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5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瑞阔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路148号-823。法定代表人：伏有余，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俊，江苏恒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桂德，男，196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西，江苏法之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瑞阔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翟桂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6民初7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瑞阔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改判翟桂德偿还本金71000元、利息92400元以及至还款之日止利息，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因工程建设需要，翟桂德和瑞阔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瑞阔公司进行供货，但翟桂德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在工程建设期间，瑞阔公司多次催要无果。2008年9月9日，翟桂德约伏有余一起向南京市溧水县骏马建筑安装公司（工程发包方）催要货款，无果。回城途中，至南京市大厂区就翟桂德所欠瑞阔公司货款余款一事进行商讨，翟桂德称发包方没付款，无钱支付款项。瑞阔公司无奈报警告翟桂德合同诈骗，大厂区西厂门派出所接警，要求协商解决，不行可起诉法院解决。后由翟桂德朋友开车接伏有余及翟桂德到其家中协商解决，并对账书写《还款协议书》，翟桂德签字按手印，确认欠款。伏有余安排至饭店一起吃饭，中途公安来电称翟桂德家属就翟桂德被伏有余非法拘禁进行报案。伏有余遂告知公安上述情况。2008年9月9日，翟桂德并未按《还款协议书》履行还款义务，协议书所涉汽车亦未实际抵押给瑞阔公司。后瑞阔公司多次催要货款，翟桂德均以货款结清为由，不支付余款，造成瑞阔公司不能正常经营。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于2010年2月3日被刑事羁押，在服刑期间多次寻求与外界联系处理瑞阔公司事宜，均被监狱方拒绝。瑞阔公司所有业务事宜均由伏有余处理，所有合同、财务款项均由伏有余保管，公司另一股东于2008年9月9日前已离开瑞阔公司，不参与瑞阔公司经营，其他人员并不了解公司相关经营事实。伏有余于2017年9月23日刑满释放后，联系翟桂德协商解决，无果。目前伏有余刑满释放，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身体多病，收回欠款是其维持生活的希望。二、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翟桂德应依法支付货款。瑞阔公司虽有两名股东，但实际经营均由伏有余负责，这也是目前大部分小微企业的现状，且瑞阔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严培因和伏有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于2008年2月20日已经离开公司，有（2009）六民一初字第1741号民事判决书及纠纷处理协议予以佐证。另外，虽然严培在部分销货清单上签字，但是严培并不知晓债权总额、债权回收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瑞阔公司公章及债权凭证均在伏有余处，严培无法提起诉讼。由于瑞阔公司和伏有余涉嫌犯罪，瑞阔公司的公章被南京市六合区沿江工业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扣押，直至2010年3月方交还给伏有余的妻子。瑞阔公司有两名股东，但实际经营均由伏有余负责，伏有余入狱应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本案未过诉讼时效。翟桂德辩称，瑞阔公司主张的权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止情形。1.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在2010年2月至2017年9月因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但是民事权利并未被剥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伏有余在监狱服刑期间有条件通过委托代理人等方式向翟桂德提起诉讼；2.瑞阔公司有两名股东，除了伏有余以外，还有一名股东叫严培，严培清楚案件事实，在瑞阔公司和翟桂德买卖合同的销货清单中均有签名，严培完全可以代表瑞阔公司主张权利。到目前为止，瑞阔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严培仍为股东。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瑞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判，驳回瑞阔公司的上诉请求。瑞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翟桂德归还所欠款项71000元及11年利息费用92400元（按2008年农村信用社每万元贷款利息1200元自2008年9月9日起至起诉之日止计息），共计1634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8月左右起，瑞阔公司陆续向翟桂德出售双壁波纹管、密封圈等货物，瑞阔公司的严培、翟桂德等人作为双方人员曾在部分销货清单上签名确认部分货物交付情况。2008年9月9日，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与翟桂德因上述货款结算发生纠纷，并曾报警，伏有余报警称根据合同做完工程后翟桂德不肯履约结算工钱。当日，伏有余与翟桂德签订《还款协议书》一份，载明：“兹有盱眙翟桂德、王振中俩人欠伏有余人民币柒万壹仟元整¥71000。现双方协商翟桂德、王振中现有汽车壹辆苏Ｈ×××××，现抵押给伏有余。2008年9月14日之前对叁万元如期不付将汽车抵押，任凭伏有余卖买，出任何法律之事由翟桂德负责。汽车于2008年9月9日至交接日所有违章违法由伏有余负责，剩余肆万壹仟2008年9月14日交接前账在定余款。同意抵押人：翟桂德，同意接收人：伏有余”。案外人徐某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名。2008年11月13日，伏有余向翟桂德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翟桂德人民币共计玖仟元整（9000.00）”。一审诉讼中，瑞阔公司提交了一份双方于2007年8月2日签订的《供货协议》一份，载明瑞阔公司向翟桂德提供型号为DN300、DN400、DN500的波达牌双壁波纹管，合同价款合计471000元。庭审中，翟桂德否认该份《供货协议》中签名为其所签，但认可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一审另查明，2010年2月23日，伏有余因涉嫌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对瑞阔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伏有余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一案作出判决，其中伏有余因犯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65000元。2017年9月22日，伏有余因减刑被提前释放。瑞阔公司经营状态为吊销，未注销登记。2018年12月，伏有余以与本案相同事由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起诉翟桂德，该院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案号（2018）苏0830民初5911号］，后于2019年1月22日开庭审理，于2019年1月24日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伏有余的起诉。在该案庭审中，翟桂德提出伏有余伙同他人强行将其从溧水带至六合并书写《还款协议书》，后其报警，伏有余才将其放回。对此，伏有余陈述，双方因为结算问题发生纠纷，伏有余认为翟桂德涉嫌合同诈骗而报警，西厂门派出所出警后，双方到派出所处理时民警告知双方到法院处理，后翟桂德妻子和驾驶员离开，其和翟桂德乘车至徐某家中，在徐某协调下翟桂德出具了《还款协议书》，协议达成后其还请翟桂德等人吃饭。该案庭审中，伏有余申请徐某到庭作证，徐某陈述，其与伏有余系朋友，因翟桂德欠伏有余钱，双方至其家中，由其拟稿《还款协议书》，双方签字摁印，其亦在协议上签字证明，后翟桂德一人回去的。翟桂德亦申请其雇佣的工作人员邱某出庭作证，邱某陈述，其是翟桂德的收货员，伏有余是送货来的人，伏有余和翟桂德在2008年11月左右在翟桂德家中就供货关系结过账，结账时其提供了存根联；其听伏有余说了一句“还剩下几百块钱就算了”，故双方账目应该是结清了；其不知道具体货款结算多少，当时有无其他人在场其不记得了；2008年11月之前，其没有看到翟桂德开过被抵押的车辆，等结过账后看到翟桂德开车了。本案一审庭审中，翟桂德再次申请邱某出庭作证，邱某当庭证言与在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法庭审理过程中所作的证言基本一致，并称瑞阔公司隔三岔五地向翟桂德送货，送货很频繁，其帮翟桂德收货；双方对账时要将其和伏有余手上的单据进行核对，最后一次对账是在2008年11月，伏有余当时说过“总账扎过以后还差几百块钱就算了”；结账时翟桂德给了钱，但其没仔细看，伏有余打了收条给翟桂德，具体结账数额其不知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翟桂德是否尚欠瑞阔公司货款；二、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翟桂德主张《还款协议书》中的签名虽然是翟桂德所签，但是是由伏有余本人书写协议书内容的；该份协议书是在没有对供货单据进行结算、且在伏有余对翟桂德进行胁迫并对翟桂德车辆进行扣押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并不是翟桂德真实意思表示；实际上所欠货款3万余元，而非《还款协议书》中的71000元，后货款在2008年11月已结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双方陈述、证人邱某的证言、销货清单等证据，能够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且在2008年9月9日前双方尚有货款没有结清。对于2008年9月9日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与翟桂德签订的《还款协议书》，根据伏有余与翟桂德在（2018）苏0830民初59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所作的陈述、证人徐某的证言，以及本案法庭审理过程中双方的陈述，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等证据，无法得出翟桂德系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还款协议书》之结论。在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后，现有证据仅能证明翟桂德向瑞阔公司支付了9000元，没有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货款全部付清，故翟桂德尚欠瑞阔公司货款。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瑞阔公司主张法定代表人伏有余因服刑至2017年9月22日才出狱，后曾以伏有余名义就案涉事实至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起诉过；瑞阔公司虽有两名股东，但实际上另一名股东并不参加公司经营，对公司经营情况不了解，无法采取相应措施；综上，本案没有超出诉讼时效。翟桂德主张，在双方的业务交往中，瑞阔公司另一名股东曾在销货清单上签名，并非瑞阔公司所述的另一名股东不参与经营，且另一名股东不参与经营，也是瑞阔公司管理问题；诉讼时效中止法律有明确规定，法定事由为不可抗力和其他障碍，而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后果。一审法院认定：在（2018）苏0830民初591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伏有余陈述瑞阔公司有两名股东，其占股份90%，另一股东严培占10%，其在2010年2月23日被限制人身自由，一直服刑到2017年9月22日，出狱后经多方努力找到翟桂德家中，翟桂德一直不出面处理，后报警并至法院起诉。本案审理过程中，瑞阔公司陈述，严培确在销货清单上签字，并在瑞阔公司任出纳会计。一审法院认为，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瑞阔公司现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在伏有余就涉案事由向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曾发生过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故本案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等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本案中，伏有余虽然自2010年2月3日至2017年9月22日因刑事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其民事权利并未被剥夺，且其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在监狱服刑期间是有条件通过委托诉讼代理人等方式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同时，瑞阔公司的另一名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经营，且亦参与了涉案货物买卖的收货等环节，不排除其对涉案买卖合同纠纷有一定的了解；瑞阔公司并非仅有法定代表人伏有余一人参与公司经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可以由其他股东等公司其他人员就涉案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综上，本案不存在不可抗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等情形，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服刑亦不属于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客观情形，故本案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至伏有余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就涉案事实提起诉讼时，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翟桂德就诉讼时效所提出的抗辩理由成立，应予以采纳。一审法院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就涉案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二年诉讼时效已经届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现翟桂德已提出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视为不同意履行义务，故对瑞阔公司要求翟桂德归还所欠货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南京瑞阔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68元，由瑞阔公司负担。二审中，翟桂德未提交新证据，瑞阔公司提交如下证据：（2009）六民一初字1741号判决书以及纠纷处理协议书，该判决书查明瑞阔公司的股东严培于2008年2月20日离开公司后，与伏有余签订纠纷处理协议，伏有余的妻子吴文兰也在协议书上签字，纠纷处理协议明确记载“因伏有余与严培父亲严仁华之间感情和经济纠纷”达成如下处理协议。拟证明：1.瑞阔公司的另一股东严培已经离开公司，无法处理案涉纠纷事宜。2.伏有余与严培之间存在感情矛盾，其妻子吴文兰亦知晓，因此在伏有余服刑期间，吴文兰并没有去监狱探视，伏有余将委托吴文兰的相关手续交给了监狱的辅导员，至于有无实际寄出去，伏有余并不清楚，结果是吴文兰没有按委托书办理。瑞阔公司认为鉴于以上情况，应该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翟桂德质证意见：1.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严培作为瑞阔公司的股东之一，尽管已于2008年离开瑞阔公司，但其并未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其他股东或者第三方，离开公司并不影响其股东身份，依然有权代表瑞阔公司主张权利。2.严培和伏有余以及吴文兰之间的纠纷是感情纠纷，不能因为其家庭内部纠纷来对抗本案的处理。3.伏有余在服刑期间，完全可以委托其他亲属或者律师主张权利。尽管其和吴文兰有感情纠纷，发生矛盾，但他有其他近亲属，可以参与本案处理。故瑞阔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而且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本院认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案件是对伏有余、严仁林（严培父亲）、吴文兰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处理，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亦达不到瑞阔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于一审查明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伏有余陈述：严培没有实际出资，相应的股权仍在严培名下，伏有余曾提出要变更股东，但严培一直拒绝；其父母均为文盲，身体也不好；还有一位姐姐，但多年不联系；还有一个儿子，但是2005出生，尚未成年；因其与严培的感情纠葛致其与家里闹得不愉快，对家庭影响很大，其父母、妻子、姐姐等在其服刑期间均未探视。庭审中，双方确认诉讼时效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至伏有余被羁押时尚未届满。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于2010年2月23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施行）》第172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瑞阔公司法定代表人伏有余虽因涉嫌刑事犯罪于2010年2月23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仍可依法委托代理人主张权利，客观上伏有余亦述称其曾通过监狱管理部门向其妻吴文兰寄送过授权委托书，故并不存在被非法剥夺委托权的情形，其被采取强制措施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的理由。另，除伏有余之外，瑞阔公司尚有另一股东严培，其可以代表瑞阔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本案并无诉讼时效中止的理由，瑞阔公司于2018年12月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2018）苏0830民初5911号案件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另外，即便瑞阔公司所主张的诉讼时效中止时效能够成立，诉讼时效期间自2008年11月13日起算，2010年2月23日伏有余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仅产生自2010年5月13日起中止六个月的效果，但伏有余自2017年9月22日被释放至2018年12月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2018）苏0830民初5911号案件时诉讼时效期间亦已届满。此后翟桂德未有过愿意继续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对瑞阔公司提起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瑞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68元，由瑞阔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二Ｏ二Ｏ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唐姮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