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15868号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男，1967年1月4日出生，丹麦国籍，丹麦ATP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研，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晓鹏，男，1977年7月20日出生，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梁玉兰，女，1949年11月7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博，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宇红，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与被告何晓鹏、梁玉兰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之委托代诉讼理人李研，被告何晓鹏、梁玉兰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博、谢宇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东里新1号楼6层3门602号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何维琛系叔侄关系。2004年10月19日，原告作为受赠人，何维琛与被告梁玉兰作为赠与人，在北京市公证处签署《赠与合同书》并办理了（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约定二人自愿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号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屋”）所享有的各自份额无偿赠给原告所有。2015年6月26日，何维琛与梁玉兰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房屋以赠与的方式过户至其子被告何晓鹏名下，并办理X京房权证西字第XX**号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2月4日，何维琛不幸去世。嗣后，原告曾向贵院陆续提起诉讼，贵院经审理确认了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为无效合同，并撤销了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6月26日向何晓鹏核发的168912号《房屋所有权证》。综上所述，涉案房屋已不存在任何权利障碍，二被告应履行赠与合同义务，故原告诉至贵院。被告梁玉兰、何晓鹏辩称，不同意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与何维琛、梁玉兰之间赠与合同，虽然经过了审判庭确认了其并非非法，但相关判决和证据都没有否认买卖的存在及双方真实的交易目的及历史背景，所以即便赠与合同并非无效，但各个法院都无法确认的是赠与房产就是梁玉兰及已经去世的何维琛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原告及其弟弟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何维琛、何晓鹏以及梁玉兰，都有权撤销本案的赠与合同，不予履行合同中赠与房产的义务。原告通过电话方式与未曾联系的何维琛、梁玉兰及梁晓鹏联系，在明知是买卖而非赠与的情形下，强行索要房产，同月何维琛赴医院化验，确认罹患癌症，在治疗期间承受涉案房屋案件的打击和原告的刁难，内心压力巨大，于2016年2月3日不幸去世。在何维琛离世后，原告及其弟弟以履行赠与协议为要挟，拒不同意何维琛老人的遗体进入祖坟，给何晓鹏和梁玉兰造成了更多伤害。三、何维琛去世后，梁玉兰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依法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何维琛去世后，梁玉兰的月收入骤减四分之三，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且梁玉兰不幸罹患脑膜瘤、双肾囊肿、白内障、骨质疏松等严重或慢性病，治疗费用较高，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丧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将导致梁玉兰的日常生活和疾病难以为继。经本院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梁玉兰与何维琛系夫妻关系，何晓鹏系梁玉兰与何维琛之子，何维琛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系叔侄关系。2004年4月10日，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作为甲方，何维琛作为乙方，北京市侨联律师房玉林作为见证人，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双方同意买卖北京市西城区XX室，房屋建筑面积43.8平方米，使用面积29.31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15万元，双方签字之日起5日内甲方支付乙方5万元，余款10万元于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支付。协议签订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给付何维琛购房款5万元。后何维琛将该款返还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涉案房屋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由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之父何维桐居住。2015年初，何维桐被送至养老院生活，该房屋现由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进行出租。2004年10月19日，何维琛、梁玉兰作为赠与人，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作为受赠人，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载明：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关系，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侄子WeidongHe-Gjerloff所有。受赠人WeidongHe-Gjerloff愿意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当日，双方在北京市公证处对《赠与合同书》办理了公证，该公证处出具（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2005年3月18日，何维琛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东里新1楼3门602号协议》，内容为：北京市西城区XX号，现由何维桐居住，何维桐系何维琛的长兄。何维琛重申，以上房屋由何维桐永久居住，使他在此和谐地安度晚年，但何维桐需支付该房屋的水、电、煤气、暖气、物业管理费用。2015年6月25日，何维琛、梁玉兰（赠与人）与何晓鹏（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书》，约定：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系夫妻关系，赠与人何维琛与受赠人何晓鹏系父子关系，赠与人梁玉兰与受赠人何晓鹏系母子关系。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号房产，房产证号码成本价出售住宅京房权证西私字第XX**号，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现夫妻二人自愿将各自享有的上述房产份额无偿赠给儿子何晓鹏所有。受赠人何晓鹏自愿接受赠与人何维琛、梁玉兰所赠与的上述房产。2015年6月26日，何晓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书（X京房权证西字第XX**号）。2015年7月21日，何维琛、梁玉兰将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起诉至本院，要求确认双方于2004年10月19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无效。2015年11月12日，本院出具了（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载明：“本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何维琛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二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赠与合同书》并进行了公证，该《赠与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属有效合同。二原告以从未有过将房屋赠与给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通过赠与形式掩盖房屋买卖真相，希望达到避税的非法目的，主张赠与合同无效。……二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订立的《赠与合同书》存在上述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45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合同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公民之间的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原、被告双方签订《赠与合同书》后，双方虽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原告亦未将产权证书交与被告，但何维琛与被告在2005年3月18日签订《关于何维桐永久居住北京市西城区XX号协议》，表明被告已经接受赠与涉案房产并由被告之父何维桐实际居住、使用。对二原告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何维琛、梁玉兰的诉讼请求。后何维琛、梁玉兰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期间，何维琛于2016年2月3日去世。2016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6）京02民终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10日，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将何晓鹏、梁玉兰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于2015年6月25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为无效合同。经本院审理于2016年12月19日出具了（2016）京0102民初130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书》为无效合同”，该民事判决已生效。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不服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原房屋登记机关）核发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西字第XX**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经本院审理于2017年4月11日出具（2016）京0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6月26日向何晓鹏核发的168912号《房屋所有权证》”。现原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XX号房屋过户至原告名下；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二被告以其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另查，一、庭审中，二被告提交何维琛诊断证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票据、工资存折、证明、梁玉兰的《超声检查报告》、《骨密度报告单》、门诊病历、疾病诊断书以及网络截图，证明因何维琛生病家庭发生了巨大支出，并且在何维琛去世后，梁玉兰的收入大幅减少，外加梁玉兰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支付治疗费用，梁玉兰的经济情况显著恶化。原告认可何维琛诊断证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票据、工资存折、证明、梁玉兰的《超声检查报告》、《骨密度报告单》、门诊病历、疾病诊断书的真实性，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经济情况恶化；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网络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二、庭审中，二被告提交《住房借款合同》、借据、欠条、转账凭证、还款记录及证明等，证明何维琛、梁玉兰为了缓解何晓鹏的还贷压力，以出售的形式向原告出售涉案房屋，赠与协议系为了避开缴纳税费，在何晓鹏经济困难情况解决后，双方根本没有继续履行买卖合同或赠与合同的意思表示。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内容不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赠与合同书》、（2004）京证内字第14881号公证书、（2015）西民初字第22754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2民终570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102民初13076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京0102行初652号行政判决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设施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依据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何维琛、梁玉兰与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于2004年10月19日所签订的《赠与合同书》经前诉判决认定为有效合同，故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享有依据该赠与合同要求何维琛、梁玉兰将赠与标的物过户至其名下的权利。涉案房屋虽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何维琛、梁玉兰赠与方式登记于何晓鹏名下，但何维琛、梁玉兰与何晓鹏之间的赠与合同经法院确认为无效合同，并经法院审理依法撤销了何晓鹏基于该项赠与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何维琛于2016年2月3日去世后，梁玉兰及何晓鹏作为何维琛遗产的继承人，应当承担代替何维琛继续履行赠与合同中其所承担的相关义务。梁玉兰抗辩称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致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故不构成其赠与义务的免除；梁玉兰及何晓鹏抗辩称，因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何维琛、何晓鹏及梁玉兰，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抗辩意见，故在未达到法定撤销赠与的条件的情况下，梁玉兰及何晓鹏无权要求撤销已公证的赠与合同。综上，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要求梁玉兰及何晓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梁玉兰、何晓鹏协助将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东里新1号楼6层3门602转移登记至WeidongHe-Gjerloff（何伟东）名下。案件受理费五千九百元，由梁玉兰、何晓鹏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代理审判员  徐澜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郭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