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0184民再2号 再审申请人：成都市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阳街道西河村四组Y1号。 法定代表人：杨毅，总经理。 诉讼委托代理人：李佳欣，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枫，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朱世华，男，1969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诉讼委托代理人：靳亚楠，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王阳鸽，四川蜀锦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成都晋元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崇州市崇州街道西桥社区7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45946733911。 法定代表人：骆艳琼，执行董事。 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涵可，四川世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徐梓恒，四川铭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朱世华与与原审被告成都晋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元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7）川0184民初391号民事调解书，案外人成都市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顺公司）认为该调解书确定的履行内容侵害其民事权益，遂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联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毅及其诉讼委托代理人李佳欣、陈枫，原审原告朱世华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靳亚楠、王阳鸽，原审被告晋元公司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陈涵可、徐梓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顺公司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崇州市人民法院（2017）川0184民初391号民事调解书；2.改判驳回朱世华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申请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蒋勇主张对晋元公司享有的债权的真实性无证据证明；2.朱世华主张对蒋勇享有的债权的真实性也无证据证明，朱世华所称其对蒋勇的债权，除了双方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协议书》外，无任何欠款凭证、书面协议、评估报告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朱世华对双方债权债务的形成过程的陈述也不符合常理。朱世华原审起诉的时间是2017年1月19日，而其出示的《协议书》的落款时间则为2017年1月23日，可以看出朱世华起诉的依据并非是其与蒋勇的债权转让；3.即便蒋勇对晋元公司的债权以及朱世华对蒋勇的债权都是真实的，蒋勇将其对晋元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朱世华时并未通知晋元公司，因此对晋元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4.朱世华在原审中提交的借款金额分别为1193万元和10万元的两份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朱世华应在2015年10月1日前交付晋元公司1193万元借款，在2015年12月11日前交付晋元公司10万元借款，事实上双方并无交付借款的事实；5.原调解书中朱世华向法院隐瞒了其与晋元公司的真实的关系，实际上，朱世华不但是被晋元公司的司机，也是晋元公司股东徐艳琴的姐夫，而徐艳琴也正是晋元公司在该案中的代理人。且朱世华与晋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勇系连襟关系，朱世华儿子徐雅江也是晋元公司财务人员，徐雅江的妻子夏月婵则是晋元公司出纳。朱世华为达到虚构债权债务的非法目的向法院隐瞒这些事实。朱世华转入晋元公司的款项全部来源于晋元公司的股东徐艳琴以及实际控制人蒋勇。从朱世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对账单可以看出，朱世华所称出借给晋元公司的1203万元借款，均系徐艳琴及蒋勇在朱世华转款当天以及前一日提前转给朱世华，再由朱世华转给晋元公司的，三方用200万元资金进行循环转账，在账面上形成了1203万元的转款事实。虽然朱世华称其对晋元公司的债权来源于蒋勇对晋元公司债权的转让，但朱世华在原审起诉的依据是将其自有资金出借给晋元公司而并非依据蒋勇的债权转让，朱世华向法庭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明显是虚假的。在本案庭审中，晋元公司也否认向朱世华借款，结合晋元公司称公章一直由徐艳琴掌握，以及徐艳琴作为晋元公司代理人的事实，可以看出原调解书系徐艳琴代表晋元公司与朱世华恶意串通，虚构了债权债务；6.朱世华基于原调解书向法院申请执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2017年5月22日，登记在晋元公司名下的首批土地指标款27373950元汇入联顺公司、晋元公司以及三江镇政府三方开立的共管账户（开户行：成都银行崇州支行，账号：10×××20）后，当日即被法院划走21970524元。该款系联顺公司与晋元公司按份共有，联顺公司享有66.6%的份额，该款不仅包括晋元公司的投资款、联顺公司后续投资款、双方应分配的利润，还包括需用于项目农户安置补偿、政府工作经费、工程尾款的支付，晋元公司对共管账户内的资金不具有完全的控制权。7.申请人提起再审程序合法。原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侵害了联顺公司对共管账户款项享有的实体权益，即使法院没有支持联顺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对该账户按份共有的主张，联顺公司对该款也享有特定的债权，而非普通债权，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该款项被扣划的事实。所以联顺公司申请再审符合法律规定，原调解书损害了联顺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依法撤销。 被申请人朱世华辩称，朱世华与晋元公司的债权债务客观存在，原调解书载明的1203万元债权由三部分组成:1048万元是蒋勇将其对晋元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朱世华的；145万是朱世华对晋元公司的借款，该款系晋元公司用于归还张伟的欠款；剩下10万元也是朱世华对晋元公司的借款。具体事由：1.朱世华对蒋勇的债权客观存在。二人是连襟关系，朱世华经营砂石生意，蒋勇承包工程，自90年代至2006年，蒋勇共欠朱世华砂石款170多万元。后来，朱世华向蒋勇索要欠款购买土地，蒋勇因无现金支付，就和朱世华口头约定用蒋勇在西江的房产、广场的房产及土地的一半所有权用于抵偿朱世华的欠款。2013年，蒋勇和成都崇泰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对西江广场房屋进行拆迁，补偿蒋勇不低于300平的商业房产，该补偿房产由蒋勇和朱世华各享有50%的利益。2015年，蒋勇和朱世华进行商议核算，蒋勇支付朱世华290万，朱世华不再享有前述房产和土地权益。蒋勇与朱世华多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蒋勇以物抵债进行了抵消，后因抵偿物大幅升值，双方再次确认了债务金额；2.蒋勇对晋元公司的债权客观存在。因晋元公司投资崇州三江项目缺乏资金，晋元公司多次向蒋勇借款，借款本息共计1048万元，晋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骆艳琼向蒋勇出具了多份《借款协议》和《收据》；3.蒋勇将其对晋元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朱世华客观存在。2015年，晋元公司财务人员提出欠蒋勇的款项三年未归还不符合公司的财务规范，为规范账目，建议更换债权人，但当时晋元公司并无资佥归还蒋勇，后蒋勇与朱世华协商一致，晋元公司欠蒋勇的1048万元及所产生的资金利息都由朱世华收取，再加上朱世华借给晋元公司的145万和10万元，共计1203万元的债权，由朱世华向晋元公司进行主张，朱世华与蒋勇对晋元公司的债权实质上是一种债权转让关系，即蒋勇将其对晋元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朱世华，以抵消其对朱世华的部分欠款；4.朱世华在原审提交的一份《借款协议》是2015年10月1日与晋元公司签订，载明朱世华借给晋元公司人民币1193万元，于2015年10月1日前交付晋元公司，此处交付是基于蒋勇的债权转让而来，蒋勇的款项早在2012年至2015年间已经借给晋元公司并投入项目。另外一份《借款协议》是在2015年12月11日与晋元公司签订，载明朱世华借给晋元公司人民币10万元，于2015年12月11日前交付晋元公司，该笔借款的交付时间和朱世华10万元的借款转账流水是一致的，该10万元在协议签订当天就完成了交付。因此，原审的两份《借款协议》均已经完成了借款交付；5.本案朱世华采取循环转账的方式，是为了完善相关的借款手续，因为有了银行流水才能满足晋元公司财务上更换债权人的需求以便规范建账，这种方式虽然形式上像是联顺公司在“虚构债权”，但实际上是真实的债权债务转移；5.原调解书并未涉及联顺公司，执行财产也是法院经查询后确定的晋元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并非原调解书所确定的标的物。联顺公司以法院扣划的款项系其与晋元公司按份共有为由提出书面异议，实质上是对执行标的物主张实体权利，其提出案外人异议之诉符合法律规定。但案外人申请再审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二是原生效文书确立的执行内容与执行标的物有关，三是原生效文书确立的内容部分或全部损害了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四是在执行异议裁定送达之目起六个月内申请再审，五是案外人应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因此，案外人只有对原生效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对其实体权益造成损害，才能申请再审。案外人不能针对法院裁判中的不特定的标的物给付以及以行为为对象或以普通债权为对象的生效裁判提出再审申请。联顺公司提出再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案外人提起再审的前提条件，只能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程序救济。 被申请人晋元公司辩称，因晋元公司在原案诉讼及审理过程中存在管理漏洞，公司的股东徐艳琴在未经董事会和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参与原案诉讼并与朱世华成调解协议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晋元公司的利益，原审调解书载明的内容并非晋元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予以撤销。 经再审查明，晋元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成立，徐艳琴系该公司股东，曾担任公司监事一职。案外人蒋勇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朱世华系徐艳琴的姐夫，供职于晋元公司。徐艳琴与蒋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 2013年8月8日，晋元公司与崇州市三江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江政府）签订《三江镇舒桥村等三个村灾后重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由晋元公司与三江政府合作开发舒桥村等三个自然村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2014年2月11日，晋元公司又与联顺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开发该项目。项目结束后，2017年1月12日，三江政府召集两家公司召开协调会，经协商，双方同意将土地综合整治后的67余亩土地指标登记在联顺公司名下，96余亩土地指标登记在晋元公司名下。登记在联顺公司名下的土地指标收益归联顺公司所有，登记在晋元公司名下的土地指标收益1000余万元，除包括晋元公司的投资成本和利润外，还包括联顺公司的利润、未结清的农户安置补偿款、民工工资及工程尾款等。登记在晋元公司名下的土地指标收益款由晋元公司在成都银行崇州支行开立账号为10×××20的共管账户，由晋元公司、联顺公司与三江政府三方共同监管。 2015年9月至12月期间，蒋勇将200万元资金通过徐艳琴的银行账户转至朱世华的银行账户，朱世华再将该笔资金转至晋元公司的银行账户，晋元公司又将该笔资金转回蒋勇的银行账户，蒋勇又转至朱世华的银行账户，朱世华再转至晋元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多次循环转账的方式，表面上形成了晋元公司对朱世华1203万元的“债务”。晋元公司就前述转账所形成的“债务”分别于2015年10月1日、2015年12月11日向朱世华出具了借款金额为1193万元和10万元的《借款协议》，又于2016年12月31日向朱世华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截止2016年12月31日，晋元公司欠朱世华本息合计1563.3万元。其中2015年10月1日本金1193万元，利息为357.9万元；2015年12月11日本金10万元，利息2.4万元”。 2017年1月19日，朱世华持《借款合同》、《欠条》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转账凭证诉至本院，要求判令晋元公司偿还其借款本息共计1584.954万元。本院受理该案后，徐艳琴在晋元公司法定代表人骆某琼不知情的情况下，作为晋元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该案的诉讼。2017年1月24日，朱世华的委托代理人黄超与徐艳琴在本院的主持下就前述借款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徐艳琴对朱世华诉称的借款事实、借款本息以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表示认可，双方遂达成调解协议。本院根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了（2017）川0184民初391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文载明的履行期限届满后，朱世华于2017年3月20向本院申请对晋元公司进行强制执行，本院于2017年5月22日作出（2017）川0184执557号执行裁定书，将晋元公司在成都银行崇州支行开设的账号为10×××20上的存款16756097元划转至本院执行代收款账户。2017年10月30日，经朱世华申请并提供担保后，本院将其中600万元支付给了朱世华。 联顺公司获知后，以本院执行的涉案银行账户系晋元公司与联顺公司在崇州市三江试点项目的共管账户，账户资金应属两家公司按份共有，联顺公司享有该账户资金待分配份额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对该笔款项的执行。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联顺公司针对涉案项目是否享有合作利润、是否优先于该案债权得到受偿，属实体争议，遂裁定驳回了联顺公司的异议申请。联顺公司不服于2017年8月7日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晋元公司开设的涉案银行账户性质为一般账户而非专用存款账户，对于一般账户中的资金，应当依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作为权属判断依据，即使联顺公司与晋元公司约定了该账户内的资金为共有，也只能对约定的双方产生效力，不能对抗案外人的执行申请和法院的强制执行。涉案账户上的共同监章只是银行支付款项时的验证依据而非账户开立和账户所有的依据，该账户的资金不会因晋元公司、联顺公司及三江政府共同监章而导致该账户内的资金特定化。因此，联顺公司请求确认涉案账户的资金为联顺公司和晋元公司按份共有的主张依据不足，所提异议不足以排除本院强制执行晋元公司非特定化一般存款账户内货币资金的民事权益。联顺公司与晋元公司是否存在联营纠纷，是否进行财产分割等，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院依法强制划拨款项的行为，遂驳回了联顺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请求。联顺公司不服上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该院审理后认为，联顺公司与晋元公司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以晋元公司名义开设三江试点项目收支账户，用于三江试点项目相关款项的收入和支出，该账户系以晋元公司名义开设的一般存款账户，该账户资金不符合货币资金特定化的特征，故应当从账户名称确定资金的所有权人，在联顺公司与晋元公司未就涉案账户资金的所有权进行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双方按照约定共同管控账户资金只是对资金的一种支配方式，并不因一方参与资金的控制而改变账户资金的所有权。联顺公司基于与晋元公司合作三江试点项目而对涉案账户内资金的收支进行监管，其主张的所有权比例实际上应当是基于双方约定的投资比例享有的利益分配比例，本质上属于债权。联顺公司基于与晋元公司的合作关系享有的是请求分配利润的债权请求权，而非对涉案账户内资金享有所有权，其权利不足以排除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联顺公司又于2017年8月3日，以朱世华与晋元公司恶意串通，虚构朱世华对晋元公司的1203万元的债权，严重损害其合法利益，请求本院撤销该调解书。 以上事实有（2017）川0184民初391号民事调解书、（2017）川0184执557号执行裁定书、（2017）川0184民初2278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704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案外人联顺公司提起再审的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案外人申请再审必须同时具备原裁判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这两个条件。虽然朱世华在原审中采用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虚构借款事实，伪造借款凭据，又利用循环转账的方式制造虚假的银行交易流水，并通过调解方式获得本院生效法律文书，但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联顺公司仍需证明该调解书内容损害了其民事权益。而该民事权益主要是指物权和法律、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即享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和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原则上不包括普通债权。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17）川0184民初391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本院依据朱世华的申请对晋元公司的涉案银行账户采取了执行措施，联顺公司以享有该账户资金待分配份额为由向本院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经本院审理后认为晋元公司开设的涉案银行账户性质为一般账户，联顺公司所提异议不足以排除本院强制执行晋元公司非特定化一般存款账户内货币资金的民事权益，遂驳回了联顺公司的执行异议请求，成都中院经二审审理后予以了维持，故联顺公司针对晋元公司基于双方的联营关系所享有的实体权益系普通债权，与其他债权人对晋元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不存在优先保护的问题，联顺公司对涉案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并不享有专属权利，其作为普通债权人对原审调解书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再审。本案中，联顺公司已将晋元公司作为被告，就双方联营期间的利润分配提起了诉讼，联顺公司可以通过新的诉讼实现其权利的救济。至于朱世华与晋元公司之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诉讼，则应通过其它途经予以解决。综上，联顺公司在本案中不具备以案外人身份对原审调解书申请再审的主体资格，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驳回成都市联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 飞 审 判 员  张海忠 人民陪审员  孙 珊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