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5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被告）：姚青松，男，198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固始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青江，北京旭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告）：北京元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72号院A座25层2907号。法定代表人：刘浩然，经理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苗彩凤，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吝安琪，北京市亚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姚青松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元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5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新的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姚青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姚青松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存在两处事实查明错误。一是元新公司没有全额支付姚青松2019年8月工资，尚欠应当现金支付的15650元；二是姚青松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姚青松的回复是“这就打印”“忙忘了”，一审判决合并为“这就打印，忙忘了”会产生歧义。2.一审法院认定姚青松已经实际履行了提供劳动合同给劳动者签订的义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姚青松阅读劳动合同模版后，就工资的约定数额向元新公司人力资源李某提出了质疑，故当日未签成劳动合同，后姚青松一直未再签。3.一审法院对元新公司主张姚青松负责衡水分公司人事工作以及管理公章之事实未予查明。4.姚青松就加班事实已经举证，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元新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姚青松与元新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元新公司，双方就工资报酬沟通后，姚青松只针对劳动合同第8、9页续签页问是否填写，对于劳动合同其他内容没有争议。姚青松系衡水分公司负责人，负责衡水分公司人事、业务运营工作。姚青松在衡水工作期间的居住地与办公场所较近，往返方便，打卡时间不能等同于工作时间，不能认定为加班。姚青松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元新公司支付：1.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周六加班工资60000元；2.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平日延时加班工资25000元。元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元新公司无需支付姚青松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137.93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姚青松于2019年5月13日入职元新公司，入职后被派往衡水出差，月工资税前22000元；姚青松工作至2019年9月10日，此后再未工作，元新公司支付其工资至2019年8月。姚青松主张元新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向其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元新公司则主张姚青松系衡水分公司负责人，负责衡水分公司人事工作，且公司已经将劳动合同文本发送给姚青松，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公司。元新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元新公司人事主管李某与姚青松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5月17日李某将“劳动合同-姚青松”及“（模板）保密协议”通过微信发送给姚青松，李某说“各打印两份出来，你在那边签一下，社保、公积金公司这边先统一按照4500元标准上，7月份可能会调整”。姚青松回“合同金额也是按这个标准吗”，李某说“你方便接电话吗”，姚青松回“可以”，李某说“我电话给你说”。同日，姚青松问“合同8、9页不用填吧”，李某答“这个不用，以后续签或者有变更的时候才用得到，公积金、社保已增员”。2019年6月12日李某将“劳动合同-张某”及“（模板）保密协议”发送给姚青松，说“青松，张某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各打印一式两份，让她签一下哈”，姚青松回复“收到”；6月13日李某问“青松，张某的合同签了吗”，姚青松回复“这就打印”。姚青松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主张其虽收到了李某发送的劳动合同，但因对其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低于其实际工资故没有签订。二、人事任命书及会议纪要。人事任命书载明2019年5月14日元新公司任命姚青松为“技术总监（暂代），负责产品部、研发部工作，外派期间同时分管衡水公司人事、业务运营工作”。会议纪要载明2019年5月14日会议主要内容包括“宣布姚青松为技术总监，负责产研部相关工作及衡水业务”。姚青松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三、李某的证人证言，李某出庭作证陈述：“我是2019年5月13日入职元新公司的，担任人事主管、总经理助理职务；5月17日我曾经将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发给姚青松让其签字，因为公司的合同章和公章都在衡水，问过王总后，在北京入职外派至衡水的员工，姚青松可以给劳动合同盖章；在把合同文本发给姚青松后，我曾给他打电话沟通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的问题，告知其劳动合同中的工资是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也按此缴纳，姚青松也表示同意”。姚青松主张证人的陈述可以印证其曾就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提出过异议，对证人的其他陈述不予认可。姚青松主张其并不负责劳动合同签订，亦不负责保管公司公章，并就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凡高教育”微信群聊天记录，其中载明姚青松在微信群中名称为“姚青松-后端”，据此主张其仅负责后端工作，并不分管人事。二、姚青松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6月13日李某问“青松，张某的合同签了吗”，姚青松回复“这就打印，忙忘了”，李某说“没事没事，本来也是麻烦你帮忙的”。姚青松据此主张其并不负责劳动合同签订。三、《工资发放证明》，载明“姚青松……月薪22150元，含设备补助150元，每月工资是以打卡和现金两部分形式发放，公司账户转账6500元，避税工资现金15650元，特此证明”，证明右下方加盖有元新公司公章，姚青松主张该证明系因其对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资标准有顾虑才要求公司出具的。元新公司对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工资发放证明》的真实性，主张姚青松可以拿到公章，其并未要求公司出具过该证明。姚青松主张其工作期间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及休息日加班，并提交了钉钉考勤记录为证。钉钉考勤记录中显示有姚青松的上下班打卡时间，其中有部分工作日上下班打卡时间间隔超过8小时，且有周六进行上下班打卡的情况；钉钉考勤记录中“加班”一栏为未显示有相关数据。元新公司认可钉钉考勤记录的真实性，但主张姚青松在衡水工作期间住在公司为其租赁的宿舍，其经常去公司，故打卡时间并不能等同姚青松提供劳动的时间；另根据公司制度，加班需要申请，但姚青松并未向公司提出过加班申请，钉钉考勤记录中加班一栏也未显示有其加班的情况。姚青松认可在衡水工作期间住在公司为其租赁的住址，走路到公司约需10分钟。姚青松以要求确认与元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元新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周六加班工资、平时延时加班工资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20032号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元新公司与姚青松在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9月1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劳动关系存续；二、元新公司支付姚青松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137.93元；三、驳回姚青松的其他仲裁请求。姚青松与元新公司均不服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姚青松起诉在先。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本案中，双方均认可最终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对未签订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在案证据，元新公司曾在姚青松入职当月向姚青松提供了劳动合同给其签订，姚青松亦认可收到了公司发送的劳动合同文本，但主张因为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低于其实际工资标准，故而没有签订。但根据李某与姚青松的微信聊天记录，姚青松在询问李某合同金额是否也按照4500元时，李某表示与其电话沟通，李某亦出庭陈述其与姚青松通话解释合同约定的工资为基本工资，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基数，且结合当日随后的微信记录，姚青松仍在询问合同的具体签订事宜，均未体现出姚青松以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为由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因此，虽然元新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与实际工资标准不符确有不当，但元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一方实际已经履行了提供劳动合同给劳动者签订的义务，且根据姚青松提交的《工资发放证明》，其自认元新公司并未实际降低其工资标准，姚青松亦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曾以此为由向元新公司明确提出拒签，故其主张元新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元新公司无需向姚青松支付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137.93元。关于加班工资，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姚青松主张其存在平日延时及休息日加班，但其提交的钉钉考勤记录仅能反映出其上下班打卡的时间，结合姚青松在衡水工作期间的居住地与办公场所较近，往返较为便利，在姚青松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加班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仅凭其提交的钉钉打卡记录不足以证明其存在加班事实，故法院对其要求元新公司支付平日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费的请求不予支持。本案于2020年3月13日开庭进行审理、法庭辩论终结，且经释明，元新公司与姚青松均表示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截止时间为开庭之日，故法院仅就2020年3月13日之前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情况进行审查。鉴于姚青松与元新公司均同意仲裁裁决第一项，法院依法确认元新科公司与姚青松于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北京元新科技有限公司与姚青松于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元新科技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姚青松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8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6137.93元；三、驳回姚青松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除元新公司是否支付姚青松工资至2019年8月，以及姚青松于2019年6月13日回复李某的微信内容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9年6月13日姚青松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某问“青松，张某的合同签了吗”，姚青松回复“这就打印”，李某说“好嘞”，姚青松回复“忙忘了”，李某说“没事没事，本来也是麻烦你帮忙的”。对于姚青松是否负责衡水分公司人事工作以及是否保管公章一事，一审法院对元新公司所持主张并未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元新公司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姚青松负责衡水分公司人事工作以及保管元新公司的公章。元新公司在二审中认可未足额支付姚青松2019年8月工资。关于姚青松与李某电话沟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姚青松在二审中称“电话中我说了工资是不一样的，你给我开收入证明”。本院认为，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元新公司与姚青松均认可双方最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对未签订的原因各执一词。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元新公司曾在姚青松入职当月提供了书面劳动合同并要求姚青松签订，姚青松收到了元新公司发送的劳动合同文本。姚青松主张因为元新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中约定的工资标准低于其实际工资标准，故而没有签订。但根据姚青松与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姚青松在询问李某合同金额是否也按照4500元后，双方就此进行了电话沟通。李某亦出庭陈述其与姚青松通话解释合同约定的工资为基本工资，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基数。姚青松称其电话中要求元新公司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实际工资标准。在双方电话沟通之后，姚青松在微信中又继续询问合同的具体签订事宜。从上述沟通过程可以看出，姚青松当时没有因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与实际工资不符而拒绝签订劳动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之后姚青松也得到了关于其实际工资标准的书面确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后认定元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履行了提供劳动合同给劳动者签订的义务，姚青松未曾向元新公司明确提出过拒签，进而驳回姚青松要求元新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该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加班工资，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姚青松主张其存在平日延时及休息日加班，但其提交的钉钉考勤记录仅能反映出其上下班打卡的时间，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加班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上述钉钉打卡记录不足以证明姚青松存在加班事实。因此，姚青松要求元新公司支付平日延时及休息日加班费，该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鉴于元新公司与姚青松在一审中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2020年3月13日，本院仅就2020年3月13日之前双方劳动关系的存续情况进行审查。一审法院确认元新科公司与姚青松于2019年5月13日至2020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姚青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姚青松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单国钧审 判 员 刘 芳审 判 员 姚 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高天琪书 记 员 梁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