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民再10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唐文义，男，1964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言，湖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曹伟，男，1969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才，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敏，上海汉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曾良，男，汉族，1967年7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湖南人和（岳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梓涔，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毛志平，男，197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韶山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成柳，女，198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韶山市。一审被告：易铁军，男，196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强，湘潭市雨湖区激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审被告：唐文兵，男，1965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强，湘潭市雨湖区激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再审申请人曹伟、唐文义与被申请人曾良、毛志平、成柳、一审被告易铁军、唐文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曹伟、唐文义不服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3民终1266号民事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湘民申247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根据（2019）湘民申2478号民事裁定书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11日依法公开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唐文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言，曹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正才、黄敏，被申请人曾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洁、王梓涔，一审被告易铁军、唐文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强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毛志平、成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唐文义、曹伟再审申请：一、撤销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3民终1266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为:唐文义、曹伟、易铁军、唐文兵对毛志平的债务本息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被申请人曾良、毛志平承担本案一、二审、再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六项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特申请再审。申请事由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一、本案的事实原一审、二审认定有错误。1、错误一:2013年5月2日，曾良向毛志平转账960万元、10万元，共计970万元。该事实原一审、二审法院仅凭与毛志平有充分利害关系的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员工陈某的出庭作证，就认定了该笔“旧债务”关系成立。2、错误二:2014年4月4日，曾良与毛志平以及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签订了一份《担保借款合同》，约定毛志平向曾良借款1000万元，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但2014年4月8日在同一天，发生了一系列的转账操作:①案外人杨希江转账940万元给毛志平;②毛志平转账940万元给曾良;③曾良又转账890.6万元给毛志平;④毛志平再转账890万元给杨希江（2014年4月9日毛志平再转账50万元给案外人杨希江，案外人杨希江的940万全部回笼）。该事实，原一审、二审法院认为是属于“还旧借新”，而不属于“借新还旧”。申请事由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二、本案原一审、二审适用法律有误。因为原一审、二审法院对本案的上述事实认定有误，所以导致适用法律也存在如下错误。错误一，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对于2013年5月2日，曾良向毛志平转账960万元、10万元，共计970万元的转账记录，加上员工陈某的证人证言，很显然属于孤证，原一审、二审法院却就凭此认为曾良与毛志平在2013年5月2日存在“旧债”。再审申请人认为，该“旧债”根本就不存在，2014年4月8日毛志平先向曾良转账940万元，然后曾良再转账890.6万元给毛志平，编造曾良已经履行2014年4月4日《担保借款合同》的假象，便于曾良向四担保人主张权利。明显是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担保。错误二、再审申请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曾良答辩：原审判决对认定本案借款不属于借新还旧认定正确。理由如下：1、高盛公司的陈某并不是与毛志平有利害关系，从身份上来说，其是高盛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手续办理人，且特请法庭注意，陈某同时是本案的担保人之一，曹伟妻子陈致颖的亲哥哥，是他们夫妻二人在该公司利益的代表，不可能对曹伟夫妻有所隐瞒，与曹伟是有实质利害关系的。2、本案不属于还旧借新，无论是从主体、形式以及法律适用来看均不符合申请人所述的担保法解释的三十九条的规定。毛志平、成柳未答辩。易铁军、唐文兵答辩：针对再审的请求认可，担保确实被欺骗，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请求事项。曾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毛志平、成柳共同偿还原告借款1000万元；2.判决被告毛志平、成柳共同偿还原告约定的利息损失约120万元（从2015年1月7日起至2015年7月7日），按月息两分的标准计算利息到本金归还之日止；3.判决被告毛志平、成柳共同偿还原告为实现债权需要支付的律师费112万元；4.判决被告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对上述债务及利息、律师费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由六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良与易铁军系朋友关系。毛志平与成柳系夫妻关系。毛志平、唐文兵、曹伟系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的法人股东为湘潭市新一代实业有限公司和韶山龙华山庄酒店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为唐文义和易铁军。毛志平为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良经易铁军介绍与毛志平相识。2014年4月4日，毛志平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曾良借款，并由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进行担保，曾良与毛志平、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共同签订一份《担保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叁个月，利息为月利率36‰，借款期限为叁个月，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由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为毛志平的借款提供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出借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的50%，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合同还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进行了约定。曾良、毛志平、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均在该《担保借款合同》签字，曹伟的妻子陈致颖代曹伟在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2014年4月8日，案外人杨希江先转账940万元给毛志平，毛志平同日将该940万元转给曾良，曾良于同日向毛志平转账890.6万元，毛志平随即转账给杨希江890万元。2014年4月8日，毛志平向曾良出具一张借据，内容为：“今借到曾良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是实，具体约定以叁方陆人于2014年4月4日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为准”。对于借款过程，曾良陈述，2013年5月1日，毛志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曾向曾良借款1000万元并签订了借款合同，2013年5月2日，曾良向毛志平转账支付了970万元（扣除了30万元利息）。该借款到期后，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未偿还借款，并要求继续借款，曾良则要求先将借款归还，再由公司股东个人借款并担保，因此才签订2014年4月4日的借款担保合同及先还再借的银行转账流水。但唐文义等担保人对此说法不予认可。一审另查明，①.2013年5月2日，曾良通过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尾号7386）向毛志平分别转账960万元、10万元，共计970万元；②.2014年5月15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黄辉向曾良（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尾号7386，下同）转账36万元；2014年5月30日，毛志平通过银行向曾良转账36万元；2014年7月8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黄辉向曾良转账36万元；2014年8月8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陈某向曾良转账36万元；2014年9月10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陈某向曾良转账70万元；2014年10月16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伍亚利向曾良转账2万元；2014年11月11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伍亚利向曾良转账10万元；2014年11月18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陈某向曾良转账28万元；2015年2月27日,毛志平通过案外人黄辉向曾良转账30万元；以上11笔共计284万元；③.借款到期后，曾良曾多次与债务人毛志平及四位担保人电话联系催要还款，债务人及担保人均未表示拒绝还款；④.证人陈某在原一审时出庭证实，其在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工作，2013年5月，其曾代表毛志平跟曾良商量借款1000万元的事情；⑤.2015年7月2日，曾良与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约定律师费实行风险收费，为实际到位金额的10%；⑥.本案诉讼过程中，担保人唐文义等人曾就本案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法院与公安机关电话联系，公安机关经调查后未予以立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一、曾良与毛志平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有效；二、若有效，则本案借款本金是多少，已支付利息中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是否应当冲抵本金，利息如何计算；三、成柳应否与毛志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四、担保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五、曾良所主张的律师费能否得到支持。一、关于本案借贷关系是否有效的问题。曾良与毛志平、易铁军、唐文义、唐文兵、曹伟所签订《担保借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唐文义、曹伟以曾良所出借的款项实际是毛志平提前转账给曾良，再由曾良转账给毛志平为由，主张本案系曾良、毛志平双方恶意“串通”形成的虚假借贷，骗取担保人进行担保，本案系虚假诉讼。曾良则提出其与毛志平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之间曾发生过1000万元借贷往来，该借款到期后，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未偿还借款并要求继续借款，曾良则要求先将借款归还，再由公司股东个人借款并担保，因此才签订2014年4月4日的借款担保合同以及还旧借新的银行转账流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表面上看，本案中曾良所出借的款项，确系毛志平于2014年4月8日转账给曾良的款项，但结合曾良于2013年5月2日曾转账970万元给毛志平的事实及证人陈某原一审出庭所作证言等，可以证实在2014年4月4日前曾良与毛志平（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之间确有1000万元借贷发生，本案毛志平先筹钱还给曾良，再由曾良重新借给毛志平，符合“还旧借新”的交易情形，本案也并不属于易铁军、唐文兵所抗辩的“借新贷还旧贷”。借款发生后，毛志平还通过其本人及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某、伍亚利等人向曾良偿还借款284万元，进一步证实毛志平与曾良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对唐文义、曹伟、易铁军、唐文兵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本案曾良与毛志平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二、本案借款本金是多少，已支付利息中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是否应当冲抵本金，利息如何计算的问题。1.本案借款本金的问题。本案《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据金额均为1000万元，因此曾良主张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但根据曾良与毛志平于2014年4月8日的转账记录来看，曾良实际交付给毛志平的款项是890.6万元，故本案借款本金应认定为890.6万元。2.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部分是否应当冲抵本金的问题，毛志平提出其所偿还284万元中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应冲抵本金，曾良则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才应冲抵本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的通知》适用《规定》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第三点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本案中，曾良于2015年7月6日提起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毛志平已经偿还的284万元中，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应冲抵本金。经计算，截止至2015年2月27日，毛志平实际所欠曾良借款本金应为751.1143万元,利息为17.2034万元。3.对于曾良要求按月息2分的标准计算利息到本金归还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因《担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月利率为36‰，该约定利率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现曾良要求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折算年利率为24%，亦超出了法律有关限制利率的强制性规定，故一审法院只予以支持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对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5年2月27日之前的利息一审法院前述已经确认为17.2034万元，2015年2月27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751.114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案清偿之日止。故对曾良主张借款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前述确认的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三、成柳应否与毛志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成柳与毛志平虽系夫妻关系，但成柳未在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或事后予以追认该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且该借款金额巨大，显然已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曾良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系用于成柳与毛志平共同生产经营，故对曾良要求成柳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四、担保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前述已确认曾良与毛志平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该《担保借款合同》合法、有效，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其妻子陈致颖代签）均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故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曹伟本人虽未在该《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但其妻子陈致颖代曹伟在该《担保借款合同》签字，因陈致颖的身份足以让曾良认为其系经曹伟授权代签，故曹伟的妻子签字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该表见代理行为对曹伟和曾良均有效，且曹伟在曾良联系要求其还款时，并未否认担保的事实，故曹伟也应承担保证责任。该《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出借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的50%，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日起两年，该借款期限为叁个月即于2014年7月7日到期，曾良于2015年7月6日提起诉讼，尚在保证期间内。因此，担保人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应对毛志平的前述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毛志平追偿。五、曾良主张律师费的问题。曾良要求支付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所应支付的律师费112万元，因该律师费尚未实际产生，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六、唐文义、曹伟主张本案涉嫌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的问题。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唐文义、曹伟已就本案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经调查未予以立案，故一审法院对唐文义、曹伟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由被告毛志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曾良借款本金751.1143万元及利息（2015年2月27日之前的利息为17.2034万元；2015年2月27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751.1143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案清偿之日止）；二、由被告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对毛志平的上述债务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毛志平追偿；三、驳回原告曾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5720元，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共计100720元，由被告毛志平负担。被告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对被告毛志平应负担的100720元中的50360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曾良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前半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依法认定上诉人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中109.4万元借款及利息由被上诉人毛志平偿还并由易铁军、唐文义、唐文兵、曹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曹伟、唐文义、易铁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湘0302民初383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全部诉讼请求；3.依法将该案以涉嫌虚假诉讼罪移送公安机关处理；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和被上诉人毛志平（一审被告）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曹伟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二审不予准许。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借款本金到底是1000万元还是890.6万元。本案《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据金额虽为1000万元，但根据曾良与毛志平于2014年4月8日的转账记录来看，曾良实际支付的款项是890.6万元。曾良称本案借款本金是1000万元，其中，转账890.6万元（2014年4月8日），另外109.4万元是前期借款转过来的（包括未还的本金60万元和未支付的利息49.4万元），但《担保借款合同》及借据中均未提及前期借款结算，以及前期借款未支付本金、利息转到本案借款1000万元中之事。曾良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的借款金额为1000万元而不是890.6万元，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本金为890.6万元并无不当。如曾良和毛志平之间确实存在前期借款未付清本息的情况，可另行主张。二、上诉人易铁军、唐文义、曹伟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均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曹伟系其妻子陈致颖代签），故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上诉人易铁军、唐文义、曹伟上诉称，根据“光大银行与被上诉人毛志平的对账单”，2014年4月8日，毛志平先转款940万元给曾良，当天曾良又转回890.6万元给毛志平，明显是一种“串通”行为，形成虚假的借款事实，以达到让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目的。经查，曾良与毛志平之间存在其他资金往来，其中包括曾良与毛志平本人之间于2013年5月2日的转账记录。上诉人曾良称，2014年4月8日毛志平转账940万，是偿还之前1000万元的借款，之后再转890.6万元给毛志平，是毛志平旧债偿还后再借新债，即俗称“还旧借新”（偿还旧债后再借新债），从双方提交的账务往来情况来看，曾良的上述解释合乎情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借新还旧”的情况下，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不属于“借新还旧”，因此，也不属于保证人不承担责任的情形。曾良、毛志平之间的“还旧借新”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易铁军、唐文义、曹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曾良、毛志平之间存在“串通”，仅凭曾良和毛志平之间在同一天的两笔方向相反的转账记录，难以认定存在串通行为。故对易铁军、唐文义、曹伟上诉意见，本院二审不予采纳。三、毛志平支付的利息金额及是否应当冲抵本金。一审查明，毛志平已经支付曾良284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利息不予保护。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出借人要求返还已支付超过法律规定利率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虽然本案不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最新通知》规定该司法解释实施前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适用之前的法律规定审理），但从该司法解释的制定精神可以看出，当事人约定的借款利率过分偏高，借款人即使已按约定支付，也有权要求出借人返还。由此可见，国家只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标准的，应当认定为无效或者不予保护。故借款人向出借人支付超出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后可以主张冲抵本金。本案中，《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为36‰，明显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一审认定毛志平已经偿还的284万元中，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冲抵借款本金，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要求将该案以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问题，一审已经述及，二审不再赘述。综上所述，曾良、曹伟、易铁军、唐文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366元，由上诉人曾良负担14646元，上诉人易铁军、唐文义、曹伟负担95720元。本院再审期间，曾良提交六份证据，证据一，担保借款合同、借据，拟证明毛志平向曾良借款1000万，易铁军、唐文义等人为担保人。证据二，银行转账流水，拟证明曾良向毛志平交付资金。证据三，曾良与易铁军的通话录音、电话缴费单，拟证明易铁军认可连带担保责任。证据四，曾良与曹伟及其妻子陈致颖通话录音、电话详单及电话费缴费单，拟证明曹伟委托其妻子陈致颖代为签字，曹伟及其妻子陈致颖认可连带担保责任。证据五，曾良与毛志平、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的通话录音，拟证明毛志平认可借款1000万的事实，其余担保人认可连带担保责任。证据六，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调取毛志平的笔录，拟证明2013年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向曾良借款1000万元，本案担保人对此均知情，本案借款本金为1000万元整。唐文义质证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不予质证。证据二至证据六都不是新证据，证据二，对890.6万的转账记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是作为曾良第一次向法院起诉提交的证据，该证据没有显示890.6万的来源，刚好，也能印证再审申请人的当时受到蒙骗而被陷入担保的状态，因为曾良在向担保人主张担保权利的时候仅仅只是拿出这份890.6万的转账凭证，误让担保人认为曾良将890.6万借给了毛志平。证据三，对三性均有异议，1、该录音证据没有原始的录音器材予以当庭呈现，是经过复制转录刻制的程序，故不排除该证据有被篡改的可能。2、该录音证据是在未经被通话人同意的情况下，或者知道的情况下采取的偷录的手段，不能作为本案的单独证据使用。3、该通话内容没有任何一行字显示四担保人对曾良旧债即2013年5月2日的借款有过知晓。证据四，同意曹伟代理人的质证意见。证据五，对三性均不予认可，1、该录音证据没有原始的录音器材予以当庭呈现，是经过复制转录刻制的程序，故不排除该证据有被篡改的可能。2、该录音证据是在未经被通话人同意的情况下，或者知道的情况下采取的偷录的手段，不能作为本案的单独证据使用。3、该通话内容没有任何一行字显示四担保人对曾良旧债即2013年5月2日的借款有过知晓。4、其所有的通话发生在曾良起诉四担保人之前，即2015年7月5日之前，而本案担保人是在与曾良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才知道其背后复杂的转账记录，才明白自己受到担保的欺骗，故相关录音当中说到还款是一种正常的表现，但是，其所有通话内容并没有标识对2013年5月2日借款是明知的。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毛志平的笔录与其在2015年9月17日第一次开庭其委托代理人当庭的陈述相矛盾。2、该询问笔录是2019年5月22日，即本案在二审和再审阶段，其所有法律观点已经经过四次开庭，毛志平为了有利于其被执行，当然采取了对其有利的陈述。3、其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该询问笔录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曹伟质证认为：1、其所提交的六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2、赞同唐文义对证据的质证意见。3、对曹伟的录音发表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从始至终都隐瞒了是借新还旧，是公司债务还是个人债务，明显看出曾良是职业放贷人。4、证据六旧债是高盛公司的债务。易铁军、唐文兵质证认为：同意曹伟、唐文义对六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毛志平、成柳未发表质证意见。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院再审认为曾良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五均在一、二审中提交过，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六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但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不予采信。一、二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唐文义、曹伟是否应该承担担保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均在《担保借款合同》上签字（曹伟系其妻子陈致颖代签），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再审申请人唐文义、曹伟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主合同明确约定了以新贷偿还旧贷，保证人才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从本案2014年4月8日借款形式上看，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即曾良与毛志平之间并没有协议约定借款系借新还旧，从2014年4月8日曾良与毛志平之间资金往来的时间看，毛志平是先向曾良账户转款940万元，后曾良再向毛志平转账890.6万元，毛志平还款在先，曾良出借款项在后，故本案并非“借新还旧”，再审申请人唐文义、曹伟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理由不能成立。再审申请人唐文义、曹伟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申请人唐文义、曹伟未提交证据证明曾良、毛志平之间存在“串通”，仅凭曾良和毛志平之间在同一天的两笔方向相反的转账记录，难以认定存在串通行为，故其该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且唐文义、曹伟、易铁军、唐文兵与毛志平系湖南高盛典当有限公司的股东，结合曾良向几名担保人催收借款的电话录音等证据看，唐文义、曹伟、易铁军、唐文兵对于毛志平2014年4月8日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是无异议的，根据2014年4月4日曾良与毛志平、易铁军、唐文兵、唐文义、曹伟签订的《担保借款合同》及2014年4月8日毛志平向曾良出具的《借据》，几名担保人应对本案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再审申请人唐文义、曹伟诉称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文义、曹伟再审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湘03民终126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颜文军审判员  刘 静审判员  肖瑞芬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梁 莎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