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14民初10442号原告：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E幢6-7层。法定代表人：汪早荣，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浙江绿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深大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商业楼7层701号。法定代表人：汪早荣，总经理。第三人：程序，男，1985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栋，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深大公司）与被告北京深大致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深大公司）、第三人程序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浙江深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胜、第三人程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国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北京深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浙江深大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解散北京深大公司。事实和理由：2012年5月16日，浙江深大公司与程序共同投资设立北京深大公司，浙江深大公司出资51万元，程序出资49万元。公司成立后，程序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在此期间，程序非法剥夺浙江深大公司的股东权利，并因其经营不善导致公司持续亏损，浙江深大公司的股东利益受到损害，此后，两股东之间长期分歧、对抗，北京深大公司经营困难，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鉴于北京深大公司股东长期冲突，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瘫痪、陷入僵局，已给浙江深大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且继续存续势必给浙江深大公司造成新的损害，公司继续存续没有必要。被告北京深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第三人程序答辩称：不同意浙江深大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法律规定，公司解散的条件是公司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受到重大损失且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三个要件缺一不可，目前北京深大公司不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问题，且程序已经与浙江深大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如果继续履行该份协议书，双方的股权比例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北京深大公司继续存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浙江深大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北京深大公司章程，证明浙江深大公司与程序共同设立北京深大公司，公司解散事宜需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同意；2、任职证明，证明程序曾是公司执行董事；3、（2014）杭西商初字第632号案件材料、（2014）杭西商初字第2208号案件材料、（2015）昌行初字第9号案件材料、（2015）昌民（商）初字第7261号案件材料、（2015）昌民（商）初字第9559号案件材料、（2015）杭西商初字第2107号案件材料、（2015）昌民（商）初字第11101号案件材料，证明北京深大公司的二股东之间长期存在冲突；4、《公证书》及邮寄回单，证明北京深大公司已向程序发出召开股东会解散公司的通知，但程序拒收，导致无法做出公司解散的股东会决议；5、浙江深大公司执行董事决定，证明浙江深大公司执行董事已经同意北京深大公司解散；6、北京深大公司经营情况说明，证明北京深大公司自2014年至今未实际经营；7、浙江深大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浙江深大公司股东一致同意解散北京深大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第三人程序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明：1、《合作协议书》，证明程序与浙江深大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根据该合同，双方远未穷尽途径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公司并未达到解散条件；2、民事上诉状与（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958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上诉状中上诉人北京深大公司所留电话与浙江深大公司此前诉讼的电话一致，浙江深大公司利用伪造的《股东会决议》变更了法定代表人，随即另外刻制北京深大公司公章，北京深大公司实际上已由浙江深大公司控制，浙江深大公司提起本次诉讼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严重损害了北京深大公司及程序的利益；3、情况说明，证明，证明北京深大公司由浙江深大公司掌握；4、《公证书》及2015年7月10日股东会决议，证明程序按照通知的时间参加股东会，但浙江深大公司根本未予准备，亦未参加，却虚假作出了所谓的股东会决议；5、百度地图及照片，证明北京深大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通知召开股东会的地点也是上述地址；6、浙江深大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浙江深大公司已经开始股份制改革，证据1《合作协议书》完全可以履行，由此将使北京深大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解散的前提不复存在。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北京深大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16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浙江深大公司出资51万元，股权比例为51%，程序出资49万元，股权比例为49%。北京深大公司未设董事会，仅设立执行董事一名，现公司执行董事为汪早荣。2013年3月10日，浙江深大公司（甲方）、北京深大公司（乙方）、程序（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二部分约定，为配合甲方上市战略计划，三方达成如下对赌协议：1、对赌协议有效期为48个月，自甲方股份制改革正式开始而开始。2、对赌协议开始之前，以上个月为结点，甲丙双方按所持股权比例进行利润分配。3、对赌期间，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29%的乙方股权作价29万元，转让给甲方，转让后，乙方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甲方占80%股权，丙方占20%股权。4、丙方同意，丙方将以90万元现金，通过间接持有的方式，购买甲方3%的股权。5、本协议签订后，在任何时候，如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应当书面通知另一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另一方接到通知后应立即配合实施。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明确表示同意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股权变更手续，即同意将其29%的北京深大公司股权作价29万元转让给浙江深大公司。另查明，北京深大公司成立之后，涉及浙江深大公司、北京深大公司、程序之间的诉讼共有六起，分别为：（2014）杭西商初字第632号案件，北京深大公司起诉浙江深大公司要求返还所得利润65200元，最终北京深大公司撤回起诉；（2014）杭西商初字第2208号案件，北京深大公司起诉浙江深大公司要求返还所得利润65200元，最终北京深大公司撤回起诉；（2015）昌行初字第9号案件，程序起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要求撤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作出的准予北京深大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决定，最终程序撤回起诉；（2015）昌民（商）初字第7261号案件，程序起诉北京深大公司、浙江深大公司要求确认北京深大公司于2014年10月27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最终生效判决确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2015）昌民（商）初字第9559号案件，程序起诉北京深大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最终生效判决判令北京深大公司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供程序查阅；（2015）杭西商初字第2107号案件，程序起诉浙江深大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第二部分第四款的约定，协助程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最终程序撤回起诉；（2015）昌民（商）初字第11101号案件，浙江深大公司起诉程序、北京深大公司要求确认2012年4月20日北京深大公司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最终生效判决驳回了浙江深大公司的诉讼请求。再查明，2016年5月24日，北京深大公司向程序的户籍地辽宁省铁岭市银州区广裕街11栋1单元1001室邮寄了《关于召开股东会会议的通知》，通知程序于2016年6月12日13时30分前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195号浙江百瑞国际大酒店8楼柳莺厅参加股东会，商议公司解散事宜，但程序并未签收该邮件。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北京深大公司是否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2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对于北京深大公司是否符合上述法定解散的事由，本院论述如下：导致公司解散的必要条件有三，一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二是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三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第一，所谓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指公司股东之间或董事之间长期存在冲突，致使公司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本案中，浙江深大公司以六起诉讼案件的材料为证据证明浙江深大公司与程序之间长期存在冲突，但该六起诉讼案件中有三件为撤诉结案，另外判决结案的三件案件中，一起为股东知情权案件，与股东之间的冲突并无任何关联，仅凭另两起股东会决议效力纠纷案件，并不能证明股东之间长期存在严重冲突，进而不能证明公司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应当由董事会或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的有限公司）负责，本案中，北京深大公司未设立董事会，仅有一名执行董事汪早荣，汪早荣同时为浙江深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北京深大公司不可能存在董事之间的冲突，综上，浙江深大公司对于北京深大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主张并不成立，浙江深大公司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北京深大公司继续存续会使浙江深大公司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故北京深大公司并不符合解散条件。第二，公司解散是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股东的最终救济途径，公司解散意味着将公司推向“死亡”，因此，对于公司解散条件的认定应当慎之又慎，在股东之间通过其他方式有可能使公司继续存续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公司符合解散条件。本案中，根据浙江深大公司、程序、北京深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浙江深大公司以29万元的对价收购程序29%的北京深大公司股权，且程序明确表示同意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履行股权变更手续，本院认为，如果双方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股权变更手续，则北京深大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浙江深大公司将会成为北京深大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届时，浙江深大公司完全可以凭借其意愿决定北京深大公司的发展，综上，浙江深大公司与程序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北京深大公司仍然存在继续存续的可能。综上，北京深大公司并不存在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情形，且通过其他途径完全可以使公司继续存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浙江深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筠韬人民陪审员  王清根人民陪审员  王秋华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李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