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青行赔终1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唐迎春，男，1979年1月23日生，居民公民身份号码×××，汉族，现住西宁市。委托代理人张建，青海河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湟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城关镇建设西路76号。法定代表人史超，县长。委托代理人杨啟成，湟源县住建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蒋郁，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8号。法定代表人郝书明，董事长。委托代理人侯伟，该公司项目经理。上诉人唐迎春诉湟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施工部临时设施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01行赔初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唐迎春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被上诉人湟源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ＸＸ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及委托代理人杨啟成、蒋郁，第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侯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大元公司的项目经理范金文签订《项目部经济承包责任合同书》，约定范金文将总承包单位大元公司中标的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工程给原告”实行人工、机械、材料成本经济承包”。协议签订后，原告在施工工地组建施工部、购置施工材料并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因协议履行产生争议，严重影响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施工。2016年4月8日，湟源县住建局向大元公司发出源建安监（2016）第14号《建设工程安全质量隐患整改通知书》，以项目部临时设施搭建未经审批，部分办公、库房、宿舍等临时设施处于城台棚户区改造项目（二期）、城台道路项目开挖红线范围之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限大元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前立即拆除临设建筑，排除安全隐患。由于未在限期内拆除，2016年4月14日，被告组织人员强行拆除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拉走施工现场原材料。原告就被告的强制拆除行为于2016年4月28日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对其施工部临时设施强制拆除行为违法。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10月16日作出（2016）青01行初10号行政判决，”确认湟源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14日组织、参与强制拆除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2017年3月15日原告向被告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赔偿违法拆除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于3月27日作出源不受赔字（2017）第1号《不予受理行政赔偿申请决定书》，对原告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原告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486604元。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在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的临时设施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经被生效的判决确认违法，原告申请赔偿的前提条件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强制拆除施工部临时设施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之规定，赔偿请求人获得国家赔偿，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出应当由被告赔偿因强制拆除施工部临时设施造成的经济损失5486604元，包括被拆除临时设施及设施内物品损失3785005元和临时设施室外物品损失1701599元。原告提交的《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司法鉴定所对湟源县城台公租房项目地下库1、2、3号楼已完工程及临设项目工程量及造价鉴定意见书》，证明临设项目鉴定价格为421984.06元，对此鉴定意见原告、被告以及第三人均予以认可。原告对于要求被告赔偿损失5486604元的主张，提交了若干份收据、销货清单等作为证据，其中没有注明出处或附有说明材料，不符合法律对提供证据的形式要件要求，且无法证实与被强制拆除的施工部临时设施损失的关联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强制拆除的施工部临时设施损失客观存在，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本案中，接受赔偿主体及具体数额不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临时设施建设费用的承担主体、份额有争议，对于此节，已经生效的(2016)青01行初10号行政判决中认定”虽然目前尚未能确定原告在被拆除的施工部临时设施中所占的份额或比例，但从被告湟源县住建局主持达成的协议等证据来看，被拆除的施工部临时设施中有原告垫付资金”，原告与第三人因内部承包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包括对施工部临时设施支出的争议，已经进入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对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现无法支持。对于被告从强制拆除现场运走的原告其他所有物，原告应当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虽然被告对原告施工部临时设施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被告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给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原告的赔偿诉讼请求不能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四项、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唐迎春的赔偿请求。上诉人唐迎春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本案的基本事实是：2016年4月14日，被上诉人以上诉人设立的项目部所建的办公室、库房、宿舍等临时设施是违法建筑为由，强行将项目部的临时设施全部拆除，并将施工现场的全部物品拉走。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基于此事实，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被违法拆除项目部办公室、库房、宿舍等临时设施的所有权问题，在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有”彩板房宿舍楼的主体是范金文所提供，其余均是唐迎春的”描述，证实了421984.06元临舍损失，除彩板房宿舍楼的主体不为上诉人所有外，其余损失应当予以赔偿，且上述证据是上诉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予以认可的证据。原审判决却错误的认定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原审判决认为”对于被告从强制拆除现场运走的原告其他所有物，原告应当向被告主张权利”，充分说明在被违法拆除项目部的同时，上诉人的施工设备、办公用品、生活用品及原材料等物品亦被被上诉人毁损。上诉人也在原审中向被上诉人主张了此权利，要求其赔偿损失。但遗憾的是，原判决在作出上述认定后，又作出相反的判决”没有给上诉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无法证实与被强制拆除的施工部临时设施损失的关联性，而不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根本没有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关于被上诉人举证责任的问题。更忽略了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法律后果，其实直至一审庭审完毕，被上诉人与第三人也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交任何证据。既然被上诉人认为”自实施强拆之日起，就被强制的相关物品，多次以公告的形式要求认领，但无人取回，至今搁置在工地，并未造成任何损失”，就应当出示相关物品还搁置在工地的证据，来证实没有给上诉人的上述物品造成损失。但原审判决在被告自认有相关物品还在现场的情况下，还认为上诉人的证据不能证实损失的存在，明显违背证据规则关于自认和承认的规定。请求：依法撤销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青01行赔初8号行政赔偿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5486604元；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答辩称，答辩人拆除临时设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确认违法，但无相应证据证实对被答辩人造成损失。对方主张的各类损失完全超出了工程项目对临时设施部分的预算数额，再有临建设施的建设由大元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修建，唐迎春并未实际出资。对于唐迎春提出的现场原材料，答辩人2016年6月1日登报公告，通知唐迎春限期予以处理，唐迎春一直未来处理，至今仍堆放在工地上，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唐迎春提出的五百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只是单方的说词，无合法证据予以印证，原审法院以无效证据予以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强制拆除对唐迎春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其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判决结果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第三人答辩称，2016青01初10号行政判决虽然认定湟源县人民政府对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施工部临时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但未对唐迎春施工队造成经济损失作出认定。临建设施是由大元公司作为实际出资人修建，被答辩人唐迎春并未出资。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唐迎春施工队之间因内部承包产生经济纠纷，现已由城北区人民法院受理并在审理中。故，被答辩人唐迎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予以驳回。上诉人唐迎春提起上诉后，原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均随案移送本院。本院经庭审查证，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无异。在庭审中，上诉人向法庭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1行初10号行政判决书，以证明被上诉人湟源县人民政府2016年4月14日组织、参与强制拆除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司法鉴定所对湟源县城台公租房项目地下库1、2、3号楼已完工程及临设项目工程量及造价鉴定意见书》，以证明临时设施鉴定的价值为421984.06元，该设施彩板房宿舍楼的主体是范金文所提供，其余均是上诉人唐迎春的。（三）被拆除临时设施及设施内物品损失清单，以证明强制拆除造成临时设施及设施内物品损失3785005元；（四）临时设施室外物品损失清单，以证明强制拆除造成临时设施外物品损失1701599元。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材料（一）证实被上诉人湟源县人民政府2016年4月14日组织、参与强制拆除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证据材料（二）证实2016年3月湟源县城市建设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对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项目地下车库1、2、3号楼已完工程及临设项目工程量及造价进行鉴定，经鉴定，临设项目的价格为421984.06元。对证据材料（三）、（四）的关联性，被上诉人和第三人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材料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及其数额。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三）中包含若干收据、销货清单、白条、入库单、支出清单等，该单据不能证实其中所列的物品在临时设施并因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导致毁损。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四）是建筑器材租赁费用结算清单，也不能证实其中所列建筑器材在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中导致毁损。综上，证据材料（三）、（四）不能直接证明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政行为造成了经济损失。为查明案件事实，2017年10月31日，合议庭成员到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工地实地调查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被拆除的情况，以及临时设施内外的物品保管状况。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2016年4月14日拆除施工部临时设施时拍摄的照片资料，照片资料经当场出示，上诉人唐迎春、第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照片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该照片资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调查查明，2016年4月14日被上诉人组织人员强行拆除了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部临时设施，临时设施包括用彩板搭建的办公用房、工人宿舍、卫生间、厨房等，拆除时将设施内的高低床、桌椅、木工板等全部物品存放在临时搭建的库房内，临时设施外的塔吊铁架、施工电梯、波纹管、搅拌机等存放在临时库房门口，钢管堆放在被拆除临时设施旁边的工地上。经法庭释明和调解，对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后保存的上述所有物品，上诉人唐迎春同意于2017年12月1日前全部自行处理。2017年11月1日，上诉人唐迎春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对其承建的湟源县城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施工部内的彩板房1207.48平方米依法进行司法价格鉴定。合议庭经研究认为，上诉人唐迎春与第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有关临时设施421984.06元的损失比例不能达成一致，且双方因内部承包纠纷的另案诉讼涉及对临时设施支出的争议，本案单独对彩板房作出鉴定无实际意义，故对唐迎春的鉴定申请不予同意。本案中，针对被上诉人违法强制拆除行政行为造成经济损失5486604元，其中临时设施损失421984.06元，临时设施内外的物品损失5064619.94元等事实上诉人唐迎春提供《青海省规划设计研究院司法鉴定所对湟源县城台公租房项目地下库1、2、3号楼已完工程及临设项目工程量及造价鉴定意见书》，以证明临时设施损失421984.06元，但对该临时设施第三人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主张权利，称临时设施是由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修建的。如前所述，上诉人与第三人因工程结算产生的经济纠纷包括施工部临时设施支出的争议，已诉至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上诉人唐迎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对彩板房1207.48平方米进行司法价格鉴定，因上诉人与第三人对临时设施的出资份额不能达成协议，即使对该彩板房价格作出鉴定仍不能确定上诉人与第三人对临时设施享有的权利，从而也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临时设施应赔偿给上诉人损失的数额，故，对于上诉人就临时设施部分的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待上诉人与第三人对临时设施的出资份额确定后，上诉人可另行主张权利。对于临时设施内外存放的物品损失5064619.94元一节，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上诉人的强制拆除行为对其造成了上述经济损失。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在强制拆除后，将临时设施内外的物品存放至库房或院外场地保管，上诉人唐迎春对此亦无其他证据反驳。2017年10月31日，经本院主持调解，上诉人唐迎春同意将被上诉人强制拆除后予以保管的上述物品自行处理。至此，唐迎春所主张的临时设施内外的物品得以合理处置，其关于5064619.94元的损失赔偿，本院不再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了唐迎春的临时设施内外存在物品或材料，但未就上述物品如何处置作出裁决，本院予以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或原告）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能够证明其受到的损失及其数额，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诉讼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或被告）就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有权提供证据予以反驳赔偿请求人（或原告）的请求。同理，如果赔偿义务机关（或被告）提供的证据符合证据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要求，能够证明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主张。本案中，上诉人唐迎春就赔偿事项提出的相关证据，不能证实应当给予其损失赔偿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照片资料以及实地查看，证明其拆除过程中对上诉人的物品予以妥善看管，与上诉人物品损失的主张形成对质，上述证据符合客观性、真实性要求，能够作为被上诉人不应赔偿或少赔偿唐迎春所主张物品损失的依据。因此，上诉人唐迎春关于原审判决”根本没有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关于被上诉人举证责任的问题，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唐迎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班玛吉审判员  吴晓良审判员  李成花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郝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