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3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并案原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576号公建。法定代表人：刘湖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丹林，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劲松，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并案被告）：沙峰，男，1981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鹤，辽宁君子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沙峰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9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大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沙峰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法律规定，劳动仲裁裁决作出后，在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作为原审法院应当依据在案证据重新认定相关事实，而不应仅凭没有生效的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作为审理依据，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没有就此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就视为认可该项裁决的认定实属武断，更何况上诉人庭审中也对劳动合同是否解除以及解除的时间明确提出了异议。2.原审法院关于2016、2017、2018年工资系拖欠理应支付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并未就劳动报酬的金额作出约定，而是约定按照上诉人工资分配制度确定，上诉人对此也制定了薪酬管理实施办法和绩效管理制度等，并且被上诉人也悉数遵守。按照上诉人的上述制度，被上诉人的目标年薪，系由固定工资和绩效奖金构成，而案涉的工资部分上诉人已经足额支付，不存在拖欠，至于绩效奖金部分根据考核以及公司的经济效益确定，并不当然发放。被上诉人所负责的百融通达、源溢、中合置业三个项目均发生实质性兑付风险，均给上诉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和恶劣影响，被上诉人未完成绩效目标。同时，受监管政策调整及项目风险等影响，上诉人2017年、2018年不但未实现任何经济效益，还发生了巨额亏损，并无绩效奖金。被上诉人无权主张2016年-2018年的绩效奖金。故上诉人并不欠付被上诉人2016年、2017年、2018年工资。3.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请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的主张合理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只有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形下才会在劳动合同的解除时获得经济补偿金。根据上诉人的在案证据及以上论述，可以认定上诉人并不拖欠被上诉人工资，本案被上诉人不具备请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诉人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4.原审法院关于酌定给付78万元损害赔偿金的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首先，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附随义务并未产生，上诉人无过错。其次，退一步讲，赔偿责任也应当基于损失的存在且附随义务与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为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2018年9月3日即设立大连观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设立公司、担任企业高管和法定代表人、从事经营活动、继续工作等系列行为并没有受到上诉人的任何妨碍和影响，被上诉人已经与大连观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又建立了劳动关系。至于被上诉人设立的公司是否盈利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又建立劳动关系、已实际工作这一性质和事实，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损失”并不存在，更不存在“附随义务”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再有，在被上诉人自2018年5月起未向上诉人提供劳动情况下，原审法院竟然认定被上诉人劳动收入损失按照其实际向上诉人提供劳动、提出辞职前一年度工资水平78万元予以计算实属错误且毫无依据及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无论在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等方面均存在错误，不公平不合理。沙峰辩称，1.本案中大金公司提交的所有制度在制定程序和公示告知程序上均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形同虚设。大金公司从未对沙峰进行过绩效考核；大金公司无论从工资发放还是调整均为单方随意决定，并未告知或与沙峰达成一致。第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大金公司主张于2016年4月27日召开全员大会，民主程序通过了《绩效管理制度》与事实严重不符。大金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召开的仅是“工会代表大会”，并非前述法律要求的“全体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第二，2016年的《员工绩效合同》仅适用于2016年，且大金公司根本未实际履行该绩效合同，指标是否完成以及指标的具体得分不明的情况下，沙峰应当足额取得2016年的全部年薪。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载明的考核方法与2016年《员工绩效合同》中所约定的考核标准完全不相符，存在矛盾。大金公司无权依据2016年的《员工绩效合同》或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中扣除沙峰的工资。2.大金公司自2017年1月开始多次调整沙峰的工资、工资发放比例没有任何依据，沙峰对此不知情。大金公司所称沙峰负责的项目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是错误的。事实上大金公司一审中主张的百融通达项目、二审主张的中合置业等产生问题的项目，分别于2018年、2019年产生问题，即在大金公司无故扣发沙峰2017年、2018年工资时尚未发生所谓的兑付事项，不应以此作为扣发工资的理由。3.2018年4月30日双方解除了劳动关系，大金公司采用每月发放1620元的方式扣留劳动关系、社保关系、护照等，阻止沙峰获得正常的劳动报酬，目的在于扣其工资作为项目赔偿。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起解除是正确的。因拖欠工资，大金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沙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2.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0,192元（6688元×3倍×3个月）；3.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自2018年5月12日起至实际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之日止按每月10万元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6月约为135万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6年劳动报酬44,633.33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7年劳动报酬373,603.61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8年劳动报酬195,608.71元。大金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无需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0,192元（6688元×3倍×3个月）；2.无需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55万元；3.无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6年劳动报酬44,633.33元；4.无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7年劳动报酬373,603.61元；5.无需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8年劳动报酬195,608.71元；6.判令原告返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的工资82,146.48元、社保费用68,051.41元、采暖费812.11元、公积金63,981.75，共计214,991.75元；7.要求原告返还型号为THINKPADL450I3的笔记本电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6日，原告沙峰（乙方）与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固定期限自2015年8月26日至2016年8月26日，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在经理岗位，从事金融事业一部业务工作，工作地点为大连；甲方按照甲方依法制定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支付乙方工资；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6年8月27日，双方续签劳动合同至2019年8月26日。2018年4月26日，原告以被告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通过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并自5月份起未向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不同意原告的离职申请，未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未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自2018年6月起继续为原告发放工资（2018年5月发放1857.6元，此后每月1620元），缴纳社保、公积金和采暖费直至2019年5月。2016年递延奖金44,633.33元，被告未向原告发放。2017年1月，原告的目标年薪由52万调整为78万，固浮比75:25；2017年7月固浮比调整为5:5。2017年7月，被告主张将目标年薪调整为65万元，但未经原告同意亦未告知原告，2017年下半年及2018年目标年薪均应认定仍为78万元。2017年全年，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累计406,396.4元（含社保、公积金），剩余373,603.6元，被告依据公司《绩效管理制度》予以扣除未予发放。2018年1月至4月，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累计64,391.29元（含社保、公积金），剩余195,608.71元，被告依据公司《绩效管理制度》予以扣除未予发放。2019年4月25日，原告向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2.裁决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0,192元；3.裁决被告支付损害赔偿金（自2018年5月12日起至实际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之日止按每月10万元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4月25日为115万元）；4.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欠付的2016年工资44,633.33元；5.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欠付的2017年工资373,603.6元；6.裁决被告支付原告欠付的2018年工资195,608.71元。2019年9月12日，该仲裁委作出沙劳人仲案字（2019）第16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192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延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55万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6年工资44,633.33元；5.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7年工资373,603.61元；6.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8年工资195,608.71元。该仲裁裁决作出后，原、被告均不服，均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被告间劳动关系是否解除以及何时解除的问题。沙劳人仲案字（2019）第165号仲裁裁决书已确认，双方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现被告单位虽主张双方劳动关系应于2018年5月30日解除，但并未对该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认可该项裁决。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裁决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的2016年、2017年、2018年工资的诉请。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被告单位主张，目标年薪并非原告实际应得的年薪，该目标年薪由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绩效奖金）构成，固定工资为原告实际固定所得，浮动工资应根据《绩效管理制度》规定和原告业绩情况确定。同时，被告认为，鉴于原告负责的相关项目出现问题，根据《绩效管理制度》规定，原告无权获得扣发的2016年、2017年、2018年工资。但经审查，被告单位所依据的《绩效管理制度》作为有关劳动报酬的规章制度，其制定程序和公示告知程序在法律上均有严格的规定，现该制度无论制定程序还是公示告知程序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无论原告是否应对项目问题负责，被告依据《绩效管理制度》扣发原告工资，均于法不符，理应支付原告欠付的2016年工资44,633.33元、2017年工资373,603.6元、2018年工资195,608.71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60192元的诉请。依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鉴于原告入职时间2015年8月26日、离职时间2018年4月30日，且原告的月工资标准高于大连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192元，原告主张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诉请。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不仅未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亦未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因此造成原告无法与新的用人单位达成新的劳动关系，直至一审辩论终结前已近两年。这期间原告的劳动收入损失可按其实际向被告提供劳动、提出辞职前一年度工资水平78万元予以计算，一审法院酌定一年为78万元。关于被告要求原告返还被告于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向原告支付的工资82,146.48元、社保费用68,051.41元、采暖费812.11元、公积金63,981.75元及笔记本电脑的诉请。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被告的上述诉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有待商榷，即使被告认为属于劳动争议纠纷，因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一审法院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沙峰与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二、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沙峰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192元；三、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沙峰因迟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原告造成的损失78万元；四、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沙峰拖欠的2016年工资44,633.33元；五、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沙峰拖欠的2017年工资373,603.61元；六、被告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沙峰拖欠的2018年工资195,608.71元；七、驳回原、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保全费5000元（原告预付5010元、被告预付10元），均由被告负担，给付时间同上。二审中，上诉人大金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员工绩效合同》（2016年5月10日），拟证明2016年4月27日，大金公司召开全员大会，民主程序通过了《绩效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制度宣贯和培训，2016年5月5日印发。随后，2016年5月10日，依据《绩效管理制度》内容，公司与沙峰签署了《员工绩效合同》，沙峰本人签字确认。《员工绩效合同》根据《绩效管理制度》5.6条内容写明了“出现实质性兑付风险”一票否决的内容“凡部门出现需要公司协调才能解决的兑付事项，一票否决；非本部门出现的兑付事项，但对大金所有实质利益损失的也为一票否决”。《绩效管理制度》5.6条规定：“一票否决事项凡部门出现需要公司协调才能解决的兑付事项，为一票否决，部门员工当年业绩奖金全部扣除。非本部门出现的兑付事项，但对公司有实质利益损失的，则也为一票否决，公司全体员工当年业绩奖金全部扣除”。《员工绩效合同》还写明了“年终绩效奖金发放与公司年度预算达成相关联，按公司规定执行”，进一步证明了年终绩效奖金并非目标年薪中的必然发放部分，是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并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关。以上证明：1.沙峰本人完全知晓公司绩效管理制度，本人在绩效合同上签字确认；2.辉山乳业、百融通达等项目均自2017年起发生了实质性兑付风险，公司进行垫付，已给公司造成实质利益损失，构成一票否决事项，不仅是沙峰，公司其他前台业务人员及中高层2016年度递延奖金也均未发放，同理，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全体员工都没有年终绩效奖金。证据二：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2016年金融一部营销奖励表、2016年7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机构推荐认购额明细。拟证明（1）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记载了沙峰负责的金融事业一部2016年业绩完成情况，由部门全体签字确认（沙峰、白昱、秦宇楠）。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考核方法及应用说明”部分写明“4.年度绩效奖金=目标年薪×绩效系数-月度已发薪酬；5.年度绩效结果将作为发放年度绩效奖金、下年度任职及目标年薪定级的依据。”充分证明了：1.目标年薪是由固定工资（月度已发薪酬）和年度绩效奖金构成；2.年度绩效奖金并非当然发放，是以年度绩效结果为依据；3.沙峰本人完全知晓公司的绩效管理制度，完全知晓目标年薪的构成，完全知晓年度绩效奖金的计算方式；4.沙峰2017年、2018年没有绩效业绩，没有年度绩效奖金。（2）2016年金融一部营销奖励表。根据金融一部实现收入计算得出营销奖励总额，扣除已经报销的业务招待、差旅等报销费用后，计算出金融一部营销奖励费用为32.19万元，沙峰分配27.19万元。2016年7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机构推荐认购额明细。沙峰推荐客户购买产品，获得员工推荐奖励14,000元。以上营销奖励费用和员工推荐奖励并非沙峰2016年目标年薪52万元范围内。沙峰2016年月度已发薪酬（固定工资）为296,833.36元，年度绩效奖金为223,166.67元，合计52万元。证据三：《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拟证明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4238万元，一审提供证据《2017年度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显示2017年度净利润为-4290万元，2018年利润表中上期发生额列也可看出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为-4290万元。受监管政策影响，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停止开展新业务，辉山乳业、百融通达等项目均发生实质性兑付风险，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17年度、2018年度公司巨额亏损，全体员工2017年度、2018年度均无年度绩效奖金。2016年度递延奖金也取消发放。证据四：公司全体员工2017年7月工资明细表、2018年1月工资明细表、2019年1月工资明细表。拟证明根据一审提交证据《2017年7月前台业务部门薪酬调整申请》，公司对沙峰等五人的薪酬等级、目标年薪进行调整，工资明细表显示自2017年7月起，沙峰、张欣、姚懿轩、董芝闯、程国庆全部按照调整后的薪酬标准执行，沙峰目标年薪由78万元调整至65万元。全体员工无2017年度绩效奖金发放。全体员工无2018年度绩效奖金发放。证据五：公司人事主管王姝与沙峰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22日-2019年4月19日）。拟证明：2018年4月30日，公司与沙峰的劳动合同并未解除。主要有：（1）沙峰2018年7月25日关注公司为其缴纳公积金情况，知晓并认可公司继续为其缴纳公积金事实；（2）2018年8月3日，沙峰知晓并认可公司办公区搬迁并为其继续提供办公位置事实；（3）2018年8月3日、6日，沙峰询问公司邮箱使用事宜；（4）2018年11月12日，询问公司员工体检安排，并接受体检，2018年12月3日，询问领取体检报告。2018年5月开始，沙峰不再为公司提供劳动。但公司一直为沙峰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公积金至沙峰提起劳动争议仲裁（2019年4月25日）之后的2019年5月31日。所以，沙峰主张损害赔偿金无任何依据，其并无损失发生。被上诉人沙峰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能证明上诉人就沙峰2016年度的绩效考核达成的合同并依据此合同进行了2016年的业绩分配，从该合同中也可以看出最终公司实际并未对沙峰进行考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绩效合同只能证明上诉人和沙峰之间有这样的合同约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相关的绩效内容经过民主和公示程序，因此不是公司的绩效制度。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第一、二组证据结合恰恰能说明沙峰的工资及约定的薪酬，2016年为52万，2017年1月以后为78万，并不是按照考核结果进行发放的，而是按照约定足额发放，而对于奖金部分是根据合同约定以公司年度预算达成，也就是员工的业绩进行核算。对于机构推荐认购明细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与本案无关。同时上诉人已自认奖金是按照收入及推荐计算，是在目标年薪之外额外计算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报告的出具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此时已经距沙峰离职近一年，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系上诉人单方制作，并无被上诉人沙峰确认。对于上诉人单方面调整沙峰工资的行为沙峰本人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上诉人无权单方调整员工薪资。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不同意其举证意见。该证据是沙峰与上诉人人事专员的对话，对于人事专员每次发放的考勤记录，即2018年7月25日发放的2017年度月均工资表，沙峰从未回应过，更没有认可或者确认过。上诉人在沙峰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后，仍然坚持对沙峰考勤，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不同意解除沙峰的劳动合同，不仅不向沙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书，同时还扣留了沙峰的护照，2018年8月6日沙峰向上诉人提出返还护照，需要登录MAiL.DAFAE.com.cn，但因无法登陆才与人事专员沟通此事，与工作无关。对于体检一事，系沙峰每年均在单位联系的该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习惯成自然，并非是双方还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当然对于体验的费用在双方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沙峰可以一并结算。本院认为，因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一、二、三、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四组证据因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在本案中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大金公司与沙峰约定将固浮比调整为5：5，2017年7月大金公司主张将沙峰目标年薪由78万元调整为65万元，被上诉人沙峰表示对此不知情，且不同意。2017年全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累计406,396.40元（含社保、公积金），被上诉人沙峰主张欠付报酬373,603.60元，系大金公司依据公司《绩效管理制度》予以扣除未予发放，上诉人对此主张无盈利故并无绩效奖金。2018年1月至4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累计64,391.29元（含社保、公积金），沙峰主张尚欠195,608.71元未予支持，大金公司主张无盈利故无绩效奖励。另查明，2016年5月10日，大金公司与沙峰签订《员工绩效合同》，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其中第二部分相关说明及签字确认记载：年终绩效奖金发放与公司年度预算达成相关联，按公司规定执行。考核周期开始前/绩效计划进行时，我明确地知道我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所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沙峰在该合同后签字确认。大金公司提交的《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中记载了沙峰项目业绩分配比例。该分配表记载的考核方法及应用说明：1、资产端部门总经理年度绩效得分=部门资产项目实现收讫达成×48%+个人资产项目实现收入达成×32%+能力行为评价得分×20%；……3、绩效系数：绩效得分大于60，则绩效系数=绩效得分/100，但最高绩效系数为1；绩效得分小于60，绩效系数为0；4、年度绩效奖金=目标年薪×绩效系数-月度已发薪酬；5、年度绩效结果将作为发放年度绩效资金、下年度任职及目标年薪定级的依据。该分配表下有沙峰签字。依据上诉人大金公司提交其公司2017、2018年度审计报告的记载，大金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均综合收益均为-4000余万元。大金公司提交了2016年4月27日召开第一次工会会员大会暨公司绩效管理制度宣贯签到表三页共计63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员工在表上签字。该《绩效管理制度》第5.5.1.1条规定“……前台部门负责人：目标年薪×部门绩效系数-月度已发薪酬……”、第5.6条规定“凡部门出现需要公司协调才能解决的兑付事项，为一票否决，部门员工当年业绩奖金全部扣除。非本部门出现的兑付事项，但对公司有实质利益损失的，则也为一票否决，公司全体员工当年业绩奖金全部扣除”。2016年5月5日大金公司印发了《关于印发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绩效管理制度的通知》（大金交字[2016]22号）文件。2017年2月22日，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出具的《监管意见函》（大金局交监[2017]1号），2017年3月31日，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函》（大金局交监[2017]2号），以上两份文件均要求大金公司进行整改，在整改期间不得开展新业务。2018年2月2日，大金公司向大连市金融发展局出具《关于百融通达、百融通投资收益权产品情况的报告》，对百融通达百融通投资收益权产品出现违约的情况向大连市金融发展局进行了报告。2018年3月23日，大金公司向市国资委出具的《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停止辉山项目第三期利息兑付的报告》，对辉山项目出现违约，大金公司已进行垫付的事实向市国资委进行了汇报。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沙峰的年薪标准中是否包含绩效奖金；二、大金公司是否欠付沙峰2016-2018年的劳动报酬及具体数额；三、大金公司是否应当向沙峰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四、大金公司是否应当向沙峰支付损害赔偿金；五、大金公司与沙峰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否于2018年4月30日解除；六、是否应当支持上诉人大金公司提出判令沙峰返还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向其支付的工资82,146.48元、社保费用68,051.41元、采暖费812.11元、公积金63,981.75元的反诉请求。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大金公司提交的工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公司绩效管理制度宣贯签到表，能够证明大金公司制定并通过的《绩效管理制度》经过了民主程序制定，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的规定，大金公司召开的工会会员大会即为全体职工大会，且已经三分之二以上员工签字，应当视为经过了合法民主程序制定。大金公司于2016年5月5日印发了《关于印发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绩效管理制度的通知》（大金交字[2016]22号）文件，并于2016年5月10日与沙峰签订了员工绩效合同，其中第二部分中关于“年终绩效奖金发放与公司年度预算达成相关联，按公司规定执行。考核周期开始前/绩效计划进行时，我明确地知道我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所应实现的绩效目标。”的内容，以及大金公司提交的《资产端部门项目业绩分配表》中考核方法及应用说明所记载的内容均体现了《绩效管理制度》的内容。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沙峰对《绩效管理制度》是知情的，且实际按此制度与大金公司签订相应文件。综上，对上诉人大金公司主张沙峰年薪标准中包括绩效工资的主张有事实依据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对于沙峰的年薪标准，因双方对于2017年1月沙峰年薪调整为78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上诉人大金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于2017年7月将年薪调整为65万元与沙峰进行了协商或通知，故应当认定沙峰2017年的年薪标准为78万元。2016年度，沙峰已经完成当年工作任务，且上诉人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存在暂扣递延奖金的事实依据，故大金公司欠付沙峰2016年工资44,633.33元。2017年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大连市金融发展局要求大金公司停业整顿，沙峰所在部门负责的百融通达、百融通投资收益权产品，辉山项目均在2017年出现违约等情形，符合《绩效管理制度》第5.6条“一票否决、当年业绩奖金全部扣除”的情形，依据沙峰等人于2017年5月24日签字的《关于同意调整个人目标年薪固浮比的声明》中关于自2017年5月起，固浮比为50%：50%的约定，被上诉人沙峰自2017年1月至2017年4月，其月工资发放标准为年薪78万元的75%，2017年5月起其月工资发放标准为年薪78万元的50%，大金公司2017年应当支付的工资为45.5万元，大金公司2017年已经支付的工资总额为406,396.4元，尚欠48,603.60元工资未付，应当向沙峰支付。2018年度，沙峰的年薪标准仍应确定为78万元，沙峰实际工作4个月，故大金公司应当支付的工资为78×50%×4/12=13万元，大金公司已支付64,391.29元，尚欠工资65,608.71元，应当承担继续支付的责任。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因大金公司存在欠付工资的事实，故原审判决判令大金公司应当向被上诉人沙峰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60,192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8年4月30日离职后，虽然上诉人大金公司未向沙峰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但因沙峰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因大金公司未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给其造成损失的事实，对其此项诉讼请求不应支持。针对第五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2018年4月26日被上诉人沙峰以大金公司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报酬为由向大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计划离岗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大金公司虽拒绝该申请，但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大金公司确存在欠薪的事实，沙峰有权申请离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应当认定为2018年4月30日，对上诉人大金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针对第六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大金公司的此部分反诉请求确存在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原审对此部分反诉请求未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9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93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七项；三、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938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沙峰2017年工资48,603.60元”；四、变更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4民初8938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支付拖欠沙峰2018年工资65,608.71元”；五、驳回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沙峰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具有给付内容的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0元，由上诉人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上诉人大连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负担1,615元，由沙峰负担3,38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学超审判员  宁 宁审判员  林荣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苏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