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5民终24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男，1960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男，195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2，女，1955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叶某、赵某1、赵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红，福建闽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1，男，196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2，男，1964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3，男，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原审原告：赵某3，男，1948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上诉人叶某、赵某1、赵某2与被上诉人邵某1、邵某2、邵某3及原审原告赵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14）鲤民初字第21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赵某1、赵某2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叶某、赵某1、赵某2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赵淑梧和其丈夫邵潘朝未立有遗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邵某1、邵某2、邵某3应当返还应由叶某、赵某1、赵某2转继承的赵一椿、叶加白继承赵淑梧的份额。邵某1、邵某2、邵某3提供所谓邵潘朝和赵淑梧的“遗嘱”不是遗嘱。该书信不符合法定的遗嘱要件。《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和《继承法》第十八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该书信是日记而不是邵潘朝的自书遗嘱。1.无法明确该书信是邵潘朝书写，书写时是否具备行为能力，是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落款时间看，1998年2月2日离邵潘朝肝癌病故时间仅有一个月时间。2.即使该书信是邵潘朝亲自书写，没有“遗嘱”二字，结合邵某1、邵某2、邵某3庭审对该书信上记载的财产的陈述是大家共同财产可知，该书信并非遗嘱，仅是邵潘朝书写的日记。该书信载明的财产均不是邵潘朝有权处分的。3.邵某1、邵某2、邵某3对该书信载明的财产主张是其自行购买或翻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些遗产购买或翻建时，邵某2还在就读高中，邵某1刚参加工作不久，月工资几十块，邵某1、邵某2、邵某3均年幼无任何经济基础和来源，何来自行出资购买或翻建？（二）赵淑梧的“遗嘱”既不是自书遗嘱，也不是代书遗嘱。1.该书信上的主文并非赵淑梧本人亲自书写或见证人其中之一代书。2.该书信不是遗嘱。3.赵淑梧的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叶某、赵某1、赵某2已穷尽举证责任，关于“兴业银行泉州新门支行赵淑梧账户的开户资料中存有‘赵淑梧’的签名笔迹，叶某、赵某1、赵某2未认可该材料为鉴定样本，是因为银行向法院反馈，根据当时的政策，存在不是赵淑梧本人亲自签名的可能”。叶某、赵某1、赵某2另申请形成时间的鉴定，但因鉴定不能导致叶某、赵某1、赵某2无法证实赵淑梧签名的真实性，故根据司法实践应由邵某1、邵某2、邵某3证明该签字的真实性，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一审法院审查见证人邵某4、邵某5见证过程的方式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只是简单给见证人作了询问笔录，剥夺了叶某、赵某3、赵某2当面向见证人邵某4、邵某5发问的权利。见证人邵某4、邵某5自称是宗亲，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是否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4.赵淑梧与赵依椿感情甚好，赵依椿视为己出，在十分贫苦的条件仍供其读书至中专毕业，如赵淑梧真留有遗嘱，必会考虑到父亲赵依椿和母亲叶加白。（三）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该书信是遗嘱，也属无效遗嘱，因该遗嘱处分了不属于立嘱人的财产，且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1.如前所述遗嘱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2.根据邵某1、邵某2、邵某3当庭陈述该书信载明的所有财产是大家财产（邵国文、陈杭花、邵潘朝、赵淑梧、邵某2、邵某1、邵某3），则邵潘朝和赵淑梧无处分权；一审认定该信件为邵潘朝的“自书遗嘱”，就应当审查邵潘朝的遗产范围，却未审理就认定书信里载明的所有财产是邵潘朝的遗产有权处分是错误的。该书信载明的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的房屋虽登记在邵某2的名下，但该房屋系邵国文和陈杭花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柑岑大房旧厝、护厝地、旧外护厝（二厅一房）现登记在邵凡（邵某2的儿子）名下、厨房草房及其周围地皮均是邵国文和陈杭花的夫妻共同财产，而邵潘朝母亲陈杭花晚于邵潘朝死亡，上述财产是邵潘朝和陈杭花共同继承。邵潘朝无权处分陈杭花和赵淑梧的份额。3.《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该“遗嘱”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邵潘朝的母亲陈杭花在98年已是86岁高龄，无任何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邵某1、邵某2、邵某3均在一审当庭确认叶加白自2000年7月24日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丧失劳动能力、无任何经济来源直至2003年5月5日病故。因此，在赵淑梧立“遗嘱”时叶加白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一审在双方均确认在赵淑梧立遗嘱时，叶加白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事实情况下认定“叶加白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证据不足，不予以采信”是错误的。二、赵淑梧的遗产至今未进行分割，应当依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邵某1、邵某2、邵某3应当返还应由叶某、赵某1、赵某2转继承的父亲赵依椿和母亲叶加白继承赵淑梧的份额。（一）以下财产均是赵淑梧的遗产：1.鲤城区新华路26号8号楼403室房屋登记在邵潘朝和赵淑梧名下，是赵淑梧的遗产。2.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的房屋虽登记在邵某2的名下，但该房屋系邵国文和陈杭花的夫妻共同财产，陈杭花晚于邵潘朝死亡，因此，该房屋是邵潘朝和陈杭花共同继承。邵潘朝早于陈杭花和赵淑梧死亡，故根据《继承法》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赵淑梧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是赵淑梧的遗产。3.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601室房屋虽登记在邵某1的名下，但是由邵潘朝和赵淑梧出资购买，邵某1、邵某2、邵某3当庭确认由其父母出资，是赵淑梧的遗产。4.厦门市同安区大同镇三秀路中段北侧银城家园Ｄ号楼312室房屋虽登记在被上诉人邵某1名下，但由赵淑梧出资购买，邵某1当庭也确认赵淑梧有出资，是赵淑梧的遗产。5.医疗费及各项费用人民币33340.32元。虽写“医疗费及各项费用”但实际是赔偿的性质，结合邵某1、邵某2、邵某3的当庭陈述，确认“医疗费及各项费用”叶某、赵某3、赵某2也代为垫付然而至今未偿还，可想而知该费用系医疗的赔偿款，而非“医疗费”，是因赵淑梧因医疗事故医院给予的赔偿，是赵淑梧的遗产。赵淑梧的上述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邵某1、邵某2、邵某3应当返还属于赵依椿和叶加白继承赵淑梧的份额。 邵某1、邵某2、邵某3辩称，一、本案遗嘱有效，遗产已分割清楚。邵潘朝写下的遗嘱清晰地表达了对家人的嘱托和财产的处分。邵潘朝还画了草图，并在遗嘱后签名并注明日期。邵潘朝不想大家看到“遗嘱”二字引起家人痛苦，所以在上面留着空白格不写“遗嘱”。赵淑梧特地回同安老家请邵氏宗亲（邵某4和邵某5）在赵淑梧的遗嘱上签名作证，自己也在遗嘱上签名，同意其本人的遗产按该份遗嘱的内容进行处分。赵淑梧还在邵潘朝去世后及时把遗嘱告知所有亲朋好友包括其生母及继父、四个弟弟妹妹，没人提出异议。外祖父母也明确表示不要邵潘朝、赵淑梧的财产。赵某3已对此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邵潘朝、赵淑梧的遗嘱是合法有效的。二、遗嘱从其内容及形式看显然是遗嘱。（一）邵潘朝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留下自书遗嘱，开篇第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要老母、妻儿“不必过于悲伤”“相互关心安慰”。三个儿子和三个孙子孙女的期望，写到分房产时说“一家老幼共同努力”“也没有什么大资产可分家，柑岑新厝、十四中新厝、泉州新华路26号8号楼403室三套（幢）厝就依现状分别由志刚、志琪、志毅继承”，连旧房及空地地皮怎样划分都仔细画图表示，最后还签名写上日期。字里行间体现邵潘朝在安排后事。（二）关于赵淑梧签字的真实性问题。一审法院经多番调查取证，包括分别向银行调取赵淑梧的开户签名比对，询问两个证人，对赵淑梧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认定遗嘱为合法有效。叶某、赵某1、赵某2罔顾事实，看到银行开户资料上的签名和遗嘱上的签名一致而不认可该材料为鉴定检材。现实中，银行不可能让人替代开户的，何况赵淑梧又不是文盲，不可能叫人代签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叶某、赵某1、赵某2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关于证人邵某4和邵某5作为宗亲，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四）邵潘朝是独生子，而邵某1、邵某2、邵某3的外祖父母还有其他健在的三个儿子和另外一个女儿，赵淑梧将遗产留给孩子合情合理。三、赵淑梧在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由于医疗事故而去世而产生的医疗费用33340.32元，有《医疗纠纷协议书》为证，该费用是同安区中医医院一次性支付返还母亲赵淑梧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28910.32元及各种费用4430元，而非赔偿款，这些钱款已经及时返还垫付支付医疗费的人，不够部分由邵某1、邵某2、邵某3出资。四、（一）邵某1名下的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幢601房屋，邵某1购买时已经参加工作十年，是邵某1利用存款出资购买，并非由邵潘朝夫妻出资购买。（二）邵某1名下厦门市同安区银城佳园Ｄ号楼301是，也全部由邵某1出资购买。（三）关于同安区新民镇柑岭村的房产，祖母有遗愿和邵潘朝、赵淑梧遗嘱也是指定该房产由邵某2继承，邵某1和邵某3都没有异议。目前政府颁发的房产证和土地证也是邵某2的名下。该房产依法归属邵某2。（四）关于鲤城区新华路26号8-403室房产。该房产从购置到完善购房手续以及重新装修，几乎都是邵某3出资。邵某3不但将工资收入交与父母用来补贴生活和购置这套房产，更是独资重新装修该套房，应由邵某3继承。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赵某3述称，叶某、赵某1、赵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赵某3看过遗嘱，也将遗嘱内容告诉赵淑梧的母亲。赵淑梧的母亲表示除非娘家人处境太艰难，不能继承赵淑梧的遗产。赵淑梧去世前后，赵淑梧的父母均未表示要分割遗产。赵淑梧的母亲在2000年住院期间，是赵淑梧和赵某3在照顾，另外三个子女都未去照顾。叶某从小被赵某3的舅舅收为养子，与赵某3的母亲不在一本户口簿上。 叶某、赵某1、赵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叶某、赵某1、赵某2转继承被继承人赵淑梧的遗产，邵某2、邵某1、邵某3返还叶某、赵某1、赵某2应继承的遗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叶加白与前夫苏××于1944年10月14日生育赵淑梧（又名赵淑娥）。苏××死亡后叶加白又与赵依春结婚，共同生育了原告赵某3、赵某1、赵某2、叶某。叶文墙系叶加白的胞弟，因叶文墙从小聋哑残疾没有婚娶，叶加白遂将叶某过继给叶文墙作为养子，但叶文墙、叶某与叶加白一家仍一起共同生活。赵淑梧与邵潘朝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了被告邵某2、邵某1、邵某3。邵潘朝的母亲为陈杭花，继父为邵国文。邵国文于1983年3月28日（农历二月十四）死亡，陈杭花于200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死亡。邵潘朝于1998年3月3日死亡，赵淑梧于2002年3月25日死亡。叶加白于2003年5月5日死亡，赵依春于2005年1月12日死亡。邵潘朝生前承祖遗房屋一座址在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原登记在邵国文名下。在邵潘朝与赵淑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邵潘朝购买了泉州市鲤城区××路××号××＃××号房××，该房产于1999年8月20日登记在邵潘朝名下。在邵潘朝与赵淑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邵某1购买了厦门市同安区××镇××村××楼××幢××室房屋一套，该房产于2000年12月12日登记在邵某1名下。2001年4月14日，邵某1购买了厦门市同安区××号楼××室××，并于2006年12月1日登记在邵某1名下。 1998年2月2日，邵潘朝书写信函一份，该信函载明了其死后对其母亲陈杭花、其妻子赵淑梧、其子及其孙子、孙女的嘱托，并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即“柑岭新厝”、“十四中新厝”、“泉州新华路26号8号楼403室”分别由被告邵某2、邵某1、邵某3继承。邵潘朝在该信函后落款，并签署日期。在该信函左下方还有“见证人：邵某4、邵某5”，“立嘱人：赵淑梧2001.4.2”的字样。在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柑岭新厝”系指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登记在被告邵某2名下的房屋、“十四中新厝”系指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幢601室、“泉州新华路26号8号楼403室”系指泉州市鲤城区新华路26号8＃-403号房屋。现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均登记在被告邵某2名下，由被告邵某2居住使用。泉州市鲤城区新华路26号8＃-403号房屋仍登记在邵潘朝名下，现由邵某3居住使用。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幢601室房屋，邵某1于2005年7月7日将该房屋转让他人。厦门市同安区××号楼××室房屋，现由邵某1居住使用。赵淑梧因在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住院时死亡，邵某1、邵某2、邵某3因此与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产生医疗纠纷。2002年5月28日，三被告与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签订了一份《医疗纠纷协议书》，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一次性付给邵某1、邵某2、邵某3其母亲赵淑梧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28910.32元及各种费用4430元。该笔款项已由邵某1、邵某2、邵某3领取。 叶某、赵某1、赵某2申请对邵某1、邵某2、邵某3提供的邵潘朝的信函上赵淑梧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但双方均无法提供赵淑梧书写的笔迹供鉴定使用。根据双方提供的线索，法院向兴业银行新门支行调取了赵淑梧2001年在该银行开设银行账户的开户资料，该开户资料的申请人处有“赵淑梧”的签名，除此之外，无法取得赵淑梧的其他笔迹材料。但叶某、赵某1、赵某2不认可该鉴名的真实性，不同意将该开户资料作为笔迹鉴定的比对材料使用。后叶某、赵某1、赵某2又申请对邵潘朝的信函中“立嘱人”处的“赵淑梧2001.4.2”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出具了一份《不予受理说明》，认为申请的事项已超出该中心采用字迹形成时间鉴定方法的适用范围，不具备该中心鉴定的受理条件，故不能接受鉴定的委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法对邵某4、邵某5各作了一份询问笔录。邵某4称：其与邵潘朝是同村，与邵潘朝属于邵氏宗亲关系，邵潘朝书写的遗嘱上的见证人“邵某4”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有一天晚上，邵某2称其母亲来了，为了自家兄弟日后不会为遗产的析分产生争执，要确认一下其父亲的遗嘱，让邵某4去见证一下。赵淑梧告知了其遗产的分配方案后，其亲眼看见赵淑梧本人在邵潘朝已经写好的“遗嘱”上的签名并签署日期，邵某4与另一个见证人邵某5同时在见证人处签名。该信函下方的“见证人：”和“立嘱人：”的字迹均是邵某4所书写。邵某5称：其与邵潘朝是同村，与邵潘朝属于邵氏宗亲关系，邵潘朝书写的遗嘱上的见证人“邵某4”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大概是2000年或2001年的一个晚上，邵某2称其母亲来了，要确认一下其父亲的遗嘱，让邵某5过去见证一下，赵淑梧有将遗嘱的内容告知邵某5，其亲眼看见赵淑梧本人在邵潘朝已经写好的“遗嘱”上书写，但具体写了什么其没有太在意，其签名时“见证人：邵某4”、“立嘱人：赵淑梧“及日期均已写好，其只是在遗嘱上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主张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定要求转继承赵淑梧的遗产，邵某1、邵某2、邵某3辩称其父亲邵潘朝与母亲赵淑梧已立下遗嘱对遗产进行了析分，并提供邵潘朝书写的信函一份为证。叶某、赵某1、赵某2虽对该信函中邵潘朝书写的内容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但未向法院申请对邵潘朝的笔迹进行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法院对该信函中邵潘朝的书写部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叶某、赵某1、赵某2对邵潘朝书写的信函上“赵淑梧“的签名存在异议，并申请对该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经法院调查取证，仅取得兴业银行的开户资料中存有“赵淑梧”的签名笔迹，邵某1、邵某2、邵某3、赵某3均认可该签名为赵淑梧本人签名，同意以此进行鉴定，但叶某、赵某1、赵某2不同意以该签名作为比对材料使用，而叶某、赵某1、赵某2又无法提供其他赵淑梧的笔迹材料作为比对材料进行鉴定，导致无法进行笔迹鉴定。后虽叶某、赵某1、赵某2又申请对邵潘朝书写的信函中“赵淑梧”的签名和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经鉴定机构回复无法进行该项鉴定，对此叶某、赵某1、赵某2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经法院对遗嘱见证人邵某4、邵某5进行询问，二人均认可“赵淑梧“签名的真实性，邵某4、邵某5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其二人对于赵淑梧的签名形成过程的陈述基本一致，故对于该二人的证人证言，法院予以采信。二位见证人的证言可以佐证“赵淑梧”签名的真实性，故邵潘朝书写的信函及“赵淑梧”签名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信函是邵潘朝所书写，该内容表达其死后对于家人的嘱托及遗产的处分，邵潘朝在该信函后签名并注明日期，故该信函符合自书遗嘱的规定，可认定该信函系邵潘朝的自书遗嘱。赵淑梧在邵潘朝书写的自书遗嘱中签名确认，并经二位见证人见证，可以认定赵淑梧同意该份遗嘱的财产析分方案，同意其本人的遗产按该份遗嘱进行处分。叶某、赵某1、赵某2主张叶加白自2000年7月24日起长期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丧失劳动能力，该“遗嘱”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属无效遗嘱，并提供叶加白的住院病历为证。叶某、赵某1、赵某2提供的叶加白的住院病历仅体现叶加白曾于2000年7月24日至2000年8月14日期间住院治疗，无法证明叶加白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故叶某、赵某1、赵某2的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该份遗嘱系邵潘朝与赵淑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对于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要求析分的泉州市鲤城区新华路26号8＃-403室房产，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601号房屋，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房屋，邵潘朝与赵淑梧均已经在其遗嘱中进行处分，邵某1、邵某2、邵某3也依根据该遗嘱实际取得了上述财产，故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现要求根据法定继承的规定转继承上述财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主张赵淑梧曾出资购买厦门市同安区××号楼××室房屋，并要求析分赵淑梧对该房屋的出资部分，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的该诉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邵某1、邵某2、邵某3因与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医疗纠纷而取得的医疗费及各项费用人民币33340.32元系于赵淑梧死后取得，且系对赵淑梧在住院期间已支付的医疗费用返还邵某1、邵某2、邵某3，不属于赵淑梧的遗产范围，故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要求继承该部分财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二审的争议焦点：一审判决驳回叶某、赵某1、赵某2、赵某3的诉讼请求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规定：“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邵潘朝书写的信函，表达其死后对于家人的嘱托及遗产的处理，邵潘朝在该信函后签名并注明日期，该信函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可认定该信函是邵潘朝的自书遗嘱。赵淑梧在邵潘朝书写的自书遗嘱中签名确认，结合二位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可以认定赵淑梧同意其本人的遗产按该份遗嘱处理。该份遗嘱是邵潘朝与赵淑梧的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叶某、赵某1、赵某2主张依照法定继承的方式转继承的泉州市鲤城区新华路26号8＃-403室房产，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杜桥村教育集资楼Ｂ-601号房屋，厦门市同安区××镇××村××号房屋，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叶某、赵某1、赵某2主张赵淑梧曾出资购买厦门市同安区××号楼××室房屋，并要求析分赵淑梧对该房屋的出资部分，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邵某1、邵某2、邵某3因与厦门市同安区中医医院医疗纠纷而取得的医疗费及各项费用人民币33340.32元系赵淑梧死后取得，且系对赵淑梧在住院期间已支付的医疗费用的补偿，不属于赵淑梧的遗产范围，故叶某、赵某1、赵某2要求继承该部分财产，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叶某、赵某1、赵某2主张遗嘱不是邵潘朝书写并对遗嘱上赵淑梧的签名持有异议，但未能举证证明，不予支持。叶某、赵某1、赵某2主张叶加白生活不能自理，丧失劳动能力，该“遗嘱”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属无效遗嘱，仅提供叶加白的住院病历为证，无法证明叶加白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故对叶某、赵某1、赵某2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叶某、赵某1、赵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0元，由叶某、赵某1、赵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蕴真 审 判 员  谢火生 代理审判员  黄德福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莉莉 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