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602民初5708号原告：南通天正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工农路228号银星大厦907室。法定代表人：陈桂芳。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美琴，南通市中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开发区中兴路邮电大楼三楼。法定代表人：许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上海申浩（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晓东，男，1981年5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如皋市。原告南通天正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正公司）与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赋外贸）、第三人张晓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6日、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桂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翟美琴，被告炜赋外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晓东到庭参加第一、第二次庭审，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第三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正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18604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第一笔125196.5元从2014年4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第二笔47484元从2015年1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第三笔13364元从2015年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4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WF1412F-001的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供应花边布，合同金额94966元，2014年3月8日，被告称所购花边布数量不够，又与原告订立了买卖合同，合同编号仍为WF1412F-001，合同金额32033元。2014年3月12日、17日、26日、27日原告实际供货价款为125196.5元。2014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WF1412H-012的买卖合同，合同金额为37440元，应被告要求另外追加了白色300米、藏青300米，故12月3、4日实际供货价款为47484元。2014年11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编号为WF1412H-010的买卖合同，合同金额13000元，12月11日、12日实际供货价款13364元。上述合同均由第三人张晓东代表被告签订。货款总计186044.5元，被告一直未能付款。为支持其诉请，原告提供下列证据：1、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打印件，拟证明被告身份信息及许虎系被告公司的股东。2、对账单，拟证明被告共欠付原告货款186044.5元。3、2014年2月28日、3月8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出货明细、送货单等，拟证明张晓东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实际供货价款为125196.5元。4、2014年11月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拟证明张晓东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实际供货价款为47484元。5、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拟证明张晓东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买卖合同，原告实际供货价款为13364元。上述3份合同中的第八条约定的付款方式是“余额发货后30日内支付”，所以原告诉请中利息的计算方式均是送货期届满后30日的第一日起算。上述三份合同附后的信件纸抬头均是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6、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贷记通知、2012年12月5日签订的买卖合同、送货单等，拟证明被告曾经支付过张晓东所签合同的货款。7、照片一组，拟证明银星大厦即是被告的办公场所，大楼上挂的是“炜赋外贸”，该栋大厦5楼里的12部是被告的办公场所，买卖合同形成于原告和被告之间。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014年12月23日的贷记通知、2014年9月30日的送货单、开票资料、色卡等，该组证据拟证明被告对外签订合同从来不以公章形式进行确认，该组证据中合同上的收货单位是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3部，所有的色卡也是被告的信件纸，说明被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均是以这种行为在对外从事交易。该组证据的合同相对方也是原告。9、发票一组11张，总金额125196.5元，拟证明应被告要求出具给收货单位南通天后宫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后宫公司）的。该笔货款已经确认数额。10、天后宫公司的营业执照、情况说明、附件、五张天后宫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拟证明：天后宫公司的身份情况；天后宫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收到原告的送货是代被告进行收取，进一步证明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就是被告；天后宫公司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印证了被告与天后宫公司存在加工合同关系，而原告送的货物正是用在了被告让天后宫公司加工的服装上，以此间接证明与原告发生买卖纠纷的就是被告。11、南通衣路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衣路公司）、启东市名浩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浩公司）的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以下几个事实：衣路公司、名浩公司的主体身份且两公司是关联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黄勇海；2014年12月4日陆新辉的收货行为是代被告进行收取，说明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是被告；由于衣路公司、名浩公司系关联企业，衣路公司为被告完成加工义务后，增值税发票是由名浩公司开具给被告的，更加说明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就是被告。12、小额系统专用凭证2张、浦发银行贷记通知16张、张晓东签订的合同，拟证明在这之前以张晓东名义的签订合同也是被告付款，原告与张晓东之间形成的交易货款，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张晓东的行为就是代表被告的行为，被告以付款的形式予以了认可，更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交易不是一笔而是多笔。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许虎是被告的股东，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与许虎有关联。2、对证据2至5的意见如下：原告提交的合同中除了2012年12月5日的合同是原件之外，其余的合同均为复印件。因此对于原告提交的合同的真实性需要进一步核实。原告提交的合同、送货单均无被告工作人员的签字，不能证明原告将相关的货物送货给了被告。所以原告的证据不能证明与被告之间发生买卖关系，被告并也没有收到原告送的案涉合同项下的货。3、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有该笔数额的款项从被告的帐户是有该数额的款项支付到原告处，但仅从款项的支付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上被告是受第三方南通爱知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知公司）委托向原告支付的货款。4、对于证据7照片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在这栋楼只是在4楼、6楼、7楼有一部分办公室，不能证明整个楼都是被告的，另外，原告也在该楼办公。5、对第8组证据中贷记通知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开票资料、送货单、色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这些资料里面并无被告以及任何工作人员的签字。反之可以证明被告已经将其中的15000余元支付给了原告，原告的起诉金额应当作相应的扣减。6、对证据9中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是该发票证明了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因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只能根据实际交易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没有要求原告开具上述发票。7、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认为增值税发票证明了成衣的买卖关系是发生在原告和出具情况说明及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各公司之间。增值税发票是交易关系存在的合法证据，再结合原告所提交的送货单以及这些单位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可以互相印证成衣的买卖关系的主体是被告与开票的有关单位。就情况说明而言，由于开票单位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尤其是与原告的诉请存在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如果原告在本案中败诉，则可以依据送货凭证及付款委托书向出具情况说明的成衣买卖单位主张辅料货款，所以出具情况说明的相关单位及个人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真实的事实，其立场是有问题的。同时，增值税发票以及付款委托书是形成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过程中，而情况说明是诉讼发生后后补的材料，其证明力远低于付款委托书及增值税发票。所以，对于情况说明的关联性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8、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被告确实通过自己的帐户向原告支付过有关款项，但是该款项是由成衣制作单位进行的委托付款，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质证如下：1、爱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志祥，是许虎的父亲，实际控制人还是许虎。原告提供的合同是第三人签的，2014年3月26日、3月28日的两个送货单不是第三人签收，是2014年2月28日和3月8日合同项下的货物，应该是服装厂的人代收的。原告提供的色卡是由许虎方提供的样卡给其客人确认的，要求原告按照样卡生产。2014年12月3日、4日的送货单是2014年11月6日合同项下的货物，色卡也是许虎方提供的。2014年12月11日、15日的送货单是2014年12月6日合同项下的货物，色卡也是许虎方提供的，上面是第三人的笔迹。上述合同送货单及色卡就是合同履行的材料。2014年12月5日的合同和相应的送货单也是真实的。对证据1没有异议，许虎不仅仅是股东，当时还是董事。对浦发银行的汇款不清楚。2、第二份证据不是和第三人签订的，第三人不清楚。照片是真实的，但是楼层可能当时不只这么多楼层，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12部2楼、5楼、7楼都呆过，所以第三人不清楚。3、发票是真的，当时开票数额是第三人在被告12部当业务员的时候指示的，因为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只能接受成衣发票，所以面辅料直接开给工厂，工厂开成衣发票给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现在也是这样。第三人未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12发表质证意见。被告炜赋外贸辩称：1、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也没有发生买卖关系，原告并未向被告交货，也没有向被告开具过发票，原告所起诉的买卖关系与被告无关。从付款数额看，原告自认自2011年起发生交易，货款总额约100万元，但其中仅有5万元从被告账户支付，且被告系根据第三方委托向原告支付；第三人与本案处理结构有重大利害关系，其陈述不能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发生于原被告间；第三人的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2、原告主张的货款未经对账，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货款金额，应承担不利后果；3、原告主张的货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虽然第三人陈述原告向其主张过货款，但该主张不能适用表见代理，原告未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故其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公司是有一个业务12部，实际上是挂靠在被告公司做业务，许虎是12部的负责人。许虎另外还有多家公司。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抗辩，被告提供下列证据：1、爱知公司社会保险缴费明细，拟证明第三人在2008年1月份之后已经是爱知公司的员工，不是被告的员工。2、由爱知公司出具给被告的付款委托书，因爱知公司向原告采购了面料，所以委托被告向原告付款52947元，即原告主张的浦发银行的汇款凭证。3、照片一张，拟证明原告与被告在同一幢大楼办公，对被告有许多业务部门，且是以挂靠方式经营是了解的。可以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与业务3部发生款项的往来的证据相互印证，原告认为与业务3部发生的往来跟本案没有关联，可见，此照片可以证明即使本案的交易属实，该交易也是发生在原告与挂靠被告的12部或者其他第三人之间。4、由爱知公司等单位向被告出具的付款委托书，拟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有关款项是受第三方的委托代为进行的支付。5、爱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南通汤姆斯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汤姆斯公司）的工商资料，拟证明爱知公司及汤姆斯公司是由许虎担任法定代表人并实际控制，被告往年向原告支付的货款是由许虎经办并确认，许虎原来也是被告业务12部的负责人，而本案诉争的买卖及货款争议与许虎没有关联，以往的付款行为不代表对本案诉争的交易关系可以产生任何佐证的价值，因为本案所有的合同、单据都是由张晓东经手的，张晓东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对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不是唯一能证明劳动关系的标准，本案的事实是张晓东确实是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了买卖合同，并指示了加工厂代为收货，买卖事实发生在原被告之间。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日期处是空白，不能排除被告为了本案而匆忙作出的补充性的证据，但如果付款委托书是真实的，从其内容中有“由贵司订购的南通天正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供给”的字样，可以看出所以真正的购买方就是本案的被告。3、对证据3，原告不认可被告的举证目的，首先楼层指引是目前的状况，并不是当时的状况，何况无论是3部或者是12部均不具有法律上独立的承担责任主体的资格，它依附的主体仍然是被告公司，在外部的表现情况看，大楼外侧就有炜赋外贸4个字，它应当承担给货款的义务，如果被告认为是挂靠，仅仅是其内部管理上的行为，不应该对抗原告，所以原告坚持认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是被告。另外，原告举证的3部也是被告公司的部门，3部接受原告的货物之后也是由被告付款给原告的，因此无论是3部还是12部都是代表被告的。4、该组证据中的付款委托书均没有日期，所以不能排除是事后补造；如果是真实的，其内容里有“由贵司订购的”，贵司就是本案的被告，能证明本案合同买方就是被告。另外，付款委托书是案外人公司与被告公司的发生往来的行为，与原告无涉，不应该约束到原告。5、该组证据原告不知情，但是退一步说，即使许虎名下存在其他的公司或者由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那么也不必然代表与本案发生交易的就是这些，因为在原告与第三人张晓东形成买卖合同时，张晓东代表了被告，合同抬头注明的是被告，且张晓东向原告提供的色卡的信件纸上均写有被告名称，且张晓东曾经确实是被告的员工，相关的养老保险均曾在被告公司处缴纳，张晓东的办公场所也在被告公司内，服装厂开具的成衣发票都是开具给被告的，也就是衣服的出口就是从被告公司出去，而原告提供的辅料也正是用在该成衣上面，也符合被告购买原告的辅料的合同目的。第三人对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1、第三人是2008年从被告处离职至爱知公司的，原因是业绩突出，第三人在被告处拿的是固定工资，许虎为了加工资就将第三人调离了。2、付款委托书是真实的，上面所有的字是第三人的，第三人在被告公司12部的时候，面料款80%以上是从被告打出去的，都用付款委托书，不是针对原告一家。3、对证据3，第三人不清楚现在的情况。第三人未对被告的证据4、5发表质证意见。第三人张晓东述称：第三人只是一个业务员，不承担任何责任。第三人是被告公司12部许虎的业务员，案涉业务发生时许虎是被告公司12部的经理，也是被告公司的董事、股东，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代表被告公司12部的许虎。原告在前年年底和去年向第三人催要过货款好几次，第三人解释并告知原告所有的款项问被告公司12部的部门经理许虎要。第三人提供证据：社会保险卡一份，证明第三人是爱知公司的员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志祥是许虎的父亲，该公司实际由许虎控制。原告对第三人的证据质证如下：该证据只能证明从2008年起交至2010年止第三人的社会保险是在爱知公司缴纳，而第三人也曾在被告公司出缴纳过社会保险，如果退一步来说，张晓东即使如被告所说无权代表被告公司，那么从该份证据可以证明张晓东对原告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其行为所代表的对象应该从其工作地点来确认。被告对第三人的证据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和第三人述称及各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本案案涉合同的买方是谁。原告主张案涉买卖合同买方为被告炜赋外贸。被告炜赋外贸则辩称其并非本案合同买方。第三人张晓东述称，第三人代表承包被告炜赋外贸12部的许虎签订合同。围绕争议焦点，本院结合当事人陈述对当事人的相关证据认证分析如下：原告提交的由天后宫公司、衣路公司、名浩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原告本案中提交的送货单中载明的花边布系由本案被告采购并用于被告委托该三家公司加工的成衣，被告认为该三家公司系利益相关方，如本案原告败诉则原告有可能向该三家公司求偿，该三家公司出具的证明效力不足；对被告的该意见，本院认为：第一、被告的该意见仅为被告的推测，以此推测否定第三方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并不充分；第二、该三家公司作为加工方，无论本案判决结果如何，本案案涉的花边布价款的最终承担方都是定作方，而非加工方，因此，该三家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方，其证言较之原被告陈述更具有客观性。而在天后宫公司签收的送货单上，更是在签收时即载明了“代炜赋十二部收”，可以进一步印证天后宫公司的证言，也可以用于推测衣路公司、名浩公司的相关收货是代被告收取具有相当高的可能性。关于被告所提出的增值税发票抬头为天后宫公司、衣路公司、名浩公司而非被告的意见，该三家公司均陈述另行开具成衣发票给被告炜赋公司，此行为为对外出口成衣加工合同之惯例，该陈述与第三人陈述一致，已明确此类行为为交易习惯，可以解释发票抬头并非被告的原因，被告以此抗辩被告并非合同买方的观点亦不能成立。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向原告付款，被告辩称上述付款均系受爱知公司公司并提供了爱知公司的付款委托书，本院对付款委托书认证认为：付款委托书中均未有落款日期，对其形成时间难以认定，不足以认定被告在向原告付款时即为接受爱知公司委托。关于被告提供的第三人张晓东的相关社保证明，仅能证明张晓东社保由爱知公司缴纳，而代缴社保实属寻常，张晓东在多个公司任职也属寻常，张晓东对此的解释也属合理，在存在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被告以此否认张晓东不能代表被告，该证据证明力不足，不足以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基于上述理由，被告提供的爱知公司、汤姆斯公司的资料，能够印证张晓东与许虎间的关系，可以用于佐证张晓东能够代表许虎签订合同，但不能以之否认许虎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进而也不能以此推定张晓东无法代表被告。至于被告提供的照片，与本案并无实质性关联，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根据上述认证和分析，本院认为，从合同订立的过程看，张晓东系代表许虎签订合同，而许虎在签订和履行案涉合同时系本案被告十二部负责人，张晓东订立合同系为被告所为有较大可能性；从合同履行的过程看，原告系向与被告发生加工关系的相对方交付货物，加工方均确认上述货物系由被告订购、加工方系代被告签收，交付的货物实际用于被告委托加工的成衣，综合合同订立与履行的情况，张晓东之签订和履行案涉买卖合同的行为，系为被告所为有高度可能性。被告抗辩张晓东亦或许虎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原被告之间并无买卖合同关系，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用于反驳原告的证据，不足以动摇上述事实。据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关联印证，足以认定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为本案被告，第三人张晓东在本案中签署、履行买卖合同等相关行为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2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向原告购买花边布，总数为9220米，单价10.3元/米，总金额94966元，交货方式为卖方送货，交货地点未约定，结算方式中定金项空白未填写，仅约定“余额发货后30日内支付”。2014年3月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其他约定同前述合同，数量为3110米，总金额32033元，交货地点未约定，结算方式中定金项空白未填写，仅约定“余额发货后30日内支付”。上述两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向天后宫公司送货。2014年5月13日至2014年5月14日，原告开具了抬头为天后宫公司、货物名称为蕾丝面料、总金额125196.5元的发票。2014年11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其他约定同前述合同，单价为12元/米，总金额37440元，交货地点未约定，结算方式中定金项空白未填写，仅约定“余额发货后30日内支付”。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分别向诚建绣花厂、衣路公司送货，其中，2014年12月3日，原告向诚建绣花厂送货总计700米，2014年12月4日，原告向衣路公司送货总计3257米，送货总金额为（700+3257）×12=47484元。2014年11月2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买卖合同一份，合同其他约定同前述合同，数量为1000米，单价13元/米，总金额13000元，交货地点未约定，结算方式中定金项空白未填写，仅约定“余额发货后30日内支付”。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被告的指示，于2014年12月11日向爱知公司送货总计1028米，送货总金额为1028×13=13364元。本院认为，原被告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原告依约提供了货物，被告应当付款。关于货款金额，被告抗辩双方未对账，但原告已经提供了送货单据和发票，被告未能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可根据原告的证据确认货款金额。其中，2014年2月28日和3月8日两份合同，尽管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据不全，但原告已经开具发票，考虑到交易习惯，双方结算后即开具发票，以发票金额作为结算金额应属合理，对原告主张的该金额125196.5元，本院予以认可；2014年11月份的两份合同，供货金额为47484+13364=60848元；上述货款总额为125196.5+60848=186044.5元。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应属合理，被告亦能预见，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起算日，因合同约定款项自供货后30日内付清，2014年2月28日和3月8日两份合同送货日期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考虑到双方于2014年5月14日开票结算，可推定被告应自该日起在30内支付货款，即2014年6月13日前付款；2014年11月6日合同于2014年12月4日送货完毕，付款日为2015年1月3日前；2014年11月26日合同于2014年12月11日送货完毕，付款日为2015年1月10日前。因此，货款的逾期付款利息，第一笔125196.5元从2014年6月13日起算、第二笔47484元从2015年1月4日起算，第三笔13364元可以从2015年1月12日起算，对原告的该部分诉请，本院亦予以支持。被告抗辩原告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第三人已陈述原告在起诉前曾多次向其主张过货款，鉴于第三人为合同签署方，原告向其主张货款，可以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主张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有证据予以支持，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南通天正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货款186044.5元。二、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南通天正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上述货款的逾期付息，分别以125196.5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13日起算，以47484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4日起算，以13364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2日起算，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021元，由被告南通开发区炜赋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4021元。审 判 长 叶 菁代理审判员 姚 雷人民陪审员 周 英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徐修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