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津03民终30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伟政，女，197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怀瑞，天津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四季花苑31号楼-201。法定代表人：吴前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太明，滨海新区浩亮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崔伟政因与被上诉人天津市绿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49828号之二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崔伟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绿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崔伟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有效和继续履行合同，属于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崔伟政愿意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并支付购房款，并未主张购房款应由受让其股权的公司股东吴前华支付。但因为绿地公司提供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且绿地公司存在严重违背诚信（擅自撤销双方签订合同将房屋转售他人）的行为，崔伟政要求先办理过户手续再支付合同价款；2．本案争议的焦点应当是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应当继续履行，而不是购房款的支付方式。崔伟政提交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股东会决议中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的给付方式为“以上资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故崔伟政诉请直接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崔伟政名下，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否认了关于本案购房款的支付方式，但并未否认涉案合同的法律效力。虽然崔伟政并不认可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也将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该判决书确已生效，具有既判力。股东会决议中约定的购房款支付方式已被否定，双方就购房款支付方式再无争议，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3．本案合同签订时间早于股东会决议作出时间，股东会决议只涉及本案购房款支付方式，不能以此否定合同的效力和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而非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对此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4．本案商品房销售合同由绿地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崔伟政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目前并无生效的法律文书认定案涉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合同签订后，绿地公司即将涉案房屋交付崔伟政使用至今，从未主张过解除合同、返还房屋。绿地公司以实际行为履行合同，认可合同合法有效，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绿地公司辩称，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事实和理由：崔伟政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新的事实。涉案的商品房销售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其诉讼实质意在推翻以往的生效裁判文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争议的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并非商品房买卖纠纷。该有效判决没有撤销前，崔伟政主张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为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实质否定之前的生效判决。崔伟政的真实目的是将其没有实质出资的24%股份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再经股东会决议套出其没有缴纳的股本金3240万元。经过中高两院审理，确认了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但因本金没有实际缴纳，因此驳回了崔伟政的诉请。崔伟政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不具有新的事实，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崔伟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崔伟政与绿地公司订立的《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绿地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为崔伟政办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及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绿地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月19日，崔伟政与绿地公司签订《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崔伟政购买绿地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房屋；商品房销售按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价格为7200元，价款为1170720元；崔伟政应于2012年1月19日前，一次性存入房屋全部价款1170720元；绿地公司应于2012年10月30日前将经验收合格并取得《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的房屋交付崔伟政。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该决议载明，崔伟政将所持绿地公司股权24%（3240万元）全额转让给股东吴前华，由吴前华承诺支付崔伟政所购股本金3240万元资产，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决议确认崔伟政权益1760万元，其中架空层500万元，实物、现金、住宅1260万元。该股东会决议附有“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崔伟政股东500万权益车库／储藏室确认表”各一份，其中“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记载列明的15套房屋（包含案涉房屋）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崔伟政另提供盖有绿地公司印章的“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一份，该表中列明的房产既包括前述“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确认的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15套房屋，同时亦记载了其他房屋。2012年5月23日，绿地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2012年首届二次股东会决议（01号）。该决议载明，崔伟政将所持绿地公司股权24%（3240万元）全额转让给股东吴前华，由吴前华承诺支付崔伟政所购股本金3240万元资产，并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决议确认崔伟政权益1760万元，其中架空层500万元，实物、现金、住宅1260万元。该股东会决议附有“崔伟政股东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崔伟政股东500万权益车库／储藏室确认表”各一份，其中“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记载列明的15套房屋（包含案涉房屋）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崔伟政另提供盖有绿地公司印章的“崔伟政股东名下公司房产”明细表一份，该表中列明的房产既包括前述“3240万元资产确认表”确认的包含案涉房屋在内的15套房屋，同时亦记载了其他房屋。2017年，崔伟政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崔伟政与吴前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合法有效；2.判令吴前华、绿地公司为崔伟政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包括本案所涉房屋）；3.判令吴前华支付股权转让款2355336元；4.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吴前华、绿地公司负担。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津02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以崔伟政未实际出资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崔伟政不服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作出（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认为“该股东会决议内容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以“崔伟政并未实际出资”且“股东会决议约定房产由吴前华出资购买转付崔伟政”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生效后，崔伟政又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崔伟政就案涉房屋与绿地公司订立了《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但生效裁判文书已经认定双方争议性质为股权转让纠纷，并非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津民终99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崔伟政与吴前华、绿地公司之间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在当事人均未要求解除的情况下，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崔伟政以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与前诉相同，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故其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崔伟政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收取”。本院认为，（2018）津民终99号股权转让纠纷案件虽基于股权转让纠纷涉及本案争议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问题，但并未对本案中《天津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及是否继续履行进行审理。崔伟政本次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49828号之二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晓彤审判员  王 晶审判员  薛东超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郑昌明书记员吴宝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