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6民终50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东郎，男，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村居民，住莱州市。委托代理人：原聚柏，山东文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军玲，女，197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弄居民，住莱州市。委托代理人：刘瑞琪，女，1993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莱州市。上诉人耿东郎因与被上诉人王军玲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5）莱州柞民初字第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王军玲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被告返还原告土地经营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土地租赁费81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莱州市柞村镇临疃河村村民。2000年，原告委托其哥哥王书广以王书广名义按每年900元为原告承包本村村北名为“大眼子”土地一处共3亩用于种植葡萄。2007年2月10日，原告前夫刘荣田与被告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一份，约定刘荣田以出租方式将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被告，地面种植的葡萄树作价5800元，被告每年给付原告租赁费900元，仍由原告向村委交纳土地承包费。协议签订后，被告仅给付葡萄树作价款5800元，自2007年至2015年共9年的土地租赁费计8100元，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付。2013年8月26日，原告与刘荣田协议离婚，其中对财产的处理双方约定“刘荣田、王军玲在村里的租赁地都归王军玲所有”。原审被告耿东郎辩称，1.我认可案涉土地的实际管理权和使用权属于原告，但我是与刘荣田签订协议，应由刘荣田起诉我，原告不具备起诉我的主体资格；2.2010年我有一批葡萄存放于刘荣田经营的冷库中，后刘荣田购买了该批葡萄，并从该批葡萄款中扣除2700元，用于抵顶案涉土地2008年至2010年的土地承包费；3.按原告主张的租赁费计算，自2007年至今我实际租赁为7年，租赁费共计6300元，2010年春因天气原因导致葡萄死亡政府予以补偿390元，现该款存于村委未发放，后村委决定土地承包费每年减少10%，7年共减少630元，扣除以上费用实际尚欠租赁费为2580元；4.案涉土地实际是刘荣田以5800元价格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我，我享有该土地23年的实际管理权和使用权，每年承包费900元应由我向村委交纳，因刘荣田称村委欠其钱未付，让我将承包费直接给刘荣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村委出具的原告承包土地证明一份、原告向村委交纳2007年至2014年土地承包费的收据一张、王书广书面证言一份、原告与刘荣田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刘荣田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一份，载明：“经协议耿东郎与刘永田（刘荣田）对葡萄地进行商定，地让耿东郎管理下有地的年数，如大队回收由刘永田负债，地钱由刘永田与大队办理。现定地价伍仟捌佰元，耿东郎全部与刘永田交清，每年地租900元由耿东郎交给刘永田。07年2月10号耿东郎”，证明被告与刘荣田协议将案涉土地出租给被告管理，地面葡萄树作价5800元，租金每年900元由被告给付刘荣田。被告认可该协议中书写的字体及签名，称协议内容不是被告书写，原协议内容为刘荣田以5800元价格将案涉土地转让给被告，被告享有23年的土地管理权和使用权。被告对其主张既未申请鉴定，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对该协议予以采信。被告主张刘荣田购买其葡萄从葡萄款中已扣除2700元抵顶2008年至2010年的土地承包费，原告不认可，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被告的陈述不予采信。被告主张2010年政府予以补偿390元，现该款项存于村委未发放，原告认可并同意该赔偿款由被告向村委领取，但不同意从租赁费中予以扣除。被告主张土地承包费应减少10%，被告种植7年，应扣除630元。原告认可村委对承包费减收10%，认为原告作为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向村委交纳承包费时按规定减收10%，被告与刘荣田签订土地租赁协议，应当按协议约定的900元给付租赁费。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系莱州市柞村镇临疃河村村民，原告王军玲与刘荣田原系夫妻，二人于2013年8月26日协议离婚。2000年原告以其哥哥王书广的名义承包位于莱州市柞村镇临疃河村村北“大眼子”土地3亩从事葡萄种植，承包费每年900元。2007年2月10日，刘荣田与被告耿东郎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案涉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由耿东郎管理，地价5800元（已付清），每年地租900元由耿东郎交给刘荣田。自2007年至2015年土地流转费用被告至今未付。原告与刘荣田协议离婚时，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告享有。原审法院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其享有，被告认可，原审法院认定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享有。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2.原、被告之间的土地流转方式为出租还是转让。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原审法院对争议焦点和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定如下：1.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王军玲与刘荣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军玲承包的土地应视为家庭承包，王军玲也认可刘荣田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故该协议产生的法律效力及于王军玲，王军玲与刘荣田均可向被告主张权利。同时，二人离婚时也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承包地由王军玲享有，故本案中王军玲作为原告适格。2.原告主张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被告，其中5800元为地表葡萄树作价款，另租赁费每年900元，由被告交给刘荣田；被告辩解5800元为土地转让款，应当向村委交纳的承包费应刘荣田要求交给了刘荣田，被告已实际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案涉土地的承包期及承包费来看，双方协议签订时承包期剩余23年，按承包费每年900元计，承包方还应向村委交纳承包费20700元。从被告与刘荣田签订的协议来看，被告主张5800元为土地流转费，该数额远远低于应交承包费。被告既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村委或刘荣田交纳土地流转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土地转让经村委同意，故对被告的辩解不予采信，认定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为出租，流转方式有效。3.被告租赁原告土地应当按约定支付租赁费。被告自2007年至今未向原告交纳租赁费，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政府补偿款390元是对当时葡萄种植户的政策性补偿，该款现存于村委，原告同意由被告领取，故该款项不应从欠付的租赁费中予以扣除。合同具有相对性，村委决定对集体土地减收承包费的效力及于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原、被告对减收租赁费未作约定或补充协商，故被告应当按协议支付租赁费。结合被告对土地的实际使用期限，认定被告应给付原告租赁费81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10月20日判决：一、解除被告耿东郎与刘荣田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莱州市柞村镇临疃河村村北“大眼子”土地3亩返还原告王军玲；二、被告耿东郎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军玲土地租赁费8100元。被告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负担（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原审法院）。宣判后，上诉人耿东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对于涉案的5800元地价款，上诉人辩解5800元为土地转让款，应当向村委交纳的承包费应刘荣田要求交给了刘荣田，上诉人已实际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案涉土地的承包期及承包费来看，双方协议签订时承包期剩余23年，按承包费每年900元计，承包方还应向村委交纳承包费20700元。从上诉人与刘荣田签订的协议来看，上诉人主张5800元为土地流转费，该数额远远低于应交承包费。该认定明显错误。上诉人从来没有主张向被上诉人给付了地价款5800元后再不需要向村委或被上诉人每年交纳900元。被上诉人对此也没有主张原审判决的该种观点。况且，庭审也已经查明，上诉人除了给付被上诉人5800元地价款外，上诉人同意每年还需向被上诉人交纳900元。即被上诉人额外赚取5800元。5800元地价款从字面上理解也是被上诉人将23年经营权转给上诉人赚取的利润和地上附着物款。2、原审法院没有认定被上诉人的前夫刘荣田从购买上诉人葡萄款中扣除2700元，用于抵顶案涉土地2008年至2010年的土地承包费错误。3、涉案土地上的葡萄树在2010年已全部冻死。2014年，上诉人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一百八十余颗桃树。一审法院对此与本案有关联的事实不进行审查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必然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首先，上诉人承认欠被上诉人前夫的承包费，但不承认被上诉人主张的数额。双方对欠承包费的数额有争议，不应构成根本违约，即不应解除租赁协议。其次，假设解除租赁协议，上诉人按23年交纳5800元地价款，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已使用的年限和剩余的年限也应按比例予以返最后，假设解除租赁协议，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地的同时，被上诉人也应对上诉人在地上种植的桃树作价补偿。综上，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上诉人上诉补充称：1、上诉人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171颗桃树，在上诉人上诉以后桃树已经全部被被上诉人割除。2、390元村委的补偿款经落实已经由被上诉人领取。3、被上诉人的前夫刘荣田认可上诉人在2010年用2700元的葡萄款抵顶了3年的承包费。原审法院应将刘荣田追加为第三人。被上诉人辩称：1、涉案土地上有过171颗桃树，现在是否还有不清楚。上诉人主张是我家割的桃树应该提供证据证实。2、承包费是我们家交的，390元补偿款就应该是我们家领取。3、刘荣田不可能承认上诉人主张抵顶三年承包费一事，需上诉人提供证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二审中，上诉人称“当时上诉人欠被上诉人承包费不构成根本违约，不应该解除合同，因当时村委没有收取相关承包费，所以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要承包费。2007年2月10日的协议中‘地让耿东郎管理下有地的年数，如大队回收由刘永里负债，地钱由刘永里与大队办理’的意思是大队承包了30年，被上诉人种了7年了，剩下的23年是我的。如果在23年期间大队回收，首先债务由刘永里负担。我每年承包费是900元，当时刘永里讲村委欠他钱，让我先把钱给他，双方没有到村委变更过手续。2014年11月20几号种的，现在地上还有割掉的树木树根都在地上。提交被上诉人微信打印照片证实涉案地上的桃树已经被割掉，并且证实是被上诉人安排人割掉的。2015年6月29日原审第一次庭审笔录，在该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涉案土地现状上诉人用于种植玉米和小麦等，上诉人回答现状还没有种植作物，二审中上诉人对2014年11月份种植了171棵桃树称当时可能是忘了吧。现在涉案土地上有割倒的树。提交村支部副书记毛新超出具的证据，证明在本案一审判决之后毛新超和上诉人一块到刘永田家，刘永田承认抵顶了三年的承包费。提交村委的账页和村委的证明证实被上诉人领取了390元补偿款，当时所有的人都欠村委59年的承包费，当时村委都没有收。现上诉人同意解除合同，上诉人应该给被上诉人8100元承包费，应该扣除2700元，5800元按照比例应该返还13年的相关费用3278.3元，再扣除葡萄树款390元，再扣除我们的桃树赔偿款大约6800元，对方还应该给付我们款，我们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谁也不赔偿谁，就算了。”经质证，被上诉人称：“我们家承包费是一次性交了几年的。2015年1月27日村委出具的收款收据，证实收取王军玲2007年2014年承包费，被上诉人是在村委收取承包费以后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具体时间想不清了。当时上诉人不承认，上诉人说地是他家的。上诉人提供的是被上诉人的微信号，但照片不是在地里照的，认可微信上的照片所载明的树是诉争土地上的树，但不认可割树是被上诉人安排的，对照片上刨树的人不认识。不相信刘永田会作证。对村委的两个证明没有异议。葡萄款390元我们承认领了，但是上诉人说的其他费用要出示证据，没有证据不同意扣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将所承包的土地交由上诉人经营管理是事实，但双方对经营方式是租赁还是转让有争议，因双方未到村委会办理相关手续，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是转让，从协议上“如大队回收由刘永田负债，地钱由刘永田与大队办理；每年地租900元由耿东郎交给刘永田”的内容约定，应认定双方之间是土地租赁关系。上诉人多年没有交纳租赁费，被上诉人要求解除租赁关系理由正当，且二审中上诉人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土地租赁协议，故上诉人应给付被上诉人经营期间的租赁费用8100元并将位于莱州市柞村镇临疃河村村北“大眼子”土地3亩返还给被上诉人王军玲。上诉人上诉要求被上诉人应对其在地上种植的桃树给予作价补偿，因原审审理时双方均未主张诉争土地上有种植的桃树，二审中上诉人主张桃树已被割，被上诉人不认可是其安排他人割的树，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对桃树进行补偿或赔偿的请求本案不予一并审理，上诉人可提供证据另案进行主张。因被上诉人的前夫刘荣田不是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参加人，上诉人要求追加刘荣田为第三人，并主张扣除3年的承包费证据不足，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因390元的补偿款双方在原审中同意由上诉人去领取，原审法院判决对该款未从欠付的租赁费中予以扣除，二审中被上诉人认可其已从村委领取了该款，被上诉人应将390元的补偿款返还给上诉人，可在执行时一并兑除，本案对原审判决不再进行调整。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耿东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忠霞审判员  丁 伟审判员  于 青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肖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