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晋行终6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侯桂英，女，193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临汾市曲沃县。委托代理人李美岐，山西天元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曲沃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吴滨，县长。委托代理人刘泳，曲沃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委托代理人李月异，山西晋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侯桂英诉曲沃县人民政府违法拆除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行初96号行政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桂英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美岐，被上诉人临汾市曲沃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泳、李月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03年3月31日，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在县城张贴了”曲沃县人民政府关于县体育场拆迁建设工程有关事项的通告”，为了改善曲沃县投资环境，促进该县经济发展，决定对县体育场进行拆迁建设。被拆迁人侯桂英的房屋位于拆迁改造范围内。同年4月17日，曲沃县乐昌镇人民政府与原告的婆婆赵金兰就原告的房屋签定了”体育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农村户）”，并就该事项出具了书面保证，自愿承担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有关的一切后果。并于同日在曲沃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03年4月20日，曲沃县乐昌镇人民政府担任拆迁人，对原告的不动产进行了拆迁。据原告提供的2008年”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大事项报告”证明，包括原告在内的一百多户拆迁群众不断上访告状无果，于2016年10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确认被告的拆迁行为违法。原判认为，2003年，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为了城市建设需要，为了公共利益，按照城市规划决定对该县旧城区进行拆迁拓宽改造。被告在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迁之前，双方已签订并履行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目前，该县旧城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城市面貌已经得到改善，原告以拆迁人不具备颁发拆迁许可证条件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公平为由要求确认被告的拆迁行为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玉森的诉讼请求。侯桂英上诉称，一、原审对拆迁行为的非法性未作审查和认定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提供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存在诸多不合法之处。1、形式不合法，不是建设部下发的统一格式，没有填写”项目批文、规划批文、用地批文及批准机关和批准文号”等内容。2、主体不合法，乐昌镇人民政府、曲沃县房产管理中心、曲沃县城建环保局不具备做拆迁人的主体资格，拆迁指挥部不是发放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机构。3、申请拆迁许可证时，根本不具备发放拆迁许可证的条件，拆迁许可证违法，拆迁行为必然违法。4、拆迁许可证下发时间是2003年4月10日，而拆迁行为开始时间是2003年4月1日。5、拆迁范围和拆迁面积在记者调查时仍是空白。6、临汾市建设局下发的告知函也明确了拆迁许可证的违法性。被上诉人提供的拆迁实施方案，是其单方行为，没有经过法定的价格评估部门进行价格评估，没有合法依据。被上诉人的立项行为存在违法。被上诉人提供的担保承诺书，不是资金证明，不符合由金融机构出具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的规定。补偿安置协议书，不是行政行为合法的前置条件，补偿安置完全是一种单方作出的强权行为。二、原判对上诉人的证据未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错误的。原判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被上诉人对其也未能提出相反的意见，该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的宅基地是合法取得的，受法律保护。原判在认定事实时，却只采信了被上诉人不合法的证据，对上诉人的证据只字不提，原判偏听偏信，有失公允。故请求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行初96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房屋拆迁行政行为违法。曲沃县人民政府辩称，一、曲沃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大街和贡院西街、兴隆街、体育场进行拓宽改造建设是合法的。曲沃县人民政府作为地方一级人民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对旧城区进行改造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7条之规定，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不存在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问题。二、原判决对上诉人要求确认曲沃县人民政府实施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不予支持是正确的。曲沃县人民政府决定对”两街一场”进行拓宽改造建设的行政行为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行政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政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给拆迁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不是曲沃县人民政府法定职权范围，不能作为认定曲沃县人民政府决定对”两街一场”进行拓宽改造建设是否合法的依据。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给拆迁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即使存在审查不严，不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这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拆迁人于上诉人不仅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且该协议还经过公证，公证书明确表明：”《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同时，上诉人出具了保证书，保证按时拆迁完毕。事实上，涉案房屋是上诉人腾空、上诉人拆除，并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得到了补偿安置。根本不存在”擅自拆除其房屋”和”强迫拆除其房屋”之说。因此，上诉人要求确认曲沃县人民政府对其实施的房屋拆迁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与曲沃县乐昌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上诉人的房屋系自行拆除。《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大事项报告书》（2008）临中法重字第1号显示，包括原告在内的涉及本案拆迁范围的156户拆迁群众自2003年拆迁以后，多次上访告状，并向法院提起诉讼，临汾中院一直未予立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经两次函告临汾中院立案审理。2015年5月20日，临汾中院作出（2015）临行初字第00009号行政裁定书，以132位原告的起诉缺乏明确的被告和事实理由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晋行终字第128号行政裁定书，以基本相同的理由维持了一审裁定。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为：”依法确认被告曲沃县人民政府擅自拆除原告的房地产，是一严重的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并没有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而且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合议庭总结的两个庭审重点，其中之一为”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地产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另一个为是否超过起诉期限）。双方对此也当庭表示无异议。可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明确的，也就是请求法院确认曲沃县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然而，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部分中确定的案由却为”不服被告临汾市曲沃县人民政府行政拆迁行为”，在判决理由部分也有”原告以拆迁人不具备颁发拆迁许可证条件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不公平为由要求确认被告的拆迁行为违法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的表述。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一审法院虽然在庭审开始时总结的庭审重点是正确的，但是，在审理和判决中却是围绕着行政拆迁行为进行的审查。而拆迁行为与拆除行为是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拆迁行为包括拆迁决定、拆迁公告、拆迁补偿方案、拆迁补偿协议以及强制拆除，本案还包括拆迁许可等一系列行政行为，而拆除行为仅指的是房屋等不动产的拆除行为。一审法院超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将案由确定为确认行政拆迁行为违法并进行审理和判决，缺乏事实依据，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经审理查明，上诉人的涉案房屋系自行拆除，被上诉人曲沃县人民政府并没有对上诉人的涉案房屋实施过任何拆除行为，而且上诉人与曲沃县乐昌镇人民政府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已经履行，上诉人已经按照协议约定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拆除其房屋违法没有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上诉人的起诉由于缺乏事实根据应当予以驳回。上诉人关于本案拆迁行为中存在的所谓诸多违法之处的上诉理由，由于其起诉的是拆除行为，故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8行初96号行政判决书；二、驳回上诉人侯桂英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魏晓俊审判员程彦斌审判员郑宏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