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07民终94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元，男，1953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齐凤琴，女，1965年2月11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殿恒，男，1948年9月1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殿志，男，1963年2月1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德生，男，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殿彬，男，1949年12月12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军，男，1964年4月27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庆生，男，1945年3月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波，男，1960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有生，男，1945年12月6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殿山，男，1951年3月2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男，1971年8月23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志，男，1962年1月1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德刚，男，1970年5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守莲，女，1958年11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成广，男，1956年12月16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宝忱，男，1966年5月2日生，满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殿喜，男，1945年11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有义，男，1948年4月1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友奎，男，1956年4月14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军，男，1973年12月8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国江，男，1968年4月2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诉讼代表人:齐凤琴，女，1965年3月1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诉讼代表人:于殿山，男，1951年3月25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各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广仁，辽宁德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辽宁省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法定代表人：杨志勇，该村村委会主任负责人：孙成良，该村村委会成员。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洪全，男，1965年12月17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成文，男，1956年11月2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原审原告：于殿龙，男，1946年6月29日生，汉族，农民，现住辽宁省凌海市。上诉人于殿恒、于殿志、于德生、于殿彬、杨国军、王庆生、张成波、杨有生、于殿山、张建、杨国志、刘德刚、张守莲、张成广、于宝忱、于殿喜、张有义、张友奎、杨军、杨国江、齐凤琴、杨国元因与被上诉人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周洪全、张成文、原审原告于殿龙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1民初177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诉讼代表人齐凤琴、于殿山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仁、被上诉人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孙成良、被上诉人周洪全、张成文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于殿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殿恒、于殿志、于德生、于殿彬、杨国军、王庆生、张成波、杨有生、于殿山、张建、杨国志、刘德刚、张守莲、张成广、于宝忱、于殿喜、张有义、张友奎、杨军、杨国江、齐凤琴、杨国元上诉请求：一、撤销凌海市人民法院（2018)辽0781民初2060号民事裁定；二、确认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定的“荒山承包合同”无效；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上诉理由：一、上诉人告诉此案，原告主体适格。一审称上诉人不具有原告资格错误，驳回上诉人起诉错误。本案核心问题，涉及的是自留山的效力，自留山的使用权及国家关于自留山的法律政策。上诉人是原上沟村五组村民，1984年时，上沟村按国家政策以组（原生产队）为单位给村民分的自留山。“三道梁、大庙子”山地属三组所有，作为自留山。上诉人的自留山被划分在这里，村上给各户发放了有锦县人民政府公章的自留山使用证，写明自留山使用权归农户长期使用。分自留山及长期使用的是公开的。被上诉人周洪全、张成文也都在自己组分的自留山、上诉人拥有自留山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自留山证是政府制作发给上诉人的，标明了面积。虽没写四至，但谁家挨谁家村民都知道，种地知道地界地边这是农业生产的常识，也是自古以来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习惯。因此，自留山证上虽未标明四至，但村民自留山的位置，自己都是十分清楚的。对于自留山的效力，1984年至今虽三十多年，但国家没有自留山政策作废，收回自留山的文件；没有将自留山按责任田、责任山可以向村民发包、收取承包费的文件。因此，国家的自留山政策没有变，上诉人分得的自留山使用权继续属上诉人所有。2008年时上梨峪村当时的书记兼村长周洪财对村民的自留山打起了歪主意，妄图收回自留山，然后发包向村民收钱。违法让村民上交自留山证（扣留大部分村民留山证不退回）。在去凌海市相关部门咨询自留山政策仍然存效，自留山证仍然有效后,竟蒙骗村民，将村民在自留山内开荒地开会发包给170户村民，违法向村民收取承包费。而对于开荒地外剩余的自留山则借机秘密的发包给周姓家族亲属。为防止上沟村民知道，被上诉人村委会抛开上沟村在职会计张成武，秘密找别的村会计杨树田在被上诉人（第三人）周洪全家写合同。合同名称将村民自留山写为“荒山”。这是2008年时以周洪财为首的被上诉人村委会搞的违法活动，全上沟村村民的自留山被周姓家族亲属秘密瓜分了（周洪财自己包了一片，周继昌是周洪财的父亲，周洪起是周的哥哥，周洪全是周弟弟，还有周的妹夫，外甥都包到了，而普通村民则没有一户承包的）。上诉人在五组“三道梁、大庙子”的自留山被上诉人村委会秘密包给了被上诉人周洪全、张成文了。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搞的“荒山承包合同”是秘密的，从未公布过，上沟村民不知道。是2017年上沟村引进光伏项目占用部分村民自留山施工时，被上诉人（第三人）周洪全出面阻挠，说有承包合同，村民才知道被上诉人村委会将自留山秘密包出去了，上诉人才知道被上诉人村委会将上诉人在“三道梁、大庙子”剩余的自留山秘密发包给被上诉人周洪全、张成文（第三人）了。被上诉人村委会将上诉人的自留山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直接侵害了上诉人自留山使用权，与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正因如此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上诉人告被上诉人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订的合同无效。上诉人不仅拥有诉权，而且原告的主体适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的四项规定。而一审（2019)辽0781民初（1777）号裁定认为上诉人没有当原告的资格，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实是罔顾事实，违反法律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实属错判。二、此裁定在如下问题上的认识与做法是错误的。1.开庭时被上诉人（第三人）未说几句话，所说之言只是围绕合同效力的发言，根本没有合同无效只有《合同法》规定的五种情形等以下长篇发言。该裁定书这段被上诉人（第三人）陈述是对凌海法院（2017)辽0781民初2671号判决的抄袭。这段话是被上诉人（第三人）上次委托的代理人说的。然而，这次开庭被上诉人（第三人）没有代理人。明显看出该裁定将上次代理人说的话安在了被上诉人（第三人）身上。该裁定书中这段被上诉人（第三人）陈述是抄袭，造假、这是违反审判纪律的。2.在证据采信上，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是记载，但不做采信不采信的表态。原一审对上诉人的证据表态“以上证据与本案有直接关系且源合法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而此审却不表态，更加看出此裁定违反审判纪律，违反证据规则。3.在开村民会研究的开荒地承包上，与将上诉人的自留山以“荒地”名义发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上故意搞混淆。(1)被上诉人村委会对村民在自留山范围内开荒地开村民代表会研究了怎样发包的事，同全村170户村民签订了“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这是一个事。(2)然而，对村民的自留山从未开过村民或村民代表会，从未开过收回村民自留山的会，未有过收回自留山的程序，村民从未收到过收回自留山的补偿款。被上诉人将村民的自留山发包给周姓家族亲属是以荒山名义发包的，与170户村民签的“四荒及果树合同”不是一个内容，是两码事。开庭时上诉人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提供了证据，但该裁定却视而不见，故意进行混淆。被上诉人与170户村民签的合同是自留山中的开荒地，名称叫“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合同是上沟村会计张成武写的，经过了公证，是公开的，村民知道。而被上诉人同被上诉人（第三人）签的合同是村民自留山中开荒地以外的自留山，名义叫“荒山承包合同”。合同是另外村会计杨树田写的，未经过公证，是秘密写的，从未公开过。村民不知道。开庭时，上诉人对此说得十分清楚，提交了证据。然而，该裁定用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手法将非法发包村民自留山的违法行为，妄图变成合法行为。对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的合同进行混淆，说成与百余户村民的合同格式相同。对此开庭时上诉人提交证据，进行了说明，即被上诉人与一百多户村民签的合同，名称是“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使用的是绿色格纸，是上沟村会计张成武写的，经过了公证，是公开的。而将开荒地块以外剩余的自留山发包给了被上诉人（第三人），使用的名称是“荒地承包合同”，使用的是褐色红格纸，是外村会计杨树田写的，未经过公证，未公开过，村民不知道。这是两种合同从形式到内容的区别。原一审对此审的十分清楚，认定开会时没自留山内容。而此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被上诉人将村民自留山非法发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的合同说成与一百余户村民的合同格式一样，也是“四荒及果树承合同”，恶意混淆。裁定书第14页这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各原告的自留山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所涉山地是否为同一片山地。”该裁定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是将两样合同故意混淆。(3)对被上诉人村委会与被上诉人（第三人）对村民自留山的违法合同与100多户村民开荒地合同故意混淆，其目的是给非法承包自留山的违法行为披上开过会的外衣，妄图使非法行为变成合法化，这也是被上诉人（第三人）进行狡辩的阴谋目的。而一审对此问题认识不清，起到了支持违法行为的不良作用。三、违反证据规则，违反程序。民诉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都规定了自认原则。本案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拥有自留山，没召开过收回自留山，没开过发包村民自留山村民代表会，被上诉人（笫三人）承包合同中的荒山与村民自留山范围重叠，开庭时，被上诉人对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的合同违法无效等问题都承认，自认。被上诉人（第三人）对合同中荒山与上诉人的自留山范围重叠在开庭时也是承认自认。但该裁定却视而不见，不按证据规则予以确认。在明知被上诉人将村民的自留山发包给第三人的情况下，却别有用心地写出“无法确认所涉山林地是否与原告自留山为同—片山地”。该裁定这种做法违反证据规则，违反程序。四、适用法律错误。1.国家的自留山政策，使用权归农户，长期有效。对村民的自留山是不允许收回向村民发包的。被上诉人将村民的自留山背着村民发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这种行为就是违法。作为法院应该懂得这方面法律常识。而该裁定在对待被上诉人将村民自留山发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的问题上却是非不辩、对错不知，法律不掌握，不知道被上诉人发包村民自留山的行为违法，合同无效。反而极力维护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的违法无效合同。该裁定书第13页这段另查明，上梨峪村委会将“发包给村民的开荒地块以外剩余的部分自留山范围发包给了本案被上诉人（第三人）和另案第三人”，这说明该一审是知道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的合同中的荒山就是村民的自留山。那么，法律允许村委会将村民自留山向部分村民发包吗？合法吗？被上诉人是背着村民秘密搞的勾当，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将村民自留山进行发包也是违法的，是对村民自留山的权益的侵害，对国家法律政策的违反。而该裁定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认定合同无效，反而极力维护。充分说明，该裁定在此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2.该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错误。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上诉人拥有自留山使用权，自留山使用权受国家法律政策保护。被上诉人将上诉人的自留山发包给被上诉人（第三人）违法，直接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此案与上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上诉人向人民法院告诉此案，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无效，拥有诉权，符合民诉法第119条四项规定，上诉人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而该裁定却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同民诉法第119条相悖，适用法律错误。五、此案经过一、二两级审理，都没有认定原告主体不适格，驳回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作为当事人也未提出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诉求，这就看出认为上诉人没有原告资格是一审法院独出心裁这样做的。一审法院明显违背事实和法律，在上诉人原告主体适格十分清楚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认为就是想从根上剥夺上诉人的诉权，偏向被上诉人，维护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之间的违法行为。一审裁定不公正，是故意违反事实和法律，枉法裁判。请二审依法撤销该裁定，确认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第三人）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无效，维护上诉人自留山使用权的合法权益。周洪全、张成文辩称，我们意见一致。我们的合同是合理合法的，没有其他背着人的合同和行为，我们是和屯里170户公开写的合同，合同程序合法。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主体适格。村委会和周洪全、张成文、周洪全、张成文、周洪财、于宝永等人签订的合同是错误的，我方同意上诉人意见。原审原告于殿龙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于殿恒、于殿志、于德生、于殿彬、杨国军、王庆生、张成波、杨有生、于殿山、张建、杨国志、刘德刚、张守莲、张成广、于宝忱、于殿喜、张有义、张友奎、杨军、杨国江、齐凤琴、杨国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周洪全、张成文签订的四荒及果树地承包合同无效，并由被告和第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原告均为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原上沟村）五组村民，争议的荒山坐落于上沟村，当地称“三道梁”、“大庙子”，统称“王园子”，归该村五组集体所有。1984年，按照国家政策将荒山作为自留山分配给本村各户经营，用做拾柴禾、打草等，大多数户都取得了由原锦县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留山（滩）使用证》。该证上载明了“发证单位：锦县人民政府”、“填发单位：锦县三台子乡人民政府”、“日期：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并填充了持证人的姓名、住址、座落及面积。但发证当时，村委会负责人和各户的人员并没有到荒山现场进行实地划分和测量，对于各户的具体位置、四至和面积村委会也没有记载。自留山证的尾页载明：“自留山（滩）是属于农民个体经济的一部分。它和自留地一样，地权公有，林权己有，长期使用，允许继承，限期绿化，超期罚款。不准开荒种地、挖土、采石、埋坟建房，出租和买卖。自产树木允许自行采伐，可以自用或凭自产证销售。现原告们的自留山证基本已经不在。各户在分得自留山后亦没有进行开发，处于放任状态。原上梨峪村上沟屯有很多村民开垦了多片零星的开荒地。”但开荒的位置均未受自留山证范围的限制，均是依据自己的意愿和方便程度自行进行。2007年11月30日，被告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为了发展林业生产、更好的利用现有资源，绿化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决定将原上沟屯的四荒及果树地发包，故制定了承包方案，并将该方案报请三台子镇人民政府批准。2007年12月12日，三台子镇人民政府对此事予以批示。此后从2007年12月2日到2008年1月27日共召开了3次全体村民代表大会，2次村“两委”会，张贴了两次公告。从研究四荒的承包方案、承包步骤、承包的年限、承包的价格、承包合同的格式等项内容进行了完整的公开讨论，并确定了最终的方案。方案中规定，村民各自开垦的荒地都由自己承包，和村委会写一份合同，缴纳承包费。但整个研究过程中均没有明确提到原自留山证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研究的均是“四荒”的发包问题，每次会议都形成了会议记录。2008年1月25日，被告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周洪全、张成文签订了《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该合同使用的是村委会已经统一打印后的样式。其中的手写部分由西沟屯的会计杨树田当场书写。签合同当时现场有时任村委会领导和其他村民在场。合同约定承包期限30年，即从2008年1月25日起至2038年1月25日止，承包费1000元。四至范围：“三道梁北坡、南至正梁、西至大庙子阴坡（不能占领他人地界）、北至义县里流水分界，开荒地不在承包荒山之内”。该合同签订后于2008年12月25日在凌海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另查明，该村一百余户村民于2008年1月25日也同被告凌海市三台子镇上梨峪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规定了承包期限、承包费等。该合同与被告和第三人承包合同格式相同。这些农户承包了当时在自留山上自行开荒的地块，而无论这些荒山是否是开垦在自家自留山范围内都与村委会签订了书面合同交纳了承包费。发包给村民的开荒地块以外剩余的部分自留山范围发包给了本案第三人和另案其他第三人。合同订立后，各方均无纠纷发生。2017年度，上沟村引进光伏发电项目，需占用该组的荒山。在商谈征地时，第三人提出该荒山一部分已经村委会通过合法程序取得经营权，因为荒山的经营权问题第三人与村委会及原告等发生纠纷现原告诉至法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利益，将本归村小组所有的各户经营的具有自留山证的自留山当做荒山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发包给了第三人，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作为原告起诉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应该是由于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与案件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绝大部分提起诉讼的村民虽主张分得自留山，但并未提交自己的证据，被告村委会及原告等村民均主张该自留山证在2008年由村委会收回，经村委会丢失。个别村民持有自留山证，自留证上写明自留山座落位置及面积，但未标明具体明确的四至。村委会对于各组自留山四至及各户村民具体分得的自留山具体位置及四至，均没有原始记载，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各原告的自留山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所涉山地是否为同一片山地，也就无法确定原告自己的民事权益是否受到了侵害，同时也就不能确定本案原告是否有资格以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杨树元、齐凤琴、于殿恒、于殿龙、于殿志、于德生、于殿彬、杨国军、王庆生、张成波、杨有生、于殿山、张建、杨国志、刘德刚、张守莲、张成广、于宝忱、于殿喜、张有义、张友奎、杨军、杨国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大部分上诉人虽然主张曾经分得自留山，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部分村民提交了自留山证，自留山证对于自留山的面积有记载，但四至记载表述模糊，仅依据自留山证无法确定准确的位置和四至。虽然被上诉人上梨峪村委会认可上诉人的观点的，但是对于二十二名上诉人分得的自留山的具体位置及四至上梨峪村委会也没能提供原始证据。被上诉人周洪全、张成文与上梨峪村委签订的《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记载的四至是“三道梁北坡，南至郑亮，西至大庙子阴坡，北至义县里流水分界”。审查自留山证和《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两者指向的荒山是否为同一处无法认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重叠或交叉亦无法认定。因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足以证明《四荒及果树承包合同》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于殿恒、于殿志、于德生、于殿彬、杨国军、王庆生、张成波、杨有生、于殿山、张建、杨国志、刘德刚、张守莲、张成广、于宝忱、于殿喜、张有义、张友奎、杨军、杨国江、齐凤琴、杨国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予以退回。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卫东审判员  赵洪全审判员  王 翔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暴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