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02民初6690号原告：杨光，男，1975年3月26日出生，汉族，现被羁押于山东省邹城监狱8监3分区服刑，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孝亮，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雨柠，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住所地济南市。负责人：党明德，主任。被告：党明德，男，196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主任，住济南市。被告：刘永娇，女，1986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晚清，男，1994年4月5日出生，汉族，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第三人：北京华企慧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杨长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朋，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光与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东关法律所）、党明德、刘永娇，第三人北京华企慧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孝亮，被告刘永娇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晚清，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文朋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告与被告东关法律所之间的（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2、被告返还原告代理费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自2012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党明德系被告东关法律所的负责人和出资人，被告刘永娇系被告东关法律所的法律工作者，也是（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中指定的代理人之一。原告2012年12月27日因与案外人的债权纠纷，委托被告东关法律所代为处理纠纷事宜，当日双方签订（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签订合同第二天，被告以预收代理费的名义向原告收取了40万元的代理费。被告收到代理费后，利用原告对法律的无知，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代理案件过程中，采用与事实不符的手段进行双方代理（被告刘永娇虽然以被告历下东关法律所法律工作者的身份进行代理，但代理当时并不具备法律工作者资质）。经原告了解，被告在签订完委托代理合同后，未对原告委托的案件作任何工作。当原告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于2013年6月30日撤销了被告主导的相关案件，并要求与被告东关法律所解除（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返还40万元的代理费。被告党明德虽同意解除委托代理合同，但以钱款已投入自己经营的西营山庄为由迟迟不予归还。2015年1月22日杨光因集资诈骗罪入狱，原告多次催要未果，因此，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委托代理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东关法律所及被告党明德签订了（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由被告东关法律所及被告党明德代理原告因投资失误，欠若干人债务等纠纷事宜，而第一、二被告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证据2、收据1份，证明被告东关法律所预收到（2012）民委字第057号合同代理费40万元，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而被告并没有实际履行代理行为；证据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1份（复印件），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22日被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刑罚，在判决书中判令原告将各项债务返还各被害人，三被告代理的相关案件已经由人民法院全部处理完毕。证据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1份，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羁押，羁押期间无法行使相关民事权利；证据5、罪犯入监通知书，证明原告于2015年12月3日被发往山东省邹城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原告的相关民事权利也受到限制。三被告辩称，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原告与被告东关法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系原告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原告向被告东关法律所提供了聘书和若干债务借条，以证明此为公司债务，原告为债务经手人，其在为公司办事。原告自始至终都是以公司经理的身份作有实质联系的上述事项，足以证明原告的一系列行为均为职务行为，不存在双方代理。将被告党明德与被告刘永娇列为被告其主体不适格。与原告（公司）签订代理合同的主体系被告东关法律所，被告党明德与被告刘永娇系被告东关法律所的工作人员，执行代理任务系职务行为。原告将被告党明德与被告刘永娇列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原告（公司）向被告东关法律所主张权利的时效已届满，原告作为公司经理于2013年6月19日通知被告东关法律所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东关法律所三日内退还代理费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被告于2013年6月21日复函同意解除合同，但断然拒绝退还代理费用。原告（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应知道自己的权利收到损害，其依法主张权利的时间段截止到2015年6月25日，至原告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起诉状中的两项诉求，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一并起诉，在法律上是矛盾的。第一项诉求是解除合同，即变更之诉，第二项诉求是支付，即形成之诉，不能合并审理。在事实上，2013年6月19日原告在公司任经理时，给被告东关法律所发过解除合同的通知，被告东关法律所接到通知后，立即复函同意解除合同，断然拒绝退还代理费用。此后，原告及其公司从未找过被告东关法律所，更谈不上被告答应退还其代理费，只是没有钱，这一诉称纯属虚构。因被告东关法律所与原告经营的公司2012年年底签订合同，被告党明德在西营的项目于2010年就完成收益，40万元的代理费属于被告东关法律所，被告党明德也无权挪用，且被告党明德的项目已经完成，不用这些钱。三被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聘用合同》，证明原告以公司经理的身份与被告签订合同；证据2、债务借条8张（复印件），证明公司系欠债人，原告只是公司债务经手人，同时证明原告在为公司办事；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证明合同载明的若干人债务指的是证据2中的若干债务借条上的债务；证据4、（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起诉状（复印件），证明原告以公司经理身份代表公司行使权力，否则作为相关案件中的被告是无权决定撤销案件的；证据5、《解除合同通知书》及EMS快递单，证明原告系以公司经理身份代表公司通知被告东关法律所解除合同，且原告（公司）诉讼时效届满，原告（公司）无故终止委托代理合同构成违约，导致被告对受托的若干事项被迫中断代理；证据6、《复函》及EMS快递单，证明被告断然拒绝原告退还代理费的要求；证据7、被告刘永娇的执业证及荣誉证书，证明被告刘永娇在接受原告的委托时具有法律工作者资格，并被评委优秀法律工作者；证据8、本案起诉状，并要求与被告解除（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该证据是原告书写的，证明我方提交的解除合同通知的真实性。证据9、案外人孙红婷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本人的驾照、行驶证（复印件）及被告党明德前往北京的火车票一张，证明债权人在北京把杨光前妻的车和房扣了，被告帮其要回车和卖掉房的相关事宜；证据10、授权，证明原告为业务经理的公司授权原告与被告签订解决与债权人若干债务的所有事项合同；证据11、敬告函（复印件），证明原告为业务经理的公司，为了转移公司的债权人，对公司工作人员正常生活的干扰，公司向债权人发放敬告函，请求债权人与被告交涉公司的债务问题；证据12、原告为业务经理的公司与债权人的银行流水账，证明公司不欠多位债权人持有借据上载明的借款数额，被告代理公司通过反起诉的方式，请求法院确认不合法的高利部分无效，维护的是公司的民事权利；证据13、1、（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起诉状3张（原件），取证申请1张（原件）；起诉徐德秀的诉状3张（原件）；敬告函7张（复印件），原件及名片都已交由杨长海；加盖公章的空白纸13张（原件）；以上证据共同证明，30张加盖第三人公司公章的A4纸使用情况，其中（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原有起诉状3张已提交立案；证据14、第三人给被告东关法律服务所的授权委托书15张（原件）、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15张（原件），证明是第三人委托被告东关法律服务所解决与其他债权人的纠纷，并非本案的原告。第三人述称，1、第三人华企公司从未授权过原告杨光到被告处处理与其他债权人纠纷事宜，也未向原告提交过任何授权，被告提交的授权是伪造的。2、第三人和原告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被告将第三人和原告相混淆，就是为了推卸法律责任，其主观是恶意的。3、被告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在与原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应当明知委托方就是原告本人，现在被告在没有第三人向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仅凭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聘用合同就推定原告的代理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在此第三人明确不予认可。4、（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的委托人是第三人，而非本案原告。在接受第三人委托时，被告党明德明确承诺亲自办理该案，但是接受第三人委托后被告东关法律所安排没有法律服务资格的刘永娇处理此案，且两被告法院无法送达，第三人即解除了与被告东关法律所的委托代理合同，并申请将案件撤诉。第三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收到条一份，证明被告曾收到第三人加盖公章的空白A4纸30张，被告就是利用其中的空白A4纸伪造了授权委托书。综合分析上述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2012年12月27日，原告杨光与被告东关法律所签订（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双方约定，由杨光委托东关法律所全权处理杨光因投资失误所欠的若干人债务，为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与其他债权人的纠纷，特委托东关法律所全权处理所有纠纷。东关法律所接受杨光的委托，指派被告党明德、刘永娇为杨光与其他债权人欠款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杨光在签订合同时，已充分了解东关法律所资质和代理人员的从业资质，同时杨光保证如实陈述案情，不捏造事实，弄虚作假，一旦发现，东关法律所有权终止合同，代理费不予退还。杨光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否则代理费不予退还，给东关法律所造成的损失由杨光承担。代理费，杨光按胜诉标的额的10%向东关法律所交纳代理费，代理方式为全权代理。双方约定在诉讼过程中，杨光要求撤诉的，代理费东关法律所不予退还。2012年12月28日，原告杨光向被告东关法律所交付现金40万元，同日，被告东关法律所开具收据一张，收款事由处载明，交款单位杨光，预收到（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2013年1月8日，第三人华企公司起诉案外人李华、杨光至本院，案号为（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后华企公司申请因公司及刘永娇的原因撤诉。（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卷中，华企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注明的委托代理人仅为孙红婷，立案手续的送达回证由刘永娇签字。刘永娇辩称，该案由其代理立案，孙红婷办理撤诉时，将其书面授权委托书自该卷宗中撤回。对该案，三被告辩称，该案由原告杨光代表第三人华企公司与其签订（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办理，通过主张杨光代华企公司向债权人出具的借条无效，以达到解决华企公司的债务问题。原告杨光、第三人华企公司均不予认可。原告杨光辩称，该案与其委托无关。第三人华企公司辩称，该案与杨光委托无关，系孙红婷委托被告东关法律所处理，但双方未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由于被告东关法律所想成为华企公司法律顾问，故该案亦未收费。2012年12月29日，被告党明德出具《收到条》一份，内容为“收到北京华企慧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加盖公章空白A4纸30张，要求仅作诉讼文书使用”。落款为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党明德。三被告称，加盖公章的30张A4纸系华企公司因（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出具，同时其提供曲骏鹏、杨长海银行账户与多名债权人的银行款项往来信息。华企公司不予认可，称空白A4纸系因（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出具。原、被告及第三人对30张加盖公章空白A4纸的使用情况存在异议。2013年6月19日，原告杨光向被告东关法律所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主张被告东关法律所接受其委托后，收取代理费40万元，但以华企公司名义起诉杨光为被告，严重损害本人合法权益，主张解除委托代理合同，并要求其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将预收的代理费退还给原告杨光。2013年6月21日，被告东关法律所向原告杨光邮寄《复函》称，杨光家所欠若干人债务，前期已了解一部分，杨光不仅歪曲事实还很健忘，你委托我所代理公司（是你家的公司）起诉你的债权人，100万的车是谁帮助从北京弄回来的，杨光属无故解约，所缴代理费不予退还。同意终止代理行为，但不良后要均由杨光承担。该EMS因地址不详，退件。三被告提交书面《授权》一份，内容为“北京华企慧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授权公司业务经理杨光到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办理公司与其他债权人纠纷的所有事项”。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1日。三被告称，杨光系经华企公司授权签订（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并代表华企公司交缴代理费40万元。原告杨光、第三人华企公司均不予认可，认为该授权内容系三被告用持有的盖有华企公司单位公章的空白A4纸伪造。原告杨光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12月23日被羁押，因涉嫌集资诈骗罪于2014年1月30日被逮捕，2015年1月2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杨光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判决查明，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杨光利用其担任北京华企慧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授课讲师身份取得学员信任后，虚构投资理财项目可获得高额回报的事实，向其学员及学员亲友非法集资，骗取受害人集资款项。2012年10月期间，杨光不能按时还款，经投资人催要款项，向多名投资人出具了借条。2015年6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高刑终字第180号刑事判决书，驳回杨光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杨光辩称“借条”，该判决认定，实质是被害人向杨光追索投资款时杨光被迫开具的，而非借款性质，杨光具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构成集资诈骗罪。原告杨光于2015年12月3日至山东省邹城监狱服刑。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就委托事宜加以约定，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原告先诉称，东关法律所接受委托后，进行双方代理，但又后辩称，东关法律所代理的（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与其委托无关。另一方面，三被告辩称，杨光作为经办人，代理华企公司委托东关法律所处理债务问题，可见本案双方当事人意见相矛盾。经审理认为，本案应综合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涉案生效刑事判决查明，涉案债务为杨光个人债务。杨光于2012年10月补写的借条虽加盖华企公司公章亦不能否认杨光个人集资性质。这与杨光个人委托东关法律所代为处理其个人债务相吻合。原告杨光与被告东关法律所于2012年12月27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杨光于2012年12月28日交费40万元，被告党明德于2012年12月29日出具加盖公章空白A4纸《收到条》，东关法律所于2013年1月8日起诉代理（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上述书证均出具于相近时间段，足以体现之间关联性，东关法律所作为法律专业机构与杨光个人签订合同，并向杨光个人出具收款凭证。2013年6月19日，杨光以个人名义通知东关法律所解除（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2013年6月21日，东关法律所出具的复函自称，杨光委托东关法律所代理华企公司起诉杨光债权人。上述证据综合证明，东关法律所接受杨光个人委托后，通过华企公司名义起诉杨光债权人及杨光以否认借条效力的方式，处理杨光个人债务。由于被告东关法律所、党明德收取了加盖华企公司公章空白A4纸，故三被告提交的杨光为华企公司经办人的授权书内容，本院不予确认。其中三被告辩称，杨光为华企公司业务经理的意见，因杨光的《聘用合同》为（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中为否认债权人效力而出具，故不能以此作为本案委托关系的证据。综上，关于原告所称（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与其委托无关，以及三被告辩称（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系受华企公司委托的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故本案中杨光与东关法律所为委托关系的合同相对人，杨光具备作为原告起诉的主体资格。关于三被告辩称，原告杨光主张款项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原告虽于2013年6月19日向被告东关法律所邮寄《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解除委托关系并三日内退还代理费，被告东关法律所于2013年6月21日收到该通知。而东关法律所一直未返还原告委托费用，但自2013年12月23日原告被羁押至2015年12月3日原告至山东省邹城监狱服刑期间，其民事权利行使存在客观障碍，该期间诉讼时效应中止，此后诉讼时效继续计算。至2016年10月20日原告起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时效。关于原告主张三被告返还委托费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委托合同的委托方，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原告主张解除涉案《委托代理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双方《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原告无故解除合同，代理费不予退还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关于委托费用不予退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但原告仍应向东关法律所支付委托期间的工作报酬。对于（2013）历商初字第303号案件，因东关法律所系接受了杨光的委托，却代华企公司立案起诉杨光，进行双方代理，而杨光对东关法律所的代理行为亦是明知的，故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代理期间均存在过错，故不应按委托合同约定标准支付代理费用。根据东关法律所提交的证据，其对杨光多名债权人债务进行梳理，并出具敬告函等材料协助杨光处理债务问题，本院酌定，杨光应支付东关法律所法律服务费6万元，东关法律所应就多收取部分返还原告。原告主张超出部分，均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起诉党明德、刘永娇返还代理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杨光与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签订的（2012）民委字第057号《委托代理合同》；二、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返还原告杨光代理费34万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原告杨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00元，原告杨光负担900元，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负担6400元，保全费2770元，由被告济南历下东关法律服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欢人民陪审员  尹承武人民陪审员  冯 青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樊鑫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