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湘01民终70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王建明，男，1964年6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洪梅（系王建明之妻），女，1964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谭应成，男，1968午3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原审反诉被告）：杨美秀（系谭应成之妻），女，1968午8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上列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炜，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陶维吉，男，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原审反诉原告）：何寿珍（曾用名何素珍，系陶维吉之妻），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浏阳市。上列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意忠，湖南众议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因与被上诉人陶维吉、何寿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181民初76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陶维吉、何寿珍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合伙协议》明确约定“因厂家在每一地区只认定一个经销商，本合伙协议订立人杨美秀、陶维吉、洪梅由其中一人出面与厂家签订经销协议，任何一方与厂家签订的合同，经销权必须由三人合伙人共同所有。”由此可见，《合伙协议》中所指的经销权是指销售行为，即无论哪一方与厂家签订合同，均应由三方共同销售，禁止任何一方独占销售。《合伙协议》还明确约定了签合同方在没有征得另外两方的同意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浏阳市范围内（包括乡镇）网点供货，如发现，违约方需向另外两方支付600元一台违约金。由此可见，《合伙协议》虽未禁止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进货，但明确禁止其独占销售，因为该合伙协议约定的是三方共同经营，任何一方合伙人独占销售显然属于违约行为，必须会导致《合伙协议》无法履行。陶维吉、何寿珍私自进货并且独占销售的摩托车远远不止14辆，只是上诉人目前能够证明的只有这些而已。陶维吉、何寿珍共同辩称：1、原合伙协议并未禁止合伙人各自进货，在实际合伙经营过程中，只是要求销售利润共同分配。2、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购进14台摩托车的原因，是由于合伙期间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不积极开展销售业务，致使无法完成宗申公司的销售任务。宗申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和6月28日两次发出整改通知，并暂停供货，要求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和陶维吉、何寿珍到公司面谈，而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既不按公司要求整改，又不去公司协商，造成合伙经营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况下，才到公司进货的，不能说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独占宗申摩托的经销权。2、造成合伙业务无法继续经营的主要原因在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不是由陶维吉、何寿珍违约造成的。3、一审判决作出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与陶维吉、何寿珍于2017年5月21日协商同意后，已经终止合伙将库存的43台宗申摩托作价转让，同时将宗申品牌的代理经销权及押金一并转让给案外人杨凯、马明，所得的收入共计440900元按比例进行了分配。这也进一步说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没有独占宗申品牌的经销权。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陶维吉、何寿珍向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整；2、案件诉讼费用由陶维吉、何寿珍负担。陶维吉、何寿珍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l、解除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与陶维吉、何寿珍签署的《合伙协议》；2、案件反诉费用由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六人系三对夫妻，自2006年以来一直以三方共同出资、共同结算、平分利润的模式合伙经营摩托车销售业务。2009年3月29日，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六人为规范合伙经营重新签订《合伙协议》，协议内容为：“合伙人：杨美秀、陶维吉、洪梅。经三人同意，就浏阳市（包括各乡镇）经销福田五星牌、江苏宗申牌、建设国威牌（包括所有全封闭、半封闭、电动车等所有三轮摩托车品牌在内）经销权一事协商如下：一、因厂家在每一地区只认定一个经销商，本合伙协议订立人杨美秀、陶维吉、洪梅由其中一人出面与厂家签订经销协议，任何一方与厂家签订的合同，经销权必须由三人合伙人共同所有。二、如厂家需交保证金都由三合伙人共同支付。三、签合同方在没有征得另外两方的同意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浏阳市范围内（包括各乡镇）网点供货，如发现，违约方需向另外两方支付600元一台违约金。（另外两方有权利把串货的摩托车摧毁，不承担任何责任）。四、因经销权属三合伙人共同所有，如任何一方独占经销权，须向另外两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五、如果一方退出本协议须经三方共同协商同意，否则视同放弃以上所有权利。六、如本合伙协议发生争议，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七、未尽事宜须三方共同协商同意。八、本协议一式三份，均具法律效力，签字生效。九、江苏宗申押金2万元整，收据在陶维吉保管。福田五星押金1万元整，收据在杨美秀保管。十、本协议有效期从2009年3月29至2019年3月28号止”。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合伙期间，福田五星牌、建设国威牌摩托车先后停止经营，自2012年之后仅剩江苏宗申牌摩托车共同经营，每年度由王建明、洪梅经营的“浏阳市集里金沙中路曙光车行”（以下简称曙光车行）作为代表与江苏宗申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宗申公司）签订《摩托车销售合同书》。2016年由于销售任务未达宗申公司要求，宗申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向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经营的曙光车行下发《经销商整改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整改事由如下：“浏阳曙光渠道2016年1-5月进货76台，1-5月份除4月完成任务外，已4个月未完成销量任务。年度任务完成率21%，同比下滑25%，进度较低，下滑幅度较大。2、浏阳曙光渠道虽销售人员多、多店面经营，但未设立专业售后服务站，无专业售后服务能力，服务口碑较差。3、浏阳曙光渠道合伙经营模式（利润平摊），个别商家存在“吃大锅饭”心态，互相信任度低、日常矛盾多、获利水平及价格体系不稳定；无主动竞争意识，从未开展过任何维护品牌、打击竞品的促销活动；不愿参加公司组织各项会议、培训等活动，无上进心，无法与公司未来的营销管理融入接轨。4、与浏阳曙光公司业务对按时，经销商三人互相推脱，对公司约定的销售任务、促销活动开展、新品推广等工作开展形成阻力，不利于宗申车辆品牌在浏阳市场的健康发展。”2016年6月28日，宗申公司再次向曙光车行发出整改通知，要求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合伙三方负责人到公司面谈，否则将终止商务合同并取消品牌代理权，但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均未到宗申公司参与协商。2016年10月29日，陶维吉、何寿珍经营的浏阳市利民车行从宗申公司购进了14辆摩托车，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据此认为陶维吉、何寿珍私自从宗申公司进货并单独销售。2016年12月9日，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诉讼过程中，宗申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向曙光车行发送《通知》一份，其内容为：“浏阳市集里金沙中路曙光车行（洪梅）：我公司与你单位签订的2016年度浏阳市区范围内销售代理合同将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由于你单位未能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没有完成2016年度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我公司决定不再与你单位签订2017年度浏阳市区范围内销售代理合同，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不再向你单位供货。我公司2017年不向浏阳市利民车行、浏阳市花炮市场永盛车行供货。特此通知！”故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在2017年后均未能再从宗申公司进货。另查明，王建明、洪梅经营的浏阳市花炮市场阳光车行以及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谭应成、杨美秀经营的浏阳市花炮市场永盛车行先后于2016年2月25日、2016年10月14日注销了税务登记。一审法院认为：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自2009年签订《合伙协议》合伙经营销售摩托车业务以来，福田五星牌、建设国威牌摩托车先后停止经营，而仅剩的宗申牌摩托自2016年后因市场销售下滑，且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利润平摊的合伙经营模式致使合伙各方销售热情不高，互相信任度低、日常矛盾多、无主动竞争意识，因而未能完成宗申公司销售任务，宗申公司数次通知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整改未果后于2017年拒绝续签销售代理合同且停止供货，致使《合伙协议》因无供货来源而无法继续履行，该情况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基础，使合同的履行失去了意义，且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如继续履行合同将会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故陶维吉、何寿珍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合伙协议》解除后，不影响包括库存车辆销售及合伙账目处理等在内的合伙清算事务由合伙各方按之前《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协商处理。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诉称陶维吉、何寿珍私自从宗申公司进货销售系独占经营权，因2016年度尚处于宗申公司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期间内，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进货并未被合伙协议禁止，亦不代表陶维吉、何寿珍将独占宗申摩托经销权，陶维吉、何寿珍销售所获利润仍将按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故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诉称陶维吉、何寿珍违约因缺乏证据支持且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要求陶维吉、何寿珍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与陶维吉、何寿珍于2009年3月29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驳回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要求陶维吉、何寿珍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案本诉受理费13800元，反诉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合计13950元，均由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负担。二审中，陶维吉、何寿珍提交了证明、转让库存车辆明细、银行转账单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本院二审查明：一审判决后，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陶维吉、何寿珍六人合伙期间的库存车辆和品牌代理权、押金已经转让给案外人，转让款已经由六人分享。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中，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主张陶维吉、何寿珍独占经销权，仅提供了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购进14辆摩托车的证据。但涉案《合伙协议》也并未明确禁止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购进摩托车，陶维吉、何寿珍从宗申公司购进14辆摩托车的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无法继续经销摩托车，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主张陶维吉、何寿珍的上述行为构成独占经销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陶维吉、何寿珍的行为不构成独占经销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认定。此外，基于合伙组织成员之间缺乏信任且实际上已经丧失继续履行《合同协议》的基础（即供货来源）的事实，并考虑到一审判决后合伙财产已经转让他人，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协议，有事实基础，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王建明、洪梅、谭应成、杨美秀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志宇审判员  欧阳宁审判员  周立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钟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