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53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开琼，女，1966年3月2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冬煊，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志，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鹏，男，1997年8月18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冬煊，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志，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莉旋，女，1990年8月27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冬煊，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明志，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星沣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兴街-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64419127L。法定代表人：范惠新，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爽，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圣峰，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因与被上诉人大连星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沣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6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共同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依法查明事实并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已经选择报警寻求国家保护，不存在胁迫。被上诉人阐述签订《死亡赔偿协议》是因为方开琼、蒋鹏爬上塔吊以被上诉人名誉及自己生命相要挟，被上诉人无奈答应了赔偿事宜。但被上诉人已经报警请求了国家保护，其权利在此刻不再受到威胁，不论蓝鲨部队还是消防警察都有能力阻止胁迫行为的持续发生，因此被上诉人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被胁迫签订《死亡赔偿协议》的动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协议，应当作为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流露。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死亡赔偿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缺乏事实依据。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带领40多人来到施工现场不属实。本次事件的现场人员组成包括被上诉人、蓝鲨部队、消防警察、上诉人、其他工作人员和群众。除了上诉人以外，其他人员均是与被上诉人有关。被上诉人在此事件中没有处于弱势地位,没有陷入被胁迫的境地。二、被上诉人应当明确《死亡赔偿协议书》哪些内容属于被胁迫，并举证。《死亡赔偿协议书》第一款之前的内容，为一般叙述性条款，没有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是对《死亡赔偿协议书》的订立背景、固定的基础事实进行阐述。一般叙述性条款若也是被上诉人要求撤销的事项，应当举证证明。鉴于条款是被上诉人自行书写，而内容就是对蒋裕明事件的一种认可。此一般叙述性条款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违背被上诉人的真实意义表示，不应当撤销。三、《死亡赔偿协议书》双方主体资格准确。被上诉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对外承担责任，符合《合同法》对于主体资格的要求。上诉人均为自然人，均可以对外承担责任，也符合《合同法》对主体资格的要求。本案不是劳动争议、工伤赔偿纠纷，而是合同纠纷项下的撤销权纠纷，撤销理由是被上诉人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是被胁迫。对于效力的认定包括《死亡赔偿协议书》内容是否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条款或者是否存在《合同法》有关撤销事由的出现。蒋裕明的死亡是否应当进行工伤赔偿不是本案争讼事项，蒋裕明与用人单位或者用工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应当是本案审理的事项。订立合同的双方之间当事人是否存在受胁迫的情况，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被上诉人与大连星沣建设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的关系，被上诉人出面解决此事符合一般的逻辑方式，应当视为对蒋裕明事件承担责任的一种追认。被上诉人主张蒋裕明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被上诉人为什么在2019年3月22日出现在施工现场并作为本次事件的负责人出面与上诉人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只有被上诉人也认为当时的现场只有被上诉人有权利有资格与上诉人协商此事，才会以其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四、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被上诉人没有证据向法庭出示，上诉人采用何种形式一定要被上诉人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蒋裕明的死亡最终是否会通过司法程序索要赔偿，并不是被上诉人起诉的诉讼请求所要保护的权利。被上诉人起诉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诉人不应当向被上诉人主张蒋裕明的死亡赔偿。本案是合同纠纷，受《合同法》所调整。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星沣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要答辩意见：第一，在程序上上诉人上诉主体错乱，请求贵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中三上诉人均为被告，三被告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然而上诉时三人却书写两份上诉状，形成两个上诉案件，并把对方均列为原审被告，使二审程序主体错乱，无法在判决书中予以列明，请求贵院在程序上予以驳回。第二，被上诉人受胁迫所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按照事实非常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在违背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死亡赔偿协议》。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出具了当时协商以至于后来上诉人攀爬塔吊的资料，整个谈判均有视频资料，包括上诉人纠集40余人到施工现场扰乱秩序，破坏设备设施，导致被上诉人无法继续施工。在谈判中上诉人已攀爬塔吊，给被上诉人企业名誉造成损害，上诉人以生命相威胁，显然其行为已超出了平等主体之间真实表示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界限。因此上述行为并不能体现出其存在善意的平等的协商，该过程是不平等的，并且其胁迫的后果是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的意愿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对于上诉人所称《死亡赔偿协议书》中鉴于条款不应被撤销的问题，实际上《死亡赔偿协议书》中所有的内容并且其主要权利义务集中体现在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80万元这一重要的结论上，至于为此结论前期所为的一般性陈述均是为80万元所做的铺垫，结果不存在，原因当然也不应该存在。所以违背被上诉人一方真实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没有真正客观真实地反映被上诉人一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获得支持。并且从文义上看《死亡赔偿协议书》中也无法鉴别哪些是鉴于条款。死亡赔偿协议主体亦不明确，在适用法律上，一审判决适用民法总则第150条完全正确，法律依据充分，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维持。第三，上诉人蒋鹏所攀爬的位置是被上诉人的工地，其攀爬时间在中午，而该事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早已告结，并且在被上诉人工作室内谈判。因为没有结果，上诉人纠结的20余人以及上诉人的40人、开始爬塔吊，在这种情况下才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经过10余个小时，应当属于胁迫。被上诉人与死者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被上诉人没有赔偿上诉人的义务。上诉人已经向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并且工伤认定的主体也不是被上诉人，而是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因此，被上诉人没有赔偿上诉人的义务。星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星沣公司与方开琼、蒋鹏、蒋莉旋于2019年3月22日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2日，星沣公司与案外人大连一方生态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星沣公司承包大连国际生态卫星城E-3地块项目的施工。合同签订后，星沣公司将该工程交于其独资子公司—大连星沣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大连星沣建设有限公司又将该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双方于2018年6月25日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有合法的劳务分包资质。2019年3月12日，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合同甲方）与死者蒋裕明（合同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用工单位安排乙方在建筑岗位从事木工工作，地点在大连，合同期限自2019年3月12日至2021年3月11日。2019年3月20日午后，务工人员蒋裕明在案涉大连国际生态卫星城E-3地块项目工地宿舍内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救治医院注明的死亡原因为“心肌梗死？”蒋裕明去世后，方开琼、蒋鹏、蒋莉旋于2019年3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召集多人到案涉工地要求解决善后事宜，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死者一方到场人员翻越围挡进入工地、强行拉下正在施工中的工地配电箱中的电源控制开关等行为。蒋鹏于2019年3月22日自行登上案涉工地塔吊高处要求解决问题，在接到报警求助电话后公安、消防部门到现场应急救援，直至当日晚11时许在星沣公司同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蒋鹏从塔吊上下来。此后，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分别以死者蒋裕明的配偶、儿子、女儿的身份与星沣公司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就死者蒋裕明的善后事宜达成星沣公司支付给方开琼、蒋鹏、蒋莉旋80万元的协议，协议中确认该款项包括：丧葬补助费、一次性赔偿死亡补助金、供养亲属的赡养金、国家规定的其他费用、其他赔偿即甲方本着人道主义及其相关规定给予乙方的相应补偿。一审法院认为，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案涉证据可以认定死者蒋裕明与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鉴于该公司具有合法的建筑劳务分包资质，该《劳动合同书》合法有效，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系合法的用工主体。至于死者蒋裕明是否属于因公死亡，其本人及其亲属应享有哪些后续权益，均应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认定、确认。本案中，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在死者蒋裕明于2019年3月20日因病在工地去世后，到案涉工地了解情况并要求解决善后事宜本无可厚非，但依法维权应有理有节，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及其召集的人员在后续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强行拉下正在施工中的工地配电箱中的电源控制开关、蒋鹏于2019年3月22日登上案涉工地塔吊高处直至星沣公司答应签订赔偿协议的过激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制社会所能够容许的合法界限，其方法手段特别是以自己的生明（笔误，应为“生命”）为代价要求施工方予以赔偿的行为既缺乏理性，也使得正常的工地生产秩序无法保持、企业声誉受损，在此情况下，星沣公司以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换取工地恢复秩序和蒋鹏的生命危险境遇（走下塔吊）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何况星沣公司的劳务分包行为有合法的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证据可以认定星沣公司是在受胁迫的情形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因此星沣公司请求撤销星沣公司与方开琼、蒋鹏、蒋莉旋于2019年3月22日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星沣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告大连星沣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方开琼、蒋鹏、蒋莉旋于2019年3月22日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方开琼、蒋鹏、蒋莉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除“大连志成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有合法的劳务分包资质”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外，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补充查明，2019年3月22日中午，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方开琼方召集多人与星沣公司人员在星沣公司处协商。期间，方开琼曾头裹白布，其同行人员将烧纸摆至桌面。本院认为，在蒋裕明去世后，方开琼、蒋鹏、蒋莉旋连续两天召集多人到案涉工地施工现场及星沣公司处，期间，方开琼在星沣公司处头裹白布、其同行人员将烧纸摆至桌面，方开琼、蒋鹏、蒋莉旋方强行拉下配电箱中的电源控制开关，蒋鹏甚至不顾劝阻登上工地塔吊高处直至当晚11时许在星沣公司同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才从塔吊上下来。方开琼、蒋鹏、蒋莉旋方的上述行为以给自身生命健康以及星沣公司名誉、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损害为要挟，其具有胁迫的故意、实施了不被法律所允许的胁迫行为，该行为迫使星沣公司陷于恐惧，并因此而签订案涉《死亡赔偿协议书》。因此，星沣公司主张在受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该协议书、请求撤销案涉《死亡赔偿协议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支持其请求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方开琼、蒋鹏、蒋莉旋以星沣公司已报警寻求国家保护为由主张不存在胁迫，但是即使在公安、消防部门到现场的情况下，蒋鹏也并未立即下塔，而是在星沣公司同意签订协议的情况下才下塔。可见，该胁迫行为并未因国家机关的介入而停止，并持续至星沣公司签订协议。因此，本院对方开琼、蒋鹏、蒋莉旋该意见不予采纳。对方开琼、蒋鹏、蒋莉旋提出的一般叙述条款不应被撤销的意见，由于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确定赔偿数额事宜，作为一个完整的合同文本均属在胁迫行为下签订，应全部撤销。因此，本院对方开琼、蒋鹏、蒋莉旋的该意见亦不予采纳。另外，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蒋裕明与星沣公司或者其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相关公司是否具有合法的劳务分包资质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一审法院予以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方开琼、蒋鹏、蒋莉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方开琼、蒋鹏、蒋莉旋已预付），由方开琼、蒋鹏、蒋莉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毕春燕审判员  王家永审判员  阎 妍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