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7民终45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家政，男，1982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连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若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亚红，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新毅，女，1967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连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梦雪，女，199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连云港市连云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岩，江苏顺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家政因与被上诉人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2019）苏0703民初6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院审理期间，李某1萍于2020年2月17日去世，其子女卢某1、卢某2放弃本案中财产权和标的物的继承，放弃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家政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孙家政的一审诉求。事实和理由：孙家政一审诉求要求分割其与已故合伙人芦涛合伙期间收入。二人合伙期间通过共同经营货场、承揽仓储业务取得五条船舶货物靠港后的仓储收入。一、一审判决遗漏部分事实。孙家政诉求分割合伙收益，包括五条船靠港后存入华某货场产生的堆存费收入，分别为2011年12月31日的普利斯轮货物仓储收入、2012年3月22日的金丰轮货物仓储收入、2013年1月3日的瑞宁轮货物仓储收入、2013年1月9日玛佳轮、2014年1月26日旗祥轮货物仓储收入。一审判决遗漏了对玛佳轮相关事实的查明与认定。二、一审判决罔顾孙家政的客观证据，违反证据规则否定证据三性。孙家政诉称与芦涛系口头合伙，芦涛于2017年7月外出途中突发疾病去世，自发病至死亡不足24小时。诉讼中，孙家政就口头合伙关系提供以下证据：1.书证：书证①，2010年9月1日孙家政与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与芦涛同一时间与华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书证②：华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谭某出具的收取租金的收条。两组书证足以证明2010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华某货场由孙家政与芦涛共同承租的事实，尤其租金收条系租赁关系的债权凭证，由孙家政持有至今，更说明孙家政是租赁关系下的承租人，排除其他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一审判决认为“原告（孙家政）主张其出资的10万元性质是出资款还是借款也无相关证据证明”，收条内容系“收到孙家政定金贰拾万元整”，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2019年4月8日的庭审质证意见认可了该笔款系第一年的租金，出租方法定代表人谭某的证言中亦认可是孙家政、芦涛共同给付的租金，原判决有何理由怀疑该笔款项可能是借款？20万元中孙家政给付10万，若该笔款项系借款，是向华某出借还是向芦涛出借？若该笔款项系借款？那么芦涛给付的另10万元又是基于何事由？一张20万元的收条记载两笔性质不同的10万元，常理无法做出解释。原判决又称“且之后芦涛也将10万元支付给原告”，若孙家政向芦涛出借，芦涛应向孙家政出具10万元借据，再以个人名义单独与华某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协议并最终持有收条。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判决用“且”字认可两笔款项的借还关联性明显错误。显然，原判决对两书证的否定于理不通。2.证人证言：原判决认为“三人（证人）的陈述均是听说，未直接参与孙家政与芦涛合伙商谈的过程，且三人均与本案当事人有一定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口头协议往往存在于合伙人之间，多数情况下，因合伙事由、合伙各方利益需要具有隐秘性，原判决认为能证明口头合伙关系的证人应是合伙关系磋商中的参与人，不符合《民诉法》第七十二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对“知道”的理解原判决任意做出限缩解释无法律依据。证人不应仅限于口头磋商过程中的参与人，更应包括履行合伙协议的相关人及相对人。证人谭某系华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是2010年9月1日与孙家政、芦涛签订内容相同场地租赁协议的公司代表人、签字人，是收取第一年租金后出具收条的签字人，对芦涛与孙家政共同承租货场的法律关系基础有证明能力，其证明内容来源于孙家政和芦涛的亲自陈述，非道听途说。证人姜某、王某，二人系涉案货场经营期间的会计，服务期间受芦涛、孙家政管理，是货场经营期间芦涛、孙家政法律关系的见证人，对案件事实有证明能力。其证明内容亦是来源于孙家政和芦涛的亲自陈述，非道听途说。三证人与本案审理结果确定的权利义务无关，原判决认定的利害关系所指为何？3.一审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调查笔录。一审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赴其中两条船的货代方经营场所，通过询问货代方的业务经理、法定代表人，核实了孙家政参与货场仓储业务的相关揽货、结算的事实，两公司均称对华某货场与芦涛的关系并不知悉，仅是通过孙家政将货物完成仓储与发运，对该证据，原判决未提及更未作出认定。孙家政所举书证形成于最初与芦涛共同承租货场时，是双方合伙初始确定的合伙业务的履行地，谭某的证人证言证实了二人共同承租的法律关系基础，证人姜某、王某证实二人承租经营期间的事实合伙关系，原审法院向仓储业务合同相对方所作的调查笔录证实孙家政参与经营的行为。孙家政的举证已达高度盖然性，原判决否定上述证据无充分理由。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决依据《民诉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原判决认定双方无合伙关系的主要理由是口头合伙磋商中无见证人，原判决应当明确法律依据，且依据规定对口头合伙合同的订立需有见证人在场。很显然，纵观当前民法体系并无这一特殊要求。故原判决对孙家政证据不足缺乏理由，当然不能直接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2.原判决脱离证据本身以常理认定事实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第六十四条。该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常理或日常经验法则是判断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大小的量尺。若孙家政所举证据违背常理，法院可以不采信。但常理并非法院自由裁量的特权:①合伙期间的盈利由芦涛保管是二人分工的需要，孙家政负责外联，芦涛负责货场场内管理、财务。合伙关系中的财产共有类似夫妻婚姻期间财产共有，试问，夫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共同账户管理的几率又有几成？②在未分红的情况下，孙家政无领受工资，仅领取一年左右的2000元/月的生活费是基本生活需要；③长期未分配利润缘于芦涛去世前货场仍有大批货物未发运，三、四百万的堆存费尚未取得，原判决认定的违背常理的判断不成立。3.本案的法律适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孙家政与芦涛的口头合伙协议形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孙家政与芦涛共同承租场地，是合伙协议的履行地，涉案五条船的仓储合同有部分孙家政参与承揽的合伙业务，又有三位证人证明合伙关系，应当认定合伙关系成立。四、关于孙家政与芦涛合伙期间的认定。1.2010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孙家政与芦涛共同承租华某货场应认定为二人合伙期间。2.自2013年9月1日至芦涛去世，二人合伙关系成立。自2013年9月1日以后，货场的租赁合同以芦涛一人独资圣洛迪公司签订，但不足以否定二人的合伙关系。合伙利润取决于二人承揽仓储业务发生的堆存费收入。①普利斯轮仓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3日，金丰轮仓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3月22日，瑞宁轮仓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1月3日，玛佳轮仓储合同签订时间为2012年5月2日，除玛佳轮原判决遗漏未作出认定外，仓储业务均发生于2013年8月31日之前，堆存于孙家政与芦涛共同承租的华某货场。四份仓储合同均是以华某公司名义签订。②2013年1月3日瑞宁轮的仓储合同，是以华某公司名义签订，2013年1月14日又以圣洛迪公司名义对堆存费单价调整，签订了补充协议，堆存地点未改变，仍是孙家政与芦涛共同租赁的货场，可以证实圣洛迪公司是二人经营期间的记名主体。③2014年1月24日旗祥轮的仓储合同以华某公司名义签订有孙家政签字，2014年3月17日旗祥轮业务的补充协议以圣洛迪公司名义签订，芦涛签字，证明该笔业务二人共同参与的事实。前后两份协议中对堆存地点的描述均为“乙方货场”。两份协议的乙方分别是华某公司和圣洛迪公司，由此可见对于堆存货场属华某公司还是圣洛迪公司二人均不在意，二人内心确认的仅是二人共同经营原场地，华某公司与圣洛迪公司均是被记名而已。④从五条船堆存费收取时间上可以看出，普利斯轮的货物于2013年4月18日前出清；玛佳轮的货物于2013年7月前出清。金丰轮自2013年3月22日入库至2018年5月14日前出清；瑞宁轮自2013年1月3日入库至2016年1月27日出清；旗祥轮自2014年1月26日入库至2018年2月2日出清。二人承租期间发生的业务持续占有、使用涉案货场，即便2013年9月1日以后的场地租赁合同是圣洛迪公司签订，但二人未散伙，仍以此前的模式合作经营仓储业务。退一步讲，即便场地租赁对外是芦涛一人意思，二人合作承揽仓储业务是合伙收益来源，法律不禁止合伙人将自有资产投入合伙经营。芦涛与孙家政的合伙仓储业务当然可以通过芦涛对外承租的货场完成，仅需在分红时就租金对芦涛作出补偿。因此。二人合伙期间应认定为自2010年9月1日至芦涛去世时止。孙家政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在上诉状第三点法律适用上的第三小点：一审法院以作证的三人与本案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以此不认定孙家政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但是根据该条立法原意以及最高院2016民申1279号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其他事实也可认定争议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不是证明口头合伙成立的必备要件。原判决对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所举的证据未经合法程序而予以采信是具有相当的主观判断性，比如1.在2019年4月8日的庭审中孙家政举证证明通过转账收取了芦涛10万元的证据，但是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未对该笔款项完成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的用途和性质情况下，一审认定孙家政是主张退还10万元；2.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所举的现金记账簿、一审孙家政的证人称并非芦涛本人所写，且比较芦涛签署的场地租赁合同上其本人签字也可以印证记账簿的笔迹非芦涛本人的笔迹，在记账簿的真实性存疑情况下一审法院未经释明举证责任分配，未对记账簿的真实性进行进一步的鉴定，而直接采信记账簿所记载内容，且依据记账簿的内容认定芦涛向孙家政返还了10万元的租金，因此就一审证据采信方面孙家政认为具有相当的主观臆断，缺乏客观程序性认定。王新毅、芦梦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判决没有遗漏部分事实，因为本案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仅应查明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事实上孙家政一审时候应先起诉确认合伙关系成立，只有成立前提下才能进行清算，一审已经充分查明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当然无需浪费司法资源，且华某公司和圣洛迪公司与孙家政无任何法律关系，两公司收入与孙家政无关，与本案也无关。2.一审对证据认定符合民诉法以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关于书证，孙家政一审提供租赁合同及谭某的收条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一审提供了账本和众多银行流水相互印证，能证明孙家政仅垫付过第一年租金10万元，此处的垫付在案件审理中一审已经查明，也类似于芦涛向孙家政借款，在之后已经由芦涛还给孙家政，一审的该种认定合情合理合法。从第二年起所有租金孙家政从未支付，均是由芦涛及其公司支付，从2013年9月1日起之后的租赁合同均是由出租人和圣洛迪公司签订，之前的租赁合同是由芦涛进行签订，虽然孙家政也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但是该租赁合同无效，并未履行。事实上华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芦涛，孙家政在整个过程中没提出任何异议，也能印证之前孙家政与华某公司签订的那份租赁合同书无效且并未履行。芦涛与华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依法成立并履行。一审审理中及2019年5月24日庭审笔录中明确记载原告在回答一审法官问题为何要各签一份租赁合同时候，孙家政明确回答签订合同时候只要芦涛一人签字，签完字后孙家政要求将自已名字签上，芦涛让谭某另出一份合同给孙家政签字。一审孙家政的陈述可以证明当时签订的租赁合同实际上只有一份，只有芦涛一人签字，同时也承认其在芦涛签完字后要求将自已名字加上，可以证实芦涛当时并没有同意孙家政在芦涛签订的该协议书上进行签字，可以证实芦涛不认可孙家政是合伙人、承租人，虽然孙家政称芦涛让谭某另出一份合同给芦涛签字，但是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对其陈述不予认可，且孙家政也没有证据证明，结合实际履行过程中20万元租金，第一年是由芦涛给付10万元，其由于当时资金紧张，孙家政垫付10万元租金（类似于借款），在之后由芦涛将10万元还给孙家政。一审法院对此证据的认定是结合所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且孙家政一审时候是原告，其负有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关于证人证言，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三十、三十一条，民法通则意见第五十条规定，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也规定了民法总则实施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民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通则规定。3.孙家政称一审法院依职权作出的调查笔录，但在判决书中未提及未认定，事实上该案的一审审理于2019年7月15日已经进行完最后一次庭审，两份笔录分别形成于2019年8月14、8月19日，一审法院并不是依职权调查证据，所以该证据一审法院有权在判决中不涉及。因为孙家政在一审时候有专业的代理律师，律师可以调查举证，不存在因客观情况取证不能的事实存在。两份调查笔录中的证人也未到庭接受质询，其中有一份笔录也没有被调查人签字，所以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从两份笔录的内容分析，假如两份笔录作为合法证据进行认定，被调查人员在笔录中均证明所发生的业务均是与华某公司发生，且实际上华某公司股份全部已经转移给了芦涛，孙家政对这一股权转移过程并不持异议，均认可华某公司属于芦涛的公司。孙家政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属于错误理解法律规定，事实上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符合常理和日常经验法则，如果存在合伙关系，常人常理可知应当有合伙协议，即使没有合伙协议也应当有相应的有效口头协议，但是事实一审已经查明一审原告自认其主张合伙关系成立，但却自认并不存在约定利润分成，也不能明确其具体的分工，起诉中的陈述及庭审中及上诉状中陈述对分工出现前后矛盾，也不能提供其具体的出资，及其他作为合伙人进行退伙，合伙期限以及业务成本等相关问题，其对相关问题也根本无法做出根本的口头回答。4.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孙家政所陈述的相关观点也就失去了其合法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一审已经查明孙家政领取了工资，至于事实有账本及银行流水、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庭审中孙家政已经多次承认没有约定利润分成，所以在没有约定情况下才主**均分配，但孙家政不能明确陈述出资的金额及所占份额，以及公司成本，证人谭某证明不知道两人有合伙协议，证人王某证明不知道两人有合伙关系，包括书面和口头，同时证明其身份仅是半会计（实际不是全职会计，只是做一部分账目），芦涛生前自已也记账，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一审提供的账册中明细许多都是王某本人经手，均是真实的，公司的一切事务均由其负责，芦涛去世后由其妻子作为股东，工资继续由其妻子发放，王某从未向上诉人要过工资，同时证实没有转过公司红利给上诉人，证人姜某证明不知道之间有书面或口头协议，工资均是芦涛发放。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一审提供的与孙家政之间的短信记录证明孙家政自称曾借钱给芦涛，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合伙关系。孙家政自称有书面材料，但不能提供。针对孙家政补充意见，其适用的案例不适用本案。一审法院在对账表进行质证过程中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质证时候已经明确孙家政不申请鉴定视为放弃权利应承担不利后果。且一审认定是在账本基础上综合认定。一审法院无义务释明对账目是否进行鉴定，事实上对账目也无需鉴定，因为证人到庭已经证实账本内容是作为会计的证人经手且属实，且法律没有规定账本必须要由公司负责人芦涛亲自书写才能作为认定事实证据。孙家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孙家政与王新毅已故配偶芦涛的合伙关系终止；2.对合伙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进行分配，王新毅对孙家政应取得的合伙收益6189729.33元承担给付责任；3.芦梦雪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4.李某1萍在继承财产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王新毅系芦涛妻子，芦梦雪系芦涛女儿，李某1萍系芦涛母亲，芦涛父亲已去世。2017年10月18日，连云港市公证处出具（2017）连云证民内字第2076号公证书，内容载明：……因被继承人芦涛的父亲先于被继承人死亡，被继承人芦涛的母亲李某1萍、女儿芦梦雪均已书面放弃上述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兹证明被继承人芦涛的上述遗产由配偶王新毅继承。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3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谭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6月20日，谭某（甲方）与芦涛（乙方）签订《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其“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转让给乙方，其法人由谭某变更为芦涛……2014年6月26日，谭某（出让方）与芦涛（受让方）签订《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华某公司397.5万元股权以人民币397.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芦涛……同日，王家发（出让方）与宋其军（受让方）签订《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出让方将其持有的华某公司132.5万元股权以人民币132.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宋其军……当日，华某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6月27日，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谭某变更为芦涛。另，连云港圣洛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洛迪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0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芦涛。涉案货场的场地租赁情况如下，2010年9月1日，华某公司（甲方）与孙家政（乙方）签订《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与乙方共同使用该堆场，期限自2010年9月1日始至2013年8月31日止，时间为叁年。2.费用，乙方第一年向甲方交纳贰拾万元整，以后每年按10%逐年递增，交款方式为一年分两次，每次按50%交纳，交纳时间为每年的9月1日和次年的3月1日之前……同时双方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加盖华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谭某签名，乙方孙家政签名并捺印。同日，华某公司（甲方）与芦涛（乙方）签订《协议》，该协议内容与孙家政同华某公司所签协议内容一致。甲方加盖华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谭某签名，乙方芦涛签名并捺印。2013年9月1日，连云港粮油进出口接运总公司（甲方，出租方，以下简称粮油公司）与圣洛迪公司（乙方）签订《堆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租赁的标的物：租赁房屋、堆场位于连云港，堆场面积约33000平方米。二、租赁房屋及堆场用途：租赁房屋用于办公、存放工具及做饭；堆场用于堆存（除煤炭以外的）进出口散装货物及集装箱，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三、租赁期限：租赁期为壹年，从2013年9月1日起至2014年8月30日止。四、租金、保证金及支付方式：（一）该房屋、堆场第一年租金为250000元，以后续租每年按10%逐年递增。（年租金交纳分两次9月3日之前和次年3月3日之前）……同时双方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加盖粮油公司合同专用章、中央储备粮连云港直属库合同专用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2014年9月9日，粮油公司（甲方，出租方）与圣洛迪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租赁的标的物：租赁房屋、堆场位于连云港，堆场面积约33000平方米。二、租赁房屋及堆场用途：租赁房屋用于办公、存放工具及做饭；堆场用于堆存（除煤炭以外的）进出口散装货物及集装箱，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三、租赁期限：租赁期为壹年，从2014年9月1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四、租金、保证金及支付方式：（一）该房屋、堆场租金为250000元/年，以后续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本年租金交纳分两次3月20日之前和5月30日之前）……同时双方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加盖公司印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2015年8月19日，中央储备粮连云港直属库（甲方，出租方）与圣洛迪公司（乙方，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租赁的标的物：租赁房屋、堆场位于连云港，堆场面积约33000平方米。二、租赁房屋及堆场用途：租赁房屋用于办公、存放工具及做饭；堆场用于堆存（除煤炭以外的）进出口散装货物及集装箱，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三、租赁期限：租赁期为壹年，从2015年9月1日起至2016年8月31日止。四、租金、保证金及支付方式：（一）该房屋、堆场租金为250000元/年，以后续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本年租金交纳分两次3月20日之前和5月30日之前）……同时双方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加盖中央储备粮连云港直属库公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2016年8月31日，中央储备粮连云港直属库（出租方）与圣洛迪公司（承租方）签订《堆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一、财产名称：堆场、房屋。二、地点：连云港市临港产业园物流小区。三、数量：约33000平方米。四、用途：承租方用于堆放（除煤炭以外的）进出口散装货物及集装箱。五、租赁期限：自2016年9月1日始至2017年8月31日止，时间为叁年。六、租金：租金为贰拾伍万元整。交纳时间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租金的交纳为一年分两次，每次按年租金的一半交纳……同时双方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加盖中央储备粮连云港直属库公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涉案货场的仓储情况如下，2011年12月31日，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新路桥公司）与华某公司（乙方）签订《货物转运仓储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有红土镍矿51000吨，船名普力斯，存放于乙方货场。甲方加盖印章，乙方加盖印章及芦涛签名。2012年1月1日，新陆桥公司（甲方）、连云港外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乙方）、华某公司（丙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愿支付丙方租用机械费用。乙方加盖印章，丙方加盖华某公司货场专用章。2012年3月22日，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明轮公司）与华某公司（乙方）签订《华某仓库费用确认函》，内容为：甲方有5万吨镍矿，船名：金丰，存放于乙方货场，堆存费用由甲方支付。甲方加盖印章，署名人为李某2，乙方加盖华某公司货场专用章，署名人为鲍某。2012年7月23日，华某公司（甲方）与明轮公司（乙方）签订《金丰轮镍矿堆存重量保证协议》，双方就堆放于甲方仓库的金丰轮货物作出相关约定，甲方加盖华某公司货场专用章及孙家政签名，乙方加盖明轮公司公章及李某2签名。2013年1月3日,陕西金刚五矿资源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陕西五矿公司）与华某公司（乙方）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有红土镍矿42916.46吨，船名瑞宁7，存放于乙方货场。甲方加盖陕西五矿公司公章，乙方加盖华某公司公章。2013年1月14日，连云港天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天正公司）与圣洛迪公司（乙方）签订《堆存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代理的红土镍矿51950吨，船名瑞宁7，存放于乙方货场。甲方加盖天正公司公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2014年1月26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东泰港务分公司（甲方，以下简称港口公司）与华某公司（乙方）签订《货场堆存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接卸的旗祥轮镍矿转至乙方货场堆存。甲方加盖港口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加盖华某公司货场专用章及孙家政签名。2014年3月17日，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五矿连云港公司）与圣洛迪公司（华某货场）（乙方）签订《仓储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有红土镍矿51700吨，船名旗祥12，存放于乙方货场。甲方加盖五矿连云港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加盖圣洛迪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2014年7月1日，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鑫可公司）与华某公司（乙方）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名下金丰轮有2万湿吨红土镍矿堆放在乙方货场。甲方加盖鑫可公司合同专用章，乙方加盖华某公司公章及芦涛签名。2015年11月13日，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金川公司）、华某公司（乙方）、鑫可公司（丙方）签订《仓储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名下金丰轮有2万湿吨红土镍矿堆放在乙方货场，由丙方指定人向乙方支付堆存费。甲方加盖金川公司公章，乙方加盖华某公司货场专用章及芦涛签名，丙方加盖鑫可公司公章。涉案货场仓储费明细如下，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连云支行出具账号62×××15、户名鲍某的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20817，网银转账：190000；交易日期：20120818，转支：-190000；交易日期：20120925，运费：142500；交易日期：20120926，转支：-132500。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连云支行出具个人查询信息一份，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20818，付款账户62×××15，付款户名鲍某，收款账号62×××18，收款户名芦涛，交易金额190000。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连云支行2012年9月26日的取款凭条显示：卡号：62×××15，户名：鲍某，转入账（卡）号：62×××18，转入户名：芦涛，金额：132500元。中国银行连云港核电站支行出具账号53×××81、账户名称连云港圣洛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记账日：150911，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98，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50610，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98，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50424，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98，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50212，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98，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41022，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40814，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40529，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5100.98，备注：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记账日：130705，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20000，备注：连云港天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记账日：130109，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600000，备注：连云港天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连云港院前路支行出具的账号52×××68、账户名称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记账日：121226，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46950.75，备注：新路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记账日：121228，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500000.04，备注：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记账日：130205，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20000，备注：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记账日：130227，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300000，备注：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记账日：130423，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53000.37，备注：江苏华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记账日：140516，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99407，备注：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记账日：140806，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426992.87，备注：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记账日：151222，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85000.79，备注：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记账日：160112，交易类型：大额支付，贷方发生额：200080.63，备注：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记账日：160115，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2000000，备注：中钢国际货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记账日：160122，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1500000，备注：中钢国际货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记账日：160127，交易类型：转账收入，贷方发生额：751032.23，备注：中钢国际货运江苏有限责任公司；记账日：160718，交易类型：大额支付，贷方发生额：218400.27，备注：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记账日：161208，交易类型：大额支付，贷方发生额：300039，备注：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记账日：170918，交易类型：大额支付，贷方发生额：249611，备注：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记账日：170918，交易类型：大额支付，贷方发生额：222550.43，备注：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连云港连云支行出具的账号327006021018010250756、账户名称连云港华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80131，发生额：100000，对方账号：310066399010020044629，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备注：堆存费；交易日期：20180202，发生额：431632.58，对方账号：310066399010020044629，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备注：仓储费；交易日期：20180319，发生额：300000，对方账号：310066399010020044629，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备注：代上海鑫可付仓储费；交易日期：20180409，发生额：153264.06，对方账号：310066399010020044629，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金川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备注：堆存费及保证金；交易日期：20180514，发生额：22106.16，对方账号：12×××04，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备注：堆存费；交易日期：20171218，发生额：22000，对方账号：51×××06，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中国外运陆桥运输有限公司，备注：其他；交易日期：20180124，发生额：177225，对方账号：51×××06，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中国外运陆桥运输有限公司，备注：其他；交易日期：20180206，发生额：2295474.79，对方账号：54×××93，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五矿物流连云港有限公司，备注：旗祥12堆存费；交易日期：20180313，发生额：15000，对方账号：12×××04，借贷标志：收方，对方户名：上海鑫可矿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备注：金丰轮挖掘机费用。中国银行连云港院前路支行出具卡号为62×××80、账户名芦涛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30111，金额690000，对转账号55×××56；交易日期：20130114，金额-50000，对转账号52×××09；交易日期：20130114，金额-100000；交易日期：20130114，金额-90000，对转账号45×××63；交易日期：20130114，金额-220000；交易日期：20130116，金额-80000，对转账号49×××98；交易日期：20130129，金额-100000，对转账号55×××56；交易日期：20131106，金额100000，对转账号46×××05。中国银行连云港港口支行出具卡号为62×××80、账户名芦涛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50922，金额-11500，对方账号62×××11，对方账户名孙家政；交易日期：20151026，金额-2000，对方账号62×××11，对方账户名孙家政；交易日期：20160331，金额-2000，对方账号62×××11，对方账户名孙家政；交易日期：20160428，金额-2000，对方账号62×××35，对方账户名孙家政；交易日期：20160428，金额-7100，对方账号62×××03，对方账户名王某；交易日期：20160527，金额-2000，对方账号62×××11，对方账户名孙家政；交易日期：20160630，金额-7900，对方账号62×××03，对方账户名王某。中国银行连云港港口支行出具卡号为62×××11、账户名孙家政的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内容显示：交易日期：20160125，金额100000，对方账号52×××68，交易名称：转账。连云港市税务局稽查局出具开具发票明细显示涉案货场正常缴税。另查明，2010年11月1日，谭某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收到孙家政定金贰拾万元整”。2012年8月7日，华某公司姜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丰’轮仓储费,200000（贰拾万元整）……”。2012年9月24日，华某公司姜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丰’轮仓储费150000（壹拾伍万元整）……”。2012年11月21日，华某公司孙家政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连云港明轮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金丰’轮仓储费100000（壹拾万元整），因贵公司要求不开发票，扣税6%，合计94000元整。请贵公司将费用打到以下公司员工私人账号：开户行：农行，开户名：芦涛，账号：62×××18”。又查明，2018年5月21日，本案孙家政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8）苏0703民初1123号】，要求确认其与芦涛存在合伙关系并分配合伙利润40万元。后孙家政撤回起诉。该案庭审笔录中，鲍某称，孙家政和芦涛找到我，让我帮他们承揽码头的业务，后孙家政带着我去找芦涛谈回报，确定了10%回报率。当时孙家政和芦涛跟我说他们是合伙经营这个货场。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孙家政主张其与芦涛就涉案货场的经营是合伙关系，孙家政应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首先，双方是否存在合伙合意。孙家政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应举证证明双方就合伙事宜达成合意，即签订了合伙协议或存在合伙的口头约定。本案中，孙家政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双方是否就合伙达成口头合意，孙家政未举证证明。其次，孙家政是否实际出资。孙家政主张其因合伙经营涉案货场而与华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并出资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2010年9月1日，孙家政及芦涛分别与原华某公司签订了货场的租赁合同，但之后的货场租赁合同均是由芦涛代表圣洛迪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故2010年9月1日孙家政签订的货场租赁协议不足以证明孙家政与芦涛就该货场经营系合伙关系。孙家政主张其出资的10万元性质是出资款还是借款也无相关证据证明，且之后芦涛也已将10万元支付给孙家政。故孙家政主张其租赁货场并实际出资经营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再次，孙家政是否作为合伙人实际参与了货场的经营。根据孙家政提供的涉案货场与案外人签订的八份堆存协议中，除五份由芦涛作为华某公司代表签字确认外，另有一份由孙家政作为华某公司代表签字确认，另一份由鲍某代表华某公司签字确认，表明代表华某公司签订堆存协议的不一定是货场的实际经营者，不能据此认定孙家政作为合伙人实际参与了货场的经营。孙家政提供的收取堆存费的收条虽也有部分由孙家政出具，但也有案外人姜某出具的，故也不能据此认定孙家政系合伙人。最后，孙家政是否参与了货场经营利润的分配。孙家政主张除退还10万元外，双方未进行利润分配，孙家政只领取了部分生活费。根据孙家政主张双方自2010年开始合伙经营货场，至芦涛去世，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存续近7年时间，一直未进行合伙结算及分配利润，孙家政关于不分配利润是因为芦涛讲想积累一定资金做金融贸易行业所以暂时不分的辩解理由，未提供证据证明，同时，芦涛与孙家政既非亲属关系也未订立关于合伙分红的书面协议，合伙期间的盈利均由芦涛保管，不符合常理。孙家政对涉案货场的经营状况、收支盈亏等并不知情，同样不符合常理。在王新毅、芦梦雪、李某1萍提供的芦涛记录的账本中，有关于向孙家政支付款项的记载，但付款原因不明，且并非按月等金额发放，孙家政主张系生活费亦不合常理。另外，在（2018）苏0703民初1123号案件庭审及本案庭审中，鲍某及孙家政申请出庭的证人王某、姜某均陈述孙家政与芦涛系合伙关系，但三人的陈述均是听说，未直接参与孙家政与芦涛合伙商谈过程，且三人均与本案当事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故三人陈述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故证人证言无法认定孙家政与芦涛之间就涉案货场的经营存在合伙关系。综上，虽然部分证据证明孙家政与涉案货场经营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孙家政与芦涛就涉案货场的经营存在合伙关系，故一审法院对孙家政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孙家政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128元，由孙家政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孙家政申请调取李某1萍所有银行卡记录，以查清芦涛在合伙期间及王新毅在芦涛去世后，是否利用李某1萍的银行卡从事业务往来，涉案堆存费是否由李某1萍取得。因其申请没有依据，本院不予准许。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孙家政主张其与芦涛生前口头协议合伙经营货场业务，但其对双方各自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合伙事项均不知晓，且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孙家政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涉案货场实际经营状况及货场经营期间孙家政并未与芦涛进行合伙结算和利润分配等情况，认定孙家政与涉案货场的经营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不足以证明孙家政与芦涛就涉案货场的经营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孙家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128元（上诉人孙家政已预交），由上诉人孙家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井鑫审判员  黄 宇审判员  张 奇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蒋抒言法律条文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