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04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袁道兰，女，1973年7月2日出生，汉族，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卫涛，男，197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伍巧玲，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金富丽服装批发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广州市富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法定代表人：马壮炎，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瑛、周月敏，分别为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上诉人袁道兰因与被上诉人杨卫涛、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富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4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袁道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的袁道兰向杨卫涛支付返还使用费12787.36元；2、支持袁道兰代杨卫涛垫付的管理费、卫生费、消防费、设置维护费、水电费、网络费、治安费，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共计45900元的返还；3、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卫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合同明明白白写的��用费一次性收取的，档口其他费用都由杨卫涛支付，沙河所有档口（除合同写有档口费用全包多少钱以外）都是这样收费的，恳请法院调查取证。二、袁道兰垫付各项费用是因为不交这些费用，市场就会无条件回收档口不负任何责任，那样袁道兰损失就更大。三、档口是不允许每天不开档的，一次会罚款300-500元。多次不开档市场也是有权回收档口的，所以杨卫涛所述不属实。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袁道兰补充上诉意见：整个场地的合同都是这样约定的，因为杨卫涛不交税差点导致我方的商铺被商场没收，我方的损失更大，杨卫涛应该向我方赔偿，并不是我方向其赔钱。被上诉人杨卫涛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而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内容，请求依法驳回袁道兰的各项诉请。1、袁道兰声称涉��档口在2016年8月8日解封后一直由杨卫涛所使用，但其提供的数段视频与上述待证事实之间却没有任何关联性。杨卫涛是在2016年8月10日提起诉讼，倘若袁道兰所言属实，杨卫涛又怎么可能在继续使用涉案档口之日起2日后提起诉讼；并且袁道兰在得知杨卫涛起诉后，非但没有要求杨卫涛撤诉，而且也从未就诉讼问题与杨卫涛进行任何交涉，以上情况明显均不符合常理。事实上，在涉案档口解封后，袁道兰并未告知过杨卫涛。杨卫涛在涉案档口2016年7月28日被采取封铺措施后便未再使用涉案档口。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杨卫涛在2016年8月15日继续经营使用涉案档口有失偏颇，杨卫涛同意原审判决结果，未就此再提起上诉仅仅是不想再增加诉累，并不代表杨卫涛承认其在封铺后有继续使用涉案档口。2、袁道兰声称涉案档口每月的各项费用均是其垫付，但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本原则，袁道兰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并且其陈述有悖常理，自相矛盾。杨卫涛在原审时已详细陈述过相关的答辩意见，在此不再赘述。原审第三人富捷公司述称，对于袁道兰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我方并不清楚，由法院进行审查，我方不发表意见。杨卫涛于2016年8月1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杨卫涛和袁道兰签订的《档口租赁合同》约定：袁道兰将广州市先烈东路沙河大街富丽网络批发城一楼xxxx档出租给杨卫涛；租期自2016年正月初一至2016年腊月三十日止（即2016年2月8日起至2017年1月27日止，共354天）；租赁期间使用费250000元、押金10000元。袁道兰于2015年11月19日已收到杨卫涛支付的上述款项共计260000元。由于袁道兰2016年7月未向富捷公司缴纳租金和综合管理费，致使杨卫涛承租的涉案档口在2016年7月28日被富捷公���采取封档措施，杨卫涛无法继续正常使用涉案档口。杨卫涛多次与袁道兰协商，但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杨卫涛和袁道兰签订的《档口租赁合同》于2016年7月28日解除；2.袁道兰向杨卫涛返还135000元（包括押金10000元、剩余使用费125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35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6年8月10日计至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袁道兰承担。袁道兰就本诉一审辩称：不同意杨卫涛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涉案档口是袁道兰向富捷公司合法承租的，杨卫涛至今仍在使用涉案档口，并未归还给袁道兰，因此，杨卫涛应当支付使用期间的相关费用。袁道兰一审反诉称：杨卫涛和袁道兰签订的《档口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16年2月8日至2017年1月27日，且商城的租金、管理费、卫��费、设置维护费均由杨卫涛承担。但杨卫涛至今没有支付相关款项，袁道兰代杨卫涛垫付了相关款项。为此，特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杨卫涛向袁道兰支付拖欠的2016年2月、2016年3月、2016年5月至2017年1月的租金合计34848元、管理费和卫生费合计3300元（按300元/月的标准计付）、消防费合计330元（按30元/月的标准计付）、设置维护费合计880元（按80元/月的标准计付）、水电费合计5252元及2016年3月的网络费1200元和治安费120元；2.杨卫涛承担本案反诉费。杨卫涛就反诉一审辩称：涉案档口的出租人是富捷公司，承租人是袁道兰，次承租人是杨卫涛，杨卫涛和袁道兰之间建立的是商铺转租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袁道兰应向富捷公司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而杨卫涛作为次承租人已于2015年11月19日一次性向袁道兰付清租赁期间即2016年2月8日至2017年1月27日的所有费用合计250000元及押金10000元。根据《档口租赁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水电费等费用由杨卫涛缴交，但双方事后已达成口头协议变更约定为由袁道兰缴交，因此，2016年2月至2016年6月的相关费用均是由袁道兰自行缴交，且袁道兰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袁道兰是在杨卫涛提起本案诉讼后才以反诉的方式主张上述费用是垫付的。从法律性质看，《档口租赁合同》第四条的内容属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重大事项，结合本案的基本事实和证据分析可知，双方在合同实际履行中已变更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若袁道兰真的是垫付费用，其应当积极向杨卫涛主张，而不是在杨卫涛未归还任何垫付费用的前提下连续几个月继续垫付，且不向杨卫涛提出任何主张，这明显有违常理，因此，袁道兰主张的各项费用均属于其合同义务，应由其自行承担，不存在杨卫涛拖欠相关费用的事���。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袁道兰的反诉请求。第三人富捷公司一审述称：杨卫涛和袁道兰在本案中的诉讼/反诉请求以及标的均与富捷公司无关，因为富捷公司仅与袁道兰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与杨卫涛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另外，袁道兰将涉案档口转租给杨卫涛未经富捷公司同意。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0日，作为甲方的富捷公司和作为乙方的袁道兰签订《富丽女装城市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1》），约定：商铺位于天河区先烈东路161-163号富丽女装城一楼A1132号档（以下简称案涉档口），给乙方作为经营女装之用……乙方确认甲方上述商铺的合同期限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共96个月；第一年每月租金为4000元，从第二年起租金逐年递增，每年租金在上期租金的基数上递增10%；市场管理费、卫生费每月每档按300元收取，��防设施维护费每月每档按30元收取，业户档口内每支20瓦灯管每月按25元收取（共4支合计100元），另公共水、电费每月每档按商场实际使用分摊收取，公共设施维护费按每月每档定额80元收取，治安联防费按每月每档10元收取；乙方应在每月1号至5号到甲方指定的市场管理办公室向甲方交纳次月租金、水电费、市场综合服务费（管理费、卫生费、维护费、治安联防费）等款项；乙方有与甲方签订合同期内商铺的使用权，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档位进行转租、分租、转让、与第三人合作经营等条款。杨卫涛称其在本案诉讼中第一次见到《合同1》。作为甲方/出租方的袁道兰和作为乙方/承租方的杨卫涛签订《档口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2》），约定：（第一条）甲方同意将位于广州市先烈东路沙河大街富丽网络批发城一楼1132档（即案涉档口）租给乙方经营���装；（第二条）租用时间从农历2016年正月初一起至2016年腊月三十日止（注：即2016年2月8日至2017年1月27日）；（第三条）甲方将向乙方一次性收取该档口租用期内使用费250000元［注：关于“使用费250000元”的性质问题，杨卫涛称签订《合同2》时，双方约定案涉档口的租金为20000元/月，双方经计算认为案涉档口每月的管理费、水电费及其他费用的总额不会超过1000元，所以约定按照21000元/月计付，即一年总额为252000元（即21000元/月×12个月），双方经协商同意取整数按250000元收取一年的使用费，因此，“使用费250000元”已包含《合同2》第四条中约定的全部费用。袁道兰则称“使用费250000元”是其将案涉档口转租给杨卫涛而收取的使用费，并不是租金，使用费为每月20833.33元（即250000元÷12个月），该费用不包括袁道兰应向富捷公司支付的案涉档口的每月租金等费用］；���收取档口押金10000元，合同期满，乙方交还该档的一切证件及保证该档设施完全无损坏后，甲方退还乙方押金10000元（不计息）；（第四条）该档每个月的一切工商税务、保险、市场租金、水、电费、网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均由乙方按时负责缴交等条款。《合同2》没有显示签订时间，杨卫涛和袁道兰均确认《合同2》的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19日。富捷公司称其在本案诉讼中第一次见到《合同2》，其没有同意袁道兰转租案涉档口，也不清楚杨卫涛和袁道兰之间的转租行为。袁道兰确认其已于2015年11月19日收到杨卫涛委托案外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案涉档口的使用费250000元和押金10000元。2016年2月8日，袁道兰将案涉档口交付给杨卫涛使用。富捷公司已收取案涉档口的以下费用，并于收费当天出具相应的《富丽女装城收费单》红联复写件，���体情况如下：于2016年1月5日收取2016年1月至2016年2月的租金9680元、管理费卫生费6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60元、公共160元），合计10500元；于2016年3月3日收取2016年3月的租金4840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一年的治安费120元、2016年一年的网络费1200元及2016年1月至2016年2月的水电分摊530元，合计7100元；于2016年4月5日收取2016年4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优惠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3月的水电分摊500元，合计3814元；于2016年6月22日收取2016年5月的租金2420元（已扣除租金折扣2420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4月的水电分摊570元，实收3400元及2016年6月的租金2420元（已扣除租金折扣2420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5月的水电分摊540元，实收3370元。富捷公司称其根据市场收益情况调整案涉档口的每月租金折扣。袁道兰持有富捷公司于2016年6月22日出具的2张《富丽女装城收费单》的红联复写件，并称富捷公司于2016年1月5日、2016年3月3日分别出具的2张《富丽女装城收费单》红联复写件已遗失；袁道兰提起反诉时称富捷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富丽女装城收费单》中载明的费用也是由其代杨卫涛垫付，并反诉主张杨卫涛支付上述收费单载明的费用，但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变更陈述为上述收费单中载明的费用不是其支付，其也不持有相应的红联复写件，并申请撤回关于主张杨卫涛向其支付富捷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富丽女装城收费单》中载明的费用的反诉请求。杨卫涛称富捷公司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富丽女装城收费单》中载明的费用不是其支付，其也不��有红联复写件。第三人则称其不清楚是何人向其支付其于2016年4月5日出具的《富丽女装城收费单》中载明的费用。2016年7月18日，富捷公司向案涉档口发出《通知》，其中包括：案涉档口还未缴纳7月份的租金及综合管理费，请在本月20日到富丽五楼财务室缴清案涉档口的费用，如逾期未缴纳，将不再享受打折优惠，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本月25日前未缴纳7月份租金的，我方将根据合同采取封档处理等内容。杨卫涛已收到上述《通知》。2016年7月28日，富捷公司以案涉档口经催讨后仍没有支付上述费用为由，对案涉档口采取封铺措施（即在案涉档口的进出口张贴封条）。2016年8月8日，袁道兰向富捷公司支付了案涉档口2016年7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折扣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6月的水电分摊460元，实收3774元及2016年8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优惠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7月的水电分摊500元，实收3814元。富捷公司和袁道兰均称富捷公司于2016年8月8日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杨卫涛则称其对此不知情。此后，袁道兰于2016年9月4日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9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优惠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8月的水电分摊500元，实收3814元；于2016年10月17日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10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优惠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9月的水电分摊500元，实收3814元；于2016年11月8日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11月的租金2904元（已扣除租金优惠1936元）、管理费卫生费300���、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30元、公共80元）和2016年10月的水电分摊460元，实收3774元；于2016年12月10日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的租金6292元（已扣除租金优惠3388元，即2016年12月的租金折扣1936元和2017年1月的租金折扣1452元）、管理费卫生费600元、设施维护费（包括消防60元、公共160元）和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的水电分摊1092元，实收8204元。关于杨卫涛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之后是否继续使用案涉档口的问题。杨卫涛称其从2016年7月28日起没有在案涉档口经营，但其货物（注：杨卫涛称约1000件服装货物）仍存放于案涉档口，其曾于2016年8月上旬到案涉档口查看，但案涉档口当时仍处于封铺状态，之后其没有再到案涉档口查看（注：杨卫涛之后变更陈述称其在2016年7月28日之后没有再到案涉档口查看）；其不清楚富捷公司何时对案���档口解除封铺措施；其于2017年2月8日收到袁道兰通知搬离货物的短信通知后，委托朋友于当日将其货物搬离案涉档口，但其没有到场，当时案涉档口的进出口大门没有上锁，可以自由进出，搬离时其货物与封铺之日对比没有缺失。袁道兰称杨卫涛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的2016年8月8日继续在案涉档口经营，直至2017年2月8日才将其货物搬离案涉档口，但其在杨卫涛搬离货物当天不在场；其于商场春节歇业结束后已将案涉档口另行出租给案外人；为此，袁道兰提供了视频证据［其中，拍摄时间为2016年11月5日下午13时25分和2016年11月6日下午16时40分拍摄的视频均显示档口上的招牌包括“伊妙时装富丽1132档186××××3672”等内容。2017年1月5日拍摄的视频显示监控视频的画面，监控视频显示2017年1月3日下午的情况，袁道兰指认为案涉档口的档口的进出口有人进出，且档口毗邻通道的外立面挂满衣服；袁道兰称上述视频是其到富捷公司的管理处拍摄的，并指认富捷公司的监控视频中出现的其中一名男子即是杨卫涛（注：视频中无法清晰辨认该名男子的面容）］和“伊妙时装”的淘宝网网页截图（打印件；显示：时间为2017年1月12日，“伊妙时装”的实体店经营地址为案涉档口所在地址等内容）予以证明。杨卫涛对上述视频和网页截图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确认视频中的186××××3672是杨卫涛的联系电话及其从开始使用案涉档口的2016年2月8日之后案涉档口所挂的招牌都是“伊妙时装”，但认为案涉档口挂着“伊妙时装”的招牌不代表其在2016年7月28日之后仍在使用案涉档口；无法辨认袁道兰指认的2017年1月5日拍摄的监控视频中的男子是其本人，且袁道兰所述案涉档口有人员进出，与袁道兰所要证明的内容无关；确认杨卫涛曾在淘宝��注册名为“伊妙时装”的网店，当时填写的实体店的地址是案涉档口所在地址，但该网店的经营状况不好，所以，杨卫涛没有用心经营，在其没有使用案涉档口之后也没有变更该网店的实体店地址或将其删除。富捷公司对上述视频和网页截图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称杨卫涛在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1月1日期间一直在案涉档口经营，但由于其只保存商场最近15天的监控视频，因此，无法提供上述监控视频证明其上述陈述。另，袁道兰称其曾口头向杨卫涛追讨其已垫付的《合同2》第四条约定的各项费用，杨卫涛则称袁道兰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之前从未向其追讨《合同2》第四条约定的各项费用，袁道兰对其上述陈述未能举证证明。袁道兰没有举证证明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后其于何时通知杨卫涛继续使用案涉档口或杨卫涛最早于何时继续使用案涉档口。关于杨卫涛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主张袁道兰返还其货物的问题，杨卫涛解释称由于其在封铺现场曾向富捷公司提出搬离案涉档口中的货物，但富捷公司告知其须付清案涉档口拖欠的费用，否则货物由富捷公司处理（注：杨卫涛对此未能举证证明），因此，其没有向富捷公司了解过货物的处理情况；其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曾与袁道兰交涉过案涉档口中的货物返还问题，但双方分歧较大，因此，其直接提起本案诉讼；因其以为货物已被富捷公司处理，且其没有证据证明货物的价值，所以没有在本案中提出相应诉讼请求。另，杨卫涛称其在案涉档口被封铺之后没有另寻其他场地经营女装，也没有表示其另找其他工作，并称其直至2017年春节过后才到东莞市另寻其他工作。2017年1月24日，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前往案涉档口所在的“富丽网络服装批发城”进行勘察，杨卫涛和袁道兰经一审法院传唤，均未到场参加。现场所见商场已经处于休假歇业的状态，案涉档口毗邻通道的外立面挂满衣服，案涉档口已上锁，透过玻璃门可见其中摆放着货架且货架和地板上均存放大量服装类的货物和其他物品，其内面积约为五六平方米。富捷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刘壮鑫称：商场于2017年1月15日开始进入春节歇业期，并将于2017年2月4日恢复营业；案涉档口在2016年8月8日至2017年1月1日期间均是由杨卫涛本人使用，杨卫涛在商场春节歇业期开始（即2017年1月15日）前的10天左右没有开档，但案涉档口仍存放杨卫涛的物品；商场的监控视频均只保存15天，现可调取的最早监控视频是2017年1月9日的监控视频。一审法院当天还在商场的进出口、案涉档口的进出口玻璃门上张贴了公告，通知对案涉档口2016年8月8日至公告张贴之日（即2017年1月24日）期间的使用权主张权利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间内向一审法院申报权利，并提交证明享有案涉档口的使用权等权利依据的材料。一审法院没有收到任何权利申报申请。因富捷公司以其不是案涉档口所在商场的权属人为由表示其无法提供案涉档口的权属证明或规划验收合格证明等证据，一审法院按照《合同2》载明的租赁物地址于2017年3月9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查询案涉档口及其所在建筑物的产权及规划报建、规划验收情况如何及有无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问题。该单位于2017年4月6日向一审法院邮寄的复函内容为：经查，我局未查询到地址为广州市先烈东路富丽网络批发城商场工程的规划报建及规划验收的审批记录；查无地址为案涉档口的产权登记资料。一审法院还于2017年8月7日向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查询案涉档口所在天河区先烈东路161-163号建筑物的不动产登记情况，该单位于当天打印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载明：“房产地址为天河区先烈东路xxx，xxx号（1）栋首层”，建筑面积为1655.955平方米，登记时间为2017年7月26日，单位名为广东精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房屋用途为仓库、商业等内容。一审法院认为：袁道兰撤回部分反诉请求，属于当事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合法处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杨卫涛和袁道兰签订的《合同2》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主要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杨卫涛称其自富捷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对案涉档口进行封铺之后就没有在案涉档口经营，袁道兰则称杨卫涛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的2016年8月8日继续在案涉档口经营直至2017年春节前，并提供上述视频证据予以证明。杨卫涛及富捷公司对于袁道兰拍摄的富捷公司的监控视频的视频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袁道兰指认上述视频中一名男子即是杨卫涛，但由于从视频中无法清晰辨认该名男子的面容，一审法院对袁道兰指认的男子是否是杨卫涛的问题无法作出认定，但上述视频显示案涉档口在2017年1月3日仍处于经营状态，基于以下因素：1.杨卫涛的货物在富捷公司于2016年7月28日对案涉档口采取封铺措施时存放于案涉档口中，袁道兰提供的证据显示案涉档口在上述日期之后处于经营状态，一审法院于2017年1月24日到案涉档口勘查时现场所见案涉档口中仍存放大量服装类货物等，而杨卫涛称其于2017年2月8日搬离时的货物对比案涉档口被封铺时其存放于案涉档口中的货物并无缺失，而如果在富捷公司��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后是其他人经营使用案涉档口，杨卫涛原存放的大量货物不可能继续存放于案涉档口，否则会占用面积较小的案涉档口中的大部分面积、影响其他人正常使用；2.杨卫涛称其存放于案涉档口中的服装货物约1000件，且一审法院现场勘查时案涉档口中也存放了大量服装，但现有证据未显示杨卫涛在其货物被封于案涉档口之后曾向相关人员主张返还货物，不符合常理；3.杨卫涛称其因没有证据证明上述货物的价值而没有在本案中提出相关诉讼请求，作为服装批发的经营者，杨卫涛上述陈述有违常理；4.杨卫涛称其在案涉档口被封铺后直至2017年春节过后才到东莞市另寻其他工作；5.富捷公司作为案涉档口所在商场的管理者对于商场中各档口的经营情况应是较为清楚的；6.一审法院在张贴权利申报公告后，没有收到任何权利申报申请；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卫涛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后仍继续经营使用案涉档口。袁道兰和富捷公司均称富捷公司于2016年8月8日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结合富捷公司是因为案涉档口拖欠2016年7月的租金等费用和袁道兰于2016年8月8日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7、8月的租金等费用的事实，一审法院采信上述陈述。袁道兰没有举证证明在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后其于何时通知杨卫涛继续使用案涉档口或杨卫涛最早于何时继续使用案涉档口，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杨卫涛于富捷公司解除对案涉档口的封铺措施后的第7日（即2016年8月15日）继续经营使用案涉档口。关于杨卫涛请求确认《合同2》于2016年7月28日解除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已认定杨卫涛从2016年8月15日起继续经营使用案涉档口，因此，一审法院对上述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杨卫涛主��袁道兰返还押金1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问题。《合同2》约定“合同期满，乙方交还该档的一切证件及保证该档设施完全无损坏后，甲方退还乙方押金10000元（不计利息）”，杨卫涛在本案审理中已腾空搬离案涉档口，且袁道兰也自认其已于2017年春节过后将案涉档口另行出租给其他人，因此，一审法院对杨卫涛关于返还押金1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利息，则应以10000元为本金，从杨卫涛腾空搬离案涉档口的2017年2月8日计至实际返还上述押金之日止，杨卫涛主张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杨卫涛主张袁道兰返还案涉档口的剩余使用费125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问题。案涉档口于2016年7月28日被富捷公司以拖欠2016年7月的租金等费用为由采取封铺措施，《合同2》约定“（第三条）甲方将向乙方一次��收取该档口租用期内使用费250000元；另收取档口押金10000元，合同期满，乙方交还该档的一切证件及保证该档设施完全无损坏后，甲方退还乙方押金10000元（不计息）；（第四条）该档每个月的一切工商税务、保险、市场租金、水、电费、网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均由乙方按时负责缴交”，杨卫涛和袁道兰对于上述第三条中的“使用费250000元”的性质问题存在分歧，杨卫涛称签订《合同2》时，双方约定案涉档口的租金为20000元/月，双方经计算认为案涉档口每月的管理费、水电费及其他费用的总额不会超过1000元，所以约定按照21000元/月计付，即一年总额为252000元（即21000元/月×12个月），双方经协商同意取整数按250000元收取一年的使用费，因此，“使用费250000元”已包含《合同2》第四条中约定的全部费用；袁道兰则称“使用费250000元”是其将案涉档口转租给杨卫涛而收取���使用费，并不是租金，使用费为每月20833.33元（即250000元÷12个月），该费用不包括《合同2》第四条中约定的费用（即袁道兰应向富捷公司支付的案涉档口的每月租金等费用），袁道兰在提起反诉时称案涉档口的租金及上述费用一直由其向富捷公司支付，一审庭审时变更陈述称案涉档口2016年4月的租金及上述费用并非由其支付，但现有证据并未显示袁道兰在提起本案反诉前曾要求杨卫涛向其返还上述款项，不符合常理。结合富捷公司每月收取案涉档口的管理费卫生费（即300元）、设施维护费（即消防30元、公共80元）、治安费（即10元）、网络费（即100元）、水电分摊等费用的总额为1000元左右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杨卫涛的上述陈述更合理，予以采信。由于袁道兰没有按时向富捷公司支付案涉档口2016年7月的租金及其他费用导致案涉档口于2016年7月28日被封铺，进而影���杨卫涛正常使用案涉档口，袁道兰理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袁道兰应向杨卫涛返还其无法正常使用案涉档口的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14日期间的使用费合计12787.36元（即250000元÷农历12个月÷农历六月30天×6天+250000元÷农历12个月÷农历七月29天×12天）。对于超出上述金额部分，与前述同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利息，则应以12787.36元为本金计付，杨卫涛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其提起本案诉讼的2016年8月10日计至实际返还上述使用费之日止，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袁道兰反诉主张杨卫涛向其支付其向富捷公司支付的上述费用的问题，如前所述，在杨卫涛向袁道兰支付案涉档口的使用费250000元之后，案涉档口每月的租金和其他费用均应由袁道兰自行负担并直接向富捷公司支付，因此，一审法院对袁道兰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袁道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卫涛返还押金10000元。二、袁道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卫涛支付上述押金的利息（以1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2月8日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三、袁道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卫涛返还使用费12787.36元。四、袁道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卫涛支付上述使用费的利息（以12787.36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6年8月10日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五、驳回杨卫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袁道兰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3100元，由杨卫涛负担2730元，袁道兰负担370元；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375元，由袁道兰负担。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无新证据提交。另查明，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富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经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更名为广州金富丽服装批发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对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进行审查。根据袁道兰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为杨卫涛和袁道兰签订的涉案《合同2》第三条中的“使用费250000元”的性质问题，双方对此的理解存在分歧。一审根据杨卫涛和袁道兰双方的诉辨意见，作出的事实认定正确，本院不再赘述，予以确认。袁道兰二审中坚持认为“使用费250000元”是其将案涉档口转租给杨卫涛而收取的使用费，并不是租金，该费用不包括《合同2》第四条中约定的费用，二审并称整个场地都是这样约定的，却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袁道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袁道兰二审主张不予采信。一审作出的处理，阐述充分全面，本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杨卫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当理由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综上所述，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袁道兰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745元，由上诉人袁道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国庆审判员  黄 嵩审判员  姚伟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