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34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铁琨，男，1942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中苑二区41号楼2层208D。法定代表人：侯军。上诉人李铁琨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8民初31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铁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其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大通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其提交的人事档案、工作证等证件能够证明双方在1989年12月3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其请求大通公司支付生活费和退休工资经济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错误的。大通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李铁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双方在1989年12月3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大通公司支付1992年1月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工资（生活费）12万元；3.大通公司向其赔偿2002年7月29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退休工资经济损失76.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李铁琨曾就相关问题针对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恒集团）提起诉讼。据另案（2018）京0108民初377号、（2018）京01民终4396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中：（1）李铁琨系以“我是大通公司的正式员工，大恒集团改编大通公司，未为我办理退休手续”为由，诉请要求大恒集团按照每月4000元标准向其支付自2002年12月31日起至今的退休金。李铁琨曾当庭自述“我原是海淀区五交化公司的库房保管员。1989年12月31日被大通公司法人调至大通公司下属海淀经销部担任部门经理……我在经销部只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此后无人安排我的工作……1998年年底，经他人介绍，我去了深圳工作，在一艘船上主管美食和娱乐，工作至2001年”。（2）大恒集团派员到庭应诉，辩称其公司与大通公司均为中科院下属企业，大通公司目前仍存在，名为“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李铁琨未在大恒集团工作过。大恒集团曾在领取起诉书时向我院提交了1993年6月14日大通公司人事部向大恒集团人事部出具的调入人员情况、大通公司向“院开发办公室人事处”出具的转入大恒公司人员情况，据显示大通公司19人调入大恒集团，但并无李铁琨姓名。该公司工作人员并曾在接受我院询问时表示“据了解，大通公司与大恒集团均为中科院三产，1992年左右，大通公司倒闭，大部分人员自谋职业。经我公司与当时的老人事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仅有19人转入大恒集团下设的三家企业，但其中并没有李铁琨”。（3）最终法院审理后认定，李铁琨虽主张为大通公司员工，主张大恒集团收编大通公司并据此要求大恒集团向其支付退休金，但李铁琨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大恒集团间存有劳动关系，亦未能举证证明大恒集团负有向其支付退休金的法定或约定义务，故判决驳回李铁琨的全部诉讼请求。李铁琨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李铁琨诉请要求确认1989年12月3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与大通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工资等款项。就工作经历，李铁琨自述内容与诉请事实理由一致，亦与前案诉讼中陈述内容一致，即“我在海淀经销部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此后无人安排工作。再后，海淀经销部的另一名员工经营一个体户门店，我就跟他干了几个月，之后我又不干了。1997年王某再次联系我，让我去百老汇（中美合资的公司）工作。1998年年底，日商收购了百老汇，我就不在百老汇干了。1998年年底，我经他人介绍去深圳工作，在一艘船上主管美食和娱乐至2001年”。另就档案关系等，李铁琨自述“我不是党员，没有组织关系；我没有缴纳过社会保险；我在五交化公司工作的时候，档案保存在五交化公司，我去了大通公司后，档案在大通公司放了两年，此后大通公司将我的档案存入海淀人才”。就上述主张，李铁琨提交、出示如下材料、物品为证：1.工作证。粘贴有李铁琨证件照，打印内容显示“北京海淀大通电子经销部”字样，“部门”及“职务”栏手写填写为“大通五金交电批发”、“经理”，底部显示有“第92018号”字样，再显示加盖有“北京海淀大通电子经销部”样印章。2.北京市海淀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证明信。载明“李铁琨同志（存档人员）于1992年2月1日存到我中心（集体存档），请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3.工商登记信息打印材料。显示北京海淀大通电子经销部（以下简称海淀大通经销部）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王某，成立时间1989年1月6日，经营范围为电子计算机、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等，1998年11月10日注销。4.物品若干。李铁琨当庭展示了如下物品，其中：（1）印章一枚。李铁琨当庭出示印章，我院对该印章拍照、按印，显示印文为“大通电子经销部五金交电批发专用章”；（2）皮革质地档案夹一个，底部显示有“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字样；（3）A4信纸一张，抬头显示为“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4）牛皮纸材质卷宗皮及空白介绍信；（5）宣传彩页材料一份，显示为“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中英文双语版简介。一审法院应李铁琨申请，查阅、调取了如下材料：1.李铁琨的人事档案。内含如下材料：（1）劳动合同书。显示1991年11月26日李铁琨与北京市海淀区百货公司—海淀区五交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1991年12月1日至1996年11月30日。（2）《单位委托寄存人事档案登记表》，显示1992年1月29日海淀大通电子经销部委托为李铁琨存档，李铁琨工种为保管员，载明原工作单位海淀区五交化公司同意调出，协议存档期限为1992年2月10日至1995年2月10日。（3）北京市城镇居民副食补贴变更（注销）证明，显示原发放单位为海淀五交化公司，转入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工人就近工作服务中心，办理时间为1992年2月1日。（4）调出介绍信。载明李铁琨，原工作单位五交化公司、库工，兹介绍李铁琨到海淀区工人就近工作服务中心报道，报道时间为1992年2月2日。2.海淀大通经销部工商档案。内含如下材料：（1）开业申请登记材料中，《企业登记申请书》显示“北京市海淀区大通经销部”是在中国大通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经科技术开发公司领导下的综合性企业；《批复》显示“经审核，前阶段组建北京大通公司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同意向工商局提出登记申请报告”，落款加盖有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印章；《资金证明》中加盖有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变更登记材料中，《申请变更登记事项》显示1990年2月23日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主管部门为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任命书》显示，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1990年4月16日任命王某为海淀大通经销部经理并任法定代表人。（3）注销卷材料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1998年8月3日,海淀工商局对其作出吊销决定。3.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工商档案。内含如下材料：（1）开业卷宗中，《关于成立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的复函》显示国家科委经研究同意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大通电子公司，由中国科学院领导。（2）变更登记材料中，1992年12月28日工商变更信息中《批示》显示中国科学院批复，同意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关于撤并保留方案的申请，保留海淀大通经销部。1994年10月28日工商变更信息中，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经审批变更名称为“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经询问，对一审法院调取的上述材料，李铁琨对人事档案中劳动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李铁琨再表示，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让大通公司为其办理退休。最后，对于本案仲裁情况。李铁琨曾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与大通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公司支付生活费、赔偿损失。海淀仲裁委审理后作出京海劳人仲审字[18]第51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其申请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做出不予受理决定。李铁琨不服该不予受理决定，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大通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证据和事实依法裁判。首先，大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依据企业档案信息可知，大通公司曾用名“中国大通电子有限公司”，该公司系海淀大通经销部的出资人、举办者，海淀大通经销部已于1998年11月10日注销。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大通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主体并无不当。进而，李铁琨诉请要求确认其与大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是否有据？依据在案证据可知：其一、1991年11月26日李铁琨曾与“海淀区五交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虽李铁琨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该证据所显示内容与其人事档案中其他材料相符，鉴于人事档案的特殊性，在并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其二、1992年初，李铁琨的城镇居民副食补贴单位、人事档案保存单位自海淀五交化公司转出。其中，1992年2月1日，李铁琨的副食补贴发放单位由海淀五交化公司转入北京市海淀区工人就近工作服务中心；2月2日，李铁琨应到该服务中心报道。海淀大通电子经销部为李铁琨办理了人事档案的委托存档手续，存档期间自1992年2月10日起。其三、李铁琨自述在海淀大通经销部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且其持有海淀大通经销部印章等一系列财物，至今仍能指出海淀大通经销部法定代表人为王某。其四、海淀大通经销部虽系大通公司所出资设立的下级企业，但确属依法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其五、依据当事人陈述、人事档案材料等在案证据，目前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大通公司曾接收李铁琨并与其建立劳动关系。故综合以上证据所形成证据链条，李铁琨的劳动关系所指向的是海淀大通经销部，而非大通公司。其中，对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李铁琨虽主张劳动关系起始于1989年12月31日，但：李铁琨与海淀五交化公司曾在1991年11月26日签订《劳动合同》；人事档案委托存档手续的办理时间、副食补贴发放单位的转出时间、报道时间等，虽早于1992年2月10日，但该部分材料仅能佐证李铁琨自海淀五交化公司调出、办理调动手续的时间，并无法据此认定其完成调动手续，正式调入海淀大通经销部的时间。故而，法院依据人事档案存档期间的起始时间点认定李铁琨与海淀大通经销部间劳动关系起始于1992年2月10日。再对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时间。李铁琨虽主张劳动关系存续至2002年7月28日，但：李铁琨在与大恒公司的诉讼中以及在本案诉讼中，均明确表示其在海淀大通经销部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此后无人安排工作、自谋职业；大通公司未能到庭应诉，未就此提举证据。故而，法院据李铁琨所述内容，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存续至1992年11月23日。据上，本案中查实内容指向1992年2月10日至11月23日期间李铁琨与海淀大通经销部间存在劳动关系。然而，法院需要指出的是：虽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注销后权利义务继受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该种法律责任的承担并不意味着对于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主体地位的继承或变更。再鉴于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仲裁程序前置，故对于李铁琨要求确认其与大通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再进而，李铁琨诉请要求大通公司支付1992年1月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工资（生活费）、赔偿2002年7月29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退休工资经济损失，于法是否有据？如前所述，李铁琨确有权在海淀大通经销部注销后向大通公司主张权利。然而，法院认为：其一、对于工资（生活费）。因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海淀大通经销部拖欠李铁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故对其诉求不予支持。其二、对于退休工资经济损失等问题。该问题实质系因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所引发，而因办理退休手续所发生的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的范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处理。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铁琨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海淀大通经销部系独立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李铁琨在海淀大通经销部正常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之后自谋职业。由此可见，李铁琨从未与大通公司达成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大通公司也从未对李铁琨有过用工事实。且海淀大通经销部已于1998年8月3日被工商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李铁琨主张确认其与大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就李铁琨要求大通公司支付其1992年1月1日至2002年7月28日期间工资（生活费）的请求，其一，李铁琨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海淀大通经销部存在拖欠其工资的行为；其二，李铁琨自述其正常工作至1992年11月23日，后自谋职业，故其所持由大通公司支付前述期间工资（生活费）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退休工资经济损失一节。该问题实质系因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所引发，而因办理退休手续所发生的争议不属于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纠纷，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李铁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李铁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博文审 判 员 张 瑞审 判 员 王丽蕊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张江南书 记 员 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