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109民初7924号 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070981537B，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天汇园1幢1单元401室。 法定代表人：李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学军，浙江广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8M15Y0X，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石桥路274号跨境园西狗项目区块308室。 法定代表人：林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张森吉，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7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20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学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偿付转售利益损失3075693元（欧元汇率按1欧元=7.715元换算）；2.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关资金占用损失费2479元（以2020年3月和4月的LPR3.85%为标准；自2020年3月26日分段起算）。 事实和理由：2020年3月24日，原告与德国ＩＧＥＦＡ公司正式签订了书面的口罩外销合同。数量为1000万个；价格1.75欧元／个ＦＯＢ上海；分十次交货（每次100万个）并分十次当即电汇每批次款项；货物标准为ＦＦＰ2、ＣＥ认证；第一批100万个口罩的交货期为2020年3月24日，后于3月24日双方补充合同调整为2020年3月26日；全部1000万只口罩的最晚交货期为2020年4月11日；如果原告能提前交付全部货物，全部1000万只口罩的款项应在5日内办妥。2020年3月23日，原告在己与德国ＩＧＥＦＡ公司全面磋商并即刻将正式签署相关外销合同的基础上，与被告签订了《采购合同》（编号：×××01），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货50万个符合ＦＦＰ2／ＫＮ95标准的口罩，单价7.9元，交货期为2020年3月25日。原告于2020年3月24日向被告打款395万元，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后，被告未能向原告交付任何货物，构成了根本违约。在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货款的情况下，被告分5次于2020年3月24日至2020年4月30日之间向原告返还了全部货款。最终，在2020年3月26日至4月11日期间，原告按与德国方面的约定，实际只向德国买家实现了出口供货100余万只。被告没能按约交货，造成了原告确定的可得利益损失，并且这个损失的金额是被告所能预见的（通过被告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可知，被告经营医用口罩零售批发、日用口罩销售、医疗器械的零售批发，被告也是业内人士，被告明知口罩是用于出口欧洲的，而当时全世界疫情蔓延爆发，无论是生产商、出口商还是国外进口商的利润都是前所未有的）。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当时原告已按约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而且没有任何其它过错；2.在此情形下，也不存在原告还有新的交易机会存在的说法。因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林峻当时坚称能在延期的情况下交货，原告当时进行了等待，错过了以相同价格与第三方交易的机会；被告占用原告部分资金不还也使得原告不能再有足够的资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3.最为关键的是，外商给原告的订单是1000万只，原告当时货源的缺口巨大，被告未能交货且占用原告资金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的转售利益及其他损失，应当依法赔偿。 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转售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可得利益是与现存利益相对的概念，它是指在合同履行前并不为当事人所拥有的，而为当事人所期望在合同适当履行以后可以实现和取得的利益。可得利益具有将来性、期待性、现实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本案涉及的原告诉称的为转售利益损失（实为可得利益损失的一种）。（一）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规则，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依据该规定，对于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有约定，依当事人的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依法律的一般规定执行。而本案中原、被告没有约定违约金，也没有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点规定：“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被告依据该规定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来论证本案原告是否可以要求被告承担可得利益损失。1.可预见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可得利益的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确定了预见的主体为违约方，在本案中为被告。违约方预见的时间点为“订约时”，判断可预见性的标准，主要考虑以下因素：（1）违约方的身份或职业。当违约方具有社会一般人的预见能力时，以一个理性之人或常人通常应具备的知识为标准。双方当事人所签署的合同第二条其他条款第一款约定“供方收到货款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货，如果逾期不能交货的，采购方可以取消订单，供方退还定金和货款”，这一条约定对被告而言无论如何想不到也预见不到违约后还需要赔偿可得利益损失，而且按照原告的计算是这么大的一笔损失。（2）在判断可预见性的标准时特别要强调的是受害方即本案的原告对合同信息的披露，一般情况下，推定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够合理预见违约按照一般规律应发生的损失。如在双方当事人订约时，受损方已经将履约的特殊背景告知了违约方，或者违约方知道某些特殊情况，他的责任范围就是在了解这一特殊背景情况下他所能合理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违约后果，而在本案中原告根本没有向被告披露过任何该批口罩转售给谁以及相应的利润等情况，在合同中也没有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及违约时的损失计算方法。（3）现实性，对于违约损害赔偿中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应以客观上的可确定性为基础，当事人即使在合同中已经约定或披露了相关信息，或者从合同内容可推定该合同是另一合同得以履行的基础或前提，但如果这种利益不具有可实现的客观基础和条件时，则该可得利益虽然具有“可预见性”，不具有现实性，也不能得到赔偿。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署合同的时间是2020年3月23日，交货的时间是3月25日，而当时仍旧还是属于欧美国家疫情开始爆发时期，国内的生产厂商都在争分夺秒生产包括口罩等医疗器械出口欧美，当时全国是一罩难求，口罩价格也是一天一价且天天上涨阶段，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即2天安排50万个口罩十分困难，这对于原告而言也是明知的，所以能否获得该批口罩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现实性，被告本身不生产口罩，也是需要向别处求购，所以原告的这种可得利益不具有现实性，也就不能得到赔偿。2.损益相抵规则。该规则是指权利人基于损害发生的同一原因获得利益时，应将所受利益由所受损害中扣除，以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则。该规则的依据是禁止得利的思想，认为损害赔偿旨在填补损害，故赔偿应与损害的大小相一致，不能多也不能少，受害人不得因损害赔偿较损害事故发生前更为优越，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排除损害，恢复损害发生前的同一状态，非使受害人因而获得不当得利，所以受害人受有损害，同时受有利益，应由损害额中扣除利益额，以其余额为赔偿额。对该规则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1条“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对方违约而获有利益，违约方主张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该部分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确定了该规则。损益相抵，属于赔偿责任的范围确定问题，不是两个债权的相互抵销，他是确定受害人因相对人违约而造成的“净损失”的规则，是计算债权人所受“真实损失”的法则。在本案中，被告在与原告签署合同后，因自己无法履行合同，故被告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一是在2020年3月24日就将合同款中的195万元返还给原告，后又在4月初将全部款项返还给原告，同时积极为原告寻找新的供应商。2020年在被告的促成下，原告于2020年3月26日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供货合同》，合同约定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原告提供50万只KN95口罩，该批货物已经于2020年4月24日全部交付给了原告，原告也已经实现了相应的收益。所以，在本案中原告已经实现了50万只口罩的预期收益，因此不能再重复要求被告承担额外的预期收益。3.减轻损失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在本案中，原、被告于2020年3月23日签署合同后，3月24日就将部分款项退还给原告，原告应当明知被告已经无法履行合同，此时原告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包括采取措施寻找另外供应商替代履行。本案中原告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反而是被告积极为原告寻找新的供应商，而且成功促成了原告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50万只KN95口罩的供应合同，同时原告也实现了相应的预期收益。（二）在本案中被告的过错问题。1.被告与原告一样都是一家贸易公司，其本身不生产口罩，都是口罩的搬运工，被告当然也想赚钱但是力不从心，在知道无法完成原告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情况下，于2020年3月24日就将195万元返还给原告。后又通过四次将原告的全部购货款归还原告，足以可见被告并没有欺诈的意思，也不是有货而不卖给原告去赚取更高的利益，本案中被告不仅没有赚到任何钱，还贴进去很多差旅费。2.在本案中，原、被告在2020年3月23日签署《采购合同》时都十分草率，正如原告提供的本案的诉请，2020年3月23日当时在国际市场上一罩难求，欧美国家新冠疫情开始爆发，国内生产企业都开始向欧美国家出口口罩，口罩价格一天一涨。合同签署的目的需要得到切实的履行，而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原、被告是否都想过合同履行的现实可能性？当时谁都想赚老外的钱，凭什么让原、被告赚钱？原、被告双方都是中间赚差价的，双方在签署合同时都有过错，错的是草率、想当然。该份合同具有履行的现实性才可以来谈可得利益的损失，而原告计算转售利润更是理想化，像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因此，被告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在本案中为转售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被告签署的《采购合同》不具有可履行性。第一，该合同签署的时间和履行时间间隔很短，原告是2020年3月23日下午2点支付给被告395万元，3月25日交货，即使能找到卖家，还要托运、货物验收，在两天时间里显然是不够的。第二，合同中对如何交货和在何地交货、如何验收都没有明确，合同如何履行？第三，货物以实样图片为准，该图片双方都还没有确认，所以该份合同不具有现实的可履行性。第四，从合同的内容来看，该份合同签署后，还需要原告向被告下达进一步明确的订单，该订单中明确交货的地点等要素，方可实际履行。所以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双方都应该清楚该合同本身不具有可履行性。如果是原告有意为之，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合同陷阱。三、原告接受了被告的退款可视为对双方合同的解除。原告在签署《采购合同》后，于2020年3月23日下午2点向被告汇款395万元，而被告在2020年3月24日下午4点返还给原告195万元，然后又分四次将全部款项归还给原告，原告在收到钱后的这么长时间里，也没有要求被告继续履行《采购合同》的意思表示，可视为原告已经默认并接受被告对合同的解除。同时，当时被告已经为原告介绍并促成了50万只KN95口罩的交易，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50万只口罩的交易关系已经完成。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可得利益损失（在本案中为转售利益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的问题，被告没有异议。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采购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原告向被告打款，履行全部合同义务的事实。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被告向原告退款的事实。4.外销合同（总合同），证明原告与德国IGEFA公司签订1000万只口罩合同的事实。5.外销合同（第1个100万只的补充合同），证明原告与德国IGEFA公司就第1个100万只口罩达成补充约定的事实。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明德国IGEFA公司向原告电汇货款的事实。7.报关单，证明原告依约向德国IGEFA公司出口口罩（单价1.75欧元）的事实。8.结汇凭证，证明原告进行结汇的事实。9.报关单，证明原告在相关期间对欧洲其他公司出口同类产品的卖价的事实。10.可得利益损失计算表，证明原告具体可得利益损失的事实。11.资金占用损失表，证明原告具体资金占用损失的事实。12.原告的股东信息，证明案涉2份外销合同没有纸质原件，是通过微信聊天群签订，李宏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倪亮是原告驻欧洲的代表，倪靖是原告的股东、副董事长的事实。13.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口罩买卖合同及解除合同备忘录，证明在供应商不能履约时原告与对方需履行正式合同解除手续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1.对证据1、2、3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采购合同》尽管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但该合同从内容上看不具有可履行性，原告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是不可预见的。2.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被告有关的只有50万只口罩，证据6、7、8均无本案无关。3.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4.证据10、11系原告制作的计算依据，并非证据，不予认可。5.对证据12无异议。6.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解除合同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包括电子数据等其他方式进行。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9，证据12，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被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供货合同》，证明2020年3月26日案外人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提供KN95口罩50万只，并对货款金额、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的事实。2.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供货合同》系由被告介绍并促成的事实。3.出库单、结算业务入账自主回单，证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向原告交付50万只口罩，原告向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付清货款，双方间《供货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的事实。4.倪靖和林峻的聊天记录，证明2020年3月30日双方协商合同解除，且双方间已结算完毕，被告无需承担原告损失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对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林峻虽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但林峻同时还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间的合同即便是林峻安排的，也不代表是由被告促成的。3.对原告于2020年4月24日收到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0万只口罩的事实认可，但在原、被告所涉合同的期间内，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只提供了不到10万只口罩，而1000万只口罩外销合同的交货期间是截至2020年4月11日，而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4月18日交付143100只，4月24日交付287100只，都是在外销合同截止期间之后交付的。4.对证据4的证明对象有异议：（1）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峻向原告的代表倪靖号称能组织到大量出口口罩货源。林峻前后安排原告与被告、陕西鸿运康源智慧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及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3份各50万只出口口罩的订单，并由原告向这三家公司支付了395万元、395万元及425万元的货款。但实际上，原告只在2020年4月11日前（德国买家的最晚交货日）前收到了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即聊天记录中提到的嘉兴货源）交付的7万只口罩。而且，这7万只的单价要比原、被告间合同约定的单价高0.6元/只。（2）由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2020年4月11日后交付的剩余43万只出口口罩，后由原告分别销售给KAYFORDHOLDINGSLIMITED（143100只）、TWLNVAYGMBH（130500只）及COLGMBH（156600只）。相关报关单说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出口口罩品牌为“安普森”（在原告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供货合同中有体现），就是报关单中的ANPT牌。从报关单的出口单价上（分别依次为1.3欧元、1.1欧元、1.0欧元，远低于原告对德国IGEFA的1.75欧元）也可以看出，出口行情在4月底5月初处于下降趋势。（3）德国IGEFA（即案涉原告的国外买家）因原告缺乏供应能力，不得不将原先与原告签订的1000万只口罩订单中的大部分数量取消或转给了其它口罩供应商。（4）同时，原告也一直不认为原告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50万只口罩订单是由被告促成的。如果按照被告代理人在庭审时的说法（即林峻促成的口罩订单就是被告促成的），那么同样是林峻安排的原告与陕西鸿运康源智慧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同中，陕西鸿运康源智慧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违约责任应当也由被告来承担。陕西鸿运康源智慧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至今尚有118万元货款没有退回原告，原告已另案向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5）“聊天记录”中倪靖多次提到了资金压力，被告没能即刻返还资金的行为造成了原告交易机会的丧失也是事实。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4符合有效证据的“三性”特征，故予以采纳。 根据以上对证据的认证和法庭调查，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20年3月24日，原告与德国IGEFA公司签订口罩外销合同，约定由德国IGEFA公司购买口罩数量1000万只，货物标准为FFP2口罩，根据CEEN149-2001+A1：2009标准，价格为1.75欧元/个，FOB上海，最晚2020年4月11日交付至上海机场，第一批100万只口罩的交货期为2020年3月24日。此后，原告与德国IGEFA公司达成补充协议，约定第一批100万只口罩交付时间为2020年3月26日货到上海。2020年3月23日，原、被告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向原告供货50万只符合EN149-2001+A1：2009标准的KN95口罩，单价7.90元，总价395万元，交货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采购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供方收到货款后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货，如果逾期不能交货的，采购方可以取消订单，供方退还定金和货款。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395万元。 2020年3月24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95万元。2020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100万元。2020年4月3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50万元。2020年4月10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20万元。2020年4月30日，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30万元。 2020年3月26日，原告经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峻介绍促成，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由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供应符合欧盟EN149：2001+A1：2009FFP2标准口罩50万只，单价8.50元，总价425万元。付款后5日之内交付2万只，2020年4月5日交付5万只，2020年4月10日交付15万只，2020年4月15日交付28万只。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之日支付货款的50%，每批货物的余款在每一批提货之日前付清。合同签订当日，原告支付货款2125000元。2020年4月8日，原告支付货款298350元。2020年4月10日，原告支付货款637500元。2020年4月21日，原告支付货款1189150元。2020年4月期间，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陆续向原告提供了口罩50万只。 期间，原告向德国IGEFA公司陆续出口口罩，出口口罩单价为1.75欧元。 另查明，各方交易过程中，原告方代表人员倪靖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峻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沟通联系。其中，2020年3月29日，倪靖称“那么嘉兴那里怎么样了，搞得定吗？”林峻称“在沟通，稍等，在想办法”。2020年3月30日，倪靖称“林总，我们从朋友那里调到了30万的货，明天可以发货，后面的20万缺口嘉兴这里和我们其他现在买的货也基本可以陆续补上了，那就不麻烦你这里再帮我搞定了，现货价格要高很多，但是我们也只能这样了”，“请林总将资金尽快帮我退回，否则转不动了，后面等这个订单弄好了，我们再继续合作”。林峻称“好的倪总，明天上班马上安排，实在不好意思”。倪靖称“我也不好意思，你帮我忙活了那么久，其他不说了，等这个单弄好了，我们再合作，谢谢”。2020年5月初，倪靖称“节前收到了30万福粒的退款，福粒的账结清了。但是陕西的财务后面没有收到新的退款，还有118万没有退回，请帮我看一下”。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采购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告无法供货，被告陆续退还原告全部货款395万元，原告方代表人员倪靖在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峻的微信聊天中也表示“那就不麻烦你这里再帮我搞定了”、“请林总将资金尽快帮我退回，否则转不动了，后面等这个订单弄好了，我们再继续合作”等，应认为案涉《采购合同》经原、被告协商一致已经解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有权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包括转售利益损失和资金占用损失）。一、关于转售利益损失。根据原告之请求，转售利益损失属可得利益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主张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本解释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进行认定。”落实到本案，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转售利益损失依据并不充分，理由如下：1.本案《采购合同》的签订有其特殊市场背景。其一，2020年3月期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于稳定，国外（特别是欧美）疫情开始爆发，国内商家向欧美国家大量出口口罩，国内口罩生产厂家产能饱和，市面上口罩（尤其是KN95口罩）成为“稀缺资源”。其二，在此市场环境下，国内口罩交易一般采取“先款后货”方式进行，即先行支付货款再交付相应数量口罩，口罩生产厂商占据市场主动地位。其三，原、被告均非口罩生产厂商，均通过寻找口罩货源、购得口罩后进行转卖获利。2.原、被告间《采购合同》签订于2020年3月23日，约定的交货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相隔仅两天。同时，双方关于违约责任也仅约定“如果逾期不能交货的，采购方可以取消订单，供方退还定金和货款”，而并未约定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等其他责任承担方式。基于案涉口罩交易的特殊市场背景，应认为原、被告在签订《采购合同》时对可能无法寻得口罩货源并按时交付口罩均有所预期，且双方对出现该情况下的处理方式亦作出明确约定即“供方退还定金和货款”，被告作为供方不因此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3.就以上法院作出的认定，从原、被告双方代表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能得到印证。被告于2020年3月24日退还首笔货款195万元后，原告方代表人员仅就退还剩余货款向被告进行催讨，未再要求被告继续供应口罩，也始终未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或承担其他违约责任，甚至还表示“我也不好意思，你帮我忙活了那么久，其他不说了，等这个单弄好了，我们再合作，谢谢”。4.所谓转售利益损失事实上也并未发生。被告虽未依约供应50万只口罩，但就该批口罩原告已通过其他途径取得。该事实从原告方代表人员的微信聊天中可以得到印证，即“林总，我们从朋友那里调到了30万的货，明天可以发货，后面的20万缺口嘉兴这里和我们其他现在买的货也基本可以陆续补上了，那就不麻烦你这里再帮我搞定了”。另外，被告在《采购合同》解除后虽未能及时退还全部货款，但被告法定代表人林峻另介绍并促成了原告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50万只KN95口罩的《供货合同》。此后，杭州象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依约向原告供应了50万只口罩，原告也已将上述口罩出口至欧美国家并实际取得转售利益。综上而言，根据《采购合同》签订之特殊市场背景及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的相应约定，结合双方在被告确定不能供货后的沟通联络情况，应认为被告作为口罩供应方在订立案涉合同时无法预见到因其不能交货将承担如此高额的转售利益损失。同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原告所称的转售利益损失确实发生。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转售利益损失3075693元，依据显然不足，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二、关于资金占用损失费2479元，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对该项诉请予以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资金占用损失费2479元； 二、驳回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1426元，减半收取15713元，由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5688元，由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5元。 原告杭州孚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福粒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龙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朱炳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