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3民终52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地珍，女，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凡开，男，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凡连，女，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永松，男，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忠，男，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庆云，曾用名曾庆明，男，汉族，生于xxxx年xx月xx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上诉人李地珍、曾凡开、曾凡连因与被上诉人蔡永松、曾庆忠、曾庆云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7）黔0330民初1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地珍、曾凡开、曾凡连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6）黔0330民初字1891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习水县桑木镇大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2016年11月4日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无效；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蔡永松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4日的《调解协议书》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程序上遗漏当事人。因蔡永松岳父谢学权生前看拥的山林不是自留山，而只是向村或村民组承包管护的责任山林，其林地属于集体所有；林木收益承包管户人与集体为共有人。既然村集体组织系争山林共有人，则必然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即为涉案当事人。调委会在调解本案纠纷时未通知发包方参加也就是遗漏当事人。此为调解程序违法。二是实体上侵害了曾庆忠、曾庆云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权益。政府相关部门颁发《林权证》是以户为单位颁发的，户主仅是户的代表而已。证内的财产内容是该户主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财产，而非户主个人所有的财产。就本案而言，曾庆忠、曾庆云只是其二户的户主而已，其二户的山林林木是其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其未经其家庭成员委托授权，就擅自将共有山林“调解”给蔡永松，其行为是对其他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属无效民事行为。三是《调解协议书》将谢学权承包管护的集体山林“调解”与蔡永松管护是违反《继承法》的，因而是无效行为。按照我国现行法律，集体山林承包管护权虽然可以继承，但按照《继承法》规定，蔡永松作为本案集体山林承包管护人谢学权的女婿，不是谢学权法定的合法继承人。大山村调委会将涉案山林“调解”与蔡永松缺乏法律依据。 蔡永松、曾庆忠、曾庆云二审未书面答辩。 李地珍、曾凡开、曾凡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习水县桑木镇大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2016年11月4日出具的《调解协议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蔡永松系谢学权（已去世）女婿，被告曾庆忠、曾庆云系兄弟关系，原告李地珍系曾庆忠妻子，原告曾凡中、曾凡连系曾庆忠子女。2016年正月谢学权去世之后，曾庆忠、曾庆云与谢学权妻子杨明珍因“田丫口”（地名）山林的界址产生争议，原告曾凡中在争议山林中砍树，因蔡永松岳母杨明珍有智力障碍，蔡永松将双方的山林纠纷反应至大山村委会要求处理。大山村委会调解几次后无果。蔡永松又将争议情况反应至桑木镇政府，桑木镇政府综治办干部张安华、詹伟，林业站干部朱昌远于2016年11月4日到争议现场进行调解。蔡永松及其妻子谢春梅，曾庆忠、曾庆云参加了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在现场进行了界址固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因当事人之间的山林纠纷而起，桑木镇政府干部经过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已经了结了山林界址上的争议，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之规定，双方的纷争结束。然而通过庭审，从原告曾凡开，被告曾庆云、曾庆忠的陈述中可知达成调解协议的曾庆云、曾庆忠已经反悔。结合原告的理由，本院认为：1、调解协议遗漏当事人的问题，因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本就是林权的界址争议，调解协议中只是明确了各方管护山林的界址，对此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未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存村民委会员应作为当事人参与调解的问题；2、调解协议实体上侵害了曾庆忠、曾庆云家庭其他成员的合法财产权问题。因曾庆忠、曾庆云本就是户主，在处理林权纠纷时户主代表其他家庭成员作出决定，符合处理林权、土地权属争议的客观实际；3、蔡永松是否能参与调解的问题。蔡永松鉴于其岳母的实际情况，其与妻子谢春梅共同参与调解并无不当。综上，原告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同时经本院审查，曾庆忠、曾庆云在与蔡永松、谢春梅达成协议时并未受到胁迫，该协议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存在；从本院依职权对詹某、朱某的调查可知，在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对界址进行了固定，足以说明当事人达成协议是出于自愿，因此该协议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告主张调解人员朱昌远等并非大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但又在协议上加盖大山村调解委员会公章的问题。本案为确认合同效力问题，并非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况且本案实质上是林权纠纷引起的争议，朱昌远作为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詹伟作为镇综治办工作人员调处纠纷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原告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曾凡开、李地珍、曾凡连的诉讼请求。本案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原告曾凡开、李地珍、曾凡连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结合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习水县桑木镇大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6年11月4日作出的《调解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 对于争议焦点，本院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书面证明。本案纠纷发生后，在习水县桑木镇政府综治办干部张安华、詹伟、林业站干部朱昌远的主持下，曾庆忠、曾庆云各代表本户与蔡永松、谢春梅户到现场进行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后形成《调解协议书》，双方均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捺印，并加盖习水县桑木镇大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印章。故该《调解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曾凡开、李地珍、曾凡连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该调解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一）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二）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三）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规定之情形，故该《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之规定，曾庆忠户、曾庆云户与蔡永松、谢春梅户均应当按照该《调解协议书》履行。 综上所述，曾凡开、李地珍、曾凡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00元，由上诉人曾凡开、李地珍、曾凡连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 雨 审判员 李宗洪 审判员 何 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朱小燕 书记员张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