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0）鲁05执异114号 异议人：东营市起鸣钢管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区北一路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783462518E。 法定代表人：宋加友，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英祥，山东众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东营佳伟港航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东六路南、东港路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MA3N1HY95J。 法定代表人：吕伟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哲强，山东高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东亮，男，1989年7月18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工，住址：广饶县。 被执行人：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一路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2775283448L。 法定代表人：冯文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东营佳伟港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伟公司）与被执行人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11月20日发布公告，对东营市起鸣钢管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起鸣公司）名下的有关房产、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询价、拍卖。异议人起鸣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于2019年1月2日作出（2019）鲁05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起鸣公司的异议请求。起鸣公司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2月23日作出（2019）鲁执复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复议申请。起鸣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最高法执监28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鲁05执异1号执行裁定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执复51号执行裁定，由本院重新审查处理。本院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监287号执行裁定书后，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异议人起鸣公司在本案重审期间异议称，一、异议人并没有为英达公司执行案件提供执行担保，不应承担执行担保责任。且在异议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任何人的行为不能代表异议人，也不能约束异议人，对异议人不产生法律效力。1.异议人并非《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依法不应对《执行和解协议》承担任何责任。法院据以恢复执行的《执行和解协议》为原申请执行人李振杰与英达公司、孟龙起签订，在签订时异议人既未参与，也不知情，且执行和解协议中只约定了被执行人英达公司及保证人孟龙起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而没有约定异议人应承担的义务，所以该《执行和解协议》不能约束异议人。另外，执行担保应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提供，而不能在执行期限已过，已经恢复执行之后提供，对此明显的违反法律常识问题，请求法院在重新审查时予以查清。2.申请执行人李振杰提供的《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中所加盖异议人印章，以及吕伟伟代表异议人提供担保均非异议人真实意思，异议人对此不知情，法院在通过李振杰答辩已经知道印章保管在李振杰女婿王伟手中这一情况下，非常清楚涉案执行担保实质上是李振杰及女婿王伟共同欺骗法院制造的虚假诉讼行为，对此问题法院仅以异议人没有对公章真实性提出异议为由就驳回异议人的申请是错误的，与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的裁判精神相违背。根据执行裁定书中李振杰答辩意见可以看出，李振杰清楚异议人印章交给王伟管理这一事实，而王伟与李振杰系岳父与女婿之间的关系，两人均为涉案债务人的权利义务人，属于利害关系人，在此情况下，王伟利用自己掌握的异议人印章，在异议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担保函》和《执行保证担保书》的行为，属于明显的恶意串通、虚假诉讼行为。至于李振杰答辩所称的抵账行为，并没有实际履行。且如果申请人的全部资产已经抵账给王伟，李振杰、王伟就不需要再恶意串通、提供伪造的《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利用法院的强制执行手段来获取异议人的资产。另外，不论是否存在以物抵账还是公章保管情况，都不允许申请执行人李振杰及其女婿王伟伪造《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只要伪造担保就属于恶意串通、虚假诉讼，原执行裁定书对此问题予以回避，仅谈公章真实性问题，并以异议人公章内部管理问题为由，让异议人另行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因为李振杰、王伟一方利用掌控印章的便利条件，私自加盖印章伪造执行担保不属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特别是违法用异议人财产给申请执行人自己一方提供担保，从而损害异议人的利益，属于明显虚假诉讼，法院对此问题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并回避矛盾，将矛盾以另行主张为由推出去是错误的，在重新审查时依法应予纠正。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和民二庭会议纪要对公章加盖有明确认定原则：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最终归于无效。而法院仅以公章是真实的为由，不做任何调查就驳回异议人的异议和复议是错误的，与最高法院的法律精神相违背，依法应予纠正。3.李振杰一方伪造的《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异议人没有法律约束力。①涉案执行担保违反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执行担保是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而不应是申请执行人一方自己提供；而在本案中，《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是谁交给东营中院的，对此执行法官说不清楚，所以，法院收取如此担保数额巨大的担保书未尽到审查义务，工作中存在严重瑕疵。《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显示时间是2018年3月6日，而法院卷宗中吕伟伟的委托书时间是2018年7月16日，吕伟伟在3月份不具有提供担保书的合法身份，而法院收取涉案金额数亿元的保证书应该非常慎重，所以，对此问题异议人请求法院一并审查清楚，查清楚提交《担保函》及《执行保证担保书》的人到底是谁，提交两份法律文书的人员有没有提交资格以及合法身份。需要说明的是，异议人印章已于2018年3月2日交给王伟、李振杰保管，异议人没有可能提交《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在此情况下，任何其他人提供的《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均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②《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内容违反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涉案伪造的《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明显不符合要求，违反了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法院对此问题应进行严格的审查。③《担保函》及《执行担保保证书》违反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担保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异议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二、法院应对异议人是否提供执行担保进行全面审查，特别是作为吕伟伟身份审查清楚，不能今天是异议人的代理人，明天又是申请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那么是否存在一人代表双方，从而进行虚假诉讼的犯罪行为，对此请求法院审查清楚，特别是一个不是异议人工作人员的公民，能不能代理异议人参加诉讼活动。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作为公民个人代理案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限制，不可能任何公民都可以代理公司参加诉讼活动，而吕伟伟不是异议人职工，不能冒充异议人单位职工作为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法院在收取其委托手续时应要求提供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否则不能准许吕伟伟代理异议人，但是东营中院在此问题上对吕伟伟身份未尽到审查义务，属于严重渎职。所以，吕伟伟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不能约束异议人，法院对此明显错误问题应严格进行审查，对存在的错误予以纠正。综上，异议人依据最高法院的执行裁定，要求法院依法重新对本案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请求：1.对异议人是否应承担执行担保责任重新审查；2.裁定停止对异议人土地、房产的强制执行措施，确认异议人不承担执行担保法律责任。 申请执行人佳伟公司辩称，一、异议人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且有东营中院案号（2019）鲁05执异31号、山东高院案号（2019）鲁执复187号执行裁定书为证。1.异议人并未否定担保函上其印章的真实性，其主张提供执行担保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该执行担保行为的设立合法有效。2.该执行担保行为自该公司盖章生效，异议人主张公章交给他人保管等情况属于内部管理问题或者其他对外债权债务关系应另行解决，并不影响该执行担保行为的成立。3.东营中院和山东高院以佳伟公司为申请执行人进行了审查，无需重复审查。起鸣公司错误地以李振杰为执行异议对象提出执行异议，李振杰自认为其完全可以代表佳伟公司参加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误导东营中院作出（2019）鲁05执异1号执行裁定和山东高院（2019）鲁执复51号执行裁定书，该两份裁定作出后，被最高法院撤销前，起鸣公司即以佳伟公司为申请执行人重新提起了执行异议，东营中院作出了（2019）鲁05执异31号执行裁定书，山东高院作出了（2019）鲁执复187号执行裁定书。该两份裁定书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否则，构成重复审查，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4.起鸣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合法有效。起鸣公司虽称担保书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但没有否定担保书上其印章的真实性。既然担保书上加盖了其真实印章，那么首先应该推定担保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起鸣公司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担保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无效或担保可撤销的情形。5.起鸣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的几点理由均不能成立。起鸣公司首先提出其不是被执行人。虽然其最初不是李振杰与英达公司民间借贷一案的被执行人，但其提供了执行担保，人民法院直接执行其财产有法律依据。6.据佳伟公司了解滨海公安局滨北分局、广饶县公安局分别因孟龙起、李晓振等人涉嫌犯罪，依法传唤了宋加友并制作了笔录，宋加友明确认可起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孟龙起，宋加友对起鸣公司不享有任何权益，也未参与起鸣公司的经营管理，仅仅是挂名。故其以起鸣公司名义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是虚假陈述，干扰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法院不仅不应支持其申请。对其虚假陈述的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制裁。二、吕伟伟的身份问题，不是异议审查范围。1.吕伟伟作为自然人，其工作随时会有变动，执行和诉讼明显是两个独立的过程，本案不能因吕伟伟未提交劳动合同而否定担保书的真实性和其参与执行的合法性，其身份不属于异议审查范围。2.吕伟伟的身份与担保书的效力无关。异议人说东营中院严重渎职，并无证据证明，是异议人恶意诽谤，应追究法律责任，也不属于该案审查范围。综上所述，虽然最高法院撤销了东营中院（2019）鲁05执异1号执行裁定书和山东高院（2019）鲁执复51号执行裁定书，但最高法院确认了上述两份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佳伟公司也认可服判，并且东营中院和山东高院已另案裁定，维护了佳伟公司的程序权益，故应裁定驳回起鸣公司的申请。 本院查明，2017年5月8日，东营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东仲字第137号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被申请人英达公司于2017年5月15日前向申请人李振杰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其中本金650000000元，利息32900806元，共计682900806元。如被申请人不能按期支付，则以未付本金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13%计息向申请人支付利息，计算至全部清偿为止，同时申请人有权就全部款项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5月16日李振杰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案执行。执行期间申请执行人李振杰与被执行人英达公司及担保人孟龙起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一、被执行人英达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前支付申请执行人李振杰5000万元，自2018年起，每年的6月30日、12月30日前各支付申请执行人李振杰1亿元，直到本息全部付清为止。如被执行人英达公司不能如期偿还以上欠款，申请执行人李振杰可在和解协议期满后随时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三、该协议一式三份，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法院各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8年3月6日起鸣公司为保障上述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向李振杰出具《担保函》一份，以该公司坐落于东营区××××号，房产证号为“东房权证北一路字第××”、“东房权证北一路字第××”房产各一宗，该公司坐落于莒州路东土地证号为“东（开）国用（2006）第88号”土地一宗，该公司坐落于莒州××、××北土地证号为“东（开）国用（2007）第27号”土地一宗为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如未按和解协议约定履行，同意直接执行以上房产、土地。起鸣公司在担保函上加盖公章。该担保函由李振杰提交本院，同时提交由起鸣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执行担保保证书》，表示自愿提供保证，如英达公司未按照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可直接执行其财产。 2018年9月10日李振杰与佳伟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佳伟公司。2018年9月18日本院依据佳伟公司的申请，作出（2018）鲁05执恢11号之九执行裁定，变更佳伟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 2018年11月20日本院发布公告，对起鸣公司名下的上述房产、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询价、拍卖。 另查明，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执监287号执行裁定发回重新审查的理由为：“东营中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鲁05执恢11号之九执行裁定，变更佳伟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故应由佳伟公司以申请执行人的身份参与其后的执行异议、复议程序，以维护其基本的程序权益，确保执行程序公正。但是，东营中院、山东高院并未查明上述基本事实，仍然将原申请执行人李振杰作为执行异议裁定、复议裁定的申请执行人，由李振杰在执行异议程序中进行答辩，属于重大程序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在审查过程中，本院组织起鸣公司、佳伟公司、原案件申请执行人李振杰参与了听证，查明2018年10月11日，英达公司、孟龙起（甲方）与王伟（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第五条约定：2018年3月2日孟龙起指示燕桃桃将其实际所有的起鸣公司证照、印章、土地、房产及管理权等交付乙方抵债。乙方接受后同意东营市英航钢结构有限公司继续使用起鸣公司院内本协议第一条东营市英航钢结构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孟龙起在本协议签订后要求东营市英航钢结构有限公司向乙方出具承诺按照乙方或政府要求搬迁，并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将起鸣公司的南门卫更换为乙方指定的人；协议对甲乙双方之间交接“甲方持有的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流通股”、孟龙起持有的“全部中国光纤的债权”、孟龙起对马健中享有的债权等做了约定；协议约定东营市英航钢结构有限公司现使用的起鸣公司的车间、宿舍、办公楼继续使用至政府拆迁或乙方决定对起鸣公司拆迁，其中有产权部分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等归乙方。并约定协议的第三、四、五条转让均为甲方偿还相关方债务，乙方不再支付对价，最终双方对账，多退少补；协议还约定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两个工作日内到广饶县公安局撤销对甲方及相关人员涉嫌诈骗的指控等内容。协议上除协议人签名外，孟龙起的代理人郭英祥律师、王伟的代理人窦策飞律师参与了协议签订，并作为见证人签字。 在听证中，异议人认可通过孟龙起的哥哥联系了孟龙起，孟龙起认可该协议书，但表示不知道担保的问题。 孟龙起系起鸣公司、英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听证中，异议人主张该协议因为诈骗撤案问题，没有实际履行，但没有提供证据。申请执行人对此不予认可。 另，异议人在2018年8月对起鸣公司的公章、证照挂失进行了补办。 本院认为，异议人主张阻却执行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担保函不是起鸣公司出具；二是吕伟伟的行为不能代表起鸣公司；三是担保书和担保函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担保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上述异议理由异议人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关于异议人起鸣公司主张加盖其公章的《担保函》和《执行担保保证书》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是起鸣公司出具问题。经查，2018年3月2日起鸣公司根据协议将起鸣公司印章和证照等交付给了王伟，王伟实际控制了印章和证照，对此起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孟龙起知情，异议人也未否认《担保函》和《执行担保保证书》上其印章的真实性，因此基于公章的真实性，从形式上应当认定《担保函》和《执行担保保证书》为有效证据，并确认其担保效力。异议人主张吕伟伟的授权委托书是2018年7月16日，吕伟伟不是起鸣公司的人员问题。在起鸣公司的印章和证照等交付王伟后，吕伟伟受托办理诉讼事务，异议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委托是虚假的情况。关于该执行担保不符合最高法院执行担保规定问题。该案的执行保证过程发生在本案当事人自行和解期间，在当事人和解期间，起鸣公司在证照和印章等被王伟实际控制的情况下，起鸣公司向申请执行人出具《担保函》，向法院出具《执行担保保证书》，担保的内容及意思表示清楚，明确了保证的范围为“本单位财产”，保证的条件为“如被执行人未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异议人依此否定担保效力，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异议人主张涉案执行担保实质上是原申请执行人李振杰及其女婿王伟共同欺骗法院制造的虚假诉讼行为，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存在，因此仅凭异议人自己的陈述而无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对其主张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担保人向人民法院承诺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后，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及担保条款的约定，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保证人的财产。本案中，异议人起鸣公司出具《担保函》和《执行担保保证书》对涉案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提供担保，本院据此执行起鸣公司的财产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王伟通过协议实际掌握了起鸣公司证照、印章以及财产后，能否代表起鸣公司出具担保，涉及相关行为的效力问题，异议人主张的担保行为不是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通过实体审理进行判断。执行程序中基于对《担保函》和《执行担保保证书》形式审查，对异议人的异议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异议人东营市起鸣钢管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请求。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审 判 长  王建民 审 判 员  于秋华 人民陪审员  姜学勇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