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川13行初78号 原告袁林，男，196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代理人袁昌贵（系袁林之父），男，193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阳春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多平，区长。 委托代理人廖芯，女，该府法制办综合股股长。 委托代理人林谦，四川智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南鑫国际建材物流城。 负责人何远彪，执行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蒋吉民，男，该委员会国土办主任。 委托代理人段林林，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林诉被告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坪区政府）、南充现代物流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现代物管委）征地安置补偿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林及委托代理人袁昌贵；被告高坪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廖芯、林谦；被告现代物管委的委托代理人蒋吉民、段林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林诉称，原告系小龙农村居民家庭户的户主，原告早在2001年12月24日就把户籍从重庆市××南区迁至小龙街道花家坝3组，并以所承包的集体土地、自留地务农维持全家生计。为加快经济发展，2013年4月国家征收了原告的承包地及自留地，依法应由被告解决原告征地补偿生活待遇。为此原告多次要求被告予以解决，但至今被告并未解决。请求判决被告解决原告征地补偿生活待遇即每月支付生活费200元，并随标调增；同时要求补足原征地后所欠四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共计30000元，今后按国家征地补偿政策按月发放补助生活费。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村委会证明，拟证明原告在该村分有土地，也参加了该村的分配；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拟证明现代物管委的主体资格； 3、存折复印件，拟证明最初给原告发了三个月的安置款，后来因为有人举报，就没有再发了； 4、申诉书，拟证明要求解决袁林的安置补偿待遇； 5、原重庆机床厂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是协议工； 6、协议、协议工人名册、审批表，拟证明原告是协议工； 7、南府函[2009]200号文件，拟证明原告不应该适用此文件，应该适用中央的文件，关于轮换工不予安置补偿的规定是不合法的； 8、国发[1986]77号文件，拟证明原告只做了七年半的协议工，未转为正式工，而不是轮换工。 被告高坪区政府辩称，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不应该得到保护。原告的诉请是落实相关待遇和医疗费用，即该不该享受征地待遇的问题。经过调查，袁林是代替他父亲工作的轮换工，按照南充市人民政府文件的规定，轮换工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所以原告不应享受安置补偿。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现代物管委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2014年底原告的父亲袁昌贵因袁林的征收补偿生活费问题向信访部门提出信访要求。2015年2月18日高坪区政府受理其信访申请后，指令被告进行调查核实。2015年3月11日被告对原告的情况进行了核实，袁林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2015年3月13日袁昌贵提起信访复查申请，高坪区政府当天受理后，并于2015年7月6日到重庆机床厂调查。2015年8月3日出具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袁昌贵提起复核，南充市信访局决定予以维持。整个过程充分说明被告在收到原告的诉求之后积极展开调查，及时作出答复，程序合法、结论正确。二、被告认定原告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事实清楚、适用政策依据正确。原告的户籍系2001年自重庆市××南区迁至南充市××村。1989年10月袁林的父亲因为属于可退养换工的范围向其所在单位重庆机床厂申请退养换工。1989年11月23日袁林以换工的身份申请作为重庆机床厂的换工工人。1989年12月袁昌贵、袁林与重庆机床厂签订了《换工协议书》，约定袁林作为轮换工工人在重庆机床厂工作，期限为1989年12月至1997年5月。期间原告户籍在重庆，重庆机床厂为袁林购买了养老保险。换工协议期满后袁林与重庆市再就业中心签订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约定重庆机床厂按规定支付袁林的基本生活保障。2001年，袁林将户籍迁回南充市××村。后袁林一直缴纳了养老保险至2008年，共计15年，其达到退休年龄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1989年当时四川省是允许轮换工的形式让家居农村的老工人进行换工，让其成年子女到其工作的单位提供劳动，并与接受的单位签订轮换工协议，袁林的情况就是政策的产物。根据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充市城市规划区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函[2009]200号）第十条第（三）项规定：因退休（养）或企业改制下岗回乡居住的原城镇工作单位的人员（含轮换工）不享受征地补偿安置。根据此规定，原告已经享受了养老保险待遇，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原告购买了职工社会保险，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和政策，同一参保人并不能同时获得两份养老保险的待遇。因此被告依据合法政策对原告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的决定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 1、申诉报告； 2、南充市高坪区信访局接待群众信访问题交办单； 3、现代物管委关于袁昌贵信访一事的说明； 4、信访事项复查申请表； 5、介绍信； 6、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高府信复[2015]15号）； 7、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南府信复[2015]66号）。 证明内容： 1、袁昌贵、袁林因征收补偿生活费问题向信访部门提出信访要求，2015年2月18日高坪区政府受理后指令现代物管委进行调查核实，2015年3月11日现代物管委认定袁林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 2、2015年3月13日袁林的父亲袁昌贵提起信访复查申请，高坪区政府受理后，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于2015年8月3日出具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袁昌贵于2015年10月13日予以签收。后袁昌贵提起复核，南充市信访局作出了南府信复[2015]66号《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并送达。 整个过程充分证明被告现代物管委以及高坪区政府在收到原告的诉求之后积极展开调查，及时给出答复，行政程序合法、结论正确。 第二组 1、常住人口登记卡； 2、重庆市国营企业家居农村老工人退养换工报批表； 3、重庆市国营企业实行换工在农村招收协议工人审批表； 4、国营企业实行换工在农村招收协议工人名册； 5、重庆市国营企业家居农村老工人换工协议书； 6、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 7、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中心登记表； 8、重庆机床厂劳动人事处出具的证明。 9、袁林的社保卡信息 证明内容： 袁林的户籍系2001年自重庆市××南区迁至南充市××村。1989年10月袁林的父亲因为属于可退养换工的范围向其所在单位重庆机床厂申请，1989年11月23日袁林申请成为重庆机床厂的换工工人。1989年12月袁昌贵、袁林与重庆机床厂签订了《换工协议书》，约定袁林作为轮换工工人在重庆机床厂工作，期限为1989年12月至1997年5月。期间袁林户籍在重庆，重庆机床厂为袁林购买了养老保险。换工协议期满后袁林与重庆市再就业中心签订了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约定重庆机床厂按规定支付袁林的基本生活保障。2001袁林将户籍迁回南充市××村。后袁林一直缴纳了养老保险至2008年，共计15年，其达到退休年龄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第三组 1、《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同意攀钢对家居农村的老工人进行换工试点的通知》（川劳人发[1987]8号）； 2、四川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川府发[1988]67号）； 3、四川省人民政府转发省劳动厅关于对家居农村的老工人逐步扩大换工试点的报告的通知（川府发[1989]120号）； 4、《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对家居农村的老工人进行换工试点的通知》（川劳人人计[1988]28号）。 以上政策依据证实：1989年时当时四川省是允许轮换工的形式让家居农村的老工人进行换工，让其成年子女到其工作的单位提供劳动，并与接受的单位签订轮换工协议，袁林的情况就是政策的产物。 5、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充市城市规划区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函[2009]200号），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因退休（养）或企业改制下岗回乡居住的原城镇工作单位的人员（含轮换工）不享受征地补偿安置。袁林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其基本生活保障由社会养老保险金供养。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证据是真实的，但是对原告是轮换工不认可，原告是协议工，不应该适用南府函[2009]200号文件的规定。协议期满后，劳动局要严格审查，原告眼睛近视不合格，所以只做了7年的合同工。因为原告是缴纳了失业保险金的，就在再就业中心进行登记，无法就业就要和原工作单位脱离关系，解除合同。后原告仍然未找到工作，当时有规定，原告户口就迁回了南充，继续务农，有房子，有土地。 被告现代物管委对原告的证据认为，证据1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上面没有任何经办人的签字。证据2是真实的；证据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内容有异议。2002年重庆机床厂的证明说明原告是轮换工，而现在又说他是协议工，内容不真实；证据6是不完整的，没有签字部分，换工的程序和内容都完全符合轮换工的形式；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点中对轮换工有所保留，这个规定与被告提供的政策实际上相吻合的，保留了部分轮换工的权利，在四川省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证据8，暂行规定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这个规定不适用原告是轮换工的状态。实施办法无异议，但是也不适用袁林的轮换工的形式，他们是三方签订协议，并不是劳动协议。 被告高坪区政府对原告的证据认为，原告属于轮换工，按照政策要求并不是他去了过后就能成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过程中也有一个试用期。原告的合同为什么是7年半，是因为算至原告父亲退休的那一天，如果考核合格，才能成为有编制的正式工。南府函[2009]200号文件是不会考虑户口、是否有承包地的，只要是轮换工，就不属于安置补偿对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其它证据以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来源真实、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袁林之父袁昌贵原系重庆机床厂工人，1989年10月因其符合可退养换工的条件向重庆机床厂申请退养换工。1989年12月袁昌贵、袁林与重庆机床厂签订《换工协议书》，载明因重庆机床厂工人袁昌贵自愿申请换工，由子袁林来厂工作，以书面形式签订换工协议。约定：换工期限为7年6个月，从1989年12月1日至1997年5月4日止，协议期满，即终止执行。换工子女作协议工期间，可计算工龄，其招工手续、劳动管理、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等均参照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换工的老工人达到正常退休年龄时，即办理退休手续，户粮关系迁回农村，从办理退休手续之月起，改按退休待遇发给退休费，同时将考核合格的换工子女报市劳动局批准，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并按规定办理户粮关系。期间原告将户籍迁至重庆，并从1993年3月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至2001年。协议期满后袁林因考核不合格，未与该厂签订劳动合同。 1999年8月4日，重庆机床厂（甲方）、重庆市再就业中心（乙方）、袁林（丙方）三方共同签订了《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载明：这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书》（中发[1998]10号）和《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的通知》（渝委办发[1998]8号）的精神，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签订协议，约定：丙方进入乙方的期限自1999年8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止。协议期间，甲方负责按规定及时拨付由甲方承担的基本生活保障等费用，乙方负责为丙方代缴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障费，发放基本生活费。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三年期满，丙方仍未实现再就业，即与乙方终止协议关系，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协议期满后，因原告仍未实现再就业，则于2001年12月将其户籍迁回南充市××村，并一直缴纳养老保险费至2008年。 同时查明，2014年袁昌贵、袁林以袁林征地后未领取失地生活补偿费为由，向相关部门信访。2015年2月18日，高坪区政府指令现代物管委调查核实，及时回复。2015年3月11日，现代物管委作出《关于高坪区小龙街道办事处花家坝村袁昌贵信访一事的说明》，认定袁林为轮换工人，根据南充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充市城市规划区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的通知（南府函[2009]200号）第十条第二款第（三）项“下列人员不享受征地补偿安置：（三）因退休（养）或企业改制下岗回乡居住的原城镇工作单位人员（含轮换工）。”的规定，不应享受安置补偿。袁昌贵不服，向南充市高坪区政府申请信访复查。2015年8月3日，南充市高坪区政府信访局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维持了现代物管委的答复意见，并于2015年10月13日向袁昌贵送达。袁昌贵仍不服，向南充市人民政府申请信访事项复核。南充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15年12月22日向袁昌贵作出《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维持了高坪区政府的复查意见。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及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本院以 (2017)川13行初78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了原告袁林对被告现代物管委的起诉。 本院认为，针对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及所举证据，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是关于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三是原告是否应享受征地安置补偿。 关于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收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的规定，高坪区政府是土地征收补偿的主体，现代物管委是征收补偿的实施机关，原告要求对其履行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高坪区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未对其进行安置补偿，于2014年以其父袁昌贵及本人的名义向相关部门信访，现代物管委作出袁林不应享受安置补偿的信访说明后，袁昌贵向高坪区政府申请信访复查，高坪区政府作出《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维持了现代物管委的答复意见，并于2015年10月13日向袁昌贵送达，故应认定原告知道被告高坪区政府作出的不予安置补偿意见的时间是2015年10月13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原告于2017年9月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2年的起诉期限。 关于原告是否应享受征地安置补偿的问题。根据《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对家居农村老工人实行换工试点的通知》（川劳人计[1988]28号）的规定，对其配偶和子女均系农业人口并居住在农村的固定工人，经本人自愿申请，企业同意，签订协议，可离岗回乡，实行换工。换工来企业工作的子女，在其父（母）回乡退休期间是企业的协议工，等父（母）达到正常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时，经考核符合条件的，可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本案中，原告袁林的父亲袁昌贵原系重庆机床厂的正式工人，因其符合换工条件，自愿申请将其子袁林通过换工的方式，到该厂工作。经该厂审批同意，袁昌贵、袁林于1989年12月与该厂签订了《重庆市国营企业家居农村老工人换工协议书》，约定袁林的换工期限为7年6个月，从1989年12月1日起至1997年5月4日止。袁林的户籍也随之迁至重庆市××南区。故应认定袁林系以轮换工的形式到重庆机床厂工作。由于协议期满后，经考核，袁林不符合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条件，故未与该厂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遂于1999年8月4日与重庆机床厂、重庆市再就业中心三方共同签订了《重庆市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该协议载明系为了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促进再就业，经协商一致所签订，约定三年协议期满后，如袁林仍未实现再就业，就终止协议关系，与重庆机床厂解除劳动关系，已明确原告的身份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同时，原告在重庆机床厂工作和重庆市再就业中心协议期间，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协议期满后，因原告仍未实现再就业，则于2001年12月将其户籍迁回南充市高坪区，其社会养老保险关系一并迁回，并缴费至2008年。故被告根据《南充市城市规划区征地补偿安置暂行办法》（南府函[2009]200号）第十条第二款第（三）项“下列人员不享受征地补偿安置：（三）因退休（养）或企业改制下岗回乡居住的原城镇工作单位人员（含轮换工）。”的规定，认定原告不应享受征地安置补偿并无不当。 原告主张其系协议工，而非轮换工，不应适用南府函[2009]200号文件的规定，根据《四川省劳动人事厅关于对家居农村老工人实行换工试点的通知》（川劳人计[1988]28号）的规定，轮换工应是参工的形式，而并非是参工的性质，且在轮换工作期间是企业的协议工，这与认定原告系以轮换工的形式到重庆机床厂工作并不矛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袁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袁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庄娟 审 判 员  石炜 人民陪审员  曾胜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