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6民终40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宝利，男，197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郄佳柱，河北展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艮才，男，196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政，河北展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贵林，男，196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韶刚，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魏宝利因与被上诉人张艮才、赵贵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4民初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魏宝利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冀0624民初14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上诉人与赵贵林系劳务分包合同关系，而非一审法院作出的相反认定。上诉人对自己作为第一手承包人没有异议，但在实施建房工程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赵贵林达成口头协议，将部分民宅建设工程分包给了赵贵林。上述事实，一审时上诉人所提交的赵贵林从上诉人处支取工程款的收条及赵贵林给第二手劳务承包人张宏建出具的工伤医疗费确认单、零工数量确认表、手使工具材料确认单、老曹借材料的一个明细单可以佐证。二、张艮才系被上诉人赵贵林雇佣的工人，而非上诉人雇佣的工人。一审庭审时，张艮才陈述其本人来工地干活是被上诉人赵贵林联系的，之前与上诉人根本不相识。又张艮才向法庭出示的欠款条是赵贵林出具的，这足以认定赵贵林才是张艮才的劳务雇佣人。三、上诉人除了应政府的要求并经过劳务分包人赵贵林确认之后，代为发放了赵贵林部分工人工资，除此之外并无拖欠赵贵林的劳务费，相反赵贵林多支取了劳务费。上诉人出示的支取工程款的支款条可以佐证。四、上诉人代为支付工人工资，不能作为否定上诉人与赵贵林之间的劳务分包关系的事实依据。在阜平县领域内，凡涉及依据民宅提升改造政策实施的工程中，无论谁施工承建必须预先扣除工人工资以确保工人工资的及时支付，然后再在应付劳务费或工程款中抵扣。因此第一手承包人代付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承包人工人工资是常态做法，但不能因此认定工资代付人与次分包人工人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关系。五、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相较于被上诉人赵贵林、张艮才出示的证据更具优势，一审法院作出相反认定，不符合民事裁判原则。综上，上诉人与张艮才不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张艮才追索的工资应由实际雇佣人赵贵林支付。为了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提出上诉，请求依法判决如所请。 张艮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贵林辩称，一审法院查明本案上诉人是美丽乡村建设工程承包人。上诉人与发包方有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工程不得转包分包，否则承担责任。上诉人与赵贵林之间没有转包合意。上诉人诉称支付赵贵林240万元转包费，但并未在一审提供支付转包费的证据,不能说明时间地点方式等,故此一审法院认定赵贵林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务转包或者分包关系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 张艮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工资24913元及利息。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围绕上述焦点问题及诉讼请求，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阜平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协议书及城南庄镇向阳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证明城南庄镇向阳庄村村民委员会为发包方，魏宝利为承包方，原告务工地点是由被告魏宝利所承包建设的；2、工资欠条一张，欠条上面有赵贵林的签字，证实因该工程拖欠原告工资24913元；3、魏宝利向张艮才的转账记录一份，张艮才为工人之一，转账金额为7600元，时间为2018年2月18日，证明魏宝利是工人的实际雇主；4、电话录音一份，内容是刘军生与魏宝利的通记话录，证明魏宝利是该工程的实际雇佣人。 就原告出示的证据，被告赵贵林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美丽乡村工程协议书没有异议，但在该协议书第二部分，关于合同条款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关于转包与再承包的约定为：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给他人，也不得将其承包工程的全部或部分再承包给他人，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劳务作业再承包给具有相应劳务承包资质的劳务承包企业，协议书已经专门对转包、再承包问题做出了约定，魏宝利作为工程的承包方是不允许将其承包工程再进行转包或再承包；2、对工资转账银行流水没有异议，通过该转账流水恰恰能够说明提供劳务人的劳务费是由魏宝利通过其银行账户进行转账支付，说明工程实际承包人、劳务用工人是被告魏宝利；3、对向阳庄村委会出具的21户房屋由魏宝利承建的工程没有异议，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魏宝利是该工程提供劳务的实际雇主；4、对赵贵林的欠据，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是由赵贵林签名确认，但是欠款的内容是室内装修，根据刚才质证的工程协议书以及村委会证明，足以说明张艮才的装修费是在美丽乡村工程中所形成的，该工程的实际用工人是魏宝利，故此应该由魏宝利承担该责任；5、对录音无异议，理由同工资流水的意见。 被告魏宝利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1、对原告出示的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它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协议书证实了魏宝利是第一手的承包人，但是在被告魏宝利承揽该项目工程后，又将其中的劳务工程分包给了被告赵贵林，而赵贵林又与原告形成直接的劳务关系，赵贵林是应当支付工资的雇主，对这一事实由原告庭审的陈述以及赵贵林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足以证实代理人刚才提及的意见。对被告赵贵林代理人关于协议条款的解读我们不认可，我们所做的是劳务分包，这是法律所不禁止的，即便协议对第一承包人的转包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被告魏宝利与赵贵林之间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退一步讲即便有限制性的规定，也只是魏宝利本人对发包人构成了违约，条款本身不能否定魏宝利与赵贵林之间的劳务分包关系； 2、对欠条真实性及其关联性均无异议，欠条本身进一步证实了被告赵贵林与原告张艮才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3、对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当时为什么会出现由魏宝利直接转付工资的行为发生，是因为在施工之前，当地政府有政策，要优先保障工人的工资，为了达到保障农民工的权益，魏宝利在支付工程款之前，将部分的劳务费也就是工人的工资提前予以扣除，然后经过工程分包人赵贵林的签字确认进行核实之后再进行转付，魏宝利工资发放的行为是代付行为，代付的工资要从分包人赵贵林工程款中扣除的；4、对村委会出具的21户户主证明真实性无异议，工程确实由魏宝利作为第一手承包的，但是工程本身并没有否定魏宝利将劳务工程分包给被告赵贵林的事实。对它的关联性提出异议。5、对光盘内容，确实有工人向被告魏宝利索要工资的行为，对于劳务已经分包给赵贵林这一事实他们并不知情，所以错误地认为需要向魏宝利索要工资。 围绕上述焦点问题，被告魏宝利提交了下列证据：1、赵贵林支取工程款的收到条四份，其中2019年2月12日支取金额319355元，2019年2月14日支取金额161838元，2019年2月12日支取金额1196330元，2019年2月12日支取金额739770元，上面有赵贵林的签字，证明赵贵林不是我们的雇工，不是我们的带班，他是工程的分包人，他支取的是工程款。2、被告赵贵林雇佣的四个工人出具的证明，芦战军、张周山、刘贵生、王付平，除了张周山之外，其他都是赵贵林找的工人，证明工程是魏宝利分包给赵贵林的，赵贵林又雇佣工人干的活。 被告赵贵林代理人发表意见为：对四张赵贵林签字的收到条，魏宝利仅凭收条内容记录，不能直接得出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分包关系的结论。因为刚才在法庭调查当中，赵贵林明确双方之间存在劳务，赵贵林是给魏宝利管理工地或者带班，不能排除上述款项是用于支付由赵贵林经手的建筑材料或者工人的劳务费，另外四张收到条所涉的金额巨大，应该由魏宝利说明支款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并且魏宝利提供的上述款项是如何由赵贵林支取的。应该有转款的记录或转款的方式。不能光凭魏宝利所说，就支取了这么多钱。对证人证言不认可，因为证人未到庭作证，不符合证据的法律形式。被告赵贵林发表意见为：芦战军是魏宝利的亲戚，张周山我不知道，刘贵生是魏宝利的亲家。这四张条是我签字的，条子是2018年魏宝利找到我，它让我加了一下条子上的钱数，然后让我给他打上的条，但是钱没有实际到我手里。当时在芦战军家里打的条。 原告张艮才就魏宝利提供的证据发表意见：关于这四张支款条，我方对其真实性无法知晓，对此不发表意见。关于证人证明，我方也不知晓，也对此不发表质证意见。我在该工地务工是经被告赵贵林介绍的，老板魏宝利经常来工程这儿，我于2017年在工地干了38天，支付给我7600元，是赵贵林打的条，魏宝利给付的工资，2018年干过不到一年，欠据是赵贵林出具的。 另被告魏宝利又出示了有赵贵林、张宏建签字的工伤医疗费确认单、零工数量确认单、手使工具材料费用确认单、老曹借材料的一个明细单，该组证据证明赵贵林在从魏宝利分包的工程后再次将工程分包给张宏建；再有视频资料一份，以证明张宏建是在赵贵林手里分包的工程。 对此被告赵贵林代理人发表质证意见为，关于原告在2017年干了38天，原告与魏宝利陈述一致，7600元是劳务工资，是由赵贵林确认后再付款，魏宝利辩称为代扣，但其没有相关材料证明是代扣，故辩解理由不成立；赵贵林是受雇于魏宝利，是其带班，在上述材料上签字也是一个带班权利范围内的事情，不能说明双方存在工程转包关系。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对原、被告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的分析认定，一审法院确认下列案件事实：2017年，被告魏宝利与阜平县城南庄镇向阳庄村村委会签订阜平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协议书，由魏宝利对该村21户居民的民居进行拆建改造提升，资金由村民自筹部分，大部由政府补贴。在该工程实施过程中，被告赵贵林负责对材料的购买，大多数工人的招用及工地施工活动诸方面的事宜。被告魏宝利以赵贵林实施上述行为为由，称自己已将整个工程整体转包给被告赵贵林，且赵贵林已支取240余万元的工程款，因此该工程施工中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己无关，但庭审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告魏宝利将支取的大额工程款交付和转付被告赵贵林，因此四张大额收据和收据形成的原因难如被告魏宝利所言。兼顾魏宝利对同样在该工程中提供劳务的工人工资的实际给付和允诺给付以及在被告赵贵林组织负责施工过程中魏宝利对大部分工程款的收取等诸多因素考虑，其称工程转包之说难以成立。另查明，原告是经赵贵林介绍来该工地务工承揽室内装修的，现欠其劳务费用24913元属实。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为被告魏宝利所承包的施工工程提供了劳务，其与工程承包人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被告尚未清偿原告24913元的债务数额予以认定，但鉴于原告与被告赵贵林之间没有建立劳务用工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故其不承担债务的给付义务。其债权的实现当由接受其劳务的工程承包人魏宝利清偿。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请求，因原、被告在欠条中未约定付款期限，也无约定债务利息，故其起诉时要求支付利息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魏宝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张艮才劳务费24913元；二、驳回原告张艮才要求被告赵贵林支付劳务费24913元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张艮才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3.0元，减半收取计211.5元，由被告魏宝利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1.通过中国银行向张艮才转款7600元工资的手续原件，证实该7600元工资是经过赵贵林本人确认后发放的，是代付款；2.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款业务凭证，证实赵贵林从业主张彦芹处支取工程款85000元，赵贵林不是单纯的上诉人的工人或者雇佣人，而是工程承包人。被上诉人贵林质证称：关于证据1，上诉人与赵贵林共同签名确认工资支付符合赵贵林给魏宝利打工代办、由双方共同签字确认的事实；关于证据2，首先，支款业务凭证上“赵贵林”签名不是本人书写。其次，即便是本人写的，通过这两张支款条，也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另上诉人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人李某作证称：其是从赵贵林手中分包阜平城南庄向阳庄村的工程，赵贵林与其核对工程量并签字确认，工程量确认单在其手机中存储（并当庭出示）。被上诉人赵贵林质证称，证人陈述与赵贵林之间是劳务分包或者转包有口头协议，不符合实际，工程项目工程量比较大，证人陈述仅仅是口头协议，不合常理；证人陈述及提供的手机上的确认单，并不超出我方工作被授权范围。被上诉人张艮才申请的证人曹某出庭作证称，“赵贵林让我带班张罗，上诉人给我发工资。每月4500元，没有发工资的条子，工资都是现金支付，赵贵林没有给过我工资。”“我支取过工程预付款，是替我个人支取的，我支取的工程款用于拉砖。”曹某认可其是赵贵林妻子本家叔叔。本院查明，上诉人魏宝利与阜平县向阳庄村委会签订的《阜平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协议书》2.3.2约定，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劳务作业再承包给具有相应劳务承包资质的劳务承包企业，并应对劳务分包的作业质量承担相关连带责任。本院再查明，一审中，在回答法院“是怎么支付给原告7600元钱”的询问时，上诉人魏宝利陈述：“是赵贵林打条，然后魏宝利给的工钱。”赵贵林对魏宝利陈述的该过程回答“对”。本院还查明，一审中，被上诉人张艮才陈述：“是赵贵林找我的，当时说老板是个大老板，欠不下钱。老板魏宝利经常来工程这儿来，这样才认识的……”本院查明的其它案件事实同一审判决查明部分。 本院认为,从被告赵贵林以自己名义为被上诉人张艮才出具欠条的事实来看，除非有法定排除理由，首先应推定其是债务主体。被上诉人赵贵林虽辩称其是为被上诉人魏宝利带班，但是，第一，其未提交受被上诉人魏宝利雇佣且工作性质是带班的证据；第二，其更未提交被上诉人魏宝利授权其对外进行结算、设定债务的证据。从被上诉人赵贵林为被上诉人张艮才出具欠条、其为上诉人出具工程款支款条而非工资款的支款条、其在上诉人魏宝利向被上诉人张艮才支付工资的银行转帐记录上进行签字确认、其与案外人张宏建共同签字确认受雇佣人员工伤事故费用、零工数量费用、手使工具材料种类费用、案外人老曹借用材料项目费用等的事实及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来看，不仅证明被上诉人赵贵林与上诉人魏宝利是分包关系，甚至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赵贵林又将工程转包或分包给他人的事实。上诉人魏宝利进一步陈述“老曹借料”中的“老曹”系被上诉人赵贵林所雇。被上诉人赵贵林对此虽不认可，辩称“老曹”是上诉人雇佣的，并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是受上诉人所雇，但首先，证人曹某与被上诉人赵贵林具有亲戚关系，中立性不强；其次，证人曹某不能提供其受魏宝利雇佣及从魏宝利手中支取过劳动报酬的证据；第三，证人曹某关于个人支取款用于拉砖的陈述明显有悖常理。故证人曹某的证言证明效力不高，不足采信。基于以上证据及合理推断，被上诉人赵贵林虽辩称其受雇于上诉人魏宝利，只是一个带班的，但其从所从事的行为来看，显然不是“带班的”所为，因为，单纯带班的雇员不会以自己名义为工人出具欠条，雇主向工人支付劳动报酬时根本不需要经一个“带班的”签字确认，工人出现工伤事故后不会由“带班的”自己解决，工程量及工程款的核对不会由一个未被授权的“带班的”进行。故此，上诉人魏宝利与被上诉人赵贵林虽没有就案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签订书面分包协议，但从上述证据来看，可以证实被上诉人赵贵林从上诉人魏宝利手中分包了案涉工程并雇佣了被上诉人张艮才。基于对农民工工资权利的特殊保护，即使总承包人直接向农民工拨付部分劳动报酬也不足以证明作为总承包人的上诉人直接雇佣了被上诉人赵贵林。故此，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魏宝利直接雇佣了被上诉人赵贵林的认定不妥。基于以上，被上诉人赵贵林作为被上诉人张艮才所持欠条的出具者、雇主，是第一债务人。从上诉人魏宝利与阜平县向阳庄村委会签订的《阜平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协议书》2.3.2约定内容来看，上诉人未经发包人同意就将劳务作业再转包或分包给不具有相应劳务承包资质的个人明显违反约定。《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参照该暂行办法及上诉人与阜平县向阳庄村委会签订的《阜平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民居改造提升工程协议书》2.3.2中关于责任承担方式的约定，为保障农民工工资合法权益，本院认为上诉人魏宝利应对所欠被上诉人张艮才的工资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关于法律关系认定不当，导致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魏宝利的部分上诉理由及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阜平县人民法院（2020）冀0624民初14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二、被上诉人赵贵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艮才劳务费24913元； 三、魏宝利对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 四、驳回张艮才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23元，减半收取计211.5元，由上诉人魏宝利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23元，由被上诉人赵贵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常金星 审判员  庞 茜 审判员  张 力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刘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