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85民初6146号 原告：张静，女，回族，1966年5月20日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林三，男，汉族，1963年4月7日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吴大朝，男，汉族，1952年12月26日生，1997年9月30日签发，有效期限20年），住广东省广州市。 原告：吴伟林，男，汉族，1967年5月17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龙（代理上述四原告），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港港口开发区滨江大道**，组织机构代码56775638-6。 法定代表人：姜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君明，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志群，男，汉族，1963年8月3日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原告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诉被告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林志群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龙，被告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邢君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志群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散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12月，为投资建设苏州港太仓港区浏家港岸线调整工程项目（下称围滩项目），设立项目公司，即被告。2010年12月30日，被告在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林志群。设立初期，为提高项目建设效率，原告张静、林三、吴大朝对应股权均由林志群代持。后因林志群控制被告且拒绝承认原告张静、林三股东身份，2012年2月21日，两原告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苏中商初字第0016号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苏终商字第0084号二审，判决确认原告张静、林三系被告合法股东。原告吴伟林因受让林志群股份成为公司股东，其于2013年5月13日将林志群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审、二审判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吴伟林股东资格【（2013）苏中商初字第0070号、（2014）苏商终字第0050号】。截至目前被告合法股东为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第三人林志群。鉴此，各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规定，各原告合计持有被告全部股东表决权已超过规定的10%，具有提起解散被告诉讼的主体资格。 其次，被告2010年12月成立至今大小事务均由股东林志群控制、决定，各原告作为股东完全丧失股东权利。股东之间长期冲突、矛盾，不可调和。被告存续期间，林志群利用显名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隐瞒各原告，随意对被告作出增资、减资，以及单方修改章程，更换法定代表人，更甚者，直接变更被告办公地址，搬迁至原告都不知晓的地方，使各原告与被告完全隔离，根本无法正常参与被告经营，履行义务、主张权利，股东资格形同虚设。更为严重的是，2012年4月，林志群在明知张静、林三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尚未审结的情况下，为防止张静、林三胜诉行使股东权利，恶意的以被告名义将围滩项目出售苏州宝利来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针对此事，原告张静、林三已于2015年2月15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利益纠纷诉讼，要求侵权股东林志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省高院已受理并组成合议庭审理中【案号：（2015）苏商初字第00007号】。 2015年1月30日，林志群向各股东发出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要求于2015年3月2日上午10点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被告2015年第一次股东会议。各原告收悉通知后作出回应，同意出席，并于2015年2月9日回复林志群，提出会议相关议题。但本次会议最终因林志群单方原因无法召开。 2015年2月，因执行董事林志群、被告法定代表人姜亮及财务人员曹锋（林志群控制）在未经各股东同意情况下，将被告收益款转出，去向不明。各股东商议报案追究林志群刑事责任，并取回财务专用章、公司证照等（原由林志群控制）。后林志群向各股东寄送声明书，声明已由原告张静、林三取回的证照已申请作废，一切业务往来均须法定代表人姜亮确认方为有效（被告公章仍由林志群掌控）。至此，股东间矛盾逐步升级、争夺之战愈演愈烈，已到无法调和的尖锐地步。2015年7月7日，监事吴大朝再次召集临时股东会议，商讨执行董事人选等更换事宜，通知寄送股东林志群，其拒收。无奈之下，各股东只好在林志群缺席的情况下作出更换执行董事的决议。为此，各股东间又引发了上述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太仓法院以（2015）太商初字第00842号案件审理。再次证明股东间矛盾激烈，导致基本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无法正常确定。 最后，被告系为围滩项目发展、运营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其经营业务仅有围滩工程项目，无论是成本投入还是经营利润均围绕围滩工程（从2011年至2014年的年检报告书、财务审计报告等证据均可印证），现被告已与围滩项目彻底分离，不再享有开发收益权。围滩项目出让至今，被告也未再经营其他任何业务，处于停业状态，已无存续必要。 综上所述，各原告认为，被告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已无法调和，使得被告的运行完全失灵，作为权力机构的执行董事也是侵权股东，严重侵害被告利益，使被告经营管理困难，早已停业。再者，被告系以运营、发展围滩项目为目的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即项目在，公司在；项目亡，公司亡。围滩项目已转让，被告也未再开展其他业务，一切事务均处于瘫痪状态，运行陷入僵局，可谓名存实亡，无论对被告利益还是股东利益都构成了损害，在穷尽内部手段无果，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解散情形下，各原告诉至法院，请法院判令解散被告，支持各原告诉请。 被告辩称：案件当事人之一的吴大朝为香港永久常住居民，非为中国大陆居民，本案属于涉香港的民事案件，对其身份的认定、授权委托书手续的办理都应参照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诉讼的特别规定。本案当事人吴大朝的身份认证和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然违反了我国民诉法和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吴大朝的身份和其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予以认可。本案第三人林志群的国籍是澳大利亚，而其身份证上的地址仅是以前我国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所在地，但不是他的经常居所地，法院应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向其送达开庭传票，要求他出庭，按照国内诉讼的一般程序规定向其送达开庭开票，事实上也是无法送达的。缺少第三人参与的诉讼，是不完整的诉讼，无形中也剥夺了第三人的诉讼权利，损害了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被告公司仍处于正常生产经营阶段，继续存续并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且原告尚未穷尽公司内部救济，故原告提出的公司解散之诉并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司法解散公司的要件。 1、被告公司尚处于正常运转阶段，并没有发生经营管理困难。被告公司系为项目公司，其成立之目的系为开发太仓的围滩项目。虽然当前该围滩项目已经转让给苏州天良港粮食现代物流园有限公司，被告公司的主要业务均系围绕该围滩项目而在清收债权等工作。原告代理人提交的被告起诉天良港公司，主张债权的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公司的经营现状并未脱离当初成立公司之目的。收回因围滩项目转让而产生的约1.7亿债权是目前被告公司的主要业务，且该项工作目前正在正常有序地进行，并没有发生经营管理困难。若在此时解散公司，则必须另行成立清算小组对债权债务进行清算，显然将延误和耽搁甚至阻挠了被告公司正常的清收债权工作，反而不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原告起诉解散公司之目的并非基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原告主张解散公司之目的是为了阻止第三人林志群转移挪用侵占公司资产。但原告代理人并未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第三人存在上述挪用侵占公司资产之行为。相反，在原告代理人提供的原告启动股东侵权诉讼的撤诉裁定书以及太仓市公安局对第三人职务侵占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恰恰证明了第三人根本不存在挪用侵占公司资产之行为，相反第三人林志群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和项目的顺利完成，借了大量的钱给公司，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显然，原告的诉讼目的之基础就是不存在的，其所主张的公司继续存续将会严重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说法也是缺少事实根据的。另外，原告张静在起诉解散公司之诉时，于2015年12月27日与苏州天良港粮食现代物流园有限公司、中谷琪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签署了一份《太仓天良港项目交易框架协议》，从协议第4.1、4.2条中可以看出，原告张静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欲望，企图独吞公司的对外债权，原告的起诉，说到底是原告为了争夺公司的控制权，达到他们侵吞公司债权，损害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的目的，如果解散公司，正好遂了张静的意，这有违法律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规定。 3、调和股东矛盾、避免股东权益受到损害并非不能通过解散公司以外的其他途径予以解决。解散公司乃消灭公司法人人格，而公司内部治理如同公司的中枢神经，只有在公司内部治理失效时，才能认定“公司中枢神经瘫痪”，并据此作出解散公司、消灭公司人格的判断。尊重公司人格及内部治理是我国法律立法之精髓。股东在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之前，应当通过股东会寻求内部救济，包括提出纠正错误决议或回购股份要求，如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可通过行使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寻求解决办法。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争议可以通过调整经营管理层、个别股东退出投资或者转让股权等方式解决，只有在出现寻求了上述救济而受到阻碍的客观情况时，才可以认定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不是所有的公司僵局都不可逆转和化解，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能够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就本案而言，原告显然并未穷尽上述救济途径。此外，虽然本案各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这并非不可调和，这只是因为各股东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造成的，相信通过法院的加以引导，各股东之间的矛盾会逐步消减，从而达成和解。 综上所述，本案公司虽连续二年以上未召开股东会，但公司的生产经营还是比较正常，没有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的继续存续有利于公司清收清理公司的债权和债务，也有利于职工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不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原告要求解散公司的条件并不具备，理由并不充分。希望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 第三人林志群陈述称，不同意解散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被告、第三人工商信息及公司章程一份。证明:(1)被告、第三人基本情况，被告存在；(2)原告共同持有被告全部股东表决权的50%以上，法律规定10%以上表决权股东可申请解散，符合提起解散之诉章程约定和法律规定的要求。 证据2、原告与被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二审判决书一份。证明股东采取诉讼手段解决问题，股东矛盾达到不可调和。吴伟林生效判决也因被告及第三人不配合办理手续，股东名册至今未录入和变更。本案被告公司共有五位自然人股东，有四位作为本案原告，而且四位原告身份均是通过司法救济途径而得到实现，可想而知第三人于公司以及公司项下得到权益穷尽一切方法进行争夺，很明显说明四位原告与第三人间矛盾不可调和。 证据3、《合作框架协议》、《关于围滩项目各项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协议》。证明法院还是在审理股东确权纠纷，第三人及被告擅出让公司项目，侵害股东权益。 证据4、原告启动股东侵权诉讼诉状及审理信息，证明股东基于第三人侵权提起代表诉讼。 证据5、声明书一份。证明股东之间抢夺印章证照各方走向极端，被告仅由第三人把控，公司继续存续只会使股东权益遭受更大损失。 证据6、对林志群职务侵占尽快立案调查的申请及不予立案通知书。股东寻求刑事手段采取极端方式表明股东不借助外界力量，各方根本无法平和协商。 证据7、原告启动股东会会议决议效力诉讼诉状及审理信息。证明依章程股东应定期召开股东会议，由于第三人拒不参加和接受，股东间无法做出有效决议，被告正常经营名存实亡。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成立至今，各股东之间矛盾诸多，已恶化到无法调和的情况，使被告不能正常运营，处于僵局，达到法定解散条件。 证据8、天良港公司工商信息情况及七方和解协议，证明公司开发的围滩项目现已归天良港公司所有，被告退出合作经营，被告已无其他项目和业务，继续存在已经没有意义。 证据9、原告启动的侵权诉讼、股东会议决议效力诉讼裁定书；原告吴大朝控告第三人立案申请及受理单，证明被告成立至今，各股东之间矛盾诸多，已恶化到无法调和的情况，被告不能正常运营，处于僵局，达到法定解散条件。 证据10、苏州宝利来粮油公司起诉被告、第三人起诉状，证明七方和解协议因该案而形成，第三人擅自卖项目，被告已无其他业务。 证据11、被告起诉状及信息，证明被告转让项目后，向案外人主张债权，作为项目公司的被告无其他业务，由于第三人掌控公司，一旦债权实现，原告无法阻挡第三人转移挪用侵占公司资产，从而损害原告股东利益，这是解散的根本目的。 证据12、江苏省高院关于林志群诉吴大朝、中凯联公司股权确认案件的生效判决，证明吴大朝是国内居民身份，可以启动相应的诉讼。 证据13、2017年9月15日所做的庭前会议笔录，笔录内容中被告方明确被告已不再经营，项目转让后部门机构和人员均没有，而且公司也在清理阶段。 被告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吴大朝一代身份证复议件一份，签发日期1997年9月30日，有效期从1997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现在该身份证已经失效，但是在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中我方没有查询到该身份证的信息，所以我方怀疑该身份证的真实性，在省高院的案件中，吴大朝代理人也是提供这份身份证的复印件。 证据2、吴大朝港澳居民往来通行证复印件一份，该通行证由广东省公安厅核发的，该证据证明大陆的公安部门已经将吴大朝作为香港居民看待，只有香港或澳门居民才享有领取港澳通行证的权利。同样证明吴大朝已经不属于大陆居民。 证据3、飞机票复印件一份，2012年4月18日由北京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该飞机票是吴大朝购买的，他是通过使用港澳通行证购买的，上面的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写的就是港澳通行证的号码，姓名也是吴大朝港澳通行证上面的拼音，证明吴大朝自己也认可自己是香港居民，并且使用大陆公安部门核发的通行证购买来往国内各地的飞机票。这组证据证明，吴大朝已经没有大陆居民身份而是香港永久居民。吴大朝也不用国内居民身份证购买国内机票。 证据4、关于代持中凯联股份及资金注入流转说明复印件一份，主要证明证据中吴大朝的签名与诉状上的签名不一致。证明本案诉状中的签名有可能是模仿的。 证据5、太仓天良港项目交易框架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当时有一方是本案的原告张静，同时这份证据的内容在4.2条中写清楚，张静为了损害被告公司的利益与人签订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损害被告公司的利益，结合原告在本案诉讼之前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原告起诉解散被告公司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而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人为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委托协议书一份，证明围滩项目是中联发展公司的股东专门为了承接太仓围滩项目成立了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以中凯联公司在围滩项目上的一切活动都受中联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的。 证据2、起诉状、苏州中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证明中凯联公司的权利正在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公司正在对外主张权利，这也是公司正常运营的一种方式。 证据3、民事起诉书及民事裁定书，证明林志群和吴大朝的股权纠纷在苏州中院审理，林志群要求确认吴大朝持有的中凯联公司25%的股权，应为林志群所有。案件现在尚未判决。吴大朝的股权是为林志群代持的，如果苏州中院能够明确的话，吴大朝就不属于中凯联公司的股东，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影响其他几个原告提起诉讼的持股比例。 经庭审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及章程真实性无异议，但股东原告的股权的比例不能按照投资额在最后一次的4000万总额来计算，因为本案通过了增资、减资的步骤。至于各股东在注册资本中到底持有多少股份，这应由各股东进行商定，上次庭前会议中按照4000万总额予以确认比例，这次予以更正。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公司中持有股份，但不能证明公司已经无法正常运行。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此项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两份证据恰恰证明被告公司的成立是要开发围滩项目，原告启动股东侵权诉讼的审理情况这一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原告启动股东侵权诉讼诉状及审理信息，该诉讼正说明了原告为干扰公司正常经营捏造事实进行诉讼，后因请求不能成立而被迫撤诉。对证据5声明书，我方认为该项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恰好证明本案原告为了自己的私利非法抢夺被告公司财务章和有关证照，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对证据6对林志群职务侵占尽快立案调查的申请及不予立案通知书，这份证据我方认为与本案无关，是本案原告捏造林志群职务侵占的事实，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的又一伎俩，最终因为公安机关侦查得出林志群没有犯罪事实的结论，而未得逞。对证据7原告启动股东会会议决议效力的诉讼及审理信息，这项证据也是与本案无关的，这是原告在刑事报案和侵权诉讼之后没有得逞的情况下，采取的又一干扰公司正常经营的措施，实际上所谓的股东会决议根本不能成立，最后以撤诉了结。对证据8天良港公司工商信息情况及七方和解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项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围滩项目虽已经转让给天良港公司，但相关的转让权益被告公司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向天良港公司主张权利。并且获得了法院的支持，现在正在执行中，这恰证明了被告公司清收债权的经营活动，正在有序的正常的进行。对证据9原告提供的股东会效力决定书这一证据，与本案无关是原告为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实施的伎俩。对证据10原告提供的苏州宝利来粮油公司起诉被告以及第三人的诉状，真实性无异议，该案因为是宝利来公司后来撤诉，所以说明宝利来公司已经认可了关于围滩项目各项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协议的效力，所以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证据11被告起诉状及信息，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但恰证明被告公司正在积极主张自身的权益，这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如果此时解散公司，反而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书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理由刚已经陈述。对证据13庭前会议这一证据，因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根据公司股东成立公司的目的来开展，在现在公司正根据围滩项目的后续工作进行正常的活动，并不是停止经营，总体而言我方认为，原告提供的这些证据完全不能支持其主张，反而证明公司股东之间，可以并且已经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大部分争议，而公司正通过诉讼方式向天良港公司主张权利，这显然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而原告启动本案的解散之诉，目的是为了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满足他们的一己私利。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姜亮表示其于2012年年初到公司，当时公司是林志群和汪亚军，吴大朝是2012年才成为股东的。公司已经发通知吴伟林变更，但吴伟林没有回应。项目转让时公司只有吴大朝、林志群两位股东，其他股东是在项目转让之后才成为股东。公司员工社保和工资正常发放，不能断定陷入困境。原告在高院因为侵权案件已经撤诉，第三人擅卖项目或侵权不能成立。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从原告代理人的发言中可看出原告起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第三人今后挪用资金，这实际上是原告的猜测，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而且这一事实并没有发生，相反第三人林志群在被告公司经营围滩项目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但没有挪用、侵占公司的资产，相反借了大量的资金给公司，这点当时太仓公安局进行了调查核实。所以原告的诉讼目的是不成立的。第二，被告公司的股东实际上没有陷入僵局，只是他们缺乏相互沟通，特别是原告采取极端手段，以追究第三人刑事责任的方式来达到让第三人放弃对公司的股东权利。所以原告在本案股东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是有重大责任的。第三，被告公司成立之初是项目公司，这个项目在进行过程中，予以转让也是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那么现在公司在清收转让款，并没有发生经营管理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有利于公司清收应收账款，也不会使股东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股东之间的矛盾，完全可通过股东间协商沟通予以解决。第四，原告起诉实际上不是为了全体公司股东的利益，而是为了原告想要独吞公司的对外债权，从张静签订的太仓天良港项目交易框架协议的内容来看，她是不希望股权受让方向被告支付1.7亿转让款，而且签订这份协议是在2015年12月27日，所以说这份协议的谈判时间和本案起诉书形成时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是同时进行的，可见原告的起诉，并不是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真实性确认，除文件上签名不属于吴大朝本人签名外，其他真实，与原告提供一致，且有效期至2017年9月30日，本案可用，但无法证明被告主张。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因为居民持双证现象普遍，不影响其他使用不同身份证明行使权利，而且司法解释中也对港澳台人士持证问题有回复。对证据3真实性确认，关联性意见同上。对证据4真实性确认，正好证明吴大朝的签名与本案文书一致。对证据5，该协议签订系本案四原告为保障公司和股东自身利益而委托张静书面签订，且最终未履行，更加证明股东矛盾不可调和。 对于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委托书是中联发展有限公司，而其为境外公司，现在解决的是被告公司，之间的关联无法得到印证，与本案中凯联公司解散解决的纠纷没有直接关联。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确认，这部分证据在原告证据中有体现，双方的差距在于原告要证明被告已无实体项目运营，向案外人提起诉讼仅是主张债权，与公司解散与否无直接影响和关联。对证据3的真实性确认，但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确实有该案件，但不是第三人所述吴大朝在公司所持股份系林志群代持，况且法院审理公司解散必备条件无需审查股东人数的多寡，而是基于投资比，所以吴大朝与林志群股东确认案最终有何结论与本案无关联，也不是本案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未提出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证据是否有证明力本院将结合以下认定事实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予以综合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成立于2010年12月30日，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股东汪亚军、林志群各认缴出资2500万元，林志群任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后经过增资、减资及股东变更过程，现注册资本4000万元，工商登记的股东林志群（认缴出资额1818.686万元）、吴大朝（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张静（认缴出资额549.4484万元）、林三（认缴出资额631.8656万元）、林志群任执行董事，吴大朝任监事，姜亮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第八条约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二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并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四条约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第十七条约定，公司设监事1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监事对股东会负责，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2012年2月21日，张静、林三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股东资格确认诉讼，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确认张静、林三系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林志群在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出资款中人民币1181.3140万元系林三、张静的出资，其中546.4484万元为林三的出资款，631.8656万元为张静的出资款”的判决。2013年7月1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苏商终字第0084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上述判决内容。2013年5月13日，吴伟林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股东资格确认诉讼，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驳回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9月19日以（2014）苏商终字第005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吴伟林系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即被告的股东，持有被告公司10%的股权。2015年2月28，林志群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请求确认吴大朝在被告公司25%股权属于林志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林志群诉请，2017年9月2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苏民终273号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确认了吴大朝系被告的股东。 张静、林三于2015年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诉讼，要求侵权股东林志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后撤诉；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于2015年向太仓市人民法院提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诉讼，后因原告未到庭按撤诉处理；张静于2013年向太仓市公安局提出控告林志群挪用资金，后经太仓市公安局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吴大朝于2015年向太仓市公安局举报林志群侵占公司资产。 2014年8月5日，苏州宝利来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新中凯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天良港粮食现代物流园有限公司、太仓渤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林志群、吴大朝，签订《和解协议》，将被告名下的围滩项目转让给太仓渤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庭审查明，被告在2015年2月曾发函各股东召开股东会，但由于2015年2月4日发生抢公章、证照的事件，股东会没能按期召开，之后也未召开过股东会。抢夺公司印章、证照事件后，被告已向各股东寄送声明，称“上述证照本公司已向相关部门申请作废，自2015年2月4日起未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姜亮亲笔签名书面授权的任何人或公司，持有或使用上述证照办理相关事宜均属无效”。 另查明，被告未设立董事会，只有执行董事一职，目前由本案第三人林志群担任。目前公司主要办事机构已搬离原来的办公地点，公司现在没有其他主营业务，主要是参与诉讼和追收款项，员工工资和社保正常发放，主要是依靠对外借款，公司目前的主要资产是1.7亿元的应收款，正处于法院执行中。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二、当事人身份问题？以下分别论述。 一、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的法定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被告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符合上述司法解散条件，具体分析如下： （一）持有公司1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 《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章程》第十条约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张静、林三根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股东身份，并且确认了张静、林三在被告的出资款金额；吴伟林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确认了股东身份，并确认了持有被告10%的股权；吴大朝在被告工商登记中已登记为股东，在章程中也记载为股东，登记的认缴出资为1000万元，根据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林志群对吴大朝所持股份为代持的主张，进一步确认了吴大朝的身份和认缴的出资。诉讼时，公司的注册资本是4000万，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出资总额有其他约定，四原告合计持有或者部分股东持有均达到10%以上表决权，并没有证据证明吴大朝、吴伟林否认主张公司解散的诉讼。因此，原告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股东须持有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条件。 （二）被告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 公司的正常经营管理有赖于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通常应当综合分析公司权力机构（股东会）、执行机构（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监督机构（监事会或监事）能否有效运行，有无出现股东僵局、董事僵局等内部机构失灵的情形。本案中，被告的内部已无法正常运行，应认定其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 1、被告已持续2年未召开股东会，股东会机制已经失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既是人民法院受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的形式审查依据，亦系判断公司是否符合解散条件的实体审查依据。该条所列举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种情形，均属判断公司是否出现僵局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这种情形。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约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被告持续未召开股东会的时间已长达两年之久，应当认定被告的股东会机制已失灵。 2、被告执行董事管理公司的行为已不再体现权力机构的意志。根据庭审中原、被告的陈述，被告不设董事会，仅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林志群担任。由于林志群与四原告间出现股东僵局，被告股东会不能正常召开，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执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无法行使，而执行董事林志群正是互有矛盾的股东之一，故被告的执行机构即执行董事林志群管理公司的行为，事实上不是依据权力机构股东会的意志，体现的是其作为对立股东中一方的个人意志。 3、被告的监督机构无法正常行使监督职权。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是公司法定的必备的监督机构，通过对公司财务、业务、高管人员行为等行使监督、纠正等监察权，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经过股东会决议，监事可以在任期内进行更换或在任期届满后进行改选。本案中，被告不设监事会，仅设监事一名，任期每届三年。2015年公安机关接受经济犯罪案件（线索）太公经告字[2015]12号显示，报案人为吴大朝，被告股东、监事受公司股东委托举报执行董事林志群等在未经全体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股东集资款占为己有，并将公司收益私自转入个人账户，涉嫌侵占公司财产。案件虽未立案受理，但结合双方争抢公章、证照事件以及被告迁址但不对原告股东公开等情形来看，可见事实上监事吴大朝已无法有效地对被告的财务状况、执行董事林志群的行为等进行监督及纠正，已经寻求外力监督，被告的监督机构实际上已无法发挥监督作用。 综上，被告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及监督机构已无法正常运行，应认定其经营管理已发生严重困难。 （三）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损 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该款所列事项均事关股东重大利益。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决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本案中，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虽为被告的股东，但由于公司的内部运作机制早已失灵，公司长期不召开股东会，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并不能通过行使表决权参与公司决策，亦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其投资设立被告的目的无法实现，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的利益继续受到损失。公司虽有约1.7亿元的应收债权，但四原告与第三人间矛盾激烈，公司的经营场所也因为矛盾升级不能让四原告知晓，此种状况下，原告很难保障自己在公司的股东权益。即便解散公司，由清算组对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法处理，亦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应认定为公司继续存续会损害股东利益。 （四）公司僵局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本案中，张静、林三于2012年12月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苏商终字第008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张静、林三系被告股东；吴伟林于2013年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苏商终字第0050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吴伟林系被告股东；2015年本案第三人林志群以股权确认为由将吴大朝诉至苏州中院，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苏民终273号确认代持不成立，吴大朝系被告股东；张静、林三于2015年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诉讼，在2015年2月4日发生抢夺公司印章、证照事件后，被告已向各股东寄送声明，称“上述证照本公司已向相关部门申请作废，自2015年2月4日起未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姜亮亲笔签名书面授权的任何人或公司，持有或使用上述证照办理相关事宜均属无效”；张静于2013年向太仓公安局提出控告林志群挪用资金，后经太仓市公安局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吴大朝于2015年向公安机关举报林志群侵占公司资产。上述诉讼案件及报警情况显示股东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司法解散公司这一股东退出机制来打破被告公司僵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五条第一款在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的同时，亦规定“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再要求张静、林三、吴大朝、吴伟林继续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有违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本意，将严重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使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存在过错，亦不影响提起公司解散诉讼，这是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具体体现。 二、当事人身份问题 被告对吴大朝身份提出异议，经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龙所提交的吴大朝授权委托书系原件，张志龙还提交了吴大朝身份证复印件，该身份证复印件亦显示该身份证起诉时尚在有效期内，且被告公司设立时吴大朝也是凭此身份证件，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其身份均已作出了评价，被告提出鉴定已无必要，虽现已期满，但不影响原告诉权的继续行使，据此，被告提出的上述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林志群的居民身份证系二代身份证，向公安机关查证仍作为常住居民登记，其向法院提供的公证书地址确认为身份证上的登记地址，在其多起关联诉讼案件中，特别是引起本案中止事由的2017年9月2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书【（2017）苏民终273号】，亦列明同一地址，本院送达上述同一地址符合法律规定。出入境记录可以看出林志群持有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均在有效期内，英文姓名“LINZHIQUNBRETT”持有澳大利亚护照，即使林志群系外国人，依据以上法律文书和当事人公证中自己确认的地址，本院直接向上述住所地送达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解散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太仓中凯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林 森 审 判 员  龚 健 人民陪审员  宣彩萍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赵春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 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八条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条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