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 民 事 判 决 书（2017）内01民终3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东彪，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景龙，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旭东，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主要负责人：乔焜，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辰，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东彪因与被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保）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2017)内0121民初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东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景龙、谢旭东，被上诉人中华联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东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华联保赔偿李东彪车辆维修费共计8014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李东彪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已向中华联保报案，本案事故原因及驾驶员信息均能査清，上述事实能通过中华联保保留的报案录音和报案系统记录的出险车辆信息表(抄单）以及事发时的出险询问调查笔录予以证实。根据保险法及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由保险公司出现场査勘、定损，保险公司根据对事故现场的査勘、调査，认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作出是否理赔的决定，若拒绝赔偿应及时出具书面拒赔通知书并由被保险人签字。而本案中李东彪第一时间报保险后，中华联保也及时派员出现场进行了査勘、调査。对驾驶员进行了询问并采集了驾驶证、行驶证等材料，并对车辆进行了拍照，固定了证据。驾驶员信息以及事故情况均能査清，中华联保也未出具拒赔通知书，同时中华联保已就第三人财产损失及车辆施救费等进行了赔付。依法应认定中华联保已认可保险责任，全额赔偿李东彪维修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本案中中华联保第一时间已进行査勘，査明了事故原因及驾驶员信息，同时也未出具拒赔通知，应依法判令其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二、法律并未规定每起交通事故当事人必须报警处理，本案交通事故属于单方事故且没有人员伤亡，同时李东彪已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报案后以及中华联保派员出现场时，中华联保均未告知李东彪需报警，反而是中华联保自行查勘、调査并同意赔偿，前期协商赔偿时中华联保明确要求车辆按报废处理，中华联保直接赔偿七万元，李东彪不同意该数额，事故发生多天以后中华联保又告知李东彪没有提供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要求李东彪报警，报警后由于间隔时间过长，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仅仅根据报警当时的情况出具了事故证明，出具证明时也没有前往事故地点询问村民，更没有调取保险公司电话录音以及査勘询问记录等。因此本案中中华联保存在过错，作为专业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出现场査勘，并没有告知李东彪报警，而是接受李东彪的报案及赔偿申请，作为一般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李东彪已尽到通知义务，且有理由相信中华联保已接受理赔，也有理由相信中华联保未要求报警就不需报警，直接由保险公司査勘、定损即可完成理赔。然而在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后中华联保又要求李东彪事后报警。导致交警部门无法出具事故认定。中华联保辩称，一、一审判决中，根据李东彪提供的事故证明无法证明其事故发生的原因，性质，司机的状况，并且在事故发生后又向中华联保打报案电话时，中华联保已通知交警处理，李东彪没有进行报警，虽然有中华联保的现场照片以及所谓的驾驶员的驾驶证进行拍照，无法事实上认定本次交通事故是否真实。二、从事故现场可看出，李东彪的翻车地点距离道路有一段距离，从现场照片不能反映出车辆的行使轨迹是否是报案人本人驾驶的车辆，就凭报案人报案是无法得知的，所以要求其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以此证明事故真实性。三、该车辆的第一受益人为工行呼和浩特明珠支行，即使中华联保应当赔偿，也应当赔付给工行呼和浩特明珠支行，不应赔偿李东彪，综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中华联保不应承担。李东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中华联保赔偿李东彪修车费8014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2日16时左右，李东彪所有的×××号小客车在沿X026线10km+700m处侧翻于路基下面，造成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李东彪向中华联保报案，该公司员工进行了现场勘验。该事故经呼市交管支队土左旗大队作出公交证字（2016）第008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称”2016年6月12日16时50分，办案民警在X026线10km+700m处出现场时，有朋友打电话说鲁家营村东有一辆小车开在路下面了，人员受伤不明，车辆受损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就直接到达现场进行勘验。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没有报警，经过对车主李东彪询问及现场勘验，无法查清驾驶员”。事故发生后，土左旗交警大队委托土默特左旗价格认证中心对李东彪车辆的损失进行了鉴定，经鉴定车辆的市场修复价格为80140元。中华联保认为该鉴定程序违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经释明，中华联保未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李东彪驾驶的×××号小客车在中华联保投有一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一份车辆损失险（102900元不计免赔），本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及李东彪、中华联保的当庭陈述，可以认定李东彪诉称的交通事故确有发生，且车辆受损。但本次交通事故系单车事故，且无法查清驾驶人，故李东彪应就事故发生时的原因、性质、肇事司机及肇事司机驾驶状态合法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东彪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4元，由原告李东彪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一审查明的事实中，事故发生地点按照呼市交管支队土左旗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记载应为土左旗Y311线3km+500m，按照中华联保查勘记录记载应为土左旗只几梁乡大水桥村东300米驶下路基造成受损。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李东彪诉争车辆车损险保单特别约定：保单第一受益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明珠支行，......，本车为贷款购车，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明珠支行，若车辆出险中国工商银行明珠支行作为第一顺序受偿人获得赔款......。2016年6月12日李东彪向中华联保电话报险时，中华联保客服人员曾要求李东彪报警。李东彪二审提供了报案录音、出险通知书、事故查勘记录、现场询问笔录、现场照片（驾驶员和事故车辆合影）、车辆出险信息表（报案记录代抄单）、交强险赔款计算书，拟证明李东彪第一时间报案，中华联保查勘记录了当时属第一现场、驾驶员是李东彪，有现场照片和李东彪与车辆合影，事故时间、原因、损失情况均查清，保险事故真实，未出具拒赔通知书且以赔偿的行为认可了保险事故及保险责任；中华联保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第一，保险人在接到出险报案后，派出相应人员查勘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况以确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以及是否存在免责情形，既是其义务亦是其权利。在保险人认为依靠己方人员难以查清事故相关情况时要求被保险人报警，依靠警方专业人员的调查确定事故情况，被保险人有义务予以配合，以便确定是否属于赔付范围。本案中华联保接到出险报案后，曾明确要求李东彪进行报警，查勘记录与出险通知书亦有已告知李东彪通知交警的相关记载，李东彪在此情况下有报警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第二，根据呼市交管支队土左旗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交警于事故发生后当日到达现场进行了勘验，在此种情形下，仍无法确认李东彪系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则李东彪有义务进一步举证其确为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员，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不利后果。第三，虽事故查勘记录、出险通知书等文件有第一现场、驾驶人李东彪等相关记载，保险赔款计算书确定了交强险赔付金额，但是否进行了部分赔付并不能证明中华联保有义务承担本案诉争的保险金给付义务，查勘记录、出险通知书等文件亦不能视为对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认。第四，根据车损险保单的特别约定，假使本案中华联保应承担保险责任给付保险金，其给付对象第一顺序应为中国工商银行呼和浩特明珠支行，李东彪亦缺乏证据证明其目前有权自行收取保险金。综上对李东彪要求中华联保赔偿车辆维修费共计8014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东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08元，由李东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周臻审判员吴芳代理审判员额日德尼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