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12刑初69号 公诉机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晓光，男，1967年5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汉族，研究生文化，原重庆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XX公司”）副董事长、重庆XX粮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总经理，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2-4-1。因本案，于2016年7月6日被捉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1日被逮捕。现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徐文弋，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钱列阳，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以渝北检刑诉[2017]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晓光犯贪污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于2017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以补充侦查为由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依法决定延期审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欧蓉蓉、代理检察员程现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晓光及其辩护人徐文弋、钱列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9月，被告人张晓光以其外甥女孙某某的名义，在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6号万通中心19层C-1906、1907室注册成立北京XX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从事经济贸易咨询、粮油销售等业务。该公司由孙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张晓光实际管理、经营。2010年2月22日，被告人张晓光与重庆XX公司签订聘任协议，担任重庆XX公司全资子公司XX公司的总经理。在此期间，张晓光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财物，同时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获取非法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一）贪污罪 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张晓光受重庆XX公司委托，帮助重庆XX公司销售一船从巴西进口的大豆，以避免该批大豆由于长期滞留港口产生亏损。随后，张晓光以4380元／吨的价格与XX油脂有限公司达成销售协议。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张晓光虚构需向上海XX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支付每吨80元，共计5183350.24元中介费的事实，并联系江苏泰州XX运输有限公司代开了与上述中介费用相同金额的运输发票后交予重庆XX公司。之后，XX公司代收该笔中介费，并扣除相应税费后，将剩余中介费4891786.79元全部转入XX公司账户。 （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2010年至2013年期间，张晓光利用其在XX公司担任总经理，同时又实际控制XX公司的职务便利，以XX公司名义与市场上的粮油买家商定销售业务并确定销售价格后，采取先以低于以上确定价格将XX公司的粮油销售给XX公司，XX公司加价后再转售给上述粮油买家的方式，虚增交易环节，获取非法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12月，在靖江XX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菜油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300000元。 2.2011年3月，在益海XX（安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的两次菜油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270000元。 3.2012年2月，在厦门XX油脂有限公司的菜粕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810000元。 4.2012年4月，在岳阳XX油脂有限公司的两次菜油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160000元。 5.2012年7月，在湖北XX粮油有限公司的菜油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60000元。 6.2013年11月，在江苏XX油脂有限公司的菜油销售业务中，张晓光通过上述方式，非法获利9000元。 2011年初，XX公司受重庆XX公司委托，为江苏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XX公司”）购买1万吨大豆用于压榨试机。之后，张晓光以XX公司名义与江苏XX公司签订单价为4260元／吨的《进口大豆代购合同》。后XX公司以4130元／吨的价格购进8971.44吨大豆后交予江苏XX公司，张晓光从中非法获利1166287元。 综上，张晓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共计获取非法利益2775287元。 2016年7月6日，被告人张晓光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为证实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示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晓光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财产5183350.24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晓光身为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与其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晓光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处罚。被告人张晓光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量刑情节。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张晓光对指控的贪污事实提出异议，辩解XX没有跟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禁止其经营XX公司。对贪污罪名不予认可。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罪名不懂。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在贪污事实方面，张晓光不是XX员工，与XX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主体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张晓光没有受委托管理、经营XX公司的财产，不具有职务上主管、经手XX公司财务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即没有贪污国家财产的客观行为，故不构成贪污罪。2.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方面，张晓光未在江苏XX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谈不上参与该公司的经营，故江苏XX公司与XX公司的交易金额不应计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金额。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的金额应减去经营成本。3.张晓光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建议对张晓光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予以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XX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孙某某（系张晓光侄女），实为张晓光管理、经营。经营范围为：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销售粮油定型包装食品、饲料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等。重庆XX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XX公司系重庆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0年6月17日，根据中共重庆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提名，经重庆XX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任命被告人张晓光为XX公司总经理，组织开展以油脂、油料、粮食及其制品的经营，开展粮油国际贸易。2010年8月11日，重庆XX公司与张晓光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确定张晓光负责XX公司的组织管理、经营业绩及岗位职责，包括完成重庆XX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张晓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骗取国有财物及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一）贪污事实 2011年下半年，重庆XX公司从巴西进口大豆。因重庆XX公司自身没有加工能力，如大豆长期滞留港口将产生较大损失，为避免亏损决定将该进口大豆予以出售。被告人张晓光接受重庆XX公司委托销售该大豆，并代表重庆XX公司联系XX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副总经理陈某某，经双方磋商，达成销售协议，重庆XX公司以4380元每吨的价格将64791.878吨大豆销售给XX公司下属公司XX油脂工业东莞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公司）。张晓光安排XX公司员工刘某某负责合同的完善工作。2011年9月2日，重庆XX公司与东莞公司签订了进口大豆购销合同。张晓光为使个人获利，在XX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对重庆XX公司谎称双方交易存在中介服务，致使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中介协议，确定重庆XX公司需向XX公司支付每吨80元的中介费，共计5183350.24元。XX公司在收到重庆XX公司支付的中介费后扣除税费，将剩余的4891786.79元转入XX公司账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抓获经过，证明本案案发及张晓光被捉获情况。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股东名册等书证，证明粮食集团、重庆XX公司、XX公司系国有公司。 3.经营目标责任书、聘任协议、重庆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张晓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XX粮油有限公司张晓光2010年工资报酬与绩效考核实施办法等文件，证明2010年2月22日，张晓光被聘任为XX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及对张晓光考核目标、岗位职责的规定及张晓光工资构成情况。 4.进口大豆购销合同、进口大豆购销合同协议、记账凭证、收款回单、支付款项申请单等，证明东莞公司向重庆XX公司购买大豆及支付货款情况，重庆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中介费及支付情况，XX公司向XX支付中介费及支付情况。 5.货物运输合同、发票联、日记账、记账单等，证明重庆XX公司与泰州XX运输公司签订运输豆油等货物，并支付相应运费的情况。 6.卫生证书、重量证书、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证明重庆XX公司进口大豆6.5万吨，并支付入境检验检疫费等情况。 7.企业登记申请表、营业执照、验资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租赁合同、个人股东变动情况报告表、出资转让协议书等公司信息，证明XX公司经营范围及变更、合伙人情况及变动，张晓光任监事。2014年，张晓光被免职。 8.左某的银行账户流水，证明左某的交易情况。 9.工作笔记，证明XX公司召开视频会议，确定购买重庆XX公司进口大豆及价格。 10.记账凭证、支出凭单等，证明XX公司收支情况，支出单据有张晓光的签字。 11.交易明细，证明XX公司收到重庆XX公司转账5183350.24元，XX公司收到XX公司转账475036.79元，XX公司转账248800元至泰州XX公司。 12.张晓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0年，张晓光被重庆XX公司聘请，任XX公司总经理。在张晓光被XX聘请时，张晓光还在XX担任顾问一职，张晓光只接受在重庆XX公司内兼职，胡某1、王某某、彭某都知道张晓光在XX担任顾问一职，并且他们三人都知道XX公司是张晓光亲戚的公司。XX公司经营上的事情都是张晓光来做决定，公司的支出也都需要张晓光的签字才能支出，XX公司实际上是由张晓光在经营，张晓光也是实际控制人，袁某是张晓光的员工，他在公司有什么权力由张晓光决定。 大概在2011年左右，重庆XX公司开经营年度分析终结会时，胡某1在会上讲重庆XX公司有一船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本来是用来加工榨油，因为进口大豆市场行情非常不好，如果继续用来加工榨油，会有严重的亏损，现在希望大家发挥各自的关系和渠道，在争取不亏损或少亏损的情况下把大豆卖出去，当时重庆XX公司领导班子的很多领导以及其他子公司的领导都参会了的，张晓光当时是以XX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参加的。另外，胡某1私下也找到张晓光，并对张晓光说让张晓光帮帮忙，叫张晓光找关系帮公司把大豆卖出去，张晓光说尽力。胡某1只是委托张晓光将这船进口大豆卖出去，对于这船大豆卖出去之后，没有承诺什么。后来张晓光回到北京XX公司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与XX公司的办公室是在一起的。张晓光当时就在办公室里对XX公司和XX公司的所有员工说看谁能够将重庆XX公司的大豆卖去。过了一段时间，袁某给张晓光说他可以卖掉，对方是XX下属的一个油脂公司，但是价格太低。于是，张晓光打电话给XX公司的副总陈某某，给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比较多。陈某某回答说，让XX的人把他们的价格再报到XX来，他们相关部门认真商讨过后再定。随后，袁某又报了4380元每吨过去，XX公司的人就同意了。袁某在得到XX公司的答复之后，就跟张晓光说现在这船货已经卖出去了，价格还是不错。同时，袁某提出来要求每吨80元的中介费。张晓光将这情况给刘某某打电话叫她去问王某某可不可以4380元每吨的价格卖出以及能否将中介费给XX公司？当天刘某某就回复张晓光说可以。张晓光得到刘某某的回复后还是觉得不放心，又给王某某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王某某在电话中答复张晓光说可以以4380元每吨的价格销售并且同意将中介费每吨80元给XX公司。他还说胡某1现在在巴西，晚上打电话跟胡某1请示。当天晚上，王某某给张晓光回电话说，胡某1也同意以4380元每吨的价格销售并且也同意给每吨80元的中介费，这次电话里没有说明胡某1同意中介费是给XX的，但是基于前面张晓光和王某某的谈话，张晓光理解胡某1是同意将中介费给XX的。 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合同是袁某制定的，张晓光记不清楚谁拿去重庆XX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应该是刘某某或者是刘某某。王某某同意了支付XX公司中介费之后，张晓光才让袁某拟定合同条款，合同拿到重庆XX公司也是经过了王某某的审核才签字同意加盖合同专用章的。王某某让张晓光找一个公司中转一下，直接打给XX公司的账上的中介费影响不好，因为王某某知道张晓光在XX公司任顾问的事情。随后，张晓光就找到XX公司的张某，跟他说XX公司帮重庆XX公司卖了一船大豆，中间得了每吨80元的中介费，由于张晓光所在的XX公司是重庆XX公司的下属公司的关系，张晓光又在XX公司担任顾问，属于关联公司，想请他帮忙中转一下，他答应了，但是提出要承担一定的税费。之后，张晓光就将张某的电话给了XX公司的袁某。XX公司于2011年10月25日转入XX公司账上4416750元、于2011年12月12日转入XX公司账上475036.79元，一共是4891786.79元，用于XX公司的日常开支了。张晓光就找到冉某某，他给张晓光介绍了一家泰州XX运输公司，然后张晓光让袁某联系冉某某具体事宜，包括购买发票需要支付的款项。没有过多久，重庆XX公司就收到了泰州XX运输公司开具的运输发票，具体发票金额是多少，张晓光不记得了。重庆XX公司收到发票后，张晓光还跟彭某说去验证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发票，他们验证之后是真的。张晓光知道泰州运输公司开具的运输发票是真的发票之后，张晓光才将购买发票的钱支付给泰州运输公司。 13.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大概是2010年初张晓光由重庆XX公司聘请到XX公司来任总经理的。在2011年9、10月份的时候，张晓光跟刘某某说他帮助重庆XX公司卖了一船大豆，让刘某某拿两个合同给王某某签字，王某某大概看了一下合同，就签字同意了的。这两份合同是XX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刘某某传给刘某某的。刘某某不知道这笔销售重庆XX公司进口大豆的事情上是否有中介参与，张晓光在负责销售重庆XX公司进口大豆的事情，他应该知道。付款申请单是由刘某某填好后交分管领导王某某审签，王某某审签后再交给财务部部长彭某审签，再交主要领导胡某1审签后交给财务部门的人员去具体经办支付的。支付给XX公司的中介费是5183350.24元。付款申请单有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中介合同为依据，刘某某在申请支付单签字并办理了相应的付款事宜。重庆XX公司财务部的人给刘某某电话，说要完善一下中介费有关税费、发票的问题，刘某某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张晓光，说是公司财务要中介费发票。过了一段时间，张晓光告诉刘某某说开不出来相应的中介费发票，让刘某某问一下公司的财务运输发票可不可以，刘某某就问财务部运输发票可不可以，财务人员说可以。 14.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明大概是2010年初，张晓光由重庆XX公司聘请到XX公司来任总经理的。王某某不知道XX公司及XX公司和张晓光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概是在2011年，重粮集团购买6万吨巴西大豆，但由于其他原因，该批大豆在国外装船后却没有在国内找到加工生产厂家，因此大豆就无法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对该批大豆进行转卖，不进行转卖就要有相当大的亏损，当时重粮集团董事长胡某1在公司会上讲了这件事情，安排张晓光来办这件事，还在集团大会上做个动员，希望参会的人员发动各自的关系将大豆销售出去。后来这船大豆是转卖给了东莞公司的。重庆XX公司将该批大豆销售给东莞公司是张晓光代表重庆XX公司联系销售的。《进口大豆销售合同》约定重庆XX公司将6万吨大豆销售给东莞公司，《进口大豆购销合同协议》约定重庆XX公司向上海XX公司支付中介费，是当时刘某某拿此份协议来盖章时王某某才知道的，之前并不清楚有这个事情。王某某只知道该份协议是刘某某拿来盖章的。平常的时候并不由王某某来签字，而是由董事长胡某1来签字，由于当时他在巴西出差，所以由王某某来代签。代签之前王某某还向胡某1电话请示了的，他是同意的。王某某记得当时虽然委托了张晓光在找买家，同时重庆XX公司的员工也在找买家，在这个过程中，王某某曾经问过胡某1关于销售的底价，他说重庆XX公司最低要卖到4300元每吨。后来刘某某把与东莞公司的合同拿给王某某看的时候，合同上金额为4380元每吨，王某某也是给胡某1汇报过此事的。与XX公司的协议，也是给胡某1汇报了的，他也是同意了的，所以最终重庆XX公司收到东莞公司的货款后，支付给XX公司每吨80元的中介费。王某某不清楚XX公司是否履行了中介的职责，是张晓光在联系这方面的事情，并且张晓光对王某某说，没有这个中介费，这笔交易就做不成。张晓光销售了这船进口大豆，公司没有对张晓光有奖励或者其他承诺。因为这张付款申请单有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的中介合同为依据支出相应款项，合同是有效的，共计是5183350.24元。这笔款项是经营性的付款，所以没有上董事会。关于卖大豆的事情也是公司董事长胡某1委托张晓光对外销售的。这一笔业务比较特殊，当时大豆已经在海上了，而公司没有加工能力，必须要抓紧卖出去，否则公司就要亏损，所以当时是“特事特办”安排张晓光把这批大豆卖出去，张晓光向王某某汇报了XX公司出价每吨4380元，重庆XX公司可以实得4300元一吨，中介方得80元每吨。该笔6万吨大豆的中介费如果是支付给张晓光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张晓光本身就是重庆XX公司下属子公司XX公司的总经理，应当不存在中介费一说。而且当时张晓光向王某某汇报中介费的事情的时候，是XX公司在做这个中介业务，不是张晓光。如果当时知道这中介费是张晓光自己得的话，王某某是肯定不会同意的，张晓光得这笔业务的中介费没有相关的依据。 15.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当时重粮集团缺乏做国际贸易的人才，全国粮食协会会长白某某和副会长王某某就介绍了张晓光。胡某1就委托胡某2去了解张晓光的情况，胡某2回来给胡某1说他了解到当时张晓光以前在美国一家国际上的四大粮商的公司工作，后来回国后自己在开公司做油脂油料生意。通过胡某2的介绍，胡某1觉得张晓光还不错，后来胡某1就委托胡某2和张晓光洽谈聘用张晓光到重庆XX公司来工作的事情。重庆XX公司聘用张晓光来任XX公司经理。重庆XX公司在聘请张晓光时与其签订了《聘任协议》和《经营目标责任书》，都是按照上述协议和责任书里的内容来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张晓光从来都没有向重庆XX公司提出过要继续经营自己的公司。《聘任协议》和《经营目标责任书》都是经过重庆XX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的，都有董事会会议纪要的。大概是在2013年8月左右，胡某1才知道的XX公司以及该公司与张晓光的关系。在那之前胡某1是不知道XX公司的，更不知道XX公司是张晓光姐姐的小孩所开的公司。因为张晓光是国有公司的负责人，而XX公司是张晓光亲戚的公司，在纪委的相关文件中有明确的规定是不允许相互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自己与自己做生意，很容易将国有公司的利润流失到私人企业去。2011年下半年，重庆XX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美鹏公司在巴西进口了三船大豆，由于公司自身没有加工能力，只能联系国内有压榨大豆能力的企业代加工，但找到的代加工工厂不能完全消化三船大豆，就决定想办法寻找国内买家来接手。当时重庆XX公司下属子公司XX公司总经理张晓光当面和电话都和胡某1报告，说是他和XX有关系，可以卖一船大豆给XX公司。当时胡某1与王某某、彭某曾经在办公室简要的议过这个事情，认为只要不产生亏损，就让张晓光去和XX联系销售。后来胡某1就陪市领导到粮食集团巴西项目进行考察去了，具体的处理是王某某处理的。后来王某某还跟胡某1说过，张晓光卖掉这批大豆，公司还有几十万利润。 张晓光销售这船大豆，没有向胡某1提出什么要求。胡某1也没有其他什么承诺,张晓光、王某某或者其他公司人员没有向胡某1汇报过这笔中介费协议的事情。因为胡某1对财务的签字有财务部部长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审核把关，只要彭某签字了，胡某1一般情况下就不可能逐笔审核再签字。中介费属于企业的开支，这么大的金额，按照规定是要报重庆XX公司董事会或者办公会研究决定。这笔中介业务是否真实，重粮集团和重庆XX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调查，而且认为张晓光应该没有胆量捏造这么大的一个假合同。没有人向胡某1汇报过要将销售大豆的货款中的一部分用于奖励有功人员或中介人员，再说这么大金额的奖励胡某1个人也做不了主，必须要公司会议讨论决定。在这船进口大豆与XX的购销中，张晓光是以重庆XX公司的身份去与XX接洽，他毕竟是XX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是XX的员工。虽然他主动请缨，这个业务始终是重庆XX公司的业务。张晓光做这件事的时候是没有提出奖励要求的，胡某1和公司也没有对他做过任何奖励的承诺。 16.证人冉某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10月或11月左右，张晓光给冉某某打电话，能不能帮他开张500多万元的发票。冉某某就以电话的方式找到颜某某。过了几天，颜某某给冉某某回话说可以开，并且告诉冉某某对方开具运输发票所收取的税率大概是百分之四点八。冉某某就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张晓光，张晓光当时就同意了，并且给冉某某说他叫袁某来具体和冉某某联系办理此事。冉某某给颜某某说将发票寄到XX公司，并将XX公司的详细通讯地址告诉给了颜某某。后来颜某某就将发票寄给了XX公司。过了一段时间，颜某某说开票的公司还没有收到钱，叫冉某某催一下。冉某某就给张晓光打电话说付款的事情，张晓光说他问一下袁某。后来钱就打给了开票的公司。 17.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2005年，袁某进入嘉润鹏沈公司工作，后来改名为北京XX公司，2007年任副总经理。2013年3月，张晓光将袁某调至XX粮油公司。XX公司的事情都由张晓光做主。XX公司与XX公司的《进口大豆购销合同协议》合同的内容，卖大豆、中介费等的条款都不是袁某谈的，袁某参与得不多。袁某所知道的事情都是张晓光跟袁某说过，这中介费直接打给XX公司不合适，要找个公司过个账，至于为什么不合适，张晓光并没有跟袁某说。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张晓光在重庆XX公司下属XX公司任总经理，XX公司又是张晓光在实际控制，如果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直接交易不合适，所以才会想到找XX公司走个账。XX公司与XX公司合同的合同专用章是袁某加盖的。张晓光找XX公司，没有履行中介职能，只是为了走个账。张晓光让袁某处理一下XX与XX公司的合同的时候袁某才知道关于这笔大豆业务的事情。这份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是一份中介合同，上面显示的是重庆XX公司将中介费支付给XX公司，然后XX公司扣除一定费用之后，将剩余款项转给XX公司，袁某在XX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参与合同上所说的销售XX进口大豆的中介事宜，据袁某所知，XX公司的其他人也没有参与该销售中介事宜。XX公司根据合同支付给XX公司的费用共计4891786.79元。XX公司的钱打到XX公司账上就是XX公司的钱，XX公司的钱也是张晓光的钱，因为XX是张晓光在实际控制，所有钱的使用都是他说了算。XX公司银行账户流水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在2011年10月21日XX公司向XX公司汇入4416750元之后的2011年11月7日有一笔6746925.01的钱直接进入了张晓光个人账户。袁某认为这些钱都是张晓光在使用。袁某没有参与重庆XX公司商谈的中介费的事情。XX公司支付泰州XX公司248800元的事情，上面有袁某的签字，也有张晓光的签字。这么大笔钱肯定是经过张晓光同意的，按照XX公司资金使用惯例，这么大笔钱的使用在袁某签字前，袁某肯定会向张晓光汇报，他同意了，袁某才签字。XX公司与泰州XX之间没发生过运输业务。 18.证人刘某某（原XX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张晓光给刘某某说他和XX油脂有限公司的人已经谈好了一笔大豆销售的业务，叫刘某某与XX油脂有限公司的王某联系并完善销售合同。销售合同条款的拟定、签订，都是张晓光事前就和XX的人谈好了的，王某将拟定好的合同传给刘某某，刘某某将这个合同传给重庆XX公司盖合同专用章，当时刘某某在重庆，是她接收的。张晓光是以XX公司的总经理的身份叫刘某某与XX的人联系的。如果是XX公司或重庆XX公司的业务，就以XX公司或重庆XX公司的名义对外洽谈，如果是XX公司的业务，就以XX公司的名义去洽谈，但刘某某从来没有以XX公司的名义去谈过业务，不可能发生以XX公司或重庆XX公司的名义去洽谈XX公司的业务的情况的，最后与洽谈的对方签订合同或协议时，都是要以洽谈时候的名义签署的，不可能刘某某以XX公司的名义与对方洽谈好后，最后以XX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刘某某是受聘于XX公司的，并没有在XX公司领取任何报酬。 《进口大豆购销协议》是基于重庆XX公司与东莞公司所签订的购销合同而拟定的一份中介协议，协议的内容大概就是重庆XX公司卖给东莞公司大豆后以每吨80元的价格支付给XX公司中介费用。这份协议当时是张晓光吩咐刘某某与XX公司的张某联系后完善合同的。这份中介协议是张晓光负责签订的，刘某某并不清楚。实际上是张晓光已经与XX公司的人谈好了协议的条款并成文后，刘某某与XX公司的张某联系，张某将这份中介协议传给刘某某之后，刘某某传给当时在重庆XX公司的刘某某，让她拿去找公司盖合同专用章。这份合同的盖章情况和前面说的销售合同是一样的，都是张晓光的意思。 19.证人彭某（原重庆XX公司财务部部长）的证言，证明在2011年的一次会上，胡某1曾提出来看谁有销售渠道来销售这一船大豆，当时胡某1并没有硬性的叫张晓光来销售这船大豆，而是对所有参会人员讲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只要谁有这个销售渠道，都可以帮重庆XX公司来销售这船大豆。是张晓光帮公司联系销售给XX的。刘某某将一份中介合同给彭某看后，才知道该笔业务中有一个中介公司出现，至于该中介公司是否履行了中介的职责的情况彭某就不清楚了，彭某当时也没有问过刘某某，因为刘某某拿给彭某看的那份中介合同是双方盖了章的，所以彭某就认可了。付款中介费的申请单应该是刘某某审签后交王某某审签，王某某审签后再交给彭某审签，再交主要领导胡某1审签后交给财务部门的人员去具体经办支付的，支付时间是2011年10月21日。付款申请书的经办人是刘某某，共计5183350.24元。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是重庆XX公司支付给XX公司款项后XX公司给重庆XX公司所开具的发票，用于重庆XX公司财务做账。开票单位是泰州XX运输有限公司。 20.证人李霞（原重庆XX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支付给上海XX国际贸易有限公司5183350.24元款项的记账凭证是李霞制单的。出纳把这些单据给李霞，已经是把款项支付出去了，李霞见领导也都签字审批过了，就把记账凭证制作出来了。李霞见到所附发票是运输发票才写成大豆运费的。 21.证人颜某某（重庆XX公司职员）的证言，证明在2011年11月份的时候，冉某某给颜某某打电话说代开运输发票，代开税率是多少。随后，颜某某与XX公司的左某联系，左某说可以代开运输发票，代开税率为4.5%。颜某某在左某报价上加了0.3%，即4.8%的税率报给了冉某某，冉某某说他知道了，就没有说什么。两三天后，冉某某给颜某某的电话说，代开运输发票的税率为4.8%还可以，让颜某某找左某代开500万的运输发票，代开的具体细节，叫颜某某和重庆XX公司的一个人联系，颜某某与重庆XX公司的人联系后，他告诉颜某某代开运输发票的金额和货物等细节，颜某某听比较麻烦，就把左某的电话给了重庆XX公司的人，让他们自己去直接联系。左某把运输发票寄过去了。随后，颜某某将重庆XX公司已经收到发票以及将发票送往认证是否是真的事告诉了左某。后冉某某给颜某某回电话说，这批代开运输发票的钱由北京XX公司来付，让颜某某直接跟XX公司的袁某联系，并把袁某的电话给了颜某某。颜某某与袁某联系上后，叫他与XX公司的左某联系协商付款事宜，又过了几天，左某给颜某某电话，说XX公司已经将代开运输发票的20多万元支付给他们了。 22.证人余祖斌（原XX油脂油脂工业东莞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1年，东莞公司的加工大豆需要采购，XX油脂公司采购了一船进口大豆，采购的数量、条款、价格都是XX油脂公司谈好了的。在2011年9月2日，东莞公司与重庆XX公司签订了该份《进口大豆购销合同》。该份合同的销售价格4380元每吨。在合同商谈过程中，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某某还召集东莞公司以及总公司的一些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一个视频会，在会上确定了价格、交货等事宜。东莞公司履行了该份合同，支付了相应的款项。XX油脂公司副总经理陈某某负责该笔大豆采购商谈的。 23.证人王某（XX油脂公司采购部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在2011年7、8月份，东莞公司的大豆原材料加工完了，就打报告给采购部申请大豆原材料。2011年8月的时候，重庆XX公司曾打电话说他们有一批大豆要销售，后来经过双方商谈，确定销售价格和条款，在2011年9月2日，由东莞公司与重庆XX公司签订了合同。XX副总经理陈某某负责该笔大豆采购商谈的。2011年8月31日，副总经理陈某某还召集王某、东莞公司召开了一个视频会，在会上确定了价格、交货等事宜，确定了该份合同的销售价格4380元每吨，王某还专门就这次视频会议的内容做了工作笔记。东莞公司是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只是听陈某某说起，张晓光代表重庆XX公司与他商谈该笔大豆的采购事宜。王某与重庆XX公司的一个叫刘某某联系过，这份大豆购销合同拟定完成后，王某接受陈某某委派，联系XX的刘某某，将该份合同传真过去让他加盖合同章。东莞公司履行了该份合同，支付了相应的款项。该笔大豆销售业务没有通过中介，是直接与重庆XX公司的人商谈的，也就是跟张晓光直接商谈的。 24.证人陈某某（XX油脂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大概在2011年7、8月份，东莞公司的大豆原材料加工完了，需要采购大豆。大概在2011年8月的时候，张晓光找到陈某某说他们重庆XX公司有一批大豆要销售，后来经过XX公司与张晓光的商谈，公司确定了销售价格和条款，通知XX的下属公司东莞公司，最终在2011年9月2日，由东莞公司与重庆XX公司签订了合同。东莞公司是XX下属全资子公司。2011年8月，他来找到陈某某做这笔大豆业务时，他介绍说他是重庆粮食集团下的重庆XX公司的人，陈某某才知道他的身份。张晓光对陈某某说，他负责重庆XX公司的油脂油料业务。现在，重庆XX公司有一船6万吨大豆需要销售，问陈某某公司是否需要。当时XX下面的东莞公司正好需要购买大豆，所以，陈某某就叫张晓光介绍了该批大豆的来源、质量、价格。当时大豆市场属于供求关系比较平衡，价格趋于稳定。之所以张晓光找到陈某某销售该船大豆，是因为该船大豆是转基因大豆，不能用于压榨以外的用途，重庆粮食集团没有那么大的加工能力，而XX下面的东莞公司需要大豆原料加工，所以陈某某才和张晓光就该船大豆购销进行商谈。XX的下属子公司东莞公司，只负责加工生产及销售，XX主要对东莞公司的原材料采购及销售做决策，XX决策出来后，交予东莞公司具体执行。张晓光向陈某某推销该批大豆时提出的价格要比真正销售的价格还要高些，经过召开视频会议，通过陈某某与张晓光交谈确定的这个价格，之后报由XX公司决定，东莞公司也确认了合同上约定的4380元／吨的价格。该笔大豆的销售交谈只接触了张晓光，之后是各级人员分工负责落实。该笔大豆的商谈都是同张晓光谈的，袁某没有参与。没有通过中介，是直接与重庆XX公司的。 25.证人张某（XX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张晓光打电话跟张某说，他说有一笔生意涉及的关联交易，让张某帮忙代收代付。合同的条款都是张晓光拟定后提供的，张某提出来的唯一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承担XX公司要付的税赋。张晓光告诉张某合同大概的内容后，张某让XX公司的财务人员算一下XX公司在这笔“代收代付”中要承担多少费用，算出一个结果后，折算下来，张某就向张晓光提出了收取每吨4.5元来抵扣XX公司要承担的税赋。XX公司没有承担该笔大豆销售的中介工作。这次张晓光找张某帮忙代收代付，XX公司就是他提供的，要将收到重庆XX公司的款项之后再付给XX公司。合同盖好章之后，XX公司经办员工与张晓光提供的经办人对接。在2011年10月21日，收到重庆XX公司4680000元，于2011年10月24日，支付4416750元给XX公司；2011年12月9日，收到重庆XX公司503350.24元，2011年12月12日支付给XX公司475036.79元，XX公收到重庆XX公司的“中介费”一共为5183350.24元。按照张某和张晓光的事先约定，重庆XX公司将按照80元每吨的“中介费”支付给XX公司之后，XX公司扣除了相应的税费，将剩余的款项支付给XX公司了。XX公司收到重庆XX公司支付的“中介费”，没有开具发票。 26.证人张新（XX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XX公司的股东虽然是孙某某、王祥云、袁某，而且孙某某是法人代表，但是孙、王都不经常来公司，不参与公司的管理，袁某虽然是公司的总经理，但他是配合张晓光的工作，听命于张晓光。虽然表面上张晓光时公司的顾问，但张晓光才是在实际控制人，他才是老板。XX公司支付给泰州XX运输公司的248800元是属实的，上面有袁某和张晓光的签字。 27.证人孙某某（原XX公司法人）的证言，证明孙某某从其母亲张琰不知道自己是XX的法人，张琰说张晓光在北京开了一家公司，以其名字为公司的法人代表。2014年8月，孙某某到工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 28.证人张琰（孙某某母亲）的证言，证明张琰不知道XX公司，张晓光没有跟张琰提起成立XX公司的事情及经营情况。张琰与孙某某都没有出资成立XX公司，也没有参与XX公司的经营。 29.证人王祥云（张晓光妻子）的证言，证明王祥云在XX公司没有出资，只是挂名股东，不参与XX的经营。张琰、孙某某不参与XX公司的经营、管理。 30.证人左某（泰州XX运输公司法人）的证言，证明2011年11月，颜某某打电话给左某，让其为北京一家公司代开五百多万元的货运发票，左某答应了颜某某的要求，但提出要4.5%代开发票的税点，颜某某答应经验证真伪后按时支付给左某代扣4.5%的税点。之后左某就花50元钱刻了一个重庆XX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起草了三份虚假货物运输合同，于2011年12月13日到泰州市安太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一家分公司代为开具了四张面值518.335024万元的货物运输发票。左某就把发票快递到北京一家公司。按照规定，左某在缴纳此笔税款后，税务所要将税款的65%退还给左某，所以左某只需缴纳3.2%左右的税款，左某收了4.5%左某还有近1.3%的赚头，这笔货运发票左某可以赚到六万多元。颜某某是得到了好处的，他好像是按4.8%的比例到公司报的账，左某在收取左某的4.5%的费用后，将剩下的0.3%大概是1.5万元给了颜某某，是通过左某的个人银行卡转账给颜某某的。 31.证人张向东（重庆XX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由于XX公司要打造“百亿”级企业和准备上市，想开展国际贸易。但XX公司内部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连进出口贸易的合同都看不懂，就决定对外公开招聘职业经理人。经公司领导筛选认为，张晓光长期在四大粮商从事粮油经管业务，擅长期货炒作、投融资和进口贸易。当时是XX公司的党委书记胡某2受董事长胡某1的委托代表公司多次到北京张晓光所在的XX公司办公室与其沟通，最后同意张晓光不在重庆坐班，有事时每月只来重庆一两天就行，并允许他继续干他自己的事和给予XX公司15%的股权。当时是口头作出的上述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张晓光才答应到重庆任XX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当时张晓光未担任XX公司的任何职务。XX公司对XX公司的业务监管的问题。虽然张晓光是XX公司的总经理，但他没有人、财、物的支配权，也无重大经营活动的决定权。当时XX公司以向他学习业务的名义派专人对张晓光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同时公司要求XX公司的业务由XX公司油脂部管理，由冉某某副总分管，合同需油脂部审核并经分管领导或XX公司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签订生效，经营资金需主要领导签字后才可动用，合同盖章需管理部门负责人在用章审批笺上签字后方可用章。因此，XX公司对外的所有经营行为都是公司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XX公司的主要领导胡某2清楚张晓光是北京XX公司的顾问，后来XX公司的北京办事处与XX公司合署办公。因此，张晓光与XX公司之间的顾问关系是清楚的，且清楚XX公司是张晓光的亲戚所开设的。 上列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人张晓光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某1、王某某的证言中关于张晓光如何介入帮助XX销售大豆的证言不属实，与张晓光的供述相矛盾，不予采信。袁某、刘某某的证言不属实，不予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证人胡某1、王某某、袁某、刘某某的证言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证明内容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经查证属实，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公诉机关举示的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了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 1.2010年12月14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935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2000吨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靖江XX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950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销售20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300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销售合同，证明XX公司从XX粮油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XX公司从XX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 （2）转账支付凭证、银行交易明细，证明XX公司分三次转给XX公司1900万元。 （3）北京增值税发票，证明XX公司与XX公司发生交易并产生税费。 （4）提货单，证明XX公司书面告知张家港江海粮油港务有限公司靖江XX粮油油脂公司提取毛菜油情况。 （5）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刘某某与XX公司的业务经理吴忠伟联系得知他们公司购买菜籽油的价格及数量，刘某某再汇报给张晓光，然后由张晓光决定以什么价格卖多少数量给XX公司毛菜油，并要刘某某给XX公司讲明虽然是XX公司的货，但要以XX公司的名义来签订销售合同。刘某某按照张晓光的指示给吴忠伟说后，得到他们的同意。最终在2010年12月14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了2000吨毛菜油《销售合同》，由XX公司以9500元/吨的单价卖给XX公司2000吨毛菜油。同日，XX公司又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XX公司以9350元/吨的单价卖给XX公司2000吨毛菜油。在该笔业务中，XX公司从中赚取150/吨的差价。 （6）证人吴忠伟（靖江XX粮油员工）的证言，证明XX公司与靖江XX粮油公司的购销合同是吴忠伟和刘某某之间联系洽谈的。当时谈成的价格是单价9500元每吨，数量是2000吨，总金额是1900万元。后来谈好后就按照谈好的条款签到合同并执行，这份合同双方已执行完毕。 2.2011年3月7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936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500吨进口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益海XX（安徽）公司（以下简称益海XX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9650元/吨的价格向益海XX公司销售5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145000元。 2011年3月16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930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500吨进口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益海XX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9550元/吨的价格向益海XX公司销售5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125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销售合同、购销合同，证明XX公司将进口毛菜油卖给XX公司，XX又转卖给益海XX公司。 （2）银行流水，XX公司账户收到益海XX公司汇款共960万元。 （3）提货单、放货通知，证明货物提取等情况。 （4）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张晓光给刘某某一个指导价后，刘某某就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了一些粮油公司，最后益海里公司决定购买500吨进口毛菜油。刘某某以XX公司的名义与业务经理徐潼联系后，最终徐潼报给刘某某一个购买价格，刘某某将徐潼的报价给张晓光汇报后，最终张晓光决定以含税单价9550元的价格给益海XX公司签订500吨进口毛菜油的销售合同，但要以XX公司的名义与益海XX公司签订。刘某某按照张晓光的要求将需要以XX公司的名义与益海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情况告诉了徐潼，徐潼也答应了。接下来刘某某就与徐潼完善了合同。因为XX公司实际上是没货的，卖给益海XX公司的毛菜油的货权是属于XX公司的，而与益海XX公司签订合同的是XX公司，所以就要以XX公司的名义与XX公司签订合同，将卖给益海XX公司的500吨毛菜油从XX公司买过来，以从形式上来完善手续。在以XX与益海XX公司签订合同的同日，XX又与XX公司签订了一份进口毛菜油合同。 （5）证人徐潼（时任益海XX公司贸易部经理）的证言，证明2011年3月中旬左右，XX公司的刘某某说他们公司有批菜油要销售，后商定价格为9550元每吨，同时刘某某提出要以XX公司的名义签订销售合同。徐潼还和刘某某商谈购买了500吨毛菜油，每吨含税9650元。后黄鑫在购销合同上签字。 3.2011年5月，被告人张晓光入股厦门XX油脂有限公司（下称XX公司，系民营企业）并担任公司顾问。2011年9月，XX公司委托重庆XX公司进口55000吨菜籽。后双方签订销售合同，重庆XX公司出售33000吨菜粕给XX公司。2011年底，张晓光向XX公司总经理苏永裕谎称该进口菜籽系XX公司所有。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合同，约定XX公司对该进口菜籽进行了加工，并购买菜籽加工后的菜粕。XX公司在加工期间，得知该批菜籽货权属于重庆XX公司后便要求XX公司出具授权委托。2012年5月9日，XX公司与XX公司补签《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约定XX公司负责菜籽加工工程谈判，并负责销售加工所得的菜籽粕。XX公司在该笔菜粕的销售业务中获利810000元。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示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代理进口协议，证明XX公司委托重庆XX公司进口菜籽。 （2）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进口菜籽委托加工补充协议，证明XX公司、重庆XX公司委托厦门XX公司加工菜籽。 （3）销售合同，证明重庆XX公司将菜籽粕卖给XX公司，XX公司将菜籽粕卖给XX公司，XX又将菜籽粕卖给厦门XX公司。 （4）支付凭证、发票联，证明厦门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货款、XX公司向XX公司支付货款情况。 （5）合作协议、咨询协议书，证明张晓光系厦门XX公司股东，XX公司为厦门XX公司的咨询顾问机构，张晓光代表XX公司签字。 （6）邮箱记录截图，证明袁某联系PETERCREMER公司进口菜籽情况。 （7）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9月16日，重庆XX公司与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签订了一份进口55000吨菜籽的业务合同，合同是张晓光联系的，业务是算XX公司的，所以XX与XX签订协议。2011年9月23日，XX公司与重庆XX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XX公司委托重庆XX公司代理进口55000吨菜籽。重庆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签订了加工协议，将该批菜籽交由厦门XX代为加工，加工费为每吨200元，并将该批菜籽加工后产生的33000吨菜粕销售给XX公司。重庆XX公司及XX公司与XX及XX公司签订的协议都是张晓光在负责。《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中规定XX公司负责为XX公司寻找符合加工资质和由加工进口菜籽能力的菜籽加工厂。该笔交易是XX公司以重庆XX公司名义到厦门海关支付的报关费。根据国际惯例，进口菜籽的数量以装船的实际数量计算，所以这批菜籽的数量是60896.135吨。60896.135吨菜籽加工后能产生33000吨菜粕，XX公司将这批菜粕以1920元每吨的价格销售给XX公司，共计63360000元。这也是张晓光决定的。XX也将钱支付给了XX公司。销售菜粕的合同时间是2012年2月23日。实际产量的菜粕不止33000吨，还有1969.72吨。XX公司没有将多余的菜粕交给XX公司。XX公司已经全部支付完所有加工费给厦门XX公司。 （8）证人袁某的证言，证明张晓光让其联系国外客户，XX公司要从国外进口菜籽，袁某问了几家公司，张晓光确定的卖家是加拿大的PETERCREMER，但XX公司没有进口权，要由重庆XX公司来代理进口。2011年9月16日，重庆XX公司与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签订了一份进口55000吨菜籽的业务合同。袁某代表XX公司帮重庆XX公司向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购买进口菜籽，好处就是从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处获得交易成功后的佣金。通过查询袁某与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之间往来的邮件，该笔业务获得了2.3美元每吨的佣金，总共大概有13万多美元的佣金。 袁某帮重庆XX公司向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购进菜籽，没有听说过重庆XX公司或XX公司答应给XX公司什么好处。并且当时袁某与加拿大PETERCREMER公司商谈购买菜籽的事情都没有与重庆XX公司或XX公司的人员接触过，就只给张晓光汇报过。当时就这笔业务袁某没有与刘某某接触过。2012年1月10日，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签订了《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规定这批菜籽属于XX公司的，但这批菜籽不是由XX公司进口的，而是由代理公司去进口，同时厦门XX公司还需与代理进口的公司再次签订加工合同，所以厦门XX公司与重庆XX公司又签订了《进口菜油委托加工合同书》，而厦门XX公司代为加工的菜籽是属于重庆XX公司的。XX公司也没有让重庆XX公司去进口菜籽。 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所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中的加工单价、出成率、产品指标等数据都是袁某在当时的市场上了解后给张晓光汇报并得到他同意后才与厦门XX公司商谈的，其他的条款均是张晓光草拟并形成定稿的，最终在合同上体现出来。XX公司与厦门XX所签菜粕销售合同是张晓光叫袁某与厦门XX公司的苏永裕商谈的。袁某记得在苏永裕的办公室谈过一次。当时在场的人有苏永裕、刘某某及袁某。袁某在和苏永裕谈的过程中，就给张晓光汇报了苏永裕提出的条件和价格，最终张晓光同意以1940元每吨的价格将菜粕卖给厦门XX公司。但同时张晓光给袁某说那段时间菜粕的价格看涨，不能全部卖给XX公司，就叫袁某只能卖给XX公司23000吨菜粕。袁某回XX公司后，苏永裕又给袁某打电话说想将所有的菜粕都买下，袁某就将这个情况给张晓光说了。张晓光就叫袁某给苏永裕说菜粕的行情看涨，并且XX的“崔总”已经答应将其余的菜粕卖给别人了。袁某按照张晓光的意思给苏永裕说了，苏永裕叫袁某想想办法。张晓光又叫袁某转告苏永裕说一是价格肯定要涨，二是能不能卖给XX公司还不一定。最后张晓光叫袁某给苏永裕说其余的菜粕价格要涨到1955元每吨，结果苏永裕也答应了。 在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的时候，该批菜粕所有权属于重庆XX公司，按道理说XX公司是没有权利销售这批菜粕的，但当时张晓光就是叫袁某这么去和厦门XX公司谈的。在2012年2月23日才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将菜粕卖给XX公司，每吨的价格是张晓光定的。袁某当时只是按照张晓光的指示完善了合同盖章的手续。 XX公司已经在2012年2月23日就与XX公司签订了购买菜粕的合同。在2012年3月15日，重庆XX公司还要给厦门XX公司出具一份由XX公司负责销售菜粕并收款的授权，是因为XX公司给厦门XX公司一直说的该批菜籽是属于XX公司的，XX公司又是XX的参股公司，该批菜籽是XX公司委托重庆XX公司代理进口的，按照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所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的要求，厦门XX公司与重庆XX公司也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所以在销售菜粕的时候，为了防止扯皮，厦门XX公司就要求有重庆XX公司的授权才将货款打给XX公司。在这种情况下，重庆XX公司才给厦门XX公司出具的授权。 《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是补签的，倒签到2012年1月10日。在2012年5月9日，张晓光将协议发给袁某叫袁某帮他看看是否有错别字，当天袁某就看了这份协议，改动一些，就回复给张晓光了。张晓光在给袁某发邮件的同时，也将这封邮件发给了刘某某。在2012年5月10日13点20分，张晓光发邮件让袁某再次帮他审核一下，看协议中是否有错别字，并帮他修改一下。 （9）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底，张晓光说他自己在厦门办了一家菜籽加工厂，要从加拿大的PETERCREMER公司进口一批菜籽到该工厂加工，张晓光准备以XX公司的名义进口，但XX公司的信用证额度不够，就只能以重庆XX公司的名义来进口这批菜籽。XX公司的副总经理袁某一直与加拿大那边的公司在联系，这样XX公司就可以以中介公司的身份收取加拿大那边公司的中介费。过了段时间，重庆XX公司作为买方与PETERCREMER公司签订了进口55000吨菜籽协议。2011年12月左右，张晓光、袁某、龚晓宇和刘某某一起到厦门银翔公司洽谈菜籽到港前的准备工作，XX公司的苏永裕等人参加。2012年1月10日，XX公司与厦门XX公司签订了合同，该合同是刘某某以传真方式发给刘某某盖章的。次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同日，重庆XX公司与XX签订了合同。在厦门时，张晓光一直叮嘱刘某某说该批菜籽的所有权属于XX，XX公司是XX下属的子公司。2012年2月初，菜籽到了厦门东渡港口，张晓光、袁某和刘某某一起到厦门，刘某某是办理菜籽报关的手续。袁某和苏永裕商谈购买菜粕的事情，因为袁某代表的是XX下属的XX公司的人，所以是袁某和苏永裕商谈，而不是张晓光。重庆XX公司给厦门XX去函《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有条款规定XX公司负责销售及收款菜籽加工后所有的菜粕。2012年2月23日，XX公司与XX签订菜粕销售合同，以每吨1920元的价格卖给XX公司，这价格是由张晓光定的。 张晓光负责对外签订合同和协议，如果是业务员联系的业务，也必须将合同和协议中的条款和价格汇报给张晓光，经张晓光同意后才能对外签订。2012年5月9日21点40分左右，张晓光将《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发到刘某某的邮箱，让刘某某看下有没有错别字和其他方面的错误。次日13点20分左右，张晓光又将该协议发到刘某某和袁某的邮箱里，让帮他审核一下语句、逻辑和错别字等问题。14点33分左右，张晓光将该协议发给了刘某某修改后又转发给刘某某。5月11日，张晓光让刘某某带着XX公司和XX公司签订的《进口1号加拿大菜籽合作协议》去重庆XX公司找刘某某盖章，其中一条写明，由作为乙方的XX公司负责为作为甲方的XX公司在国家治理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统一卸货和加工进口加拿大油菜籽的口岸地区寻找符合加工资质和有进口菜籽能力的菜籽加工厂（厦门XX公司）。但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1月10日，刘某某记得当时厦门XX与XX公司对于这批菜籽的货权发生了争议，厦门XX认为XX没有得到XX公司或重庆XX公司的授权来处置这批菜籽的，所以认为当时张晓光和XX公司为了解决这个货权的问题而倒签了这份协议。 （10）证人苏永裕（厦门XX油脂有限公司总裁）的证言，证明大概在2011年中旬，苏永裕通过冉某某介绍认识了张晓光，聘任张晓光作该公司的顾问，与张晓光以XX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张晓光和冉某某的股份所涉及的金额为250万，张晓光仍为该公司登记注册的股东之一。当时张晓光说XX公司他能做主，他说他和XX公司的关系非常好，并且也是该公司的顾问。张晓光在介绍菜籽的加工的费用及菜粕销售的价格上都给厦门XX提供了相关的意见，并且由于厦门XX刚开始菜籽加工的经营，张晓光提供的大多数的意见都是采纳了的。 大概是在2011年12月左右，厦门XX就向张晓光咨询是否可以自己进口菜籽并自行加工生产，张晓光就说现在自己进口菜籽的风险比较大，最好是帮别人代为加工，并且给苏永裕说XX正好有进口菜籽需要加工，厦门XX可以帮XX公司代为加工该批菜籽。张晓光最开始一直介绍说XX公司有一批菜籽需要加工，该批菜籽的货权属于XX公司，并且在厦门XX与XX公司签订菜籽加工协议时XX都是以菜籽的所有人和苏永裕商谈的，而且张晓光说该批菜籽是由XX公司委托重庆XX公司代理进口的。但直到公司在购买该批菜籽加工完后的菜粕，厦门XX向XX支付第二笔销售款时，公司觉得该批货所有的报关手续都是由重庆XX公司办理的，就向XX公司询问这个情况，袁某还回复说是不是没有钱支付货款，为什么要怀疑他们，公司就觉得有些不对，就在互联网上查询到重庆XX公司的电话，然后打电话到重庆XX公司，重庆XX公司一名叫刘某某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说该批货肯定是属于重庆XX公司的，与XX无关。在得到该批菜籽货权是属于重庆XX公司的明确答复后，公司马上向XX公司索要重庆XX公司的明确授权委托，XX公司却一再推脱，后面公司要求如果不给授权委托就不再支付货款，XX公司才提供了一份重庆XX公司的授权委托，该授权委托书开始时是袁某扫描用邮件发的，经过鉴定，发现这份扫描件上的公章和正文是拼凑出来的，就一直要求XX提供授权委托的原件，这个事情扯了快1个月才收到了重庆XX公司的书面授权委托原件，该委托书的内容大概是厦门XX与重庆XX公司于2012年1月11日签订的《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该合同项下的进口菜籽，加工后所得菜粕，由XX公司负责销售及收款。 大概在2011年12月左右，XX公司通过张晓光那里得来的袁某电话与袁某就菜籽加工的事情进行了初步商谈，由于当时公司在菜籽的加工经营方面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每次与袁某的商谈之前和商谈之后的情况苏永裕都要与张晓光沟通，沟通的内容包括双方合作协议的条款及加工的单价等。尤其是在加工的单价方面，基本上是听张晓光的建议与袁某商谈的。在2012年1月10日，厦门XX与XX公司签订了《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并对相关的加工费用、产品指标、总成品数量等事项进行约定；2012年1月11日，厦门XX又与XX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并于同日与重庆XX公司签订了一份《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 合同编号为RBCX20120110的《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与《补充协议》以及编号为KX20120111的《进口菜籽委托加工合同书》三份合同都是在2012年1月10日的前几天就确定下来了，当时商谈的焦点也就是在《补充协议》中表明的几个问题，首先，165元每吨的加工费在当时的市场上是做不了的，这个情况也是给张晓光讲过，但张晓光说这个价格是可以增加的，他可以给XX公司谈谈，让XX给公司增加加工费。后来张晓光答复就是加工费可以增加，但XX公司有些费用需要处理，所以将加工费涨加到200元每吨后，要将增加的费用的55％给XX公司，45％给厦门XX，也就是要将35元的55％给XX公司。其次就是在产品指标、总得率、装卸、出入库费用等方面，XX公司与厦门XX所签加工合同是要求非常高的，根据165元每吨的加工费是做不到的，所以，通过张晓光的协调，将条件变更为补充协议中的价格和系数。厦门XX与重庆XX公司所签加工合同就是根据补充协议上的条件签订的，只是在该份与XX所签加工合同中没有将增加的费用的55％给XX公司、45％给厦门XX的条款在合同中写明。并且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都是按照厦门XX与XX所签加工合同来执行的。厦门XX既然已经与XX公司签订了加工合同，还要对同一批货再次与重庆XX公司签订加工合同，是因为当时XX公司说该批菜籽是委托重庆XX公司代理进口的，所以要求厦门XX与重庆XX公司签订加工合同。 张晓光知道厦门XX与XX公司所签加工合同以及与重庆XX公司所签加工合同的内容，在这次与XX及XX的商谈中包括加工费用等所有数据都是由张晓光提出的。签订加工合同后，苏永裕就和张晓光商谈了菜粕销售的事情。大概在2012年2月6日到9日期间，苏永裕、张晓光、袁某和刘某某四人在苏永裕位于厦门XX的办公室商谈了购买菜粕的事情。苏永裕和袁某当着张晓光的面商谈的菜粕购买价格，当时袁某只作了5元钱的让步，最终的价格定在23000吨按照1940元每吨，其余部分按照1955元每吨的价格执行。2012年2月10日，厦门XX与XX签订了菜粕的销售合同。 本来XX是想买20000吨菜粕，苏永裕就给张晓光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张晓光就叫苏永裕去跟袁某谈。当时张晓光、袁某都住在厦门的艾美酒店，苏永裕就去艾美酒店找袁某，并与袁某初步谈了20000吨菜粕的单价为1940元每吨。然后苏永裕就给公司董事长打电话汇报了此事，董事长就回复苏永裕说干脆把整个菜籽加工后的菜粕包销下来。接着苏永裕就将与袁某商谈情况和公司董事长要求包销的情况都给张晓光讲了，当时张晓光对1940元每吨的价格没有提出意见，只是对要包销的事情说他去给袁某说说。第二天上午，苏永裕去艾美酒店接张晓光他们，并和张晓光再次说了与袁某商谈购买菜粕的价格以及要包销菜粕的事情，张晓光说这批菜粕有一万多吨已经由XX卖给了“双胞胎”饲料公司，但“双胞胎”饲料公司还没有下定金，如果厦门XX要买这批菜粕，就要承担XX的违约，那么这一万多吨的菜粕就要提价到1960元每吨，具体的事情等会到办公室后再与袁某谈。最终在苏永裕办公室，当着张晓光的面，苏永裕与袁某谈的结果就是针对这一万多吨菜粕，袁某让步了5元钱，定为1955元每吨，其余的菜粕还是按照1940元每吨的价格销售给厦门XX。 最开始购买菜粕的时候厦门XX还不知道这批菜籽的货权属于XX，张晓光一直给苏永裕讲的是这批货是属于XX公司的，而XX公司是属于XX的子公司，所以当时苏永裕就相信了张晓光说的话。厦门XX已经按照与XX公司所签销售合同支付了33000吨购销款,共计64170000元。另外1969吨菜粕现在处于厦门XX与重庆XX公司的仲裁之中，尚未支付。 刘某某没有参与厦门XX与重庆XX公司菜籽委托加工协议以及菜粕的销售协议的商谈，都是张晓光在和厦门银详谈。XX公司是张晓光介绍的，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张晓光介绍说XX公司是XX的子公司，主要是经营大豆、菜籽等产品进口的，该公司的总经理叫袁某，董事长叫崔凯，崔凯同时是XX的财务总监，但苏永裕从来没有与崔凯见过面。据苏永裕了解，XX公司的法人叫孙某某，1987年5月出生的，她是张晓光姐姐的女儿。张晓光才是XX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1）被告人张晓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2年的时候，XX公司同XX公司约定XX公司按市价销售菜粕，XX计算的是1880元到1900元每吨，XX就有利润。所以张晓光告知XX，只要高于这个价格销售都可以。XX卖给XX是1920元每吨，XX卖给XX是1940、1955元每吨。这部分差价就是XX的利润。 被告人张晓光提出对证人袁某、刘某某的证言有异议，经查，证人袁某、刘某某的证言有其他证据印证，证明了本案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明了本案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4.2012年4月6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1048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1000吨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岳阳XX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10580元/吨的价格向长康公司销售10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100000元。 2012年4月12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1054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1000吨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长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10600元/吨的价格向长康公司销售10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60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销售合同、购销合同，证明XX公司从XX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长康公司从XX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情况。 （2）放货通知单、提货单，证明长康公司提货情况。 （3）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刘某某将长康公司的业务经理方淼波的报价汇报给张晓光，由张晓光决定是否与长康公司开展该笔业务，并按照张晓光的指示给方淼波讲明以XX公司的名义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2012年4月6日XX公司与XX公司以1058元/吨的价格签订了1000吨进口加拿大毛菜油的销售合同。然后同日，XX公司又与XX公司签订了进口加拿大毛菜油《销售合同》，合同单价为10480元/吨。在该笔销售业务中，XX公司从中赚取了100元/吨的差价。 2012年4月12日，XX公司与XX公司以10600元/吨的价格签订了1000吨进口加拿大毛菜油的销售合同。同日，XX公司又于XX公司签订了合同，毛菜油单价为10540元/吨。在该笔销售业务中，XX公司从中赚取了60元/吨的差价。 （4）证人方淼波（时任长康公司采购经理）的证言，证明2012年4月6日与4月12日，岳阳XX公司分别与北京XX公司签订了1000吨的加拿大毛菜油购买合同。方淼波从朋友处得到刘某某的联系方式，合同签订后，采用的是先把货装上方淼波委派的船再付的款，然后再补手续。当时在做这两个合同时方淼波比较保守，一个一个来，确保公司资金安全，至于对方让XX的名义作，在行业很正常。 5.2012年7月2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1050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1000吨毛菜油。同月25日，XX公司与湖北XX粮油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10560元/吨的价格向湖北XX粮油公司销售10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60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销售合同，证明XX公司从XX粮油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湖北XX粮油公司从XX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 （2）提货单若干，证明XX公司书面告知张家港江海粮油港务有限公司，湖北XX粮油公司提取毛菜油情况。 （3）商务函，证明XX粮油公司与XX公司签订进口毛菜油1000吨定金及货款以出纳汪友姣的个人卡支付。 （4）交易明细，证明2012年7月2日，XX银行账户收到汪友姣汇款。 6.2013年11月26日，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7710元/吨的价格向XX公司购买300吨毛菜油。同日，XX公司与江苏XX粮油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以7740元/吨的价格向江苏XX粮油公司销售300吨毛菜油。XX公司从中获利9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销售合同，证明XX公司从XX粮油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江苏XX粮油公司从XX公司购买进口毛菜油。 （2）银行流水，证明江苏XX油脂有限公司汇入XX公司账户232.2万元。 7.江苏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XX公司）系重庆XX公司出资的国有企业。2011年初，江苏XX公司安装完大豆压榨设备后需大豆进行压榨试机，被告人张晓光接受重庆XX公司委托，购买大豆。张晓光遂找到XX油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某某商谈购买大豆事宜，后张晓光确定XX公司从中央储备粮镇江直属库购买大豆。再由XX公司将购买的大豆转卖给江苏XX公司。XX公司从中获利1166287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委托书及声明、进口大豆代购合同、补充协议，证明XX公司为江苏XX代购大豆情况。 （2）确认书，证明江苏连云港浦东国家粮食储备库实发江苏XX油脂有限公司大豆数量为8971440公斤。 （3）提货单、转账凭证、发票等，证明XX公司从XX镇江直属库提取进口大豆、XX公司向XX镇江直属库支付大豆货款、江苏XX将购进口大豆货款转入XX公司账户的情况。 （4）记账凭证、借据等，证明江苏XX公司向重庆XX公司借款支付进口大豆保证金等。 （5）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3月，张晓光叫刘某某和XX的王某联系，他说他已经与XX的联系好了，向他们购买大豆交给江苏XX公司。刘某某就打电话给王某，让他与刘某某完善购买了1万吨大豆的合同。张晓光明确给刘某某说要通过XX公司来做这笔业务，所以刘某某和镇江直属库他们完善销售合同的时候也给他们解释了，虽然货物流向是江苏XX公司，但要以XX的名义来签订合同。购销合同中单价等条款的商谈刘某某没有参与。单价、数量等条款都是张晓光告诉刘某某的，只是叫刘某某与王某去确认一下而已，所以刘某某觉得应该是张晓光已经与XX的人谈好了的，包括江苏XX公司与XX公司所签订的两份《进口大豆代购合同》中的单价、数量等条款。 （6）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XX在2011年出售过大豆给XX公司，这笔业务当时是陈某某和买方谈好后交给王某去与对方联系的，合同上的数量和单价已经是谈好了的。王某就是与对方一个叫刘某某的人联系的，联系的目的就是双方对合同上的条款的确认没有错误的地方。确认后王某就将该情况通报给镇江直属库，由镇江直属库与买方即XX公司直接签订购销合同，并由镇江直属库具体执行合同。在XX东莞公司与重庆XX公司的购销合同及镇江直属库与XX公司的这两次合同完善过程中，对方都是一个叫刘某某的人和王某联系的，所有刘某某可能是XX的也可能是重庆XX公司的人员。 （7）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明XX下属的镇江直属库曾和XX公司做过一笔大豆业务。当时张晓光找到陈某某说要购买一批大豆，大概需要1万吨左右。后来陈某某通过了解，镇江直属库有货，所以最终商谈好价格后，就签订了合同。当时张晓光找陈某某谈的时候并没有表明他是代表哪里来的，直到最后双方商谈好后，才出现了XX公司来签订购销合同。所以当时陈某某也不知道张晓光是代表XX公司的。 （8）证人龙文彬（时任江苏XX公司执行董事）的证言，证明大概在2011年2月底，重粮集团开完总结大会后，龙文彬向集团董事长胡某1提出江苏XX公司购买的压榨机设备安装结束，需要进行调试，需要购买1万吨大豆原材料。胡某1当着大家的面对张晓光说：“张晓光，你们北京XX公司去把采购的事情办了，购货的资金由集团来出”。后来龙文彬就将购买大豆的事情交给了江苏XX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海波具体办理。张海波在经办过程中曾给龙文彬汇报过，说张晓光给他讲江苏XX公司向北京XX公司购买大豆不得行，要将卖方变更为其他公司。至于为什么不得行就要问张晓光。张晓光在电话里给龙文彬说提货方面有点困难，购买这批货还费了不少的心，他还叫龙文彬不要担心，到时负责将货发给江苏XX公司。过了一段时间，张海波就拿了一份江苏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的《进口大豆代购合同》来给龙文彬看，并说是张晓光找的这家XX公司来帮江苏XX公司代购。张晓光并没有直接回答龙文彬XX公司是家什么公司以及他与XX公司是什么关系，就是在电话里说保证货没有问题，叫龙文彬放心签就行了。当时龙文彬想张晓光是北京XX公司总经理，都是重粮集团的人，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就将代购合同签了。合同上的4310元/吨的价格是XX公司报的价格。江苏XX公司没有和日照昌华公司购买过大豆。2011年3月3日签订了《进口大豆代购合同》，同月7日又签订了《进口大豆代购合同》，在数量上由9031吨变更为10000吨，价格上由4310元每吨变成了4260元每吨。这个可能是XX公司在与其他公司购买大豆时，由于时间发生变化而导致价格发生了被害，所以公司就与XX公司重新签订了代购合同，《进口大豆代购合同补充协议》变更了大豆的数量，出库费由以前的30元每吨变为20元每吨。 （9）证人张海波（时任江苏XX公司业务部经理）的证言，证明2011年春节后，江苏XX公司需要采购大豆，由XX公司代购进口大豆，还签订了代购合同。但是落实进口大豆能够到达江苏盐城，国家规定需要进口大豆加工企业与进口商之间必须签订的有合同，才能开始办理进口大豆变更流向等相关手续，所有按照XX公司的要求，为了办理相关手续等需要江苏XX公司与日照昌华公司签订大豆购销合同，签订后没几天，由于变更进口大豆流向在倾倒的检验检疫部门没有通过，这份合同就不具有可执行性了。双方就解除合同。没多久龙文彬同志张海波说江苏XX直接和XX签订合同。刘某某和张海波联系，传真了一份XX公司作为甲方，江苏XX公司作为乙方的进口大豆代购合同，龙文彬签字后，加盖了公司合同章，就和XX公司进行了交易，在XX镇江直属库完成了提货。 （10）证人尹世睿（时任日照昌华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明日照昌华公司与北京XX该公司于2011年3月8日签订一份数量为10000吨，单价为4180元每吨的大豆购销合同，但最终合同未能执行。 （11）被告人张晓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大概在2011年2月份，在重庆XX公司及各子公司的经营总结会后，胡某1要张晓光在市场上帮江苏XX公司买几万吨进口大豆来进行压榨，盈亏与张晓光无关，叫张晓光一定帮忙。张晓光回北京XX公司后，就在办公室对所有人讲了此事，并且张晓光还提醒了他们说现在买大豆压榨是赔钱的业务，你们不要劝人家买，只要帮他们找到卖家，价格的问题叫江苏XX公司直接与卖家联系。后来XX公司找到卖家，张晓光后来才知道卖家是昌化公司，因为江苏XX公司不具备加工进口大豆生产和仓储资质，经过张晓光的协调，最终昌化公司将款退给了江苏XX公司。后来龙文彬和胡某1还是请张晓光个人帮忙给江苏XX公司介绍卖家，但后来都是在和袁某联系，张晓光就不清楚了。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晓光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其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其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与其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晓光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予以从轻处罚；其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 关于张晓光辩护人提出其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经查，重庆XX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XX粮油有限公司系重庆XX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张晓光系中共重庆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提名，经重庆XX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被任命为XX公司总经理，任职时间从2010年2月22日起算，组织开展以油脂、油料、粮食及其制品的经营，开展粮油国际贸易。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张晓光辩护人提出张晓光没有受委托管理、经营XX公司的财产，不具有职务上主管、经手XX公司财务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即没有贪污国家财产的客观行为及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事实方面，张晓光未在江苏XX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谈不上参与该公司的经营的辩护意见，经查，利用职务便利，包括行为人利用本人所在任职公司、企业经营、生产的管理过程中被上级主管部门赋予的领导、指挥以及监督职权，以及因执行所任职务而产生的主管、经手、管理单位的资金等权力或对负责前述事项的管理人员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张晓光与重庆XX公司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明确张晓光岗位职责包括重庆XX公司交办的其他工作。虽说销售巴西进口大豆不属于XX公司事务，但仍属于XX经营行为，张晓光受重庆XX公司委托，销售重庆XX公司从巴西进口的大豆，上级主管部门赋予了张晓光对该大豆的销售对象、销售价格、销售渠道等职权，具备了领导、指挥、监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且该职权有助于其实施背信行为。有证人王某某、陈某某等人的证言、进口大豆购销合同协议、记账凭证、付款通知等证据印证。后张晓光代表重庆XX公司与XX公司副总经理陈某某磋商销售大豆一事，并确定了价格。张晓光利用其掌控大豆价格的权力，向重庆XX公司虚构交易中存在中介公司，需要支付中介费，在其与重庆XX公司汇报高额中介费的过程中，客观上利用了其职务便利，主观上放任职务便利的利用，从而骗取国有资产并占为己有。故对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XX公司与湖北XX粮油有限公司、长康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因没有上述两家公司与XX公司的支付凭证，故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不予认定，经查，证人刘某某、方淼波的证言和提货单、销售合同、放货通知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XX公司与长康公司进行了关联交易。销售合同、提货单、商务函、交易明细等证据能相互印证，证实XX公司与湖北XX粮油有限公司进行了关联交易。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非法所得的数额应将经营成本包括税收、房租、人员工资等予以扣除。经查，XX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本应包括成本即税收、房租等，无法区分XX公司为实施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而所需成本。即便能算出成本，因非法所得的数额是被告人使用犯罪手段使被害方受到的损失，损失是相对于被害方而言，并不是被告人扣除犯罪成本后实际获取的利益。故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一百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晓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2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6日起至2028年7月5日止。罚金限判刑生效后10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张晓光将犯罪所得的5183350.24元返还给重庆XX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三、对被告人张晓光犯罪所得的2775287元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郭 旭 审判员 李学刚 审判员 杨亚君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