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211民初903号原告：闫玉红，住吉林省吉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宝（系闫玉红姐夫），住吉林省吉林市。被告：孙进民，住吉林省桦甸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起云，吉林丁凤礼（吉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亚杰，住吉林省吉林市。被告：栾秀春，住吉林省吉林市。第三人：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鸡冠山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鸡冠山村。法定代表人：宋英，村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禄，村委员。原告闫玉红诉被告孙进民、刘亚杰、栾秀春、第三人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鸡冠山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鸡冠山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闫玉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宝、被告孙进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起云、被告刘亚杰、被告栾秀春、第三人鸡冠山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长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玉红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孙进民、刘亚杰、栾秀春赔偿闫玉红因违反承包协议产生的2017年至2025年承包土地耕种可获得的收益损失27000元；2、判令鸡冠山村依照政府补贴规定标准给付闫玉红基于承包协议耕种土地产生的直补款、玉米补贴款2480元；3、由孙进民、刘亚杰承担本案发生的诉讼费、保全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事实与理由：2003年8月26日，孙进民将小白山乡鸡冠山村五组家庭承包经营的3.11亩耕地转让承包给栾秀春耕种，并签订书面协议，协议约定“承包期内不得收回”。2011年1月19日，栾秀春将承包孙进民、刘亚杰的3.11亩土地转包给闫玉红并签订书面协议。协议约定承包期限到2025年止。承包期间不得收回。当天经证徐某1金徐某2申参与指认地块，并经鸡冠山村村长董艳义、郭长禄签字予以确认。孙进民告知闫玉红不得在承包土地内栽树、建大棚。闫玉红基于该承包协议实际耕种土地已7年。该期间内，孙进民、刘亚杰并未提出异议。期间国家为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按承包土地面积给予直补款，鸡冠山村将2015及2016年的直补款共计1658元打入孙进民账户。2016年，因玉米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政府又向粮食种植者发放玉米补贴款。闫玉红根据通知已向鸡冠山村进行登记申报，但由于该村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再次将补贴款打入了孙进民账户。闫玉红多次要求孙进民予以返还，孙进民均拒绝返还，并通知闫玉红将经栾秀春转包的土地收回。后孙进民又安排其亲属对承包地实施了强行耕种等行为。孙进民、刘亚杰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孙进民与栾秀春房屋买卖协议第三条约定及现孙进民、刘亚杰已给闫玉红造成的履行协议可获得的利益损失，也即直补款及玉米补贴款损失2480元。另由于孙进民违约收回耕地，给闫玉红造成2017年至2025年承包土地耕种所产生的可获得利益27000元。综上，闫玉红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诉讼。孙进民、刘亚杰辩称：1、闫玉红基于合同请求权基础提出告诉，按照合同相对性及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闫玉红与孙进民、刘亚杰没有合同关系，双方没有因为合同如何履行或者是否违约有过约定，闫玉红没有直接告诉孙进民、刘亚杰的权利，请求查明事实，驳回闫玉红的起诉。2、闫玉红依据与栾秀春签订的合同提出违反承包合同产生的2017至2025年承包土地耕种可获得的收益损失款27000元，已自行表示与栾秀春的合同关系解除。现要求孙进民、刘亚杰承担违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在承包合同中并没有约定租金，明显属显示公平，依法应当解除，并且各被告均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并且闫玉红已经主动因耕种土地不赚钱而弃耕，更是以自己的行为表示解除了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示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根据上述规定，应驳回闫玉红的诉讼请求。3、对于闫玉红要求鸡冠山村给付直补款及玉米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事实上，闫玉红与孙进民双方是有口头约定的，因闫玉红耕种土地不支付承包费，故国家发放的各项补贴归孙进民所有，鸡冠山村没有过错。另该部分补贴从2005年开始履行至今，没有一笔是由闫玉红领取的，这是双方约定的，鸡冠山村对此也明知。综上，请求依法驳回闫玉红的诉讼请求。栾秀春辩称：闫玉红与栾秀春间无法履行土地承包协议的原因不在于栾秀春。栾秀春在购买孙进民房屋时连同土地使用权一并签的协议，但在栾秀春耕种期间，直补款一直由孙进民领取，当时买房屋时，土地不值钱，没有人愿意种。所以，孙进民将土地给了栾秀春。后来国家发放直补款了，经栾秀春与孙进民协商，决定直补款由孙进民领取。栾秀春在向闫玉红出售房屋时一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了闫玉红。转让协议中约定，发生纠纷由栾秀春负责协商解决，并没有联系栾秀春，而是直接将栾秀春起诉至法院。不能说明栾秀春违约。关于闫玉红主张的补贴款应由相关责任人承担返还责任，与栾秀春无关。鸡冠山村辩称：鸡冠山村对闫玉红由栾秀春转包孙进民、刘亚杰家庭承包土地的事实存在予以确认。两位村干部在协议中签字完全是基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进行见证。关于闫玉红要求鸡冠山村给付政府补贴款的要求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补贴款账户是以原承包户代表名义设立的，期间闫玉红没有提出要求更改。对于补贴款给付的事情，村领导也多次出面协调，但孙进民、刘亚杰拒不给付系其个人问题，鸡冠山村也无权强制其给付。至于孙进民、刘亚杰违反承包协议收回承包地一事，村里也多次协调，并告诫孙进民承包期未到不可以收回土地，而孙进民、刘亚杰执意要收回。该违约行为鸡冠山村也无力管理，与鸡冠山村无关。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26日，栾秀春与孙进民（与刘亚杰系夫妻关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约定：孙进民将其所有的66平方米砖木结构房屋出售给栾秀春，同时将其承包经营的3.11亩土地及机动地1.65亩转包给栾秀春，价格共计29000元。就承包土地承包期间孙进民不得收回。2011年1月，栾秀春又将其购买的孙进民房屋出售给闫玉红，同时将其从孙进民处转包的土地再转包给闫玉红，双方于2011年1月19日签订了《承包地耕种协议》，约定：栾秀春将孙进民承包土地3.11亩耕地转让由闫玉红耕种，旱田1.00亩，菜田2.11亩，机动地1.65亩。承包期间栾秀春不得收回。耕种权到2025年为止，如发生土地耕种纠纷，由栾秀春负责协商解决。时任鸡冠山村副书记董艳文、村委员郭长禄及村徐某1金徐某2申在双方签订的耕种协议上以鉴证人身份签字并按手印。协议签订后，闫玉红一直耕种协议约定土地至2016年结束。2017年起，孙进民将闫玉红耕种的转包土地收回（闫玉红门前部分除外）。自闫玉红2011年开始耕种涉案土地时起，依据国家政策发放的粮食直接补贴款，一直由鸡冠山村向孙进民的账户内发放，其中2015年向孙进民发放粮食直接补贴款646元，2016年向孙进民发放粮食直接补贴款822元。2016年，根据国家政策，鸡冠山村又向种粮农民发放了玉米生产者补贴，闫玉红作为实际种粮农户，向鸡冠山村进行了申报，鸡冠山村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将2016年的玉米生产者补贴款1012元发放给孙进民。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有：房屋买卖协议书、承包地耕种协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鸡冠山村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面积申报汇总表、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发放明细表、2015年及2016年粮食直接补贴款发放明细表等。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栾秀春与闫玉红间订立的《承包地耕种协议》效力如何；2、闫玉红要求赔偿可获得的收益损失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如闫玉红主张的损失存在，则承担赔偿该损失的责任主体应当如何确定；4、鸡冠山村委会是否应承担给付闫玉红2015年及2016年粮食直补款及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的责任。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为孙进民与栾秀春及栾秀春与闫玉红间的土地流转行为性质均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栾秀春虽不是鸡冠山村村民，但其购买孙进民的房屋并转包孙进民承包土地是用于居住及农业生产经营，其与孙进民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所以，应当认定孙进民与栾秀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部分有效。关于栾秀春与闫玉红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效力问题。虽然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受让方将承包方以转包、出租方式流转的土地实行再流转，应当取得原承包人的同意。”但该规定为部门规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流转是否需要经原承包人同意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转让方式流转的，规定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对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从以上法律规定可见，在发包方发包土地后，法律允许承包方不经发包方同意即可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发包方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的意见显然更为重要，但法律也只规定在第一次流转时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才须发包方同意，类推而言，此后的再流转（不含转让方式）无须经发包人同意，自然也无须原承包方同意。本案中，孙进民与栾秀春间的第一次转包有效，栾秀春与闫玉红之间的再转包虽未经孙进民同意，但作为发包方的鸡冠山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栾秀春与闫玉红签订的转包协议上签字鉴证，说明发包人对该转包行为是同意的。另闫玉红获得承包经营权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未改变土地性质。而根据本案客观事实，孙进民对转包行为应当知情，却未表示反对。故应当认定栾秀春与闫玉红间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有效。现孙进民将土地收回的行为导致栾秀春无法继续履行与闫玉红订立的转包合同，现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解除栾秀春与闫玉红之间及栾秀春与孙进民之间的土地转包合同。虽转包合同已解除，但闫玉红仍可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因闫玉红与栾秀春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违约行为具有无因性，故应由栾秀春对闫玉红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栾秀春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基于其与孙进民之间的转包合同关系，向孙进民主张赔偿。就闫玉红的损失数额问题。闫玉红主张赔偿其继续经营土地至承包期满即2025年可得利益共计27000元。为了解鸡冠山村尤其是鸡冠山村五组种植玉米收入情况，本院到鸡冠山村五组进行了走访了解。据村民反映，农民种植收入与土地产量及玉米价格行情紧密相关。鉴于本案争议土地多数位于山坡位置，综合当地农户陈述的种植玉米每亩收入情况，本院酌情按每亩300元对闫玉红年可收益损失予以支持。因双方均认可孙进民并未将全部土地收回，另有0.3亩土地未收回。故本院对闫玉红2.81亩土地的损失予以支持。因各方转让合同中约定的机动地1.65亩不是各方享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土地。因此，对该部分土地引起的纠纷，本院不予处理。综上，闫玉红的损失应认定为7587元（2.81亩×300元/亩×9年）。鸡冠山村应承担支付闫玉红2015年及2016年粮食直接补贴款及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共计2480元的责任。依据国家政策，粮食直接补贴款及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均应直接发放给种粮农户。栾秀春与闫玉红间的土地转包合同是经鸡冠山村同意的，加之闫玉红已向鸡冠山村申报了玉米生产者补贴，故鸡冠山村应当知道闫玉红为实际种粮农户。闫玉红作为实际种粮农户应当取得上述补贴款，而实际未取得。鸡冠山村应向闫玉红支付上述款项。鸡冠山村支付上述款项后，可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要求孙进民予以返还。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栾秀春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闫玉红损失7587元；二、第三人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鸡冠山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闫玉红2015年及2016年粮食直接补贴款及2016年玉米生产者补贴款共计2480元；三、驳回原告闫玉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7元，减半收取268.5元，保全费315元，合计583.5元，由被告栾秀春负担223元，由第三人吉林市丰满区小白山乡鸡冠山村村民委员会负担22.5元，由原告闫玉红负担33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汤 丹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孙昕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