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6民终27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聂卫祥，男，1966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华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成名。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88号天健芙蓉盛世花园二期H栋20层、2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170512519。负责人：李云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辉，湖南嘉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聂卫祥与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2020）湘0623民初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聂卫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党成名，被上诉人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经审理终结。聂卫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支付8630.34元，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支付30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上诉人委托华容县百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信公司）总经理郑伟在被上诉人处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被上诉人没有向郑伟提供投保单和保险条款，上诉人也未在投保单上签名，郑伟也未将保险单交付给上诉人。本案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要求上诉人提供保险单，上诉人与郑伟联系后，郑伟才将保险单交付给上诉人，故上诉人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项一无所知。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应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其对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其仍应在商业三者险内支付保险金300000元。二、原判认定上诉人存在逃逸的事实错误。本案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即下水对受害人进行了施救，因不会游泳无法进行施救后才离开现场。上诉人离开时已有多人在事故现场，上诉人即要求在场人员帮忙报警和拨打急救电话。后上诉人要求弟弟叶国兵到现场处理事故，自己回到家中换衣再至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故上诉人无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也无逃逸的事实。因上诉人只负事故同等责任，故对事故认定书中认定上诉人逃逸的事实没有仔细阅读，导致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三、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孙政豪受伤后在华容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已用去医疗费7820.34元，同时需支出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60元/天×13天）、营养费390元（30元/天×13天）。以上三项合计8630.34元，属于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范畴，且上诉人向孙政豪支付的赔偿款已远高于上述金额，故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辩称，聂卫祥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了保险单，该保险单已附带了全部保险条款，故其上诉称答辩人只提供了保险单未提供保险条款明显与事实不符。根据聂卫祥的陈述，其系委托郑伟投保，故答辩人将保险条款交给了郑伟，在法律上就完成了向聂卫祥的交付。答辩人用蓝色字体对免责条款进行了标示，表明尽到了提示义务。根据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事故发生后，聂卫祥不但逃离事故现场，还指使叶国兵顶包。“肇事后逃逸”和“破坏现场、毁灭证据”这两种情形均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情形，答辩人将该禁止情形约定在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中，聂卫祥主张该免责条款不生效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聂卫祥在一审中并未提供孙政豪的医疗费发票，故一审法院未对孙政豪的损失进行赔偿正确。聂卫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支付保险金42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7月13日，聂卫祥驾驶湘Ｆ68579号小客车行驶至Ｓ306线华容县时，与孙政豪驾驶的二轮电动车（上载陈家顺，经鉴定属机动车）相撞，造成孙政豪受伤、陈家顺落水死亡，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认定书，认定聂卫祥超速行驶且肇事逃逸，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孙政豪无证驾驶机动车且未让直行车辆先行，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家顺无责任。聂卫祥与陈家顺近亲属签订了730000元的赔偿协议，并已支付650000元；与孙政豪签订了38000元的赔偿协议，但无赔偿款支付凭证及医疗费发票。聂卫祥驾驶的车辆在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正本）约定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其中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免责条款用蓝色字体标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聂卫祥在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投保人支付了保险费，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履行合同义务。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已明确认定聂卫祥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存在肇事逃逸情形，双方当事人对事故认定书均未提出异议，故可认定聂卫祥存在肇事逃逸，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对免责条款以蓝色字体进行了标示，履行了提示义务，故免责条款发生效力，其在商业三者险内可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涉案车辆在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且聂卫祥未提交医疗费发票及财产损失凭证，故该保险公司仅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项下110000元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一、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聂卫祥保险金110000元；二、驳回聂卫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00元，减半收取3800元，由聂卫祥负担2850元，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负担950元。本院二审期间，聂卫祥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住院收费票据、住院病人费用明细、住院病历；2.百信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出具的证明、郑伟身份证复印件。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审查认为，因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对聂卫祥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向本院书面提交了一份《关于孙政豪费用的保险理赔说明》，承诺聂卫祥可就孙政豪住院13天期间的住院生活补助费780元、营养费390元另行主张，该保险公司同意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理赔，无需在本案中理赔；孙政豪的医药费7820.34元，因聂卫祥未提供票据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理赔原件，可在三年内依据票据原件另行主张，该保险公司亦同意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百信公司在其出具的《证明》中陈述，百信公司代为聂卫祥在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投保了商业险，但该保险公司仅向百信公司邮寄了商业保险单，未邮寄保险条款；事故发生后，聂卫祥才至百信公司索取商业保险单。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应否承担商业险的理赔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认为其商业险可以拒赔的合同依据系以下约定：“（一）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上述免责条款中的约定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履行提示义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聂卫祥委托百信公司代为投保商业三者险，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已将保险单邮寄给聂卫祥的委托代理人百信公司，即使百信公司未将保险单交给聂卫祥，也视为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履行了将保险单交付给聂卫祥的义务。因该商业保险单的背面即附有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故百信公司在《证明》中表示未收到保险条款的证明内容显然不属实，本院不予采信。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对上述免责条款以蓝色字体的形式进行了特别标注，可认为其履行了提示义务，故该免责条款对聂卫祥已发生法律效力。聂卫祥在本案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并指使其弟叶国兵冒名顶替，被交警部门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表明其具有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观意图，符合上述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情形，故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在商业险内可不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聂卫祥上诉请求中主张的医疗费7820.34元，因其未提供医疗费票据原件，无法证实其是否已实际支付，或者是否在医保部门进行报销，且华安财险湖南分公司已承诺对该部分医疗费以及住院伙食补助费780元、营养费390元另行理赔，故在本案中对上述费用不进行处理不会影响到聂卫祥的实体权利，聂卫祥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聂卫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30元，由聂卫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圣岩审判员  肖芝乐审判员  苏 洁二〇二〇年九月八日书记员  聂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