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京01民终55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游勇，男，汉族，1973年11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相鼎，北京市泰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瑰，女，汉族，1984年10月20日出生，住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定宏，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舒洁，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游勇因与被上诉人胡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7民初155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游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胡瑰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期间游勇请法院询问胡瑰POS机的所有人、编号、认证码，并要求胡瑰提供POS机消费记录，一审法院未予处理，导致游勇未能提交相关证据。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游勇并未认可与胡瑰进行过对账，一审法院依据胡瑰的陈述认定双方的欠条经过对账存在错误。胡瑰提交的证据最多证明双方现金往来37600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现金往来频繁没有依据。胡瑰没有向游勇出借23万元的能力，其生活支出都是游勇负担的。胡瑰提交的支付宝转账中，实际给付游勇75193元，该款项是胡瑰帮助游勇进行信用卡提现的交易。3.一审法院对双方借款金额计算有误。双方借款金额为8万元，游勇已经还清。胡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具体答辩意见：1.游勇之前的上诉状没有任何事实理由，其一审期间要求开庭三次，属拖延诉讼。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也非新证据。2.游勇多年从事工程工作，游勇与胡瑰存在同居关系，资金往来频繁。一审法院结合双方往来账目，合理推断双方的欠条是基于结算作出，没有错误。3.胡瑰不是普通的打工妹，自己经营服装店，有出借能力。4.同居期间的共同消费游勇自愿负担。5.双方借贷金额无误，游勇主张借款为8万元，15万是投资收益不符合事实，双方没有投资协议也没有分红记录。胡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游勇返还胡瑰借款17万元；2.判令游勇向胡瑰支付利息（以17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8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游勇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瑰与游勇系朋友关系。2017年1月7日，游勇向胡瑰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欠条欠到胡瑰人民币23万元（贰拾叁万元正）。欠款人：游勇,****。”对于上述欠条，胡瑰称，其与游勇自2010年开始以男女朋友关系交往，并维持同居关系。双方自2013年开始往来款项频繁，截至2017年1月7日，经双方对账，游勇尚欠胡瑰23万元未还。游勇称，2017年临近春节，其与胡瑰在租住地吵架，胡瑰动了刀，经过二人对账，游勇欠胡瑰8万元投资款，但是胡瑰要求游勇给付分红15万元，游勇迫于当时的形势向胡瑰承诺给付15万元分红，所以才写下了23万元的欠条。一审庭审中，胡瑰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及游勇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欠条。证明2017年1月7日，经双方对账，游勇共欠胡瑰23万元。游勇认为欠条上未写明“借条”，该笔款项并非借款，而是投资款，胡瑰实际投资金额为8万元，其余15万元是游勇承诺的分红。证据二、胡瑰工商银行卡转账和取现明细。证明2013年10月3日至2016年8月1日，胡瑰共向游勇给付97600元，其中转账6万元，取现37600元。游勇认可6万元转账，不认可取现的37600元，认为胡瑰不能证明取现之后将现金实际给付游勇。证据三、胡瑰支付宝账户账单详情。证明2016年5月14日至2017年1月1日，胡瑰通过支付宝共向游勇给付86293元，游勇通过支付宝向胡瑰给付11100元；2017年1月8日至2018年7月1日，胡瑰通过支付宝共向游勇给付106127元，游勇通过支付宝共向胡瑰给付17387元。游勇认可证据三的真实性，但认为上述款项均为游勇用自己的信用卡在胡瑰的POS机上刷卡套现所得，款项本来就是游勇的而非胡瑰的。证据四、胡瑰微信账户账单详情。证明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29日，胡瑰通过微信共向游勇给付5935元，游勇通过微信共向胡瑰给付2850元；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2月14日，胡瑰通过微信共向游勇给付1500元，游勇通过微信共向胡瑰给付1220元。其中，2018年2月14日，游勇向胡瑰微信转账520元，并备注说明“节日快乐”。游勇认可证据四的真实性。证据五、胡瑰建行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7月18日至2016年11月7日，游勇共向胡瑰给付112300元；2017年1月25日至2019年2月4日，胡瑰共向游勇给付20402元，游勇共向胡瑰给付6万元。胡瑰认可上述6万元为游勇对于本案借款的还款，目前游勇尚欠17万元未还。游勇称上述款项往来较多，需要庭后核实，后未向该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证据六、胡瑰通过信用卡为游勇还款明细。证明自2014年8月16日至2016年11月25日，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平安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信用卡还款共计59951.45元；自2017年9月2日至2018年11月11日，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信用卡还款共计13500元。游勇认为，虽然从账上可以看到是胡瑰还款，但钱是游勇用胡瑰的POS机刷出来的，并不是胡瑰的钱。证据七、案外人童礼兰建行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2月3日，胡瑰向童礼兰借款3万元给付游勇，用于游勇支付工人工资。游勇认为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八、胡瑰支付宝收款人信息页面截图。证明尾号5293及8546的银行卡是游勇的银行卡。游勇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证据九、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胡瑰向游勇催款的事实。游勇不认可证据九的证明目的，认为投资是胡瑰的个人行为，微信中提到的钱是胡瑰的另一项投资，与游勇无关。游勇向该院提交证据及胡瑰的质证意见如下：证据一、游勇建行卡交易明细。证明2013年9月9日至2016年11月7日，游勇通过建行卡向胡瑰给付124300元，胡瑰通过建行卡向游勇给付4万元；2017年1月25日至2019年2月4日，游勇通过建行卡向胡瑰给付68887元。胡瑰认可证据一的真实性，但认为双方账目往来频繁，仅证据一就可以证实胡瑰向游勇给付的金额已经超过了欠条的金额，且2016年9月27日，胡瑰曾经给付游勇3万元现金。证据二、游勇支付宝账户账单详情。证明2016年1月14日至2017年1月1日，游勇通过支付宝向胡瑰给付19100元，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给付33828元；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11日，游勇通过支付宝向胡瑰给付8500元，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给付7793元。胡瑰认可证据二的真实性。证据三、游勇信用卡刷卡明细及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的转账明细。证明胡瑰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通过支付宝向游勇给付的款项均为游勇使用自己的信用卡刷胡瑰名下的POS机后，胡瑰再返还游勇的钱。胡瑰称，其在本案中并未主张上述款项。证据四、游勇微信账户账单详情。证明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29日，游勇通过微信共向胡瑰给付2850元，胡瑰通过微信共向游勇给付3935元；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2月14日，游勇通过微信向胡瑰给付1220元，胡瑰通过微信向游勇给付1500元。其中，2018年2月14日，游勇向胡瑰微信转账520元，并备注说明“节日快乐”。胡瑰认可证据四的真实性。证据五、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6民终5550号民事判决书、河北省唐县人民法院（2017）冀0627民初596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胡瑰给付游勇的款项已经投资到光伏基地项目，目前游勇已经拿到生效判决但款项尚未执行回来，所以承诺胡瑰的分红款也给不了。胡瑰认为证据五与本案无关。证据六、游勇尾号为4442的交通银行信用卡明细。证明2015年底至2018年10月期间，该卡一直由胡瑰保管、使用。胡瑰不认可证据六的证明目的，认为虽然胡瑰拿过该卡，但该信用卡的消费包括二人同居期间的共同消费、游勇的个人消费以及POS机套现等。一审庭审中，胡瑰申请证人干某、张某出庭作证。干某称，其于2005年认识胡瑰，2014年曾居住在胡瑰家，当时胡瑰与游勇系男女朋友关系，游勇来胡瑰家的时候，干某需要出去居住。干某在胡瑰家住的时候，曾看见游勇从胡瑰手中拿钱，但具体账目不清楚。张某称，其与胡瑰、游勇均认识，游勇曾向张某介绍胡瑰是游勇的女朋友。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胡瑰与游勇自2013年年底至2018年年底，二人款项往来极其频繁，根据二人庭审陈述，除双方提交的证据外，现金往来也比较频繁。游勇多年从事工程工作，其向胡瑰书写欠条之时，双方必然对2017年1月7日之前的往来款项进行了对账。二人基于朋友关系，在频繁款项往来后再进行对账并书写欠条，亦符合一般常理。故，该院确认胡瑰与游勇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借款金额为欠条上载明的23万元。基于上述论证，2017年1月7日之后游勇向胡瑰给付的款项应视为其还款，应在借款金额中予以抵充。经该院计算，2017年1月7日之后，游勇向胡瑰给付共计78087元。其中通过支付宝17387元，通过微信700元，通过建设银行卡6万元。对于2018年2月14日游勇向胡瑰微信转账的520元，游勇在转账备注说明中注明“节日快乐”，结合双方关系、转账时间及金额，该院确认该笔款项为游勇向胡瑰的赠予，不应作为还款进行抵充。故，游勇未还借款金额为151913元。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胡瑰有权随时向游勇主张权利，但应给游勇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息，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未约定借款利息，应为无息借款，游勇最后一次向胡瑰还款时间为2019年2月4日，游勇应自2019年2月5日起向胡瑰支付相应的利息损失。故，胡瑰要求游勇偿还借款及利息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游勇辩称向胡瑰书写欠条是基于胡瑰的投资行为、胡瑰掌握其交通银行信用卡用于消费以及游勇使用胡瑰的POS机刷卡套现，因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上述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一审庭审中，胡瑰明确表示，对于2017年1月7日之后胡瑰向游勇给付的款项不进行主张，故该院对此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判决：1.游勇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偿还胡瑰借款151913元及逾期利息（以151913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5日起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驳回胡瑰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游勇提交了如下新证据：证据1.游勇名下尾号4442的交通银行信用卡刷卡明细，证明所涉款项系胡瑰花费，由游勇偿还。说明胡瑰没有出借能力。证据2.游勇名下龙卡信用卡和平安银行信用卡刷卡凭证、胡瑰建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游勇使用自己的信用卡及胡瑰的银行卡套现，故胡瑰通过支付宝向游勇支付的75139元是给付套现款，不是出借借款。胡瑰未提交新的证据，其对游勇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这些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1的消费主要是游勇的消费，不能证明胡瑰没有出借能力。证据2反映的套现事实胡瑰认可，但套现金额并未计算在借款金额之内，提现金额胡瑰均通过支付宝转给游勇了。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不能证明游勇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确认。双方均对证据2所涉使用游勇信用卡套现一事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10月8日期间，游勇的信用卡在“新泰市新浦街道御捷”等商户刷卡77891元，相应日期内，胡瑰建行账户、平安银行账户入账77568.33元，胡瑰已通过支付宝将款项支付给游勇。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胡瑰依据游勇出具的《欠条》向其主张还款，游勇认可《欠条》为其本人出具，但不认可《欠条》中的欠款金额，并称胡瑰仅向其出借8万元，另15万元为承诺给付但因项目亏损无法给付的投资收益，游勇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游勇未能对此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欠条》内金额的形成，胡瑰主张系双方对多年来资金往来结算而形成。对此，双方均提交了大量交易流水，即使胡瑰曾通过其银行账户、支付宝向游勇支付游勇使用信用卡套现的款项，使得该部分资金性质不能被认定为借款，但鉴于双方仍存在多笔资金往来，双方所提交的银行流水与《欠条》中的款项亦非一一对应关系，现有证据仍不足以否认《欠条》的真实性，且《欠条》出具后，游勇存在多笔还款，也可说明其出具《欠条》具有事实依据。故此，本院依据证据优势原则认定《欠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游勇应依约偿还《欠条》项下欠款。《欠条》出具后，游勇共计偿还78087元，剩余款项游勇亦应偿还。故本院对游勇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游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游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 婷审 判 员  金 莙审 判 员  徐 冰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法官助理  孙梦青书 记 员  姜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