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525民初4381号原告：冠县兴通汽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冠县定远寨镇闫营村。法定代表人:刘灯峰，系公司总经理。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冠县支公司，住所地冠县工业路西侧。负责人：宁波，系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昌，系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冠县支公司员工。原告冠县兴通汽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通公司）与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冠县支公司（以下简称安邦财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刘灯峰及被告安邦财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怀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兴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保险赔偿金3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12日19时，王家洪驾驶原告所有的鲁Ｐ×××××/鲁PCM**挂号重型半挂货车，在关中环线礼泉县烟霞镇与行人范某相撞，致范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礼泉县交警队认定王家洪负全部责任。在礼泉县交警队的主持下，原告给付受害人死亡赔偿金等共计37万元，此款已过付。鲁Ｐ×××××/鲁PCM**挂号重型半挂货车在被告处投保了第三者强制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按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在第三者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限额内向受害者支付保险赔偿金37万元，但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已向受害者垫付的赔偿金，故诉至法院。被告安邦财险公司辩称，原告在我处投保交强险、商业三者险，并投保有不计免赔险。事故认定书显示交警队已经认定驾驶员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也没有立即报案，说明驾驶员事故后没有依法采取措施，驾车离开现场，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不管是不是逃逸，根据全省通用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中的第24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均属于商业三者险的免赔情形。根据我公司对驾驶员的询问笔录，事故发生时，驾驶员已经感觉到异常震动，并感觉出事了，但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就继续驶离现场，作为一个具有多年驾龄的驾驶员，在已经察觉出事的情况下仍不采取措施就驶离现场，实际上已经是逃逸行为，并非事故认定书显示的不知事故发生离开现场。陕西省礼泉县的丧葬费为26059.5元，死亡赔偿金农民是8689元/年，死者已经67周岁，赔偿13年应当是112957元，被保险人赔偿死者方的金额不符合当地赔偿标准，远远高于应承担的数额，该金额我公司不认可。我公司不同意承担赔付责任，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质证称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认定书适用的法律依据与认定的事实矛盾。2.原告提交的刘金钊、焦文忠、高社娃、刘春晓身份证复印件。被告质证称，对四份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看不出委托人刘金钊与受托人焦文忠、高社娃、刘春晓的关系。3.原告提交的刘春晓、焦文忠、高社娃于2016年10月17日出具的收到37万元赔偿金的收条。被告质证称委托书上没有注明被委托人有收取赔偿款的权利，对其收取赔偿款的收条表示异议。4.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被告质证称调解书是双方自行签订，且没有死者范某儿子刘地震的委托和签字，按城镇标准进行赔付没有依据，我方不认可调解书的效力。综合分析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公文书证，是公安交警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其记载的事实在无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应予认定。委托人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事项，受托人接受委托是双方的民事权利，并不受双方何种关系的限制，受托人刘春晓、焦文忠、高社娃接受死者丈夫刘金钊委托，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事宜，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下与事故车方达成调解协议，收取赔偿金并无不当。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虽然没有死者范某儿子刘地震的签字，但该调解书是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下达成，并不能由此否定该调解书的效力。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的效力予以认定。5.被告提交的该公司对驾驶员王家洪的询问笔录。原告质证称该笔录与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书认定事实不一致，对该笔录不认可。6.被告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原告质证称保险条款属格式条款，对免责条款没有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示和明确告知，属无效条款。7.被告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原告质证称这两份投保声明中的投保人印章属实，但投保声明中的手写字体不是我公司人员书写。综合分析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事故发生事实应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为准，被告提交的该公司对驾驶员王家洪的询问笔录的证明力低于公安交警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该询问笔录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投保人声明中投保人签章处有原告印章，应认定原告已经收到保险条款，被告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本院对上述第6、7项证据的效力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5日，原告对其所有的鲁Ｐ×××××/鲁PCM**挂号重型半挂货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保险金额分别为1000000元和500000元），并投保了不计免赔险。保险期间自2015年11月27日零时起至2016年11月26日23时59分59秒止。原告依约缴纳保险费。《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规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被告并已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对原告进行了明确说明。2016年10月12日19时15分，原告驾驶员王家洪驾驶原告所有的鲁Ｐ×××××/鲁PCM**挂号重型牵引车沿关中环线礼泉县烟霞镇由西向东行驶，当行驶至上营村口时与路上行人范某相撞，致范某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礼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10月20日出具的“礼公交认字【2016】第2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家洪负事故全部责任，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事故基本事实中记载“事故发生后，由于王家洪不知发生事故，将肇事车驶离现场。”在礼泉县交警队的主持下，原告方与受害方达成调解协议(一、由王家洪承担范某丧葬费贰万捌仟伍佰元整，死亡赔偿金叁拾肆万壹仟伍佰元整，共计叁拾柒万元整；二、范某方对王家洪的过失行为予以谅解。三、此事就此了结，过后互不追究，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此赔偿款370000元已过付。死者范某出生日期为1949年9月10日，生前住址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上营村三组。另查明，陕西省2015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8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20元。庭前被告曾向本院书面申请调取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交警大队处理该事故的案件材料。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保护，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礼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礼公交认字【2016】第23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交通事故基本事实中记载“事故发生后，由于王家洪不知发生事故，将肇事车驶离现场。”这表明驾驶员王家洪并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故意，不属于《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规定的保险人免责事项。原告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并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原告涉案车辆在保险期间出现保险事故，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偿。死者范某虽在农村居住，但是依据《陕西省实施办法》第七十条规定“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死亡赔偿金按其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因同一起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按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其死亡赔偿金为343460元（26420元乘以13年）、丧葬费为28448元（56896元除以12乘以6）,共计371908元。原告赔偿受害人方的赔偿总额并不超出上述法定标准，对原告诉讼请求，本院应予支持。故被告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原告11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保险金额范围内赔付原告260000元。被告请求调取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公安交警大队处理该事故的案件材料并无必要，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陕西省实施办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冠县支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给付原告冠县兴通汽运有限公司保险金110000元；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冠县支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险范围内给付原告冠县兴通汽运有限公司保险金2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5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建华审 判 员  刘占全人民陪审员  朱倩影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任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