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赔偿委员会 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 （2020）辽71委赔1号 赔偿请求人：李健君，男，198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辽宁省本溪市人，中专文化，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人，长期病休（二级精神残疾）在家，现租住在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 法定代理人：李某，李健君的母亲及监护人，退休教师，与李健君同住。 赔偿义务机关：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 法定代表人：赵明，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李英帅，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洁，北京嘉润（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复议机关：沈阳铁路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沈长虹，沈阳铁路公安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赵春光，沈阳铁路公安局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裴俊，沈阳铁路公安局公职律师。 赔偿请求人李健君因殴打、虐待致伤申请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复议机关作出的沈铁局公赔复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决定书》，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赔偿义务机关坚持称没有收到过赔偿请求人对其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因此未作出处理决定。复议机关在收到赔偿请求人提出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在申请复议前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沈铁局公赔复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决定书》，驳回李健君的国家赔偿申请。 赔偿请求人申请：请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因错抓李健君而导致其人身损失各项赔偿金额4271220元，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赔偿金1649220元，医疗费20000元，护理费1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00元，误工损失费292000元，为维权发生的费用70000元，后续的医疗费500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0元。其主要理由是：2011年5月4日李健君与母亲李某去海城旅游，在海城火车站李健君被赔偿义务机关所属海城车站公安派出所以“网逃”名义错误抓捕，抓捕中该派出所工作人员对李健君母子二人暴力殴打，二人身体多处受伤，致李健君精神分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赔偿义务机关对李健君的暴力殴打、虐待、关押并导致精神分裂的损害行为，依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四）项、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李健君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院受理案件后，赔偿义务机关根据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事项，提出了自己的答辩意见。（1）赔偿请求人提起的诉讼程序不合法，其至今未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过国家赔偿请求。（2）本案事实发生在2011年，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本案已超过两年法定的诉讼时效。（3）赔偿请求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刑事赔偿范围。赔偿义务机关在执法中没有对赔偿请求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没有殴打、虐待的行为。（4）赔偿义务机关是依法履行职务，当时赔偿请求人拒不配合调查，抗拒抓捕的行为进一步加大了其可疑程度，必须带到派出所做进一步核实。整个执法过程中没有殴打、辱骂、错抓和关押的情形，执法行为完全合法，没有侵犯赔偿请求人的人身权。（5）赔偿请求人患的精神疾病与赔偿义务机关的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患有精神疾病，根据本溪市康宁医院临床精神医学诊断书记载，李健君的精神疾病发病时间为2007年，该医院2011年1月19日的病历记载，李健君已确诊为精神障碍，病例中记述2007年李健君已出现精神异常，在该院诊治。该医院住院病历还记载李健君的精神疾病，主要是使用多种药物及使用酒精所致。（6）2012年在海城法院调解下赔偿义务机关给予李健君及其母亲李某8万元经济补偿款，并不代表赔偿义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有过错，更不代表李健君的精神疾病与赔偿义务机关有任何关系。复议机关对案件处理向本院提出的意见是：没有证据证明李健君在申请复议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过国家赔偿申请，复议机关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决定书》于法有据，请求沈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对李健君的赔偿主张不予支持。 本院赔偿委员会于2020年7月13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对案件相关事实与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复核，并深入到海城车站派出所、海城市人民法院、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残联等单位走访调查。调取了相关证据，查阅了历史档案及当事人病例、评残档案材料。对事发当年的5名现场证人进行了询问，调取了当年在现场的2名铁路旅客和1名铁路员工的证言笔录材料，观看了车站候车室当年的现场监控录像（无声）。查阅了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警务督察队当年受理当事人投诉的《警务督察调查报告》。对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双方进行了询问。重点听取了赔偿请求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及申辩的理由，与其就赔偿的范围、数额进行了协商交谈、征询意见。 现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李健君2010年6月30日因涉嫌故意伤害案被本溪市公安局桥北分局桥头派出所列为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同年9月11日被撤销网上通缉。2011年5月4日9时30分许，李健君随父母进入海城车站候车室，准备乘坐中午的火车返回本溪。在候车室的安检口处，负责安检任务的海城车站派出所民警在查验李健君身份证时，发现警务安检仪辽宁公安排查比对系统（单机版）中反复显示李健君为网上通缉的在逃人员，案件类别为故意伤害案。执勤民警经确认后，立即上前抓住李健君，告知其系网上通缉在逃人员，需要配合公安机关做进一步调查。李健君执意不从，自始用力反抗，挣脱要走。民警因李健君急于脱身，不予配合，更加怀疑。民警见身单力孤，难于控制，只得抓住李健君胳膊，用身体挡住其要走的去路，并与所里联系，请求支援。最后在先后赶来的4名警员，共5人的合力下，才将李制服擒住。在抓捕李健君过程中，其母亲李某赶了过来，不停地向民警解释说明李健君的情况，并一直用手拽拉阻拦民警的抓捕行为。民警极力推开李某拽拉阻拦的手，警告其离开也不听。其间李某夹杂在全力抓捕与竭力抗拒的激烈动作中，被碰撞倒地，被人扶起后自己走离候车室，约4分钟后，又走回原处，坐（躺）在地上。李健君被带到海城车站派出所后，民警马上又在公安部的追逃动态网比对系统中进行核查，发现该系统中并没有通缉李健君的信息。派出所当即与发出网上通缉的本溪公安机关联系，经核实才得知对李健君的通缉之前已经撤网。民警说明情况后，当即将其释放，李健君没有受到关押和强制措施。李健君与父母持原购买的车票返回本溪。两天后，赔偿义务机关的计算机安全监察科专门前往海城车站候车室，对该辽宁公安排查比对系统（单机版）再次进行核查，发现李健君的网上通缉信息依然存在于该对比系统中，该单机版比对系统不能做到适时更新数据信息。同年5月8日李某向赔偿义务机关电话投诉称李健君在海城火车站被错抓“网逃”，并遭执勤民警殴打，赔偿义务机关马上派出警务督察队开展调查，督察队经工作得出的结论是民警执法程序合法，不存在打人问题。李健君和李某对此答复不服，继续多方上访投诉。2012年7月3日海城市人民法院受理了案件，在法院的调解下，原告方的李健君和李某与被告方的赔偿义务机关自愿达成民事《协议书》，在该法院的《调解笔录》中记“同意一次性给付补偿款8万元，以后二原告发生任何由此带来的损失，二原告不再追究被告责任。”双方签字捺印后法院依据该《协议书》和《调解笔录》作出（2012）海民二初字第00409号《民事调解书》，记“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如下：一、被告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于本调解协议达成时一次性给付原告李某、李健君经济损失补偿款8万元（已清）。双方纠纷为此一次结清。二、其他无争执。”李健君和李某于当日一次性收到赔偿义务机关给付的经济损失补偿款8万元。 另查明，2011年1月19日本溪市康宁医院《门诊病历》记载李健君到该院诊治精神疾病，2011年4月21日该医院《临床精神医学诊断书》记载李健君2007年即出现精神异常，行为冲动毁物，2009年下半年经常出现语言失常，怀疑饭中有毒，经该医院三名医学鉴定专家签字盖章，确诊李健君患有精神疾病“情感障碍，躁狂发作，药物治疗”。李健君因病不能上班，被交由公司的退管中心管理，从2011年4月开始领取病假工资。本溪市平山区残联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中记载李健君属“心境障碍，躁狂发作”，2011年5月30日被评定为四级精神残疾，办理《残疾人证》。2016年4月至2020年4月李健君因××病发作七次入住康宁医院，在其《住院病案首页》一次记载为“使用多种药物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六次记载为“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2017年1月李健君取得二级精神残疾人证。2018年2月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经司法鉴定认为，李健君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作出（2017）辽050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书》，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李健君有期徒刑十个月。2019年6月17日经本溪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李健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上述事实有现场监控录像、在场铁路员工、旅客、执勤民警的多份证言材料，公安机关当时处理投诉的《警务督察调查报告》，现场警务安检仪显示李健君被网上通缉的银屏截图，公安部2010年《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记载的李健君被网上通缉的起止时间，双方当事人2012年在海城法院达成的民事《协议书》、民事《调解笔录》、《民事调解书》及李健君收到8万元补偿款的《收条》；李健君在本溪市康宁医院的《门诊病历》、本溪市康宁医院《临床精神医学诊断书》中专家鉴定李健君患精神疾病的意见、李健君入住本溪市康宁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评定表》中记载的李健君最早评残的时间记录，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2017）辽050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书》记载的李健君行为责任能力和刑事犯罪记录，本溪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职工因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病退）鉴定结论书》；本院赔偿委员会制作的询问笔录及相关调查取证材料等在卷佐证，应予认定。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应驳回赔偿请求人的国家赔偿申请。理由是：1、李健君不能举出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在执法中有对其殴打、虐待致伤的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赔偿请求不能获得法院支持。没有给李健君身体造成伤害的结果，国家就不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今年7月13日立案后，法院即要求李健君对自己的主张举证，截止到9月2日李健君先后共四次向本院提交证明材料，但始终未能提交出一份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在执法中有殴打、虐待致伤李健君的证据。相反，赔偿义务机关却举出了现场监控录像，在场铁路员工、乘车旅客和执勤民警的多份证言以及当时处理投诉的《警务督察调查报告》等多项证据，证明了自己的答辩观点。（2）赔偿委员会为搞准事实，公正审判，先后找到了当年在场的4名民警、1名铁路员工进行询问，他们均证实没有殴打、虐待李健君的行为。本院询问法定代理人李某，其亦证实“在派出所没有看到打”。（3）李健君向本院提出了《调取证据的申请》，说当年的现场监控录像中有其遭受民警殴打虐待的记录，为此本院向赔偿义务机关专门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赔偿义务机关很快向本院提交了这份证据，合议庭三名法官分别观看了该录像，均没有看到李所说遭受民警殴打虐待的镜头。相反该录像记录了当时现场围观的铁路旅客和车站员工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说民警不顾公安形象，公开打人，这不符合常理。（4）赔偿委员会到海城市人民法院调取了当年事发时在场6名证人的证言材料，他们均证实了赔偿义务机关没有殴打虐待致伤行为。 2、李健君所患精神疾病及以后的病情加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与车站民警的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1）本溪市康宁医院的门诊病历，康宁医院的《临床精神医学诊断书》，三名医学鉴定专家的签字盖章，均证实李健君在海城站民警抓捕之前已经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系“情感障碍，躁狂发作”。（2）赔偿委员会到残联和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结果，均证实了李健君在海城站事发前即已患有精神疾病的准确性。（3）赔偿委员会从海城市人民法院调取的诉讼档案材料中记载，当年李某在该法院诉讼材料中证实，抓捕李健君时她上前向民警解释“不要抓他，他有××病”，李某的这一说法，海城法院的诉讼卷里有3名现场证人予以证实。（4）李健君向本院提供的本溪市康宁医院《住院病案首页》中多次记载李健君精神疾病系“使用酒精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及“使用多种药物及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根据李健君提交的赔偿款现金缴款单，本院查得2018年2月李健君因寻衅滋事罪被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该法院《刑事判决书》中记载“经鉴定，被告人李健君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上述情况均说明李健君所患精神疾病及病情加重情形，均系个人原因所致。 3、因公安机关给海城车站候车室配置的辽宁公安排查比对系统（单机版）出现信息误差，没有及时撤销网上通缉，导致车站民警对李健君的抓捕，对此纠纷的处理，诉前的海城市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作出终局性决定，赔偿请求人因此获得经济补偿。李健君对公安机关的多方上访投诉，终于被海城市人民法院受理，2012年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自愿达成民事《协议书》，法院据此作出（2012）海民二初字第00409号《民事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李健君与母亲李某在法院的《调解笔录》、民事《协议书》和付款《收条》三份文书材料上签字捺印后，才获得赔偿义务机关一次性给付的8万元经济补偿款。李健君向本院称没有签字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李健君在《调解笔录》上向人民法院承诺保证“同意一次性给付补偿款8万元，以后二原告（指李健君、李某）发生任何由此带来的损失，二原告不再追究被告责任。”本院秉持“法治、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维护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稳定性，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答辩观点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李健君提出的赔偿请求事项，因不能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的没有殴打、虐待致伤行为和李健君所患精神疾病与执法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答辩观点，因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复议机关驳回赔偿申请的建议予以采纳，但对案件诉求不做事实查清仅做程序驳回的做法，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一款、第二十九条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二条二款、第十九条（四）项之规定，决定如下： 一、撤销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铁局公赔复驳字［2020］1号《刑事赔偿复议申请驳回决定书》； 二、驳回李健君关于殴打、虐待致伤及人身损害损失4271220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十七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九条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组成人员的人数应当为单数。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 第十二条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者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证据。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九条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决定： （一）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或者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 （二）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重新决定； （三）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查清事实后依法重新决定； （四）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