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113民初6490号原告：王某1，女，198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原告：朱某1，女，1954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基泰，江苏志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2，男，1990年3月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江苏宁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1、朱某1与被告王某2遗赠扶养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朱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基泰、被告王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1、朱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与王某3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无效，被告未履行《遗赠赡养协议》，不得享有对王某3的遗产权利；2.请求认定本案原告为王某3遗产的合法继承人；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告与王某3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是被告单方拟定的，缺少双方协商的过程，当时王某3已住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能确定其是否能正确表达意思，故对该协议的真实性质疑。二、被告于2016年7月4日违背了医院要求继续住院的医嘱，中断了对王某3的治疗，将王某3拖回自己家中，导致王某3当天死亡。被告的行为违反了《遗赠赡养协议》中由被告负担王某3生存期间的赡养责任的约定，故被告不应享有王某3遗产的权利。三、被告擅自中断医院对王某3的治疗，拖回自己家中，导致王某3当天死亡，其行为是“不正当促成”《遗赠赡养协议》王某3死亡条件的成就，应视为条件不成就，该《协议》自始无效。四、王某3、董某系王某4的父母，朱某1、王某1分别是王某4的妻子和女儿。王某4先于王某3、董某死亡，在王某3、董某死亡后，本案原告王某1作为王某4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朱某1则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原告系王某3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应由其继承王某3的遗产。被告王某2辩称，1.被告履行了对王某3的赡养义务和养老送终的义务；2.王某3因不愿在病房中死亡，故自己要求出院；3.王某3与被告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是王某3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4.原告王某1是王某3的养子的子女，两原告和王某3没有形成赡养关系，王某3与其养子也已断绝了养子女关系，故本案两原告不具有诉权。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某3与董某系夫妻，王某4（1952年3月2日出生）系王某3与董某的养子。王某4与原告朱某1系夫妻，双方育有一女，即原告王某1。被告王某2的父亲王某5系王某3的侄子。王某4于2002年11月死亡。董某于2011年2月死亡。2016年6月20日，王某3因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电解质紊乱、贫血、胃癌术后等疾病至南京市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016年6月28日，第一医院向王某3家属下达病危通知书。2016年6月29日，王某3在第一医院签署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王某2作为其在第一医院住院期间的委托代理人，委托权限为听取经治医师有关王某3的病情、治疗措施和医疗风险等情况的告知与说明，选择和决定签署有关医疗活动的同意书。当日，第一医院又向王某2下达了王某3的病危通知书。同年6月30日，由被告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拟定打印了一份遗赠赡养协议，载明遗赠人为王某3，被遗赠人为王某2，双方达成如下一直协议：一、王某2对王某3的生存期间负赡养责任，所需费用由王某2承担，王某3去世后，王某2对其负安葬义务，所需费用由王某2承担；二、王某3所有的位于南京市××区文思新村××室49.55平方米的房屋，在其去世后归王某2所有；三、王某3生前享有的对南京市玄武区娱乐养老研究中心的226100元的债权，对娱乐养老南京元勋会员服务中心债权35000元，合计261100元归王某2所有；四、王某3去世后，其有关社保费用的领取和单位的福利待遇由王某2领取归王某2所有。当日，王某2同见证人刘某,袁某,4一同至第一医院，由刘某,4向王某3宣读了上述遗赠赡养协议，王某3表示认可，并由王某3、王某2、刘某,袁某,4分别在该协议上签名、摁手印确认。同年7月4日上午，第一医院医师向王某3家属告知王某3病情危重，目前存在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凝血功能异常，其基础情况较差，严重贫血、低蛋白血症，经医院综合治疗病情未见明显改善，有进一步恶化加重可能，预后差。其后，王某2及王某3的其他亲属向医院表示要求出院，故王某3于当日出院，出院诊断为2型糖尿病、××、急性肾损伤（AKI3期）、肺部感染、贫血、胃癌术后，出院情况为神志清楚、精神萎靡……，出院医嘱为120车转运和继续住院治疗。王某3出院后，被接至王某2家中，并于2016年7月4日死亡。另查明，王某3生前于1999年购买了位于南京市文思新村××室的房改房，并于2000年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董某死亡后，王某2的父亲王某5为董某支付了部分墓葬费用。王某3在上述住院期间，由被告王某2负责其住院治疗的事宜并支付了相关的治疗费用。王某3死亡后，王某2安排了王某3的丧葬事宜，并支付了相关的丧葬费用。审理中，原、被告存在以下争议：1.原告认为被告与王某3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是被告单方拟定的，缺少双方协商的过程，不能确定是王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被告主张该遗赠赡养协议是王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申请证人刘某,袁某,4出庭作证，并提交了其与王某3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的视频作为证据。证人刘某,4当庭陈述其系王某2的朋友，2016年6月30日其同王某2、袁某,4一同至第一医院，由其向王某3宣读了《遗赠赡养协议》，王某3表示同意后，各方签字摁印，签订协议时王某3神志清醒。证人袁某,4当庭陈述其系王某2的同学，2016年6月30日，其同王某2、刘某,4一同至第一医院，由刘某,4向王某3宣读了《遗赠赡养协议》，王某3表示理解并同意后，由王某3签字摁印。2.原告主张被告于2016年7月4违背了医院要求王某3继续住院的医嘱，故意中断对王某3的治疗，将王某3拖回自己家中，导致王某3当天死亡。被告抗辩王某3因为病情危重，自愿放弃治疗，要求回家，其和王某3的亲属才一同向医院表示要求王某3出院的。对此，王某2申请证人朱某2、王某3出庭作证。证人朱某2当庭陈述其系王某3的侄媳妇，2016年7月4日，其至第一医院看望王某3，并询问王某3要不要回家，王某3可以听懂其意思内容，因王某3戴着氧气面罩，就向其点头表示。证人王某3当庭陈述其系王某3的侄子，2016年7月4日，其至第一医院看望王某3，并询问王某3想不想回家，王某3能听懂其的问话，因王某3戴着氧气面罩，就向其点了点头。因原告不同意调解，致本院调解未果。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户籍登记表、户籍信息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授权委托书、病程记录、病危通知书、出院记录、遗赠赡养协议、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购房收据、丧葬费用票据、丧葬照片、医疗费票据、发票、治疗记录、住院医疗费用明细清单、视频及证人刘某,袁某,4、朱某2、王某3的证言等证据在卷证实，本院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王某3在去世前与王某2签订了《遗赠赡养协议》，该协议虽然系他人打印，××住院，没有能力书写该协议，且证人刘某,袁某,4的证言及王某3签订该协议时的视频录像能够证实该协议内容已向王某3宣读并得到了王某3的认可后由各方签字确认，应认定是王某3和王某2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对王某3遗产部分的处分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王某2按照遗赠赡养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对王某3生存期间赡养和去世后的安葬义务，应享有接受王某3遗赠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王某3与王某2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中涉及到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财产的部分应认定为无效。对于王某3遗产的范围，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故本案中不作认定，原被告可以另案处理。对于两原告主张的王某2系故意中断对王某3的治疗，并造成王某3死亡的意见，本院认为，第一医院于2016年6月28日、6月29日连续向王某3家属及王某2等人下达了王某3的病危通知书，并于同年7月4日上午，向王某3家属告知王某3病情危重，该事实反映王某3的病情严重，危及生命，而证人朱某2、王某3的证言证实了2016年7月4日家属在征求了王某3的意见后安排王某3出院，其后王某3的死亡不能认定是王某2的故意行为所致，原告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请求认定本案原告为王某3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的诉请，因本案系遗赠扶养协议纠纷，该诉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做处理，原告可以另案主张。综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与王某3签订的《遗赠赡养协议》全部无效，被告未履行《遗赠赡养协议》，不得享有对王某3的遗产权利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朱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王某1、朱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婷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毛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