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03民初4580号原告黄炎娇，女，1984年7月7日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代理人富开宇、柳湘婷，内蒙古源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名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贵医附院”），地址：贵阳市云岩区贵医街**。法定代表人刘健，职务：院长。委托代理人杜汉杰、程兵，贵州黔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旭浩，男，1973年3月11日生，汉族，住贵阳市南明区。委托代理人黎晶，中豪律师集团（贵阳）事务所律师。被告贵州省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地址：贵阳市双峰路**。法定代表人：罗开俭，职务：院长。委托代理人刘延平、程永钊，该院员工。原告黄炎娇诉被告贵医附院、王旭浩、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7年9月20日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炎娇及其委托代理人富开宇、柳湘婷，被告贵医附院委托代理人杜汉杰、被告王旭浩委托代理人黎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肿瘤医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炎娇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992420元；2、精神损害抚慰金297726元；3、被告承担医疗费56135.43元、护理费13140.5元、误工费19004.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3500元、营养费13500元、丧葬费26547元、交通费23472.5元、住宿费4232元、伙食费1948元、家属曹某误工费3762.41元、律师代理费5000元，合计180242.74元；5、被告在贵阳晚报登报道歉；6、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律师费等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父亲黄某因腹痛于2016年2月3日进入被告贵医附院肝胆外科治疗，经会诊后于2016年2月16日下午，被转入消化内科进行保守治疗，由杨杰医生负责治疗工作。2016年2月17日，杨杰不断反复劝说患者进行ERCP检查，声称没有别的方法探明病因，只有这一种方法，因该手术为全额自费，原告父亲开始并未同意，但杨杰医生不断强调ERCP检查必要性，并诱导患者，说很安全，从未出现过危险情况，后在黄某亲属均未签字情况下，于2016年2月18日为黄某做了ERCP检查。2016年2月18日上午，患者进行ERCP检查，结束后即出现一系列不适，因消化内科不具备手术紧急处理和治疗的能力，直至晚间患者才重新被转入肝胆外科进行后期救治手术，术后患者病情危重，转入被告ICU行重症监护治疗，之后又进行了进二十台次补救手术，仍无好转。2016年7月1日，黄某因ERCP术后十二指肠穿孔导致的感染，引起中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原因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ICU去世。被告贵医附院在职医生杨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三条“医疗机构及其义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并诱导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手术，造成原告父亲的死亡，被告医生的治疗行为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2016年2月22日被告肝胆外科出具病情介绍，患者及家属方才得知在由肝胆外科转入消化内科前，肝胆外科针对患者的检查结果，进行全科讨论，认为患者无明显需要做ERCP等检查的指征，建议暂不进行ERCP等检查，故杨杰医生在参加了肝胆外科会诊情况下，明知肝胆外科不建议做ERCP手术，却跨科室出具医嘱，为原告父亲做不必要的检查手术，导致原告父亲死亡，杨杰医生的行为存在严重过错。杨杰医生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患者的生命权、并对原告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损害。对于原告父亲的离世，原告至今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严重影响了原告的身体健康、精神状况以及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对于杨杰医生的行为，被告应承担全部的责任。被告王旭浩系通过贵医附院杨杰的私人关系邀请为死者黄某进行ERCP手术的大夫，其在为死者实施手术时实际工作单位系肿瘤医院，该医院与贵医附院以合作方式开展此类手术合作，故被告王旭浩、肿瘤医院与本案正在进行的诉讼具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死者黄某行ERCP术后出现双侧气胸、浮肿等症状系被告王旭浩操作严重失误导致，三被告对黄某的死亡结果应负赔偿责任，依据被告贵医附院2016年2月18日记录病程显示，黄某于2016年2月18日行ERCP术后感全腹胀痛、睁眼困难、无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经胸片提示：（1）双下肺渗出液，建议结合临床，（2）双侧气胸（左肺压缩小于10%，右肺压缩约50%），纵隔气肿，（3）膈下游离气体（4）双侧颈肩部、胸壁、腹壁皮下气肿，（5）肠管扩张积气，麻痹性肠梗阻；医学上对ERCP术后并发症主要有：注入性胰腺炎、胆道感染、造影剂反应、其他少见胰腺囊肿破裂、腹部膨胀等，即行ERCP手术的患者不会出现气胸症状，而死者黄某出现双侧气胸实际系被告王旭浩实施括约肌切开操作严重失误，粗暴造成穿孔，导致气胸、气肿、腹腔脏器穿孔，继发呼吸困难、感染等并发症。被告贵医附院的手术收费项目与手术记录不符，被告贵医附院对原告隐瞒了对原告实施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的手术实施，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和侵权责任法第63条的规定。依据贵州省医疗收费明细显示，被告王旭浩于2016年2月18日对患者共计实施了三项手术，即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经十二指肠乳头扩张术、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成形术，依据被告贵医附院2016年2月17日病程记录明确提示“死者2+月前于肿瘤医院确诊为胆囊结石，并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B超提示胆囊切除术后，胆道未见残石”，诊断明确，依据2016年1月22日被告肿瘤医院出具的超声诊断报告显示“黄某胆囊切除后，残余胆系未见明显异常。”综上可知，死者黄某经B超提示及贵医附院确诊胆道未见结石残石，王旭浩未经黄某本人及其亲属同意实施了胆道结石取出术，造成手术收费项目与手术记录不符。被告对于实施的手术风险未明确告知黄某并征得黄某及其家属书面同意，三被告之间关系不明，被告贵医附院及肿瘤医院作为两个独立的医疗机构，在会诊、手术治疗、医师执业管理方面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被告王旭浩以杨杰同学的个人身份帮助杨杰实施手术，被告王旭浩的工作单位是肿瘤医院，在其非注册执业机构的被告贵医附院实施手术，共同过错导致黄某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告肿瘤医院在对黄某的病情诊断上存在误诊及漏诊，被告肿瘤医院存在医疗过错，黄某于2015年12月8日入住肿瘤医院，入院诊断为（1）胆囊结石并慢性胆囊炎（2）2型糖尿病。12月11日行胆囊切除术后，出院记录显示为痊愈。但死者术后一直存在腹部剧烈症状，于2016年1月5日再次入住肿瘤医院，主要诊断为胆囊切除术后，其他诊断为1、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胃窦肠化，2、中度胆汁反流；3、2型糖尿病；4、右肾囊肿；5、混合痔。经B超提示，胆囊切除术后，残余胆系未见明显异常。入院25天后，病情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疼痛加剧，于2016年2月3日入住贵医附院肝胆外科并于2月16日转入消化内科，于2月18日由被告王旭浩实施ERCP手术，依据贵医附院收费明细显示，被告王旭浩实施的手术即“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经十二指肠乳头扩张术、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成形术”，综上，被告贵医附院所实施的胆道取石术与肿瘤医院的诊断存在矛盾之处，肿瘤医院并未对死者胆管是否存在结石进行探查，致使死者胆囊切除后一直存在腹痛，因此肿瘤医院的漏诊行为是侵害死者生命权的原因之一。被告贵医附院辩称，对于原告认为“未经患者及家属同意而采取措施”的意见，手术时患者黄某神志不清，相关手术文件均由钱某进行代签；ERCP治疗手术与其他手术不同，需要时间观察是否存在穿孔，并非当时可以发现；关于手术资质，消化内科虽无ERCP手术资质，但进行手术医生王旭浩具备该资质，手术过程中，被告贵医附院均积极对患者本人进行治疗、抢救，因此不存在延误治疗。转院是家属的权利，但转院之前的费用不应由贵医附院承担。黄某在贵医附院治疗费用均由贵医附院垫付，至今黄某家属均未支付，贵医附院保留追讨权利。被告王旭浩辩称，王旭浩与贵医附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受被告贵医附院管理，手术由贵医附院指派完成，应属职务行为，不应由王旭浩个人承担责任。被告肿瘤医院书面辩称，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与贵医附院肝胆外科是工作协作关系，由贵医附院肝胆外科定期指派专家参与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诊疗工作并给予工作指导。王旭浩医生是贵医附院的注册执业医师，受贵医附院肝胆外科安排曾参与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诊疗工作。原告诉肿瘤医院医疗损害纠纷一案引用法律不当，无事实依据，肿瘤医院要求驳回原告追诉肿瘤医院为第二被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炎娇系黄某与韩慧英婚生子女，黄某与韩慧英经本院1998年11月11日（1998）云四民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离婚。2015年12月8日，死者黄某因“反复右上腹疼痛8年”至被告肿瘤医院入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1、胆囊结石并慢性胆囊炎；2、糖尿病？同月11日，肿瘤医院为黄某在麻醉下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于同月1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胆囊结石并慢性胆囊炎；2、2型糖尿病。出院医嘱“1、外院带药：阿卡波糖片50mgpoTid、30/7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14u皮下注射Qd30/70混合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10u皮下注射Qd、盐酸氨基葡萄糖片0.75gpoBid，并监测血糖，定期内分泌科就诊；2、2周后返院复查上腹CT、肝功能；3、注意休息，清淡饮食1月；4、不适骨科及我科随诊。”2016年1月5日，黄某因“间断上腹部疼痛20+天”再次到被告肿瘤医院入院治疗，入院初步诊断为：1、腹痛原因；2、胆囊切除术后；3、2型糖尿病。2016年1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为：1、胆囊切除术后；2、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胃窦肠化；3、中度胆汁反流；4、2型糖尿病；5、右肾囊肿；6、混合痔。出院医嘱为“1、院外带药：奥美拉唑镁肠溶片40mg口服Qd、盐酸曲马多缓释胶囊0.1g口服Q12h；2、定期内分泌科、消化内科及泌尿外科就诊；3、不适随诊。”2016年2月3日，黄某因“左上腹间断疼痛1+月”到贵医附院肝胆外科入院治疗，初步诊断为：1、腹痛原因：胃溃疡？其他？2、胆囊切除术后；3、糖尿病。2016年2月16日14:46分，黄某转入消化内科治疗。转入时诊断为：1、腹痛原因待查；2、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3、十二指肠炎；4、胆囊切除术后；5、糖尿病。次日，贵医附院消化内科作出一份《病程记录》，载明：一、5.辅助检查……B超提示胆囊切除术后，胆道未见残余结石。2月18日12:05分，由被告王旭浩为黄某行ERCP手术，贵医附院该日病程记录显示：患者行ERCP手术后安返病房，ERCP诊断：Oddi括约肌功能紊乱，手术方式：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手术情况详见手术记录，患者行该手术后感全腹胀痛，感睁眼闭眼困难，无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神志清楚……。下午16:40分，黄某手术后，拟由消化内科转入肝胆外科，该日病程记录显示：转出诊断为：1、腹痛原因：1）Oddi括约肌功能紊乱；2）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3）十二指肠炎，4）其他？2、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后并穿孔；3、胆囊切除术后；4、右肾囊肿；5、糖尿病。同日18时许，黄某由消化内科转入肝胆外科。19时许，贵医附院肝胆外科为黄某行“剖腹探查+腹膜后坏死组织清除+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胃造瘘+空肠造瘘、腹引流术”，手术方式为全麻，手术人员为王旭浩、吴昶皓。同日，钱某以黄某妻子身份代为签署《消化道穿孔手术知情同意书》、《ERCP知情同意书》各一份。2月19日零时许，肝胆外科病程记录显示术后诊断为：1、十二指肠穿孔；2、ERCP术后；3、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4、十二指肠炎；5、胆囊切除术后；6、糖尿病。零时30分，黄某由肝胆外科转入综合ICUA病区科，转出诊断为：1、十二指肠穿孔；2、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术后；3、“剖腹探查+腹膜后坏死组织清除+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胃造瘘+空肠造瘘、腹引流术”术后；4、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5、十二指肠炎；6、胆囊切除术后；7、糖尿病；8、气胸。2时20分，综合ICUA病区科病程记录转入诊断为：1、感染中毒性休克；2、术后呼吸功能不全；3、十二指肠穿孔；4、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术后；5、“剖腹探查+腹膜后坏死组织清除+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胃造瘘+空肠造瘘、腹引流术”后；6、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7、十二指肠炎；8、胆囊切除术后；9、糖尿病；10、气胸。2016年7月1日零时35分，黄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未经尸检，对死亡原因，原告与被告贵医附院均认可为《死亡病例讨论记录》中载明的死亡诊断考虑：1、感染中毒休克；2、多器官功能衰竭：1）呼吸功能衰竭；2）循环功能衰竭；3）急性肾衰竭；4）胃肠功能衰竭；5）肝衰竭；6）凝血功能衰竭；3、肺部感染并胸腔积液；4、小肠梗阻；5、十二指肠穿孔；6、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术后；7、“剖腹探查+腹膜后坏死组织清除+胆总管探查、T管引流+胃造瘘+空肠造瘘、腹引流术”后；8、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9、十二指肠炎；10、胆囊切除术后；11、糖尿病；12、腹腔脓肿；13、右肾周感染；14、消化道出血；15、低蛋白血症。自2016年2月3日至2016年2月23日期间，黄某缴纳住院医疗费26135.43元，其中包含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治疗费845元、经十二指肠镜乳头扩张术、经十二指肠奥狄氏括约肌切开成形术手术费650元、1560元。另查，被告王旭浩受聘于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肝胆外科），聘任期自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持有《内镜微创医师（教师）证》，执业范围为普外科：腹腔镜、胆道镜、胃镜、十二指肠镜等。2015年6月，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审理过程中，本院询问原告“是否申请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或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编造”，原告称不申请鉴定。本院遂向原告释明：如原告坚持不申请鉴定，将可能导致法院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或存在医疗过错无法进行认定，原告也将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仍明确表示其所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存在过错，故不申请鉴定。庭审中，原告黄炎娇称黄某离婚后未再婚、再生育子女，黄某父母均已死亡。原告当庭提交以下证据：1、杨杰出具的《病情介绍》一份，其中载明“……根据病情建议性ERCP检查，告知患者及家属该检查的重要性及风险，患者及家属同意后于2016年2月18日行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徐媛出具的《病情介绍》一份，其中载明“……于我院肝胆外科住院期间完善各项检查，无明显手术指征，后经全科讨论建议暂不行ERCP等手术治疗……患者经内科治疗后腹痛未见明显缓解，为明确腹痛原因，于2016年2月18日行ERCP+胆管括约肌切开术……”拟证明在肝胆外科与消化内科之间对于是否实施ERCP手术诊断矛盾，肝胆外科明确诊断经全科讨论患者无实施ERCP手术指征，暂不行ERCP手术，杨杰亦未实际对患者告知手术风险，并违反内镜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19.20.21条决定实施ERCP手术存在过错。被告贵医附院、王旭浩共同表示该组证据系医生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最终结果，应以医院实施的治疗为准。2、工资情况证明、2016年贵州统计年鉴各一份，拟证明黄某的收入属于贵州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收入群体，死亡赔偿金应按照49621元/年*20年计算。被告贵医附院、王旭浩共同表示对真实性、计算标准有异议，黄某收入已达到交纳个人所得税标准，应有患者签字及交税证明一并出示；计算标准应当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计算标准，不能以工资收入作为计算标准。3、赤峰市安定医院2017年8月17日出具的《疾病诊断书》一份，载明黄炎娇患有抑郁症，并注明“本诊断书不做司法凭证”。拟证明黄某死亡对原告造成了损害后果。被告贵医附院、王旭浩共同表示不能证明原告患有抑郁症与黄某去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交通费凭证65张、住宿费票据3张、伙食费发票18张，拟证明原告及家属为处理该事宜花费交通费23472.5元、住宿费4232元、伙食费1948元。被告贵医附院表示交通费票据中到天津、内蒙古赤峰发票与本案无关，对飞机票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应当将必要的交通费用理解为基本的出行方式，应当乘坐火车，而非飞机，以飞机票报销数额过高。住宿费应以发票为主，对其中538元账单不予认可，不能看出住宿天数，而且住宿费用都在一千元以上，明显过高。伙食费与本案无关联，针对住院期间伙食费有法律依据，在因处理患者过世以后的伙食费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王旭浩表示对原告交通费与本案有关联，其他人费用与本案无关，对非原告部分票据不予认可，其余意见同贵医附院。对住宿费票据收据质证意见同贵医附院，对另两张发票为曹某，与本案无关。对伙食费质证意见同贵医附院，与本案无关联。5、律师费发票一份，拟证明原告为本案支付律师费5000元。被告贵医附院表示与本案无关，要求支付律师费无法律依据。被告王旭浩表示单凭发票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真实的代理费金额。6、曹某误工时间证明函、结婚证各一份，拟证明黄炎娇丈夫曹某为处理此次纠纷累计误工30天事实，被告贵医附院、王旭浩共同表示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曹某本人是否系该公司员工以及实际请假天数均无其他证据证明，证明函中所称家人身份是否为黄某不清。7、录像6段、音频资料4份，拟证明原被告对此次纠纷协商处理的过程及被告王旭浩在肿瘤医院工作的事实，贵医附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被告贵医附院表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协商处理本案过程，但不能达到证明被告贵医附院存在过错的目的。被告王旭浩表示其称在肿瘤医院上班是因肿瘤医院系因肿瘤医院为贵医附院附属医院，根据贵医附院工作安排，被告王旭浩每隔三个月在贵医附院、肿瘤医院进行岗位轮换，被告王旭浩的劳动关系是与被告贵医附院建立，其手术行为系职务行为。8、证人赵应珍证言，称：我爱人与黄某系同事，我受爱人委托探望黄某共四次，第一、二次在肿瘤医院，第三次在贵医附院消化外科，探望时，其神志清楚；第四次在消化内科，见到黄某是在其术后，我看到患者全身肿胀，患者感觉非常痛苦。证人钱某证言，称：我与黄某系男女朋友关系，患者住院期间一直由我陪护，在肿瘤医院住院期间进行例行检查，被告知是胆结石，手术之后黄某仍存在疼痛情况，检查没有检查出什么就出院了。经联系主治医生左石，其让我们去贵医附院治疗；在肝胆外科住了两天，转入消化内科，躺到手术台上后方知要做手术，经与黄炎娇联系医疗费事宜。因医院要求以夫妻或子女名义签字，故黄某住院期间签字都是我签的；术后黄某全身肿胀，还有污物，一直很痛。《手术同意书》系黄某进入手术室后签署，是医生要求我以夫妻身份签的，之前不知道是手术，杨杰告知是检查；对于病危通知书内容我不清楚，我没有医学常识，医生让我签字我就签了。曹某证言，称：我与黄某系翁婿关系，2016年2月13日我到贵阳肿瘤医院看望黄某，黄某告诉我是胆囊摘除手术，住院病区为外3，黄某谈吐、神智清楚，除了腹痛之外无其他异常。2016年2月18日上午八点半，我个人手机接到黄某电话，他告诉我其在手术室，马上要做检查，但不知道是什么检查、什么手术，需要我给他打款15000元，否则不能手术，并告诉我其马上要打麻药，就挂断电话。经赵文珍确认属实后，我向黄某账户转账15000元。下午三点，接到杨杰电话，其告知我黄某手术穿孔、情况危险，已推进ICU，要求家属赶到贵阳，我随后又存入3万元。2016年2月21日我本人到贵阳进入ICU看到黄某，其满身挂满各种器械、呼吸机等，本人神志不清、呼吸急促；2月22日，石林艳医生表示黄某系第一例ERCP手术患者，术后十二点时，其发现黄某全身肿胀，情况不好，当晚18时许将黄某转至肝胆外科抢救，并表示没有明确向黄某告知过手术风险这么大；经与杨杰沟通，其表示黄某因ERCP手术导致穿孔，造成生命体征有危险，手术由王旭浩所作。潘正耀表示2月18日当晚剖腹探查手术由其所作，发现黄某十二指肠穿孔后，做了修补术、引流、插管。黄某去世后我才见到王旭浩，其告诉我其工作单位在肿瘤医院。上述证人证言均拟证明被告贵医附院未对黄某本人及其亲属履行告知义务，是在患者已进入手术室后逼迫患者家属缴纳手术费，根据收费记录，ERCP手术属于自费项目，手术过程中发生手术事务，证人看见患者身上有污物，说明没有做准备，没有提前通知作手术，在肝胆外科不知情情况下所作，属于消化内科私自聘请王旭浩所作私活，延误救治是为了向患者家属索要抢救费，从而延误治疗，存在过错，被告贵医附院、肿瘤医院之间管理混乱，违反职业医师法对强制地点的规定，病历记载内容相互矛盾，被告王旭浩表示其工作单位为贵医附院，但是在手术时贵医附院肝胆外科不认可王旭浩系其职工，其为黄某所作手术属于其所接私活，应承担责任。肿瘤医院在没有治愈病人情况下将病人赶走，是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导致患者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告贵医附院表示对证人赵应珍、钱某证言，手术知情同意书、以及消化道穿孔执行同意书、告知书均系由患者授权钱某签字，且在签字之前患者与钱某存在沟通，同时，也证明原告对钱某与黄某之间关系知情。证人曹某与原告系夫妻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证言系个人主观意见，不能代表医院，因为两个医生都不是患者本人的主治医生，也不是管床医生，针对原告提出王旭浩接私活的观点不认可，本案所涉病历均系以肝胆外科名义出具，不存在原告提出肝胆外科主任不认可的事实，被告王旭浩手术行为系职务行为。被告王旭浩表示，无证据证明手术系王旭浩所接私活，被告贵医附院对王旭浩身份进行认可，同时，手术费由被告贵医附院收取而非王旭浩，证人钱某证言与其签署文件内容不符，应该以其签署的文件内容为准。三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印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贵医附院提交以下证据：1、《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一份，拟证明损害后果与患者放弃“胸腰椎MR”治疗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表示对真实性有异议，医护人员打印为杨杰，实际签名并非杨杰，与2月16日、18日病危通知书同为后面书写，是编造的病历；2月16日黄某尚未病重却下发病危通知，明显是后期添加。2、2016年2月3日、2月16日由黄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各一份，拟证明黄某在手术前及手术时因神志不清无法签字，故授权由钱某签署一切知情同意书作为行使住院期间的知情同意权利。原告表示对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患者签名一栏并无黄某签字，所注明内容“患者病情危重无法签字”与病历中记录“患者神志清楚”内容不符，且2月3日授权委托书未查询钱某与黄某关系，钱某已出庭说明其与黄某并非夫妻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必须由患者签字。3、《ERCP诊疗报告单》一份，拟证明被告贵医附院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所作手术，因ERCP系一项检查而非手术，故该报告单即为病程记录中所提及的ERCP手术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报告单系由王旭浩出具，王旭浩并非贵医附院职工，故诊疗报告单并非贵医附院出具，属后补病历，与其他病历不符合、互相矛盾，诊疗报告单并非手术记录，被告贵医附院未能提交ERCP手术记录违反了病历管理规定，诊疗报告单中载明“安返病房”与2月18日“病危”医嘱内容相互矛盾，报告单系贵医附院伪造的病历。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相关书证及本院庭审笔录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规定，侵权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就本案医疗损害责任而言，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需由原告对被告诊疗行为导致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举证；只有当原告证实被告存在上述第五十八条情形下，本案则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推定被告存在过错，由被告就其诊疗行为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庭审中，原告提出被告贵医附院存在以下违反诊疗规范情形：1、被告贵医附院对原告隐瞒了对黄某实施经十二指肠镜胆道结石取出术的手术事实，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2、被告王旭浩执业机构非贵医附院，违法执业医师法第17条规定。经查，在由钱某以配偶身份签署的《ERCP知情同意书》中，已对黄某需进行EST胆道取石术进行告知。在患者黄某就医过程中，均由钱某均进行陪护，且根据钱某陈述，在黄某手术期间，其曾电话联系原告给付医疗费，原告应对黄某与钱某关系知情，钱某作为相关关系人签名，其行为并未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规定。另，被告王旭浩作为贵医附院聘请医生，由其为黄某实施手术并未违反执业医师法第17条关于执业地点规定。故对原告提出被告贵医附院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原告提出被告贵医附院存在伪造、编造病历情形：1、《拒绝或放弃医学治疗告知书》中医生打印为杨杰实际签名却为他人；2、黄某并未病重而贵医附院却分别于2016年2月16日、18日下发《病危通知书》，以及ERCP手术仅有王旭浩出具的《ERCP诊疗报告单》而无《ERCP手术记录》。经查，原告未对告知书中所记录的其他内容提出异议，实际签名人并非杨杰不影响其实质内容，尚达不到伪造、编造程度。针对贵医附院向黄某下发《病危通知书》行为是否属于伪造、编造情形，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ERCP诊疗报告单》是否系手术记录问题，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针对ERCP手术所应有的手术记录形式规范，且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对病历是否存在伪造、编造情形不申请鉴定，原告对其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原告提供证据未能证明被告存在第五十八条情形，故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需由原告对被告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举证证实，因医学专业性强，需由专业的机构来进行鉴定。庭审中，本院经询问原告是否申请鉴定，在本院告知原告不作鉴定将导致事实无法查清并由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原告仍然坚持不申请鉴定，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贵医附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被告王旭浩为黄某行ERCP手术系职务行为，其后果应由其所属单位贵医附院负担；对肿瘤医院与贵医附院是否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原告亦未举证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故对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于事实法律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义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黄炎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215元，由原告黄炎娇负担（已预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黎 玲人民陪审员 陈 恺人民陪审员 廖晓丽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李安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