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辽72民初57号原告：高世平，女，1972年4月5日出生，汉族，物业员工，住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原告：蒋洁，女，1994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护士，住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原告：蒋俊，女，2001年8月1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原告：马新秀，女，193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鹏，辽宁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汝忠，男，196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被告：马世清，女，1957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顺，大连市瓦房店大众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王汝忠（以下简称“被告”）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鹏,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917,080元；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蒋朝付系第一原告的丈夫，第二、第三原告之父，第四原告的儿子。2016年7月27日，被告雇佣蒋朝付在被告的辽瓦渔51031号渔船上工作。2016年8月17日，蒋朝付在为被告工作时溺亡。被告作为船长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法院依法裁决。被告答辩称：被告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被告与原告的近亲属蒋朝付没有雇佣关系，2016年7月蒋朝付通过王厚义等人在场的介绍与被告进行合作，由被告提供渔船，蒋朝付提供潜水设备，共同出劳务，在海上捕捞蛏子，每次捕捞后由蒋朝付通知港上收购蛏子的车辆将蛏子拉到海港量称，每斤劳务费13元，他每次都是按照捕捞蛏子的数量按每斤4元钱的价格付给被告劳务费。被告每次得到劳务费都是按照蒋朝付在海上捕捞蛏子的数量而决定。如果蒋朝付没有捕捞到蛏子，被告和蒋朝付都不能得到任何劳务费，蒋朝付和被告是否能得到劳务费都取决于蒋朝付是否能够捕捞到蛏子。被告完全受蒋朝付的支配和控制。所以被告从未雇佣过蒋朝付。2.蒋朝付的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他在下海捕捞蛏子前大量饮酒，而且在下水捕捞时候没有穿潜水衣，导致其溺水死亡，其对死亡应承担全部责任，被告没有过错。综上，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由原告方提供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辽瓦渔51032船登记证明、大连市2015统计公报节选、人大社发（2016）179号关于公布2015年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有关事宜的通知等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暂住人口管理服务证和居住证明，证明事实是蒋朝付全家在襄阳市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本院认为，暂住证载明蒋朝付暂住地址为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新区路5号10室，暂住证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一年；暂住证最后一次发证日为2014年5月9日，至2015年5月9日期满。但原告未能提供5月9日之后的暂住证证明，恰恰说明2015年5月9日至2016年8月17日蒋朝付因溺水死亡期间，蒋朝付未在襄阳办理过暂住证，因此该证据与原告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由襄阳市樊城区七里桥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6年9月22日出具的居住证明，拟证明自2012年5月10日起，蒋朝付全家在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新区路5号10室居住至今，本院认为，社区居委会并非证明公民户籍与居住信息之法定机关，且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6年7月27日蒋朝付便在华铜村开始工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条之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而蒋朝付在去世前于襄阳市樊城区并未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故本院不予以采信。2.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和转账单据一份，证明是蒋朝付全家在襄阳市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被告对劳动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对转账单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从转账单据看不出转账的是什么款项，以及是谁转入高世平的账户，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襄阳市区居住。本院认为，劳动合同虽为复印件，转账单据证明自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高世平月均能收到1600元，二者能够互相印证，但只能够证明原告高世平工作在襄阳市区，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信。3.原告提供的蒋俊毕业证、团员证、襄阳市第三十九中学收费票据、毕业照。证明事实蒋朝付全家在襄阳市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事项。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证明蒋俊曾经在襄阳市区学习过，但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以采信。4.原告提供的湖北襄阳市第三十九中学介绍，证明三十九中学位于襄阳市区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但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性，不予以采信。5.原告提供的湖北襄阳市第三中学（高中）证明和收费票据，证明事实是蒋朝付全家在襄阳市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也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全家在市区居住的事实，只能证明蒋俊在襄阳市第三中学就读过及学校的收费情况。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只能够证明蒋俊在襄阳市区学习过，与本案待证事实并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6.原告提供的湖北襄阳市第三中学的网页，证明事实是第三中学位于襄阳市区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亦无直接关联，不予采信。7.原告提供的蒋洁学生证、荣誉证书，证明事实是蒋朝付全家在襄阳市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蒋洁的身份是学生，并且曾经在学校获得过荣誉，但不能证明蒋朝付及全家在市区居住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8.原告提供的湖北襄阳市第五中学的网页，证明事实是第五中学位于襄阳市区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不予采信。9.原告提供的户籍地村委证明，证明事实是马新秀有五个子女。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本院认为，结合马新秀的身份证信息，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该证据能够证明马新秀有五个子女（包含蒋朝付），且另外四个子女均已成年，原告未举证其余四个子女无抚养能力，故本院认定，马新秀其余四个子女对马新秀具有抚养能力。10.原告提供的户口本，证明事实是蒋朝付与高世平系夫妻关系，婚生女蒋洁、蒋俊，马新秀系蒋朝付母亲，随蒋朝付生活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蒋朝付及全家是农业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大连地区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四个原告与蒋朝付的关系，原告主体适格，予以采信；同时证明蒋朝付的住所地为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包畈村，属于农业户口。11.原告提供的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瓦海渔字【2016】116号文件《辽瓦渔51032船潜水员溺亡事故调查报告》，证明事实是蒋朝付系为王汝忠从事雇佣工作的期间死亡的事实。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从未接到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的文件，此文件认定的事实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该证据为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依法履行海洋行政管理职能中形成的行政公文，系法定有权部门所出具，具有真实性，且对潜水员蒋朝付溺水死亡的经过、事故原因、责任认定、处理意见作了详细报告。该证据认定，王汝忠私自改变渔船作业性质，并雇佣无潜水证的蒋朝付潜水作业是导致蒋朝付死亡的主要原因，蒋朝付在作业时未穿戴潜水服是导致自身死亡的次要原因，并对王汝忠进行了行政处罚，本院予以采信，但本院认为，王汝忠与蒋朝付之间系雇佣关系抑或合伙关系，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法院司法权审查、认定范围，该证据关于二者关系的认定，超越了行政权范畴，对本院不具有约束力，本院不予采信。12.原告提供的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局网页，证明事实是2016年6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为辽宁省伏季休渔期，被告属于违法捕捞。本院认为，该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能够证明被告与蒋朝付的作业属于违法捕捞，本院予以采信。13.原告提供的国发【2016】5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证明事实是被告应付全部责任。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不能证明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潜水人员从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要求已于2016年1月20日取消，本院予以采信；但本院认为，虽然国务院于2016年1月20日决定取消了潜水人员从业资格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但潜水作业仍是一项具有危险性的渔业生产行为，仍需要专门的潜水知识和进行相关技能培训；同时，蒋朝付作为一名潜水捕捞人员，应对潜水捕捞行为的危险性具有充分认识，应谨慎作业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对于其在潜水捕捞过程中未穿潜水服并发生溺水身亡的后果其主观上存在过失。14.被告提供的证人王厚义的证人证言一份，王厚义证明，蒋朝付系由王厚义介绍给王汝忠；蒋朝付与王汝忠系合作关系，蒋朝付负责下海捕捞，出海与否由蒋朝付自己决定，潜水衣由蒋朝付准备，船、气泵、水泵、腰铅由王汝忠提供。捕捞的蛏子由蒋朝付负责称量，由归州港按照每斤13元的价格收购，钱交给王厚义，蒋朝付得9元，王汝忠得4元。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蒋朝付与王汝忠之间的合伙关系，且能够证明二人之间收入分配比例，予以采信。15.被告提供的瓦房店海洋渔业局查询笔录，证明事实是该局调查程序违法，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6即卷宗明显不符，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瓦房店市海洋与渔业局瓦海渔字【2017】13号告知函进行了说明，因工作关系，辽瓦渔51032渔船事故调查卷宗及材料尚未完善归档。因我局工作人员的疏忽，将未完善归档的部分调查材料复印给贵院，特此告知。如贵院需要，可另行调取全部卷宗。本院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查询笔录制作过程中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16.原告提供的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行政处罚卷宗一份，被告对卷宗来源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与之前被告申请法院调取瓦房店海洋渔业局的事故查询笔录不一致，之前查询笔录上“查询人”处没有任何记载，而该证据查询人处有记载；另外，之前查询的笔录无编号，该证据有编号。本院认为，结合证据15，该证据中的查询笔录在制作程序上存有重大瑕疵，故不予采信。17.被告提供的田林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证明事实是被告与王汝忠不是雇佣关系。田林系华铜村村民，田林介绍王汝忠给归州渔港老板张鸿伟，在其海域捕捞蛏子，王汝忠所属的辽瓦渔51032上，有蒋朝付共4位潜水员，王汝忠与蒋朝付系合作关系、不定期合作，捕捞蛏子必须交给渔港，所得款项由渔港交给王厚义或者田林，再按照每斤王汝忠得4元、蒋朝付得9元进行分配；如果没打捞上蛏子，王汝忠与蒋朝付都没有收入；当地一直是这种模式，其他4艘船舶也是这种分配模式。该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18.被告提供的任承刚证人证言，任成刚系华铜村村民，本人也是船主，证明王汝忠与蒋朝付系合作关系，潜水员得9元，船主得4元；是否出海由潜水员决定；捕捞不到蛏子，双方都没有钱。该证据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19.被告提供的吴庆军证人证言及询问笔录一份，吴庆军系潜水员，曾在华铜村做过一个星期，船主与潜水员系合作关系，双方分成，潜水员得7元，船主得3元；潜水员决定渔船是否出海。该证据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在具体分配比例上，9：4与7：3无本质差异，且与非同一船舶相关。20.被告提供的于勇证人证言与询问笔录一份，于勇系华铜村村委会主任，证明华铜村二十余户渔船船主从事蛏子捕捞，与潜水员均系合作关系；潜水员来去自由，自带潜水设备；由潜水员决定是否出海。该证据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21.被告提供的蔡平安询问笔录一份，蔡平安系潜水员，在王汝忠所属辽瓦渔51032船上捕捞蛏子，渔港老板不定期给王汝忠结算，每斤蔡平安得9元，王汝忠得4元；王汝忠与蔡平安系合作关系，蔡平安吃住在王汝忠家，活多的时候在王汝忠这干，活少就离开，关系不固定；出海与否，由蔡平安决定，不须王汝忠同意。本院认为，蔡平安与蒋朝付均系与同一船舶合作的潜水员，其对本案案情直接了解，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采信。22.被告提供的王居同询问笔录一份，证明王居同系渔港负责人，王汝忠在其海域捕捞蛏子。每次作业完，王汝忠、蒋朝付共同到渔港交蛏子称重，钱给田林，再由田林支付。其他船主与潜水员均是如此。该证据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23.被告提供的唐金福询问笔录一份。唐金福系潜水员，在船长王汝利的船上作业，其跟王汝利系互助互利关系，捕捞蛏子所得按三七分成。该证据与本院认定的其他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被告王汝忠系辽瓦渔51032渔船船主，辽瓦渔51032号渔船生产方式为刺网。2016年7月27日，经案外人王厚义介绍，潜水员蒋朝付与被告王汝忠合作在渔港捕捞蛏子，蒋朝付吃住均在被告王汝忠处。蒋朝付自备潜水衣，负责下海捕捞；被告王汝忠提供船、气泵、水泵、腰铅等设备，并负责驾船。是否出海，由蒋朝付根据天气、个人意愿决定，捕捞的蛏子由蒋朝付、被告共同到渔港称量计重，渔港按照每斤13元的价格予以收购。捕捞蛏子所得，蒋朝付与被告王汝忠按照9:4比例分成。2016年8月17日，正处辽宁省规定的休渔期，蒋朝付、被告及其他4名潜水员共同出海作业，蒋朝付未穿潜水服，在作业过程中溺水死亡。瓦房店市海洋与渔业局作出瓦海渔字【2016】116号《辽瓦渔51032船潜水员溺亡事故调查报告》载明，被告王汝忠擅自改变捕捞渔船作业用途，将刺网作业渔船用于辅助潜水作业，搭载无潜水资质的4名人员从事潜水作业，未要求潜水员穿戴潜水服；蒋朝付无潜水员资质，擅自从事潜水作业，并未穿戴潜水服。另查，瓦房店市李官镇华铜村当地有二十余户船主与潜水员均系合作关系，渔业资源丰富时双方合作，渔业资源匮乏时潜水员就离开，以合作模式经营长达数年。蒋朝付系农业户口，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枣阳市平林镇包畈村五组；原告高世平为蒋朝付之妻；原告蒋洁、蒋俊系蒋朝付之女，蒋洁1994年6月27日出生，已年满18周岁：蒋俊2001年8月19日出生；原告马新秀系蒋朝付之母，1939年11月7日出生。再查，被告马世清与被告王汝忠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如何确定蒋朝付与被告王汝忠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被告王汝忠对蒋朝付的溺水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是赔偿数额如何认定。一、关于蒋朝付与被告王汝忠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王汝忠与蒋朝付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被告辩称，被告王汝忠与蒋朝付之间构成合作关系。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由此可见，雇佣关系系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法律关系的合同标的是受雇人按照雇主的指示、要求进行劳务活动，双方之间人身依附性较强，受雇人具有从属性，雇主对受雇人具有指挥和监督的权利；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供劳务即可获得报酬，而有无工作成果在所不问。本案中，被告王汝忠负责提供船舶、驾驶船舶，蒋朝付负责潜水捕捞蛏子，蒋朝付在决定是否出海作业的问题上能够自主决定，被告王汝忠对蒋朝付的作业没有指挥和监督权，而是由蒋朝付以自己的经验与技能自主进行工作，可见双方系各司其职，同时双方对于捕捞蛏子所得收益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如捕捞无获则均没有收入，由此决定了双方之间为风险共当、收益共享的个人合伙关系。且当地船主与潜水员之间数年来均系此种合作模式，从基于尊重当地习惯的角度出发，亦不应当认定双方构成雇佣关系，否则将对此种生产模式产生冲击，从而造成不利影响。原告认为双方构成雇佣关系的主要依据之一系原告提供的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瓦海渔字【2016】116号文件《辽瓦渔51032船潜水员溺亡事故调查报告》，本院认为，瓦房店市海洋渔业局作为依法履行海洋行政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对潜水员蒋朝付溺水死亡的经过、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等有权作出处理意见甚或行政处罚，但王汝忠与蒋朝付之间究竟系雇佣关系抑或合伙关系还是其他关系，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恰恰是本院进行司法判断的事项，属于司法权的审查、认定范畴，因此原告以此报告作依据认为双方构成雇佣关系，无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被告对蒋朝付的溺水身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主张，被告王汝忠应当承担雇主责任；被告辩称，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被告王汝忠与蒋朝付之间既然不构成雇佣关系，那么被告王汝忠就不能依据雇佣而承担赔偿责任。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为个人合伙关系，而蒋朝付的死亡又为合伙成员之一在从事合伙事务当中发生意外事故，那么能够规范和调整双方的即为合伙法律关系规范。对此，我国法律虽未直接规定合伙一方死亡时的处理方式，但依据合伙的法律原理，合伙内部产生的债务，应由双方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七条规定，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配；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本案中，被告王汝忠与蒋朝付没有约定出资比例或者达成书面合伙协议，但双方按照4:9的比例实际分配收入，故由王汝忠承担4/(4+9)即30.77%的赔偿责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亦不违背公平原则。综上，被告辩称其无民事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上述赔偿责任的确定并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侵权规范确定，故蒋朝付无潜水员资质而擅自从事潜水作业以及未穿戴潜水服等不应成为加重蒋朝付责任的原因。双方在休渔期期间进行采捕，虽违背相关渔业法律法规，对其行为应予以否定评价，但此违法行为并不影响双方民事责任的分担。再有，本案的案由虽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但本案的实质争议应为个人合伙合同项下的合伙单方人身损害的责任分担问题，囿于我国目前的民事案由体系，本院对本案的案由不再予以调整。三、赔偿数额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原告起诉之初，系按照《2015年大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相关数据来确定的赔偿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而本案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应为2016年度，尽管原告未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但依2016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的赔偿总额亦未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故本院酌情将赔偿标准予以调整。按照上述标准以及本院酌定的赔偿责任比例，本院具体认定赔偿项目及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15,664元/年,计算20年为313,280元，被告应负担96,396元（15,664元/年×20年×30.77%）；2.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上一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038元计算，其中蒋俊为6,177元（10,038元/年÷2×4年×30.77%），马新秀为3,089元（10,038元/年÷5×5年×30.77%）；3.丧葬费，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147元计算六个月，应为11,349元（6,147元×6×30.77%）。另外，本案中被告王汝忠并非蒋朝付之雇主，亦未实施侵权行为，故对于蒋朝付在合伙作业中溺水身故，原告主张被告赔偿10万元精神抚慰金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尽管本案并无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但考虑到潜水员的高风险，法律应对其弱势地位予以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调整，特别是死者的几位亲属或老或幼或妇，蒋朝付的死亡对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影响与心灵伤害。相反，做为船东的被告自身拥有船舶，具备生产条件，经济上有相对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一定的分散风险能力，所以，本案中，本院酌情判定被告给付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来扭转双方失衡的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以弥补原告的创伤，具体数额以30,000元为限。同时鉴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精神补偿性质，本款补偿不再按责分担。原告还主张被告赔偿交通费、住宿费，但未明确请求数额，亦未提供任何交通费、住宿费的报销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原告提出的赔偿交通费及住宿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对处理本次事故应有一定的差旅花销，且原告居住地均为湖北省，与事发地路途遥远，所以本院酌情判定被告给原告补偿交通费及住宿费5,000元，并不再另行分担比例。被告王汝忠与被告马世清系夫妻关系，按照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一般情况下，夫妻对家庭财产共同共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被告马世清亦未向本院提供反驳证据来证明此系王汝忠个人债务，故被告王汝忠与被告马世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条、第九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赔偿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死亡赔偿金96,396元。二、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赔偿原告蒋俊被抚养人生活费6,177元。三、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赔偿原告马新秀被抚养人生活费3,089元。四、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赔偿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丧葬费11,349元。五、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给付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六、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给付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交通费及住宿费5,000元。七、驳回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其他诉讼请求。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7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高世平、蒋洁、蒋俊、马新秀负担10,820元，由被告王汝忠、被告马世清负担2,150元，被告负担部分与判决主文所设定义务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铁强人民陪审员  毕 颖人民陪审员  于 巧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贾正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