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苏01民终7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学明，男，195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源，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后被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诗，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后被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扬，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峰，男，195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孝鸣，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后被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阳，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后被撤销）。委托诉讼代理人：曹中宁，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海娇，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学明因与被上诉人何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5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20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王学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何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即便无法认定股权转让对价为500万元，也应由何峰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王学明与何峰于2014年5月28日签订交易对价为每股1元的《南京第壹有机光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仅用于办理工商登记，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中，何峰也否认双方之间股权转让交易对价是每股1元。因此，不能仅凭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认定交易对价为每股1元，何峰应对其主张（股权转让对价为3000万元）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2013年3月4日，何峰、叶永、吴晓明在控制南京第壹有机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壹公司）期间，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丰和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和公司），收取了2125万元对价后私分，同时利用王学明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情况，隐瞒该笔债务，将所有股权转让给王学明。王学明就此已向南京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以下简称开发区分局）报案，该局已经正式立案，立案案由为王学明被合同诈骗。审理过程中，王学明明确要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何峰辩称，请求驳回王学明的上诉请求。一、王学明上诉理由中仅认为一审法院存在法律适用错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均未提出异议，但其陈述的具体内容举证责任问题属于事实认定，两者相互矛盾。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股权转让对价是500万元还是1500万元。二、关于丰和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事宜，丰和公司此前就股权转让款已向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分局及开发区分局报案，两地公安机关经过几个月调查后认定该案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故丰和公司于2019年7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已立案，目前正在审理中，该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三、王学明在股权转让前即为第壹公司持股45%的股东，其与何峰、吴晓明、叶永签订协议受让剩余的55%的股权。四、王学明向公安机关报案与何峰无关，公安机关已经找过何峰，但何峰系以证人身份陈述丰和公司融资过程并提供相应材料，形成询问笔录。何峰未参与丰和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事宜的洽谈。王学明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何峰私分丰和公司股权转让款项，不存在该事实。何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学明支付股权转让款余额本金2500万元；2.判令王学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利息（其中10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7月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1500万元的利息自2016年5月29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3.判令王学明负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第壹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29日，现注册资本10000万元，住所地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14年6月23日，公司登记股东由吴晓明、何峰、叶永和王学明变更为王学明，法定代表人由吴晓明变更为王学明；2015年8月3日，公司登记股东由王学明变更为王学明和吕亚鸣；2015年8月26日，公司登记股东由王学明和吕亚鸣变更为王学明、吕亚鸣、王锦山、王楚仙和田元生；2015年12月23日，法定代表人由王学明变更为王锦山，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20000万元并增加了一家香港公司为股东，后香港公司退股，并于2018年2月8日减资为10000万元；2018年12月3日，股东由王学明、吕亚鸣、王锦山、王楚仙和田元生变更为王学明（持股96%）、吕亚鸣（持股2%）和王楚仙（持股2%），法定代表人由王锦山再次变更为王学明。现第壹公司被拆迁，不再经营，涉及数起诉讼。2014年2月17日，第壹公司股东王学明、吴晓明、何峰、叶永和田元生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1.在公司面临运行资金短缺的紧急关头，股东会议请求王学明股东紧急救援，投资三千万，收购吴晓明代持的含其他股东的15（%）股权；首期支付一千万元，余款视王学明支付能力，再行分批支付。2.当王学明股东联系战略投资者，股价超过5元/股时，视王学明股东为原始投资人，以750万为原始投资款，其余超额投资款由售股款中退还补偿后，再行平均分配给5位投资人。会后，王学明和吴晓明没有进行股权转让，王学明以借款的形式向第壹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2014年5月28日，第壹公司的股东吴晓明（持股25%，其中10%为公司设立时的激励股）、何峰（持股15%）、叶永（持股15%）和王学明（持股45%）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股东会，就吴晓明将25%股份（包含公司奖励股10%）、何峰将15%股份和叶永将15%股份转让给王学明达成协议：1.同意股东王学明受让吴晓明持有的25%股份，股权转让款为2500万元（注：打印件为1500万元，手书修改为2500万元）；2.同意股东王学明受让何峰持有的15%股份，股权转让款为1500万元；3.同意股东王学明受让叶永持有的15%股份，股权转让款为1500万元；4.通过修订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原公司章程。同日，何峰和王学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何峰将持有第壹公司15%的股份转让给王学明，转让价款为1500万元，该款于双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15日内支付；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等等。2014年6月6日，王学明支付何峰股权转让款500万元；2014年6月23日，何峰将案涉股份变更至王学明名下。一审庭审中，双方对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何峰认为双方真实的股权转让对价为3000万元，另1500万元以王学明出具借款协议的方式确定；王学明则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用于工商登记，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王学明未在除斥期间内向法院申请撤销。一审庭审中，何峰还举证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8日、借款人王学明、出借人何峰的《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记载：“今由借款人王学明向出借人何峰借到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1500万元）整，借期2年（注：“2”由“1”修改而来）。借款人签名：王学明出借人签名：何峰”。一审另查明，2015年5月，何峰曾向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5)建商初字第357号］，要求王学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王学明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5年7月10日将该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后，何峰于2015年9月9日申请撤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2017年9月1日，何峰再次起诉［案号为（2017）苏0113民初4967号］，要求王学明支付股权转让款2500万元和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该案涉嫌犯罪而驳回何峰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后公安机关将该案退回一审法院。何峰又于2019年8月22日起诉。审理中，王学明对2014年5月28日《借款协议》中借款人签名处“王学明”是否为其本人所签申请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13日出具鉴定意见，载明2014年5月28日《借款协议》中借款人签名处“王学明”签字笔迹与法院提供的王学明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书写。王学明对该鉴定意见认可并主张签名系何峰伪造，何峰对该鉴定意见不持异议但认为被王学明所欺骗，王学明只是否认签名并没有否认股权转让对价是3000万元。双方均未向公安机关报案。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何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浩律师、何峰、吴晓明、田元生、王志林、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徐勤律师、江苏省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张会强和其工作人员潘某于2018年4月16日下午在南京市建邺区常青藤咖啡馆66号包间聚会，期间丁浩和徐勤律师分别就涉诉案件相关情况对田元生（美国籍，2015年8月至2018年12月期间登记为第壹公司股东、公司董事）进行询问，田元生对相关问题进行回答，丁浩律师对询问过程进行记录并制作调查笔录，公证处人员进行了摄像，田元生对丁浩律师的调查笔录签字确认，公证处人员对田元生签字确认后的调查笔录进行拍照；公证处就此行为出具了（2018）宁石证经内字第4214号公证书。笔录记载，调查人询问田元生在2014年5月28日召开的公司股东会上，吴晓明、何峰、叶永与王学明就15%股权转让事项如何商谈的，田元生回答：当时公司经营状态不太好，王学明要求吴晓明、何峰和叶永向公司投资，他们三人说没有钱，王学明就提出收购他们的股权，按每股2元即支付各人股权对价3000万元，他们三人同意了王学明的提议；股东会其全程参加，至于他们如何签订协议以及是否履行其不清楚，对于股权转让协议和借款协议其没有看到过；王学明入股时，转让给其的股权是每股5元，后来公司经营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王学明提出按每股2元收购他们三人的股权。王学明质证认为田元生虽然参加会议，但没有全程参加，在谈到股权转让协议和起草协议时其并没有参加，田元生的陈述是虚假的。一审庭审中，何峰还举证2013年3月25日股东座谈会纪要、2013年6月25日股东会决议和2013年7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以证明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王绍武（代持王锦山）退出，出于对其补偿的目的决议吴晓明以800万元受让其15%的股份，不属于公司正常股权转让行为；举证2012年1月10日股东会决议，证明在2012年王学明以约每股5元的价格收购公司各股东共计15%的股份，股份转让是溢价的，同时证明王锦山、田元生以技术入股深度参与公司事务；举证2014年2月17日股东会纪要，证明该日为了吸引潜在客户投资，达到为公司吸引资金的目的，王学明以每股2元的价格收购公司股东吴晓明15%的股份，由于资金数额大，股权转让款双方存在分期支付的交易习惯，也证明同年5月28日王学明提出以同样每股2元的价格收购公司剩余全部股东的股份，也采取分期支付的方式；举证自行制作的2014年5月28日公司的主要资产表，证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拥有多项专利、补贴、投资和固定资产等，不存在公司严重亏损股价下跌的情况。王学明还举证2013年7月16日股东会决议、王绍武与吴晓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2013年6月30日的公司财务报表、2014年5月9日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和2014年4月30日的财务报表，以证明2013年7月发生的一次股权转让行为即为折价转让，符合当时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案涉股权行为发生时，公司亏损严重，已经出现生存危机，500万元转让对价符合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举证2017年6月12日第壹公司董事会决议，以证明香港公司作为并未实际出资，在发现公司经营严重困难后通过减资方式退出。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何峰转让给王学明的第壹公司15%股份的对价如何认定。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王学明主张股权转让对价为500万元，依据不足。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股权转让对价为500万元，第壹公司经营状况出现危机亦不能得出以500万元对价收购1500万元股权的结论，2013年7月王绍武（代持王锦山）与吴晓明之间股权转让属于非正常的股权转让行为，与案涉股权转让价款无可比性和关联性。第二，何峰主张股权转让对价为3000万元，依据亦不充分。案涉《借款协议》中借款人处的“王学明”的签字已经鉴定非王学明本人所签，因田元生和第壹公司以及各方存在利害关系且涉案金额高达1500万元，一审法院对田元生的调查笔录不予采信。另，2014年2月17日王学明虽与吴晓明约定15%股权转让对价为3000万元，但并未实际履行，不足以证明该价款对本案具有参考价值。第三，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双方均无相反证据推翻该协议约定价款或证明协议仅系为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管理需要所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股权转让对价应为1500万元。综上，王学明在2014年6月6日支付何峰500万元后尚欠1000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学明应在何峰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后15日支付1500万元，何峰的股权于2014年6月23日变更登记至王学明名下，王学明应依约在2014年7月8日前付清转让款，但其至今未付，应承担违约责任。何峰诉请王学明支付股权转让余款25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何峰主张王学明自2014年7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了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此为王学明承担违约责任的合同依据，股权转让其法律本质兼具买卖的属性，何峰参照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主张王学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王学明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何峰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自2014年7月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何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3920元减半后收取1019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06910元，由何峰负担51110元，由王学明负担55800元。本院审理查明，2013年4月7日，第壹公司与丰和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合同书》，第壹公司将10%股权转让给丰和公司，出让价格8500万元，其中2013年4月18日支付2125万元购买2.5%的第壹公司股权……。2013年9月10日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书》。2020年4月7日，王学明至开发区分局报案，称其在2014年从吴晓明、叶永、何峰处收购第壹公司股权时，转让方隐瞒了丰和公司和吴晓明等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等犯罪。2020年4月27日，开发区分局作出经公（刑）立字［2020］104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王学明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制作立案告知单，告知王学明经审查该案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已决定立案。经核实，王学明向公安机关报案被诈骗的合同包含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何峰主张的股权转让价款系案涉《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款项，而该协议属于王学明报案被诈骗的合同之一，开发区分局已决定对此立案侦查，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应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3民初556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何峰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203920元减半后收取101960元，退还何峰；上诉人王学明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0392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夏 雷审判员 董岩松审判员 王方方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