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再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征，男，197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祝红霞，女，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琴台钢材市场南区2-95号。法定代表人：陈国清，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湖北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立生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丹水池百步亭16号。法定代表人：祝汉林，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彩练，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征、祝红霞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瑞祥公司）、武汉立生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9日作出（2013）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3382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王征、祝红霞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6年2月22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申字第0009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同年9月23日，本院作出（2016）鄂01民再106号民事裁定，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岸民商初字第03382号判决，本案发回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17年7月18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0102民再7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征、祝红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王征、祝红霞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华，源瑞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文，立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彩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征、祝红霞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源瑞祥公司要求王征支付钢材款及由祝红霞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王征是立生公司的员工，我们有立生公司为王征印制的名片、王征与源瑞祥公司多次钢材交易均由立生公司以现金支票转账支付货款的凭证、王征持有为立生公司经手购销钢材的出库单原件、工资收入证明证据证明其在源瑞祥公司多次购买钢材系履行职务行为，王征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祝红霞对上述款项亦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源瑞祥公司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相矛盾。在源瑞祥公司没有提供该笔涉案钢材由谁实际提走的情况下，判令王征承担涉案货款的赔偿责任，实体处理错误；3、源瑞祥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关键证据“借条”系王征受胁迫所写；4、王征并没有提走涉案钢材，源瑞祥公司一直都没有对涉案钢材实际交付给谁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5、源瑞祥商贸公司对王征是立生公司的员工及王征写下借条系履行职务行为的这一事实是默认的。源瑞祥公司辩称：1、王征没有客观真实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与立生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2、涉案钢材的交付情况非常清楚，王征向源瑞祥公司负责人发短信承认了其拿走钢材的事实，我们在一审将信息截图作为证据进行了提交。王征所述不知道钢材的去向与其向我们公司的陈述相矛盾；3、王征对于本案关键证据借条的认定意见与一审完全不一致，其认为借条系孤证，其代表公司履行职务行为，但是其在一审中称借条系受到胁迫所写，相互矛盾，源瑞祥公司从2012年至今未收到50多万的货款，遭受了巨大损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王征的全部上诉请求。立生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公正。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源瑞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立生公司、王征共同向源瑞祥公司偿还钢材款479,127元；2、立生公司、王征共同向源瑞祥公司偿还钢材款本金479,127元产生的利息179,089元（约定利息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按照一至三年银行贷款利率6.15%的四倍计算利息，暂自2012年6月29日计算至2013年12月29日止）；3、祝红霞对王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切费用由立生公司、王征、祝红霞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日，王征以立生公司的名义向源瑞祥公司购买了292,194元的钢材，同年5月3日王征又以立生公司名义向源瑞祥公司购买了186,933元的钢材，两次共购买了479,127元的钢材。源瑞祥公司分别在5月2、3日开具了三张发货清单，清单上载明了购买钢材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同时在三张发货清单上均有“货款请在5月7日内结清，逾期每天按千分之一利息结算”的印章。三张发货清单上的供方签名处有源瑞祥公司的销售人员曾伟的签名，购方签名处除编号为0001393号的发货清单上为王征个人签名外，剩余二张清单上均无签名。2012年6月29日，王征向源瑞祥公司出具了借条，借条上载明“武汉立生物资有限公司今借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为：479,127元，利息按每日1.5‰(加收利息)，本款项将于2012年7月20日之前付清。”王征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还款期限到期后，经源瑞祥公司多次催要货款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2012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一至三年期的贷款利率为6.15%。一审还查明，王征与祝红霞原系夫妻关系，于2013年7月26日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审法院认为，立生公司抗辩王征并不是其员工，该公司也未授权王征以其名义向源瑞祥公司购买钢材，源瑞祥公司虽提交了王征出具的借条，但该借条上立生公司并未盖章确认，源瑞祥公司也未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王征是立生公司的员工或立生公司授权王征购买钢材的相关证据。从源瑞祥公司销售人员曾伟当庭的证言来看，源瑞祥公司与王征的交易都是先由王征电话联系源瑞祥公司的销售员工订货，源瑞祥公司开具提货单，王征要求开具购货人为立生公司，源瑞祥公司就在提货单上开具立生公司，源瑞祥公司的销售员工也只认可王征个人，故王征以立生公司的名义向源瑞祥公司购买钢材行为，应为王征的个人行为，立生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货款及利息损失的责任。王征与源瑞祥公司买卖钢材的行为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源瑞祥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但王征未支付货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源瑞祥公司要求王征偿还钢材款479,127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但要求立生公司偿还货款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以支持。王征作为从事该义务的从业人员，对供货流程是清楚的，在其出具借条，但双方并未实际发生借款事实，从王征出具的文意分析，此款应为王征确认差欠货款金额和对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的确认。还款期限到期后，王征并未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源瑞祥公司在起诉时已自行将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调整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15%的四倍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源瑞祥公司要求王征支付2012年6月29日起至2013年12月29日止的利息179,089元，因源瑞祥公司在主张利息损失时将一年以360天予以计算有误，王征应向源瑞祥公司支付利息损失为：479,127元×24.6%元/年÷365天/年×547天＝176,636.40元。故源瑞祥公司要求王征向源瑞祥公司偿还以钢材款479,127元为本金产生的利息179,089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部分支持。王征称借条是在源瑞祥公司不让其离开的情况下出具的，但其事后并未报警，不能证明被胁迫的事实。因源瑞祥公司与王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王征与祝红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源瑞祥公司要求祝红霞对王征的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祝红霞应对王征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据此，根据该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支付钢材款479,127元；二、被告王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支付截止2013年12月29日的利息损失176,636.40元；三、被告祝红霞对上述付款项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382元、保全费3,800元、公告费260元、邮寄费40元，合计14,482元，由被告王征、祝红霞负担。本案二审中，王征、祝红霞申请证人洪三军出庭作证。证人洪三军的证词：我于2011年9月开始在立生公司工作，直至2013年快过年时离职。我认识王征并与其一起在立生公司工作。在立生公司干了一年多，但只发了三个月的工资，没有奖金。我们主要负责送货，将条子拿了去送货。我们也会去钢材市场提货，提货时，将车牌号、身份证留存，再去换出门证、提货证，在哪家提货，就在哪家开单子。我和王征一起所购买的钢材，都是立生公司老板自己去结的账，钢材单子开了以后，去仓库提货需要签名。如果我去提货，需要签我个人的名字后再提货。我们去提货，单子上必须写我本人的名字。去提货需要一个提货单，一个底联，底联带回公司结账，提货单就给仓库了。此外，还需要拿车牌号换另外一个单子，底联由公司保留。我与立生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每个月工资3,000块钱，我不在的时候由王征带给我，后来工资发不下来，我就离职了。王征在公司的职位我不清楚。公司办公地点大概在堤角那边。源瑞祥公司针对洪三军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洪三军的证言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王征在一审中超过举证期限且未提交洪三军的证人证言，应视为放弃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洪三军自述其由王征带进立生公司，但无任何证据证实其系立生公司的员工。洪三军的证词前后互相矛盾，洪三军对钢材市场交易并不清楚，洪三军提出仅凭借提货单就可以提货，始终未提及打电话这一重要环节。我们将发货单准备好之后，我们会给仓库门卫打电话，将车牌号、货的数量、提货人等细节详细告知。提货单保留在仓库，仓库确实已经拆迁不存在了，致使我们无法提交相关证据。如果王征未提货，那么为何要补写借条，这正好说明货已经被王征提走了。立生公司针对洪三军上述证言发表质证意见称：洪三军称其系立生公司员工，但洪三军没有劳动合同，洪三军称工资由王征代其发放，后来又称系公司发放，这明显矛盾。另外，洪三军连立生公司准确地点都无法表达清晰，对于交易细节也不是特别清楚，其证言不可信。对于洪三军的上述证言，经合议庭评议认为，因洪三军没有参与本案诉争的钢材交易过程，该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源瑞祥公司和立生公司均未提交新的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源瑞祥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三张钢材《发货清单》（绿色联），日期分别为2012年5月2日和5月3日，清单上载明了钢材的品名、规格、数量、单价及金额，其中一张2012年5月2日发货清单的编号为0001393，该清单购货单位上载明为立生公司，供方（源瑞祥公司）一栏签名人为曾伟，购方一栏签名人为王征，货款金额为人民币214,830元。另外一张2012年5月2日发货清单编号为0001394，该发货清单上只有供方曾伟的签名，购方一栏无人签名，货款金额为人民币77,364元。同年5月3日的发货清单编号为0001397，只有供方曾伟的签名，购方一栏也无人签名，货款金额为人民币186,933元。上述三张发货清单货款金额共计人民币479,127元。三张发货清单上提货地址、电话为空白，备注栏印刷载明“1、本单自开单日起当天内有效，过期作废；2、本单缺联、涂改、印章不全均无效；3、提货后如有异议在伍天内提出，逾期自负。”旁边印刷有“白联：存根，黄联：仓库，蓝联：提货，绿联：结算，红联：记账”字样。三张清单票面上均加盖有“货款请在5月7日内结清，逾期每天按千分之一利息结算”字样的印章。2012年6月29日，王征向源瑞祥公司出具借条一张，借条为源瑞祥公司提供的填充格式，上载明“武汉立生物资有限公司今借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为：479,127元，利息按每日1.5‰(加收利息)，备注：本款项将于2012年7月20日之前付清。”王征在借款人处签名并捺印。2014年1月17日，本案原审一审庭审中，源瑞祥公司申请证人曾伟出庭作证：“当时是2015年5月份左右，王征打我手机，向我公司要一批钢材，我就给他开了提货单，他是后来在发货清单上补的签字。本来之前都不需要他签字，直接电话联系，那一次正好他过来，就签了字，但是一直没有付款……”，“他用的立生公司的名义，之前都是这样，我只认王征这个人，他用什么公司的名义我就开什么公司。”“是王征自己叫的司机把货提走了。”2016年12月29日，本案再审一审庭审中，源瑞祥公司申请证人曾伟出庭对钢材交易流程作以下证言：“我是源瑞祥公司业务员……流程是王征打电话购货，我把规格型号记下来，然后报价，我就写个规格型号件数单价给开票员，开票员就开发货清单，就等着王征，有时候发过去有时候不发，这笔没有发照片给他，我就跟他安排发货，把提货单给他，提货单一般是两联，我们自己不留，都是给仓库，我们的仓库是租用的，一式两份的提单都是给司机，司机拿提单换仓库的单子……他提货是他打电话提货还是司机拿的提货单我不记得了……”2013年9月9日，立生公司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一、本公司从没有聘请名叫王征的员工；二、本公司从没有授权名叫王征的人以本公司名义购买钢材；……”2012年5月14日，立生公司出具《工资收入证明》，内容：“兹有王征，身份证420104197004102014。于2011年9月入职。任经理一职，平均月薪为4,000元。”2015年12月10日，本案在再审审查期间，王征提交本案诉争货款之前曾以立生公司名义向源瑞祥公司购买钢材并用立生公司支票支付往来清单，立生公司法定代表人祝汉林在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王征找到我借钱去做一个工程，我给过王征支票，即转账支票，给过五六回，我不清楚王征在外面以我公司名义做生意，因为王征和我是市场上的熟人，一直是出于信任。”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钢材是否已实际交易；2、源瑞祥公司主张立生公司、王征差欠货款的事实是否成立；3、王征在发货清单上签字以及向源瑞祥公司出具借条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代表立生公司的行为。因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源瑞祥公司要求立生公司和王征支付货款，应当对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王征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源瑞祥公司的陈述与证人证言相矛盾，王征并没有提走涉案钢材。对此，本院审查后认为，对于涉案货物是否实际提货并交付的事实认定，从现有的证据看存在以下疑点：一是源瑞祥公司在诉状中称交易是王征以立生公司的名义购买钢材，由工作人员曾伟将立生公司所购买的钢材送至王征处后由王征接收；但证人曾伟证词中却称是王征自己叫司机把货提走了；源瑞祥公司对此节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二是通过庭审调查和源瑞祥公司发货人员曾伟的证词，源瑞祥提交证明其已发货的关键证据《发货清单》并非货物最终实际提货交付的唯一凭证，除了《发货清单》外，货物实际提走还需要专门的提单到该公司租用的仓库提货；三是证人曾伟原审一审出庭作证时称“王征是自己叫的司机把货提走了”，再审一审出庭作证时又称“他提货是他打电话提货还是司机拿的提货单我不记得了”，证人提到的司机是谁，该司机是否是王征指派的，均没有证据证实；四是源瑞祥公司提交的三张《发货清单》上仅有一张有王征的签名，且证人曾伟称这一张《发货清单》上王征的签字也是事后补签的，“本来之前都不需要他签字”，源瑞祥公司在涉案金额高达47万余元的钢材交易行为中，没有核实购买方是立生公司还是王征个人，没有购销合同，没有提货单据，唯一的《发货清单》也不需要签字就能提走货物，明显不符合大额交易常理。综合以上的疑点，仅凭源瑞祥公司提供的《发货清单》证据，尚不足以使本院确信源瑞祥公司已将该货物交付给王征提走。其次，关于王征在发货清单上签字以及向源瑞祥公司出具借条的行为是王征个人行为还是代表立生公司的行为问题。因立生公司在原审一审中否认王征是其公司员工，但再审中王征提交了立生公司为其出具的《工资收入证明》和王征代表立生公司购销钢材的原始交易资料，其内容足以推翻立生公司在原审一审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立生公司在原审一审中有虚假陈述，因此，本案中，不能排除王征代表立生公司对外开展业务的可能性。关于2012年6月29日，王征向源瑞祥公司出具借条，一是本案是购销合同纠纷，借条是借款法律关系凭证，不能作为源瑞祥公司直接要求支付货款的凭证；二是该借条载明“武汉立生物资有限公司今借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人民币为：479,127元……”不能确定为王征个人借款；三是借条上的借款总金额虽然与源瑞祥公司提交的三张发货清单记载的货款总金额一致，但因有两张发货清单没有王征的签字，不能仅以金额相符断定此借条就是王征差欠源瑞祥公司货款的凭证；该借条不具有证明王征或者立生公司差欠钢材货款的证明力。因此，源瑞祥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完成证明涉案钢材已经实际交付给王征或者立生公司的举证责任，导致本院对此节事实无法确定，源瑞祥公司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源瑞祥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源瑞祥公司如果能提供证据证实王征或立生公司存在与源瑞祥公司有借款关系的事实，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对王征、祝红霞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再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382元、保全费3,800元、公告费260元、邮寄费40元，合计14,482元，由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382元，由武汉市源瑞祥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傅剑清审 判 员 甄 骞审 判 员 杨元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吴红星书 记 员 桂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