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88356号原告：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XXX号８层。法定代表人：徐有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炎辉，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祖佑，男，1961年2月7日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镔，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维一，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CAPITALEPOCHLIMITED)。住所地：ROOM2507,25/F,CCWUBUILDING,302HENNESSYROAD,WANCHAI,HONGKONG。第三人：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89号1001单元。原告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创投公司”)与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世代公司”)、第三人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识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24日、2017年10月12日及2017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狄青、洪炎辉、被告曹祖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镔、杨维一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第三人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第三人损失人民币(除特别说明外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XXXXXXX.0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股东，其中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占第三人资识署公司股份总额的82.62%，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控股股东。被告曹祖佑则担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被告曹祖佑在任职第三人资识署公司高管期间，于2013年至2015年6月之间，利用职务便利授权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以咨询服务费的名义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支付费用，共计XXXXXXX.04元。被告资本世代公司、被告曹祖佑利用其关联关系虚构交易损害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被告曹祖佑辩称：一、本案为股东代位权诉讼，原告仅向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监事郭恩磊身份证记载的地址寄送书面请求，要求其向法院提起诉讼，而没有向其留存在公司信息中显示的地址送达，也没有向其户籍所在地送达，故原告行使股东代位权的前置程序存在瑕疵；二、被告曹祖佑不存在侵权行为。原告诉称中所涉款项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正常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海外支付情形，由于因履行原有合同及购汇事宜，故而支付给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由被告资本世代公司代为转支付；三、基于《主协议》、《投资条款议定书》的约定，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全部业务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承担并经营，且收入归入资识署公司，故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成本应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承担。第一次证据交换中，为证明其诉称，原告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工商登记资料、资本世代公司的董事会名册，证明被告曹祖佑担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总经理，系高级管理人员，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持有第三人资识署公司82.62%的股权，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控股股东，郭恩磊是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监事；被告曹祖佑系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董事；证据2、支付凭证，证明两被告在2013年至2015年6月间利用职务便利，在没有任何真实交易背景下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支付了XXXXXXX.04元，造成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损失；证据3、邮寄凭证、通知、联系地址，证明原告向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监事郭恩磊书面要求就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曹祖佑损害公司利益行为向法院起诉，但监事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仍未起诉。经质证，被告曹祖佑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认为银行的水单、通知和发票无法一一对应；对证据3认为从中无法反映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监事郭恩磊是否收到通知，对郭恩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留存公司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原告没有向郭恩磊留存公司的身份信息上的地址邮寄，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第一次证据交换中，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曹祖佑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证据1、《投资条款协议书》，证明该协议各方承诺第5条中约定，资本世代公司应当将业务和合同转让给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但相应的成本应由资识署公司承担，资本世代公司与第三方签署的先行有效的合同，应履行完毕直至合同期结束；证据2、《主协议》，证明该协议6.1条第Ⅳ项约定，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是所有主营业务相关合同的签订主体，如资本世代公司签署主营业务合同，应将服务内容以相同对价外包给境内子公司，相应成本应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承担，资本世代公司仍有权履行其作为协议乙方的现行有效的合同；证据3、关于要求对曹祖佑先生进行离任审计的函，证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免除被告曹祖佑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职务后，原告发函要求对被告曹祖佑进行离任审计；证据4、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证明第三人与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专项审计业务约定书》，对被告曹祖佑2013年至2015年5月4日担任第三人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期间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证据5、增值税发票，证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支付了专项审计费用；证据6、公证书一组(共10本)(2017)沪新证字第685号-689号、(2017)沪新证字第847号-851号，证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对外支付的款项。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5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被告曹祖佑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达到被告曹祖佑的证明目的。第二次证据交换中，原告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补充原证据2中银行水单、通知所对应的境外汇款申请书，证明被告曹祖佑在担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授权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以咨询费名义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支付费用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曹祖佑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要求对数额进行核实。第二次证据交换中，被告曹祖佑补充提交以下证据：第二组证据：证据1、2013年6月10日PAULCHENG(即郑宝明，其为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员工)发送给被告曹祖佑的电子邮件及正文及附件的签署页的翻译件，证明原告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合资后，郑宝明作为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员工，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工作，将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客户香港汇丰银行交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签订合同；证据2、2014年9月2日赵玫发送给郭箭、抄送给被告曹祖佑的电子邮件，证明原告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合资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已经将其原先境外客户业务转交给第三人资识署公司；证据3、2013年9月25日赵玫发送给谈骋、抄送给被告曹祖佑的电子邮件及翻译件，证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其中商业运营部、销售部、服务部、财务部等均由COO职位负责，该职位由原告派到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谈骋担任，原告对汇款的事项是知情的；证据4、2013年10月21日赵玫发送给郭箭抄送给被告曹祖佑的电子邮件，证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后，由原告委派的谈骋接替被告曹祖佑担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COO；证据5、2014年7月3日被告曹祖佑发送给赵玫、谈骋并抄送郭箭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代付PACNET托管费以及代付香港员工工资等原告、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均是知晓的。第一次证据交换后，被告曹祖佑向本院申请开具调查令，用于调取2015年5月被告曹祖佑离职后，对其进行离任的审计报告，故在第二次证据交换中提交了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法人曹祖佑先生离任审计报告》。经质证，原告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2、3均认为没有进行公证，原告没有确认过郑宝明为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员工，且均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不确认邮件是否发送；对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5认为郭箭没有收到邮件，即使收到邮件也不代表认可，郭箭作为董事，不介入第三人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审计报告仅体现资金流向，无法体现客观行为后的法律意义，审计报告不能达到被告曹祖佑的抗辩目的。第三次证据交换中，原告补充提交《关于同意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股权代表诉讼的函》。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未应诉答辩，亦未提供任何证据。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供任何证据。经审查原告、被告曹祖佑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被告曹祖佑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即原告在第一次证据交换中提交的证据2、3及第二次证据交换中提交的补充证据、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本院经审查，上述证据符合证据形式，均认可其真实性。但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当事人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当事人陈述综合判断。本院查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系一家注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被告曹祖佑为该公司的董事。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于2009年1月成立，2013年1月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向资识署公司认缴出资975.26万美元，持股比例约为82.62%,系资识署公司控股股东，2013年7月原告上实创投公司向资识署公司认缴出资205.14万美元，持股比例约为17.38%,亦系资识署公司股东。自资识署公司成立至2015年5月，被告曹祖佑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郭恩磊担任公司监事。2012年12月，原告上实创投公司、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共同签订《投资协议议定书》一份。该议定书中载明“公司”为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投资人”为上海国际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子公司”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该议定书各方承诺部分第1项第5款约定：“上海子公司为实际经营主体，公司原则上为纯控股公司，所有与公司及上海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合同、协议均应由上海子公司签署，并由上海子公司统一收款。若发生确实需要公司签署上述合同、协议的情形，除非经过投资人书面同意，公司应将该等合同、协议中的服务内容以相同对价外包给上海子公司，并与上海子公司签署相应的外包合同，但相应的成本亦应由上海子公司承担。公司不得代上海子公司收款，尽管有前述规定，就和第三方签署的现行有效的合同，公司有权履行完毕直至合同期结束。”2013年3月26日，原告上实创投公司、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共同签订《主协议》一份。该协议中载明资本世代有限公司称为“公司”，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称为“上海子公司”，与公司合称“目标集团”，各称“集团公司”，上海国际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称为“投资人”。该协议第6.1条第Ⅳ条约定：“业务运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境内子公司应是目标集团唯一的业务运营实体，并且目标集团的业务运营应按照下列进行：(a)境内子公司应是所有主营业务相关合同(“主营业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并且主营业务合同收入应由境内子公司收取；(b)如果客户或适用法律要求公司签署主营业务合同，除非经投资人书面同意，公司应将该等主营业务合同中的服务内容以相同对价外包给境内子公司，但相应的成本亦应由境内子公司承担；(c)公司不得代上海子公司收取主营业务合同的任何服务费用；及(d)尽管有前述约定，公司仍有权履行其作为协议乙方的现行有效合同，包括主营业务合同，直至合同期结束。”2013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第三人资识署公司通过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南京银行共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汇款24笔，按照汇款当日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港币对人民币汇率结算金额合计XXXXXXX.04元。其中，2013年汇款18笔，金额共XXXXXXX.67元；2014年汇款4笔，金额共XXXXXXX.57元；2015年汇款2笔，金额共166028.80元。每笔汇款对应的境外汇款申请书上记载的汇款人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收款人为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每次申请均由被告曹祖佑在申请书予以签章确认。2013年6月10日，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员工郑宝明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与汇丰银行签订的协议向被告曹祖佑发送电子邮件，要求其在协议上签字。2014年9月2日，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员工赵玫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2014年1月-7月的财务报告、8月-12月的预算表向该公司董事长郭箭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被告曹祖佑。2013年10月21日，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员工赵玫向郭箭发送主题为“资识署_董事会议程报告_2013年第3季度”的电子邮件，并抄送被告曹祖佑，在其附件2013Q3董事会议程公司战略层议程的第3.1人员调整部分载明，Joseph(被告曹祖佑)担任公司CEO,兼CTO。聘谈聘担任公司COO，管理销售及三条业务线的市场营销，向CEO汇报。Joseph(被告曹祖佑)任CapitalVue事业部负责人，向COO汇报。杜一飞任KronoVue事业部负责人，向COO汇报。王浩任MacroVue事业部负责人，向COO汇报。2015年6月30日，原告向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出具《关于要求对曹祖佑先生进行离任审计的函》中表示，鉴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已于2015年5月4日召开董事会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总经理与法定代表人由曹祖佑先生变更为王炳南先生，对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要求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在收到函后10日内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原法定代表人曹祖佑进行离任审计。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委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对曹祖佑在2013年度至2015年5月4日期间担任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期间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向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支付审计费10万元。2015年7月21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法人曹祖佑先生离任审计报告》，其中载明：曹祖佑先生任职期间与关联方(大股东)资本世代公司存在较为频繁的往来，主要通过咨询费、法律费、软件费及房租等性质向其支付费用。对于上述款项的支付均无审批。鉴于资识署公司未提供资本世代公司的银行账单、财务帐表和原始凭证，故无法判断所付款项的实际用途及与资识署公司业务的关联度。经前期了解，资本世代公司收到款项后作为其营业收入，其中一部分用于支付曹祖佑先生和杜一飞(资识署研发总监)在香港的薪酬。并列明了资识署公司具体支付给资本世代公司的明细，合计XXXXXXX.42元。2016年10月，原告通过EMS邮政特快专递向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监事郭恩磊身份证上的地址即上海市闵行区普乐二村XXX号XXX室寄送文件“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股东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请求监事郭恩磊提起诉讼的通知”，要求其履行监事职责，以公司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该快件于2016年10月19日被退回。郭恩磊留存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联系资料上显示其家庭地址为春申路XXX弄XXX号XXX室。另查明，原告原名为“上海国际集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变更登记为“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涉外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因本案原告主张的受侵害的资识署公司住所地及涉案款项支付的行为地均位于中国内地，本案当事人无共同经常居所地，亦未协议选择适用法律，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关于本案的程序争议主要系原告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原告作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股东，在发现两被告损害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后，向公司监事郭恩磊的身份证地址寄送“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股东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请求监事郭恩磊提起诉讼的通知”，要求其履行监事职责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该邮件被退回，但原告已履行了通知监事的前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起股权代表诉讼的函》，对本案中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行为表示认可，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诉讼的行为，故原告作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股东有权就本案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关于本案的实体争议，根据原告及被告曹祖佑的诉、辩称意见，本院认为，争议焦点在于：第一，《主协议》及《投资条款议定书》中约定应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承担的成本范围如何理解，是否包含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前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支付的成本；第二，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前，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及资识署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的业务收入是否已由资识署公司收取；第三，被告曹祖佑、资本世代公司是否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对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款项系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在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对外签订合同的履行成本。而《投资条款议定书》各方承诺部分第1项第5款及《主协议》第6.1条第Ⅳ条约定：境内子公司应是所有主营业务相关合同的签订主体，并且主营业务合同收入应由境内子公司收取；公司不得代上海子公司收取主营业务合同的任何服务费用；及尽管有前述约定，公司仍有权履行其作为协议一方的现行有效的合同，包括主营业务合同，直至合同期结束。上述约定系对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后的成本负担及收入收取的约定，并未对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的成本负担及收入收取作出明确约定。被告资本世代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与资识署公司及合资之前的合同相对方之间存在由资识署公司收款并转付资本世代公司的任何形式的约定。故根据合同相对性，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的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支付的成本仍应由资本世代公司对外主张。对于第二项争议焦点，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曹祖佑虽辩称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基于主营业务合同产生的收入直接支付给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但无论从《关于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兼法人曹祖佑先生离任审计报告》，亦或从被告曹祖佑提交的证据中，均无法证明资识署公司的收款中包含了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基于主营业务合同产生的合同款。故对被告曹祖佑辩称的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之前，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业务收入已直接支付给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该节事实本院难以确认。对于第三项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可以认定被告曹祖佑、资本世代公司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理由如下：首先，两被告之间存在关联关系。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在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持股比例为82.62%，为控股股东，被告曹祖佑兼具第三人资识署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以及被告资本世代公司董事的双重身份，两被告与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两被告为适格主体。其次，两被告存在损害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利益的行为，本院分述如下：第一，从原告提供的2013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银行水单、通知及所对应的境外汇款申请书相互印证，可以认定，在上述期间，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汇入涉案款项的事实。第二，被告曹祖佑在作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利用了其双重身份及第三人资识署公司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关联关系，在境外汇款申请书上盖章，通过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汇款，该行为使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发生转移，且合同依据不足，造成了资识署公司的利益损失。第三，被告曹祖佑无证据证明，在资识署公司中港合资后，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对外履行了咨询服务合同或提供了咨询服务；退一步而言，即便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履行了咨询服务合同或提供了咨询服务，根据《投资协议议定书》及《主协议》的约定，应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签署、履行并收款，被告资本世代公司作为资识署公司的控股公司，不应再履行相关合同，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履行咨询服务合同或提供咨询服务的行为也违背了《投资协议议定书》及《主协议》的约定，故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汇款不具备合理理由。第四，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境外汇款申请单可以看出，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的汇款项目及笔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但其汇款运作方式却不尽规范，仅由被告曹祖佑在境外汇款申请书的盖章，公司内部没有完整的审批流程，故涉案款项的支付不符合一般商业交易过程。被告曹祖佑虽辩称谈聘、郭箭为原告派驻在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员工，原告应知晓汇款事项，但原告否认上述两人是由原告派驻到资识署公司，被告曹祖佑亦无证据证明上述两人为原告所派，即使如被告曹祖佑辩称上述两人确为原告派驻在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员工，但根据《投资协议议定书》及《主协议》的约定，需经投资人书面同意，被告曹祖佑无证据证明上述两人可以代表投资人，亦无证据证明涉案汇款事项取得了投资人的书面同意，故被告曹祖佑的上述辩称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利用关联关系，由第三人资识署公司向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汇款的行为损害了第三人资识署公司的利益。被告资本世代公司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对原告所主张之事实和证据进行辩驳的权利，对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CAPITALEPOCHLIMITED)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第三人资识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赔偿损失XXXXXXX.04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738元，公告费260元，合计47998元，由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上实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被告曹祖佑、被告资本世代有限公司(CAPITALEPOCHLIMITE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曹克睿审 判 员  朱 俊人民陪审员  周志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何欣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四条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二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百一十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