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55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吉志，女，1964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兴科五路5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5052821F。负责人：吴刚，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筱絮，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双龙大道22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710120885。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星，男，1975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系该行员工，住重庆市渝北区。上诉人徐吉志与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以下简称邮政银行兴科所）、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渝北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进行了调查审理。上诉人徐吉志，上诉人邮政银行兴科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筱絮，被上诉人邮政银行渝北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卫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吉志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渝北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本案事实后依法改判，赔偿上诉人存款损失20500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注销旧卡时直接将卡号为62×××86的所有存款取出。整个换卡过程是完全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兴科营业所工作人员操作完成的，且上诉人在卡号为62×××86磁条卡的存款及利息余额为10351.12元，银行工作人员将该笔存款存入卡号为62×××05的芯片卡时少存入1000元。期间徐吉志未收到取款的短信通知；2.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涉案卡号为62×××86的银行账户自2015年1月2日至3月27日期间发生8笔交易，交易具体情况为2015年1月2日……金额分别为3000元，1800元……1月10日10时凭卡在营业柜台取款2000元……1月11日……金额分别为3000元，2500元，2000元……3月27日11时49分02秒在营业厅柜台取款3000元，同日……取款200元……”。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上诉人根本不会使用ATM机，上诉人也未将银行卡交给他人取款。也从未收到取款的短信通知；3.一审法院在《民事判决书》中认定：“……2015年1月10日的柜台取款凭证无徐吉志签名，签名人姓名无法辨认，且在该签名后载有（代）。2015年3月27日取款凭单显示涉案卡号为62×××86的银行卡于当天在营业柜台取款3000元，取款凭证有徐吉志本人签名……”。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有误，事实上，上诉人于2015年3月27日在中国邮政银行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柜台上对卡号62×××86的银行卡存款10000元，上诉人并未收取任何款项，也未收到取款的短信通知；4.上诉人徐吉志与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于2014年11月14日签订了《邮政储蓄短信服务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为客户提供活期账户余额全部增减变动的通知服务。……十一、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违约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诉人徐吉志与邮政银行兴科所签订了上述协议后，邮政银行兴科所未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给上诉人徐吉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邮政银行兴科所应当赔偿。邮政银行兴科所、邮政银行渝北支行均答辩称，一审事实认定除涉及2000元代取款的部分外，其他事实认定清楚、判决正确。上诉人邮政银行兴科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徐吉志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徐吉志答辩称一审判决邮政银行兴科所赔偿存款损失2000元并无不当，该判项应予维持。邮政银行渝北支行答辩称同意邮政银行兴科所的上诉意见。徐吉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赔偿徐吉志存款损失18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14日，徐吉志在邮政银行兴科所开立了账号为62×××86的银行账户。2016年4月10日，徐吉志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处查询卡内余额，被告知需升级更换成芯片卡，因此徐吉志便按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要求进行了销户、更换芯片卡，但徐吉志却从该卡的银行流水中发现该卡经过多次取款，共计金额17500元，但徐吉志从未支取上述款项，要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供相应取款凭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拒绝提供。同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销户时，将卡内存款转入新卡时给徐吉志少存1000元，也未向徐吉志给予现金，徐吉志也未支取过该1000元，徐吉志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处开卡的同时办理了活期账户余额变动的短信通知业务，但从来未收到过余额变动的短信通知。徐吉志多次要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返还上述款项，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拒绝返还，故徐吉志诉至来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4日，徐吉志在邮政银行兴科所办理了一张卡号为62×××86的储蓄卡，同时开通了账户资金变动通知的手机短信通知业务，在有徐吉志签名的个人账户申请书背面载明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电子银行服务协议第三条载明，凡通过电子银行账号、认证工具及相应密码实现的交易，均视为徐吉志本人的行为。2016年4月10日，徐吉志将涉案卡号为62×××86的磁条银行卡通过注销方式更换卡号为62×××05的芯片卡。卡号为62×××86的银行卡注销时，卡内尚余存款金额为10351.12元，徐吉志在注销银行卡时将该存款取出。同日，徐吉志向卡号为62×××05的新卡中存款9351.12元。涉案卡号为62×××86的银行账户自2015年1月2日至3月27日期间发生8笔交易，交易具体情况为：2015年1月2日15时50分40秒、51分24秒，分别在位于渝北区自助取款机（机器编号5099892Z）取款两次，金额分别为3000元、1800元；1月10日10时凭卡在营业柜台取款2000元；1月11日18时27分20秒、18时28分03秒、20时07分39秒在位于渝北区自助取款机（机器编号5098844Z）取款三次，金额分别为3000元、2500元、2000元；3月27日11时49分02秒营业柜台取款3000元、同日12时01分35秒在位于渝北区自助取款机（机器编号5098844Z）取款200元。另查明，2015年1月10日的柜台取款凭证无徐吉志签名，签名人姓名无法辨认，且在该签名后载有“（代）”。2015年3月27日取款凭单显示涉案卡号为62×××86的银行卡于当天在营业柜台取款3000元，取款凭证有徐吉志本人签名。徐吉志庭审中陈述，徐吉志从未在上述ATM自助取款机上取过款，也未将银行卡交他人取款，也从未收到过取款短信通知。徐吉志未委托他人在2015年1月10日持银行卡于当天在营业柜台取款2000元，且取款凭单上并未有徐吉志本人签字，银行庭审辩称，2015年1月10日的柜台取款虽然没有徐吉志签名，但系徐吉志委托他人代为取款，受托人姓名及相关个人信息不详，取款时也未留存其相关信息。一审法院认为：邮政银行渝北支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依法承担不举证、质证的法律责任。邮政银行兴科所系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徐吉志在邮政银行兴科所处开办了银行账户，邮政银行兴科所向其发放了银行卡，双方建立了借记卡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民法上属特殊种类物，货币归属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即货币的所有权不得与对货币的占有相分离，这是货币的特殊种类物属性和流通性功能所决定。将货币借贷他人或委托他人保管，亦由借用人或保管人取得货币所有权。因此，持卡人将货币存入银行后，银行即取得货币的所有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全部权能，持卡人对其存款的权利实质系对银行的债权，其有权请求发卡行在存款余额内提供转账结算、提取现金等服务。针对案涉双方争议的18500元取款是否系徐吉志支取或银行的付款是否构成对徐吉志的履约行为，评判如下：一、邮政银行兴科所举示的《取款凭证》显示，2015年1月10日的《取款凭证》（金额2000元）上并未有徐吉志本人的取款签名，仅有他人的签名，该他人签名人姓名无法辨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徐吉志委托了签名人代理取款，且至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仍不能明确取款人的真实姓名及基本身份情况。同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徐吉志该账户内的存款只能凭密码支取，纵使只能凭密码支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未举证证明该笔取款是在核对密码后予以支付，且取款人对密码的输入及银行对密码核对的相关电子数据（痕迹）证据系银行持有和保管，银行在有举证义务且存在举证能力的前提下未举示证据，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故该笔取款既不能认定为凭密码实现的交易，也不能认定为徐吉志委托他人代为支取，故该笔2000元的柜台取款不应认定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对徐吉志的支付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依法应对徐吉志账户资金减少的2000元承担支付责任。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举示的2015年3月27日金额为3000元的《取款凭证》上有徐吉志本人的签名，徐吉志对该签名的真实性并未否认，该签名系徐吉志对其取款的确认，徐吉志并未举示相反证据证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未向其支付该3000元款项，且若按徐吉志所诉其签名取款却未领取到款项，在至诉讼前长达2年的时间内，却不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提出异议，也显然与常理不符，故徐吉志诉称的该3000元取款，虽然其在取款凭证上签名，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未向其支取款项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该3000元取款，应认定为徐吉志的取款，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徐吉志履行取款的支付行为。三、银行虽然是履行保护储户安全的一方，但徐吉志应对存在他人利用伪卡盗刷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人利用伪卡盗刷的事实，由徐吉志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徐吉志诉称的ATM自动取款机6笔取款（合计金额12500元）并非徐吉志的取款，但其并未举证证明该6笔取款系伪造的银行卡进行的交易，且该6笔ATM自动取款机取款地点均在渝北区，并非异地交易，从常理推断也不能认定为他人利用伪卡进行的交易，在不能认定上述ATM自动取款机取款为他人使用伪卡交易的情况下，根据徐吉志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处领卡时双方约定的“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本人所为”的约定，该6笔ATM自动取款机取款应认定为徐吉志本人的取款。四、针对徐吉志主张的另1000元诉请，根据邮政银行兴科所举示的两张2016年4月10日《取款凭单》、两张《存款凭单》显示，徐吉志在2016年4月10日由其本人取款10351.12元，同日又存款9351.12元，该存取款均由其本人签字确认，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存款金额为10351.12元，而其在存款凭证上的签名证明了存款金额为9351.12元，故对徐吉志诉称的1000元损失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五、徐吉志对其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处开设的账户开通了账户资金变动短信通知服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应依约履行短信通知义务，虽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举示了向徐吉志发送短信的纸质材料证据，但该证据系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提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委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代其向徐吉志发送账户资金变动短信通知，且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未陈述该证据的原始载体情况，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辩称已向徐吉志履行了账户资金变动短信通知义务，本院不予采信，但徐吉志未举示证据证明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未履行短信通知义务而导致其直接损失，其诉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未履行短信通知义务，徐吉志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六、邮政银行渝北支行及邮政银行兴科所均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类型，徐吉志系与邮政银行兴科所建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其诉请邮政银行渝北支行对邮政银行兴科所的债务承担共同支付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对于徐吉志卡号为62×××86的银行卡账户减少的资金损失应承担2000元的支付责任，对徐吉志的其他诉请，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邮政银行兴科所于本判决生效次日起五日内支付徐吉志存款损失2000元；二、驳回徐吉志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0元，减半收取130元，由邮政银行兴科所负担。二审中，徐吉志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邮政储蓄查询回单，拟证明其在邮政银行的自助机器上查询尾号4386账户的全部存取信息，显示“主机拒绝”；2、报案回执，载明其于2016年11月21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宝圣湖派出所报案称其银行卡内17500余元被人取走；3、尾号4386账户和尾号7905账户开卡的《个人账户申请书》，其中4386账户开卡记载存款20元，7905账户开卡记载存款0元，拟载明其在7905账户开卡时并未进行存款，是银行工作人员直接将旧卡金额转入新卡，过程中少转了1000元。徐吉志另申请法院向邮政银行调取其4386账户的全部存取款历史信息。邮政银行兴科所质证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是由于旧卡已销户，机器不支持查询；证据2不能达到本案证明目的；证据3，由于申请开通账户可以存款开户，也可以0元开户，故存在相应的不同记载内容，即4386账户开卡记载存款20元，7905账户开卡记载存款0元，但徐吉志在旧卡取款销户和新卡开户后，又在新卡中进行了存款操作，该过程有其本人签字的凭条为证，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徐吉志的证明目的。二审中，邮政银行兴科所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中国邮政储蓄个人人民币储蓄业务制度》（2014年版）。拟证明本案中2015年1月10日的《取款凭证》（金额2000元）符合操作规程；2、向徐吉志发送的储蓄短信记录，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城二分公司加盖印章确认，拟证明4386账户的全部存取信息均已短信通知徐吉志；3、公证书一份，系邮政银行兴科所申请公证保全证据形成，记录了柜台操作的客观过程，拟证明取款需要凭密码操作，密码错误无法进行后续操作。徐吉志质证对证据1的真实性表示不发表意见；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不能确定公章真实性；证据3不需要核对，亦不确认真实性，因为其在4386账户开卡时未设密码，是在3月27日存款1万元时才设的密码。对双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因双方均对真实性未有异议或未提出明确的否认理由，本院对证据予以采信。至于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分析评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本院二审还查明，《中国邮政储蓄个人人民币储蓄业务制度》（2014年版）规定，5万元以下的小额存取款业务不需出示有效实名证件；对于不需出示有效实名证件，只需凭密码办理的业务，若密码正确，均视为客户本人办理；如为代理关系，应要求代理人在签名旁注明“代”字样。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城二分公司盖章确认的短信发送记录显示，4386账户通过ATM自助取款机取款的各次交易，以及2015年1月10日由他人在柜台交易代取款的2000元，均已短信通知了徐吉志。本院认为：关于徐吉志不服一审认定的各笔款项，因一审中邮政银行兴科所已经提交了徐吉志签名的交易原始凭条，故一审根据原始凭条认定各项交易为徐吉志本人操作发生的真实交易，该认定并无不当。至于ATM机上的各项交易，二审中邮政银行兴科所亦进一步举证证明上述交易已经发送了短信通知徐吉志，其在交易发生后长时间未提出异议，应当认定该交易均为徐吉志本人操作。现徐吉志仅辩称未收到短信以及凭条系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并要求不明真相的徐吉志签字，该辩解与本案基本证据不符，亦与徐吉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正常认知水平不符，徐吉志对其陈述亦未举证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邮政银行兴科所不服一审认定的2015年1月10日由他人在柜台交易代取款的2000元款项。二审中，徐吉志陈述其4386账户的银行卡在开卡至销户期间均由其本人掌握，根据邮政银行兴科所二审提交的相关制度规程及公证书，以及结合普通人到银行柜台存取款的一般交易常识，再结合邮政银行兴科所二审中提交的短信通知记录中包括该笔交易通知而徐吉志此前从未提出异议的事实，本院认定邮政银行兴科所在该笔交易中并无不合规的处理行为，该笔交易应当认定为徐吉志的代理人持其银行卡到柜台凭密码完成，故邮政银行兴科所不应当承担该笔2000元款项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徐吉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邮政银行兴科所的上诉理由成立。因二审中出现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2民初724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徐吉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60元，减半收取130元，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区兴科营业所预交50元，由徐吉志负担；徐吉志预交260元，由徐吉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钟 拯审判员 章兴东审判员 向 川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韩 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