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陕71行赔终38号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旭英，女，汉族。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国强，男，汉族。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嘉成，男，汉族。共同委托代理人何艳，陕西沃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代理人冯小飞，陕西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座。法定代表人杨仁华，主任。委托代理人王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磊，陕西洪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被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因与上诉人（被上诉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管委会）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3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旭英及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艳、冯小飞，上诉人高新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王恺、杨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孙旭英1964年1月25日出生于高庙村，为该村农业家庭户口，后因考学就业其户口迁出高庙村。1996年10月21日原告家在高庙村取得宅基地后在该宅基地上建造二层砖混结构楼房两间，2010年7月1日，原告孙旭英和丈夫郑国强、子郑嘉成三人将户口迁至高庙村共同居住使用该房屋。2013年2月27日，西安市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公布了《西安高新区高庙村拆迁通告》，该通告明确了高庙村拆迁安置补偿由西安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负责实施。具体按照2012年12月27日经全体村民代表签字通过的《西安高新区高庙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办理。2013年3月28日，第三办公室向原告送达搬家通知单，该通知单中协议是否已签栏填“否”，被拆迁人签字栏“孙旭英”不是原告所签，同年3月31日给原告家送达的搬家完成确认单和房屋拆除通知单被拆迁人签字栏均为原告母亲张某某所签。之后，西安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实施了��原告家房屋的拆除行为。原告及其委托律师与西安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协商拆迁安置事宜未果于2015年4月27日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拆除原告房屋行政行为违法。长安法院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2015）长安行初字第0033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除原告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高新管委会对该判决不服，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13日，市中院作出（2016）陕01行终13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孙旭英因认为被告的行为致其损害，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原审法院认为，公民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本案中，经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和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查明，原告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一家户籍所在地在长安区高庙村，孙旭英持有本村宅基地使用证，其作为拆迁安置户，依法享有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高新管委会在高庙村实施拆迁过程中，在未与孙旭英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擅自拆除孙旭英的房屋，构成侵权。被告高新管委会对原告在高庙村的房屋拆除的行为，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予以赔偿。理由分述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财产权造成的损害应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原告主张的利息9.5万元不属于行政机关对其财产损害造成的直接损失，且在国家赔偿案件中，仅有返还执行的罚款或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才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原告的相应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张的创汇社区160平方米住宅或创汇社区160平方米住宅经评估机构评估的货币金额，属于安置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也不应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加以解决，如有争议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提出。三、赔偿标准问题。《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房（2011）77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管理部门应当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评估，并据此予以补偿。行政法规和规章之所以选择征收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目的在于保障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同时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人用获得的补偿款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与被征收房屋区位、结构、面积等��接近的房屋，被征收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因房屋征收而受到减损。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在违法强制拆除房屋的情形下，被征收人所获得的行政赔偿数额不应低于赔偿时被征收房屋的市场价格或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鉴于本案原告房屋已经灭失，已不具备鉴定或评估的条件，无法通过司法评估确定，而造成相应后果的责任并不在原告，故不能要求原告承担上述不利后果。被告于2013年3月24日所作评估距今已四年有余，也不应作为判决时认定的赔偿数额标准。综合以上因素，酌定按照《西安高新区高庙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鼓励被拆迁人优先选择综合补偿价方式。对选择该方式的，对其拥有的合法住宅及其附属物不在进行丈量评估，直接给予综合补偿。对拥有一层住宅的每户同意给予25万元，两层及其以上的每户统一给予30万元。”的标准，由被告高新管委会赔偿原告30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第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人民币300000元；二、驳回原告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宣判后，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高新管委会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3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第一项，改判高新管委会赔偿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人民币39.5万元及其自应赔付之��起至今的利息。后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在二审庭审中将上诉请求明确变更为：依法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3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并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予纠正。1.一审判决将本案属于行政机关违法造成的侵权赔偿认定为拆迁安置补偿，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一审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的第二点表现在赔偿标准的问题，本案是侵权赔偿，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在一审中诉请赔偿的是其所拥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被依法拆除后造成的实际损失，对于该损失因为行政机关在拆除时并未作出合法有效的估价；同时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一审起诉时房屋已经被拆除，造成房屋价值及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无法评估，所以应当按照我国征地拆迁及时等价充分的原则，依据行政机关以及被拆迁人���过充分协商的“高庙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补偿标准来准确界定上诉人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被非法拆除和夺取后的总价值。该总价值应该体现为39.5万元的现金和创汇社区160平米住宅的价值总和，而不是一审法院强行认定的房屋价值30万元加160平米的住宅安置。一审法院将39.5万元的现金和创汇社区160平米住宅的价值拆分开了，并分别处理是不正确的。在一审庭审中一审法院误导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让把现金补偿和房屋补偿割裂开来处理，造成上诉人的部分补偿利益无法实现。综上，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高新管委会辩称：1.高新管委会在高庙村拆迁时严格按照《西安高新区高庙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评估补偿，���未作出调整。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上诉所称的被拆迁人孙兴礼一户的补偿费用总计为345000元，并非其所称的395000元，该补偿费用包括综合评估补偿价300000元、奖励期内签订协议奖励费用15000元、奖励期内搬迁补助1000元以及奖励期内选择综合补偿、无抢修、抢建行为奖励29000元，而本案中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并未在奖励期内选择综合补偿并签订协议，故不符合上述奖励标准。对于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上诉所称村委会的证明，高新管委会认为该证明并未在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予以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高新管委会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根据该规定，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主张的9.5万元利息不属于行政违法造成的直接损失，不应予以支持，原审该部分判决正确。3.拆迁安置和补偿是两个行为，拆迁安置是按照人口结构来确定，不是通过拆迁就能得到安置。孙兴礼与孙旭英属于一家人，按照一家人安置一次的标准，对于孙兴礼已经按照标准安置了，那么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就不能再得到160平方米的安置。并且安置不属于拆除房屋的直接损失，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应该通过其他诉求实现160平方米的安置。4.本案的行政赔偿是针对拆迁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本案审理的拆迁造成的损失，安置不是本案的赔偿内容。综上，请求驳回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高新管委会的上诉请求为：依法撤销（2017）陕7102行赔初3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本案是集体所有土地征收房拆迁补偿过程中产生的行政纠纷，应当适用《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能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原审法院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作出判决，系法律适用错误。2.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两者适用的法律不同，补偿标准存在区别，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以房地产市场价格为补偿依据，而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采取重置成本进行补偿，而本案具备重新评估鉴定的条件。3.30万元综合补偿价并非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财产损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并且被上诉人不符合综合补偿条件，因此本案不能依据综合补偿价作为判决依据，而应当按照重置成新的评估标准重新评估后确定直接损失。4.同时，本案中��旭英、郑国强、郑嘉成撤诉后又重新起诉，程序违法，应当予以驳回起诉。被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辩称：本案不是集体土地拆迁补偿中产生的纠纷，是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行政赔偿纠纷。2、行政机关所称的补偿依据包括一审判决引述的国有土地上补偿条例不能作为被侵权公民获得的赔偿依据，因为本案所涉及的上诉人的房屋和宅基地被非法拆除和侵夺后，其所能获得赔偿或者补偿标准在事先已经存在的高庙村拆迁安置补偿方案有明确的规定，由39.5万元现金和160平方米的组成，该标准是行政机关和被拆迁人协商并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直接补偿的标准。行政机关所称的标准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和一审判决引述国有土地上补偿条例均不能作为被侵权公民获得的赔偿依据。3.行政机关在本次上诉中所指的��失并非孙旭英一户所遭受的全部损失，上诉人在此仅仅把损失限缩为房屋损失，本次强拆中孙旭英一户损失的不仅仅是房屋所有权还有宅基地使用权。对于该损失高庙村拆迁安置实施方案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就是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实施方案的补偿标准，即现金加房屋的组合补偿。同时，上诉人在上诉中否认孙旭英合法的被拆迁人身份，这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是完全背离的，孙旭英一户的合法被拆迁人身份在两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已得到明确确认，正因为有孙旭英一户的合法被拆迁人身份，才有行政机关违法拆除的结论。上诉人所称的评估单因为欠缺评估报告基本的构成要件，所评估的8万余元的结论不能作为确定孙旭英一户的价值标准。4、孙旭英一户在一审起诉中在撤诉后又重新起诉并非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因此一审中孙旭英提起诉讼的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对此亦予以确认。同时，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也是认可的，也是认为本案应当发回重审，只是双方理由不同。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赔偿标准应该如何确定。由于高新管委会拆除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家房屋的行政行为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为违法，因此本案原审原告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申请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即高新管委会是本案的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同时，高新管委会又是对孙旭英一户所在村西安市高庙村进行拆迁安置工作的拆迁安置人，亦负有对被拆迁安置人进行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定职责。而孙旭英持有高庙村宅基地使用证，且孙旭英一户已被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为合法的拆迁安置户，依法享有拆迁安置补偿的权利。因此，从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节约行政和司法资源���方便审理的角度出发，本案不应再区分行政补偿或行政赔偿，应一并解决当事人的行政赔偿与安置补偿争议。故一审法院酌定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房屋损失为30万元，且驳回原审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孙旭英、郑国强、郑嘉成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上诉人高新管委会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17）陕7102行赔初36号行政赔偿判决；二、发回西安铁路运输法院重审。审 判 长  刘秦瑜代理审判员  韩 勇代理审判员  王 方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王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