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8016号原告：许明辉，男，住福建省晋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金刚，广东展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向东，男，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勇，湖南正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东莞市达高鞋制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单屋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9005724490220。法定代表人：胡剑全。原告许明辉诉被告李向东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7年9月26日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后因案情需要，本院依职权追加东莞市达高鞋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高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陈雪敏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晃权、方颖怡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明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汤金刚、被告李向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勇均到庭参加庭审及质证，原告许明辉到庭参加了2017年9月26日的质证，第三人达高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李向东辩称：一、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按照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按6个月算，三方约定的主债务到期时间为2016年7月7日，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行使权利，被告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二、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主合同不存在，根据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该担保合同无效。理由如下：1.本案纠纷的基本事实为余政翰向东莞市达高鞋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高公司）下订单做3000双皮鞋，原告给达高公司提供这批货的皮革，另一当事人曹永生提供鞋大底，达高公司收到余政翰鞋子货款后再支付原告和曹永生材料款。原告和曹永生因着急拿到材料款，在2016年6月24日逼迫余政翰提供担保人和签订担保合同。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中的余政翰与原告无皮革业务来往，也没有欠原告货款，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主合同不存在，该担保合同无效。2.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表面上是一个欠款担保合同，其实质是催促余政翰及时向达高公司支付鞋子货款的书面约定。双方在担保书下方的“备注”里明确约定，由余总将货款打进达高账号，再由达高支付给原告，余政翰和原告没有直接的业务往来。余政翰在第二批鞋子出货后，向达高公司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但还欠达高公司49500元，为此向达高公司出具欠条。余政翰支付达高公司鞋子货款后，达高公司支付原告63840元的皮革款和支付曹永生58000元的大底款，因余政翰还欠尾款，所以达高公司还欠原告、曹永生两人各10000元材料款。原告在起诉状中称，其致电余政翰，余政翰告知此款与其无关，因为余政翰未与原告、曹永生有合同业务，原告只是和达高公司有货款纠纷。原告提供的视频也提到余政翰在出货后向达高公司支付鞋子货款的事情。三、余政翰是在人身自由被原告和曹永生控制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的，故被告不需为该担保合同承担民事责任。理由如下：1.原告和曹永生在2016年6月24日将余政翰控制在宏胜鞋材厂办公室，从2016年6月24日至6月25日一直限制了余政翰的人身自由。期间多次致电被告，求被告为其提供担保，被告开始没有答应并让余政翰报警，但余政翰是台湾人，不敢报警。被告为了能让余政翰脱身而为不得已在担保合同上签字，为其提供担保是违背被告真实意思的，故被告不需承担民事责任。四、原告和被告约定的担保方式是一般保证，该案所涉的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被告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合同约定当余政翰未能在2016年7月7日前付清时，被告才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这属于一般保证。综上，原告提供的担保合同的主合同不存在，担保合同无效，且被告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担保合同，故被告不需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达高公司未到庭发表意见，也未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许明辉主张其与案外人余政翰存在皮革的买卖合同关系，因余政翰拖欠其货款73840元，而李向东为此提供担保，许明辉遂以李向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在2017年8月30日的第一次庭审中，许明辉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担保书及谈话视频。其中，担保书的主要内容是“2016年3月余政翰欠许明辉78340元未还，经协商，余政翰答应于2016年7月7日之前付清，现由李向东担保这笔钱73840元，如果2016年7月7日之前余政翰没有还给许明辉，这笔钱73840元由李向东担保还给许明辉，此字据从2016年6月25日生效”，落款的欠款人和担保人处分别有“余政翰”和“李向东”字样的签名，签名的下方还备注着“余总货款打进达高账号，三方同时去取货款，注明2016.7.7之前付款”。谈话视频显示许明辉与陈少申于2016年11月15日向李向东了解余政翰的情况，也提及样品费的问题，许明辉还说“你那时候去担保他，你就有问题了，你不应该去帮他担保的，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帮他担保？”李向东回答“那没办法的，毕竟他是我的师傅……”。在这次庭审中，许明辉主张其与达高公司不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担保书中的73840元是余政翰向许明辉订购皮革，许明辉按余政翰的要求提供给达高公司所产生的货款，因为余政翰没有与其约定付款方式，货款要么由余政翰支付给许明辉，要么由余政翰支付给达高公司，再由达高公司支付给许明辉，在签订担保书之前就存在余政翰支付给达高公司，再由达高公司支付给许明辉的惯例。另外，许明辉还确认达高公司对担保书的内容是不知情的，余政翰把款项支付给达高公司且许明辉取款后即视为余政翰支付了款项，其经向达高公司核实，余政翰在签订担保书后没有向达高公司支付过款项，达高公司也没有向许明辉支付过任何款项，视频可以证明许明辉已经在担保期间内要求李向东承担保证责任，视频中所谈到的2.8万元是样品费与担保书中的73840元无关。李向东认为其不需承担责任，主要抗辩理由如下：1.许明辉与余政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是余政翰向达高公司订购3000双鞋子并指定许明辉作为皮料供应商、案外人曹永生作为大底供应商，许明辉、曹永生为了让达高公司尽快向其支付货款，以逼迫余政翰出具担保书的方式促使余政翰向达高公司付款，故担保书关于余政翰欠许明辉货款的合同关系是不存在的，即担保书的主合同不存在，故其与许明辉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2.李向东与余政翰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担保书的，余政翰考虑到自己是台湾人的身份而没有报警，并要求李向东为其提供担保，李向东考虑到与余政翰是师徒关系，才作为担保人签名，备注的内容是李向东书写的，其中的“三方”是指许明辉、曹永生和余政翰；3.李向东提供的是一般责任保证，在主债务未经审判或仲裁之前，其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4.李向东确认其在签署担保书之前不认识许明辉，在许明辉抓住余政翰后才知道许明辉这个人，自签订担保书后至2016年11月15日，其与许明辉都没有来往，但许明辉的业务员为了与李向东做生意曾约李向东吃饭，但李向东拒绝了，2016年11月15日当天许明辉的业务员约李向东到许明辉办公室喝茶、闲聊，李向东知道许明辉一方会问余政翰的事情，但许明辉并没有要求李向东承担担保责任，故许明辉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其主张权利，其保证责任已经免除。另外，李向东主张出具担保书后，余政翰曾在签订担保书后向达高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达高公司也已经向许明辉支付了63840元货款，尚有10000元未付。李向东还申请本院向达高公司进行调查。在第一次庭审后，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前往达高公司调查，向该公司的业务员赖北兴进行了问话并形成了问话笔录。赖北兴主张余政翰向达高公司订购鞋子并指定许明辉作为鞋材的供应商之一，达高公司根据余政翰的订单计算所需的鞋材并告知余政翰，余政翰据此向许明辉订购鞋材，达高公司收到余政翰的货款后会向许明辉支付鞋材款，达高公司与许明辉之间除了因余政翰订购鞋子所需鞋材之外没有其他交易往来，也没见过案涉的担保书，达高公司在2016年10月7日向许明辉支付了53840元，由于余政翰还欠达高公司部分货款，故各方经协商后约定由余政翰向达高公司出具金额为49500元的欠条，该49500元仅仅是余政翰欠达高公司的款项，达高公司无需再向许明辉支付款项，许明辉的其他鞋材款自行向余政翰追讨。2017年9月26日，本院组织许明辉和李向东对赖北兴的问话笔录进行质证。许明辉对赖北兴所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主张该53840元不是担保书上的73840元中的款项，并主张担保书中的73840元包括货款和样品款，还主张在担保书出具之前，余政翰和达高公司均没有向其支付过款项，因为余政翰欠其十二万多，扣除余政翰已付达高公司货款150000元中属于许明辉的53840元，剩余数额估算为73840元。在其后的质证过程中，许明辉又主张53840元中有小部分款项是属于73840元中的款项，73840元中又有小部分属于达高公司的皮料款，大部分是余政翰个人对许明辉的欠款和样品款，但不能明确具体的数额。李向东确认问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拟追加案外人余政翰及达高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经询问，许明辉和李向东均表示无法提供余政翰的身份信息。本院遂依职权追加达高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并组织了2017年11月21日的庭审。在这次庭审中，达高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许明辉补充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并主张是其与余政翰的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许明辉多次要求余政翰确认欠款数额，但余政翰没有明确具体的欠款数额。许明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以许明辉本人出差为由没有提供微信聊天记录的原始载体。李向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另外，在这次庭审中，许明辉又主张余政翰欠其的款项包括了其向达高公司提供的鞋材款100224元、代余政翰支付的空运费14000元、余政翰私人欠款3000元、其与余政翰合作的其他公司的样品费，样品费的具体数额无法明确，合计128000元，扣除了达高公司第一次出货的1500双鞋中属于许明辉的鞋材款53840元，剩余款项就是担保书的73840元。至于如何确定达高公司在2016年10月7日支付的53840元属于1500双鞋的鞋材款还是担保书73840元中的款项的问题，许明辉的代理人解释称在担保书出具时，对于已出货的1500双鞋的货款中需要支付给许明辉的鞋材款金额是估算的，担保书上的73840元也是估算的，只确定已出货的1500双鞋对应的50000多元鞋材款肯定是要支付给许明辉的，达高公司并不清楚要付许明辉的款项是多少，只是收到余政翰的款项后再支付给许明辉，因为余政翰总共欠许明辉十二万多，而通过达高公司仅支付了一次53840元，许明辉作为债权人，为了便于日后有证据向余政翰主张权利，故将53840元列为担保书以外的还款。本院认为：本案是保证合同纠纷，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许明辉与李向东之间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2.若许明辉与李向东之间的担保合同有效，李向东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对焦点一。李向东主张余政翰与许明辉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担保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关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主合同关系不存在，故其与许明辉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1.李向东未能就担保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这一事实提供证据；2.余政翰未到庭，也未对许明辉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提出异议，达高公司的业务员也主张许明辉与余政翰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即使许明辉与余政翰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余政翰在担保书中确认欠许明辉73840元的事实，即已经与许明辉之间建立了欠款的合同关系，李向东所担保的正是许明辉与余政翰之间因欠款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但李向东未能举证证明许明辉与余政翰之间的合同关系无效。综上，对李向东主张其与许明辉之间的担保合同无效，本院不予采纳，并认定二人之间的担保合同合法有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李向东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关键在于李向东所提供的担保方式是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以及许明辉是否已在保证期间内向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首先，关于担保方式，担保书约定余政翰在2016年7月7日之前没有归还款项的就由李向东担保还给许明辉，换而言之，从2016年7月7日起，许明辉既可以要求余政翰还款，也可以要求李向东还款，故李向东提供的担保方式应该是连带责任保证。其次，关于保证期间，李向东确认其在签署担保书之前不认识许明辉，在许明辉抓住余政翰后才知道许明辉这个人，自签订担保书后至2016年11月15日，其与许明辉都没有来往，可见，其与许明辉并不熟悉，二人之间更多的交集在于余政翰的欠款问题，而且李向东也表示知晓许明辉一方与其约谈会问及余政翰的事情，事实上，双方的谈话内容基本上也是围绕余政翰的欠款事宜，可见，许明辉邀请李向东会面并非简单的闲聊，而是为了解决余政翰的欠款问题，在余政翰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于余政翰的欠款问题，许明辉理所当然会要求李向东承担担保责任，事实上，许明辉也提到李向东为余政翰提供担保的事情，故本院认为许明辉在2016年11月15日已经向李向东主张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院认定许明辉已在保证期限内向李向东主张权利。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本院认定许明辉于2017年6月19日向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最后，关于许明辉诉请的数额，根据担保书备注的内容，余政翰对担保书所涉73840元的还款方式是余政翰将款项支付给达高公司，再由达高公司支付给许明辉，而许明辉在第一次庭审中也确认“余政翰将款项支付给达高公司，再由达高公司支付给许明辉，即视为余政翰归还了款项”。现达高公司在担保书出具之后向许明辉支付了53840元，与担保书中的73840元的后四位数完全一致，支付方式也与担保书中备注的还款方式相吻合，李向东的主张与证据所反映的情况更为接近。至于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许明辉主张53840元属于担保书出具之前其与余政翰所确定的余政翰已付达高公司的货款中应付许明辉的鞋材款的问题，本院认为，许明辉在诉讼过程中，先陈述达高公司在担保书出具之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款项，在本院向达高公司进行调查后，许明辉才确认达高公司在担保书出具之后有支付过53840元的事实，而且先主张53840元不包含在73840元中，后又主张有小部分属于73840元，但又不能明确具体的数额，后许明辉又主张余政翰总欠款十二万多元，但未能明确具体的金额，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可见，许明辉的陈述前后矛盾。最后，由于担保书出具之时，达高公司是尚未支付53840元的，如许明辉关于余政翰总欠款十二万多元且担保书出具前确定达高公司需付五万多元的主张是属实的，在达高公司对担保书不知情，也没有明确其所付的53840元性质的情况下，许明辉自行选择该53840元作为担保书73840元之外的还款，也是缺乏依据的。综上，对李向东主张达高公司于2016年10月7日向许明辉支付的53840元属于担保书73840元中的货款，本院予以采纳，并认定余政翰已经向许明辉归还了担保书73840元中的53840元，即对于担保书中的73840元，余政翰尚欠许明辉20000元。李向东应立即向许明辉支付2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7年7月11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对许明辉诉请超出该范围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李向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许明辉支付2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7月11日起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许明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46元，由原告负担1200元、被告负担44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其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雪敏人民陪审员  张晃权人民陪审员  方颖怡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杜宛璘附：相关法律条文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第1页共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