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20）京0108行赔初20号原告刘子艺，男，1988年5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北京市东城区。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8号。法定代表人付云辉，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连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许晓阳，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民警。原告刘子艺诉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以下简称中关村大队）罚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及行政赔偿案，本院于2020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20年8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子艺，被告中关村大队的委托代理人王连明、许晓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子艺诉称，2020年4月11日，原告驾驶牌照号为×××的两轮摩托车行驶至三环辅路四通桥路口处，被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海淀支队执勤民警拦下。民警在查验原告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后，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对原告作出罚款100元扣三分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实施办法第九十一条三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原告当场对执法提出异议，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备注不认可，以示对该处罚决定有异议，同时为不妨碍交通畅通，原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并离开现场。原告不服，向北京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海淀交通支队申请行政诉讼，撤销该次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依据。此次处罚并没有相关法条规定为依据，司法部法律库全国人大法律库和北京市政府网的显示，关于京B禁止驶入四环的规定的法律依据已在2005年废止，根据北京市《京政办字{2017}22号》和国务院的要求，规范性文件依据法律废止的应当废止，即便北京市政府网站也有宣传失误，北京市政府网站在2020年4月仍将15年前失效的01年文件依据的地方法北京市10号令放在政府网站上显示着有效，所以原告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错误的公开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警察同志们的误读，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态度原告曾进行过全网检索，在检索中原告没有发现北京有禁止摩托车驶入四环的法律、法规以及有效规范性文件，即法律依据失效的文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另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以下简称设置规范）条文说明6.6.1对某类机动车进行限制的标志适用的法律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情况如下，载物机动车和危险爆炸物品运输车的管制。其它方面可以适用的是步行街等行人专用道路，不能满足各类或某类机动车通行需要的道路、桥梁、隧道；由于施工、大型活动等原因对各类或某类机动车进行交通管制的道路；机动车单行而非机动车双行，或某类机动车单行而其他机动车双行的单行路出口，快速路出口匝道等单向行驶机动车专用路为防止车辆错向驶入的。摩托车既不是国标中说的货车也不是危险品运输车。还有根据设置规范6.1.3禁令标志所设位置，应便于相关道路使用者观察前方路况，并易于转变行驶或行走方向。和6.1.4对于车辆如未提前绕行则无法通行的禁令标志设置的路段，应在进入禁令路段的交叉口前或适当位置设置相应的（指路）预告或绕行标志，提示被限制车辆提前绕道行驶。该条文规定每一个禁令标志只能禁一个路口的通行，如果下一个路口还要禁行需重新设置禁令标志，四环内各个路口并没有完全统一按此规定所说，也没有做到便于识别且便于绕道行驶。以上，原告车辆手续均为合法且足额纳税，因此对此决定不服，认为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诉讼。为了维护原告以及摩托车的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请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退还原告应缴纳的罚款人民币100元及驾驶证3分；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在本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原告刘子艺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被诉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做出的具体行政决定。2、银行缴纳凭证，证明原告已经缴纳罚款。3、北京市政府政策文件，证明被告做出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4、国家标准文件关于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及图示，证明被告在社会道路上标识的禁行标志不符合国家规定。被告中关村大队辩称，2020年04月11日10时27分，在海淀区中关村大街四通桥处，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民警在执勤过程中发现原告驾驶的车号为×××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的规定。民警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并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但未予采纳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和实施办法第九十三条第三项“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0元罚款：未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行驶的”的规定，对其上述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依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一次记分的分值为：12分、6分、3分、2分、1分五种（附件4）”，附件4第三条第八项“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一次记3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的规定，记3分，并制作了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后送达其本人。被告对原告做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举证期限内，被告中关村大队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警察证复印件，证明民警有执法资格；2、执法情况说明，证明民警执法情况；3、《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对本市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证明限行的车辆类型和区域；4、首都之窗网站信息查询，证明摩托车限行措施已广泛宣传；5、被诉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收到了该处罚决定书。同时，被告中关村大队出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办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上述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发表质辨意见如下：原告刘子艺对被告中关村大队提交的证据2不持异议；对证据1及证据3-5均不予认可。被告中关村大队对原告刘子艺提交的证据1认为系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证据4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院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进行评议后认为：被告中关村大队提交的证据5系本案被诉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刘子艺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无法证明其待证目的，本院对其上述证据的待证目的不予采信。根据以上认证意见及庭审查明的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2001年6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据《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发布《通告》，决定自2001年7月1日起，对本市市区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具体内容通告如下：一、……；二、四环路（不含辅路）以内道路，禁止京B号牌的摩托车和外省市号牌的摩托车行驶。庭审中，刘子艺提出，该《通告》制定所依据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已经失效，故《通告》亦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中关村大队依据《通告》对其作出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020年04月11日10时27分，刘子艺驾驶车牌号为×××的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中关村大街四通桥时，被中关村大队执勤民警发现存在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告知刘子艺京B号牌摩托车禁止驶入四环路以内道路，并且听取了刘子艺的陈述申辩但未予采纳后，对刘子艺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书。刘子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本院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2020）京0108行初319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中关村大队对刘子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进而判决驳回了刘子艺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本案中，本院已作出（2020）京0108行初319号行政判决书，对刘子艺要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书之诉，判决驳回了刘子艺的诉讼请求。因此，刘子艺关于中关村大队作出处罚决定书违法要求行政赔偿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子艺的行政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慧敏人民陪审员  张永慧人民陪审员  王向红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 记 员  赵雨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