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2民初6271号 原告：唐春蓉，女，196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迪，四川朝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姗姗，四川朝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龙泉驿燃灯寺公墓，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望长坡村**。 法定代表人：陈选德。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秦，四川秦和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熙源，男，194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唐春蓉与被告成都市龙泉驿燃灯寺公墓（以下简称燃灯寺公墓），第三人周熙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春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迪、周姗姗，被告燃灯寺公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秦，第三人周熙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原告燃灯寺公墓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享有燃灯寺公墓的股东资格；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1999年5月，被告燃灯寺公墓设立后因资金不足，时任法定代表人周熙源邀请原告于1999年6月24日向被告交付10000元作为入股资金，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据和出资证明书。此后，被告向原告分配红利。2004年，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周熙源因涉嫌违法犯罪，经刑事办案单位以及被告成立的核资领导小组核实，确认了原告入股被告的事实。原告入股以来，被告每年均召开股东会议、并召集股东分红，直到法定代表人由钟兴术(树）变更为陈选德后，被告停止公示经营情况及分配受益。原告认为在被告设立时，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被告也根据章程向原告签发了出资证明书。现被告否认原告的股东身份，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交的证据有： 第一组：盖有燃灯寺公墓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一份（编号0005521），盖有成都市燃灯寺公墓有限责任公司印章的出资证明书五张，尾号7722的邮政储蓄卡一张，收据载明燃灯寺公墓股资款1万元，出资证明书每份金额为1万元。 第二组：出资分配表、实收资本明细表、核资小组情况汇报、中恒司法鉴定所鉴定报告。 第三组：公司章程及法人变更申请书。 被告燃灯寺公墓辩称：1.原告的出资不是事实。原告所持编号为0005521的收据系被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周熙源违反财经纪律，私自拿出的一本空白收据而制作。该份收据早在2013年4月1日就由一名藏族人牛勇登珍持有并向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同安派出所提交，并要求派出所解决他们的问题。该纠纷在同安派出所主持下，已达成调解协议。时隔4年半后，原告将别人已经主张过权利的该份票据拿来作为证据，而且将票据背面的字迹涂抹掉，说明原告在伪造证据。2.被告属股份合作制企业。原告所持有的出资证明书，不符合《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股份证明书要件。同时，成都中院于2005年就作出了（2005）成民终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持有的类似证明书，不符合原告对被告的出资，不享有被告的股东资格。3.被告于1999年5月依法成立，注册资本23万元，股东为周熙源、何永华、陈选德，周熙源担任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2000年5月28日，公司注册资本由23万元增加到228万元，股东变更为周熙源、何永华、陈选德、赵元龙、钟兴术(树）。2011年9月，周熙源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赵元龙，股东由五人变更为四人，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被告无论是在增加注册资本，还是在变更股东的情况下，均没有体现原告的出资事实及股东身份。因此，原告从始至终均没有向被告履行任何的出资义务，原告不具有被告的股东资格，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另外，本案属于原、被告之间的股东身份确认之争，原告将周熙源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交的证据有： 第一组：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2005）龙泉民初字第1022号民事判决书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成民终字第1908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同原告类似的情形，已由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不具有股东资格。 第二组：燃灯寺公墓的工商登记档案。载明燃灯寺公墓自成立以来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变更的情况。 第三组：燃灯寺公墓财务人员骆善福的检讨书。载明，燃灯寺公墓原法人周熙源向原告出具的0005521收据系周熙源个人行为。 第四组：同安派出所关于处理牛勇登珍案件的档案材料，载明牛勇登珍等人曾于2013年就向公安部门提交过原告持有的编号0005521的收据，该票据上的权利已由公安机关调解处理完毕。 第三人周熙源述称：1.原告的出资属实，应依法认定原告的股东资格。被告成立于1999年，在成立之初因筹措资金之需，燃灯寺公墓的股东就托朋友出资入股。1999年6月24日，原告唐春蓉和案外人王政分别向被告在工行龙泉支行账户各存入1万元作为入股资金，被告为其出具了收据编号为20005521和20005520。被告向唐春蓉签发了《出资证明书》并开办了邮政储蓄卡（卡号6510XX）作为出资金额及分配红利的依据。2.燃灯寺公墓成立后，因涉及经济纠纷，被告内部的核资小组以及公安经侦部门核实，确认燃灯寺公墓的实收资本320万元，股东分配利润时也是按320万股分配红利，并非工商部门登记的228万元。3.燃灯寺公墓成立之初，按当时的政策无需办理工商登记。因刻制公章，需要出具工商营业执照，于是向工商部门办理了登记，股东及出资数额均是随意写的。此后，因发展之需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进行了第二次验资，股东就有了40多人，把所有的股份就登记在周熙源、何永华、陈选德、赵元龙、钟兴术(树）的名下，股东名字及出资金额都随便填写的。因此，工商登记的章程、注册资本变更等资料仅是为刻公章、办理银行贷款等需要，并非燃灯寺公墓内部股东的真实意思。 经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本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燃灯寺公墓于1999年5月依法成立，注册资本23万元，燃灯寺公墓章程载明的股东为周熙源、何永华、陈选德，周熙源为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2000年5月28日，燃灯寺公墓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增资扩股决议，将原注册资本由23万元增加至228万元，并增加了新股东赵云龙、钟兴术(树），同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02年10月，燃灯寺公墓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钟兴术(树）。2003年11月，燃灯寺公墓向成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分局控告周熙源侵占公款。该局委托四川恒中司法鉴定所对燃灯寺公墓的账务收支情况进行鉴定，该所于2004年1月15日作出鉴定报告，载明：经查阅企业账簿，账面记录及原始凭证反映自1999年5月24日至2001年12月21日，登记实收资本为320万元，未记录股东姓名、人数及出资额，且无任何股东转让记录。企业收到上述款项后出具的“收据”或“记账凭证”交出资人，注明“燃灯寺公墓投资款”及金额，并为出资人办理邮政储蓄卡，但均未反映出真实的出资人的姓名及相关情况。 周熙源于1999年6月24日收到原告唐春蓉交付的1万元，后周熙源以被告燃灯寺公墓名义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一份，编号为0005521，金额为10000元，载明系“燃灯寺公墓股资”，未载明付款人姓名。同时，原告持有成都市燃灯寺公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五份，每张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合计5万元，该证明书未记载股东姓名。周熙源为原告代为办理了尾号7722的邮政储银行储蓄卡一张，并由周熙源向该卡分期转入了部分资金。 另查明：成都市龙泉驿燃灯寺公墓于1999年设立，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1年变更为成都市燃灯寺公墓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8月再次变更为成都市龙泉驿燃灯寺公墓，性质为股份合作制企业。1999年2月通过的《成都龙泉燃灯寺公墓章程》载明的股东为周熙源、何永华、陈选德。2000年5月通过的燃灯寺公墓章程，载明的企业注册资本为228万元，股东为周熙源、赵元龙、何永华、钟兴术(树）、陈选德。2001年通过的燃灯寺公墓章程中载明的企业注册资本及股东情况与2000年5月通过的章程内容一致。2002年10月，燃灯寺公墓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钟兴术(树）。2008年燃灯寺公墓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选德。 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的出资入股行为是否合法。 原告认为其提交的收据以及出资证明书，均有被告的签章认可，原告的出资属实。同时，被告在其自行清理资产过程中也明确了原告的出资数额并分红。原告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系被告的合法股东。 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系周熙源担任燃灯寺公墓法定代表人期间的个人违法行为，被告从未收到原告的出资资金。另外，原告提供的收据，系转让他人并经公安机关处理终结。原告再次以该份收据作为主张权利的证据，属于伪造证据的行为，不应当达到原告的证明主张。 本院认为，被告设立时的企业性质为股份合作制，后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又再次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性质的变更导致适用法律规范的调整。本案中，被告在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目前，基于股份合作制企业性质的特殊性，我国暂无统一适用的法律规范。根据被告登记设立的地点，可参照适用《四川省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试行办法》和《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 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资格的取得有两种方式：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包括在公司成立时因创办公司或认购公司首次发行的出资以及在公司成立后新增资本时进行认购而取得，即原始股东。继受取得是因转让、继承、公司合并等原因继受取得公司股权或股份，即继受股东。从被告的工商登记情况来看，原告既不是原始股东，也不是继受股东。 《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其一半以上的股份由组成该企业的职工入股构成，职工股东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股份合作制企业作出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等重大事项的决定，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条例认定的股东包括职工股东和其他股东，同时重大事项表决应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本案中，从被告的工商登记情况来看，原告既不符合职工股东的认定条件，也不是被告章程记载的股东。 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如何认定的问题。其中，收据及出资证明书虽有被告的签章，但其记载的内容无法显示具体的出资人姓名，同时被告提交的同安派出所调解资料中，也显示该份收据曾存在交由案外人牛勇登珍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此组证据系来源于公安机关在侦办第三人周熙源刑事犯罪案件中产生，证据中所涉事实属于对周熙源刑事犯罪的认定，不能作为认定原告股东资格的依据。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出资义务。 综上，原告主张股东资格确认，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春蓉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唐春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小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