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黔01民终45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珺，女，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燕，女，197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强，贵州森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戴金成，男，1977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原审第三人：张秀英，女，195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贵州心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珺因与被上诉人何燕、原审第三人戴金成、张秀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8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起诉时对借款利息要求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本案发回重审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并未变更诉讼请求，只是将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日变更为至2019年10月14日。二、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转账给张秀英的款项是对上诉人的还款，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除向上诉人借款外，还向第三人戴金成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贵州百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通公司）借款9,650,000元，上述借款由转账凭证为据，原判关于被上诉人与贵州百通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借贷关系不成立的认定错误。上述9,650,000元借款没有借条系因为当时被上诉人与戴金成系男女朋友关系，这符合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借款的客观情况。上诉人与戴金成虽系夫妻关系，但在法律上二者是不同的民事主体，上诉人从未授权戴金成处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戴金成要求被上诉人将650,000元转账入张秀英账户，并非上诉人的意思表示，且戴金成亦表示该款用于归还百通公司的借款。何燕辩称，一、上诉人所称9,650,000元借款不成立，上述款项并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何燕也没有任何还款及支付利息的行为，且时隔3年多百通公司也没有任何催款行为。何燕的银行流水显示在收到百通公司9,100,000元当天就转走了9,000,000元，且此后又向百通公司汇回790,000元。二、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从未出现在法庭中，也未与被上诉人见面或沟通过，均是戴金成出面负责相关事宜，戴金成实际是王珺的代理人。张秀英是王珺的母亲，也是650,000元的收款人，何燕向王珺还款是根据戴金成的意思表示汇入张秀英的账户。三、借款发生时双方已预见到650,000元的还款，因此才会对2018年9月13日的1,050,000元在2018年9月10日时出具两张分别为400,000元和650,000元的借条。原审第三人戴金成、张秀英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王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50,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按月利率2%计算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截至2019年3月1日共计228,029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被告何燕向第三人戴金成提出借款请求，后戴金成将何燕的该借款请求告知原告王珺，原告王珺遂于2018年6月29日至9月13日期间向户名为何燕的银行账户共计转账1,750,000元，具体分别为2018年6月29日转账20,000元、7月2日转账70,000元、7月5日转账410,000元、7月16日转账100,000元、7月20日转账100,000元、9月13日转账1,050,000元。被告何燕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7月16日向王珺出具500,000元和200,000元的借条各一张，于同年9月10日向王珺出具650,000元和400,000元的借条各一张，以上四张借条所涉金额共计1,750,000元，借条均载明“月利率2%”或“月息2%”的字样。后被告何燕于2018年9月22日、23日向第三人戴金成指定的户名为张秀英的银行账户分别转账500,000元、150,000元。现原告王珺以被告何燕向其借款共计1,750,000元后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及支付利息为由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4日作出（2019）黔0115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被告何燕不服该判决，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2019）黔01民终3817号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追加戴金成、张秀英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另查明，2019年2月22日，原告王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支付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何燕向第三人张秀英的银行账户转款650,000元的行为应否认定为其向原告王珺偿还涉案欠款的行为。根据被告何燕向原告王珺出具的四张借条以及王珺向何燕银行转账的相应凭证，可以认定王珺向何燕出借1,750,000元款项的事实成立。结合涉案借条上均载明“月利率2%”或“月息2%”的字样，应认定本案双方已达成关于涉案借款按2%计收月息的合意。据此，原告王珺与被告何燕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案中，虽然原告提供了转款凭证、进账单等证据证明第三人戴金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曾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向被告何燕转款共计9,650,000元，但原告并未提供借条等其他证据对其所称的该9,650,000元款项所涉借贷关系予以佐证，结合第三人戴金成关于被告何燕是其2014年至2015年期间的女朋友的陈述，基于第三人戴金成与被告何燕在当时的特殊关系，本案仅凭转款凭证及进账单不足以认定前述9,650,000元款项的案外借贷关系成立，故原告关于何燕向第三人张秀英转款650,000元系偿还案外欠款的主张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基于原告王珺与第三人戴金成之间的夫妻关系以及何燕系通过戴金成向王珺借款的事实，应认定戴金成向何燕指定收款账户的行为系代表王珺履行的，故何燕向戴金成指定的张秀英的账户转款650,000元的行为应认定为其向王珺偿还涉案欠款的行为。据此，被告何燕尚欠原告王珺借款1,100,000元（1,750,000元减去650,000元）。根据双方的约定，欠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该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确认。原告王珺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涉案欠款利息计算至2019年10月14日，符合法律规定，从其所愿。综上，被告何燕应向原告王珺支付的欠款利息为20,000元×2%/30天×85天＋70,000元×2%/30天×82天＋410,000元×2%/30天×79天＋100,000元×2%/30天×69天＋100,000元×2%/30天×65天＋1,050,000元×2%/30天×10天＋1,100,000元×2%/30天×386天=325,553.3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被告何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珺欠款1,100,000元及利息325,553.33元；二、驳回原告王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0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602元，由被告何燕负担14,207元，原告王珺负担8,395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被上诉人何燕提交何燕卡号尾号为138888的贵州乌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流水明细，拟证明百通公司转款9,000,000元给何燕后，何燕当天就转回了百通公司，而后何燕又向百通公司转款790,000元；9,000,000元进入何燕的账户是因为百通公司不能作为收款人，转款给何燕是为了银行完善手续的要求；790,000元是借何燕的账户过账。上诉人王珺、原审第三人张秀英质证表示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印证了何燕和百通公司有债权债务的事实；只体现了何燕为了帮助百通公司过账而转款，但不能证明何燕差欠百通公司的款项已经还清；上述银行流水中百通公司转给何燕的有两笔款项，分别为9,000,000元和100,000元，但何燕转给百通公司的款项也为两笔共计790,000元，分别是700,000元和90,000元，何燕尚有8,310,000元没有返还百通公司；何燕根据百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金成的指示将款项转入张秀英的账户只能认定为归还百通公司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对王珺的还款。原审第三人戴金成质证表示百通公司把九百多万元款项转给了何燕，何燕于两个月后才将九百多万元转回了百通公司；百通公司收到了790,000元。本院认为上述银行流水中只能体现2015年5月19日百通公司向何燕支付9,000,000元，同日通过卡柜台转账取款的方式支付了9,000,000元，但该流水中并未载明何燕将该9,000,000元支付给谁；此外百通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向何燕支付100,000元，何燕分别于2015年5月26日转账支付700,000元给百通公司，于2015年6月2日转账支付90,000元给百通公司。二审审理中，本院责令何燕提交证据证明2015年5月19日百通公司向何燕支付9,000,000元，何燕将前述款项转账至何处的证据。何燕提交了贵阳市乌当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何燕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查询及储蓄（卡）业务凭证，拟证明何燕和百通公司之间只有过账关系，没有借款关系。上诉人王珺及第三人张秀英质证表示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何燕的证明目的，如果是过账，没有必要转给王家胜再转给百通公司，上述证据只能反映王家胜和百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使该款是何燕通过王家胜给百通公司的，何燕也没有全部还清，百通公司给何燕的款项远大于8,100,000元。原审第三人戴金成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5月9日何燕向王家胜转账支付8,100,000元，同日王家胜又将该款项支付到百通公司。经本院对一审庭审笔录与一审开庭庭审录像比对，王珺的代理人在2019年10月14日一审庭审中陈述诉讼请求时利息是以诉状载明的至本金付清时为止，只是在确定已产生的利息时表示计算至2019年10月14日为止，但后面的利息要求计算至付清借款为止。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燕支付到张秀英账户的650,000元是归还王珺的借款，还是归还百通公司的借款；王珺主张的利息应计算至何时。关于第一个焦点虽然戴金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百通公司确实在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期间有转款9,650,000元给何燕的银行流水记录，王珺、戴金成、张秀英均主张上述款项系何燕向百通公司的借款，但并不能提交借条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通过何燕二审提交的银行流水、业务凭证及一审中百通公司向何燕支付款项的凭证能够证明何燕与百通公司有大量的经济往来，而当时何燕与戴金成系男女朋友关系，故仅凭银行流水并不能证明何燕与百通公司之间有借款的合意，且何燕与百通公司的经济往来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通过何燕与戴金成之间的微信联系记录，可以印证案涉1,750,000元系何燕与戴金成联系后出借，而在2018年9月22日戴金成与何燕双方联系时仅是何燕要求戴金成提供农业银行的账户，随后戴金成将张秀英农业银行卡的图片发送给何燕，并未说明该款系归还百通公司的款项，本院认为基于戴金成与何燕的前述借款及还款的协商过程、款项的支付情况、戴金成与王珺的夫妻关系以及与张秀英的女婿岳母关系，何燕有理由相信戴金成的前述行为取得了王珺的授权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戴金成在本案中指示何燕将款项转至张秀英账户的行为效力应及于王珺。关于第二个焦点，根据本院比对一审庭审笔录及庭审录音录像资料，王珺在一审审理中并未将其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计算至2019年10月14日为止，原判对利息的截止日期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王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824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王珺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9）黔0115民初824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何燕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王珺欠款1,100,000元及利息325,553.33元；2019年10月15日起至何燕将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欠付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计算；三、驳回王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60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7,602元，由王珺负担7,427元，何燕负担20,1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0元，由王珺负担9,269元，何燕负担3,45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黄智静审判员 李云鹤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钟钦书记员王健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