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31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11-115号五羊新城广场三层。负责人：吴南浩。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平，系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慧芳，女，汉族，1980年7月2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科，系广东粤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慧芳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平、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伟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审法院诸多事实未查清，适用的法律条文过于片面笼统，依据交警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调解协议书和赔偿凭证判决上诉人赔偿，明显错误。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1、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此事故丁敬纯驾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一审判决对该事实只字未提。事发后，驾驶员丁敬纯采取了何种措施，虽一审法院针对该事实调取了交警卷宗，但对该事实置若罔闻。2、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87749.8元，由原告支付，”被上诉人未提供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原件，无病历对应，且票据中载明：“医保统筹/公医记账64233.11元、个人缴费23130.69元”，即实际支付的医疗费为23130.69元，显然，一审法院的认定与事实不符。3、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了由其支付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51100元”，上诉人至今未看到金额为51100元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费发票。4、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提交了由其支付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62963.4元，”被上诉人未提供广东省医疗收费票据原件，无病历对应，显然，无法认定该事实。5、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由原告向罗锦明支付完毕，”根据丁敬纯与罗锦明达成的调解协议：“由丁敬纯一次性赔偿罗锦明的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及后续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5万元”，明确了赔偿义务人为丁敬纯，而非被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系其支付的该笔款项。二、一审法院遗漏了以下事实。1、被上诉人是否收到了保险条款，以及涉及本案的条款内容。2、肇事车不在事故现场，且交警未做痕迹鉴定，如何认定系粤Ｌ×××××号小客车与罗锦明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3、如何认定系丁敬纯驾驶的粤Ｌ×××××号小客车肇事，除了交警笔录中自己承认外，无其他证据证实。4、丁敬纯是否持有有效驾驶证，事故认定书中未记载。5、调解书中一次性赔偿55万元是如何计算的，如：罗锦明事发时年满65周岁，无其他证明，赔偿误工费依据是什么，如何计算；护理费如何计算，应当是多少；伙食费如何计算，应当是多少；后续治疗费的依据是什么，如何计算。6、为何无罗锦明的病历以及医疗费发票原件，医疗费是否用于支付治疗车祸伤，实际是谁支付，以及支出多少。三、一审法院裁判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向伤者罗锦明支付550000元的赔偿款，该费用包含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及后续医疗费等费用，属于合理的费用，故被告应当依据保险合同在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首先，判决“属于合理费用”的依据是什么，调解协议？赔偿凭证？第二、“依据保险合同在保险范围内”中的保险合同是指什么？保险单正本？包括条款吗？保险范围是什么？何为商业第三者险？一审法院在未认清其中的基本概念的情形下，妄下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裁判，显然有失公平公正。四、一审法院对调取交警卷宗不予开庭质证，违反法定程序。上诉人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交警卷宗，一审法院在庭后调取了卷宗，但只是要求上诉人书面质证。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开庭质证，但未被同意。五、应当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审查保险条款，依法判决。1、二审法院应当审查交警卷宗。首先，肇事司机事发后驾驶肇事车开离现场，开到高架桥下面并准备开回惠州，表明其行为就是逃离现场。其次，无报警人信息记录，原告也未提供肇事司机及其本人报警的证明，说明发生事故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均未依法采取措施。再次，除丁敬纯笔录外，无其他客观证据证明系丁敬纯驾车肇事。又再次，没有车辆痕迹鉴定的情况下，又无其他证据，仅凭认定书的结论，不能认定系粤Ｌ×××××号小客车肇事。最后，交警卷宗中，无事故双方当事人准确的身份信息，以及计算赔偿的依据。2、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保险条款是裁判的重要依据。首先，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仅提交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拒绝提供条款，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根据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一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对于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以上的部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负责赔偿。”该条款表明，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上诉人才需要赔偿，根据本案的调解协议，实际赔偿义务人为丁敬纯，而非被上诉人，所以，被上诉人无权请求赔偿。再次，保险条款印刷在机动车商业保险单（正本）的背页面，且除外责任用黑体字标注，其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本案驾驶人的行为属于该免责情形，上诉人有权拒赔。最后，根据赔偿处理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发生的保险事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选择以自行协商方式处理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金额有权重新核定，并有权对其中无法核实的部分拒绝赔偿。”即使法院判决上诉人在保险限额内赔偿，其赔偿的数额也应当重新核定。综合本案事实经过，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如离开现场、事后500多天才通知上诉人、无病历发票原件等，一审法院均未查明，适用的法律条款过于片面和笼统，所以，一审法院判决错误，应当予以改判。被上诉人刘慧芳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时口头答辩称：根据上诉人的补充意见以及上诉状，答辩如下：我方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具体理由如下，首先上诉人作为专业的保险公司，在本案中，一概否认赔偿的事实。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强制险只有四种法定拒赔理由，本案中不存在其中任何一项。上诉人在狡辩，不服从国家法律规定。连最基本的交强险都不愿意赔付，更谈不上商业险的告知义务。上诉人是在逃避赔偿责任。富德保险公司在惠州无营业网点，属于跨区域违法收单。根据保险相关规定，若在惠州从事保险行业就应当在惠州有代理机构。上诉方在惠州成立以后，被上诉人也接受了上诉方的询问调查。其次，在保险公司调查期间，我方也向富德公司的相关人员提交了丁敬纯的驾驶证。上诉人提到车辆没有经过技术检验，我方提请上诉人注意证据材料中法院调取的交警部门质量检验报告，是2014年6月5日检验的。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已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一直反复强调说没有经过技术检验，这与事实不吻合。交警部门也记载了被询问人的身份证号码，上诉人所说的“没有记载被询问人的身份证号码”从何说起。关于免责条款的问题，刚才上诉人反复强调在保险单（正本）背面印刷着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在接受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免责条款，这里的时间节点是投保时，如果投保时没有说明，那么保险公司出具保单的免责条款即无效。上诉人的理由、观点恰恰佐证了上诉人并未在投保时履行告知义务，故相关免责告知条款不生效。一审法院的判决是符合保险法的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是为了保障在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而非被保险人，我方只是代上诉人承担了先行给付责任。发生事故后，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赔付责任，而上诉人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本案受害人27万多元的医疗费全部由被上诉人和丁敬纯共同给付。除了医疗费，我们还另外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向受害人给付了55万元，总共82万元的赔偿金额，远远超过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别说明：受害人罗锦明是脑部受伤，那么长期住院造成的认知障碍需要长期的护理和治疗，所以该赔偿是合理的。关于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上诉人并无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在上诉人的申请下调取交警档案、向双方均送达了书面质证通知并附上交警证据材料复印件，其已履行了质证程序，故依法予以采信。总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纯粹是为了逃避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一、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限额12万元，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合计62万元。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4月18日在惠州市河南岸禾地路21号3层01号室的广东万诚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向被告购买了机动车强制保险及商业机动车保险一份，并支付了强制险保险费950元，商业险保险费4920.8元。原告购买的强制保险限额12.2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万元及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限自2014年4月20日至2015年4月19日止。2014年5月31日原告将保险车辆粤Ｌ×××××号小客车交给丁敬纯外出。丁敬纯驾驶该车于当天15时28分在汕尾市汕遮公路青龙头路口与罗锦明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罗锦明受伤，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丁敬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2015年5月30日，在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的调解下，原告支付了罗锦明受伤治疗费用（274185.91元），并一次性赔偿罗锦明人民币50万元作为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及后续治疗等费用。上述赔偿款均已全部付清。原告根据赔偿协议向被告提出索赔，但是被告一直拖延拒不理赔。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险合同，并支付了保险费，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原告允许的驾驶人驾驶车辆碰撞到第三人，并依法赔偿后，被告应依法在强制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内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拒不履行赔偿义务，违背了合同的约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保险法、民事诉讼等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31日15时28分，丁敬纯驾驶粤Ｌ×××××号小型轿车从捷胜往海丰方向行驶，行至汕尾市汕遮公路青龙头路口处，与罗锦明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罗锦明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出具第2014F00726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丁敬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罗锦明不承担事故责任。原告在被告处为粤Ｌ×××××号小型轿车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50万元，保险期限为2014年4月20日至2015年4月16日，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罗锦明受伤后，被送往汕尾逸挥基金医院治疗，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87749.8元，由原告支付。罗锦明于2014年6月30日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住院治疗140天（2016年6月30日至2014年11月16日），原告提交了由其支付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51100元。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出院小结医嘱：1、低盐、低脂、低嘌呤饮食，检测血压、血糖、尿酸等指标；2、至专科医院诊疗及康复理疗；3、继续服药促进智能、抗癫痫等药物；4、建议24小时留人陪护，注意防跌倒、防走失。后罗锦明友到汕尾逸挥基金医院治疗，原告提交了由其支付的医疗费发票，金额为62963.4元。2015年5月30日，在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主持下，丁敬纯与罗锦明达成调解协议，由丁敬纯一次性赔偿罗锦明的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及后续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55万元。该款项已于达成调解协议后由原告于当日支付完毕。该款项由原告向罗锦明支付完毕。原告于2015年12月14日向被告申请理赔未果，诉至本院，请求判如诉请。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为粤Ｌ×××××号小型轿车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险，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答辩提出原告在事故发生后195天才向被告报案出险，违反了商业险保单中重要提示“发生保险事故后，请在48小时内通知本公司”的规定，且因原告未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造成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被告有权拒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被告在商业险保单中“重要提示”部分告知原告应当在发生保险事故48小时内告知保险公司，但该条并不是保险免责条款及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告知被告出险虽在事故发生的510天后，虽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不符，但在此情况下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被告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可以确定，应当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可以认定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支付伤者罗锦明医疗费为201813.2元（87749.8元+51100元+62963.4元）。本次事故中，根据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对伤者罗锦明的伤情诊断、住院情况、医嘱要求后续继续进行治疗及24小时留陪护，结合汕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区大队调解的情况，原告向伤者罗锦明支付550000元的赔偿款，该费用包含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费及后续治疗费等费用，属于合理的费用，故被告应当依据保险合同在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依据现有证据，原告共向罗锦明支付了751813.2元，故被告应当在交强险（120000元）及商业第三者险（500000元）范围内赔偿原告62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刘慧芳保险赔偿共计6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应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00元（原告已预交5000元），由被告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除未认定驾驶人丁敬纯是否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外，其他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本案中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综合本案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驾驶人丁敬纯是否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其行为是否属于《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免除情形？保险人应否对此承担保险责任？《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四条规定了数种情形下，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其中第八项规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本案中，交警部门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丁敬纯驾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未保护现场……”在交警对丁敬纯所作的《询问笔录》中，丁敬纯承认“我出事后一时害怕就没敢停在现场,……我把车停在高架桥下面”。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出事地点离有高架桥的地方最近的有八公里多。并且没有证据显示丁敬纯及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有向交警部门报警，被上诉人（被保险人）也是在2015年12月14日距交通事故发生一年零七个月后才向上诉人公司报险。综合上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询问笔录以及事故现场照片等证据，驾驶人丁敬纯明知事故发生、无正当合理理由驾车离开现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的保护现场、立即救治受伤人员、及时报警等法定义务，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其逃逸行为也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难以查清。其行为属于《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一部分第一章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的保险责任免除情形。上诉人在保险单（正本）和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明确要求被上诉人详细阅读责任免除条款，被上诉人亦在《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和《投保单》上签名确认知悉；且保险人已用黑体字就保险单（正本）背面附有的相应免责条款作了提示。虽然被上诉人否认在保险单（正本）和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上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但被上诉人并未否认收到保单和保险条款。交通肇事逃逸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其违法性和危害性应为一般社会公众所认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已经对被保险人履行了相应的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生效。因此，上诉人要求免除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但上诉人仍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12万元的人身伤害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关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免除责任的上诉请求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不当，导致处理部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1302民初329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医疗费、人身伤害赔偿金合计120000元给被上诉人刘慧芳。三、驳回被上诉人刘慧芳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原告已预交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上诉人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10000元；被上诉人刘慧芳负担10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何 学审 判 员  池志勇审 判 员  温永宏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陈 柳书 记 员  蒋 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