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446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华，1959年12月14日出生，男，加拿大国籍，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政，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素姣，贵州氧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7号之一101单元。法定代表人：李民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业森，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民恩，男，195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业森，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华、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拿公司)与被上诉人李民恩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2、改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报销款项47986.95元；3、改判李民恩对协议书中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裁判。本案事实是杨华已经完成股权转让所有行为，但李民恩未完成其付款义务，（2016）粤0112民初4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民恩应支付50万元股款及逾期付款利息。李明恩在《协议书》中“代表签字”及“担保方”两处均签字确认，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民恩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能理解在担保方签字的意义，杨华与李明恩之间的担保合同成立并生效。虽然《协议书》中对保证方式和担保责任的范围没有约定，但依照法律规定，李民恩应按连带责任保证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李民恩账户向杨华转账15000元的“暂借杨华陕西泵站项目费用”，与本案所称“陕西项目专家检查机票住宿等费用24062元”无关，无论是金额还是事项都无法对应。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导致错误裁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华拿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杨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的受理费由杨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成立，适用法律错误。1、《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如受让方未在2015年1月15日前履行对出让方的付款责任，此合同作废。上诉人与案外人杨昌芝于2015年1月4日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后，又于2015年2月6日签订《关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第二期2015年3月14日前付50万元，因此，即使按照《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最早也只能是在2015年3月14日才成为华拿公司的股东和接管公司的经营权。2、在2015年3月14日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华，控制股份股东仍然是杨昌芝。涉案的承诺书落款时间是2015年2月11日，这期间李民恩并未实际控制华拿公司，杨华在控制华拿公司期间，让华拿公司为其本人出具承诺书，明显违反《公司法》第184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形，因而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华拿公司欠杨华借款30万元证据不足。1、《协议书》的内容阐述模糊，从中不难看出华拿公司欠杨华的30万元的来源。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杨华既然主张该30万是借款，根据举证规定，杨华应当提供借款的凭证，但杨华在一审中并未能够提供借款30万元给华拿公司的凭证。2、华拿公司有新证据和理由足以推翻协议书的内容。2007年8月份，许昭银将从其客户广州市威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来的支票30万元给经手人杨华，杨华将支票交给华拿公司，于2007年8月27日填制银行进账单并已入账华拿公司的中行科学城支行。公司财务会计做如下账务处理：借方：银行存款30万，贷方：其他应付款——广州市威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30万。2010年8月30，上诉人开出支票30万还款给许昭银，许昭银在支票存根联上签字确认签收了支票30万元。公司财务做了如下账务处理：借方：其他应付款——总经办杨华30万，贷方：银行存款——广州市科学城支行30万。因此，华拿公司还款给许昭银30万元的会计账务处理有错误，应当予以纠正。因华拿公司还款给许昭银30万元账目账务处理有差错，才导致上诉人签署了《协议书》。后经查杨华没有借款30万给华拿公司，华拿公司已委托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拿公司与杨华之间的经济往来进行了专项审计，经审计，未发现杨华借款给华拿公司30万元。三、关于《公司开支报销清单》的问题。1、李民恩在《公司开支报销清单》签名的时间是2015年3月4日，在2015年3月14日之前，当时李民恩尚未接管公司经营权，是以公司财务总监的身份签名，而此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杨华，经营权仍然由杨华掌控。2、《公司开支报销清单》不是最终的债务确认书，清单内容显示“收到上述申请报销单据发票29张及若干手撕发票，经审核后再确认可报销的金额”，此内容表明该清单不是最终的债务确认书，公司有权决定可报销的金额。实际上公司也是在2015年3月12日向杨华报销了15000元，对此，杨华一直没有异议。对华拿公司的上诉，杨华认为，一、华拿公司欠杨华借款及报销款合计600861.85元及逾期利息。李民恩于2015年1月4日受让华拿公司股权后实际控制华拿公司，详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股权转让合同》可以证明杨昌芝把股权转让给李民恩；《承诺书》、《协议书》中，除华拿公司盖章外，李民恩也在承诺人、法定代表人上均有签名确认。二、《承诺书》载明“经我司核算，我司尚欠杨华先生252874.9元”，即华拿公司2015年2月11日确认尚欠杨华252874.9元。三、华拿公司欠杨华报销款。四、华拿公司2015年3月25日确认欠杨华30万元。对杨华的上诉，华拿公司和李民恩认为，一、杨华在上诉状中陈述的要求李民恩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关于保证的法律规定，而李民恩在《协议书》上并没有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而是以担保方的名义签字。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的方式有保证、抵押和质押，故一审判决李民恩不用承担担保责任正确。二、关于报销款的问题，李民恩签收杨华的发票已经注明待公司核实后才确定可报销的金额，而差旅费能否报销是公司经营的一个自我管理的方式，能不能报、能报多少都是由公司决定的。该签收凭证并没有注明华拿公司必须报销47986.95元给杨华，实际上杨华所提交的发票大部分已经过期了，超过了华拿公司所规定的可报销的期限，还有一些发票是跟该项目无关的。故华拿公司不予报销。杨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2015年2月11日确定的欠款252874.9元；2.判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3622.73元（以252874.9元为本金，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5年3月15日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3.判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2015年3月25日确定的欠款30万元；4.判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逾期还款利息18000元（以3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计算，从2015年9月26日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止）；5.判令华拿公司向杨华支付2015年3月2日确定的报销款47986.95元；6.判令李民恩对上述第三、四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判令诉讼费由华拿公司和李民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5年2月11日，华拿公司向杨华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杨华先生：经我司核算，我司尚欠杨华先生252874.9元。我司承诺上述欠款在2015年3月14日前支付至杨华指定的收款账户：户名：杨华，账号：62×××59，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州杨箕支行。如我司未能在上述日期前付清所欠款项，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承诺！”落款“承诺人”处有华拿公司的盖章和李民恩的签字。《承诺书》附件为“截止2015年2月11日未付杨华金额”的表格，表格具体内容为：（一）截止2013年12月31日应付71246.58元；（二）加：粤Ａ×××××赔款7600元、2014年期间向杨华借款未还金额54335.64元、2013年3月未发工资12931.76元、2014年1－12月未发工资154246.78元，加小计229114.18元；（三）减：2014年期间代杨华付款20000元、2015年2月10日已发2014年9月、10月工资25608.26元、2015年1－2月廖桂珍社保费1877.60元，减小计47485.86元；（四）截止2015年2月11日未付金额252874.90元。表格有制表人黄梅玉和麦红斌签名，有杨华、李民恩签名，并盖有华拿公司财产专用章。二、2015年3月4日，杨华向李民恩交付《公司开支报销清单》一份，内容为：1.中广核一起到永葆水泥机票住宿费：1450+767+266＝2483元；2.陕西项目专家检查机票住宿等费用：2598+770+1095+2365+1544+15690＝24062元；3.河南永安水泥项目收款费用：2470+1359.50＝3829.50元；4.公司027F6车2015年保险费等：14512.45+900＝15412.45元；5.东莞创投公司证据材料公证费：2200元；5项合计47986.95元。李民恩在接单人处签字，杨华在交单人处签名。李民恩同时在清单的下方注明：“收到上述申请报销单据发票29张及若干手撕发票，经审核后再确认可报销的金额。”三、2015年3月25日，华拿公司（甲方）与杨华（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华拿公司查实2010年8月31日会计凭证号记－0016中还杨华借款（许昭银）30万元实为华拿公司还许昭银借款，现与杨华协议如下：1.将在“截止2015年2月11日未付杨华金额”对账表中应加上30万元；2.根据2010年9月28日华拿公司与许昭银协议书中的：“1.乙方2007年8月前后共投入资金到甲方56万元，从投入时起到2010年8月20日止甲方按每月30%回报给乙方共计49.58万元”的对应比例，即占60.5%由华拿公司承担，其余部分39.5%由杨华先生承担。3.根据本协议第1条，甲方所欠杨华先生款项中应加上的30万元，由甲方在2015年9月25日前付清，不计利息。该30万元到期后，可由杨华先生委托甲方支付给许昭银先生或第三方。4.如甲方未在本协议规定期限内向乙方付清该30万元，甲方应从逾期日起按月利率1%向乙方计付利息。《协议书》甲方落款处有华拿公司盖章和甲方代表李民恩签字，同时李民恩还在甲方落款处的下方“担保方”处签字，乙方落款处有杨华签字。四、另查明，华拿公司于2005年5月18日登记设立，杨华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5月13日，华拿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李民恩。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杨华称其于2015年1月4日辞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交由李民恩担任，并实际控制华拿公司，李民恩之前一直担任华拿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账户由李民恩掌管。李民恩称杨华担任华拿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员工工资通过出纳吴华琼账户发放，其他款项通过李民恩个人账户发放。华拿公司向本院提交费用报销单四张，其中日期是2015年2月10日的费用报销单两张，用途分别是9月份和10月份员工工资，金额分别是81708.33元和81595.51元，均盖有“现金付讫”印章，会计主管一栏有李民恩签字，复核有黄梅玉签字，经手人有吴华琼签字；2015年2月28日费用报销单一张，用途是11月份员工工资，金额为82275.80元，仅有李民恩和吴华琼签字；2015年3月10日费用报销单一张，用途是12月份员工工资，金额是88489.20元，有“现金付讫”印章，有李民恩和吴华琼签字。华拿公司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吴华琼的个人电子转账凭证6张，交易时间是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3月7日，汇款人和收款人均是吴华琼，汇款摘要分别是“8月工资、9月工资、10月工资、代华拿付2015年11月工资、代华拿付部分工资过节费、12月下半月工资”，金额是一千多元至三千多元不等。五、根据华拿公司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记录，2015年3月10日，李民恩通过个人账户向杨华转账50万元，转账注明“付股权转让款”。2015年3月12日，李民恩向杨华转账15000元，转账注明“暂借杨华陕西泵站项目收”。2015年3月13日，李民恩向杨华转账10.5万元，转账注明“代华拿公司付费用”。华拿公司在本案庭审中称，杨华将发票交给公司后，经审核，公司报销了15000元，已支付给杨华。六、再查明，2016年8月26日，杨华在本院另案起诉李民恩股权转让纠纷，本院立案号（2016）粤0112民初4548号。在该案中，本院查明李民恩（受让方）与华拿公司原股东杨昌芝（出让方）、广州市和盛枫华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担保方）、杨华（担保方）于2015年1月4日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李民恩受让杨昌芝所持有的华拿公司60.056%的股权。该合同第1.3.4条约定，由受让方在2015年1月15日之前借给华拿公司50万元，专项用于偿还《华拿公司负债表》“杨华借款”项下人民币100万元中的50万元，此笔50万元款项由受让方于2015年1月15日之前直接支付给杨华，相应冲减华拿公司应付杨华款项；余50万元由华拿公司在2016年12月30日之前还清。第1.3.10条约定，协议签署生效后，华拿公司法人代表即由杨华先生变更为受让方李民恩先生，杨华先生即办理相关手续，并由受让方接管公司经营权。在该案中，杨华与李民恩均确认案涉股权转让已全部完成。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杨华为加拿大国籍，本案属涉外案件，应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本案华拿公司的住所地在一审法院辖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在诉讼过程中，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解决本案纠纷的准据法。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杨华在2015年1月4日前任华拿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李民恩于2015年1月4日受让华拿公司原股东杨昌芝60.056%的股权后，即成为华拿公司大股东并实际控制华拿公司，杨华退出华拿公司。本案杨华与华拿公司之间的《承诺书》和《协议书》，实为杨华与华拿公司就杨华在华拿公司任职期间双方之间的代垫代付款项进行结算形成的协议。第一，《承诺书》有华拿公司的盖章和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李民恩的签字，华拿公司确认尚欠杨华252874.9元，并承诺于2015年3月14日前付清。《承诺书》同时附表列明欠款金额的由来，有制表人员签字、华拿公司财产专用章、有杨华和李民恩共同签字确认。据此可以确定，华拿公司经过财务人员的核算，确认截至2015年2月11日尚欠杨华252874.9元，华拿公司应依承诺在2015年3月14前履行还款义务。华拿公司未按时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杨华现要求华拿公司立即支付252874.9元，并从还款期限届满次日（2015年3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逾期还款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二，《协议书》是杨华与华拿公司双方对2010年8月31日一笔还杨华借款30万元进行调整而形成的协议。华拿公司确认该30万元实际是还许昭银的借款，确认尚欠杨华30万元。该《协议书》有华拿公司盖章和李民恩签字，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华拿公司应依《协议书》约定的时间还款。华拿公司未按时还款，按《协议书》第4条约定，应从逾期之日（2015年9月26日）起按月利率1%向杨华计付利息。杨华现要求华拿公司立即支付3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杨华主张李民恩应对上述30万元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虽然李民恩在《协议书》“担保方”处签字，但《协议书》中没有任何条款涉及李民恩的担保责任，未明确李民恩提供的是保证担保、抵押担保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担保，也未约定华拿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时李民恩应如何承担担保责任或者担保责任的范围。杨华与李民恩之间的担保合同缺乏主要条款，双方又未能达成补充协议。因此，杨华与李民恩之间的担保合同未成立，杨华要求李民恩对30万元欠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杨华主张的报销款47986.95元，是杨华在华拿公司任职期间为履行职务而代华拿公司垫付的款项，华拿公司确认收到相关的报销单据，应向杨华支付相应的报销款项。根据华拿公司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记录，华拿公司2015年3月8日通过李民恩账户向杨华转账15000元，是暂借杨华陕西泵站项目费用，与杨华申请报销的陕西项目一致，且转账时间为杨华申请报销之后，可以视作华拿公司为杨华报销部分费用。但对于其余费用为何不予报销，华拿公司未作出合理解释，也未提供反证。因此，在扣除15000元后，华拿公司尚需向杨华支付32986.95元的报销款。对于华拿公司的第一项答辩意见，如前所述，李民恩在受让杨昌芝股权后，已成为华拿公司大股东并实际控制华拿公司，《承诺书》和《协议书》均出具在李民恩受让股权之后，并由李民恩代表华拿公司签字，不存在杨华控制华拿公司的事实。而且《承诺书》和《协议书》是对杨华在华拿公司任职期间双方之间的代垫代付款项进行结算，并不属于杨华与华拿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情形。华拿公司该答辩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华拿公司的第二项答辩意见，《承诺书》所附表格有华拿公司财务人员审核后签字并盖章。华拿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为公司内部单据，且费用报销单显示是2014年9月份之后的工资，并非2014年全年的工资。华拿公司所提供的个人电子转账凭证是吴华琼个人账户之间的转账，没有向杨华账户转账的记录，也没有杨华签收现金的记录。华拿公司所举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第二项答辩意见所主张的事实。因此，华拿公司该项答辩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华拿公司的第三项答辩意见，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对华拿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不予采纳，故该答辩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华支付252874.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252874.9元为基数，从2015年3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华支付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付）；三、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杨华支付报销款32986.95元；四、驳回杨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25元，由杨华负担240元，由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负担9985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杨华在一审庭审中表示，《公司开支报销清单》是其在华拿公司担任董事长及法人期间履行公务所花费的费用，杨华向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李民恩提交报销发票，应由华拿公司承担。华拿公司在一审提供的审计报告和华拿公司的出具的其与杨华之间资金往来附注则显示，从2005年月至2016年5月，杨华与华拿公司之间款项往来频繁，按华拿公司计算，杨华尚欠华拿公司227万余元。李民恩则在二审期间确认其在受让股份之前担任华拿公司的财务总监。本院二审期间，华拿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补充协议》，拟证明2015年3月14日前李民恩尚未接管公司；2、《公司经营备忘录》，拟证明杨华的工资只发放到2014年12月，且须冲抵欠公司借款；3、关于案涉30万元的说明及会计凭证，拟证明由于公司记账不严谨导致华拿公司误以为欠杨华30万元。上述《补充协议》系针对杨昌芝和李民恩之间《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取消原合同第5.1.3的规定，并重新约定了履约时间。《公司经营备忘录》则记载签署人为杨华和李民恩，签署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第3条约定因未经李民恩审核且单价过低，杨华同意停止履行与大庆荣氏公司的《代理协议》；第4条约定双方补发2014年1月到6月工资，但由于双方在华拿公司尚有借款，双方工资要先冲抵借款。记账凭证则显示，借方金额30万元摘要为“还杨华借款（许照银）2010.08.31”，会计科目为“其他应付款/个人总经办杨华”；贷方金额30万元摘要为“还杨华借款（许照银）”，会计科目为“银行存款/中行广州市科学城支行”。杨华在二审庭询之后补充提供《华拿与天河金砖厂许昭银结算单（截止2014年7月24日》，拟证明杨华通过公司付款情况。该结算单显示，从2007年7月30日至2013年1月31日，广州市天河金砖建材厂与许昭银共借出本金368.9万元，杨总个人通过公司付款44.1万元，第一笔即为2010.8.31记-0016号“还杨华借款（许昭银）”，公司付款共50万元。该单由华拿公司、天河金砖厂、许昭银和杨华签字盖章确认，杨华确认签署该结算单时其仍为华拿公司法定代表人。对于上述证据，杨华对华拿公司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李民恩在2015年3月14日前未接管公司；证据2三性均有异议，无原件；证据3中对于说明的三性均有异议，是对方单方出具，但其提到的附件四杨总个人通过公司付款表含有案涉30万元，对证据3的其他凭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华拿公司和李民恩对杨华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杨华并非上述结算单当事人，其取得上述证据未说明合法来源，且上述证据涉及案外人利益，证据内容也不能清晰说明杨华还了30万元给许昭银，对证据三性不予确认。二审庭审过程中，针对《协议书》约定的华拿公司欠杨华的30万元款项是如何发生的，杨华述称，该30万元是杨华将钱划给华拿公司，华拿公司再还给许昭银；杨华并非一笔转30万元给华拿公司，而是从2007年到2012年多年来一直有款项往来。针对2015年3月23日李民恩转给杨华的10.5万元，杨华称与本案无关，李民恩和华拿公司称其在本案没有主张该笔款项，跟本案的30万元没有关系。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华为加拿大公民，本案为涉外借款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首先，关于《承诺书》，该《承诺书》由李民恩作为承诺人华拿公司代表签署并加盖有华拿公司公章，无论李民恩在签署《承诺书》时是否已经实际接管了华拿公司，其出具该承诺书时已经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在接管之前亦是作为华拿公司的财务总监，该《承诺书》同时详细列明了该承诺书记载所欠杨华款项的由来和明细，并有公司其他人员签名，一审法院关于该承诺书的认定合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华拿公司以李民恩在签署《承诺书》时尚未接管华拿公司为由否认该承诺书的记载，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协议书》记载的30万元欠款的问题。该30万元债务如何发生，杨华称其是其将钱划给华拿公司，华拿公司再还给许昭银，但其并非一笔转30万元给华拿公司，而是从2007年到2012年多年来一直与华拿公司有款项往来。虽然杨华未能为其上述主张提供证据，但从华拿公司一审过程中提供的审计报告和其自己出具的资金往来附注可以看出，杨华和华拿公司之间多年来确实一直有频繁的款项往来关系。虽然华拿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称杨华尚欠华拿公司款项，但审计机构仅是根据华拿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作出的审计结论，而代表华拿公司签署《协议书》的李民恩在担任华拿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前即担任华拿公司的财务总监，对于会计记账方法、华拿公司内部财务状况应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李民恩代表华拿公司签署的《协议书》，不仅对华拿公司除《承诺书》记载的欠款外尚欠杨华30万的事实作出确认，并另行确认了还款时间、利息计算方法等细节，华拿公司现称其误解了公司内部的记账方式才签署的《承诺书》，显然与常理不符，其提供的证据会计凭证和支票存根也不能证明上述主张，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再次，关于李民恩应否对《协议书》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李民恩在《协议书》中甲方华拿公司落款处的“代表签字”和“担保方”两个地方均有签名，其为《协议书》中华拿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明确。虽然《协议书》并未约定具体的担保方式，“担保方”也不完全等同于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保证人，但在众多担保方式中，相对于抵押、质押、留置等物的担保，或需要实际交付定金才能生效的定金担保，本案李民恩在担保方处签名显然只能是保证，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因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杨华对此提出的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最后，关于《公司开支报销清单》的问题，根据杨华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该清单记载的费用是在杨华担任华拿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期间为履行公务所花费，故该清单系杨华履行与华拿公司的劳动关系过程中发生的权利义务争议。且从该清单上李民恩书写的“经审核后再确认可报销的金额”可以看出，该清单也不具有确定性，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的可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处理的情况。因此，杨华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处理基本程序，径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将该笔款项从其他已经以《承诺书》、《协议书》方式确定下来欠款争议中区分开来，并对此作出实体处理，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于该《公司开支报销清单》中载明的各项费用，本案不予处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杨华和上诉人华拿公司的上诉部分有理，本院对该有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他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二、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1321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李民恩对于原审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10225元由杨华负担764元，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和李民恩共同负担946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5元由杨华负担764元，广东华拿东方能源有限公司和李民恩共同负担946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明艳审判员  陈晓红审判员  罗 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刘洁珺李蕴妍梁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