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8民终79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亲根，男，1957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红梅，女，198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系上诉人儿媳。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肃良，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志军，男，197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金爽，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亲根因与被上诉人王志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4民初3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亲根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未予否定，而微信是上诉人儿媳与被上诉人均认可的对账平台，在对方没有明确否认且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客观事实。2.2018年11月6日上诉人发短信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随即回复并承认两个重要事实，结合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且已生效。3.现有的电子数据能够证明双方在合同交易过程中，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货款及数量的事实。上诉人儿媳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前后完整、内容相互衔接，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审时被上诉人对短信和微信的聊天内容及证人证言的客观性未作否认，对上诉人最后一次交付货物也予以承认，对被上诉人支付驾驶员运费8000元的事实也予以认可，但被上诉人却不承认尚欠上诉人货款的事实。且从双方的交易习惯看并非钱货两清。4.被上诉人在一审两次开庭均未亲自到庭，一审法院任由被上诉人代理人作自相矛盾的陈述，因此一审法院应当传唤被上诉人到庭陈述。 王志军辩称，吴亲根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亲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王志军立即支付货款81943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为止；2.诉讼费用由王志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亲根为经营麻将牌原料的业主，王志军为生产麻将牌的业主。自2009年始，王志军向吴亲根购买生产麻将牌的原料，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原料的品种、规格、数量、价格等均通过手机联系沟通，从未签订过书面协议。2017年1月2日，双方进行了一次对账，王志军在微信中确认账单无误；同年9月3日又进行了一次对账，王志军微信确认结欠货款472305元。此后，吴亲根仍有向王志军供货行为（包括2018年10月12日的一次供货），但数量、规格、价格等不详。虽然吴亲根多次通过微信向王志军发送“对账单”要求确认，但王志军一直未予回应。从王志军付款情况看，自其于2017年9月3日确认结欠货款472305元后，至2018年10月9日共付款1370000元（包括部分现金和承兑汇票）。嗣后，吴亲根多次要求与王志军协商结算未果。 一审法院认为，王志军承认吴亲根的诉讼请求部分，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于双方争议的货款是否结清以及王志军是否尚欠吴亲根货款819435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双方当事人未签订书面协议，交易过程中吴亲根又未注意让对方签署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生效的相关证据，如有对方签署确认的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或者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等。双方虽在微信聊天中谈及部分买卖事宜，但并无具体的、无异议的对账。因此，吴亲根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系孤证又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吴亲根要求王志军支付货款819435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2020年7月2日，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吴亲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994元，减半收取计5997元，由吴亲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根据双方庭审陈述查明，双方均确认自2008年、2009年左右开始交易，最后一次交易为2018年10月11日，通常由王志军打电话向吴亲根下订单，吴亲根备货后再向王志军发货，双方对账一般通过电话进行确认。2017年开始，吴亲根儿媳江红梅也会通过微信聊天与王志军进行订货、催款以及对账等。2017年9月3日江红梅与王志军在微信中共同确认结欠货款472305元，2018年1月29日江红梅向王志军发送对账单，2018年7月2日江红梅向王志军发送“2018年1-6月对账单”，2018年10月11日江红梅向王志军发送“2018年7-9月对账单”。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王志军是否尚欠吴亲根货款819435元。吴亲根主张王志军仍尚欠货款819435元；对此王志军主张双方之间交易是现款现货进行结算，不存在拖欠大额货款未支付的情况。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分析如下：第一，关于双方的结算习惯问题。吴亲根主张2017年之后业务移交给儿媳江红梅负责，江红梅和王志军通过微信对账，2017年之后王志军赊欠货款的数额增多。王志军主张双方之间的结算均现货现结，下单后支付预付款，货到10日内付清。但根据江红梅和王志军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9月3日双方确认王志军尚欠472305元货款，以及江红梅在2017年6月16日、2018年1月29日、7月27日及10月7日向王志军催款等事实，吴亲根关于2017年之后双方通过微信阶段性对账以及王志军存在赊欠货款的主张，更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第二，2017年9月3日双方一致确认结欠货款后，王志军向吴亲根支付的货款金额已远远超过对账结欠的472305元。关于2017年9月3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的发货及货款结算明细等具体情况，吴亲根均能通过对账单较为清晰进行说明，反之王志军对该段时间内收货情况却陈述记不清楚，有违常理。第三，江红梅和王志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有多处能与对账单内容相互对应，对账单的可信度较高。具体如下：根据2018年4月10日至13日微信聊天记录，王志军向江红梅下单后双方约定于4月15日发货，而4月11日王志军下单内容与江红梅2018年7月2日微信发送“2018年1-6月对账单”中4月15日发货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根据2018年9月6日微信聊天记录，王志军说“退1192包”能与江红梅2018年10月11日微信发送“2018年7-9月对账单”中9月8日退货内容相互印证。第四，根据2018年10月18日微信聊天记录，王志军让江红梅再次发送“上次发的账单”，之后江红梅将“2018年7-9月对账单”发送给王志军。故可认定王志军对“2018年7-9月对账单”之前的对账单并无异议，否则按常理王志军不可能只要求江红梅发送“上次发的账单”。2017年9月3日双方对账之后，王志军虽然未在微信聊天中对后续对账单进行确认，但不能仅凭此直接认定双方未对账或王志军对对账单有异议，而应结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双方常年交易习惯等综合分析认定。综上，根据前述分析以及结合双方交易习惯等可确信吴亲根所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而王志军所抗辩货款已结清、2017年和2018年吴亲根的供货单价高且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均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关于吴亲根主张的货款数额，根据2018年11月6日吴亲根发送给王志军的短信以及二审询问内容，吴亲根自认最后一批货即2018年10月11日货物的单价应扣减200元/吨，故该批货款应为218132元，王志军尚欠货款合计812965元。因双方未约定支付货款时间，故吴亲根要求王志军自一审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 综上，上诉人吴亲根的部分上诉理由可以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二审应予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9）浙0824民初3650号民事判决； 二、王志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吴亲根货款81296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自2019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二、驳回吴亲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1994元，减半收取计59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994元，均由被上诉人王志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汪 佳 审 判 员  姜秀莲 审 判 员  曾 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法官助理  姜晓晟 书 记 员  王慧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