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612民初285号原告：林建社，男，1955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庆玖，烟台牟平大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曲延仁，男，194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牟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海，烟台牟平大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林建社与被告曲延仁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林建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庆玖、被告曲延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传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建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位于本村村北河沿房屋一栋。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同村亲戚关系。1995年，原告自本村村民姜世万处购买了位于本村村北河北沿瓦房五间、平台及院落，现该房屋及院落被被告占用，原告多次索要未果。被告曲延仁辩称，原告系被告的妹夫。被告高度肢体××，××且孤身一人生活，现年75岁了，不可能侵占自己妹妹的财产，涉案房屋是原告以10000元的价格卖给被告。所以原告所诉的事实不存在，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请。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主张因他人为被告介绍对象，为证明被告有房屋，原告将购买姜世万的房屋借给被告使用，但被告至今未返还，现要求被告返还。原告提交下列证据：第一，证明一份，内容为：“我叫姜世万，是蛤堆后村村民，我原有瓦房五间，院内平台一座（座落村北河北沿），1995年，我与本村村民林建社达成一致协议，本着平等协商意思一直，价格合理的原则，以9500元价格卖与林建社同志，房屋定价钱一次付清（付集体土地使用证，原始买卖协议书）特此证明。卖方：姜世万，买方：林建社，合居人：吴某，见证人林某，2016年12月21日。”证明涉案的房屋是原告购买本村村民姜世万的事实。第二，证人吴某出庭作证，证明涉案房屋是原告借给被告的。证人吴某系原告妻子哥的妻子、被告的弟媳。吴某第一次出庭证实“我介绍原告购买姜世万的房屋给原告父母居住，约2005年－2006年，原告要卖房，我说卖给我大伯哥找媳妇，原告之妻说，如果曲延仁找媳妇就把房给他，找不着媳妇就把房收回来，当时就说把房给被告，不是卖给被告。”第二次出庭证实“2003年至2004年间我给被告介绍对象，女方嫌被告的房屋不好，我商量原告将涉案房屋借给被告，原告讲如果媳妇看中了结婚就把涉案房屋给被告住，如果看不中房收回，当时被告的母亲要涉案房屋的房契，我和我妹一起拿着房契去给女方看，好让人放心，房契是不是大队开的证明不记得了，后来女方没看中，房子和房契也没退回来。大约2008年听我婆婆说她商量原告将房租出去了。”被告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提出异议，认为证人证明的问题很多是听他人讲的，关健的细节记不清，该证人证言无法证实涉案的房屋是借原告的，没有借房子连原始买卖契约、土地使用证一起借用的，即使是借用，原告这么多年不要求索回房子、买卖契约及土地使用证也不符合常理。被告辩称系购买原告的房屋，提交了下列证据：第一，××人证明一份，证明被告系××人。第二，卖契一份，内容为：“卖方：蛤堆后村姜世万，买方：蛤堆后村林建设，卖方姜世万自愿将房屋一栋（瓦方五间、平台、院墙、机井等）卖给林建设，经双方商定价格为贰仟元￥2000元，款由林建设一次性付清，卖方迁出时间为95年10月底。四至以原卖方房契为准，特立此契。卖方：姜世万（印），买方：林建社（印），中证人：（手印），加盖烟台市牟平区大窑镇蛤堆后村民委员会印章，一九九五年十月二日。”第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份，内容为：“证号：牟集建（91）字第38268号，土地使用者：姜世万，地址：大窑乡蛤堆后村，四至：东至本户东山墙外墙基路、西至本户西山墙外墙基曲延俭、南至本户南墙外墙基街、北至本户北墙外墙基街。”证据第二、三证明原告买姜世万的房屋是事实，该二份证据是被告买房时原告的妻子交给被告的，土地使用证的权益人是姜世万。第四，2009年6月15日，烟台市牟平区国土资源局给被告的针对涉案房屋的权属调查指界通知书，内容为：“户主：曲延仁（印），兹定2009年6月15日前往你户位于蛤堆后实地调查土地权属界线，望你准备好相应的土地权属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前往现场指界，否则按违约缺席指界的有关规定处理。调查人：刘传学，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牟平分局（印）2009年6月15日。”用于证明牟平国土资源局要求在6月15日下午前必须将涉案房屋的权属证明提交给政府，同时还证明蛤堆后村委会也清楚涉案房屋于1998年由原告卖给了被告。第五，由曲某2代写一份补充的买卖契约，内容为：“立卖契人林建设，现将座落牟平区大窑镇蛤堆后村东北正瓦房伍间、平台贰间，四至以内并无除留，经言明议价人民币叁仟元正3000元，情愿卖给曲延仁名下，永远管业为主，恐后无凭特立此据为证，款一次付清，并随带原契壹宗。计开四至以原契为准。二00九年六月十五号，代字人：曲某2，林建社（印），曲延仁（印）。”证明涉案房屋是原告卖给被告，实际价格是10000元，为了避税，所以契约上写的是3000元。第六，租赁合同一份，内容为：“出租方：曲延仁（甲方），承租方：兰某（乙方），甲方现自有房屋平房一栋，经协商出租给乙方居住，现订立如下条款：一、出租的房屋位于大窑街道办事处蛤堆后村（无房产证、土地证登记号：牟集建91号字第38268）。二、出租期限一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三、房租每年贰仟元，于每年1月1日一次性交清……。甲方：曲延仁（印），乙方：兰某。2017年1月1日。”证明涉案房产在1998年交付给被告后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并对外出租。证据七，证人曲某1出庭作证，该证人系原告妻侄女、被告侄女。其证明：被告是××人，一直没娶妻，听被告讲，1998年其三婶给被告介绍对象，女方要求被告得有房，不愿跟老人住一起。原告之妻听说后就找到被告说她有一栋房（涉案房屋）以10000元的价格卖给被告，被告同意后就付给原告10000元买房，被告要求写个字据，原告之妻说都是自家人不用写。第二天原告之妻将买姜世万房契约和土地使用证交给了被告。2009年6月份，因国土资源局到村里调查宅基地权属界线，村委会通知被告持相关材料到村委大厅办理，因被告××就委托其帮助办理，国土资源局的人要求必须写一份买卖合同，其与原告协商同意就找本村曲某2代写一份买卖契约，写好后分别找原、被告在契约上盖章，并于下午2时许办理了相关手续。2000年其结婚没房住，就商量被告同意以每年500元租涉案的房屋，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租了五、六年后，被告又将房屋租给外地务工人员。听被告和曲某2讲，2016年村里下通知要拆迁涉案房屋（至今未拆迁），原告就找曲某2与被告协商，向被告要拆迁补偿款，开始要50000元、70000元、100000元，每次被告都同意了，后来原告又要房。证据八，证人曲某2出庭作证，该证人证实其居住在涉案房屋的东边，与原、被告同是本村村民。听说姜世万将该房卖给林建社，林建社又卖给曲延仁了。大约十年前一天吃完午饭，不知是区里还是镇里派人到村委丈量房的时侯，曲延仁的侄女曲某1找其帮助曲延仁写房契，当时曲延仁在曲某1的商店内，曲延仁讲当时买林建社的房没有房契，并拿出姜世万卖房给林建社的房契和姜世万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其按照曲延仁给的材料写了一份房契，曲延仁在房契上盖印后，曲某1又去找林建社盖印。2016年村委发了拆迁通知，村委会发错了，涉案房屋不在拆迁范围，但房屋评估价大体268000元，其与林建社关系不错，2016年春天其与林建社议论过写房契的事，并让林建社拿印章看，与房契上的印章相似，过了一段时间，林建社让其商量曲延仁房屋补偿款给他一部分，林建社开始要50000元，后来要68000元，曲延仁同意给70000元，后林建社电话告诉不用其管了。证据九，证人兰某出庭作证，该证人证实其是外来打工人员。2017年1月1日承租曲延仁的房屋，并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一年，租金2000元，确认曲延仁提交的租赁合同是其与曲延仁签的。用于证明涉案房屋一直由被告管理使用。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契约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原告的，为证明给被告介绍对象被告有房子，由原告的妻子将买房的房契、土地使用证交给被告，是为了帮助被告，而不是将房卖给被告。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即使是国家职能部门送达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也证明不了被告的观点。对证据五有异议，认为原告从未参与过契约形成过程，而契约中林建社的印章不是本人的印章，该证据证明不了被告的观点。对证据六没异议，但租赁合同不能改变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证据七认为证人与被告有明显的利害关系，该证词几乎都是道听途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八认为证人代某并非是原、被告双方都在场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完成的，该份契约没有原告签字，印章也不是原告本人的，因此该契约不具有证明效力，而且契约中载明的金额与本案原告从姜世万处购买房屋的金额存在明显差异，不合常理，涉案房屋属大宗生活资料，被告声称购买原告房屋既无买卖契约又无收款收据，显然有悖常理。上述二证人陈述内容存在差异，二证人之间的证词不能互相印证，因此证人证言不能采信，被告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对证据九认为租房事实无异议，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关于房屋买卖的事实。此外，被告为证明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的真实性，申请对其提供的证据五契约上原告的印章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从原、被告所在的蛤堆后村提取了《2009年端午节面粉发放表》和《2010年中秋节面粉发放表》中原告林建社所盖的印章作为样本与作为检材的证据五的立卖契中“林建社”的印章进行比对，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意见分析说明“将检材上需检‘林建社印’印文中盖印较浓的印文与样本上的‘林建社’印文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两者在印文的大小、布局、笔画形态及相互关系等印文特证上存在诸多符合。同时发现：两者在部分印文特征上亦有一定变化。根据上述检验结果，经综合评断认为：检材需检印文中盖印较浓的印文与样本印文的特征符合点价值较高，特征总和基本反映了同一枚印章的盖印特点，而两者在部分印文特征上的变化，分析为盖印条件等影响所致。”最终的鉴定意见为：“倾向认为检材‘房屋买卖契约’上需检‘林建社印’印文中较浓的印文与样本上的“林建社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印。”原告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作为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应该是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不能似是而非，该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做为定案依据。被告对鉴定结论无异议，认为足以证明房屋买卖契约上的印章就是原告本人的的印章所盖。本院认为，原告林建社系被告曲延仁的亲妹夫，原、被告均系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蛤堆后村村民，居住在该村。1995年10月2日，原告购买了本村村民姜世万房屋一栋，即本案争议的房屋。原告主张该房屋系出借给被告使用，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反驳称该房屋系购买原告的房屋，双方形成诉讼。原、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各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了其与原始卖房方姜世万于2016年12月21日补写的购房证明及证人吴某的出庭证言，被告提交了原告与姜世万签订的原始房屋卖契原件和该房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原件、2009年6月15日国土部门在调查房屋权属工作中向其发送的《通知书》、证人曲某2于通知书落款时间的同日2009年6月15日代写的买卖契约、被告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证人曲某1和曲某2的出庭证言等证据。根据法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就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看，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不占优势，而被告提交的证据内容丰富，从被告手中持有涉案房屋的原始买卖契约及土地使用权证原件、证人曲某1和曲某2对事件经过的陈述一致、国土部门向作为权利人的原告发放的《通知书》及被告作为权利人与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各证据之间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互相印证，尤其是结合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关键证据2009年6月15日由曲某2代写的买卖契约（被告提交的证据五）进行鉴定后出具的鉴定结论，能够证明被告购买原告房屋并实际控制使用的事实。从本案原、被告之间发生交易的事实看，原、被告是紧密的亲属关系，双方在房屋买卖行为中采取亲属之间的一手交付原始买卖契约和土地使用证原件一手交付购房款的简单交易方式，也符合紧密亲属之间的交易习惯，而且从后来证人曲某2在国土部门2009年6月15日向被告送达通知书的当天为原、被告补写买卖契约这一行为对该事实也进行了印证。原告主张其交付给被告原始买卖契约和土地使用证的目的是为了让被告证实自己有房屋能找到对象，但该两份证据上均没有被告自己的名字，且该两份证据一直由被告保管至今，显然原告的解释不甚合理。因此，综合上述证据与事实，本院不能认定原告主张的被告借用其房屋的事实。综上所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原告林建社主张被告曲延仁借用其房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要求被告返还位于本村村北河沿房屋一栋，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建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司法鉴定费1500元，均由原告林建社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盛士宽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贺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