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4民终23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钱磊，男，1988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丽萍，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梨，江苏品川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柴正杰，男，1991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龙，江苏东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钱磊因与被上诉人柴正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钱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2017年2月4日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明确该10万元的用途是双方合伙做水产生意，是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该10万元需双方结算,而一审法院认定是借款，显失公正。2、2017年5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30万元的借条，实际借款金额为17万元，13万元是代上诉人归还尹维加的。一审判决为借款，在事实证明的情况下作出认定，真是难以置信。3、关于案外第三人尹维加的往来，一审法院也作为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借款。对此上诉人认一审的审判程序不合法，案件需按主体资格进行审理。4、本次纠纷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民间借贷。一审法院理应从民间借贷真实性进行审理，涉及到合伙经营资金和第三人的债务应另有合伙经营人和第三人进行或通过诉讼处理。柴正杰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柴正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钱磊立即归还借款368399.24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息6%计算）；2、诉讼费由钱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双方当事人原系同事关系。2017年2月4日，钱磊向柴正杰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兹有钱磊收到柴正杰人民币100000元整（拾万元整）用于投资金额收款人：钱磊2017.2.4”。2017年2月28日，钱磊向柴正杰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兹有钱磊收到柴正杰现金人民币50000元整五萬元整收款人：钱磊2017.2.28”。钱磊已收到两份收条中记载的款项合计15万元。2017年5月11日，钱磊向柴正杰借款3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柴正杰于2017年5月11日借钱磊30万元整（叁拾万元整），对于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按照银行的短信通知为准）均由钱磊承担。每月产生利息还款时间：e融卡还款时间为每月25日前；车贷还款时间为每月10日前；信用卡本金还款时间为每月28日前。最终还款时间：经过双方商议，叁拾万元整借钱磊使用6个月，于2017年12月11日前还清所有款项。该借条由钱磊签名。双方在该借条上制作了具体明细清单，清单记载，该30万元借款的组成为：徐蕾e融卡贷款11.8万元，利息按照年利息6%进行还款，每个月归还利息约600-700元；柴正杰车贷12.7万元，利息为每个月需要还本金+利息，大约4500元左右，如在4-6个月之前全部还款，需要支付剩余本金3%，7-9个月还款，需要支付剩余本金1%，9个月之后还款，则不需要支付违约金；信用卡5万元，需要每个月把本金还上，再进行支取；现金0.5万元；时间为自2017年5月11日至2017年12月11日前。钱磊收到该借款30万元。该30万元借款后，钱磊已于2017年12月28日归还柴正杰5万元，用于归还借款中的5万元信用卡借款。2017年11月9日，钱磊归还柴正杰15000元。经柴正杰催要，钱磊未及时归还剩余款项，柴正杰于2018年6月4日起诉至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后钱磊提出管辖权异议，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法院审理。该30万借款中徐蕾e融卡贷款11.8万元于2018年5月归还完毕，归还本金11.8万元及部分利息，该笔贷款一年内共产生利息约为8007.44元；车贷12.7万元，年利率18%，于2018年5月26日归还完毕，当日归还数额为归还本金91966.74元，利息667.5元。由该笔贷款产生保险费3900元，年利率12%，每月归还本息合计129.54元。一审庭审中，对于柴正杰提交的2017年2月4日和2月28日的收条，钱磊先是称其没收到收条上记载的15万元，后又称收到了该15万元。对其中2月4日金额为10万元收条记载的“用于投资金额”先是称是其收到该笔款项后的用途，其后称两笔款项均是柴正杰归还欠其的钱，后又称2月4日收到柴正杰的10万元款项是柴正杰用于投资合伙做螃蟹生意的款项。对柴正杰提交的2017年5月11日的金额为30万元的借条，钱磊认可其收到了30万元，但认为其向柴正杰的借款为17万元而非30万元，因为其中的13万元已帮柴正杰归还了柴正杰欠案外人尹维加的13万元，并提供2017年4月22日借款人签名为柴正杰的借条和收到13万元的收条及2017年12月12日收款人为尹维加的收条，收条内容为“今有尹维加收到钱磊替柴正杰2017年4月22日借款130000元正的还款”。柴正杰称上述三笔款项均为其出借给钱磊的款项，并非柴正杰所陈述的投资款或归还柴正杰欠钱磊的款项；对钱磊所述的帮柴正杰归还了柴正杰向尹维加的借款，柴正杰称对该笔债务不认可，其也没有要求钱磊去归还该笔款项。钱磊称帮柴正杰归还上述13万元的款项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对于还款情况。柴正杰对钱磊2017年11月9日归还15000元，2017年12月28日归还5万元均予以认可。钱磊称2018年2月6日归还了4万元，另外钱磊通过银行和微信转账归还了大约7万元。钱磊向法院提交了自2017年2月26日至2018年3月26日共41笔微信转账记录。对其中的17笔转账记录，款项数额为45359元，双方均认可为归还借款30万元中的11.8万元利息6322元和12.7万元车贷本息39037元；对其中7笔转账记录，合计3028.88元，双方认可为微信红包。对剩余微信转账记录双方意见如下：2017年2月26日，金额1000元，柴正杰认为是钱磊支付的2017年2月4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钱磊称是直接转给柴正杰个人临时用的，不是利息；2017年4月15日，金额5000元，柴正杰称是钱磊支付2017年2月28日借款5万元的两个月利息，钱磊称因双方一直有资金往来，应该归还柴正杰以前的资金往来；2017年4月25日，金额2000元，柴正杰称是支付2017年2月4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钱磊对此不清楚是什么款项；2017年5月1日、5月19日，金额各1000元，柴正杰称是支付2017年2月4日借款10万元的利息，钱磊称是归还30万元的借款；2017年6月10日，金额5000元，柴正杰称是钱磊归还徐蕾借给钱磊的5000元，并提供了6月9日徐蕾微信转账给钱磊的微信转账记录，钱磊称是归还30万元的借款；2017年6月13日、7月11日，金额各10010元，柴正杰称均是徐蕾出借给钱磊使用的款项，每次10000元，钱磊使用后归还的款项，并提供了支付宝转账记录；钱磊称6月13日的10010元是其转给徐蕾使用的，7月11日的10010元是归还给徐蕾之前的借款；2017年8月19日，金额2000元，柴正杰称是钱磊归还借徐蕾母亲的2000元，并提供徐蕾转账2000元给其母亲的微信记录，钱磊称是归还30万元的借款；2017年9月4日，金额1836元，柴正杰称是归还9月5日的借呗，钱磊称记不清楚了；2017年9月11日金额10000元、2017年10月14日两笔金额各为2000元、3000元，柴正杰称该15000元，即是钱磊提供的11月9日收条中的15000元，钱磊对10000元，认为是归还30万借款的（又称是柴正杰急需用钱转给柴正杰的，但具体是哪一笔不清楚了），对其余两笔都不清楚了；2017年9月19日，金额500元，柴正杰称是钱磊先转给柴正杰，柴正杰又转给钱磊的，并提供了相应的微信转账记录；钱磊称对该500元的情况不清楚；2017年10月5日，金额1500元，柴正杰称是归还10月5日的借呗的，钱磊称是其借给柴正杰，柴正杰用来归还借呗的；2017年12月11日，金额2000元，柴正杰称是归还12月5日借呗的，钱磊称不清楚；2018年1月5日，金额2000元，柴正杰称是归还1月5日的借呗的，钱磊称不清楚。柴正杰提供其2017年7月5日向借呗借款2万元，并于7月6日转账给了钱磊转账记录。钱磊认可其7月6日收到2万元，但称是柴正杰归还其的款项。对上述2017年9月4日微信转账的1836元、2017年10月5日的1500元、2017年12月11日的2000元、2018年1月5日微信转账的2000元，后钱磊又称均是柴正杰向其的借款。钱磊称微信还账，每月大概归还5000元，一共大概归还了5万元，后又称约有7万元。钱磊称其归还30万元中车贷和银行贷款大概还到2018年的3月（包括3月份的还款）。柴正杰称11.8万元贷款2018年3月26日前的利息均是钱磊归还的，本金是2018年5月到期后由柴正杰配偶徐蕾一次性归还的；12.7万元车贷本息钱磊归还到2018年的3月份，其中2017年11月份的贷款本息4720.89元是柴正杰归还的，2018年4月、5月的贷款本息也是柴正杰归还的，该笔贷款于2018年5月归还完毕，柴正杰对此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还款记录，该记录显示每月归还贷款为4591.35元，2017年11月、2018年4月、5月由柴正杰支付宝支付还款，2018年5月26日归还本息92634.24元。钱磊称该41笔转账记录归还的是30万元借款及30万元借条出具后的其他临时借款。另钱磊称其于2018年2月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给柴正杰4万元；2018年1月11日通过农业银行两次汇款给柴正杰合计16000元（每次8000元）；2017年5月26日应柴正杰要求通过江南银行汇给柴庆峰18000元；2017年11月10日通过江南银行两次汇给柴正杰共计16000元（每次8000元）；2017年12月10日通过江南银行两次汇给柴正杰共计16000元（每次8000元）；2017年12月19日汇给柴正杰16313元。钱磊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账流水及2018年2月6日柴正杰出具的收到钱磊4万元的收条。银行流水显示：2018年2月6日，钱磊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409077账户转出4万元至柴正杰尾号为616962账户；2018年1月11日，钱磊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409077账户两次共转出16000元（每次8000元）分别至柴正杰江苏银行尾号为404372账户和中国银行尾号为766616账户；2017年5月26日，钱磊尾号为308009银行账户转出18000元至柴庆峰尾号为526453银行账户；2017年11月10日，钱磊尾号为308009银行账户两次共转出16000元（每次8000元）分别至柴正杰江苏银行尾号为404372账户和中国银行尾号为766616账户；2017年12月10日，钱磊尾号为308009银行账户两次共转出16000（每次8000元）元分别至柴正杰江苏银行尾号为404372账户和中国银行尾号为766616账户；2017年12月19日，钱磊尾号为308009银行账户转出16313元至柴正杰招商银行尾号为236897号账户。柴正杰称钱磊汇款给柴庆峰的款项与其无关，其余的银行汇款均是钱磊使用了其招商银行、江苏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信用卡透支后，到还款日钱磊将钱转账到柴正杰卡上，信用卡显示已经归还后，钱磊立刻又把钱刷出去了，信用卡一直都透支16000元，后来是柴正杰自己归还的。对于2018年2月6日钱磊转账给其的4万元，柴正杰称是归还其中国银行信用卡和柴庆峰建设银行信用卡的，该两张信用卡是钱磊使用的，其透支后将钱转给柴正杰，由柴正杰归还的。柴正杰提供上述信用卡在上述日期的交易情况显示：其尾号为404372的银行账户在2018年1月11日由8000元转入钱磊的尾号为409077号银行账户；在2017年12月10日、11月10日分别有8000元转入钱磊所有的尾号为308009的银行账户；2017年11月10日、12月10日，柴正杰尾号为766616账户分别存入金额8000元，且均在当日支出8000元；2018年1月11日，柴正杰尾号为766616账户存入金额8000元，同日支出8000元；2017年12月18日柴正杰尾号为6897的招商银行账单显示该年11月18日跨行还款16313元，且同日支出16000元。钱磊对柴正杰陈述上述信用卡由其使用不予认可。对于钱磊2018年2月6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给柴正杰4万元及4万元的收条，柴正杰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归还的不是30万元的借款，一部分是用来归还柴庆峰建设银行卡的钱，因其是钱磊向柴庆峰借款的中间人，柴正杰向柴庆峰借款18000元，承诺归还20000元，是柴正杰拿了柴庆峰的卡到钱磊处由钱磊刷卡的；另外20000元是钱磊借用柴正杰信用卡上的钱，至少16000元，4万元是包括使用报酬的数额。柴正杰提供柴庆峰2017年11月3日建设银行卡支出18000元及2018年2月6日其转账给柴庆峰2万元的微信记录。钱磊对柴正杰提供的转账记录予以认可，但对柴正杰的陈述不予认可，称其并不认识柴庆峰。钱磊提供支付宝转账记录打印件一份，证明其在2018年3月份停止还款，其此前给柴正杰的款项均为还款。该份记录显示2017年4月26日、4月28日、4月30日、2018年4月10日、4月24日，钱磊通过支付宝转账给柴正杰5000元、10000元、5000元、3000元和2000元。柴正杰称2017年4月26日、4月30日的转账由于时间太长，无法查询到相关内容；2018年4月24日的2000元和2018年4月10日的3000元是归还的12.7万元的车贷；2018年4月28日的10000元是钱磊向柴正杰配偶徐蕾借款后的还款，并提供了徐蕾向柴正杰的转账记录。双方均认可30万元的借条系柴正杰配偶徐蕾制作，钱磊签名的；2017年2月4日和2月28日的借条内容均为钱磊所写。柴正杰称其诉讼请求的构成为2017年2月4日和2月28日的借款15万元、银行贷款本金11.8万元、车贷12.7万元中由柴正杰归还的本息合计95399.24元和30万借款中交付给钱磊的5000元现金，合计368339.24元，并要求钱磊承担以此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自起诉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钱磊称其本金已经归还完毕，至多尚欠口头承诺支付给柴正杰的利息3.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对于2017年2月4日、2017年2月28日钱磊向柴正杰出具的两份收条，钱磊认可其已经收到了两份收条记载的款项15万元。其先后分别称该款项为柴正杰归还给其的款项、柴正杰支付给其的投资款等，但其未提供前期柴正杰向其借款或柴正杰与其投资共同经营螃蟹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柴正杰已提供收条证明钱磊向其借款，其已向钱磊支付了款项，且钱磊也认可已收到收条记载的款项，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借贷关系。钱磊虽提出辩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应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对于2017年5月11日钱磊向柴正杰出具的30万元的借条，双方当事人对该借条均无异议，钱磊也认可已收到30万元款项。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关于借款的数额。钱磊在庭审中称其借款的30万元中，有13万元是代柴正杰归还了柴正杰欠案外人尹维加的款项，其向柴正杰的借款应为17万元。对此，钱磊虽提供了由尹维加交付给其的记载柴正杰向尹维加借款的借条和收到还款的收条，但柴正杰对该笔债务不予认可，并称其并未要求柴正杰用借款去归还该笔款项，钱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柴正杰要求其替柴正杰归还该13万元款项的证据，故对钱磊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结合钱磊于2017年2月4日出具的金额为10万元的收条和2017年2月28日出具的金额为5万元的收条，钱磊三次向柴正杰借款的金额合计为45万元。关于还款的数额。对于钱磊于2017年11月9日归还了借款15000元，2017年12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归还借款50000元（用于归还借款中5万元信用卡款项）及微信转账记录中17笔合计45359元系用于归还借款30万元的款项，双方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除双方认可微信转账中7笔为微信红包外的其余微信转账中用于归还借款的数额问题。法院认为，对于2017年2月26日、4月15日、4月25日的转账，柴正杰称是钱磊支付的2017年2月4日、2月28日两笔款项的利息，但该两笔借款双方均未约定利息，且钱磊也不认可该两笔款项是借款，同时，钱磊也未主张上述三笔微信转账款项系用于归还30万元的借款，故对上述三笔转账无法认定系钱磊归还柴正杰的利息或归还柴正杰的借款。对于2017年5月1日、5月19日的微信转账，柴正杰称是钱磊支付的2017年2月4日、2月28日两笔款项的利息，该两笔借款双方均未约定利息，且钱磊也不认可是支付的利息；钱磊虽称该两笔款项均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但30万元借款产生于2017年5月11日，钱磊在未向柴正杰借款前即归还柴正杰借款，与常理不符，故对钱磊2017年5月1日微信转账1000元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对其2017年5月19日微信转账1000元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主张，因柴正杰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1000元系钱磊支付的借款利息，法院对钱磊的主张予以支持，该1000元应认定为钱磊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对于2017年6月10日的微信转账，柴正杰称系钱磊归还向柴正杰配偶徐蕾的借款，并提供了其6月9日转账给钱磊的微信记录。钱磊虽称该笔转账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但其对柴正杰提供的6月9日微信转账记录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钱磊主张该笔转账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7年6月13日、7月11日的两笔微信转账，柴正杰均称是钱磊归还其配偶以前的借款，钱磊也未主张该两笔款项系用来归还30万元借款的，故不应认定为还款。对于2017年8月19日的微信转账，柴正杰称是钱磊归还其向徐蕾母亲的借款，钱磊称是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因柴正杰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不足以证明该笔款项系钱磊用于归还徐蕾母亲借款，故对该笔微信转账应认定为还款。对于2017年9月11日、10月14日、10月14日三笔转账合计15000元，柴正杰称即为2017年11月9日收条记载的15000元，收条是后写的；钱磊对该三笔款项称其不清楚，但称不是2017年11月9日收条记载的15000元，2017年11月9日收条的15000元应该也是微信转账的，但是另一个微信转的账，现在找不到了。因钱磊并未确定该三笔转账系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三笔款项与2017年11月9日收条记载的15000元并非同一款项，同时，柴正杰称该三笔款项系2017年11月9日收条记载的款项，具有一定合理性，故对该三笔款项以不认定为钱磊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为宜；对于2017年9月4日、10月5日、12月11日、2018年1月5日的四笔转账，柴正杰均认为系钱磊需用钱，其向借呗借款给钱磊使用，钱磊转账给其，用于归还借呗的借款；钱磊或称不清楚，或称系出借给柴正杰的款项，故该四笔转账不应认定为钱磊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对于2019年9月19日的转账500元，柴正杰称该笔款项是当日钱磊转给柴正杰，柴正杰于当日又退给钱磊了，并提供了相应的微信转账记录，钱磊称对此不清楚，故对该笔款项也不应认定为钱磊用于还款的款项。对于钱磊主张通过银行转账归还柴正杰30万元借款的问题。根据钱磊提供的证据，钱磊通过农业银行和江南银行向钱磊归还的款项合计为82313元（不含2018年2月6日转账的4万元）。柴正杰称系钱磊使用其银行信用卡透支后的还款行为，且钱磊还款后即将款项转出，并提供了相应的信用卡使用记录。根据钱磊提供的转账记录，其每次转账均系8000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同时结合柴正杰提供的转账记录，部分转账记录显示其信用卡账户在钱磊转账当日均有同等数额的款项转出，且部分系转入钱磊账户，故钱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转入柴正杰账户的款项系用来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对于钱磊转账给柴庆峰的18000元，柴正杰对此不予认可，钱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系用来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故对钱磊称该笔转账系归还柴正杰30万元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钱磊提供的2018年2月6日转账给柴正杰4万元的转账记录及收条，柴正杰对此进行了合理解释，并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该4万元并非钱磊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钱磊并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系用来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钱磊庭审时认为其向柴正杰的借款数额实际为17万元，其通过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归还的款项大概为5万元或7万元，结合上述确认的微信转账数额，如其通过银行转账给柴正杰的款项均为归还30万元借款的款项，则其主张归还的数额已超过17万元，且银行转账和微信转账的数额已远超7万元。钱磊称其银行转账款项系用于归还该30万元借款的主张与其庭审陈述自相矛盾，且柴正杰也提供证据证明钱磊的上述银行转账并非是用于归还该30万元借款，故对钱磊称上述银行转账款项系归还柴正杰该30万元借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钱磊主张通过支付宝转账归还30万元借款的问题。钱磊对其通过支付宝转账归还该30万元借款提供了五笔转账记录。柴正杰对其中的两笔合计5000元系钱磊归还借款的款项予以认可；对其中2017年4月28日的10000元的转账称是钱磊归还向其配偶徐蕾的借款，但其提供的徐蕾向其转账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据不足以证明徐蕾向钱磊出借了该款项；对另外两笔，柴正杰虽不认可系钱磊用于归还该30万元借款的款项，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或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柴正杰收到上述五笔支付宝转账款项合计25000元，且未能对收到该款项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能提供钱磊并非用于归还30万元借款的相应证据，且该数额也在钱磊庭审主张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归还借款数额的合理范围内，故法院认定上述款项系钱磊用于归还柴正杰30万元借款的款项。综合上述法院对钱磊各种还款方式及还款数额的认定，钱磊已归还柴正杰该30万元借款的款项数额为138359元。该138359元中包含了双方认可的钱磊归还的11.8万元贷款的利息6322元和12.7万元车贷的本息39037元，归还信用卡的5万元、微信转账3000元、支付宝转账25000元及15000元的还款。综上，钱磊于2017年2月4日、2月28日分别向柴正杰出具收条，并认可其已收到了该收条记载的款项，虽提出双方之间并非借贷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借贷关系，且合法有效。借款后，经柴正杰催要，钱磊未及时归还借款，柴正杰要求其归还借款15万元，法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对该两笔借款均未约定利率，但根据上述规定，柴正杰诉请要求钱磊支付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应予支持。对于钱磊向柴正杰出具的30万元的借条，钱磊虽认可收到了30万元借款，但柴正杰出借给钱磊的资金绝大部分（除现金5000元外）系通过信用卡、银行贷款的方式取得，且柴正杰事先知道该情形。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但柴正杰要求钱磊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的，应予支持。本案中由徐蕾通过银行贷款提供的11.8万元，该11.8万元到期后本金系由徐蕾归还，钱磊微信转账支付给柴正杰的6322元，均用于支付该笔贷款产生的利息，故该11.8万元应由钱磊归还。对于车贷12.7万元，钱磊称其归还到2018年3月，柴正杰主张其归还了2017年11月、2018年4月，2018年5月的本息，因该笔贷款每月需归还本息4591.35元，故柴正杰三个月归还的贷款本息为13774.05元，同时，柴正杰于2018年5月26日归还本金91966.74元，利息667.5元。根据柴正杰诉请构成，对于该车贷12.7万元，其诉请钱磊归还其支付的95399.24元，且其认可该95399.24元中包含其归还的保险费3900元剩余本息2765元。因保险费系柴正杰借款产生，并不为钱磊使用，故该部分费用不应由钱磊承担。剩余92634.24元，系柴正杰支付的车贷12.7万元的本息，因该笔车贷由钱磊使用，故该笔贷款的本息应由钱磊归还。至2018年5月该笔款项归还完毕止，钱磊共归还了9期，按照每月归还本息4591.35元，其归还的该笔贷款本息数额为41322.15元。钱磊归还的款项总额138359元扣除归还11.8万元的利息6322元、归还的车贷12.7万元的本息41989.65元（含柴正杰诉请中2018年5月26日还款利息667.5元）及信用卡还款的5万元，剩余款项为40047.35元，应为钱磊归还柴正杰11.8万元贷款本金、柴正杰诉请其支付的12.7万元车贷本金91966.74元及现金5000元的款项，故对于该笔30万元的借款，钱磊尚应归还柴正杰174919.39元。因柴正杰已将银行贷款归还完毕，现请求钱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其符合法律规定部分应予支持，故对柴正杰诉请要求钱磊支付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起诉日至实际给付之日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及相关民事法律之规定，判决：一、钱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柴正杰借款324919.39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6月4日至实际给付日止）；二、驳回柴正杰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2560元，合计9860元，由柴正杰负担1851元，钱磊负担8009元。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中，上诉人陈述：1、和尹维加的13万元并不是和本案无关联的债务债权关系，如果不是三人协商一致由上诉人代被上诉人偿还该款项，上诉人不可能在收到30万元款项后主动帮助被上诉人偿还13万元，尹维加也不可能将原借款凭证交付给上诉人，否则对于尹维加来说也是存在风险的。关于尹维加的借款，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前期否认借条等相关凭证是其出具，连认识尹维加都进行否认；后上诉人提出要进行笔迹鉴定，被上诉人又认可了相关借条的真实性，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对该款项本就有恶意隐瞒的意图，更应当对此进行查清。2、2018年2月6日上诉人通过农行向被上诉人转账4万元，被上诉人出具收条。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称该款项是借用柴庆峰信用卡还款及借用被上诉人信用卡还款，但并未提供任何依据，一审法院将该4万元排除在还款金额之外是错误的。3、上诉人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10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11日，分别向被上诉人转账两笔8000、两笔8000、一笔16313、两笔8000，被上诉人并无证据将该款项又还给了上诉人，以上款项也应当从还款金额中扣除。一审法院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信用卡转账的4.8万元款项来去的方向弄反了，进而导致一审判决作出了“被上诉人信用卡账户在上诉人转账当日均有同等数额的款项转出，且部分系转入上诉人账户”的错误认定。3、2017年2月4日的10万元收条中载明该款项为投资金额，被上诉人既然作为民间借贷起诉，应当证明双方具有借款的合意，但上诉人仅认可收到该10万元，并不认可该10万元为借款，从收条所载内容来看也并不能证明是借款，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对款项性质加以证明。5、上诉人提交的41笔微信转账中，2017年9月11日的1万元、2017年10月14日的2000元和3000元是上诉人的还款，被上诉人在前后数次庭审中对这3笔合计15000元的描述前后不一致，包括对事由都没解释清楚，所以应认定该3笔合计15000的微信转账同样是上诉人的还款。被上诉人陈述：1、关于尹维加的13万元，因为该13万元涉及第三人，被上诉人从来没要求上诉人代为归还，按照常理也不可能是上诉人借了钱代被上诉人偿还，如果是真的存在这个13万元那么第三人可以另行起诉。2、关于2017年2月4日的10万元收条，上诉人在历次庭审的陈述前后矛盾，这10万元本身就属于借款，是上诉人为了投资经营向被上诉人借的。3、关于2018年2月6日的4万元，被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做出了回应并提交了相应证据。4、关于2017年11月10日、2017年12月10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11日的转账，其实都是上诉人借用了被上诉人的信用卡，在对应的还款日进行了相应的还款然后马上转出。如果按照上诉人的计算方式，那么在他承认的欠款金额上减去上述款项，反而是被上诉人欠上诉人款项，所以上诉人的陈述不可信，并且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提供了相关的依据证实了这个情况。5、关于2017年9月11日、2017年10月14日的15000元，上诉人主张是还款，但是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对该三笔款项均称不清楚，但后来又称不是2017年11月9日收条记载的15000元，所以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这三笔款项与2017年11月9日的收条并非同一笔款项，不应当属于本案涉案借款中的还款。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二审予以确认。二审中，关于案涉10万元的款项，上诉人陈述，该10万元是被上诉人与其一起投资做螃蟹生意，后来其给被上诉人现金，没有收条。具体亏盈还没结算，应该是不亏不赚，被上诉人后来也没找上诉人。关于尹维加的13万元，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确向尹维加借款13万元，但已经另外归还了，不在本案的30万元内。还款是现金交付的，没有收条。本院认为，关于2017年2月4日的10万元收条，上诉人主张该款项系双方合伙经营时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投资款，但其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投资的情况，其二审针对投资分红、结算的陈述也缺乏合理性，故本院认为一审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未予采纳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是否替被上诉人向案外人尹维加归还13万元的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向尹维加的借款13万元已另行归还，但未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上诉人却持有被上诉人向尹维加出具的借条和收条原件，以及尹维加收取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还款的收条。综合双方的举证及陈述，被上诉人的主张证据更充分也更具合理性，本院对被上诉人的主张予以采信。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替上诉人偿还借款系受上诉人指示，故被上诉人仍应承担上诉人因向其出借30万元筹集资金产生的贷款利息。关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信用卡转账的款项，根据上诉人的银行卡流水及被上诉人的信用卡账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信用卡转账后并不存在有同等金额的款项再从被上诉人信用卡账户转入上诉人账户的情况，一审对此认定有误，二审予以纠正。但根据上述银行卡交易记录，上诉人七次向被上诉人信用卡转账的时间均为信用卡还款日前后，且款项转至被上诉人信用卡账户后均在当日又以相同或近似金额透支消费，消费的商户有五次为同一商户即武进高新区南坪金店。本院认为，上述信用卡交易方式明显与正常的信用卡消费情况不符，当事人存在利用信用卡套现的嫌疑，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转账不属于本案的还款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关于对上诉人主张的其他还款未予采纳的原因，一审判决已进行详细阐述，二审中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支持其主张，二审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一审认定的还款金额应扣除上诉人替被上诉人向尹维加归还的13万元，上诉人尚需归还被上诉人借款194919.39元及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二、钱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柴正杰借款194919.39元及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6月4日至实际给付日止）；三、驳回柴正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2560元，合计9860元，由柴正杰负担4643元，钱磊负担52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柴正杰负担3438元，钱磊负担386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文俊审判员  李银芬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陈茹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