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0321行303号原告黄文招，男，194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钟正松，贵州山一（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黄秀华（原告之子），男，196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习水县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出庭负责人张世伟，习水县林业局副局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文流刚，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3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委托代理人付全齐，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郭丰，贵州宇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第三人黄秀超、余太常、邹云庆、赵仕容、黄秀恩、袁本容、王中皇、余永富、罗仕开、袁图生、袁运花、袁远良、黄合云、黄秀江、余永亮、王林菊、黄开书、黄秀华、张地香、余永华、黄开勇。诉讼代表人余永亮、王中皇。第三人罗成，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习水县。第三人罗安官，男，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第三人罗安伦，男，196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第三人习水县民化镇顺龙村丹桂村组（以下简称：丹桂村组）。负责人罗成，组长。第三人习水县民化镇顺龙村庙后头组（以下简称：庙后头组）。负责人黄秀华，组长。第三人习水县民化镇顺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顺龙村委会）。负责人张德华，主任。原告黄文招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林地行政处理决定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8年4月26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文招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秀华、钟正松，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文流刚，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付全齐、郭丰，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诉讼代表人余永亮、王中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丹桂村组、庙后头组、顺龙村委会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查明：争议山林位于民化乡××村丹桂组与××村交界处，小地名“漩洞湾”，包含了小地名“岩窝洞”，以下统称为“漩洞湾”，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下同）：上抵顺龙村丹桂村组陈开元土，下抵丰坝村王中二(王中辅)土、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明、陈意平土，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顺龙村丹桂村组罗应书土、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庚（根）。争议山林分为两部分，左上部分申请人黄文招与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主张使用权，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下同)：上抵顺龙村丹桂村组陈开元土，下抵丰坝村王中二(王中辅)土、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明、陈意平土，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顺龙村丹桂村组罗应书土、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与罗成、罗安官、罗安伦(原第三人罗吉明(已故)之子)争议山林。右下部分申请人黄文招、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与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均主张使用权，四界为上抵路(连接黄文招与余太常等21户争议山林)，下抵陈意明、陈意平土，左抵黄文招与余太常等21户争议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庚(根)土。争议山林中有一条明显人行路，将争议山林分为面积基本相等的上、下两个部分。申请人黄文招为主张权利，提供了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其本人的习府自山字第97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和保存在县档案局的该证存根，记载有“猫猫洞”山林一幅，四界为：上抵环路，下抵分坝，左抵公有林、右抵公有林，小地名和四界均与争议山森不一致。还记载有“岩窝老”山林一幅，四界为：上陈开元土，下本人界，左公有林，右罗应书土。小地名与争议山林一致，左界“公有林”与争议山林不一致，实为熊进华山林，下界本人界指向不明，上界和右界与争议山林上半部分一致。该证能证明申请人在争议山林范围内有山林存在，左界虽与现场不一致。但申请人与熊进华之间不存在争议，该界址能确定具体位置，以沟为界；下界存在登记不清。同时，原顺龙大队支书张地永、文书余太全证实了申请人黄文招在“岩窝老”的山林系原顺龙大队(即现民化乡顺龙村)集体所有，1978年申请人黄文招用其“麻柳林”山林与集体调换了“岩窝老”山林，“岩窝老”山林归申请人黄文招管理使用。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为主张权利，提供了权利人为袁远良、邹云庆、余显伦(被申请人黄开书外公，余显伦膝下无儿且已去世，其女婿黄秀元也去世)、黄秀开(被中请人黄开勇之父)、余太常、黄合云、余永付、罗明魁(被申请人罗仕开之父)、黄合成(被申请人黄秀江之父)、罗其祥(原被申请人罗洪高(已故)之父)、袁远花、黄秀恩的12份1981年林业“三定”时填发的《自留山使用证》，以及权利人为余永亮、黄合明、余太伦(被申请人余永华之父)、袁远法(被申请人袁图生之父)、余永贵、王中皇、黄秀言、黄秀超、黄泽文的9份保存于县档案局1981年林业“三定”时填发的《自留山使用证力存根。上述21份《自留山使用证》和存根均记载有“鲜洞湾”山林，面积均为1分，四界均为：上抵风坝大队山林，下抵风坝大队土、顺龙3队土，左抵风坝大队山林，右抵顺龙3队土。经现场勘查，争议山林上界系顺龙村(原顺龙大队)山林土地；下界与风坝村(原风坝大队)王中二以及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明、陈意平(二人原属顺龙3队)接界；左界抵熊进华山林，熊进华原属风坝大队；右界抵陈意庚(根)土，陈慧庚(根)原属顺龙3队。经比对，被申请人提供的21份权利依据上记载的“鲜洞湾”山林地名与争议山林一致，四界中除上界与争议现场不一致外，其余左界、右界和下界与争议山林一致。该证证明了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在争议山林范围内有山林存在，上界登记不清。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持有其父罗吉明(已故)保存于县档案局的习府自山字第103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记载的"麻柳林"山林四界为：上抵公有林，下抵小山凸，左抵王中皇，右抵王中垒。经现场核实，该证记载的“麻柳林”山林小地名与四界均与争议山林不一致，位于争议山林以外的其他地点。遂认为：一、申请人黄文招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97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和档案存根，依法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申请人余太常21户提供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系有权机关颁发的合法凭证，真实有效，也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黄文招与余太常21户对“岩窝老”山林应当视为共同共有关系。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持有习府自山字第103号《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但未记载争议山林，故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二、申请人黄文招与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虽均持有合法凭证，但双方自留山使用证均存在记载不清，从相关证件登记的山林地名及四至看，只能证明争议双方在争议范围内均存在山林的事实。申请人黄文招的自留山使用证体现的是下界不清，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自留山使用证体现的是上界不清，且在争议山林内有一条明显的“路”存在，正好将争议山林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的规定，本府对当事人提交的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不清时，有权依职权作出确认。因此，结合争议山林的实际情况，以争议山林中存在的”路“为分界，将争议山林上、下部分分别处理归申请人黄文招和申请人余太常等21产管理使用，既符合双方权证登记和农村山林土地划界习惯，又方便当事人管理。三、关于黄文招“漩洞湾”山林所有权归属问题，申请人黄文招“漩洞湾”山林系由原顺龙大队在1978年调换而得，黄文招属该因为我是成员，其调换行为在集体内部进行，经调换后，所有权未变化，仍应属顺龙大队集体所有，由于顺龙大队已被撤销，其权利依法应当由顺龙村集体继受。为此，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漩洞湾”山林中“路”以上部分争议山林，其林地所有权归民化乡××村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本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句申请人黄文招所有，四界为：上抵顺龙村丹桂村组陈开元土，下抵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山林(以路为界)，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顺龙村丹桂村组罗应书土。二、“漩洞湾“山林中”路"以下部分争议山林，其林地所有权××村庙后头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四界为：上柢黄文招山林以路为界，下抵王中二(王中辅)、陈慧明、陈慧平土，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陈意庚(根)土。原告诉称：原告“猫猫洞”山林，是原告之兄黄文祥为户主于1978年用土改时期取得的“小山包”山林与原来的顺龙大队公有林调换所得。1981年“林业三定”时，习水县政府向原告颁发了《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原告对该片山林管理使用至今。2008年，第三人余太常、黄秀超等21户称该山林是他们本组的承包地，并伪造了自留山证，私自将争议林地填写在该证中。原告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被告习水县政府于2013年7月1日、2015年7月27日两次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山林属原告。因第三人黄秀超等人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习水县政府于2017年9月19日依据第三人伪造的自留山证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将属于原告的山林处理给第三人。原告为此向被告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7)3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第三人自留山使用证中的”鲜洞湾"自留山与原告的“猫猫洞”自留山四界不重合。按照第三人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鲜洞湾”四界，该片山林指向对象是丰坝村的山林而非原告的“猫猫洞”山林。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背离客观事实，侵害了原告的自留山使用权。被告遵义市政府在复议时，未调查事实真象，简单予以维持，该复议决定是错误的。特提起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3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被告习水县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原告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现场照片，证明现场四界与被告认定的四界不一致，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下界和右界是顺龙八队陈意根、陈意明、陈意平的土，上界是原告自己的“岩窝老”山林，第三人的一分林地没有与“猫猫洞”和“岩窝老”接界，同时第三人的林地在照片的最左下角；2、顺龙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第三人“鲜洞湾”的四界清楚，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3、张地永、余太全、罗仕均等人的证实，证明“猫猫洞”一直是原告在管理使用，属于原告。4、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遵府行复[2017]3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处理的结果。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首先，本案处理决定系答辩人林业部门依法受理、调查等程序后报送答辩人作出。第三人余太常等21户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与民化乡林业站保存的《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记载一致，经核实后该证记载的山林界址包含了争议山林。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该证据系有权国家机关制作和保存的证据，其证明力和证据力均大于其他证据，且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省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被答辩人称上述证据属伪造，没有提供有力证据佐证，且经答辩人调查，也不存在伪造的事实，纯属被答辩人主观臆断。二、被答辩人称第三人所持自留山使用证中记载的“鲜洞湾”自留山四界与其“猫猫洞”自留山四界并未重合，第三人“鲜洞湾”山林指向的是丰坝村山林。经答辩人现场勘查，被答辩人和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所持《自留山使用证》虽存在记载不清，但能证明争议双方在争议范围内均存在山林的事实。答辩人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之规定，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定职权和程序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习水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习水县林业局关于民化镇顺龙村庙后头组余太常等21户与丹桂组黄文招山林争议建议报告，证明本案系由县林业部门调查后报送及处理建议；2、遵府行复（2013）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习府处（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府处（2015）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府处（2016）9号《行政处理决定》，3、黄文招提交的《山林确权申请书》、余太常等21人提交的《山林确权申请书》，证明：（1）本案启动程序合法；（2）本案处理过程；（3）答复人作出的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依据遵府行复[2013]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的，严格履行了复议机关做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4、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二）（三）、习水县林业局权属争议案件限期举证通知书、变换被申请人通知书、变换第三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1）受理、送达程序合法；（2）原案部分当事人在处理过程中死亡，依法追加其继承人为当事人，并告知了其他当事人；（3）习水县政府在处理过程中，要求各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据；5、相关当事人授权委托书，证明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的主体资格适格；6、习水县山林权属争议现场草图、现场勘察笔录，证明：（1）争议山林现场情况；（2）本案处理决定是经实地勘查、调查后作出，程序合法；（3）黄文招不再主张与熊进华争议山林，该部分已不存在争议；7、黄文招提供的习府自山字97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及存根，证明其上记载的“岩窝老”山林，左界“公有林”与争议山林不一致，实为熊进华山林，下界“本人界”指向不明，上界和右界与争议山林上半部分一致，该证能证明申请人在争议山林范围内有山林存在，左界虽与现场不一致，但申请人与熊进华之间不存在争议，该界址能确定具体位置，下界存在登记不清；8、袁远良、邹云庆、余显伦、黄秀开、余太常、黄合云、余永付、罗明魁、黄合成、罗其祥、袁远花、黄秀恩等人提供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余永亮、黄合明、余太伦、袁远法、余永贵、王中皇、黄秀言、黄秀超、黄泽文保存于县档案局的《自留山使用证》存根，证明余太常等21人持有的自留山使用证或存根记载的“鲜洞湾”山林，地名与争议山林一致，四界中除上界与争议现场不一致外，其余左界、右界和下界与争议山林一致，证明申请人余太常等21户在争议山林范围内有山林存在，上界登记不清；9、罗成、罗安官、罗安伦持有其父罗吉明保存在县档案局的习府自山字103号《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其上记载的“麻柳林”山林，地名与四界均与争议山林不一致；10、余太常、余永亮、袁远良、黄秀伦、余永付、余永贵、黄秀华、罗吉明、黄秀云、黄文招、余太全、罗成、黄秀超、袁德伦、张地永调查笔录，证明：（1）当事人陈述；2、黄文招在争议山林处的山林，系由原顺龙大队调换而得。被告遵义市政府辩称，一、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现场勘查，争议山林四界为上抵陈开元土、下抵王中二、陈意明和陈意平土、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罗应书、陈意根土。申请人和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所持《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四至不清，但都包含山林。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所持其父罗吉明（已故)的《自留山使用证》记载的四至未在争议山林范围内。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定职权和程序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二、本案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遵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真实性；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遵府行复受字[2017]318号），证明市政府按程序已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原告确已收到受理通知书；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习水县政府向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5、《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证明市政府已委托习水县法制办及时送达文书，保障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权利；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遵府行复参字[2017]318号），证明向习水县政府法制办邮寄文书内容真实性；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第三人确已收到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8、《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证明市政府已委托习水县政府法制办代为向原告、习水县政府及第三人及时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9、《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遵府行复延字[2017]318号），证明向习水县政府法制办邮寄文书内容真实性；10、《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真实性；11、《委托送达函》，证明市政府已委托习水县政府法制办向原告送达决定书；12、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向习水县政府法制办邮寄《委托送达函》、《决定书》、《送达回证》。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述称，1、请求维持习水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和遵义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2、“漩洞湾”林地位于习水县民化镇××与××村交界处。1961年，王绍云支书和队委将该片耕地承包给第三人耕种多年，后由于离家较远不便耕种便退耕成林。从承包起到国家减免农业税止，第三人都一直在缴纳农业税和各项提成。原告称“猫猫洞”山林是用土改时分得的小山包(也叫麻柳林)与张地永用公有林调换所得，公有林属于乡以上的政府，大队无权调换。且原告的麻柳林面积约2分地，漩洞湾林地约10亩，调换显然不公平。3、第三人的山林证与县档案局存根完全一致，应受法律保障。4、本案系二被告多次到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后才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5、原告“猫猫洞”山林登记的左界、右界均是公有林，但“漩洞湾”没有公有林，只有21户第三人的林地。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１、余先云和熊进华的证实，证明争议林地“鲜洞湾”是发包给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的林地。第三人庙后头组未到庭，未提交证据，但书面述称，余太常等21户的山林是合法的。此片山林解放前是王建文所有，后遭荒废。解放后，临近农户把这片山林开荒变成耕地。1961年，时任顺龙大队支部书记王绍荣(已故)便把这片耕地拿给顺龙大队第四生产队21户农户耕管，由于距21户农户较远，后便丢荒变成山林。1978年，时任顺龙大队支部书记张地永欲强行将21户山林对调给郎舅弟兄原告及儿女亲家罗吉明(已故)，但遭到21户农户反对，张地永便怂勇原告去非法管理，引发本案纠纷，2010年经调解未达成协议。原告猫猫洞山林不在21户农户的山林内。2013年，21户农户在习水县档案局调取了原告的山林证和罗吉明的山林证，罗吉明的山林证是麻柳林，罗吉明的三个儿子(罗安能、罗成、罗安官)遂没有对21户的林地主张权利。从原告的山林证的四界也可以看出原告的山林不在21户的山林内的。原告不尊重事实，段章取义，颠倒是非。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丹桂村组、庙后头组、顺龙村委会未到庭、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习水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至6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7号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证四界是清楚的；对8号证据第三人的自留山与原告的自留山四界不重合，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9号证据与本案无关，罗成等人的自留山证与本案没有交界之处；对10号证据绝大多数是当事人的陈述，证明力不足，其中只有张地永、余太全的陈述是比较客观的。被告遵义市政府及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被告遵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其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事实不清，市政府在复议时不应该只对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复议，在实体上也应当进行复议。被告习水县政府及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习水县政府、遵义市政府、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抵顺龙村丹桂组陈开元的土，下抵陈意明、陈意平、王中二的土，1981年林业三定时，陈开元是顺龙大队的村民，罗应书是顺龙大队第二生产队的村民，陈意明、陈意平属于原第三生产队，顺龙村原为顺龙大队，枫坝村原为枫坝大队，熊进华、王中二属于原枫坝大队的村民，争议山林的左面原是黄文招与熊进华争议山林的范围，经现场勘查，均认可属于熊进华。争议山林的右下角黄文招认为属于罗继明，不再主张权利，黄秀超、余永亮认为属于21户共有，罗继明争议的山林与丹桂组接界，丹桂组往下属于顺龙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土地，以坟为界；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应以现场勘查的情况为准；对3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的规定，没有一人一证且没有附带身份信息。对4号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证人未到庭也未附带身份信息，不予认可，不符合证据的三性，1981年前确定的权属不合法，1981年后才明确权属，熊进华与原告及第三人不是同村同组，其陈述不可信，其证实的山林也并未指明四界，不能确定就是本案争议山林。被告习水县政府、遵义市政府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诉证据认定如下：原告出示的1、2、4号证据及二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其余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1981年8月15日，习水县政府分别向原属民化公社顺龙七生产队的原告黄文招及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之父罗吉明(已故)颁发了习府自山字第97号和习府自山字第103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其中原告黄文招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97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了地名为“猫猫洞”，四界为“上抵环路、下抵分坝，左抵公有林、右抵公有林”和地名为“岩窝老”，四界为“上陈开元土、下本人界、左公有林、右罗应书土”的山林二幅。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103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了地名为“麻柳林”，四界为“上抵公有林、下抵小山凸、左抵王中皇、右抵王中垒”的山林一幅。同年10月3日，习水县人民政府又向原属民化公社顺龙第四生产队的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颁发了21份《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该21份自留山使用证上均登记有地名为“鲜洞湾”，面积为1分，四界为“上抵风坝大队山林、下抵风坝大队土、顺龙3队土、左抵风坝大队山林、右抵顺龙3队土”的山林一幅。2008年林权制度改革时，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与原告黄文招及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之父罗吉明因“鲜洞湾”山林权属发生争议，第三人黄秀超及原告均向被告习水县政府申请确权，习水县政府于2013年7月1日作出习府处（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不服，向被告遵义市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政府于2014年10月11日作出遵府行复（2013）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习水县政府于2015年7月27再次作出习府处[2015]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后在复议过程中习水县政府自行撤销了习府处[2015]19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处理结果如前所述，原告不服，向遵义市政府申请复议，该府作出维持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支持如前诉请。另查明，原顺龙大队即现顺龙村，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顺龙大队有八个生产队，即顺龙第一生产队、顺龙第二生产队、顺龙第三生产队、顺龙第四生产队、顺龙第五生产队、顺龙第六生产队、顺龙第七生产队、顺龙第八生产队。原告黄文招及第三人罗成、罗安官、罗安伦之父原属顺龙第七生产队村民，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原属顺龙第四生产队村民。原顺龙第一生产队、第五生产队现合并为顺龙村四角山组，原第二生产队、第七生产队、第八生产队现合并为顺龙村丹桂村组，原第三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第六生产队现合并为顺龙村庙后头组。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作出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前进行现场时，原告黄文招、第三人黄秀超、余永亮认可陈开元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属原顺龙大队第七生产队村民，罗应书属顺龙大队第二生产队村民，陈意庚、陈意明、陈意平在70年代属原顺龙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下放时属于原顺龙大队第八生产队，顺龙村以前称顺龙大队，丰坝村称丰坝大队，熊进华属于丰坝村二组村民，王中二属原丰坝大队村民。“鲜洞湾”原是1961年时分配给第三人黄秀超等21户的土地，后因离家太远才被丢荒变成林地。本院经现场勘查查明争议林地四界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查明的四界一致，即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上抵顺龙村丹桂村组陈开元土，下抵丰坝村王中二(王中辅)土、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明、陈意平土，左抵熊进华山林以沟为界，右抵顺龙村丹桂村组罗应书土、顺龙村丹桂村组陈意庚（根）。但右下部分山林内无高大乔木，只有低矮灌木，即右下部分林木明显低于争议林地内其余林地林木。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作出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未调查核实本案争议地四界接界人陈开元、熊进华、王中二、陈意明、陈意平、陈意庚（根）、罗应书的山林、土地的接界情况以及原属何生产队村民，也未调查核实林业三定前争议地四周是否存在公有林。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是否清楚，从原告黄文招、第三人余太常等21户及第三人罗成等持有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的“猫猫洞”、“岩窝老”、“漩洞湾”、“麻柳林”的四界并结合现场来看，原告“岩窝老”林地上抵陈开元土、下抵本人界即原告的“猫猫洞”山林、右抵罗应书土均与现场相符，左公有林虽然现场没有公有林，但左边为熊进华山林，而熊进华山林是何时划分，划分前是否属于公有林，熊进华山林右界是否与原告山林接界，被告未进行调查核实；原告“猫猫洞”林地上抵还路，结合争议山林中有一条人行横路，下抵丰坝，结合现场下界有原丰坝村王中二的土来看，其上、下界也与现场相符。左公有林同“猫猫洞”左界，故意见同上；右公有林虽在现场不存在，但被告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亦未调查核实林业三定前争议地四周是否存在公有林。而从第三人余太常等21户持有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的“漩洞湾”的四界及现场勘查来看，其上抵风坝大队山林在现场不存在，下抵风坝大队土、顺龙三队在现场唯有右下界有原顺龙三队（现庙后头组黄文波的土），左抵风坝大队山林是否即为熊进华山林也应结合熊进华的林权登记予以确定，右抵顺龙三队土在现场只有原顺龙二队即现丹桂村组陈意庚及丹桂村组的土，故亦不相符。从第三人罗成等持有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中登记的“麻柳林”的四界并结合现场来看，其四界均与现场不符。综上，被告习水县政府在作出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时，对争议地四界接界人陈开元、熊进华、王中二、陈意明、陈意平、陈意庚（根）、罗应书的山林、土地的接界情况以及原属何生产队村民，林业三定前争议地四周是否存在公有林等决定争议地权属的重要事实均未调查核实，故其作出的上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复议时亦未依法调查核实并予以纠正。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31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限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远秀人民陪审员徐应江人民陪审员何德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助理审判员 罗                 丽书 记 员 杨                 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