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民终39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世纪路南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7887591857。法定代表人:陈万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通、甘红霞，均系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黄山路3A号203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1687059980G。法定代表人：吴淑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耀，辽宁湘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少久，男，1966年3月2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宏耀。上诉人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上诉人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隆公司”）、上诉人刘少久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9）辽0211民初7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四方公司上诉请求：1、将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货款1034629.84元；2、一、二审诉讼费等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佣金的比例。一审判决将刘少久的行为认定为代表被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2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约定了佣金的比例为15%。作为一个整体合同，不存在把佣金分割成两部分的理由。在补充协议中，统称了“中远款项”，也未进行分割，更没有其它不同的约定，因此佣金的比例就应统一为15%，一审法院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款项为21.5%，一部分款项为15%，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不正确的。二、关于抵扣的数额。除前述应付的佣金(委托报酬)外，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垫付的2万元货款作为扣减冲抵，但关于承兑汇票贴现的金额42668.64元，上诉人并未指示被上诉人去贴现，上诉人可以接收银行汇票，上诉人作为生产企业接收汇票后同样用于应付的款项支付，无须贴现，也不会产生贴现损失。在补充协议中2016年7月21日也从未提及会产生贴现费用，上诉人也从未同意接受中远公司以银行承兑汇款的付款方式，因此该贴现额与上诉人无关。关于在营口西市区法院审理时，上诉人对贴现证据无异议，只是对发生贴现的事实无异议，并不认可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但一审法院认为贴现费用属于上诉人承担可以作为被上诉人可抵扣款项，不能让人信服。三、关于30万元的违约金。从证据形式上看，被上诉人依据的手机照片，系被上诉人经办人刘少久，即原审被告称现场拍摄的，是否系现场拍摄，即使真的是现场拍摄，拍摄后肥城县执行法官是否又根据各方意思进行了增删甚至重新制作，均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应该以肥城法院执行的卷宗记录为准，不可能存在肥城法院执行法官擅自填写笔录的情况。营口西市区法院已经去肥城法院调取该笔录，证明了笔录中记载刘少久代表被上诉人承诺，如果迟延给付，将支付30万元违约金。肥城法院法官的公信力肯定大于刘少久个人，那么应该支持上诉人此项权益主张，一审法院此节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错误。四、被上诉人应返还给上诉人的货款金额。根据前述三点，被上诉人应返还给上诉人的货款金额为：1166993.64(余款总额)-20000(被上诉人代垫款项)-412363.8(被上诉人的佣金2749092×15%)+300000(违约金)=1034629.84元，并自2017年6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2019年8月20日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支付至判决日的利息。毅隆公司、刘少久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扣除上诉人应得佣金173193.67元；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索赔经济损失10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少久构成表见代理，进而确定上诉人佣金比例为15%，导致上诉人应得佣金少算173193.67元。(一)2016年7月21日，陈万金与刘少久签字的含有约定提留比例15%内容的《协议》，属于无效合同。《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前述《协议》从文字表述和约定内容看，《协议》的当事人是四方公司和毅隆公司，但是《协议》没有两公司盖章，仅有陈万金与刘少久签字。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协议》没有两个当事人公司的盖章，不符合书面合同成立要件。因此，该《协议》未成立，更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刘少久在《协议》上签字属于无效代理行为，该《协议》对毅隆公司不产生约束力。1、工商登记确认毅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淑敏，系执行董事，占公司90%股份；刘少久任公司监事，占公司10%的股份。公司章程规定：执行董事行使审定公司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财务预决算等职权。监事行使除检查监督权之外，无其他职权。2、被上诉人明知刘少久无公司代理权限。2014年12月29日，毅隆公司与四方公司签署《法人授权委托书》声明：“委托吴淑敏同志，为分公司负责人，全权负责采购项目中的投标、议价及合同的执行完成和售后服务并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相关事宜”。2015年4月17日，毅隆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乙**隆公司由法定代表人吴淑敏签字。2016年7月21日，被上诉人及法人代表陈万金签署《授权书》，授权毅隆公司结算货款。上述事实和证据证明：刘少久既不是毅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没有公司章程授予特别职权。因此，刘少久无权代表毅隆公司作出公司行为。(三)一审认定刘少久在《协议》上签字行为系表见代理，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刘少久在签署《协议》时及之前，并不具有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且被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刘少久具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主张签署《协议》及协议内容，是非善意有过失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被上诉人在签署《法人授权委托书》、《销售代理协议》、《授权书》等文件时，已经明确知道毅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淑敏，且刘少久没有公司的代理授权。在这种情况下，蓄意与没有代理权的刘少久签订减损毅隆公司重大利益的《协议》，其主观上是恶意有过错的。（四)2017年5月12日，山东肥城法院制作的《执行笔录》，同日四方公司出具给肥城法院的《承诺书》，均承诺在返还的货款中扣除65万元支付给毅隆公司。该65万元便是四方公司承诺支付给毅隆公司的佣金，折算为提留比例约23.64%。而一审法院却以21.5%和15%的提留比例，将上诉人应得佣金计算为476806.33元，不合理地将四方公司承诺的65万佣金，减少173193.67元，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财产权益。一审判决全部驳回上诉人反诉请求，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反诉的事实依据。2015年4月17日，毅隆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约定毅隆公司以四方公司子公司的名义，向大连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代理销售四方公司的产品。约定毅隆公司代理销售的报酬为销售金额的15.28%；同时约定若四方公司在履行向中远公司供货合同时违约，造成毅隆公司预期利润损失，应当赔偿100万元。2015年7月30日，毅隆公司以四方公司的分公司名义，参加了中远公司的物资采购招标，并中标。促成中远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合同暂定一年期购销量为700万元左右。然而，四方公司因拖延供货和产品质量问题，构成违约，被中远公司解除长期供货合同。中远公司是一家以船舶修理、改装、制造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年修船能力200余艘，年物资采购量50多个亿，是机电产品生产加工行业各厂商激烈竞争的巨大市场。毅隆公司凭借十几年在中远公司的精耕细作，才取得了物质供应商的资格。后因国有企业取消物资供应中间环节的要求，毅隆公司只好将生产企业四方公司引进大连中远公司。由于四方公司违约，造成中远公司解除了《长期供货合同》，取消了物资供应商的资格，使毅隆公司十多年来的投入和经营付之东流，可想而知，四方公司的违约行为给毅隆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销售代理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毅隆公司依据《销售代理协议》的约定，向四方公司索赔100万元，应当得到支持。(三)一审法院无视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被上诉人迟延履行供货和质量问题构成违约，以及因被上诉人违约被解除合同的多份证据，主观武断地否定被上诉人在履行《长期供货合同》违约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以《销售代理协议》中“第三方”用词指代不明，来否定协议关于赔偿上诉人可得利益损失100万的约定，实属强词夺理。从《销售代理协议》的通篇内容以及各条款的内在联系看，“第三方”特指的就是中远公司。从实际情况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销售代理的产品仅供中远公司一家，如此拙劣的理由，就连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时也没有想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抛开《销售代理协议》的合同目的，割裂协议的条款的联系，歪曲“第三方”用词的真实意思，其做法有悖于诚实信用以及公平、公正客观裁判原则。四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毅隆公司及刘少久给付欠款1054629.2元，并自2017年6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至判决日利息。一审庭审中，四方公司明确被告刘少久因实际占有货款及在执行程序中明确对返还款项承担责任，属于合同法约定的债务承担，其与被告（反诉原告）毅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毅隆公司反诉请求：四方公司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1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5年4月17日，原告（反诉被告）四方公司（合同中为“委托人”、“甲方”）与被告毅隆公司（反诉原告）（合同中为“受托人”、“乙方”）签订《销售代理协议》，就乙方代理销售甲方的产品达成如下协议：甲方授权乙方为子公司。甲方负责中远公司所有报价、签订合同、供货、出具增值税发票，乙方协助甲方催收中远公司应付账款。乙方的报酬为甲方与中远公司出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15-28%，中远公司每笔款项回收到账之日起3日内支付给乙方。甲方不按期支付乙方报酬的，除应支付报酬外，还应支付报酬部分按30%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甲方对自己生产的产品应提供出厂证明及合格证书，材质证书并应达到中远技术标准，对第三方在合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相应问题，由甲方负责。合同第七条原文约定：“因甲方故意拖延或故意不与乙方联系的第三方订合同，或甲方与第三方私下签订合同，或甲方在履行与第三方合同中违约，给乙方造成预期利润无法实现的，应赔偿乙方100万元的损失。”合同由原、被告盖章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原告另提供一份《协议》，主要内容为：“甲方同意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所欠甲方货款转付乙方。中远款项转入乙方，乙方留下15%，余额由乙方转付甲方，乙方款到后10日内付给甲方，不得拖延。”该份《协议》中，原告（反诉被告）为甲方，被告（反诉原告）为乙方，原、被告均未加盖公章，甲方处由原告（反诉被告）法定代表人陈万金签字并书写时间2016年7月21日，乙方处由被告刘少久签字。原、被告另提供《授权书》、《付款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原、被告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其中《付款授权委托书》为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向中远公司出具，主要内容为原告（反诉被告）委托中远公司将供货尾款付至被告（反诉原告）银行账户内。而两份《授权书》（其中一份被告加盖公章）并无记载出具时间，内容亦为告知中远公司将欠付的全部货款转付给被告（反诉原告）。2、根据原、被告均提供的《长期供货合同》，原告（反诉被告）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中远公司签订了有效期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7月29日的供货合同，合同中未约定具体货物标的而以中远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发出的供货通知为准。关于付款，合同约定：“买方在收到上述文件和卖方开具的全套发票后90日内，将货款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给卖方。”关于该份供货合同的履行情况，被告（反诉原告）提供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物资管理部（中远公司后更名为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1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2015年7月，我公司对生产需要的法兰及不锈钢异径等物资进行采购招标。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分公司参加了此次招标并中标，随后与我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合同标的为400万元左右。此外，我公司还赋予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在供货平台上200-300万元的供货资格。经了解，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委托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发货、结算、技术和售后服务。此合同在履行中，因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拖延供货和质量问题，经我公司多次催货和退货，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我公司的正常生产。鉴于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违约行为，根据双方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的违约责任规定，我公司决定停止营口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的供货，解除与其签订的《长期供货合同》。特此说明。”被告（反诉原告）另提交邮件及货物采购明细拟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在履行上述《长期供货合同》存在多次逾期供货及质量问题。原告（反诉被告）认可《长期供货合同》已解除，但其称系因中远公司迟延支付货款违约在先，后中远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其亦表示同意。3、关于《长期供货合同》项下货款的支付情况，原、被告均认可货款总数额为2749092.02元（原告诉称中进行四舍五入），中远公司于2016年4月直接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货款991423.38元，余款1757668.64元中远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以承兑汇票形式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认可收到390675元（代支付执行款）及20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称其就收到的货款应与原告（反诉被告）欠付的如下债务进行抵销：①中远公司直接支付货款991423.38元按照28%计算的报酬277598.55元及未按期支付报酬的违约金83279.56元（按照报酬部分30%计算），共计360878.11元；②垫款产生的差额欠款20000元；③承兑中远公司1757668.64元支票支付的利息42668.64元；④货款1757668.64元按照28%计算的报酬492147.22元；⑤2015年6月，因原告（反诉被告）逾期提供25组法兰盘，被告（反诉原告）垫资13000元从案外人赵双龙处购买。关于上述②③费用，根据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曾就案涉诉请在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的庭审笔录（2018年5月7日）记载，原告（反诉被告）对该两笔费用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第⑤项费用，原告（反诉被告）则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另提供执行笔录（2017年5月12日）及《承诺书》拟证明在肥城市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中，被告刘少久承诺于2017年6月15日给付剩余款项，否则自愿承担违约金300000元。对于此执行笔录的真实性，被告刘少久予以否认，其称签字时并无违约金部分的内容并提供其拍摄的执行笔录照片为证。在被告刘少久提供的照片所显示的执行笔录中并无执行员及书记员的签字，但已有被告刘少久的签字，且并无“如2017年6月15日剩余款项支付不了，我自愿承担30万元违约金”的内容。除有争议的内容外，在该份笔录中，被告刘少久陈述“对，款项我在中远领回来了，但因我与陈万金有合同，他欠我款项，我方自愿让法院调解一下。”而对于执行人员向其转述2017年6月15日前返还欠款的调解意见，被告刘少久表示“同意以上意见，但扣除65万元后，不包含借款9万元。”而《承诺书》则由原告（反诉被告）于2017年5月12日出具，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与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就中船公司供货业务汇款事宜发生争议，现经贵院调解，我们双方达成和解，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3日支付我公司20万元，余款（总货款175万元整扣除对方65万元整所剩款项为最终余款110万元整）2017年6月15日前付清。如果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能按双方达成协定日期付我公司余款，我公司将追究违约金叁拾万元整并追其违约法律责任。我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郑重承诺不再以任何方式追究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刘少久任何法律责任。双方别无任何纠葛。”4、如上所述，原、被告就本诉、反诉在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进行过诉讼，后该院作出（2018）辽0803民初551号民事裁定对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的起诉按撤诉处理，作出（2018）辽0803民初551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就本案的本诉诉请与反诉诉请虽均向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并未进行实体处理，而在程序上按撤诉处理及驳回起诉，故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重复起诉情形，关于被告（反诉原告）所辩称原告（反诉被告）在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所发生的行为已由该院作出相应裁定予以处理，与本案无关联性。现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签订《销售代理协议》，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均应履行合同项下各自义务。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为被告刘少久个人签订《协议》及在执行笔录记载的相关陈述应视为被告刘少久个人行为还是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原告（反诉被告）来说，其并未提供被告刘少久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授权委托书，故其对被告刘少久身份上的认定应是统一的。而原告（反诉被告）将《协议》中被告刘少久的签字行为视为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而将执行笔录中被告刘少久的陈述视为其个人行为，显然是矛盾的。其次，虽然被告刘少久辩称其并非被告（反诉原告）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且仅持股10%，故其行为并非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亦无权代理被告（反诉原告），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纵观本案的相关情况，被告刘少久无论在《协议》签订时及执行笔录制作时的行为对原告（反诉被告）均可视为有效的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理由如下：第一，被告刘少久确系在被告（反诉原告）持股并担任职务，故原告（反诉被告）有相信被告刘少久的行为系代理行为的事实理由。第二，被告刘少久清楚知悉其行为为代理行为，且被告（反诉原告）也按照《协议》及执行笔录中的约定进行了相关行为。《协议》中虽仅有陈万金及刘少久的签字，但记载的甲方及乙方却为原、被告公司的名称。且被告刘少久在执行笔录中也陈述“对，款项我在中远领回来了，但因我与陈万金有合同，他欠我款项”，故可以推定被告刘少久将原、被告两公司间的合同关系在表述上用其与陈万金个人进行指代，被告刘少久的行为属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且根据原、被告间的《销售代理协议》原约定，系由原告（反诉被告）收取中远公司货款后再向被告（反诉原告）支付代理报酬。而根据《协议》，剩余货款转由被告（反诉原告）代收。被告（反诉原告）虽然不认可被告刘少久代理的行为，但其确在《协议》签订后收取了中远公司支付的货款。而在执行笔录中，被告刘少久表示同意代为支付执行款及另付货款200000元，被告（反诉原告）亦是将上述支付的款项视为其向原告（反诉被告）支付的货款，故被告（反诉原告）不能选择性部分追认《协议》及执行笔录的效力，故无论被告（反诉原告）还是被告刘少久对于《协议》的签订及执行笔录中的陈述均是清楚知悉的，被告刘少久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是有效的。第三，《协议》中虽然仅有个人签字，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反诉原告）以未加盖公章合同不成立的答辩理由，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刘少久的诉请系基于其在执行笔录中的陈述及占有货款的事实，而如上所述，被告刘少久的行为为代理被告（反诉原告）的行为，原告（反诉被告）诉请作为代理人的被告刘少久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反诉原告）因被告刘少久的代理行为亦应承担《协议》及执行笔录中所确定的相应义务，一为《协议》对于被告（反诉原告）收到中远公司的货款部分的报酬比例明确为15%；二为被告（反诉原告）应在收款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后在执行笔录中延长至2017年6月15日。故关于原告（反诉被告）的本诉请求及被告（反诉原告）对于应抵销部分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一、被告处尚有收到中远公司的款项为1166993.64元（1757668.64元-200000元-390675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处应抵销的债务包括有：①委托报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原告（反诉被告）自中远公司处收到的货款991423.38元，按照《销售代理协议》报酬比例为15-28%，因原、被告均对此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报酬比例按照中间值21.5%计算，为213156.03元；另一部分为被告（反诉原告）自中远公司收到的货款1757668.64元，如上所述按照比例15%计算，为263650.3元，故报酬共为476806.33元。②承兑费用42668.64元及垫款欠款20000元，因证据确实亦可进行抵销。故被告（反诉原告）应向原告（反诉被告）返还代为收取的货款627518.67元。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的违约金300000元，其诉请依据为执行笔录，但被告（反诉原告）确实提供其签字时无相关记录的执行笔录照片作为反证，故在原、被告提交证据内容存在不同的情况下，考虑到原告（反诉被告）未进一步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违约金300000元约定的情况，对于此节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反诉被告）主张自2017年6月16日至判决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及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原告未按期支付货款991423.38元部分报酬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未按期支付货款991423.38元部分的报酬，被告（反诉原告）未于2017年6月15日返还货款均属违约，根据合同约定的30%违约金及年贷款利率4.75%初步计算，上述两部分违约金数额基本相当，故一审法院对原告（反诉被告）此节诉请及被告（反诉原告）此节答辩均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答辩抵销的法兰款13000元，因证据显示供货时间为2015年6月，而此时原告（反诉被告）与中远公司尚未签订购销合同，故与案涉委托合同无明显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合同依据为《销售代理协议》第七条，现被告（反诉原告）称原告（反诉被告）在履行与中远公司的《长期供货合同》中违约并致合同解除，但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仅为中远公司物资管理部出具的情况说明及供货明细，无法直接证明其拟证事实。且《销售代理协议》中第七条约定内容为“因甲方故意拖延或故意不与乙方联系的第三方订合同，或甲方与第三方私下签订合同，或甲方在履行与第三方合同中违约，给乙方造成预期利润无法实现的”，但纵观该份《销售代理协议》其他条款，如涉及中远公司时表述均是明确的，故此条款中的“第三方”是否即为中远公司仅从合同约定也无法予以认定。被告（反诉原告）虽在庭审中陈述了上述《销售代理协议》、《长期供货合同》签订的原因及过程，但就其反诉请求并非直接而充分的证据，故一审法院无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返还货款627518.67元。如被告（反诉原告）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逾期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大连毅隆船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46元【原告（反诉被告）按照简易程序及诉请标的1054629.2元减半预交】，按照本诉请支持比例，由原告（反诉被告）自行承担289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承担并支付4252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被告（反诉原告）按照诉请标的1000000元预交，且本诉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反诉费不再进行减半】，由被告（反诉原告）自行承担。二审时，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需补充的事实是：刘少久与毅隆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淑敏系夫妻关系。本院认为，本案是二审上诉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只针对双方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针对四方公司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佣金分配比例问题，《销售代理协议》约定的报酬比例为15-28%，因双方当事人均对此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基于公平原则，一部分报酬比例按照中间值21.5%计算，另一部分按照比例15%计算，虽未整体统一，但仍系处于合同约定幅度之内，并不明显失当，本院不作调整。其次，关于贴现的42668.64元应否抵扣问题，在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诉讼期间的庭审笔录（2018年5月7日）记载，四方公司对该笔费用证据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予以抵扣没有问题。再次，关于毅隆公司应否承担30万违约金问题，一审法院已做充分阐述，在双方提交证据内容存在明显不同的情况下，一审不予采信该证据，不支持300000元违约金的诉请，并无不当。四方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针对毅隆公司、刘少久的上诉请求，首先，关于刘少久的表见代理问题，一审法院论理充分，理由正确，本院认同一审刘少久构成表见代理的观点，对毅隆公司、刘少久的此节上诉观点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15%佣金比例问题，是有效合同明确约定的，应予以遵照执行。再次，关于合同无效问题，本案所涉合同，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为有效。毅隆公司、刘少久主张协议仅有个人签字，未加盖公章，合同不成立，且无效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关于四方公司应否承担100万元违约金问题，依据《销售代理协议》第七条约定内容的文意，无法得出“第三方”即为中远公司，故四方公司承担100万元违约金的条件不成就，一审未支持反诉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各方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各方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方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5788元，毅隆公司、刘少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15元，各自预交的各自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霍 宏审判员 周欣宇审判员 盛韵同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文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