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1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女，199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陈某1之母），住北京市昌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屈某1，女，201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1（屈某1之母，兼屈某1法定代理人），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屈某2，男，1978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上诉人陈某1因与被上诉人屈某1、邵某1，原审原告屈某2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4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某1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陈某1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屈某1、邵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1.邵某1以与屈某2离婚为由哄骗陈某1签订赠与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2.依据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双方约定赠与行为是邵某1与屈某2离婚的条件，一审关于赠与协议不是离婚条件，仅就离婚时间为给付前提的认定是错误的。屈某1、邵某1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陈某1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因陈某1与屈某2有不正当关系，故将北京市昌平区202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赠与屈某1作为对孩子的补偿，不存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可撤销或无效的情节与理由，也不存在虚假离婚、强迫结婚以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陈某1要求撤销于法无据。2.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陈某1要求撤销赠与没有法律依据。3.涉案房屋是陈某1自己的房产，她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4.补偿责任也应当由屈某2承担，屈某2在离婚协议中承认自己有过错，11万元不具有赠与的性质，而是补偿款。屈某2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因为考虑案件受理费的问题所以没有上诉。同意陈某1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陈某1、屈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撤销陈某1、屈某2与邵某1于2018年5月1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一份协议及陈某1、屈某2与邵某1就250万元款项签订的协议（无签订日期）；2.请求法院判令屈某1将涉案房屋过户至陈某1名下；3.判令邵某1返还陈某111万元；4.诉讼费由邵某1、屈某1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某1与邵某1签订《协议》三份，其中一份约定“因为我陈某1和屈某2有不正当关系被屈某2妻子发现，我本人陈某1愿意给屈某2妻子和孩子作为补偿（×家园202房产和人民币250万元补偿，邵某1同意和屈某2离婚，从此和屈某2没有任何关系，从房屋过户起邵某1和屈某2去办离婚手续，陈某1愿意嫁给屈某2）。2019年底前陈某1把人民币250万元给齐邵某1。以上协议经过陈某1和邵某1一致答（达）成协议。以上财产都是陈某1自愿给邵某1和屈某1的补偿，无怨无悔。”该协议落款处签有“陈某1”、“邵某1”的手写签名。2018年5月19日，陈某1、邵某1签订一份《协议》，约定“陈某1和屈某2有同居事实，被屈某2妻子发现，屈某2妻子劝阻无效，陈某1和屈某2坚持要在一起，陈某1要求邵某1和屈某2离婚，陈某1愿意拿出房产和钱作为补偿（×家园202室和人民币250万元）。经协商双方打（达）成协议，以上都是陈某1自愿补偿给邵某1和屈某1的，从此不再纠缠。陈某1的父母无权阻拦（陈某1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干涉，陈某1的家人无权干涉邵某1的生活）。以上所有的事实都是陈某1自愿手写，无人逼迫，愿意用以上的一切换屈某2和邵某1的婚姻，永不反悔。”落款处有“陈某1”、“邵某1”二人的签名捺印。同日，陈某1、屈某2及邵某1签订另一份《协议》，约定“陈某1和屈某2有同居事实，被屈某2妻子发现，屈某2妻子劝阻无效，陈某1和屈某2坚持在一起，陈某1要求邵某1和屈某2离婚。陈某1愿意拿出房产和钱作为补偿（×家园202室和人民币250万元）。经协商双方打（达）成协议，以上都是陈某1自愿补偿给邵某1和屈某1的，从此不再纠缠。陈某1的父母无权阻拦（陈某1的个人财产父母无权干涉，陈某1的家人无权干涉邵某1的生活）以上所有的事实都是陈某1自愿手写，无人逼迫……屈某2和邵某1离婚后，邵某1不得打扰陈某1和屈某2的日常生活。从办理房屋过户起，邵某1和屈某2必须去离婚，不得拖延时间，陈某1给邵某1的补偿自现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底给齐邵某1（贰佰伍十万元整）。”落款处有“陈某1”、“屈某2”、“邵某1”三人的签名捺印，以及见证人“屈某3”的签名捺印。涉案房屋原登记在陈某1名下，权属情况为“单独所有”。2018年5月23日，陈某1（出卖人）与屈某1（买受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陈某1向屈某1出售涉案房屋，房屋成交价格为100万元。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未实际支付购房款。2018年6月1日，涉案房屋权属变更至屈某1名下。2018年6月4日，邵某1与屈某2离婚。同日，邵某1收到陈某1向其给付的11万元，并向陈某1出具收条称“今收到陈某1交来赔偿款拾壹万元整”。双方于庭审中均认可协议中约定的250万元款项中包含了该笔已经支付的11万元。2018年7月30日，陈某1与邵某1签订《赠予协议》，约定陈某1要与屈某1爸爸屈某2结婚，陈某1愿意拿出涉案房屋赠予屈某1，作为对其的补偿，永不后悔。落款处有陈某1及邵某1的签字捺印。庭审中，陈某1称其与屈某2已于2018年7月11日登记结婚，双方婚后感情较好。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法院认定如下：一、陈某1在签订2018年5月19日两份协议时，是否受到欺诈和胁迫。陈某1称其在屈某2之母那某1家中与邵某1签订上述协议，系邵某1要求屈母给其和屈某2打电话，谎称身体有恙，诱骗其回家，签订协议。屈某2及其母出庭作证证明上述事实。另查，屈某2、陈某1在签订协议前，已就协议内容进行恰商。根据屈某2、其母以及陈某1的当庭陈述，即使屈母谎称身体有恙，致屈某2与陈某1回家，但该行为并不致使陈某1对于协议内容产生误解，双方已在签订上述协议之前，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陈某1称上述协议系受邵某1胁迫签订，但其陈述的胁迫事实为如果不签署协议，即不能离开屈某2父母家，陈某1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屈某2一家在一起，并未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在签订该协议之后，双方即履行协议内容，故陈某1主张系受胁迫签订该协议，亦缺乏证据加以支持。二、关于涉案协议是否为陈某1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陈某1向法院提交其与邵某1等人签订的三份《协议》及《赠予协议》，以期证明其作出的将涉案房屋赠与屈某1及给付邵某1250万元的意思表示均不真实的事实。上述四份协议的内容已在前述事实查明部分予以载明，在此不再赘述。屈某1、邵某1对上述四份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屈某1、邵某1称协议中已经写明系陈某1自愿进行补偿，至于屈某2是否应当对屈某1、邵某1进行补偿均不影响陈某1自愿补偿之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根据上述证据载明的内容，法院认为，上述四份协议订立时间有别，且均由陈某1亲笔书写，陈某1亦在协议中明确表明涉案房屋及250万元均系“自愿补偿给屈某1和邵某1”，且前三份协议签订后，双方已经依约履行了涉案房屋的过户及邵某1与屈某2的离婚，故仅依据上述四份协议均不足以得出陈某1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表意有瑕的事实，陈某1于庭审中称其是按照邵某1提供的文稿进行抄录，但未提交相应证据加以证明，故综上法院对陈某1的上述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三、陈某1提交《关于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征地范围拆迁安置用房产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北京市房屋估价表及《回迁楼房认购合同》，以证明涉案房屋系陈某1之母张某1原有房屋被拆迁后取得的回迁安置房，故涉案房屋涉及张某1利益的事实。其中《拆迁补偿协议》载明，被拆迁人张某1于2002年12月28日与拆迁人北京天鸿宝威土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拆迁，拆迁人共支付张某1拆迁补偿款450679元，张某1于2003年1月4日前完成搬迁。《回迁楼房认购合同》载明，陈某1作为被拆迁人于2004年11月15日签订合同约定由陈某1购买位于昌平区×家园202号的回迁安置用房，购房总价为100872元。屈某1、邵某1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其称合同已载明涉案房屋系由陈某1购买，且原始登记在陈某1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不存在案外人张某1的利益。法院结合上述证据内容及双方当庭陈述认为，张某1作为被拆迁人签订的拆迁协议中仅约定了货币补偿，并未就回迁房屋安置进行约定，且不动产的权属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载明的为准，涉案房屋系由陈某1作为买受人签订购房合同予以购得，并登记在其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由陈某1取得。综上，对于陈某1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陈某1与邵某1等人共签订四份协议（其中2018年5月19日一份协议为陈某1、屈某2与邵某1签订），双方约定因陈某1与屈某2有不正当关系，故陈某1自愿补偿屈某2之妻邵某1及其女屈某1涉案房屋及250万元，另该协议所附条件为邵某1与屈某2离婚不得拖延，说明邵某1与屈某2感情已破裂，仅就离婚时间为给付前提，而非以胁迫邵某1与屈某2离婚为条件，故双方签字协议并未违反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应属有效。涉案房屋权属依约变更至屈某1名下，邵某1随即与屈某2登记离婚。陈某1、屈某2现主张陈某1在订立上述协议时受到邵某1胁迫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从三方的婚姻关系存续消灭情况、过错情形等因素来看，并不足以认定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且陈某1、屈某2既然主张上述协议均系赠与协议，则合同本身具有无偿性，故其以订立合同受到胁迫为由要求撤销2018年5月1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2018年7月30日签订的一份协议及陈某1与邵某1就250万元款项签订的协议（无签订日期），并配合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过户至陈某1名下以及判令邵某1返还11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陈某1主张涉案房屋涉及其母张某1的财产利益，从而要求撤销房屋赠与的诉讼请求，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原系由其签订合同购置并登记在其名下，由其单独所有，故涉案房屋应认定为陈某1的个人财产，其本人亦在协议中明确认可涉案房屋归属其个人与父母无关，现涉案房屋权属已变更至屈某1名下，综上，对于陈某1主张其赠与房屋的行为损害了其亲属利益从而要求撤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某1、屈某2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陈某1与邵某1签订的无日期的《协议》中所载“×家园5-202房产”及2018年5月19日签订的两份《协议》（其中一份为陈某1、屈某2与邵某1三方签订）中所载的“×家园5单元202室”均为笔误，实际应为“×家园6单元202号房屋”。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陈某1在屈某2与邵某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屈某2存在不正当关系，给邵某1及邵某1与屈某2之女屈某1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和伤害，为此，陈某1与邵某1双方及陈某1、屈某2与邵某1三方先后签订数份协议，陈某1自愿将涉案房屋及250万元给予邵某1、屈某1，作为对其二人的补偿，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协议签订后，陈某1依约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屈某1名下，并向邵某1支付了11万元，协议已经部分履行。协议中虽有邵某1与屈某2离婚以及陈某1与屈某2结婚的内容，但上述内容系陈某1、屈某2与邵某1对三方感情与婚姻关系的后续安排，并非陈某1向邵某1、屈某1进行补偿的前提条件。现邵某1与屈某2已经自愿办理离婚手续，陈某1与屈某2亦自愿结婚，协议并不存在虚假离婚、强迫结婚或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情形，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陈某1因其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不正当行为而自愿对受到伤害的邵某1、屈某1进行相应补偿，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因此，陈某1上诉主张协议无效，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且与其一审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相悖，本院不予支持。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陈某1主张其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屈某1名下及向邵某1支付11万元均系赠与。但如前所述，争议的数份协议中约定的陈某1将涉案房屋及250万元给予邵某1、屈某1，系陈某1因自身的不正当行为而自愿给予屈某1、邵某1的补偿，并非赠与。因此，陈某1关于双方系赠与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其据此上诉要求撤销赠与，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相应的，一审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赠与合同纠纷，亦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陈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1680元，由陈某1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茂刚审 判 员 刘国俊审 判 员 范 磊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王湘羽法官助理 张宏宇书 记 员 李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