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01民初3845号原告：李彪，男，198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境，天津元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成都道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28号。负责人：李晓蕾，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军，男，该行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磊，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职员。原告李彪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成都道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边境，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军、袁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银行存款615893.79元及自2017年4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照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碧云支行开立牡丹灵通卡，卡号为62×××66。2017年4月9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该储蓄卡中的存款615893.79元被他人通过POS交易方式盗刷，原告得知后立即向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报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告知原告，盗刷行为发生于境外，案件至今无法侦破。原告认为，该银行卡一直在原告处并未丢失，密码也从未告知他人，原告于2017年4月9日人在天津，现他人竟于境外通过POS机刷走原告卡中几乎全部存款，可见被告发放的银行卡存在巨大安全漏洞，因此被告应对原告银行卡中存款的丢失承担责任。事发后，原告联系被告协商赔偿事宜，但被告均敷衍拒绝。故原告起诉来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成都道支行辩称，原告于2008年4月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碧云支行开立活期账户并领取卡号为62×××04的银行卡，根据原告开立银行卡的章程，原告应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和密码，因原告保管不当造成损失被告不承担责任。后因原告个人原因在我行办理了换卡业务，原告账号所对应的银行卡变为62×××66即涉案银行卡。2017年4月9日，该卡对应账户在香港珠宝店消费港币690000元，折合人民币615893.79元，进行消费的持卡人还在签购单上签字确认，因此我行认为该笔消费系经过当地收单商户审核且经过账户信息交易密码与银行系统验证之后进行，我行并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银行卡，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卡一直在原告处不曾丢失；2.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用以证明2017年4月9日，原告卡中的存款被他人通过POS机交易方式盗刷；3.立案告知书，用以证明原告已经报案，该案目前没有进展；4.小区监控录像，用以证明2017年4月9日，原告在天津未曾出境；5.港澳往来通行证，用以证明2017年4月9日，原告在天津未曾出境。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开户资料，用以证明原告在2008年4月1日在我行开立账户，并领取了借记卡，根据银行卡章程，原告需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因原告保管不当造成损失，被告不承担责任；2.历史交易明细，用以证明原告自2015年到2017年期间交易情况，进一步证明原告的银行卡使用频繁，交易巨大，并不符合普通的储蓄客户用卡的习惯，且有大量的线上、线下、POS机交易，不排除原告银行卡存在使用不当的情况，在2017年4月10日即涉案卡片被盗刷的第二天，涉案卡片通过柜面取款，取款人并非原告本人；3.标注对手信息的交易明细，用以证明本案涉及的交易是在香港通过POS机进行的；4.根据银联规则向银联调取的本案的交易签购单，用以证明本案交易是在香港一家珠宝店发生，金额为港币690000元，同时签购单上客户签字标注名字为“彪”与原告的名字一致，结合原告证据1，如果是普通盗刷案件，不法分子不可能了解原告的姓名，进一步证明原告在本案中存在过错。经当庭质证，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卡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储蓄合同关系，但不能证明该卡一直由原告保管；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本案涉及交易系被盗刷；对证据3无异议，同时我行认为按照该告知书并不能知晓原告的报案时间和报案时是否持有该银行卡；对证据4由于我方并不了解原告本案的长相，无法确认该录像与本案有关；对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为出境并不代表涉案银行卡未出境，涉案银行卡于2017年4月9日下午进行交易后，原告第二天中午报警，这段时间足以使卡片自香港返回天津。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章程问题，属于格式条款，原告没有对保管银行卡不当的情况，银行卡一直在原告处未曾丢失；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经营生意，交易频繁是正常的，不能因此证明银行卡使用不当的情况，对于4月10日的取款，系原告本人取款；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刷卡小票由于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该证据自真实底档复印出来，也可以看出该签字不是原告本人所写，可以证明该笔消费不是原告所为。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4，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可以反映涉案卡片开户、使用及原告主张其银行卡被盗刷起止时间内原告的出入境记录有关情况，故对前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5签购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由于签购单记载的内容与交易记录的内容基本一致，故本院依法确认该证据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至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新兴派出所调取了原告报警记录及询问笔录，原告对于该记录没有异议，被告认为根据询问笔录记载，原告称其不使用该卡消费，但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2，涉案银行卡存在大量的交易，与原告向公安机关的陈述并不一致。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8年4月1日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碧云支行开立活期账户并领取卡号为62×××04的银行卡。后因原告个人原因在我行办理了换卡业务，原告账号所对应的银行卡变为62×××66即涉案银行卡。2017年4月9日15:39:02，该银行卡在香港万邦珠宝有限公司消费港币690000元，折合人民币615893.79元，卡片余额为1071.62元。同日，该银行卡通过支付宝进行了一笔99元的网络交易。2017年4月10日，该银行卡通过网转，入账107172.62元，同日，通过网转，转出20000元，后通过卡取，转出87172元。根据报警记录显示，原告于2017年4月10日13:52:23报警称，涉案银行卡在其手中，未进行任何操作，涉案银行卡被盗刷61万多元。根据2017年4月10日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称2017年4月10日12点左右，其在驾车途中经和平区气象台路发现手机短信有消费提醒，涉案银行卡于2017年4月9日15时39分被POS消费615893.79元，后拨打110报警。发现盗刷后，其将卡里剩余的1000余元取出，卡片一直在其身上。根据2017年4月26日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称最后一次使用涉案银行卡是2017年4月10日13时在南开区交口的工商银行进行的查询。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新兴派出所于2017年5月5日向原告出具立案告知书。根据原告提交的港澳通行证显示，2017年4月9日，原告并无往来港澳的出入境记录。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原告使用的银行卡办理短信提示业务，在涉案银行卡发生消费时，已收到短信提示。原告并未办理挂失手续。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下属网点申领了银行卡，双方之间即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应受保护。使用涉案银行卡进行消费、取现等，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银行卡和正确有效的密码，两者缺一不可。被告作为发卡行负有按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等义务；被告作为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虽举证证明涉案银行卡在香港交易期间其未在香港的证据，但原告在消费发生后将近22个小时的时间才向银行查询并报警，期间亦无使用实体卡片进行交易的情况，结合天津与香港之间距离及现有交通运输条件，原告在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银行卡在香港消费后至其向银行查询并报警期间由其本人持有即系他人持有伪卡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本院难以推定涉案银行卡系被他人使用伪卡进行盗刷。故原告要求被告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彪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959元，减半收取4979.5元，全部由原告李彪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秦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王朝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