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鄂0102行初128号原告杨静，女，1975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东西湖区。被告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江汉北路20号。法定代表人陈红辉，系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剧俊筱（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法制处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刘建平（特别授权代理），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洪山区卓刀泉北路2号。法定代表人杨云彦，系该委主任。委托代理人姚玉掌（特别授权代理），系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监督处调研员。委托代理人张敏（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太康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87号216栋（11）。法定代表人孙振刚，系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刘艾舟（一般授权代理），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静诉被告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卫计委）卫生行政管理及诉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计委）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受理后，因武汉太康医院有限公司（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下简称太康医院）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向被告市卫计委、省卫计委及第三人太康医院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刘华女参加的合议庭，分别于2017年1月12日及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静，被告市卫计委的委托代理人剧俊筱、刘建平，被告省卫计委的委托代理人姚玉掌、张敏，第三人太康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艾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静诉称，第三人太康医院在2007年至2008年为原告杨静进行围产期保健，原告杨静于2008年4月3日在该医院行剖宫产手术分娩一男婴赵彦哲，在围产期间直至胎儿出生，该医院告知一切正常。2010年5月18日，武汉市儿童医院诊断赵彦哲患有先天性脊柱畸形、肋骨有量性融合、胸廓畸形。之后，原告杨静与该医院协商民事赔偿未果。2014年11月赵彦哲被依法鉴定为八级病残，2014年12月被武汉协和医院告知必须手术矫正治疗。自2010年5月以来，原告杨静曾多次要求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局，以下简称东西湖区卫计委）、武汉市卫计委（原武汉市卫生局）、湖北省卫计委（原湖北省卫生厅）对该院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认定，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卫生行政部门歪曲事实，行政不作为。原告杨静一次又一次的请求，但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确认。目前，民事赔偿案件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终结后继续审理。2015年12月18日，原告杨静向被告省卫计委提交行政确认申请及相关证据资料。2016年1月29日被告省卫计委转交被告市卫计委调查并进行认定。同年4月7日，原告杨静收到被告市卫计委对该案调查结果的回复。因对该回复不服，原告杨静于2016年4月22日向被告省卫计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同年6月20日，被告省卫计委决定延期审理，同年7月19日，原告杨静收到被告省卫计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卫计委于2016年4月5日对该案的调查结果。原告杨静认为，其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第三人太康医院对其进行围产保健行为违规，属于超范围行医。两被告认为根据武卫（2006）227号文的规定，具有助产技术可以实施产前、产时检查，开展围产保健服务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根据卫生部于1994年9月5日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的规定，围产保健是妇女保健科的二级子科目，而不是助产技术的子科目，也不是妇产科的子科目。根据1994年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但第三人太康医院在原告围产保健期间并未取得妇女保健科执业许可科目，因此，第三人太康医院当时开展的围产保健应当认定为超执业范围行医。另外，经被告市卫计委调查得知，第三人太康医院在2007年至2008年间为原告杨静进行围产保健服务的医护人员中没有一人具有完全合法的执业资格（即执业医师证和执业医师注册证、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围产保健人员邹淑芬，B超检查人员吴春华，这两人在为原告杨静进行围产保健服务期间连最基本的医师执业资格证都没有取得，更不用谈执业医师注册证及注册在围产保健科的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并且对武卫（2006）227号文件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综上，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答复书及被告省卫计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令被告市卫计委或省卫计委依法履行确认第三人太康医院在2007年至2008年为原告杨静进行围产保健医疗服务的行为属于超范围行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原告杨静向本院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第一组证据：1、行政确认申请书；2、省卫计委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的《告知书》；3、省卫计委于2016年1月29日作出的《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案件处理意见的函》；4、市卫计委于2016年4月5日作出的《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书的回复》；5、行政复议申请书；6、《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决定书》（鄂卫计复决字[2016]1号）；7、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鄂卫生计生复延字[2016]1号）；8、行政复议决定补正通知书，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原告杨静提出了行政确认申请及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及行政复议机关分别作出了行政行为。第二组证据：原告杨静的围产保健手册（共18页，包括：孕期初次询问记录、孕期初次体格检查、产前检查记录、孕妇告知书、化验单（2页）、心电图检查单、染色体疾病优生筛查报告单、TORCH定性检测报告单、妇科超声检查单（2页）、B型超声切面显象报告单、病毒性××检测报告单、母婴阻断艾滋病产前筛查、太康医院西药收费单（围产期）、先天愚型、神经管畸形产前筛查、分娩记录、出院记录、产后访视新生儿情况记录），该组证据用以证明太康医院为原告杨静提供过围产保健的医疗服务，诊疗活动的参与人员有邹淑芬、吴春华、马飞群、陈爱珍。第三组证据：2008年4月3日至2008年4月15日期间的剖腹产住院记录（共37页），用以证明参与人员有朱宏学、熊艳、陈爱珍、庄强明、吴春华；陈红燕和刘天珍没有签名，其参与情况不详；护士杨慧、吴雅莉、宋玲、周静、黄芬、黄云燕、张海漫、陶利均未注册在太康医院，也没有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第四组证据：1、太康医院于2012年4月10日出具的《关于儿科诊疗科目的说明》，用以证明2004年9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四个版本；2、原武汉市东西湖区卫生局于2012年2月13日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2004年9月的执业许可证有四个版本，只有一个登记号，2008年换证又出现了两个登记号。被告市卫计委辩称，原告杨静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委于2016年2月6日收到《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案件处理意见的函》后，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查处。经调查核实：原告杨静于2015年12月18日向被告省卫计委提交的行政确认申请书中的请求事项，均已由我委、东西湖区卫计委多次严格依法查处。1、原告杨静的诉讼请求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1）第三人太康医院持有的《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证》是合法的，第三人太康医院2007年至2008年为原告杨静进行围产期保健服务不属于超范围行医。已生效的（2012）鄂东西湖初字第00055号行政裁定书、（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19号行政裁定书、（2016）鄂01行终110号行政裁定书中，在查明详细的审批颁证流程、条件、程序的情况下认定，第三人太康医院持有的《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证》是合法有效的。其颁发时间是2006年10月20日，其许可项目是：助产技术、终止妊娠、结扎技术，有效期限自2006年10月20日至2009年10月19日。2007年11月22日，原告杨静在第三人太康医院进行围产保健至2008年4月3日在该院分娩婴儿赵彦哲，此时，第三人太康医院持有的《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证》尚处在有效期内，该院依该许可证进行执业不属于超范围行医。2）第三人太康医院没有违反围产保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行为。针对实习生庄强明、朱宏学单独在医疗文书上签字的问题以及实习生是否存在单独执业的问题、第三人太康医院出具的B超检查报告单的定性问题、关于原告杨静谈到的医师邹淑芬、陈爱珍开具处方用药问题、第三人太康医院为原告杨静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过程中是存在违规行为，还是非法行医行为的问题，已生效的（2012）鄂东西湖行初字第00087号行政判决书及（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中对此均作出了认定。2、我委于2006年核准第三人太康医院增加的“妇产科”执业在实体上是合法行为。根据《武汉市卫生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实施细则（试行）及武汉市散居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武卫[2006]227号）规定，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可以实施产前、产时检查。根据湖北省卫生厅《湖北省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细则》（鄂卫发[2006]44号）中规定，产前保健管理：农村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乡镇卫生院、医疗保健机构实施产前检查，城市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实施产前检查。本案中，第三人太康医院已于2006年10月20日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根据上述省、市文件规定，我委于2006年核准第三人太康医院增加“妇产科”执业是合法行为。3、我委于2006年核准第三人太康医院增加的“妇产科”执业在程序上是合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已经生效的鄂卫计复决字[2016]1号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行终110号行政裁定书认定：2004年9月9日，原武汉市卫生局向原武汉市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中不包括妇产科。2005年8月28日，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交《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原武汉市卫生局经审核同意其增加妇产科、口腔科。2006年11月，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申请校验，原武汉市卫生局在进行校验过程中，合并核准该医院变更登记妇产科。后原武汉市卫生局向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颁发了诊疗科目包括妇产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因此，我委的行为在程序上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的相关规定。4、我委对此案的调查处理严格依照法定时间、程序进行，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杨静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卫计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医疗纠纷案申请确认的情况报告（11页）；2、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书的回复，证据1、2用以证明被告市卫计委对原告杨静提出的请求进行了认真查处，作出的行政确认行为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市卫生监督所关于对武卫法监督办字[2011]032号督办单查处情况的报告（2011年3月23日），用以证明被告市卫计委经调查后确认太康医院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科目有妇产科，相关医生有执业资格，太康医院具有母婴保健资格证，有效期限包含原告杨静就诊的时间，母婴保健技术执业许可证在原告就诊时是合法有效的；4、武汉市卫生监督所督办单、上级交办件处理单、武汉市卫生局督办通知单（武卫法监督办[2011]032号）、市卫生监督所关于对武卫法监督办字[2011]032号督办单查处情况的报告，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太康医院的相关医生具有相应资质；5、武汉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认定申请有关问题的报告，用以证明针对原告杨静投诉过程中提出的疑点，被告市卫计委向省卫计委作出解释；6、中医处关于投诉人杨静反映有关问题的回复意见，用以证明中医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7、关于杨静行政认定申请有关事项的核查函（鄂卫生计生函[2014]171号），证明目的同证据1；8、行政认定申请书、市卫生局关于杨静查询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执业许可情况的回复、杨静的身份证复印件、市卫计委信访事项转办单（武卫信转[2014]第13号）、市卫生计生委关于中西医结合医院设置妇产科问题的回复、行政赔偿申请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市卫计委核准太康医院设置妇产科没有违反医疗机构基本标准；9、省卫计委信访事项转办单（鄂卫信转[2014]第186号）、行政认定申请书、市卫生局关于杨静查询原武汉太康中西医结合医院执业许可情况的回复（2012年7月5日）、杨静的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市卫计委对原告杨静信访事项作出了回复；10、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用以证明太康医院于2004年9月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11、医疗机构设置申请书（9页），用以证明被告市卫计委于2004年通过了太康医院的医疗申请审批；12、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投诉人杨静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含送审稿），用以证明被告市卫计委于2014年1月27日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13、东西湖区卫生局关于杨静请求书的回复，用以证明经过东西湖区卫计委的调查，涉案医生具有相应执业资质；14、市卫生局关于对医疗机构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做产前检查是否超范围执业的答复，用以证明2011年1月28日被告市卫生局对其进行回复；15、原武汉市卫生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太康医院审批登记的情况；16、省卫计委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告知书》，用以证明省卫计委不受理杨静的行政复议申请；17、请求书，用以证明原告杨静对原武汉市卫生局提出核实请求；18、东西湖区卫生局关于杨静举报信的回复，用以证明原东西湖区卫生局于2011年1月23日对杨静作出了回复；19、东西湖区卫生局关于杨静对《回复》意见的再次回复，用以证明原东西湖区卫生局于2010年11月22日对杨静再次回复；20、东西湖区卫生局答辩意见书，用以证明原东西湖区卫生局认定太康医院具有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执业合法，相关执业人员具有资质；21、东西湖区卫生局关于杨静诉东西湖区卫生局行政管理案二审答辩意见，用以证明太康医院具有相应资质，相关医务人员具有相关资质；22、行政确认申请书及补充申请，用以证明原告杨静于2015年12月21日向省卫计委提出补充申请；23、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市中行终字第00038号行政判决书；24、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鄂东西湖行初字第00055号行政裁定书；25、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26、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119号行政判决书；27、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2）鄂东西湖行初字第00087号行政判决书，证据2327用以证明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太康医院没有超范围行医，是依法行医，相关涉案人员均有执业资格，其执业全部合法；28、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决定书（鄂卫计复决字[2016]1号），用以证明省卫计委于2016年7月16日作出复议决定；29、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中行终110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目的同证据2327。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法律依据为：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九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7、《行政许可法实施细则》第四条；8、《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9、《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等规范的通知》（鄂卫发[2006]44号）第10页；10、《武汉市卫生局武汉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的通知》（武卫[2004]183号）；11、《市卫生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武汉市散居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武卫[2006]227号）第9页、第10页。被告省卫计委辩称，我委于2016年4月22日接到原告杨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立即进行研究，并慎重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1、第三人太康医院在获得助产技术许可后从事围产保健不属于超范围行医。原告杨静认为，根据原卫生部1994年9月5日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规定，围产保健是妇女保健科的二级子科目，而不是助产技术的子科目，也不是妇产科的子科目。第三人太康医院没有妇女保健科，就不能进行围产保健服务，据此要求认定其超范围行医，并同时认为武卫[2006]227号的相关规定违法。被告市卫计委的答复中认为，根据武卫[2006]227号的相关规定，具有助产技术许可的可以实施产前、产时检查，开展围产保健医疗服务，据此认定第三人太康医院在获得助产技术许可后从事围产保健不属于超范围行医。我委经审查后认为，卫生部1994年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附件2《诊疗科目名录使用说明》中对诊疗科目的申报、填写和审核批准有明确的说明，即二级诊疗科目的开展并不以一级诊疗科目设置为前提条件，二级诊疗科目可以单独申报审批。2、武卫[2006]227号文件规定取得助产技术许可后可以从事围产保健服务不存在违法。被告市卫计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武卫[2006]227号文件中对开展围产保健服务科目进行规定，即必须取得助产技术许可。该文件不仅没有违反卫生部1994年9月5日下发的《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规定，而且还对医疗机构开展围产保健服务科目进行了严格准入限制，不存在违法性问题。3、原告杨静在诉状中提及的其他问题已经有生效判决确认，不能重复诉讼。原告杨静在诉状中提及的非法行医、相关医务人员执业资格问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中已经作出了认定。综上，我委对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答复作出了维持的决定，该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杨静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省卫计委向本院提交了两组证据：第一组证据：《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行政复议决定书》（鄂卫计复决字[2016]1号），用以证明被告省卫计委履行了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不作为行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结论为，太康医院在围产保健服务中不存在超范围行医问题。第二组证据：1、原告杨静的《行政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杨静于2016年4月22日向被告省卫计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省卫计委于2016年6月20日书面向其告知行政复议延期，原告杨静于2016年7月19日收到被告省卫计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太康医院取得的《助产技术许可证》，用以证明太康医院在为原告杨静提供围产保健服务时取得了助产技术许可；3、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市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针对太康医院是否非法行医、相关医务人员是否具有执业资格问题已有生效判决进行认定。被告省卫计委提交的法律依据为：1、《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卫医发[1994]27号），用以证明二级诊疗科目可以独立申报，不以一级诊疗科目的设置为前提条件；2、《市卫生局关于印发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及武汉市散居儿童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武卫[2006]227号），用以证明该文件规定有助产技术许可的医疗机构可以进行围产保健服务，太康医院为原告杨静提供围产保健服务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太康医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且其陈述意见与被告市卫计委及省卫计委的答辩意见一致。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卫计委对原告杨静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杨静的请求是要求两被告确认第三人太康医院超范围行医属非法行医，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被告省卫计委对原告杨静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其诉讼请求无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第三人太康医院对原告杨静进行围产期保健服务属于超范围行医；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第三人太康医院医疗行为的合法性有法院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亦无异议，但需要解释的是四个不同版本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由变更和重新登记导致的，所以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显示同一个时间段的内容不一致，但如果看到登记和变更的过程就能够进行解释了。经庭审质证，第三人太康医院对原告杨静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正确的；对第二组、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杨静提交的围产保健手册及住院记录不能证明第三人太康医院非法行医，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均已进行了确认；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需要解释的是，太康医院相关资质问题系合法有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已经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太康医院超范围行医。经庭审质证，原告杨静对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为证据5、6、7、9、12、14、16、17、18、19、20、21、24、25、26、27、29与本案无关联性；证据1、2、22、28与本案有关联性，证据22是原告杨静提交的申请，证据1、2、28回复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待本案审理；对证据3、4、8、10、11、13、15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太康医院具有合法的资质，待本案审理查清；证据3、4、8、10、11、13、15、18能证明被告市卫计委没有提供第三人太康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证据10不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也不是校验的手续，太康医院没有校验合格证；证据11证明太康医院的设置没有经过审批也没有经过上级备案，缺乏资料；证据8中2012年7月5日武汉市卫生局的回复与本案有关联性，说明太康医院持有的2004年9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三个版本；证据15证明太康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两个登记号，与原告杨静提交的证据是矛盾的；证据23真实，但至今未执行到位；证据3、4、13、18证明太康医院中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的人有邹淑芬、吴春华、马飞群、朱宏学、庄强明，陈爱珍注册地是黄陂区的某医院，没有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熊艳没有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护士均未注册在太康医院；朱宏学、庄强明、杨慧是实习生；杨慧是护士；刘天珍、陈红燕是否参与诊疗不清楚，只在记录上有他们名字，刘天珍没有提供证件，陈红燕提供的证件不一致，也没有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经庭审质证，被告省卫计委及第三人太康医院对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原告杨静对被告省卫计委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太康医院没有超范围行医，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太康医院没有设置计划生育科室，不能证明其资质是合法的，拥有助产技术许可不能证明该医院可以进行围产保健服务；对第三组证据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卫计委及第三人太康医院对被告省卫计委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杨静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能证明其接受了第三人太康医院围产保健服务的事实，但不能达到其诉讼的证明目的。被告市卫计委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能证明被告市卫计委针对原告杨静投诉反映的有关问题，经调查后作出了答复。被告省卫计委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能证明其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经审理查明，原告杨静于2007年11月22日开始在太康医院进行孕产期保健，2008年4月3日在该院分娩婴儿赵彦哲。2010年5月18日，原告杨静得知其子赵彦哲患有先天性脊柱畸形，肋骨有量性融合，胸廓畸形后，因与太康医院协商赔偿无果，遂向东西湖区卫计委投诉举报。2010年8月24日，东西湖区卫计委要求原告杨静向武汉市医学会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会建议杨静查清医院相关资质后再做鉴定。同年9月20日，原告杨静以书面形式请求东西湖区卫计委调查太康医院相关资质。东西湖区卫计委后将其调查的有关太康医院的相关资质情况向原告杨静进行了回复。2011年8月8日，原告杨静向东西湖区卫计委递交申请书，请求该委确认太康医院属于非法行医。同年8月18日，东西湖区卫计委向原告杨静作出答复，认为第三人太康医院只存在部分违规行为，不足以认定其构成非法行医。原告杨静不服，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东西湖区卫计委于2011年8月18日对其作出的答复，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1）东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杨静的诉讼请求。经原告杨静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3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告杨静申请东西湖区卫计委认定太康医院在2007年至2008年为其进行孕产期保健期间是否存在非法行医行为，东西湖区卫计委应就太康医院实施的相关医疗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既包括对太康医院是否存在超范围行医的情况进行调查，也包括对所涉及的医疗人员有无资质等情况的审查。东西湖区卫计委仅对部分医疗人员的资质进行调查，缺少对陈爱珍及相关护理人员资质的审查，也未能提供为杨静进行剖宫产手术的医疗人员陈红燕、熊艳的合法有效的《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东西湖区卫计委认定太康医院不构成非法行医行为证据不足，故判决撤销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东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东西湖区卫计委对原告杨静作出的回复，并责令东西湖区卫计委就原告杨静于2011年8月8日提出的申请事项依法作出处理。东西湖区卫计委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的判决再次进行调查后于2012年8月7日再次对原告杨静作出答复，明确告知太康医院实习医师庄强民、朱宏学单独签名属于违规，已经下达整改意见书，医师熊艳在没有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的情况下参与助产手术，违背了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由于超过给予行政处罚的时效，且熊艳目前已经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其行为不具备可罚性。认为太康医院为杨静提供母婴保健服务中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但不足以认定构成非法行医。原告杨静不服，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东西湖区卫计委于2012年8月7日对其作出的答复。该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鄂东西湖行初字第0008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原告杨静的诉讼请求。经原告杨静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01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18日，原告杨静向省卫计委提交行政确认申请书，请求该委调查太康医院2007年至2008年为其进行围产保健服务属于超范围行医，存在违反围产保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同年12月21日，原告杨静向省卫计委提交了一份补充申请，再次提出上述请求。2016年1月29日，省卫计委作出《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案件处理意见的函》，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将上述申请转交市卫计委核实处理。被告市卫计委收到上述函件后，经调查，于同年4月5日作出《市卫生计生委关于杨静行政确认申请书的回复》，认定太康医院持有的执业资质合法，其涉案人员及其他人员均有相应的执业资质，认定太康医院为原告杨静提供的医疗服务没有违反诊疗规范，医务人员不存在超范围行医问题，并载明，该调查结果在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中均已证实。因对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上述回复不服，原告杨静于2016年4月22日向被告省卫计委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上述回复，重新调查并认定太康医院2007年至2008年为其进行围产保健服务违规，属于超范围行医。被告省卫计委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于同年6月20日向原告杨静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告知其因案件情况复杂，该委决定延期至2016年7月22日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同年7月15日，被告省卫计委作出鄂卫计复决字（20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回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得当，决定维持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回复。原告杨静仍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条第二款，《护士条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市卫计委具有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及医师、护士实施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原告杨静向被告省卫计委提交行政确认申请书，其内容即是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对太康医院为其提供围产保健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超范围行医以及相关医护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被告省卫计委将其申请事项依据属地管辖原则移交被告市卫计委处理并无不妥。从原告杨静提交的行政确认申请书的内容来看，其提出的有关医护人员执业资质及处理的问题及医院用药问题已由东西湖区卫计委进行过调查并作出答复，且已经过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以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审理并判决认定，被告市卫计委针对上述问题作出的答复即依据法院有关生效判决内容，本院不予重复审查并认定。原告杨静提出的太康医院不具备妇女保健科（围产保健）执业许可的问题，被告市卫计委在答复中认定太康医院持有的执业资质合法，并在答辩及庭审中进一步说明太康医院持有的《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证》合法，其颁发时间为2006年10月20日，有效期为2006年10月20日至2009年10月19日，许可项目为助产技术、终止妊娠、结扎技术，故太康医院在2007年至2008年期间依据执业许可的内容为原告杨静提供围产保健服务不属于超范围行医。本院认为，我国《母婴保健法》及《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均对孕产期保健做了相关规定，但并未明确规定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取得何种准入资质。被告市卫计委（原武汉市卫生局）从规范本市孕产妇系统管理的角度出发，制定《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其中规定开展产前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必须取得助产技术服务许可，该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并未违反上位法的规定，而且还对医疗保健机构开展围产保健服务进行了严格的准入限制，有利于行政管理工作。被告市卫计委依据上述规定，查明第三人太康医院于2006年10月20日已经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其许可项目中包含助产技术，且该许可证的有效期涵盖了原告杨静进行围产保健的期间，故认定第三人太康医院在为原告杨静提供围产保健期间不存在超范围行医，被告市卫计委作出上述结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及依据充分。原告杨静在庭审中提出第三人太康医院存在医院设置违法、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违法的问题，在卫生行政部门已作出相关认定，且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上述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本院对原告杨静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对于上述行为的审查亦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之规定，被告省卫计委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省卫计委于2016年4月22日受理了原告杨静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向被告市卫计委送达相关复议材料并告知作出书面答复。因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省卫计委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及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经书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认定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回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得当，于同年7月1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卫计委作出的回复行为，并依法向原告杨静进行了送达。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杨静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静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刘华女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