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7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新开路82号越秀大厦1101室。负责人：陈铭利，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扬、魏凤阳，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秉福，男，汉族，1952年2月14日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波，辽宁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张波，男，汉族，1966年1月23日生，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县。原审第三人：大连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市九龙街道办事处吴店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81726044950N。法定代表人：王世宇，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尧，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王秉福及原审第三人张波、大连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1.张波第一次庭审以证人身份出庭，第二次却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九江公司第一次没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以第三人身份出现，一审程序违法。2.一审对争议的三张支票未审查转账凭证，仅凭支票根即认定陈铭利收取了款项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对66万、187,759.31元、237,390元、227,394元的来源与性质未查清，认定有误。其中66万元是两套陈铭利个人购房的首付款，187,759.31元是九江公司的错误打款，237,390元和227,394元是两套房屋的首付款。3.王秉福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于2017年5月解除，案涉两套房屋变现款均发生在双方委托代理关系解除之后，又因张波是九江公司的代理人，故陈铭利向张波返款应视为向九江公司返还执行款。4.陈铭利所购两套房屋与本案无关，尚欠的83万元应由张波与王秉福协商给付。5.委托律师合同对代收执行款、支付代收款项的方式与时间、未支付代收款项的违约责任均没约定，王秉福起诉上诉人违约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6.陈铭利收取的92万元执行款已全部交付给王秉福，其他钱款均由两套房屋产生，而该两套房屋并未由王秉福授权陈铭利变现抵顶执行款，该两套房屋产生的大量税费均由陈铭利负担。故一审未考虑费用而认定因房屋产生的钱款应将付王秉福显失公平。7.利息的计算有误。被上诉人王秉福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张波同意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原审第三人九江公司不同意上诉人的主张，同意一审判决。王秉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返还原告代收的安置补偿款1,212,543.31元人民币及利息（自2016年6月2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了《委托律师合同》，约定：甲方与大连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中，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陈铭利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权限详见授权委托书。律师代理费用柒仟元整。第十条约定，（1）代理期限：一审、二审、执行、和解、调解。（2）相对方败诉，甲方向乙方再支付律师费用壹拾伍万元整，若判决低于150万元，乙方不再收取律师费。另查，原告王秉福与第三人九江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瓦民初字第38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九江公司为王秉福安置回迁房屋六套（大约80平方米户型四套，大约70平方米户型二套）；二、九江公司支付王秉福回迁安置补偿费1,749,788元，并向王秉福承担1,749,788元自2014年7月6日起至2015年8月26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三、九江公司支付王秉福2015年7月、8月临时安置费3734元；四、驳回王秉福的其他诉讼请求。九江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大民二终字第1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因九江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王秉福于2016年3月3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2016）辽0281执907号、（2017）辽0281执恢545号。2016年3月3日，王秉福向陈铭利出具授权委托书并提交至瓦房店市人民法院，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王秉福，受托人陈铭利，工作单位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现委托陈铭利律师在我与大连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执行一案中，作为我方参加执行程序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如下：1、代为申请强制执行、参与执行程序；2、代为放弃、变更执行请求；3、代为协助法院执行；4、代为执行和解；5、代为签署、接收相关的法律文书；6、代为领取执行款；7、代为调查取证等。”又查，在执行过程中，九江公司分多次向王秉福的委托代理人陈铭利支付执行款，具体如下：2016年6月6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尾号2034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转账20,000元；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20,000元、30,000元；2016年6月17日，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200,000元；2016年6月24日，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230,000元；2016年7月28日，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300,000元；2016年10月25日，支付陈铭利现金支票187,394元、157,390元；2016年11月21日，支付陈铭利现金支票120,000元；2017年1月6日，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660,000元；2017年3月21日，通过大连银行尾号0545账户向陈铭利尾号2769账户电汇187,759.31元。上述款项总计2,112,543.31元，除中国工商银行转账的20,000元外，其余款项九江公司均提交了对应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在执行过程中，陈铭利与张波分别签订了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和龙栖谷房屋搬迁补偿明细表。其中，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载明：甲方陈铭利，系王秉福代理律师；乙方张波，系大连九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王秉福诉九江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王秉福委托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陈铭利律师为其代理律师，在强制执行中代为收取执行款项。其中，2016年6月6日代收70,000元，6月17日代收200,000元，6月24日代收230,000元，7月28日代收300,000元，2017年1月5日代收660,000元，2017年2月17日代收187,759.31元，2017年1月25日，九江公司以房屋首付款抵顶237,390元、227,394元。上述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确认的款项总计2112543.31元。龙栖谷房屋搬迁补偿明细表载明：2016年2月26日，王秉福房屋补偿800,000元，领取人签字为陈铭利；2017年3月15日，王秉福房屋补偿816320元、地上附着物97,810元、搬家补偿费35,650元，合计949,788元，领取人签字为陈铭利；2017年3月15日，王秉福地上附着物362,755.31元，领取人签字为陈铭利。上述补偿明细金额总计2,112,543.31元。再查，2016年6月29日，陈铭利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尾号2769账户转账至王秉福儿子王百超尾号3710账户370,000元；2016年8月12日，分三笔转账100,000元；2016年8月16日，分三笔转账100,000元；2017年7月12日，转账100,000元，2017年7月19日，转账100,000元。上述款项合计77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律师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是适格主体以及陈铭利是否代收2,112,543.31元执行款而未向原告全额支付。首先，关于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律师合同》，被告指派陈铭利律师作为原告的代理人，代理原告与九江公司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其中执行阶段的委托代理权限包含代收执行款一项。陈铭利律师接受被告的指派，在代理案件中的权利均是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而享有的，陈铭利作为受托人指派的律师，为原告处理委托事务，领取了九江公司支付的执行款，应当转交原告。陈铭利代收执行款的权利是基于被告指派而产生的，属于职务行为，被告以其未收到执行款为由抗辩不是适格主体，缺少法律依据。双方关于代收执行款的争议应属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争议，本案案由及被告的主体身份均无不当，因陈铭利代收执行款而未向原告全额支付，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相应的支付义务及违约责任。关于陈铭利是否代收2,112,543.31元执行款而未向原告全额支付的问题。第一，关于陈铭利代收款项的金额认定。第三人九江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与银行流水相对应，付款金额总计2,112,543.31元，与八份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三份龙栖谷房屋搬迁补偿明细表的总金额一致。不管是从陈铭利的签字确认，还是款项流转方面，均可以证明陈铭利收到九江公司支付的王秉福案件执行款2,112,543.31元。第二、关于陈铭利支付原告款项的金额认定。原、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均显示陈铭利共支付原告代收执行款770000元，双方对此亦无异议。原告主张因双方约定律师费150,000元，已经支付被告20,000元，剩余130,000元未付，抵扣部分执行款，加上实际收到的770,000元款项，故被告合计支付原告900,000元执行款，尚欠1,212,543.31元未付。被告认可双方关于律师费的约定，同意抵顶执行款，但被告称未收到原告主张的已支付的20,000元律师费，合同约定的150,000元律师费应全部抵顶执行款，视为合计支付原告920,000元。因原告未能提交其已向被告支付20,000元律师费的证据，故认可被告该节主张，原告收到陈铭利支付的770,000元及抵顶被告律师费150,000元，合计920,000元执行款。第三，关于被告主张陈铭利返还张波1,041,359.31元款项一节，陈铭利作为王秉福的代理人，代收执行款后应支付原告，无权将款项转账至张波账户，即使张波作为九江公司的代理人，陈铭利也没有将款项退回九江公司的权利，关于陈铭利与张波之间的款项往来产生的纠纷，与本案无关，应另诉解决。综上，陈铭利代收执行款而未向原告支付的金额应为1,192,543.31元（2,112,543.31元-920,000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自2016年6月29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陈铭利代收执行款后未及时向原告全额支付，造成原告的利息损失，应当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主张属合理，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九江公司自2016年6月6日起，分多次向陈铭利支付执行款，最后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故将利息的起算时间调整为2017年3月22日为宜。一审法院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秉福代收款项1,192,543.31元及利息（自2017年3月2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1,192,543.31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6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补充提交三组证据材料，证据一是张波与陈铭利在2018年7月24日签订的《声明与承诺》，拟证明因王秉福与上诉人解除了委托合同关系，陈铭利无法向王秉福继续给付执行款，故陈铭利与张波协调自该日期后王秉福的执行案件由张波出面协调处理，陈铭利已将85万元执行款通过张波返还给九江公司；证据二是上诉人于2019年6月10日给张波制作的两份《证人证言调查笔录》，拟证明张波是九江公司的代理人，陈铭利向张波返还款项已由张波代九江公司收取。证据三是三张现金支票票面打印件，拟证明案涉三张争议支票款项并未由上诉人或陈铭利支取，而是由九江公司财务人员领取，上诉人未收到相应执行款项，不负有向王秉福给付义务。王秉福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二份材料不能作为证据，内容都是原审第三人张波的陈述，且不能证明上诉人未收到款项的事实。第三份证据的支票根上有陈铭利的签字，陈铭利在代收执行款确认书上也亲笔签字证明领取了执行款，故第三份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原审第三人张波对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均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九江公司认为，第一、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第三份证据上签字的人员确是九江公司工作人员，经与公司财务人员核实，该三张支票原是由陈铭利领取用于支付欠王秉福的赔偿款，陈铭利未将该三张支票兑付，而是因个人购买案涉两套房屋而将三张支票又交付给九江公司，用于支付房款，因此，该三张支票款项最终由九江公司提取。对于上诉人的新证据，本院认为，第一份材料的内容是陈铭利与张波对王秉福权利的处分，对王秉福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不能因此免责，但该份书证内容是陈铭利对于其将代收的85万元执行款交付给张波的事实的自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王秉福对于陈铭利未将代收执行款及时交付给王秉福一事无须举证，对该份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但认为上诉人依该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关，对上诉人拟证明事实不予采纳。第二份材料为原审第三人张波的陈述内容，性质为当事人陈述，不属于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份材料由本院依上诉人申请调取，真实合法，上诉人用以证明三张支票款项并未由其或陈铭利领取，原审第三人九江公司对此已作出解释，且该解释与陈铭利在相应的《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上签字的事实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纳，但上诉人依第三份证据拟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补充查明，因王秉福与张波未达成以案涉两套房屋抵押85万元执行款的合意，陈铭利以个人名义购买了该两套房屋，陈铭利用九江公司给付王秉福的三张支票支付了部分购房款。后两套房屋变卖后，陈铭利又将变卖房屋所得款项用于填补其挪用的代收款项。九江公司向王秉福给付的赔偿款全部以转账、支票形式给付，陈铭利作为王秉福代理人指派人员已实际代收九江公司交付的2,112,543.31元。上诉人用已代收的执行回款直接扣收了15万元的律师代理费，王秉福表示认可。2018年9月11日（2018）辽02执复212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九江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付搬迁补偿明细表、电汇凭证、代收执行款项确认书、现金支票存根等证据证明王秉福的委托代理人陈铭利已代收的补偿款为2,112,543.31元，陈铭利作为王秉福的委托代理人，其在执行过程中有代为领取执行款的委托权限，故陈铭利代收的补偿款应视为王秉福已领取九江房地产公司的补偿款项。”该裁定书还认定：“龙栖谷小区19#1-101、19#1-102号两套房屋与本案执行无关。”2017年5月，王秉福与上诉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被解除。本院认为，经生效判决认定，九江公司负有向王秉福给付安置补偿款的义务，王秉福在执行程序中委托上诉人代为申请执行，上诉人指派陈铭利具体办理受托事宜，王秉福为此向陈铭利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内容包括代收执行款项。陈铭利在代理执行过程中，从九江公司实际代收执行款项合计2,112,543.31元，扣收15万元代理费后，已向王秉福实际交付77万元，上诉人对余下已代收的1,192,543.31元执行款仍有义务向王秉福交付，逾期给付，致王秉福产生了应收资金被占用的实际损失，上诉人应予赔偿。王秉福合理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超出部分应予驳回。关于龙栖谷小区19#1-101、102两套房屋相关款项是否属于上诉人代收的执行款一节。从九江公司陈述的事实和（2018）辽02执复212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可知，陈铭利购买并变卖的案涉两套房屋不属于九江公司向王秉福给付的赔偿款，但因陈铭利用九江公司给付王秉福赔偿款的三张支票的款项支付了该两套房屋的购房款，故该两套房屋变卖得款应优先用于弥补三张支票相应的款项，上诉人应将收回款项及时交付给王秉福。故上诉人关于该两套房屋变卖款项与执行款无关的抗辩理由不完全成立。上诉人还提出其与王秉福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于2017年5月已被解除，其因此无法向王秉福交付代收执行款，其已将剩余款项给付张波，而张波是九江公司代理人，应视为款项已返还给九江公司，王秉福应向九江公司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从九江公司代收赔偿款全部发生于2017年5月份双方委托合同关系被解除之前，上诉人代收赔偿款后应立即、全部转交给王秉福，其未经王秉福许可，私自将所收款项转付他人的行为对王秉福不产生效力，上诉人不能因此免责。上诉人与张波、九江公司之间的纠纷应另行处理。关于利息一节，因上诉人未能将所收执行款项及时交付给王秉福，王秉福因资金被占用而产生了实际损失，王秉福有权要求上诉人给付利息。又由于上诉人是陆续向王秉福转付代收款项的，最后一笔转付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故一审判令自次日起算利息并无不当，二审予以维持。因201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因此，该日期之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自该日期起则应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关于一审程序，张波、九江公司与案涉争议有利害关系，一审将该两方追加为第三人有利于查清案情并无不当，且上诉人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对该两方身份并未提出异议。因此，一审程序并无明显不当，未影响本案公正裁判，上诉人此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9）辽0203民初2491号民事判决判项为：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秉福代收款项1,192,543.31元及利息（以1,192,543.31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王秉福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6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164元，合计32,328元，由王秉福负担533元，由辽宁法栋律师事务所负担31,79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