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3民终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培明，男，1967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林，男，1985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栗县。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英，女，199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栗县。上诉人陈林、陈文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绍鹏，安源区楚萍服务所服务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源装饰分公司，住所地萍乡市安源区东方巴黎二期15栋111号。负责人：李杰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蕾娜，萍乡市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萍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滨河西路58号。负责人：黄永强，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成，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永湘，女，1994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高玉琦，女，199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上诉人蔡永湘、高玉琦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建，江西赣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蔡永湘、高玉琦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洁，江西赣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姜丽娟，女，197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元高，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小林，男，195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萍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萍，江西一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昭溶，女，1991年3月9日出生，住萍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江西广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芦林，男，1970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清，女，1976年7月1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芦林之妻。上诉人彭培明、陈林、陈文英、江西兴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源装饰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安源分公司”）、萍乡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萍乡市城管局”）、蔡永湘、高玉琦、姜丽娟均因与被上诉人朱小林、刘昭溶、芦林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6）赣0302民初19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培明、上诉人陈文英及上诉人陈林、陈文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绍鹏、上诉人兴华安源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雷娜、上诉人萍乡市城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福成、上诉人蔡永湘、高玉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建、上诉人姜丽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元高、被上诉人朱小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辉萍、被上诉人刘昭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明、被上诉人芦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彭培明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七项，改判彭培明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1、彭培明不是广告牌的制作者和管理人，店面已经出租，对广告牌不具备管理职责和义务。2、彭培明不是广告牌的受益者，根据租赁合同的内容，先交租金后使用，出租人房屋收入不受承租人盈亏的影响，更不受广告牌的影响。3、根据前承租人卓悦与现承租人高玉琦的转让协议，高玉琦支付转让费12万元给卓悦，店铺中属于卓悦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房屋装修等营业设备全部归高玉琦，当然也包括案涉的广告牌，彭培明对广告牌物权处置。5、一审判决认为彭培明作为房屋所有权人，对安装招牌没有尽到安全提醒义务，但事实上，承租人未告知过彭培明安装广告牌的事宜，彭培明无法尽到安全提醒义务。6、一审判决不公，同样是房屋所有权人的芦林赔偿比例是1%，而彭培明为5%，彭培明认为店面出租人均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陈林、陈文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朱小林对陈林、陈文英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广告牌的顺序是先有钠镁广告牌，再有介喜广告牌，茵曼广告牌与钠镁广告牌相连在一起，茵曼广告牌与钠镁广告牌相连时，钠镁服装的店主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亦未拒绝，一审判决认定茵曼服饰店是导致两块招牌相连的责任主体错误。2、一审判决避重就轻，对介喜服饰的广告牌连垫挂四块隔板的事实予以忽略，未认定介喜服饰店主为责任主体错误，茵曼广告牌系受介喜广告牌牵扯悬挂在墙上，受害人系由全部落地的介喜广告牌砸伤，一审判决不分主次，各判50%的责任错误，介喜服饰店主是本案坍塌事故的责任主体。二、一审判决划分责任错误。1、砸伤受害人朱小林的广告牌是介喜服饰的，其服装店店主高玉琦、蔡永湘应承担本案全部责任，陈林、陈文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兴华安源分公司、芦林、姜丽娟与陈林、陈文英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判决陈林、陈文英承担责任，则亦应判决兴华安源分公司、芦林、姜丽娟承担相应责任。兴华安源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兴华安源分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将两个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合并审理，属于程序违法。兴华安源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应当驳回朱小林对兴华安源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兴华安源分公司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更没有诉讼标的上的牵连，本案合并审理不仅程序违法而且有给上诉人增加诉累的负担。兴华安源分公司与陈林、陈文英属于承揽合同关系，实际上是未签订书面的合同，仅是履行口头约定的合同。兴华安源分公司已充分履行了提示和敬告陈林、陈文英需要加固招牌支架的义务。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正确。介喜服装店经店主高玉琦对招牌进行改名和喷漆，则为其提供装修的主体也有责任提示和敬告介喜服装店进行加固，该装修主体亦应当追加至本案。一审判决武断认定茵曼服饰店是导致两块招牌相连的责任，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将30%的安全责任划分给兴华安源分公司与事实不符，且极不公平。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理解运用错误，导致不应承担责任的兴华安源分公司承担了最大的责任，属于判决错误。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及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兴华安源分公司既不是茵曼服饰店的所有人也不是广告牌的管理人和使用人，不应承担责任。如果茵曼服饰店在赔偿责任后，认为兴华安源分公司有责任的，有权另行起诉进行追偿，一审法院直接将30%的责任划分给兴华安源分公司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陈文英在兴华安源分公司明确告知应对招牌进行加固的情况下，仍不予加固，所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物权对兴华安源分公司索赔。且安装已超过1年保修期，据此，兴华安源分公司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4、一审法院认定朱小林的赔偿项目各项费用偏高。朱小林系1953年3月7日出生，伤残赔偿金只能计算16年，一审判决按照20年予以计算错误，多计算了伤残赔偿金106000元。一审判决一次性支付5年的完全护理费用213525元不合理。被抚养人已经82岁了，且为看到证明其实际长期居住在城镇的证据，仅以朱小林为城镇居民认定为城镇赔偿标准与事实不符。5、兴华安源分公司口头提出提出过重新鉴定的申请，但是在法院电话告知缴纳鉴定费后，已明确回复法院不再重新鉴定，亦未缴纳鉴定费，故此，鉴定费不应由兴华安源分公司承担。萍乡市城管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萍乡市城管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混淆了民事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楼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本案是属于民事侵权案件，应用过错推定原则。按照前述规定，本案广告牌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有管理、照看、维护、维修其广告牌的法定义务，体现的是一种民事管理。而萍乡市城管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属于行政单位，虽然其确实负责城市规划区域内户外广告、店面、招牌的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但其履行的是行政审批及行政秩序管理的职责，属于行政管理，并不具有对具体的广告牌进行管理、照看、维护、维修的法定义务。一审判决认定萍乡市城管局在行政管理上存在过失而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是将行政管理和民事管理混为一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与其适用的民事诉讼程序自相矛盾。即使萍乡市城管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上存在过失，那也只能提起行政赔偿之诉，适应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而本案系民事诉讼，在民事案件中认定该行政单位存在行政管理过失而判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错误，且无法律依据。《江西省户外广告管理条例》第4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规划、市容、市政、环保、公安、交通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工商管理部门做好本行政区月内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工作”，《萍乡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第5条固定：“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为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户外广告设置规划机关为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管理机关为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另外，广告牌材质、制作工艺标准和安装质量均由质监局管理，根据上述规范性文件，萍乡市城管局只是户外广告的管理部门之一，工商管理部门、规划部门、质监部门等行政单位是否也应当追加为共同被告？一审判决不属于法律判决，属于慈善判决。蔡永湘、高玉琦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程序违法。剥夺了各方当事人法庭辩论的权利，各方当事人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应承担的责任、赔偿项目等问题没有展开法庭辩论。一审对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书未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对广告牌和吊顶掉落原因没有进行司法鉴定。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不仅是广告牌，连整个吊顶都跌落了，到底是广告牌的原因导致跌落还是房屋吊顶原因导致跌落，一审没有查实。3、一审判决蔡永湘、高玉琦承担的赔偿责任过重。蔡永湘、高玉琦经营该店铺才两个月零10天，广告牌跌落与其两人关系不大，且广告牌也不是蔡永湘和高玉琦经营期间制作安装的。4、一审判决赔偿的项目和金额未经过法庭辩论阶段经各方当事人发表辩论意见。姜丽娟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姜丽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姜丽娟涉案事实部分时，混淆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以姜丽娟“擅自转租并赚取了差价”为由，判决姜丽娟分担了芦林4%的赔偿责任，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了错判。依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至规定，姜丽娟既不是广告牌的所有人、管理人，也不是使用人，一审法院对姜丽娟责任的认定应如对刘昭溶的责任认定一样，判决姜丽娟不承担赔偿责任。姜丽娟与芦林的租赁合同纠纷明显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有无转租以及转租是否合法与广告牌的跌落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姜丽娟不应被追加为本案当事人；姜丽娟在转租中是否获取差价，不应当作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原因和依据。一审法院任意以其他并无侵权因果关系的理由扩大责任主体，实属不当，应予纠正。朱小林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依法作出判决。蔡永湘、高玉琦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一审对广告牌掉落的原因未进行司法鉴定予以查实，广告牌的跌落与蔡永祥、高玉琦的关系不大，广告牌并不是其二人经营期间制作安装的。陈林、陈文英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茵曼服饰的广告牌是因为介喜服饰广告牌的牵扯导致的脱落，一审判决茵曼服饰的经营者与介喜服饰的经营者负同等责任不公平，茵曼服饰的广告牌没有伤害到朱小林，该广告牌是兴华安源分公司安装的，发生坍塌的时间是合同约定的保质期内，兴华安源分公司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彭培明针对以上上诉请求未发表辩称意见。刘昭溶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一审程序合法，对刘昭溶部分的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对刘昭溶的判决。萍乡市城管局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萍乡市城管局属于行政执法单位，在本案中不属于民事管理上的义务人，因此，萍乡市城管局在事实和法理上均与本案无关联。芦林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一审判决合情合理，请求二审予以维持。姜丽娟针对以上上诉请求未发表辩称意见。兴华安源分公司针对以上上诉请求统一辩称意见与其上诉事实和理由一致。朱小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蔡永湘、高玉琦、陈林、陈文英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729915.7元，其中医药费248364.1元、护理费75天×117天=87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37）天×50元/天=5600元、营养费（75+37）天×20元/天=2240元、鉴定费1600元、伤残赔偿金26500元/年×20年=530000元、完全护理依赖117元/天×20年×365天×1人=8541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后期治疗费4000元、抚养费15442元/年×5年÷3人=25236.6元、交通费3000元。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9月11日晚7时15分左右，朱小林步行至萍乡市××区××路时，茵蔓、介喜服装店广告牌突然掉落，将其砸伤，当时，介喜服装店的经营者为高玉琦（登记经营者）、蔡永湘，茵蔓服装店登记的经营者为陈林，陈文英为陈林之妻，均为个体工商户。介喜服装店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彭培明，刘昭溶于2014年8月22日与上海钠镁服饰有限公司签订分销协议，租赁了彭培明该店铺，2014年9月20日前后对店铺进行了装修（包括招牌），2016年6月3日将该店面转让给高玉琦，彭培明于2016年6月10日与高玉琦签订商铺租赁合同，以7500元/月出租告高玉琦。高玉琦承租后请朋友对原有招牌改换了名字并喷漆，当时的施工人员告知高玉琦隔板太厚了，已经有四块板了。茵蔓服装店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芦林，芦林将该房屋以7700元/月出租给姜丽娟，姜丽娟以9000元/月转租给陈文英，未告知芦林。2015年8月17日，陈文英与兴华安源分公司签订装修施工合同，招牌部分的装修项目包括原有招牌的拆除、支架加固、饰防水石膏板、外墙仿瓷、喷真石漆，除漆外，材料由兴华公司提供，约定保修期1年。兴华公司装修时，刘昭溶的招牌已经安装完毕。事发时，两块招牌是连在一起的。招牌掉落时，介喜服装的招牌落在地面，茵蔓服装的招牌还有一部分挂在墙上。朱小林受伤后，被送往湘雅萍矿合作医院治疗，经诊断为颈6椎板骨折伴完全瘫痪，头皮血肿，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6年11月25日出院，住院75天。2016年12月14日因意识模糊，加重伴人事不知入萍乡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2017年1月20日出院，住院37天，两次住院共花费医疗费248364.1元。2016年12月12日，朱小林向江西吴楚司法鉴定中心申请进行了伤残程度鉴定，损伤评定为伤残一级，护理依赖程度为需完全护理依赖，损伤护理期评定为鉴定前一日止，后续治疗费评定为4000元，花费鉴定费1600元。陈林、陈文英及兴华安源分公司不服该鉴定结论，向一审法院申请对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护理依赖程度重新鉴定，南昌大学司法医学鉴定研究所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朱小林的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后续治疗费4000元，具体费用结合实际发生情况，属完全护理依赖。陈林、陈文英缴纳了鉴定费5200元。朱小林受伤后，陈林、陈文英支付了15000元，高玉琦、蔡永湘支付了12000元。一审法院还查明，朱小林属非农业户口，其母亲罗桂芳出生于1935年11月25日，有兄弟姐妹3人。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朱小林在正常行走过程中被掉落的店铺招牌砸伤，造成一级伤残的后果，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砸伤朱小林的广告牌的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为介喜、茵蔓服装店，故该两个店铺的经营者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招牌掉落的原因及责任问题，由于事故现场位于本市闹市区，在受理该案件时，现场已经被清理，无法对广告牌掉落的原因进行司法鉴定，故只能根据常理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判定。根据现场照片，事发时，两块招牌是连在一起的，介喜服装的招牌已落地，茵蔓服装的招牌还有一部分悬挂在墙上。两个服装店属于不同的经营者和品牌，招牌是经营者自行安装、管理，庭审中已查明，介喜服装店的前任招牌钠镁服饰于2014年9月20日前后装修（包括招牌），2015年8月17日，茵曼服装店的招牌由兴华安源分公司进行装修，2016年6月10日后高玉琦请朋友对原有招牌改换了名字并喷漆。由此可见，三块招牌安装的先后顺序是钠镁服饰、茵曼服装、介喜服装，介喜服装对其招牌仅喷漆改换名字，是茵曼服装店在安装招牌时将其与钠镁服饰的招牌连在了一起，因此，茵曼服装店是导致两块招牌相连的责任主体。另据高玉琦陈述，在对介喜招牌进行喷漆改换名字时，当时的施工人员告知她隔板太厚，已经有四块板了。综上，陈林、陈文英在安装招牌时，将其招牌与当时的钠镁服饰的招牌连接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安装招牌时取得了钠镁服饰的同意，以致造成了安全隐患。高玉琦在承租后，在钠镁服饰招牌的基础上对招牌改换了名字及喷漆，增加了招牌的重量，导致两块招牌掉落并砸伤朱小林。鉴此，两个店铺的过错行为互相作用、互相影响，陈林、陈文英擅自将招牌与他人的招牌连接在一起，高玉琦、蔡永湘在改换招牌时不顾安装人员的提醒，加重招牌的重量，都存在过错，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其他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兴华安源分公司作为一家专营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单位，在承接茵曼服饰的装修工程时，应该清楚将招牌连接在别人招牌上的后果，但未履行安全提醒义务，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确保招牌悬挂的安全，以致形成了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陈林、陈文英虽在招牌的安装上选择了有资质的公司，没有选任过失，但在使用过程中对招牌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应责任。茵曼服装店的工商登记业主为陈林，但实际经营者为其妻陈文英，故陈林、陈文英均应承担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高玉琦作为介喜服装店的经营者，在安装招牌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使用过程中对招牌疏于管理，引发了招牌的掉落，应承担赔偿责任。蔡永湘对其诉讼主体资格未提出异议，经电话询问，其认可当时与高玉琦是合伙关系，故应按照个人合伙的法律规定，对高玉琦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彭培明、芦林作为介喜、茵曼服装店的房屋所有权人，在两店安装招牌时，没有尽到安全提醒义务，对事故发生应承担一定责任。姜丽娟违反与芦林不得转租的合同约定，未经芦林的同意，擅自转租并赚取差价，应承担赔偿责任。芦林对自己的财产疏于管理，亦应承担一定责任。萍乡市城管局的主要职责中，第6条是“负责城市规划区内户外广告、店牌、招牌的设置规划和监督管理。”介喜、茵曼服装店均处于本市最繁华的街道，其户外招牌的设置管理均属于萍乡市城管局的职责范畴，对于事故的发生，萍乡市城管局存在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刘昭溶的责任问题，刘昭溶于2016年6月3日将店面转让给了高玉琦，根据店面转让协议书，转让后店铺的现有的装修、装饰及其他所有设备和房屋装修等、营业设备等全部归高玉琦。因此，该店面招牌的管理维护责任也随之转移给了高玉琦，故刘昭溶无需承担责任。根据朱小林的诉讼请求、有关法律规定、司法鉴定意见及江西省2016年统计数据，朱小林的诉讼请求中，后续护理费的计算不够合理，应依照法律规定，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为5年。交通费的票据不足且主张金额过高，酌情认定为1000元。确认朱小林应获得的赔偿款如下：1、医药费248364.1元、护理费75天×117天=877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5+37）天×50元/天=5600元、营养费（75+37）天×20元/天=2240元、鉴定费1600元、伤残赔偿金26500元/年×20年=530000元、完全护理依赖117元/天×5年×365天×1人=21352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后期治疗费4000元、抚养费15442元/年×5年÷3人=25236.6元、交通费1000元。合计1090340.7元。上述款项由兴华安源分公司承担30%，计327102.21元，陈林、陈文英承担20%，计218068.14元，高玉琦、蔡永湘承担20%，计218068.14元，萍乡市城管局承担20%，计218068.14元，彭培明承担5%，计54517.04元，芦林承担1%，计10903.41元，姜丽娟承担4%，计43613.63元。由于司法鉴定是应陈林、陈文英及兴华安源分公司的申请进行，陈林、陈文英缴纳了鉴定费5200元，因鉴定结论与朱小林主张的伤残等级一致，故该鉴定费应由陈林、陈文英、兴华安源分公司按责任比例承担。即陈林、陈文英承担1300元，兴华公司承担3900元。朱小林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但其计算的赔偿金额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应予以依法处理。一审被告均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救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蔡永湘、高玉琦赔偿朱小林218068.14元，品除已支付的12000元，尚需支付206068.14元。蔡永湘、高玉琦负连带清偿责任；二、陈林、陈文英赔偿朱小林218068.14元，品除已支付的15000元，尚需支付203068.14元。并承担鉴定费1300元（此款陈林、陈文英已支付）。陈林、陈文英负连带清偿责任；三、兴华安源分公司赔偿朱小林327102.21元；四、萍乡市城管局赔偿朱小林218068.14元；五、芦林赔偿朱小林10903.41元；六、姜丽娟赔偿朱小林43613.63元；七、彭培明赔偿朱小林54517.04元；八、兴华安源分公司支付鉴定费3900元给陈林、陈文英；九、驳回朱小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69.24元，由蔡永湘、高玉琦负担2922.61元、陈林、陈文英负担2922.61元、兴华安源分公司负担4383.92元、萍乡市城管局负担2922.61元、芦林负担203.69元、姜丽娟负担814.77元、彭培明负担730.65元，朱小林负担5756.17元。二审中，兴华安源分公司提交照片5张和收款收据及付款票据，拟证明茵曼服饰广告牌在安装时，兴华安源分公司提醒店主要进行加固，店主拒绝加固，兴华安源分公司退回加固费用；茵曼服饰广告牌是受介喜服饰广告牌牵扯至脱落，跌落原因未经鉴定，茵曼服饰广告牌跌落与兴华安源分公司的安装质量无关。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对该两组证据进行了质证，质证意见在卷作证。二审经开庭审理及审查一审案卷材料，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是朱小林因介喜服饰广告牌跌落而被砸致伤引发的纠纷，广告牌属于悬挂物，悬挂物跌落致人损伤属于侵权行为，本案属于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彭培明、陈林、陈文英、兴华安源分公司、萍乡市城管局、蔡永湘、高玉琦、姜丽娟对朱小林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责任如何划分比例；2、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关于彭培明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虽然彭培明是介喜服饰店面的所有权人，但店面已经出租，其对承租人为经营需要安装的广告牌不具有管理义务，亦非广告牌的所有人、使用人，根据彭培明将店面出租给蔡永湘、高玉琦的事实，能够认定彭培明对朱小林的损害不存在过错，亦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以彭培明在安装广告牌时没有尽到安全提醒义务，认定其应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彭培明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芦林系介喜服饰店面的出租人，对介喜服饰广告牌亦不具有管理义务，与朱小林的损害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亦不应承担本案赔偿责任。关于兴华安源分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兴华安源分公司是茵曼服饰广告牌的安装制作人，与茵曼服饰店主陈林、陈文英系承揽合同关系，兴华安源分公司根据陈林、陈文英的安装要求制作安装了广告牌，并交付使用，完全履行了承揽合同义务。在本案中，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因兴华安源分公司存在质量不合格、技术缺失等过错行为致使广告牌的跌落，不足以认定兴华安源分公司对造成本次事故存在过错，且兴华安源分公司并非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赔偿责任主体，一审判决兴华安源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兴华安源分公司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萍乡市城管局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萍乡市城管局属于行政管理部门，对城市规划区内户外广告、店牌、招牌具有设计规划和监督管理的行政权力。在本案中，萍乡市城管局仅对介喜和茵曼服饰广告牌是否符合城市广告牌整体设计和规格样式等方面享有监督管理的行政权力，广告牌是否安全稳固属于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的管理责任，并非萍乡市城管局的责任范围，因此，萍乡市城管局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亦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作出萍乡市城管局存在未履行管理职责的过失，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萍乡市城管局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姜丽娟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姜丽娟是在承租了芦林的店面后，将店面转租给陈林、陈文英，陈林的转租人。虽然姜丽娟与出租人芦林约定不得转租，但是姜丽娟的转租行为仅属于合同违约行为，与茵曼服饰广告牌的跌落既无行为上的因果关系亦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姜丽娟亦非店面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对朱小林的损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以姜丽娟转租赚取差价为由，作出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姜丽娟提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陈林、陈文英、蔡永湘、高玉琦对朱小林的损害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经查实，介喜服饰承租钠镁服饰店面后，在原有钠镁服饰广告牌上改换名字及喷漆后，形成介喜服饰广告牌。茵曼服饰广告牌在安装时，与钠镁服饰广告牌连接在一起，在事实上已连成了一块整体广告牌。介喜服饰店的经营者蔡永湘、高玉琦和茵曼服饰店的经营者陈林、陈文英是两个店面的管理者及使用人，是广告牌的所有人，对广告牌具有管理的义务。因两块广告牌形成了一个整体，在物理上相互作用，无法区分是介喜服饰广告牌还是茵曼服饰广告牌的作用力致使广告牌跌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蔡永湘、高玉琦、陈林、陈文英对广告牌跌落至朱小林损伤应向朱小林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蔡永湘、高玉琦已支付朱小林12000元，陈林、陈文英已支付朱小林15000元，蔡永湘、高玉琦与陈林、陈文英应连带支付朱小林各项损失共计1063340.07元。因介喜服饰经营者陈林、陈文英和茵曼服饰经营者蔡永湘、高玉琦对朱小林的损害均具有过错，故此，蔡永湘、高玉琦与陈林、陈文英内部应各自承担50%的赔偿份额为宜，双方对于支付超出50%赔偿份额的款项有权依法向对方进行追偿。蔡永湘与高玉琦系合伙关系，双方在50%的赔偿份额内为连带关系。关于重新鉴定的鉴定费5200元的承担问题。因重新鉴定系陈林、陈文英和兴华安源分公司申请，鉴定结论与朱小林主张的伤残等级一致，因兴华安源分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该费用应由陈林、陈文英负担。陈林、陈文英提出“其经营的茵曼服饰店的广告牌系因被介喜广告牌坠落所牵扯而坠落，且有部分仍挂于空中，其二人不是侵权主体，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蔡永湘、高玉琦提出：“其经营该店铺才2个月零10天，广告牌跌落与其关系不大”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蔡永湘、高玉琦提出一审庭审缺失法庭辩论阶段，且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未经各方质证，属于程序违法。经查阅一审案卷，一审庭审中组织了法庭辩论，经询问，各方同意以提交书面代理词的方式发表辩论意见，系对各自诉讼权利的处分。庭后，各方亦提交了代理词，故此，一审法院并未剥夺各方当事人法庭辩论的权利。一审法院通过质证笔录的方式，就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向各方当事人征询了质证意见，并告知如有异议，可书面提交，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如此，一审程序合法，上诉人蔡永湘、高玉琦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2017）赣0302民初6号民事判决；二、蔡永湘、高玉琦和陈林、陈文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朱小林各项损失1063340.7元；三、驳回朱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20369.24元，由蔡永湘、高玉琦负担10184.62元，陈林、陈文英负担10184.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697.56元，由蔡永湘、高玉琦负担7348.78元，陈林、陈文英负担7348.7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缪德敏审判员  王 娟审判员  刘 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朱郭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