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辽0102民初6707号原告：刘玉纯，男，194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帮，系辽宁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十三纬路58号，注册号2101031102471。法定代表人：刘玉纯。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1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杨铁军，系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凯，男，197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皇姑区柴河街18-2号4-3-1。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2号楼7-14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仲建安，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系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猷鑫，系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玉纯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建行房屋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建行辽宁分行"）、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金利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过程中，本案依法转换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金利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吕祁巍、人民陪审员魏树云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帮，被告建行辽宁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小凯、被告中建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玉纯诉称，原告原是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工作人员。1995年，原告由中国建设银行沈阳于洪支行调至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工作，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关工资待遇由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按照原告退休前的标准发放，直至到原告退休（2001年3月）。1999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联合下发建总发[1999]126号特急文件，依照该文件精神，原告服从组织安排由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借调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沈阳办事处"）工作，主要处理建行沈阳分行（已划归被告建行辽宁分行）的实体不良资产。2001年，原告正常办理了退休手续，考虑到中国建设银行的自办实体较多（37家）且情况复杂，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在肯定原告做了大量有益和富有成效工作的同时，与信达沈阳办事处于2003年4月24日联合下发建辽办发（2003）243号《关于对建行借调到处置（经营）实体工作人员进行调整的通知》文件，决定继续留用原告在信达沈阳办事处工作，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原告遂继续在信达沈阳办事处工作，工资和福利待遇也按原标准发放至2004年1月。2004年2月，原告发现工资和一切福利待遇被停发，但无人通知原告是何原因，办公地点（冶金大厦）也取消了。因所有资料档案无处存放，原告就上述情况请示信达沈阳办事处白国祥主任，白主任当时表示，"按文件精神办，这是组织上的问题由组织出面，与你无关，处置工作没有结束，安心工作。"其责成信达沈阳办事处王立远处长和刘飚租用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57号2单元1楼1号民宅，并于2004年3月2日将被告建行辽宁分行的3个公司、建行沈阳分行的6个公司的账簿、凭证等全部搬进该租用房，由原告负责继续看管和处理工作。2004年7月8日完成了辽宁源增房屋开发公司土地过户手续，保证了575万元的回收。2005年5月14日下午，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资产保全处董处长打电话让原告于次日早上8点到他办公室，他要和被告中建投公司的谢处长研究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事情。原告准时到达后，向谢处长介绍了情况，同时提出要求：（1）上级给原告作出免职令；（2）将名章归还原告；（3）补发原告的工资及福利。谢处长称回北京汇报，后来无结果。2005年5月23日、6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与被告中建投公司联合下发了建总函（2005）381号、建总发（2005）111号文件，将中国建设银行自办实体和对外投资整体划转给中建投公司，确定"应按照人随事定，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相结合的原则妥善处理自办实体人员的安置问题"。原告得知该两份文件后继续安心工作，但期间就工资福利问题无数次向有关上级领导反映要求解决。信达沈阳办事处因原告工作出色也数次甚至用文件形式与建行辽宁分行协调，但也均未果。2008年7月，被告中建投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一行二人在信达沈阳办事处陈鹏处长、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资产保全处谢玲及刘飚的陪同下查看了原告负责处置的工作情况及看管的档案资料，表示十分满意。由于资料太多当时只接收了印鉴、遗留问题，原告的工资及福利待遇问题仍未解决。因档案无人接管，原告只能继续工作下去。2009年，原告在无数次向多个上级反映无果的情况下，以劳动合同纠纷为由将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资及福利待遇，但因原告已退休，该案件并非劳动合同纠纷，以及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已于2005年6月移交给被告中建投公司，诉讼主体缺失等原因导致原告败诉。之后，原告多次被告建行辽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被告中建投公司及发函主张权利均未果。但原告看管的档案资料无人接收，万一丢失后果可怕。原告遂继续看管，并接待相关人员查档等，工作从未停止，也未耽误工作。2012年9月16日，原告照常上班，发现办公室存放的9个公司账目被人盗走，原告遂报警，后公安机关答复原告，"这是组织的问题，等着吧"，至今无下文。2013年，因所租民宅拖欠房租，原告上下协调予以解决。2007年，信达沈阳办事处以信沈函（2007）42号文件形式致被告中建投公司，该文件极大地肯定了原告富有成效的工作，同时对停发原告工资和原告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提出了请求。2013年7月4日，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致函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又一次提出请求，亦未解决。但原告仍继续向上级反映主张权利。2014年，原告致信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袁行长，又进京反映情况，然时至今日仍无果。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原告付出了多年的劳务，兢兢业业、成就显著，也为众多业内人及相关单位证明，依法理获得相应报酬，被告建行辽宁分行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安排原告从事不良资产处理工作，其对原告在退休后继续从事此项工作是认可的，其理应依法支付承诺的待遇不变的报酬。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是原告退休前的单位，已于2009年被吊销，其主管部门为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被告中建投公司又于2005年6月以主管部门身份接管了被告建行房屋公司，也应为遗留问题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的劳务费期间为2004年2月至2012年9月16日，共计129,780元（原告的月工资标准1,260元/月×103月）；原告主张的车补为160,000元（按照20,000元/年的标准，计算8年，自2005年1月至2012年9月16日）；原告主张的年终奖为700,000元（按每年300000元计算，计算8年，共计为2,400,000元，但本案中，原告放弃其余部分，只主张其中的700,000元。自2004年2月至2012年9月16日）。原告在信达沈阳办事处工作时的待遇与原告退休前一致，每月基本工资为1,260元。原告手中的工资表可以证明该项工资的发放标准。原告自借调至信达沈阳办事处工作至今，其从未给原告发放过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原告前述的年终奖、车补在工资表中无法体现，但按照中国建设银行的内部规定，年终奖、车补即原告所述的上述标准。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工资、年终奖、车补等待遇标准，依据是原告提供的由丛一平于2007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关于原告的工资表，现在无法提供原件。关于（2009）民一终字845号案件，当时，原告是以劳动合同关系起诉的，而本案中，原告是按照劳务合同关系起诉的。关于被告中建投公司所述（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已经移交给"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有限公司"，这属于法院在行文过程中的笔误，事实上，该公司即被告中建投公司。关于被告中建投公司提供的各项证据，原告对上述各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正是因为这些文件，恰恰可反映原告就职的原单位是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已经其转让给被告中建投公司。本案被告中建投公司又通过拍卖方式转让给案外人沈阳久泰投资有限公司，说明原告只能向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主管部门主张权利。关于被告中建投公司提供的会议纪要。2004年3月前，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印章都在信达沈阳办事处保管，而该会议纪要是2004年2月5日出具并加盖了被告一的公章，原告现在提供信达辽宁省分公司出具的证明（2012年9月13日出具）以及刘志波出具的情况说明（2012年9月13日出具）各一份，对该情况予以说明。原告认可该会议纪要上所盖公章是真实的，但加盖该公章的过程存在问题。另外，原告对该会议纪要的内容也不予认可。关于原告的工资表，原告现在无法提供原件。综上，现原告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连带偿付原告自2004年2月起至2012年9月16日止（共计103个月）的劳务费及年终奖、车补总计1,000,000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同时，原告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辩称，本案争议的事实此前已经过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原告再次起诉我行，法院应予驳回起诉。针对原告主张"2004年至2008年期间工资及相关福利"问题，原告刘玉纯曾于2008年期间对我行提起劳动争议诉讼。经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经市中院作出的[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终审判决认定，"刘玉纯要求建行辽宁省分行支付其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今，原告刘玉纯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我行，且其在起诉状第3页第二段中已自认"就支付工资及福利问题对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提起过诉讼"，这显然有悖于民事诉讼程序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此滥用诉权的行为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告向我行主张支付劳务费用没有法律和合同依据。在已生效的[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中，市中院已经确认，"2001年刘玉纯退休后，继续在建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补差，该公司为其发放补差工资，双方属于民事雇佣合同关系，不属事实劳动关系。建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与建行辽宁省分行均为独立法人单位，且建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已移交给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有限公司。现刘玉纯要求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支付其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显而易见，补差行为属于雇佣合同关系，原告理应向与其存在雇佣关系的当事人主张权利。被告建行房屋公司为独立法人，依法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另外，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已由被告中建投公司接管，故其与我行不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3、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胜诉权。在本案中，原告的请求事项发生于"2004年至2012年"期间。无论其请求事项是否合法，主张是否成立，现在才提起诉讼，显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已丧失胜诉权。关于原告提供的建总发1999年126号文件一份（复印件，无附件，共9页），该文件系中国建设银行与信达公司联合下发的文件，该文件中应当有附件，但原告没有提供。故该文件并不完整，无法确认原告所述事实，且该文件系复印件，由法庭确认其真实性。关于原告提供的建辽办发（2003）243号文件一份（含两份附件，共3页），我行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文件只体现了2003年4月当时的情况，之后有什么变化无法体现。另外，原告的工资由谁发放，如何发放，在该文件中也没有体现。关于原告提供的建总函（2005）381号文件（复印件，无附件，共4页），该文件内容不全，无法体现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属于自办实体目录中的一个。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明一份（2013年7月14日出具，共1页）、信沈函（2007）42号文件（复印件，共2页），该两份文件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具，并没有明确说明拖欠工资应由谁给付，法院的生效文书中明确指出，原告的工资问题与我行无关。所以，我行不认可这两份证据的效力问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我行双方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均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一页，2007年10月19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公司沈阳办事处出具）与本案无关。关于原告提供的由朱桂芹等四人签字出具的证明材料（一页，2011年8月23日、8月28日由朱桂芹等四人签字）、肖云飞出具的证明材料一份（共两页，2009年5月6日由肖云飞出具，复印件）、工作地点照片以及原告于2012年9月16日分别向省建行和中建投领导发送的报告和邮寄上述报告的信函收据，我行对原告退休后为信达沈阳办事处提供劳务的事实不否认，但该证明材料中并没有体现出，需要我行向原告支付报酬的相关问题，也正如原告自述，其工资福利应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支付。所以，这份证据与我行无关。关于2007年10月10日由丛一平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此材料系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工作人员出具，在肯定这份证据真实的前提下，只能说明原告的工资应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支付。另外，这份证据也只能证明此前应该给付的工资情况，并不能证明之后应该按什么标准给付，也与我行无关。关于原告所述其向我行行长邮寄的信件，无法证明我行已经收到，也无法体现邮寄文件的内容，不能证明原告向我行主张权利，也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业。另一份证明信与我行无关。原告提供的报警登记表与我行无关。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企业法人查询档案上体现的该公司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而非我行。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企业，应独立承担责任。关于被告中建投公司提供的各项证据，因我行不了解当时的事实背景，不发表质证意见。综上，原告刘玉纯起诉我行无理，且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求。被告中建投公司辩称，我公司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与我公司从来没有签订过任何书面劳务协议，也从未建立或形成任何雇佣事实，即原告从未向我公司提供过劳务，我公司也从未要求原告提供过劳务，因此，原告要求我公司支付其劳务费没有事实依据。2、2007年10月，我公司已通过拍卖机构将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全部股权、债权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转让给案外人沈阳久泰投资有限公司，并签订了转让协议，转让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从2007年10月开始，我公司就与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就不再存在委托任何人负责该公司工作的事实基础。3、2012年9月14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才将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等9户实体的材料移交给我公司。因此，2012年9月之前，上述这些资料都是由信达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保管，而不是由我公司保管。因此，在这期间，因上述资料的保管而产生的劳务费纠纷显然与我公司无关。4、本案原告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以及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原告提供的建总发1999年126号文件一份（复印件，无附件，共9页），该文件的发文机构不是我公司，所以，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我公司无法发表意见。因原告并未提供该文件的附件，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将其借调到信达公司的事实。关于原告提供的建辽办发（2003）243号文件一份（含两份附件，共3页），我公司并非该份文件的发文主体，所以，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无法判断。我公司同意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关于该文件的质证意见。关于原告提供的建总函（2005）381号文件（复印件，无附件，共4页），我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将自办实体移交给我公司，但是无法基于该份材料就证明我公司与原告具有劳务或雇佣关系，从而认定我公司应当承担其劳务费。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明（2013年7月14日出具，共1页）、信沈函（2007）42号文件（复印件，共2页）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关于证明，此系信达公司向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出具的，而非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出具，故该份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该份证明中对"原告借调期间职级待遇不变"的规定，是信达公司作出的，而非本案被告。而且通过该份证明也可以看出，原告实际上是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劳务服务，而非向本案被告。关于信沈函（2007）42号文件，该份证据并非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出具，而且我公司也并未回函作出承诺，只能看作是信达公司单方的表述。我公司与信达公司并不具有隶属关系，因此其提出的要求我公司妥善解决问题，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信达公司并非国家机关或者法定的具有公正效力的部门，因此其出具的文件不具有当然的证明效力，其表述的事实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一页（2007年10月19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公司沈阳办事处出具），我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只是信达公司单方的陈述，并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一页（2011年8月23日、8月28日由朱桂芹等四人签字）、证明材料一份（共两页，2009年5月6日由肖云飞出具，复印件），该两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根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否则，不符合法定条件，而本案原告并未申请该证人出庭作证。即便该份证据具有证据效力，但亦不能证明我公司与原告之间具有雇佣或劳务关系，以及我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劳务费等事实。关于原告于2012年9月16日分别向省建行和中建投领导发送的报告以及邮寄上述报告的信函收据，我公司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仅凭挂号信的收据无法证明原告邮寄信函的内容就是这两份汇报的材料。原告称发给我公司的函件，收件单位名称为"中国建设投资管理公司"，并不是我公司的名称。现该份汇报中没有明确的我公司相关人员作为收件人，因此该份报告与我公司无关。关于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2007年10月10日由丛一平出具，复印件），该份证据属于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相关规定。即便该证据有效，其证明内容也与我公司无关，不能支持原告起诉我公司的诉讼请求。关于原告提供的关于信件和快递回执的真实性、关联性，我公司无法发表意见，也与我公司无关。关于证明信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据的效力，我公司均不予认可。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不具有证明效力。即便原告补证，该证明信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关于我公司认可与原告之间具有劳务关系，应当支付其报酬的这一事实，故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关于报警登记表的真实性，我公司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报警情况仅是原告的单方陈述，不能证明其报警前为谁工作，谁应当支付其报酬等相关情况，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关于原告提供的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工商查询资料，我公司无异议，应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承担责任。（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已经移交给"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有限公司"，而并不是我公司。我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复印件）及会议纪要（复印件），可证明2004年2月，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明确提出要求原告不再负责建行房屋公司的工作，并另行指派其他人负责该公司工作，从2004年开始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终止给原告开工资。银监复（2004）144号批复、辽嘉拍函字（2007）第043号文件、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公告、拍卖现场照片、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可以证明我公司于2004年9月才批准设立，真正的成立时间是2005年。我公司成立后，依据中国银监会的批复，接收了原建行（总行）分立后承继的财产，其中涉及原告提及的建行房屋公司的全部产权包括股权和债权在内，并通过拍卖公司于2007年10月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给案外人沈阳久泰投资有限公司，并签署书面转让协议。因此，我公司与被告建行房屋公司自2007年开始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也不存在委托任何人负责该公司工作的事实基础。建行经济实体资料交接单，可以证明2012年9月14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才将包括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等在内的9户实体资料转交给我公司，可见在此之前，这些资料都是由信达公司保管，而非我公司保管。因此，因这些资料在2012年9月前保管而产生的劳务纠纷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对原告提供的由信达辽宁省分公司出具的证明（2012年9月13日出具）的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内容中并不能反映原告陈述的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人员将公章骗走这一事实。即便该内容为真，但原告并未否认会议纪要中加盖的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即便该盖章行为是在成文后，也可以视为是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对该文件中内容的进行追认，只要印章是真实的，那么，后续追认的效力是应当得到法律认可。综上所述，原告于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并没有关于原告与我公司之间存在书面雇佣或者聘用协议，以及原告实际为我公司提供劳务的相关证据。因此，不能证明原告与我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我公司是于2012年9月14日才收到原告主张的其一直开关的9户实体以来，在此之前原告声称一直提供劳务的对象根本不是我公司，而是信达公司，其提供劳务的受益对方也不是我公司，故我公司没有义务向其支付劳务费。因此，我公司与原告方无劳务关系或劳务事实，也没有义务承担原告主张的劳务费。综上，原告起诉被告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驳回对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1994年11月18日，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建行辽宁分行营业部"）经核准成立。现已注销。原告刘玉纯原系中国建设银行系统工作人员，于1997年3月14日担任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前身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于2003年5月23日经核准变更为现名称）法定代表人职务，于2001年4月退休，退休后享受法律规定的相应退休金和各项保险待遇。1999年9月3日，信达沈阳办事处经核准设立，住所地地址为沈阳市和平区中山路176号（即现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处），负责人为白国祥。1999年10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通知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各行兴办的符合条件的自办经济实体一律划转资产管理公司，各行现有固定资产中应由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使用的办公用房（不含租用）、车辆等，一律划拨资产管理公司。依照该文件要求和规定精神，原告刘玉纯于2000年6月被借调至信达沈阳办事处从事该项工作，编制仍属建设银行，其工资待遇等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承担发放。原告于2001年4月退休后，继续从事该项实体处置管理工作，工资待遇等亦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继续发放。2003年4月22日，被告建行辽宁分行、信达沈阳办事处联合下发《关于对建行借调到处置（经营）实体工作人员进行调整的通知》（建辽办发[2003]243号），通知载明，"依据建行总行和信达总公司有挂文件精神，为加快建行自办经济实体的处置，尽快实现建行自办实体与建行的脱钩，2000年6月，经建行辽宁省分行与信达公司沈阳办事处协调，确定了划转实体中建行在编的留用人员。近三年来，借用的这些同志本着对建设银行和信达公司的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处置实体的不良资产，尽量减少建行损失，做了大量有益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经省行与信达公司沈阳办事处研究，一部分建行员工返回原所在行，由建行按有关规定安置；还有部分人员需继续借用。留用的原则是，一个市一般只留用一名主要实体负责人和财务主管人员，......确保实体的处置、销户工作按照总行的总公司的要求圆满结束。"该通知同时附带"附件1"、"附件2"，分别为"自办经济实体继续留用人员名单"、"自办经济实体返回人员名单"，其中"附件1"中"处置实体28人"内沈阳地区人员共4人，分别为"刘玉纯、刘大可、傅俊廷、卢延军"。2004年1月，原告刘玉纯的工资待遇等停发。2004年2月5日，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召开内部会议，研究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工作，会议形成纪要情况如下：一、建行房屋公司由中国有色办公楼搬回建行辽宁分行，从14楼空出一个房间用于办公。二、原法定代表人即原告刘玉纯已退休，今后将不再负责建行房屋公司的工作，由财务科长付俊停负责公司工作。三、业务方面有资产保全处负责管理，建行房屋公司的重大事项应向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资产保全处请示。该会议纪要加盖"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印章。后，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等九户建行经济实体的资料存放于租用的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十二纬路75号2-1-1民房（隶属于"铝镁社区"）中，由原告刘玉纯继续看管。2004年9月1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银监复[2004]144号《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该批复对中国建设银行设立中建投公司（即本案被告）予以核准。2005年5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与被告中建投公司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原建行自办实体和对外投资交接工作的通知》（建总函[2005]381号），通知要求，建行及原建行各自办实体要充分认识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建投公司之间按《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由中建投公司承继原建行自办实体和对外投资移交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领导，按照交接方案开展工作，确保原建行自办实体与对外投资，按规定全部移交，无一漏失。2007年8月22日，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出具《关于刘玉纯同志工资的情况说明》一份，其中载明，"刘玉纯原为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经理，在2001年-2004年暂划归信达公司管理时，即在省行办理了正式退休手续（2001年4月），并在省行退休办领取退休工资，信达公司考虑当时公司处置情况返聘刘玉纯继续负责。2004年2月，建行辽宁省分行接管建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明确提出要求原法人刘玉纯已退休，今后将不再负责开发公司的工作，由财务科长付俊停负责公司的工作。2004年2月以后刘玉纯就已不在建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上班，根据当时的会议纪要要求以及客观事实，我公司在2004年2月以后终止给其开工资（附会议纪要）。"2007年8月23日，信达沈阳办事处向被告中建投公司发出《关于协助解决欠发刘玉纯同志工资问题的函》（信沈函[2007]42号），2007年9月14日，被告中建投公司委托辽宁嘉禾国际拍卖公司（以下简称"嘉禾拍卖公司"）对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全部产权（100%股权）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债权进行拍卖，拍卖保留价为6,928,865.92元。9月26日，嘉禾拍卖公司在《辽宁日报》刊登上述拍卖公告，并定于2007年10月11日在沈阳格林大饭店二楼二号会议厅举行拍卖会。2007年11月7日，嘉禾拍卖公司向被告中建投公司出具辽嘉拍函字[2007]第043号《关于中国建设银行沈阳房屋开发公司全部产权（100%股权）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其债权拍卖成交情况报告》，该报告载明，经举行拍卖会，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全部产权（100%股权）及被告中建投公司对其债权最终由58号竞买人（即案外人沈阳久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泰公司"）以693万元成功买受。2007年12月28日，被告中建投公司（甲方）与久泰公司（乙方）签订《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其中载明，"鉴于：1、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系由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出资设立，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4]144号批复，中国建设银行辽宁分行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中的权益已由甲方承继；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对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的债权共计84,607,963.22元已由甲方购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转让标的及价款甲方将其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市房屋开发公司100%的股权及84,607,963.22元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股权及债权的转让；甲乙双方确定转让价格额外693万元。......"2008年8月8日，刘玉纯以建行辽宁分行为被告并以劳动合同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支付其自2004年2月起至起诉期间拖欠的工资待遇等。本院经审理于2008年12月8日作出（2008）沈和民一初字第2064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借调工作的建行房屋公司与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单位。原告在借调单位工作获得补差工资及该公司停发其补差工资与被告无任何联系。原告主张，理由及依据均不充分，无法支持"，故判决"驳回原告刘玉纯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刘玉纯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9年4月20日作出[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为"2001年刘玉纯退休后继续在建行房屋公司补差，该公司为其发放补差工资，双方属于民事雇佣合同关系，不属于事实劳动关系。建行房屋公司与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单位。且建行房屋公司已移交给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有限公司。现刘玉纯要求被告支付其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0月26日，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因"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2010年7月26日，信达沈阳办事处经核准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辽宁分公司"）。2012年9月14日，原告刘玉纯发现其看管的存放于租用民房中的沈阳建行房屋开发公司等九户建行经济实体资料"丢失"，遂向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山东庙派出所报警。该派出所制作《报警情况登记表》对上述情况给予记录，其中并记载，"......报警人刘玉纯称工作的建行房屋开发公司的门（租房）打不开，账本都不在了。经了解系前两天房主与一些人来此将东西搬走，可能因为纠纷，告知刘玉纯到其所属单位上级问询或到有关部门解决。"同日，被告中建投公司与信达辽宁分公司签订《建行经济实体资料交接单》，其中载明，"经双方沟通协商，就存放于租用民房中的沈阳建行房屋开发公司等九户建行经济实体资料进行移交。经现场清点交接，共包括35个文件柜、4个保险箱、10个纸箱中储存的资料。"2013年7月4日，信达辽宁分公司向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出具《证明》一份，载明"根据信达总公司与建总行的同意部署，我分公司（原沈阳办事处）自2000年起托管辽宁省建行系统自办经济实体，2007年移交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托管工作期间，我分公司借调部分建行干部（自办实体骨干人员）继续负责实体处置工作，其中借调沈阳建行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刘玉纯同志担任沈阳地区建行自办实体负责人，借调期间其建行职级待遇不变。2004年1月起，刘玉纯同志被无端架空，停发工资，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确属多年未解决的遗留问题。特此证明。"2014年10月20日，原告刘玉纯就其拖欠工资待遇事宜以信件方式向时任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行长袁桂军（2013年11月1日至2017年3月13日在任）进行反映，要求予以补发。另查明，根据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显示，其主管部门为"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上诉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笔录、建总发[1999]126号文件、建辽办发[2003]243号文件、建总函[2005]381号文件、信达辽宁分公司于2013年7月4日出具的证明、信沈函[2007]42号文件、（2008）沈和民一初字第2064号民事判决书、[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中建投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复印件）及会议纪要（复印件）、银监复（2004）144号批复、辽嘉拍函字（2007）第043号文件、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报纸刊登的拍卖公告、拍卖现场照片、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审查，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答辩意见等，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原告刘玉纯所主张的拖欠工资待遇的支付主体问题；二、原告刘玉纯所主张的拖欠工资待遇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三、原告刘玉纯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四、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范畴。第一，关于原告刘玉纯所主张的拖欠工资待遇的支付主体问题。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按照建总发[1999]126号文件精神，于2000年6月将原担任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即刘玉纯借调至信达沈阳办事处从事建行自办实体划转处置工作，其工资待遇等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承担发放。原告于2001年4月退休后，继续从事该项工作，工资待遇等亦仍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继续发放。据此事实，原告刘玉纯办理退休手续后，即不再与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故其主张的工资待遇等性质上应认定为劳务费。依据被告建行辽宁省分行、信达沈阳办事处联合下发的建辽办发[2003]243号《关于对建行借调到处置（经营）实体工作人员进行调整的通知》，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刘玉纯系受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指派到信达沈阳办事处协助其从事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实体处置工作，虽然其工资待遇等在原告退休后仍由被告建行房屋公司承担发放，但其返聘（雇佣）的主体应为被告建行辽宁分行。另一方面，即使原告刘玉纯系接受被告建行房屋公司聘用，现该公司及其主管部门"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已分别为吊销和注销营业执照，且被告建行房屋公司的全部股权亦已经被告中建投公司通过拍卖方式转让给案外人久泰公司，故事实上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及其主管部门"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已不具备承担原告工资待遇等给付责任的可能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30日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及原劳动部于1997年9月30日对北京市劳动局作出的《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解散的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诉人的请示的复函》（劳部发［1997］285号）之规定的相关精神，"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综上，原告刘玉纯主张的拖欠工资待遇的支付责任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即被告建行辽宁分行予以承担。关于被告中建投公司的责任问题。被告中建投公司与2004年9月14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设立，于此后接收被告建行房屋公司，并于2007年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将该建行房屋公司全部股权和对其债权转让给案外人久泰公司，在此过程中，被告中建投公司与原告刘玉纯并无任何合同关系存在，双方间也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中建投公司对其工资待遇等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原告刘玉纯所主张的拖欠工资待遇的具体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劳务费、车补、年终奖等共计100万元，但其于庭审中同时表示，上述所主张的各项工作待遇标准，依据的是由案外人丛一平于2007年10月10日出具的"证明材料"。经审查，该"证明材料"系复印件。同时，原告刘玉纯在本案立案时提交的工资表证据亦为复印件，经庭审询问，其表示"无法提供原件"，而二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因原告未提供上述证据材料的原件供以核对，在二被告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及时提供相应证据加以佐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因原告刘玉纯在本案判决作出前未能提供相应证据对其主张的所欠工资待遇的具体数额和计算依据提供充分证据加以佐证，故本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无法认定和支持。第三，原告刘玉纯的主张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原告刘玉纯为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发生中断的事实，提交了由案外人张海臣出具的"证明信"一份，庭后，其又补充提交了其于2016年9月18日自北京乘坐火车回沈的车票一张，以及2015年2月10日、6月3日分别通过工商部门查询案外人沈阳市源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久泰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查询卡各一份。经本院分别审查上述材料，对于案外人张海臣出具的"证明信"，因其未到庭接受询问，同时，经本院通过电话联系未果，原告刘玉纯表示其"已出国，无法联系到"，故对于该份"证明信"的真实性，本院无法确认。对于原告刘玉纯提供的火车票，可以认定其于2016年9月18日自北京乘火车回沈的事实，但无法仅凭该车票即认定，其前往北京系其主张的"到被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找张钊处长就原告工资待遇问题寻求解决"的事实。关于原告刘玉纯提供的工商查询卡，亦无法认定诉讼时效的中断。综上，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20日，原告刘玉纯就其拖欠工资待遇事宜以信件方式向时任被告建行辽宁分行行长袁桂军进行反映，要求予以补发。但此后直至2017年5月，原告刘玉纯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止，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对诉讼时效的中断加以佐证，据此，应认定原告刘玉纯的本次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所以，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第四，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司法实践，重复起诉是指就同一争议事项，前诉上处于诉讼系属之中，或者前诉判决已产生既判力，乙方当事人提起后诉的行为。对于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上述规定作出了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和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基本判定准则。其中，后诉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应当是指在前诉裁判具有积极既判力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前诉裁判文书的生效内容如不具有积极的法律效力，而只是驳回原告的给付请求、确认合同不成立等，则对后诉不产生积极既判力，此时，应进一步审查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是否相同，以确定前诉判决是否具有消极既判力，进而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诉讼。具体到本案中，原告刘玉纯虽于2008年8月8日以建行辽宁分行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过诉讼，要求被告建行辽宁分行支付其自2004年2月起至起诉期间拖欠的工资待遇等。本院亦已经审理并作出（2008）沈和民一初字第20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刘玉纯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刘玉纯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9年4月20日作出[2009]民一终字845号民事判决书，对本院作出的（2008）沈和民一初字第2064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但前诉判决并未作出具有积极法律效力的肯定性判决，实际上并未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判断、分配或变动，不存在后诉请求否定与前诉结果的可能，因而前诉并不产生拘束后诉的积极既判力。此外，本案诉讼与前诉的当事人亦不尽相同，且前诉案件案由为劳动合同纠纷，而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复诉讼。故对于二被告的该项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玉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公告费800元，均由原告刘玉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金利审 判 员 吕祁巍人民陪审员 魏树云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陈荟茹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八十五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