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5民终25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98年6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2，男，197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系刘某父亲。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杨，山东兴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女，200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2，男，1969年9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1975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冠县。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秀丽，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威，山东丽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某与高某1、高某2、张某1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5民初6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彩礼11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的彩礼数额为1160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经人介绍与被上诉人高某1订婚，并按照当地习俗给付被上诉人彩礼。一审庭审中，媒人张某2出庭作证，证明2018年7月28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某1订婚，并分三次给付被上诉人彩礼：第一次见面礼88000元和第二次彩礼21000元均是在2018年7月28日给付被上诉人，共计109000元；第三次彩礼为送贴钱7000元于2018年8月6日给付被上诉人。上述彩礼均经媒人张某2之手交予被上诉人张某1，且被上诉人高某1及高某2均在场。根据民间风俗，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会通过媒人给付女方一定数额的彩礼，该彩礼数额一般为媒人居中撮合，确定彩礼数额，男女双方一致认可，再由媒人从男方拿彩礼送到女方处，这属于约定俗成的程序，几方均知情且不会当面清点。证人在庭审中称，当地订婚风俗是先见面，有的是6.6万元，有的是8.8万元，该陈述针对的是当地订婚时存在的习俗，并非针对本案彩礼数额的陈述。本案中，媒人出庭作证，能够充分证明彩礼的给付情况，证人证言的效力没有任何瑕疵，应予认定。一审判决以媒人关于彩礼数额的当庭证人证言，先后表述不一且不确定，属单一证据，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彩礼数额的依据为由，对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进而认定彩礼数额为7.7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应予纠正。一审中，被上诉人先认可收到上诉人彩礼6.6万元，后又否认没有接受上诉人给付的彩礼6.6万元，被上诉人对彩礼数额的事实前后矛盾，存在虚假诉讼、欺瞒法庭之嫌，应予以惩戒。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返还彩礼的规定，应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全额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某1并未办理结婚登记，符合返还彩礼的规定，一审判决返还部分彩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彩礼共计116000元，被上诉人应予全额返还。 高某1、高某2、张某1辩称，第一，一审中证人张某2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第二，高某1与刘某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彩礼均用于共同生活且多次怀孕流产，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从保护妇女权益出发，不应当再返还彩礼。 高某1、高某2、张某1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返还被上诉人彩礼3.5万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判决结果明显对上诉人极不公平。被上诉人共给付彩礼66000元，另11000元是改口费，是被上诉人刘某的父母基于特殊身份关系赠与上诉人高某1，应属于高某1的个人财产。一审法院将改口费归为彩礼部分，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高某1与被上诉人刘某与2017年5月份相识，11月份开始同居，生活至今，两人同居已达两年之久，被上诉人还要求返还彩礼，应当不予支持其诉求。同居生活期间，上诉人高某1为被上诉人刘某流产三次，分别在清水镇医院、冠县县医院进行了流产手术。上诉人高某1流产时年仅18岁，多次的流产给上诉人高某1身体上、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被上诉人刘某在上诉人高某1流产在娘家休养时与其他女孩同居，现认为上诉人高某1将无生育能力要求返还彩礼，其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公序良俗原则。上诉人不仅不应返还彩礼，被上诉人还应当赔偿上诉人高某1精神损害抚慰金。上诉人已将彩礼确已用于两人共同生活。在一审中上诉人已提交用彩礼购买的生活用品的单据，总计49365元，被上诉人对单据及数额均认可，上诉人认为所接受的彩礼已用于共同生活，应当予以扣除。综上所述，上诉人高某1与被上诉人刘某已经同居生活两年以上，虽未生育子女但已经流产三次，彩礼也用于共同生活中，不应再返还3.5万元彩礼。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 刘某辩称，一审中出庭作证的媒人出具证言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双方同居时间不足九个月，并非高某1所称同居两年。高某1两次流产属于意外原因，答辩人没有过错。高某1在一审中没有证据证明其用彩礼购买嫁妆，也不能证明用于双方共同生活。高某1应全额返还彩礼。 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160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高某2与被告张某1系夫妻关系，被告高某1系二人的女儿。原告与被告高某1自由恋爱。为举办订婚仪式，双方让张某2作名义媒人。被告方按当地风俗收受原告一次款项6.6万元和一次款项1.1万元。2018年农历8月份，原告与被告高某1未领结婚证，按当地风俗习惯举办了结婚仪式同居生活。2018年12月14日，被告高某1因胚胎无胎心做流产手术并住院治疗。2019年3月8日，被告高某1因异位妊娠做输卵管切除手术并住院治疗。生活过程中，二人发生纠纷，被告高某1于2019年6月1日回娘家居住不归。原告要求和好未果，导致双方解除婚约。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涉及到两个家庭的合法权益，对彩礼的给付人与收取人，应作广义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缔结婚姻的双方本人，原告将被告高某1的父母列入被告并无不妥。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数额较大，给原告方造成了一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原告与被告高某1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同居生活九个多月，且因流产手术及异位妊娠输卵管切除手术给被告高某1身体、精神造成了一定伤害。从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出发，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可酌情由被告方返还彩礼款3.5万元。原告合法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应予驳回。被告辩称的被告高某1父母不能作被告的理由，无合法依据，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某1、被告高某2、被告张某1返还原告刘某3.5万元彩礼，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20元，减半收取1310元，保全费1100元，由原告负担1610元，由被告负担800元。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上诉人刘某给付上诉人高某1一方的彩礼数额应当如何认定。第二，上诉人高某1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如应当返还彩礼，返还彩礼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一审中上诉人刘某申请证人张某2出庭作证，其证言内容前后表述并非一致，没有当面清点彩礼，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上诉人刘某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彩礼数额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当地风俗以及上诉人高某1一方自认收取的款项认定彩礼数额并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上诉人刘某与高某1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上诉人高某1、高某2、张某1应当返还彩礼。一审法院结合上诉人刘某给付彩礼数额以及其与高某1共同生活的时间确定返还彩礼数额适当。 综上，上诉人刘某、高某1、高某2、张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95元，由上诉人刘某负担2620元，上诉人高某1、高某2、张某1负担67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丰 雷 审判员 范晓静 审判员 贾 琼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法官助理陈普光 书记员肖庆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