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皖01民终69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祥根，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韦韦，安徽皖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红，安徽事茂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于某。上诉人郑某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原审被告于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4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王某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郑某与王某之间为借贷关系，实属事实认定不清。2014年7月21日，郑某与王某及案外人樊波签订了一份《三方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由王某出资200万元、樊波出资100万元，由郑某以该合计300万元款项清退安徽名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所有股东60%股份，变更王某、樊波为安徽名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并分别持有该公司40%、20%股份。协议签订后，王某及樊波即向郑某交付了为受让上述股份而需支付的款项，并由郑某出具了借条。协议还约定，若届时茅台葡萄酒有限公司无法控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安徽名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无法占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则郑某需退还王某股本金200万元、樊波股本金100万元。由此可见，上述300万元款项实为股本金，并非借款。郑某出具的所谓“借条”，仅仅是一种形式，实质上应为股款“收条”。2014年9月5日，郑某与王某、樊波签订了一份《三方合作补充协议》，作为对前述《三方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明确了王某及樊波于2014年7月21日交付给郑某的300万元是作为两人的出资与郑某共同成立安徽库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由郑某与王某、樊波按40%、40%、20%比例出资）。另约定由王某及樊波在外再融资500万元用于开设10家门店。后王某及樊波于2014年9月26日分别融资获得300万元、100万元。2015年1月31日，郑某与王某、樊波再次签订《协议书》一份，对三方自合作以来，各方投入的资金数额予以进一步明确，即“王某投入资金为540万元，樊波投入资金为220万元”。协议另载明，“因茅台葡萄酒名庄国际供应链上市暂缓，且安徽库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亦属于每月亏损状况，王某、樊波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郑某，郑某根据王某、樊波实际出资额在2015年3月31日前退还投资款及利息…”，由此可见，王某及樊波向郑某交付的款项自始至终均为投资款而非借款，三方在该《协议书》中亦明确约定：“王某、樊波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郑某”，即郑某在王某、樊波将各自所持全部股份转让至郑某名下后，由郑某退还王某、樊波投资款，但时至今日，王某、樊波仍未将其所持股份依照《协议书》约定变更至郑某名下。故一审法院认定“系各方确认将前述700万元转为借款”，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若如此客观上将会导致王某、樊波违法抽逃出资款，并涉嫌构成抽逃出资犯罪。二、郑某在王某、樊波履行将其两人所持全部股权转让至郑某名下的义务前，郑某有权拒绝返还出资款的要求。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2015年1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王某、樊波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郑某，郑某根据王某、樊波实际出资额在2015年3月31日前退还两方投资款及利息…”。鉴于王某、樊波始终未将所持股份依照该协议约定变更至郑某名下，因此，郑某有权拒绝王某返还出资款的要求。一审法院认定郑某“己履行了偿还部分借款本息的义务。故其关于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没有法律依据。郑某仅是出于善意，退还了出资款，并不意味着郑某丧失了该项抗辩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郑某退还王某、樊波出资款的数额与事实不符。根据郑某提交并被一审法院认可的中国银行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可知，郑某于2015年7月31日分别向樊波的代持人陈蓉转账100万元、向王某转账100万元，于2015年8月7日向王某转账190万元的事实。另郑某于2015年4月至9月向合肥市蜀山区醇禧葡萄酒专营店陆续汇款共计52.05万元，而该公司系王某独自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上述52.05万元汇款实为郑某退还王某的出资款。因此，郑某已向王某、樊波支付的款项远不止一审法院认定的390万元。四、当事人之间为股权转让纠纷，且案涉出资款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依法应不属于郑某与其妻子于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王某将案涉款项出资后，郑某即将部分出资款转入了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剩余款项则用于安徽库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正常经营，郑某与王某、樊波所签订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及《协议书》对此也予以了确认。因此，郑某并未将王某、樊波出资的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投资，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款项为郑某与于某共同债务没有法律依据。王某二审辩称：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于某二审未发表意见。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某、于某共同归还借款本金370万元、利息1662411元（按月息两分分段计算，其中300万元自2014年7月21日暂算至2015年3月30日，计491178元；400万元自2014年9月26日暂算至2015年3月30日，计486575元；310万元自2015年3月31日暂算至2016年4月30日，计805151元；60万元自2015年1月31日算至2016年4月30日，计179507元。利息合计1962411元，扣除可折抵30万元部分。此后自2016年4月31日起以370万元为基数，顺延计算至款清时止）；2、郑某、于某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21日，郑某（甲方）、王某（乙方）、樊波（丙方）签订一份《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王某出资200万元，樊波出资100万元，合计300万元，由郑某以借款的方式用于清退名庄公司原所有股东60%股本，并在七个工作日内将名庄公司股东变更为王某、侯旻（郑某股份代持人）、陈蓉（樊波股份代持人）；变更内容为：王某任法人代表（董事长或执行董事）、何明（郑某股份代持人）任董事、陈蓉（樊波股份代持人）任监事；如茅台葡萄酒有限公司控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时，名庄公司100%可入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如届时茅台葡萄酒有限公司无法控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时或名庄公司无法占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则郑某需退还王某股本金200万元、樊波股本金100万元，并从出资之日起，按月息2.5分支付王某、樊波两人利息；鉴于名庄公司于2013年7月9日由侯旻、郑含生、陈航等股东出资成立，该笔亏损款项由郑某、王某、樊波等三人自愿按占股比例承担，但认亏时间可延至茅台葡萄酒有限公司控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时，如届时茅台葡萄酒有限公司无法控制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同时或名庄公司无法占股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则王某、樊波无需承担该笔款项”等内容。协议签订后，王某、樊波分别向郑某转账200万元、100万元，郑某于同日出具两份借条予以确认。因《三方合作协议》项下股权未实际受让，郑某（甲方）与王某（乙方）、樊波（丙方）于2014年9月5日另行签订一份《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约定：“甲乙丙三方在友好协商下共同出资成立库醇公司，现就三方共同开设不少于20家门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三方共同出资的库醇公司股本金500万元实际等同于开设10家门店的保证金，该笔资金已由甲方转入上海衡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在开设该10家门店时，三方应按出资比例4︰4︰2来拥有该门店；另外10家门店的开设所需资金500万元，由乙丙两方在2014年7月27日前从外融资取得，融资成本按月息2.5分结算，该融资成本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平均承担，该十家门店也由三方共同拥有；利息的支付：以乙丙两方资金到达甲方账户之日起开始计息，利息按月支付；后期通过银行融资再开设的门店，无论开设多少，融资成本都由甲乙丙三方共同平均承担，门店也由三方共同拥有”等内容。协议签订后，王某、樊波又分别向郑某转款300万元、100万元，郑某亦出具收条予以确认。2015年1月31日，郑某（甲方）、王某（乙方）、樊波（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根据2014年9月5日三方所签订协议，现签署本协议书；甲乙丙三方于2014年8月1日分别按照40%、40%、20%的出资比例共出资500万元注册成立库醇公司；乙方投入人民币现金200万元、丙方投入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分别转入甲方账户，甲方以借条形式出具借款依据；2014年9月26日，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又向甲方账户转入人民币300万元，丙方向甲方账户转入100万元，甲方书面承诺按月息2.5分计息，截止2015年元月31日，丙方共收到三期利息7.5万元，其中5万元为甲方支付，2.5万元由乙方垫付，2015年元月份利息尚未支付。乙方四期利息共计30万元，已从运营费中冲抵；甲乙丙三方分别按照40%、40%、20%的出资比例两次共出资100万元到库醇公司，即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40万元，丙方出资20万元，作为公司运营费用；根据三方协议，现茅台葡萄酒名庄国际供应链上市暂缓，且库醇公司亦属于每月亏损状况，乙丙两方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甲方，甲方根据乙丙两方实际出资额在2015年3月31日前退还乙丙两方投资款及利息，乙方投入资金为人民币540万元，丙方投入资金为人民币220万元，资金利息按照2.5分结算（结算时应扣除之前已支付利息）；在乙丙两方收到甲方所退回本金及利息之前，库醇公司以及合肥醇禧葡萄酒专营店及仓库在此日起之前的所有运营开支都由甲方承担；在甲方退还乙丙两方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后，乙方将位于合肥市潜山路与皖河路交口新华国际广场A座的库醇公司全部资产移交给甲方；在公司账务结算完成后，乙方可选择继续经营合肥醇禧葡萄酒专营店，或将该店过户给甲方；如果后期甲方所操作茅台葡萄酒名庄国际供应链项目上市成功，乙丙两方作为原始股东依旧享有2%和1%股权，同时乙丙两方应将股本金共计人民币300万元及利息以及名庄公司经营期间的亏损经审计后乙丙退还给甲方”等内容。2015年7月31日，郑某分别向王某、樊波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2015年8月7日，郑某向王某偿还借款本金190万元。2016年4月19日，樊波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一份，内容为：“依据阁下与我及王某先生2014年7月21日所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2014年9月5日所签订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及2015年1月31日所签订的《协议书》，阁下尚欠本人借款本金120万元及相应利息，现本人将对贵方享有的到期120万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一并转让给王某先生，请阁下接到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及时向王某先生履行支付款项义务。同时，本人授权王某先生向阁下送达《债权转让通知》。”次日，王某通过申通快递向郑某邮寄该《债权转让通知》，快递查询单显示：邮件于2016年4月21日由本人签收。2016年4月27日，王某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王某陈述：“2014年7月21日的《三方合作协议》签订后，郑某声称原两位股东不愿意退出，在其建议下，我们又成立、注册了库醇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但是并未实际出资。2014年9月5日的《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签订后，我、樊波分别向郑某转账300万元、100万元。上述款项均与库醇公司的注册资本无关，系另开设10家门店的经营资金。另，我以利息冲抵方式视为又支付经营费用40万元，樊波支付了经营费用20万元。”对此，郑某不持异议。一审另查明：案涉协议签订及款项发生时，郑某、于某系夫妻关系。一审认为：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调查，王某、樊波是否曾为名庄公司股东以及该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等，并不影响两人于2015年1月31日就各自500万元、200万元投资款的处理问题与郑某达成的协议书的效力。该协议书明确了王某、樊波的已付款时间、金额、已收利息数额以及郑某的还款期限、利息标准等，实质上系各方确认将前述700万元转为借款，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故郑某辩称与王某、樊波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协议签订后，郑某已履行了偿还部分借款本息的义务。故其关于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还款条件尚未成就的抗辩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郑某尚欠借款本金、利息，认定如下：1.王某部分。首先，依据《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及各方的庭审陈述，能够认定截至协议书签订日2015年1月31日，郑某已向王某支付借款500万元自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的4个月利息。后郑某分别于2015年7月31日、8月7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190万元，故借款500万元自2015年2月1日起按2%/月计算至7月31日的利息为60万元、借款400万元自2015年8月1日起按2%/月计算至8月7日的利息为18667元。其次，王某、郑某于2015年1月31日在协议书中约定以利息冲抵的方式，视为王某另支付40万元经营费用且该款转为郑某的借款。因此，借款40万元自2015年1月31日起按2%/月计算至8月7日的利息49867元。综上，截至2015年8月7日，郑某尚欠王某的利息为668534元（60万元+18667元+49867元），此后的利息应以欠款250万元（210万元+40万元）为基数按2%/月予以计算。2.樊波部分。首先，依据《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及各方的庭审陈述，能够认定截至协议书签订日2015年1月31日，郑某已向樊波支付借款200万元自2014年10月至2014年12月的3个月利息。郑某又于2015年7月31日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故借款200万元自2015年1月1日起按2%/月计算至7月31日的利息28万元。其次，樊波、郑某于2015年1月31日确认樊波另支付20万元经营费用且该款转为郑某的借款。因此，借款20万元自2015年1月31日起按2%/月计算至7月31日的利息24000元。综上，截至2015年7月31日，郑某尚欠樊波的利息为304000元（28万元+24000元），此后的利息应以欠款120万元（100万元+20万元）为基数按2%/月予以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法律法规对通知的具体方式没有规定。本案中，王某在起诉前通过快递方式向郑某邮寄《债权转让通知》，已书面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宜。另，一审法院向郑某送达诉状副本等诉讼文书时，其亦已知晓债权转让事实且知道履行债务的对象。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并没有致使债务人错误履行债务、双重履行债务或加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负担，未损害债务人的利益，依法应认定债权转让已生效。樊波与郑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有效，故王某有权向郑某主张偿还欠款。因案涉欠款发生在郑某、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某亦未举证证明该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投资，故案涉欠款应属于郑某、于某夫妻共同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郑某、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某借款本金250万元，并支付截至2015年8月7日的利息668534元，此后的利息以欠款250万元为基数按2%/月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二、郑某、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王某借款本金120万元，并支付截至2015年7月31日的利息304000元，此后的利息以欠款120万元为基数按2%/月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9337元，由王某负担2160元，郑某、于某共同负担4717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800元，合计5800元，由郑某、于某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期间，郑某称其除了一审查明的已偿还390万元之外，还支付了其他款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郑某收到王某、樊波的700万元，并向王某、樊波分别出具的《借条》和《收条》。经查，根据三人签订的2014年7月21日《三方合作协议》及2014年9月5日《三方合作补充协议》，该700万元实为三方合作关系中王某、樊波的投资款。但2015年1月31日，三人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王某、樊波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郑某，郑某根据王某、樊波实际出资额在2015年3月31日前退还王某、樊波投资款及利息…在王某、樊波收到郑某所退回本金及利息之前，库醇公司以及合肥醇禧葡萄酒专营店及仓库在此日起之前的所有运营开支都由郑某承担；在郑某退还王某、樊波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后，王某将位于合肥市潜山路与皖河路交口新华国际广场A座的库醇公司全部资产移交给郑某…”。说明三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达成合意，王某、樊波退出合作关系及郑某自愿将王某、樊波的投资款转为欠款，并明确约定了欠款的本金、利息及还款的时间。换言之，三人通过结算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因此，虽然案涉款项源于“合作关系”的投资款，但三人通过结算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现郑某仍以“基础法律关系系合作关系”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郑某应当按照三人最终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本案中，从2015年1月31日的《协议书》约定：“…王某、樊波可安全退出，所持股份转给郑某，郑某根据王某、樊波实际出资额在2015年3月31日前退还王某、樊波投资款及利息…在王某、樊波收到郑某所退回本金及利息之前，库醇公司以及合肥醇禧葡萄酒专营店及仓库在此日起之前的所有运营开支都由郑某承担；在郑某退还王某、樊波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后，王某将位于合肥市潜山路与皖河路交口新华国际广场A座的库醇公司全部资产移交给郑某…”的内容可见，郑某与王某、樊波互负债务，即郑某负有向王某、樊波清偿欠款本金、利息的债务，王某、樊波负有向郑某转让股份及王某负有向郑某移交相关资产的债务，但三方仅明确约定了王某所负的移交相关资产的债务在郑某履行清偿欠款义务之后，未明确约定郑某所负清偿欠款的债务与王某、樊波所负转让股份债务的先后顺序。现王某起诉要求郑某履行债务，而郑某并未就要求王某履行债务而提出反诉，故一审在本案中确认郑某的还款义务，并无不当，郑某可就要求王某履行债务的问题，另行主张。关于案涉欠款是否为郑某、于某的夫妻共同债务。首先，郑某将案涉款项自愿转为欠款的事实，发生于郑某、于某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郑某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王某知道该约定，或者王某与郑某明确约定涉案欠款为郑某的个人债务。其次，从查明的案件事实反映，郑某将案涉条款用于经营投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即郑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郑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经营投资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案涉欠款显然不属于因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产生的非法债务。故一审认定案涉借款为郑某、于某的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法律规定。另，一审认定案涉款项为借款不当，认定为欠款为宜，本院将案由变更为“合同纠纷”。鉴于欠款所产生的还款义务与借款是一致的，且符合双方达成债权债务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一审的判决结果不作调整。综上，郑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9337元，由上诉人郑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洁审判员  钱岚审判员  程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崔阳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