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19民终542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浩杰，男，汉族，1989年9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凤江村25号，公民身份号码：441900198909215678。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创新，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锦平，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承意，男，汉族，1989年4月6日出生，住湖南省桂东县桥头乡白水村烟角组，公民身份号码：431027198904060514。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亚红，广东正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敬锋，广东正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浩杰因与被上诉人何承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浩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647元，由李浩杰负担，受理费李浩杰已预交。李浩杰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李浩杰一审诉讼请求；二、何承意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定性案由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经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受双方之前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性质的影响，双方的法律关系已合意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由于何承意私自挪用代销6台帝豪汽车回款，在2019年1月7日何承意向李浩杰支付两笔转账后当日出具借据，对案涉款项作具体结算，并约定了还款时间和逾期责任。依据协议内容可知，该借据为当事人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李浩杰在2020年2月11日是以民间借贷纠纷案由立案，法院可以按法律规定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继续审理。何承意向李浩杰出具借据的行为，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借据的实质系双方对案涉债权债务的最终结算，具有合同性质，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此转化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二、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的转账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李浩杰委托何承意批量代销汽车回款，二是李浩杰为何承意提车垫资回款，业务往来不符合个人合伙“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法律特征。双方委托代销和垫资回款均属于汽车销售渠道资源互换和匹配，并不是合伙关系，何承意在答辩状、一审庭审中、李浩杰一审代理词均强调双方不是合伙关系，一审认定双方的法律关系错误。事实上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所来转账均为批量代销轩逸汽车回款，或何承意提车垫资回款。案涉的6台帝豪汽车款项由李浩杰全部出资购买，因何承意拥有销售的渠道和资源，李浩杰交由何承意具体分销，分销获利后分成。2018年9月28日由李浩杰出资合共519600元，采购了6台帝豪汽车，并由何承意具体分销，并已经全部销售完毕。何承意在2018年10月26日向李浩杰归还了85600元，在2019年1月7日归还了236500元，剩余198000元，由于何承意私下挪用了资金，导致资金无法归还李浩杰。合伙是双方共同投资而组成的一个实体，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是一种法律行为，如双方关系是由合伙的形式组成，则双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三、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退一步即使认定为合伙关系，何承意提交每一笔转账是对应的每一笔业务均已清算完毕，李浩杰均有相应转账回单、聊天记录、收车签字、电子数据能与案涉的款项相区分。一审认定“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合伙已经实际终止，或者在签订《借据》后双方再次进行了结算，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状况亦不明确”。事实上，对于合作何承意在一审庭审上也承认在2019年10月已经搬离李浩杰的公司，合作关系已经实际终止。对于结算，李浩杰也针对何承意提交在2019年3月25日至9月26日期间79笔的转账业务，提交大量的证据证明每一笔业务已经清算完毕，具体有《流水对应业务明细表》、有相关车辆销售合同、收车签字、微信聊天记录（亦有微信原始载体为证）、转账回单、电子数据有证。一审未认定相关证据，作出在合伙未终止亦未清算的认定错误，导致本案判决结果明显错误。四、何承意提交转账证据大部分转账金额都不是以百元为单位，部分也已备注用途，显然不是归还挪用款。何承意挪用款总额519600元，何承意先后归还三笔，2018年10月26日归还了85600元，在2019年1月7日归还了10000元和226500元，三次还款均为百元整数。其后何承意提交大部分转账金额都不是以百元为单位，部分也已备注用途，显示没有归还案涉挪用款。五、何承意在一审庭审上也承认无法说明哪一笔转账是偿还案涉的款项。李浩杰持有借据和费用分配表的原件，说明何承意的欠款没有结清。何承意除须举证证明资金已经向李浩杰偿还外，还需举证证明支付的资金系偿还争议案件的借款。从交易习惯来看，当何承意偿还款项以后会将借据原件收回，或者要求李浩杰出具结清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应由何承意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六、案涉款项是何承意挪作他用，借据上也清楚写明，何承意在结算后又百般抵赖，提交不关联的转账凭证抗辩试图逃避法律责任。从何承意提交的第二组证据《转款》及费用的单据也印证了借据所记载的何承意挪用了资金的事实。何承意在2018年10月23日收到东莞市鑫毅汽车有限公司案涉6台帝豪汽车的车款360000元和2018年11月8日收到东莞市鑫毅汽车有限公司13800元，但是何承意却在2018年10月26日才向李浩杰归还了85600元及在2019年1月7日归还了236500元，这充分印证了何承意把款项挪作他用的事实。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并不涉及到原基础法律关系中双方权利义务的审查。只要债权债务协议没有可撤销、无效等法定情形，那么，这样的债权债务协议跟借条一样，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一目了然。何承意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就双方属于合伙法律关系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浩杰亦认可本案纠纷为合伙纠纷，因此李浩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何承意与李浩杰、李柱华、黄建辉之间为合伙关系，不仅体现在关联公司的工商登记中，还体现在各方之间长期以来的合作流水、合作模式等方方面面，案涉款项也仅为各方长期合作中的一笔合作。因该笔合作出现较多亏损，合伙各方对亏损分担有争议，才衍生出了案涉纠纷。（二）对各方的合伙关系，李浩杰在一审庭审时，也予以了确认，并确认本案案由应为合伙纠纷，现李浩杰又上诉称何承意与李浩杰之间不是合伙关系，不仅自相矛盾，也跟事实相去甚远。二、案涉《借据》是何承意在李浩杰等人胁迫下签订的，仅就《借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其漏洞百出，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合伙人间的结算。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借据》是双方对于合伙期内部分款项的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借据内容漏洞百出：（一）借据中称“本人与李浩杰等合作”，这里“等”就是指李柱华、黄建辉，这里提到是“合作”，在原审起诉状中，李浩杰称何承意是“业务员”，自相矛盾。（二）借据中称“车辆已全部销售”，但对关键的卖出了多少钱、成本多少、是亏是赚，却没有交代，事实上，案涉业务因受当时市场环境突变影响亏损高达十几万元，借据中却按照采购价来计算车辆销售价，即全部亏损由何承意一方承担。（三）借据中称何承意“挪用资金，特立该借据”，实际是各方协商亏损分摊不成。（四）借据与借据中写明的《具体费用附件》，签署时间一个为1月7日，一个为1月8日，也客观反映出，当时签署两份文件时已为半夜，借据是凌晨12点之前签署，附件是凌晨12点之后签署，当时何承意已被围困胁迫长达一天之久，身心俱疲。（五）《费用分配表》中虽写明“两方协议达成”，但落款却仅有何承意一方署名，显然并非合意，而是被迫签署。（六）《借据》及《费用分配表》均为打印，多处与事实不符，显然为单方制作。从上述种种，均可看出，案涉《借据》及《费用分配表》显然不是各方合意结算，也跟事实严重不符，是何承意在李浩杰等人胁迫下签署。因此原审法院认定的“《借据》是双方对于合伙期内部分款项的确认”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李浩杰在上诉状中所称《借据》是双方“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显然也不成立。事实是，因为后来各方又有多笔合作业务盈利，且盈利金额远超案涉业务亏损金额，所以各方有了友好协商的机会，案涉亏损业务也确实已按照实际亏损情况在各合伙人间进行了结算。李浩杰即认为其有机会凭借手中《借据》再从何承意处取得20万元左右的款项，因此在2019年11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实为恶意诉讼，且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虽在部分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但鉴于其对双方属于合伙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正确，且已判决驳回李浩杰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此何承意并未上诉。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李浩杰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何承意多给了案涉款项500元。李浩杰二审庭审中主张双方存在合作关系，不存在合伙关系。何承意二审庭审中先是陈述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是合作关系，后又陈述表面上是公司之间的合作，但实际上是个人合伙，双方的合伙主要是通过汽车代理协议、代购车合作协议两种模式，具体的合伙分成由前述协议具体约定，每一份合同视为一次合伙。本院认为，本案中李浩杰是依据案涉《借据》来要求何承意支付案涉款项，而何承意出具的《借据》内容涉及的是双方其中一次合作销售汽车的欠款数额，双方因该《借据》所涉及的款项是否已经支付完毕发生争议，并不涉及个人合伙的情形，故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本院对李浩杰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何承意是否应偿还李浩杰本金、费用及相应的违约金。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关于何承意与李浩杰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双方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李浩杰主张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之间是存在合作关系。何承意在二审庭审中对于其与李浩杰之间的关系，先称是合作关系，后又称是表面是公司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个人合伙，前后陈述不一致，不能自圆其说。且其对于具体的合伙情形、经过、形式等内容也无法陈述清楚。结合本案的证据及双方的陈述，何承意与李浩杰之间的业务往来，并不符合个人合伙“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特征，故原审法院认定何承意与李浩杰之间的《借据》是双方合伙期间部分款项的确认，本案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其次，何承意抗辩称《借据》是受胁迫签订，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案涉《借据》及附件《费用分配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再次，何承意主张其2019年3月25日至9月26日期间多次向李浩杰转账，累计高达400多万元，案涉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完毕，对此提供了79份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李浩杰则主张上述79笔转账都是与本案无关的合作业务，且全部已经清算完毕，对此提交了相关的车辆购销合同、收车签字、微信聊天记录等予以证明。经本院核对，李浩杰提供的前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其主张，本院予以采信。最后，根据案涉《借据》的内容，何承意应于2019年3月31日全部归还所有款项，而李浩杰确认何承意支付了500元，应予以扣除，故李浩杰诉请何承意偿还本金197500元，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借据》及附件《费用分配表》的约定，经核算，从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费用为12947元，故何承意还应向李浩杰支付费用12947元。《借据》上还约定何承意如不支付案涉款项，应向李浩杰支付违约金，故李浩杰有权要求何承意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应以1975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李浩杰超出前述部分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浩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部分支持，其他上诉请求不成立，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20）粤1973民初3058号民事判决；二、限何承意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李浩杰支付本金197500元、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费用12947元、违约金（以197500元为本金，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从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李浩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47元，由何承意负担2597元，由李浩杰负担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294元，由何承意负担5194元，由李浩杰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许 卫审判员 邹凤丹审判员 魏 术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王兆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