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黑0206民初99号原告高辉，女，196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原齐齐哈尔齐重工贸有限公司职工，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委托代理人王磊，黑龙江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亮，黑龙江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齐齐哈尔齐重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法定代表人李玲，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王伟，黑龙江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琪，黑龙江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辉与被告齐齐哈尔齐重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工贸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王谊兰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永刚、李国合参加评议，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辉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齐重工贸公司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辉诉称，高辉为被告齐重工贸公司职工，于80年代参加工作。1999年，齐重工贸公司在高辉不知道补偿内容的辞职申请上找人代签了字。因此，该申请无效。另外，齐重工贸公司并未与高辉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合同，也未给予高辉任何的经济补偿金，因此，也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而齐重工贸公司未按该规定履行，因此，解除劳动合同属无效。另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齐重工贸公司于2015年开始进行改制，其职工都享受到了因改制所给予的待遇，即给付了经济赔偿金，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而高辉作为齐重工贸公司的职工未享受到任何的待遇。高辉因此向富拉尔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高辉的申请已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高辉是在2016年才知道齐重工贸公司进行改制，未给高辉改制的待遇，因此，申请未过仲裁时效。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高辉与齐重工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审理中，原告高辉将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变更为：高辉自1981年10月开始与被告齐重工贸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在齐重工贸公司处工作。后因齐重工贸公司要求对高辉进行放假，因此，高辉至今属于待岗工作状态。根据2016年4月27日下发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厂办大集体改革指导办法》，高辉作为集体职工，应当享有包括支付经济补偿金、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医疗保险等补助，但高辉并未得到相关补偿金、补助及待遇。后经询问得知，齐重工贸公司在1999年以虚构高辉主动辞职的方式，私自与高辉解除了劳动关系，并将此情况对高辉一直予以隐瞒。齐重工贸公司的该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高辉符合《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厂办大集体改革指导办法》中的相关条件，齐重工贸公司应当支付相关经济补偿及补助。鉴于上述情况，高辉将原有诉讼请求变更为：一、确认齐重工贸公司于1999年解除与高辉劳动关系的行为无效；二、齐重工贸公司向高辉支付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3075.00元；三、支付补助人民币30100.00元。）被告齐重工贸公司辩称，原告高辉是主动申请辞职，其所陈述的在解除劳动关系申请书上是找人代签的字的理由与其在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上关于使用语言有误的理由，相互矛盾，齐重工贸公司没有找人代其签字解除劳动关系，其已经获取了经济补偿金，双方早已解除了劳动关系，并且其主张已过仲裁时效，因此，不能再次依据大集体改制指导办法的规定请求补偿，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高辉于1981年10月到被告齐重工贸公司工作，职务为推销员。于1997年应齐重工贸公司要求放假，处于待岗状态。至1999年，高辉称其仍处于待岗状态，并提供复印社打印人员证言证明诉状内容是在复印社打印后未仔细阅读所致。齐重工贸公司则称高辉已自愿申请辞职。在审理中，齐重工贸公司提供该厂于2000年11月5日作出的“关于高辉等14名同志自愿申请辞职决定（一重金结人字【1999】2号）”证明高辉是自愿申请辞职，齐重工贸公司已于2000年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该决定的内容为“根据一重集劳发（1999）43号文件精神，我厂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刘桂芬等14名同志决定不参加社会保险，自愿申请辞职到社会自谋出路，我单位决定一次性支付养老保险金，根据个人申请，经单位研究决定，同意14名同志辞职，自下发文件之后终止养老保险。1.刘桂芬，63.9.9出生，81.10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历年所交养老保险金375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结余平均700元，合计：1075元……3.高辉，63.2.19出生，81.10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养老保险金1262.40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700元……5.韩松，74.3.14出生，93.5.15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历年所交养老保险金626.60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结余平均700元，合计：1326.60元……8.彭霞，75.6.6出生，93.5.15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养老保险金177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700元，合计：877.00元。9.张丽杰，64.3.14出生，84.3.24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养老保险金195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700元，合计：895元。10.刘慧，75.1.5出生，93.5.15参加工作，一次性支付所交养老保险金599.20元，企业历年缴纳养老保险金700元，合计：1299.20元……以上14名同志自下文之日起，已不再是我单位集体职工，辞职后所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经济活动由个人负责，与我单位无关。”高辉称其从未收到过“关于高辉等14名同志自愿申请辞职决定”，齐重工贸公司也从未向其通知过，其是在2016年4月末齐重工贸公司进行改制时才知道其被解除劳动合同了。齐重工贸公司称其公司通知马广宏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是向其本人送达了“关于马广宏同志自愿申请辞职的决定（一重金结人字【1999】2号）”。高辉因此于2016年8月18日申诉至富拉尔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该仲裁委员会以高辉的申请已过申请仲裁时效为由作出齐富劳人仲不字【2016】第8-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在高辉与张立杰（另案起诉）、韩松（另案起诉）、刘慧（另案起诉）、彭霞（另案起诉）、蒋翠丽（此6人均系齐重工贸公司职工）等6人共同作为申请人向富拉尔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同一份仲裁申请书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为“申请人高辉于八一年参加工作，工作至九九年被企业采取欺骗、蒙蔽和威逼、利诱等方式与我们签订了离职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当年未给付经济补偿金，未出据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我们认为与原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应享受原单位职工国家改制政策，请仲裁委员会给予裁决。”另查，被告齐重工贸公司与齐齐哈尔市齐重金属结构制造厂、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富重热处理加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齿轮加工厂等企业均是改制企业，均是属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集团企业总公司管理的单位。改制均适用《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厂办大集体改革指导办法》的规定。针对各企业的辞职人员的处理方式基本一致。以上事实，有原告高辉提供的中国一重集体企业总公司信访办出具的证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集体企业总公司关于转发《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关于印发〈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厂办大集体改革指导办法〉的通知》复印件、《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集体企业总公司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复印件、《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复印件、仲裁申请书复印件、富拉尔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复印件、2017年3月9日证人李凤艳的证言、2017年5月18日对李凤艳的调查笔录复印件，被告齐重工贸公司提供的人事档案移交名册、一重新新五交人字（2000）1号文件，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高辉的主张是否已过仲裁时效，高辉与被告齐重工贸公司是否已解除劳动关系。虽然高辉称其从未收到过“关于高辉等14名同志自愿申请辞职决定”，被告齐重工贸公司也从未向其通知过，但根据高辉在其诉状中所陈述的关于签写辞职申请的事实，可以证明曾有过为高辉签辞职申请之事，虽然高辉在本案审理中将诉状中所陈述的该事实予以变更，并称诉状内容是其在复印社打印后未仔细阅读所致，但根据高辉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所陈述的关于其签写辞职申请的事实，也可以证明高辉在1999年曾签写了离职协议，其对签写辞职申请之事是知道的。同时，可以看出高辉在未到复印社打印诉状之前，其在仲裁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的内容与诉状中所体现的曾有过为高辉签辞职申请之事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而且齐重工贸公司作出的“关于高辉等14名同志自愿申请辞职的决定”不仅是针对高辉一人所作出，对与高辉一样情况的其他职工也同样作出过，与齐重工贸公司同样作为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集团企业总公司管理单位的其他单位也对与高辉一样情况的其他职工同时作出过此种决定，该决定应是其企业的统一行为，也与高辉辞在诉状和仲裁申请书中陈述的内容能够相印证，也无证据证明是企业采用欺骗、蒙蔽等方式而使高辉等职工错误的作出了辞职的意思表示。因此，该决定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而打印诉状的复印社人员的证言单一，也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因此，不足以证明诉状内容是在复印社打印后未仔细阅读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虽然高辉在本案审理中将诉状中所陈述事实予以变更，但无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因此，本院对其在诉状中及仲裁申请书中认可的关于签写辞职申请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其在审理中变更的事实不予认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高辉在1999年签写离职协议时，就已知道解除劳动关系之事，因此，其于2016年8月18日申诉至富拉尔基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时已超过仲裁时效。其诉讼请求无法予以支持。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的规定，劳动者只要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合同。高辉于1999年签写辞职申请，该辞职申请提交其单位经过三十日双方劳动关系即已解除。因此，在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的情况下，即已不存在其主张的享受相关待遇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谊兰审判员  张永刚审判员  李国合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