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22民初3452号 原告：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桐梓县娄山关街道河滨南路少帅桥旁。 法定代表人：杨国培，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桐梓县花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令狐世珍，女，1950年2月1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 被告：陈同生，男，1948年5月27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址，系令狐世珍之夫。 上列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平，贵州与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豪公司”）与被告令狐世珍、陈同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乾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国洪，被告陈同生以及其和被告令狐世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志平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原被告为化解矛盾而于2017年11月7日申请庭外和解1个月，现该时间即将届满，而原被告未能和解成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乾豪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5年8月22日之前原告在被告处借款的本金共计92.75万元，原告已经支付被告本息249.994万元；2.判决确认2013年12月18日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无效；3.判决确认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签订的借款《债务清偿合同》无效；4.确认2014年8月22日原告与令狐世珍签订的借款《债务清偿合同》无效；5.撤销原被告2017年5月27日签订的借款“调解协议”和署明日期为2018年5月28日的借款“调解补充协议”；6.由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诉讼中，原告将其全部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决确认2014年8月22日之前原告在被告处借款的本金共计为92.75万元；2.判决确认2013年12月18日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50万元的“借条”、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签订的借款《债务清偿合同》无效；3.由二被告负担本案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2011年10月2日，原告在二被告夫妇处借款25万元。同年11月2日，原告再次向二被告借款，二被告实际支付借款本金67.75万元，然后双方将之前的25万元借款以及该借款以月息5%计算的利息1.25万元、原告补偿被告提前取存款的利息损失1万元、按100万元本金计算的当月利息5万元加一起,由原告出具100万元借款本金的借条，而原告实际向被告借款只有25万元和67.75万元共92.75万元。（二）、从2012年4月24日至2013年4月2日，原告共向被告归还本息93万元，2011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共17个月,原告欠被告本金为47.0525万元｛92.75万元实际借款-[93万元还款-（92.75×3%月息×17个月）]｝。（三）、原告于2013年4月2日出具给被告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四、）2013年4月2日至2014年8月22日（共16.66个月）双方达成《债务清偿合同》时止还欠被告本息30万元，结欠被告本金40.5693万元｛47.0525万元(2013年4月2日止欠本金)-[30万元还款-（47.0525万元×3%月息×16.66个月）]｝。（五）、原告2014年8月22日至2017年6月13日归还了被告本息36万元，按2014年8月22日的债务清偿合同第2条第3款的约定，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13日23.57个月结欠被告本金19.7094万元｛40.5693（2014年8月22日止结欠的本金）-[36万元还款-(40.5693×4倍×4.75%÷12月×23.57个月）。（六）、据前述计算，原被告2014年8月22日《债务清偿合同》第1条、第2条第2款已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七）、2015年6月16日原被告《债务清偿合同》和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50万元“借条”没有真实借款关系，是被告夫妻共同100万元借款的高利息转的50万元“借条”，已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八）、2015年6月16日令狐世珍出具原告39.944万元“收条”、陈同生出具原告50万元“收条”，和2015年6月5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与二被告及谢杭吕签订“购房合同补充协议”，因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合同事实与法律关系发生根本性变更，房屋未实际登记备案和交付使用，原告依法另案起诉。现诉请依法判决。 被告令狐世珍、陈同生辩称，原告一案多诉，诉请与理由自相矛盾，其是为逃避债务。一、原告与令狐世珍的借贷，已多次结算完毕，所有借款凭据均由原告收回，并于2017年5月27日在城南派出所主持调解下，双方自愿协商签约《调解协议》，原告已按约履行。原告现在的诉请，既承认多次结算完结签约（2013年4月2日原告出具的借条、欠条及2014年8月22日签订债务清偿合同），又以债务连续性计算方式否认多次结算签约，相互矛盾。令狐世珍在原告处于2011年4月2日至2017年6月13日共收本息147.996万元，其中利息98万元[①2011年4月2日前收55万元（包括原告出具的13万元欠条，应减去，实收42万元），②2013年4月2日至2014年8月22日收30万元，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13日收26万元]，本金49.994万元（①2014年12月18日收5万元，②2015年2月6日收5万元，③2015年6月16日抵房款39.994万元）。若按原告的连续计算方式和借款本金92.75万元（实为100多万元）、从借款时间2011年11月2日（实为2011年8月），按月息3%计，至2017年11月2日共72个月，其利息为200.34万元，加本金92.75万元，共计293.09万元，减去被告领款147.994万元，原告现还应偿还令狐世珍的本息有145.096万元。在原告起诉的（2017）黔0322民初2504号案件中，原告确认“截止2015年6月16日，尚欠本金55.006万元，并诉称调解协议是强迫所签请求撤销。”，但该调解协议是公安机关主持调解达成。后来原告见其理由不能成立，又撤回了该案起诉。（二）、原告与陈同生的借贷，事实存在，原告均多次认可，并于2015年6月16日履行完毕。在原告所诉的（2017）黔0322民初2505号案件中，原告错误认为其已将原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原件收回，陈同生手中没有证据，便诉称陈同生于2015年6月16日“强迫”原告签订《债务清偿合同》，“强迫”原告用财产折款抵偿清借款，当陈同生出示原告原出具的借条复印件后，又矢口否认，要求鉴定，经该案主审法官释明后，又改口为陈同生于2015年6月16日强迫其出具，后见其说法不合常理，又改口是2014年8月22日原告与令狐世珍签订《债务清偿合同》时，陈同生强迫其所写。原告为否认50万元借条真实存在而诡辩，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后原告又撤回了该案的起诉。（三）、原告与二答辩人各自的借款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已签约并按约履行，原告混淆答辩人夫妻各自的民事权利，捏造“强迫”的虚假事实，多次起诉、撤诉，既浪费了审判资源，又致答辩人累诉，身心疲惫，苦不堪言。（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原告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其向答辩人借款到诉讼时，长达六年之久，期间，双方已多次结算，并签约“债务清偿合同”、“调解协议”等，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意思真实，答辩人在签约中均无任何“强迫、胁迫、欺诈”行为，且已按约履行，原告现诉请确认借款本金和支付的利息，已无实质意义，其诉请的“确认无效”、“撤销”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确认下列事实：2011年11月1日，被告令狐世珍之女陈小娟在原告处领“银行存款未到帐补贴款”1万元，次日，陈小娟在原告处分别领“利息（借款25万元之）”、“借款100元之一个月利息”1.25万元、5万元。同日，令狐世珍从其建行账户转款40万元到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之妻范正芬账户，范正芬于同日在农行存入现金27.75万元。2012年4月24日和7月19日，陈泽娟（陈小娟）代令狐世珍从原告处领“还款”7万元、3万元。2012年10月13日陈同生在原告处领“利息”5万元。2012年11月3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还款现金壹拾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元月15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捌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3月11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拾伍万元正，此款系两笔①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利息共250000.00元，②2013年3月30日领现金300000.00元，2013年4月2日前帐务已扎清2013年4月2日后按新的借条计算。”的收条。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原告加盖印章向令狐世珍出具借条，内容“今借到令狐世珍现金壹佰万元正（￥1000000.00元），月息5%，即每月伍万元正，按月支付，如果六个月未付，利息转为本金，复利计算。借款一年。此借款用阳光水岸二期工程临街门面作抵押。”。同日，杨国培、范正芬签名，原告加盖印章，还向令狐世珍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今欠到令狐世珍现金壹拾叁万元正（￥130000.00元），一个月付清。”，该欠条左下方空白处由原告财务人员马永琴备注“已于2013年4月12日支付款30000.00（叁万元正），已打收条。付款人马永琴2013年4月12日”。2013年4月12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叁万元正，此款在欠款中扣除”的收条。2013年8月20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壹拾万元正”的收条。2013年10月25日，陈同生出具“领借款利息伍万元正”的领条。2013年12月16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捌万元正，此款在借款利息中扣除”的收条。2013年12月18日，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签名捺印出具内容“今借到陈同生现金伍拾万元（500000元）借款在2014年12月30日前一次还清（不计息）”的借条给陈同生。2014年元月28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正”的收条。2014年4月9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正”的收条。2014年12月18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5年2月6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出具“今收到杨国培现金伍万元正”的收条。2015年6月5日，原告分别与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签订购房补充协议，约定原告用其位于本县房屋抵除陈同生借款50万元和令狐世珍借款39.994万元；还约定原告可从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处回购，从购房之日至回购之日以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前述购房合同载明的房屋在协议后并未向陈同生、谢杭吕、令狐世珍实际交付。2015年6月16日，陈同生为甲方、原告为乙方签订《债务清偿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以前在甲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未偿还。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甲乙双方之间在签订本合同之前的《借条》、《借据》、《欠条》、《借款合同》等全部借款凭据不得再作为甲方向乙方以及乙方的股东杨国培、范正芬、杨国刚个人主张债权及利息的证据。第二条双方确定：乙方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分2期偿还所欠甲方借款，第一期于2015年10月30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5万元，第二期于2015年12月31日之前归还甲方人民币25万元。甲方不得再要求乙方从借款之日起至清偿完毕期间承担利息。”。同日，陈同生出具“收款人陈同生今收到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国培个人共支付收款人陈同生与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的（第期）款项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元）”的收条。2016年的元月29日和2月5日，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分别出具“收到杨国培现金贰万元”、“现金壹万元”的领款单。2017年元月25日，陈同生出具“杨国培还款叁万元”的领款单。2017年6月13日，陈同生出具“今收到杨国培还借款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此款在2017年5月28日调解补充协议还款中扣除。”的收条。 另查明，2014年8月22日，原告为乙方、令狐世珍为甲方签订有《债务清偿合同》，该合同中，双方确认原告于2013年12月31日以前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105万元未偿还，利息已支付完毕；确定2015年6月30日前分3期还清令狐世珍的借款；令狐世珍不得要求原告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利息；2015年6月30日前未实际支付的借款本金，从2015年7月1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息。2015年6月6日，令狐世珍出具“收款人令狐世珍今收到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杨国培个人共支付收款人令狐世珍与遵义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约定的（第期）款项人民币叁拾玖万玖仟玖佰肆拾元（￥39.9940.00元）”的收条。2017年5月27日，原被告为借贷发生纠纷并向桐梓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报警。随后，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与二被告在城南派出所达成《调解协议》，约定“1、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壹佰零伍万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陆拾肆万叁仟元整（￥64，3000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贰拾万元（200000元）；2、所抵押的三套房屋按原购房协议和补充协议执行，有关处理程序协商解决。3、债权债务清算不明确，需走司法程序，所有程序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起诉时在乙方领取费用。”。次日，二被告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国培签订《调解补充协议》，约定将前日签订的《调解协议》第一条变更为“双方对债权债务清算，令狐世珍债权壹佰零伍万扣除还款和抵押房款后，乙方尚欠甲方本息合计柒拾肆万叁仟元整（￥74，3000元），乙方承诺于2017年6月10日前付贰拾万元（200000元），利息按年百分之二十四计算。”。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双方无异议的领款单13张、收条14张、借条2张、部分内容不同的同一张欠条复印的欠条复印件2张、《债务清偿合同》2份、《购房合同补充协议》3份、《调解协议》1份、《调解补充协议》1份、《接处警登记表》1份等复印件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 原告所举的便条，系原告单方制作，虽其上面有署名陈同生的签名，但该签名已被划掉，且被告陈同生不认可是其所签，原告也不申请对该签名真实性作鉴定，故本案中不予采用。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是否实际只有92.75万元；二、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所载明金额5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交付；三、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与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是否无效。 一、关于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实际借款是否只有92.75万元问题。按原被告的陈述和举证，能够确认原告与令狐世珍于2014年8月22日签订《债务清偿合同》之前，双方仅于2011年11月2日当日和之前有过借款行为，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是借款数额，原告诉称当时实际借款为92.75万元，其由2011年10月向令狐世珍的25万元借款和2011年11月2日的实际借款67.75万元组成；当时将向令狐世珍的借款金额确定为100万元，是将下列款项加在一起计算，一是2011年10月向令狐世珍的借款25万元，二是前述25万元按月息5%计算的一个月利息1.25万元，三是原告补偿令狐世珍为借款给原告而提前支付存款的利息损失1万元，四是前述100万元按5%计算的一个月利息5万元；至2013年4月2日双方结算重新出具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给令狐世珍时，令狐世珍在原告处已领款93万元。被告则抗辩称原告所述2011年11月2日时的100万元组成以及被告在原告处领款93万元均不属实；2011年11月2日之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借款有两笔，一笔是10万元，另一笔是25万元；2011年11月2日时，原告在令狐世珍处借款是72.75万元，三笔借款加起来共107.75万元出具的借条；因应支付令狐世珍之前借款的5万元利息，令狐世珍之女陈泽娟便出具了领款事由处是空白的5万元领款单，而现此领款单领款事由处的“借款100万元之一个月利息”是后来原告加上去的，还包括一张同日形成的1.25万元领款单上的领款事由“利息（借款25万元之）”也是后来原告自行加上去的；当时重新书写有借条，并在双方之后的结算中，由原告收回，原告应出示该借条；从2012年4月24日至2014年4月2日期间，令狐世珍并未实际收取到原告的付款93万元，2013年3月30日时，原被告结算了之前借款的利息，原告应付令狐世珍的借款利息约55万元，2013年4月2日双方完善了结算手续，陈同生代令狐世珍将之前已收取的利息25万元和原告还应付的利息30元汇总出具了55万元的收条，其中25万元在收条中已备注“①2012年11月2日至2013年4月2日利息共25000.00元”，即是2012年4月24日领的7万元、2012年7月19日领的3万元、2012年10月13日领的5万元、2012年11月3日领的10万元共25万元；另30万元是原告应付利息，由于之前陈同生的朋友代陈同生于2013年1月15日和3月11日在原告处代领了8万元、5万元共13万元，就由陈同生出具了收条；结算时，就用应付利息30万元减去该13万元后，原告本应出具17万元欠条给令狐世珍，但当时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提出被告之女陈小娟2011年11月2日领了5万元应减去，陈同生同意减除，但提出原答应给的利息损失1万元未真正支付，应加上，原告的法人代表杨国培也同意，这样，在2013年4月2日这天，原告重新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同时出具了13万元的利息欠条；因此，才有55万元收条上备注的“2014年4月2日前帐务已扎清，2013年4月2日后按新的借条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对于自己的主张，虽提供了系列由陈同生、陈泽娟出具的领款单、收条，但这些收条、领款单只能显示被告方领取款项的情况，并不能证明2011年11月2日时，原被告只有92.75万元借款的事实成立；从被告的陈述以及2013年4月2日的55万元收条和2011年11月2日1.25万元的领款单看，2011年11月2日之前以及当天的借款，原告均有出具有借条给令狐世珍，而双方在庭审中已认可原有借条在双方结算后，已由原告收回，原告即应举出这些借条来印证，原告现未举出，而提供的证据又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原告属举证不能，故对原告主张2014年8月22日前，原告在令狐世珍处的借款实际仅92.75元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二、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借条所载明金额5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是否交付问题，原告主张该借款并不存在，是之前令狐世珍的借款以高利息计算而来；而陈同生则抗辩该50万元的借款是原告单独向其所借，与令狐世珍借款没有联系，具体借款时间为2012年11月12日借款5万元、2012年12月28日借款5万元、2013年5月20日借款20万元、2013年10月9日借款10万元以及原告自愿补偿该40万元借款本金从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2月3日期间的利息10万元组成，均为现金向原告进行交付。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2013年4月2日陈同生出具的55万元收条，其内容结合同日原告向令狐世珍出具的100万元借条和13万元欠条的事实看，实际至2013年4月2日，原告与被告方对之前向令狐世珍的借款利息已结算清楚，从此日起，双方是重新计算利息的。而此时至原告出具50万元借条给陈同生的2013年12月18日，时间约8个月，如按100万元借条中约定的月息5%计算，其利息不过约40万元，加之2013年8月20日、10月25日、12月16日，陈同生还分别在原告处领款10万元、5万元、8万元共23万元，几项相减，至2013年12月18日时，令狐世珍100万元借款的利息也只剩17万元未付；即使再按100万元借条中的复息约定计算，至2013年12月18日，其利息也不过约43元，减去陈同生已领款23万元，剩下利息款也只有约20万元；在此种情况下，原告仍向陈同生出具50万元利息的借条，这与原告的陈述明显不符，更违背常理；而结合原告与陈同生之间后来对该50万元的结算、以房抵款、原告与令狐世珍间对借款的结算、陈同生与原告于2015年6月16日的《债务清偿合同》第一条约定内容“甲乙双方确认，乙方于2013年12月18日以前在甲方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未偿还。”来看，原告于2013年12月18日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载明的借贷关系是真实发生的，且从陈同生、令狐世珍夫妇的经济能力看，陈同生也具备支付能力，陈同生对该50万元借条来由叙说也符合常理。因此，原告主张该50万元借条对应的借款未真实发生，亦未交付，仅是令狐世珍借款按高息计算而来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2013年12月18日原告法人代表杨国培出具给陈同生的50万元借条与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是否无效问题。本院在对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进行论证时，已认定原告主张2013年12月18日50万元借条对应的借款未真实发生，亦未交付，仅是令狐世珍借款按高息计算而来的意见不能成立，故原告以该理由主张2013年12月18日50万元借条无效，即无事实依据；2015年6月16日原告与陈同生对前述50万元借款签订的《债务清偿合同》，其是由2013年12月18日的50万元借款而来，由于该50万元借贷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且经审查，50万元借条以及前述《债务清偿合同》，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原告要求确认该50万元借条以及《债务清偿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60元，由遵义市乾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还应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邓尚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启强 书记员蒲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