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6刑初45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红卫，男，1970年10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汉族，初中文化，经商，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15年7月15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 辩护人龚畅华，湖南忠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雷，男，1969年7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汉族，初中文化，原兖州市晨阳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15年8月5日被抓获，同年8月9日被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事拘留，9月11日经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执行。 辩护人余缨，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姚时雨，湖南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发票罪一案，由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于二○一六年八月八日以岳检公二刑诉（2016）3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二○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袁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红卫及其辩护人龚畅华、被告人杨雷及其辩护人余缨、姚时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岳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1年9月至2015年7月，被告人陈红卫以他人名义在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注册成立了岳阳恒浩、宝威、鸿涛、天磊、宝磊、鸿煊、梓晨等七家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的商贸公司，名义上从事原木及木片的收购、加工和销售，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陈红卫利用上述七家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形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照25-50元/吨收取开票费用，然后，陈红卫根据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利用农产品初加工销售市场管理松散现状和农产品收购税票控制上的薄弱环节，使用非法获取的农户信息，并私刻农户所在村委会公章，在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形下，向自己的七家公司虚开农产品（原木）收购发票作为进项发票用于抵扣，累计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 4079份，共计虚开税额4796万元，已全部用于抵扣。 2013年5月，被告人杨雷成立了兖州市晨阳商贸有限公司，从事松木片购销业务，同年6月，杨雷以晨阳公司名义与山东太阳纸业签订了供货协议。2013年9、10月份，被告人陈红卫经人介绍与杨雷认识，随后，陈红卫与杨雷分别以宝威公司、晨阳公司名义签订购货协议，双方约定，宝威公司以1325元/吨（含税）的价格向晨阳公司供应松木片，并提供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陈红卫实际仅向杨雷提供了价值约300万元的货物。为继续履行与太阳纸业的供货协议，杨雷自行从个体供货商杨某1、田某等人处购进松木片7.4万余吨，因杨某1、田某等个体供货商无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杨雷遂以50元/吨左右的价格向陈红卫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杨雷以1260元/吨左右的价格从杨某1、田某等个体供货商处购进松木片，陈红卫则根据杨雷提供的个体供货商的送货量，按照1325元/吨的价格向杨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杨雷在与陈红卫没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形下，让陈红卫以宝威、鸿涛、鸿煊公司的名义向自己的晨阳、众阳公司累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86份，共计税额1427.6万元，已全部用于抵扣，其中，按照每吨价格虚增65元计算，虚增总价共计482万元，虚开税额81.8万元。为掩饰虚假交易的真相，陈红卫组织了与开票金额相对应的资金，通过其个人账户汇给杨雷，再由杨雷将资金转至晨阳（众阳）公司账户，并以货款的名义全额回流至宝威（鸿涛、鸿煊）公司账户，如此循环往复，其资金流转基本都于当天完成。此外，陈红卫按照50元/吨左右的标准，向杨雷收取开票费用300余万元。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户籍资料、涉案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银行流水、税务资料等书证；证人杨某1、田某、闵某、李某、崔某、张某1等人的证言；湘中智诚所审字[2016]－038号审核报告；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供述与辩解；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红卫无视国法，为自己虚开、向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发票罪；被告人杨雷无视国法，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据此，公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陈红卫提出辩解意见认为：1、其与杨雷系合伙做生意，其委托杨雷采购货物，然后销售给杨雷的公司并开出增值税发票，所得费用为生意利润分配；2、由其实际控制的岳阳鸿涛等七家公司的进项农产品收购发票的开具是由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具体操作情况其不清楚。 被告人陈红卫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认为：1、本案系涉税案件，应当先由税务机关立案，通过税务稽查确定涉税犯罪行为和所造成的税收损失后才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直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违反税务征缴优先原则；2、本案无证据证明被告人陈红卫所开办的岳阳鸿涛等七家公司的进项发票已进行抵扣，故无证据证明本案对国家税收造成了损失；3、被告人陈红卫利用自己控制的七家公司向自己开具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不能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抵扣税款的发票。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7月25日作出的《关于办理虚开抵扣税款发票刑事案件适用问题的解答》的规定，收购农副产品应当依据开票单位的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确认涉案发票是否抵扣税款发票的书面结论作出认定。在湖南没有相关解释之前可以参照适用；4、被告人陈红卫与杨雷系合伙关系，由陈红卫负责收购，杨雷负责销售，因农户不信任陈红卫导致后来由杨雷直接从农户手中采购，并兑现收购款，以致案中出现虚假资金流的情况；被告人陈红卫与杨雷在本案中没有犯罪动机，二人在木片经营过程中并未逃避国家税收，杨雷的企业可以自行领取农副产品收购发票自行代开，之所以要陈红卫开票完全是体现合伙关系，为了合理分配利润，本案不宜作犯罪处理；5、被告人陈红卫在岳阳注册的七家公司均具有法人资格，对外经营均以公司名义开展，应认定为单位犯罪；6、被告人陈红卫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综合全案情节，请求免除陈红卫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杨雷提出辩解意见认为，其与陈红卫系合伙关系，其从个体供货商手中采购的货原意是帮陈红卫的公司收购，再由陈的公司卖给他的公司。 被告人杨雷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认为：1、本案的性质认定有两种理解，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理解，即便认定杨雷实际是从杨某1、田某处购货，在陈红卫处开票，这种行为也是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被告人主观上没有偷税目的，客观上没有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不宜作犯罪处理；2、被告人杨雷的晨阳公司、众阳公司的业务是真实的，以单位名义进行，无非法目的，本案应构成单位犯罪；3、即便被告人杨雷构成犯罪，其犯罪数额应为较大，而非巨大，起诉认定的虚开税额81.8万是大概数额，陈红卫真实货物交易应剔除；4、杨雷主动交代了公安机关没有掌握的鸿煊公司向晨阳、众阳公司的相关情况，此部分构成自首；5、杨雷主观恶性小，有坦白情节及部分自首情节，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请求判处其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至2014年11月，被告人陈红卫以他人的名义在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成立了岳阳宝威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威公司）、岳阳市恒浩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浩公司）、岳阳天磊物贸有限公司（简称天磊公司）、岳阳鸿涛物贸有限公司（简称鸿涛公司）、岳阳宝磊物贸有限公司（简称宝磊公司）、岳阳鸿煊物贸有限公司（简称鸿煊公司）、岳阳梓晨物贸有限公司（简称梓晨公司）等七家公司，公司工商登记经营范围为木制品、农副产品销售等业务。2013年，被告人陈红卫的合伙人杨晓武以宝威公司的名义在山东开展木片收购及销售业务，其中销售对象有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纸业）。被告人杨雷系山东本地人，也以个体名义向太阳纸业销售松木片。因供应商多，市场竞争激烈，杨晓武遂找到与太阳纸业关系较好的被告人杨雷，提出由杨雷成立公司，杨晓武收购木片等材料后以宝威公司的名义销售给杨雷的公司，杨雷的公司再销售给太阳纸业，公司之间销售均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杨雷遂于2013年5月10日、2015年3月27日先后分别以自己及妻子孔凡书的名义成立了兖州市晨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阳公司）、济宁市兖州区众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阳公司）。之后，晨阳公司、众阳公司与太阳纸业所属的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兖州合利纸业有限公司签订了供货协议，约定供应松木片，单价每吨约1350元。 2013年上半年，经营一段时间后，杨晓武因拖欠当地个体供货商的货款，无法继续经营，同年9、10月份，杨晓武便将被告人陈红卫介绍给被告人杨雷，由陈红卫继续以宝威公司名义向杨雷的晨阳公司供货，双方约定由陈红卫的公司向杨雷的公司每个月供应松木片3000吨，每吨约1325元。在实际履行过程中，被告人陈红卫因货源不足，由陈红卫自已组织或介绍，仅向杨雷公司供应了约2100万元的货物。被告人杨雷为继续履行与太阳纸业的供货协议，只好自行与个体供货商杨某1、田某等人联系购进松木片约6万吨，因杨某1、田某无法向杨雷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税款，陈红卫即与杨雷商量，由陈红卫的公司向杨雷的晨阳、众阳公司继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杨雷按50元/吨左右的价格向陈红卫支付开票费用，货源由杨雷自行负责组织。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杨雷以1260元/吨左右的价格从杨某1、田某等个体供货商处购进松木片，陈红卫公司则根据杨雷提供的个体供货商的送货量，按照1325元/吨的价格向杨雷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7月，被告人陈红卫以宝威、鸿涛、鸿煊三家公司的名义向杨雷的晨阳、众阳公司累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86份，价税合计98256737.5元，税额1427.6万元。其中，被告人陈红卫没有真实经营活动的购销金额为价税合计77256737.5元，税额约1123万余元；被告人杨雷从杨某1等个体供货商处有真实的货物购进及销售的情况下，让陈红卫按照每吨价格虚增65元为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增总价共计约380万元，虚开税额约55万余元。在作案过程中，由被告人陈红卫组织与开票金额相对应的资金，通过其个人账户汇给杨雷，再由杨雷将资金转至晨阳、众阳公司账户，并以货款的名义汇到陈红卫的宝威、鸿涛、鸿煊公司账户。被告人杨雷通过个人账户共向被告人陈红卫的私人账户支付约300余万元的开票费用。 另查明，2015年7月14日，被告人陈红卫主动到岳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投案，接受调查，调查期间交代了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经庭审举证、质证，并经认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线索移送表》、《关于交办岳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开展岳阳鸿涛物贸有限公司等账户可疑交易线索核查的通知》、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线索由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移交公安机关，并由公安部经侦局下发核查通知，由湖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向岳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交办。岳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于2015年5月28日立案侦查。 2、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到案经过、山东济宁看守所证明，证明陈红卫于2015年7月14日向岳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投案；杨雷于2015年8月5日被山东济宁车站派出所抓获到案，8月5日至8月8日在该所临时羁押。 3、岳阳市公安局破案报告书，证明本案的破案经过。 4、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户籍资料，证明陈红卫、杨雷作案时已成年，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5、被告人陈红卫控制的天磊、鸿涛、宝威、宝磊、恒浩、鸿煊、梓晨等7家公司的工商资料：①宝威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19日，2014年5月28日注销，法定代表人陈某2。②恒浩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6日，2014年5月16日注销，法定代表人谢玲霞，陈红卫担任公司股东。③鸿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9日，法定代表人陈龙卫。④天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11日，法定代表人王村香。⑤宝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成立于2014年1月13日，法定代表人陈秦辉。⑥鸿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法定代表人陈某2。⑦梓晨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法定代表人明安均。 6、被告人杨雷经营的晨阳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公司注销情况，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0日，法定代表人杨雷，由杨雷、孔凡书担任股东，经营范围包括木制品的销售，2015年9月注销；杨雷的众阳公司企业信息资料，证明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27日，法定代表人孔凡书，由杨雷、孔凡书担任股东。 7、银行流水资料。①陈红卫的银行资料：工商银行3602087201037457984（卡号62×××45）的银行流水及对方资料；建设银行6227003325420056674的银行流水；广州农村商业银行910035452218035469的银行流水；农业银行6228480083005383217的银行流水；中国银行645757165838的银行流水及交易明细清单；工商银行36020692010331825（卡622283602000142882622208360200029188762220836020039909496222083602013637720）的银行流水；建设银行（兖州支行）6236682210000048631的银行流水。②宝威公司工商银行账户19×××50银行流水、对手信息及开户资料；恒浩公司工商银行账户19×××47银行流水；鸿涛公司中国银行账户58×××01银行流水；天磊公司工商银行账户19×××31银行流水；宝磊公司中国银行账户60×××69银行流水；鸿煊公司中国银行账户58×××01银行流水；梓晨公司中国银行账户59×××54银行流水。③杨雷银行流水：建设银行账户62×××24银行流水；浦发银行账户62×××88对账单、银行流水、对手信息。④晨阳公司浦发银行账户16×××08银行流水、对账单、对手信息；众阳公司中国银行账户20×××50银行流水。⑤供货商闵某、魏某1、张某2个人账户流水明细。 8、鸿煊、宝威、鸿涛、天磊、宝磊公司农产品进项发票存根原件共计64册。 9、岳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天磊、鸿涛、宝威、宝磊、恒浩、鸿煊、梓晨等七家公司进销项发票情况汇总表及进销项发票明细表。证明宝威等七家公司2011年至2015年公司进项发票及销项发票的开具情况。 10、天磊、鸿涛、宝威、宝磊、恒浩、梓晨、鸿煊等7家公司税务资料。（含纳税人信息、纳税人状态信息、历年税务申报表、销项数据） 11、晨阳公司报税清单、纳税清单；众阳公司报税清单、认证清单，证明两公司申报抵扣情况。 12、湘中智诚所审字（2016）－038审核报告。证明：①被告人陈红卫的鸿涛等七家公司存续期间开具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共4079份，价税合计人民币416896661.27元，税额47961562.80元。②宝威、鸿涛、鸿煊公司向晨阳、众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资金回流情况,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86份，价税合计98256000元，税额1427万元，其中：A.宝威公司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累计向晨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3份，税额1340966.10元，价税合计9229000元，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宝威公司收到晨阳公司支付款项9229000元，陈红卫账户回流杨雷账户8820550元；B.鸿涛公司从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累计向晨阳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586份，税额9454192.66元，价税合计65067100元，2014年3月至2014年12月，晨阳公司向鸿涛公司支付款项63930000元，陈红卫回流杨雷账户63322050元；C.鸿煊公司从2015年2月至2015年5月，累计向晨阳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118份，税额1893254.7元，价税合计13030050元，2015年5月至2015年7月，向众阳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99份，税额1588204.63元，价税合计10930587.50元，2015年2月2015年5月，晨阳公司向鸿煊公司支付款项10600000元，2015年5月至7月，众阳公司向鸿煊公司支付款项9950000元，2015年2月至7月，陈红卫共回流杨雷账户19775000元。③杨雷的主账户向陈红卫的尾数为0949的工商银行账户付款594.8万元，结合陈红卫、杨雷的供述，该账户中汇款包括杨雷所付的真实交易的货款、开票费用等。 13、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兖州合利纸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资料，证明合利纸业、永悦纸业是太阳纸业投资控股的子公司。 14、杨雷的晨阳公司、众阳公司与太阳纸业所属的合利纸业、永悦纸业的买卖合同及合利纸业、永悦纸业的证明。证明了杨雷的公司与太阳纸业下属企业合利、永悦的供货关系，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贸易量约8万余吨，贸易额约1亿，合同单价为1350-1400元。 15、陈红卫的七家公司与其他企业签订的部分购销合同。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初，他经人介绍认识了杨雷，并通过杨将木片销售给太阳纸业。从2013年4月份起，他开始向杨雷供货，每吨1260元，价格是恒定的，他将木片按杨的要求直接送到太阳纸业，过两天杨雷会用手机将货物水分单发给他，并据此通过浦发银行的账户向他的银行账户打货款。2014年4、5月份的时候，杨雷介绍陈红卫到他场里办木片加工厂，陈红卫花78000元买了设备，并派陈某1、“小明”来负责管理，由他来帮陈收购原料，加工的木片通过杨雷销给太阳纸业，但是两个月后陈红卫嫌利润太低，就把机器折价卖给他了，除了办木片加工厂，他和陈红卫没有别的合作或买卖关系。还证明，他通过杨雷销售给太阳纸业的木片是他从附近的加工进口木材的厂家收购的生产木材的下脚料加工而成的。 2、证人田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3月份他在日照建了木片加工厂，那时他便向信誉很好的杨雷供货。他将木片直接送到杨雷指定的太阳纸业货场，每吨价格1260－1130元不等。从2013年3月份一直到2014年7月份向杨雷供货，总量大概5000吨到7000吨左右。他销售给杨雷的木片是他在附近的加工进口木材的厂家收的下脚料加工而成的。另证明，他不认识陈红卫，但是听说这个人，2014年3月份的时候，杨雷说有个外地姓陈的老板想投资办厂，问他能不能合作，陈也没有露面，是跟杨雷谈的，后来听说陈老板跟杨某1合作了，还派了两个小伙子做事，但是他们合作了没多久就结束了，陈老板的设备卖给了杨某1，他跟这个陈老板没有任何接触和合作关系。 3、证人闵某、魏某1、张某2的证言，证明他们通过陈红卫认识杨雷，陈红卫与杨雷是合作关系。2013年至2015年他们先和陈红卫发生生意往来，因陈是外地人，本地人不相信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他们销售木片给杨雷。这三年，闵某卖给杨雷大约1000万元的木片，魏某1卖给杨雷约300金万元的木片，张某2卖给杨雷大约500多万元的木片。 4、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8月份起他到陈红卫的公司做事，刚开始时，按陈红卫的要求做恒浩、宝威公司的清算工作，目的是为了注销这两家公司，然后又按陈红卫的要求办理了天磊、宝磊、鸿涛三家公司的注册并在这三家公司工作，一直到2015年3月。2015年元月份，陈红卫又要她注册了鸿煊、梓晨两家公司。陈红卫应该是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她在宝磊公司是负责会计工作，公司的进项发票是单一的农产品收购发票，销项发票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陈红卫给她的信息开的，业务合同也是根据该信息的具体数额、项目模板制定的，公司资金都由陈红卫控制；陈红卫交代公司每月按照销项增值税发票开票金额的0.7%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税，她会根据进项发票的数额计算出可以开出的进销项增值税发票数额，然后告诉陈红卫；进项发票的金额是按当月要开出的销项发票的不含税金额0.7%推算出来的；她从税务局领取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陈红卫安排人填写好农产品发票以后告诉她；进项发票的物品名称是原木，销项发票物品名称是模板、木片；公司做账的凭证缺运输发票、差旅费用、加工费用等；付款凭证有向农户支付的原木款，是从陈红卫账户里支取的现金，但不能看出真实货款的去向；从会计做账的情况来看，公司没有将原木进行加工的费用及仓储、运输费用；陈红卫的五家公司由同样的人员经营，经营同样的业务，频繁更换公司名称，确实不大正常。另证明，在岳阳鸿涛、天磊公司开具进项农产品发票时，张某1曾经让她将办公室里的两袋章子和一些农户身份证交给张某3；两袋章子大概有四、五十个，都是岳阳县、华容县、湘阴县各个乡镇村民居委会的公章；这些公章都是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时需要在收购证明上盖校的当地村委会的公章，公司注销后，陈红卫将这些公章拿走了；宝磊公司的农产品收购发票是她到税务局领取空白的收购发票后按照陈红卫的指使，将发票交给吴会计，同时将电脑里的农产品收购证明打印一些给吴，吴会计以前在陈红卫的公司里就是专门开票的，吴会计填写收购发票的数据是她给的，她把总金额告诉吴，吴就把总金额分解到每户农户头上；收购发票应当根据实际的采购情况填写，但是宝磊公司是根据销项增值税发票开具情况计算出来的；宝磊公司的农产品收购发票全部申报抵扣税款。 5、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陈红卫跟她联系做账的事实，陈说的第一家公司是恒浩公司，这家公司前两年没有什么业务，2013年有发票开出去，到了2013年底，这家公司注销，陈红卫又成立了天磊公司、鸿涛公司，这三家公司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控制人都是陈红卫；陈红卫介绍这三家公司的经营情况是一样的，主要是收购原木加工成木片销售，没有其他业务，收购地点是平江、汨罗等地，销售地点在广西、山东等地，真实业务不清楚；她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收集凭证，进行整理、装订，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空白收购发票、增值税发票是她从税务部门领取的，她将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数据告诉陈红卫，陈红卫告诉她需要开出的收购发票的总金额，并将一些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村委会公章，由谢玲霞、李林、李某送过来，她再安排几个大学生将上述身份证对应的人作为销货人，填写好内容，并做入凭证；这三家公司这些年的费用票据大概只有几万元；没有运输发票、运输合同、委托加工合同及发票，大概只有一、两张委托加工费领条作了凭证，大概四万块左右；根据公司开出的销项增值税发票的税额，除去收购发票抵扣的13%税额，就是公司需要交纳的增值税；具体天磊、鸿涛公司大概纳税30多万，税负大概是0.7%。 6、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姐姐张某1是鸿涛、天磊、恒浩等岳阳多家公司的兼职会计，她帮忙做过一些会计上的事，她是根据公司的发票做账，具体包括进项、销项发票和费用发票；这三家公司没有运输、委托加工发票；她负责三家公司的开销项发票；这些票大概是开给广东那边的公司；她只是天磊公司的挂名股东。还证明，2014年12月到2015年1月，李某帮陈红卫注册了鸿煊、梓晨公司。她在鸿煊公司开票，2015年1月至7月，公司每个月开票数额在2、3百万，对应货物2000吨；6月份之前，开票数额是李某发信息说陈红卫要她开多少发票就开多少，6月份之后，由陈红卫发微信让她开票；发票基本都开给了兖州晨阳、众阳公司；鸿煊、梓晨公司的进项发票都是陈红卫委托她负责做的，陈红卫提供具体数额，她使用李某提供的农户身份证和村组印章，填写发票。 7、证人崔某的证言，证明她与陈红卫是老乡，从2010年到2015年一直在陈的公司打工。宝磊、宝威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陈红卫。2013年以前宝威公司是有木材加工业务的，之后，宝威和宝磊就没有收购木材业务了。2013年到2015年，她帮陈红卫打工期间，她没有看见公司收购过任何木材，也没有任何的加工木材业务；她看见李某经常用快递将发票寄往外地。 8、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陈红卫是其堂叔，他从2014年年初开始给陈红卫打工，负责在山东烟台、天津两地收购木片，一直做到去年10月份，他帮陈收购的木片全部销往了山东太阳纸业；他按照陈红卫的指令，找车将木片运到太阳纸业，并将相关车辆、货物信息发信息给杨雷；他在山东、天津两地收购数量总共不到100车，重量在2000吨左右，总量在100多万元。他只帮陈收购木片，没有收购其他货物；2014年2月，杨雷带他到杨某1那里学习木片收购，杨某1有木片加工厂，在那里学习了半个月，后来他就去烟台收购木片去了。 9、证人姚某的证言，证明她是杨雷的晨阳公司的会计，公司全部业务就是从岳阳的鸿涛、宝威公司购进木片，然后全部销售给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公司的进项发票全部抵扣了；业务是否真实其不清楚，公司总业务量大概5、6千万的样子。 10、证人余重玉、许某、魏某2、黄某、谢某、邓某、方某、冷某、沈某、刘某、杨某2等人的证言，证明他们及家人从没做过木材销售生意，也没有听说过天磊、宝磊、宝威、鸿涛公司，更没有跟这四家公司有业务往来。 11、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她哥哥陈红卫曾多次拿走她的身份证，对陈红卫用其身份办公司不知情。 （三）被告人的供述 1、被告人陈红卫的供述，其供述了以下事实：其于2011年至2014年先后在岳阳以他人的名义注册了七家公司，其中最先以宝威公司的名义经营木片收购销售业务，只有首先注册的宝威公司前期确实在岳阳有枝芽木材的收购，当时有一些送货人员的信息留在这里，后面经营的公司一直使用这些资料，基本上在岳阳没有收购，农产品收购发票是虚构的送货人，收购证明上的公章是安排财务人员崔某去刻的，因其公司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量大，怕引起税务稽查，其陆续注销又注册了后面的多家公司；其在天津、烟台等地有收购，在外地有加工厂，年加工能力最大1000万元；其公司对外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对应的业务，相信是有木片到造纸厂的，其与合作伙伴有口头协议，没有真实业务，谁的业务谁负责，只是这部分业务不是他的业务，货源由他们自己组织，资金由他们出，利益他们得，其只收取一点费用作开支，他所交货的部分是真实的；2013年，他与杨雷进行合作，他采购木片后卖给杨雷的晨阳公司，杨雷再销给太阳纸业，由他的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给杨雷的公司，杨雷的客户杨某1无法提供发票，所以要以鸿涛公司的名义销售给晨阳公司，实际上他自己组织的货源卖给杨雷的部分只有三百万，其他的业务是杨雷的，他只提供增值税发票，按每吨45左右收开票费用，资金是由他私人账户付给杨雷，杨雷再通过公司公账打给他的公司，他再从公司账上转到个人账户上，再重新组织资金给杨雷，这样不断循环。为了与真实业务分开，他们实际业务部分的货款是通过杨雷的个人账户汇到他的广州工商银行骏景动支行的卡上，杨雷通过个人账户向他汇开票费和实际货款。 2、被告人杨雷的供述，证明在2013年以前其以个体名义向太阳纸业供应松木片，还有一个叫杨晓武的人也在向太阳纸业供货。后杨晓武见他与太阳纸业信誉好，就提出要他成立公司，然后杨晓武以公司名义向他的公司销售，都可开增值税发票，于是他成立了公司，并与太阳纸业签订了合同。后以此模式经营。2013年9、10月份，杨晓武介绍陈红卫给他，说以后的生意由陈接手，陈以宝威公司的名义与晨阳公司重新签订了供货协议，约定每月供应3000吨松木片，单价1325元。合同签订后，陈供货量很小，不能正常履行协议，不能保证数量，也不能保证质量，他只能从原来的个体供应商杨某1等人处采购松木片，考虑到没有进项票，他跟厂里商量还是按原来的模式操作，但厂里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杨晓武带陈红卫来找他，提出他从散户手中采购的货都算陈的公司的，由陈提供增值税发票，但是每吨给50、60元左右的费用。他向太阳纸业供货，要增值税发票，但从散户手中进货没有票，虽然从散户那进货每吨有一百多的毛利，但是扣完税还要亏钱，没办法只能答应陈红卫，这样还能挣几十块。他和陈红卫空转的资金由陈提供，陈提出来说是给他垫付货款，还说在广东、广西那边也是这样做，这样就合法了，陈通过个人账户把钱打到他个人账户上，他再把钱转到公司账上，然后以货款名义汇到陈红卫的公司。陈红卫自己供货的部分大概有几百万，闵某等三个人是陈红卫的业务员联系的。其还证明在前期，陈红卫将分配给他的利润直接扣除了，后来，他提出应公私分明，于是他就将分配给陈红卫的利润从他的浦发银行账户汇到陈红卫的个人账户。 （四）辨认笔录 1、李某辨认出被告人陈红卫系天磊等5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张某1辨认出被告人陈红卫系天磊、鸿涛、恒浩公司的负责人。 3、被告人陈红卫对被告人杨雷的辨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红卫违反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定，在没有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杨雷在自己有真实货物购销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开具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红卫为自己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4079份，虚开税额4796万元的事实，经查，公诉机关对该部分金额的指控包含了陈红卫七家公司成立以来所有开具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金额，根据本案证据显示，被告人陈红卫的公司在岳阳及外地有一定数量的真实农产品的收购，公诉机关没有查清农产品收购发票真实开具与虚假开具的具体数额，故对此部分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事实及罪名成立。 本案依法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告人陈红卫的辩护人提出本案系涉税案件，应由税务机关立案调查后才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意见，无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杨雷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红卫与被告人杨雷之间具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数额应在指控的数额中剔除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被告人陈红卫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其与被告人杨雷之间的合作过程及开票事实，其对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可减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红卫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杨雷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属坦白，可从轻处罚，其所交代的鸿煊公司向晨阳、众阳公司的开票事实，与公安机关所掌握的犯罪事实属同一种罪行，其辩护人提出此部分事实构成自首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陈红卫、杨雷虽然系以公司的名义实施犯罪，但公司收入及资金支配均由个人控制，进入私人账户，公司无正规运营机制，且陈红卫的鸿涛、鸿煊公司成立后主要活动系向杨雷的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不符合单位犯罪以单位名义实施，行为决策体现单位意志，收益归单位的宗旨，故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构成单位犯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陈红卫与被告人杨雷之间在合作初期系具有真实货物交易的买卖关系，因陈红卫无充足货源，后发展为由杨雷自己出资从无法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个体供货商处购进货物并销售获利，杨为取得进项发票进行抵扣，让未参与实际经营的被告人陈红卫作为卖方为杨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陈收取相应的开票费用，依照法律的规定，陈红卫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杨雷虽具有真实货物购销，但让他人开具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亦属于虚开。此事实，有被告人陈红卫、杨雷的多次供述、证人杨某1等人的证言、审计报告、银行转账记录等书证予以证明，被告人陈红卫、杨雷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根据被告人杨雷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及对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评估意见，对其宣告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陈红卫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止。） 二、被告人杨雷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审判长 陈 敏 审判员 黎小忠 审判员 刘 琴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