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皖01民终475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腰铺镇二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36897786635。法定代表人：唐书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韩贞，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钦殿，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庐江县裕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庐巢路323号1幢1层11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1MA2NB3HF09.法定代表人：许克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章，庐江县冶父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宏保，男，1969年6月2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振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庐江县裕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裕顺公司）、顾宏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9）皖0124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滁州振海公司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庐江裕顺公司对滁州振海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滁州振海公司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庐江裕顺公司一审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确认“滁州振海公司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并承担付款责任”，该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一）庐江裕顺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请求滁州振海公司给付货款，就应当提供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合同履行情况（包括应付和未付的货款）的证据，而庐江裕顺公司起诉时没有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上述相关证据。该公司仅提供了顾宏保以及其他与滁州振海公司不相关的人签字的结算单、欠据和曾从滁州振海公司账户上收款的记录。该结算单和欠据不能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滁州振海公司欠庐江裕顺公司的货款。（二）结算单不能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滁州振海公司欠庐江裕顺公司的货款。因为，首先该结算单上的签字人员倪明、袁先模，是两个与滁州振海公司不相关的、滁州振海公司不认识的人，他们签字的后果不能及于滁州振海公司；其次，结算单上的数额不确定，因为结算单注明：“12月21日有5万元查实后在下欠款中扣除”，这5万元是否查明、是否扣除，一审判决没有涉及。（三）一审判决查明的“欠据”不能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滁州振海公司欠庐江裕顺公司的货款。庐江裕顺公司所举的“欠据”内容复杂、模糊且相互矛盾，其上既有顾宏保书写的“欠水泥款”的字样，又有案外人卢铜签字注明“此款项等到……，由振海公司分二次打入裕顺商贸公司”的字样，更有顾宏保签名添注的“泥河镇2018年畅通沙溪村五标水稳动土付10万元”字样。卢铜的承诺只能由卢铜本人承担责任。（四）顾宏保既没有滁州振海公司的授权，更不构成表见代理，顾宏保的签字不能代表滁州振海公司。滁州振海公司与顾宏保在起诉前从未有过任何联系，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顾宏保也曾当庭自认与滁州振海公司从不相识。从申领农民工工资单可以看出，顾宏保是领取农民工工资的人，说明其只是众多具体施工人员中的一名，无权代理振海公司与庐江裕顺公司签订合同。关于这一点，顾宏保在相关案件的多次开庭笔录中也承认不认识滁州振海公司，滁州振海公司也从未授权顾宏保对外签合同。在本案中，顾宏保不是以滁州振海公司的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与庐江裕顺公司达成买卖协议；庐江裕顺公司在达成协议及履行合同义务期间，均以顾宏保为合同相对方及合同义务履行的对象，只是与顾宏保发生关系，所以，顾宏保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代理行为，而是典型的个人行为。因此，顾宏保既无滁州振海公司授权，亦非代理行为，更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以顾宏保的签字为依据判令滁州振海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五）“滁州振海公司曾从其账户上向裕顺公司付款”不能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滁州振海公司欠庐江裕顺公司的货款。首先，有转款行为不能必然地推定有买卖关系、欠款关系；其次，滁州振海公司中标涉案工程后，将工程分包给了卢铜，涉案工程的进展、施工情况由卢铜掌握，工程款由卢铜与滁州振海公司结算，工程款的支付具体操作是根据卢铜的申请直接拨付给卢铜，或者根据卢铜的申请和委托直接拨给卢铜指示的账户。本案中滁州振海公司账户转给庐江裕顺公司的部分款项，就是受卢铜委托转款的。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没有任何买卖关系。（六）“裕顺公司供货时间集中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不能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滁州振海公司欠庐江裕顺公司的货款。因为在同一时间段，顾宏保还施工除滁州振海公司涉案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欠据上就注明有“泥河镇2018年畅通沙溪村五标”工地，这些工地都需要水泥。虽然滁州振海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具体用到了其他的哪个工地，但无论是庐江裕顺公司还是顾宏保，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水泥就用在了滁州振海公司的工地。二、一审法院对滁州振海公司和顾宏保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应申请调取的证据没有认证，未作审查核实，就武断地判决滁州振海公司承担责任，不但程序违法，而且没有证据支持。一审判决在“本院经审查认为”部分写道：“对于振海水利公司和顾宏保所提交的上述证据，因其待证事实，业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所确认，故在本案中依法不再作认证。”对证据不作审核认定，认定的事实就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实就是凭空编造的事实，是错误的事实。（二）另案生效判决书认定事实，不能当然作为本案的事实。首先，一审判决书引用的合肥中院（2019）皖01民终5381号等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虽然与本案有关联，但不是同一案件，不能直接以此作为本案事实；其次，滁州振海公司认为上述案件认定的事实错误，已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二款有规定：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见，“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是作为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事实，是关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范围，即在当事人主张有“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后，当事人无需另行举证证明。而本案一审中，没有任何当事人主张“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也没有提出有合肥中院的生效判决；并且，即使当事人提出有生效判决，该判决认定的事实也是可以由“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对有关事实和证据不经举证、质证和认证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事实及定案的证据。本案中，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滁州振海公司提供、法院调取的证据，均未经法院认证，直接作为本案事实，不但程序违法，而且认定事实缺乏证据，导致事实错误。三、本案一审经两次开庭、法院还补充调取证据，案情复杂。基于本案的事实和复杂程度，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且审限长达一年之久，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一审中，滁州振海公司所举的证据已充分证明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滁州振海公司不应承担付款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没有经过认证，导致认定事实没有证据佐证，认定滁州振海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事实错误，判决滁州振海公司承担付款责任错误。庐江裕顺公司辩称：1.滁州振海公司在上诉状中引用相关法律规定，以此证明法律关系基本事实。在一审中，庐江裕顺公司提交了其向滁州振海公司开具的安徽省增值税普通发票-水泥销售发票，且滁州振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转入部分货款到庐江裕顺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账户，至于滁州振海公司将部分货款通过其他方式给庐江裕顺公司，那是滁州振海公司财务管理不规范问题，与庐江裕顺公司没有关系，也不影响案件的基本事实。同时，双方签订了水泥采购合同，进一步证明了庐江裕顺公司与滁州振海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庐江裕顺公司提交的顾宏保出具的水泥款欠条，充分证明了滁州振海公司下欠庐江裕顺公司货款的事实。2.滁州振海公司的陈述与事实不符，2018年3月19日倪明、袁先模与庐江裕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克珍结算，出具了结算清单，注明12月21日有5万元查实后在下欠款中扣除。2018年4月28日顾宏保向庐江裕顺公司出具了欠条，证明已查实欠庐江裕顺公司366826元的事实。3.法院审理案件查明事实，是根据证据的综合性，“欠据”是证明滁州振海公司下欠庐江裕顺公司货款的事实，无论从欠据还是银行交易记录均足以证明，得出的欠款结论是一致的。顾宏保辩称：1.庐江裕顺公司向涉案工程供应修路建筑材料，一审法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庭审和质证，事实清楚，账目清晰。2.庐江裕顺公司的建筑材料送到了案涉的矾山镇杨山小学工程项目部货场，在水泥紧张的情况下，为案涉工程的主体完工做了保证。3.案涉工程系滁州振海公司伙同庐江合伙人卢铜采取串标围标方式低价谋得标的，其中标价格严重脱离现实价格，而后以15万的价格转给顾宏保施工。该工程主体完工后，严重超出了标的价格。4.项目部专用章是施工项目部向庐江负责人卢铜报备，并非私刻。在后期，滁州振海公司在庭审中提供了加盖该项目部印章的资料作为证据，从而认可。5.庐江裕顺公司向涉案公司所送建筑材料每车由项目部人员签收，而后集中汇总结算，整个过程都是几个人按程序完成，相互监督，事实清楚。6.卢铜是滁州振海公司的庐江合伙人，并非实际施工人，其管理滁州振海公司在庐江自2016年以来围标所得的十几个项目，手中有公司的公章，其一直代表公司，实施公司行为。7.项目部工作人员明确自身职责，严格分工，互相监督，对发生的各项施工业务都尽心施工，严格核算，不存在施工混乱。8.庐江裕顺公司向涉案工程提供水泥也得到了滁州振海公司及庐江负责人卢铜的认可。庐江裕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支付货款366826元及其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7年，滁州振海公司先后中标庐江县矾山镇2017年省级畅通工程洪榜路等8条道路施工工程2标段、庐江县龙桥镇2017年畅通工程龙南路等14条道路施工工程，上述两工程的施工由顾宏保实际组织安排。因项目施工需要，顾宏保先后刻制“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洪榜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龙南路项目部业务专用章”，并对外用于工程相关业务结算。顾宏保为涉案两工程曾与滁州振海公司签订协议书、并出具承诺书，约定由顾宏保雇佣所有用工人员，涉案两工程安全责任和质量、税费、农民工工资、材料款、债权债务由顾宏保承担，顾宏保向滁州振海公司上交2%管理费用，自负盈亏。案涉工程施工期间，滁州振海公司因工程施工需要向庐江裕顺公司采购水泥，并签订水泥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后，滁州振海公司依约向案涉工地供应水泥。期间，滁州振海公司通过其公司银行账户转账以及通过顾宏保经手以现金存入的方式支付了庐江裕顺公司部分货款。2018年3月19日，顾宏保所在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倪明、袁先模向庐江裕顺公司出具结算清单一份，确认下欠庐江裕顺公司货款366826元，另注明“12月21日有5万元查实后在下欠款中扣除”。2018年4月28日，顾宏保向庐江裕顺公司出具欠据一张，欠据中载明“兹欠到水泥款叁拾陆万陆仟捌佰贰拾陆元整”。次日，案外人卢铜在该欠据添注“此款项等到矾山洪榜路、龙桥龙南下一批工程款，由滁州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分二次打入庐江裕顺商贸有限公司”，并签名确认。另，在该欠据背面，顾宏保又签名添注“泥河镇2018年畅通沙溪村五标水稳动土付10万元（估计2019年5月份）”。一审法院认为：案涉龙南路等道路工程系滁州振海公司中标承建，顾宏保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庐江裕顺公司所持有的欠据上虽只有顾宏保个人签名，未加盖滁州振海公司公章，但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及已确认的相关证据看：首先，滁州振海公司已当庭认可其与庐江裕顺公司之间因案涉工程施工有过水泥采购行为；其次，庐江裕顺公司在向案涉工地供货期间，滁州振海公司确以转账方式向庐江裕顺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再次，顾宏保所提供的送提单能够显示，庐江裕顺公司向案涉工地供货时间集中在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具有一定的连续性，收货人绝大部分为案涉项目部工作人员倪明。一审审理中，滁州振海公司虽辩称其与庐江裕顺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已履行完毕，但其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综上，滁州振海公司即为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应对案涉货款承担付款责任。案涉欠据背面，顾宏保虽添注“泥河镇2018年畅通沙溪村五标水稳动土付10万元”，但该添注内容显然是对付款时间及金额的承诺，并不能说明案涉债务与该工程债务存在混同，故滁州振海公的此项抗辩亦不能成立，不予采信。顾宏保系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案涉欠据亦系其出具，同时其向滁州振海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税费、农民工工资、材料款、债权债务等均由其承担，因该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可认定其具有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顾宏保应与滁州振海公司对案涉债务共同承担付款责任。对于案涉材料款的支付时间，双方虽未作约定，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受方在货物交付时即负有付款的义务。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至今仍借故拒付，显属不当，理应承担庐江裕顺公司的相应逾期付款损失。现庐江裕顺公司要求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支付货款366826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支付其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对于该利息的计算标准，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被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所取代，故案涉欠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可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此后利息应按调整后的利率标准执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给付庐江裕顺公司水泥货款366826元及利息（以366826元为基数，其中2019年4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间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此后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802元，减半收取3401元，由滁州振海公司、顾宏保负担。二审期间，滁州振海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滁州振海公司向庐江裕顺公司转款90万元的凭证，证明滁州振海公司通过银行账户向庐江裕顺公司的账户转款90万元，但提交的证据中有每笔转款前滁州振海公司庐江项目实际施工人卢铜向滁州振海公司账户转来的相同数额的款项，滁州振海公司向庐江裕顺公司转款90万元是根据卢铜的委托，把卢铜汇来的等额款项汇出的，不是滁州振海公司与庐江裕顺公司直接进行结算的。庐江裕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滁州振海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滁州振海公司与庐江裕顺公司存在事实关系，结合庐江裕顺公司开具的销售发票给滁州振海公司，证明滁州振海公司与庐江裕顺公司形成买卖关系。2.滁州振海公司提出卢铜的情况，与庐江裕顺公司之间没有关联性。顾宏保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滁州振海公司与庐江裕顺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事实清楚，卢铜只是滁州振海公司在庐江的业务管理者。经审查，滁州振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9年7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中止诉讼裁定；2019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组织了第二次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案涉工程是滁州振海公司以其名义中标承建，顾宏保为实际施工人。庐江裕顺公司依合同向案涉工程项目部提供了水泥，实际施工人顾宏保出具欠据，另有顾宏保所在工程项目部工作人员倪明、袁先模向庐江裕顺公司出具结算清单及滁州振海公司转款的事实相互印证。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滁州振海公司对庐江裕顺公司承担给付案涉材料款责任，并无不当。顾宏保出具的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可认定其具有债的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法院对顾宏保责任的处理，亦无不当。在一审中，曾有中止审理情形，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综上，滁州振海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802元，由滁州市振海水利建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 钢审判员 钱爱民审判员 王 倩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陈庆宾书记员许晓童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