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2801民初7号原告：帅家华，男，1972年11月15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恩施市人，住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明祥，湖北五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艳琼，湖北五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黄彪，男，1965年4月13日出生，土家族，湖北省建始县人，现住恩施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民森，建始县业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黄维江，男，1973年4月19日出生，土家族，湖北建始县人，现住恩施市，原告帅家华与被告黄彪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3日作出（2019）鄂2801民初476号民事判决，被告黄彪不服，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7日作出（2019）鄂28民终1519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前述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因黄维江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帅家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明祥、黄艳琼、被告黄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民森、第三人黄维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帅家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黄彪向原告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35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自2017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退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判令被告黄彪赔偿原告的误工费、差旅费损失5万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0月原告与黄维江相识后被告知其表兄黄彪在贵州省纳雍县承包了大量公路修建工程并正在寻找合伙人，若原告有意向可与其一同前往考察。同年12月，原告与黄维江开车前往贵州省纳雍县与被告黄彪见了面，被告黄彪告知原告其可以在该县承包上百公里的组组通公路工程，但每公里需要交纳1万元保证金，利润每公里为七至八万元，若原告欲承包该工程，需先向被告支付履约保证金。原告经实地走访得知确实有村村通扶贫项目工程在该县各地实施，便拟从被告手中承包35公里公路的修建。2017年12月14日，原告先给被告付款3万元，后又两次给被告转款共计32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35万元的收据。2018年1月4日被告称其正在抓紧联系工程事宜。2018年1月7日被告告诉原告工程即将落实需要向原告借款2万元作为工作经费（2018年2月5日已偿还）。为了早日落实，原告一直在该地等被告回信，直至2018年春节前夕返回恩施。年后，原告两次赴贵州省纳雍县找到被告要求签订合同，但被告不接电话亦不与原告见面，直至2018年4月告诉原告其没有承包到工程，并承诺退还“工程履约保证金”。被告反复约期，但至今未向原告退款，故其应当退还该款、支付资金占用费并赔偿原告往返恩施与纳雍之间的误工费、差旅费损失5万元。原告帅家华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于2017年12月14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原件、中国建设银行交易明细，证明被告收取原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35万元的事实，其中3万元系现金支付，32万元系银行转账；证据二、通话录音光盘，证明被告收取原告35万元并同意退款的事实；证据三、住宿费发票、高速公路收费发票、加油费发票、餐饮费收据若干，证明因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所受的差旅费损失共计25609.10元；证据四、担保费及诉讼财产保全担保书收据，证明原告申请财产保全支出的费用。被告黄彪辩称：原、被告素不相识，原告与黄维江系朋友关系及合伙关系。2017年黄维江要求同被告签订贵州省纳雍县组组通项目工程的路面浇筑工程承包合同。原告与黄维江经过考察后以黄维江为代表与被告于2017年12月13日签订《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协议》。该合同签订后，黄维江指使原告给被告支付“工程履约保证金”35万元，被告向其出具了收条。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组织人员施工，并要求被告与发包方林胜签订的承包合同权利义务转给原告，由原告直接与林胜签订承包合同。为此，被告将相关合同权利义务转给原告并将35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黄维江，至此，被告与原告、黄维江签订的合同终止。原告与林胜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后，因原告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擅自停工，造成发包方重大经济损失。此后，原告返回恩施后以合同诈骗罪向恩施市公安局报案，后经审查未予立案。综上，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彪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证据二、被告与黄维江于2017年12月13日签订的《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协议》，被告于2017年12月14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条》照片打印件，证明被告与原告的合伙人黄维江签订了施工合同，原告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被告支付“工程履约保证金”，该行为属于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证据三、林胜的身份证复印件、林胜出具的《关于帅家华隐瞒事实、蒙骗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照片打印件、林胜向被告出具的《收条》原件两份、林胜向帅家华转账3万元的银行回单照片打印件及林胜出具的《说明》照片打印件，证明被告将其与林胜签订的猪场乡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工程合同取得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的事实；证据四、被告与黄维江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打印件、黄维江出具的《收条》、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记录、原、被告通话录音光盘，证明被告已与原告及其合伙人黄维江终止合同关系，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五、照片两张，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履行合同进行修路的事实。第三人黄维江述称：其对于原、被告之间发生的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的事不知情。当时第三人确实有意向与原告一起承包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的修建，但是被告黄彪并未具体指定所承包的路段，仅仅站在山包上笼统向第三人指定范围，但最终第三人并未实际承包到工程。原告诉称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是第三人指示其交纳，第三人对此并不知情。第三人黄维江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随后被告又向原告的合伙人黄维江转款13.5万元，向发包方林胜支付10万元材料款，被告实际只收取原告6.5万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认为该款应当退给与被告签订合同的相对方；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称不清楚是否存在“林胜”这个人；对证据四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没有承包公路建设工程的资质，无权收取“工程履约保证金”；对证据二中施工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约定不明确、不具体，且与原告无关，对关联性有异议。对收条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四中录音光盘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的经济往来与原告无关；对证据五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反映原告参与修路的事实。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施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对证据三中认为林胜陈述“施工人员弄虚作假，施工质量不合格”不属实，林胜给被告出具的收条属实，该5万元是被告指示第三人转给林胜的，该款用于偿还被告出借给第三人的13.5万元；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的材料款等与原告主张的“工程履约保证金”无关，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收条是原告向被告逼账被告喊第三人帮忙出具，但第三人并未实际收到被告的该笔款项，2万元的转账流水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在诉讼过程中，本院向恩施市公安局调取了以下证据：帅家华、黄彪、黄维江、帅家媚的询问笔录、林胜2019年1月1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黄彪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的账户交易明细、黄彪与黄维江等的微信聊天记录、林胜与黄彪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2018年5月9日林胜给帅家华转款3万元的回单、2017年12月31日帅家华、黄维江等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帅家华签订的场地出租协议、帅家华与**荣签订的钢模板出租合同、林胜出具的承诺书三份及收条两份（一份注明收到黄彪材料款5万元，另一份注明收到材料定金款5万元）、黄维江2018年6月28日向黄彪出具的收条一份（13.5万元）、黄维江2018年7月6日向黄彪出具的收条和说明。原告对上述证据综合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公安机关在调查案情时没有实地考察，只收集了各方提交的证据，上述证据不能证实被告、林胜实际向原告发包了涉案工程的事实，且从林胜与被告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约定所建公路为230公里明显与实际不符。第三人给被告出具的收条和说明，与原告无关。原告曾与第三人、章先碧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对合伙的事项并无具体约定，该合伙协议未实际履行，且该合同协议是在原告向被告支付35万元之后所签订。林胜给原告支付的3万元与本案无关，属于林胜应当另行向原告退还的保证金。林胜出具的收条、承诺书是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供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故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收取原告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综合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向黄彪支付23万元保证金，35万元保证金有12万元是黄维江出的……”与当庭陈述不一致。结合黄维江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可以证实其与原告系合伙关系。林胜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以及原、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有关，原告与第三人实际上承包了工程，也进行了实际的施工。第三人黄维江对上述证据综合发表以下质证意见：第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是真实的；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涉及合伙出资情况与争议的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无关。经审查，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四，真实、合法，且与待证事实相关，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四中的录音光盘未附文字，未说明制作时间，制作人及复制件来源，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与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无关，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证据四中除录音光盘之外的其他证据，结合各方陈述及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所作的笔录，能够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本院亦依职权从公安机关进行了调取，随后一并进行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五未说明拍摄人、拍摄时间、拍摄地点等，不能直接反映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帅家华、黄彪、黄维江、帅家媚的询问笔录以及黄彪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黄彪与黄维江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9日林胜给帅家华转款3万元的回单、帅家华、黄维江等三人签订的合伙经营协议、黄维江给黄彪出具的收条两份，能够相互印证，予以采信；本院调取的其他证据，其中关于林胜给黄彪出具的收条以及二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结合被告当庭陈述及第三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帅家华手里还有一份黄彪与姓林的签订的合同……”的陈述，可以证实被告与林胜签订修路合同的事实，但关于合同签订、履行的具体情况上述证据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对相关事实不予确认。关于被告与林胜之间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是否转让给原告，原、被告的陈述完全相反。原告在庭审中否认其与林胜存在合同，针对林胜的身份，原告称不清楚是否存在此人，但又当庭认可林胜向其转款3万元的事实，可见原告的陈述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明显在故意回避相关事实。对此，本院结合被告的陈述、第三人在公安机关陈述，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以及与林胜之间就合同的转让进行过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从林胜向原告转款3万元的行为看，表明对该合同有事实上的履行行为）。由于合同转让的具体情况没有书面合同等证实，且被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对被告主张的其向林胜支付的10万元债权已经转让给原告的事实不予确认。从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原告所作的笔录看，原告陈述“之后黄维江将一份《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协议》给我看，协议是黄维江和黄彪签订的……我和黄维江一起在纳雍县购买了搅拌机、发电机、切割机等，这些钱都是我出的，黄维江说还找个人入股，我就喊我的妹夫章先碧入股10万元，我占60%的股份，黄维江和章先碧各占20%的股份……2018年我要求黄维江组织施工，黄维江和黄彪就给我们指到猪场乡猪场村上寨组施工，我喊工人清理路面……”,结合本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合伙协议以及被告提交的其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能够证实原告与第三人等三人约定合伙修建第三人从被告处承接的组组通公路的事实，且原告组织工人进行了实际的施工。第三人在公安机关对其与原告等三人合伙情况陈述“这个工程是黄彪承包过来的，沙石水泥不要本钱，根据公路距离要收我们35万元保证金，帅家华对我说，我和他一人各出25万元合伙修路，我说我没有钱，他说他借给我10万元，这样我只需要出15万元，实际上我只出12万元。后来我给帅家华说找个人入股，帅家华就找了他妹妹入股10万元，我们一起凑齐50万元。后来我们又变成了帅家华出资30万元，占60%的股份，我出资10万元，占20%的股份，他妹妹出10万元，占20%的股份……”，与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且其详细陈述原告给被告转款的经过，与其当庭陈述对该事实不知情相悖。从原告与第三人当庭陈述以及二人在公安机关陈述的情况看，二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各方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本院以各自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为准认定本案的事实。关于被告收取的原告35万元是否已经退还，被告与原告的合伙人即第三人黄维江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与此有关，故对于被告提供的第三人向其出具的收条、微信聊天记录、转款记录，本院予以采信。结合原、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以及审查确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帅家华与第三人黄维江系朋友。被告黄彪与第三人黄维江系表兄弟。2017年黄维江称黄彪在贵州省纳雍县承包有政府扶贫性质的组组通公路工程，可以将其中的30公里交给黄维江做，邀约帅家华合伙参与。随后帅家华与黄维江一同前往贵州进行考察。2017年12月13日黄彪与黄维江签订了一份《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协议》，约定黄彪将其承包的贵州省纳雍县猪场乡猪场村的组组通公路建设中的30公里交给黄维江修建，黄维江支付30公里的沙石水泥材料定金款30万元，由黄彪提供所有材料至施工现场；公路的宽度为3.5米至4.5米之间，混凝土路面厚度为15厘米，承包单价按照27万元/公里计算；黄维江将该协议告知帅家华后，与帅家华就合伙出资事宜进行协商，约定共同出资50万元承包修路（约定二人各出资25万元）。黄彪提出承包该30公里公路要向其交纳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帅家华于2017年12月14日分两笔向黄彪转款共计32万元（其中一笔为20万元，另一笔为12万元）。该32万元中有12万元系黄维江支付给帅家华的合伙出资款。后因资金不足，帅家华邀其妹夫章先碧入伙，与黄维江三人于2017年12月31日签订《合伙经营协议》，约定由帅家华出资30万元（占股60%），黄维江、章先碧各出资10万元（各占股20%）。帅家华随即将黄维江的出资款中的2万元予以退还。随后，帅家华、黄维江等购买机械设备喊工人开始在该组组通公路修建工地上施工，黄彪安排人将水泥沙石运至施工现场。因黄彪与黄维江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约定修建的公路宽度、厚度达不到当地标准，帅家华、黄维江随即停工，二人签订的合同未再履行，并进行了结算。黄彪在收取帅家华支付的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当天，向黄维江的银行账户转款13.5万元，并于2018年2月14日转款2万元，于2018年5月23日转款3万元。帅家华于2018年6月28日以黄彪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先后对原、被告及第三人等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2018年6月28日黄维江向黄彪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黄彪收取的黄维江指派帅家华经手交付给黄彪的材料款（贵州省纳雍县猪场乡猪场村组组通公路）壹拾叁万伍仟元整（135000元）现金支付”。2018年7月6日黄维江向黄彪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黄彪收取的黄维江指派帅家华经手交付的贵州省纳雍县猪场乡猪场村组组通公路材料款捌万伍仟元整（85000元），现金支付”，在该收条中注明“黄彪收取黄维江指派帅家华支付的32万元，其中有拾万元林胜退回给帅家华，余下的22万元应由黄维江收回。黄彪收取黄维江指派帅家华支付的材料款已结清，帅家华保存的32万元收据作废”。2018年12月10日被告在公安机关陈述“给林胜转的10万元保证金由黄维江等直接与林胜结算，为此还需要给黄维江、帅家华退还保证金22万元，已经给黄维江转账18.5万元，还差3万元”。另，2018年5月9日帅家华收到林胜的汇款3万元。在此之前，黄彪将其与林胜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了帅家华，且帅家华与林胜之间进行了对接，转让合同详细具体的内容无法查明。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收取的“工程履约保证金”的性质，原告庭审中称属于建设工程履约保证金，因被告不具有承包资质，无权收取该保证金，应当予以退还；被告则认为收取该款项时虽约定的名称为“工程履约保证金”，但实际上属于材料款定金，在合同签订后就转为了材料款。由于工程履约保证金是工程发包人为防止承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要求承包人事先交纳保证履行工程义务的金额，主要是担保工期和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劳务施工协议，原告在公安机关陈述“之后黄维江将一份《猪场乡农村组组通公路建设劳务施工协议》给我看，协议是黄维江和黄彪签订的……”，可见原告对于被告与第三人在该协议中约定先支付30万元的材料款定金的约定是明知的。从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协议到实际施工，该30万元材料款定金双方均未提及，可见双方已当然地认为该“工程履约保证金”的支付就是履行该协议中约定的“材料款定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履行合同。结合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的合伙情况以及第三人与被告的经济往来及结算情况，可见原告支付、被告收取该保证金的目的并非作为工程质量或者工期的担保，而是解决修路购买材料资金短缺的问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履约保证金”，应当认定为“材料款定金”。关于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履约保证金”的金额，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不一致，原告称除了32万元为银行转账之外，还有3万元为现金支付。被告否认收到3万元现金。对此，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收条时应当清楚该收条是对收款事实的确认，且被告对其出具的收条载明的金额多于其庭审中主张的金额未作出合理说明，故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以被告出具的收条认定其实际收取的金额。原告庭审中称与第三人只有合伙的意向，合伙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原告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中，对于其与第三人合伙的经过、出资的情况以及后来合伙人的加入、出资的具体数额以及所占的份额等，均有详细明确的陈述，且原告、第三人等之后又签订了书面的合伙协议，可见，该合伙协议是成立的，且已实际履行。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中关于前述“工程履约保证金”的支付或者用途、结算等应当由合伙人帅家华、黄维江等三合伙人共同决定（针对合伙人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而言），对外则由合伙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进行经营活动，但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与被告签订合同的对象是第三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被告行使该合同权利或者履行合同义务均应当与第三人进行。原告向被告支付款项，明显是基于与第三人的合伙关系和合伙人的共同意思。但该款项的支付行为对被告而言，属于第三人指示合伙人即原告代其履行与被告签订的劳务分包协议的行为。在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修路协议因故未能履行的情况下，被告应当就此与第三人协商解除合同并进行结算。从被告与第三人实际结算的行为来看，表明二人对于解除合同是共同认可的，该合同已由二人协商解除。被告于2018年12月19日在公安机关陈述“给林胜转的10万元保证金由黄维江等直接与林胜结算，为此还需要给黄维江、帅家华退还保证金22万元，已经给黄维江转账18.5万元，还差3.5万元”的陈述及被告给第三人转账的银行流水，可见被告自认该款并未结清，故其以第三人向其出具的收条提出的款项已经结清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于2017年12月14日向第三人转账的13.5万元，应当属于给全体合伙人的退款予以抵扣。关于被告给林胜交纳的10万元保证金能否抵扣的问题，被告庭审中称其与林胜签订的合同已经转让给原告，原告对此予以否认，但又当庭认可收取林胜3万元的事实。结合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内容以及第三人2018年11月15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帅家华手里还有一份黄彪与姓林的签订的合同”以及被告的陈述，可见原告与林胜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原告庭审中称其收取的林胜3万元属于林胜另行退还的保证金，但未进行合理的说明，结合其之前陈述的“不清楚是否存在此人”前后矛盾，故本院高度相信原告与被告之间以及其与林胜之间就林胜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事宜进行过协商，并且第三人知晓该事实，原告收取的该3万元款项应推定为系基于被告之前与林胜签订的合同，故该3万元应当予以抵扣。被告当庭称在原告、第三人停工后，原告要求其将其与林胜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原告并由原告直接与林胜签订合同，第三人在公安机关陈述“然后我和帅家华就找到黄彪和姓林的协商，协商结果是帅家华直接从姓林的那里接工程过来做”，由此可见，在原告受让被告与林胜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之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尚未结算完毕的款项也已一并由原告承受，是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认可的。自此，该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的退还，被告应当直接与原告进行结算，不应再与第三人进行结算，其与第三人进行结算的行为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发生抵扣的法律效果。被告于2018年2月14日向第三人转款2万元，由于该转款时间是否发生在前述提及的合同转让之前无法查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此应当负有举证责任，因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故认定该款属于被告向第三人的退款，原告作为第三人的合伙人，对原告亦发生法律效力。林胜向原告转款3万元的行为发生于2018年5月9日，该行为系前述合同转让后的履行行为，故被告于2018年5月23日向第三人转款的3万元，发生在林胜向原告转款3万元的行为之后，必定发生前述合同转让之后，故其与第三人的该笔转款行为，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应认定为系该35万元“工程履约保证金”的退款。由于原告与林胜之间是否签订了书面的合同以及相关具体内容无法查明，从举证责任承担上看，被告主张其与林胜之间10万元的债权已经转让给原告，应当由其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由于被告对此未提供证据，故其提出的给林胜支付10万元应予抵扣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取原告的款项为35万元，其已经在原告与第三人合伙期间退还15.5万元，加上合同转让后林胜退还的3万元，共计退还18.5万元，故其还应当向原告退还16.5万元。由于本案不属于合伙纠纷，故未追加另一合伙人参加诉讼，原告在取得该16.5万元的债权后则由合伙人之间内部再行结算，不影响本案的处理。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与被告有关，故对其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差旅费等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帅家华退还16.5万元；二、驳回原告帅家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帅家华负担4300元，被告黄彪负担3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至收款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恩施开发区支行，帐号：17×××04（特别提示：用途栏务必注明系某某上诉案诉讼费并将汇款凭证及联系电话提交本院或邮寄至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荣华人民陪审员  王清国人民陪审员  张友新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 记 员  田秀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