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黔05行终2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孝伦，汉族，1951年12月30日出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陈银，男，汉族，1978年12月15日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系陈孝伦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方县人民政府。地址：大方县慈善街。 法定代表人陈萍，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杨尚军，大方县林业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徐光喜，男，1957年7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徐鹏，男，汉族，1974年4月25日出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住大方县。系徐光喜之子。 上诉人陈孝伦因林权登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行初37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5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陈孝伦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银、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杨尚军、原审第三人徐光喜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鹏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12月12日，大方县黄泥塘镇安坪村村民委员会与徐光喜签订《拍卖“四荒”使用权治理协议》，约定安坪村村民委员会将野芝岩处贰佰亩荒山使用权拍卖给徐光喜，“四荒”使用权四至为东抵西河电站河面为界，南抵干长冲沟为界，西抵去河坡马路为界，北抵陈开文坟前三米到河对岸岩洞，西南角抵河坡赶场小路。后徐光喜对该荒山进行管理、绿化。1998年，陈孝伦取得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证，承包证上登记的其中一处地块为“大荒地”。2009年3月15日，大方县人民政府向徐光喜颁发了方府林证字（2009）第5224221800217-1/1号林权证，该证记载的土地坐落于大方县××泥塘镇××村水平组，四至为东抵西溪河岩头、南抵五龙山庄马路、西抵河坡马路、北抵河坡水沟。同日，大方县人民政府向陈孝伦及何万清、黄成武等人颁发了方府林证字（2009）第5224221800072-1/1号林权证，该证记载的土地坐落于大方县××泥塘镇××村大寨组，四至为东抵河沟、南抵干桥长冲山界、西抵长冲山界、北抵石井界，林地使用权人为何万清、黄成武、黄思明、黄少清、何照辉、陈开文、陈孝伦、黄明学、郝绍伦。2016年，因夹岩水库的修建，徐光喜林权证登记范围内的部分土地被征用，陈孝伦因此与徐光喜发生纠纷。陈孝伦认为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陈孝伦等9户的林权证上虽然登记有陈孝伦的名字，但陈孝伦却未实际划分得林地，陈孝伦的林地在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范围内，且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土地范围与陈孝伦持有的土地承包证上登记名为“大荒山”的土地发生重合，大方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徐光喜的林权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损害了陈孝伦的合法权益，故诉请判决撤销大方县人民政府向徐光喜颁发的林权证。 另查明，争议土地陈孝伦称为“白马大坡脚”、“大湾子”、“乡巴岩”，徐光喜称为“白马大坡脚”、“野芝岩”。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陈孝伦主张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土地范围包含了陈孝伦的林地，且与陈孝伦承包的名为“大荒山”的土地重合，但其提交的林权证及土地承包证等证据并未体现这一事实，其述称的争议之地名称亦与其土地承包证上“大荒山”的名称不相符。经调查核实，徐光喜林权证上登记的争议土地与陈孝伦所持有的林权证及土地承包证登记的土地范围亦无交叉重合。故大方县人民政府向徐光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并未影响陈孝伦的权益，陈孝伦与大方县人民政府的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其无权提起诉讼。综上，陈孝伦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人民法院对陈孝伦的起诉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对徐光喜述称陈孝伦的起诉已超起诉期限的意见，因徐光喜并未举证证明陈孝伦知晓大方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行为的时间，故对该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陈孝伦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全额退回陈孝伦。 陈孝伦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大方县黄泥塘（镇）安坪村委会拍卖的“四荒”使用权治理协议》属无效协议，一审裁定认定第三人徐光喜因此而取得相应的四荒地的使用权，系事实认定错误。2、原审第三人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侵害了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权利来源不合法，登记程序不合法，依法应予撤销，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向第三人办法林权证的行为并未影响上诉人的权益，原告与被告的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包含了上诉人陈孝伦所承包的“开荒地”的部分，开荒地是村民承包荒山并且经过开垦后分得的地块，一审中将“开荒地”误记为“大荒地”错误；其次，徐光喜所持林权证的权利来源不明。3、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各组证据之间出现多处重要时间节点矛盾、签名册涉嫌伪造的情况，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已对该类情形作了充分阐述，有关情况可查阅庭审笔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黔西县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2行初37号行政裁定书，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判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陈孝伦向本院提交了录音光碟及录音记录一份，用以证明：徐光喜与李勋益家搭伙把上诉人家的山占走了。 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这个录音根本不能证明上诉人持有的林权证和原审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上的林地有交叉重叠，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徐光喜质证意见：该证据是假的，李兴乙老书记早就去世了，一审法院去看过现场的，和原审第三人提交的材料是吻合的。光盘内容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也不知道，与林权证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上诉人陈孝伦提交的录音光碟无法听清录音内容，且无法体现录音对象的身份，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陈孝伦与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原审第三人徐光喜颁发林权证的行政行为有无利害关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之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上诉人陈孝伦主张原审第三人徐光喜持有的林权证登记的林地范围包含了上诉人的林地，且与上诉人土地承包证的“大荒地”有重合之处，但其提交的林权证及土地承包证等证据并未体现这一事实。上诉人称本案争议之地名称为“白马大坡脚”，经原审法院对双方确认的地名为白马大坡脚的争议地进行现场勘测，该争议地处体现了陈孝伦等9人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也体现了徐光喜林权证范围内的林地，该争议地范围内二林权证上登记的林地并无交叉重叠之处，故被上诉人大方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徐光喜颁发林权证的行为并未影响上诉人陈孝伦的权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颁证行为无利害关系，其无权提起诉讼。对上诉人提出的一审中将“开荒地”误记为“大荒地”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陈孝伦的土地承包证将“开荒地”涂改为“大荒地”，经与上诉人陈孝伦提交的土地承包证原件核对，其承包证上确实有涂改事实，且上诉人陈孝伦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中自称原审第三人徐光喜林权证上的林地与其土地承包证内“大荒地”地块重合。因此，对上诉人陈孝伦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此外，上诉人陈孝伦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系针对被上诉人对原审第三人颁证行为的效力而提出，但根据本案实际案情，因上诉人陈孝伦与本案所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无诉讼主体资格，在认定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时即应驳回其起诉，无需在本案中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等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陈孝伦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对上诉人陈孝伦的起诉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裁定将“大荒地”误写为“大荒山”属笔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杨静梅 审 判 员 赵 娟 审 判 员 吴 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法官助理 洪运佳 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