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27238号原告宁艳菱，女，1962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干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吉波，男，1959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印刷学院教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澍，男，1989年11月3日出生，汉族，无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法定代表人阮庆革，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威，北京市安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育，男，1926年7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宁平，男，1959年4月13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宁艳菱、刘吉波、刘澍诉被告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集团）、宁育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艳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瑜，原告刘吉波及刘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紫瑜，被告天鸿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威、被告宁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宁艳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一与被告二于2009年5月8日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2、判令被告一与原告补充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配合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三原告与被告二1994年7月前共同居住生活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房屋）。1993年10月，北京市房地产经营总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在西城区桃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拆迁改造建设，XX号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内。当时，该房屋内有正式户口七人，分别为二个户口本，即1户主宁育68岁，之女宁迎春36岁（离异），之子宁平35岁未婚。2户主宁艳菱32岁，之母鞠远华、刘吉波，刘澍。因拆迁双方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北京市房地产经营开发总公司以原告一和被告二被申请人申请裁决：“宁育，宁艳菱搬到丰台区东铁匠营大队南铁营大院XX号房周转，同时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XX号楼XX号、XX号两套一居室楼房长期居住，同时将西直门内大街XX号院内承租的房屋腾空。并由申请人拆除。1996年6月新楼竣工后，被申请人宁育、宁艳菱一家搬至西城区桃园小区XX号楼XX门XX号一层二居室居住。”后双方未执行上述裁决，自行达成了新的安置协议。1997年8月回迁，原告一宁艳菱与被告二宁育作为被拆迁人，一共取得三套房屋，分别为西城区玉桃园三区XX号楼XX门XX号一居室，XX号楼XX门XX号一居室，和XX号楼XX门XX号两居室。1994年7月5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出具证明：“西内大街XX号宁艳菱此次拆迁安置回迁桃园小区东西向楼房五层一居室一套按630元每平方米计算，共需交纳购房款27720元整。”随后，1994年7月12日，原告宁艳菱向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支付了50%的房价款13860元整，拆迁处出具购房发票中载明原告一为购买人。后双方协商房屋由原来的五层调至一层，即XX号楼XX门XX号一居室，并由原告一家居住至今。1994年4月4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向原告宁艳菱单位致函“专利局：西直门大街XX号宁艳菱属于本次拆迁的住户，根据桃源小区危改政策，回迁需自行周转，望贵局以国家利益为重，支付危改，解决贵局职工周转困难。”1999年原告一宁艳菱单位进行福利住房分配，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于12月6日再次致函原告宁艳菱单位“专利局：西内大街XX号宁育，宁艳菱户在94年危旧房改造拆迁时，西城区房管局发出裁决后执行，但该户在限期内自行搬家，经该户申请后，我单位同意其回迁二局一套，独居２套。未签拆迁协议书。特此证明。”以上所有的事实都能证明原告一宁艳菱是拆迁的被拆迁人，原告二原告三都属于拆迁安置对象，而且已经获取了回迁房的安置，很早便支付了安置房屋50%房价款，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事实上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并已经进行了实际履行，原告事实上已经是涉案房屋的购买人，同时，由于该房屋为拆迁安置的回迁房，且一直由三原告一家实际居住，二被告不可能不知晓该事实。但是，2009年5月8日在批量办理回迁房屋所有权证书补签合同时，被告一，二在原告根本不知晓的情况下，恶意串通“一房二卖”，将原告一家居住并已经购买的XX号一居室办理了房屋买卖手续并将产权登记在被告二名下，将另二套房屋，分别与宁平、宁迎春签订了买卖合同并过户至该二人名下。被告一明知涉案的XX号房屋已经按安置政策卖给了原告宁艳菱并已经收取了原告支付的50%房款，但却没有进行审核并告知原告，而且还与被告二恶意串通，签订新的合同，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二被告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及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该合同应属无效。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天鸿集团辩称：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是宁育，我公司前身为北京市房地产经营开发总公司，是房屋的拆迁人。拆迁时，因与宁育未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申请了拆迁裁决。裁决判定给宁育一家安置三套房屋：两套定慧西里一居室，一套玉桃园XX门XX号二居室一套。之后宁育提出将定慧西里的两套房子调至玉桃园。我公司与宁育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将定慧西里两套一居室调至玉桃园XX门XX号和XX层一套一居室。之后实际回迁的时候，将XX层一套房子调换成了诉争的XX号房屋。现在宁育家三套房子分别是玉桃园小三区XX号楼XX门XX号、XX门XX号和XX门XX号。2009年售房时，我公司分别与宁育、宁迎春、宁平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1994年，原房屋拆迁的时候宁育是房屋承租人，也是被拆迁人，我公司按照当时的拆迁和售房政策与宁育签订涉诉房屋的买卖合同，我方与宁育签订合同时没有恶意串通的事实，不存在合同法52条规定的情形，故我方与宁育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原告宁艳菱在拆迁过程中既非承租人也不是被拆迁人。如果宁艳菱要购买拆迁安置的房屋，需要经过原承租人同意，我方无权与其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综上，原告起诉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告宁育辩称：同意天鸿集团的意见。当时房子安置下来，由宁平居住的XX门XX两居室，宁迎春住的XX门XX一居，原告居住的是XX号，现在依然是这个居住情况。当时宁育住在其他地方。当时购房时，宁平召集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宁育说谁要买玉桃园三套房屋，谁掏钱，当时由于原告宁艳菱单位要分房子，后来宁艳菱就没有购买涉案房屋。这个买房方案是当时全家人商量一致的结果。宁平，宁迎春就购买了其他两套房屋。这个情况当时宁艳菱一直清楚。1994年拆迁的时候，拆迁公司要求支付房款，但是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是2009年后来补签的。当时交钱的时候是宁育，宁艳菱，宁迎春一起去的，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收据写的宁艳菱的名字。但是购房款是宁育，宁平，宁迎春自己出资的与宁艳菱无关。宁艳菱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予认可，不同意其诉讼请求。本案审理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宁艳菱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西房地裁字（94）第23号城市房屋拆迁裁决书、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购房款发票、房屋买卖合同书、房产证、起诉状、上诉状、（2014）西民初字第02001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06273号民事判决书，对天鸿集团提交的计价表，宁育提交的西城区桃园危改小区第二期拆迁安置办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根据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事实：宁育与宁艳菱系父女关系；宁艳菱与刘吉波系夫妻关系，刘澍系其二人之子。宁育原系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号房屋三间（军产房）的承租人。1993年10月，北京市房地产经营总公司（已更名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经有关部门批准，在西城区桃园地区进行危旧房拆迁改造建设，宁育承租的上述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内。当时，该房屋内有正式户口七人，分为两个户口本，即（1）户主宁育68岁，之女宁迎春36岁（离婚）、之子宁平35岁（未婚）。（2）户主宁艳菱32岁、之母鞠远华（宁育之妻）62岁、之夫刘吉波35岁、之子刘澍4岁。因拆迁双方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以宁育和宁艳菱为被申请人申请裁决。1994年6月22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作出裁决，“一、本裁决书送达三日内，被申请人宁育、宁艳菱一家搬至申请人为其安置的丰台区东铁匠营大队南铁营大院3间周转房（房号XX）临时周转居住，同时搬至海淀区定慧西里XX号楼XX号、XX号贰套壹居室楼房内长期居住。同时将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XX号院内承租的西房2间、东房1间腾空交给申请人，并将院内所盖自建房自行拆除。二、1996年6月新楼竣工后，被申请人宁育、宁艳菱一家搬至西城区桃园小区施工号XX号楼XX门XX号壹层贰居室内居住，同时将丰台区东铁匠营大队南铁营大院3间周转房（房号XX)腾空交给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宁育、宁艳菱一家进住西城区桃园小区施工号XX号楼XX门XX号壹层贰居室时，必须参加安置住房产权单位的住房制度改革，一次性交纳购房款叁万叁仟叁佰玖拾元整，方可进住。……”。此后，双方当事人并未执行该裁决。经与拆迁人达成一致意见，宁育一家腾退了被拆迁房屋，后于1997年8月回迁取得三套房屋，即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三区XX号楼XX门XX号一居室、XX号楼XX门XX号一居室（即涉诉房屋）和XX号楼XX门XX号二居室。宁育将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三区XX楼XX门XX号房屋交由其女宁迎春居住，将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三区XX号楼XX门XX号房屋交由其子宁平居住，其后宁迎春、宁平分别购买了上述房屋。涉诉房屋由宁艳菱、刘吉波、刘澍居住至今。2009年5月8日，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与宁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该公司将涉诉房屋出售给宁育，按照宁育夫妇的工龄折算后，购房款数额为7996元，宁育于2009年9月16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证书。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宁艳菱主张1994年拆迁时，其本人是被拆迁人，就安置的涉诉房屋其已向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交纳50%购房款13860元。对此，宁艳菱提交了如下证据：1、1994年7月5日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北京市西城区危旧房改造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该证据载明：“西内大街XX号宁艳菱此次拆迁安置回迁桃园小区东西向楼房五层壹居室壹套，按630元/建筑平方米计算，共需缴纳购房款27720元整，特此证明。”2、购房发票复印件，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付款单位为“桃园拆迁户”，往来项目为“宁艳菱交购房款，金额为“50%13860元”，时间为“94年7月12日”。3、1994年4月4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向专利局出具的书面材料,该证据为复印件，内容载明：“西直门大街XX号宁艳菱属于本此次拆迁的住户，根据桃园小区危改政策，回迁需自行周转，望贵局以国家利益为重，支持危改，解决贵局职工周转为盼。”4、1999年12月6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征地拆迁处向专利局出具的书面材料，该证据为复印件，内容载明：“西内大街XX号宁育、宁艳菱户在94年危旧房改造拆迁时，原定由西城区房管局发出裁决后执行，当该户在限定期限内自行搬家，经该户申请后，我单位同意其回迁贰居室1套，独居2套，未签拆迁协议书。特此证明。”天鸿集团和宁育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宁艳菱的证明目的，宁育主张该购房款由其全部交纳，但未能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天鸿集团主张已将该公司收取的7996元购房款之外的款项全部退还宁育。天鸿集团、宁育对证据3、4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宁育主张其本人是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宁艳菱不是该房屋的承租人或产权人，其只是被安置人口，不属于被拆迁人。天鸿集团与宁育对该问题持一致意见。针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宁艳菱是否为被拆迁人，其是否具有购买涉诉房屋的排他性权利。宁艳菱提交的证据3、4与本案争议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做认定。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天鸿集团和宁育均认可，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院认为，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为宁育，涉诉房屋系本次拆迁时回迁安置的房屋之一，宁育应为本次拆迁的被拆迁人，即便宁艳菱是被拆迁房屋户籍登记的在册户主之一，也不能由此认定其为本次拆迁的被拆迁人。宁艳菱一家作为被安置人口，只是对涉诉房屋享有居住使用的权利，该房屋出售时，宁育作为被拆迁人，有权与天鸿集团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即使宁艳菱在该房屋回迁之初，交纳过购房款，亦不能剥夺宁育购买该房屋的权利，而宁艳菱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交纳购买涉诉房屋的购房款已经征得宁育的认可，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宁艳菱对涉诉房屋享有排他性的绝对购买权，宁艳菱、刘吉波、刘澍主张宁育与天鸿集团合同无效的理由，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其要求确认宁育与天鸿集团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宁艳菱、刘吉波、刘澍基于该合同无效的前提，请求法院判决宁艳菱与天鸿集团签订买卖合同并要求天鸿集团为其办理涉诉房屋所有权证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宁艳菱、刘吉波、刘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原告宁艳菱、刘吉波、刘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韩进红人民陪审员  付希萍人民陪审员  许文焕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吴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