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民终1296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明敏，男，1984年12月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煜，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宠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街78号346室。法定代表人：李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伟，上海容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征宇，上海容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明敏与被上诉人上海宠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宠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56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夏明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宠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080元。事实和理由：宠乐公司系口头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让夏明敏对口头解除举证系强人所难。夏明敏实际工作至2015年9月11日，退工单记载的日期也是2015年9月11日，一审法院认定劳动合同于2015年9月14日解除，认定错误。夏明敏在2016年9月11日收到退工单，2015年9月14日应宠乐公司的要求填写了离职申请书。宠乐公司称2016年4月才寄送退工单与事实不符。微信记录显示2016年4月夏明敏只要求宠乐公司寄送劳动手册，说明已经收到退工单。宠乐公司在一审第一次开庭之后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超出举证期限，且证人与宠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此外，一审中宠乐公司及证人桑某曾对退工证明的交付情况做出过前后不一的陈述。宠乐公司辩称：退工单并不是2015年9月11日给夏明敏的，是2016年4月和劳动手册一起寄送的。夏明敏在2015年9月11日口头提出离职，2015年9月14日填写发离职申请表，微信记录可以反映夏明敏是主动离职。在一审第一次庭审的举证质证环节，宠乐公司代理人确曾表述2015年9月14日将退工证明当面给夏明敏，但经庭后核实并非如此，才提供证人证言。因此，宠乐公司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宠乐公司向一审法院请求判决宠乐公司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080元，不支付延误退工损失10,898.40元。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2月1日，宠乐公司、夏明敏签署期限为当日起至2015年1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续订了期限为2015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劳动合同。夏明敏最后出勤至2015年9月11日，宠乐公司已支付夏明敏工资至该日。2015年9月14日上午，夏明敏填写并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其中离职原因一栏勾选了“其它”，并手写了“用我爸卡号打款无票水货违法”的内容，因夏明敏未填写确定离职时间，宠乐公司人事当天联系夏明敏，夏明敏要求人事帮忙填写，人事填写上了当天的时间。2015年10月14日，宠乐公司为夏明敏办理了网上退工。2016年5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夏明敏提出的仲裁申请。夏明敏要求宠乐公司支付：1、2015年2月1日至9月1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76,065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080元；3、2015年9月11日至2016年4月11日的延误退工损失71,820元。2016年6月6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浦劳人仲（2016）办字第3534号裁决书，裁令宠乐公司支付夏明敏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080元、延误退工损失10,898.40元，对夏明敏的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宠乐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另认定，截至2015年9月，夏明敏的失业保险累积缴费时间为49个月。一审审理中，宠乐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表示系2015年9月14日开具并当面交付给夏明敏，其上记载2015年9月11日合同解除，是依据夏明敏实际出勤情况填写，也是结算工资的需要。2、证人桑某到庭作证的证言：“我是宠乐公司处人事专员，负责人员入离职的办理、制作工资表等事务，2014年6月底入职。2015年9月11日是夏明敏的最后工作日，当天下午夏明敏向鲍某口头说不做了，9月14日夏明敏来公司将离职单丢在这里就走了。夏明敏的退工证明是我在2016年3、4月份开的，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在此之前没有向夏明敏出示过退工证明，2015年9月11日、9月14日均没有向夏明敏出具退工证明。退工证明上记载2015年9月11日合同解除，是因为夏明敏的最后工作日为9月11日，落款写9月11日是为了统一时间。2016年4月12日我将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一起邮寄给的夏明敏。夏明敏网上退工是我办理的，次月14日、15日左右统一办理上月离职人员的网上退工，虽然夏明敏9月11口头说了离职，但之后未办理离职手续，我看不到夏明敏的考勤数据，我们为夏明敏缴纳社保至9月30日，所以解除或终止日期写了9月30日。”3、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的证言：“我是宠乐公司处招聘主管，负责招聘员工，2013年3月15日入职，现在仍在职，和夏明敏是同事。2015年9月11日是夏明敏的最后工作日，9月14日周一早上9点左右，夏明敏来公司将离职申请表扔给经理鲍某，说不做了然后就走了，我当时看到了这一情形，在场的还有桑某、鲍某、吕某。不清楚夏明敏不做的原因，也不清楚当天有无交给夏明敏退工单，夏明敏此后就没再来公司。员工自己离职的时候填写《员工离职申请表》。”4、证人鲍某到庭作证的证言：“我是宠乐公司处人事行政副总监，负责管理人事和行政方面工作，2013年2月23日入职，现在还在职。2015年9月11日是夏明敏的最后工作日，9月14日一早过来他从桑某那里拿了《员工离职申请表》，填完交给我们部门就走了，说如果需要交接的话会再回来。交的时候我在场的，交给我或桑某的，记不清交的时候有无说明原因，9月14日当天我打电话给夏明敏，问他为何离职，他说因为公司盗用他爸爸的卡他很生气。《员工离职申请表》上人事部意见一栏是我写的，部门经理意见处的日期夏明敏没有填写，我就写了。夏明敏是2015年9月14日一早自行离职的，当时没有给他开具退工证明，后来夏明敏要劳动手册的时候才开具的，今年4月邮寄给夏明敏的。公司一般流程是按照最后工作日填写解除时间的，所以给夏明敏开具的退工证明也写了夏明敏的解除时间为9月11日。2015年9月11日，夏明敏未与公司发生争执。”5、快递面单及快递登记表，证明宠乐公司在2016年4月12日将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一起邮寄给夏明敏。夏明敏对宠乐公司前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系2015年9月11日当天收到的退工证明；对证据2、3、4中的证人身份无异议，但证言均不予认可，表示证人均系宠乐公司在职员工，与宠乐公司存有利害关系，且夏明敏与鲍某的微信聊天中仅要求邮寄劳动手册，说明退工证明已在之前开具；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2016年4月13日收到的仅是劳动手册，未收到退工证明，退工证明已在之前开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为双方劳动合同由何方于何时解除；二为宠乐公司是否应支付夏明敏延误退工的损失。就争议焦点一，宠乐公司认为系夏明敏2015年9月11日自行提出辞职、9月14日或之后才为夏明敏开具的退工证明，夏明敏则认为系宠乐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单方口头解除并于当日出具了退工证明。因双方对退工证明的开具交付时间存有争议，而宠乐公司提交的快递面单和快递登记表及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能相互佐证系2016年4月才将退工证明寄送给夏明敏，夏明敏又未能就宠乐公司2015年9月11日单方口头解除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能仅凭退工证明上记载和落款的时间即确认系宠乐公司于2015年9月11日单方解除了劳动合同。双方均确认夏明敏于2015年9月14日提交了《员工离职申请表》，宠乐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均证实夏明敏系自行辞职，此与《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记载的内容能相对应，结合夏明敏在《员工离职申请表》上离职原因栏勾选“其它”并手写“用我爸卡号打款无票水货违法”的内容而未标注被单方解雇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宠乐公司主张的夏明敏自行辞职更具可信性，故一审法院对宠乐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就劳动合同的解除时间，夏明敏主张的2015年9月11日与证人鲍某陈述的当天未发生争执并不一致，故一审法院结合夏明敏提交《员工离职申请表》的日期，确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综上，双方劳动合同因夏明敏辞职而解除，宠乐公司要求不支付夏明敏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合理有据，应予支持。就争议焦点二，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本案中，如宠乐公司所述，其迟至2016年4月12日才将劳动手册、退工证明寄给夏明敏，显然已超出前述法定的办理退工手续的时限，存有延误退工情形，应支付夏明敏延误退工的损失。结合一审法院确认的劳动合同解除时间、夏明敏仲裁阶段请求的期间、夏明敏的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和夏明敏年龄、本市失业保险金标准，经一审法院核算，宠乐公司应支付夏明敏2015年9月29日至2016年4月11日期间的延误退工损失8,132.5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判决：一、上海宠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夏明敏2015年9月27日至2016年4月11日期间的延误退工损失8,132.50元；二、上海宠乐宠物用品有限公司不支付夏明敏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2,08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夏明敏补充提交劳动手册，欲证明劳动关系解除日期系2015年9月11日。宠乐公司对劳动手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并不能证明劳动合同解除日期，称从微信记录中可以发看出是夏明敏在2015年9月14日主动提交了离职申请书，退工单和劳动手册上所载的2015年9月11日系人事按照夏明敏的最后工作日填写。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因实践中劳动手册上所载的劳动合同期限与劳动合同实际解除日期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已产生争议的情况下，本院将综合在案证据于后认定劳动合同解除日期。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中夏明敏和宠乐公司对于劳动合同系由哪方提出解除各执一词。宠乐公司称夏明敏于2015年9月11日口头提出辞职并于9月14日主动提交离职申请书。夏明敏认为退工证明上载明的合同解除时间、退工证明的落款时间和劳动手册上的劳动合同期限可以证明宠乐公司已于2015年9月11日解除劳动合同。综合在案证据，其一，夏明敏填写了《员工离职申请表》，其虽称该表系应宠乐公司的要求填写，但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从夏明敏所确认的与人事的微信记录中可以看出，夏明敏提醒对方“离职单勿忘交”，可以印证提交该《员工离职申请表》系夏明敏本人意思表示。其二，宠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三名证人的证言可以印证夏明敏的离职情况。夏明敏称证人与宠乐公司存有利害关系，但鉴于劳动争议的特殊性，证人多为用人单位的员工，夏明敏仅以证人在宠乐公司工作为由主张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依据不足。其三，就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上所载明的日期而言，证人桑某和鲍某称公司一般流程是将最后工作日作为合同解除日，且退工证明和劳动手册上的日期并不能直接证明系由宠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本院认为宠乐公司所提供各项证据可以互相印证，证明力显大于夏明敏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为宠乐公司主张的夏明敏自行辞职更为可信并结合《员工离职申请表》的日期确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本院予以认同。夏明敏要求宠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据此，夏明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夏明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蔡建辉代理审判员  叶 佳代理审判员  成 阳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 记 员  徐 凌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