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东二法民四初字第170号原告：黄译贤，男，1966年8月1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河金英，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浩，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组织机构代码：78943773-5。法定代表人：王文国，该公司总经理。被告：王文国，男，197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祝，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艳萍，女，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李春芳，男，1968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恩县，第三人：王文凯，男，1964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喜，广东海云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译贤与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成公司）、王文国，第三人王艳萍、李春芳与企业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行使管辖权，于2015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本案先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换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后本院依法追加第三人王文凯参加诉讼。本案先后于2016年9月29日进行庭前会议，于2017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河金英，被告王文国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雪祝到庭参加庭前会议及庭审，第三人王文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冬喜到庭参加庭审，第三人李春芳、王艳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5年3月，原告与被告王文国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各出资人民币2500000元投资设立宝成公司、东莞市虎门南栅博顿幼儿园（以下简称博顿幼儿园），后原告按照约定出资人民币2500000元。宝成公司于2006年5月19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元，登记股东王文国出资人民币255000元，占51%的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第三人李春芳代原告登记为股东出资人民币255000元，占49%的股份。2006年9月，宝成公司委托第三人王艳萍以王艳萍的名义开办博顿幼儿园。宝成公司于2008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间向原告分红共计人民币203350元。博顿幼儿园开办后，因被告不允许原告参与管理，原告于2009年3月26日向法院诉请两被告及博顿幼儿园返还投资款人民币2500000元及利息，经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3日判决，案号为（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认为原告是宝成公司的隐名出资人，第三人李春芳是宝成公司的挂名出资人，原告的出资款已投入宝成公司经营，作为隐名出资人的原告不得抽逃对宝成公司的出资，判决驳回原告诉请。在该案审理期间，宝成公司没有支付原告任何分红。因第三人李春芳不想再担任宝成公司的挂名股东，而原告又无合适人员可以为原告挂名，经被告王文国推荐，原告于2011年9月22日同意将宝成公司的股份转由王文凯挂名持有，并于2011年11月10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了相关的股东变更手续。根据（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案件，原告为宝成公司的隐名股东，但宝成公司及博顿幼儿园均不给原告行使查阅账簿的权利，为此，原告又诉请博顿幼儿园，要求博顿幼儿园提交财务账簿给原告查阅，经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判决，案号为（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认为根据2011年11月10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股东变更手续，股东由王文国、李春芳变更为王文国、王文凯，原告如对该股权转让有异议，可另寻法律救济途径。原告认为李春芳转让股权给王文凯，仅仅是变更原告隐名股份的挂名持有人，原告没有真正退股宝成公司，被告王文国更没有按照宝成公司及博顿幼儿园的实际资产清算后的金额支付原告的退股款，原告仍为宝成公司的隐名股东。经查，宝成公司为原告挂名股东王文凯未经原告同意，于2014年2月20日又将其股份转让给王艳萍、王文国，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综上，原告没有参与宝成公司的具体经营，更无法介入博顿幼儿园的管理，而被告王文国在公司有利润的情况下拒绝进行利润分配，又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挂名股份进行转让，更是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股东权益。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诉请法院判令：1.请求确认原告为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的隐名股东；2.被告王文国提供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2011年至今的财务账簿，供原告查阅；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并明确第1项诉请为确认原告为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两被告共同辩称，一、王文国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提起的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诉请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王文国作为公司股东，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二、原告诉请确认其是宝成公司的隐名股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与其依据的事实与理由相互矛盾。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包括三种类型：（1）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2）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出资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3）股东与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原告是以被告王文国在公司有利润的情况下拒绝进行利润分配，又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挂名股份进行转让为由起诉的，应当是侵权之诉，而不是股东资格确认之诉。2.原告经将所占宝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王文凯，退出了宝成公司的经营，不再是宝成公司的投资人，没有资格再主张查阅公司财务账簿等股东权益。（1）原告所占宝成公司的股权出资已由李春芳转让给了王文凯，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原告所占宝成公司的股权出资是由李春芳代持。在2011年9月22日，原告指示李春芳将其所占宝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文凯，签署了《股东会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资料，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等手续。（2）第三人李春芳将代持的宝成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文凯的行为是各方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等可撤销的情形，合法有效。（3）原告称经被告王文国推荐，原告于2011年9月22日同意将宝成公司的股份转由王文凯挂名持有等并不属实。首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其所主张的王文凯帮他代持宝成公司股权之一事实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原告关于王文凯帮他代持宝成公司股份的陈述也不符合常理。在2011年9月22日之前，原告刚与宝成公司、王文国进行了第一次诉讼，案号为（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并且在该案诉讼期间，原告还通过张贴公告要求解散公司、博顿幼儿园等方式，干扰公司、幼儿园的经营，激化了与股东王文国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形下，王文国不可能还帮原告推荐持股人，而原告是经商多年的生意人，在大陆的多处投资均有大陆人帮其代持股，故其根本不用、不可能采纳王文国的推荐，将股权转由王文国的哥哥王文凯持有。再次，原告诉称的由王文凯代持股权的事实，与其在另案（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案件的当庭陈述是相互矛盾的，在该案中，原告是确认已经将宝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王文凯，只是辩称宝成公司与博顿幼儿园是独立的，转让了宝成公司的股权，并不等于连同博顿幼儿园的股权也转让了，其仍然是博顿幼儿园的股东。三、王文凯将股权转让给王文国、王艳萍的行为并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不构成侵权。王文凯在受让原告股权后，分期付清了原告的股权转让款，成为宝成公司的股东，后因回老家发展而将股权转让给了王文国、王艳萍。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文凯述称，原告所述不属实，由于宝成公司经营不善，原告与被告王文国关系不和，原告要求退出宝成公司，提出转让其宝成公司的股份。原告与王文凯协商一致将宝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文凯。原告安排第三人李春芳与王文凯于2011年11月10日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王文凯是宝成公司的真正合法股东而不是挂名持股人。由于王文凯不懂文教用品行业，对宝成公司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于2014年2月20日将所持股份转让给王文国、王艳萍，并办理了股权转让和变更登记手续。第三人李春芳述称，李春芳是宝成公司的股东之一，占49%的股份，但并非宝成公司的真实股东，该笔股份是李春芳代原告持有的，原告才是宝成公司的真实股东，即原告是宝成公司的隐名股东。这已经在（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中予以认定和确认。后来，原告与宝成公司另一真实股东王文国达成协议，原告让李春芳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当时股权转让给了谁，李春芳已不记得，李春芳没有收到也不可能收到股权转让合同上的转让款。至于原告与王文国私下到底如何协商的，李春芳完全不知道。第三人王艳萍述称，宝成公司的股东只有王艳萍和王文国两人，不存在隐名股东的情形，王艳萍所占宝成公司的股权是从王文凯处受让而来的，转让手续完备，工商部门有资料可查。一、宝成公司现在没有隐名股东。王艳萍在2014年2月22日从王文凯处受让了其所占宝成公司40%股权，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是宝成公司的合法股东。王艳萍从王文凯处合法受让股权后，与王文国一起对宝成公司增加了出资，添置了更多的机器设备和生产线，因此，王艳萍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保护。二、黄译贤对宝成公司数次提起诉讼，严重损害了宝成公司及王艳萍的合法权益，是不诚信的行为。黄译贤在（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案件中，明确承认其已经将股份转让，不再是宝成公司的隐名股东、投资人，但其在该案中称只是将宝成公司的股权转让，并没有将博顿幼儿园的投资份额转让。而在本案中，又称李春芳转让股份给王文凯仅仅是变更隐名股份的挂名持有人，并没有真正退股宝成公司，显然是前后矛盾，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黄译贤对宝成公司前后提起了3次诉讼，均对宝成公司的信誉造成损害，导致宝成公司在资金紧张时无法从银行贷款，部分客户流失，严重损害了宝成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审理查明，宝成公司是内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5月19日经广东省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成立，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元，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文国，登记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王文国51%、李春芳49%。2011年11月10日，经核准变更登记股东为王文国51%、王文凯49%。2014年2月20日，经核准变更登记股东为王文国60%、王艳萍40%。已生效的（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译贤向宝成公司出资人民币2500000元，李春芳接受黄译贤委托持宝成公司股份。2011年9月22日，李春芳与王文凯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李春芳将其所持宝成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王文凯。同日，宝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李春芳转让其股份，王文国、李春芳、王文凯参加了该股东会。李春芳称前述股权转让合同是黄译贤让其签署的，黄译贤对此未提出异议。黄译贤主张王文凯经王文国推荐接受其委托继续持有宝成公司的股份，王文凯、王文国对此均不确认，并认为黄译贤实际退出了宝成公司，王文凯是实际受让了李春芳所持宝成公司49%的股份。王文国并称王文凯与其是兄弟关系，不可能接受黄译贤委托代持宝成公司的股份。黄译贤为证明其与王文凯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提交了一份“宝成公司支付黄译贤费用明细表”及付款凭证，主张明细表所列款项为王文国向其支付的宝成公司“分红款”，由此证明宝成公司在李春芳与王文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还有向其分红。王文国则主张明细表所列2012年2月28日之后的款项并非“分红款”，而是支付给黄译贤的“股权转让款”。前述明细表及付款凭证未列明所付款项的性质，双方也未就各自的主张进一步举证。黄译贤曾与黄楷尹以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为由起诉博顿幼儿园，要求行使其在博顿幼儿园中的相关权利，案号为（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已生效的该案民事判决书认定黄译贤不是博顿幼儿园的出资人，对黄译贤是否为宝成公司股东未进行认定。王文国认为该判决间接否认黄译贤是宝成公司的隐名出资人，王文凯认为该判决已确认黄译贤非宝成公司股东，故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章程、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股东会决议、宝成公司支付黄译贤费用明细表、付款凭证及当事人的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黄译贤于本案中要求确认其是宝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黄译贤为台湾地区居民，故本案为涉台与企业有关的纠纷，应适用宝成公司登记地的法律。宝成公司登记地位于大陆，故本案应适用大陆的法律。已生效的（2014）东二法民四初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仅是认定黄译贤不是博顿幼儿园的出资人，而未对黄译贤是否为宝成公司的股东进行认定。王文国认为该判决间接否认黄译贤是宝成公司的隐名出资人依据不足，王文凯认为该判决已确认黄译贤并非宝成公司股东，本案属于重复起诉，对此本院不予采纳。黄译贤为台湾地区居民，其出资设立宝成公司时应当经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批准，但黄译贤未经报批，而是委托李春芳作为名义股东，将宝成公司设立成为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已生效的（2009）东二法民四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了黄译贤与李春芳之间的委托投资关系。2011年9月22日，李春芳将其所持宝成公司49%的股份转让给了王文凯，李春芳称该转让行为是经黄译贤同意的，黄译贤未提出异议，应视为黄译贤对李春芳转让股权给王文凯的行为是知晓的。该股权转让合同并经宝成公司的另一股东王文国的同意及确认，故合法有效。黄译贤主张王文凯接受其委托继续代持宝成公司的股份，在王文凯否认的情况下，黄译贤应当对其与王文凯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承担证明责任。黄译贤以“宝成公司支付黄译贤费用明细表”主张宝成公司在李春芳与王文凯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之后有继续向其分红，王文国辩称该明细表所列2012年2月28日之后的款项并非“分红款”，而是支付给黄译贤的“股权转让款”。“宝成公司支付黄译贤费用明细表”及付款凭证均未写明所付款项的性质，黄译贤未能进一步提供可以证明其前述主张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黄译贤与王文国在案涉诉讼前因宝成公司存在多起诉讼，矛盾突出，王文国又称与王文凯是兄弟关系，故王文国关于黄译贤不可能委托王文凯代持宝成公司的股份，实际是要退出宝成公司的主张，可信度更高。综上，本院对黄译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译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译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黄译贤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东莞市宝成文教用品有限公司、王文国，第三人王文凯、王艳萍、李春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莹审 判 员  林 静人民陪审员  李子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邓玉廷杨东来附：相关的主要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