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9民终15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照科，男，汉族，1968年7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武，广东汇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卜建斌，男，汉族，1978年9月23日出生，住湖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卜建新，女，汉族，1976年4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益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卜建林，女，汉族，1983年10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伏元，女，汉族，1952年12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如意，湖南天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刘照科因与被上诉人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9）湘0981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询问当事人等方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照科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沅江市人民法院（2019）湘0981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承担。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并未提供卜汉辉与刘照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相关证据，事实上，刘照科与卜汉辉之间仅存一种临时性的帮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卜汉辉与上诉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在一审中称:“四原告系亲属卜汉辉雇请的小工。2018年11月1日受害人卜汉辉乘坐刘照科所有由刘某驾驶的无牌三轮车，从北峰垸村运送稻谷至刘照科的仓库，运送途中致卜汉辉受伤，受害人经益阳康雅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刘照科与卜汉辉之间并不存在提供劳务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约定，也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而晒稻谷也并不需要相关技能，也不需要接受刘照科的指示和监督，故刘照科与卜汉辉之间不符合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事实上，刘照科在卜汉辉屋后承包经营土地种植水稻，时至水稻收割季节，卜汉辉好意提出给刘照科帮工晒稻谷，刘照科考虑其年近7旬且因重大疾病做过手术，平时爱好喝酒，卜汉辉经刘照科多次拒绝仍执意要求给刘照科帮工。况且，晒稻谷是季节性而非长期性工作，属于临时性事务。且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在一审中也并未提供任何相应证据证实刘照科与卜汉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任何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应承担其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死者卜汉辉与刘照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二、卜汉辉的死亡与其从三轮车摔下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第一、在事发当天与死者卜汉辉一起同坐三轮车的还有谌某和刘照科的女儿，其他同坐人员均从三轮车上摔下。第二、事发时卜汉辉乘坐的三轮车车速极慢、且三轮车离地面不足一米高，三轮车驾驶员也并无任何违规操作，即便是卜汉辉从三轮车上掉下并不会受伤，更不会导致死亡。第三、卜汉辉从三轮车摔下时仅轻微受伤，如抢救及时并无生命危险，刘照科在事发后得知第一时间要求送往事发地点最近的康雅医院救治并拨打了康雅医院的急救电话，但因卜汉辉家属坚持要求送往益阳市中心医院，而事发地离康雅医院不到10分钟路程，而益阳市中心医院地处市区繁华路段，路口多、车辆多、且经常交通堵塞，况且当时在拨打益阳市中心医院的电话后得知暂无急救车辆，再耽误了半个小时以上后再送往康雅医院时已经确认死亡。故卜汉辉的死亡是因在事故发生后其家属耽误最佳救治时间所致。第四、卜汉辉的死亡是因自身生前有重大疾病做过手术，并在事发当天因过度饮酒引发突发性疾病所致，刘照科在一审中申请了证人符介清和曹建阳出庭予以证实。刘照科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卜汉辉的死亡与其从三轮车摔下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其死亡原因是其自身生前有重大疾病做过手术，并在事发当天因过度饮酒引发突发性疾病所致。刘照科并不存在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刘照科在签署该《协议书》是遭受死者家属胁迫违背真实意愿所签署的，一审法院认定该赔偿协议的效力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刘照科对卜汉辉的死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刘照科在事发当时并不知道卜汉辉有重大疾病，事发后因遭受死者家属胁迫，在无任何亲属在场的情况下被迫与死者家属签署了赔偿24.8万元的赔偿协议书，并要求刘照科在签署协议书后当即支付丧葬费5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九条:“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刘照科在签署该《协议书》时明显遭受死者家属胁迫违背真实意愿，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该赔偿协议效力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刘照科对卜汉辉的死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刘照科与卜汉辉之间仅存在一种临时性的帮工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受害人卜汉辉与刘照科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卜汉辉的死亡与其从三轮车摔下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卜汉辉的死亡与其搭乘的三轮车存在关联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刘照科在签署该《协议书》是遭受死者家属胁迫违背真实意愿所签署的，一审法院认定该赔偿协议的效力明显认定事实错误，刘照科对卜汉辉的死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答辩称：1、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的亲属与刘照科之间系雇佣关系，并非临时性帮工关系。其一、刘照科自认卜汉辉在事故发生前给自己晒谷；其二、证人谌某在一审陈述其与卜汉辉一起给沅江老板刘照科做事，150元/天，做晒谷工作；其三、刘照科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曹建阳也证实卜汉辉帮刘照科做事，刘照科要出工钱，150元/天。2、刘照科与卜建斌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情形。刘照科认为2018年1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但刘照科除了刘照科本人的陈述外，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协议签订后，刘照科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反而依协议书内容支付了8.5万元。故刘照科主张《协议书》是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没有依据，该协议书应当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3、卜汉辉系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刘照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一卜汉辉系在运送稻谷的过程中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二卜汉辉是否饮酒和高血压与本案事故不存因果关系。其三卜汉辉的病历上载明卜汉辉系特重型颅脑外伤，并未记载其患有高血压。其四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卜汉辉系刘照科的原因受伤，经康雅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照科赔偿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因卜汉辉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248000元，剔除已赔偿的135000元，还应赔偿11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照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陈述卜汉辉系刘照科雇请的小工，刘照科认可2018年下半年，自己收割稻谷时，卜汉辉帮刘照科晒过稻谷，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帮工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卜汉辉与刘照科之间存在劳务关系的事实。根据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道路交通法庭于2019年4月8日出具的庭审笔录记载，2018年11月1日下午5点左右，卜汉辉乘坐刘照科之子刘某驾驶的运送稻谷的三轮车时不慎从车上摔下受伤，被送往益阳康雅医院救治无效死亡。根据康雅医院出具的出院记录，可证实卜汉辉是因特重型颅脑外伤、急性失血性休克导致的死亡。故应当认定卜汉辉的死亡与其搭乘的三轮车存在关联。卜汉辉去世后，在北峰垸村治安主任的见证下，死者卜汉辉的儿子卜建斌代表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与刘照科达成赔偿协议，由刘照科赔偿损失248000元；先支付安葬费50000元；剩余的198000元于2018年11月15日前付清。协议签订后，刘照科除支付了安葬费50000元和198000元中的85000元外，余款113000元再未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卜汉辉在向刘照科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致死，刘照科已侵害卜汉辉的人身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死者近亲属即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有权要求刘照科赔偿损失。损失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协议书是在村调解人员的见证下由死者亲属与刘照科共同签署的，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也未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有效协议，根据诚信原则，均应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刘照科提出卜汉辉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自身患过重大疾病以及当天过量饮酒造成的，单凭几个证人的证词不足以证明，应不予采信；刘照科还提出签协议时受到过他人的胁迫，使其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故刘照科认为不能把该协议作为定案依据的观点无法成立，应不予支持。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邓伏元仍可依照《协议书》要求刘照科继续给付赔偿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判决：由刘照科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邓伏元、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赔偿金113000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刘照科负担（原告已垫付1280元）。二审中，当事人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另查明，1、刘照科向卜汉辉等晒谷的人员按150元发放工资。2、卜汉辉的出院记录载明：卜汉辉为特重型颅脑外伤。本院认为，刘照科认可在2018年下半年收割稻谷时卜汉辉帮刘照科晒稻谷，一审的证人证言也证实刘照科按150元/天向卜汉辉发放工资、结合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足以认定刘照科与死者卜汉辉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刘照科上诉所提双方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帮工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卜汉辉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照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照科于2018年11月1日与死者卜汉辉之子卜建斌，在当地村委治安主任卜世利的见证下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书》应当合法有效。且协议签订后，刘照科按照协议内容向卜汉辉的亲属支付安葬费50000元和剩余赔偿款85000元，共计135000元，一审判决刘照科向邓伏元、卜建斌、卜建新、卜建林赔偿金113000元（248000元-135000元），处理正确，二审应予维持。刘照科上诉提出该《协议书》是受胁迫所签订的，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更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该《协议书》，故本院对刘照科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另外，卜汉辉的出院记录载明，卜汉辉系特重型颅脑外伤。故刘照科上诉所提“卜汉辉的死亡与从三轮车上摔下来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照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60元，由刘照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艳红审判员  周佑明审判员  彭 青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书记员  李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