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606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成进，男，1972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武，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侯靖，男，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皓，湖北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成进因与被上诉人侯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5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成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案涉10万元款项并非保证金，本质上系被上诉人投入的合伙资金，及投资款。上诉人出具的收条，并非上诉人自己向被上诉人收取的保证金，而是对被上诉人投资10万元的确认。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款项即便要返还，也应该按照投资店铺的盈亏情况进行分配，方符合投资原则。被上诉人在相关诉讼中对款项性质的陈述多次不一致，违反“禁止反言”的规定，应承担不利后果。侯靖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侯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一审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2、范成进向其返还保证金100,000元、投资款4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范成进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侯靖与范成进达成口头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店铺经营也买酒项目。2017年12月12日，侯靖向范成进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8年1月3日，侯靖通过其妻子吴湘账户向也买酒公司银行转账80,000元；2018年1月10日，侯靖向范成进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8年1月22日，侯靖向范成进支付宝转账20,000元。2018年1月22日，范成进向侯靖出具《收条》，载明“收到侯靖合作资金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作也买酒公司合作保证金”；同日，范成进向侯靖出具《借条》，载明“今借侯靖人民币肆万元整”。范成进在上述收条、借条上签名。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范成进通过微信、支付宝共向侯靖转账40,400元，范成进表示上述款项为归还侯靖40,000元借款。2018年1月12日，武汉市硚口区雅缘轩副食商行设立，经营者为范长波（范成进陈述范长波系范成进之兄弟），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初级农副产品销售”；2018年2月5日，武汉市硚口区雅缘轩副食商行取得许可证号为420104105557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负责人为范长波，许可范围为“卷烟零售、雪茄烟零售”。范成进陈述该商行现处于停业状态。一审另查明，也买酒（武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武汉市硚口区雅缘轩副食商行（范长波）出具的对账单上显示了截止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对账情况，包括品名、数量、含税成交价、供价、成本金额、毛利额、毛利率、利润70%、利润10%、利润20%等，侯靖在该对账单上签名。一审又查明，2019年5月31日，侯靖以要求范成进偿还40,000元借款为由起诉至法院，后撤诉；同日，侯靖以要求范成进返还100,000元投资款为由起诉至法院，其在起诉状中载明“也买酒店铺设立后，双方因经营理念不合，被告要求原告退出店铺经营，并答应退还原告投资款，原告退出店铺经营后一直向范成进追讨投资款，范成进一直避而不见，拒绝返还投资款”，后侯靖申请撤诉。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出具（2019）0105民初36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侯靖撤诉。一审法院认为，侯靖与范成进因合作成立也买酒商铺一事口头达成一致，关于双方之间合作的也买酒商铺是否成立的问题，法院作如下分析：武汉市硚口区雅缘轩副食商行于2018年1月12日设立，其经营者虽为范长波，然根据侯靖第一次起诉时起诉状中“也买酒店铺设立后，双方因经营理念不合，被告要求原告退出店铺经营”之表述，以及也买酒（武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对账单上侯靖的签名，可以认定侯靖与范成进合作也买酒项目已经成立，且侯靖也参与了该项目的经营，故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成立。因合作经营也买酒项目属于投资经营行为，双方应承担投资所产生的风险，且双方并未约定解除合作的事由，也未出现合作协议解除的法定情形；同时侯靖与范成进之间并无书面的合作协议，故侯靖要求解除与范成进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侯靖在法院（2019）鄂0105民初3681号案件中将100,000元款项认定为“投资款”，而在本案中将该款项认定为“保证金”，侯靖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禁反言规则”是本案分析的重点。禁反言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无明确规定，亦没有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但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些许类似规定。一审法院搜索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书，亦有类似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根据此条的含义，可以这样理解：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形下作出的且与事实不符的，应确认其承认行为的有效性，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上述原则充分体现了诚信原则、程序安定原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禁反言规则”并不是“一概”、“全部”不能反言，对此上述条文亦作出了除外规定，即“遭受胁迫”、“重大误解”。关于侯靖向范成进支付的100,000元性质，范成进向侯靖出具的《收条》中对此予以明确约定为“用作也买酒公司合作保证金”，即侯靖向范成进支付该100,000元时，双方已对该款项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约定。侯靖上次起诉时将该款项认定为“投资款”是属于明显的误解，重大误解是上述法律条文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法院认定为该100,000元的性质应是保证金而非投资款。所谓保证金是指为了保证履行某种义务而缴纳的钱款。本案中，因侯靖、范成进成立也买酒合作项目，范成进收取侯靖合作保证金100,000元，现也买酒合作项目已运作成功，对此范成进亦予以认可，故侯靖已履行了合作义务，范成进收取的侯靖的保证金应予以退还。因此，侯靖要求范成进返还100,000元保证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侯靖主张范成进退还其40,000元投资款的问题，范成进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侯靖人民币肆万元整”，侯靖提交的该证据意欲证明《借条》中载明的40,000元为原告支付的投资款。然通过《借条》可以看出该40,000元即为借款，且同时范成进向法院提交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明其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至2019年7月24日期间共计向侯靖转账40,400元并主张所欠借款已还清，侯靖则认为范成进的转账记录是双方之间的货款往来。法院认为，即便如侯靖所述该40,000元是投资款，既为投资即要承担风险，投资款的返还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在双方并未办理清算的情况下，侯靖要求范成进返还投资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范成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侯靖返还保证金100,000元；二、驳回侯靖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范成进负担2,214元，侯靖负担886元。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关于案涉1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收条》载明，“收到侯靖合作资金计人民币壹拾万元整，用作也买酒公司合作保证金”。双方当事人对收条内容理解不一致，本院从文义解释方式分析可知，收条上表述的10万元系侯靖的合作资金，并非一审认定的“保证金”；“款项用作也买酒公司合作”，属于款项用途的陈述。侯靖在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3681号案件中将100,000元款项认定为“投资款”，在本案中陈述为“保证金”，对此不同陈述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且无相关证据推翻，违反民事诉讼法“禁反言规则”，一审以重大误解为由认为不应适用上述规则，无事实依据，二审予以纠正。侯靖与范成进就合伙事务虽未签订书面协议，但是，两人对合伙开办副食商行售卖酒类商品表述一致，应认定两人形成个人合伙关系。至于10万元能否返还的问题，10万款项属于合伙投资，应在合伙事务进行清算的情形下认定是否应返还。本案案由系合同纠纷，合伙事务清算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范成进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5民初5754号民事判决，即：“一、范成进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侯靖返还保证金100,000元；二、驳回侯靖的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侯靖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侯靖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侯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行审判员 叶 钧审判员 刘 阳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