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7民终11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秀丽，女，1965年2月7日出生，汉族，锦州海贝莱铁合金有限公司经理，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建明，男，1964年7月25日出生，汉族，锦州海贝莱铁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铁军，辽宁华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凤杰，男，1952年4月7日出生，汉族，锦州市北方铁合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滨，辽宁博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秀丽、高建明因与被上诉人马凤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7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秀丽、高建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翟铁军、被上诉人马凤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秀丽、高建明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2019)辽0703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职业放贷人”，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53.【职业放贷人】”的观点，属于应予打击之列。而前述的法律规定及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均未规定：特定对象间可以不受前述法律法规的约束；此外特定对象仅限于亲属和单位同事之间，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政协”认定为“单位”是有意规避法律规定，单位不可与政治性比较强的人民政协同比，更不可把政协委员间的关系定性为特定的封闭的对象。此外被上诉人本身不具有政协委员的身份，而且其在凌河区法院涉诉的借款人中吴春霞、孙孟杰、满奕、王忠满均不是政协委员，因此说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具有“对象特定性”是不成立。2.被上诉人的贷款对象主体众多。除了本案债务人外，分别向社会上陈有新、满奕、吴春霞、孙孟杰、郭锦玲、宋全、王忠满等可查的7名自然人借款（被上诉人与这些债务人目前均在凌河区法院存在诉讼），被上诉人10月24日在南街派出所所做的笔录中承认了尚向不下七人进行放贷。此外上诉人、被上诉人在2015年6月28日到期之后不下3次签订了延期还款的书面协议。因此被上诉人的借款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3.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转账交易成功”记录所显示，2014年12月29日的贷款是从被上诉人公司出纳魏双的账号汇出，其行为肯定系接受被上诉人的指示所为，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是有组织的放贷行为而不同于自然人之间的民间贷款，且“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而该业务系国家特许经营业务，具有违法性。4.被上诉人从2014年便开始向上诉人放贷一直持续到今天，且不下3次签订《借款协议》延期合同，上诉人已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76万元，足见其是符合“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的特征。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及第十四条之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是否有效应当重点审查出借资金的来源以及借款用途。即便案涉借款合同真实且己实际履行，如果出借资金的来源并非是被上诉人自有资金，也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本案借款资金从魏双的个人账户中汇出，无论是魏双出借账户或魏双借款给被上诉人，均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合法；此外被上诉人在与上诉人于秀丽的微信中多次提到“大家”，并且以大家的名义催款，两相结合充分证明本案款项不是被上诉人自有资金且该放贷具有明显的获取高额利息性。6.被上诉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资金来源非法，且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和指导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647号中均有做出规定，据此应认定本案案涉《借款合同》无效。7.上诉人从2014年12月开始直至2018年3月28日前共计向被上诉人支付利息76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被认定无效情况下，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应当进行处理，既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已支付的利息76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或改变一审判决书的判决内容，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马凤杰答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双方借贷关系是合法的，证据充分，应该维持原判。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是职业放贷人，被上诉人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条件，与上诉人形成的借贷关系是源于双方均是铁合金公司是同事，又是政协提案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双方经常一起参加相关的组织活动，所以关系上非常熟悉，并不符合向不特定人放款的条件。另被上诉人也并非以盈利为目的，双方所约定的利息是完全符合法律约定的，上诉人按合同的约定一直给付利息到2018年2月。被上诉人并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条件，不是违法放贷。对于上诉人提出的第二点上诉请求说一审未查清其他借贷事实的理由，被上诉人认为这一点并不是本案由法院来查清的事，如果上诉人认为其他的借款事实与本案有关的事，上诉人应举证，而并不是法院依职权必须查清的事。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原判。马凤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及利息38万元（上述利息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到2019年9月30日止，以后的计算利息继续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与原告曾同为锦州铁合金厂的同事，原告与被告于秀丽曾同为锦州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2014年12月28日，被告于秀丽想向原告借款，要同为政协委员的张素珍协调，经张素珍与原告联系，于2014年12月29日原告与于秀丽分别作为出借人（乙方）与借款人（甲方）签订借款协议，载明：乙方借给甲方100万元，甲方将借款用于经营，借款期限为6个月，即从2014年12月29日至2015年6月28日，借款月利率为2%，甲方应在到期日向乙方支付利息12万元，借款期限届满甲方向乙方一次性归还借款，原告及被告于秀丽分别在借款人及出借人处签字，张素珍在中间人处签字。同日，原告公司的会计魏双从账号62×××72向于秀丽的账号62×××79转款100万元；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与被告于秀丽又续签了借款协议，将100万元借款的期限变更为2015年6月28日至2015年12月28日，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利息2万元，逾期还款利率按协议利率上浮50%计算罚息和复利，原告及被告于秀丽分别在借款人及出借人处签字，张素珍在中间人处签字；2018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于秀丽、高建明续签了借款协议，将100万元借款的期限变更为2018年3月28日至2019年3月27日，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利息2万元，逾期还款利率按协议利率上浮50%计算罚息和复利，原告及被告于秀丽、高建明分别在借款人及出借人处签字，张素珍在中间人处签字。二被告自2015年6月29日至12月23日共向原告支付利息24万元，2016年2月4日至12月19日向原告支付利息22万元，2017年1月24日至11月28日向原告支付利息18万元，2018年2月8日至6月1日向原告支付利息8万元，2019年2月1日向原告支付利息4万元。原告与二被告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原告与二被告原系同事关系，当时由同为政协委员的张素珍联系双方形成100万元借款本金的借贷关系，且二被告的该笔借款无任何物的担保及保证人保证，故该笔借款的发生应属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对象具有特定性；双方履行合同中，不论二被告还款是否逾期，原告主张的利率及二被告支付利息的利率均按年利率24%的标准履行，未超过法定利率的红线；诉讼中二被告未能提交原告借给二被告的100万元系套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证据；二被告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又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且自2015年至2019年25次向原告支付利息，故双方形成的借贷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二被告以原告在法院有借贷案件故推定原告出借给二被告的100万元系违法放贷行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原被告关于100万元借款的借款合同应属有效。2、关于二被告已还利息的截止时间问题，诉讼中二被告认为利息已还至2018年3月，2018年4月以后的利息未支付，原告主张二被告的利息还至2018年2月，2018年3月以后的利息未还，根据诉讼中二被告提交的还款统计及明细，二被告已还的利息应截止到2018年2月，2018年3月以后的利息尚未偿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向原告借款并签订了借款合同，双方约定了借款数额、期限、借款利率，二被告应按约定及原告主张履行义务，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于秀丽、高建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偿还原告马凤杰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20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于秀丽、高建明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了新证据。对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认为，“职业放贷人”是指出借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营性的贷款业务,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等特点,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马凤杰为“职业放贷人”并提交了其查询的马凤杰涉诉案件列表，庭审中马凤杰对于涉诉案件的形成作出了合理说明。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所提到的涉诉案件不能排除系被上诉人与他人之间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马凤杰达到“职业放贷人”中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要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马凤杰为“职业放贷人”，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于秀丽、高建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220元，由上诉人于秀丽、高建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玉龙审判员  高 帆审判员  王金业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文涛书记员高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