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28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广州大道中599号第6层601-604区域。责任人：卢世灯。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少兵，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助干，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花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松园大道7号。法定代表人：肖林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晖，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汽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96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王泳涌独任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上诉请求：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赔偿219590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第五部分第10点的约定计算“伤残等级赔偿限额”，属认定事实错误。一、被上诉人公汽公司在2018年向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公司办理了15单承运人责任险理赔业务，均是依据《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2015年版），双方均无争议，且其对保险条款非常熟悉，因此，本案也应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进行理赔，这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并未作为保险单的附件，双方在长期理赔过程中从未适用过。二、即使《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有效，但《投保单》和《保险单》均约定以后附的保险条款（2015年版）为准，并未约定以《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为准。且《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中相关约定是简化索赔凭证的提交手续，主要针对修理费、医疗费、护理费等需要凭票计算理赔款的事项，并不是改变了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法、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赔偿等属于保险条款的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如认为《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改变了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则会发生荒唐的结果：诉讼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赔偿，非诉讼案件按照《保险条款》约定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赔偿，这也不符合一份保险合同中对同一事项只能有一个赔偿方法的基本保险原理。三、《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第五部分第10点的约定与保险条款（2015年版）第二十七条、附表“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的内容，并不冲突，不构成“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补充：本案应以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作为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依据。第一，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发生在前，案涉保险合同及其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发生在后。第二，《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适用于被上诉人公汽公司，所属车辆座位险是一般的约定，而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年版条款适用于案涉车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是特别的约定。综上，如果两者相关的约定发生冲突或矛盾，应以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的约定为准，因为其最能反映双方签订案涉保险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公汽公司辩称，双方于2017年10月18日签订《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是客观的事实，该协议对理赔事宜作出了特别的约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到双方之前的多笔保险理赔业务，都是按照保险条款2015版理赔，但不是双方对理赔的事宜有了新的约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汽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向公汽公司支付保险金273158.2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投保情况。2017年10月18日，公汽公司作为投保方甲方与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作为保险人乙方签订《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记载乙方就甲方机动车辆保险服务承保事宜达成协议，其中第一部分承保方案约定：保险标的范围为甲方在乙方投保的所属车辆；投保险种及保险金额包括座位险（自由选择投保）等7种；第三部分保费支付，甲方在保单生效前以银行转账或支票方式向乙方支付保费，保费到账后，乙方立即打印保单。第五部分乙方承诺包括“10.如果甲方发生的事故，并且甲方作为被告已经经法院判决后，已有合法的法律文书对赔偿数额进行了确认，我司以法律文书为索赔凭证，并以法律文书上的赔偿数额不作另行扣减赔款进行赔付，甲方可不再提供相关凭据”。同日，公汽公司向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支付了270468元的保险费，并记载“营运车购保险费”。2017年10月19日，公汽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其运营的号牌为粤Ａ×××××号公交车，总核定座位数76个，向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交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记载基本险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每车累计赔偿限额3000万元，每车每次事故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为3000万元，每次事故每座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限额（不含医疗费用）40万元，总核定旅客座位数位75个，保险费4725元；附加险中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每车累计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车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每次事故每座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总司乘人员1人，保险费63元。在附加险中“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险一栏中赔偿限额、保险费均为空白，并记载保险期限自2017年10月24日零时至2018年10月23日24时止，在特别约定一栏中记载“本保单承保乘客座位75座，每座人身伤残、死亡、医疗费用合计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承保司乘人员1座，每座人身伤残、死亡、医疗费用合计最高赔偿限额为40万元；5、本保单每次及累计总赔偿限额为3040万元；6、本保单承保的为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条款，以保单后附并加盖保单章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附加险条款》为准”。公汽公司在投保人声明中盖章确认保险销售人员李秉已向投保人详细解释了拟投保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对本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以及本投保单中约定的内容做了提示及明确说明，投保人对此已经明白并且理解无误，且同意以此为依据签署保险合同。公汽公司提交了签单日期为2019年10月19日的《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单》复印件，称原件已遗失，该保险单所记载的被保险人、车辆信息、基本险、附加险、保险期间、座位、保费、特别约定均与投保单中内容基本一致。特别约定：“6、本保单承保的道路客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条款，以保单后附并加盖保单章的《永安保险股份有限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永安保险股份有限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附加险条款》为准”。保险单中记载“签单机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公司”但加盖“《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专用章”的方形印章。在明示告知一栏中记载“……2.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特别是有关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的部分”。永安财保广州公司称公汽公司持有保险单原件却说正本遗失，故意不提交，明显违背常理，应当作出对公汽公司不利的判决，签单机构处的“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公司”和“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是并列，所加盖的方章不规范。该正本后面附加有保险条款并且盖了保险公司的印章，该保险条款盖章到底是谁决定着本案主体；特别约定第六条记载本保险条款与附本是一起的，该约定并没有将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作为附件，公汽公司在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处有过不下15单的理赔记录，唯独本案不提交保险条款。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交了《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其中用加黑加粗字体记载的责任免除内容约定“第七条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四）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处理第二十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一）造成旅客人身损害的，已发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保险人在每人医疗费责任限额内据实赔偿。其中，医疗费按照所在地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标准计算赔偿；旅客因伤致残的，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所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每人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该保险条款所附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中记载九级伤残的赔偿比例为20%。二、事故发生情况及相关判决。2018年1月14日早上6：30分许，许洪新在花东镇阳升村站上车，乘坐由公汽公司运营的车牌号为粤Ａ×××××号的16路公交车，6：47：56时最后一名乘客下车，司机庾伟泽即启动车辆，同时正在行走中的许洪新即向后摔倒，司机发现后即停车走到许洪新身边。许洪新摔倒前身边无扶手，左手边上方有拉手，许洪新未抓拉手，许洪新伸手欲扶司机座位后方的扶手时摔倒。另，根据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花东中队站附近的路段有较多坑洼，车辆在行驶中较为颠簸。许洪新陈述其站起来是想找司机问路。许洪新受伤后即到广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时间从2018年1月14日至2018年2月6日（共23天），出院诊断为：腰椎骨折；骨质疏松；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不伴有并发症。出院医嘱建议：全休三个月，出院后继续绝对卧床休息4-6周。出院后，许洪新又多次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中心卫生院治疗。许洪新属于居民家庭户口。许洪新于2018年10月10日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伤残程度及后续治疗费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10月19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许洪新腰1椎体粉碎性骨折伴相应椎管内骨性占位的伤残程度为九级伤残，拆除内固定物后期医疗费为10000元。许洪新支付了鉴定费2700元。2018年10月30日许洪新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以公汽公司为被告、庾伟泽为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114民初11475号，主张赔偿各项损失252494.76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认定许洪新的各项损失为：1.医疗费147914.03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12800元；3.住院护理费共计23232元；4.护工服务费20元；5.误工费5390元；6.营养费1000元；7.交通费1000元；8.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40975元/年计算20年，赔偿系数计算20%，共计163900元；9.残疾辅助器具费中购买腰带的费用270元、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的费用2000元；10.后续治疗费10000元；11.鉴定费2700元；12.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4000元。许洪新上述第1-11项损失共计370226.03元，由公汽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259158.22元，故公汽公司共应向许洪新赔偿273158.22元（包含精神损害抚慰金），扣减公汽公司已经为许洪新垫付的医疗费135785.46元、护理费4488元、购买胸腰骶椎矫形器的费用2000元，公汽公司还应向许洪新赔偿130884.76元，并判决公汽公司向许洪新赔偿130884.76元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2019年5月8日，公汽公司针对（2018）粤0114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所判定款项向指定的代管款专户支付了伤者许洪新赔款131341.6元。后，公汽公司向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主张理赔。2019年7月18日，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向公汽公司作出《理赔核损通知书》，记载针对2018年1月14日乘客许洪新出现事故，初步核算方案如下：医疗费：发票金额147914.03元，核算134200元（剔除非医保）；误工费：5390元，按判决意见；伤残赔偿金：40万元×20%=80000元（未提供伤残鉴定报告，参考法院判决书，最终确认需补充伤者鉴定报告及影像资料），综上合计219590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理赔核损通知书》中的“判决书”即指（2018）粤0114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庭审中，永安财保广州公司称伤残赔偿金按照40万元×20%即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赔偿，其他伤者的损失同意按照（2018）粤0114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书进行理赔，公汽公司则称伤残赔偿金应当该判决金额赔偿，不应另行扣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人主体问题；二是《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的关系；三是诉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应否赔付问题。一、关于保险人主体问题。公汽公司提交的保险虽然为复印件，签单机构一栏处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公司”的文字内容，但是该花都支公司未加盖印章，而是由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加盖“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保险专用章”，永安财保广州公司的加盖印章的行为即其承保的意思表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还确认公汽公司曾在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处有多次理赔记录，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公汽公司与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之间成立关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应依约履行相应支付保险金义务。二、关于《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与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合同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应从双方合同订立的先后顺序、具体内容、内在联系以及履行情况来综合分析。2017年10月18日所订立《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背景是“乙方就甲方机动车辆保险服务承保事宜”所达成的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促成公汽公司与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达成保险合同，该协议明确了承保险种包括座位险。次日即2017年10月19日，公汽公司向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交了投保单，投保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附加司乘人员责任保险，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签发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保险单。而该保险单所附的《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在双方签订涉案协议之前即已存在。从以上情况看，二者之间是双方当事人关于公汽公司在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处投保的相关权利义务事宜的特别约定与一般约定的关系，该协议属于保险合同特别约定，在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处，应以该协议所载特别约定为准。三、关于诉争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赔付问题。公汽公司未提交保险单原件及保险条款，根据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交的《永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2015）版条款》用加黑加粗字体显示的免责条款，精神损害赔偿属于责任免责条款之一。公汽公司在相应的投保单中加盖印章确认对责任免除条款“已经明白并且理解无误”。而且，投保单中附加险一栏，与司乘责任保险并列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险限额、保费相应内容却均为空白。可见，在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中，所附加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险需要另行购买。因此，在本案公汽公司未购买该附加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险情况下，对于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赔偿项目，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不应理赔。《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约定“如果甲方发生的事故，并且甲方作为被告已经经法院判决后，已有合法的法律文书对赔偿数额进行了确认，我司以法律文书为索赔凭证，并以法律文书上的赔偿数额不作另行扣减赔款进行赔付，甲方可不再提供相关凭据”。该协议相对保险单、保险条款，属于公汽公司、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达成特别约定。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所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规定的百分比，乘以每人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残疾赔偿金属于应赔偿项目。本案伤者为九级伤残，按照上述保险条款的约定，则伤残赔偿金计算为40万元×20%=8万元。而经法院判决认定的伤残赔偿金为163900元，公汽公司承担70%即公汽公司实际赔偿114730元。二者经比较，按照保险条款所计算的残疾赔偿金低于判决认定的公汽公司应付金额，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约定，则该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2018）粤0114民初1147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金额计算为准，不应从中扣减。公汽公司已向伤者赔付的其他项目，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同意按照判决中确定的金额计算，则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已经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4000元，该款应从公汽公司应付总赔款项273158.22元中扣除。伤者的损失中公汽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259158.22元（不含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款公汽公司已向伤者赔偿，且未超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承保的责任限额，应由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向公汽公司予以支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六款、第七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如下：一、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公汽公司支付保险金259158.22元；二、驳回公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99元，由公汽公司承担138元，由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负担2561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被上诉人公汽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应当支付的残疾赔偿金的数额问题。本案中，被上诉人公汽公司与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订立的《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明确约定，“如果甲方（被上诉人公汽公司）发生的事故，并且甲方作为被告已经经法院判决后，已有合法的法律文书对赔偿数额进行了确认，我司（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以法律文书为索赔凭证，并以法律文书上的赔偿数额不作另行扣减赔款进行赔付，甲方可不再提供相关凭据”，即双方在通用的格式保险条款之外，还通过订立该协议对于赔偿数额进行了约定。在此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双方的特别约定，而非通用的格式条款，故一审法院依据该特别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无不妥。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提出之前被上诉人公汽公司从未要求适用过该《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但该主张不能成为本次拒绝履行《机动车辆保险服务协议》的理由；至于诉讼与非诉讼案件残疾赔偿金存在区别的问题，原因在于案涉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法定的残疾赔偿金标准存在区别，并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认为前述特别约定与保险条款相关条款及附表并不冲突，但本院认为前述特别约定与保险条款相关条款及附表均是对伤残赔偿金数额如何确定的约定，而且约定了不同的确定方法，故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亦缺乏理据，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永安财保广州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89元，由上诉人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洁莹冯佩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