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5民初21234号原告：葛万福，男，196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昌，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陆晓妹，女，195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原告葛万福与被告陆晓妹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到期后，双方当事人同意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葛万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继昌、被告陆晓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万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人民币719,657元；2.被告赔偿719,657元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自2012年4月26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利息损失；3.被告赔偿原告向他方借用资金损失730,166.93元；4.被告返还原告多汇入被告及其代理人账户资金226,000元。事实和理由：2012年4月，原告因经营急需资金，向被告借款。被告声称可介绍银行向原告贷款。原告委托被告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闸北支行)贷款。在办理贷款过程中，被告将原告及妻子、子女设定为担保人，借款人为上海京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冶公司)，银行放贷的4,000,000元于2012年4月26日汇入京冶公司账户。在被告的操纵下，几经周转，该笔贷款除了抵偿原告以往负于被告的债务外，被告从中多得719,657元。后因京冶公司未能按期还款，工行闸北支行向法院申请执行原告抵押的房产。原告无奈向上海直向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直向公司)借款6,000,000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上述银行贷款，原告向银行支付利息255,678.88元，案外人黄某向银行支付利息259,113.34元，而黄某支付的这部分利息，经过诉讼也由原告承担。原告为贷款支付的利息合计为514,792.22元。按照被告占用款项的数额719,657元，被告应当承担相应利息92,618.46元。2012年4月28日，原告通过被告向他人借款564,000元，原告于2013年3月30日还本付息共700,000元，原告支付的利息136,000元，也应由被告承担。原告向直向公司借款6,000,000元，支付各类费用971,400元，按被告占用原告资金719,657元，被告应承担借款成本116,512.47元。2014年1月，原告为归还直向公司的借款，向小贷公司借款3,000,000元和向他人借款3,300,000元。原告支付利息和逾期利息共计3,268,669元，向介绍人支付介绍费102,000元，按照被告占用的金额，被告应承担费用385,036元。上述4项合计730,166.93元。被告声称原告未清偿债务，原告于2012年4月26日又向被告及其代理人支付了226,000元。被告利用其为原告代办向工行闸北支行借款机会，隐瞒事实，擅自占用原告资金，致使原告数次举债，被告从中获取利益。被告获利没有合法依据，应当予以返还。被告还应当赔偿原告就此遭受的损失。陆晓妹辩称，在2011年11月向工行闸北支行申请贷款之前，原告在先前贷款时已将其名下的位于嘉定区的别墅和位于水城路的房屋作了抵押。为了能够在工行闸北支行获得更多的贷款，便于贷款时将房产作抵押，原告要将原先设定的抵押清除。为此，被告于2011年11月29日替原告偿还了欠大众小额贷款公司1,200,000元的债务。被告还替原告偿还了欠平安银行的650,000元债务。原告另积欠被告个人债务660,000元。2012年4月27日，原告从工行闸北支行获得贷款中划出2,856,657元，向被告清偿上述债务及支付利息。对于上述情况，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另案时已经查明。原告向被告偿付钱款是基于双方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诉称的被告不当得利不能构成。时隔4年之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被告，既违背事实，也已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限。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葛万福与被告陆晓妹系朋友。原告多次向被告借款。为偿还债务，原告欲向银行贷款，通过被告的介绍，以上海京冶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2012年3月22日，京冶公司作为借款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闸北支行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京冶公司以购买原材料为名，向工行闸北支行借款4,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2年3月30日至2013年3月20日止，借款期内按年利率8.2%计息。合同项下借款为担保贷款，担保方式为抵押，借款担保为最高额担保，对应的最高额担保合同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XXXXXXXXXXX201)，担保人为马光瑶、葛琴、葛万福。该合同约定，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和贷款人管理要求，应采用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提取和使用的借款，由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借款资金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支付对象。为此，借款人应和贷款人另行签订委托支付协议作为本合同附件，并在贷款人处开立或指定专门账户用以办理受托支付事宜。借贷双方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京冶公司(委托人，甲方)与工行闸北支行(受托人，乙方)签订《委托支付协议》(编号为XXXXXXXXXXX)。双方约定，对符合协议约定的受托支付条件的提款，甲方授权和委托乙方在将融资款项划入指定的甲方账户后，将融资款项转入符合融资合同约定用途的甲方支付对象账户，并根据乙方要求提供支付凭证等相关资料。乙方经审核，认为甲方提供的资料与约定的融资用途一致且提款符合融资合同约定的前提条件的，首先将融资款项划入甲方指定账户，然后根据需要和甲方提交的有关业务凭证将相应款项转入甲方支付对象帐户。在此之前，京冶公司向工行闸北支行提交的《提款通知书》明确，京冶公司授权和委托工行闸北支行在将借款划入京冶公司账户后，支付给符合借款合同约定用途的上海微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督公司)账户。2012年3月22日，抵押人马光瑶、葛琴、葛万福(乙方)与抵押权人工行闸北支行(甲方)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3月22日至2015年3月19日期间，在4,000,000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京冶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借款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抵押物为位于本市曹安公路XXX号XXX幢总面积为306.50平方米的住宅。上述《小企业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在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2年4月6日，葛万福出具确认书，载明“今借王清(青)公司壹佰零壹万伍仟元(支票)用于还张江小额贷款公司，为本人还款平安银行贷款投放的壹佰万元资金及壹万伍仟元利息，等工商银行放贷后归还。”2012年4月26日，工行闸北支行按约放款4,000,000元至京冶公司，并受托将该笔贷款支付给微督公司。2012年4月27日，上海贻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贻至公司)收到微督公司转入的4,000,000元后，于同日向被告转账2,856,657元，向微督公司转账1,015,000元，向王青转账128,343元。2012年5月4日，微督公司向贻至公司转账1,015,000元。2012年5月7日，贻至公司将1,015,000元转账至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小贷公司)。2012年12月21日，京冶公司欠息未予支付，工行闸北支行催收未果，工行闸北支行向债务人、担保人等发送提前归还借款函，告知借款立即到期，要求京冶公司在2013年2月25日前偿还全部借款本息，葛万福、马光瑶、葛琴履行抵押担保责任。后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向京冶公司、葛万福、马光瑶、葛琴发函，核实债务履行情况。2013年5月20日，上海市杨浦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2013年6月5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根据工行闸北支行的申请，就《执行证书》所涉执行事项予以立案。2013年7月10日，葛万福、马光瑶、葛琴与工行闸北支行、上海直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代偿协议》，葛万福、马光瑶、葛琴通过向直向公司借款方式代京冶公司向工行闸北支行偿还《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息。2013年7月18日，工行闸北支行出具《代偿证明》，确认葛万福已于2013年7月18日代京冶公司向工行闸北支行偿还《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人积欠的借款本金4,000,000元及支付利息255,678.88元。而在2013年1月17日，葛万福出具《确认承诺书》，载明：“今有我葛万福向工商银行贷款抵押房产肆佰万元整(2012年4月27日-2013年3月20日)。从贷款至今每月利息全部有(由)黄铃代付给银行，本人葛万福承诺黄铃2013年3月底前所代付的利息人民币金额还于黄铃(付时黄铃提供银行收据给我)。”2014年5月21日，微督公司出具《公司证明》，载明：“兹证明王青与黄铃是朋友关系，王青与我公司以往有经营合作关系。在2012年3月期间葛万福提出急需资金用于归还王青、陆晓妹巨额债务。故葛万福、王青、陆晓妹求托黄铃及借以其上海京冶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向中国工商银行闸北支行贷款400万元，解决葛万福急需资金困难的问题。当2012年4月27日我公司收到上海京冶实业有限公司转账400万元后，及时将该款项交付给葛万福、王青、陆晓妹，其三人对葛万福所欠王青、陆晓妹的债务经核算后进行支付清偿，故该款项400万元，与我公司无涉。”2014年，葛万福、马光瑶、葛琴以其他合同纠纷为名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闸北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033号)。葛万福等人诉称，工行闸北支行未征得同意，擅自将《小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直接支付给微督公司，且京冶公司与工行闸北支行的借款行为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葛万福等人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要求被告京冶公司、微督公司、工行闸北支行共同偿还三原告垫付的借款本息4,255,678.88元；并支付上述款项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自2014年7月30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支付原告聘请律师代理的律师费80,000元。在该案审理中，闸北法院向张江小贷公司核实，该公司确认2012年4月18日其向京冶公司发放贷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1个月，用途为归还平安银行按揭贷款。该笔贷款的担保方式为陆晓妹等人提供名下房产抵押，陆晓妹、葛万福、马光瑶、葛琴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2年5月7日，贻至公司为该笔借款归还1,015,000元(包括贷款本息)。葛万福确认曾为该笔贷款签署过保证担保函。闸北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4,000,000元贷款并非由京冶公司、微督公司实际使用，而系按葛万福指定的用途支配、使用。闸北法院于2015年8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葛万福、马光瑶、葛琴的诉讼请求。葛万福、马光瑶、葛琴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葛万福、马光瑶、葛琴向二审法院申请撤回上诉。2016年1月18日，二审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准许葛万福、马光瑶、葛琴撤回上诉；各方当事人均按原审判决执行。2016年5月30日，葛万福以不当得利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6)沪0105民初10934号)，要求陆晓妹返还不当得利及赔偿损失。2016年9月26日，葛万福撤回起诉。同年10月11日，葛万福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法律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件事实有四项：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没有法律上根据。要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应当对上述四个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属于给付不当得利，原告应证明本案所涉及的给付无法律上原因。由于债务缠身，原告无法自行向银行申请贷款，通过京冶公司间接向银行贷款，原告是《小企业借款合同》所涉贷款的实际借款人，此为本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同的事实。在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当天，原告与工行闸北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无论是主合同《小企业借款合同》，还是从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明确原告葛万福及其家人马光瑶、葛琴是涉案4,000,000元贷款的抵押人。原告既是实际借款人，又是抵押担保人，却声称不了解担保的债权，对《小企业借款合同》内容一无所知，显然违背常理，本院无法采信。《小企业借款合同》载明，采取贷款人受托支付方式提取和使用借款，原告应当知道工行闸北支行放贷的途径。在银行放贷之后，原告前往案外人王青工作场所对其所负的债务进行结算，对所得贷款进行分配，当场划拨钱款用于清偿债务和支付费用，被告辩称的上述事实，由相应证据和原告部分陈述予以证实。原告于2013年1月17日向案外人黄铃出具的《确认承诺书》载明“今有我葛万福向工商银行贷款抵押房产肆佰万元整(2012年4月27日-2013年3月20日)。”对实际借款人及贷款发放时间作了注解，印证了原告自始知道贷款的发放和扣划。原告对涉案的4,000,000元贷款直接支配和使用也已被生效的民事判决所认定。多年来，原告与被告个人存在频繁的资金借贷事实。按照原告诉称，被告所得2,856,657元款项中2,137,000元是用于清偿以往积欠被告的债务，是被告应得的，余额719,657元为被告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原告。但对于被告统计的在2012年4月27日之前双方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在双方有争议借贷事项中，被告辩称部分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原告支付的借款利息，原告则称其另行以现金方式向被告支付借款利息，原告并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未能证明双方争议的债务已得以清偿完毕的事实，原告应当向被告偿还本金及应当支付利息的数额应该不止于其所自认的2,137,000元。故原告在2012年4月27日将所得贷款划账2,856,657元用于清偿其负于被告的债务，是基于原、被告之间债权债务情况，由原告自主支配、处分，此给付行为存在法律上原因，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难以构成。原告基于不当得利而提出的其余赔偿利息损失和其他损失等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和4,000,000元贷款无关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可以另案起诉，本案不作处理。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万福的诉讼请求。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葛万福负担。案件受理费10,815.60元，由原告葛万福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叶其成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朱浩然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