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22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洪刚，男，1963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大富华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镇前王村。法定代表人：石广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胜，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洪刚、上诉人徐州大富华养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华公司）因其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391民初14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8月11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上诉人李洪刚、上诉人大富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传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洪刚上诉请求：1、改判由大富华公司支付李洪刚2017年11月、12月及2018年1月至7月共计9个月的工资（1732.25*9）15594.75元。2、诉讼费由大富华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李洪刚在公司内部承包餐饮部和1号、3号鱼塘期间遭遇拆迁，拆迁之日起，合同自然终止。李洪刚于2017年11月10日回公司上班，留有上班期间大约140天左右在公司上班的照片为证，公司孙经理可以作证，公司其他员工可以作证。李洪刚上班时，还在公司卖猪的原始单子上签过字，是其正常上班的依据。大富华公司辩称：李洪刚主张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大富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洪刚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大富华公司与李洪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大富华公司也不拖欠李洪刚工资。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大富华公司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李洪刚并没有遵守。李洪刚是大富华公司的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是相应制度的制定者，大富华公司实际是李洪刚等股东在管理，李洪刚是管理者，不是劳动者。一审法院以《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属错误。大富华公司对《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为该《告知书》是拼凑而来，李洪刚无法证明该《告知书》的拼接部分是同一张纸，也就无法证明该《告知书》是大富华公司出具的。假使二审法院也以该《告知书》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按照相关规定，股东是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该《告知书》的作用也仅是大富华公司在为李洪刚办理停止缴纳社会保险时，应社保部门的要求书写的，不能仅以该《告知书》简单地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李洪刚是股东，其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公司法》所要求的，而不是《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如果二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大富华公司拖欠李洪刚工资成立，则将导致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以此为据，向公司主张工资。这将使早已停产停业，没有任何资产，且拖欠租金的大富华公司雪上加霜。2、如果二审法院仍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2月14日起已经终止，而不是2018年6月30日起终止，本案纠纷早已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李洪刚在诉状中自认拖欠工资的时间是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2月，李洪刚自2017年2月14日开始承包餐饮部和鱼塘，自此以后，李洪刚不在公司提供劳动，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17年2月14日已经终止，而不应以《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载明的日期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时间。劳动仲裁时效应自2017年2月15日起算一年，而李洪刚2018年11月份才提起劳动仲裁，早已超出法律规定的劳动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3、如果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纠纷没有超出劳动仲裁时效，则一审法院对于李洪刚的工资计算错误。李洪刚自2017年2月14日起开始承包餐饮部和鱼塘，不再提供劳动。所以，2017年2月份也只需支付14天的工资，而不是一整月的工资。李洪刚早在2016年11月份左右开始，就与大富华公司沟通承包餐饮部和鱼塘的事宜，并主动提出自2016年11月份以后至开始承包期间的除去个人应承担社保部分之外的工资全部挂账，为了以后退休保障，要求大富华公司保留李洪刚的社会保险，挂账的工资用于支付社会保险费，不足部分李洪刚自己另外支付。这也就是李洪刚在诉状中自述的2016年11月、12月和2017年1月、2月的工资挂账的原因。同时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和2月份14天的工资全部用于缴纳李洪刚的社会保险费，而且已经超出李洪刚的挂账工资(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和2月份14天的工资)，超出部分，大富华公司将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因此，大富华公司并不拖欠李洪刚工资。李洪刚辩称：劳动者与股东并不冲突，股东也可以领取工资，公司的管理者也属于劳动者范畴，股东作为管理者当然有权利领取工资。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内部承包，李洪刚作为公司的内部员工承包相应的餐饮部和鱼塘，双方之间并不矛盾，不能以内部承包合同否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因此本案并未超过劳动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双方当事人劳动关系事实存在，大富华公司应当承担公司为劳动者缴纳的社保费用，大富华公司上诉称其不拖欠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7年10月份之前未发放工资，因为10月份公司集资，故把2017年10以前的工资作为集资款扣押，因为我未交完集资款（集资100万,按照股份比例，我应当交21万），因此以后的工资作为集资款被挂账，不存在大富华公司所说的我自己要求把工资扣下。在鱼塘承包期间，本来是公司内部承包，因公司经营不善常年亏损，故我是在为公司承担风险。承包前孙经理和我沟通，公司全额为我交保险。因拆迁终止了合同，停止了经营，我在2017年11月10日到公司上班（之前和公司孙经理和会计吕春丽打过招呼，董事长石广华到其女儿处上班一直不在厂），2017年12月我发现一直不发我工资，我给孙经理打过招呼之后才停止工作。在鼓楼法院开庭，大富华公司起诉我，写李洪刚是大富华公司的股东和员工。李洪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工资26545.75元（2015年12月及2016年9月、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11月、12月、2018年1-7月）；2、判令被告赔偿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请被告出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事实和理由：大约在2003年，公司没成立以前，原告就到现公司上班，至被告和原告解除劳动合同（2018年6月30日），原告一直在公司的生态园上班（原告是公司的股东之一）。2015年至2016年6月份，原告的工资是2000元，车补是500元，2016年7月以后，工资是2000元。工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不签字，有时有工资条，有时没有工资条，有时还让别人转交。2015年12月开始，公司无任何理由就停发了原告工资。原告于2017年3月起承包公司的生态园，因当年11月份生态园拆迁，在这个时间段是没有工资的（公司内部承包）。拆迁后原告回公司上班，公司没有考勤，公司总经理孙传亮可以作证。现因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4年4月16日，李洪刚作为大富华公司的发起股东成立了大富华公司，2017年2月14日，李洪刚（承包方、乙方）与大富华公司（发包方、甲方）签订公司内部承包经营合同，李洪刚承包大富华餐饮部及1号、3号养鱼塘。合同约定：“第二条承包范围：大富华餐饮部及1号、3号养鱼塘，并独自承担承包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安全事故和法律责任，一切责任和费用与发包方无关。公司2号养鱼塘不再对外垂钓经营……第四条承包期为5年，从2017年3月10日起至2022年3月9日，前3年承包金为每年12.5万元人民币，后2年承包金为每年13万元人民币。盘点交接时乙方交给甲方保证金1万元……第七条违约，在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不得随意修改或提前解除合同（国家征用除外）……。”2017年底，李洪刚承包的大富华餐饮部及1号、3号养鱼塘在征迁范围内，2018年1月8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街道办事处征迁管理办公室与徐州经济开发区大富华酒店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拆迁补偿总金额为3916089.2元。2018年5月21日，大富华公司向李洪刚出具《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载明：“李洪刚同志：您与我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将于2018年6月30日届满。合同到期后，我公司决定不再与您续签劳动合同。现特此函告，请您自接到该函告之日起三日内到公司办理终止劳动合同的相关手续，否则后果自负。”2018年6月19日，大富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广华作为原告将李洪刚诉至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诉状中载明“被告（即李洪刚）系大富华公司股东和员工”。2018年11月19日，李洪刚以大富华公司拖欠工资26545.75元（月份为：2015年12月；2016年9月、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11月、12月；2018年1-7月）为由，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仲裁裁决书，对李洪刚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后李洪刚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李洪刚自2008年7月至2018年6月在大富华公司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004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该公司参加基本医疗保险；2005年6月至2018年6月在该公司参加工伤保险、生育保险；2010年4月至2018年6月在大富华公司参加失业保险、且正常缴费。原审法院认为：1、大富华公司向李洪刚出具的《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的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21日，该告知书载明的劳动关系终止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该告知书上落款处有公司的盖章，虽大富华公司对该告知书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举出反证予以推翻，故对该告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该告知书上载明的内容，可以证实大富华公司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可的，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亦是认可的。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具体到本案，大富华公司在告知书上载明的劳动关系解除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李洪刚于2018年11月提起劳动仲裁，后因不服仲裁裁决结果进而起诉，故并未超过仲裁及诉讼时效。2、李洪刚自认，承包餐饮部及鱼塘期间，公司无需向其支付工资，虽然在承包期间遭遇拆迁，但是李洪刚无充分证据证实双方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的终止日期，亦不能证明拆迁后是否返回公司处上班以及何时返回公司处上班，故其诉请中主张的承包餐饮部及鱼塘后的工资（即2017年11月、12月、2018年1-7月的工资），不予支持。关于李洪刚主张的2015年12月及2016年9月、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的工资，公司有义务对于发放工资的情况提供证据，否则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根据李洪刚向法庭提供的工资发放明细，载明“2015年12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车补为500元，现金发放。孙经理转交。……2016年9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现金发放。孙经理转交。……2016年11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扣除社保个人应付267.75元，剩余1732.25元挂账。2016年12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扣除社保个人应付267.75元，剩余1732.25元挂账。……2017年1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扣社保个人应付267.75元，剩余1732.25元挂账。2017年2月份基本工资为2000元，扣社保个人应付267.75元，剩余1732.25元挂账。2017年3月份起李洪刚承包酒店，不发放工资，社保公司正常缴纳，社保个人应付267.75元从已经挂账的工资中扣除。”根据该明细载明的内容，2015年12月及2016年9月的工资，为现金发放，由孙经理转交，原告虽对该两个月份的工资记载内容有异议，称没有收到，但该证据为原告自行提交，相应不利后果其应当自行承担。故大富华公司尚需支付李洪刚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的工资，因李洪刚认可公司为其缴纳社保，故该四个月的工资为6929元（1732.25元*4个月）。3、李洪刚第二项诉讼请求即“判令大富华公司赔偿无故解除劳动合同给劳动者造成的经济损失，请大富华公司出示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因该项诉请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故在本案中不予理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大富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李洪刚拖欠工资6929元；二、驳回李洪刚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李洪刚提交自称其上班时拍摄的照片50余张，以证明其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7月在公司上班，另提交把其列为股东和员工的起诉状一份，以证明其员工身份；大富华公司提交公司登记信息一份，以证明李洪刚为大富华公司的监事。双方当事人对二审证据进行了质证。本院审核认为，李洪刚提供的照片能够证实一定的工作场景，但拍摄时间尚需进一步印证。起诉状及公司登记信息，并不改变一审对事实的认定。二审争议焦点为：李洪刚与大富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李洪刚要求大富华公司支付工资的诉求是否支持及如何支持。本院认为，大富华公司为李洪刚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6月，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应存续至此时，相关仲裁期限应从此时起算。李洪刚主张大富华公司应支付其2015年12月、2016年9月、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11月、12月、2018年1-7月工资，因2015年12月、2016年9月两个月工资，李洪刚自认孙经理已转交，不应再支持；2016年11月、12月、2017年1月、2月四个月工资，大富华公司尚未支付，一审判决支付正确；2017年11月、12月及2018年1-7月九个月工资，本应系李洪刚五年期承包餐饮部、鱼塘等通过自身的承包经营活动应获取的收入，在餐饮部、鱼塘等因征收致终止承包后，在双方尚未对“承包合同履行不能”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协商一致的情形下，李洪刚主张大富华公司应于2017年11月起向其支付工资，亦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玉浩审 判 员 李 琳审 判 员 吴晓志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法官助理 沙朝丑书 记 员 顾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