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28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1，女，195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谷某2，男，1955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长远，北京道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北京道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某3，男，1952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欣，北京更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兼谷某3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某4，男，1985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男，北京承天晴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北京市丰台区账房村50号。上诉人谷某1、谷某2因与被上诉人谷某3，原审第三人谷某4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13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谷某1、谷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位于2142号房屋（以下简称2142号房屋）由谷某1继承所有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王某和谷某3均参与对争议遗产的家庭内部处理协商，从而导致最终三方协议的产生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也缺乏证据支持，据此推定三方协议和律师见证遗嘱（第三人谷某4持有）认定为一个整体更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仅凭三方协议签字时被继承人在场，就推定被继承人参与了协商。该推定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诉法解释第90条、93条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以三方协议未被解除撤销之前，王某再次所立遗嘱，不能对抗三方协议，缺乏法律依据。本案应依据继承法第20条的规定支持谷某1、谷某2的上诉请求。三、一审法院未查明确认第三人谷某4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两个月内未就涉诉遗产明确接受遗赠这一事实。四、本案中，王某生前先后立三份遗嘱，第一份是2014年2月11日律师见证遗嘱，遗赠给谷某4所有；第二份遗嘱是2014年7月7日代书遗嘱，指定遗产由三子女共同继承；第三份遗嘱，是在2017年3月17日王某的自书遗嘱指定遗产由谷某1、谷某2继承。在王某订立第三份遗嘱后，第一份、第二份遗嘱均已失去效力，三方协议也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前提条件。目前一审法院已认定最后一份遗嘱为合法有效遗嘱，王某通过自书遗嘱指定涉案遗产由谷某1、谷某2继承所有，一审法院在有新遗嘱的情况下，仍然依据三方协议判决涉案遗产归第三人所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缺乏法律依据。五、一审程序错误，谷某1、谷某2申请撤诉，一审法院未明确裁定是否准许，在谷某1、谷某2未缴纳诉讼费的情况下直接邮寄送达判决书，属于程序错误。六、谷某2出具书面声明，将被继承人自书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份额无条件赠与给谷某1所有，因此本案二审上诉请求改判涉案遗产全部归谷某1继承所有。谷某3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谷某1、谷某2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谷某4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谷某1、谷某2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谷某1、谷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决2142号房屋由谷某1、谷某2共同继承，每人占50％份额。事实和理由：谷某1、谷某2与谷某3三人系兄弟姐妹关系，父母均已去世。2142号房屋是拆迁房，是王某的个人财产。原来写过一份遗嘱，将房屋给谷某4，后母亲又写了一份遗嘱，将房屋给谷某1、谷某2，各享有50％份额。但谷某3不同意，故诉至法院。谷某3向一审法院辩称，谷某1、谷某2严重混淆了事实，在明知有生效遗嘱确定如何处分诉争房屋的情况下还提起本次诉讼，严重违背了基本事实和诚信原则，是典型的恶意诉讼，请求法院驳回谷某1、谷某2诉讼请求。本案涉及到谷某3儿子谷某4的利益，故应当追加谷某4为本案第三人。本案诉争房屋，王某于2014年2月11日作出了律师见证遗嘱，将诉争房屋给付了谷某4，并确认了由谷某4出资购买诉争房屋，故该房屋涉及到了谷某4的利益，且房款由谷某4出资；第二，谷某3、谷某1、谷某2及谷某4在律师见证下订立了诉争房屋析产协议书，该房屋已经分配完毕。在2014年2月双方不仅参与了遗嘱订立，知晓遗嘱内容，且双方明确放弃了诉争房屋，并与谷某3及谷某4依据遗嘱进行析产，经律师见证订立协议书获得了析产的房屋补偿，谷某4将相应的补偿款支付了谷某1、谷某2；第三，析产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王某参与了全过程，并且在谷某4支付给谷某1的收条上签字确认，监督了履行，同意谷某3、谷某1、谷某2、谷某4订立析产协议的行为，即诉争房屋已经通过协议完成了析产，不存在未分配遗产的问题。各方对该协议达成的内容已各自执行多年，并且谷某4对祖母履行了非常周到的赡养义务，故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均应本着尊重事实尊重契约的精神应当予以维持；第四，父亲的财产由谷某1、谷某2占有，并且王某的其他财产也是由谷某1、谷某2占有，具体数额谷某3不知情。因此谷某3将对父母的其他遗产另行主张，请法院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第五，谷某4和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履行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且还凭为百大孝星，故王某才将安置房屋归谷某4购买，归其所有；第六，对谷某1、谷某2的遗嘱不予认可。谷某4向一审法院述称，房屋是谷某4出资购买的，所以有了律师见证遗嘱，之后又在见证下做了分家析产协议。所以谷某1、谷某2无权提出其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谷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生有谷某3、谷某2、谷某1三人。谷某4系谷某3之子。谷某于2002年1月13日注销户口（各当事人均认可谷某于2001年1月7日去世）。王某于2018年9月20日去世。2014年2月8日，王某（乙方）与北京某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甲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书，内容为：乙方在拆迁范围内1号楼1门103居住，建筑面积44平方米，住宅房屋性质产权房，产权人王某；乙方同意购买2142号安置住宅一套；乙方拆迁安置购房建筑面积126.15平方米，安置面积标准80平方米，安置标准内的售房款406640元，超标售房款942244.55元，合计售房款1348884.55元；各项补偿合计837194.54元，乙方实缴售房款511690.01元；乙方缴纳首期住宅专项维修基金25230元；……。2019年4月10日，某公司出具关于房屋产权的说明，内容为：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单位开发建设16号院项目（花园新区1#住宅楼），并委托北京某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拆迁安置工作，（因拆迁工作尚未结束）安置住宅楼的房屋产权证暂未办理。特此说明。2142号房屋，使用人为王某，建筑面积126.15平方米。2014年2月11日，王某立下书面遗嘱，内容为:我与谷某系夫妻关系，2002年1月12日谷某去世。2005年12月12日，我个人出资购买了1号楼1门103号房屋产权，2006年取得该房屋的产权证，该房屋系我个人所有。2014年2月8日，我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取得安置房一套，位于2142号，面积126.15平方米。按照拆迁协议的约定，我取得该安置房屋应缴售房款1348884.55元，应得拆迁款837194.54元，实际应缴售房款511690.01元，并交纳首期住宅专项维修基金25230元。2014年2月10日，我的孙子谷某4替我出资支付了售房款511690.01元，并交纳首期住宅专项维修基金25230元及其他款项，共计535547.01元，现该房屋归我完全所有。我现在身体多病为避免我百年之后，子女为房产发生争执，特对该房产做出如下处分：我百年之后，2142号房屋归我孙子谷某4所有。因本人书写不便，故请于某律师代书。王某在立遗嘱人处签名；于某在代书人处签名；见证人处签名为于某、郝某。2014年2月11日，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出具律师见证书，证明受当事人王某的委托，该所律师郝某、于某于2014年2月11日，在王某的家中对其遗嘱进行了见证。因王某书写不便，遗嘱由于某律师代书。经过对王某身份核实，并对王某进行了询问，王某身份真实，所立遗嘱内容是王某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系其亲笔所签。特此见证。同时加盖了北京市英政律师事务所的公章，见证律师于某、郝某在下方签字确认。该律师见证过程有视频为证，视频显示，于某律师向王某宣读了遗嘱全文，王某表示认可，并在委托书上签字并加按了手印。后一段视频显示：谷某1、谷某2也在现场，于某律师说您的女儿、儿子刚才已经看过遗嘱了，现在您在遗嘱上签字。后王某在遗嘱上签字。这时，谷某1提出还要看看赡养老人的协议。当日，谷某4（甲方）与谷某2（乙方）、谷某1（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王某立遗嘱后，家庭内部事宜达成意见如下：一、乙方、丙方知晓并同意2014年2月11日母亲王某所立遗嘱内容，即王某百年之后，2142号房屋归孙子谷某4所有。乙方、丙方认可该房屋系王某个人所有，拥有独立的处分权，并表示如乙方、丙方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则放弃该继承权，归母亲王某所有，在母亲百年之后，该房屋归谷某4所有；二、为了家庭的和谐、团结和稳定，甲方愿意给予乙方及丙方一定的经济补偿：1、甲方愿意给予乙方50000元的经济补偿，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付清；2、甲方愿意给予丙方100000元的经济补偿（其中50000元已经于2013年12月20日给付），尚余的50000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年内给清；3、之前乙方、丙方及甲方的父亲为母亲王某各出资5000元购买103号房屋的款项，系对母亲王某的赠与。三、2142号房屋由王某及谷某4和谷某4的父亲共同居住，王某的赡养由其子女共同承担。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谷某4在甲方处签字；谷某2在乙方处签字、谷某1在丙方处签字；于某、郝某在见证人处签字。证人于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当时是有一个叫谷某5的朋友找的我们，应该是谷某4的朋友，说老太太有个房子想处理一下，想立遗嘱做律师见证。我们就去了谷某4的家里，在北五环那边。一开始去的时候只有谷某4和老太太在，关于遗嘱的程序，我们对老太太也做了询问和录像，等签字的时候，谷某1、谷某2也都去了。我当时做了两个见证，一个是遗嘱见证，主要是跟老太太沟通，之后在同一天做协议见证的时候，是谷某1、谷某2去了加上谷某4三个人之间的一个协议见证。遗嘱是我用电脑打的，我带的电脑，然后拿着U盘出去打的。遗嘱是老太太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录像里都有。老太太行为能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协议是谷某4和他的叔叔姑姑之间的协议，说遗嘱是房子给了谷某4，叔叔和姑姑也都知情，作为补偿，协议写的是给叔叔5万，姑姑10万。在2013年给过姑姑5万，然后后来再给5万元。谈话过程没有录像，签字也没有录像，因为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我们出去打印出来然后让老太太签字，当时谷某1、谷某2就都来了。遗嘱见证和协议见证是同一天的，协议书也是当天拟定外出打印的。证人郝某出庭作证，其证明内容如下：大概是2014年2月份，于律师找的我到大概上清桥那里。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先了解了一下情况，当时是有视频的，当时做了一个遗嘱见证然后就是析产性质的协议，具体内容以视频和书面协议为准，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得书面材料上有签字和指纹。应该还有一个朋友在录像，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在场人有被继承人，谷某4还有姑姑等人，因为做过遗嘱见证以后，还问了其他人是否同意给谷某4，签字的时候以视频为准。谷某2、谷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于某律师的证人证言明确确认了遗嘱不是当场打印的，类似情况北京市有明确判例，并非由当场打印的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不能明确是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从本案视频证据也可以印证当时打印好的遗嘱并不是立遗嘱人口述后记录的，而是提前打印好的，并非是代书过程。另外两位证人都明确表示了，当时在签字时家庭成员都在场，至少受益人是在现场的，这个情况是不符合遗嘱订立法定要求。因此遗嘱无效。谷某1表示，王某立遗嘱时谷某1、谷某2不知道，下午1点半到的时候已经立完遗嘱了。后面写协议的时候，谷某1、谷某2是在场，后来谷某1问母亲王某，王某说没有写遗嘱，说的是让其出一个证明。谷某1也不知道是遗嘱，谷某1、谷某2签的是协议书。谷某2表示，当时谷某2下午到的母亲家，立遗嘱的时候谷某2不在场。谷某3认为，证人证言合法有效，可以证明证明目的。首先遗嘱通过证人陈述是和老人沟通后进行打印的，老人在视频里也可以看得到身体状态是没有问题的，老人也签字了，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本案遗嘱不存在受益人的问题，订立遗嘱的委托手续是被继承人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不是谷某4。老人80多岁了，不可能自己亲力亲为的去请律师。本案不存在谷某1、谷某2提到的所谓受益人的问题。当时谷某1、谷某2都在场，可以看出精神和身体都正常。在视频中老人在签署遗嘱时，谷某1、谷某2也都在场也没有提出异议，现在谷某1、谷某2提出自己没在场，应该提供证据。谷某4认为，见证遗嘱真实有效，分家协议谷某1、谷某2均在场，也有相关证明。遗嘱内容由律师宣读，立遗嘱人明确无误后签字，并进行见证。无论谷某1、谷某2是否在场，都有合法性。谷某1在刚才的陈述中也说明了老人的意愿，将该房屋给予谷某4，与遗嘱内容相呼应。2014年2月12日，谷某1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谷某4房屋补偿款50000元（2014年2月12日的），王某亦在该收条上签字。2017年2月17日，谷某1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谷某4房屋补偿款50000元，共计已收到谷某4房屋补偿款100000元（2142号房屋）。同日，谷某2向谷某4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谷某4房屋补偿款50000元（2142号房屋）房屋款已还清。201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向谷某4颁发了荣誉证书，谷某4同志：在2014年北京市万名孝星命名活动中，被命名为孝星。2017年3月17日，王某立下书面遗嘱，内容如下：立遗嘱人：王某，女，汉族，现住2142号。鉴于本人年岁已高，怕有不测。因此，在我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特立此遗嘱。将2142号房屋一套遗产，留给我的儿子谷某2与女儿谷某1共同所有（各占50%），所立遗嘱，由儿子谷某2作为遗嘱执行人，全权办理遗嘱分配事宜。王某在立遗嘱人处签字，并加按了手印。谷某3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老人患有脑梗，有严重的白内障，行为意识无法自书遗嘱，该遗嘱不能证明老人在所谓书写该遗嘱时有清醒的意识；即使是老人书写，该诉争房屋早已经通过遗嘱和分家协议已经处分完毕，诉争房屋早已不属于被继承人，购买该房屋人谷某4还出资了50万元，故客观上不存在还可以处分的前提。诉讼过程中，谷某2与谷某1提出撤诉申请。但谷某4表示仍坚持参加诉讼，鉴于本案具体情况，一审法院依法不准许谷某2与谷某1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法律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本案中，被继承人于2014年所立代书遗嘱，有律师见证，相关视频资料为证，可以反映出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遗嘱合法有效。此后，被继承人于2017年立下自书遗嘱，相关利害关系人虽对该遗嘱不予认可，但均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推翻，此遗嘱亦属有效遗嘱。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本案讼争的2142号房屋系被继承人之个人合法财产，其中包含有谷某4的部分出资。基于上述特殊情况，为避免被继承人百年之后，其子女为房产发生争议，大家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即争议房屋通过立遗嘱的形式确定在被继承人百年之后归谷某4所有，谷某4给予谷某2、谷某1一定经济补偿。实质上，属于家庭内部对房产达成的协议，尽管被继承人及谷某3未在三方协议中签字，但客观事实是，被继承人及谷某3均参与了对争议房屋的家庭内部处理的协商，从而导致最终三方协议的产生。事实上，谷某4已经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履行了给付义务。谷某2、谷某1所应履行的协议义务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被继承人去世后，该争议房屋归属谷某4所有。公民所立遗嘱是对自己所有的合法财产的一种处分，无需征得其他人员的同意，是独立存在的。但本案的客观事实却不同。2014年被继承人所立代书遗嘱，与谷某2、谷某1与谷某4签订的三方协议，是密不可分的，属于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在此前提下，应认定王某名下的争议房产已经通过三方协议的方式予以明确，2014年王某所立代书遗嘱是对争议房产的的最终处理形式进行了明确。基于上述事实，在三方协议未被解除、撤销前，被继承人王某再次所立遗嘱不能对抗三方协议之效力，仍应继续执行三方协议。谷某2、谷某1起诉要求判令2142号房屋由其二人共同继承，每人占50%份额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谷某4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张争议房产归其所有，有合法依据，法院予以支持。根据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可以确定争议房屋所属安置住宅楼，因拆迁工作尚未结束，故房屋产权证暂未办理。故在形式上，争议房屋的合法性具有不确定性，原则上应待确定后再予处理。为避免当事人诉累，节约诉讼成本与资源，本案应予处理解决为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谷某1、谷某2全部诉讼请求；二、2142号房屋归谷某4所有，待该房屋具备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谷某1、谷某2、谷某3协助、配合谷某4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办理至谷某4名下。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谷某1、谷某2向本院提交了五份证据：证据一，谷某22019年11月12日出具的书面声明，证明谷某2自愿将遗嘱继承的遗产份额无条件赠与给谷某1所有；证据二，王某于2014年7月7日所立代书遗嘱及见证笔录，证明王某立第一份遗嘱后，仅四个月后就通过新立遗嘱形式，撤销了遗赠，原因是谷某4对王某不孝顺；证据三，王某于2014年7月7日所立代书遗嘱的视频录像资料，证明该份遗嘱也系王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四，王某生前视频资料，证明王某自述谷某4对其不好、不孝顺，明确表示自己的房产不给谷某4；证据五，王某生前多次住院的病例资料，证明住院手续均是由谷某1办理签字的，包括后事都是谷某1办理的，谷某1尽到了最大的照顾义务。谷某3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份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第二份证据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且不属于新证据；第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且不属于新证据，视频有剪辑，视频中王某不能完整表达意思；第四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视频记载时间2020年3月30日，不能确定具体时间，内容为谷某1诱导性发问；第五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病例与本案无关，丧葬费用谷某3和谷某4均出资。谷某4对于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谷某3相同。谷某4向本院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一，收条，证明谷某1利用谷某4出资，给老人看病；证据二，2万元转帐记录，证明谷某4对王某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谷某1、谷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王某住院期间需要6万元支出，每个子女承担2万元，不确定转账是谷某3应该承担的2万元，还是谷某4的钱。谷某3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对于谷某1、谷某2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与待证事实无关，系谷某2对于遗产继承份额的处理意见；证据二、三、四、五在一审期间已客观存在，谷某1、谷某2逾期提交并无正当理由，故本院对于谷某1、谷某2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对于谷某4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二在一审期间已客观存在，谷某4逾期提交并无正当理由。故本院对于谷某4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予采信。二审中，谷某1认可共计收到谷某4支付的房屋补偿款20万元。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142号房屋应如何继承分割；二、一审是否存在程序错误。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王某与谷某原系夫妻关系，谷某去世后，王某以个人名义购买了1号楼1门103号房屋。2142号房屋系因上述房屋拆迁安置所得，一审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2142号房屋为王某的个人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王某于2014年2月11日订立代书遗嘱，确认由谷某4继承2142号房屋；于2017年3月17日订立自书遗嘱，确认由谷某2、谷某1继承2142号房屋。虽然自书遗嘱订立时间在后，但订立代书遗嘱同日，谷某4、谷某2、谷某1签订《协议书》约定：2142号房屋由谷某4继承所有；如谷某2、谷某1对2142号房屋享有继承权，则放弃该继承权，归母亲王某所有，在母亲百年之后，该房屋归谷某4所有；谷某4给予谷某2、谷某1一定经济补偿。谷某3认可上述协议。本院认为，谷某4于王某订立代书遗嘱当日，在《协议书》上签字，已声明接受遗赠。根据《协议书》内容，所有继承人已就谷某4继承2142号房屋达成一致书面意见，且该协议涉及经济补偿等其他权利义务安排，谷某4已按照协议支付了相应的经济补偿，谷某2、谷某1出具收条应视为明确放弃了诉争房屋且《协议书》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王某虽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但其在谷某4支付给谷某1的收条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视为同意谷某1、谷某2、谷某4订立的析产协议，即诉争房屋已经通过协议完成了析产，不存在未分配遗产的问题。王某嗣后订立的自书遗嘱，不能当然变更各继承人之间就2142号房屋继承分配所作安排，且谷某2、谷某1在《协议书》中承诺将对2142号房屋的继承权让渡给谷某4所有。综上，本院认为，2142号房屋应由谷某4继承所有，谷某2、谷某1主张继承分割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申请撤诉，被告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准许。谷某2、谷某1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于2019年11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不予准许并在判决说予以说明，程序并无不当，谷某2、谷某1主张一审法院程序错误并要求发回重审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谷某1、谷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400元，由谷某1、谷某2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琳审 判 员  吴扬新审 判 员  刘福春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柳惠仪书 记 员  李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