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01民再1号再审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吴宝仙，女，1970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委托代理人潘飞，贵阳市金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原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84号。法定代表人廖开阳，该公司经理。被申请人（原一审被告）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中心，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桐公路。负责人谌贵川，该中心主任。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皓云，贵州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吴宝仙与被申请人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以下简称回收公司）、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中心（以下简称回收处理中心）劳动争议纠纷一案，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花民初字第222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回收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2日作出（2015）筑民四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吴宝仙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6年3月28日作出（2015）黔高民申字第173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对该案进行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吴宝仙的委托代理人潘飞，回收公司、回收中心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皓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一审判决查明，被告回收公司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2010年10月，贵阳市按照国家商务部规定，将回收公司指定为家电以旧换新以及废旧电子拆解试点单位，承担关于废旧电子拆解的相关任务。2012年5月，国家出台“关于废旧电子拆解国家实行相关补贴”的文件，同年7月回收公司根据贵阳市政府选址，在贵阳市××（××）××村建厂，申办贵州省第一家废旧电子拆解的专营拆解中心（以下简称拆解中心），该中心在未获得拆解资质也未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开展废旧电子拆解工作。2012年7月23日原告吴宝仙进入拆解中心，从事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工作，岗位为拆解工人，回收公司每月向原告发放工资，其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和绩效奖金。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由于暂未取得拆解资质，2013年11月7日该拆解中心以被告回收处理中心的身份来进行登记，并办理营业执照，成为回收公司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经济性质为集体经营单位（非法人），经营范围为收购（报废机电产品、电子器材、废旧物资、废旧钢铁、废旧有色金属）和废旧家电拆解。2014年1月21日，回收公司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2014年6月30日原告作为乙方与回收处理中心（甲方）签订《调解补偿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于2012年7月23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在甲方处工作；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2日内一次性给予乙方9600元经济补偿；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经济补偿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及纠纷，乙方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和提出劳动仲裁或诉讼。”协议签订后，原告在《调解补偿领取表》上签名领取经济补偿金后离开回收处理中心。2014年7月20日原告向贵阳市花溪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经审查认为原告的申请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范围且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不符合受理条件，于同月30日向吴宝仙下达了花劳人仲不受通字〔2014〕第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吴宝仙不服该通知书，遂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调解补偿协议》无效；2、判令被告支付因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共计20900元(11个月×1900元/月)；3、依法判决由被告补缴原告2009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间单位应承担的社保费用共计24038.5元；4、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1400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一审审理中，被告确认原告每月分两次领取工资（基本工资部分+绩效奖金），并出示原告领取工资的劳务费用表：2012年12月为1500元、2013年2月为1500元、2013年8月1500元（基本工资部分月平均为1500元），2013年1月绩效奖金350元、2013年2月绩效奖金400元（绩效奖金月平均为375元）。故原告的月平均工资为1875元。原一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应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本案被告对原告于2012年7月16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在被告回收处理中心处工作无异议，且被告也出示了2012月12月、2013年2月、2013年8月原告领取工资报酬的发放表和2013年1月和2月的绩效奖金登记表。因此，原、被告于2012年7月16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被告回收处理中心签订《调解补偿协议》后已实际履行，故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要求确认《调解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请，不予支持。但该协议仅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进行的约定，而签订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调解补偿协议》虽系双方自愿签订，但该协议中对未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原告双倍工资部分未作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是针对用人单位不履行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义务的惩罚性措施，该义务是强制性规定。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本案原告在被告回收处理中心工作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且二被告未举证证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劳动者即原告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之规定，被告应承担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并向原告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之规定，原告诉请要求二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被告提交的工资发放表，原告月平均工资为1875元。由于原告已按月足额地领取了工资，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二倍工资的另一倍为20625元（1875元/月×11个月）。由于被告回收处理中心系被告回收公司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因此，上述费用应由被告回收公司支付给原告。根据《调解补偿协议》，被告回收处理中心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9600元系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而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未低于法定数额，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从其自愿。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11400元的诉求，因原、被告系自愿解除劳动关系，且原告在被告处已领取经济补偿金9600元。故对原告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由于社会保险的建立及缴纳均具有行政强制性，不属于人民法院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因此对原告关于缴纳社保的诉请，不予审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吴宝仙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0625元；二、驳回原告吴宝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吴宝仙承担5元，由被告贵阳市物资回收公司承担5元。原一审判决宣判后，回收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调解补偿协议》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双方之间存在何种用工关系及赔偿等问题发生争议后协商一致的内容，并无任何违法或胁迫的情形。该协议在签订并履行完毕之后，双方就再无任何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原判一方面确认《调解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一方面又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双倍工资，明显存在法理矛盾。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吴宝仙答辩称，上诉人存在过错，原判认定事实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原审被告回收处理中心未作陈述。原二审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回收公司对原判认定吴宝仙的月平均工资1875元不持异议。另查明，回收处理中心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吴宝仙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调解补偿协议》一份，具体内容如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工作是国家2012年来才开始发展的新生行业，由于该行业的生产经营主要受国家政策扶持和调控，导致用工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甲方作为贵州省地区从事该行业经营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均以聘用临时劳务用工人员的形式，处理用工问题，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乙方:吴宝仙同志，从2012年7月16日至2014年6月30日在甲方处陆续提供劳务共计24个月，双方也未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目前，甲方为规范今后的用工关系，并结合乙方提出的要求甲方按照劳动用工关系来处理其本人在上述期间内的待遇及补偿问题。现在，甲、乙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相互理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共识：1、甲方在签订协议后2日内，一次性给予乙方9600元经济补偿；2、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经济补偿后，甲乙双方不再有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及纠纷，乙方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和提出劳动仲裁或诉讼；3、本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后，一致确认后签订的，双方均已充分知晓并了解本协议的全部内容；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原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吴宝仙自2012年7月16日起在回收公司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回收处理中心工作至2014年6月30日，回收处理中心在该期间对吴宝仙进行了管理，吴宝仙按月领取工资报酬，原判认定吴宝仙与回收处理中心之间在上述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维持。后回收处理中心与吴宝仙发生劳动争议，双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调解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原判认定该协议有效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维持。该协议明确载明吴宝仙与回收处理中心之间未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等内容，根据该协议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就吴宝仙在回收处理中心工作期间的待遇和补偿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吴宝仙在得到补偿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劳动关系及纠纷，吴宝仙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回收处理中心主张任何权利以及提出劳动仲裁或诉讼。且吴宝仙根据该协议所得的补偿金9600元高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之规定计算所得经济补偿金1875元/月×2个月=3750元。现双方《调解补偿协议》已履行完毕，双方之间劳动关系已予终结，原判支持吴宝仙要求回收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0625元不当，法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判认定事实部分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4）花民初字第22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宝仙的诉讼请求。一、二审各收取案件受理费10元，均由吴宝仙负担。原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吴宝仙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本院进行再审。申请人吴宝仙请求：1、撤销原二审判决；2、维持原一审判决；3、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案件受理费均由被申请人承担。主要理由为：1、回收处理中心在法律上不具备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其隶属于法人性质的另一被申请人回收公司。签订《调解补偿协议》的一方回收处理中心不具备合同主体资格，《调解补偿协议》因回收处理中心一方主体不适格而无效；2、《调解补偿协议》内容条款明显限制和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该协议借调解补偿之名，实现违法强行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之实，属于无效协议；3、回收处理中心在作出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未与申请人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再履行解除劳动关系手续，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被申请人回收处理中心在强行违法解除17名申请人劳动关系时共有员工28人，违法解除占回收处理中心总职工60.7%。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而本案被申请人回收处理中心解除与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均不符合前述法定条件；4、一审法院认为《调解补偿协议》仅是对解除与17名申请人之间劳动关系进行部分经济补偿，协议未对被申请人用工期间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部分依法进行支持处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5、本案中，被申请人违法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先，申请人是在被申请人多次拒不作出合理答复处理的情况下才被迫诉至法院的，故被申请人一方存在严重过错，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依法应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回收公司、回收处理中心答辩称：1、不认可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的纠纷经双方协商签订了调解补偿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至此双方再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申请人的诉请依法不应该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2、本案原一、二审均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调解协议的效力予以了确认，唯一不同的是该补偿协议处理的补偿类别有所差异，即是一次性所有的矛盾予以解决还是部分予以解决。本案的申请人一方面否认该协议的效力，一方面又认定花溪区法院对该协议认定的结果，其诉讼观念严重矛盾。综上所述，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二审判决。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调解补偿协议》、工资报酬发放表和绩效奖金登记表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在卷佐证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关系，本案中吴宝仙自2012年7月16日起在回收公司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回收处理中心工作至2014年6月30日，回收处理中心在该期间对吴宝仙进行了管理，吴宝仙按月领取工作报酬，原二审判决认定吴宝仙与回收处理中心之间在上述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回收处理中心与吴宝仙发生劳动争议，回收处理中心作为实际用人单位，双方于2014年6月20日签订了《调解补偿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回收公司对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回收处理中心签订的协议亦无异议。从《调解补偿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明确载明吴宝仙与回收处理中心之间未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等内容，双方就吴宝仙在回收处理中心工作期间的待遇和补偿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吴宝仙在得到补偿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劳动关系及纠纷，吴宝仙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回收处理中心主张任何权利以及提出劳动仲裁或诉讼。该协议的内容涵盖了双方未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等内容，且吴宝仙根据该协议所得的补偿金9600元高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之规定计算所得经济补偿金，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之规定，该《调解补偿协议》有效，对申请人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双倍工资的再审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5）筑民四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 艳审判员 赵 曜审判员 刘 梅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