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614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伟伟，男，1990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解川，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庭乐时光日用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镇辛庄村西一街5号平房。法定代表人：叶瑞征，总经理。上诉人高伟伟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庭乐时光日用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庭乐时光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8民初25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伟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1.确认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庭乐时光公司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8万元；3.庭乐时光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3个月双倍工资差额6万元；4.庭乐时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万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案件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双方合作关系于2018年11月30日结束后，高伟伟以员工身份在庭乐时光公司工作至2019年3月，该期间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庭乐时光公司一直拖欠其工资，且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庭乐时光公司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高伟伟的权益。庭乐时光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高伟伟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高伟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存在劳动关系；2.庭乐时光公司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8万元；3.庭乐时光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3个月双倍工资差额6万元；4.庭乐时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伟伟（乙方）于2018年9月1日与庭乐时光公司（甲方）签订《京东自营平台销售合作三个月试用期合同》（以下简称合作试用期合同），约定“双方就甲方合法持有的与京东商城自营平台签订的供货合同中的业务合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合作分配方式1.甲方将其与京东商城自营平台签订的供货合同中：洗晒；浴室；收纳；保暖；雨伞雨具等（以下简称合同类目）的具体业务运营工作委托给乙方，双方以净利润分红的形式进行月度结算分配。2.甲方在京东自营平台所经营洗晒和浴室合同类目，月实际销售额（京东结算金额＋同返利金额＋合同外扣款金额）共计在200万元以下的净利润的70％归甲方所有，净利润的30％归乙方所有。月实际销售额共计到达201万元以上，净利润分成比例变为甲方60％，乙方40％。乙方新开发的类目（收纳；雨伞雨具；保暖等等），净利润按照甲方60％，乙方40％来分配。《净利润计算分成明细表》详见《附件一》”，甲方权利义务第2条约定，“甲方对公司及其与京东自营平台的合作拥有绝对控制权，乙方负责人或其团队在重大问题上（包括但不限于季度销售规划；年度销售规划、产品开发、资金投入；促销费用投入及促销费用确认等）必须要与甲方充分沟通，得到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第4条约定“甲方负责支付乙方两名派驻人员基本工资每人每月5000元，不包含应扣除的个人需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及个人所得税费用，其他费用由乙方或个人承担，并且享受甲方员工守则中所规定的福利待遇”。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甲方与乙方合作试用磨合三个月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1月31日。试用期间，甲乙双方中有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终止试用磨合，提出终止一方不用对另一方进行赔偿。试用磨合期结束后，双方同意签订《五年期服务协议》，并在《五年期服务协议》期间，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提出提前终止服务协议，且双方经过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提前终止一方需对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双方依此履行。合同届满后，双方未签订《五年期服务协议》或劳动合同。高伟伟的工作内容为与京东对接工作，外出进货、货款支付及财务事务均需庭乐时光公司审批。庭审中，高伟伟请求确认其与庭乐时光公司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庭乐时光公司认为双方一直为合作关系，试用期到期后，高伟伟主动提出再给其一次机会，后公司再多给高伟伟三至四个月时间，这段期间高伟伟的工作均系对合作试用期合同的善后和延续。高伟伟主张双方虽签有合作试用期合同，但三个月的合作关系结束后，因庭乐时光公司与京东商城有合作，其在庭乐时光公司担任运营总监的职务，在平台负责产品销售，方案的制定，采购，运营等工作，其外出、付款、报销都需要公司批准，工作直接跟法定代表人叶瑞征汇报，双方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其接受庭乐时光公司的管理，正常出勤至2019年3月31日。为证明上述主张，高伟伟向法院提交了企业钉钉申请截图、企业钉钉聊天记录为证，企业钉钉申请截图显示钉钉系统中审批通过“高伟伟”的申请，例如“12-5品牌纵横收纳类目购买3920.55元”“洗晒，浴室及收纳1月京准通广告投入费用10万元，元旦之后充值”“对公付款—永鸿塑业，杂粮罐订货400套，含税价13.9元/套，合计金额为5560元，含税不含运费”“对公账户—永康市瑞火工贸有限公司，含税不含运费洗晒-高伟伟WG-1273单杆衣架2016套，单价16.5元，共需金额33264元”……企业钉钉聊天记录显示“瑞征”与“高伟伟”的对话，内容为“瑞征”向“高伟伟”布置工作及审批其提交的申请内容及详情，高伟伟汇报工作等。庭乐时光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高伟伟称其外出需要公司批准，但就此主张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佐证，另高伟伟表示因双方对出勤打卡没有约定，故其上下班自行打卡，但打卡时间不连续。庭乐时光公司称双方为合作关系，高伟伟外出无需公司批准，且高伟伟告知公司其另有工作、故公司对高伟伟坐班不做要求，双方通过钉钉软件进行工作上的交流，高伟伟曾自行打卡，但打卡时间不连续。高伟伟称双方口头约定其工资标准为20000元/月，其曾于2018年12月底和2019年2月份找到庭乐时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瑞征，要求公司给付工资及签订劳动合同，对此庭乐时光公司均不予认可，高伟伟未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主张。经询问，高伟伟认可双方未对劳动合同的期限、试用期、社保等内容有过约定。高伟伟主张因庭乐时光公司未支付工资及未缴纳社会保险，其以口头和书面方式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庭乐时光公司支付其4个月的工资8万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高伟伟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供工资证明、boss直聘招聘信息、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为证。工资证明显示“兹证明高伟伟在我司浙江雯萱工贸有限公司担任运营总监一职，负责我司与京东的对接及平台销售等事务，月薪为30000元整，特此证明”，加盖有“浙江雯萱工贸有限公司”字样印章，日期为2019年7月1日；boss直聘招聘信息显示运营总监或平台运营总监的薪资在18万至50万不等；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及EMS邮单显示：“北京庭乐时光日用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本人高伟伟于2018年8月17日入职贵公司，入职后从事运营总监工作，在职期间公司一直未给我发放工资，并且未依法给我缴纳社会保险，基于上述原因，本人主张与贵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特此告知，高伟伟2019年6月30日”，EMS邮单显示备注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收：“叶瑞征北京市大兴区天华大街31号唐景古建北京庭乐时光公司”。庭乐时光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对工资证明、boss直聘招聘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就本案仲裁情况，高伟伟曾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其与庭乐时光公司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庭乐时光公司支付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工资140000元；庭乐时光公司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20000元；庭乐时光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0元。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9］第11676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高伟伟的全部仲裁请求。裁决作出后，高伟伟不服上述裁决结果于法定期间内诉至法院，庭乐时光公司未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双方争议的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及高伟伟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高伟伟负责与京东对接，工作内容包括产品销售、方案的制定、采购、运营等，高伟伟外出进货、货款支付及财务事务均需庭乐时光公司审批，工作直接跟法定代表人叶瑞征汇报等，与双方此前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相对应；与此同时，高伟伟从事上述工作时，在上下班时间并未连续打卡，亦未向法院提供需公司批准才能外出的相关证据，故不能证明高伟伟受庭乐时光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加之高伟伟认可双方未对劳动合同的期限、试用期、社保等问题进行约定，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庭乐时光公司所任职务情况、工资标准及其曾多次要求公司给付工资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综上法院认为，2018年12月1日之后，高伟伟在庭乐时光公司进行的一系列工作，系基于此前双方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现高伟伟要求确认其与庭乐时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不予支持。进而对于高伟伟要求庭乐时光公司支付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需建立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基础之上的诉请，法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高伟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经询问，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在二审中均认可，双方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到期后，庭乐时光公司对高伟伟的考勤管理方式以及高伟伟的工作方式均与合作试用期合同到期之前无变化。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之间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所作陈述以及高伟伟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于2018年11月30日到期后，高伟伟仍负责与京东对接，其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均与双方此前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相对应，亦与三个月合作试用期内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没有变化。高伟伟从事上述工作时，在上下班时间并未连续打卡，亦未提供需公司批准才能外出的相关证据，且庭乐时光公司对高伟伟的考勤管理方式与三个月合作试用期内的考勤管理方式没有变化，故高伟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作为员工受庭乐时光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加之高伟伟认可双方未对劳动合同的期限、试用期、社保等问题进行约定，高伟伟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庭乐时光公司所任职务情况、工资标准以及其曾多次要求该公司给付工资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2018年12月1日之后，高伟伟在庭乐时光公司进行的一系列工作，系基于此前双方签订的合作试用期合同，高伟伟与庭乐时光公司之间不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高伟伟要求确认其与庭乐时光公司自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缺乏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伟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十元，由高伟伟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芳审 判 员  姚 红审 判 员  刘佳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法官助理  高天琪书 记 员  梁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