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04民初24457号原告：益蔚华，男，1971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春，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钊，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振海，男，1973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周莲，女，1968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被告：上海聚心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张振海，职务不详。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刚，上海市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益蔚华与被告张振海、周莲、上海聚心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心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0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益蔚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达成的《上海聚心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并支付以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的自2016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张振海和周莲系夫妻关系，张振海系聚心源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益蔚华与周莲系原上海化专精细化工8915班的同学。2012年10月，周莲发起设立“上海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未注册登记)，约定若干同学加入。2012年11月1日，周莲以聚心源公司名义与益蔚华签订了《上海聚心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聚心源公司将公司3.2%的股权以人民币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益蔚华，并保证每年给予不低于投资额10%的比例作为利润回报率”。合同签订后，2012年11月30日，益蔚华应周莲要求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汇至周莲名下的个人账户。但是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经益蔚华多次催促无果，且自2016年以后聚心源公司也拒绝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固定分配利润。2017年3月30日，张振海、聚心源公司在未征求益蔚华意见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至张振海名下，公司由自然人投资控股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至此，益蔚华原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势发生重大变更。2017年8月10日，在多次催告未果的情况下，益蔚华向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发出《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要求解除与聚心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由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归还股权转让款以及支付2016年至今的固定利润。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对此未回应。益蔚华认为，聚心源公司不拥有自身公司股份，其不具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周莲并非聚心源公司的股东，亦不具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张振海、聚心源公司未依约履行变更股权登记的义务，并拒绝支付2016年以来的股东分配利润；2017年3月30日，张振海在未通知益蔚华的情况下擅自变更了公司类型。综上，张振海、聚心源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使得益蔚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遂起诉。张振海、周莲共同辩称，张振海和周莲从未表示要转让张振海在聚心源公司的股权，并请求驳回益蔚华的诉讼请求。另，聚心源公司与益蔚华之间是投资关系，聚心源公司收到的益蔚华的款项也是投资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转让方是聚心源公司，而非周莲或者聚心源公司当时的任何股东。聚心源公司辩称，聚心源公司与益蔚华之间是投资关系，聚心源公司收到的益蔚华的款项也是投资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转让方是聚心源公司，而非周莲或者聚心源公司当时的任何股东。同意益蔚华关于解除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聚心源公司已于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支付给益蔚华1万元，共计3万元，该款项应从还款总金额中10万元中予以扣除，即聚心源公司仅应归还益蔚华7万元。不同意益蔚华关于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益蔚华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聚心源公司目前的工商机读档案资料以及最初设立时的工商内档资料；证据2、《基金会管理条例》；证据3、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4、益蔚华向周莲转账100,000元的网上转账汇款凭证；证据5、聚心源公司向益蔚华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据6、益蔚华向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发出的《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及邮寄凭证；证据7、益蔚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钊与张振海于2017年6月9日谈话的音频资料光盘及音频资料文字摘取。该七份证据欲证明聚心源公司目前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张振海系聚心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履行变更股东名册的义务。周莲系上海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会会长，但并非聚心源公司股东，其无权转让聚心源公司股份，其与基金会会员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代理其丈夫张振海转让聚心源公司股份的行为。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且已履行给付股权投资款的义务，周莲为实际收款人且转账行为发生于张振海和周莲婚姻存续期间。益蔚华曾向张振海、周莲以及聚心源公司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张振海、周莲以及聚心源公司对于向益蔚华转让股权的事实均知晓且没有异议，张振海同意向益蔚华退还股权投资款。张振海、周莲对益蔚华提交的上述七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自身与本案无关，故不予质证。聚心源公司对益蔚华提交的上述七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基金会管理条例》、音频资料光盘及音频资料文字摘取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时，聚心源公司表示，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为投资协议；益蔚华向周莲转账汇款的凭证以及聚心源公司向益蔚华出具的收款收据证明了益蔚华向周莲转账的行为，但周莲系代理聚心源公司接收益蔚华的款项，实际收款人应为聚心源公司，款项性质为益蔚华对聚心源公司的投资款，该证据证明了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之间为投资关系。同时，张振海为反驳益蔚华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1、张振海与周莲的离婚证；证据2、聚心源公司分公司的营业执照。该两份证据欲证明张振海与周莲已于2016年5月30日离婚。周莲系聚心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其与益蔚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系代理聚心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益蔚华对张振海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聚心源公司分公司营业执照的关联性存在异议。益蔚华认为，聚心源公司分公司营业执照证明了周莲系聚心源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但这并不当然证明周莲系代表聚心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适格代理人，益蔚华是基于当时周莲与张振海的夫妻关系方与周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综合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益蔚华、张振海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予以采信，并认定事实如下：张振海和周莲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16年5月30日离婚。益蔚华与周莲系原上海化专精细化工8915班的同学。2012年10月，周莲发起设立“上海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未注册登记)，约定若干同学加入，并拟定《基金会管理条例》。2012年11月1日，聚心源公司与益蔚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聚心源公司为甲方(转让方)，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会会员为乙方(受让方)；甲方将其持有该公司3.2%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00,000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享受3.2%的股东权利；甲方应对该公司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乙方不参与经营管理，甲方保证乙方的年固定利润分配不低于其投资额的10%；利润分配时间为次年的12月1日；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等等。聚心源公司在甲方处盖章(实际经办签订协议和盖章的为周莲)，益蔚华在乙方处签字。2012年11月30日，益蔚华通过网上银行向周莲转账100,000元，转账注明用途系“上海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聚心源公司于2012年11月向益蔚华出具收款100,000元的收据，并注明收款项目为“同学基金会投资款”。当时，聚心源公司的股东分别为汤某某(持股30%)和张振海(持股70%)。张振海系聚心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莲系聚心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2013年、2014年、2015年聚心源公司分别向益蔚华支付10,000元，共计30,000元。但2016年后聚心源公司未再向益蔚华支付过款项。2016年底，聚心源公司向益蔚华提出办理变更股东名册登记手续的要求，拟将益蔚华的名字加入股东名册，但未果。2017年3月30日，聚心源公司完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至张振海名下，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至此张振海成为聚心源公司唯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7年8月8日，益蔚华向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发出《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表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本人已向公司指定的周莲名下的账户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万元整，但截止发函之日，贵司始终拒绝履行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义务，并拒绝向本人分配2016年度固定利润10,000元。同时，在2017年3月30日，贵司在未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变更公司股权结构，将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由于贵司并不拥有公司的股权，不具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主体资格，签字人周莲也并非公司股东，故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加之在履行该协议的过程中，贵司的原股东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贵司也没有履约的意愿，甚至在没有履约的情况下变更了公司股东，造成《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落空。因此本人认为，贵司与本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基于越权签订的协议，签订协议后实际又没有履行股权转让的义务，现在公司的股权、经营状态也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并严重损害了本人的权益。”据此，益蔚华要求即该通知送达之日起解除与聚心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归还股权转让款100,000元以及支付2016年度的固定利润10,000元。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收到前述通知但未予以回应。2017年6月9日，益蔚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铁钊与张振海进行谈话，张振海表示已于2016年3月告知益蔚华等五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其无须支付2016年的固定利润，其表示仅愿意归还益蔚华等五人的本金共计42万元，不可能支付利息。审理中，益蔚华、张振海均表示，所谓的“上海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会”并未合法设立，益蔚华、周莲及基金会成员都是上海化专8915班的同学。虽然《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乙方(受让方)为“化专8915养老创业基金会会员”，但实际出资人(即《股权转让协议》的乙方)为益蔚华。另，庭审中本院已向益蔚华释明，根据查明事实和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的辩称意见，本案的法律关系性质可能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是基于投资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并询问益蔚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益蔚华当庭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在庭审中表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的转让方是聚心源公司，而非周莲或者聚心源公司当时的任何股东，并进一步表示这是最终意见，以后与益蔚华发生其他法律关系纠纷时也不会改变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是益蔚华与张振海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还是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协议？即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实为股权转让纠纷还是基于投资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对此，益蔚华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是益蔚华与张振海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一是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其明确约定了双方股权转让的比例、固定利润分配比例等，因此是其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二是从双方合意来看，益蔚华指出，聚心源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其于2016年底向益蔚华提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要求，因此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合意为股权转让，如果是进行投资就不会涉及变更股东名册等事项。三是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虽然《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转让方)为聚心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即仅有符合上述三种情形之一时，公司方可持有自身股权，而聚心源公司签订合同时显然并不具有持有自身股权的合法条件，故转让方不可能为聚心源公司。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周莲系聚心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振海的配偶、聚心源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经办人、聚心源公司公章持有人、益蔚华转账的收款人、《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人，因此益蔚华有理由相信，周莲系代表张振海的意志处理夫妻共同财产，《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是益蔚华与张振海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而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认为，根据客观事实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是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而非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协议的主体是聚心源公司，而非张振海或者其他人。周莲在签订协议中的所有行为均系代理聚心源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内容来看，虽然《股权转让协议》就双方股权转让的比例等进行了约定，似乎具备股权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但合同关于“利润分配”的约定为“乙方不参与经营管理，甲方保证乙方的年固定利润分配不低于其投资额的10%”，即对股权受让方作出最低收益保证。而作为股东，应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通常在股权转让合同中不应当出现最低收益保证条款，故关于利润分配的约定实际上应视为对于借款利息的约定。同时，《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利润分配时间为“次年的12月1日”，在固定时间支付固定比例的款项同借贷关系中定期支付利息的习惯相符，具备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由此可见，该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实质上是一份民间借贷合同。其次，从双方合意来看，庭审中益蔚华虽称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真实合意为进行股权转让，而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称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之间实质上是投资关系，之所以在形式上拟定为股权转让合同且曾有过要求益蔚华配合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的意思表示，均系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误解，即误以为聚心源公司为股权出让方。由于各方对于内心真意的表述不一致，故本院认为应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签订主体等客观事实进行评判。再者，从《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各方对于乙方(受让方)为益蔚华均无异议，但对于甲方(转让方)的实际身份，益蔚华认为是周莲作为配偶关系所代表的张振海，而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认为甲方(转让方)即为聚心源公司。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虽然张振海与周莲系夫妻关系，但益蔚华并未提供张振海授权周莲转让股份的相关材料，且张振海在庭审中亦明确表示当时并没有授权周莲向益蔚华转让股份，故本院对于益蔚华提出的张振海系股权出让方的主张不予采纳。此外，益蔚华、聚心源公司均表示，签订合同时聚心源公司的另一股东汤某某亦非股权出让方。由于签订合同时聚心源公司的两位股东张振海、汤某某均非股权出让方，而聚心源公司不拥有且无法转让公司自身股份，因此不应将《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认定为股权转让合同。同时，周莲作为聚心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聚心源公司公章持有人，可认定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周莲为聚心源公司签订合同的适格代理人。据此，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甲方即为在甲方处盖章的聚心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质为聚心源公司与益蔚华签订的民间借贷协议。综上，本案系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基于投资关系所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为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签订的民间借贷协议。在本院已将本案可能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向益蔚华释明的情况下，益蔚华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坚持要求解除益蔚华与聚心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张振海、周莲、聚心源公司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益蔚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益蔚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嘉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钱 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