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15民初85150号原告：卞志明，男，195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18号。负责人：伍崇宽。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男。原告卞志明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卞志明、被告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周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卞志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2004年第二季度至2005年第二季度扣发的季度奖金以及2004年年度奖金共计人民币5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支付2001年扣发的住房补贴5万元；3、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4、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诉讼过程中，卞志明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支付2004年扣发的住房补贴3.7万元、2005年扣发的住房补贴5万元；并放弃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根据沪光银办【2001】205号“《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住房制度改革暂行办法》(修订)第二章(员工住房补贴)第四条的规定：‘自2001年起，员工住房补贴按总行每季核定的绩效工资的40%计提。职工住房补贴除用于每月缴存单位负担部分的补充公积金外，其余可作为住房补贴资金。”参照2000年发放标准，卞志明应当享有每年5万元的住房补贴。在2016年6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的工伤赔偿案件庭审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明确表示2006年8月住房补贴对账单和2001年度住房补贴没有任何关系，卞志明认为该表述证明这张对账单中显示的25万7千余元的住房补贴中不包含2001年度住房补贴，此时方知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扣发了2001年度住房补贴。后卞志明又核查了其他时间段的对账单，发现2004年8月对账单中的“增加部分”为“0”元、2004年最后一个季度对账单未收到，说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少发放2014年两个季度住房补贴，存在差额3.7万元；2005年对账单均未收到，住房补贴亦未发放。卞志明于2015年11月24日退休，并于2016年10月31日申请仲裁，故诉讼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且根据《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有义务保管住房补贴材料30年。综上，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应补发上述住房补贴。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辩称：卞志明在职期间享有2001年、2004年及2005年住房补贴。住房补贴通过内部记账系统计提，住房补贴已于2006年、2007年左右取消，目前亦无该记账系统。《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于2013年2月1日施行，不适用本案。卞志明于2007年购房时，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已将其住房补贴直接打入房屋管理中心的账户。故不存在未发放的情形。关于2001年对账单，卞志明称“应该收到”、2004年8月对账单增加部分为“0”，其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该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卞志明又称2004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05年对账单未收到，不符合客观事实，即便没有收到，其也应及时提出异议，该请求也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不同意支付上述住房补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卞志明原系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于2015年11月24日退休。工作期间，卞志明曾享有住房补贴。2004年8月，卞志明收到的住房补贴对账单中“增加”项为“0”元；2006年8月对账单中“补贴余额”为“257,140.33”元。卞志明于2007年购房时已申请使用该住房补贴。审理中，卞志明陈述2001年住房补贴对账单应该收到过，但目前未找到；2004年8月住房补贴对账单当时已收到，但未注意到补贴未发放；2004年最后一个季度及2005年对账单没有收到，因为当时没有注意住房补贴有无发放，故未向单位提出异议。另查，《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员工住房制度改革暂行办法(修订)》第四条记载：“自2001年起，员工住房补贴按总行每季核定的绩效工资的40%计提。职工住房补贴除用于每月缴存单位负担部分的补充公积金外，其余可作为住房补贴资金。”第七条记载：“1、员工住房补贴的发放，采用记帐货币的形式。2、建立员工住房补贴专户，将上述住房补贴计入个人专户，并专款用于购置住房。计入个人专户的住房补贴中，90%部分可使用额度，10%部分留作个人储备。3、暂未购房的员工，住房补贴由单位记帐，俟员工购房及贷款时使用。4、每季首月向员工本人发放上季住房补贴个人专户对帐单。”第九条记载：“符合住房补贴使用条件的员工，在购置住房时，可动用本人记帐货币中累计可使用额度支付房款或偿还贷款本息。”2016年6月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卞志明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案的庭审质证过程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就“2006年8月对账单”的质证意见为“因日期发生在工伤后，故被申请人认为与本案无关，不具参考意义。”2016年10月31日，卞志明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1、支付2004年度第二季度至2005年度第二季度扣发的5个季度的季度奖金以及2004年度的年度奖金共计5万元；2、支付2001年扣发的住房补贴5万元；3、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整；4、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2016年11月3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记载第二项请求超过申请时效，不予受理；第三、第四项请求不属于受理范围，不予受理；第一项请求依法受理。卞志明不服上述通知，遂诉至本院。以上事实，由卞志明提供的浦劳人仲(2016)通字第251号通知书、劳动合同、续签协议、内退协议、住房补贴对账单、浦劳人仲(2016)办字第4183号受理通知书；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浦劳人仲(2016)办字第4183号仲裁庭审笔录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住房补贴属于员工福利，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该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首先，关于2001年住房补贴，2016年6月6日工伤案件仲裁庭审笔录中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并无扣发卞志明2001年住房补贴的表述，卞志明亦未提供该代理人庭后有此表述的相关证据，故卞志明关于此时方知2001年住房补贴被扣发的主张本院难以采信；其次，关于2004年第三季度住房补贴，卞志明主张2004年8月对账单虽当时已收到，但在2016年工伤案件仲裁庭审后才发现增加部分为“0”元，本院认为卞志明收到对账单时已知晓住房补贴的金额，如有扣发，此时也应知其权利受到侵害。故卞志明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01年、2004年第三季度住房补贴的时效应从收到对账单时起算，其直至2016年方提出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再次，关于2004年第四季度、2005年住房补贴，双方均确认对账单按季度发放，如卞志明当时未收到对账单，其应知权利可能受到侵害，该请求时效应从未收到对账单时起算，故该请求已超过时效。退一步而言，即使因住房补贴以记账货币方式计入个人专户，卞志明对对账单的发放并未在意，但其于2007年购房时已申请使用累计可使用的住房补贴额度，那么最迟至此时亦已了解其实得住房补贴的金额，如有扣发情形，亦应从此时计算时效。故本院认为卞志明要求光大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01年、2004年、2005年住房补贴差额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卞志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姣娜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邱 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