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豫03民终41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月霞，女，汉族，1980年10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席高峰，男，汉族，1980年4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系王月霞丈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振江，男，汉族，1965年3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雪莲，女，汉族，1966年2月17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系王振江妻子。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河南丹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52号。法定代表人：王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新，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同江，男，汉族，1963年3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原审被告：耿素英，女，汉族，1966年6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系王同江妻子。二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卫国，洛阳市吉利区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与被上诉人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农商行），原审被告王同江、耿素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2016）豫0306民初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月霞、王振江及四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梅，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景新，二原审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卫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及李雪莲对王同江120万元贷款中用于归还另一笔30万元旧贷本息的307610元也不承担民事责任，即合计四上诉人对834610贷款不承担民事责任，只对其余365390元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根据二审改判的金额，合并核算一、二审诉讼费用的分担。事实与理由：王同江用来提前还清2015年5月4日在洛阳××处，一年期贷款30万元本息307610元所用的钱，本质上就是用新贷款的120万来偿还的。并且这也是洛阳农商行和王同江事先商量好的，该307610元还贷款也应当认定为是以贷还贷，一审判决以“没有关联性”而不予认定，是错误的。理由：1.本案借款主合同双方协商以贷还贷必定有个过程，一审王同江答辩和朱某证言都证明，洛阳农商行的员工刘红是早在2015年6月份，就开始找二人协商用以贷还贷的方式来偿还王世聃的100万元贷款的。这是本案王同江以及另案朱某都产生120万元贷款的主要原因。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签订本案担保合同的实际时间是2015年8月25日和26日，不是洛阳农商行提交的担保合同上填写的时间2015年9月1日，9月1日是洛阳农商行一方事后填写的。也就是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出具担保的时间是在8月30日，王同江还清30万元贷款之前。2.在协商以贷还贷过程中，王同江和朱某二人提出了完成王世聃的以贷还贷，再追加点贷款，洛阳农商行也违反我国贷款规定同意了。这从一审已经认定的谈话录音证明。王同江答辩和朱某证言都有银行同意再多贷一些钱。这些证据都能够证明，洛阳农商行为让二人答应归还王世聃的贷款，新款数额除了能偿还王世聃的钱外，同意为二人追加一部分贷款。洛阳农商行作为贷款机构没有按照我国《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第2号令的规定，来审查二人的偿还能力以及是否符合办理新贷款的条件。洛阳农商行最终违规同意追加贷款。3.2015年5月4日，王同江在洛阳××处贷款30万元，期限一年，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及李雪莲不是担保人。该笔贷款没有偿还，洛阳农商行按照三方协商好的以贷还贷办理新贷款是不符合我国贷款规定的。为了办理新贷款，三方必然协商，把每个人的30万元旧贷款先还清，再办理新贷款。这就是王同江的30万元旧贷款需要先偿还与本案的关联性。4.一审王同江账户明细证据证明，2015年8月30日王建鑫109980元转到王同江账户，王医宏20万元转到王同江账户，共30万元，还清银行旧贷款。一审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银行证据证明，2015年9月1日贷款下来当日，王同江将120万元转到该公司账户，同日，该公司转给王医宏账户20万元，系王同江归还8月30日借王医宏的20万元借款，与王同江账户相互印证。其余100万元当日都又转回到王同江账户。这充分证明，王同江30万元贷款的偿还与本案的关联性，只不过通过借王医宏的钱用了1天，周转一下。王建新的10余万元情况相同。因此，本案王同江还旧贷款的这307610元，本质上就是以新贷还旧贷，应当予以认定。5.本案一审证据证明的事实，与王同江本人答辩相同，也就是三方事先协商好的，王同江120万元贷款，还王世聃旧贷款52.7万元，还王同江旧贷款307610元，即共834610元是还旧贷的。这些钱确实都回到了洛阳农商行的手里，如同王同江本人所称到其手里的贷款“只有30多万元”，即365390元，这也就是本案洛阳农商行实际给王同江追加多贷的。总之，对我国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9条的规定，应考虑其立法本意，以新贷款还旧贷，应看本质，不应当只机械的看时间，认为还旧贷在前，发新贷在后，就不存在以新贷还旧贷。应看新贷款的实质用途、去向，贷款是否本质上到了贷款银行，到了贷款银行就应认定新贷偿还旧贷，否则不予认定。洛阳农商行辩称：1.以新贷偿还旧贷的前提是旧贷尚未还清，而本案的贷款发放时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所称的原30万元贷款已经还清，新发放的贷款中并不存在有30万元又回到洛阳农商行账户；2.洛阳农商行并没有与王同江协商要以新贷款偿还原来的贷款；3.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所称的以贷还贷，实际是王同江与案外人进行的民间借贷行为，而不是与洛阳农商行协商以新贷款偿还旧贷款，因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洛阳农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同江、耿素英共同偿还贷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按照月利率8‰予以计算，自2016年9月2日起按照月利率12‰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2.判令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对王同江的贷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王同江及耿素英连带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9月1日，王同江与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签署《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一份，约定：王同江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期间内连续借款，连续借款累计最高未清偿借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万元；借款用途为购原材料；贷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贷款利率为月利率8‰；按月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20日；定期还息、不定期还本；逾期贷款罚息按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贷款支付方式为受托支付；由王月霞、王振江提供保证担保。当天，王同江在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办理“一般贷款开户”，并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提供“客户提款申请书（受托支付）”，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将本案所涉款项120万元打入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5年8月26日，王月霞、王振江分别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为王同江的贷款120万元，期限24个月，用于购买原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5年9月1日，王月霞、王振江与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王同江与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在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期间内连续签署的一系列合同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主债权不超过120万元，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每笔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主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内。2015年8月25日，耿素英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出具“借款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2015年8月26日，席高峰、李雪莲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分别出具“洛阳吉利农村商业银行担保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耿素英、席高峰、李雪莲承诺对王同江的借款负连带清偿责任。借款期间，王同江将借款利息付至2015年9月24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王同江、耿素英未还借款本金及剩余利息。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未履行保证义务。2016年7月1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作出豫银监复[2016]160号河南银监局文件，载明“一、同意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七、洛阳农商银行开业之日，洛阳吉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洛阳市西工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洛阳市经贸开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由洛阳农商银行承担……”。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关于该笔贷款是否以贷还贷的问题。王振江提交如下证据：(1)“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3张（其中2张账户名称为王同江，1张账户名称为朱某），洛阳农商行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依据王振江的申请，一审法院要求洛阳农商行向法庭提交的王同江、王世聃、朱某、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洛阳××处的账户交易明细清单5张，王同江、王振江、王月霞对该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结合洛阳农商行提供的“贷款发放凭证票据”，上述证据显示：2015年9月1日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将本案所涉贷款120万元经王同江的贷款账户（帐号：62×××89）发放至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帐号：67×××73），当天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王医宏转账20万元，同日先后向王同江账户（帐号：62×××74、62×××89）转款47.3万元、52.7万元。2015年9月3日王同江账户（帐号：62×××89）向王世聃账户（帐号：67×××88）转账52.7万元。2015年9月2日、3日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将另一案件[原告洛阳农商行与被告朱某等人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6）豫0306民初856号]的120万元经朱某账户（帐号：62×××97）发放至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帐号：67×××73），2015年9月3日当天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先后向朱某账户（帐号：62×××97、62×××51）转款52.7万元，67.3万元。同在9月3日当天，朱某账户（帐号：62×××97）向王世聃账户（帐号：67×××88）转账53.1万。王同江、朱某的上述款项转至王世聃账户当天，王世聃的账户（帐号：67×××88）先后向其名下的另一账户（帐号：16×××18）转账52400.85元、100万元。(3)证人朱某的证言“……王世聃在信用社贷款，由我和王同江担保，王世聃未按期还款，我们两个也没有钱还，银行找到我们，让我们贷款给王世聃还款，都是由银行操作……”。(4)王振江提交的谈话录音（谈话人为朱某与洛阳农商行办理本案所涉贷款的员工刘红）所显示的“……刘红：当时咱给这说来，你替他担保来不是错，你本身就是担保责任，对不对，当时担保责任。后来你不管咋样，你给同江俩，啥哩，也有这意思想把这个事情给弄起来，对不对……刘红：你们当时不是也考虑说，把这事弄弄，给恁都追加点，支持恁发展，是这情况吧……刘红：现在我觉着，这个事，当时，应该说基本上咱协商住……刘红：那我到时候给你出代偿证明……”。洛阳农商行虽然对该录音有异议，但未在法庭限定的质证期限内提交针对录音的质证意见，视为其放弃质证权利，对该谈话录音的真实性及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王振江等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依据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可认定如下事实：案外人王世聃在洛阳××处贷款100万元，王同江与案外人朱某均系其贷款的担保人。借款到期后，案外人王世聃未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后经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与王同江、案外人朱某协商，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向王同江、案外人朱某分别提供贷款120万元（因案外人朱某后亦未还款，洛阳农商行与朱某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亦诉至一审法院，案号：（2016）豫0306民初856号），将本案贷款先打至焦作浩之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账户名下，又在当天先后转账至王同江账户名下，2015年9月3日从王同江账户名下向王世聃账户转账52.7万元。另，本案贷款发生前，王同江在洛阳××处有贷款30万元，该30万元于2015年8月30日偿还完毕。综上可以认定本案贷款办理时，王同江与洛阳农商行共同协商将贷款中的52.7万元用于归还案外人王世聃在洛阳××处贷款。一审法院认为，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与王同江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王同江未按约定付息、归还借款的行为系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洛阳农商行作为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主张王同江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耿素英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出具的“借款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明确承担连带责任，耿素英与王同江系夫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耿素英对王同江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月霞、王振江与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席高峰、李雪莲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分别出具的“洛阳吉利农村商业银行担保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承诺。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落款处分别有王月霞、王振江的签字、指印，其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虽辩称对内容、落款日期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本案贷款办理时洛阳农商行员工与王同江协商将部分贷款用于归还案外人王世聃的贷款，属于以部分新贷偿还旧贷，但本案所涉贷款在借款用途中约定为“购原材料”，王月霞、王振江明确提出对新贷偿还旧贷的情况不知情、不认可，洛阳农商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担保人对以新贷款还旧贷款的用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故担保人就用于偿还案外人王世聃的52.7万元贷款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辩称该部分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洛阳农商行辩称其贷款发放前对该部分贷款的用途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王月霞、王振江辩称本案所涉贷款中30万元用于归还王同江个人在洛阳××处的贷款，亦属于以贷还贷，但根据银行明细显示王同江的30万元贷款于2015年8月30日即偿还完毕，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于2015年9月1日签订且所涉120万元贷款亦于2015年9月1日才发放，王月霞、王振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两笔贷款之间存在关联性，故该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故对于本案所涉贷款120万元中剩余数额67.3万元，王月霞、王振江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不承担担保责任，故对于该部分数额由担保人依法承担担保责任。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分别作为担保人，在借款到期后，借款人未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应依约定履行担保义务，对其应承担担保责任部分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耿素英、席高峰、李雪莲经一审法院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放弃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一、王同江、耿素英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20万元及利息（合同期内的借款利息从2015年9月25日按月利率8‰计算至2016年9月1日；逾期利息自2016年9月2日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对王同江的上述债务中的67.3万元及对应利息（计算标准同第一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王同江、耿素英追偿。四、驳回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760元，由王同江、耿素英负担，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对其中的9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中，一审被告王同江提交王建鑫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明细交易单一份，以证明王同江为了还30万元的借款，在2015年8月30日借了王建鑫11万元。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质证称：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该证据与一审提交的王同江在洛阳农商行尾号为5374的银行卡是对应的，2015年8月30日王建鑫往王同江账户转了三笔共计11万元，王医宏转了一笔20万元，都是王同江用来偿还2015年5月份的30万元借款，王同江和朱某证明这30万元银行贷款不偿还，新的贷款就批不下来。洛阳农商行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王建鑫的交易不是在我行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农业银行进行的，我行不知道王建鑫与王同江之间的借款，我行也无法识别王同江偿还贷款款项的来源。一审被告王同江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了其为了偿还在洛阳农商行的30万元贷款，向他人借款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并无矛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与王同江签订的《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王同江未按合同约定付息、归还借款，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洛阳农商行作为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债权债务的承继主体，主张王同江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耿素英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出具的“借款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明确承担连带责任，耿素英与王同江系夫妻关系，耿素英应对王同江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王月霞、王振江与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席高峰、李雪莲向农商行吉利送庄支行分别出具的“洛阳吉利农村商业银行担保人财产共有人承诺书”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承诺。因本案贷款办理时洛阳农商行员工与王同江协商，将部分贷款用于归还案外人王世聃的贷款，属于以部分新贷偿还旧贷，故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对用于偿还案外人王世聃的52.7万元贷款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判决王同江、耿素英、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分别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和担保责任并无不当。关于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所提的对王同江120万元贷款中用于归还另一笔30万元旧贷本息的307610元也不承担担保责任，只对其余365390元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经审查，王同江的30万元贷款于2015年8月30日即偿还完毕，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于2015年9月1日签订，所涉120万元贷款于2015年9月1日发放。王同江偿还之前30万元旧贷款的资金，是其从他人处筹得。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两笔贷款之间存在关联性，该上诉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914元，由王月霞、席高峰、王振江、李雪莲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园审判员 耿源泓审判员 王少林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赵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