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14民终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县华侨城中央大道华银苑B1栋3-4号。法定代表人：杨涛，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群，广东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正茂，广东客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丽都中路恒泰花园B3栋1-6号。负责人：杨国清，该支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少彬，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厚泉，男，197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刘厚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法院（2016）粤1403民初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诉请，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天安保险公司上诉称：1、刘厚泉在事故发生时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太平洋保险公司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于法无据。根据梅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的《化验检验报告》，事发时刘厚泉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醉酒驾车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还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在财产损失方面，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都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义务，同理商业三者险部分保险公司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款明确约定，驾驶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保险人也不负赔偿责任。醉酒驾车属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为普通人所明知，保险公司关于酒后驾车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属于通常约定，并不属于非为一般人所知的其他特别约定。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上诉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就免责条款已对投保人进行了明确的提示与说明，免责条款对刘厚泉有效，上诉人对刘厚泉醉酒驾驶所产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刘厚泉在上诉人处投保时，上诉人将免责条款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对刘厚泉进行了提示与说明。保险合同由保单正本、保险条款、发票等材料组成。在刘厚泉投保时，上诉人已经将保单正本、保险条款、发票等材料交付给刘厚泉。从刘厚泉本人提交的《机动车辆保单》（正本）明示告知一栏“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也可以看出上诉人就相应的免责条款对刘厚泉进行明确的提示与说明；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款明确规定“驾驶员饮酒，吸食或注销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保险人也不负赔偿责任。该条款采用分章节、黑体、加粗的方式体现，上诉人对该条的提示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上诉人对醉酒驾驶机动车免除保险责任这一事项的条款，对刘厚泉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对刘厚泉醉酒驾驶所产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不能仅根据《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就认定上诉人未对刘厚泉就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1）《鉴定意见书》未采用科学仪器检测检材，而是通过主观推断的方式来推定两份检材上的签名不是刘厚泉所签是不客观的，《鉴定意见书》不应被采用。（2）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对刘厚泉进行多方面提示与说明，不但只限于投保单。在太平洋保险公司起诉时，法院送达法律文书给刘厚泉，刘厚泉提出管辖异议；管辖异议被驳回，刘厚泉提出上诉，二审驳回刘厚泉管辖异议后，刘厚泉为了逃避赔偿责任，导致法院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上诉人在接受刘厚泉投保时，已经把保险条款交付，已经就相关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与说明。上诉人认为，经法院合法送达法律文书后，刘厚泉拒不到庭参与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再者，即使投保单上的签名不是刘厚泉所签，也可从刘厚泉本人提交的《机动车辆保单》（正本）明示告知一栏中看出，上诉人已经告知刘厚泉应当对免责条款进行详细阅读。结合《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款字样，上诉人就已经完成了对刘厚泉就免责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一审法院仅依据《鉴定意见书》就认定上诉人未就相关免责条款对刘厚泉进行提示与说明，是错误的。4、上诉人不是适格的被告，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损失应当由刘厚泉承担。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可向第三者即实际侵权人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非实际侵权人，太平洋保险公司不能直接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答辩人主体不适格。如刘厚泉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过后，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在本案中直接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5、一审法院在责任承担方面处理不当，应先在交强险内赔偿2000元，剩余部分由商业三者险赔偿。太平洋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上诉人主张商业险免责，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的肇事车辆在上诉人处投保了商业险和交强险，上诉人理应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刘厚泉未答辩。太平洋保险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起诉，主张被告刘厚泉作为事故全责方，理应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亦应在粤Ｍ×××××车的所投保险限额为被告刘厚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1、被告刘厚泉赔偿原告损失216382元，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在粤Ｍ×××××号车所投保险的保险限额内与被告刘厚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作了答辩；被告刘厚泉未答辩。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0日，邓展举作为被保险人为其所有的粤Ｍ×××××号车向原告太平洋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金额为770000元的车辆损失险及车损险不计免赔，保险期限为2012年12月11日0时起至2013年12月10日24时止。2013年11月29日14时50分，被告刘厚泉酒后驾驶粤Ｍ×××××号小型轿车从大埔县三河镇旧寨村往中山大桥方向行驶，当行驶至鹏兴家园建筑工地附近路段实施左转弯进入鹏兴家园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的邓展举投保的由张满英驾驶的粤Ｍ×××××号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2014年1月7日，大埔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粤公交认字[2013]第B03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厚泉饮酒后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满英无责任。事故造成粤Ｍ×××××车维修费207313元、车辆评估费8169元、施救费900元，共计216382元。事后，邓展举作为原告向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起诉太平洋保险公司，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上述损失。经大埔县人民法院、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的（2014）梅埔法民二初字第129号民事判决书、（2014）梅中法民三终字第7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太平洋保险公司在神车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责任范围内向邓展举赔偿车辆损失保险金216382元。判决生效后，原告太平洋保险公司履行了上述付款义务。被告刘厚泉就其所有的粤Ｍ×××××号车向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商业险，双方签订了《机动车辆保险单》，该保险单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500000元及不计免赔条款，保险期限为2013年2月16日0时起至2014年2月15日24时止。另查明，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于庭审中提交2013年1月14日关于粤Ｍ×××××号车的天安保险公司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和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天安保险）（以下简称说明书），用于证明被告刘厚泉作为投保人在投保单和说明书中签名，天安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刘厚泉已经进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原告对投保单和说明书上“刘厚泉”的签名真实性存疑，向法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和预交鉴定服务费7840元。鉴于刘厚泉下落不明，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无法亲自采集刘厚泉笔迹签名，而刘厚泉曾因危险驾驶罪在大埔法院审理完毕，一审法院向大埔法院调取刘厚泉笔迹签名（庭审笔录及送达回证签名）作为鉴定样本，对投保单中投保人签名处“刘厚泉”签名及说明书中投保人签章处“刘厚泉”签名与刘厚泉在危险驾驶罪庭审笔录及送达回证中的签名是否为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经法院征询关于鉴定样本采集和鉴定机构确定的意见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天安保险公司表示同意后，法院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粤天正司鉴中心[2016]文鉴字第064号文书司法鉴定，认为投保单和说明书中“刘厚泉”笔迹签名与鉴定样本中“刘厚泉”笔迹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刘厚泉与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所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单》是双方自愿所签订的，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法院应予以确认，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关于被告天安保险公司主张免责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醉酒驾车虽属法定的禁止性规定行为，但禁止性规定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禁止性规定是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属于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制性规范。而法定免责条款是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不承担责任的情形。行为人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根据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并不当然对私法上的民事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具体到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欲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需将该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载明于合同并按法律规定履行提示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提交用于证明其向投保人关于免责条款已尽提示义务的投保单和责任免除说明书并不是投保人所签，故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被告天安保险公司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原告在赔偿粤Ｍ×××××号车的车辆损失费用后，可向事故的侵权方和所涉车辆的保险人追偿。刘厚泉作为事故的侵权方，在天安保险公司处投保了赔偿限额为5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条款，虽然刘厚泉醉酒驾车已违反法定的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天安保险公司未对投保人刘厚泉关于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因此刘厚泉依法不应承担上述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天安保险公司应当在粤Ｍ×××××号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付。鉴证服务费7840元是原告为查明和确定天安保险公司是否对免责条款尽提示义务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应由被告天安保险公司承担。被告刘厚泉经法院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期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及质证权利，应作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判决：一、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应赔付216382元给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限于自本判决生效后起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在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除天安保险公司对笔迹鉴定意见有异议外，各方对其余部分均无异议。对各方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商业三者险的醉驾免赔约定是否有效。醉酒驾车属禁止性规定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仍应履行提示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履行提示义务。天安保险公司为证明其已向刘厚泉履行了提示义务，在原审诉讼中提交粤Ｍ×××××号车的天安公司家庭自用汽车保险投保单和机动车辆商业险责任免除明确说明书，但经鉴定，投保单和说明书中“刘厚泉”笔迹签名与鉴定样本中“刘厚泉”笔迹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天安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其醉驾免赔主张不予支持。天安保险公司在一审诉讼中并未提出关于在交强险限额内扣除的抗辩，原审不予处理，亦无不妥。原审基于商业三者险合同关系，判令天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就被保险人刘厚泉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处理适当。综上所述，天安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46元（已由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立民审 判 员  曾园芳代理审判员  李新红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