分原则，系明显的程序违法。首先，王军是以其本人名义与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书》，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在原审起诉状中只列王军为被告，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并未将曲骥良列为被告，也从未向人民法院表示要向曲骥良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一条，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的规定可知，只有在原告要求代理人和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才应当将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列为共同被告。本案中即便王军与曲骥良也许真的是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关系，但是上诉人也只起诉王军一人，要求其承担全部责任，并未要求曲骥良承担连带责任，故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民法院依职权无权追加曲骥良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即便本案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在依职权追加曲骥良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时，也应当在开庭前或庭审中通知其他当事人履行告知和释明的义务。结合本案，上诉人在开庭前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在庭审过程中法官也未向上诉人释明或告知本案追加被告的具体情况，因此一审法院擅自处分了上诉人的诉讼权利，追加曲骥良为被告参加诉讼，且未告知上诉人，系明显的程序违法。3.一审法院未将上诉人所主张的丢失补偿费29454.9元及其他费用6590元予以认定，其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错误。实际上本案工程迟迟未能有效进行的原因，系该工程被认定为违建，是王军的过错导致，上诉人无法继续将物资租赁给王军。解除合同的根本原因系王军违约在先，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上诉人在与王军解除合同后，采取了拆除现场、取回物、资料等恢复原状的措施，避免双方损失进一步扩大。上诉人作为无过错方，有权利要求过错方承担上诉人采取补救措施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另外依据租赁合同第十一条的约定，在租赁物收回后，王军未主动联系上诉人进行对账，视为王军对权力的放弃，并愿意承担责任，故王军应当无条件认可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因此一审法院未按照上诉人提供的结算单进行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虽然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但不影响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而依据《租赁合同书》第七、八条的约定，王军未支付租赁费，还应当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故上诉人保留另案追究王军违约责任的权利。王军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曲骥良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李其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支付拖欠租赁费用合计94308.08元。2.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2月2日，被告王军受被告曲骥良委托，与原告签定物资租赁合同书，租赁合同书中载明由本案被告承租原告钢管、扣件和套管，钢管日租金0.009元，扣件日租金0.007元，套管日租金0.009元；合同书中注明被告王军的老板姓曲，以及联系方式。2019年1月18日，被告王军与原告李其山达成协议，由于工程停工，租赁合同无法履行，拆除设备返还原告方，并约定返还物资以出库单和现场清点为依据。原告出具结算汇总表、租赁费结算表、丢失物资赔偿表，原告称结算汇总表是原告根据出库单，在板料工人和对方施工人员参与下共同清点的，根据出库票和返库票数量，将数量录入电脑结算系统计算出总费用结果；结算汇总表中载明租赁费58263.18元，丢失补偿费29454.9元，其他费用6590元。被告王军称原告在拆除前，明细表所列的钢管及配件并无丢失，是原告在拆除物资设备后，由于原告原因导致丢失，与被告无关；并且协议书内容中已经表明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施工，该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协商由原告拆除，并根据出库单及现场人数清点为依据，能够说明，签合同时已经将原告所称的租赁钢管等物品清点完毕。被告对于原告主张租赁费58263.18元，予以认可；同时，被告提供了丢失物资明细表中，载明合计丢失物资价值119400元。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12月2日，被告王军受被告曲骥良委托，与原告签定物资租赁合同书，原告与被告曲骥良之间构成租赁关系；2019年1月18日，被告王军与原告李其山达成协议，由于工程停工，租赁合同无法履行，拆除设备返还原告方，并约定返还物资以出库单和现场清点为依据。原告提供的结算汇总表中，载明租赁费58263.18元，丢失补偿费29454.9元，其他费用6590元。二被告对于租赁费予以认可，对于丢失补偿费和其他费用不予认可，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丢失补偿费和其他费用是否应当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其山和被告王军在2019年1月18日签署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返还物资数量以出库单和现场清点为依据，原告对于出库单和现场清点状况负有举证证明义务，原告仅提供了出库单和物资回收明细表，对于现场清点情况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同时，其他费用是原告单方面主张，被告并未认可，原告亦未提供相应具有证明效力的发票，因此，对于丢失补偿费和其他费用，不予认可。另，被告曲骥良在庭审中对被告王军主张的委托事项进行了认可，可以证明被告曲骥良与被告王军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应当由委托人曲骥良承担委托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同时，二被告所称丢失物资明细价值119400元，与本案无关，被告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被告曲骥良给付原告李其山租赁费58263.18元。二、驳回原告李其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9元，由原告李其山承担412.39元，被告曲骥良承担666.6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除对王军受曲骥良委托的事实不予确认外，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补充查明，案涉《租赁合同书》首部出租方（甲方）处注明为李其山，承租方（乙方）处注明为王军。该《租赁合同书》第十一条约定：“租用物资返回完毕后，乙方15日内需主动与甲方对账，否则按甲方结算单为准收取租金”。第十三条约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该合同尾部甲方处李其山签字，乙方处王军签字，并标注其身份证号以及155××××0562的手机号。乙方下部“手机及地址处”标注为“老板159××××0958曲”。2017年12月2日租赁明细表（出库）尾部客户经办人处由王军签字，保管员处李其山签字。该租赁明细表尾部注明曲骥良，并留有电话。李其山主张曲骥良的名字及电话系由李其山儿子书写，王军称该租赁明细表中除王军签字外，其余均由李其山一方书写。2017年12月3日的出库租赁明细表客户经办人处由王军签字。2017年12月9日的出库租赁明细表客户经办人处由案外人孙伟代王军签字。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王军是否系案涉《租赁合同书》的一方主体。2.李其山主张的丢失补偿费及其他费用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本院认为，王军应为案涉《租赁合同书》一方主体，理由如下：首先，案涉《租赁合同书》承租人处注明为王军，且合同尾部乙方（即承租人处）亦由王军签名并标注了身份证号，虽其后标注曲姓老板字样，但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李其山作为出租人一方无理由在不清楚承租人一方全称的情况下仅标注姓氏即认定该人为合同相对方，结合庭审中李其山解释称在其向王军主张债权时才由王军告知受曲骥良委托后为保护自身权益进行标注符合常理。其次，如案涉《租赁合同书》签订时李其山一方即知道曲骥良系合同签订一方，则2019年1月18日的解约协议书亦应找曲骥良签字，而非由王军签字，即使如王军所述代理曲骥良签字，亦应在乙方处标注为曲骥良，而王军恰恰未作此标注。且在二审中，在本院询问王军“2019年1月18日协议书为什么不是以曲的名义签订的，而是以王军名字签订的”时，王军陈述“因为当时是王军去的，所以王军签字，后来王军说是代表曲，所以又写了曲”。而事实上，该日的协议书上并无标注曲，从王军的陈述中可知，至少李其山是在2019年1月18日之后知晓曲骥良的存在。第三，出库租赁明细表客户经办人处除与合同书同日形成的明细表中由李其山一方对曲骥良进行标注外，其余均由王军签字或记载为王军。第四，如王军系接受曲骥良委托并在与李其山签订《租赁合同书》时已告知李其山该委托事宜，合同的乙方处亦应由王军以曲骥良名义签订，而非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军主张其系接受曲骥良委托与李其山签订合同，但除王军与曲骥良的陈述及前述本院已论证的《租赁合同书》、出库租赁明细单外，王军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在签订合同之前已接受曲骥良委托，李其山亦无理由相信签订合同的一方为曲骥良。案涉《租赁合同书》明确约定合同一式两份，即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王军应持有一份合同，但在本院要求其出示另一份《租赁合同书》原件时，其称没有，即在其完全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曲骥良名字自签订合同时即存在而故意不提供，亦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王军应为案涉《租赁合同书》的一方主体。一审认定王军系接受曲骥良委托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且一审法院依据被告王军申请追加被告曲骥良，剥夺了原告李其山选择被告的权利，程序亦存在不当。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李其山主张的丢失补偿费和其他费用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案涉《协议书》约定，返还物资以双方出库单及现场清单为依据，而根据李其山一审中陈述，当时并未进行现场清点，故在其后进行清点且无承租方人员签字确认，王军对此亦不认可且物资回收明细表亦无承租方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李其山就实际回收物资情况以及实际丢失物资的举证义务并未完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李其山主张依据案涉《租赁合同书》第十一条约定，应视为王军放弃权利并以其提供的结算单为准，但该条约定仅系对租金的约定，并未对丢失补偿费或其他费用进行约定。再次，根据出库租赁明细表显示并无“步步紧”，但李其山提供的物资回收明细表中却有“步步紧”，故本院无法认定该物资回收明细表的真实性，亦无法与出库租赁明细表进行核对丢失物资情况。最后，关于其他费用，因其他费用明细表系李其山单方形成，王军不予认可，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李其山该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妥。综上所述，李其山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25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125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王军给付李其山租赁费58263.18元”；三、驳回李其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79元，由上诉人李其山负担412元，由被上诉人王军负担66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79元,由上诉人李其山负担412元，由被上诉人王军负担6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孙文英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