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285民初876号原告：阜阳市颍东区颍汇陈奇农药门市部，住所地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颍汇农资大市场，注册号341203600051604。负责人：陈立平，该门市部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德礼，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莱西市姜山镇盛德路西，注册号370214228056006-A。法定代表人：李春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洪龙，山东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英豪，山东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阜阳市颍东区颍汇陈奇农药门市部（以下简称陈奇门市部）与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道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德礼、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洪龙、史英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奇门市部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假农药的行为，并判令其退还农药款30万元；2、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因被告销售假农药而承担的农民种粮减产损失、误工费、重复购买农药款、农民不能履行合同的各项损失，共计300万元；3、被告山东浩成化工有限公司明知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使用其“猛士”牌农药的登记证和生产许可证，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案件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金额变更为1768280元；原告撤回对山东浩成化工有限公司的起诉。事实和理由：2014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正道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销售其公司农药。2014年7月12日，原告受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界首市和蚌埠市种粮大户委托，在正道公司购买了30万元的猛士牌苏云金杆菌农药，并支付了30万元货款。被告正道公司将农药运输至原告处时，由于是虫害盛行期，农药还未卸车便由种粮大户直接运走。种粮户施药后发现该农药不能治虫害，只得多次购买其他农药补救，但因治虫黄金期已过，造成农户种植的高粱不同程度减产，且造成农户不能履行其与高粱收购商的高粱种植收购合同，导致其赔偿收购商违约金等损失。原告于2015年4月10日委托西安国联检测公司对涉案农药进行鉴定，结果显示苏云金杆菌含量为3840IU/毫克，远低于农药包装箱上注明的8000IU/毫克。临泉县农业委员会也委托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对该农药进行了检测，结果仍不合格。后原告网上查询发现，被告使用的“猛士”牌农药的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产许可证，均系山东浩成化工有限公司所有。因原告现已赔偿农户损失，有权向被告进行追偿，因此诉至法院。被告正道公司辩称：一、本案中施药农户并未向原告索赔，原告对被告无法律上的追偿权。1、施某、何健、杜某、柳某与原告签订的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事前未取得所有施药农户委托授权，事后也未得到追认；2、和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中只有乙方没有甲方，合同不成立；3、前述两份协议是作为农药经销商的原告与作为零售商的施某、何健、杜某、柳某在施药农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串通制造虚假诉讼，以谋取非法利益。二、被告向原告提供的猛士农药是经我国工信部批准、农业部登记后生产的产品，原告无证据证明该农药不合格。三、原告主张的种植面积、施药面积、用药效果未经公证或农业主管部门予以证明，无主张损失的基本依据。四、原告主张的二次用药面积、数量、工时及价格无有效证据证明。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正道公司相关情况。被告正道公司对以上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以上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待证事项，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销售合同、合同附件、送货单、收据、汇票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农药的事实。被告正道公司对销售合同、合同附件无异议，对送货单、收据、汇票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对销售合同、合同附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送货单中载明货物名称、数量与对账单记载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收款收据金额30万元，与对账单记载原告购买猛士农药的总价款、原告庭审中自认的购买猛士农药的价款不一致，本院不予采纳。银行承兑汇票系复印件，且出票人为温州银宏合成革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温州温南革基布有限公司，无背书或其他证据证明该汇票与本案有关，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公司）检测报告原件一份、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以下简称检测中心）分析检测报告复印件一份、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鉴定书复印件一份、中国消费者报原件一份（2015年7月1日第5179期）。被告正道公司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国联公司检测报告系原告单方委托，送检样品不能确定是被告产品，且其中未标明检测标准及检测方法，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2、检测中心分析检测报告系复印件且被告不认可，在原告未提供证据原件的情况下，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鉴定书系复印件，无鉴定机构名称、印章，无鉴定人身份及资质证明，且其鉴定的仅是蒋秀山种植的200亩、李倩种植的30亩高粱的生长状况，不能代表原告主张的50000亩高粱虫害及减产情况，另原告未举证证明蒋秀山、李倩系本案受损农户，故对该田间鉴定书本院不予采信；4、中国消费者报刊载内容未经有权机关调查、认定，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综上，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证据4，高粱种植收购合同3份，损失情况统计表10份，费用单据，请示报告一份，运输协议一份。被告正道公司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原告未提交土地承包合同或村委会出具的承包证明等，仅凭请示报告、收购合同不能证明涉案农户实际种植高粱的面积，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请示报告已获批准，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2、2014年3月9日的收购合同由何健作为收购公司授权人与农户柳某签订，2015年4月28日何健又作为农户代表与原告签订委托书，何健身份存在疑问；3、柳某签订的两份收购合同中约定的种植面积共计10000亩，但其庭审中称种植高粱5000亩，前后表述不一致；4、运输协议书未记载托运人、收货人、托运种子品种及数量等，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5、损失情况表中虽有证明单位盖章，但其中三份盖有代桥镇柳丰家庭农场印章，该农场系涉案农户柳某以其女儿柳杨丽名义开办，故该农场对损失的证明缺乏客观性；另有一份由临泉县三星农业专业合作社盖章，该合作社经营者彭自安也系涉案农户，其不应自证，且被告提供的临泉县白庙镇三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表明彭自安2014年种植高粱面积为646亩，而非损失情况表中的5800亩；户主为施某的情况表中记载种植面积5600亩，但施某作为证人在原一审第二次庭审中称其个人承包了2000亩；情况表中有三份证明单位印章不清晰，无法确认证明单位；损失情况表中记载的种植面积合计46900亩，而非原告庭审中主张的50000亩。综上，结合被告提交的与高粱种植户所在村村民、村干部等人的谈话录音，本院认为损失情况表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证据5，被告公司网页三份，证明被告公司生产的猛士牌农药使用的是山东浩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成公司）所有的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产许可证，该农药苏云金杆菌含量与宣传不符、系假农药。被告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猛士农药使用了浩成公司的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产许可证，也不能证明被告生产的猛士农药苏云金杆菌实际含量，不能证明猛士农药系假农药。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证据6，委托书、收条、对账单、银行卡复印件各一份。被告正道公司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以上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2、委托书中委托人系所有打猛士农药的农户，并载明“所有农户签名附件附后”，但原告并未提交该附件，不能证明该委托书系所有种植户与原告所签；3、银行流水明细、银行卡复印件未显示账户所有人，取款业务凭证中客户名称为焦伟伟，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4、收条及农资销售专用凭证记载的现金及货物赔偿，无其他证据证明已实际给付高粱种植户。故对委托书、收条及银行卡复印件，本院不予认可。对账单加盖被告公司印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账单载明原告购买的猛士农药金额为196800元，而非原告主张的30万元，且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给其发了20万元货物，故本院仅认可原告向被告支付猛士货款196800元的事实。证据7，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农药一箱。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交证据不能证明录音内容系张伟超所述，亦不能证明张伟超系被告员工；原告提供农药产品一箱，不能证明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8，证人证言三份。被告正道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存在重大瑕疵：1、证人杜某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其种植高粱18000亩，但第二次庭审却改称18000高粱是陈敏承包种植、赔偿协议是其代陈敏签字，称其有陈敏授权，但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该份授权；2、证人杜某与证人柳某对农药单瓶价格的陈述不一致，分别为5.3元、60元，即便原告对外售价不同，亦不应有此巨大差异；3、证人杜某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称原告向其退款3万元、单据在家中，根据常理退款单据应在原告手中而非作为收款人的证人手中，且庭后证人未提交该单据；4、证人柳某庭审中称购买猛士农药大概32箱，但原告提交的收条显示柳某提货两次，共计53箱；5、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共计退还何健、施某、柳某、杜某四农户30万元，但证人施某称退还其30万元，证人杜某称退还其3万，证人柳某称退还其8万；6、原一审第一次庭审中，证人施某称其个人种植了5600亩高粱，第二次庭审中称自己承包了2000亩；7、原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证人施某称签订赔偿协议系接受涡阳种粮大户口头授权，证人柳某却称有授权没有带；8、证人柳某称与其他种粮户有承包合同，但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综上，本院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证据9，和解协议、赔偿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1、和解协议中，甲方注明为所有打“猛士”农药的农户，签字代表为何健、施某、柳某、杜某，但原告并未提供所有农户的授权委托；2、原告提交证据表明何健、杜某并非种植高粱的农户，该二人与原告签订和解协议、赔偿补充协议不符合常理；3、和解协议中载明签订协议当天原告给付受损农户15万元，2015年国庆节前给付剩余15万元，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经按照约定支付；4、赔偿补充协议载明的签订日期为2015年12月29日，系在原一审第一次开庭的次日，该协议中即载明“现在法院已明确本案不赔偿乙方的损失”，有违常理且与事实不符。故对该和解协议及赔偿补充协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正道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临泉县白庙镇三星村委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三星合作社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一份，证明彭自安2014年种植高粱面积为646亩，非原告主张的5800亩。证据2、界首市代桥镇柳丰家庭农场工商登记基本信息及档案资料一份，界首市代桥镇茶棚村董长征书记与正道公司副经理邹成刚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证明柳某2014年种植高粱221亩，非原告主张的2600亩，且高粱长势较好，产量是400斤左右；柳西周2014年未承包耕地也未种植高粱，损失情况统计表中的内容是假的；损失情况统计表中记载的沈敏种植18000亩高粱的内容是假的，柳某在该表中盖章，但其并不认识沈敏，亦不了解其种植高粱的情况。证据3、涡阳县涡南镇王寅村村委会大门照片一张，被告代理人史洪龙与该村村主任周金秋谈话视频2份、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各一份，史洪龙与王寅村下属的赵庄村村民赵广福、赵景华的谈话视频各一份。证明2014年施某在涡阳县中，只在赵庄村承包土地种植高粱120亩左右，并非5600亩，且高粱长势较好，原王寅村会计以村委名义出具的损失证明，严重违背事实。证据4，被告代理人史洪龙与涡阳县公吉寺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谢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材料各一份，史洪龙与涡阳县公吉寺镇马老家行政村主任马连邦谈话视频3份。证明马连士在中，仅在赵庄承包了300亩土地，且未种植高粱，马连邦对原告提交的损失情况表的内容并不知情。证据5，被告代理人史洪龙与涡阳县公吉寺镇龚楼行政村主任刘超谈话视频及文字整理2份，证明2014年龚文增在该行政村下属的方庄自然村种植高粱200余亩，而非3300亩，且长势良好，在其他自然村未种植高粱。证据6，被告代理人史洪龙与涡阳县涡南镇胡碱村会计盛华波、胡碱村张书记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2份，证明该村村委、书记、会计等均不知道王飞在该村辖区内种植高粱的面积、用药情况，但张书记证实高粱长势尚可，王飞承包土地面积不会超过300亩。证据7，正道公司副经理邹成刚、代理人史洪龙与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接待代女士的谈话录音及文字整理1份，与该检测公司张经理谈话视频、录音及文字整理各一份。证明该公司无农药检测资质、无检测苏云金杆菌标准，该公司检测的是活性菌含量。证据8、被告生产猛士的标签一份、被告生产的产品一份，证明原告送检的产品三证编号与被告生产的并不完全一样，其送检产品并不是被告生产的。原告对以上八组证据均不认可，并质证称：1、被告举证超过法院规定时间；2、被告代理人在调查时没有出示证件，录音及视频是在欺骗强迫证人的情况下偷拍的；3、证人未到庭不能辨别证言真实性；4、被告提交证据没有公证部门的公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5、本案系追偿权纠纷，争议焦点是农药是否假药、追偿是否成立，30万元的农药可以施药的面积不是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待证事项，本院予以认可；被告提交证据2、3、4、5、6、7，无证据证明谈话对象身份，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证据8系被告单方制作提供，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销售合同一份、产品奖励合同附件一份。销售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在阜阳市区内销售被告公司生产的农药，原告每次订购的品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以被告发货单为准，运费由原告按照被告盖章的专用运费垫付合同标注金额垫付，运费冲抵货款。产品奖励合同附件约定了原告销售目标及奖励方式。2014年7月12日，被告正道公司将400箱“猛士”农药送至安徽阜阳，由原告方工作人员陈奇签收，价值196800元。因原告购买被告剿线、迈乐多、高渗1号、纵横、猛士等各种农药，故被告在2013年7月13日给原告出具收据，载明收到原告货款30万元。2014年8月15日，原被告双方进行对账，对账单显示原告购买“猛士”农药的数量为400箱，价款196800元，原告向被告支付的300000元货款是其所购买的剿线、迈乐多、高渗1号、纵横、猛士等各种农药的总对价。2014年10月25日，临泉县韦寨镇农户李倩、陈集镇农户蒋秀山委托相关人员对种植的高粱进行鉴定，并于2014年10月27日出具田间鉴定书，高粱减产的原因有高粱炭疽病、高粱倒伏。但鉴定书中未载明鉴定作出机关和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原告于2015年4月13日自行委托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其销售的农药进行鉴定。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检测报告，结论为苏云金杆菌含量为3840IU/毫克。报告中载明：样品信息由委托单位提供，未经本实验室确认，只对来样负责。为给农户赔偿损失，2015年4月28日，何健、施某、柳某、杜某委托原告处理赔偿事宜。同日，何健、施某、柳某、杜某给原告负责人陈奇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陈奇退农药款壹拾伍万元正（￥150000元），其余拾伍万元在2015年7月1日前付清。2015年5月29日，原告（乙方）与何健、施某、柳某、杜某代表农户（甲方）达成和解协议，内容如下：一、双方确认：甲方委托乙方购买山东省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猛士苏云金杆菌农药一事，是由于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的过错造成的。（见农药外包装完好无缺，乙方把农药收到后立即直接发送到甲方手中；有的是农户于到货后立即提货；农药没有在乙方仓库内保存就直接送到甲方手中的）对此双方予以确认。二、乙方于2015年4月10日委托西安国联检测公司进行鉴定，现鉴定结果苏云金杆菌含量为3840IU/毫克，对此双方予以确认。三、由于农药含量有问题，双方同意按原来协商的方法，乙方退还甲方购买农药的购药款及所有损失叁拾万元。并且代表甲方向农药厂家索赔，甲方全部配合乙方维权并出具所有农户出具的委托书。协议签订当天，乙方先支付甲方十五万元，待2015年国庆节前再支付剩余的十五万元。索赔所有胜诉执行费用均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再提出任何要求。四、甲方将把与打农药发生的所有损失：包括打农药的总亩数证据、施药工费的工资花名册证据、减产鉴定报告证据、虫害证据、交通费证据、种植农户的花名册以及一切证据提交给乙方。并且保证出具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的三性。五、甲方以及甲方有关亲属、朋友包括所有打农药的农户等不得用任何其他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以此事为由向乙方再额外提出任何请求，至此，双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原告于2015年6月15日起诉到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6月15日立案，于2015年12月28日第一次开庭，于2016年3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由被告赔偿原告农药款30万元、赔偿损失1468280元。被告正道公司不服该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颍东区法院对于下列事实未查清：农户种植高粱减产的原因、农户种植亩数、每亩减产量、原告实际赔偿农户损失数额等。并于2016年8月15日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重审。2017年1月23日，颍东区法院认为要求被告赔偿属追偿权纠纷，依法应由莱西法院管辖，故将该案移送本院。庭审时，原告提供证据：一、1、施某于2013年12月31日与湖南隆平粮社中际高粱专业合作社签订《高粱种植收购合同》，种植高粱35000亩，施某称从原告处购买30万元的“猛士”牌农药。2、柳某于2014年3月9日与何健签订《高粱种植收购合同》，种植高粱5000亩，柳某称大概从原告处购买“猛士”牌农药32箱。3、柳某于2014年4月5日与湖南隆平粮社中际高粱专业合作社签订《高粱种植收购合同》，种植高粱5000亩。二、提供农户种植高粱使用正道药业（猛士）损失情况表10份，其中：1、载明统计时间为2015年4月19日的有：沈敏种植高粱面积18000亩，施药工费2880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2、载明统计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的有：临泉县三星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高粱面积5800亩，共计二次施药工费116000元（每亩施药工费10.00元）；龚文增种植高粱面积3300亩，二次施药工费528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张俊峰种植高粱面积2100亩，二次施药工费336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赵怀勤种植高粱面积2400亩，二次施药工费384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王飞种植高粱面积3200亩，施药工费512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马连士种植高粱面积1500亩，施药工费240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3、损失情况表中无统计时间的有：施某种植高粱面积5600亩，二次施药工费89600元（每亩施药工费8.00元）；柳西周种植高粱面积2400亩，共计施药工费91200元；柳某种植高粱面积2600亩，共计施药工费62400元（每亩施药工费6.00元）；以上合计二次共计施药工费为847200元。三、赔偿补充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12月29日，原告代表人陈奇（甲方）与施某、柳某、杜某（乙方代表）达成赔偿补充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于2015年4月28日已经达成初步的赔偿30万元农药款协议，现在法院明确本案不赔偿乙方的损失，所以经双方充分协商后，自愿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一、甲方自愿再次赔偿乙方打农药的人员工资和第二次采购农药的损失费人民币合计1468280元（包括乙方代表的三人分别是施某544280元、杜某594000元、柳某330000元的全部损失）。二、甲方以给乙方农药、种子的方式抵扣甲方赔偿费，农药、种子不足的部分甲方将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剩余的费用给乙方（乙方给甲方出具收条）。三、甲方履行赔偿义务后，乙方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甲方提出任何赔偿费用要求。四、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四、提供收据、收条等9份，证明从2015年7月14日起，原告开始以给付现金、玉米种、农药等方式赔偿何健（农药）、柳某（农药、玉米种、现金70000元）、杜某（农药、现金125000元）、施某（农药、现金75000元）。五、提供与被告在2014年10月15日出具的2014年度清帐单，载明截止到结算当日，享受奖励后原告尚欠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货款13506元，截止到2014年10月15日结清账目，原告应该享受的总奖励为904元。陈奇签字予以确认。六、提供与被告在2014年8月15日出具的对账单，载明原告购猛士牌农药款为196800元。被告提供证据：1、临泉县白庙镇三星村委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三星合作社工商登记基本信息一份，证明临泉县三星农业合作社2014年种植高粱面积为646亩，非原告在损失情况表中主张的5800亩；彭自安等5人于2013年3月13日成立临泉县三星农业合作社。2、被告生产猛士的标签一份、被告生产的产品一份，证明原告送检的产品三证编号与被告生产的并不完全一样，其送检产品并不是被告生产的。本院在审理时，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农户种植高粱减产的原因、农户种植亩数、每亩减产量、原告实际赔偿农户损失数额等，但原告未能提供，称要求被告赔偿的依据是施药工时费，但也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另，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代理词中称被告销售假农药一事，已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公安分局刑事立案，但其并未向法庭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本院对此不予认可。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书、销售合同、合同附件、送货单、收据、汇票、鉴定报告、田间鉴定书、收购合同、损失情况表、收据、收条、运输协议、网页、对账单、银行卡复印件、录音、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以及原被告双方的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已经庭审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原告系农药经销商，被告系农药生产商，原、被告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原告主张被告生产假药导致农户高粱减产，致使原告退还农户农药款30万元，并赔偿农户损失1768280元，原告以此为由行使追偿权，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原告购买的猛士牌农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被告销售给原告猛士牌农药是在2014年7月，而原告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猛士牌农药时，是在2015年4月，相隔时间较长；另外，原告在送检时，是单方委托，鉴定程序不合法；被告对原告送检的样品提出异议，认为送检样品是否是被告生产，存在不确定性；庭审时，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是否具有鉴定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故原告仅提供营业执照予以佐证，证据不足；再者，按照常理，如果被告生产的猛士牌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原告应该在2014年10月对账前明确提出猛士牌农药存在质量问题（因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农户之前已经另行购农药，重新喷洒），但原告在诉讼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在2014年对被告生产的猛士牌农药提出过质量异议，故对被告生产的猛士牌农药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本院无法认定。二、猛士牌农药存在的“质量问题”与高粱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高粱减产的原因与病虫害、天气等密切相关，临泉县韦寨镇农户李倩、陈集镇农户蒋秀山是在2014年10月25日委托相关人员对种植的高粱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减产系高粱炭疽病、高粱倒伏造成。但未证明高粱减产的原因是使用猛士牌农药所致。所以高粱减产的原因与使用猛士牌农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外，原告提供的田间鉴定书没有载明作出鉴定的机构，未载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鉴定资质，该鉴定书有缺陷，明显缺乏证明力。三、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证据是否充分。原告提供损失情况表，证明损失的亩数及施药工费，但未提供农户的承包合同，以证明农户实际承包的土地亩数、支付施药工费等事实，从而不能证明其实际损失。原告依据《和解协议》、《赔偿补充协议》确定损失数额，依据明显不足。因为原告在颍东区法院起诉时，要求被告赔偿种粮减产损失、误工费、重复购买农药款、农民不能履行合同的损失等共计330万元，后又变更诉讼请求为各项损失为1768280元，而以上损失除购药款30万元外，其余1468280元损失，是在原告于2015年12月28日颍东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后原告与施某、柳某、杜某达成的赔偿补充协议确定数额，损失数额的确定无任何有效证据予以支持。原告提供的10份损失情况表中载明施药工费为847200元，其余621080元损失如何产生，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未提供证据证明实际种植高粱的户数、实际种植亩数、减产的数量、原因等，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证据未经有关部门认定，明显缺乏证明力。四、原告提供的证据存在矛盾之处，无法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的与被告在2014年8月15日出具的对账单中，明确载明原告购猛士牌农药款为196800元，而原告却要求被告赔偿30万元猛士牌农药款，原告的请求与其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原告提供的高粱种植收购合同中，何健是委托柳某种植高粱，而在要求赔偿过程中，何健又作为农户要求原告赔偿，且在原告提供的损失情况表中，并没有何健的高粱损失情况统计，原告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补充赔偿协议中，原告与施某、柳某、杜某约定，赔偿施某544280元、杜某594000元、柳某330000元（三人合计数额为1168280元），而在原告提供的赔偿收据中，还赔偿了何健部分农药，提供的证据前后不能相互印证。损失情况表中，没有载明杜某是种植高粱农户，但在赔偿协议中，却代表农户要求赔偿（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杜某代表的农户户数及种植高粱亩数）；杜某在颍东区法院第一次庭审中称其种植高粱18000亩，但第二次庭审却改称18000高粱是陈敏承包种植、赔偿协议是其代陈敏签字，称其有陈敏授权，但原告并未向法庭提交该份授权，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之间无法印证。关于证人施某的陈述前后矛盾：1、在施某的情况表中记载种植面积5600亩，但施某作为证人在颍东区法院第二次庭审中称其个人承包了2000亩；2、称其个人购买了“猛士”牌农药30万元，而原告共购买了被告“猛士”牌农药196800元，施某证言明显不实。关于证人柳某的陈述前后矛盾：在柳某的情况表中记载种植面积2600亩，但柳某作为证人在颍东区法院第二次庭审中称其个人承包了5000亩。2014年10月25日，临泉县韦寨镇农户李倩、陈集镇农户蒋秀山委托相关人员对种植的高粱进行鉴定，证明该二位农户高粱减产，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二位农户是哪一个合作社的组成人员，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已向该二位农户予以赔偿，原告提供的证据之间不能相互印证。原告称因猛士牌农药不合格，重新购买农药、重新施药，但没有提供重新购买农药的证据、重新施药的证据。原告提供的2014年10月27日作出的田间鉴定书中，鉴定方法是每点连续取10穗，脱粒、晒干后称重，平均单穗重量15.9克，平均亩产120.4公斤，说明高粱已经到了收获期，蒋秀山、李倩才于2014年10月25日委托鉴定的。如果农户重新对种植的高粱施药，高粱就不应出现炭疽病、倒伏、减产的情形；高粱出现炭疽病、倒伏、减产等情况，究竟是哪一次施药造成，还是其他原因造成，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临泉县白庙镇三星村委出具的书面证据，证明临泉县三星农业合作社2014年种植高粱面积为646亩，非原告在损失情况表中主张的5800亩，原、被告之间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说明原告自行作出的损失情况表存在瑕疵。另外，被告代理人史洪龙与涡阳县公吉寺镇农业综合服务站谢雄、与涡阳县公吉寺镇马老家行政村主任马连邦、与涡阳县公吉寺镇龚楼行政村主任刘超、与涡阳县涡南镇胡碱村会计盛华波、胡碱村张书记谈话录音或视频内容证明种植高粱面积，均与原告提供的高粱种植面积不一致，故原告应该提供农户与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或村委出具土地面积的证明，来证明农户实际种植高粱面积。综上，原告已经赔偿农户损失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应提供高粱减产的证据、农户种植高粱亩数的证据、每亩减产量的证据、原告实际赔偿农户损失的证据后，再主张权利，故在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前，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之请求，本院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阜阳市颍东区颍汇陈奇农药门市部对被告青岛正道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6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云林人民陪审员  刘思君人民陪审员  姜维友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封晓娜书记员赵少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