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3民终864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高峰，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薇，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晨，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红利，男，197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纪伟，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最前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红利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86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胡新华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最前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薇、刘晨，被上诉人吕红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辰、刘纪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最前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3.维持一审判决第二、三、五项；4.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吕红利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遗漏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吕红利曾向最前台公司要求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但因公司原因未签订缺乏证据证明。吕红利为证明此事实提交的证据是微信聊天记录电子证据。庭审中吕红利并未提供原始载体供核实真伪，依法不应采信该证据。最前台公司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吕红利任产品总监一职时承担招聘下属员工管理职责，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录用通知书》不具有《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当具备的条款，不为劳动合同法范畴内的书面劳动合同，适用法律错误。《录用通知书》应当视为书面劳动合同，吕红利回复邮件视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录取通知书具有录取内容的同时，还兼具劳动合同的内容和效力，应认定为双方签订真实有效的劳动合同。吕红利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不同意最前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吕红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最前台公司支付：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06545.78元；2.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12944.39元；3.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44087.94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吕红利于2018年5月28日入职最前台公司，约定月工资标准为49230元，双方认可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显示截至2019年5月吕红利养老保险累计实际缴费年限13年7个月。2019年5月8日，最前台公司向吕红利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吕红利“散布消极言论，影响团队工作氛围”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吕红利曾收到最前台公司向其发出的《录用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吕红利先生：根据我们在面试时的协定，现在我们聘请您为：产品研发总监……月周定薪资：税前RMB49230元/月；年度服务奖金：年度结束后，公司将为您提供相当于一个月固定薪资作为年度服务奖金、年度结束时入职尚不满一年的，按比例折算……长期激励：在您入职后，公司将在最近的统一期权授予日授予您不低于70万元估值的等值期权。期权自您全职加入公司满一年后开始行权，每年可行权25%……试用期：从入职日起计算，您的试用期为6个月……合同期：合同期为三年，从入职第一天开始计算……”。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最前台公司主张该公司向吕红利发出的《录用通知书》可以视为书面劳动合同，不应再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吕红利认可其收到过该《录用通知书》，但主张《录用通知书》没有其本人的签字，仅为邀约，而劳动合同为双方协议行为；且其上承诺的期权并未实际履行；吕红利担任产品研发总监，并无企业管理权限；吕红利曾向最前台公司首席技术官要求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但因该公司原因未签订。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未对仲裁裁决的2018年年度服务奖金起诉，视为双方同意该项仲裁裁决，一审法院不持异议并予以确认。最前台公司未对仲裁裁决起诉，视为该公司同意仲裁裁决。经核算，仲裁裁决最前台公司支付吕红利2018年度及2019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36215.17元，不低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不持异议。仲裁裁决最前台公司支付吕红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50802元，低于法定标准，一审法院重新核算。最前台公司应依法支付吕红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8460元（49230元*1个月*2倍）。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最前台公司向吕红利发出的《录用通知书》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故该公司有关《录用通知书》可视为劳动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最前台公司应依法支付吕红利2018年6月29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880.69元（49230元*10个月+49230元/21.75*6天）。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红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98460元；二、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红利二〇一八年度服务奖金29403.12元；三、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红利二〇一八年度、二〇一九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6215.17元；四、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红利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505880.69元；五、驳回吕红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庭审中，最前台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数份录音文件，用以证明是吕红利自认是最前台公司的管理者。吕红利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吕红利针对最前台公司提交的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对其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吕红利不是最前台公司管理者，只是产品研发者。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前台公司上诉主张其向吕红利发送的《录用通知书》应视为书面劳动合同，因此无需支付未签到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对此本院认为，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本案中，最前台公司向吕红利发出的《录用通知书》，不具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具有的全部必要条款，故对最前台公司以向吕红利发出《录用通知书》应视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张，本院实难采那。一审法院认定最前台公司未签到书面劳动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最前台公司未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吕红利“散布消极言论，影响团队工作氛围”，合法解除与吕红利的劳动关系，因此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最前台公司违法解除与吕红利的劳动关系，应支付赔偿金。一审法院根据吕红利的工资标准、入职时间，认定最前台公司应支付赔偿金的数额，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最前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最前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员 胡新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乔文鑫书 记 员 陈 萌书 记 员 陈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