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琼01民终30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玉珠，女，197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昌，男，195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海口市，现住文昌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口市三江农场。住所地：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负责人：陈辉，该场副场长兼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多兵，该场人力资源部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资，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玉珠因与被上诉人海口市三江农场（以下简称三江农场）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8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玉珠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按袁玉珠与三江农场事实发生的劳动关系三江农场确认袁玉珠为三江农场职工（固定工），工作年限从198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2.依法判决，三江农场承担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养老缴费行政性强制比例责任20%担责，办理袁玉珠参保，补缴日期从1994年至2016年止；3.请求撤销(2017)琼0108民初1988号民事判决。事实与理由：一、政策面、体制面--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64)51号文件见证了历史，其文有明确规定”人民公社有关生产大队转入国营谷物农场后，即属全民所有制，原人民公社社员同时转为农场的农工”，户籍落户农场的辖区人员，年满十八周岁就自然成为农场职工，必须参加农场指派的劳动任务。二、劳动管理面--1979～2009年，由农场统筹生产形式转为以职工家庭承包生产，农场将土地任务生产指标发给职工家庭，并要求其家庭成员必须完成任务，并以法律形式与职工家庭签订了长达三十年的《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书》。当事人满十八周岁后，其父母也渐渐老去，交粮重担自然落在当事人身上。三十年了，当事人与家庭没有拖欠交粮，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已形成。2009年农场根据袁玉珠与其发生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继续与职工家庭再签订30年承包土地合约并取得《农垦国有农场农业用地经营权证》。三、第二次政策面--2015年1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农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农垦承担了历史使命，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长期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在承包租赁土地时，不得超过本人退休年限，鼓励职工家庭子女，扎根农场务农兴业”。该意见再次明确了国有农场的法定身份，同时也认定了法定职工的义务与身份。四、第二次劳动管理面--海南省农垦总局经过认真调研后，于2007年下达了《农垦总局第九号通知文件》，要求三江农场必须依法建立劳动者的工作档案，在岗或不在岗的人员，农场都要为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通知要求一人一档，专人负责等相关内容......但三江农场并没有按总局通知精神认真履职认真担责，为袁玉珠办理建立档案及签订2009年后的劳动书面合同的义务（2009年前己签订了《广东省国营三江农场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书》）。现三江农场以袁玉珠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拒不承认袁玉珠的职工身份是错误的。按原劳动管理行政法规，成为三江农场职工，要具备的条件有：户籍落户三江农场辖区、承包农场土地种植水稻同时上缴粮食及统筹款等、拥有农垦土地使用权证。由于三江农场的失职，将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全推卸给袁玉珠，是没有道义的，同时也是违法的。三江农场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实事求是、依法纠正、认真担责，为袁玉珠办理职工参保。综上，袁玉珠符合三江农场职工身份，三江农场应依法为袁玉珠办理参保。袁玉珠于1988年年满18周岁，同年参加农场工作，集体岗位是种植水稻，按《广东省国营三江农场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书》的相关规定，袁玉珠向三江农场交纳了粮食：公粮、购粮、上调粮，历经21年之久从未间断。2009年后三江农场再承包土地给袁玉珠30年，可见袁玉珠与三江农场的劳动关系继存至今。而三江农场行政乱作为，掩盖袁玉珠的劳动事实，藐视文件政策。袁玉珠于2012至2016年期间多次向三江农场请求办理职工参保都遭拒绝。袁玉珠不服，向海口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作出海美劳人仲告字(2017)第79号《案件逾期告知书》。袁玉珠起诉至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支持袁玉珠的上诉请求。三江农场辩称，一、法律上所谓的劳动关系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间，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并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因本案袁玉珠没有与三江农场签订过劳动合同，没有在三江农场劳动过，且没有领取过工资，因此三江农场与袁玉珠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已超过仲裁时效。袁玉珠诉称从1988年后与三江农场就劳动关系问题发生争议，根据1995年《劳动法》的规定，如发生劳动争议的，应在60天内提起劳动仲裁，另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发生的争议的，应在1年内提起劳动仲裁，但袁玉珠明知在1988年就发生劳动争议，但直到现在才提起劳动仲裁，已远超过劳动仲裁的1年时效，因此袁玉珠现在才提起确认1988年1月至今存在劳动关系已远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合法。袁玉珠上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袁玉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按袁玉珠与三江农场事实发生的劳动关系,确认袁玉珠为三江农场职工（固定工），工作年限从198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2.依法判决，三江农场承担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养老缴费行政性强制比例责任20%担责，办理袁玉珠参保，补缴日期从1994年至2008年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玉珠出生于1970年4月10日在海口市××区坡出生，于1990年户籍登记在海口市××区的村民傅启民结婚，婚后袁玉珠随夫一直居住于三江农场辖区。1979年国营三江农场曾开展第一轮土地发包改革，由户籍登记于国营三江农场的人员向农场申请批工成为正式职工或合同工，获得承包资格，而后以户为单位承包农场的土地。该户承包土地后种植农作物，并上交公粮，国营三江农场没有给予补贴，上交公粮后剩余的生产所得由承包户自行处分，处分所获得的收入构成家庭主要经济来源。2009年1月1日，国营三江农场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袁玉珠的丈夫傅启民以其为承包人，以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式，与家庭成员（袁玉珠、傅启飞、傅明映、傅明恋）共同承包国营三江农场农业五队辖区3.2亩的田地进行耕种，承包年限30年，即从2009年1月至2039年1月止。此后，国营三江农场农业五队向傅启民一家发放《海南省农垦国有农场农业用地承包经营权证》，据此袁玉珠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土地承包生产。此后，袁玉珠因认为三江农场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致使其无法参保享受养老保障，据此于2016年11月8日以其为申请人、三江农场为被申请人，向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仲裁请求：1.裁决确认袁玉珠与三江农场事实发生的劳动关系三江农场确认袁玉珠为三江农场职工（固定工），工作年限从198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止；2.裁决三江农场承担用人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行政性强制比例责任20%担责，办理袁玉珠参保，补缴日期从1994年至2008年止；3.袁玉珠调解意愿：三江农场是个农垦级穷困场，袁玉珠愿意全部承担用人单位欠缴部分，理解和谐解决问题。2016年11月25日，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海美劳人仲告字[2017]第79号《案件逾期告知书》。袁玉珠于2017年3月10日收到《案件逾期告知书》，遂成讼。另查：一、庭审中，袁玉珠欲证明”其为三江农场职工，其家庭曾签订了第一轮土地承包的《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书》，但合同书因威马逊台风造成遗失”，提供五张《证明书》，分别为三江农场新成管理区、新马管理区、新美管理区、三江湾管理区、新埠洋管理区所出具，其中新马管理区出具的《证明书》记载”2015年7月由于农场体制改革，撤队并区成立新马管理区，现新马管理区所管辖的是原农四队、农五队、农六队等50个自然村庄、3个居民点。在交接过程中，管理区没有收到第一轮土地承包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书。”二、三江农场前身为海南省国营三江农场，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并实行村并队，将农场周边的农村统一归农场管理。2013年，因海南农垦改革，国营三江农场已划归海口市人民政府管理并予以更名，实行企业化管理，现尚有部分社会职能没有完全剥离。目前，三江农场有五个管区：新成管理区、新马管理区、新美管理区、三江湾管理区、新埠洋管理区。袁玉珠及其家庭属新马管理区管辖居民。一审法院认为，近年来海南省进行农垦系统体制改革，本案袁玉珠诉求的事项属于体制改革过程中较特殊的问题，且涉及人员众多，影响范围广，对此相关人员亦曾陆续向政府部门提出信访，但也无明确处理意见，故袁玉珠等人向法院提起确认劳动关系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海南农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明显企业特征，同时又承担着社会和民生责任的特殊经济体系。原海南农垦总局下辖上百个农场，国营三江农场是其中之一。源于农垦系统的特殊性，国营三江农场不仅是一个用工单位，同时还行使社区管理的职能，故户籍登记并居住在国营三江农场辖区内的人员并非必然属于农场职工。袁玉珠称，其自1988年便参与以家庭承包方式参与生产劳作，承包之时还签订了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袁玉珠1970年出生在海口市××区坡，非国营三江农场世居人员，1990年袁玉珠与国营三江农场居民傅启民结婚后，才随夫在国营三江农场居住生活；而袁玉珠也未能提供第一轮土地承包改革时其夫傅启民一家所签订的承包联产包干责任制合同，且从袁玉珠提供的三江农场新马管理区出具的《证明书》，也未能明确傅启民家庭曾经签订过承包合同。据此袁玉珠未于2009年前参与国营三江农场土地承包，其认为其与三江农场于2009年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法律事实根据，应不予采信。而2009年袁玉珠家庭以其丈夫傅启民作为承包人，以家庭户为单位承包国营三江农场的土地，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袁玉珠作为家庭成员参与生产；但从查明的事实可知，袁玉珠家庭承包土地的其余收入并未交由三江农场统一调配，袁玉珠家庭也未获得来源于三江农场的任何补贴或报酬，袁玉珠家庭承包土地的劳动生产形式自由，不论劳动时间、生产作业方式、劳力分担、劳动收益分配等均为自行调控决定，不受三江农场管理，亦不受三江农场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所约束，袁玉珠与三江农场未能形成劳动制约，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袁玉珠不具备上述所规定的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故袁玉珠主张其与三江农场存在劳动关系，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遂判决：驳回袁玉珠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玉珠自行负担（已预付）。二审期间，袁玉珠提交了其母亲陈春英的《退休证》，拟证明袁玉珠与其母亲从事一样的劳动，三江农场认可了袁玉珠母亲的劳动是农场的组成部分，袁玉珠也应像其母亲一样与三江农场建立起劳动关系。三江农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称2001年农垦总局有优惠政策，可以一次性补交款项，袁玉珠的母亲按超龄人员来参保。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证据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并且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三江农场在二审期间无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袁玉珠是否属于三江农场的职工，与三江农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袁玉珠作为家庭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承包了三江农场的土地，但其承包土地收入除缴交公粮外，其余收入没有交由三江农场统一调配。袁玉珠对自己承包的土地自负盈亏，劳动时间由其自行支配，其不受三江农场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的制约，三江农场也没有安排袁玉珠劳动并向其支付过报酬。袁玉珠不同时具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袁玉珠未能提供工资支付凭证及能证明其农场职工身份的证据。综上，袁玉珠既不同时具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的确认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亦没有提供可以认定其与三江农场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上述凭证，一审法院认定袁玉珠与三江农场不存在劳动关系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予以维持。袁玉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玉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林梅审判员黄玉臣审判员刘华琪二Ｏ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法官助理李亮速录员于倩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