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1民终199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车贵传，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 上诉人（一审被告）：马志束，女，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莒县。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波，山东旷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吕见亮，男，197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莒县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住莒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道，莒县道德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车贵传、马志束因与被上诉人吕见亮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莒县人民法院(2020)鲁1122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车贵传、马志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二、三项，改判驳回吕见亮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见亮承担。事实和理由：吕见亮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1.根据双方约定，吕见亮应于2020年2月1日回收肉鸭，其未按时履行回收义务，因其违约车贵传、马志束支出的人工费、饲料费、燃料费、电费等属于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均应由吕见亮承担。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无法履行义务的结果要与不可抗力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吕见亮没有举证证明疫情与不能回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莒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2020年1月29日发布的《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防疫工作中保障畜禽生产的紧急通知》显示政府已明文通知复产复工，不存在“不能履行、不能克服”的情况。3.发生不可抗力部分免除违约方违约责任，减轻守约方损失。车贵传、马志束作为守约方对吕见亮作为违约方无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守约方承担违约方损失一半，而违约方不必承担守约方损失不当。4.一审认定车贵传、马志束应给付鸭苗款172380元，生长周期内饲料款218000元，出售鸭苗款352761.73元。据此可以看出，即使没有生长周期外的饲料款等损失，车贵传、马志束此次养鸭不仅没有盈利还净亏损37618.27元。车贵传、马志束对于肉鸭养殖具备专业技术，且案涉肉鸭养殖期间内没有大的动物疫情或其他自然灾害，其损失是本应最多27天出栏的肉鸭由于拖延出栏积压死亡造成的，相关损失应由吕见亮承担。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六)项规定及肉鸭养殖合同第二款第一项约定，吕见亮有义务负责回收肉鸭，装车费属履行费用，应该由吕见亮承担。6.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遗漏必要的合同主体莒县华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公司），该公司亦系案涉合同当事人。 吕见亮答辩称：1.案涉合同履行期间爆发新冠××疫情，山东省政府于2020年1月24日启动一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本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作出权威解答，本次疫情属于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案涉合同因疫情导致履行不能，吕见亮不存在违约情形。2.车贵传、马志束主张相关政府文件已经通知复工复产，但该文件重在要求企业复工复产需在“八个必须”基础上，严格按程序报批，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车贵传、马志束理解成为政府明文通知复工复产错误。3.与车贵传、马志束同期养殖的养殖户均实现盈利，吕见亮用料比过高，饲料去向不明，一审对车贵传、马志束主张的损失未予采信并无不当。4.案涉养殖回收合同主体为吕见亮与车贵传、马志束。吕见亮与华大公司及车贵传、马志束分别结算，结算单上都标明中间商。 吕见亮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车贵传、马志束偿还货款19622.54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车贵传、马志束承担。事实和理由：车贵传、马志束系夫妻关系，以养殖肉鸭为业，自2019年6月与吕见亮有业务。2020年1月4日，车贵传向吕见亮出具欠据一份载明饲料数量及欠款数额。2020年1月6日，车贵传、马志束签订养殖合同书，吕见亮供苗供料。同日，车贵传、马志束赊购鸭苗33800只，5.1元/只。后车贵传、马志束多次赊购饲料。2020年2月23日，吕见亮将毛鸭收回，经吕见亮核对，车贵传、马志束尚欠鸭苗、饲料款196222.54元。审理中，吕见亮将诉讼请求总额变更为206759.54元。 车贵传、马志束一审辩称：车贵传、马志束系夫妻关系，共同从事肉鸭养殖。吕见亮与车贵传、马志束之间形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涉案鸭子的养殖期限为2020年1月6号至2020年2月1日成品鸭出栏。但在养殖过程中，受新冠××爆发及疫情防控的不可抗力影响，吕见亮违约没有对成品鸭进行收购，而是从2020年1月30日，不给养殖鸭供给足额饲料，车贵传、马志束通知吕见亮回收成品鸭，为减少疫情对吕见亮造成的损失，多次进行补救措施，从别的地方调运猪饲料、玉米面来喂养成品鸭，防止大面积死亡。车贵传、马志束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反而是因为疫情造成了车贵传、马志束损失，包括电费、人工费、防疫、粪污处理、设备损坏、养殖设备折旧以及饲料投入等损失共计208870元，因疫情不可抗力影响，双方都有损失，各自损失应各自承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吕见亮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车贵传与马志束系夫妻关系，两人从事肉鸭养殖。吕见亮与车贵伟、马志束自2019年6月建立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吕见亮提供鸭苗、饲料，并由第三方公司对成品鸭进行回收。2020年1月6日，车贵传、马志束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两份，约定车贵传、马志束购买吕见亮提供的鸭苗、饲料、兽药并负责饲养，吕见亮按合同价格回收；鸭苗价格5.1元/只，1号饲料100元/袋，2号饲料100元/袋；肉鸭回收合同价3.6元/斤，补贴1.7元/只，3.6斤以下（不含3.6）正常结算，3.6斤-4斤每只扣0.2元（补贴不扣），4斤以上每只扣0.3元（补贴不扣）。同日，吕见亮向车贵传、马志束提供鸭苗33800只（12900只+20900只），价款合计172380元（5.1元/只×33800只）。肉鸭养殖期间，吕见亮向车贵传、马志束提供饲料3650袋，价款合计365000元（100元/袋×3650袋），明细如下：2020年1月4日680袋，1月12月550袋，1月15日150袋，1月16日400袋，1月19日400袋，2月2日60袋，2月3日80袋，2月4日150袋，2月7日100袋，2月8日50袋，2月9日75袋，2月10日250袋，2月12日25袋，2月13日160袋，2月16日76袋，2月17日219袋，2月20日195袋，2月22日30袋。其中1月4日至1月19日提供2180袋，2月2日至2月22日提供1470袋。2020年2月22日，经吕见亮联系，华大公司收购案涉毛鸭，结算价款151371.91元（7.53元/kg×19008.82kg+补贴20000.5元-扣款11765元）；2020年2月23日，经吕见亮联系，华大公司收购案涉毛鸭，结算价款201389.82元（7.53元/kg×25246.55kg+补贴27402.3元-扣款16119元）。以上毛鸭结算款项合计为352761.73元（151371.91元+201389.82元）。吕见亮支出装车费7537元（3125元+4412元）。另查明，涉案肉鸭的养殖周期为25至27天，2020年2月1日，涉案肉鸭可以出笼销售，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该批肉鸭无法运出销售，直到2020年2月22日、23日才得以出售。审理中，吕见亮主张利息自起诉之日即2020年4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吕见亮与车贵传、马志束之间的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应认真全面履行合同。吕见亮按照合同约定提供鸭苗及饲料,车贵传、马志束进行饲养并将成品毛鸭交给吕见亮销售。按照合同约定，双方应对鸭苗、饲料及成品毛鸭进行结算，肉鸭正常的生长周期为25至27天，期间使用饲料为2180袋，因此产生的饲料费用应由车贵传、马志束负担；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销售毛鸭后而多使用的饲料1470袋而产生的费用，根据公平原则，应由吕见亮与车贵传、马志束各承担50%。关于装车费7537元，因双方均未举证如何约定，酌定双方各负担50%。车贵传、马志束应给付吕见亮114886.77元[鸭苗款172380元+生长周期内饲料款218000元（100元/袋×2180袋）+生长周期外饲料款73500元（100元/袋×1470袋×50%）+装车费3768.5元（7537元×50%）-出售毛鸭款352761.73元]。吕见亮主张的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车贵传、马志束对其辩称的损失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对于吕见亮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判决：一、车贵传、马志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吕见亮欠款114886.77元；二、车贵传、马志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吕见亮利息，以欠款114886.77元为基数，自2020年4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车贵传、马志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吕见亮保全申请费932元；四、驳回吕见亮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2元，减半收取2201元（立案时已减半收取），由吕见亮负担902元，车贵传、马志束负担1299元。 二审过程中，车贵传、马志束提交：1.强英集团信息共享平台于2020年1月4日发布的鸭苗价格截屏打印件3份，证明鸭苗市场价格为0.7元，华大公司和吕见亮出售价格为5.1元，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即使车贵传、马志束需要赔偿损失也应扣除吕见亮所获利润。2.为养殖涉案肉鸭，车贵传、马志束支出的各类费用凭证一组。包括：粪污处理收费证明一份，证明2020年1月至2月支出粪污处理费6000元；用电收费证明，证明2020年1月至2月支出10400元；雇佣人工费用支付证明，证明2020年1月至2月支出卸苗、分苗、清理等人工费4500元；无害化处理过磅单，证明因吕见亮逾期收购，导致伤鸭约3000个，损失37500元；防疫抗菌药物收据，证明2020年1月9日支出防疫抗菌药物费用4970元；购煤收据两份，证明2020年1月4日支出购煤款3500元，2020年1月14日支出购买煤款1750元；养鸭设备维修费收据和证明，证明2020年2月28日支出养鸭设备维修费47980元；饲料购买销售单，证明2020年2月3日支出饲料购买费用2300元；拌料单，证明2020年2月4日支出玉米饲料购买费6750元。3.2019年12月17日华大公司磅码单，证明在肉鸭养殖正常情况下，过磅死亡率为50只/万，吕见亮提交的磅单死亡率为900只/万，明显超出正常情况，车贵传、马志束养殖肉鸭基本无残鸭，而吕见亮提交单据列明，残鸭为全部交付屠宰的鸭子数量，与事实不符，造成车贵传、马志束每只屠宰鸭损失1元。4.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由于吕见亮停止供料且要求对肉鸭进行控料，导致肉鸭死亡，该证据与无害化处理过磅单相互印证，证明车贵传、马志束因吕见亮逾期回收停止供料及控料，导致肉鸭死亡，造成损失；同时与饲料购买销售单、拌料单相互印证，证明系吕见亮要求车贵传、马志束喂玉米等，车贵传、马志束支出费用9050元。车贵传、马志束主张上述证据均为2020年1月4日到2月23日期间的正常养殖支出。 吕见亮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且并非新证据。根据车贵传、马志束陈述的事实，相关费用均为正常经营支出，并非因合同经营遭受的损失。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双方已经约定鸭苗价格。对证据2、3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来源不知情，且相关费用属于养殖户的成本投入。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疫情期间所有的养殖户都在适当控料，2020年2月3日后，车贵传、马志束要多少料就供给多少料。 本院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中的粪污处理收费证明、用电收费证明、雇佣人工费用支付证明均系书面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确认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无害化处理过磅单能够证明车贵传、马志束存在损失，但车贵传、马志束未能证实该损失与逾期收购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证据不能证明车贵传、马志束主张的证明事项；防疫抗菌药物收据、购煤收据、养鸭设备维修费收据等证明的费用均系养鸭正常支出费用且均发生于正常养殖期内，上述费用并非因逾期收购导致的损失；车贵传、马志束提交的饲料购买销售单、拌料单证明其购买饲料，不能证明系肉鸭养殖损失。证据3发生于案涉合同签订前，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吕见亮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其证明事项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吕见亮提交莒县鑫丰食品厂出具的三位养殖户的结算单复印件3份及其单方制作的结算明细，证明车贵传、马志束养鸭用料比过高，饲料去向不明。车贵传、马志束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系复制件和单方制作件。该三位养殖户肉鸭养殖与车贵传、马志束的养鸭时间、养殖周期和控料情况均明显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车贵传、马志束与吕见亮一审均主张案涉肉鸭成品后未及时收购原因在于新冠疫情爆发，所有食品加工厂均未开工。车贵传、马志束一审认可与吕见亮之间构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并主张因吕见亮系中间商，吕见亮与华大公司结算，其与吕见亮结算，故案涉养殖回收合同载明华大公司为甲方。车贵传、马志束一审认可以前养殖的肉鸭，装车费均由其承担，此次因为疫情原因，与吕见亮协商由吕见亮承担。吕见亮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要求车贵传、马志束支付，车贵传、马志束拒绝支付，故其先行垫付。 二审过程中，吕见亮主张除鸭苗外，车贵传、马志束还养猪，车贵传、马志束主张疫情期间并未养殖猪苗。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华大公司是否为案涉养殖回收合同主体；2.吕见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3.车贵传、马志束是否存在损失，是否应当由吕见亮承担；4.装车费应当由谁承担。 案涉肉鸭养殖合同书虽显示甲方为华大公司，但合同并未加盖该公司印章。车贵传、马志束一审认可吕见亮向其提供鸭苗并负责回收成品鸭，其与吕见亮之间构成养殖回收合同关系且双方直接结算，其与华大公司之间并不直接结算，应认定车贵传、马志束与吕见亮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车贵传、马志束主张华大公司系案涉养殖回收合同主体与其自认事实及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华大公司并非本案必要共同诉讼参加人。车贵传、马志束主张吕见亮在履行合同过程中迟延回收肉鸭，构成违约，应自行承担相关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爆发新冠疫情，符合前述法律规定要件，构成不可抗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车贵传、马志束认可吕见亮未按时回收肉鸭系因新冠疫情爆发所致，吕见亮无需就此进行举证。新冠疫情爆发后，车贵传、马志束继续养殖肉鸭，吕见亮继续提供饲料等，双方均已经就因疫情爆发产生的不利后果采取补救措施，在此前提下，一审综合双方合同履行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就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导致的、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损失判决双方共同承担并无不当，车贵传、马志束关于相关损失均应由吕见亮承担的主张不能成立。车贵传、马志束主张其在案涉合同履行过程中亦存在损失，但其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并未明确损失项目及损失数额，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不能有效证实其存在损失，其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车贵传、马志束自认双方之前发生的养殖业务装车费均由其承担，现吕见亮已经支付相关费用，双方均无证据表明对于此次装车费的承担方式如何约定，一审判决双方各承担50%并无不当。车贵传、马志束各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无误，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16元，由上诉人车贵传、马志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玉国 审判员  王林林 审判员  李晓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吴丹 书记员赵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