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782民初12116号 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江东中路55号8楼。 法定代表人何福贵。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红敏，浙江稠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端头2区1幢2号401室。 法定代表人马娟。 被告马建，男，1976年9月20日出生，回族，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现住义乌市江东街道端头2区1幢2号401室。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含双，浙江望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马建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20年8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红生于2020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红敏，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马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含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二马建系被告一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9年6月至9月底，原告接受被告一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委托，先后为其六个货柜的出口办理了内陆拖车、商检服务，共计应收服务费42725元（包含原告代垫的费用），但是，被告一并没有及时支付服务费。2019年9月25日，在被告二作出还款的口头承诺后，原告应被告的要求提前释放了被原告留置的提单。但被告迟迟未履行还款承诺。2020年1月8日，原告法人代表赴被告一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还款，经核对，被告二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抬头为浙**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提前放单保函》，明确承诺于提单释放之日起90天内全额支付所拖欠的服务费42725元。现被告承诺的付款期限早已超过，两被告仍然未付。2020年5月28日，浙**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起诉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运代理服务费42725元［案号（2020）浙0782民初7035号］。庭审中，两被告认可拖欠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服务费42725元，而不是拖欠浙**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货运代理服务费。现浙**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已撤诉，两被告仍然拒绝支付服务费。原告认为，被告故意拖欠原告代理运费的行为明显有违诚信。原告虽多次努力催促，两被告均不予以理会。迫于无奈，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服务费42725元。 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马建辩称，被告并不否认拖欠原告代理费的事实，但是关于货运代理费的具体金额，被告不予认可。被告也是因为一直都没能与原告完成对账，无法确认具体金额，才一直未支付货运代理费。后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何福贵前往被告公司对账，被告也是本着将事情解决的心态与何福贵进行对账的。谁料何福贵一言不合就对被告马建大打出手，砸坏了被告一公司的电脑，打伤了被告二，甚至还胁迫被告二在其带来的保函上签字，让其承担完全不合理的费用。一、以“提前放单保函”的形式进行对账完全不符合常理，按照正常的交易习惯来说，双方进行对账达成一致之后，要么是形成一张对账单，要么便是欠条的形式，怎么也不可能是“提前放单保函”这种形式。按照原告代理人所说，该保函是形成于2019年9月25日，而在2020年1月8日补签的。既然是补签，那么保函上的内容应当与2019年9月25日这个时间点相对应，保函上提及的释放提单号尾号为0909的货柜，该货柜在2019年9月30日才装箱完成，根本就不存在提前释放的问题，而且代理费的金额也无法对应。再对应2019年9月25日双方的聊天记录，根本就不存在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被告也从未做出过还款的承诺。聊天里提及的保函与原告提交的保函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若是被告真的认可了保函上的金额，那么再出具一份对账单或者是欠条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原告为何没有要求他这么做？甚至都没有要求他在保函上加盖公司的公章？二、被告从未认可原告主张的金额。不管是在聊天记录中还是上一次的庭审中，被告及代理人均未做出认可代理费为42725元的意思表示，反而一直在质疑原告所主张的代理费金额。比如在聊天编号为29的聊天记录中马娟：“我们本就要的重柜你们怎么还收重柜费呢？我们从来都没有重柜费的。”编号为32的聊天记录中，马娟：“我们车队都不收这些费用的”。而类似的质疑在被告马建与原告员工张默然的聊天中就更多了。可见被告关于具体的代理费金额一直都是存在质疑的，被告二也从未做出过还款的承诺，更不存在是为了释放被原告留置的提单而做出还款承诺的说法。在上一次庭审笔录的第六页最后及第七页开头，原告自己也承认了“双方对货运代理费的金额有所异议”。那么这便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原告发给被告的对账单总金额是42725元，既然原告称双方对货运代理费有异议，那原告为何又称保函中的42725元是双方对账之后被告认可的金额呢？若是被告认可了保函中的金额，其也在保函上签字了，那么双方为何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呢？正是因为被告并不认可该金额，所以原告才会对被告使用暴力，在原告暴力威胁之下被告才迫不得己签了字，这才是符合逻辑的。三、原告主张的代理费是否有实际支出存疑原告一直以自行制作的对账单为凭证向被告索要代理费，但是从未向被告出示其实际支出了这些费用的凭证。被告完全有理由怀疑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费用中有一些是没有实际产生的。QQ聊天编号为30的聊天中（日期为2019年9月30日），马娟问“还有别的费用吗？”，原告的员工是这样回答的“重柜费就是超重费，拖车费，提进费，过磅费，电子锁，就这些”后面又加了一个“如果是封港的话今天可能有个落箱费产生”。再对比原告的账单，无缘无故又多出了几项费用出来。被告连上述几项费用原告是否实际支出了都不清楚，更何况是凭空多出来的项目？被告马建与张默然编号为4的聊天记录中（日期为2019年5月27日），张默然的报价“拖车费2165，订舱费2100，提进费300，铅封费25，过磅费60，报关费150，重柜费300，一共是5100”。编号为5的聊天记录（日期为2019年5月31日），张默然：“55方：6000,32方：4800”，而原告最后发送给被告的账单，与其给出的报价完全无法对应。四、原告主张的代理费过高，完全不合理。上述第三点中已经阐述，被告完全无法确定原告主张的费用是否有实际产生，亦无法确定实际产生的费用金额具体是多少。但对比其中两个柜子（也就是原告对账单中2019年7月17日的两个柜子），这两个柜子出关之后的手续，被告是另外委托了公司帮忙办理的，这两个柜子被告支出的费用是2725元与2925元共计5650元。而原告的收费呢？原告一个柜子的费用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被告两个柜子所产生的费用。所以被告完全无法认可原告所主张的代理费金额。五、原告要求被告马建承担责任于法无据。被告马建系公司的股东之一，其所从事的行为均是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是代表了公司的，其后果也应当归于公司。根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马建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既没有事实依据也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请中不合理的部分。 原告提交如下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据1，马建与原告业务操作员Tina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Tina与被告法定代表人马娟的qq聊天记录打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受被告委托办理拖车、商检服务的事实。证据2，对账单复印件、提前放单保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一应付原告货代服务费42725元。证据3，马建与原告客服人员张默然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货代服务费未果。证据4，2020浙0782民初7035号案件开庭笔录1份（法院档案复印件），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运代理服务费。被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及QQ聊天记录，三性均无异议。但QQ聊天记录恰好可以反映被告对原告的收费存在疑问。（编号为32的聊天记录2019年9月30日，马娟：我们车队都不收这些费用的）。证据2，对账单三性均有异议。该账单是原告公司单方面制作而成发送给被告的，被告并没有认可对账单中的金额。原告证据中详细的对账单一共有三份，分别对应了不同的货柜，按正常逻辑来说，同一个公司办理的货运代理服务，收费的金额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柜型及重量有所差别，但是收费的项目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原告的对账单中不管是收费金额还是收费项目都不相同？被告在7035号案件中将对账单作为证据提交，只是为了证明华伊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并不代表被告认可了对账单中的金额。原告在将对账单发送给被告马建之后，被告马建对其中的一些收费项目是存在质疑的，并没有认可该金额。提前放单保函三性均有异议。该保函系在何福贵的暴力威胁之下才出具的，被告马建对保函中的金额是不认可的。该保函在形式上既不属于对账单亦不属于欠条，而是为了某个特定的货柜而特意出具的。上面没有被告公司的盖章，而且抬头还是另一个无关联的公司。原告称是为了补签2019年9月25日的保函，但是保函上的内容与当时的事实情况完全不相符。所以该保函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存在诸多瑕疵。该保函的签署违背了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无效的。证据3，微信聊天记录三性均无异议。从聊天中可以看出，被告马建对对账单中的金额是存在疑问的。而且聊天记录中张默然给马建的报价与对账单中的收费项目与金额完全无法一一对应。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认，对账单中的项目是否有实际支出，支出了多少。证据4，庭审笔录三性均无异议。7035号案件中，被告只是承认了拖欠费用，但是对费用的具体金额是存在疑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所涉内容可以确认被告公司存在委托原告公司办理货运出关的相关手续，其费用被告未有给付等事实。证据2，对账单虽是原告公司单方制作，但在原告公司发送给被告公司后，被告公司未就账单内容提出具体的异议，也未要求与原告公司进行具体的核对结算，其消极应对应当视为是对对账单的默认。提前放单保函，虽然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存在诸多瑕疵，但被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马建对货运代理费用的确认，应当予以认定。证据3，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确认原告公司在代理货运报关手续时一直与被告公司存在互动。证据4，真实性予以确认，当时庭审时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对事实的陈述，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提交如下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据1，被撕毁的保函、人民调解协议书各1份，证明2020年1月8日，何富贵前往被告公司与被告进行对账，双方因账目问题发生纠纷，何富贵对被告使用暴力。提前放单保函也是当时在对方的威胁之下才出具的。证据2，住院病案、住院病历、出院记录各1份，证明马建被何富贵殴打至脑震荡住院。证据3，宁波利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送给被告的费用确认单1份，证明2019年7月17日的两个柜子系由被告自己办理报关后的事宜，被告所支付的费用，对比原告发送给被告的对账单，原告所主张的费用都是虚高的，是不合理的。证据4，金华市通绩报关代理有限公司报关费用清单、宁波市德洁报关有限公司报关费用清单各1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报关费用比其他报关公司的报关收费要高出很多，原告的收费完全不合理。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正是因为被告拒付货运代理费，且不提供担保，所以原告法定代表人才与被二发生肢体冲突，该冲突有公安部门调解结案，另外，被告提供的撕毁的提前保函所载明应付款项金额为46225元，原告提供有被二签名的提前放单保函金额42725元，表明原被告已经就拖欠的金额达成了一致，才有了原告所持的保单保函金额。调解协议和就诊病历与本案争议的事实无关。证据3、4三性均有异议，被告与案外企业交易的价格，真实与否无从查证，与本案无关。被告代理人在庭审中说的二个货柜是由被告办理出关事宜，但是该二个货柜在出关前的商检服务是原告提供的。关于相同规格的货柜在不同时间段的服务费用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货运代理服务该行业每天的报价不一样。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被撕毁的保函与马建签名的保函载明数字不一致，说明马建在出具保函时原、被告双方存在核对账目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虽然发生了争执，但不能推定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存在胁迫的情形，如确实存在胁迫的情形，双方在江东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时，就应当对受到胁迫的情况有所指控，但被告公司在调解过程中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陈述。证据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6月至9月底，原告接受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委托，先后为其六个货柜的出口办理了内陆拖车、商检服务，共计应收垫付费用和服务费42725元，原告为此向被告发送了费用清单。2020年1月8日，原告法人代表何福贵赴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要求还款，经核对，被告马建向原告出具了一份抬头为浙**伊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提前放单保函》，确认拖欠的服务费为42725元。在此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何福贵与被告马建发生肢体冲突，造成马建受伤及办公用品损毁的后果。次日，义乌市江东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被告至今未有支付拖欠服务费。 另查明，被告马建系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院认为，被告公司委托原告公司为其办理出口货柜的通关手续，其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依法成立。原告公司作为受托人在完成委托事务后，被告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具实向其支付报酬。根据双方在微信、qq聊天的互动中及马建出具的《提前放单保函》，可以确认其产生的报酬为42725元。被告以在微信、qq聊天互动中未对费用清单进行确认及马建是在受到胁迫情况下出具《提前放单保函》的辩解，无相应证据印证，不予采信。被告马建作为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出具《提前放单保函》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公司承担，原告要求被告马建共同承担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公司立即付清拖欠费用的诉请，依法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给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垫付费用和服务费共计42725元。 二、驳回原告浙江伊布拉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34元，由被告义乌市颖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吴红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代书记员 杨丽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