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1民初16615号原告：曹磊（兼原告贾宏伟、李霞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告曹某法定代理人），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原告：贾宏伟（原告曹某法定代理人），女，1983年12月21日出生。原告：曹某，女，2014年×月×日出生。原告：李霞，女，1960年12月8日出生。被告：曹淑荣，女，1952年4月10日出生被告：李子喜，男，1953男2月24日出生。被告：李旭，男，1982年5月9日出生。被告：陈玉，女，1984年1月20日出生。四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朝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与被告曹淑荣、李子喜、李旭、陈玉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磊、贾宏伟，被告曹淑荣、李旭、陈玉及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朝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撤销四原告与四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事实及理由：北京市东城区×××号为直管公房，原承租人为曹磊之祖父曹某2，曹某2去世后，该房屋未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由原告居住并支付租金。2017年3月20日，四原告与四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来分配安置房屋及各项补偿款。2017年3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发布住宅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根据方案，四被告不属于被安置对象，不符合被征收人认定标准，也不具备安置房屋购房人资格，不应享有征收补偿利息。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且订立《协议书》时显失公平，故原告诉至法院维护其合法权益。被告曹淑荣、李子喜、李旭、陈玉辩称,1、原告陈述重大误解理由不成立。征收项目启动于2016年，政府于2016年12月23日在北京住建委的网站公布了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2017年3月15日政府正式公布最终执行的正式征收补偿方案。这些政策是签署本协议前就已经公开发布的。作为公民的四原告，也一直在关注项目的进展，所以对政策不存在重大误解，征收意见稿与最终的版本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原告陈述不符合事实。2、原告咨询过征收部门的朋友及律师，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3、原告陈述误认为是遗产，不符合事实，协议书没有任何遗产的内容，如果是遗产的话，还要通知其他继承人，事实是其他继承人是缺位的。录音中原告的律师也明确告知原告不是遗产，原告陈述是重大误解不成立。关于显示公平也不成立，公租房一直是曹某2为承租人，也一直由其居住。被告曹淑荣在曹某2晚年一直在照顾他，直到其2012年去世，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在2012年曹某2去世时就无人居住。之后没有变更承租人，在政府启动该项目后，原、被告双方才商量变更承租人的情况。被告居住在此房直到曹某2去世，尽到了全部的赡养义务。原告并没有在此居住，而是居住在×××的房屋。4、关于签署房改售房和租金一事，涉诉房屋处共有两户口本，原、被告名下均无房。经双方商量拟定了协议，协议的内容符合公平。在签署本协议当时本案的原告还不是承租人，原告也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第2项的内容。协议均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失公平。协议也是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来制定签订的，后原告就开始违约，原告拒绝外迁，私自将外迁改为回迁，后被告将原告起诉，要求原告赔偿损失。原告起诉只是想达到其独享拆迁补偿的目的。综上，四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曹某3与李霞系夫妻关系，曹磊系二人之子。曹磊与贾宏伟系夫妻关系，婚后生有一女曹某。曹淑荣与李子喜系夫妻关系，婚后生有一子李旭，李旭与陈玉系夫妻关系。曹淑荣与曹某3系姐弟关系，曹某2为二人之父。曹某2于2012年3月14日去世，曹某3于2009年12月20日去世。北京市东城区×××号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原系曹某2承租的公房，现该房屋承租人变更为曹磊。2017年3月20日，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与被告曹淑荣、李子喜、李旭、陈玉签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现有位于北京市崇文区（现东城区）×××号公有住宅一套，使用面积32.3平方米，居室两间，承租人曹某2（男，身份证号×××）已故。甲方为原承租人之女曹淑荣（户籍在本址）、女婿李子喜（户籍未在本址）、外孙李旭（户籍在本址）、外孙媳妇陈玉（户籍未在本址），乙方为原承租人之儿媳李霞（户籍在本址）、孙子曹磊（户籍在本址）、孙媳妇贾宏伟（户籍在本址）、重孙女曹某（户籍在本址）。此房面临拆迁，需改选一名此房屋所在地有户籍的人员担任新的承租人（拆迁办只针对承租人）来代表双方与拆迁办接洽拆迁相关事宜。按第一承租顺序，应由原承租人之女曹淑荣承租，因拆迁办只强调其配偶名下有房，不协助曹淑荣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为了家庭利益最大化，经双方商议关于拆迁利益的分配后，推选原承租人之孙曹磊为新的承租人（符合名下无房这一条件），但甲方并未放弃其应有的权利。现约定在拆迁过程中，所有与拆迁相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件须由甲方保管，办理所有相关事宜都须双方共同到场，且双方有权制止对方违反协议的行为。根据拆迁政策有回迁、外迁、纯拿货币等方式，经双方共同商议，只选择外迁，不选择其他方式，外迁地址为×××（实际地址及名称以购房合同为准）。按拆迁政策可购买两套外迁房，在双方各签订一套外迁房购房合同的情况下，共同制定出以下三种房屋分配方案（除两套外迁房外，按政策乙方还有资格再申请一套困难住房）：如两套外迁房为两套两居室，双方各分配一套两居室（双方须优先选择此方案）。双方购房面积基本相同，剩余购房款双方平分。如乙方再申请到一套困难住房，困难住房购房款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两套外迁房为一套三居室和一套一居室，且乙方再申请到一套困难住房，甲方分配一套一居室和一套困难住房，乙方分配一套三居室。因三居室日后升值空间巨大，故剩余购房款无论多少全部给予甲方。如两套外迁房为一套三居室和一套一居室，且乙方未申请到困难住房，因乙方提出无房，甲方考虑到亲情关系，经双方商议，乙方分配一套三居室，甲方分配一套一居室。因三居室日后升值空间巨大，故剩余购房款无论多少全部给予甲方。如一居室购房款和剩余购房款总额低于总购房款的一半，须由乙方额外补齐差额。根据以上三种房屋分配方案，制定以下五种房屋分配补充协议：如双方所购房屋面积不等，除购房款以外的相关费用均由双方自己支付，不得从剩余购房款中扣除。如因拆迁政策导致所有购买的外迁房（无论套数多少）购房合同只能签订在乙方名下，按上述三种房屋分配方案，先确定属于甲方的房屋，房屋为甲方财产，居住使用权等为甲方，购房人只能是曹磊。属于甲方的房屋非乙方共有财产，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属于甲方的房屋转移给除甲方以外的其他人，双方的购房合同原件均须由甲方保管，如乙方需要出租或其他需使用购房合同的事宜，甲方须配合。在取得购房合同后，双方签订购房合同补充协议，明确属于甲方房屋的具体地址等。在取得房产证一周内，乙方须无条件协助甲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如按第三种房屋分配方案，因三居室日后升值空间巨大，故办理房产过户的所有费用须全部由乙方承担。按其他两种房屋分配方案，办理房产的过户所有费用由双方平均承担。房产证在办理甲方名下之前，乙方房产证原件须由甲方保管。如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将属于甲方的房屋过户给甲方，乙方须按房屋的市场价格赔偿等。所有拆迁款按政策都打给承租人账户，现要求双方办理联名账户等共同监督并提供银行流水等各种单据。拆迁款到账后，须一周内将属于甲方的钱款转到甲方账户。属于甲方的钱款未到账前，乙方的购房合同原件或房产证原件须由甲方保管。如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将属于甲方的钱款转账到甲方账户，乙方须双倍赔偿等。本次拆迁款除购房款外另有各种奖励及租房补助款等，双方商议此款分配见补充协议。2017年3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甲方）与曹磊（乙方）签订《东城区×××项目公有住房房改售房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承租东城区×××号（租赁合同号：×××号），建筑面积43.056平方米。该房产权系甲方所有，上述房屋已被列入×××改造范围内。现乙方提出购房申请，甲方按有关规定审核后，同意乙方购买上述房屋。按照相关规定，经计算，乙方计算购房平房、简易楼、筒子楼价格为405元/平方米，乙方的购房款为17437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购房款从本人征收补偿款中扣除。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前，乙方应将房屋租金与甲方结清。所征收的已售公房，不办理产权登记。该协议上有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的印章及曹磊的签字。诉讼中，本院到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永外分中心进行调查，调取档案及制作询问笔录。该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称，北京市东城区×××号原承租人为曹某2，曹某2去世后，曹磊变更为承租人。根据租赁合同第7条的规定，原承租人去世后，新承租人的变更需要其他家庭成员无异议，北京市东城区×××号的承租人现变更为曹磊，该户的共居人在共居人意见表上都同意更名，该单位才办理更名。本院调取的2017年3月20日曹磊签署的《承诺书》中载明，本人曹磊住×××号，因原承租人曹某2死亡，经全家人共同协商一致举荐曹磊为新的承租人。本院调取的《更名申请表》中载明，曹磊经征得其他共居人同意，提出更名申请。曹磊、李霞、贾宏伟、曹某、曹淑荣、李旭在共居人意见表中签署同意，签字并按捺手印。四原告认可询问笔录及档案的真实性，四被告认可询问笔录及档案的真实性，认为本案应审查合同的效力问题，承租人变更就是履行协议书的内容。经查，涉诉房屋内有两个户口簿，李旭与曹淑荣为一户，曹磊、李霞、曹某、贾宏伟为一户。关于原告主张撤销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依据，原告称该《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重大误解表现在：1、原、被告双方将公租房视为遗产进行了分割；2、因原告名下均无房，误解了当时公租房的相关政策；3、不是由家庭推举曹磊为承租人签订的售房合同，被告完全不符合承租人的相关条件；4、被告没有取得房屋的对价及相关义务，原告签订的所有拆迁文件，被告要求必须由被告保管，原告还要给被告补差价。5、签订协议书是被告拟定的，被告强调作为原承租人的女儿享有第一顺位继承的权利，原告误解为是遗产继承，但征收时只要求实际居住人，只有原告符合变更承租人的资格，是不需要家庭推选代表的。家庭私下认为曹磊是可以代表四被告的，但征收办认为是无法代表的。原被告均误解了特困房的原则。拆迁协议制定时间是23日，签订协议的时间是20日。显失公平表现为：原告在涉诉房屋实际居住，房租也是原告交付。被告没有承担相关义务支付房租。虽然有两个被告的户口在涉诉房屋内，但拆迁合同中被告的户口没有增加拆迁利益，被告虽然有拆迁权利，但是没有购买权利，没有承担相关义务。关于涉诉房屋征收时该房屋的居住，四原告称四原告征收时在涉诉房屋内居住，四被告不在此居住。曹某2去世后，李霞无房，一直居住在涉诉房屋。曹磊于2014年结婚后就不在涉诉房屋内居住，姚家园的房屋是曹磊舅舅给曹磊结婚使用的。四被告称其居住在丰台区×××号院×××号楼×××号。曹磊在涉诉房屋出生，1996年曹磊搬至姚家园的房屋居住。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东城区×××项目公有住房房改售房协议书》、询问笔录、《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承租人变更单、更名申请表、承诺书、死亡证明、户口簿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与被告曹淑荣、李子喜、李旭、陈玉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据此履行。原告主张原、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要求撤销该《协议书》。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原、被告明确约定涉诉房屋面临拆迁，需改选一名此房屋所在地有户籍的人员担任新的承租人（拆迁办只针对承租人）来代表双方与拆迁办接洽拆迁相关事宜。按第一承租顺序，应由原承租人之女曹淑荣承租，因拆迁办只强调其配偶名下有房，不协助曹淑荣办理承租人变更手续。经双方商议关于拆迁利益的分配后，推选曹磊为新的承租人，但被告未放弃其应有的权利。从上述协议内容中可以看出，原、被告在《协议书》中均对涉诉房屋承租人的变更进行协商，而非原告主张的将涉诉房屋视为遗产，且原告曹磊在录音中明确表示涉诉房屋不是遗产。根据曹瑞祥与北京市崇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永外管理所（现更名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二中心永外分中心）签订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第七条的规定，原承租人去世后，与原承租人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又无其他住房的家庭成员愿意继续履行原合同，其他家庭成员无异议的，可以办理更名手续，且被告曹淑荣、李旭均在共居人意见表中对承租人变更表示同意。综上，《协议书》是原、被告双方对涉诉房屋承租人的变更及涉诉房屋拆迁后利益分配的约定，该约定合法有效。原告主张《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没有证据加以证明。故原告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原告曹磊、贾宏伟、李霞、曹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刘钧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王 威书 记 员 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