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4民终28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志平，男，汉族，1962年2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代理人：刘志强，男，汉族，1955年8月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系其哥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三灶。法定代表人：秦德国，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夏红玲，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法定代表人：何云龙。委托代理人：何文刚，男，汉族，1978年6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系该公司总经理。原审被告：何文刚，男，汉族，1978年6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原审被告：刘岩，女，汉族，1978年4月1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上诉人刘志平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恩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5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5日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刘志平委托代理人刘志强，被上诉人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夏红玲到庭参加二审调查，原审被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何文刚、刘岩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志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被上诉人以及原审被告承担一审和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法院用长达整整4页的篇幅，去叙述与本案毫不相干的（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把941号案与本案扯在一起，错误认定何文刚不能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刘志强也是在出借款项后，才知2号案的存在，原审法院将941号案的判决结果作为本案认定事实依据错误。首先，941号案是刘志强而本案是刘志平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出借款项的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其次，刘志平出借款项时，根本不知道科恩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纠纷，更不知道2号案的存在。就连刘志强也是在出借款项后，才知道2号案的存在（刘志强因不服941号民事判决，已提出再审申请），但无论刘志强是否知晓2号案的存在，都与刘志平无关，即使俩人是兄弟关系，也不能说明刘志平就当然而然对2号案知情，刘志平出借借款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身为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何文刚无权代表科恩公司。2.《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截至2014年4月3日工商登记查询日，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是何文刚，2013年1月5日签订《借款担保合同》时，科恩公司为了借款，还将科恩公司的房产证交给了上诉人保管。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作出错误判决。上诉人刘志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借款项，本案起诉时还不知道科恩公司有股份权转让纠纷，直到需要相关证据，在2015年2月份向刘志强要求提供证据（同时委托刘志强作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才知道有2号案的存在，刘志平是善意第三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至本案起诉时，何文刚仍是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文刚不仅在《借款担保合同》上签名，还加盖了公章。《合同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科恩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何文刚与现股东陈某某之间的经济纠纷是他们内部的事，公章保管、移交、使用也是他们公司内部事务，只要公章是真实的，无论是何文刚还是陈某某，在《合同》上盖公章，都代表科恩公司。所以，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原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将由公司承担。另外，依据《公司法》第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科恩公司对外的债务，无论是科恩公司变更前的股东何文刚、双泓达公司还是科恩公司变更后的股东陈某某，都应当对科恩公司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2012年3月6日，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在向申请人借款的时候并未告知科恩公司的内幕。上诉人只需要审查上述借款人公司主体的真实性以及自然人是否具有独立的民事能力，并收取科恩公司房产证原件，对其所称的借款用途没有审查义务。即使何文刚超越其借款权限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申请人借款，这些股权纠纷完全是科恩公司内部的事务，无论其股东是谁，科恩公司都是独立的公司法人，其必须为其借贷行为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还款的义务。作为善意第三人刘志平的合法权利应得到保护。三、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借款的用途及去向进行了臆想，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首先，《借款担保合同》第四条第2项明确约定借款委托收款人新佳讯公司及账户，上诉人完全按照与借款人的约定将款项支付到了上述账户，并且全部借款人都在《收据》以及银行转账单上签字盖章确认收到了全部借款。至于为何借款人要指定新佳讯公司收款方，上诉人没有义务了解缘由也没有理由反对。其次，上诉人提交了在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交社保的缴费记录，其不是新佳讯公司的员工，而是作为股东之一的民强公司在新佳讯公司的挂名公司秘书。上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证明刘志平是恒昌担保公司的股东，并非新佳讯公司的员工。刘志平在2014年2月13日由股东指定为公司秘书，在2014年3月17日，公司撤销刘志平的公司秘书另指派蒋某某为秘书。不知为何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视而不见？这是严重的司法不公的表现。刘志平与刘志强虽然户口在同一地址，但居住地不同。刘志平社保在民强福利企业公司，但刘志平是恒昌担保公司拥有50%股权的股东，主要在恒昌公司工作。刘志平与刘志强只是兄弟关系，平时并不经常接触。新佳讯的4个股东与上诉人刘志平不在一起居住联系都很少，而且都是独立的主体。四、科恩公司的债务，无论是科恩公司还是原股东何文刚、双泓达公司都具有还清借款的支付能力，并没有侵害陈某某的合法权益。根据2号案和省高院47号判决，陈某某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其利用现把持科恩公司的便利，对科恩公司的债务进行无理抗辩，企图侵占科恩公司的财产（包括本案已查封冻结的科恩公司现款，一旦本案上诉人败诉，陈某某就可利用科恩公司的名义从法院划走本属于何文刚、双泓达公司作为原股东时的款项）。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关于科恩公司不应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的认定是典型错判。被上诉人科恩公司辩称，一、我们认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二、该笔款项并没有用于科恩公司。借款用途约定是用于诉讼费用，该诉讼费用是指2号案件的反诉费用，该案的反诉人为何文刚及双泓达公司，科恩公司并非2号案件的反诉当事人，其在案件中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因此，即使有出借款项，用款人也为何文刚和双泓达。另外，刘志强在（2014）珠香民二初字第2366号案件中，也声称借出50万元给本案的被上诉人，也称用途为反诉费用，但2号案件反诉费用仅11万余元，为什么借款却高达100万，这是不合理的。三、该笔款项转至珠海新佳讯科技电器有限公司，本案一审诉讼时刘志平是该新佳讯的公司秘书，而新佳讯的股东包括珠海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刘志平同时也是民强公司的监事，并且民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某。该人估计与刘志平也有亲属关系。从新佳讯公司与民强公司的工商资料来看，杜某某为新佳讯的股东，同时也是民强公司的公司秘书。并且杜某某在新佳讯公司章程中所列的住址与刘志平为同一住址，两个公司互为股东，可以看出，两个公司系关联公司。综观刘志平起诉的两个案件不难看出，所谓的出借款项均转至与其有关系的公司或个人，并且款项都没有用于科恩公司。因此，恳请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刘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四原审被告归还刘志平的借款本金50万元；二、四原审被告支付刘志平50万元的利息255406.67元，自2012年3月7日暂计至2014年3月31日（借款期间利息按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计算），计至清偿之日止；三、四原审被告支付刘志平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28000元；四、四原审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志平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于2012年3月6日签订一份《借款担保合同》，刘志平为出借人（甲方），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为借款人（乙方）。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50万元，实际数额以乙方收到借款并出具收据为准；借款期限为从出款日至待（2012）珠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案完结后收到款3天内还款，具体数额、时间以银行转帐单为准；借款用途为支付诉讼等费用，不得挪作他用，甲方有权监督借款的使用；借款利息按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准时还款可不计算利息；各方同意甲方将该笔借款汇入乙方委托收款的新佳讯公司工商银行南香支行帐户（户名：珠海新佳讯科技电器有限公司，账号：20×××63，开户行：工商银行珠海南香支行）；逾期还款罚息利率在借款利息水平上加收50%。同日，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共同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刘志平汇来的借款人委托收款的（珠海新佳讯科技电器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南香支行账号：20×××63）50万元，但以银行转帐单为准。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还在一份记录刘志平转帐情况的《交易已被受理》清单的复印件上签名、盖章确认收到刘志平分别在2012年3月6日转账的30万元和2012年3月7日转账的20万元。以上文件中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均由何文刚代表签名，并加盖科恩公司和双泓达公司的印章。新佳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刘志平是新佳讯公司的公司秘书，新佳讯公司的投资者包括邓某某、刘某某、杜某某、珠海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和黎某某。新佳讯公司的章程显示，邓某某、杜某某、刘某某的户口所在地都在珠海市香洲区XXX房，与刘志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志强户口所在地一致，刘志平与刘志强系兄弟关系。刘志平提交了其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证明其社会保险的缴纳单位是珠海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并非新佳讯公司，刘志平并非新佳讯公司的员工，而是作为股东之一的珠海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在新佳讯公司的挂名公司秘书。刘志平又提供了珠海合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刘志平是该公司的股东（占股比例为50%），并非新佳讯公司的员工。2014年4月22日，刘志平与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接受刘志平委托，指派王涛律师为刘志平代理其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的民间借贷纠纷的一审代理人，律师服务费为28000元。刘志平于2014年5月16日支付了该律师服务费。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本案《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的印章是否为科恩公司的印章，并鉴定《借款担保合同》的第三页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鉴定结论认为，《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上科恩公司的印章与当事人提供的样本上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借款担保合同》第三页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无结论。刘志平的委托代理人刘志强因其与科恩公司、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民间借贷纠纷诉至一审法院。经一审法院（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2366号案及二审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下称941号案）审理终结。941号案终审判决查明：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为转让科恩公司股权发生诉讼，形成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珠中法民二初字第2号（下称2号案）及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下称47号案），以上生效判决认定了以下事实：2010年9月、12月及2011年1月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泓达公司将所持有的科恩公司96.11%股权，何文刚将持有的科恩公司3.89%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支付转让总价款人民币4500万元，转让标的科恩公司资产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设备、办公用品、无形资产及库存原料、库存商品等。协议签订后，陈某某支付了部分转让价款，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已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及相关财务资料。陈某某在接手科恩公司房产及设备后，重新选任了管理者，雇请了员工，进行了部分生产线生产。但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未提交证据证明有按协议约定移交科恩公司公章给陈某某，对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主张已交付公章给陈某某的辩解，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采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定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未能按约定向陈某某移交科恩公司公章。协议签订后，科恩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陈某某为科恩公司新股东，并制定了科恩公司新公司章程，委托何文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但因故未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号案中还查明，科恩公司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12月31日过渡期间其支出2337607.63元由陈某某支付，这些费用涉及十九项，包含的部门有：行政部、办公室、财务部、生产部、总经办、车间、设备部、食堂、保安等。在2号案中，陈某某请求解除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赔付相关款项。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反诉请求判令陈某某继续履行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等事项。在反诉状中，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称：“陈某某于2010年11月正式派人进驻科恩公司，辞退部分员工，恢复公司生产，正常运营公司，即陈某某全面接手科恩公司，取得科恩公司管理权和经营收益权。……陈某某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正式取得科恩公司股东的身份。”2号案经审理，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继续履行科恩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47号案二审判决维持2号判决。在2号案及47号案审理期间，何文刚是双泓达公司及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志强是双泓达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早期还担任过何文刚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后终止授权），在2号案审理期间的2012年4月1日，刘志强代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了2号案反诉费人民币111594.89元。941号案的判决认定，该案《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日常开支和支付反诉受理费。刘志强于2012年4月1日代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的2号案反诉费人民币111594.89元，正是借款用途之一，这说明刘志强在出借款时已知2号案的存在，且事实上刘志强作为双泓达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参与了科恩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一、二审全过程，双泓达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何文刚，早期是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同时委托刘志强作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与2号案处理，刘志强在2号案中曾代理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共同提起反诉，基于刘志强与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以上的特殊关系及在科恩公司股权转让案中的特定身份，刘志强应该明确知道以下事实：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与陈某某已达成协议，约定将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在科恩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陈某某支付了部分转让款，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向陈某某交付了科恩公司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和财务资料，陈某某在接手科恩公司之后，也入驻科恩公司厂房，重新选任管理者，雇请员工进行了部分生产。科恩公司也依约召开了股东大会，股东会决议陈某某为科恩公司新股东，并制定了新公司章程，委托何文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无论从以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还是从履行协议行为的一系列事实均表明，科恩公司的股东已发生重大变更，科恩公司的原股权已进行了大部分交付，正处于完善外部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阶段。事实上，刘志强在代理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提起的反诉状中也称“陈某某于2010年11月正式进驻科恩公司，辞退部分员工，恢复公司生产，正常运营公司，即陈某某全部接手科恩公司，取得科恩公司管理权和经营收益权……陈某某通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和章程正式取得科恩公司股东的身份”。在2号案中，刘志强代理双泓达公司认为科恩公司股权转让有效，反诉请求继续履行，最终法院也判决各方继续履行转让协议。以上是该案《借款担保合同》签订的背景，这个背景反映出借款时，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虽名为科恩公司股东，但其股权已由股东会决议转让给陈某某，此时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控制科恩公司资产、财务资料等，刘志强对这个背景情况是明知的，其在2号案也是如此主张的。刘志强的特殊身份决定他知道何文刚当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又鉴于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未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公章，虽然何文刚掌控了公章，但科恩公司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故刘志强当时应该知道何文刚既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科恩公司借款，而且何文刚加盖科恩公司公章借款的行为也超越了其权限，刘志强明知如此而故意为之，侵害了科恩公司真正利益人陈某某的权益，应认定无效。另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号案的民事判决，判决：一、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继续履行2011年1月28日签订的《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让协议》；二、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到珠海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科恩公司的股权变更事宜；三、陈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向双泓达公司、何文刚支付代偿还的2011年3月至5月期间的贷款利息206094.37元；四、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陈某某支付违约金600万元；五、驳回陈某某本诉部分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反诉部分的其他诉讼请求。陈某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7号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科恩公司对本案《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上科恩公司的公章真实性有异议，经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上述文件上所盖的确为科恩公司的印章，一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纳。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941号判决查明认定的事实可知，何文刚在该案借款发生时，即2012年3月份，也是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签订的时间，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虽名为科恩公司股东，但股权已由股东会决议转让给陈某某，此时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控制科恩公司的资产、财务资料等。何文刚当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因为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未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科恩公司公章，虽然何文刚掌控了公章，但科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何文刚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或以加盖科恩公司公章的方式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因此，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虽然盖有科恩公司的印章，也由科恩公司当时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何文刚签名，但该借款并非科恩公司的意思表示。何文刚只能代表自己向刘志平借款，不能代表科恩公司向刘志平借款。从借款的用途及去向来看，本案《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借款用于诉讼等费用之用，且刘志平有权监督借款不得挪作他用，但本案借款不是支付到与诉讼有关的法院或律师等机构或人员，而是支付给了新佳讯公司。新佳讯公司是否将款项转交至与诉讼有关的机构或人员，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新佳讯公司虽然是合同约定的收款人，刘志平将款项支付给新佳讯公司，虽然在形式上是遵守了合同的约定，但是，通过本案的证据不难知道，刘志平不仅是该公司的公司秘书，刘志平与公司部分股东还使用同一户籍，刘志平与新佳讯公司及其股东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刘志平极有可能掌控款项的去向及用途，并有能力对此举证。综上，何文刚超越其权限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刘志平借款，不能代表科恩公司的意志，本案借款转入了与刘志平密切相关且刘志平有可能控制款项去向的新佳讯公司，而刘志平并没有进一步对款项去向举证，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款项用于与科恩公司有关的用途，也不能证明科恩公司从中受益，因此，科恩公司不应对本案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何文刚在《借款担保合同》、《收据》及《交易已被受理》银行交易明细单据上盖章签名并签署“已收此款”的意见，代表了其本人及双泓达公司的意志，刘志平请求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按照《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还款，应予以支持。刘岩本人也在《借款担保合同》及《收据》上签名确认借款，也应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借款担保合同》约定还款日期为2号案完结后收到款3天内还款，但无论是2号判决还是二审的47号判决结果都是，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之间的债务相抵后，只有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需要向陈某某付款，不存在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收款的可能，因此不会出现合同约定的收到款后3天的还款时间，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在收到47号判决应当知道此情况后应当尽快还款，但双泓达公司和何文刚一直没有还款，应当按合同约定向刘志平支付借款利息。《借款担保合同》还约定了借款人需承担律师费，因此，刘志平请求双泓达公司支付律师费28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岩作为共同借款人，也应共同承担支付利息及负担律师费的义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何文刚、刘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及其利息（从2012年3月7日起计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何文刚、刘岩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志平支付律师费人民币28000元。三、驳回刘志平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34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16634元，由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何文刚、刘岩共同负担11634元，刘志平负担5000元。鉴定费人民币15747元（其中刘志平已付9893.50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付5853.50元），由刘志平负担9893.50元，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担5853.50元。二审期间，刘志平提交十六组证据。证据一，刘志平的珠字第01001XXXX7号粤房地权证；证据二，刘志强的珠字第01000XXXX4号粤房地权证；证据三，2015年2月2日的授权委托书。证据一至三，证明事实：1、从房产权证上可以看出，刘志平与刘志强居住地并非同一住址。2、刘志平与刘志强虽然是兄弟关系，但由于工作和生活关系，平时并不经常接触。3、2015年2月2日刘志平委托刘志强代理本案一审之前，不知道2号案的存在。4、无论刘志强是否知晓2号案的存在以及他是否代理过2号案，都与刘志平无关，即使俩人是兄弟关系，也不能说明刘志平就当然而然对2号案知情。证据四，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证据五，2014年4月3日查询的商事登记簿。证据四-五，证明事实：1、2012年3月6日，被上诉人借款时，何文刚将科恩公司的该房地产权证交给上诉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何文刚作为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借款行为代表科恩公司。2、至2014年4月3日何文刚仍是科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证据六，再审申请书。证明事实：刘志强因不服（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941号案民事判决，已提出再审申请。证据七，2016年3月16日的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当事人提交诉讼资料凭证；证据八，2016年3月16日（2014）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562号刘志平补充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据九，陈某某、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证据清单及（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5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七-九，证明事实：1、在（2015）珠中法民二终字第350号案陈某某与双泓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二审期间，陈某某提交了本案《民事裁定书》，用于证明双泓达公司逃避债务，故意下落不明不到庭参加诉讼，且涉案债务皆是被上诉人在任股东之时的债务。2、双泓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皆无异议。3、该350号判决书是陈某某和科恩公司在1494号案提交的证据，充分说明本案借款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证据十、《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让协议》。证明依据《珠海科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转让协议》第二条第3、4、5项的约定：（1）在2014年8月4日，被告一取得被告二的营业执照，一周内即在2014年8月11日前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1500万；（2）（并因科恩公司股权和营业执照已落到陈某某名下，陈某某应自行办理科恩公司的土地证，按常规可在60天内办好）为此，陈某某应在2014年10月12日支付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3）并在科恩公司股权变更后六个月内即2015年2月12日支付股权转让金1000万元，四项合计35206094.37元，这是双泓达公司、何文刚享有的对陈某某的合法债权。证据十一、2014年9月17日打印的中国农业银行明细对账单。证明刘志平根据《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用农行金穗借记卡（卡号：62×××10）于2012年3月6日向被告指定的委托收款方新佳讯公司转账30万，2012年3月7日向被告指定的委托收款方新佳讯公司转账20万元，银行已出账，因此刘志平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刘志平提交的证据12、13、14、15、16在一审时已提交，本院不再赘述。科恩公司质证称，证据一、二、三：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房地权证不能证明刘志强、刘志平在上述房产中居住。其次，两人系同一住所，是刘志平及刘志强在一审诉讼时自证的。而且证据三《授权委托书》也证实了双方系同一住所。最后，上述证据证明，刘志平与刘志强系兄弟关系且刘志强还在一审庭审中称与刘志平系同事，同一时期内两兄弟均借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辩称两兄弟对此事没有任何的沟通，显然不符合常理。证据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证据一审时已提交，不属于新证据。根据相关判决，刘志强作为双泓达的代理人明知何文刚此时仍是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但已不能代表科恩公司。证据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与本案无关。一审证据并没有提到房地权证事宜，上诉人出借款项仅为30万元，而科恩公司当时由何文刚控制，不知何文刚为何将价值上千万的房产权证交与上诉人。证据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跟本案无关，没有证据证明该案已经立案受理。证据七、八、九：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首先，陈某某在350号案件中提交1562、1563号案件《民事裁定书》仅仅证明有相关诉讼，并不是认可借款事实。其次，该两案当时一审尚没有出具判决，应以两案的判决书为准。再次，双泓达对上述证据真实性皆无异议是指1562、1563号民事裁定书的，并不能证明对双泓达该债务无异议。最后，上诉人认为，债权债务是否成立，应以人民法院查明的事实为准。证据十、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第二点有异议。因为2号案件中已认定陈某某当时并没有实际掌控公司。从上诉人能够提供转让协议原件可以看出，上诉人与双泓达、何文刚关系密切。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为净资产转让，转让前的债务由双泓达及何文刚承担。证据十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刘志平履行合同义务。一、这些款项均转至新佳讯公司，而新佳讯公司与刘志平有关联性；二、一审时科恩跟双泓达出具的收据为2012年3月6日，金额为50万元，从对账单可以看出，是分别为2012年3月6日转出30万元，2012年3月7日转出20万元，对账单并不能反映该款项转至何处。对于证据十二-十六坚持一审的质证意见。被上诉人科恩公司提交珠海新佳讯科技电器有限公司商事登记薄及珠海民强福利企业有限公司商事登记簿原件各一份。证明一、刘志平在一审我方提供工商登记是新佳讯的秘书。新佳讯股东投资人包括民强公司及杜某某，而民强企业工商资料显示刘志强是该公司的监事，同时新佳讯公司是民强公司的股东，杜某某为该公司的秘书。证明款项转至与被上诉人有关联的公司，并且也没有实际用于支付诉讼费用，因此该借款与科恩公司无关。二、民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刘某某，他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我方认为刘某某应当也与刘志平有亲属关系。刘志平质证称，一、新佳讯商事登记，该登记明确公司秘书是蒋某某，与一审时原告向香洲区法院提交证据是一致的，并证明不是刘志平，也证明一审法院在该判决书第十页中的查明是错误的。二、民强企业商事登记，该登记只是一个公司的登记，不管公司里面的股东构成，但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由公司对外，其行为和结果由公司法人承担，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深圳市双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何文刚、刘岩均未向法院提交答辩意见及新证据。当事人各方对对方当事人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确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本案借款事实已实际发生以及对于双泓达公司、何文刚、刘岩承担还款责任均未提起上诉，视为服判，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科恩公司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本院对此评述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原审采纳一系列已生效的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刘志平上诉认为不应采纳相关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为2012年3月，根据本院已生效的941号判决可知，此时，双泓达公司及何文刚已将科恩公司股权转让给陈某某，陈某某已实际受让科恩公司股权，并实际控制科恩公司资产、财务资料等。双泓达公司与何文刚本应依协议约定向陈某某交付公章但未交付，因此虽然何文刚掌控了科恩公司公章，但科恩公司实际控制人已非何文刚，何文刚此时只是名义上的科恩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已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或以加盖科恩公司公章的方式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何文刚在本案的《借款担保合同》以及《收据》上加盖科恩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科恩公司的意思表示。再次，根据941号案的判决认定，刘志强对于何文刚无权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科恩公司借款是明知的，刘志平作为刘志强的亲弟弟这种特殊关系，应对其不知道科恩公司股权更替作出合理解释和证明。按照常理，刘志平作为一名融资担保公司的股东，其在对外出借款项时了解借款人状况及还款能力是其正常的职业素养，且此时其亲哥哥正代理科恩公司的股权诉讼纠纷，刘志平仅凭其与刘志强不住在同一住址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志平在出借涉案借款时对科恩公司的股权纠纷毫不知情。在此前提下，刘志平并无理由相信何文刚有权代表科恩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何文刚加盖科恩公司公章向刘志平借款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所述，何文刚以科恩公司的名义向刘志平借款的行为应确认无效，刘志平上诉主张科恩公司应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634元，由刘志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詹 洁审 判 员 孙 志代理审判员 马 艳二〇一七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黄晓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