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04刑初394号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边华才，男，1959年7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汉族，博士文化，原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曾任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因涉嫌行贿犯罪于2015年11月10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2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辩护人胡红星、楼金燕，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江检公诉刑诉[2017]3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边华才犯受贿罪，于2017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虞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边华才及辩护人胡红星、楼金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边华才于2004年至2013年被浙商集团推荐至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等职务，2006年4月至2013年下半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下属王某1的购物款人民币100000元；收受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3购置香烟款人民币250000元及为其妹妹边虹霞低价购买中江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红街公寓住宅时给予的优惠差额款人民币696699元。案发后被告人边华才家属退出赃款人民���800000元。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相关的书证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边华才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予以惩处。被告人边华才对指控的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仅辩称边某2买房事实中其在第一次供述中已主动交待系优惠购房，收受王某3的25万香烟款系其自书相关内容主动交代。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边华才犯罪情节较轻，全案具有自首情节，其中涉及边某2买房事实中应认定系边华才主动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收受王某3香烟款事实中应认定提交自书材料时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相关事实；案发后主动退赃，希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边华才于2004年3月经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推荐担任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凯集团）董事长至2009年8月；2012年7月经浙商集团推荐担任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2013年6月经推荐担任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11月被浙商集团任命为研发中心主任。其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主要工作职责为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负责完成实施董事会制定的经营战略目标，包括具有聘任或解聘中凯集团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聘任或解聘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相关人员报酬等职权。2006年4月至2013年下半年期间，被告人边华才利用上述职务之便，先后非法收受时任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房产公司）总经理王某1、时任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置业）董事���王某3为感谢其在上下级工作中给予的提携、关照等所送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046000余元。具体事实如下：2006年4月，时任中凯房产公司总经理的王某1在陪同被告人边华才至美国商务考察期间，因被告人边华才在美国刷卡消费时受限，遂在王某1的建议下使用王某1的美国信用卡刷卡购物消费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后在王某1婉拒结算归还的情况下予以收受。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2002年在美国理工读研究生时经人介绍认识被告人边华才，双方比较欣赏也有了合作意向，后其跟随边华才到上海中凯集团，2002年底经边华才介绍在上海中凯集团任总裁助理，2004年左右其提出成某中凯房地产公司时得到边华才的认可，并同意让其个人作为经营者入股新公司并予以管理。2006年初经上海中凯集团董事会���股东会同意后最终成某了上海中凯房地产公司，其通过境外公司出资750万元持股25%，边华长任董事长，其任总经理，2008年其转任中凯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直到2010年上半年从中凯离职。2006年左右其陪同边华才到美国商务考察，因为边华才当时随身携带的信用卡在美国有外币的消费限额，所以会遇到消费限制的情况，而其因长期在美国，有美国的信用卡刷卡比较方便，所以边华才的信用卡被限制时其提出刷其的信用卡进行消费，大致金额在10万到15万人民币左右，主要是用于边华才个人消费购物等方面，边华才在每次刷其卡消费时都有提过回国后会归还给其，但回国后并没有正式再提起，偶尔说起也被其婉言拒绝，其主要是考虑当时边华才是上海中凯集团的老总，是其的老总也是潜在合作伙伴，为了搞好和边华才的关系，其是不会主动提出要还这些钱，边华才也没��还，其就当作送给边华才了。其从美国回来是边华才给了其机会将其带在身边了解国内的房地产状况，所以其对边华才是很感激的，用其的信用卡进行消费也是心甘情愿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之后能持续和边华才合作，继续得到关心和支持。2、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国、赴港澳任务批件证明：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于2006年3月经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报批，同意被告人边华才于2006年4月以上海中凯集团董事长身份出访美国理工学院地产中心参加年度会议。3、出入境记录查询证明：被告人边华才于2006年4月4日乘坐NH922航班由上海浦东机场出境前往美国，同年4月12日乘坐UA857航班于上海浦东机场入境；王某1于上述相同时间乘坐相同航班同时在上海浦东机场出入境。4、邮件记录、情况说明证明：王某1自书其于2016年1月底向美国Chase银行申请2004年至2006年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但由于该银行仅保留2010年起的记录，故无法提供相关信息，同时提供了其向该银行申请调取消费记录的邮件材料。5、关于招聘总经理助理的报告、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免职签发文稿证明：上海中凯集团于2003年8月26日至同年12月31日聘任王某1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2003年9月29日聘任王某1兼任上海中凯集团房地产部总建筑师，12月1日兼任总工程师室总监，12月15日兼任总工程师室总建筑师；2004年5月28日因王某1提交辞呈，经审批后上述职务被免去。6、关于组建“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请示、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证明：上海中凯集团于2005年11月24日向集团董事会就“组建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股份有限���司事宜”提交书面请示报告，组建方案的股东名称中涉及的二家境外企业实际控制人均为王某1，拟持股比例为25%；2006年1月4日被告人边华才代表上海中凯集团与王某1及另一外资股东参加了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会议，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一项为王某1控股的外资公司持有中凯房地产25%的股份；2006年3月21日上海中凯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经全体股东研究一致决定同意上海中凯集团投资组建上海中凯房地产公司，其中上海中凯集团投资人民币11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8.33%。7、档案机读材料、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董事监事经理情况表、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证明：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成某于2006年3月28日，成某之初合营各方分别为上海中凯集团、王某1为法定代表人的外资公司等，被告人边华才受���海中凯集团委派担任公司董事长，王某1任公司董事，2009年9月上海中凯房地产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被告人边华才辞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同意王某1辞去公司总经理，出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8、被告人边华才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06年时其和王某1一起到美国进行商务洽谈，在国外其的信用卡额度受到限制，刷卡消费不是很方便，当时王某1就提出买东西就刷他在美国的卡，后其用王某1的卡刷卡消费了人民币10-15万元用于购买服装等物，回国后其想与王某1结算这部分费用，王某1当时说这些都是不大的东西，其又这么支持器重王某1的工作，不用结算了，其当时考虑到自己是王某1的领导觉得这样不好，因王某1坚持不收其推辞几下后就接受了。王某1回国后上海中凯集团是第一个平台，进集团公司后王某1又被任命为总建筑师、总裁助理，王某1对其作为上海中凯集团的领导在工作方面给予的器重和支持一直是比较感激的，送其钱款也是表示一种感谢，另外也是希望和其搞好关系，使得事业上能够继续发展，包括组建上海中凯房地产公司让王某1任总经理也是工作上的一种信任和支持。2015年12月16日被告人边华才自书“我的交代”，主要内容与其上述供述一致。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04年8月王某3从杭州市规划局退休，同年9月王某3在被告人边华才的帮助下，为规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三年内不得在当地相关企业任职的限制，由上海中凯集团以形式上作变通处理的方式委派王某3先后至该集团下属的浙江中江房地产有限公司、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担任负责人，2008年2月经被告人边华才推荐王某3担任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09年3月被告人边华才的妹妹边虹霞欲购买上海中凯集团控股的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红街公寓楼盘的住宅，边虹霞在告知被告人边华才购房意向后至红街公寓看房，并选中了该楼盘的11-1-801室，签订定金协议后支付定金人民币5万元，2009年7月边虹霞欲至红街公寓办理正式购房手续时，通过被告人边华才与时任中江置业董事长的王某3提出需较大优惠幅度的要求，王某3最终决定以人民币12000元/平方米的低价将建筑面积为157.91平方米、总价为1894920元的11－1－1001室（鉴定价值人民币2591619元）出售给边某2，同年7月10日边某2以丈夫王某2的名义签订了上述购房合同。上述房屋差价达人民币696699元。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2009年红街公寓开始出售时被告人边华才的妹妹���虹霞看中了11幢的一套房子，看过后就签了定金合同交了定金，当时房子的具体价格双方没有商定下来，正常情况下交了定金后几天内就会来签正式房屋销售合同，但边某2一连几个月都没来签合同，因为是边华才的妹妹，其就没有催边某2来签合同，定的房子也一直给她留着，几个月后边华才给其打电话说想给边某2看中的房子优惠点，其回答说“你才是老板，你想什么价都是可以的，一万四、一万三、一万二都是可以的”，最后定下来给边某2的价格是一万二每平方。后边华才父亲边某3来找其时其告知了这套房子的价格，其跟销售部打了招呼后边某2就去办理具体手续了，当时公司很多人都知道边某2是边华才的妹妹，为了不让更多人知道这套房子的情况，签合同时是以边某2老公王某2的名义买的。边某2当时买这套房子时正常的销售价格应该是一万八千元左右，红街��寓正常的折扣考虑到销售的状况和对方的付款方式等情况，折扣在九七折、九五折，而且红街公寓在销售之前都是定有销售底价的，这些价格是要报到上级公司批准的，边华才作为上级公司的领导对房子的价格应该是知道的。其给边某2这么大的不正常的优惠是因为其从规划局退休后到中江置业当上董事长、总经理，离不开边华才的提携和帮忙，这么多年在工作中边华才作为领导给其的帮助是很大的，在红街天城这个项目上边华才确实对其比较支持关照，其也通过这个项目赚了钱，就借边某2买房这个机会向边华才表示谢意，而且其每年的考核还需要边华才领导的审核，个人工作也需要边华才支持。2、证人边虹霞（系边华才妹妹）的证言证明：2009年时其哥哥被告人边华才下属的杭州中江置业公司开发了红街公寓的房子，当时其想买就和边华才打了招呼，边华才答应后其于2009年3月去楼盘看房并选定了11-1-801，交了5万元定金，当时只是确定了房号，具体的房屋价格并没有确定，其认为到时边华才会跟公司打招呼给其优惠的。后因其想置换的房屋一直没有找到卖家，所以没有钱支付红街公寓的首付，就一直没有去签红街公寓的购房合同，一直到2009年7月其有了首付的款项后才让父亲边某3去中江置业的老总王某3处问房子的价格，边某3告知价格为12000元/平方米，总价189万元，后其去中江置业办理了购房手续，因当时定的801室其让给了边某3购买，最后其购买的是1001室，边某3也是2009年7、8月购买的，当时房价已经涨到18000元/平方米了，其意识到自己买的这套房子优惠幅度确实很大，边华才主要是考虑到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所以在房子上便宜些可以让其压力小一些。3、证人王某2（系边虹霞丈夫）的证言证明：2009���时边虹霞哥哥被告人边华才下属的中江置业开发的红街公寓正在售房，其和边某2想买该楼盘的房子，边某2就和边华才打了招呼，边华才答应会跟中江置业的人去说。2009年3月其和边某2选定了11-1-801室，并付了5万元定金，但当时只选好了房子价格并没有确定，后一直到2009年7月边某2让其父亲边某3去中江置业的王某3处问价格，后边某3回复说是12000元/平方米，总价189万元，当时夫妻二人觉得价格很便宜就去办理了购房手续，因2009年7、8月份时边培均也想买红街公寓的房子而且想要中间楼层的，边某2和其商量就把801让给了边某3，二人又另挑选了1001室。边红霞和哥哥边华才的感情一直很好，边华才主要是考虑到其夫妻家里条件一般。所以房子上面给其二人便宜一些，而且边华才长期在上海，也希望其夫妻二人能够在杭州帮忙照顾好边某3。4、证人边培均（系��华才父亲）的证言证明：2009年时中江置业开始卖红街公寓的房子，其女儿边某2和女婿王某2想通过置换的方式买一套，因为开发红街公寓的中江置业公司是其儿子被告人边华才的下属公司，其就打了电话给边华才告知这件事，边华才表示知道了并让其到时去找王某3定价格，边某2自己也为买房子的事找过边华才。2009年3月边某2选好了11-1-801室并交了定金，但当时只是选好了房号价格并没有定下来，到了2009年7月边某2表示有了首付款让其去问一下王某3房子的价格，王某3告知其是一万二每平方米，当时其和边某2都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便宜了，边某2在签合同前其为了想和女儿女婿住的近一点，也想在红街公寓买一套房，并想要中间的楼层，边某2就提出把选好的801让给其，自己另选了一套1001室。其想买房子时曾打电话告诉过边华才，当时边华才说边某2买的这套12000��每平方价格是便宜的，折扣比较大，其自己要买的话价格会贵要18000元每平方，其认为可以接受就又去找王某3问价格并确定了是18000元每平方，总价是280万元加13万元的一个车位，其因为不能贷款所以房款除了自己的一些积蓄外基本上都是边华才给的。5、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杭州中江置业公司的销售主管，协助负责红街天城的销售工作，红街天城的楼盘在销售过程中一般的客户买房子是不会打折的，因为当时楼盘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如果有折扣也都是由公司领导决定的，其作为销售主管手上也是没有折扣的。11-1-801这套房子的购房定金协议上的内容是其填写的，定房人的名字是边某2的丈夫王某2，支付了5万元定金，当时是没有确定价格的，如果价格确定，定金协议上是会写明的，不过最后801的这套房子卖给了边某3，王某2、边某2另选了1001室，成交��是12000元每平方米，合同是在2009年7月签的，当时楼盘的日常销售价格在18000-20000元左右，这套房子的折扣差不多有7折左右，价格是由王某3定好告诉销售部的。房子的销售价格一般都会上报给中凯集团公司，上报的价格是底价，11幢当时的底价是16000余元每平方米，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会根据市场情况在底价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2009年时因楼盘销售火爆，所以市场销售价是远高于底价的，基本上每隔1-2月单价就会上调几百元。6、证人边某1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9月进入中江置业公司从事房产销售，边培均于2009年8月左右购买过一套红街公寓11-1-801室，单价为18000元，边某3购房的相关手续均由其办理，当时是销售主管崔某将一张已填写单价、房号、面积及总价的测算单交给其跟进办理购房合同，售房的销售员是不能随意打折的，一般额度在2个点都是要报备的，更大的折扣则由领导决定。7、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5月起至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行政助理、综合部副经理，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多次到中江置业来调取相关证据基本都是由其接待的，从2015年12月9日开具介绍信到公司开始起，每次根据检察院的要求其准备好相关材料后都会在笔记本上自己做记录，中江置业提供给办案机关的调取具体材料的时间、名称的情况说明就是根据其的记录出具的。8、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杭州市价格认证中心于2016年3月7日作出价格认定结论，红街公寓11-1-1001室住宅建筑面积为157.91平方米，价格认定基准日为2009年3月23日的认定价格为人民币2591619元。9、购房定金协议、记账凭证、付款凭证、收款收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3月23日王某2与中江置业公司签订《购房定金协议》，并支付定金5万元，订购红街公寓11-1-801房屋一套，定金支付的付款凭证上有边某2的签名，同年7月10日签订购房合同时将房号变更为11-1-1001室，单价12000元/平方米，总价1894920元，支付首付款人民币794920元（定金折抵）。10、上报集团价格表、销售清单证明：中江置业公司于2008年3月11日向某集团上报的房屋销售价格表中，11幢的上报销售均价为人民币16439元/平方米，11幢一单元1号房销售均价为16974元/平方米，1001室销售单价为16774元/平方米；实际销售价格明细表显示红街公寓11幢1单元在2009年5-7月实际已销售的房屋中仅一套房屋实际销售价比上报集团价略低约1.5%，其余均高于上报集团价出售，而王某2所购1001室实际销售价12000元/平方米比上报集团价16774元/平方米约低28%。11、公司基本情况、变更登记情况、营业执照、确认书、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证明：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成某于2004年12月，其中上海中凯集团持股60%，浙江中江房地产有限公司持股30%，王某3持股5%等；2008年2月中江置业的法定代表人由陈黎明变更为王某3，同时任该公司董事长；2013年1月中江置业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选举王某3担任本届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12、杭州市规划局文件、机关工作人员提前退休登记表、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文件、备忘录证明：王某3于2002年5月任杭州市规划局综合处处长，2004年8月从该局退休；上海中凯集团于2004年9月6日召开领导班子周工作例会，备忘录记载：因王某3刚从杭州市政府部门卸任，根据相关规定三年内不能在当地相关企业任职，故在职务聘任上作相应变通，即王某3的公开职务为上海中凯集团有限公司聘任为总裁助理，实际工作为全面��责浙江中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且相关聘任文件只发至浙江中江房地产公司及中凯集团公司相关部门；2007年11月上海中凯集团公司推荐王某3为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3、介绍信及情况说明证明：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2月9日出具介绍信，向杭州中江置业有限公司调取涉案相关材料，其中红街公寓一户一价表、11-1-1001室合同系2015年12月14日调取，付款凭证系12月29日调取，其他相关情况说明系12月31日调取。14、被告人边华才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边某2是其继母和前夫所生的女儿，是其妹妹，2009年时边虹霞来找其想在中江置业开发的红街公寓买套房子，问其可不可以帮忙打声招呼，其答应后就打电话找王某3，让王某3给边某2的房子点优惠，考虑到边某2家里条件一般其就提出尽量优惠大一点，后边某2以王某2的名义买了11-1-1001的房子，单价为12000元，具体的买房、付款的情况都是边某2自己和王某3联系的，当时红街的楼盘销售价格应该在每平方16000元左右，相当于打了7.5折，优惠幅度非常大，主要是因为其是王某3的上级，对王某3也比较信任并提携他给他机会，把中江置业这个公司交由他管并负责整个红街项目的开发工作，应该说王某3从这个项目中是赚了不少钱的，王某3对其心存感激，这次既然边某2买房的事其提出要便宜一点，王某3当然会借此机会对其表示感谢，另一方面王某3作为下级也是希望和其搞好关系，把良好的关系保持下去。另外其父亲边培均也在红街公寓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其特别和王某3关照过适当打点折就可以了，优惠幅度不用大，主要是考虑优惠幅度大了对其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另外家里条件也比较好，多付几十万不是什么大数字。2015年12月14日其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首次交代了“边虹霞在红街公寓买房时其给了优惠”的事实。2015年12月29日被告人边华才自书“我的交代”，对帮助边某2“低价”买房的主要内容与上述供述一致。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边华才在为其女儿筹备婚礼过程中，将婚礼的具体事宜分别分派给不同的人员，其中王某3被分派负责购置广东红双喜牌香烟200条、精装大中华牌香烟50条，王某3为购置上述香烟共支付人民币25万元，被告人边华才事后一直未提及支付该笔款项。2015年11月11日，王某3在被告人边华才归案后收到他人代为支付的香烟款现金人民币25万元。2016年5月31日，从王某3家属处扣押赃款人民币25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明：从2007年起被告人边华才春节期间请客送礼的礼品都是在中江置业开支的，其是报在中江置业的业务费中的，主要是购买烟酒等。2013年时边华才的女儿要结婚，开始筹备婚礼时边华才把其和杨某等一些商会的人叫到一起，让每个人帮忙承担婚礼筹备工作的一部分，让其去解决婚礼所用香烟的事情，当时需要购买上海产的大中华50条、广东红双喜200条，这种大中华烟市场上是没有卖的，因其儿子王某4在上海烟草专卖局工作，其是凭批的条子去买来的，大中华1000元一条共5万元，广东红双喜在杭州和上海也是没有卖的，其托了人想了很多办法后才买到的200条共20万元，是用现金支付的，边华才知道这些烟市场上一般买不到而其在买香烟方面有点门路才专门安排其去买，所以价格边华才肯定是了解的，其买好后就把烟送到了边华才上海的家里，这25万元的烟都是其自己付钱的，边华才一直没有再提买烟钱的事情，其也不好意思问，其退休后能到中江置业当总经理边华才对其的帮助是很大的，也一直是其的上级对其很关照，其对边华才还是很感谢的，这25万元对边华才不是大钱，不还其也不会去要，就当送给他了。大概到2015年9、10月份时边华才突然问杨某女儿结婚时的香烟钱有没付，杨某说没有，边华才说那抓紧付，后直到2015年11月11日边华才被带走后，杨某联系其说要把这笔香烟钱给其，后其至上海杨某给了其25万元现金。2、证人王某4的证言证明：2013年时被告人边华才的女儿结婚，因其在烟草公司工作，其父亲王某3让其帮忙批50条大中华香烟，这种烟市面上很少比较难买到，价格是每条1000元左右，总价5万元，后其凭批条和父亲一起去拿的香烟，钱是其父亲刷卡支付的。3、证人马某的证言证明：其女儿是在2013年10月结婚的，当时婚礼的筹备情况主要是其丈夫被告人边华才在张罗的，婚礼上用了两种香烟，一种是双喜一种是中华，香烟是边华才让王某3去负责买的，因为王某3在烟草公司有关系拿得到香烟，边华才有无支付给王某3香烟款其不清楚，婚礼的款项结算都是边华才在负责的。4、扣押决定书、清单及收据证明：2016年5月31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从王某3家属处扣押现金人民币25万元。5、监控视频证明：2015年12月16日晚王某3于19：08分至21：23分被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提审进行至19：30分许，办案人员问“杨某来找你干什么？”，王某3回答“杨某来找我，替边华才还我钱，他女儿结婚叫我买了烟，25万”。整个提审过程中仅此部分对话有涉及香烟款的内容。6、情况说明证明：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情况说明称，该局于2015年12月16日提审王某3过程中，王某3交待了其在边华才女儿结婚期间送给边华才价值25万元香烟的情况，并因审讯策略需要未对该部分事实进行记录。7、被告人边华才的供述及自书材料证明：2013年下半年其女儿结婚，在婚礼前半年的筹备时间里，其曾召集几个下属及朋友一起商量婚礼的事情，最后对婚礼场地、婚庆公司、宾客礼物及烟酒等事情均安排了相关人员负责，其中香烟由王某3负责采购，要求是市场上不大看得到的精装大中华50条和红双喜200条，两种烟都要1000元一条，共计花费25万元，王某3买好后就送到其家里，婚礼办完后其他的费用开支都结算清楚了，但王某3的香烟费用其没有付过钱，主要是因为上海中凯集团及嘉凯城在公司层面每年逢年过节都会买一些高档烟酒等物，这些费用都是放在中江置业公司���支的，因为中江置业是上海中凯集团的下属公司，当时的业绩效益比较好，其对王某3也很信任，所以每年的烟酒等也都是王某3去操办的，其这几年已形成习惯，潜意识里就认为这次婚礼也是一样的，王某3都会处理好的。所以婚礼结束后其也没有向王某3提起过要支付香烟费用，王某3也没有向其提起过，主要是其作为王某3的上级领导，王某3是希望和其搞好关系的，不仅筹备了香烟还支付了费用，其既然没有提出要支付结算，王某3肯定不会提出来，也等于是送给其的好处，给其留下好印象。对案发后杨某把25万元香烟款退还给王某3一事，其并不清楚。被告人边华才于2015年12月18日自书“我的主动交代”，对在其女儿结婚期间收受王某3香烟款的主要内容自书与上述供述一致。上述证据中，因证据6缺乏客观性，不予确认。其余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认定本案事实经庭审质证的综合证据如下：1、营业执照证明：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成某于1993年4月，类型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企业投资人名录、上海中凯置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证明：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中凯置业有限公司）成某于1999年3月30日，企业类型为国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成某之初由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4.25%，被告人边华才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投35.75%，2004年4月上海中凯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人边华才，变更时公司股东仍为浙商集团持股64.25%和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5.75%；2009年6月浙商集团、浙江��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将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欲“借壳上市”，湖南亚华控股公司以100%的表决权决议保持公司董事会成员不变，继续委派被告人边华才为董事长，同年7月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公司类型由国内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法人独资一人有限公司，公司法人股东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4月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嘉凯城集团中凯有限公司，2013年11月又变更公司名称为嘉凯城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其中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明确董事会行使的职权包括“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根据经理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及其他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其报酬事项”。3、干部任免审批表、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文件、上海中凯置业有限公司文件、中共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委员会文件证明：被告人边华才的任职履历，其中2004年3月被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推荐为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2007年8月被浙江省商业集团公司聘任为总经理助理；2012年7月被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推荐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人选并提名为副董事长人选，2013年6月被推荐为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2015年11月被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任命为研发中心主任。4、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及收据证明：2016年8月10日被告人边华才家属代为退出赃款人民币80万元。5、浙江省法院执行、调解款票据证明：涉案赃款人民币105万元已于2017年4月25日由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移交至本院。6、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边华才的身份情况。7、案发经过证明：被告人边华才因涉嫌行贿罪于2015年11月9日被立案侦查，同年11月10日被传唤归案，被告人边华才所供述的受贿事实中，收受王某1贿赂事实系其主动交代。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本案中被告人边华才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1）关于指控“低价”购买红街公寓的事实中，被告人边华才因涉嫌行贿罪于2015年11月10日到案后，于2015年12月4日主动供述了“我继母的女儿边虹霞在红街公寓购置了一套公寓，有170多个平方，在2011年左右购买……他们买房的时候我给他们一定的优惠折扣，具体都是他们自己操作的。”后于2015年12月29日自书了其在边某2购买房屋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向王某3打招呼使得边某2以12000元/平方米的低价��房的事实予以详细说明。而根据在案的调取证据的相关情况说明则显示侦查机关系在2015年12月14日向中江置业调取了红街公寓11-1-1001室的购房合同等材料，同年12月15日再次调取了红街公寓一户一价表、内部购房清单等材料，12月29日、31日分别调取了11-1-801、11-1-1001室付款凭证及相关情况说明。上述事实中，被告人边华才在2015年12月4日对购房事实的首供中已明确供述了“边虹霞购买红街公寓、其予以优惠折扣”等认定本节犯罪中关键性的信息，且侦查机关在2015年12月9日时已多次向中江置业调取过涉案的其他证据，但无一涉及到边某2买房的事实，故在案证据足以确认侦查机关正是通过掌握了边华才主动供述优惠购房的这些关键内容后才补充调取了相关书证，故在本节犯罪中应认定系被告人边华才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主要受贿事实。（2）关于收受王某3香烟款的事实中：在案的2015年12月16日晚侦查机关提审王某3的监控视频显示：王某3在被问及杨某找其何事时，回答“替边华才还我钱，他女儿结婚叫我买了烟，25万”，从上述视频显示的内容看，王某3关于在边华才女儿结婚时购买香烟一事的表述中，并未涉及该香烟款系其“送给”边华才的意思表示，与公诉机关同步举证的情况说明中称“王某3交待了其在边华才女儿结婚期间送给边华才价值25万元香烟”的表述明显不符。2015年12月18日被告人边华才自书“我的主动交代”，对其在女儿结婚时安排王某3负责采购香烟且未支付烟款的事实作了详细的供述。而侦查机关于2015年12月18日9时至11：15分对王某3进行了提审，在此过程中王某3详细供述了赠送涉案25万香烟款的事实。根据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边华才自书的“主动交代”与王某3的证言发生于同一天，但边��才的自书材料上并未记录该日提供给侦查机关的具体时间点，而公诉机关亦未能另提供证据证明取得王某3证言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边华才提交的自书材料，故在本节事实中，以认定被告人边华才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收受王某325万元香烟款的事实为宜。综合全案，被告人边华才因涉嫌行贿犯罪到案后，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依法可以自首论。本院认为，被告人边华才经国有公司推荐、批准，利用在国有公司从事组织、领导、管理等工作的职务之便，采用“低价购房”等方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某。被告人边华才因涉嫌行贿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不同种受贿犯罪，对受贿犯罪应以自首论。另鉴于被告人边华才案发���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上述情节，对被告人边华才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边华才的辩解及辩护人关于“自首、退赃”等相关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根据被告人边华才的犯罪情节，辩护人据此另提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被告人边华才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边华才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2月1日起至2019年6月20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从暂扣于本院被告人边华才退出的人民币105万元中，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046699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沈亚青人民陪审员  郑 斌人民陪审员  裘咪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曹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