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浙0624行初66号 原告刘雅罗，女，1932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方卫义，诸暨市浣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二路53号。 法定代表人钱光辉，局长。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赵辉，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许超，被告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宣卫忠，浙江新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杨波，男，195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委托代理人石尉，浙江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雅罗诉被告诸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资规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告于2020年5月18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异地管辖。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浙06行辖191号行政裁定，指定本院管辖本案。本院于2020年7月2日立案，同年7月7日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因刘杨波与案涉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职权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雅罗的委托代理人方卫义、被告资规局的副局长赵辉及委托代理人许超、宣卫忠、第三人刘杨波的委托代理人石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8年9月25日，第三人刘杨波向被告资规局提交《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申请将坐落于诸暨市陶朱街道刘家山村浮邱、原使用者为刘茶英、原地号为44-02-328、原证书号为（94）第16-0360的集体土地71.38㎡使用权及砖木结构建筑物142.76㎡变更登记于其名下。2008年11月28日，被告准予变更登记。 原告刘雅罗诉称：原告母亲刘茶英生前享有坐落在诸暨市××街道××村××村，地号44-02-328、证书号（94）第16-0360号土地使用权房屋二间二楼。2008年4月，刘茶英老故。原告为刘茶英唯一的亲生女儿，常居上海，现经查知悉，刘茶英的侄子刘杨波于2008年9月24日谎称其是刘茶英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且由村证明，并骗取陶朱街道办事处盖章确认，导致被告错误地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于刘杨波名下，原告的财产利益因此受到侵权。鉴此，原告认为，该变更登记无效，已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利。为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利益，特呈文起诉，请求：判决撤销对坐落于诸暨市陶朱街道刘家山村，地号4402-328、原证书号（94）第16-0360号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 原告刘雅罗开庭前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证明案涉土地使用权已经登记于刘杨波名下； 2、《证明》，证明刘家山村委会、陶朱街道办事处误将刘杨波作为刘茶英的唯一继承人； 3、《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证明刘杨波欺骗被告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4、诸暨市人民法院（2018）浙0681民初55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终124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受原告欺骗而作出了变更登记。 经当庭质证，被告资规局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4三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从民事裁定书中反映出本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是继承纠纷，应该根据原告是否享有继承权的民事案件处理结果再行提起行政诉讼。第三人刘杨波质证认为证据1-3恰恰证明涉案房屋是通过继承方式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对证据4，同意被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资规局辩称：一、原告刘雅罗母亲刘茶英原系诸暨市××街道××村××村人，解放前居住上海，后回村居住。刘茶英生前与第三人刘杨波签订遗嘱，过继第三人为儿子，由第三人接刘茶英共同居住并尽赡养义务。2008年4月间，刘茶英病故，第三人负责丧葬事宜。之后原告与第三人又签订过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归第三人所有。上述情况为多数村民所知晓，所以才由刘家山村委会、陶朱街道办事处出具了《证明》，证明原刘茶英名下房屋归第三人所有。被告作为土地管理行政机关，只负责对《证明》形式审查，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变更登记，程序合法，不违反法律、法规。二、案涉变更登记于2008年9月25日公告，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变更登记的事实，其在2020年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资规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界址确认权属调查表》、《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农村宅基地登记材料审核表》、《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公告》、《证明》、诸集建（94）字第16-03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案涉集体土地使用权原来登记在刘茶英名下，2008年9月25日因第三人刘杨波申请而变更登记至刘杨波名下，原告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协议书》一份，证明2008年5月2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处分了遗产继承权。 被告明确其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为《土地登记办法（2008）》第三条、第九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 经当庭质证，原告刘雅罗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第三人隐瞒了事实真相，致使被告受欺骗而进行变更登记。其中证据2，恰恰证明被告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受了第三人的欺骗。代理人曾去被告处查阅了档案资料，没有发现协议书附卷，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也没有这份协议书，证明被告未尽全面审查义务。公告当时原告已近80岁，且久居上海，不可能看到公告。第三人对证据1、2的三性均无异议，并认为协议书内容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确定将案涉房屋归第三人继承，本案系基于继承而发生变更登记。 第三人刘杨波述称：一、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三人于2008年申请变更登记，而原告于2020年5月18日才起草本案起诉状，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请求驳回原告起诉。二、案涉土地登记程序合法，不应当被撤销。原告母亲刘茶英过继第三人为继子，第三人也对刘茶英尽了抚养义务，并为其养老送终。刘茶英亡故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确定案涉房屋归第三人所有。第三人据此依法申请案涉房屋变更登记，有理有据，且符合农村土地房屋登记审批手续。 第三人刘杨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协议书》一份，证明第三人与刘茶英系过继子女关系，2008年5月2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将原登记在刘茶英名下的房屋归属于第三人所有； 2、《证明》一份，证明第三人继承刘茶英不动产的合法性以及真实性； 3、《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一份，证明第三人依据《协议书》及《证明》申请将原登记于刘茶英名下的房屋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名下，变更登记合法。 经当庭质证，被告资规局对证据1-3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刘雅罗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因原告没有文化由第三人一方起草成文，未反映原告的真实意思，原告本意是两间房子一人一间，原告百年之后属于自己的一间给第三人。证据2、3均在受第三人欺骗的基础上作出。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1-3，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经审查，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被告及第三人对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提交的证据1-2，第三人对三性均无异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系受第三人欺骗形成，证据2未反映原告本意，对合法性提出质疑。本院认为，从笔迹分析，证据2系他人执笔成文，并非原告所述由第三人起草，且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真实可信，予以认定。该证据可以证明第三人过继给刘茶英为子，在刘茶英去世后的2008年5月26日与原告签订协议，约定刘茶英全部房产由第三人继承，作为对价，约定第三人照顾原告晚年生活。在证据2的基础上，第三人于2008年9月25日申请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过程中形成证据1，不存在欺骗被告之情形，本院对证据1也予以认定。 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中，证据1同被告证据2，证据2、3包含于被告证据1，本院均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原告刘雅罗的母亲刘茶英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香港回诸暨居住，在诸暨市××街道××村××村置有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二间，持诸集建（94）字第16-036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载地号44-02-328，用地面积71.38㎡。2008年4月，刘茶英过继第三人刘杨波为子，并搬入第三人家居住。不久，刘茶英去世，第三人负责操办丧事并承担费用。 2008年5月26日，原告刘雅罗与第三人刘杨波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房屋全部给刘杨波继承；二、刘亚罗（刘雅罗）在以后生活上照顾及如发生身体不良等情况，刘杨波无条件要照顾好刘亚罗（刘雅罗），或者到刘杨波家居住。 2008年9月25日，第三人刘杨波持诸暨市陶朱街道刘家山村民委员会、诸暨市人民政府陶朱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填写《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呈报表》、《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向被告资规局申请对上述44-02-328号土地使用权进行变更登记。被告制作《界址确认权属调查表》、《农村宅基地登记材料审核表》、《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登记公告》、《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于2008年11月28日准予变更登记。 原告刘雅罗发现上述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确认诸暨市陶朱街道刘家山村民委员会、诸暨市人民政府陶朱街道办事处于2008年9月24日、25日出具的“兹有诸暨市××街道××村××村刘茶英因故死亡，刘杨波是其家庭财产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证明无效。诸暨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浙0681民初558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认为案涉证明未在原被告之间设立权利义务或者其他法律关系，原告起诉不属于确认之诉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浙06民终1249号民事裁定，维持一审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是被告作出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是否合法。 关于起诉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被告作出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前于2008年9月25日在村里进行公告，后于2008年11月28日作出变更登记。虽然被告作出登记前作出公告，但公告范围小，对于长期居住于上海的原告刘雅罗而言，无法达到应有的告知作用。鉴于案涉行政登记行为发生之日到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20年，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上述法律虽然要求登记机关查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需要进一步查验的可以实地查看，但没有要求登记机关审核土地使用权变动的原因，以及确认土地使用权变动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有效，即登记机关无需对变动原因及相关法律关系的合法有效进行实质审查。本案中，第三人刘杨波提出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时提交了下列材料：一是原土地使用权证，二是诸暨市陶朱街道刘家山村民委员会、诸暨市人民政府陶朱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刘茶英夫妇死亡、刘杨波为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证明》。第三人提交申请前，其与原告刘雅罗签订了关于房屋权属的协议书，约定房屋全部由第三人继承，村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根据协议书作出上述《证明》，符合情理和基本逻辑。该三份材料能够形成完整的权利来源链条，被告根据上述材料作出案涉变更登记已经尽到了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原告认为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虽然真实，但是存在欺诈情形，不能作为确认权源的依据。本院认为，上述协议书系原告本人签字捺印，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协议书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无生效民事裁判文书认定协议书无效，本院认定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对于原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作出案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时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土地登记办法》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雅罗的诉讼请求。 本案诉讼费50元，由原告刘雅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具体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审 判 长  潘旭峰 审 判 员  张兆刚 人民陪审员  何 莹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 助理  张小玉 书 记 员  王金英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