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01民终30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凤凰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北京凤凰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海淀区阜外亮甲店1号恩济西园产业园21号楼21-18。法定代表人：朱作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翔，海南阳光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牵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原海南牵手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口市国贸大道19号城市精英A503、A505号房。法定代表人：卢燕民，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瑞德，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欣欣，海南嘉天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北京凤凰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凤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牵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牵手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市龙华区琼01**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凤凰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0106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驳回海南牵手公司的诉讼请求；3.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海南牵手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海南牵手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均系复印件，无原件可供核对，存在诸多疑点，该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旅游团款25万元。（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均系复印件，无原件供核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原审法院径行认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二）就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部分对账单无北京凤凰公司公章确认，且对账单上显示的金额与海南牵手公司主张的金额不相符，无法证明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旅游团款25万元。二、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短信往来记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旅游团款25万元。短信内容中”不用冲团款”证明短信所涉款项与本案所涉团款性质不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据不完全统计，仅自2013年至2014年期间，北京凤凰公司向海南牵手公司付款891026元，北京凤凰公司已经付清了海南牵手公司的团费。综上所述，海南牵手公司就诉请的25万元无清晰的计算过程及来源，其诉请缺乏证据证明，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作出公正裁决，撤销原审判决，以维护北京凤凰公司的合法权益。海南牵手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错误，北京凤凰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均在一审庭审中出示了原件，且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与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了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团款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一）本案一审的庭审过程中，海南牵手公司已经向法庭了提交证据1-8的原件供法庭核对，不存在北京凤凰公司所称的证据1-8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的情况。本案中，因北京凤凰公司经营地在北京，海南牵手公司经营地在海口，双方通过传真的方式进行业务往来，一般来说形式如下：北京凤凰公司在北京本地组织游客形成旅游团前往海南旅游，成团后通知海南牵手公司针对旅游团的地接业务进行报价，海南牵手公司则通过传真件的形式向北京凤凰公司报价，即以传证件的方式发送加盖海南牵手公司公章的确认单，确认地接的旅游团人数、行程、住宿及用餐等预算，北京凤凰公司如同意海南牵手公司的预算报价，则会加盖其公章并仍以传真件的方式回传给海南牵手公司。相同地，双方每个月团款的对账单也以这种方式进行确认，最终形成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及相关业务单据。可见，双方往来的传真件即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证据，展现了双方的交易的真实过程，属于原始证据，并非复制品。而在本案一审的庭审过程中，海南牵手公司已经向法庭了提交证据1-8的传真件原件供法庭核对，不存在北京凤凰公司所称的证据1-8均为复印件，没有原件予以核对的情况。（二）根据一审判决书，证据1-8并非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1-8与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了海南牵手公司主张的北京凤凰公司拖欠团款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本案中，海南牵手公司除了提交证据1-8（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双方确认的对账单及相关业务单据）外，还提交了证据9北京凤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作良与海南牵手公司总经理李娇的短信记录作为证据，并在庭审中出示了存储有该短信的手机予以核对。根据证据9所显示的短信，北京凤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确表示请求海南牵手公司减免人民币10万元，还剩人民币15万元承诺2015年6月底还清，这一证据与海南牵手公司的陈述与请求及证据1-8相互印证，证实了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团款人民币25万元。一审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人民币25万元，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决”的规定，不存在任何错误。（三）本案中并不存在海南牵手公司请求金额与对账单显示不一致的情况。根据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1-8显示，截止2014年1月3日，北京凤凰公司尚拖欠海南牵手公司人民币357344.00元，海南牵手公司同意对零头人民币44元予以减免。此次对账后，北京凤凰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团款人民币57300.00元，海南牵手公司亦于2014年3月17日向北京凤凰公司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57300.00元的发票；在海南牵手公司的不断催款下，2014年9月30日北京凤凰公司又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团款人民币50000.00元，同日海南牵手公司向北京凤凰公司开具了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整的发票。至此，对于截至2014年1月3日对账确认的35744.00元，北京凤凰公司已支付107300.00元，海南牵手公司减免44元，故北京凤凰公司尚欠海南牵手公司人民币25万元。上述事实在北京凤凰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中亦能得到证实，根本不存在海南牵手公司的请求与对账单金额不相符的情况。二、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之间仅有本案所涉的债务，并不存在其他债务，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海南牵手公司总经理李娇与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亦不存在其他债务，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短信往来记录中所指的债务就是本案所涉的债务且有力证明了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团款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北京凤凰公司一直称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证据9短信记录中所称的25万元并不是团款性质，但并未指出该笔欠款为什么性质，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笔欠款并非团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北京凤凰公司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实际上，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之间仅有本案所涉的债务，并不存在其他债务，同时根据北京凤凰公司提供的转账记录摘要可以看到，北京凤凰公司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的一直是团款，根本不存在其他款项。而海南牵手公司的总经理与与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仅因涉案业务有所联系，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债务；而在短信记录中，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所说的”不用冲团款”是为了合理避税而向海南牵手公司提出的建议，并不能说明该笔欠款不是团款。综上，海南牵手公司提交的短信往来记录中所指的债务就是本案所涉的债务且有力证明了北京凤凰公司拖欠海南牵手公司团款人民币25万元的事实，北京凤凰公司的主张毫无事实依据。三、根据北京凤凰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北京凤凰公司已经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91026.00元，并不能证明北京凤凰公司已经付清了团费。根据北京凤凰公司提交的证据2银行对账单显示，北京凤凰公司仅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人民币337650.00元，北京凤凰公司并未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人民币891026.00元。同时，北京凤凰公司试图将海南牵手公司的三亚分公司的账目与本案涉案款项混同，海南牵手公司的三亚分公司是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分支机构，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系独立的记账主体，有独立的财务制度，能够单独出具合法发票，与海南牵手公司的账目不混同。北京凤凰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显示的向海南牵手公司三亚分公司支付的款项与本案海南牵手公司主张的款项没有任何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北京凤凰公司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海南牵手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北京凤凰公司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拖欠的旅游团款人民币25万元；2.判令北京凤凰公司立即以拖欠的团款人民币2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所有团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判令北京凤凰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受理费、公告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京凤凰公司组织游客到海南旅游，委托海南牵手公司承担地接任务，双方均确认存在委托关系，海南牵手公司通过传真的形式接单，并以传真件作为北京凤凰公司付款凭证；根据海南牵手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自2013年1月至同年12月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存在委托事实，但北京凤凰公司没有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委托费用，海南牵手公司总经理于2015年5月12日向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催告，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复予以确认拖欠委托费用事实，并以正在申请贷款为由要求减免部分委托款，但双方未就北京凤凰公司要求达成约定。一审法院认为，一、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确有委托关系，本案中涉及的委托费用为自2013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间所拖欠的，根据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且海南牵手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向北京凤凰公司进行催告，说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海南牵手公司主张了权利，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15年5月12日重新起算，海南牵手公司于2017年1月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二、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一直以海南牵手公司通过传真的形式接单，北京凤凰公司以传真件作为付款凭证方式进行付款，双方于2014年1月3日进行最后一次对账，并由北京凤凰公司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委托费用；海南牵手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对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理人进行催告后，经北京凤凰公司确认拖欠委托费用事实后没有支付拖欠款项；北京凤凰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辩称事实，不符合双方约定及交易习惯，根据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故海南牵手公司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海南牵手公司诉请未届满诉讼时效的规定，现海南牵手公司诉请要求北京凤凰公司支付2013年1月至同年12月所拖欠的旅游团款25万元及相应银行利息符合双方约定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应予以支持，北京凤凰公司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判决：北京凤凰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拖欠的旅游团款25万元及利息（以2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月6日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给海南牵手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北京凤凰之旅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为，北京凤凰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欲证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北京凤凰公司仅欠海南牵手公司旅游团费35360元。因该对账单为复印件，仅加盖了北京凤凰公司的公章，海南牵手公司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北京凤凰公司在北京组织游客到海南旅游，由海南牵手公司承担地接业务，双方通过传真的形式进行报价及确认，每月团款的对账单也通过传真形式进行确认。根据海南牵手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自2013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间，海南牵手公司与北京凤凰公司存在委托事实。海南牵手公司诉讼主张北京凤凰公司尚欠其团款25万元，并提供了相应的对账单予以证实。对账单为传真件原件，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虽海南牵手公司提供的第7、8份证据即11月和12月对账单没有加盖北京凤凰公章，但结合海南牵手公司总经理与北京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朱作良的短信信息，朱作良以正在申请贷款为由要求减免10万元，剩余15万6月底一次性支付。根据该信息内容及海南牵手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可以认定北京凤凰公司尚欠海南牵手公司25万元，北京凤凰公司应支付给海南牵手公司。北京凤凰公司上诉主张自2013年至2014年期间，其向海南牵手公司支付了891026元，已付清了海南牵手公司的团费。根据北京凤凰公司提供的发票及银行对账单显示，相当部分款项是支付给海南牵手公司三亚分公司，而非支付给海南牵手公司，部分发票也是由海南牵手公司三亚分公司出具。而海南牵手公司三亚分公司有独立营业执照，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独立做账，独立交税。在没有证据证明海南牵手公司与海南牵手公司三亚分公司存在账目混同的情况下，对北京凤凰公司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北京凤凰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北京凤凰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王法坚审判员陈文红审判员陈璐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ＸＸ速录员杨建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