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苏03民终4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邳州市戴圩街道高渡口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邳州市戴圩镇高渡口村。法定代表人：陈心，该村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璐璐，江苏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江苏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奎吉，男，195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佳，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邳州市戴圩街道高渡口村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杜奎吉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382民初10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璐璐、王飞，被上诉人杜奎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常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村委会上诉称：1、涉案款项系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根据法律规定，村委会既非该款的征收主体亦非被征收主体，被征收主体应为超生户，若真存在垫付行为，实际受益人应为具体的超生户，村委会主体不适格。被上诉人诉称其所谓的垫付款是和村里达成“约定”，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协议予以证明，村里垫付款应当履行最基本的挂账手续，被上诉人在卸任时也应进行交接对账，被上诉人作为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员，对于记账一事应了然于胸，真正的垫付款应当体现在村级和镇级的财务账中。退一步讲，即便没有正规的挂账手续也应该有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凭证。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两张收条复印件显示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高渡口村和戴圩街道计划生育服务站，以“高渡口村”名义缴纳的抚养费与被上诉人有何关联？一审法院的认定与裁判结果显然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明”亦不符合证据形式，本案中的“证明人”在与本案案情一致的另案中为原告，两人互为对方案件的证人，不符合证人资格，且一审法院直接将“证明”等同于债权凭证显然不符合证据规则，证明与收条之间不存在关联性，被上诉人所提交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且村镇两级财务均未记载垫付一事，被上诉人没有举证款项交费来源，协议等证实债权存在的基本证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确立？一审法院并未进行充分调查核实而下判决，实属草率，退一万步讲，在本案审理前，被上诉人从未向村委会主张过权利，其诉讼时效早已经过，理应承担丧失胜诉权的法律后果。3、一审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所定的案由为“追偿权”纠纷无法律依据，混淆了法律关系，根据社会抚养费的法律属性，村委会不可能和计生办因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而引起债权债务关系，根据债之关系主体相对性原则，被上诉人显然不能直接通过向村里行使所谓“追偿权”的形式索要，追偿权应涉及三方或多方主体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村委会和计生办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存在法律上的缴费义务,被上诉人所谓的追偿权的基础根本不存在，无事实，无证据，无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杜奎吉辩称：1、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和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垫付社会抚养费的事实。既然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已认可了被上诉人垫付的事实。上诉人理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垫付款项。2、本案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形。上诉人出具的证明没有明确还款的时间，所以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随时偿还款项。且被上诉人和证人在一审中曾陈述多次向上诉人要过垫付款，被上诉人一直以暂时没钱或者回来给你解决为由推托。本案诉讼的产生也是因为上诉人让被上诉人去法院起诉解决，所以被上诉人一直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不存在超出诉讼时效的情形。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杜奎吉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垫付款17.9万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查明，2008年至2013年，原告杜奎吉曾任被告村书记。为使被告完成计划生育超生费任务，原告分别于2008年12月29日、2009年4月18日、2010年5月15日为被告垫付社会抚养费6.5万元、4.7万元、6.7万元，共计垫付17.9万元。现原告向被告催要上述垫付款未果，诉至法院。以上事实有收条、证明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应予确认。一审认为，合法的债务应当清偿。被告出具的证明及邳州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出具的收条，明确系收取高渡口村的社会抚养费，该社会抚养费系原告垫付。原告为被告垫付金钱债务后，被告应及时予以清偿。故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垫付款17.9万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已给原告出具证明，证明了原告垫付的事实，故被告的各项辩称不予采纳。因被告出具证明时，未明确偿还款项的时间，被告关于涉案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采纳。遂判决：被告邳州市戴圩街道高渡口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杜奎吉垫付款17.9万元。案件受理费3880元，由被告邳州市戴圩街道高渡口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村委会提交了以下证据：1、2008年到2010年度高渡口村社会抚养费征收一览表三张；2、邳州市戴圩街道社会抚养费征收档案三张；3、2008年至2010年度被上诉人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江苏省社会抚养费专用收费收据，分别为：2008年票号00152294-00152301共8张，金额总计6.5万元；2009年票号00152325-00152330共6张，金额总计4.7万元；2010年票号00134062-00134072共11张，金额共计17.9万元。4、2008年-2013年高渡口村超生户人员信息统计表。该4组证据证明即便被上诉人有过垫付抚养费的行为，其3年的垫付总金额为17.9万元，按照专用收据开具情况，被上诉人已收回17.9万元，因超生户上户要把抚养费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再到计生办开具对应金额的社会抚养费专用收据联（票据第二联）.超生户再拿着被上诉人出具的收费联到相关部门给小孩上户口，专用收据载明超生户名单具体金额具体，各组证据之间票号一一对应，不存在被上诉人要求追偿的基础和理由。被上诉人质证认为：这笔钱应该是超生罚款，是乡里给村里下达的任务，不管村里是否存在超生问题，下达的超生罚款必须完成。等到有人实际超生了再去收回这个钱。我自己垫付的17.9万元没有回收。任务下达之后我要把钱交给杜元坤，杜元坤把钱交给镇计生办，杜元坤给我出证明，如果有超生的杜元坤就去收这个钱，杜元坤没有把收上来的钱给我。2008年到2013年高渡口共计缴纳77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实际收到的超生费用只有30万左右，缺口的40多万元就是由被上诉人以及杜元坤、杜祥龙等村干部垫付的。一审时上诉人未提交该证据，且该证据属于计生办相应的财务凭证，能否作为本案二审的定案证据被上诉人是不认可的，上诉人所要证明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也不予认可，被上诉人已向法庭就财务凭证中的数额进行了解释，目前社会抚养费还有40万元左右的缺口，所以被上诉人并未收到17.9万元的垫付款。二审查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基础上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非基于行政命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自认，涉案款项的性质为社会抚养费即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是依据行政法规进行征收的款项，征收方是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被征收对象是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该款项所涵盖的法律关系并非民法意义上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本案双方当事人即非该款项的征收方亦非被征收方，均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收任务而为之，无论因何种原因、以何种方式垫付该款，均不是双方自愿设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问题不受民事法律调整，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上诉人的垫付社会抚养费应当另寻解决途径。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8）苏0382民初101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杜奎吉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3880元退回杜奎吉，二审案件受理费3800元退回邳州市戴圩街道高渡口村村民委员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沈慧娟审判员  陈小兵审判员  赵东平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杨荔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