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06民终1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某，男，1968年6月2日出生，满族，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翠茹，辽宁卓政（丹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67年12月22日出生，满族，住宽甸满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万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624民初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万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宫翠茹、被上诉人杨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万某上诉请求：1、撤销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辽0624民初51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以胁迫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上诉人有权申请法院撤销该法律行为。被上诉人为达到侵吞共同财产的目的，利用胁迫的手段，多次向上诉人矫正社区举报被上诉人，从而胁迫上诉人放弃双方共同财产。被上诉人举报上诉人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违法性，并不是履行公民职责，仅是以上诉人恐惧被收监的心情，以此胁迫上诉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并达到霸占双方共同财产的目的。综上，本案属于因胁迫签订协议，属于依法可以撤销的情形。一审法院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问题。故上诉人特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杨某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万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被告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二条约定的内容：“位于有260平方米楼房归女方所有，不动产300平方米均归女方所有（所有房子均有男方居住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于××××年登记结婚。2016年，原告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2016年6月12日起至2019年6月11日止。2016年8月7日，因原告未经过批准到丹东市元宝区；8月11日原告定位手机关机，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原告警告。2017年6月19日，因原告的孩子拿错了电话，虎山镇司法所给予原告口头警告。2019年3月10日，经虎山镇司法所检查，原告的定位手机关机，经核实是人机分离，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原告警告。2019年2月28日，被告在与原告微信语音中威胁原告要关闭司法行政机关给原告配发的定位电话，该内容为：你电话我给关机了，定位电话我给你关了，……，不用你不接电话……，你有能耐管多别回来……。原告对其当时定位手机与人分离的情形解释说定位手机在屋内充电，其在屋外干活。2019年3月28日，原、被告发生纠纷，公安机关受理了此纠纷。2019年4月9日，经公安机关调解，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为：一、原告向被告赔礼道歉；二、被告用于治疗的费用由原告承担；三、双方不得再因此事发生任何纠纷，对此双方无异议。2019年4月4日，原、被告签订离婚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约定，位于有260平方米楼房归女方所有，不动产300平方米均归女方所有（所有房子均有男方居住权）；第三条约定，2万元债务由男方偿还，10万元债务由女方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手段应具有违法性。本案被告于2019年2月28日威胁关闭司法行政机关给原告配发的定位电话，是为了使司法行政机关能发现原告有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的行为，从双方的微信语音内容看，被告实施该行为不具有违法目的，被告的该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违法。原、被告在2019年3月28日发生纠纷，被告因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依法认定是否存在原告侵权的事实。如果未对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原告自然不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原告主张被告故意制造双方的纠纷以期原告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无事实依据，应当认定被告的报案是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二、原告主张撤销其签订的协议应当证明其签订协议与被告的胁迫有因果关系。根据原、被告在2019年2月28日的微信语音记录内容，其中没有涉及签订离婚协议的内容。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细则》第25条第三、四款的规定，原告只有在受到司法行政机关三次警告后仍不改正或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后仍不改正，才能由司法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的建议，故原告即使是已经受到了司法行政机关的三次警告或受到了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只要原告以后改正，也不会发生缓刑被撤销的后果。据此，原告应当清楚，其缓刑是否会被撤销取决于其自身是否遵守法律及缓刑考验期间的相关规定，本案原告所称的被告实施的胁迫行为并不能导致原告缓刑被撤销的后果，故不能认定原告是因受到被告要挟要关闭原告的定位电话和报案才签订了涉案协议。如果原告是因其一方面仍不想改正先前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又害怕因被举报而被撤销缓刑，而与被告签订了涉案离婚协议，则该协议不属于是因受到胁迫而签订的。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涉案的协议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万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万某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并向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虎山司法所调取了如下证据：《社区矫正人员警告审批表》、《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警告决定书》、《万某在矫期间被举报情况说明》，证明被上诉人采取虚假报案，迫使上诉人作出放弃财产的承诺。 杨某的质证意见为，对《社区矫正人员警告审批表》、《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警告决定书》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二份证据只能证明上诉人在社区矫正期间违反了相关规定，被司法部门进行警告处理，无法证明上诉人是受到胁迫和威胁达成离婚协议及财产处理的内容。关于情况说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虽然加盖了虎山司法所的公章，但出具时间是2020年8月19日，不属于新证据，不是留存的相关社区矫正期间档案表里所发现的证据，而是上诉人依据律师调查令到当地部门完全按照上诉人的口吻出具的，该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出具证据的形式要件，无经办人和负责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举证目的。 综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社区矫正人员警告审批表》、《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警告决定书》仅能证明上诉人在矫正期因违反规定被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给予警告，但不能证明上诉人签订离婚协议对财产约定时受被上诉人胁迫的事实，故对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万某在矫期间被举报情况说明》仅加盖了公章，无单位负责人或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且该证据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胁迫上诉人的事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是否受胁迫及应否撤销《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如下要件：一、有胁迫行为；二、有胁迫故意；三、胁迫须为非法；四、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多次举报其在矫正期间的违规行为，致其恐惧被撤销缓刑，在受到胁迫情形才与被上诉人约定离婚后财产归被上诉人所有。首先，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细则》规定，只有在受到司法行政机关三次警告仍不改正或因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后仍不改正，才能由司法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的建议。由此可见，司法机关给上诉人配发定位手机系对上诉人缓刑期间的考验，被上诉人举报上诉人在此期间的违规行为是履行公民义务，并不属于非法行为。且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在缓刑期的违规行为系由被上诉人造成的。其次，《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细则》的规定，上诉人的缓刑能否被撤销，是与其自身是否遵守缓刑期间的考察规定及是否违反法律有关。所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举报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上诉人的缓刑被撤销，故亦构不成对上诉人胁迫而陷于恐惧，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作出将共同财产给予被上诉人的事实。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无法认定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对上诉人进行胁迫，故上诉人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内容的上诉主张，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万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万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吕 姝 审判员 于 军 审判员 康 璐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张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