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民再12号抗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负责人：梅向荣，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小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清，男，住北京市昌平区。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云鹤，男，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申诉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盈科所）因与被申诉人刘云清、刘云鹤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京检民监[2019]1100000050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京民抗3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范晓蓉、检察官助理胡雪乔出席再审法庭。申诉人盈科所的代理人吕小竹，被申诉人刘云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刘云鹤经法院公告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认定律师代理费的给付条件并未成就缺乏证据证明，未支持盈科所要求给付律师费用的主张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再审过程中盈科所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刘云清只需按照拆迁补偿款1052260．8元的30%向申诉人支付律师费错误。2．二审法院未向任何机关核实被申诉人刘云鹤按照《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中获得的房屋目前的状况，经行作出“至今未办理房屋入住手续”的事实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一审法院以被申诉人刘云鹤并未与相关拆迁部门办理完毕房屋领取交接手续，法院不可进行预判为由，对申诉人要求被申诉人支付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错误的适用法律，牵强的认定被申诉人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尚未成就，错误的分配举证责任，导致最终作出错误判决。请求：1、依法撤销（2017）京0107民再1号和（2018）京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两被申诉人连带给付律师费暂定为180万元（按拆迁补偿房屋160．34平方米的30%，为48．1平方米加上赠送的8平米，总计56．1平米，具体数额按市场价折现）；2、两被申诉人连带给付违约金50万元；3、两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用47710元由两被申诉人承担。刘云清辩称，1．诉争法律服务合同实际上已得到全部履行，并不存在欠付律师费的事实。2．刘云清并非本案诉争法律服务合同的实际相对人及合同义务履行人，要求其承担支付律师费的义务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3．申诉人律师阮国忠、吕小竹在执业活动中存在诸多违法违规和不诚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委托当事人的权益。4．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不成立。从诉争法律服务合同及补充合同对律师费的计付约定看，本案为风险代理，检察院以“双方并未约定刘云鹤办理房屋领取手续为支付成就条件”来推理支付条件已成就不合逻辑和法理。请求维持原生效判决。盈科所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刘云鹤、刘云清连带给付律师代理费140万元（拆迁补偿房屋160．34平方米的30％，为48．1平方米，按市场价折现）；2．刘云鹤、刘云清连带给付违约金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云鹤、刘云清连带负担。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刘云鹤系刘云清之兄。1994年10月24日，经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乡人民政府审批，刘云鹤以刘云清的名义与徐振林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徐振林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东后街40号（现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食堂东路6号）院内的9间半房屋以4万元的价格卖予刘云鹤。2010年，徐振林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求起诉刘云鹤、刘云清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0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海民初字第5974号民事判决书，以徐振林与刘云鹤的房屋买卖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由判决“刘云鹤以刘云清名义与徐振林就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村东后街四十号的房屋买卖行为无效。”刘云鹤不服（2010）海民初字第597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间，刘云鹤、刘云清与盈科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内容为：“甲方刘云鹤、刘云清，乙方盈科所。第一条委托事项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阮国忠律师为与徐振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第二条双方约定事项如一中院二审确认买卖合同有效，按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乙方代理费，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份额归甲方所有。拆迁款到账后双方必须共同领取，任何一方无权单方领取，如一方单方领取视为该方违约，违约金为五十万；若部分补偿为房屋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按以上三七比例分成。如二审一中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该合同自动解除。”落款处有盈科所的公章及刘云鹤、刘云清签字。《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除上述打印的字体内容外，在协议右上方空白处有刘云鹤签字注明的内容：“此合同为刘云鹤起草。刘云鹤2010年9月13日”；在协议右下方空白处有刘云鹤和阮国忠签字注明的内容：“如徐振林启动再审或抗诉程序高院再审如改判无效，甲方按70％，乙方按30％承担各自风险，如高院维持有效，甲方再向乙方支付以提成基数的50％的代理费。刘云鹤阮国忠”；该《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的打印字体“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阮国忠律师为与徐振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内容中有手写增加的内容，变更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曾可逸指派阮国忠律师为甲方与徐振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盈科所与刘云鹤、刘云清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同时，刘云鹤在盈科所出具的《委托人须知》上签字。2010年10月6日，刘云鹤又自行书写了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原协议房屋也按30％提成宅基地241．3平方米=72平方米，刘云鹤再自愿送8平米给阮国忠，可购一套80平方米的楼房。如宅基地以外的楼房，刘云鹤和阮国忠各按50％分得。为共同信守特立此协议为据。”2010年11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123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明确写明：上诉人为刘云鹤、其委托代理人为盈科所律师曾可逸；被上诉人为徐振林；原审被告为刘云清、其委托代理人为李会冉、盈科所律师曾可逸；判决结果以双方所签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为由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徐振林的全部诉讼请求。2010年12月24日，刘云鹤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安置补偿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腾退的宅基地地址为食堂东路街6号，有效宅基地面积160．34平方米，有效宅基地四至范围内应评估补偿的房屋建筑面积139．87平方米，应拆除房屋及附属物总面积139．87平方米。……乙方按有效宅基地面积1:1比例可置换唐家岭新城定向安置房建筑面积为160．34平方米。……乙方可享受置换、购买的唐家岭新城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160．34平方米。……甲方给予乙方的有效宅基地四至范围内的有效房屋评估重置成新价202812元。……补助、奖励款合计801346．8元。……”刘云鹤在该协议书最后落款处注明：“要求按判决书和宅基地等相关规定如数补全额给我”。同时，刘云鹤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签订《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腾退的宅基地地址为食堂东路街6号，有效宅基地面积160．34平方米。乙方按有效宅基地面积1:1比例可置换唐家岭新城定向安置房设计（建筑）面积为160．34平方米。……乙方置换、购买唐家岭新城定向安置房为T09：12号楼四单元1001号，设计建筑面积80．17㎡；……T09：12号楼四单元1002号，设计建筑面积80．17㎡；……乙方所置换购房总计2套；设计建筑面积合计160．34㎡。……甲方应支付乙方装修补助费：（160．34㎡×300元）48102元。……甲、乙双方所签《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补助、奖励款等计1004158．80元。……甲方应支付乙方合计款1052260．80元。……”刘云鹤在该协议书最后落款处仍注明：“要求按判决书和宅基地241．3平米等相关规定如数全额补给我房和钱”。2011年1月29日，刘云鹤在腾退款领取登记表上签字领取腾退款共计人民币1052260．80元。2011年1月30日，刘云鹤支付给盈科所阮国忠律师代理费35万元，盈科所认可收到刘云鹤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5万元。2013年5月29日，盈科所将刘云鹤起诉到法院（即本案原审）。在原审审理过程中，追加刘云清为共同被告，盈科所变更诉讼请求为：1．刘云鹤、刘云清连带给付律师代理费140万元（拆迁补偿房屋160．34平方米的30％，为48．1平方米，按市场价折现）；2．刘云鹤、刘云清连带给付违约金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刘云鹤、刘云清连带负担。原审中刘云清、刘云鹤经法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原审审理期间，法院于2014年5月4日至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新城6号楼1层物业项目办公室调查，该处工作人员答复：12号楼4单元1001、1002号二套房屋尚未办理物业交接及入住手续，房屋钥匙尚未发放，上述房屋属于空置状态。2014年12月19日，法院作出（2013）石民初字第31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刘云鹤、刘云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给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费用一百四十万元；二、驳回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生效后，刘云清不服（2013）石民初字第3100号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最终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重审。重审期间，盈科所和刘云清，均认可至今刘云鹤未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刘云鹤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和证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盈科所与刘云鹤、刘云清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虽对《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手写部分的委派哪名律师各持异议，但盈科所在刘云鹤、刘云清与徐振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二审审理期间确实委派了律师为刘云清、刘云鹤提供了法律服务，不论盈科所委派的是曾可逸律师还是阮国忠律师，刘云鹤、刘云清在此期间均未提出异议，故法院视为刘云清、刘云鹤对盈科所委派曾可逸律师予以认可。盈科所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法律服务义务，最终二审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徐振林全部诉讼请求，故刘云鹤、刘云清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盈科所相应律师代理费用的义务。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诉称和辩称意见，针对以下焦点问题做如下分析：（一）刘云清是否应该支付律师代理费用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中，刘云清是案件中的被告，亦与刘云鹤共同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盈科所委派的曾可逸律师是作为刘云鹤、刘云清两人的委托代理人提供的法律服务，故刘云清无论是否是实际买房人还是挂名买房人，其都应支付盈科所的律师代理费用。（二）刘云清承担律师代理费用的数额盈科所委派律师作为刘云清的代理人参与了二审期间的诉讼，刘云清理应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用，但《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并未对刘云鹤和刘云清应支付代理费用的数额分别约定，故法院将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认定。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如一中院二审确认买卖合同有效，按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乙方代理费”的约定可以确定律师代理费的基本数额，无论该笔费用是从拆迁款中给付还是刘云鹤、刘云清个人或共同给付，具体数额按拆迁款的百分之三十计算是能够确定的。根据刘云鹤、刘云清与徐振林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生效判决书、《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可以认定被拆迁安置人为刘云鹤，刘云清在拆迁过程中没有任何利益可获，亦无权对刘云鹤的拆迁利益予以支配、使用和处分。故《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和《补充协议》中对补偿的房屋享受三七比例的分成及自愿送阮国忠房屋平米数的约定，显然是刘云鹤对拆迁中所得权利的一种处分，是刘云鹤对盈科所的一种单方承诺。综上，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及刘云清在房屋买卖合同和拆迁过程中的利害关系，并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字面约定和行为目的进行综合分析，其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不宜与刘云鹤混同承担。现盈科所已收到刘云鹤、刘云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共计35万元，该费用应为刘云鹤、刘云清共同支付的，故在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应视为刘云清已履行了支付盈科所律师代理费的义务。（三）置换的房屋是否应按三七比例提成支付给盈科所因刘云鹤的房屋置换事宜与相关拆迁部门并未办理完毕，刘云鹤尚未实际取得置换房屋，对此法院不可进行预判，故对盈科所要求按拆迁补偿房屋160．34平方米的30％给付律师代理费140万元一节，法院不予支持，盈科所可待刘云鹤实际取得置换房屋后重新主张权利。盈科所并非拆迁的被腾退安置人员，亦无权领取他人拆迁款，故《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拆迁款须共同领取的约定不能实现，且刘云鹤在领取拆迁款后第二天即将35万元律师代理费用给付盈科所，故盈科所要求刘云鹤、刘云清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一节，依据不足，法院亦不予支持。对刘云清辩称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刘云鹤尚未实际取得置换房屋，且合同中未约定给付期限，故法院不予采纳；对刘云清辩称盈科所和其指派的阮国忠律师存在违法违规等行为，不属本案受理范围，法院不予处理。刘云鹤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相应的抗辩权利。综上所述，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京0107民再1号民事判决：驳回盈科所的诉讼请求。盈科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盈科所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即网页截图，欲证明拆迁安置房屋已经具备交付的条件，只是因为被上诉人自身原因没有去办理交接手续。刘云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刘云鹤不领取拆迁安置房屋的原因是因为开发商安置给他的房屋面积不够。刘云鹤未对该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法院认为，因该证据系媒体报道，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故对该项证据法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刘云鹤下落不明，且至今仍未办理房屋入住手续。二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盈科所与刘云鹤、刘云清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本案中，盈科所已经依约为刘云清、刘云鹤提供了法律服务，最终二审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故刘云清、刘云鹤应当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关于“如一中院二审确认买卖合同有效，按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乙方代理费……若部分补偿为房屋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按以上三七比例分成……”的约定，向盈科所支付律师代理费用。现刘云鹤按其领取的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已经支付给盈科所律师代理费用35万元，该35万元应为刘云清、刘云鹤共同向盈科所支付的，且数额超过了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的标准，故刘云清、刘云鹤已经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的约定履行了按拆迁款额总额的百分之三十支付律师代理费的义务。关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约定的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三七比例分成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虽刘云鹤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刘云鹤可置换购房2套，面积合计160．34平方米。但目前刘云鹤并未与相关拆迁部门办理完毕房屋领取交接手续，亦未实际控制上述房屋，故《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约定的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三七比例分成的条件并未成就，法院对盈科所主张按拆迁补偿房屋160．34平方米的30％给付律师费用的主张无法进行预判，盈科所可待刘云鹤实际取得拆迁补偿房屋后另行主张该项权利。现刘云鹤下落不明，法院亦无法从相关拆迁部门获知刘云鹤未办理房屋领取手续、未实际取得房屋的原因，盈科所亦未能提交刘云鹤系故意不去办理房屋领取手续的证据，故对于盈科所关于刘云鹤为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京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查，2013年盈科所将刘云鹤起诉至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刘云鹤支付律师代理费及违约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2013）石民初3100号受理本案，案件受理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5日与盈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谈话，该代理人表示本案与刘云清无关，仅向刘云鹤主张。后法院经公告向刘云鹤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2013年12月10日本案第一次开庭，进行了缺席审理。2014年5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再次向刘云鹤公告送达，并于2014年7月31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在庭审中，盈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再次表示只针对刘云鹤主张，放弃对刘云清主张。2014年9月22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与盈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谈话，该代理人表示追加刘云清为被告，进行公告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向刘云清、刘云鹤进行了公告送达，并以刘云清、刘云鹤为被告在2014年12月16日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庭审中，盈科所要求刘云清、刘云鹤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次开庭后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3）石民初3100号民事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虽然《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是刘云清、刘云鹤共同签署，但该委托代理协议实为刘云鹤起草，《委托人须知》系刘云鹤一人签署，《补充协议》也是刘云鹤一人签署。该委托代理协议所涉诉讼中，法院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房屋是刘云鹤通过刘云清的名义购买，实际购买人是刘云鹤，而且也一直是刘云鹤在居住使用。本案诉讼前，一直是刘云鹤与阮国忠在协商律师代理费用的支付问题，盈科所的付款通知也向刘云鹤一人发出，而且盈科所最初只起诉了刘云鹤，在诉讼中也曾经表示只追究刘云鹤的责任。此外，《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中被拆迁安置人为刘云鹤一人，刘云清在拆迁过程中没有任何利益可获，亦无权对刘云鹤的拆迁利益予以支配、使用和处分。故《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真正的受益人是刘云鹤，应当由刘云鹤支付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一、二审法院仅根据《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有刘云清的签名就认为刘云清应当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认定有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盈科所已经按约定提供了法律服务，最终人民法院确认刘云鹤以刘云清的名义与徐振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故刘云鹤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支付律师代理费。关于《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约定的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三七比例分成的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刘云鹤已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其中拆迁安置补偿房屋面积为160．34平方米，双方在《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约定:“若部分补偿为房屋按所补偿房屋的平米数按以上三七比例分成”，即在部分拆迁补偿为房屋的情况下，律师代理费按“补偿房屋的平米数”的30%为标准进行计算，该标准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双方并未约定以刘云鹤办理房屋领取手续为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成就条件。现刘云鹤与北京众唐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安置补偿协议书》和《唐家岭村腾退搬迁改造工作置换购房协议书》，证明刘云鹤的拆迁补偿中有两套房屋，面积为160．34平方米，其已经具备交付条件，盈科所主张以该拆迁补偿房屋的面积的30%折算的价款支付律师代理费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应当予以支持。一、二审法院以刘云鹤未办理房屋领取手续认为律师费的支付条件不成就的认定错误，本院再审予以纠正。关于具体的诉讼代理费用问题。盈科所在一、二审中均主张诉讼代理费用为140万，再审中主张费用为180万，再审的主张超过原诉讼请求的部分不属于再审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合盈科所提交的出售价格资料、周边房屋市场价格、拆迁协议约定等情形，盈科所要求按照140万元的标准支付其律师费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另，刘云鹤得到拆迁补偿总额为1052260．8元，30%的费用应该是315678．24元，现刘云鹤已向盈科所支付35万元，超出34321．76元。盈科所无证据证明超出部分系刘云鹤无偿给付，故该笔金额应当从律师费中予以扣除，即刘云鹤还应支付律师费的金额为1365678．24元。关于盈科所主张的违约金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在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拆迁款到账后双方必须共同领取，任何一方无权单方领取，如一方单方领取视为该方违约，违约金为五十万”，盈科所并非拆迁的被腾退安置人员，亦无权领取他人拆迁款，《委托代理协议（民商诉讼）》中拆迁款须共同领取的约定不能实现，故盈科所要求刘云鹤支付违约金50万元一节，依据不足，一、二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民再39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7民再1号民事判决；二、刘云鹤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诉讼代理费用1365678．24元；三、驳回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刘云鹤负担130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负担8896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刘云鹤负担1300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负担8896元（已交纳）。案件保全费3910元，由刘云鹤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案件公告费（以实际发生数额为准）由刘云鹤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陶志蓉审 判 员 李 晓审 判 员 张学梅二〇二〇年九月九日法官助理 陈 瑶书 记 员 陆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