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民申229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廖晨野，男，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为平，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梅，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琳苹，女，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朱晓明，男，197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一审第三人：郑春明，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永嘉县。再审申请人廖晨野因与被申请人余琳苹、朱晓明，一审第三人郑春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49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廖晨野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系有借贷合意的滚动借贷关系，双方交易习惯证实了存在借贷合意。1.被申请人与郑春明配合确认款项性质为借贷。2.纵观本案的借款还款和借条出具过程，可以证实本案为滚动借贷关系。3.本案中2011年5月23日的20万款项往来，以及郑春明2012年5月4日的400万元，均为不计息的借贷。二、被申请人向廖晨野支付的利息证实了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支付利息的时间、金额印证了双方的滚动借贷关系，印证185万欠款余额客观存在。三、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2012年5月24日的200万付款为借贷以外的其他性质，郑春明也不能证明该200万发生在其与廖晨野之间。四、被申请人与郑春明在原审中的陈述虚假，不能作为认定对廖晨野不利事实的依据。1.前后陈述自相矛盾。一是朱晓明对房屋买卖做了虚假陈述。二审庭审中朱晓明明确房屋“至今未备案，也没有发票”，后又说“交了契税，随时可以办理房产证”。二是朱晓明提供了厉秀谦为买方的合同，但厉秀谦证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买卖合同。三是余琳苹和郑春明对款项性质相互推诿。四是郑春明对2011年5月23日的20万借款陈述前后矛盾。五是郑春明对127万元的性质陈述不一。六是郑春明称其向廖晨野出具单独的收据，但并无证据证明。据廖晨野事后了解，郑春明并不在当地。2.被申请人作了虚假陈述，明显与客观证据或常理不符。相对而言，廖晨野的陈述更为客观。五、一审判决认定1277873元直接用于清偿借款本金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廖晨野陈述该款项系走账性质，陈述真实。2.郑春明第一次陈述将127万元款项性质陈述为走账。3.郑春明在2015年10月16日庭审中陈述“如果说我方已经有1277873元的现金了，为何不用该笔现金还款，却要用购房的形式还款”，也证实本案127万不是用于清偿本案的借款。4.廖晨野虽然在朱晓明提供的龙海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签字，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履行的房屋买卖合同，廖晨野并没有从中实现债权清偿。该商品房买卖是朱晓明一手操作，将合同邮寄给廖晨野签字后走形式，由余琳苹提供127万通过廖晨野账户走账作形式上的房屋买卖，由朱晓明将房屋出卖套现后归还借款。该商品房没有买卖备案登记，也没有后续的交房、开发票、房屋所有权登记等手续。新证据厉秀谦证言可以证实龙海公司在朱晓明的经营下为了多种目的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合同。廖晨野还提供了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契税申报资料，待证朱晓明有关用房屋抵债并交纳契税的事实（陈述）虚假。六、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二审法院在被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的情况下，推翻了附带利息支付事实的银行转账凭证，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廖晨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余琳苹、朱晓明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本案所涉客观事实为：1.余琳苹依郑春明指示进行转账操作。2.余琳苹与廖晨野间的款项操作，是按第三人郑春明指示进行。3.余琳苹根据郑春明指示在2011年6月3日直接以自己名义代郑春明出具借条，且该330万元已全部清偿。4.本案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滚动借款合同”。5.余琳苹操作的账户与廖晨野间在2011年5月4日和2012年5月17日两次清零。6.廖晨野持2011年6月3日330万借条起诉主张欠款，并在诉讼中反复改变对己不利的自认。7.郑春明已通过指示余琳苹付款，以“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给廖晨野抵债，结清了双方欠款。二、经证据质证认证确立了下列事实：1.2011年6月3日借条已经于2012年5月17日因余琳苹和廖晨野账户平衡归零而失效。2.郑春明明确“2011年6月3日及之后与廖晨野的款项往来，都是余琳苹代为处理，郑春明就2012年5月24日廖晨野的汇款（到余琳苹账户）已向廖晨野出具借条”。3.余琳苹账户向廖晨野账户于2013年11月14日汇款1277873元，廖晨野以1277873元的形式对价，签约取得“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屋，双方债务清结，此后再无款项往来。三、廖晨野没有借条。结合廖晨野庭审中确认另有撕毁其他借条的事实，可以建立凡廖晨野借款，均索要借条（甚至在还款之后仍不归还借条）的惯常做法。对比廖晨野第一、二次举证材料，可见其提交的银行凭证查询印戳均为同一天，且事先都进行了手工编号，证明其在起诉初期已全面取得银行凭证。廖晨野为了配合诉状虚假陈述拼凑形成第一次证据。廖晨野第二次举证反而能印证330万元借条中的款项已于2012年5月17日还清。廖晨野滥诉的“185万借款”时间在前，1277873元支付在中，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廖晨野亲笔签名落款在后，这时间顺序驳斥了廖晨野有关“答辩人拒绝出具借据”的谎言。假如答辩人借款后拒出借条、拒绝还款，在一年多之后，廖晨野怎能无异议地配合完成支付房款、签署购房合同？四、廖晨野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不属于再审审查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其中的厉秀谦情况说明反而能够证实厉秀谦伙同廖晨野虚假陈述，对朱晓明进行恶意诉讼围攻。温州中院二审判决已经明确不将厉秀谦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为本案证据。厉秀谦系利害关系人，其与朱晓明也有经济案件在温州鹿城法院审理。厉秀谦在2017年初曾对朱晓明及龙海公司员工进行人身威胁。五、提供反驳证据陵水县公安局英州派出所受案回执、廖晨野在龙海公司售楼处现场视频、廖晨野与龙海公司袁正波的通话录音。本院认为，廖晨野起诉称“2011年6月3日，余琳苹向其借款330万元并出具借条，后期仅偿付本金145万元及部分利息”，请求余琳苹、朱晓明支付剩余本金185万元和利息。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廖晨野又主张该185万元系2012年5月24日向余琳苹支付的200万元款项中未归还的部分债权。在一审第三次庭审中，廖晨野再次变更陈述，主张该185万元为其向余琳苹所支付的20177873元减去余琳苹偿还的18327873元所得。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当真实陈述事实，廖晨野多次变更诉讼所依据的事实，明显有悖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即使按照廖晨野第三次主张，即诉请的185万元系“其向余琳苹所支付的20177873元减去余琳苹偿还的18327873元所得”，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请，也是妥当的。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就涉及诉请185万元的借贷合意，廖晨野不能提供诸如借款合同、借据之类的证据予以证明。二、从一、二审审理过程看，特别是按照廖晨野一方提供的借条，双方在借款过程中存在“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据”的习惯做法。本案中，出借人廖晨野甚至保留了已偿还借款的债权凭证原件。廖晨野就本案讼争借款未要求余琳苹出具借款凭证，与双方习惯做法不符。二审法院也指出“在2013年5月24日，廖晨野受偿1277873元后，仍未要求余琳苹出具剩余欠款的借款凭证更是不符合常理”。廖晨野申请再审称双方的交易习惯为“有借贷合意的滚动借款关系”，余琳苹和朱晓明对此明确不予认可，廖晨野也不能就该交易习惯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信。三、本院注意到廖晨野与余琳苹之间的账户往来存有差额，也注意到余琳苹在2012年7月4日至2013年2月26日期间向廖晨野支付9笔各33300元款项。退一步看，即使存在金额为185万元的欠款，就该问题，余琳苹、朱晓明和郑春明在一、二审中也做了针对性抗辩，即“郑春明与廖晨野通过以房抵债的方式了结了债权债务”。郑春明认可“余琳苹代其收取或汇付与廖晨野之间的款项往来”，也认可“其与廖晨野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消灭了该债权债务”。当事人还提供了有廖晨野签字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证据，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签订时间和商品房价款等内容，均与“廖晨野收取1277873元后向龙海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相同金额的购房款”的事实相契合。四、“廖晨野与龙海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廖晨野支付购房款的凭证均在卷佐证，没有证据显示本案存在廖晨野“不能取得房屋”等权益受损的情形。廖晨野提供的新证据材料不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不属于民事再审审查程序中的新的证据。余琳苹、朱晓明在再审审查中提供的反驳材料，亦不属于民事再审审查程序中的新的证据。综上，廖晨野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廖晨野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黄培良审判员  汤玲丽审判员  梅 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陈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