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612民初6154号 原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城23号楼25层。 负责人：黄颖，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国成，男，该所专职律师。 被告：孙进山，男，194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孙进山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国成，被告孙进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代理费350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孙进山为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从2007年开始委托本所司国成风险代理，前后经过一审、二审、再审、三次发回重审，走了9次程序，于2012年实体审理结束。后进入执行程序，并于2016年执结。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被告应支付原告执行标的30%的代理费。现原告承办人司国成数次与被告交涉代理费事宜，但被告没有给付的诚意。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孙进山辩称，第一，原告应当证明其资质，并明确起诉的主体是原告还是司国成，因为本案所涉纠纷是司国成和被告之间的事情。第二，原告起诉时称被告2007年便委托原告代理显然不是事实，2007年被告根本没有听说过原告，法院文书上的代理人也并非原告。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执行标的30%的代理费，就应当提供2007年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合同，否则应当承担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第三，被告从未与原告或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签订过代理合同，司国成个人为被告代理是事实，均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合同，更没有约定按照执行标的的30%收费。2007年夏天，被告把证据拿给司国成看，司国成说这个案子很简单，他帮被告打，被告说官司必须打出结果来，不管走什么程序，被告给12000元，包括律师费、诉讼费等全部费用，司国成答应了。实际上被告已经支付司国成15000元，起诉前大概给了6000元，第一次上诉时给了5000元，在省高院申诉时给了4000元，司国成都出具了收条。案件一审和第一次上诉确实是司国成帮被告做的，后来司国成没有为被告提供代理服务，只在开庭时由被告通知去，连被告让司国成去中院立案司国成都不去，也不和法官沟通，案件执行也全靠被告自己去跑。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7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1年5月23日签订的《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拟证明原、被告间签订有代理合同，约定按照执行标的的30%收取代理费。 2.2007年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与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及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于2017年4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被告最初委托司国成担任代理人时，司国成在原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任职，后通过司法考试，转至江苏省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工作，案件随司国成一并转入，没有也无需交接手续。 3.司国成的律师资格执业证，证明司国成具备律师执业资格。 4.原江苏省通州市人民法院（2007）通潮民一初字第0725号民事判决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通中民一终字第051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苏民一申字第1204号民事裁定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通中民再字第0016号民事裁定书、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通中民终字第1587号民事裁定书、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1）通民初字第0703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为被告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司国成始终担任被告的诉讼代理人，为被告提供了代理服务，并证明案件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转至原告的事实。 5.执行案件款物发放通知单、保管款领据，拟证明为被告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被告已执行到121537.91元。 被告孙进山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 1.被告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的全部法律文书（同原告举证），拟证明司国成在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工作，被告也不清楚法律文书上为何会写江苏省金平川律师事务所。 2.司国成于2007年10月23日出具的收条，拟证明被告已经向其支付了代理费6000元，其余收条暂无法找到。诉讼中，案件受理费均是司国成缴纳，被告自己仅支付过鉴定费。 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质证如下： 1.对2007年被告与原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合同中约定交纳代理费7000元可能属实，但后面手写“租金各50%分成”不是事实，合同没有签署日期，没有加盖公章，属于无效合同。 2.对2010年12月17日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于专业的律师事务所而言，该份合同过于草率，合同抬头没有写当事人的住址等信息，没有写明合同标的，“按执行标的的30%取费”是手写的，没有效力。合同中约定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但根本没有代表签字，尾部加盖的是业务专用章，该份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3.对2011年5月23日的《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中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法院开庭时，司国成拿了很多空白的东西给被告签字，因为司国成是代理人，被告信任他便签了字。这份合同一看就知不是双方协商签订的合同。合同是格式合同，诸多事项也是空白。合同明确约定代理费的支付方式和金额见特别约定，但原告没有提供特别约定。合同中手写“按胜诉额的30%收取”，完全可以自己添加，是司国成自编自演。该份合同加盖的是业务专用章，没有代表签字，属于无效合同。 4.对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式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同样是司国成自编自演。该情况说明日期为2017年4月6日，原告应当在起诉时便向法院提交，但被告最初收到的证据副本中没有该证据，在法院调解时才收到。如果情况说明内容属实，那么应当提供案件转交的手续。 5.对司国成的律师资格执业证不持异议，更加说明2007年被告不可能委托原告代理，原告所诉不实。 6.对法律文书、执行案件款物发放通知单、保管款领据不持异议，为被告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经法院执行，被告从顾志祥处拿到12万余元，法院另外赔偿被告5万元，只是没有明说。剩余款项因为被执行人确实没有能力，执行局做被告的工作就算了。司国成并没有帮被告拿到全部款项，如果全部履行到位，被告可以考虑按照30%付费。 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均不持异议，司国成确收到被告6000元，但已为被告缴纳了案件受理费338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09年12月3日，原告取得律师事务所执行许可证，予以设立并执业。司国成原为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原名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2011年12月15日取得律师资格执业证，执业机构为原告。 2007年，司国成代表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孙进山（甲方）因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委托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乙方）的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指派司国成为一审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合同第五条约定：“根据省司法厅苏司办[1997]74号文件规定，甲方应向乙方缴纳代理费人民币7000元。”该条款后由司国成书写“租金各50%分成”。落款处，被告在甲方签字，司国成在乙方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处签字，未加盖印章，未填写日期。 2010年12月17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受理机关为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及标的15万元，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乙方委派单鸣姝、司国成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和金额见双方特别约定条款；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及差旅费等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乙方一份存卷；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或）加盖公章，自2010年12月17日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律师完成委托项目法律服务或双方解除本合同时止。该合同第十二条为“其他特别约定：1.律师代理费元，以方式支付，支付时间为合同生效之日；或者按计算，在给付。2.律师工作费用的支付方式：。”除“2.律师工作费用的支付方式：。”下划线处由司国成书写“由甲方直接支付”外，其余下划线部分均未填写。在“第十二条其他特别约定：”后，由司国成书写“按执行标的30%取费”。落款处，被告在甲方签字，乙方加盖有原告的业务专用章，未有代表签字。 2011年5月23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因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聘请乙方的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受理机关为通州法院，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乙方委派司国成作为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乙方律师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行政、司法、鉴定、公证等部门收取的费用及差旅费等费用应当由甲方承担；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存卷；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2011年5月23日之日起生效，至乙方律师完成委托项目法律服务或双方解除本合同时止。该合同第五条为“律师代理费，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和金额见双方特别约定条款”，条款后由司国成书写“按胜诉额的30%收取（执行到位时给付）”。第十二条为“其他特别约定：”，后无具体内容。落款处，被告在甲方签字，乙方加盖有原告的业务专用章，未有代表签字。 2007年10月24日，本院立案受理孙进山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审理中追加杨海如为被告，于2008年3月31日作出（2007）通潮民一初字第0725号民事判决，驳回孙进山要求顾志祥立即返还塔吊或按现有价值给付价款，并按每月2500元的租金标准支付从2002年10月15日起至判决之日止的租金的诉讼请求。孙进山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7日作出（2008）通中民一终字第05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进山提出申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3日作出（2008）苏民一申字第1204号民事裁定，指定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3日作出（2009）通中民再字第001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中追加通州市平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同时查明杨海如已于2009年5月21日死亡，孙进山明确表示不需要追加杨海如的法定继承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3日作出（2010）通民初字第0337号民事判决，驳回孙进山的诉讼请求。上述法律文书中记载的孙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均为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原名通州市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司国成。 孙进山不服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月10日作了（2010）通中民终字第158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重审。该份法律文书中记载的孙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单鸣姝、司国成。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2日作出（2011）通民初字第0703号民事判决，判决：1.顾志祥给付孙进山租金150750元；2.顾志祥赔偿孙进山塔吊灭失损失53970元；3.驳回孙进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80元，鉴定费用1750元，合计5130元，由顾志祥负担。该份法律文书中记载的孙进山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司国成、曹建中。 因顾志祥未履行生效判决，孙进山依法向通州区法院申请执行。2015年11月2日，执行到位121537.91元，其中，孙进山领款118489.91元，余款3048元转执行费。 另查明： 1.2007年10月23日，司国成向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暂收孙进山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00元，待法院开具正式发票后结算”。司国成代被告向法院缴纳了案件受理费3380元。 2.2017年4月6日，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关于孙进山诉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孙进山于2007年委托本所司国成为其风险代理，本案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两次发回重审。在第二次发回重审时，司国成通过了司法考试，受聘于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因司国成对案情比较熟悉，此案随司国成转入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由其继续承办。关于案件办结后与孙进山的结算事宜，本所同意由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统一根据委托代理合同及案件承办的实际情况与孙进山进行结算”。 本院认为，被告孙进山为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多次诉讼，期间形成的各份法律文书均载明孙进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先后为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以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证明被告孙进山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委托代理合同关系。 关于2007年被告孙进山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孙进山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应当认定签订该份合同系被告孙进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知晓合同内容。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虽未在该份合同中加盖印章，但已由该所法律工作者司国成签字，现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对此并无异议，应当认定该份合同亦为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关于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7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于2011年5月23日签订的《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被告孙进山对其签名的真实性现不持异议，应当认定签订该份合同系被告孙进山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其知晓合同内容。被告孙进山抗辩称其应司国成的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签字，根本不认识原告，未有证据佐证，且原告为被告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事实已记载于法律文书，被告抗辩称其不知情，显然有悖常理。上述两份合同均系格式合同，确有地址、账号等信息为空白未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二）标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为此，合同不因缺乏要素必然导致不能成立。根据上述两份合同内容，当事人为原、被告，标的为代理服务，上述要素满足后，已符合合同成立的条件。被告以合同存在地址、账户等信息未填写为由主张合同不成立，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述两份合同分别约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或）加盖公章自签订起生效，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签订起生效。现合同中甲方即被告已签名，乙方处加盖有原告的业务专用章，并未有代表签字。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已在合同上加盖业务专用章，现亦认可合同效力，故该两份合同对原告具有约束力，被告以乙方处未有代表签字为由认为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抗辩称原告举证的三份合同无效，但未举证证明存在上述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对其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为此，本院认为，被告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与原告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均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根据被告孙进山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的数份法律文书，可认定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已依照合同约定为被告孙进山提供了代理服务，被告孙进山应当支付代理费。 关于代理费金额的确定，被告抗辩称代理费约定为15000元，且其已全额支付，未有证据提供，本院难以采信。原告主张根据合同中手写条款按执行标的的30%收取。对此，本院认为，案涉三份代理合同均系格式合同，在格式条款中空格处填写的内容应当认定为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但在格式条款以外另行手书的条款，未经双方签字确认的，主张条款生效的一方应当举证证明合同签订时已有此约定，否则不能认定其效力。被告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第五条约定代理费为7000元，应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司国成手写的“租金各50%分成”未经被告签字确认，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为此，被告孙进山应当按照7000元的标准向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支付代理费。被告孙进山与顾志祥租赁纠纷一案，一审办结后，经历了二审、申诉、再审、发回重审，至2010年8月13日由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通民初字第0337号民事判决，均由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为孙进山提供代理服务，但双方未重新约定代理费计算的标准。参照当时的律师收费标准及江苏省现行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单独代理二审、再审、执行、反诉案件分别按照一审案件的收费标准收费，曾代理前一阶段的，后一阶段起减半”，一审代理费按7000元计算，二审、申诉、再审、发回重审各阶段的代理费均应减半，按3500元计算。至2010年8月13日判决时，被告孙进山共应支付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代理费21000元。2007年10月23日，司国成收到被告6000元，但代被告向法院缴纳了案件受理费3380元，扣减后的金额2620元应当在代理费中扣除，扣减后代理费尚余18380元。 原、被告于2010年12月17日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第十二条关于代理费约定的格式条款为空白，未填写，司国成在“第十二条其他特别约定：”后书写“按执行标的30%取费”，未经被告签字确认，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原、被告于2011年5月23日签订的《民事（行政）委托代理合同》中明确，律师代理费支付方式和金额见双方特别约定条款，但第十二条“其他特别约定：”后无具体内容，司国成书写的“按胜诉额的30%收取（执行到位时给付）”不在特别约定条款处，且未经被告签字确认，该条款对被告同样不具有约束力。在原、被告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但双方对代理费金额各执一词且均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价款或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应当根据《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的规定确定代理费金额。2010年12月17日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明确约定案件标的为15万元，据此根据规定计算，南通地区民事案件基本标准为1200元，争议财产标的1万元以下的免收，1万元-10万元（含）按3.5%收费，10万元-50万元按2.5%收费，合计为5600元。同时，办理一审继办二审诉讼案件的，按一审实际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曾代理过一审或二审继办申诉的，按一审实际收费标准减半收取。虽孙进山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原由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代理，但该案随司国成转入原告，代理人仍为司国成，对委托人孙进山而言，仍为继续代理，故应当按照继续代理的情形减半收取代理费。原告为被告孙进山代理了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通中民终字第1587号案件、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1）通民初字第0703号案件，代理费均按一审收费标准减半计算为2800元，两次合计为5600元。为此，被告孙进山应当支付原告代理费5600元。 综上，被告孙进山应当支付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代理费18380元，支付原告代理费5600元。因孙进山与顾志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随司国成从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转入原告，南通市通州区为民法律服务所同意代理费由原告与被告结算，系当事人对其权利的处分，本院不予置异。为此，被告孙进山应当向原告支付代理费23980元。被告抗辩称除6000元外，其另向司国成支付过代理费，就此未有证据提供，本院难以采信。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自2007年起委托其代理，显然与事实不符，但在庭审中原告已通过举证予以纠正，被告据此认为原告系虚假诉讼，缺乏法律依据。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孙进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代理费23980元。 二、驳回原告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76元，减半收取计338元，保全费380元，合计718元，由原告江苏金平川律师事务所负担226元，由被告孙进山负担492元（被告负担部分原告已垫付，待执行时由被告一并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676元(该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46×××65)。 审判员  张尤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黄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