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川民申3142号再审申请人（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汉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163号广电科技大厦701自编之1单元。法定代表人：翁伟雄，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国，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邓波，男，汉族，居民，住四川省犍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四川众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杜建华，男，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魏进平，女，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开发区乐高大道1号。法定代表人：杜建平，董事长。一审被告：艾俊友，男，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鲍加平，女，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敖正江，男，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一审被告：王雪妹，女，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汉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通公司）因与邓波、杜建华、魏进平、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兆堂公司）、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民终10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汉通公司申请再审称，1.杜建华用于证明自己有权代表汉通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的《项目承包协议书》，其真实完整的版本均有标明页码，整份合同共16页。在《项目承包协议书》的第9页第15条明确约定“甲方提供的项目章（资料专用章），乙方保证该章只能用于项目部与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之间业务往来及工程资料。不用于对外签订合同（包括不限于材料采购合同、租赁合同、项目分包合同、劳务合同、担保合同)、对外借款、筹集资金等一切经济活动。”在《项目承包协议书》的第13页有《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部资料专用章使用管理规定》，规定项目章的使用范围和权限。但本案中，邓波提供的证据《项目承包协议书》是不完整的，关键的第7至9页（说明项目章不能用于对外借款等内容）是缺失的。如此大金额的借款合同和借款，邓波不要求杜建华等人提供完整的合同和公司法人授权等证明文件的前提下，就相信杜建华等人有汉通公司的授权，是不符合常理的，邓波对杜建华等人提供的不完整且缺失关键内容《项目承包协议书》的行为，未尽到合理尽责的审查义务，是存在重大过错的。二审法院认定《项目承包协议书》的内容属于内部约定，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效力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该协议是本案中邓波唯一用于确认杜建华身份的文件，该协议由杜建华提供给邓波，并由其进行编号存档。同时，该残缺的《项目承包协议书》上还有“杨华琼”写明的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而杨华琼为邓波的工作人员。从侧面也证明被申请人是知晓杜建华无权代理的，故意视而不见；2.一审及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汉通公司并没有将项目部印章交由杜建华管理，该项目部的印章一直由项目经理武辉管理。邓波提供证据《借款合同》、《借据》等文件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经司法鉴定证明均系伪造；3.该案证据《授权书》内容写明，经江苏龙海集团乐达华府项目部与汉通公司王河二标项目部同意，将借款1600万元转入京兆堂公司。不相关的两家公司共同授权将如此巨额借款，汇入同一家贸易公司，由该贸易公司进行材料采购，同时盖有汉通公司项目部及江苏龙海公司项目部的印章。正常的工程项目负责人不可能同时在两家不相关公司的不同项目进行施工管理，并同时代表两家不相关的公司对外进行借款，且两家大型公司的共同委托书仅是手写，形式不规范。福地投资公司没有充分进行法律尽职调查，邓波有理由怀疑杜建华以个人身份进行借款，相关项目部印章只是一种规避形式。邓波只凭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授权，就将所谓的工程建设借款资金汇入不相关的京兆堂公司账户(《借款合同》中的接收资金账户为再审申请人的项目账户)，完全超出工程行业的做法及基本常识。有关的巨额的借款、还款都是通过私人账户进行，从未经过汉通公司项目或公用账户。邓波作为出借人尽到审慎的义务，属于重大过错；4.本案借据出具的时间是2013年12月5日，借款转款的时间是2013年12月18日，与借款合同内的约定不符，且借据系伪造，加盖的印章是假章。本案及（2017）川11民终1010号、（2017）乐中民初字第4085号三个案件是同一笔借款行为，三个案件合同签订、出具借条、出具授权书、出借款项是同一时间发生，同一人员办理。三个案件具有关联性。福地投资公司与邓波、案外人邓文昌等人身份混同；5.因邓波、案外人邓文昌、陈长贵长期在民间吸储进行高利转贷，现已资金断裂，请求及时中止本案的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邓波陈述意见称，1.邓波作为出借人是通过福地公司为居间，介绍汉通公司出借的款项。杜建华的身份问题，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清楚。如果不是基于汉通公司有王河小区项目部，如果其他自然人不提供任何担保，邓波不可能出借。邓波出借对象和本意就是汉通公司；2.关于授权书上的印章问题，邓波和汉通项目部签订借款合同后，杜建华等人出具授权书，指令邓波把钱转到京兆堂公司。授权书上加盖的是汉通控股公司王河小区的印章，是在借款合同签订后形成的。授权书上载明总借款是1600万，构成为：汉通公司在乐山王河小区是总承包人，杜建华是实际施工人，同时杜建华等人还承揽了江苏龙海在乐山的项目，他也是实际施工人。1600万中500万是邓波出借给汉通公司的，其余的是陈长贵出了500万，600万是邓文昌出借给龙海公司；3.关于后续还款的主体不影响邓波和汉通公司的借贷关系，具体的资金使用，由于邓波不是银行机构，无法监管款项使用；4.关于项目印章使用的问题。属于汉通公司内部管理规定，不能对抗邓波。同时，一审、二审判决反映项目印章是项目经理武辉在管理，产品购销合同等使用了这枚印章，实际施工人艾俊友、敖正江都使用了这枚印章。综上，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汉通公司明知杜建华没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而接受杜建华的挂靠将案涉工程承包给杜建华实际施工，并委任杜建华为项目执行经理，杜建华自应享有相关事务的执行权；杜建华以汉通公司项目部的名义与他人从事交易活动时，对外展现出来的是项目上负责组织施工管理的实际地位和项目执行经理的客观身份，这种表象是相对人借以判断是否与之从事交易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依此表象邓波足以相信杜建华具有代理汉通公司项目部对外从事交易活动的权利，而与该项目部签订《借款合同》；《项目承包协议书》系汉通公司与杜建华之间的内部协议，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杜建华在借款时向邓波提供了完整的《项目承包协议书》，以及邓波向法庭提交证据时故意撤下项目章不得用于对外签订合同、对外借款及筹集资金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内容，不能据此断定邓波对杜建华不能以汉通公司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是明知的。因此，杜建华以汉通公司项目部名义向邓波借款，构成表见代理，汉通公司提出邓波未对不完整的《项目承包协议》尽到合理尽责的审查义务、有重大过错，未要求杜建华提供完整合同和公司授权等证明文件、不符合常理，邓波知晓杜建华无权代理的理由均不成立。作为出借人的邓波仅凭肉眼无法辨明汉通公司项目部印章的真伪，更无从判断杜建华使用管理汉通公司项目部印章是否与银行、档案馆、质监站保存资料上汉通公司项目部印章一致，只要杜建华的实际组织施工管理的地位和项目执行经理的身份是确实的，就不应将审查判断杜建华所使用管理印章是否与汉通公司项目部印章一致的责任归咎于邓波，且在汉通公司变更名称启用新印章后汉通公司项目部又在《展期申请》《借款展期协议》上加盖新的项目部印章，进一步印证汉通公司项目部向邓波借款的事实。加之，本案中又没有证据显示杜建华使用汉通公司项目部印章系伪造的。因此，汉通公司提出《借款合同》《借据》等文件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系伪造的理由不成立，对其据此认为杜建华不构成表见代理的意见不予采纳。邓波按照汉通公司项目部的指示将出借资金转账给收款人，符合法律规定，邓波已按双方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因此汉通公司提出《授权书》不规范，借款、还款未经过汉通公司项目账户，进而邓波未尽到审慎的义务、有重大过错的理由也不成立。汉通公司提及本案及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1民终1011号、（2017）乐中民初字第4085号三个案件合同签订、出具借条、出具授权书、出借款项是同一时间发生，同一人员办理，是同一笔借款行为，福地投资公司与陈长贵、邓波、邓文昌等人身份混同，以及因陈长贵、邓波、邓文昌长期在民间吸储进行高利转贷，现已资金断裂的问题，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也与本案再审审查无关。综上，汉通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汉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李海昕审判员  李永晴审判员  刘 文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于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