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14民终56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新宁镇城厢村南街。 负责人:杨晓刚,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进东，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婷梅，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乃庆，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文辉，广西恒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南一队村民小组）因与被上诉人黄乃庆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1民初6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卷宗材料、上诉状，并询问当事人，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南一队村民小组上诉请求：一、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扶绥县人民法院（2017）桂1421民初616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事实不清。1、李益兰与苏善娥是不同的农村家庭户。1982年土地承包时，李益兰与苏善娥属于不同的家庭承包户。1987年，南一队村民小组与李益兰、苏善娥分别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并进行了公证，再次说明李益兰、苏善娥是不同的家庭承包户。一审法院认定南一队村民小组对李益兰与苏善娥的承包地合并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与事实不符。2、南一队村民小组历次土地补偿款分配及集体分红中，李益兰与苏善娥均是按独立家庭承包户进行领取参加集体分配及分红。3、《承包土地使用证》形式上，没有具体日期，没有经过扶南镇政府、扶绥县政府核查确认；内容上，记载的苏善娥户承包地类型、面积、四至均是被上诉人自报的，未经当时负责审核的黄晓新核实。4、城厢居委会的经办人员不了解被上诉人的实际管理情况，一审法院以此作为定案证据错误。二、《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包含了李益兰承包户的土地份额，损害了集体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李益兰家庭承包户两名成员先后于1982年、2002年去世，至此该家庭户成为自然消失户。按照法律规定，土地理应收回另行分配。被上诉人强行霸占，属于非法占有。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改判。 一审原告南一队村民小组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南一队村民小组与黄乃庆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为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扶绥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黄乃庆及黄乃州（另案）为同胞兄弟，均为南一队村民小组的成员。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其家庭户以其母亲苏善娥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家庭户成员为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其伯父黄佩安、伯母李益兰也以李益兰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黄佩安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年去世。为了确认第一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各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权，扶绥县人民政府统一向各承包经营户核发了《承包土地使用证》。黄乃庆承包经营户取得的《承包土地使用证》，证书记载：户主为苏善娥，在册人口5人，包含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为了明确各承包经营户15年的承包期限，南一队村民小组分别与苏善娥、李益兰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两份合同并进行了公证。之后，苏善娥“农转非”，其个人名下承包地被收回。1995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苏善娥已“农转非”，户口不在南一队村民小组，苏善娥承包经营户变更为以黄乃州、黄乃庆为户代表承包集体土地，黄佩安、李益兰名下的承包地分别纳入黄乃州、黄乃庆户，由该两户经营。2002年，李益兰去世，为补充完善1995年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黄乃州、黄乃庆分别作为承包户代表与南一队村民小组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书进一步明确了黄佩安、李益兰两人的承包责任地分别纳入黄乃州、黄乃庆的承包经营户名下。承包合同书并上报扶绥县新宁镇农业服务中心备案。2016年，扶绥县棚户区改造和城镇化项目建设征收南一队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同年，南一队村民小组召开村民会议，就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通过了分配方案，其中，对黄乃州、黄乃庆两户，仅按黄乃州、黄乃庆2口人的面积进行计算应得的征地款。而黄乃州、黄乃庆认为其两户应按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4口人的面积进行计算，双方为此发生纠纷，黄乃州、黄乃庆于提起诉讼，要求南一队村民小组补足征地补偿费。扶绥县人民法院已对该纠纷于作出支持黄乃州、黄乃庆诉请的判决。南一队村民小组不服提出上诉，目前该案在二审审理当中。之后，南一队村民小组认为合同无效而提出上述诉请。 另查明，黄佩安、李益兰夫妇生前没有生育子女。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黄佩安、李益兰均为年逾70岁的老人。 一审扶绥县人民法院确定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关于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是否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关于南一队村民小组与黄乃庆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一审扶绥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一、关于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是否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所谓农户实质为法律上的农村家庭，是农村中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农村最基层的社会单位。从以上规定，可以明确，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承包方一般为一个农村家庭户。而本案以苏善娥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以李益兰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两个农村家庭户能否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认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黄佩安、李益兰夫妇属于没有生育有子女，且均为已年逾70岁的老人，无劳动能力，在确定土地承包时，作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存在亲戚关系的李益兰与苏善娥，将两个家庭应分得的承包地并为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充分体现了尊敬老人、互助互爱的善良风俗，之后，生产队在按照县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组织核发《承包土地使用证》时，将黄佩安、李益兰纳入苏善娥户，说明生产队也是认可这一善举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确认黄佩安、李益兰为苏善娥承包经营户的成员，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虽然，1987年为了明确各家庭承包户15年的承包期限，在签订《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时，生产队与苏善娥、李益兰分别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但两份合同不能否定《承包土地使用证》已确认的事实。因此，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 二、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原、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是完善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书。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并按程序要求报镇政府备案，合同内容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也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依法成立的，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主张李益兰户为“自然消失户”，土地应依法收回，合同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是被告采取欺骗的手段来签订，合同内容损害了集体利益。对此，本院已查明，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黄佩安于1982年去世，李益兰于2002年去世，但依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黄佩安、李益兰去世后，其个人名下承包地由其所在承包经营户仍健在的人员经营，而且原告自认从1982年第一轮承包开始至今，对承包地未作调整，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仍包含在苏善娥承包经营户中，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也未能举证证实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对原告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南一队村民小组提交了一份2017年8月4日居委会的说明，黄乃庆没有提供新证据。 综合上诉和答辩意见，上诉人南一队村民小组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的异议：1、一审认定黄乃庆、黄乃州拥有李益兰户的土地经营权错误。2、认定黄乃庆、黄乃州分别作为承包户与南一队村民小组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明确黄佩安、李益兰两人的承包地分别纳入黄乃州、黄乃庆的名下错误。3、认定《承包土地使用证》上记载户主苏善娥，含苏善娥、黄乃州、黄乃庆、黄佩安、李益兰5人的事实错误。被上诉人黄乃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 综上分析，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二审诉辩双方的分歧意见，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关于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是否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关于南一队村民小组与黄乃庆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和存在的争议焦点，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是否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所谓农户实质为法律上的农村家庭，是农村中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农村最基层的社会单位。从以上规定，可以明确，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的承包方一般为一个农村家庭户。而本案以苏善娥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以李益兰为承包户主的家庭为一个农村家庭户，两个农村家庭户能否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认为，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黄佩安、李益兰夫妇属于没有生育有子女，且均为已年逾70岁的老人，无劳动能力，在确定土地承包时，作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存在亲戚关系的李益兰与苏善娥，将两个家庭应分得的承包地并为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充分体现了尊敬老人、互助互爱的善良风俗，之后，生产队在按照县人民政府的工作要求组织核发《承包土地使用证》时，将黄佩安、李益兰纳入苏善娥户，说明生产队也是认可这一善举的。《承包土地使用证》确认黄佩安、李益兰为苏善娥承包经营户的成员，并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虽然，1987年为了明确各家庭承包户15年的承包期限，在签订《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时，生产队与苏善娥、李益兰分别签订了《耕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合同》，但两份合同不能否定《承包土地使用证》已确认的事实。因此，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 二、关于原、被告签订的包含有黄佩安、李益兰承包土地面积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届满后，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原、被告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是完善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合同书。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并按程序要求报镇政府备案，合同内容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也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续，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依法成立的，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主张李益兰户为“自然消失户”，土地应依法收回，合同包含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是被告采取欺骗的手段来签订，合同内容损害了集体利益。对此，本院已查明，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与苏善娥为同一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黄佩安于1982年去世，李益兰于2002年去世，但依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黄佩安、李益兰去世后，其个人名下承包地由其所在承包经营户仍健在的人员经营，而且原告自认从1982年第一轮承包开始至今，对承包地未作调整，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黄佩安、李益兰的承包地仍包含在苏善娥承包经营户中，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南一队村民小组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扶绥县新宁镇城厢居民委员会南一队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农雄楼 审 判 员 梁丹杰 审 判 员 陆有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法官助理 柳成功 书 记 员 张瑞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