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2民初28924号原告：高玉宝，男，1981年8月28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越，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海新，男，1966年8月7日出生。被告：田友林，男，1965年6月11日出生。原告高玉宝与被告张海新、被告田友林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玉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越，被告张海新、被告田友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玉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张海新立即向高玉宝返还不当得利款项230000元；2、张海新立即向高玉宝给付以上不当得利款项的利息20000元；3、诉讼费由张海新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8月19日，高玉宝向田友林借款20万元，高玉宝向田友林出具借条一份，双方约定一个月后还款，后来经过双方协商还款时间为2014年12月底，借条上约定迟一日先交4万元。借款时高玉宝不直接认识田友林，高玉宝是通过朋友案外人季某X找的张海新，张海新又介绍的田友林，高玉宝与张海新也不熟，但因借款是通过张海新帮助引荐的，田友林要求高玉宝将这些借款还给张海新也可以，就视为还给田友林的。高玉宝从2013年9月21日开始，分多笔将借款和高利息偿还给张海新或田友林，第1笔是2013年9月21日在神仙村办公室现金还了田友林3.5万元，张海新和田友林均在现场，田友林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第2笔是2013年10月在神仙村办公室还了田友林现金4万元，张海新和田友林均在现场，田友林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第3笔是2013年11月在神仙村办公室还了田友林现金4万元，张海新和田友林均在现场，田友林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第4笔是2013年12月在神仙村办公室还了田友林现金6.5万元，张海新和田友林以及借条执笔人李荣弟均在现场，田友林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第5笔是2014年1月19日，高玉宝网转通过张海新转给田友林的，还款金额4万元；第6笔是2014年3月2日，高玉宝通过张海新转给田友林的，还款金额3.5万元；第7笔是2014年5月6日，高玉宝通过张海新转给田友林的，还款金额2万元；第8笔是2014年7月14日，高玉宝通过张海新转给田友林的，还款金额1万元；第9笔是2014年7月21日，高玉宝通过张海新转给田友林的，还款金额3万元；第10笔是高玉宝借的季某的大额存款单交给张海新（张海新拿着季某大额存单直接到银行柜台取的），张海新取得款项后偿还田友林的，金额为2万元；第11笔是高玉宝借得禹某的大额存款单交给张海新（张海新拿着禹某的大额存单直接到银行柜台取的），张海新取得款项后偿还田友林的，金额为1万元，共11次本金加利息共还款34.5万元。2015年田友林在另案中将高玉宝起诉，通州区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和（2015）通民（商）初字17004号分别判决高玉宝偿还田友林借款本金12万元和2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两个另案案件庭审时，田友林不承认收到高玉宝给付的任何还款，包括高玉宝通过张海新网转给田友林的13.5万元和张海新从银行柜台自取的3万元。两个另案案件，通州区法院（2015）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和（2015）通民（商）初字17004号判决认为，高玉宝向田友林的还款证据不足，也就是说，期间高玉宝支付给张海新的款项，张海新未转给田友林。因此，判令高玉宝继续履行向田友林的还款义务，这两个判决已经生效，且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需要强调的是，本案高玉宝与张海新之间根本不存在借贷关系，高玉宝向张海新转款和现金付款的行为均是通过他向田友林还款的行为。在现在缺乏信用的时代，高玉宝与张海新不熟悉，张海新怎能在不打借条的情况下，就借给高玉宝20多万元呢？而且，张海新在另案的庭审时根本说不清楚他是怎么借给高玉宝的款，什么时候借得款，借了多少款，在有银行转账记录的情况下，张海新不得不承认他收到了高玉宝20多万元款项。高玉宝认为，既然田友林未收到高玉宝通过张海新偿还的借款，张海新说他收到的高玉宝20多万款是高玉宝事先单独借他的款，那么张海新就有义务举证证明高玉宝借款的事实，否则，张海新收到的高玉宝转让给田友林的20多万款项就属于不当得利，张海新应当立即退还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高玉宝同时认为，为了查清事实，应当将田友林列为本案共同被告。综上，为了维护原告高玉宝的合法权益，高玉宝诉至法院。被告张海新辩称，不同意高玉宝的诉讼请求，且高玉宝起诉的事实和理由也均不成立；我和高玉宝都是搞工程的，高玉宝给我家做完防水后，我和高玉宝就认识了，然后高玉宝就向我借了钱，高玉宝给我转的钱是归还借我的欠款，我与高玉宝没有打借条，因为朋友之间借钱不打欠条，如果高玉宝不欠我的钱不会往我账户里打钱，但高玉宝无法证明不欠我的钱。被告田友林辩称，不同意高玉宝的诉讼请求。本案与我无关，我和高玉宝之间的借贷关系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高玉宝提交了（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判决书、汇款单、庭前质证笔录用以证明，田友林未收到高玉宝的任何还款，且张海新承认高玉宝通过银行转账给其汇过款，亦承认收到高玉宝款项20多万元，且张海新陈述高玉宝向其借款未打借条，亦不清楚借款时间、借款总额，不清楚还了多少、不知道还了多少现金、多少是通过转账还款。张海新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认为这组证据恰好证明高玉宝欠其钱，但对关联性不认可，并认为无法证明高玉宝与其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田友林认为与其无关，故对该组证据拒绝质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符合证据法定形式，且主要争议双方均无异议，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高玉宝提交了证人禹某和季某的书面证人证言及二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以证明，禹某和季某分别将1万元和2万元的银行存款单交给高玉宝，高玉宝又交给张海新。张海新对该组证据不认可，并称其不认识禹某和季某，且该组证据亦不能证明高玉宝不欠其借款。田友林认为与其无关，故对该组证据拒绝质证。3、经高玉宝申请，证人禹某到庭作证，其证言如下：我和季某是夫妻关系，季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到庭。我与原被告双方没有利害关系，我和高玉宝父亲是好朋友，2013年8月份左右我借给高玉宝1万元，季某借给高玉宝2万元，我和季某把银行存单及密码、我二人的身份证交给高玉宝，高玉宝自己去取的钱，高玉宝说借钱是为了还别人钱用，但还给谁钱我不清楚。高玉宝对证人禹某的证言认可，张海新对证人禹某的证言不认可，并称其不认识禹某和季某，且禹某、季某与高玉宝之间借贷关系与其无关。田友林认为本案与其无关，故拒绝质证。本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当事人质询，证人季某未出庭作证，亦无证明材料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且证人季某的证言内容无法证明张海新收到其借给高玉宝的2万元银行存单，故本院对季某的证人证言不予采纳。证人禹某虽出庭作证，但其陈述内容亦无法证明被告张海新收到其借给高玉宝的1万元银行存单，故本院对禹某的证言亦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以及庭审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高玉宝通过张海新介绍认识了田友林，认识当天，高玉宝向田友林借款20万，并打了借条；高玉宝和张海新并不熟悉。在庭审中，高玉宝称，其通过现金、银行转账以及禹某、季某的银行存单分11笔还给了田友林；其中，第1笔至第3笔共计115000现金是直接还给田友林，但田友林未给其出具收条；第4笔65000元现金是通过张海新还给田友林，田友林亦未给其出具收条；第5笔至第9笔共计135000元是高玉宝通过银行转账给张海新账户并由张海新还给田友林；第10笔、第11笔共计30000元是通过禹某和季某的银行存单取出来后给付张海新。关于高玉宝所述其通过张海新偿还其与田友林的借款，其未能提交田友林的书面授权书，田友林亦称其从未授权张海新替其收取高玉宝的还款，其与张海新系普通朋友关系。高玉宝与田友林之间的借贷关系经本院（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1号判决书、（2015）年通民（商）初字第17004号判决书分别判决高玉宝应偿还田友林借款120000元和200000元。张海新陈述，田友林并未授权其代为收取高玉宝的欠款，而是高玉宝向其借款200000元，后高玉宝向其还款210000元，其中包括高玉宝庭审中所述的第4笔65000元现金、第5笔至第9笔银行转账共计135000元，剩余10000元是高玉宝答应给其的好处费；高玉宝向其借款时，未向其出具借条，高玉宝向其还款时，其亦未向高玉宝出具收条；张海新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高玉宝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即：一方受益，他方受损，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对于高玉宝要求张海新返还不当得利款230000元及利息2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首先，从举证责任方面分析。在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之债中，其通过转账等方式给付被告张海新钱款的行为，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原告需要举证证明：（1）被告因其给付而受利益；（2）原告与被告有给付关系；（3）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目的之欠缺，此虽为消极事实的性质，但仍应由原告负举证责任。高玉宝作为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而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控制财产资源的变动，其给付行为系基于特定目的、有意识的，在给付目的未完成的情况下，更有意识也更有能力掌握相关事实证据，故应由其承担举证困难的危险。在庭审中，虽高玉宝主张被告张海新系代田友林收取欠款，但并未提交田友林授权张海新的书面授权或口头授权等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相关证据，且田友林和张海新亦均不认可存在代为收取欠款的事实。当原告高玉宝主张事实陷入真伪不明之状态时，高玉宝需进一步举证证明，但其无法举证以证明其主张事实，将承担举证不能所导致的败诉后果。其次，从民间借贷习惯与常情方面分析。在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人际交往日益频仍，在没有足够信任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借贷可能存在相应之风险，田友林在出借给高玉宝时与高玉宝签订借据即为明证。在本案审理中，高玉宝陈述其与张海新、田友林均不熟，其系通过张海新而认识田友林，田友林亦陈述其与张海新之间为普通朋友关系。高玉宝与田友林之间就借贷关系而签订借据,就高玉宝所主张其没有直接向田友林还款，而是在没有田友林的代收还款指示的情况下，即通过张海新还款，且还款金额达几十万元之巨，明显与民间借贷习惯和常情不符。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宝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50元，由原告高宝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于俊平人民陪审员  王长林人民陪审员  岳 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贺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