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湘01刑终794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红波，男，1976年3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高中文化，案发前，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长沙县，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刚，男，1978年5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汉族，初中文化，案发前，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安乡县，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肖旭，男，1992年12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汉族，初中文化，案发前，住湖南省汨罗市。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帅，男，1990年3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方益佳，男，1991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汉族，高中文化，案发前，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平江县，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后于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孔正茂，男，1974年5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大专文化，案发前，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原审被告人蒋常威，男，1983年5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4月18日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原审被告人戴潇潇，男，1988年2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中专文化，无业，住长沙县。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0月19日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原审被告人代振华，男，1984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长沙县。因犯聚众斗殴罪于2007年被长沙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现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0月20日主动投案，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长沙县看守所。湖南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戴潇潇、代振华犯寻衅滋事罪一案，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湘0121刑初22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组织架构的逐步确立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形历程2014年起，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李红波开始在长沙县以个人名义进行高利放贷，随后又注册成立了湖南华百利投资有限公司，被告人孔正茂于2016年3月担任法人代表，2017年10月该公司成立了“风控部”专业从事非法催收，先后招用被告人黄帅、方益佳、肖旭、余刚、戴潇潇、代振华担任风控专员，全面听从于被告人蒋常威的指示安排，进行非法催收，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的非法放贷讨债公司。至2018年5月，被告人蒋常威、孔正茂、李红波将名下的几家公司组成湖南华百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百利公司、无金融许可），在长沙县湘商世纪城办公，被告人孔正茂占股60%任董事长，管理公司资金，全面负责公司的决策与运行；被告人蒋常威占股30%任总经理，负责下达催收指示与安排；被告人李红波占股10%任股东。“风控部”归于该集团公司名下，被告人黄帅、方益佳、余刚、肖旭、代振华、戴潇潇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先后多次进行非法讨债，公司还为“风控部”配备了电棍、甩棍、强光手电、狼牙棒、对讲机、手铐等装备便于对债务人形成心理强制。至案发期间，上述被告人先后对多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放贷讨债，在讨债过程中，多次采取暴力、威胁或“软暴力”等其他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明其于2018年7月18日进入华百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出纳。公司的股东有蒋常威、孔正茂和李红波，但是李红波很少来公司，也很少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运营。风控部有方益佳、黄帅、肖旭等人，他们经常在外催收和解决借款纠纷。公司账上有小额放贷的情况，风控部的人经常讲有钱要进到公司的账户里，也会有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钱从私人账户打进公司账户。公司的收入来源只有放贷的利息收入（月息为5分5厘），利息中的5厘要返给风控部门作为风控专员的提成，他们的工资由基本工资（1500元）和提成组成。客户向公司借款时，一般先由风控专员进行审核后填写放款审批单，由风控专员、会计、出纳签字后给蒋常威签字审批，再由孔正茂审批签字，最后其作为公司出纳才会放款到客户的账户上，放款的账户都是肖旭等人的私人账户。（2）被告人孔正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公司的股东和人员架构：其系湖南华百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长，持有60%的股份；蒋常威系公司的总经理，持有30%的股份；李红波是持有10%股份的小股东。公司还下设湖南长龙物业有限公司、湖南华百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内设催收债务的风控部，由蒋常威具体负责，风控专员有黄帅、方益佳、肖旭等人。风控专员的个人计划表、客户进度表等资料都是交给蒋常威审核，用于监督风控专员的催收情况。公司还有风控人员外出表、公司账户银行流水等资料，要求风控专员填写汇报，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想让放贷催收形成一套成熟的运营模式，使其制度化、常态化。②公司的放贷流程：公司放贷是由三个股东共同出资的。一般是客户提供借款资料，再由风控部审核后上报总经理蒋常威签字，最后由其把关审核，并通知财务给客户放款，因公司无放贷资质，为规避风险，都是利用股东蒋常威、李红波和风控专员肖旭、戴潇潇等人的私人账户完成放贷。平时大家都是个人放贷，若来了大客户，股东就融合资金一起放出去，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收益。放贷的月息是5分5厘，公司股东收取5分，另外5厘作为风控部的业务费。2014年以来，其陆续对外放贷1100多万，蒋常威大概放贷500多万，李红波大概放贷100万。③风控部的运行情况：蒋常威负责风控部的具体事宜，公司建立了风控部微信群，三个股东和风控专员都在群中，用于汇报债务催收进度、实时安排工作、监督催收落实情况等。若遇催收困难，蒋常威会安排人员支援，或者带队催收。蒋常威不在时，其也会在微信群中做具体催收安排。④催收手段：一般是对债务人进行电话催收，如果没有效果，就会采取上门催收，包括蹲点、找家属或者去单位等方式催收。其还在微信工作群里发过消息，要求所有风控专员达到让债务人看到他们就烦躁的目的，从而迫使债务人还债。如果这个方式还不能要到钱，公司就会进行跟随催收，即安排人一直跟着债务人，给他们心理压力，逼其想办法还钱，或是安排人员将躲着不见的债务人抓到公司看守谈话，言语恐吓威胁还钱。为了能及时要到钱，还会采取暂扣车辆（如自用小车或者工厂叉车之类的），或者逼着债务人将自有的固定资产出售。（3）被告人蒋常威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和李红波在2015年就开始放贷，为了能将放出的钱收回来，其和李红波分别带着司机黄帅、肖旭、方益佳、谭志坤去催收，但催收效果不好，所以就在2017年10月份成立了专门催收的风控部门，由黄帅、肖旭、方益佳、戴潇潇、代振华组成，其中，代振华在2017年年初离职，戴潇潇在2018年离职。公司放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其和李红波等人用自己的本金放贷出去，二是找孔正茂融资放贷。不管是谁放贷出去的钱，债务人都会被分配给风控专员，再由固定的风控专员进行催收。公司建立了“风控”微信群，要求风控专员在催收时必须将定位、债务人照片、银行交易流水等信息发到群里，以便监督催收情况，掌握催收进度。如果风控专员在群里发布了催收困难的消息，其也会安排人员支援跟进，或带队催收。“孔总”（孔正茂）每天也会在微信群里点评工作或者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从债务人处催收回来的钱是尽量不过风控人员的手的，必须给公司的会计，再由会计将催收的业务费（5厘左右）给催收人员。其中，黄帅、方益佳、肖旭是领取1500元每月的固定工资加催收提成，其他风控成员无固定工资，全靠催收拿提成，公司为风控部的成员购买了五险一金。公司还组织过对风控专员的培训，告诉大家如何规避风险，其还在“风控群”里多次发布消息，提醒风控专员在催收时注意防范，避免被打击。其余供述与被告人孔正茂的供述相互印证。（4）被告人李红波的供述与辩解，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5）被告人黄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孔正茂在公司是一把手，掌握公司全面工作，负责借贷人员和资金来源。总经理是蒋常威，负责风控催收的具体事宜。其大概在2016年上半年入职，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催收债务，其余风控专员还有方益佳、肖旭、余刚、代振华、戴潇潇等人，风控部主要听从孔正茂和蒋常威的安排开展催收工作。贷款的具体内容基本上是孔正茂和蒋常威来定，一般要收取5分5厘的息钱，公司会根据债务催收的难易程度划分客户等级并确定风控专员的催收提成，其是“底薪加提成”的方式领取工资，底薪1500元，提成就根据催收的情况而定。公司的三个股东对风控部的人进行过几次催收培训，教大家如何规避被打击的风险。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6）被告人方益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于2016年3月加入华百利公司，起初是业务员兼职孔正茂的司机。中途受公司指派到外地上班，直至2017年6月份回到公司开始参与债务催收工作到2018年1月。客户借款是由风控部接待，客户分配表是孔正茂和蒋常威商量分配的。孔正茂要求将风控部的个人工作计划、客户进度表都交由蒋常威管理，用于监督风控部人员的催收情况。风控专员每次出去催收都会报备催收用的装备（甩棍、强光手电等），然后到财务处领取装备后放在车上或者带在身上，用于恐吓威胁债务人或与客户发生冲突时使用，但其知道的情况是大家都没用这些器械打过人。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7）被告人余刚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于2015年4月份左右进入华百利公司，之后就做催收了。公司有三个股东，董事长是孔正茂、总经理是蒋常威，执行董事长为李红波。催收人员有其和代振华、戴潇潇、黄帅、方益佳、肖旭等人，他们会对外宣称自己是风控部经理。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8）被告人肖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1月起，其进入公司上班，最开始是做孔正茂的司机，2018年7月至今作为风控专员催收债务。公司是使用其和戴潇潇等人的私人帐户放款给借款人的，签订的也是私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公司建立了“风控微信群”，公司的三个股东和风控部的所有成员都在里面，用于汇报每天各个债务人的债务催收进度及实时安排工作任务。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9）被告人戴潇潇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公司风控部的成员并不会长时间在此工作，有进也有出。孔正茂作为董事长，会在部门之间开大会时听取风控部催收情况的汇报，蒋常威则会在部门内部开会时，对具体的催收情况进行总结点评。蒋常威还在催收不利的情况下，要求风控专员打债务人两个耳光或者开车倒一车沙子去堵债务人的门等方式，逼债务人还钱。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10）被告人代振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于2015年6月进入华百利公司，公司有三个股东，分别是董事长孔正茂、总经理蒋常威、股东李红波。其中孔正茂负责掌控全面工作、蒋常威负责具体债务催收工作，如果催收工作需要有人出面，孔正茂也会安排李红波出面，比如做债务人的思想工作。最开始公司的放贷工作没搞正规化时，都是股东自己安排放贷，之后孔正茂、蒋常威就要求流程化放贷，对债务人的放贷先后要经过风控专员进行资质审核、蒋常威和孔正茂依次审批放贷、财务转款放贷等流程。风控部有其和余刚、黄帅等人，客户分配表是孔正茂和蒋常威商量分配的，相应负责人在忙另一催收时，蒋常威会在风控部的微信群里或是打电话安排其他人跟进。其受蒋常威的安排参加过对被害人李某1、柳某的催收，在2016年11月份其和黄帅等人将柳某从广西南宁带回长沙后，2016年年底就离职了。其余供述与前述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11）内资企业登记表，证明华百利公司及下设各公司的成立情况，其中，湖南华百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9日，股东系蒋常威、孔正茂、李红波，法定代表人系蒋常威。（12）银行交易流水，证明孔正茂、蒋常威、李红波的银行账户交易情况。（13）“风控群”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存款日记账、客户分配表、客户进度表、工作总结、工作日志、风控员工外出登记表等，证明公司对风控专员设置了相关机制与制度，孔正茂、蒋常威经常在“风控群”内做出催收指示安排，风控专员在群内通报催收情况。二、寻衅滋事的具体事实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非法放贷催收时，由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作出催收的安排指示，被告人黄帅、方益佳、余刚、肖旭、戴潇潇、代振华先后多次实施恐吓、殴打、跟踪贴靠、霸占财物等寻衅滋事手段对被害人柳某、陈某、邹某、李某1、彭某进行催收，使被害人产生恐慌而形成心理强制，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共计14笔。其中，被告人黄帅在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共计7笔、被告人方益佳在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共计6笔、被告人代振华、余刚、肖旭、戴潇潇在二年内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均为3笔。具体事实分述如下：1、2015年10月，被害人柳某在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处以月息3%的利率借款100万元，期限为三个月，自2016年3月开始柳某无力偿还本息，此后，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先后五次安排被告人黄帅、肖旭、方益佳、余刚、代振华、戴潇潇等人有组织地采用跟踪贴靠、霸占财物等手段进行非法讨债：（1）2016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安排谭志坤（另案处理）对柳某以长时间跟踪贴靠的方式进行了滋扰，致使被害人柳某产生心理恐惧不敢回家。（2）2016年9月10日，被告人蒋常威安排被告人代振华、黄帅对柳某进行跟踪贴靠，并定时向蒋常威报告柳某所在位置，致使柳某产生心理恐惧不敢回家在外开房住宿，直至9月17日，柳某通过银行转账向蒋常威支付10万元利息，代振华、黄帅经请示蒋常威同意后才离开。（3）2016年年底，被告人蒋常威向被害人柳某催款过程中得知柳某在广西南宁市有项目可能会有收益，便安排被告人黄帅、代振华等人在南宁市对柳某进行跟贴至2017年年初，在确认该项目没有成功后便要求柳某回长沙，柳某不愿回来，被告人蒋常威便带曹多（另案处理）前往南宁市，以滋扰、纠缠等手段将柳某带回长沙继续看管，后柳某趁机逃脱。（4）2017年11月16日9时许，被告人黄帅、肖旭、方益佳、余刚、戴潇潇等人获悉被害人柳某居住在长沙县的情况后，在地下车库蹲点。之后趁柳某到地下车库开车之际，强行将柳某拖拽至己方车内并带至华百利公司，还将柳某使用的一台别克君威车开至公司。在公司会议室，被告人蒋常威强行从柳某身上的银行卡用ＰＯＳ机刷走6000余元钱，并将一些随身物品扣走，之后蒋常威安排被告人戴潇潇、黄帅、方佳益对柳某继续看管，直至第三天柳某妹妹报警后才离开。（5）2017年11月27日，被害人柳某准备前往北京谈项目，被告人蒋常威为使柳某形成心理强制以便还款，便安排被告人肖旭进行跟踪贴靠，且要求柳某承担费用，直至12月5日回到长沙。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柳某的陈述，证明①2015年10月22日，其在孔正茂、蒋常威处借款100万元，签订合同是按照2%的月息还款期限三个月，实际到手89.5万元。2016年3月开始，其无力按时还款，孔正茂、蒋常威便安排马仔谭志坤对其进行跟踪贴靠。因不敢带谭志坤回家，其不得不在酒店开了房。蒋常威不时过问谭志坤逼其还钱的情况，直到3月25日，其转了5.5万元后才恢复人身自由。②2016年9月10日左右，蒋常威将其喊至华百利公司让其还钱未果，遂安排马仔代振华、黄帅对其进行跟踪贴靠。因不敢带二人回家，其不得不在酒店开房。蒋常威不分时段地通过电话和视频方式检查二人对其看守的情况。直至9月18日，其将10万元通过蒋常威转入华百利公司的账户才没被继续看守。③2016年11月23日左右，蒋常威再次让其到华百利公司还钱，其当时正在广西南宁。因无力还钱，蒋常威就安排黄帅到南宁对其时刻看守。2017年1月3日，代振华来到南宁接替黄帅继续看管其两三天后，蒋常威让代振华将其带回长沙，其不肯。蒋常威便让曹多、黄帅到南宁找到其，与代振华一起将其带回了长沙继续看管催促还钱。之后，黄帅、代振华等人便持续对其跟踪贴靠直至1月20日其趁机偷跑出来。④其在偷跑出来后，为摆脱上述被告人的看守滋扰，一直住在长沙县的岳母家中。2017年11月16日9时左右，其在地下车库准备开车时（该车系其妹夫的一台别克君威牌汽车），被黄帅、肖旭、戴潇潇、方益佳、余刚等人拽上戴潇潇的车，被带至湖南华百利公司蒋常威处，黄帅将其妹夫的车也开到了公司。其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等物被搜走，银行卡也被刷了6680元。之后，蒋常威安排戴潇潇、黄帅、方益佳对其跟踪贴靠催促还款，直至第三天其妹妹报警才没有被继续跟贴。⑤2017年11月27日，其前往北京谈业务，蒋常威又安排了肖旭对其跟踪贴靠，给其施加心理压力逼其还钱。其被跟踪贴靠期间，被告人开房、购买车票等开支均由其承担。（2）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蒋常威得知柳某在楚天家园的消息后，于2017年11月17日6:38在“风控群”中发送消息问“人都到位了没有？”，戴潇潇、黄帅、方益佳、余刚均回复“到了”；8:02黄帅在微信群里发送消息“抓到人（柳某）了，往公司来了”。（3）个人借款合同、借据、收条、银行流水，证明柳某向蒋常威借款100万元。（4）民事起诉状、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证明蒋常威以合同纠纷起诉柳某、要求偿还100万元的情况。（5）被告人孔正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5年10月份，三个股东融资了100万借给了柳某。后因柳某还不起钱，公司的风控专员就开始催收了。其知道他们与柳某一起去过南宁、肖旭还跟他去过北京，都是以跟踪贴靠的手段逼他还钱。（6）被告人蒋常威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6年10月份，公司借了100万给柳某，后柳某无法正常还款。其就安排黄帅和代振华对他跟踪贴靠，柳某不敢将二人带回家，就在酒店开房，二人一直对他进行看管，不时地将他们的微信定位、与柳某在一起的照片发在“风控群”内。不久，柳某分别给其和华百利公司会计处转了10万元，其就未让他们再看守。其还安排黄帅跟着柳某一起去过南宁看守过10多天，到2017年11月份的时候，其又安排黄帅、戴潇潇、方益佳继续对柳某跟踪贴靠。2017年11月份，其从黄帅处得知柳某正在楚天家园的岳母家中，就安排黄帅、方益佳、戴潇潇在楚天家园的地下车库抓到了柳某带到华百利公司，黄帅等人还将柳某妹夫的车也开到公司来了。之后，黄帅就让公司财务用ＰＯＳ机将柳某信用卡里的钱刷到其账上。之后其安排黄帅、戴潇潇、方益佳继续看守柳某，直到他人报警。（7）被告人黄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2016年其刚到华百利公司不久，公司即贷款100万元给柳某，之后柳某一直还不上钱。公司的老总蒋常威便安排催收人员谭志坤日夜跟着柳某，后谭志坤要了几万元回来，就没有再跟着他了。②2016年9月份，蒋常威又要柳某还钱，并安排其和代振华跟了柳某一个月左右，催促还钱。后因为要到了一些钱，请示了蒋常威后就不再跟了。③后来柳某称在南宁有个项目可以用来还钱，蒋常威安排其跟着柳某一起去南宁，柳某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并且给他买了火车票。其在南宁跟了柳某近一个月，蒋常威又安排代振华来接替其。几天后，蒋常威叫柳某回长沙未果，便让其开车和曹多将柳某带回长沙，由其和曹多、戴潇潇、方益佳轮流看守，之后柳某趁机跑掉了。④后来他们几个风控专员在楚天家园的地下车库蹲点了两三天后碰到了柳某，他正准备开车，其就和肖旭、戴潇潇、方益佳、黄刚等人冲过去将柳某从车里拉出来，拽上了他们自己的车，将柳某和他的一台别克君威小车一并带到公司。之后，大家就将柳某的手机、钱包等物扣住了，并将他的所有银行卡都刷了ＰＯＳ机，总共刷了6000多元。（8）被告人代振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6年9月份左右，蒋常威安排其和黄帅一直跟着柳某，并由黄帅随时报告跟踪贴靠的情况，直至柳某支付了10万元后才放柳某离开。2016年11月，其又听从蒋常威的安排到广西南宁的酒店对柳某进行看守。（9）被告人戴潇潇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约在2016年年底时，柳某称要到广西谈一个项目，蒋常威便安排黄帅和代振华一同前往，跟踪贴靠。呆了一个月左右，蒋常威便让黄帅和曹多去广西把柳某带回长沙继续看守，后柳某偷偷跑了。2017年10月份的一天，余刚、黄帅、方益佳和其在楚天家园蹲点，后来在地下车库抓到了柳某并带到公司，蒋常威和孔正茂经过沟通后，公司财务拿来ＰＯＳ机，黄帅刷走了柳某信用卡里的钱，强行扣了柳某车内后备箱中的钱包等私人物品。（10）被告人肖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11月15日，他们得知柳某在楚天家园，次日一早，其就和方益佳、黄帅在地下车库抓到了柳某带回公司。2017年11月27日晚，蒋常威安排其和柳某坐火车去北京。在北京期间，其必须时时跟随柳某，吃住都在一起，还要随时向蒋常威汇报情况，直至12月5日又一同返回了长沙。（11）被告人余刚、方益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11月，蒋常威安排余刚、方益佳、戴潇潇、黄帅、肖旭在楚天家园的地下车库将柳某带至公司，余刚还将柳某妹夫的一台别克君威车开到了公司。之后他们扣押了柳某随身携带的一些私人用品，并用ＰＯＳ机刷了柳某6000元钱。2、2014年10月，被害人陈某以月息1.5万元利率在华百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30万元，后陆续借款“以新还旧”，至2015年年底连本带息欠款100万元，陈某无力偿还后，该公司先后三次有组织地采用跟踪贴靠、拉闸断电、霸占财物等手段进行了非法讨债：（1）2017年7月5日，为迫使陈某偿还债务，被告人蒋常威安排方益佳、戴潇潇、黄帅、孔志明（另案处理）四人轮流在位于长沙县的陈某家中留宿，持续时间4天左右，白天跟随其出门晚上跟随回家，并有大吵大闹行为，对陈某的正常生活进行滋扰。（2）2017年7月8日，在被告人蒋常威的安排下，被告人方益佳、黄帅、戴潇潇到位于长沙县陈某经营的机械厂催收，对其机械厂使用了拉闸断电等方式进行滋扰。（3）2017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方益佳受公司指派，在长沙县陈某经营的机械厂非法催债过程中，以抵债为由将该厂一台叉车扣走予以霸占。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陈某的陈述，证明2014年10月份左右，其从湖南华百利公司以月息1.5万元的标准借款30万元,后又陆续借款“以新还旧”。2015年年底，华百利公司称其债务已经达到了100万元。其实在无力偿还本息，该公司便安排了两个人睡在其位于凤凰城小区4栋的2302房的家中逼其还钱，一直吵到2017年8月的一天，其实在受不了了。之后，一旦其还不了月息，华百利公司就会派五六名男子到其公司闹事，关电闸、恐吓公司员工，逼着其到小额贷款公司借钱还利息，迫使工厂停工还钱。催收人员还开走其厂里的一台叉车用于抵债，导致工厂无法正常经营。（2）辨认笔录，证明被害人陈某辨认出黄帅、肖旭、方益佳就是多次伙同他人参与上门滋扰并殴打其的人。（3）报警案件登记表，处警现场讯问笔录，证明2017年8月28日19时许，陈某报警称因未还清贷款公司的债务，对方将其叉车开走；2017年9月12日9时许，黄帅报警称与陈某因债务发生纠纷并有冲突。（4）微信聊天记录，华百利公司制作的《客户明细表》证明①2017年7月5日18:28，方益佳在“风控群”发送消息“陈某已回家，今晚可加大力度”，蒋常威在群内安排黄帅、戴潇潇一同前去，并称“打牌、抽烟通宵达旦”，随后，方益佳将深夜在陈某家打牌的视频发在微信群中；②2017年9月25日21:46，方益佳在微信群发送消息，称陈某的叉车以3.3万元卖给南京市的一位买家，10月9日再次发消息称“叉车尾款24000元已转至公司”。《客户明细表》显示陈某债务在2017年89月26日收8000元（备注：叉车款）,2017年10月9日收24000元（备注：叉车款）。（5）银行交易明细、借条、承诺书，证明陈某与华百利公司的蒋常威、孔正茂、李红波之间资金往来的情况。陈某在蒋常威的强制要求下向其出具了100万的借条，且承诺按期偿还的情况。（6）被告人方益佳、戴潇潇、黄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7月5日，蒋常威安排方益佳、黄帅、戴潇潇轮流住在陈某家催债，就是不让他安心在家休息。他们白天一直跟随他，晚上就会在他家睡觉、打牌，打闹搞到很晚，持续了3、4天。2017年7月8日，蒋常威又安排三人前往陈某经营的一个机械厂采取言语恐吓、断电阻工的方式催收债务，致使工厂被迫停工。期间方益佳一直给陈某施加还债压力，还把陈某工厂的一辆叉车开到了孔正茂家中用于抵债。（7）被告人肖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7月的一天，方益佳在陈某家进行催收时在公司的“风控群”中请求支援，蒋常威随即安排黄帅、戴潇潇前往协助催收，并让他们闹得越大越好，要让陈某看着烦躁，其和方益佳、黄帅等人还在陈某家打牌到凌晨。几人轮流住在陈某家里，不让其安心休息。3、2014年上半年，被害人邹某因经营农庄（即长沙县佳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华百利公司以月息6%借款60万元，并将该公司的租地合同和公章作为抵押。逾期归还后，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等人安排公司风控部人员先后四次有组织地采用跟踪贴靠、殴打、控制经常场所等手段进行非法讨债：（1）2017年9月，被害人邹某因在蒋常威处借款逾期归还，被告人蒋常威安排方益佳、肖旭到位于长沙县内对其跟踪贴靠，以强行在该农庄内吃住方式进行滋扰，持续三天后直至邹某归还2万元才离开。（2）2017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蒋常威约被害人邹某到星沙街道天成酒店某茶楼索债，期间蒋常威喊来外号“小君”的东北人帮忙索债，期间邹某被“小君”打了耳光，直至其妻子送来1万元还款才得以离开。（3）2018年1月24日，按照被告人蒋常威的指示，被告人黄帅来到长沙县泉塘安置区被害人邹某的住处索债，以强行留在家中的方式进行滋扰，直至其家人报警后才离开。（4）2018年3月，因被害人邹某无力归还连本带息共计200余万欠款，被告人孔正茂便要求被害人邹某将其占股50%经营的农庄（当时处于停滞状态）流转给孔正茂成立的华百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邹某迫于无奈，在未经农庄其他股东郑某、杨某同意的情况下，将该公司农庄作价200万元抵债，但该农庄所涉土地流转尚未按程序审批。2019年3月，被告人孔正茂安排人员强行控制该场所并进行经营。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邹某的陈述，证明①2017年9月，被害人邹某因经营农庄之需向孔正茂借款56万元，后无力偿还本息。2017年9月，蒋常威向其索债未果，就安排了“粟弟伢子”和“小方伢子”跟着其。并交代二人其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反正没要到钱就不要回来。其不敢带二人回家，只得任由二人吃住在农庄，对其软硬皆施要其还钱。直至其还了2万元才不再被跟着。②2017年10月份、11月份的样子，蒋常威再次在公司向其当面索债未果，就喊来了两个东北人一直跟着其。其开车离开时，东北人“阿军”坐在副驾驶，不断要求其“搞钱来”。其表示暂时无力偿还后，“阿军”用左手甩了其耳光，后座的东北人用左手掐住其脖子，右手用拳头打了其20来下直至其实在受不住痛准备驾车往公交车上撞才停止殴打，并打电话逼其妻子想办法弄钱过来，后其妻子还了1万元给蒋常威。③2018年1月24日，因其有一段时间未向蒋常威还款，他便安排黄帅到其家中要钱，并指示没要到钱就不要回去。后黄帅一直在其家中贴身跟随到当晚11时其妹夫报警后才离开。④2017年11月左右，因为债务连本带利增长到了210万元，蒋常威他们便逼着让其将经营的农庄土地流转给华百利集团下属的华百利农业科技公司，其未答应。2019年3月10日左右，华百利公司未经其同意就将该农场的大门砸开，强行入场营业，并聘请了相关人员经营至今，该农庄被强行侵占了。（2）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其系邹某的妻子。2018年1月份的一天下午，丈夫电话联系其让其准备2万元送至某茶餐厅，后其只凑了1万元带过去。当时有4名男子坐在丈夫旁边，其把1万元给了丈夫，他再交给了在场的一名男子。后二人就回家了，丈夫在回家路上告诉其他被前来要债的人打了一巴掌。（3）证人周某、刘某的证言、处警记录表，证明2018年1月24日22时，民警刘某接报警人周某（邹某妹夫）报警后出警，了解到邹某与要债人黄帅的“老兄”存在60万元的债务，因邹某未归还本息，黄帅就到邹某家中催债。（4）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明2013年，邹某等4名发起人成立了长沙佳慧农业科技公司，后邹某用该农庄做抵押在孔正茂处借了钱。2016年，邹某打电话告诉其他被别人“看牛”了，还被打了，已经被逼得没办法，对方要怎样就怎样了。2019年2月，农庄被挂了其他公司的牌子，其知道出问题了。（5）证人郑某、杨某的证言，二人与邹某均系长沙佳慧农庄的股东。邹某在孔正茂处借了60万元，后被垒高到500万，因无力偿还，被对方“看了牛”，又拿农庄还债给孔正茂，在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时，未征得二人同意。（6）证人李某2的证言、土地流转合同、会议纪要等，证明华百利农业科技公司与农庄所在地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相关情况。（7）借据、承诺书、收条，证明邹某在蒋常威的强制要求下向其出具借条的情况。（8）辨认笔录，证明肖某、周某辨认出黄帅系2018年1月到邹某家中催债并赖着不走的男子。（9）被告人孔正茂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害人邹某因经营农场之需向其和易某60万元，后邹某又向蒋常威陆续借钱，最后欠款本息达到了210万元。之后，邹某再次需要贷款，只得用农庄作为抵押还款了。（10）被告人蒋常威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9月，其与黄帅到邹某的农庄商谈还钱事宜未果，便安排黄帅在农庄看着邹某，之后又安排方益佳、肖旭也去了农庄一起跟着邹某，三人一共呆了3天直至邹某还了2万元。之后，其约邹某到一茶楼讨债，并请了两个东北人（其中一人为“小君”）帮忙要钱。邹某害怕东北人，不得不联系其妻子送了1万元过来交给其。后其听邹某讲东北人打了他几个耳光。（11）被告人方益佳、肖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7年9月份，蒋常威安排方益佳、肖旭对邹某进行跟踪贴靠，催他还钱，并交代“他去哪里你们就去哪里，没有要到钱就不要回来”，后二人在邹某的农场一直跟着邹某。之后邹某又约了蒋常威见面还钱，蒋常威、方益佳和东北人“小军”在场，“小军”因为还钱的事还打了邹某两个耳光，后来邹某的妻子送了2万元现金给蒋常威，蒋常威才不再安排人跟着邹某。（12）被告人黄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邹某因欠公司的钱未还，2018年1月，蒋常威便安排其去邹某家中要钱。其在邹某家中呆了3-4个小时，一直跟着他，并向他和他妻子表明蒋总交代过其，若没有要到钱就不会走。后不知谁报了警，警察出警后其才离开。4、2014年11月，被害人李某1在华百利投资公司李红波处以月息5%借款50万元，2015年3月开始无力偿还，2016年初，李波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9月22日法院开庭后，李某1在法院门口被余刚、代振华、方益佳、黄帅抓住，并拖入车牌号为湘Ａ×××××的小车内，为泄私愤和对其产生心理强制，上述人员对李某1进行了殴打，直至李某1妻子报警将其解救。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明2014年11月7日，华百利投资公司以李红波名义借款50万给其，约定月利息5%。2015年3月之前其有向李红波支付利息，后由于经济紧张就没按时还，被李红波起诉到法院。2016年9月22日法院开庭后，其刚走到法院门口，就被三名男子抓住，余刚就用手抓着其头发，殴打其嘴巴、胸部，当时其嘴被打出血。之后他们将其带到了星沙二区的一茶楼，余刚又动手殴打其至嘴部出血。李红波和代振华也来让其还钱，并让其重新出具借条未果。后，其妻子黎某报警，李红波等人枉顾民警让他们将其送至派出所的要求，反而将其带至华百利公司，由蒋常威、李红波再次向其催债，并将债务垒高至八十多万元。华百丽公司的人还讲了一些威胁的话，催促其按照他们准备的借条和还款计划重写一份并签字，之后李红波等人才将其送到星沙派出所进行调解。（2）证人黎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9月22日，其丈夫李某1在法院开完庭后即被三名男子抓住，强行带至一台车上带走了。其立即报警之后一直在派出所等，直到下午3时许李某1过来了，其看到当时他的脸上有血，就知道他被人打了。（3）民事起诉状，证明李某1因债务纠纷被起诉至法院的情况。（4）出警记录，证明2016年9月22日，长沙县公安局星沙派出所接报警称李某1因与湖南华百利公司有经济纠纷，在长沙县法院门口被华百利公司员工带上车进行殴打，并被逼写下还款计划。（5）被告人余刚、黄帅、代振华、方益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6年9月，余刚、黄帅、代振华、方益佳找到刚在法院开完庭的李某1夫妇要求还他们欠公司的50万元。四人将李某1带上车，由于他说不还钱，余刚和代振华便打了他几个耳光。后李某1被带到了星沙四区的一个茶楼被催债。（6）被告人李红波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借给李某150万元，月息5分左右。2016年，李某1未按时还钱，其在法院提起诉讼，因他债务太多，无法执行。这些帐都是蒋常威具体负责的。5、2016年7月，被害人彭某在蒋常威处借款20万元，逾期后公司风控部人员多次到其家中进行非法讨债，2017年8月21日12时许，彭某到华百利公司商谈还债事宜时，为了迫使其还债，余刚对彭某夫妇进行了言语恐吓、威胁，使得彭某和其妻子产生恐惧心理。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被害人彭某的陈述，证明2016年7月，其向蒋常威借款20万元，后逾期未还，余刚、黄帅等人也多次到其家中催债，期间其也归还了一些欠款。2017年8月21日12时许，其和前妻钟新华去“华佰利投资公司”还剩下的本金，余刚接待了二人，并告诉他们要还54000元，其一直在李红波办公室跟他说好话试图少还点钱。这时蒋常威冲了进来，威胁其不还钱“就从这里（指星沙湘商世纪城32楼）跳下去，你也走不出这个办公室”；余刚也威胁其若不还钱就把其的手砍掉，当时门口还站着5、6个人。其前妻害怕就报了警，随后李红波就离开了办公司。之后在星沙派出所民警的协调下，其还了52000元钱才得以离开。在被催债的过程中，对方一直对其采取言语威胁恐吓、拍摄其家中照片、电话滋扰等方式，其感到人身受到严重威胁。（2）辨认笔录，证明彭某辨认出蒋常威、黄帅、余刚系言语威胁其还债的男子。（3）被告人余刚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6年7月份，彭某找蒋常威借款二十万元，2017年8月份他开始不还钱了。约半个月后，彭某和他的妻子主动到公司找到其，其要他还56000元钱。当时其和彭某因4000元钱违约金发生了争执，其就放话要死一起死，今天别想出去等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还说了一些威胁、恐吓的话，说的比较多，时间比较久不记得了）。他和他妻子害怕真的伤害他们，于是就报警了。（4）被告人李红波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6年，彭某经其介绍在蒋常威那里借了钱。2017年，彭某到公司还钱的时候让其出面找蒋常威把利息钱减免一些，但蒋常威不同意少，其就离开公司了。再到公司时，听到余刚等人逼彭某还钱，彭某一方报了警，但其不清楚具体如何处理的。（5）被告人黄帅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彭某是余刚负责催收的对象，2017年8月份，黄刚叫其一起去找彭某催债，其当时只是帮忙开车。后他们还因为还款的事情没谈拢闹起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出警后经过协商，彭某就把债还清了。2019年4月18日，长沙县公安局民警先后将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黄帅、肖旭、方益佳、余刚、李红波抓获；2019年10月19日将被告人戴潇潇抓获；2019年10月20日，被告人代振华主动到长沙县公安局投案。案发后，公安机关在华百利公司扣押了电棍4根、甩棍4根、执法记录仪4个、警用强光手电2个、强光手电1个、橡胶棍2根、狼牙棒1根、对讲机2个、手铐1副、GPS1个、充电器6个。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抓获经过、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到案的情况，其中，被告人代振华系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其余被告人均系被抓获归案；各被告人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2）代管风控部物品库存表，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长沙县公安局从华百利公司处电棍4根、甩棍4根、执法记录仪4个、警用强光手电2个、强光手电1个、橡胶棍2根、狼牙棒1根、对讲机2个、手铐1副、GPS1个、充电器6个。原审法院认为，华百利公司成员较为固定，组织结构严密、分工明确。被告人孔正茂在公司中占股60%，作为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的客户（债务人）资源和资金运行等运营、决策事务；被告人蒋常威占股30%，作为总经理全面负责安排催收工作、管理下属成员等；被告人李红波系占股10%的小股东；被告人黄帅、方益佳、余刚、肖旭、代振华、戴潇潇受雇于公司作为“风控专员”实施非法讨债催收活动。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对“风控部”的人员流动、日常分工、催收实况等方面具有直接指挥、管理的行为，具备明显的控制性。上述被告人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犯罪活动，业已形成了“言语威胁--跟踪贴靠—霸占财物—殴打”等催收手段逐步升级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工作制度，以暴力或者“软暴力”手段先后14次对多名被害人非法催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影响被害人的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在长沙县领域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应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上述被告人随意殴打、恐吓他人，情节恶劣，还实施了跟踪贴靠、霸占财物、控制他人经营场所的“软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在该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李红波均应认定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但因其股份、职责的较大差异，在量刑时应明确区分，其余被告人均积极参与，均应认定为主犯。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戴潇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代振华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的作案工具，应予以没收。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被告人孔正茂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二、被告人蒋常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三、被告人李红波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四、被告人余刚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五、被告人肖旭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六、被告人黄帅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七、被告人方益佳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八、被告人戴潇潇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九、被告人代振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十、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原审被告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判处。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及原审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代振华、戴潇潇多次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纠缠、强拿硬要、任意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扰乱正常的工作、生活，使他人产生心理恐惧和形成心理强制，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各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其中，原审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上诉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及原审被告人代振华、戴潇潇系其他参加的主犯；相较于上诉人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及原审被告人代振华、戴潇潇，上诉人李红波系作用更大的主犯。上诉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及原审被告人孔正茂、蒋常威、戴潇潇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原审被告人代振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依法均可从轻处罚。关于上诉人李红波、余刚、肖旭、黄帅、方益佳均提出原审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经查：1.原审判决依据各上诉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悔罪态度等，在法律规定及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幅度范围内予以量刑，并无不当；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李红波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不当，但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前述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 征审判员 何 琳审判员 王新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周鹏书记员周子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