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11民终19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文俊，男，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波，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江恒宇园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12067671300Ｋ，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东方村丁子岗。法定代表人：潘绍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文龙，男，汉族，住江苏省。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晨飞，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徐启伟，男，汉族，住山东省苍山县。上诉人吴文俊因与被上诉人镇江恒宇园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袁文龙及原审第三人徐启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2019）苏1112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文俊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吴文俊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2016年10月8日徐启伟被聘任为恒宇公司的总经理并实际负责恒宇公司的经营，是该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涉案苗木也实际栽种在恒宇公司并得到双方当事人的确认。另外，由于徐启伟是恒宇公司的总经理和实际负责人，其有权代表恒宇公司与吴文俊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徐启伟上述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恒宇公司及袁文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吴文俊的上诉，维持原判。吴文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恒宇公司给付苗木款152100元及违约金30420元；2、袁文龙对恒宇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徐启伟以恒宇公司名义与吴文俊签订《苗木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吴文俊向恒宇公司供应红豆杉786棵（规格5公分，单价150元/棵）、红豆杉500盆（规格1米以上，单价30元/盆）、石榴160棵（规格5公分，单价120元/棵），共计价款152100元；付款方式为收到树苗验收后七日内支付30%的苗木款，半年内付清剩余所有苗木款；如拖延支付苗木款15天的，应承担苗木款总金额20%的违约金；合同还对运输方式、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合同落款处有徐启伟签字确认，但未加盖恒宇公司印章。合同签订后，销货清单显示吴文俊分别于2017年4月16日、4月19日、5月4日、5月6日分四次将合同所涉苗木送至恒宇公司，由恒宇公司员工刘本才签收。另查明，恒宇公司于2013年5月1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袁文龙，投资人袁文龙、徐启伟。恒宇公司成立后，由第三人徐启伟实际负责经营管理，后因袁文龙与徐启伟双方产生矛盾，袁文龙于2016年4月18日收回公司印章（由恒宇公司会计张月香移交，现张月香在其一公司任会计工作），并于2016年7月14日以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身份委托上海汇衡律师事务所致函第三人徐启伟，提出自2016年4月13日开始公司所有销售收入必须汇入公司基本帐户、公司所有支出必须经袁文龙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等要求，以规范公司经营管理。2016年7月7日，袁文龙曾起诉恒宇公司，要求归还借款548万元等，诉讼过程中（2016年10月13日），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袁文妹。2016年11月14日，法院作出（2016）苏111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袁文龙于2017年1月7日申请执行，徐启伟作为第三人（乙方）于2017年12月12日与袁文龙（甲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恒宇公司的债务问题，拖欠的基建方面的债务由甲方（袁文龙）负担，涉及花卉、2018年3月5日前的工人工资、化肥农药方面的债务由乙方（徐启伟）负担”，乙方于2018年3月5日前搬离恒宇公司。2018年3月8日，恒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变更为袁文龙，公司股东由袁文龙、徐启伟变更为袁文龙，2018年11月2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潘绍标。还查明：第三人徐启伟自2015年起任其一公司等多家同类型公司（经营范围与恒宇公司相同或类似）、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投资人等职务。吴文俊称与第三人徐启伟在苗木市场相识。本案系吴文俊第一次与恒宇公司签订苗木销售合同。2017年6月22日，徐启伟在法院执行谈话笔录中称，恒宇公司自2016年底至2017年停止经营，在（2018）苏1112民初2569号案件庭审中，徐启伟称不经营是仅指恒宇公司不出售苗木，不表示不购买苗木，在本案庭审中，徐启伟称恒宇公司购买案涉苗木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为了改善公司环境。诉讼中，法院依法向刘本才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刘本才称其2015年1月起在恒宇公司工作，2018年3月8日徐启伟和袁文龙分家后就在其一公司工作了，吴文俊提供的四张销货清单中的签字是其所签，本案所涉的苗木基本在恒宇公司，红豆杉基本都死了，盆栽的红豆杉好像是死了。法院组织双方在刘本才引导下到恒宇公司现场了解本案苗木栽种情况，经一直在该公司工作的刁大风、任九娣及刘玉梅称，2016年、2017年公司都种了红豆杉，其他树包括石榴树有无种不清楚，也没见盆栽的树。经现场查看未发现案涉苗木种植于恒宇公司区域内。庭审中，经法院释明，吴文俊在本案中不要求徐启伟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争议焦点为徐启伟与吴文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的行为能否代表恒宇公司。第一，在2016年4月及2016年7月即本案合同签订之前，恒宇公司股东暨本案袁文龙曾以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身份收回公司印章并致函第三人，提出自2016年4月13日开始公司所有销售收入必须汇入公司基本帐户、公司所有支出必须经袁文龙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等以规范公司经营管理的要求。同时，根据袁文龙与徐启伟的陈述，恒宇公司自2016年底已停止经营，并无购买苗木的需求，徐启伟称虽然公司不经营，但公司还存续，只购买苗木不销售苗木，又称购买苗木是为了改善公司环境，但袁文龙不知情也不认可，显然徐启伟的陈述不符合常理。因此，徐启伟在2017年4月11日无权代表恒宇公司与吴文俊签订合同；第二，吴文俊称与徐启伟在苗木市场相识多年，徐启伟不仅是恒宇公司的股东，同时担任其一公司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等职务，吴文俊应该是明知的，吴文俊作为苗木出售者，第一次与恒宇公司签订苗木购销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对于徐启伟的身份以及是否代表恒宇公司等行为应审查而未审查，也未要求恒宇公司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未要求恒宇公司予以确认或追认，具有明显过错；第三，吴文俊提供的销货清单上虽有恒宇公司职工刘本才的签字，但刘本才一直是跟随徐启伟，在徐启伟离开恒宇公司后，刘本才也随徐启伟到其一公司工作，双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刘本才的证词及在销售清单上的签字不能充分证明涉案苗木由恒宇公司签收，且经现场察看，未发现案涉苗木均种植于恒宇公司区域范围。综上，徐启伟在2017年4月11日与吴文俊签订合同行为不能代表恒宇公司，应属无权代理，且事后也未取得恒宇公司认可，故其与吴文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对恒宇公司不发生效力，吴文俊要求恒宇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因恒宇公司不承担责任，则吴文俊要求袁文龙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法院亦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吴文俊的诉讼请求。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徐启伟与吴文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是否对恒宇公司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徐启伟与吴文俊签订的《苗木购销合同》对恒宇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首先，徐启伟无权代表恒宇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主要理由是：一、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徐启伟与吴文俊于2017年4月11日签订涉案合同时，徐启伟仅是恒宇公司的股东并聘任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徐启伟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必须经公司特别授权。在一审及二审审理期间，徐启伟均未能提供有关公司授权其签订上述涉案合同的委托资料；二、虽然吴文俊提供的销货清单上有恒宇公司职工刘本才的签字，但刘本才一直是跟随徐启伟，徐启伟与刘本才双方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故刘本才的证词及在销售清单上的签字不能充分证明恒宇公司已实际接受履行的事实，且经一审现场察看，也未发现案涉苗木均种植于恒宇公司区域范围。其次，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构成表见代理成立不仅客观要件上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而且在主观要件上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本案中，徐启伟在与吴文俊商谈苗木购销业务过程中并没有向吴文俊提供恒宇公司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认定徐启伟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同时，作为相对人吴文俊在具体签订合同过程中未对徐启伟的身份以及能否代表恒宇公司签订合同等进行认真审查，未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认定吴文俊主观上存在过失。综上所述，吴文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50元，由吴文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道骏审判员  冷德华审判员  黄 甦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王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