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闽01民终50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位梨，男，汉族，1966年2月1日出生，住福建省永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朝晖、许俊成，福建世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昌金，男，汉族，1965年8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翁智敏、徐媛，福建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詹位梨因与被上诉人黄昌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民初5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詹位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仅凭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在上诉人抗辩并非借款并且完成相应举证责任后，应由被上诉人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时所提供的证据中，证据2（催款函）和证据3（EMS邮政面单、邮政签收单）均系被上诉人单方作出，证据1（中国建设银行回单及银行流水）虽然有部分流水标注“借款”字样，但仍是被上诉人单方行为，就好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收支情况表）中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杨树林公司）于2016年1月8日至2016年1月10日转入被上诉人账户的款项，同样标注有“货款”字样，而实际并非货款（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4自认为“投资收益款”），即被上诉人提起本案民间借贷之诉所依据的仅是一个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上诉人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由于案涉款项确实并非借款，实际是杨树林公司出借给上诉人的80万元借款以及返还给上诉人的17.5万元垫资款项。上诉人为还原该事实，已尽自己最大努力进行举证，并且申请杨树林公司除被上诉人外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出纳人员出庭作证，相关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应由被上诉人就案涉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虽然被上诉人提供有补充证据4（同意书），试图推翻上诉人关于“案涉借款实际是杨树林公司出借80万元以及返还17.5万元垫资款项”的抗辩主张，但是该证据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明显存在很大的问题，即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杨树林公司竟作出将高达325万元的保险索赔金优先支付给被上诉人作为部分投资收益以及部分投资款的决定，除了加盖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私章外，连公司的财务专用章都一并加盖，明显不符合常理，而且违反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属于无效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被上诉人并无法就案涉借贷关系的成立完成进一步的举证责任，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二、案涉“借款”没有借条、没约定利息和还款时间，长达将近2年的时间也不催促还款，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借贷交易习惯。本案中，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借款”金额高达97.5万元，却没有书面借条，也没约定还款时间，并且该97.5万元是分三次转账，转账时间相近（分别是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10日、2016年1月11日），转账金额差距明显（分别是40万元、7.5万元、50万元），上诉人到底是借一次还是借三次。如果借一次的话，为什么分三次转款，如果是借三次，为什么时间相差如此之近，金额相差如此之大，而且三次都没有书面借条，都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明显与常理不符。另外，虽然被上诉人主张案涉借款约定有千分之1.5的月息，并且曾多次向上诉人追讨，上诉人至今分毫未还，但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只有一份在钱款转出后长达将近2年的时间才发出的《催款函》，明显不符合正常的借贷交易习惯。三、4714号一审判决和7853号二审判决内容南辕北辙，并且根据债权的相对性原则，该案生效判决结果并不应也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的证据，一审法院错误适用该案生效判决结果，导致本案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首先，4714号一审判决和7853号二审判决内容南辕北辙，一审判决通过诸多证据认定《投资协议》中涉及的200万元计收固定收益、《承诺书》中涉及的按照500.08万元投资金额计算股东分红权益、《同意书》中涉及的股东收益，均为不实陈述，二审判决却简单的根据已生效的（2019）闽01民终6554号判决的认定内容（即认定本案所涉2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认定案涉保险索赔款325万元已冲抵该借款的部分本息）草率的作出被上诉人按《承诺书》所载内容领取股权收益500万元并无不当的结论，未曾半点考虑甚至是直接无视7853号案件所披露以及涉及的证据、事实材料远远超过6554号案，导致该案判决结果明显有误。对此，该案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亦已经申请再审。其次，本案一审法院以7853号二审判决内容驳斥上诉人关于案涉款项并非借款的抗辩意见，违反债权的相对性原则。从上述阐述可以看出，本案中被上诉人是以借款流水提起借贷之诉，上诉人抗辩称案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杨树林公司出借给上诉人的80万元借款以及返还给上诉人的17.5万元垫资款项，并且已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对此，杨树林公司在7853号案一审《起诉状》中亦已自认：“因公司股东汪家春、詹位梨需要向公司借款，且股东詹位梨在此前办理公司事务过程中有垫资17.5万元款项需要公司偿还，经股东商议同意，公司返还詹位梨17.5万元并出借80万元给詹位梨…”该自认内容与上诉人的抗辩内容完全吻合，是支撑詹位梨抗辩的重要证据。根据债权的相对性原则，目前其实涉及三个相互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即詹位梨与杨树林公司之间，杨树林公司与黄昌金之间，黄昌金与詹位梨之间，而黄昌金与詹位梨之间（即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仅有银行转账流水，詹位梨抗辩并非借款并且以其与杨树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合理性解释，杨树林公司亦明确认可，足以对抗黄昌金（即本案被上诉人），而杨树林公司与黄昌金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显尚存巨大争议，且与詹位梨在本案的对抗关系实际并无关联。 黄昌金辩称，一、本案上诉状虽长达四页，但依旧是围绕其在一审中的抗辩理由展开，即：“与黄昌金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黄昌金转账的97.5万元其中80万元系向杨树林公司借款，通过黄昌金账户转出；另17.5万元是杨树林公司支付的报销款”，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案作出的生效判决，案号为（2019）闽01民终7853号、（2019）闽01民终6554号，将其抗辩直接推翻，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毫无依据，而且上诉人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黄昌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完成双方之间成立借贷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抗辩称与黄昌金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黄昌金转账的97.5万元其中80万元系向杨树林公司借款，通过黄昌金账户转出；另17.5万元是杨树林公司支付的报销款。该抗辩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主张，其应对该主张负举证责任，但其一审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其抗辩，而且漏洞百出，杨树林公司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为何多此一举由杨树林公司汇入黄昌金账户，再由黄昌金汇入上诉人账户。至于17.5万元上诉人一审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杨树林公司尚欠其报销款的事实，相关出庭的证人与上诉人均存在亲属关系，其证言无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最重要的是，上诉人一审主张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直接推翻，故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依法予以维持原判并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黄昌金与上诉人属同学关系，且二人系杨树林公司股东，双方无借条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确认借款关系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黄昌金与上诉人系杨树林公司股东，日常经常往来，上诉人在借款97.5万元，并口头约定借期内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为打消黄昌金的顾虑，其表示在杨树林公司有部分分红收益，到时可用该款偿还借款，基于此，考虑到二人又是同学，故黄昌金直接通过银行转账并备注“借款”予以明确借款关系，而还款日期通过《催款函》予以明确，符合常理。以上事实，符合民间借贷关系的性质、特征及交易习惯。三、黄昌金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催款函》其中利息部分自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月19日借期内是按月利率1.5%计算，因而得出利息为32.175万元。催款函中所述月利率为1.5‰，属于写法笔误。综上所述，黄昌金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违背事实，法律适用理解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二审法院应予以维持原判。 黄昌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詹位梨立即向黄昌金偿还借款本金97.5万元及利息（其中，40万元的本金自2016年1月8日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7.5万元的本金自2016年1月1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50万元的本金自2016年1月12日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詹位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昌金与詹位梨系同学关系且均为杨树林公司股东。2016年1月8日，黄昌金向詹位梨汇款4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6年1月10日，黄昌金向詹位梨转账7.5万元。2016年1月11日，黄昌金向詹位梨转账50万元，备注为“借款”。2017年11月3日，黄昌金通过EMS快件向詹位梨发出《催款函》，内容为：“借款人詹位梨：你分别于2016年1月8日、2016年1月10日、2016年1月11日向本人黄昌金借到人民币40万元、7.5万元、50万元，并经双方约定按月利率1.5‰支付利息，虽经本人多次追讨，至今未还分毫本息。截至2017年11月10日止，你欠本人借款本金97.5万元，利息32.175万元，本息和计129.675万元，请你务必在收到催款函15天之内，归还全部借款和利息，否则本人将有权选择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解决（附汇款单复印件）。”经查询EMS，显示上述《催款函》于2017年11月6日由本人签收。 另查明，本案诉讼期间，案外人杨树林公司以黄昌金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案号为（2018）闽0102民初4714号。杨树林公司在诉状中称：“2016年1月7日，杨树林公司收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款325万元。因公司股东汪家春、詹位梨需要向公司借款，且股东詹位梨在此前处理公司事务过程中有垫资17.5万元款项需要公司偿还，经股东商议同意，公司返还詹位梨17.5万元并出借80万元给詹位梨，另出借30万元给汪家春，并确定股东借款均按月利率1.5%付息。黄昌金在按上述意见从公司转出127.5万元并分别转给詹位梨和汪家春的同时，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账户内的325万元全部转入其个人账户（或其指定的林兰芳、林小明个人账户），除支付给詹位梨和汪家春的127.5万元外，非法占用了另外197.5万元。2016年6月2日，杨树林公司收到征地补偿费20428034.04元。黄昌金再次未经杨树林公司及其他股东同意，从公司账户上转出500万元到其个人账户私用。杨树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家春发现黄昌金非法占用公司资金后，立即向黄昌金收回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公司银行账户U盾。后经公司股东协商同意，股东分两次收回投资款及分红共计2160万元，其中黄昌金可以收回的投资款及分红共计360万元。结合黄昌金第二次已经非法占用公司资金500万元的情况，扣除该笔可以收回的投资款及分红后，黄昌金第二次仍非法占用公司资金140万元，合计非法占用公司资金共计337.5万元”，故诉请判令黄昌金立即向杨树林公司返还占用的资金337.5万元等。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8）闽0102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判决：“黄昌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337.5万元，并支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以197.5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4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等。黄昌金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19）闽01民终7853号民事判决，查明：“已生效的（2019）闽01民终655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本案所涉2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并认定案涉保险索赔金325万元已冲抵该借款的部分本息”，并认为：“黄昌金依照《承诺书》所载内容领取股权收益500万元并无不当”，故撤销了一审法院（2018）闽0102民初471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了杨树林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黄昌金与詹位梨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黄昌金主张上述款项系借款；詹位梨认为上述款项中的80万元出借人系杨树林公司、另外17.5万元系杨树林公司返还詹位梨处理公司事务过程中所垫付的资金。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账凭证提起民间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黄昌金提供了97.5万元的银行转账凭并备注为“借款”，已完成了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詹位梨主张上述款项系杨树林公司从保险款325万元中出借80万及偿还17.5万元给詹位梨，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闽01民终655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述保险索赔金325万元已冲抵黄昌金20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息，并非杨树林公司的款项，故詹位梨的上述抗辩意见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对黄昌金主张向詹位梨出借97.5万元的借款事实予以认定。二、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约定利息，黄昌金主张按照1.5‰计算借款期间的利息，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黄昌金于2017年11月3日向汪家春、汪琳雁寄送催款函，记载应于收到催款函15天之内偿还借款和利息，汪家春、汪琳雁于2017年11月4日收到该催款函，但并没有按期归还本息，黄昌金主张按照月利率1.5‰计算逾期还款资金占用利息，未超过年利率6%，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一、詹位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黄昌金借款本金97.5万元及逾期还款资金占用利息（以9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自2017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黄昌金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为证明其上诉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交了黄昌金发出的《关于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反映》、关于股东黄昌金《关于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存在问题的反映》的回复、黄昌金发出的《关于武汉杨树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答复的几点申诉》、《收款收据》、股东大会决议和流水账本。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5组证据已经在另案中提交过了，且已经被终审判决否决，与本案无关。本院分析认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法定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依据备注有“借款”的银行转款凭证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上诉人主张涉案款项97.5万元系杨树林公司从保险款325万元中出借80万元及偿还17.5万元给上诉人，但本院（2019）闽01民终6554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上述保险索赔金325万元已冲抵被上诉人20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息。据此，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及其各自庭审陈述的合理性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认定上诉人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其所作分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现上诉人主张“由于案涉款项确实并非借款，实际是杨树林公司出借给上诉人的80万元借款以及返还给上诉人的17.5万元垫资款项”，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詹位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470元，由上诉人詹位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乐影 审判员  吕德快 审判员  刘 瑜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叶 翔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