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 西 省 延 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陕06行终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文锋，男，1985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洛川县村民，住该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洛川县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法定代表人郑晓娟，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王高艳，洛川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执法管理中队中队长。委托代理人边彦峰，洛川县公安局槐柏派出所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市公安局，住所地：陕西省延安市新城区。法定代表人袁家富，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冯海浪，北京市炜衡（延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家敏，延安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上诉人李文锋与被上诉人洛川县公安局、延安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陕西省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0628行初35号行政判决。宣判后，李文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除被上诉人洛川县公安局法定代表人郑晓娟、延安市公安局法定代表人袁家富经法庭传唤未到庭外，上诉人李文锋、被上诉人洛川县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高艳、边彦峰，延安市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浪、谢家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判决查明的事实：2019年9月5日，原告李文锋因对洛川县法院审查的案件结果不满意，遂携带红纸和粉笔乘坐火车到北京，准备在天安门制造事端，扩大影响。原告李文锋到达北京后，乘坐公交车在前门北下车后，走到天安门广场通过地下通道绕过武警检查岗来到中南海正门，准备进入中南海上访时被执勤武警拦截，送往府右街派出所处理，后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进行了训诫。洛川县槐柏镇政府接访人员将原告接回洛川县后，被告洛川县公安局于2019年9月8日对原告李文锋作出的洛公（槐）行罚决字[2019] 3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及处理结果如下：2019年9月4日早，原告李文锋因交通肇事被判刑之事到洛川法院、XX委等部门询问情况无果，遂于9月5日到西安火车站购买车票一张，同日抵达北京。到京后准备在天安门制造影响，施压政府，后主观放弃。但其绕过天安门地下通道武警检查岗，来到中南海正门准备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获，予以训诫。被告洛川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李文锋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处罚执行后，原告不服被告洛川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10月21日向被告延安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被告延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延公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洛川县公安局作出的洛公（槐）行罚决字[2019] 3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向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本案中，中南海地区并非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信访接待场所,原告李文锋到中南海上访行为属于非法上访，其行为严重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北京公安机关虽已对原告进行了训诫,但训诫并不属于行政处罚，故被告洛川县公安局对原告处罚不属于二次处罚。综上，原告李文锋违反《信访条例》的规定，在全国准备庆祝建国70周年期间以制造社会影响为目的赴京上访，其行为已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被告洛川县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的洛公（槐）行罚决字[2019]3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李文锋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在对李文锋作出行政处罚前，已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原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延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李文锋诉请，判令撤销被告洛川县公安局作出的该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延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文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文锋负担。宣判后，李文锋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诉人李文锋上诉称：一、撤销洛公（槐）行罚决字（2019）3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撤销延公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与理由：一、申请人2015年11月10日，因交通肇事被制造冤假错案维权四年没人管，互相推诿扯皮，官官相护，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乱用职权不作为之事，2019年9月4日到洛川法院、XX委等部门反映情况无果，遂于2019年9月5日到西安火车站购买去北京车票一张，同日抵达北京，绕过天安门地下通道武警查岗，来到中南海正门准备反映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拦下，经劝解后，给于训诫书，送往马家楼，等待当地政府的人来接，上诉人也配合北京市公安局，并跟当地驻京办的人去了宾馆，等待洛川县槐柏镇政府的人来，也配合接我的人，回当地处理问题，并没有做出任何过激和违法行为，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北京市公安局已经给了训诫书，也就是书面警告，回来再次强制拘留我，属于二次处罚。另在体检时明知道我患有肺结核传染病，且在传染期间，却不顾我的生命危险和散播传染病的前提下强制拘留了我。2019年9月8日，槐柏镇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给予上诉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根据《治安法》规定上诉人未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且一事两罚，在患有严重肺结核传染病的情况下强制行政拘留，因此要求撤销洛公（槐）行罚决字（2019）3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与（2019）陕0628行初35号行政判决。被上诉人洛川县公安局答辩称： 一、接警情况：2019年9月08日，接县公安局主管治安领导转办，对进京非访的李文锋依法予以处理。二、调查情况：接警后槐柏派出所立即进行调查。经查上诉人李文锋于2015年11月，因危险驾驶罪被洛川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2019年9月4日早，李文锋从家中出发，到洛川县人民法院询问其危险驾驶案件审查情况，法官常中民给了李一份驳回通知书。李拿上该文书又去洛川县XX委，XX委答复只能督促，无法参与案件。下午，李又到县委办公室准备找县委书记。在办公室人员告知行政不能干预司法，应找律师后，李到县检察院找领导，未见到领导。随后，李文锋又给市长热线12345打电话，热线人员告知延安中级人民法院电话让其联系。在中院电话无人接听的情况下，李某某之下搭车到西安火车站，购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打算在天安门广场用携带的红纸和粉笔写“我冤枉、公检法制造冤假错案”，以让广场的人拍照转发，制造社会影响。李文锋于9月5日早到达北京后，打算去中南海，但听说中南海和天安门戒严了，遂搭乘公交车到前门下车，走到天安门。由于怕影响洛川苹果宣传，其放弃书写大字报。通过地下通道绕过武警岗，来到中南海正门，准备进去，被执勤武警拦截，转府右街派出所处理。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训诫并签发训诫书。将其送往马家楼全国上访集散基地，通知洛川驻京办人员李涌。9月7日，洛川县槐柏镇政府和县法院派人进京接李文锋。9月8日接回。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李文锋询问笔录；2、洛川县驻京办工作人员李涌接访情况说明；3、火车票及住宿照片；4、训诫书；5、洛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复原、检察院情况说明。故答辩人认为：李文锋在相关部门告知其反映问题可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的情况下，不听劝阻，拒不通过法定途径解决诉求，而是在国家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特殊期间，以赴京越级上访的形式，在中南海地区非法上访，企图制造事端和社会影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我局于2019年9月8日作出对李文锋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我局对李文锋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延安市公安局答辩称：一、2019年9月5日，李文锋到北京中南海上访，洛川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正确，程序合法，我局作出的复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应予以维持。二、训诫书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不存在一事多处罚的情节。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李文锋的进京非法上访活动是否能够依法定性为扰乱社会秩序并予以行政拘留。《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信访人进京非正常上访,是指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驻地、外国驻华使(领)馆区、驻京国际组织、驻京外国组织、境外媒体以及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场所等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上访。本案上诉人到上述敏感地区上访,属于进京非正常上访,受到北京公安机关训诫,其行为本身就是扰乱社会秩序,对其关于进京非访但未扰乱秩序，不构成寻衅滋事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文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 正 卫审  判  员    郑 晓 梅审  判  员    齐 进 飞 二0二0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刘    慧书 记 员     高    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