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7民终23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李宗榜，男，1979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省桂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永献，广东品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荷塘镇篁湾新村四街滘口桥侧*号厂房。经营者：夏小辉。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敏华，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钊锋，男，1983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封开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宗焰，广东昊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以下简称：“鑫铭源路灯厂”），住所地：中山市古镇。经营者：彭扬威。上诉人李宗榜、蓬江区瑞茂灯饰电器厂（以下简称“瑞茂灯饰厂”）因与被上诉人梁钊锋及原审被告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以下简称“鑫铭源路灯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宗榜上诉请求：1、维持（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2、依法撤销（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梁钊锋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梁钊锋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部分事实错误，程序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判决李宗榜向梁钊锋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超出了梁钊锋的诉求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法》中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虽然梁钊锋诉状中的诉讼请求既要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及支付违约金，但表示虽然在一审开庭时就明确撤回了要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只保留要求李宗榜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一审法院在梁钊锋已撤回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仍判决李宗榜返还双倍定金，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超出了法院的审理范围。二、相关货物已生产完毕，李宗榜亦已通知梁钊锋提货，李宗榜亦到场装货，装货后因梁钊锋未按约定支付货款，李宗榜无义务先行交付货物给梁钊锋；即使李宗榜迟延生产完毕货物，但迟延时间并不长，且梁钊锋亦未催告并要求解除合同，梁钊锋亦未举证证明其因李宗榜迟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相反梁钊锋亦到场装货接受，故李宗榜迟延生产完毕货物只应当是履行瑕疵，并未达到根本违约，故李宗榜最多也只应承担履行瑕疵的违约责任，而不应承担根本违约的违约责任。根据证据显示，第二批路灯交货当天李宗榜在现场收货，货物正装上车，可以证明第二披路灯已生产完毕。但货物装车后，因梁钊锋不愿意按约定支付货款，导致无法出车。梁钊锋及李宗榜、中山市古镇鑫铭源路灯厂等人在办公室讨论，梁钊锋要求将已支付的《购销合同》中20%的订金计算至该第二批路灯货款当中，故该第二批路灯仅应支付一小部分货款就应该发货，但李宗榜及鑫铭源路灯厂均认为，《购销合同》第4条明确约定该20%定金是在最后一批货物发货时才扣除，故梁钊锋提出的提前扣除该20%定金不符合约定，故不同意交付货物给梁钊锋。梁钊锋拒不按《购销合同》约定履行现行付款义务，李宗榜不向其交付货款符合约定，并未构成违约。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法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即使李宗榜有延迟生产完相关货物的情况，但延迟时间并不长，梁钊锋也未催告，梁钊锋亦到场接收货物，即表明李宗榜延迟行为并未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李宗榜的延迟履行行为并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未履行主要义务的根本违约程度，故一审法院定金罚则亦属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超出梁钊锋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部分错误，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瑞茂灯饰厂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瑞茂灯饰厂无需向梁钊锋返还22000元；2、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梁钊锋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并依法作出改判；一、原审法院判决瑞茂灯饰厂向梁钊锋返还定金22000元适用法律程序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在第一次开庭时，原审法院已释明，关于梁钊锋同时请求第2、3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梁钊锋亦当庭撤回诉讼请求第2项，关于“定”金部分不再请求。而原审法院却支持了梁钊锋撤回诉讼请求的内容，依据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原审法院已超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原审法院判决瑞茂灯饰厂向梁钊锋返还定金22000元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关于原审法院审理梁钊锋是否已收到定金22000元的预埋件（路灯地基）货款时，梁钊锋二次庭审陈述事实完全不一致。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涉案货物预埋件是梁钊锋另外找第三方生产后提供给工程方；而在第二次庭审时，陈述其没有向工程方提交预埋件，是工程方自己找人做的。梁钊锋对本案关键事实部分，对涉案利害关系的部分给出两次不一样的陈述，基础预埋件是涉案合同的基础，更是会影响到整个工程合同的继续履行，不可能不清楚，更不可能自己找第三方做还是工程方自己找人做都搞不清楚的，所以对梁钊锋的陈述应当存疑，梁钊锋否认没有收到22000元的基础预埋件陈述真实性不应当采纳。其次，梁钊锋对已支付的22000元的“定”金（梁钊锋认为是笔误，庭审认为是定金）并不是预埋件的订金，更否认没有收到瑞茂灯饰厂提供的预埋件，而预埋件是整个合同工程的基础，没有预埋件，后面路灯是无法安装的，如果瑞茂灯饰厂没有提供预埋件，且预埋件也是涉案合同履行的内容，为何梁钊锋仍继续要求瑞茂灯饰厂当时的签订涉案合同的委托代理人，即本案原审另一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并实际已发生部分路灯灯臂交货事实。再者，我方在原审法院已申请证人出庭已证实梁钊锋已收到瑞茂灯饰厂22000元预埋件的事实，而原审法院以瑞茂灯饰厂未向法院提供第三方生产相应的送货单及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梁钊锋交付基础预埋件，而不被接纳。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审法院在笔录已要求瑞茂灯饰厂在庭后5个工作日提供相关第三方生产预埋件的单据，而瑞茂灯饰厂在2017年3月30日开庭第二天一案法庭要求基础证据材料，EMS单显示已投递并签收，这是法院的失误导致瑞茂灯饰厂已按法庭要求提供的证据材料没有被原审法院采纳。最后，本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出来后，瑞茂灯饰厂才从李宗榜处取得的视频资料，这是本案争议焦点的事是关键证据，梁钊锋在视频资料中已确认，涉案合同的地牢（基础预埋件）已拿着货。梁钊锋是在故意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司法资源达到获取自己的非法利益，这是法律不允许的，更是有违法律是保护合法利益的原则。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适用法律程序不当，依法应予改判。梁钊锋辩称，原审认定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违约的事实是正确的，但认为李宗榜交付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壁）总价款68800元，梁钊锋支付55000元存在欠款，有一定过错，不符合事实，因为根据双方购销合同，8米的路灯，包含灯杆、灯臂及基础预埋件，每套860元，80件总货款68800元，梁钊锋除了给付55000元还支出了预埋件的定金22000元，总计77000元，梁钊锋是多付款并不是少付了。更何况，李宗榜的路灯只有灯杆、灯臂，没有预埋件，不能按含预埋件的860元单件计算。原审中梁钊锋将诉请支付双倍定金请求变更为诉请李宗榜、瑞茂灯饰厂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在这一点未注意到，有一点瑕疵，但原审判决的数额梁钊锋也能接受，为避免诉累，节省司法资源才没有上诉。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认为其没有违约的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在二审中提交的录音录像并不是新的证据，在原审中该录像在原审之前就已经存在，应作为证据提交，但两次开庭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均没有提交证据，二审才提交显然不是新证据，梁钊锋有异议，应不予采信。其次，虽然瑞茂灯饰厂提供了送货单据但在一审中并未交于梁钊锋质证，原审不予采信并没有错，梁钊锋现对该证据三性也不予确认。梁钊锋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签订的购销合同中除已经履行的部分（80套8米灯杆）外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2、判令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双倍返还梁钊锋定金112000元；3、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梁钊锋违约金30万元（自2016年4月9至2016年5月9日，每日按10000元计算）；4、瑞茂灯饰厂、李宗榜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李宗榜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梁钊锋立即向李宗榜支付拖欠的货款13800元并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诉及反诉诉讼费用由梁钊锋承担。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1月20日，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瑞茂灯饰厂生产8米单头路灯227套，每套860元，12米三头路灯28套，每套3207元，总价285016元；《购销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款清发货，定金到账20天内交货等内容。《购销合同》签订后，梁钊锋于当日向瑞茂灯饰厂支付了22000元，瑞茂灯饰厂向其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先生灯具订金22000元”。2016年3月5日，梁钊锋与李宗榜签订了《合同更改协议》，该协议将原合同的内容变更为：1、12米三头路灯规格尺寸275×75mm双管改为300×80mm双管，综合单价改为3385元/套；2、供货时间：2016年3月15日前完成80套灯杆，2016年3月20日前完成所有灯具，其他按原合同不变。《合同更改协议》有梁钊锋与李宗榜签名确认，瑞茂灯饰厂并没在《合同更改协议》签章确认。《合同更改协议》签订当日，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34000元，李宗榜向其出具《收据》，载明“收到梁钊锋路灯定金34000元”。双方确认《合同更改协议》后，李宗榜联系鑫铭源路灯厂进行路灯生产。2016年3月30日，李宗榜与彭扬威（鑫铭源路灯厂的经营者）共同向梁钊锋出具《承诺书》，载明：“供货到现场的日期1、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米）；2、2016年4月6日前18支（12米）、62支（8米）；3、2016年4月9日前95支（8米）；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庭审中，梁钊锋对《承诺书》的内容及双方最后以《承诺书》约定履行《购销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2016年3月31日,李宗榜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并由李宗榜向其出具了《收条》。另查明，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及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的员工张小聪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人证言，称瑞茂灯饰厂委托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生产了12米三头路灯的基础预埋件34个，8米单头路灯的基础预埋件239个，并于2016年1月16日由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到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取走上述基础预埋件，双方均称提货时瑞茂灯饰厂的员工刘华在中山市古镇东耀五金厂的送货单上签名，但瑞茂灯饰厂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及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梁钊锋交付上述基础预埋件，故一审法院对瑞茂灯饰厂提出其收取的22000元订金实属基础预埋件的货款的抗辩不予采纳。李宗榜向一审法院提交2016年4月14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与梁钊锋双方仍就货物质量问题进行沟通，但该证据并未能充分证明李宗榜于2016年4月6日已具备可依约向梁钊锋交付货物（12米路灯18支，8米路灯62支）的条件，而李宗榜亦未能提供其于2016年4月6日前已完成上述路灯的生产并通知付款的证据，直至本案庭审李宗榜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上述货物已经生产完成。因此对于李宗榜抗辩称其不交付货物系因梁钊锋没有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购销合同》并未对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予以约定，李宗榜与彭扬威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每批供货超过一天罚款2000元，二天罚款3000元，三天罚款6000元，如果再超过每天罚款10000元”。再查明，2016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一年至三年（含三年）的贷款年利率为4.35%。庭审过程中，梁钊锋撤回对鑫铭源路灯厂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7年4月1日裁定准许梁钊锋撤回对鑫铭源路灯厂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的《购销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虽于2016年1月20日签订《购销合同》，但其后2016年3月5日梁钊锋与李宗榜签订的《合同更改协议》及2016年3月30日由李宗榜向梁钊锋出具《承诺书》将原《购销合同》的内容变更为：“供货到现场的日期1、2016年3月31日前80支（8米）；2、2016年4月6日前18支（12米）、62支（8米）；3、2016年4月9日前95支（8米）；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合同内容变更后，李宗榜联系了鑫铭源路灯厂就《购销合同》及《合同更改协议》、《承诺书》中约定的生产项目及供货时间为梁钊锋生产涉案货物，《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并未得到瑞茂灯饰厂的确认，瑞茂灯饰厂亦没参与合同变更后的生产活动。双方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除已履行部分）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首先，李宗榜与2016年3月31日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总价是68800元，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未按双方的约定于发货前全额支付该部分路灯的货款，但李宗榜同意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李宗榜陈述其同意梁钊锋迟延付款的请求，双方亦实际继续履行合同剩余部分，故一审法院认为，梁钊锋的迟延付款行为，并未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其次，对于李宗榜并没有依约于2016年4月6日向梁钊锋交付12米路灯18支及8米路灯62支，虽其抗辩称按双方的约定款清发货，因梁钊锋未支付货款故2016年4月6日未向梁钊锋发货，但李宗榜至今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于2016年4月6日前已完成生产，具备交付条件并通知梁钊锋付款取货，故其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庭审中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对于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并未提出异议，因此对于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其余部分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112000元的请求。《购销合同》虽没有对定金条款及数额进行明确的约定，但《购销合同》载明：“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2016年1月20日《购销合同》签订后，梁钊锋于当日向瑞茂灯饰厂支付了订金22000元，2016年3月5日签订当日，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定金34000元；综合双方的过错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瑞茂灯饰厂并没有在《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确认供货时间及数量、规格，亦未参与合同变更后的生产行为，因此，瑞茂灯饰厂并无过错责任，本案中瑞茂灯饰厂虽称梁钊锋向其支付的22000元是订金，用于购买基础预埋件，但瑞茂灯饰厂并未能证明其已向梁钊锋交付了相应货物。故一审法院认为，对瑞茂灯饰厂实际收取的22000元，其应负有返还义务。二、对于李宗榜,其于2016年3月5日向梁钊锋出具《收据》中明确载明“收到梁钊锋路灯定金34000元”，如上所述，李宗榜并没有依约于2016年4月6日前向梁钊锋交付12米路灯18支及8米路灯62支，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李宗榜实际收取了梁钊锋定金34000元，故梁钊锋主张要求李宗榜双倍返还定金68000元，依法有据；但梁钊锋在2016年3月31日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的交付中存在未按合同全额支付该部分货款亦存在违约情形，考虑梁钊锋亦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李宗榜向梁钊锋返还定金60000元。对于本诉原告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如上所述，瑞茂灯饰厂并未参与《合同更改协议》及《承诺书》的变更及生产活动，对于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没有按时依约交付货物造成违约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宗榜虽在《承诺书》中约定每批供货超过一日罚款2000元，二日罚款3000元，三日罚款6000元，如再超期每天罚款10000元，但其认为梁钊锋主张违约金按每日10000元计算过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违约金的性质应以补偿性为主，不应以惩罚性为主，任意约定的高额违约金，以此谋取暴利并不符合违约金的本质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判断违约金过高的主要标准是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本案中，梁钊锋并没有就其实际损失或预期利益进行充分举证，其主张每日按10000元计算一个月为300000万的违约金已明显高于其可得利益。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的规定，在合同当事人既约定了违约金，又约定了定金的情况下，如果一方违约，对方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即对方享有选择权，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也可以选择适用定金条款，但二者不能并用。本案中，梁钊锋同时主张定金及违约金，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梁钊锋亦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数额，因此，对于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反诉原告李宗榜主张梁钊锋支付拖欠货款13800元的请求。2016年3月31日,李宗榜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根据双方的约定，每套路灯的单价是860元，80套总价是68800元，故梁钊锋尚欠李宗榜13800元。李宗榜主张要求梁钊锋支付拖欠货款13800元，依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利息的请求，双方约定款清发货，李宗榜于2016年3月31日向梁钊锋交付了80套8米路灯（灯杆与灯臂），梁钊锋的逾期付款行为造成占用尚欠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故李宗榜主张自2016年4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即4.75%计付利息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梁钊锋与瑞茂灯饰厂、李宗榜签订的《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的部分；二、瑞茂灯饰厂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钊锋返还22000元；三、李宗榜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梁钊锋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四、梁钊锋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宗榜支付尚欠货款13800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1日起按年利率4.35%计付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五、驳回梁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本诉、反诉的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8920元，由梁钊锋负担7492元，瑞茂灯饰厂负担383元，李宗榜负担1045元；反诉费72.5元，由梁钊锋负担。二审中，李宗榜申请证人胡某出庭和提供录音录像资料以证实梁钊锋于2016年4月21日去提80套灯杆但双方因货款支付发生争议没有提成货的事实。瑞茂灯饰厂对李宗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梁钊锋质证认为：其不清楚对方录音录像所反映的情况，其仅是去李宗榜那看过一次货，证人是鑫铭源路灯厂的厂长，其反应我方于2016年4月20日左右去提货与本案事实不符。李宗榜没有在2016年4月6日前需交付第二批80套货物已构成违约，李宗榜交付的第一批80套路灯杆并不包含预埋件，我方支付55000元已经是多支付货款了，不存在欠对方货款的问题。本院对李宗榜提交的证据认证认为：涉案录音录像证据和证人证言与本案待证事实直接相关，可证实双方曾因提货问题发生争议，故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审理，本院除对一审判决第十七页第二段的内容不予确认外，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6年4月21日，梁钊锋到李宗榜处提货，后因货款支付问题与李宗榜发生争议未能提成货。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争议的问题分析如下：关于李宗榜是否存在根本违约行为问题。本案中梁钊锋起诉主张李宗榜延迟交货导致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故诉请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李宗榜则认为其虽存在交货迟延瑕疵，但并未导致根本违约，且梁钊锋未能按约履行先行付款义务导致无法出货，其延迟履行行为并未达到根本违约程度，不应适用定金罚则。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瑞茂灯饰厂、李宗榜与梁钊锋签订《购销合同》，各方当事人对于瑞茂灯饰厂和李宗榜是合同当事人身份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李宗榜是否存在根本违约行为，李宗榜与梁钊锋签订《购销合同》后签订《合同更改协议》，李宗榜又出具《承诺书》，双方对于交货日期进行协商确定，李宗榜于2016年3月31日向梁钊锋交付了第一批80套8米路灯，总价是68800元，梁钊锋仅向李宗榜支付了货款55000元，未按双方的约定于发货前全额支付该部分路灯的货款，梁钊锋存在延迟付款的违约行为，但李宗榜在反诉状中陈述同意梁钊锋延期付款的请求，表明双方同意按原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剩余部分。关于第二批货的履行问题，双方发生争议。虽然李宗榜同意梁钊锋延期支付第一批货款余款，但对于其后几批货物李宗榜并未明确作出更改付款方式的承诺，双方也并未就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变更协商一致，故对于第二期货物的货款支付仍应按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执行。根据李宗榜、瑞茂灯饰厂与梁钊锋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合同签订支付全部货款20%，款清发货（如需发其中一部分，需要付发货部分的全部金额。定金在最后一次付款前扣除）”，梁钊锋在提货前仍需按合同约定先付清当笔交易的货款，即在提货前负有先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本案中梁钊锋采取上门提货的方式，虽然李宗榜未在承诺的2016年4月6日交付第二批货物，但现并无证据显示梁钊锋在该日已将上述货物的货款支付给李宗榜。而李宗榜在二审期间提供的录音录像视频可证明李宗榜与梁钊锋曾因货款支付及提货问题发生争议，虽然梁钊锋对于李宗榜提供的录音录像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故结合录音录像内容和证人胡某的证言，可佐证李宗榜所述梁钊锋曾于2016年4月21日提货并因货款问题与李宗榜发生争议而未能提成货的事实。从录音录像中双方磋商的内容来看，梁钊锋在当时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当期货款或结清之前的货款，在此情况下李宗榜不同意出货是行使正当的后履行抗辩的权利，故虽然李宗榜存在延迟交货的行为，但梁钊锋在李宗榜超过承诺交付的第二批货物期限后仍往李宗榜处提货，说明双方仍愿继续履行合同，李宗榜的上述行为并未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从双方合同履行来看，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并不在于李宗榜，而是梁钊锋未履行应负的先合同义务即先行付款义务所致，故梁钊锋以李宗榜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并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尚未履行部分合同是否应予解除问题。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与梁钊锋均确认《购销合同》中其余尚未履行部分因工程方已直接从第三方处购买相应货物，尚未履行合同部分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各方当事人对梁钊锋提出的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部分的合同均无异议，故本院对梁钊锋要求解除《购销合同》中尚未履行部分的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当事人的责任问题。1、关于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的责任问题。梁钊锋在一审起诉时诉请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双倍返还定金112000元及支付违约金30万元，在一审庭审中梁钊锋已明确撤回诉请李宗榜和瑞茂灯饰厂双倍返还定金112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仍围绕该项请求并适用定金罚则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虽然一审法院适用定金罚则处理不当，但因双方尚未履行部分的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下，瑞茂灯饰厂与李宗榜预先收取的梁钊锋交付履约定金属于解除合同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应予处理。虽然瑞茂灯饰厂与李宗榜收取梁钊锋的定金时分别表述为订金/定金，但上述款项均是为履行合同而预先收取的款项，在其后支付的货款中未予抵扣的前提下理应退还给梁钊锋。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没有单独列出基础预埋件的价格，瑞茂灯饰厂主张其收取的22000元订金即是基础预埋件的价格并无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李宗榜交付的第一批80套货物是按包括基础预埋件在内的一起计算的整套价格，虽然瑞茂灯饰厂对于李宗榜与梁钊锋签订的《合同更改协议书》及《承诺书》的变更及生产活动没有参与，但是瑞茂灯饰厂与李宗榜是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一个整体与梁钊锋发生交易，而现有证据仅能证实瑞茂灯饰厂与李宗榜交付完成第一批整80套货物的交付，虽然在录音录像中梁钊锋方有作过收取预埋件的陈述，但是在该陈述中并未明确表明是收取第一批货物的预埋件还是全部货物的预埋件，结合李宗榜交付第一批整80套货物其后几批货物均未交付给梁钊锋的情况，本院依法确认梁钊锋仅是收取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交付的第一批包括基础预埋件在内的整80套货物，至于第二批货物包括基础预埋件在内的货物并未交付。瑞茂灯饰厂上诉主张其已经向梁钊锋交付全部基础预埋件，但其所提供的送货单据并不足以证明，故本院对瑞茂灯饰厂上诉主张其已经向梁钊锋交付全部基础预埋件的主张不予采信。因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是作为合同相对方共同收取梁钊锋履约定/订金款合计56000元，故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应共同将上述款项退还给梁钊锋，至于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之间关于款项责任如何分担属于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内部之间的责任划分，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关于梁钊锋主张的30万元违约金的问题，梁钊锋在诉讼中主张的30万元违约金是按每日10000元计算一个月，虽然李宗榜承诺书中有作出过逾期交货需承担相应违约金的意思表示，但是从上述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中导致合同未能继续履行并不在于李宗榜而是在于梁钊锋，而在诉讼中梁钊锋亦未就李宗榜延迟交货的行为导致其实际损失数额或存在逾期利益损失进行充分举证，故本院对梁钊锋主张瑞茂灯饰厂、李宗榜连带支付违约金300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2、关于梁钊锋的责任问题。本案中李宗榜反诉主张梁钊锋支付拖欠的第一批货物13800元，查明的事实显示李宗榜与瑞茂灯饰厂向梁钊锋交付第一批80套货物，总价为68800元，梁钊锋仅是支付了55000元，尚欠13800元未付，故李宗榜诉请梁钊锋支付拖欠的货款138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李宗榜虽是与瑞茂灯饰厂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一个整体，并向梁钊锋交付第一批80套货物，但是在诉讼中瑞茂灯饰厂并未就梁钊锋欠付的第一批货物的13800元提出相应的诉请，故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将梁钊锋欠付13800元货款支付给李宗榜不予调整。瑞茂灯饰厂可根据其与李宗榜之间内部责任划分自行与李宗榜协商解决。综上所述，李宗榜的上诉主张部分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瑞茂灯饰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二、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三、蓬江区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梁钊锋返还款项56000元。四、驳回梁钊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相关义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8920元，由梁钊锋负担7582元，蓬江区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共同负担1338元；反诉费72.5元，由梁钊锋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蓬江区瑞茂灯饰厂、李宗榜共同负担660元，梁钊锋负担99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谢敏忠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吴飞凡书 记 员  李美茹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