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鄂01民终57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谢蓉，女，1984年6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逢曼，湖北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栾爱峰，湖北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运斌，男，1959年4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顺萍，女，195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振，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蓉因与被上诉人杨运斌、被上诉人吴顺萍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19）鄂0111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蓉的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属于借名购房法律关系，其凭借的仅是83万元出资来自两被上诉人的银行转账、武汉市房屋限购政策以及上诉人完全不知晓也未签订的《协议书》。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明显与真相不符，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做出错误的判决，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原审法院认为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有效，协议书上“谢蓉”的签名系真实签名，否认上诉人对于签名一事的辩解，其认定的事实明显与真相不符。两被上诉人提交的借名买房《协议书》上落款日期记载为2011年8月12日，庭审时上诉人对此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和时间鉴定，鉴定结果为：《协议书》原件上书写字迹不是其标称时间同期形成，其形成时间应与2017年2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上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为何落款时间与形成时间相差6年之久？原协议持有人为何无法解释清楚？其实从该事实足以能够认定，所谓的《协议书》为假。从时间关系上来看，2017年2月，此时上诉人正在与两被上诉人的婚生子杨帆进行第一次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按照日常生活经验，上诉人如果在此时签署该《协议书》对自身利益有重大损失，完全不合常理。从签字来源上看，上诉人在原审时辩解该《协议书》系二被上诉人拿到上诉人平时练签名的空白纸，然后私自补写协议内容，进而伪造出整个《协议书》，原审法院却认为该解释不合常理。事实上，上诉人系医生，平时需要在病历、检查单上签名，基于这样一种职业需要，在家练习签名可以理解。从字体上来看，协议书上诉人的签名总体呈现倾斜状态，考虑到协议书的正式性和上诉人平日签名完全没有签写倾斜体的习惯，因此，签名存在很大的疑点。至于纸张的背面为何为房产证复印件？事实是在上诉人与杨帆闹离婚纠纷时，两被上诉人趁上诉人不在家时径直进房屋将房产证原件拿走，然后在上诉人签字的白纸后面复印了房产证。因此上诉人认为，事实的真相是，2017年初，上诉人与杨帆处于离婚纠纷之时，为了让上诉人在离婚纠纷中财产受损，两被上诉人伙同杨帆，利用上诉人在家练习签名的纸张，私自签署了《协议书》，为了《协议书》显得更真实，又从上诉人家中拿走房产证，在《协议书》的背面复印了房产证。对于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完全蒙在鼓中，不应当承担如此的后果。二、一审法院对两被上诉人对83万元出资出现两种截然相反解释进行了认可，并认定83万元为借名购房的出资，显然与事实不符。上诉人于2017年3月20日、2018年2月8日分别两次以两被上诉人的婚生子杨帆为被告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两次诉讼期间涉及房屋分割时杨帆均没有拿出有签署借名买房的《协议书》，反而是在2018年4月8日在离婚诉讼期间提交了其向父亲借款的4份借条，其中一份借条内容是杨帆于2011年5月1日向父亲杨运斌借款120万元用于购买诉争房屋并装修，将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归还，同时杨帆也在庭审笔录中表述120万元购房的装修款是向父亲杨运斌的借款，如果杨帆确实签署了借名买房《协议书》，在2018年4月第二次离婚诉讼中就会提交该份证据并提出借名买房的事实，不可能拖延至今。该事实原审法院仅以“难以否认购房资金流向和系杨帆为挽回婚姻之举存在一定合理性”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从事实上来看，自上诉人第一次起诉离婚以来，杨帆从未作出任何挽回婚姻的措施。不管是借款，还是借名购房，两者相差悬殊，均需要双方达成合意，而不是凭借自己写借条或者造协议书就能成就，其实际均是两被上诉人与杨帆自导自演，私自伪造的证据，而上诉人一概不知，也从未在所谓的《协议书》上签名，怎么可能达成借名购房的合意？三、一审法院并未核实清楚所谓83万元的性质，就轻易认定其为购房出资，不符合事实。诉争房屋的购房出资是两被上诉人的婚生子杨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支付给案外人孙振斌即原房主。由于杨帆所在的公司系家族企业，其与父亲杨运斌的公司存在业务和财务上的混同，大量公司经营收入及资金在双方银行账户之间频繁流转往来，因此在未明确该款项为购房款的情况下，该转款只能认定为两家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所以诉争房屋的购房款是杨帆利用经营公司的所得收益全款购买的，而非两被上诉人的出资，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诉争房屋应为上诉人与杨帆的夫妻共同财产。四、原审法院完全未考虑到整个购房出资、装修出资及实际居住情况，就认定借名购房事实成立，将房屋完全判归两被上诉人所有，未免过于武断。从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流水数额来看，被上诉人通过银行分两次转账共计向杨帆支付83万元，但是根据所谓的《协议书》内容约定，该房含税加上其他费用总价为101万，加上装修款19万元，剩余银行流水并没有完全对应上。从证据形式上来看，房屋购房及装修出资至少有120万，而两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为83万元，那么剩余的37万出资来源何处？如借名买房一事确实存在，那两被上诉人是否应当提交37万元的出资证据？从房屋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一般借名购房，是因自己需购买使用房屋，但因无购房或贷款资质，经双方协商后使用他人名义购房，实际自己使用居住房屋。而本案诉争房屋自交付后，一直为上诉人使用，两被上诉人长期居住天门老家，也不符合一般借名购房的现实情况。更何况，诉争房屋一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房屋应属于产权登记人即上诉人所有。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借名购房需要明确双方达成了借名购房的合意，而《协议书》在实质上存在重大问题，上诉人是否知晓该协议书内容并真实地签名，是本案的重点，而原审法院并未对该事实作出准确的认定，而是凭借部分出资凭证、限购政策以及未被完全认定的协议书作出存在借名购房关系的观点，却忽视了两被上诉人前后说法不一的矛盾。当今社会，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并登记在子女或其配偶一事过于普遍，先且不说该出资到底是源于父母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倘若夫妻离婚时，父母伙同儿子为挽回损失，伪造借条、伪造借名购房协议书，如法院凭借这些认定借名购房事实，那么作为子女配偶的一方的财产利益一直将会出于不确定性，将不敢提离婚，否则将会面对公婆翻脸财产受损，此举也会对社会造成严厉的冲击。因此，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希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杨运斌、吴顺萍共同辩称：借名买房应符合四个条件，第一、双方一般都是亲属关系，第二、购房人是否有实际出资，第三、买房时的政策环境，是否有限购的政策，第四、是否有借名买房协议，本案符合该四项条件，本案构成借名买房。本案的起因，两被上诉人的儿子和上诉人存在离婚纠纷，导致本案，涉案房屋是两被上诉人的合法财产，出于保护个人权益才提起诉讼。上诉人没有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诉理由。协议书是在房产证的原件被后书写的，不是复印件。杨运斌、吴顺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登记在谢蓉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卓刀泉南路方家嘴保利浅水湾2栋1单元7层01室的房屋归杨运斌、吴顺萍所有；2．谢蓉协助杨运斌、吴顺萍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3．谢蓉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杨运斌、吴顺萍系夫妻，杨帆系杨运斌、吴顺萍之子。杨帆与谢蓉于2010年4月22日登记结婚。《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位于洪山区××家嘴××·浅水××单元××层××室的房屋（即诉争房屋）产权人为谢蓉，出让方为孙振斌，合同日期为2011年3月4日。2011年3月11日15时46分许、12日9时59分许，杨运斌通过卡号为43×××98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杨帆名下账号为43×××64的账户分别转账430000元及400000元。2011年3月12日15时24分许，杨帆通过其名下的上述账户向孙振斌转账830000元。杨运斌、吴顺萍所举的《协议书》载明杨运斌、吴顺萍与谢蓉及杨帆约定：杨运斌、吴顺萍出资购买诉争房屋，购房款1200000元（房款1010000元、装修款190000元），因限购，诉争房屋只能登记在谢蓉名下，杨运斌、吴顺萍拥有该房所有权和处置权。该《协议书》载有上述四人签字，落款日期记载为2011年8月12日。对此，谢蓉申请对其上“谢蓉”签名及《协议书》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44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落款日期为“2011.8月12日”的《协议书》原件落款处“谢蓉”署名字迹与供检谢蓉样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上述《协议书》原件上书写字迹不是其标称时间同期形成，其形成时间应与2017年2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上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上述协议内容书写于诉争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背面，“谢蓉”签名位于纸张下方中位。另查明，杨运斌、吴顺萍及杨帆提供的居民户口簿显示其三人户籍所在地均为湖北省天门市。2011年2月18日，武政办〔2011〕27号文件根据国办发〔2011〕1号文件要求，对武政规〔2011〕1号中明确的限购政策调整为：暂定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本市1年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1年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再查明，2017年3月20日、2018年2月8日、2019年1月22日，一审法院分别立案受理了谢蓉作为原告起诉杨帆离婚的案件，案号分别为（2017）鄂0111民初2722号、（2018）鄂0111民初1804号、（2019）鄂0111民初684号，其中（2019）鄂0111民初684号离婚纠纷案尚在审理中。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杨运斌、吴顺萍与谢蓉及杨帆之间是否存在借名购房的关系。对此，杨运斌、吴顺萍虽然提交了《协议书》，其上签名亦谢蓉所签，但鉴定意见认定其书写字迹不是其标称时间即2011年8月12日形成，而是与2017年2月8日的《授权委托书》上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因此，《该协议书》尚不能独立证明存在借名购房关系，还应根据本案案情并结合双方所举的其他证据进行认定。杨运斌、吴顺萍主张其系诉争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首先，杨运斌和杨帆的银行流水明确显示杨运斌转账给杨帆830000元后，杨帆即转账给了诉争房屋的出卖人，对此谢蓉虽抗辩称杨帆与杨运斌在家族企业工作，之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不能证明该款系用于购房，但上述资金流水清楚明确，谢蓉又未提交反证，故一审法院对谢蓉的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其次，虽然鉴定意见认定《协议书》内容的形成时间接近2017年2月8日，即谢蓉第一次起诉与杨帆离婚的时间，但谢蓉的签字确属实，谢蓉辩称系杨运斌、吴顺萍拿到其平时练签名的空白纸张从而伪造出《协议书》，认为在前两次离婚诉讼中杨帆未主张诉争房屋系杨运斌、吴顺萍借名购买，而是主张购房资金源于向杨运斌、吴顺萍的借款，在第三次离婚诉讼中却变为借名购房，佐证了《协议书》系伪造，为此谢蓉提交了借条及离婚案件的开庭笔录予以证明。对此，《协议书》书写在诉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背面，且“谢蓉”签名方位亦在纸张下方中位，结合协议文字分布来看，谢蓉辩称杨运斌、吴顺萍拿到其平时练签名的空白纸张从而伪造出《协议书》的意见，不大符合常理，而谢蓉所举证据虽能证明杨帆针对诉争房屋的陈述前后不一致，但难以否认前述购房资金的流向，结合谢蓉与杨帆的前两次离婚诉讼均判决不准予离婚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杨运斌、吴顺萍辩称杨帆陈述前后不一致系为挽回婚姻之举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最后，《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显示诉争房屋的合同日期为2011年3月4日，此时武汉市已经调整了限购政策，而杨运斌、吴顺萍及杨帆均非本市户籍，谢蓉为本市户籍，故杨运斌、吴顺萍也存在借谢蓉之名购买诉争房屋的现实需要。如上所述，结合围绕诉争房屋交易相关的税费收据均由二原告保管的事实，一审法院确认杨运斌、吴顺萍与谢蓉及杨帆之间存在借名购房的关系，故对杨运斌、吴顺萍要求确认诉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谢蓉相应抗辩意见因无充足证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杨运斌、吴顺萍现仍不具有武汉市户籍，亦未举证证明其现已符合武汉市限购政策，故要求谢蓉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谢蓉预缴了本案鉴定费用12400元，经询，笔迹鉴定费用和字迹形成时间鉴定费用分别为5600元和6800元，杨运斌、吴顺萍应当承担字迹形成时间鉴定费用的部分，谢蓉应当承担笔迹鉴定费用的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家嘴××·浅水××单元××层××室的房屋归杨运斌、吴顺萍所有；二、驳回杨运斌、吴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200元、鉴定费12400元，由杨运斌、吴顺萍分别负担200元及6800元，谢蓉分别负担29000元及5600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2011年8月12日的《协议书》原件落款处“谢蓉”署名字迹与供检谢蓉本字迹是同一人书写，虽然形成时间与《协议书》记载的时间不符，但是上诉人谢蓉对其口头解释无法提供证据，也不能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谢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判断自己签名提供给他人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其次，从案涉房屋购房款资金走向分析，被上诉人杨运斌于2011年3月11日、2011年3月12日向杨帆分别转账430000元及400000元。2011年3月12日杨帆在收到前述830000元后，随即向孙振斌转账830000元作为购房款。能够证明涉案房屋系被上诉人杨运斌支付购房款。最后，一审法院也查明，案涉房屋购买时，被上诉人均因为武汉市房屋限购政策而不具有购房资格。综上所述，上诉人谢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200元，由谢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海鹏审判员  张文霞审判员  张 红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张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