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民再2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超，男，195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丹丹，山东鑫士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孙洪博（曾用名刘晨晨），男，198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辽宁泛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永红，女，195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毅，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沛颖，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海阳市华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海阳市凤城街道鞠家庵教导队。 法定代表人：孙超，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艺伟，山东鑫士铭（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住所地RoomD,10/F.,TowerA,BillionCentre,1WangKwongRoad,KowloonBay,Kowloon,HongKong。 代表人：孙超，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艺伟，山东鑫士铭（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孙超、孙洪博因与被申请人孙永红，一审被告海阳市华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华原公司）、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原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418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再审庭审期间，孙永红对孙洪博的身份提出异议，法庭告知当事人到孙洪博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查询核实，庭后孙洪博向本院提交了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出具的诉讼当事人户籍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孙洪博的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与原审中刘晨晨的上述信息一致，孙永红庭后未对此提出异议，本院对孙洪博的身份予以认定（案涉纠纷以刘晨晨名义进行的民事行为及原审和申请再审期间以刘晨晨名义进行的诉讼行为，以下将行为主体统一表述为孙洪博）。再审申请人孙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丹丹，再审申请人孙洪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琳，被申请人孙永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毅、汪沛颖，一审被告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艺伟到庭参加诉讼。孙永红对香港华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艺伟律师代理资格提出异议，认为授权委托书没有经过认证程序，授权委托书中印章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后，香港华原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作出的（2020）皖合元公证字第3482号公证书，证明香港华原公司的代表人孙超于2020年8月21日到公证处，在公证员面前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盖章，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是委托付艺伟律师作为香港华原公司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对本案立案之日起付艺伟律师代表香港华原公司参加的诉讼活动予以追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六条、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本院对付艺伟律师系香港华原公司在本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份予以认可。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超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孙永红的起诉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孙永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未认定孙超的履职行为，且要求孙超个人对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承担责任，缺乏证据证明。《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签约主体系香港华原公司与孙永红。孙超作为香港华原公司的代表成立海阳华原公司，并根据香港华原公司的指示将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转让给孙永红，系履行香港华原公司职务的行为。香港华原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孙超签署协议、收取投资款、成立海阳华原公司以及股权转让的行为均经过香港华原公司授权。原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否认香港华原公司所出具证明的真实性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香港华原公司与该合同无关，并判令孙超对该合同承担相应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合作开发部分是否有效并不必然影响孙超向孙永红转让股权的效力。经转让并登记，孙永红已实际取得了项目公司股权，双方间的股权转让关系已经履行完毕。对于孙永红的股权，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认定。原判决未处理双方间的股权关系，却直接要求孙超返还孙永红500万元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三）原判决对孙永红所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所对应的权利进行重复处理。（四）双方在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书》时，均知晓香港华原公司并非承诺取得了案涉50亩土地使用权，而是取得了包括50亩土地在内的嵩山红色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权，香港华原公司是以开发建设及可低价取得开发用地的权利与孙永红进行合作，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孙永红出资500万元，取得项目公司30%股权，香港华原公司负责协调以项目公司名义取得50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双方间的合作协议不同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出资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是有效的。（五）孙永红基于其投资行为已经取得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并参与了海阳华原公司的经营管理。因开发建设项目无法按时推进，双方同意先投资运营开发项目配套的商务酒店，投入成本逾千万元，孙永红因拒绝承担该投资亏损，遂要求返还股权投资款，而在公司没有清算或股权没有转让的情况下，孙永红无权要求返还该款。 孙永红针对孙超的再审申请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香港华原公司在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山东省海阳市嵩山红色生态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项目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项目投资合同》）以及出具书面证明时，对使用三枚不同的印章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亦未证明其对海阳华原公司出资或实际参与经营。其次，孙超在收到孙永红的投资款后既未转入香港华原公司，也未投入海阳华原公司账户，其擅自处分后不能说明钱款去向。孙超无充分证据证明其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行为。（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香港华原公司、孙超、孙永红、海阳华原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且在《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进行与实现合同目的有关的实质性活动，合同各方无法证明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判决认定《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正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真正目的是共同开发房地产，孙永红占项目公司股权的30%是其中的约定之一。孙超与孙永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项目公司30%的股权给孙永红，系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因《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孙超与孙永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亦当无效。其次，原判决未重复处理孙永红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所对应的权利。孙超与孙洪博伪造签名，制作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构成共同侵权。孙洪博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获得孙永红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侵害了孙永红的权益。孙洪博在2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属于重复处理。（三）孙超主张案涉500万元为股权投资款与事实不符，该款用途既包括成立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公司30%股权也包括购买50亩土地。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在双方都无房地产开发资质下订立的，依法应认定无效。（四）孙超原审中未提供该500万元款项去向的证据，其接收款项而未履行合作开发协议的任何义务，因此其主张不应获得支持。 孙洪博述称同意孙超的再审申请意见。 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共同述称，孙永红从未向香港华原公司主张权利，香港华原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意孙超所主张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有效。海阳华原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论合作开发还是股权代持或转让行为都是股东之间的纠纷，海阳华原公司从未参与。海阳华原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股东之间的纠纷不应当要求海阳华原公司承担责任。海阳华原公司对孙永红也无侵权行为。孙永红无权要求海阳华原公司承担责任。若孙永红向海阳华原公司主张权利，应当提起股东权益纠纷诉讼。 孙洪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孙永红的起诉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孙永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孙永红向孙洪博转让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又认为孙洪博已取得该30%股权，该事实认定矛盾，且缺乏证据证明。（二）本案中，孙洪博与孙永红之间存在侵权法律关系，孙超与孙永红之间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关系，二者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判决判令孙洪博就其侵权行为对孙超的合同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判决判令孙超返还孙永红投资款500万元，同时又认定孙洪博需要在该30%股权价值范围内对孙永红承担赔偿责任，系对该30%股权所对应权利进行重复处理，损害了孙洪博的权益。（四）孙洪博受让孙永红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时，该公司已多年亏损，30%股权价值远低于240万元。本案即使认定孙洪博构成侵权，也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在对海阳华原公司资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五）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情况下，30%股权权属没有发生变动，仍然属于孙永红，而且股权登记完全可以变更回孙永红，孙洪博的股权登记行为没有对孙永红产生实际损害。（六）《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不能要求孙洪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孙永红股权登记在孙洪博名下期间，股权价值未发生变化，不存在侵权损失。即便股权价值存在变化，也不是孙洪博造成的，孙洪博不承担赔偿责任。 孙永红针对孙洪博的再审申请辩称，（一）原判决认定孙永红向孙洪博转让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系虚假协议，二者之间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并无不当。孙洪博未支付对价，获得上述股权，违反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侵害了孙永红的权益，应在侵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原判决认定本案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根据原判决查明的事实，孙永红与孙超、孙洪博之间同时还存在侵权纠纷。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虽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本案中孙超与孙洪博的侵权行为是案件基本事实的一部分，在同一案件中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节约司法资源。孙洪博所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的股权，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孙永红240万元的投资款相对应。孙洪博与孙超伪造签名，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获得孙永红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侵害了孙永红的权益，其在24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不属于重复处理。（三）原判决不存在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孙洪博伪造孙永红签名转让案涉股权的事实发生于2011年6月19日，当时未对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原判决依据孙永红的主张，以该《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价格240万元认定损失，并无不当。（四）孙洪博称股权变更未对孙永红造成侵权损害，与事实不符。孙洪博是孙超的儿子，在项目建设中一直在现场。（五）股权的价值是以股权转让发生时的价值为准，不是孙洪博所称随时可以实现返还，即使项目公司存在亏损，孙洪博、海阳华原公司在本案的5次庭审中均未向法庭提交真实经营状态的相关证据。孙洪博与孙超合谋伪造孙永红签名，转让孙永红在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在这个过程中孙洪博、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均存在共同故意，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 孙超述称，认可孙洪博的再审意见。孙超作为海阳华原公司股东从始至终均认可孙永红的股东身份和股东权利，在此前多次庭审中孙超和孙洪博均提出若孙永红否认该股权转让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则希望孙永红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撤销手续，但孙永红又坚持认可该股权转让的状态，不要求返还股权而是要求孙洪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原审判决要求孙洪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行为是一种强迫交易的行为。关于孙永红所提孙超未能提交海阳华原公司经营状态相关证据，对此双方均有过错，孙永红在投资后即在海阳华原公司负责财务，海阳华原公司经营期间财务的混乱，孙永红也有责任。因2012年海阳华原公司负责经营管理的董事长去世，导致诸多经营资料目前仍然不能找到。 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共同述称，同意孙洪博、孙超意见。 孙永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超返还500万元并赔偿自孙永红支付该款项至孙超还清该款项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对孙超的前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无争议的事实：2003年10月22日，孙超与包祥华、吴庆华各出资160000元港币、310000元港币、30000元港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香港华原公司，公司总股本为500000元港币。2007年9月23日，香港华原公司与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合同》，约定由香港华原公司全额投资900000000元人民币开发建设海阳市嵩山红色生态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建设项目，建设时间自2007年9月起至2013年12月。香港华原公司在海阳市注册成立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公司，具体承担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工作。香港华原公司在该合同中加盖了印文样式为：“ＦｏｒａｎｄｏｎｂｅｈａｌｆｏｆＨＵＡＹＵ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Ｋ.）ＬＩＭＩＴＥＤ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ｓ）”的方形公章。2009年7月24日，香港华原公司（甲方）与孙永红（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协议书载明：一、项目概况。协议项目位于山东省海阳市，南起帝豪项目边界，西至山海路，东到106亩地为止，北至规划用地边界。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甲方成立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并提供玉皇旅游风景度假区中的可用于开发的项目用地106亩作为项目公司的开发用地，该协议合作面积为50亩，余下56亩可按照50亩土地的合作方式继续合作。具体面积以规划图纸标注为准。二、合作形式。1.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原则，双方采用合作开发、分段实施、独立核算、共同盈亏的合作形式。同时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可以享受香港华原公司在海阳的一切优惠政策。2.该地价为35万元／亩，面积为50亩，总地价为1750万元。乙方出资500万元，该款以购买甲方土地的方式合作，甲方同意乙方占项目公司股份的30%。乙方在签订该合同后15日内先支付给甲方200万元，剩余300万元在本协议签订后40日内付清。3.合作过程中，根据项目需要资金再按双方股份比例出资。待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完毕后甲方配合乙方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在乙方将200万元打入甲方账户后，甲方须在30日内负责将项目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乙方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同时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办理50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所有费用由甲方负担。甲方保证项目公司的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均不存在任何被查封、抵押以及其他权利受限制的情况。4.为便于合作项目的开发、建设、管理，双方各派管理及财务人员来监督项目资金，各项合同财务费用报销等由双方指派人员审核联签。特殊情况下一方来不及签字时，应征得对方的同意并及时补签。甲方孙晓露担任公司董事长，乙方赵超为公司总经理。双方互派财务、工程、策划人员，其他人员另行协商。该合同尾部甲方处由孙超签字，并加盖了印文样式为“ＨＵＡＹＵ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Ｈ.Ｋ.）ＬＩＭＩＴＥＤ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的圆形公章。《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后，孙永红于2009年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分五笔合计向孙超在中国工商银行海阳支行设立的62×××70号个人账户转款4880000元，其中2009年7月28日1200000元，7月29日800000元，8月14日750000元，8月15日1330000元，9月1日800000元。海阳华原公司向孙永红出具了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收据2张，金额分别为2880000元和2000000元，孙超在收据中签字。2010年4月10日，孙永红给付孙超现金12万元，孙超出具了收到股权转让款120000元的收据。 2009年8月11日，孙超在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孙超，出资额为800万元，持股比例为100%。同日，该公司的登记股东发生变更，变更后的股东为孙超与孙永红两人，孙超出资额为560万元，持股70%，孙永红出资额为240万元，持股比例为30%。孙洪博系孙超之子。2011年6月21日，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再次发生变更，孙永红所持240万元股权变更为孙洪博持有。此次变更是依据2011年6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发生，协议载明的出让方为孙永红、受让方为孙洪博。《股权转让协议》中“孙永红”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2012年5月4日，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置业有限公司经核准更名为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海阳华原公司、孙超、孙洪博至今均未取得《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的50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本案诉讼中，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依法通知香港华原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庭审中，孙永红主张通过海阳华原公司（即项目公司）的设立、款项收取、股权转让等事实可以看出，《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实际履约方是孙永红与孙超，与香港华原公司无任何关联。孙超则辩称其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相关行为均经香港华原公司授权，并提供香港华原公司于2014年4月2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予以证实，该证明内容为：我公司股东孙超作为我公司授权代表，签署与孙永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收取孙永红投资款的行为是已经过我公司授权的职务行为，海阳市华原旅游文化有限公司系《合作开发协议书》中的项目公司，并在公司成立后将项目公司30%股权转让给孙永红。但该证明尾部加盖的“香港华原公司”印章为椭圆形，印文样式为“HUAYUANINTERNATIONALINVESTMENT(H.K.)LIMITED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与《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加盖的“香港华原公司”印章、《项目投资合同》中加盖的“香港华原公司”印章均不一致，孙超对此的解释称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公司印章的刻制无强制性规定，上述三枚印章均系香港华原公司正常使用的印章。孙永红则认为上述三枚印章的存在恰恰证明香港华原公司系孙超注册的空壳公司。关于孙永红在海阳华原公司所持股份被转让一事，孙永红称该转让行为并未征得其同意，系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合谋共同伪造了股权转让协议，并骗取了工商登记管理机关的核准。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则称因海阳华原公司经营不善，孙永红于2010年年底前后提出离职，并提出可以将股权暂挂至其他人名下，2011年6月，孙永红与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经过口头沟通决定将其所持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暂挂至孙洪博名下，双方并未实际进行股权转让款的交付，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对此均未提供证据佐证。诉讼中，孙永红表示认可其所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的股权已转让给孙洪博，要求孙洪博给付股权转让对价款240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本案被告主体如何确定；二、孙永红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香港华原公司系孙超与包祥华、吴庆华注册成立，孙超出资额为160000元港币，海阳华原公司系孙超个人出资8000000元人民币注册成立，香港华原公司与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及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中虽均约定需成立项目公司，但香港华原公司并未对海阳华原公司进行过任何投资或持有股份之行为，孙超作为香港华原公司的股东也不存在将自己所有的香港华原公司股权投入到海阳华原公司之行为，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海阳华原公司与香港华原公司系独立公司法人，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持有股份、资金混同、业务控制等关联关系。 2009年7月24日《合作开发协议书》中虽加盖了香港华原公司的印章，但该枚印章与香港华原公司与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2014年4月2日书面证明中加盖的“香港华原公司”印章均不相符，香港华原公司对三枚公章的刻制及使用也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在诉讼中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海阳华原公司进行了出资或参与了海阳华原公司的实际经营的事实。孙永红在《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后，根据孙超的指示，先后向孙超所有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银行账户转账4880000元，并给付孙超现金120000元的证据充分，庭审中，孙超先称其收到上述款项后，将一部分款项转归香港华原公司所有，其他款项代海阳华原公司支付了下设田园牧歌酒店开办投资费用和其他支出，后又称其并未将任何资金转入香港华原公司，但均未提供证据佐证。不论孙超如何处分了孙永红给付其个人的5000000元款项，均不能否认孙超利用香港华原公司股东的身份对该笔款项进行了实际控制并处分的事实。故孙永红要求孙超承担返还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孙超、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虽主张孙超收取款项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但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两公司收到了上述款项中的任何一部分，又不能对上述款项的去向加以说明。根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原则，孙超、海阳华源公司、香港华原公司认为孙超在本案中系履行职务行为的抗辩，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海阳华原公司作为由孙超注册成立，并受孙超实际控制的公司，在未实际收取任何款项的情况下，根据孙超的指示向孙永红出具了4880000元的收款收据，导致孙永红对购地款的去向产生错误认知，且在2011年6月21日伙同孙超、孙洪博伪造孙永红签名，制作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孙永红所持有的2400000元股权变更至孙洪博名下，海阳华原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侵害了孙永红的合法权益，孙永红据此要求海阳华原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采信。 孙洪博作为孙超之子，与孙超合意在未经孙永红同意的情况下，将孙永红所持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的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且未支付任何对价的证据充分，孙洪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现作为海阳华原公司30%股份的持有人，理应在取得股权价值的范围内对孙永红承担法律责任。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虽称孙永红主动要求将自己所有的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挂名至孙洪博名下，但三方均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孙永红对此坚决否认，一审法院在诉讼中也查无实据，故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主张孙永红与孙洪博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有效的抗辩，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纳。香港华原公司既未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也未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注册“项目公司”，更未实际收取孙永红任何款项，故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香港华原公司在本案中无需对孙永红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但香港华原公司放任作为公司股东的孙超利用本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协议并获取不当利益，导致孙永红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在本案诉讼中出具不实证明干扰诉讼，香港华原公司的行为违背了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之原则，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谴责。综上，孙超、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孙洪博作为本案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二：纵观本案事实，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向孙超支付人民币5000000元，并受让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等一系列行为的基础，是香港华原公司应将山东省海阳市玉皇旅游风景度假区中的5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孙永红，但不论是在《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之前，还是自2009年7月24日《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后起至今，香港华原公司、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内均未能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证据充分，孙永红给付孙超个人的5000000元款项，除对应的2400000元海阳华原公司股权被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擅自变更至孙洪博名下外，其余3000000元款项均被孙超擅自处分，去向不明，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根本目的已无法实现，且孙永红对此并无任何过错或过失，其要求孙超返还购地款人民币5000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海阳华原公司应与孙超承担共同责任。孙洪博则应在2400000元股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6民初359号民事判决：一、限孙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永红人民币500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分别自2009年7月28日、7月29日、8与14日、8月15日、9月1日、2010年4月10日起至判决生效确定履行之日止，按照本金1200000元、800000元、750000元、1330000元、800000元、120000元，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海阳华原公司对孙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孙洪博在2400000元范围内对孙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孙永红对香港华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孙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给孙永红。案件受理费565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负担。 孙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鲁06民初第35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孙永红的诉讼请求;2.上诉费由孙永红承担。孙洪博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鲁06民初第3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2.请求依法改判驳回孙永红对孙洪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孙永红承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孙超提交：孙永红工作手册、出纳会计移交清单、2009年9、24、25、27号凭证、鲁政土字[2011]465号、海发改投资[2012]65号文件、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证据，综合证明孙永红实际参与了海阳华原公司的经营管理，海阳华原公司实际运营了田园牧歌酒店。孙超称，上述证据是孙永红离开海阳华原公司时移交给孙建斌（孙超之兄）的，孙建斌去世后从其遗留的物品中取得。孙建斌是曾经代持过孙超的股份的登记股东。 孙永红质证：对工作手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从工作手册记录内容看，2010年4月27日至2010年10月底，孙永红在孙超控制的海阳华城置业有限公司担任出纳，而不是从公司成立之2010年底，也不是在海阳华原公司工作，而且2010年8月1日和2010年11月15日，金额分别为200万和288万的两张收据上加盖的海阳华原公司财务章也不是孙永红盖上去的。对于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移交清单是海阳华城置业有限公司的文件资料，而不是海阳华原公司的。工资表上没有本人签字，孙永红在2010年4月前并未在海阳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不可能领取工资。鲁政土字[2011]465号、海发改投资[2012]65号文件不能证实已经取得相关土地的使用权，并且该文件有效期只是两年，截止期限是2014年11月21日，该文件已经失效。孙超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本案已经经过三次庭审，孙超的举证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再作为证据提交。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孙永红所交的500万元款项已经交予海阳华原公司用于经营以及用于田园牧歌酒店的经营，同时也不能否认孙超将收到的500万元款项实际控制并处分。孙洪博、海阳华原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针对上述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一是以上证据一直由海阳华原公司、孙超保管，在本案历经三次审理之后孙超才提交，且未作出合理说明，属于逾期提交证据；二是孙永红的工作记录均发生在在海阳华城置业有限公司，不能证明孙永红在海阳华原公司的工作情况；三是凭证工资表、凭证等均是海阳华原公司单方制作，无孙永红签字，政府批文已经过期；四是即使海阳华原公司实际经营了田园牧歌酒店，与本案诉争的焦点问题也无直接的关联关系。综上，本院对孙超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性质和效力问题；2.孙超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一审判决其返还孙永红5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是否正确；3.孙洪博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是否应当承担相关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签订是基于香港华原公司与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协议书内容是一方提供土地，一方出资，双方合作开发所谓的“项目用地”。该协议书形式内容上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要件，一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并无不当。在香港华原公司、孙超、孙永红以及后续成立的海阳华原公司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情况下，该协议无效。其次，《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后，香港华原公司并未成立项目公司或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孙永红也未将出资款打入香港华原公司账户，即双方均没有按照《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因此一审判决认为《合作开发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符合本案事实。《合作开发协议书》自签订至今已经近十年时间，从查明的事实看，合同各方当事人均未进行与实现合同目的有关的实质性活动，故合同相对方无法证明该协议书的签订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无效。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孙超主张其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是履职行为，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应由香港华原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经审理查明，海阳华原公司是由孙超个人出资注册成立并实际控制，孙超指示孙永红将出资款500万元全部交付给其个人后，既未将款项转入香港华原公司账户，也未投入海阳华原公司，而是擅自处分，不能说明款项去向。孙超无充分证据证实上述行为是代表香港华原公司进行的履职行为，本院对孙超的该条上诉理由不予支持。海阳华原公司在未收到任何款项的情况下出具收据，并为之后虚假的股权转让提供便利，应当为其不诚信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对上述两个焦点问题的分析，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具有明显过错，故一审判决孙超返还孙永红5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海阳华原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业已查明2011年6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故孙洪博与孙永红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孙洪博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虚构孙永红签名，获得孙永红在海阳华原公司的价值240万元的股权，侵害了孙永红的权益，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因此，孙洪博主张应以目前股权评估值进行返还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孙超、孙洪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2018）鲁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572元，由孙超负担31114元，由孙洪博负担25458元。 本案再审期间，孙超提交2组证据，证据1，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海阳华原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明截止到2009年8月6号，孙超已经根据香港华原公司的委托完成了海阳华原公司的设立，以及注册资本800万元的出资。证据2，孙超转款凭证及海阳华原公司主要款项支付明细，证明2009年8月13号、8月18日，孙超分别向海阳华原公司支付421万元、195万元，此后海阳华原公司经营过程中各项支出近1300万元，不存在孙超收取孙永红款项擅自处分，未投入海阳华原公司的情况。孙永红质证称，证据1验资报告不属于新证据，原审中已经提交，同时不能证明孙超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中银行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中195万元是由孙超个人转账至谷成俊名下，又转到海阳华原公司名下，该2份凭证无法证明孙超与海阳华原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款项往来关系，3份转款凭证均无法证实款项是否属于投资款，也无法证实与孙永红500万元款项之间存在任何关联，更无法证实该款项是接受香港华原公司委托转款，同时，根据我国有关金融法规，境外公司如向境内投资需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如未办理应视为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海阳华原公司主要款项支付明细，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即使提供原件也是由海阳华原公司单方制作。孙洪博质证称，对于孙超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从其提交的海阳华原公司主要款项支付明细可以看出，至2011年6月19日孙永红3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孙洪博名下之时，海阳华原公司的主要款项支付已接近800万元左右，这正说明股权变更登记至孙洪博时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价值已经接近于无。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质证称，对孙超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香港华原公司为尽快履行合作开发协议，成立项目公司运营开发，因此先委托孙超成立项目公司即海阳华原公司，等项目公司正式开展运营后再变更股权，享受外商投资优惠。 孙洪博提交2组新证据。证据1，更正登记申请书、海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行政告知书。证明孙永红仍是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其权利并未因其股权变更行为受到侵害。也证明该30%股权是可以实现返还至孙永红的，只是孙永红拒绝配合接收。证据2，海阳华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海阳华原公司章程，证明孙永红仍是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孙洪博从未参加过海阳华原公司的管理，其持股比例不足以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如该股权价值发生变动，也并非孙洪博的原因造成。不应负有对孙永红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孙永红怠于行使其海阳华原公司的股东权利，应自行承担怠于行使股东权利产生的损失。孙永红质证称，对于孙洪博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更正登记申请书和行政告知书不能证明孙洪博不存在客观的侵权行为，实际情况是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都是由孙洪博、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共同伪造签署，这是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承担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侵权后果，而不是要不要恢复股权登记问题，孙洪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孙超质证称，对于证据的三性无异议。孙永红所称30%的股权被侵犯但一直未有明确侵权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孙永红股权登记的权利，那它的价值又是多少？这应该由孙永红来证明。对于孙永红提及无法实现该股权具体价值是孙永红与公司及股东之间的问题。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共同质证称，对证据三性无异议，海阳华原公司认可孙永红一直是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实际股东，海阳华原公司变更股东登记的行为未对孙永红构成实际侵权。也未对孙永红产生实际损害，也未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孙超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孙超系根据香港华原公司的委托完成了海阳华原公司的设立。对孙超提交的证据2中3张转款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凭证记载，2009年8月13日孙超向海阳华原公司转款421万元，但截至2009年8月13日孙永红向孙超转款200万元，因此孙超向海阳华原公司转款421万元与本案的关联性难以认定。2009年8月17日孙超向谷成俊转款195万元，次日谷成俊向海阳华原公司转款195万元，而2009年8月14日至2009年8月17日孙永红向孙超转款208万元，与孙超向谷成俊、谷成俊向海阳华原公司的转款数额不一致，亦不能证明孙超转款行为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孙超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对于海阳华原公司主要款项支付明细，系海阳华原公司单方制作，本院不予采信。对孙洪博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足以证明孙永红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对孙洪博提交的证据2中海阳华原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因孙超系海阳华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对该情况说明本院不予采信，对海阳华原公司章程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足以实现其证明目的。 本院再审查明孙永红未依据《合作开发协议书》委派赵超为海阳华原公司的总经理。海阳华原公司认可总经理由孙超担任。孙永红在本案重审时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其诉讼请求包括：1.依法确认孙超与孙永红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2.请求判令孙超返还孙永红500万元人民币；3.请求判令孙超赔偿孙永红利息损失，暂按203.88万元（以500万元人民币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款项支付之日起，暂计算至2016年4月28日，应计算至本金及利息实际返还完毕之日止）；4.请求判令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对上述500万元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孙超、海阳华原公司、孙洪博承担。本案重审一审判决作出后，海阳华原公司、香港华原公司均未提出上诉，亦未提出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涉港纠纷，应参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未在《合作开发协议书》中选择适用的法律。由于本案合同签署地、合同履行地均在内地，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本案再审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孙永红主张的500万元投资款是否应予返还，返还主体如何确定；二是孙洪博在本案中应否承担责任，责任范围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孙超负有返还孙永红5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 首先，关于500万元投资款是债权投资还是股权投资的问题。孙超主张，孙永红支付的500万元系股权投资款，孙永红主张，其支付的500万元购地款换得的是土地使用权及海阳华原公司30%的股权。本院认为，第一，依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订立合作协议的目的是对案涉房地产项目进行合作开发，在合作方式条款中双方明确约定孙永红出资的500万元是以购买香港华原公司土地的方式合作，香港华原公司同意孙永红占项目公司股份的30%，因而从协议书文义看，孙永红支付的500万元系用于合作购地，因案涉土地将来要登记在项目公司名下，故同意孙永红占项目公司股份的30%。第二，海阳华原公司是为实际履行合作协议，实现投资目的而依约设立的具体负责项目开发经营的企业法人，其经营范围具有稳定性，股东构成具有单一性，存续期间具有有限性，海阳华原公司的设立与双方合作协议具有密切依附关系，是双方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的载体和平台。虽然《合作开发协议书》明确了孙永红投资在海阳华原公司中所占的股权比例，但各方在海阳华原公司中的权利义务仍应依据《合作开发协议书》来确定，不能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出资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即是说孙永红的投资是履行《合作开发协议书》项下的义务，而非向海阳华原公司履行义务。第三，从500万元数额和项目公司30%股份的联系看，之所以香港华原公司同意孙永红占项目公司30%股份，是因为双方对案涉50亩土地的估价为1750万元，孙永红的投资约占购地费用的30%。而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是800万元，30%股份的对价为240万元，与500万元并不对等。第四，从一般商业交易逻辑看，双方签订协议时海阳华原公司并未成立，海阳华原公司的资质状况尚不确定，案涉土地在当时也不可能登记在海阳华原公司名下，购买海阳华原公司的股权并不能保证孙永红实现投资土地项目开发的合同目的。综上，案涉500万元并非股权投资。 其次，关于《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案涉《合作开发协议书》以开发项目用地106亩为目标，先行协议合作面积50亩，采用合作开发、分段实施、独立核算、共同盈亏的合作方式，由孙永红提供部分资金，由香港华原公司提供土地，由双方同意设立的项目公司海阳华原公司进行开发建设，《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形式和内容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基本特征，因孙永红、香港华原公司、海阳华原公司均无房地产开发资质，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认定《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于法有据。 最后，孙永红与香港华原公司订立《合作开发协议书》系以香港华原公司与海阳市人民政府订立过《项目投资合同》为前提，孙永红之所以将投资款转入孙超账户，系因为孙超系香港华原公司的董事，而且代表香港华原公司与海阳市人民政府签订过《项目投资合同》，因此与香港华原公司进行合作是其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书》的本意。但《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至今十余年时间，香港华原公司、海阳华原公司均未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孙超以个人账户接收孙永红投资款后，未将孙永红投资款转给香港华原公司，其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该款已转至海阳华原公司，故在《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的情况下，孙超作为孙永红投资款的实际接收者应承担返还义务，孙永红亦无享有海阳华原公司30%股权的合法依据。孙超主张因开发建设项目无法按时推进，双方同意先投资运营开发项目配套的商务酒店，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协议改变了投资意向，对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孙洪博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经查阅原审卷宗，在2014年4月1日庭审中，法庭要求孙永红明确其对海阳华原公司股权被转让的态度，孙永红表示认可该结果。在孙永红代理人提交的代理词中也明确“2011年6月19日，孙超冒用孙永红签字与其子孙洪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孙永红已认可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及效力。因此，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孙超在整个案件之中的行为，孙洪博应在240万股权转让款范围内与孙超一同对孙永红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中，孙永红起诉孙洪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法律关系，但孙永红在诉讼中已经对2011年6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追认，并要求股权受让人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孙永红该项诉请的请求权基础已经丧失，原审以孙洪博构成侵权为由判令其在240万元的范围内对孙超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孙洪博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孙超的再审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海阳华原公司在重审一审判决作出后未提出上诉亦未申请再审，故对原审判令海阳华原公司承担的责任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鲁民终1735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民初35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 二、维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6民初35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三、确认孙永红和华原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24日订立的《合作开发协议书》无效； 四、驳回孙永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65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孙超、海阳市华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6572元，由孙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范翠真 审判员  杜 磊 审判员  冯 波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记员  潘圣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