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681民初10743号 原告：陈招芬，女，1935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何桂娟，女，196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何旦英，女，1984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何丹凤，女，1995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寿银萍，浙江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弋婷，浙江杭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林林，男，195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何红梅，女，196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可风，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汤立琼，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鉴波，男，1987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何齐海，男，195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夏峰，诸暨市城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与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何齐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四原告的申请对四被告名下的财产在价值130万元范围内采取了保全措施。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郭志军独任审理，于2019年8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以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弋婷、寿银萍（经允许后中途退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红梅及其和被告何林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骆可风、被告何鉴波、被告何齐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夏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损失共计1296128.14元（其中医疗费1163.14元、丧葬费3603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62513元、死亡赔偿金1143458元、亲属误工费29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审理中，四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损失共计1280500元（其中医疗费1163.14元、丧葬费3603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6885元、死亡赔偿金1143458元、亲属误工费29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陈招芬系死者何仕光母亲，原告何桂娟系死者何仕光配偶，原告何旦英、何丹凤系死者何仕光女儿，被告何林林与被告何鉴波系父子关系，被告何林林与被告何红梅系夫妻关系。2020年6月14日上午5时左右，被告何齐海叫死者何仕光去给被告何林林的母亲（被告何鉴波的奶奶）修坟，主要的工作内容为将水泥、石子挑至指定地点，该工作需途经600米歪曲陡峭小道。上午10时左右，死者何仕光挑重物至坟地七、八米处晕倒，经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另经诸暨市公安局赵家派出所调查，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与何鉴波要求被告何齐海对坟墓进行修补，被告何齐海再叫了死者何仕光进行修补，现何仕光在工作期间死亡，四被告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对本案的损失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被告何林林、何红梅辩称，1.对于何仕光不幸去世表示难过；2.四原告起诉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的法律依据不足，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何仕光死亡是两被告侵权造成的。首先，被告何林林一方与被告何齐海是承揽关系，农村修坟的习惯是东家将工程交给包工头，后续事宜如买材料、叫其他小工之类的都是交给包工头的，最后东家也只是跟包工头结算工钱；其次，一方面，虽然何仕光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在工作范围内，但工作强度和难度与普通农活一样，故对工作场所无需特别的安全管理和警示，即使要管理和警示也应由何仕光和被告何齐海去管理。另一方面，何仕光作为具有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对自身状况未尽足够的安全注意义务，在事发前又在自家从事过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最后导致意外发生，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最后，事发时，并无目击者目睹何仕光摔倒的全过程，其死亡原因无法直接查明，并且何仕光的亲属也未要求进行理化检验或法医病理学鉴定，即自行对何仕光的尸体进行火化，没有证据显示何仕光的死亡与其工作行为有关，也无证据显示其死亡与被告的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所述，四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的证据不足，被告愿意给予适当补偿；3.被告何鉴波根本没有参与修坟事宜，将其作为被告系诉讼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何鉴波辩称，1.四原告起诉被告是乱诉滥诉，被告只是家中成员，修坟一事不是被告做主安排的，包工头也不是被告喊的，死者何仕光更不是被告喊的，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被告与本案都没有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四原告对被告的起诉并解除对被告名下财产采取的保全措施；2.若四原告拒不撤回对被告的起诉并不申请解除对被告名下财产的保全措施，对被告造成名誉和经济损失的，将要求四原告赔偿。 被告何齐海辩称，1.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与其及死者何仕光之间是雇佣关系。首先，被告是本案的承包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何林林、何红梅共同谋划修坟事宜，其姐妹共同出资并由被告何林林出面实施修坟计划，被告与雇主何林林、何红梅之间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的承包协议，在整个修坟过程中，被告受人之托，协助被告何红梅在修坟现场协调小工组织施工，材料由雇主联系到场，被告履行泥水工的职责，工钱以及材料等费用均明确，被告只是代付工资，没有收取人头费、管理费等费用；其次，被告领取的每日300元工资符合泥水工的市场行情，是劳动所得；最后，四原告在诉状中对被告没有使用承包人的用语，2020年6月14日也是何仕光约被告去修坟的，而且第二次修补坟墓的工作量少，完全不可能是承包给被告的。综上所述，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系雇主，何仕光为两被告所雇佣，根据民事侵权赔偿原则“谁用工、谁负责”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均承认修坟是其家族共同的意思，被告何林林的姐妹均有出资，三被告实际依靠祖坟享受着共同利益并且也愿意共同承担责任；3.四原告认为何仕光是过劳死亡的依据不足，2020年6月14日何仕光从上午7时开始挑料，劳动强度只是一包水泥、五挑沙子，到10时倒地死亡共三个多小时。劳动时间短，劳动强度根据何仕光平时的体力承受能力并不算大，且干活途中何仕光出现脚酸的情况，被告还劝其休息。何仕光死亡时被告全力帮助抢救，死后也是帮忙牵头调解；4.雇工何仕光在从事雇主何红梅修补坟墓工作过程中，在自身重要器官切除的情况下，长期从事高强度重体力的劳务工作，身体透支较大，突然暴病死亡，目前国家没有出台雇工自身疾病突发因病死亡的赔偿标准，本案不适合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处理，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四原告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门（急）诊病历卡、诸暨市急救中心院前急救告知书、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出车单各一份，拟证明何仕光在工作时间死亡的事实； 2.诸暨市公安局赵家派出所出具的移送通知书一份，拟证明何仕光死亡已经排除他杀，四原告可就民事部分向法院起诉的事实； 3.居民死亡证明一份，拟证明何仕光非因自身疾病死亡的事实； 4.诸暨市赵家镇泉畈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五份，拟证明死者何仕光有兄弟姐妹共三人以及何仕光与原告陈招芬系母子的事实； 5.户口簿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的事实； 6.火化证明书一份，拟证明何仕光已死亡的事实； 7.照片一组和光盘一份，拟证明何仕光在高温的强度下工作并且死前摔倒的事实； 8.医疗费发票一份，拟证明何仕光抢救费用系1163.14元的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对证据2、5，四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4、6、7、8，四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据1，认为仅能证明救护车出车时何仕光已经死亡并且何仕光的死亡原因没有写明。对证据4，认为原告陈招芬共有四个子女，除何仕光外还有一子，但已经在2016年交通事故中死亡，即使要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标准应该是四分之一。对证据7，认为不能达到四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认为不应由四被告赔偿。对证据3，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认为不能达到四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何仕光死亡其自身没有过错。被告何齐海经质证认为在派出所排除他杀的情况上，死亡证明又写明不是因自身疾病死亡的，两者是有矛盾的，该份证明只是用于火化，不符合证据标准，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2、5，四被告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确认有效。证据1、4、6、7、8，四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其中证据4，经本院向四原告核实，采纳四被告的质证意见。证据3，居民死亡证明不是居民死亡原因的证明书且该份证明备注栏中载明“殡仪馆凭此证明办理殡葬手续；此凭证只作火化凭证，不作他用。”同时，原告何旦英在庭审中陈述到该份证明系赵家派出所民警根据其陈述以及门诊病历卡等出具的，证明内容中的主观性较强，故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9.被告何林林之妹何根红（谐音）与被告何齐海的电话录音光盘以及录音整理稿各一份，拟证明被告何林林一方与被告何齐海是承揽关系的事实； 10.上海星心餐饮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被告何林林与被告何齐海没有联系过的事实。 被告何齐海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1.落款为何某1、何某2的证明，根据被告何齐海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何某1、何某2出庭作证，证人何某1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去年3月份左右，给被告何林林的母亲修坟，我总共做了六天小工，工资是180元一天，工资一共是1080元，是何齐海喊我去做小工的，工资是何齐海给我的……何仕光是专门挑石子、沙子的，这一块是包给何仕光的，我是负责搅拌混凝土的，坟墓不够大就帮忙整点出来，何某2跟我做的活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小工。何仕光挑石头、沙子的路比较陡峭的，路程大概两三百米，每担能挑两三百斤，今年6月14日干活我没有去干活的。何仕光、何某2的工资也是何齐海给他的。结算的工钱都是东家给的，何齐海主要负责水泥一块，具体他工资如何计算我不清楚。水泥、沙子、石头这些材料是何齐海提供的……我们的工资和何齐海是一起结账的，但何齐海多少一天是不知道的……何仕光是挑工，工资与我们是不一样的……”证人何某2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去年3月16日，何齐海叫我去做小工的，工资是180元每天，我做了六天半，活干完了就工钱算清。今年的事情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去干活。我和何某1干的活是一样的。工资是何齐海带给我的。何仕光就是挑石头、沙子之类的，他多少一天不知道的，但应该比我们的多。何仕光从大路开始挑坟头为止，沙子和石头都是拖拉机运到大路的，至于材料是哪里来的我不清楚。何齐海是水泥工，我们小工是何齐海叫来的，我们小工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何齐海喊我的，工资是何齐海带给我的，我没有去过何红梅家……何齐海300元一天也是听说的，但没有亲眼看到……” 12.根据被告何齐海的申请，本院通知证人何某3出庭作证。证人何某3的当庭证言内容如下：“……我是被告何齐海的女儿，与原告何丹凤是同学。我和原告何丹凤一次聊天记录中得知我父亲即被告何齐海与死者何仕光都是被叫去干活的，并且原告方也是知情的……”并当庭出示其与原告何丹凤的聊天记录截图一份。 被告何鉴波未提交抗辩证据。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对证据9，四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何齐海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仅是一名泥水工，电话录音中的“包”不是指将挑水泥之类的工作包给何仕光，其也没有从中抽头或者支付工资给何仕光，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何齐海与其他方是承揽关系，由其承担何仕光的死亡赔偿金等责任不合理。被告何鉴波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0，四原告对真实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明与被告何齐海在赵家派出所做的笔录不一致。被告何齐海对真实性无异议，承认其没有与被告何林林有联系，修坟一事都是与被告何红梅取得联系的。被告何鉴波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四原告对证人何某2、何某1工资结算的真实性由法庭审核，其他内容四原告均予以认可，并且从证人何某2、何某1的证言中可以反映何仕光与被告何齐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何仕光从事的工作容易造成其过度劳累且工作环境恶劣，容易摔倒受伤。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对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均无异议，认为从证人何某2、何某1的证言中可以得出被告何齐海是雇主，被告何红梅等人没有与何某2等人有接触，并且从证言中还可以看出挑水泥、沙子是承包给何仕光的，不是按天算工资的。被告何齐海认为证人何某2、何某1的证言只能证明2019年修坟的情况，并且其与其他人包括何仕光在内都不是雇佣关系，其只是代发工资。对证据12，四原告对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何某3没有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从聊天记录反映出四原告与被告何齐海之间存在串通侵害其余被告的利益。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9，四原告与被告何齐海、何鉴波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证据10，四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何齐海、何鉴波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明虽系复印件，但与被告何红梅、何齐海在庭审中的陈述相印证，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1，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系当庭作证所形成，并且两位证人陈述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故对真实性依法予以认定，对于落款为何某1、何某2的证明，经当庭多次向证人何某1、何某2询问确认，两位证人皆表示对被告何齐海的工资情况并不知情，故对该份证明中“大工每天300元”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12，证人何某3的证言虽系当庭作证形成，但其证言主要是基于与原告何丹凤的聊天记录，并且当庭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并不完整，再者，证人何某3并非修坟事件的当事人，故对其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当庭出示了下列材料： 13.依四原告申请，本院向诸暨市公安局赵家派出所调取的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一组（被告何齐海、被告何鉴波以及原告何旦英的询问笔录各一份以及四原告共同出具的报告一份）； 14.当庭宣读本院工作人员依职权于2020年7月16日同四被告的谈话笔录各一份。 上述证据，经庭审出示、质证，证据13，四原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从被告何齐海的询问笔录中可以确认何仕光是在被告何齐海的指示下从事挑水泥、沙石等工作，能够证明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之间形成雇佣关系，被告何鉴波的询问笔录反映出是三被告叫何仕光修坟的，报告是在赵家派出所的指导下写的。被告何林林、何红梅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认为从被告何齐海的询问笔录中能够看出何仕光是被告何齐海叫去干活的，受何齐海指示进行除草、开路，并且由被告何齐海去购买沙子，水泥，可以认定何仕光是受被告何齐海雇佣的，对于四原告出具的报告，是四原告自愿放弃权利，不应将责任和过错推到被告身上，报告中的跌倒死亡系由四原告书写，真实的死亡原因因四原告放弃尸检而不明。被告何齐海认为修坟事宜是被告何林林一家交给被告何齐海的，但并不代表就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何鉴波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证据14，四原告对被告何林林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被告何红梅谈话笔录的真实性由法院审核，对被告何鉴波谈话笔录中陈述到没有叫过何齐海不予认可，其他由法院审核，对被告何齐海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对被告何林林、何红梅、何鉴波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被告何齐海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何齐海对被告何林林、何齐海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被告何红梅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其没有反应实际事实，对被告何鉴波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谈话笔录中的陈述与其在赵家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有出入。本院经审核认为，证据13，何鉴波、何齐海、何旦英的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依职权所作，报告系四原告一致作出，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4，本院出示的谈话笔录系本院依法制作，符合有效证据法律特征，应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清明前，因需要对被告何林林母亲的坟进行修葺，被告何红梅找到被告何齐海，商谈由何齐海承包修坟事宜。后被告何齐海找到何仕光、何某1、何某2等人一起干活，何仕光主要负责将水泥、沙石等重物挑至坟地，何某1、何某2主要听从被告何齐海的安排从事搅拌混凝土等小工的工作，被告何齐海负责在坟地现场组织施工以及从事泥水工的工作，约定何某1、何某2的工钱为180元每人每天，何仕光以其所挑重物确定工钱。坟墓修葺好后，被告何红梅与被告何齐海对工钱进行了结算并将工钱交给被告何齐海，随后被告何齐海将工钱付给何仕光、何某1等人。后因坟前地块塌陷出现裂缝，被告何红梅多次联系被告何齐海，让被告何齐海对坟墓进行修补。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一起去修补坟墓，两人到达目的地后，先除草开路，后被告何齐海去买修补坟墓所需的材料，材料买回来后由何仕光将材料挑至坟前。何仕光在挑材料过程中突然倒在地上，被告何齐海发现何仕光倒地后随即拨打120。诸暨市第二人民医院于上午11时15分接收何仕光后，诊断何仕光心跳呼吸骤停。经抢救治疗无效后，于同日上午11时45分宣布何仕光死亡。抢救所需的医疗费1163.14元。何仕光的尸体于2020年6月19日在诸暨市殡仪馆火化，未进行尸体解剖检验。 另查明，原告陈招芬系何仕光的母亲，原告何桂娟系何仕光的妻子，原告何旦英、何丹凤系何仕光的女儿，各原告系何仕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系夫妻关系，被告何鉴波系被告何林林、何红梅的儿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三项： 一、本案被告主体适格问题 虽然被告何齐海在赵家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是被告何林林跟其说去修补坟墓，但在谈话笔录以及庭审中被告何齐海均认可修坟事宜是被告何红梅与其进行联系的，且被告何红梅对这一事实也予以认可，两者陈述的内容基本能够相印证。本院认为，虽然案涉坟墓是被告何林林母亲的，但具体修坟事宜都是由被告何红梅在出面联系的，四原告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何林林、何鉴波有实际参与到修坟事宜的订立、履行等过程中，仅是从受益人的角度主张被告何林林、何鉴波承担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何林林、何鉴波列为本案被告系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二、关于死者何仕光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 2019年清明前，被告何齐海出面从被告何红梅处承接了修坟工程，因该修坟工程不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理由在于：雇用一般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限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而承揽一般是指当事人双方关于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应接受该成果并给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当事人双方就雇佣与承揽的性质发生争议时，可以综合分析下列因素，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准确区分：（1）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2）是否由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3）是定期给付劳动报酬还是一次性结算工作报酬；（4）是连续性提供劳务，还是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5）当事人一方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还是构成合同相对方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就本案而言，被告何齐海和死者何仕光等人经常从事修坟作业，具有较为熟练的修坟方面的工作技能，客观上不受被告何红梅的控制、支配，无法认定被告何齐海等人与被告何红梅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工作成果体现为一次性劳动成果，劳动报酬也体现为一次性结算，虽然就费用部分有分歧，但被告何红梅、何鉴波、何齐海的庭审陈述以及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均认可劳动报酬是在修坟完毕后一次性结算；不管是2019年清明前的修坟还是2020年6月14日的修坟，被告何红梅均未在场，没有实质或者形式意义上的工作纪律要求，也没有明确的劳动时间限制；具体修坟人员由被告何齐海组织并且劳动工具是由劳务人员自行提供的，修坟所需材料也是被告何齐海去联系的。可见，被告何齐海从被告何红梅处承接修坟工作的行为，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的关系应定性为承揽合同关系，被告何红梅是定作人，被告何齐海是承揽人。被告何齐海辩称其与何仕光均受被告何红梅雇佣，其并未从中牟利，根据上述对承揽和雇佣的分析，是否牟利不是区分承揽和雇佣的重要标准，故对被告何齐海的辩称，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何齐海将劳动成果（修葺的坟墓）交付给被告何红梅之后，坟前地块松塌出现裂缝，于是被告何红梅多次与被告何齐海取得联系，让被告何齐海对裂缝进行修补。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对坟墓进行修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2020年6月14日，被告何齐海和何仕光去修缮坟墓的工作，仍然属于承揽合同关系的范畴。 至于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被告何齐海抗辩其与何仕光均受被告何红梅雇佣，双方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这一抗辩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在于：1.2019年修坟工作由被告何齐海出面承接，并且修坟费用是一次性支付给被告何齐海的；2.从证人证言来看，证人何某2、何某1出庭作证均陈述到他们是被告何齐海叫去做小工的，工资是180元每人每天，并且最后也是从被告何齐海处拿的工资，何仕光的工资按照其挑重物的量确定。尽管被告何齐海当庭提交的落款为何某1、何某2的证明上写有“木工每天180元，大工每天300元”，但证人何某1、何某2在庭审中均陈述到对被告何齐海的工资情况不知情，两位证人对2019年修坟的情况描述基本一致，结合两位证人的陈述以及上述对被告何红梅与被告何齐海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分析，2019年修坟工作是被告何齐海承接的，工资亦由被告何齐海发放，该陈述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2020年6月14日的修补坟墓工作，被告何齐海在庭审中陈述到其负责购买修坟所需的材料，然后由何仕光将材料挑至坟前，该项工作中何仕光提供的系纯粹的体力劳作，报酬结算也是以其完成的工作量为参考，并非交付工作成果。综上，2020年6月14日修补坟墓工作中，被告何齐海与何仕光之间亦存在雇佣合同关系。 被告何红梅、何齐海和死者何仕光在本次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如何确认 如前所述，何仕光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死亡，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但在本案中又存在着承揽、雇佣法律关系混同的情况，因此对于被告何红梅、何齐海以及死者何仕光在本次事件中的过错程度应从定作人是否存在选任过失、承揽人是否存在管理过失、提供劳务方自身是否存有过失等进行分析认定。 关于被告何红梅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没有证据证明案涉的修坟项目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且被告何齐海陈述到其长期从事修坟工作，因此被告何红梅作为发包人对承揽人的选任、指示不存在过错，对何仕光的死亡亦不存在过错，故被告何红梅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根据公平原则，同时鉴于被告何红梅在庭审以及谈话笔录中均多次强调愿意给予四原告适当补偿，对此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何齐海的责任问题。四原告主张何仕光系在工作过程中因过度劳累跌倒致死，并非因自身疾病致死。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从四原告提供的照片和光盘中不能反映出何仕光有明显的外伤且系摔倒致死，并且农村坟墓大多建于山上，而山间小道本就不平坦，从视频中也难以看出工作环境的恶劣。因何仕光未进行尸检，尸体也已经火化，致使本案无法查明何仕光真正的死亡原因，该死亡原因无法查明的不利后果并非由本案被告造成的，并且根据四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未能充分证明外力作用系何仕光死亡的直接原因。根据被告何齐海的庭审陈述、证人何某1、何某2的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对原告何旦英、被告何齐海所作的询问笔录，何仕光生前主要从事挑或抗重物等工作，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自身安全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其应当对自身体力有清楚的认知，而且2020年6月14日的修补坟墓工作总体强度对于何仕光而言并不是很大，工作时间也没有持续很久，同时，2020年6月14日是第二次修补坟墓，何仕光参与了第一次修坟工作，应当对坟墓周边环境熟悉。另外，何仕光已经年过60周岁，脾脏切除，故其死亡原因并不能排除由于其自身疾病的原因直接造成的。被告何齐海作为雇主，在明知何仕光腿脚不舒服的情况下仍然接受何仕光提供的劳务，违反了用工过程中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当对何仕光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何仕光的死亡原因无法查明，考虑到何仕光在雇佣活动中死亡，被告何齐海发现何仕光倒地后立即拨打120将何仕光送往医院治疗，本院酌情确定被告何齐海对何仕光的死亡承担20%赔偿责任，何仕光自身对其死亡承担80%的责任。 综上，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何仕光在从事劳务过程中死亡，生命的逝去，令人痛惜。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系死者何仕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有权以赔偿权利人的身份主张权利。经审核，四原告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确定如下：（1）医疗费1163.14元；（2）丧葬费36039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该项费用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计算为32026元/年×5年÷4人=40032.5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死亡赔偿金，该项费用按照2019年度浙江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计算为49899元/年×19年=948081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5）误工费，该项费用的误工期限酌定为3天，即197元/天/人×3天×3人=1773元，四原告诉请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五项合计1027088.64元，综合考量，本院酌定被告何红梅应补偿四原告50000元，被告何齐海按照责任比例应赔偿四原告205417.7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何仕光的死亡导致四原告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精神上的伤害不言而喻，应当给予精神损害抚慰，结合当事人过错程度、被告经济负担能力和本地区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本院酌定由被告何齐海承担10000元，综上，被告何齐海应赔偿原告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215417.7元。以上，对于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其余部分则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何齐海赔偿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215417.7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被告何红梅补偿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因何仕光死亡造成的合理经济损失5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6324.5元，依法减半收取8162.2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3162.25元，由原告陈招芬、何桂娟、何旦英、何丹凤共同负担10434元，被告何红梅负担513.95元，被告何齐海负担221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郭志军 二〇二〇年九月三日 代书记员 马建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