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9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吉花，女，195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国（系崔吉花之子），男，198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立国，男，198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湘，北京市世联新纪元（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成勇，男，1966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立国（系高成勇之侄），男，198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民，男，197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延涛，山东荟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因与被上诉人刘爱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15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爱民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爱民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高成良与崔吉花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产生的租金亦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刘爱民主张按照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崔吉花返还租赁费，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应予改正。1.涉案房屋虽然属于高成良与崔吉花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涉案《商用租房合同》是高成良自己签署的，崔吉花并不清楚，也没有实际收到租赁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根据上述事实，结合合同相对性原则，刘爱民仅有权向合同的相对方主张权利。2.即使能够认定刘爱民要求返还的租赁费属于高成良与崔吉花的夫妻共同债务，也不能直接判决崔吉花全部予以返还，因为按照法理及相关的司法判例，崔吉花对于高成良以自己名义所负债务仅以其在共同财产中所占份额为限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直接判决崔吉花返还刘爱民房屋租赁费124433元及利息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高立国、高成勇分别在代收的租赁费数额范围内对刘爱民诉请返还的租赁费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1.涉案的《商用租房合同》是高成良与刘爱民之间签署的，刘爱民在诉状中也明确表示合同相对方只是高成良，一审法院又认定涉案房屋属于高成良与崔吉花的夫妻共同财产，高立国、高成勇既不是合同主体，也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物权，高立国、高成勇从刘爱民处收取租赁费只能是代收，这符合逻辑，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对于代收的性质不予支持，于法无据，是错误的。2.关于高立国、高成勇是否将代收的租赁费给付高成良，一审法院认为高立国、高成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收到的租赁费给付高成良。刘爱民已经给付租赁费241100元，刘爱民清楚知道交付给高立国、高成勇的部分款项就是支付给高成良的涉案租赁费，高成良此前也从未向刘爱民再追索租赁费，这足以证明高立国、高成勇已经将代收的租赁费交付给了高成良。3.一审法院认为高立国以其个人银行账号收取租赁费系向高成良出借银行账号的行为，并据此判决承担连带责任错误：(1)本案中，高立国只是用自己的银行账户帮助高成良代收了租赁费，并不是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及密码等交给高成良由高成良自行使用，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立国系出借银行账号的行为十分勉强，难以令人信服。(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形成于1991年，距离今天十分久远，其内容已经与当今社会金融管理的开放程度不相适应，不能作为处理当今争议的法律依据。另外，从内容上来看，批复也仅仅规定“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并未规定一定要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高立国、高成勇代收租赁费是刘爱民、高成良等均同意的，已经将代收的租赁费给付了高成良，二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3)本案中，高成勇没有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代收过租赁费，不存在“因出借银行账号的行为而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不加以区分，将其与高立国作同样的判定，难以服人，也有混淆是非之嫌。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的上诉请求。刘爱民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爱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返还刘爱民租赁费133333.33元及利息。2.诉讼费用由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13日，刘爱民（承租方）与高成良（出租方）签订《商用租房合同》一份，约定：1.高成良将坐落在朱家建筑面积750平方米的商铺租赁给刘爱民；2.租赁期限为五年，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3.每年租金为人民币5万元；4.在租赁期间如遇到房屋拆迁或者规划拆迁，出租方应该向承租方无条件退还租赁期间剩余时间的全部租金。刘爱民与高成良签订商用租房合同后，刘爱民给付相应租赁费，其中高立国于2015年2月6日、2015年6月15日分别收到刘爱民租赁费160000元、7000元，高成勇于2015年10月7日、2015年10月23日分别收到刘爱民租赁费40000元、11100元。2017年4月25日，刘爱民与高成良签订《商用租房合同》中涉及的房屋被拆除。2017年3月，高成良因病去世。高成良与崔吉花系夫妻关系，与高立国系父子关系，与高成勇系兄弟关系。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争议较大，一审法院作出如下认定:一、刘爱民主张的返还租赁费数额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爱民与高成良签订的合同，合同期间为2014年12月30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涉案房屋于2017年4月25日拆除，双方所签订《商用租房合同》因该房屋灭失已无法履行，刘爱民为此主张应返还自2017年5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即32个月）的租赁费，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刘爱民与高成良签订的合同和刘爱民的主张，刘爱民应支付租赁费的期间为2014年12月30日至2017年4月30日（即28个月），每年租金为50000元，刘爱民应付租金116667元。根据刘爱民提供收条，其交纳的租赁费总额为241100元，刘爱民虽主张已全额交纳租赁费250000元，但刘爱民提供的收条的数额无法证实该主张，其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与之佐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爱民交纳的租赁费总额为241100元。综上，刘爱民主张返还租赁费的金额应为124433元（241100元-116667元）。二、刘爱民主张的返还租赁费的主体及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是高成良与崔吉花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产生的租金亦是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成良作为出租人于租赁期间死亡后，对于应返还租赁费，刘爱民既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崔吉花予以返还，也可以要求高成良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清偿高成良生前所负债务。刘爱民主张按照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崔吉花返还租赁费，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高立国、高成勇收取租赁费后，高立国以其个人银行账号收取租赁费系向高成良出借银行账号的行为，且高立国、高成勇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收到的租赁费给付高成良。因此，高立国、高成勇应在收到租赁费数额内对崔吉花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高立国、高成勇关于收取租赁费只是代收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刘爱民与高成良签订的《商用租房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真实有效。涉案房屋拆迁导致《商用租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已经收取的未到期租赁费应当予以返还。关于刘爱民主张的利息问题，应自刘爱民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崔吉花返还刘爱民房屋租赁费124433元及利息（以124433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高立国以其收到的租赁费167000元为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高成勇以其收到的租赁费51100元为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刘爱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60元，由刘爱民负担200元，崔吉花负担2760元。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崔吉花、高立国、高成勇是否应对返还刘爱民剩余房屋租赁费承担责任。关于崔吉花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问题。涉案房屋系高成良与崔吉花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由此产生的租金收益亦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现高成良作为出租人在租赁期间死亡，涉案房屋被拆除，租赁关系终止，高成良与崔吉花应负有返还刘爱民剩余房屋租赁费的义务，此义务已成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崔吉花返还刘爱民房屋租赁费124433元及利息并无不当。关于高立国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问题。本案中，高立国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二审中其向法庭陈述，其只是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为父亲高成良收取租赁费，并将该款项交给了高成良。对此本院认为，高立国以其个人银行账号替父亲高成良收取租赁费系家庭之中的常见行为，该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中出借银行账户行为不同，一审法院认定高立国以其收到的租赁费为限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但是高成良死亡后，高立国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在无遗嘱的情况下，应在继承高成良遗产的范围内对于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高成勇是否应该承担责任问题。二审中，高成勇陈述其收取租赁费后将该费用交给了崔吉花，崔吉花亦认可收到了该项费用，并且高成勇并非房屋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亦非高成良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故一审法院判决高成勇以其收到的租赁费为限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崔吉花、高立国关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高成勇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15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二、撤销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19）鲁0125民初1576号民事判决第二至四项；三、高立国在继承高成良遗产的范围内对于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刘爱民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960元，由崔吉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松成审 判 员 陈 勇审 判 员 赵玉兰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乔 斌书 记 员 李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