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桂0305民初2073号 原告：唐福德，男，1953年4月21日生，汉族，初小文化，务农，住桂林市临桂区。 原告：唐福嫂，女，1955年6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桂林市临桂区。 原告：唐某1，女，2005年1月8日生，汉族，桂林市临桂区学生，住桂林市临桂区。 法定代理人：赵某（唐某1母亲），女，1980年9月7日生，汉族，桂林市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在桂林市七星区。 原告：唐某2，男，2010年9月28日生，汉族，桂林市临桂区宝山小学学生，住桂林市临桂区。 法定代理人：赵某（唐某2母亲）。 四原告委托代理人：吕宏科，广西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毛春香，女，1969年2月1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务农，住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龙海，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应鸿，男，1967年3月5日生，汉族，住桂林市七星区。 被告：周兵，男，1969年2月11日生，汉族，桂林市人，高中文化，自由职业，住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刘建云，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许喜秀，女，1975年11月17日生，汉族，桂林市，初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七星区。 委托代理人：刘建云，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唐福德、唐福嫂、唐某1、唐某2诉被告毛春香、刘应鸿、周兵、许喜秀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廖诺独任审判，于2017年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福德及四原告委托代理人吕宏科、被告毛春香及其委托代理人龙海、被告周兵及其与被告许喜秀的委托代理人刘建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应鸿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福德、唐福嫂、唐某1、唐某2诉称：2017年6月10日，被告毛春香将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桂林市七星区房屋7楼楼顶雨棚工程，承包给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被告周兵。随后周兵为完成上述工程，特雇佣唐启罡为该工程提供劳务。2017年6月12日，唐启罡在毛春香夫妇家7楼顶安装水槽时，摔伤头部等部位，经抢救无效死亡。唐启罡与赵某生育一对子女，女儿唐某1于事发时年满12周岁；儿子唐某2于事发时年满6周岁。唐启罡父母唐福德、唐福嫂尚健在。事发时唐福德年满64岁、唐福嫂年满63岁，唐福德、唐福嫂共育有唐启罡等5个子女，5个子女都已年满18周岁。唐启罡与赵某于2009年12月11日离婚，离婚后唐启罡与赵某仍然一起同居，2010年9月28日婚外共同生育了儿子唐某2。自2013年起，唐启罡与赵某一直租住在桂林市七星区。赵某在桂林市七星区华诺威公司上班，儿子唐某2则在桂林市七星区学，唐启罡则在桂林市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的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周兵将需要一定资质的建设工程，雇请给无资质的唐启罡等几人进行操作。同时，被告周兵既未给唐启罡提供必要的培训，也未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备，从而直接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所以，被告周兵对唐启罡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所有赔偿责任。被告周兵与被告许喜秀系夫妻关系，案涉经济活动属于夫妻共同经营。所以，被告周兵与被告许喜秀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在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于其是否具有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中的过失。本案中，被告毛春香在明知被告周兵无高空特种作业操作资质，也未提供必要的培训和安全生产监控的情况下，仍将高空安装工作交给被告周兵完成，存在选任过错。依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被告毛春香应当为被告周兵、许喜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毛春香与被告刘应鸿系夫妻关系，案涉楼房属于夫妻共同所有。因此，被告毛春香与被告刘应鸿应当共同为被告周兵、许喜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的过错直接造成了唐启罡的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之相关规定，经核算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达925989元。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显然构成对原告的侵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周兵、许喜秀共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25989元（亲属误工费6258元、交通费3750元、死亡赔偿金566480元、丧葬费301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69381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2、被告毛春香、刘应鸿共同为被告周兵、许喜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邮寄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毛春香辩称：一、关于本案案件事实：2017年3月，毛春香将自家楼顶的雨棚加工、定作、安装工作，交由多年从事雨棚加工、定作、安装工作的周兵完成，周兵也按照毛春香的要求完成了雨棚加工、定作、安装工作，毛春香也按约定向周兵支付了工作报酬，此时，周兵与本案受害人唐启罡尚不认识，也就是说，唐启罡并未参与毛春香家的雨棚加工、定作、安装工作。2017年6月毛春香认为有必要在雨棚檐口下加装雨槽，以防止雨水直接流下屋面，于是，毛春香于2017年6月10日，又将雨槽的加工、定作、安装工作交给了周兵负责完成，双方商定，按每米40元的单价，由周兵包工包料负责完成，2017年6月12日，周兵将自己加工定作好的雨槽的安装工作，交由第三人唐启罡和另一名不知名的第三人完成，唐启罡在安装雨槽时，未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和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不慎坠落身亡。以上事实，有周兵陈述及李福松的证人证言证实。二、关于本案的法律关系：1、毛春香将雨槽加工定作安装工作交由周兵完成，毛春香与周兵之间形成加工定作的承揽合同关系，毛春香作为定作人，周兵作为承揽人，周兵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2、周兵将其承揽的辅助性安装交由第三人唐启罡完成，无论周兵与唐启罡是劳务关系、合伙关系、雇佣关系，毛春香与互不相识的唐启罡之间，都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三、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承揽合同中，发生人身损害由承揽人承担责任为一般原则，定作人承担相应责任为例外。定作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于是否是有定作、指示或选任中的过失，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中不存在过失就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四、毛春香作为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均不存在任何过失，因此，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首先，毛春香选任的承揽人是周兵，而不是互不相识的唐启罡。其次，毛春香作为定作人，将价值仅数百元的简单的雨槽加工、定作、安装工作，交由多年从事雨棚、雨槽加工、定作、安装工作的周兵完成，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再次，毛春香选任周兵作为承揽人与唐启罡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五、本案受害人唐启罡在完成周兵交给的工作时，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可以预见工作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但因其疏忽大意，以为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未采取任何有效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死亡后果的发生，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六、本案周兵作为承揽人，无论与唐启罡之间形成的是劳务、雇佣或合伙关系，均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七、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中关于唐启罡的赔偿计算标准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死亡赔偿金。唐启罡作为农村居民，无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工作生活一年以上，因此应按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原告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与事实不符。2、亲属误工费。在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认为该项赔偿是四名原告的误工损失，但是四原告中两名为学生，两名为农民，而又按交通运输行业的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损失，显然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而原告却以城镇职工建筑行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丧葬费，显然于法不符。4、交通费。根据上诉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实际发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而原告所主张的交通费却是三天去火葬场的包车费用，且无正式发票，明显与上诉司法解释不符。5、精神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唐启罡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应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6、被抚养人生活费。（1）被抚养人均为农村居民，且生活在农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计算生活费。（2）唐启罡的父母在农村有承包田和承包地，且其父亲当庭承认家中的承包田和承包地由其夫妇共同耕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条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唐启罡的父母并未丧失劳动能力，不属于被抚养人。（3）原告计算的被抚养人年赔偿总额累计超过了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原告计算结果明显与上述司法解释不符。八、原告诉请的赔偿总额未扣减被告已预付的各项费用，于法不符。九、原告诉请毛春香与周兵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本代理人认为毛春香作为定作人无任何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请法庭依法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毛春香的诉请。 被告刘应鸿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答辩材料。 被告周兵、许喜秀辩称，一、周兵与死者唐启罡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2017年3月，周兵在熟人阳庆国承包的临桂水墨御境小区塑钢窗和锌钢护栏安装工程工地做工时，通过阳庆国的介绍，认识了正在该工地上做工的唐启罡，通过互相接触、交流，俩人都觉得比较投缘，所以，俩人商定，以后俩人共同接活干，收益平均分配，做完了水墨御境小区的工程之后，俩人先后在周兵居住的村子穿山园村接了几个雨棚安装工程，所得的收入也都是俩人平均分配的。因此，周兵与死者唐启罡的关系并不像原告所说的是雇佣关系，而是合伙关系。二、唐启罡的死亡与周兵的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于唐启罡的不幸死亡，周兵没有法律上的过错，不属于法律上规定的赔偿义务人，不应承担赔偿义务。2017年6月10日，唐启罡在与周兵共同承包的被告毛春香在刘家里的34号房屋7楼楼顶雨棚工程工地做工时，唐启罡明知自己置身于高空作业，应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而其在工作中疏于防范，从楼顶摔下，不幸死亡。因此，唐启罡的死是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综上，周兵认为，对于四原告的亲人唐启罡的不幸死亡，作为合伙人，周兵感到十分惋惜，对四原告的遭遇深表同情，尽管周兵也是打工的人，但周兵仍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四原告在经济上给予8万元左右的补偿。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综合全案证据，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唐福德现年满64周岁、唐福嫂现年满63周岁，二人户籍登记均为居住于桂林市临桂区的粮农，其自陈每月每人可领取90余元农村养老保险金；其二人系死者唐启罡的父、母，二人共生育五名子女，均已成年。原告唐某2、唐某1系死者唐启罡与赵某生育的子、女；唐某2现年满7周岁，就读于桂林市临桂区宝山小学；唐某1现年满12周岁，就读于桂林市临桂区。2017年6月12日，唐启罡与另一男子前往被告毛春香座落于桂林市七星区房屋的7楼雨棚安装雨槽；当日唐启罡从该楼7楼顶摔落至隔壁三楼顶上受伤，送医救治无效后死亡，救治费用3084.97元已由被告周兵支付。被告周兵亦于2017年6月12日支付死者殡仪费用1730元及唐启罡家属的餐饮费926元，并向原告唐福德交付了28000元。后被告周兵又于2017年6月13日、15日向原告唐福德分别交付了20000元及5000元。2017年6月15日，被告毛春香、原告唐福德在桂林市星分局穿山派出所民警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协议上载明：“主要事实：2017年6月12日9时30分许，唐启罡在毛春香家桂林市七星区7楼顶安装水槽时，不慎失足，摔伤头部等部位，经抢救无效死亡。”调解结果为：毛春香出于人道主义支付唐福德20000元款。本案中，原告主张唐启罡长期租住在桂林市七星区，其经常居住地为城镇，故应按《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中的城镇标准计算各项损失，具体如下：1、四原告及赵某误工费按城镇单位在岗农、林、牧、渔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38069元／年计算12天为6258元；2、死亡赔偿金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324元／年计算20年为566480元；3、丧葬费按城镇单位在岗建筑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5020元／月计算6个月为30120元；4、交通费为原告处理死者丧事及赔偿事宜发生的三天包车费用，计3750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按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17268元／年计算：原告唐福德17268元／年ｘ16年÷5人＝55258元；原告唐福德17268元／年ｘ17年÷5人＝58711元；原告唐某117268元／年ｘ6年÷2人＝51804元；原告唐某117268元／年ｘ12年÷2人＝103608元；合计925989元。原告认为唐启罡在为被告周兵提供劳务期间遭受人身损害，被告周兵的配偶许喜秀应与其共同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被告毛春香及其配偶刘应鸿亦应承担选任承揽人不当的赔偿责任，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提供劳务者在从事劳务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主要包括如下情况：第一种是提供劳务者在提供劳动的过程中受到第三人不法行为的侵害；第二种是提供劳务者利用接受劳务者提供的劳动条件完成所委托的事务时，由于接受劳务者所提供的工具或受托事务本身的性质等原因造成自身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在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被告周兵未提供给唐启罡必要的培训及安全生产设备，即其主张的是第二种侵害情形，原告亦认为其主张唐启罡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这一意见被告并无异议，法院亦应确认这一事实，但被告确认的事实仅为当日唐启罡前往被告毛春香家中系为了安装雨槽及此后其摔落死亡，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当日尚有一案外第三人与唐启罡同在被告毛春香家中安装雨槽，由于至今该人姓名、下落均不明，其亦未作为证人到庭陈述唐启罡摔落经过，故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查明的事实，仅能确认唐启罡系从刘家里34号房屋7楼摔至隔壁三楼楼顶，其仅被人目睹受伤躺在该三楼平台上，其堕落的明确地点、原因及经过为何，其是否存在遭受第三人不法行为侵害甚至施以犯罪情形，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也未能提交公安机关或其他职能部门的调查结论等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涉案的《调解协议书》虽系在桂林市星分局穿山派出所主持下达成，但调解协议书上记载的事实描述系各方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所作认诺，调解协议的各方当事人无一人亲眼目击死者堕落的全部经过。综合以上因素，原告主张的唐启罡受侵害情形目前尚不能得出排他的、唯一的结论。基于以上判断，加之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死者确系被告周兵雇请，原告主张被告周兵作为雇主承担过错损害赔偿的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许喜秀作为周兵的配偶承担夫妻共同债务责任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毛春香对唐启罡死亡后果承担定作人选定承揽人不当的后果，对此分析如下：1、原告主张被告毛春香选任被告周兵行为，没有法律依据；2、原告主张本案死者的死亡属于安全生产事故，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3、被告毛春香已与原告达成了调解协议，为原告提供了人道主义补偿，此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毛春香及其配偶刘应鸿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福德、唐福嫂、唐某1、唐某2的诉讼请求。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后收取案件受理费6530元（原告已预付本院），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3060元（收款单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20×××16，开户行：桂林农行高新支行），上诉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七天内未预交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廖 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周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