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3401民初503号 原告：余金彩，女，纳西族，1957年2月4日出生，住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伦康，云南格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杨菲，男，白族，1963年4月23日生，住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现羁押于四川省邛崃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春霖，云南忠信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长征大道**。 法定代表人：杨振宇，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华，云南合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春霖，云南忠信勤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余金彩诉被告杨菲、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迪庆州民贸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30日受理，于2017年2月23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金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伦康、诉讼代表杨艳芳、王丽琼，被告杨菲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春霖、迪庆州民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振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建华、陶春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责令被告杨菲归还其非法侵占原告在云南迪庆州民贸公司所持有的职工个人股份，共计36股；2.责令被告按每股15000元，共赔偿原告共计540000元；3.责令被告迪庆州民贸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原本是国有公司，经迪庆州政府1999年企业改制，于2001年工商登记，正式变更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称为云南省迪庆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为集体所有制，管理层与一般员工共计73人，员工全体持股。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注册资本271万元，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集体共有股：44.2万元，折合股份442股，占注册资本比例的16.3%，集体共有股为改制企业积累资本。公司《章程》规定：“集体共有股所有权属于企业集体所有，并按员工的工龄等配售到员工个人”。2.职工个人股：227.2万元，折合股份2272股，占注册资本比例的83.7%，职工个人股由国企改制时职工生活安置费187.2万元及职工现金出资40万元组成。 2001年3月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注册成立，2001年8月，公司选举杨菲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此后不久，杨菲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员工离职，利用员工股东对股权知识和财务知识的无知，趁公司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的时机，将股权与劳动关系解除的经济补偿捆绑解决，并无视公司注册时明确登记于《州民贸公司职工入股清单》上的职工个人股金额，对职工个人股进行缩小解释，声称职工个人股仅为每人6000元，并按照6000元基准强迫退给员工“职工个人股”，随后大批员工离开企业，每一个离开的员工都留下了自己的那份集体共有股和国企改制时职工生活安置费配置的职工个人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0年杨菲一人有限公司成立之前。按照法律，任何股东向杨菲转让股权，应当是杨菲个人资金向股东支付价款，股东向杨菲出具《股权转让协议》，如果是公司向股东支付价款，则只能视为公司回购股份，是减资行为，而不是股东向杨菲转让股份，二者有本职区别。但杨菲利用股东无知和董事长的强势身份，在公司财务支付员工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同时，鱼目混珠，用公司财务资金来支付“职工个人股”6000元的“退股款”。 2010年5月26日，杨菲通过伪造的《股份转让协议》，将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的职工集体共有股共442股及职工个人股2272股全部归到自己名下，欺骗州工商机关，注销原公司，同时，以原公司注册资本金271万元和资本公积金233万元，共计504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金于2010年5月27日申请成立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1月30日，杨菲再次利用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欺骗迪庆州工商机关，将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房地产，包括：综合楼、商铺、仓库、酒店、厨房、卫生间等，作价1992万元，作为个人资产,加上迪庆州民贸公司的资本公积488.22万元，合计2396万元，为被告迪庆州民贸公司增资，使被告迪庆州民贸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2900万元。以上事实，在迪庆州工商局，原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迪庆州民贸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档案中均有详细档案，均有据可查。杨菲假借企业改制之名，非法侵占其他股东股权，完全违背了迪庆州企业改制的精神和要求，伪造《股权转让协议》，欺骗州政府和州工商局，共侵占原告个人股共计36股（详见附件《原告在迪庆州民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入股清单》）以及按照原告个人股份所占比例应该持有的集体共有股份。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 被告杨菲答辩称：一、被答辩人于2003年4月7日申请退职，获准，公司财务书面告知《余金彩退职领款说明》及《余金彩退股说明》，6月24日出具领取退职费及股金《领条》。二、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的改制有法可依、程序合法。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改制所依据的主要规章、文件是：1.迪发（1997）23号，州委州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迪庆州关于小型企业改革的意见》；2.迪发（1998）26号关于印发《迪庆州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3.云政发（1998）155号《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4.云发（2005）11号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5.云政办发（2006）153号《关于进一步深化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及迪庆州相关职能部门文件。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改制工作中的重大事宜，均召开了职工大会或股东大会，并制定相关文件。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将职工足年工资按金额配股，同时，确定工龄出资购买,故绝大多数为6000元，部分3813元，部分2000元，部分负2000元。以之形成集体共有股和职工个人股，构成股东权益。集体共有股和职工个人股是全体股东决议，不是杨菲个人强行配置。股份配置以及改制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文件精神，是在包括原告在内的企业员工知悉公司实际情况，知晓国家相关改制法规和制度，平等、自愿行使自主权的情况下完成的。并非原告诉状所称杨菲利用股东的无知和董事长的强势身份“强迫”“侵权”。三、杨艳芳等40名原告的股东权益已经依法转让给杨菲。2000年至2007年9月，全体原告有的退职、退股，有的退休、退股，有的转让股份。退休、退职的股东已经以退休费、退职费、安置费、退股费的名义退走了集体共有股和职工个人股，有的将其认购的职工个人股全部转让给了杨菲。由于集体共有股已经退走，没有留在集体，集体共有股已经不复存在，即“人在股在，人走股消”。由于企业资产是负数，以及经营资金缺乏，企业和股份受让人杨菲在举债情况下兑现了退职、退股、股份转让等所有费用，之后，杨菲一直在偿还支付上述费用的债务，至今，没有还清。由于集体共有股实际上已经由杨菲收购、使用，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时，使用了“我自愿将在州民贸公司的所属股份全部转让给杨菲由杨菲全权行使和享有一切股东权益”的明白无误的文字表述。原告等人在人事、财产方面不再与企业和杨菲有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原告诉状所称杨菲“鱼目混珠”、“捆绑解决”。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原告享有入股自愿和自愿退股的依据法律或者公司章程转让股份的权利。所以，原告退股和转让部分股份的行为合法、有效。四、二被告没有损害原告杨艳芳等40名原告的股东权益。杨菲在所有同事在企业负债情况下不愿继续投资并与企业依法脱离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举债，最终受让全部股份，成为唯一股东。作为唯一的实际出资人，依法申请将迪庆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完全符合国家企业体制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精神以及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通过《改制方式选择》中关于“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股权相对集中；有股东中一人或三人以下控股经营”的规定，客观上不存在侵犯40名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由于杨菲没有实施侵犯股东权益行为，不构成侵权。 被告迪庆州民贸公司答辩称：公司改制是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执行的，并且改革是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完成的，股东间可以平等转让股权，公司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问题。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32份，以证明被告杨菲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侵占原告股份的事实。 2.关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改制实施方案申报的请示及改革实施方案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公司成立时的股份由职工个人股2272股和集体共有股442股组成。 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章程 复印件一份，以证明职工个人股与集体共有股的性质。 4.云南省迪庆州民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个人入股清单复印件1份，以证明每位职工所持有的个人股的数量。 5.2010年5月26日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复印件1份，以证明被告杨菲伪造股权转让协议，欺骗工商行政机关，注销公司侵占原告股份的事实。 6.2010年5月27日，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复印件1份，以证明被告杨菲成立迪庆州民贸公司的注册资金成本全部是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的资产。 7.房屋他项权利证书复印件1份，以证明该房产属于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的资产。 8.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验资报告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被告杨菲用云南省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的资产来为迪庆州民贸公司增资。 9.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1份，以证明杨菲没有支付相应的对价来获得股权。 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2、4、6、7、8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的证明事实有异议，认为证明不了原告的观点，公司章程规定的是每股1000元，而原告所说的每股15000元从章程中体现不了；对原告提交的第1、5、9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以认可，认为转让协议只认可公司档案留存的。根据公司收存的股份转让协议，与原告的转让已完毕，所有股东都已退股，改制的过程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变更登记，虽然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影响其效力。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认为该份意见书是为了刑事案件的需要作出的，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二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明其主张: 1.迪民贸[2003]10号关于余金彩同志自谋职业、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退职申请书、余金彩退职领款说明、余金彩退股说明、领条、迪庆州民贸公司收款收据复印件各1份，以证明原告将股份转让给杨菲的事实。 2.政府文件复印件：⑴迪发（1997）23号，州委州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迪庆州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⑵迪体改（1998）01号关于我州国有企业改革中有关问题的通知；⑶迪贸办（1998）03号关于成立商贸流通转体改制领导小组及有关问题的通知；⑷迪体改（1998）17号关于迪办发（1998）26号《关于迪庆州国有企业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相关人事劳动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⑸迪体改（1998）25号关于印发《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的通知；⑹云政发（1998）155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企业职工持股暂行规定》的通知；⑺迪办发（1998）26号关于印发《迪庆州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的通知；⑻迪贸办复（1999）03号关于同意州民贸公司企业改制的批复；⑼迪企改（1999）12号关于对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申请的批复；⑽迪贸办（1999）13号关于对州民族贸易公司要求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实施方案的意见；⑾迪企改（2000）01号关于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实施方案的批复；⑿迪民贸（2003）11号关于成立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⒀迪发（2002）13号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⒁迪政发（2003）1号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迪庆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⒂云发（2005）11号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⒃云政办发（2006）153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股份合作制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⒄迪企改（2007）1号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责任分解的通知；⒅迪企改（2008）01号迪庆州企改办关于做好全州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验收工作的通知；⒆云企改办（2008）11号云南省企改办关于印发《云南省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省级考核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以证明公司的改制有法可依，程序合法。 3.公司文件复印件：⑴迪民贸字第（2000）01号关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改制实施方案申报的请示；⑵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⑶迪企改（2000）01号关于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实施方案的批复；⑷云南省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⑸迪民贸（2003）11号关于成立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⑹迪发（2002）13号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⑺迪政发（2003）1号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迪庆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⑻关于收取股金的通知；⑼关于要求延长改制基准日的申请。 4.公司内部决议和章程复印件：⑴迪庆州民贸公司改制方式选择及职工安置方案发放登记（股东签字名单）；⑵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东大会决议；⑶迪庆州民贸公司改革立项决议；⑷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东大会决议；⑸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东大会决议；⑹迪审意（2000）10号迪庆州审计局关于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1999年度财务收支的审计意见；⑺迪民贸字第（2000）01号关于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改制实施方案申报的请示；⑻云南省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章程；⑼迪庆州民贸公司改制方式选择；⑽迪庆州民贸公司职工安置方案（草案）；⑾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关于股份合作制改制实施方案签名名单；⑿关于迪庆州民贸公司选择股份合作制改制形式签名名单；⒀迪庆州民族贸易股份合作制公司通过章程股东大会签名名单。 经质证，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退职申请书中的第一部分三性予以认可，对批注部分不予以认可；对公司说明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对公司文件、领条及收款收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二被告提交的第2、3、4组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以认可，认为文件与本案无关，大会决议是2007年第二次改制时的，决议的内容也是只解决了员工身份问题，没有解决股东身份问题，而且股份的回购是公司回购，而不是被告杨菲收购。对于公司章程的股份设置部分，原告认为是违法的，因为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的股份在股东不在公司的时候股份就没有了，认为“人在股在、人走股消”这一条是无效条款，公司章程本就无效。 通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 1、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转让协议是从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出来的，是当时公司面临二次改制时为向工商部门提交相关材料而签订的，因转让协议原件由于当时公司没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导致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流失，无法作笔迹鉴定，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结合本案事实，二次改制时涉及本案的16名职工（王秀英、牛晓乾、张祥玉、陈建英、阿芝、木卫琼、罗菊云、余祯、李文英、次仁拉姆、王国云、齐秀妹、和爱华、定主卓玛、施建芬、杨建元）与杨菲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通过股东会决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该16份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他的股权转让协议本院不予采信。 2、对原告提交的第2、4、5、6、7、8组证据和被告提交的第2、3、4组证据，因该几组证据都是公司在第一次改制和第二次改制过程中相关的政府文件及材料，因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2、4、6、7、8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2、3、4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该几组证据也是公司第一次改制和第二次改制中的相关政府文件精神和材料，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被告提交的该几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第5组至第8组证据，原告认为证明了被告杨菲伪造股权转让协议，欺骗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二次改制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5组至第8组证据是针对公司第二次改制的相关材料，因准予公司注销登记以及准予公司设立登记均属于工商行政许可行为，工商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故本院对原告提交的第5至第8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 3、对原告提交的第3组证据和被告提交的第3、4组证据中的章程，因系同一份章程，故本院统一认证如下：公司的章程是在第一次改制过程中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对原国有资产评估立项后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制定的，但章程的第三章股份设置第八条第一款对公司的集体共有股及员工个人股未按照改革实施方案进行设置，其中按照《迪庆州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若干政策措施》规定，企业在职职工的生活安置补助费，以上一年人均工资为基数按工龄计算合计187.2万元，从国有净资产中剥离，作为职工个人实股，由企业职工持股会管理。但公司章程中的股权设置错把在职职工的生活安置补助费设置为集体共有股。而根据2000年改制时，经迪庆州改革小组迪企改【2000】1号文件的批复，集体共有股应为44.2万元，其中由资本公积39.4万元（94年评估增值39.4万元）和公益金4.8万元组成。员工个人股应由国有企业终止时的职工安置费与员工个人缴纳现金取得的股份构成，共计227.2万元。本院认为公司在章程股权设置第八条对股份配置部分违背了相关部门作出的批复，且第八条股份设置为手写体，故本院对公司章程第三章第八条股份配置部分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4、对原告提交的第9组证据，虽该组证据是公安部门为刑事案件所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该组证据中的部分内容与本案的民事部分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对公司从2000年至2007年的经营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中的退职申请书、公司文件、公司说明、领条、收款收据，本院经核实后，认为退职申请书客观真实反映了原告的退职请求，对申请书予以认定，但对申请书的批注部分“经公司研究，根据其本人实际，同意退职申请，作买断工龄处理，从2003年4月7日起执行”原告有异议，因该部分原件已流失，故对该批注部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公司说明，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符合证据三性，故予以采信。对公司文件、领条及收款收据，因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 原告余金彩于1973年参加工作，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0年第一次股份合作制改制前，原告为该公司职工。2000年3月27日，迪庆州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发“迪企改【2000】01号《关于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份合作制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批准公司于1999年8月出台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方案”，并批复该实施方案从200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实施方案确定了公司企业重组及资产剥离办法，即对公司原国有资产进行核减，从净资产中剥离，依次剥离在职职工72人的安置补偿费187.2万元、5位退休人员的医疗、抚恤、丧葬费6.1万元及改制前公司承担的抚恤对象2人计2.2万元，康巴商城建设投资160.2万元，政府已在处理康巴商城体制时同意划转，已按政府批复执行。该实施方案设置职工个人股和集体共有股，职工个人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终止企业的在职职工生活安置补助费187.2万元，二是由在职职工交现金入股，最低不少于6000元，多购不限。两部分共计227.2万元。集体共有股为44.2万元，由资本公积39.4万元（94年评估增值39.4万元）和公益金4.8万元组成。章程规定集体共有股所有权属企业集体所有，并按员工的工龄等配售到员工个人。配售到员工个人的集体共有股，人在股在，人走股消……，同时规定了本企业的股份全部为记名式普通股，员工持有股份额以股权证形式确认，员工实股全部用人民币购买。根据上述实施方案，公司终止企业的净资产剥离后，按照原告工龄套算的安置费为3.6万元。但公司在实施改制时，把量化给原告的国有企业终止时职工的安置费作为虚股划归集体共有股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只在实收资本中核算了职工缴纳现金取得的个人股。该实施方案自2000年1月1日实施至2007年，期间陆续有职工离（退）职，有8名职工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向公司提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本案原告余金彩属于2003年离（退）职工。公司对2000年至2007年期间员工申请辞职或通过劳动仲裁等方式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或退职费）、以及减去亏损后的个人入股股金(以6000元为基数)，2007年离（退）职工的安置费按3500元/年计算，涉及本系列案的有16名。涉及本系列案的另外24名职工中退休的有8名（陈树新、和国芬、高文莲、曹美珍、格茸竹玛、王子华、和卫英、和月辉）、退（离）职的有16名（杨艳芳、李玲、张萍、余金彩、和树钧、蜂丽菊、罗德琼、雷世英、和亚先、杨加华、王丽琼、杨晓宏、和印梅、李凤芬、段质彬、和丽梅），该24名职工均按不同退职（或退休）时间每年以一个月（或一年）的工资标准进行补偿。本案原告余金彩退职时共计领到4182.82元。2007年5月26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参会23名股东一致通过《迪庆州民贸公司改革立项决议》，同意进行改革。同年6月5日，公司制定《迪庆州民贸公司职工安置方案（草案）》，其中载明：“参与本次安置的职工共69人，其中已办理退休人员手续的9人，内部退养3人，年底前办理退休3人，与杨菲签订股权转让手续的25人”。公司于2007年10月20日向迪庆州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迪庆州民贸公司股权集中改制方案》。同年11月2日，迪庆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迪庆州企改办关于的批复》（迪企改[2007]2号），同意民贸公司股权集中改制方案，同时明确“改制方案特别是职工安置问题要通过召开职工大会通过，安置费用计算按有关文件执行，也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安置费”。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期未注明），同意按实际剩余股份和足年工龄3500元进行安置职工（参会股东24人均签字，占公司实有股东的88.88%）。2010年5月26日，杨菲以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清算组的名义，向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同年5月27日，杨菲向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设立“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登记。2012年11月30日，杨菲向迪庆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申请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为2900万元。本系列案原告曾于2013年向迪庆州公安局控告杨菲职务侵占，同年11月19日，迪庆州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审查认为被控告人杨菲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决定不予立案。原告等40人在2014年至2015年一直为自己的权益维权，在2016年4月19日，迪庆州公安局决定对杨菲涉嫌职务侵占立案，并下发了立案告知书。同年8月3日，迪庆州公安局下发了撤销案件决定书，认为杨菲涉嫌职务侵占案，因被指控的事实不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2016年10月10日，本案原告等40人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40名原告申请，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禁止二被告对其名下房地产进行交易的裁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原告等40人是否享有原迪庆州民贸公司股东资格？ 本院认为：2000年，原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进行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方案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按照迪庆州改革领导小组迪企改【2000】1号文件的批复，改革方案得以实施。改制方案及批复明确说明了公司股份设置情况，即由集体共有股和职工个人股构成。其中集体股是44.2万元，个人股是227.2万元。公司改制时，本案原告在内的72名国有企业终止时职工的安置费187.2万元应为职工个人股，属职工个人利益。但在实际改制时，公司把量化给72名职工的国有企业终止时职工的安置费187.2万元作为虚股划归集体共有股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只在实收资本中核算了职工每人缴纳6000元现金取得的个人股。本院认为公司章程第八条股份设置中对集体共有股设置为187.2万元，与公司改制时国家对72名职工安置补偿金总额一致，按1999年改革政策，每位职工安置费应计入每位职工向企业投入的个人股股金，不应计入集体共有股。公司对章程中的股份配置未按实施方案及相关政策的要求进行设置，其行为侵犯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自2000年起，公司陆续有职工离（退）职，公司支付了退职费（经济补偿金），退还职工6000元出资并扣减应承担的亏损。依照改制时云南省人民政府对职工所持有股份的规定：职工所持股份原则上不得向企业外部转让，但可根据章程规定在职工持股会与职工之间、本企业与职工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转让。持股职工退休时，所享有的集体股由企业收回；个人股可由企业回购，也可以继续保留或继承。持股职工调离、辞职、辞退、自动离职或被开除的，所享有的集体股由企业收回，个人股由企业回购。回购职工个人股按企业上年末每股账面净资产额计价。收回和回购的股份转作预留股。2007年8月31日公司第二次改制前，公司属于股份合作制，按照当时改制的政策和精神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可以回购股份作预留股，其公司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2007年8月31日后，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职工股份，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份。结合本案事实，在公司第二次改制前和改制期间，本系列案24名职工相继离开公司，公司也相应给予了补偿及退还个人认购的股金，但由于在1999年改制时，公司把国家对该24名职工的安置补偿费设置为集体共有股，补偿费仍留在公司作为公司的股本，该安置补偿费实际是24名职工对企业的投资，属于24名职工个人所有，即在2007年8月31日前，本系列案24名职工股份转让时属于职工个人所有的安置费并未转让。公司二次改制时，涉及本系列案的16人与杨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职工的安置费按累计工龄，每年补偿3500元确定，现金股6000元，统一按3300元支付，差额2700元，为现金股投入到退股期间的亏损额。虽然该16名职工在退职时也涉及1999年改制时的安置补偿费，但该16名职工在二次改制时经股东会决议，并与杨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已生效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从公司净资产和付款对比看，该16名职工的个人股（安置费股份和现金股）得到了相应的补偿。故，本院认为涉及本系列案的40名职工中，在二次改制前和二次改制时的24名职工的安置费并未转让，该24名职工与原迪庆州民贸公司还存在股权关系。二次改制时与杨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16名职工，从资金支付情况对比及股东会决议来看，职工的个人股（安置费股份和现金股）已得到相应的补偿，与公司不再存在股东关系。 根据《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股份制合作企业）章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个人股由本人申请经董事会批准可以退股，并按当期损益所占比例计算应退股本”。由于职工国有身份转换的个人安置费被计入原公司实收资本，故公司股东要退出公司，应按职工退出时的公司经评估的全部资产的公允价值转让其出资。按照其规定，公司在二次改制时对本系列案的16名职工的补偿不是按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来折算，存在不合法，但按照上述规定来退股，对该16名的补偿款可能存在多付的情况，因本案被告未提出反诉，故本院对该部分不予作出判断。因公司于2010年已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份合作制公司已注销登记，本院本着尊重历史及国家改革政策的原则，认为现要求被告杨菲归还股份的诉求无法实现。但杨菲在收购股份过程中未对本系列案的24名职工的个人股（安置费股份）进行处理，损害了该24名职工的合法权益。故对于该24名职工在1999年国有企业终止时的职工安置补偿费应得到相应的补偿。 针对24名职工如何退出个人安置费股份？本院认为，该24名职工自2000年开始陆续离（退）职及退休，现阶段无法对各年度公司资产按当时价值进行评估，无法还原当时资产价值，原告方也未申请做评估。本院以原告提交的由云南正扬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关于迪庆州民族贸易公司各年度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统计表中记载的公司净资产值，作为该24名职工个人股退出的价值依据。因本案原告余金彩于退职时未与杨菲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杨菲亦未支付187.2万元安置费中属于原告的个人股份价款。故被告杨菲应按照原告余金彩退职时的企业上年末每股账面净资产额计价进行赔付，参照鉴定意见书中2002年末的公司净资产1565413.06元，按原告的投资比例计算为1565413.06元÷2272股×36股=24804元。因该24名职工在1999年国有企业终止时的安置补偿款未得到相应补偿，现无法分清公司财产与杨菲个人财产，故被告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应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在庭审中提出被告杨菲伪造股权转让协议，用公司资金回购职工股份欺骗工商行政部门注销公司，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做法违法，因准予公司注销登记以及准予公司设立登记均属于工商行政许可行为，工商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属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本判决不做评述。综上所述，涉及本系列案的40名职工中，在二次改制前和改制时的24名职工因个人股安置部分未转让，故该24名职工还享有股东身份。二次改制时的16名职工与杨菲已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16名职工已不再与原公司具有股东资格。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判令被告杨菲支付原告余金彩职工安置费个人股36股的价款共计24804元。 被告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原告负担8750元，二被告共同负担4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1200元，由42名原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燕 审判员 阿巴竹玛 审判员 钱 晓 鹏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孙诺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