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京02行终151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朱日中，男，1955年5月29日出生，北京市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东街老钱局胡同甲14号。法定代表人吴志辉，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兆跃，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法制科干部。委托代理人张骥，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法制科干部。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钱粮胡同3号。法定代表人李先忠，区长。委托代理人庞兴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上诉人朱日中因诉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东城城管执法局）限期拆除决定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城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所作（2016）京0101行初979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东城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7月25日对朱日中作出京东城管限拆字[2016]180009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限期拆除决定），主要内容为，2015年12月23日10时，东城城管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接规划局移送函发现，朱日中有违法建设行为，遂予以立案调查。经查，朱日中在北京市东城区夕照寺西里9号楼（以下简称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建设的2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面积约为104.81平方米，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照片等证据为证。依据《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行政机关责令你于15日内拆除上述建设，并接受复查。逾期不拆除上述建设，将报经东城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实施强制拆除。朱日中不服该限期拆除决定，于2016年8月4日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城区政府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东政复字[2016]34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4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朱日中向一审法院诉称，一、东城城管执法局执法程序严重违法，在朱日中不知情的情况下制作相关笔录，且未出示执法证件，调查取证不合法。二、被诉限期拆除决定的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且东城城管执法局下发该拆除决定之前未允许朱日中陈述申辩，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三、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朱日中的建筑物为80年代所建，且已经罚款处理过，应当从宽处理。但是东城城管执法局直接认定为违法建筑，完全不顾事实，不尊重历史，违反了《北京市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及《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若干规定》。四、朱日中建筑房屋是因住房困难而用于居住，应当予以保留。五、东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没有对东城城管执法局执法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等问题进行审查，该复议决定违法。现请求法院撤销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以及东城区政府作出的345号复议决定。东城城管执法局辩称：一、东城城管执法局认定朱日中搭建违法建设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5年12月10日，东城城管执法局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东城分局（以下简称东城规划分局）的案件移送单，并于同年12月23日立案调查。经现场检查和勘验，朱日中在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搭建两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其中一处建筑物东西各约5米和7.5米，南北长约14米，建筑屋面积约为94.1平方米；另一处建筑物东西约2.1米，南北约5.1米，建筑屋面积约为10.71平方米。朱日中在接受调查中，承认这两处建筑物由其于1985年搭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东城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月22日对朱日中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后因其提供邻居证言证明该建筑物于1980年左右搭建，故东城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2月撤销了原限期拆除决定。二、2016年3月18日，朱日中再次接受调查，并称上述房屋搭建于1980年，并提供了两名邻居证言。其还称该建筑物于1985年接受过市容罚款，但其未提供罚单。后经东城城管执法局走访社区及周边居民，有人称此房于90年代搭建，也有人反映于70年代末所盖。对于房屋搭建时间，证人证言表述不一致，且朱日中无有效证据证明该建筑物搭建于1984年之前。东城城管执法局遂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并送达给朱日中。三、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朱日中搭建上述建筑物经东城规划分局确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综上，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的上述限期拆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朱日中的诉讼请求。东城区政府辩称，朱日中不服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于2016年8月4日当面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城区政府依法受理。2016年8月5日，东城区政府向东城城管执法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东城城管执法局于同年8月12日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经审查，东城区政府认为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故于2016年9月23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345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原行政行为，并于2016年9月26日邮寄送达给朱日中。综上，东城区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驳回朱日中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查明认定，2015年12月10日，东城规划分局向东城城管执法局发送案件移送单及附件《关于夕照寺西里9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和现场照片一张，载明位于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的两处建筑物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东城城管执法局于同年12月23日立案调查。经现场检查和勘验，朱日中在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搭建两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总计建筑面积104.81平方米。其中一处建筑物东西各约5米和7.5米，南北长约14米，建筑屋面积约为94.1平方米。另一处建筑物东西约2.1米，南北约5.1米，建筑屋面积约为10.71平方米。朱日中在接受调查中，承认这两处建筑物系其于1985年搭建用于居住，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6年1月22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对朱日中作出京东城管限拆字[2016]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以下简称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朱日中不服，于2016年2月1日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期间，东城城管执法局以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中认定事实不清，此建筑物不是2015年12月23日搭建为由，于2016年2月4日向朱日中作出撤销原限期拆除决定的告知书，朱日中撤回行政复议申请。2016年3月18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再次启动调查程序，并对朱日中再次制作了询问笔录，朱日中在此次调查中，称上述房屋搭建于1980年并提供了邻居证言，其还称该建筑物于1985年接受过市容罚款，但未提供罚单。东城城管执法局针对上述建筑物的搭建时间走访社区及周边居民，夕照寺社区工作人员周某某称该建筑物一部分建于80年代，一部分可能于90年代搭建；周边居民反映该建筑物可能于70年代末所建。东城城管执法局认为朱日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建筑物搭建于1984年之前，遂于2016年7月25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并送达给朱日中。朱日中不服，于2016年8月4日当面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城区政府当日受理后，次日向东城城管执法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东城城管执法局于同年8月12日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经审查，东城区政府认为东城城管执法局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于2016年9月23日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345号复议决定，并于2016年9月26日邮寄送达给朱日中。2017年5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京0101行初979号行政判决认为，《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东城城管执法局作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对辖区内未经规划部门批准建设的建筑物，可以集中行使城市规划方面对违法建设的有关处罚权，有权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镇建设进行查处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法定职权。关于涉案建设是否属于违法建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城镇违法建设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城镇建设工程，以及逾期未拆除的城镇临时建设工程。本案中，东城城管执法局经规划行政部门发函确认且经调查取证，朱日中在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建设两处砖混结构的建筑物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东城城管执法局认定上述建设属违法建设并无不当。关于涉案建筑物的形成年代及是否存在翻建的事实。根据东城城管执法局提供的证据材料证实，朱日中在首次询问笔录中自称涉案建筑物形成于1985年，社区工作人员也证实该建筑物一部分建于80年代、一部分搭建于90年代。同时参照测绘图的内容也能证明该建筑物一部分形成于90年代之后。因此，上述证据之间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建筑物形成于1985年并于90年代后进行翻建的事实。根据《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城镇建设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该建设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东城城管执法局对朱日中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要求其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东城城管执法局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时，履行了检查、勘验、谈话等义务，并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后及时送达给朱日中，该程序合法。关于朱日中主张涉案建筑物形成于1980年且不是其本人所建的事实，其虽在第二次询问笔录中否认涉案建筑物形成于1985年，并提供证人证言予以证明。但两名证人均未出庭且无其他旁证予以佐证，故朱日中主张涉案建筑物形成于1980年的事实，证据不足。其所称涉案建筑物系他人所建的理由，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被诉限期拆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关于东城区政府的复议程序是否合法。本案中，东城区政府于2016年8月4日受理朱日中的行政复议申请，在履行相应的复议程序后，于同年9月23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及时送达给朱日中，该复议程序合法。现朱日中要求撤销限期拆除决定及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一并予以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朱日中的全部诉讼请求。朱日中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6）京0101行初979号行政判决。2.撤销东城城管执法局限期拆除决定。3.撤销东城区政府345号复议决定。朱日中认为，1.限期拆除决定认定主体错误，其不是限期拆除决定涉及房屋的建造者。2.一审法院认定限期拆除决定涉及房屋的形成时间在1985年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条例》自2009年实施，无溯及力。东城城管执法局、东城区政府均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予以维持。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东城城管执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规东检监移字（2015）057号案件移送单及规东执函（2015）915号《关于夕照寺西里9号规划审批情况的函》，证明2015年12月9日东城规划分局出具意见，认定涉案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立案审批表，证明2015年12月23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对举报的建筑物进行调查；3.现场检查笔录，证明2015年12月23日东城城管执法局进行了现场调查；4.现场勘验笔录，证明2015年12月23日东城城管执法局进行了现场勘验；5.谈话通知书，证明2015年12月23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向朱日中发送谈话通知书；6.现场照片，证明2015年12月23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到现场检查时拍摄的照片；7.对朱日中的询问笔录（第一次），证明朱日中2015年12月23日在接受东城城管执法局首次询问时承认涉案建筑物是朱日中于1985年搭建的，并且未取得建设规划工程许可证；8.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朱日中2015年12月24日提供的身份证明；9.案件呈批表，证明2016年1月22日东城城管执法局报请批准限期拆除决定；10.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证明2016年1月22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向朱日中送达该限期拆除决定；11.邻居签字证明，证明2016年1月31日朱日中提供周围邻居证言证明房屋搭建年代；12．撤销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告知书，证明2016年2月4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告知朱日中撤销原拆除决定；13.对朱日中的询问笔录（第二次），证明朱日中2016年3月18日在接受东城城管执法局询问时对于房屋搭建时间的表述又改称建于1980年，其还表示不能向东城城管执法局提供相关罚款的凭证；14.视频资料，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向夕照寺社区工作人员及周边邻居了解房屋搭建年代的情况；15.被诉限期拆除决定，证明2016年7月27日东城城管执法局再次向朱日中送达限期拆除决定；16.光盘1张，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走访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周某某的情况。庭审中，东城城管执法局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17即北京市测绘研究院调取的1989年的测绘图，用以证明1989年12月之前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只有一个建筑物，所以现存建筑物是在1989年之后出现的，不是1984年之前出现的。东城区政府向一审法院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朱日中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朱日中复议请求及申请日期；2.东城城管执法局的答复意见书、证据目录，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按照要求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依据；3.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东城区政府依法通知东城城管执法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4.345号复议决定，证明东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作出行政复议决定；5.送达回证，证明东城区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当事人。朱日中向一审法院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书；2.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3.撤销180001号限期拆除决定告知书。朱日中用上述证据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撤销限期拆除决定后，朱日中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4.证人证言，证明朱日中的房屋于80年代建成的事实；5.电话录音，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认定朱日中的违法建设形成时间错误，故撤销了原限期拆除决定，且东城城管执法局还明确答复此前认定的证据材料均已作废。经庭审质证，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朱日中提交的证据1-3内容真实，取得方式合法，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证据4-5系补强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不予采信。东城城管执法局提供的证据1-16符合法定形式，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纳；证据17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结合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东城城管执法局主张的事实，予以采纳。东城区政府的全部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能够证明其履行行政复议程序的情况，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已将上述证据材料全部移送本院，本院审查后认定，一审法院对双方在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所作认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经本院审查属实，亦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被认定合法有效的证据，本院认定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成立。本院认为，《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负责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城镇建设工程”。东城城管执法局作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具有对其辖区内未经规划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进行查处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法定职权。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的规定，东城区政府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决定的行政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市依法实行规划许可制度，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依法取得规划许可”。《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城镇违法建设是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城镇建设工程，以及逾期未拆除的城镇临时建设工程”。本案中，东城城管执法局经规划行政部门函告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两处建筑物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后，经依法调查，朱日中在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搭建的两处砖混结构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故东城城管执法局确认上述建设属违法建设并无不当。东城城管执法局依法对朱日中调查涉案的两处建筑物的建造情况时，朱日中称该两处建筑物均由其本人建造，并在询问笔录上签名确认。其上诉称其不是限期拆除决定涉及房屋的建造者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朱日中称涉案建筑物是其于1980年搭建，1985年曾被市容队做过罚款处理，但其不能提供相关罚款凭据予以证明，其提供的证人与东城城管执法局调查的证人关于涉案建筑物是否于二十世纪80年代建成亦说法不一，但东城城管执法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中绘制的该楼西侧2处建筑物的形态与东城城管执法局调取的1989年12月修测的测绘图显示的夕照寺西里9号楼西侧建筑物形态相比较，显见涉案建筑物于二十世纪90年代进行翻建的事实。根据《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城镇建设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该建设工程总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朱日中并未按照相关规定对涉案建筑物取得规划许可，故东城城管执法局对朱日中作出限期拆除决定，要求其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朱日中其他上诉理由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采纳。东城城管执法局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时，履行了检查、勘验、谈话等义务，并在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后及时送达给朱日中，程序合法。《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东城区政府在受理朱日中的复议申请后，履行了调查、送达等程序，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日中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朱日中要求撤销限期拆除决定及复议决定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均由朱日中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建忠审判员  严 勇审判员  李 丹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