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终11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江场三路228号408室。 法定代表人：陈凤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相升，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举，山东齐鲁(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森逸国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峄山路717号。 法定代表人：金明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鑫岳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孟家沟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曹春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闯，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岭，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明锺，男，韩国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姜进，男，韩国国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原审第三人：青岛力勃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上海路34号一段三层B区6-3。 法定代表人：李登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超，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青岛森逸国际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逸公司）、徐州市鑫岳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及原审第三人青岛力勃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勃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0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仲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相升、宋举，被上诉人鑫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延岭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森逸公司、金明锺、姜进及原审第三人力勃公司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仲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仲利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性质是借款合同而非买卖合同错误，认定证据不足，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015年1月19日，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签订编号为CC15010019CCX-1《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购买锌锭再出售给森逸公司，总价款为150万元，由力勃公司在森逸公司指定的地点进行交货，森逸公司验收并出具证明后仲利公司支付货款，合同还详细约定了买卖标的物锌锭的规格型号及数量、验收条款及违约责任等。同日，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签订编号为CC15010019CCX的《买卖合同》，约定森逸公司向仲利公司购买锌锭，总价款1789800元，付款方式为分期支付，锌锭由力勃公司交付给森逸公司，合同也约定了买卖标的物锌锭的规格型号及数量、验收条款及违约责任等。上述合同签订后，仲利公司通过指示交付的方式向森逸公司完成交付，经其验收合格并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后，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支付了货款150万元，力勃公司则向仲利公司开具了等额发票。自此，仲利公司已履行完毕两个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全部义务。仲利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合同》，均是在自愿、平等、诚实的基础上签订的，代表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未在合同中具体约定锌锭的厂商、单价，但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出库单上已详细记载上述信息。力勃公司在其提供的《情况说明书》中自称按照仲利公司的指示直接将货款而非锌锭交付给森逸公司，并从150万元中直接扣除了森逸公司所欠其债务110万元。但力勃公司未证明仲利公司指示其将买卖价款转给森逸公司，该份《情况说明书》系力勃公司与森逸公司恶意串通所作的虚假陈述。一审法院仅凭力勃公司单方提交的情况说明就将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为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保证人对其担保的债务情况负有了解、自主审查决定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据错误的法律关系免除保证人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签订《保证书》，承诺为该《买卖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作为保证人，其在签订《保证书》时应当对其所担保的债务负有了解、审查的义务，并在签署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上述保证人均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在签署保证书时已明确了解《买卖合同》中的全部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价款、付款方式等，其在此基础上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在债务人出现履约不能时逃避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并据此认为上述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被加重、担保责任的负担被扩大，并因此免除其保证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买卖合同为借款合同导致其在涉案金额、利息、保证人责任方面适用法律错误。 鑫岳公司辩称，一、本案所涉合同关系名为买卖实为借款，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并未发生货物买卖，仲利公司不过是以买卖合同的名义，将150万元通过力勃公司出借给森逸公司，森逸公司则向仲利公司分24期偿还本息合计1789800元。所谓的买卖合同，不过是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为规避金融经营政策和掩盖高息借款而设立的幌子。仲利公司主张买卖合同以及货物交付均发生于1月19日，但双方在1月21日还在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合同磋商盖章。该行为充分说明仲利公司利用格式文本将借贷事实转化为买卖合同关系的意图。二、鑫岳公司依法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对此判定正确。虽然鑫岳公司对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提供了《保证书》，但该《保证书》的保证范围仅限于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既然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且实为借款，则鑫岳公司依法不应承担本案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森逸公司、金明锺、姜进未答辩。 原审第三人力勃公司未陈述意见。 仲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森逸公司立即支付合同号为CC15010019CCX《买卖合同》的已到期及未到期全部未付价款合计86万元；2.判令森逸公司立即支付逾期利息2686元（暂结至2016年1月21日）；3.判令森逸公司立即支付违约金25.8万元；4.判令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其它费用由森逸公司、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连带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19日，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签订编号为CC15010019CCX-1的《买卖合同》，合同载明买卖标的物为0#锌锭，共计89吨，总价款为150万元，上述货物，由仲利公司（甲方）向力勃公司（乙方）购买，再出售给森逸公司（丙方），交货地点为丙方指定的地点，付款方式为凭丙方验收及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予甲方后支付。由乙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丙方，且丙方完成验收并将标的物的“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交付给甲方时，视为验收完成。2015年1月26日，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付款150万元，力勃公司为仲利公司开具等额的发票。 2015年1月19日，仲利公司（甲方）作为出卖人与森逸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CC15010019CCX的《买卖合同》，约定仲利公司向森逸公司出售0#锌锭总计89吨，总价款为1789800元。合同约定，在乙方未付清标的物总价款前，甲方保留标的物所有权。合同约定的标的物交付地点为：青岛市胶南市海滨五路337号，甲方或甲方委托之供应商将标的物直接交付予乙方时，即视为甲方已将标的物交付予乙方，同时标的物风险亦移转予乙方；乙方在对标的物完成验收后，如未发现任何瑕疵，则应立即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交付甲方。合同履行期间共计24期，第1-6期每期价款为93300元，第7-12期每期价款92500元，第13-18期每期价款91600元，第19-22期每期价款为25900元，第23-24期每期价款为10900元，第一期价款给付日为2015年2月20日，约定自第一期价款给付日起每隔1个月之同一日为价款给付日。乙方未依本合同之约定按期、足额支付任何一期价款及其他费用，乙方除须付清应付款项外，还应自应给付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20%加付逾期利息。乙方未按期支付任何一期价款时，甲方有权请求：1.乙方支付到期及未到期的全部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或者2.解除合同，有权向乙方请求返还标的物，向乙方请求支付已到期未付价款、合同解除后标的物的使用费、违约金以及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害的赔偿费用，乙方已支付的价款视为该标的物的使用费，甲方无需返还。乙方未能依约支付款项及其他应付的各项费用，乙方应负违约之责，并按全部未付价款之30%向甲方加付违约金。 同日，姜进、金明锺、鑫岳公司作为保证人向仲利公司出具保证书，同意就CC15010019CCX《买卖合同》及其所有附件项下买受人所负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全面确认仲利公司与买受人订立的主合同，即保证人不对主合同提出任何异议。保证人进一步确认贵公司与买受人可以修改主合同的任何条款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不对该等修改即提出任何异议。保证范围为买受人在主合同项下全部应付款项，包括价款、延付利息、违约金、费用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利率变化，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必须增加的款项。保证期间自开立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同日，森逸公司向仲利公司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内容为：认可CC15010019CCX《买卖合同》标的物清单中所有标的物已经交付，买受人已进行测试，认为一切满意并予以验收。 2015年1月19日，森逸公司向仲利公司出具同意书一份，内容为：我公司因向贵公司办理买卖业务[详载于CC15010019CCX]号合同，我公司除应履行依前合同约定之义务外，同意另提供30万元给贵公司，作为签署合同的履约保证金。我公司如有违反签署合同约定时限义的务时，同意履约保证金由贵公司没收之，我公司绝无异议。 2015年1月20日，森逸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30万元。 2015年1月26日，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支付150万元。2015年1月27日，仲利公司向李晓转款40万元。同日，李晓转款40万元至张晓英账户。鑫岳公司陈述，李晓是力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张晓英是森逸公司财务人员。 仲利公司认可森逸公司截至2015年11月20日共还款929800元。 2018年11月1日，力勃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仲利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2015年8月将150万元、300万元打入我公司力勃公司名下账户。我公司收到后，分别于2015年1月、2015年8月按照仲利公司指示，将上述150万元、300万元支付给森逸公司。上述一笔300万元中，我公司实付森逸公司200万元，剩余100万元我公司直接扣除用于偿付森逸公司所欠我公司的锌锭货款；上述一笔150万元中我公司实付森逸公司40万元（我公司先转至李晓；然后转至森逸公司财务张晓英），剩余110万元我公司直接扣除用于偿付森逸公司所欠我公司的锌锭货款。为配合上述转款事宜，我公司与仲利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购买锌锭总价款分包为150万元、300万元的《买卖合同》。该两份合同分别约定仲利公司向我公司购买锌锭150万元、300万元再出售给森逸公司，并约定凭森逸公司出具《标的物交付与验收证明书》予仲利公司后支付上述价款。事实上，虽然我公司就上述事宜配合出具了相关手续，但我公司并未向仲利公司、森逸公司实际供应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锌锭。即上述我公司与仲利公司两份《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但我公司已将收到的上述150万元、300万元转付给森逸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金明锺、姜进为韩国国籍，本案为涉外商事纠纷案件，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森逸公司住所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取得对本案的管辖权。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因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依法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的实体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签订、履行的合同的性质是买卖合同还是借款合同；二、合同的金额、利息及各担保人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关于焦点一，该院认为，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森逸公司签订的买卖锌锭的合同中未约定锌锭厂商、单价等具体交易事项。仲利公司虽然提交了出库单作为货物交付凭证，但对交易的情形，仲利公司不能提交相应证据对交易细节作出进一步说明。依据仲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当庭陈述，其主张货物的交付是由力勃公司履行。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追加第三人力勃公司加入诉讼。力勃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庭审，但提交情况说明对交易过程进行了陈述。该说明载明：力勃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一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森逸公司尚欠力勃公司款项，力勃公司明确表示，涉案交付锌锭的买卖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力勃公司代仲利公司向森逸公司交付的是货币而非锌锭，此交易过程系由仲利公司指示进行。综合仲利公司提交的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应证据以及力勃公司的陈述，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合同内容缺乏相关货物买卖的重要细节约定，而森逸公司与力勃公司之间在本次交易之前早已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后，力勃公司明确表示上述款项用以支付其与森逸公司之间的欠款后，余款直接由其转付给了森逸公司，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买卖合同，且仲利公司对此事实明知。因此，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实际履行的是借款合同而非买卖合同。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合同虽然实质为借款合同，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一条的规定，没有证据表明该合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故该借款合同应认定有效，森逸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向仲利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 关于焦点二，涉案合同金额、利息及各担保人应承担的责任。本案中，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支付150万元，而力勃公司实际向森逸公司支付款项为40万元，其中扣除的110万元，实际用于偿还森逸公司对力勃公司的欠款，即上述110万元清偿了森逸公司的债务。故上述150万元应全部视为仲利公司向森逸公司的借款。在上述150万元款项给付之前，森逸公司以保证金的形式支付仲利公司3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尽管本案森逸公司预交款项的名称为保证金，但根据合同性质、保证条款的约定及仲利公司当庭陈述“保证金在本案中不予退还”，上述保证金缴付行为发生后，仲利公司实际向森逸公司支付的借款总额应为120元，因此，上述30万元应在本金中予以扣除。综上，仲利公司向森逸公司的借款本金应认定为120万元。 关于利息问题。依据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森逸公司应分24个月共计向仲利公司还款1789800元。故，结合双方实际的借款本息数额计算，双方实际约定的借款年利率为：（1789800-1200000）÷1200000÷24×12=24.57%。上述利率虽然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但森逸公司已自愿给付的利息部分未超过36%/年，可不予退还。仲利公司确认森逸公司截至2015年11月20日，实际10个月偿还的金额为929800元，即上述款项中，森逸公司已自愿给付的利息是1200000×24.57%÷12×10=245700元，剩余929800-245700=684100元应为已偿还本金。故，森逸公司尚欠仲利公司本金（1200000-684100=515900）515900元。 因森逸公司自第11期即2015年12月20日起未按约定还款，故应自2015年12月21日起开始计算逾期利息。结合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付款计划中可倒推计算出的借款期内利息24.57%、买卖合同第二条约定的逾期利息20%/年，买卖合同第六条约定的违约金30%，合计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24%/年的规定，对超过部分依法不予支持。仲利公司虽然第二项诉讼请求主张暂计算至2016年1月21日，但亦在诉状中明确表示2016年1月21日以后仍依实际迟延天数，继续主张权利，故森逸公司应按照本金515900元自2015年12月21日起向仲利公司按照24%/年利率支付利息，至还清全部款项为止。 关于各担保人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该院认为，本案中虽然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的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款，但该借款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故本案不存在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情况。但根据本案合同的性质，保证人应予以免责。主要理由如下：1.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对签订合同、履行合同全过程是明知的，即其对合同的性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系明知的；2.仲利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各担保人即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对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合同的性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是明知的；3.本案合同性质的变更，直接导致担保人担保责任的实质不同，从而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作为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担保人，在买受人不能支付货款的情况下，担保人享有买受人应享有的对货物瑕疵抗辩权、其担保义务通常可扣除剩余货物价值或残值；而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的担保人，在借款人不能偿还借款的情况下负有的全部还款义务，两种合同的性质不同，直接扩大了担保人的担保责任的负担。虽然本案担保合同中注明，各担保人不对主合同提出异议，债权人与债务人修改主合同条款无需保证人同意，但合同条款的修改显然不包含合同性质的整体变更，且本案合同性质在担保人签订之时，已经存在与实际合同履行的性质不符的情形，在没有明确告知担保人的情况下，合同性质的变更，直接影响担保人对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具有主观故意、明知合同性质与约定不同，但无证据证明其如实告知各担保人，致使各担保人在未真正了解担保债务的真实情况下提供担保，从而违背担保人的真实意思作出保证，故各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森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仲利公司人民币515900元；二、森逸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仲利公司借款利息，按照515900元为本金、按照24%/年计算，自2015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仲利公司对鑫岳公司、金明锺、姜进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886元，由森逸公司负担8931元，由仲利公司负担5955元。 本院二审期间，仲利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所得企业基本信息一份以及“天眼查”所得企业股东信息材料一份，证明：鑫岳公司为森逸公司两股东之一，鑫岳公司为森逸公司的关联企业，应对森逸公司对外交易有所了解。鑫岳公司质证意见，鑫岳公司是森逸公司的股东，但不是实际控制人和最大股东。鑫岳公司不知道森逸公司与仲利公司的具体操作，只是认为合同内容是买卖合同，保证合同是对买卖合同提供的保证，基于上述判断在《保证书》中盖了章，即鑫岳公司的真实意思是对《买卖合同》提供保证。本院认证意见，当事双方对鑫岳公司系森逸公司的股东陈述一致，可以认定鑫岳公司为森逸公司股东之一，但仲利公司主张股东必然了解被设立公司的经营信息的依据不足，根据该项证据，无法认定鑫岳公司对涉案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款的内容知情。 证据二，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CC15010019CCX买卖合同、保证书、提前清偿协议各一份，证明：2014年2月27日，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森逸公司三者之间已经按照买进货物再卖出的方式进行过贸易往来，并且鑫岳公司在之前合作中也自愿承担保证责任，三者之间于2015年8月的贸易往来是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进行的；且在之前交易中，鑫岳公司并未提出该贸易为借贷关系，证明鑫岳公司了解仲利公司与力勃公司、森逸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鑫岳公司质证意见，对该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份证据与本案所涉的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且从合同内容看也没有理由、没有证据证明其不是名为买卖实为借款。从其中一份提前清偿协议看，由于森逸公司与仲利公司之间已经还款完毕，其二者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合同，不排除该合同也实为借款合同。因诉讼纠纷没发生所以鑫岳公司没有卷入纠纷，对此事没有关注，如果该合同发生诉讼，鑫岳公司会对此进行相关举证和答辩，所以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证意见，当事人双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所涉合同未进入诉讼程序，合同性质需要实体审理才能判断，因此，对于仲利公司主张该合同为买卖合同的理由不予认定。 证据三，仲利公司委托代理人宋举、公司工作人员王超、任相升与力勃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超录音材料一份，证明：刘超于录音中承认自己作为森逸公司的供货商，二者之间早有贸易合作。仲利公司向力勃公司买进货物再卖给森逸公司的贸易往来方式其实是仲利公司按照森逸公司选择好的货物供应商以及实际需要的货物和数量，向力勃公司购买，然后再出卖给森逸公司。同一次录音材料中刘超前后所述案件情况不一致，且与其出具的出库单情形完全相反，证明一审中力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缺乏真实性。鑫岳公司质证意见，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录音内容看不出仲利公司想要证明的内容，而恰有一部分内容是支持本案一审判决查明的名为买卖实为借款的性质。本院认证意见，力勃公司在一审审理中出具的情况说明属于案件当事人的陈述，仲利公司提供刘超的录音属于证人证言，属于不同的证据形式，无论刘超所述是否属实，其证言不构成当事人力勃公司自认的反悔，因刘超未到庭接受质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外商事纠纷，因合同各方未约定解决争议适用的法律，一审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合同的性质；二、如果是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否履行，森逸公司应否给付仲利公司货款；三、担保人应否承担担保责任。 一、关于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之间合同的性质问题。仲利公司先后与力勃公司和森逸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上述合同具备买卖合同的基本属性，合同中载明了买卖货物的具体内容、数量、价款等基本要素，从仲利公司提供的合同履行证据看，表面上也符合买卖合同履行的基本特征，但本案所涉买卖行为存在以下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行为：1.过单不过货。融资性贸易的参与方通常存在三方当事人，需要资金的企业与关联公司彼此配合，与资金出借企业分别签订存在价差的买卖合同，合同价款、发票等均按合同约定履行，但事实上相关交易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付，甚至不存在真实货物。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力勃公司作为源头卖方没有供货的真实意思，也未实际履行交货义务；森逸公司作为下游买方，也无接收货物的意思，在其未收到货物的情况下，愿意出具货物接收证明，故本案所涉交易具有典型的过单不过货。2.森逸公司作为下游买家本可直接向上游卖家力勃公司购买货物从而减少交易成本，而不必通过中间卖方仲利公司购买。出庭当事人均认可森逸公司与力勃公司存在过往同类交易，森逸公司在明知力勃公司为卖方的情况下，愿意接收仲利公司作为中间商加价货物，该行为有违一般商业经营原则。3.仲利公司并不关心货物的真实交易状况，直到货物交付完毕，其仍然没有作出交付地点、货物特征的指示，而只是关心单据流转是否符合约定，付款条件是否具备。4.仲利公司与森逸公司货款支付约定异于一般买卖合同付款约定，森逸公司未接收到货物不提出异议，而是做好分期还款计划并开始履行。上述行为均表明案涉三方不存在货物买卖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认定上述连环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是正确的。 二、关于买卖合同是否履行，森逸公司应否给付仲利公司货款问题。本院在当事人关于合同性质的争议中已经认定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买卖合同没有履行，故森逸公司不承担给付仲利公司货款的民事责任，应按借贷法律关系还本付息。 三、关于担保人应否承担担保责任问题。鑫岳公司虽为森逸公司的股东，但不能以此推定公司股东对企业的一般性经营知情，虽然鑫岳公司为本案所涉交易提供担保，但无论仲利公司或森逸公司要求包括鑫岳公司在内的各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没有证据表明已向鑫岳公司等告知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事实，鑫岳公司等担保人在其出具的保证书中明确写明为主合同（买卖合同）担保，由于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的性质不同，借贷合同项下担保人的负担明显大于买卖合同下担保人的负担，而合同性质的变更，直接影响担保人对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各担保人对名为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系违背担保人的真实意思作出的保证，故各保证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仲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48元，由仲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宫恩全 审 判 员 赵 童 审 判 员 冯玉菡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建伟 书 记 员 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