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3民终65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庆芬，男，1963年4月12日生，汉族，户籍住址睢宁县，现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胥洁，江苏千秋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24566811881Y，住所地睢宁现代农业示范区光华村三组。法定代表人：耿庆芬，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仝太富，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丁，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丹，男，1980年5月27日生，汉族，户籍住址睢宁县，现住睢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苏，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耿庆芬、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源公司）与被上诉人邵丹股权转让纠纷，不服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2019)苏0324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庆芬上诉请求：一、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证人李某,4受邵丹委托到安庆源公司就其退股一事做调解工作，并未向邵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威胁，亦未和邵丹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因此，从邵丹的行为看，不足以认定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受邵丹胁迫或者威胁”。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认定错误，对关键证人李某,4证言没有做全面、客观的采纳，李某,4证实：邵丹找到他，在利诱给其7万元现金和再送其一辆车作为好处的前提下，让他纠集一帮社会人员到安庆源公司，以所谓的谈判、调解为名，实质采取威逼等软暴力手段，并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滋扰，纠缠，强迫上诉人接受其提出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该证人作为邵丹父亲邵发宏的朋友并受其委托，其所作的证言真实客观，可信度较高，应予以采信。而一审法院无视该证人上述证言，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威胁或者胁迫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并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200万元错误。一审法院仅依据邵丹提供的偷拍视频及自书的利息收据即认定上诉人已支付的50万元全部为利息而没有扣除部分本金是错误的，按照2016年7月11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利息按1.25%计算，应支付邵丹三个月利息是75000元，而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7日支付了25万元，其余多出的部分应认定为是支付本金，故再次计算利息时，应从200万元中扣除已支付的本金数额后作为基数再计息。一审法院没有采取分段扣除相应本金方式，仍以200万元为基数计息属于计算错误，应予以纠正。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安庆源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致使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作为公司，没有作出为邵丹与耿庆芬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无论是2015年4月6日的《协议书》，还是2016年12月16日的《协议书》，虽载明“担保单位：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但均未载明股权受让方即耿庆芬不履行债务或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上诉人向股权转让方即邵丹承担保证责任。2、耿庆芬通过上诉人账户向邵丹转账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仅是其出于方便查账之目的，并不表明上诉人代耿庆芬支付股权转让款。(二）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该担保合同亦应被认定无效。1、该担保合同未依法履行决议程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的认缴出资额为公司的注册资本。在股东将资本投入公司作为其出资后，该资本变更为公司财产，股东不再享有所有权，亦无权以公司资产偿还其个人债务。公司作为公司资产的所有人，对公司资产享有占有、使用及收益的权利，亦有权为其资产设置担保，因担保对象的不同，应符合不同的担保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因此，从法定程序来看，公司股东无权在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决定公司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该担保合同无效。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在股权协议签订时，安庆源公司的所有股东邵丹、耿庆芬、案外人任树杉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股东会决议，但该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认可该股权转让及安庆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因此，安庆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且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1、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没有作出为邵丹与耿庆芬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2、上诉人股东任树杉仅是“放弃对甲方股权的优先购买”，并没有认可“安庆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3、公司为股东之间股权转让提供担保，除涉及公司股东、公司自身利益外，还涉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后果实质是公司向股权出让方退还出资，实际造成公司资本的不当减少，将损害公司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应当依职权确认为无效。4、案涉担保合同未依法履行决议程序。《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机关决议程序的规定，意味着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公司机关决议是代表（理）权限的基础，是判断担保行为是否经公司同意的直接证据，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等关联人提供担保的，应当严格依法审查行为人的代表或者代理权限，原则上，只要是未经决议授权的担保行为，就可以认定属于无权代表或者无权代理行为。鉴于以上事实和有关法律，为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故诉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邵丹辩称，一审法院已经全面、客观的对涉案证据进行了全面的审查，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一审证人李某,4证言是客观公正的。首先作为李某,4是耿庆芬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其目的是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一事进行调解的过程。因为耿庆芬全家及很多亲戚都在涉案的公司工作，总揽了公司业务、财务、后勤管理等所有的部门，其他股东在公司没有任何发言权。耿庆芬自行采购劣质钢材，焊接生产设备，造成设备倒塌、死人的情况发生。耿庆芬从来不向被上诉人公开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账目，上级多次给的扶持资金数百万元，都被耿庆芬转入自己账户供自己支配。耿庆芬排挤、恐吓、殴打被上诉人一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退股，但就退股股金的数额问题双方都找多人调解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因为被上诉人知道耿庆芬和本案的证人李某,4很熟悉，于是就找到了李某,4，希望它能出面作退股的调解工作。在调解过程中，证人李某,4经常和耿庆芬一起吃喝。证人当庭作证，也说是双方都是熟人，一手托两家，在调解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恐吓、滋扰、纠缠、强迫等暴力手段等行为。最终在李某,4的调解下，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李某,4并作为耿庆芬和安庆源公司的担保方对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担保签字。其次，第一次双方协议达成一年半以后，在2016年12月16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又重新达成了股权转让的协议，证人李某,4并没有从中调解，也没有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难道这一次也存在所谓软暴力行为吗？另外，如果股权转让协议存在胁迫或者其他情形，在此后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耿庆芬从来没有对此协议提出过异议，而且还以自己数次支付利息的行为履行协议义务，胁迫之说从何而来？所以，耿庆芬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威胁或者胁迫的行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二、一审判决耿庆芬支付股本金200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耿庆芬和被上诉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以后，就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2015年7月21日，根据耿庆芬的要求，被上诉人将利息计算好，并将收据写好以后，找到耿庆芬，耿庆芬当场打电话给他的会计，要求其会计付款时必须提交还款协议、利息、收据等，会计才能够付款。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录制光盘，并不侵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也没有任何非法目的，此证据能够支持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2、被上诉人每一次向耿庆芬结算利息的时候，都将利息起止时间，并将第一联单交给耿庆芬。耿庆芬在庭审过程中，隐匿这些支付利息的凭证收条，反而辩称所支付的是股本金，其辩解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安庆源公司在被上诉人与耿庆芬股权转让中的担保行为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1、涉案的2015年4月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的第7条明确约定了“安庆源公司为本协议书的担保单位”。2016年12月16日，重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担保单位处，安庆源签署落款日期并加盖公章，以自己的明示行为，对两份协议承担担保责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担保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协议签订以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安庆源公司通过自己的账户，代受让股权的耿庆芬支付协议约定的利息，此行为足以说明安庆源公司不但完全知晓自己的担保责任，而且依据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担保的义务。事隔四年多的时间，如今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方便查账之目的”，真是匪夷所思。3、安庆源公司的全体股东全部在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应当认定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共同决议的一种形式。安庆源公司在股权转让之前股东是三个人，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其中一个股东后，安庆源一方的股东只有两个人。公司为其中一个股东提供担保，剩余的两个股东均在转让协议上签字，这是全体股东达成共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以书面的形式对外签署担保协议，其行为并不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应该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或者股东会决议。4、上诉人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至于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造成资金减少等情况，均是公司内部的事务，不能因此而对抗享有债权的第三人。5、公司对外承担了担保责任造成股本金的减少等，这和抽逃出资、应当公示变更公司注册资金，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不能因此而认定担保的行为无效。6、安庆源公司的担保行为，不但是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也已经多年来实际履行了部分利息的偿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利益的情形。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查明的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并根据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判令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二审期间的律师费用3万元。邵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耿庆芬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利息44万元（最后一次支付利息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9日，支付2016年11月12日至2016年12月11日的利息2万元，尚欠5000元；2017年1月12日计付利息至起诉之日2019年3月1日，26个月按月息1.5%计算，200万元每个月利息是30000元，到2018年4月30日共计26个月，合计78万元。上述合计78.5万元，现邵丹仅主张44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履行全部还款义务时止，按照欠款总额按月息1.5%计算以后的利息、律师费7万元，合计251万元；2、安庆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耿庆芬、安庆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邵丹和耿庆芬、案外人任树杉经过工商变更登记，共同成为安庆源公司的股东，其中邵丹投资200万元。在公司开展过程中，由于耿庆芬不能够很好的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2015年4月6日，邵丹决定退股。经公司内部股东协商，邵丹将投资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耿庆芬，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到2016年10月18日，耿庆芬应当将邵丹的200万投资股权及利息支付完毕，但耿庆芬一直没有按约履行协议。2016年12月16日，邵丹和耿庆芬又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协议自2016年7月11日起到2018年8月10日止，以邵丹投资的200万股权转让款作为基数，每个月最少要还本金8万元，每两个月按时支付一次利息，利息为月息1.25%，如果连续四个月未付一笔本息，月息按照1.5%计算。到邵丹起诉时，耿庆芬没有支付一分钱的股权转让款，第二次协议签订后只是支付了利息37万元。在重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安庆源公司作为担保方签字盖章，承担担保责任。为维护邵丹合法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故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2月8日，安庆源公司成立，公司的股东为案外人李岩安、耿庆芬，案外人李岩安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安庆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邵丹、案外人任树杉及耿庆芬，耿庆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庆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邵丹认缴出资300万元、耿庆芬认缴出资540万元、案外人任树杉认缴出资160万元。2012年3月7日，安庆源公司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4月6日，邵丹（甲方）、耿庆芬（乙方）、案外人任树杉（丙方）、案外人李某,4（担保方）、安庆源公司（担保单位）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耿庆芬（乙方）购买邵丹（甲方）在安庆源公司持有的30%股份，转让价款为200万元。付款时间：两年分期付清，以200万元为本金，每月支付最少8万元整，每两个月按时结算一次利息，利息约定为月息1.25%，分月还款付息后逐步递减，以实际本金余额据实结算本息，连续超过三个月未付本息即为违约。违约责任：违约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如乙方违约不能按协议付款计划执行，计算利息为月利率2.5%，连续超过三个月未付利息，乙方除按约定支付甲方本息外另行支付给甲方违约金10万元作为违约补偿。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按实际赔偿；丙方股东任树杉放弃对甲方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安庆源公司为本协议提供担保。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耿庆芬于2015年7月8日向邵丹出具《还款保证书》一份，该保证书载明：依据2015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乙方耿庆芬自2015年4月6日至2015年7月6日应支付甲方邵丹本金和利息未能按约定时间支付。所欠本金和利息本人保证本月有关单位拨款后先付给甲方邵丹人民币伍万元（50000）作为部分利息。其余所欠的本金和利息依据原协议条款按时间顺序据实结算。保证人：耿庆芬（签名并捺印）。此后，邵丹于2015年7月21日持上述《还款保证书》原件、邵丹开具的利息收据，要求耿庆芬支付5万元的利息。耿庆芬与安庆源公司的会计联系，并要求会计在见到《还款保证书》及有其本人签名的邵丹出具的利息收据时，向邵丹支付相应的利息。此后，耿庆芬通过安庆源公司的账户陆续于2015年7月21日支付邵丹5万元、2015年9月27日支付3万元、2015年12月30日支付3万元、2016年2月5日支付2万元、2016年10月17日25万元、2017年1月25日支付10万元、2017年12月29日支付2万元，以上合计支付50万元。另查明，2016年12月16日，邵丹（甲方）、耿庆芬（乙方）、案外人任树杉（丙方）、安庆源公司（担保单位）又共同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甲方邵丹在“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30%股权，以人民币200万元将该股权转让给乙方耿庆芬。二、付款时间约定是25个月，自2016年7月11日开始计算执行，按月分期付款。以实际投资股金200万元为基数，每月最少付本金8万元，每两个月按时支付一次利息，利息约定为月利率1.25%，分月还款付息后逐步递减，以实际本金余额据实结算本息，连续四个月未付本息的即为违约。……四、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在履约期间，甲方不得干涉公司经营权、享受知情权，公司盈亏与否与甲方无关。待乙方付到本金70%（即140万元），甲乙双方到公证处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合同，再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乙方将剩余的本金30%（即60万元）分两次付清。此条款至时另行商定签约。五、违约责任：违约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如乙方违约不能按协议第二条执行，作为违约补偿，连续四个月未付一笔本息，利息计息按月利率1.5%。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按实际赔偿。……在协议履行期间，乙方全权管理“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但不能以任何理由、借口更换公司名称或股权转让。六、丙方股东任树杉放弃对甲方股权的优先购买。七、2015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截止至2016年10月18日，乙方未支付甲方约定的本金，利息支付到2016年7月10日（以甲方开具给乙方的收据为准），因受原协议执行时间限制，经双方协商重新签订本协议书。本次签订的协议书执行时间为2016年7月11日起至2018年8月10日协议期满。到2018年8月10日，乙方未能付清甲方本息，办清相关手续，本协议继续生效，直至本协议书内容履约完毕为止，不再重新续签。本协议自2016年7月11日起开始执行，与2015年4月6日签订内容衔接。原2015年4月6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在本协议签订（2016年12月16日）后作废，以本协议为准。八、其他未尽事宜，另行商定。商定不成的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甲方：邵丹乙方：耿庆芬丙方：任树杉担保单位：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加盖印章）。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耿庆芬通过安庆源公司共支付邵丹50万元，因邵丹向耿庆芬催要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未果，遂诉至本院，诉讼请求如前所述。又查明，邵丹为了本次诉讼与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费用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本案中邵丹、耿庆芬均系安庆源公司的股东，现邵丹将其持有的30%股份转让给耿庆芬，耿庆芬接受该股权转让，双方已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耿庆芬辩称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其在邵丹胁迫和乘人之危的情况，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订立的。第一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4月6日，第二份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中间近两年的时间，耿庆芬在签订完第一份协议书后并未采取报警、仲裁或者诉讼等任何措施变更或撤销2015年4月6日签订的协议，并在此期间于2015年7月21日、2015年9月27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10月17日分五次向邵丹支付数额不等的股权转让款项。且证人李某,4受邵丹委托到安庆源公司就其退股一事做调解工作时，并未向邵丹进行任何形式的威胁，亦未和邵丹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因此，从耿庆芬的行为看，不足以认定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系受邵丹胁迫或威胁。故股权转让协议书应视为邵丹和耿庆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耿庆芬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应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久拖不付，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邵丹要求耿庆芬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邵丹主张的利息部分，耿庆芬未按双方2016年12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履行支付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其存在违约行为。依据《协议书》第五条“作为违约补偿，连续四个月未付一笔本息，利息按1.5%（即每万元本金每月付利息壹佰五十元）”的约定，耿庆芬违约对邵丹造成的利息损失按月利率1.5%计算，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当事人对耿庆芬已支付邵丹50万元均无异议，该院依法予以确认。耿庆芬抗辩认为其已付的50万元并非利息，系偿还股权转让款。虽然耿庆芬提供的部分转款的摘要备注为“退股”、“退股款”等，但未明确标注为退股款本金还是退股款利息。且从协议“每月最少付本金捌万元整，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利息”来看，结合耿庆芬每次付款的间隔时间和数额，更接近于履行支付利息的约定，且耿庆芬的抗辩观点与邵丹提供的利息收据、录像资料相互矛盾，故耿庆芬的上述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该院按照双方于2016年12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核算自2016年7月1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即使按月利率1.25%计算，共计利息为800833.33元，扣减耿庆芬于2016年12月16日以后支付的款项12万元，尚欠680833.33万元，现邵丹仅主张44万元，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合法处分，该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起诉支付的利息，邵丹主张以2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自起诉之日起即2019年3月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因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第八条约定律师费由违约方负担，邵丹因本案诉讼亦实际支出律师费5万元，且收费标准未超过《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耿庆芬作为违约方，应当按合同约定支付邵丹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万元。安庆源公司作为本合同的保证方，合同中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保证范围、保证期间，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安庆源公司应当对耿庆芬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耿庆芬追偿。安庆源公司抗辩认为，其公司为公司的股东耿庆芬提供担保，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系无效担保。该院认为，在股权协议签订时，安庆源公司的所有股东邵丹、耿庆芬、案外人任树杉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股东会决议，但该三人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认可该股权转让及安庆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实。因此，安庆源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保证责任，且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故对安庆源公司关于其公司担保无效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该院判决：一、被告耿庆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邵丹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支付利息44万元及2019年3月1日之后的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自2019年3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耿庆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邵丹律师费5万元；三、被告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被告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耿庆芬追偿。四、驳回原告邵丹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期间，邵丹提供了二审期间的律师代理的委托合同，代理费用的票据和转账记录，证明其为二审诉讼支出律师费3万元。二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属于一审判决的诉请范围。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诉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系耿庆芬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民事诉讼案件证明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耿庆芬称其是在李某,4的胁迫下才签订的诉争股权，而李某,4是一审时根据耿庆芬的申请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证言并不能证实耿庆芬主张的事实。且李某,4在2015年4月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作为担保人签字，能够与其关于自己跟邵丹和耿庆芬都是朋友，在其斡旋和担保下，双方最终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证词相印证。且如果2015年4月6日的《协议书》是耿庆芬被胁迫签订，但其事后对上述协议不但没有要求撤销，反而于2015年7月8日出具《还款保证书》，并于2015年7月21日、2015年9月27日、2015年12月30日、2016年2月5日、2016年10月17日分五次向邵丹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并于2016年12月16日再次与邵丹、任树杉就股权转让及担保问题协商一致并达成协议，耿庆芬的上述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邵丹和耿庆芬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对于耿庆芬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耿庆芬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和利息如何确定。根据耿庆芬、邵丹、任树杉、安庆源公司四方于2016年12月16日《协议中》的内容能够认定，耿庆芬自2015年7月21日至2016年10月17日通过安庆源公司账户向邵丹支付的38万元均系偿还诉争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自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10日的利息。根据上述《协议书》的约定，耿庆芬未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按照月利率1.25%计算，自2016年7月11日至起诉之日的利息总额为800833.33元，扣减耿庆芬2017年1月25日、2017年12月19日两次支付的12万元后，尚欠680833.33元，鉴于邵丹只主张44万元，一审法院对其诉请予以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关于安庆源公司为耿庆芬受让公司股权提供担保是否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该条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因签订上述协议时安庆源公司股东仅有邵丹、耿庆芬和任树杉，安庆源公司虽未专门召开股东会并出具决议，但安庆源公司全部股东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应认定安庆源公司的全体股东对上述担保予以认可，故该担保行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耿庆芬与邵丹之间就股权转让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在耿庆芬将股权转让款的本金付到70%，邵丹持有的公司股权变更至耿庆芬名下，而非由安庆源公司自己持有，并无发生公司回购本公司股权之情形，因此安庆源公司在承担担保责任后亦有权向受让股东即耿庆芬追偿，因此安庆源公司为耿庆芬购买股权提供担保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因此，安庆源公司关于其公司为股东内部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行为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邵丹主张的二审期间律师费3万元是否应当支持。因邵丹并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且其要求二上诉人支付二审律师费的主张超出了一审的诉讼请求，因此本院不予理涉。综上，上诉人耿庆芬、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3760元，由上诉人耿庆芬、江苏省安庆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各负担2688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徐 峰审 判 员  张建民审 判 员  张演亮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法官助理  许 丽书 记 员  秦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