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79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飞，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住四川省蓬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海红，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7号1206房之三。法定代表人：唐伯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伯龙，男，1951年12月26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昭阳县。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自强（唐伯龙儿子），男，197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原审第三人：胡雪峰，男，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上诉人曾飞因与被上诉人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吉公司）、唐伯龙及原审第三人胡雪峰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曾飞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唐静系中吉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证人也能证实唐静就是中吉公司的唐总。唐静2014年9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用别克车抵款8万元工程款的事实，与中吉公司所称的“别克车抵款8万元”的情形吻合，唐静在该情况说明中也能证实还欠工程款35万元的事实。曾飞与“广州乐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业务往来，唐静和该公司的关系、为何有该公司印章，不得而知。但唐静用该公司印章并不能说明曾飞与该公司存在业务关系，该公司就欠曾飞的工程款。二、证人也能证实中吉公司在2015年9月关门。此后至今，中吉公司就是一个“口袋公司”，在所注册登记的地址是找不到办公场所、办公人员的。一审法院按照其注册地址寄送的文件是被退回的。因此，一审法院要求曾飞提交找中吉公司或者唐伯龙的证据，而无视曾飞找中吉公司股东唐静和委托代理人、工程经办人胡雪峰的事实，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无视《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中委托代理人“胡雪峰”签名的事实，认为胡雪峰无权在竣工验收报告及结算单上签名，是错误的。该工程是胡雪峰作为中吉公司代表签署协议、跟进施工进度、安排支付进度款，中吉公司一直都承认胡雪峰的行为代表其，为何结算事项就不认可？中吉公司没有另行通知曾飞，胡雪峰无权处理该工程事项，没有另行书面授权委托或者指定其他人和曾飞核对工程款。四、虽然唐静此前能够证实欠款35万元的事实，但毕竟不是竣工验收结算，而工程款项的最终确定需要双方结算后以结算金额为准。胡雪峰作为该工程项目的经办人，在其核对后，在结算报告上签名确认，此时诉讼时效才开始起算，故本案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二审期间，曾飞补充上诉意见：胡雪峰是否离职的情况，中吉公司从未告知曾飞，也没有指定其他人接手工程事项，因此，胡雪峰的行为即便是在辞职后，其作为该工程经办人、证明人签名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行为，故其法律后果也应由中吉公司承担。中吉公司、唐伯龙辩称，一、曾飞起诉的所谓装修欠款已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3年追偿诉讼时效。曾飞承认在2013年年底完工，按照中吉公司2013年年底入场办公算起，按照当时2年期的追偿诉讼时效，已在2015年底超过追偿诉讼时效。曾飞第一次向唐伯龙追讨所谓装修欠款是2019年3月，在起诉书上清楚地写上了公司的登记和平日联系电话138××××4076。在近六年的时间里，曾飞从未通过电话或短信向唐伯龙提欠款的事，而是搞突袭起诉，令中吉公司、唐伯龙不得不到处寻找支付了多少工程款给曾飞的证据。现在曾飞只承认拿取80万元及小汽车一辆，由于时代久远，中吉公司、唐伯龙就以曾飞承认拿取的钱物为准。二、曾飞始终无提交中吉公司签认的所做工程量清单，也无提交合同约定的验收移交手续，曾飞主张的涉案工程也已不存在，无法认定工程量及欠付工程款，举证责任在曾飞。曾飞在2016年初已知其装修的工程已被覆盖和清除，但并没有拨打中吉公司法人代表的电话追偿，也没有向法院提出装修款追偿，而是去找确认已和中吉公司无任何关系的胡雪峰，不符合常理。而且在胡雪峰签署结算（假如是2016年4月签署，也可能是后期伪造）三年之久才向法院起诉。三、曾飞在2019年3月起诉中吉公司欠款43.8万余元，开庭后才主动说拿走公司一台车抵扣8万元，欠款35.8万余元。中吉公司、唐伯龙质问一台别克车怎么只能抵扣8万元，曾飞才又拿出一份并非新近产生却藏匿许久的落款为乐吉生物、唐静的欠条，改口中吉公司欠款35万元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落款盖章也不是中吉公司，且已过追偿时效，曾飞还要求将两件事关联起来，连公司到底欠其多少工程款都前后不一。四、曾飞和中吉公司的装修合同事实上是烂尾工程。合同约定工程总预算120万元，工程后期有削减，窗帘和踢脚线未安装，材料设备品牌也和约定不符，已完工部分要求返工也未有回应。2014年初已约定和默认互不追究，曾飞一直未向中吉公司及其职业经理人何某1追要欠款，对此也不能提供证据，聘请曾飞装修的何某1强调这么多年从未知悉此事。何某1也在一审中出具了证言，证明胡雪峰替公司签署错漏百出结算书、验收报告的荒谬性，同时也证明中吉公司未尝和曾飞有债务关系。另外，曾飞明知胡雪峰已和中吉公司无任何关系，仍然坚持找胡雪峰签署所谓结算书，可见双方有利益勾结。曾飞不及时起诉法人代表及公司就是要等装修清除无从核对是否完工，中吉公司将支付凭证丢弃，再企图凭借结算书将所谓的追诉时效连起来，从而达到合谋侵害中吉公司利益的目的。五、胡雪峰不能代表公司签署结算和验收报告。1、合同首页委托代理人胡雪峰的签名是其自己写的，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签名授权的事情；合同结尾胡雪峰的名字远在公司盖章之外，明显是盖章后加上去的签名。事实上当时法人代表不在公司，合同仅盖章而已。2、曾飞提供的结算书错漏百出，也与事实不符，其中增项衣柜四套、董事长秘书台一套明确属于合同规定的内容；衣柜四套，3万元/套，总价居然是1.2万元；展示柜三套，6500元/套，总价居然还是6500元。可见结算增项就是为了凑成某个数，属无中生有。3、胡雪峰不是公司老总，也不是其伪造的验收报告里自居的总管。曾飞说中吉公司胡雪峰、湛金善参加了验收，但从其二人笔迹看是一人签名，说明并未有湛金善到场。另外验收报告有两方7人参加验收，但从笔迹看，7人签名均出自两人之手，可见当时并未有7人参加验收；验收内容描述日期和签名日期都是2014年1月14日，首页验工日期居然会跨年成了2013年11月10日，法人代表不知情，公司也未盖章，系伪造无疑。六、关于曾飞提交的欠条，经询问唐静，其说如果是2014年，其已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但不管欠条是真是假，中吉公司、唐伯龙提出质疑：1、欠条明确2015年1月8日前还款，2017年1月9日即已超过诉讼时效。既然有欠条，曾飞为何不在法定期限内起诉，且至今不能提供向唐静追要欠款的证据。2、曾飞起诉时不提该欠条，一直藏匿到一审庭审快结束，眼看理屈词穷时才拿出该欠条。3、欠条并未说欠谁的装修款，而且胡雪峰名下的车曾飞为何也敢接收，三十多万元欠款，公司都不是一个名字和法人代表，曾飞居然也接受，胡雪峰不配合过户怎么办，曾飞和胡雪峰完全有合谋的可能性。欠条真实性存疑，欠条针对中吉公司和法人代表的合法性、适用性、关联性都经不起推敲，欠条与本案无关。综上，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曾飞的上诉请求。二审期间，中吉公司、唐伯龙补充答辩意见：胡雪峰没有中吉公司授权，中吉公司没有义务告知曾飞有关胡雪峰是否离职的情况。胡雪峰一审缺席庭审，也未提供本案相关情况说明。基于以上事实，中吉公司除不认可胡雪峰对本案的代理、管理权限外，因曾飞与胡雪峰单方面签署结算书、验收报告，中吉公司未有参与，故中吉公司抗辩该结算书、验收报告是否出自胡雪峰之手。胡雪峰未作陈述，亦未到庭。曾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中吉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438425元并承担从立案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唐伯龙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期间，曾飞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工程款金额为358425元。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涉案工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天贵路天贵大厦5楼半层。曾飞与中吉公司（委托代理人胡雪峰）签订一份《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涉案工程内容为5楼水电项目、天花项目、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刷乳胶漆、四个卫生间、木柜项目、扇灰项目、窗帘安装，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工期45个工作日，工程总预算120万元。该合同落款处胡雪峰注明日期为10月11日，但曾飞与中吉公司、唐伯龙对签订日期各执一词，曾飞认为是2013年9月10日，中吉公司、唐伯龙认为曾飞的日期是错误的，但正确的日期其不清楚。关于工程施工情况，曾飞陈述：曾飞在2013年9月10日进场施工，2013年年底完工，在2014年1月签订竣工验收报告，由中吉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进行验收，之后曾飞一直催款，但找不到中吉公司、唐伯龙，在深圳和广州寻找胡雪峰，在2016年4月27日才签订结算书，当时曾飞没有问胡雪峰是否还在中吉公司，因为工程一直是胡雪峰负责。中吉公司、唐伯龙陈述：工程没有完工，且工程质量有问题，其要求曾飞返工，曾飞也没有返工，工程在2014年完工，曾飞到2016年才找到胡雪峰进行结算，但胡雪峰并没有代理权限，工程至今没有进行竣工验收及结算。曾飞提交一份其作为制表人的《结算书》，由胡雪峰在2016年4月27日签字，其中增加项目为38425元，总表合计1238425元，已支款项为80万元，实际应结款项为438425元。中吉公司、唐伯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衣柜不属于增加项目，且胡雪峰没有权利签订结算书。曾飞提交一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写验工日期为2013年11月10日，尾部签名处有胡雪峰作为中吉公司总管、湛全善作为中吉公司主管进行签名，拟证明涉案工程已经双方验收合格。唐伯龙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仅由胡雪峰签名，没有法律效力。中吉公司认为该证据没有盖章，落款不是公司盖章，不是法人行为。曾飞提交一份唐静于2014年9月26日书写的情况说明，由广州乐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盖公章，写明“欠装修款43万整，胡雪峰名下的别克商务车价值8万元整归抵装修款，余款35万整于2015年元月8日前付清。”唐伯龙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认为不是中吉公司的盖章，且唐静与其说明已付清，而且法定诉讼时效是3年，该工程已经在2013年年底完工，现在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唐伯龙也有现金支付，现在时间久远已经找不到任何支付凭证。中吉公司、唐伯龙陈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落款盖章也不是中吉公司盖章，不能作为本案依据。关于工程款的支付，曾飞陈述其收到了80万元工程款。中吉公司、唐伯龙陈述其一共支付80万元工程款，但实际上不止80万元。关于追讨工程款问题，曾飞陈述：其一直找唐静、何某1、胡雪峰，曾到很多地方追讨，唐静曾出具情况说明，当时曾飞要求加盖中吉公司公章，但唐静表示公司被追债因此加盖乐吉公司公章，到何某1被抓之后就没有再逼她还钱了。中吉公司、唐伯龙陈述曾飞从未向其追讨。唐伯龙陈述其公司在2015年9月之前一直都在涉案工程所在场地，并不是曾飞陈述找不到其。唐伯龙向一审法院提交其与广州城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贵大厦管理中心的补充协议及租户退场结算书的复印件，拟证明其在2015年9月之前一直都在涉案工程所在场地。曾飞对该证据不予确认。中吉公司、唐伯龙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吉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及变更登记信息，拟证明中吉公司从未有变更公司名称为乐吉公司。曾飞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认为可以看出中吉公司是唐伯龙一人公司。中吉公司、唐伯龙提交何某2的证人证言拟证明胡雪峰在2014年离职。唐伯龙申请何某2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胡雪峰于2014年6-7月左右突然离开。何某2陈述：其是2013年下半年应聘到中吉公司，负责行政人事管理，胡雪峰是公司老总，在2014年6-7月份他没有打卡，联系不到了，他离职需要通知人事部，不认识曾飞、唐静和唐伯龙，其在2015年9月离职，之后听说公司关门了。中吉公司、唐伯龙向一审法院提交何某1于2019年9月26日书写的《证明》，称其为中吉公司总经理，胡雪峰与中吉公司系业务合作临时劳动关系，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在2014年突然离开公司并拿走中吉公司的贵重物品，到现在找不到他。曾飞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认为证人未到庭参加庭审，且证明内容与庭审内容矛盾，胡雪峰作为“胡总”及合同委托代理人、签名人，何某1却否认其身份，胡雪峰作为知情人员进行竣工验收签名、核对数据签名、证明欠款金额，完全合理合法，且胡雪峰是否离职曾飞并不知情，中吉公司、唐伯龙也未告知。关于涉案工程现状，曾飞与中吉公司、唐伯龙陈述：涉案工程所在地已为太平洋保险公司使用，曾飞的工程已被覆盖。曾飞自认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经一审法院依法释明，曾飞表示：如果涉案合同无效，其不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曾飞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其与中吉公司签订的《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胡雪峰并非中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得中吉公司或唐伯龙的授权委托，其签署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结算单并不能约束中吉公司或唐伯龙，目前涉案工程已不存在，曾飞也未提交其他证据对其所做工程的工程量进行证明，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工程量及欠付工程款。同时，曾飞承认在2013年年底工程已经完工，其未能提交其一直追讨欠款的书面证据，且曾飞陈述其一直找唐静、何某1、胡雪峰，并无证据证明其曾向中吉公司或唐伯龙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因此唐伯龙对曾飞主张的工程款提出的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曾飞主张中吉公司、唐伯龙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曾飞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676.38元，由曾飞负担。二审中，在本院传唤当事人到庭进行询问时，曾飞提交中吉公司章程、中吉公司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中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唐静是中吉公司2013年2月20日至2017年11月21日期间的股东，有权处理中吉公司的事项。中吉公司、唐伯龙对上述章程、合同的真实性没有意见，对上述登记信息表示要庭后核对，同时认为唐静无权处理公司装修事项，且唐静在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处于生小孩阶段，无法参与装修工程。在前述法庭询问前，中吉公司、唐伯龙提交何某1于2020年6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曾飞所述多次找中吉公司、唐伯龙追钱不是事实，唐自强的电话是公开的，一直没有接到曾飞的电话，曾飞与胡雪峰是朋友，曾飞知道胡雪峰在2014年离职并拿走一台车。曾飞认为该《情况说明》是虚假的，何某1作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何某1与中吉公司、唐伯龙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经审查，曾飞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且上述证据虽然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但与本案基本事实有关，故本院予以采纳；中吉公司、唐伯龙提交的上述《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能够在一审中提交，故该证言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且证人何某1没有出庭作证，故该《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纳。此外，本院在前述法庭询问时指定当事人补充举证的期限，曾飞在指定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了工程布局图和平面图、部分材料采购单、部分借支单、部分结算单及银行流水等证据（均系复印件）。经审查，曾飞没有说明逾期举证的理由，且该部分证据形成于一审诉讼前，故该部分证据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从该部分证据的表面内容看，与本案讼争事实无关。因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不予接纳。经审查，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还查明：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第六条约定，工程项目及施工方式如需要变更，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变更协议。中吉公司于2013年3月6日成立，股东为唐伯龙、唐静。根据唐伯龙、唐静在一审中提供的其二人住所所在的村民委员会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唐伯龙与唐静系父女关系。2017年11月30日，中吉公司变更股东登记为唐伯龙一人，同时企业类型变更登记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唐伯龙称其没有参与中吉公司的经营管理及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中吉公司称其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何某1负责具体执行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中甲方的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曾飞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中吉公司和唐伯龙的答辩意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的以下争议问题进行审查：关于曾飞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争议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按照通常情况，曾飞与中吉公司签订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完成施工工作，双方经结算确定应付未付工程款数额后，中吉公司未依约支付该工程款时，则曾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但涉案工程完工后，双方并无依约进行结算，故曾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应当为曾飞向中吉公司追偿工程款而中吉公司拒绝付款之日。曾飞在一审中提交唐静于2014年9月26日书写的字据（即一审判决所述的情况说明），根据该字据所述欠装修款及以胡雪峰的机动车辆抵偿部分装修款的内容，结合曾飞为中吉公司施工的工程系装饰装修工程，唐静系中吉公司当时的两名股东之一，胡雪峰系中吉公司签订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的事实，以及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在一审答辩时关于其知道曾飞以上述机动车辆受偿部分装修款的事实的陈述，足以认定该字据为曾飞向中吉公司追偿工程款，唐静代表中吉公司向曾飞出具的欠条。至于唐静在该字据上加盖“广州乐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印章而非中吉公司的印章，在曾飞否认与“广州乐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在一审答辩时陈述其知道曾飞以上述机动车辆受偿装修款的事实的情况下，应当由唐静或者与唐静有密切关系的中吉公司及唐伯龙作出解释，但唐静及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均未作出解释，故中吉公司和唐伯龙以上述字据所盖印章非中吉公司印章为由，否认上述字据系欠付曾飞涉案工程款的凭证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因此，曾飞持有该字据，在该字据载明的还款期限2015年1月8日届满而其未获受偿工程款时，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其起诉中吉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15年1月8日起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即至2017年1月7日止。曾飞在一审中提交胡雪峰于2016年4月27日签字的《结算书》，证明曾飞在该日向胡雪峰追偿工程款的事实。胡雪峰系中吉公司签订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委托代理人，曾飞在一审中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反映胡雪峰作为中吉公司的代表参与了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在一审中提供的证人何某2关于胡雪峰系中吉公司老总的陈述等事实和证据，能够证明胡雪峰系中吉公司履行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具体负责人的事实。而中吉公司和唐伯龙主张由其聘请的职业经理人何某1负责具体履行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及胡雪峰已于2014年离职的事实，证据不足，且中吉公司和唐伯龙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曾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胡雪峰离职的事实，故本院对中吉公司和唐伯龙的该主张不予采信。因此，在胡雪峰系中吉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具体负责人，唐伯龙称其没有参与中吉公司的经营管理及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的履行，以及中吉公司和唐伯龙不能证明中吉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系由何某1或者其他人负责具体执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曾飞在2016年4月27日向胡雪峰追偿工程款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应当视为向中吉公司追偿，诉讼时效因此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年至2018年4月26日止。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其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曾飞起诉中吉公司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2016年4月27日起计算三年至2019年4月26日止。因此，曾飞在2019年3月1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吉公司和唐伯龙提出曾飞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唐伯龙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意见予以采纳不当，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中吉公司是否欠付曾飞工程款的争议问题。涉案《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因曾飞没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因中吉公司在涉案工程中的具体负责人胡雪峰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签字确认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且即使如中吉公司和唐伯龙所述胡雪峰不是涉案工程具体负责人，但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在一审中关于涉案工程已经在2013年年底完工、在二审中关于中吉公司在2013年年底入场办公的陈述，证明涉案工程已经完工并交付中吉公司使用的事实，视为中吉公司认可涉案工程质量符合合同约定。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中吉公司应当向曾飞支付工程款。涉案工程完工后，中吉公司与曾飞没有及时进行结算，曾飞也没有及时提起诉讼，致使涉案工程因灭失而无法在诉讼中通过司法鉴定认定涉案工程造价，对此，双方均有过错。曾飞系涉案工程施工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工程欠款的事实。曾飞在一审中提供唐静书写的上述字据及胡雪峰签字的《结算书》，能够证明中吉公司欠付曾飞工程款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中吉公司和唐伯龙主张中吉公司与曾飞已经结清了涉案工程款，但中吉公司作为涉案工程价款支付义务人，其和唐伯龙均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胡雪峰虽向曾飞签署了《结算书》，但因胡雪峰签字时与涉案工程完工时相隔两年多，且该《结算书》所载内容存在中吉公司和唐伯龙所述将合同约定项目作为增加项目及部分项目总价计算错误的情形，故中吉公司和唐伯龙对该《结算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本院予以采纳。因此，在曾飞不能提供相应的施工凭证，包括按照合同约定的变更项目的书面协议，证明该《结算书》载明的工程结算价款成立的情况下，本院对该《结算书》不予采纳。如上所述，唐静向曾飞出具的上述字据系有关欠付涉案工程款35万元的欠条，而唐静系中吉公司当时的两名股东之一，且与另一名股东唐伯龙系父女关系，唐伯龙称其没有参与中吉公司的经营管理，故唐静有权代表中吉公司向曾飞出具涉案工程款的欠条，且该欠条所载欠款数额35万元少于上述《结算书》所载应付工程款数额438425元与以机动车辆抵偿工程款8万元的差额358425元。因此，本院认定唐静向曾飞出具的上述字据载明的欠款数额35万元为中吉公司欠付曾飞涉案工程款数额的事实，中吉公司应当向曾飞支付该35万元工程款。曾飞诉请中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超过该35万元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中吉公司和唐伯龙提出唐静向曾飞出具的上述字据与本案无关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为无法认定欠付工程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中吉公司欠付曾飞工程款，实际上系占用了曾飞的资金，故曾飞诉请从本案立案之日即2019年3月1日起计算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关于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贷款利率的情况，中吉公司欠付曾飞工程款的利息在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在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唐伯龙对中吉公司债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争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吉公司在本案诉讼前已变更登记为唐伯龙一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唐伯龙并无举证证明中吉公司财产独立于唐伯龙自己的财产，故唐伯龙依法应当对中吉公司欠付曾飞上述工程款本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曾飞对此提出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曾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3014号民事判决；二、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曾飞支付工程款35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该35万元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唐伯龙对本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曾飞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676元，由曾飞负担157元，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唐伯龙共同负担65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676元，由曾飞负担157元，广州中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唐伯龙共同负担651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江亭利书记员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