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81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史裕诺，女，197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晓伟，女，1984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斌，男，197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武清区。上诉人史裕诺因与被上诉人李晓伟、被上诉人董斌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裕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史裕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晓伟、董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史裕诺并未委托李晓伟与董斌签订退伙协议，涉案股权实际转让金额未查清。（一）史裕诺委托李晓伟代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非退伙协议。史裕诺要求李晓伟提供股权转让协议时，李晓伟微信语音告知：“这次他那个胡总因为当时是他那边堵车，没过去，董总签了字，但是胡总没签字，我给他寄过去了，让他给我寄回来，他没给我寄回来，我让他给我寄回来，或者直接让寄给你也可以，好吧，让董总直接寄给你也可以”。史裕诺在一审庭审前从不知道李晓伟、董斌之间签订了退伙协议。并且李晓伟、董斌只是在一审庭审中说有退伙协议，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纸质版的原件进行质证，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认定史裕诺对剩余19%股权时对转让价款理解有误，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并未查明1800000元是北京爱童九分园双语幼儿园（以下简称涉案幼儿园）整体估值，还是史裕诺和董斌共同转让股权的总价。一审中，对于1800000元的转让款是涉案幼儿园整体估值，还是史裕诺和董斌共同转让股权的总价并没有查明。史裕诺委托李晓伟代史裕诺去和购买涉案幼儿园股权的胡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是，李晓伟一直不将股权转让协议给史裕诺。史裕诺19%涉案幼儿园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多少？董斌转让涉案幼儿园多少股权？价格是多少？一审法院均未查明。现有证据不足以明确1800000元是代表涉案幼儿园整体估值，涉案幼儿园在史裕诺退出时为盈利状态，史裕诺有权要求李晓伟按照投资金额支付退伙款。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史裕诺与李晓伟签订了《北京爱童九分园双语幼儿园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关系非委托合同关系或者股权代持关系。在一审庭审中，李晓伟并未完全否认李晓伟与史裕诺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说记不清了。一审判决中载明李晓伟不予认可，不符合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史裕诺委托李晓伟代经营管理涉案幼儿园，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并不准确。李晓伟一审提供的微信截图不完整，不能客观地反映史裕诺与李晓伟之间的关系。史裕诺与李晓伟的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出，李晓伟不认为双方是股权代持关系，其认为史裕诺可以向董斌直接主张权益，是涉案幼儿园的股东。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史裕诺与董斌未直接签订书面合同，但实际上存在合作关系，史裕诺有权向李晓伟、董斌共同主张分红款。（一）史裕诺有权向董斌主张分红款。一审庭审中，董斌答辩称其不认识史裕诺，但是在之后又表示曾和史裕诺沟通过，告知史裕诺转让涉案幼儿园的情况，其陈述前后矛盾。董斌一直都是知道李晓伟与史裕诺的关系，史裕诺与李晓伟合作期间的对账工作，也是由董斌聘用的会计直接发给史裕诺，由史裕诺核对每月涉案幼儿园的账目。董斌也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同意向史裕诺支付分红款，只是需要和史裕诺对账后支付。史裕诺与李晓伟的聊天记录里可以看出，李晓伟也是认为董斌与史裕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而且涉案幼儿园的另一个管理人郑泓也知道史裕诺的存在，也通过微信向史裕诺转账过分红款，在史裕诺提供的证据中可以体现。故，史裕诺与董斌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史裕诺有权向李晓伟、董斌主张分红款。（二）李晓伟未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扣留史裕诺应得分红款，理应向史裕诺支付分红款。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4月17日，董斌、郑泓作为甲方，李晓伟作为乙方签订《北京爱童九分园双语幼儿园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载明：在2017年4月10日起，乙方正式参与经营涉案幼儿园的经营管理，甲方负责涉案幼儿园的外交，乙方主要负责涉案幼儿园园长的工作，2017年4月10日起，涉案幼儿园所有相关收入均存入李晓伟账户中，除利润分配和涉案幼儿园相关费用支出需要外，不得随意动用。按照合同约定，自2017年4月17日后，李晓伟收取涉案幼儿园所有相关收入。现李晓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幼儿园的所有资金全部转到董斌或者其他人名下，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李晓伟不存在扣留史裕诺应得分红款情况。史裕诺已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史裕诺未足额收到分红款。李晓伟、董斌作为涉案幼儿园的共同经营者，史裕诺有权向李晓伟、董斌主张共同支付分红款。李晓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董斌辩称，董斌与本案无关。史裕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晓伟返还出资款304000元及利息(以30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判令李晓伟、董斌共同支付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的盈利分红款57791.63元及利息（以57791.63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李晓伟、董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4月11日，史裕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晓伟支付1316000元。2017年4月17日，董斌、郑泓作为甲方，李晓伟作为乙方签订《北京爱童九分园双语幼儿园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涉案幼儿园现在没有幼儿园办学许可证，经双方沟通确认涉案幼儿园现状。甲方合法拥有涉案幼儿园百分之百的股权，现甲方将49%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后甲方占总股权的51%，乙方占总股权的49%，本合同的股权转让金共计1666000元。在2017年4月10日起，乙方正式参与经营涉案幼儿园的经营管理，甲方负责涉案幼儿园的外交，乙方主要负责涉案幼儿园园长的工作。2017年4月10日起，涉案幼儿园所有相关收入均存入李晓伟账户中，除利润分配与涉案幼儿园相关费用支出需要外，不得随意动用。每个月的利润分配在次月10-15日进行分红，如遇法定节假日的，分配时间顺延至法定节假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总分配额按照当月纯利润的95%分配，股东按照各自所持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剩余纯利润作为下个月的运营资金，累计运营资金于下一次发生股权转让时全部分配完。一审庭审中，李晓伟称：2017年4月，李晓伟分别和史裕诺及案外人周波、李晓丽协商接手涉案幼儿园49%股权的事宜，约定史裕诺出1316000元（其中160000元支付给李晓伟作为技术费），周波出200000元（其中30000元支付给李晓伟作为技术费），李晓丽出170000元，李晓伟所获得的技术费中的170000元也进行投资，故四人分别获得34%、5%、5%、5%的股权。史裕诺、周波不实际参与涉案幼儿园经营，均以李晓伟的名义行使相关权利。李晓伟和四人谈好后，就以李晓伟个人的名义与董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了涉案幼儿园49%的股权。史裕诺则主张双方就李晓伟向其转让涉案幼儿园34%股权的相关事宜签订过书面协议，但书面协议已丢失，目前已无法提交。李晓伟对此不予认可。史裕诺与李晓伟均认可以下事实：1.史裕诺所支付李晓伟的1316000元中，其中160000元是支付给李晓伟的技术费，剩余的1156000元是作为史裕诺对涉案幼儿园的入资款，史裕诺据此取得了涉案幼儿园34%的股权；2.史裕诺直接与涉案幼儿园的会计对账，计算出每人应得分红款数额，再转由李晓伟将相应数额分红款支付给史裕诺；3.2017年9月，史裕诺退出涉案幼儿园15%的股权，李晓伟向其返还了670000元（其中160000元系李晓伟退还史裕诺的技术费，剩余510000元系退出15%股权的对价）；4.2018年5月3日，李晓伟支付史裕诺退股款342000元。李晓伟所提交的其与史裕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4月27日，史裕诺发微信称“亲，董总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今天下午谈的180万两清了，出了吧”“说好了我5月份过去一趟，把去年四月份开始的账捋一遍”；李晓伟回复称“180有人接吗”；史裕诺称“他都谈好了”“现在真是啥都不好做”“我让董总直接找你，你有时间就直接过去签合同吧”；李晓伟回复称“好的亲”。就史裕诺剩余19%涉案幼儿园股权的转让问题，董斌称其与史裕诺就此进行过沟通，董斌告知史裕诺报价是1800000元，当时史裕诺没有表态是否同意，但后来李晓伟称史裕诺同意了，所以董斌与李晓伟就19%的股权签订了退股协议，协议签订后董斌向李晓伟支付了19%股权的退股款342000元。李晓伟对董斌的上述陈述予以认可。史裕诺认可其与董斌进行过沟通，也认可董斌当时提出了1800000元的价格，但是史裕诺称当时董斌并未说明1800000元是涉案幼儿园整体100%股权的价格，因为涉案幼儿园当时是盈利状态，所以史裕诺以为1800000元只是转让部分的股权价格。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史裕诺通过李晓伟向涉案幼儿园投资1156000元取得34%的股权，并支付李晓伟160000元技术股（服务费），委托李晓伟代为经营管理涉案幼儿园，故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对于史裕诺所主张的剩余出资款，综合本案证据显示，李晓伟系基于史裕诺的委托，在史裕诺对转让价款认可后而与董斌签订了退股协议，所得退股款342000元亦已返还史裕诺。现史裕诺以其在转让剩余19%股权时对转让价款理解有误为由，要求李晓伟返还剩余出资款304000元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史裕诺所主张的盈利分红款，涉案幼儿园经营期间，系由史裕诺直接与涉案幼儿园会计对账计算出每人应得分红款数额后，再转由李晓伟支付给史裕诺。现史裕诺未提交证据证明李晓伟存在扣留其应付分红款的行为，故史裕诺要求李晓伟支付分红款，依据不足。因史裕诺与董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故史裕诺直接要求董斌支付分红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史裕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本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史裕诺通过李晓伟向涉案幼儿园投资1156000元取得34%的股权，并支付李晓伟160000元技术股（服务费），委托李晓伟代为经营管理涉案幼儿园，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史裕诺主张，李晓伟应返还19%股权剩余出资款304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一审法院综合本案证据认定，李晓伟基于史裕诺的委托，在史裕诺对转让价款认可后而与董斌签订了退股协议，所得退股款342000元亦已返还史裕诺。现史裕诺虽认为其在转让剩余19%股权时对转让价款理解有误，但史裕诺已收取退股款，且不能证明其在合理期间内对转让价款提出过异议，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对史裕诺关于返还出资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史裕诺主张，因合作期间史裕诺仅收到部分盈利分红款，李晓伟、董斌应共同向其支付盈利分红款57791.63元及相应利息。首先，史裕诺在诉讼中已认可，盈利分红款的对账和支付方式为，史裕诺直接与涉案幼儿园的会计对账，计算出每人应得盈利分红款数额，再转由李晓伟将相应数额的盈利分红款支付给史裕诺。现史裕诺未能证明李晓伟存在扣留其盈利分红款的行为，故史裕诺要求李晓伟支付盈利分红款，依据不足；其次，因史裕诺与董斌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史裕诺直接向董斌主张支付盈利分红款，亦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一审法院对史裕诺关于支付盈利分红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史裕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60元，由史裕诺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李 雪审 判 员  石 东审 判 员  周 维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张笑文书 记 员  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