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21民初1963号原告：余洋，男，1980年7月1日生，汉族，贵州开阳人，住贵州省开阳县，委托代理人：彭光焰，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开州大道紫江花园18栋2单元3楼4号。法定代表人：王成毅，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喻恒麟，贵州达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进，公司职工。被告：伍宗彬，男，1967年8月23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被告：贵州新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城西路。法定代表人：伍宗彬。第三人：曾仁礼，男，1953年2月21日生，汉族，贵州开阳人，住贵州省开阳县，第三人：陈永辉，男，1978年11月19日生，汉族，贵州开阳人，住贵州省开阳县，原告余洋与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通公司）、被告伍宗彬、被告贵州新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腾公司）及第三人曾仁礼、第三人陈永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伍宗彬、新腾公司为共同被告，追加曾仁礼、陈永辉为第三人。原告余洋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乾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伍宗彬、被告新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宗彬、第三人曾仁礼、第三人陈永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洋诉称：原告与被告乾通公司实际投资人伍宗彬达成口头协议，原告承接被告乾通公司开发建设的开阳乾通馨苑项目开挖土石方工程。2014年8月2日，原告与伍宗彬指派的工作人员曾仁礼对该土石方工程作出结算。结算结果为：经多次量方，土方1400方，单价为45元每方，石方8100方，单价为160元每方，计价为土方总价为51300元，石方1296000元，总计工程款为1347300元。期间，原告向伍宗彬借支251300元，余款1096000元未支付。结算作出后，2016年12月26日，被告乾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成毅通过伍宗彬向原告转发微信消息方式向原告书面承诺：“根据会议纪要，经公司股东协商，给你如下回复：公司同意在开盘后五日内为你结清前期工程款，如到时无法支付或者支付不完，由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等均可。”但是至今被告均未支付上述款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工程款本金共计1096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共计274786.7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庭审中，原告以计算错误为由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的工程款本金变更为1107700元，将主张的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变更为207382.7元。被告乾通公司辩称：原告余洋与我公司并未成立合同关系，达成口头协议时，原告不知道协议相对方是我公司，说明被告伍宗彬也没有以我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即使原告与我公司的合同关系成立，因原告及第三人陈永辉并无相关资质，该合同是无效合同，我公司与原告之间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也不能成立。该土石方开挖项目主体虽然是我公司，但我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原告和被告伍宗彬都自认双方达成协议，他们是合同的相对方，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应由他们双方履行合同义务和享有合同权利，不能将他们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效力转移给我公司，所以，该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应是被告伍宗彬。另外，土石方的工程量，原告主张的数据来源于原告与第三人曾仁礼签订的结算书，该结算书是在发生了堵工的情形下产生，且第三人曾仁礼作为代表单独去进行收方也是不合适的，该数据的产生缺乏客观公正性。再者，原告主张工程款是依2014年8月2日原告和曾仁礼的结算书，该结算书产生时，原告就应该知道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伍宗彬辩称：我与被告乾通公司于2013年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我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在这期间，我和原告达成的土石方开挖口头协议，协议达成后，原告组织开挖，开挖完工，原告要求收方，我委托了第三人曾仁礼和项目上的人去收方。涉案工程款应由被告乾通公司支付，因为我与被告乾通公司在解除协议中约定涉案项目由乾通公司继续开发，乾通公司对前期的工程款项也和原告及相关当事人做了摸底调查。为了开工，乾通公司也通知了原告和第三人陈永辉到场，形成了会议纪要，被告乾通公司也作出了答复，承诺于开盘五日内解决他们的工程款，这足以说明乾通公司认可前期开挖的工程和工程款。被告新腾公司辩称：当时收方原告要求被告伍宗彬在结算单上签字认可，由于被告伍宗彬不在场，所以就由第三人曾仁礼在结算单上加盖了新腾公司的印章。涉案工程款与被告新腾公司无关，签订联合开发协议时新腾公司还没有成立。其余意见与被告伍宗彬的答辩意见一致。第三人陈永辉述称：2014年我从原告手中接手这个工程，一直没有付钱，2016年被告乾通公司要求复工，乾通公司委托被告伍宗彬出面和我多次协商，于当年4月达成协议，由被告伍宗彬出具了一张金额为80万元的欠条给我，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协议达成至今，乾通公司和伍宗彬都没有履行，我多次要款没有结果，我告知了乾通公司和伍宗彬，欠我的工程款由原告余洋向他们主张，然后再由原告向我支付。第三人曾仁礼述称：2013年11月被告伍宗彬买这个工地，我给伍宗彬搞财务，由于被告伍宗彬成立的新腾公司财务章在我这里，2014年7月份土石方开挖完工，其他施工队要进行施工，但土石方开挖工程没有收方，原告便带工人堵了工地。在被告伍宗彬的安排下，我负责与原告进行了收方，我当时出具了结算单并签了字，但是原告对我个人的签订不认可，于是被告伍宗彬就叫我把新腾公司的财务章盖起。收方结算时被告伍宗彬未在场，其几天后回来又对收方结算进行了审核，经审核也认为没有问题。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5日，被告乾通公司与被告伍宗彬签订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双方约定联合开发位于开阳县××大街南门加油站道路北侧的乾通馨苑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涉案项目）。2014年，因涉案项目建设需要，被告伍宗彬与原告余洋达成口头协议，将涉案项目的土石方开挖工程发包给原告施工，协议达成后，原告又邀第三人陈永辉进行施工。土石方开挖工程完工后，被告伍宗彬并未与原告进行收方结算，2014年8月2日，因其他施工队要进场施工，在原告的强烈要求下，被告伍宗彬便安排其工作人员即本案第三人曾仁礼与原告进行收方结算，经多次量方，由曾仁礼与原告签署了开阳乾通馨苑项目土石方开挖工程结算单，曾仁礼在结算单上加盖了被告新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被告伍宗彬向原告支付了土石方开挖工程款（以下简称涉案工程款）251300元，余款经原告多次催要，因涉案项目建设并未如期进行而未予支付。2016年5月20日，被告乾通公司与被告伍宗彬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解除2013年10月25日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由乾通公司接手继续开发涉案项目。在此期间，原告及第三人陈永辉多次到涉案项目主张工程款，为进一步了解核实土石方开挖工程工程款的欠款情况，2016年12月24日被告乾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被告伍宗彬和原告余洋一起召开了关于余洋工程款问题的会议，对土石方开挖工程量、单价以及工程总价包括余洋和陈永辉之间的工程款的分配等均进行了核实，同时被告乾通公司一方还提出于涉案项目开盘五日内解决工程款问题。2016年12月26日，被告乾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成毅利用手机微信，将微信内容通过被告伍宗彬转发给原告余洋，微信内容载明：“余洋你好：我是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成毅，根据会议纪要，经公司股东协商，给你如下回复：公司同意在开盘后五日内为你结清前期工程款，如到时无法支付或者支付不完，由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等均可。此致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0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2017年1月15日，乾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人员、被告伍宗彬和第三人陈永辉一起如同前述一样召开了关于陈小勇（指本案第三人陈永辉）前期工程款问题解决的会议，对原告与陈永辉之间分配给陈永辉部分的工程款进行了了解核实，并提出了年后解决的方案。针对涉案工程欠款，作出承诺后，被告乾通公司及被告伍宗彬均未支付，涉案项目已开盘且大部分商品房已预售，为此，原告诉来本院，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同时查明：涉案土石方开挖工程经结算，结算单上载明：土方1400方，单价为45元每方；石方8100方，单价为160元每方。土方：1400×45元=51300元石方：8100×160元=1296000元共计1347300元，大写：壹佰叁拾肆万柒仟叁佰元整。上述事实，有被告乾通公司营业执照、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补充协议、抵押借款合同、土石方开挖工程结算单、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会议纪要、手机微信记录、商品房销售情况表、商品房预售款使用核拨表、证人证言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在卷佐证，以上证据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利息计算报告，系原告为本次诉讼单方制作的利息计算方式，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对此，本院不予认证。本院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方应当是具有相应建筑施工资质的施工单位，本案中，原告及第三人陈永辉均无土石方开挖工程的相关资质且属于自然人，故原告与被告伍宗彬签订的土石方开挖工程施工协议无效。但涉案土石方开挖工程已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要求按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被告乾通公司称原告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经查，涉案工程款结算后，被告伍宗彬向原告支付过部分工程款，对于尚欠工程款，原告余洋以及第三人陈永辉一直在向被告伍宗彬追要此款，并多次到涉案项目处主张工程款，另外，被告乾通公司于2016年12月和2017年1月还表示同意支付此款，故被告乾通公司的这一抗辩主张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涉案土石方开挖工程是被告伍宗彬发包给原告余洋，该工程承包、施工以及结算期间，因伍宗彬是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经营管理人，依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伍宗彬理应属于涉案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对于涉案项目被告乾通公司虽与被告伍宗彬签订有联合开发合同，在联合开发合同中也约定了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但涉案项目的开发主体一直是且仅是被告乾通公司，对于乾通公司来说，联合开发仅为经营方式的变化，并不能因此而改变被告乾通公司对外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之法人人格属性；加之，被告乾通公司在解决涉案工程款问题的会议中不但未提出异议，还承诺对该工程款进行给付，故被告乾通公司也属于涉案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结合双方联合开发这一实际，被告乾通公司应与被告伍宗彬对涉案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较为公平合理。结算单上虽加盖有被告新腾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但并未载明该公司应承担工程款的给付责任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该公司与涉案项目并无关联，故新腾公司不属于涉案工程款的给付义务人。关于涉案工程价款问题，针对涉案工程量及价款，施工完毕后，双方已进行结算，对于该结算，伍宗彬作为当时涉案项目的实际投资人和实际经营管理人并无异议，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认可；加之，被告乾通公司在与被告伍宗彬及原告、第三人陈永辉的核对中均未对该结算提出异议，故工程价款应以双方结算为凭。被告乾通公司提出对工程量及工程价款之事项进行鉴定，涉案土石方开挖工程系2014年7月即完工，从该工程款未付的情况来看，并非因工程量及价款问题有争议，也非因工程质量存在问题，而是因被告乾通公司及被告伍宗彬对涉案项目的开发建设未如期进行等因素造成，结合前述结算及乾通公司进行核对之事实，乾通公司此时提出鉴定，显然不合理，如本院准许其鉴定申请，对原告有失公允，故对该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在结算单的土方价款计算上，结算单载明：“1400×45元=51300元”，该计算错误，依实事求是的原则，1400×45=63000，故土方价款应为63000元，土方和石方的价款共计1359000元（63000元+1296000元），本院认定涉案工程价款总额为1359000元。关于涉案工程价款的利息，如前所述，原告依约主张工程价款于法有据，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工程款利息属于法定孳息这一原则，加之该工程款长期拖欠，对原告的合法权益确已造成了损害，故原告对尚欠工程款利息的主张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尚欠工程款实际为1107700元（1359000-251300），但原告在庭审明确表示仅以1096000元为基数计算利息，本院从其自愿；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双方对于土石方开挖工程已进行了结算，自结算之日起，被告伍宗彬及被告乾通公司即应履行给付该工程款的义务，故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2014年8月2日，对于利息的止付时间，原告主张至2017年8月30日，是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认可；对于利息计付标准，因双方并无约定，故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经查，利息计付标准应为年利率6.15%。综上，尚欠工程款利息为207382.7元（1096000元×1123天×6.15%÷365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伍宗彬、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连带给付原告余洋工程款1107700元及利息207382.7元；二、驳回原告余洋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69元（已减半），由被告伍宗彬、被告开阳乾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肇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杨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