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2民终6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海，男，1980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武，男，1968年4月7日出生，汉族。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辉，男，1980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上述三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金明，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江，男，1977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庆领，北京市立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禹海艳，女，1968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金明，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海、王玉武、谢辉因与被上诉人刘树江及原审第三人禹海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90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海、王玉武、谢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我方不同意支付刘树江拆除腾退补助费、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拆迁补助费，对于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不认可一审认定的金额。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我方与刘树江在原审中均表示应当以“建房”为支付标准，但一审以租赁面积为标准，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以此为基础进行酌定，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酌定违背常理。对于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一审仅以刘树江提交的装修及设备统计表作为酌定依据，未充分考虑租赁范围内获得装修、设备及附属物的补偿款的具体情况，从而导致酌定数额80万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三、王玉武作为代表在拆迁后已于2018年5月3日将应退租金急补偿款共计40万元给付给刘树江，我方已充分考虑了应当给付刘树江的具体数额。刘树江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禹海艳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刘树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海、王玉武、谢辉、禹海艳支付房屋重置成新价1019051元、房屋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319640元、场地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320000元、拆除腾退补助费1346530元、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1346530元、拆迁补助费134653元、装修、设备及附属物918619元，以上共计5406870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用由郭海、王玉武、谢辉负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树江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厂房土地租赁协议》，证明涉案场地房屋由刘树江承租；证据2、照片4张，证明涉案房屋是刘树江盖的；证据3、《补充协议》，证明郭海、王玉武、谢辉共同承租涉案房屋后转租给我方；证据4、收款证明，证明盖房子的费用；证据5、保全费票据，证明保全花费5000元。证据6、北京一品悦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有公司经营有纳税。证据7、纳税证明2张复印件。郭海、王玉武、谢辉及禹海艳对刘树江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合同约定的内容也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照片不能证明刘树江盖房建设的情况，照片反映的应该是现场情况，不清楚，因为现在已经拆了，具体无法核实；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被拆迁场地确实由郭海等三人进行承租；对证据4不认可，不能证明所谓的拆迁款项与被拆迁房屋之间的关系，即使刘树江说在涉案场地建设了一定的房屋，也得看实际给付的补偿款里是否有对房屋的补偿。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是否由郭海等三人承担根据案件审理结果决定。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住所地与承租的场地没有关系。承租人不是北京一品公司。对证据7的真实性暂时持有异议，以法庭核实后的原件为准。关联性同营业执照的意见。郭海、王玉武、谢辉及禹海艳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租赁合同4份，证明涉案土地、房屋的租赁关系及来源，涉案土地由高玉顺从太福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承租，租了30亩土地，后来高玉顺转租给了王海军、侯连科；王海军后来代表他俩将其中的20亩土地租给了贺凤维、贺凤金；贺凤维、贺凤金又转给赵刚，赵刚是代表郭海等三人签订的。证据2、兴业银行凭证，证明郭海等三人已经实际给付了刘树江40万元的款项，40万元包括：1、退刘树江8个月的租金，大概是10万元，2、搬迁费，50块一平米，地上房屋由刘树江承租的大概是1600平米，小计8万元；3、拆迁奖励费，按照房屋的面积计算，确认了刘树江建有880平米的房屋，每平米500元搬迁奖励费，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刨除成本后双方各占50%，小计22万元，以上共计40万元，郭海等三人拿的钱也是这部分的钱，没有别的钱。刘树江对郭海、王玉武、谢辉及禹海艳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对相关租赁关系认可，没有遗漏任何一手租赁关系；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同意，40万元包括所退的14万元租金，3万元是郭海的个人借款；剩下的23万元属于拆迁预付款里面刘树江应得的部分。对于盖房，刘树江租房的时候厂房面积750平米，当时约定如果是刘树江盖的房子，5年内拆迁，刘树江盖房的成本先给刘树江，剩下的甲乙双方各50%，五年后50%。现在拆迁在5年内，刘树江需要先扣除盖房的90万元成本，除此之外双方各50%。对于拆迁面积拆迁公司应该有数据，除了750平米外全是刘树江建造的。对法院调取的证据，刘树江对拆迁档案的真实性认可。1、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费：319640元。2、房屋重置新价：1019051元，要的是37号房屋。3、场地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320000元是承租方院内没有盖房的。4、拆除腾退补助费：2016年之前拆迁的37号房屋、38号房屋、39号房屋、40号房屋、51号房屋、50号房屋、P6、P7、P8：1346530元。5、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37号、38号、39号、40号、51号、50号、P6、P7、P8:1346530元，计算依据是拆除腾退补助每平米500元，垃圾减量补助费每平米500元，面积按照图表计算。6、搬迁补助费：每平米50元，按照37、38、39、40、51、50、P6、P7、P8：134653元。7、装修设备：按照表计算918619元。郭海、王玉武、谢辉及禹海艳对拆迁档案的真实性认可。双方的租赁范围：36、37、38、39、50、51、P7、P8，并不包括P6和40号房屋。是租赁合同范围的约定。关于房屋重置成新价：根据我们的了解，没有看到具体拆迁方案，2009年之前的房屋才会有房屋重置成新价，刘树江承租在2015年7月才正式承租涉案厂房，2009年之前的房屋重置成新价与刘树江没有关系。具体到37号房屋给的也是2009年之前的房屋重置成新价，对于该诉讼请求不同意。房屋和场地的一次性停产停业补助：是根据调取档案第64页表中房屋的经营面积：598.61平米。场地面积：4240.58平米。对应的是拆迁档案中北京大友嘉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刘树江参与的一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两项补偿与刘树江无关。关于拆除腾退补助费、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搬迁补助费：我们也没有看到具体的拆迁方案及细则，这3项是2016年之前形成的房屋，才会有这3项的补偿，2016年之后是没有的。刘树江实际在2016年之前并没有建设房屋，所以3项的补偿费用与刘树江没有关系。刘树江说的P6、P7、P8是棚子不是房屋。棚子是不给钱的，没有任何补偿。专修设备及附属物的补偿：对应的拆迁档案的第14页是总清单，关于每一处房屋都有调查表，在拆迁补偿的20页到24页是具体的项目。实际刘树江建的是36号房屋的205.66平米，37号房屋452.22平米，50号房屋112.84平米。对应这个房屋寻找专修的费用，36号房屋不锈钢水池的灯是刘树江加的，36号的空调、50号橱柜的灯是刘树江加的，其他的没有了。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经审核认为：对双方各方均无异议的刘树江提交的证据1、3、5，郭海等三人及禹海艳提交的证据1,法院予以采信。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其中：刘树江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刘树江提交的证据2、6、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郭海等三人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定。法院据此查明：2011年7月26日，黄村镇太福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甲方、出租方）与高玉顺（乙方、承租方）签订《太福庄村集体土地使用合同书》，合同载明：甲方同意将集体所有的位于村东的土地20043.29平方米（合30.065亩）给乙方作仓储、生产加工使用。土地使用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月1日止。共计20年（在此之前高玉顺租赁无书面合同）。2003年9月1日，高玉顺将租赁的30亩土地转租给王海军、侯连科，2007年11月22日，王海军将上述租赁的30亩土地中的20亩转租给了贺凤维、贺凤金。2009年3月15日，贺凤维、贺凤金将该20亩土地转租给了郭海、王玉武、谢辉（赵刚系代表三人签字）。2015年6月19日，郭海（甲方、出租方）与刘树江（承租方、乙方）签订了厂房土地租赁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承租甲方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太福庄工业开发区的厂房土地，现有土地面积约3亩，厂房面积约75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至2031年7月1日，共16年。租金每年14万元，第一年半年支付，在2015年7月1日和2016年1月1日分两次支付。以后每年7月1日一次性支付全年租金。电费每度1.2元，水免费，无其他费用。乙方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新建厂房及办公用房，甲方应当配合乙方解决在建及后续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并确保乙方新建厂房及办公用房在合同租赁期间不遭受拆迁（国家正规拆迁补偿除外）。如遇国家占地拆迁，现有院内北侧及东侧15间小平房和一个标准库房约750平方米归甲方所有。停产停业补偿归乙方所有（国家正规拆迁补偿内有此项内容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此项内容，甲方不负责给乙方赔偿）。如遇国家占地拆迁，5年内如果拆，乙方后加盖的面积除去成本，成本归乙方，甲乙双方各占50%。5年以后如果拆迁，甲乙双方共得所有新建的各50%，包括盖房成本。新建厂房的钱数以实际发生为标准，甲乙双方签字方能生效。2010年3月1日，谢辉、王玉武、郭海签订补充协议，协议载明：谢辉、王玉武、郭海2009年3月15日用赵刚的名字与贺凤金、贺凤维签订黄村镇太福庄经济合作社20亩土地的租赁合同。赵刚在合同中只起到了代理谢辉、王玉武、郭海签字的身份，实际上，本块土地的使用权、租赁权都归谢辉、王玉武、郭海所有（包括所有地上建筑物）。如遇土地租赁或国家占地拆迁，所有的租赁款项和赔偿款项均与赵刚无关，谢辉占40%、王玉武占40%、郭海占20%。本补充协议经谢辉、王玉武、郭海三方同意并签字作为保存。2017年12月25日，北京兴业富民置业有限公司（甲方、拆除腾退人）与禹海艳（乙方、被拆除腾退人）签订《大兴新城西片区（芦城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拆除腾退项目拆除腾退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在项目范围内的院落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太福庄村东，房屋、建筑物、简易建筑物面积38326.34平方米，其中房屋、建筑物、简易建筑物经营面积598.61平方米，场地经营面积4240.58平方米。根据房屋拆除腾退补偿价格评估报告，房屋建筑面积38326.34平方米，其中：06年前的面积665.12平方米，06-09年面积5279.61平方米，09年以后面积32381.61平方米。甲方应当支付乙方补偿款共计38044668元，其中，经评估公司评估，被拆除腾退房屋重置成新价1027700元，拆除费2290466元、装修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5627726元；经服务公司测算，房屋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299305元、场地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2120290元、腾退补助费12703705元、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补助费12703705元，拆迁补助费1270371元、设备迁移补助费1400元。禹海艳与王玉武系夫妻关系。上述拆迁协议系其代表郭海等三人所签订的，相应的拆迁补偿款打入了第三人禹海艳的名下。关于刘树江各项诉讼请求的计算依据：1、房屋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是在档案中第7页37号房屋结合第12页第37号房屋。37号房屋房屋是刘树江翻建的。39号房屋的夹层是刘树江建设但是我们没有主张。因之前是别人建设的，后我们拆除重新建设的。2、房屋一次性停产停业：要的37号房屋，面积是639.28平米。每平米500元。3、场地停产停业补助：第9页中有图证明剩余800平米，3亩地建完房屋剩下的，地是租的。每平米补助400元。4、拆除腾退补助费134.653万元：2016年之前的房屋，每平米500元。是37、38、39、40、51、50、P6、P7、P8。相关内容以统计表为准。5、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37号、38号、39号、40号、51号、50号、P6、P7、P8。计算依据是拆除腾退补助每平米500元，垃圾减量补助费每平米500元，面积按照图表计算。6、搬迁补助费：每平米50元，按照37、38、39、40、51、50、P6、P7、P8。7、装修设备：按照表计算。郭海等三人曾给付刘树江400000元，刘树江称，上述400000元中，其中14万元属于退还的租金，3万元是郭海的个人借款，剩下23万元属于拆迁预付款中应得的部分。郭海等三人称，上述40万元中，退还了8个月的租金，其余为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的，均属违章建筑，出租人就违章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刘树江所租赁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前苑上村工业园北区7号的房屋，无合法审批手续，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谢辉、王玉武、郭海因合同取得的拆迁利益中应当归属于刘树江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刘树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双方租赁的范围，刘树江称为37、38、39、40、50、51、P6、P7、P8。郭海等三人及禹海艳认可37、38、39、50、51、P7、P8。并不包括P6和40。故法院对刘树江等三人及禹海艳自认的租赁范围予以认定。根据拆迁档案显示，郭海等三人承租的建筑总面积38326.34平方米，建筑占地总面积11908.08平方米，其中06年以前建筑总面积665.12平方米，06年至09年建筑总面积5279.61平方米，09年至16年建筑总面积19462.68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总面积12918.93平方米。2016年前建筑占地面积8654.8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5407.41平方米。根据拆迁档案中房屋面积计算表显示，37号06年前占地319.6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39.28平方米，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452.2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904.44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452.2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52.22平方米。38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351.9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51.92平方米，39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5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512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04平方米。50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56.4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42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56.4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2.84平方米。51号09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218.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18.4平方米。P7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45.4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5.45平方米。P8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30.4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0.45平方米。以上16年前的占地总面积：1978.5平方米，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3758.36平方米。16年后的建筑占地面积508.6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5.06平方米。对于房屋重置成新价，刘树江主张的37号房屋，根据估价结果通知单显示，建造时间在2006年之前的为639.28平方米，此部分有补偿，建造时间在2009年之后的717.38平方米则无补偿。刘树江与郭海等三人签订租赁合同在2015年6月19日，故对其主张的该部分的房屋重置成新价，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房屋及场地一次性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根据拆除腾退项目终审表显示，房屋经营面积为598.61平方米，场地经营面积为4240.58平方米，现刘树江未提交证据证明房屋及场地经营面积对应的是刘树江的租赁物，且刘树江提交的营业执照载明的住所地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康庄路10号写字楼13层1301室，故对其该项诉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拆除腾退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25407.41平方米，此部分有补偿。每平米为500元。刘树江租赁的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为3758.36平方米，共计1879180元，酌定刘树江取得其中的50%，共计为939590元。对于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25407.41平方米，此部分有补偿。每平米为500元。刘树江租赁的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为3758.36平方米，共计1879180元，酌定刘树江取得其中的50%，共计为939590元。对于拆迁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20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为25407.41平方米，此部分有补偿。每平米为500元。刘树江租赁的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为3758.36平方米，共计187918元，酌定刘树江取得其中的50%，共计为93959元。对于装修、设备及附属物，根据刘树江提交的装修及设备统计，结合拆迁档案，法院酌定为800000元。以上共计2773139元，考虑到郭海等三人给付了刘树江400000元，因双方约定每年租金为14万元，拆迁协议签订日为2017年12月25日，故郭海等三人称退还了8个月的租金的说法更为可信，共计为93333.33元，剩余306666.67元为给付的拆迁补偿，应当在总额中扣除，共计为2466472.33元。因拆迁款打入了禹海艳的名下，故禹海艳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返还义务。至于刘树江所述的与郭海之间3万元的借款，因郭海未予以认可，且在刘树江证据中未能体现，法院不予认定，当事人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谢辉、王玉武、郭海、禹海艳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刘树江2466472.33元；二、驳回刘树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本院认为”中引述的拆迁档案内容“39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5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512平方米”，存在错误，应为“39号06年至09年建筑占地面积5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512平方米”，本院对此予以更正。拆迁补助费标准应为每平方米50元，一审法院写为每平方米500元，存在笔误，本院对此予以更正。郭海、王玉武、谢辉主张一审法院关于37号房屋对应的补偿面积认定有误。郭海、王玉武、谢辉二审中提交微信记录截图，证明刘树江曾主张的补偿面积是1300多平方米，远低于一审法院认定的3000多平方米。刘树江认可微信记录的真实性，称当时这个面积是郭海告诉刘树江的，但是郭海不同意按这个面积支付补偿款，后来刘树江去拆迁办调查发现实际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所以才起诉。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树江主张其租赁的房屋为37、38、39、40、50、51、P6、P7、P8。郭海、王玉武、谢辉及禹海艳主张为37、38、39、50、51、P7、P8，不包括P6和40。现刘树江未就其租赁P6和40房屋提供证据，双方亦未就租赁房屋的范围提起上诉，本院认定刘树江租赁的房屋为37、38、39、50、51、P7、P8。根据拆迁档案中的《房屋面积计算表》，37号06年前占地319.6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39.28平方米，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452.2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904.44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452.2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52.22平方米。38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351.9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51.92平方米，39号06年至09年建筑占地面积50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512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04平方米。50号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56.4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42平方米，16年以后建筑占地面积56.4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2.84平方米。51号09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218.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18.4平方米。P7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45.4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5.45平方米。P809年至16年建筑占地面积30.45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0.45平方米。以上16年前的占地总面积：1978.5平方米，16年前的建筑总面积：3758.36平方米。16年后的建筑占地面积508.6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5.06平方米。刘树江与郭海、王玉武、谢辉签订租赁合同在2015年6月19日，09年之前所建房屋面积与刘树江无关，经过核算，刘树江租赁房屋中,09至16年的建筑面积为1607.08平方米。拆除腾退补助费和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应由房屋的实际建造方获得。一审法院以刘树江租赁的建筑面积作为认定标准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拆迁档案，09至16年的建筑面积为1607.08平方米。因双方在该期间均对房屋进行了建造，但双方对于各自建造的房屋面积均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根据现有证据，酌情确定刘树江建造的房屋面积为1000平方米。拆除腾退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对16年前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每平米为500元。刘树江应获得50万元。资源节约及垃圾减量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对16年前的建筑面积进行补偿。每平米为500元。刘树江应获得50万元。一审法院对上述两项费用的认定不妥，对于郭海、王玉武、谢辉上诉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拆迁补助费，系针对现场状况的搬迁费用。拆迁补助费应以实际的租赁面积作为认定标准，同时根据搬迁时所涉及具体的设备设施及物品状况，在租赁主体之间合理分配。一审法院关于该项费用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结合拆迁档案中的《北京市房屋装修附属物及设备登记调查表》、《装修设备及附属物估价结果通知单》、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本院酌情确定郭海、王玉武、谢辉支付刘树江装修、设备及附属物损失3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数额过高且依据不足，本院予以调整。以上共计1393959元。郭海、王玉武、谢辉给付了刘树江400000元，其中306666.67元为给付的拆迁补偿，应当在总额中扣除。因拆迁款打入了禹海艳的名下，故禹海艳亦应当对上述款项承担给付义务。综上所述，郭海、王玉武、谢辉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9046号民事判决；二、谢辉、王玉武、郭海、禹海艳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刘树江1087292.33元；三、驳回刘树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9648元，由郭海、王玉武、谢辉负担9984元（刘树江已预交，郭海、王玉武、谢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刘树江），由刘树江负担39664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6532元，由郭海、王玉武、谢辉负担11696（已交纳），由刘树江负担14836元（郭海、王玉武、谢辉已预交，刘树江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郭海、王玉武、谢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胤晨审 判 员 梁立君审 判 员 曹 雪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徐维眷书 记 员 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