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19182号 原告：王传大，男，1955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刘爱贞，女，195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王米兰，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告：余蕾，女，198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钧、刘移，上海建纬（杭州）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525号三宏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剑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诉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钧、刘移，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以成本价870元平方米继续为原告分配高层安置房120平方米（价值1044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车位1个（价值约30000元）；3.判令被告应向原告退还款项138449.7元【具体计算为：各种奖励12000元，误工费200元，预留房款利息（以108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从2017年3月14日计算至实际结算支付之日，暂计算至2019年12月2日）为6249.7元、货币补偿增购部分款项15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168449.7元，再扣除车位金额30000元；如本次结算时上述款项的结算标准有调整的，按调整后的标准结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6年7月，因钱江世纪城房屋拆迁需要，王传大与钱江世纪城就四原告所有的536.41平方米房屋拆迁安置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其中被告明确批准王传大的非婚生女儿即余蕾按在册人口进行安置补偿。双方于同年7月16日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对拆迁房屋基本情况、安置人口数、补偿金额、安置用房、付款方式等作了约定。其中，《安置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可安置人口为4人”，即原告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第三条安置用房约定“乙方（即王传大）同意在甲方（即被告）所提供的安置区块安置……经乙方选择高层：240平方米，户型为120×2”。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按时搬迁并交付被拆迁房屋，被告支付了补偿款、预留了安置房购房款并向原告提供简易过渡房。但直到2017年3月13日，被告才首次向原告分配高层安置房。首次分配的结算清单载明，协议拟安置总人数4人，本次高层安置人数2人，本次高层实际安置面积124.14平方米，将来高层拟安置人数2人，将来高层拟安置面积120平方米。结算清单中还载明了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各种奖励、误工费、预留房款利息、货币补偿增购部分的款项，以及应交付原告的车位数量和原告应支付的车位款。第二次分配已于2019年11月开始，但被告告知原告此次分配原告的拟安置人数仅为1人，拟安置面积仅为60平方米，理由是：1.余蕾的户口不在安置区域，即萧山区宁围街道利一村；2.《安置人口核定特殊情况处理意见表》和《安置协议》均为前任领导决定，本届领导不认可，故无法按照《安置协议》的约定履行。该安置分配方案原告当然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理应按照协议内容享有各自的权利、履行各自的义务，被告应按照当时签约的内容履行。现被告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被告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辩称：2006年7月16日，王传大代表其户全部成员与被告签订了《安置协议》，双方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萧山区人民政府批准的《钱江世纪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实际为《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双方约定可安置人口为4人，安排安置高层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后经审核，被告并未通过原告余蕾的安置房分配方案。一、余蕾系王传大的继子女，王传大与刘爱贞于2003年12月26日再婚时，余蕾已年满22周岁，是独立的成年人，与王传大并未形成抚养关系。同时，余蕾非利一村村民，其户籍亦不在村内。案涉《安置协议》在经被告审查后，认为余蕾不属于安置对象，不应纳入拆迁安置人口。如被告继续履行《安置协议》对余蕾进行安置，将违反《实施办法》的规定，导致其他相同情形而未进行安置的公民利益受损，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损害公共利益，因此未能通过对余蕾的安置房分配方案。二、案涉《安置协议》并未约定安置房屋结算的具体标准，更未涉及原告第2、3项诉请的内容，原告的这部分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实践中，由于安置房分配的特殊性，结算标准和价款并非事先可知，需在明确具体房屋后再行计算确定。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安置人口核定特殊情况报告表、安置人口核定特殊情况处理意见表（复印件）1份，以证明被告明确批准王传大的非婚生女儿余蕾按在册人口进行安置补偿的事实；2.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钱江世纪城利一（利一家园）高层安置房结算清单（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原告因拆迁可补偿安置的人数、房屋面积及其他可得权益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仅提交复印件，未提交相应证据原件，也未向法庭提交调取的档案原件，无法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2中《安置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结算清单是针对王传大、刘爱贞分配的安置房的结算，其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无任何关联性。 经审查，本院认为，证据1虽系复印件，但原告确实不可能持有原件，其内容系申请将余蕾作为在册人口进行安置，申请的结果与《安置协议》确定的安置人口4人相符，且其中“大组长意见”一栏的签名“施某某”与《安置协议》负责人签名下方的签名“施某某”一致，故对其证明对象予以认定；证据2，真实、合法，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1份，以证明原告王传大代表其户与被告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2.原告家庭的户籍信息、婚姻信息1份，以证明王传大、刘爱贞于2003年12月26日再婚时，余蕾已年满22周岁，其与继父并未形成抚养关系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安置人口为4人，明确包括了余蕾的安置份额，其应享有安置待遇；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能够证明王传大、刘爱贞于2003年结婚，余蕾长期随王传大、刘爱贞共同生活，2006年签订协议时，余蕾已在利一村居住3年之久，作为王传大的子女，其完全符合安置条件，不能因为余蕾的户籍不在利一村而不予安置。 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2均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06年7月16日，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甲方）与被拆迁人王传大户（乙方）签订《安置协议》一份，约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实施办法》，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乙方所有的坐落于原杭州市萧山区××镇××村××组，共计建筑面积536.41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属于拆迁对象，乙方同意交由甲方拆除，可安置人口为4人，安置用房建筑面积高层240平方米，户型为120平方米2套；乙方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乙方结清全部购房款后，甲方按规定交付安置用房。《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王传大代表其户在《安置协议》上签名确认。协议签订后，原告搬迁并交付了被拆迁房屋，被告支付了补偿款、预留了安置房购房款并向原告提供简易过渡房。双方至今未曾对协议内容通过协商进行过变更。 2017年3月，被告首次向原告户分配高层安置房，此次安置人员为王传大、刘爱贞，安置房结算清单载明：协议拟安置总人数4人，本次高层安置人数2人，本次高层实际安置第一套：利一家园3幢1104室，面积124.14平方米，安置到户价870元/平方米，安置房主房金额108001.8元，汽车车位号277号，汽车车位金额30000元；将来高层拟安置人数2人，将来高层拟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将来高层预留房款金额108000元；本次安置房结算的各项奖励及费用有：按时抽房奖励（3000元/人）6000元、按时结算奖励（3000元/人）6000元、误工费（200元/户）200元、预留房款利息（原预留房款已按规定全部计算至2017年3月14日）64131.12元；另结算有货币补偿增购部分150000元（货币补偿增购面积20平方米）。故此次安置房结算，被告实际应退还原告户196329.32元。第一套安置房的分房及结算事宜，被告已按结算清单的内容履行完毕。2019年，被告进行第二次分配时，对王米兰的安置份额无异议，但认为余蕾不属于安置对象，未通过余蕾的安置房分配方案。原告遂就此提起本案诉讼。 又查明，王传大与刘爱贞于2003年12月26日再婚，签约当时，王传大同户籍的家庭成员有刘爱贞、王米兰，余蕾系王传大的继子女，户籍未迁入宁围街道利一村。 本院认为：首先，案涉《安置协议》的合同效力及被告是否违约的问题。其一，结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案涉《安置协议》系原告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所签订。被告抗辩的理由即原告余蕾并非利一村在册常住人口、其与继父王传大未形成抚养关系等情况，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已是既定事实，且被告自认对前述事实属明知，故有理由相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依据当时的安置政策对余蕾的安置资格及安置标准进行审核且对其安置资格有所认知的情况下，经与原告户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同意将余蕾纳入安置人口范畴，并给予高层6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故案涉《安置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显示该协议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合同无效情形。其二，被告辩称案涉《安置协议》关于安置房分配的约定使原本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违法违规取得国有财产，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然而，案涉《安置协议》系原告户所有的位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征收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协议，其中涉及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对己方利益的让渡和对己方义务的承诺。被告提出继续履行《安置协议》将违反《实施办法》的规定，但《实施办法》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主体单方制定的安置政策，并非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行政法规。即使原告不符合前述《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条件，亦无证据显示被告依约为原告分配安置房将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只要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契约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均应给予充分尊重。综上，案涉《安置协议》不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合同无效情形，对被告的相关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案涉《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虽然《安置协议》约定根据《实施办法》订立协议，且《实施办法》规定安置房分配方案最终须经区城乡一体办核准，但无证据显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协议签订时已明确告知原告户，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仍须经城乡一体办审核。相反，被拆迁人应经资格认定审查方能获得安置的政策规定，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签约前即已明知。原告户在签约时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清楚了解原告户是否符合安置政策及具体安置标准的前提下，与其户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并合理期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将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也是基于此前提，原告户同意拆除案涉房屋。被告既已在案涉《安置协议》上签名盖章，即表明其认可四原告的安置资格及安置面积，甚至在2017年3月就原告户第一套安置房进行结算时，被告再次确认了将来拟安置人数2人、拟安置面积120平方米，现被告又以余蕾不符合安置政策，故区城乡一体办未审核通过其安置房分配方案为由，拒绝按照《安置协议》为原告户分配剩余的120平方米高层安置房，有违诚信原则。关于安置资格及安置标准的实质性审查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与原告户签订《安置协议》的前置程序，即使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分配方案存在与原告户实际情况及安置政策相违背的情形，也系因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严格履行前置审查义务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审查不严所致的不利后果。综上，案涉《安置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在原、被告双方未就《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协商一致进行变更之前，协议理应继续履行，被告及区城乡一体办均无权对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进行单方变更。现被告仅履行了分配高层安置房120平方米的义务，在为同批次被拆迁人继续分配安置房之际，拒绝按协议约定的安置面积为原告户分配剩余高层安置面积120平方米，系属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鉴于安置房分配的特殊性，被告应确保四原告享有与其他符合安置条件的被拆迁人同等的参与安置房抽房报名、公示、摇号等的权利。 其次，《安置协议》约定原告购房款按照《安置楼层系数表》以实际到户楼层按实结算，同时约定预留购房款与安置房屋的差价款在安置用房交付时按实结算，但未约定分配原告的安置房的具体结算标准。根据法庭调查，相应安置房的购房款结算价格应以相关单位核定的价格为准，每套房具体价格需待原告抽房确定具体房屋后才能确定，故原告诉请被告以成本价870元/平方米的价格确定第二套安置房价款，依据不足。原告诉请被告交付车位1个，但《安置协议》及《实施办法》均未确定被告有为原告户分配车位的义务，该主张缺乏合同、法律及政策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诉请退还的款项，按照统一流程需待原告户抽取确定第二套房屋后方可结算，相关奖励也以按时抽房、按时结算为前提，未经抽房、结算，无法确定应退或应交价款，且其中原告王米兰、余蕾是否可获得每人10平方米高层增购面积及具体安置方式（实物安置或货币安置），已超出案涉《安置协议》约定范畴，最终取决于城乡一体办的审核意见。原告据以主张的安置房单价、交付车位、退还结算房款，均以原告户首次分配的高层安置房结算清单为依据，但首次分配针对的安置人员为王传大、刘爱贞两人，相关计价标准不能当然适用于本案争议的王米兰、余蕾两人的安置房结算，王米兰、余蕾的安置待遇，应以《安置协议》和相关安置政策为依据，其安置房的结算标准和安置补偿价款，需在明确具体房屋后再行计算确定。 综上，对四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安置协议》，为其分配高层安置房120平方米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其要求交付车位1个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有关安置房购买价格及退还结余款的诉讼请求，因安置房尚未确定，结算条件未成就，无法确定应退或应交价款，故在本案中不予支持。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继续履行其与王传大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履行为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分配高层安置房120平方米的义务； 二、驳回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92元，减半收取计2696元，由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负担1664元，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负担1032元。 原告王传大、刘爱贞、王米兰、余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茹华丽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富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