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豫15民终3272号上诉人（原审反诉原告、原审本诉被告）：王传金，男，1963年1月28日生，汉族，住商城县。上诉人（原审本诉被告）：孙国荣，女，1964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商城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舒战峰，河南天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反诉被告、原审本诉原告)：邵义书，男，1955年8月10日生，汉族，住商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反诉被告、原审本诉原告)：杨建明，男，1962年1月27日生，汉族，住商城县。被上诉人（原审反诉被告、原审本诉原告)：黄泽江，男，1974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商城县。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林清、张玉利，信阳市“148”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王传金、孙国荣与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运输合同与不当得利纠纷案，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于2015年3月11日以不当得利为由在商城县人民法院起诉王传金、孙国荣，2015年6月24日王传金以土方运输合同纠纷为由起诉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两案分别开庭审理后，经商城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将两案合并进行审理。2015年12月22日，商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商民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2016）豫15民终508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商城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10月20日作出（2016）豫152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王传金、孙国荣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传金、孙国荣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舒战峰，被上诉人杨建明、黄泽江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林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8年8月24日，邵义书与郑漯高速改扩建工程12标项目部（简称“项目部”）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承包漯河市郾城区范围内的路基土方工程,合同约定：邵义书为郑漯高速改扩建工程12标项目部做路基土方工程，邵义书从项目部指定土场挖运土方至施工现场，整平、碾压达到设计规范要求后项目部支付邵义书每方14.8元（运距在2公里内），运距每超过1公里，相应增加每方单价1元。工程量均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实际有效压实方量进行计算。工程前期，邵义书三人合伙自己组织车辆拉运土方，后来王传金与邵义书三人达成运输土方合意，王传金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承包的郑漯高速改扩12标段94区、96区项目工程提供土方运输。王传金运土的司机将土拉到邵义书三人指定地点，邵义书三人验收人员出具小票给拉土司机，司机将小票交给王传金进行结算。2010年4月14日，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给王传金出具一张“王传金汽车队（94区以下土方量），河道土场车数贰仟陆佰伍拾肆车整、南土场车数壹万肆仟贰佰捌拾肆车”的收据；2010年5月27日，黄泽江给王传金出具一张“王传金车队运土方一队96区车数贰仟零拾车整”的证明。2010年4月14日，王传金向邵义书出具一张“领到土方一队运费款贰拾贰万零壹佰伍拾元整”的领条；2010年4月15日，王传金向邵义书出具一份“今欠到邵、杨、黄三位投资款合计肆拾伍万元”的欠条。工程完工后，2011年1月27日郑漯高速改扩建工程12标段项目经邵、杨、黄方同意就拉运土方运费部分与王传金进行了结算，邵义书与项目部合同范围内共完成土方132170方（包括前期邵、杨、黄方自己组织车辆拉运的部分土方），每方3.5元，合计46.2595万元，其中超运距11公里的为112170方，补款123.3780万元；超运距5公里的为20000方，补款10万元，总计179.6465万元，由王传金从项目部领取。后因邵、杨、黄方向王传金催要所欠款项67.015万元未果，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于2015年3月11日以不当得利向原审法院起诉王传金、孙国荣，要求其退还垫资款67.015万元及利息；2015年6月24日王传金、孙国荣以土方运输纠纷起诉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要求邵、杨、黄三人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及利息。原审认为，双方之间土方运输关系事实清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王传金为邵、杨、黄运输土方，工程完工后，经邵、杨、黄同意，项目部就运输土方运费部分与王传金进行了结算，结算单显示的合同范围内土方总量为132170方（含邵、杨、黄前期自己组织车辆拉运土方），运输费共计179.6465万元（含超运距运费）。王传金认为自己从项目部领取的款项179.6465万元是自己与项目部直接的劳务关系，不属于邵、杨、黄与项目部合同范围，与邵、杨、黄无关的主张缺乏依据，明显与项目部的结算事实不符。因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土方运输合同，导致双方就运输费是按“车”还是按“方”结算产生分歧，后王传金与项目部是按照邵义书与项目部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的结算，即每方运费3.5元，超运距单价相应增加；另项目部主管生产经理鲍泽明证实，双方之间协商运输土方时约定按“方”结算，因此，王传金主张按“车”结算运费证据不足，原审不予采信。虽然邵、杨、黄一方为王传金出具18948车的收据，但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每车运输费作出约定，王传金主张每车运费按130元结算，邵、杨、黄予以否认，且双方的证人证明内容相互矛盾，双方的证人系各自的车队司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同时王传金在项目部结算工程款后至2015年邵、杨、黄三人起诉王传金之前长达四年之久，没有证据证明王传金向邵、杨、黄主张过按“车”结算的事实，直到邵、杨、黄起诉王传金之后，王传金才起诉邵、杨、黄要求按“车”结算，加之邵、杨、黄向法庭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明王传金也未提出账目未结算事宜，因此王传金的该主张没有充分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定。关于王传金欠邵、杨、黄三人45万元投资款问题，王传金称该款系为邵、杨、黄运输土方时的借支款，邵、杨、黄称是前期自己组织车辆拉运土方的投资款，条据上显示为“投资款”，且邵、杨、黄前期自己组织车辆拉运土方后并未单独就此项工程款与项目部进行结算，而是后来由王传金与项目部一并结算，因此该款应是王传金欠被告前期组织车辆拉运土方的投资款。关于领条中22.015万元问题，双方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均认可为王传金向邵、杨、黄三人的借支款，因此认定该款为王传金欠邵、杨、黄的借款。邵、杨、黄举证的录音证据，王传金已当庭认可其真实性，录音虽未经原告同意，但未侵犯其的合法权益，故该录音证据来源合法，且不存在疑点，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王传金要求邵、杨、黄连带承担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并从工程结算之日起到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承担工程欠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王传金欠邵、杨、黄三人前期投资款45万元及借支款22.015万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当归还被告；但要求支付相关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孙国荣与王传金于2013年离婚，但债务形成是在双方离婚之前，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故邵、杨、黄要求孙国荣与王传金共同承担责任的主张应予以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被告）王传金、孙国荣要求被告（原告）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连带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的诉讼请求；二、原告（被告）王传金、孙国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被告（原告）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投资款45万元并归还借款22.015万元，共计67.015万元；三、驳回被告（原告）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70元，由原告（被告）王传金、孙国荣负担。王传金、孙国荣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不当得利系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上诉人作为法院确认的运输合同纠纷的提供运输服务义务方，并非没有合法根据，故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不当得利错误。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返还三被上诉人投资款和借款系认定错误。45万元投资款从其名称可知该款项系用于项目，在项目未进行清算完成前，不存在退还投资款的法律责任。借款22.015万元也不应当返还。该款项从查明的事实可知，该款项系上诉人王传金同三被告之间运输合同关系中的预付款，并没有真实借款的意思表示，只是履行运输服务义务中三被告的垫付款项。根据运输服务履行情况则项目部可以要求上诉人王传金已经全部履行了运输服务义务，其借支的款项，已经抵扣了三被告应当支付的运输款。运输服务合同是一个双务合同，根据合同的主要内容可知，上诉人王传金提供运输服务，三被上诉人支付运输款项。上诉人王传金从项目部结算运输款系经三被上诉人的授权完成的，故运输服务已经全部完成且三被上诉人完成了其同项目部的土方专项分包工程施工，根据实际情况和交易习惯可知，不存在返还前述款项的请求权基础。如果三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王传金从项目部所结取的款项超过了上诉人王传金应当结取的款项，其应当起诉项目部要求项目部支付其应当收取的款项。二、上诉人王传金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当被支持。根据多次庭审查明的事实，三被上诉人共计向上诉人王传金开具了18948车的收据，该收据系三被上诉人出具的，证实了上诉人王传金已经完成了运输合同约定的义务，数量是18948车，车辆系经各方认可的车辆，由于运输合同运输物品为土方，不能过磅，故双方约定了130元一车的单价(不含超远距离的运输费)。三被上诉人系土方工程的承包方，土方运输系其综合土方工程的一个子项，其同项目部之间签署的关于土方的结算不能机械套用到上诉人王传金与三被上诉人之间的结算。王传金同三被上诉人之间不可能依据最后的压实土方进行结算，因为压实土方量同三被上诉人的工程施工方法以及施工管理之间有直接关系，王传金同三被上诉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不应当承担三被上诉人与项目部之间的商业风险，运输合同的服务内容只能以车结算，而且根据土方运输的实际情况来说，不可能以所谓的虚方进行结算。三被上诉人作为验收人，上诉人王传金所运输的每一车土方均由其验收确认，此后出具了上诉人王传金所出具的用于双方结算的18948车的收据，运输合同纠纷有了工作量的关键证据，根据双方口头约定以及法院在商城县人民法院(2015)商民初字第68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13O元结算，可以得出三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王传金工程款246.3240万元，扣减已经取得的款项，三被上诉人还需要向上诉人王传金支付运输款128.5495万元，上诉人王传金的一审诉讼请求依法应当被支持。三、上诉人孙国荣不应当因本案承担任何责任。整个庭审过程均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王传金同三被上诉人之间运输合同纠纷中上诉人孙国荣应承担法律责任，该合同履行虽说发生在上诉人王传金和孙国荣婚姻存续期间，但是由于上诉人王传金承揽运输以及实际运输均以其个人名义开展，而且该运输项目并未将款项结算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该项目直接导致家庭负债累累，作为案外人的上诉人孙国荣不应当因此承担任何责任。上诉人孙国荣同上诉人王传金离婚时已经对双方的财产进行了分割，上诉人孙国荣不应当在因上诉人王传金个人债务承担任何责任。四、三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缺乏证据予以证实。作为完成三被上诉人同项目部之间的土方工程重要的环节的土方虚方的运输，由于三被上诉人无力垫款完成，找到上诉人王传金来完成该运输服务，而且上诉人王传金完成该运输服务时三被上诉人已经不能按期完成其与项目部之间的土方工程施工，在这种时空背景下，上诉人王传金及时完成了土方运输服务，并最终保证了三被上诉人完成了土方工程施工。在上诉人完成运输服务后，从三被上诉人处结取的款项由上诉人王传金出具了单据，该单据本身系三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的运输款项，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王传金运输服务全部完成后将近4年又以不当得利起诉，明显系无理滥诉，而且已经超过了三被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二年的诉讼时效，而且三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王传金系无任何理由占有款项，依法应当驳回三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五、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判非所诉。三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为要求二上诉人返还支付投资款45万元及借款22.015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却判决确认为借款，借款明显是超越原告一审诉讼请求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作出判决，程序违法。一审中上诉人王传金起诉三被上诉人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但是一审判决判决驳回了上诉人孙国荣要求三被上诉人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明显是判非所诉。一审法院错列了当事人。上诉人孙国荣并未作为原告主张三被上诉人支付款项，但是(2016)豫152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书却将原审被告孙国荣错列为反诉的原告，明显系错列了当事人，系程序严重违法。六、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所有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王传金一审所有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答辩称，答辩人邵义书与项目部签订承包合同后，自己雇车运一部分土方后，将土方运输转包给了上诉人，转给上诉人之前答辩人自己找车运多少土方，经上诉人认可给三位答辩人出据一份“今欠到邵、杨、黄三位投资款合计45万元”的欠条。有原审三次到项目部调查笔录证实，否定了土方全部由上诉人一人完成的观点。220150元借款应当返还。上诉人收到该款是事实。包括答辩人前期雇车运土在内总土方量是132170立方米，含超运距离总款是1796465元。上诉人领走此款后应当返还预付款。原审按方计算正确。因为答辩人邵义书与项目部的运土合同是按压实方计算而不是按车结算。如果按车结算上诉人与项目部结算时怎么不要求按车结算却同意按方结算。因此原审法院驳回其要求答辩人支付1285495元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孙国荣与王传金离婚前所欠债务，孙国荣应当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另查明，在一审原告王传金的起诉状中仅有王传金作为原告，并没有将孙国荣列为原告；在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起诉王传金、孙国荣（2015）商民初字第00284号不当得利一案卷中，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出具的证据中有一张领条显示为“领条领到土方一队运费款贰拾贰万零壹百伍拾元整。王传金2010年4月14日结”，该条据为白条。同一天，即2010年4月14日，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给王传金出具一张“王传金汽车队（94区以下土方量），河道土场车数贰仟陆佰伍拾肆车整、南土场车数壹万肆仟贰佰捌拾肆车”的收据为制式收据，编号为0009335。次日，即2010年4月15日，王传金向邵义书出具一份“今欠到邵、杨、黄三位投资款合计肆拾伍万元”条据，该条据为制式“收据”，编号为0009336。2010年5月27日，黄泽江给王传金出具一张“王传金车队运土方一队96区车数贰仟零拾车整”的证明为白条。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当事人就质量、价款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因有土方车数收到条为证，相互间存在土方运输合同关系足以认定，但就价款问题如何确定存在争议。被上诉人邵、杨、黄一方应当提供给付运费的凭证。因邵、杨、黄授权王传金从项目部直接进行结算，项目部按与邵义书签订的合同按方进行结算并将土方款项支付给了王传金。因此，王传金收到项目部给付的运费款应当视为被上诉人邵、杨、黄支付的运费。王传金在接受项目部按方结算款项后再另向被上诉人邵、杨、黄主张按130元每车计算运费，并主张下欠的运费款128.5495万元，显然证据不足。因此，原审法院依证据不足为由，驳回王传金要求邵、杨、黄支付拖欠运费款128.5495万元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上诉人王传金要求按130元每车计算运费，并要求支付下欠的运费款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投资款45万元问题。从45万元条据形式看属“欠条”；从形成原因看，被上诉人陈述是因转包给王传金之前自己找车运了多少土方，经王传金认可后给三位被上诉人出据的欠条。从该条据形成时间、条据表面形式看，原审判决对被上诉人的陈述予以采信是有依据的，另有录音证据为旁证，因此，原审判令上诉人王传金应当给付给邵、杨、黄45万元是正确的。上诉人王传金上诉称45万元投资款从其名称可知系用于项目，在项目未进行清算完成前不存在退还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22.015万元问题。从22.015万元条据的形式看属“领条”，即为“领到土方一队运费款贰拾贰万零壹百伍拾元整”，领条即为收到条，从性质和文义上应当认定为领到运费款。从形成时间看为2010年4月14日，与邵、杨、黄三人给王传金出具的收到所运土方车数的收据是同一天。因此，该条据应当认定为收到的运费。原审法院将此条据认定为“借条”，应属认定事实错误。因双方就运费结算问题发生纠纷，而有关结算的凭证一方面是项目部出具的结算单据，该结算单依据的是邵义书与项目部签订的合同约定，该约定对王传金没有约束力；另一方面是该“领条”款数，另加上项目部给付给王传金的运费款数，两项总和与双方当事人之间运费结算总数之间是多还是少，因双方就运费计价约定不明而无法判断。因此，原审判令王传金退还该领条款项22.015万元显然不当。二审对此予以变更。关于孙国荣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从本案情况看，45万元属王传金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并非属借贷关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因此，原审以债务产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判令孙国荣承担不当，二审予以变更。上诉人孙国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将孙国荣列为主张运输费的原告错误，二审予以变更。综上所述，上诉人王传金、孙国荣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商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驳回上诉人王传金要求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连带支付运输工程款128.5495万元的诉讼请求”；二、变更商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王传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投资款45万元”；三、维持商城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16370元，由上诉人王传金承担10000元，被上诉人邵义书、杨建明、黄泽江承担63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鹏飞审 判 员  左立新代理审判员  李 青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汪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