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48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汪区大泉聚丽广告工作室，住所地徐州市贾汪区大泉街道办事处泉西村206国道东侧。法定代表人：刘波，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慧，江苏苏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市贾汪区建达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贾汪区老矿社区服务中心综合楼418室。法定代表人：张清田，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存昂，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中军，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贾汪区大泉聚丽广告工作室（以下简称聚丽广告室）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市贾汪区建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达置业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20）苏0305民初6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聚丽广告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被上诉人支付广告印刷费19600元，并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18年11月，因为田昌华府楼盘开盘，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找到上诉人要求制作广告宣传单，并不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制作宣传单。因为与上诉人联系的梁英，在昵称处标注的就是田昌华府，上诉人制作的宣传单也是用于田昌华府楼盘销售，送货地点也是在田昌华府销售处。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结合梁英要求制作的广告单地点和送货地点，以及梁英的介绍，均让上诉人认为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2.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上诉人当庭提交的QQ聊天记录中，已经对制作广告单的形式、数量、内容进行了约定，应当认定双方已经形成了合同，并且梁英为上诉人出具了货物清单，对于货物的数量、单价也已经进行了确认。3.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黄本领在上诉人提供的普通发票上进行了确认，黄本领并不是被上诉人的普通工作人员，其是被上诉人的领导，负责审批手续。黄本领不可能在没有该项业务的情况下就在上诉人提供的发票上进行签字，也不会在没有对广告费进行审核明确的情况下签字确认认可，被上诉人陈述的黄本领在与财务核实后才进行的修改，本身就与常理不符。黄本领负责审批，财务负责付款，本身就不是一个职能部门。4.一审庭审时，上诉人就提出过因为该宣传单用的比较急，第二天需要使用，梁英就在当天下午与上诉人联系制作广告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前期不存在任何的业务往来，上诉人也不知道被上诉人与苏州工业园区韦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博公司）之间的关系。5.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了退场协议书，特别约定了梁英的身份，也可以看出梁英在被上诉人与韦博公司合作期间是主要负责人，在退场协议书中约定就是为了规避风险、逃避责任。上诉人开具发票的日期是2019年1月3日，而韦博公司退场的日期是1月7日，被上诉人拒付广告费的原因就是韦博公司退场。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韦博公司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被上诉人作为受益人，由韦博公司负责楼盘销售，盈利了就认可韦博公司的行为，亏损了就否认韦博公司的行为。上诉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在制作广告宣传单时都认为是被上诉人需要制作的，结合上诉人的举证，已经可以明确广告单费用为19600元，制作的广告单就是为了被上诉人售楼需要，送货地点就是被上诉人售楼处，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在普通发票上进行了签字确认。2.上诉人从2019年1月份到2020年3月份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多次要广告费，上诉人从事的也是小本生意，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表见代理以及善意第三人的相关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其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完全的推给上诉人，仅依据韦博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代理销售合同》就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没有提出上诉人的过错，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明上诉人存在恶意，并且被上诉人举证的退场协议及《代理销售合同》均能够证明梁英构成了表见代理。被上诉人拒付广告费的原因就是上诉人2019年1月4日交付的，2019年韦博公司退场，并不是被上诉人陈述的经过询问财务人员。财务人员仅负责付款，财务人员又不从事开展相关的业务，又无职权去审批业务。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为维护合法权益，上诉人特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建达置业公司辩称：一、上诉人并非善意第三人，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明确将韦博公司列为被告，同时明确将梁英作为韦博公司的联系人，梁英的联系电话147××××4545也是由上诉人提供。而且上诉人在事实和理由中明确陈述，韦博公司是为被上诉人销售楼盘，在2018年11月份是韦博公司找到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制作宣传单等。虽然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因联系不上韦博公司，从而撤销了对韦博公司的起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上诉人在起诉状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而且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陈述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由此可见，上诉人在与韦博公司接触时，已经明确知晓韦博公司为被上诉人销售楼盘的事实，也明确知道是韦博公司定做宣传单，而且也已明确知晓梁英就是韦博公司的代表的事实，因此上诉人根本不具备表见代理中善意第三人的构成要件，即使上诉人与韦博公司建立了广告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上诉人也应当向韦博公司主张权利，与被上诉人无关。二、上诉人诉请广告印刷费19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承揽合同性质，上诉人作为承揽人并未与作为定做人的韦博公司订立书面合同，所谓的对账单也是由上诉人单方制作，所以上诉人与韦博公司根本没有就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进行约定，无法确定定做产品的数量、金额等，而且无法证明已经完成了交付义务，因此上诉人诉请广告印刷费196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发票既不能用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双方存在欠款情形，上诉人依据所谓的发票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梁英是韦博公司的销售经理，也是韦博公司对外业务的代表，因此在被上诉人与韦博公司签订的退场协议中，梁英才会作为韦博公司代表与被上诉人进行交接，根本不存在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情况，而且韦博公司根本不可能在已经退场、并且加重自身责任的情况下，在退场协议中将对方人员作为己方的代表，这与常理不符。根据上诉人在起诉状中提供的梁英联系方式，可以知道该号码的归属地为苏州，更能进一步证实梁英为韦博公司人员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于法无据、与事实不符，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聚丽广告室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建达置业公司支付广告印刷费196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1月，田昌华府楼盘开盘，韦博公司找到聚丽广告室要求为建达置业公司制作广告宣传单，2018年12月聚丽广告室负责人刘波以聚彩广告的名义与QQ名为田昌华府梁英的进行QQ聊天，在没有证据证明“田昌华府梁英”是建达置业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与其沟通联系制作广告宣传单事宜，但未与建达置业公司签订合同，亦未对相关具体事项进行明确约定，聚丽广告室根据QQ聊天记录的内容制作了一批广告宣传单，并根据QQ聊天记录的内容进行了交付；2019年1月3日聚丽广告室以大泉头条广告工作室的名义向建达置业公司开具19600元的广告印刷费发票，建达置业公司工作人员签名后认为该发票款并非本公司业务，又将签名划掉后将发票退回聚丽广告室。一审法院认为：聚丽广告室与建达置业公司之间没有签订相关广告制作合同，没有建立广告制作合同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推定“田昌华府梁英”就是建达置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证据不足，同时聚丽广告室也没有提供向建达置业公司交付或建达置业公司使用了聚丽广告室制作的广告宣传单的相关证据；聚丽广告室提供的有建达置业公司工作人员签名但又被划掉后退回的发票不能证明建达置业公司欠款的事实。聚丽广告室要求建达置业公司给付广告印刷费196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遂判决：驳回聚丽广告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5元，由聚丽广告室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首先，本案合同是梁英以“田昌华府项目”的名义与聚丽广告室洽谈磋商的，并未披露明确系代表建达置业公司，而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梁英并非建达置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无该公司授权洽谈本案合同。其次，田昌华府项目虽然是建达置业公司开发的，但该公司已经与韦博公司签订代理销售合同，委托韦博公司销售田昌华府项目的商住物业，梁英是在上述代理销售合同的委托期间与聚丽广告室洽谈本案合同。洽谈合同时，聚丽广告室仅依据梁英的QQ号标注“田昌华府梁英”、宣传单内容为田昌华府项目以及将宣传单等送至田昌华府售楼处，就据此认定梁英是代表建达置业公司，未尽到谨慎审查核实义务，且与其一审诉状中陈述的韦博公司找其制作广告宣传单不符。因此，梁英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对建达置业公司的表见代理。最后，建达置业公司工作人员黄本领虽然在聚丽广告室提交的广告印刷费增值税普通发票上签字，但后又划掉签字退还给聚丽广告室，并已经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时，该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的销售方也非聚丽广告室，即仅依据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不能认定合同主体。综上，聚丽广告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0元，由贾汪区大泉聚丽广告工作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秦国渠审 判 员 汤孙宁审 判 员 汪佩建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法官助理 张 洁书 记 员 张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