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兵12民终2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花，女，汉族，1976年7月27日出生，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江，新疆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春林，男，汉族，1957年1月17日出生，住新疆哈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宏，新疆鼎泽凯（哈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建华，男，汉族，1971年11月21日出生，住十三师黄田农场。上诉人王雪花与被上诉人田春林，原审被告孙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哈密垦区人民法院（2017）兵1202民初7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雪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一江，被上诉人田春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瑞宏，原审被告孙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雪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田春林对上诉人王雪花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双方签订种子协议的实质是保证担保，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应建立在主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因双方买卖种子的行为无效，因此签订的保证担保也无效。被上诉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常年种棉花其明知上诉人王雪花无种子销售资格仍然与其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因此被上诉人对于合同无效也有过错，一审认为上诉人是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是错误的。上诉人出具的欠条不是赔偿协议，而是基于担保行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因主合同无效由此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无效。因此一审认定欠条为赔偿协议违背事实。欠条是在被上诉人不断找黄田农场，上诉人迫于压力才按照上诉人提出的数额出具的，未经双方核算，显失公平，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拿着欠条到处宣扬，上诉人为避免不利影响，于2016年12月13日向其支付了143562元，其中已将欠条所载的12万元付清。2、一审认定双方存在棉花买卖关系，将143562元认定为棉花款，完全没有依据。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并错误认定证据。一审认定田春林将棉花卖给王雪花，王雪花按照田春林的指示将棉花款243562元中的10万元支付给孙建华，用于清偿田春林欠孙建华的大葱款，这一事实仅有田春林与孙建华的陈述。且两人早已串通，作为交换田春林不要求孙建华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孙建华的陈述不可信。李某作为田春林的雇工，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李某的证人证言也不可信。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田春林应当就其主张的将棉花卖给王雪花，王雪花向其支付的143562元是棉花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田春林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这一主张，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田春林答辩称，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依据双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本案双方签订的种子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如果种子达不到亩产400公斤，就由王雪花承担赔偿责任，该约定是双方解决争议的条款，并非担保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七的规定，解决争议的条款不因合同无效而无效。欠条是在损失产生后，田春林、王雪花、孙建华三人在田春林的棉花地里经核算后由王雪花自愿出具的，而且当时王雪花还要求田春林手持欠条在地里拍照为证，因此根本不存在王雪花被迫出具欠条，该欠条是合法有效的。王雪花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站长，对棉花种植十分专业，田春林从购种到种植的全过程都是在王雪花和其丈夫程某的指导管理下进行的，因此棉花产量低的责任不在田春林。双方在签订种子协议时王雪花就口头承诺要收购棉花，其目的是要回收棉种。收获时因棉花产量低、品质差，无其他销路，田春林在王雪花同意赔偿损失并出具欠条的情况下，才同意将棉花卖给她的。于是在出具欠条的第二天，程某就派车来田春林的地里拉走棉花，并卖给了黄田农场棉花加工厂。过磅时田春林在自己的帐本上记下了拉棉的车号和每车棉花的吨数，之后程某也将其卖棉花的过磅单复印件交给了田春林。对此事实，田春林在一审提供了过磅单、记帐本、证人证言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棉花的事实。根据过磅单和记帐本的记载田春林总共向王雪花卖棉花约46吨，按单价5.3元/公斤计算，应付棉花款24万余元，因此王雪花在2016年12月13日向田春林转帐支付了该棉花款，只是在转帐时按田春林的要求将其中的10万元直接转给了孙建华，剩下的143562元转给了田春林。2017年1月23日，黄田农场的棉花补贴款发放后，程某和孙建华一起，将补贴款61720元（按46060公斤棉花，每公斤补贴1.34元计算）通过银行转帐给田春林，对此有银行转帐的明细为证。按常理分析，欠条载明王雪花只应赔偿田春林12万元，其不可能再多赔19000元，而且田春林与王雪花之间根本不存在4562元的借款关系，王雪花对此也无任何证据证明。因此王雪花对143562元的组成所做的解释，明显是在拼凑数额，目的是为了否认双方的棉花买卖关系，其解释根本不合常理。因此一审认定证据是正确的，查明事实清楚，应予维持。原审被告孙建华述称：上诉人王雪花所述均不符合事实。因孙建华与双方当事人及王雪花的丈夫程某都是朋友，所以王雪花向田春林出售棉种签订协议时，双方均要求孙建华在场作证。签订种子协议时，孙建华和田春林打赌如果棉种达不到产量，就给田春林5000元，没想到棉花的实际产量确实很低，因此孙建华只能对自己的保证承担相应的责任。田春林和王雪花协商赔偿时，是王雪花打电话让孙建华去作证，经过双方核算按照180亩地每亩地减产100公斤，每公斤按7元计算，王雪花应赔偿田春林126000元，最终双方协商去掉零头按12万元确定，于是王雪花就出具了欠条，并给田春林拍照为证。程某去田春林地里拉棉花时，孙建华也在现场，程某将棉花卖给黄田农场是为了领棉花补贴款，此事实有程某的过磅单为证。2016年12月13日，王雪花给田春林支付棉花款243562元时，因田春林之前欠孙建华的大葱款未付，田春林就让王雪花将棉花款中的10万元直接打到孙建华的卡上，剩余的143562元转给田春林。2017年1月23日，程某与孙建华一起将棉花补贴款61720元，转帐给了田春林。综上，孙建华参与了双方交易及赔偿、付款的全过程，作为见证人虽然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孙建华有义务如实陈述客观事实，并对自己的陈述负责。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田春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王雪花赔偿棉花损失120000元；判令被告孙建华赔偿损失500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6日，被告王雪花向原告田春林推销杂交棉花种，被告王雪花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种子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杂交种子，保证正常年份达到每亩（400）公斤，如果达不到400公斤，一切后果由王雪花负责，如果达到400公斤，种子钱由田春林按每公斤66元负（付）款，等收棉花一次性付清”。被告孙建华为王雪花向原告提供担保，为此原告与被告孙建华约定若棉花亩产达不到400公斤，被告孙建华替原告支付5000元种子款，若亩产达到400公斤，原告向被告孙建华支付5000元。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王雪花的丈夫程某将棉花种子送到原告的棉花地，并为原告播种。2016年秋季，被告王雪花安排采棉机为原告采收棉花时，双方发现亩产未能达到400公斤。后经双方协商，被告王雪花承诺向原告赔偿损失120000元，为此被告王雪花于2016年11月6日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有王雪花赔偿田春林拾贰万元，12万元产量的钱（原因：担保棉花种子未达到产量）”。被告孙建华作为证明人在欠条上签字、捺印。另查，经原、被告双方协商，2016年11月6日，原告田春林将其种植的棉花卖予被告王雪花。2016年12月13日，被告王雪花按照原告的指示将应支付给原告的棉花款243562元中的1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直接交付给被告孙建华，用于支付原告欠付被告孙建华的大葱款，余款143562元被告王雪花支付给了原告。再查，根据被告王雪花陈述证实，其向原告推销棉花种子时未取得棉花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被告王雪花出具的《种子协议》及当事人陈述证实，原告田春林与被告王雪花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棉花种子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本案中，被告王雪花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向原告销售棉花种子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与被告王雪花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被告王雪花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是造成其与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被告王雪花作为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应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根据被告王雪花向原告出具的欠条证实，双方已就赔偿达成协议，即由被告王雪花向原告赔偿120000元。该欠条是被告王雪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故该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王雪花辩称，因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被告王雪花出具的欠条亦无效的辩解意见，该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王雪花辩称，其已于2016年12月13日向原告支付了143562元，其中有120000元系赔偿款，有4560元系被告王雪花欠付原告的借款，剩余的19000元（余额应为19002元）为被告王雪花迫于压力给予原告的封口费，故请求驳回原告要求其支付赔偿款的辩解意见。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被告王雪花于2016年12月13日向原告支付了143562元系其应付给原告的棉花款，且被告王雪花对其上述辩解意见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对被告王雪花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王雪花支付赔偿款120000元的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孙建华支付其担保的赔偿金5000元的请求，因被告孙建华认可，故该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雪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田春林支付赔偿款120000元；二、被告孙建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田春林支付赔偿款5000元；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00元，由被告王雪花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雪花提供以下证据：王雪花的农业银行卡（622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2016年2月29日，王雪花从孙建华处借款10万元。因此2016年12月13日王雪花向孙建华转帐的10万元，是偿还此笔借款，而不是大葱款。被上诉人田春林质证：该证据只能证明王雪花与孙建华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被告孙建华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其证明的问题不认可。孙建华确实给王雪花借过10万元，但该借款王雪花已于2016年3月2日和3日通过银行转帐清偿给了孙建华，对此有孙建华的农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为证。被上诉人田春林在二审提供以下证据：田春林在红星国民村镇银行的银行卡（621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及申请本院去银行查询的回执单，共同证明：2017年1月23日，是程某向田春林转帐支付了棉花补贴款61720元的事实。因田春林自己调取的该银行卡交易清单只能显示当日有人向该卡转帐61720元，但无法显示转款人是程某，王雪花对程某转款的事实又不予认可，在此情况下田春林只能在二审庭审后的当日即申请法院对转款人的身份进行核实。该证据可进一步佐证田春林与王雪花之间有棉花买卖关系，否则程某不可能向田春林支付61720元。上诉人王雪花质证：对田春林的银行卡交易清单的真实性不认可，该证据是在孙建华的要求下提供的，双方之间有串通的嫌疑，此做法是在套取国家补贴。原审被告孙建华质证：对该证据的认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该款是程某支付给田春林的棉花补贴款。原审被告孙建华在二审提供以下证据：孙建华的农业银行卡（622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清单一张，证明：王雪花于2016年3月2、3日向孙建华转帐偿还了2016年2月29日的借款10万元。因此王雪花在2016年12月13日向孙建华转帐的10万元，是代田春林支付的大葱款。田春林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可以推翻王雪花所主张的其在2016年12月13日向孙建华转帐的10万元是偿还之前借款的说法。本院二审查明：2017年1月23日，王雪花的丈夫程某通过银行转帐向田春林支付了棉花补贴款61720元。该事实有田春林提供的银行卡（621XXXXXXXXXXXXXX）交易明细清单及本院去银行查询的回执单在卷予以证实。田春林因客观原因无法向银行查询转款人的身份信息，故其在庭后申请本院予以核实，同时本院为了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对田春林在庭审中已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进行核实、补正，该行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并不违反民事诉讼程序。王雪花经本院电话、短信通知拒不到庭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视为放弃此次质证的权利。本院对田春林提交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予以采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王雪花出具的欠条是否有效；从《种子协议》的内容分析，双方约定了棉种的价格、付款条件和付款时间，并对棉种的产量作出约定，该协议具备买卖合同基本条款的内容，故王雪花与田春林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王雪花在《种子协议》中对棉种产量作出的承诺，是其作为卖方应履行的主要合同义务，并非上诉人所称的担保责任。《种子协议》虽因王雪花不具备销售资格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依法认定无效，但双方之后又对种子引起的损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王雪花愿意向田春林赔偿损失12万元并出具了欠条，孙建华作为证明人也在欠条上签字，因此可以认定该欠条是王雪花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王雪花主张其被迫出具欠条，对此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种子协议》的性质是买卖合同，而欠条是双方对种子的赔偿问题在双方之间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确认，故《种子协议》与欠条之间不存在主从合同关系，欠条不因《种子协议》的无效而无效。再者，王雪花作为农业技术人员，明知自己不具备经营资格却违规出售种子，其是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王雪花作为过错方应当赔偿田春林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二、田春林与王雪花之间是否存在棉花买卖关系，王雪花是否已向田春林支付了12万元的赔偿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田春林应对其主张将棉花卖给王雪花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此田春林在一审提供了自己留存的籽棉收购结算单及记帐清单，这两份证据所记载的棉花吨数、拉运棉花的车牌号与一审法院向黄田农场加工厂调取的籽棉收购结算单完全一致。根据上述籽棉收购结算单记载的棉花吨数及田春林陈述的棉花单价计算出的棉花款与王雪花于2016年12月13日转帐给田春林和孙建华的款项243562元也是吻合的。加之，田春林在二审提供的红星国民村镇银行卡交易清单也可证实，王雪花的丈夫程某在2017年1月23日向田春林转帐支付了棉花补贴款61720元，该证据也可进一步印证，双方具有棉花买卖关系，而且计算该棉花补贴款61720元所依据的棉花吨数与籽棉收购结算单载明的棉花吨数是一致的。孙建华的陈述以及证人李某的证言，也可佐证田春林与王雪花之间存在买卖棉花的事实。王雪花对田春林主张双方存在买卖棉花的事实予以否认，并反驳认为其在2016年12月13日向田春林支付的143562元中，有4562元是向田春林偿还之前的借款，有120000元是欠条所载的棉花赔偿款，多出的19000元是额外多赔偿的。王雪花对于反驳田春林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上述事实，也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田春林否认双方存在4562元的借款关系，王雪花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王雪花主张在12万元的基础上又自愿多赔偿19000元，也明显不合常理。王雪花主张2016年12月13日转给孙建华的10万元是向其偿还在2016年2月29日发生的借款，对此孙建华提供了反驳证据即孙建华本人的银行卡交易清单，可以证实王雪花已于2016年3月2、3日通过银行转帐向孙建华清偿了上述10万元借款。孙建华的该证据虽然是在二审庭审后提供，王雪花对此拒绝质证，但该证据是孙建华为了反驳王雪花在二审提供的证据，而提供的反驳证据，该证据系孙建华从银行调取的本人银行卡交易明细并盖有银行印章，且该证据与本案基本事实密切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该证据不属于逾期举证，本院应对此证据予以采纳。综上，本院全面审核双方提供的证据后，认为田春林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王雪花提供的证据。田春林提供的上述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买卖棉花的事实，王雪花支付的143562元是棉花款，并非欠条所载的赔偿款。一审对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的认定是正确的。综上，上诉人王雪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上诉人王雪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洪  琪审判员 买买提·吾尤甫审判员 祁  晓  玉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巴哈古 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