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60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维洋，男，1987年8月9日生，满族，住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冰，辽宁郡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宁，辽宁郡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西岗泰达出租汽车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沈阳路43号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3723452529T。投资人：付明山，该车行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万鹏，辽宁际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汪维洋因与被上诉人大连西岗泰达出租汽车行（以下简称泰达出租车行）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0）辽0203民初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维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案涉营运车辆的交强险、车船税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第三条第9项约定，发包方按规定办理车辆保险，该“车辆保险”就是指交强险。被上诉人作为案涉车辆所有人，按规定就应该办理交强险，这是被上诉人的义务。且上述合同还约定由发包方缴纳相关税费，车船税就属于“相关税费”。其次，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作出的《说明》并未就上述条款约定作出明确回应。且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无权就该问题作出解释，其作出的《说明》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法律规定，应出庭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第三，案涉合同属于被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双方对于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被上诉人的解释。第四，如果上诉人承担了交强险和车船税，则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双方约定，属于被上诉人利用其强势地位变相收取上诉人费用的行为。2.上诉人是以现金的方式向被上诉人交付的交强险和车船税，而被上诉人实际对外支出的上述费用则远低于上诉人交付的金额，且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具有上诉人签字的台账，故上诉人无法证明已实际交付的费用总额。3.《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和案涉《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均赋予了上诉人享有11天假期的权利，双方补充协议签订在后，不能约束约定在前的休假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4.被上诉人在收取承包费和班费后，应依法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这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属于民事审判解决的范围。泰达出租车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服从一审判决。主要理由为：1.出租协会是案涉合同的制定机构，其有权对合同文本进行解释，其解释对本案双方当事人适用，且符合出租汽车行业的普遍性作法。2.11天假期不收营运费的前提是上诉人停运，并把车辆停到指定地方，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停运，故上诉人不应享受11天假期减免班费的福利。3.交强险、车船税由上诉人自行负担，不负免赔也是上诉人自己的选择，4.发票是法定的，上诉人所交纳的班费是没有任何税种的，因此也不存在被上诉人开具发票的问题。汪维洋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由原告垫付交强险保险金及车船税税金合计15,77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被告多向原告收取的班费合计2940元；3.被告为原告开具与原告向被告交付的承包金及班费等额的增值税发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2日，原、被告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一份，合同文本系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监制（2014）文本，合同主要约定由发包方即被告将符合客运标准的辽Ｂ×××××新桑塔纳牌轿车及营运号牌承包给原告从事出租客运，承包期限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20年12月11日止。合同签字之日，被告一次性预收承包金135,000元；承包期内原告按每日120元向被告缴纳营运收入，营运收入采取预收方式，原告在每月12日前向被告交足整月营运收入。合同第三条第3项约定，被告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应按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限定的价格对外承包，不得巧立名目变相收取其他费用；不得擅自提高承包金和租金；不得收取风险抵押金、财产抵押金、运营收入保证金。第三条第9项约定，被告按规定办理车辆保险、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低于20万，及缴纳相关税费，并与原告共同办理理赔事宜。第三条第12项约定，被告每年按国家劳动法规定给原告11天假期，并免收11天班费。2016年12月11日，原被告还签订《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被告将辽18T17轿车和号牌交原告承包经营，从事出租客运，承包试用期5年，自2015年12月12日起至2020年12月11日止。被告收取首付款135,000元，日收承包金120元。被告负责交纳原告承包经营出租车辆的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在这基础上国家上调的各种税费等，由原告负担。被告承担原告在用营运车辆的车损险，保险额30万的第三者责任险、司乘人员险，但事故超了的，引起的上浮由原告承担，交强险下浮给原告。原告全年休假11天，原告应于休假之前报之休假时间申请，将车辆交给被告管理或指定地方停车，否则，视为原告仍在从事经营，按日交纳班费120元。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向一审法院递交《调查申请书》一份，申请一审法院向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调查承包合同第三条第9款约定的准确意思。一审法院就此向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出具律师调查令，要求该协会就其监制的2014版《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中第三条第9项“发包方（甲方）按规定办理车辆保险、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低于20万，及缴纳相关税费，并与乙方共同办理理赔事宜”条款中的“车辆保险”具体是指何险种，是否包含强险、不计免赔险，“有关税费”是否包含车船税问题作出说明。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向一审法院书面答复如下：1、关于我单位监制的2014版出租汽车承包合同中第三条第9项中，由于发包方作为出租运营公司必须要以发包方名义办理相关的车辆保险，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低于20万及缴纳相关税费，但是至于保险中的交强险不计免赔及车船税实际是由发包人承担还是由承包人承担，要以其双方约定为准。2、依据行业惯例，在发包方与承包方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就目前大连市出租汽车行业中，交强险及车船税大多是由承包方自行承担。不计免赔属于商业险范畴，具体以双方约定为准。一审法院认为，综合查明的事实及原被告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案涉营运车辆的强险、车船税应当由谁承担；第二，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每年11天假期的营运收入；第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针对上诉争议焦点，一审法院一一评析如下：第一，案涉营运车辆的强险、车船税应当由谁承担。原、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第三条第9项约定，被告按规定办理车辆保险、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低于20万，及缴纳相关税费。原告主张该条款中的“车辆保险”即为包含强险在内的车辆所有保险，首先，该合同条款文本设置时，将“车辆保险”与“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以顿号形式并列，可见，“车辆保险”并不是代指包含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在内的所有车辆保险险种的总称，而是与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同等地位的并列险种之一。其次，双方另行签订的承包合同书对车损险、保险额30万的第三者责任险、司乘人员险由被告负担作出了明确约定，并说明，交强险下浮部分给原告，可见，该承包合同书约定的内容与承包合同有关内容相互印证，被告承担车损险、保险额30万的第三者责任险、司乘人员险，交强险部分应当由原告自行负担。该承包合同书还明确约定了被告负担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附加税、企业所得税，不包含车船税。因此，原告主张交强险、车船使用税应由被告负担不符合双方约定，不予支持。第二，被告应否向原告返还每年11天假期的营运收入。原、被告之间签署的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原告享有每年11天假期并免收11天班费的权利，承包合同书对11天休假的具体流程与要求作出了明确约定，双方均应遵照履行。原告自认其并未提前申请休假时间，且休假期间未将车辆交由被告管理或在指定地点停放。原告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确已休假、停止营运的事实，且没有履行协议约定的休假手续，其要求被告退还休假期间的营运收入不符合双方约定，不予支持。第三，原告要求被告开具原告增值税发票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关于是否应开具发票及如何开具发票。负有履行义务的主体，应严格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接受税务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本案中，双方在承包合同及承包合同书中并未对开具发票事宜进行约定。原告并未提出因被告未开具发票造成其损失，而仅要求被告开具发票，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如存在应当开具发票而未开具发票情形的，原告可向税务机关申请解决，由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同时，原告请求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本案被告是否符合开具增值税的主体，案涉款项应否开具增值税发票，均应由税务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因此，对该项诉请不进行审查处理，应予驳回。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汪维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5元，减半收取218元，由原告汪维洋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本案二审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营运车辆的交强险和车船税是否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上诉人如果未实际休假，则法定11天休假期间的班费应否免收；三、被上诉人是否应就上诉人交付的承包费和班费向上诉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营运车辆的交强险保险费和车船税费是应由发包方承担，还是由承包方承担，我国法律对此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应属于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的范畴。双方签订的书面承包合同以列举方式约定由被上诉人办理车辆保险、司乘人员意外伤害、第三者责任保险不低于20万元及缴纳相关税费，合同中并未对“车辆保险”的具体险种和“相关税费”的具体名称进行细化约定，上诉人以此主张“车辆保险”即指交强险、“相关税费”即指车船税，既与合同文本出具方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出具的说明内容不符，也与双方交易习惯不同，更没有法律依据。结合双方的以往履行情况，交强险和车船税始终由上诉人承担，案涉车辆的其他保险均由被上诉人支付，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上诉人从未对此提出异议，说明双方就交强险和车船税由上诉人承担已形成交易习惯。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返还已交的保险费和车船税费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5年的《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第三条第12项明确约定：发包方每年按国家《劳动法》规定给承包方（乙方）11天假期，并免收11天班费。2016年《出租汽车承包合同》第二条第7项约定：承包方全年休假11天，承包方应于休假前报之休假时间申请，将车辆交给发包方管理或指定地方停车。否则，视为承包方仍在从事经营，按日交纳班费120元。从以上约定内容可知，承包方享有每年11天的休假权，并因行使权利而享有免交相应期间班费的待遇。但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自认其未实际休假，视为其对法律、合同赋予权利的放弃，其因未休假当然不能享有免交相应天数班费的待遇，被上诉人有权依约按日120元收取班费。故上诉人关于退还11天休假班费的主张亦不能得到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上诉人要求开具发票的种类和名称是否符合我国税法及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故上诉人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审理，一审处理结果得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还提出被上诉人未按实际收到的现金数额代缴交强险和车船税，上诉人对此未能举证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如有证据，可另行主张不当得利。综上所述，汪维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5元，由汪维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慧莹审判员  王 歆审判员  王 迪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赵 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