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20）鲁06民辖终2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9号大西洋中心25-27层,8B单元，18C1单元。负责人:郑确，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深田路46号深田国际大厦502-504。负责人：罗国祥，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2号御景苑A栋6楼A。负责人：盛国英，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前海道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孙才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审被告：厦门惠晟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4号鸿升大厦24层C单元。法定代表人：张文元，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诉人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前海道胜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厦门惠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鲁0692民初10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三上诉人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颠倒主从合同关系，对基础合同的管辖约定未予以查明、回应，以从合同的管辖约定来认定主合同的管辖，思维逻辑混乱，违反法律规定。本案的基础合同为三上诉人与被告厦门惠某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惠某公司”）《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专业代理协议》及《专业保险代理协议》，上述协议签署在先，协议约定了诉讼管辖或仲裁管辖。被上诉人与被告惠某公司之间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签署在后，该合同以被告惠某公司有应收转款、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该合同属于从合同，《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第4.1.2约定，应向保理商提供的材料包括：申请转让应收账款对应的基础交易合同。本案的基础交易合同即为原审被告惠某公司与三上诉人的《保险专业代理合同》、《专业代理协议》及《专业保险代理协议》。上述合同是被告惠某公司有应收账款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该协议，则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应收账款转让，也不可能有被上诉人与被告惠某公司之间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关于“保理合同”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在传票中，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进行立案，但保理行为的实质还是应收账款即债权的转让。《国内商业保理合同》首页写明，“卖方（即债权人）信息……”，实际也表明，所谓的保理合同，就是债权转让的合同转让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依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五、管辖的确定”规定，保理商向债权人、债务人及担保人一并主张权利的，应当根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确定管辖。三上诉人认为，本案是因保险代理合同关系，而进一步产生应收账款转让关系，本案的核心关系在于保险代理关系，而非保理合同关系，应以基础合同确定管辖，一审法院颠倒主从合同关系，以从合同关系倒推主合同管辖，思维逻辑混乱。被上诉人故意不提交基础合同，隐瞒基础合同协议管辖的真实情况，但对三上诉人提交基础合同作为管辖异议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以任何回应，对三上诉人所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审法院置之不理，适用法律规定严重错误。第二，按照一审法院的裁定及逻辑，将无限扩大协议管辖的效力，可以将非协议一方当事人纳入到任何一个协议管辖的范围，损害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损害当事人处分权利，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承上，且不论三上诉人与惠某公司在基础主合同中存在管辖约定，即使主合同未约定管辖的，协议管辖也不得对管辖协议之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三上诉人认为，协议管辖只能约束签订约定协议管辖合同的当事人，而不能约束协议管辖之外的其他任何第三人。倘若允许被上诉人一方依据管辖协议，随意一并起诉其他第三方，则违反协议管辖意思自治的原则，也损害了当事人处分的权利。在本案中，三上诉人也并未与被上诉人签署过任何的合同，并非管辖协议约定的合同相对方，也未与被上诉人达成任何的协议管辖约定，被上诉人不能依据与原审被告惠某公司的管辖约定向三上诉人提起诉讼。原审被告与三上诉人等，并非在同一合同项下的当事人，各方也未达成任何协议管辖约定，不应适用协议管辖对其他被告进行管辖。因此，三上诉人认为，即使基础主合同没有管辖约定，被上诉人与三上诉人在内多名被告并未达成管辖协议，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协议管辖情形。上诉人若主张按照与原审被告惠某公司的合同管辖约定提起诉讼，则只能起诉原审被告惠某公司，而不能同时起诉其他无管辖协议的被告，对于无未约定管辖的其他当事人，法院裁定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求撤销原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至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被上诉人未予答辩。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诉讼主张其与原审被告签订了《国内商业保理合同》后,又与原审被告分别签订了三份《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暨确认书》，并通过EMS向三上诉人等邮寄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根据《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的约定，其向原审被告提供了保理融资款48万元。为保证相关债权实现，被上诉人与厦门天地安集团有限公司等签订了四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审被告未按时还款，三上诉人等未支付应收账款转让款，经催促仍有部分欠款未偿还。被上诉人以《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中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等为依据，诉请原审法院判令原审被告支付保理融资款及逾期使用费；三上诉人等在转让给被上诉人的应收账款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厦门天地安集团有限公司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纠纷系因保理融资款未得回收而发生。原审被告将其对三上诉人等享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被上诉人，以获取保理融资款，该应收账款的转让构成保理业务的组成部分。保理合同虽以基础合同的债权转让为前提，但保理法律关系中的应收账款转让不同于一般合同的债权转让，因此，不能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的管辖。《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并非司法解释，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在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保理合同纠纷的管辖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以保理合同及担保合同为主线主张权利，三上诉人等作为基础合同的债务人，因应收账款的转让而成为本案的被告，本案的审理核心是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故本案应根据《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确定管辖。三上诉人主张其与原审被告之间的基础合同为主合同，保理合同为从合同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与原审原告签订的《国内商业保理合同》第八条约定：凡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本合同载明的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该合同第九条第二款约定：本合同在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签订。该管辖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根据管辖协议，起诉时能够确定管辖法院的，从其约定。根据该规定，本案应当由烟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管辖。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董玉新审判员  徐承凤审判员  陈 勇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书记员  王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