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川15民终12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文英，女，1954年10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小兵，男，1979年12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慈琼，女，1985年9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勇，四川甲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映涛，男，1974年7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杰，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映波，男，1972年5月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安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饶杰，四川杰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因与被上诉人倪映涛、倪映波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江安县人民法院(2020)川1523民初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倪映涛、倪映波承担。事实与理由：1.帮工人刘天银是在帮工过程中致伤的结果，帮工与死亡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帮工人对此应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2.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第三人赔偿能力不足的范围内才对被帮工人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本案中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3.本案中没有客观证据证明刘小兵的代理权，只有主观上的两份证人证言，结合农村生活习惯认定刘小兵的代理权有悖法律。 倪映涛、倪映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客观公正，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倪映涛、倪映波连带赔偿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丧葬补偿金31063元、死亡赔偿金19996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误工费1350元、交通费1000元，减去已达成赔偿刘小兵的48000元，倪映涛、倪映波应连带赔偿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215378元；2.本案诉讼费由倪映涛、倪映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小兵、刘慈琼系朱文英与刘天银的子女，倪映波、倪映涛系兄弟关系，双方当事人分别是相邻的天佛村××义安村两个村的村民。2019年9月24日早晨，因倪映涛、倪映波的父亲去世下葬，朱文英之夫、刘小兵和刘慈琼之父刘天银，作为邻居前去帮忙抬棺材。刘天银抬了一段时间，在被其他班次抬棺人换下后倒地。经众人抢救并呼叫120急救车送医，在送医过程中不治身亡，未留有任何医疗和病历证明。刘天银去世后，其子刘小兵从外地务工处回家，于2019年9月25日，在天佛村××义安村两个村委会领导的主持下，与倪映涛、倪映波达成《协议》，协议内容为：“因义安村义安组村民倪文烈去世，天佛村板栗组村民刘天银在帮忙抬丧的过程中意外去死（世）。根据甲、乙双方及双方村领导、亲友共同协商，甲方一次性补偿乙方金额48000元；甲方付现金10000元，余款在一个月之内全部付清；双方在签定协议之后，甲方不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经济责任；一切安葬费用和其他费用由乙方负责。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义安村一份、天佛村一份，经签字后即生效。另：余额由甲方付给天佛村倪新（星）涛，在（再）转付给刘小兵”。该协议由村文书执笔，倪映涛、倪映波作为甲方，刘小兵作为乙方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天佛村支部书记倪某2、义安村支部书记罗某作为在场人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签订后，倪映涛、倪映波当场给付刘小兵10000元。次日，倪映涛、倪映波支付20000元给倪某2，由倪某2转付刘小兵。一审中，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明确表示不要求倪映涛、倪映波的母亲牟良会承担责任，不追加其为被告；倪映涛、倪映波亦明确表示牟良会系由倪映涛、倪映波赡养，如有责任也由倪映涛、倪映波承担，不追加牟良会为被告。刘小兵认可签订协议时没有受到胁迫，没有重大误解。本案经一审法院调解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的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帮工人刘天银的死亡原因是否是在帮工中遭受人身损害所致；二、刘小兵与倪映涛、倪映波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该协议是否对朱文英、刘慈琼有约束力。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死者刘天银在送医过程中死亡，未遗留有任何医疗和病历证明，亦未进行尸检，目前无法查明其死亡原因。但据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的陈述和证人倪某1、姜某的当庭证言，均能证实刘天银的死亡节点是在被其他抬棺人替换下来之后，非外力或第三人侵权致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之规定，本案死者刘天银死亡原因不明，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举证证明刘天银的死亡系对方或死者本人以及第三人的过错行为所致，应适用无过错的公平责任原则，由接受义务帮工的一方作为受益人，对另一方因近亲属的死亡所受损失给予适当经济补偿。关于争议焦点二，刘小兵虽无其母亲朱文英、妹妹刘慈琼的书面授权，但据证人罗某证实，刘小兵参加调解是开过家庭会的，达成的协议结果也是在告知朱文英和刘慈琼后签字；证人倪某2陈述，基层调解工作都是家庭派代表参加，即使刘小兵未经其母亲朱文英、妹妹刘慈琼的委托代理参加调解，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和农村当地风俗，刘小兵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刘天银、朱文英的成年长子，代表其家庭参与由双方当事人家庭所在地两个基层组织主持的调解，就其父亲在帮工过程中死亡的补偿事宜与倪映涛、倪映波进行协商，符合当地习俗和民法中表见代理的规定。刘小兵在一审庭审中认可签订协议时无受到胁迫和重大误解情形，协议约定倪映涛、倪映波因刘天银在帮工过程中意外死亡给予48000元的一次性补偿，无显失公平情况，且对方已实际收取了倪映涛、倪映波支付的30000元，故刘小兵与倪映涛、倪映波签订的《协议》应是代表朱文英、刘慈琼所签订的有效协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诚信原则全面履行，倪映涛、倪映波应按协议约定支付尚欠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的补偿费18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倪映涛、倪映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18000元；二、驳回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31元，由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共同负担2719元，倪映涛、倪映波共同负担1812元，倪映涛、倪映波应负担额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已预交，由倪映涛、倪映波在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2019年9月25日刘小兵、倪映涛、倪映波在村干部见证下签订的协议效力问题。 本案中，刘天银去世后，其子刘小兵于2019年9月25日在村委干部的主持下，与倪映涛、倪映波就刘天银意外去世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该协议由村文书执笔，倪映涛、倪映波、刘小兵在协议上签字捺印，天佛村支部书记倪某2、义安村支部书记罗某作为在场人在协议上签字。上述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可撤销或无效的情形，故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刘小兵得知刘天银去世后从外地赶回家中，次日才去参与调解，刘慈琼也称签订上述协议时曾与刘小兵通话，且刘小兵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以刘天银、朱文英长子的身份作为家庭代表参与调解并达成协议符合农村风俗，可以认定朱文英与刘慈琼对因案涉赔偿事宜签订的协议是知情的。另外，倪映涛、倪映波于上述协议签订当日给付刘小兵10000元，于次日支付倪某220000元，由倪某2转付刘小兵，上述协议现已实际履行30000元，亦不存在法定解除的情形，故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48元，由上诉人朱文英、刘小兵、刘慈琼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锡强 审判员  越太强 审判员  张问桃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书记员  赖 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