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吉民申287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住所地长春市。法定代表人：张建军，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长安，该厂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吉林钧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泰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法定代表人：范雪枫，该公司总经理。一审第三人：吉林省电力建设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法定代表人：张超，该公司总经理。再审申请人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以下简称热电一厂）因与被申请人吉林省泰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运工贸）及一审第三人吉林省电力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电建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1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热电一厂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泰运工贸与电建总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热电一厂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付款义务。原审认为孙晓梅在《吉林省泰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报价单》（以下简称《报价单》）上签字的行为代表热电一厂，并以此认定热电一厂与泰运工贸之间的买卖合同成立是错误的。1.孙晓梅的签字审核行为针对的是电建总公司，并非泰运工贸，且只是对质量进行审核，对钢材的数量、材质、厚度、长度进行确认。孙晓梅仅是热电一厂负责对电建总公司采购事项进行审核的工程师，不具备代表热电一厂订立买卖合同的权限。其签字行为是依照合同约定而履行的审核行为，其意义是准许电建总公司采购、认可电建总公司的采购方泰运工贸的报价。且“同意采购”应为对内批准口吻，而不适用于买卖合同相对方，与常理不符；2.泰运工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的《报价单》原件取得方式不符合常理，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电建总公司派人将《报价单》送到热电一厂，孙晓梅的审核行为针对的是电建总公司，而非泰运工贸。如果来人表明自己是泰运工贸的工作人员，孙晓梅不可能也没有权限签字；3.热电一厂属于国企，采购材料均签署买卖合同。热电一厂在2012年1月10日与泰运工贸签订《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2×350MW机组热电联产工程凝结水滤网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该笔采购也发生在同一施工项目中，但签订了合同，案涉货物的买卖不可能不签合同，只有一份《报价单》。且《销货清单》上只有电建总公司员工的签字，没有热电一厂的书面授权或认可，到货时孙晓梅就在现场，却没有签字，违背常理。（二）泰运工贸和电建总公司存在恶意沟通，损害热电一厂权益的行为。电建总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在一审中没有派人出庭应诉，其员工却作为泰运工贸的证人出庭，出具不利于热电一厂的证言，根据证据的相关法律规定，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电建总公司为了逃避债务完全有可能将《报价单》原件交给泰运工贸并在庭审中让其员工提供对泰运工贸有利的证言，双方恶意沟通的行为显而易见。（三）二审适用法律错误，提交与本案《报价单》形式相同或相近、同为孙晓梅签字的其他货物报价单的举证责任应分配给电建总公司，而非热电一厂。因为留存报价单的主体应为电建总公司，其有义务出示整个施工过程中所涉及的材料使用审核单。二审应要求其提供，如其拒不提供，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四）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一审中，泰运工贸提供了九份《销货清单》，用以证明其已履行了买卖合同义务，但2009年11月21日的《销货清单》不应计入总货款。因为该份《销货清单》是电建总公司的职工田亚莉签收的，且泰运工贸提供的报价单日期为2011年11月19日，田亚莉不可能在此之前签收货物，有悖常理；2.泰运工贸提供的《报价单》和《销货清单》总价惊人一致，严重不符合常理。《报价单》是工地根据施工做出的预算，实际供应量与预算一定有差距，而案涉《报价单》与《销货清单》在总数量和总价上是一致的，泰运工贸存在对证据造假的可能。原审不顾热电一厂的质疑，根据《报价单》金额判令热电一厂承担给付责任是极端不负责的。（五）热电一厂已经付清了电建总公司所有的工程款，包括工程使用的所有钢材、水泥等材料款。热电一厂没有理由为工程使用的材料支付双份款项，泰运工贸应向电建总公司主张支付货款。综上，请求依法将本案提起再审，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终1112号民事判决，予以改判。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原审时，热电一厂主张与泰运工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是电建总公司，其职工孙晓梅在《报价单》上签字是依据其与电建总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对作为投标人的电建总公司对外采购的钢材价格进行内部审核和确认。但泰运工贸与电建总公司对此种说法均不予认可，主张泰运工贸是与热电一厂直接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各方均应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己方主张。1.热电一厂与电建总公司签订的《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2×350MW热电联产机组建设工程主体施工B标段（#2机组）施工合同书》（以下简称《施工合同》）附件1第二条中虽然约定“由投标人（电建总公司）采购的关键部件和大宗物资材料应由招标人（热电一厂）确认”，但双方并未进一步明确关键部件的含义及大宗物资材料的数量范围，故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案涉货物是否属于需要由热电一厂确认才能采购的关键部件或大宗物资材料。热电一厂关于孙晓梅在《报价单》上签字仅是依据《施工合同》的约定对电建总公司采购的钢材进行内部确认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电建总公司负责热电一厂项目的项目经理刘金鹏在一审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电建总公司因资金紧张，故与热电一厂协商，由热电一厂代其对外采购钢材。电建总公司长春热电一厂项目部于2012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和刘金鹏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也均证实在《销货清单》上签字的马铁、陈华思、陆续等人系电建总公司的工作人员，且这些人是代热电一厂接收的案涉货物。同时，如热电一厂所述，电建总公司与热电一厂在《施工合同》附件1第二条中约定了“除上述招标人供货范围之外的物资均由投标人负责供货，计入总价”，故热电一厂代电建总公司对外采购钢材所支付的款项在双方进行最终结算时可按照上述约定予以扣除，电建总公司并不会因为案涉货物系热电一厂对外采购的即免除其最终承担该笔货款的责任。因此，热电一厂关于电建总公司与泰运工贸相互串通、刘金鹏的证人证言和电建总公司的《证明》均不应予以采信的主张不但没有证据证明，且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本院不予支持；3.泰运工贸提供的《报价单》上记载的报价对象为热电一厂、收件人为热电一厂负责案涉项目采购审核的职工孙晓梅，孙晓梅在《报价单》上书写了“同意采购”字样后，将《报价单》返还给泰运工贸，泰运工贸也根据该份《报价单》上记载的货物类型和数量向热电一厂的施工地点进行了供货。热电一厂关于《报价单》系电建总公司派人送来的，其不知道来人是泰运工贸的工作人员的主张亦缺乏证据证明，无法予以支持。综上，原审对刘金鹏的证人证言和电建总公司的《证明》予以采信，并根据上述二份证据和《报价单》、《销货清单》、《施工合同》等书证，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泰运工贸是与热电一厂形成了案涉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在认定事实方面并无不当，且该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此外，热电一厂主张其有权对电建总公司采购的关键部件和大宗物资材料进行内部审核和确认，则其就有义务对审核的单据进行留存。故原审要求其提交与本案《报价单》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同为孙晓梅签字的其他货物报价单或审核单，并在其未能提供上述证据时判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亦无不当之处。（二）由于《报价单》上已经记载了货物名称及单价，泰运工贸亦按照此《报价单》的内容履行了供货义务，故原审按照《报价单》上记载的货物单价认定案涉买卖合同项下货物的价格，并无不当。同时，由于电建总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货清单》上签了字并代热电一厂接收了案涉货物，故原审按照《销货清单》上记载的货物数量认定双方之间实际发生的货物买卖数量，亦无不当。热电一厂关于《销货清单》是泰运工贸伪造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田亚莉签字的日期为2009年11月21日的《销货清单》，因电建总公司认可田亚莉系其工作人员且该份《销货清单》项下的货物已实际收到，故即便该《销货清单》上打印的日期早于供货日期，也可能是笔误，并不因此而否定该笔货物属于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且已实际交付这一事实。泰运工贸以此为由主张该份《销货清单》所涉货款应从合同总价款中予以扣除，本院不予支持。（三）电建总公司在2017年4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仅是确认其与热电一厂之间已经结算完毕，热电一厂已向其支付了全部工程款，但并未承认系其购买的案涉货物。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热电一厂即便向电建总公司支付了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亦不影响泰运工贸依据其与热电一厂之间的买卖合同向热电一厂主张货款。热电一厂以此为由主张其不应支付案涉合同项下的货款，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热电一厂与电建总公司之间应由谁承担案涉货款的问题，热电一厂可另行向电建总公司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刘陆璐审判员  温淑敏审判员  常文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蔺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