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76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曾蝶容，女，193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文贤，男，1963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系曾蝶容的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经济联合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负责人：曾健林，该社社长。上诉人曾蝶容与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吉星经济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31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曾蝶容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曾蝶容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吉星经济社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采纳违法无效证据和意见，导致判决错误。曾蝶容与吉星经济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内如国家征用承包地，本合同可以提前终止。土地补偿费归甲方(吉星经济社)所有。但土地补偿款是按承包土地时荒地的补偿标准还是按征地时园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没有明确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将全部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给吉星经济社，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如甲方(吉星经济社)中途违约，无理收回土地，甲方要退还乙方(曾蝶容)的承包款，并赔偿乙方的实际经济损失。现涉案土地并非国家征用，吉星经济社属违反合同约定无理收回土地，应赔偿曾蝶容的经济损失。国家征地��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本案吉星经济社与镇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协议被(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840号(下称1840号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为违法，从2016年10月10日1840号判决书生效至今，吉星经济社、广州市花都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广东省国土资源厅都没有涉案土地相关的征地批文文件，现在涉案土地的征收手续并未完成，吉星经济社也没有在庭审中提供任何征地的合法文件。原审法院不该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以涉案土地的征收手续已完成为由作出判决。根据1840号判决书第5页，吉星经济社与镇政府签订《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载明：“……4．4乙方(吉星经济社)保证向甲方(镇政府)交地时，本协议项下土地未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用益物权，未被任何第三方非法侵占”。这说明吉星经济社先要与曾蝶容依法解除承包经营权后才能土地交给镇政府，否则镇政府是不会征收的。现在吉星经济社侵害了上诉人的承包经营权，理应赔偿损失。根据1840号判决书、《关于退还吉星村土地的事宜》穗花国房函[2015]1216号，《责令改正国土资源违法行为通知书》穗花东国土监通字[2015]1号，吉星经济社有条件、有义务将涉案土地收回交还给曾蝶容承包经营的。吉星经济社侵害曾蝶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无理收回承包地，应赔偿曾蝶容的经济损失。赔偿损失应当贯彻完全赔偿的原则，凡属于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给受害方造成的损失，违法行为人都应当予以赔偿。曾蝶容从第一轮承包经营土地到现在已经在承包经营了约33年。按每年平均投入一万元计算，现已投资约33万元，而现在还有30年的承包经营权，曾蝶容种植的桂味树(荔枝树)和石硖龙眼树，现已长成大树。依照日常生活经经验，果树前期管理投入大，收益少或无收入。后期管理则投入少，收益大��根据《土地承包法》第53条和《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曾蝶容的经济损失应为其实际承包经营该9.9亩果树的收益，因吉星经济社侵害了曾蝶容的承包经营权，理应赔偿曾蝶容在承包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的损失，且吉星经济社是恶意的侵权行为，对曾蝶容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都应赔偿。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损失的人。吉星经济社取得的不当利益“土地增值部分款”应返还曾蝶容。如吉星经济社不按请求赔偿，望法院依照《土地承包法》第53、54条规定，责令吉星经济社承担恢复原状，返还原物等民事责任。2.如按合法征地的情况下计算补偿费，吉星经济社也应补偿曾蝶容的土地增值款。本案镇政府共征收了曾蝶容9.9亩果园，根据《广州市花都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办法》的通��，花府办[2011]19号规定：征收园地土地补偿款是每亩6.16万元，征收荒地土地补偿款是每亩4万元，每亩相差价2.16万元，吉星经济社共收到曾蝶容的土地增值款是21.3840万元，现吉星经济社将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为21.384万元全部提留，曾蝶容多次与吉星经济社协商要求将21.384万元补偿给曾蝶容，但至今尚未有解决。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涉案地承包前是荒地，征用时是园地)，该法规定土地被征用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本案争议的是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的)分配问题。解释中明确说明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时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补偿的对象包括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根据《物权法》第132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本法第42条第2款的规定，有权获得相应补偿。”该法是指土地补偿的受偿主体包括土地所有人和承包人，是基于承包经营权丧失而获得的。第117、125条规定：“承包经营权人对其承包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文件第十五条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土地补偿费用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制订土地补偿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办法”。按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并不是要将土地补偿费全部归集体，而应当主要归于土地的使用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条规定：“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要求发包方对其为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所以，曾蝶容的请求是合法的。原审法院依照国务院1997年1月1日施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进行判决，但该条对征收的土地是按照原土地的性质还是现土地性质进行计价补偿，没有明确规定。该条法规与曾蝶容所提供的法规是有冲突和抵触的，但曾蝶容所提供的法规是新法、上位法。而原审法院采用的法规属于旧法、下位法。所以法院审理本案时优先适用曾蝶容所提供的法律、法规。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经济联合社未作出答辩。曾蝶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经济联合社补偿曾蝶容被花东镇人民政府征收《花北大道东段》9.9亩果园的土地补偿款中土地增值部分12.8304万元。2.本案一审诉讼费由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经济联合社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4月7日，花都市北兴镇吉星村民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以下简称吉星村)与曾蝶容(作为承包方)签订了一份“耕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吉星村将该社位于土名“围耳岭边”的19亩土地发包给曾蝶容，承包期为50年，自1997年1月1日起至2047年12月30日止，其中第五条约定“承包期间，如遇国家征用承包地，甲、乙双方应服从，本合同可提前终止。若三十年内该地被征用时，土地补偿款为甲方所有，青苗款及生产性设施归乙方所有；三十一年以后承包期内征用该地的，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生产性及青苗款补偿按乙方占柒成，甲方占叁成分配��”第六条约定“违约责任：在承包期内，如甲方中途违约，无理收回土地，甲方要退还乙方的承包款（粮食任务），并要赔偿乙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如乙方中途违约，放弃生产管理，造成果树枯死的，乙方要按每枯死一棵罚款300元处理，并追究丢荒弃耕的经济责任。”吉星经济社提交一份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作为甲方）与吉星经济社（作为乙方）于2013年3月22日签订的《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其中记载“……花都区花东镇新城区工程建设需扩征花东镇吉星村土地36.0764亩，具体位置可见附图……该地块的土地征收补偿价格按《广州市花都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办法》计算（见附表）……林地单价40000元/亩园林单价61600元/亩”。吉星经济社主张曾蝶容承包的涉案土地在上述被征范围内。曾蝶容主张被征收的涉案土地面积共计9.921亩，共有八���补偿登记表，并提交五份由曾蝶容的亲属签名的《花东镇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登记表》（以下简称补偿登记表），签收日期分别为2011年3月7日、2011年3月8日、2013年6月8日、2013年6月8日、2017年1月24日，另有两份补偿登记表丢失了，还有一份补偿登记表村里没有给曾蝶容，上述补偿登记表登记的征收面积加起来就是曾蝶容被征土地的数量，曾蝶容及其亲属共收取约495000元青苗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原审庭审中，吉星经济社对曾蝶容的上述主张予以确认。曾蝶容认为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违法，向花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于2016年9月28日做出判决，确认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征收曾蝶容承包的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吉星村土名为围耳岭边的相关土地的行为违法，驳回曾蝶容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庭审中，曾蝶容和吉星经济社均确认现在涉案土地的征收手续已经完成，曾蝶容主张征收手续是补办的，应当重新计算征地补偿费用。曾蝶容主张其在承包期间对土地进行经营提高了土地价值，因此吉星经济社收取的征地补偿款中的土地补偿款应属其所有，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曾蝶容故诉至原审法院成讼。原审另查明，吉星村与吉星经济社是同一主体。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查明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土地补偿款的归属。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不同性质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归不同的主体所有。从补偿款的性质来看，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丧失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应归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青苗补偿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是对土地投入而受有损失的补偿，应归对土地进行投入的人，如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投入的，就补偿给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涉案土地属于吉星经济社集体所有，曾蝶容仅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被征用后，土地补偿费应归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即吉星经济社集体享有；曾蝶容作为承包经营权人，其权���已经从青苗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中得到补偿，其基于与吉星经济社之间的承包关系要求吉星经济社支付土地补偿款的理由，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物权法规定了土地补偿费由集体成员决定其使用和分配，根据该规定的立法本意，土地补偿费应归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故此，从立法本意上分析曾蝶容要求分得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再次，曾蝶容与吉星经济社签订的耕地承包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合同效力均无异议，故该农业承包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同约定的条款��准，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恪守。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期间，如遇国家征用承包地，在三十年内该地被征用时，土地补偿款为甲方所有，青苗款及生产型设施归乙方所有。曾蝶容自1997年承包涉案土地至今不足三十年，依合同约定土地补偿款应归吉星经济社所有。曾蝶容主张适用合同第六条约定“在承包期内，如甲方中途违约，无理收回土地，甲方要退还乙方的承包款（粮食任务），并要赔偿乙方的实际经济损失”，但涉案土地的征收行为是由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并非由吉星经济社决定收回土地，曾蝶容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四，对曾蝶容要求恢复土地原状，返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张，在诉讼中双方均确认目前涉案土地的征收手续已经完成，并进入项目施工阶段，且曾蝶容及其亲属已经收取涉案土地的全部青苗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涉案土地不具备恢复原状的条件，曾蝶容的上述诉求与实际不符，且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蝶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7元，由原告曾蝶容负担。”经本院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曾蝶容提交了两份《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一份《补征地块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的复印件，拟证明村委会与政府签订协议未经曾蝶容同意。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对曾蝶容的上诉，本院评析如下：曾蝶容上诉认为被征土地的增值部分应当归其所有。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是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故土地补偿款应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所有，曾蝶容要求增值部分归其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曾蝶容上诉要求恢复土地原状，返还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本院认为，鉴于双方均确认案涉土地的征收手续已经完成，且曾蝶容及其亲属已经收取案涉土地的青苗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生物补偿款，原审据此驳回该诉请，处理妥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曾蝶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07元，由上诉人曾蝶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欢审判员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曹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