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1民初1842号 原告：马萍，女，汉族，1951年1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东山区，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838号南方医科大学内108栋前。 负责人：洪伟雄。 委托代理人：陈佳佳，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丘文杏，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46层。 负责人：冯伟。 委托代理人：王明辉，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许春妮，公司员工。 原告马萍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下称中行同和支行）、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下称国瑞基金深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萍、被告中行同和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佳佳、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明辉、许春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萍诉称：2013年4月23日，原告到中行同和支行找到客户经理刘子伦，讲明要求购买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但刘子伦推介原告购买3万元国投中高债A基金。在购买办理该基金时，刘子伦隐瞒代销基金的事实，没有让原告阅读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没有给原告购买该基金的合同或协议，没有告知需要收手续费的情况下，让原告在该基金凭证风险提示函上签字，并告知原告在10月份赎回，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人权益须知》、《集体资产管理计划客户须知》。当原告10月份去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处要求赎回时，发现亏损2万多元，对此刘子伦没做任何解释，仍没有向原告出示基金的合同或协议，直至2014年1月2日，原告至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处赎回该基金，存折上注明结余为49809.15元。原告从中赎回基金29518.41元，亏本无息，被告中行同和支行从中获利为20290.74元，违反了集合管理计划权益须知中“并将投资收益按比例分配委托人的一种投资方式”。因此原告要求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双方共退还20290.74元。二、另，2013年4月1日，原告首先到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处开设银行账户，向理财客户经理庄凯伟咨询购买银行发行的“中银债福”理财产品一百万元。2013年4月9日经在凯伟购买理财产品，被告中行同和支行的工作人员庄凯伟没给原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但在原告存折上却注明“转账”“支出”，原告自始至终没有理财产品的凭证。被告中行同和支行为了掩盖其根本没给原告先购买理财产品，而是将资金100万元挪用到其他项目、产品的获利。在挪用资金35天后，庄凯伟没有打电话给原告，却让刘子伦于2013年5月13日给电话告知原告，谎称理财产品中断了，推介原告于2013年5月14日购买代销广发聚鑫A类基金。在购买该基金时，刘子伦没告知是代销基金，承诺可在11月份赎回，有五万的利息，让原告在凭条风险函上签了字。刘子伦没向原告出示《证券投资人权益须知》，违反了《集合资产管理客户权益须知》的规定，也没给原告阅读资产管理计划，集合管理合同，被告双方违反了《基金法》、《基金合同法》、《运作办法》。原告于2014年11月19日首次，将被告没给原告购买理财产品，原告先后购买两份代销基金，起诉至白云区法院。经该院审理查明：中银债福理财产品，起息日为2013年4月9日，到期日为2013年10月16日，原告依据不足，判原告败诉。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级法院，并递交广发聚鑫A债券盈亏分析表与份额上1.20元证据要求赔偿20万元利息。因不属中院判决范围，省高院判原告继续走法律途径。原告于2016年6月6日第四次起诉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和两家基金公司。8月17日开庭时，被告双方才将理财产品说明书、理财中断、理财协议、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国投中高债协议交给原告。但未给原告购买国投中高债与份额上升盈亏分析表，时已过3年8个月，造成原告经济损失。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违反了“开放基金协议书”中《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原告要求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双方赔偿2万元钱，中行同和支行赔偿19000元，国投瑞银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公司赔偿1000元，共同承担起诉费。刘子伦，先后2次推介原告购买代销基金，设公开公式是代销基金，隐瞒事实。三、自2014年1月2日，原告将2份亏损的基金全部赎回后，被告刘子伦仍不死心收敛，竟一个人来到老年公寓，直接严厉责问原告：农业银行你还有没存款？原告听刘子伦发此猖狂，不由心跳加快，原告识破刘子伦的欺骗真面目，并厉声回答没有。任何一个银行，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唯有中行同和支行出现这种问题，这证明中国银行行长、广东省分行行长没有尽到行长的职责，没有管好同和支行的内部员工，违反了“中国银行就业人员道德行为公约”。被告中行同和支行不守诚信，是不放心的银行、爱说谎的银行，给原告造成具大的经济损失和心里损伤、媒体对此案先后曝光，被告中行同和支行所在地都有一定的影响反应。四、2013年4月23日，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员工刘子伦误导原告购买代销的国投中高债A基金，购买时没给原告合同，违反《合同法》，属于广东银监局2017年3月发布《关于开展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员工行为排查工作的通知》中的案件。目前，国家为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和强调整治金融乱象。由于起诉前，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员工告知原告，涉案的基金公司是在广东深圳，原告依被告中行同和支行的工作人员告知的电话拨打，接电话的服务人员确认原告购买了该公司的基金30000元，并称该公司总部在上海，所以原告认为，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是适格的被告。原告恳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中行同和支行退还30000元的基金利息20000元。2、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退还利息290.74元。3、两被告赔偿20000元，其中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赔偿19000元，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赔偿1000元。两被告共同赔偿40290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被告中行同和行支行辩称：1、原告已就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在其他案件中提出了诉讼，相关的[2014]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220号、[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52号、[2016]粤民申419号、[2016]0111民初6258号、[2016]粤民终18809号）判决书和裁定书皆已生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原告再次诉讼，是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2、被告中行同和行支行对原告认购的理财产品已经充分履行了风险提示的义务，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原告的损失与被告中行同和行支行不存在因果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辩称：一、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在本案中不是适格被告。原告依据其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购买的国投中高债A基金（000069）的行为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和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原告起诉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的依据仅有《基金合同》，但是《基金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应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非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作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驻深圳的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母公司在深圳地区的日常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未开展与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相关的业务活动，也未持有任何客户资产，因此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任何业务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同样，原告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之间无任何业务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故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二、原告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1、根据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向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查询确认，原告于2013年4月23日认购国投中高债A基金份额人民币30000元，扣除认购费178.93元后，加上募集期利息，最终确认的认购金额为29846.72元，并于2013年12月27日以29518.41元人民币赎回，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开放式基金业务凭条》中亦有上述金额的相关记录。根据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六十条规定：“投资人交纳认购的基金份额的款项时，基金合同成立：基金管理人依照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基金合同生效”及《基金合同》（《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合同》公示于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网第七部分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义务的约定：“基金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取得的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即原告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购买并持有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己使其成为该《基金合同》当事人，理应受到《基金合同》条款的约束；同时，《基金合同》的前言部分明确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此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提供给被答辩人的《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及，《开放式基金交易协议书》中均明确了“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带来的损失”、“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有效理财方式”等风险提示字眼，上述文件已经被原告签署确认。因此，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的投资品种，并非以支付固定利息为目标的银行存款类产品，既不保证投资收益，也不承诺本金不受亏损。原告投资于上述基金，有可能获取投资收益，也可能承担投资损失。原告因认购及赎回基金所产生的418.59元差额为认购手续费及正常的投资损失，基金管理人未向投资人承诺收益，也无责任替代原告承担相应的投资损失。另，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公募基金，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故原告提交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客户权益告知》也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综上，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声称的“亏损2万多元”、“亏本无息，被告从中获利20290.74元”，也无证据证明其所谓的亏损系因购买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而导致，更无任何依据要求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退还利息290.74元”或“赔偿1000元”。2、原告所述的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同和支行购买其他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中银债福”、广发聚鑫A的行为更与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非上述两只产品的管理人或销售方，原告因购买上述两只产品而产生的任何法律关系或纠纷均与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无关。基于此，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对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仅主体不适格，且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2日，原告将30000元存入账号为72×××13内。2013年4月23日，原告（乙方）与被告中行同和行支行（甲方）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协议书》，该协议书第四条约定：“乙方自愿在甲方开立基金交易账户，并向甲方申请办理甲方的代理的开放式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基金单位等基金业务，并办理其他相关手续，乙方的上述基金业务交易申请是乙方根据相关基金的基金公司所规定发出的要求进行上述交易的要约，乙方同意甲方根据基金交易业务的需要自动为乙方到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机构办理基金账户开户手续，并同意提供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所需的乙方开户资料。” 2013年4月23日，原告在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出具的《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上签名确认。该业务凭条抬头用红色字体特别提示：填写前请您认真阅读表格背面的《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银行打印一栏约定：“客户马萍，基金代码000069，银行卡号62×××16，基金名称国投中高债A，申请金额30000元，红色字体附注：‘本单仅代表中国银行接受您的委托，但不确只交易成功，最终确认方为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公司。’”客户填写栏载有风险提示：“1、本人/单位已阅读《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和《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充分知晓基金投资风险，自愿办理中国银行代理的基金业务，自担投资风险。2、风险匹配度提示，若您所选购基金产品的风险等级高于您的风险测评承受等级，是否确认继续交易？3、交易时间提示，若下单时间不在开放式基金联机交易时间之内，我行系统将默认为挂单交易，该交易将在下一交易日受理，是否确认继续交易？”原告在该栏注有“请认真核对以上内容后签字确认。”的客户签字处签字确认。上述《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的背面载有《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其中载有：“基金投资是长期理财的有效工具，但在获取收益的同时存在投资风险。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以下内容：（一）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组合的方式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通过组合投资降低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二）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三）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十时，投资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四）基金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五）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六）根据有关法规要求，本行将对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评价和记录，对所销售的基金产品依据科学方法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对投资者在购买过程中自动进行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产品风险等级的匹配校验、以确保投资者知晓所选购基金产品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关系，但我行所做的匹配校验仅供投资人参考，投资者应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基金产品并自行承担投资基金的风险。（七）我行在官方网站（××）和营业场所以适当的形式发布或提供《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供投资者查阅，请您认真阅读，知晓基金投资人权益和基金投资的风险。” 2013年4月23日，原告委托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认购同投中高等级债A基金（000069）。2013年5月13日基金成立，基金认购价为1元，认购份额29846.72份，手续费178.93元，总支出30000元。原告于2013年12月30日赎回该基金，每份成交净值0.9890元，成交份额29846.72份，赎回金额合计29518.41元，到账时间为2014年1月2日。因购买该基金亏损481.59元。原告为此认为，投资亏损是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违规操作，没有告知原告该基金不是银行自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而造成。 本案中，原告为证明被告中行同行支行违规操作，违反相关规定，提交如下证据：1、报纸，内容为有关“存款纠纷事件频发，银监会发文加强银行内控”、“广东银监局要求金融机构地毯式排查‘人’的风险、重点监测员工账户异常交易”、“柜面投资转账逾50万，银行应提示风险”的报道；2、《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道德行为公约》。 另查明，国瑞基金深圳公司提交的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为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有银行存折、《开放式基金交易协议书》、《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基金账户余额报告、基金合同、报纸、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认购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的国投中高债A基金，并与被告中行同和支行签订《开放式基金交易类业务凭条》，该凭条已明确载明了投资基金存在的风险，并以红色文字特别提示购买人认真阅读《基金投资风险提示函》，原告也在该业务凭条文本上签字确认。因此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就原告购买涉案基金已尽到提示义务，原告作为基金投资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应当能预见所购买的国投中高债A基金存在的投资风险。原告在涉案中未能提交足以证明被告中行同和支行在原告购买国投中高债A基金（000069）基金过程中存违规操作、误导原告购买涉案基金的行为的证据，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中行同和支行违背其意思表示，错误为其购买不属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基金的陈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虽然原告提供了报纸、公约等证据，但经审查上述证据亦无法证明被告中行同行支行在代销基金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误导原告和行为。原告购买国投中高等级债A基金（000069），造成亏损与被告中行同和支行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被告中行同和支行退还30000元的基金利息20000元、赔偿19000元，被告国瑞基金深圳公司退还利息290.74元、赔偿1000元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马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7元，由原告马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桂霞 人民陪审员  王群策 人民陪审员  朱雪梅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胡嘉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