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583民初3340号 原告（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仙景社区繁荣路154号。 法定代表人：许远丽，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育明，系该公司员工。 被告（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住所地：丰州镇燕山村。 投资人：林月珍。 委托代理人：傅文疆、叶燕姿，福建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4日受理。审理中，被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起反诉。本案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孙承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育明，被告（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委托代理人傅文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决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立即支付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580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3、判决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25日，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双方约定，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订购各种型号学生手提包，总价款合计人民币335000元，并具体约定了交货地点、方式及验收标准等。合同签订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依约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交付了两批货物。2016年7月7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付款协议，确认第一批货物总款为人民币1232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960元，尚欠余款人民币86240元，第二批货物总款为1208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240元，尚欠余款人民币84560元。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承诺第一批余款86240元于7月14日付清，第二批余款84560于7月20日付清。但协议签订后，在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不断催促下，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才陆续支付105000元，余款65800元却以种种理由拒不支付。 被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辩称，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逾期交付的行为。双方合同约定，第一批货物的交付期限为2016年6月24日，但其逾期至2016年6月30日才交付，存在逾期交付货物情况，交付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发现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其质量问题导致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多次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返工。在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多次返工的情况下，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7日强烈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付款协议，该协议违反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第7条“尾款出货船走后25天付清”、“甲方应在出货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存在逾期交付货物，货物质量存在问题，未按合同开具增值税发票，且以胁迫手段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付款协议等行为，皆是违反法律规定，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产生多方面的损失，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诉请不能成立，应赔偿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损失。 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LY001）；2、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货款人民币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折合人民币月3025元，共计人民币962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定金人民币54600元；4、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支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人民币125500.07元及利息（其中出口合同不能履行损失为人民币25550元、产品质量问题损失为人民币32509.96元、空运费用人民币5610元、海运费用8971元及税费52859.11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事实与理由：2016年4月25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依约于2016年4月29日支付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定金定金100500元并提供部分原材料。2016年6月24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交付第一批次5000个货号100#包时，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拖延至2016年6月26日仅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交付510个货号100#，剩余4490货号100#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交付给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行为的第一批次逾期交货的行为，导致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无法按时履行与第三方客户签订的合同，并以此产生空运费用损失。2016年7月7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在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交付第二批货物8000件手提包时，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却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应先签订《付款协议》，否则不给发货，在合同约定交货期限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为免于损失，迫于无奈签下《付款协议》，但第一批次及第二批次上述两批次货物经第三方客户收到后，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当时，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就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将前两批存在产品质量问题的商品重新补足，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也同意在第三批产品出货时一起出货。2016年8月17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通知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安排生产第三批次货物，并应当于2016年10月10日将该批次货物出货，但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明确在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通知的时间内出货，仅承诺在2016年11月初会按时将第三批次货物及前两批次问题产品的补足货物一起发货。但实际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一直拖延拒绝出货，至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应出的5000个货号100#包至今未能到货，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的行为导致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出口合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编号：HZ161717-5）不能履行，造成经济损失共计25550元。而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多次督促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交付第一、二批次不足货物及第三批货物的情况下，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将整个公司出卖给第三人，并拒绝交付上述货物，同时，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拒绝支付货款为由提起诉讼。事实上，第三方客户于2016年8月18日就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出三种货号学生手提包均存在质量问题，其中货号85#包经检验不良数为400个，货号100#包经检验不良数为785个，货号PVC-3经检验不良数为412个，当时，第三方客户多次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曾多次要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整改，但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至今并未依约在第三批次货物发货时补足不良货物数量，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及逾期交货行为，造成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经济损失共计4883.87美元。 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辩称，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在签订《付款协议》之后意味双方对交货期限、产品质量都不存在任何异议，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违约在先所以其中的一部分定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不需返还，按照《购销合同》的第二条规定，余100#包5000个是待定的，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签订《付款协议》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一直没有履行付款义务，已经违约在先，因此对另外5000个产品的生产及交付就没有具体的确定下来，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无需返还定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诉讼请求中“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支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人民币125500.07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真正的损失及损失跟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诉讼请求中“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货款人民币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折合人民币月3025元，共计人民币9625元及利息”，因为辅助材料及原材料已经包括在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提供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的货物中，不存在返还问题。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苏世威是否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称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并提供苏世威与许远丽民生银行转账流水复印件一份、与许远丽手机短信记录、苏世威录音材料一份。对苏世威与许远丽民生银行转账流水复印件，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记录系其他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鉴于从该转账流水中无法体现双方具体经济关系，故不予认定。对许远丽手机短信记录，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未出现苏世威三个字，也未体现苏世威系公司员工，鉴于从该份手机短信记录中没有明确出现关于苏世威的情况，故不予认定。对苏世威录音材料，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三性均有异议，鉴于该份录音系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单方提供，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认定。综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认为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是否因《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即2016年6月24日出货货物逾期出货而造成空运费用损失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称该批货物存在逾期出货情况且因逾期出货造成损失，并提供空运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复印件欲以证明，对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承认该批货物确实存在逾期，对空运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复印件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真实承担该费用，即使有承担，该空运费用损失也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无关，鉴于空运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复印件均为案外人之间的凭证及票据，无法证明系因运输《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货物而产生的费用，故不予认定。 关于本案《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二批即2016年7月7日出货货物是否存在逾期出货的问题，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均称该批货物无逾期情况，故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本案《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三批即“余100#包5000个待定”的货物是否确定生产及交付时间的问题，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称该批货物双方未约定生产及交付时间，且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称应货款问题该批货物其未进行生产，对此，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称该批货物对方有生产没有交货，并提供其与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与许远丽的手机短信记录欲以证明。对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苏世威并非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故对该微信记录不予认定。对许远丽的手机短信记录，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中未涉及到第三批货物，鉴于该手机短信记录中未明确体现第三批货物的生产及交付具体时间，故对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本案《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三批即“余100#包5000个待定”的货物的生产及交付时间双方并未确定，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是否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提供价值6600元的PP袋及价值3025元的包装袋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主张其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提供价值6600元的PP袋及价值3025元的包装袋，并提供与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证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苏世威并非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故对该微信记录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欲予证明的事实不予认定。 关于本案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7月7日出具的付款协议是否真实合法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认为该份付款协议是在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胁迫的情况下被迫出具，对该份付款协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并提供与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欲以证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苏世威的微信聊天记录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苏世威并非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故对该微信记录不予认定。鉴于双方对该份付款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但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该份付款协议真实合法，系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本案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是否因《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及第二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造成损失计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称此两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造成其损失，并提供《书包生产注意事项》及照片、产品检查表、与苏世威微信聊天记录、与许远丽手机短信记录、空运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复印件、上海爱意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费用确认单及发票复印件、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兴业银行网上回单复印件欲以证明。对《书包生产注意事项》、照片，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称对《书包生产注意事项》及照片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无法证明其证明对象，鉴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于空运费用支付凭证及发票复印件复印件、上海爱意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费用确认单及发票复印件、中国银行国内支付业务付款回单、兴业银行网上回单复印件，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并非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鉴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产品检查表，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三性均有异议，鉴于该份检查表系案外人厦门华浙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具，未经该公司当庭确认，且无法证明该份检查表所检查产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生产，故不予认定。对苏世威微信聊天记录，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苏世威并非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苏世威系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员工，故对该微信记录不予认定。对许远丽手机短信记录，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未涉及产品质量问题，鉴于从该份手机短信记录中只有在2016年6月23日及2016年6月24日的记录中许远丽表示对产品“有在看啊”、“尽量看啊”，但未明确体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情况，故不予认定。综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及第二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造成损失计，且结合《购销合同》第六条“双方对货物质量是否符合约定存在争议的，应当共同委托一家独立的检验机构，以该检验机构所作出的检验报告作为依据”的约定及2016年7月7日即第二批货物交付完毕之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出具的付款协议，对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其因《购销合同》中约定的第一批及第二批货物存在质量问题而造成损失计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是否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成损失的问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称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至今未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称其确至今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对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主张的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至今未向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未开具原因系按照行规及合同约定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应先支付货款，其再开具发票，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认为合同约定出货后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先开票再付款，本院认为，《购销合同》第七条“结算方式及期限：先付30%定金，尾款出货船走后25天付清（中途分批出货，先出数量的尾款需25天付清）。如果双方不存在货物质量、数量的争议，甲方应在出货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并未明确约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与付款时间的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及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国税发[1993]150号第六条专用发票开具时限中规定“3、采用赊销、分期付款结算方式的，为合同约定的收款日起的当天……一般纳税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开具专用发票，不得提前或滞后”的规定，结合2016年7月7日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出具的付款协议“第一批余款：86240元，7月14日付清第二批余款：84560元，7月20日付清”的内容，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不应晚于2016年7月20日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主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而造成其损失计，并提供增值税损失计算单欲以证明，对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并未违约，且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未提供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鉴于增值税损失计算单系案外人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出具的损失计算单，并非办理相关税费的正式凭证，不足以证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实际损失，故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4月25日，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由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购买学生手提包20000个，合同价人民币335000元，其中，2016年6月24日前出货5000个，2016年7月7日前再出货10000个，其余5000个待定，有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购销合同》为据。该合同内载：“甲方：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乙方：迦乐林小姐189××××7830合同编号：LY001签约时间：2016-4-25签约地点：泉州一、产品名称、型号、数量、金额。……二、交（提）货地点、方式：2016年6月24号（先出5000个100#包）2016年7月7号85#包和PVC迷彩各出5000个，余100#包5000个待定。三、交货方式为如下第（1）方式：（1）甲方送货到乙方指定的地点；（2）乙方上门提货；四、运输方式：（含运费货送厦门）五、包装标准六、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双方对货物质量是否符合约定存在争议的，应当共同委托一家独立的检验机构，以该检验机构所作出的检验报告作为依据。七、结算方式及期限：先付30%定金，尾款出货船走后25天付清（中途分批出货，先出数量的尾款需25天付清）。如果双方不存在货物质量、数量的争议，甲方应在出货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八、违约责任……甲方：单位名称（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乙方：单位名称（章）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合同签订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一批货物完毕，于2016年7月7日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二批货物完毕，第三批货物双方未确定生产及交付时间。2016年7月7日，双方进行结算，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向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出具了付款协议一份，确认第一批货物总款为人民币1232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960元，尚欠余款人民币86240元；第二批货物总款为人民币120800元，扣除已付订金36240元，尚欠余款人民币84560元，至此，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结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170800元。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在付款协议中承诺第一批余款86240元于7月14日付清，第二批余款84560于7月20日付清。后经催讨，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又陆续支付人民币105000元，尚欠货款人民币65800元未能支付。 另查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未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关于本案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院认为，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签订《购销合同》，内容真实、合法，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均要求解除双方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尚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5800元未能支付，对此，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认为应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先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货款，鉴于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订立的是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合同义务在于交付标的物，买方的主合同义务在于支付货款，本案中，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已履行合同明确约定的第一批、第二批货物交付义务，不论其是否存在其他附随义务，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均不能以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的卖方附随义务作为其不履行买方给付义务的抗辩理由，且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也要求依法解除《购销合同》，可见，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该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已依约向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交付第一批、第二批货物，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尚欠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65800元，有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盖章确认的付款协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为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现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偿还欠款人民币65800元，本院予以支持。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支付自起诉之日起以人民币65800元为基数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未能如约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院认为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要求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支付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应予支持，计息时间调整为至本判决生效后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为妥。现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要求1、请求判令解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编号：LY001）；2、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货款人民币6600元及货物加工原材料折合人民币月3025元，共计人民币9625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双倍返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定金人民币54600元；4、请求判令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支付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损失赔偿款人民币125500.07元及利息（其中出口合同不能履行损失为人民币25550元、产品质量问题损失为人民币32509.96元、空运费用人民币5610元、海运费用8971元及税费52859.11元，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中，鉴于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对自己上述的诉讼请求中的2、3、4项举证不力，因此，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反诉被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 二、被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支付原告泉州凌远包袋有限公司欠款人民币658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本判决生效后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三、驳回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45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723元，由本诉被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63元，减半收取为人民币1582元，由反诉原告南安市丰州迦乐包袋厂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孙承海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杜 琛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