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皖民再45号抗诉机关：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汉新，系王洪英之夫，汉族，1954年8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华海，系王洪英长子，汉族，1975年9月20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两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松，男，汉族，1964年1月10日出生，住安徽省凤阳县。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范侍林，男，汉族，1987年8月18日出生，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道成，滁州市南谯区沙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华江，系王洪英次子，汉族，1978年11月9日出生，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唐超超，男，汉族，1988年5月8日出生，农民，住安徽省凤阳县。申诉人王洪英因与被申诉人范侍林、刘华江、唐超超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滁民一终字第00490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皖检民（行）监（2015）34000000145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5）皖民抗字第000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诉人王洪英于2016年8月去世，其次子刘华江书面放弃继承其诉讼权利，其夫刘汉新与长子刘华海作为其权利义务继受人参与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永印、周健美出庭。申诉人刘汉新、刘华海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松，被申诉人范侍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道成，被申诉人刘华江及唐超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范某与王洪英、唐超超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对此原审判决已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见，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并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定作人对定作、指示、选任有过失的，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事故车辆系在运输途中的临时停靠修理，维修前即存在安全隐患，驾驶人唐超超在修理过程中接受了范某协助修理和安全防护的指令，履行协助义务时没有尽责，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范某作为从事汽车修理的承揽人，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安全知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在修理过程中，明知汽车驾驶室仓支撑杆损坏无法正常安全撑起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其未能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或中止修理活动，仍强行冒险作业，显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造成的自身损害，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由承揽人范某自己承担。原审判决在已确认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仍认定定作人王洪英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赔偿责任，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悖，亦有失公平。综上所述，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滁民一终字第00490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本院提出抗诉。刘汉新、刘华海申诉称，1、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因刘华江和王洪英是母子关系，刘华江说过范某维修的车辆车牌号是皖M6XX535号，与王洪英的车牌号相近；唐超超在庭审中称王洪英向其支付工资报酬，就认定范某维修的车辆属于王洪英所有，唐超超是王洪英雇佣的驾驶员，依据不足。2、二审法院已认定范某与被修车辆车主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二审法院认定唐超超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有失公允。范某在修车过程中，指令唐超超协助车辆维修和安全防护，已超出了唐超超与车主之间的雇佣关系，范某与唐超超之间形成了新的无偿提供劳务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关于“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应当由范某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另外，范某作为汽车修理承揽人，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安全知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在修理车辆过程中，范某明知汽车驾驶舱支撑杆损坏无法正常撑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或终止修理行为，仍强行作业，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即使唐超超有过错，范某也应当承担主要责任。3、申诉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一、二审法院均采信2011年11月18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1）临鉴字第3110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即“鉴定人范某腰骶部外伤致骶骨多发性骨折伴马尾神经损伤，后遗阴茎勃起功能严重障碍，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六级伤残”。但申诉人到凤阳县民政局、凤阳县公安局调取的新证据证明，范某在司法鉴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结婚生子，故该司法鉴定错误，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范某辩称，本案是物件损害责任纠纷，不是单纯的因承揽合同而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抗诉机关适用法律错误。另，范某受伤系多方原因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事故车辆系运输途中的临时停靠修理，在维修前存在安全隐患系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唐超超在车辆维修过程中接受范某指令协助车辆修理和安全防护，但其在未能确认安全和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擅离岗位，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和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申诉人的请求。刘华江辩称，同意申诉人意见。唐超超辩称，其只是帮人开车，不应当承担责任。范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刘华江、唐超超共同赔偿范某医疗费17347.26元；其他损失待评残后再行主张。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刘华江、王洪英、唐超超赔偿范某各项损失合计175329.36元的80%，即140263.4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范某在当地经营汽车维修业务。2010年7月17日，范某接到唐超超电话，称其所驾驶的汽车坏了，邀请范某到现场为其修理汽车，范某与徒弟王友波遂前往现场修理。范某在唐超超帮助下将驾驶室仓掀起前翻后，发现驾驶室仓支撑杆损坏且没有固定销，无法正常支撑，范某遂要求唐超超用手撑着驾驶室仓，防止驾驶室仓回落。范某与王友波在抬汽车水箱时，因水箱未能抬起，唐超超见状松手过来帮助一起抬，汽车驾驶室仓突然落下，将范某腰部砸伤。范某受伤当日被送到凤阳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天，花去医疗费1221.26元，伤情诊断：马尾神经挫伤，并在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花去检查费532元。同年7月22日范某从凤阳县第一人民医院转入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0年8月23日出院，花去医疗费15594元。伤情诊断：骶骨骨折伴马尾神经损伤，出院医嘱建议休息、护理六个月。以上医疗费合计17347.26元。2011年11月18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鉴中心（2011）临鉴字第3110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被鉴定人范某腰骶部外伤致骶骨多发性骨折伴马尾神经损伤，后遗阴茎勃起功能严重障碍，相当于道路交通事故六级伤残。后因赔偿问题，双方协商未果，范某提起诉讼，要求唐超超、刘华江、王洪英赔偿医疗费17347.26元、误工费27512.1元（495天×55.58元/天）、护理费8680元（218天×40元/天）、住院伙食补助费380元（38天×10元/天）、营养费380元（38天×10元/天）、交通费500元、鉴定费3900元、伤残赔偿金71610元（7161元/年×20年×50%）、精神抚慰金45000元、复印费20元，合计175329.36元的80%即140263.48元。另刘华江与王洪英系母子关系。皖Ｍ×××××大型汽车的登记车主是王洪英。2011年6月14日庭审中刘华江称被修车辆是唐超超开的，不是刘华江的，该车有牌照，不是报废车，车牌是皖M6×535号。一审法院判决：一、王洪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范某经济损失118843.12元；二、驳回范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5元，由范某负担474元，王洪英负担2631元。王洪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范某对王洪英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由范某承担。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法院认为，皖Ｍ×××××汽车的登记车主是王洪英，刘华江与王洪英系母子关系，在2011年6月14日一审庭审中，刘华江称被修车辆是唐超超驾驶的，不是刘华江的，该车有牌照，不是报废车，车牌是皖M6×535号。唐超超在一审庭审中称维修的车辆出事后，王洪英向其支付了工资报酬，综上，可以认定范某维修的车辆属王洪英所有。虽然二审中王洪英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王洪英所有的皖Ｍ×××××车辆在2009年就出售给张某，但张某的证言系孤证，张某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认定范某维修的车辆属王洪英所有，唐超超是王洪英雇佣的驾驶员，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规定。范某经营汽车修理部，从事专门的汽车维修业务，唐超超将属于王洪英所有的车辆交付给范某维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范某与王洪英、唐超超之间应确认为承揽合同关系。原审法院确认为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不当，该院予以纠正。范某作为汽车修理承揽人，应当具有一定的专业安全知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在修理过程中，范某明知汽车驾驶室仓支撑杆损坏无法正常安全撑起，存在有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未能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或中止修理活动，仍强行作业，在该事故中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造成自身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的事故车辆系在运输途中的临时停靠修理，该车维修前，安全隐患就已客观存在。在修理车辆过程中，唐超超接受范某指令协助车辆修理和安全防护，但在履行协助义务时没有尽责，在未能确认安全和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擅离岗位，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王洪英是车辆的所有人，依法应对雇员唐超超在履行职务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范某伤情经鉴定构成六级伤残，故原审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本案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4日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故原审法院依据2012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范某的残疾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王洪英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但原审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77元，由王洪英负担。再审期间，刘汉新、刘华海提交两组证据：一组是王洪英的死亡证明、继承人证明、王洪英父母早已去世的证明和次子刘华江放弃对王洪英诉讼权利的继承的书面声明，拟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被申诉人对此均无异议。另一组是范某与朱云云婚姻登记证明、人口信息查询证明，拟证明鉴定报告结论与事实不符。范某方辩称婚生子系人工授精产生，不能证明鉴定机关作出的鉴定报告存在瑕疵。刘华江对申诉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观点无异议。唐超超表示不能确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对于刘汉新、刘华海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被申诉人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刘汉新、刘华海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婚生子的存在不能当然推翻原鉴定结论，故不予认定。本院再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车辆车主是否是王洪英，王洪英与唐超超之间是否为雇佣关系；二、原审判决王洪英承担范某各项经济损失80%的责任是否正确；三、（2011）临鉴字第3110号鉴定意见书能否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认定案涉车辆车主是王洪英、王洪英与唐超超之间为雇佣关系的主要证据有：1、王洪英次子刘华江在2011年6月14日的庭审中陈述：“该车有牌照，不是报废车，车牌是皖M6多少535号，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该辆车是唐超开的。而我手里有几台车，但是没有上述这辆车，唐超也不是我雇佣的。车辆是什么型号，我不知道”。2、案涉车辆驾驶员唐超超在2012年3月23日的庭审中陈述：“我不应当承担原告的赔偿责任。被修理的车辆是刘华江家的，我的工资是刘华江母亲给我的”。3、证人郭某在2011年6月14日出庭作证：“原告修理的车是黄色平头后八轮，该车是唐超帮别人开的，平时该车停在我家门口。……唐超是帮别人开车的，具体是刘华海还是刘华江我就不清楚了”。4、凤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车辆登记信息》，显示皖Ｍ×××××的登记车主为王洪英。而王洪英方否认其为案涉车辆车主的证据，仅有证人张某的二审出庭证言，且张某关于皖Ｍ×××××车辆已于2009年出售给其的证言无相关证据佐证。综上，证明案涉车辆车主是王洪英、王洪英与唐超超之间为雇佣关系的肯定性证据的证明效力明显大于否定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原审判决据此认定范某维修的车辆属王洪英所有，唐超超是王洪英雇佣的驾驶员，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系承揽合同履行过程中定作人提供的修理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纠纷。驾驶员唐超超将王洪英所有的案涉车辆交付给范某维修时，该车驾驶室仓支撑杆损坏无法正常安全撑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唐超超在明知事故车辆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在协助车辆修理过程中，未能确认安全和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擅离岗位，对事故的发生和损害后果具有较大过失，原审判决认为其应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唐超超系被雇佣的驾驶员，王洪英作为车辆的所有人，依法应对其雇员在履行职务期间造成他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三。范某在事故发生后结婚，并有婚生子的存在，不能当然推翻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2011）临鉴字第3110号鉴定意见。刘汉新、刘华海认为案涉（2011）临鉴字第3110号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汉新、刘华海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滁民一终字第0049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袁学梅审 判 员  周 琳代理审判员  王旭染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刘群群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