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742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金凤，女，196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政，男，198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金凤（系朱政母亲）。上诉人（原审被告）：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商城中路**。法定代表人:陆建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家，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常熟市商城中路**。法定代表人：陆建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元，江苏华元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奚诚纯，江苏华元民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沈根生、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城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服装城管委会）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1民初80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审理过程中，沈根生于2017年11月4日死亡。朱金凤、朱政以沈根生继承人身份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变更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金凤、朱政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其他五家是在同一时期拆迁，同一时期签订协议的，一起抓阄。以夏建钟房屋搬迁补充协议为例，安置房价格是1375.5元/平方米。我家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与乙方一起动迁的动迁户如享有其他待遇的，乙方亦同样享受”因此，我家同样享受优惠价1375.5元/平方米。2、按照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六条“鉴于原框架协议中明确的乙方提出现住宅和辅房占地面积等的补偿，甲方同意安置时一并考虑”。法院应对朱金凤、朱政的住房和辅房占地面积进行评估补偿。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优惠朱金凤、朱政的优惠价，法院应限定时间由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确定优惠价格。3、按照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五条，朱金凤、朱政另外超出的约35平方米安置房的成本价，法院应限定时间由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算出成本价。4、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至今未交付置换房屋，造成朱金凤、朱政损失，应赔偿其损失30万元。5、法院应限定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在房屋移交后一个月内，向其交付住宅产权证书，并交付国家标准的住宅房。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答辩称，朱金凤、朱政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与客观的情况和事实不符合，请求予以驳回。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上诉请求：1、纠正一审关于二、三楼产权性质为住宅的认定。2、撤销一审支持的赔偿沈根生户型补贴人民币136817.29元。3、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的赔偿沈根生经济损失人民币4万元。4、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朱金凤、朱政承担。事实和理由：1、2008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放弃宅基地安置，住房按面积置换集团公司产权经营房”。沈根生在2008年12月31日就知道并同意置换给他的是商业用房。2011年4月26日双方签订的《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置换给乙方的产权商住楼在整幢住宅内，对上述置换用房的使用功能进行了约定，沈根生在取得该房屋后，一楼是用作商业，二、三楼是住宿，一审法院确认二、三楼性质是住宅，是错误的。用于置换的598平方米（包括二三楼）根据规划，就是商业性质。二审法院对此应予纠正。2、沈根生将取得的595平方米房屋，性质全部为商业，不应获得户型补贴。3、根据双方签订的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二条，服装城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8月29日通知沈根生、朱金凤取得代理经销资格，是沈根生、朱金凤拒绝履行。朱金凤、朱政答辩称，请求驳回服装城公司和服装城管委会的上诉请求。朱金凤、朱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依法立即履行2011年4月26日双方签署的《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三条的约定；2、诉讼费由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承担。审理中，朱金凤、朱政于2017年2月8日补充诉讼请求，要求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承担因剥夺其电梯经营权的违约责任，进行经济补偿，并赔偿不向其交付已抽签安置的店面而造成的经营损失30万元（2016年6月起至判决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2月31日服装城公司（甲方）与沈根生（乙方）签订《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内容为：“根据常发（2008）62号文件精神，市区（三环路以内）房屋拆迁在规定时间内可享受宅基地安置，现乙方根据自身住宅实际情况，从配合面上动迁工作，提出拆迁按照2008年12月31日时间要求办理拆迁签约手续，放弃宅基地安置，提出以住宅面积（辅房另计）评估后与集团公司相关经营面积进行产权置换。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框架协议：一、甲方同意乙方放弃宅基地安置，住房按面积置换集团公司产权经营房。二、乙方所提出经营场所位置由甲方核实有操作性方可操作、如没有操作性由服装城公司另行提供经营场所，尽可能满足乙方经营需要。三、甲乙双方在第二款成立操作时，按照乙方住宅所处区位，经营场所所处区位分别按照市物价局核定重置价合理结算，超出乙方住宅面积按评估价适当优惠转让。四、产权调换时，甲乙双方建造年代作参考依据。五、乙方提出现住宅占地面积及辅房面积等，甲方同意在安置时一并考虑。六、乙方最终所确定调换经营场所，若因规划建设需要，乙方应予积极服从配合，甲方应考虑乙方利益另作相应区位妥善安置。2009年12月30日，服装城管委会主任邵军在该框架协议上签署意见“此协议继续有效，待安置地段双方确认后再予落实”。2011年4月26日，服装城公司（甲方）与沈根生（乙方）签订《动迁安置协议书》，内容为：根据规划建设需要，甲方对乙方所属房屋实施动迁。按照2008年12月31日甲、乙双方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及市有关动迁政策规定，为进一步细化对乙方房屋的动迁安置内容，经双方友好协商，现达成以下协议：一、乙方房屋住宅面积为595㎡，甲方将位于的产权商住房置换给乙方。二、甲方置换给乙方的产权商住房在整幢住房内，具体为底楼商业用房一间约（10.5×10=105㎡），二、三楼层为住宅房约（10.5×10×2=210㎡），总面积约315㎡。（楼梯设二部）三、所置换房屋的具体位置，由乙方与其他动迁户一起参与抽签确定。四、双方的经济结算按市相关动迁政策执行。五、甲方置换给乙方的商住用房面积不足部分（约280㎡），甲方将在该商住楼北侧四层31.5×10=315㎡（附红线图），置换给乙方以补足的面积约280㎡，经济结算按上述楼层执行，另外超出的约35㎡，按成本价结算。（四层楼层空间高度不低于4米）。六、鉴于原框架协议中明确的：“乙方提出现住宅和辅房占地面积等的补偿，甲方同意在安置时一并考虑”。所以甲方将设计方案中的四楼（见红线图）约6×31.5=189㎡的商住用房按住宅房的优惠价在乙方购买时一并考虑。七、鉴于乙方经营需要，甲方同意将该商住楼东北侧大厅内的出入道、电梯井道（做好机坑）、大厅楼梯底部及旁边部分（附图红线位置）、以及进出疏散楼梯。只要四楼存在，甲方将不干涉乙方的经营及对上述部分的无偿使用。八、乙方考虑到自身经营需要，提出步行楼梯通出屋顶，四楼北侧外挑部分设置空调阳台，设计方案中的二条走廊设四个通风采光井等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甲方将予以满足。九、甲方安排乙方汽车位二个，其中一个车位由乙方优惠购买或租赁。十、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周内，将位于所有房屋交给甲方，原有租赁关系自动转为甲方出租，房屋拆除由甲方负责，在此之前房屋拆除的残值价由甲乙双方协商确认，并由乙方享受。另外，2011年10月1日起到置换房屋交接日止的相关租金，甲方按原定的每年10万元的数额补偿给乙方。十一、协议签订两周内，甲方将2010年10月1日前乙方的房租金损失十四万元和拆迁的奖金（捌万元）补偿兑现给乙方。辅房重置价、装潢装饰及附着物等总计591438.3元在本协议签定后一个月内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其他在甲方安置房交付和乙方向甲方购买房屋时与甲方一并结算。十二、甲方安置房建设时所涉及的4部垂直电梯，在同一线品牌，同等价格的情况下，由乙方代理经销。十三、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与乙方一起动迁的动迁户，如有享受其他待遇的乙方亦同样享受。十四、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后即生效，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和拆迁办各执一份。服装城公司在该合同甲方处盖章，朱金凤代沈根生在该合同乙方处签字。2011年6月10日，服装城管委会在上述协议上补盖了公章。2011年8月11日，服装城管委会向沈根生汇付了拆迁安置补偿款811438.3元。2014年6月27日，服装城公司就安置房电梯采购项目对外招标，中标单位为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2014年8月18日，服装城公司书面通知朱金凤、朱政，要求朱金凤、朱政在2014年9月15日前取得中标单位代理资格后，确保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与服装城公司签订相关合同。2014年9月6日，朱金凤、朱政书面回复服装城公司，表示不接受服装城公司的通知。又查明：2011年8月15日，服装城管委会作为搬迁单位（甲方）与尤家娄北32号的夏建钟（乙方）签订了《房屋搬迁协议》，该协议中关于拆迁补偿项中第1条约定“乙方原主房建筑面积259.56平方米，房屋重置评估价156297.7元，附房建筑面积214.5平方米，评估价92981.23元及装修161616.36元，小计410895.29元”；第6条对于户型补贴，约定“对于独立式房屋，考虑到安置后户型改变，按被搬迁房屋主房房屋重置价给予30%的户型补贴46889.31元”。关于搬迁安置项中第1条约定“对被搬迁户房屋按产权调换补偿方式安置，甲方考虑到被搬迁户部分住宅改为非住宅的事实情况，按照市拆迁政策的规定，甲方提供商城中路南侧安置房，安置房价格为1375.5元/平方米，安置商住面积260平方米”。后服装城管委会（甲方）与夏建钟（乙方）又在上述搬迁协议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三条约定“在甲方与乙方的房屋搬迁协议书上明确的安置房原面积260平方米基础上再增加86平方米，总面积合计346平方米，安置房价格为1375.5元/平方米”；第四条约定“对三代同堂住房确实困难，但对搬迁工作支持，并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搬迁的被搬迁户，甲方照顾乙方另行购买约220平方米面积的安置房（不含公摊面积），安置房价格参照上述价格”。2016年5月24日，服装城管委会向朱金凤、沈根生发出“关于服装城富莲广场摸阄定位的通知”，通知朱金凤、沈根生等于2016年6月3日到进行安置房摸阄定位。2016年6月3日，朱金凤、沈根生、夏建钟等人到场，并在服装城“富莲广场”商业用房摸阄定位签到表上签到。朱金凤、沈根生则在该签到表上注明：“一楼为店面，二、三楼为住宅，我们要求按协议约定实现二、三楼为住宅房”。经摇号，朱金凤、沈根生抽签到的安置房为“商城中路11号2幢104”。夏建钟抽签到的安置房为“商城中路11号2幢106”。2016年6月7日，服装城管委会通知朱金凤、朱政交房，因朱金凤、朱政认为价格有争议，没有办理交房手续。2016年6月14日，夏建钟办理了富莲广场2幢106室、1幢1301、1302的安置房交付手续。另查明：2013年5月22日，朱金凤、朱政在给服装城管委会陆建达书记发出“关于要求履行《动迁安置协议书》的请求之三”的函件中提到:“同幢同样的置换经营房屋，为什么二、三层楼设计的是阳台，而我的四楼设计了另类？设计院的设计师讲：二、三、四层建造同一样的阳台，既方便设计，立面又漂亮。张建明为什么要刁钻促搯的违背协议？？早先我拿到的图纸四楼设计的是平台，今天瞥见图纸平台改成了“燕子巢模样的怪胎”（不给我图纸），我再次要求四楼与二、三层楼一样的阳台”；“由于我们是置换关系，而且置换前你们就知道是宾馆之用”。又查明：富莲广场1幢1301、1302的安置房的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富莲广场2幢104室（上下三层）、106室（上下三层）及富莲广场2幢四层楼面的安置房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审理中，一审法院向常熟市房产管理局了解有关商住用房的相关规定，该局工作人员表示现实中存在商住用房的，整幢楼房中，可以有商业性质的产权，也可以有住宅性质的产权，可以办理不同性质的产权证。庭审中，朱金凤、朱政认为，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应当按照约定向其提供二、三楼的住宅产权凭证，立即交付底楼商业用房，并赔偿经营损失30万元；对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置换给朱金凤、朱政的约280平方房屋超出部分的35平方，按成本价的1375.5元/平方米的价格确认给朱金凤、朱政；朱金凤、朱政购买189平方的房屋应按其他动迁户享受他们一样的待遇，购买价格为1375.5元/平方米；按市场价补偿其土地约1.5亩的损失；补偿户型补贴17.5万元；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则认为框架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朱金凤、朱政同意放弃宅基地安置，住房按面积置换服装城公司的产权经营房，产权经营就是商业用房。2013年5月22日，沈根生向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发出的请求书之三中的表述中，沈根生是明知二、三楼与四楼一样是商业用房；超出的约35平方应按成本价结算，成本价就是建筑成本、地价和其他费用，大约成本价在6000元左右，现成本价尚未经过审计，不能以1375.5元/平方米的价格与沈根生结算；沈根生购买的189平方商住房与置换给朱金凤、朱政的四楼的280平方是相邻关系，在动迁安置协议书中已约定，按住宅房的优惠价一并考虑；沈根生是动迁安置协议，置换的是经营用房，其他人是房屋搬迁协议，拿的是住宅房，两者性质不同，沈根生不存在享受房型补贴的条件。以上事实，由《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动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搬迁协议》、《补充协议》、通知、请求书之三、签到表、抽签定位号、函、安置房交付结算单、以及一审法院工作记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沈根生与服装城公司签订的《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和《动迁安置协议书》依法成立，双方应当按约定履行。服装城公司应当将位于595平方米的产权商住房置换给沈根生。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服装城管委会提出其不是本案被告主体，不应承担责任。但是本案《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有服装城管委会主任的批示，《动迁安置协议书》甲方处盖有服装城管委会的公章，并由服装城管委会向朱金凤、朱政履行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义务，且之后的安置房抽签定位及交付行为均由服装城管委会实施。因此，服装城管委会提出的其不是本案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应与服装城公司共同向朱金凤、朱政履行相应义务。关于《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三条如何理解的问题。该条约定了“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与乙方一起动迁的动迁户，如有享受其他待遇的乙方亦同样享受”。对该条款的理解双方产生分歧。沈根生认为是动迁协议履行完毕后，如果其他人有优惠的待遇，沈根生同样享受。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则认为其他待遇是指《动迁安置协议书》以外的，在协议书中没有约定的待遇，如果出现了与朱金凤、朱政性质一样的情况，其他动迁户享受的，沈根生也应该享受，还要具备本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前提。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可以根据合同目的等多种解释方法，综合探究当事人的缔约真意。就合同目的解释而言，并非只按一方当事人期待实现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而应按照与合同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第三人通常理解的合同目的进行解释。本案沈根生、服装城公司进行磋商达成《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是在2008年12月，早于沈根生所在的尤家娄地段其他搬迁户于2011年8月开始的搬迁工作近3年，只是沈根生、服装城公司双方的《动迁安置协议书》于2011年4月签订。从《动迁安置协议书》、《房屋搬迁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沈根生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之间是房屋产权置换关系，其他搬迁户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之间则是房屋搬迁关系。沈根生因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进行产权置换所取得房屋均为商住用房，而其他拆迁户因搬迁所购买的安置房为商住用房和住宅用房。众所周知，当时商住用房的价值远远高于住宅用房的市场行情沈根生因置换商住用房所获取的预期利益远远高于尤家娄的其他搬迁户的拆迁利益。将《动迁安置协议书》与夏建钟户的《房屋搬迁协议书》相对照，该两份协议的根本性质明显不同，履行时间的界点也不符合条件，故沈根生要求参照《房屋搬迁协议书》同样享受其他搬迁户的优惠待遇，即以1375.5元/平方米对购买房屋进行结算，有违公平，且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置换给沈根生的商住楼北侧四楼约280平方米房屋超出部分的35平方米是否按沈根生主张的1375.5元/平方米进行结算问题。因该超出的35平方米不在约定的置换房屋面积（595㎡）内，属于沈根生另行向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购买，应当根据双方约定按建造房屋的成本价结算，故沈根生主张按1375.5元/平方米进行结算，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根生另行购买的商住楼四楼约189平方米房屋是否按沈根生主张的1375.5元/平方米进行结算问题。因沈根生所购买上述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系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对沈根生住宅和辅房占地面积等的补偿，《动迁安置协议书》明确约定沈根生在购买时按住宅房的优惠价一并考虑（结算）；而其他搬迁户夏建钟另行购买的约220平方米安置房的规划用途为成套住宅，系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对被搬迁户照顾购买的住宅用房，两者所购安置房的补偿性质及规划用途明显不同，沈根生主张应参照其他动迁户所购住宅用房的标准以1375.5元/平方米对其购买的189平方米的商业用房进行结算，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根生主张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交付已抽签定位的一楼（店面）并赔偿未及时交付的经营损失30万元的问题。因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已及时通知沈根生办理安置房屋的交付手续，由于双方对安置房屋（四楼）结算价及二、三楼房屋的产权性质产生争议导致安置房至今未能交付，且沈根生抽签取得的2幢104的一至三楼房屋系按一楼为店铺、二、三楼为住人的方案整体规划设计，不宜分割交付，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有经营损失的依据，故对沈根生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沈根生因置换所取得的产权商住房二、三楼房屋的产权性质问题。根据《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二条关于“二、三楼层为住宅房”的约定，一审法院确认沈根生所取得的产权商住房二、三楼房屋的产权应为住宅性质，故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向沈根生交付的二、三楼房屋应能办理产权性质为住宅的不动产权利证书。关于沈根生是否享有户型补贴问题。在其他搬迁户的搬迁协议中，对于独立式房屋有考虑到安置后户型改变按被搬迁房屋主房房屋重置价给予30%的户型补贴的约定，而在沈根生、服装城公司的《动迁安置协议书》中没有对户型补贴进行约定，但沈根生在置换房屋过程中，其原独立式房屋的户型已改变，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亦认可沈根生在《动迁安置协议书》中没有约定的待遇，可以享受其他搬迁户的待遇，故此当属《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三条约定的“其它待遇”，沈根生可以享受房屋重置价30%的户型补贴。因沈根生被搬迁房屋主房房屋重置价为456057.62元，一审法院依法支持136817.29元。关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是否承担未给予沈根生安置房电梯经营权的违约责任问题。依照《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二条关于“甲方安置房建设时所涉及的4部垂直电梯，在同一线品牌，同等价格的情况下，由乙方代理经销”的约定，沈根生已取得安置房中4部垂直电梯的代理经销权，但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又将电梯事宜对外招，实际取消了沈根生的代理经销权，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沈根生主张赔偿损失10万元，但没有提供依据，故一审法院酌情部分支持4万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按《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履行将位于595平方米的产权商住房置换给沈根生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给付沈根生户型补贴人民币136817.2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赔偿沈根生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四、驳回沈根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3916元，沈根生负担80元，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负担3916元，一审法院已预收沈根生案件受理费80元，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836元由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另查明，沈根生与朱金凤于1985年结婚，生育一子朱政。沈根生父亲沈海云于1989年3月死亡，母亲夏巧金于2006年4月死亡。沈根生于2017年11月4日死亡。上述事实，有朱金凤、朱政提交的结婚证、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户口注销证明、常熟市虞山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沈根生身份关系证明予以佐证。沈根生死亡后，朱金凤、朱政以沈根生继承人身份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通知朱金凤、朱政参加本案诉讼。朱金凤、朱政确认其诉讼请求没有变化。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举证。朱金凤、朱政提交下列证据：1、土地证一份，根据土地证上载明的面积请求二审法院按照市场价评估后以合理的价格补偿给朱金凤、朱政。2、提交店面照片及相同店面的出租合同。服装城公司至今没有交付导致直接造成我方的租金损失。一审时我方两次提出要求对方交付房屋，不交付要求赔偿叁拾万元，但一审法院没有提供损失的依据，所以提供该租金合同作为损失的参考。3、提供原房屋评估明细表，证明超出面积35平方米的成本价为每平方米828.67元，或者按照管委会给其他拆迁户的成本价1375元计算。4、提供服装城管委会和夏建钟的补充协议，证明服装城管委会卖给其他动迁户住宅的价格是每平方米1375元。对照我的协议第十三条我方应享受同等优惠购买住宅的条件。服装城和管委会质证认为，1、对方提供的土地证是1998年8月27日常熟国土局发的土地证，事实上土地评估普查的时候已经更换了新的土地证。所以两个面积已经是不相符合。从证据规则角度，我方认为这不属于新证据。朱金凤、朱政要求按照这个土地证上载明面积进行补偿，不符合相关的规定。2、关于朱金凤、朱政所称的租金损失，朱金凤、朱政没来办理交接手续，责任在朱金凤、朱政，而不在我方。朱金凤、朱政向法庭所提交的相同店面的租赁合同从证据角度我们也不予认可。3、原房屋评估明细表、服装城管委会和夏建钟的补充协议，都是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过的证据，质证意见和一审时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朱金凤、朱政能否参照与其同期其他拆迁安置对象所确定的安置房价格1375.5元/平方米，结算房屋置换款项。涉案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三条中约定，“本协议履行完毕后，与乙方一起动迁的动迁户，如享有其他待遇的，乙方亦同样享受”。本院认为，沈根生在涉案框架协议中明确要求置换房为产权经营房，涉案动迁安置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安置房为产权商住房，并明确为底楼为商业用房，二、三楼为住宅房。涉案动迁安置协议书对房屋设计、公用部位使用作出约定。并曾经因涉案置换房设计是否符合动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发生诉讼。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为涉案置换房作出有别于其他拆迁安置对象的规划。朱金凤、朱政可取得的置换房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其他拆迁安置对象协议购买的安置房为商用住房和住宅用房，对房屋设计及公用部分使用亦无特别约定。朱金凤、朱政置换到的房屋中的二、三楼产权性质，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可以办理不同性质的产权证。与其他拆迁案对象安置到的房屋性质，不具有可比性。朱金凤、朱政要求二、三楼产权性质登记为住宅，不违反合同约定。但其要求以1375.5元/平方米对购买房屋进行结算，不符合《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三条的约定。同理，朱金凤、朱政对超出部分35平方米、另行购买的商住楼四楼约189平方米，其要求以1375.5元/平方米对购买房屋进行结算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朱金凤、朱政上诉提出法院应限定时间由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应限期核算超出部分35平方米成本价、向其交付住宅产权证书。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在判决中已明确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交付的二、三楼房屋应能办理产权性质为住宅的不动产权利证书，判决主文第一项已明确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按《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履行将位于595平方米的产权商住房置换给沈根生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朱金凤、朱政上诉提出对其置换住房和辅房占地面积按《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第五条进行评估补偿。本院认为，《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六条已对《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第五条明确补偿事项为，“甲方将设计方案中的四楼（见红线图）约6×31.5=189㎡的商住用房按住宅房的优惠价在乙方购买时一并考虑”。其再行要求评估补偿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朱金凤、朱政上诉提出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应承担延迟交付安置房造成其损失。本院认为，服装城公司已及时通知沈根生办理安置房交付相关手续，后沈根生对置换房和结算价格提出异议，未再办理交付相关手续，导致安置房至今未能交付的责任不能归责于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朱金凤、朱政此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上诉提出纠正一审关于二、三楼产权性质为住宅的认定。本院认为，《房屋产权调换框架协议》中双方约定置换房屋性质为产权经营房，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按此进行规划，《动迁安置协议书》双方约定“二、三楼层为住宅房”，根据一审法院的调查，整幢房屋可以办理不同性质的产权证。朱金凤、朱政现要求二、三楼产权办理为住宅性质，不违反合同约定。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应将二、三楼产权办理为住宅。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上诉提出朱金凤、朱政不应获得户型补贴。本院认为，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对于其他拆迁安置对象发放户型补贴的依据是“对于独立式房屋，考虑到安置后户型改变，按被搬迁房屋主房房屋重置价给予30%的户型补贴”。朱金凤、朱政属于独立式房屋安置后户型改变的情形，一审判决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应给予户型补贴，并无不当。关于取消朱金凤、沈根生电梯代理经销权的违约赔偿。《动迁安置协议书》第十二约定“甲方安置房建设时所涉及的4部垂直电梯，在同一线品牌，同等价格的情况下，由乙方代理经销”，合同订立当时，服装城公司并未要求沈根生、朱金凤先行取得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代理经销资格。但服装城公司以沈根生、朱金凤未取得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代理经销资格，又将电梯事宜对外招标，取消了沈根生的代理经销权。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酌情承担违约责任4万元，并无不当。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就此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朱金凤、朱政的上诉请求，服装城公司、服装城管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因本案当事人二审发生变更，为免歧义，故对一审判决主文中的当事人予以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按《动迁安置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约定的内容履行将位于595平方米的产权商住房置换给朱金凤、朱政的义务，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履行。二、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给付朱金凤、朱政户型补贴人民币136817.2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赔偿朱金凤、朱政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上述款项，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开户名称：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账号62×××62。四、驳回朱金凤、朱政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3916元，朱金凤、朱政负担80元，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负担3916元，一审法院已预收朱金凤、朱政案件受理费80元，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负担的案件受理费3836元由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832元，由上诉人朱金凤、朱政负担3916元，由上诉人常熟服装城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常熟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负担391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稚群审判员  杨 兵审判员  沈维佳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姜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