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77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F6层。负责人：武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岩，北京盈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涛，男，199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北京市潮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涛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380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太平洋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黄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选择性认定，太平洋公司不认可。黄涛将其个人身份信息、车辆信息、投保信息及保费均交由他人办理，属于清晰明确的委托行为，受托人根据其委托代理投保事宜合理合法。太平洋公司只收到了代办人的手机号，只能向该手机号发送投保链接和免责提示，且保单生成，保险合同成立，本案事故发生前黄涛也从未对该投保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合同的免责事由发送给非投保人的手机号，故不生效，系对代理行为选择性认定。投保人留下的手机号是否其本人的，保险公司无法左右。太平洋公司对黄涛的受托人提供的手机号码尽到了电子提示说明义务，所涉免责条款对投保人生效。二、黄涛在太平洋公司查勘员询问保险情况时，明确答复其看过保险条款并签字。该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均认可，一审中黄涛又否认看过保险条款，鉴于其也曾否认过其驾驶车辆从事滴滴运营，其陈述的真实性应受质疑。三、太平洋公司拒赔不仅仅依据保险条款，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即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一审法院也认定黄涛改变车辆使用性质，属于增加车辆危险程度，且未对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义务。黄涛辩称，一、涉案车辆的保险是黄涛的姐姐在4S店购车时一并购买的，按照太平洋公司办理保险人员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车辆信息和手机号码等，并交纳了保险费，太平洋公司办理保险的人员并未告知保险合同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其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其将保险条款发送到非黄涛及其姐姐的电话号码，不能证明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二、事故发生后，太平洋公司办理保险的人员才告知黄涛通过其公司的APP链接查看相关信息，此时黄涛才知道保险条款的情况。黄涛在保险查勘员询问时，虽然说看过保险条款，但是实际上并未看过，只是以为签字后就可以办理理赔手续了。太平洋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及时将保单和保险合同条款交付黄涛。三、黄涛在一审中也未否认其车辆从事滴滴运营，只是否认事故发生时在从事滴滴运营。四、本案应适用保险法第十七条而非第五十二条。黄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太平洋公司支付黄涛保险金165900元，其中车辆损失15万元、施救费用4460元、三者物损失11440元；2．太平洋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9年3月24日，黄涛前往北京运通嘉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公司）购买宝马牌小汽车，黄涛称因其亲属邬长保有购车指标，故该车辆登记在邬长保名下，车牌号×××。黄涛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前述车辆投保机动车损失险含不计免赔，保险金额241000元，保险期间自2019年3月25日00时00分至2020年3月24日24时00分止。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电子保单）载明，车辆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车。机动车损失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五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二、黄涛提交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2019年4月20日23时30分，黄涛驾驶车牌号为×××的机动车行驶至北京市昌平区定泗路文华路北延路口处时，与刘俊欢驾驶的机动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黄涛负该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涛为修复被保险车辆共计支付维修费15万元、施救费用4460元。此外，北京市华宇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向黄涛出具了交通设施赔付清单，载明，黄涛应当支付交通设施损失11440元，截至本判决作出之前，黄涛未实际支付。黄涛向太平洋公司提出索赔申请，太平洋公司未作赔付，庭审过程中，太平洋公司主张其拒赔原因是黄涛在保险期间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造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且黄涛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据此太平洋公司拒绝赔偿保险金。三、关于被保险车辆的运营情况。一审法院向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调取了被保险车辆的运营信息，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回复称，车牌号为×××的车辆绑定司机是黄涛，注册时间是2019年4月2日，从2019年4月7日起至2019年4月20日该车辆在滴滴平台的订单记录共计163笔。其中，2019年4月20日当天，黄涛完成的滴滴业务订单共计25笔，订单时间从当日6时15分至23时11分。最后三笔订单的时间是20：47至20：58、21：40至22：36、22：57至23：11。四、关于黄涛的投保流程。庭审中，黄涛称，其与姐姐黄婷在嘉宝公司购买被保险车辆时，该公司的销售人员刘若涵（音）推荐其购买太平洋公司的保险，黄涛告诉刘若涵其身份信息、车辆信息以及想要购买的险种，并在该公司刷卡交纳了保险费。黄涛主张，在整个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并未向黄涛出示过保险条款，据此，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对黄涛不发生效力。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电子保单）及太平洋公司提交的抄单载明以下信息：案涉保险险种黄涛是通过北京运通国瑞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大兴第五营业部（国瑞保险代理公司）办理投保事项，该险种是通过电子投保的方式，投保人预留的手机号是187XXXXXXXX。太平洋公司称其公司电子投保的一般流程是固定化的，具体是：投保人通过电话、保险销售人员、保险代理公司、保险公司网站进行投保，投保人提供手机号、投保人身份信息、车辆信息、确认投保险种，上述信息录入保险系统后，由保险系统向投保人的手机号发送电子投保廉洁、免责事项提示、投保人声明等信息，投保人阅读后点击确认，并将保险公司发送的验证码提供给出单人员，并进行缴费。太平洋公司会向投保人提供的手机号发送投保成功的短信提示。太平洋公司提交的短信记录载明，其向该187XXXXXXXX的手机号发送的短信内容如下：“尊敬的＊涛先生／女士，您正在为车辆办理车辆保险，为保证您的权益，请您首先点击（网址链接）阅读电子版保险条款、免责事项说明书、费率浮动告知单和投保信息等内容，如您未阅读相关内容则无法进行后续投保操作。投保验证码是您确认投保的重要依据，请妥善保管，向车险销售人员提供投保验证码视为您已详细阅读保险条款等相关投保信息，并以明确知悉免责内容。如您对保险条款等内容存在疑问，请联系为您办理撤销的销售人员进行咨询。”黄涛称，该187的手机号并非其本人的手机号，其从未收到过太平洋公司发送的任何短信，也未收到过保险条款。经一审法院查询该187的手机号机主是刘桂平。一审法院向嘉宝公司询问该公司与国瑞保险代理公司的关系以及员工等情况，嘉宝公司称，其与国瑞保险代理公司是合作关系，两家公司属同一集团，在同一个区域办公，刘桂平曾是该公司的员工，现已离职，刘桂平身份证上姓名为刘桂平，其另外常使用姓名刘若涵（音）。若有客户买车后为车辆购买保险，则嘉宝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引导车主到国瑞保险代理公司操作投保事项。庭审中，太平洋公司主张，案涉事故发生后，太平洋公司调查人员于2019年4月22日询问黄涛与事故有关的事项，并制作了重大案件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太平洋公司的问题之一是“在该被保险车辆保险合同生效时，您是否阅读过我司关于该车辆的保险条款？当事人确保如实回答以下问题，并且已经阅读过车辆的保险条款，签字确认。”黄涛在该问题项下手写“看过”并签字。据此，太平洋公司主张，在订立案涉保险合同时，其已经对黄涛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黄涛称，当时是根据太平洋公司工作人员的提示签字的。一审法院认为，黄涛与太平洋保险公司订立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承担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黄涛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在保险期间内改变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根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应当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根据该文件的规定，网约车具有经营性质。滴滴快车业务作为常见的网约车的类型之一，从事该业务属于经营活动。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电子保单）中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车，故只要黄涛在保险期间内使用被保险车辆实际从事了滴滴快车业务，即发生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被改变的事实。被保险车辆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是否处于运营状态，不影响法院对已经发生事实的认定。二、黄涛从事滴滴快车业务，是否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在车损险及三者险范畴下，关于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主要是指被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显著增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单次交通事故属于偶然事件，被保险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应以保险期间内被保险车辆的综合使用情况为判断依据。本案中，车牌号×××的被保险车辆子2019年4月7日起至2019年4月20日期间在滴滴平台的订单记录为163笔，每日均订单超过10笔，由此可以看出，被保险车辆在使用频率上远超一般的家庭自用轿车，显然已构成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此外，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天，黄涛自早上6点开始接滴滴订单，当天完成订单25笔，最后一笔订单完成时间是自22：57至23：11。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频频在凌晨、深夜驾驶机动车，会导致驾驶员在精力消耗、疲劳程度等方面增加，从而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加。具体到案涉事故，黄涛在事故发生当天共完成25笔滴滴订单，完成时间自凌晨至深夜，因此即便交通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未处于运营状态，亦不能因此完全否认黄涛从事运营行为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之间的关联性。综上，法院认为，黄涛从事滴滴快车业务，已经导致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案涉事故的发生与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的增加有关。三、太平洋公司在商业险下拒绝赔付保险金的理由是否成立。第一，神行车保机动车保险单（电子保单）载明被保险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车。如前所述，黄涛就其从事滴滴快车业务、实际运营的时间、频率的情形在事实上构成改变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且导致该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黄涛未就前述事实及时通知太平洋公司。太平洋公司援引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拒绝赔付保险金。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本案涉及的保险合同系通过电子投保方式完成，在投保时不产生纸质合同。太平洋公司是通过发送短信链接以网页的形式就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提示和说明的。就本案而言，根据查明的事实，投保人预留的手机号是嘉宝公司刘桂平的手机号码，太平洋公司向该手机号发送链接以网页形式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的效力是否及于黄涛，法院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事实的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太平洋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案涉投保事项系黄涛本人完成，且预留的手机号是嘉宝公司员工刘桂平的手机号，因此太平洋公司就免责条款提示说明的对象是刘桂平而非黄涛。太平洋公司主张其对投保人尽到前述提示和说明义务则必须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刘桂平具有完全的代理黄涛办理投保事项的代理权。庭审中，太平洋公司称案涉险种投保时，提供了黄涛的身份信息、车辆信息等，黄涛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把其身份信息、车辆信息等告知他人，将保费交给其代理人，应当知晓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太平洋公司对于投保人预留的187手机号没有核实的法律义务，其向该187的手机号发送电子投保信息合情合理。法院认为，因太平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投保事项系黄涛本人办理，据此法院只能推测刘桂平代黄涛办理投保事项。本案系黄涛在嘉宝公司购买新车时投保的新车保险，案涉保险系通过国瑞保险代理公司办理的，嘉宝公司与国瑞保险代理公司系合作关系并在一个区域办公，因此，国瑞保险代理公司应当知晓刘桂平的身份，其并非普通的投保人代理人，而是购车车主为投保便利在购车同时让其代办投保事务的销售人员。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一是因为保险合同具有专业化、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特点，投保人没有精力和能力理解复杂的保险条款，无法就该条款内容与保险公司进行实质性磋商。二是免责条款的实质是免除保险公司义务、排除投保人主要权利的条款，对于投保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法律要求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进行提示和明确说明。就本案而言，免责条款对于黄涛请求保险金的权利有实质影响，而且基于刘桂平的特殊身份，其与黄涛不具有亲属、朋友等特殊的身份关系，太平洋公司应当尽到基本的审慎义务，审查刘桂平的代理权限以及其对于免责条款的说明能否实质上送达给黄涛。本案中，太平洋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曾经询问过黄涛的任何联系信息，也未注意审查刘桂平的代理权限，法院认定其不具备合理理由相信刘桂平具有代理黄涛办理投保事项的全部权限，太平洋公司对于刘桂平作出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效力不及于黄涛，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黄涛不生效。此外，庭审中，太平洋公司主张，案涉事故发生后，太平洋公司调查人员于2019年4月22日询问黄涛与事故有关的事项，并制作了重大案件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太平洋公司的问题之一是“在该被保险车辆保险合同生效时，您是否阅读过我司关于该车辆的保险条款？当事人确保如实回答以下问题，并且已经阅读过车辆的保险条款，签字确认。”黄涛在该问题项下手写“看过”并签字。据此，太平洋公司主张，在订立案涉保险合同时，其已经对黄涛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黄涛称，当时是根据太平洋公司工作人员的提示签字的。对此法院认为，前述询问笔录里问题的意思并非是要求投保人确认其投保时，太平洋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说明，而是询问投保人是否阅读过车辆的保险条款，语义含混不清，且该询问笔录系案涉保险事故发生后制作，黄涛虽在该笔录手写“看过”，但庭审中，黄涛又否认其前述事实，因此，太平洋保险公司仅凭前述证据内容不足以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对黄涛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太平洋公司的前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黄涛为修复车辆实际支出修理费15万元，属于太平洋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黄涛另支付施救费4460元，属于为防止和减少损失支付的必要费用，应当由太平洋公司承担。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黄涛主张的第三者损失11440元，因黄涛并未向该第三者赔偿，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其提出的要求太平洋公司赔偿1144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黄涛可待实际支付后，另行主张。一审法院判决：一、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黄涛保险金150000元；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黄涛施救费用4460元；三、驳回黄涛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保险合同虽采用电子投保方式完成，太平洋保险公司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在投保时应该采用合理的方式向投保人告知保险合同条款，并就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提示和说明。现其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将保险合同条款告知投保人，不能证明其已将相关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出提示和说明，不能证明其公司发送短信的对象是投保人指定的保险事宜代理人，故一审法院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认定相关免责条款对黄涛不发生效力，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且论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并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太平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3389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玉贤审 判 员 耿燕军审 判 员 刘 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韩舒同书 记 员 岳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