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01民终74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三久，男，197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钢，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海君，湖北汉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四方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黄浦科技园特231号。负责人：高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萍萍，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雨坤，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97号1层。法定代表人：梅春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瑶，北京天达共和（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三久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四方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葵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2民初2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沈三久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沈三久提供的《健康体检报告》、《出入证》、《处罚决定书》以及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足以证实沈三久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而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是与金海葵公司之间相互拼凑，甚至相互串通而伪照的证据。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对于诸多问题未予查清，对于聘用过程、用工管理等多处事实均陈述不清，自相矛盾。沈三久与其他同时审理的三案的用工情况相同，四案中有三案当事人的《劳动合同》是虚假的，这足以说明原审金海葵公司作伪证的事实。而原审法院对这一行为不管不问，反而在认定事实时，却采取有违常规的少数情况印证多数情况的思维，采信伪证方的主张，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基本事实认定没有查清。2.原审审理过程中，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和金海葵公司提交的署名“沈三久”的《劳动合同》，经鉴定，该份《劳动合同》上的“沈三久”并非沈三久书写，为了维护沈三久的合法诉讼权益，沈三久向原审法院提出了要求原审法院追究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和金海葵公司伪造证据的法律责任，但原审法院对沈三久的申请没有作出裁定，从而影响了公正审理，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并且造成了事实认定错误的后果。故依法应当将本案回重审。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答辩称：沈三久的所有诉讼请求皆是建立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而沈三久是金海葵公司的职工，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并不具有劳动关系，故沈三久的所有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金海葵公司述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沈三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向沈三久支付2015年3月16日起至2016年2月15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64570元；二、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向沈三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0639.5元；三、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赔偿沈三久无法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7595元；四、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支付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的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125024.1元；五、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金海葵公司自2009年8月成立之后长期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存在加工承揽合作关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与金海葵公司在2012年8月31日签订《组屏配线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由金海葵公司向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屏柜配线事宜，由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组屏生产图纸、组屏机柜及配线所需原材料，金海葵公司自备配线工具，根据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工艺要求，依照图纸对屏柜进行配线加工，经过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检验合格即为生产完成；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按月结算加工费，金海葵公司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根据金海葵公司产能配置情况向金海葵公司下达配线任务，金海葵公司需按任务书完成；金海葵公司需承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部分加急任务，按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要求的时间完成，必要时金海葵公司需要加班赶工；金海葵公司的所有技术人员上岗前，必须经过严格产前培训，必须经过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技术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金海葵公司需承接部分工程现场配线工作，金海葵公司需按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的《服务任务书》及物品及时到达现场完成配线任务。双方如约履行了上述协议，此后，双方每年签订合同，长期保持加工承揽合作关系，定期进行结算，金海葵公司也派驻包括沈三久在内的人员进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从事组配工作。关于派驻人员的管理，双方约定金海葵公司派驻人员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工作期间需服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管理，遵守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其人事管理由金海葵公司负责，并需向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备案。2012年9月，沈三久经人介绍进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从事配线员工作，工作内容系完成金海葵公司承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加工承揽任务。沈三久在《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中填写了自己的身份、家庭信息。但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沈三久对《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中填写的内容不予认可，却未对此申请鉴定，亦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因此，原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沈三久作为金海葵公司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的工作人员，其名字多次出现在金海葵公司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人员名单中，金海葵公司通过其股东江和平名下的账户按月向沈三久支付工资。沈三久工作至2016年2月。沈三久提供的工商银行工资账户中离职前连续十二个月（2015年度的银行流水账目）的工资收入总额为69578.5元。审理中，金海葵公司称沈三久与其存在劳动关系，沈三久系其派驻至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的工作人员，并提交了《劳动合同》予以佐证。沈三久申请对金海葵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中沈三久的签名是否系本人所签。经原审法院委托，湖北中真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8月10日出具了鄂中司鉴【2016】文鉴字第140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劳动合同》中书写的“沈三九”与沈三久提供的样本中书写的“沈三久”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金海葵公司对《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持异议，但指出其在第一次庭审举证时就曾向法庭说明，劳动合同格式文本是金海葵公司发放给当时招聘的包括沈三久在内的员工让其自行签字后再交回公司，金海葵公司未要求应聘人员当场填写故存在劳动合同中应聘者的签名系他人代签的可能；但金海葵公司招聘沈三久是事实。沈三久则坚称自己的劳动关系与高继欧、夏志慧、周海莉（均另案起诉）三人情形一致，四人的用人单位均是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而非金海葵公司。高继欧、夏志慧、周海莉三人亦向原审法院申请对金海葵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中三人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周海莉一案中《劳动合同》与其提供的样本中分别书写的签名字迹倾向于是同一人所写，高继欧一案不是同一人所写，夏志慧一案倾向于不是同一人所写。而沈三久与周海莉、高继欧、夏志慧四人均自认四人的劳动地点、管理方式、用人单位等劳动关系情形皆相同。综合以上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对金海葵公司关于《劳动合同》签字的相关事实以及沈三久陈述自己与其他三人的用人单位相同等事实均予以确认。沈三久为证明自己的用人单位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事实向法院提交了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发放的《出入证》、《健康体检报告》以及《党支部证明》，对上述证据中《出入证》、《健康体检报告》的真实性，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不持异议，但指出因沈三久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工作、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食堂就餐，为管理需要向其发放了厂区《出入证》且定期安排对其进行健康检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为此出具了其发放给武汉飞达物流有限公司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的员工郭新营的厂区《出入证》以及安排武汉市琴台电子研究所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的员工王小燕、夏美林的体检报告予以佐证；对2013年5月15日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党支部出具的《党支部证明》的“兹有沈三久同志为我公司员工，与1979年生，现年34岁，于2003年7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沈三久同志一直以来工作勤恳严谨，作风正派，受到公司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沈三久同志坚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与党组织靠拢”内容不予认可，并申请当时帮沈三久出具该证明的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员工包建强出庭作证，证明当时系沈三久的妻子入党需要一份党支部证明，包建强出于人情关系帮助沈三久在其自行打印的上述证明材料上加盖了公司党支部印章，此外，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还提交了一份该公司党支部为公司党员王福建出具的证明，以证实沈三久提交的《党支部证明》并不符合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出具正式党支部政审证明的流程以及规定格式。关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对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对沈三久提交《出入证》、《健康体检报告》及《党支部证明》拟证明沈三久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目的则不予认可。2016年2月18日，沈三久将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列为被申请人向武汉市江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向其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搬迁违约补偿费、失业金以及加班费。该委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沈三久系金海葵公司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的工作人员为由驳回了沈三久的全部仲裁请求。沈三久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沈三久主张原、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自2012年9月至2016年2月即沈三久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从事配线员工作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沈三久并未举证证明自己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或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事实，而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和金海葵公司则提供了沈三久自行填写的《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以及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与金海葵公司之间的《加工承揽合同》、《组屏配线合作协议书》、《派驻人员管理协议》、《金海葵派驻员工名单》等证据，上述证据均证明沈三久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从事的工作是沈三久作为金海葵公司的员工被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从事金海葵公司承接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的装配工程项目，沈三久工作系受金海葵公司聘任和调配，劳动报酬也是由金海葵公司发放。综上，对于沈三久主张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意见，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沈三久基于劳动关系要求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向其支付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失业保险损失以及加班费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沈三久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予收取，司法鉴定费用2000元由金海葵公司承担,因该费用已由沈三久垫付，故金海葵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该费用支付给沈三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过程中，沈三久自认《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内容是其书写，仅表示在书写时，该表的抬头没有“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字样，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沈三久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具体评判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沈三久虽主张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沈三久所提供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其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审法院对此已作详细论述，本院在此不再赘述。相反，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和金海葵公司提交的沈三久在入职金海葵公司时填写的《武汉金海葵商贸有限公司劳务人员应聘登记表》、以及金海葵公司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签订的《加工承揽合同》、《组屏配线合作协议书》、《派驻人员管理协议》等证据，再结合金海葵公司股东江和平为沈三久发放工资的事实，可以认定沈三久在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厂区内从事的工作是沈三久作为金海葵公司的员工被派驻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处从事金海葵公司的工作，故原审法院认定沈三久与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判决驳回沈三久的全部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依法维持。同时，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查范围限于诉讼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而原审法院是否应当对四方公司武汉分公司和金海葵公司进行民事制裁，并不属于二审法院审查的范围，且原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程序合法，故沈三久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沈三久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均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予以免收。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 浩审判员 易齐立审判员 胡铭俊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卢宇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