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13民初4673号 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惊驾路5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04580543238A。 法定代表人：黎铭倡，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培尔,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宁谦，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住所地：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长汀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713302835040088151。 负责人：李方仁（释净仁），系该寺监院。 委托代理人：马莹标，浙江嘉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钢，系该寺员工。 第三人：朱兴表，男，196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象山县。 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3日予以立案受理。2019年10月10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20年1月23日，因全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案中止诉讼。2020年3月20日，本院依法追加案外人朱兴表为本案的第三人。2020年4月8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同日，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第三人朱兴表均向本院申请庭外和解90天，并经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起诉称： 2009年开始，被告先后与案外人舟山寿山塔院和青海省天瑞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签署了《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1份，约定合作开发经营塔院用于骨灰安放。2012年5月25日，天瑞公司与原告签署了1份《协议书》，约定由天瑞公司将其与被告签署的《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承继，被告对此亦知情同意。原告根据《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对岳林寺塔院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建设。 2015年8月25日，奉化市政府召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与被告代表就岳林寺塔院建设项目进行专题研究，确认该项目合作方式不符合有关政策规定，并要求被告终止与舟山寿山塔院和天瑞公司的开发经营协议，由被告收回塔院，并补办有关审批手续。 为响应政府号召，解决终止合作的后续遗留问题，2017年5月29日，原、被告双方签署了1份《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约定双方终止该项目的合作，被告分三次共计补偿原告人民币2500万元及灵骨塔700穴的价款，双方另就违约责任、诉讼管辖等事宜作出约定。 然而，截至目前被告仅向原告支付了750万元补偿款，剩余款项均未支付，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支付，无奈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立即支付原告补偿款1750万元，并支付原告截止2019年5月15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521329元，以及以175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立即支付原告灵骨塔700穴的价款21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原告的律师代理费80万元。上述合计39821329元。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明确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立即支付原告补偿款175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截至2019年5月15日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为521329元;2019年5月16日开始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本金175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含2019年8月20日）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本金1750万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答辩称：目前答辩人已经实际支付了800万元的补偿款，而非原告所称的只有750万元；《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明确约定“甲方（即被告）以补偿2500万元的方式收回乙方（即原告）已投资兴建的两座塔院（1号塔、2号塔）的全部所有权，乙方（即原告）需配合甲方（即被告）办理两座塔院（1号塔、2号塔）移交的相关手续”，但原告却未能按照约定将1号塔已出售700穴灵骨塔的销售资料移交给答辩人，所以答辩人有权拒绝支付剩余补偿款，待原告将1号塔的穴位销售资料移交后，答辩人才会支付余款；《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只是约定“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售后管理”，并未约定答辩人需要向原告补偿该700穴的价款,所以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 第三人朱兴表答辩称：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在《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里将岳林塔院1号塔、2号塔的补偿款都给了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但岳林塔院1号塔实际是由答辩人所建，本应由答辩人享有相应权利，所以被告将1号塔的补偿款给原告的行为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利益；1号塔的穴位销售资料和穴位销售款都在答辩人手里；2号塔确实是由原告所建，与答辩人无关。 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反驳称：全部1号塔、2号塔都是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黎铭倡或者说是由原告所投资兴建,第三人朱兴表只是在1号塔的施工过程中担任项目负责人,仅对施工负责,对原告的投资款进行代收代付;原告这边并没有1号塔的销售资料，也没有收到过该700穴的销售款;第三人朱兴表是受被告的委托在对外销售穴位，所以被告应当向第三人朱兴表去索要销售资料。 第三人朱兴表则反驳称：第三人并不是受人所托在对外销售，因为第三人有权自己去销售,与被告无关。 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2011年7月14日)1份,用以证明天瑞公司与被告签署塔院建设开发协议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里面的12亩土地是没有土地证的，只有规划许可。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清楚。为此，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协议书》(2012年5月25日)1份，用以证明天瑞公司将其与被告签署的《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原告承继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一开始并不知道，但后来《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里对此是认可的。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清楚。为此，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奉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1998年8月21日)、《奉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1998年12月18日)、《奉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5年10月13日）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岳林塔院的开发经过以及奉化区政府确认该塔院项目为违法建设项目并要求被告予以收回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清楚。为此，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5月29日就岳林塔院项目签署终止协议书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是真实的。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予认可，以前也没见过。为此，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5.《证明》（2011年12月30日）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9月28日）复印件1份、《授权书》（2013年5月30日）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12月25日）复印件1份、《收款收据》复印件5张、《奉化市岳林禅寺慈云吉祥塔院管理处函》（2013年6月20日）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2011年12月31日，被告委托员工庞建民刻制了“慈雲吉祥塔院管理处”印章1枚，所以慈雲吉祥塔院管理处为被告内部机构，由被告全权管理，管理处行为应由被告承担相应责任；2013年，被告又以前述印章授权第三人朱兴表刻制塔院管理处印章两枚用于穴位销售；被告以慈雲吉祥塔院管理处的名义委托第三人朱兴表对涉案穴位进行宣传、销售以及原告掌握的部分穴位销售情况。 被告质证认为这些证据都是第三人朱兴表原来提供给海曙法院的，且均在《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2017年5月29日）签订之前，故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对《证明》和《授权书》、《奉化市岳林禅寺慈云吉祥塔院管理处函》没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应结合整体案情进行认定。 6.录音1段(2018年12月12日)、《关于岳林禅寺慈云吉祥塔莲位调研的通知》（2013年12月1日）复印件1份、《祈福莲位捐赠价目表》（2016年1月）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灵骨塔的市场价格在2014年4月份为人民币1.5万元及2.3万元不等，2016年1月份为人民币2.2万元及3.6万元不等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还需要支付700穴的价款，因为终止协议里只是约定由被告提供售后服务，而且录音内容仅截取了片断。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关于岳林禅寺慈云吉祥塔莲位调研的通知》（2013年12月1日）、《祈福莲位捐赠价目表》（2016年1月）系其提供给海曙法院的，但对录音不清楚。本院认为，录音的形式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对剩余证据材料则应结合整体案情进行认定。 7.《委托代理合同》1份，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应由被告承担的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律师费请法院认定。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清楚。为此，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 8.《会议纪要》（2012年2月16日）1份，用以证明2012年涉案塔院尚未建设完毕，被告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尚在讨论建立财务和销售制度、建立销售团队、确定穴位价位，与原告提交的证据《收款收据》比对可知，在2012年1月，塔院穴位在被告主持下就已经开始预售。 被告质证认为需要回去核实。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不清楚。本院认为，该证据材料应结合整体案情进行认定。 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18）浙0203民初11126号《民事判决书》1份、《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1份、《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2010年11月15日）复印件1份、《告知书》（2019年3月15日）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判决书里并未认定被告的责任、《告知书》里也未提到被告需要支付700穴价款等事实。 被告质证认为：对《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判决内容有异议；《告知书》确是原告所发，但当时主要是主张剩余的款项，但并不代表被告不需要支付700穴的价款；《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与本案无关，因为原、被告曾约定所有被告与其他人之前签订的协议应当由被告去处理；《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确实是有的，但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朱兴表质证认为：对《民事判决书》无异议；《告知书》没有看到过；《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是真的。为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第三人朱兴表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2009年4月29日）复印件1份、《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2010年10月22日）复印件1份、《岳林塔院建设合作协议书》（2010年5月19日）复印件1份、《协议书》（2010年10月28日）复印件1份、《项目转让协议》（2011年1月31日）复印件1份、2号塔造价表1份、《证明》（2011年12月30日）复印件1份、《证明》（2018年9月28日）复印件1份、穴位购置资料1组、汇款凭证四份，以证明被告和天瑞公司签订协议时1号塔已经造好的事实。 原告质证认为：原告对《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2009年4月29日）不知情，也未看到过《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2010年10月22日）、《岳林塔院建设合作协议书》（2010年5月19日），所以对前述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协议书》（2010年10月28日）是有但没有实质履行；《项目转让协议》（2011年1月31日）不知情；造价表不能证明2号塔的开工时间；对2份《证明》没有异议；穴位购置资料可以佐证销售价格是3万左右，而且是被告销售的；对汇款凭证的真实性不清楚，但从形式上看，款项是打给封山禅寺而非被告，所以与本案并无关联。被告质证认为：黎铭倡是第三人朱兴表介绍过来的，而且是第三人朱兴表的担保人，被告总以为黎铭倡和第三人朱兴表是一起的;以上证据材料中如有被告盖章以及被告负责人签字的协议都是真实的;被告只是协助配合第三人朱兴表办理销售手续，也从未收到过销售款项，而且根据第三人朱兴表的陈述，第三人朱兴表曾经将销售款打给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应结合整体案情综合进行认定。 庭审中，本院出示了如下调查笔录： 1.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于2019年12月19日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第三人朱兴表因为原来挂靠在我建筑公司名下时欠了我500多万元工程款，所以就介绍我进来。当时听说这个项目是由朱兴表和邵银宝在弄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进来以后就陆续投入了一些钱，接盘协议也没签过。2010年11月15日的时候，我和朱兴表、程荣签订了1份《股份分配合作协议书》。朱兴表说他在塔院占有39%的股份，让20%给我。我当时大概已经先行投入了900万元左右前期费用（包括付给岳林寺的100万元以及图纸费、坟墓拆迁费、打围墙等）。这之后，岳林寺的方丈到宁波我公司来协商，说要么全部由我接手。我考虑后同意全部接手，并挂靠天瑞公司在2011年7月14日和岳林寺签订了1份《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当时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还在注册中）。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后，就在2012年5月25日和天瑞公司签订了1份《协议书》，双方约定将《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里的权利义务都转让给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岳林寺的方丈也都知道这个事的”、“1号塔先动工，是我委托朱兴表担任现场项目负责人。我当时给朱兴表讲，如果他认真管理，他欠我的500万元工程款就免掉”、“朱兴表在管理1号塔的过程中经常自作主张提高工程量，然后向承包方借钱。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司认为他行为不当，就把他赶出去了2个月。后来，朱兴表主动来找我，向我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实事求是、一定管好1号塔院，我就同意让他回来了”、“因为补偿给公司的2500万元远远不够公司投入的成本，所以岳林寺承诺补偿给我们公司700个穴位”、“《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是我们办公室主任起草的，岳林寺方丈后来拿去改了很多，我没仔细看。我们原来是提出要补偿1000穴的，但是岳林寺只同意补偿700穴。就算是已经销售了700穴，也不是我们公司销售的，我们公司也没收到过一分钱”。 2.被告的负责人李方仁于2019年12月26日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朱兴表原来是邵银宝带过来的。《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签订后，邵银宝就过来弄塔院的事情，但因为塔院土地的问题和长汀村村民发生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后来邵银宝就不想弄了。朱兴表就介绍黎铭倡过来弄了，当时朱兴表说黎铭倡是他的老板，黎铭倡则自称是中国六建在宁波的负责人。我和黎铭倡在江北谈过一次，我们也就同意黎铭倡接手了，但是没有和邵银宝签订书面的转让协议。黎铭倡接手后，就把邵银宝前期投入的钱都还给他了，给钱的时候我也看到过的”、“黎铭倡挂靠在天瑞公司和我们寺院签订了1份《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具体是在2011年7月14日”、“合作的时候，朱兴表说黎铭倡是老板，他自己是项目负责人。黎铭倡也是这么对我们说的”、《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签订“当时黎铭倡、朱兴表、黎铭倡的老婆等人都在的。《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朱兴表最后没同意签字。这个《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也是黎铭倡那边弄的。黎铭倡给我们说他不知道朱兴表销售了多少穴位，而朱兴表也不把销售资料拿出来。朱兴表提出1000穴，我们只同意500穴，后来黎铭倡让我帮帮忙，我们就同意了700穴。《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第四条里的700穴是指的我们负责售后服务的穴位数，万一实际销售超过了700穴的数量我们是不负责售后服务的”、“我们自己估算2座塔总共投入了1500万元左右”。 3.第三人朱兴表于2020年1月6日在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岳林寺塔院项目最开始是舟山人邵银宝在弄，她好像是挂靠在舟山市定海区××街道寿山塔院管理委员会名下的。大概2009年4月29日的时候，寿山塔院管理委员会（乙方）和岳林寺（甲方）签订了1份《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甲、乙双方均在该协议书上盖了章，此外，岳林寺的净仁在甲方代表处签名，邵银宝在乙方代表处签名，我当时没有在该协议书上的乙方代表处签名。由于《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比较简略，所以邵银宝又用舟山市古迹文化保护协会（乙方）的名义和岳林寺（甲方）签订了1份《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邵银宝在乙方代表处签名。之后，邵银宝因为缺乏资金，而且没有经验，就找到我，说和我合伙弄这个项目。所以我和邵银宝就在2010年10月22日签订了1份《关于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约定资金由我出，我占43%的股份。《关于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签订后，邵银宝就让我在2009年4月29日《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里的乙方代表处也签上了名字。我进来之前，邵银宝那边已经开展了一些前期工作，大概投入了180万元左右。2010年10月22日的《关于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签订后，岳林寺塔院就正式动工了。岳林寺也知道我参与到这个塔院项目了，邵银宝和我还在岳林寺负责人的办公室谈过，开工也是净仁同意的”、邵银宝一方“听说至少有三个人合伙在弄，邵银宝、张云财、章联平”、“我拿到塔院项目后，就邀请程荣和黎明（即黎铭倡）一起搞这个项目，他们也同意了，并在2010年11月15日签订了这份《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里面写我占39%的股份是因为我还预留了4%的股份准备用于其他用途。程荣和黎明都看过《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和2010年10月22日的《关于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塔院正式施工没多久，到2011年1月份的时候，一个叫周亚栋的人过来吵，不让我施工了，说是张云财、章联平没拿到钱，说要么我退出塔院项目，但如果我想要继续做，就必须出850万元给张云财、章联平。当时，他们还拿出了1份2010年5月19日的《岳林塔院建设合作协议书》，意思是邵银宝和我在2010年10月22日所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是无效的。双方吵架后，净仁就召集双方协商，张云财代表他自己和章联平两个人，在2011年1月31日和我签订了1份《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将塔院项目转让给我，我出350万元，岳林寺的净仁也签名了的。这350万元后来都付清了，其中邵银宝原来拿走了100万元，100万元是周亚栋出的，他占去了10%股份，另外100万元是向黎明老婆借的，最后还有剩余50万元是现金给张云财的。350万元付清后，邵银宝、张云财、章联平没有再找我们扯过皮”、“2012年上半年，我已经开始就穴位对外接受捐赠了，但黎明想把1号塔的捐赠权拿过去，还派人来过，但我不同意，我就跑到山东去了。黎明干了一段时间，捐赠形势不好，一个穴位都没捐赠出去，所以黎明派来的人就都走掉了。后来我就回来继续自己弄了”、“穴位捐赠都是塔院管理处在弄”、“塔院管理处是我和岳林寺一起成立的”、“穴位捐赠收入都在我这里，还没有岳林寺结账过，因为还没有卖到2000穴。这些收入都用在1号塔院的开支上了”。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被告负责人李方仁的调查笔录内容有异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均与事实有所出入，700穴在双方协议及录音中均体现是支付给原告作为收回塔院的对价。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黎铭倡的调查笔录无异议，但个别时间可能记得不准确。对第三人朱兴表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其与其他人之间签订协议的事情是不清楚的，而且根据原告了解，第三人朱兴表陈述的所谓在《项目转让协议》签订后支付了350万元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对塔院的销售，第三人朱兴表陈述的很清楚，其是受岳林寺委托，所得的销售款都归入了被告。被告质证认为寺院没有拿到过穴位销售款，并不清楚1号塔和2号塔投入了多少钱,也不知道黎铭倡前期投入多少。第三人朱兴表认为，其在法院的陈述都是事实，1号塔是由其在负责，但2号塔与其无关，其与原告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本院认为，上述调查笔录的内容应结合整体案情综合进行认定。 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1998年8月13日，原奉化市副市长奚际斌、汪信昌主持召开了岳林寺建设有关问题的协调会议，决定重建岳林寺。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此于1998年8月21日印发了1份《奉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1998年第26期）。 1998年12月8日，原奉化市副市长奚际斌、汪信昌主持召开了市重建岳林寺筹备领导小组会议，会议确定“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建议通过社会捐资、塔陵集资等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岳林寺建设资金”。原奉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为此于1998年12月18日印发了1份《奉化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1998年第45期）。 2009年4月29日,奉化市岳林禅寺（甲方）和舟山市定海区××街道寿山塔院管理委员会（乙方）签订了1份《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有：由甲方负责完成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并提供约十亩土地建造岳林塔院；塔院的建设资金、工程建造、经营管理等均由乙方负责；图纸设计由乙方负责，经甲方同意后实施；塔院建成后，产权归甲方所有，经营权归乙方；乙方在塔院投入使用后上缴管理费，管理费为30%，今后每五年递增5%（上缴管理费按利润总额计算）；殡葬礼仪中之法事由岳林禅寺负责，收入归岳林禅寺；双方合作期限为30年。该《关于奉化岳林禅寺岳林塔院合作协议书》尾部的“乙方”处盖有“舟山市定海区××街道寿山塔院管理委员会”字样的公章。同时，案外人邵银宝以乙方代表的身份签名。 在此之后，奉化市岳林禅寺（甲方）又和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乙方）签订了1份《关于建造岳林塔院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有：由甲方提供经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建设用地13亩，乙方投入500万元建设资金共同建设岳林塔院；甲方负责建造所需的一切行政审批手续，并负责规划红线图内可用土地的补偿及有关问题的处理，还负责规划红线图土地地界围墙的建造（资金50万元在乙方投入500万元资金中提取）；乙方负责对整个施工的管理、监督工作，并负责制订销售策略及方案，每月制作销售报表送甲方；岳林塔院建成后，产权归甲方，经营权归乙方（包括一楼牌位堂），收入在扣除运营成本后按比例分配；利润分配方案为：第一批按2000只甲方得25%，乙方得75%，第二批2000只甲方得35%,乙方得65%；后甲方得45%，乙方减少10个百分点，直到甲方最高分配额为45%，乙方分配份额为55%为止；考虑到第一批销售价格和以后的销售价格有所变化，为体现公平，待全部销售完成后再进行决算，以全部销售价格的每穴平均价格和分配比例再决算，多找少补；殡葬礼仪中的法事由岳林禅寺负责，收入亦全部归岳林禅寺；双方合作期限为30年，30年以后乙方把经营权交于甲方；第二期工程合作、利润分配双方商量另定。协议书尾部的“乙方”处盖有“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字样的公章。同时，案外人邵银宝以乙方代表的身份签名。该协议书签订后，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邵银宝）等陆续进行了一些前期工作。 2010年5月19日，奉化岳林禅寺（甲方）和案外人张云财、章联平、庞建民、周亚栋等4人（乙方）【张云财占25%股份、章联平占15%股份、庞建民占10%股份、周亚栋占10%股份】签订了1份《岳林塔院建设合作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合作建设岳林塔院；甲方以土地估价为投资（约12亩地），乙方出资500万元作为投资，打入合作双方设立的专用账户；合作项目的收益通过经营产生，在扣除该项目管理成本和销售费用后，按照各方投资比例的份额，第一批2000穴，甲方得30%分配比例，乙方得70%分配比例，第二批次以后甲方得40%分配比例，乙方得60%分配比例，直到销售完，收益每2000穴结算一次；甲方负责一切行政审批手续、负责规划红线内可用土地的面上拆迁补偿等问题的处理、负责规划红线图内土地地界围墙的建造、负责该项目施工单位的确定，确保该项目自本协议生效后八个月内建成；殡葬礼仪中的法事由岳林禅寺负责，收入亦全部归岳林禅寺；乙方以岳林禅寺的名义对外销售，发票亦由岳林禅寺提供，收入存入双方指定的专用账户；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共同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前乙方以舟山市定海区××街道寿山塔院管理委员会、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和奉化岳林禅寺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同时废止。 2010年10月22日（该时间为落款时间，但具体时间不详）,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邵银宝）（甲方）和本案第三人朱兴表（乙方）签订了1份《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主要内容有：甲方同意朱兴表加入，共同开发岳林塔院等项目；甲方负责提供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的建设用地13亩，乙方负责投入500万元建设资金，且邵银宝不出资，资金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建造所需的一切行政审批手续、负责规划红线图内可用土地的补偿及有关问题的处理、负责规划红线图土地地界围墙的建造（资金50万元在乙方投入500万元资金中提取），同时甲方还负责提供岳林禅寺银行开户账号及出具授权委托书1份，委托人由朱兴表为代表；甲方同意设立岳林禅寺塔院管理处和基建处，合理合法手续及印章各1枚；岳林塔院建成后，产权归岳林寺，经营权归乙方（包括一楼牌位堂），收入在扣除装修和运营成本后按比例分配；利润按初次分配和最后决算分为两次结算，第一次2000穴岳林寺得25%、甲方得15%、乙方得60%，以后每增加2000穴，岳林禅寺提高10个百分点、甲方减少10个百分点、乙方减少10个百分点，直到岳林禅寺最高分配额为45%、甲方分配额为12%、乙方分配份额为43%为止；考虑到第一批销售价格和以后的销售价格有所变化，为体现公平，待全部销售完成后再进行决算，殡葬礼仪中的佛事由岳林禅寺负责，收入亦全部归岳林禅寺；双方合作期限为30年；30年后，乙方把经营权交于甲方；甲方以前对外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全部无效，以本协议签署人为唯一开发合作权人。该协议尾部没有甲方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的盖章,仅有邵银宝作为甲方单位的代表签名。 2010年11月15日,第三人朱兴表（甲方）和黎明（即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乙方）、程荣（丙方）签订了1份《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约定共同建造岳林塔院，主要内容有：甲方与舟山市古迹文化保护协会共同参与投资所得股权为39%，现甲方同意将该股权分配给内部合作人，其中乙方黎明（即黎铭倡）分得20%、丙方程荣分得9%、甲方朱兴表分得8%，余留2%作为集体保留股；股权在另外需要开支、分配时,由三方共同协商解决;该项目由朱兴表独立完成建造和销售，由乙方、丙方三方共同投入开发资金，由乙方、丙方积极配合和监督；如该项目管理或经营不当所引起的亏损和法律责任，由甲方朱兴表承担；本协议不准对外透露，绝对保密。 2010年10月份左右，岳林塔院1号塔正式开始建造。现黎铭倡自称1号塔的建造费用都是由其和原告公司所出。第三人朱兴表则自称1号塔的建造费用都是其自己弄来的，其中按照股份摊来的也有，借来的也有。 2011年1月31日，张云财（甲方）和乙方朱兴表（乙方）签订了1份《项目转让协议》，约定经岳林寺当家同意，甲方将岳林寺塔院建造项目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格为350万元（其中200万元是前期费用，150万元是转让费用）；转让费用150万元中的50万元待乙方与岳林寺协议签订后当日付清，剩余100万元于2011年6月底前一次性付清；甲方在收到先期50万元后将与岳林寺签订的建造协议交于岳林寺当家；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岳林寺留存一份。该《项目转让协议》尾部有岳林寺负责人净仁的签名。同日，第三人朱兴表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出具了《收条》1份，载明“今由朱兴表收到黎明（即黎铭倡）人民币计贰佰伍拾万元整。注：此款用于奉化岳林寺塔院开发项目（1）舟山股权转让费叁佰伍拾万元整（2）尚欠壹佰万元余款在2011年6月份支付”。 2011年7月14日，奉化岳林禅寺（甲方）和天瑞公司（乙方）（黎铭倡自称该公司系其挂靠的公司）签订了1份《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合作开发岳林塔院，主要内容有：甲方提供自有的土地约12亩（以土地证为准）建设开发岳林塔院；因甲方建设开发的需要，由乙方出人出资协助甲方完成项目，甲方给予乙方约定的报酬；在协议约定期限内，甲方除乙方同意外不得同他人建立合作关系；协议期限暂定30年，30年以后所有权归甲方；在此期限内，乙方派人协助甲方管理“岳林塔院”，甲方按约支付报酬；甲方建设开发“岳林塔院”所需资金由乙方筹集，按总规要求全额约需要资金1.2亿至1.5亿元，按开发进度需要汇入专用账户；乙方协助甲方完成“岳林塔院”建设，施工单位、营销机构由乙方确定，报甲方认可；乙方协助甲方项目管理，乙方提供的管理人员由甲方聘任为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由乙方自行支付；乙方协助甲方销售，甲方成立岳林塔院管理处，负责销售管理，由乙方确定的营销售机构具体销售，岳林塔院管理处由乙方派人协助甲方，财务印章由乙方委派的会计保管；合作方的报酬通过经营产生，在扣除该项目管理成本和合理费用后，第一批2000穴，甲方得30%分配比例，乙方得70%分配比例，第二批次以后甲方得50%分配比例，乙方得50%分配比例，直到销售完，收益每2000穴结算一次或以双方协商一致认可结算；甲方负责岳林塔院项目建设所需的一切手续，确保项目的合法，如因此导致项目停工，仍然应当支付乙方投入资金；甲方负责规划红线内可用土地上的拆迁补偿等问题的处理、规划红线内土地地界围墙的建造，并确保该项目自本协议生效后8个月内建成；岳林塔院项目经营管理人员的任用由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确定；如因甲方原因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根据本合同乙方应得的投资成本和通过测算应得的报酬；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由甲方与之解除并作废，不得影响甲乙双方合作；乙方协助甲方共同制订销售策略及方案、按协议协助甲方管理、按协议约定出人出资并收取报酬；项目的施工和销售都应建立完整的财务账册，所有用于项目所需的材料和费用、工资都应有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后入账，财务应每月制作报表，以便甲乙双方及时了解施工进度和财务情况；以甲方的名义对外销售，发票由甲方提供，收入存入双方指定的专用账户；合作期间，甲乙双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合同下各自的权益转让给其他任何第三方，如一方转让权益必须转让给另一方，违反此约定的转让视作无效；如对对方委派的人员不满意，应向对方提出，不能单方面解雇。该协议尾部盖有“青海省天瑞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并由黎明、苏贡生在乙方的委托代理人处签名。 2011年7月份前后，岳林塔院1号塔的主体完工，开始进行装修。之后，2号塔也开始建造（最终并未完工）。现第三人朱兴表认可2号塔是由原告所建。 2011年9月19日，黎铭倡成立了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上半年，1号塔全部完工。在此前后，第三人朱兴表开始对外销售1号塔的穴位。2012年2月16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被告的负责人等在被告处召开了1次会议，讨论塔院的后期建设事宜，根据《会议纪要》显示，被告的负责人发言“认定黎总，以黎总为主”，黎铭倡则发言“朱与陈在项目结束后支付。以合同为主，在履行合同中完善建设”，被告的负责人继续发言“朱兴表的所作所为，担心他们把事情搞坏，始终不承认以朱兴表为主。①销售②基建。民政局找我。销售方式注意一下”。庭审中，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自称第三人朱兴表是该公司委派的1号塔施工负责人，但是只委托其负责基建工作，并没有委托其销售穴位。 2012年5月25日，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甲方）和天瑞公司（乙方）签订了1份《协议书》，约定乙方将其与奉化岳林禅寺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的《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所记载的权利义务均转让给甲方。 2015年8月25日，原奉化市副市长何黎斌召集市府办、民宗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岳林塔院建设的遗留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议认为：2009年9月开始，岳林寺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先后与舟山寿山塔院、天瑞公司签约，合作开发经营塔院用于骨灰安放;至2012年10月，基本建成塔楼两座，并对外销售了300个位置；该项目属违法建设项目，合作开发经营的做法也违反国家宗教政策，2013年5月已被有关部门强制叫停，目前处于停工状态;鉴于当前寺院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社会影响,应妥善处置遗留问题,使塔院成为寺院合法的配套设施。会议决定：及时中止岳林寺此前与两家企业签订的合作开发经营协议，塔院原则上由岳林寺收回，后续建设和管理与两家企业无涉;塔院收回后,后续建设和管理工作由市民宗局主管,锦屏街道总牵头,岳林寺自主实施,各单位密切配合;岳林寺要按照有利于寺院发展、有利于弘扬佛教正能量的原则，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适当调整塔院的内部功能和布局，经民宗部门同意后按程序审批，并依法完成塔院后续工程建设。 2017年5月29日，奉化岳林禅寺（甲方）和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1份《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双方一致确认：甲方对天瑞公司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予以确认；截止2017年5月，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已向岳林塔院建设项目累计投资约2500万元；目前岳林塔院建设项目已建成两座塔院（1号塔）并已部分销售运营。同时，双方还约定：甲乙双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即终止《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2011年7月14日）约定的一切事项；甲方以补偿款总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资金补偿的方式收回乙方已投资兴建的两座塔院（1号塔、2号塔）的全部所有权，乙方需配合甲方办理两座塔院（1号塔、2号塔）移交的相关手续；甲方2500万元补偿金的支付时间为：第一期800万元于2017年6月2日前支付；第二期1000万元于2018年5月15日前支付；余款于2019年5月15日前支付；上述款项全额付清后，乙方已投资兴建的两座塔院的全部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负责售后管理，剩余／穴位由甲方负责销售和后续管理；甲方收回塔院后，有关塔院的已发生工程建设债务等遗留问题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涉，后续要发生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由甲方自主实施，与乙方无涉；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违约单方解除本协议的，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本合同约定补偿金额的当时银行正常贷款利息计算；甲方不按本协议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款项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应付款项每日当时银行正常贷款利息计算；违约方应承担法院诉讼费及对方为维权及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保全费、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一切合理费用。该《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签订时，第三人朱兴表参与过协商，但最终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名。 2018年12月12日下午,原告的代理人向被告的负责人咨询《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的相关情况,并进行了录音。 2019年3月份左右，原告向被告发送了1份《告知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主要内容为向被告追讨到期的1000万元补偿款。 截至目前，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向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了750万元补偿款，另自称还有50万元支付给了案外人（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声称黎铭倡欠该案外人50万元），但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黎铭倡并没有欠该案外人50万元。 2019年4月8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了1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代理费80万元。 现第三人朱兴表自称：1号塔的穴位销售资料和销售款均在其手里；1号塔的穴位现已销售了1000个，大概卖了1200万元左右，扣除销售费用后，实际到手600万元左右，其中100万元给了黎铭倡，剩余500万元左右全部用在了塔院工程上面。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5月29日所签订的《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可以作为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对原告的第1项诉讼请求，现双方的争议焦点为已付款的具体金额和剩余款项的付款条件是否已经成就。本院分析如下： 对已付款项，现被告声称其已经支付了800万元，只是其中有50万元是支付至案外人处。原告对此则不予认可，仅承认收到了750万元。鉴于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将50万元支付至案外人处是受原告委托或指定，且原告又不予追认，故本院认定已付款为750万元。 对剩余款项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现被告抗辩称原告无法提交穴位销售资料所以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原告则认为《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并未约定需要移交销售资料。本院认为，岳林塔院项目主要的价值所在就是可以对外出售穴位。如果没有穴位的销售资料，直接后果就是被告无法掌握哪些穴位已经被出售，进而导致被告对剩余穴位的后续销售工作难以开展。同时，《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确定的已售数量是700穴，如果实际的销售数量已经超过了700穴，也会造成被告剩余可售数量的减少，进而贬损两座塔院的回收价值，所以被告也需要销售资料来确认实际已售的穴位数量。因而，基于塔院项目的特殊性,原告必须要向被告明确已售穴位的具体方位和具体数量，否则其移交的标的物就属于具有重大的瑕疵。为此，原告还抗辩称第三人朱兴表（或受其控制的宁波市岳林大慈文化有限公司）是受被告的委托在销售穴位，故而穴位的销售资料不论是在被告手里还是在第三人手里，在法律上都系被告自行掌握，所以被告也没有权利向原告主张穴位销售资料。对此，本院认为，即便确有被告委托第三人朱兴表销售穴位的情况，也是发生在《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签订之前。而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黎铭倡对第三人朱兴表和舟山市定海区古迹文化保护协会（邵银宝）签订《合作开发奉化岳林禅寺塔院协议》（2010年10月22日）以及和张云财签订《项目转让协议》（2011年1月31日）的情况属于明知，这从《股份合作分配协议书》（2010年11月15日）以及第三人朱兴表在2011年1月31日出具给黎铭倡的《收条》即可以看出，故原告在证据质证阶段所谓对此不知情的说法明显难以成立。虽然《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2011年7月14日）里约定有“甲方（即被告）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由甲方与之解除并作废，不得影响甲、乙（即天瑞公司）双方合作”，但被告基于认为第三人朱兴表和黎铭倡是同一主体的认识（原告也声称第三人朱兴表是由其委托的项目负责人，但只是不负责销售），实际并没有按照该条约定履行。现第三人朱兴表也参与了《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的协商,且当时就拒绝提供销售资料,所以原告清楚的知道以后可能会就此发生争议。但是，原告在明知道被告的签约意图是完整的收回两座塔院以及可能会发生权利争议而导致无法移交销售资料的情况下仍然在《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承诺可以移交两座塔院的全部所有权且和被告确认已售数量为700穴，进而促使被告同意签约，故其理应承担消除权利争议并移交销售资料的义务。此外，《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也明确约定“甲（即被告）、乙（即原告）双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即终止《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约定的一切事项”，所以原告亦不能以《岳林塔院建设开发协议书》（2011年7月14日）曾经约定的“甲方（即被告）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所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由甲方与之解除并作废，不得影响甲、乙（即天瑞公司）双方合作”来向被告主张抗辩。 虽然《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并未约定办理“……移交的相关手续”的具体时间，但从2017年5月29日至今，原告一直未能消除权利争议进而移交穴位销售资料，且第三人朱兴表已经明确表示拒绝移交销售资料，故现阶段原告明显难以履行上述义务，所以被告有权以此进行抗辩。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抗辩权的行使不能失当。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认定被告可对700万元补偿款的支付行使抗辩权，但其对剩余的1050万元行使抗辩权则属于不当行为，应当承担继续支付该1050万元并支付相应逾期付款利息的违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嗣后如果条件成就的，原告可再行要求支付剩余的700万元。 对原告的第2项诉讼请求，《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所涉及的条款为“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售后管理，剩余／穴位由甲方（被告）负责销售和后续管理”。现双方对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发生了争议，即原告认为该条是指被告还负有支付给原告700穴补偿款的义务，而被告则认为该条只是指其应当提供售后服务的数量。对此，本院认为，原告的该主张明显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第一、不符合合同解释原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也即在解释合同时，必须首先以合同本身的文义为基础。从《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的约定“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售后管理”来看，上述条款的含义非常明确，并不存在歧义，即：双方确认终止协议签订时灵骨塔的已销售数量为700穴，而被告则负责对这700穴提供售后管理。而且《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面还明确约定“甲方（即被告）以补偿款总金额人民币2500万元资金补偿的方式收回乙方（即原告）已投资兴建的两座塔院（1号塔、2号塔）的全部所有权……”,同样未提到被告除了2500万元之外还负有支付700穴补偿款的义务。由上可知，原告对该条所持的解释显然与其本身的文本含义相差甚远。 第二，原告对录音的解读存在片面性。现原告认为录音里被告的负责人也认可700穴灵骨塔的价款作为收回塔院的对价归原告所有。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录音里原告代理人和被告负责人的全部谈话，被告负责人的准确意思是：谁卖的谁拿去，反正寺院不会去主张这些穴位销售款，但是寺院会对700穴提供好售后服务。正是因为原告的代理人在录音里表示穴位是被黎铭倡卖掉了，所以被告的负责人才会表示销售款归黎铭倡或原告公司。所以，该录音仅能证明被告已经放弃了主张这700穴销售款的权利，但并不能证明被告还负有向原告支付销售款或者补偿款的义务。 第三，与常理相悖。现《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并未写成被告还负有向原告支付销售款或者补偿款的义务，而是写成了“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售后管理……”。之所以如此，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是因为当时“没仔细看”。但是，《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属于打印件，最初是由原告方所起草，且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本身是商人，故“没仔细看”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再者，按照原告所述，700穴的价值高达2100万元，而双方在《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却既未注明穴位单价，也未注明穴位款的支付时间，显然难符常理。最后，根据《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里所写的“目前岳林塔院建设项目已建成两座塔院（1号塔）并已部分销售运营”，表明双方当时均知道穴位销售款早就已经产生。但对如此巨额款项，原告却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从2017年5月29日签订《岳林塔院项目终止协议书》之后到2018年12月12日之前曾经就此进行过催讨。 综上，“上述两座塔院（1号塔）的灵骨塔已售数量为700穴，由甲方（即被告）负责售后管理”显然并非是指被告在2500万元补偿款之外还负有支付700穴补偿款或销售款的义务。 对原告的第3项诉讼请求，因原告并无证据显示其实际支付了8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故其可待实际发生后再行起诉为宜，本案暂不予处理。 根据以上分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10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从2017年6月3日开始起算,具体为:2017年6月3日至2018年5月15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本金5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8年5月16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本金105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含2019年8月20日）至款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按本金1050万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二、驳回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240907元，由原告宁波生命陵园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77385元，由被告宁波奉化岳林禅寺负担635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对相关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 判 长  张远金 人民陪审员  刘德远 人民陪审员  吴锡佩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吴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