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9民终1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新汉，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强，广东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勇，男，197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身份证号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阮秀凤，女，197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信宜市，现住广东省信宜市，身份证号码：。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仲深，男，1966年11月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信宜市，现住广东省信宜市，身份证号码：。原审第三人：张军培，男，198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莫小庆，广东成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新汉因与被上诉人黄勇、阮秀凤、原审第三人张军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新汉上诉请求：一、撤销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金250000元及借款利息23750元给上诉人。二、判决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50000元清楚属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该250000元属合伙纠纷明显错误。首先，上诉人提供被上诉人向上诉借款250000元的《收据》作为债权凭证起诉合法合理，一审判决认为该《收据》不属民间借贷习惯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存在的证据”。由此可见，收据明显属合法的债权凭证之一。具体本案而言，上诉人提供的收据中，内容为：今借到黄新汉现金人民币250000元，期限两年……。借款人为被上诉人“黄勇”签名，从内容到形式均证实为借贷关系，根本不是一审认定的所谓上诉人交给被上诉人的合伙经营伙经营投资款。如果属于合伙投资款，请问被上诉人为何写成借款并以借款人身份签名？其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于工程合伙经营问题，上诉人已履行了投入250000元出资款，因被上诉人当时无力出资投入合伙经营，经协商，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50000元投入合伙经营，两者是不同的两笔款项。一审判决将两者混一谈，明显错误。第三，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采信被上诉人的抗辩而将本案认定合伙纠纷没有充分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如上述，上诉人提供的《收据》已充分清楚明显地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5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仅提供与上与上诉人签的《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两份证据相比较，上诉人的证据为直接证据，被上诉人的协议只是间接证据，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为大于上诉人的证据，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的证据证明为大于上诉人的证据，明显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该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黄勇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黄新汉的上诉请求。二、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法律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三、上诉人诉称的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是工程合伙合同纠纷。①上诉人的提供的《收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的时间同是2012年12月5日，时间相吻合。②且该《收据》的期限两年与《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伙经营期限为贰年时间相吻合。③因为被上诉人黄勇看到的《收据》而不是“借据”也就立即签名盖指模，该“收据”一式两份，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收执一份，按常理借贷行为和习惯，借据应在出借人手上，不应在借款人的手上，因此，上诉人提供的收据是合伙投资金额250000元。根据上述的事实，该收据中的250000元也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的《工程合伙协议合同》的出资款250000元。因此，上诉人的诉称是民间借贷不成立。请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原审第三人张军培称：1.上诉人的上诉主张理由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支持。2.我方认为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借据清楚表明是借款，该收据中注明有期限，黄勇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是承认已还款，没有借款就没有还款，印证本案存在借款事实，且黄勇未否认签名的真实性。原告黄新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偿还借款人民币25万元以及利息23750元给原告。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黄勇于2012年12月5日在原告黄新汉提供的内容为“今借到黄新汉（身份证号码：×）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元）。期限为两年，从2012年12月5日至2014年12月4日止。”的格式《收据》上的借款人栏处签名确认后交原告黄新汉收执，张某（原告黄新汉的亲家，亦是张军培的父亲）在见证人栏处签名确认。庭审中，原告黄新汉确认被告黄勇亦保存有一张内容完全一致的《收据》，且该两张《收据》是形成于同一张A4纸中的。此外，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于2012年12月5日签订了一份《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以约定双方合伙经营信宜市信能输变电有限公司（工程四队）及挂靠等相关事项。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各出资250000元，各占50%股份，还约定由被告黄勇负责办理挂靠公司的手续及资质，另约定工程队的经营期限为2年，此外，所承揽的工程项目由双方共同经营与管理、共担风险、共负盈亏等。原告黄新汉主张在签订上述合同的前十几天，其已交付合伙出资款250000元给被告黄勇，该合同是补签的。但原告黄新汉对交付事实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被告黄勇亦予以否认。此外，被告黄勇还辩称上述《收据》中载明的250000元即是原告黄新汉所交付的合伙出资款250000元，并否认其与原告黄新汉之间存在借款250000元的事实。而原告黄新汉则主张《收据》中所载明的250000元是其出借给被告黄勇的借款。此外，本院于2017年4月6日通知上述《收据》签立时的见证人张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张某未依时到庭参加庭审。一审法院另查明，被告黄勇庭审中主张因原告黄新汉急需资金周转，虽然双方未曾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但按惯例所承接的三个工程项目亦不会亏损，因此，其于2015年2月11日根据原告黄新汉的指示，从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160000元至原告黄新汉的女婿即本案追加第三人张军培的账户×中。张军培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但辩称该款是被告黄勇用于偿还所欠其的借款，并主张因其与被告黄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故借据已撕毁。而被告黄勇则否认其曾向张军培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再查明，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合伙经营信宜市信能输变电有限公司（工程四队）后，共承接了三个工程项目：一、新增白石黑石鼓配变解决五升米配变电压质量差工程，工程编号：×。二、新增白石车田配变解决旧电站配变重载工程，工程编号：×。三、新增白石四方日学校边配变解决四方田配变重载工程，工程编号：×。庭审中，原告黄新汉确认其曾参与上述工程的具体施工过程。此外，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均确认上述三个工程项目未进行结算，且被告黄勇确认签订合伙合同后只承揽到上述三个工程项目。一审法院又查明，被告黄勇与追加被告阮秀凤于2006年8月31日在信宜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现双方仍是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的身份证、《收据》、被告黄勇与追加被告阮秀凤的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且经庭审公开质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2.《收据》中载明的250000元是借款还是原告黄新汉交付给被告黄勇的工程合伙出资款；3.追加被告阮秀凤对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关于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合伙纠纷的问题。①、原告黄新汉仅以经被告黄勇签名确认的《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黄勇抗辩该张《收据》中所载明的款项250000元是原告黄新汉交付的工程合伙出资款，并提供了与上述《收据》日期相同的双方签订的《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及《证明》予以证实，以此证明本案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原告黄新汉亦确认其与被告黄勇之间存在合伙关系。②、原告黄新汉虽主张其在签订上述《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前十几日已以现金形式足额交付工程合伙出资款250000元给被告黄勇，但原告黄新汉对其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而被告黄勇予以否认。③、原告黄新汉对于被告黄勇亦执存有一份内容完全一致的《收据》的原因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被告黄勇作为债务人持有相同的《收据》亦不符合情理；况且，该两张《收据》是形成于同一张A4纸中的，收据的内容亦是根据原告黄新汉的意思打印好的。按照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日常经验法则，借款应以签立借据、借条、欠据或欠条的形式或者完全不写抬头的字据形式来确认借贷关系。④、结合原告黄新汉提供的现有证据、其所主张的借贷金额及在庭审中的陈述等事实综合判断，不足以证实原告黄新汉确曾出借250000元给被告黄勇的借贷事实。⑤、综合《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及《收据》的签订日期均为2012年12月5日，且该份合同中约定的合伙经营期限与收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均为两年。况且被告黄勇辩称的签订《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当日收到原告黄新汉交付的工程合伙出资款250000元后，同日签立《收据》给原告黄新汉以确认收款事实的主张，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上，原告黄新汉仅以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黄勇依据合伙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被告黄勇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黄新汉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故本院采信被告黄勇的抗辩。因此，本案应按照合伙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二、关于《收据》中载明的250000元是借款还是原告黄新汉交付给被告黄勇的工程合伙出资款的问题。如前所述，原告黄新汉仅以被告黄勇签名确认的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而被告黄勇已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抗辩，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结合日常生活经验，被告黄勇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黄新汉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原告黄新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曾于2012年12月5日出借250000元的借贷事实，故本院确认《收据》中载明的250000元是原告黄新汉交付给被告黄勇的工程合伙出资款。三、关于追加被告阮秀凤对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因本院认定原告黄新汉提交的《收据》中载明的250000元是其根据《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的约定交付给被告黄勇的工程合伙出资款，在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均确认未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原告黄新汉无权向被告黄勇主张权利。因此，原告黄新汉请求追加被告阮秀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主张，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黄勇于2015年2月11日从其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160000元至追加第三人张军培的账户×中的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因被告黄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笔款项是根据原告黄新汉的指示转账给追加第三人张军培，原告黄新汉亦否认其与该笔款项存在关联性，且追加第三人亦抗辩该笔款项是其与被告黄勇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此，被告黄勇抗辩该笔款项是支付给原告黄新汉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处理，由被告黄勇另寻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原告黄新汉仅以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且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黄勇之间存在借贷的事实，故其诉请被告黄勇偿还借款本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又因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未对合伙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无法确定合伙经营期间是否发生盈亏，更无法确定被告黄勇是否应承担清偿责任，故在本案中依法对原告黄新汉与被告黄勇之间的合伙纠纷未能作出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新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06元，由原告黄新汉负担。二审中，上诉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予以采信。本院认为：综合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涉案的250000元是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二、阮秀凤对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关于涉案的250000元是借款还是合伙出资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由此可见，收据明显属合法的债权凭证之一。涉案《收据》的内容为“今借到黄新汉（身份证号码：×）现金（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元）。期限为两年，从2012年12月5日至2014年12月4日止。”黄勇在《收据》上的借款人栏处签名确认后交黄新汉收执。从《收据》的内容看，清楚地写明借款人是黄勇，借到黄新汉现金250000元，期限为两年。因此,涉案《收据》从内容到形式均证实为借贷关系。黄勇也承认当日收到黄新汉现金250000元，只系抗辩该笔款是黄新汉交付的工程合伙出资款，其提供的主要证据是黄勇与黄新汉签订的《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虽然《工程合伙议合经营协同》及《收据》的签订日期均为2012年12月5日，且该份合同中约定的合伙经营期限与收据中约定的借款期限均为两年,但黄勇辩称签订《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当日收到黄新汉交付的250000元就是黄新汉的工程合伙出资款，同日签立《收据》给黄新汉是确认收款事实的主张，不足以推翻《收据》所证明的事实。综上，黄新汉以《收据》作为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黄勇依据《工程合伙经营协议合同》提出抗辩，黄新汉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黄勇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足以证实黄新汉出借250000元给黄勇的借贷事实，故本院对黄新汉的主张予以支持，对黄勇的抗辩不予采信。二、关于阮秀凤对本案债务是否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属于上述除外的情形，黄勇的借款250000元，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债务，属夫妻共同债务，黄勇、阮秀凤应共同偿还。黄新汉请求黄勇、阮秀凤偿还借款本金250000元，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双方在借据中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黄新汉主张借款人黄勇、阮秀凤自逾期还款之日（2014年12月5日）起按照年利率4.75%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新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0983民初2345号民事判决；二、限黄勇、阮秀凤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黄新汉偿还借款250000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75%计，从2014年12月5日起计至还清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0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06元，均由黄勇、阮秀凤负担。黄新汉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406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莫 挺审 判 员  龙光新代理审判员  赖慧嫦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陈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