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49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泰深，男，196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莹，辽宁碧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胜利西小区4号1单元3层1号。法定代表人：王德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栋、王松月，均系辽宁诚之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泰深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泰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证明案涉土石方运输工程系由上诉人实际承包并施工，上诉人仅是借用被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我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关于不得借用他人名义签订承揽合同的法律规定，法无禁止即自由，上诉人有权选择并经过被上诉人同意以被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而由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并享有合同权利。上诉人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其向雇佣车辆支付费用、联系加油车辆并支付案涉工程产生的加油费用等证据。其中，上诉人为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人，其通过该公司账户于2018年12月11日向案外人韩城山、于某等人支付2018年11月29日至2018年12月8日的拉运费（被上诉人亦认可），而大连财经学院系于2019年1月9日方支付案涉运输合同约定的款项，也就是说上诉人是属于垫资支付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费用，如上诉人不是案涉运输合同的实际实施主体，为何要为不相干的人或单位付款。案涉工程于2018年12月9日已经施工完毕，被上诉人于2019年1月9日收到案涉1419600元的工程款后完全可以自行向相关人员（包括车辆司机、加油公司等）结算、支付相应的费用，完全没有必要将款项全部背书给上诉人后由上诉人支付相关费用，而上诉人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双方能够系借用被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而上诉人才是真正的实际合同主体。且原审法院已认定案涉“承揽的主要工作由被告于泰深完成”的，于某参与施工的部分，于泰深已经支付过相应的费用了。如果案涉工程不是由于泰深实际承揽，其为何要完成该“工作”，只有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系上诉人方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作证，能够充分证明上诉人为案涉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且已经履行了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义务，其有权利享有相对应的合同利益。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未受到任何利益损失，上诉人有权享受合同利益，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构成不当得利需要具备三个构成要件，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利益受到损失，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是代表上诉人与大连财经学院签订案涉运输合同，其并未实际履行该合同，并未支出过任何费用，其利益未受到任何损失；被上诉人将案涉工程款全部背书给上诉人，且为履行合同所指出的费用均是由上诉人承担，能够证明上诉人是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其当然有权利享有相对应的合同利益，上诉人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判决结果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案涉工程的施工人。1、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书面证据及证人的证言，已经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是案涉土石方运输工程的施工人。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是被上诉人与大连财经学院所签订；拉运土石方所需的车辆、机械都是被上诉人所雇佣；工地现场是被上诉人的雇员朱某与大连财经学院工地现场负责人员段治松、陈百年进行核对并签字确定；所有证人的证言都证明了证人参与案涉土石方施工运输是受雇于被上诉人；工程款转账支票都是大连财经学院开具给被上诉人的。以上这些案涉工程中需要做的工作均是被上诉人完成。2、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财经学院拉土工程明细（城市学员运至财经学院）”足以证明上诉人不是实际施工人。如果上诉人为实际施工人，那么这个拉土证明明细中根本不需要列出上诉人各项费用明细，只需列出雇佣的运土车和机械费用明细即可。然而这个拉土工程明细中详细列出了上诉人两台挖掘机的费用以及上诉人代付的排土车的费用，其目的是双方约定被上诉人应付给上诉人多少机械费用以及偿还被上诉人代替上诉人支付排土车费的数额，这就足以说明上诉人不是事实施工人。二、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1、2018年12月11日运土车组韩某等人收到运费的实际情况是：《土石方运输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是每10天为一个付款周期（合同第5条），被上诉人与运土车组结算运费也是按照该约定，当时10天付款周期已过，但大连财经学院没有按时付款，于是被上诉人将此事告知了上诉人，让其联系大连财经学院付款（案涉工程是上诉人联系的）。2018年12月11日运土车组收到了10天的运费，直到一审庭审上诉人出示了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时，被上诉人才知道当时的运费是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时，被上诉人才得到当时的运费是桓堃转给运土车主的，显然该运费并不属于上诉人的垫资，上诉人显然是在偷换概念，请法庭明断。2019年1月11日上诉人支付运土车运费是在上诉人已经将案涉土石方运输工程款转账支票承兑之后，该运费属于被上诉人支付给运土车主的，上诉人只是代替被上诉人支付而已。2、上诉人并没有为案涉工程支付过加油费，案涉运土车是自己支付的加油费，桓堃和上诉人在支付运土车费时已经扣除了相应的油费（上诉人和桓堃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明），上诉人是在混淆视听，请法庭甄别。而且上诉人自己的工地就在案涉工地的旁边，上诉人联系的加油车并非是案涉工地，而是针对上诉人工地的机械和车辆。另外，案涉运土车并不是全部都在现场加油，只有偶尔有运土车在现场加油（以上事实有排土车运费明细表可以证明）。三、从借名签合同（或挂靠关系）的行业惯例来看，本案不是借名签合同。1、借名签合同（或挂靠关系）的行业惯例是：双方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是借名签合同或者挂靠关系，同时对管理费和税金等内容进行具体的约定，工程款先进入借名公司的账户，借名公司在扣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和税金之后，再将余款付给实际施工人。而本案的实际情况与该惯例明显不符，被上诉人没有与上诉人签订任何借名签合同的协议或者挂靠协议，也没有签署任何关于上诉人是实际施工人的书面文件。上诉人也从未向被上诉人支付过管理费和税金，显然案涉合同并非是上诉人借被上诉人的名义所签。2、上诉人有其投资成立的桓堃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土石工程设计、施工，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借公司名义签合同本来案涉工程利润就不高，借公司名义签合同还要额外支出一笔管理费，上诉人称其是借被上诉人名义签合同显然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四、上诉人的自诉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说明上诉人绝非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与雇佣的运土车主约定运费是每车170元，包括油费在内。上诉人开庭时却称每车170元不包括油费，而再起提供的排土车费明细表上，明确列出了排土车的加油费，桓堃公司和上诉人支付的排土车费是扣除了加油费之后的数额，计算方式为：车数*单价-加油费=付款金额（上诉人与桓堃公司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可以证明）。上诉人的自述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显然是在不了解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下所做的狡辩，上诉人并不了解案涉土石方运输的具体情况以及合同履行情况，上诉人称其是实际施工人明显是在说谎，其目的不言而喻。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77123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于泰深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德发的岳父于某（本案证人）系兄弟关系。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注册成立，被告于泰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土石方工程设计、施工。2018年11月29日，原告（合同乙方，下同）与案外人大连财经学院（合同甲方，下同）签订《土石方运输合同》，约定乙方承运甲方托运的土石方，工期自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5月1日，运距12公里以内，甲方指定了取料地点和卸料场地；计价方式为按车计算每车300元整（单价包括挖机装土、排土运输、铲车场地内平土），按实际甲方开票数量计算。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案外人大连财经学院于2019年1月9日已经按4732车、每车300元的约定标准向原告支付了价款1419600元（转账支票支付）。原告（也是支票票面记载的收款人）在2019年1月9日收到了案外人大连财经学院支付的金额为1419600元转账支票后即将该支票背书转让给被告，被告将该支票存入其银行账户并于2019年1月11日承兑。承兑当日，被告向参入土石方拉运的实际承运人支付了2018年12月9日-19日间（第二阶段）扣除加油费78354元后的运费485536元（包括向案外人于某支付运费37983元）。庭审中，原告认可被告支付了运费563890元（包括加油费）。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于泰深通过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向案外人韩*山、郭*志、孙*凤、王*富、郑*东、王*仁、于*新共计支付187910元，该运费是在扣除了13120元加油费后的实付款。原告认可该费用是2018年11月29日-12月8日间（第一阶段）发生的运费。案外人于某在2018年11月29日-12月8日间（第一阶段）拉土255车，期间产生的加油费为20346元。2018年12月11日当天，被告于泰深还通过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向案外人于某支付100000元。庭审中，证人于某出庭证明：在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原告雇佣其车辆干活，给了其排土费用并已经转到其卡中，具体数额记不清，但挖掘机、装载机的费用没有给，案涉的部分排土车辆是其联系；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于某、韩某、程某、郭立志分别出庭证明：原告雇佣其运输车辆参入了案涉的土石方运输工作，证人于某出面联系的排土车辆；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朱某出庭证明：在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原告雇佣其在工地现场负责统计车数、与校方核对工程量，运输的车辆均系原告雇佣，每辆车的运费为170元/次，该运费包括油费。原告提供的土方拉运台账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其参入并统计的总车数为4732车，其余的两位签字人段治松、陈百年是校方的发票人和核票人。在整个土石方工程施工过程中，被告于泰深联系大连京禾石化有限公司向相关运输车辆提供了加油服务，该公司出具的《证明》中认同其服务的对象为“于泰深的工地”，被告于泰深对全部外雇车辆所支付的实际运费均扣除了加油费。在全部土石方运输、场地平整工作完成后，原告的现场工作人员朱某与被告的现场工作人员杨卫中共同对包括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共同签字确认了一份工程明细，该明细确认：案外人于某所投入的挖掘机、铲车的工时和单价，合计机械费用为142640元；被告于泰深在拉土和场地平整阶段的机械费用为84480元、排土费用为804440元。一审法院认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主张其借用原告的名义与大连财经学院签订《土石方运输合同》，该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对承揽人的身份没有法律法规上的限定，甚至承揽人在定作人未同意情况下将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法律仅赋予了定作人可以选择的合同解除权。显然本案中被告以个人的名义甚至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的名义均可以作为合同的一方签订合同，被告关于借用原告名义签订合同的主张没有现实的必要，与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不符，被告也没有提供证明其主张的借用原告的名义签订《土石方运输合同》的直接证据；相反，案涉证据可以认定包括原告、被告、本案证人在内的多方参入了案涉的土石方运输工作，原告及其直接雇佣的人员、施工机械和车辆参入案涉合同的履行，本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其借用原告的名义签订合同的主张成立，可以认定原告是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向原告支付了对价，被告在原告同意并背书转让的情况下取得的案涉款项，被告在扣除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应得费用外，被告取得其余部分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返还。本院还认为，无论是原告提供的运输土石方车辆记录本、拉土工程明细，还是被告提供的其员工制作的排土明细清单，双方的证据在拉运土石方记录的时间、车数、加油费等内容均相互吻合，且拉土工程明细经双方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具有全面、客观反映合同履行主体、数量、价款的证明效力，可以认定原告所承揽的主要工作由被告于泰深完成，案外人于某参入并完成了部分工作。被告于泰深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承揽的工作包括：自有的挖掘机装运工作、雇佣他人（包括案外人于某）完成的全部排土工作，该两部分费用888920元属于其合法所得，应当从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全部履行对价款1419600元中扣除。在案涉承揽业务的完成过程中，被告于泰深通过引进第三方加油并从每台次170元的运费中扣除加油费的行为、被告于泰深任法定代表人的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代为支付费用的行为，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被告于泰深为履行承揽合同中个人义务的行为，当属合法有效。至于被告在2018年12月11日通过大连桓堃市政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向案外人于某支付的100000元，基于案外人于某在2018年11月29日-12月8日间（第一阶段）拉土255车应得排土运费43350元（170元/车×255车），扣除期间产生的加油费20346元实际应得运费23004元，考虑到案外人于某同时还有挖掘机、铲车投入到案涉土石方工程的实际施工还应得机械费142640元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于泰深支付的上述100000元用于支付以上运费23004元、部分机械费更符合客观实际，该支付行为无论被告是为自己支付还是垫付均应从原告背书给被告的票据承兑款1419600元中扣除。对于案外人于某的其余应得费用，既然其承认是受原告雇佣，其应向原告主张，本案中不予评判。综上，被告于泰深主张的其借用原告的名义签订合同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于泰深通过原告背书转让获得的票据承兑款1419600元，其完全取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理扣除其应得和可以扣减的988920元，余额430680元属于不当得利。原告要求被告返还430680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泰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430680元；二、驳回原告大连富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56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2542元、被告负担321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据此,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案涉土石方运输工程系由其实际承包并施工，仅是借用被上诉人名义签订合同。诉讼中，上诉人并未提供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签订《土石方运输合同》的直接证据。依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包括上诉人、被上诉人、本案证人在内的多方参入了案涉的土石方运输工作，被上诉人及其直接雇佣的人员、施工机械和车辆参入案涉合同的履行，本案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其借用被上诉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主张成立，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案涉《土石方运输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主体并无不当。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案涉合同的相对方以转账支票的形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对价，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同意并背书转让的情况下取得的案涉款项，在扣除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应得费用外，再占有剩余部分款项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于泰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2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于泰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富喜胜审判员  毛国强审判员  缪 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  曾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