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724民初1543号原告：安县实创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创公司）公司所在地：安县黄土镇马村组织机构代码证：68042741-0法定代表人：陈瑞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家章，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陈秀立，该公司员工。被告：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88号1栋1单元9层9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2107507078法定代表人：游礼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郝利君，四川蜀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华东，四川蜀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谢文辉，男，1960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绵阳市安州区人，住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张华，四川浩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实创公司诉被告昌达公司、谢文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0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昌达公司在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2017)川0724民初1543号民事裁定书、（2017）川07民辖终2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昌达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邱涛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实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家章、陈秀立，被告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郝利君、李华东，被告谢文辉的委托代理人张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实创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100万元及按照合同应当承担的违约金（从2012年1月1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三倍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0年11月，昌达公司承建了安县滨河带D区一号路道路工程（以下简称1号路工程），2011年1月17日，原告与昌达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章兵签订了《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由原告向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程供给商混土，并约定付款方式为“按每月实际用量的80%支付货款，逾期承担逾期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2011年1月22日至2011年12月20日，被告向原告购买了107.9万元商混。2012年1月17日，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同立公司）向原告转款100万元，1号路工程和同立公司承建的安县保障房二标段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李朝斌、刘章兵称这是支付1号路工地的混凝土货款，原告在收款后于2012年1月19日向李朝斌、刘章兵开具了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2012年6月5日，李朝斌、刘章兵为其实际施工向原告购买混凝土的三个工地付款80万元，其中1号路工程付款7.09万元（2012年6月5日的收据）。2015年10月，李朝斌、刘章兵的会计谢文辉向原告出具的“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中也明确了1号路工程支付了107.9万元混凝土款。李朝斌、刘章兵作为实际施工人向原告购买混凝土的共计6个工地。二人挂靠同立公司施工的安县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二标段（以下简称保障房二标段）向原告购买了149.8064万元混凝土，在实创公司起诉同立公司（2017）川0724民初596号买卖合同案件中，同立公司于2012年1月17日向实创公司转款的100万元，因为是从同立公司账户直接转至实创公司，同立公司及李朝斌均主张这100万元是支付保障房二标段的混凝土款，安州区人民法院在（2017）川0724民初596号判决书中也将这100万元认定为同立公司支付的商砼款，故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地实际上还有100万元商砼款未向我公司支付，被告谢文辉作为经手人，故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100万元货款及违约金的支付责任。被告昌达公司辩称，1、原告诉状中刘章兵与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不认识刘章兵，本案系原告与案外人及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我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我公司从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商混合同，也无任何口头约定，更不存在任何违约金的约定；3、即使存在原告与相关方的合同关系，原告超过了诉讼时效，不应该得到法律支持；4、我公司在1号路工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款项在五年前已经支付完毕，且该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根本不存在欠原告相关商混款项的事实，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谢文辉辩称，谢文辉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谢文辉受刘章兵的委托对账签字，没有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应该是刘章兵与原告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其他同意昌达公司的意见。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协议书、中标通知书、施工许可证。证明昌达公司承建了1号路工程。昌达公司质证意见：昌达公司是中标单位。谢文辉质证意见：无异议。证据二：《预拌混凝土供应合同》、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告。证明1号路工程使用的是实创公司的混凝土，实际施工人之一刘章兵以昌达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供应合同，约定“按每月实际用量的80%支付货款，逾期承担逾期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合同的三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表现在1、本案的购买方所签的是刘章兵，虽然在前面填上了“四川昌达建筑公司”的名字，但并不是本案被告“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2、合同第9条“本合同以鲜章为据，复印件无效”，本合同无鲜章，故本合同不成立也无效；3、这份合同的第3条第6小条本案指定刘章兵和ＸＸ为签收人，本案谢文辉无资格签收和对方量。总之，这份合同只能证明原告与刘章兵之间的合同关系。对混凝土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目的，生产厂家为“实创商砼”不能代表就是原告，即使商砼系原告提供也不能证明原告与昌达公司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谢文辉质证意见：同意昌达公司的质证意见，补充说明检验报告即使是原告提供的商砼，也不能证明商砼数量的问题。证据三：2012年1月8日谢文辉签字认可的商砼对账单、2015年10月谢文辉自己向实创公司出具的“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及送货小票。证明昌达公司在1号路工程上购买了实创公司107.09万元混凝土。昌达公司质证意见：2012年1月8号谢文辉签字的对账单上虽然写有昌达公司，但与我公司没有关系；2015年10月谢文辉签字的表上有很多手写与被修改的部分，对三性有异议；对账单和小票与本公司无关系。谢文辉质证意见：2015年10月的对账单是谢文辉签字，签字的商混款是106.9505万元，付款金额为107.09万元，多付了0.1395万元；2012月1月8日对账单也是谢文辉签字的，但是金额应该以最后的对账单106.9505万元为准；小票中有一些不是ＸＸ和刘章兵签收的，对这一部分不予认可，只认可小票，对106.9505万元也不认可。证据四：实创公司与江西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安县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1、2标段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与四川汇泽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就安县滨河带D区二号路道路工地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与贵州建功集团第四建筑工程责任有限公司就文星小区道路工程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与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安县滨河带D区一号路道路工地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与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77123部队统建房2、3标段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13张15笔实创公司对上述六个工地的收款收据；李朝斌、刘章兵与实创公司陈炳华银行转账凭证若干；（2017）川0724民初596、595号判决书。证明连本案在内共计六个工地，合同的签订者均是刘章兵，对账单均系谢文辉对账签字，付款均系李朝斌、刘章兵个人账户转账至实创公司，结合（2017）川0724民初596、595号判决书，证明刘章兵、李朝斌是六个工地的实际施工人，谢文辉是六个工地上为刘章兵、李朝斌工作的工作人员。同时证明实创公司所开具的13张收款收据，都有相关的银行转账记录支撑。昌达公司质证意见：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原告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合同与本公司无关，不能达到原告目的；谢文辉系六个工地的工作人员，与事实不符；不认识刘章兵。谢文辉质证意见：原告提供的合同因为我不知情，对其真实性不能辨别，对原告所称我为刘章兵、李朝斌记账的事实认可，同时也说明我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对于13张收款收据和相关的转账依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五：2012年1月19日收昌达公司100万元商砼款收据、2012年6月5日收昌达公司7.09万元的收据及陈炳华转账凭证。证明7.09万元那笔是从80万中转账中分解的；昌达公司这100万元是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直接转给陈炳华的，2012年1月8日谢文辉签字认可的商砼对账单确认1号路应付货款107.09万元，李朝斌向实创公司说这100万元算是支付昌达公司1号路道路的货款，所以收据开的是收到昌达公司100万元。但在（2017）川0724民初596号案件中，李朝斌说这100万元是支付同立公司购买的商砼，故该案的生效判决书已经把上述这100万元认定为同立公司支付给李朝斌、刘章兵实际施工的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故实创公司虽然向昌达公司开具了100万元的收款收据，但实际上并未收到这100万元货款。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于原告提供的2012年1月19日收昌达公司100万元商砼款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100万的收款收据转账凭证支撑不是同立公司转账的这100万元，我们的商混款直接转给李朝斌，由李朝斌对外支付的，我公司没有直接与原告发生买卖和支付关系。谢文辉质证意见：对证据收据和转账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六：（2017）川0724民初596号生效判决书第7、8、9页查明的事实。证明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转账给实创公司陈炳华的100万元，系同立公司支付给实际施工人李朝斌的工程款；2012年3月1日，谢文辉在同立公司承建的安县保障房二标段签字的《商砼对账汇总单》及商砼对账明细单，明确了截止到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承建的二标段总货款为14.856万元，结合该工地的《预拌混凝土合同》“主体浇筑至三层时结算付款一次”的合同约定，能够证明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转款给实创公司100万元时，既未到付款节点，实际商砼用量也仅为14.8565万元。但因为这100万元是同立公司直接向实创公司支付的，实际施工人李朝斌也主张这100万元是同立公司支付的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故596号判决将同立公司直接转给实创公司的100万元认定为同立公司向实创公司支付的保障房二标段的货款；同时，596号判决明确表述“如果李朝斌、刘章兵以及建设方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安县滨河带D区1号路道路工程上确实尚欠实创公司的商砼款，实创公司可另案向建设方和实际施工人主张”。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于判决书里本案对昌达公司相关实体权利的认定，昌达公司正在提出异议，同时这两份判决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和目的。谢文辉质证意见：同意昌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同时说明原告想证明2012年1月19日收据所载明的100万是同立公司转账支付的证据不足。证据七:2012年7月2日，谢文辉签字的《商砼对账汇总单》。证明保障房二标段6月份才支付第一笔款项15万元，并没有同立公司2012年1月的100万元，整个对账单里面没有同立公司支付的100万元。2015年10月，谢文辉所签字的“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证明“安县保障房住房，付款笔数5笔，已付金额230万元”；“昌达一号路2笔，107.09万元”。被告所举证的实创公司的保障房收据正好是5笔（谢文辉把0014716上的7.09万元和32.91万元加在了一起40万元，实际只有222.91万元）并未包括同立公司转账的这100万元，金额222.91万元；如果加上同立公司转这100万元，应该是6笔322.91万元。以上两项证明（2017）川0724民初595、596号生效判决书均认定了保障房一、二标段支付给实创公司322.91万元，实际上是把开给昌达公司那100万元认定给了同立公司，那么昌达公司实际上只支付了一笔7.09万元。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于证据的三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因为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转账的100万并不一定是2012年1月19日开给昌达公司的100万的收据，因此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谢文辉质证意见：同意昌达公司的质证意见。被告昌达公司为支持自己的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2年1月19日实创公司开给昌达公司的100万收据、2012年6月5日实创公司收到1号路的7.09万元。证明1号路的商混款支付了实创公司107.09万元。证据二、李朝斌的工程款支付申请表、承诺书、转账支票，存款凭条。证明在2012年1月13日由李朝斌向昌达公司申请拨付该工程的工程款项，昌达公司向李朝斌支付工程款210万元，由李朝斌对外支付。证据三、2012年1月12日由城建局向昌达公司转款210万元。证明业主方所支付的款项全部拨付给了李朝斌了。实创公司总的质证意见：对100万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收到这笔钱，昌达公司拨给了李朝斌，李朝斌并没有向实创公司支付。谢文辉质证意见：对于付款的收据真实性认可，其他的我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谢文辉向本院出示证据如下：证据一、2012年1月19日和2012年6月5日实创公司出具的收据两张。证明原告收到了1号路商混款107.09万元。原代：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我方只是开了收据，没有收到100万元的货款。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出示了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证据一、2017年8月30日对谢文辉的询问笔录。证明2015年10月份对账单上的6个工地，都是李朝斌和刘章兵合伙的，谢文辉只是代李朝斌和刘章兵对账的。实创公司质证意见：无异议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谢文辉的陈述有异议，他即不是昌达公司的工作人员，他所说的刘章兵，该公司也不认识，刘章兵和谢文辉的相关行为都不能代表昌达公司。证据二、2017年6月12日对李朝斌的电话询问记录。证明当时同立公司直接转给实创公司的100万，李朝斌主张是同立公司支付的保障房2标段的货款，不是代昌达公司支付的1号路工程的货款。实创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既然判决书已经生效了，那就也认可李朝斌的说法，承认是同立公司给的100万。昌达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因为没有李朝斌的签字，电话也不是我方提供的电话号码，记录里面李朝斌相关的陈述不是事实，李朝斌所说的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和本案昌达公司收据里的那100万本身就不一定是同一笔款项。谢文辉质证意见：同意昌达公司的质证意见，并且认为昌达公司收据100万是原告收款后出具的，与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不相关。通过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认证如下：对原告实创公司提供的七组证据、被告昌达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被告谢文辉提供的一份证据、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两份证据，经本院审查，上述一系列证据，证据形式上合法，证明的事实上能够形成一致的锁链，且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明对方证据的虚假性，故对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通过以上有效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11月，昌达公司承建了1号路工程。2011年1月17日，刘章兵以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与实创公司签订了《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刘章兵在委托代理人栏签字），由实创公司向1号路工程供给商混土，并约定付款方式为“按每月实际用量的80%支付货款，逾期承担逾期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2012年1月8日，谢文辉向实创公司出具的“商砼对账汇总单”上签字“核实方量准确”；2015年10月，谢文辉向实创公司出具“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里面明确“1号路106.9505万元（99.9165万元及车泵费7.034万元），已付金额107.09万元”，“安县保障房、付款笔数5笔，金额230万”。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向实创公司陈炳华转款100万元；2012年1月19日，实创公司向李朝斌、刘章兵出具了“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款收据；2012年6月5日，实创公司向李朝斌、刘章兵出具了“昌达1号路7.09万元；77123部队统建房2、3标段40万元；安县保障房一、二标段32.91万元共计80万元”的收款收据。现实创公司主张昌达1号路货款100万元的转账依据是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直接转账给实创公司的100万元，该100万元在（2017）川0724民初596号判决书中已经判决认定为同立公司的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故实创公司并未实际收取1号路上的100万元商砼款，致使本案纠纷发生。另查明：1、（2017）川0724民初596号生效判决书事实认定：2012年3月1日，谢文辉在同立公司承建的安县保障房二标段签字的《商砼对账汇总单》及商砼对账明细单，明确了截止到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承建的二标段总货款为14.856万元，结合该工地的《预拌混凝土合同》“主体浇筑至三层时结算付款一次”的合同约定，能够证明2012年1月17日同立公司转款给实创公司100万元时，既未到付款节点，实际商砼用量也仅为14.8565万元。2017年6月12日，本院对李朝斌的电话询问笔录里面，李朝斌明确回答“同立公司直接支付的钱就是同立公司支付的商砼款，同立公司不可能帮其他工地支付；地震后的建设，实创公司要求提前付款”。综上，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转账给实创公司的100万元，596号判决认定系同立公司支付实创公司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2、2015年10月谢文辉出具的“购入实创建材商砼方量及付款统计”里面“安县保障房付款笔数5笔付款金额230万元”，经（2017）川0724民初596号案件核实，付款笔数5笔，金额应该是222.91万元；经审理查明后认定，加上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元，安县保障房付款金额实际应该是6笔，金额是322.91万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刘章兵、谢文辉是否是昌达公司1号路工程的工作人员，刘章兵在2011年1月17日以购买方“四川昌达建筑有限公司”与实创公司签订的《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是否对昌达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谢文辉其所签字确认的106.9505万元商砼款总额是否能够认定为昌达公司所承建的1号路工地的商砼款总额。原告实创公司所列举的与江西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及绵阳市同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保障房工程，与四川川北数码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黔江区辉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就77123部队统建房2、3标段等六个工地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及对账单，13张实创公司对上述六个工地的收款收据，一系列李朝斌、刘章兵与实创公司陈炳华的银行转账凭证，结合法院2017年8月30日对谢文辉本人的询问笔录，结合谢文辉在六个工地上的签字确认的商砼对账单及2015年10月六个工地的总的对账单，再结合昌达公司提供的1号路工地给李朝斌的转款凭证，能够证明,包括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程、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二标段等六个工地在内，均为李朝斌、刘章兵合伙实际施工，谢文辉是帮刘章兵、李朝斌在以上六个工地中对账的人员。既然刘章兵是1号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其在合同上作为“委托代理人”以昌达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的《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对昌达公司应当产生法律效力，该供应合同购销主体应当认定为昌达公司和实创公司。实创公司和昌达公司应该按照该《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谢文辉作为以上六个工地中的工作人员，对外行使了货款对账签字的职务行为，谢文辉签字确认的昌达1号路工程购入实创公司106.9505万元货款的金额（诉讼中实创公司也认可了供货总金额为106.9505万元），应当认定为本工地的货款总发生金额。本案争议的焦点二，2012年1月19日实创公司出具的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昌达公司是否实际向实创公司支付。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向实创公司转账100万元时，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二标段用量仅为14万多，按照合同也未到付款节点，按照常理同立公司不应当向实创公司支付商砼款，同立公司会计凭证上注明的也是支付李朝斌的工程款，恰好1号路工地2012年1月8日对账货款为107.9万元，实创公司主张当时在实际施工人的授意下将同立公司的100万元开具成了昌达公司1号路的100万元，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加之2012年7月2日，谢文辉签字的保障房二标段商砼对账汇总单上注明的是2012年6月才付第一笔货款15万元（2012年6月5日收款收据），2015年10月谢文辉签字的对账单上明确了截止到2015年10月，对账单上同立公司承建的保障房付款笔数只有5笔222.91万元，以上两张对账单中均没有包括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的100万元，而596号判决认定同立公司支付了6笔，金额是322.91万元。上面的一系列证据在证据上能够形成证据锁链，所以实创公司主张昌达公司的100万元收款收据的支付依据为同立公司转账的100万元，从事实和证据上分析，具有逻辑性和合理性。庭审中，昌达公司主张所有的工程款均支付给李朝斌，由李朝斌对外支付，并主张2012年1月19日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的付款依据并不是同立公司2012年1月17日转账的那100万元。但从本案立案至今三月，昌达公司、实际施工人李朝斌、刘章兵及二人的财务人员谢文辉均没有向本院提供2012年1月19日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支付依据，故昌达公司仅持一张付款有争议的100万元的收款收据而主张其已经支付的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三，实创公司在本案中向昌达公司主张1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实创公司2012年1月19日向1号路工地出具了“昌达公司1号路商砼款100万元”的收据，但2017年6月12日的（2017）川0724民初596号判决书判决同立公司转款的100万元系同立公司支付保障房二标段的商砼款，实创公司从2017年6月27日该判决书生效之日起才知道自己的权利收到了侵害，按照“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法律规定，本笔货款的诉讼时效应当从2017年6月27日开始计算，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被告昌达公司承建的1号路工程向原告实创公司购买的商砼总货款金额为106.9505万元，支付了7.09万元，尚欠99.8605万元未给付属实，被告昌达公司作为1号路工程的承建者，《预拌商品混凝土供应合同》合同相对方主体，应当承担1号路工程上商砼款的支付责任，被告谢文辉作为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对外对账系履行职位行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原告按照《预拌混泥土供应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自己供货的全部义务，被告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清全部的货款是被告应尽的法定义务。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所欠的货款，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依照原告要求所计算的违约金数额已经高于其实际损失，违约金约定过高，故其这一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从2012年1月8日谢文辉对账的次月底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以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安县实创建材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99.8605万元及违约金（从2012年2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上浮40%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安县实创建材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600元，由原告安县实创建材有限公司承担2705元，由被告四川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689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 涛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周佩凝附相关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以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的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