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6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在远，男，1973年12月1日生，汉族，农民，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波，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后超，男，1977年6月13日生，汉族，农民，住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龙，男，1973年6月5日生，汉族，农民，住丰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强，男，1982年6月23日生，汉族，农民，住丰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丰县凤城中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79年1月5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霁、齐敦智，江苏金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安在远，上诉人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因与被上诉人刘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1民初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安在远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波，上诉人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苏，被上诉人刘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齐霁、齐敦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在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安在远向刘伟归还借款20万元，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1、刘伟仅提供银行转账记录，不足以认定与我存在20万元借款关系。刘伟诉状中称我与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共同借款，庭审中又变更称是我个人借款，其陈述前后矛盾。2、我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在收到20万元当日即用于星辰服装的正常经营，非我个人使用，且刘伟对该20万元用途也是明知的。录音资料虽是中间人协调双方纠纷，但录音中刘伟认可20万元是入股款，而刘伟的代理人让其以借款诉讼，刘伟涉嫌虚假诉讼。3、2015年刘伟陆续向我账户转账合计50万元，对于第一笔20万元双方没有以书面形式确认为借款，而对于之后转账的30万元在时隔一个月后以书面形式确认，这说明刘伟也不认为该20万元是借款。4、我与刘伟是合伙关系，共同经营星辰服饰，星辰服饰没有工商登记，但合伙账目健全，财务凭证中记载刘伟入伙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刘伟等四被上诉人故意隐瞒不提供。我二审中提供的证人可以证明刘伟是合伙人。5、江苏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第二之（三）明确规定，刘伟仍负有举证借款存在的义务，一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我明显不当。对安在远的上诉，刘伟辩称：1、对于20万元是否借款，安在远未举证证明有其他事由发生该笔经济往来，且我提供了打款记录等相应证据，可以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2、关于借款主体是谁，我开始认为是合伙组织借款，才将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四人列为被告，后通过庭审查明事实，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对该笔借款不知情，所以我在一审中改称安在远个人借款，一审判决由安在远个人承担偿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对安在远的上诉，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辩称：安在远一审中陈述涉案20万元是货款，后改为入股投资款，我们作为合伙人对款项交付并不知情，是安在远与刘伟之间的交易，该笔债务与我们无关。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涉案借款合同上仅有安在远与刘伟的签名确认，且借款合同内容也是其二人书写签订，我们仅在该借款合同首部书写了名称信息，对合同约定内容不知情，也未进行确认，故该借款合同对我们不成立，产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双方应为安在远与刘伟。另外，我们未在借款人落款处签字，根据该合同第六条约定，该借款合同对我们不生效。我们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2、涉案借款系安在远与刘伟之间交付，且款项收支也是安在远自行支配，并未用于合伙业务，涉案借款不应认定为合伙债务。3、从借款合同约定看，涉案借款是无息借款，刘伟主张权利时间为2017年3月1日，一审判决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的上诉，刘伟辩称：涉案借款合同的开头和内容是一次形成，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在签名时能够明确看到其是借款人，不可能不知道借款事由和合同内容。对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的上诉，安在远辩称：1、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对30万元借款是明知的，因为是在刘伟将30万元出借给合伙组织使用了1个月后，合伙人才补写的借款合同。2、对于利息部分，同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上诉意见。刘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逾期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1日、2015年11月9日、2015年11月22日、2015年12月7日，刘伟通过中国银行向安在远在中国农业银行丰县赵庄支行的账户分四次汇款，数额分别为20万元、10万元、10万元、10万元。安在远与张后超先期合伙经营加工销售服饰(星辰服饰)，2015年上半年，张春龙、王建强加入合伙，当时尚未进行工商登记，期间所使用的账户安在远称系其个人账户，没有完整的财务制度，没有会计记账。安在远称刘伟第一次汇款20万元为从其服装厂购进裤子的货款，其余的30万元为服装厂经营发展的需要向刘伟借款。2015年12月31日，刘伟与安在远（曾用名安远航）签订借款合同，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各自在该借款合同上署名并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刘伟和安在远称该合同系对30万元借款进行的确认。该合同中借款用途一栏中写明星辰服装业务专用，约定还款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第一次庭审后，安在远递交2017年4月23日对刘伟的录音及整理资料，改变第一次开庭时对涉案20万元系刘伟从星辰服饰购买裤子的货款的陈述，称刘伟在2015年10月11日向其汇款20万元系其入股资金，并递交相关账目加以证实，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均不知情刘伟参与合伙。安在远提供的另一在厂里帮助经营的证人也不认识刘伟。录音资料系安在远委托证人时某找刘伟调解时，安在远的姐夫张春雷在刘伟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一审法院认为，刘伟提供的借款合同内容表明，涉案30万元借款系“用于星辰服装业务专用”，安在远承认该合同是对刘伟之前三次向其汇款30万元（每次10万元）系经营上述服装业务借款的确认，由此认定涉案30万元借款系用于合伙经营的业务。张后超系安在远最初的合伙人，张春龙与王建强均系在上述三次汇款（30万元）之前加入的合伙人，且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各自在刘伟打印好的借款合同的首页借款方栏署名并填写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无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合同系未见交付、事前填写的合同，认定系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在此之前对向刘伟借款30万元的确认。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均应知情借款的用途及承担的法律后果。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共同借款，对外债务均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且互负连带责任。安在远起初对刘伟主张的另外20万元坚称系刘伟购买服装向其支付的货款，并称当时经营过程中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没有会计记账，后改口称该笔款项系刘伟的入股资金，并向法庭举证所谓账务。其前后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反言极大，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提供的录音资料系其委托他人调解纠纷的情况下对刘伟录制的，调解不成，在缺乏其他证据相佐的情况下其协商过程不能权当证据使用。再者，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对刘伟是否加入合伙均不知情，在后来注册的公司中刘伟并非出资人，因此，对安在远抗辩刘伟系其合伙人的说法不予采信。安在远在承认收到该款项且不存在与刘伟有其它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视为其个人向刘伟的借款，应由其个人归还。该款项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故对刘伟主张该笔借款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刘伟主张由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共同归还借款本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主张的该笔借款逾期年利率按6%不超出相关法律规定，亦予支持；对刘伟主张的20万元借款亦予支持，但应由安在远个人承担还款责任。遂判决：一、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归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以30万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为止）。二、安在远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伟归还借款20万元。三、驳回刘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供以下证据：1、安在远提供证人柴某出庭作证，柴某到庭陈述：我2015年7月至2016年在星辰服饰做运营工作，星辰服饰投资人有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和安在远，2015年10月，刘伟和安在远交谈时，刘伟说要投资，具体投资数字、是否投资我不清楚。经质证，安在远认为证言可以反映刘伟是合伙人；刘伟认为证人原是安在远员工，与其有利害关系，且陈述内容都是听说，不能直接证明刘伟有投资且是合伙人；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认为证人陈述模糊不清，刘伟不是合伙人。2、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提供2017年3月29日安在远与王建强的通话录音，证明涉案款项是安在远与刘伟的个人借款，与四人合伙投资的星辰服饰无关。经质证，刘伟认为录音中安在远与王建强商量如何让刘伟承认是公司合伙人、把刘伟借钱说成刘伟还钱等虚假事宜；安在远认为王建强默认了刘伟是合伙人。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20万元是否安在远个人借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伟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主张安在远向其借款20万元，安在远认可收到该款，但主张该款系刘伟的合伙投资款，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安在远首先应就其收到的20万元是刘伟对合伙的投资款承担举证责任。一审中，安在远提供了2017年4月23日刘伟与张后超等人的谈话录音，刘伟虽在录音中提到涉案20万元入股事宜，但并非认可涉案20万元是入股款，并要求安在远拿出相关20万元是投资款的证据（一审卷68页），故该录音中刘伟并未明确承认涉案20万元是合伙入股款。二审中，安在远又提供了证人柴某的证言，但柴某仅听刘伟说要投资，并不知道刘伟是否投资，且对刘伟有无到办公场所指导工作，是否有人说刘伟是老板等问题均称记不清，故该证言也不能证明刘伟是合伙人以及涉案20万元是投资款。因此，在无相关合伙、入股协议证实，甚至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等其他合伙人亦不认可刘伟是合伙人的情况下，安在远主张涉案20万元是刘伟的合伙投资款证据不足，其没有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安在远的举证情况、以及安在远就收到涉案20万元先是货款后为投资款的矛盾陈述，推定涉案20万元为安在远向刘伟的个人借款，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关于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应否偿还涉案30万元借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015年12月31日，刘伟与安在远签订涉案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借款方向出借方借款30万元，用于星辰服装业务专用，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均在该合同首页借款方处签名并填写其身份信息，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签字的同页下方，清晰的记载着借款数额及用途。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有一定从商经验的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应当明确知晓作为借款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涉案借款合同作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刘伟支付借款后，借款人应诚信地履行还款义务。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上诉主张其仅在借款合同首部书写了名称信息，对合同约定内容不知情，涉案30万元系安在远的个人借款，显然与其书面确认的合同内容相悖。二审中，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虽提交了安在远与王建强的电话录音，但在出借人刘伟不认可的情况下，该录音不能证明涉案30万元系安在远的个人借款，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应按借款合同约定，作为共同借款人承担还款义务。三、关于如何计算涉案30万元借款利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涉案借款合同内容看，涉案30万元借款期限至2016年12月31日，该借款为无息借款，且未约定逾期利率，一审根据刘伟诉请支持自2017年1月1日起算的逾期利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综上所述，安在远、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安在远承担4300元，张后超、张春龙、王建强承担5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庆审 判 员  黄 政审 判 员  费 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闫媛媛书 记 员  李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