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002民初1726号 原告：杨辉，男，196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群群，安徽道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城路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13945135B。 负责人：胡剑，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真，安徽雄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笑天，安徽雄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辉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储贵生、吴群群，被告农行昱城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学真、吴笑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农行昱城支行向杨辉支付存款135万元以及从存款之日起按中国农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杨辉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以下简称前园分理处）办理一张银行卡，卡号为62×××72（以下简称9672银行卡）。此后，杨辉陆续向该卡内存款。后杨辉前往前园分理处支取卡内存款时，银行工作人员拒绝支付卡内存款。经查，2015年4月2日杨辉卡内被转支了7.2万元、30万元、2.8万元，2015年4月30日杨辉卡内被转支了50万元、40万元；2015年5月4日杨辉的卡内被转支了5万元，而杨辉并未实际办理上述转支业务。农行昱城支行拒绝兑付存款本息的行为违反了“存款有息，取款自由”的原则，已经构成违约，损害了杨辉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杨辉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农行昱城支行辩称，杨辉基于其和汪东红之间的借款关系向我行主张兑付存款本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理由为：一、杨辉转支135万元是因为与汪东红之间的借贷关系，是杨辉为了履行出借义务向汪东红指定账户转支了135万元。2015年4月30日及5月2日，汪东红向杨辉妻子詹冬梅出具了借条2张，杨辉应当向汪东红主张相应法律责任；二、在杨辉存款转支业务中，农行昱城支行完全按照银行规则进行相应的转账，农行昱城支行无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杨辉尾号9672银行卡没有办理存折，卡一直由杨辉持有，也非汪东红掌控。7.2万元、2.8万和5万元这三笔业务均是杨辉在自助终端操作，农行昱城支行对此既不可能设置障碍也无权干涉。对于其余的120万元，也是杨辉的自行转支行为。因此，杨辉称没有实际办理转支业务不属实，也与证据相冲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关于农行昱城支行向杨辉出具90万元无折存款回单的事实及双方因此产生纠纷的裁判情况。 杨辉与詹冬梅系夫妻关系。2015年2月1日，杨辉与詹冬梅一同前往前园分理处办理存款业务，前园分理处大堂经理汪东红借为杨辉办理高收益的理财产品之名，收取杨辉身份证私下为其在该分理处开立尾号7914账户，并设置支取密码，保管和使用该账号的存折。之后杨辉在前园分理处柜台将其9672银行卡中的40万元转存至尾号7914账户，分理处向杨辉出具了交易金额为40万元的无折存款回单，回单上加盖有前园分理处业务办讫章。同年2月2日、2月12日、3月9日，詹冬梅持杨辉身份证通过转存方式分别将9672银行卡中的20万元、10万元、20万元存入前园分理处尾号7914账户。杨辉尾号7914账户交易流水显示，杨辉存入该账户的上述90万元被汪东红转至其指定账户或提现。2017年7月12日，杨辉诉至本院，请求判令农行昱城支行支付存款90万元及利息。2018年8月7日，本院作出（2017）皖1002民初1735号民事判决，认定农行昱城支行在对客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操作严重违规，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农行昱城支行应对造成的案涉存款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即90%。杨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享有高回报的存款时，应当尽到比银行普通客户更大的注意义务，但其无视银行网点公布相应产品的收益，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放松了其自身资金安全的注意义务，导致其在存款后被汪东红占有的后果。在存款过程中杨辉没有尽到与其自身预期获得收益业务相应的、合理的、谨慎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责任，即10%。该判决还认定：杨辉与汪东红口头约定月息2%，并自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5月13日期间收取汪东红利息8.4万元。其中5万元系无折存款回单的利息。该案中，杨辉与农行昱城支行均同意5万元利息在无折存款回单的90万元存款中予以抵扣。对此，本院予以准许。杨辉、农行昱城支行均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1月28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0民终581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关于汪东红以理财业务为名与杨辉发生的其他交易情况 （一）交易情况 杨辉9672银行卡（系金穗借记卡）交易流水显示：1、2015年3月17日至3月19日，该账户中的25万元被转存至汪东红掌控的郝龙驹尾号7718账户，10万元被转存至汪东红掌控的郝运尾号0775账户；2、2015年4月2日，该账户在农行AUTO自助终端上分别被转账7.2万元、2.8万元至汪东红掌控的汪海峰尾号7017账户；3、2015年4月2日，该账户在银行柜面上被转账30万元至汪东红指定的孙素琴尾号0517账户；4、2015年4月30日，该账户在银行柜面上被转账40万元至汪东红掌控的曹霞尾号2917账户；同日，该账户在银行柜面上还被转账50万元至汪东红掌控的郝丽娟尾号7877账户；5、2015年5月4日，该账户在农行AUTO自助终端上被转账5万元至汪东红掌控的郝丽娟尾号7877账户。 （二）关于本案系争的135万元存款的具体交易情况 1、对于前述第3笔转账交易，农行昱城支行提交有9672银行卡于2015年4月2日转账取款3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及该30万元转账存入孙素琴尾号0517农行账户的存款业务凭证。其中，取款业务凭证载明：“取款金额30万元，交易码：4211，交易类型：转账取款，主管：吴剑辉，柜员：杨蓉，客户签名：杨辉”；存款业务凭证载明：“户名：孙素琴，交易码：4210，交易类型：银行卡转账存款，存款金额：30万元，主管：吴剑辉，柜员：杨蓉，客户签名：孙素琴”。同时，农行昱城支行提供了当时对孙素琴的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的凭证，但未提交对杨辉身份进行联网核查的凭证。庭审中，对于该3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杨辉否认该凭证上“杨辉”的签名是其或其妻子詹冬梅所签，并就该签名真实性申请鉴定。对此，因农行昱城支行庭审中陈述不用鉴定，杨辉遂表示同意不作鉴定。此外，经向孙素琴询问，孙素琴认可上述30万元的存款业务凭证上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并说明该笔业务系汪东红让柜台办理，当时没有别人在场，也是柜台让其在凭证上签字的。 2、对于前述第4笔转账交易，农行昱城支行提交有9672银行卡于2015年4月30日分别转账40万元及5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及对杨辉、詹冬梅身份进行联网核查的凭证，两笔取款业务凭证上载明的交易类型均为银行卡卡卡转账，柜员均为程朝霞，40万元的业务凭证上载明的主管为凌忍德，5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上无主管姓名记载。庭审中，杨辉认可50万元取款凭证上“詹冬梅”的签名系詹冬梅所签。对于40万元取款凭证上“杨辉”的签名，经向詹冬梅核实，詹冬梅认可系其代签。 3、就9672银行卡2015年4月30日的90万元转账交易，汪东红于同日向詹冬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詹冬梅人民币玖拾万元整，期限一个月”；就9672银行卡2015年4月2日40万元及2015年5月4日5万元的转账交易，汪东红于2015年5月2日向詹冬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詹冬梅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期限一个月”。 4、审理中，关于2015年4月2日的40万元及2015年5月4日5万元的转账交易，詹冬梅在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2015年4月2日我去前园分理处办理理财业务，汪东红还是介绍我办理转贷业务，当天分了三次办理40万元的业务，两次在银行自动终端机上办理的7.2万元及2.8万元的业务，都是汪东红拿了我9672银行卡在机子上操作的，并让我输入密码，完成交易。同日在柜面上转账30万元业务。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取款业务凭证上杨辉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字也不是我代签的，但我们认可该30万元当时用于理财。2015年5月4日也是在自动终端机上由汪东红操作输入密码完成业务交易。汪东红当时说银监会查得很严，没办法给我出具凭证”；关于2015年4月30日的90万元业务，詹冬梅陈述：“2015年4月30日40万元取款业务凭证上面的‘杨辉’签名是我代签的，5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上面客户签名“詹冬梅”是我本人签的。当时汪东红介绍说银行有资金转贷业务，我就将9672银行卡交给柜员，柜员按照汪东红指示开出了一张40万元及一张50万元的取款业务凭证让我签字，我当时也是相信银行，汪东红也没有和我说转给谁，我也没看款项转入户名，取款业务凭证银行也没有给我们。汪东红当时说银监会查的很严，没办法给我出具，后来经过我们催问补写了90万元借条”。对此，经向汪东红核实，汪东红陈述：“詹冬梅所说的关于办理2015年4月2日的40万元及2015年5月4日5万元业务的情况经过属实，为此我向詹冬梅出具了45万元的借条一份。对于其中30万元取款业务凭证上的客户签名，既然詹冬梅不承认，就是我签的。2015年4月30日9672银行卡转给曹霞、郝丽娟的90万元业务，詹冬梅本来说打入我账户，我说不能打，就打了张借条给她。当时因大家朋友信任我，写借条就不需要凭证”。 5、汪东红供述：（1）从2014年开始，借给其钱的人本金都没有拿走，其还想借钱也很难借到了，还有那些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仍然需要支付，于是其想到一个新的办法。其找到一些朋友告诉他们银行存款有任务，希望他们能帮忙把钱存到其上班的分理处来，等到他们同意将钱存进来的时候，其又对他们进行宣传，一种是钱存到银行里面可以帮他们做过桥转贷业务，另外一种是银行内部有相对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这两种宣传其当时都跟他们承诺月息1-2分不等。随着其能够及时兑现承诺，大家愿意把更多的钱拿来购买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又通过前面这些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把钱拿来做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再又把这些钱用来还别人的本金和利息。这些人借款给其都不是打入其自己的账号，因为其是银行职员，担心自己账号上资金流水过大，所以其用方静、曹霞、汪海峰、郝丽娟、吴光辉、郝运、郝龙驹等人的银行账号和他人之间进行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利息支付基本上是转账到对方名下的银行账号里面；（2）原阿牛草堂老板娘胡君电话问其朋友里面有没有高息理财业务的。其跟她说有，之后胡君就让詹冬梅找其。其又向詹冬梅介绍了“银行理财的业务”，月息2分。2015年2月1日，其按照前面的说法，让詹冬梅存了40万元，银行柜员给了詹冬梅一张无折存款回单。2015年3月份，其告诉詹冬梅需要一笔钱帮人做转贷业务，月息为6分，刚开始本金35万元，之后归还本金利息后，又以帮人做转贷为由，问詹冬梅借款40万元，利息是在2015年5月2日打给她的。另外在2015年4月30日，其仍以转贷为由，问詹冬梅借款90万元，月息6分。 6、詹冬梅在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时陈述：（1）2015年1月胡君告诉她有个朋友汪东红是农行前园分理处大堂经理，有存储任务，让其帮忙。汪东红说她们银行有针对内部职工发行的理财产品，月息1-2分。2015年2月1日，其和丈夫杨辉一起到农行前园分理处找到汪东红，其丈夫把身份证给汪东红，汪东红将身份证复印后递给柜员，办理了一张62×××9672农行卡，存入现金40万元，最后柜员给其一张金额为40万元无折存款回单，回单载明账户尾号7914。之后其以相同方式分别存入尾号7914账户共50万元。2015年3月至5月，汪东红以做过桥业务需要资金为由，向其借款共计170万元，其从杨辉9672农行卡转了170万元到汪东红指定的郝龙驹、郝运、孙素琴、汪海峰、曹霞、郝丽娟账户上。汪东红归还借款35万元，支付利息8.4万元；（2）其知道银行利率没有这么高，其问过汪东红，汪东红说这是银行内部发行的一个理财产品，相当于福利一样，所以其就信以为真了。 此外，詹冬梅在2015年6月7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还提交有《事情经过》一份，载明：“2015年元月份经朋友认识汪东红，后她以完成任务揽储，说是农行内部发行的理财产品，月息2分，我分别在2月1日存入20万……共计90万元。农行给我出具4份无折存款回单……2015年4月份她又以资金周转一下为由，问我借款，分别在4月30日、5月2日90万、45万，共计135万元，月息同上，打了借条两张”。 三、关于汪东红支付杨辉的款项及利息 自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5月13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他人账户累计向9672银行卡转账43.4万元，其中：1、2015年3月2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汪海峰尾号7017账户向9672银行卡转账12000元；2、2015年3月12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郝丽娟尾号7877账户向9672银行卡转账2000元；3、2015年4月1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孙素琴尾号5272账户向9672银行卡转账合计360000元；4、2015年4月2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孙素琴尾号5272账户向9672银行卡二次转账合计12000元；5、2015年4月12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曹霞尾号2917账户向9672银行卡转账6000元；6、2015年5月2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曹霞尾号2917账户三次向9672银行卡转账，分别为8000元、4000元及24000元；7、2015年5月13日，汪东红通过其控制的郝丽娟尾号7877账户向9672银行卡转账6000元。 审理中，詹冬梅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经汪东红手在农行昱城支行储蓄存款情况为：4张无折存款回单90万元，本案涉及的存款135万元，另外一笔35万元（2015年3月17日分3次向汪东红指定账户转账25万元，3月19日转账10万元），该35万元汪东红后来已归还，归还时还支付了1万元利息。汪东红总共支付我方利息84000元，其中5万元是存款回单利息，1万元是2015年4月1日连同借款本金35万元一起转到9672银行卡，另24000元是2015年5月2日转入9672银行卡，该款应当是我2015年4月2日转入40万元的利息”。对詹冬梅的上述陈述，经向汪东红询问，汪东红表示属实。 四、关于汪东红因犯集资诈骗罪的相关事实 2018年6月11日，汪东红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分理处原大堂经理，任职期间为朋友孙素琴管理黄山顺达旅行社有限公司在该行的对公账户。从2007年底开始，汪东红利用该对公账户累计资金的时间差，挪用该对公账户资金用于购买基金，导致亏损。为偿还挪用的资金，汪东红开始高息向他人借款。随着高息借款越来越多，资金漏洞越来越大，汪东红又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并以后面借款偿还前期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汪东红还私自使用部分借款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在银行私自开立活期存折，并私自设置密码，随后让借款人将钱款汇入此类账户，并将无折存款回单交给借款人，让借款人误以为将钱存入银行，骗取借款人信任。随后，汪东红将其掌控的私自开立的活期存折中的钱款转账或直接提现，用于归还他人的借款。至案发时，汪东红实际从30名被害人处集资诈骗1722.9774万元。其中2015年2月至5月，汪东红以月息1分至3分的理财或转贷业务为借口，向詹冬梅集资借款260万元，除归还43.4万元，其余216.6万元被其非法据为己有。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汪东红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方法集资，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并造成巨额募集资金无法返还的严重后果，汪东红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 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严格禁止员工行为的若干规定》规定：严禁员工违规代客户办理业务，严禁以银行名义私自代客理财；《中国农业银行大堂经理管理规定（试行）》规定：“第一条大堂经理是指在我行网点内设立的从事客户识别和推荐、客户引导分流、服务指导咨询、营业现场管理、客户异议处理的专职人员……第三条大堂经理的任职条件：（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和违规记录……大堂经理的岗位职责……（三）提供指导咨询。指导客户填写相关凭证，介绍农行金融产品服务；提示和指导客户使用自助设备……在服务现场主动宣传农行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章程》第四条规定：“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或本人授权的合法交易，发卡行依据密码为持卡人办理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因密码泄密造成的经济损失，持卡人自行负责”；《中国农业银行自助金融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借记卡和准贷记卡签约账户日累计转账限额为5万元”。此外，根据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银行卡业务规定：1、对转账存入的，由持卡人（或委托人）递交有效的付款凭证、存款凭证或进账单与银行卡，再由银行进行业务审核（包括持卡人递交的支付凭证上金额与所存金额是否相符，付款凭证、存款凭证或进账单是否真实，填写内容是否完整），审核无误后，付款人开户行为本网点的应先选择相关贷记过渡交易将款项转入91或92过渡账户，再选择“4210银行卡过渡转入”交易，刷卡或手工输入卡号及相关要素，按现金存款的操作要求处理无卡存款或有卡存款，交易成功后打印银行卡存款凭条交客户签名确认，并在记账联及回单联加盖转讫章，回单联和银行卡交持卡人；2、对转账支取的，由持卡人递交银行卡、存款凭证或进账单，再由银行进行业务审核（包括持卡人递交的存款凭证或进账单是否真实，填写内容是否完整），柜员审核无误后，选择“4211银行卡过渡转出”交易，刷卡并输入相关要素，选择91或92过渡，交易成功后打印银行卡业务取款凭条交客户签名确认，并在记账联及回单联加盖转讫章，回单联和银行卡交持卡人，根据收款人开户行选择相关交易将款项转入收款人账户；3、卡卡转账的，由持卡人递交银行卡及填写的银行卡取款凭条，再由银行进行业务审核（包括取款凭条填写内容是否完整、准确），柜员审核无误后，选择“4254卡卡转账”交易，刷卡并输入转入方卡号及相关要素，持卡人输入密码，提交成功后打印银行卡取款凭条交客户签名确认，并在记账联及回单联加盖转讫章，回单联与银行卡交持卡人。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通知，农行昱城支行向本院提交了其对汪东红风险事件中相关工作人员的处分决定，内容为：1、前园分理处原员工汪东红2007年开始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形成巨额资金损失。为弥补民间借贷资金缺口，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汪东红以定期支付高息为诱饵，以“无折存款”为手段，代客开户、代客保管存折、代客设置密码、代客办理转存业务、代客办理取款业务、骗取客户资金，形成重大风险事件；2、汪东红风险事件的发生，主要肇因于当事人本身的胆大妄为，但一部分员工有章不循、违规操作，是风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前园分理处时任管理团队严重失职，面对风险无警觉、无措施，是造成风险失控及扩大的关键原因。昱城支行作为上级管理单位，对网点业务和员工管理、监督不到位，应对、防控风险措施不力，是造成风险未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3、昱城支行作为汪东红和前园分理处的上级管理行，管理和监督存在漏洞和缺失。李晨作为时任农行昱城支行行长，对员工行为管理相关制度和要求未有效落实，流于形式。汪东红多年以来就进行民间借贷活动，后期发展到诈骗客户，昱城支行的员工行为排查一直未能有效排查出此项风险，使风险未在有效范围内控制，李晨作为员工行为管理主要责任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4、前园分理处主任李虎对网点员工管理流于形式，重业务轻管理，工作失职，网点管理团队总体未尽职专责；5、时任前园分理处柜员杨蓉、程朝霞在汪东红风险事件相关的业务操作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突出表现在代理业务操作不规范、对员工代客办理业务不抵制、柜面业务多项违规。杨蓉、程朝霞时任前园分理处柜员，作为汪东红风险事件柜面操作业务经办环节，负有未正确履行管理、审核职责；6、时任前园分理处运营主管吴剑辉、凌忍德履职不到位，对与汪东红风险事件有关的违规业务监管不力，对柜员的违规行为未进行制止。吴剑辉、凌忍德对汪东红从事民间借贷和上述风险事件负有未正确履行管理、审核职责。 上述事实，有杨辉提交的身份证及9672银行卡交易明细复印件，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营业执照、借记卡申请表、借记卡交易流水、存取款凭条、金穗借记卡章程、司法鉴定意见中关于汪东红掌控的账户一览表、詹冬梅所写的事情经过及借条复印件，农行昱城支行根据本院通知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大堂经理管理规定（试行）、中国农业银行自助金融业务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规定、对农行昱城支行及前园分理处相关人员的处分决定，本院对詹冬梅、汪东红的询问笔录及调取的汪东红集资诈骗案相关材料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与辩解，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农行昱城支行与杨辉是否存在135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杨辉与汪东红就案涉135万元是否构成借贷关系；三、关于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应当承担杨辉款项被转出导致损失的民事责任；四、杨辉所获24000元高息应否予以扣除以及杨辉主张存款利息损失是否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案涉杨辉9672银行卡内的135万元原存于前园分理处，但鉴于上述款项之后分别通过银行自助终端或柜面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账户内，9672银行卡中已无135万元存款，故杨辉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自135万元被转支后即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 关于争议焦点二。农行昱城支行辩称案涉的135万元系汪东红与詹冬梅之间的借贷关系，理由为汪东红向詹冬梅出具了共计135万元的借条两张。对此，本院不予采纳，理由在于：1、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汪东红刑事判决书认定，2015年2月至5月，汪东红以月息1分至3分的理财或转贷业务为借口，向詹冬梅集资借款260万元（包括案涉的135万元）。而本案中，汪东红系以转贷业务为名诱导杨辉的配偶詹冬梅将案涉135万元款项分别转入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同时，鉴于此前杨辉亦通过汪东红办理了125万元理财业务（包括90万元无折存款回单）。从詹冬梅、汪东红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和供述来看，詹冬梅以杨辉名义将款项转入汪东红指定的银行账户，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将款项存入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而非将款项借给汪东红个人；2、对于汪东红出具的借条，詹冬梅虽向公安机关提交的《事情经过》载明2015年4月份汪东红又以资金周转一下为由问其借款135万元并打了两张借条，但从汪东红刑事判决书来看，汪东红系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同时汪东红亦供述“当时因大家朋友信任我，写借条就不需要凭证”，显然本案中汪东红出具给詹冬梅的借条只是一种表象，实系其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客户资金的犯罪手段，目的是让詹冬梅放心，故不能以借条来证明詹冬梅的转账行为不是为了理财；3、杨辉、詹冬梅与汪东红此前并不认识，且系他人介绍并以帮助汪东红完成银行揽储任务才将资金交给汪东红办理理财业务，因此原告并不具有将资金借给汪东红的主观意愿，二者间未形成借贷的合意。 关于争议焦点三，即农行昱城支行对杨辉的款项损失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首先，对于杨辉的135万元款项交易，农行昱城支行存在以下违规情形：1、对于2015年4月2日、2015年5月4日9672银行卡从AUTO自助终端上转账至汪东红指定账户的15万元交易，虽然最终是由詹冬梅输入银行卡密码完成了转账行为，但在其过程中，汪东红却违反大堂经理的职责规定向詹冬梅介绍虚假理财业务，并再次违规在自助终端上输入转账的账号及金额后才让詹冬梅输入交易密码。同时，上述2015年4月2日累计转账金额10万元也违反了《中国农业银行自助金融业务管理办法》关于日累计转账限额5万元的规定；2、对于2015年4月2日9672银行卡转账至汪东红指定账户的30万元交易，虽然杨辉认可系用于理财，但鉴于取款凭条上的签名非杨辉或詹冬梅签署，汪东红对此予以认可，农行昱城支行亦表示不用鉴定，故可推定系汪东红代为办理了此笔业务。对此，此项交易的前园分理处柜员杨蓉及运营主管吴剑辉明知汪东红违反代客办理业务的禁止性规定，不仅未及时汇报，反而配合汪东红将该款项转存。同时，农行昱城支行亦未提交在此项交易中对杨辉身份进行联网核查的凭证，存在违规；3、对于2015年4月2日及2015年4月30日的三笔柜面转账业务，因农行昱城支行未提交证据证明前园分理处已按规定将相关款项的回单联交给了杨辉或詹冬梅，且通过汪东红和詹冬梅就出具两张借条的陈述来看，可以认定前园分理处违规未将相关款项的回单联交给了杨辉或詹冬梅；4、审理中，因农行昱城支行对相关人员的处分决定涉及到时任前园分理处经办柜员杨蓉、程朝霞及复核员吴剑辉、凌忍德，而四人又直接涉及案涉三笔柜面转账共计120万元款项转出业务的操作是否违规以及违规的程度，故本院通知农行昱城支行提交对上述人员作出处分决定所依据的相关调查材料。但农行昱城支行以资料保密性无法获得为由未提交，以致对案涉120万元的转账交易操作是否存在其它违规问题无法查清，故农行昱城支行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结合汪东红集资诈骗的过程及前述关于相关交易操作违规的认定，在案涉120万元的转账交易上，本院推定杨蓉、程朝霞存在代理业务操作不规范、对员工代客办理业务不抵制、柜面业务多项违规及运营主管吴剑辉、凌忍德对此存在履职不到位、对违规业务监管不力、对柜员的违规行为未进行制止的情形；5、汪东红利用其职务便利，介绍虚假理财业务、代客办理业务，与杨辉135万元款项损失密不可分，其行为不仅违规，且已构成犯罪。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银行对储户存款具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现代商业银行作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和专门的金融机构，其不仅要具有传统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应承担大量的社会功能。客户到银行办理储蓄或理财业务，营业的环境、规范的服务、科技的手段，一方面让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客户获得了安全感，相应的注意义务也会降低，另一方面普通客户在繁琐的流程、大量的专业化术语、复杂的科技化服务面前，客户想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客观条件也难以允许，更多时候只能是被动地听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安排。尤其是在银行工作人员参与金融诈骗案件犯罪时有发生的背景下，银行更应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强化内部管理，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安全放心的服务。而对于汪东红在本案中编造的过桥转贷业务，因其有别于一般储蓄业务，从字面理解也会让客户相信款项转入他人账户是合理的情形。作为原告或其代理人詹冬梅，在此情形下更容易被动地听从汪东红的安排。因此，本案中杨辉存款之所以被转出导致损失，不仅是汪东红利用职务之便违规侵占客户资金以及柜员在办理涉案业务中多项违规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系前园分理处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重大漏洞。对此，在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对时任农行昱城支行行长李晨及前园分理处主任李虎的处分决定中，明确指出汪东红自2007年开始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形成巨额资金损失，以至于汪东红为弥补民间借贷资金缺口从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以定期支付高息为诱饵，通过代客办理转存、取款等业务骗取客户资金，形成重大风险事件。同时，处分决定亦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一部分员工有章不循、违规操作，而前园分理处时任管理团队严重失职，面对风险无警觉、无措施，是造成风险失控及扩大的关键原因。昱城支行作为上级管理单位，对网点业务和员工管理、监督不到位，应对、防控风险措施不力，是造成风险未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 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在对客户存款负有严格安全保障义务下，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工作人员操作严重违规，没有尽到最大的注意和风险提示义务，以至于给杨辉造成了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即企业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农行昱城支行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对杨辉的款项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杨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享有高回报的理财业务时，应当尽到比银行普通客户更大的注意义务，但其无视银行网点公布相应产品的收益，没有尽到相应的、合理的、谨慎的注意义务，降低了风险防范意识，导致其存款在汪东红诱导下被转出而导致损失，故杨辉对其款项损失亦有过错,可相应减轻农行昱城支行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案情实际，对杨辉的135万元款项损失，酌定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杨辉945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杨辉在本案中所获24000元高息应否予以扣除以及杨辉主张存款利息损失是否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詹冬梅和汪东红的陈述，可以认定汪东红按月息6分支付了杨辉2015年4月2日30万元的利息计24000元。因本案农行昱城支行承担的是财产侵权责任，且杨辉取得的上述利息系汪东红违法支付，故应从农行昱城支行应承担的相应赔偿款中扣除。对于杨辉2015年4月1日收取的10000元利息，因不在本案争议范围内，不予处理。对杨辉主张的存款利息，因农行昱城支行承担的系侵权责任而非储蓄合同关系，故不予支持。 此外，本案中，杨辉诉请农行昱城支行支付135万元系基于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虽双方自上述款项被转支后即不存在合同关系，但鉴于农行昱城支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与杨辉主张的合同责任同为给付金钱义务,且农行昱城支行应赔偿的数额未超过杨辉诉请标的额。故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宜由农行昱城支行在本案中向杨辉直接赔偿。 综上，对杨辉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杨辉赔偿款项损失921000元； 二、驳回杨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950元，由杨辉负担5386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负担1156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海俊 审 判 员  朱静华 人民陪审员  汪团生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书 记 员  高慕君 附相关法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