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黑民终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益川，男，1984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胜，温州市新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东宁县鑫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定代表人：王绪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黑龙江张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如春，男，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原审被告：宁廷会，男，1968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原审被告：吴威洪，男，196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原审被告：孙碧茹，女，198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原审被告：鲁爱春，女，197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瑞安市。上诉人王益川因与被上诉人东宁县鑫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公司），原审被告温如春、宁廷会、吴威洪、孙碧茹、鲁爱春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牡丹江中院）（2015）牡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益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建胜，被上诉人鑫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艳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温如春、宁廷会、吴威洪、孙碧茹、鲁爱春经本院合法送达，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8月22日，鑫源公司与温州市达川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川公司）签订一份《运输协议》，主要约定：“鑫源公司负责货物清关、运输（浙江省温州市等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并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将货物运输至目的地；达川公司负责将货物运至鑫源公司，并出具货物详单……；鑫源公司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因达川公司拖欠运费影响货物未能及时、正常交付而造成一切损失，全部由达川公司承担等。”10月10日，鑫源公司与达川公司、王益川、温如春签订一份《保证书》，主要内容为：“达川公司负责收取货物并由温州运至东宁，鑫源公司负责货物的清关并运输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达川公司保证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陆续付清所欠鑫源公司货物的押金、运费、仓储费、装卸费、莫斯科短途运费等一切费用等。”嗣后，达川公司、温如春、王益川与鑫源公司及担保人宁廷会、吴威洪签订一份《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鑫源公司与达川公司合作运输成品鞋。因达川公司原因给鑫源公司造成损失307,613美元，其中运费227,753美元、仓储费用79,860美元。达川公司承诺分别于2014年1月31日、2月28日前给付鑫源公司人民币20万元、30万元，剩余款项待确认后于2014年4月30日之前结清等。”2014年4月12日，鑫源公司、达川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因达川公司原因给鑫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经双方协商，达川公司尚欠鑫源公司运费、仓储费损失共计429,196美元，双方解除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运输协议》，达川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并由保证人承担责任。”宁廷会、温如春在该协议保证人处签字。王益川分别于2014年5月18日、5月23日、5月24日、6月10日、6月13日通过其银行卡账户向鑫源公司业务员张某转款人民币1万元、4万元、2万元、2万元、1万元，合计人民币10万元。2014年11月15日，达川公司、温如春、王益川向鑫源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4年12月31日尽可能安排人民币50万元。2015年4月21日，鑫源公司以达川公司、温如春、宁廷会、吴威洪、王益川、孙碧茹、鲁爱春为被告向牡丹江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七被告连带给付欠款人民币2,559,127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2015年11月30日，鑫源公司向牡丹江中院申请撤回对达川公司的起诉，牡丹江中院作出（2015）牡商初字第61-3号民事裁定，准许鑫源公司撤回对达川公司的起诉。原审判决认为：鑫源公司与达川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鑫源公司按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输至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由于达川公司未付款提货，达川公司向鑫源公司出具了《保证书》，保证其在一个月内付款提货，温如春、王益川在该《保证书》的保证栏处签字，由此证明王益川为达川公司付款提供担保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十九条关于“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保证人温如春、王益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保证书》履行期届满之日即2013年11月10日起至2014年5月10日止。而王益川自2014年5月18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偿还鑫源公司人民币1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故王益川、温如春的保证责任未超过保证期限。同时，《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鑫源公司向达川公司主张权利时，达川公司向鑫源公司作出还款承诺，吴威洪、宁廷会对该承诺作出保证，该行为未加重保证人王益川、温如春的保证责任，故王益川、温如春仍应按原约定和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承担保证责任，吴威洪、宁廷会亦应为此承担保证责任。因双方对运费、仓储费损失429,196美元无异议，鑫源公司主张以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即2015年4月12日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数额为2,659,127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孙碧茹与王益川系夫妻，鲁爱春与吴威洪系夫妻，王益川、吴威洪的担保行为虽发生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人格，能够以其独立的人格从事与婚姻无关的活动。鑫源公司未举证证明王益川、吴威洪对外担保时系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亦未证明系用于家庭生活或者生产经营需要并从中受益。因此，鑫源公司主张孙碧茹、鲁爱春承担责任不成立。判决：一、温如春、王益川、吴威洪、宁廷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鑫源公司欠款2,659,127元，利息自2013年11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鑫源公司对孙碧茹、鲁爱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213元、保全费5,000元，由温如春、王益川、吴威洪、宁廷会承担。王益川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鑫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王益川作为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有关文书上签名系行使法定代表人职权，不具有王益川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定王益川承担担保责任错误。即便王益川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保证期间应自签订《保证书》之日起一个月后即2013年11月10日的次日开始起算六个月，鑫源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向王益川主张担保责任，且案涉《协议书》《承诺书》的还款时间均在变化，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未经保证人王益川书面确认，王益川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鑫源公司辩称：根据《担保法》《担保法解释》相关规定及鑫源公司所举证据，足以证明王益川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且没有超过保证期间，故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举示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案涉《保证书》抬头载明：“甲方为鑫源公司，乙方为达川公司。”主要内容为：“双方已于2013年8月22日签订《运输协议》……；自2013年8月22日至2013年10月9日，乙方收取货物并已运至东宁的件数共计5151件、体积449.51立方米，女鞋40006双、男鞋8336双，运费203,001美元，押金人民币270万元……。至今为止，大部分货物已运至莫斯科。由于乙方原因无法按合同付款提货，乙方应及时处理。乙方给甲方保证在一个月内无条件陆续付清所欠甲方货物的押金、运费、仓储费、装卸费、莫斯科短途运费等一切费用，一个月内陆续将货物提完。如届时乙方无法做到，乙方自愿承担一切责任，并允许甲方有权在国内外采取一切措施减轻甲方损失……。”落款处载明“乙方（保证人）：温如春、王益川。”温如春、王益川在该保证人处签名，并加盖了达川公司印章。二审同时查明，达川公司与鑫源公司签订的案涉《运输协议》中，王益川、温如春在该协议尾部“代表人”处签名；达川公司、温如春、王益川、宁廷会、吴威洪与鑫源公司签订的案涉《承诺书》中，王益川、温如春在该《承诺书》尾部“代表人”处签名，宁廷会、吴威洪在“担保人”处签名；达川公司、王益川、温如春、宁廷会与鑫源公司签订的案涉《协议书》中，王益川在该《协议书》尾部“达川公司”处签名，温如春、宁廷会在“保证人”处签名；王益川、温如春、达川公司于2014年11月15日出具的案涉《承诺书》中，王益川、温如春均在该《承诺书》的“承诺人”处签名。二审另查明，王益川系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二审庭审中，王益川对达川公司尚欠鑫源公司人民币2,659,127元无异议，并对鑫源公司业务员张某在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长期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向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益川催款亦无异议。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案涉《运输协议》《保证书》《协议书》及两份《承诺书》，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亦无导致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均合法有效。因鑫源公司在原审诉讼中已经撤回其依据《运输协议》向达川公司的起诉，并依据上述合同向王益川等主张担保责任，故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仅为担保法律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为运输合同纠纷不当，应予纠正，但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王益川应否就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本案中，从案涉《保证书》内容看，鑫源公司与达川公司在《保证书》中就案涉《运输协议》项下实际履行的标的物及相关费用予以确认，达川公司承诺在一个月内陆续付清所欠的相关费用。该《保证书》的内容虽未涉及王益川、温如春为达川公司所欠债务提供担保等保证条款，但王益川、温如春在该《保证书》尾部保证人处签名。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故应当认定王益川、温如春在该“保证人”处的签字行为具有对达川公司所欠债务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王益川与鑫源公司因此建立担保法律关系。王益川虽主张其系作为达川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名，并非以保证人身份签名，不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但王益川作为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悉“保证人”的概念和含义，亦应知道其在“保证人”处签名的法律后果，且王益川在签订案涉《运输协议》《承诺书》《协议书》时，对“代表人”、“承诺人”、“保证人”抑或“担保人”的身份均予以明确区分，并分别在不同的身份处签名，而没有混合称谓的情形，由此亦表明王益川对“保证人”的含义和法律后果系明知的，故王益川主张其在该“保证人”处签字系代表达川公司的职务行为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保证书》中虽未就王益川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作出约定，但根据《担保法》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原审判决认定王益川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及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正确。因达川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出具《保证书》时承诺在一个月内结清一切债务，该《保证书》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应为2013年11月10日，达川公司与鑫源公司虽在此后的案涉《承诺书》《协议书》中多次变更还款期限，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故原审判决确定案涉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期间即自2013年11月11日起至2014年5月10日止并无不当。而王益川在二审庭审中对鑫源公司业务员张某曾在2014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长期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向王益川本人催收欠款无异议，王益川既系债务人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系案涉债务的保证人，其具有双重身份，鑫源公司的催收行为应当及于保证人王益川，且王益川自2014年5月18日起陆续利用其个人银行账户向鑫源公司还款10万元人民币，该还款行为与鑫源公司的催收行为相互佐证，应当认定鑫源公司在保证期间内亦向保证人王益川主张了权利。虽然王益川主张达川公司与鑫源公司变更还款期限未经其书面同意，但王益川作为达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变更还款期限的事实系明知的，且前述法律规定变更还款期限的情形仅系对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有影响，并非免除其保证责任的理由。故原审判决认定王益川应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王益川此节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王益川在达川公司与鑫源公司确认案涉债务的数额为429,196美元（折合人民币2,659,127元）后，分5笔向鑫源公司偿还人民币10万元，鑫源公司在本案诉讼中向各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的本金数额亦系扣除该笔还款后的余额即2,559,127元，应视为鑫源公司自认前述还款数额均系偿还的本金数额，原审判决未予扣减并判令各担保人给付2,659,127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因鑫源公司与达川公司于2014年4月12日签订案涉《协议书》，确认案涉债务的具体数额为429,196美元即折合人民币2,659,127元，故案涉利息应自双方确认债务之日即2014年4月12日开始起算。因鑫源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仅主张2,559,127元的利息，故应以本金数额2,559,1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达实际付清之日止，原审判决自2013年11月10日起算利息损失不当，本院亦予纠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部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二、变更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商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温如春、王益川、吴威洪、宁廷会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鑫源公司欠款2,559,127元及利息（以2,559,127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2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0,42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温如春、王益川、吴威洪、宁廷会共同负担35,213元，王益川负担30,21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铁军审判员  黄世斌审判员  王景波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樊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