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55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盛泉洗煤厂，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大彭镇大刘村。负责人：丁勇，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鹏，江苏同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顺，男，1955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运东，男，196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传龙，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运英，女，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徐州市铜山区汉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徐州盛泉洗煤厂（以下简称：洗煤厂）因与被上诉人李明顺、李运东、李传龙、王运英（以下简称：李明顺等四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2民初27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洗煤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鹏，被上诉人李运东、李传龙、王运英及其与李明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洗煤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李明顺等四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依据我厂向李明顺等四人发放过污染费认定双方存在口头协议错误。我厂与李明顺等四人未达成口头协议，李明顺等四人也无法表述口头协议的内容，根据合同法规定，不符合达成口头协议的法律要件。同时，根据阮孝贞的证明及杨某的证言，土地测量时没有对赔偿单价、赔偿期间等问题约定，只是因为一批煤炭需要破块存在污染，双方才针对那一批生产存在的污染进行丈量赔偿。因此，双方不可能对2014年度的赔偿达成口头协议。2、本案属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损害客体是土地，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本案事实的认定以及举证都应根据侵权责任法以及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但李明顺等四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2014年度受到环境侵权，只是在2012、2013年度收到相关款项，李明顺等四人始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土地所受环境损害的事实、我厂排污的行为以及所受损害与我厂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李明顺等四人的诉讼请求无证据支持。李明顺等四人辩称，1、洗煤厂承包了我们的土地且已给付两年污染费，涉案土地在洗煤厂附近，被污染土地数量是洗煤厂派人测量计算的，第一年给付800元/亩，第二年给付600元/亩，经过双方协商并形成口头协议。2、铜山区法院（2015）铜民初字第2434号判决确认2014年洗煤厂仍在生产，该案也经过中院审理，证明洗煤厂仍对我们土地侵害污染。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李明顺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洗煤厂给付2014年度污染费155889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明顺等四人均是徐州市××镇××刘庄村2组村民。洗煤厂在徐州市××镇××刘庄村经营。2012年左右，洗煤厂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厂周围村民土地造成污染，引发纠纷。李明顺等四人作为代表经与洗煤厂协商后，洗煤厂安排人员阮孝贞、杨某对被污染的土地进行了丈量并制作表（该表实际由阮孝贞、杨某二人所填写，使用的表格名为洗煤厂煤质化验单）。表中记载了包括李明顺等四人在内的182户村民的姓名等信息、污染土地面积合计258.54亩。2012年11月29日，洗煤厂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给李明顺等四人提供的项聪（王运英称项聪是其儿子）的账户193347元。2014年1月27日，洗煤厂向上述账户转账155889元。李明顺等四人取得上述款项后，按照表中的村民及土地信息分发给各村民，表中有各领款村民的捺印。一审庭审过程中，李明顺等四人称2012年的污染费标准约为每亩800元，2013年的污染费标准约为每亩600元。洗煤厂对上述污染费计算标准不认可，也否认上述两次转账款项是污染费。洗煤厂在经营过程中，因污染问题与当地村民发生过纠纷。2010年11月5日，洗煤厂与村民代表阮孝东、拾方珍、张振华、刘瑞珍（系徐州市××镇××刘庄村2队村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关于盛泉洗煤厂车辆运煤污染大刘二组小麦、水稻田经济赔偿的协议，经洗煤厂和运输方负责人李大建同有关户协商达成以下赔偿协议：1、污染面积77.91亩，每年每亩（两季）800元，总金额61616元；2、赔偿款定于每年十一月十日前一次性付清，不得拖欠；3、赔偿从二〇一〇年当年起至洗煤厂不干为止。协议签订后至2013年底，洗煤厂按协议约定支付给阮孝东、拾方珍、张振华、刘瑞珍赔偿款。因2014年度的赔偿款洗煤厂拒绝赔偿，阮孝东、拾方珍、张振华、刘瑞珍遂起诉至铜山区法院。经审理后，铜山区法院认为洗煤厂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于2014年已经停产，并作出（2015）铜民初字第24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洗煤厂赔偿阮孝东等人2014年的污染费61616元。洗煤厂不服提出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该判决中涉及的被污染土地与本案中涉及的土地无重合部分。一审法院认为，李明顺等四人主张与洗煤厂之间存在口头的协议，有其提供的证人证言、详细记载被污染土地的村民信息、土地信息表及两次组织收取和发放污染赔偿款等证据证实，予以确认。洗煤厂已实际赔偿了李明顺等村民2012年、2013年度的污染赔偿费。另外，上述生效判决已确认，洗煤厂于2014年仍存在污染事实，李明顺等村民的土地受污染是事实，洗煤厂应当赔偿相应损失。李明顺等四人要求按照2013年度的计算标准主张赔偿费155889元，予以支持。遂判决：洗煤厂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李明顺、李运东、李传龙、王运英赔偿污染费155889元。本院二审期间，洗煤厂提供以下证据：1、洗煤厂2014年5月16日向铜山区环保局提出《申请停产报告》一份，证明洗煤厂向铜山区环保局申请停产。2、铜山区环保局2014年9月23日现场环境监察记录一份，证明洗煤厂2014年处于停产状态。3、铜山环保局大彭环境监察中队2015年7月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洗煤厂于2014年5月20日停产以来，在大彭环境监察中队日常监察中均未开工生产。李明顺等四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复印件，且已在（2015）铜民初字第2434号案件中处理过，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能证明洗煤厂的观点。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在本案之前的诉讼中，生效的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5）铜民初字第243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洗煤厂无法证明在2014年已经停产，并判令洗煤厂向被污染人承担2014年度污染费。二审中，洗煤厂虽然提供了申请停产报告、铜山区环保局现场环境监察记录、大彭镇环境监察中队出具的证明，以证明洗煤厂2014年处于停产状态，不存在污染，但该组证据从内容上均不能直接反映洗煤厂2014年1-12月整年处于停产状态，因此，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洗煤厂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5）铜民初字第2434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故对洗煤厂提出的2014年没有生产、不存在污染的上诉观点，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审中，李明顺等四人提供了阮孝贞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与洗煤厂提供证人杨某的到庭陈述相互印证，结合银行交易清单、发放污染赔偿款等证据，可以证实洗煤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给周围土地造成污染，且已向李明顺等村民实际赔偿2012、2013年度污染赔偿费。基于洗煤厂2014年仍存在污染事实，洗煤厂应就2014年度给李明顺等村民造成的污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参照洗煤厂曾向李明顺等村民先后赔偿2012、2013年度污染赔偿费193347元、155889元的情况，按照2013年度的赔偿标准确定2014年度污染赔偿费为155889元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洗煤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20元，由上诉人徐州盛泉洗煤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 庆审 判 员  黄 政审 判 员  费 蜜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闫媛媛书 记 员  李思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