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13民初3293号 原告：郭某，女，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原告：于某1，女，2004年8月9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济南市长清区。 原告：于某2，女，201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学生，住济南市长清区。 法定代理人：郭某，女，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系于某1、于某2之母）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文，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济南长清诚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长清区。 被告：王庆瑞，男，199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被告：陈文志，男，1986年4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被告：李明，女，198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被告：刘旭，男，1993年1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光，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好民，男，1973年5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被告：于好虎，男，1979年4月16日，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被告:董思健，男，1979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长清区。 原告郭某、于某1、于某2与被告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某、于某1、于某2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文、被告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及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旭光、被告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某、于某1、于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赔偿医疗费1820元、死亡补偿费630990元、丧葬费26230元、抚养费19854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鉴定费3600元，共计876180元；2.诉讼费由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承担。庭审中郭某、于某1、于某2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赔偿医疗费1179元、死亡补偿费680240元、丧葬费28635元、抚养费21495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36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31日于好勇（已死亡）和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七人在于好民家中就餐并喝酒，在让酒过程中于好勇和王庆瑞发生争执，于好民、李明、钱焕菊看到王庆瑞动手殴打于好勇，造成于好勇离开于好民家后死亡，经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医学尸体检验作出（济）公（长）鉴（尸）字【2017】1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于好勇符合严重心脏病发作死亡，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因于好勇是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其死亡给郭某及其两个孩子造成严重心理打击，致使三人失去生活来源。为了保障郭某、于某1、于某2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三人诉至法院。 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辩称，1.根据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法医尸体检验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于好勇的死亡是因为严重心脏病发作造成，其因果关系是于好勇自身的疾病发作导致其死亡后果，与其四人行为没有因果关系；2.郭某、于某1、于某2所诉赔偿标准应以其实际生活和居住的事实为准，应适用农村标准计算。 于好民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于好勇死亡系由于王庆瑞与其争执引起的。 于好虎未作答辩。 董思健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下列证据：郭某、于某1、于某2提交的（济）公（长）鉴（尸）字【2017】1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复印件一份、常住人口登记卡原件四份、殡葬证原件一份、死亡证明原件一份、济南市客运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原件一份、济南大正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法医病理检查技术服务费发票原件一份、长清区人民医院门诊病历及收费票据原件各一份、户籍证明复印件六份、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本院依法调取的长清区公安局制作的案件调查材料复印件一宗，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双方对王庆瑞是否殴打于好勇存有争议，为此郭某、于某1、于某2提交钱焕菊、李明、于好民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复印件三份，拟证明被告王庆瑞存在殴打于好勇的行为；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对此予以否认，认为钱焕菊、李明、于好民三人的询问笔录对事发过程及是否存有肢体殴打行为的陈述并不一致，只能证明于好勇与王庆瑞发生口角，无法证明王庆瑞殴打了于好勇；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制作的卷宗材料、询问笔录、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当事人的陈述，各在场人员对于好勇与王庆瑞之间是否存有肢体接触陈述不一，目前仅可认定王庆瑞与于好勇在饮酒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言辞争执，并引起于好勇情绪激动，无法认定二人存在肢体冲突、殴打等行为，至于何人先引起争端基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2.郭某、于某1、于某2提交租赁协议一份，主张于好勇生前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长期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并非农村，结合于好勇不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事实，拟证明本案应适用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王庆瑞、陈文志、李明、刘旭对该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其真实性；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系房屋租赁中介机构的格式合同，其在形式上有重大瑕疵，未加盖房屋中介机构的印章，在尾部当事人签章处亦无出租方（甲方）的签字及证件号，加之原告未提交该租赁房屋相应的产权证明、出租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本院对该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另外，结合该租赁协议第1条明确写明租赁时间为从2014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10日止，因此本院对原告主张于好勇事发前在该处长期居住的事实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郭某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等损失项应适用农村居民标准计算。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死者于好勇（1975年10月11日出生）系郭某之丈夫，系于某1、于某2之父，与于好民、于好虎系兄弟关系。2017年1月31日下午，陈文志携其妻子李明及孩子来看望其三个舅舅（于好民、于好勇、于好虎），晚间于好民在家中设酒席对其进行了招待，于好虎、于好勇、王庆瑞、刘旭到场参加酒席，席间有饮酒，且有互相敬酒的行为，于好勇喝的白酒。期间于好勇与王庆瑞因口角发生争执，被在场人员拉开，后李明驾车将于好勇送至于庆荣家，于好勇到于庆荣家后不久，在上厕所时发生昏迷。2017年1月31日20时20分左右，郭某等人将其急送至长清区人民医院急诊内科抢救，2017年2月1日0时20分，于好勇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抢救期间产生医疗费用1179.94元。 2017年2月1日0时33分，郭某至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报案。2017年2月21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作出（济）公（长）鉴（尸）字【2017】16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对于好勇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于好勇符合严重心脏病发作死亡，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发因素；另外该鉴定书中载明，于好勇心血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60.7±4.4mg/100ml。因该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郭某支出鉴定费用3600.00元。2017年3月2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对王庆瑞作出长公（张夏）不罚决字【2017】1000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于好勇生前系济南大正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鲁Ａ×××××号出租车的签约驾驶员，签约时间为：2012年11月30日起至2017年12月13日止。 再查明，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4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519元;2016年山东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7270元。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人身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于好勇系因自身疾病死亡，即心脏病发作猝死，争执、情绪激动、剧烈运动、饮酒等均可作为其心脏疾病发作的诱因，因此可以认定于好勇自身以及王庆瑞等七被告的前期行为间接引起了于好勇心脏病发，并导致其死亡，其均应承当相应的责任。于好勇在死亡前与王庆瑞等诸被告共同饮酒，其饮酒行为主要是自发性的，并无他人强迫饮酒的事实，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饮酒有害健康，但其却放任自己饮用一定量的白酒，且在饮酒期间不注意自我情绪约束与他人发生情绪波动较大的激烈争执，因此其对自己的死亡结果的发生存有重大过失；另外，虽然王庆瑞等七被告的前期行为系于好勇心脏病发的诱因之一，但于好勇之前无心脏病史，发病前身体无不适反映，结合于好勇以往也有多次喝酒的行为，可以认定王庆瑞等七被告对自己当天的行为会引起于好勇心脏病发猝死的后果缺乏可预见性。综上，于好勇应对其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王庆瑞等七被告各自承担相应的次要责任。 虽然庭审中李明、于好虎对席间是否有劝酒行为表示否认，但根据询问笔录中部分在场人员的陈述可以印证事发时酒席上确存有劝酒的事实，结合本地的风俗人情，酒桌之上宾主之间有相互敬酒的习俗，因此在无相应反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王庆瑞等七被告与于好勇之间存有劝酒或敬酒的行为，因此认为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六被告应对于好勇饮酒后心脏病死亡各承担2%的赔偿责任。另外，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王庆瑞与于好勇在饮酒期间发生了激烈的言辞争执，引起于好勇情绪激动，其行为亦是于好勇心脏病发的诱因，因此本院认为王庆瑞应对于好勇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 本院认定原告郭某、于某1、于某2合理的损失范围如下： 1.医疗费：郭某等人因救治于好勇支出医疗费1179元，该部分费用有正式票据载明，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2.死亡赔偿金：郭某等人主张按2016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012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680240元。但根据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于好勇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并不能证明其经常居住地是城镇，因此，本院认为应按201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954元计算死亡赔偿金，共计279080元[13954元/年×20年]； 3.丧葬费：丧葬费应按照本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即4772.5元(57270元÷12个月)，以六个月总额计算。郭某等人主张丧葬费2863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其主张的该项损失予以认定； 4.被扶养人生活费：郭某等人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214950元，被扶养人于某1、于某2系死者于好勇之子女，抚养义务人为于好勇及其妻子郭某两人，因此于好勇每年应承担抚养费为4759.5元/人（9519元÷2），于某1出生于2004年8月9日，事故发生时十二周岁，剩余抚养年限为6年（18岁-12岁），其抚养费数额为28557元（4759.5元/年×6年），被扶养人于某2系死者于好勇之子，出生于2012年9月24日，事故发生时四周岁，剩余抚养年限为14年（18岁-4岁），其抚养费数额为66633元（4759.5元/年×14年），共计95190元。 5.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死者于好勇正值壮年，其突然离世势必使其家人精神遭受巨大创伤，但郭某等人所主张的数额明显过高，根据本案案情，结合本地经济水平等综合考量，本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以10000元为宜； 6.鉴定费：郭某等人主张已支付鉴定费3600元，并提交鉴定费发票一份，该费用系案件处理过程中的合理支出，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认为郭某等原告所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总额应为417684元。 综上所述，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每人应向郭某等原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计8353.68元；王庆瑞应向郭某等原告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计41768.4元。 因双方分歧较大，致使本案调解未成。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王庆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41768.4元； 二、限陈文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三、限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四、限刘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五、限于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六、限于好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七、限董思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郭某、于某1、于某2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鉴定费，共计8353.68元； 八、驳回郭某、于某1、于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86元，由郭某、于某1、于某2负担11617元，由王庆瑞承担757元，由陈文志、李明、刘旭、于好民、于好虎、董思健各承担15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传华 人民陪审员  靖立娟 人民陪审员  宋家森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