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5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广渤，男，1976年1月10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翠，贵州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奎英，女，1986年5月9日生，汉族，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威宁县。 委托代理人陇康，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永鹏，贵州浩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广渤因与被上诉人闵奎英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6民初24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广渤的委托代理人刘翠、被上诉人闵奎英及委托代理人戴永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广渤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告父亲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共用去医药费116561.03元，除保险公司支付1万元医药费外，上诉人垫付医药费、伙食补助费10万余元，但有发票仅96137元，该96137元不包含保险公司支付1万元医药费。但原审法院认为包含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在本案中，闵某出生于1950年11月15日。发生交通事故时，闵某已经66岁。故死亡赔偿金应当为24579.64元/年×（20-6）＝344114.96元。同时，闵某受伤后，被送至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5天后死亡。住院期间用去医疗费为116561.03元，后产生丧葬费应为10703.5元、护理费900元、误工费1500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以上共计：503779.49元。除去上诉人及保险公司已经支付医药费116561.03元，还应当支付387218.46元，经双方协商，最终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360000元。可见，该道路交通事赔偿协议书达成赔偿数额系认定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基础上所进行协商的结果。三．意思表示不真实。若上诉人知道自己与闵某之间承担同等责任，上诉人也不会为了减轻27218元赔偿款（387218.46元－360000元＝27218元）而与被上诉人母亲达成赔偿协议。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母亲就交通事故达成赔偿协议，原告也支付10万元赔偿款，被上诉人也到保险公司领取了10万元赔偿款，但上诉人因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在交警部门未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前，自认为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在此情形下达成调解协议，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且按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认定的上诉人与闵某分别承担同等责任的损失数额与调解协议按全部责任所确定的赔偿数额相比相差近160000元，明显显失公平。因此，该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形，应当予以撤销，依法应予支持。 被上诉人闵奎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已超过除斥期限。双方签订案涉赔偿协议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赔偿数额远低于杨广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数额，其在签订案涉赔偿协议时已充分认识到签订案涉协议的法律后果，其在签订案涉协议时也存在侥幸心理，若杨广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数额远高于协议所载赔偿数额，故案涉协议签订时不存在重大误解，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杨广渤诉称：原告与被告父亲闵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闵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2016年1月26日，原告与被告的母亲杨开发签订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2016年12月14日，被告母亲杨开发死亡。2016年3月原告收到威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黔公交认字（2016）第0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及闵某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原告签订该赔偿协议书系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订立的，且赔偿数额也显失公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与被告母亲杨开发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月11日19时20分，原告杨广渤驾驶贵Ｆ×××××号长安牌小型面包车，从威宁金钟镇沿贵烟线往威宁城区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贵烟线331公里+600米处时，碰撞到行人闵某的道路交通事故。闵某受伤后，被送往威宁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为被告之父垫付医疗等费用九万余元（含保险公司现行支付1万元医疗费）。因闵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伤势过重，于2017年1月26日医治无效死亡。 2016年1月26日，原告杨广渤与被告之母杨开发在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主持下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杨广渤作为协议甲方，杨开发作为协议乙方。协议书约定：“一、由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死亡赔偿金、安葬费及乙方垫付的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叁拾陆万元（360000）作一次性了解此事，今后各方互不干涉，不得以任何理由及借口滋事。二、赔偿费用支付方式及日期，甲方定于2016年1月27日内支付乙方第一笔安葬费壹拾万元（100000.00）；余款贰拾陆万（260000.00）分两次支付乙方，其中壹拾万元（100000.00）在保险公司理赔后及时支付乙方，剩余壹拾陆万元（160000.00）于2016年4月30日支付完毕。三、该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送交警队留存一份。”2016年1月27日，原告按约向被告方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2016年5月8日，原告杨广渤所驾驶的贵Ｆ×××××号牌车辆所投保的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毕节中心支公司向杨开发支付理赔款11万元（含闵某住院期间该公司现行支付的1万元医疗费）。后因原告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剩余赔偿款16万元，杨开发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杨广渤按约支付赔偿款。在该案诉讼过程中，2016年12月14日，杨开发死亡。被告闵奎英系杨开发的女儿，作为其法定继承人，承继其母杨开发在《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中的相应权利义务，并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另查明，2016年2月25日，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交认字[2016]第00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原告杨广渤与死者闵某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同等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当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意思表示不真实，属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原告杨广渤驾驶机动车因其过失行为，导致被告之父闵某死亡，虽然闵某在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行为，但闵某的过错行为不影响原告的过错行为与闵某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的行为构成侵权。对此侵权行为及后果，原告杨广渤及杨开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系明知或应当知道的法律事实。闵某死亡后，杨开发作为其妻子，与原告杨广渤经协商自愿达成赔偿协议，终结双方之前形成的侵权法律关系，并取而代之形成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双方之间的侵权之债转化为合同之债。双方通过民事法律行为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合同效力瑕疵，就合同确定的赔偿款项数额，符合社会一般观念可接受范围，也不超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当预见心里预期值。原告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第一笔赔偿费用后，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杨广渤与闵某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同等责任。原告以此主张其与杨开发在订立赔偿协议时不知闵某应承担事故对等责任的法律事实，因此而导致其事实认识错误，构成重大误解，请求撤销赔偿协议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其次，原告主张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显失公平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存在显失公平情形的，当事人一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但在订立合同之后出现显失公平的情形的，属于交易风险，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当事人一方不因此而享有法定撤销权。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母杨开发达成的赔偿协议在威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之前，故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之时不存在法定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告以此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被告闵奎英作为杨开发与闵某夫妇之女，属其法定第一继承顺序唯一继承人。原告杨广渤与杨开发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中，确定杨开发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由闵奎英概括承受，符合法律规定，故闵奎英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原告杨广渤与杨开发达成的赔偿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法有效协议。原告请求撤销该协议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广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由原告杨广渤负担。 经二审审查，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本院就闵某死亡应赔偿的各项费用质询当事人双方，被上诉人认为各项费用（被上诉人称在不计死者闵某对杨开发的扶养费及精神抚慰金偏低的情况下）为：1、误工费按照140元/天计算，共计15天，总计2100元；2、护理费按照140元/天计算，共计15天，总计2100元；3、住院伙食费按照100元/天计算，15天总计1500元；4、精神抚慰金按照3万元计算；5、医疗费用为115661.03元；6、死亡赔偿金401139.3元；7、丧葬费用27318.48元，各项费用总计为576938.81元。被上诉人对此未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当事人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已为死者闵某支付医疗费96137元，案涉事故中保险公司为闵某垫付医疗费1万元。 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杨广渤与杨开发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约定的赔偿费用36万元是否存在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 本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致害人即上诉人杨广渤与受害者闵某之妻杨开发在威宁××警察大队的主持下签订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协议书》，双方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所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杨广渤一次性支付杨开发各项费用共36万元了结纠纷，该费用还包含有保险公司应赔付的费用11万元（不含保险公司先前已垫付的1万元医疗费），事实上杨广渤自身只需再支付25万元，加上其先前支付的医疗费96137元，根据协议其对死者闵某赔偿的各项费用为346137元。 本案搁置是否考虑杨开发（案涉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年杨开发也死亡，双方均未举证证明杨开发的劳动能力状况，被上诉人主张生前杨开发缺乏劳动能力）的扶养费及精神抚慰金是否过低等不论，仅就上诉人不持异议的部分，对死者闵某的各项赔偿费用为576938.81元，扣除保险公司应理赔的费用12万元，该赔偿费用为476938.81元。比当事人协议约定的杨广渤赔偿费用346137元高出130801.81元，杨广渤的协议赔偿费用并未超出死者亲属应得的费用，而是低了10余万元。上诉人主张签订赔偿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不符签约时的客观情况，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案涉交通事故致闵某死亡，虽从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看，死者闵某本身对事故也负有与致害者杨广渤同等的责任，但其毕竟是事故中的最大受害者，对死者死亡赔偿的费用理应作最充分的考虑，以使死者亲属得到最充分的保护。前述对死者闵某的各项赔偿费用为576938.81元，扣除保险公司应理赔的费用12万元，该赔偿费用为476938.81元，因精神抚慰金是酌情考虑，前述按3万元算，如按8万元算也并非不可，各项赔偿费用则增加了5万元，达526938.81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本案闵某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可减轻杨广渤的赔偿责任，尽管交警部门认定双方在事故中负同等责任，但并非就一定要减轻杨广渤50%的赔偿费用。更何况事故责任认定是在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后作出的认定，不排除被上诉人一方如赔偿未得满足可能提出复议甚至诉讼而致责任认定改变的情况。加之，前述赔偿费用526938.81元中，并未将死者闵某有可能对杨开发负有扶养义务的情况进行考量。因此，即便赔偿总费用按526938.81元计算，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由杨广渤自身承担的赔偿费用346137元，该赔偿费用已在总费用526938.81元的基础上减少了180801.81元，协议符合前述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上诉人杨广渤上诉显失公平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广渤的上诉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杨广渤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雄 审判员  张晶 审判员  徐洪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曹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