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鲁01民终10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毕玉魁，男，1968年3月6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山东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毕玉新，男，1962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山东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天桥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学勇，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涛，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杨庆绪，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华，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继勇，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毕玉魁、毕玉新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天桥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房屋征收中心）、济南市旧城改造投融资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旧城改造中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5民初192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毕玉魁、毕玉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被上诉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沙涛，被上诉人旧城改造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桂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毕玉魁、毕玉新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公。毕玉魁、毕玉新认为，其与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于2012年6月9日签订《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以下简称《产权调换协议》），协议约定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将万盛街107号31.78平方米的房屋拆迁，将毕玉魁、毕玉新安置于济南市某小区4号楼C8A-15室，并配合其办理房屋权属手续。双方还就一次性拆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费、搬出奖励费、提前搬出奖励费作出了约定。协议约定后，毕玉魁、毕玉新履行了拆迁协议，配合拆迁工作。一审裁定不顾上述事实，错误认定双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毕玉魁、毕玉新一审中请求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履行《产权调换协议》，交付济南市某小区4号楼C8A-15室。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已将《产权调换协议》中约定安置毕玉魁、毕玉新的房屋擅自安置他人，基于该违法行为，在一审法院的劝导和协调下，毕玉魁、毕玉新变更诉讼请求，同意要求变更履行原《产权调换协议》的方式另行安置或予以补偿。房屋征收中心辩称，本案事实如下：天桥区某街107号产权人为毕某和（1998年已故），该户分南屋三间、北屋两间。1990年12月，毕某和经协商达成析产协议：毕某和、刘某芳夫妇分得南屋三间，产权归毕某和、刘某芳所有；朱某玲（与毕某和系母子关系）、毕玉魁（与毕某和系父子关系）分得北屋两间，产权归朱某玲、毕玉魁所有。该析产协议于1990年12月11日在天桥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但该协议权利人并未按规定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手续。该片区启动拆迁后，毕玉魁和时某红要求他们所有的房屋按照最低套型保障标准签订协议，拆迁现场动迁组认为该户不符合条件，故未予处理。在拆迁收尾阶段，天桥区拆迁办向济南市建委征收拆迁处提出申请，在济南市建委征收拆迁处与时某红的调解过程中，有关领导口头认为毕玉魁夫妻符合享受最低套型保障的条件，毕玉魁夫妇以此为由，要求按照符合享受最低套型保障政策签订协议。2011年底，天桥区政府、天桥区旧城改造指挥部、天桥区拆迁办、天桥区房管局、天桥区某办事处、天桥区官扎营办事处等组成的拆迁项目组会议，对天桥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处理意见形成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第七条，同意某街107号按照其家庭析产协议公证书的公证，视为两个独立产权，分别进行安置。并明确如符合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报市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予以享受。据此，2012年6月，时某红受家庭委托签署了两份《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产权调换协议》（编号为0000866和0001416）和一份《补充协议》。其中本案涉诉的是0001416号协议。济南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七条规定：“房屋共有人公证分户后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不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政策”。由于毕玉魁、毕玉新未按照规定在房管局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手续，故在政府审计过程中未能通过。同时，《补充协议》约定，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签订的原协议无效。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另行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据此，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提出按照相关规定双方重新签署产权调换协议，但是毕玉魁夫妻提出在当时拆迁时有关领导口头表示其某街107号北屋可以享受最低套型面积优惠。因此，重新签订协议，必须对其补偿20余万元。因其提出的经济补偿或继续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无法律和政策依据，所以不能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属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旧城改造中心辩称，1、同意房屋征收中心的答辩意见；2、毕玉魁、毕玉新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对已经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内容的重大变更，在双方就安置房调整未签订正式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且毕玉魁、毕玉新不确定需交付安置房的具体信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毕玉魁、毕玉新的一审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均无合法依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毕玉魁、毕玉新与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签订的产权调换协议中约定的安置房屋济南市某小区4号楼C8A-15室已安置给案外人，毕玉魁、毕玉新所依据的产权调换协议已难以实际履行。毕玉魁、毕玉新与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就毕玉魁、毕玉新是否应享有原产权调换协议中约定的最低套型面积产生较大争议，双方当事人无法就实际安置住房的具体坐落、面积、差价款等达成具体明确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毕玉魁、毕玉新的起诉。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时某红接受房屋共有人毕玉魁、毕玉新的委托与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于2012年6月19日分别签订编号为0000866和0001416《济南市城市拆迁产权调换协议》及《补充协议》。双方在0001416《产权调换协议》中约定：“此份协议按会议纪要[2012]第1号”。“[2012]第1号会议纪要”为济南某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题业务会议纪要，其中关于某街107号私房的处理意见为：“经市城乡建设委征收拆迁处有关领导答复，同意该户按照公证书的标注，视为两个独立产权，进行分别安置，如符合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报市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予以享受。”依照该处理意见，最终某街107号能否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须经市主管部门批准才能确定。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将与毕玉魁、毕玉新签订的编号分别为0000866和0001416《济南市城市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报政府有关部门审计时，因毕玉魁、毕玉新的情形依照济南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七条“房屋共有人公证分户后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不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政策”的规定，不能享受最低套型面积标准政策而未予批准，致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中心与毕玉魁签订的编号为0001416的《济南市城市拆迁产权调换协议》未能履行。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按照《济南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拆迁人经房管部门、被拆迁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街道办事处查询，被拆迁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隐瞒相关房产信息情况，违规取得低套型保障面积后，拆迁人有证据证明其不应享受最低套型保障面积的，被拆迁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并作如下处理：“二、被拆迁人选择房屋安置的，仍实行房屋安置，并只能选择原选定房屋，另行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其安置用房超出原住房面积部分，按相关规定计算差价，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第三条约定：“三、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另行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本案中，毕玉魁、毕玉新不符合应享受最低套型保障面积政策规定的情形，且按照前述约定，毕玉魁、毕玉新与房屋征收中心、旧城改造应另行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现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毕玉魁、毕玉新的拆迁安置达成新的协议，故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原审法院据此驳回毕玉魁、毕玉新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毕玉魁、毕玉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德强审 判 员  赵平洋代理审判员  唐鸣亮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刘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