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2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某，男，1944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骏，河北远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女，197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辛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1，男，195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北京市冠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某因与被上诉人朱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309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3日立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后，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某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某号院甲某号楼某门某号房屋和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某1号院甲某1号楼某1门某1号房屋50%的份额由温某继承；二、一、二审诉讼费由朱某1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温某系朱某、温某3养子这一事实不仅有档案记载而且有辛集市位伯镇某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且朱某1在其出具的协议书、起诉状中均认可温某的养子身份，另外双方亲友也认可过继事实，故温某的养子身份是得到广泛认可的，部分档案上显示为侄子是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运动，由于温某的父母是地主成分为了避免牵连而更改，事实上并未解除收养关系，且朱某、温某3抚养了温某，温某对朱某、温某3履行了赡养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收养关系不成立、否认温某继承人身份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收养法》系1992年4月1日开始施行，但是该法律中并无对事实收养关系认定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收养关系的所谓三个要件，缺乏法律依据。2、在《收养法》施行之前，我国并无关于收养问题的专门性法律规定。199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贯彻执行《收养法》，作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并在该通知第二条明确要求，“...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以比照收养法处理”。而在此之前的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准确适用民事政策法律，正确、合法、及时处理民事案件，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制定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第四部分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本案中，在1952年开始收养时，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年代，收养法尚未公布、更未施行，根本无法办理收养的合法登记手续，温某本身并无过错，亦不可苛责于朱某、温某3。在民间一般都以亲友、群众公认即可，这完全符合民事习惯和社会生活常识。一审判决以未办理收养登记为由认定收养不成立，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与生活习惯严重不符。在朱某1亦明确认可温某养子身份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予认可，与客观事实不符，与社会习惯不符，也不利于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的倡导，不利于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三、一审法院主文判决涉案房产归朱某1所有，超出了温某的诉讼请求，严重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程序违法。朱某1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温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首先，温某从未与朱某1的父母长期共同生活。朱某1的父母也从未抚养过温某，温某从未尽到赡养义务。温某一直和其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尽到了抚养和赡养义务。因此收养关系不成立。温某3仅仅在填写表格时填写为养子，事实上并没有成功，在之后也是仅仅称之为侄子，也只有一张登记表为温某3的养子。温某提交了村委会的证明也无法证明收养的事实，温某3的户籍档案并不在此处，也不在此居住生活，因此村委会根本不了解温某3的情况，只是按照温某要求出具的文字而证明。其次，在一审庭审中，温某也承认过其没有与朱某1父母一起在北京生活。关于事实收养关系的认定于法有据。在《收养法》出台以后，温某与温某3之间一直未办理收养登记，双方也没有长期共同生活。再次，本案为继承纠纷，一审法院的主文判项合法，并未超过温某的诉求，也未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温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由温某依法继承被继承人温某3的遗产（包括但不限于其位于海淀区阜成路某号院甲某号楼某门某号和海淀区阜成路某1号院甲某1号楼某1门某1号两套房产）；2、诉讼费由朱某1承担。事实与理由：温某是温某3的养子。温某3于2016年11月3日去世，其配偶朱某于1998年11月26日去世，温某3的父母也早已去世。朱某1系温某3亲生儿子，曾因继承纠纷于2018年10月10日将温某诉至法院。因温某当庭不同意朱某1事先欺骗温某而成的所谓温某放弃遗产继承的协议，朱某1当庭撤回起诉。现温某起诉朱某1，要求依法继承温某3的遗产。朱某1向一审法院辩称，不同意温某的诉讼请求。第一，温某提出的收养关系仅仅为名义上收养关系。温某系朱某1舅舅之子，与温某3系亲属关系。根据温某3的档案，温某系温某3的侄子身份出现。因朱某1舅舅家庭条件、身份出身等原因，为了温某的前程，朱某1舅舅想让温某3把温某从农村带出去，把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为此，温某3仅仅在填写表格时将他写为养子，想以收养关系把温某的户籍变为城市户籍，但是没有成功。户籍迁移记录中也没有温某的户籍迁移记录，温某从未与朱某、温某3共同生活，朱某、温某3也没有对温某尽抚养义务。根据朱某的档案，朱某1与朱某、温某3一直生活在一起，朱某、温某3对朱某1尽了抚养义务，温某与朱某、温某3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温某未对朱某、温某3尽赡养义务，双方各自生活基本不往来，朱某、温某3生病期间温某未出现、未照顾，朱某、温某3去世时温某也没有奔丧尽孝，而温某对其亲生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并继承了遗产。直至朱某、温某3去世，温某也没有补办收养手续。综上，温某与朱某、温某3未共同生活，温某的户籍从未发生变更，温某与朱某、温某3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第二，2017年1月温某与朱某1达成协议书，该协议书合法有效，温某3去世后留下两套房屋，是温某3于2001年3月22日从北京某大学处购买，温某3与该大学签署了两份集资购房协议，两套房屋正在办理房产证，上述房屋交付后朱某1与温某3一直居住其中，温某3生前没有立遗嘱，因此双方2017年1月16日达成协议书，约定上述房屋全部由朱某1继承，朱某1无需向温某支付补偿，温某协助办理房产证，双方自愿签署，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欺诈欺骗，合法有效，应当按照该协议依法办理，因此朱某1要求继承温某3的两套房产。第三，温某在2018年11月参加与朱某1的法院调解，该调解合法有效，2018年11月30日温某主动接受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签署调解笔录，是温某真实意思，应属合法有效，但是因温某家属干预双方没有达成调解书。综上，温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某与温某3系夫妻，二人婚内育有一子，即朱某1，三人户籍于1964年2月由上海市迁入北京市。朱某于1998年11月26日去世，温某3于2016年11月3日去世。温某3的父母均先于温某3去世。温某系温某3侄子，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辛集市位伯镇某村福德里某号。2001年3月22日，温某3与北京某大学签署《集资建房购房协议》，约定由温某3购买位于北京某大学东校区轻甲某号某门某层某号和轻甲某1号楼某1门某1层某1号两套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证书。北京某大学房产科出具《住房证明》，证明位于海淀区阜成路某号院甲某号楼某门某号和甲某1号楼某1门某1号房屋系分配给温某3居住的住房，该房屋个人产权属于温某3个人所有，个人房屋产权证正在办理中。温某主张其系温某3养子，为此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辛集市位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信》，证明温某是温某3的侄子，过继给温某3。证据2、户籍证明信，其中手写注明温某曾用名“温某4”。证据3、温某3的人事档案及履历表等，其中记载：1951年6月9日《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记载侄子温樑、儿子朱某2（4岁）、1952年6月11日《党员登记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儿子朱某2；1956年3月10日《干部自传》中记载侄子温某4、儿子朱铭；1956年5月2日《干部情况审查综合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1960年2月26日《干部简历表》中记载侄子温某4；另有两张未注明日期的《工作人员家庭人口变动登记表》，其中一张记载温某4为温某3养子，年龄8岁，人员增减原因为“因无小孩”，另一张记载朱某3为温某3之子，年龄1岁，人员增减原因为“初生”。证据4、朱某的干部履历表，其中家庭成员中儿子仅有朱某1一人。朱某1对上述证据1不予认可，出具证明的人无法得知温某8岁时是否有过继事实，该证明是应温某要求开具的，无法证明其与温某3之间存在收养关系；对证据2至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其中户籍证明信中手写字迹不予认可，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温某与温某3存在收养关系。另根据温某3的人事档案，其中记载温某3还有儿子朱某2和朱某3，据此朱某1申请追加朱某2和朱某3为本案一审被告参加诉讼。经询，双方均无法提供朱某2和朱某3的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温某称朱某3、朱某2出生不久即夭折，朱某1称其自出生起从未见过或听过温某3、朱某提起二人有其他子女。经询问，温某表示其于1953年秋冬到上海与温某3共同生活两三年，户口未迁移，后温某回到原籍与其亲生父母共同生活至成年。温某回到原籍地后温某3每月给温某学费15元，并经常邮寄衣物、食品等。1998年朱某生病期间，温某对其进行陪护，过年过节来京探望，但温某未与朱某、温某3在北京共同生活。朱某1对温某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仅认可温某于1983年因帮助温某3制作家具到京居住半个月，此后偶尔来京看望，从未与温某3、朱某共同生活。朱某1提交其与温某于2017年1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明双方就房屋归属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温某配合朱某1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朱某1无需向温某支付任何补偿。朱某1称因温某在《工作人员家庭人口变动登记表》显示为养子，北京某大学据此不为其办理房屋产权证，所以为了解决房屋办证问题，其与温某签订协议书，并将温某诉至法院。2018年11月30日，经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朱某1与温某签署京海调援字【2018】第246号《和解协议书》，约定涉案两套房屋由朱某1继承所有，经法院裁决后30日内朱某1向温某支付50万元经济补偿，并要求法院依据协议内容出具调解书。温某对上述《协议书》签字真实性认可，但主张日期是倒签的，且并非温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解协议书》虽为双方签订，但该协议未经双方按手印也未出具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朱某1申请追加朱某2、朱某3为本案一审被告，根据查明情况及双方陈述，温某表示二人均已去世，朱某1表示自其出生起未见过亦未听温某3和朱某提起过二人，双方均无法提供二人的其他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等，据此无法确认朱某2和朱某3的存在及其身份，故法院依法不予追加。收养应当向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认定收养关系，应当以民政部门的登记为准。构成事实收养，则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养父母与养子女间长期共同生活；（二）须公开以父母子女相称，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三）养子女与生父母在事实上终止了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温某3与温某未办理收养关系登记，温某未与温某3长期共同生活，温某亦未与其生父母终止权利义务关系，不仅未形成公认的收养事实，而且在温某3的人事档案中多次记载温某为侄子，仅在朱某1出生前有过一次“养子”的记载，后又改为侄子，温某3亦未自认其与温某之间存在收养关系，综合上述情况，温某与温某3之间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故温某以继承人身份要求继承温某3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本案中，朱某1系温某3与朱某的唯一第一顺序继承人，故温某3购买的房屋应由朱某1一人继承所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某号院甲某号楼某门某号房屋和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某1号院甲某1号楼某1门某1号房屋由朱某1使用，待房产证下发后归朱某1继承所有；二、驳回温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温某提交韩某的证人证言，韩某系温某的表弟，跟双方都是亲属关系，证明是温某的过继是家中亲属认可的。朱某1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朱某1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材料在一审期间已客观存在，温某逾期提交并无正当理由，且该证人证言无法直接证明温某与温某3形成收养关系，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温某与温某3是否形成收养关系；二、一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关于争议焦点一，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前的收养案件，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可以按收养关系对待。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本案中，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温某系温某3侄子，于1944年出生，其自称于1953年秋冬到上海与温某3共同生活两三年，后回到河北与其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故其并未与温某3长期共同生活，亦未与生父母终止权利义务关系，且温某3的人事档案及履历表中多将温某记载为侄子，双方并未长期、公开以母子关系相称、相待，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温某与温某3形成收养关系。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之规定，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不适用自认规则，朱某1在与温某的协议书、其他案件诉讼中的自认均不作为认定收养关系存在与否的依据。综上，温某与温某3未形成收养关系。一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系继承纠纷，当事人均可围绕争议遗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理、裁决。本案一审中，朱某1作为被告，明确要求继承诉争的两套房产，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继承人具体情况，依法判决由朱某1继承两套房产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温某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温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34元，由温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国庆审 判 员 范红萍审 判 员 赵懿荣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谷文博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