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6民终475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宫建，男，1980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上诉人(一审被告）：梁玉倩，女，198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建。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旭，男，198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莱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乔琪，莱阳汇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宫建、梁玉倩因与被上诉人黄旭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2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9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宫建、梁玉倩上诉请求：撤销(2019)鲁0682民初681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宫建并未收到案外人姜立文的任何涉案路虎车的车款，不存在返还事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二、宫建的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家庭经营，上诉人梁玉倩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三、一审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庭审中，宫建请求该案延期审理，因为上诉人已经就涉及本案事实认定的(2019)鲁06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申请再审，而一审法院以没有结果为由拒绝延期审理，程序违法，导致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被上诉人黄旭答辩称，一、宫建称未收到姜立文购车款是不正确的，莱阳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2民初5220号判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认定宫建代替黄旭收取姜立文支付的购车款192000元，该事实清楚。该案经(2020)鲁06民申180号案驳回宫建再审请求，经检察院出具了烟检民监[2020]37060000036号决定书不支持监督申请。二、上诉人称其行为是职务行为，错误。有莱州市公安局对姜立文、王欣等人的询问笔录及（2018）鲁0682民初5220号判决、（2019）鲁06民终1789号民事判决为证，上诉人在以上案件的庭审中从未主张其系公司行为，庭审中宫建、黄旭、姜立文等都认可他们的联系人是宫建，而购车款也是打给了宫建，因此黄旭认为该行为系宫建个人行为。三、宫建收到购车款后即转给其妻子梁玉倩，该事实已经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应当由二上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四、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两被告返还购车款192000元及利息，并赔偿损失108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1月5日，原告黄旭以3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二手路虎揽胜车一辆，后过户登记到原告黄旭名下。因车辆有点小毛病，原告黄旭意图再次出售该车辆，遂找到亲戚被告宫建让其帮忙卖车，案外人姜立文也想购买一辆路虎车，也找到被告宫建，后通过宫建介绍，姜立文购车前到莱阳实地察看了车状况，原告黄旭也实际进行了配合，因姜立文无法办理车辆贷款，便找到了案外人王欣，将车辆以王欣的名义进行过户，并以其名义办理车辆贷款，原告黄旭在以王欣名义办理贷款时实际到场参与。购买车辆时买卖双方并未就车辆价格进行书面约定。另外，2018年1月24日，王欣到中国工商银行申请办理40万元的车辆贷款。2018年1月31日，经原告黄旭亲自进行办理，涉案车辆过户登记在王欣的名下，车牌号为：鲁Ｆ×××××。2018年2月，原告黄旭将该车辆交付给了姜立文。后因王欣的贷款手续有问题，工商银行拒绝向其发放贷款。原告黄旭于2018年7月向莱州市公安局报警，公安局出警后给黄旭、宫建、姜立文、王欣分别作了调查笔录，笔录中关于涉案车辆买卖价格双方说法不一致，原告黄旭在公安笔录中称车辆价格是40万元，而姜立文在公安笔录中称车辆总价值302000元，提车时发现车辆有毛病，称又与宫建讲下一万元。2018年8月14日，原告黄旭将被告宫建、姜立文、王欣以买卖法律关系诉至法院，法院作出（2018）鲁0682民初522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黄旭在本案中要求王欣、被告宫建承担连带付款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认可，判决：一、姜立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黄旭购车款172000元；二、驳回黄旭其他诉讼请求。后姜立文不服，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姜立文提供两份证据，证据一为2017年11月21日向被告宫建转账的55000元的银行转账记录，用以证明2018年2月7日被告梁玉倩向姜立文转账57000元系归还先前的欠款；证据二微信转账的截图两张，用以证明在2018年1月26日通过微信转账5000元，通过招商银行转账了70000元，都是转给被告宫建的。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6民终1789号判决书认为，在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原告黄旭和被告宫建都认可原告黄旭全权委托被告宫建出售涉案车辆，被告宫建在车辆买卖过程中联系了各方当事人，协助办理车辆贷款及索要车款，因此，姜立文向被告宫建支付购车款可以视为向原告黄旭支付购车款；并认定涉案车辆双方买卖的价格为292000元，姜立文已支付的购车款应当为2018年1月26日姜立文向被告宫建转账75000元，2018年2月7日姜立文向被告宫建转账57000元，2018年2月10日又向被告宫建转账60000元，共计192000元，姜立文尚欠原告黄旭100000元购车款，判决被告姜立文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黄旭车款100000元，驳回原告黄旭的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10月11日，原告黄旭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宫建、梁玉倩依法承担还款责任及赔偿相关损失。原被告争议的焦点：一、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被告宫建应否返还原告黄旭192000元并负担利息？是否应对黄旭主张的108000元损失及利息承担责任；二、被告梁玉倩在本案中是否应与被告宫建共同承担责任。针对焦点一，原告黄旭主张，与被告宫建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被告宫建则主张与原告黄旭不是委托合同关系。关于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的法律关系涉及的证据如下：（一）原告黄旭在（2018）鲁0682民初5220号案件审理中，法院询问其“你方主张的涉案车辆是委托宫建还是中间人卖给姜立文、王欣的？”，原告黄旭回答：“宫建只是中间人，通过姜立文的笔录也能证实，姜立文找宫建帮忙买车，宫建说我有一辆他想要的车，该车姜立文也看中了，宫建只是中间人。那40万车款不包括车险，我们双方签了购车合同但没有相关数额”。（二）2018年7月19日姜立文在莱州市公安局夏邱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我想购买一辆二手路虎揽胜越野车，我找到宫建（莱阳市人）让宫建帮忙寻找，过了几天，宫建给我打电话说他表弟手里有一辆，然后我就到了莱阳市看车，当时感觉车还不错，回莱州后我分三次将钱汇给宫建，越野车的总价值是302000元”。（三）（2019）鲁06民终1789号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称“在上述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黄旭和宫建都认可黄旭全权委托宫建出售涉案车辆，宫建在车辆买卖过程中联系了各方当事人，协助办理车辆贷款及索要车款。故姜立文向宫建支付购车款可以视为向黄旭支付购车款。”（四）2019年11月11日，法院询问原告黄旭笔录，黄旭称“宫建就是帮别人卖车，我有个车我对宫建说不喜欢了，我就找宫建说帮卖了，是委托关系，我说30多万买的，修了修花了3万多，我说36万元，多卖了是你的”，“是宫建开车到我家拉我，一起到了烟台车管所后才看到姜立文和王欣。姜立文和王欣当时也没谈到车辆的价格问题，只是说办理完贷款就给我40万元。当时也没有约定假设卖不到40万或低于36万元以及只卖了33万元的情况，以及承不承担违约责任或损失赔偿情况，当时宫建只说百分百的40万元都打给我。”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委托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处理事务的合同。在委托合同中，委托他人处理事务的一方为委托人，为他人处理事务的另一方则为受托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而居间合同中的居间人和委托人的关系基础来之于委托合同。从上述证据（一）至（四）看，原告黄旭在第一次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自认被告宫建仅仅系中间人，让其帮忙出卖，车辆原本价值不够40万元，如果被告宫建多卖，多卖部分给被告宫建。而姜立文在也想购买一辆路虎揽胜的情况下，找到了被告宫建，被告宫建向姜立文说明其表弟即原告黄旭有一辆要出卖，之后原告黄旭亲自与姜立文、王欣见面，并亲自办理车辆过户及参与为买方办理车辆贷款的过程。以上各个事实要件均能够证实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就出卖车辆事宜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而是由被告宫建为原告黄旭提供订立买卖车辆合同的媒介服务，促成原告黄旭与被告姜立文订立合同完成交易服务是双方合同实现的目的。同时姜立文委托被告宫建购买路虎揽胜越野车，被告宫建同时作为买方姜立文居间人，促成其与原告黄旭达成买卖车辆的合同。被告宫建属于同时作为姜立文和原告黄旭的居间人，该事实应予认定。关于姜立文转账给被告宫建的车款192000元，属于被告宫建基于居间人协助收取，符合居间合同中作为居间人协助收取款项的交易习惯。至于（2019）鲁06民终1789号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部分称“在上述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黄旭和宫建都认可黄旭全权委托宫建出售涉案车辆，宫建在车辆买卖过程中联系了各方当事人，协助办理车辆贷款及索要车款。故姜立文向宫建支付购车款可以视为向黄旭支付购车款”，并没有对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形成的合同性质作出具体明确的定性，“全权委托宫建出售涉案车辆”并没有被排除在居间合同中作为委托人黄旭委托宫建出售车辆这一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之外，况且该1789号民事判决书关于被告宫建的接收车款的行为定性为“宫建在车辆买卖过程中联系了各方当事人，协助办理车辆贷款及索要车款”，索要车款只是协助，并未认定为原告黄旭基于委托合同让被告宫建收取车款，被告宫建为王欣办理车贷也属于促成双方交易的协助行为，不属于被告宫建的受委托的事项。故就出卖车辆事宜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形成居间合同关系，原告黄旭主张系委托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法院不予认定。另外，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公民作为居间人的居间行为，法律没有从根本上予以限制或禁止，故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的合同并不具有违法性，法院依法予以认定。关于原告黄旭主张的192000元车款返还及利息，和108000元的损失及利息责任承担问题。原告黄旭主张与被告宫建约定出卖车辆价格为40万元，但法院询问原告黄旭时其陈述买车时33万元，修了修3万元，计36万元，让被告宫建多卖了给宫建。虽然被告宫建在（2018）鲁0682民初5220号案件中陈述向姜立文说明了价格为40万元，这是居间人基于为委托人争取利益，而履行居间行为向合同相对方介绍交易情况的应尽义务，并不构成原告黄旭与被告宫建之间的特别约定，况且原告黄旭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与被告宫建有该特别约定，以及达不到40万元价格被告宫建构成违约责任和应当损害赔偿责任。基于居间合同的性质和本案促成买卖的实际情况，促成原告黄旭与姜立文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后，原告黄旭亲自参与了买方看车、车辆过户、车辆抵押等合同关键环节，对于姜立文的买车行为以及姜立文指定过户给的王欣和办理车辆抵押时间原告黄旭都亲自参与和在场，视为对姜立文及王欣信息和履约能力知道或应当知道；对于车辆价款及履行、合同风险等重要环节，都由原告黄旭亲自商谈和作为，故上述车辆价款履行不能的风险应由原告黄旭自行承担。原告黄旭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告宫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或提供虚假信息损害其利益，故不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原告黄旭要求被告宫建承担赔偿108000元损失及利息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因（2019）鲁06民终1789号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宫建协助收取了原告黄旭192000元，被告宫建应当及时返还，不返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黄旭要求被告宫建返还192000元，于法有据，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黄旭要求被告宫建承担从2018年2月11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的利息，其中计算区间，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但其要求的利息计算标准，应当参照2019年8月20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及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进行计算。针对焦点二，关于被告梁玉倩在本案中是否应与被告宫建共同承担责任。原告黄旭主张，被告宫建收取姜立文的车款后将款项转给了被告梁玉倩，故被告梁玉倩应当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被告宫建称，转账192000元并不是姜立文转给被告梁玉倩的，而是姜立文转给被告宫建，被告宫建再转给被告梁玉倩的，在买卖该车辆之前被告宫建和姜立文之间就有业务关系。被告梁玉倩不应承担责任。法院认为，从被告宫建提供的自己名下微信转账记录，以及庭审过程中的陈述，能够证实被告宫建常年经营活动所来往的资金在收到后，多在当日或次日转给被告梁玉倩，被告梁玉倩对被告宫建的经营行为系明知的，经营往来资金由二人共同管理和使用。其中涉及被告宫建协助原告黄旭代收的款项系发生在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宫建在收取到姜立文交付的车款后，又将车款全部转付到被告梁玉倩的名下，其中2018年2月7日姜立文转账给被告宫建57000元，被告宫建又转付给被告梁玉倩，同日被告梁玉倩向姜立文转账57000元，能够证实被告梁玉倩对被告宫建的经营往来资金有共同管理、支配、使用权，故本案被告宫建应返还的案涉车款及承担的利息应当认定为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由两被告共同偿还。因此，原告黄旭要求被告梁玉倩与被告宫建共同承担责任，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等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3月27日判决：一、被告宫建、梁玉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返还原告黄旭车款192000元，并支付以192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9年8月20日前最后一次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以192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8月20日起至该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标准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黄旭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黄旭负担1044元，被告宫建、梁玉倩共同负担1856元；保全申请费2020元，由被告宫建、梁玉倩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宫建提交中国工商银行东平支行2018年2月5日出具的声明，用以证实中国工商银行委托宫建到烟台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抵押业务；提交黄旭与宫建2018年7月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实其办理业务时黄旭也参与过，黄旭提到让宫建找证据证明车是40万买到的；提交署名王欣的2018年1月24日服务合同、2018年2月10日车辆交接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宫建只受王欣委托贷款购车业务，并没有受黄旭委托从事卖车业务。黄旭质证称，工商银行委托书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明效力，从内容看，工商银行系授权给宫建个人办理业务，并不能说明宫建系银行员工，并不能说明系宫建主张的公司（工商银行）行为，与本案无关；微信聊天记录，能证实宫建认可接受黄旭委托出卖黄旭所有的路虎车，且当时双方约定的价款为40万元，还能证实宫建没有将卖车款交付给黄旭；王欣2018年1月24日出具的服务合同、2018年2月10日出具的车辆交接证明，能证明宫建接受黄旭与姜立文（王欣顶姜立文名购车）的委托，代双方办理车辆买卖业务，约定车辆购车款是40万元。虽然王欣出具了这两份材料，但并不能证实王欣是实际购车人，结合莱州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及另案一审二审判决的认定，足以认定王欣系顶名姜立文买车人，该路虎车实际购车人为姜立文，因姜立文无法办理贷款业务，王欣顶名购买该案路虎车，该事实已经莱州市公安局笔录（（2018）鲁0682民初5220号卷宗中公安局对姜立文询问笔录第3页）证实。宫建主张，（2018）鲁0682民初5220号判决认定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案中黄旭也说过宫建是中间人，姜立文也说过宫建是中间人；宫建认可姜立文通过银行账户转款19.2万，但宫建收取姜立文的192000元是因为之前与姜立文有业务；涉案路虎车真正购买人是王欣；梁玉倩与本案无关。黄旭称，涉案路虎车真正购买人是姜立文，车贷出款后由宫建将贷款交给黄旭；姜立文在公安局讯问笔录中称给了宫建10万元现金，转账给宫建19.2万元，都是用来买路虎车的钱，姜立文说宫建告诉他车的转让款就是这么多，当时宫建对黄旭说他来办贷款，贷款下来后钱就给黄旭，银行和姜立文黄旭都不熟悉，宫建当时承诺车款由他负责给我；另案判决已经生效，被上诉人为了追要车款，才起诉宫建，另案中法院明确认定宫建收取本案路虎车涉案款19.2万元，付款人为姜立文，不论黄旭和宫建什么关系，这个钱宫建应给被上诉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梁玉倩应当承担本案连带责任。宫建不认可黄旭陈述，称按照银行流程，银行贷款下来的钱不会给宫建。经查阅（2018）鲁0682民初5220案卷宗。2018年7月19日姜立文在莱州市公安局夏邱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2017年1月份，我想购买一辆二手路虎揽胜越野车，我找到宫建（莱阳市人）让宫建帮忙寻找，过了几天，宫建给我打电话说他表弟手里有一辆，然后我就到了莱阳市看车，当时感觉车还不错，回莱州后我分三次将钱汇给宫建，超野车的总价值是302000元……我总共付给宫建292000元车款”。2018年7月20日宫建在莱州市公安局夏邱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我给黄旭卖车是个人行为，……，但我给买车的人……办理抵押贷款……是以公司的名义办理的……后来银行来人核对信息时才发现信息是假的，我才知道……这辆路虎越野车的购车款一分未付”。2018年7月19日，王欣在莱州市公安局夏邱派出所接受询问，警察问王欣，既然不知道那个女的是谁，为何让她以其妻子的名义办理贷款而且用其妻的身份证，王欣陈述：“因为和姜立文是朋友关系，他让我干我就干了……（车）在姜立文那里”。另查明，2020年4月23日本院（2020）鲁06民申18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宫建未提供证据证实姜立文转账的涉案192000元系其他业务往来，驳回宫建的再审申请。2020年8月4日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烟检民监[2020]37060000036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不支持宫建的监督申请。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是，应否支持宫建的上诉请求。（2018）鲁0682民初5220号、（2019）鲁06民终1789号案中，法院根据黄旭、王欣、宫建、姜立文在莱州市公安局夏邱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庭审陈述、姜立文转账给宫建的银行交易记录等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了认定，（2020）鲁06民申18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宫建未提供证据证实姜立文转账的涉案192000元系其他业务往来，驳回宫建的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宫建在本案一审及二审中，以及在（2018）鲁0682民初5220号、（2019）鲁06民终1789号案中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主张，也与其他证据尤其是姜立文的银行转账记录、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不符。一审判决认定宫建收取的192000元系姜立文的购车款，判令宫建返还黄旭，合法有据。宫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其给黄旭卖车系个人行为，宫建现主张系公司职务行为，既与其自认不符，也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梁玉倩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判决已经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并作出说明，本院予以支持，不再赘述。本案不符合延期审理的情形，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12元，由上诉人宫建、梁玉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