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9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越，女，198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健，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项德，上海宝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利雅湾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98号自编号C1-2铺。法定代表人：郭雅琼。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东，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银盛通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997号远景家园七楼701。法定代表人：林锐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川，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997号远景家园五楼501。法定代表人：李鲁。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翔，该公司员工。原审第三人：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汇通路16号。法定代表人：陈巧妃。上诉人李越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利雅湾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利雅湾支行）、原审第三人银盛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通信公司）、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伟业公司）、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支付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越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建行利雅湾支行立即返还李越存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遗漏查明案涉交易流程是否合法合规，就错误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不存在过错，没有违约行为毫无事实依据。(1)纵观整个交易流程，李越从未申请开通案涉交易业务，也从未允许银行、第三方机构在个人账户内进行任何划扣行为，建行利雅湾支行也从未告知李越本案“扣款交易流程”的存在。第一，案涉交易业务并非李越申请或授权开通的。无论根据《结算通借记卡领用协议》规定“自动划扣指甲方可通过结算通卡预先定制转账汇款的账户和交易时间及交易频率，由系统定时按客户签约的交易规则自动发起交易”，还是根据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三点、第五点要求，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划扣客户资金，需由客户申请、经双重认证、并开通账户变动即时通知方式。一审判决已经确认，李越开立案涉银行卡后，从未开通短信提醒等账户变动即时通知方式，不符合“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的开通条件。第二、李越未参与案涉交易的任何环节。案涉交易流程唯一与李越有关的只有《委托扣款授权书》，除此之外，李越未参与案涉交易流程的任何环节、未向案涉交易流程涉及的单位提供过任何资料。然而，即使一审法院查明《委托扣款授权书》系曾祖士伪造，其依然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不存在过错。第三，建行利雅湾支行从未告知李越案涉新型交易流程的存在，在该交易流程中，也从未对李越履行风险提示或告知义务。储户在银行开通的任何一项业务，银行均应提前告知储户相关风险，确保储户知情。本案中，李越从未知悉“新型代收付业务”的存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未事先告知风险、征得许可的前提下，就通过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扣划李越的存款，已明显违法违规。(2)建行利雅湾支行多次辩称，在案涉交易流程中建行利雅湾支行系自动执行相关扣款指令且无人工审核的行为明显违规。建行利雅湾支行在一审庭审时多次强调并承认，案涉交易是“新型代收付业务”，在该业务流程中其仅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指令，银行与第三方机构之间没有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案涉交易环节的审核义务由收单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其无须审核李越的授权资料或交易资料。但这种交易流程明显违法违规，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保证储户存款安全是建行利雅湾支行的义务．但建行利雅湾支行在交易流程中却无须审核相关资料即自动执行指今，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风险，明显违法。此外，案涉交易流程所涉及的“中国人民银行大小额支付系统”依据的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修订支付系统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银办发[2016]112号)，其中“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小额支付系统的参与者和运行者应遵守本办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保证系统安全运行和业务正常处理。”该通知并未要求作为参与者银行无须审核客户授权资料，相反要求银行“加强内部控制”以及遵守相关规定，保证业务正常处理，其中“相关规定”必然包括《商业银行法》、《储存存款条例》等法律法规。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2月5日发布并生效的《关于印发的通知》中(银发(2015)40号)文件，该办法的参与者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支付系统包括“小额支付系统”，该办法第四条：参与者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证正常办理支付系统业务：……（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支付系统业务，遵守业务处理规则，保障客户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作为支付系统的参与者，中国人民银行亦要求银行要保障客户合法权益，不能无权处分客户合法存款。银办发[2016]112号文、银发(2015)40号文仅是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既然《商业银行法》、《储存存款条例》赋予了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故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银行在新型的交易流程中也应保障储户的交易安全，在创新业务的同时亦应强化其审核流程，为储户提供安全的交易环境，确保储户资金安全。(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案涉交易流程中，建行利雅湾支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属于何种关系。众所周知，无论交易流程如何创新，开通银行资金交易业务必然要审核客户的身份信息，其中提供审核义务的就是银行本身。在案涉交易流程中，即使银行仅执行扣款指令，但在该交易流程中，审核环节必不可少。本案中，银盛支付公司以及银盛通信公司在一审庭审时已经确认，由其审核了客户资料，也就是在案涉交易流程中，银行将资金交易的部分审核权力委托给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系委托关系，而案涉交易流程中唯一与李越相关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已被查明系伪造，因此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审核过错应由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担。(三)一审法院遗漏查明犯罪分子系利用案涉交易流程的漏洞，才得以划扣李越的存款，并非利用李越个人信息和账户信息。纵观整个交易流程，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对象是银行，实际受害人是银行，并非李越。银办发[2016]112号文属于银行内部规定，只对大小额支付系统参与者、运行者有约束作用，不具有对外拘束力，不能成为银行的免责依据，银行从未告知案涉交易流程的存在，不应当要求李越遵守。李越与建行利雅湾支行建立储蓄合同关系，李越从未参与案涉交易环节，对案涉交易流程也毫不知情。犯罪分子正是利用建行利雅湾支行的安全监管漏洞，风险防范不到位，进而冒用李越的身份信息，最终成功实施诈骗行为，银行是不法行为人的侵害对象，其损失不应由李越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李越在案涉交易过程中存在泄露个人信息及账户信息的过错，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从而转走银行存款无任何事实依据。案涉银行卡自始至终均由李越随身携带，密码也从未泄露，一审法院也确认李越并未提供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复印件等信息。李越也从不认识王微沂和曾祖士，案涉交易环节的所有参与者，除了建行利雅湾支行之外，其他参与者均闻所未闻。储户去银行开通业务都要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予以核对，确保本人办理，如果是他人办理更加要求出示储户本人及授权人的身份证件资料，以核实授权的真实性。但从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证据资料来看，案涉交易所依据的“授权”明显缺乏授权主体身份资料证明，连正常审核身份信息所必备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完全缺乏身份验证，也没有做到留存资料备查，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因李越存在泄露信息的过错导致银行卡资金被转走系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在交易流程中不存在违约和不当行为完全系主观臆断行为。(1)建行利雅湾支行在储蓄合同关系中，有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做到应储户要求支取存款。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储蓄合同关系成立，银行作为储蓄合同的相对方，有义务提升其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过程的安全防范水平，以保障资金安全，并按李越的要求，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按照正常的交易流程，在划扣款项前是由银行承担审核义务，但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李越银行账户内的款项系被案外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划扣，也就是银行在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将资金交易的部分审核权力委托给了第三方支付平台，此举虽然提高了交易的便捷性，但也大大增加了交易风险。此外，一审已确认交易流程所涉及的《委托扣款授权书》系由案外人曾祖士伪造。在涉案划扣行为未取得李越有效授权的情况下，建行利雅湾支行即将银行卡内的资金转出，系无权处分李越账户内资金的行为，违反了其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2)在案涉交易流程的履约环节，银行作为账户管理方，对案涉银行卡的异常交易行为未履行识别客户身份、审查和通知义务。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第二十二条：出现以下情况时，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二）客户行为或者交易情况出现异常的。（五）金融机构获得的客户信息与先前已经掌握的相关信息存在不一致或者相互矛盾的。根据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七点：商业银行应对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大额资金划转强化身份认证，确保由客户本人发出资金划转要求；第十点：商业银行就大额支付、可疑支付及时通知客户。案涉银行卡在2016年4月29日至5月3日期间共发生201次明显异常的扣款行为，但是建行利雅湾支行从未就该异常行为重新识别客户身份，确认交易的真实性，也没有通过短信或者电话的方式提示或者告知李越账户存在异常情况。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案涉银行卡明显存在异常交易的情况下，既未通知也没有对案涉银行卡的异常交易行为履行监管义务、对其交易做暂停办理，反而是放任该异常交易长时间、高频率的发生。建行利雅湾支行的放任行为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明显存在重大过错。(三)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曾祖士伪造《委托扣款授权书》并手写“客户知情”，其中客户系李越的说法完全是谬论。针对案外人曾祖士手写的“客户知情”，不清楚犯罪分子曾祖士所谓的“客户”指向何人，李越并不认识曾祖士，从未与曾祖士有过任何接触或者联系，案涉《委托扣款授权书》系李越在原一审开庭时，才从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证据资料中得知该授权书的存在。所谓的“客户知情”仅仅是犯罪分子为了减轻其罪责而作的狡辩，是其个人单方说辞，李越从没有授权过曾祖士签署任何文件的权利，也无其他证据佐证，这不是完全不符合逻辑，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客户”系何人的前提下，即认为该“客户”是李越，完全是一审法官的主观臆断。(四)退一万步讲，在《委托扣款授权书》约定的有效期限已过的情况下，建行利雅湾支行仍执行扣款，明显存在重大过错。《委托扣款授权书》的授权期限是2016年3月23日至2016年4月30日，在授权书约定的届满日期之后的5月1日至5月3日，3天时间内，建行利雅湾支行仍执行了99次的扣款指令，划扣款项495万元，在伪造的授权书授权期限已过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授权和李越申请的前提下，建行利雅湾支行把李越银行资金划扣，系对李越合法存款的肆意侵害，存在明显且重大的过错。三、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储蓄合同关系成立，那么银行应履行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但其却依据交易常识和生活经验，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系李越泄露个人和账户信息的过错，从而导致银行存款被划扣，无疑是极度矛盾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高度盖然性的定案的依据必须达到确信的程度并且反对法官的主观臆断。然而本案中，从案涉交易流程来看，李越从未参与交易过程：从案涉证据来看，交易流程中与李越唯一相关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是伪造的，交易流程所涉及的其他文件均与李越无关，不应约束李越。本案事实与证据均能证明李越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存在需要运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来判案。被上诉人建行利雅湾支行答辩称：一、李越的存款已被犯罪分子骗取，建行利雅湾支行履行存款合同义务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具备，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没有违约正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是双方之间建立了存款合同关系，但李越的存款已被犯罪分子骗取，从而导致建行利雅湾支行履行支付存款的合同义务的条件已经不具备。只有当李越的存款还存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而拒付，才构成对李越的违约。李越的存款被犯罪分子骗取的事实清楚，犯罪分子的诈骗行为与李越的资金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的方式弥补其损失，如追赃方式不能弥补，则要根据侵权责任法，查明第三人有无过错，有过错的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二、李越被诈骗不属于建行利雅湾支行能够控制的能力范围之内，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规定并无过错。一审法院查明了李越被诈骗的基本经过，即犯罪分子以高息等为诱饵，诱骗李越将资金存入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再伪造李越的《委托划款授权书》，通过第三方划扣平台将李越的存款划走。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什么义务是确定是否存在过错的关键，无义务则无过错。在整个资金交易过程中，建行利雅湾支行仅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支付结算规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交易指令，由系统自动执行划款，不负有审查交易背景和《委托划款授权书》等材料真实性的义务，对李越存款被骗取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客户存款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限定在建行利雅湾支行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建行利雅湾支行并没有能力拒绝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的交易指令。李越认为自动执行相关扣缴指令、无人工审核的行为明显违规，但恰恰相反，如果拒绝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的交易指令，则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规定，破坏金融机构支付结算的正常秩序。李越对案涉交易流程的合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不是其申请或授权开通，其未参与案涉交易的任何环节，从未告知其案涉交易流程的存在，也从未对其履行风险提示或告知义务，未尽人工审核义务，案涉交易流程存在漏洞被犯罪分子利用等等，这些理由均不成立。首先，案涉交易流程系由中国人民银行指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办的代收付业务，其合法合规性应毋庸置疑。如果不合规合法，就不会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审查，更不会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并且案涉交易流程并不是建行利雅湾支行设计的，亦不应当由建行利雅湾支行对其合法合规性负责，也并没有任何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将其业务范围之外的所有金融交易信息对存款客户履行风险提示或告知等义务。其次，李越是否申请或授权开通该交易业务不是建行利雅湾支行应当审核的，应当由第三方支付机构负责审核。在此期间，建行利雅湾支行并未与银盛支付公司建立金融业务合作关系，也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授权或者委托，只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发送的扣款指令，没有接收任何其他交易信息，不存在人工或者系统对交易信息和交易资料的审核环节，自身没有出现任何业务差错或者管理纰漏，也不可能控制或者纠正第三方支付机构发生的业务。鉴于上述交易是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的业务，并非建行利雅湾支行对李越账户进行正常审慎管理的业务范畴，建行利雅湾支行事先也并不知情，不可能向李越进行风险提示或者告知。再次，案涉交易流程不适用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规范的是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合作的行为。但在本案中，只与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生业务关系，从未与银盛支付公司建立任何金融业务合作关系。因此，本案并不适用上述通知的规定。如果银盛支付公司与建行利雅湾支行存在金融业务合作，则涉案交易就无需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而是银盛支付公司将扣款指令直接送达建行利雅湾支行。既然建行利雅湾支行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送具有支付效力的指令，表明上述交易流程本身合法合规。三、李越主张的存款损失实为被他人诈骗所致，李越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1.李越的存款损失实为被他人诈骗。李越在投诉发生存款损失当天(2016年8月29日)即已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工作人员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原审判决查明，相关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抓捕，并己供认通过案外人(即原审判决记载的韦某)骗取李越的账户信息和个人身份信息，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诈骗李越的存款这一犯罪事实。该案目前正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诈骗罪进行审理，李越被明确列为被害人之一。李越否认自己是被害人，否认自己与犯罪嫌疑人及其中间人有任何接触，坚持建行利雅湾支行才是刑事案件被害人，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严重不符。2.李越开立借记卡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储蓄存款，而是受诈骗分子许诺高息诱惑，被诈骗开立涉案借记卡。原审判决查明，李越是因为有人许诺高息才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开立涉案借记卡，并且开立涉案借记卡时全程由诈骗分子指定的案外人韦某陪同，完全是在其指导下开立账户(包括不开通短信银行服务)，案外人韦某并因此掌握李越的个人身份信息及账户信息，李越也通过其他银行的账户收取了案外人韦某给付的62万元高息。由此可见，李越在开立账户的真实目的并非建立借记卡合同关系，而是贪图诈骗分子许诺的高息，李越在公安机关的报案笔录中也承认知悉案外人韦某并非建行利雅湾支行工作人员，且上述行为也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存款储蓄和付息流程，李越理应清楚其中的不正当性及交易风险，却依旧铤而走险。3.李越存在重大过错，也是其被诈骗的直接原因。鉴于李越账户存有1000万元巨额存款，其开立涉案借记卡以及其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期间，多次提醒其开通短信银行服务，可以第一时间掌握账户交易信息，以便最大限度降低和控制存款安全风险，但均被其拒绝。事实上，李越在2016年4月20日开立涉案借记卡后仅隔两小时，该账户就在银盛支付公司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生交易。如果如李越所述对此并不知情，则李越如果开通了短信银行服务，当即就会发现其账户已被他人控制，及时采取措施完全可以避免随后存款损失的发生。李越轻信诈骗分子的要求，拒绝开通短信银行服务，主观上放任放大存款安全风险，致使其存款损失直至近四个月后才发现，理应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存款损失后果。原审判决查明，李越没有妥善保管、使用涉案借记卡账户，而是在受诈骗分子许诺高息诱惑的情况下，轻信他人，将个人身份信息以及所开立借记卡的账户信息泄露给诈骗分子。《结算通借记卡开某申请表》客户须知第1条规定，“客户应牢记并妥善保管、使用个人密、印，账号、电子证书等重要个人资料……客户如将密、印、账号、电子证书提供他人使用或泄露本人资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中国建设银行结算通借记卡领用协议》第九条第7项规定，“…甲方因卡片保管不善、将卡片交他人使用或自身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本人承担。”李越违反上述规定，向诈骗分子泄露个人身份信息及账户信息，导致被诈骗，理应自行承担存款损失。此外，在上述诈骗案件中，确有证据表明部分被害人曾经同意或者默许诈骗分子划款，因此相关犯罪嫌疑人尽管承认委托扣款授权书系伪造，但同时说明李越知情上述代其制作委托扣款手续，也符合事实逻辑。四、李越的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的方式弥补，其最终损失目前尚无法确定，提起民事诉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李越的财产损失，应当在上述刑事案件中予以追缴；在上述案件尚未审结之前，李越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以及损失具体数额均无法确定，原审判决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原审第三人银盛支付公司、银盛通信公司述称：主要观点与建行利雅湾支行一致。原审第三人好得伟业公司未到庭，亦未作答辩。李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行利雅湾支行立即向李越返还存款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李越表示其在2016年4月14日与案外人韦某到建行利雅湾支行处申请办理活期存折。2016年4月20日，李越自行到建行利雅湾支行处申请办理结算通借记卡，并向建行利雅湾支行递交《结算通借记卡开某申请书》，该申请书注明：本人现申请开通境内自助设备自助转账功能，请设定本人通过境内自助设备向境内他人账户每日转账限额5万元。此外，李越在申请开立上述借记卡时并未开通账户金额变动的短信通知功能。建行利雅湾支行审核后，开立了卡号为62×××28的结算通借记卡供李越使用。当日，李越先后从招商银行及光大银行向上述结算通借记卡的账户转存共计1000万元。2016年4月28日，李越用结算通借记卡账户内的存款1000万元向建行利雅湾支行购买了1000万元的理财产品。2016年4月29日，李越又将其所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予以赎回，并取走理财产品获得的利息841元。2016年8月29日，李越因需要使用资金到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取款时，发现上述账户内的已无任何款项。经其向建行利雅湾支行查询，发现涉案的存款早已被转至银盛通信公司的账户中，具体转款情况为：2016年4月29日转账支出81笔共计405万元、2016年4月30日转账支出21笔共计105万元（当日又转回一笔5万元，实际转出金额100万元）、2016年5月1日转账支出20笔共计100万元、2016年5月2日转账支出40笔共计200万元、2016年5月3日转账支出39笔共计195万元，上述转账支出合计1000万元。一审庭审中，李越还向一审法院提供《委托扣款授权书》，用以证明其并未授权好得伟业公司委托建行利雅湾支行或银盛通信公司划付涉案款项。该授权书上的签名并非李越本人的签名。以上事实，李越向一审法院提供《结算通借记卡开卡申请表》、中国建设银行结算通卡及《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建行利雅湾支行及银盛通信公司、银盛支付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至于李越提供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建行利雅湾支行则以其并非该证据的当事人为由，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予确认。此外，建行利雅湾支行还表示犯罪嫌疑人曾祖士向相关公安部门所作的陈述中承认《委托扣款授权书》为其伪造，但李越对此是知情的。银盛通信公司及银盛支付公司确认《委托扣款授权书》并非李越本人出具，但就认为李越对此并不知情。一审庭审中，建行利雅湾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主要证据：1.《结算通借记卡开卡申请表》、《结算通借记卡领用协议》及广东润平律师事务所向原建行利雅湾支行的负责人彭永红所作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李越在开立涉案借记卡是没有开通短信业务提醒功能，其因泄露个人资料或因自身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2.《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用以证明涉案借记卡的相关款项是建行利雅湾支行依据银盛通信公司的指令转账至银盛通信公司的账户中；3.相关公安部门出具的《受理报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报警回执存根》、《调取证据通知书》、《受案回执》、《立案决定书》、《移送案件通知书》、《移送案件告知书》、《询问/讯问笔录》等，用以证明相关公安部门就李越被诈骗案件已经立案侦查；4.《银盛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与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合作情况介绍》及其备案资料等、银盛支付公司的《支付业务许可证》、银盛支付公司股权架构图、《代付交易明细》，用以证明李越账户资金是由好得伟业公司通过银盛支付公司发起代收付业务指令，由银盛通信公司实施扣划，与建行利雅湾支行无关；5.《支付结算业务合作协议》、《代收付服务协议书》，第三人银盛通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某许可证》、《关于深圳集中代收付中心新增、变更参与单位信息的通知》及附件，以上证据用以证明李越账户资金交易涉及机构之间的业务关系，即资金结算在深圳人行指导下管理运行深圳金融结算系统，快付通作为其下属单位对外承接第三方代收付业务，银盛通信公司为入网商户，并将好得伟业公司备案为代收付业务参与单位；6.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及银盛通信公司、银盛支付公司、好得伟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用以证明涉案资金交易所涉机构的主体身份；7.《交易情况说明》及建行利雅湾支行《关于李越投诉情况的有关说明》，用以证明李越账户资金交易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交易指令操作，并无人工处理，属于系统自动执行。李越对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结算通借记卡开卡申请表》、《结算通借记卡领用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李越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开立账户，建行利雅湾支行有义务保证李越账户内资金的安全。对于《调查笔录》，李越认为被调查人未出庭作证，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2.对《个人活期明细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就认为与本案无关；3.对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材料，李越不予认可，理由是建行利雅湾支行取得上述材料的来源不合法，且案件目前尚未定性。此外，李越认为是银行被他人诈骗而实施了违规划款导致李越的经济损失；4.对《银盛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与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合作情况介绍》及其备案资料等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且上述证据中的《委托扣款授权书》上的签名及捺印并非李越本人所为。对于《支付业务许可证》、银盛支付公司股权架构图、《代付交易明细》均不予确认，理由是该证据李越从未见过，也与本案无关；5.对《支付结算业务合作协议》及《代收付服务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确认，理由是该两份证据没有原件。对银盛通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开某许可证》、《关于深圳集中代收付中心新增、变更参与单位信息的通知》及附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就认为与本案无关；6.对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及银盛通信公司、银盛支付公司、好得伟业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就认为与本案无关；7.对《交易情况说明》不予认可，理由是该证据并未对如何防范风险作出说明。至于建行利雅湾支行《关于李越投诉情况的有关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就认为李越与相关的商户并无任何关联性。银盛通信公司及银盛支付公司对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就认为建行利雅湾支行仅为发卡行，持卡人付款对应的商户是由收单行来审核。银盛通信公司作为收单机构，与好得伟业公司签订代收付业务合同，审核了相关工商开某资料、租赁协议及委托扣款协议等。银盛通信公司及银盛支付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一审庭审中，李越表示其之所以将涉案的1000万元存入建行利雅湾支行处，是应在光大证券工作的朋友韦某的请求。韦某向李越表示要存款业绩，请求李越将存款存放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双方约好存款期限为半年，并承诺给予高额的利息。在李越将涉案款项存入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后不久，韦某也即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越在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开设的账户支付了涉案1000万元款项半年的利息62万元。李越把涉案款项1000万元存入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后，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工作人员的游说下，李越曾在2016年4月28日将上述存款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办理银行理财。后因韦某表示涉案款项办理银行理财就不算存款业绩。李越遂于2016年4月29日又到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将1000万元的理财产品赎回到账面上，并将理财所获的841元利息取现。此外，李越还表示其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开设账户仅用于存款，并未考虑办理其他银行业务，故开某时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业务，也没有开通短信提醒功能。一审庭审中，建行利雅湾支行表示李越在2016年4月28日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购买理财产品1000万元后，于2016年4月29日全额赎回了上述理财产品。在李越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后的两个小时，涉案账户就发生了对外转账支出两笔各5万元的款项。其后，该对外转账支出的10万元又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回涉案账户。由此可见，李越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所开立的账户早已被相关诈骗分子控制。对于该事实，建行利雅湾支行表示其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关的账户明细单予以证明。李越则表示对该转账事实无异议，但就表示其对此并不知情。银盛通信公司及银盛支付公司对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一审庭审中，银盛通信公司及银盛支付公司表示，涉案款项的划款流程为：好得伟业公司根据其与李越签订的《委托划款授权书》，向银盛支付公司发出划款指令，银盛支付公司向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发出划款指令，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向建行利雅湾支行发出划款指令。建行利雅湾支行则根据结算系统最终将涉案款项自动划扣至好得伟业公司的账户中。根据各方的举证、质证及陈述意见，一审法院还查明庭审还查明如下主要事实：一、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快付通金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快付通公司）存在《支付结算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深圳快付通公司通过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管理的深圳金融结算系统代为办理深圳快付通公司对第三方资金的代收付结算及账户查询验证业务。深圳快付通公司有权要求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按其相关业务规定按时完成相关结算业务的资金清算工作；二、深圳快付通公司与银盛支付公司与存在《代收付服务协议书》，双方约定：加入深圳快付通公司开发允许的代收付平台，通过该平台与各银行联网完成第三人的贷款、移动电话费的委托收款及付款业务；第三人发起代收业务前必须取得付款人的有效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同意第三人扣费指令信息，将付款人本期应缴的相关费用从付款人提供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账户自动划转至第三人账户；第三人委托深圳快付通公司代收的款项，必须严格限制在付款人的有效授权证明文件中所确定的授权期限和授权扣款范围内；三、银盛支付公司以深圳银盛电子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好得伟业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代收付业务服务合同》。双方约定：银盛支付公司为好得伟业公司提供代收款业务。代收款业务是指银盛支付公司按照商户（收款单位）与用户（缴款单位或个人）的协议，将商户提供的扣款交易请求转送至银盛支付公司的代收渠道，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代理商户收取款项的业务；银盛支付公司负责根据好得伟业公司发送的指令向好得伟业指定的客户账户进行收款、付款；好得伟业公司保证向银盛支付公司提供的收款、付款资料已通过账户所有人的法律授权，允许在其账户中进行收款付款，并提供所有人与代收付交易的文件，例如扣款授权书、客户身份证明文件、银行账户证明文件等；好得伟业公司作为交易发起方，应对其向银盛支付公司提供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账号、姓名、交易金额、用途）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及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由此引发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建行利雅湾支行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委托扣款授权书》，用以证明其对李越的账户进行扣款操作得到李越和被授权人好得伟业公司的一致同意，《委托扣款授权书》上载明的授权人的资料包括：授权人为李越，银行卡开某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银行卡账号为62×××28，身份证号码为，联系电话为135××××8515。对于《委托扣款授权书》中“李越”的签名，李越本人予以否认。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中，犯罪嫌疑人曾祖士表示其曾在委托付款授权书中伪造李越的签名，同时表示李越对此知情；四、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给包括建行在内的银行发出《关于深圳集中代收付中心新增、变更参与单位信息的通知》，在该通知所附的直接参与单位代收付信息表中，好得伟业公司属于代收付直接参与单位。诉讼中，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前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犯罪嫌疑人曾祖士、王微沂诈骗案的起诉书、询问笔录等证据材料。根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查明的事实，曾祖士以其实际控制的好得伟业公司等的名义，先后与包括银盛支付公司在内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签订代划扣协议，上述第三方支付公司利用其电子支付平台-企业账户支付功能为好得伟业公司等公司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服务。其后，曾祖士、王微沂合谋，由王微沂负责发展客户到银行存款，曾祖士负责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客户存款资金进行划扣，所得资金共同分赃。此后，王微沂、曾祖士以存款高息等为诱饵，诱骗被害人将资金存入相关银行，再由曾祖士伪《委托划款授权书》等手段，通过上述划扣平台将被害人存款划走，骗取包括李越在内的被害人财产。各方对一审法院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李越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申办结算通借记卡，建行利雅湾支行经审核向李越发放了卡号为62×××28的结算通借记卡供李越使用，李越也向该借记卡账户存放1000万元存款。故双方之间上述借记卡的合同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一审庭审中，李越认为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没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未经李越授权将其存款1000万元转走，并为此要求建行利雅湾支行返还涉案存款及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建行利雅湾支行则认为涉案款项的转出是相关结算系统根据第三方机构发出的指令自动进行，与建行利雅湾支行无关。故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李越对其名下涉案借记卡内1000万元资金的丢失是否存在泄漏个人及账户信息的过错；建行利雅湾支行在1000万元资金丢失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李越在2016年4月20日申请办理涉案借记卡（借记卡并未开通短信通知功能）及存入了1000万元的存款，于2016年4月28日在银行办理了委托理财服务，并于2016年4月29日办理了相关银行理财的赎回。此时李越的涉案借记卡账户内存款余额为1000万元。在李越赎回理财产品的当日也即自2016年4月29日起至2016年5月3日期间，上述借记卡内的存款1000万元均被扣划至银盛通信公司账户中。李越在庭审中表示因没有开通短信提醒功能，其在2016年8月29日才发现涉案账户内存款全部被转走。事实上，从一审法院调取的曾祖士、王微沂的询问笔录可见，该两犯罪嫌疑人是通过中间人联系包括李越在内的被害人，通过提供较高的年利息使得被害人将款项存入指定的银行，并取得被害人开某银行的名称、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存款余额等信息，其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对相关存款账户内的存款进行扣划。纵观李越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处开立结算通借记卡的申请开某、关闭短信通知业务、存入资金的时间等操作方式，到账户内余额被分批扣划及当中资金的转出及返还情况，结合李越在相关公安部门所做的笔录、犯罪嫌疑人曾祖士、王微沂的询问笔录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查明的事实，虽然李越本人否认参与交易过程，但从一审法院根据交易常识和生活经验，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李越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泄漏个人及账户信息的过错，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扣款操作提供了机会，应当就不利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从银盛通信公司、银盛支付公司的陈述、建行利雅湾支行提供的相关材料，并结合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刑事卷宗材料可以看出，在整个扣款交易过程中，都是曾祖士、王微沂控制好得伟业公司，通过银盛通信公司、银盛支付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深圳金融结算中心的扣款支付协议进行扣款。在扣款过程中，根据提供的李越的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开某行名称、银行卡账号、扣款金额即可进行扣划，不需要提供银行卡密码和正确预留手机号码让建行利雅湾支行对该交易进行核验。故在交易过程中，出现曾祖士伪造李越签订的《委托扣款授权书》，在该授权书中出现并非为李越在建行利雅湾支行预留的手机号码。该号码实为曾祖士预留的手机号码。因在扣款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对李越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进行验证，且该不验证的行为并非建行利雅湾支行所导致。故综合整个扣款交易过程及李越举证，并没有证据证明建行利雅湾支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约和不当行为。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根据交易常识和生活经验，按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定李越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泄漏个人及账户信息的过程，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扣款操作提供了机会，同时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涉案借记卡的扣款交易过程中已经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行为。现李越要求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本案诉讼请求确定的法律责任，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越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860元，由李越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银盛支付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李越与好得伟业公司签署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是我司从李越账户扣款的依据之一。因我司系统无法对李越与好得伟业公司前述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有效时间进行识别和判断，人工也无法对李越与好得伟业公司签署的《委托扣款授权书》有效时间进行限制。在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5月3日我司与好得伟业公司持续合作期间，我司持续按照好得伟业公司发起的扣款指令从李越账户进行资金划扣。”另，关于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诈骗罪一案，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7）粤01刑初529号刑事判决书事实查明部分：“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被告人曾祖士以其实际控制的好得伟业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先后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天翼公司、银盛公司、畅捷通公司、中投科信公司签订代划扣协议，由第三方支付公司运用电子支付平台-企业账户支付功能，为好得伟业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提供“充值、提现、转账、支付”等服务。……之后，王微沂、曾祖士各自以存款付高息等为诱饵，隐瞒存款会被第三方支付平台划扣等事实，通过本人或第三人，诱骗被害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曾祖士通过伪造被害人《委托划扣授权书》等手段，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被害人的存款划走，用于归还个人欠款、支付被害人本息等用途。”“26.被害人李越的相关证据（1）报案、立案材料，李越2016年8月29日报案，自报损失1000万。（2）李越报案陈述：朋友韦某说要拉业绩，让我在建行存款半年，她给我利息。2016年4月20日我在建设银行开某存款1000万，没办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提醒。过了几天，韦某将62万元利息打到我中行账户。8月29日，我发现账上的1000万元没有了，是在2016年4月29日至5月3日，每笔5万元，全部转到银盛公司。韦某只是说不要动这笔钱，但没有说钱会被转走。（4）证人韦某的证言：蔡某找到我，说存款在建行，年利息是15%，存款后三天内支付利息，中间介绍人会有佣金。李越在建行存了1000万元，2016年4月29日，我收到郭辉账户转来了79万元，我转了62.5万元给李越，剩下的是我的佣金。（5）证人蔡某的证言：2016年4月，吴某说有一个建行存款业务，在任意建行的网点开某存入100万以上，有30%的利息，该账户不能开通任何功能，存期半年，半年内不能查账，存入款后马上支付利息。我向韦某介绍了这个业务，韦某介绍李越开某并存入1000万，我跟吴某说好给韦某十点利息，给我十一点利息，后来我收到110万利息，给我转账的账户名为周旭辉。后来李越发现账户内的钱被转走了，因吴某没说账户内的钱会如何处理，我也不知道钱要转走。后来李越说这个业务是王微沂为解冻物业发起的业务，现李越账户内的钱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之前帮银行办理冲业绩的业务，都要求在指定网点办理的，不像这次可以在任意网点开某。（6）证人吴某的证言：2016年2月，王微沂自称跟建行的原老总是哥们，说建行存款可提前贴息，让我介绍客户，条件是将存款人的户名、卡号告诉他，一年或半年内不能提现，需要提现时提前一周告诉他，年利息30%。我介绍了蔡某给王微沂，蔡某的朋友又介绍了李越，李越先存了500万，王微沂贴息后又存了500万，我从王微沂处得到40万现金提成。（7）银行流水显示：李越账户于2016年4月20日存入10000293.67元,4月29日至5月3日通过YSPAY平台每笔5万元共1005万元转出到银盛账户（代收代付）。（8）银盛公司代收代付明细显示：李越账户2016年4月20日至5月3日划扣1015万元，后付款到周旭辉账户。（9）鉴定报告：李越账户划扣金额1015万元，银盛备付金转入10万元，差额1005万元。（10）证人吴某向广州市公安局退缴违法所得40万元。（11）被告人王微沂供述：李越是我以个人名义借款找来的客户。（12）划扣了李越1000万元，这笔钱我拿了50万元手续费，再向王微沂借了50万元，剩下的划到王微沂指定的账户。被告人曾祖士的供述：划扣款项时，我在支付平台填写一份表格，包括客户开某行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约定金额，系统会跳出选项让我选择，我所有的选择就是代收，具体项目我一般选择信息费、服务费这两者居多，但实际上这是信息费和服务费都是我随手编的，发起划扣指令时客户是不知情的。采用第三方支付划扣方法借款，借款人会觉得我的确在经营项目，更易于取信借款人。好得伟业公司、意铁公司、博顺达公司、沪京公司，我都是实际控制人，前三家公司都是空壳公司。客户拿到的利息其实就是他们本金里划出来的。出借人借款给我有几个要求：一要存款到指定银行，二是存款后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卡号、开某行、约定借款金额，其他要求都不是硬性的，包括关闭短信、网银，在出借期内不对卡内资金进行操作，书写承诺书等。我不需要出借人书面或口头授权，出借人提供了身份信息及卡号就是默认的授权。给银盛支付平台的授权书有部分是客户自己签的，部分是我伪造的。”该刑事判决“四、广州市公安局扣押的被告人曾祖士的作案工具手提电脑2台、手机2部，予以没收（由广州市公安局执行）；广州市公安局扣押的违法所得款均列入本判决第三项执行范围，其中扣押的孙维然91万元、谷争30万元、邹怡然90万元、张鹏56万元，发还天翼公司，扣押吴某的40万元发还被害人李越；广州市公安局冻结的银行账户内资金及孳息列入本判决第三项执行范围（见附表2），其中冻结的黄伟、石赫男、曾佳朝、陈万泽、何华丽、杨爱民、郑兴落、陈万仁、林金平、刘祖勇、张巧玲、胡善江、杨东银行账户内资金及孳息发还被害人杨某；冻结杨光灿银行账户内资金500万元发还银盛公司；冻结姜小松、周旭辉银行账户内资金及孳息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二、建行利雅湾支行在履行储蓄合同过程中是否构成违约；三、李越对损失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四、建行利雅湾支行应予赔偿李越的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李越于2016年4月20日在建行利雅湾支行办理案涉借记卡及存款1000万元，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合同关系。本案审理的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建行利雅湾支行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建行利雅湾支行应否对李越的案涉损失款项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以及第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案外人曾祖士、王微沂涉嫌合同诈骗案虽与本案有牵连，但是与本案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与曾祖士、王微沂涉嫌合同诈骗案应当分别处理，故建行利雅湾支行抗辩本案应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处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因此，保障存款人的资金安全是商业银行的基本义务。本案中，建行利雅湾支行与李越之间因储蓄存款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建行利雅湾支行据此负有到期支付存款及利息，以及未经储户同意不得扣划存款等义务。涉案存款被扣划的关键在于案外人曾祖士伪造了李越的《委托划款授权书》，据此发起扣划指令，通过层层发送后，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李越并未实际真实委托划款的情况下对李越的存款进行了扣划，违反了储蓄合同中保障资金安全的义务。其次，建行利雅湾支行辩称案涉交易是一种“新型代收付业务”，有别于李越在银行申请开通的境内自助设备自助转账功能，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交易指令，由系统自动执行划款，不存在人工或者系统对交易信息和交易资料的审核环节。但《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付款行收到普通借记支付业务或定期借记支付业务时，审核无误后应当按协议立即办理扣款付款清算行应当在借记回执信息返回期满前发出回执。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小额支付系统参与者应当加强查询查复管理，对有疑问或发生差错的支付业务,应当使用查询查复格式报文，并在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上午发出查询查复行应当在收到查询信息的当日至迟下一个法定工作日上午予以查复。第六十五条规定，小额支付系统的运行者和各参与者应当遵守本办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业务的正常处理。因此根据《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的上述规定，建行利雅湾支行基于小额支付系统进行划款并不能免除其审核义务以及保障存款人资金安全的基本义务，建行利雅湾支行应根据《商业银行法》《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保证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建行利雅湾支行以小额支付系统免除其审核环节为由主张其不存在违约事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再次，李越于2016年4月29日将其所购买的1000万元理财产品予以赎回，案涉李越账户2016年4月29日转账支出81笔共计405万元、2016年4月30日转账支出21笔共计105万元（当日又转回一笔5万元，实际转出金额100万元）、2016年5月1日转账支出20笔共计100万元、2016年5月2日转账支出40笔共计200万元、2016年5月3日转账支出39笔共计195万元，共计五天内密集转账200笔流向同一账户，但建行利雅湾支行没有监控到异常情况，说明其系统控制管理也是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建行利雅湾支行并未就上述账户异常行为采取通知客户等必要措施，也未按《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的规定对有疑问的支付业务进行复查，建行利雅湾支行上述行为也有违储蓄合同中资金安全保障义务。综上，虽然建行利雅湾支行并非是与银盛支付公司签订代收付业务协议的银企直联环节当事方，只是接收深圳金融结算中心对接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后发送的交易指令，建行利雅湾支行是诈骗流程中的被利用者，但同时建行利雅湾支行作为储蓄合同关系的商业银行一方，确实没有尽到保障储户资金安全的合同义务。因此，建行利雅湾支行在李越未实际真实授权他人处分其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情况下扣划李越的资金，系无权处分李越账户内资金的行为，建行利雅湾支行关于其扣划行为是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发来的交易指令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其应向存款人李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建行利雅湾支行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发出虚假指令的机构追偿。一审法院认为建行利雅湾支行不存在过错，也没有违约行为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根据查明的事实，犯罪分子是通过中间人联系包括李越在内的被害人，通过提供较高年利息的承诺使得被害人将款项存入指定的银行，并取得被害人开某银行的名称、客户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存款余额等信息，其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对相关存款账户内的存款进行扣划。李越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存在泄漏个人及账户信息的过错，给犯罪分子进行扣款操作提供了机会。其次，李越确认其未就涉案账户开通短信提醒等功能，李越对于未能发现其账户在五天内密集对外转款200笔共计1000万元确有一定过错。综上，李越对于本案损失也存在一定过错，一审法院认定李越应当就不利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四。首先，关于李越的实际损失。李越在将款项存入指定的银行后，双方均确认已经收到中间人韦凯伊转付款项62万元。另，（2017）粤01刑初529号一审刑事判决判令公安机关扣押吴某的40万元发还被害人李越，即待该案判决生效后，李越可以收到退赃款40万元。因此，李越现实际存在的损失为898万元。（2017）粤01刑初529号一审刑事判决待冻结姜小松、周旭辉银行账户内资金及孳息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及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待追缴被告人曾祖士、王微沂的违法所得后按比例退赔，因此李越后续存在可从刑事案件获得退赔的可能性。其次，如上所述，建行利雅湾支行有违其在储蓄合同中应负的资金安全保障义务，且李越对于本案损失也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建行利雅湾支行与李越应按各自过错承担本案损失。综上，根据李越的损失情况，结合本案双方的过错与责任，本院酌情判令建行利雅湾支行向李越赔偿450万元及该款自2016年4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活期存款利息；若李越后续可获赔超过448万元的部分，收取赔款的权利归属于建行利雅湾支行。一审法院认定建行利雅湾支行无须赔偿李越的损失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于李越超出上述金额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一审法院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不当，本院予以指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李越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其理由成立的部分予以支持，对其理由不成立的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6638号民事判决；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利雅湾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越赔偿450万元及利息（以4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86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利雅湾支行负担37287元，李越负担455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86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利雅湾支行负担37287元，李越负担4557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邹迎晖审判员  李璐思审判员  许雪芳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何贤羡林洁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