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稿纸   民事判决书   （2017）琼0105民初6017号   原告：李发儒，男，1957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   被告：海口安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海秀路金桥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义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靖，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吉生，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海口市秀英旅游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海口市玉沙路**中房高级公寓**   法定代表人：吴良忠，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昭毅，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发儒与被告海口安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安速公司）、海口市秀英旅游开发总公司（下称秀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发儒，被告安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靖、王吉生，被告秀旅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昭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发儒诉称：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是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国有企业，2005年7月15日，安速公司与李发儒签订《退还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的协议书》，该协议中表明：由于海口至屯昌班线车因客观原因造成公司违约，造成业主经济损失，根据具体情况，经原、被告双方协商如下：1、因该班线车存在座位问题，需调整线路。李发儒因此同意退原交购车款，放弃经营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经营权。2、被告同意给李发儒一次性补偿12万元，作为李发儒放弃该班线车前提条件。3、被告必须保证在20-30日内付清李发儒所有款项，即包括原交购车款和一次性补偿款，合计25万元整。4、被告如不能按时付清原交购车款及一次性补偿款，则李发儒有权阻止其他九位车主车辆停运去解决。至于停运车辆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被告负责。被告并按每天每辆和放弃该线路经营权的两位车主共11人，以每天每人补偿5500元。三天结付一次补偿款给各车主，直至付清两位放弃经营车主的购车款和补偿款为止方可营运。5、所有参营车主完全有责任协助两位放弃车主追回已交的购车款和一次性补偿款。现由九位车主一起签名承担监督本协议履行的责任。6、本协议一式三份，原、被告双方各执一份，其他车主代表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并受法律保护。因李发儒向安速公司交纳的购车款均由秀旅公司收取，因此，该协议上同时盖上两被告的单位公章确认，且九位车主也签名见证担保。该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左右，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了补偿款及部分购车款，尚欠李发儒7.7万元的购车款未支付。为了追讨该笔购车款，李发儒多次向安速公司主张未果。遂于2012年2月28日向被告主管单位海口市交通局把情况说明，并要求九位车主停运维权。后经海口市运管处协调，安速公司原经理林道芝与李发儒协商并在2012年8月1日写下承诺书，于2012年9月7日还李发儒3500元，且承诺届时海口-屯昌线路更新时，优先让李发儒先参与经营管理，不要停运解决。但是，安速公司在2012年9月7日依承诺归还李发儒3500元后，再没有继续归还。2016年初，被告海口-屯昌线路车更新，但安速公司没有遵守诺言将更新线路车交由李发儒经营管理，造成李发儒合法权益受损。2016年8月19日，海口市运输管理处主持召开原、被告关于解决拖欠购车款和海口-屯昌线路车经营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上，原告和安速公司确认拖欠购车款7.7万元，安速公司亦提供了账单予以确认。因双方意见不合，协调不成功。海口市运管处建议双方通过诉讼解决。因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两被告归还原告购车款7.7万元，2005年7月15日至2017年9月7日拖欠原告7.7万元购车款的利息47162元，两项共计12416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支付。   被告安速公司辩称：一、李发儒主张的与安速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超过诉讼时效。李发儒主张与安速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李发儒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发儒的诉讼请求。二、双方之间有关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线路经营权转让行为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相关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安速公司于2005年7月15日与李发儒签订《退还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的协议书》（下称《补偿协议书》），其前提条件是安速公司曾经与李发儒约定安速公司将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经营权转让给李发儒。依据国务院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公交班线经营权是经行政许可获得公共事业经营权，不得随意转让。同时，《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安速公司）如不能按时付清原交购车款及一次性补偿款，则乙方（李发儒）有权阻止其它九位车主车辆停运去解决。至于停运车辆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甲方负责。”该协议中涉及到的营运线路的其它九位车主亦在合同中签名。安速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为维护公共利益，不使公共客运业务因此事受到影响，安速公司违心与李发儒签订该协议。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存在胁迫行为且损害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三、李发儒向本案秀旅公司支付了购车款，安速公司从未收取李发儒任何款项，安速公司不应当向李发儒返还任何款项。李发儒曾经向本案秀旅公司支付了130000元购车款，李发儒从未向安速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秀旅公司收取购车款后，并未将该款转移支付给安速公司。同时，《补偿协议书》签订后，秀旅公司先后分5次向李发儒退还了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共计173000元。从收款及退款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是秀旅公司在负责履行《补偿协议书》，李发儒与秀旅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假如依据《补偿协议书》还应当向李发儒支付款项，也应当是由秀旅公司负责支付，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四、合同无效，李发儒仅能向秀旅公司主张退还“购车款”，安速公司无义务向李发儒支付“违约补偿金”，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所有款项已经超过“购车款”，李发儒存在不当得利现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经营协议书》既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秀旅公司仅负有返还“购车款”的义务。但是，由于秀旅公司对《补偿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不正确，在按照法律规定返还李发儒“购车款”时对相关款项性质的认定亦存在重大差错，因此，秀旅公司在2005年5月30日至2102年9月7日间分5次向李发儒支付款项173000元时，错误地认为秀旅公司已经向李发儒支付“违约补偿金”130000元和“购车款”43000元。事实上，按照《补偿协议书》第3条和第4条的约定，秀旅公司在支付李发儒相关款项时，应当先支付“购车款”，再支付“违约补偿金”，因此，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款项性质应当是购车款130000元、“违约补偿金”43000元。由于《补偿协议书》无效，秀旅公司仅应当向李发儒返还购车款130000万元，因此，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超应当返还的购车款，秀旅公司不应再向李发儒支付任何款项，李发儒存在不当得利现象。同时，李发儒主张的利息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应予以支持。四、假设合同有效，《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补偿金”过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即为过高。因此，秀旅公司支付李发儒的款项已经超过应付金额。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间，秀旅公司分三次收到李发儒购车款130000万元。至2005年7月15日签订《补偿协议书》之日不过短短的四个月，李发儒便要求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支付120000元“违约补偿金”，显然过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违约金的计算应当以“造成的损失”为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李发儒无法举证证明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给其“造成的损失”，也就无理由要求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支付“违约补偿金”。即便按照“购车款”130000元计算，“违约补偿金”也不能超过39000元，则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最多应当返还李发儒169000元，显然，安速公司和秀旅公司已经超额向李发儒支付款项，不应当再向李发儒支付任何款项。综上所述，李发儒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李发儒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告秀旅公司辩称：一、李发儒主张的与秀旅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超过诉讼时效。李发儒主张与秀旅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李发儒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因此，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李发儒的诉讼请求。二、安速公司与李发儒之间有关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线路经营权转让行为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相关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安速公司于2005年7月15日与李发儒签订《退还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的协议书》（下称《补偿协议书》），其前提条件是安速公司曾经与李发儒约定被告一将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经营权转让给李发儒。依据国务院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公交班线经营权是经行政许可获得公共事业经营权，不得随意转让。同时，《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安速公司）如不能按时付清原交购车款及一次性补偿款，则乙方（李发儒）有权阻止其它九位车主车辆停运去解决。至于停运车辆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由甲方负责。”该协议中涉及到的营运线路的其它九位车主亦在合同中签名。安速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为维护公共利益，不使公共客运业务因此事受到影响，安速公司违心与李发儒签订该协议。因此，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安速公司与李发儒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存在胁迫行为且损害公共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三、李发儒向秀旅公司支付了购车款，安速公司从未收取李发儒任何款项，安速公司不应当向李发儒返还任何款项。李发儒曾经向秀旅公司支付了130000元购车款，李发儒从未向安速公司支付任何款项，秀旅公司收取购车款后，并未将该款转移支付给安速公司。同时，《补偿协议书》签订后，秀旅公司先后分5次向李发儒退还了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共计173000元。从收款及退款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是秀旅公司在负责履行《补偿协议书》，双方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假如依据《补偿协议书》还应当向李发儒支付款项，也应当是由秀旅公司负责支付，安速公司与李发儒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三、合同无效，秀旅公司仅应当向李发儒退还“购车款”，秀旅公司无义务向李发儒支付“违约补偿金”，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所有款项已经超过“购车款”，答辩人不应再向李发儒支付任何款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经营协议书》既为无效合同，自始无效，秀旅公司仅负有返还“购车款”的义务。但是，由于秀旅公司对《补偿协议书》的效力认定不正确，在按照法律规定返还李发儒“购车款”时对相关款项性质的认定亦存在重大差错，因此，秀旅公司在2005年5月30日至2102年9月7日间分5次向李发儒支付款项173000元时，错误地认为秀旅公司已经向李发儒支付“违约补偿金”130000元和“购车款”43000元。事实上，按照《补偿协议书》第3条和第4条的约定，秀旅公司在支付李发儒相关款项时，应当先支付“购车款”，再支付“违约补偿金”，因此，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款项性质应当是购车款130000元、“违约补偿金”43000元。由于《补偿协议书》无效，秀旅公司仅应当向李发儒返还购车款130000万元，因此，秀旅公司向李发儒支付的款项已经远超应当返还的购车款，秀旅公司不应再向李发儒支付任何款项。同时，李发儒主张的利息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四、假设合同有效，《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补偿金”过高。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的百分之三十即为过高。因此，秀旅公司支付李发儒的款项已经超过应付金额。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间，秀旅公司分三次收到李发儒购车款130000万元。至2005年7月15日签订《补偿协议书》之日不过短短的四个月，李发儒便要求秀旅公司和安速公司支付120000元“违约补偿金”，显然过高。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违约金的计算应当以“造成的损失”为依据，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李发儒无法举证证明秀旅公司和安速公司给其“造成的损失”，也就无理由要求李发儒支付“违约补偿金”。即便按照“购车款”130000元计算，“违约补偿金”也不能超过39000元，则秀旅公司和安速公司最多应当返还李发儒169000元，显然，秀旅公司已经超额向李发儒支付款项，不应当再向李发儒支付任何款项。综上所述，李发儒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李发儒的所有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10月至2005年3月期间，原告因购买被告安速公司海口至屯昌班线车辆经营权，向被告安速公司支付购车款13万元，该款项由被告秀旅公司代为收取。2005年7月15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退还购车款及违约补偿的协议书》，协议约定：1、因班线车存在座位问题需要调整线路。原告同意放弃海口至屯昌班线车经营，被告退还原告购车款；2、两被告同意给原告一次性补偿12万元，作为原告放弃该班线前提条件；3、两被告保证在（协议签订后）20-30日内付清款项，即包括原告交的购车款和一次性的补偿款合计25万元。被告秀旅公司于2005年5月30日向原告退还购车款9500元，于2005年8月16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0万元，于2005年8月24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2万元、购车款3万元，于2005年12月20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万元，于2012年9月7日付款3500元，共计173000元，尚欠77000元未支付。   另查明，2011年7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下发秀府办（2011）107号文，明确被告秀旅公司的个人债务，公司前期付给债权人的款项，一律作为偿还本金计算，并按现所欠债权人债务本金的60%进行清偿，并要求被告秀旅公司与相关债权人签订债务清还协议，以明确债权人不再要求被告秀旅公司偿还剩余的债务。   上述事实，有《退还购车款及违约补偿金的协议书》、《分类账》、《（2016）琼0105民初2474号之一》、《（2016）琼0105民初2474号民事判决书》、《（2017）琼01民终1956号》、《2005年3月30日的收据》、《2005年3月5日的收据》、《2004年10月18日的收据》、《2005年5月30日的收据》、《2005年8月16日的收据》、《2005年8月24日的收据》、《2005年12月20日的收据》、《2012年9月7日的收据》、当事人陈述及开庭笔录等证据为凭，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与两被告于2005年7月15日签订的《退还构成款及违约补偿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协议约定，两被告应于协议签订后20-30日内向原告退还购车款和补偿款共计25万元，即两被告最迟应于2005年8月15日前向原告付清25万元，被告秀旅公司于2005年5月30日向原告退还购车款9500元，于2005年8月16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0万元，于2005年8月24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2万元、购车款3万元，于2005年12月20日向原告支付补偿款1万元，于2012年9月7日付款3500元，共计173000元，尚欠77000元未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中，两被告未依约向原告支付购车款和补偿款，原告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原告最迟应于2008年12月20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最早于2016年9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早已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且原告不能证明本案诉讼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两被告的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起诉早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的诉讼时效，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发儒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92元，由原告李发儒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黎 雪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刘玉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