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2民终2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达怀，男，1967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巫溪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运平，重庆峡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权，男，1968年5月26日出生，���族，住重庆奉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立安，奉节县永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元群，男，1957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奉节县。上诉人郑达怀因与被上诉人刘国权、唐元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8民初1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达怀上诉请求：请求依法撤销重庆市巫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渝0238民初144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债权的两份借条与《还款协议书》，均不能证明“借款”是如何形成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上诉人举示的《巫溪县润利达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合同》、《企业承包经营合同》、《巫溪县润利达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权之间存在债权债务(股权转让款、承包经营应得的分红款等债权债务)关系，这一事实在判决书中予以确认，此处不赘。(二)2015年2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权通过和解的方式，对前期债权债务(股权转让款、承包经营应得的分红款等款项)进行结算，重新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协议，即被上诉人刘国权向上诉人出具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郑达怀人民币980000.00元，大写玖拾捌万元正，月利息3%，利息付到2016年2月1日”。上诉人认为，《借条》相当于当事人之间订立了一份新合同，并且该借条中对后期如何支付利息也进行了约定，说明被上诉人刘国权对前期的债权债务是认可的，同时也说明将前期的债权债务通过和解的方式形成借条是认可的，既然当事人已经对债权债务关系达成了和解协议，出具了借条，那么该借条对当事人双方就具有合同约束力，所以不论当事人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不论之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同一，均可以直接根据通过和解形成的借条，来主张权利。(三)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权经过了三次结算，每次结算均由被上诉人签字捺印，说明被上诉人刘国权是认可双方已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的。2015年2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权就对前面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将前期的股权转让款50万元、公司设立所产生的办证费用10万元、承包经营期应得的分红30万元，共90万元，并以9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7月18日起，按照月利率3%计算到2015年2月1日，约定了8万元利息，所以，在2015年2月1日，被上诉人刘国权向上诉人出具了借款金额为98万��的《借条》，利息约定为月利率3%。2016年3月15日，再次对前面的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又由被上诉人刘国权向上诉人出具了35万元的借条。至2016年6月21日，第三次对前期借款本息进行结算，并签订了《还款协议书》，《还款协议书》载明：截止2016年6月21口，被上诉人刘国权尚欠上诉人借款本金135万元。所以，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刘国权拒不认可双方已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是错误的。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刘国权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后来，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将前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重新出具了借条，借条出具之后，又进行过两次结算，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刘国权是认可双方己经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也就是说能够说明“借款”的形成过程。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而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借款”的形成过程。首先，上诉人举示了之前与被上诉人刘国权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次，上诉人又举示双方通过和解形成的借条，最后，还举示了《还款协议书》，上诉人举示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也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通过和解达成了债权债务协议，即“借款”的形成过程也是非常清楚的，难道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必须要将在协议中载明形成的过程才叫债权债务协议，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己经明确基础事实，且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当事人之间通过意思自治己经对基础法律关��进行结算，通过借条的形式将债权债务转化为民间借贷，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判。(二)原审人民法院进行释明时，未严格按照释明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在进行法律关系释明时，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而本案中，法院在释明时并未明确告知所认定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三、被上诉人唐元群应当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在本案中，《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第1款，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且上面有被上诉人唐元群作为保证人的签字。本案的保证期间没有经过，因《还款协议书》第三条第3款对保证期间进行了约定，保证期间为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本案偿还最后一期为的时间为2018年1月20日，所以本案的保证期间没有经过。(二)本案不存在胁迫等可撤销的行为，更不存在无效的问题，被上诉人唐元群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在庭审中，被上诉人唐元群举示了《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唐元群作为本案担保人，否则，上诉人不将大正煤矿卖给被上诉人唐元群，上诉人认为这不能说明上诉人存在胁迫，因为，第一、《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在签订《还款协议书》之前，被上诉人完全可以不再签订《还款协议书》，虽然被上诉人唐元群申请证人徐斌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经过修改了的，真实情况是先签订《还款协议书》，后签订《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但是，上诉人对证人证言是不予认可的，被上诉人唐元群与证人徐���有利害关系，在庭审中，被上诉人既举示了书证《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了签订《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16年6月20日，又申请证人徐斌出庭作证说明时间是改动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本案中，被上诉人唐元群举示的书证《大正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应当大于证人证言；第二、大正煤矿不是上诉人一个人所有，是否买卖不是由上诉人一人所能决定；第三、在《还款协议书》中的签名是被上诉人唐元群的亲笔签名捺印；所以，本案担保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更不存在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唐元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刘国权二审答辩称：1、上诉人在一审中所称的是���2015年2月1日与2016年3月15日被上诉人刘国权分别向其借款98万元与35万元，从上诉人在一审中自认的事实是：刘国权两次向其出借现金。但是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和刘国权在一审中的抗辩，刘国权在2015年2月1日及2016年3月15日没有向上诉人借到款项，只是出具了借条，但是没有实际地交付。2、上诉人在上诉中，认为这两笔借款是基于刘国权与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而产生的。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对这一事实的述称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股权转让而形成的借款，是上诉人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且本案的这笔款项与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没有任何的关联。股权转让合同中写的非常清楚，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的债权债务就全部消灭了的。承包费用30万元的问题，是刘国权与润利达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这笔财产应当属于润利达公司的财产，与刘��权的财产、上诉人所主张的不是同一笔钱。上诉人只能找润利达公司要求进行利润分配，而不能直接找刘国权，即不是刘国权个人来承担这笔债权债务。所以，上诉人对这一点的诉称也是不成立的。3、10万元的问题：一审中，除了上诉人自己的陈述，是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该笔费用已经花了，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钱应当由刘国权来承担。4、本案是不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5条，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的135万元是没有实际履行的，与股权转让款也是没有关系的。该条第二款也是要求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但是上诉人没有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有达成调解、和解的事实。上诉人认为后出具的借条与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结算、清算的依据，是将偶然发生的事实串联起来所作出的推断，但是是不符合逻辑的。4、关于担保责任是否应当承担的问题。本案的借款在签订借条后，没有实际交付，所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合同是没有履行的，那么担保人对于没有成立的主合同是不需要承担从合同义务的。唐元群为了将煤矿买成，在签订还款协议书的时候是有瑕疵的。还款协议的签订时间与真正形成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是为了规避案外人打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行为。唐元群二审答辩称：1、润利达公司的合伙情况我是不清楚的。并且对承包需每年交300万元我也是不清楚的。2、郑达怀找到我说如果你要把这个煤矿买下来，就必须给刘国权担保，如果不愿意担保郑达怀就把煤矿卖给别人。郑达怀给我说你打150万元给刘国权，我也马上把借款打给刘国权。后来我打了款过后，了解到郑达怀没有将借条上写的款项打给刘国权。3、我是在6月23日签的煤矿转让协议，我款���打了，但是在签的时候郑达怀故意将日期落在了6月20日。所以郑达怀因为买卖煤矿，在签订协议这件事上存在欺诈行为，即有胁迫我担保的故意。郑达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刘国权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5万元，并以3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支付自2016年6月2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判决被告唐元群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2月1日，被告刘国权向给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郑达怀人民币980000.00元，大写玖拾捌万元正，月利息3%，利息付到2016年2月1号”。2016年3月15日，被告刘国权给原告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郑大怀人民币350000.0元，大写叁拾伍万元”。2016年6月21日，原告作为甲方，与被告刘国权（乙方）、唐元群（丙方）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甲、乙、丙三方经对帐，2015年2月1日借条（借条金额98万元，月利率3%）和2016年3月16日借条（借款金额35万元）截止2016年6月21日甲乙丙三方确认：乙方尚欠甲方借款（含利息）人民币共计壹佰叁拾伍万整（小计：135万元）。乙方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偿还所欠借款人民币叁拾伍万元、2017年7月30日前偿还40万元、2018年1月20日前偿还60万元，并承诺于2016年7月20日起每月支付甲方利息1万元至2018年1月20日止，如果乙方有一期未按上述时间足额给付，则乙方从2016年6月21日起每月按2%的利率支付利息，直至借款还清时止。”对借条及还款协议中所载明的借款金额，原告明确表示未向原告实际支付借款，其中98万元的借条由股权转让款50万元、公司设立所付费用10万元、公司承包经营应得份额30万元、利息8万元组成；35万元的借条实为计算98万元应付的利息金额。另查明，2013年3月27日，原告���刘国权、刘代文、袁国玉、邹代润、肖祯毅共六人签订了《巫溪县润利达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合同》，约定由此六人合伙从事煤炭收购、销售业务。其中袁国玉按投资总额的50%以现金方式出资，其余五人按投资总额的10%以现金方式出资。合同对合伙事务的执行、退伙、入伙等进行了约定。2013年4月9日，上述合伙人作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巫溪县润利达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利达公司），股东袁国玉出资250万元，其余五位股东每人出资50万元。2013年6月30日，润利达公司全体股东通过股东会形成决议，决定将公司煤炭经营业务承包给内部股东刘国权，承包期间为一年，承包费全年为300万元，并在股东会决议中载明通过清产核资，发包时企业的总资产为帐上现金515万元、办理各种证照费用85万元。同日，润利达公司与刘国权签订了《企业承包��营合同》，约定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止，由刘国权承包润利达公司的煤炭收购、销售，承包形式为税后承包金包干，全年承包金300万元，并约定分四期支付承包费。2013年6月30日，刘国权给原告出具了收条，载明收到原告按合同条款约定投入的资本金51.5万元。2013年7月6日，案外人廖映宜向刘国权转款支付50万元。2014年7月18日，润利达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将股东郑达怀、肖祯毅、刘代文、邹代润四人各自所持的10%股权转让给刘国权，转让价格均为50万元，股东袁国玉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原告与刘国权签订了润利达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其持有该公司的10%股权转让给刘国权，转让价格为50万元。之后，润利达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袁国玉、刘国全的出资比例各为50%，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结合本案，原告已明确纠纷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其以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在被告刘国全对借条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异议后，原告负有举证证明原、被告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将原告所述的股权转让款、承包经营应得份额等款项，重新达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协议。而原告主张债权的两份借条与《还款协议书》，均不能证明“借款”是如何形成的，且被告刘国权拒不认可双方已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应按基础法律关系进审查，而原告主张的“借款”，所形成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同一。经该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按民间借贷关系主张权利，而原告所举示的证据，亦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所举示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达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原告郑达怀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郑达怀虽然持有刘国权出具的《借条》和与刘国权、唐元群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但是，郑达怀与刘国权之间并无借贷之实，双方的债权债务是因郑达怀将巫溪县润利达煤炭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给刘国权而形成，因此，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向郑达怀进行了释明，但郑达怀坚持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拒不变更诉讼请求，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郑达怀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根据郑达怀的陈述，《借条》和《还款协议书》载明的债务金额，仅仅是股权转让费加上利息组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情形，且郑达怀在本案中只主张部分债权不利于对全部债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故郑达怀上诉认为本案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不能成立。综上所述，郑达怀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郑达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学文审 判 员  何 洪代理审判员  胡玉婷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陈俊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