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03民初7974号 原告：肖丹，女，199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告：肖某，女，2011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以上原告共同法定代理人：罗满珍，女，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系肖丹、肖某的母亲。 原告：罗十妹，女，1942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满珍，自然情况同上。 被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滨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2004266006872。 法定代表人：蔡建春，院长。 委托代理人：程慧娟，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旭俊，福建首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肖丹、肖某、罗十妹与被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思民初字第8086号民事判决。肖丹、肖某不服该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6）闽02民终357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肖丹、肖某、罗十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满珍，被告中山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慧娟、陈旭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肖丹、肖某、罗十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死亡赔偿金、扶养费、赡养费共计1706332元，另医疗费实报实销；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肖丹、肖某系患者肖朋胜的女儿，罗十妹系肖朋胜的母亲。2009年12月8日肖朋胜因大咯血到被告处就医，经被告的医生诊断为××并咯血，并要求肖朋胜住院治疗。到2010年1月21日出院，在住院期间，被告均以肖朋胜患××给予治疗。出院后，肖朋胜偶有咯血，因经被告诊断为××，所以肖朋胜及其家属也没有十分在意，时间达两年。到了2012年6月17日，肖朋胜又突发性大咯血，于是送到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经诊断为××，住院5天后再次大咯血，抢救无效死亡。后原告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患纠纷于2012年9月25日到厦门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时，才知道患者肖朋胜早在2009年12月8日的大咯血就已经患上了××病，这从被告对患者肖朋胜的Ｘ光片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Ｘ光片的比对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原告认为被告的误诊行为，对患者肖朋胜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理应对肖朋胜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2015年12月23日原告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厦门分所进行鉴定，证明被告存在过错。由于××早期诊断治愈率很高，所以误诊与肖朋胜死亡关联度较高。请根据法院根据关联度比例赔偿。 中山医院辩称，患者肖朋胜在被告处诊疗后病情痊愈，被告没有任何过错；肖朋胜罹患结核病是新发疾病，与2009年的××没有任何关系；肖朋胜的死亡原因是咯血引发的窒息，与结核病的病程也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很多主观臆断均是出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原告认为肖朋胜两次住院均以咯血为首发症状，所以两次疾病为同一疾病，这是错误的，肖朋胜在被告处治疗时并非结核病，其出院时已经治疗痊愈，2年半内也无任何不适，2012年新发××，并因严重咯血窒息去世，与2009年××完全无关的独立事件，与被告的诊疗没有关联性。综上，被告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原审在上海召开鉴定听证会时，原告拒不缴交鉴定费，导致无法鉴定。后原告独自委托鉴定。医调委的材料是被告未参与的调解。本案再审中，委托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人员告知原告被告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为了节省原告的费用，故没有受理鉴定。后又向其他鉴定机构委托鉴定，均以未尸检为由退件。患者在被告处治疗后，历经两年在被告以外的地方死亡。原告以肖朋胜坠床死亡为由向第一医院索赔10万元。患者死因不能明确的情况下，应以原告认可的坠床为死因。 围绕诉讼请求，肖丹、肖某、罗十妹提交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长汀县涂坊镇溪源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出院记录、死亡记录、住院病历、临床护理记录单、心电功能检查申请单、检验报告单、临床体液检验申请报告单、长期医嘱单、体温单、门诊病历、Ｘ光片、死亡证明、土地房屋权证、肖朋胜暂住证、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厦门分所【2015】临鉴字第78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律师教您咋看病（案例精解）》作为证据。围绕抗辩意见，中山医院提交了病历、影像资料报告单、医学专家《情况说明》作为证据。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死亡病历讨论记录及病程记录、厦门市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厦门市医调委）厦医调【2012】040号《调解协议书》及相关卷宗资料作为证据。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交的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厦门分所【2015】临鉴字第789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系原告违反法律规定单方委托作出，本院对其内容不予采信。 对原告提交的《律师教您咋看病（案例精解）》，该书作者吴善宽参与了厦门市医调委厦医调【2012】040号纠纷的调解过程，书中采写的“××咯血窒息坠床死亡案”明确为厦医调【2012】040号纠纷，真实性应予认定。但该书内容与厦医调【2012】040号卷宗资料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后者为准。 对被告提交的医学专家《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的性质为参与调解的医学专家的专业见解，形成于厦医调【2012】040号纠纷调解多年以后。厦医调【2012】040号纠纷调解过程中，医学专家亦就相同问题发表了专业见解并记录于笔录之中。若前后见解不一致，应以形成在先的内容为准。 对经本院采信的证据以及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2月28日，患者肖朋胜以“咯血7小时余”为主诉进入中山医院住院诊疗。2009年12月28日首次病程记录对咯血症状进行了详细描述：7小时余前无明显诱因开始咯血，为整口鲜血、带血块，每次量约5ｍｌ左右，共四、五次，后自行停止；3小时前再次开始出现间断咯血，总量约200—250ｍｌ。初步诊断：“咯血原因待查：支气管扩张症并咯血？”《首次病程记录》记载的“鉴别诊断”中包含××可能。2009年12月29日副主任医师查房认为：“患者无结核中毒症状，胸片示病变非结核好发部位，未见明显纤维化、钙化等特点，不支持，可完善胸部ＣＴ、血结核抗体、ＰＰＤ试验等以鉴别。”2009年12月30日代主任医师查房认为：“患者入院后经头孢吡肟、左氧氟沙星抗感染治疗及止血芳酸、止血敏、速乐涓等止血治疗后，症状较前好转，继续目前方案治疗，等待进一步检查结果回报明确咯血原因，观察病情变化。”2010年1月2日副主任医师查房、2010年1月5日代主任医师查房，均继续目前方案治疗。2010年1月8日副主任医师查房认为：“（2010年1月6日）患者ＰＰＤ试验3＋，但入科后经积极治疗后症状好转；暂予目前方案抗感染治疗及止血治疗，完善痰脱落细胞学及痰找抗酸杆菌等检查。病情续观。”2010年1月12日病程记录载明：“检查：2010年1月11日痰结核杆菌ＤＮＡ阴性。患者痰找结核菌ＤＮＡ阴性，不支持结核菌感染。”继续目前方案治疗。此后，肖朋胜症状缓解，于2010年1月14日起停用抗生素、止血药。2010年1月19日，胸部ＣＴ平扫示：“右肺中叶内侧段斑片状、团片状增密影，右下叶背段小结节状影，边缘清晰，密度较高，左下舌叶、左下叶斑点状、斑片状渗出影”。2010年1月21日肖朋胜出院，出院诊断为“双下××并咯血肝囊肿肝血管瘤双肾囊肿”，出院记录的病情转归处载明为治愈，出院医嘱为呼吸内科门诊随访，病情变化及时就诊；肝囊肿、肝血管瘤至肝胆外科门诊随访，肾囊肿至泌尿外科门诊随访。 2012年6月17日，肖朋胜以“间断咯血2年余，再发6小时”为主诉入住第一医院杏林分院，后于2012年6月22日死亡。第一医院《死亡病历讨论记录》小结意见载明：死亡诊断“1、ＩＩＩ中0／上中ＯＳ（＋）初治并大咯血2、咯血窒息3、肺部感染”明确，死亡原因明确，系××并致死性大咯血窒息，出现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临床上一旦出现致死性大咯血窒息，抢救成功率极低，死亡难以避免；对于大咯血窒息死亡，重在病因预防，如××，应常规筛查，及时发现，早期治疗，避免肺结构损害的出现，以期避免肺大血管收到侵蚀破裂导致致死性大咯血。” 厦门市医调委于2012年9月25日受理肖丹、肖某、罗十妹与中山医院调解纠纷的申请，于2012年9月28日组织兼职调解员、社会监督员、呼吸内科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以及厦门市医调委工作人员组成调解小组共同调解。调解小组合议认为：第一医院对肖朋胜的诊疗过程中在大咯血风险告知、肺栓塞治疗方案告知、大咯血窒息时抢救措施方面均存在不足。厦门市医调委建议双方根据《侵权责任法》和《厦门市医患纠纷处置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赔偿，后双方达成厦医调【2012】040号《调解协议书》，由第一医院一次性赔偿患方100000元并履行完毕。根据上述纠纷调解笔录记载，调解过程中医学专家发表见解：“医方（第一医院）主任分析比较客观，片上提示已经有空洞，是肺部坏死的表现，严重的情况一般是形成血管瘤，侵犯到大的动脉。结核病建议早期、足量、联合、规范的治疗原则。患者2010年就已经发现结核，没有规范治疗，此次是咳血才住院。医方找到结核菌，是铁的证据，诊断上没有问题。咳血一次超过100就已经是大咯血了，患者是600—800，已经很严重了。”医方（第一医院）认为：“从患者片子和病史，应该可以判断2010年在别院（中山医院）时就是结核病。”医学专家继而发表见解：“结核病是慢××，早期规范治疗才能防止进展。患者的病程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监督员认为：“根据患者病程，可能当时在中山医院就诊××早期，只是症状不明显，没有诊断出来，后来出院后长时间慢慢发展，进一步恶化。”《律师教您咋看病（案例精解）》采写上述调解案例时引述了调解小组的相关意见。 本案原审一审中，本院就中山医院对肖朋胜的诊疗活动是否存在过错、诊疗行为与肖朋胜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参与度等事项，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因原告未支付鉴定费用，上述鉴定委托被退回。本案原审二审中，肖丹、肖某、罗十妹单方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厦门分所就上述事项作出中山医院诊疗活动存在过错的鉴定报告。 本案重审一审中，本院就上述鉴定事项先后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均以未进行尸体解剖、死亡原因争议较大为由不予受理。参与厦医调【2012】040号纠纷调解的医学专家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本人根据案情（厦医调【2012】040号）陈述复述为患方（肖朋胜）2010年有结核病，此陈述依据不足，并不代表本人对患者2010年疾病的诊断分析意见。” 另查明，原告肖丹、肖某系肖朋胜女儿，原告罗十妹系肖朋胜母亲；患者肖朋胜死亡前已离异，其父亲已去世。罗十妹除肖朋胜外，另有三名成年子女。肖朋胜自1999年3月起来厦门居住，直至其死亡。 本案原审和重审先后五次委托鉴定，除原审委托鉴定系因未缴费而终止，重审中四次委托鉴定鉴定机构均以肖朋胜未作尸检、死因存在争议为由退鉴。案件审理过程中，经仔细阅读案卷材料，认真听取原、被告双方意见，反复与鉴定机构咨询、协调，调取与肖朋胜死亡的相关调解资料，本院认为本案委托鉴定事项，亦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逻辑上可分为两部分待证事实：一是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中山医院对肖朋胜是否存在诊疗过失；二是若存在诊疗过失，与2012年6月肖朋胜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鉴定机构站在医疗专业的认识立场，认为上述两部分事实是难以分割的整体，应当统一分析评判，出于谨慎考虑均予以退鉴。然而，法院不能拒绝裁判，人民法院站在法律专业的认识立场，结合在案证据和已查明事实，认为上述两部分事实应当且能够在司法层面分别加以认定。 一、关于中山医院是否存在诊疗过失 首先，从普通人的认识角度分析。诊疗记录表明，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肖朋胜在中山医院住院治疗期间：（1）患者以咯血为主诉入院；（2）ＣＴ报告示病灶为右肺下叶背段；（3）ＰＰＤ试验结果为3＋；（4）仅采集一次痰标本化验；（5）用药包含左氧氟沙星。然而，根据公开渠道可获取的医学知识可知：（1）××病人少有咯血为首发症状；（2）下肺叶背段是结核病好发部位；（3）ＰＰＤ试验结果强阳性应高度怀疑活动性××；（4）痰化验至少须采集3份痰标本，包括清晨痰、夜间痰和即时痰；（5）左氧氟沙星是治疗结核病的二线药物，用药后症状好转恰恰更需要考虑罹患××，而不是因此排除××的可能性。可见，中山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瑕疵，凭借医学常识可以辨别，未超出普通人认识能力。 其次，从专业人员的认识角度分析。2012年肖朋胜死亡后，厦门市医调委组织了兼职调解员、社会监督员、呼吸内科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以及厦门市医调委工作人员组成调解小组共同调解。调解过程中，第一医院认为患者在2010年前已感染××，对该观点监督员表示赞同。医疗专家虽未直接认可，但从其“患者2010年就已经发现结核”（后自称口误）“结核病是慢××，早期规范治疗才能防止进展。患者的病程来看，应该是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等发言内容来看，其对第一医院的观点是默认的。厦门市医调委在患者死亡后不久便组织调解，调解小组成员包括医学专家、第三方医院等专业人士，小组成员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且当时也无法预见本案纠纷的产生，故小组成员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客观性、时效性，应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 最后，从举证责任角度分析。诊疗记录和调解小组意见等在案证据已初步证明中山医院对肖朋胜存在诊疗过失，此后应转换举证责任由中山医院提供反驳证据——例如对其有利的鉴定结论。本案终未形成鉴定结论，数次退鉴原因系未尸检以及双方未就肖朋胜死亡原因达成一致意见。肖鹏胜未尸检已无法改变，但对死因的确认并非不可补救。原告主张以第一医院死亡病历讨论记录所认定的死因“系××并致死性大咯血窒息，出现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为准，被告不予确认但却无法另行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死因。由于肖朋胜在第一医院住院时死亡，目前第一医院的死亡病历讨论记录是能够用以证明肖朋胜死因的所有证据中形成时间最接近待证事实、作出主体足够专业以及判断立场相对超然的一份证据，且该死因结论得到了厦门市医调委调解小组的认可，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予采信，故原告主张据此认定死因是合理的。中山医院否认死亡病历讨论记录认定的死因导致鉴定程序无法进行，应当承担鉴定终止所致的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本院认定中山医院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期间对肖朋胜开展诊疗活动时未达到医疗常规所要求的注意程度和技能水平，应认定其诊疗行为存在一定过失。 二、诊疗过失与肖朋胜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诊疗行为、患者损害、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在诊疗行为和损害后果明确的情况下，医疗机构的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强度是认定侵权责任大小的主要依据。本院认为，2009年12月至2010年1月中山医院对肖朋胜××的误诊漏诊与2012年6月肖朋胜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较弱。首先，虽然中山医院存在诊疗过失，但2010年初肖朋胜出院时咯血等症状已缓解。也就是说，即便肖朋胜当时已罹患××，但通过治疗（例如左氧氟沙星对××有一定疗效）出院时不但无生命垂危之虞且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中山医院的过失较小。其次，2012年6月第一医院的病程记录显示肖朋胜以“间断咯血2年余，再发6小时”为主诉入院，肖朋胜自2010年中山医院出院后两年多时间里不时咯血，其作为曾因肺病住院治疗的既往病史者却再未前往医疗结构就诊，讳疾忌医以致病入膏肓、错失诊疗时机，其对自身死亡结果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山医院可以减轻责任。再者，厦门市医调委调解小组合议认为第一医院对肖朋胜的诊疗过程中在大咯血风险告知、肺栓塞治疗方案告知、大咯血窒息时抢救措施方面均存在不足，第一医院的瑕疵诊疗行为对肖朋胜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于肖朋胜死亡系第一医院和中山医院各自诊疗过失分别造成的同一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两家医院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分析，中山医院的诊疗过失较轻，本案存在“中山医院误诊漏诊—患者自身延误治疗—第一医院治疗措施不足”的多因一果情形。综合考虑患者前后死亡原因时间跨度长达两年多、牵涉两家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患者本人亦存在过错等特殊因素，应认为中山医院的过失诊疗行为与肖朋胜死亡后果之间是一种弱因果关系，本院酌情认定中山医院应对肖朋胜死亡承担5%的损害赔偿责任。 对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本院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本案庭审辩论终结上年度即2016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54元。肖朋胜自1999年起便来厦门居住，死亡时未满六十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计算死亡赔偿金为925080元（46254元／年×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本案庭审辩论终结上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0867元。肖朋胜2012年6月22日死亡时，其有义务扶养的被扶养人为女儿肖丹（1998年11月27日出生，13周岁）、肖某（2011年2月8日出生，1周岁）以及母亲罗十妹（1942年6月12日出生，70周岁）。截至肖朋胜死亡时其扶养对象及扶养年限为肖丹5年、肖某17年、罗十妹10年。其中，肖丹、肖某另有罗满珍为扶养人，肖朋胜应承担二分之一的扶养责任；罗十妹另有其他三位成年子女（肖朋胜的兄弟姐妹）为扶养人，肖朋胜应承担四分之一的扶养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山医院只赔偿肖朋胜依法应负担的部分。具体而言，前5年肖朋胜的扶养对象为肖丹、肖某、罗十妹三人，应按赔偿标准定格即上一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50%＋50%＋25%，超出100%按100%计）计算为154335元（30867元／年×5年）；第6年至第10年肖朋胜的扶养对象为肖某、罗十妹二人，应按上一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75%（50%＋25%）的标准计算为115751元（30867元／年×5年×75%）；第11年至第17年肖朋胜的扶养对象为肖某一人，应按上一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50%的标准计算为108035元（30867元／年×7年×50%）；以上三项相加，被抚养人生活费累计为378121元（154335元＋115751元＋108035元）。3、医疗费。原告未明确其所主张的医疗费金额，且未就医疗费进行举证，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中山医院应对上述赔偿项目承担5%的赔偿责任，亦即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65160元【（925080元＋378121元）×5%】。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肖丹、肖某、罗十妹支付赔偿金65160元； 二、驳回原告肖丹、肖某、罗十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750元，原告肖丹、肖某、罗十妹负担4275元，被告中山医院负担475元。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燕航 代理审判员  郭泽喆 人民陪审员  邓小露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代书 记员  杨雅玲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