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4民终38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银翔植绒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塔村。法定代表人：袁琴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明，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政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东头村青龙煤厂西堍。法定代表人：陈建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爱民，江苏高枫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常州市银翔植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翔植绒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政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成物流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6）苏0412民初5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银翔植绒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原审诉讼中政成物流公司提供的证据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双方并未对物流费用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结算，银翔植绒公司对开票金额不予认可并要求政成物流公司提供货运单、物流单、运输协议��材料以供核对。从发票记载内容也可以看出，开票内容与实际物流发生情况并不一致，政成物流公司提供的1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货人均为同一单位东莞市庆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事实上双方的开票习惯是政成物流公司为银翔植绒公司提供运输服务并不定期向银翔植绒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因双方一直在合作中对开票金额双方并未对账，所以开票总金额并不能真实反映双方实际物流费总金额及物流费构成情况，原审判决对该事实上模糊带过，并未查清。2、银翔植绒公司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四笔要求政成物流公司代收货款的货运单、购销协议原件，该组证据中明确记载要求政成物流公司代收货款的内容及金额，且均有政成物流公司提货驾驶员签字确认。在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原告认可上述四次运输行为是事实，但因为驾驶员流动性较大、不确定是否收到上述��笔货款”，可以看出政成物流公司对四次运输行为是认可的，却仅以驾驶员流动性大不能确定是否收到货款的借口予以推脱。为此，银翔植绒公司还提供了该四笔货运单中记载的收货单位出具的证明和收货人联系方式，证明四笔货款确实已经交由政成物流公司人员代收，但原审法院避重就轻，未能查清该部分事实即否定了银翔植绒公司的答辩意见。3、原审判决书第4页第二段“原告共计仅代收货款……”，可以看出银翔植绒公司与政成物流公司之间是有代收货款抵运费的交易习惯的，并且政成物流公司认可几笔代收货款与银翔植绒公司主张的四笔代收货款在时间和金额上并不重复，表明银翔植绒公司主张的四笔代收货款并未包含在政成物流公司的付款明细中。根据现在物流行业普遍的行业规则，物流企业除了承担运输义务外，往往又有代收货款的责任，这是物流行���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为了吸引客户提高经济效益而形成的交易习惯。二、原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错误。1、银翔植绒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货运单原件、购销协议原件，证明银翔植绒公司主张的代收货款四笔运输行为及代收款金额，并且这四笔运输行为的真实性已经得到政成物流公司的认可。银翔植绒公司还提供了该四笔货运单收货单位出具的已付款证明和收货人联系方式，证明货款确实已经交由政成物流公司驾驶员收取。银翔植绒公司在原审中已经尽一切可能履行了举证责任，而在政成物流公司认可四笔运输行为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仍然要求银翔植绒公司举证代收货款实属不公。在此情形下政成物流公司仍然否认代收货款的存在，原审法院应当责令政成物流公司提供其持有的货运单一联、物流单或要求驾驶员出庭说明情况，然而法院不但��有要求政成物流公司举证，反而仅凭政成物流公司“驾驶员流动性大，不能确定是都收到货款”的借口即否定了代收货款事实的存在，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明显偏向于政成物流公司一方。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运输协议，属于对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确定。而第六十二条适用的前提是适用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的，而本案不管从银翔植绒公司与政成物流公司之间，还是整个物流行业，都是由明显的交易习惯的。因此，本案应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确定双方是否存在代收货款��事实，而原审中明显可以看出双方是有代收货款抵运费的交易习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政成物流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政成物流公司承担。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政成物流公司答辩称：一、银翔植绒公司认为开票金额不能反映实际物流费，要求政成物流公司提供货运单核对，该要求属于无理要求。首先，根据原审银翔植绒公司提供的证据看，该空白货运单是政成物流公司提供给银翔植绒公司的，货运单一式两联，在银翔植绒公司委托运输时，由银翔植绒公司填写，一联由银翔植绒公司留存，另一联交政成物流公司。政成物流公司根据该货运单的要求将货物送达收货人后，由收货人签收，在月底汇总后开具发票，将发票和有收货人签名的货运单一起交给银翔植绒公司。银翔植绒公司核对无误后，收取运输发票并入账。因此，银翔植绒公司收取发票就说明其认可运费金额。其次，双方总计运费185087元，按照银翔植绒公司的上诉理由，已经超付，如果该运输发票金额不真实，银翔植绒公司不可能付这么多的款项。原审时，政成物流公司已经提供了所有运费的构成清单，银翔植绒公司也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至于发票收货人为同一人，是因为根据银翔植绒公司的要求所写，况且运费发票是汇总后开具，不是按每一笔开开具的。二、关于代收货款问题。政成物流公司已根据实际收到的货款入账冲抵银翔植绒公司的运费，如果银翔植绒公司能提供政成物流公司驾驶员签收货款的依据，即使该驾驶员不在政成物流公司，政成物流公司也会予以认可。政成物流公司向原审法院诉称：1、判令银翔植绒公司支付政成物流公司运费50385.81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银翔植绒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银翔植绒公司自2013年11月开始委托政成物流公司运输布，截至2015年7月共计发生运输费134701.19元，尚欠政成物流公司运费50385.81元，该款经政成物流公司多次催要，银翔植绒公司拒不给付。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3年10月起至2015年6月止，政成物流公司为银翔植绒公司提供公路货物运输服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7月止，政成物流公司共计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给银翔植绒公司、总金额185087元，上述发票的发货人均为政成物流公司、收货人均为东莞市庆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自2013年11月起至2015年10月27日止，银翔植绒公司分9次向政成物流公司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运费90000元，具体包括：2013年11月4日支付20000元、2014年9月12日支付10000元、2014年11月3日支付10000元、2015年1月6日支付10000元、2015年1月28日支付10000元、2015年2月17日支付10000元、2015年4月28日支付10000元、2015年8月13日支付5000元、2015年10月27日支付5000元。2014年1月29日，银翔植绒公司委托袁琴方向政成物流公司公司监事王洁转账20000元。对此，银翔植绒公司称该款系支付给政成物流公司的运费；政成物流公司认为该款系常州市银星制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星公司）支付给政成物流公司的运费。2014年4月15日，银翔植绒公司委托政成物流公司运输货物至东莞黄江新丰金属塑胶制品厂，货运单（客户版）上备注“代收货款”。另据银翔植绒公司提交的托运单复印件上对运输要求载明为“先收款后卸货，切记”及“现金付讫”字样，其另提交的新丰金属塑胶制品厂的���款凭证复印件上载明该厂于同年4月7日“付银翔黑色绒纸80%尾款”现金41205.7元。并由东莞黄江新丰金属塑胶制品厂出具证明一份，主要载明该厂已于2014年4月17日将货款41205.7元以现金方式交付政成物流公司的驾驶员。银翔植绒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另提交了盖有“常州政成物流有限公司对账专用”红章的“银翔对账单”一份，并称该单系政成物流公司交付给银翔植绒公司的，上有“4月22收货款抵运费41205.7其中100元手续费”。政成物流公司称其未出具过该对账单、该红章亦非政成物流公司单位的章。2014年5月23日、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7日，银翔植绒公司分别委托政成物流公司运输货物至“新正天植绒有限公司”，货运单（客户版）上分别备注“代收货款计7020元”、“代收货款共计13884元”、“签回单，代收货款共17685.5元”。银翔植绒公司称货运单上的��新正天植绒有限公司”即为“深圳市龙岗区龙岗新正天绒业行”，并提交了深圳市龙岗区龙岗新正天绒业行出具的证明，主要载明其已将上述货运单上载明的三笔货款以现金方式交付政成物流公司的驾驶员代收。就银翔植绒公司所陈述的上述四笔代收货款，政成物流公司认可上述四次运输行为是事实，但因驾驶员流动性较大、不能确定是否收到上述四笔货款，且政成物流公司共计仅代收货款44701.19元，分别为2014年4月19日收款14790.19元、2014年11月24日收款6435元、2014年12月2日收款6706元、2015年6月29日收款16770元。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证明。本案中，政成物流公司、银翔植绒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为证明政成物流公司自2013年10月起共��为银翔植绒公司运输货物发生运费185087元的事实，政成物流公司提交了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自2013年10月起至今政成物流公司共计为银翔植绒公司运输货物发生运费185087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就付款情况，银翔植绒公司陈述称其共计向政成物流公司转账90000元并委托袁琴方向王洁转账20000元，并提交了付款依据予以证明，政成物流公司虽主张袁琴方转账的20000元系支付的银星公司的运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院对政成物流公司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对银翔植绒公司已向政成物流公司支付运费110000元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就银翔植绒公司主张的政成物流公司共计代收货款44701.19元、79796.2元抵运费的意见，因银翔植绒公司未提交政成物流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9日、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日、2015年6月29日代收货款14790.19元、6435元、6706元、16770元共计44701.19元的依据，其提交的证据亦不能证明政成物流公司已于2014年4月17日、2014年5月23日、2014年7月1日、2015年6月7日代收货款41205.7元、7020元、13884元、17686.5元共计79796.2元，故该院对银翔植绒公司的该辩称意见部分不予采纳，仅对政成物流公司认可的已代收货款44701.19元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经核算，银翔植绒公司共计通过转账及委托政成物流公司代收货款抵运费方式支付政成物流公司运费154701.19元。综上所述，该院对政成物流公司要求银翔植绒公司支付运费30385.81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即2016年7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其余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银翔植绒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政成物流公司运费30385.81元及利息（自2016年7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政成物流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060元，减半收取计530元，由政成物流公司负担210元，由银翔植绒公司负担320元。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政成物流公司在为银翔植绒公司运输货物后，向银翔植绒公司开具运输货物增值税专用发票，银翔植绒公司收取增值税专用发��后已经抵扣，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数额可以作为认定运输费用数额的依据，故原审判决根据增值税发票数额认定双方运费数额并无不当。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银翔植绒公司原审辩称政成物流公司已经代收货款79796.2元，并提交了货运单及购销协议及收货单位出具的证明证明其主张，但货运单及购销协议上虽然记载了要求物流收款的内容，但货运单及购销协议并未明确由政成物流公司收款，收货单位出具的证明也仅仅系收货单位的单方陈述，收货单位也未出具其付款的直接依据，证明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银翔植绒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辩称意见所主张的事实，原审判决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银翔植绒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元，由上诉人银翔植绒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卢 力审 判 员  张丛卓代理审判员  张国凯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徐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