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151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健壕，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燕萍，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嘉燕，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永容，住广州市番禺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顺群，住广州市番禺区。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广东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宗贤，广东本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廖健壕因与被上诉人高永容、李顺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8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廖健壕与案外人区少冰是夫妻关系，高永容与李顺群是夫妻关系。廖健壕与高永容是同村朋友，高永容向廖健壕借款。2014年2月10日，廖健壕通过案外人区少冰的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永容借款10万元。2014年3月11日，廖健壕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永容借款12万元。高永容分多次向廖健壕还款。2014年11月19日还款5万元，2014年12月16日还款1万元，2015年4月1日还款1.5万元，2015年4月8日还款9900元，2015年5月19日还款15100元，以上五次还款共计10万元。2014年5月16日，案外人区少冰通过银行转账向高永容转款124800元，廖健壕主张124800元加上当天现金支付5200元共13万元为本案借款，高永容主张124800元为货款，而且并未收到廖健壕支付的现金5200元。2014年12月30日，案外人区少冰通过银行转账向李顺群转��49000元，2015年2月9日，廖健壕通过银行转账向高永容转款5000元，廖健壕主张以上两笔款项与本案无关，双方存在其他的债务关系，高永容主张以上两笔款项性质均为货款。廖健壕与高永容签订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高永容在亲笔填写的内容处均捺印，未捺印部分均为廖健壕填写。借款金额为25万元，由高永容填写并捺印。借款期限自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0日止，收款日期2014年2月10日，均由廖健壕填写。廖健壕主张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由于不清楚借据的规则，直接抄写2014年2月10日的借据，只改了金额，直接抄写落款时间、借款期限等内容。高永容主张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中旬，签订金额为25万元，实际借款金额为22万元，另外3万元作为半年的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在2014年12月底至2015年1月���间，高永容在案外人区少冰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玥冰酒类商行处，通过POS机刷卡共计194160元。廖健壕主张该刷卡行为是高永容在广州市番禺区大石玥冰酒类商行真实消费了洋酒及高档烟，高永容主张该刷卡行为是向廖健壕还款，并未真实消费烟酒。2015年7月2日，廖健壕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高永容、李顺群名下价值人民币20万元的财产，并提供高永容、李顺群位于南沙区大岗镇高沙路蓝华街21号一座7梯302房的财产线索，担保人黎楚频提供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进源路43号1幢302房屋为廖健壕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作担保。廖健壕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交纳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1770元。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业务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南沙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的费用及裁定书、结���证、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营业执照、照片、消费记录、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新潭支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POS机签购单、银行卡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廖健壕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请求判令：1、高永容立即向廖健壕返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25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高永容向廖健壕支付律师费25000元；3、李顺群对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高永容、李顺群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廖健壕与高永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具体的借款金额和还款金额的认定。关于借款金额的认定。廖健壕起诉时提供有关借款交付的证据为两张业务凭证，共计22万元。原审第一次庭审，高永容提供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新潭支行）、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其向廖健壕偿还借款10万元，廖健壕庭后提交了关于高永容证据的情况说明，说明该10万元为高永容向廖健壕偿还的其他借款与本案借款没有关联性，同时提供的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4年5月16日，案外人区少冰通过银行转账向高永容转款124800元。原审第二次庭审，高永容提供POS机签购单证明其向廖健壕还款的事实，廖健壕仍然没有变更其主张的事实及理由。直到原审第三次庭审，廖健壕当庭变更事实及理由，主张上述高永容偿还的10万元是本案借款，同时主张上述案外人区少冰通过银行转账向高永容转款124800元是本案借款，同时补充当时还有现金支付5200元的借款。同时，廖健壕完全变更了本案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的形成过程，并主张该��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的实际签订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因廖健壕不清楚借据的规则，错误填写借款期限自2014年2月10日至2015年2月10日止，收款日期2014年2月10日。由于廖健壕对案件关键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变更前后的事实及理由相差甚远，有关行为不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廖健壕主张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廖健壕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反观高永容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前后一致，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与廖健壕陈述的事实相比具有更高的盖然性，故原审法院对高永容主张的事实予以采信。结合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定实际借款金额为22万元。关于还款金额的认定。双方均确认已还款10万元，争议焦点是高永容通过POS机刷卡共计194160元的款项性质。廖健壕主张该款项是基于真实的烟酒消费产生的，即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廖健壕作为��方，理应也有能力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该事实，对该事实有更强的举证能力，但廖健壕除了提供POS机的消费记录清单外，没有提供例如出货记录、消费凭证等证据，在充分考虑双方举证能力的前提下，原审法院认为廖健壕未尽到其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法院采信高永容的主张，该194160元的款项性质是还款。本案还款金额共计294160元，该还款金额与高永容主张的事实基本相符。由于高永容已足额偿还廖健壕所有借款，对廖健壕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廖健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一审诉讼费7196元（其中案件受理费5426元、诉前财产保全费1770元），由廖健壕负担。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廖健壕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对借款过程、借款金额等关键事实认定不清，存在时间、逻辑上的错误。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2月10日，廖健壕通过案外人区少冰的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永容借款10万元；2014年3月11日，廖健壕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永容借款12万元；2014年11月19日至2015年5月19日，高永容分五次向廖健壕还款共计10万元；2014年5月16日，廖健壕通过案外人区少冰的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永容124800元，但原审判决认为该笔款项是货款，对廖健壕主张的当天支付现金5200元不予采信，因此认定高永容向廖健壕借款的金额为22万元，借款合同中的另外3万元为利息，在本金中扣除。但事实上，廖健壕分别于2014年2月10日向高永容出���10万元，于2014年3月11日向高永容出借12万元，2014年5月16日向高永容出借13万元(转账124800元，现金5200元)，借款总金额35万元(即使以现金形式交付的5200元不予确认，也应为344800元)。其后，2014年11月19日至2015年5月19日，高永容分五次向廖健壕还款共计10万元，高永容尚欠廖健壕借款25万元未清偿，因此双方重新签订《借款合同》，落款时间仍然签署2014年2月10日。上述事实与廖健壕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借款合同相印证。原审判决关于借款过程的认定存在时间上的混乱和错误。另外，若按照原审判决认定：高永容实际向廖健壕借款为22万元，3万元为利息，本案还款总金额为294160元，原审判决对以上事实的认定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且不符合情理，高永容不可能超出其借款及利息总额4万多元的金额向廖健壕进行还款。所以，原审判决在高永容没有做合理说明的情况下采信高���容单方面的陈述认定案件关键事实过于牵强。而关于廖健壕出借的124800元属于货款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对于该部分债务(即124800元属于货款的事实)是因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举证责任应由高永容承担。但原审法院在高永容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该部分款项为货款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廖健壕出借的124800元是货款，明显与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符、与事实相违背。二、原审判决对于高永容、李顺群主张的主要事实未予以查明，高永容、李顺群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对于高永容、李顺群主张的2014年5月16日区少冰向高永容转账的124800元为货款这一事实，依法应由高永容、李顺群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高永容、李顺群主张该124800元是货款，应提供如买卖合同、收货凭证、出货记录、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而本案审理过程中，高永容、李顺群非但没有为此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没有作出任何的解释说明。同理，对于高永容、李顺群主张的“实际借款为22万元，另外3万元为半年的利息在本金中扣除”的事实，该约定在借款合同中并没有反映，高永容、李顺群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原审判决在对该事实的真实性没有予以查明的情况下，仅以“符合逻辑和日常生活经验，与廖健壕陈述的事实相比具有更高的盖然性”这一理由便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理由和证据明显不足，对事实的查明过于轻率，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判决对高永容通过POS机刷卡的194160元的款项性质认定中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必然联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另案处理。在对还款金额的认定过程中，对于高永容、李顺群主张通过POS机刷卡共计194160元，原审判决认为廖健壕未尽到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采信高永容、李顺群的主张认为该笔款项性质为还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高永容、李顺群主张上述刷卡行为是向廖健壕还款，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由高永容、李顺群承担举证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高永容、李顺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原审判决认为应当由廖健壕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高永容在廖健壕的店铺中通过POS机刷卡，属于消费行为，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众所周知，POS(Pointofsales)的中文意思是“销售点”，全称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POS机有现金或易货额度出纳功能，其主要任务是对商品与媒体交易提供数据服务和管理功能，并进行非现金结算，不具有高永容所述的还款功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上述人对以上事实无需举证，高永容在廖健壕店铺进行刷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消费行为，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鉴于双方存在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上述刷卡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即使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也应当由高永容提供证据证实该刷卡消费行为与偿还借款有直接关系。另外，高永容在原审庭审中主张其基于《借款合同》仅向上诉人借款22万元，利息3万元，并且其分别于2014年11月19日至2015年5月19日期间，分五次向廖健壕还款共10万元，于2014年12月底至2015年1月期间通过POS机刷卡194160元，借款已经全部清偿。但是，高永容于2015年5月29日仍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廖健壕承认借款事实。高永容在微信中称：“反正现在欠你二十一万我是认账的，你就算告我法院都会给时间欠债人的”，根据其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高永容在原审庭审过程中陈述的已清偿全部债务的事实与其之前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承认的事实相矛盾。可见，高永容在原审庭审过程中的陈述显然是其为逃避债务所作的虚��陈述。四、高永容在原审庭审中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前后严重不一致，原审判决在高永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径行采信高永容单方陈述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本案一审第三次开庭的庭审过程中，高永容对于部分事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其陈述实缺乏可信性：(一)对于高永容2014年3月11日收到廖健壕借款12万元当时双方是否签订合同，高永容前后陈述相互矛盾：“当时按廖健壕要求，与廖健壕签订一份25万元的合同”和“当时没有签订合同、收款收据”；(二)对于高永容主张的现金还款10万元，高永容先是主张其在2014年2月10日借款一两个月后就以现金还款给廖健壕，后来又称该笔“现金还款”是不包含在本案《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的10万元；(三)对于本案合同借款款项的构成，高永容先是陈述为2014年2月10日的借款已经以现金形式归还，高永容��2014年3月11日收到12万元借款后廖健壕称借够25万元之后再签订合同，在之后的原审庭审中，当审判员问高永容本案合同的借款是否由2014年2月10日的借款10万元及2014年3月11日的借款12万元构成时，高永容又予以确认；(四)对于POS机签购单的数额，高永容在原审第一、第二次开庭以及第三次开庭陈述答辩意见时都坚持其通过POS机向廖健壕“还款”14.48万元，但在廖健壕提供证据证明高永容的消费金额总共为194160元之后，高永容才改变自己的主张，称“结合廖健壕的证据，高永容实际向廖健壕支付刷卡的金额为19.4160元”。高永容对案件的关键事实陈述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其目的在于掩盖借款总额、借款合同的款项构成、未偿还借款数额等重要事实，虚构其已超额还款的假象，其陈述内容的可信性严重值得怀疑，原审判决认为其“关于本案事实的陈述前后一致，符合逻��和日常生活经验”明显不妥，认定事实不清，缺乏证据支持。五、廖健壕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支持。根据第一点所述的借款事实，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高永容因资金周转向廖健壕借款，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50000元。《借款合同》第五条约定，高永容应按每日人民币5000元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由于该违约金约定过高，廖健壕在起诉时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高永容应承担廖健壕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本案中，《借款合同》、借款收据、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均足以证实廖健壕已依约分别以银行转账和现金形式将借款250000元交付给高永容的事实，高永容也在借款收据上签收确认。依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上述《借款合同》已经生效，高永容应当按约定期限返还借款。因此，廖健壕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故上诉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高永容向廖健壕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25万元为本金，从2015年2月1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高永容向廖健壕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5000元；4、李顺群对前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永容、李顺群承担。被上诉人高永容、李顺群答辩称：不同意廖健壕的全部上诉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廖健壕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廖健壕所诉的借款金额、时间��高永容、李顺群认为只是廖健壕根据其在一审中从第一次提起起诉到第三次开庭之间不断的变化，原审法院是根据双方核对的数额核对金额，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是正确清晰的。对于廖健壕所称的，高永容通过POS机刷卡的金额，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适当，廖健壕作为货品的出售方及货款的接收方，应当保留相应的台帐、出货单据，但廖健壕一直没有向法庭提供。而且，高永容在刷卡还款的过程中，每一万元都会产生80元的手续费，这个也可以与高永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相互对应，正常的消费是不会有手续费的。在12月30日到12月31日两日之内，高永容在廖健壕处刷卡的金额就达到了10万元之多，廖健壕没有提供任何票据，这个显然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及交易习惯。廖健壕主张高永容前后陈述矛盾不属实，从廖健壕2015年7月27日提交的一审起诉状到一审法院三次开��，廖健壕主张的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日期多次发生变化，一旦被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廖健壕就称与本案无关作为搪塞，廖健壕的陈述是极不诚信的。高永容在一审中的陈述前后一致，有一些出入是因为在原审庭审中双方提交了新的证据发生了变化，不存在廖健壕所诉的高永容陈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询中，廖健壕庭前提交《公证书》证据一份，拟证明高永容于2015年5月29日仍以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廖健壕承认借款事实以及证明高永容平素有在廖健壕处购买洋酒的行为。高永容、李顺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另查明，高永容在原审第三次庭审过程中改变陈述，先是称收到2014年3月11日廖健壕转账的12万元，“当时按廖健壕要求，先支付6个月的利息，故与廖健壕签订一份25万元的合同，即本案合同，但实际收到的是22万元”；又称“在签订25万元合同之前，有借款10万元，已现金形式还款10万元，之后再向廖健壕借款25万元，本案合同实际签订时间是2014年9月30日，合同上记载的时间2014年2月10日是廖健壕自己签上去的，收到12万元当时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收款收据，廖健壕称借够25万元之后再签合同”；再称“现金还款的10万元并非2014年2月10日向廖健壕借款的10万元，是案外借款”，而原审法官询问高永容本案合同的借款是否由2014年2月10日的借款10万元及2014年3月11日的借款12万元构成时，高永容又予以确认。高永容在该次庭审中称其向廖健壕借款是为了借给他人收取利息，其向廖健壕返还2%的利息，实际借款人支付5%的利息，中介人收取2%利息，其本人收取1%，廖健壕收取2%。再查明，廖健壕提交的借款合同共两页，第一页有双方签名约定了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以及每日5000元的违约金，第二页约定有律师费等内容，但无签名落款。本院认为，对于高永容与廖健壕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以及高永容就本案借款已偿还10万元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现廖健壕主张高永容尚欠其借款25万元，但高永容予以否认并主张其已还清本案借款，故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高永容是否已经向廖健壕还清本案借款。关于本案借款金额的问题。廖健壕主张其前后总共向高永容出借35万元款项，但是高永容仅认可收到借款2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廖健壕、高永容作为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对于出借款项的过程前后陈述不一，甚至对于一些关键问题不能作出稳定陈述，均不足以采信，故本院将依据现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款合同为实践性合同，故借款本金应以可证实已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现高永容确认实际收取了2014年2月10日案外人区少冰转账10万元、2014年3月11日廖健壕转账12万元、2014年5月16日案外人区少冰转账124800元，其称2014年5月16日的124800元为货款，并无证据证实，不足以采信，廖健壕主张上述款项均为借款，在高永容无法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合理采信，即廖健壕前后实际出借的款项共计344800元，其称另有现金支付5200元，因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其次，对于廖健壕持有的高永容出具的借款25万元的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二人对于出具时间主张不一，且都是前后陈述矛盾，均不符合常理，故该借款合同以及借款收据不能视为双方对借款关系��结算，只能是双方在借款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合意，具体的借款数额还是应以实际发生为准。故本院认为廖健壕实际出借的款项总额应为344800元。关于高永容所借款项是否已经清偿的问题。对于高永容已经向廖健壕还款10万元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争议关键在于高永容通过POS机刷卡的194160元款项是否为还欠款。由于通过POS机刷卡还款实际上是通过信用卡套现，不会向转账汇款一样清晰直观。而廖健壕主张该笔款项系基于买卖合同产生，那么其作为卖方有能力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向高永容实际提供了货品，故原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要求廖健壕承担举证责任并无不当。廖健壕并未能举证证实该笔POS刷卡存在真实的货物买卖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廖健壕提供了经过公证的��信聊天记录，但是通过该《公证书》并未证实该对话的另一方为本案当事人高永容。退一步讲，即使该聊天发生于廖健壕与高永容之间，但是在对话中“容”确认欠廖健壕的金额为21万元，与本案尚欠款项金额不能形成对应关系。对于“容”让案外人到廖健壕处买酒的对话，该对话内容并不能直接推出本案所涉194160元系货款的结论。故，高永容通过POS机刷卡的194160元应视为归还所欠廖健壕的款项。综上，高永容已向廖健壕归还294160元，可以确认，则高永容尚欠款项为50640元（344800元-294160元）。高永容称其已全部清偿欠款，无证据证实，且与查明事实不符，亦不能解释为何廖健壕尚持有借款合同及借款收据等债务凭证，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廖健壕诉请支付违约金，虽然借款合同为阶段性合意，但其中关于借款期限至2015年2月10日以及违约金的约定是双方的共���意思表示，结合高永容自认向廖健壕返还2%利息的陈述，本院对廖健壕诉请高永容支付欠款自2015年2月1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给付违约金依法予以支持。而廖健壕要求高永容承担律师费，因借款合同第二页并无双方签字，不能确定双方确有由高永容承担律师费的约定，该诉请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廖健壕向高永容出借款项均发生于高永容与李顺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现高永容与李顺群仍为夫妻关系，本案债务属高永容与李顺群夫妻共同债务，应由高永容、李顺群共同承担。综上所述，上诉人廖健壕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石民初字第821号民事判决；二、高永容、李顺群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廖健壕清偿欠款50640元并支付违约金（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付）；三、驳回廖健壕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426元、保全费1770元，共计7196元，由廖健壕负担5738元，高永容、李顺群负担145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廖健壕负担4027元，高永容、李顺群负担102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 萍审判员 庄晓峰审判员 王泳涌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徐施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