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523民初2671号原告：王相禹，男，1971年3月6日出生，彝族，贵州省金沙县人，住贵州省金沙县，。委托代理人：张安贵，男，金沙县新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一般授权，。被告：金沙县广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鼓场街道太极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321759552F。法定代表人：曾友政，男，系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谭万勇，男，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原告王相禹与被告金沙县广泰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出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相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安贵，被告出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谭万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相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归还原告针对2016年5月5日出租汽车顺延手续下来后的车辆优先购买权；2、判决被告支付因原告于2016年5月5日出租汽车顺延下来未取得出租汽车购买权产生的损失共计72000元；3、判决被告支付因侵犯原告的优先购买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车旅费酌情赔偿8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9月20日金沙县人民政府、金沙县城市公共客运交管局、金沙县残疾人联合会、黔建城复（2008）46号文件批复的《金沙县五辆残疾人三轮车置换一辆出租车经营权方案》顺利通过，原告共同购买了一辆出租车，车牌号为贵Ｆ×××**，该车由原告将其挂靠在被告名下经营管理。2016年5月5日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下发的文件说明了原告所经营的出租汽车得到了金沙县运输道路管理局的顺延，经原告及其成员共同商议达成共同出资购买意向。在该出租车手续顺延下来后，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未得到原告授权私自购买出租汽车上路经营一年，并伪造合作协议书蒙蔽原告，给五名残疾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损失。原告认为被告应按照当年承包费，即出租车每月承包费6000元从2016年5月5日计算12个月，被告应赔偿原告承包费72000元。另原告与被告产生纠纷后，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及金沙县客运管理局和金沙县残疾人联合会反映情况，均未得到实际处理，反而让原告承担了超负荷的经济损失，故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车旅费合计8000元。原告为残疾人，无力承担诉讼费，其费用应由被告承担。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望依法判如所请。被告出租公司辩称，1、原告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涉案车辆是为了解决残疾人三轮车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残疾人不能驾驶出租汽车只能将涉案车辆交由被告经营管理，并将该车辆承包给案外人罗邦军实际经营。2016年3月26日原告委托案外人罗邦军对涉案车辆办理延续经营。2016年3月29日原、被告以及案外人罗邦军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罗邦军出资购买涉案车辆，交由被告进行经营。罗邦军是涉案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原告无权要求对涉案车辆享有优先购买权，同时根据出租汽车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出租汽车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统一，因此涉案车辆只能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法人享有经营权和所有权；2、原告请求被告支付承包费每月6000元无事实依据。根据金沙县人民政府以及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会议精神，被告方已按每月每人450元的标准支付残疾人补助费用；3、被告并未侵犯原告任何权利，并且原告未实际经营涉案车辆系因政府解决残疾人三轮车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原告未能经营该车辆并不必然产生精神痛苦，所以不应当承担精神损失等相关费用。原告王相禹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行政合同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是根据合同所载明的约定事项而理应得到涉案车辆的延续经营。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行政合同书第三条载明的特许经营期限为8年即2008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19日止。经营权出让期届满经营权终止，同时出租汽车的经营权以及所有权应当相统一，并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企业享有，自然人不能享有出租汽车的经营权及所有权。因此在第二轮延续时只能按照相关行业规定延续给被告，由被告将涉案车辆承包给具备驾驶资质的人员进行实际经营。2、合作协议书复印件3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签订了经营协议书，而原告却未得到优先购买权。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方自愿将以2008年五换一方式置换的个体出租汽车经营权及所有权过户到被告方名下，同时约定该车辆由案外人罗邦军出资购买。3、金沙县道路运输管理局金道运（2016）43号文件。用以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延续出租车优先购买权及经营权所依据的相关职能部门对运输行业即金沙县广泰汽车出租公司而下发的指导性文件，原告理应享有延续优先购买权。经质证，被告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明确指出纳入出租公司经营管理的7辆残疾人三轮车置换的出租汽车，由于车辆需要承包人出资购置并且每车每月需支付残疾人2250元。由此能够印证本案涉案车辆是由实际承包人罗邦军出资购买。为了解决残疾人三轮车的历史遗留问题，由实际承包人每车每月支付了2250元的承包费作为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金，因此原告不能享有该车的优先购买权。4、黔建城复（2008）46号文件。用以证明：（1）2008年金沙35辆残疾人三轮车拟置换出租汽车方案请示的批复；（2）2008年7辆出租车经营权的指示，而原告延续优先购买出租车是以第一次用残疾人三轮车置换出租车为依据。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批复中明确指出经营权有偿使用期限为8年，期限届满后经营权终止。5、通知。用以证明2008年原告办理出租汽车上市运营的相关手续，按照当时生活水平每月每车给付2250元的承包费分发给原告，由原告分发给其余本组的4人。而被告声称每月给付2250元是以2008年的生活水平及通知得来，每月给付2250元的费用不符合现在的生活标准。经质证，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且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出租公司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合作协议书、授权委托书。用以证明：（1）原告委托贵Ｆ×××**实际承包人罗邦军办理该车辆的延续经营事宜；（2）涉案车辆是由罗邦军出资购买，按照协议约定原告只能享有收取承包费作为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经质证，原告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授权委托书载明的委托范围是原告委托承包人罗邦军办理延续事宜而并非将该购买权授予罗邦军。被告理应依照前款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精神将优先购买权受让给原告，故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合作协议书为原、被告对车辆所约定事宜而签订，该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从合同约定本身来看，同时印证了原告对出租车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而原告签订该协议后未得到出租车的优先购买权。2、现金缴款单1张、收据1张。用以证明涉案出租车是由实际承包人罗邦军出资购买，原、被告双方以及案外人罗邦军均按照合作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经质证，原告对“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证明了是由罗邦军购买并非原告购买所延续的出租车。3、金道运（2016）43号文件。用以证明涉案出租汽车需要由承包人出资购买，并且实际承包人为案外人罗邦军。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文件的第二项延续经营许可方式为采取逐年延续经营许可，本案原告购买的贵Ｆ×××**出租车在达到车辆报废后理应延续之前的合同得到优先购买的权利。4、委托交接单、数据清单。用以证明被告已按照金沙县人民政府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以及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会议精神及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每月按每辆车支付2250元作为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金给原告**即5辆三轮车的残疾人。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及组员2016年每月打款2250元，而2017年1月后未向原告打款，且根据被告每月所打款项2250元是按照2008年原告将车交给公司时所约定的租金，2008年至今已长达9年之久，而根据现有的生活水平，2250元不能达到实际租金的限额。5、民事起诉书。用以证明涉案车辆是为了解决王相禹、左元芬、伍吉军、赵兴明、张红等五位残疾人三轮车置换出租车事宜，因此本案遗漏王相禹以外的其他当事人，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另外4位残疾人存在利益关系。经质证，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情况，原告提供的1-5号证据，经质证，被告均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定证据真实性；被告出租公司提供的1、3、4号证据，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被告出租公司提供的2号证据，经质证，原告有异议，且又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出租公司提供的5号证据，因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如下：金沙县人民政府、金沙县城市公共客运交管局、金沙县残疾人联合会及黔建城复（2008）46号文件批复的《金沙县五辆残疾人三轮车置换一辆出租车经营权方案》于2008年9月20日通过，同日，原告王相禹与金沙县城市管理局签订《金沙县城市出租汽车特许经营行政合同书》，该合同书第二条载明：“2008年8月11日，乙方通过承诺并实际履行三轮车退出城市客运市场，用五辆三轮车置换1辆出租车经营权名额、并以邀标的方式取得特许经营权。”及第三条载明：“根据《贵州省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特许经营权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乙方所享有的特许经营权期限为8年，从2008年9月20日至2016年9月19日为止，经营权出让期届满，经营权终止。”，据此，以原告王相禹为代表的五辆残疾人三轮车置换获得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经协议出租车由案外人罗邦军实际出资购买并挂靠在被告出租公司名下经营管理，车牌号为贵Ｆ×××**。出租车由罗邦军实际经营，罗邦军每月缴纳2250元在被告出租公司，由原告王相禹领取分配给其余4个残疾人三轮车所有人。2016年3月原告王相禹与被告出租公司及案外人罗邦军签订《金沙县个体经营出租汽车公司化经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第一条载明：“乙方（本案原告王相禹）及丙方（案外人罗邦军）自愿将2008年以“5换1”方式置换的个体出租汽车经营权及车辆所有权过户到甲方（本案被告出租公司）名下，实行公司化经营，乙方和丙方为该车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实际拥有人。”。原告王相禹诉请被告支付其损失的主张，未向本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2008年9月20日原告王相禹与金沙县城市管理局签订《金沙县城市出租汽车特许经营行政合同书》，虽约定原告王相禹为代表享有对置换所获得的出租车的特许经营权，但并未明确约定原告享有出租车辆的优先购买权。其次，2016年3月原告王相禹与被告出租公司及案外人罗邦军签订了《金沙县个体经营出租汽车公司化经营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主要内容明确约定了原告王相禹作为出租汽车经营者，案外人罗邦军作为出租汽车承包人（出资人），原告王相禹及案外人罗邦军自愿将2008年以“5换1”方式置换的个体出租汽车经营权及车辆所有权过户到被告出租公司名下，实行公司化经营，原告王相禹及案外人罗邦军为该车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实际拥有人，据此可以看出，原告王相禹仍只享有车辆经营权，并不享有车辆优先购买权。而且车辆实际所有人是案外人罗邦军，被告出租公司仅是名义上的所有人。三方签订的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故原告王相禹诉请被告出租公司归还其车辆优先购买权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原告王相禹诉请被告出租公司赔偿其因未取得出租车购买权而产生的损失72000元，及因侵犯原告王相禹优先购车权而造成的精神损失费、误工费、车旅费合计8000元，原告王相禹未举证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王相禹有责任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其诉讼主张，但原告王相禹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到的各项损失，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其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相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计900元，由原告王相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姚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日书记员  胡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