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黔0522行初138号原告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云，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高亚芬，贵州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蔡治军，贵州穹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法定代表人彭宇，局长。委托代理人傅学军，该局工作人员。原告深圳市口岸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口岸公司）不服被告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以下简称大方县运输局）交通运输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向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深圳口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亚芬及蔡治军、被告大方县运输局局长彭宇及其委托代理人傅学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粤Ｂ×××××号大客车未按省际包车许可规定从事旅客运输经营，超越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驾驶员宋思权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故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四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宋思权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宋思权及深圳口岸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4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7月8日作出（2016）黔0522行初44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不服本判决，向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黔05行终210号行政判决，驳回被告大方县运输局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告大方县运输局又于2017年5月31日重新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深圳口岸公司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原告深圳口岸公司诉称：2016年2月19日，原告与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客运站订立《广东省客运包车合同》，该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55座以上大型客车一辆给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客运站承运旅客，并配备具有相应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包车时间自2016年2月10日至2016年3月10日，包车起讫地自广东省深圳市至贵州省××市，为双程包车。2016年2月19日，原告驾驶员宋思权驾驶粤Ｂ×××××号大客车载客53人从贵州省××市七星关区普宜镇前往广东省深圳市，同日下午15时行至大方县杭瑞路口时，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以原告超许可范围经营为由，暂扣粤Ｂ×××××号大客车，但原告于2017年6月28日才收到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暂扣粤Ｂ×××××号大客车的暂扣凭证及违法行为通知书等。2017年7月7日，原告收到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认为原告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依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之规定，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暂扣粤Ｂ×××××号大客车时，应当场将暂扣凭证等交付给原告，但原告直至2017年6月28日才收到暂扣凭证等，被告大方县运输局的该行为属程序违法。另外，原告按包车合同从事旅客运输，未有超越合同约定范围从事旅客运输的行为，故被告大方县运输局处罚原告30000元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第一组证据：深圳市口岸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王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登记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宋思权驾驶证、身份证、从业资格证、道路运输证、贵州省道路旅客运输行车路单、安全例检合格通知单、广东省客运包车合同、春运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从事从广东省深圳市至贵州省××市的包车行为系经政府许可的合法经营行为，且未超越许可经营范围，原告无违法经营行为。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质证意见：在被告所举的证据中显示，七星关区普宜客运站已于2015年3月全部拆除，故该客运站向原告提供的行车路单、安全例检合格通知单、广东省客运包车合同不真实，系伪造。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超越经营许可范围的事实清楚。第三组证据：暂扣凭证、延长暂扣时间通知书、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文书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暂扣原告所有的粤Ｂ×××××号车辆的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原告收到暂扣决定的时间为2017年6月28日，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暂扣粤Ｂ×××××号车辆时，未通知原告到场，且未当场将暂扣凭证交付给原告，也未注明暂扣期限，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暂扣粤Ｂ×××××号车辆的程序违法。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质证意见：原告的车辆被扣时驾驶员是宋思权，且原告无任何工作人员在现场，被告有理由相信宋思权即该涉案车辆的管理人，完全符合表见代理情形，被告当场向原告的管理人宋思权送达暂扣凭证，符合法定程序，当时宋思权拒签，后到被告处领取了暂扣凭证。第四组证据：（2016）黔0522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2016）黔05行终210号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黔西县人民法院在（2016）黔0522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及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黔05行终210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暂扣粤Ｂ×××××号车辆的程序违法。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质证意见：原审法院经判决，被告的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相关规定，被告可以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可以纠正错误程序，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是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的。第五组证据：违法行为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邮寄凭证复印件。证明原告收到被告告知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的时间为2017年6月28日，被告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送达给原告的时间为2017年7月7日，被告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违法。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质证意见：被告重新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是5月5日，5月11日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云送达，在原告未提起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后，于5月31日作出处罚决定书，并向王云送达。为保证该执法文书原告能有效收到，在6月28日向原告代理人穹达律师事务所送达了违法行为通知书，在其未提起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的情况下，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在7月7日送达。故被告的行政行为未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大方县运输局辩称：1、被告对原告的粤Ｂ×××××号大型客车实施强制暂扣及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依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从事省际非包车客运经营活动，其行为超越许可经营的范围，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应按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2、被告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被法院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被告为纠正执法程序，再次召开重大案件会议，向原告送达《暂扣凭证》、重新作出并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原告未提起申辩和听证的情况下，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原告送达的行为合法；3、被告实施的强制暂扣及行政处罚行为合法。综上，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大方县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并经庭审质证：第一组证据：1、贵州省大方县道路运输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法人证明书；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信息，符合我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二组证据：执法人员郑美勇、张光祥、陈伟、李贵生的《执法证》。证明郑美勇、张光祥、陈伟、李贵生系被告执法人员，依法具有执法权。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1、毕方运政立案（2016）第0120015号《立案审批表》；2、粤Ｂ×××××号车驾驶人宋思权及乘客共14份《询问笔录》和按手印照片；3、粤Ｂ×××××号车上36位乘客的身份证复印件；4、部分乘客所购“车票”；5、现场录音录像光盘。证明目的：1、粤Ｂ×××××号客车超出许可经营范围从事运输经营的客观事实清楚；2、被告对本案调查取证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质证意见：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有超出许可经营的行为，不能证明被告对本案调查取证符合法定程序，故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四组证据：1、驾驶员宋思权《从业资格证》；2、粤Ｂ×××××号车的《道路运输证》；3、粤Ｂ×××××号车的《行车路单》、《例检合格通知单》、《广东省客运包车合同》、《省际包车春运证》复印件；4、被告作出的《关于七星关区普宜客运站运行情况咨询函》；5、七星关区公路运输管理所作出的《关于我区普宜客运站运行情况的复函》；6、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毕节有限公司作出的声明；7、毕节市七星关区普宜镇客运站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明目的：1、证实粤Ｂ×××××号车的经营许可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2、车上乘客无包车行为和事实，行车路单、安全例检单、包车合同均与事实不符。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证据1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3—7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与原告有包车行为的系普宜客车站，原告并未向粤Ｂ×××××客车上的乘客提供包车行为，亦未收取车上乘客的任何费用，车上乘客所支付的费用是支付给普宜客车站，原告按普宜客车站的要求载客，系履行包车合同的义务，故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第五组证据：1、《实施强制措施审批表》；2、毕方运政暂扣（2016）第0120015号《暂扣凭证》；3、毕方运政保（2016）第0120015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4、《现场笔录》。证明被告执法人员依法定程序对粤Ｂ×××××号车客车实施暂扣。原告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暂扣粤Ｂ×××××大型客车时并未通知原告到场，未在暂扣凭证中注明暂扣的期限，未当场将暂扣凭证交付给原告深圳口岸公司。另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清单》也未经被告的负责人批准，《实施强制措施审批表》并无单位公章，原告认为该文件是后补的。故被告暂扣粤Ｂ×××××号客车属于程序违法。第六组证据：1、《案件处理意见书》；2、毕方运政违通（2016）第0120015号《违法行为通知书》；3、驾驶员宋思权的《陈述申辩书》；4、《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证明被告对粤Ｂ×××××号客车作出行政处罚前，按法定程序告知当事人拟作出处罚的决定、理由和依据，并召开重大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后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本案的当事人系深圳口岸公司，而被告送达的是宋思权，故程序不合法。第七组证据：1、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文书送达回证；3、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4、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5、延长暂扣时间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定程序作出处罚决定书、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和义务，并依法定程序向当事人送达。被告依法定程序延长暂扣车辆、交还保存证据、解除强制措施。原告质证意见：质证意见与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第八组证据：1、2017年4月24日的《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2、毕方运政违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违法行为通知书》；3、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4、《违法行为通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邮寄送达证据。证明被告已向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云及其委托代理人依法邮寄送达以上材料的事实。原告质证意见：对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时间为2017年5月31日，送达的时间为2017年7月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在作出之日起7日内向被处罚人送达的规定，属程序违法。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且符合证据形式上的合法性、真实性要求，能够证明本案相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粤Ｂ×××××号大客车未按省际包车许可规定从事旅客运输经营，超越了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决定的许可事项的行为违反了《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宋思权（粤Ｂ×××××号大客车驾驶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深圳口岸公司及宋思权不服被告大方县运输局的行政处罚，于2016年4月26日向黔西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7月8日，黔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522行初44号行政判决，以该处罚决定程序违法为由，判决撤销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7年5月5日重新作出毕方运政违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权，该《违法行为通知书》于2017年6月28日送达原告。2017年5月31日，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7年7月7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大方县运输局重新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是否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本案中，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因程序违法被判决撤销，2017年5月31日，被告大方县运输局重新作出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行为，不违反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之规定，本案中，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于2017年5月5日作出毕方运政违通（2016）号第0120015号附1号《违法行为通知书》，告知原告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但该《违法行为通知书》却于2017年6月28日送达原告，即2017年6月28日被告大方县运输局才告知原告上述相关权利，而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已于2017年5月31日提前作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综上，被告大方县运输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未依法告知原告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未依法告知原告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四十一条、四十二条的规定，属程序违法。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依法应予撤销。对原告认为被告大方县运输局作出扣押其车辆的强制措施中存在的违法问题，属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审查范围，原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大方县道路运输局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的毕方运政罚（2016）第0120015号附1号行政处罚决定。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大方县道路运输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燃人民陪审员  李学伍人民陪审员  肖明忠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孙 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