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72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云峰，男，1979年3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如皋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峰，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原丹，上海英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艾可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法定代表人：谢琦，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盛，江苏日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云峰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艾可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可丽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6民初15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云峰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时的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在合同生效问题上并非必须同时具备，艾可丽公司在《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加盖公章已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夏云峰作为相对方，没有理由一定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上签字。而且，夏云峰提交了沈敏、周世文的电子邮件作为《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的补充，邮件能够证明双方存在股权约定及纠纷，而《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即属股权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如何解决工资问题的依据。《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与邮件内容互相印证，足以证明《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以“夏云峰有机会接触公章”为由否认该协议的效力，显属不当。另，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合同如何解除存在争议，艾可丽公司称夏云峰系口头辞职，但公司对此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且艾可丽公司仅发放夏云峰工资至2015年7月，对此举的合理性艾可丽公司理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应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艾可丽公司辩称：《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涉及股权约定，按照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主体应系公司股东而非公司本身，艾可丽公司无权针对股权分配作出任何承诺和约定。而且，艾可丽公司的公司章程明确公司高管的报酬事项应当由执行董事决定，夏云峰任职公司运营总监，为副总经理级别，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其劳动报酬应由公司执行董事决定。鉴于夏云峰的职务和职权的特殊性，仅在《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上加盖公司公章，而作为公司股东之一且当时任执行董事的张亦含没有签字，该协议效力不应当被认可。故不同意夏云峰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夏云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艾可丽公司支付：1、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工资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1,797,000元；2、2014年度、2015年度共计20天未休年休假工资68,966元；3、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2,98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夏云峰在艾可丽公司担任运营总监一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夏云峰的工资发放至2015年7月底。原上海市闸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8日受理了夏云峰与上海名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艾可丽公司拖欠克扣其他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案号为闸劳人仲(2015)办字第1271号，后该仲裁委于2016年2月14日将该案移送至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夏云峰于2016年5月17日向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撤回了仲裁申请。2016年6月2日，夏云峰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艾可丽公司支付2012年4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1,797,000元，2014年10天、2015年10天年休假工资68,966元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12,980元。该仲裁委以夏云峰系重复申请仲裁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夏云峰不服该决定，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过程中，夏云峰称其于2011年5月1日进入艾可丽公司工作，担任营运负责人一职。2015年8月，因夏云峰提出股权分配协商不成，艾可丽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张亦含及其配偶沈敏解除了与夏云峰的劳动关系，夏云峰实际工作至2015年8月31日，工资仅支付至2015年7月底。双方约定夏云峰的工资标准为年薪450,000元，每月税后37,500元，但实际艾可丽公司在2011年未向夏云峰发放过工资，2012年起每月工资3,000元至9,000元不等。艾可丽公司则称夏云峰入职时间为2012年底，担任职务是首席运营总监，级别为总经理。夏云峰实际月薪为8,000元左右，并非夏云峰所说的税后37,500元，艾可丽公司已经足额支付夏云峰工资。夏云峰于2015年7月底口头向张亦含提出辞职后，未再至公司上班，工资支付至2015年7月底。工资支付方式部分通过银行转账，部分通过现金。因夏云峰系总经理，工资签收比较随意，故艾可丽公司仅能提供2015年5月至7月的工资签收表，均由其妻胡琛签收，可证明夏云峰的实发工资情况。夏云峰确认收到工资签收表中所载明的工资，但每个月的工资发放数额不一致。一审庭审过程中，夏云峰为证明艾可丽公司应支付其工资差额，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其上载明：“艾可丽运营总负责人夏云峰(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从2011年5月开始全面筹备艾可丽的品牌运营及产品上市工作，约定年薪为税后45万元人民币。但因为是原始股东(沈总和张老师在筹备艾可丽前承诺给40%的股权)，工作期间只按照基本生活费发放工资。如果三年后不兑现股权或由于其他原因产生分歧导致不再继续为艾可丽工作时，艾可丽公司将按照45万元年薪(税后)补齐夏云峰从筹备艾可丽到离职期间的全部工资收入。如果艾可丽公司不遵照本约定，夏云峰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该约定书落款处加盖“江苏艾可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落款日期为2012年7月16日。夏云峰称该承诺书系由其制作，交由法定代表人盖章的，因时间久远，不记得制作和盖章分别是在什么时候。另，夏云峰提供了一份邮件截图，称该邮件系法定代表人配偶沈敏发送给夏云峰的，由此证明夏云峰于2015年8月与周世文一起到艾可丽公司要求兑现承诺的股份。艾可丽公司对《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称其从未出具过该份证据；对邮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从内容看夏云峰没有任何股权出资，艾可丽公司的股东也没有确认给予夏云峰股权的事实。艾可丽公司又称夏云峰系公司实际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的公章由夏云峰保管和控制。关于年休假，夏云峰称其2014年、2015年分别可享受年休假天数为10天，但并未提供其连续工龄满十年的证据；艾可丽公司称夏云峰系总经理，上班自由，有时还不上班，平时已经享受了年休假，故不应当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审庭审过程中，双方确认夏云峰就本案诉请系在2015年11月首次向上海市奉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艾可丽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夏云峰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为此，夏云峰提供了《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和邮件截图，以证明其年薪为税后450,000元；艾可丽公司对夏云峰的上述两份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夏云峰实际月工资为8,000元左右，艾可丽公司已经足额发放夏云峰工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夏云峰称《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系艾可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然其上仅盖有艾可丽公司的公章，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夏云峰作为艾可丽公司实际负责人，完全有机会接触公章，而夏云峰提供的邮件内容仅涉及股权问题，并未涉及工资约定，故一审法院仅凭加盖公章的《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难以认定夏云峰、艾可丽公司之间约定的年薪为450,000元。另，因夏云峰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入职时间以及最后实际工作时间，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一审法院采信艾可丽公司关于夏云峰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的主张。基于上述分析，夏云峰要求艾可丽公司支付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1,797,000元，该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另，关于离职原因，夏云峰称系艾可丽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艾可丽公司则予以否认，鉴于夏云峰并未提供艾可丽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夏云峰要求艾可丽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难以支持。关于2014年和2015年年休假工资的诉请，夏云峰未向一审法院提供其连续工龄满十年的证据，艾可丽公司亦对其诉请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认定夏云峰在2014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天数为5天。因夏云峰就本案诉请首次提起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11月，故其要求支付201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请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鉴于艾可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安排夏云峰享受了2014年年休假，故应当支付夏云峰2014年5天带薪年休假工资4,029.70元(8764.60÷21.75×2×5)。夏云峰于2015年7月底离职，其2015年可享受的年休假为2天，故艾可丽公司应支付夏云峰2015年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1,611.88元(8,764.60÷21.75×2×2)。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七十八条，《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江苏艾可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夏云峰2014年5天以及2015年2天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641.58元；二、对夏云峰的其余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根据一审审理笔录的记载，摘录相关内容如下：一、夏云峰提供《关于艾可丽部门架构及人事任命的公告》一份，欲证明该公告上的公章与其提交的其他证据上的公章具有一致性。该公告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29日，上载“运营总监夏云峰，继续履行公司总经理职责，全权负责艾可丽的经营管理工作。”二、艾可丽公司提交《公司章程》一份，欲证明艾可丽公司的股东是张亦含和袁雅琴，夏云峰实际并未出资，其中第十五条明确约定公司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聘任、解聘以及报酬事项均由执行董事决定。夏云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经查：公司章程第七条规定，股东张亦含认缴出资额400万元人民币，股东袁雅琴认缴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设执行董事一名，任期3年，可连选连任。第十五条规定了执行董事的职权，其中第(九)项规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艾可丽公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营业执照(副本)》，显示自2017年6月5日起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张亦含变更为谢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艾可丽公司应否按照《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中的年薪标准支付夏云峰在职期间的薪资。综观《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夏云峰主张的薪资与股权相关联，正如其在二审中所述的“股权与薪资确实是挂钩的，如果不兑现股权，公司就要按约支付薪资。”现有证据表明，艾可丽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原始股东为张亦含及袁雅琴。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可以依法将自己的股东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以使他人取得股权。夏云峰为了证明曾要求艾可丽公司兑现股权承诺，提供了沈敏及周世文的电子邮件截图。周世文是与夏云峰情况相类似且与艾可丽公司有争议的另案当事人，在发文日期为2015年8月13日的周世文电子邮件中并未显示有关股权与薪资相挂钩的内容；而沈敏是张亦含的配偶，并非公司股东，其是否有权将他人的股权转让给股东之外的人，仅凭夏云峰提供的电子邮件截图，依据并不充分。而且，即使依照沈敏的电子邮件，其上亦载明“未在注册公司时执行的原因是云峰未有资金能力完成出资”，从中可以看出夏云峰获得股权的前提是需要完成相应的出资，但夏云峰在一审时明确其“没有资金成本，主要靠在上海的人脉、渠道和劳动力”，而夏云峰主张的出资形式是否已获得认可，其并未举证证明。故，夏云峰因其未能完成出资而指称艾可丽公司不兑现股权，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在此情形下，夏云峰坚称按照《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的约定，“如果不兑现股权，公司就要按约支付薪资”，该主张与现有在案证据所显示的法律事实不一致，而且夏云峰就《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所作的申明，在内容上亦不足以体现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无法得出《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相关内容系反映了艾可丽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结论，一审法院据此对《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的效力不予认可，并无不妥。至此，夏云峰以《个人薪资及股权约定书》中的年薪标准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及2011年5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期间的工资，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亦无不妥。关于劳动关系解除之争议，夏云峰称“2015年8月因其提出的股权分配协商不成，艾可丽公司法人张亦含及其配偶沈敏解除了与夏云峰的劳动关系”。鉴于在一审时双方均认可艾可丽公司未发过解除通知，而夏云峰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艾可丽公司曾对其作出解除行为，故依据现有证据尚难以认定艾可丽公司已行使了单方解除权。鉴此，一审法院对夏云峰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之诉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因夏云峰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夏云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水波审判长 王 安审判员 郭征海审判员 易苏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吴艳妮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