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5民初1724号原告：宋明艳，女，197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宋丹，女，1979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宋梅，女，1983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宋杰，男，1986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宋菊，女，1977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五原告共同委托、特别授权）：徐瑶，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五原告共同委托）：孙兰，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龙华，男，1986年11月19日出生，穿青人，住贵州省纳雍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繆进贵，贵州崇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宋维均，男，汉族，194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被告：田琴，女，196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纳雍县。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与被告龙华、宋维均、田琴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以及他们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徐瑶、孙兰，被告龙华、宋维均、田琴以及龙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繆进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被告龙华与被告宋维均、田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原告方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五原告系同胞兄弟姐妹，被告宋维均系五原告之父亲，被告宋维均与被告田琴系同居关系，被告龙华系田琴之子。五原告之母亲于1998年去世后，被告田琴遂搬来与被告宋维均居住。2005年，被告宋维均、田琴（甲方）与被告龙华（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将位于纳雍县雍熙镇后寨村中下组宋维均住房右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土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一并转让给被告龙华，转让价款为8000元。原告方认为，上述争议地的性质为自留地，该地块的使用权归户主为宋维均的全体家庭成员共有，田琴与宋维均不是合法夫妻，不享有该地块的使用权，宋维均并非该地块唯一的使用权人，无权独立处分该地块，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的签约行为侵害了五原告的合法权益。另外，三被告之间的签约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五原告具文起诉，提出上述诉讼请求。被告龙华、宋维均、田琴辩称，我们签订协议转让土地使用权，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所以，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8月10日，被告宋维均、田琴（甲方）与被告龙华（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纳雍县雍熙镇后寨村中下组宋维均住房右边、水池过去”、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乙方，乙方向甲方支付转让金8000元。2012年，被告龙华在该地块上修建了住房。2015年4月13日，被告龙华在转让地块上修建的住房因修筑织纳铁路被纳雍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依法征收。另查明，1、本案中五原告系同胞兄弟姐妹关系，被告宋维均系五原告之父亲；2、被告宋维均与被告田琴系同居关系，被告田琴系被告龙华之母亲；3、被告宋维均、田琴转让给被告龙华的土地系被告宋维均与五原告共同享有使用权的农村自留地。综上所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宋维均、田琴与被告龙华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是否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农村自留地是一个历史概念，是集体经济时代的产物。1955年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首次对农村自留地作出法律性规定，1981年颁布的《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扩大了农村自留地的比例，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单独规定和提及农村自留地，2004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农村自留地、自留山确定为农村集体所有。从政策运用和执行上分析区别，农村自留地与农村承包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自留地不征收农业税。全国人大决定于2006年1月1日不征收农业税后，农村自留地与农村承包地的法律属性归于完全相同。所以，对于涉及农村自留地用益物权的法律关系调整，与农村承包土地一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关于被告之间签订土地转让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的问题。首先，三被告之间转让的对象是不可隐藏的不动产（土地）的用益物权，当地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和土地所有权人，客观上知道该转让事实的存在。所以，被告之间的转让行为具有“公开性”特征。其次，转让的行为发生于2005年，被告龙华于2012年在该地块上修建住房，该住房于2015年被依法征收。从上述事实行为发生的时间跨度分析，五原告至少在2012年就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土地转让的事实。五原告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转让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主张合同撤销权，然而客观的事实是五原告在被告龙华修建的住房被依法征收后才主张权利。被告龙华修建的住房被征收后，该地块的原始用益无权已经消灭并转换成依法获得征收补偿的权利。因此，原告方就土地用益物权提出的维权主张所针对的对象已经客观消灭。所以，五原告主张三被告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关于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问题。依据合同法原理，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或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合同不成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规定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可以通过转让等方式流转；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流转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具体的流转方式。通过对比以上法律条款可以分析得出，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确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中关于承包土地流转的法律条款，并没有规定违反这些法律条款将直接导致合同无效。另外，通过审查，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三被告之间签订的转让协议确实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客观上虽然确实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中关于承包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定不尽相符，但并没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五原告主张三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三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方利益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法定情形；该协议的签订虽然存在法律程序上的瑕疵，但如果将该转让协议确认为无效合同，则不能有效保障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民事交易的稳定性，更不能有效保障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国家征收行为的效力性和权威性。五原告如果认为三被告之间的转让行为确实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选择其他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所以，对五原告要求判决确认三被告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为无效合同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宋明艳、宋丹、宋梅、宋杰、宋菊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政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焦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