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黔2301民初2616号原告:刘卫峰，男，1972年7月9日生，汉族，兴义市温州酒店负责人，住贵州省兴义市。委托代理人：李英朋，贵州钝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瑞金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300215280329F。负责人：梅亮，系该分行行长。委托代理人：刘永吉，男，1961年10月11日生，汉族，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信贷管理部经理，住贵州省兴义市。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梁敏，女，1985年11月3日生，汉族，系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分行法律部员工，住贵州省贵阳市。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刘卫峰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兴义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刘卫峰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李英朋，被告工行兴义分行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刘永吉、梁敏到庭参加诉讼。因庭前原告刘卫峰已向兴义市公安局报案，该局于2016年3月17日立案受理、侦查，庭审后，本案判决须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裁判依据之一，故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依法裁定中止诉讼。2017年10月24日原告刘卫峰向本院提交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本院遂于2017年10月25日决定对本案恢复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卫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存款453711.25元及利息（当庭诉讼金额变更为403711.25元及利息，庭后再次变更为400000元及利息）；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是被告的储户，并办有银联卡一张，卡号为62×××25。至2016年3月2日，原告在该银联卡上尚有存款余额453807.46元。2016年3月8日，原告到被告银行取款时，发现该卡已失效。原告当即联系被告查询情况，并到兴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经调查，发现案外人冒原告之名在银行挂失补卡后，于2016年3月4日、5日盗刷原告银联卡内存款共计453711.25元，而涉案期间该银联卡及原告身份证件一直由原告本人持有，原告没有使用该银联卡进行取款、转账或消费，也没有委托他人进行取款、转账或消费。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储蓄合同关系成立并有效后，被告应当负有保障原告银联卡内存款安全并按原告的要求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现原告银联卡内存款被盗刷，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起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工行兴义分行辩称：本案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存款应是基于被告存在违约行为才可能产生赔偿存款的法律责任，但本案中被告均是按合同义务履行责任，并无实质违约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理由如下：1、原告已就其银行卡资金损失向兴义市公安局报案，该局已立案侦查并已有进展，目前已锁定犯罪嫌疑人，并在网上追逃。该案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款的规定，必须待另一案审结后，本案才能审理。2、本案存在诸多蹊跷，存在内部作案、伙同作案或相关人员以诈骗为由假告银行的可能，理由如下：（1）通常犯罪分子实施此类犯罪行为都是在最短时间一次性实施完毕，不会敢冒被受害人发现采取补救措施的风险，而该案中该账户3月4号通过快钱支付9.5万，在深圳POS消费5000元，又通过百度钱包收入5000元，3月5日后又通过挂失补卡的形式把剩余的35万支取完毕，这样的行为方式如何解释？（2）原告该账户本身办理有余额提醒服务，但2月27日却通过电话银行主动申请终止了，但原告却并未提出任何异议，甚至如他所称置之不理，这对于一个账户资金随时有较大变动的公司负责人而言，合理吗？该行为到底是谁实施的，是原告本人、公司财务人员还是所谓的犯罪分子？（3）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的身份证是拿给其亲属使用、网上银行是公司会计在使用，有如此多的关联人掌握原告如此重要的证件和账户支付信息，而且完全可以凭上述证件和信息任意支取其账户款项。综上，被告认为该案存在很大的可能性是内部作案，需要刑事侦查和刑事审理查明真相，而不能在事实不清的前提下就适用法律进行裁决，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通过民事审判厘定责任，而且在刑事案件未审结不能确定追赃数额的情况下，被害人有无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都无法确定就先进行民事判决，有违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45.37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1、3月4日其账户通过快钱支付渠道支付的9.5万元系凭账号和密码进行的支付，要求被告赔偿无任何依据。2、2016年3月4日11时38分该账户还有一笔在深圳的POS交易5000元，后于12时40分通过百度钱包收入一笔5000元，均为正常的凭密码消费交易，说明3月4日原告还在使用该卡。3、2016年3月5日该账户挂失补卡后凭原密码支付的35.88万元亦与被告无关，被告按照人民银行业务规定办理挂失补卡业务，对身份证件信息进行了联网核实，且公安提供的犯罪嫌疑人照片与原告身份证照片样貌十分相近，肉眼无法区分，依据人民银行相关业务规定，被告对客户身份信息仅负形式审查义务，无实质审查义务，而且银行也不具备进行实质审查的可能，被告业务办理无过错，也就不应产生任何法律责任。三、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避重就轻，刻意忽略原告作为持卡人根据合同应负有的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和身份证件的义务，而以持卡人保管密码的义务是银行基于格式条款的概念混同，根据民诉法对无效格式条款的明确规定，只有显失公平、存在欺诈的格式条款才会被认定为无效格式条款，而银行要求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及介质是根据市场公平原则确立的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格式条款。四、被告对客户进行的挂失补卡行为只负有人民银行明确规定的形式审查义务，无实质审查义务。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我行有违约行为，按规定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五、被告已于2016年2月27日通过95588推送短信向原告预留手机号码发送提示短信，明确告知其余额变动提醒已被取消，如非本人操作，请及时更改密码。原告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亦明确表示收到并清楚知道信息内容，被告已履行告知及风险提示义务。原告单方称取消短信提示的电话不是其本人操作，但根据被告操作规程，通过电话银行操作必须提供正确的卡号和密码，否则无法操作，原告既然主张非本人操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就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主张，否则就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其庭审主张和公安的口供作为单方的证词法庭不应予采信。六、原告主张挂失后的卡不是真实的银行卡，只有原告手中持有的卡片是银行按正规程序受理其挂失申请后按要求为其开立的，是取代原卡片的新的、有效的介质，客户基于该卡发生的交易行为必然是真实有效的，与伪卡盗刷无任何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应否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2、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存款403711.25元及利息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否获得支持。围绕本案的诉讼主张及争议焦点，原告刘卫峰向本院提交了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商友卡复印件、受案回执复印件、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银行流水账单、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刑初1329号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被告工行兴义分行提交了被告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及身份证明原件、诉讼主体情况说明原件、神奇支行营业执照、支行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支行金融许可证、刘卫峰信用卡诈骗案的立案决定书、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及询问笔录、原告开户资料复印件、原告2014年9月24日及2016年3月5日挂失补卡的资料复印件、95588客服系统向原告推送的短信记录表复印件、原告尾号为2625的账户从2016年2月22日至2016年3月5日的交易明细打印件等证据。经本院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1月26日，原告刘卫峰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开设办理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账户名为：刘卫峰，卡号为：62×××05，账户：24×××35，并设置了账户存取款密码。2014年9月24日，原告以挂失为由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补办新卡，新卡卡号为：62×××25。2016年2月27日，原告号码为133××××****的手机收到工商银行发送的内容“您尾号2625的卡2月27日10:40已通过电话银行终止工银信使余额变动提醒服务。如非本人操作，请尽快修改登录密码”，原告收到该短信后未采取任何措施。截至2016年3月2日，案涉银行卡账户余额为453807.46元。2016年3月4日至5日期间，罪犯谢喜池伙同同案犯盗用原告刘卫峰身份信息，办理挂失并补办新卡将该账户内的450000元支取，具体支取款情况如下：1、2016年3月4日罪犯谢喜池伙同同案犯“阿方”从中间业务后台服务界面在贵州兴义分行神奇支行网点通过银联转走刘卫峰卡内存款50000元，从中间业务后台服务界面在贵州兴义分行神奇支行网点通过“快钱”转账方式分9次（每次5000元）转走刘卫峰卡内存款共计45000元，从POS交易服务界面在深圳分行银行卡中心消费刘卫峰卡内存款5000元，从现金管理银企互联前置服务界面在贵州兴义分行神奇支行网点通过“百度钱包”存入刘卫峰卡内存款5000元。2、2016年3月5日，罪犯谢喜池利用同案犯提供的假的刘卫峰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贵州省贞丰支行冒充刘卫峰办理挂失补办业务，并将刘卫峰的工商银行卡（卡号：62×××25）挂失，补办一张新的银行卡（卡号：62×××54），其后，罪犯谢喜池从柜面交易服务界面以卡取的方式在贵州兴义贞丰支行营业室取走刘卫峰卡内存款150000元，从自助终端服务界面以转账的方式在贵州兴义贞丰支行营业室转走刘卫峰卡内存款200000元，从ATM交易服务界面以ATM取款的方式在贵州兴义贞丰支行营业室取走刘卫峰卡内存款5000元。上述两天，罪犯谢喜池及其同案犯取现、消费、转账刘卫峰卡内存款共计450000元，产生汇费11.25元。2016年3月9日，原告刘卫峰向兴义市公安局报案，该局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兴公（刑）立字[2016]1025号立案决定书，对刘卫峰被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2017年8月30日，罪犯谢喜池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徒刑，并责令其退赔刘卫峰人民币450000元，现判决已生效。审理中，1、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存款453711.25元，但对其中的3711.25元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认其被罪犯支取的存款金额为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450000元，银联已于2016年6月30日退回50000元，现只需被告赔偿其损失400000元及利息。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神奇支行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已由工行兴义分行承继，该行诉讼主体资格已获原告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将人民币或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根据存款人的请求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作为存款人在被告处开设办理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将存款存入储蓄机构工行兴义分行，该行作为开户行提供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给原告签署，并加盖印章对原告申请开户表示确认，并在其后向其发放了储蓄卡为原告提供了多年的储蓄存款服务，双方储蓄合同成立，形成了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该合同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储蓄存款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主张兑付其储蓄存款资金，被告拒绝兑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及第七十三条“商业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存款人或者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以及其他民事责任：（一）、无故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的规定，被告应按储蓄存款合同的约定及时兑现原告储蓄卡内存款本金及迟延履行的利息。关于被告代理人所提“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被告要求持卡人妥善保管密码及介质是合法有效的格式条款，非无效条款；已向原告履行了风险提示义务，原告称取消短信提示的电话不是其本人操作，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被告对客户秘密进行的挂失补卡行为只负有人民银行明确规定的形式审查义务，无实质审查义务，客户用挂失补办的卡发生的交易行为必然是真实有效的，与伪卡盗刷无任何关系”等辩解意见，本院认为：1、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问题，犯罪事实已查证属实，罪犯已依法判处，且判决已生效，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之一已为本院所采用，并在实际审理过程中依法适用了“先刑后民”的原则，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原告请求被告兑付储蓄存款，是居于储蓄存款合同的合同权利，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该事实和依据已在前述阐明在此不再赘述，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3、根据储蓄存款合同义务，储户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及介质的义务，被告要求原告妥善保管密码及介质的格式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并非无效条款，因原告未完全善尽该合同义务，且在收到短信提示后未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产生或扩大，存在一定过错，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部分采纳。4、被告通过短信形式向原告发送余额变动提醒被取消的提示，经已生效的在卷刑事判决书证实，确系犯罪分子所为，非原告本人操作，因被告在网上、手机业务办理程序、渠道及管理层面上的缺陷，使犯罪分子轻而易举突破被告的银行系统，篡改取消了原告的余额变动提醒业务，进而窃取了储蓄账户内资金，由此导致储户资金受损的主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5、根据银发[1997]363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取款业务管理的通知》第六条“办理个人存取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账户提取5万元以上（不含5万元）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的规定，储户一日一次性提取5万元时，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有效身份证件应是指合法的身份证件，对有效身份证件的审查即为对身份证件合法性的审查。本案中罪犯在冒充原告办理挂失补卡的过程中，全程使用的均是非法伪造的无效身份证件，被告设置身份证识别系统却未能识别真伪，使罪犯得以挂失补卡成功并支取原告卡内存款，被告未完全尽到充分足够的审查责任，由此导致原告资金受损的主要责任应由其承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原告实际损失的认定问题，根据原告提交的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复印件、银行流水账单、（2017）粤1971刑初1329号刑事判决书以及原告自认，截止2017年3月2日，原告储蓄卡内的存款为453807.46元，至2016年3月5日该账户存款余额为96.21元，共计被支取453711.25元。原告在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其被支取450000元，而向本院诉请的金额为453711.25元，根据本院对原告的询问及已生效（2017）粤1971刑初1329号刑事判决书对该事实的认定情况，原告的经济损失为450000元。关于本案原、被告对案涉储蓄存款损失的责任认定问题，原、被告双方作为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原告在被告处开设活期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将存款存入其储蓄卡，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而作为该储蓄存款合同相对方的被告，系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的具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资质的商业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及第五十九条“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健全本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被告应在信息保密、业务规则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建立健全安全的交易机制，为储户在储蓄卡交易安全方面提供充分而足够的保障义务，以保障储户资金的安全。本案中，因被告未能在储蓄卡的防伪、防盗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以及储蓄卡网上交易程序、渠道的风险防控，导致案涉储蓄卡信息和密码被犯罪分子轻而易举破译、侵入，并借此在成功取消案涉储蓄卡余额变动提醒业务后通过网上中间业务后台服务界面及银联交易方式盗取原告储蓄卡内资金，其后更是冒充储户以伪造的原告身份证到被告下属网点挂失并补办新卡，盗取了原告储蓄卡内大量资金，被告应对原告储蓄卡资金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同时，根据原告在公安机关的报案陈述及庭审中的自述，案涉储蓄卡的卡号、密码及原告的身份证件在案发前曾被多人掌握、使用，其在手机接收到余额变动提醒业务取消时，也未能及时作出反应，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而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导致犯罪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对储蓄卡资金进行盗取，未尽到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的储户义务，应对案涉储蓄卡资金损失承担次要责任。结合本案实际，本院酌情判定由原告对案涉储蓄款承担10%的次要过错责任，即450000元×10%=45000元，由被告承担90%的主要过错责任，即450000元×90%=405000元。又因庭前银联已返还原告50000元，故被告应兑付给原告的储蓄存款为355000元。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存款利息的诉请问题，因双方未对逾期兑付存款利息进行约定，根据市场上银行业的交易习惯以及《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的记载，原告在被告处开设的账户为活期存款账户，被告逾期兑付存款给原告的利息计算方式，应按照案涉储蓄存款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同期存款利率予以计算。原告储蓄卡内资金于2016年3月4日、5日先后被犯罪分子支取，故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应自2016年3月6日起算。又因银联于2016年6月30日退还原告50000元，储蓄存款本金减少，利息亦应相应调整，故本案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储蓄存款利息应分段计算为：2016年3月6日起至2016年6月29日期间的利息，以储蓄存款本金40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016年6月30日之后的利息，以储蓄存款本金35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兑付原告刘卫峰储蓄存款355000元，并以40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2016年3月6日起至2016年6月29日止的利息给原告刘卫峰；以35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工商银行同期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计算支付自2016年6月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给原告刘卫峰。二、驳回原告刘卫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53元，由原告刘卫峰承担882元，由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分行承担317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周祥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  廖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