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鄂01刑终370号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吕值友，男，1952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鄂州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原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住武汉市武昌区。2016年因违法组织纪律、廉洁纪律、财经纪律被开除党籍。因涉嫌受贿于2018年11月8日被留置，因涉嫌贪污、受贿于2019年1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硚口区看守所。辩护人张曙光、沈诗淳，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吕值友犯贪污罪一案，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鄂0104刑初56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吕值友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2004年底，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落地管理办公室（下简称落地办）,作为该局采编中心的下属部门，负责全国各地卫星频道在武汉入网、落地的收费及服务工作。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制定了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规定每年从落地收入中返还一定比例作为落地办经费，落地办完成一定的目标后按一定比例奖励落地业务人员，落地业务经费及奖励经费，由落地办负责使用、分配，若业务、奖励经费有结余，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做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被告人吕值友于2003年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局）台（局）长。2007年底，李某2成、武某刚（另案判处）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时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被告人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被告人吕值友汇报后，决定以发放“落地年终奖”的名义，向被告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400余万元，给被告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1年初，被告人吕值友明知李某2成和武某刚套取资金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仍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被告人吕值友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仍按照被告人吕值友调职前的做法，继续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吕值友明知该款项系李某2成、武某刚套取的资金仍据为己有。套取的人民币400余万元中，除被告人吕值友分得167万元外，李某2成、武某刚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其余款项奖励了胡某1等其他人员。2018年7月10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被告人吕值友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年11月8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纪检部通知被告人吕值友在其居住小区门口见面，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被告人吕值友的家属向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167万元。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广电机构情况说明、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职务任免文件及职责说明、湖北省监察厅、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处分决定、2006年至2013年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预算报告书、2007年至2013年武汉市财政局批复武汉广播电视台预算的函、入网合作协议、落地协议、武汉市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落地收支”预决算的有关说明、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关于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有关情况的说明、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2006年至2014年落地经费支出账目、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被调查人接受调查期间有关情况说明》、扣押财物清单、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陈某、胡某1等人的证言,另案被告人李某2成、武某刚的供述以及被告人吕值友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吕值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达人民币16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吕值友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吕值友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且已退出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吕值友犯贪污罪的指控成立。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吕值友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赃款人民币167万元（现暂扣于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发还武汉广播电视台。上诉人吕值友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吕值友构成贪污罪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吕值友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系主犯有误；3.原审判决认定吕值友的涉案金额有误，即使构罪，也只应该对2007年初至2011年初的67万元负责。上诉人吕值友的辩护人提出相同的辩护意见。二审经审理查明: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2004年底，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落地管理办公室（下简称落地办），作为该局采编中心的下属部门，负责全国各地卫星频道在武汉入网、落地的收费及服务工作。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制定了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规定每年从落地收入中返还一定比例作为落地办经费，落地办完成一定的目标后按一定比例奖励落地业务人员；落地业务经费及奖励经费，由落地办负责使用、分配，若业务、奖励经费有结余，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做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上诉人吕值友于2003年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局）台（局）长。2007年底，李某2成、武某刚（另案判处）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时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上诉人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上诉人吕值友汇报后，决定以发放“落地年终奖”的名义，向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400余万元，给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1年初，上诉人吕值友明知李某2成和武某刚套取资金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仍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上诉人吕值友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仍按照上诉人吕值友调职前的做法，继续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0万元，上诉人吕值友明知该款项系李某2成、武某刚套取的资金仍据为己有。套取的人民币400余万元中，除上诉人吕值友分得人民币167万元外，李某2成、武某刚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其余款项奖励给胡某1等其他人员。2018年7月10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上诉人吕值友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年11月8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纪检部通知上诉人吕值友在其居住小区门口见面，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上诉人吕值友的家属向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167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武汉广电机构情况说明、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文件、干部履历表、任职文件等有关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主体身份的相关书证，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武汉市广播影视局）系中共武汉市委举办的事业单位。上诉人吕值友于2003年2月至2011年10月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局）台（局）长。2007年底，李某2成、武某刚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2009年，武某刚任落地办主任，2011年10月，上诉人吕值友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主体身份均系国家工作人员。2.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关于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关于调整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及证人杨某、伍某、周某、鞠某、赵某、张某的证言，证实2004年12月，武汉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卫星节目落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上诉人吕值友，领导小组下设落地管理办公室，是个临时性的协调机构，在局采编中心办公，落地管理办公室由郭某兼任主任。2006年12月，武某刚任落地办副主任，张某等6人为办公室成员，但张某等6人既没有在落地办工作，也没有召开过落地的相关会议，实际上落地办工作主要是郭某、武某刚先后负责。3.入网合作协议、落地协议等相关书证、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落地收支预决算的有关说明，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卫视等四十余家频道的落地协议，证明落地收入的来源。落地收入均由武汉广播电视总台收取，收支均由广电台财务部统一管理。4.采编中心“媒资办”、“落地办”2005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财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证实采编中心作为武汉广播电视台的一个部门，属非独立法人单位，无经营权，财务独立核算，其内部按工作性质分为综合科、落地办等部门。采编中心报账操作流程为：①经办人填写原始报销单据；②经办人将报销单据给分管部门签字；③中心负责人签字；④财务负责人复核签字；⑤出纳人员处报账。证明落地办经费支出流程。5.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关于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有关情况说明，证实2007年至2013年，经主要领导批准，武汉市广播电视台财务部每年均制定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根据上年度卫星落地收入分配政策对返还比例进行适度微调，主要规定落地收入使用范围、分配比例等。2007年政策规定：第一，落地收入达目标6000万，力争目标7000万。第二，落地返还比例2.5%。经费使用范围为开展落地业务发生的宣传、差旅、会议、接待、调查、相关人员的奖励等。第三，6000-7000万元以上部分按2%奖励业务人员，7000万元以上部分按5%奖励落地业务人员。第四，落地业务经费与奖励经费，由落地办负责使用、分配。为调动相关人员积极性，做大落地收入，若业务、奖励经费有结余，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作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6.武汉广播电视台财务部关于2006年至2014年落地经费收入账目、支出账目以及虚列项目的记账凭证、收据、支出证明单、银行支票存根、虚假的签名单、陈某的证言及李某2成、武某刚的供述，证实2006年至2014年期间，落地办返款支出情况，从2008年1月25日至2014年1月31日，落地办以稿费奖励、推广费、宣传费、劳务费等支出的金额为790余万元。经李某2成、武某刚等人供述，套取的资金共计680万元。其中，以外台奖励名义支出的是237.8万元，以节目推广费、稿费、宣传费、劳务费等名义支出的是442万元。李某2成、武某刚供述在套取的资金680万元中，有的用于落地办的公务开支，也有部分发给外台人员奖励，用于发放奖励的有490余万元。7.李某2成、武某刚及陈某等落地办工作人员的正常工资收入统计表、在落地办实名领取奖励的统计表、领取落地目标超额完成奖励的收款签名单等相关书证，证实李某2成、武某刚以及陈某已经按照落地奖励的政策分配到了相应的正常奖励。8.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落地办公资金使用有会议、差旅、劳务费、落地奖励、礼品、接待餐饮等用途。发放劳务费、奖励的流程是武某刚告诉其要用钱了，其就按照武某刚的要求制作稿费单，附有人员名单和金额，报分管领导武某刚、中心领导李某2成签字批准后，再把审批手续交到财务科长胡某2手中，由他审核后，就到财务找出纳钟某开现金支票，他就让其把这些人员都代签了；有时候武某刚不拿人员名单，直接让其把人员名单后面的字都签了，有时他也让其找综合科的其他人员帮忙代签字，然后再把签字的明细清单交给财务出纳做账。发放劳务费、落地奖励之前，武某刚有时候手写一个名目、名单、金额交给其，再找财务或者综合科毛某帮忙打印；有时候武某刚告诉其发一个具体的劳务费、奖励名目，具体金额和名单，其找其他人帮忙打印发放名单；有时候武某刚只告诉其一个总金额，说要发放劳务费和奖励，其就按照他的要求，想办法列出发放人员名单，还是让财务或者毛某帮忙把人员名单打印出来。有时候台领导参加一些落地活动，武某刚跟其说要给台领导发钱，他说就不写台领导的名字，按照当时台领导参加的项目，以外面人员的名单制作一个假的发放表，然后按照武某刚的要求，由其或者财务毛某帮忙代签。关于2005年左右到2013年左右每年过年前后的落地奖励，武某刚在年终之前，都跟其说要发一笔外台的落地奖励，总金额是多少，要其把发放名单列出来，其就找财务问清楚哪些外地卫视台的钱已经到账了，按照以前武某刚给的外地卫视台总人员名单，将钱到账的外地卫视台列出来，找出一些领导和业务往来比较多的人，列出发放名单，按照武某刚要求的总金额，一般是平均分到每个人身上。列好表格后，再找钟某把表格打出来，其在经手人签字后，交给武某刚、李某2成签字，最后交给胡某2签字，领取现金支票，将钱取出来交给武某刚。每年的具体金额记不清楚了，但是肯定有大几十万，有的时候会超过一百万。外台人员发放名单上的签名，武某刚直接要其把名单代签了，于是按照武某刚的要求，由其代签或者找财务、毛某等人帮忙代签。除了上面说的外台的落地奖励，我们内部人员也有落地奖励，一般在年底，武某刚告诉其发放人员的名单和金额，其打出发放表格，把钱取出来交给武某刚。发放名单那有李某2成、武某刚、杨某等人，都是据实发放的名单，武某刚给其发钱的时候，其也在表格上签字。9.证人胡某1、毛某、钟某、王某、胡某2、郭某等人的证言，证实武汉广播电视台为了激励落地办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财务部起草了落地分配及管理政策，按照政策规定，可以发放奖励的人员为相关人员（包括武某刚、李某2成、陈某和外地卫视台的工作人员）、落地业务人员（包括李某2成、武某刚、陈某）。但是，李某2成、武某刚等人采取虚构的名字制表的方式，采用稿费、劳务费的名义把落地办经费支取出来，给不属于发放范围的胡某1等人发放奖励。10.证人高伟宏、杨某、黄某、李某1、顾某、熊某等人的证言，均证实李某2成、武某刚以落地办的名义给其发过奖励，但是均没有实名领取，也不知道款项的来源。11.证人宋某、顾某、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湖北省对全省网络进行整合，按照要求武汉广电网络也要合并至湖北省。为了维护武汉广播电视台的利益，顾某等人和时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武汉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吕值友等人商议，决定武汉广播电视台继续保留落地收费权。2012年5月份，吕值友受李某2成、武某刚之邀参加武汉广播电视台在云南省香格里拉举行的全国落地工作会议，会上吕值友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兼武汉广电网络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对前来参会的外省卫视领导做了承诺和说明，该次会议后，2013年武汉广播电视台的落地收入达到1.5亿元。12.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破案经过、扣押物品清单及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证实2018年7月10日，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将上诉人吕值友涉嫌犯罪的线索指定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理，同年11月8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纪检部通知上诉人吕值友在其居住小区门口见面，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办案人员将其带至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办案点接受调查。上诉人吕值友的家属向武汉市硚口区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人民币167万元。13.另案判处的被告人李某2成、武某刚的供述，证实2007年至2014年，李某2成、武某刚在分别担任武汉市广播电视局采编中心主任、落地办副主任期间，为从落地办经费中多领取奖励，经共谋，二人隐瞒已按照年初商定的奖励标准实名领取了相应奖金的事实，明知上诉人吕值友等人不属于发放卫星落地奖励的人员范围，经向上诉人吕值友汇报后，决定以发放“落地年终奖”的名义，向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指使落地办工作人员陈某采取以稿费、劳务费等名义虚列支出、伪造领款单的方式，从落地办经费中套取资金人民币400余万元，给上诉人吕值友及李某2成、武某刚等15人发放奖励。2007年底至2011年初，上诉人吕值友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上诉人吕值友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底至2014年初，李某2成、武某刚仍按照上诉人吕值友调职前的做法，继续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套取的人民币400余万元中，除上诉人吕值友分得167万元外，李某2成、武某刚各分得人民币96万元，其余款项奖励了胡某1等其他人员。14.上诉人吕值友的供述：我是2003年2月调到武汉广播电视台担任一把手。2011年10月13日，省委任命我为湖北广电网络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1年11月底，市委免去了我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保留了武汉广电数字网络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湖北广电网络公司还未成立，处于争取上市过程中，当时只任命了两个人，无其他员工，所以当时我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还在武汉广播电视台。2012年12月28日湖北广电网络公司上市成功，在2013年我的人事关系才转到湖北广电网络公司，2014年5月工资关系才转到湖北广电网络公司，具体时间以相关资料为准。从2013年初至2014年5月，我既在武汉广播电视台按照局（台）长的标准拿工资、奖金，又在湖北广电网络公司拿补贴、工资。2015年底，我离任审计的时候，我将2013年初至2014年5月从武汉广播电视台领取的收入都退回给了武汉台。根据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返还落地办经费使用范围中的相关人员的奖励”是指外省卫视台覆盖办以及五星级宾馆这样跟落地工作相关的台外人员。“落地业务人员”指直接从事落地工作的人，就是指落地办主任郭某、武某刚、陈某。“结余部分落地办可根据对落地工作贡献的大小对相关人员进行奖励”的相关人员是指跟网络、传输、播控、采编这些对落地工作有直接联系的非台领导人员。台领导人员肯定不能从落地等部门拿奖励的钱。落地办的奖励初衷是为了调动落地工作积极性，是通过给落地直接业务人员以及下面做事的相关人员发奖励做大落地收入，并不是为了让台领导可以从中拿钱。从2007年底到2014年1月，我经过仔细回忆，从落地办拿了167万元，具体金额以核定为准。我不属于落地奖励的范围，又从落地办以奖励的名义拿了钱，主要是因为：第一，2007年的时候，我是武汉广电的一把手，落地办主任武某刚和采编中心主任李某2成都是新手，我自认为对落地工作有很大的支持，起了很多关键的作用，自己产生了私心，产生了不从落地经费中拿钱就吃亏了的想法。第二，在明知自己不属于落地办奖励范围的人员，明知自己做的事情都是自己职责的情况下，由于私心，就借着落地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把落地政策中奖励“相关人员”作为借口，以落地奖励的名义，从落地办拿了钱。而且我当时误以为从落地办以奖励的名义拿钱是违规违纪行为，没有意识到触犯法律。第三，武某刚是我反复挑选定下来的，我对武某刚、李某2成很信任，相信他们不会让落地办给我发钱的事情在外面造成负面影响。从2006年底或2007年初，郭某离任落地办主任，武某刚接任落地办主任时，我在跟武某刚任职谈话时，除了重点谈落地工作的事情，也提到了落地奖励政策和发落地奖的事情，我要武某刚和郭某摸一下发奖的事情，具体和李某2成商量。我跟他谈奖励的事情，一方面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告诉他落地工作有奖励，可以鼓励他做好落地工作；另一方面是我当时就有了私心，产生了以落地奖励的名义从经费中拿钱的想法。因为李某2成在2006年底的时候，极力跟我提说我贡献很大，要发奖金给我。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李某2成一再坚持，当时我就说意思一下，拿了2、3万元钱，具体金额记不住了。后来2007年初我觉得自己在落地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得罪了不少人，我有些私心萌动，产生了不能亏欠自己、想从落地经费中拿钱的想法，再加上误以为自己最多是违规违纪行为，也对武某刚、李某2成放心，所以当时我让武某刚找郭某摸一下奖励的事情，以及找李某2成商量，武某刚就会知道之前给我发过钱，这样肯定就会把我列入新一年落地奖励的范围。2007年年底，李某2成和武某刚到我的办公室，跟我汇报落地奖金的事情，征求我的意见。我当时先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武某刚就说了一下他们的想法，提了一下重点发钱的范围和顺序是：我、李某2成、武某刚、郭某、陈某，并问我黄某能否进入奖励的范围，其他部门负责人能否奖励。我当时提了几个意见：一是我不能放在武某刚、李某2成前面，不能比他们拿得多；二是郭某要多一点，陈某不要太低；三是其他做了直接贡献工作的人都要奖励一下，比如网络、传输、播送等部门的人都要给一点，还要根据贡献大小区分；四是落地经费的钱，大头应该是办公，小头用于奖励。李某2成和武某刚听了我的意见后，就说去定具体的方案。我提的这几个意见，一个是我刚开始假意的推辞，说自己不能拿这个钱，后来又认可了，说自己不能放在他们前面，其实这个话表明我认可了他们把我放在奖励范围内；二是想让做事的人发点钱，那些部门的人员确实对落地工作很支持；三是这个钱我知道不该拿，如果只有我一个台领导拿这个钱我心里是不安的，给黄某等其他人表示一下，也能让我心理平衡一些，让我心安一点，就算以后别人知道了，也可以说是给大家都发了的。2007年年底，武某刚和李某2成以落地奖金名义给我钱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是以什么名义从财务中支取出来的。2008年底，他们第二次把钱以落地奖金名义给我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不是用我的实名在财务做账把钱开支出来的。一是这么大的金额的钱，他们都是以现金的形式给我的，没有通过银行转账；二是没有拿相关领取手续让我签名；三是2007年到2008年，我没有听到什么反映，如果用我的实名，他们肯定要让我办手续，我肯定也会听到一些反映，但是这些都没有，我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08年底或2009年1月初，我当着武某刚的面问了李某2成，问他们在财务上是怎么办的手续。李某2成说让我放心，这些他们都会处理好，连名字可能都不会有。武某刚也在旁边点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用我的实名在财务上办手续，确认了我的想法。我没有制止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默认了他们的做法。主要是因为我不属于落地奖励的范围，我又想拿这个钱，我如果反对就不能拿钱了。我没有看过他们的账目，他们应该只能是通过其他名字或其他名义从落地经费中拿钱出来发给我。如果他们用我的实名，会给我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想跟我示好。2011年年底，我被任命为湖北省广电网络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不再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局（台）主要负责人，李某2成和武某刚还要以落地奖励的名义给我钱，是因为：一是他们延续之前的事情，继续给我钱；二是在2012至2013年，他们的落地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我具有武汉网络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广电网络公司董事长的双重身份，他们多次找我解决落地的相关问题，我帮他们解决了；三是落地工作的目标责任制有奖惩机制的，做好了有奖金，做不好要扣抵押金，甚至调离岗位；四是他们对我还有情有义，觉得我对他们落地工作支持很大，对他们也很关心。所以，他们为了在落地工作中得到我的支持和帮助，为了他们自己的奖金，在我离任之后还是以落地奖励的名义送钱给我。我后来给落地工作解决困难，都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些事情我虽然出了力，作用关键，但都不能成为我拿钱的理由和借口。2012年、2013年以落地奖励名义的钱，都是不应该拿的。我当时存在认识误区，以为不再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一把手了，拿了这个钱风险比以前小些。所以李某2成、武某刚后来给我钱，我也都拿了。落地收入也属于武汉有线网络收入的一部分，因为落地收费依托于有线网络。武汉广播电视台的收入都属于国有资产，落地收费进的是武汉广播电视台总账，落地收入也是国有资产。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吕值友及其辩护人提出吕值友不构成贪污罪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本案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同案犯李某2成、武某刚的供述，上诉人吕值友的供述及亲笔反思材料证实，吕值友作为武汉广播电视局（台）局（台）长，对下属部门的工作进行帮助系职责范围之内，其作为一把手领导已享有相应的职级和待遇，不能因为对部门的工作有帮助而在该部门中再次领取奖励。因此，上诉人吕值友不属于武汉广播电视台制定的2007年至2013年卫星落地收入分配及管理政策中可以领取奖励的相关人员。上诉人吕值友明知李某2成、武某刚向其发放奖励（现金）没有采用实名，系用其他手段套取的，仍予以默许。三人实得奖励人民币359万元，占全部套取资金人民币490余万元的73%，远高于其他12人发放的数额，三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意图。上诉人吕值友与李某2成、武某刚共谋，在上诉人吕值友不属于发放奖励的人员、李某2成和武某刚已按照商定标准领取奖金的情况下，采取虚报冒领的手段套取资金，为自己发放奖励，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侵吞公款的行为，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故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吕值友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认定吕值友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系主犯有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吕值友在2007年底至2011年初担任武汉广播电视台台长期间，其明知自己不属于政策规定发放奖励的人员，李某2成和武某刚套取资金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仍从上述款项中分得人民币67万元。2011年10月，上诉人吕值友虽调任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仍在原单位的落地工作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帮助武某刚、李某2成解决相关问题，武某刚与李某2成延续之前的做法向其发放“落地年终奖”人民币100万元。综上，原审认定吕值友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无误，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吕值友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认定吕值友的涉案金额有误，即使够罪，也只应对2007年初至2011年初收取的人民币67万元负责”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吕值友应当对2007年底至2014年初领取的全部“落地年终奖”金额负责，该金额有上诉人吕值友的供述以及同案犯武某刚、李某2成的供述予以证实。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吕值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款，数额达人民币16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吕值友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大小，考虑其系主犯、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全部退赃等量刑情节，综合评价后在法定刑幅度内裁量刑罚并无不当。上诉人吕值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济森审判员  许婷婷审判员  吴 艳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程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