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1181民初611号原告：项庭富，男，1976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龙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有，龙泉市信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龙泉市足球协会，住所地：龙泉市环城东路2号。负责人：郭秀良，该协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敏，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住所地：龙泉市剑池街道金沙路21号。法定代表人：曾国健，该校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雅丹，浙江金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项庭富与被告龙泉市足球协会（以下简称龙泉足协）、第三人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6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因案情复杂，于同年7月17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项庭富申请追加中职校为第三人，经审查，本院依法予以准许并通知其参加诉讼。本院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项庭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有、被告龙泉足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敏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庭审，第三人中职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雅丹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项庭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33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5年6月被告因举办足球联赛，急需改造位于中职校的足球场草皮。双方经过协商，被告将足球场草皮改造工程发包给了原告施工，工程内容包括足球场平整压实、排水改造、草皮铺设。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双方谈妥了承包事项后，原告就立马投入了施工，并按时完成了施工任务，确保了比赛顺利进行。可是比赛结束后，被告却未履行承诺及时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为此，双方又于2015年7月10日就之前所达成的口头承包合同内容，补签了书面的《承包合同》,再次明确了工程内容为中职校足球场平整压实、排水改造、草皮铺设，工程面积为6800平方米，各项工程合计金额为233000元，工期为一个月，工程款于草皮改造完成后两个月内付清。但是，补签了合同后，被告依然没有付款给原告，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被告均以无力支付为由推拖。鉴于原告自行催收无果，今特诉诸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被告龙泉足协辩称：一、本案所涉项目并非原告承建，其无权要求原告支付工程款。首先，根据从中职校获得的材料可知，涉案中职校足球场确实在2015年进行过一次提升工程，但该项目系由中职校对外公开招投标，经招标程序后，龙泉市华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欣公司）以139858元的投标报价中标，远低于合同中体现的233000元，因此上述项目的施工方系华欣公司，在同一时间，同一项目不可能同时交由原告承建。其次，案外人中职校已基本全额支付案涉项目工程款。根据被告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及相关记账凭证可知，在项目完工后，经浙江鼎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审定，涉案项目最终造价为137082元，中职校在保留6854.1元质保金后，已将剩余工程款全额支付给华欣公司，已基本履行付款义务，并无拖欠工程款的行为。最后，原告提供的合同并不真实，省城市足球冠军联赛龙泉赛区比赛于2015年7月4日在中职校顺利进行，而原告提供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0日。根据常理，无论是被告或是中职校，已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原告铺设草坪。针对原告提交的承包合同，合同第六条约定，合同一式两份，签字后生效，但本合同无任何人签字，并未生效。原告理应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已对案涉项目进行施工，但截至目前为止，并无任何证据反映上述情况。根据中职校提供的证明显示，被告从未平整过草坪，中职校也从未委托被告平整草坪。故原告与本案所涉项目并无利害关系，不是适格原告。二、本案被告并非涉案项目的发包主体。首先，被告并非涉案足球场的所有权人，而且被告和中职校之间并无长期合作关系，在历次比赛中仅有一次借用过中职校的场地，中职校的足球场一直由中职校所有、管理、使用，具有半公益性质。因此，被告方并无任何义务和责任去管理、发包涉案足球场提升工程。其次，2015年8月8日，龙泉市召开龙泉足协成立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龙泉足协章程》等，并由时任市领导徐达伟、曹新民出席并讲话。2015年8月10日，龙泉足协才正式成立。因此，在2015年7月10日，被告龙泉足协连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都尚不具备。最后，被告方并无足够经济能力。龙泉足协是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市唯一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其收入来源仅是参与会员每人缴纳的200元会费，而且，政府部门除了发放工作人员的工资外，并无其他拨款支持。因此就被告而言，其没有能力和需求去平整足球场地。综上，被告认为原告、被告间并不存在施工合同关系,被告无需支付工程款。第三人中职校述称：原告申请追加答辩人作为第三人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根据本案事实，原告与答辩人之间没有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就答辩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施工问题，原告已向法院提交原告、被告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发包方是龙泉足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承包合同》仅约束原告、被告，与答辩人无涉。故追加答辩人为第三人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便本案的处理结果与答辩人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答辩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方式，也只能由答辩人自行申请参加诉讼，也可由法院依职权通知参加。原告申请追加答辩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三、原告申请理由载明“为利于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那么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以证人身份参加本案诉讼，不仅同样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且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综上，答辩人与原告不存在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审理结果不存在利害关系，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请求法院裁定驳回申请。四、2015年7月龙泉足协要组织开展省级足球冠军联赛龙泉赛区的比赛，需要使用中职校的足球场作为比赛场地，当时在相关市领导的牵头下定了由龙泉足协作为发包方，由相关单位提供赞助款的方式进行足球场地的草坪提升工程。在足球比赛之前，2015年6月份中职校足球场进行过改造施工，当时工程发包方为被告龙泉足协。在足球场改造之后，因原告项庭富不具有施工人的主体资格，而事业单位的收支款项有严格要求，因此第三人根据原告、被告要求补办相关材料。工程支付款项来源有体育局赞助10万元，中职校赞助5万元。中职校足球场的工程是由市政牵头，第三人没有参与，不清楚是否是草皮提升工程、足球场施工具体包括什么项目及承包合同如何签订，第三人是在双方要求下才补做招投标的材料。但要说明的是之后华欣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13多万的价款是原告、被告共同要求商定的。草皮提升工程2015年仅做过一次。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项庭富提交的证据1.承包合同，待证原告在为被告完成施工后于2015年7月10日补签合同,合同约定工程面积为6800平方米，内容为中职校足球场平整压实、排水改造、草皮铺设，各项工程合计金额为233000元，工期为一个月，工程款于草皮改造完成后两个月内付清的事实。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根据合同内容，并非补签合同，合同约定工期是合同签订起一个月内完工，而合同签订时龙泉足协已经举办完足球联赛，且足球场所有权人是中职校，已将工程交由华欣公司承建，不可能再交由被告方发包并由原告方承建，其工程价格与中职校和华欣公司之间约定的价格有巨大差距，而且在该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合同一式两份，签字后生效，该合同中并无双方签字，因此合同还未生效。第三人对承包合同无异议，该承包合同明确了第三人并非施工合同业主方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虽然辩称“2015年8月之前实际上足协还没有成立，公章管理制度比较混乱，公章是否是足协盖的无法考证”，但并未对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于原告、被告于2015年7月10日签订承包合同一事本院予以确认。2.施工现场照片、草坪养护照片，待证原告根据与被告的约定对足球场进行了施工、养护的事实。被告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照片并不能反映当时的拍摄地点、时间及人员，不能证实照片中反映的系原告方的工作人员，也无法证实该项目是原告为中职校球场进行草坪提升。第三人对照片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原告是否养护草皮存在异议，照片不能反映草坪养护是由原告进行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述照片拍摄时间、人员身份不明，不能反映系由原告组织，故本院不予认定。3.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龙泉市体育局关于同意成立龙泉足协的批复、龙泉足协负责人简介、龙泉市民政局关于准予成立龙泉足协的批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待证龙泉足协于2014年已经正式成立，在2015年完全具备签订合同的资格的事实，登记表的发证日期存在改动是因为2015年换届之后登记部门直接在同一张登记表上进行更改，并不是因为笔误，如果是笔误不可能连法定代表人的名字都是笔误，所以登记表中“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四日”就是原始的登记时间。被告对该组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系有异议，认为龙泉足协的真实成立时间是2015年10月19日，承包合同是在2015年7月签订的，在此期间龙泉足协不具备对外发包涉案工程的权利主体资格，因此可以证实合同是虚构的；体育局的成立批复不能证实被告方是工程发包方；在本案发生时周亮已经和龙泉足协没有任何关联；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表上“二〇一四年”已经被手写划掉，改成“二〇一五年”，可能之前存在笔误，因此进行变更，实际的发证时间应该是没有被划掉的时间即“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为准。第三人认为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龙泉市体育局关于同意成立龙泉足协的批复、龙泉足协负责人简介、龙泉市民政局关于成立龙泉足协的批复、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材料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结合本院向龙泉市民政局核查的结果，可以确认被告经核准登记，于2014年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故对原告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可。4.证人吴某的证言、账本，证人吴某的证言待证原告、被告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是龙泉足协要求原告施工的事实；账本待证2015年6月17日至6月24日，吴某经原告的要求，配合对草坪施工铺设的事实，里面的内容是吴某的记载并不是由原告单方面制作。被告对证人吴某的证言三性均有异议，证人吴某不能明确指出被告龙泉足协与原告方存在建设施工关系，证人陈述原告、被告双方之间形成口头协议和补签协议时其并不在场，因此其证言不能反映双方之间存在施工关系；其次，证人陈述龙泉足协有一场比赛需要在中职校进行，但不能排除中职校向原告方发包涉案工程，龙泉足协并非足球场的所有权人，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发包足球场的提升改造工程，所有案涉项目与被告无任何关联；证人陈述其与原告存在合作关系，与其发生施工关系付款义务的主体均系原告，并没有任何事项直接与被告产生关系，因此对证人证言三性均有异议；对账本的三性有异议，该账本6月17日至6月24日的内容显示是安仁等地，均非本案的中职校场地，此外，工作内容也无法体现是为足球场地铺设草皮，并不能反映证人已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不能待证原告已为足球场草皮提升进行施工。第三人对证人吴某的证言无异议，说明了工程发包方确系龙泉足协，其中包括联系人及监工都是龙泉足协的人；对账本三性均有异议，该账本为原告单方制作，没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无法反映相关事实。5.证人陈某、杨某、叶某、柳某的证言，待证中职校的草皮工程是由原告施工，并由原告委托吴某进行草皮铺设的事实；被告认为四个证人中没有涉及到足球场基础施工的人员，我方说明如下，足球场施工牵扯到的工人有40多人，我们不可能所有人员都申请来作证，我们仅仅申请了部分过来，他们是草皮铺设的人员，内容是无法涉及基础施工的，铺设草坪首先需要地面平整，进行草皮铺设说明前期的基础工程已经完成；关于证人提到他们不认识原告的问题，他们是由吴某叫过来铺设草皮的，原告虽然是整个工程的承包人，但是前期的工程是由原告施工，原告也不是每天都在工地上，他还有其工程需要管理，草皮铺设的时候前期工程已经完成，原告不需要在施工现场了，证人不认识原告是合理的。被告对以上证人的证言三性均有异议，证人从事的工作是草皮运输和草皮铺设，从证人的工作性质可以看出该工程是草坪的提升工程，并不是除草坪提升外还有其他工程；通过对四个证人的发问可以看出，四证人均不认识原告，他们说只认识吴某，但是吴某与本案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还存在异议；四个证人均承认草皮提升只有一次，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均指向为第三人提供的施工合同等相关证据，如果说只有一次工程，那么可以认定该项工程就是中职校提供的相关工程，并且中职校扣除质保金之后，已经全额履行了付款义务。第三人对四位证人的施工情况无异议，均证实了是吴某找他们做工，结合证人吴某的证言，可以证实足协人员和原告共同找到吴某要求进行施工，草坪提升工程与第三人无关；各证人证言均证实草坪施工是为了足球比赛的事实，而在施工之后2015年7月中职校足球场只举行了足协举办的足球联赛，足协完全有理由发包给原告施工；第三人与华欣公司的施工合同是为了配合付款，应原告、被告要求补办的合同。对于前述第4号、第5号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账本虽然系吴某单方制作，但结合证人吴某、陈某、杨某、叶某、柳某的证言、第三人提交的领（付）款凭证、本院向刘小红所作的询问笔录、原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在与被告多次协商后，于2015年6月雇请人员对位于中职校足球场的草皮改造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6.袁宏俊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吴某分户明细对账单，待证原告承包足球场工程后将草皮铺设委托给吴某施工，吴某于2015年6月向袁宏俊进购了足球草皮8000平方米，并因进购草皮向袁宏俊支付购买草皮款57450元的事实。被告对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形式和内容均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证据标准，证人证言应当出庭接受双方及审判人员的询问，该证明内容所发生的交易关系是针对案外人吴某的购买情况，而在第一次庭审中我们认为吴某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和关联；对汇款记录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银行公章，并且只能证明案外人吴某与袁宏俊存在资金往来，至于款项性质无从考证，不能待证该款项就是本案所涉的工程款。第三人对袁宏俊证明存在异议，认为该证据形式不合法，购买草皮的行为不能证明与涉案足球场存在关联性；对账单没有载明汇款内容无法体现与本案工程存在关联性。本院认为，袁宏俊未出庭作证，其身份不明，无法确认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原告提交的明细对账单仅能证明吴某与袁宏俊之间曾存在资金往来，但不能证明该款项的用途，对该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7.通话录音及录音记录摘要，待证涉案足球场工程是原告承包的事实，通话对象沈杰可能不是足协领导班子的成员，但是足协的成员，他当时是监理公司的监理，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是最早与原告联系的人。被告对于通话录音关联性有异议，沈杰并不是龙泉足协的工作人员，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认为录音中对方身份不明确，通话录音摘录中部分为个人主观想法，该部分内容依法不应予以采信，如沈杰确系龙泉足协工作人员，对话内容能明确原告、被告双方确系合同的相对方，与第三人中职校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通话录音对象身份不明，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该录音及录音记录摘要本院不予采纳。二、被告龙泉足协提交的证据1.施工招标文件、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开工报告、施工合同、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工程竣工验收意见书、记账凭证、入账通知书、龙泉市市级其他资金专用收入单，待证案涉工程发包人为中职校，承包人为华欣公司，被告不是案涉工程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中职校已将案涉工程款全部支付完毕；原告非施工合同相对方，工程也非其施工，原告非适格当事人，无权主张支付工程款的事实。通过原告和第三人的陈述，关于中职校足球场草坪的工程只有一次，当时华欣公司以139598元的价格中标，根据鼎峰公司的鉴定造价变动为137082元，再根据第三人向华欣公司支付除质保金之外的款项，可以看出实际发包方是第三人，而不是被告方。根据第三人提供的领（付）款凭证可以看出，除质保金之外，已经全额支付给原告，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本案涉案的工程只有一次，工程由华欣公司实际承包，也许实际施工人是原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发包方，中标人和实际施工人与本案被告是没有关联的，业主方已经全额支付了工程款，华欣公司已经将全额的工程款支付给了原告方，已经履行了结算义务。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中只有施工招标文件是原件，其他均为复印件，招标文件招标人是中职校，并没有涉及龙泉足协，被告方不应该有该证据原件，证据中内容大多为空白没有公章，从时间看与本案无关，是不同时间的另一项工程；对于被告提交的招投标文件，第三人的意见是原告、被告共同要求中职校补办，实际不是补办，完全是为了领款而编造的；关于招标文件所支付的工程款项金额，中职校的确将从足协收到的全部赞助款支付了，但该款项只是工程款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额；被告方虽然提供了看似完整的招标文件，但该份招标文件并不属实，之所以会有该份招标文件，是因为原告、被告就足球场的施工达成承包合同之后，其中15万元赞助款打到中职校的账户中，中职校要将款项支付给原告作为单位就必须通过法律程序领取，所以原告、被告要求中职校配合办理了所谓的招标文件，该文件大部分内容是空白的，金额是根据15万元款项，减掉相应的押金和招投标的费用，确定送检金额139000多元，为了配合139000多元的金额，分项工程计价表中以改变工程量的方式来凑款项，实际的足球场面积是6800平方米，但计价表中为了迎合款项金额将面积改为6104平方米，所以招标文件并不是工程总量的金额，招标文件的名称是中职校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针对仅仅是草皮这一块，而被告将工程承包给原告，除了处理草坪提升，还有其他基础内容，招标文件并没有记录，所以招标文件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完全是虚假编制的材料。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与第三人是否存在关联性有异议，案涉工程实际业主方是被告，实际施工人是原告，涉案的13多万元工程款由中职校账户进行支付，因为对企事业单位的收支款项有严格要求，为了顺利支付该笔款项，原告、被告双方共同要求第三人配合补办了上述材料，工程款已经按审定的造价予以支付。原告方已经证实了原告、被告共同要求第三人配合办理相应的招标手续，不管招标手续是补办的还是编造的，原告方确定事实就是第三人完全是为了配合足协，支持足协的足球联赛而进行的一系列配合行为，并非本案真实的工程发包方，华欣公司也并非真实的承包方。为查明案涉工程相关事实，本院向浙江鼎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上审核人员刘小红作了询问。原告经质证，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认为该笔录恰恰说明以下事实：1.项庭富是实际施工方；2.工程的招投标流程“相对正规”，其实指的是并不正规；3.送审的投标价格139858元是华欣公司自己出具的；4.《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上的审定价格仅是根据送审金额139858元作的审定，超出送审范围的工程量没有计入；5.项庭富实际铺设草皮的面积为6800㎡，而报告书只对其中6104㎡的价格作了确认，对其余面积和球场的其他基础工程并未进行审定，这已充分说明，所谓的项目送审完全是为了提取已经到位的部分工程款而在形式上走了一下流程而已，并不是对整个工程的审定，6104㎡的面积也是按送审金额反推出来的数字；6.笔录中称由业主、施工方和项庭富到现场进行了丈量并不属实。被告经质证，认为该份笔录可以反映本案的发包业主系中职校而非被告，而且涉案的工程只有草皮提升工程，同时中职校球场草皮提升工程的最终工程款金额，也已由发包方、施工单位华欣公司及原告共同参与下委托工程咨询公司进行审计，并对最终的工程款金额进行审核、确认，可见中职校和原告均已认可审计的价格，再结合庭审中的证据可以证实，中职校除了部分质保金外，已全额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所以该组证据能够证实，本案被告并非本案的发包方，无需支付工程款，且原告的工程款已由中职校在扣留部分质保金的前提下，全额支付，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诉请的工程款。第三人经质证，对该笔录的三性无异议，认为当时中职校根据项庭富与龙泉足协协商后的结果，以名义业主的身份，委托浙江鼎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造价咨询报告；根据刘小红的笔录，审定造价是按照送审造价审定，而送审造价根据第二次庭审上项庭富的陈述也可以得到印证，是根据项庭富与龙泉足协协商后确定的139858元，实际是第三人中职校为了配合项庭富与龙泉足协领取到相应的工程款，才以名义业主身份制作了一系列的手续，包括招投标、工程咨询造价报告书等，实际发包方应当是龙泉足协，施工方是项庭富，具体施工情况第三人不清楚。本院认为，在询问笔录中刘小红认可被告提交的招投标相关材料及《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真实，并陈述“根据项目的送审造价来审定金额，超出送审范围的工程量部分没有计入”，“（在送审金额内审定是）按照业主（中职校）要求和实际完成工程量”，“现场测量草皮铺设面积大概是60米乘以110米，估算是6800㎡左右，我们只对6104㎡铺设草皮的造价加以确认”，“（《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载明的草皮面积6104㎡）没有测量全部面积，只测量了结算送审范围内的面积”。以上陈述结合被告提交的该组材料、原告及第三人的当庭陈述，可以证明第三人中职校经招投标与案外人华欣公司就中职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浙江鼎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送审金额139858元范围内对6104㎡铺设草皮（测量时现场草皮铺设面积实际达6800㎡左右）的造价审定为137082元，没有计入超出送审金额范围的工程量部分，第三人中职校已支付案外人华欣公司工程价款130227.9元。2.证明，待证被告未对案涉工程进行过任何的发包行为，案涉工程发包人为中职校，承包人为华欣公司，且中职校已将工程款支付完毕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的形式不合法，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草坪提升工程与原告承包的工程不是一个合同，证明中写之后没有施工，可以说明之前是有进行施工，如有需要希望法庭进一步向中职校进行核实。第三人认为该证明并非第三人主动出具，系龙泉足协工作人员以内部人员换届审计为由从第三人处骗取，应以第三人当庭陈述为准，证明所载内容并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草皮施工时间为2015年6月，业主发包方为被告，实际施工人是原告，工程确实施工完毕，工程款项依据审计出来的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本院认为，该证明由第三人出具，但与其当庭陈述不符，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定。3.2015年7月6日版《今日龙泉》，待证2015年的足球联赛已于当年7月6日就开始举办，不存在原告提供的合同中所称的为举办联赛委托原告在2015年7月10日后进行中职校足球场草皮改造的可能性。原告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在案涉足球场举办过足球联赛的事实，球赛举办前需要对球场进行改造。第三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均无异议，可以证明足球联赛的举办时间为报道中的2015年7月4日。4.2015年8月10日版《今日龙泉》，待证龙泉足协于2015年8月10日才正式成立，2015年7月10日不可能以龙泉足协名义对外签署施工承包合同的事实。原告认为公告龙泉足协成立，不能说明之前不能以龙泉足协名义与原告签订合同，公告龙泉足协成立前就已用龙泉足协名义举办了足球联赛。第三人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认为龙泉足协成立的报道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经向龙泉市民政局核查，可以确认被告经核准登记，于2014年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与新闻报道不符，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三、第三人中职校提交的证据1.领（付）款凭证，待证原告项庭富领取龙泉中职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款120632.2元的事实。原告对该证据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可以说明招投标文件是虚假的，华欣公司并未进行过施工，也没有得到过中职校打出来的工程款，而是由施工人项庭富领取了施工款，因此能够反证招投标文件是虚假的。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方面补充一点，根据该份证据，结合招标文件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再结合庭审调查可以得知草皮提升施工只有一次，该工程就是由中职校进行招标，华欣公司中标，中职校根据施工人提供的材料通过审计并向华欣公司支付了工程款，被告方并未参与工程的实际发包，但根据该份证据可以看出原告方与华欣公司可能存在转包或者挂靠的关系，在华欣公司获取款项后已经全额支付给原告，因此我们认为该份证据恰好可以和被告方在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中职校作为发包方已通过华欣公司向原告方全额支付了工程款。本院认为，各方对该领（付）款凭证均无异议，可以证明原告项庭富领取中职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款120632.2元，进而证实原告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结合上述采纳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被告龙泉足协经龙泉市民政局核准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2015年6月，原告项庭富经与被告龙泉足协口头协商后，雇请人员对位于中职校足球场的草皮改造工程进行了施工，后完成施工任务。2015年7月4日，浙江省城市足球冠军联赛龙泉赛区比赛在第三人中职校内开幕。2015年7月10日，原告项庭富、被告龙泉足协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载明：“足球协会举办足球联赛，需要改造中职校足球场草皮，经双方协商订立以下条款：1.地点：龙泉市中职校足球场。2.改造内容：足球场平整压实、排水改造、草皮铺设。3.工程量及金额：足球场草皮铺设6800㎡，各项工程量合计金额共计人民币233000元整。4.工期：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完工，草皮养护期一年。5.付款方式：足球场草皮改造完成使用后，两个月内付清。6.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签字后生效。”该合同经原告签字、被告盖章。2015年7月20日，第三人中职校对该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进行招标，后第三人中职校向案外人华欣公司发出《龙泉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2015年7月31日，第三人中职校与案外人华欣公司签订《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合同载明：“……工程内容：工程预算范围内的工作内容。承包范围：工程预算范围内的工作内容。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30日历天。金额（大写）：壹拾叁万玖仟捌佰伍拾捌元（人民币）￥：13.9858万元”。该合同第二节通用条款载明：“双方约定的工程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1、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后一次性支付全部工程价款。2、结算总金额的5%作为缺陷责任期的保留金扣留在业主方。保留金的退还时间是：在缺陷责任期满并发给缺陷责任终止书后14天内，由监理人员或业主核准保留金退还给承包人……”。该合同附件3《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载明：“工程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缺陷责任期终止后，发包人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施工合同签订后，案外人华欣公司未实际施工。2016年1月5日，浙江鼎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在送审金额139858元范围内对6104㎡铺设草皮（测量时现场草皮铺设面积实际达6800㎡左右）的造价审定为137082元，没有计入超出送审金额范围的工程量部分。该工程经第三人中职校与案外人华欣公司验收合格，未注明验收时间。2016年1月29日，第三人中职校向案外人华欣公司支付审定工程款的95%即130227.9元，剩余5%即6854.1元作为质保金予以扣留。2016年1月30日，原告项庭富向案外人华欣公司领取120632.2元，款项备注用途为“龙泉中等职业学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款”。本院认为，对于华欣公司涉及的工程与项庭富所施工工程之间的关系，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明确系同一工程，原告、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亦予以认可。原告项庭富经与被告龙泉足协口头协商后，已按约履行施工义务，后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对该口头协议的内容加以确认，并由被告承诺履行相应付款义务。本院认定，原告项庭富、被告龙泉足协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被告龙泉足协辩称其不存在发包案涉工程的可能，被告并非足球场的所有权人，与中职校不存在长期合作关系，足球场一直由中职校所有、管理、使用，具有半公益性质，被告没有足够经济基础去委托原告进行足球场提升工程，足球联赛已于2015年7月4日如期举行，不可能在联赛举办完后的8月份还要求原告为举办足球联赛进行足球场提升工程。本院认为，首先，《承包合同》约定工期虽与实际施工情况有所出入，但被告龙泉足协并未对《承包合同》中公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其次，合同载明工程地点为“龙泉市中职校足球场”，工程量为“足球场草皮铺设6800㎡”，均与原告施工情形一致；再次，工程于2015年6月施工，于同年7月4日浙江省城市足球冠军联赛龙泉赛区比赛举办时实际投入使用，并未违背合同所称“举办足球联赛，需要改造中职校足球场草皮”；最后，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禁止非物权人作为工程发包人，被告是否实际具有履行付款义务的能力，不影响其与原告订立合同。综上，该承包合同可以作为确认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依据，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作为《承包合同》的相对方，系诉争工程发包人。对于《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因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应属无效。但原告已完成诉争工程，且该工程于2015年7月4日浙江省城市足球冠军联赛龙泉赛区比赛举办时已实际投入使用，原告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案外人中职校已基本全额支付案涉项目工程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确立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时的折价补偿原则，即“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该条并未赋予承包人选择按照合同约定或者工程定额标准进行结算的权利，除非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定额价或市场价据实结算，否则，一般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案涉《承包合同》载明：“各项工程量合计金额共计人民币233000元整”，该约定系固定价，且测量时现场草皮铺设面积实际达6800㎡左右，符合《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仅在送审金额139858元范围内对6104㎡铺设草皮的造价加以确认，没有计入超出送审金额范围的工程量部分，被告龙泉足协主张按照《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中审定造价结算既于法无据，亦不符合客观事实，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人中职校以补作招投标形式，在明知案外人华欣公司未实际施工的情况下，通过案外人华欣公司向原告支付120632.2元，款项备注用途为“龙泉中等职业学校运动场足球场草皮提升工程款”，确认有为债务人龙泉足协清偿的意思，该代为清偿行为客观上减少了被告龙泉足协应当承担的债务，相应金额予以扣减，故被告仍应支付原告工程款233000元-120632.2元=112367.8元。对于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承包合同》载明：“付款方式：足球场草皮改造完成使用后，两个月内付清”，现诉争工程于2015年7月4日球赛举办时已实际投入使用，原告主张自2015年11月1日起支付利息未超过上述期限，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现双方没有约定，原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1月1日起以233000元为基数计付至2016年1月29日止，并以11236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30日起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龙泉市足球协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项庭富支付工程款112367.8元；二、被告龙泉市足球协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项庭富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5年11月1日起以233000元为基数计付至2016年1月29日止，并以112367.8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30日起计付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项庭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95元，由原告项庭富负担2482.5元，由被告龙泉市足球协会负担231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靖代理审判员 盛 洁人民陪审员 杨世忠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代书 记员 王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