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云23民终10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云南滇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映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映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华县龙川镇龙泉社区东兴三组。负责人：陈正明，任东兴三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张朝辉，云南荣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明、李映兰因与被上诉人李映华、南华县龙川镇龙泉社区东兴三组（以下简称“东兴三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南华县人民法院（2017）云2324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上诉人李映兰，被上诉人李映华、东兴三组组长陈正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张朝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上诉人杨明、李映兰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分地协议无效，并由被上诉人东兴三组按宅基地分配方案分配宅基地给上诉人；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必须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本案中，上诉人虽然起诉请求判决二被上诉人签定的《分地协议》无效，但因该《分地协议》侵害村民权益的人并不止二上诉人，还包括二上诉人的父亲李金才、上诉人杨明的妻子陈春琼、上诉人李映兰的儿子郭镕滔，一审判决认定李映华姐弟三户共6人有资格分配宅基地，那么该6人在本案中均属于必须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虽然二上诉人在起诉时，李金才、陈春琼、郭镕滔没有作为原告诉讼，但根据《民事诉讼法》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并没有依法通知李金才、陈春琼、郭镕滔参加本案一审诉讼，因此本案应该发回重审。二、一审认定杨明委托李映华与东兴三组签订《分配协议》错误。首先，上诉人杨明并未委托被上诉人李映华与被上诉人东兴三组签订《分配协议》。杨明在诉讼中陈述在之前曾委托被上诉人李映华向被上诉人东兴三组转达其要地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在之后委托李映华与东兴三组签订《分配协议》，该认定没有法律依据，是错误的理解和认定。二、此外，一审判决中认定杨明在信访材料上签字，并且在2013年5月16日二被上诉人签订《分地协议》时李映华通过电话联系杨明并征求其意见的事实认定同样是错误的。杨明在2012年3月13日的信访材料上签字仅是表达其对村小组2012年2月10分配方案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信访表达其合理诉求，而对其信访后的处理结果是否改变了分配方案并不知晓。并且，二被上诉人签定《分配协议》时上诉人并未接到过李映华电话，在二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的前提下，一审判决即对此事实进行了认定是错误的。四、抛开上诉人杨明的问题不说，上诉人李映兰与被上诉人是不同的户主，且李映兰现在南华，李映兰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说李映华要代表李映兰签订《分地协议》同样要有李映兰的授权，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李映华没有权利代表李映兰签订协议。并且，被上诉人李映华在一审中也陈述了在2013年5月16日其与被上诉人东兴三组签订《分配协议》时，李映兰曾到现场，但因不同意分配方案中途就离开了，在此情况下，凭什么认为李映华有权利代表上诉人李映兰签订《分配协议》。五、一审判决认为二上诉人起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系适用法律错误。二上诉人一审起诉是请求判决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分配协议》无效，要求按被上诉人东兴三组的宅基地分配方案分配土地，其起诉的事实清楚，也就是李映华是否有权代理二上诉人签订《分配协议》的问题，即二上诉人并没有授权李映华代理二上诉人签订《分配协议》。并且，从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李映华得到了二上诉人的授权，在此情况下，二被上诉人签订的《分配协议》是无效的。李映华辩称：对于此事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向政府反映，得罪了我们生产队领导，我站出来反对他之后，他就发动群众针对我。我考虑到不能对抗生产队，就让步签订了协议，判决书把所有责任推给我。2013年签订的协议，2015年才分配宅基地，当时我们副队长的儿子擅自把宅基地最好的位置直接盖房子，导致了领导分配不了，就拖了两年。我兄弟一家人在昆明，姐姐李映兰也因此事受伤，考虑到这些因素，就背着他俩签订了协议。我兄弟去年回来问了这事，后就跟我翻脸。最早分配方案出来我打电话给我兄弟，我兄弟说他要分地，2013年期间，我和生产队发生了很多摩擦，当时有很多人来殴打我和家人，我是受害人，为了不让这种伤害继续扩大，我就瞒着家人签订了协议。东兴三组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原告权利人只是杨明和李映兰，法院只能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进行判决，至于其他人没有参加诉讼也是上诉人自己造成，不能把责任推给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对于分配方案，2008年开始，东兴三组就对宅基地分配方案进行讨论，直到2012年东兴三组公布了分配方案及补充方案，通过召开大会表决通过，后李映华、李映兰、杨明不满，以书面形式到南华县政府上访，并且拉大量石料到工程现场阻挠，导致方案延缓实施，到2013年才确定分给其三人并且没有补任何款项，该方案是东兴三组妥协的结果，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现在土地分配完毕，一审判决应维持。上诉人杨明、李映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二被上诉人违法所签的分地协议无效，并按东兴三组的宅基地分配方案分配土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由于国家建设用地的需要，2008年，南华县人民政府征收了南华县龙川镇龙泉社区东兴三组的部分土地后，给东兴三组预留了35.59亩土地作为村民房屋建设用地。此后，村小组即开始征求村民意见和召开村民会议讨论该预留土地的分配方案。2012年2月，村小组向村民公布了《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方案》和《东兴三组安置用地分配补充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召开户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上分配方案。该分配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该小组参与分配宅基地的人口数、户数以2008年7月1日该小组与南华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征地协议之日截止的人口数、户数算，之后所分的户不能作为一户参与分配土地，之后出生的人口只能参与年终分红，不能参与分配宅基地；应当参与分配土地的人口以每人25平方米分配土地，土地确定为4人一户享受一宗100平方米的土地；一户中人口少于4人而享受一宗土地的，少于的人口要按每平方米1200元-1000元（根据所选地段当道不当道确定价格）的价格向村小组补交土地价款，人口多于4人享受一宗土地的，多出的人口由村小组补给同一标准的土地价款；村民中如有放弃分配土地的，由村小组按每平方米1300元的价格补给土地价款；土地分到户后，不能出让给户口不在该小组的他人。人口不足4人而享受一宗土地的必须在村小组规定的期限内交清土地差价款才可参加抓号，否则视为放弃抓号的权利，直接由村小组补给土地价款；为避免村民建房时的七进八出和参差不齐，由村小组以每户12000元的标准，使用集体资金统一为村民理石脚，人口少于4人的每宗土地每人自付3000元的理石脚费用。该分配方案经户长会议讨论通过后，仍有部分村民对该分配方案有意见，李映华和李映兰、杨明就是其中之一。李映华和李映兰、杨明系姐弟关系，三人在2008年7月1日签订征地协议前即已分户。杨明于1997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昆明打工并结婚生子，在昆明居住生活，一般只是春节回南华居住几天。但杨明及家人的户口均在东兴三组，每年均参与东兴三组的分红和其它福利，作为东兴三组的村民，平时的权利义务多由杨明的父亲和二姐李映华代为。2015年12月31日，杨明与原工作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映兰结婚后居住在南华县龙川镇西云社区西街一组，但其和儿子的户口仍在东兴三组，其和儿子一直参与东兴三组的分红和享受其它福利，行使其它权利并参与相关事务。2012年2月，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方案公布后，李映华、李映兰及其他部分村民即多次到社区反映情况，表达对该分配方案的不满意见。2012年3月13日，李映华、李映兰及其他部分村民形成书面材料到南华县人民政府上访，杨明则通过由李映华托人将上访材料捎到昆明，由其签名捺手印的方式表达对该分配方案的不满意见。后经过几级组织做思想工作，其他村民均接受并执行该分配方案，只有李映华、李映兰、杨明姐弟三户仍不愿接受该方案，李映华、李映兰还到由村集体统一实施的开挖土地石脚基础施工现场阻止施工。由于整个分配方案的实施进展缓慢，引起了其他愿意接受和执行分配方案的村民的不满，多次向村小组和社区反应，并聚集到县人民政府上访。2013年5月16日，村小组再次召开户长会议，讨论李映华姐弟三户的宅基地分配问题，李映华、李映兰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映华电话询问杨明是要土地还是要钱，杨明答复要地，让李映华帮其处理。在此次会议上，由李映华提出分配意见，并经参会村民讨论同意，村小组组委成员与李映华协商后，李映华与村小组签订了“关于李映华姐弟宅基地分配一事”的相关协议，协议内容如下：1、李映华姐弟三户共计6人按人均25平方米合计150平方米量给他们，由其优先选择地宗；2、小组不在为其姐弟的地宗理石脚，其费用由小组进行测算后按实际人均费用补给她们；3、其余地宗的价格与分配方式由小组自行决定，李映华姐弟无权干涉；4、其他群众的工作由小组成员负责，与李映华姐弟无关；5、此协议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违反者自行负责。2013年6月5日，李映华再次就土地的丈量位置及开挖石脚基础中的一些事宜与村小组签订了补充协议。此后，村小组将李映华姐弟三户中有资格分配宅基地的6人（李映华、李映兰及儿子、杨明及妻子、姐弟三人的父亲李金才）的土地共计150平方米丈量给了李映华，并由李映华领取了理石脚补助款。至杨明、李映兰起诉前，东兴三组的预留宅基地已经分配完毕，大多数村民已经建盖了新房。一审法院认为，杨明、李映兰所诉事实与法庭查明的事实不符。首先，杨明诉称，其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昆明打工，并在十多年的打工期间结婚生子，直到2016年辞工回家后才知道国家征收土地和自己户籍所在地东兴三组分配预留宅基地的相关情况。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杨明早在2012年3月即收到其二姐李映华托人捎来载有东兴三组土地被征收及预留土地分配方案内容的《情况反映》材料，并通过在《情况反映》材料上签名捺手印的方式，向南华县人民政府反映对该分配方案的不满意见；2013年5月16日，村小组召开户长会议讨论其姐弟三户的宅基地分配问题时，其二姐李映华又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征求其要土地还是要钱的意见，故杨明的这一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第二，杨明、李映兰诉称，其二人各自作为一户独立的家庭，应当按照村小组的分配方案各自独立享有一宗100平方米的宅基地，并按照方案规定补交人口不足4人的差额款，这样才合理。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自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方案公布开始，杨明、李映兰姐弟三人即表示对该方案不满意，不愿接受该方案，并通过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才发展到2013年5月16日村小组再次召开户长会议讨论其姐弟三户的土地分配问题，故二杨明、李映兰的这一诉讼理由不能成立；第三，杨明、李映兰诉称，其二人并未授权李映兰与村小组签订分地协议，也不知道村小组将自己的土地合并分在了李映华的名下。但根据查明的事实，2013年5月16日，村小组召开户长会议讨论其姐弟三户的土地分配问题时，李映华电话联系杨明时，杨明已表示自己要地，让李映华帮其处理；李映兰不仅参加了此次会议，而且没有对由李映华提出，经过参会村民讨论同意的其姐弟三户的分地方案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应认定李映华与村小组签订的其姐弟三户的宅基地分配协议内容属于杨明、李映兰当时的意思表示；第四，对于杨明、李映兰诉称的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侵犯其二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东兴三组的宅基地分配方案确定，宅基地分配以人均25平方米计算，村民可以选择要土地，也可以选择领取土地价款，但选择一宗土地的户，如果人口少于4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交纳差额款。而李映华与村小组签订的协议，是在其姐弟三户既没有向小组主张各户要一宗土地，也没有交纳人口数差额款的前提下，由李映华提出，由户长会议讨论同意的一种特殊处理措施。该协议以其三户中有资格分配土地的6人为基数，以每人25平方米的标准，特殊确定了一宗150平方米的土地分配给李映华和杨明、李映兰三姐弟，并确定其三姐弟可以不通过抓号即可优先挑选地段、不参与集体统一理石脚并由集体补给理石脚费用。该协议既没有违背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方案的基本原则，又照顾了其姐弟三户在上访材料中的诉求，因此，该协议并没有侵犯杨明、李映兰的合法权益；同时，一审法院认为，时隔五年之后，在村小组的宅基地已经分配完毕的现实下，杨明、李映兰又要求按照当初自己坚决抵制、不愿接受的宅基地分配方案分配土地，于理于法均不应得到认可；第五，对于杨明、李映兰所诉称的其二人向李映华询问土地情况时，李映华均答复该宗土地是小组分配给她的，与杨明、李映兰无关。一审法院认为，现在实际占有杨明、李映兰及家人土地的是李映华，杨明、李映兰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杨明、李映兰起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其二人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东兴三组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和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杨明、李映兰所诉的协议没有杨明、李映兰的签名，该协议是否对杨明、李映兰具有约束力需要通过审理方能确定；同时，一审法院审理的是李映华和东兴三组之间签订的宅基地分配协议是否侵害杨明、李映兰的合法权益的法律关系，不是审理东兴三组的宅基地分配方案是否合法这一法律关系，故东兴三组的这两条答辩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明、李映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杨明、李映兰承担。经征询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事实的意见，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一、“2013年5月16日，村小组再次召开户长会议，讨论李映华姐弟三户的宅基地分配问题，李映华、李映兰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映华电话询问杨明是要土地还是要钱，杨明答复要地，让李映华帮其处理。”，认为李映兰会议没有结束就离开，只有李映华一人签订，李映华没有打电话询问杨明。二、“至杨明、李映兰起诉前，东兴三组的预留宅基地已经分配完毕，大多数村民已经建盖了新房。”，认为东兴三组的预留地还有两块没有分配完毕。被上诉人李映华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有异议的部分同上诉人，被上诉人东兴三组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故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本案法律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公示，欲证明东兴三组最终确定的宅基地分配方案及款项找补通知时间是2015年3月15日，在之前没有正式通知。经质证，被上诉人李映兰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东兴三组对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归纳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判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二、李映华与东兴三组签订的宅基地分配协议是否有效。关于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上诉人杨明认为《分配协议》侵犯了其父亲、妻子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未通知上述人员参加诉讼属于程序违法。经审查，上述人员在本案中不属于上述法条规定的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未通知其参与诉讼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本案中，村小组已经于2012年2月向村民公布了《东兴三组宅基地分配方案》和《东兴三组安置用地分配补充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召开户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上分配方案。杨明与其家人对该分配方案持异议，于2012年3月到县政府上访，上访材料均通过其姐李映华递交，后村小组于2013年5月再次召开户长会议，讨论李映华姐弟三户的宅基地分配问题，该会议虽只有李映华参与，上诉人主张李映兰会议未结束便离开，会后，李映华与村小组“关于李映华姐弟宅基地分配一事”的相关协议，杨明的父亲也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虽没有上诉人的签字，欠缺协议有效成立的形式要件，但综合全案，可知杨明对原来的分配方案持异议并到政府上访，其已经知晓村小组分配宅基地一事。从李映华与村小组签订的协议内容看，可认定村小组在李映华姐弟三户到政府上访后，根据其上访的诉求重新按其要求对分配方案进行了有利于李映华姐弟的调整方案，该分配方案是村小组与李映华协商后对原分配方案的重新调整，并且，该村民小组只有李映华姐弟按重新调整后的分配方案执行，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李映华父亲及姐弟的权益，结合村小组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及李映华姐弟的家庭成员关系，可认定村小组有理由相信李映华有权利代表上诉人与村小组签订协议。协议经村小组组织召开的户长会议讨论通过，未剥夺侵犯杨明、李映兰的合法权益，村民小组召开会议讨论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可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杨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陈翠连审判员  王红云审判员  龚艳波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张潇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