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03民初10571号原告：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黄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79976415H。法定代表人：李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升，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云上航空票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地王广场购物中心**信用代码91500000739828818p。法定代表人：龚箭，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术洪，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南，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中联公司）与被告重庆云上航空票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7年6月27日、2017年6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都中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周东升，被告云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术洪、张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成都中联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订机票的押金人民币985400元及支付占用期间利息（自起诉2017年4月28日之日起算，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订机票款人民币484910元及支付占用期间利息（自起诉2017年4月28日之日起算，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原告为一家旅行社，经常需要替游客预订机票，被告是一家从事互联网订票服务的航空票务代理公司。原告分别于2017年1月20日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预订17-18年全年机票押金人民币276000元、于2017年1月22日支付预订成都双飞机票押金人民币200000元、于2017年1月22日支付17-18年拉萨计划位押金人民币509400元（分两次支付、其中一次361400元一次148000元）。并于同年的1月16预付机票款149760元、于1月26日预付机票款300000元、于2月6日预付机票款35150元。共计向被告支付押金人民币985400元及机票款人民币484910元，被告在收到前述款项后并未向原告交付任何机票也未返还相应款项，故原告起诉来院。被告云上公司辩称，云上公司和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更无双方之间业务合作的合同关系。事实上云上和案外人赵倩之间有大量的业务往来，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向云上公司支付的款项是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代赵倩向云上支付的机票款，因此，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无权要求云上公司退还任何款项，本案的法律关系如下：赵倩（机票代理商）和云上之间有大量机票订票业务往来，赵倩在云上出票以后，应依法向云上支付机票价款，赵倩支付款项过程中大量委托了本案原告支付了机票价款，云上公司也根据赵倩的预定信息进行了机票出票，事实上截止目前为止，赵倩还有上百万的机票价款没有支付给云上公司，云上公司已另案提起了诉讼，我方与原告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关系，原告也从未委托我们出过任何机票，我方仅和赵倩有业务往来，业务往来中赵倩向云上订票，赵倩向云上支付机票款，云上就向赵倩出机票，本案原告诉称的款项，实际上是赵倩向云上支付的机票款，我方已经全部出票给赵倩，不但如此，赵倩还欠云上上百万机票款。请求依法驳回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银行转款业务回单、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赵倩向云上订票的QQ聊天记录、赵倩2016年10月开始的出票、打款、退票、抵款明细记录、报警记录、欠条、云上起诉赵倩的相关资料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月16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14976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3月成都拉萨4套位置”，备注：3月成都拉萨4套位置，客户附言：3月成都拉萨4套位置。2017年1月20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7600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机票押金”，备注：17-18年全年机票押金，客户附言;17-18年全年机票押金，用途：机票押金。2017年1月22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0000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机票押金”，备注：成都双飞机票押金。客户附言：成都双飞机票押金。用途：机票押金。同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36140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17-18年押金”，备注：拉萨计划位押金，客户附言;拉萨计划位押金，用途：机票押金。同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14800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机票押金”，备注：17-18年拉萨计划位押金，客户附言:17-18年拉萨计划位押金，用途：机票押金。2017年1月26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30000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货款”。2017年2月6日，成都中联公司向云上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35150元，摘要和用途均注明“机票款”，备注：17号21人，22号16人，客户附言：17号21人，22号16人。2017年2月15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两路口派出所报警记录显示：李良秀于2017年2月15日22点22分报称：在重庆市两路口，报警人李良秀自行到派出所报案，报警人称自己系重庆云上航空票务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其一个名叫赵倩（身份证号码******）的人于2016年10月在我公司订票，我公司一直是现款出票，赵倩也一直按时付款。2017年春节前赵倩通过我公司订票，票价总值120多万，我公司未收到票款，但是赵倩发微信给我员工，说已经通过招商银行将票款汇到我公司账上，并给公司员工看了其银行付款凭证，我公司以为春节期间银行扎帐，钱可能没到账，就将价值120多万的机票出了。随后，我公司发现一直没有收到赵倩的钱，就联系赵倩，赵倩称其现在没有钱，但是给我公司写了一张欠条，表示愿意还款，若未按时还款可直接起诉法院解决。广州的旅游公司邦越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玉伟，身份证号码******）、山东省泰安市诚之旅旅行社（负责人王运良：身份证号码******）、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责人李勇：身份证号码******）三个公司负责人到派出所称，赵倩在帮他们公司出机票，但是赵倩收了李勇公司机票钱保证金1787800元、收了王运良公司机票保证金230万、收了李玉伟公司机票保证金55万，春节到现在一直未出票，其三家广州旅游公司总共损失495万，三家公司都是在广州汇款给赵倩。现目前赵倩人在达州，表示愿意与报警人协商解决。民警建议三家广州旅游公司负责人可直接到当地公安局报案。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如下: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之间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其通过赵倩与被告联系，并认为赵倩就是被告公司员工，并举示了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拟证明对应被告举示的聊天记录，被告员工赵学樑说“票应该都打了，有些是后面出的，还没有寄”、“顺丰只有到付的单子所以我都是寄韵达”，拉萨祥云航空：“顺丰你到付”，然后输入的地址为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园路绿地时代云都汇1栋1013室，王迎荧收；1月份聊天记录第270页：拉萨祥云航空说：“帮我把票打出来”；第301页，拉萨祥云航空把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黄园路绿地时代云都汇1栋1013室寄到这里；拟证明双方发生纠纷之前一直是原告打款打到被告账上，再由被告直接出票给原告，并没有经过赵倩。被告直接出票给原告，且原告直接打款给被告对公账户，因此其有理由信赖赵倩就是被告公司的员工。被告质证后对其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原告认可该聊天记录是重庆云上航空票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倩之间的聊天记录，拉萨祥云航空是赵倩的注册网名，从对方提交的聊天记录可以显示，重庆云上航空票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原告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关系，原告也从未直接找被告订票，云上公司只和赵倩之间有订票的业务往来；其次，赵学樑确实是我公司员工，在对方举示的云上和赵倩之间的2017年1月聊天记录377页显示云上赵学樑在问：“这些打款怎么都是计划位”，赵倩回答：“这个你不管”，同时赵学樑又问：“公账上面好多备注的是押金，而不是我们这边已出的票款”，赵倩回答：“这个你放心”，同时又问：“三套青岛的回程有没有”，从这个内容可以看出，云上收款是收取赵倩支付的票款，至于赵倩和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为什么会根据赵倩的指定付款，跟云上无关。最后，聊天记录2016年12月第50页也显示云上公司是根据赵倩指定的地址向指定地址或指定人以快递的方式发行程单。我方类似电商，赵倩是我们的客户，其他第三方向赵倩订票，我方是根据赵倩的订单出票，和第三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综上所述，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证明原被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告收取的款项是赵倩支付的机票款，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要求被告予以退还。被告为证明其主张，举示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赵倩以拉萨祥云的名义从2016年10月5日起在云上订票的明细；2.赵倩以拉萨祥云名义向云上公司订票的聊天记录；3.赵倩2016年10月到2017年2月在云上开始出票详细清单，证明目的：1.云上和赵倩（包括其拉萨祥云航空）有业务往来，赵倩以拉萨祥云的名义在云上公司订票；2.云上公司按照赵倩订票信息，向赵倩出具共计18291272元人民币的机票；3.云上公司有权收取机票款；第二组证据：4.赵倩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2月就其在云上公司订票而向云上公司付款明细；5.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赵倩退票抵款明细；6.赵倩委托成都中联向云上航空付款的聊天记录及截图；7.欠条，证明目的：1.就赵倩的订票行为，赵倩共计向云上航空支付机票款16820474元，其中赵倩委托成都中联向云上支付的机票款共计1470310元；2.扣除退票抵款共计285210元，赵倩尚欠云上公司1185588元，以上事实赵倩出具欠条予以确认；3.云上已超额为赵倩出票，不存在收款未出票的情形，因此，成都中联公司无权要求云上退还任何款项，云上和成都中联无任何业务往来，成都中联是受赵倩之托，代赵倩向云上支付票款，成都中联代赵倩向云上付款，是赵倩与成都中联之间的事，与云上无关，成都中联无权要求云上退款。中联公司支付云上公司银行账户上的1470310元款项，中联的付款是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支付的机票款，云上有权收取该机票款，该款项包括在赵倩向云上公司支付的16820474元机票款之中。中联公司提交的7次向云上公司支付1470310元的银行付款凭据（其中，2017年1月16日149760元，2017年1月20日276000元，2017年1月22日361400元，2017年1月22日148000元，2017年1月22日200000元，2017年1月26日300000元，2017年2月6日35150元），分别体现在云上公司提交的云上公司与赵倩公司的订票往来聊天记录之中，具体如下：1、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220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149760元2、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311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276000元3、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345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200000元4、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346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361400元5、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347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148000元6、双方聊天记录：证据1.01-1.30第424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300000元7、双方聊天记录：证据2.1-2.10第43页，证明赵倩通过中联向云上公司付机票款35150元第三组证据：8.赵倩与云上公司业务往来的关系说明；9赵倩与云上公司业务往来的全部聊天记录，证明成都中联代赵倩向云上付款，是赵倩与成都中联之间的事，与云上无关，成都中联无权要求云上退款。赵倩尚未支付完的机票款，云上已经向渝中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倩支付尚欠款项。第四组证据：10.报警记录，证明目的：1.2017年2月15日，成都中联负责人与云上公司一同到两路口派出所向公安机关举报赵倩涉嫌诈骗犯罪，成都中联非常清楚赵倩不是云上公司的员工，造成成都中联的损失是在赵倩；2.成都中联向云上公司支付的款项是赵倩的收款行为，成都中联无权要求云上退款。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对证据1三性无法确认，拉萨祥云航空是不存在的，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该证据是被告单方制作，对其三性不予确认，同时该份证据自认其最后一次出票是在2月初，于2017年2月8日之前，而很明显根据被告的举证，其最后一次出票时间是2月8号，但是我方举示的业务回单附言中载明是2月15日的机票，这个可以看出，被告所说的机票已经全部出票完毕不符合实际。第三组证据中欠条及被告起诉赵倩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无法确认。对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因原告向被告付款，但被告一直未出票，因此原告找到被告的公司，被告否认赵倩是他们员工，并且说赵倩也欠他们钱，原告想可以叫赵倩一起来当面对质，被告称叫不过来，建议大家一起去报警，说赵倩涉嫌诈骗，让公安把赵倩传唤过来进行对质，所以才有了此份报警记录。我们当时是不认识赵倩的，因此报警内容是为了配合被告把赵倩叫到一起把事情弄清楚，并不代表我们承认这些钱是给赵倩的，很明显我们转的钱是给被告公司的，并不是给赵倩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原告称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成立，基于合同合意，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机票款和押金，而被告并未按约出票，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关系并返还机票款和押金。被告则认为双方之间无任何合同关系。被告与赵倩之间有买卖机票的合同关系，原告是受赵倩之托向被告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基于合同纠纷提起本案诉讼，则其应对合同关系的成立、双方就订立合同形成合意承担举证责任。其一，原告作为购买机票一方，应履行向被告提供乘机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乘机时间、往返目的地等行程具体信息的义务，原告称上述信息均是其与赵倩直接联系的，但在本院向原告释明要求其提供上述信息后，原告在规定期限内并未提供。原告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就订立合同进行过磋商且形成了合意。其二，在报警记录中，原告亦称赵倩在帮其出机票，同时称赵倩收取其机票保证金1787800元后一直未出票，该金额大于本案主张的金额，则不能排除部分保证金系其直接向赵倩支付的可能。该报警记录亦显示原告是直接与赵倩联系。其三，原告向被告支付机票押金，未举示书面合同，亦未举示双方就押金问题进行磋商、双方形成合意的证据。其四，原告称其认为赵倩为被告公司员工，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及当事人陈述，赵倩并非被告公司员工，则应结合本案证据判定赵倩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由此可见，当事人主张表见代理成立应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无代理权的行为、但所存在的代理权表象与被代理人行为直接相关且在被代理人风险控制能力范围内；第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合同需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第三，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出于善意无过失。本案中，原告仅基于此前被告寄给原告的行程单及原告直接打款给被告即认为赵倩为被告公司的员工，但本院让其提供其与赵倩之间的聊天记录，原告称无法提供，则不能证明赵倩系以被告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同时，报警记录亦显示原告明知赵倩向其出票，故无法推定原告善意无过失。因此，赵倩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原告无法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故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9017元，由原告成都中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李 弸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郑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