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湘03行赔终1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炳文，男，1952年8年3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男，197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系上诉人周炳文之子。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利，女，197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系上诉人周炳文之女。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银，女，197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湘潭市人，住湘潭市雨湖区。系上诉人**之妻。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志伟，湖南湘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原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桔园路85号。法定代表人龙江，局长。委托代理人罗彪，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子顺，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建城路47号。法定代表人陈广，所长。委托代理人戴毅，该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邓梁，湘潭市雨湖区弘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建城路47号。法定代表人王律，主任。委托代理人唐溪婕。委托代理人李启昊，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炳文、**、周利因与上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雨湖区执法局）原审第三人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以下简称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湘潭市雨湖区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雨湖区优居中心）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刘玉兰与原告周炳文系夫妻，二人生有一儿一女分别为原告**与周利，2017年5月24日，刘玉兰去世时父母均不在世。刘玉兰于1998年在湘潭市雨湖区万楼街道（原护潭乡）繁城村民强组建有私房一栋，并于2005年12月23日经土地登记审批办理了潭国用（2005）字第130113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土地登记卡，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刘玉兰；坐落雨湖区护潭乡繁城村民强组；地类（用途）为城镇单一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122.2㎡，其中独用面积为122.2㎡”，另该土地登记卡载明：“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占地面积122.22㎡；建筑物类型为楼房（砖3）”等内容。2016年2月1日，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将刘玉兰的涉案房屋第三、四层予以强制拆除。2016年2月16日，刘玉兰不服该强制拆除行为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2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15日开庭审理。2016年3月25日，因涉案房屋面临征收，原告**作为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就涉案房屋与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签订了《湘潭市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被收购房屋建筑面积487.96㎡，其中住宅用房226.1㎡（包含一层、二层混合结构房屋），其他房屋261.98㎡（包括112.8㎡第三层砖混结构房屋、12.38㎡混合结构炮台、7.94㎡混合结构过道以及37.2㎡砖木结构杂物间和91.54㎡砖木结构主屋第四层加层）；被收购房屋补偿金额为1193222元（其中：一、二层住宅用房226.1㎡补偿金额873424元，12.38㎡炮台补偿金额47823元，7.94㎡过道补偿金额30672元，112.8㎡第三层房屋补偿金额169200元，37.2㎡杂物间补偿金额44640元，91.54㎡主屋第四层加层补偿金额27462元），被收购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169045元（包含装修装饰、有线电视移装、电话机移装、空调机移装、热水器移装、多媒体、水电开户以及其他各项户外设施等补偿项目），各项奖励补助金420896元，相关遗留问题作个案处理增补100694元，被收购房屋补偿款总计1880000元”。该协议签订后，刘玉兰于2016年3月27日将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等移交给湘潭市雨湖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管理办公室。2016年3月29日，原告**领取了上述征收补偿款。2016年7月22日，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将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的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由于双方均未上诉，故该行政判决已生效。2017年5月24日，刘玉兰去世。2018年5月2日，三原告向被告邮寄了《国家赔偿申请书》。次日，被告收到该申请书，但至今未予以书面答复，三原告于2018年8月28日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审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伤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三原告系涉案被拆除房屋原权利人刘玉兰的继承人，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302行初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拆除房屋行为违法，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系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其强制拆除行为给三原告造成的各项财产损失应予以赔偿。由于涉案房屋位于征收拆迁范围内且已经被拆除，物品财产因存放时间长，保管不善，不具备使用价值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赔偿方式以支付赔偿金为宜。且根据全面赔偿责任原则，应保障原告因侵权获得的行政赔偿不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原告因征收应获得的补偿利益，属于其受到的直接损失。关于本案赔偿项目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2016年3月25日，原告**作为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与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签订了《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协议签订后，**代刘玉兰领取了188万的补偿款。该《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系刘玉兰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约定12.38㎡炮台补偿金额47823元，7.94㎡过道补偿金额30672元，112.8㎡第三层房屋补偿金额169200元，37.2㎡杂物补偿金额44640元，91.54㎡主屋第四层加层补偿金额27462元，被收购房屋装修装饰、附属设施及其他补偿金额为169045元（包含装修装饰、有线电视移装、电话机移装、空调机移装、热水器移装、多媒体、水电开户以及其他各项户外设施等补偿项目。）因此，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的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造成的房屋主体损失，已经由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进行了补偿，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无需对刘玉兰涉案房屋第三、四层房屋主体进行二次补偿。对三原告提出要求被告雨湖区执法局赔偿房屋灭失损失169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关于房屋内装饰、物品的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协议已对房屋装修装饰进行了补偿，但协议未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补偿，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对强拆导致的刘玉兰的物品损失进行赔偿。因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对拆除房屋时的状况仅提交了两张现场照片，未能提交当时屋内物品情况的视频资料及清点移交清册等证据，故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对三原告主张的财物损失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涉案建筑第三、四层的物品损失，三原告也未提供物品损失清单及相应凭据，根据湘潭市市区的一般生活水平，该院酌情认定物品损失赔偿金额为2万元。综上，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应赔偿原告周炳文、**、周利物品损失2万元，对三原告要求赔偿装饰、物品损失26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部分予以支持。被告雨湖区执法局关于三原告实际损失已由征收部门实际弥补，被告雨湖区执法局无需承担二次赔偿责任的辩解意见，该院部分予以采信。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关于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没有对刘玉兰的房屋第三、四层进行拆除，本案拆除的主体为被告雨湖区执法局，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对三原告予以赔偿的述称意见，该院予以采信。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关于第三人雨湖区优居中心不是国家赔偿义务主体的述称意见，予以采信。据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雨湖区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周炳文、**、周利涉案房屋三、四层物品损失2万元。二、驳回原告周炳文、**、周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周炳文、**、周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被拆除房屋已经补偿的事实错误，补偿协议中的第三、四层系按照拆除毁损后的残余状况作价，与一、二层价格相差悬殊，且不包括三、四层的装修损失。二、一审判决认定的物品赔偿的金额明显低于实际情况，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三、涉案房屋的第三、四层系合法建筑，雨湖区执法局及其他部门都未作出任何行政行为确认三、四层系违法建筑，而湘潭市城乡规划局依据《湘潭市城乡总体规划（2010-2020年）》来确定涉案房屋在城市规划区内，显然依据不足，其复函不能作为认定违法建筑的依据。但雨湖区执法局却以违法建筑为由将其拆除、毁损。即使雨湖区征收事务所收购协议包含了第三、四层房屋的补偿，也只会按照雨湖区执法局的理由即违法建筑确定上诉人的损失，故三、四层按照合法建筑应得补偿款与实际支付的差额，是上诉人的损失。四、涉案房屋即使是违法建筑，法定部门也可要求上诉人自行拆除，故自行拆除可得奖励亦属于上诉人的损失，应由雨湖区执法局赔偿。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权利人刘玉兰已通过签订《湘潭市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的方式，将涉案房屋三、四层财产权利进行了有效处分，另三上诉人主体不适格，无权申请行政赔偿。二、强制拆除过程并不存在物品损失，且原权利人刘玉兰已在《湘潭市土地上房屋收购补偿协议书》中对于物品补偿与第三人达成合意，另三上诉人无权主张二次赔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另三上诉人的起诉或全部诉讼请求。原审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雨湖区优居中心陈述意见称，一、本案所确认的行政违法主体不是两原审第三人，其从未参与对上诉人周炳文、**、周利房屋的拆除，不是国家赔偿的义务主体。二、上诉人周炳文、**、周利已签订房屋收购补偿协议，已按照协议的约定支付了房屋补偿款项，该协议对没有办理权证的房屋进行了计价和补偿，且上诉人周炳文、**、周利已实际领取该笔款项，现要求进行赔偿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三上诉人的上诉。经本院二审阅卷、调查并询问当事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1月28日，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对刘玉兰作出潭雨行限拆告字（2016）第1303003号《限期拆除告知书》，要求刘玉兰拆除涉案房屋。同年1月30日，刘玉兰向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申请听证。同年2月1日，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将刘玉兰房屋的第三、四层拆除。再查明，上诉人**在本院二审谈话中陈述其第三层房屋用于居住，有各种家具、电器，四层房屋用于养鸡，堆放一些杂物，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还查明，上诉人周炳文、**、周利于2018年8月28日以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为被告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8）湘0302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上诉人周炳文、**、周利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周炳文、**、周利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湘03行赔终12号行政赔偿裁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遗漏当事人为由，撤销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2018）湘0302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指令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涉案被拆除房屋的原权利人为刘玉兰，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强制拆除涉案房屋三、四层行为违法的行政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故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系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上诉人周炳文、**、周利系原权利人刘玉兰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在其损失范围内予以赔偿。二、关于涉案房屋三、四层主体及装修装饰损失问题。上诉人**作为其母亲刘玉兰的委托代理人与原审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签订了《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系刘玉兰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亦代为领取了全部补偿款。因该协议已对涉案房屋第三、四层的主体及装修装饰进行了补偿，上诉人周炳文、周利、**不能再次要求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对涉案房屋第三、四层房屋主体及装修装饰进行二次补偿。故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周炳文、周利、**要求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赔偿房屋三、四层主体及装修装饰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室内物品损失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刘玉兰与原审第三人雨湖区征收事务所签订的《湘潭市国有土地收购补偿协议书》未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补偿，故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应对强拆导致的刘玉兰的室内物品损失进行赔偿。上诉人周炳文、**、周利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三、四层房屋物品存放情况，其初步举证责任尚未完成，但该举证不能是由于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在实施强制拆除时违反法定程序，未制作现场笔录、未对财产进行清理、登记并交付给上诉人周炳文、**、周利的原因导致的，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亦未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周炳文、**、周利三、四层房屋的财产情况。就该部分损失，因上诉人周炳文、**、周利自述第三层房屋用于日常居住，有家具、家电，第四层用于养鸡，存放杂物，本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结合房屋面积，湘潭市一般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损失金额为60000元。原审判决酌情认定室内物品损失20000元过低，本院予以调整。综上，上诉人周炳文、**、周利的上述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上诉人雨湖区执法局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室内物品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2020）湘0304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判决；二、上诉人湘潭市雨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赔偿上诉人周炳文、**、周利涉案房屋三、四层的室内物品损失60000元；三、驳回上诉人周炳文、**、周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泽湘审 判 员  何 翔审 判 员  田 晴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陈书经代理书记员  邹玉蓉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