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陕71民终4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大青，女，汉族，XXXX年X月XX日出生，住陕西省宁陕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省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陕西省宁陕县。 法定代表人：张代友，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延军，社区副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蒋大财，男，汉族，XXXX年X月XX日出生，住陕西省宁陕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平，男，XXXX年X月X日出生，住陕西省宁陕县，公民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XXXX，系被上诉人蒋大财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成举，陕西省老法律工作者协会法律工作部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大青因与被上诉人陕西省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关二居委会）、被上诉人蒋大财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1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大青，被上诉人关二居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延军、被上诉人蒋大财委托代理人蒋平、邓成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大青上诉请求：1.撤销（2020）陕7101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证据的审核认定错误。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第七组证据二份《农户土地承包情况表》审核认定“属于公文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文书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且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因该两张表格仅有单位盖章，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要件，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故不予确认”。首先，该组证据是宁陕县XX镇XX户土地承包档案保存资料的复制件，并非摘录件。其次，该组证据也不是“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一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显然错误。再次，该组证据是宁陕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存档文件复制件，城关镇政府在二份复制件上载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了城关镇政府印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其复制件、副本、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容与原本一致的，该复制件、副本、节录本具有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显然该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一审判决不予确认该组证据严重错误。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时蒋某某和蒋大财是否同户认定错误。第七组证据二份《农户土地承包情况表》载明：蒋某某户家庭成员是3人，蒋大财户家庭成员是5人。二份情况表载明的期间是1985年至1990年，因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至1985年期间国家并没有进行二轮承包和小调整，由此证明二份表格反映的内容是1983年农户的情况。蒋某某、赵某某和蒋大青为户共3人，蒋大财夫妻及其3个子女为户共5人，蒋大财最小的孩子蒋平于1981年2月1日出生。该组证据足以证明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时，蒋某某和蒋大财各自为户承包土地，而一审判决却认定“到1989年时蒋大财开始独立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其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确认1989年蒋大青为户独立承包错误。从第七组证据可知，1990年蒋某某户还是3人，其中有蒋大青，因此，一审判决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否定违法收回、调整承包林某某与判决确认发包方与蒋大财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认为：“生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在支持原告诉请的判项中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2008年关二居委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其判决主文已对该合同效力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基于既判力原则，本院亦对此予以确认，……本案起诉时，并不涉及对合同关系处理和审查，本案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认为自身的不动产物权被侵占而提出的返还请求权保护，故前诉基于合同纠纷保护的请求权关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裁判理由并不当然地对本案案涉林某某有关权属认定直接构成预决力和拘束力影响。”（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之所以判决确认原校场村与蒋大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无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该条处理的前提是：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而不是合同签订主体或者合同内容具有无效情形。诚然前诉基于合同纠纷保护的请求权关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裁判理由并不当然地对本案案涉林某某有关权属认定直接构成预决力和拘束力影响。”但是前诉裁判理由确认的事实被后诉判决予以否认是错误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上诉人由于对法律知识欠缺，在一审仅诉请确认合同无效，胜诉后才再次提起返还承包地的诉讼，按照一审判决的理由，确认合同无效和返还承包地之间没有关联性，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况且，上诉人一审的诉求是“返还继续承包”，而不是一审判决所称的“确认林某某权属”。四、一审判决结果与前诉终审判决矛盾。虽然，一审判决对前诉终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予以确认，但在评价本案及其判决中实际上给予了否定，相互矛盾。一审判决认为，1998年赵某某与蒋大财合家共同生活，且赵某某成为蒋大财为户主的成员之一，赵某某去世，该户并未绝户，不存在林某某承包经营权继承的法律效果。按此评价，赵某某与蒋大财合户，蒋大财作为户主具有合户后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赵某某去世，并不影响蒋大财的权属变更，亦是不影响承包合同的效力。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确认合同无效是错误的？其次，前诉终审判决确认的是赵某某在与蒋大财一起生活时，原校场村将原蒋某某为户的林某某违法收回发包给蒋大财，即违背土地承包法强制性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不得调整承包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审理时，被上诉人关二居委会仅仅提交二份复函，被上诉人蒋大财没有提交证据。一审判决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判决理由中实际全面推翻了已经生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应法律均有错误，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关二居委会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在1992年独自以家庭为承包户承包了村集体的土地1.306亩，林某某1.4亩，此时，上诉人既不是本案原承包人蒋某某家庭的成员，也不是蒋大财的家庭成员。二、1992年蒋某某去世后，其承包土地、林某某由其家庭成员妻子赵某某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后赵某某与蒋大财合并为一户，其承包的土地、山林由蒋大财经营管理。三、上诉人蒋大青收到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后，向关二居委会书面申请要求将诉争的林某某为其确权，关二居委会收到其申请后，多次对争议双方进行调解，因双方争议太大，关二居委会于2017年7月26日以书面形式向上诉人进行了复函，要求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权，纠纷没有解决之前，暂不予确权。前诉基于另一种法律关系判令村集体与蒋大财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该合同无效并不代表上诉人对诉争的两块林某某就享有“继续承包权”或者“继承承包权”，所以关二居委会暂不确权，待双方矛盾化解后，再进行确权，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 被上诉人蒋大财答辩称，一、本案的事实：上诉人蒋大青与被上诉人蒋大财系亲兄妹关系，蒋某某、赵某某系其父母。1983年蒋某某承包村集体荒山1.5亩（后实测登记10亩），蒋某某、蒋大财两人共同承包村集体柴山10亩（后实测22亩）。1978年蒋大青因婚外嫁，户口外迁。1989年蒋某某、蒋大财成为独立的家庭承包经营户，分别承包集体的土地1.94亩、2.875亩，涉案林某某未变更。1992年蒋大青户口迁回原居住地居住后，以独立的家庭为户承包村集体土地1.306亩，林某某1.4亩（后蒋大青退耕还林并享受了相关政策补助）。此时是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即：不论在这以前其承包的土地、林某某、家庭人口如何发生变化，但是，1992年之后蒋某某、蒋大财、蒋大青均以家庭为单位分别承包了村集体的土地、林某某，各为独立的家庭承包经营户，此时家庭成员结构为：蒋某某、赵某某为一独立家庭承包经营户，蒋大财与其妻和子女为一独立家庭承包经营户，蒋大青一人为一独立家庭承包经营户，其承包的权利、义务及收益等完全分离。1992年8月蒋某某去世后，蒋某某原承包的村集体的土地、林某某按照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继续由赵某某承包经营。1998年赵某某与蒋大财合并一户，赵某某成为蒋大财家庭成员之一，此时赵某某、蒋大财土地、林某某的承包关系、经营管理、家庭收入实际为一户。2006年赵某某去世后，赵某某承包的土地、林某某由蒋大财继续经营管理，2008年林权改革时，村集体将本案诉争的两块林某某重新与蒋大财签订了承包合同，并颁发了林权证，此时，蒋大青认为侵犯了其承包经营权，遂向宁陕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宁陕县人民法院驳回了蒋大青的诉讼请求，蒋大青上诉，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与本案一审法院基本一致，同时载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村XX组XX户。1992年蒋大青独立为户承包原校场村1.306亩土地，并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此蒋大青不属于蒋某某土地承包户的成员。故上诉人蒋大青认为2008年原校场村将蒋某某的承包地发包给蒋大财侵犯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认定：“蒋某某去世，蒋大青、蒋大财作为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均可在承包期限内继续承包”，最后判决为：“2008年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宁陕县城关镇校场村村民委员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无效”。蒋大青收到该判决后，申请宁陕县人民政府撤销蒋大财涉案林某某的林权证，宁陕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宁政发〔2017〕11号《关于注销宁林证字〔2008〕0000000086号林权证的决定》。蒋大青书面申请要求关二居委会将涉案林某某全部确权给其本人未果后，蒋大青再次向安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诉争的21亩林某某由其继续承包。安康铁路运输法院（2020）陕7101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蒋大青的诉求。其不服，上诉到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上事实在前诉中均已认可，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非常清楚。二、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村集体与蒋大财于200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是基于另外一层法律关系，是村集体程序上的一种违法行为导致该合同无效，而不是针对蒋大青的请求权判决该承包合同无效，对蒋大青的请求权是判决驳回。三、上诉人在上诉中提到“本案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自身的不动产物权被侵占而提出的返还请求权保护”，该案诉争的林某某自始至终都不是蒋大青承包的，岂能是“自身的不动产”，前诉认定的事实并没有认定蒋大青对诉争的林某某有承包经营权，故前诉对本案没有拘束力。四、上诉人诉称一审的请求权是“返还继续承包权”，上诉人根本不是涉案林某某的承包人，何来的继续承包。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蒋大财于2008年与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涉案林某某的承包权回到原点。本案中原承包人蒋某某、赵某某生前与蒋大财共同生活十几年，父母生老死葬全部由蒋大财承担，涉案林某某由蒋大财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合法、合情、合理。蒋大青自己是独立的家庭承包经营户，更不是原承包人的家庭成员，无权享有涉案林某某的继续承包经营权。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蒋大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关二居委会将违法收回的原告父亲蒋某某承包林某某荒山10亩返还给原告继续承包；2、判令被告关二居委会将违法回收的蒋某某与蒋大财共同承包的柴山22亩中属于蒋某某的11亩返还原告继续承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时，原告与父亲蒋某某、母亲赵某某同户生活，原告哥哥蒋大财另立为户，蒋某某XX户XX城XX镇XX村部分土地和山林。1983年，蒋某某承包了小地名椿树槽的荒山1.5亩（后实测登记为10亩），并与被告蒋大财共同承包了位于房屋后面的柴山10亩（后经实测登记为22亩）。1992年，蒋某某去世后，赵某某继续承包其原承包地及林某某，直到赵某某2006年去世，期间原承包关系并未变更。2008年校场村村委会将以上32亩荒山、柴山收回，而与被告蒋大财签订了林某某承包合同。2010年，校场村村委会、被告蒋大财与他人签订出租协议，将32亩林某某出租并收取了租金。2015年，宁陕县XX镇XX组XX村XX社区。2014年11月，原告向宁陕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2008年关二社区与被告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无效。宁陕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宁政发〔2017〕11号《关于注销宁林证字〔2008〕0000000086号林权证的决定》。原告据此向被告关二居委会申请返还违法收回的林某某，并登记确权发证，但被其要求与被告蒋大财协商达成协议后才能确权，剥夺原告承包土地权利。综上，原告既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又是家庭成员中的唯一继承人，且原承包林某某仍处于承包期内，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其出租林某某给原告造成的租金损失，为切实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陕西省宁陕县XX镇XX村XX组村民蒋大青与蒋大财系兄妹，蒋某某、赵某某系二人父母。1983年1月17日，宁陕县人民政府向蒋某某、蒋大财作出了（1983）宁林老字第030号《自留山使用证》，划给其小地名本人房后、面积拾市亩(后实测登记22亩)的灌木林，由其长期使用。同日，宁陕县人民政府向蒋某某作出了（1983）宁林老字第031号《自留山使用证》，划给其小地名椿树槽上段北槽、面积壹亩伍(后实测登记10亩)的荒山，由其长期使用。1989年，蒋某某、蒋大财分别独立以户为单位各自承包了水田1.94亩和2.875亩。1992年，蒋某某去世后，其妻赵某某继续承包该1.94亩水田。同年，赵某某、蒋大财、XX户XX村土地1.94亩、2.875亩和1.306亩。1998年后赵某某与蒋大财合家共同生活，赵某某成为以蒋大财为户主的家庭户成员之一。2006年，赵某某去世。2008年，原校场村村委会将1983年两证所载灌木林和荒山重新与蒋大财家庭户签订了林某某承包合同，后该两处山地均被出租。同年9月22日，宁陕县人民政府向蒋大才（财）作出了宁林证字〔2008〕第0000000086号《林权证》，记载了小地名椿树槽上段（10亩）和本人房后（22亩）面积的防护林的林某某使用权、森林及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人均为蒋大才（财）。后蒋大青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为由向宁陕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之一为请求确认原校场村委会与蒋大财签订的前述林某某承包合同无效。宁陕县人民法院以（2014）宁陕民初字第002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蒋大青的诉讼请求。蒋大青不服，上诉至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0月14日，该院作出（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该二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认定：“……1992年蒋大青独立为户承包原校场村1.306亩土地，并取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此蒋大青已不属于蒋某某土地承包户的成员。……蒋某某去世后，蒋大青、蒋大财作为其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均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案终审判决：一、撤销（2014）宁陕民初字第00226号民事判决；二、2008年宁陕县城关镇关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宁陕县城关镇校场村村民委员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无效；三、驳回蒋大青的其他诉讼请求。2017年5月12日，宁陕县人民政府向蒋大财作出宁政发〔2017〕11号《关于注销宁林证字〔2008〕0000000086号林权证的决定》，其主要内容为：为维护人民法院判决的严肃性和威严，经县政府研究，决定注销你所持有的宁林证字（2008）第0000000086号《林权证》，待你与蒋大青间将土地承包纠纷妥善解决后，再按程序进行林某某申报登记。后蒋大青向关二居委会提出了登记林权的申请，关二居委会于2017年7月26日对蒋大青作出《关于蒋大青申请登记林权的复函》，其主要内容为：1、关于林权登记一事，建议你们召开家庭会议，形成协议，我社区方可确权，否则只有按照林权改革政策规定，有纠纷的林权暂时不予确权。2、关于自留地确权一事，你们两家对自留地存在争议，暂时不予确权，你们两家矛盾纠纷化解后，才能进行确权。2020年1月6日，蒋大青以关二居委会和蒋大财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要求关二居委会将违法收回的荒山10亩、柴山11亩返回给原告继续承包。 另查明，（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宁陕县城关镇关二村与宁陕县城关镇校场村合并为宁陕县XX镇XX社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蒋大青的起诉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二、原告蒋大青是否享有案涉林某某的承包经营权；三、原告蒋大青诉请返还案涉承包地给其继续承包的请求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以原告起诉时具体诉讼请求所指向的法律关系性质作为确定案件案由及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本案中，原告蒋大青基于其认为自身享有的案涉林某某的承包经营权被二被告非法侵占的主张，提出返还该不动产物权的诉请，符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权的形式要件。本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对此予以明确。关于被告蒋大财辩称：原告的诉请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排除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受案范围的情形。经审查，原告的主张系基于其认为自身已经享有案涉林某某承包经营权，而主张作为被告的关二居委会违法收回其承包地后另行发包给另一被告蒋大财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继而提起了不动产物权返还请求权，该诉争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司法解释所排除的受案范围情形，故被告蒋大财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告蒋大青认为根据生效在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在处理蒋大青与蒋大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主文裁判理由有“蒋某某去世后，蒋大青、蒋大财作为其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均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表述，故根据前诉既判力原则，后诉法院应直接确认原告对案涉林某某享有承包经营权，并支持原告要求返还该林某某承包经营权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该项意见不能成立，因为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应以裁判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为限，即以诉讼标的为限，而作出主文裁判所依据的说理事由则没有既判力边界效应。本案中，生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在支持原告诉请的判项中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2008年关二居委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其判决主文已对该合同效力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基于既判力原则，本院亦对此予以确认，并在前述事实查明中载明。若被告蒋大财以该合同约定所确定的承包关系作为本案辩解意见时，本院对此亦将不予确认。但需要强调的是，本案起诉时，并不涉及对合同关系处理和审查，本案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认为自身的不动产物权被侵占而提出的返还请求权保护，故前诉基于合同纠纷保护的请求权关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裁判理由并不当然地对本案案涉林某某有关权属认定直接构成预决力和拘束力影响。故对争议焦点二、三的审查，仍须基于本案已确认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具体评价如下： 林某某承包生产经营周期和承包期长，投资大，收益慢，风险大，且林木所有权的继承与林某某不能分离的特点，林某某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允许继承人继承行使。而在林某某家庭承包中，承包主体应是农户家庭，而非某一特定的农民。家庭成员之一死亡，并不导致该农户的消亡，农户仍然存在，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合同，不发生继承问题。只有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情况下，才发生继承的问题，此时，最后一位死亡的家庭成员的继承人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直至承包期满，而该继承人不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原蒋某某家庭户在1983年开始承包案涉两块荒山和柴山林某某，到1989年时蒋大财开始独立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此时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减去蒋大财1人；到1992年蒋某某去世时，其家庭户上成员至少仍有其妻赵某某1人；同年，赵某某、蒋大财、蒋大青各自独立为户分别独立承包土地，此时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再减去蒋大青1人；到1998年时，赵某某所代表的原蒋某某户与蒋大财户合家共同生活，且赵某某成为以蒋大财为户主的家庭户成员之一，故此时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增加蒋大财1人；到2006年赵某某去世，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再减去赵某某1人，但该户上成员蒋大财至今仍在，故截止本案起诉时该户所承包林某某因未出现户上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的事实，而不发生林某某承包经营权开始继承的法律效果。以上，原告蒋大青主张基于对案涉林某某承包经营权享有继承权，进而提出返还原蒋某某家庭户下全部林某某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蒋大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蒋大青负担。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确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第七组二份证据不予确认是否正确；2.一审判决认定的“1983年土地承包时蒋某某和蒋大财同户”、“1989年时蒋大财开始独立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的事实认定是否正确；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审判决结果与前诉终审判决是否矛盾。 关于焦点1，一审判决对上诉人第七组二份证据不予确认是否正确。上诉人蒋大青一审第七组二份证据为2015年5月28日宁陕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加盖公章的户主为蒋某某的表格以及2015年7月15日宁陕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加盖公章的户主为蒋大财的表格各一份，拟证明蒋某某承包林某某时，蒋大财不是其家庭成员，其已另立为户承包土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以及2019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经审查，该二份证据作为公文书证，只加盖“宁陕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的公章，不符合其他法定证据形式要件，且待证目的也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又与已生效的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时间段相悖，故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第七组二份证据不予确认正确，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2，一审判决认定的“1983年土地承包时蒋某某和蒋大财同户”、“1989年时蒋大财开始独立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的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经查，对于上述两个时间段事实，是生效的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在无其他有效证据足以推翻该事实的情形下，一审法院对此事实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一审判决结果与前诉终审判决是否矛盾。生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在处理蒋大青与蒋大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主文裁判理由有“蒋某某去世后，蒋大青、蒋大财作为其继承人，按照法律规定均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表述。那么该裁判理由是否对本案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应以裁判主文中的判断事项为限，即以诉讼标的为限，而作出主文裁判所依据的说理事由则没有既判力边界效应。生效的（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在支持蒋大青诉请的判项中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2008年关二居委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其判决主文已对该合同效力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基于既判力原则，一审法院对此已予以确认，并在查明事实中予以载明。因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基于其认为自身的不动产物权被侵占而提出的返还请求权保护，而（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案上诉人是基于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故前诉基于合同纠纷保护的请求权关于导致合同无效的裁判理由并不当然地对本案案涉林某某有关权属认定直接构成预决力和拘束力影响。因而一审法院关于对上诉人诉请能否得到支持的审查，仍须基于本案已确认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的评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对蒋某某户1983年承包的两块涉案林某某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分析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某某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林某某承包生产经营周期和承包期长，投资大，收益慢，风险大，且林木所有权的继承与林某某不能分离的特点，林某某承包经营权法律规定允许继承人继承行使。但也应当注意，林某某承包同耕地和草地承包一样，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人人有份的林某某承包也是以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的，也不发生继承的问题，应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只有家庭成员全部死亡的情况下，才发生继承的问题，此时，最后一位死亡的家庭成员的继承人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直至承包期满，而该继承人不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原蒋某某家庭户在1983年开始承包案涉两块荒山和柴山林某某，到1989年时蒋大财开始独立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此时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减去蒋大财1人；到1992年蒋某某去世时，其家庭户上成员至少仍有其妻赵某某1人；同年，赵某某、蒋大财、蒋大青各自独立为户分别独立承包土地，此时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再减去蒋大青1人；到1998年时，赵某某所代表的原蒋某某户与蒋大财户合家共同生活，且赵某某成为以蒋大财为户主的家庭户成员之一，故此时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增加蒋大财1人；到2006年赵某某去世，原蒋某某家庭户上成员应再减去赵某某1人，但该户上成员蒋大财至今仍在，故截止本案起诉时该户所承包林某某因未出现户上最后一位家庭成员死亡的事实，而不发生林某某承包经营权开始继承的法律效果。一审法院上述认定符合客观实际。关于一审判决结果与前诉终审判决是否矛盾的问题。（2015）安中民二终字第00121号《民事判决书》，是判决确认2008年关二居委会与蒋大财签订的林某某承包合同无效，但同时认可1983年蒋某某承包的原校场村荒山林某某，蒋某某、蒋大财两人共同承包的原校场村柴山林某某仍在承包期内，在继承人尚在的情形下，是继续承包的问题，该理由与本案一审的评判差别仅是在认定蒋某某户是否还存在家庭成员，是否已发生继承上有差别，对1983年蒋某某户承包的两块涉案林某某均是继续承包的问题则评判一致，故一审判决结果与前诉终审判决并不存在矛盾，本院对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蒋大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蒋大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雁 审 判 员  刘宇红 审 判 员  陈泉池 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 法官助理  李至慧 书 记 员  陈思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