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浙0102行初42号 原告车国娟，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原告金水娟（兼原告车国娟的委托代理人），女，1965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 被告(原行政机关)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住所地杭州市绍兴路****下城检察院大楼**。 法定代表人黄向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童丽玲，浙江法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杭州市司法局，住，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市民中心**/div> 法定代表人吴声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江传堤，杭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方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住所，住所地杭州市凤起路**同方财富大厦**div> 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文莉，浙江文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金水娟、车国娟诉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杭州市司法局行政答复一案，于2017年4月24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行辖字第15号行政裁定书指定管辖，本院于同年6月9日对该案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2日向被告杭州市下城区司法局（以下简称下城司法局）、杭州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众大法律所）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8月3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水娟（兼原告车国娟的委托代理人），被告下城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童丽玲，市司法局的委托代理人江传堤、方圆，第三人众大法律所的委托代理人李文莉到庭参加诉讼，下城司法局的黄向阳局长、市司法局的周国如副局长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对两原告的投诉作出《投诉结果回复书》（以下简称《回复书》）：“1、关于‘确认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行为违法’。经查，在涉及你们的有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在案件代理材料（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乙方（众大所）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汪连福、茅珊珊为甲方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并加盖‘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在（××）××字××公函中××‘已××本所××为其诉讼代理人’并××‘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2011年6月7日，有你们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2011年6月8日，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中有你们签字确认。2011年6月9日，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同意茅珊珊以公民代理身份担任你们的诉讼代理人。通过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查询和电话联系茅珊珊本人，未检索出‘茅珊珊’执业登记信息，确认了茅珊珊不具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茅珊珊明确表示自己曾经做过被投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的实习生，众大所也没有计发过工作报酬，只有汪连福发给她的交通费补贴。至于自己是否属于被投诉人的工作人员，茅珊珊自己并不清楚。鉴于以上情况，我局认为，在涉及你们的有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茅姗姗并未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另外，你们在投诉信内容中提供的从法院网站下载的多个法律文书中记载有汪连福、茅珊珊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义承接业务，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2、关于‘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此项所指的委托代理合同已经二级法院审理确认了合同法律效力，但委托代理合同的签订过程有瑕疵。据查，2001年5月23日，众大所名称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就是说‘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前身。被投诉人并无使用原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任何主观故意，客观上亦无此必要。使用已经废止的原‘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汪连福个人行为。汪连福身为被投诉人的工作人员，私自使用废止公章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行为违反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至于众大所是否存在‘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3、关于‘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代理费的行为违法’。据查，汪连福私自使用废止公章与你们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私自收取代理费用，其行为违反了司法部令60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另查，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杭州市司法局撤销，其本人也已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离职。故，在我局职权范围内已无法对汪连福进行处理，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4、关于‘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根据上述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经查，汪连福虽曾系下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职（离职时间在1996年）超过两年后，于2010年底、2011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鉴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我局认为汪连福在原任职法院担任（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并无违法违规之处。5、关于被投诉人‘超越业务范围’的问题。经查，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是以合伙制形式设立并开展业务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是依托乡镇而设立的。补充材料中提到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不适用于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在你们的案件中，众大所也没有涉及刑事辩护。因此，我局认为众大所没有超越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6、关于被投诉人‘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问题。经查，被投诉人严格按照杭州市司法局关于年度基层法律服务年检注册工作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提交了书面材料，接受年度检查，并由杭州市司法局加盖年度注册章。未发现被投诉人有‘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的情况。7、关于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被投诉人涉嫌存在‘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及‘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的情形，我局已立案调查，结果另行告知。8、关于被投诉人‘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问题。据查，你案属于汪连福私自收案，私自收费，其行为违反了部令60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因此，在你案中被投诉人不存在‘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的问题。9、关于被投诉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问题。针对你们在补充材料中提到的作为被投诉人的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其主任李德成，同时身为下城区人大代表、驻下城法院调解室主任，有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关系承接案件或影响案件的承办情况，建议你们对事实提供证据，向我局反映，或者向有管辖权的部门反映。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四、四十一、五十五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四条、《价格法》第三条的规定，对你们反映的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以及‘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的问题，我局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另行告知；对你们反映的其他问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如有新的证据，请向我局提交，我局将另行查处”。同时告知复议或者诉讼的权利。两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经审查被诉《回复书》，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维持《回复书》并责令下城司法局对第三人办案监督卡和辅助人员管理事宜进行答复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 两原告共同起诉称，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和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行政行为不合法、不合理。1、原告对《回复书》关于确认第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行为的投诉回复不服。原告2010年8月2日在第三人众大法律所办公场所内，双方签订一份(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载明：“第三人（乙方）接受原告（甲方）的委托，指派汪连福、茅珊珊为原告的公安、卫生、法院诉讼代理人”；该事实证明，第三人明知茅珊珊不具备执业资格，仍指派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来欺骗原告；此外，中国裁判文书网专属网站上显示，第三人在2010年2月3日至2011年12月30日期间，曾实际指派过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多达20个案件。虽然第三人众大法律所与茅珊珊之间早已存在事实上的劳动用工关系，但两被告并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规定来依法审查认定、立案查处，明显存在漏查漏审。因此，第三人众大法律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违法事实成立。虽然下城司法局作出答复中提及2011年6月7日有所谓的原告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中载明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但又恰恰忘记了茅珊珊早在2010年8月2日形成的(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就早已出现；因此，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中也提及所谓的“车国娟、金水娟将诉讼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而非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说法不能成立；明显存在顾此失彼，掩耳盗铃；虽然下城司法局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中提及有过第三人众大法律所涉嫌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八项“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的情况，但事实上并没有实质立案查处。故，市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中提及的“被申请人对其进行立案调查的处理，并无不当”的说法不能成立。至于市司法局查明所谓的“茅珊珊明确表示，自己曾经做过第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的实习生……只有汪连福发给她的交通费补贴”，只能相对于第三人单位而言，不能相对于单位之下的汪连福个人而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只是第三人众大法律所组成人员之一，不具备第三人单位主体资格要件。因此，该说法没有事实根据，不能成立；其在2016年11月29日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中载明“你所在汪连福私带实习人员并违法代理相关案件的问题上”的说法存在事实认定错误。2、原告对下城司法局作出关于确认第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的投诉回复不服。第三人使用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九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之规定，这是非常明显的。下城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应当据此认定第三人众大所使用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行为违法，并实施行政处罚。但是，下城司法局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未予适用亦未认定，还设法援引二级法院民事裁判书中所谓的“瑕疵”来遮挡、掩盖，援引公安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下城司法局行使职权逃避责任，明显存在纵容包庇和履职不作为。3、第三人众大法律所申请单位名称变更，未主动上交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行为违法，下城司法局审查同意变更时未收缴第三人原印章的行为存在违法、履职不作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笫十七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分立、合并，应当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查同意后报请原核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规定，第三人申请单位名称变更，未主动上交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行为，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九条“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之规定；下城司法局收到第三人申请单位名称变更申请后，作出准予变更原单位名称的决定时，未收缴第三人原印章的行为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单位及印章名称“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未同步完成名称变更登记，致使第三人的原单位名称变更登记程序不完整、存在严重的遗留问题，明显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五）项“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之规定。下城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应当据此规定履职对第三人实施行政处罚。从而可知下城司法局报请市司法局核准办理名称变更登记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行政行为程序不正当，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存在错误，应当依法撤销。市司法局一旦在2001年5月23日将第三人的单位名称核准变更登记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就意味着第三人就一直拥有两枚印章：一枚印章是“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一枚印章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使用至今已达16年之久（2001.5.23至2017.1），不知为何落在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之手。市司法局、第三人一直没有发现是存在责任的。4、原告对下城司法局作出关于确认第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代理费的行为违法的投诉回复不服。下城司法局称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己于2013年5月被撤销、其已从第三人处离职，虽然下城司法局对第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代理费的行为违法事实确认，但未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有关“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取费”、第四十三条“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由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执业证书：（三）不实行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制度的”之规定，对第三人实施行政处罚。而下城司法局以对汪连福没有行政管理职权为由未予处理，至于下城司法局是否应当对第三人实施行政处罚一字不提。下城司法局明显存在履职不作为，市司法局明显存在纵容包庇，徇私舞弊。5、原告对下城司法局作出关于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原告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的投诉回复不服。证据《储蓄所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委托代理合同》（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公函》证明被投诉人明知汪连福曾是原任职法院下城法院的离职人员，却还要指派汪连福出庭至法院代理原告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11.6.13施行）第八条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本条所规定的离任，包括退休、调离、解聘、辞职、辞退、开除等离开法院工作岗位的情形。本条所规定的原任职法院，包括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曾任职的所有法院”。无论汪连福以什么身份担任原任职法院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都是被禁止的；新证据《8个民事裁定书截图一览表》，证明凡是原审法院出现审判人员离任后，都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否则，二审就会认定程序违法，依法作出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案中，汪连福曾任下城法院的法官，依法不能作为原审原告车国娟、金水娟一方的诉讼代理人。法院准许汪连福出庭，严重地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法院作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二审杭州中院未依法作出民事裁定撤销法院判决，发回重审，已构成枉法裁判。6、原告对下城司法局对被投诉人超越业务范围问题的投诉回复不服。原告就女儿车英英之死涉嫌刑事案件，江干法院于2013年2月6日作出新证据(2012)杭江刑初字第646号生效刑事判决：姚伟鹏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业务活动，应当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工作原则和服务程序的规定”；《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司法部令第19号）第三条第二项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二）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第三人众大法律所的业务范围只能是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能代理刑事案件。其在2010年8月2日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的行为，还有2011年5月18日汪连福代表第三人的身份作为见证人在《协议书》上签名，明显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四十二条第一项“（一）超越业务范围的”的规定。7、原告对下城司法局未适用浙江省司法厅及司法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作出的投诉回复不服。市司法局2003年8月7日、2009年8月4日先后印发规范性文件《杭州市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证管理办法》（杭司(2003)106号，下称《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杭司[2009]95号）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辅助人员（实习生）执行专门的规范管理。第三人指派、使用辅助人员（实习生）茅珊珊前，就应当根据《管理办法》之规定上报市司法局核准，为其办理有效证件《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证》，下城司法局核准发证后，还应当上报市司法局备案。但是，第三人既不为茅珊珊办理有效证件《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证》，也不上报市司法局核准。茅珊珊在第三人处担任过20个以上的案件诉讼代理人的事实，长达近两年之久（2010.2.3至2011.12.30），下城司法局、第三人居然不知情，欺上瞒下，已经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五款、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等规定；根据浙江省司法厅印发的《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浙司[2002]90号）第二条“办案质量监督卡实行一案一卡。基层法律服务所接受当事人委托，并正式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后，由承办法律服务工作者填写办案质量监督卡，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主任连同贴足邮资的法律服务所信封直接交给委托人，同时告知有关填写和返回事项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司法局的监督电话，由当事人在存根上签名”的规定，第三人2010年8月2日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后，承办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根本没有填过《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交给原告这回事；下城司法局对原告的投诉，都未提及浙江省司法厅、市司法局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向原告作出具体的投诉回复。8、原告对下城区司法局未对茅珊珊担任杭州市下城法院书记员3个案件作出投诉回复不服。有关补充材料中提到的茅珊珊在下城法院担任2010杭下商初字1627号、2011杭下商初字3号、73号3个民事案件的书记员，恰恰证明了“茅珊珊能混到你院当上几天书记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事，与汪连福系原法院的离职人员有因果关系、利害关系，否则，茅珊珊是不可能如此神通地成为法院人员；但下城司法局并未提及。此外，茅珊珊在法院担任2010杭下商初第1627号、2011杭下商初字3号、73号3个民事案件的书记员，分别于2011年3月24日、5月23日作出裁判，这正好与茅珊珊代理原告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2011年1月25日、6月9日、8月16日、10月25日四次开庭交织在一起。茅珊珊在担任书记员的同时担任代理人显然不妥。原告之女车英英2010年7月20日死亡，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委托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2010年8月19日作出检验报告（编号：A4193）后，再委托至杭州市医学会鉴定时，只是对姚伟鹏非法行医与车英英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医学鉴定，并没有将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并鉴定，直接导致杭州市医学会2010年9月3日作出的杭州医鉴[2010]05号不完整。法院审理原告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案中，被投诉的第三人原指派的汪连福突然不为原告代理，而是另行指派茅珊珊来代理。茅珊珊在代理期间，对原告的案件严重不负责。背着原告同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法院三方合谋串通，暗箱操作来架空原告，原本早已抽签确定好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明皓司法鉴定所，何时被改成迪安医学检验中心原告不知情。还背着原告将待鉴定的封存病历原件拆封篡改成两个封存病历版本。这已直接导致现作出的鉴定结果不实。至今未对病例为何存在两个版本作出合理解释。有关原告支付的两笔鉴定费8300元（迪安医学鉴定费4300元、杭州明皓司法鉴定费4000元）去向不明，法院作出所谓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也未载明。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决：1、确认市司法局作出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第一项“维持被申请人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投诉结果回复书》的答复”违法，并依法撤销；2、确认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违法，并依法撤销；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经释明，原告明确其第1、2项诉请为：1、撤销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回复书》；2、撤销市司法局作出的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车国娟、金水娟立案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8份民事裁定书。 2、《行政复议决定书》。 3、被诉《回复书》。 证据1-3拟证明汪连福曾任下城法院法官，不能做原告的代理人，原审准许汪连福出庭，违法法定诉讼程序，一、二审裁判文书均属程序严重违法。 其当庭补充证据如下： 4、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服务工作者的年检公告，拟证明众大法律所汪连福和茅珊珊均是公告人员。 被告下城司法局辩称，一、其已依法履职且程序合法。根据《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投诉。涉及委托人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发生争议的投诉，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调处解决；涉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纪行为的投诉，并且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下城司法局在收到原告投诉众大法律所的材料后，根据《行政处罚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等规定，立案查处，经多方调查取证，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书面回复并送达原告。2016年11月29日，下城司法局对众大法律所作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向原告告知了查处结果。因此，在投诉查处过程中，其依法履行了职责，程序合法。二、投诉回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合法适当。（一）原告在《投诉信》中要求“1、确认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行为违法”。针对该投诉事项，下城司法局进行查证：首先，通过浙江省基层法律服务综合管理平台系统查询“茅珊珊”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信息，结果在杭州市辖区内未检索出。其次，通过社保机构调取众大法律所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清单，社保机构也开具了在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中无“茅珊珊”缴费记录的说明。第三，5月18日，其联系到已定居外省的茅珊珊，她拒绝协助当面调查，但明确表示自己曾经做过汪连福的实习生，没有工作报酬，只有汪连福发给她的交通补贴。因为和汪连福是邻居，所以汪连福找她去做实习她就去了。没有经过被投诉人的面试，也没有与众大法律所签订过聘用合同或实习协议。第四，其向下城法院调取(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材料，在案件代理材料(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汪连福、茅珊珊为甲方的公安、卫生、法院代理人”，并加盖“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在(2010)杭众代字第1104号公函中注明“已委托本所汪连福为其诉讼代理人”并加盖“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公章。2011年6月7日，有原告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人变更为茅珊珊、王麒”。2011年6月8日，受托人在诉讼代理中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中有原告签字确认。2011年6月9日，下城法院同意茅珊珊以公民代理身份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第五，其向下城法院、中院调取了原告与众大法律所(2015)杭下民初字第0010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后省高院作出（2016）浙民申3296号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上述判决认定“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审理，车国娟、金水娟主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法聘用茅珊珊致其损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六，其向下城法院、余杭法院、淳安法院、西湖法院、拱墅法院调取了原告向被告提供的从法院网站下载的诉讼裁判文书的相关案卷材料，上述材料显示有茅珊珊作为众大法律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信息。第七，向李德成、汪连福分别进行谈话并制作笔录。鉴于上述事实与证据，其对众大法律所涉嫌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行为已经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已经另行告知。（二）原告在《投诉信》中要求。“2、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针对该投诉事项，其进行查证：首先，调取了原告(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材料中的“委托代理合同”和“公函”，经比对，委托代理合同中使用了原公章，公函中使用了现公章。其次，约谈了众大法律所负责人李德成，其陈述其并无使用原公章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使用原公章系汪连福的个人行为。第三，调取了原告与众大法律所(2015)杭下民初字第0010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诉讼材料(后省高院作出(2016)浙民申3296号民事裁定书），上述判决查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名称变更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也就是说“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前身，众大法律所并不存在使用两个名称的情形，而属于使用废止公章的情形。鉴于上述事实与证据，其认为众大法律所不存在使用两个名称的情形；但对第三人涉嫌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情形已经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已经另行通知。（三）原告在《投诉信》中要求“3、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的代理费违法”。针对该投诉事项，其进行查证：汪连福私自使用已废止的“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未在所里登记在册，私自收取代理费用，开具收据，其行为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规定，符合司法部60号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55条第13款“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的情形，理应处罚。但是，由于汪连福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市司法局撤销，其本人也已从众大法律所离职。鉴于上述事实与证据，其认为在职权范围内已无法对汪连福进行处理，并建议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四）原告在《投诉信》中要求“4、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针对该投诉事项，其进行查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根据上述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经查，汪连福虽曾系下城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职（离职时间在1996年）超过两年后，于2010年底、2011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该认定已经中院生效的（2016）浙01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鉴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其认为汪连福在原任职法院担任(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的行为并无违规之处。原告所提的法官法问题，不属于处理范围。（五）原告在《补充材料》中认为“1、被投诉人超越业务范围”。针对该投诉事项，其进行查证：众大法律所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在(2012)杭江刑初字第646号案件以及(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中，没有涉及刑事辩护，而只是作为被害人近亲属的代理人与被告人家属就民事赔偿事宜进行协商。鉴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其认为众大法律所没有超越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六）原告在《补充材料》中认为“2、被投诉人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针对该投诉事项，其进行查证：众大法律所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年度基层法律服务年检注册工作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提交了书面材料，接受年度检查，并由市司法局加盖年度注册章。其未发现众大法律所有“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年度检查”、“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的情况。（七）原告在《补充材料》中认为“3、被投诉人存在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针对该投诉事项，部分事项属于重复提及，针对其新的事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鉴于以上事实，其认为众大法律所不存在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情形。如原告认为被投诉人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建议原告对事实提供证据向其反映，或者向有管辖权的部门反映。关于原告提出被投诉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被告请原告明确。（八）原告在《补充材料》中认为“4、被投诉人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针对该投诉事项，据查原告涉及的案件属于汪连福私自收案，私自收费，其行为违反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39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同时，在(2015)杭下民初字第105号、(2016)浙01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未超过相应的收费标准。因此，在原告案中被投诉人不存在“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的问题。（九）原告在《补充材料》中认为“5、被投诉人以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针对该投诉事项，原告与众大法律所签订的(2010)杭众服字第268号《委托代理合同》中所载“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不应理解为对结果的承诺，而是对法律服务内容的约定。因此，其认为众大法律所不存在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情形。综上所述，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理合法适当。三、回复适用法律依据正确。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二、四、四十一、五十五条的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2000年1月31日施行）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2011年6月13日施行）第八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原告反映的被投诉人“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以及“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的问题，其已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结果已经另行告知；对原告反映的其他问题，告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其作出的《回复书》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四、市司法局作出的杭司复决(2017)1号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其业已按照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之要求对原告进行补充回复。首先，涉案《回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合法，内容适当，市司法局作出维持决定合法有据。其次，复议决定中要求其对原告投诉众大法律所违反浙江省司法厅《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杭州市基层法务所辅助人员证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基层法律服务助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的事项进行答复的，其已于2017年5月27日给予原告答复。五、关于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提到的其他问题。（一）原告在事实和理由第3点中提到，被投诉人未主动上交原印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的行为违法，其审查同意变更时未收缴被投诉人原印章的行为存在违法、履职不作为。其认为，原告在投诉时并未提出此项要求，故其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其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二）原告在事实和理由第7点中提到，其未适用浙江省司法厅、杭州市司法局文件的规定作出投诉回复。针对投诉人的投诉，其根据杭州市司法局复议决定的要求已经于2017年5月27日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调查与回复。综上，请求依法维持被诉《回复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司法局辩称，其对原告申请撤销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的《回复书》，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等规定，其对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了受理，并结合其提交的行政复议材料及下城司法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调查，依法作出了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履行了法定职责，程序正当合法。一、原告不服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原告2017年1月11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其于2017年1月12日决定予以受理，经审理后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当事人。其行政复议程序符合行政复议法第17、23、31条规定，程序合法。二、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其审理了行政申请后，依法进行的审理，查明了案件的相关事实。三、其在查明上述案件事实后，依法进行了认定，对下城司法局认为乡镇法律服务规定不适用第三人不当，复议予以指正。综上，其对原告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依据充分。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城司法局及被告市司法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答复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被诉《回复书》及邮寄凭证，拟证明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内容及2016年11月10日将文书邮寄原告。 2、2016年2月15日原告的投诉信及附件。 3、2016年10月20日关于投诉信的补充材料及附件。 证据2、3拟证明原告申请投诉的内容。 4、浙江省司法厅基层法律服务综合管理平台，拟证明没有检索出茅珊珊法律工作的身份。 5、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和杭州市下城区社会劳动保险委员会办公室说明，拟证明茅珊珊并非众大法律所工作人员，该所未给其缴纳保险。 6、茅珊珊通话录音记录，拟证明茅珊珊拒绝到下城司法局接受调查，其在通话中陈述其为汪连福的实习生，并未和众大法律所发生聘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或收取报酬。 7、（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委托代理合同、公函、诉讼代理人登记表、受委托人在诉讼代理人不收取任何报酬的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准予担任诉讼代理人决定书、收据，拟证明代理合同加盖的原公章，公函指派汪连福为代理人加盖的是现公章，诉讼代理人登记表明确了茅珊珊公民代理人，承诺书证明了委托代理人为茅珊珊，委托人为原告，授权委托书系原告委托茅珊珊、王麒为代理人，准予担任诉讼代理人决定书证明茅珊珊为代理人，收据证明汪连福私自收取费用。 8、下城法院、余杭法院、淳安法院、西湖法院、拱墅法院案卷资料，拟证明经调取核实这些案件不涉及原告，相关案件中由茅珊珊作为众大法律所代理人，汪连福陈述系挂茅珊珊的名目收费。 9、（2015）杭下民初字第0010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01民终525号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申329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就33号案件的代理问题发生了纠纷，在上述判决中认定：1、茅珊珊在33号案件中属于公民代理，2、众大法律事务所是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的前身，系名称变更，3、汪连福在离任法院两年后，担任诉讼代理人并未违反相关规定，4、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要承担退还法律服务费的责任。 10、李德成谈话笔录，拟证明其对于汪连福私带茅珊珊作为工作人员及汪连福担任33号案件的代理人的情况，和汪连福的职业证被撤销等情况并不知情。 11、汪连福谈话笔录，拟证明系其私带茅珊珊并承接33号案件的事实第三人并不知情，有关文书挂了茅珊珊名字是为了收取诉讼费，收据是汪连福的配偶开的。 12、市司法局关于核准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重新设立登记的通知，拟证明第三人名称的事实。 13、市司法局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拟证明2013年5月20日，市司法局撤销了汪连福的法律工作许可，汪翔为本案的汪连福。 14、（2012）杭江刑初字第646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汪连福没有涉及刑事案件的代理。 15、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证书（副本）及年检记录，拟证明第三人依法年检的事实。 16、责令整改通知书，拟证明下城司法局确认投诉事实，以及对第三人处理的结果，并向原告告知处理结果。 17、调查笔录，拟证明针对《行政复议决定书》指正的有关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问题，下城司法局向第三人了解情况的事实。 18、《投诉结果回复书（补充）》及送达凭证，拟证明针对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决定内容补充回复的事实。 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作出行政答复行为的法律依据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 被告市司法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回复书》、两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信封及邮件跟踪查询记录、邮寄凭证及快递查询记录，拟证明市司法局2017年1月11日接收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车国娟身份证复印件。 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快递查询记录、送达回证及邮寄凭证。 证据2、3拟证明市司法局依法2017年1月12日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并于2017年1月16日邮寄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辩。 4、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及邮寄凭证、快递查询记录，拟证明2017年3月10日依法延长办理期限，并邮寄通知原告。 5、行政复议答复书、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行政复议证据清单、相关证据，拟证明下称司法局行政答复情况。 6、下城司法局2016年9月18日作出关于撤销该局2016年6月13日《回复书》的决定，拟证明本案投诉处理过程。 7、《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凭证、快递查询记录、送达回证，拟证明市司法局2017年4月10日作出复议决定，并于次日向原告进行了寄送。 被告市司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复议行为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三人众大法律所同两被告答辩意见一致，其亦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被告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是否合法为争议焦点展开质证和辩论。 经庭审质证，对两被告共同提供的证据1-18，两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李德成对汪连福的事情是知晓的；对证据11有异议，认为收据不是汪连福配偶开具的；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众大法律所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1-7，两原告、第三人众大法律所和被告下城司法局均无异议。 对两原告共同提供的证据1-4，下城司法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33号案件存在程序违法；对证据2、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认为不能证明汪连福、茅珊珊都参加基层法律服务所年检，汪连福具有2010年、2011年众大法律工作者年检公告，2013年以后均没有其年检公告，与其2013年被撤销证件的事实相吻合，以上均无茅珊珊年检公告。市司法局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他法院其他案件，与投诉的33号案件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2、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证明对象有异议，茅珊珊从不存在年检公告，其不具有基层法律工作者身份，汪连福仅在2010、2011年公告当中，与调查查明其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撤销的事实基本一致，也进一步证实汪连福在本案投诉处理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基层法律工作者身份，故司法行政机关对其个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第三人众大法律所质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和待证目的有异议，与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无关；对证据2、证据3三性均无异议，对原告的待证目的有异议；对证据4中的分析表认为系原告制作，不具有证据效力，对年检公告打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存在茅珊珊名字，汪连福只存在2010、2011年公告中，33号案件发生于2010年底、2011年初，汪连福当时有权代理。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两被告共同提供的证据1系被诉行政答复行为及文书送达凭证，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3能够证明原告向下城司法局提出投诉申请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至证据6能够证明茅珊珊非第三人工作人员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7委托代理合同能够证明两原告就姚伟鹏等人身损害纠纷与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订立《委托代理合同》，公函、代理人登记表、承诺书、授权委托书、准予决定书能够证明第三人的公函委派汪连福代理两原告案涉33号案件，后变更为茅珊珊公民代理，及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8系其他法院其他案件，与原告案件无直接关联，综合认定；证据9能够证明两原告与第三人及汪连福茅珊珊相关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诉讼代理合同纠纷审理裁判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0、证据11能够证明下城司法局对李德成、汪连福进行调查询问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2能够证明第三人名称变更的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3能够证明汪连福于2013年5月被撤销法律执业许可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4能够证明相关刑事案件非汪连福代理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5能够证明第三人年检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6能够证明下城司法局根据原告投诉对第三人作出责令整改决定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7系下城司法局按照复议决定的要求对李德成补充调查的情况，予以认定；证据18系下城司法局依据复议决定作出的补充回复及文书邮寄情况，予以认定。被告市司法局提供的证据1能够证明原告向市司法局邮寄复议申请材料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3能够证明市司法局受理复议申请并通知下城司法局进行复议答复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4能够证明市司法局延长复议期限的事实，予以认定；证据5、证据6系下城司法局复议答复材料，予以认定；证据7系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及文书送达凭证，予以认定。两原告共同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证据2、证据3分别系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和《回复书》，予以认定；证据4能够证明汪连福2013年之前参加基层法律工作者年检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上述予以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6年2月两原告车国娟、金水娟向下城司法局提交投诉申请，要求：“1、确认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行为违法；2、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3、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的代理费违法；4、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下城司法局于2016年6月13日对上述投诉作出《回复书》，后于2016年9月18日作出撤销该份《回复书》的决定。同年10月20日，下城司法局收到两原告向其补充提交的投诉申请，要求一并处理：1、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违法超越业务范围；2、未按照规定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3、“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4、“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问题；5、“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2016年11月9日，下城司法局就两原告投诉作出被诉《回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 2016年11月9日，下城司法局就两原告投诉第三人存在“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等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查明第三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1）你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带无基层法律服务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为其实习人员，并于2010年2月3日至2011年9月29日多次与茅珊珊共同作为代理人参与案件代理，并在委托合同签订、单位公函出具、代理费用收取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是你所疏于管理所致；（2）你所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尤其对公章、公函的管理极为混乱，虽未出现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现象，但已导致无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代理人身份参与案件代理的违法行为发生”，认为第三人违反“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之规定，依法应给予警告处罚，但因其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追溯期限，于同年11月29日作出下司责改字[2016]02号《责令整改通知书》，决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责令第三人就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整改。 两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经同年3月10日延长期限，经复议审查，认为被申请人（下城司法局）就第三人是否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是否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的规定，汪连福是否私自接受委托私自收费，汪连福担任33号案件代理人是否违法，第三人是否超越业务范围，代理费是否超过收费标准均作出相应回复，并就办案监督卡及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管理及其他问题予以指正，于同年4月10日作出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给原告。 2017年4月13日，下城司法局对李德成补充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于同年5月27日对两原告作出《回复书》（补充），对两原告反映的违反办案监督卡规定的问题，经查（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代理材料中无《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第三人存在违反《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将按照通知内容进行处理；对反映的违反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管理规定问题，经查茅珊珊不属于基层法律服务所辅助人员，故不存在违反该项规定的情形。 另查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车国娟、金水娟与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茅珊珊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该案件的审理。李德成系众大法律所的法定代表人。 再查明，2016年4月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两原告与众大法律所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6）浙01民终525号生效判决，认为两原告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系用已失效的“杭州众大法律事务所”公章签订、但汪连福系第三人的法律工作者、众大法律所也曾出具公函确认其与车国娟、金水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故确认该合同对第三人有约束力；“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审理，车国娟、金水娟主张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法聘用茅珊珊致其损失缺乏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第四条和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在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二年后，在对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汪连福）于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作为车国娟、金水娟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等，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根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纪行为的投诉，并且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的投诉。涉及委托人与基层法律服务所发生争议的投诉，由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调处解决；涉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违法违纪的投诉，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本案中，两原告就其作为委托人与第三人众大法律所发生的争议，及对第三人和其从业人员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投诉，下城司法局作为基层法律服务所住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立案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投诉人。市司法局作为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两原告的复议申请负有行政复议审查职责。 关于行政答复的合法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二）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七）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九）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十九）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实施上述行政处罚的同时，应当责令其改正”。《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第四十二条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一）超越业务范围的；（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本案中，两原告于2012年2月提出投诉申请，要求：“1、确认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行为违法；2、确认被投诉人使用原公章‘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与投诉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违法；3、确认被投诉人法律服务工作者汪连福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投诉人的代理费违法；4、确认被投诉人指派汪连福、茅珊珊担任投诉人的（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的行为违法”。后下城司法局撤销原《回复书》，两原告于2016年10月补充申请，要求一并处理：1、被投诉人（众大法律所）违法超越业务范围；2、未按照规定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3、“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4、“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问题；5、“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针对原告提出的上述投诉申请，下城司法局整理申请内容后，经立案调查，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被诉《回复书》—— 关于第三人是否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茅珊珊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茅珊珊不具备基层法律服务者执业资格，在（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民事案件中第三人出具公函指派汪连福作为两原告诉讼代理人，茅珊珊系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该案审理，故其作出与原告相关的33号案件中茅珊珊并未以基层法律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回复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人是否违法使用废止公章签订代理合同、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规定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2001年5月第三人名称变更，“杭州众大法律服务所”系其前身，其根据该所法定代表人李德成与汪连福的调查笔录认定第三人就该代理合同无故意、亦无必要使用废止公章。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中认为以该委托代理合同使用原印章不足以认定第三人存在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的规定，对下城司法局未认定第三人违法的事由予以指正并无不当。 关于汪连福是否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私自收取原告代理费问题。下城司法局查明汪连福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证已于2013年5月被市司法局撤销，其已不具有基层法律工作者身份，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结合该局已对第三人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另行处理等情况，其告知原告针对汪连福违法行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无不当。 关于指派汪连福担任（2011）杭下民初字第33号诉讼代理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第四条和2011年6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2号）第八条规定，及经（2016）浙01民终525号生效判决确认，2011年6月13日前，审判人员离任满两年后，在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情况下，可以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下城司法局查明，汪连福原系下城法院工作人员，但其在离任两年后，于2010年底、2011年初作为两原告的代理人参与33号案件的诉讼活动未违反法律规定，回复并不不当。 关于第三人是否超越业务范围问题。下城司法局查明第三人系以合伙形式设立的基层法律服务所，该所在原告案件中并未涉及刑事辩护。复议机关市司法局补充查明，汪连福仅作为被害人近亲属代理人与被告人家属协商民事赔偿事宜，现有证据不能认定第三人超越业务范围，故下城司法局答复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就《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的适用回复存在瑕疵，复议决定已予以指正。 关于第三人是否未依规填写办案监督卡及违反财务管理规定、不按规定接受年检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调取众大法律所执业证书，查明该所自2011年经市司法局核准设立，回复该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年度检查记录加盖市司法局年检专用章；同时告知未发现其违反财务管理规定，非法处置该所资产的情况。关于办案监督卡问题，市司法局在复议决定中予以指正，下城司法局亦就此作出补充回复，经查33号案件代理材料中无《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回复第三人存在违反《关于使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质量监督卡的通知》规定的情形，将按照通知内容进行处理并无不当。 关于“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的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无证据证明李德成、汪连福与下城法院院长何敏有不正当业务关系，回复该所不存在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九）项情形。该局于2016年11月9日就上述问题另行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查明第三人公章、公函管理混乱，对该所法律工作者汪连福疏于管理，违反“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之规定，对其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该部分回复存在瑕疵，但两原告与第三人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已经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下城司法局亦已就此核查并作出责令整改决定，本院就此予以指正。 关于“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问题。市司法局复议决定中据（2015）杭下民初字第105号、（2016）浙01民终525号判决书认定“汪连福收取3万元代理费，未超过相应的收费标准。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投诉人杭州市众大法律服务所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对下城司法局以汪连福私自收案私自收费为由作出回复存在瑕疵，已予以指正。 关于“抬高自己，虚假承诺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问题。下城司法局经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公安、卫生、法院程序包干”，认为系对法律服务内容的约定，而非对结果的承诺，符合“程序包干”的约定，其回复第三人不存在违反《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情形并无不当。 市司法局受理两原告的复议申请后，经复议审查，对下城司法局作出的《回复书》中有关第三人是否违反只准使用一个名称规定、超越业务范围、超标准收取代理费、未实施办案监督和辅助人员管理，及法律适用等回复的不当之处均予以指正，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下城司法局亦就市司法局指正并责令补充的事项，经调查于2017年5月27日对两原告作出补充回复，该局还就第三人相关违法行为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综上，被诉行政答复行为和行政复议行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行政程序。两原告于2016年2月和同年10月提交投诉申请，下城司法局经调取材料及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等，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被诉《回复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两原告于2017年1月11日申请行政复议，市司法局于次日受理，经延长期限，并经复议审查，于同年4月10日作出杭司复决[201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邮寄给原告。各方对行政程序均无异议，本院对程序合法性予以认定。 综上，原告车国娟、金水娟要求撤销案涉《回复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车国娟、金水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车国娟、金水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蒋 伟 人民陪审员 沈 跃 人民陪审员 陈 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章丹丹 （另设附页）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