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79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延英，女，194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传慧，女，196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传芬，女，196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传明，男，1961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秀芝，女，1971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济南市。以上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波，山东齐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康万军，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群，男，该医院医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涛，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以下简称九六〇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0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54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九六〇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各项费用819931.29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由九六〇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书第10页12行认定“不排除药物过敏性反应的可能性”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一审中九六〇医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二、一审法院判决书10页13行至19页认定于秉文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对抢救后脑损害结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错误，并论证于秉文因缺血缺氧性脑病遗留严重脑功能障碍的神经系统损坏后果，是发生继发病变、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错误。死者于秉文在进入九六〇医院处治疗时，已经经过医院的长达三天的各项术前诊断，医院确定于秉文符合手术指征后，对于秉文进行麻醉，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于秉文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的情况，于秉文因缺血缺氧性脑病遗留严重脑功能障碍的神经系统损坏后果，是发生继发病变、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系九六〇医院注射麻药后造成的。三、于秉文的死亡完全是九六〇医院注射麻药后不负责任造成的，九六〇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一、于秉文的死亡系因九六〇医院注射麻药造成，于秉文自身不存在过错，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于秉文在2017年5月2日进入九六〇医院就诊，经过九六〇医院两天的诊断确诊为胆总管结石及胆囊结石伴胆囊炎，后医院决定于2017年5月4日下午对其进行胆结石取出手术，下午2时许，医院将于秉文推入手术室，注射麻药后，导致出现了极度异常，呼吸困难直至呼吸骤停衰竭。胆结石属于常见普通疾病，于秉文经过医院检查后身体比较健康，且在医院认为不存在不符合麻醉和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进行注射麻药，但在注射后直接导致于秉文呼吸骤停，对此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于秉文自身没有任何过错。第二、于秉文在出现呼吸骤停时，医院存在放任发展，不及时抢救的情况。九六〇医院在给于秉文注射麻醉药出现呼吸骤停时，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抢救措施，也没有任何的风险方案和应急方案，对于如何减轻、减缓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没有实施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也没有找到出现呼吸骤停的原因，没有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会诊，导致于秉文病情的恶化，九六〇医院作为甲等医院，对此种常见普通疾病可能出现的风险应该能够预见，九六〇医院在能够预见而没有预料，在发生事故时采取放任的态度，任其发展的做法，是极度不负责任的，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三、在于秉文发生特殊情况后，九六〇医院不但没有相应的应急方案和采取相关的应急措施，而且九六〇医院当时的应急设备关键时刻不能使用，2017年5月4日下午2时，于秉文进入手术室进行麻醉，至下午三点半左右，李群医生突然通知在场等候的家属说手术可能无法进行了，具体原因不明，下午5点左右，医生李群再次突然走出手术室告知于秉文家属手术不能进行了，因为麻醉出现问题导致于秉文呼吸骤停，发生异常情况，正在进行抢救。下午六点左右，抢救未果，于秉文仍处于昏迷状态中，此时李群医生要求家属将于秉文抬到床上去做CT，做完CT后将于秉文转入普通病房，医院在折射麻醉药之后于秉文出现呼吸骤停昏迷状态，医院不但不进行会诊，还将其送入普通病房，是对病人病情的放任发展。第四、转入普通病房后，九六〇医院对于秉文这种严重昏迷状态的病人，仍没有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没有医生进行诊治，而是作为普通病号由护士进行输液。5月5日凌晨2时许，病人出现严重的全身抽搐直至无法控制，家属找到当天做手术的李医生，但李医生表示他只会做手术，对这一情况不会处理，家属无奈之下一直催促李医生想办法处理，李群医生找来了另外一个医生给于秉文打了--针，抽搐才相对稳定。5月5日早上李群医生说等上班后让我们找医务处，上班后于传明及亲属找到医务处就于秉文术后昏迷情况作出说明，医务处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到消化科找李主任，李主任又找来了4、5名医生对于秉文进行会诊。会诊的结果是于秉文需要进行抢救，需要转到抢救室。转入到抢救室之后，抢救室的呼吸机无法使用，后来又推过来一台仍不能使用，最后才到其他病房临时借来呼吸机，进行抢救并并转入了神经内科，在这期间于秉文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从于秉文5月4日下午四时左右昏迷到5月5日8点左右，足足18个小时之后在病人家属的催促下才开始抢救，由此可见医院是极度不负责任的。第五、由于病人注射麻醉药后，九六〇医院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救治措施导致了于秉文成为植物人最终死亡，从2017年5月2日至2019年4月23日去世，整整在病床上躺了720天，医院一直也没有拿出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第六、于秉文到九六〇医院就诊时，除胆结石外身体健康，仅因为一个常见的胆结石手术成为一个植物人直至死亡，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给病人造成巨大的痛苦和遗憾，期间两年的时间里，于秉文的子女天天往医院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负担，同时也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另补充，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是错误的，是一起错判。“本院认为由被告对五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35%的赔偿为宜”一审法院对医疗事故由于秉文承担65%责任，九六〇医院承担35%的责任是完全违反客观事实的，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于秉文家属完全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死者于秉文因患胆结石于2017年5月2日到九六〇医院就诊，经医院全面检查后，认为需要手术治疗将胆结石取出，经医院检查后，完全符合手术的身体条件和指征。根据医院安排与2017年5月4日下午2时，在家属的陪同下走进了手术室后。医院为进行手术注射麻醉药后，病人出现不良反应，随后抽搐后来出现暂停呼吸症状并昏迷。当天6时许将病人从手术室推出送至普通病房。第二天转入了ICU重症监护病房，从此以昏迷的状态在医院住院720天整，最终导致其多脏器管功能衰竭，并于2019年4月23日死亡。从整个情况看，医院对病人死亡具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病人在进入手术室之前是健康的，是经过医院全面检查完全符合做手术的条件，麻醉后，病人出现不良反应导致呼吸骤停状况，期间医生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减轻、消除症状而是不知所措的任其发展，应该说医生的行为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任何手术注射麻醉之后，都会出现反应，甚至出现较强的反应，这是常识，对此医生应当能够预料到，应该针对出现的不良反应的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在本案中医生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更主要的是，当出现这些状况之后，医生没有办法，也没有向该科领导汇报，到手术室推后多时未采取治疗抢救措施，更没有找医院相关专家会诊，找出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时间一直拖到晚上6时左右，将病人推入普病房。第二，病人到了普通病房之后，对于这一特殊病号，没有安排相应的医生值班，直到病人抽搐的无法控制，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安排医生查看，但过来查看的医生为做手术的医生李群，李群告知病人家属，他是做手术的医生，他只会做手术，对于病人的这一症状不会处理，家属只好找到医院医务室才安排医生给病人注射了镇定剂，症状才得以减轻。第三，病人转入ICU重症监护室后，对病人进行检查时停电，病人从医院医疗事故至死亡，整整两年的时间。病人成了植物人在医院躺了2周年720天，由此说明这一医疗事故给病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同时这也说明病人各方面的生理器官是好的，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导致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假如说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在病床上躺两年也是会导致器官衰竭死亡。第四，从整个医院的抢救治疗过程足以证明，医院对该病人不是积极的尽到应当的责任，而是采取了消极放任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导致了这一后果。总之，病人是为治疗胆结石做了一个正常手术，在麻醉时出现医疗事故，在以后的各个环节却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更没有一个治疗方案。医疗事故是医院导致的，整个医疗过程是消极的没有方案的应付，医院具有完全的全部责任。综上，于秉文的死亡是由于九六〇医院注射麻醉药造成，且在于秉文发生呼吸骤停时，九六〇医院没有相应地应急方案和采取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对于秉文的病情采取放任发展的态度，九六〇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九六〇医院辩称，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上诉请求。二、一审判决书“不排除药物过敏性反应的可能性”是来自于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是基于专业的技术判断，一审判决书对此记载具有依据。三、“患者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对抢救后脑损害结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也是来自于鉴定意见，一审记载具有依据。四、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鉴定意见明确，九六〇医院对患者诊疗过程中，诊断明确，拟定治疗方案正确，麻醉药物剂量未超出医学规范要求，麻醉的监护工作符合要求，九六〇医院仅是在麻醉告知方面存在瑕疵。患者应用丙泊酚药物后出现呼吸心跳骤停，高度提示药物不良反应致呼吸抑制，产生缺血缺氧性脑损害结果，同时，患者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亦对抢救后脑损害结果产生不良影响。一审判决认定九六〇医院承担35%的赔偿责任，没有偏离司法准则，适当照顾了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的利益，于秉文家属要求九六〇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五、医疗损害责任常常为多因一果，患者的自身因素往往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重要基础，医方承担的是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侵权责任，于秉文家属将医方没有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理解为患方承担了过错责任是错误的。六、九六〇医院抢救及时，抢救过程符合规范，患者极短时间恢复了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也恢复正常，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称“不及时抢救”、“没有应对措施、治疗方案”不符合事实，鉴定意见已经阐述的很清楚，要求九六〇医院承担全部责任没有依据。综上，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请求。本案是按照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处理的，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医疗事故没有依据，其认为患者转入ICU后停电没有事实依据。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九六〇医院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医疗费22767.8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2万元、护理费14.4万元、丧葬费35098元、死亡赔偿金197745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9838.4元、营养费7.2万元、交通费2万元、购买尿垫费用21600元、购买湿巾费用9360元、卫生纸费用2520元、毛巾肥皂洗洁剂费用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遗体冷冻费4.4万元、鉴定费17700元；2.诉讼费用由九六〇医院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2日，于秉文因反复上腹痛2月余至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现九六〇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梗阻性黄疸、胆囊结石伴胆囊炎、胆总管结石，于2017年5月4日拟定行ERCP及内镜下胆管取石术；药物镇静后，于秉文突然出现呼吸骤停、血氧饱和度下降、心率逐渐减慢、血压测不出的病情变化，经抢救生命体征恢复，但持续意识障碍。后于秉文于2019年4月23日死亡。于秉文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系配偶张延英、子女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本案在诉前调解过程中，于秉文提出司法鉴定申请，请求鉴定九六〇医院对于秉文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该过错与其现有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261号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患者具有丙泊酚药物不良反应致患者呼吸抑制，继发循环障碍，产生缺血缺氧性脑损害病变结果的可能性，同时，亦无法完全排除药物过敏性反应的可能性。此外，患者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对抢救后脑损害结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九六〇医院在对于秉文的诊疗过程中，入院诊断正确，拟定治疗方案正确，麻醉药物剂量未超出医学规范要求，麻醉的监护工作符合要求，但医院在麻醉告知工作方面不符合指南要求，该告知对患者是否有意愿接受此次麻醉或镇静用药方案，是否充分认识此次麻醉方案的医疗风险，是否充分知晓其他麻醉方案和医疗风险等具有影响，与此次麻醉方案的实施及发生麻醉药物不良反应损害结果应具有相应的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九六〇医院对患者于秉文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损害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该麻醉或镇静药物方案告知方面存在的过错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程度评定，不是纯粹技术鉴定评价问题，属于法律层面的综合判断的问题。对此，请法庭进一步审理确定医院的民事过错程度和民事赔偿程度。”后审理过程中，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提出补充鉴定申请，请求鉴定九六〇医院的诊疗过错与于秉文的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经一审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于2019年10月14日出具（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261号（补）鉴定意见书，主要载明：“……送检材料中未见患者死亡后的尸体解剖病理检查资料，致本次鉴定无法从病理学层面确定死亡原因。……患者符合因缺血缺氧性脑病遗留严重脑功能障碍基础上，继发多系统感染，消化道应激性溃疡等，多脏器功能逐步衰竭，最终发生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的临床医学特点。因此，患者因缺血缺氧性脑病遗留严重脑功能障碍的神经系统损坏后果，是发生继发病变、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鉴定意见：九六〇医院对患者于秉文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与于秉文死亡结果具有一定因果关系；该麻醉或镇静药物方案告知方面存在的过错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程度评定，不是纯粹技术鉴定评价问题，属于法律层面的综合判断的问题。对此，请法庭进一步审理确定医院的民事过错程度和民事赔偿程度。”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针对其各项诉讼请求举证及九六〇医院质证情况如下：1、医疗费22767.89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提交住院病历一份、住院押金凭据两张（1.6万元）、医疗费及药费单据、药费电子发票打印件一宗（6607.39元），证明其支付住院押金1.6万元，经医院要求在该医院和相关药店购买药品支出6767.89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对住院病历和押金凭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于秉文未与九六〇医院办理出院费用结算，住院期间拖欠九六〇医院医疗费2542971.3元；对九六〇医院出具的5张门诊医疗费单据真实性无异议；济南天和顺药店的部分发票没有记载药品名称，是否是为于秉文使用，证据不足；漱玉平民大药房的部分发票亦无具体的药品名称，不能证实为于秉文使用；对电子发票一宗，因没有相应的病历记载支持，不能证实与本案的关联性。2、住院伙食补助费7.2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于秉文自2017年5月3日至2019年4月23日死亡一直在九六〇医院处住院，共计720天，每天按100元计算。九六〇医院不同意承担。3、护理费14.4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于秉文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每人每天按100元计算。九六〇医院认为于秉文在ICU病房住院，护理是由医务人员承担，不需要家属护理，故该主张不符合规定。4、丧葬费35098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按上年度济南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六个月。九六〇医院认为计算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5、死亡赔偿金197745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根据于秉文的年龄，主张按山东省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549计算5年。九六〇医院对计算方式无异议，但对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全额赔偿有异议。6、被扶养人生活费19838.4元，张延英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实其系于秉文的妻子，于1945年4月4日出生，居民户口，无业；主张按照2018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24798元计算，乘以4年除以5人为19838.4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于秉文本人就是需要别人赡养的老人，无能力扶养别人，故张延英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7、营养费7.2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应主治医生要求给于秉文订营养餐，于秉文处于植物人状态，只能服用营养餐额外提供营养，每次80-260元不等，按每天100元主张720天，并提交给于秉文的订餐记录表三张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患者正常的进餐费用与营养费用不是同一法律概念，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未证明于秉文需要额外的营养费，不予认可。8、交通费2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两年期间医院并未给护理人员提供住宿及护理使用的房间，护理人员每天需要来回奔波，两人单趟20余公里，有时开车，有时打车，有时坐公交车，无具体的发票提交，酌情进行主张。九六〇医院认为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未提供相关证据，具体数额由法院酌定。9、购买尿垫费用21600元、湿巾费用9360元、卫生纸费用2520元、毛巾肥皂洗洁剂费用30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根据实际情况主张，未提交证据。九六〇医院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可。10、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认为于秉文因普通胆总管结石入院，九六〇医院采取麻醉措施后致于秉文成植物人状态，后死亡，给近亲属带来严重的精神损害，且九六〇医院为单位侵权，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该项赔偿。九六〇医院认为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赔偿标准，不应支持。11、病历复印费130.5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提交收据一张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属于法定赔偿范围。12、遗体冷冻费440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提交济南市市中区殡葬服务中心出具的收据三张予以证实（其中一张显示押金5000元）。经质证，九六〇医院认为不属于医疗损害案件法定的赔偿范围。13、鉴定费177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提交鉴定费发票两张予以证实。经质证，九六〇医院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另九六〇医院提交于秉文在九六〇医院处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清单及通过财务系统查询的欠付医疗费数额表，证实于秉文住院期间尚欠九六〇医院2542971.3元医疗费，请求本案一并处理。经质证，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系九六〇医院自行出具，对该费用的具体数额双方并未进行报销、结算；另外，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案系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要求九六〇医院赔偿各项损失，故不同意一并处理。双方当事人对九六〇医院的责任承担有争议: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认为：1、根据病历记载，于秉文入住九六〇医院处，定于2017年5月4日下午进行胆结石取出手术，下午2时许,九六〇医院将于秉文带入手术室,注射麻药后,出现了极度异常、呼吸困难、直至呼吸骤停。胆结石属于常见普通疾病,于秉文经过九六〇医院检查后身体比较健康,且在九六〇医院认为符合麻醉和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进行麻药注射,但在注射后直接导致于秉文呼吸骤停，对此于秉文自身没有任何过错，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2、于秉文在出现呼吸骤停时,九六〇医院存在放任发展、不及时抢救的情况，没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抢救措施,也没有任何风险应急方案,且九六〇医院当时的应急设备在关键时刻不能使用，对于如何减轻、防止病情继续恶化,没有实施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也没有找到出现呼吸骤停的原因,没有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会诊,还将于秉文送入普通病房,导致于秉文病情恶化。九六〇医院作为甲等医院,对此种常见普通疾病可能出现的风险应当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在发生事故后采取放任的态度,极不负责任,应承担全部责任。3、转入普通病房后,九六〇医院对于秉文这种严重昏迷状态的病人,仍没有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治疗方案,没有医生进行诊治,而是作为普通病号由护士进行输液。4、于秉文到九六〇医院处就诊时,除胆结石外身体健康，仅因为一个常见的胆结石手术成为一个植物人直至死亡,于秉文因注射麻药昏迷后,九六〇医院没有采取针对性的救治措施导致于秉文成为植物人并最终死亡,从2017年5月2日至2019年4月23日去世,在病床上躺了720天,九六〇医院一直也没有拿出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未告知于秉文的死亡原因。综上,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认为,于秉文的死亡是由于九六〇医院注射麻醉药造成,且在于秉文发生呼吸骤停时,九六〇医院没有相应地应急方案和采取有针对性的应急措施,对于秉文的病情采取放任发展的态度,应承担全部责任。九六〇医院认为司法鉴定书的意见是九六〇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具有一定因果关系，而不是全部因果关系，同时对于九六〇医院的诊疗过程给予肯定，认为九六〇医院的诊疗过程在技术方面符合规范，仅仅是麻醉的告知存在瑕疵，这种情况下不应认定为九六〇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医疗损害案件是多因一果的案件，并非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所理解的只有患者有过错才能减轻九六〇医院的责任，鉴定意见明确说明了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自身的身体状况与最终结果之间也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另九六〇医院在事件发生后垫付了大量的医疗费用，这种情况下已经尽到了积极的抢救和治疗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的亲属于秉文因病至九六〇医院处治疗，后于2019年4月23日死亡，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作为于秉文的法定继承人，要求九六〇医院承担侵权责任；九六〇医院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及承担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应当依据其诊疗行为的过错程度、诊疗行为在损害结果发生中的原因力大小确定赔偿比例。关于九六〇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与于秉文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依法定程序出具两份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上述鉴定意见，九六〇医院对于秉文的入院诊断正确，拟定治疗方案正确，麻醉药物剂量未超出医学规范要求，麻醉的监护工作符合要求。但医院在麻醉告知工作方面不符合指南要求，该告知对患者是否有意愿接受此次麻醉或镇静用药方案，是否充分认识此次麻醉方案的医疗风险，是否充分知晓其他麻醉方案和医疗风险等具有影响，与此次麻醉方案的实施及发生麻醉药物不良反应损害结果具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另于秉文具有丙泊酚药物不良反应致其呼吸抑制、继发循环障碍、产生缺血缺氧性脑损害病变结果的可能性，同时亦无法完全排除药物过敏性反应的可能性；此外，于秉文自身心、脑病理和功能对缺氧耐受性差，对抢救后脑损害结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因此，于秉文因缺血缺氧性脑病遗留严重脑功能障碍的神经系统损坏后果，是发生继发病变、多脏器功能衰竭的直接原因。综上，根据上述鉴定意见对九六〇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情况、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的评定，综合考虑于秉文的自身病情、损害后果，一审法院认为由九六〇医院对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的合理损失承担35%的赔偿责任为宜。关于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根据举证质证情况，结合法律规定认定如下：1、医疗费22767.89元，关于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住院押金1.6万元，因于秉文的住院费用尚未结算，且尚欠九六〇医院医疗费，九六〇医院在本案中未提起反诉，故一审法院对该部分押金和九六〇医院主张的欠付医疗费用均不予处理，双方可待结算完毕后另行主张。关于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其他医疗费，九六〇医院虽对部分花费的合理必要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但未举证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该部分费用予以认定，经计算，数额为6607.39元，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2312.6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7.2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25200元。3、护理费14.4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于秉文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一人的护理费，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计算标准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经计算，护理费为7.2万元，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25200元。4、丧葬费35098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不超出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12284.3元。5、死亡赔偿金197745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的计算标准及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予以支持，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69210.8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19838.4元，张延英未举证证实于秉文生前有能力对其进行扶养，亦未举证证实其无其他生活来源，故其该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7、营养费7.2万元，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证据不足，且其主张的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按每天30元计算720天，为21600元，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7560元。8、交通费2万元，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未举证证实其交通费支出情况，一审法院根据于秉文的病情及治疗、护理情况，酌情支持其交通费8000元，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2800元。9、购买尿垫费用21600元、湿巾费用9360元、卫生纸费用2520元、毛巾肥皂洗洁剂费用30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10、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数额过高，根据本案损害后果，结合九六〇医院过错情况，一审法院酌情支持5万元。11、病历复印费130.5元，该费用系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在主张权利过程中的合理必要支出，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45.7元。12、遗体冷冻费4.4万元，该费用系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在主张权利过程中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其中的5000元系押金，并非系其实际花费，一审法院予以扣除后计算35%，由九六〇医院赔偿13650元。13、鉴定费177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该主张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九六〇医院按35%的比例赔偿6195元。综上，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医疗费2312.6元；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0元；三、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护理费25200元；四、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丧葬费12284.3元；五、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死亡赔偿金69210.8元；六、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营养费7560元；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交通费2800元；八、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九、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病历复印费45.7元；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遗体冷冻费13650元；十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鉴定费6195元。十二、驳回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00元，减半收取6000元，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负担4000元，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〇医院负担200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的（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261号鉴定意见书以及（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261号（补）鉴定意见书均认定，九六〇医院在对患者于秉文的诊疗过程中，入院诊断正确，拟定治疗方案正确，麻醉药物剂量未超出医学规范要求，麻醉的监护工作符合要求，但医院在麻醉告知工作方面不符合指南要求，该告知对患者是否有意愿接受此次麻醉或镇静用药方案，是否充分认识此次麻醉方案的医疗风险，是否充分知晓其他麻醉方案和医疗风险等具有影响，与此次麻醉方案的实施及发生麻醉药物不良反应损害结果应具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根据鉴定意见书中济南军区总医院住院病历概要记载可知，患者于秉文在陆续出现呼吸骤停、心率骤停后，九六〇医院及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于秉文的心率、血氧饱和度、血压均恢复正常。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九六〇医院为于秉文注射麻药后不负责任且未采取针对性的应急措施，九六〇医院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书及于秉文自身的体质等因素，酌定九六〇医院承担3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护理费，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于秉文住院期间需两人护理，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认定于秉文住院期间需一人护理，并确定护理费为7.2万元并无不当。关于尿垫、湿巾、毛巾肥皂洗洁剂费用，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主张上述物品系根据医嘱购买，但未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亦无不当。综上所述，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00元，由张延英、于传慧、于传芬、于传明、于秀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吴松成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韩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