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民终7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于雷，男，1980年3月11日出生，北京厚德智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合伙人，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鸿强，北京市安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建，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丽，女，1977年10月21日出生，北京厚德智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伟，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于雷因与被上诉人李明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107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李明丽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明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明丽书写《承诺函》的背景，是李明丽采用虚构事实的方式，进入北京厚德智业品牌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公司），对于雷进行行骗。2011年，李明丽找到于雷要求到厚德公司工作，李明丽表示自己既懂法律又有社会经验，因考虑厚德公司正需要人打理对外公关事务，于雷同意李明丽进入厚德公司并负责公关事务。2010年至2014年底，李明丽打着“罗辑伯伯”的幌子，以求助罗辑团队帮助厚德公司解决公司事务为名，向于雷个人及厚德公司进行行骗。李明丽通过诈骗手段无偿获得厚德公司50％股权（含代持于雷30％股权），并诈骗于雷及厚德公司巨额款项，共计700余万元。二、签署《承诺函》是李明丽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李明丽自愿将诈骗的款项退还给于雷，从而使自己的非法行为不被追究。一审法院认定李明丽是在自己及家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胁迫，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承诺书》，不符合事实。2014年底，于雷发现了李明丽虚构事实，骗取于雷转让股份和侵占公司财物的事实，于雷于2015年1月6日聘请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李雨龙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此事。而后在郭美玲和姚凤鸣的劝说下，于雷同意尝试与李明丽和解。在与李明丽商谈过程中，李明丽认可自己虚构事实，骗取厚德公司和于雷钱款、股份等事实。在郭美玲、姚凤鸣的协调下，李明丽同意归还厚德公司股份、归还挪用的款项230万元、不再担任厚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商议完有关细节后，由李雨龙律师出面起草了《承诺函》，当着郭美玲、姚凤鸣、李雨龙律师和于雷的面，李明丽在《承诺函》上签名。李明丽也在当天，按照《承诺函》的内容将部分款项转到于雷银行账户内。2015年1月30日，李明丽再次按照《承诺函》的内容将剩余款项转到于雷银行账户内。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限制李明丽的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人胁迫她。就上述事实，郭美玲、姚凤鸣、李雨龙律师等已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做笔录，证明有关事实。2015年2月3日，李明丽以2015年1月29日于雷非法拘禁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报案。查清事实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不应当追究于雷刑事责任为由，在2015年11月4日解除了对于雷的取保候审。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于雷没有非法拘禁李明丽，所谓限制人身自由、威胁人身安全、胁迫签订《承诺书》之说不能成立。三、就李明丽的诈骗行为，于雷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已立案。在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期间，本案应中止审理。四、2016年1月26日，李明丽曾以与本案相同的事实、理由、证据材料和诉讼请求将于雷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李明丽现在是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不应受理本案。五、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应由李明丽充分举证证明在签署《承诺函》时受到威胁。六、一审判决以被撤销刑事案件的讯问笔录及询问笔录作为判决事实认定的主要依据，存在错误。李明丽认为其受到胁迫的证据是其控告于雷非法拘禁一案刑事卷宗，但该刑事案件予以撤销，一审法院以被撤销的刑事案件中的讯问笔录及询问笔录作为本民事案件的直接证据予以采信，存在错误。七、一审判决系合同纠纷，合同分签订、履行等多个不同阶段，不能把签订和履行混为一谈。合同任意一方在履行过程中反悔，不想履行或不恰当履行，但不能否认合同签订时的真实有效性。本案中，李明丽签署《承诺函》的行为与其履行《承诺函》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一审法院将两个独立行为视为一体，实为错误。本案的案由系合同纠纷，在有特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存在的前提下，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五十八条之规定，本案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所以《承诺函》有效。李明丽辩称，李明丽签署《承诺函》和转款行为是在人身被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同一个时期发生的两个结果。于雷称李明丽涉嫌诈骗，这是于雷的报复，公安机关未对李明丽采取任何措施。本案件与于雷所称刑事案件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存在先刑后民。一审法院调取的刑事案件卷宗能够反映真实情况，于雷以胁迫的手段，使李明丽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承诺函》和转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民事行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李明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明丽签署的《承诺函》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2.确认李明丽向于雷给付2535868元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3.于雷返还李明丽2535868元；4.诉讼费由于雷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明丽、于雷在事发前分别是厚德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于雷原持有厚德公司99％的股权，后于雷将其中50％股权以转让和代持的方式转至李明丽名下，双方因厚德公司股权及款项存在分歧。余晓艳系厚德公司营销部主管。2015年1月28日，李明丽接到于雷关于次日至文津国际酒店与共同的朋友及客户姚凤鸣商谈业务的短信，并回复予以承诺。次日下午，李明丽在文津国际酒店1512房间，在有于雷、郭美玲（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联席董事长）、姚凤鸣（业之峰装饰公司总裁）、李雨龙（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在李雨龙拟好的《承诺函》上签字。《承诺函》的内容如下：本人李明丽，身份证号：×××，承诺完成以下事项：一、将公司股东于雷2013年免费赠予的20％厚德公司（下称：公司）股份以及代于雷持有的30％股份，一次性归还于雷，并配合公司办理前述股份过户手续。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二、将公司所有的、杰克.特劳特（Jack.Trout）先生授予公司的两份授权书无条件交还给公司。三、将挪用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30万元（大写为贰佰三十万元整），在本承诺签订同时支付元，其余在本承诺签订后的2月4日前全部归还公司。如有迟延，则每迟延一日按日千分之六支付滞纳金。四、如本人不能全部履行上述承诺，则依法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法律责任。五、本人承诺在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间如有损害公司及员工利益的任何行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承诺函》签署当日及次日，李明丽累计向于雷的银行账户内转款2535868元。2015年2月2日，李明丽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非法拘禁案件立案侦查，并于4月3日对于雷等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于雷受转的银行账号亦被冻结。2015年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于雷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解除了对其的取保候审，相关案件亦被撤销。在此次刑事案件侦查期间，于雷以李明丽诈骗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大屯派出所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立案决定，现该案尚在侦查期间。本次诉讼审理期间，根据李明丽的申请，该院对于雷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进行冻结，冻结存款1929266.54元。于雷在此前诉讼中称剩余60余万元已由其提取用于支付律师费25万元及发放员工工资。该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调取了该案件的刑事卷宗，并进行了宣读。该刑事卷宗中李明丽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28日22时许，于雷以姚凤鸣次日介绍客户为由约我见面，双方在次日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后，我与于雷于次日15时至文津国际酒店1512房间，在场人有李雨龙、姚凤鸣、郭美玲、余晓艳，于雷以人身安全及我女儿的安全等言语相威胁，要求我签署相关转让股权、辞去职务、归还公司授权书及款项等文件，在言语威胁及人身受限的情况下，我在上述文件上签字和按手印。后在于雷、梁晨光、余晓艳等人的监视下在当日和次日转款至于雷账户共计200余万元，并在上述人员的监督下回家取回授权书交还他们。事发当晚及次日，于雷、余晓艳指使梁晨光、丁冬、白洁、吴娟等人在酒店房间对我进行监视，限制我的活动自由和与外界的联系。在转款未成功时，于雷逼迫我向家人、同学和朋友打电话借钱，由于害怕，我依命令行事，每到账一笔钱都在其和他人监视下到银行转款。在尚差64000元时，因我惦记生病中的孩子，也无力借款，便央求于雷，于雷再次以言语威胁我和我的家人，并以我的名义、用我的手机向我手机保存的联系人发出辞去职务等内容的声明，并删除了我手机中所有短信、联系人和通话记录，后在我被迫交出存有公司数据的移动硬盘后，我才恢复了自由。于雷在其讯问笔录中陈述如下：我与李明丽是2001年底认识的，李明丽介绍她自己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女儿，她父亲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第一任局长罗辑创建了正平律师事务所和汉衡律师事务所，李明丽在上述律师事务所当律师。2006年，李明丽说其父亲去世，律所的股份及北京、上海的二、三十套房产均留给她了。到2011年时，李明丽说不想在律所做，想到我开办的厚德公司工作，考虑到其家庭背景，我让其出任公司公关部负责人。自2011年至2014年底，李明丽以与长江商学院合作、收购特劳特商标及公司卷入央视芮成钢案件为由，累计从我这里骗走了100万余元及我持有的厚德公司50％的股权，其名义上说是用于公关这些项目。在我后期对李明丽所言怀疑后，我核实了李明丽的身份及相关公关项目，发现被其所骗，在对公司账目进行核对后发现其侵占公司大约300万元。2015年1月，我聘请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雨龙咨询想以法律途径解决，律师建议我多收集一些证据。当月27日、28日，我将上述情况先后与朋友郭美玲、姚凤鸣沟通，他们都建议我珍重朋友情分，顾及李明丽家人，和解解决。我在预定文津酒店的两间房间后，通知余晓艳到场办理工作及客户资料的交接工作。事发当日，我以商谈客户为由，与李明丽在成府路的足疗店见面，并将我知道的其骗我的事情告诉了她。在酒店房间除了我和李明丽外，还有郭美玲、姚凤鸣、李雨龙在场，在众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将李明丽欺骗我及公司的事情和盘托出，并告诉李明丽，正是考虑到其家人才没选择报警，如不和解就报警。李明丽提出要求调解，在征询我的意见后，律师李雨龙拟好了《承诺函》，李明丽阅函后签字，并主动将其身份证交给我，用于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李明丽转款及取授权书需人陪同是出于其自愿，再次返回酒店也是其言明为了便于筹款及办理交接工作，而手机交付我是其让我帮着充电。李明丽转款的253万余元中，除了《承诺函》中的230万元外，还有欠我个人的款项，我将253万元中的50万元给了我妻子，还有20万元支付了律师费。余晓艳在其讯问笔录中陈述如下：2015年1月28日，我接到于雷电话，让我带两名业务骨干于次日13时到文津国际酒店开会。次日，我带着丁冬、梁晨光至酒店，并以我和丁冬的身份证开了1512和1515房间，大约14时30分，姚凤鸣、郭美玲、李雨龙到了1512房间，大约15时许，于雷、李明丽也到了酒店，他俩让我出去，我遂到1515房间休息等候。大约16时30分许，李雨龙来1515房间打印材料，其间，于雷、姚凤鸣、郭美玲也往返于两个房间，我听到是关于李明丽冒充高官背景，挪用公司财物，于雷要求李明丽归还股份和钱款，否则就报警。后于雷要求我在周边找建设银行，在没有找到后，我们一起去了清华边上的建设银行，但银行已经关门了。于雷说再不还钱就报警，李明丽说不是不还，银行关门了，明天继续还。于雷将李明丽签名的《承诺函》交给我，让我马上回公司开会宣读，我在陪同李明丽回家取回授权书后，回公司开会宣读了《承诺函》。之后，我按照于雷的要求让业务部的员工丁冬、吴娟下班后去文津酒店开会，当时我们公司的白洁也到酒店用餐，在于雷说不开会并建议家远的员工留宿酒店后，除了梁晨光、丁冬和吴娟外，我和于雷都离开酒店。次日，我返还酒店，并在李明丽的要求下陪同去工商银行转款，到下午5时许，于雷说可以回家了，在李明丽的要求下，我跟随其至她家取走了两个内有客户资料的硬盘。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人对李明丽有威胁其人身安全和限制其自由的情况，也没有指使丁冬、吴娟、梁晨光在房间看着李明丽。郭美玲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在听闻于雷关于李明丽骗其股份和钱款后，曾劝说双方进行调解，并同意协助调停。事发当日，李明丽对于雷陈述被骗的过程并没有否认，我与姚凤鸣就建议李明丽把钱和股权返还于雷，大家好合好散，李明丽当时就同意了，李雨龙起草协议后，李明丽签字。当时说好李明丽只还230万元，其他钱就算了，由于李明丽无力在短期内筹措该款项，而于雷限定的还款期又短，我们从中劝说后于雷同意李明丽将其银行卡中的钱于签约当日全部转给于雷，余款于2月4日前还清，李明丽也同意当天返还特劳特的授权书。大约下午4时左右，李明丽签完一些协议后，我就离开了，整个过程中没有威胁李明丽的言行。姚凤鸣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在于雷征询其建议时，其出于相互间的关系和李明丽家人考虑建议和解，并建议于雷找个相对安静的房间商谈。我和郭美玲到场就是见证，李雨龙负责办理法律方面的手续，于雷的和解内容是收回股权，返还特劳特证书，归还被骗的钱款。事发当日，李明丽对于雷陈述的李明丽骗其股权和钱款事宜表示认可，李明丽同意归还股权和特劳特证书，但钱款要慢慢计算，于雷提出李明丽骗其钱款不止230万元，现其只主张2014年至事发当日前的款项，其他的钱就算了，李明丽表示可以。双方就付款期限出现分歧，经郭美玲从中调解，双方议定李明丽卡里的钱都在当天还给于雷，余款在一周内付清。之后李雨龙就到隔壁房间起草协议，内容就是李明丽归还股权、钱以及特劳特证书，李明丽看过后签字。因李雨龙提出转让股权需李明丽的身份证，李明丽将其身份证交给于雷，于雷给她打了收条。因郭美玲和李雨龙均有事，他们就建议我继续做个见证，让我陪同他们去银行转款和取特龙特证书，随后我陪同见证了上述内容。我在场的时候，于雷没有威胁和殴打李明丽，他只是说考虑到李明丽孩子小才没有报警，在他们有分歧的时候，于雷也没有强迫李明丽，只是说不行就报警。李明丽之所以又返还酒店，是因为她说这事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李雨龙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于雷告知我关于李明丽以虚假身份骗其钱财及挪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但具体内容不清楚，于雷要我帮其处理关于李明丽相关事情的手续，并聘请我做他的法律顾问。事发当日，我按于雷的约定来到文津国际酒店1512房间，下午3时，于雷、李明丽到达后，在郭美玲、姚凤鸣在场的情况下，于雷陈述李明丽欺骗他的情况，当时于雷很激动，并告知是在郭美玲的劝说下，考虑到李明丽孩子尚小，才没有在监狱里见面。李明丽对于雷说，既然这样了，她也不想说什么了，并述说其对公司的贡献。郭美玲调解时问于雷的要求，于雷提出归还股权、特劳特的授权书及归还公司230万元，李明丽明确同意前两项，但表示其现在没有那么多钱，郭美玲劝说宽限几日，最后商定当日有多少先归还多少，余款于2月4日前还清。之后，我去1515房间起草文件，拿回后交给于雷和李明丽审阅，李明丽在《承诺函》和股权转让手续上签字后，我提出需李明丽的身份证办理工商手续，李明丽自行将身份证交给于雷。后郭美玲以赶火车为由先行离开，姚凤鸣陪同于雷、李明丽办理转账和取授权书，我在房间等候，约5时30分，余晓艳电话通知我没有什么事了，我便离开了。李明丽同意《承诺函》上的内容系其自愿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对李明丽有威胁及殴打的情形。丁冬的讯问笔录中陈述，事发当日12时30分许，余晓艳打电话让我到文津国际酒店开大床房，我按照指示以我的身份证开了1512房间。我开好房后，于雷先到了，给了我两份文件后离开。大约14时30分许，余晓艳和公司客户郭美玲、李雨龙、姚凤鸣先到了房间，我们在房间里等于雷和李明丽。15时20分许，于雷、李明丽到了，他俩和余晓艳、郭美玲、李雨龙、姚凤鸣去了1512房间，我和梁晨光去了1515房间，其间，时常有人来我在的房间打印文件。16时许，梁晨光和于雷、李明丽、姚凤鸣下楼取款，余晓艳打电话让我查找附近的建设银行，我没有找到。之后，余晓艳让我在长沙宾馆等她一起回趟公司，我按指示接到余晓艳后返回紫玉山庄的公司，余晓艳说于雷让她找人看着李明丽，余晓艳遂交代我和吴娟跟李明丽住一个房间，我们三个都没有睡觉，我和吴娟就是看着她。次日，于雷、余晓艳来后和李明丽谈事的时候，就让我、吴娟、梁晨光出去，他们谈完了，就让我们三个人倒班看着李明丽。其间，于雷让李明丽给家人打电话，让家里人汇钱，我除了看人，没有干别的。大约18时许，于雷说李明丽已把大部分钱转账，可以让她走了，梁晨光开车把李明丽送回家，我也自行离开。吴娟在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29日18时许，余晓艳、丁冬回到公司，并宣读和出示了一份由李明丽签字的声明，因李明丽当日无力付款，让我和丁冬在酒店看她一个晚上，别让她跑了。我自己开车与白洁到了酒店，余晓艳让我和白洁先到李明丽房间看着她，丁冬来了后，白洁走了，我又与丁冬在1512房间看着李明丽，大约次日6时许，梁晨光进来了，我和丁冬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因转款不顺利，于雷、余晓艳轮番和李明丽聊事情，聊的时候，我、丁冬、梁晨光就出去，他们聊完，我们三个再回到房间倒换着看着李明丽，李明丽就一直在房间里给家里人打电话要钱，其家人感觉到不对要报警时，李明丽称没事。大约17时许，余晓艳、李明丽、梁晨光开车走了，我和丁冬也开车走了。我们看李明丽是受于雷和余晓艳指派。梁晨光的讯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29日13时许，我接到余晓艳电话，让我和丁冬到文津酒店，说他们要和李明丽谈判。我到酒店时，余晓艳、丁冬已开好两个房间，我直接去了其中一间休息，另外一个房间还有三个人，是李雨龙、姚凤鸣和郭美玲。大约下午3点左右，于雷带着李明丽来到酒店，直接去了另外一个房间，我在门外听到里面好像是在谈判，李雨龙还时不时拿一些股权转让、还款协议等内容的资料来我房间修改，余晓艳让我在宾馆看着李明丽，别让她反抗。谈判结束后，于雷、姚凤鸣和我三个人带着李明丽去工商银行转款40余万元，之后，我还开车带着李明丽、于雷、余晓艳、姚凤鸣一起去李明丽家取公司材料。取完材料，我开车带着李明丽回到宾馆，用餐后，由丁冬、吴娟和李明丽在一个房间里面睡觉，我自己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房间，于雷他们都离开了。当天一起去转账、去李明丽家取材料及晚上派人和李明丽在一个房间，就是怕李明丽跑掉。次日，于雷、余晓艳又回到宾馆继续与李明丽谈判，其间还去银行转过几次帐，这期间，李明丽不可以随便打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在一旁看着，她也只能给家里人打电话报个平安，不管她去哪儿，我们都有人跟着，每次两、三个人，轮番更换。于雷曾威胁如果李明丽不好好配合就上法庭，至于其他威胁的话和暴力行为，我不知道也未看到。白洁在其讯问笔录中明确表述于雷、余晓艳为防止李明丽跑掉，安排我们一直看着她，其间，李明丽曾向于雷提出将生病的孩子接到酒店，但被于雷阻止，李明丽没有完全的自由。丁冬、吴娟在刑事侦查阶段均表示未接受过于雷、余晓艳的好处；梁晨光、白洁在刑事侦查阶段均表示与李明丽不存在个人间的经济纠纷。李明丽家保姆屈彩云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29日17时50分，我在李明丽家厨房做晚饭时，李明丽回来了，后面跟着两个男的。李明丽进屋先对我说看好孩子，然后就进她房间找东西，一个男的跟着进去，另一个坐到孩子身边。李明丽拿着几张纸出来后又再次嘱咐我看好孩子，并夹在两个男的中间先后离开，前后大概十多分钟。我感到情况不对，遂先后以电话、微信联系李明丽，均没有回应，我在19时许电话告知李明丽的爱人吴兆祥。21时许，李明丽来电询问孩子发烧的情况，在我询问她现在地点和是否回家时，她什么都不说就挂了。李明丽丈夫吴兆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29日12时许，李明丽与我通话说于雷约了姚总下午谈生意，我说知道了，当时还很正常。大约19时许，我接到家中保姆电话说两个男子带着李明丽回家拿东西，李明丽的神态、表情都非常不自然、非常惊恐的样子，还一直嘱咐要照顾好孩子。我遂给李明丽打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大约21时许，李明丽给我回电话说孩子病了，让我给孩子打个电话，我询问她在哪儿，她不说话，直接挂了，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此后，我一直给李明丽、于雷打电话至次日7时，但电话均无人接听。大约10时许，李明丽来电要求我汇款，我询问她的地点及汇款用途，她并不回答，只是一个劲的要我汇款，之后就挂了。此后，我接到李明丽手机发来的一个银行卡号的短信，但其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到17时许，我又接到李明丽的催款电话，我害怕出事，就让一个朋友给李明丽要求的卡号里汇了1万元。之后，我就买火车票返京，回到家中时，李明丽已经回来了，但她当时什么也不说，我感觉肯定出事了。2月1日，经过我和家人做工作，她才跟我们说了她被人拘禁、敲诈、签了很多协议，她当时担心孩子安全没有敢说出来。李明丽姐姐李明珠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5年1月30日10时许，我在单位上班时接到妹妹李明丽的电话，她以有事需钱为由要求我转钱，在我反复询问她现在的位置及汇款数额和用途时，她一直不说，只是催促我有多少赶紧汇多少，并挂断了电话。我再多次打过去时，都无人接听。我致电妹夫吴兆祥，他告诉我，李明丽一晚上未回家，家中保姆告知头天晚上由两个男子陪同回家取过东西，其神态举止不正常，并一直要求其汇款。后我又接到李明丽的催款电话，其他同学、亲戚、朋友等也来电说了和我一样的情况。报警后，我怕李明丽有危险就汇款3万元给她。大约19时，我到李明丽家等她，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将家中的两个移动硬盘送到楼下，她接过转交给车里的一个女子，之后汽车就开走了。回家后，李明丽没有敢和我说，一直着急孩子的事情。2月1日，我再次看李明丽时，她才跟我说被人敲诈了一天的事情，我告知其赶紧报警。庭审中，李明丽对于雷、余晓艳讯问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并认为丁冬、吴娟、梁晨光、白洁与事发双方均无利害关系，其讯问笔录内容均表明李明丽在事发期间人身自由受限，其证明效力应优于与于雷存在利害关系的陈述。于雷则认为事件并未定性为刑事案件，李雨龙、郭美玲、姚凤鸣、余晓艳的证言印证了于雷所述；而李明丽亲属、保姆因与李明丽存在利害关系，且案发时不在现场，无法证明事发经过；对丁冬、吴娟、梁晨光、白洁所述安排看管不予认可。经询，于雷在进入酒店时以查看公司资料为由掌控了李明丽的手机，于雷称余晓艳、梁晨光的在场只是为了配合办理相关事务的交接。李明丽陈述其因于雷的威胁，在考虑到其自身及家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下，未选择在公共场合寻求帮助及报警。本次诉讼期间，于雷向该院提交录音资料及书面整理材料两份，用以证明李明丽通过虚假陈述从于雷及公司中骗取款项和《承诺函》是李明丽自愿签署，不存在胁迫。录音一中的内容是于雷与李明丽在到达文津国际酒店前，在附近足疗店接受服务时就此前公司经营方面的对话；录音二中的内容是李明丽与于雷、姚凤鸣、郭美玲及李雨龙就返还款项数额及其他相关物品的对话，该对话未就返还理由等有所体现，其中，姚凤鸣在录音开始即1分5秒时对于雷说：“于雷，我跟你说，简单点，我建议你俩都别谈之前的情分和之前的过节，现在两口子闹离婚还分家，分家把事谈清楚，谁也别说什么，谈不成自然再有谈的地方，你也不用说那些狠话，没有用，……”。李明丽认为两份录音均系于雷在撤销权案件二审开庭时提交，于雷自述从第三方找回，非原始载体，无法证明未受到剪辑拼接，其形式上存在问题，其中录音一不能证明于雷所要证明的内容，可以证明系于雷以虚假事实诱骗李明丽至酒店的事实；录音二中的其他在场人均与于雷存在利害关系，且姚凤鸣关于“不用说那些狠话”的内容可以证明录音不完整，存在剪辑，而律师李雨龙扣住李明丽身份证的行为也不符合协商的形式。另，于雷还提交短信记录、银行电子回单及个人业务凭证，用以证明李明丽存在欺诈情节，骗取公司及其个人相关款项，李明丽对其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庭审中，于雷自述李明丽超出《承诺函》约定230万元以外的款项，系李明丽自愿归还所欠于雷的款项，但对此未提供证据；而李明丽自述其超额度所转款项系受制于雷后的盲目行为。另查，李明丽曾于2016年1月以不当得利起诉于雷返还已转让的款项，因其所诉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该院裁定予以驳回。诉讼中，该院亦曾根据李明丽的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李明丽不服一审裁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一审裁决，相关保全措施已在本次诉讼保全时予以解除。后李明丽再次起诉要求撤销《承诺函》并返还230万元，该院审理后判决支持了李明丽的诉讼请求。于雷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期间，李明丽于2017年2月23日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为由撤回起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该院（2016）京0108民初16311号民事判决，准许李明丽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应为无效民事行为。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李明丽以其在签订《承诺函》时，其自身及家人人身自由及安全受到威胁为由，主张签署《承诺函》及转款行为无效。从该院调阅的刑事侦查阶段的询问及讯问笔录可知，于雷为达到揭露李明丽骗取行为的目的，事先与其他在场人进行了交流与沟通，并以虚假信息将李明丽约至其事先已准备好的场地。在商谈过程中，于雷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其间不断有针对李明丽及其家人人身自由安全的过激言行。《承诺函》签订后，如李明丽不依约履行，于雷可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但在事后履行的过程中，李明丽一直处于人身自由受限的境况中，人身安全并没有保障，故李明丽出于对自己及家人人身安全的考虑，未在适当时间段内采取寻求公众或公力救济的方式，这符合处于危险处境的当事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于雷在事前曾先后与郭美玲、姚凤鸣、李雨龙进行过沟通，且与各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在未经侦查、审判确定李明丽是否构成诈骗罪的情况下，于雷以让李明丽母女分离的不当言行进行威胁，在客观上给李明丽施加了心理压力，使其在自由意志受禁锢的情况下签署《承诺函》。事后履约中，无论是李明丽取、汇款，还是回家提取物品，亦或是酒店住宿，李明丽都处在于雷等人的监视、控制和无法自由的与外界联系的氛围中。故从整个事情的发展经过、情节上分析，梁晨光、丁冬、吴娟等人讯问笔录中的内容相对于郭美玲、姚凤鸣、李雨龙询问笔录更为客观、真实，且符合逻辑。而从于雷本次诉讼提交的两份事发当时的录音证据分析，录音一仅是就当事双方合作期间一些情况的描述，没有直接证据印证于雷关于李明丽存在欺诈行为的描述；而录音二仅是就《承诺函》细节的商议，不能完整地反映李明丽签署《承诺函》的原因，且姚凤鸣的表述明显表露出于雷在此前的对话中存在言语威胁的情节，这与录音一中的融洽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于雷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承诺函》是在李明丽自由意志体现的情况下，结合刑事笔录所述内容可以认定，《承诺函》应是在李明丽自身及家人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书写，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李明丽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同理，李明丽依据该《承诺函》，在人身受限并处于监视情况下的转款行为，亦属无效。于雷等人的行为虽在刑法上不构成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但却并不排除其属于民事法律上的其他非法行为，于雷关于刑事撤案不足以认定民事胁迫的抗辩意见，该院不予采信。《承诺函》约定李明丽返还的款项为230万元，在《承诺函》被认定无效后，于雷依据该《承诺函》所取得的230万元应当予以返还。至于多出的款项，可在于雷报案的刑事处理结果后视情况主张，本案不宜处理。综上所述，李明丽在自身及家人人身安全和自由受威胁、胁迫，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的《承诺函》及转款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相关款项应予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1.李明丽于2015年1月29日签署《承诺函》的行为无效；2.李明丽向于雷转款230万元的行为无效；3.于雷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李明丽230万元；4.驳回李明丽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于雷向本院提交如下新证据材料：于雷向李明丽的打款记录，证明李明丽诈骗于雷款项金额超过230万元。李明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双方互有资金往来。对于该证据的意见，本院于论理部分一并阐述。李明丽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针对于雷的上诉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焦点为李明丽签署《承诺函》及依据《承诺函》的转款行为是否有效。本院认为，首先，李明丽在签署《承诺函》并转款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非法拘禁案件立案侦查，并对于雷采取了强制措施。虽然公安机关认为于雷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并撤销案件，但是不影响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所做的询问及讯问笔录在本案中的证明力。严重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是犯罪，公安机关虽然撤销于雷的刑事案件，但是不能依此确定《承诺函》及依据《承诺函》的转款行为在民事上合法有效，亦不影响李明丽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其次，通过询问及讯问笔录可知，于雷在与李明丽商谈过程中，言辞激烈，存在针对李明丽及家人人身自由安全的过激言行，李明丽在签署《承诺函》后，人身自由受限，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在于雷等人的监视、控制下进行取款、汇款；再次，于雷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承诺函》及李明丽后续转款系李明丽真实、自由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明丽在自身及家人安全受威胁的情况下书写《承诺函》，后在人身自由受限且处于监视情况下转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判令《承诺函》及对应230万元转款行为无效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于雷上诉另主张，李明丽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本院认为，李明丽曾于2016年1月以不当得利起诉于雷返还已转让的款项，后撤回起诉，而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两案不能相互替代或涵盖，属于不同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故本院对于雷的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于雷另主张李明丽对其进行诈骗，并在二审审理期间提交向李明丽的转款记录，本院认为，一方面未有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李明丽存在诈骗，另一方面李明丽在《承诺函》签署之前，是否侵害于雷利益，不能作为于雷胁迫李明丽签署《承诺函》的合法抗辩理由，故本院对该意见及于雷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均不予确认。至于于雷的其他上诉意见，在本案中均不能成立，亦不影响本院基于前述认定对本案作出处理，故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于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86元，由于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占山审 判 员  杨清惠代理审判员  刘 婷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孙 鑫书 记 员  陈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