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10民终5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邱祚宏，男，195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商南县，农民，系原审被告邱宁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魏超峰，商南县司法局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润红，男，1972年3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商南县，农民。原审被告：邱宁，男，198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系商南县试马镇人。原审被告：李锋，男，199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商南县清油河镇，农民。上诉人邱祚宏与被上诉人高润红、原审被告邱宁、李锋健康权纠纷一案，商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7）陕1023民初56号判决，宣判后，邱祚宏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邱祚宏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商南法院（2017）陕1023民初5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提出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案由定性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其提出，本案是上诉人邱祚宏出于助人为乐，在亲友高某某的电话告知下前往车辆故障地为高润红修车，明显属于无偿帮工行为，依照法律规定，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帮工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损失应由被帮工人即本案的被上诉人自行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健康权纠纷是错误的，事实也认定错误，进而导致责任分担以及法律适用出现错误；二、原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高润红的残疾赔偿金与事实不符，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上诉人高润红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邱祚宏是其叔高某某打电话叫来给他修车的，被上诉人本人并不认识邱祚宏，所以邱祚宏的行为并不是帮工行为；高润红还辩称，他在受伤前一直租住在商南县城，打零工，有固定收入，原审以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正确。其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原告高润红一审诉称：2016年4月11日，原告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在试马镇百鸡村六组发生故障，无法使用。原告即电话联系高某某为其联系试马街的摩托车修理店为原告修车，之后，高某某联系了被告邱祚宏，邱祚宏带被告邱宁经营的“试马镇三信车行”的修理师傅李锋一起找到原告，为原告修理摩托车。因李锋从三信车行拿错摩托车配件，摩托车无法维修，被告邱祚宏和李锋即用绳子拴住邱祚宏驾驶的摩托车和原告发生故障的摩托车，采取前车（好车）拖后车（故障车）的方式将原告的摩托车拖往“三信车行”修理，当行走至一峡口处时，原告扶骑的车辆突然摔倒，原告从车上摔至地面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商南县医院住院治疗16天，2016年4月27日出院时，经诊断为：“1、右手第1掌骨近端骨折；2、右手第1掌腕关节脱位”，医生建议：“注意休息、适当功能锻炼、定期复查、不适随诊”。原告认为，三被告均为原告提供修理服务，在此修理服务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原告受伤，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原告诉至商南法院。请求邱祚宏、邱宁、李锋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医疗费6549.78元、误工费16640元、护理费1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残疾赔偿金63174元、后续治疗费2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元、鉴定费1700元，共计92143.78元。被告邱宁、邱祚宏、李锋一审共同辩称，1、本案原告损失与答辩人邱宁无关，邱宁确系三信摩托车行经营人，事发当天，邱宁并未指派他人为原告修车；2、答辩人邱祚宏为原告修车属无偿帮工行为，拖车过程中使用的绳子也是原告找来的，因帮工行为造成原告损失，应由原告承担责任；3、答辩人李锋与本案无关，李锋主动要求和邱祚宏一起去玩，事发时只是在场；4、原告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如本案双方属服务合同关系，应由三信车行承担法律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11日，原告高润红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在商南县试马镇百鸡村发生故障。原告电话联系高某某为原告找人修理摩托车，高某某电话联系了被告邱祚宏，向邱祚宏介绍了原告摩托车发生故障的地点、车辆型号及修理所需配件。被告邱祚宏同意为原告修车后在被告邱宁经营的位于试马镇街道的三信摩托车行拿了修理工具，与被告李锋一起前往百鸡村为原告修车。修车过程中，被告李锋发现其所带配件与原告的摩托车型号不符，无法修理摩托车。经被告邱祚宏与原告协商，由邱祚宏驾驶其摩托车用绳子牵引原告故障摩托车前行，在行至一峡口处时，原告骑乘的摩托车突然摔倒，导致原告倒地受伤。原告受伤后被送往商南县医院住院治疗16天，2016年4月27日出院时，经诊断为：“1、右手第1掌骨近端骨折；2、右手第1掌腕关节脱位”，医生建议：“注意休息、适当功能锻炼、定期复查、不适随诊”。经本院委托鉴定，2016年11月10日，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做出，鉴定意见为：“1、高润红本次外伤所致右手拇指近端骨折，构成十级伤残；2、高润红还需择期接受定期复查及右掌克氏针内固定取出术，后续治疗费约需人民币1500元-2000元”。原告支出鉴定费1700元。另查明，原告高润红自2015年8月26日在商南县城关街道办文明北路租房居住至今。高润红之父高某1（1944年11月14日出生）共有4个子女，分别是长女高某2、次女高某3、三子高润红、四子高某4，高润红与妻子陈某某育有一子高某5（2002年4月19日出生）现在商南县初级中学上学。一审法院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认定原告高润红的各项损失如下：医疗费8349.18元、误工费8480元、护理费1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残疾赔偿金56880元、被扶养人高某1生活费1499.40元、被扶养人高某5生活费为2905.35元，以上各项损失总计79873.93元。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原告经高某某联系，找被告邱祚宏为原告修理摩托车，邱祚宏从其子邱宁经营的试马镇三信车行带了修理工具，并同意懂修理技术的李锋与其共同前往原告车辆发生故障地点为原告修车。被告邱祚宏在发现原告故障车辆无法修理后，驾驶其摩托车牵引原告已故障摩托车行驶。高润红、邱祚宏均同意用邱祚宏的摩托车牵引原告故障摩托车行驶，高润红找来绳子，二人均实施了摩托车拖车行驶的行为，故对原告的损失，原告高润红、被告邱祚宏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因被告邱宁未参与拖车活动，且原告主张被告邱宁指派被告李锋为原告修理摩托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故对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李锋与其余被告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锋是否实施拖车行为，故对原告该主张亦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责任划分，经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邱祚宏牵引原告已故障摩托车行驶导致原告摔倒受伤，对摩托车拖车行驶的危险性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其行为造成原告损害的赔偿责任；原告同意拖车行驶、骑乘被牵引的故障摩托车，且主动找绳子作为拖车连接，主观上放任危险的发生，可以减轻被告邱祚宏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告与被告邱祚宏对摩托车拖车行驶造成原告受伤，均有重大过失，二人应对原告的损失负同等责任，原告要求三被告连带承担赔偿责任，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方辩称，被告邱祚宏为原告修车，系无偿帮工行为，据此认为被告方在帮工中造成原告损失应由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因原告经高某某联系被告邱祚宏明确表示了其需要修理服务，被告邱祚宏向高某某承诺为原告修车，原告和被告邱祚宏均未作出无偿帮工之意思表示，综合考虑本案案情，对被告方该观点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七）项、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原告高润红的医疗费8349.18元、误工费8480元、护理费12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80元、残疾赔偿金61284.75元，共计79873.93元，由被告邱祚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39936.96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行承担；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二审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邱祚宏为高润红修车的行为是否属于帮工行为；二、高润红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以城镇标准计算。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关于邱祚宏为高润红修车的行为是否属于帮工行为的问题，经查，被上诉人摩托车出现故障后，电话联系高某某，让找人为其修车，高某某遂电话联系邱祚宏为被上诉人高润红修理摩托车，因高润红经其叔高某某联系邱祚宏明确表示了其需要修理摩托车的服务，邱祚宏亦向高某某承诺为高润红修车，邱祚宏和高润红均未作出无偿帮工之意思表示，加之，无偿帮工是要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而本案上诉人邱祚宏和被上诉人并不相识，因此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高润红的残疾赔偿金是否应以城镇标准计算的问题，经查，被上诉人高润红提交的两份租房合同,结合水、电费票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自2015年8月26日至今租住在商南县城关街道办文明北路，且在商南县城以打零工为业，有固定收入来源，因此原审以城镇户口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正确，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4元，由上诉人邱祚宏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余高奇审 判 员  周鹏飞代理审判员  王锡彬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王译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