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2民初10384号原告:付秀兰，女，197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平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建，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金朗中路**号。组织机构代码：45722872-6。法定代表人：黄兴城，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武，男，该院医生。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付秀兰与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以下简称“大朗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纯建，被告大朗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凡、王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秀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以下费用：（1）医疗费8500元（17000元×50%）；（2）残疾赔偿金37684.3元（37684.3元×20×10%×50%）；(3)精神抚慰金10000元；(4)误工费10750元（3400元×6个月10天×50%）；(5)护理费6526.55元（67104元÷365天×71天×50%）；(6)住院伙食补助费3550元（71天×100元/天×50%）；(7)抚养费25027.64元（母28613.3元×17年×10%×50%=24321.31元，子28613.3元×1年×10%×50%÷2=715.33元）；(8)鉴定费15400元；(9)交通费2000元;以上费用合计119438.4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6日，原告因多发性子宫肌瘤到被告妇科住院治疗。2014年12月11日，被告在腹腔镜下为原告进行了子宫全切术。术后，原告出现阴道留液，医生考虑右侧输尿管下段瘘。2014年12月18日，原告被转到被告泌尿外科治疗，2012年12月19日被告泌尿科外科医生在全麻下为原告进行了输尿管镜下右输尿管探查+右侧肾盂造瘘+腹腔引流术。2015年1月8日，原告病情好转出院，医生嘱原告3月后返院二期手术治疗。2015年3月10日，原告返院住院治疗，被告于2015年3月12日为原告进行了右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双J管置入术，2015年3月28日原告出院。2015年3月31日，原告因泌尿系统感染入院，2015年4月3日被告为原告拔出了双J管，2015年4月8日原告出院。2015年5月8日原告出院。2015年5月8日，原告再次因泌尿系统感染入院，经治疗后于2015年5月16日出院。2015年7月21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原告输尿管瘘等的伤情为十级伤残。综上所述，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在子宫全切术时伤及原告的输尿管，并造成原告的十级伤残。据此，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辩称：一、被告在对原告的各项诊疗符合国家卫生部、广东省常见病基本诊疗规范，诊疗恰当。1.原告因“①多发性子宫肌瘤②中度贫血”入住被告处，术前已输血纠正贫血，同时被告进行了妇产科全科病例讨论，原告子宫多发性肌瘤，子宫增大如孕3+月，如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可能出现复发及症状无明显改善。被告多次向原告及其家属告知病情，并就治疗方案与原告及其家属进行沟通选择，在征得原告及其家属的同意下行腹腔镜下行子宫切除术，符合医疗规范，医疗告知到位；2.原告术后发生输尿管损伤，被告立即请泌尿外科专家会诊，及时诊断，并转泌尿外科进一步治疗，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尽量尽快恢复原告输尿功能，以减少肾脏的损害。被告的处置措施符合诊疗规范，缩小原告的损害范围。目前原告两侧的肾功能良好，没有再次出现尿瘘的症状。二、原告付秀兰的输尿管损伤是手术的并发症，是目前医疗手段和水平难以完全避免的。1.女性生殖器官与泌尿系统器官紧密相连，在妇产科手术中由于局部病变或解剖层次欠清晰极易造成输尿管损伤，其发生率占总损伤率的82%，子宫动脉和输尿管的关系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小桥流水”。子宫动脉为髂内动脉前干分支，在腹膜后沿骨盆侧壁向下向前行，经阔韧带基底部、宫旁组织到达子宫外侧，相当于宫颈内口水平约2cm处，横跨输尿管至于子宫侧缘，也就是输尿管在子宫动脉下方。正因为女性的特殊解剖结构，导致了妇科手术比较容易发生邻近器官组织损伤；2.妇科手术引起的输尿管损伤的发生率为0-1.46%，平均为0.16%；膀胱损伤的发生率为0.02%-1.95%，平均为0.26%。损伤多见于严重的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大的子宫肌瘤（尤其是子宫阔韧带下部肌瘤或宫颈肌瘤）、宫颈部肌瘤落入宫颈，但宫颈内仍有粗大的肌瘤蒂以致颈管明显增粗，于手术时易损伤输尿管。输尿管局部位置移位，炎症粘连导致解剖关系不清，输尿管在盆腔的特殊走形，盆腔黏连，和解剖结构不清的患者也比较容易发生输尿管损伤。原告付秀兰，存在子宫多发性肌瘤、术中可见子宫前后壁多个突起，最大一个约7×6×6cm,同时有慢性宫颈炎，是容易损伤输尿管的客观因素；3.随着近年来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的逐渐开展，缺血坏死引起的输尿管瘘逐渐增多，根据文献报道，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的逐渐开展，缺血坏死引起的输尿管瘘逐渐增多，据文献报道，腹腔镜下广泛子宫切除术的输尿管瘘的比例高达4%。究其原因，是由于手术常采用电凝和电切的方法处理血管及组织，除了机械损伤外还可能出现热损伤，输尿管受到热损伤术中往往难以发现，而是在术后一段时间才发生输尿管漏，出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另外，在处理子宫动脉时，由于需要反复电凝、电切，也容易造成输尿管热损伤，导致局部缺血坏死。腹腔镜手术时，术者无法用手触摸感知输尿管，且输尿管与子宫动脉交叉后在宫颈进入输尿管隧道经阴道侧前方进入膀胱，此处为损伤好发部位，但由于组织较厚，哪怕采用输尿管置管的办法亦不能完全取得帮助识别的作用，因此输尿管置管还不能完全避免输尿管损伤。综合文献和现有的医疗水平来看，目前对于妇科手术，尤其是子宫切除术，虽初步获得满意效果，但还需要更多病例的实践总结，以期寻找出安全、方便的术式切除患病的子宫而不并发输尿管损伤。综上所述，被告在对原告付秀兰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无过失；原告付秀兰术后出现尿漏是手术难以避免的并发症，虽然术前已进行病例讨论，也尽能力去预防，但目前妇产科子宫切除术造成输尿管损伤是目前医疗水平都难以避免的，鉴于此，被告认为不存在医疗过错，不应承担医疗损害责任。另，原告尚欠医疗费45250.99元，如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则该医疗费用应从赔偿款项中予以抵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本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6日，原告付秀兰因“月经量增多10+年，头晕2天”入住被告处，初步诊断为：1.多发性子宫肌瘤；2.中度贫血。诊刮病理：（宫内刮出物）子宫内膜呈分泌早期改变；符合灶性子宫内膜息肉。于12月11日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术中见：子宫增大如孕3+月，子宫前后壁见多个突起，最大一个大小约7×6×6cm,光滑，无粘连，双侧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术中诊断：多发性子宫肌瘤。予行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术后予抗炎、补液等对症治疗。12月17日出现阴道排液，色较清，淡黄色，量较多，行亚甲兰试验阴性。12月18日泌尿系CT+三维重建+增强：子宫切除术后改变，盆腔积液，右侧输尿管中上段轻度扩张积液，考虑右侧输尿管下段漏。于2014年12月19日行输尿管镜下右输尿管探查术、右侧肾盂造瘘术以及腹腔引流术，术后诊断：1.右侧输尿管尿道阴道瘘；2.多发性子宫肌瘤；3.子宫全切术；4.泌尿系统感染。术后予抗感染、补液止血等对症处理。术后对切除的子宫进行病理诊断：1.多发性平滑肌瘤；2.慢性宫颈炎，纳氏囊肿。原告于2015年1月8日出院，出院医嘱：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定期复查；2.每月返院复诊，3月后返院行二期手术治疗；3.不适随诊；4.带药……。2015年3月10日，原告再次入院治疗，并在2015年3月12日行右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和双J管置入术，同年3月28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右侧输尿管阴道瘘、右肾盂造瘘术后、子宫全切术后。出院医嘱：1.出院后多饮水，不适随诊；2.一月后来我院复查B超结果；3.出院带药……。2015年3月31日，原告再次入院治疗，于2015年4月3日拔出双J管，后于同年4月8日出院。出院诊断：1.泌尿系感染；2.急性咽炎。出院医嘱：出院后多饮水，休息一周，不适随诊；2.一月后门诊复诊；3.出院带药……。2015年5月8日，被告又入院治疗，直至同年5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泌尿系感染。出院医嘱为：1.出院后多饮水，休息二周；2.出院带药：……。上述治疗期间，原告在被告处住院共计67天。原告为此应当支付医疗费总额为61514.28元，原告已经支付了16263.29元，庭审中，原告同意从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费用中予以抵扣该医疗费，但主张该医疗费亦应按照双方的过错予以分担。被告则认为原告尚拖欠的医疗费不属于医疗过错而产生的损害后果，不应按照过错来分担。2015年7月16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接受原告付秀兰的委托对伤残等级进行检验鉴定，其于2015年7月21日出具粤南[2015]临鉴字第2563号鉴定意见书，认为付秀兰因患子宫肌瘤行子宫切除术，术后出现阴道流液，考虑右侧输尿管下段瘘，又行右侧输尿管探查+右肾盂造瘘+腹腔引流术及右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术+双J管置入术，现双J管已拔除，临床体征稳定，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标准，比照附则5.1款，参照4.10.6.c款规定，评定其伤残等级为十级。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18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对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责任程度进行鉴定。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7月3日出具了粤通司鉴中心[2015]医鉴字第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原告付秀兰因“月经量增多10+年，头晕2天”入院，2014-12-05B超检查示子宫多发性肌瘤，血常规：HGB67g/1。入院后体查子宫孕3+月大，可扪及多个突起。患者为中年妇女，多发性子宫肌瘤，继发性贫血，症状明显，无生育要求。医方对子宫肌瘤的临床诊断、治疗方法选择、手术方式等符合诊疗常规，对术后出现输尿管阴道瘘的手术方法选择符合诊疗常规。2.手术操作不当是导致输尿管损伤的原因之一。根据病历及手术记载：术中见子宫如孕3+月大小，子宫前后壁见数个突起，最大一个7×6×6cm，光滑，无粘连，双侧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术程顺。根据手术记录记载，说明手术难度不大，手术也比较顺利，但根据麻醉记录和手术护理记录发现，该手术用时＞5小时，时长超出通常情况下腹腔镜下子宫切除的时间，同时在护理记录中发现术中又请关涛主任上台协助，医方所述手术顺利难以令人信服。通常情况下，术者术后会对手术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出现的问题会详细记载在手术记录中。输尿管是妇科手术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术后病程记录提示，患者术后7天出现阴道流尿，分析认为医方在手术过程中对输尿管牵拉、分离时使用电凝器械，热伤输尿管外膜，致输尿管外膜水肿变性、坏死并穿孔，由于术者手术过程中操作不当，技术不够熟练，手术时间过长，增加了临近组织损伤的风险，医方没有尽到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医疗行为存在过错。3.医方病历书写不规范，入院记录中妇科检查并未对宫颈情况的记录和描述，同时病历记录上出现多处年份记录错误的地方。医方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但与其损害后果无关。综上所述，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行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时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义务，手术时没有高度重视子宫与相邻组织结构关系，是其出现输尿管损伤的重要原因，医方存在过错，与原告的右侧输尿管尿道阴道瘘存在因果关系，医方应当承担责任，考虑输尿管损伤在妇科手术中是发生率较高的严重并发症，且原告子宫增大如孕3+月大小，子宫肌瘤最大一个大小约7×6×6cm，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增大了输尿管损伤的可能性。被告大朗医院对原告付秀兰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付秀兰的右侧输尿管尿道阴道瘘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应负同等责任，责任程度不超过50%。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3600元。原告对上述鉴定结果不持异议。被告则认为：1.医方术前有充分讨论，对手术并发症及风险与患者及家属有充分沟通，对手术难度有准备，安排了具有相应手术资质的主任医师上台手术；2.术中严格遵循手术操作规程，术中见子宫不规则增大孕3+月大小，子宫前后壁见多个凸起，导致子宫韧带及子宫血管粗短，输尿管相对靠近子宫，位置内移，导致处理宫旁韧带及离断血管时容易出血，手术难度增加，增加了手术损伤风险，故发生输尿管漏属于手术并发症，与医师操作关系较小；3.每位患者体质及解剖组织相邻关系远近情况不尽相同，病变组织度对相邻组织的影响亦不尽相同；4.主刀医师具有20多年妇产科临床经验，此术之前已行腔镜手术几百例，手术操作不当无充分证据；5.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影响因素有手术操作方面，也有患者的自身因素。再查明，原告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原告为农业户口，其配偶为ＸＸ，两人育有一名孩子，该孩子何金城于1997年1月7日出生。原告的母亲何琼芳于1951年4月10日出生。原告主张其为独生子女，并提供由平昌县高峰乡南斯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独生子女证，证明何琼芳与付学婚后育有一女付秀兰，该证明上盖有“平昌县高峰乡南斯村村民委员会”及“平昌县高峰乡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公章。原告主张其于事发时在东莞市××一年以上并有固定收入，其在东莞市大朗针织厂工作，为此提供东莞市大朗恒和针织厂出具的证明、工资表以及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其中：证明显示原告于2012年3月起在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第一工业区恒和针织制衣厂务工至今，该证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8月6日；工资表显示“付秀兰”除2014年2月以外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的工资，分别为：3022元、3016元、2337元、3215元、3358元、3397元、3405元、3439元、3386元、3332元、3386元、3429元。据此计算得原告付秀兰月平均工资为3226.83元；银行流水载明原告付秀兰于2013年3月31日在邮储银行东莞市大朗荔湾营业所开设了银行账户，此后该账户持续存在“卡存”、“卡取”、“汇兑”、“汇出”等操作。原告主张护理费6526.55元，按照居民服务业的标准来计算，并主张护理原告的人员有原告的配偶、原告的堂妹、原告的母亲，但未能提供护理人员的收入证明。原告主张其为处理案涉事故支出了交通费2000元，亦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被告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该过错与原告的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错程度如何确定；二是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费用的数额及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三是原告尚欠的医疗费是否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关于焦点一。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委托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鉴定，该鉴定程序合法，相关鉴定机构及人员具备相应资质，鉴定结论依据充分，故本院对广东通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采信。虽然被告对该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意见，但该异议内容与被告的答辩状内容基本一致，而本院在移送鉴定过程中亦已将该答辩状一并移交鉴定机构，故鉴定机构系在知晓并考虑了该意见的情况下做出的结论，现被告再以同样的意见否定鉴定结论，又未能进一步提交证据予以补强，本院对该异议意见不予采纳。根据鉴定结论可知，被告存在“术者手术过程中操作不当，技术不够熟练，手术时间过长，增加了临近组织损伤的风险，医方没有尽到高度谨慎的注意义务”的过错，且该过错与原告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考虑到鉴定报告同时指出“输尿管损伤在妇科手术中是发生率较高的严重并发症，且患者子宫增大如孕3+月大小，子宫肌瘤最大一个大小约7×6×6cm，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手术的风险，增大了输尿管损伤的可能性。”，可见原告本身所患疾病的特殊性质也是该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之一。综上，再参考鉴定机构关于过错参与度的意见，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就上述损害结果承担50%的民事责任。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院核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原、被告双方均承认原告已支出医疗费16263.29元，并有相关医疗费票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支持。2.残疾赔偿金。虽然原告为农村户口，但是根据原告提交的工资表、银行流水以及东莞市大朗恒和针织厂出具的证明可以相互佐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告发生案涉事故前已在东莞工作生活超过一年且有稳定的收入，故其残疾赔偿金理应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1）残疾赔偿金。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按2016年广东省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应为75368.6元（37684.3元/年×20年×10%）。（2）被扶养人生活费。本案中，原告的被扶养人包括其母亲何琼芳及儿子何金城。事发时，何琼芳已年满63周岁，扶养年限为17年，扶养义务人为原告一人；何金城为17岁零11个月，扶养年限为0.08年，扶养义务人为原告夫妻二人。在第一年，原告能得到的年赔偿总额为28613.3元+28613.3元×1年×1/2＝29757.83元，大于基数，故第一年应当以基数28613.3元计算，在后面的16年，按照基数28613.3元计算，由此可计算得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8642.61元（28613.3元/年×17年×10%）。3.误工费。原告共四次入院治疗，共计住院67天。虽然原告前两次出院医嘱未显示其出院后需要休息，但均有载明原告需每月返院复查，而第三、四次出院后医嘱分别载明休息一周（7天）及两周（14天），故本院结合上述情况酌情确定原告非住院期间的误工天数为25天。综上，原告误工天数合计为92天（67天+25天）。结合东莞市大朗恒和针织厂的工资表可计算得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3226.83元，且该工资水平亦与本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相符，本院予以采信，由此可计算得误工费为9895.61元（3226.83元/月÷30天×92天）。4.护理费。结合原告的疾病情况及治疗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原告住院期间的护理人数以1人为宜。因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原告出院后仍需护理，故对其主张的出院后的护理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又由于原告未能提供护理人的收入情况，故护理费本院参照东莞市一般护工水平标准100元/天计算，即护理费为6700元（100元/天/人×67天×1人）。5.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合计住院6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天100元计算，为6700元（100元/人/天×67天）。6.鉴定费。原告自行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并支出了鉴定费用1800元，有相关票据为证，本院予以确认。7.交通费。虽然原告未能提交相关票据证明其交通费支出情况，但因本案之治疗行为，原告曾先后四次入院治疗，期间必然存在交通费支出，故本院酌情确定交通费用为500元。以上各项合计165870.11元，由被告承担50%即为82935.06元。由于原告损伤达到十级伤残，给其精神造成严重损害，根据原告的损害后果，结合被告的经济能力和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应支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元。综上，被告共需赔偿原告损失85435.06元。关于焦点三。第一，双方确认原告尚欠医疗费45250.99元，并同意将该医疗费在本案的赔偿款项中进行抵扣，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而且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累，故本院对该抵扣事项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第二，根据查清事实可知，被告在第一次施行手术过程中存在操作不当造成原告临近组织的损伤，本案中目前可查实的损伤为泌尿系统损伤，其后原告三次住院均系为了治疗该泌尿系统损伤，故上述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医疗费债务，属案涉医疗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理应按照过错程度来分担，故原告尚欠的医疗费中，有50%即22625.5元由被告自行承担，剩余22625.5元可以抵扣前述赔偿款项，抵扣之后，被告尚需赔偿原告损失62809.56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限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付秀兰赔偿62809.56元；二、驳回原告付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689元，原告付秀兰负担766元，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负担1923元。医疗损害鉴定费13600元，由原告付秀兰负担6800元，由被告东莞市大朗医院负担6800元，此款已由原告缴纳，被告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 波审 判 员  郑惊雷人民陪审员  许传超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梁润霞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