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0民终20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启源，男，195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黄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捷，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招玉，男，195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志东、丁小红，浙江海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启源因与被上诉人王招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1004民初3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庭询谈话审理故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启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税款647359.95元及相应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应付上诉人的税款金额为647359.95元。二、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错误。原审判决以2013年8月撤诉时间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错误的。首先，当时撤诉的原因是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有另案纠纷，涉及税款的金额的结算，即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1）金义初字第2936号民事判决书，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金民终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1341号民事裁定书。因以上案件正在诉讼过程当中，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的税款的金额无法确定，因此，上诉人才暂时撤回起诉。其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1341号民事裁定书于2015年11月2日才下达，至此，王招玉此前缴纳款项的性质，才得以确认，此时各方才具备最终结算税款金额的基础。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应当自该裁定书下达之日即2015年11月2日起开始计算，截至本案提起诉讼之日，并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存在错误，结果显失公平。王招玉辩称，一审法院对有关税金进行了不完整的计算，这些计算缺乏逻辑，不够严密，如果要计算到应当承担的税金，只能通过司法审计的方式，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所以确定被上诉人所需要承担的税金的依据是明显不足的。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被上诉人认为诉讼时效确实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对于诉讼时效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到的义乌法院2011年2936号判决书，金华中院2013年1010号判决书，浙江省高院2015年1341号判决书，所涉的案件是被上诉人与源鸿公司之间商品房预售纠纷案件，在该案中因为涉及到相关的房屋属于改名，有点二手转的意思在，这其中上诉人考虑到有可能被征收差额税，所以出现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预缴或者说支付押金的情形。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二部分写到的差额税就是指这个税，这个差额税是指转手会涉及多一道税收，而这个源头可能会涉及土地征收税等。总之，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中的税收与本案中的税收是不同的两类问题，案由不同，当事人不同，所以在上诉人于2013年8月份撤诉的情况下，到本案上诉人向路桥法院起诉确实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王启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应承担的税款份额3073405.98元以及利息（自2004年5月19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至2017年3月28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1年11月，原告王启源、叶梅芳与被告林忠福、王招玉共同出资成立义乌市源鸿房产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王启源出资1200万元，占有股份60%，原告叶梅芳出资200万元，占有股份10%，林忠福、王招玉分别出资300万元，各占有股份15%。2003年9月21日，原告王启源分别与被告林忠福、王招玉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林忠福、王招玉将上述股份转让给王启源。同日，王启源、叶梅芳（甲方）与林忠福、王招玉（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载明：丹溪花园工程总造价暂估1.49亿元人民币，作为此次利润分成的依据，最终结算以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的审价部门审核为准。审定后的决算作为利润分成的依据，并限在一年内，甲乙双方据此按比例调整分成。第二条载明：乙方所得物业——丹溪花园六号公建房（1281平方米）、十号公建12、13房（260平方米）的资产，作为分成利润应缴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约715万元人民币）的抵押物。如确须缴纳，甲方凭完税凭证向乙方收取，并撤销乙方上述抵押，如乙方在收到缴税通知书后十天内未付款，甲方将以上述抵押物作为充抵税金，甲方可自行处理（期限为三年）。2003年10月5日，林忠福、王招玉（甲方）与王启源、叶梅芳（乙方）签订《转股结算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利润总额6053万元除应交所得税33%税收以外，按现行税收政策除去成本，利润在20%以内不缴土地增值税，乙方要求暂留三年（计715万元）含扣除个人所得税。乙方分得1590万元，甲方681万元。2004年5月16日，王启源、王招玉、林忠福再次订立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1、从义乌源鸿三笔款项中，第一笔注册本金600万元；第二笔利润681万元；第三笔预留税款增值税所得税715万元，共计1996万元，付房款1812万元，剩余房款王招玉、林忠福分得184万元（两人各半）。……10、公司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接到纳税通知，王招玉、林忠福三天内交源鸿房产开发公司纳税款。之后，被告王招玉、案外人林忠福未将约定的款项715万元预留在源鸿公司，而是作为向源鸿公司购买房屋应支付的房款直接抵扣。2005年8月份期间，被告王招玉、案外人林忠福各支付了土地增值税51万元。2012年7月2日，义乌市地方税务局稠城税务分局出具源鸿公司税收入库汇总信息一份，载明源鸿公司自2002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向税务部门缴纳的各种税费总计为44339373.72元，其中营业税15491710.25元、企业所得税17921193.33元、土地增值税3733850.83元、个人所得税40962.34元，另有税款4070149.8元税种不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执的焦点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一）、2004年5月16日订立的《会议纪要》是否是对先前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内容的变更。原告主张先前订立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双方实际并没有履行，《会议纪要》是对先前协议内容变更，应当按《会议纪要》内容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其中《会议纪要》第10条载明源鸿公司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接到税务机关纳税通知后，被告应当在三日内缴纳。源鸿公司总计缴纳的税收为44339373.72元，扣除2045万元后被告王招玉应按15%份额承担，再扣除已付的51万元后，应当再缴纳3073405.98元。被告王招玉则认为《会议纪要》并非对先前订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内容的变更，各协议之间内容相互补充、细化，均合法有效。该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各协议之间关于被告以及案外人林忠福应得的股本金和利润并没有发生变化，对于其他应得款项计算更加细化。而对于税收负担问题，股权转让协议书先是载明被告以其分得的房屋作为分成利润应缴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约715万元）的抵押物；2003年10月5日转股结算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利润总额按6053万元除应缴所得税33%之外，按现行税收政策除去成本，利润20%以内不缴土地增值税，原告要求暂留三年（计715万元）含扣除个人所得税，第五条载明股份转让后，由于转让方在取得股份转让款时，已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所有税费按应承担的份额扣除，因此，已抽税费的缴纳义务应由受让方负担；会议纪要第1条载明预留715万元为增值税所得税、第10条载明公司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接到纳税通知后，转让方三天内交源鸿公司。上述关于税收负担约定中，转让双方本意为转让方应得的利润是在扣除应缴纳的税费之后计算，已经负担的税收不应再扣除。故各协议之间并不存在意思发生变更，而是对税费负担内容的具体细化。综上该院认定《会议纪要》并非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内容的变更，而是互相补充、具体细化，各协议均合法有效。（二）、关于约定预留的715万元税款性质以及被告王招玉应否承担原告主张的源鸿公司税费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股权转让价款以被告股本金加可分配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可分配利润应是源鸿公司的销售收入扣减成本和税费负担。原告主张当初约定预留的715万元为被告王招玉和林忠福按股份应承担的全部税费，因被告实际没有预留，故应当按源鸿公司缴纳的全部税费和股份比例计算被告应承担的税费。被告则认为计算利润6053万元，已经扣除了营业税2045万元，被告应分得的利润是按33%扣除了企业所得税后，预留的715万元仅仅指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并非全部的税费，源鸿公司的土地增值税实际仅缴纳了300多万元，被告按其占有的股份已经缴纳了51万元，已经足额负担，故不存在再扣减税费负担。该院认为若该715万元指向为被告方应负担的源鸿公司全部应缴纳的税费，同样原告王启源和叶梅芳按其70%股份比例计算，应承担的税费为1668万元，再加上原告方分得1590万元、被告方分得的681万元，仅有利润4654万元，同双方一致确认的分配前利润6053万元，相差1399万元，该差额部分为何没有分配。结合2013年10月5日转股结算协议书中第一条载明“利润总额6053万元除应缴所得税33%以外”以及第五条载明的“股份转让后，由于转让方在取得股份转让款时，已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所有税费按应承担的份额扣除，因此已抽税费的缴纳义务由受让方负担”的内容，差额的1399万元应属于企业所得税，故该预留的715万元并非指全部的税费。此外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明确载明转让方分得房产作为分成利润应缴的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约715万元）的抵押物，如确需缴纳，受让方凭完税凭证向转让方收取，并撤销上述抵押。可见，当初双方约定预留的715万元仅仅指土地增值税和代扣的个人所得税。由于该715万元转让方后来作为向源鸿公司购买房屋款项直接抵扣房款，实际并没有预留，故源鸿公司向税务部门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和代扣的个人所得税，转让方应按其原有的股份承担缴付给受让方。原告提供的税务部门入库汇总信息中载明截止到2010年12月份，土地增值税为3733580.83元、个人所得税为40962.34元，被告按其原有的股份，应承担份额为566181元，而被告实际已经向原告交纳了51万元，故需再缴纳56181元。对于企业所得税，双方在计算分配利润时已经扣除了1399万元，而源鸿公司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17921193.33元，差距为3941193元。按照会议纪要第10条约定，被告若要承担企业所得税，也仅仅对差额部分按15%股份承担，应为591178.95元。（三）、关于被告主张的“一事不再理”问题。被告主张受让双方就原约定的暂留715万元税金纠纷，已经经过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理，现原告再次就税收负担问题提起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该院认为双方原约定的暂留715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确已由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理终结，但本案原告指向的标的并非预留的715万元，而是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缴纳给税务部门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所有税费，两案诉讼标的额不同，故被告主张本案原告起诉违背“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不予采纳。（四）、关于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被告主张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后一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2004年4月28日，而双方签署《会议纪要》发生在2004年5月16日，原告起诉已经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该院认为，依照原告王启源陈述，源鸿公司在2010年12月份已经缴纳了税费4000多万元，若被告确实应当缴纳税费，按《会议纪要》第10条约定，被告应在接到纳税通知后三日内交付，即被告应在2011年1月4日完成缴纳税款义务，但原告在2013年2月份向该院提起诉讼后，于2013年8月份撤回起诉，原告从撤回起诉又重新诉讼，已经超过法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故被告抗辩本案原告主张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理由依法成立，被告已经丧失胜诉权利。（五）、关于叶梅芳与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能否作为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问题。被告王招玉主张叶梅芳与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非股权转让当事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三原告认为因被告不缴纳税收而损害了叶梅芳与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益，两者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引发的权利义务负担仅在转让和受让股东之间流转，并不涉及公司本身和其他股东权利义务流转，原股东应履行的股东义务应由受让方承担，受让方履行义务后可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请求主张。故本案叶梅芳与义乌市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另行裁定驳回）。综上，原、被告订立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会议纪要》均合法有效，会议纪要并非对先前《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内容的变更。原告要求被告王招玉按源鸿公司总计缴纳的税费44339373.72元扣减2045万元后再承担15%的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王招玉仅仅对源鸿公司缴纳的土地增值税和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差额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按其原有的股份份额向原告王启源承担缴纳义务，鉴于被告已经缴纳了510000元以及原告诉讼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王启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980元，由原告王启源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王招玉应当承担的税款金额；二、上诉人王启源要求被上诉人王招玉支付税款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对此，作如下分析：一、关于被上诉人应当承担的税款金额问题。结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转股结算协议书、会议纪要等证据和案件实际情况，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应按其原有的股份比例对源鸿公司向税务部门缴纳的土地增值税、代扣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承担缴付义务，是正确的。按照目前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截止到2010年12月份土地增值税为3733580.83元、个人所得税为40962.34元，故被上诉人应承担份额为566181元，扣除被上诉人实际已交纳的51万元，需再缴纳56181元。源鸿公司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为17921193.33元，扣除计算分配利润时的1399万元，剩余3941193元部分应当由被上诉人按比例承担591178.95元。二、关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税款的主张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于2004年5月16日签订的会议纪要第10条约定，“公司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接到纳税通知，王招玉、林忠福三天内交源鸿房地产开发公司纳税款。”因此，在源鸿公司已于2010年12月缴纳税费的情况下，上诉人应当及时通知被上诉人履行缴纳税费的义务。上诉人于2013年2月提起诉讼向被上诉人主张税款，并于2013年8月撤回起诉，该事由是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上诉人主张税款的诉讼时效应当自2013年8月起重新起算，但被上诉人直至2017年5月提起本案诉讼向被上诉人主张税款，已经明显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至于上诉人所称的本案主张税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2011）金义初字第2936号案件、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金民终字第1010号案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民申字第1341号案件审理终结时起算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为，上述案件与本案的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案由也不同，本案中上诉人指向的标的与上述案件亦不同，且本案的处理无需以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上述案件的审理并没有对上诉人主张本案税款之权利造成影响。故原审以上诉人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启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980元，由上诉人王启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杰审 判 员  钱为民审 判 员  胡精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  何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