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1民终40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深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平江新城平泷路1001号。法定代表人：姜廷刚，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春霞，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永堂，苏州市姑苏区胥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新科二路2号南大软件学院415室。法定代表人：陆义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晨，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苏州深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因与被上诉人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0106民初34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盈放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并由盈放公司承担诉讼费和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苏州深锐公司与盈放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合意，没有借贷关系。案涉200万元系盈放公司基于与苏州深锐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书》的约定，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原国资股东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小贷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双方并无真实借贷合意。根据双方合作约定，苏州深锐公司的国资股东退股是双方合作的前提，盈放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聊天记录，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并非借款。2.案涉200万元已经转变为湖南深锐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对价。一审中，苏州深锐公司提供了其原财务人员与盈放公司财务总监的聊天记录，显示盈放公司以200万元收购苏州深锐公司无形资产；根据双方借款协议的约定，双方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转让。（二）一审法院认定苏州深锐公司资不抵债缺乏事实依据。苏州深锐公司并未实际资不抵债。经营亏损是企业常见情形，仅以经营的盈亏来判断企业能否承担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未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判决胡春霞对苏州深锐公司债务承担补足责任，欠缺依据。苏州深锐公司目前的经营困难，是因为积极履行《合作意向书》所致，该意向书明确约定，苏州深锐公司不得再自行经营智慧农贸项目。自双方合作以来，苏州深锐公司所有智慧农贸项目已经全部置入盈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中，成为盈放公司主要的营业收入。苏州深锐公司在与盈放公司合作期间所创造的价值，足以覆盖苏州深锐公司的亏损。（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仅存在公司合并纠纷。依据《合作意向书》，双方的合并是将苏州深锐公司和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锐计量公司）的智慧农贸业务并入盈放公司，盈放公司提供资金给苏州深锐公司，以便智慧农贸业务做大做强，盈放公司向苏州深锐公司定向增发股份。案涉款项性质应为《合作意向书》合作往来款项，该款项应当在公司合并纠纷中解决，按照《合作意向书》的约定适用仲裁程序。盈放公司勾结苏州深锐公司前高管，套取了苏州深锐公司经营资产，制造虚假债务。盈放公司辩称：（一）本案是借贷关系，苏州深锐公司屡次提出本案款项是其国资股东退股的款项，一审法院已查明相关事实，苏州深锐公司与原国资股东名城小贷公司签订退股协议是2017年11月，当时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尚未进入正式合作阶段。据盈放公司了解，首先是苏州深锐公司原国资股东极力要求退出，苏州深锐公司迫于要支出100余万元的压力，对外寻找资金，然后找到盈放公司，与盈放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并提出因国资退股没有资金，需要向盈放公司借款，于是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借款协议中对借款如何转化为股权转让对价的约定是清楚明确的。目前，苏州深锐公司超期未归还借款，也没有达成借款转化为股权转让对价的条件，因此盈放公司要求返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苏州深锐公司陈述盈放公司未催要过借款不属实，盈放公司曾多次催促其还款，盈放公司向苏州深锐公司发送展期协议也是一种催促方式，因为当时双方关系较好，很多时候是口头催要。（二）苏州深锐公司将湖南项目与本案借款打包在一起，认为本案所涉款项是公司合并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之间存在多个法律关系，每个合同都是单独的法律关系。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在多层次上展开合作和交往，《合作意向书》项下是一个大的合作协议，但由于苏州深锐公司的不诚信行为最终未能签订，在合作协议不能签订后，盈放公司才就每个合同项下款项进行追索。苏州深锐公司提出盈放公司欺骗他，套路他，套取苏州深锐公司的经营资产，实际情况是苏州深锐公司以买卖合同为由，从盈放公司支取了300余万元的货款，以借贷合同向盈放公司借取了200万元的资金，湖南项目苏州深锐公司一分钱都没有出，湖南深锐公司的注册资金1000万元全部由盈放公司出资。盈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苏州深锐公司偿还盈放公司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从2018年4月26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胡春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股东未实缴出资的补充清偿责任；3.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6日，盈放公司作为出借人（甲方）、苏州深锐公司作为借款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提供200万元借款；如甲方与乙方于一个月期限内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则该借款将作为甲方届时应向乙方支付的相应转让对价；如甲方与乙方未能于一个月期限内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则乙方应归还甲方上述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化12%的利率向甲方支付利息，暂定借款时间为一个月，经甲方书面盖章同意可以展期。当日，盈放公司向苏州深锐公司转账支付200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苏州深锐公司于2013年6月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廷刚，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姜廷刚、**。2015年12月18日，股东变更为姜廷刚、胡春霞。2016年1月22日，注册资本变更为2000万元，股东变更为姜廷刚、胡春霞、名城小贷公司。2018年4月25日，股东又变更为姜廷刚、胡春霞。2018年6月27日，注册资本变更为2500万元，股东变更为姜廷刚（持股比例26.80%）、胡春霞（持股比例53.20%）、龚建新（持股比例20.00%），其中胡春霞认缴出资额1330万元，实缴出资额33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2020年2月15日。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作为被执行人涉及本省法院数起执行案件，本案一审阶段均未能履行执行款项。一审中，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就案涉200万元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是各方当事人争议之所在。苏州深锐公司和胡春霞主张案涉200万元是苏州深锐公司与盈放公司的合作款，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8年3月26日的《合作意向书》，记载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吴微（均为甲方）与苏州深锐公司、神锐计量公司股东胡春霞和姜廷刚（均为乙方）签订《合作意向书》，约定1.1条：甲方促使盈放公司向乙方合计定向增发700万股，用于收购神锐计量公司100%股权、截至本意向书签署之日乙方实际持有的已登记和未完成登记手续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全部知识产权、智能衡器合格证书、各类资质认证以及乙方开发并经营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与资源；1.2条：盈放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前提为乙方将所有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与资源统一置入盈放公司，并将以往以神锐计量公司、深锐电子名义签订并正在履行或正在签订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合同主体变更为盈放科技，前述相关业务置入后，乙方向盈放公司承诺在2018年实现不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1200万元人民币合并报表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00万元人民币销售回款；1.5条：如乙方置入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在2018年未完成1.2款约定的业绩指标，但实现不低于7000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1050万元人民币合并报表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00万元人民币销售回款的业绩指标，则1.1款定向增发由700万股调减为550万股，如仍未能完成，则甲方有权以合计人民币总额1元对价受让乙方调减的股份；1.7条：除上述约定向乙方定向增发或回购调减股份外，甲方还将向苏州深锐公司合计支付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乙方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国资股东退出的股权受让价款。由于乙方急需该笔资金而各方难以立即完成所有股权合作正式协议谈判及股份转让手续，各方同意甲方以借款形式向苏州深锐公司支付200万元人民币，待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后，该笔借款转为收购乙方智慧农贸农批业务及其资源的部分对价，胡春霞和姜廷刚应对该笔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提供对应价值的财产抵押；1.15条：若各方就本次合作未能达成正式协议或本意向书项下合作方案未能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则各方应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甲方应促使盈放公司向乙方移交所有自乙方处承接的合同权利义务；4.2条：本意向书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除第二条（保密和信息披露）外，本意向书条款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苏州深锐公司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材料，其中2018年4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名城小贷公司将其持有苏州深锐公司15%股权（对应认缴出资300万元，实缴出资175万元）转让给胡春霞，转让价格1907047.8元。3.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证，显示2018年4月23日，姜廷刚向苏州深锐公司转账200万元，苏州深锐公司向名城小贷公司转账1907047.8元（备注用途：股权转让费）；2018年4月27日，苏州深锐公司向姜廷刚转账180万元（备注用途：还款）。4.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工商登记资料，其中2018年5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苏州深锐公司所持900万元股权（已出资0万元）、胡春霞所持100万元股权（已出资0万元）均作价0万元转让给盈放公司。5.微信聊天记录若干，其中胡春霞与朱春泉（盈放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聊天记录中2018年8月3日朱春泉称“胡总好！有个事要麻烦您安排下，就是四月份我们给苏州深锐的200万（借款名义）因为是必须公告的，当时写了一个月，这次半年报还必须披露，但时间过了，所以需要办个展期手续，我起草了一下，麻烦您安排人盖章后寄给我们，可好？”胡春霞与陆义保（盈放公司董事长）的聊天记录中2018年10月23日胡春霞称“您那里打过来的1160万元，湖南到昨日实际账面使用支出不包含没有入账的近700万元，没报销入账的约50到60万元，一会苏州财务发您明细。200万元用于国资退股……”；方某与朱春泉的聊天记录中朱春泉称“……深锐目前的亏损金额一千多万，即使参股，盈放的业绩也会受到直接影响，这和盈放的规划构成明显冲突……基于上述原因，盈放考虑难以实施这个参股再合作方案……我们提两个方案供商讨：一、对我们盈放原方案作个别修正，盈放支付200万现金购买登记在深锐名下的无形资产（此项交易深锐可申请免增值税和所得税），将深锐神锐在盈放的股权价值由2000万下调为1800万……二、盈放在苏州新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拟设1000万股本，盈放控股52%，即520万，深锐神锐一方48%，即480万……若需要，由盈放支付200万现金向深锐神锐购买名下无形资产，以便退还小贷公司股本……”。盈放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6.2017年11月13日《股权转让协议》，记载名城小贷公司将其持有的苏州深锐公司1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300万元，实际已出资175万元）转让给胡春霞，转让价格为189万元；胡春霞应于2018年1月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如逾期未支付，每延期一天应按未付股权转让款的日万分之一点一支付违约金直至全部付清为止；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于名城小贷公司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时办理。该证据用以证明苏州深锐公司国资股东退股发生在签订《合作意向书》之前，证据2、3中的股权转让款1907047.8元实际就是按照该《股权转让协议》计算得出。7.证人方某证言，方某到庭陈述2017年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其曾系苏州深锐公司、神锐计量公司的财务总监；苏州深锐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很糟糕，国资股东名城小贷公司在2017年3月就对此提出异议，并在2017年10月要求退股，2017年11月13日签订了证据6的《股权转让协议》；胡春霞及其丈夫姜廷刚对外合作时宣称个人有两千万房产可以为公司托底，但实际房产已经全部抵押；盈放公司支付给苏州深锐公司的200万元款项大部分汇给姜廷刚，剩余部分用于偿还苏州深锐公司债务以及神锐计量公司支付租金。8.房产清单和苏州深锐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用以证明胡春霞、姜廷刚在合作磋商阶段提供该组资料恶意夸大公司和股东的实力，骗取盈放公司的信任。一审法院对于上述证据评析认定如下：对证据1-4、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合作意向书》是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吴薇与深锐公司股东姜廷刚、胡春霞签订的意向性协议，其中关于200万元的约定，不能直接否定盈放公司与深锐公司在《借款协议》中就案涉200万元达成的借款意思表示；根据证据2、3、7，可以看出深锐公司原股东名城小贷公司与胡春霞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明显早于《合作意向书》的签订时间，胡春霞称该公司退股是盈放公司提出的合作前提，并自愿承担股权转让费用，但在意向书中并没有相关约定，而《合作意向书》和《借款协议》均明确约定了该200万元由借款转为对价的条件，深锐公司辩称案涉200万元即便是借款，也已经在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时转化为对价，但根据证据4，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时并没有将该200万元转化为对价的意思表示，且仅凭证据5，亦不能确认方某与朱春泉的聊天记录所涉“无形资产”就是湖南深锐公司的相关项目，故对于深锐公司、胡春霞的相关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证人方某关于名城小贷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陈述能够与证据3、6相互印证，予以采信；对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盈放公司主张苏州深锐公司向其借款200万元，应就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关于款项交付，盈放公司提交了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苏州深锐公司确认收到此款，故可以认定盈放公司履行了200万元的款项交付义务。关于借贷合意，盈放公司提交了《借款协议》，苏州深锐公司辩称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主张案涉200万元系合作款，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但是，如上所述，苏州深锐公司和胡春霞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盈放公司要求名城小贷公司退股并自愿承担费用，也不能证明案涉200万元转化为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的对价，故一审法院对于苏州深锐公司的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盈放公司和苏州深锐公司就案涉200万元的借贷关系成立。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未按约定履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盈放公司按照约定交付了出借款项，苏州深锐公司也应按照约定履行还款义务。但苏州深锐公司未能及时还本付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现盈放公司要求苏州深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照约定的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18年4月26日起支付利息，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胡春霞的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胡春霞的陈述，苏州深锐公司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前即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公司经营需要对外合作的资金。苏州深锐公司和胡春霞亦涉及数起执行案件存在未履行执行款项的情形，能够认定苏州深锐公司的全部财产已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故盈放公司要求胡春霞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苏州深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辩称盈放公司否认《合作意向书》的效力，属于商业欺诈，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对其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苏州深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盈放公司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支付利息（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自2018年4月26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胡春霞在未出资金额1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苏州深锐公司所负第一项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50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9504元，由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共同负担。二审中，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如下：1.胡春霞与苏州深锐公司原财务总监方某2018年1月20日聊天记录；2.胡春霞与方某2018年2月1日聊天记录；3.“好好干活、认真决策”微信群2018年10月23日聊天记录；4.湖南深锐公司原总经理石某与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春泉2018年9月29日聊天记录；5.胡春霞与朱春泉2018年10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6.胡春霞与朱春泉2018年8月3日、8月14日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朱春泉发给胡春霞的《借款展期协议书》，借款展期协议书的落款日期为5月25日，实际上是8月14日签的。以上聊天记录拟证明案涉款项实际上是国资退股款。7.证人石某的证言，石某到庭陈述：其当时在苏州深锐公司任智慧农贸项目总监，对于案涉200万元，其了解是基于两公司合作，盈放公司要求苏州深锐公司的国资股东退股，担心国资股东会对湖南项目造成阻碍，在落实过程中，盈放公司提出让胡春霞、姜廷刚垫付办理国资股东退股手续，然后盈放公司再将200万元打过来，我们看到银行转账截图上备注了借款，当时盈放公司说他们是上市公司，财务要求非常高，要等办完手续再平账；深锐公司与盈放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其没有参与，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盈放公司质证意见为：证据1、2是深锐公司曾经的财务总监方某与胡春霞的聊天记录，经当庭核实，胡春霞仅截取了部分聊天记录，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完整，不能展现事实全貌。聊天记录时间在盈放公司与胡春霞洽谈合作之前。双方合作是因为盈放公司获得了一个智慧农贸项目的商业机会，但缺乏相关技术和经验，于是找到胡春霞，胡春霞说她名下有两家公司，其本人在计量设备方面有大量经验。在《合作意向书》1.1条，盈放公司股东明确提出合作目的就是收购胡春霞的专利等等，聊天记录中提到对方以无形资产转让给盈放公司换取资金，这个意向一直在谈，2018年4月11日朱春泉与方某聊天记录中“另外，请方总再准备齐全深锐的无形资产资料，下一步我想先确定资产评估公司，等国资股一退就把200万购买无形资产的钱打过来”。对于200万元是借给苏州深锐公司还是购买无形资产，双方磋商过，盈放公司想购买对方的无形资产，对方一直没有拿出无形资产，但要资金要得非常急，所以最终达成了借贷合意。2018年3月签订《合作意向书》后，4月盈放公司同意借款200万元，还多次与苏州深锐公司签订订购合同，当时盈放公司非常想把项目做起来，也付出了大量资金，过程中发现苏州深锐公司财务制度非常不健全，而盈放公司是上市公司，不能允许财务混淆的情况，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经常将几个不同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向盈放公司要钱，盈放公司从未认可，只是为了帮助合作伙伴，通过合法合规的理由付钱，比如说增加订购、借款。证据3是胡春霞与其员工的对话，真实性、完整性均无法确认。胡春霞提的表格并不是账册，仅是单方制作的统计表，从来没提供过财务凭证或其他符合财务准则的财务资料，盈放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聊天记录中提到的1160万元是盈放公司与胡春霞结识后，基于不同法律关系总计投入的资金，包括借贷、购货等，不能混为一谈。对证据5、6的真实性认可，2018年8月借款已逾期，当时双方关系还不错，盈放公司催要还款，苏州深锐公司以各种理由推诿，盈放公司将借款展期协议盖章后发过去，对方没有将盖章的文本发回来，所以展期协议实际上没有签。对证据7证人证言的效力不予认可，证人与双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陈述对于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只是并不知情，其所述内容是听胡春霞单方陈述。本院认证意见：证据1、2、3、5、6，胡春霞当庭出示了原始载体，本院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4是案外人之间的聊天记录，未出示原始载体，本院对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7证人证言，证人与双方当事人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本院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判。二审查明：2018年3月26日，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甲方1）、吴微（甲方2）与苏州深锐公司、神锐计量公司股东胡春霞（乙方1）、姜廷刚（乙方2）签订《合作意向书》，合作的意向第1.1条载明：甲方促使盈放公司向乙方定向增发700万股，用于收购神锐计量公司100%股权、截至本意向书签署之日乙方实际持有的已登记和未完成登记手续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全部知识产权、智能衡器合格证书、各类资质认证以及乙方开发并经营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与资源。第1.7条载明：甲方还将向乙方1合计支付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乙方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国有股东退出的股权受让价款。由于乙方急需该笔资金而各方难以立即完成所有股权合作正式协议谈判及股份转让手续，各方同意甲方以借款形式向乙方1支付200万元人民币，待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后，该笔借款转为收购乙方智慧农贸农批业务及其资源的部分对价，乙方1和乙方2应对该笔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或提供对应价值的财产抵押。第4.1条载明：本意向书仅为各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本次合作准备工作如尽职调查、涉及、评估、收购条件谈判等就绪后，各方将正式签订相关交易合同。第4.2条载明：本意向书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除第2条（保密和信息披露）外，本意向书条款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2017年11月13日，名城小贷公司与胡春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名城小贷公司公司将其持有的苏州深锐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胡春霞，转让价格为189万元，胡春霞应于2018年1月31日前向名城小贷公司支付，如胡春霞逾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每延期一天应按未付转让款的日万分之一点一向名城小贷公司支付违约金。2018年4月16日，名城小贷公司与胡春霞重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名城小贷公司将其持有苏州深锐公司15%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300万元，实缴出资175万元）转让给胡春霞，转让价格1907047.8元。2018年4月23日，由姜廷刚向苏州深锐公司转账200万元，苏州深锐公司将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名城小贷公司。2018年5月30日，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分别与盈放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苏州深锐公司将其持有的湖南深锐公司900万元股权（已出资0万元，认缴出资900万元，认缴日期2050年12月31日）、胡春霞将其持有的湖南深锐公司100万元股权（已出资0万元，认缴出资100万元，认缴日期2050年12月31日）均作价0万元转让给盈放公司，约定未出资的股权不计价款，未出资部分的责任和权利由受让方享有。2018年8月3日，盈放公司朱春泉发微信给胡春霞称“胡总好！有个事要麻烦您安排下，就是四月份我们给苏州深锐的200万（借款名义）因为是必须公告的，当时写了一个月，这次半年报还必须披露，但时间过了，所以需要办个展期手续，我起草了一下，麻烦您安排人盖章后寄给我们”，胡春霞回复“收到，马上落实”。2018年8月14日，朱春泉再次发微信给胡春霞称“胡总：上次苏州深锐200万借款展期的协议麻烦你落实下盖章寄过来，券商要检查的”，胡春霞回复“收到”。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案涉200万元是否是基于借贷关系发生；胡春霞应否对苏州深锐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盈放公司主张其于2018年4月26日转给苏州深锐公司的200万元系借款，苏州深锐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没有借贷合意，盈放公司向其支付200万元是基于公司合并，该200万元是用于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原国资股东退股的股权转让款，且已经转变为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对价。对此，本院认为，盈放公司对于借贷关系存在已经尽到举证证明责任，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否认双方之间系借贷关系，主张系其他法律关系，未能尽到举证证明责任，理由如下：1.盈放公司提供了《借款协议》证明双方的借贷合意，提供了银行转账回单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盈放公司陈述之所以向苏州深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想在智慧农贸项目上与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合作，借款合同中约定“如甲方与乙方于一个月期限内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则该借款将作为甲方届时应向乙方支付的相应转让对价”，因双方未能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其有权在借款逾期后要求苏州深锐公司还款，该陈述能够得到《借款协议》内容以及借款逾期后盈放公司要求签订展期协议等事实的印证。2.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主张200万元是用于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原国资股东退股的股权转让款，提供了胡春霞与名城小贷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胡春霞受让名城小贷公司股权为何由盈放公司承担股权转让款，胡春霞又提供其及丈夫姜廷刚与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吴微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根据该意向书第1.7条，“甲方还将向乙方1合计支付2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乙方支付苏州深锐公司国有股东退出的股权受让价款。由于乙方急需该笔资金而各方难以立即完成所有股权合作正式协议谈判及股份转让手续，各方同意甲方以借款形式向乙方1支付200万元，待各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且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后，该笔借款转为收购乙方智慧农贸农批业务及其资源的部分对价”。从上述文件的内容来看，一方面，《合作意向书》载明该文件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对各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依据《合作意向书》否定盈放公司与苏州深锐公司之间的《借款协议》；另一方面，《合作意向书》并未表明盈放公司应当承担胡春霞向名城小贷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载明200万元从借款转为收购智慧农贸农批业务的对价有相应的条件，该约定与盈放公司、苏州深锐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的约定基本一致。3.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主张200万元已经转变为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对价，提供了2018年5月30日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分别与盈放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中明确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对湖南深锐公司的已出资均为0元，双方约定未出资的股权不计价款，未出资部分的责任和权利由受让方盈放公司享有。故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认为盈放公司应为该次股权转让支付200万元，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不符。4.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提供大量其公司工作人员内部以及与盈放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聊天记录，不能证明《借款协议》中约定的借款转化条件已经成就，双方之间就产品订购、股权转让等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关于胡春霞应否对苏州深锐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胡春霞持有苏州深锐公司53.2%的股份，认缴出资1330万元，认缴出资日期为2020年2月15日，目前实缴出资330万元，而苏州深锐公司不仅拖欠本案借款未能及时清偿，尚有多起执行案件未能履行到期债务，故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胡春霞在未出资范围内对苏州深锐公司案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504元，由上诉人苏州深锐公司、胡春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晗庆审判员  李 剑审判员  张殿美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王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