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606民初2625号原告：张建荣，男，195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华，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施俊，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湖北百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石兵，男，197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被告：郝同生，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青，湖北联帮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告张建荣与被告施俊、石兵、郝同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建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华，被告施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阳，被告石兵，被告郝同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丹青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6月15日，经原告张建荣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郝同生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建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三被告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有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利益分配；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17日，被告郝同生、施俊共同合伙与襄阳环城粮油储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粮油公司将位于樊城××××路施营粮店院内西平房、后院房屋三间及院内空场地租赁给郝同生、施俊使用，租赁期5年。郝同生、施俊共同合伙对租赁的房屋、场地进行建房施工，建房完毕后对外出租给他人经营酒店及牛肉面馆使用。郝同生、施俊共同合伙期间，因施俊投资资金过低，遂多次邀请原告对其进行投资，与其共同合伙，将原告的投资隐名在其名下，以增加并作为其个人投资比例与郝同生投资比例对等。在施俊多次请求下，2017年4月19日，原告与被告施俊、石兵签订《合伙股份协议书》，该协议主要约定：根据2014年3月17日施俊、郝同生与粮油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依据，三人合伙共同投资进行改建房屋并出租经营；成本投入有原告与施俊、石兵三人投资，其中原告投入现金120000元，被告施俊投入现金271700元，被告石兵以实物出资折合现金80000元；合伙经营期内，亏损共担，利益按投资比例分配。同年8月1日，原告与被告施俊、石兵又签订《补充协议》，对三人投资金额再次进行明确约定，并约定在租赁经营期间内，三位股东把各自的投入收回后，此地段以后生产的所有利益，按照原告30%、施俊40%、石兵30%比例进行分配。后郝同生与施俊在共同合伙期间产生纠纷，经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二人所占合伙份额各为50%。由于郝同生与施俊是合伙关系，且原告用于合伙事务所出资的12万元由郝同生接收，并投入到共同合伙事务之中，事实上张建荣与郝同生之间也属于合伙关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施俊辩称，1、涉案合伙事项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合伙人为施俊与郝同生，出资比例为二人各占50%。2、原告的诉请及出资均是挂靠在郝同生名下，有原告向法院提交的相关材料为证，所以原告的诉求与施俊无任何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施俊的诉讼请求。被告郝同生辩称，1、涉案的合伙人经（2019）鄂0606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仅有郝同生和施俊二人，不涉及本案原告。2、原告与施俊、石兵签订的《合伙股份协议书》、《补充协议》均没有郝同生的签字，郝同生与该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无关。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郝同生的诉讼请求。被告石兵辩称，所签的合伙协议最开始确定的是由三人投资，至于原告出资的12万元交给了郝同生，其与施俊不知情，后了解了出资情况，原告张建荣称其投的资金与郝同生无关，所以签的是三人协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7日，郝同生(乙方)、施俊(乙方)与粮油公司（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位于樊城××××路施营粮店院内西平房、后院房屋三间及院内空地租给乙方使用，每年租金3.3万元，押金1万元；2、房屋租赁时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租赁期为5年，租金每年按5％递增，合同期满后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续租。该合同粮油公司加盖公章，郝同生、施俊予以签名。此后，郝同生、施俊共同对租赁房屋进行了改建，具体由郝同生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因缺少资金，案外人张建荣将12万元现金交给郝同生，石兵购买桌椅、空调等设施和物资，放在施俊处，作价8万元。房屋改建完毕后对外出租由他人经营酒店，郝同生、施俊均收取过租金，且均向粮油公司交纳过房租。本院对粮油公司留存的《房屋租赁合同》进行调查，粮油公司留存合同上有郝同生、施俊的签名。2014年7月19日，郝同生作为甲方与张建荣作为乙方签订《入股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第一条：共同投资建房；所需资金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以收据及房屋竣工后的各项配套设施总结算为准）；第二条：酒庄共同管理，账务日清月结，按季分红；第三条：如遇拆迁，风险共担，共同受益；第四条：健全制度，按章办事。合同签订后，张建荣先后分5次向郝同生支付入股建房款共计120000元。2017年4月19日、8月1日，张建荣与施俊、石兵先后签订《合伙股份协议书》、《补充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根据2014年3月17日施俊、郝同生与粮油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依据，合伙人决定改建房屋，合同签订后，因为郝同生无资金投入，郝同生找到张建荣投资入股，与施俊和石兵合伙将这块地及门面建好，由此认定郝同生仅为张建荣的代理人，并无资金投入，张建荣为实际投资人，股东股份占有人为：1、施俊实际投入现金27.17万元；2、张建荣实际投入现金12万元；3、石兵实物投资8万元。此地段以后产生的所有收益按施俊40%、张建荣30%、石兵30%比例分配。2017年7月11日，郝同生因与施俊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以及合伙收入分配等问题产生纠纷，郝同生向本院提起诉讼。2018年9月4日，本院作出（2017）鄂0606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2019年4月16日，郝同生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施俊合伙出资比例份额，即确认其出资588519元，占出资比例的83.65%，被告施俊出资115000元，占出资比例的16.35%。2019年10月30日，本院作出（2019）鄂0606民初266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已经生效判决所确认。双方在合伙期间没有建立共同账目，亦没有提供建房期间的购材料发票等建房单据，郝同生单方委托评估机构所作的评估报告，不是一份正式合规的报告，且被告也提出异议，对该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结果本院不予采信。由于原、被告均未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双方所建房屋的投入进行鉴定，故本院无法确定双方投入的总金额。原、被告均无确凿证据证明各自投入的数额以及在合伙中所占份额，双方所举证据对相对方又均不具备优势，根据公平原则，本院依法确定原、被告各自所占合伙份额为50%。关于张建荣、石兵是否为合伙人及是否享有合伙份额问题，本院认为，第一，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合伙的合伙人仅为郝同生、施俊二人，没有第三人；第二，合伙关系为合同关系，必须取得合同几方的同意才能成立，本案原告郝同生不认可张建荣、石兵为合伙人，张建荣、石兵也没有与原、被告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张建荣、石兵不是涉案的合伙人；第三，关于张建荣、石兵的出资问题，其二人若认为与合伙一方有债权关系或者与合伙组织有债权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亦或以与合伙一方有隐名出资关系来另案确认权利。为此，判决确认原告郝同生与被告施俊在双方合伙租赁经营粮油公司位于樊城××××路施营粮店院内房屋及空地期间，二人所占合伙份额各为50%。郝同生、施俊对上述判决均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2月31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6民终4427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郝同生与施俊所占合伙份额为多少，原审法院判决郝同生与施俊所占合伙份额各为50%是否恰当。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合伙份额是确定合伙期间的利润分配、合伙终止时财产分配、债务分担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金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本案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约定出资份额、盈亏分配比例，也未就各自合伙份额协商一致。上诉人郝同生主张按实际出资额确定其所占的合伙份额为83.65%，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实际出资数额，也未提供合伙期间的财务账册以明确双方出资的总金额。在双方当事人未对所建房屋计价标准进行约定或协商一致，各自出资份额也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通过对所建房屋造价进行鉴定的方式确定各人所占的合伙份额。因此，一审法院未采信郝同生单方提供的评估报告、未对涉案房屋造价进行鉴定，程序并无不当。且在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较相对方均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判决郝同生与施俊各占合伙份额50%，适用法律正确。上述人郝同生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张建荣认为，由于郝同生与施俊二人之间的合伙份额已经确认，施俊又与其及石兵存在共同合伙关系，施俊所占有的50%份额内按三人所签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其与施俊、石兵共同合伙，应当享有其中30%份额，同时按30%比例对收益进行分配。但几年间，其没有享受分文合伙权益，合伙权利受到极大侵害，为此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其与施俊、石兵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利益分配。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张建荣又以其出资的12万元，由郝同生接收，已投入到共同合伙事务之中，事实上其与郝同生之间也属于合伙关系，郝同生与本案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为由，申请本院依法追加郝同生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确认张建荣与被告施俊、郝同生、石兵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利益分配。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原告提交的《合伙股份协议书》、《补充协议》、《入股合同》、收条5张、（2019）鄂0606民初2667号、﹝2019﹞鄂06民终442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各1份、证明1份、收条1份；被告施俊提交的（2017）鄂0606民初4002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张建荣向法院出具诉求及其他材料复印件各1份；被告郝同生提交的领条、收条复印件各1份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本案中，原告张建荣主张确认其与三被告施俊、郝同生、石兵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的权利、进行利益分配，由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张建荣与施俊、郝同生、石兵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及其所占合伙份额。如事实部分所述，本案合伙事项为：利用租赁的粮油公司房屋、场地进行施工改造，并对外出租。对此，郝同生先后两次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与施俊之间的合伙关系，其合伙出资比例份额占出资比例的83.65%，施俊占16.35%。本院先后作出判决，判决认为虽然郝同生与施俊未签订合伙协议，但从郝同生参与施工、参与租赁并收取租赁费、缴纳租金等综合事项分析，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由于郝同生、施俊均未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双方所建房屋的投入进行鉴定，本院无法确定双方投入总金额，双方均无确凿证据证明各自投入的数额以及在合伙中所占份额，双方所举证据对相对方均不具备优势，根据公平原则，本院依法确认原、被告各自所占合伙份额为50%，据此，判决确认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所占合伙份额各为50%。关于张建荣、石兵是否为本案合伙事项的合伙人及是否享有合伙份额问题，本院认为，原生效判决已确认涉案合伙的合伙人仅为郝同生、施俊二人，没有第三人，且二人所占合伙份额各为50%。并认为张建荣、石兵若认为与合伙一方有债权关系或者与合伙组织有债权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亦或以与合伙一方有隐名出资关系来另案确认权利。本案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由于案外人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合伙份额已经确认，而被告施俊又与原告及石兵存在共同合伙关系，施俊所占有的50%份额内按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应当享有其中30%的份额。但诉讼过程中，原告又主张其与郝同生签订有《入股合同》，其出资12万元亦由郝同生接收，并用于合伙事务之中，事实上，原告与郝同生之间也属于合伙关系。为此，原告申请本院追加案外人郝同生为本案被告，并将诉讼请求由“确认原告与施俊、石兵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利益分配”变更为“确认原告与被告施俊、郝同生、石兵合伙经营中占有的合伙份额为30%，并按占有份额30%的比例享有收益分配权利、进行利益分配”。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交了其与郝同生签订的《入股合同》、郝同生向其出具的收条以及其与施俊、石兵签订的《合伙股份协议书》、《补充协议》，用于证明原告与郝同生、施俊、石兵之间系合伙关系，但郝同生、施俊均认为原告与对方所签入股、合伙合同、协议书与己方无关，合伙人仅为施俊、郝同生二人。综上所述，原告诉请确认其与施俊、郝同生、石兵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占有合伙份额30%，并享有该份额收益分配权利，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与支持。原告若认为其与合伙一方存在债权关系或者与合伙组织之间有债权关系，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建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依法收取1350元，由原告张建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明军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马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