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0）陕 06 民终10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雪梅，女，1960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陕西省延川县XX镇XX路XX区居民，住延安市宝塔区XX沟XX苑XX座XX。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住所地：宜川县XX村XX号。 法定代表人：苏文英，系该幼教中心校长。上诉人高雪梅因与被上诉人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宜川县人民法院（2020）陕 0630 民初 36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雪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付拖欠上诉人的校服款1637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1、购买校服事实经过：2015年4月8日，被上诉人宜川县XX园XX园服，其中男装216套，女装215套，共计431套，每套价格38元，共计16378元。2、办案法官专门淆是非，上诉人的诉求是2015年4月8日购买校服款，但法院在庭审的时候，办案法官把2013年至2015年4月8日购买校服混淆在一起，上诉人一再说明，2015年3月10日之前的账已经算清。就应当围绕着2015年4月8日的校服款付款了没有，办案法官专门把2013年-2015年4月8日期间的校服款搅合在一起。上诉人说明问单位要钱是先开票，单位根据票据付款，但法官说根据交易习惯是先给钱某某。交易习惯肯定是先开票，根据票据数额再付款。可见法官专门混淆是非。3、被上诉人把的收条中的2015年3月10日涂改成为2016年3月10日时间，目的是包括了2015年3月10日之前的校服款和2015年4月8日校服款。2015年3月10日，结算的校服款不包括2015年4月8日校服款。4、2015年3月10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结算，2015年3月10日之前中山幼儿园和黄瀑幼儿园两个幼儿园的校服款，校服款共计99000多元。给付现金4000元，银行汇款95000元。但实际被告在汇款的时候，实际汇款75000元，欠20000元没有汇款。5、原审采信了被上诉人涂改的时间，专门把2015年3月10日之前的校服款认定为：2016年3月10日之前的校服款，其用意包括了2015年4月7日校服款。实际上2015年3月10日之前的校服款根本不包括了2015年4月8日校服款。6、没有判决经济损失，经济损失主要是讨要校服款去宜川10多次，每次高速收费140元，加油200元。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没有给付2015年4月8日校服款，但原审判决混淆是非，把2015年3月10日之前校服款，认定为2016年3月10日之前校服款。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要求二审法院改判。补充意见：1、2015年3月10日，双方在宜川苏文英家里对之前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园服款进行了结算，经结算被上诉人共欠上诉人99840元的园服款。当时双方约定按照99000元整数结算，因当时被上诉人只有4000元现金，剩余的95000元被上诉人承诺通过银行汇款支付。因双方合作关系好，信任被上诉人就向被上诉人出具了收条。但是被上诉人在2016年2月28日只向上诉人汇款7.5万元，还欠2万元再没有支付。2、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收条不能采信。理由是：被上诉人私自将收条中的时间涂改。并且在2018年自己私自在收条中填加了支付的内容，该收条实际形成的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被上诉人涂改收条的行为属于伪造证据，对此上诉人对于其修改和私自添加的内容不予认可。2015年3月10日，我给被上诉人送了园服秋装97套（中山街87套，黄瀑10套）后，到被上诉方家里算了秋装帐，同时定下了夏装。有2015年3月10日送园服的条据为证。3、上诉人在2015年3月10日双方结算之后共向被上诉人供了三次园服，其中一次27套是赠送给困难学生的，其余两次的共欠上诉人园服款36974元（XX街XX园XX园欠16378元）。4、被上诉人所提供的2013年至2015年所购买的园服数据是不真实的，一审法院不能予以采信。其理由：①被上诉人称2013年至2015年共购买园服1887套，其中含秋装887套，每套65元，夏装1000套，每套38元。夏装是2015年4月7日、4月8日、5月26日分三次购买的，计1000套。证明在校学生数至少为1000人（不包括大班学生）。而秋装三年才购买了887茗，说明当时在校学生中还有1000-887=123人没有园服。请问三年大班毕业的学生的园服是从哪里购买的。所以887套秋装数是错的，而实际上被上诉人购买秋装数1509+27（困难学生赞助）。可通过县教育局调取学生人数予以证明。②一审法院依据2018年10月10日、2019年二次起诉被告时提供的收条收据秋装465套，夏装1000套。秋装不是887套。证明被告算账时抽了部分条据。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的数据计算的金额为95655元，与算账时条据上99000元相差3345元，购买方能多付吗？而实际算账按1509套加上给困难学生赠送27套，1509+27套=1536×65=99840元，双方约定我实际收99000元，所以条据写了99000元。由此可证明，被上诉方在混淆是非，算账只是算了秋裟而没有算夏装，那时夏装还没有做，可实际上是秋装算账后购买的夏装。一审法院所采信的依据是错误的。5、请求被上诉方支付2015年3月10日收据中的欠款2万元。2015年3月10日，她所写的收据是99000元，当时收现金4000元，被上诉人承诺通过银行汇款，但只汇款了75000元，还欠2万元至今未汇。这是在诉讼过程中，她才知道2万元没有汇，因为被上诉方当庭只拿出75000元的凭据。被上诉方称是付了现金。条据上写的现金是4000元，不是24000元，也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可见被上诉方一直在混淆是非，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确系有幼儿园园服多次买卖事实，但在高雪梅服装厂停办之际，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已于2016年3月10日前将所欠之高雪梅全部服装支付了高雪梅。并没有欠款。只是因为黄瀑幼教中心疏忽未将2015年4月7日购买校服收到校服的收条从高雪梅手中拿回，致使高雪梅钻了空子起诉至法院要求幼儿园清偿，实际上该笔园服款己包含在2016年3月10日前支付的99000元中。2、高雪梅主张出具给幼儿园的99000元收条中，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10日，是与本案证据、交易习惯矛盾的，不能采信，因为现实交易情况都是收到钱后，才能给付款者打收条。而收条中的一笔汇款即75000元汇款，是幼儿园通过邮政储蓄转给高雪梅的，转账日期为2016年2月28日，完全能印证，该收条书写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而不可能是高雪梅没收到钱的2015年3月10日，因此，作为结算性算总账而给高雪梅结清园服款是应当包含2015年4月7日那次园服买卖交易的。3、幼儿园在高雪梅处买了多少园服，幼儿园给高雪梅付了多少园服款，均有据可查。尤其是买了多少套园服均是由高雪梅自己提供的证据。因为此事，高雪梅向宜川法院曾起诉过，但因为其主张的事实前后矛盾，已经撤诉三次。其中2019年3月11日，其向宜川法院起诉，即该年宜川法院第428号案，高雪梅向法院提交了7张幼儿园收到园服的收条，这些收据足以证明第一，因为双方是熟人，幼儿园付完款后没有收回其出具的园服收条，所以2015年4月7日的收条没收回也在情况之中。其次，可以证明，上述七张收条共展示幼儿园在高雪梅处共购买园服1887套，包括夏装冬装，共计总价95655元，现在幼儿园已支付99000元，并不欠帐。不存在2015年4月7日所买园服未清款的情况。4、高雪梅主张之事与本案之证据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既然高雪梅主张99000元收条打在2015年3月10日，也就是2015年3月10日之后的幼儿园出具的收条幼儿园服都未付款。那么宜川法院482号案，高雪梅提供的幼儿园收条中，还有一张是2015年5月26日的呢！照此逻辑．高雪梅也应起诉索要，但是其没有，可见其处理此事矛盾之处。综上所述，黄瀑幼教中心在高雪梅处买了多少校服是有据可查的，黄瀑幼教中心在2016年3月10日之前已结清货款，是与其他证据能相互印证的，高雪梅自己的主张都与自己出示的证据相矛盾，因此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雪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园服款16378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了2015年4月8日收条原件一份，证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男、女款园服共计431套，每套38元，合计16378元，被告幼教中心原文书李江芬给原告出具了收条一份。被告无异议，本院当庭予以认证。2.被告提供了清单及收条复印件（经与原件核对无异）一份，证明被告分三笔已向原告付清2016年3月10日之前的全部园服款，共计99000元。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收条无异议，认可是其给被告书写的，园服款99000元属实，但称该收条的落款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不是2016年3月10日；对收条上面的清单有异议，称不是其书写的，其向被告出具收条时，收条上面并没有清单。经当庭核实，原告称清单是其自己书写，其先写完清单，原告在下面给其写的收条，落款时间原告当时写错了，原告自己当场修改的。该收条显示收到现金4000元，汇款95000元，共计99000元，原告称汇款时间是出具收条之后，打条子时被告仅向其支付了4000元现金，其现在怀疑被告没有给其打 95000元；被告称其第一次（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给原告现金支付了2万元，2016年2月28日给原告转账汇款支付75000元， 2016年出具收条时现金支付4000元，共计99000元。被告庭后提供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明细（转账汇款流水记录）一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2月28日向原告转账支付了园服款75000元，能够印证被告提供的收条落款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原告作为一个生意人，不可能同意先给被告打收条，过了将近一年，被告才给她转账，故原告所说的收条落款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也不符合交易习惯。经审理认为，原告对交易明细无异议，故对交易明细予以认证；原告对收条内容无异议，故对收条内容认证，依据收条确认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园服款共计99000元；被告提供的75000元转账汇 款的交易明细，与其陈述的时间、数额一致，相互吻合，亦符合先付款后出具收条的交易习惯，而原告的陈述相互矛盾，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故收条的落款时间，结合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时间，确认应为2016年3月10日；该组证据中的清单虽系被告自己书写，但与被告当庭陈述、提供的交易明细及原告出具的收条 数额能够相互吻合，对其予以认证。3.原告称，被告给其出具的收条中已经付清的有些收条被告抽走了，有些算账时其没有拿被告就没有抽，经与被告核实，被告称其没有抽收条；故根据双方陈述，能够确认其双方在一直以来的交易过程中存在付款后不抽收条的交易习惯。4.原告称，被告所经营的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宜川县黄瀑 幼教中心共计在原告处购买秋装1509套，每套65元，夏装1000套，每套38元（其中包含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542 套，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431套，共计973套），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称其所经营的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在原告处共计购买1887套园服，其中含秋装887套，每套65元，夏装1000套，每套38元。总数量依据是原告2018 年10月10日、 2019年3月11日二次起诉被告时提供的所有收条计算的。庭后，本院依被告申请调取了原告于2019年3月11日起诉的（2019）陕0630民初428号案件中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并 经原、被告质证，双方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其原庭审中质证意见一致。经审理认为，（2019）陕 0630 民初 428 号案件中双方确认一致的证据仅为7张收条，故对该7张收条真实性予以认证；结合原、被告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综合考虑，原、被告一直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存在付款后不抽收条的交易习惯，故本院无法确认被告实际在原告处购买园服 的总数，依据原告428号案件中提供的现有收条计算，被告共计在原告处购买园服秋装887套，每套65元，夏装1000套，每套38元；经计算共95655元，被告现已支付99000元。 5.原告辩论时称，其给被告出具了99000元收条之后，被告才定的431套夏装，故99000元中并不包含本案所涉的431套园 服款，但经审理查明，确认出具收条时间应为2016年3月10日，即使依据原告所说出具收条时间是2015年3月10日，那么本院调取的482号案卷中还有一张2015年5月26日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收条，亦在2015年3月10日之后，但原告并未起诉，故原告陈述相互矛盾，对此原告未作出合理解释，故不能印证本案所涉园服款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承认原告高雪梅在本案中主张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在原告处购买园服，被告收到原告交付的园服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原告现依据收条向被告主张园服款，但经审理查明，原、被告一直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存在付款后不抽收条的交易习惯，且本案所涉园服款购买时间是2015年4月8日，原、被告结算的时间是2016年3月10日，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印证，且其庭审中陈述相互矛盾，故不能单纯依据收条认定本案所涉园服款未支付，依据原告2019年在本院起诉提供的现有收条计算，被告共计在原告处购买园服秋装887套，每套65元，夏装1000套，每套38元；经计算共95655元，被告现已支付99000元。因此，对原告主张园服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给其造成损失，故对其主张经济损失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对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园服欠款及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 驳回原告高雪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元，减半收取计130元，由原告高雪梅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提供2013年到2015年春季、秋季招生及在园人数情况，但该园以数据未保存为由，实际仅提供了2013年到2015年春季、秋季在园人数情况。本院在宜川县教育科技体育局调取了宜川县XX街XX园每年春季、秋季新招幼儿人数及在园人数情况，但宜川县教育科技体育局仅有该园2012年-2015年的新招幼儿人数及在园人数情况。上诉人高雪梅对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都没有异议。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苏文英质证认为，该园的数据是园长提供的，对于其中的数字她也不知道是否准确。对宜川县教育科技体育局提供的证据认可。本院认为，第一组证据是被上诉人提供的，且上诉人高雪梅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双方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故对上述两组证据均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24日至2015年3月10日，被上诉人宜川县XX中心XX园服529套，每套单价65元，共计34385元。2015年4月8日，被上诉人宜川县XX中心XX园服431套，每套单价38元，共计16738元。两项合计50763元。另外，2013年至2015年5月26日，被上诉人宜川县XX街XX园（苏文英担任法定代表人）还向上诉人高雪梅购买秋季园服556套、夏季园服569套，共计57762元。苏文英共向高雪梅支付园服价款99000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宜川县XX中心XX园服款是多少。经查，本案争议的是秋季园服508套，其中： 2013年10月24日的秋季园服223套、2014年4月15日的秋季园服87套、2014年11月10日的秋季园服198套。根据被上诉人黄瀑幼教中心提供的2013年秋季、2014年春季和秋季在园人数情况，该幼儿园2013年秋季在园人数为224人，实际购买秋季园服223套，符合在园人数情况，故对该223套秋季园服应当予以认定。该幼儿园2014年春季在园人数为347人，比2013年秋季实际增加116人，而2014年4月15日、5月26日实际购买秋季园服97套（其中2014年5月26日的10套秋季园服由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也符合在园人数情况，故对该87套秋季园服应当予以认定。该园2014年秋季在园人数347人，因2014年8月22日被上诉人已经购买秋季园服100套，2014年11月10日再购买198套不符合客观实际，且上诉人高雪梅再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该198套秋季园服不予认定。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瀑幼教中心应向上诉人高雪梅支付园服款50763元，被上诉人已向高雪梅支付99000元，扣除另案被上诉人宜川县XX街XX园已向上诉人高雪梅付款57762元，本案中被上诉人黄瀑幼教中心向上诉人高雪梅实际付款41238元，还有9525元未付，故应当由被上诉人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向上诉人高雪梅支付。虽然上诉人主张的是2015年4月8日被上诉人宜川县XX街XX园向上诉人购买的幼儿园园服542套共计20596元，但被上诉人抗辩已经支付了99000元包括该款，故应当对2013年至2015年期间购买的园服款综合清算。上诉人主张其于2015年3月10日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被上诉人私自涂改为2016年3月10日的意见，根据出具收条中写明的收到款项金额、方式及被上诉人实际向上诉人转账时间看，上诉人在未收到园服款的情况下就出具收条，以及在近一年后转账75000元，不符合交易习惯，故认定出具收条时间为2016年3月10日。综上，高雪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陕西省宜川县人民法院（2020）陕0630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二、由被上诉人宜川县XX中心XX园服款9525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60元，减半收取计130元，由上诉人高雪梅负担70元，由被上诉人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负担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60元，由上诉人高雪梅负担140元，由被上诉人宜川县黄瀑幼教中心负担1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闫小虎                      审  判  员   霍雨枫                      审  判  员   牛  菲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书  记  员   路  艳   2020061028196012136126221960121309232020063036720200707202006303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