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0）鄂01行终8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农，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琳，女，1963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春华，女，1954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志刚，男，1955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汉华，女，1957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志强，男，1963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俊，男，1960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更新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145号。 法定代表人刘原钰，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鹏飞，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忠军，区长。 委托代理人谢鹏飞，湖北重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徐农、陈俊、吴琳因诉被上诉人武汉市江岸区更新局（以下简称区更新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岸区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9）鄂0102行初25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68号（原978号）房屋的房屋（即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产权人为原告陈俊、徐农、吴琳及案外人陈美珍。陈美珍系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之母，陈美珍于2011年12月14日死亡，2016年1月29日武汉市江天公证处作出（2016）鄂江天内证字第1979号《公证书》，确认原告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继承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978号（现968号）房屋中26.84平方米的份额。因实施中山大道（武胜路—一元路）改造工程项目的需要，被告江岸区政府于2015年11月24日下达岸政征[2015]17号《房屋征收决定书》，房屋征收部门是武汉市江岸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征收办），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是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一元街办事处，案涉房屋位于该征收决定的红线范围内。2016年11月22日武汉市中山大道综合保护和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为了确保中山大道于2016年12月28日开街召开专题会议，根据《专题会议纪要》[（2016）第15号]精神要求“由市国土规划局负责明确青岛路延长线两侧的建筑围墙遮挡设计方案，要采取青砖砌墙，并于2016年11月25日前将设计方案下发至江岸区政府和华发集团落实”。为落实会议纪要精神，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该征收项目被拆房屋前（含七原告的房屋）堆砌了4.5米高的青砖围墙，但在侧面留了出行通道。原告徐农及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对该砌堵围墙的行为不服，以江岸区政府、区征收办、武汉市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为被告，于2017年3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各被告通过砌堵围墙非法方式逼迁的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排除妨碍、停止侵权。本院于2018年3月1日作出（2017）鄂01行初16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徐农及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的起诉，该案上诉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行终415号行政裁定，撤销（2017）鄂01行初163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案外人陈文安、陈新娥撤回起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确认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的青砖围墙，但在侧面留有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的行为由被告江岸区政府和被告区征收办承担法律责任，并判决如下：1.确认被告江岸区政府、被告区征收办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2.驳回原告徐农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徐农、被告江岸区政府均不服（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1月25日案涉房屋前的青砖围墙被拆除。 另查明，2019年3月7日，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作出岸发（2019）1号《中共江岸区委江岸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将江岸区城乡统筹发展工作办公室（区征收办）更名为被告区更新局。2019年5月28日七原告分别向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两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362,698元。当月原告徐农还就上述赔偿事宜向武汉市江岸区信访局递交信访材料，2019年5月30日武汉市江岸区信访局向原告徐农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告知其提出的信访事项依法应当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2019年6月七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分别于2019年7月25日、7月26日向七原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不予赔偿的理由如下：1.赔偿请求人徐农系对2016年12月17日武汉市区国资公司在该项目被拆房屋前（含徐农的房屋）堆砌了4.5米高的青砖围墙不服起诉，7位赔偿请求人对该日期之前的其他围墙或其他行为，要求给予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还认定在（围墙）侧面留出了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行为不涉及房屋结构及室内设施，不影响进出及居住，赔偿请求人相关赔偿要求即误工费、其他经济损失、诉讼中产生的费用的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上述判决书认定‘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基本法律关系实系房屋征收的法律关系。被告江岸区政府已对案涉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向7位赔偿请求人送达，其他相关赔偿要求已包含在该补偿决定中，故不再另外单独进行行政赔偿。七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收到了两被告送达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还查明，2019年6月6日被告江岸区政府就案涉房屋向七原告作出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补偿以下项目：（一）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二）未经登记建筑补偿；（三）装饰装修补偿；（四）室内附属设施补偿；（五）房屋搬迁补偿；（六）临时安置补偿；（七）困难补助；（八）货币补助；（九）经营性补助。七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武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9日作出武政复决[2019]22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岸政征补〔2019〕2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违反法律规定，决定予以撤销并责令被告江岸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作，被告江岸区政府尚未向七原告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案中，已有本院作出的（2018）鄂01行初512号《行政判决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行终34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青砖围墙，在侧面留有出行通道，该搭建围墙的行为由被告江岸区政府和原区征收办承担法律责任，并确认被告江岸区政府和原区征收办搭建围墙的行政行为违法。七原告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有权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行政赔偿的主张。因原区征收办已更名为被告区更新局，故应当由被告区更新局和被告江岸区政府作为行政赔偿义务主体，是本案适格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七原告于2019年5月28日分别向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两被告赔偿因砌堵围墙方式逼迫搬迁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在作出赔偿决定的法定期限尚未届满时，七原告即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并不符合起诉条件。但考虑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已分别于2019年7月25日、7月26日向七原告作出了《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审法院认为在诉讼过程过中本案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情形已消失，本案应当针对七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实体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系因遭受违法行政行为导致侵害而使现有的财产必然减少或消灭，赔偿请求人应当举证证明违法行政行政行为所导致的直接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系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中违法搭建围墙的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七原告主张其系在案涉房屋共同经营武汉市江岸区小添咨询工作室的实际经营者，要求赔偿因砌堵围墙的违法行为造成其无法经营的损失，但七原告在庭审中自述其经营的武汉市江岸区小添咨询工作室在砌堵围墙期间系免征营业税的个体工商户，未能提交搭建围墙之前及搭建围墙期间能反映经营收入的原始财务凭证来证明实际发生的经营损失，其要求赔偿经营损失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2016年12月17日区国资公司在案涉房屋前堆砌4.5米高的青砖围墙时在侧面留出了进出通道，客观上并不侵害七原告对案涉房屋居住使用的权利，更不直接造成房屋设施的损坏，七原告要求赔偿误工费、空调损坏、房屋内外维修、租房损失及开业后损失、律师费、误工费等费用，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畴，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堆砌青砖围墙的违法行为并不直接损坏七原告的房屋外墙结构，七原告要求两被告对七原告整栋房屋的外墙进行整固维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七原告要求赔偿垃圾清除费，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分别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书》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七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徐农、吴琳、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陈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农等七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违背常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被上诉人违法砌堵围墙的实际情况，仅依据生效判决的一句“在侧面留有进出通道”的简单表述，就否定上诉人遭受的全部损失的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对《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的内容没有进行审理，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江岸区政府、区更新局共同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经营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举证不能与被上诉人无关，并非被上诉人的原因造成，其所谓的损失也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鉴定的情形。上诉人出示的生效判决证明，青砖围墙在侧面留出了进出通道，该围墙并没有造成房屋外观及室内损害，不影响上诉人对房屋的使用权，其他赔偿误工损失等均不属于直接损失范畴，相关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不包含《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上诉人分别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内容合法，予以支持。上诉人在二审提出未对其进行审理，属于新的诉讼请求，超出二审的审理范围。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依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对证据的认证和采信理由与原审法院相同，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系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程序中搭建围墙的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案件。围墙的搭建是为了保障征收工作顺利进行，本身是征收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征收行为完成后，因该行为产生的损失会被征收补偿行为吸收。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赔偿的经营损失、房屋设施的损坏、房屋装饰装修的损坏、在外租房的临时过渡安置费用等，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被上诉人修建围墙的行为导致的。上诉人诉称的上述损失，是涉案岸政征[2015]17号征收决定作出后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如果上诉人认为自搭建围墙之日起，征收部门的相关行为就给其造成了上述相关损失，上诉人可以在征收补偿中要求政府部门予以处理。如果上诉人认为征收补偿未对该损失进行处理，应当在其提起的针对征收补偿的行政诉讼中一并进行主张，而不是提起本案赔偿之诉。关于上诉人提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拆除围墙的垃圾清运费问题，上诉人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有关社保及医保费用、律师费的赔付，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直接损失范围，本院也不予以支持。综上，对上诉人因涉案围墙的修建而提起的本案赔偿之诉，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付春华、傅志刚、付汉华、付志强、徐农、陈俊、吴琳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平 审判员  沈红 审判员  俞震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王瀚 书记员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