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20）辽02行终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2-4号。法定代表人张思静，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鹏权，辽宁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颖华，辽宁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75号。法定代表人赵作伟，主任。委托代理人刘英，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隋秀英，辽宁君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辽0291行初1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在沙区市场监督局核准登记，法定代表人是张思静，注册地址是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2-4号（企业档案中显示该地址租赁自大连长城医院），企业类型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综合医院服务。投资者是张思静等13位自然人。2019年7月2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被告于2019年7月8日向原告发出大卫医字【2019】第032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原告补充提交大连长城医院改制后的营业执照、变更核准通知书等。同年7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人说明》，说明大连长城医院在改建改制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二份文件。同日，原告将修改后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提交给被告，其中载明申请变更登记事项为将大连长城医院2014年11月20日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中企业名称由大连长城医院变更为原告即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所有制形式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由306万变更为501万。申请变更登记理由是2015年1月5日，大连长城医院职工形成《职工大会会议决议书》，作出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改建）决议：由股份合作制单位改制（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由大连长城医院变更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2017年9月，原告取得营业执照。2019年3月26日，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复函》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改制和改建历史过程。故提出以上申请事项。7月16日，被告向沙区市场监督局发出《关于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是否改制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的函》，主要内容是：请求市场局协助对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是否为大连长城医院改制而来予以确认。2019年8月1日，沙区市场监督局作出沙市监便字【2019】48号《关于对的回复》，内容是：我局已于2018年1月4日对你委回函进行了答复。2019年8月5日，被告制作大卫医【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以“大连长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长城医院”非同一主体为由，对原告的申请决定不予变更登记。另查，2017年12月25日，大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沙区市场监督局发出《关于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所有制形式变更情况的函》，主要内容是：大连长城医院向我委提交了变更该医院《医疗机构许可证》登记的所有制形式的申请，拟由“股份合作制”变更为“有限公司”。按照原大连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大连沙河口长城医院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批复》，该医院的所有制形式为股份合作制，并在我委核发的《医疗机构许可证》上进行了登记。目前，大连长城医院认为贵局核发的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为大连长城医院转制变更，二者为同一主体。请贵局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主体与大连长城医院主体是否一致，是否由大连长城医院转制变更而来。2018年1月4日，沙区市场监督局出具《关于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所有制形式变更情况的复函》，主要内容是：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是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于2017年9月29日经我局核准注册登记的由13名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非转制变更企业。“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与“大连长城医院”非同一主体。再查，2012年5月23日，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向市工商局发出《关于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有关问题说明的函》，内容是：“大连长城医院是成立于1987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1999年，按当时的集体企业改制政策，由大连市集体经济改革办公室批准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因当时医院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无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所以改制后未办理工商注册。2000年11月16日，该院被大连市卫生局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需要办理注册登记，但此时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予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因此，该企业工商注册登记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2013年9月5日，大连市沙河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出具《关于大连长城医院有关情况说明的函》，主要内容是：根据《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应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原因，详见2012年5月23日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有关问题说明的函》。2013年，该院提出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申请，现正处于工商登记手续筹备过程中。2015年1月5日，大连长城医院形成《职工大会会议决议书》，主要内容是：本院共有正式职工2人，均同意成立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章程，大连长城医院自愿退出组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由该2名职工用债转股的方式吸收改建总体方案中全部或部分债权人共同组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该决议书有张思静和张晓娜签字并加盖大连长城医院公章。2015年9月7日，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对大连长城医院回函称:“你单位所遇问题系历史遗留问题，可到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大连长城医院改制后于1999年11月1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中记载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合作制，有效期至2004年10月31日。2000年，大连市卫生局核准其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并在执业许可证上加盖“营利性医疗机构”字样的印鉴。2014年11月20日，大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再次为大连长城医院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中载明所有制形式是股份合作制，经营性质是营利性医疗机构，有效期至2019年11月19日。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被告作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辖区内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的管理职责。《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被许可人在卫生行政许可有效期满前要求变更卫生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原告在《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中申请变更的事项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的企业名称、所有制形式和注册资金，并未提出分类登记的申请事项，在申请的理由部分也没有这方面的阐述和提交相关材料，故本案应认定为变更行政许可而非分类登记审查之诉。原告主张分类登记审查不在本案审查范围之内。企业的改制、改建等承继关系，应以工商登记为依据，而原告的工商登记档案从公司章程、投资人、办公地址（租赁长城医院办公楼）等内容均反映原告为新设立的有限公司，与大连长城医院没有关联。大连长城医院的《职工大会会议决议书》中表述为“组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此种表述方式能否认定为企业改制及该份决议书的法律效力不应由被告判断或在本次行政诉讼中确定。原告亦没有提供其他有权部门明确原告系由大连长城医院改制而来的证据。故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形成有效证据链条证明原告系由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或改建而来，其与长城医院间无承继关系，故其也不具备对长城医院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主张权利的资格。至于大连长城医院不能办理营业执照的历史遗留问题，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能以此确认其改制成为本案原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四）项规定：“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出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第十六条规定“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审查后，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卫生行政许可决定”。本案中，被告于2019年7月2日收到原告初次申请，在5日内（7月6日）要求原告补充材料，在7月9日收到原告正式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后及时展开审查工作，扣除7月16日至8月1日等待有权机关回函的时间，在20日内作出《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的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上诉称，1、请求撤销(2019)辽0291行初139号行政判决书，改判确认被上诉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5日作出的大卫医字(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依法继续履行职责。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本案不是行政许可案件，本案系对已存在医疗机构大连长城医院进行分类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后，履行法定程序由事业单位主体改建成企业主体，对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变更登记的案件。大连长城医院1987年利用国有资产设立为事业单位，1999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仍为事业单位。2000年，被上诉人根据《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将大连长城医院拟分类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5年9月7日，大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和职权，确认由张思静和张晓娜设立上诉人企业主体。上诉人根据法定程序和上述事实向被上诉人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变更登记，但被上诉人以上诉人与“大连长城医院”非同一主体为由拒绝履行法定职责，被上诉人以行政许可方式和根据工商登记内容审查上诉人与“大连长城医院”的承接关系，作出大卫医字(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依法确认违法和撤销并责令继续履行职责。上诉人的申请内容是分类登记内容，提交材料是已存在的医疗机构大连长城医院在分类登记中应履行和己履行法定程序的材料。大连长城医院由非企业主体改建为企业主体，由没有企业登记、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到完成企业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这是已存在医疗机构履行分类登记的必然要求。改建应经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法律和职权进行，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故意向非职权部门工商局调查取证，得出结论也是错误的结论。大连长城医院改制后，于1999年11月1日“变更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是新取得的。2000年，被上诉人在原证件上加盖“营利性医疗机构”印鉴，并没有新核发为企业主体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4年11月20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按校验程序换发的，而不是“再次”“核发”，2014年11月20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记载的主体性质仍是事业单位主体，不是企业主体。原审法院适用《行政许可法》错误，应适用《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行政许可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不适用本法。”上诉人现是企业，根据分类登记的相关规定承接大连长城医院，被上诉人应依《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登记暂行规定》履行职责，进行变更登记。综上，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根据分类登记对原大连长城医院的2014年11月20日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变更。被上诉人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辩称，原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不具有对被上诉人于2000年对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登记管理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本案是上诉人基于向被上诉人申请变更大连长城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变更申请，作出了大卫医字〔2019〕第44号《不予变更登记行政许可决定书》，上诉人对此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对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登记管理，是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在2000年前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登记管理的行政行为。上诉人是2017年9月才向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的企业，上诉人从没有取得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向被上诉人申请“对已存在的医疗机构申请分类登记”的资格。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上诉人对该项行政行为的诉讼，也早已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二、大连长城医院与上诉人是二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被上诉人无权将大连长城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变更到上诉人名下。大连长城医院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被上诉人根据大连长城医院的申请，颁发给大连长城医院这一民事主体，准予其从事医疗活动的行政许可证，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专属于大连长城医院。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本案不是行政许可案件与其起诉状中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自相矛盾。被上诉人是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申请书》而做出的大卫医字〔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登记行政许可决定书》，上诉人在起诉状、上诉状中的第二项请求均为，“要求法院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于2019年8月5日出具的大卫医字〔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登记行政许可决定书》，但在起诉状、上诉状的事实与理由中却称本案不是行政许可案件，如果本案不是行政许可案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三项规定，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四、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一再称大连长城医院是“医疗事业单位”与其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供的第六份证据“2014年11月20日大连长城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中明确记载，大连长城医院所有制性质为：股份合作制”而非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的“事业单位”；上诉人提供的第10份证据“1992年3月26日，大连市卫生局和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文件（大体改委发〔1992〕17号）《关于核定大连市沙河口长城集体医院经济性质的批复》”不管是从文件的名称还是文件的内容来看，大连长城医院在1992年3月26日，被原大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大连市卫生局审定为集体性质的医疗机构；上诉人提供的第11份证据“1999年5月11日,大连市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指导小组下发的（大集办发〔1999〕50号）《关于大连市沙河口长城集体医院改制为股份合作制的批复》”证实，大连长城医院在1999年5月19日，被大连市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指导小组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上诉人称大连长城医院是事业单位的陈述，与其在原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自相矛盾。五、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了行政诉讼一案一诉的基本原则。上诉人所称的分类登记许可与变更登记许可是二种不同的行政行为。上诉人的二项诉讼请求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同时起诉。更何况，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向被上诉人申请“对已存在的医疗机构申请分类登记”的资格。综上所述，被上诉人下发的大卫医字〔2019〕第044号《不予变更登记行政许可决定书》没有错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与大连长城医院是否存在承继关系的问题。本案不论上诉人认为系对已存在的医疗机构大连长城医院申请进行分类变更登记，还是申请变更大连长城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的主体是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因此必然涉及到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与大连长城医院是否存在承继关系。大连长城医院于1999年经批准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2000年11月16日被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应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该企业工商注册登记一直未能得到解决的原因是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予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被上诉人受理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申请后,核实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是否由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承继而设立的系其职责，其于2019年7月16日向沙区市场监督局发出《关于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是否改制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的函》。沙区市场监督局于2019年8月1日作出沙市监便字【2019】48号《关于对的回复》“我局已于2018年1月4日对你委回函进行了答复。”2018年1月4日，沙区市场监督局出具《关于协助确认大连长城医院所有制形式变更情况的复函》，主要内容是：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是经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于2017年9月29日经我局核准注册登记的由13名自然人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非转制变更企业。综合上述情况及上诉人所提举的证据，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系由大连长城医院改制或改建承继而来。因此，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长城医院间无承继关系，故上诉人也不具备对长城医院持有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主张权利的资格并无不妥。被上诉人作出《不予变更行政许可决定书》的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大连长城医院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车兆东审判员  李 健审判员  徐建海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周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