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3民终34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雨，男，1958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解艳华，江苏魏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野，男，199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芮，女，200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兼杨芮的法定代理人：华凤侠，女，197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邳州市。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军，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兆雨与三被上诉人杨野、杨芮、华凤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9)苏0382民初5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兆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艳华、被上诉人杨野、华凤侠及其与杨芮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兆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死者杨群英意外死亡时没有处于工作状态，不是在调试机器过程中从高处坠落。(1)根据山东省郯城县公安局对现场目击证人做的询问笔录，杨群英发生意外时，其没有参与机器的调试，而是在一旁观看，其摔跌也是在站在平地上直立时且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2)根据山东省郯城县公安局提供的其他材料，并没有发现现场存在杨群英存在高处作业的痕迹。被上诉人关于杨群英系“在调试机器时高空坠落”的陈述与上述证据相左，不应当予以采信。2.一审法院对“高处坠落”一词的理解有误，并非只有从身体离开地面的位置摔跌才能摔伤致死，一审没有查明应由上诉人承担杨群英摔跌致颅脑损伤继而死亡责任的因果关系。(1)“高处坠落”只是概括性陈述，能够致人颅脑损伤死亡的摔跌高度因人而异，并没有确切的标准，不能仅从概括性陈述就推定杨群英是在身体离地的情况下从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2)法医鉴定及司法鉴定的结论仅显示死亡原因，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病理、坠落高度等关键因素。对于鉴定时是否需要对病理、坠落高度等因素进行检查、检查、阐述，上诉人不清楚，但上述要素是厘清本案责任的关键，在未查明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3)上诉人查阅了平地摔倒死亡的相关信息，发现与本案平地摔倒致颅脑损伤死情况相同或者相似的意外事件并非少数，且本案中，杨群英有高血压等病史，完全存在发病导致摔倒的可能。3.被上诉人的近亲属杨群英系突发意外后仰摔地导致受伤，在医院诊断报告确诊为蛛网膜下出血，该蛛网膜下出血导致颅脑受损死亡，并非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倒地受伤，不符合侵权责任法35条所规定的情形。4.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关键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上诉人承担70%的责任比例违反法律规定，且显失公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显失公平，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野、杨芮、华凤侠辩称，首先，杨群英出事的第二天，上诉人刘兆雨在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下午14:00杨群英还是在拉料的机器一头往里送建筑模板，董某,4在另一头接。董某,4陈述下午16:00多钟的时候，其在场子里修机器，然后听见有人哇的一声人倒地的声音，其看到杨群英正躺在场子中间偏北方向位置，仰面朝上，躺在地上。另一证人李某,4在询问笔录第二页第九行陈述当时其在厂房里面看调试压板的机子，看到还有好几个人，其中倒地的那名男子在旁边捡板子，接着其就听见这名男子啊的一声，面朝上倒在了地上。从上述两人的陈述中，都能证明杨群英处于工作状态，其他在场的证人主安情、董某,4、梁某,4、主强强均陈述当时并没有看到杨群英是如何倒地的。而且这四个证人都是刘兆雨找来的，和刘兆雨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较低。其次，从杨群英在现场倒地的情况来分析，杨群英当时并未围观刘兆军等人调试机器，因为杨群英倒地的时候是面朝上，头部是朝着机器方向的。如果说杨群英是在围观刘兆雨等人调试及调试机器时摔倒的，那么杨群英当时摔倒的方向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仰面摔倒，头朝外对着机器方向。另一种方向就是面部朝下向前摔倒，那么这种情况下，头部才能对着围观修理机器的人。所以从杨群英倒地的情况分析，其当时并未围观修理机器，而是在正常工作。且从证人证言中也可以分析出，杨群英当时应该是在工作时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倒地时的冲击力非常大，才导致其摔倒时声音很大，后果才如此严重。如果是因为突发疾病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冲击力和严重后果。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也认为杨群英符合头部摔跌，致其重型颅脑损伤致死亡。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杨群英受雇于刘兆雨，在工作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导致死亡，理应由雇主刘兆雨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杨野、杨芮、华凤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医疗费5800元，死亡赔偿金944000元，丧葬费3987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3747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处理死亡事故的误工费及交通费5000元，合计1148417元。刘兆雨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份左右，刘兆雨租用案外人主安情位于山东省郯城县码头镇高册村的厂房生产拼接板。2018年5月13日，刘兆雨给杨群英打电话，说让杨群英于2018年5月14日去开锯干活。2018年5月14日，刘兆雨骑三轮摩托车带杨群英及刘兆雨另找的董某,4去刘兆雨郯城县码头镇高册村的厂房干活。到厂后，刘兆雨安排杨群英往机器里送废弃的建筑木板。当天下午两点，杨群英继续从事上述工作。四点多钟，杨群英受伤，后被送往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双侧额部硬膜下血肿、右额叶血肿、双侧额颞挫裂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右侧骨折、顶枕部头皮血肿、酒精性肝硬化、高血压，后经抢救无效后于2018年5月15日死亡。事发后，刘兆雨给付1000元。后杨野至郯城县公安局报案称怀疑杨群英系被人杀死并要求做尸检。2018年5月21日，郯城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杨群英的尸体进行法医学检验鉴定，并做出鉴定意见：杨群英系颅脑损伤死亡。2018年7月13日，郯城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对杨群英的尸体进行补充检验、确定死亡原因、致伤方式，做出鉴定意见：杨群英符合头部摔跌致其重型颅脑损伤死亡。郯城县公安局于2018年8月做出不予立案通知书，认为杨野提出控告的杨群英被害案，其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杨群英的户籍为邳州市戴圩街道华庄村，其生前与华凤侠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杨野一女杨芮。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虽刘兆雨辩称与杨群英间系承揽关系，但从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看出，杨群英系刘兆雨所找、并由刘兆雨带至工作地点、亦由刘兆雨安排从事相关工作、工作中使用的机器设备及材料均为刘兆雨所有，杨群英与刘兆雨间应为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杨群英受雇于刘兆雨在刘兆雨开设的厂房中从事板皮加工工作，并在劳务过程中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刘兆雨作为雇主，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刘兆雨辩称杨群英系由于自身疾病导致死亡，刘兆雨未提供证据证明，且经郯城县公安局两次鉴定，均显示杨群英系颅脑损伤死亡，而非系自身疾病致死，对该辩称，不予采纳。但杨野、杨芮、华凤侠诉请称杨群英在调试机器时高空坠落，杨群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其从事工作的危险性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其在工作中没有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对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过错，酌定刘兆雨对杨野、杨芮、华凤侠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因杨群英的户籍为邳州市戴圩街道华庄村，系城镇居民，其各项损失应按城镇标准计算。杨野、杨芮、华凤侠本次诉讼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医疗费，杨野、杨芮、华凤侠庭后放弃主张该医疗费，不予处理；2、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944000元（47200元/年×20年）；3、丧葬费，杨野、杨芮、华凤侠主张39870元，予以支持；4、被扶养人生活费，予以支持88386元（29462元/年×6年÷2）；5、精神抚慰金，予以支持50000元；6、处理死亡事故的误工费及交通费，杨野、杨芮、华凤侠主张5000元，予以支持3000元。杨野、杨芮、华凤侠上述损失共计1125256元，刘兆雨对杨野、杨芮、华凤侠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故刘兆雨应赔偿杨野、杨芮、华凤侠787679.2元，扣除刘兆雨已付的1000元，刘兆雨还应赔偿杨野、杨芮、华凤侠786679.2元。一审遂判决：一、刘兆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野、杨芮、华凤侠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87679.2元；二、驳回杨野、杨芮、华凤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42元，由刘兆雨负担4218元，由杨野、杨芮、华凤侠负担1924元。二审期间，本院依法向各方释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发布后对本案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会产生影响，并问询被上诉人杨野、杨芮、华凤侠是否据此申请变更一审诉讼请求。杨野、杨芮、华凤侠称知悉《实施方案》发布后对于本案赔偿数额影响，但认可一审判决确定赔偿标准，坚持不申请变更一审诉讼请求。另外，上诉人刘兆雨向本院申请证人主安情、董某,4、梁某,4出庭作证，拟证明事发当天杨群英系在观看维修机器时突然意外倒地，并非是劳务过程中倒地的事实。对于事发后第二天证人如何去派出所陈述案情的，董某,4陈述系主安情的儿媳骑摩托带其去的派出所。梁某,4陈述其与主安情、董某,4等人坐派出所的车去派出所陈述案情的。上诉人刘兆雨质证称，三证人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派出所所做的询问笔录、邳州市仲裁委员会庭审笔录的内容是一致的，能还原当时杨群英倒地的状态及倒地前是在观看维修机器，并没有提供劳务活动，也没有协助参加维修机器。杨群英倒地行为与提供劳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意外倒地受伤。该情形在法律上属于意外事件，上诉人对该意外事件的发生并无过错。被上诉人质证称，从证人证言来看，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与刘兆雨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不相符，刘兆雨陈述到下午两点杨群英还在工作，且证人董某,4刻意隐瞒她去公安机关的方式，据被上诉人了解，刘兆雨与三个证人是同一车去的公安机关，被上诉人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事前已经做了沟通。当时在公安机关证明事发时杨群英在捡板子的李某,4是公安机关所找的证人，而不是上诉人带到公安机关的，李某,4的证言比较客观的。因此，刘兆雨现在提供证人证言不具有可信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上诉人刘兆雨辩称，上诉人在庭前已向法庭申请李某,4出庭作证，因李某,4在外地出车未能及时赶回，如法庭需要上诉人可以择期通知李某,4到庭配合法庭调查。李某,4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应当全面进行分析与判断。李某,4在一审卷宗114页至115页陈述的基本事实与其他在场人员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受害人杨群英系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发生涉案事故，上诉人刘兆雨认为杨群英系在观看机器维修过程中因自身疾病意外摔倒受伤造成死亡后果，与劳务活动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首先，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杨群英符合头部摔跌致其重型颅脑损伤死亡，刘兆雨并无充分证据证明杨群英系因自身疾病原因导致摔跌。其次，刘兆雨虽认为事发时杨群英在观看维修机器，并未从事劳务活动，其一，刘兆雨及目击证人李某,4在公安机关陈述事发时杨群英处于工作状态，其他目击证人陈述与此陈述存在矛盾，刘兆雨提供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充分证明杨群英当时仅处于观看维修机器的状态；其二，即使杨群英在观看维修机器，其亦可能是为了掌握机器操作技能继续工作，该行为系工作内容的合理延伸，并没有脱离与工作相关的实质，应当认定观看维修机器行为与劳务活动存在关联。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杨群英系在工作过程中受伤造成死亡后果，并结合双方过错程度，酌定刘兆雨对杨野、杨芮、华凤侠的损失承担70%的责任，即787679.2元，扣除刘兆雨已付1000元，刘兆雨还应赔偿杨野、杨芮、华凤侠786679.2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兆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18元，由上诉人刘兆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杜演文审 判 员 赵东平审 判 员 周东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法官助理 黄 伟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