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1265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吉顺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路9828号。法定代表人：张聚厚，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乐磊，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伟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799弄9号1层C178室。法定代表人：李华，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亮，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海日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799弄9号1层E110室。法定代表人：田少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山东邦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吉顺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伟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行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海日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花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208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乐磊，被上诉人伟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亮及原审第三人日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伟行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伟行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吉顺公司之间达成过任何口头买卖合同；基于伟行公司与日花公司之间订立的《产品订货合同》，以及伟行公司与日花公司系同一控制人孔某控制下的企业，吉顺公司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伟行公司向其支付的7万元（人民币，下同）系其代日花公司向吉顺公司支付的货款，且在收到货款第二天吉顺公司即向日花公司发货。伟行公司辩称，孔某虽然是伟行公司和日花公司的股东，但其不是两者的法定代表人，吉顺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孔某代表日花公司或伟行公司作出过代付的意思表示，且日花公司对此也表示否认，故不应让伟行公司承担日花公司应承担的付款义务。据此，伟行公司不同意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并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日花公司辩称，其不同意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伟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吉顺公司返还货款7万元；2、吉顺公司支付上述款项自2014年5月15日至判决生效日止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1日，伟行公司向吉顺公司汇付货款7万元。嗣后，伟行公司以该款系其向吉顺公司购买50台深部单孔灯，而吉顺公司在收款后未能向伟行公司交付产品为由要求吉顺公司返还该款，因遭吉顺公司拒绝，故形成纠纷，由伟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3月27日，吉顺公司与日花公司签订《产品订货合同》，约定由日花公司向吉顺公司购买深部照射无影灯50台，总价款为7万元。孔某系伟行公司和日花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吉顺公司否认其与伟行公司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同时认为，其所收伟行公司汇付的7万元系伟行公司代日花公司履行的债务。因日花公司否认吉顺公司的主张，而吉顺公司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于吉顺公司主张7万元系伟行公司代日花公司履行债务的主张，不予支持。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状况下，确认伟行公司与吉顺公司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因吉顺公司未能按照口头买卖合同的约定向伟行公司交付产品，故吉顺公司所收伟行公司的7万元货款应当予以返还并承担货款自2014年5月15日起的利息损失。至于吉顺公司与日花公司之间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双方应当另行结算。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吉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伟行公司货款7万元；二、吉顺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伟行公司货款7万元自2014年5月15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02元，减半收取计851元，由吉顺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吉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吉顺公司账户2014年、2015年银行流水一组，以证明吉顺公司从未收到过日花公司从其公司账户直接支付的7万元购货款；2、吉顺公司与日花公司之间所有交易的销售合同、收款单、发货记录及发票一组，以证明吉顺公司与日花公司之间存在“款到发货”的合同约定和事实交易习惯，以及因系争货款系伟行公司为日花公司垫付，故后续2015年的销售合同未扣押日花公司采购的货物。伟行公司经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二组证据亦不属于新证据，吉顺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系伟行公司为日花公司代付货款，且伟行公司及日花公司均不认可，故该组证据也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日花公司经质证认为，该两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不能证明日花公司就其与吉顺公司之间的《产品订货合同》未支付货款；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伟行公司、日花公司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于吉顺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认为，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具有直接关联，故在本案中不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吉顺公司与日花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签订的《产品订货合同》还约定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二审庭审中，吉顺公司称，其与日花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签订的《产品订货合同》的履行情况为，2014年4月21日收到全部货款7万元，4月22日发货，4月29日开具增值税发票。日花公司对此表示确认，但对于7万元货款的支付情况表示不清楚，在经二审法院释明要求限期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至今未提交证据予以说明。本院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伟行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汇付给吉顺公司的7万元的性质。伟行公司认为，该款系其与吉顺公司之间口头买卖合同项下其支付给吉顺公司的货款；吉顺公司则认为，其与伟行公司的关联公司日花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孔某）订有书面的《产品订货合同》，该款系伟行公司代日花公司支付给吉顺公司的合同货款，且该合同已履行完毕；日花公司则否认吉顺公司主张的上述代付事实。综合本案各方举证，本院认为，首先，伟行公司作为一审原告，其提供的汇款凭证不足以完全证明其主张的与吉顺公司之间存在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其次，吉顺公司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可证明伟行公司与日花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而其提供的与日花公司之间的《产品订货合同》及该合同履行凭证所反映的货款金额及付款、交货日期亦与本案系争款项完全吻合，并且，日花公司虽否认代付事实，然对于吉顺公司主张的上述《产品订货合同》及履行情况予以确认，但日花公司始终不能举证证明其对于该合同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再者，伟行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于2014年4月21日向吉顺公司付款后催促吉顺公司交货的事实，现时隔近两年后再要求返还货款，有违常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鉴于伟行公司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与吉顺公司之间存在系争口头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而本案证据可印证伟行公司代日花公司支付给吉顺公司7万元货款存在高度可能性，故伟行公司无权基于口头买卖关系要求吉顺公司予以返还。一审法院判令支持伟行公司的诉讼请求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吉顺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208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上海伟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02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85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02元，均由被上诉人上海伟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严耿斌审判员  季伟伟审判员  刘 雯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四日书记员  郑雯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