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01民终89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宏庆，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公民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C6E1J6W。法定代表人：史同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云，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运传，山东天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红梅，女，1979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阿县，公民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潇，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因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发集团公司）与郭红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陈宏庆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书，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2020）鲁0105民撤813号民事判决。陈宏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宏庆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产发集团公司、郭红梅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中，陈宏庆于2019年9月17日向一审法院递交起诉状和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应在2019年10月16日前立案。但本案于2020年1月9日立案，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判决未从陈宏庆声明的权利依据着手，刻意回避职工股东已经确认将标的股份卖给陈宏庆的核心法律关系，审理方向错误。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法应重点查明（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同陈宏庆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案件处理结果是否损害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应对陈宏庆所提出的其基于职工股东之间的股份买卖合同关系而享有涉案股份实质权益进行认定。而一审判决明显刻意回避案件基础法律关系和核心事实。同一份股份在2015年已经卖给陈宏庆的情况下，一股二卖的事实明显与案件审理具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事实不查清，就无法对2017年9月二次出售行为进行认定和判决，付元伟等购股代表、职工股东是否享有解除《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的权利，须基于对陈宏庆2015年购股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三）一审判决违反民事诉讼法和证据规则的规定，未依法对陈宏庆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认定。1.一审法院对于陈宏庆所提交证据的处理方式明显违法。陈宏庆在一审中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据，足以证明陈宏庆享有案涉争议标的实质性权益，并且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生效判决已认定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的实质权益。本次系列第三人撤销之诉拟申请撤销的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产发集团公司系列案件，具有交易背景复杂、当事人关系复杂、利益关系重大、案件数量众多等诸多特点。在陈宏庆出具了大量、直接、具有极强证明力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陈宏庆提供的证据材料采取不审不理的处理方式，明显违法。2.千余名职工股东早在2017年3月签署《确认函》及《收据》，明确确认陈宏庆系标的股份购买人，陈宏庆享有涉案股份的实质权益及全部相关权益。2017年3月，基于前述陈宏庆购股背景和基本事实，1014名职工股东作为卖方与陈宏庆作为买方直接签订《确认函》，明确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系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系涉案股份的买方。该《确认函》载明，约于2015年下半年，陈宏庆通过与购股代表等11人签订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的方式，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股份买卖协议》。《确认函》同时载明《股份买卖协议》所提及卖方所售股份数量70%的售价，系买方陈宏庆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2015年购股的背景和基本事实完全一致。《确认函》确认的事实，不可回避、无法回避。3.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认定陈宏庆享有郭红梅所持山水投资股份的实质权益，基于上述事实，陈宏庆于2018年7月开始，在汝州市人民法院以陈宏庆所出资购买其股权的职工股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案件（下称“汝州案件”）。2018年底，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1069份生效判决书（其中包括郭红梅），认定陈宏庆与刘德权等11名购股代表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陈宏庆与职工股东之间存在股份买卖协议、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实质权益，职工股东应向陈宏庆履行出卖人的义务。依据陈宏庆的购股过程及已经产生既判力的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可判断，陈宏庆对于产发集团公司和郭红梅涉案标的股份享有实质权益，对于该争议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陈宏庆基于涉案购股事实，于2018年7月起诉全部2000余名职工股东及购股代表，汝州市人民法院及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陈宏庆系涉案《股份买卖协议》的买方，判决陈宏庆享有职工股东涉案山水投资公司股份实质权益、职工股东应停止对于陈宏庆合法权益的侵权等。陈宏庆已经取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的事实，不可回避、无法回避。4.一审法院未审查购股款项支付情况。（2018）鲁0105民初4959号判决书及本案一审判决均未查明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情况。陈宏庆已经提供证据证明，购股资金完全由陈宏庆实际控制、管理、调配，其他方根本无法提供出资及向职工股东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凭证。在股权转让相关争议中，陈宏庆统一调配、管理、支付购股资金并向职工股东支付款项的事实，不可回避、无法回避。但是，一审法院仍对此置之不理。（四）陈宏庆享有涉案诉讼标的的全部实质权益，而判决确认应属陈宏庆的涉案标的股份归产发集团公司所有，严重损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1.陈宏庆购买郭红梅所持山水投资公司股份的背景事实和购股过程。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注册于香港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投资公司）系山水集团职工持股平台，职工股东以信托受益人身份实际持有山水投资公司的股份。2013年开始，山水集团内部爆发激烈的纠纷，原董事长张才奎父子强行低价收购职工股，虽然山水投资公司2631名职工股东于2014年至2015年间在香港提起信托诉讼，但一方面信托诉讼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老张”展开向职工股东收购股份的行动，并通过打压、威胁职工股东及山水集团高管人员的方法，要求职工股东撤回香港信托诉讼。“维权委员会”及职工股东为了对抗“老张”，打破张才奎强购职工股份的计划，防止张才奎再夺回山水投资公司的控股权，迫切需要找到第三方出资收购职工股份、保住其股东权益，否则一旦“老张”的计划得逞，香港信托诉讼面临瓦解，维权委员会及职工股东的权益可能全部落空。而维权委员会、职工股东的意图均是使股份尽快变现，其自身既无意愿、亦无能力购买职工股份，于是，维权委员会找到陈宏庆，采取通过11名购股代表向职工购股的方式购股。陈宏庆于2015年8月共购买2091名职工股东的股份（包括郭红梅所持涉案标的股份），并已支付购股资金9亿多元。陈宏庆的购股行为客观上已经实际解决了维权委员会、广大职工股东面临的重大难题，保住并兑现了广大职工股东权益。然而，宓敬田等管理层股东背信弃义，将已经质押给陈宏庆的股份出售给亚洲水泥。后陈宏庆强烈质疑并反对此行为，导致维权委员会、宓敬田等人与陈宏庆为敌，不配合陈宏庆的购股行为。在产发集团公司、山水集团支持下，10名购股代表（除购股代表刘德权外）不顾基本事实，声称自身为购股方，购股代表与陈宏庆之间系借款关系。事实上，11名购股代表的目的跟职工股东一样，系股份变现，且10名购股代表都已同时出售自身所持股份。10名购股代表在协议明确约定须将所购买的职工股份转让给陈宏庆、不得擅自转让相应职工股份的情况下，擅自处置陈宏庆购买的股份，该行为严重侵害陈宏庆的权益。1838名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迫于压力，在明确认可、明知陈宏庆出资购股的情况下，将股份二次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此1838名职工股东中，787人已收到陈宏庆100%股权转让价款，并且亲自签署《确认函》，确认陈宏庆系买方、并享有所购股份的全部实质权益；1051人通过完全相同的购股路径收到陈宏庆70%购股款（合同约定此时股份实质权益已归陈宏庆所有）。可见，职工股东由于自身或他人原因，背信弃义，单方毁约并严重侵犯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2.本案职工股东标的股份系陈宏庆透过购股代表刘德权所购买，冯存伟从来不是购股代表之一。（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及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冯存伟系购股代表，并认可冯存伟与职工股东解除《股份买卖协议》明显错误。购股代表刘德权明确认可，2015年刘德权及金廷智等共11名购股代表系受陈宏庆委托购买职工股东股份。汝州市人民法院（2017）豫0482民初7920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判决确认刘德权与陈宏庆为委托合同关系。该生效判决书查明认定，2015年陈宏庆通过刘德权收购了221名职工股权，221名职工签署了《股份买卖协议》，签署协议后，陈宏庆通过刘德权的两个银行账户直接向包括有郭红梅在内的221名售股职工分别支付了70%收购款项。陈宏庆收购股份时，售股职工签署的《股份买卖协议》仅有卖方职工签字，买方为空白。以刘德权名义收购的221名职工签署的协议上，均标有“刘德权”姓名首字母“LDQ”的对应编号。郭红梅所称的“冯存伟”并未参与股权收购，刘德权账户的付款不是也不可能是代“冯存伟”支付的款项。冯存伟从来不是购股代表，从未作为代表或以自己名义购买职工股东所持有的标的股份。冯存伟曾于汝州市人民法院针对（2017）豫0482民初7920号民事判决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48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认定冯存伟不享有涉案标的股份的任何权益，汝州市人民法院驳回了冯存伟申请撤销（2017）豫0482民初7920号民事判决的诉讼请求。冯存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8）豫04民终3086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陈宏庆提供的香港案件禁诉令中文翻译等文件，亦直接证明冯存伟从来不是购股代表之一，从未作为代表或以自己名义购买产发集团公司职工股东原持有的标的股份。认定购股代表的关键是与陈宏庆签署《借款协议》（实为委托购股合同），但冯存伟从来不是购股代表之一，冯存伟非买方，其无权解除职工股东与陈宏庆之间的《股份买卖协议》。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股份买卖协议》在冯存伟与职工股东之间存在约束力，双方有权协商一致解除”，明显缺乏基本事实依据。3.一审判决认为“购股代表与职工股东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于2017年9月解除，涉案股权相关权益重归职工股东所有”明显错误。如前所述，陈宏庆于2015年8月购买职工股东股份，陈宏庆系《股份买卖协议》的买方，陈宏庆支付职工股东70%购股款项。按照《股份买卖协议》的约定，陈宏庆已实际享有涉案股份全部实质权益。购股代表与职工股东2017年9月份“解除”《股份买卖协议》的行为，已侵犯陈宏庆的合法权益。根据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借款协议》”，购股代表根本无权处置陈宏庆出资购买的职工股份。从案件审理角度，产发集团公司提出此证据能够证明，2015年职工股东已将股份出售给第三人，一审判决理应查明2015年的售股情况，而不能断章取义以此认定所涉陈宏庆的股份买卖协议已解除。但一审判决对于购买主体、款项支付凭证等核心事实未予查明，导致一审判决错误。2017年6月以来，济南市政府决定介入股权之争，通过济南国有企业获得所有职工股东在信托中的股份权益，而无论该职工是否已经将股份出卖。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于2017年9月签署的《〈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之解除协议》、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公司签署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均为无效协议。职工股东的再次出售行为，明显为违法和侵权行为。产发集团公司明显属非善意，其行为对于陈宏庆实现自身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妨碍和侵害。一审法院不能本末倒置，将“二次出售”作为不认定陈宏庆对于涉案标的享有合法权益的理由。4.一审判决认定“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错误。一审审理中，从未有任何一方主张存在《股权买卖协议》，无法确定一审判决中的“《股权买卖协议》”是指哪一份协议。可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在未查明当事人之间签署了何种协议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如果一审判决所谓的“《股权买卖协议》”是指《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则陈宏庆已提供证据证明，本案中职工股东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依照山水集团的指示参与了本诉讼，职工股东在整个诉讼中表达的意思均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案件所涉职工股东或者该部分职工股东的子女仍在山水集团工作，上述职工股东为“保住这份工作”或出于子女利益的考量，导致他们不得不按照山水集团的要求签署了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律师参与该案件。事实上，陈宏庆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山水集团等相关方在组织职工股东签署授权委托书时，采取了利诱威逼等多种方式，结合该实际情况可以判断，整个产发集团公司诉讼过程中职工股东从未有机会向法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职工股东代理律师在诉讼中所表达的意思并非职工股东的真实观点，未经职工股东确认。案涉职工股东将其股份权益卖予陈宏庆并收到股款之后便已经“落袋为安”，结合上述职工股东仍处在山水集团“胁迫”下的客观事实，从职工股东作为理性人的心理角度出发，只要不影响到其自身利益，职工股东更倾向于对产发集团公司诉讼及涉及陈宏庆的相关争议采取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态度。或者说职工股东认为参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案件只是服从山水集团的安排，其并不关心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的进展情况。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部分职工股东已经明确说明，在其收到陈宏庆支付的购股款之后，便认定陈宏庆即为其所售股份的实质权益所有人，这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认定直接相反。然而，对此能直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的有利证据，一审法院却根本不予关注、不予回应，明显属于不想查清事实、刻意回避事实。（五）（2018）鲁0105民初4959号等系列案件系涉案当事人所制造的大规模系列虚假诉讼，其结果严重侵犯了陈宏庆的合法权益。2018年10月，陈宏庆经由香港律师转递的香港HCA2648/2017案材料获悉，产发集团公司于2018年8月开始在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就山水投资公司股份权益归属事宜，向山水投资公司原职工股东提起1829起案件，即产发集团公司诉讼。职工股东在参与汝州案件之后，产发集团公司仍提出诉讼，且职工股东仍配合产发集团公司进行了该系列虚假诉讼。结合以上背景事实介绍和相关判决情况可知，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系“手牵手”诉讼，存在恶意串通、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隐瞒、完全不顾已依法开始的法律程序，构成虚假诉讼，具体理由如下：1.产发集团公司和包括郭红梅在内的职工股东故意隐瞒已在进行的香港案件、贸仲案件、汝州案件，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及职工股东均为香港案件之被告，并且香港案件中对于贸仲案件有直接涉及，产发集团公司及职工股东均明确知悉标的股份处于香港案件争议过程中。根据职工股东自己陈述的事实，自2018年7月7日开始，职工股东陆续收到汝州案件开庭传票，大量汝州案件已于2018年7月底、8月初开庭审理，且汝州案件情况，陈宏庆及职工股东在香港诉讼中具有提及。因此，职工股东和产发集团公司在2018年8月提起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之前，均明确知悉汝州案件及汝州案件的争议内容。且汝州案件中陈宏庆明确提出职工股东将标的股份出售给本案产发集团公司系侵权行为，2015年购股争议不解决，就无法处理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2017年《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事宜。但产发集团公司和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均向一审法院故意隐瞒香港案件、贸仲案件及汝州案件，对于2015年购股争议的核心事实只字不提，明显存在串通和隐瞒的故意，导致一审法院作出包括（2018）鲁0105民初4959号在内的系列错误判决。2.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在汝州案件中，故意隐瞒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情况，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汝州案件进行中，产发集团公司提起、且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已经参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但职工股东未将此重要事实向汝州市人民法院披露。在汝州案件和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标的物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职工股东向汝州市人民法院故意隐瞒产发集团公司诉讼，其主要目的系防止陈宏庆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导致其双方无法快速取得判决，此事实能够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3.产发集团公司的主张与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答辩意见一致，双方无实质争议，本质属于相互串通的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职工股东对于产发集团公司的主要诉讼请求和主张不持异议，认可产发集团公司已经实质享有了相关股份权益。可见，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有明显的“串通”故意，属于典型的“手牵手”诉讼，利用法院判决实现其不正当目的的虚假诉讼的目的。4.职工股东代理人情况，侧面印证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职工股东（包括郭红梅）的代理人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而汝州案件中，职工股东的代理人同样为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即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同时代理职工股东参与汝州案件和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但其一方面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故意隐瞒汝州案件，另一方面向汝州市人民法院隐瞒产发集团公司诉讼，更能证明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公司存在串通的故意，具有虚假诉讼之目的。5.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管辖权存疑，不排除双方串通确定管辖法院的情形。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案件管辖确定依据是否充分仍需进一步核实。因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中约定管辖法院为“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而协议签署地为“山东省济南市”，并未明确具体地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是否享有管辖权需进一步核实。如若存在产发集团公司、职工股东重新协商确定管辖权等情况，而更能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虚假诉讼。6.现有大量职工股东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交陈述意见、书面证据，职工股东承认，产发集团公司诉讼中代理律师的陈述意见，非职工股东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部分职工股东明确认可陈宏庆系涉案股份的购买方。这一点更直接证明产发集团公司诉讼系非真实的诉讼。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望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郭红梅辩称，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年作出的相应的民事判决书不存在任何错误，没有侵害陈宏庆的民事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2015年8月，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签订《股份买卖协议》，郭红梅将其在山水投资公司的股份权益出售给购股代表。在协议约定的期间内，山水职工维权委员会财务组向职工股东支付了该笔款项。2017年9月，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之后，职工股东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合同、将股权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职工股东从未出售股份给陈宏庆，陈宏庆并非相关股份的权益人。2017年3月，陈宏庆和维权委员会之间关系破裂，陈宏庆一改之前在香港法院审理中认为《借款协议》是借款关系的表述，开始主张其和购股代表是委托收股关系。陈宏庆联合职工股东在香港信托诉讼的前任代理认高盖茨律师所，以香港信托诉讼需要签署调查问卷的方式蒙蔽职工股东签署了一批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其中就有《确认函》。陈宏庆方的工作人员声称签署了就给钱，由于现场时间紧张，职工股东在未完全弄清楚包括《确认函》在内的一批文件的内容及其意思的情况下就签字了。但是该《确认函》的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并不代表职工股东认可陈宏庆系买方。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了上述职工股东与购股代表解除《股份买卖协议》、将股权出售给产发集团公司的事实，认定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年相应民事判决书并无不当之处，没有损害陈宏庆的合法权益，认定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产发集团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陈宏庆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2017年9月份，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签署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产发集团公司依法获得售股职工的股份权益；（三）陈宏庆作为原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适格；（四）陈宏庆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宏庆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撤销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2.请求判令郭红梅、产发集团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如下：郭红梅原通过BVI信托持有山水投资44股股份。2015年，郭红梅曾与案外人冯存伟签订《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约定郭红梅将44股股份按照3413元/股的价格转让给案外人冯存伟。该股份买卖协议签订后，冯存伟支付了相关款项，取得山水投资股份权益，但未在有关机关办理股份交割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9月14日，郭红梅与冯存伟重新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解除了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股份买卖协议解除后，所涉山水投资相关股份权益重归郭红梅所有。2017年9月14日，产发集团公司、郭红梅签订《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协议甲方为郭红梅，协议乙方为产发集团公司，约定：“鉴于：1.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投资），系于2005年1月25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的私人有限公司，股本为10000港元，共分为1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山水投资系中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山水（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中国山水（上市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0691）。2.2005年，张才奎（BVI信托共有3940名初始信托受益人，持有山水投资817421股股份。甲、乙双方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如下:1.甲方现不可撤回地作出如下确认：1.1甲方是BVI信托下的受益人之一，其信托受益权份额对应山水投资的股份数量为44股（甲方享受的BVI信托项下的受益权，该受益权对应的山水投资股份权益及间接拥有的中国山水（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中的任何权益统称为“标的股份权益”）。1.2甲方在BVI信托的构成文件和适用法律法规项下拥有对标的股份权益充分的权力和权利。甲方曾与冯存伟签订《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约定向其转让山水投资股份权益，该协议业经双方同意解除，目前不存在有效的甲方出售、转让或质押其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权益的协议文件或安排。2.甲方现不可撤回地同意及确认，依据下述条款转让标的股份权益给乙方：2.1标的股份权益按照山水投资每股人民币3413元计价，标的股份权益对应股数为44股，乙方应支付的对价款为150172元(以下简称有关对价)。有关对价已扣除有关本协议所产生的、应由甲方承担的税费，包括印花税及个人所得税。该等税费由乙方负责缴纳给相关税务机构。2.2标的股份权益于本协议签订日累计的或之后附带或产生的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收取山水投资所宣派、派付或作出的全部红利，分配或任何资本返还的权利，于权益交割后归乙方享有；交割日前甲方已收取的，应从对价款中扣除。2.3双方理解，受限于安永托管、BVI信托受托人的同意或协助等事项，标的股份权益尚不具备转让交割条件。此外，乙方投资受让标的股份权益须报国资、发改、商务等有权部门批准或备案通过。2.4一旦标的股份权益对应的BVI信托受益权具备转让交割条件，或标的股份权益对应的山水投资股份具备转让交割条件，甲方应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将标的股份权益交割过户予乙方。如山水投资股份转让交割，山水投资的股东名册、香港公司注册登记处档案中均已明确记载乙方系山水投资股东，乙方持有包括标的股份数量在内的山水投资股份为完成交割；如BVI信托受益权转让交割，BVI信托的受益人名单中记载乙方为信托计划的受益人，持有标的股份权益对应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为完成交割。乙方向甲方发出交割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按适用法律的规定签订相关转让文书，办理转让交割手续，因非甲方的原因，交割迟滞的，甲方无需承担责任；但若系因甲方的原因延误交割的，每延误一日，甲方应按照转让价格总额的万分之六向乙方支付违约金。2.5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委托乙方指定人员行使标的股份权益项下全部表决权，及其他与标的股份权益有关的任何权力和权利；为乙方或乙方指定人员行使上述权力和权利，甲方或甲方指定人员有义务签署所有必要的文件或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如需）。2.6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应将标的股份权益有关的所有文件的原件移交乙方指定人员接管，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份权益原始的出资凭证、信托收益权证书、股票证书等。2.7鉴于甲方享有的BVI信托受益权转化自境内中国员工持股计划（又名山水集团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该持股计划所持山东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山水立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山水建新投资有限公司等股权），标的股份权益转让予乙方的同时，甲方在境内中国员工持股计划中的所有权益应一并无偿转移归乙方享有。2.8鉴于甲方在与冯存伟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已收取转让款150172元……双方同意，标的股份权益完成交割后，乙方代甲方退还上述转让款150172元。乙方代甲方退还《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转让价款150172元即为已经履行了其在本协议项下支付标的股份权益对价款的义务。具体退款时间、金额及期次由乙方与冯存伟及其他方自行协商确定甲方均予以认可。3.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以及争议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协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本协议一式陆份，双方各持叁份。”诉讼中，双方均认可该协议签订地为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英贤街19号。协议签署后，产发集团公司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双方尚未在有关机关办理股份交割变更登记手续。（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认为，产发集团公司、郭红梅双方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故产发集团公司要求确认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的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产发集团公司、郭红梅双方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依法签订了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根据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涉案相关股份权益的财产权益以及收益权已经转让给产发集团公司。双方均认可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中涉及相关股份的股份权益自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即转为产发集团公司享有，产发集团公司请求确认其实质享有股份权益转让协议项下的相关股份权益，符合双方合同约定，法院予以支持。根据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约定，双方当事人均已理解股份权益交割条件尚不具备，在交割手续完成前，双方均同意由郭红梅通过协议约定的相关方式协助产发集团公司行使有关权利，直至双方实际办理交割完毕，并对办理交割完毕的标准进行了相应约定。因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所涉及相关股份尚未在有关机关办理完毕交割手续，郭红梅应继续履行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约定的相应义务。产发集团公司要求郭红梅继续履行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的请求，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郭红梅主张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合同义务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产发集团公司、郭红梅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二、产发集团公司实质享有涉案《股份权益转让协议》项下转让的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44股的股份权益；三、郭红梅负有继续履行《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的义务。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判决生效后，陈宏庆以其是上述山水投资44股股份实质权益的所有权人，（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陈宏庆以刘德权、郭红梅为被告，向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确认陈宏庆与郭红梅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郭红梅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陈宏庆为买方，郭红梅为卖方；确认郭红梅在《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项下的股份全部实质权益已经归属陈宏庆所有；郭红梅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出卖人的义务等。2018年9月，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确认陈宏庆与郭红梅系买卖合同关系，即陈宏庆从郭红梅处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44股的股份实质权益；郭红梅对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44股股份所享有的实质权益归陈宏庆所有；郭红梅向陈宏庆履行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出卖人义务；驳回陈宏庆的其他诉讼请求。郭红梅不服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向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郭红梅的上诉请求。2017年9月14日，郭红梅与冯存伟签订《〈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之解除协议书》，甲方（卖方）为郭红梅，乙方（买方）为冯存伟，协议主要约定：经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均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有关售价的返还，双方均同意由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向乙方及资金垫付方予以返还，具体返还事宜由相关方另行约定。郭红梅与冯存伟分别在《解除协议书》中签字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一审法院(2018)鲁0105民初4959号股权转让纠纷案审理过程中，产发集团与郭红梅均对双方签订的股份权益转让协议无异议，亦认可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中涉及相关股份的股份权益自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起即转为产发集团享有，故一审法院作出(2018)鲁0105民初4959号判决，判决产发集团、郭红梅签订的《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产发集团实质享有涉案《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项下转让的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44股的股份权益，并无不当。根据产发集团提交的解除协议书可以证明，无论陈宏庆与冯存伟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冯存伟与郭红梅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于2017年9月解除，涉案股权相关权益重归郭红梅所有，因此，郭红梅有权与产发集团签订协议，将股份权益转让予产发集团。郭红梅与产发集团签订的《股权买卖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陈宏庆主张一审法院作出的(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民事判决错误，证据不足。其主张合法民事权益受到损害，无事实依据。综上，陈宏庆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驳回陈宏庆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3元，由陈宏庆负担。本案二审过程中，陈宏庆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书一份，拟证明购股代表不服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2月作出的认定陈宏庆享有案涉股份实质权益的民事判决，于2019年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查，于2019年9月作出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1）生效判决按照优势证据原则，据此认定陈宏庆与职工股东间存在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为委托购股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职工股东明知其已与陈宏庆签订《确认函》并全额收取转让款，却又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股权买卖协议》，系不诚信行为。陈宏庆为维护自身权益，于2018年7月针对该事宜向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汝州市人民法院于受理该系列案件后，经开庭审理，并于2018年8、9月作出一审判决。而产发集团公司与职工股东间的系列纠纷，产发集团公司最早是于2018年8月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1月份左右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就案涉争议股份处理而言，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在先、管辖在先、裁判在先，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就争议诉请作出裁判并无不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认定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购股关系、陈宏庆享有案涉山水投资公司股份实质权益的二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购股代表和职工股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驳回购股代表的再审申请。证据2为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拟证明依据上述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生效判决，陈宏庆于2020年1月向汝州市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汝州市人民法院根据陈宏庆的申请及相关生效判决，已展开对案涉标的股份开始强制执行，进而证明陈宏庆是涉案标的股份的购买人、权益人，涉案标的股份归陈宏庆所有。郭红梅质证称，对于证据1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职工股东及购股代表就是因为不认可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所以才提起了再审，并将该意见在再审中表达。而且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已经判决股权权益归产发集团公司所有，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河南省平顶山市的二审判决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均在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判决之后，且裁判内容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矛盾，所以该裁定不能证明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对于证据2，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汝州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也进入执行程序。因绝大部分职工股东不认可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所以已经提出执行异议，后又提起执行复议。职工股东也因为汝州案件的违法执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执行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向职工股东回复将案件交由汝州法院执行局信访庭处理。对于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与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就同一标的、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二十六条已明确规定：“执行中发现两地法院或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就同一法律关系作出不同裁判内容的法律文书的，各有关法院应当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同的上级法院处理。”所以该份证据也不能证明股权权益归陈宏庆所有。产发集团公司质证称，对汝州案件的情况，产发集团公司不清楚也不了解情况，不同意陈宏庆的证明目的，同意职工股东的质证意见。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应提供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且损害了其民事权益的证据材料。本案中，虽然郭红梅与冯存伟于2015年签订了《股份买卖协议》，但在股权尚未过户的情况下，双方于2017年9月14日又协商一致解除该协议，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后郭红梅与产发集团公司签订《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8）鲁0105民初4959号的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并判令产发集团公司享有涉案股权的权益并无不当。至于陈宏庆与冯存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郭红梅出具2017年3月《确认函》的事实，均不能对抗产发集团公司。陈宏庆虽主张其为（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享有涉案股权的全部权益，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判决错误。陈宏庆对其提出的该案系虚假诉讼，职工股东代表在诉讼过程中所表达的并非职工股东的真实意思等上诉理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陈宏庆以（2018）鲁0105民初4959号案件判决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要求撤销该判决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陈宏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3元，由上诉人陈宏庆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潇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高静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