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8004号 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1MA28249FXR，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永丰路128号37幢223-1室。 法定代表人：孙小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琪，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66050736P，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董庆奇，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陆方州，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恒创化纤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1F1895，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中赢商务中心1305室。 法定代表人：陶剑，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浙江瑞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AX1424H，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瑞中心2幢702室。 法定代表人：赖天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晓东、陈恒达，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新公司”）诉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兔公司”）、第三人杭州恒创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创公司”）、第三人浙江瑞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易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琪，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华、陆方州，第三人瑞易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邬晓东、陈恒达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本院依原告申请对被告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维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编号ST2018-9-13《销售合同》；2.被告双兔公司返还原告货款488544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9月1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日止的利息；3.被告双兔公司支付原告违约金977088元。 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3日，原、被告签订合同编号销ST2018-9-13的《销售合同》1份，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切片（优等）448吨，单价10905元/吨，总价4885440元；交货地点被告仓库，现款结算，非萧绍地区客户在签订日期后第三天12时前到款合同生效；合同签订款到后，100吨内限期2天提清，100吨以上，最晚5天内提清，如货物存放供方仓库超过天数，每吨收取保管费10元/天，发货凭发货通知单为准；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的20%。合同还对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次日，原告按约支付了全部货款。2018年9月28日，原告工作人员持提货委托书到被告处提货，但被告拒绝交货，争议至今未决。被告拒绝交货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日常经营活动，合同项下的优等切片已经大幅度贬值40%左右，若继续要求履行合同交付货款对原告显失公平，故起诉。 被告双兔公司辩称：对原告维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认可，被告双兔公司已经履行本案《销售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一、关于本案的交易背景。本案涉及四方当事人，其中恒创公司与双兔公司自2017年以来就有贸易往来，恒创公司有直接向双兔公司采购货物，也有通过第三方公司融资付款向双兔公司采购货物。案涉买卖合同采取了第三方融资付款的交易模式，货物的最终需求方为恒创公司。本案涉及的四方当事人，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采购，瑞易公司又委托维新公司向双兔公司进行采购。该交易模式下，恒创公司员工章飞英包办了案涉合同的洽谈磋商、签订及履行，整个过程来看，章飞英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另外，从双兔公司和恒创公司长期以来的贸易关系看，双兔公司也明知恒创公司为案涉合同的委托人、案涉货物的实际采购人。具体说明如下：1.本案销售合同的磋商、签订过程及后续提货，均由恒创公司员工章飞英与双兔公司员工之间进行，原告维新公司自始未参与。根据恒创公司与双兔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2018年9月13日早上9点12分，双兔公司业务员朱玲娟向章飞英进行报价，当日单价为10955元。确认价格后，章飞英以维新公司为抬头采购货物448吨。该价格、数量即本案《销售合同》第1条最终约定的价格和数量，可见本案《销售合同》系由章飞英与双兔公司协商确定。本案《销售合同》的签订过程为双兔公司首先在合同盖章后，在微信上传给章飞英，章飞英通过瑞易公司由维新公司盖章后，再由章飞英回传给双兔公司。合同签订后三天，章飞英就通过微信在合同约定提货期限内将全部货物提货。因此，从《销售合同》的磋商、签订、提货等过程可见，维新公司从未参与与双兔公司的联系，整个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都是章飞英代理完成的，且货物的最终需方为恒创公司非维新公司。2.瑞易公司和维新公司均系代理托盘方，恒创公司为实际买受人。恒创公司与瑞易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为委托关系。恒创公司与瑞易公司在2018年9月14日签订《合作协议》，就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向双兔公司采购货物事宜进行约定，根据该协议第1条，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采购的货物数量、单价、总价与涉案货物一致。该协议第3条则明确瑞易公司与生产厂家签订的合同编号为销ST2018-9-13，即涉案销售合同的编号。同时，根据协议第1条与第3条，恒创公司需要对厂家的资信及合法性负责，对货物的质量、数量、金额、规格、包装、原厂址、交货时间等负责，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非因瑞易公司原因发生的异议及有关损失均由恒创公司承担。双方还就代采购的服务费及结算方式进行约定。从以上《合作协议》的内容可知，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向双兔公司采购案涉货物这一事实是明确的。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明确承认其“是华瑞（即瑞易公司的控股股东）找原告做代理托盘的”，而且从其提交的编号为WX-RX-20180913《销售合同》看，该《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与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及《合作协议》指向的货物均为同一批货物，最终货物的实际买受人为恒创公司。以上，可以证明本案货物系恒创公司因业务需要，通过瑞易公司以维新公司的名义，向双兔公司进行购买，恒创公司系案涉货物的最终实际买受人。二、双兔公司已经履行本案《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义务。1.章飞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从案涉《销售合同》而言，从章飞英提供签约抬头、进行签约磋商，要求签订合同、负责合同盖章、接受已盖章合同、提供装车信息提货等，从始至终双兔公司均仅与章飞英一人进行联系。对于双兔公司而言，维新公司仅是由章飞英提供的用于签约和开票的抬头，在和恒创公司长期以来的交易中，一直存在这样的交易模式。在这些交易中，均由章飞英牵头，章飞英谈价格，章飞英提供抬头，章飞英要求签合同或者不签合同，章飞英盖章，章飞英接收合同，章飞英提供车辆信息提货，所有一切环节都是由章飞英完成的，就案涉《销售合同》签订及合同项下的提货行为而言，章飞英的行为已经完全构成表见代理。2.本案《销售合同》对恒创公司也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根据前面已经陈述的本案交易背景，本案《销售合同》的订立、付款、提货等环节均由章飞英完成，双兔公司从未与维新公司直接接触。且根据恒创公司与双兔公司之间长期以来的贸易关系，双兔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即知道本案的实际购买方为恒创公司，且在合同签订后，也一直以恒创公司为交易对象。因此，按照该402条之规定，本案买卖合同直接约束恒创公司与双兔公司。3.双兔公司已经按约向恒创公司交付全部货物。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16日，双兔公司按照章飞英的指示，将涉案货物交给其指定的车辆，履行货物交付义务，并按照约定向维新公司开具全额发票。至此，双兔公司已经全部履行本案《销售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维新公司无权要求双兔公司再次交付涉案货物。4.维新公司明知案涉货物由恒创公司提走，根据《销售合同》第6条，案涉货物应当由需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天内提清。维新公司与瑞易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第5条同样约定货物应当在5天内提清。但是，维新公司在2018年9月28日才通知双兔公司交货，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亦有违一般常理。实际上，维新公司在签订《销售合同》时，明知货物将在5天内提清，后续因恒创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未能及时支付后续款项，维新公司才找到双兔公司，要求交付货物。因此，维新公司对恒创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提走货物一事是明知而且默许的，无权要求双兔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三、关于案涉《销售合同》项下货物的特点。合同项下的货物为聚酯切片，根据市场上的实际销售情况，该货物的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亦有第三方网站实时公布最新的交易价格，有时候一天一个价格，波动较大时一天内也会出现不同价格。在双兔公司与恒创公司贸易期间，双兔公司每天向恒创公司报当天销售价格，恒创公司有需求，就会按照当天价格下单，且受库存的影响，该商品属于现货交易，随时下单随时提货，一般情况下不签订合同，付款后立即提货。如因融资需求，恒创公司委托出资方采购的，则根据不同情形决定是否签订采购合同，但是采购合同也都约定需要在2-5天内将货物全部提清，也可以证明案涉货物为现货交易，且需要需方自提。因此，案涉货物在提货时无需再次提供提货单，只需自行派车提货即可，双兔公司经章飞英的指示履行交货，符合《销售合同》的约定。综上，章飞英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双兔公司经章飞英的指示履行交货义务符合合同约定。双兔公司将货物交付给委托人恒创公司，也表明双兔公司已经履行了案涉《销售合同》的交货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 第三人瑞易公司述称：被告在本案中的答辩思路与在宁波北仑法院的答辩思路存在明显区别。被告在宁波北仑法院以委托关系进行抗辩，而在本案中是以表见代理及委托关系两个法律事由进行抗辩。表见代理与委托关系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表见代理是在无权代理或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导致的相应法律后果，而委托关系是在有权代理的情况下最终权利义务由实际委托人承担。其实，第三人瑞易公司与被告双兔公司的另外一个案件已在杭州中院开过庭，该案一审法院也是萧山法院，当时的被告即双兔公司的抗辩理由也是《合同法》第402条。但在杭州中院的审理中，双兔公司放弃了依据第402条进行的抗辩，完全按照表见代理进行抗辩。关于本案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第一看是否具有代理的表象，第二看被告是否无过失或者无过错。第一，关于代理表象。萧山法院在另案判决书中提到的协助、撮合这类词语能够反映章飞英的作用并不是代理，而是协助原告签订了这份合同。但是在这个案件中，章飞英没有得到任何授权可以去提取货物，不能说第三方的居间协助行为能够转化为表见代理。市场上很多交易中实际交易人是不出面的，是由第三方来完成的。另外，被告提及其跟其他交易对手发生过的交易惯例，由于交易对手不同、价格不同、是否签订合同不同，不能够直接和本案进行比较。第二，关于被告的过错。被告坚称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过错，但合同第六条明确规定交货要凭交货通知书，该条款是为了维护买方利益才设计的，该合同又是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被告在交付货物时，没有向原告进行过告知，也没有收到过原告的交货通知书，显然存在过错。第三，《合同法》第402条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在原审的庭审笔录当中，已经明确被告在交货时是不知道瑞易公司和恒创公司之间《合作协议》的存在的，被告在交货时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三方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原告与被告签订过销售协议，瑞易公司与原告也签订过销售协议，瑞易公司和原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和被告之间也是买卖合同关系。 第三人恒创公司未陈述意见。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编号为销ST2018-9-13的《销售合同》，证明原告向被告采购优等聚酯切片448吨，总价款4885440元，交货期限为发货通知后5天，违约金为合同总金额20%的事实。2.付款电子回单，证明原告按约支付全部货款的事实。3.提货委托书、快递回执，证明原告要求提货，但被告拒绝交付的事实。4.原告与瑞易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证明原告与瑞易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5.中国化纤信息网截图，证明买卖标的的价格目前大幅下滑，原告主张的损失合理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1.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整个合同签订过程均是通过章飞英联系。2.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合同约定最晚五天内提货，且事实上合同项下的货物已经提走了，所以该提货委托书再次要求提货是无效的。3.对证据4不知情，真实性由法院核对。如果为真，该合同约定交货方式是在被告仓库需方自提，五天内自提等等，与原、被告之间的《销售合同》约定一致，但是提货方由原告转嫁到了瑞易公司。从该合同关于货款结算方式、所有权归属等约定来看，原告对瑞易公司提取货物的法律后果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并作出了法律意义上主张权利的约定。实践中，被告已经将案涉合同项下的货物交付，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当向瑞易公司主张权利，在瑞易公司尚未明确表态是否收到货物前，对原告的诉权持否定态度。4.对证据5的“三性”均有异议，合同项下的货物价格的确现在存在下降，但这个下降是不确定的，也有可能随时上升。本案货物并非原告自用，而是直接转卖给瑞易公司，合同价格是明确的，原告不存在价差损失。被告已经按约交货，原告不存在损失。第三人瑞易公司认为：1.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2.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由法院进行判定。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均予以采纳。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瑞易公司与恒创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案涉货物系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购买的事实。2.汇款申请单（复印件），证明恒创公司向瑞易公司支付保证金1465632元的事实。3.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恒创公司与被告协商以原告为抬头采购涉案货物，案涉合同系被告与恒创公司员工章飞英通过微信方式订立，恒创公司指示被告将货物交给指定车辆，被告在合同订立时知道原告系代理恒创公司采购货物的事实。4.销售通知单，证明被告已经交付案涉合同项下全部货物的事实。5.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被告已经向原告开具全部增值税发票的事实。6.督促函、律师函，证明被告自始即知晓原告与恒创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原告罔顾客观事实否认与恒创公司之间关系的事实。7.谈话笔录、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证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6727、16735、16737、16738号共4个案件均通过恒创公司的员工章飞英的联系采购和提取货物，与本案案情一致，上述四案的采购人均起诉实际提货人且已调解结案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为真，与本案也无关联。《合作协议》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14日，而原、被告之间的《销售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9月13日，所以无法推断原告知情该《合作协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为真，与本案也无关联。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小章”身份不明，是多人一头，其发言内容来看，既有恒创公司的付款记录，又有瑞易公司的材料，还有原告的付款凭证，从第五页开始出现车号之类的内容。可以看出，“小章”代理范围不明，到底是代理原告、还是恒创公司、瑞易公司，还是自营，都不明确。里面的车号，有的写着双兔，有的写着双兔-恒创，有的写着维新，根本不能反映被告交付给原告货物的事实。从提货量栏，也不能完全对应。而且显示的提货时间是周六、周日，原告当时是不上班的，半夜也在发指令，显然不符合常理。4.证据4是被告自行制作的通知，对真实性有异议。签字人的身份不明，没有具体签收日期，所以这批货现在到底在哪里无法查明，可能还在被告仓库。结合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把所有的吨数都以维新公司的名义开出去了，不管聊天记录中有无写维新公司。另外，销售单号、合同号与原、被告之间的《销售合同》编号不匹配。5.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没有收到发票。6.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律师函中可见，被告自认章飞英代表原告。7.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认可。上述案件的当事人与本案没有关系，上述当事人选择的是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追责方式，对本案没有参考价值。第三人瑞易公司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实际买受人为恒创公司。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瑞易公司与原告之间也是买卖合同关系。2.对证据2无异议，收到该笔保证金。3.证据3中只有小部分涉及本案事实，大部分与本案无关，没看到证据原件，对“三性”均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章飞英促成了合同的签订，不能证明被告所述的构成表见代理。4.对证据4的“三性”均有异议。原、被告的合同中被告是在2018年9月13日盖章，原告款项支付时间是9月14日，而销售通知单载明的审核日期、制单日期都是9月13日，显然不合理。5.对证据5不知情。6.对证据6的“三性”均有异议，律师函的内容也没有反映委托关系。7.对证据7的“三性”均有异议，浦东法院未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经审查，本院认为：1.证据1、2、5、6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2.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3.证据4系被告自行制作，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被告交付货物的事实，故不予采纳。4对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必然关联，故不予采纳。 第三人瑞易公司、恒创公司均未提供证据。 根据对以上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8年9月13日，恒创公司为向双兔公司购买切片产品，该公司人员“小章”（章飞英）通过微信与双兔公司业务员朱玲娟取得联系，并促成维新公司与双兔公司签订编号为销ST2018-9-13的《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优等聚酯切片448吨，单价10905元/吨，总价4885440元。交货地点供方仓库，运输费用需方自理。违约金为本合同总金额的20%，违约金由违约方承担。合同签订款到后100吨内限期2天提清，100吨以上最晚5天内提清。如货物存放供方仓库超过天数，每吨收取保管费10元/天。发货凭发货通知单为准，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2018年9月14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4885440元。 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16日期间，“小章”（章飞英）通过微信方式向双兔公司业务员朱玲娟发出提货通知，载明提货数量、提货车辆车牌号码等信息。 2018年9月2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提货委托书，要求提取上述合同项下488吨聚酯切片。 2018年9月30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载明：2018年9月28日，我方委托人员至贵司处出具并交付了介绍信和提货委托书，要求贵司交付货物。贵方以相关货物已被提走为由，告知我方无法提货，但是贵方亦承认货物被提走时提货人员未出具我方的介绍信和提货委托书等手续文件。鉴于上述情况，此前我司从未自贵司提货，现郑重告知贵司，请贵司按照我方2018年9月28日的提货要求，立即安排向我方交付货物。若贵司迟延交货，由此产生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我方直接损失、因迟延交货造成我方下家向我方索赔的损失、我方维权成本等，概由贵司承担。 2018年10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律师函，载明：2018年9月13日，贵方通过章飞英用微信联系的方式与双兔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签订后贵方于2018年9月14日支付全部货款，并通过章飞英用微信的方式通知双兔公司贵方提货车辆车牌号码及数量，并已实际提货，故贵方已于2018年9月16日将全部聚酯切片448吨提清，与合同约定数量及期限相符。同时，双兔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开具了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贵方律师函中称2018年9月28日，贵方的委托人员至双兔公司处出具并交付了介绍信和提货委托书，并要求双兔公司交付货物。但事实上贵方早已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即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16日将全部聚酯切片提清。贵方整个合同的签订、履行、付款、开票等均是通过章飞英与双兔公司联系，未和贵方其他人员联系过。 另查明，维新公司、瑞易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经协商一致，于2018年9月14日签订编号为WX-RY-20180913的《销售合同》，约定：瑞易公司向维新公司购买由双兔公司生产的优等半消光聚酯切片448吨，单价10934元/吨，总金额4898432元。交货地点、方式为双兔公司仓库，需方自提，运输费用需方自理。合同签订款到后100吨内限期2天提清，100吨以上最晚5天内提清。如货物存放供方仓库超过天数，每吨收取保管费10元/天。发货凭发货通知单为准，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交货时间和结算方式为需方在双方合同双签后一个工作日内（即9月15日前付清）将总金额的30%保证金打入供方指定账户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提货前将所提货物数量对应的总货款和相关费用打入供方指定账户后，供方发货，全部货款必须于2018年9月30日前全部支付完毕，支付完毕当月供方开具全额增值税给需方。所有权归属：需方未向供方支付货款或未能支付全部货款的，即使需方已收到提单或提取货物，该未支付货款部分的货物所有权归属供方，供方有权在本合同规定的支付日后，就需方未支付部分的货物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要求支付货款，立即停止使用或转售货物及返还原物等，但需方仍应对其收到货提取货物后的货物损毁、灭失承担责任。 2018年9月14日，瑞易公司、恒创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向双兔公司代理采购优等切片448吨，单价10905元/吨，总金额4885440元。恒创公司在2018年9月14日前支付保证金1465632元。瑞易公司收到保证金当日，回传生产厂家签订编号为销ST2018-9-13的合同。按恒创公司要求，涉及生产厂家双兔公司签订的编号为销ST2018-9-13的买卖合同的全部内容在签订前已由恒创公司确认。因此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若非瑞易公司原因发生的异议及有关损失由恒创公司承担，与瑞易公司无关。瑞易公司为恒创公司代理采购本合同产品需支付瑞易公司相应服务费。服务费计算基数以瑞易公司实际垫付金额为基准，计息金额为3419808元，计费周期自瑞易公司付出电汇给生产厂家的当日开始，至恒创公司结清全部货款当日的前一日止。恒创公司应有计划的分批支付货款给瑞易公司，在收到恒创公司的货款后，瑞易公司按货款对应的数量发指令给生产厂家，恒创公司方可向生产厂家处自提。资金占用费收取标准为借款期限最低15天，前15天全额计算，不足15天按15天的服务费收取。按月息9‰（不含税），按日计息执行。如果超过30天的，则瑞易公司有权单方自行向生产厂家提取销ST2018-9-13的合同中剩余未提取的全部货物。2018年9月14日，恒创公司向瑞易公司支付保证金1465632元。 再查明，被告双兔公司于案涉纠纷发生后，自恒创公司处取得上述瑞易公司、恒创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销售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是否已依约向原告送货：一、《销售合同》明确约定“发货凭发货通知单为准，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而在双方未就发货事宜协商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原告于2018年9月28日向被告发出提货委托书，但被告未将相应货物交付原告。二、被告认为章飞英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根据章飞英的指示进行发货即履行了对原告的发货义务。根据本案及（2019）浙0109民初5807号案件查明的事实，被告明知章飞英系恒创公司的工作人员，章飞英在本案中也仅出面促成原、被告签订《销售合同》。章飞英在本案中并无有权代理原告之外在表象，被告主张构成表见代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被告认为恒创公司系案涉货物的实际购买人，被告向恒创公司交付货物即履行对原告的交货义务。对此，本案查明的交易关系为恒创公司委托瑞易公司购买聚酯切片，瑞易公司又向维新公司购买聚酯切片，维新公司再向双兔公司购买聚酯切片，即维新公司并非直接接受恒创公司的委托向双兔公司购买切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委托人介入权”之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四、退一步讲，即便采信被告的上述主张，被告就其交货事实仅提供了部分微信聊天记录和销售通知单予以证实，但仅凭上述证据并无法证明被告确已将448吨聚酯切片交付恒创公司的事实。综上，被告未按《销售合同》之约定履行交货义务，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交货义务，应认定被告构成违约。以上违约行为致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依法有权解除案涉《销售合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将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解除合同，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于2020年2月20日送达被告，本院据此认定案涉《销售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销售合同》解除后，被告应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货款488544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2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日止的利息。关于原告主张的违约金，考虑到原告因违约造成的转售利润损失以及资金占用损失等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以合同总金额的20%计算违约金过高，酌情调整为300000元。综上，对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恒创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间编号为ST2018-9-13的《销售合同》于2020年2月20日解除； 二、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88544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2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日止的利息； 三、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违约金300000元； 四、驳回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838元，由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740元，由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4809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浙江维新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龙 人民陪审员  李国芳 人民陪审员  李凤娟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胡乐铭 书 记 员  夏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