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702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某东，男，汉族，1959年3月20日出生，住广州市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姚伟，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灼彬，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某洪，男，汉族，1949年12月1日出生，住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雄，关欣，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某东因与被上诉人钟某洪追索赡养费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21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钟某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钟某洪偿还钟某东2004年至2016年垫付的赡养母亲陈某年的费用41097元；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钟某洪承担。事实与理由如下：1.成年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非因法定原因不能免除。钟某洪以涉案期间被赡养人陈某年有收入且其收入足以支付全部生活费用为由不给付赡养费，于法无据。钟某洪一审中已承认，母亲陈某年住养老院后未承担任何费用，但主张相关费用是以母亲的个人收入支付，对此钟某洪应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实际上，母亲的个人收入不足以支付其住宿养老院的费用、医疗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上述费用均是以钟某东的个人财产支付的。钟某洪应承担赡养母亲的责任，与包括钟某东在内的其他兄弟姐妹共同分担赡养费。2.母亲养老院住宿期间的缴费收据、住院收据等单据由钟某东持有，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来看，“谁交钱就向谁出具单据”是正常的交易习惯；其次，钟某东补充提交的由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颐憩园出具的《证明》已证明母亲入住养老院期间的费用由钟某东交纳。钟某东已尽举证责任证明上述费用是以其个人财产支付；钟某洪有相反主张的，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其他赡养人是否已承担赡养费与钟某东是否为钟某洪垫付赡养费无直接关系，一审判决以钟某东未举证证明其他赡养人承担了赡养费而认定钟某东垫付赡养费的证据不足，是错误的。4.母亲的收入不足以覆盖其受赡养期间的所有支出。母亲的收入在养老院生活期间日常护理中已经通过日常伙食、衣服等消耗完毕，钟某东主张的是在其收入以外的其他支出的负担。5.钟某东提供了母亲的收入明细（2007年至2016年6月总额），包括：（1）社保养老金79000多元，每月400-700元左右。（2）高龄补贴共10590元，数字不是完全对应，但也基本一致。（3）残疾人补助17052元，双方主张也是一致的。（4）农村分红、福利，对此双方有争议，钟某东认为是48300.33元，涉及到：2005年果山青苗分配款和2005年成田青苗分配款，钟某洪认为这部分是母亲的个人收入，但钟某东认为是家庭收入。果山青苗分配款的数额67379.12元，成田青苗分配款是46150.88元，加起来是11万元。6.母亲作为户主代收了这两笔分配款后，由兄弟姐妹分了，但钟某洪没有份，因为当时其户口不在村里，其当时已经出去工作了。果山青苗分配款是5个子女平均分的，母亲没有分配，而成田青苗分配款是由母亲和5个子女平均分配的。7.母亲总的生活开支和医疗护理的开支包括：医疗费67612.95元、日用品14426元、养老院住宿费185400元、养老保险个人负担的部分12183.04元、保险单20元、2004年至2006年保姆工资每月1000元即合计24000元。以上合计303621.99元。8.母亲生前没有要求钟某洪支付赡养费，但也是因为其去世太快没有交代这个问题。垫付的这些费用是钟某东用现金垫付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把钟某东垫付的钱还给其了。9.母亲没有个人财产，只有每年的股份分红。被上诉人钟某洪辩称同意一审判决：1.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将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等同于向父母支付赡养费。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仅限于父母本人，并无法律规定该权利可以转让、继承。本案中，母亲陈某年既不属于生活困难，也从未要求钟某洪支付赡养费，钟某洪对母亲的日常探望同样属于履行了赡养义务。2.只有被赡养人向赡养人要求给付赡养费，或各赡养人之间就赡养费用的承担达成协议，才是婚姻法上的赡养法律关系。“垫付”属于债权法律关系的概念，作为债权人的垫付人应向债务人或其继承人主张权利。本案中，即使钟某东实际支付了其“垫付”的费用，那也只是其与母亲之间的委托付款合同关系，其只能依合同关系要求母亲归还，母亲去世后，其只能以各继承人为被告，要求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份额中承担归还义务。3.无证据证明钟某东实际支付了本案的“垫付”费用。从来没有“谁交钱就向谁出具单据”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使有该法则，其适用前提也应是母亲还活着。现母亲己去世，其所有物品均由钟某东接管，谁是票据的实际持有人已无法查清。从钟某东提供的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颐憩园收据即可反证其“垫付”事实不存在，该收据的缴款人均是母亲陈某年，而不是钟某东。母亲的收入主要是通过银行入账的，其支出也必然是通过银行进行，钟某东只需提供母亲的银行交易记录，即可证明有无用母亲的个人财产支付其生活费用，如果母亲的银行存款余额与其收入相差不大，即可反证本案费用不是母亲支付的。4.不存在钟某东与钟某洪约定平均分担母亲赡养费用的事实。5.分配款是母亲个人的收入，虽然母亲与子女是在同一个户口，但村里已经当他们是经济独立的。另外，社保在母亲去世后发了37122元丧葬费。6.住院费的金额没有减去报销部分，社保可以报销农村医疗部分的；不认可请保姆这部分开支，老人院住宿费以单据为准，日用品的单据很多是造假的。一审时已经算过，所有这些支出是没有超过母亲总收入的。7.母亲生前没有表达过要所有子女支付赡养费的意愿，因为钟某洪是家里老大，母亲认为其以往承担了比较多的义务，以后就没有要求其承担了。8.钟某东没有垫付钱，钟某洪也不知道其他兄弟姐妹是否有垫付。9.不清楚母亲是否有个人财产，应该是没有固定的资产。2017年4月27日，钟某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钟某洪偿还钟某东在2004年至2016年垫付的赡养母亲陈某年的费用，钟某洪承担其中七分之一，即41097元；2.钟某洪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赡养人陈某年出生于1927年10月7日。陈某年共生育七名子女，分别为：钟某洪、钟某鹏、钟某珍、钟某东、钟某珍、钟某容、钟某益。2004年至2006年，陈某年居住在钟某东家，由钟某东照顾陈某年的日常生活。2006年以后，陈某年入住广州开发区萝岗街颐憩园（养老机构），于2016年6月21日死亡。钟某东、钟某洪均确认陈某年的遗产尚未发生继承。钟某洪对钟某东提交的住宿费单据、医疗费收据、保险单、养老保险金收据、《协议》、《证明》、关于征地款发放的《证据说明》的客观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中部分日用品收据、丧葬费清单的客观性提出了异议。钟某东对钟某洪提交的社保养老金、高龄补贴（长者金）《证明》、残疾人补助证明、关于残疾人补助金额说明的客观性无异议，对张秀英出具的“证明书”的客观性有异议，并认为有关征地补偿款、股份分红、福利待遇的收入并非陈某年的个人收入，而是包括陈某年在内的全户11人的收入。另查明：被赡养人陈某年在其生前有征地补偿款、股份分红、各项福利和残疾人补助等收入。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钟某东与钟某洪争议的焦点，评析如下：一、关于钟某东是否本案的适格原告。被赡养人陈某年在其生前具有要求子女给付或不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在其死亡后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归于消灭。但是，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钟某东主张其曾与钟某洪口头约定七名兄弟姐妹平均分担陈某年的赡养费用，本案并非一个单纯的请求给付赡养费之诉。换言之，若钟某东主张的事实成立，钟某洪曾经委托钟某东垫付赡养费，则钟某东主张钟某洪返还垫付的赡养费有根据；若钟某东主张的事实不成立或证据不足，则钟某东主张钟某洪返还垫付的赡养费无根据。因此，需查明钟某东的上述主张是否属实，不宜简单否定钟某东对本案的诉权。因此，钟某洪提出钟某东并非本案适格原告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二、关于钟某东主张钟某洪向其返还垫付的赡养费41097元有无充足的证据。钟某东与钟某洪均确认被赡养人陈某年有个人收入。钟某东述称在2005年左右，其与钟某洪曾口头约定由钟某东负责照顾母亲陈某年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先由钟某东垫付，再由七名子女共同承担，钟某洪对此予以否认，无其他证据印证钟某东主张的事实，且钟某东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陈某年在入住养老院期间的住宿费、医疗费及2004年至2006年的保姆费等开支是用钟某东的个人财产支付，亦无法证实除钟某洪外的其他赡养人均已承担了41097元的赡养费。因此，认定钟某东为钟某洪垫付赡养费41097元的证据不足。钟某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7年7月27日判决如下：驳回钟某东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钟某东负担。二审中，经钟某东申请，钟某益出庭作证，其作证表示：1.去年即2016年8月各兄弟姐妹每人都还了41000元给钟某东，因为这是每个兄弟姐妹应该共同承担的，41000元是按照母亲陈某年总支出280000多元来算的。2.钟某益是用现金方式支付给钟某东的，给钱时各兄弟姐妹们都在。3.各兄弟姐妹开过一次会，是关于母亲陈某年的赡养问题的。钟某洪质证表示不确认钟某益证言的真实性。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和道德要求，年老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包括经济上的扶助、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由于给付赡养费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重要赡养义务但并非唯一赡养义务，在父母没有明确提出主张，或者各子女间并没有就赡养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无法断定各子女间应平均分摊赡养费，故已履行给付赡养费义务的子女并无权利向其他兄弟姐妹追索。本案中，陈某年在去世前入住广州开发区萝岗街颐憩园长达十年，钟某东、钟某洪均认可陈某年没有表达过其要求钟某洪支付赡养费的意愿，应合理推定为其认为不需要钟某洪支付赡养费，或放弃了要求钟某洪支付赡养费的权利，还有可能是陈某年本人的财产和收入已足以支付其自身医疗、生活和护理等各项费用。而钟某东主张在2005年左右，其与钟某洪曾口头约定由钟某东负责照顾母亲陈某年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先由钟某东垫付，再由七名子女共同承担，并由钟建益出庭作证拟证明这一事实，钟某洪对该口头约定予以否认，对此本院认为，钟某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陈某年的医疗费、入住养老院期间的生活和护理等费用均以钟某东的个人财产支付，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钟某洪（和其他兄弟姐妹）在给付赡养费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综上，钟某东要求钟某洪向其返还垫付的赡养费41097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钟某东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钟某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秦黄铁张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