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2民初35153号原告：董文生，男，1929年8月28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宏（董文生之子），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员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潭槐，北京直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马厂**号。法定代表人：许绍发。委托诉讼代理人：池雨晴，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职员，住该单位宿舍。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茵，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文生（以下简称董文生）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以下简称胸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文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宏、刘潭槐，胸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池雨晴、韩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文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胸科医院支付董文生诊疗费、住院伙食补贴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康复营养费、陪护人交通费、陪护费、通讯费等共计144948.6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胸科医院承担。事实与理由：董文生患肺结核病，自2014年12月始一直在胸科医院门诊部治疗。2015年9月，胸科医院拟通过逐渐增加服药剂量，确定董文生可承受的抗结核药计量（以下简称“试药”）。考虑到董文生86岁高龄、2015年初曾在口服抗结核药后便血、试药具有极大风险等因素，胸科医院建议董文生住院试药。2015年9月23日，董文生入住胸科医院第11病区。2015年9月24日，董文生首次超大剂量试药后，数次排出黑便。2015年9月25日上午，董文生的血红蛋白骤降至6.3克，董文生已患有消化道急性出血等11种病症，随时可能猝死，但是主治医生不但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反而让董文生再次试药。当日下午，董文生突然昏迷。当日傍晚，胸科医院发出病危通知。2015年10月12日，胸科医院再次下达病危通知。2015年10月20日，董文生出院。董文生认为，董文生住院第三日即被病危，两次抢救延续25天，至今仍因体弱无法接受抗结核病的后续治疗。对此，胸科医院主治大夫负有违反一般诊疗规范、违反特殊诊疗程序、悖理试药常规剂量、不作为且延误抢救、不救命反而试药等过错。上述过错致使董文生身体受到以下严重损害：两次病危、无法接受后续治疗。董文生出院得到自己的住院病历后，主治医生伪造证据、胸科医院公文作伪证等问题，逐一被暴露如下：第一，主治医生伪造证据，“病历陈述者”、“董文生入院方式”、“董文生体重”被伪造，“现病史”中相关表述被伪造，董文生试药医嘱被伪造，《长期医嘱单》医嘱的形成悖理逻辑与规则，“首次执行时间”无法印证，盐酸乙胺丁醇、异烟肼的片数无法印证，9月23日全部医嘱被伪造；第二，胸科医院公文作伪证，公文存在掐“头”、续“尾”，掐“头”即董文生试药不再是“三次”、“17片”、须改为“两次”、“12片”，续“尾”即董文生试药末日，须延续至周末。公文置胸科医院声誉于不顾，性质极为恶劣。综上所述，董文生认为，胸科医院主治大夫上述过错已致使董文生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胸科医院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董文生与胸科医院多次交涉无果，故诉至法院，望法院判如所请。胸科医院辩称，不同意董文生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董文生对证明胸科医院有过错、董文生的损害后果、以及过错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程度等，都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中董文生不主张提出鉴定，对于相应的举证责任没有完成，其认为胸科医院病历有不真实的地方，也未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故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二，董文生目前不存在任何损害后果，董文生近期在外院的检查显示其血色素检查结果正常，故不能证明董文生目前存在任何损害后果；第三，胸科医院的诊疗行为符合常规，不构成侵权，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综上，恳请法院驳回董文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9月23日，董文生因病到胸科医院入院治疗，2015年10月20日出院，住院27天。胸科医院出院记录载明：“……入院诊断：1.肺结核（仅痰涂片证实）2.肺部感染3.肺大疱4.2型糖尿病5.原发性高血压6.结肠癌术后7.肝囊肿8.甲状腺结节性质待定。出院诊断：1.消化道出血2.继发性肺结核（浸润性）双上左中下集（无）初治3.肺部感染4.2型糖尿病5.结肠癌术后6.原发性高血压7.肝囊肿8.心律失常9.贫血（重度）10.甲状腺结节性质待定……出院医嘱：1.外院消化科进一步诊治2.动态观察血红蛋白，便OB情况3.继续抗结核及保肝治疗4.定期复查，不适随诊……”。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再三向董文生释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董文生均明确表示其拒绝对“胸科医院对董文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该医疗过错与董文生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程度”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对此，董文生表示，因胸科医院存在伪造病历等行为，本案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故不申请司法鉴定，但其并未就该等主张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后胸科医院表示其愿意申请相关司法鉴定，但胸科医院强调，此举系为顺利推进本案进展，并不代表胸科医院认可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胸科医院始终认为本案应适用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董文生负有相应举证责任。根据胸科医院的司法鉴定申请，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司法鉴定的机构为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2017年3月29日，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董文生案件退案函》，载明：“……我所接到委托后即联系双方召开听证会，听证会时患方代理人表示医方病历不真实、不完整，不同意做司法鉴定，鉴于此，我所与法官联系确认后，决定终止鉴定，退回此案。”后本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再次询问董文生的意见，并再次向其释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董文生仍然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董文生对其遭受的损害后果、胸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则该损害后果与胸科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均负有举证责任，但经本院再三释明，董文生都明确表示不申请司法鉴定，且在胸科医院主动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董文生仍以医方病历不真实、不完整为由导致司法鉴定无法进行。同时，针对董文生主张的本案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理由，其应首先证明胸科医院存在过错推定的情形后，胸科医院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董文生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胸科医院存在过错推定的情形，现其主张胸科医院诊疗行为存在过错，董文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董文生的相关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董文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8元，由董文生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迎新审 判 员  杨 光人民陪审员  谢国钧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平安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