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4民终10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德先，男，1964年7月11日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XXX号。法定代表人：贺青，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刚，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胜，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德先因与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公司)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0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德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高与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刚、张建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耿德先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以下简称《业务协议》)系格式合同,其中第二十六条、四十四条、四十八条、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四条明显加重了耿德先责任,减轻了己方责任，尤其是第四十八条,只要耿德先未按期全部购回,即使当时欠付款项只有1元,国泰君安公司也可以按初始交易金额收取违约金,这显然属于加重上诉人责任的情形。上述条款应属无效，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有效错误。2.2018年3月13日,双方以实际履行以及另行签署《交易协议书》的方式,变更了《业务协议》第二十六条、四十四条、四十八条、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四条的约定。一审判决无视《交易协议书》经双方合意的事实,认为“该行为并非表明其放弃后续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权利”,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也违反基本法律常识。2018年4月11日后国泰君安公司收取罚息、违约金的行为系其单方行为，未经耿德先确认，是无效的。3.即便第四十八条、五十一条的约定不被认定为无效，亦不被认定为被变更，也因过分高于损失，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应当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协议约定利率水平计算。4.一审判决认为国泰君安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并进而认为,国泰君安公司依据自己人为拉长的违约期限计收违约金是合法的,不用退还,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相冲突。国泰君安公司本可以用大宗交易等方式处置股票，因其处置不当所产生的违约金应当退还。5.一审判决还以国泰君安公司所收取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之和未能超过年化利率24%,对其予以确认，而国泰君安公司系经监管部门批准从事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显然不适用民间借贷的裁判规则,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即便按此标准，国泰君安公司多收的违约金、利息、罚息，也应予返还。6.国泰君安公司每一次处置股票，均可以当日到账，不存在处置第2天才被扣资金的情形，对账单也清晰记载了处置当天账户内资金即被划走。7.国泰君安公司有没有收取司法费用、收取该笔款项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应由耿德先承担，一审判决亦未查清。耿德先质押的股票市值远超债权，国泰君安公司于2018年5月提起诉讼并无必要，且也不可能花费631,588.76元，一审确认国泰君安公司扣收此费用合理，亦属认定事实错误。综上,国泰君安公司于2018年4月2日起应通过大宗交易、集合竞价方式及时处置质押股票,否则,违约期限延长部分对应的利息应由其自己承担,其更不能以拉长的违约期限作为计算扣收违约金的依据，司法费用亦不应扣收。2018年3月21日之后,耿德先所应承担的利息为302,273.75元(158,520,000元×5.8%/365天×12天)，故国泰君安公司应返还的金额为8,323,174.35元(167,145,448.1元-158,520,000元-302,273.75元)。此外，一审中，耿德先变更诉讼请求，减少了100万余元，一审法院多收了案件受理费，二审判决亦应予以纠正。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辩称：1.《业务协议》是双方合意表现,合法有效。在该协议的签字页,国泰君安公司已经使用加粗字体明确了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上诉人耿德先也在签署页书面确认了该协议,全面理解和接受全部条款的内容。耿德先所主张的条款是双方就利息支付方式、初始交易金额、违约金支付标准、担保范围、违约处置等进行的约定,是合作的必备条款,不存在排除耿德先主要权利的情形。违约金的本意是敦促耿德先严格按约履行合同,早日了结负债，所以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在双方自愿、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违约金条款应当得到认可。2.耿德先关于以《交易协议书》变更了《业务协议》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这两个协议都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两个协议的约定并不冲突,如有任何变更都需要双方书面确认。3.国泰君安公司对质押证券进行违约处置的方式、时间、数量符合法律规定及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规则,也符合《业务协议》第四十六条的约定,不存在故意延迟处置导致耿德先损失或是所谓额外计收利息的情形。4.关于处置款项到账时间，根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续订)》的规定，证券公司应当在深交所申请质押特别交易单元，用于质押标的证券的卖出处置。因违约处置所得资金划入证券公司自营资金交收账户需待日终清算交收完成后方可进行，而清算交收在每日交易全部结束后的夜间方可完成，故违约处置当日客户备付金账户并未实际收到该资金，证券公司亦无法在当日获得该资金。但由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证券公司确保日终结算时账户资金校验无差异，故在违约处置当日在客户资金账户以“违约红冲”的方式进行记载，并在下一交易日将违约处置资金划入其资金账户，其后再根据划付情况进行债权债务冲销处理。本案中，首次违约处置日期为2018年4月4日，之后4月5日至8日均为清明假期，并非交易日，故该笔款于4月9日进行账务处理，其余违约处置款项均于次日到账处理。5.耿德先到期未能购回涉案证券后，双方一直协商和解事宜，故国泰君安公司为了促成和解，在2018年3月、4月的账务处理中均未扣除违约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违约金，且有利于债务人减轻负担，因之后双方未能达成和解，国泰君安公司遂在2018年9月的股票处置款项中扣收了违约金。6.关于司法费用，《业务协议》第五十条约定，质押标的证券的担保范围包括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违约处置费用，国泰君安公司2018年9月13日扣除的司法费用包括前案案件受理费194,7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律师费(其中基础费用53,000元，预估风险代理费用378,814.76元)，后该案以撤诉方式结案，一审法院将一半的诉讼费退回国泰君安公司，该公司又将该款项退回至耿德先资金账户。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耿德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国泰君安公司返还多扣收的金额8,323,174.3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9日，耿德先与国泰君安公司签订涉案《业务协议》，后双方又签订《交易协议书》(初始交易)，约定耿德先为向国泰君安公司融资，将其持有的45,834,900股涉案证券(证券简称：坚瑞沃能，证券代码：300116)质押给国泰君安公司，该业务的初始交易金额为16,000万元，购回交易金额为164,601,863.01元，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9月12日，购回交易日为2018年3月12日，购回年利率为5.8%，罚息率为0.05%/日。《业务协议》第二十五条约定，国泰君安公司自初始交易日当日开始计收利息，至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之日止，购回交易日或者清偿负债当日不予计收，即算头不算尾。第二十六条约定，利息支付方式为每年3月、6月、9月、12月的21日计算并支付，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如耿德先逾期未向国泰君安公司偿付利息，国泰君安公司有权自结算支付日起开始按日计收罚息，罚息金额=逾期利息×罚息率×逾期自然日天数，罚息率在《交易协议书》中约定。第四十五条约定，耿德先在购回日未按约定购回涉案证券，且双方未就延期购回达成一致的，按违约处理。第四十六条约定，发生耿德先违约情形的，国泰君安公司有权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卖出全部或部分涉案证券，以抵偿耿德先负债；国泰君安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第四十八条约定，违约金=违约天数×初始交易金额×购回利率×1.4/365。第五十条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中质押标的证券及相应孳息的担保范围为该协议项下耿德先应缴税款及对国泰君安公司所负的全部负债，包括但不限于耿德先应缴税款、应付质押登记费及交易佣金等费用、应付购回金额、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以及国泰君安公司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保全费、拍卖费等违约处置费用。第五十一条约定，违约处置以最有利于成交为首要原则，国泰君安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处置；违约处置所得偿还顺序为：应缴税款、应付交易佣金等费用、违约处置费用、应付罚息、应付违约金、应付购回金额(按照先息后本原则)。第五十四条约定，违约处置是国泰君安公司的权利……国泰君安公司选择部分违约处置或者放弃违约处置，不能视为其违约或弃权，该等行为不妨碍国泰君安公司进一步行使包括违约处置在内的一切相关权利。2018年3月12日，耿德先未能在购回交易日购回涉案证券。2018年3月13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耿德先偿还本金148万元及对应利息19,284.6元。2018年3月21日，耿德先付清截至2018年3月20日的利息，剩余未偿本金158,520,000元。后国泰君安公司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如下：(1)2018年4月4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13,210,487股，经2018年4月5日至4月8日非交易日后，处置资金73,839,257.11元于2018年4月9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18,459.82元、印花税73,840.63元、利息478,600.11元、本金73,268,356.55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5,251,643.45元，剩余涉案证券32,624,413股。(2)2018年4月9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11,114,753股，处置资金55,772,429.49元于2018年4月10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13,943.11元、印花税55,772.72元、利息13,546.84元、本金55,689,166.82元后，剩余未偿本金29,562,476.63元，剩余涉案证券21,509,660股。(3)2018年9月10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9,409,800股，处置资金21,594,179元于2018年9月11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5,399.8元、印花税21,595.28元、罚息13,867.31元、利息723,430.25元、本金20,829,886.36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732,590.27元，剩余涉案证券12,099,860股。(4)2018年9月11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2,500,000股，处置资金5,305,000元于2018年9月12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1,326.25元、印花税5,305.07元、违约金5,298,368.68元后，剩余未偿本金8,732,590.27元，剩余涉案证券9,599,860股。(5)2018年9月12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2,171,000股，处置资金4,722,780元于2018年9月13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1,180.69元、印花税4,722.82元、司法费用631,588.76元、违约金1,286,617.62元、利息2,775.28元、本金2,795,894.83元后，剩余未偿本金5,936,695.44元，剩余涉案证券7,428,860股。(6)2018年9月13日，国泰君安公司卖出涉案证券2,910,000股，处置资金6,121,000元于2018年9月14日到账。国泰君安公司依次扣除佣金1,530.25元、印花税6,121.1元、利息943.37元、本金5,936,695.44元后，耿德先就涉案交易的全部债务清偿完毕。综上，耿德先就涉案交易共向国泰君安公司归还融资本金16,000万元，支付利息6,048,099.35元、罚息13,867.31元、违约金6,584,986.30元、司法费用631,588.76元、佣金41,839.92元及印花税167,357.62元。处置后剩余金额175,709.84元，剩余涉案证券4,518,860股。国泰君安公司根据耿德先在《还款承诺函》中的承诺：“本人质押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坚瑞沃能股票在清偿完毕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债务后，剩余股份及现金第一时间优先用于补充质押、或者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为处理后偿还本人在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负债”，将上述剩余涉案证券进行处置后用于偿还耿德先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的负债。国泰君安公司为实现涉案债权曾于2018年6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耿德先支付截至2018年4月10日的本金30,594,876.0932元及相应利息、罚息、违约金等，该案案号为(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其中，国泰君安公司对2018年4月9日、4月10日的到账资金，分别主张扣除违约金996,646.5753元、35,594.5205元。后该案按撤诉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耿德先与国泰君安公司签订的《业务协议》和两份《交易协议书》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无悖，故依法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理应恪守。国泰君安公司依约支付了股票质押融资款，耿德先在涉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到期日未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国泰君安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协议》的约定主张耿德先支付所欠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国泰君安公司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的方式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第二，国泰君安公司向耿德先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方式和金额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首先，耿德先认为国泰君安公司在违约处置过程中人为延后交易时点导致违约金增加，对多收取部分应予退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业务协议》约定耿德先出现违约情形时，国泰君安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因此，国泰君安公司在综合考虑涉案证券的市场状况、证券数量、可处置额度和时间等因素后进行相应交易并无不妥，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国泰君安公司未选择大宗交易等方式进行处置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合同约定，故对耿德先的该项理由，难以采信。其次，耿德先认为国泰君安公司在违约处置时人为延长资金入账时点导致扣款时间延后，对多收取的违约金应予退回。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国泰君安公司对涉案证券进行违约处置，应当遵循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的交易及登记规则，在综合考量涉案交易的清算交收、资金划转及到账时间等因素的情况下，国泰君安公司在每笔违约处置申报的下一日(除2018年4月4日这笔因涉节假日故为节假日后第一个交易日)即完成资金抵扣并无不妥，故对耿德先的该项理由，亦难采信。最后，在涉案债务清偿完毕后，国泰君安公司处置剩余涉案证券用于清偿耿德先对国泰君安资管公司负债的做法，有耿德先签署的《还款承诺函》为依据，因此，对耿德先要求国泰君安公司退还该部分资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首先，耿德先认为《业务协议》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四条系格式条款，国泰君安公司未作明确提示和说明，应属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合同条款虽系格式条款，但并未免除国泰君安公司责任、加重耿德先责任或排除其主要权利，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或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故应属有效。其次，耿德先认为双方在2018年3月13日《交易协议书》(部分现金偿还-逾期)中以仅抵扣本金和利息，放弃抵扣罚息、违约金的方式，变更了《业务协议》的约定，从而免除了耿德先后续支付罚息、违约金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业务协议》约定国泰君安公司有权在耿德先违约时收取罚息、违约金，同时约定违约处置资金的偿还顺序为“……罚息、违约金、利息、本金”，因此，在耿德先于2018年3月13日还款1,499,284.6元时，国泰君安公司以此优先抵充利息19,284.6元和本金148万元，系国泰君安公司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无悖，且较之优先抵充罚息、违约金亦更有利于耿德先对其债务的清偿。但同时，国泰君安公司该行为并非表明其放弃后续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权利，双方在庭外和解过程中关于减免违约金的说辞亦未形成书面协议，故对耿德先的该项理由，不予采信。再次，耿德先认为国泰君安公司在(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一案中主张的金额与实际扣款金额不一致，经审查，国泰君安公司在前案中虽主张优先抵充截至2018年4月9日、4月10日所产生的违约金，但因该案事实未经法院审查确认，而国泰君安公司在本案中主张优先抵充利息和本金的方式，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于法无悖，且较之优先抵充违约金亦更有利于耿德先对其债务的清偿，故予以确认。但同时，国泰君安公司该行为并非表明其放弃后续收取违约金的权利，其仍然有权收取耿德先违约期间(自2018年3月13日起至2018年9月13日止共185天)所产生的违约金，故对耿德先关于国泰君安公司应将违法扣收的违约金予以退还的主张，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国泰君安公司收取违约金的金额问题，因违约金具有违约惩罚性质，故一般可高于正常贷款利息，而国泰君安公司在本案中收取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金额之和，并未超过以耿德先未偿融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的利息金额，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予以确认。对耿德先关于国泰君安公司扣收违约金超出违约损失与可预期利益的理由，不予采信。综上，耿德先要求国泰君安公司返还资金8,323,174.35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耿德先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062元，由耿德先负担。二审中，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委托代理协议》及《之补充协议》；2.两份付款回单；3.一审法院诉讼费收据，以证明在(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案件中所支出的司法费用。上诉人耿德先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认可，请法院在核实原件的基础上自行决定是否确认真实。经查，国泰君安公司能够提供证据1、2的原件，证据3系法院收费凭证，经本院核对无误，故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在下文予以评述。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业务协议》第四十四条约定，双方签署《交易协议书》后，因上诉人耿德先原因导致初始交易无法完成的，按其初始交易违约处理。发生该情形的，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有权根据本协议约定提高耿德先购回利率。因国泰君安公司原因导致初始交易无法完成的，按其初始交易违约处理。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初始交易违约金额。初始交易违约金额=7×初始交易金额×1.4×购回利率/365。第五十二条约定，耿德先质押标的证券为仍处于限售期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在违约处置阶段，双方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对相应有限售条件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国泰君安公司可以采取等待限售期限结束后进行处置的方式，也可以采取通过集中竞价系统处置、大宗交易平台处置、协议转让、司法拍卖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置。国泰君安公司有权选择其认为最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进行处置，耿德先对此予以认可。国泰君安公司进行处置时，耿德先持股数量发生变动，耿德先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股份转让需要获得有权机关批准的，耿德先应当按照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2018年5月11日，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代理国泰君安公司诉耿德先、姜秀玲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以及国泰君安公司诉李金林、胡灿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基本费用为20万元，风险代理费为实际收回款项(包括通过谈判、和解、调解、撤诉或其他程序)的1%。后双方签订《之补充协议》，确认前述基本费用20万元中的53,000元系国泰君安公司诉耿德先、姜秀玲案的基本费用。国泰君安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向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支付20万元，于2018年12月13日向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支付368,115.67元，用途备注为“耿德光质押回购纠纷律师费”。2018年6月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国泰君安公司诉耿德先、姜秀玲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国泰君安公司在该案中支付案件受理费194,7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后该案按撤诉处理，实际收取案件受理费97,387元、5,000元。2018年11月14日，国泰君安公司将退回的案件受理费97,387元转至耿德先资金账户。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在进行违约处置中所收取的违约金、罚息和司法费用有无正当依据，双方当事人围绕该争议焦点展开了充分论述，具体包括：第一，2018年3月13日《交易协议书》是否变更了《业务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第二，《业务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是否有效；第三，如果前述条款有效，能否以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为由请求减少；第四，国泰君安公司处置股票的方式有无不当以及处置款项何时到账；第五，耿德先应否承担司法费用。对于上述争议，本院在下文依次分而述之。(一)《交易协议书》是否构成对违约责任约定的变更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2018年3月13日《交易协议书》记载内容看，该次交易类型为“部分现金偿还(逾期)”，双方当事人并未在该协议书中明确表示，变更《业务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于《业务协议》中仲裁条款的变更，双方在《交易协议书》中明确记载“如与《业务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此为准”，且再次强调，“《业务协议》中约定的第七十八条(仲裁适用条款)不再适用”，由此亦可印证双方并无变更违约责任条款的合意。上诉人耿德先主张，对于其偿还款项，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未先抵扣违约金，而是将其计为部分本金和该笔本金对应的未付利息，故其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收取罚息、违约金。然而，根据《业务协议》第五十四条的约定，违约处置是国泰君安公司的权利，其选择部分违约处置或放弃违约处置，不能视为违约或弃权，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一切相关权利。也即，在耿德先部分还款的情况下，国泰君安公司未在该笔还款中收取罚息、违约金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收取罚息、违约金的权利。结合《业务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协议书》的记载事项，本院认为，2018年3月13日《交易协议书》并不构成对《业务协议》中相关违约责任条款的变更。(二)《业务协议》中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上诉人耿德先主张《业务协议》系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其中第二十四条、四十四条、四十八条、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四条明显加重对方责任、减轻己方责任，应属无效。经查，上述条款均为违约情形下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约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依法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其意义一方面在于敦促当事人恪守合约，一方面在于弥补守约方的损失，因此，上述条款并不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所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亦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合法有效。需要指出的是，《业务协议》第四十八条约定，违约金以初始交易金额为计算基数，在融资方归还部分款项的情形下，可能导致违约金计算结果过分高于造成损失。在本案中，以2018年4月10日至9月10日期间的违约金为例，按照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的计算过程，截至2018年4月10日，上诉人耿德先剩余未还本金为29,562,476.63元，如以初始交易金额为基数计算违约金，该段期间产生的违约金为5,481,556.16元，相较于剩余未还本金，相当于以年化44%的利率收取违约金，而如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计算，则为1,012,802.35元，显然，该条款所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适当减少。现耿德先请求减少违约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本案审理中，国泰君安公司亦自愿申请将违约金赔偿基数由初始交易金额改为欠付融资本金，并退还差额，故本院将该类违约金调整至以实际欠付本金为基数计算。(三)国泰君安公司处置股票有无不当上诉人耿德先主张，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可采用大宗交易等方式处置质押股票，避免损失扩大。但是，根据《业务协议》第四十六条、五十一条、五十四条的约定，违约处置是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的权利，其有权选择自认为最有利于成交的价格、数量、方式处置。本案中，国泰君安公司根据己方商业判断，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处置质押股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或是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故对耿德先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对于处置股票后实际到账时间，国泰君安公司解释称，因违约处置所得资金划入证券公司自营资金交收账户需待日终清算交收完成后方可进行，而日终清算交收系在每日交易全部结束后的夜间完成，故该笔资金实际于下一交易日到账，该解释符合相关交易规则，且能够与对账单所显示的“违约红冲”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国泰君安公司在处置质押股票的方式、抵扣时间上并无不当。综上分析，对于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自行处置股票后所得款项，本院对其收取的违约金部分均予以调整，据此计算如下：(此处有表格)截至2018年9月14日，国泰君安公司处置股票所得款项偿还本息后，尚余5,406,563.08元。(四)耿德先应否承担司法费用根据《业务协议》第五十条的约定，涉案质押股票的担保范围被上诉人国泰君安公司为实现质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违约处置费用。国泰君安公司已于2018年4月处置了部分质押股票，在无法立即处置剩余股票的情况下，为保障实现债权，其于2018年6月提起诉讼，具有合理性，故国泰君安公司可以在涉案质押股票处置金额中扣除司法费用。但是，该项司法费用的扣除应以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为限，国泰君安公司于2018年9月13日预估可能发生的费用并自行扣除631,588.76元有所不当。经查，(2018)沪0115民初41420号案件于2018年11月24日按撤诉处理结案，此时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方予确定，其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7,38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但由于国泰君安公司已将97,387元退回至耿德先账户，故本案应在前述余款5,406,563.08元中扣除案件受理费194,7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在律师费部分，因该案律师费收取方式为基本费用加风险代理费用，而风险代理费用的计费基数为实际收回款项，虽然该案已经审结，但由于耿德先以国泰君安公司多扣收款项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故国泰君安公司实际收回款项的金额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相应地，风险代理费用亦不确定。故本案仅扣除基本费用53,000元，对于风险代理费用，双方当事人可以另行处理解决。经扣除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基本律师费用，股票处置所得款项尚余5,153,789.08元，国泰君安公司应向耿德先返还。此外，关于上诉人耿德先所主张的一审诉讼费问题，经查，一审判决认定的案件受理费系根据耿德先变更后的诉讼请求金额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二审阶段再行根据判决结果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担的数额。综上所述，上诉人耿德先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0889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耿德先5,153,789.08元。若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0,062元，由上诉人耿德先负担24,521.7元，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5,54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0,062元，由上诉人耿德先负担24,521.7元，被上诉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5,540.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峻雪审判员  范德鸿审判员  孙 倩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书记员  薛 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