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402民初5065号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珠海市吉大房。负责人：毛育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添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理赔部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亮，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理赔部员工。被告：房永权，男，汉族，1969年6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伟，男，汉族，1971年6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房永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7）粤0402民初10800号民事裁定，驳回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的起诉。该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并提出上诉。2017年5月8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4民终1315号民事裁定，撤销上述一审裁定并指令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亮和被告房永权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因本次事故产生的保险赔偿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原告应向被告赔付保险金41300元；二、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被告房永权就其名下粤Ｃ×××××号车向原告投保，保险期限为2013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5日。2013年5月22日，该车停放于珠海市××××区×××花园××栋地下车库被雨水淹没，造成车辆全部受损的事故。双方对该事故属于保险责任、标的车全部损毁等事实无争议，但对于本次保险事故产生的保险赔偿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具体状态，即原告应向被告赔付的保险金数额存在争议。为明确保险事故造成标的损失的情况，原告曾向法院提起损失数额确认之诉，并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对该车实际损失进行鉴定。珠海市诚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评估报告，结论为粤Ｃ×××××号车在该事故中的损失为41300元。为解决双方纷争，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即确认原、被告因本次事故产生的保险赔偿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为：原告应向被告赔付保险金41300元。被告辩称，二审法院不应指令本案继续审理。本案在2015年已经过审理，当时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之后，二审法院驳回了原告提出的上诉。原告无论从实质内容、诉讼名义、诉讼请求以及诉讼标的，当事人都是相同，构成恶意重复起诉。本案审理违反了两审终审、一事不再理的法律规定。本院（2017）粤0402民初10800号民事裁定中也有说明。被告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已经立案。被告认为通过保监会来监管保险公司，现在保监会还没有给被告解决。原告有欺诈行为，被告有光盘资料。按照《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和保险公司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12月29日，被告就粤Ｃ×××××号车辆在原告处投保了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保险期限自2013年1月6日0时起至2014年1月5日24时止。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的“新车购置价”以及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均为118300元。该保险单“明示告知”一栏内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投保单、保险单、批单、特别约定及保险条款组成……3、详细阅读本保险单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等。该保险单“特别约定”一栏内另打印附加有内容，但第9条及以下内容与“明示告知”一栏内原有内容相互重叠，难以辨认。原告称其中特别约定第9条为：本保单车损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33124元，第10条为：本保单出险时以该公司核价为准，发生部分损失时按副厂件或旧件赔付，发生全损时按车辆实际价值赔付。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A04H01Z02090923）》，其中总则部分第三条约定：本保险合同为不定值保险合同。保险人按照承保险别承担保险责任。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保险金额部分第十条约定：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从下列三种方式中选择确定，保险人根据确定保险金额的不同方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确定。本保险合同中的新车购置价是指在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被保险机动车同类型新车的价格（含车辆购置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根据投保时保险合同签订地同类型新车的市场销售价格（含车辆购置税）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无同类型新车市场销售价格的，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二）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本保险合同中的实际价值是指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根据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被保险机动车的折旧按月计算，不足一个月的部分，不计折旧。9座以下客车月折旧率为0.6%，10座以上客车月折旧率为0.9%，最高折旧金额不超过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新车购置价的80%。折旧金额=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三）在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内协商确定。关于赔偿处理部分第二十七条约定：保险人按下列方式赔偿：（一）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1、发生全部损失时，在保险金额内计算赔偿，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金额后的价格确定。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合同签订地同类型新车的市场销售价格（含车辆购置税）确定，无同类型新车市场销售价格的，由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折旧金额=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新车购置价×被保险机动车已使用月数×月折旧率……（二）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或协商确定保险金额的：1、发生全部损失时，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以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的，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同时，《机动车辆保险条款》附则部分第三十七条约定：“不定值保险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保险而合同。上述保险条款的内容均没有加粗、或采取黑体、斜体等方式书写。庭审时，原告表示，上述保险条款在投保时均有送达给被告，但仅针对黑体免责条款的内容对被告进行了口头提示与说明。被告称，投保时，原告的业务员仅向其提供了保险单，未提供保险条款，也未提示、说明条款的内容。原告同时表示其提交的有关《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投保商业车险相关事项确认书》上落款“投保人”处被告的姓名是原告业务员代签。原告提供的涉案车辆《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上被保险机动车一栏内载明：新车购置价为118300元；初次登记日期为2003年12月1日；车辆实际价值为40931.8元。2013年5月22日，涉案车辆停放于珠海市××××区×××花园××栋地下车库被雨水淹没，造成车辆受损的事故。原告确认上述事故属于保险责任，且车辆已达全损状态，无修复价值。2013年6月6日，原告出具《关于车险粤Ｃ×××××案件赔偿方案》，拟定两个赔偿方案为：一、依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9条约定的最高赔偿限额，确定原告赔偿金额为33124元等；二、依据保险合同特别约定第10条以及保险合同条款第10条的规定，确定该车的实际价值为38092.6元（118300元-118300元×113×0.6%）并按此金额赔偿等。双方就理赔数额无法达成一致，被告多次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投诉。2014年11月27日，原告向被告送达《关于粤Ｃ×××××车保险理赔告之函》，认为本次保险事故应以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实际价值为限，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计算方式有如下两种方案：一、依据保险合同条款计算。根据保险条款的第十条及第二十七条的约定，以承保标的投保金额118300元，扣除折旧金额80207.4元（118300元×113×0.6%），确定涉案车辆的实际价值为38092.6元；二、参照珠海当地司法实践，根据市场走访得出的涉案车辆当年新车购置价格大约16万元，计算实际价值为51520元（160000元-160000元×113×0.6%）。综合考虑，第二方案更加有利于被保险人，故原告拟按51520元确定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并予以理赔。2015年5月13日，原告曾诉至本院，要求依法确认被告因保险事故造成车辆损失金额为5152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经委托评估，珠海市诚安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机动车损失鉴定评估报告书》，评定粤Ｃ×××××号车辆于2013年5月22日在珠海市××××区×××花园暴雨水淹后的损失为41300元。2016年1月20日，本院作出（2015）珠香法民二初字第910号民事裁定，以车辆损失金额为客观存在的事实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并提出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04民终124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粤Ｃ×××××号车的登记日期为2003年12月29日。该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显示购置日期为2003年12月23日、单价为179800元。在2017年9月29日的笔录中，对于涉案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的“新车购置价”以及车辆损失险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118300元，原告表示，该数额是根据被告2003年12月的新车购置价，依照从购车到投保的使用年限，根据保监会规定的有关折旧计算公式，按月折旧率0.6%计算而来，即根据保险条款第10条第（二）项按投保时被保险机动车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单特别约定第9条约定的最高赔偿限额33124元，属于盗抢险的赔偿限额，而非车损险。被告则表示，不清楚原告如何确定118300元的保险金额，原告也未向被告提示；关于特别约定的字体模糊，看不清楚，原告保险工作人员也未向被告提示。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原告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4民终1315号民事裁定书对此已作出分析认定，本案不再赘述。被告为涉案车辆向原告投保车辆损失险等机动车商业保险，并已经交纳了保险费，原告向被告出具了相应的保险单，故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有效。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涉案保险车辆（粤Ｃ×××××号）发生全损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原告应赔付的保险金数额。首先，原告承认涉案车辆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上的“房永权”字样的签名并非被告本人所签，而是原告业务员代签。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在原告出具保险单前，双方一致确认涉案车辆投保时的同类型车辆的新车购置价为118300元。另一方面，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被告提供了争议的家庭自用汽车损失保险条款并对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作出明确提示与说明。原告提及的在车辆保险单上附加的特别约定条款第9-11条（包括车损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33124元；出险时以原告公司核价为准，发生全损时按车辆实际价值赔付；保险事故发生在约定区域外增加免赔率10%等），字迹打印重合不清，内容难以辨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上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其次，对于保险单上注明的涉案车辆保险金额118300元具体如何确定，原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在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理赔告知函中将其解释为按投保时涉案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即按车损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一）项确定。但在2017年9月29日的笔录中，原告又将其解释为根据涉案车辆2003年12月的新车购置价扣减折旧部分确定，即按车损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二）项按投保时涉案车辆的实际价值确定。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保险条款是由保险公司预先拟定、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据此，涉案车辆保险单上记载与保险金额一致的“新车购置价”118300元，应解释为涉案车辆投保时的实际价值，已经扣减了折旧部分。因此，对于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应当以投保时的实际价值即投保单记载的118300元为基数，减去至事故发生时的折旧率进行折算。涉案车辆从购买保险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尚不足5个月，因此，涉案保险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价值可参照保险条款的约定（月折旧率为0.6%；不足一个月的部分，不计折旧）认定为115460.8元（118300元－118300元×0.6%×4），即原告应向被告赔付保险金115460.8元。最后，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退一步来讲，即便如原告在相关理赔方案中所述，涉案车辆投保时的保险金额为新车购置价。结合原告提供的涉案车辆投保单，保险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盈利性企业，明知涉案车辆的初次注册日期为2003年12月，也清楚车辆每年存在折旧，甚至在投保单中也明确标注“车辆实际价值为40931.8元”，却在接受被告投保时仍以118300元作为保险金额并以此为基数计收保险费，又不对相关保险条款向被告作出明确说明，应当视为原告作为保险公司对涉案保险车辆在投保时价值的接受。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又以涉案车辆按车龄折旧后的剩余价值作为损失赔偿金额，与法不符，亦违反合同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应向被告房永权赔付保险金人民币115460.8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2元，由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心支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莫宇兴审 判 员  谢 光人民陪审员  王道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景民张烔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