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黑06民终1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郝伟光，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四路8号长城大厦5-B-1206，现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黑龙江晟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英光，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肇州县肇州镇民主街一委1组71号，现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旭庚，男，196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现被羁押于黑龙江省呼兰监狱三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岚，黑龙江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郝伟光因与被上诉人宋英光、张旭庚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被上诉人宋英光及被上诉人张旭庚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郝伟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上诉人郝伟光及帐户款项与宋英光申请执行案件无关,不应承担给付责任；2.请求停止对上诉人郝伟光银行帐户款项的执行,解除对上诉人帐户内合计860万元的查封冻结措施；3.被上诉人承担因财产保全给上诉人造成的实际损失；4.被上诉人承担诉讼及相关费用；5.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认给付760万元,在本执行异议之诉审结前先行解除100万元的查封冻结。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有误。原审判决在上诉人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的情况下,未对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偿还债务专用款3300万元、百祥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实际偿还百祥公司对外债务等主要事实予以确认,而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唯一的一份的证据，而且还是复印件的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认定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导致本案错误判决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上诉人银行帐户及实际资金往来4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另3300万元系偿还百祥公司对外债务专用款项,并已实际偿还2000多万元。张旭庚持有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64%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640万元,股权转让后张旭庚已将股权转让款640万元全部提取，故上诉人银行帐户也没有张旭庚的任何款项,以上都是不争的事实。二、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没有会计审计，无法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真实合法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没有法律规定民营企业与自然人股东之间在股权转让时必须经过会计审计,原审判决也没有引用必须经过会计审计的相关法律依据。2、铁军公司在与百祥公司原股东(包括张旭庚)股权转让时,已对百祥公司的财务、资产、债权、债务、权益、现状等进行充分论证、核对,双方一致同意按公司现状进行移交。3、铁军公司在与百祥公司原股东(包括张旭庚)股权转让时,对百祥公司的财务、资产、债权、债务、权益、现状等都明知,并依此为基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4、股权转让时,已按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经工商管理等部门审核确认合格后予以股权变更登记确认,股权转让、变更程序完全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依此也可以看出会计审计程序并不是股权转让的必经程序。5、百祥公司对外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大量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债务总额、已还数额、尚欠数额。三、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根本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自己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提供的唯一一份证据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也应属无效证据。该份复印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l、证据来源不清,也没有原始载体。2、用复印件进行鉴定没有法律依据,且上诉人也坚决反对用复印件鉴定。3、无法确认是在复印件的原件上签字。4、该份复印件也注明需要先偿还百祥公司对外债务。5、股权转让有效的相关文件均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而该份复印件则没有备案。原审判决仅依此复印件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完全错误的。四、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未予采信是完全错误的。上诉人方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大量的、真实合法有效的、有关联且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的证据,如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张旭庚、郝伟光、于彦江、梁涛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补充)、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给张旭庚(张旭庚之子张梦竹)银行汇款凭证4份,汇款金额820元、张旭庚、张梦竹与于彦江签署的交接书、百祥公司对外债务明细及相关凭证等,均能证明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未予采信也是完全错误的。本案在一审时，有肇州县政法委副书记宋英辉的干预。据张旭庚陈述，其与本案被上诉人宋英光没有直接的债务关系，而是与宋英辉有债务往来，张旭庚的债权人实际上是宋英辉，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肇州县法院执行局能不追加被执行人而直接扣划案外人的银行账户了。从执行卷宗中宋英光提交的录音可以看出，宋英辉对法院的扣款过程、数额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会向相关部门继续反映干扰办案问题。一审法院没有权利否定百祥公司的全体股东与铁军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切实、真实合法”不需要一审法院评判，本次转让均是个人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转让，真实性和合法性是不需要一审法院判断的。一审法院需要审理的是郝伟光的个人账户内是否有张旭庚的个人资金，如果有，应当有多少。而不是去审理“三亚铁军公司在接受百祥公司全部股东股权转让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切实、真实合法”。既然一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是否切实、真是合法”，就不能想当然的认定转让协议违法，就不能认定郝伟光的个人账户内有张旭庚的个人资金。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国有产权或股权，百祥公司有多少资产，有多少股权价值，有多少债权债务，均是两个平等主体的自愿接受的，只要不影响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是没有权利评判的，宋英光作为张旭庚的个人债务的债权人，也是没有任何权利评判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无权直接对郝伟光的银行账户扣划，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所以，一审法院在没有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对郝伟光的银行账户资金扣划。货币作为具有高度替代性的非特定种类物，其典型特性为占有即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在执行异议的审查程序中，对银行存款的判断以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为标准。货币在郝伟光个人银行账户内，在名义上就属于郝伟光的资金。一审法院如要突破“占有即所有”原则和最高院的相关规定，就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郝伟光个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属于张旭庚，并能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从专用共管账户转入郝伟光的个人账户款项应包含张旭庚的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专用共管账户作为接收股权转让款账户，可能存在将金钱特定化（专户）的可能，那如果一审法院对该共管账户采取强制措施，或共管账户资金转到张旭庚名下银行卡，引起执行异议之诉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从该共管账户转入郝伟光的个人账户，就已经改变了资金权属和占有，股权转让款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改变，该专用共管账户并不是仅向郝伟光一人转款，而是向多名案外人转款，转出后的资金无法特定化。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代替，只有在特定化之后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货币被不同的主体占有，便是其特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通常情况下对货币合法占有，可推定占有人即为所有人。结合本案的情况，当货币系银行存款时，占有人对货币的占有系一种拟制的占有，即存款账户由谁开立，该账户中的货币便由谁占有。该款从专用共管账户一经汇出，其他股东便丧失了对该款项的占有，不再对该款享有支配权。又因为货币系种类物，即便汇出时该货币的物质形态是特定的，但经转账的方式进入郝伟光的账户后仅体现为账户余额的数字变化，货物的物质形态因与银行占有的其他货币相互混同而无法特定化，因此不可能保持其汇出时的特定物质形态，故就银行存款来说，客观上不具备股权转让款的专有属性。此时，郝伟光与张旭庚及其他股东和铁军公司就产生了其他的法律关系（包括原有的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案外购房者的债权及代位权）。认定郝伟光个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是否属于张旭庚，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宋英光。执行申请人为宋英光，被执行人为张旭庚，如果执行申请人认为郝伟光个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是属于张旭庚，其作为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将争议焦点归纳为“原告郝伟光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这看似符合法律规定，实则是将举证责任错误分配给了郝伟光。没有任何法律或相关规定，可以不追加被执行人，直接扣划案外人财产。那么，如果宋英光想达到该目的，就要承担举证责任。并且要突破一般法律规定，其证据也应当达到准确和充分证明待证事实。一审认定事实唯一的证据是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以下简称复印件），无法核实真伪。即使最后一页真实，也排除不了诸多的怀疑，达不到高度的盖然性。（1）该复印件来源不明，没有原始载体。该份复印件一共5页，仅有最后一页有郝伟光和张旭庚的签字，即使按照一审委托的鉴定结论，该签字与本人笔体一致，也仅仅能证明存在第五页的内容，前四页内容真实性如何确定？而第五页的内容与股权转让款没有任何关系。（2）该复印件是否唯一。股权转让是不断洽谈和磋商的过程，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很显然，复印件的内容与工商备案并不一致，应当以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为准。（3）是否存在恶意串通。张旭庚作为被执行人，其个人已经取得了全部的股权转让款，张旭庚对其他股东、大量案外人还有债务。本案宋英光称该复印件为张旭庚提供，如果属实，那就极有可能是宋英光和张旭庚恶意串通，提供虚假的复印件，达到扣划郝伟光账户内资金，从而减少甚至完全消除了张旭庚对宋英光的债务。（4）该复印件是否得到记载的合同各方当事人的认可。该复印件有多方当事人，甲方为张旭庚、郝伟光、于彦江、梁涛，乙方为铁军公司，丙方为百祥公司。一审法院对复印件第五页张旭庚，郝伟光的笔体进行鉴定，但是合同其他当事人是否确定和同意，没有查清。而且，宋英光并非该复印件中任何一方的当事人，没有权利进行对合同的真实性、效力和履行情况进行评价。一审法院在没有对其他签字盖章主体核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该合同的效力，等于直接否定了备案合同的效力。更何况合同是可以变更或解除的，假设该复印件为真实的，合同中涉及的所有当事人协商一致，是可以对合同解除，并重新订立了新的合同，将新的合同进行向工商和税务备案。备案合同并不违法，也不违反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确定其唯一性。（5）该复印件没有约定张旭庚应当分得的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和所占比例。该复印件记载的内容是整体股权转让给铁军公司，但没有约定具体张旭庚应当分得的具体数额和比例。对于张旭庚应当分得数额，应当是所有股东的内部再行约定和分配。假设股权转让款总额为4300万元，张旭庚股权占比为64%，一审法院如何推定张旭庚应当分得的资金为2752万元，仅仅是按照持股比例简单的计算，而不是根据各方股东的约定么？并且，张旭庚是否对其他股东有债务，是否该款项有其他法律关系，都是影响该转让款具体金额的认定的重要因素。专用共管账户还有大量资金转入其他案外人账户，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为什么这专有共管账户转到其他案外人名下的资金，甚至转到陵水法院执行局的资金，不是张旭庚的应得股权转让款呢？而单单认定张旭庚应尚未分得的1565万元全部包含在郝伟光账户内呢？执行股东的股权，还应当走司法拍卖程序，至少有评估和拍卖程序。一审如此简单粗暴的认定，极易引起执行工作的混乱，造成司法不公。一审法院认定百祥公司转让前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股权转让款无关，不能直接约束原股东及相关债权债务人。这点论述混淆了股权转让总价和张旭庚应当分得净转让款的概念。这与认定郝伟光账号内资金属于张旭庚也没有任何关联。根据本条的认定，百祥公司转让前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股权转让款无关。确实是无关，但是张旭庚实际分得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和债权债务有关呢？不能仅享受利润，不承担责任。本次百祥公司将所有股权转让给铁军公司，因原公司名称需要保留，故铁军公司要求各股东解决公司原债务。百祥公司因与其他公司有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虽未动工，但对外已经以内部认购的方式销售了许多房产，购买者也多为各股东的亲朋好友。铁军公司要求各股东解决相关问题。所以，股权转让款不能完全认定为净得款，在没有实际转入张旭庚账户内，不能认定为张旭庚所有。一审法院认定结果，损害了案外人铁军公司的利益，损害了百祥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也损害了郝伟光、于彦江、梁涛各方的利益。铁军公司受让股权，支付一定的对价，要求各股东解决历史债务，如果将所有的对价直接分配给各股东，而不偿还债务，该部分债务仍然由百祥公司承担，而铁军公司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支付了对价，却取得了债务缠身的公司，这极大侵害的铁军公司的利益。铁军公司势必要求各原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而郝伟、于彦江、梁涛非但没有得到股权转让款，又要承担其他享受百祥公司债权的债权人的追债，这其中只有张旭庚、宋英光受益，等于其他股东替张旭庚承担了个人债务，宋英光又得到了执行款，这也是极为不公的。一审法院的认定结果，违背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导致一系列交易的混乱和法律关系的根本改变，完全破坏了交易规则。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事实和结果，虽然仅是驳回了郝伟光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是基于执行裁定书“冻结被执行人张旭庚所有的转移在郝伟光名下的860万元存款”，就认定了“张旭庚所有的转移在郝伟光名下”，同时又认定了复印件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也就否定了工商局备案的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那么，下一步问题是，工商局备案的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应当撤销工商局的登记？百祥公司的历史债务由哪方承担？原来由张旭庚欠其他股东资金，现直接转变为其他股东欠张旭庚资金。如果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或撤销，是否要恢复原状？钱款被宋英光执行走，难道走执行回转程序？其他法院是否会效仿从而执行百祥公司其他股东的个人账户呢？一审法院没有权利否定认定百祥公司股东和铁军公司转让股权交易在工商、税务备案合同的真实性。某些人曾向海南税务部门举报，称百祥公司股东和铁军公司为逃税而虚假交易。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向曾向一审法院发公函，“请求提供案件相关材料”，以调查股权转让的真实性。该稽查局对上诉人所在的公司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并对会计账目往来、交易相对方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不告知上诉人结果。上诉人不清楚一审法院是否向该部门提供相关诉讼材料，是否与该部门了解调查结果。所有的交易往来的真实性应当根据税务稽查局的调查结果为准，而不是根据“公司股权数额和债务数额有瑕疵”，就全盘否定了真实的交易过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错误采信不明出处的复印件，却否定工商税务备案的合同，势必导致交易的混乱，破坏原有的基本法律关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宋英光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1)2017年6月19日海南百祥公司股东张旭庚、郝伟光、于彦江、梁涛与铁军公司签订的100%股权转让价款为4300万元,而非上诉人所说的1000万元。以上有(2019)黑0621民初2176号肇州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1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予以证实。(2)该转让协议书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写明转让价款为4300万元，和账户实际给付的数额相符。(3)该转让协议第二项第二条约定在海南××县开具的共管账户与实际发生相符。(4)该转让协议第三条,各股东在共管账户收到剩余转让款3550万元后,将目标公司的公章及其他所有物品和资料移交给乙方,以及登记在项目公司让协议书之前的事。况且,名下的奔驰商务车(车牌号为:琼Ｄ×××××、琼Ｄ×××××)、福特房车(车牌号为:辽Ｂ×××××)与实际发生相符。(5)该转让协议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写明,先向甲方支付750万元,与实际发生相符。(6)该转让协议第七条第五款约定,本协议为目标公司股权整体转让的协议,本协议作为各方实际履行的依据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时,另行提供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按照股本金列出,实际履行中如有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与实际发生相符。基于以上几条相符,已经形成证据链,是真实有效的,且正在履行的股权协议,在工商备案的转让协议是为了逃税而设置的阴阳合同,综上无论是司法鉴定,还是实际发生的都与该协议相符,而在工商备案的协议则没有具体内容,是个形式要件,而不是实质要件。(7)张旭庚自2017年6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至9月14日直接从铁军公司和共管账户分8次共获得股权转让款1187万元。其中,关于180万元的性质,见2018年3月20日第一次开庭时的庭审笔录第116页,上诉人(当时被告)向法庭出示的证据。在这次开庭时又改称说是还给张旭庚的欠款,前后矛盾。其次,关于367万元的性质。2017年9月13日从共管账户转到郝伟光深圳工行卡上2000万元。14日郝伟光以跨行网转的方式分5次转给张旭庚367万股权转让款。在这次庭审中又说,是让张旭庚替公司还债。这与事实完全不符,按照他们的说法,就算有债也是指定由郝伟光一人还,怎么还能再通过张旭庚来还。且张旭庚还公司债务不合常理,自相矛盾。(已在一审法庭做过详细论述)。二、法院关于判决百祥公司股权转让前存在债权债务与股权转让款无关的结果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和股东是两个法律主体,均各自承担法律责任,履行法律义务。在股权转让中,原股东是转让方,新股东是受让方,而公司则是标的企业,被转让的股权标的物,完全是不同的主体。同样,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公司依旧应当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而新旧股东按照法律规定和股权转让合同的规定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公司的债务由公司自己承担,与股东个人没有关系,股权转让款是股东的个人所得,与公司债务没有关系。上诉状称“铁军公司在与百祥公司原股东(包括张旭庚)股权转让时,已对百祥公司的财务、资产、债权、债务、权益、现状等进行充分论证核对,双方一致同意按公司现状进行移交”。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一千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能体现当时公司状况,只有经过司法鉴定,向法庭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才能真实体现当时公司的现状，那就是在收购价款1.1写明“目标公司对让收购价款为4300万元,该价款包括建设用地面积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约102亩,以及甲方己经缴纳的项目保证金800万元人民币。该价款还包括股本金1000万元(即实缴注册资本金)、股权溢价部分和在项目公司名下的两辆奔驰商务车及一辆福特房车。由此可见,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所谓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协议只是个形式要件,而非实质要件。签订补充协议不违反法律,可以签订N个,但在本案中所签订的补充协议内容与《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相违背,所以是无效协议。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所谓债务清单与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系，是假的,百祥公司从2011年8月31日至2017年8月31日(企业法人已变更)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告中显示其公司总债务额为1386万元,而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债务总额为3300万元,两个数字相差近2000万元,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况且没有第三方即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债权债务的审计报告作为法律文书予以认可。所以说,上诉人在股权转让中不存在债务的问题,向法庭出示的是他们虚构的,伪造的虚假债务,目的就是给假转让合同(阳合同)。三、被上诉人提供给法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来渠道正规合法。(1)2017年8月份在其和刘兴夷再三催促下，张旭庚在安达市××村他母亲家把股权转让协议书给了他们(他说原件在海南用时可以取)。已证实三亚香水原项目股权已经百分之百转让。2017年9月份以前,他们与张旭庚是海南百祥公司香水原项目的合伙人，即他是其在该公司投资的暗股持有人(此关系有2018年4月16日肇州县人民法院(2017)黑0621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作为暗股投资人,其也享有海南百祥公司经营活动的知情权,张旭庚作为暗股持有人也有义务把公司的经营活动及重大事项告知我们。所以,2017年8月份张旭庚向其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合法的。他同时也告知建立了共管账户及开户行和卡号。2017年9月份，其通过法院立案、扣款。之后,双方关系就由原先的合伙人变成了法律上的原被告。为了达到不给钱的目的,张旭庚与其他三个股东串通好不提供原件，步步设卡，抗拒法庭。(2)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那是公司注册程序上的行为,不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影响在民事协议中的成立,法律支持协议的实质要件而不是形式要件。在本案中其提供给法庭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七条其他中明确写到“本协议为目标公司股权整体转让协议本协议作为各方实际履行的依据,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时,另行提供《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价按照股本金列出,实际履行中如有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这就是阴、阳合同(协议)的真实写照。(3)市中院委托的具有国家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的笔迹结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且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盖有公章骑缝。至于为什么只鉴定张旭庚和郝伟光的笔迹,是因为他俩与本案有关。四、上诉人于2017年6月19日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的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了偷逃个人所得税而做的假(阳)协议,其向法院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真的(阴)协议,是股权转让的整体协议,且该协议书上约定的事实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方式均与实际相符。五、法院不采信虚假证据是维护法律尊严和对被害人的保护。第一、1、2017年7月4日在三亚陵水县农业银行开的共管账户就是专门为股权转让款而设立的，卡号为62×××74。截止到9月13日此卡累计进款3100余万元。同日,此卡剩余款2千万元打入郝伟光在深圳个人的工行卡上,卡号为:62×××30。转到郝伟光个人卡上的2千万元改变不了是股权转让款的性质,此款中包含张旭庚的股权转让款。2、在本案中郝伟光是共管账户的持卡人,从共管转换转到郝伟光个人卡上的2千万元股权转让款应含张旭庚的钱。法院冻结的是在郝伟光个人卡上的张旭庚的钱。以上有庭审时提交给法庭的陵水农行和深圳工行业务流水清单予以证。3、此问题已在庭审时上交法庭的答辩状中详细说明。2017年6月29日百祥公司以完成法律上的变更程序,法人由原先的张旭庚变成了王铁军。其是2017年8月份拿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百祥公司的股权转让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完成。所以,不存在补充上诉状所说的股权转让是不断治谈、磋商的过程,可能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如果有那么也是2017年6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的事。况且,在原上诉状第三页2明确写道,铁军公司与百祥公司原股东(包括张旭庚)股权转让时,已对百祥公司的财务、资产、债权、债务、权益、现状等进行充分论证、核对,双方一致同意按公司现状进行移交,由此可见,补充上诉状与原上诉状说法前后矛后。双方在2017年6月19日前已对百祥公司的状况充分论证、核对,也就是说，对百祥公司的一切了如指掌,没有遗漏点,所以就不存在再签订一个补充协议的必要,况且补充协议的内容与公司法相违背,签订的补充协议另有图谋,完全是对抗法庭。在其取得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时候,其是百祥公司开发项目的合伙人，是合作伙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当时谁也没想到今天会坐在这里打官司。所以补充上诉状所说的“恶意串通”是枉顾事实,是对上诉人的恶意中伤。其是百祥公司的暗股享有人,投资于张旭庚名下。双方之间有协议，有权利和义务约束,以上有肇州县人民法院(2017)黑0621民初163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实。与其他股东没有关系,请求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的真伪进行鉴定,不需要别人是否同意,别人更没资格对此说三道四。鉴定张旭庚和郝伟光的笔迹是因为他俩与本案有关。这里没有假设,上面已说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氛围下拿到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在工商部门备案,那是公司注册程序上的行为,不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影响在民事协议中的成立。法律支持协议的实质要件,而不是形式要件。本案中上诉人在工商部门备案的1千万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个形式要件,而不是实质要件。签订阴阳合同是一些不法公司和个人为了偷逃个人所得税而惯用的伎俩。股权转让款是股东按持股比例的个人所得。有总数额,有持股比例,剩下的就是小学的算数题了,谁得多少一目了然。张旭庚与其他股东之间有没有债务,欠不欠别人钱与其没有关系。他欠钱是事实(有判决书证明)。郝伟光个人卡上有张旭庚的股权转让款也是事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第二、个人债务不能混同与公司债务。公司是独立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是公司法第三条明文规定的。此问题在一审时已详细说过,股权转让款就是股权转让款,不能是别的。该补充上述状也承认,百祥公司股权转让前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与股权转让款无关。又说,股权转让款不能完全认定为净得款,前后矛盾。第三、《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公司的债务由公司自己承担,与股东个人没有关系,股权转让款时股东的个人所得与公司债务没有关系。在本案中,其没有侵害其它股东的利益,只是依法拿回投在张旭庚名下的股权款。第四、前面已经说过,本案中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为了偷逃个人所得税所签订的阳协议,是形式要件,备案的补充协议内容与《公司法》第三条、第十五条相违背,所以是无效协议。经过司法鉴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是实质要件。2017年6月29日百祥公司的法人已经完成法律程序上的变更。本案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如果。第五、关于180万的性质,已在庭审时把相关材料提交给法庭。任何事情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法律不允许颠倒黑白,把方的再说成圆的。上诉人提到的宋英辉干预案件的事情，其已经在肇州县纪检委反映此情况，肇州县纪检委对此已经有了结论。上诉人提到的张旭庚称“其实际上欠的是宋英辉的债务，不欠宋英光的”，有肇州县法院、大庆市中级法院及黑龙江省高级法院的判决为证。张旭庚辩称，其同意郝伟光的上诉意见。郝伟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人郝伟光及账户款项与被告人宋英光申请执行案件无关，不应承担给付责任；2.请求停止对原告人郝伟光银行账户款项的执行，解除对原告人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30账户内5，394，000元和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74账户内3，206，000元合计860万元的查封解冻措施；3.被告人承担因财产保全给原告人造成的实际损失；4.被告人承担诉讼及相关费用；5.因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认给付760万元，在本执行异议之诉审结前现解除100万元的查封解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8日肇州县人民法院做出（2017）黑0621财保36号民事裁定书，对原告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30账户内5，394，000元和中国农业卡号62×××74账户内3，206，000元合计860万元的人民币进行查封冻结。随后被告宋英光向肇州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决被告张旭庚、王铁军、郝伟光给付股权转让款860万元及相应利息，该案经肇州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621民初2189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告宋英光与被告张旭庚于2016年12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被告张旭庚返还原告宋英光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760万元，赔偿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60万元的利息损失，按照中国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从2016年12月8日其计算至给付之日；三、驳回原告宋英光要求郝伟光、王铁军返还其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判后张旭庚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民终17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经两审法院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其后，宋英光向肇州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肇州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发出执行通知书进入执行程序，郝伟光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申请，肇州县人民法院驳回案外人郝伟光的异议。郝伟光提起异议之诉，认为该案经肇州县人民法院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郝伟光不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责任并已发生法律效力，故该案与其无关，也就不应该查封、执行郝伟光银行账户。另外，郝伟光银行账户及实际资金往来4，300万元，其中1，0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另3，300万元系偿还公司对外债务专用款项，并已实际偿还2，000多万元。张旭庚持有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64%的股权，股权转让款为640万元，股权转让后张旭庚已将股权转让款640万元全部提取，故原告人银行账户也没有张旭庚的任何款项。为此，无论法院判决，还是原告人银行账户款项性质、用途及实际支付情况，都可说明法院查封原告银行账户内的款项均与被告宋英光及张旭庚无关。庭审中，被告宋英光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被告宋英光诉讼保全的860万元郝伟光名下的资金，是三亚铁军公司在接受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股权转让所拨付给张旭庚股东股权64%的股权款2，732万元中的一部分，与原告所说的公司所谓债务没任何关系。且张旭庚和郝伟光银行往来卡中显示已支付给张旭庚1，187万元，张旭庚在公司转款中还有1，600余万元的转让款。原告所说的公司债务是虚假的，公司在转让时百祥公司固定资产102亩土地地值价7，000余万元，加上股金1，000万元，向农场项目保障金800万元，加上三台豪车260万元，共计9，000余万元，足可以抵消所谓公司债务的。按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个人是不能直接替公司还债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他有固定资产，有自己的清偿能力，用股东的转让款替公司还债不合适，也不符合公司法。因此肇州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1执异45号执行裁定书内容合法，应予维持，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诉讼时，原告向法庭提供了百祥公司的股东股权全部转让给三亚铁军公司协议，股金为1，000万元，以及各股东股本比例数字，其中张旭庚为64%。郝伟光、于彦江、梁涛分别为12%。以及铁军公司的各股东持股情况。以及2017年6月19日的甲方（转让方）张旭庚、郝伟光、于彦江、梁涛，乙方（受让方）三亚铁军房地产开发公司，丙方（目标公司）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的三方股权转让协议和6月23日的补充协议，其中补充协议确认初步核算公司债务约3，000至3，500万元，铁军公司将债务款直接打入郝伟光用个人账户清偿百祥公司对外债务。庭审时原告陈述公司股权转让时，百祥公司未对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进行财务审计。庭审时，被告宋英光也提出原告现提出三方转让协议不真实，被告有郝伟光给被告宋英光三方股权转让协议正本复印件，其股金为4，500万元，对此正在鉴定中。现鉴定已作出，宋英光所提供的三方转让协议签字人张旭庚为原告提供的三方转让协议同一人书写。原告及张旭庚代理人不同意这一鉴定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三亚铁军公司在接受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股权转让股权时，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未对公司的资产情况、债权、债务情况以及真实股权情况进行会计审计，因此无法确认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实有股权额及净资产额、债权债务额、所以无法确认三亚铁军公司在接受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全部股东股权转让时，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切实、真实合法。因此无法确认原告诉讼保全的铁军公司打给郝伟光860万元为百祥公司的特定清偿债务款。再者，该案对于三方股权转让协议对于股权数额确定及债务额原被告提供的不一致，鉴定结论的结果已说明两个转让协议都存在，结果不一样，因此说明公司股权数额及债务数额瑕疵，因此不能确定三亚铁军公司在接受海南百祥投资有限公司多少资产和多少股权价值，以及债权债务情况，及双方有无隐藏资产规避税收情况。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郝伟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争议焦点为执行阶段的案外人郝伟光是否有权要求排除法院对其名下银行账户存款的强制执行。本案中，宋英光在申请强制执行张旭庚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原审法院查封了郝伟光的银行账户，郝伟光并非是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亦未被追加、变更为被执行人。《最高院关于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的账户名称判断。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根据上述规定，货币作为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特殊种类物，其典型特性为占有即所有，案涉查封账户系郝伟光名下银行账户，账户内银行存款应视为郝伟光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在没有追加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直接对郝伟光的银行账户资金执行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宋英光提出的对郝伟光银行账户资金进行实质审查的问题。郝伟光与张旭庚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执行案件中,郝伟光并非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宋英光认为郝伟光与张旭庚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或者张旭庚存在怠于实现债权等情形，其应通过其他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而非本案执行异议之诉程序审查处理的范围。此外，郝伟光的其他诉请亦非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审查处理范围，本院亦不予处理。综上所述，郝伟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1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郝伟光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卡号62×××30账户内资金5，394，000元和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74账户内资金3，206，000元，合计860万元；三、驳回郝伟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0元，均由宋英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边 坤审判员 毛瑞利审判员 王 丹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姜海涛书记员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