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6民终10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嵘，男，1974年11月5日生，汉族，居民，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凯，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月华，女，1991年9月4日生，壮族，居民，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志鹏，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崔嵘因与被上诉人罗月华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7年11月2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法庭调查和调解。上诉人崔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凯、被上诉人罗月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志鹏到庭参加调查调解，但未达成调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嵘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887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浙Ｅ×××**号多用途乘用车一辆和5万元人民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崔嵘与罗月华于2014年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并同居生活，后被崔嵘前妻发现，崔嵘即与其前妻离了婚。”属于认定事实无证据证明，原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这一事实，庭审中上诉人的陈述是“2014年上诉人与罗月华认识，其间与罗月华同居一个月左右，当时上诉人与自己前妻已经分居并且准备离婚，但上诉人已经通过诉讼及协商的方式与前妻协商办理离婚的有关事宜”，上诉人与前妻的离婚并不是因为罗月华，即使上诉人没有遇到罗月华，上诉人也将与前妻离婚，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这一事实，是否是为了证明上诉人自己的行为有违法律及道德？上诉人在自己没有办理完全部离婚手续的情况下与罗月华同居确实有不妥之处，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在一起是因为产生感情，没有办理完相应手续而与新的恋人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在当今社会并不鲜见，并且上诉人从来没有欺骗被上诉人，而本案中最重要的一点，这与本案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请求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上诉人的行为违反法律及道德即使应该受到惩处也并不是“将上诉人将来取得的财产变为被上诉人的财产”，而上诉人也并未向被上诉人主张此期间的任何财物返还。2、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崔嵘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车牌号为浙Ｅ×××**）给罗月华，2016年6月12日车辆落户时，车辆所有人登记的就是罗月华。”错误，上诉人已经当庭陈述了该车辆系上诉人2017年5月17日才赠与被上诉人的，并不是2016年3月，根据《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公交管（2000）98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中车辆登记单位与实际出资购买人不一致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2000]执他字第25号），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机动车所有权应当以实际出资及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等来认定，本案中该车虽然登记在罗月华名下，但是该车系上诉人出资购买，一直由上诉人占有、使用，被上诉人2017年5月17日还处分了该车（即赠与罗月华），并且本案中车辆之所以登记在罗月华的名下是因为上诉人系上海户籍人口，按车辆登记地的政策，上诉人不能在当地办理车辆落户，所以该车购买时才登记在罗月华名下，故原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购买车辆给罗月华错误。3、原审法院认定“崔嵘与罗月华闹矛盾，罗月华在与崔嵘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要求崔嵘来把其送给罗月华的车开走，崔嵘不愿意”属于遗漏重要事实未认定。事实上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为是否能结婚而产生矛盾，上诉人坚持要求两人在一起并结婚，但被上诉人以“其父亲不同意”为由，让双方冷静一下，聊天中被上诉人提出“你就不怕以后结婚后我会像你前妻一样对你么”足以说明双方是有关于结婚的讨论，并且事实上双方已经在一起有一定时间了，如果不是结婚，怎么会出现“其父亲不同意”的情形呢？而被上诉人还提出“冷静好了，分的话要拿车就来开走”、“我把车放好，到了自己去拿的”，这些聊天已经能够证明上诉人赠与车辆是为了两人能够在一起生活。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与其他异性开房后，被上诉人发短信告知上诉人“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权利拿你的车”、“你自己拿去过户成你的名字”。对于这些重要的事实原审法院都遗漏未进行认定，从而导致了案件的判决结果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交往期间，上诉人并不是仅仅在2017年的5月赠与车辆和5万元钱，其间每个月上诉人都有几千元不等的钱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累计金额也是好几万元，被上诉人对这一事实都予以认可，上诉人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返还，上诉人在已经每月给予被上诉人一定生活费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赠与被上诉人大额财产及现金呢？很明确赠与是以结婚为目的与条件，这是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赠与的初衷及良好愿望，就是为了双方能在一起生活、结婚，而被上诉人称“其父亲不同意”，上诉人为了表示诚意及显示自己有能力让被上诉人过上好生活，现在却因被上诉人在未与上诉人解除恋爱关系的情况下与其他异性开房并称其“男友”而导致双方感情破裂，不可能再结婚了，上诉人赠与被上诉人财物的目的已经不可能实现，被上诉人应当返还相应财产。其次，即使被上诉人确实不知道上诉人赠与其大额财物的目的是为了结婚，上诉人也属于因重大误解认为双方能够在一起生活并结婚，才赠与被上诉人大额财产，这与一般的赠与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被上诉人在接受了上诉人大额财产赠与后，仅二十天不到的时间里就背着上诉人与其他异性交往及开房，这一行为严重伤害了上诉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上诉人要求返还财产的行为符合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上诉人有权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赠与的财产。最后，被上诉人在庭审中称“上诉人赠与其的车辆及现金5万元是因双方分手上诉人对其进行的补偿”，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当对此进行举证，若不能提供证据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没有关于补偿被上诉人的任何只言片语，即使被上诉人要与其他异性交往，也应当先与上诉人解除恋爱关系，最起码应当告知上诉人不再与上诉人交往，而要与其他男性交往，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只是说“冷静好了，分的话要拿车就来开走”，被上诉人在短信中也承认了对不起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接受了上诉人为了与其结婚而赠与的大额财产后隐瞒其不想与上诉人交往、结婚的目的，在不足二十天的时间里就私下与其他异交往及开房，被上诉人的这一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上诉人，且有悖于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一行为不应当鼓励及支持，被上诉人应当返还上诉人赠与的大额财产，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却是“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故上诉人有权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罗月华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崔嵘与罗月华于2014年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并同居生活，后被被答辩人前妻发现。2016年3月，被答辩人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车牌号为浙Ｅ×××**）给罗月华，2016年6月12日车辆落户时，车辆所有人登记的就是罗月华。后来，崔嵘与罗月华闹矛盾，罗月华在与崔嵘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要求崔嵘来把其送给罗月华的车开走，崔嵘不愿意，并表示要给罗月华钱，罗月华明确表示不要崔嵘的钱。2017年5月17日，崔嵘出具了一张有‘该车辆浙Ｅ×××**，车架号LDNACNFC9G-0041427系崔嵘自愿（原）赠（曾）送罗月华’的纸条给罗月华收执，并于2017年5月18日转了5万元人民币给罗月华，在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备注处注明赠（增）罗月华。”原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完全相符。事实是：2014年，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认识后开始交往，但被答辩人一直对答辩人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后两人在一次酒店开房时让被答辩人老婆抓到。至此，答辩人方知被答辩人已婚而且还有孩子，此事闹得很大，闹到上海市当地派出所方得到解决。由于此事的不良影响，致使答辩人丢去了工作。此事给答辩人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后来，被答辩人还不让答辩人去上班，并且承诺只要答辩人答应与被答辩人同居将送车送钱给答辩人。被答辩人在上诉状中诉称“本案中车辆之所以登记在罗月华名下是因为上诉人系上海户籍人口，按车辆登记地的政策，上诉人不能在当地办理车辆落户，所以该车购买时才登记在罗月华名下”。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之所以登记在罗月华名下，是因为被答辩人真心实意把该车（车架号LDNACNFC9G-0041427）赠与答辩人，所以才登记在答辩人名下。按照被答辩人的说法，因为被答辩人是上海户籍，才把车辆登记在答辩人名下。按照这一逻辑，那么上海人买车都要登记在外省人名下了，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事实是，2016年6月12日，被答辩人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赠与（车牌号为浙Ｅ×××**，车架号LDNACNFC9G-0041427）给罗月华，该车登记在罗月华名下，该车自被答辩人赠与罗月华后，一直由答辩人拥有、使用。并且，2017年5月17日，被答辩人崔嵘出具了一张有“该车辆浙Ｅ×××**，车架号LDNACNFC9G-0041427系崔嵘自愿（原）赠（曾）送罗月华”的纸条给罗月华收执。2017年5月中旬，两人经友好协商达成分手协意，被答辩人自愿拿出5万元赠送给答辩人，并说这笔钱作为答辩人的生活费，这也是对答辩人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与答辩人这位已婚多年的男士同居多年的一点补偿；同时被答辩人还亲自书写了一份自愿赠送车的字据；被答辩人还就说以后各走各的，互不相欠。但事与愿违，之后被答辩人一直发信息骚扰答辩人及其家人，严重影响了答辩人的正常生活，严重诋毁答辩人的名誉。如今被答辩人没有契约精神，说过的话不算话，写过的自愿赠车的协议当一纸空文，竟然起诉答辩人想要撕毁赠车、赠钱协议。更有甚者，在原审法院已驳回的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之后，被答辩人又上诉到文山州中级法院。对此，我方深表遗憾。从被答辩人手书的赠车字据可以看出，被答辩人的赠车并没有附带任何义务；而且被答辩人自愿拿出5万元赠送给答辩人，并说这笔钱作为答辩人的生活费；这两次赠与仅仅只是对答辩人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与其这位已婚多年的男士同居多年的一点补偿。由此充分说明，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中，从被答辩人手书的赠车字据可以看出，被答辩人的赠车并没有附带任何义务；另外，被答辩人自愿拿出5万元赠送给答辩人，也没有附带任何义务。被答辩人自己也说这笔钱作为答辩人的生活费；毕竟两人同居多年，感情不在仁义在。这两次赠与也是对答辩人这样一位年轻女子与被答辩人这样一位已婚多年的男士同居多年的一种补偿。被答辩人不符合《合同法》第192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三种情形中（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任何一种；并且受赠人的赠车行为发生在2016年6月12日，而被答辩人直到2017年6月21日才来法院起诉撤销该赠车行为，根据《合同法》第192条之规定，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如今已过了一年，因此，赠与人不能撤销赠与。此外，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在本案中，被答辩人已将5万元赠与给被告，5万元已转到被告的银行账户；被答辩人自愿将车牌号为浙Ｅ×××**，车架号为LDNACNFC9G0041427的车辆赠送给答辩人，并且答辩人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把车架号为LDNACNFC9G0041427的车辆登记在了自己的名下。因此，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已不能撤销该赠与。因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被答辩人崔嵘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完全正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完全正确，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崔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判令罗月华返还崔嵘赠与其的浙Ｅ×××**号多用途乘用车一辆和5万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嵘与罗月华于2014年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并同居生活，后被崔嵘前妻发现，崔嵘即与其前妻离了婚。2016年3月，崔嵘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车牌号为浙Ｅ×××**）给罗月华，2016年6月12日车辆落户时，车辆所有人登记的就是罗月华。后来，崔嵘与罗月华闹矛盾，罗月华在与崔嵘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要求崔嵘来把其送给罗月华的车开走，崔嵘不愿意，并表示要给罗月华钱，罗月华明确表示不敢要崔嵘的钱。2017年5月17日，崔嵘出具了一张写有“该车辆浙Ｅ×××**，车架号LDNACNFC9G_0041427系崔嵘自愿（原）赠（曾）送罗月华”的纸条给罗月华收执，并于2017年5月18日转了5万元人民币给罗月华，在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备注处注明“赠（增）罗月华”。2017年5月31日，崔嵘却发现罗月华与其他男性在宾馆开房。至此，崔嵘才知道罗月华不愿再与其交往而与其他男性交往，故崔嵘以所赠罗月华的车和钱是附义务的赠与，现在罗月华不愿与其结婚，所附条件未成就，因此，罗月华应当返还其所赠车辆和钱。一审法院认为，附义务赠与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对其赠与附加一定的条件，使受赠人负担一定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赠与被告车辆和钱时，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因此，原告自愿将其财产赠与被告的行为已经生效，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撤销，故原告主张由被告返还赠与物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崔嵘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计525元，由崔嵘负担。经询问，崔嵘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有异议。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后被崔嵘前妻发现，崔嵘即与其前妻离了婚。”错误，事实是没有这个事实，双方当事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该事实的存在；认定“2016年3月，崔嵘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车牌号为：浙Ｅ×××**）给罗月华。”错误，事实是车辆确实是崔嵘购买的，但并不是买给罗月华的，只是将车辆登记在罗月华名下；认定“多次要求崔嵘来把其送给罗月华的车开走，崔嵘不愿意，并表示要给罗月华钱，罗月华明确表示不敢要崔嵘的钱。”断章取义，事实是崔嵘当时不愿意与罗月华分手，而要与其结婚，所以就给罗月华钱。对其余事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罗月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没有异议。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上诉人崔嵘在二审阶段提交了一组证据：《银行流水清单》5页，用以证明除了本案争议的车辆和五万元外，崔嵘在交往期间还另行给罗月华一些款项。经质证，被上诉人罗月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只是双方在一起同居时候的开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车辆和五万元钱没有关联性，依法不予采信。经过二审审理，本院查明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崔嵘与罗月华于2014年认识后发展为恋人关系并同居生活，崔嵘于2015年12月与其前妻离婚。2016年3月，崔嵘购买了一辆东南牌多用途乘用车（车牌号为浙Ｅ×××**），2016年6月12日该车辆落户时，车辆所有人登记为罗月华。后崔嵘与罗月华闹矛盾，罗月华在与崔嵘的微信聊天中，多次要求崔嵘来把其送给罗月华的车开走，崔嵘不愿意，并表示要给罗月华钱，罗月华明确表示不敢要崔嵘的钱。2017年5月17日，崔嵘出具一张写有“该车辆浙Ｅ×××**，车架号LDNACNFC9G_0041427系崔嵘自愿（原）赠（曾）送罗月华”字样的纸条交罗月华收执，并于2017年5月18日转账五万元给罗月华，在转账汇款电子回单备注处注明“赠（增）罗月华”。2017年5月31日，崔嵘发现罗月华与其他男性在宾馆开房。故崔嵘以所赠罗月华的车和钱是以双方结婚为条件的附义务赠与，现在罗月华不愿与其结婚，所附条件未成就为由，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罗月华返还其所赠与的浙Ｅ×××**号东南DX7白色SUV车辆以及五万元整。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崔嵘要求被上诉人罗月华返还其赠与的车辆和五万元的主张是否应当得到支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在本案中，崔嵘主张其赠与车辆和五万元给罗月华是以双方结婚为附加条件的，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一事实。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仅能够确定崔嵘是在双方闹矛盾时为了缓和双方的关系而作出了赠与车辆和五万元的行为，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了以结婚为赠与条件的合意。故本案崔嵘对罗月华的赠与不属于附条件、附义务的赠与。赠与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赠与财产一旦交付，则赠与行为生效，非因法定事由不得撤销。本案不存在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故崔嵘要求罗月华返还其赠与的车辆和五万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崔嵘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判决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崔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丽审判员 张 祺审判员 陈登荣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