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民终494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雪云，女，1964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俊，建德市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傅建中，男，1961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现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原审被告：王来洪，男，196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程明霞，建德市光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雪云为与被上诉人傅建中、原审被告王来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8民初6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一审判决后，王来洪提起上诉，但未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用，本院对其上诉依法按撤诉处理。本案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1月1日，张雪云出具一张收据。该收据记载：“自2011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5日陆续收到傅建中用于转借建德电联共计人民币300万元。之前利息已支付。特立此据（本日之前出具给傅建中的借条，在本收据出具时失效）。”2013年3月28日，张雪云出具一张收据。该收据记载：“今收到傅建中出借人民币100万元（月利息2%借期两年）。”2013年8月13日，张雪云出具一张收据。该收据记载：“今收到傅建中出借人民币100万元（月利息2%借期两年）。”2015年11月25日，张雪云与傅建中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张雪云将在杨俊辉处债权人民币120万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傅建中所有。另查，张雪云与王来洪于1988年5月20日登记结婚，2015年4月10日登记离婚。原审法院认为，张雪云出具的收据，根据其内容和交易情况，其性质与借条本身无异。通常来讲，借条具有证明借款合意和交付借款的效力。一、关于2013年1月1日收据。该笔借款系双方当事人对多笔借款的一次总结算。根据结算情况，从2011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5日期间，张雪云尚欠借款本金300万元，其中利息已经结清。张雪云将支付的利息作为本金扣除或归还，该院不予采纳。在这里对几笔大额转账作如下认定：1、2012年10月22日张雪云转账给傅建中60万元，不能认定用于归还本收据项下的借款。理由如下：倘若张雪云当时认为用于归还该收据的借款，应该在收据上注明，或者要求傅建中另行出具收条。张雪云不但没有提供类似证据，而且在2013年1月1日出具300万元收据时也未提及此事，故有悖常理。此外，傅建中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傅建中认为，2012年10月22日的60万元是用于归还通过赵秀丽走账的60万元。傅建中为此提供2012年10月10日转账赵秀丽60万元的银行凭证，其中三笔各10万元通过工商银行、一笔30万元通过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两者相互对冲。2.出具收据后，2013年1月4日张雪云转账给傅建中10万元和2013年1月16日张雪云转账给傅建中17万元，同样不能认定用于归还本收据项下借款。理由如下：倘若张雪云当时认为用于归还该收据的借款，应该在收据上注明，或者要求傅建中另行出具收条。张雪云不但没有提供类似证据，而且在2013年3月28日和2013年8月13日出具两张100万元收据时也未提及此事，故有悖常理。此外，傅建中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傅建中认为，上述两笔转账分别用于归还2012年12月21日10万元和2012年10月15日20万元借款，并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两者相互对冲。二、关于2013年3月28日收据。傅建中提供转账凭证80万元，并解释另外20万元系2012年1月17日转账45万元中的20万元。鉴于双方当事人资金拆借频繁，其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此外，从举证角度而言，通常来讲借条具有证明交付借款的效力，张雪云从事资金生意，应当知晓出具收据的后果。事后反言，该院不予采纳。据此，原审法院认定2013年3月28日收据上的100万元借款视为交付完毕。张雪云将支付的利息作为本金归还，不予采纳。在这里对几笔大额转账作如下认定：1.2013年3月31日张雪云现金存入傅建中之妻姜晓岚账户50万元，不能认定用于归还本收据项下的借款。理由如下：倘若张雪云当时认为用于归还该收据的借款，应该在收据上注明，或者要求傅建中另行出具收条。张雪云不但没有提供类似证据，而且之后依然按照前述标准支付利息，故有悖常理。此外，傅建中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傅建中认为，上述该笔转账实际上是走账。次日即2013年4月1日姜晓岚将该50万元转回给张雪云，并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两者相互对冲。2.2013年7月19日张雪云转账给傅建中之50万元，不能认定用于归还本收据项下的借款。理由如下：倘若张雪云当时认为用于归还该收据的借款，应该在收据上注明，或者要求傅建中另行出具收条。张雪云不但没有提供类似证据，而且之后依然按照前述标准支付利息，故有悖常理。此外，傅建中的解释具有合理性。傅建中认为，上述该笔转账用于归还2013年7月17日50万元借款，并提供相应的仇萍转账凭证，两者相互对冲。为此，仇萍也提供说明予以证实。三、关于2013年8月13日收据。双方对出借本金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张雪云将支付的利息作为本金归还，该院不予采纳。四、关于债权抵销问题。2015年11月25日，张雪云将在杨俊辉处120万债权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傅建中所有。傅建中主张抵偿本案借款的利息，张雪云主张以傅建中出面诉讼，届时应该分享债权100万元。由此说明，双方意思表示尚未达成一致，故该转让债权不能与本案利息债权予以抵销。若双方对此有纠纷，可另行处理。五、关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从张雪云与傅建中之间的交易情况看，双方主要是因资金拆借引发本案诉讼。张雪云向傅建中借款，主要用于转借他人，赚取利益。因此，张雪云从事的资金生意，并不违背为了家庭共同利益的指向。与此同时，王来洪也未能举证本案所涉债务系张雪云赌博、吸毒等非法债务或个人债务。鉴于案涉债务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6月5日作出如下判决：张雪云、王来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傅建中借款本金50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张雪云、王来洪承担。张雪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违反法定程序。1.审理程序不完整，剥夺双方诉辩权利。本案适用一审普通程序，历经两次开庭，第一次为2017年3月21日由合议庭开庭审理、第二次为2017年5月8日审判长一人召集双方到庭调查，但之后未再组织双方质证、辩论及最后陈述，直接作出一审判决。2.原审以超出举证期限和未经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判决依据。第一次庭审中，合议庭指定被上诉人在10日内（即2017年4月1日前）补充提供证据，但上诉人2017年4月21日才收到合议庭转交的被上诉人补充证据且无任何延期的说明。对此，上诉人在《补充意见》中明确表示不予质证，但原审未予回应。原审还采用了案外人“仇萍”在转账凭证上书写的“说明”为判案的证据，但“仇萍”从未到庭接受质证，其证言不具有合法性。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主观臆测色彩浓厚，用“莫须有”的“常理”作为事理依据。1.原审不理会书证反映的案情，而以“常理”断案违反认证规则导致事实不清。原审认为上诉人从事“资金生意”，因此在给付款项时“应在收据上注明或要求傅建中另行出具收条”，否则“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还款的书面证据具有当然的公信力，且双方事实上也提供了大量的银行转账记录作为自己的给付依据，为何还要在收据上注明或另行出具收据？现实生活中，债权人持有出借凭证、不愿意或不方便出具收款凭证的情况比比皆是，债务人保护自己权益的合法有效方式当然是银行转账，已有银行转账记录而不再要求重复出具“收条”的情况才符合“常理”。何况，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了大量注明“还款”字样的转账凭证在案证实，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对真实性未表示任何异议。2.原审仅凭“收据”及被上诉人的口头解释作出判决，显失公正导致事实不清。原审在第5页第一段第四行认定“从举证角度而言，通常来讲借条具有证明交付借款的效力，张雪云从事资金生意，应当知晓出具收据的后果”，公然偷换概念。上诉人不否认“借条”具有证明交付借款的效力，但本案没有任何“借条”，只有“收据”，且被上诉人承认该三份“收据”均系其打印制作，上诉人只是签名。如果说，上诉人应当知晓“收据”的后果，同样作为多年从事“资金生意”的被上诉人就不需要知晓“收据”的后果吗？事实上，被上诉人用“收据”的形式间接证明其债权人地位，而不直接采用“借条、借据”的行为本身已经说明背后另有隐情，而原审对此并未进行论证，生硬地把“借条”的法律后果套用在“收据”上。3.原审罗列的大笔款项往来过程主观臆测，缺乏事实依据导致事实不清。（1）未经核实妄下结论。原审认定2012年10月22日上诉人给付60万元是用于归还案外人赵秀丽走账的60万元并认为被上诉人提供了其转账给赵秀丽的凭证而具有合理性。上诉人认为，所谓“走账”必然应当有完整的过程。被上诉人虽提供了自己转出给赵秀丽的银行记录，但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收到赵秀丽款项的银行记录、未能证明三方曾经有过“走账”的约定，法庭也未依职权查证上诉人的银行账户，何以认定上诉人曾收到赵秀丽60万元并给付给被上诉人？事实上，为避免虚假陈述，上诉人自行查询了自己所有的银行账户，根本就不存在赵秀丽给付60万元款项，而只有一笔2.93万元。（2）债权人未提供借贷合意的凭证，反而要求债务人提供还款合意的凭证。原审认定上诉人转账的2013年1月4日10万元和2013年1月16日17万元分别用于归还2012年12月21日10万元和2012年10月15日20万元的借款。试问，原审认定存在上述两笔共计30万元借款的依据何在？（3）不顾庭审事实。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对2013年3月28日收据载明的100万元中有20万元系其他时间转账中的20万元具有合理性并认为交付完毕。对该情节，在第二次庭审调查中，基于审判长向被上诉人关于“利息数额”的发问而被上诉人无法自圆其说，上诉人已要求记录在案，但原审仍然认为系合理解释。（4）庭审混乱导致认定事实自相矛盾。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即陈述因被上诉人家中需房贷转贷，2013年3月18日向上诉人临时借取60万元用于先还后贷，2013年4月1日只归还了50万元，差额10万元抵扣了上诉人妻子姜晓岚曾出借的30万元，而2013年3月31日的50万元系用于归还第二份收据的部分款项，但法庭似乎忘记了该60万元的情节。假设原审认定正确，即2013年3月31日上诉人走账存入姜晓岚账户50万，4月1日姜晓岚归还了该50万元，那么该60万元也应当核减第一份收据载明的款项，而原审只字不提。（5）违背常理“粗糙认定还款过程。原审认定被上诉人陈述2013年7月19日上诉人转账的50万元用于归还其2013年7月17日出借案外人仇萍的款项具有合理性。而事实上，该三者数额并不对应。2013年7月17日，被上诉人转账给仇萍50万元、2013年7月19日，上诉人转账给被上诉人50.75万元，而按照被上诉人提供给仇萍的转账记录显示仇萍转给上诉人的金额为49万元，即上诉人收到少、“代付”的金额反而多，原审对存疑的情节未查清也认为符合常理。何况，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调查中，明确回答自己与仇萍之间另有400余万元的多笔债权债务往来。4.原审支持被上诉人非法利率的主张和违反约定计算利率导致事实不清。（1）按照上诉人自己的计算，2012年1至8月对20万元按10分/月、9至12月按3分/月计算，折合年利率为92%远超法定上限。（2）被上诉人编造了2011年6月22日广西出借5万元用于计息。（3）被上诉人出示的第一份载明300万元出借款的“收据”显示，双方在2012年9月5日后并未约定利率，但被上诉人宣称按3分/月计息至2013年6月（9个月、共计72.9万元），后又按2.3分/月计息至2014年12月（18个月、共计111.78万元）并将上诉人给付的款项主张为付息。（4）退一万步说，即便前述300万本金的利息加上后两张200万本金计70万元约定利息总额为254.68万元，而上诉人合计给付为461.971万元，即便剔除判决中不予认定为还款的187万元剩余274.971万元，超过被上诉人自己主张的部分理应抵扣本金而原审未扣减。另补充如下：一审违反法定程序，尤其是将没有到庭质证的证人证言作为判案依据。原审中被上诉人所提供仇萍的两份转帐记录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也无法确定，因为这两份转帐记录中并没有直接证实是仇萍转帐给上诉人张雪云两笔款项。原审认定2012年10月22日张雪云转帐给傅建中的60万元是用于归还通过赵秀丽走帐的60万元，但并没有赵秀丽将该60万元交付给张雪云的转帐记录，一审中傅建中请求法院调取张雪云20**年10月22日及2013年10月4日民泰银行的交易记录，原审法院对该取证情况，既没有向被上诉人交代也没有向上诉人交代，直接作为证据作出处理。一审询问第二份收据100万元中是由转帐80万元和15万元购买基金款项以及5万元拖欠利息组成，其中涉及到5万元拖欠利息，一审要求被上诉人拿出计算依据，当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相应依据，但一审对此却作了肯定性的认定。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傅建中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傅建中答辩称：上诉人所说的，从被上诉人的诉状以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来看，都不在其起诉的范围之内。被上诉人起诉的总共三笔款项，第一笔是2013年1月1日300万元，在此前双方是互有帐目往来的，但都已结清。第二笔是2013年3月28日100万元，月息2%，借期两年。第三笔是2013年8月13日100万元。为什么会有2013年之前的帐目记录，是因为应一审法院的要求，被上诉人提供这些打款记录是供法庭参考的。借款清单打一个星号的是300万元，其中第10项打了45万元（30万元是300万元内的）打两个星号的是两个100万元的打款情况。对于上诉人所说的利息5万元，当时说好是4万元，后来确定是5万元。上诉人提到的仇萍、赵秀丽的款项都是在300万元之前的。原审被告王来洪答辩称：王来洪与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因上诉人以个人名义和被上诉人傅建中进行款项往来，王来洪并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到具体的举债活动中，所以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无法作出答辩。各方当事人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三份收据均有张雪云签字确认，载明的内容反映出张雪云与傅建中之间实质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2013年1月1日的收据明确之前的借条均失效，确认2011年1月19日至2012年9月5日张雪云收到傅建中共计300万元，之前利息已支付。因此在2013年1月1日之前傅建中与张雪云之间的款项往来均应已计算在此收据所载借款数额中，不应再予以扣除。张雪云认为该收据所列款项是傅建中转借给他人并由其代为签字，但却无法提供其已转借他人的凭证以及其本人代为签字的身份依据。2013年3月28日的收据确认张雪云收到傅建中借款100万元，张雪云认为只收到其中80万元，而傅建中则对另20万元的组成作出合理解释，张雪云在出具收据时不仅未提出异议且签字确认，因此对其事后的反口本院不予采纳。张雪云上诉提出已归还部分款项，本院认为，一方面傅建中对这些款项的来龙去脉基本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依据，认为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另一方面张雪云作为常年从事资金业务之人，对还款仅提供银行业务回单或业务凭证，且在其与傅建中众多的往来款项中未予以注明系用于归还哪笔借款，也未另行出具收条或对之前出具的收据予以更改，在之后出具收据时也未提及，实有违常理。原审法院仅判决上诉人张雪云与原审被告王来洪支付傅建中本金500万元，因此对于张雪云上诉提出的利息计算问题本院不予采纳。本院经审查，未发现原审法院有审判程序不当之处。综上，上诉人张雪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张雪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鸣卉审判员  张 敏审判员  夏文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骆芳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