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402民初2279号原告朱景昌，男，197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抚顺县。委托代理人张晓峰，男，1982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抚顺市顺城区（抚顺县救兵镇后腰村村民委员会推荐）。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抚顺市新抚区南花园街一号院。投资人韩建芳，系该经销处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德丰，系该经销处法律顾问。原告朱景昌诉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晓峰、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的投资人韩建芳及委托代理人王德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0月24日，原告朱景昌及工友唐力民、王连双三人共同为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搭建彩钢棚，唐立民自带电焊机工资每天300元，王连双、原告朱景昌工资每天260元，这是三人商量的。2018年10月25日下午1时左右，原告在搭建彩钢棚被一根铁管砸伤，后由上述两位工友送到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机型闭合性颅脑损伤（中）、左额顶部硬膜外血肿、左颞顶骨骨折、左顶部头皮挫裂伤、头皮血肿，进行了手术治疗，住院61天。后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9天后出院，第三次又住院111天。2019年6月5日第四次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住院92天。被告分两次垫付医药费7000元。原告的长女朱佳惠及长子朱学松在发生事故时未成年，原告母亲李秀芬年事已高，患有眼疾，要求被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原告要求进行伤残等级和护理依赖鉴定，经沈阳市医学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朱景昌脑外伤后遗留四肢肌张力增高、四肢瘫的伤残程度为五级，脑外伤后行开颅手术的伤残程度为十级。朱景昌目前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立即支付原告经济损失1636133.17元【1、医药费278282.17元（第一次住院81994.62元、第二次住院53603.97元、第三次住院80752.54元、第四次住院61531.04元、用血费40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4240元（第一次61天、第二次111天、第三次39天、第四次92天，共计303天，303天×80元/天=24240元）；3、交通费12956元（第一次住院一级护理9天×2人=18天，52天二级护理，共计61天，18天×14元/天+52天×14天/天=980元。第二次住院111天，第三次住院39天，第四天住院92天，共计242天，242天×48元/天=11616元，第四次出院从沈阳打车回抚顺360元，980元+11616元+360元=12956元）；4、营养费30000元；5、护理费44928元（第一次住院61天（一级护理9天、二级护理52天），第二次住院111元二级护理，第三次住院39天二级护理，第四次住院92天二级护理，9天×2人×144元/天+（52天+111天+39天+92天）×114元/天=44928元）；6、误工费62236.4元（2018年10月24日至2019年12月30日，共计431天，431天×144.4元/天=62236.4元，根据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也52707元÷365天=144.4元/天）；7、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8、伤残赔偿金178803元（14656元×20年×0.61=178803元，根据2019年农村常住人均可支配收入）；9、被抚养人生活费（长女朱佳蕙2002年3月30日出生，16岁，2年×14656元÷2=14656元；长子朱学松2008年7月1日出生，10岁，8年×14656元÷2=58624元；母亲李秀芬1947年4月29日出生，71岁，9年×14656元÷2=65952元）；10、评残后护理依赖费用843312元（52707元×20年×0.8=843312元，根据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1、鉴定费1720元；12、复印费423.6元（170元+163+90元=423.6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干活之前，我找到案外人吴连新问他有没有可以搭棚子的人，过了三天后吴连新介绍找到了工人唐力民，承诺一天工钱300元/天，还有另外两个人是唐力民找来的，每人工钱260元/天。当时我将工作包给工人唐力民，唐力民承诺4天干完。第二天就开始施工，我跟干活的人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干活第二天，我也跟干活的人说了要注意安全，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称工人受伤了，我在医院问唐力民，唐力民跟我说他不知道原告是怎么受的伤，我妻子先行垫付了2000元，当时原告的妻子也在场，唐力民找到吴连新跟我借了5000元，我给吴连新现金5000元，吴连新给的唐力民。另外一个没有受伤的工人早已经回家了，我问唐力民到底怎么伤的，唐力民明确跟我说不知道，三个人在我家处干活，原告受伤为什么说不知道。等晚上我回家发现铲车就在伤者摔伤的旁边，有一个拉货的两口子和打铁的在院里，说看见有一个人开铲车碰倒梯子，有人从上面掉下来受伤后、头部出血，喊拉货的两口子借纸擦血。原告受伤跟我没有关系，是唐力民碰倒了梯子导致原告掉下来，责任应该由唐力民承担。关于受伤原因一节，原告所述与实际不符，原告不是被铁管砸伤，原告在棚顶干活，工友唐力民开铲车不慎将原告站立的梯子撞倒，导致原告摔伤，从迹象上看与被告陈述比较相符，因为原告焊接的管子非常细、轻，不能将原告砸伤，原告头部有伤口，如果砸伤也不应该是长条状。四个立柱已经立稳，不存在管子掉下来砸伤问题，原告在高处作业，管子也应该是往下掉，不存在砸伤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规定，提供劳务的一方，在劳务中自身负伤，根据双方的过错责任承担各自的相应责任。在本案中，被告没有任何责任，干活之前被告已经告知原告一定要注意安全，相互配合好，被告将各项工作准备完毕，是原告自己没有尽到注意安全的义务，导致原告受伤。被告没有任何责任，责任全部在原告，根据法律规定，应该由原告自身承担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4日，原告朱景昌及工友唐力民、王连双三人共同为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搭建彩钢棚，钢管被告提供、工友唐力民自带设备，约定4天干完，工资唐力民300元/天，其他两人260元/天。2018年10月25日下午1时左右，原告工作时头部受伤，后由上述两位工友送到抚顺矿务局总医院进行救治，诊断为机型闭合性颅脑损伤（中）、左额顶部硬膜外血肿、左颞顶骨骨折、左顶部头皮挫裂伤、头皮血肿，进行了手术治疗，至2018年12月25日出院，住院61天，一级护理9天、二级护理52天，花费81994.62元，用血400元。2018年12月25日，原告转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治疗，至2019年2月2日出院，住院39天，二级护理，花费53603.97元。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6月5日，原告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住院111天，二级护理，花费80752.54元。2019年6月5日至2019年9月5日，原告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住院治疗，住院92天，二级护理，花费61531.04元。以上住院病历中均记载加强营养。原告花费复印费317.6元元，以票据为准。被告分二次垫付医药费7000元。另查明，原告诉称受伤原因系钢管砸伤，并要求工友唐力民、王连双出庭作证，二人称事发时唐力民和原告将一根1.5寸粗、长5米的铁管斜插在两根立柱的对角线上，斜插的铁管倒了砸到原告的头，砸到唐力民的脚后跟。对此被告有异议，辩称有目击证人王某、朱某看见有个工友开铲车撞倒了梯子，梯子上站立的人从梯子上摔下，后被其他两名工友扶着坐起来要手纸擦血，后三人去了医院。本院第二次开庭审理后，进行了现场勘查，对证人们分别进行了询问。原告要求对受伤部位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按人体损伤标准），同时对护理级别、护理依赖进行鉴定。被告要求鉴定原告受伤的原因（钢管砸伤或从3米多高处摔伤），认为受伤原因是工友唐力民开铲车撞倒梯子致原告从3米高的梯子摔下受伤。以上三个鉴定请求，原被告同意从沈阳医学院司法鉴定所、沈阳佳实司法鉴定所选择鉴定机构，经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为沈阳医学院司法鉴定所。沈阳医学院司法鉴定所只能鉴定原告的两项请求，关于原告受伤原因无法鉴定。本院询问中国刑警学院法医能否鉴定出原告的受伤原因，法医答复因没有原告头部伤口原始数据、事发时现场情况照片等材料，且原告已做过开颅手术改变原始伤口，现仅凭住院病志及证人陈述，无法对原告的受伤原因进行鉴定。原告坚持对伤残等级、护理等级、护理依赖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12月30日，沈阳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意见书》【[2019]沈医临鉴字第1353号】，鉴定意见为“朱景昌脑外伤后遗留四肢肌张力增高、四肢瘫的伤残程度为五级，脑外伤后行开颅手术的伤残程度为十级。朱景昌目前需要大部分护理依赖”。2020年4月8日，本院收到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花费鉴定费1720元。再查明，原告户籍地为抚顺市抚顺县，有长女朱佳蕙（2002年3月30日出生）、长子朱学松（2008年7月1日出生）。2019年7月8日，抚顺县救兵镇后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李秀芬，女，汉族，1947年4月29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略)，住抚顺县，系我村村民，是朱景昌的母亲，朱景昌，男，汉族，1974年2月16日出生，身份证号码(略)，住抚顺县，李秀芬含有眼疾视力低下，不能自己独立生活”。2020年5月9日，抚顺县救兵镇后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证明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救兵镇后腰村村民李秀芬，女，汉族，身份证号码（略），李秀芬生育有两子女，长子朱景昌，男，汉族，身份证号码（略），长女朱亚君，女，汉族，身份证号码（略）”。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医疗费收据、住院病志、用血金、复印费收据、鉴定费收据、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陈述。上述证据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核，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被告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区别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可以从以下因素综合考虑：第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第二，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第三，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第四，是继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第五，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活动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定期给付劳动报酬，所提供的劳动是接受劳务一方生产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可以认定为雇佣，反之，由应当认定为承揽。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和其两工友为被告一次性提供劳务即搭建钢棚，工友唐力民提供劳务所需的设备，并带至施工地点，劳动报酬没有按日支付，视为一次性支付劳动报酬。根据现有证据，被告虽然为原告等人指定了工作场所，但并未对安装的具体方式进行硬性约束，原告等人可自行安排焊接等进程，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故原告与被告之间更符合承揽关系的法律特征。因此，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为承揽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作为定作人，被告应对原告是否具备从业资质以及施工安全条件进行必要的审查和注意。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对原告是否具有从业资质进行了审查，亦未尽到安全提醒注意义务，因而在对承揽人的选任和指示上存在过失，故应对原告的受伤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充分注意自身人身安全，未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的防范注意义务，导致其受伤的损害后果，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现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被告对原告经济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经济损失1342153.17元（医药费278282.1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303天、每天80元计算24240元；交通费按抚顺住院每天按14天、沈阳住院按城际客车每天24元、地铁8元、抚顺车票14元确定、出院打车花360元，交通费确定为12472元；营养费按每天50元、303天计算15150元；护理费44928元予以支持；误工费从受伤日2018年10月25日至定残日前一日2019年12月29日共计431天、每天按144.4元共计62236.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予以支持；伤残赔偿金178803元，原告主张按系数0.61计算，本院予以支持；被抚养人生活费年龄按定残日时的周岁计算、长女朱佳蕙（17周岁）被抚养人生活费按1年、每年14656元乘以系数0.61除以2即4470元、长子朱学松（11周岁）被抚养人生活费按7年、每年14656元乘以系数0.61除以2即31290元、母亲李秀芬（72周岁）被抚养人生活费按8年、每年14656元乘以系数0.61除以2即35760元，以上三项共计71520元；因鉴定意见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按照60%，按2019年居民服务业的标准52707元/年、20年、按60%计算即632484元；鉴定费1720元、复印费317.6元以票据为准。被告先期支付的7000元应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抚顺胜利开发区锋源物资回收经销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朱景昌经济损失的10%即134215元，应扣除已支付的7000元；二、驳回原告朱景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308元，其中原告负担17324元、被告负担2984元。应由被告负担的部分，被告随欠款一并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博审 判 员  张毓平审 判 员  李 蕊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代书记员  陈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