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121民初871号原告：谢邦枢，男，1971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昭平县。原告：梁瑞青，女，1972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昭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广西佰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昭平县昭平镇第三小学，住所地广西昭平县昭平镇东宁北路***号。法定代表人：陆世瑞，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乐，广西汇豪（昭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谢邦枢、梁瑞青与被告昭平县昭平镇第三小学（以下简称第三小学）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邦枢、梁瑞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被告第三小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邦枢、梁瑞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88728元（丧葬费30120元=5020元/月×6个月；误工费780元=47511元/年÷365日×2人×3日；交通费500元；死亡赔偿金566480元=28324元/年×20年；精神损失费50000元，合计647880元，被告承担60%责任即为388728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6月16日下午，原告之子谢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跳江不幸身亡。事后原告了解到谢某在学校时比较调皮，被告的老师不是因人施教，而是长期对其进行当众体罚和侮辱人格的方式批评教育，至其幼小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并发生扭曲。对被告学校的老师产生严重的不信任等。当天上午上课时，被告的老师再次对谢某当众体罚和侮辱人格批评，更加损害其幼小的心灵，使其无法忍受面对同学及其他人。写下“是廖老师、邱老师逼我跳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两个死货。”的遗言。下午谢某就没有来上课了，但被告的老师也没有联系原告，告诉谢某的情况。快放学时，原告才知晓谢某跳江的事情。综上，被告对谢某跳江身亡负有严重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请求法院依法作出裁决。被告第三小学答辩称，1.被告没有对谢某进行长期当众体罚和侮辱人格的方式批评教育。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被告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2.被告尽到了学校应尽的教育和管理的职责。在谢某死亡事件中，被告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没有承担赔偿的责任与义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申请提取的公安机关依职权分别对廖小梅、邱富华制作的询问笔录，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原告提出拟证明体罚等内容，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原告申请提取的谢某遗书（照片，原件存公安机关），可以证明谢某生前书写有遗书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申请提取的公安机关对卢一富制作的询问笔录，因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原告申请提取的公安机关调取被告第三小学的监控视频影像，可以证明被告老师在走廊对谢某批评教育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被告老师的行为与谢某死亡有无关联，要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被告提供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学校应急工作预案》、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总结、班主任安全教育记录本、学校工作记录本等，可以证明被告制定有安全管理方面的制度和应急工作方面的预案，以及开展安全教育等相关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被告拟证明其本案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事实，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被告提供的情况了解记录，该记录系被告老师分别对三个学生所作的问话记录，主要证明被告老师找谢某谈话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的规定，因证人未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未提供证人的身份证，其身份信息真实性也无法确定，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监控视频影像与原告申请收集的监控视频影像中被告老师在走廊对谢某批评教育的视频影像的事实是一致的，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谢某出生于2005年5月18日，原告谢邦枢、梁瑞青系其父母亲。2014年谢某就读于被告第三小学，事发时系五年级一班学生。2017年6月16日早读课时，谢某因挪动课桌被班主任批评后，仍不积极配合做好老师要求的事情。为此，另一个老师叫其到教室走廊后，与班主任一起继续对其批评教育。根据监控视频影像显示，批评教育时间从走出教室到走进教室为时10分钟（8点22分至32分），谢某面向老师一直站立式接受教育。该视频只有影像而无录音。谢某在当天中午放学回到家里后，约其同学莫某某一起出去吃螺丝粉。之后，根据监控视频显示，谢某又到某网吧上网。后其乘三轮车经过昭平县汽车总站路口对面下车后往河东桥头沙场方向走去。监控视频画面显示当时时间为“2017-06-16星期五13︰36︰59”。另查明，1.谢某在老师批评教育后在离开学校前，在其同学徐某某的《小学教材全解》课本上写下遗书，内容为“是廖老师和邱老师把我逼跳江的，谢某呵呵呵，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两个死货的！”2.2017年6月16日下午，被告老师获知谢某不来学校的情况后，打电话给原告梁瑞青询问情况。被告老师在学生反映谢某写有遗书情况后，第二次打电话告知原告梁瑞青，并在学校周边进行寻找。直至当天晚上20时许，原告与被告老师一起到昭平县公安局城厢派出所报案。3.2017年6月19日，公安机关在昭平县境内桂江水域发现谢某尸体。谢某亲属协同公安机关对谢某溺水死亡进行了确认，并自行处理其尸体。本院认为，关于本案的案由问题。教育机构责任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能力的人在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因教育机构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其受人身损害或者致他人损害时，教育机构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原告起诉主张被告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的事实，并请求其对谢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立案时案由定为生命权纠纷不准确，应定性为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对谢某的死亡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谢某死亡是其自身性格、家庭、学校等多方因素造成的。一、谢某的死亡其本身责任的问题。谢某事发时已年满12周岁，已经具备一定的辨别和控制能力，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没有想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沟通解决，而是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处理，因此造成损害的后果其本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二、谢某的父母监护责任的问题。原告谢邦枢、梁瑞青作为谢某的法定监护人，应当切实做好谢某的成长教育工作，特别是对谢某的性格倾向特点、思想和行为动态等，配合学校对其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在该事件中，因其未能对谢某的生活、学习给予充分的照料，不能较好地掌握谢某的思想动态，以至于谢某自身出现问题时未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特别是在接到学校老师第一次电话告知谢某下午未上学的情况后，未引起高度重视，且没有把找不到谢某的情况反馈给学校。因此，原告谢邦枢、梁瑞青作为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对谢某死亡的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三、被告对谢某的死亡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学生自杀、自伤的，学校履行了相应责任，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但该办法是部门规章，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可以参照适用。在出现该种情形时，应当结合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来确定学校是否应承担责任。本案中，从时间和空间要素来看，谢某死亡并不发生在被告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期间及地域范围内，可以认定被告的行为与谢某死亡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但被告行为却是谢某死亡的诱因，理由是：（一）被告在教育方面做的不到位。事发当天上午上课时，因谢某“挪动课桌”的事情，老师已在教室对其进行了教育。在已明知其不积极配合不接受的前提下，再叫其出教室走廊继续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对他们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和青春期的教育。被告老师可根据谢某的具体情况因人施教，在批评其不配合的情形下，可考虑其他方法，比如通知其家属到学校配合开展教育疏导工作。在教育方式上，被告老师应知晓当时为上课时间，不宜过多占用，但实际上已用去十分钟。特别是教育的地点选择在教室的走廊上，在公共通道上进行长时间的教育，未能充分考虑该场所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可见，被告在教育方法和教育方式上欠妥。（二）被告在管理上存在瑕疵。被告老师对谢某批评教育后，至下午谢某不到学校这段时间内，未能跟踪其思想动态及行为表现，且没有把批评教育谢某的情况及时告知其家属，以致其家属失去劝导疏解的机会，因此，在这件事件上，被告的管理存在一定的瑕疵。（三）批评教育是死亡的诱因。学校的老师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在学生未能按要求履行相关事情的情况下，应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其理解、改正。根据监控视频影像显示，谢某在教室走廊“站立”接受老师批评教育的时间共十分钟。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教育本无厚非，但对身心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教育，特别是站立式的教育应充分考虑时间节点，不宜过长，否则有变相体罚的嫌疑。从影像画面来看，男老师虽有一些举手肢体动作，但并不能以此认定老师打了谢某或侮辱其人格。因此原告主张被告老师“指手画脚”体罚谢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监控视频只有影像，无录音，因而被告老师对谢某批评教育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从公安机关对谢某同学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记录“谢某回来后就在教室座位那里趴着哭了。”“一直到了10点20分许，谢某在多媒体教室里跟我说他要去跳江，我说骗谁啊，谢某说我要是不信，中午放学之后到江边看就知道了。”“在那天准备中午放学的时候，谢某向我说：‘……，是老师逼他去跳江的。’”以及谢某离开学校前写下的遗书记载的内容等可知，谢某接受批评教育后，一是对教育的老师产生厌恶的情绪；二是因批评教育而引起其产生去死的念头。由此可以推定老师批评教育最终成为谢某死亡的诱因。综上，被告作为教育机构并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其应对谢某的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被告辩解其已尽到教育和管理的职责，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原告主张被告老师长期对谢某进行当众体罚和侮辱人格的方式批评教育，因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综合导致谢某死亡的各种因素，以及被告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对谢某的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比例为10%。关于原告的各项损失认定的问题。1.丧葬费30120元，双方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2.死亡赔偿金566480元（28324元/年×20年），谢某生前在被告第三小学就读，因此可以按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原告该项主张符合有关规定，本院予支持。3.误工费780元（47511元/年÷365日×2人×3日），原告无证据证明误工人员的收入状况，因此，可参照当地农业行业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为626元（38069元/年÷365天×2人×3天），原告该项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交通费500元，该费用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但原告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即原告诉称精神损失费）5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谢邦枢、梁瑞青及其子谢某对谢某死亡后果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可以免除被告第三小学的精神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谢某死亡造成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66480元、丧葬费30120元、误工费626元，合计597226元。对该项损失，被告第三小学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为59723元（597226元×10%）。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并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昭平县昭平镇第三小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谢邦枢、梁瑞青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59723元；二、驳回原告谢邦枢、梁瑞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44元（原告预交7130元，多出部分退回原告），由原告谢邦枢、梁瑞青负担1840元，被告昭平县昭平镇第三小学负担20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发强人民陪审员  梁泽荧人民陪审员  陆冬莲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邹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