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20）鄂08行终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马金华。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昌清，系马金华之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门市东宝区农村经营服务中心。上诉人马金华因与被上诉人荆门市东宝区农村经营服务中心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荆门市掇刀区人民法院（2020）鄂0804行初4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查明，马金华自述，其原系神农架林区人，由于亲人的关系于2000年在红岩村与名叫王强的村民口头达成房地买卖意向，并向王强支付了1000元押金。至此，原告及其家人搬至王强的房屋居住并耕种王强原承包地，其耕种期间的土地税费由其缴纳（但无法提供证据证实）。2003年6月，原告向王强付清15000元的房地款后，与王强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协议书。但自2003年至今，案外人王开洋在未告知事由的情形下，直接耕种了原告从王强处流转来的属于房屋买卖协议书中的“罗大堰东边170方，1.89亩；开洋北秧底37方0.37亩”的土地，并自此由王开洋缴纳土地税费改革前的税费，领取土地税费改革后的国家补贴。2004年，村里进行土地确权登记，原告在一张空白的土地确权登记表上签字。2005年，被告将除案外人王开洋耕种的两块土地之外的原由王强承包的土地确权到原告名下，原告也发现该确权证书上少了诉争的两块土地。但原告鉴于其系外来户，再加之年龄的因素耕种不过来，原告仅向村里反映后并未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2015年，原告将户口从神农架林区迁至东宝区石桥驿镇盐池社区。2019年，原告从被告处查阅到2004年由原告签名的《东宝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表》，发现上面除原告本人签名之外的字（含“同意确认”）均非原告本人书写，故而认为自己受了欺骗。2020年4月15日，作为原告家庭成员的丈夫沈昌清到被告处反映问题，要求：1、依法追回其原有的土地两块304方丈，原田原界；2、支付其18年的耕种补偿费，每年1000元，共计18000元；3、支付其18年国家补助款，按财政计算；3、将两块土地确权到其名下。2020年5月18日，经调查核实，被告对其作出《石桥驿镇红岩村沈昌清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为2003年6月之前，罗大堰东半边1.7亩和小秧底0.34亩土地是王开洋在耕种并缴纳农业税。2004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根据农业税缴纳登记表将两块田确权给王开洋。根据《东宝区对粮食直接补贴操作规程的通知》的“区对各乡镇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分配采取按计税面积补贴的方式”规定，2003年6月之前诉争的土地系王开洋耕种并缴纳的农业税，2004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也是确权在王开洋名下，国家粮食补贴应发给王开洋。同时建议由石桥驿镇人民政府依法做好调处工作；通过法律途径申诉解决。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其30日内向东宝区人民政府或荆门市农村经营管理服务中心提出复查申请。如逾期不提出复查申请，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原告不服，于2020年6月22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追诉政府用欺骗手段骗取签名确认的承包土地3.04亩，撤销原告所签字的那份土地确权表。经释明，原告的实质诉请系要求改变2005年已颁发给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记载面积，要求将确权给王开洋的“罗大堰东边170方，1.89亩；开洋北秧底37方0.37亩”两块土地确权至其名下。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上述法条是行政诉讼法对起诉期限的明确规定。起诉期限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另一方面也为了保证行政行为的效力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本案中，原告自述其于2005年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就发现该承包经营权证上少确认了诉争的两块土地，但鉴于其他原因当时仅向村委会反映问题后并未及时维权，故本院可以推定2005年原告即知晓其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而原告目前实质是要求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的问题，原告于2020年6月才提起诉讼已明显超过起诉期限。询问中，原告认为其于2019年才看到《东宝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表》，才发现上面的“同意确权”并非原告本人书写，故认为未超过期限。但是对原告土地承包面积直接进行确认及界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于2005年即已取得并知晓确权具体少了诉争两块地的事实，故对原告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原告虽于2020年4月向被告提出了相应的诉求，但是该处理意见属于信访答复的范畴，不予审查。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马金华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已交纳），于该裁定书生效后退还原告马金华。马金华上诉称，马金华是2005年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才发现土地有两块地被确走而不知确给了谁，直到2019年6月20日，找王开洋收回土地，王开洋不同意时，2019年6月20日在村委会、镇财政、镇司法人员调解时，才见到确权表，说有马金华签字认可的确权表为凭证。司法邓主任说既然已经签字认可就无理可说了，各自回去。2020年4月沈昌清为这两块地和马金华吵架时，沈昌清问马金华为什么签字，马金华说村会计让她在空白表上签的字。沈昌清知道后就去找邓主任复印了确权表，表上只有马金华三个字是马金华亲自签写的，然后就去找相关部门投诉，后来找到农村经营服务中心，由服务中心下了处理意见书，服务中心说王开洋有理，马金华到东宝信访办，转石桥驿镇政府也没有解决问题，马金华才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定马金华是2005年就知道，可马金华是知道土地少了两块确权登记，但不知道对象，怎么去追。马金华没有放弃权利，两块地因为无证据无法追究也无法诉讼。马金华是2020年4月才知道真相，知道自己被骗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应从2020年4月计算，没有超过期限。综上，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经济损失59400元，返还马金华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国家补助款。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2000年3月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经过原审释明，马金华的一审诉讼请求实质上是要求被上诉人改变2005年颁发给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要求将确权给王开洋的“罗大堰东边170方，1.89亩；开洋北秧底37方0.37亩”两块土地确权至自己名下。本院认为，马金华于2005年领到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就知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内容，即使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起诉期限，马金华对颁证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应该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一年内起诉，即使按照有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起诉期限也应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即2005年颁证时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马金华2020年6月才提起本案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从马金华的自述来看，其2005年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就发现证上少了两块土地，其当时没有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是向村里反映和向其他相关部门主张权利，直到2020年4月马金华的丈夫沈昌清查到确权登记表，发现登记表上的“同意确权”不是马金华本人书写，经过复印登记表取得证据后才提起本案诉讼，故其认为未超过起诉期限。本院认为，马金华向村里或其他机关主张权利，以及其复印登记表收集证据的行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耽误起诉期限的法定理由，也不导致起诉期限重新计算，其主张从2020年4月开始计算起诉期限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马金华的起诉正确。2020年4月，马金华虽向被上诉人反映过问题，被上诉人也作出了相关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但该处理意见书属于信访答复的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不予审查正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 沂审判员 向 芬审判员 罗艳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曾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