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20）湘10刑终456号原公诉机关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红梅，女，1972年9月12日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汉族，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和现住址湖南省汝城县；因涉嫌徇私枉法罪，2019年6月25日被汝城县监察委员会留置；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2019年9月10日被宜章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9月20日被宜章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郴州市看守所。辩护人蒋阳丹，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何黎辉，湖南锐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何红梅犯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作出（2020）湘1022刑初1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何红梅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将该案移送本院，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合议庭经审阅本案卷宗材料，审查上诉人何红梅的上诉状，依法审讯了上诉人何红梅，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徇私枉法罪2015年10月16日，汝城县公安局依法将蒋海某等10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向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汝城县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载明的犯罪事实为：2015年5月初，蒋海某、宋征某、曾进某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溪头村“仙头垅”一土房开设赌场2天；2015年5月上旬，蒋海某、宋征某、宋卫某、曾进某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开设赌场3天；2015年6月初，蒋海某、宋征某、宋卫某、曾进某等人在汝城县大坪镇、“某坤”家开设赌场2天；2015年6月上旬，蒋海某、宋征某、曾进某等人在汝城县泉水镇、付水村、移民村开设赌场4天；2015年6月底，蒋海某等人在汝城县三江口镇附近开设赌场1天；2015年7月初，蒋海某、宋征某、宋卫某、祝凯某等人在汝城县附城乡道南村周改莲红砖房开设赌场2天；2015年9月9日，宋卫某、宋征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朱乐某等人在汝城县附城乡开设赌场1天；2015年9月10日至12日，宋卫某、宋征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朱乐某、李燕某等人在汝城县城郊开设赌场3天；2015年9月13日至16日，宋卫某、宋征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朱乐某、李燕某、何某春、范建某等人在汝城县城郊开设赌场4天。以上赌场均以台湾“三公”为赌博方式，每铺牌每人下注100元起，上不封顶，赌场每天参赌人员二三十多人，赌场以每铺牌总押注金额的百分之三个点抽水盈利，每天抽水2万至4万余元，股东从中分红。蒋海某从中分红1万多元，曾进某从中分红2万多元，宋卫某从中分红7000元左右，祝凯某从中分红5100元；何旭某从中分红5000多元；何小某从中分红2300多元，朱乐某从中分红2700多元，李燕某从中分红1000多元，何某春从中分红1000多元，范建某从中分红400多元。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副主任曹某1具体负责承办此案。根据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讨论案件笔录记载，蒋海某曾于1999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宋卫某曾于1999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个月，2005年因犯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2014年5月23日刑满释放；祝凯某在18岁时因犯抢劫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2013年5月刑满释放；何旭某曾于2012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何小某曾于2002年因犯非法拘禁罪等被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2012年释放；李燕某曾因犯非法经营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何某春曾于1999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汝城人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范建某曾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曹某1对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罪一案进行了审查，审查后，形成了对何旭某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某、何某春2人相对不捕的初步意见。在曹某1拟定逮捕决定书之前，何旭某姐夫何某2相继找到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范晓某、分管侦监室的副检察长何某4、时任侦监室主任的被告人何红梅等人，请求帮忙不予批准逮捕何旭某，并送给何红梅20000元，何红梅予以接受。2015年10月23日下午，汝城县检察院侦监室就何旭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召开讨论会议，并邀请公安机关承办人参会。会上，曹某1提出对何旭某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某、何某春2人相对不捕的意见。何红梅以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无参赌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佐证，开设赌场的房屋，未查实是何旭某等人租赁用来提供给赌博人员赌博，证据薄弱为由，发表对何旭某作存疑不捕的意见。何某4也同意何红梅的意见。同时，根据当时汝城县人民检察院的内部规定，对于存疑不捕的案件，公安机关须再次报捕后方能移送审查起诉，时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主管公诉的副检察长范晓某指示公诉室，对于何旭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公安机关对何旭某等人未再报捕的情况下移送审查起诉时予以接收、受理案件。因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何某春、范建某、朱乐某系一起参与开设赌场，经会议讨论决定，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对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何某春、范建某、朱乐某等6人作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并要求公安机关补充参赌人员的证词和房屋租赁的相关证据；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祝凯某等4人予以批准逮捕。2015年10月24日，汝城县公安局对何旭某等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015年12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以原有证据材料将何旭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移送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5月20日，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何旭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等向汝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6年8月4日，汝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026刑初43号刑事判决，其中，何小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何旭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朱乐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已缴纳清）；范建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李燕某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何某春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罚金已缴纳清）。现该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⑴何某4记录本及记录说明，证明，2015年10月23日下午3：30，参会人：红梅、涌某、谢业某，公安祝和某、肖某、朱某1等四人。承办人汇报案情后其个人意见为对蒋海某等8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作相对不捕。何某4的个人意见是同意承办人意见。（2）曹某1《审查逮捕意见书》初稿，证明，曹某1最初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承办人意见及科室讨论意见均为批准逮捕蒋海某等8人，对何某春、朱乐某作相对不捕。(3)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蒋海某等十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盗窃罪内卷卷宗、蒋海某等人开设赌场案审查逮捕意见书，证明，蒋海某、何旭某等十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的案件于2015年10月16日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10月23日科室讨论并作出对何旭某等六人作存疑不捕决定，同年12月22日，汝城县公安局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2016年5月20日提起公诉，2016年8月4日，汝城县人民法院对何旭某等十一人作出判决，法院以被告人何旭某立功、如实供述，积极退赃，未认定累犯，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4）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他系何旭某的姐夫，2015年9月，他妻弟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犯罪被汝城县公安机关抓获，他去求范晓某，叫范晓某跟公安局的协调下，看能否搞取保候审。因这个案子的事去检察院找过范晓某3次左右，第一次是何旭某抓了后的半个月左右，他去检察院找到范晓某帮忙。第二次案子移到检察院以后，他又去范晓某办公室找范晓某。因为何旭某刚结婚、他岳父岳母又想抱孙子等家庭原因，如果被逮捕会导致家庭破裂。他要范晓某关照一下何旭某，到时不要批捕何旭某，给何旭某取保候审。范晓某还是没有明确答复他，说何旭某是累犯有难度。过了一二天的晚上，他请范晓某吃了个快餐后，送范晓某回丽景花园小区住处时，在他的车上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30000元钱（这3万元共3扎百元红色面值，每扎100张共300张）的纸皮袋给范晓某，并告诉范晓某说，这里有3万元钱，请想办法关照何旭某这个案子。范晓某收下钱后，回答说会尽力帮忙，公安那边会去协调，检察院这边还要何红梅挑下担子。第三次是快到批捕期限的前两天左右，他又去范晓某办公室，打听案子进展情况和去求情。到范晓某的办公室后，范晓某就打电话叫祝某、李某、何红梅（办公室在四楼）上他办公室来讨论何旭某这个案子怎么想办法做不捕的事情。他们来了后，他就向在场的人（何某4、祝某、李某、何红梅、范晓某）请求说他妻弟何旭某刚结婚，加上岳父岳母想抱孙子，如果这次抓进去被批准逮捕的话，可能会影响家庭，导致家庭破裂之类的话，请他们再帮一次忙，不要批准逮捕何旭某，再给何旭某一次做人的机会。当时有人提出（记不起到底是谁说的话了）何旭某是累犯，按法律规定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不逮捕何旭某的话，公安那边可能会有意见，到时候不好处理。范晓某就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不用担心，只要在座各位帮忙对何旭某不批准逮捕就行了。同时打电话叫公安局党委委员分管刑侦的领导祝和某与刑警大队长肖某过来，没过多久，祝和某、肖某到了后，范晓某就叫他先回家，他知道他们一定是开会商量何旭某的案子。当天晚上，为了感谢他们作了不捕决定，请他们在汝城县城的德玉山庄吃饭。过了两天，到了检察院批捕期限的最后一天，何红梅打电话给他说，何旭某这次可以取保，要他去公安局交70000元钱，这次就要好好管教何旭某了。当时，他叫岳父和某的老婆钟婷去交的70000元，交钱后何旭某就放出来了。最终，这个案子通过范晓某、何红梅等人的帮助关照，何旭某才能取保候审，才有立功的机会，在法院才能得到轻判。他当时找了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范晓某和何红梅帮忙，分别送给范晓某3万元现金和何红梅2万元现金，还有烟酒，后何红梅等人帮忙作了不捕决定。10月份请何红梅到广东省惠州玩了。（5）证人何某3的证言，证明，他系何旭某的父亲，2015年时，他儿子何旭某因开设赌场被抓，他请求何红梅帮忙不要逮捕何旭某，后来何旭某被取保出来了。（6）证人祝和某的证言，证明，他系汝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在办理2015年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的过程中，县检察院分管公诉的范晓某因该案找过他打招呼，在报捕前，范晓某打电话给他讲不要报捕。在案件移送检察院批捕阶段的一天，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范晓某打电话叫他和肖某去他办公室一趟。他们到范晓某办公室时，何某4（主管批捕的副检察长）也在。范晓某先询问他们关于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一案的有关案情和办理意见，他们说该案涉及人员较多，当时刑事拘留的人员都全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范晓某说“锄钩子”（何某2）来找过他，因为何旭某刚结婚，他老婆快生小孩了，希望给予关照不予批捕，要他们到时候不要对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提出异议，申请复议、复核。然后他们提出如果何旭某不予逮捕的话，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都有可能不能逮捕，这些人员不予批捕，案件移送检察院起诉时，检察院公诉室是否会受理该案。范晓某说他是分管公诉的领导，他会跟检察院公诉室打招呼，到时候公安机关直接把案件移送公诉室起诉，不用再提请批捕了。2015年10月23日，在检察院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前，接检察院的通知，他、肖某、朱某1等人都参加了这个协调会，检察院这边的参会人员有何某4、何红梅、曹某1等人，总共有7、8个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是何某4主持，先是检察院主办人曹某1介绍了案情，陈述了自己的批捕意见，曹某1认为所有嫌疑人都构成犯罪，对何旭某等8人批准逮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朱乐某、何某春做相对不捕。之后侦监室负责人何红梅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提出了在卢阳、泉水开设赌场等几起案件证据相对薄弱，就提出涉及这几起开设赌场的人员存疑不捕的意见，这其中包括了何旭某。最终检察院作出了对何旭某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7）证人肖某的证言，证明，在办理2015年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的过程中，县检察院分管公诉的范晓某因该案找过他们公安机关的人员。在案件移送检察院批捕阶段的一天，祝和某到他办公室说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范晓某叫他们去他办公室一趟，范晓某先询问他们关于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一案的有关案情和办理意见，他们说该案涉及人员较多，当时刑事拘留的人员都全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然后范晓某说“锄钩子”（何某2）来找过他，因为何旭某刚结婚，何旭某老婆又快生小孩了，希望给予关照不予批捕。然后他们提出如果何旭某不予逮捕的话，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都有可能不能逮捕。这样的话整个案子的办理难度增大很多，不利于案件的办理，还有就是这些人员不予批捕，案件移送检察院起诉时，检察院公诉室是否会受理该案。因为检察院如果对案件作出不予逮捕的话，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后再重新报捕，最后再移送检察院起诉，否则检察院公诉室不会直接受理。范晓某说他是分管公诉的领导，会跟检察院公诉的人打招呼，到时候公安机关直接把案件移送公诉室起诉，不用再提请批捕了。他们提出对何旭某等人不予批捕的话，会在变更强制措施之前要求不予批捕的人员缴纳保证金以及没收涉案款物，检察院到时不能从公安罚没的这些款物中按比例划拨罚没款。当时范晓某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何某4在办公室听了他们的谈话，但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然后他们在办公室聊了一段时间就回公安局去了。2015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上班时间，检察院侦监室通知他和祝和某、朱某1、邓某1一起到县检察院五楼办公室边上的小会议室召开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件讨论会。会议由主管侦监的何某4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侦监室的何红梅、曹某1还有一个新来的同志（姓谢，具体名字记不起了）。公安局的有他和祝和某、朱某1、邓某1。案件讨论会先由侦监室的案件承办人曹某1发言，曹某1简单介绍了案情，发表了个人的意见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提出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祝凯某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相对不捕。在曹某1发言期间何红梅因意见不一致还打断过曹某1的发言，提出了对在大坪、泉水开设赌场的宋卫某等4人批捕，对在卢阳开设赌场的何旭某等6人做存疑不捕，并说明了存疑不捕的理由是开设赌场的证据无参赌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佐证；开设赌场的房屋，还未查实是何旭某等人租赁用来提供给赌博人员赌博。在曹某1、何红梅发表意见之后，何某4要他们公安发表意见。公安方面祝和某和他提出了该案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已构成犯罪，应当逮捕。最后何某4发言的时候提出了个人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倾向何红梅的意见。讨论会上检察院侦监室没有当场宣布具体的批捕决定。后来检察院下达不予批准逮捕决定书（正式文书）的时候，他们才知道逮捕了谁，没有逮捕谁。（8）证人何某4证言，证明，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在何旭某开设赌场案的审查逮捕阶段，何某2为了不批准逮捕何旭某的事情再次来他和范晓某的办公室找过范晓某求情。范晓某当时为了何旭某不批捕的事情把祝某、李某、何红梅一起叫到了他和范晓某的办公室，希望对何旭某不要批准逮捕。当时在场的人员中有人提出（记不起到底是谁说的话了）何旭某是累犯，按法律规定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不逮捕何旭某话，公安那边可能会有意见，到时候不好处理。但范晓某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不用担心，要在场的人员每个人都为何旭某的事情帮下忙，帮忙对何旭某等人不批准逮捕。2015年10月23日，到了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批捕阶段的最后一天上午，案件承办人曹某1审查案件之后提出了拟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祝凯某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相对不捕的意见。何红梅提出何旭某等犯罪情节相同6人不予逮捕的意见，并明确跟他说过这个案子何某2找过她帮忙，要想关照何旭某不给他逮捕的话，只能作存疑不捕。他考虑到该案的社会影响小，就个案来看是很不起眼的案子，另外考虑到范晓某之前也都跟他打过招呼，何某2也找过他求过情，加上范晓某和何红梅本人也明确要他给予关照何旭某，所以他跟何红梅和范晓某都说过，如果公安的办案人员对不批捕何旭某等6人没有意见的话，就按范晓某和何红梅的意思对何旭某等6人作出不捕的决定，给予何旭某关照。（9）证人祝某的证言，证明，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原公诉室主任，何旭某开设赌场的案子范晓某叫他与李某去他办公室说要关照何旭某作不捕决定，何红梅也说希望大家尽量想办法帮一下。当时何某2也在范晓某的办公室。何某2也当场请求他们多多关照一下何旭某，还对他们说何旭某刚结婚不久，要是又被关进去，何旭某的新婚妻子很有可能会跟何旭某离婚，请求大家再给何旭某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他知道何旭某在2012年因为聚众斗殴罪被判了刑，距离当时开设赌场犯罪还不足5年，按法律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没有商量的余地。但听范晓某这么一介绍，加上分管侦监室的何某4也在场，他就明白范晓某是要帮何某2的忙而希望不决定逮捕何旭某，他觉得直接领导范晓某都这么说了，不好直接得罪他，于是他对范晓某说何旭某2012年因为聚众斗殴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今年又犯了开设赌场罪，两个罪之间都不满5年，按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实在要不批准逮捕何旭某的话，检察院这边不好单独擅自决定，肯定需要和公安那边协调好，他记得李某也是同意这样的建议。范晓某听了他们公诉这边的建议之后说公安那边他会去协调好，到时公诉这边大力支持起诉就可以了。2015年10月30日，何旭某的姐夫何某2请了他和何红梅等人一起去了广东省惠州市的巽寮湾旅游。2016年春节期间，何某2邀请何某4、范晓某、何红梅、李某、罗某2、易金华、葛艳红、曹某1等人一起去了永安木制品厂吃饭。（10）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他是汝城县检察院公诉室主任，2015年下半年，当时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件正在提请批准逮捕的阶段，在范晓某、何某4的办公室，在场的有范晓某、何某4、何某2、祝某、何红梅和他，何某2向他们求情对何旭某不予逮捕。汝城县公安局在报请逮捕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犯罪时移送的证据材料，已经能够确实、充分地证明何旭某构成开设赌场犯罪，而且2015年10月23日对何旭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之后，也并没有再取到新的参赌人员、赌场工作人员或赌场所使用房屋所有权人的证言，但最终是以公安移送的证据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也判处何旭某构成开设赌场犯罪。2015年下半年的一个周末，他和何红梅等人接受何某2的邀请去了广东省惠州市巽寮湾旅游。（11）证人朱某1的证言，他是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2015年10月20多号的一天下午，他参加了检察院关于何旭某开设赌场案批捕阶段的讨论会，承办人曹某1提出批准逮捕何旭某等人的意见，侦监室负责人何红梅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了自己对案件的看法，提出了何旭某在县城周边几起开设赌场等几起案件证据相对薄弱，就提出涉及这几起开设赌场的人员存疑不捕的意见。（12）证人邓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10月16日将案件移交到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办理批准逮捕，后经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审查，只有大概四人批准了逮捕（宋卫某、曾进某等四人），何旭某还有几个人没有被批捕。（13）证人曹某1的证言，证明，他是于2014年3月被任命为汝城县检察院助理检察员，2015年10月何红梅安排他承办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在审查期限的最后一天，他亲自拟写好了审查逮捕意见书（只是初稿，还未正式录入到办案系统），记得当时在最初形成的审查逮捕意见书上写好的建议是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祝凯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何旭某批准逮捕，朱乐某、何某春做相对不捕。因为根据他审查的情况来看，何旭某等人构成犯罪的证据确凿，都符合逮捕的条件，所以他准备发出逮捕决定书，直接结案。2015年10月23日上午上班，何红梅问他，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的基本情况，是否存在瑕疵等问题。他就告诉何红梅，赌博场地方面，房主的证言里面不能具体指向租房人是谁，除了这一点，他还讲了这个案件其他不足的地方，但忘记讲了哪一些了。他认为案件存在的瑕疵不影响对何旭某等十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认定，他的意见是对蒋海某、宋卫某、祝凯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批准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相对不捕。因何某春和朱乐某没有犯罪前科，涉案次数较少，所以他提出相对不捕，但需要提请集体讨论。按照办案程序，侦监室必须开讨论会进行讨论，由他向何某4提请讨论。当天（具体时间不清楚）在公安办案民警参加讨论会之前，他、何红梅、谢业某、何某4在五楼的一个办公室开了案件讨论会，他在会议上汇报案情后，提出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祝凯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何旭某批准逮捕，朱乐某、何某春做相对不捕的意见。谢业某在讨论会上提出：“对蒋海某等8人批准逮捕，祝凯某涉嫌盗窃一案，因证据不足，以开设赌场对其批准逮捕。对朱乐某、何某春相对不捕的话，怕变更强制措施后串供，建议对涉案的10人全部批准逮捕。”何红梅和何某4在讨论会上也同意了他的意见。讨论会最后的结论是“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祝凯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何旭某批准逮捕，朱乐某、何某春做相对不捕”。形成讨论意见后，他一个人回自己办公室修改报告、整理文书。整理好审查报告和相关文书，准备在办案系统结案时，好像是中午快要下班吃午饭的时候，何红梅来到办公室（当时他和何红梅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对他说，何旭某的姐夫来找过她，请求不予逮捕何旭某，何旭某快要结婚了，能不能考虑对何旭某不予逮捕之后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让何旭某早点从看守所出来办理结婚的事情。他当时考虑到何旭某有前科，案件材料也体现何旭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何旭某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就将他的考虑对何红梅说了，并告诉她，这个事情搞不了。然后何红梅就告诉他先不要结案，她就离开办公室了。到下午上班时间，何红梅通知他去5楼开何旭某开设赌场案的讨论会。他到5楼的一个办公室，参会人员有祝和某、邓某1、肖某、朱某1等公安民警，本院的主管副检察长何某4、何红梅、谢业某和他。会议上，先由他对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一案介绍案情后，陈述了自己的批捕意见，对何旭某等8人批准逮捕，对朱乐某、何某春做相对不捕。他将自己的处理意见说出来后，也不记得自己是否发言完毕，何红梅就在讨论会上提出何旭某在案件中没有参赌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何旭某参与的几个赌场中的房屋（赌博场地），不能证实是何旭某等人租赁来提供给赌博人员的。何红梅在提出自己意见时也提出何旭某是县人大代表何某2的妻弟，因何旭某刚结婚及其妻怀孕如果被继续羁押可能导致家庭破裂，检察院作出存疑不捕，希望公安给何旭某暂时取保，不要影响其家庭。公安民警其中一个人（可能是祝和某或肖某）提出如果何旭某存疑不捕的话，另外跟何旭某一起参与几次开设赌场的何小某、李燕某、何某春、范建某、朱乐某一同六人就也要一并作出存疑不捕，因为这6人都是在一起参与的（以同一地点为依据），如果6人都办理存疑不捕，这个案子后面怎么办理（按照汝城检察院案件办理流程，公安机关对检察院作出存疑不捕的案件需要再次报捕才可以提请起诉。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公安机关补充侦监科提出的补充意见后直接提请起诉，公诉科也可以接案并公诉）。公安同志提出案子后面该怎么办理后，何红梅就提出管理公诉科的范晓某那里会协调好，你们可以直接移送起诉。讨论会议期间，何红梅还去了范晓某的办公室，回来就说已经和范晓某协调好了，公安可以提请起诉。公安民警见何红梅已经同公诉科方面协调好，便同意了何红梅的意见“对蒋海某、宋卫某、祝凯某、曾进某批捕，对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何某春、范建某、朱乐某存疑不捕”；谢业某因业务不熟，没有发表意见（但为了应付案卷检查，在2015年10月23日案件讨论会的讨论案件笔录上面也签了字）；何某4应该是碍于何红梅、范晓某的面子，又看到何红梅在会议上这么帮何旭某说话，主动去找范晓某协调关系，所以最终同意了何红梅的意见；他也同意了何红梅的意见，是因为他看到公安的同志同意了何红梅的意见，何红梅在整个案件讨论期间努力协调，分管侦监的何某4和公诉的范晓某副检察长都同意了何红梅的意见。讨论后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对何旭某等6人存疑不捕，对宋卫某、曾进某等4人批准逮捕。他就赶紧去录入办案系统进行结案，把审查报告、不捕理由说明书、继续侦查等文书依次提交给何红梅、何某4审批。审批后，他将不予批准逮捕的相关文书打印出来，连同案卷一起交给了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邓某1。根据案件办理细则，存疑不捕的案件必须要有讨论案件笔录，这个笔录是他于2015年10月30日根据10月23日下午开讨论案件会时的记忆补写的。讨论案件笔录上的时间应该是要写2015年10月23日15时至16时，是他粗心大意，笔误写成了2015年10月30日15时至16时。他上午将这个这份讨论案件笔录制作好，下午15时左右，他们就同何红梅等人去了惠州巽寮湾游玩。（14）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5年9月，宋卫某、宋征某、何旭某、等人在原附城乡、原城郊乡开设赌场，聚众赌博。2015年9月17日，汝城县公安局将宋征某、何旭某等人抓获，并于当天对宋卫某、何旭某等人刑事拘留。2015年10月16日，汝城县公安局依法将犯罪嫌疑人蒋海某、何某春、曾进某、李燕某、范建某、宋卫某、朱乐某、何旭某、何小某、祝凯某提请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该案由汝城县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之后，根据案件轮流制，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室副主任曹某1主办该案。刚开始，曹某1对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一案进行了审查，形成了对何旭某等8人批准逮捕，对情节轻微的朱乐某、何某春2人相对不捕的初步意见。何旭某被刑事拘留期间，在做出批捕决定之前，何旭某的姐夫何某2来她办公室找到了她说，何旭某快要结婚了，如果逮捕他的话，就有可能结不了婚了。于是何某2要她关照何旭某，能不能不批准逮捕。她就说案子在曹某1手里承办，具体情况不清楚，要看下案情和问下曹某1再看。在办理何旭某开设赌场案之前，由于打羽毛球的关系，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汝城比较出名的羽毛球教授“何老”，“何老”是何某2的岳父。后来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案被公安机关拘留后，有一次去打羽毛球时，“何老”跟她说他儿子何旭某马上要结婚了，要她帮忙不予批准逮捕，要她能够关照的地方帮忙关照下。在该案的审查逮捕阶段，接到了院分管公诉室的副检察长范晓某的电话，通知她到他办公室去。去了范晓某的办公室（范晓某与何某4当时同在一间办公室）后，当时范晓某、何某4、何某2、祝某和李某都在场。人到齐之后，范晓某说：“这是何总（何某2）大家都认识，现在何总的妻弟何旭某因为开设赌场的事情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现在是在检察院的提请审查逮捕阶段，何旭某快要结婚了，何总请求他帮忙协调一下，他也答应了何总尽量帮助，召集大家一起就是想让大家想办法看能不能不批准逮捕何旭某。”何某2也当场请求他们多多关照一下何旭某。因为何某2之前也为这个案子上的事情找过她帮忙，所以在现场她当时也说，大家一起都尽力帮下何旭某，对何旭某不要批捕。当时祝某说何旭某是累犯，按规定是属于应当逮捕的情形，如果检察院这边实在要是不批准逮捕何旭某的话，怕公安到时候提出复议、复核，所以还是需要和公安那边协调好。后来范晓某就说他会去和公安协调，公诉这边到时候支持公安直接起诉就行了。因为当时院里规定存疑不捕的，公诉会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提出的相关证据后，再次报捕，公诉才会受理提起公诉。所以当时范晓某就也找了公诉室主任祝某和李某过来协商，提前打好招呼。当时在场的人都同意了这样的做法，何某4也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之后就各自回办公室去了。2015年10月23日，到了何旭某等人开设赌场案批捕阶段的最后一天上午，案件承办人曹某1审查案件之后提出了拟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祝凯某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相对不捕的意见。曹某1将该案的初步意见向她汇报之后，她就对曹某1说何旭某的姐夫何某2来找过她，请求不予逮捕何旭某，何旭某快要结婚了，能不能考虑对何旭某不予逮捕之后变更为取保候审措施，让何旭某早点从看守所出来办理结婚的事情。她还跟曹某1还提了下何某2为何旭某这个案子还找过院里面其他领导帮忙不要批准逮捕何旭某的事情，这个案子还是要向分管副检察长何某4请示讨论下。曹某1对她说：“今天是案子的最后审查期限，已经准备作出对何旭某等人都要进行逮捕的意见了，现有的证据能证明何旭某开设赌场的犯罪行为，何旭某又有故意犯罪的前科，在提审何旭某和审查公安机关提供的资料中都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何旭某这种情况不逮捕的话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她听后就要曹某1先不要结案，先集体讨论一下。后来，她就跟何某4汇报了，还准备下午召集曹某1、何某4、谢业某等人到县检察院5楼案情讨论室一起讨论，同时也通知了公安办案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下午上班后，按上午的通知召集相关人员进行了案件讨论会。在会上，曹某1还是提出拟对蒋海某、宋卫某、曾进某、何旭某、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祝凯某等8人予以逮捕，对何某春、朱乐某相对不捕的意见。但她就提出何旭某等犯罪情节相同6人不予逮捕的意见，还随便找了几个理由，说这个案子开设赌场的证据还无参赌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佐证；开设赌场的房屋，还未查实是何旭某等人租赁用来提供给赌博人员赌博的问题。当时在场的公安人员好像也提出了该案关于起诉方面的异议，意思是存疑不捕的话，案子怎么诉出去。她就说这个案子存疑不捕的话怎么移送起诉的问题范晓某已经和公诉部门协调好了，公安可以直接将该案移送起诉，不用再次报捕，他们公诉室会收案。会后，检察院最终作出了对何旭某存疑不捕的决定。在对何旭某做出批准逮捕决定之前，何某2除了来办公室找她说过这个情况，还到了何某4、范晓某的办公室找过他们。之后的一天下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她下班回家在楼下的快餐店，碰见了何某2，当时聊了两句她就回家了，何某2就追上她，提了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有2条和天下烟，她当时推辞了不肯拿，何某2就跟着她到家里。到家里之后，何某2再次跟她提出能不能对何旭某不予逮捕，要她一定要帮他的忙。她就说我会尽量帮忙，但还要看下其他人（承办人曹某1、主管副检察长何某4等人）的意见，她一个人决定不了的。何某2就说这个案子她尽力去帮忙就可以了，其他人他会去协调。说完之后，两人聊了一会儿，何某2就将用塑料袋装好的两条和天下烟放在茶几上就走了，之后她翻看这个袋子，就发现里面除了两条和天下烟外，还有一个红包。我数了一下，红包里面有20000元现金人民币，全部都是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共计200张。之后，烟就给她老公抽掉了，这20000元钱就被她用于了日常开支。2015年10月23日，做出批捕决定最后一天的下午，主管副检察长何某4主持召开了对何旭某等人是否批准逮捕决定的案件讨论会，曹某1在会上汇报案情以后，提出了对何旭某等人逮捕的意见，但是她提出了对何旭某存疑不捕的意见，最终何某4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对何旭某也是存疑不捕。事后，何某2为了感谢县检察院侦监室的帮忙，且该案后续还需要检察院公诉室帮忙。2015年10月30日，何某2安排侦监室、案管中心、公诉室部分人员一起外出去广东惠州巽寮湾旅游。2015年的冬天或者2016年初（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何某2请她、范晓某、何某4、祝某及公安的祝和某、肖某等人还去过他在永安村的木材厂的食堂吃过饭。二、受贿罪2006年至2018年，被告人何红梅在办理何旭某等人案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案件当事人或其亲属财物共计8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事实如下：1．2006年，被告人何红梅在办理何旭某涉嫌抢劫罪一案期间，接受何旭某姐夫何某2关照何旭某的请托，在汝城县老检察院的停车坪（篮球场）的车上接受何某2所送人民币2000元。后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对何旭某涉嫌抢劫罪一案作了不起诉决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何旭某涉嫌抢劫罪一案检察内卷，证明，2006年，该案由何红梅承办，于2006年8月24日对何旭某作了存疑不诉。（2）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2006年时因何旭某抢劫案他找了何红梅关照，给了他2000元，对何旭某作了不诉处理。事后还请何红梅吃饭，送了烟酒。（3）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5年在办理何旭某等人抢劫案期间，何旭某的姐夫何某2要她对何旭某案子给予关照，在老检察院的停车坪，何某2送给了她一个红包，里面有2000元现金人民币，事后对何旭某等人抢劫案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2．2009年，被告人何红梅在办理何旭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一案期间，接受何某2关照何旭某的请托，在汝城县下的车上接受何某2所送人民币5000元。后何旭某因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处罚金一万元，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合并执行拘役五个月，罚金一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何旭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一案内卷，证明，何旭某等人故意毁坏财物案、敲诈勒索案批捕阶段由祝某办理，审查起诉阶段由何红梅承办，于2009年5月12日起诉后，法院判处。（2）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2008年底他妻弟何旭某涉嫌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犯罪，在2009年1月的时候被汝城县公安机关抓获，2009年5月左右，这个案子移送到汝城县检察院后，他就去找了何红梅，后他请检察院公诉科的人在滨湖路的一个土菜馆吃饭，饭后他送她回汝城县农业银行住处，在下车前送了一个5000元的红包给何红梅。这个案子还是得到了何红梅关照，没有他们的帮助也不会判这么轻。（3）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何旭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案是2009年由她负责承办，何某2到她的办公室找到她给予关照。过了不久，何某2请公诉室的人在的一家饭店吃饭（具体饭店名称不记得了）。吃完饭后，何某2开车送她回汝城县农业银行院内的家属区，何某2送给她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有和天下香烟和一个装有5000元现金人民币的红包。她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能够帮忙的地方尽量给予了关照，也按照何某2的请求，案子到了法院起诉后，告知了何某2该案的承办法官是谁，要他去找法院进行协调。3．2012年，汝城县在办理何旭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期间，被告人何红梅接受何某2请托，向公诉室办案干警打招呼给予何旭某关照，在其家中接受何某2所送人民币10000元。后何旭某因犯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何旭某涉嫌聚众斗殴案检察内卷，证明，该案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员袁利某承办，于2012年5月2日起诉，同年5月18日，法院一审以何旭某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在办理何旭某聚众斗殴案过程中，何红梅向其打了招呼，要他关照何旭某。（3）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何旭某在2009年底因聚众斗殴后外逃，外逃大约一年后，何旭某回来投案自首。何红梅告诉他说判缓刑要找法院的，她会帮他去打招呼。2012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中午，他提着2条和天下香烟（价值约2000元）与2瓶五粮液酒（价值约1100元）及一个10000元的红包（这10000元钱是1扎红色百元面值的共100张）到了何红梅的农业银行家里，要她出面关照何旭某的案子，她答应了肯定会关照的，他走的时候告诉何红梅说那个装酒的袋子里有10000元红包。2012年5月，在范晓某、何红梅等人的帮助下，何旭某给予了轻判，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4）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何旭某聚众斗殴案移送至汝城县审查起诉，当时她是刑检组组长，案件分配到袁利某手上办理。何某2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来到了她的家里，袋子里装有2条和天下香烟及一个红包，要她关照何旭某的案子，尽量帮忙判缓刑，何某2走后，她打开了红包，里面装有10000元现金人民币。4．2014年，张某涉嫌串通招投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移送汝城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被告人何红梅接受张某请托，在了解案情后，为张志刚如何获得从轻从宽处理出谋划策，并在案件讨论会和汝城县检察院检委会上提出了对张志刚不予起诉的意见。在汝城县检察院对张志刚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何红梅收受张某所送现金人民币4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汝城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证明，张某涉嫌串通投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于2014年9月20日召开检察委员会，会上何红梅作为检察委员会委员发言，同意以张某涉嫌串通投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绝对不起诉处理。会议最终决定以张某涉嫌串通投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绝对不起诉处理。（2）张某涉嫌串通投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卷宗材料复印件，证明，张某涉嫌串通投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审查起诉情况，何红梅参加科室讨论，同意以张某涉嫌串通投标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绝对不起诉处理。（3）证人张某证言，证明，2014年9月，汝城县检察院对他作出不起诉决定后，他在快过年的时候送给了何红梅4000元现金。（4）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9月，张某的案件在检察院做出了不予起诉决定。到了快过年前的一天晚上（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在她家楼下，张某给了她一个红包有4000元现金。5．2015年，被告人何红梅在承办屠卫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期间，接受屠卫某妻子欧某1对屠卫某不予批捕的请托，在汝城县吉冲路口香满居旁的车上收受欧某1人民币8000元。何红梅对屠卫某等人作了存疑不捕后，在2016年至2019年的中秋及春节共7个节日中，每次收受欧某1人民币1000元，共计7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何学某、何军某、屠卫某涉嫌开设赌场案内卷卷宗，证明，该案由何红梅承办，于2015年10月15日对何学某、何军某、屠卫某以证据不足作存疑不捕决定。（2）证人欧某1证言，证明，2015年，她老公屠卫某等人涉嫌开设赌场罪的案子，她找何红梅帮忙关照，先送给何红梅现金8000元，后从2016年至2018年每年中秋及春节送给何红梅共7000元。(3)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在2015年，“梅子”为了屠卫某案子要她关照，送给她一个红包，里面有8000元现金。“梅子”为了感谢她的帮忙，从2016年春节至2019年春节前，春节和中秋节共7个节日中，每次都会送她1000元人民币，共7000元人民币。6．2015年，被告人何红梅在承办黄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期间，接受黄某亲属朱某2对黄某不予批捕的请托，在汝城县检察院旁边的车上收受朱某2人民币20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黄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内卷卷宗，证明，黄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一案由何红梅承办，于2015年3月19日对黄某因证据不足作存疑不捕决定。（2）证人朱某2证言，证明，2015年春节后，黄某领导、组织传销活动案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提请逮捕后，他通过手机软件政企连线找到检察院何红梅的电话，跟何红梅联系上，后来送了20000元现金给何红梅。（3）证人黄某证言，证明，处理黄某的案子，共花了4万元，其中2万元“人性开支”，2万元保证金。(4)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在办理黄某组织、领导传销案中，黄某的一个亲戚希望她对黄某不要作出逮捕的决定，送了她20,000元钱。黄某的亲戚找她帮忙后，她对黄某作了存疑不捕的决定。7．2018年，被告人何红梅在承办傅豪某涉嫌盗窃国家机关公文罪一案期间，接受傅豪某亲属何某5不予批捕傅豪某的请托，在汝城大道与检察院的路口交汇处两次收受何某5所送人民币共计20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傅豪某涉嫌盗窃、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内卷卷宗，证明，该案由何红梅承办，于2018年6月29日对傅豪某作存疑不捕决定。（2）何某6提供的“湖南省农村商业银行存折（户名傅星某）”，证明，2018年7月3日，该帐户取现20000元。（3）证人何某6证言，证明，因为傅豪某的案子，何小梅要她给了何某5一千八百多元的烟钱，还有她取了两万元现金，总共花了两万一千八百多元。（4）证人何某5证言，证明，因傅豪某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一案，为了找检察院的何红梅帮忙，他一共送给县检察院的何红梅20000元现金，还送了两条和天下的香烟（价值1880元左右）。(5)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在办理傅豪某盗窃国家机关公文案中，一个何姓老板因傅豪某盗窃国家机关公文案找她帮忙，分两次一共送给我20,000元现金，她对傅豪某作了存疑不捕的决定。8．2018年，被告人何红梅在承办曹某5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期间，接受曹某5的父母曹某2、陈某1对曹某5不予批捕的请托，向曹某2、陈某1索要人民币6000元。后退还给陈某1。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曹某5故意伤害案内卷卷宗，证明，曹某5故意伤害案批捕阶段由何红梅承办，于2018年6月21日对曹某5作了相对不捕决定。（2）湖南汝城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8年8月22日8时45分，曹某2该银行账户存入现金8500元。（3）证人朱某3、证人何某4的证言，证明，2018年7月，曹某5的母亲陈某2说曹某5的案子在批捕阶段时，何红梅以去市检察院协调为由索要了陈某26000元，后来退了钱。（4）证人曹某2、陈某1证言，证明，何红梅在办理曹某5故意伤害案过程中，说要去市院协调曹某5这个案子，向他们要了6000元钱。后来在爱莲广场退给了陈某1。(5)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在办理曹某5故意伤害案中收受了曹某5家人6000元钱，后来退了。在办理曹某5故意伤害案中，给予了帮助，她一直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并且向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打了招呼，也与受害人进行了沟通，最终促使双方调解成功，对曹某5做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9．经补充侦查，监察机关未发现被告人何红梅收受上述贿赂后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徇私枉法行为。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宜章县监察委员会关于何红梅涉嫌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一案的补充调查报告》予以证明。三、玩忽职守罪2009年9月18日凌晨3时许，周科某与邓某3、朱俊某等人在汝城县滨江路“一品飘香面馆”吃夜宵时谈论汝城以前的大土匪是谁，其中一人回答是欧某，隔壁吃夜宵的几个人搭话说这个年代还有人提欧某，欧某算什么东西，双方遂产生言语争执。后隔壁吃夜宵的四个年轻人进入周科某等人包厢并用啤酒瓶等殴打周科某等人，其中一年轻人用匕首将周科某的左腿捅伤。后四个年轻人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粤Ｆ×××××白色小车离开了现场。案发后，邓某3向汝城县公安局报案，2010年1月10日，周科某的损伤程度被鉴定为重伤。2010年1月29日，侦查人员对曹敬某作了询问笔录，曹敬某述说了何旭某请托其出面调解周科某受伤一事。2010年2月2日，汝城县公安局对周科某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2010年3月31日，侦查人员对何旭某作了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何旭某陈述称：2009年9月的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他驾驶粤Ｆ×××××小车往滨河西路“一品飘香店”门口过，看到有10多个人围着一起，有人来拦他的车，他就停了，他准备停车下去看，刚开门就看到何纯某等人，何纯某叫他送他们走，说打了架，后来他送何纯某等人到妇幼保健院处何纯某等人就下车了。在辨认笔录中，何旭某指认何纯某是伤害周科某的犯罪嫌疑人。2010年11月27日，因何某7在2008年12月29日无辜砍伤何某1一案，汝城县公安局将何某7抓捕归案。同日，汝城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何某7进行了第一、二次讯问。在何某7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何某7供述了二次与他人打架的事实。其中一次为：2009年7、8月份的一天晚上22时30分左右，他约朋友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人去吃夜宵，他开着事先借到土桥何旭某姐姐的白色轿车载着他们到了九塘江原何记卤味一品飘香面馆，上了二楼左边包厢，正在点菜的时候，听到旁边包厢的在大声谈论欧某以前在县城的事，心里就莫名其妙不舒服，就从身上拿起一把随身携带的匕首进了旁边的包厢，对包厢内的人说你们吵什么吵，然后就朝那个讲话的人左脚大腿上捅了一刀，包厢内的其他人就过来打他，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个人看见后就马上跑过来跟他们这边4、5个人对打，他就跟箭猪古、黄鼠狼、细毛说他捅伤了人快走，然后他们四个人就跑走了，他不认识被他捅伤的那个人，打架时双方都没有拿东西，都是拳脚互相打，匕首事后被丢进了花木桥江里面了。另一次是2011年6月份殴打何某1的事实。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何某7承认第一次讯问笔录中交待的情况均属实。2010年12月19日，侦查人员对何某7进行第三次讯问，何某7开始翻供，不承认参与原“何记卤味”砍人的事情，但承认办案民警没有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主张事发当天（2009年9月18日凌晨）在何东某家或者“道士”家，对侦查人员询问其为什么交待原“何记卤味”打架的事情以及怎样知道原“何记卤味”打架一事的原因拒不交待。在第四次讯问笔录中，何某7不承认参与原“何记卤味”打架的事情，但对翻供的原因仍拒不说明理由。2010年12月20日，侦查人员对周科某进行了第四次询问，周科某陈述称：事发2个月后不久，县公路局一个叫曹敬某的人过来找他，说现在捅伤他的那个人愿意出医药费，叫他私了算了，如果不肯的话对方将在他另一边腿上也捅一刀。在自己的伤情鉴定出来后，何旭某打了他的电话，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秀奴”。事后自己通过朋友了解，当时打他的有“秀奴”和一个叫何纯某的人，根据他当时坐的位置和打他那些人的位置，估计当时捅他这刀的人就是何旭某。同日，侦查人员安排周科某、朱某5、邓某3作辨认笔录，其中周科某经过辨认指出何某7、何纯某、何旭某是参与殴打自己的人，其中何旭某最有可能是捅伤自己的人；朱某5指认何旭某是参与殴打周科某的人；邓某3未辨认出参与殴打周科某的人。2010年12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以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何某1致其轻伤及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两起犯罪事实向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何某7。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承办人胡某、谢伊某审查后发现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何某7在侦查阶段及审查批捕阶段均存在持续翻供的情况，而故意伤害何某1致其轻伤证据确实充分。2010年12月31日，何红梅在是否批准逮捕何某7的集体讨论会上同意承办人意见。最终经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因何某7故意伤害何某1致其轻伤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遂批准逮捕何某7，并要求公安机关对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的事实补充相关证据材料，查明该犯罪事实。2011年2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以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以及故意伤害何某1两起犯罪事实向汝城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被告人何红梅作为承办人负责此案的审查起诉工作。2011年3月28日、5月28日，何红梅两次以案件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该案退回汝城县公安局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提纲要求：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及对犯罪嫌疑人何某7的审讯力度，加大抓捕力度及对何纯某、何旭某等人的审讯力度，查明2009年9月18日凌晨，被害人周科某在“一品飘香面馆”被他人持刀捅伤的详细过程，即查证参与被害人周科某等人包厢内实施殴打等行为的具体人员的真实身份、具体行为及各自的作用，致被害人周科某重伤的具体行为人到底是谁，捅伤被害人所用的工具的特征、来某及现去向。但经两次补充侦查，公安机关除了回复“已对何纯某、何旭某上网追逃，加大了追捕力度”外，没有补充新的证据及新的犯罪事实。2011年7月11日，何红梅听取了周科某的意见，周科某陈述称：关于被捅伤之事，他能确定现在被抓在案的何某7在场参与殴打他，但不能确定是何某7捅伤他的，他认为是何旭某捅伤他的，他的意见是若何某7赔偿了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则愿意请求司法机关对何某7从轻处罚，否则请求对何某7从重处罚。2011年7月22日，何红梅讯问了何某7，何某7称他没有参与伤害周科某，但对何红梅询问其为何在公安机关审讯时说参与伤害周科某，何某7拒不说明原因。同日，何红梅撰写了起诉书，起诉书认定了何某7故意伤害何某1致其轻伤、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的事实，认定何某7在共同故意伤害何某1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为主犯；在共同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的过程中，何某7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起诉书经罗某2和范晓某审核后签发。2011年7月22日，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以湘汝检刑诉【2011】62号起诉书指控何某7犯故意伤害罪，向汝城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周科某、何昭某、周若某、周嘉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何某7赔偿医疗费等损失318986.93元。2011年8月29日，汝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庭审中，何某7承认故意伤害何某1的事实，但一直辩称没有参与故意伤害周科某，称是何旭某叫他顶罪的。但何红梅未采纳何某7的辩解，也未向法院要求中止庭审，重新补证查明犯罪事实。汝城县人民法院经庭审后，对该案当庭审判，认为何某7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被害人周科某的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相互吻合，可以认定何某7参与了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认定何某7伙同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共同故意伤害何某1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为主犯；在共同故意伤害周科某致其重伤的过程中，何某7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何某7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赔偿被害人周科某等4人经济损失123062.78元。宣判后，公诉机关未提起抗诉，何某7及周科某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汝城县司法机关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查明伤害周科某的真凶是何旭某等人，何某7没有参与故意伤害周科某。2019年10月17日，汝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对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案【（2011）汝刑初字第93号】进行再审，并于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湘1026刑再1号，认定：1．何某7故意伤害何某1并致其轻伤的事实成立，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2．2009年9月18日3时在汝城县“一品飘香”面馆殴打周科某等人的是何旭某、朱建某、廖一某、何某7四人，是何旭某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周科某的左大腿部位捅伤，致周科某重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刑事裁定书、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53号刑事判决书三个生效裁判文书；证人何某8、周某2、宋某、邓某2的证言；涉案人廖一某、朱建某、何旭某、何某7的供述；何某7的供述；被害人周科某出具的收条、谅解书等证据。公诉机关原指控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并致其重伤的事实不成立，应予纠正。判决：一、维持（2011）汝刑初字第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对原审被告人何某7犯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部分；二、撤销（2011）汝刑初字第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何某7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第二项即被告人何某7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科某、何昭某、周若某、周嘉某各项经济损失123062.78元；三、原审被告人何某7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原审被告人何某7的刑期已执行完毕）。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周科某提供的《要求公安机关对周科某重伤案件重新调查的报告》，证明，周科某向汝城县公安局递送报告，关于2009年9月18日晚上何旭某、何某7等人对被害人周科某故意伤害重伤一案，要求公安机关重新调查，陈述了受伤经过，知晓情况，并称何某7是替人顶罪。(2)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证明，2019年9月18日3时许，周科某被何旭某、廖一某、朱建某等人故意伤害。（3）汝城县人民法院刑事一审诉讼卷宗（何某7故意伤害案），证明，汝城县人民法院对何某7故意伤害一案的受理、审查情况，开庭审理情况，当庭判决情况。开庭审理时，何某7当庭对故意伤害周科某的事实予以否认，开庭审理后，合议庭合议认为，被告人何某7辩称其没有参与“一品飘香”面馆的故意伤害案，经查，被告人何某7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等证据相互吻合，可以认定被告人何某7参与了伤害周科某一案，被告人何某7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当庭宣判。（4）汝城县公安局刑事案件卷宗，证明，何某7故意伤害何某1案、故意伤害周科某案证据情况。（5）汝城县公安局刑事案件卷宗，证明，何某7故意伤害何某1案、故意伤害周科某案证据情况。何某7在第一次讯问中供述那天晚上叫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人一起开着从何旭某姐姐借的白色轿车去吃宵夜，正在点菜时听到旁边包厢的人在大声谈论欧某，心里不爽，就拿起一把随身携带的匕首过了旁边的包厢，对包厢内的人说你们吵什么吵，然后就朝那个讲话的人左脚大腿上捅了一刀，包厢内其他人就过来打他，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人就过来帮忙跟对方的4、5个人对打，然后他就叫他们一起走了。双方在打的时候都没有拿东西了，都是拳脚互相打。（6）汝城县公安局刑事案件卷宗，证明，何旭某、朱建某、廖一某等人故意伤害周科某案证据情况，何旭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供述其与朱建某、廖一某、何某7参与故意伤害案，他刺伤周科某，还与廖一某、何某7、何某7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被警察抓了，他们中一个人要去帮他“顶包”，廖一某、何某7、何某7三人都同意，后来何某7被抓时，何旭某因案在逃，没有顾得上管何某7，何某7在开庭审判过程中翻供了。（7）证人何某7证言，证明，2010年10月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为何旭某顶包了一起故意伤害的案件，这起案件是何旭某在案发当天（2009年9月的一天）晚上零时许，他在汝城街上逛街时，何旭某打电话叫他过去，然后叫他顶罪的案子。当时何旭某并没有告诉他具体案情，是侦查员罗光某不断提醒案发经过，然后自己编造一些假话。在后来的讯问中他翻供了，但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他翻供都没有说是何旭某叫他顶罪的，开庭时，他陈述称没有参与伤害周科某，是何旭某让他把事情承担下来，何旭某只告诉他因“欧某”的事情打架，细节没有告诉他，他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都是自己编造的。但检察官和法官都没有理睬他。合议庭对他的辩解没有采纳，当庭判决他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被判刑后他没有上诉。（8）证人朱某4证言，证明，2011年8月29日，何某7故意伤害案开庭审理，他作为周科某的委托代理人，也参与整个庭审过程。在庭审中何某7翻供并称自己是何旭某叫来顶包的，根据他的经验判断，何某7很有可能是顶包的。（9）证人朱某5证言，证明，2009年9月18日凌晨，他和周科某、邓某3以及周科某的两个老表共5人在汝城县“一品飘香”夜宵店门口靠江边的帐篷里吃宵夜。到快吃完的时候，因为平时就喜欢开周科某的姓宋的老表的玩笑，所以邓某3又开玩笑地问他：汝城以前最大的土匪头是谁？小宋说是欧某。这时隔壁帐篷的人说：欧某算什么卵。周科某当时也喝了酒，所以回了对方一句：我们说话关你们什么事。这时隔壁帐篷冲过来一个年轻男子对我们说：谁说的？周科某说：我说的。这个男子很生气，一下把他们的桌子掀翻了，然后冲过去把周科某打倒在地上，周科某当时也还了手，这时对方三个年轻男子拿着啤酒瓶来打他们，他当时用左手挡了一下，左手小指被酒瓶砸伤了，邓某3和周科某的另一个老表马上跑了出去，剩下他和周科某、小宋在帐篷里。看到周科某被打，小宋也上去帮忙，对方四个人就一起打周科某和小宋，因为他当时没有帮忙，对方没有再打他。对方有用啤酒瓶砸的，有用脚踢的，小宋的头上被对方砸了一瓶子，瓶子都砸碎了，夜宵店的老板也劝对方不要打了，但是老板不敢上前。等到对方快停手的时候，对方第一个冲进他们帐篷的人突然拿出一把匕首，对着当时已经倒在地上的周科某的左大腿捅了一刀，这时对方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对那四个人说不要打了，快走快走。对方的另外三个男子也对用匕首捅周科某的这个男子说：旭哥，快走。当时这个叫“旭哥”的人喝得很醉，不肯走，好像已经打红了脸，对方的另外三个男子还来拉他，接着对方五个人上了停在路边的一台白色丰田威驰小车跑掉了。过了十多分钟，警察来了，他们几个人把周科某、小宋送到了县人民医院。2009年9月18日白天，他、邓某3以及周科某的另外一个老表三个人去了城关派出所做了笔录，他把当时的整个经过都跟警察讲了，做完笔录后，警察把笔录打印出来，他签了字，按了手印。过了几天，警察又把他和邓某3（当时两人一起合伙开修理厂）叫到城关派出所。警察给了他一张纸，纸上有蛮多张男子的证件照片，警察让他看这些照片，如果看到有当时打周科某的人就说出来。他看过照片后，指出其中的一个男子就是第一个冲进我们帐篷并且用匕首捅伤周科某的人，然后我还在这张有照片的纸上签了名字按了手印。周科某被捅伤的时候，有蛮多人看到，到了白天，这个事基本上就传开了，一些到他修理厂修车的人也认识这个人，他们说这个人是土桥的，真名叫何旭某，外号“旭奴”，是土桥的“大拔”。大概过了一年多，也就是2010年年底的时候，汝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把他和邓某3叫到了汝城县一中大门隔壁的刑侦大队办公室，警察又拿出一张有蛮多男子的证件照片的纸给他看，我同样认出了这个“旭哥”，也就是何旭某。（10）证人周科某证言，证明，第一次做辨认笔录的时间是2009年9月底，他认真看了这九个头像后，立即指出了何旭某的头像，并告诉朱伟某说，这个人是最有可能捅伤他的，因为事情才刚刚过了10多天，他对何旭某特别有印象，其他人没有指认出来。第二次做辨认笔录的时间大概是2010年11月份左右，他和郭庆某进入办公室后，就指着墙边蹲着的一名男的，大概20多岁，短头发，问他“你是否认识这个人”，他回答说“不认识”，然后，这个民警问何某7是否认识他，他不记得何某7是怎么回答的，但当时他的脚行动不便，走路一拐一拐的，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是受过伤的，他还记得那个公安民警对他说这个人叫何某7，是濠头人，那个民警指着他对何某7说“他就是那个受害人”，当时他和何某7相互看了一眼，双方都没有交流。之后，就在这个办公室那个公安民警拿出一些人物头像相片，在同一张纸里面有6至9个头像，每个头像下面有编号，民警要他辨认除了何某7外，照片里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殴打了他，接过照片后认真看了一下，在照片里面指出了何旭某和何某7的头像，因为他一直认为何旭某就是最有可能捅伤他的人，指认何某7是因为刚刚看到了何某7的真人，照片里面有何某7的头像，所以才指认何某7。是否还指出了其他人就不记得了。指认完后还签了字，按了手印。宣判结束后，他和律师朱某4谈了一会话，朱某4说，何某7极有可能是过来顶罪的，他就说可能是。何红梅在她的办公室问过他对何某7有印象吗，他回答何红梅说，记不清何某7了，只记得何旭某一定参与了殴打他。当时何红梅还对他说过，何某7已经承认是他捅的，其它的话就不记得了。他想既然公安和检察都说是何某7捅的，那他就也说是何某7捅的。在汝城县法院审判过程中，他现在仍然记得何某7在法庭中面对法官痛哭着，并一边哭一边对法官说没有参与伤害周科某这事，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何旭某叫其来认这件事，并说会找关系摆平这事，后来就判决了何某7。他记得何红梅在发言时用普通话说，何某7是出尔反尔，藐视法律，何红梅代表检察院不认可何某7的翻供。从良心上来讲，他不能确定是何某7捅伤他的，而最有可能是何旭某捅伤的，但是既然何某7自己承认是他捅伤的，当时治疗的药费都是向亲戚借的，经济很困难了，他想已经找到一个殴打他的人，就要殴打他的人赔偿药费等费用，况且公安机关也认定是何某7捅伤他的，只要能赔偿他的费用就行，所以他就顺水推舟指认了何某7。（11）证人欧某2证言，证明，他是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2011年8月29日上午8点多钟正式开庭，何某7在庭审过程中痛哭，并说“不是他捅伤周科某的，是何旭某喊他来顶包的，何旭某说会摆平这件事”。何红梅说过“有这么多证据证明是你捅伤的，你还在狡辩”这样的话；法院罗某1说过“依据检察院、公安提供的证据和我们法院调查的结果，可以认定是你捅伤周科某的”。后来，依据刑法相关条款判处了何某7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他还记得，判决何某7后，法警带何某7离开法庭时，何某7一边哭一边说不是他捅伤的，何某9站起来对何某7说“不是你做的，最开始为什么你要认，现在已经判了，你又说不是你，不是你做的也是你做的”。（12）证人范某证言，证明，周科某是他妻兄的儿子，周科某喊他姑父。何某7被抓之后的几天，周科某说捅伤他的人抓到了，但周科某觉得这个何某7是顶包的，真的凶手不是何某7，周科某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不清楚。派出所办案人员可能跟真凶何旭某有关系。（13）证人何某9证言，证明，他是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开庭当天，何某7不承认砍伤周科某的事，说是何旭某叫他来顶包的，后来仍然判了刑。（14）证人欧某3证言，证明，他是何某7故意伤害案的主办人，大部分证据材料都是他取的，也是他进行移送起诉的。2009年9月18日凌晨，周科某同桌人员邓某3到汝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公安民警接警后当即填写了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并向分管领导陈一某汇了报，领导指示初查。2009年9月18日，城关派出所工作人员分别跟周科某同桌人员邓某3、朱某5、谭萁某作了询问笔录，进行了现场勘查。邓某3、朱某5、谭萁某简要述说了伤害案的经过。公安机关没有问清楚发案的地点是在二楼包厢还是在临江帐蓬，2009年9月30日，城关派出所工作人员宋某5、朱伟某跟被伤害人周科某作了第一次询问笔录，简要述说了伤害案的经过，周科某说他们走时开了一辆白色的丰田小汽车，车牌粤Ｆ×××××，案发地点在一品飘香面馆门口。2009年10月11日，城关派出所工作人员朱伟某、谭雪某跟一品飘香面馆老板何某8作了询问笔录，何某9简要述说了伤害案的经过，没有看清楚捅伤被害人是谁,何某9说他哥哥何某8和旁边开店的人也看到整个打架的过程。但之后，公安机关没有找何某8、何某8妻子宋某和旁边开店的人取证。2010年1月29日，城关派出所工作人员朱建某、朱伟某跟曹敬某作了询问笔录，曹敬某述说了何旭某请托的相关出面调解的情况。2010年2月1日，汝城县公安局鉴定周科某伤情构成重伤。2010年2月2日，汝城县公安局决定对周科某被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2010年3月31日，城关派出所工作人员朱伟某、刘某5跟何旭某作了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何旭某称何纯某是参与打架的嫌疑人，但是没有看到打架的详细的过程。在辨认笔录中何旭某指认何纯某是伤害周科某的犯罪嫌疑人。2010年11月27日，因何某7在2009年12月29日在汝城县“春雅”宾馆门口持刀砍伤无辜群众何某1致轻伤一案，公安机关在濠头一网吧将何某7抓获。2010年11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他与罗光某第一次跟何某7作讯问笔录，何某7主动交代伤害周科某的过程，何某7的供述为在2009年7、8月份的一天晚上21时30份左右，自己叫朋友“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人一起去吃宵夜，然后自己就开车（事先借到土桥何旭某的姐姐的白色轿车）载着他们到九塘江一品飘香面馆，上了二楼左边包厢，在点菜的的时候，听到旁边包厢的人在大声的谈论欧某以前在县城的事，自己心里莫名其妙的不舒服，然后就从身上拿起一把随声携带的匕首，就过了旁边的包厢，对包厢内的人说，你们吵什么吵，然后就朝那个讲话的人左脚大腿上捅了一刀，被害方人员围着自己打，自己这方的人员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三个人看见后，就马上跑到被害方包厢内帮忙对打，三、四分钟后，自己就跟箭猪古、黄鼠狼、细毛他们说，快走他捅了人了，然后他们这方的四个人就跑走了。捅伤人的匕首是一把绿色铁柄的匕首，刀刃总长约22厘米左右，刀刃长约12厘米左右，后被自己丢进了花木桥江里面。2010年11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决定对何某7执行拘留，并送汝城县看守所。2010年11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他与罗光某第二次跟何某7作讯问笔录，主要内容是讯问何某7对自己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有何意见，何某7回答无意见。2010年12月19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他与钟志涛第三次跟何某7作讯问笔录，何某7对自己11月27日交待的内容作出否定，称在一品飘香砍人的事情自己没有去，并称案发当天不在何东某家就在“道士”家，讯问之前为何交代的这么清楚，何某7沉默。2010年12月19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他与罗光某跟周科某作辨认笔录，周科某经过辨认指出何某7、何某7（何纯某）、何旭某是参与了殴打自己的人，其中何旭某最有可能是捅伤自己的。2010年12月20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罗光某与他第二次跟周科某作询问笔录，周科某称：“事发2个月后不久，县公路局一个叫曹敬某的人过来找我，说现在捅伤我的那个人愿意出医药费，叫我私了算了，如果不肯的话对方将在我另一边腿上也捅一刀。在自己的伤情鉴定出来后，何旭某打了我的电话，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秀奴”。事后自己通过朋友了解，当时打我的有秀奴和益将乡一个叫何纯某的人，根据我当时坐的位置和打我那些人的位置，我估计当时捅我这刀的人就是何旭某。另打听到一品飘香面馆女老板的弟弟认识何旭某，当时还跟何鹏他们那桌人打了招呼。”2010年12月20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罗光某与他跟朱某5作辨认笔录，朱某5指认何旭某是参与殴打周科某的人。2010年12月20日，汝城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罗光某与他跟朱某5作辨认笔录，邓某3未辨认出参与殴打周科某的人。2010年12月23日，汝城县公安局决定对何某7伤害何某1案立案侦查。2010年12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提请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何某7。检察院退回了两次，2011年3月28日退回补充侦查了一次，2011年5月28日又退回补充侦查一次。2011年3月28日，汝城县检察院第一次退补，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及对犯罪嫌疑人何某7的审讯力度，加大对何纯某、何旭某等人的抓捕力度和审讯力度。2011年4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回复对何纯某、何旭某上网追逃，加大了追捕力度。2011年5月28日，汝城县检察院第二次退补，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及对犯罪嫌疑人何某7的审讯力度，加大对何纯某、何旭某等人的抓捕力度和审讯力度。2011年6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回复已对何纯某、何旭某进行上网追逃，何某7称当时捅伤周科某的工具系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捅伤周科某的理由就是听到周科某等人谈论欧某就不舒服；捅伤周科某的匕首被何某7丢到了花木桥江里去了。第二次退补后，关于对何某7伤害周科某案，没有补充新的证据，也没有提审何某7，最后一次讯问何某7是在2011年4月26日，何某7称不清楚砍伤周科某一事，对于之前怎么知道周科某一事的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他就是觉得当时何某7自己承认了，之后翻供，虽然提出不在场的理由（在何东某或“道士”家），他们认为提出的理由是不合理解释，也没有告诉他们是谁指使的，也没有告诉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虽然受害人没有指认何某7是捅伤他的人，但指认了他参与了打架。在侦查阶段未找到认定何某7捅伤周科某的证据，又将何某7移送起诉的理由：首先，他就是觉得当时何某7自己承认了，之后翻供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告诉他们是谁指使的，也没有告诉他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将案件移送起诉了。其次，他觉得也会有其他部门和人员把关，证据不足检察院也会要求补充侦查。（15）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明，她是2011年何某7故意伤害案的承办人。何某7故意伤害案由她、何某9、欧某2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是何冬某，公诉人是何红梅。开庭后，合议庭组成人员对该案进行了合议，案件进行了当庭宣判，判决认定被告人何某7分别参与了伤害何某1（轻伤）、周科某（重伤）的两起共同故意犯罪，判决被告人何某7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对于被告人当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该案被告人何某7当庭翻供，但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而其庭前供述（侦查阶段）与被害人周科某的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相互印证，能够证明被告人何某7参与了伤害周科某的共同犯罪，所以合议庭认定被告人何某7构成故意伤害罪，关于用刀捅伤周科某的情节，因只有被告人的供述，而无证据佐证，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合议庭对被告人何某7捅伤被害人周科某的这一情节没有认定，从而认定其是从犯。她认为法院对于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的事实认定是符合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何旭某、廖一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伤害周科某的事实。经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何旭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9年5月31日，郴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作出了终审裁定。现在来看，他当时作出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的判决是错误的，办了一个错案。当时受理这个案子并提请公诉的人员是何红梅和一个书记员。当时何某7庭审时提出翻供，检察公诉人员并未对存在矛盾点和存疑点提出休庭的建议。（16）证人罗某2的证言，证明，当时何某7故意伤害案开完庭后，她觉得何某7可能是顶包的，并提醒了何红梅，何红梅说现在都这个时候了，就看法院怎么判了。（17）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0年12月27日，汝城县公安局提请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何某7，何某7涉嫌2起故意伤害案，一起在一品飘香面馆故意伤害周科某重伤案，一起故意伤害何某1致轻伤案。2010年12月29日，汝城县人民检察院胡某、谢伊某跟何某7作讯问笔录，何某7说“今天说的和公安机关的交待都是实话，只是我没有参与在一品飘香面馆砍人，但我知道受害人与砍他的人认识，我不想说是谁，反正我没有去”、“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不会认”。她作为当时的侦监室主任，对该案进行了审核，看了承办人提交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已经知道了何某7致周科某重伤一案证据不足，并且侦监室进行了集体讨论。鉴于何某7致何某1轻伤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便同意了逮捕意见并签署了意见。2011年2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对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移送审查起诉。她是该公诉案件的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也认为证据不足。第一次退补，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及对犯罪嫌疑人何某7的审讯力度，加大对何纯某、何旭某等人的抓捕力度和审讯力度，查明2009年9月18日凌晨，被害人周科某在“一品飘香面馆”被他人持刀捅伤的详细过程，即查证：参与到被害人周科某等人包厢内实施殴打等行为的具体人员的真实身份、具体行为人及各自的作用？事前他们是如何协商的？当时过来的本意是什么？为何会如此做？致被害人周科某重伤的具体行为到底是谁？捅伤被害人所用工具的特征、来某及现去向。2011年4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回复对何纯某、何旭某上网追逃，加大了追捕力度。2011年5月28日，第二次退补，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侦查力度及对犯罪嫌疑人何某7的审讯力度，加大对何纯某、何旭某等人的抓捕力度和审讯力度。2011年6月28日，汝城县公安局回复已对何纯某、何旭某进行上网追逃，何某7称当时捅伤周科某的工具系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捅伤周科某的匕首被何某7丢弃到花木桥江里面了。当时公安机关没有补充到新的证据。2011年7月21日，她、龙丽某听取周科某意见并作笔录，周科某称：只能确定何某7是参与殴打我的人，不能确定是何某7捅伤的我，我认为是何旭某捅伤的我。2011年7月22日，汝城县检察院她、何礼某提审何某7，何某7称只砍伤过何某1，没有参与一品飘香面馆砍人的事。2011年7月22日，她在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检察院起诉书、量刑建议书中均出具“在共同故意伤害被害人周科某至重伤的案发过程中，被告人何某7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其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结论。她作为该公诉案件的承办人，也是公诉人。2011年8月29日，汝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何某7故意伤害案，法院审判长为罗某1，人民陪审员为何某9、欧某2，书记员何冬某；检察院公诉人是她，记录人何礼某。在法庭庭审阶段，被告何某7当庭翻供说在“一品飘香”面馆发生的故意伤害案其没有参与，也根本不知道在“一品飘香”面馆发生的故意伤害案，周科某的伤不是其造成的。在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何某7的辩论是“我没有参与伤害被害人周科某，是何旭某让我把事情承担下来。何旭某只告诉我因‘欧某’事情打架，至于细节问题未向我陈述，我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自己胡编的。”但法院对何某7的辩护意见未予以采纳。2011年8月29日汝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2011）汝刑初字第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何某7参与了故意伤害周科某，最终法院判决何某7犯故意伤害罪并判处了有期徒刑四年两个月，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经济损失123062.78元。当时何某7庭审时提出翻供，她并未对存在矛盾点和存疑点提出休庭的建议。何旭某、廖一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伤害周科某的事实。经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何旭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9年5月31日，郴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作出了终审裁定。现在来看，何某7并没有参与伤害周科某，她将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办了一个错案。另查明，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认定：何旭某自2008年以来，纠集廖一某等人，实施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至2017年5月，逐步形成以何旭某为组织、领导者，廖一某等人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及组织成员在汝城县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严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威胁恐吓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2019年5月15日，何旭某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湖南省汝城县人民法院（2019）湘1026刑初21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刑终252号《刑事裁定书》予以证明。本案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人何红梅是否构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二、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旭某犯开设赌场罪一案中审查批捕阶段的行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三、被告人何红梅受贿的数额及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四、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何某7伤害周科某一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一、被告人何红梅是否构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经查，何旭某自2008年以来，纠集廖一某等人，实施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至2017年5月，逐步形成以何旭某为组织、领导者，廖一某等人为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及组织成员在汝城县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严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威胁恐吓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2019年5月15日，何旭某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而被告人何红梅自2006年以来，多次接受何旭某姐夫何某2的请托，对何旭某的多次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关照，纵容何旭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以何旭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坐大成势。因此，被告人何红梅应认定为以何旭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二、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旭某犯开设赌场罪一案审查批捕阶段的行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经查，2015年10月15日，汝城县公安局将何旭某等10人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报送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其中何旭某曾于2012年因犯聚众斗殴罪被汝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且刑满释放不满五年，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逮捕的情形。在审查批捕期间，时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侦监室主任的被告人何红梅接受何旭某姐夫何某2对何旭某不予批捕的请托，并收受礼金20000元，在明知依法应当逮捕何旭某的情况下，要求承办人曹某1暂缓提出批准逮捕意见，在案件讨论会上发表违背事实与法律的对何旭某存疑不捕的意见，最终在其与时任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范晓某的共同影响下，汝城县人民检察院对何旭某等6人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为：1.主体为司法工作人员；2.主观方面为故意，并出于徇私、徇情的动机；3.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4.客体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及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当性。本案中，主体方面，被告人何红梅为从事检察职务的检察院干警，属司法工作人员。主观方面，被告人何红梅明知何旭某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逮捕的情形，却违背事实与法律发表对何旭某存疑不捕的意见，并且希望枉法结果的发生，为直接故意。同时，接受何某2对何旭某不予逮捕的请托，收受何某2所送的20000元人民币，具有徇私、徇情的动机。客观方面，被告人何红梅明知何旭某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五部分“徇私枉法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2.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之规定，“追诉”贯穿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环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均是追诉的行为。只要是因徇私利、徇私情而利用违反法律的手段进行立案或不立案、侦查或不侦查、起诉或不起诉、审判或不审判均能构成徇私枉法罪。“追诉”不能狭义、简单理解为最终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的审查批捕阶段，其当时的职务是侦监室主任，职责职权就是审查批捕。被告人何红梅在明知何旭某应当逮捕而在接受请托并收受贿赂的情况下故意发表存疑不捕的意见，致使曾于2006年以来多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在2012年因聚众斗殴罪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罪构成累犯的何旭某最终未被依法逮捕，被告人何红梅在职责职权范围内的审查逮捕阶段已经完成了对何旭某不予追诉的行为。没有逮捕就是一种不予追诉的结果之一，枉法的行为与结果均已完成。至于何旭某之后是否被起诉、判决，已超出何红梅的职责职权范围，非何红梅所能控制，不能以何旭某最终被起诉、判决而否定何红梅故意包庇何旭某不使他受追诉的行为。客体方面，被告人何红梅出于徇私、徇情之动机，致使何旭某应当逮捕而未被逮捕，同时，为帮助何旭某不被逮捕，对与何旭某共同犯罪的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等人均未予逮捕，而何小某、李燕某、范建某等人均曾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应当逮捕的情形。被告人何红梅徇私枉法行为妨害了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因此，被告人何红梅的行为完全符合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构成徇私枉法罪。三、被告人何红梅受贿的数额及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庭审时，被告人何红梅对起诉书指控的第3起受贿情节及在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审查批捕阶段收受何某220000元的数额有异议，认为她没有收受起诉书指控的第3笔贿赂，在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审查批捕阶段只收了何某25000元。经查，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红梅的第3笔受贿情节，即2012年，汝城县在办理何旭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案期间，被告人何红梅接受何某2请托，向公诉室办案干警打招呼给予何旭某关照，在其家中接受何某2所送人民币10000元，该犯罪事实有书证、证人李某、何某2证言及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其中证人何某2的证言与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相互吻合，足以认定。同时，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红梅犯受贿罪的其他受贿情节，被告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且均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因此，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红梅于2006年至2018年期间，在办理何旭某等人案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案件当事人或其亲属财物共计8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成立，予以采信。对于起诉书关于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审查批捕阶段收受何某220000元的指控，经查，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何红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中证人何某2的数次证言与被告人何红梅的数次供述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亦足以认定。综上，被告人何红梅受贿的数额为82000元。其在何旭某涉嫌开设赌场罪一案审查批捕阶段收受何某22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同时构成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作为一罪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何红梅收受上述20000元的行为尚不构成受贿罪，故应以徇私枉法罪定罪处罚。关于被告人何红梅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起诉书指控的部分受贿情节系被告人何红梅在监察机关掌握之前主动交待，但鉴于被告人何红梅主动交待的受贿情节与监察机关已掌握的受贿情节系同种罪行，故不能认定为自首，依法认定为坦白。四、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何某7伤害周科某一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玩忽职守罪。经查，被告人何红梅于2011年承办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以及故意伤害何某1两起犯罪事实的审查起诉期间，对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中的多个疑点未引起重视。证据之间在①参与殴打周科某的具体行为人，何某7供述的参与殴打周科某的“箭猪古”、“黄鼠狼”、“细毛”是否为何旭某、何纯某等人；②持刀捅伤周科某的具体行为人究竟是谁；③双方互殴时是否使用工具；④驾驶白色轿车的行为人及肇事者离开现场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矛盾。何某7在公安机关第三次讯问笔录中否认其参与殴打周科某，并陈述其事发当晚是在何东坡家或者“道士”家。被告人何红梅在上述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何某7供述其不在现场无作案时间的情况下，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未有针对性提出补证排除意见，也未自行侦查核实。在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犯罪事实不符合起诉标准的情况下对何某7以故意伤害何某1和周科某两起犯罪事实提起公诉。在汝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何某7故意伤害罪一案时，何某7当庭供述是何旭某要他顶罪的，他没有参与殴打周科某，且周科某、朱某5均曾指认何旭某参与殴打了周科某。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某7殴打周科某的事实明显存疑，案件出现新情况时没有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致使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重伤的事实被法院错误认定，并最终导致何某7被错误判决增加刑期二年二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为：1.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主观方面为过失；3.客观方面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4.客体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本案中，主体方面，被告人何红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方面，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未能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及合理怀疑，其主观上具有明显过失。客观方面，1996年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定、充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或者提起公诉的案件，证据应当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罪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四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中，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何某7供述其不在场无作案时间，且何某7自公安机关第三次讯问起持续翻供。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听取受害人周科某意见时，周科某明确陈述用刀捅伤他的人是何旭某，而非何某7。被告人何红梅在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的审查批捕阶段已明知该案证据不足，且其在审查起诉该案时，发现证据之间有明显矛盾及疑点，仍未有针对性地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致使案件起诉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在此前提下，被告人何红梅按照规定应当向检察长汇报并提请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不予起诉，但其未向检察长汇报提请检察委员会进行研究，仍然在起诉书中认定何某7伤害周科某并致其重伤。被告人何红梅作为多年工作在侦监、起诉部门的工作人员，未尽到检察人员的工作职责，属于严重不负责任。《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五条规定：“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的”。汝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何某7故意伤害罪一案时，何某7在庭审时当庭供述是何旭某要其顶罪的，其没有参与故意伤害周科某，且周科某、朱某5在侦查阶段均曾指认何旭某参与殴打了周科某，何旭某是最有可能持刀捅伤周科某的人。被告人何红梅在案件出现新情况时，特别是何某7点名道姓当庭供述是为何旭某顶罪，却没有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致使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的事实被法院错误认定，并最终导致何某7被错误判决增加刑期二年二个月。因此，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中，其履职行为违背了法律规范的要求，未尽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高度审慎义务，属于不正确履行职务或者说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冤假错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其不正确履职行为包含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客体方面，被告人何红梅不正确履职行为造成冤假错案，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因此，被告人何红梅的行为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构成玩忽职守罪。原判认为，被告人何红梅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何红梅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依法从重处罚；具有索贿情节，依法从重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红梅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二百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何红梅犯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已缴纳清）。二、被告人何红梅所退赃款9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蒋阳丹、何黎辉提出：一、何红梅不构成徇私枉法罪及玩忽职守罪；二、何红梅不应认定为黑恶势力“保护伞”；三、何红梅受贿罪量刑过重。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何红梅的辩护人蒋阳丹、何黎辉还提出，何红梅在羁押期间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经审理查明，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湖南省宜章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所列举的证据已在一审开庭时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在二审期间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和列举的证据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关于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提出“何红梅不构成徇私枉法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应当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而违法不予逮捕的，属于应以徇私枉法罪立案的情形。何旭某于2006年以来多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且在2012年因聚众斗殴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罪，对何旭某依法应予逮捕，但何红梅在明知对何旭某应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接受何旭某姐夫何某2对何旭某不予逮捕的请托，并收受礼金20000元，要求承办人曹某1暂缓提出批准逮捕意见，在案件讨论会上发表违背事实与法律的对何旭某存疑不捕的意见，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进行，致使何旭某未被逮捕，应以徇私枉法罪立案追究何红梅的刑事责任。故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此辩解、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提出“何红梅不构成玩忽职守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何红梅于2011年承办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以及故意伤害何某1两起犯罪事实的审查起诉期间，对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中的多个疑点未引起重视；在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何某7供述其不在现场无作案时间的情况下，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时未有针对性提出补证排除意见，也未自行侦查核实；在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犯罪事实不符合起诉标准的情况下对何某7以故意伤害何某1和周科某两起犯罪事实提起公诉；在汝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何某7故意伤害罪一案时，何某7当庭供述是何旭某要他顶罪的，他没有参与殴打周科某，且周科某、朱某5均曾指认何旭某参与殴打了周科某。何红梅在何某7殴打周科某的事实明显存疑，案件出现新情况时没有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致使何某7涉嫌故意伤害周科某重伤的事实被法院错误认定，并最终导致何某7被错误判决增加刑期二年二个月。因此，被告人何红梅在审查起诉何某7故意伤害周科某一案中，其履职行为违背了法律规范的要求，未尽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高度审慎义务，属于不正确履行职务或者说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冤假错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应以玩忽职守罪追究何红梅的刑事责任。故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此辩解、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提出“何红梅不应认定为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以何旭某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在汝城县城及部分乡镇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严重暴力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法经济利益，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威胁恐吓群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而何红梅在他人请托之下，对何旭某的多次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关照，纵容何旭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以何旭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坐大成势。对何红梅应定性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故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此辩解、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提出“何红梅受贿罪量刑过重”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原判综合考虑上诉人何红梅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作用、认罪悔罪态度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诉人何红梅及其辩护人此辩解、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何红梅的辩护人提出“何红梅在羁押期间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的辩护意见。经查，何红梅检举他人贩毒的线索正在核查过程中，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何红梅有立功表现，何红梅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何红梅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玩忽职守，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何红梅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依法从重处罚；具有索贿情节，依法从重处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从轻处罚。何红梅在判决宣告前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本案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何双高审判员  张 波审判员  刘继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邓泓帅书记员喻晓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