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10民终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忠生，男，195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牡丹江市爱民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牡丹江医学院，住所地牡丹江市爱民区。法定代表人：朱晓峰，该单位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昌军，黑龙江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忠生因与被上诉人牡丹江医学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2016）黑1004民初8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忠生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二、请求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三、判决被上诉人医学院支付上诉人2003年9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为：一、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医学院工作期间的法定假日加班费工资均按时发放（但未足额发放），休息日安排加班工作，但是未给休息日加班的工资报酬。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2日向上诉人支付了拖欠加班费工资210元，证据工资明细建设银行工资本已提交一审法院。二、判决确定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请被上诉人出示劳动合同以证明合同内容。三、2016年11月2日上午法院通知我去补充材料，我到法院后，法院叫我先在两份材料上签字，之后拿出判决书告知我败诉。牡丹江医学院辩称，一、被答辩人与答辩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达成了一次性解决协议。答辩人已向被答辩人支付了经济补偿等，被答辩人自愿放弃了其他诉求，双方权利义务已经了结终止。被答辩人不应也不能再向答辩人主张任何权利。二、其他答辩意见同原审答辩一致。王忠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被告医学院支付原告2003年9月至2015年6月原告王忠生双休日加班费62043.6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于2003年9月到被告单位从事门卫值更工作。原告的工作时间为第一天16时至次日8时，第三天16时再上班。双休日、节假日仍按此方式工作。原、被告曾三次签订劳动合同，现原、被告均无法提供该三份劳动合同。原告称，2003年9月至2008年6月原告的工资为每月330元，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原告的工资为每月525元，2010年7月至2012年6月工资为每月725元，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为每月1050元。被告认可原告工资逐渐增长，但具体的变动时间已无从查证，仅认可原告自2013年6月之后的工资为每月1050元。2015年7月9日，原、被告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甲（被告医学院）乙（原告王忠生）双方协商一致，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具体内容如下：1.自2015年6月30日起，甲乙双方解除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因该合同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随之终止。2.根据有关规定，甲方给付乙方经济补偿人民币2559元。3.甲方应为乙方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合计人民币7938元。乙方凭以前年度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收据、基本医疗保险金收据经人事处劳资科和财务处审核兑现人民币7938元。4.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后自愿放对甲方的其它诉求。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原告曾与他人一起到被告单位就加班费问题主张权利，但被告单位未承诺解决方案。2016年8月9日，原告王忠生作为申请人向仲裁委就加班费问题申请仲裁，2016年8月12日，仲裁委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王忠生的申请已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另查，原告于2013年5月28日年满六十周岁，依据当时的法律及政策规定，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原告自认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一、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本案原告于2013年5月28日年满六十周岁，原告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原告自认办理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原告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原、被告之的劳动合同即视为已终止，原告继续在被告单位工作，应视为原、被告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本案原、被告的劳动关系虽于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终止，但原、被告于2015年7月9日才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故被告主张原告申请仲裁的期间应从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计算，本院不予支持；三、本案原告举示了被告医学院外来人员登记表，该登记表虽没有记载具体的年份，但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6月30日，在此之前原告系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进出被告单位无需在“外来人员登记表”上进行登计，故该登记表上记载的来访日期“5月25日”、“6月8日”、“6月13日”应为2016年的“5月25日”、“6月8日”、“6月13日”；虽在来访人中未直接登记本案原告，但师忠平与本案原告原系工友，且与原告同时起诉被告，要求被告给付加班费，师忠平亦出庭证实，每次到被告单位主张权利，均由原告等其余5人同行；原告举示的录音资料中谈话人的谈话方式与原告及被告单位工作人员身份相符、录音资料的谈话内容亦系原告与其他工友向被告主张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的加班费问题，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虽没有给予原告等人明确的答复，但亦能证明原告因本案加班费问题曾向被告主张过权利。综上，本院认定原告在申请仲裁期间就本案争议的加班费问题曾向被告主张权利，原告申请仲裁期间应视为已中断，故对被告以本案已过仲裁时效为由进行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及因其产生的权利义务是否已完全终结及被告是否应支付原告加班费的问题。一、本案原、被告于2015年7月9日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第1条约定，自2015年6月30日起，甲乙双方解除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因该合同产生的一切权利义务随之终止。第4条约定，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后自愿放弃对甲方的其它诉求。原、被告签订的该协议虽名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但由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终止，原告继续为被告单位工作，原、被告已形成了劳务关系，故原、被告签订的上述两条协议不仅对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作出了概括性的了结，亦是对原、被告之间劳务关系的概括性了结，即该上述协议属“兜底条款”；二、上述协议虽未明确关于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加班费的问题，但被告是否应给付原告加班费的问题系因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劳动争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加班费亦是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诉求，原、被告在由劳动关系转化为劳务关系后，虽仍按劳动合同执行，但应认定原、被告在形成劳务关系后对工作方式和支付报酬的认可，故原、被告形成劳务关系后不存在加班的问题；三、上述协议第4条已明确约定，原告于该协议签订后自愿放弃对被告的其它诉求。原告称该协议未提到加班费的问题、如不签字被告将拒绝支付原告相应的补偿款，对于该问题，除与原告有相同诉求的工友作为证人出庭证实该主张外，原告没有举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原告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原告不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原告亦可在签订协议之前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对协议的相关内容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充分的了解，如原告认为该协议没有充分保障原告的权利，原告可拒绝签订该协议，并应积极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如原告认为签订上述协议时存在胁迫，应在法定期间内主张撤销该协议。故原、被告均应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现原告认为该协议不包括加班费及签订该协议时存在胁迫，而向被告主张加班费，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王忠生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一审查明相关的事实。即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于2015年12月22日向上诉人支付了拖欠加班费工资210元，证明拖欠加班费的事实，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这种获利行为，只能证明上诉人曾享有相关利益，不能证明其还应享有其他利益。以此来证明被上诉人应给付其加班费工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此观点，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应提交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合同内容。其观点系主张达成的协议未处置劳动合同权利中没有加班费这项内容。以此表明该加班费系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中未处置此权利。根据加班费这一权利性质，其属性是基于双方存在的劳动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即使加班费未在劳动合同中体现，双方事后签订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概括性权利仍应包含其中，并在解除协议中已经一并处分。上诉人提出“2016年11月2日上午法院通知我去补充材料，我到法院后，法院叫我先在两份材料上签字，之后拿出判决书告知我败诉的问题。”该问题仅反映一审法院在审判案件中的部分工作情况，并未反映出原审法院违反相应法定程序问题。综上所述，王忠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忠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原金宝审判员  周晓光审判员  李冬梅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赵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