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民终1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吉美，女，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荣，男，1963年9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址同上，上诉人吉美之夫。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新春，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吉英，女，1952年3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毕节市人，住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丁鹏志，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毕节分所律师。 上诉人吉美、李国荣与被上诉人吉英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4）黔七民初字第1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再不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5）黔七民初字第1308号民事判决，再行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及委托代理人赵新春，被上诉人吉英及委托代理人丁鹏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吉英诉称：原告与被告吉美系同胞姊妹。被告吉美是原告最小的一个妹，且二姊妹的关系相对于其他姊妹关系来说要处得好一些，被告吉美与被告李国荣系夫妻关系。2000年，因被告房屋被拆迁，七星关区政府在九小拆迁安置新村划了一个宅基地给被告。2006年，由于被告无钱建房，便邀请原告投资在政府安置的宅基地上建房，共修建五层，各占百分之五十，房屋建成后，原、被告各分一个门面，二层住宅。因原告与被告系姊妹关系，且相交最好，因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同年，原告通过三个户头向千溪信用社贷款及自筹资金14500.00元共计96500.00元与被告合伙建房，同年年底修建完毕。该房屋建设总投资96500.00元，全部由原告出资，被告没有支付分文。房屋建成后，被告自住一层，其他楼层均以被告的名义出租，除用于收拾新建的房屋外，原告考虑到被告家庭经济困难，又要抚养二个孩子读书，所以大部分租金都由被告使用。2013年4月，被告将第二层住宅交给原告使用，但还有一层住宅和门面没有交付给原告。为此，原告要求被告交付原告应得而未得的住宅和门面，被告至今拒不交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被告的口头建房合同有效；2、被告履行合伙建房合同约定的义务，将原告应得的另一层住宅(第三层)和门市的一半（面向街道左边的一个门市）交付给原告管理使用；3、二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原审被告吉美、李国荣辩称：针对原告吉英第一个诉讼请求，即确认原、被告双方口头合伙建房合同有效。第一，原告吉英与答辩人李国荣、吉美之间根本不存在口头合伙建房协议。从法律上看，口头合伙协议存在需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本案中，原一审出庭证实吉美、李国荣与吉英存在“口头合伙建房协议”的有六人，分别为罗某2、罗某1、吉某2、黎某、吉某3、王某，二审中有吉某1。罗某2是吉英的儿子、罗某1是吉英的丈夫，二人与吉英存在利害关系。故该二人依法不能证明口头合伙协议的存在。证人吉某2亲口陈述，其并未亲耳听到吉美与吉英谈到合伙建房事宜，这件事情是产生纠纷后，吉英请其出庭作证时，小贵苏（黎某儿媳妇）跟他说的，并且吉某3也未听见吉美与吉英协商合伙事宜。黎某、王某、吉某1的陈述系虚假陈述。黎某在原一审中明确陈述：听说吉英、吉美合伙建房时有吉某2、吉某3在场，但是，吉某2明确陈述，其从来没有在场听到吉美、吉英商量合伙建房，是黎某的儿媳妇告诉他有这回事。并且吉某2还陈述，吉某3也没有听到。在黎某的证言中，听吉英、吉美谈论时王某、吉某1并不在场，王某也未提到其母亲黎某及吉某1在场，加之，王某经常在外打工，吉美父亲从生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月，王某连丧礼都没有参加，极大的可能性是在那一段时间根本不在家，不可能听到吉美、吉英讨论合伙建房事宜。二审中吉某1陈述，听说合伙建房事宜时王某、黎某并不在场，其父亲吉某2、儿子吉某3在场，但上述已经提到，吉某2自己陈述不在场，并且其孙子吉某3也不在场。显然，三名证人的陈述系虚假陈述。从日常经验法则看，合伙建房肯定是双方需投入材料、劳务等共同建造。本案中，建房工人是李国荣聘请，材料是李国荣购买，工人工资是李国荣支付，并且工人从未见过吉英或者其丈夫罗某1参与建房甚至到过建房现场，吉英也未投入任何材料，房屋建成后一直由吉美、李国荣控制管理、出租收益，将近七年的时间双方未因为房屋产权或者租金产生争议，直到2014年吉美、李国荣因为向吉英收租金将其诉至法院，双方才产生纠纷，这根本不符合一般常理。假设双方存在口头合伙建房协议，也不能证明原告吉英向李国荣、吉美交付了96500.00元。吉英提供的三张贷款合同均无相应放款记录，且贷款金额只有82000.00元，与罗某1、赵某在原一审中陈述的90000.00元也不相符。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签订合同不等于取得贷款。吉英丈夫罗某1原系千溪信用社工作人员，伪造几张贷款合同并不难。在没有相应放款记录的情况下提供三张贷款合同根本无法证明吉英、罗某1、罗某2曾从千溪信用社取得过贷款。而从90000.00元的交付过程看，只有三个证人证言，秦某、罗某1、顾某2。罗某1是吉英丈夫，证言根本不可信，秦某是罗某1儿媳妇的表哥，与吉英一家具有利害关系，加之其陈述看到交付钱的过程巧合得有点假，刚好两次都是其到办公室找罗某1聊天时，两次交付之间相差了两个月；顾某2在原一、二审均出庭，二审中陈述，罗某1拿钱时用袋子包装好的，且交付钱的地点与罗某1本人陈述并不一致，罗某1说是在朱家院子其女儿家，顾某2讲是在双树湾其就读初中的女儿租住的房子里，罗某1如欲交钱给吉美，不在吉美家，不在罗某1家，偏偏选在一个正在就读初中的未成年人租住的房子里进行交付，根本不符合常理。故顾某2证言根本不可信。吉英陈述房屋建设总投资为96500.00元，系其一人出资，二答辩人并未出钱的陈述显然不可信。争议房屋位于七星关区人事局旁，面积500多平米，在2006年，即使答辩人李国荣自己是木工，参与建设，自建房造价一平米亦需400.00元左右，建房总价在200000.00元左右，96500.00元完全不可能修建500多平米房屋；第二，从物权公示的角度，房屋坐落的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在李国荣名下，房屋建成李国荣即取得所有权。并且，房屋一直由李国荣管理、出租、收益。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应首先推定该房屋属于李国荣、吉美所有。而吉英除了有几个相互矛盾的证言外无任何参与建房的依据，其主张合伙建房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三、假设双方确有口头合伙建房协议，吉英确实向李国荣、吉美交付了90000.00多元，其仍然不能成为该房屋产权人。且不说该房屋90000.00多元无法修建，即使能修建，合伙建房协议亦属“无效协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关于何为“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翻建房屋，给出资者使用，并从中牟利或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由上述规定可见：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福利性权利，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享有，并且“一户一宅”。本案中，吉英在中屯有住宅，且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享有“宅基地”这种专属性福利权利。基于我国“房地一体”的原则，如果吉英取得房屋一半的产权，也就取得了宅基地一半的使用权，也即是吉英通过“建房”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使宅基地变相进入市场流通。显然，我国现行法律对这种“变相转让宅基地的行为”持“禁止”态度。据此，假设吉英和吉美合伙建房，该合伙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认定为无效行为。吉英最多可按法律规定请求返还其投入的建房款，无权享有房屋产权。综上，鉴于吉英与吉美、李国荣有口头合伙建房协议，其投资90000.00多元建成500多平米房屋的陈述无证据作支撑，其诉讼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经审理查明：原告吉英与被告吉美系姊妹，被告李国荣与被告吉美系夫妻。2000年8月19日，以毕节市建设局毕节市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为甲方，李银堂、李国荣为乙方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将自己土木瓦结构，总建筑面积66.8平方米的私有房产交给甲方拆除，乙方宅基地待甲方选择新村时一同安置。现此房已拆除，乙方已领取了相关补偿费用。2005年年底，原告与二被告口头协议合伙建房，约定由原告吉英出钱，被告吉美出地，建房地点在毕节××××拆迁安置新村李国荣的宅基地上，房屋建好后，平均分配。之后，原告吉英及其丈夫罗某1、儿子罗某2于2006年3月25日、2006年4月1日、2006年6月6日，以三个户头分别向毕节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千溪分社贷款总额为82000.00元，自筹资金14500.00元，共计96500.00元,由原告吉英丈夫罗某1交给了被告吉美，由二被告负责组织实施建房事宜。此房已于2007年竣工。2011年3月11日，毕节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毕市集用（2011）第01-226号土地使用证，明确了该房屋土地使用权人为李国荣，土地所有权人为××市市东办事处双城社区集体所有，坐落位置为毕节市九小拆迁安置新村，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宅基地，使用权面积为92.4平方米。房屋总共为五层半，第一层为门面两个，其余楼层为住宅。2013年4月，二被告将此房的第二层交付给原告管理使用。 原审认为：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伙建房合同,但双方的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口头合伙建房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法律规定、口头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物权法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本案中，原告吉英履行了出资义务，二被告收到建房款项将房屋建成后迟迟不履行交付的义务，已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即交付给原告应分得的一半房屋的违约责任。原告吉英与被告吉美、李国荣共同出资建房，本质上属自建房屋，故其因“建造”的事实行为而取得了诉争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原告吉英与被告吉美、李国荣口头合伙建房合同有效；二、被告吉美、李国荣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合同项下的双方共同出资建造的坐落于毕节市××拆迁安置新村××楼［××市集××（××）××土地使用证］住宅××层住房及××层面向街道左边××一个门市交付给原告吉英占有、使用、收益。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由被告吉美、李国荣共同承担。 上诉人吉美、李国荣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漏列上诉人方提供的证据即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笔录，该笔录证实（1）吉英一方曾以一万元收买证人杨某作假证遭到其拒绝。（2）证人吉某1陈述吉英、吉美协商建房时证人王某、黎某不在场，该二人不可能听到吉英、吉美协商合伙建房事宜，证人证言相互矛盾。（3）吉英在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庭审中自述租金给付、存储等节点上存在诸多矛盾之处。2、证人罗某2、罗某1、吉某2、黎某、吉某3、王某的证言无法形成统一证据链，原审据此认定涉案房屋系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协议合伙建立，认定事实不清。3、原审在被上诉人吉英只有8.2万元贷款合同的情况下认定其出资9.65万元，缺乏证据支持。4、以2006年、2007年间的建房价格推算，涉案房屋造价约23万余元，根据被上诉人吉英一审陈述，上诉人吉美、李国荣没有出资，建房资金全部来源于吉英出资的9.65万元，其余13余万元源于何处？原审在未对房屋造价评估情况下认定涉案房屋建造款为9.65万元无依据。5、原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认定双方口头合伙建房协议有效，判决上诉人吉美、李国荣承担履行合同义务，错误识别法律关系。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并不明确，在无法判断合伙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将本案的法律关系定性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吉英的一审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吉英答辩称：1、原二审庭审笔录是否列入原审判决中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决结果。2、证人罗某2、罗某1虽与被上诉人有亲情关系，但其他证人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亲情关系一致，证人罗某2、罗某1的证言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相吻合，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人赵某的证言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客观证据相吻合。证人顾某1与当事人无亲缘关系，且上诉人对顾某1的证言无异议，上述证人证言均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使用。3、涉案房屋修建时，被上诉人出资96500.00元，其中14500.00元系吉英自持资金，其他款项系贷款。4.上诉人第四个上诉理由属逻辑推敲，没有大小前提，系自我想象。5、根据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农村土地中非农业用地是可以转让的，且涉案土地是经国家批准的建设用地，不属于农业用地。6、人民法院识别案件性质是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来确认，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确认原被告口头达成的合伙协议有效，原审将本案识别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符合法律规定。 二审中被上诉人吉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毕节市七星关区千溪乡王家田砂厂、毕节市林江页岩砖厂、王俊的证明，以及毕节市灵峰水泥厂货物销售统一发票，用以证明涉案房屋修建时期，各项主材即砖、钢筋、水泥、石砂的市场价格。经质证，上诉人吉美、李国荣认为：（1）三份证明实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类型，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2）从内容上看，署名为“王俊”证明内容为“我店”，但该份证明上并未加盖店名的行政章，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2006年不同时段的销售票据予以佐证2006年间的钢材价格为3600.00元。（3）千溪乡王家田砂厂、林江页岩砖厂的证明无经办人签名，不符合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的形式要件，亦未附销售票据予以佐证2006年间林江页岩砖厂出售的砖价即是0.17元/块及2006年王家田砂厂砂石价格为40.00元/立方米。另，林江页岩砖厂在2006年是否成立不得而知；（4）购货发票单位为智宏公司，形成时间为2007年11月29日，与本案无可比性。总之，被上诉人提供的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亦无可比性。 2、毕节农商银行的情况说明及贷款单据（吉英、罗某2、罗某1），三笔贷款形成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3月25日，2006年4月1日以及2006年6月6日，用以证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给法院的借款合同是真实的，并且是实际发生的。经质证，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借款人借款时间并不是涉案房屋修建时间，不能体现与本案上诉人存在关联性，且其二人并未收到过吉英、罗某2、罗某1与原千溪信用社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所以与本案无关联性。 经审查，建筑材料因原料、工艺、需求、生产成本等因素，销售价格在不同生产单位及生产周期内，均有波动起伏，并非固定价格。被上诉人吉英提交的七星关区千溪乡王家田砂厂、林江页岩砖厂、王俊、灵峰水泥厂出具的证明或销售发票，仅能证实上述单位或个人在2006年或2007年间所销售建材的价格，且被上诉人吉英未举证证实涉案房屋的建筑材料系向前述单位或个人购买，前述证据与本案案件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吉美、李国荣与被上诉人吉英一致确认涉案房屋开始修建时间为2006年5月，被上诉人吉英提供的贷款单据发生时间为2006年3月、4月、6月，与涉案房屋的工程款是否具有关联性，应否采纳，本院将结合言词证据一并进行分析认定。 二审中，上诉人吉美、李国荣申请对涉案房屋的造价进行评估，经上诉人、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修建现时状态下的房屋面积、结构、建筑材料等事项，以及评估基准日等相应标准逐一确认，双方协商委托毕节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评估，该公司作出毕兴鉴评（2016）第28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毕市集用（2011）第01-226号”土地使用证上540平方米房屋在2006年12月30日的评估价值为210993.00元。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对该评估报告及评估机构的书面答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被上诉人吉英申请重新评估，其理由如下：1.本次鉴定根据评估方法是采取重置成本法，评估所依据的是市场价，也就是我们约定的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进行确认的，而在本案中我们对评估基准日是认可的，双方在承办人的组织下对有关费用进行了确认，这些费用没有纳入评估费用，要以双方约定的费用作为评估依据；2.重置成本法应当列明细表，在明细表里面列明各种材料及人工费用情况，但本评估报告虽有明细表，却没有列出构成该费用的材料及人工费用，不知道具体评估费用是如何构成，故不符合重置评估法的规范，因此要求重新评估。针对被上诉人重新评估的申请及理由，上诉人吉美、李国荣认为要求重新评估没有相应的依据，具体理由为：被上诉人吉英提出的重新评估理由不符合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就其申请重新评估的理由来看，其理由一已经在评估报告中进行说明，而理由二已对何为重置成本法进行明确，故其重新评估无相应的依据。 之后，本院发函要求毕节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吉英所提异议作出书面答复，同时要求本次评估经办人员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毕节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向本院呈交了《关于回复被上诉人吉英对评估报告质疑的答复》，1、关于对双方当事人已确定的费用应直接纳入评估费用而无须评估的问题。首先,我所接收的《评估委托书》记载评估事项为“对毕市集用(2011)第01-226号土地使用证上500余平米房屋在2006年至2007年间的造价进行评估”,即是对房屋的整体进行评估在2016年6月3日的现场查勘过程中,当事人也未提及到有哪些费用是双方已确定的、哪些是未确认的。其次，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二审民事纠纷案件庭审笔录》、《确认笔录询问》），我们也看不出哪些费用是确认的，从上述资料上仅看出确认的事项共两项：一项为评估基准日，另一项为建筑面积。2、关于评估报告中未列明各项材料及人工费用的问题。根据评估规范，重置单位的评估方法主要有单位比较法（即将评估对象与已知的建筑构造相类似的建筑物单位造价进行比较，针对评估对象特征进行适当的修正、调整来求建筑物重新构建价格的方法）、分部分项法（也称重编预算法，即将建筑物分解为各个队里的分部分项工程，然后测算出各个队里部分工程的数量，套用评估基准日的建筑定额及主材费用求取建筑物重新构建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直接费+间接+利润+税金，其中直接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针对本次评估对象的房屋建筑物，委托方及当事人均未提供房屋施工图纸及各项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故仅能采用单位比较法计算房屋整体的评估价值，而无法分割计算各项工程的材料及人工费用情况。针对评估事务所的书面答复，被上诉人吉英认为：1、涉案房屋已经完工，虽然没有设计图纸，但可实地测量，所有应当适用分部分项法而不应适用单位比较法进行评估。单位比较法是指没有图纸或不能实地测量的状况下采取的方法，而本案房屋已经建成，可以进行实地测量。2、就按评估报告及答复里面所采用的单位比较法，本次评估也不符合单位比较法的特性。因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评估人并未提交用以比较的建筑物，而仅是在评估报告中列出了物价局关于印发毕节地区房产价格实施办法文件，该文件并非建筑物，仅是评估的一个参照物，而且该文件所定的重置价与当时的重置价格是天壤之别。当时的房价还没有该文件的重置价高，这有违商业逻辑，所以评估机构的比较法不具有可比性，不具有可比的参照物。且重置成本的计算不符合重置成本的计算方法。因此，不论从评估的方法还是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来说，该份评估报告及答复都不符合重置成本法的计算方法，故而评估报告不具有合法性，评估依据缺失，而且未将双方认可的价格作为评估依据，应该重新评估。 鉴定人员刘文杰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解答内容为：1、针对被上诉人吉英提出的按规定房屋评估要参照其他房屋建筑成本，再增减不可比因素来确定评估目标的价值，现请评估人员向法庭提交所选取的案例。刘文杰陈述其并未采用其他房屋的建筑成本来参考评估，而是采用本地行政部门所发的毕节价费实施办法，即原毕节地区物价局、建设局的“毕地价费（1995）第10号通知”来对评估房屋进行取价；2、针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原二审庭审笔录中双方对泥水工工价为45.00元每平方米已经进行了确认的情况下，评估报告是否将该项费用纳入评估范围并作为评估依据的问题。刘文杰陈述评估报告中包含了人工费用，我们采取的评估方法是单位比较法，是依据在建筑工程有建筑定额标准，在贵州省颁布有固定的定额平均标准，在建筑实践中，人工费用有高有底，系由建筑方来给付，我们在评估中一般采用定额标准。每平方米45.00元人工费用单价没有计量的依据，无法作为我方评估价值依据，因为在本次争议中未提供具体的工程量。同时，泥水工的砌砖及打地平时是采用立方来计价，而非当事人主张的平方，所以无法采用45.00元每平方的人工费单价；3、针对被上诉人吉英对书面答复第二点倒数第五行的计算公式是否采用的问题。刘文杰陈述本次评估未采用该公式，因为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只能采用单位比较法，无法采用分部分项法。其在书面答复中分部分项法和计算公式仅是对该方法的一种叙述，且由于当事人未提供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无法采用分部分项法也无法将各项费用明细化；4、针对被上诉人吉英提出的评估房屋涉及的几何尺寸及每层的长宽高是多少的问题。刘文杰陈述涉案房屋的建筑面积是当事人双方自行确认的，我们对层高进行了实测，第一层是3.6米，第二到五层半是3米，就层高当事人在现场实测后已经签字确认。5、针对被上诉人吉英提出的作为房间跨度的宽窄以及墙体的厚度直接影响到房屋的建筑成本，作为鉴定人员是否直接考虑到这个因素的问题。刘文杰陈述其在评估时考虑的因素是房屋的构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房屋主体、二是房屋装修装饰、三是房屋的设备设施，从房屋主体来说，评估对象是砖混结构、0.24cm墙体砌筑、钢筋混泥土楼板；装饰装修部分第一层部分水泥地，部分贴地板砖，二到五层半是贴地板砖，内墙刮磁粉；设备设施是水通电通，有水卫设施。故根据已知的文件标准的构造来进行比较，得出涉案评估价值。 经审查，就被上诉人吉英提出的原二审庭审笔录（2015年3月16日）已明确部分单价的问题。该次二审笔录中涉及工程价款的仅有两个部分，均为证人证言，一为阮正书、聂中平当庭陈述“一个工程45.00元”；二为杨某当庭陈述“一个平方65.00元按计算”，不存在被上诉人主张的“泥水工工价为45.00元每平方米”的内容。该庭审笔录亦未确定总体的人工、材料、机械、税金等方面的工程单价和平房单价，故而不存在评估报告未采用双方确定的单价标准的问题；同时，评估机构已出庭对其评估结果采用何种方法、何种依据得出评估结论进行了陈述，亦明确评估报告适用毕节市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地方定额标准，具有较高公信力。因此案涉评估报告结论依据充足，方法适当，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院予以采信。 被上诉人吉英主张其与上诉人之间成立合伙建房关系，纵观本案全部证据，主要系证人证言和被上诉人陈述方面的言词证据。从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合伙建房的出资、出资款项的交付、合伙建房事宜的商谈、争议房屋的修建以及房屋建成后租金的收取支付。第一，在合伙建房的出资以及出资款项的交付上，有证人罗某1、赵某、秦某、顾某2、罗某2、吴某的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吉英的陈述。其中，对于合伙款项来源：1、被上诉人吉英提交的民事诉状载明为其通过三个户头向千溪信用社贷款9万元，自筹资金6500.00元共计96500.00元，该房总投资额为96500.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2014年8月13日的一审庭审及上诉程序中被上诉人吉英陈述为信用社贷款82000.00元，自筹资金14500.00元，建房总投资96500.00元，全部由被上诉人吉英出资。2、罗某1证言（2014年7月25日调查笔录）：由于我退休前系千溪信用社出纳，所以熟悉当时千溪信用社赵某，赵某同意贷款给我，我就用妻子吉英、儿子罗某2及我三个户头，在千溪信用社贷款8.2万元，全部用于吉英和吉美合伙建房，吉英支付给吉美合伙建房的钱全部是通过我的手拿给吉美的，共计9.65万元。我曾经请翟银德帮忙写吉英和吉美合伙建房的合同，后因我在驾校有学生交钱，就没有写合同。罗某1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第一次拿了3万元买砖，第二次又拿了3万元给吉美，第三次和第二次一样是在齐康驾校拿了3万元给吉美。总共拿了96500.00元给吉美。第一次是在顾某2家娃娃的家里拿的。3、赵某证言证实（2014年6月13日调查笔录笔录）：我与吉英、吉美没有任何关系，吉英丈夫罗某1退休前在千溪信用社工作，所以和吉英认识。2006年年初，吉英找到我，要在我社贷款与他的姨夫合伙建房。为此，吉英和罗某1还带我到七星关区劳动人事局对面看，我看到建房是真实的，就同意贷款给吉英。吉英用三个户头贷的款，这三个户头分别是吉英、罗某1还有罗某2，她们贷款贷多少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每个户头贷3万元，具体以贷款凭证记载为准。贷款之后半年左右，要进行贷后检查，我又到吉英建房的地方看了一下，发现房子的主体已经建好，还未装修。我当时提醒吉英写一个协议，吉英说不用写。赵某证言（2014年9月30日一审庭审笔录）：我与罗某1是同事，2006年罗某1在千溪信用社用三个户头贷了9万元，贷款用途为修房子，贷款时罗某1说贷款与吉英家妹合伙修房子。4、秦某证言（2014年6月11日调查笔录）：我与吉英、吉美是邻居，我家居住的寨子在她们家对面，2006年6月至10月份期间，我在三板桥奇康驾校学习驾驶，吉英的丈夫罗某1是奇康驾校的工作人员，6月份和8月份的一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到罗某1办公室聊天，二次遇到吉美到罗某1办公室拿钱，二次都是罗某1从自己背的皮包内拿出3万元钱给吉美，二次总共6万元。吉美给罗某1拿钱时说，要拿钱买材料建房，具体买什么材料不清楚。对吉英与吉美合伙建房的事我清楚的，有一次我和罗某1到吉美、吉英建房的工地上看他们修建的房子，吉美还介绍我买张家的一块地，但没有谈成。秦某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我与原被告系邻居，2006年6月份我在奇康驾校办公室看见罗某1二次分别拿了3万元给吉美，说是拿钱去买材料，我与原告是邻居，与罗某1家儿子是老俵。吉英、吉美何时协商建房我不知道。5、罗某2证言（2014年8月1日调查笔录）：当时我继父罗某1说问一下信用社，看是否能贷款，能贷款就修，后来信用社同意贷款给我，但一个户头只能贷到3万元，我的母亲就用我及我母亲、我继父罗某1等三个户头，在千溪信用社贷款8.2万元，全部用于我母亲和我姨妈吉美合伙建房。以我的名义贷的款是3万元，贷款之后，钱是我交给继父罗某1的，由罗某1支付给姨妈吉美。罗某2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钱不够我在信用社贷了3万元用于建房。6、顾某2证言（2014年6月11日调查笔录）：我结婚后，就与吉英是邻居，多年以前，我的姑娘和儿子在双树湾租房读书，有次我进城送东西给儿子和姑娘。第二天，吉英的丈夫罗某1到我家姑娘和儿子租的房子来，随后吉美也来到这里。罗某1递钱给吉美的过程中，我听到罗某1说是三万块，吉美没有数，拿起钱坐一会儿就走了。顾某2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罗某1送钱给吉美说是三万多，具体多少不清楚。拿钱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修房子。顾某2证言（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笔录）：我家在千溪中屯，吉英家也在千溪中屯，吉美家在双树湾，我女儿在这儿读书，我每个星期都来送东西给我女儿。我亲眼见罗某1给钱给吉美，具体多少不清楚，后听罗某1说的。7、吴某证言（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笔录）：我与吉英大女儿是好朋友，整个楼的用砖是吉英安排吴某去买的，是吉英拿钱给李国荣，李国荣给吴某的。第二，在合伙建房事宜的商谈上，证人有罗某1、罗某2及吉某2、黎某、王某、吉某3、吴某、吉某1。其中，1、罗某1证言（2014年7月25日调查笔录）：吉美是我小姨子，吉英、吉美是同父同母的姊妹。2006年2月，吉美夫妇到我家（中屯）来跟吉英商量，说村里拆迁安置得了一块宅基地，石脚已经下好，但没有资金修建，希望吉英出资修建，修好后一家一半。当时我说等我问一下信用社，能贷款则修，不能贷款则不做。另外，在建房过程中，由于购买的粗钢筋不够，我就从德沟村主任吴某处买了2000.00元左右的钢筋，是吉美的丈夫李国荣去拿的，到现在都还没有给吴某结账。2013年4月，吉英找到吉美，要求吉美按照口头协议约定将二层拿给我家住，拿钥匙的时候还有我大姨子吉永芬在场，我家得到钥匙后，当年5月份就搬进去住到现在。罗某1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吉英是其妻子，吉美和李国荣是我姨夫和我姨。吉美、李国荣没钱修房子，在朱家院子协商让我们合伙出钱修房子，我说先看一下如果能贷到款就合伙建房。后来在千溪信用社贷到款就协议建房。由于临时有事，考虑到亲姐妹就未写书面协议。2、罗某2证言（2014年8月1日调查笔录）：2006年2月，姨妈吉美、姨父李国荣到我家来给我母亲商量合伙建房的事，我当时是在场的。吉美对我母亲说，她家拆迁安置得一块宅基地，石脚已经下好，但没有资金修建，希望吉英出资修建，修好后一家一半。当时我的母亲吉英要求与姨妈吉美共同招呼修房子，姨妈吉美、姨父李国荣说怕他家爷爷干涉，有他们一家招呼修建就行了，修好后两家平分。罗某2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吉英是我妈，吉美是我姨，吉英和吉美合伙建房，我家出钱她家出地，建房后一家一半。李国荣与吉美何时与我妈商量建房的记不清了，建成房子平均分配，总共需要10万元，房屋建成后2013年我才住进去的。2006年协商的合伙建房，在中屯我家商量的。3、吉某2证言（2014年6月11日调查笔录）：我是吉英和吉美的大哥，我父亲吉正楹与我住在一起，2006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我父亲生病，吉英、吉美到我家看望父亲，在大家摆龙门阵的时候，吉英和吉美两姊妹给我父亲讲合伙建房的事，吉美出地盘，吉英全额出钱，修好后两姊妹平分。当时讲的时候说房子已经建了一层了。我不知道吉英在千溪信用社贷款的事。吉某2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我是吉英、吉美家哥，同父异母兄妹。我父亲生病，她们去看，然后谈起修房子的事，她们说现房子已经修了一层了。我知道吉英贷款修房子的事，但具体贷多少款不清楚，何时协商修房子不清楚。发回重审期间，李静、吉美、吉某2录音内容表明，吉某2表明自己并未听吉美、吉英讲过建房之事，都是听小贵苏（黎某儿媳妇）讲的；4、黎某证言（2014年7月18日调查笔录）：我和吉英、吉美都是姊妹，我的丈夫是吉英、吉美同母异父的二哥。吉英、吉美的父亲吉正楹生病，吉英、吉美都在，在大家摆龙门阵的时候，吉英、吉美两姊妹给我们大家讲两姊妹合伙建房的事，吉美出地盘，吉英全额出钱，修好后两姊妹平分，并说合伙建的房子已经开始修建了。我听罗某1讲过吉英在千溪信用社贷款的事，具体贷多少不清楚。黎某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我和吉英、吉美是姑嫂关系，一家出钱一家出地修好后平分房，听吉英和吉美说的，听到这事实的时候已经建了一层。后来才听到贷款建房的。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吉某2和吉某3在场。5、王某证言（2014年7月18日调查笔录）：吉英是我三爸、吉美是我幺爸，二人与我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姊妹。我家与吉正楹家相距不到200米。吉正楹生病，吉英、吉美来看望吉正楹，我也跟着去看吉正楹，大家摆龙门阵的时候，吉英、吉美两姊妹说起合伙建房的事，吉美出地，吉英全额出资，修好后两家人平均分配。我不知道吉英在千溪信用社贷款的事。王某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我爸与吉英、吉美是兄妹，一家出钱一家出地修房子，我住的地方离千溪乡不远，我爷生病时吉某2和吉某3在场，出资多少修房子我不清楚。6、吉某3证言（2014年7月18日调查笔录）：吉英是我三爷、吉美是我幺爷。2006年，我祖父吉正楹还在世的时候，吉英、吉美到我家来看望祖父吉正楹，在大家摆龙门阵的时候，我当时就站在门边，吉英、吉美两姊妹就说起合伙建房的事，吉美出土地，吉英全额出资，修好后两人平均分配，说房子都开始动工了。吉英、吉美合伙建房的地方在吉美家老房子的旁边，但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吉英在千溪信用社贷款的事。吉某3证言（2014年8月13日一审庭审笔录）：我爷是吉某2，我父亲是吉英、吉美侄儿子，七年前她们去看我祖父时，她们说吉英家出钱，吉美家出地修房子，建好后平分，一家一半，当时已经开始修建，出多少钱修多大房子我不知道。7、吴某证言（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笔录）：吉英和吉美是亲姊妹，吉英和吉美当倒给我说她们合伙建房的，我至少听了不下20遍了。8、吉某1证言（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笔录）：吉英是我三爸、吉美是我幺爸，二人去看我爷爷，我爷爷告诉我二人打伙修房子，一家出地盘，一家出钱，修好二人平分，当时我爷爷是和我家住的，我在场，当时已经修了一层了。至于吉英出了多少钱不清楚。我听合伙建房时在场的，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爸、我儿子。黎某、王某不在场。第三，关于争议房屋的修建以及租金的收取支付问题，有罗某1、葛发飞、孙良琴的证人证言以及被上诉人吉英的陈述。其中，1、被上诉人吉英诉状陈述大部分租金都由上诉人使用，吉英收取少量租金；被上诉人吉英陈述（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笔录）：一共拿了四次租金，有三次是现金，有一次是吉美家女儿去存的，三次拿钱都是送到我家去的，当时我家人都在。第一次是2008年给了1000.00元，2009年给了2200.00元，2011年拿了4800.00元，后又拿了3800.00元一次，7000.00元拿了一次，打在卡上的3800.00元，其中是3500.00元，总共是五笔。被上诉人吉英陈述（2015年6月18日重审庭审笔录）：租金总共支付两次，一次是3800.00元，2012年的一次是7000.00元，存款的是吉美女儿在麻园信用社存的款共3500.00元，300.00元被上诉人用了的。对于吉美女儿以吉英名义储蓄存款的3500.00元，上诉人吉美在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中说明，系被上诉人吉英不识字而请托吉美女儿帮助存款，并非交付租金；2、罗某1证言（2014年7月25日调查笔录）：当年底，吉英和吉美合伙修建的房子建成，除吉美家居住之外，其余都用于出租，考虑到吉美家经济困难，租金都是给吉美家，用于支付吉美家娃儿读大学的学习费用。3、葛发飞证言（2015年5月26日调查笔录）：我和吉英、吉美没有关系，吉英家在中屯街上开了一个百货门市，我家在其门边摆摊卖肉，吉美经常到吉英家玩，所以认识。2012年6月份，我看见吉美拿了7000.00元钱给吉英，当时孙良琴还说吉英坐起发财，吉美说这是今年合伙建房的房租。当时有我、吉英、吉美、罗会、孙良琴和一些娃儿。之前我听吉英、吉美和罗某1说合伙建房的事。葛发飞证言（2015年6月18日重审庭审笔录）：我是在吉英家屋里听到、看到的，我看到交钱的时间是2012年5月份，拿钱时没有包装，我没有看见数钱，是听见说打伙建房的租房费7000元。4、孙良琴证言（2015年5月26日调查笔录）：吉英、吉美与我是老表关系，我与吉英是邻居，我一直在吉英家门口卖豆腐，2012年6月份，我看见吉美在吉英家，我就进去和他们摆龙门阵。吉美拿7000.00元钱给吉英，我当着吉英的面问这是什么钱，吉英说是其和吉美合伙建房的房子2012年的租金。在此之前，我知道吉英、吉美合伙建房的事以及贷款建房的事。孙良琴证言（2015年6月18日重审庭审笔录）：拿钱时还有罗惠，葛发飞是我进去她才去的，当时有吉英、吉美和我，拿钱的时间是2012年6月份左右，拿钱时没有包装，没有点钱，说是合伙建房的租金。 本院经审查，认为：第一、在被上诉人吉英主张“合伙建房”的出资方面。1、被上诉人吉英主张建房资金总共为96500.00元，且系其全部出资。但是，经现场勘查，涉案房屋为砖混结构，共五层半，双方当事人确认房屋面积总计540平方米。经鉴定，在双方当事人确认的评估基准日2006年12月30日，该房屋评估价值为210993.00元，与被上诉人吉英主张的建房额度相去甚远；2、被上诉人吉英就房屋建设资金来源，第一次陈述为千溪乡信用社贷款9万元，自筹6500.00元；第二次陈述为贷款8.2万元，自筹14500.00元，存在冲突矛盾之处；3、上诉人吉美提供了证明其因建房资金不足向马金敏、邱凤珍借款的马金敏、邱凤珍证言、信用社贷款书证以及支付建房人阮正书人工工资、材料费方面的聂宗平、詹光群证言，构成对被上诉人吉英单方出资建房陈述的否定；第二、在被上诉人吉英主张的“出资款项”交付方面。1、罗某1陈述其分三次给上诉人吉美，第一次拿了3万元买砖，第二次拿了3万元给吉美，第二、三次是在奇康驾校各拿了3万元给吉美。总共拿了96500.00元给吉美，钱全部是其拿给吉美的。顾某2在一审的证言为罗某1送钱给吉美说是3万多，是在双树湾拿的，二次庭审在陈述具体支付多少不清楚，事后才听说；证人吴某陈述整个楼的砖是吉英安排人去买的，而且是吉英拿钱给上诉人李国荣，李国荣再拿钱给吴某去买的；证人秦某则证实其2006年6月份、8月份在奇康驾校办公室看见罗某1二次分别拿了3万元钱给吉美。证人罗某1系被上诉人吉英配偶，其陈述所谓“买砖”款3万元是其交付吉美，而证人吴某证明是被上诉人吉英交付上诉人李国荣；顾某2证明是罗某1交付吉美，相互矛盾；2、交付的金额，按照证人罗某1陈述的3次各3万元，只有9万元，却在总计数据时又为96500.00元；顾某2第一次出庭证言是证明3万多元，第二次庭审出庭证言又称具体金额不清楚，系事后听说；秦某证言称在奇康驾校在2006年6月、8月目击罗某1分别交付被上诉人李国荣3万元，共计6万元，与被上诉人吉英提供的2006年4月、6月的后两笔贷款取得时间不相一致，存在矛盾之处；第三、在建房实施方面。1、被上诉人吉英之子罗某2的证言、被上诉人吉英的陈述和特别授权代理人丁鹏志在2014年9月30日的代理意见中，均认可吉英一方并未实际参与过建房或为建房购过材料，支付过工人工资，房屋建设由上诉人吉美、李国荣负责，而被上诉人吉英丈夫罗某1的证言却证明罗某1向吴某购买了粗钢筋，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吉英购买了整栋房屋的砖，相互矛盾。2、本次审理中，上诉人吉美、李国荣与被上诉人吉英一致确认涉案房屋从2006年5月方开始修建，与被上诉人吉英之子罗某2、吉英之夫罗某1证言中2006年2月双方商议合伙建房时涉案房屋基脚已修成存在矛盾；第四、在合伙事项的商谈方面。1、证人吉某2、吉某3、王某均声称在吉正楹家当场听到被上诉人吉英、吉美谈及吉英出资、吉美出地合伙建房，但是本案重审期间，吉美、李静与吉某2的录音资料显示吉某2本人并不在场，只是传来、听说。2、证人吉某1陈述与吉正楹同住，听吉英、吉美谈及合伙建房时其在场，当时在场的还有吉某1父亲和其儿子，但黎某、王某并不在场，存在人物细节上相互矛盾之处；第五、在房屋的租金收益方面。1、被上诉人吉英第一次庭审时陈述收过五次（按其陈述计算应为四次）租金，共计18800.00元，金额是由上诉人吉美随意拿，第二次2015年6月18日的庭审笔录中则陈述租金收取总共二次，一次3800.00元，2012年的一次是7000.00元，共计10800.00元，额度、次数存在冲突，不能认定。2、吉英丈夫罗某1在2014年7月25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房屋建成后，除吉美家居住之外，其余都用于出租，考虑到吉美家经济困难，租金都是给吉美家，用于支付吉美家娃儿读大学的学习费用。与吉英主张其收取吉美支付的租金存在矛盾。最后，本案证人罗某1系被上诉人吉英配偶、罗某2系被上诉人吉英儿子、秦某与罗某2有表亲关系等，均与吉英有着特殊人身关系。另外，证人杨某在2015年3月16日二审庭审中陈述他人贿买其作有利于吉英方证言而不予同意。综合上述分析，被上诉人吉英提供的证人证言、贷款记录等证据，欲以证明其出资全部建房资金96500.00元、以及与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商定由吉美、李国荣出地，双方合伙建房，各占一半，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本院不予采纳。 二审经审理查明：案涉房屋系上诉人吉美、李国荣作为双城社区居民，基于拆迁安置于2000年8月19日与毕节市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合同》，经过批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上投资、投劳，于2006年底建成案涉房屋，但未获得房屋产权证。原毕节市人民政府2011年3月21日就该房占地颁发了毕市集用（2011）第01-226号土地使用权证书，载明房屋占地面积为92.4平方米，登记土地使用权人为上诉人李国荣，使用权类型为“批准拨用宅基地”，土地所有权人为“毕节市市东办事处双城社区”。房屋面积经本案当事人确认为540平方米。房屋建成后，由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实际管理、居住、出租收益。2013年被上诉人吉英入住案涉房屋第二层，吉英主张其系基于合伙建房分房而进驻，并对房屋提出共有权要求，吉美、李国荣主张系基于亲戚关系借用于吉英，双方遂形成讼争。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合伙建房（口头）关系？如成立，其法律后果如何？ 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由此可见，口头合伙关系的认定，证据形式上应当有包括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证明要求上能充分证据证明合伙人之间有共同的出资和共同经营、共同劳动行为，方能予以认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吉英主张其与上诉人口头合伙建房，合伙方式为由上诉人提供土地，由被上诉人全额出资修建；合伙分配为对所建房屋各占50%，即两个门市各人分一个，住宅各分二层。然而，如前述分析，吉英提供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地证明就案涉房屋与上诉人形成被上诉人吉英全额出资、上诉人吉美、李国荣出地合伙建房的合伙合同关系的成立。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吉英作为原告方主张合伙建房合同关系，并因之而享有案涉房屋的共有权，因举证不力，本院不予支持，应当承担败诉风险。二、案涉房屋占地属于农村集体宅基地。农村宅基地对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具有福利性，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不能享受，属于成员性权利。同时，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未经批准或者征用，不得进入市场交易。“以物易物”仍然属于土地交易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国土函字第97号《关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具体应用问题请示的答复》规定：“原宅基地使用者未经依法批准通过他人出资返家房屋，给出资者适用，并从中牟利或者获取房屋产权，是属于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违法行为之一”。故而，即便被上诉人吉英与上诉人吉美、李国荣有合伙建房合同关系，则该合同内容也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故而被上诉人吉英也不能因该合同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本案中，被上诉人吉英提及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改革，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的观点，由于我国实行“房地合一制”，即转让土地即等于地上建筑物一并转让，转让建筑物，其所占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十九条“在国家确定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可以按照国家政策及相关指导意见处理宅基地使用权因抵押担保、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在非试点地区，农民将其宅基地上的房屋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该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买受人请求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以及请求赔偿翻建或者改建成本的，应当综合考虑当事人过错等因素予以确定”，而本市辖区并非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也只能严格依照现存有关法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吉英主张的案涉所谓合伙建房合同无效。所以，被上诉人吉英的该观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吉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此后，被上诉人吉英若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确有出资于案涉房屋建设的事实，可以另案起诉返还出资款。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5）黔七民初字第130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吉英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240.00元，评估费5000.00元由被上诉人吉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雄 审判员 张 晶 审判员 唐 琳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周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