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民终56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富根，男，196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昉，女，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福恒，上海慧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高飞，上海慧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世华，男，1974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志鹰，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顾英龙，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富根、方昉因与被上诉人郭世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82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富根、方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将朱富根、方昉提起的反诉在本案中一并审理。事实和理由：一、程序问题。一审法院受理朱富根、方昉提起的要求郭世华支付购房余款人民币（币种下同）81,000元及利息的反诉之后，未依法作出处理，仅就本诉作出了判决，构成程序违法。另外，由于本案并非单一的民间借贷纠纷，还涉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必然出现事实不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争议很大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二、实体问题。朱富根在出具借条后，并未收到郭世华交付的借款，而方昉账户收到的139,000元是郭世华根据《存量房买卖合同》支付的房款，加上此前郭世华支付给方昉的53万元，合计为669,000元，而房款总额应为75万元，故郭世华尚欠81,000元余款未付。因为郭世华拖欠房款，故朱富根以购买家具需7万元为由想从郭世华手中要到大部分拖欠房款，才出具了借条，但借条出具后并未收到69,500元借款。郭世华辩称：不同意朱富根、方昉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一审判决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世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朱富根、方昉归还借款69,500元；2.判令朱富根、方昉支付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逾期利息，以69,5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富根、方昉系夫妻关系。2012年6月，郭世华向朱富根、方昉购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2012年6月20日，方昉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老五房款人民币已全部付清，钥匙已交。随时过户。（计伍拾叁万￥53万），共人民币伍拾叁万。”2018年1月6日，郭世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XXXXXXXXXXXXXXX0825的银行卡转给方昉139,000元，同日朱富根向郭世华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郭世华同志：人民币陆万玖仟伍佰元整（小写：69,500元），定于2018年10月30日前一次还清。”2018年3月5日，郭世华(乙方)与朱富根、方昉（甲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内容为：“甲方出卖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房屋转让款为柒拾伍万元整，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款，乙方于2018年3月5日向甲方支付房屋价款。”2019年10月，郭世华提起本案诉讼。审理中，朱富根、方昉确认郭世华转给方昉的139,000元用于归还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的房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购房引起的债务纠纷，郭世华以方昉出具的收条、朱富根出具的借条以及转账给方昉的明细为凭证明其主张；朱富根则表示该借款系因购买家具向郭世华所借，但未实际收到，而郭世华转给方昉的139,000元系房款，用于归还贷款，故并非借条上的借款。从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及双方提供的证据来看，借条及转账系同日发生，而借条的数额又恰为转账数额的一半，恰能印证郭世华的陈述。庭审中朱富根、方昉陈述139,000元均系房款，并表示郭世华尚欠81,000元房款，若在此前提下朱富根无需另行出具借条给郭世华，现朱富根、方昉仅凭因过户而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法证明其主张，故对其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郭世华要求朱富根、方昉还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朱富根、方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郭世华借款69,500元；二、朱富根、方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世华以69,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12元，减半收取计1,006元(郭世华已预交)，由朱富根、方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朱富根、方昉与郭世华一致确认如下事实：方昉与郭世华系亲戚关系。2012年6月20日双方就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的转让未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仅由方昉向郭世华出具收条一份。2018年初准备办理过户手续时，该房屋在方昉名下尚有银行贷款139,000元未清结。2018年3月5日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其中的转让价75万元是经税务部门审税后确认的最低价格，因为到2018年过户时该房屋的市场价已经涨至逾170万元，经税务部门审核同意，确认最低以75万元的价格办理过户。双方当事人就房屋的转让价以及借条中的款项是否交付存在争议，各自陈述如下：朱富根、方昉陈述，2012年6月20日转让价为53万元的房屋买卖口头协议未经朱富根认可，系方昉与郭世华之间达成的。2018年1月初，朱富根与郭世华达成口头协议，以75万元的价格将房屋转让给郭世华，双方并于同年3月5日至交易中心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郭世华陈述，2012年6月20日的房屋买卖口头协议是朱富根、方昉一起与郭世华达成的，双方很快实际履行完毕，只剩下过户，朱富根称未参与不是事实。2018年1月6日之所以支付给方昉139,000元，是因为当时准备办理过户，发现方昉名下就该房屋尚有银行贷款139,000元未清结，朱富根、方昉要求郭世华支付该笔房贷，后经协商，同意双方一人一半，因朱富根、方昉没有钱，故由郭世华垫付了其两人应承担的一半，同时朱富根向郭世华出具了69,500元的借条。2018年3月5日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是为补办过户手续而签订的，当时房价上涨，原53万元的房价过低无法以此价格办理过户，经税务部门审核同意，确认最低以75万元的价格办理过户，但此并非真实的价格，实际价格仍为53万元。本院认为，本案朱富根、方昉提起上诉的理由包括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现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程序问题。本案郭世华所提起的系民间借贷纠纷之诉，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只有在出借人将货币交付给借款人后，合同才生效，现郭世华依据朱富根出具的借条主张归还借款69,500元及逾期还款之利息，朱富根、方昉主张未实际收到借款故借条不生效，此项抗辩属于反驳。朱富根、方昉上诉认为，其在原审中已提起反诉要求支付剩余房款，原审法院未审理反诉当属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反诉的条件为：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而朱富根、方昉提起的所谓反诉，其诉请为要求郭世华支付剩余房款81,500元及违约金，此系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提出，与本案的借贷合同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两者亦非建立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郭世华的诉请建立在已交付借款69,500元的事实基础上，而朱富根、方昉的诉请建立在除69,500元作为房款之外郭世华还欠房款81,500元的事实基础上，故朱富根、方昉要求郭世华支付剩余房款的诉请，与本案郭世华要求其两人归还借款的诉请，系基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和不同的法律事实，不构成反诉，本案中不应予以合并审理。朱富根、方昉坚持认为其要求支付剩余房款的诉请构成反诉，系其对法律上有关构成反诉的实质要件理解错误导致，故其认为原审法院不予受理其反诉从而构成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二、关于实体问题。本案中实体方面的争议为：郭世华支付的用于归还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的房贷139,000元中的一半即69,500元，其性质为借款还是房款，对此，本院认定为借款，具体理由阐述如下：首先，借款的认定有朱富根出具的借条为证。根据该份借条所记载的“今借到郭世华同志人民币陆万玖仟伍佰元整（小写：69,500元），定于2018年10月30日前一次还清”的文字内容，很显然朱富根已收到了该笔借款69,500元，否则不会有“今借到……定于2018年10月30日前一次还清”的表述，且出具该借条的时间与郭世华的付款时间亦相吻合，可相互印证，而朱富根关于其以购买家具为由向郭世华借款故而出具了借条、事后并未收到69,500元借款的解释，明显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其次，朱富根、方昉主张包括69,500元在内的139,000元全部属于房款缺乏合同依据。关于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XX城XX苑XX幢XX室房屋的实际价格，双方意见不一，郭世华主张为53万元，朱富根、方昉主张为75万元。本院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发生于2012年6月，虽然房屋买卖合同属于要式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但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本案中双方虽未订立书面合同，但根据方昉出具给郭世华的收条，可以认定郭世华已经履行了支付全部房款53万元的主要义务，方昉予以接受并亦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故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且已实际履行，唯有过户手续尚未办理。现朱富根称以53万元转让房屋的口头协议系方昉与郭世华达成，未经其认可，鉴于朱富根与方昉的夫妻关系以及当时双方已完成房款支付和房屋交付行为的事实，朱富根若不知晓该笔房屋交易明显不符合常理，而其若不认可53万元的转让价格，则正常情形下应及时提出反对意见，但从2012年6月至2018年办理过户手续长达五年半的时间内，未见朱富根有对此价格不认可而主张权利，故应认定方昉出具收条的行为系代表其与朱富根夫妻两人，房屋的转让价为53万元。至于2018年3月5日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系为补办过户手续而签订，其中的价格75万元，根据双方的陈述，系因当时房价已大幅上涨，原53万元的价格过低无法以此办理过户，故经税务部门审核后确认最低以75万元的价格办理过户，故此75万元的价格并非真实的转让价，只是为办理过户手续确定的审税价。朱富根称，2018年1月初其与郭世华达成口头协议，以75万元的价格将房屋转让给郭世华，双方于同年3月5日至交易中心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本院认为，朱富根的上述解释存在悖论。既然75万元是2018年3月经税务部门审税后确认的准许办理过户的最低价格，那么在2018年1月初时，朱富根何来未卜先知地可以与郭世华事先达成75万元转让价的口头协议，然后该价格又正巧成为后来税务部门审税认可的最低价格？其上述说法明显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据此，本院认定郭世华的主张，认定房屋的实际成交价为53万元，而非75万元，后者只是为补办过户手续经税务部门审税确认的最低价格。再次，郭世华关于其支付139,000元款项的原因、用途、性质所作的陈述，既符合情理，又有相应的客观事实及证据相佐证。关于该139,000元的支付，郭世华解释是因为2018年初时准备办理过户，发现该房屋尚有银行贷款139,000元未清结，朱富根、方昉要求郭世华支付该笔房贷，后经协商，同意双方一人一半，因朱富根、方昉没有钱，故由郭世华垫付了另一半，同时朱富根向郭世华出具了69,500元的借条。郭世华的上述解释，与当时尚欠房贷的客观事实相符合，且有朱富根出具的借条为证，符合事实及情理，本院予以采信。相反，朱富根、方昉认为全部属于房款缺乏合同依据与事实依据。其所谓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系2018年3月经税务部门审税确认后才签订，在2018年1月6日时只有成交价为53万元的口头协议，以及139,000元房贷未清结的事实，并无最低价75万元的存在，以尚不存在的价格主张139,000元为支付的剩余房款，缺乏逻辑的先后顺序，亦有悖常理，故对朱富根、方昉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需要指出的是，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发生于2012年6月，当时已实际履行了各自的主要义务，2018年3月只是补办过户手续的时间。对交易价格合理与否的评判，应以2012年6月的实际交易时间为节点进行衡量，以2018年3月补办过户手续的时间节点来衡量不具合理性，对此，税务部门考虑到实际情况，故未以过户时的市场价征税，而是经审核后确认了75万元这一最低价，但该价格只是税务部门的审税价，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原已达成的实际成交价。朱富根、方昉因房价上涨而对原53万元的成交价欲以翻悔，先是要求郭世华代为清偿139,000元房贷，在达成房贷双方各承担一半的口头协议且郭世华实际付款之后，又以《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审税价75万元来否定53万元的实际成交价，其行为明显有违诚实信用之原则，对此应作否定性评价。综上所述，朱富根、方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12元，由上诉人朱富根、方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侯卫清审判员  寻增荣审判员  潘春霞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吴 晔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