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7民终102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小贵，男，1975年7月9日出生，汉族，合浦县居民，住。 上诉人（一审原告）：邱星忠，男，1966年5月16日出生，汉族，合浦县居民，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济钦,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军,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梅，女，195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合浦县居民，住。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民,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小贵、邱星忠诉因与被上诉人李梅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小贵、邱星忠，被上诉人李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小贵、邱星忠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按时交付租金构成根本性违约，并据此判决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9月21日终止，是错误的。理由：在双方的短信记录充分证明，上诉人黄小贵接到被上诉人要求支付租金和设备款的要求后，明确表示同意支付，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其银行帐户，以便上诉人将租金和设备款汇入其账户，并明确重申：不管赚不赚钱，该付的款项都会支付。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现金，上诉人也同意，要求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开办的工厂拿。但被上诉人没有到上诉人处拿。上诉人要求送给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避而不见，导致上诉人无法将租金和设备款交付给被上诉人。一直到一法院审受理后，上诉人仍表示可以先将前述款项交给法庭，再由法庭转交给被上诉人。但法庭表示先开庭再说。因此，上诉人没有按时支付租金和设备款，是被上诉人故意不接收、不配合导致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直至现在二审阶段，上诉人仍同意随时向被上诉人支付前述款项。相反，被上诉人至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找到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现金，而上诉人拒绝支付。因此，一审法院无视前述关键事实，没有查清上诉人无法交付相关款项的原因，仅凭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上诉人未按时交付租金构成根本性违约，并据此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已终止，是错误的。二、被上诉人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上诉人已另行起诉要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答辩和阐明，法院应责令被上诉人改正并弥补其违约行为，而不应该判决终止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具体表现为：1、合同约定：“甲方（被上诉人）将与文利镇升安村委会承包的坡地中的部份转让给乙方（上诉人）经营管理……。”合同第2款约定：“乙方（上诉人）承包甲方（被上诉人）坡地期限与甲方和升安村委会承包该坡地的期限相一致……。”从签订合同时至今，被上诉人一直没育向上诉人出示其与文利镇升安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坡地合同，上诉人不能核实被上诉人是否有转租的权利及转租的期限是否与原合同相一致。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示原承包合同，并丈量面积，被上诉人应配合，被上诉人未配合，是违约行为。2、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第9款约定：“在承包期间，因甲方水井不够用，乙方自行解决，甲乙双方在原有用电设备若变压器用量不够使用，双方协商解决。”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是允许上诉人使用原供电设备的，被上诉人应当将用电卡交给上诉人，以便上诉人用电。被上诉人没有将电卡交给上诉人，致使上诉人不能用电生产，已构成违约。被上诉人的前述违约行为，上诉人要求其解决，法院应责令其纠正，双方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因此，一审法院不仅没有认定被上诉人的前述违约行为并责令其纠正，反而认为是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成立，进而判决终止合同，显然是错误的。三、上诉人自签订合同后，按时支付了第一期租金和支付了玖万伍仟元的机器设备款，并投入贰佰多万元购置机械设备及5台车辆，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木材加工厂，若判决解除或终止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则导致上诉人没有场地经营，必然造成上诉人巨大损失，这直接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悖，是错误的。综上，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任何一款的规定，因此，原审判决：“原告李梅与被告黄小贵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9月21日终止。”是错误。双方的行为，也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任何一款的规定，也不应该解除合同，而是应该继续履行合同。上诉人应当支付的租金和设备款，上诉人随时可以支付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应与上诉人丈量土地，并将用电卡交给上诉人，以便取方继续履行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应予纠正。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6年4月30日，原告与灵山县升安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原告承租灵山县升安村民委员会洋海岭的荒地用于木材加工切片经营，租期从2006年6月1日至2036年5月31日（共三十年）。2015年5月15日，原告与被告黄小贵签订《场地承包合同》，约定将上述合同中的约6亩荒地中承包给被告黄小贵用于木片生产经营。该合同主要条款如下：1.承包坡地面积约六亩，以甲乙双方实际丈量面积为准，双方已立界。2.承包期限、承包金及承包金支付方式：乙方承包甲方坡地期限与甲方和升安村民委员会承包该坡地的期限相一致，承包金每年壹万元整（￥10000元），三年缴交一次。承包第一年先交一年度的租金壹万元整（￥10000元）。（租地时从2015年5月1日起计）。第二年度在2016年4月30日交清三年的租金叁万元整（￥30000元）。如乙方不按时交纳租金，超过三个月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3.乙方在承包甲方坡地使用期间，甲方拥有的变压器、地磅、水塔、公共道路双方共同使用，使用期间地磅损坏由乙方负责修理，与甲方无关。4.甲方已将脱木机、打木片机、输送带、叉车及切木片经营许可证转让给乙方使用。转让价为壹拾贰万元整（￥120000元）。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因需要变更木片经营许可证负责人，甲方要及时为乙方办好一切变更手续，所需变更费用由乙方负责。否则因此造成乙方损失，由甲方承担。叉车由甲方亲自驾驶使用，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9.在承包期间，因甲方水井不够用，乙方自行解决，甲乙双方在原有用电设备若变压器容量不够使用，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签订后，双方没有就场地的面积进行过实地测量。被告黄小贵除支付了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租金10000元及设备转让款95000元外，从2016年5月1日起没有支付过租金，也没有支付设备转让剩余价款25000元。自合同签订后，两被告除进行木片生产外，还进行单板加工、脱树皮（含二层皮）等经营活动。因被告黄小贵没有按时支付租金及剩余设备转让款，从2016年9月8日起，原告便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向被告黄小贵催交租金和支付尚欠的设备转让款。2016年9月14日，被告黄小贵通过手机短信向原告发送“账号发过来””的内容。当天，原告又向被告黄小贵发送“不转入账号，通知我接你现金。黄小贵有了现金，你通知我当面接你的现金”的内容。此后原告于2016年9月20日、2016年9月21日两次通过手机短信向被告黄小贵发送“因多次催收租金和欠款你都不给，现通知你：终止双方的场地承包合同，请你在20天内搬走”的内容。2016年11月1日，原告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请求。 另查明，2015年5月10日，被告黄小贵与被告邱星忠签订《合伙协议》，两被告拟在被告黄小贵与原告李梅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场地设立灵山县顺达木片加工厂。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告与被告黄小贵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两被告为设立灵山县顺达木片加工厂而订立《合伙协议》的行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一款“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被告黄小贵、邱星忠是为设立灵山县顺达木片加工厂的发起人，因此，两被告应对被告黄小贵与原告李梅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此外，关于合同约定用地面积的问题？原李梅及被告黄小贵对合同约定的面积只是双方根据目测进行估算的结果，其实际面积是略高于6亩或是略低于6亩均不影响合同关于面积的约定，被告以实际场地面积没有达到6亩为由拒绝支付租金的行为，其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可。若被告认为其实际使用面积与双方估算的面积相差太大的，可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条款予以变更或撤销，但被告至今没有行使相关权利。对被告关于原告没有将原告与灵山县升安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及用电卡交付给被告，是造成其迟延支付设备转让款和支付地租的抗辩理由，亦不符合双方的约定，其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可。原告在被告没有按时交纳租金的违约行为后，已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告知了被告黄小贵，且原告要求被告黄小贵用现金形式支付相应租金，没有给被告黄小贵增加过多的额外负担，原告的主张具有正当性、合理性。被告应当在2016年4月30日支付三年的租金30000元给原告，原告于2016年9月8日通过手机短信提醒被告支付租金，连续多次向被告进行催缴，但被告分文没有支付给原告，从2016年7年30日起已逾期三个月没有交纳租金，被告的违约行为，符合双方关于《场地承包合同》中第2款约定的情形，原告据此从2016年9月21日起终止双方的《场地承包合同》及支付设备转让款25000元，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尚欠原告从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9月21日（共144天）的租金3945.21元（10000元/年÷365天/年×144天），从2016年9月22日起的场地占用费应参考双方关于租金的计算方法计至被告搬离并交还场地给原告之日止，即按27.4元/天予以计算。对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问题，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亦未就其主张的经济损失申请司法鉴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0000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李梅与被告黄小贵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9月21日终止；二.被告黄小贵、邱星忠支付原告李梅设备转让款25000元；三.被告黄小贵、邱星忠支付原告李梅从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9月21日的承包金3945.21元；四.被告黄小贵、邱星忠搬离位于灵山县升安村民委员会洋海岭的场地[以被告黄小贵与原告李梅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确定的界址为准]），并从2016年9月22日起按27.4元/天支付场地占用费，直至本项判决主文履行完之日止；五、驳回原告李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有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本院釆信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是否应当判决终止《场地承包合同》的履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黄小贵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两上诉人为设立灵山县顺达木片加工厂而订立《合伙协议》的行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第一款“发起人为设立公司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合同相对人请求该发起人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黄小贵、邱星忠是为设立灵山县顺达木片加工厂的发起人，因此，两上诉人应对上诉人黄小贵与被上诉人李梅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合同签订后，上诉人黄小贵已支付了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的租金10000元及设备转让款95000元，尽管2016年5月1日后没有支付过租金，也没有支付设备转让剩余价款25000元，但经被上诉人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向上诉人黄小贵催交租金和支付尚欠的设备转让款，2016年9月14日，上诉人黄小贵通过手机短信向被上诉人发送“账号发过来”的内容，说明上诉人是愿意及时交付所欠租金和尚欠的设备转让款的。但当天，被上诉人又向上诉人黄小贵发送“不转入账号，通知我接你现金。黄小贵有了现金，你通知我当面接你的现金”的内容。从2016年5月1日后至2016年9月，因双方就支付所欠租金和尚欠的设备转让款的履行方式出现争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银行账号，用转账方式支付尚欠的租金和设备转让款，而被上诉人却提出要现金支付。按常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催交尚欠的租金和设备转让款，在上诉人表示通过转帐支付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账号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应当积极配合向上诉人提供账号才对，但被上诉人并没有积极配合，而是转而要求上诉人直接支付现金，其行为有消极应对上诉人，致上诉人不能按约定支付尚欠的租金和设备转让款的情形。综上，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向其催交尚欠的租金和设备转让款时，已表示通过转帐支付尚欠的租金和设备转让款，并要求被上诉人提供银行账号，说明上诉人是愿意履行《场地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的。因此，双方的行为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任何一项规定的情形，一审判决双方签订的《场地承包合同》于2016年9月21日终止明显不当。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有一定道理，本院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灵山县人民法院（2016）桂0721民初2250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四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4元，上诉人黄小贵、邱星忠负担2000元，由被上诉人李梅负担8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应锐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阮 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班智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