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02民终456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邮市恒顺制衣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56529338-1，住所地扬州市高邮市御码头路15号。法定代表人：刘国荣，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健，江苏日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凡，江苏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无锡国奥服饰有限公司，统一信用代码913202057584560285，住所地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工业园区A区。法定代表人：严金才，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峰，江苏锡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邮市恒顺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无锡国奥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奥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恒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国奥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恒顺公司与国奥公司之间按时间顺序依次签订三份合同，合同编号为20150825、数量为4000件的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一)，合同编号为20150825、数量为3000件的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2015年9月14日追加红豆羽绒服3000件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份合同加工总数为10000件，符合双方首单对加工总量的约定，三份合同签订时间应该是连续性的，合同二不可能在相隔近两个月的2015年11月9日签订。实际履行过程中，国奥公司仅交付了7000件服装面辅材料，恒顺公司完成了交货义务，国奥公司给付了加工款。但国奥公司尚有3000件羽绒服加工业务没有交给恒顺公司加工，三份协议没有全部履行完毕，违约责任显然在国奥公司。国奥公司在一审诉状中称合同二是在2015年8月25日签订，但在诉讼中情况对其不利时又称是2015年11月9日签订，不能自圆其说。合同一的面辅材料是在2015年8月25日、26日提供，补充协议是在2015年9月14日签订，但在2015年9月6日又有面辅材料出库单，对应的必然是合同二。双方在补充协议中已约定了货款两清，如果合同二是在2015年11月9日签订，则在接近年底生产任务繁忙的情况下，恒顺公司签订对己严重不利的合同显然不合常理。2、恒顺公司分两次各交付了450件羽绒服，分别由国奥公司的陈维君、汤凤才签收，但一审法院仅认定陈维君签收的450件，显然是不公平的。3、国奥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批羽绒服的销售价格为每件215元，且恒顺公司加工费仅十几万元，而一审判决赔偿款达六十余万元，明显过高。一审判决恒顺公司按照销售价格的1.3倍向国奥公司赔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另外，合同二约定的出货时间是2015年11月30日分批出货，后期发货时间并未约定，故恒顺公司也不存在违约行为。国奥公司二审辩称：1、国奥公司在与恒顺公司做加工业务前，被带至高邮市经济开发区秦邮路××号考察，感觉设备比较齐全，就签订了合同一。后国奥公司派员前往验货时发现是在高邮市××码头路××作坊，这才是恒顺公司真实的企业。因恒顺公司加工能力有限，补充协议约定的加工期满后迟迟不能交货，在国奥公司一再催促下，恒顺公司直至10月下旬才勉强交付了大部分加工服装。在合同一、补充协议项下的7000件服装加工告一段落后，国奥公司欲终止与恒顺公司的业务关系，但恒顺公司一再要求，并保证不再要求带款提货的情况下，国奥公司才将后一批3000件服装交由恒顺公司加工，并于2015年11月9日签订了合同二。因此，三份合同按时间顺序依次为合同一、补充协议、合同二，恒顺公司陈述的事实与补充协议的内容相矛盾。关于合同二的面辅材料，国奥公司提供的2015年11月9日、13日的出库单就是履行合同二的依据。况且国奥公司于2016年1月10日发给恒顺公司的函件中明确这3000件服装对应的合同就是交货期为11月30日的合同，恒顺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关于一审诉状中将合同二的签订时间写为2015年8月25日的问题，是代理人误将合同编号作为了签订日期，之后才得知实际签订时间为2015年11月9日，在审理中对此作出了说明。另外，恒顺公司称2015年9月6日的出库单对应的是合同二，但该出库单上根本不是面料，而是合同一中短缺的少量拉链和罗文，凭此材料无法加工一件服装。2015年11月13日的两份原辅材料出库单是合同二中短缺的少量罗文、拉链、夹里等，恒顺公司称没有收到，但事实上其已将合同二的3000件服装全部加工完毕，不可能没有收到上述材料。2、国奥公司在一审中出具了服装销售合同、发票及向下游客户交付服装的快件寄送凭证，足以证明销售价格为每件215元。且服装的价值除了加工费以外，更大部分是原辅材料价格，215元的销售价格扣除成本后的差价不到20元，国奥公司起诉时也已将违约金作了下调，故一审按销售价格的1.3倍确定赔偿金额是合理的。国奥公司一审诉称：2015年8月25日，其与恒顺公司协商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约定其提供原辅材料由恒顺公司加工制作F15003款号的红豆牌羽绒服4000件，每件加工费55元，加工费总金额220000元，交货期2015年9月20日，该合同注明双方的交易总数为10000件。2015年9月14日双方又协商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国奥公司原委托恒顺公司加工的红豆牌羽绒服4000件，交货期延至2015年9月25日，另国奥公司追加同款男装羽绒服3000件交恒顺公司加工，不含税加工费仍为55元不变，加工费为165000元。上述合同生效后，双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国奥公司总共支付了恒顺公司加工费385000元，双方已经货款两清。2015年11月9日，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的双方代表又代表各自公司签订加工合同一份，约定由国奥公司提供原辅材料供恒顺公司为其加工制作款号为F15003的羽绒服3000件，加工费仍为不含税价55元每件，加工费合计165000元，该部分定作物的交货期为2015年11月30日。该合同载明面料、辅料由承揽方自提，制作好成衣后，由承揽方送达定作方，运费由承揽方承担，付款方式为出货后60天内，承揽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定作方带款提货，否则无条件视为承揽方违背合同，为此承揽方必须承担货物销售价格3倍的赔偿。上述合同记载的承揽方即恒顺公司，定作方即国奥公司。合同生效后，国奥公司按约将3000件羽绒服的面辅材料交付给了恒顺公司，但至2015年11月30日前，恒顺公司仅交付了国奥公司成衣450件，剩余2550件迟迟未能交付。2016年1月2日，恒顺公司向国奥公司发函称尚有2100件服装已经包装结束，要求国奥公司前往结算提取，如国奥公司于2016年1月8日前不来提取，恒顺公司将以每件55元的价格予以变卖。国奥公司接函后即电话告知恒顺公司要求其严格按照合同办事，但恒顺公司坚持要求先付款后发货。2016年1月10日，国奥公司委托江苏锡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函的形式通知恒顺公司要求其严格按合同办事，但恒顺公司未予理睬，剩余服装至今未交付国奥公司。国奥公司认为，恒顺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由于国奥公司委托恒顺公司加工的服装，国奥公司已经以每件215元的价格向下游客户销售，故恒顺公司的行为造成了国奥公司的巨大财产损失。由于恒顺公司的严重违约，使国奥公司错过了羽绒服装的销售季节，同时也损害了国奥公司的商业信誉，国奥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现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于2015年11月9日签订的加工合同，同时要求恒顺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国奥公司作出赔偿687975元，赔偿额按照恒顺公司不能交付的2550件羽绒服的销售价每件215元的1.3倍计算，抵消国奥公司应付恒顺公司的加工费24750元后计算得出。恒顺公司一审辩称：国奥公司所称与事实不符，其公司与国奥公司签订三份加工合同，总计加工羽绒服装10000件系事实，但具体情况并不如国奥公司陈述的那样。事实是，2015年8月25日，恒顺公司与国奥公司签订了首单4000件羽绒服的加工合同，当时国奥公司口头承诺总的加工10000件羽绒服，但此后国奥公司没有再与恒顺公司签订加工合同，为此恒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荣找国奥公司法定代表人严金才于2015年9月14日签订了补充加工合同一份，约定追加加工羽绒服3000件，加工费与原先合同一样均为每件55元，二份合同总的加工费为385000元。在该补充合同中，双方另约定，国奥公司原委托恒顺公司加工的红豆男装羽绒服4000件，交货期为2015年9月25日，付款方式为货款两清，即由国奥公司带款提货。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二份合同签订之间，双方公司的业务员另签订有一份加工款号为F15003的羽绒服3000件的合同，该合同约定每件羽绒服加工费为55元，总加工费为165000元。恒顺公司交付了国奥公司加工的成衣7000件，也收取了加工费385000元。上述7000件交易结束后，中间间隔了一个多月，国奥公司法定代表人严金才临近年关打电话给恒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荣，要求再做10000件羽绒服，恒顺公司认为国奥公司前面10000件的单子都没有兑现，现在又要求做10000件，故没有再签合同，只做了3000件。该批次的成衣，恒顺公司考虑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交付了国奥公司900件，但尚未结算加工费。由于双方最后的补充合同约定付款方式要货款两清，双方的合同行为均受该最后合同约定的约束，故恒顺公司要求国奥公司带款提货结清3000件的加工费，由于国奥公司未履行合同带款提货以实现合同货款两清的约定，故造成现在的局面责任在国奥公司，恒顺公司没有违约，国奥公司无权请求解除合同以及要求恒顺公司进行赔偿的权利，故请求法院驳回国奥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8月25日，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协商签订合同一，约定由承揽方恒顺公司为定作方国奥公司加工款号为F15003的羽绒服4000件，每件加工费55元，合同总价220000元，交货期为2015年9月20日。合同还载明，服装面料、辅料由恒顺公司自提，付款方式为出货后60天内。该合同专门注明，本合同项下4000件为首单，国奥公司承诺加工总数为10000件，条件是恒顺公司必须在首单合格的基础上才能做余下的订单。合同还约定有其他条款。2015年9月14日，恒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荣与国奥公司法定代表人严金才代表各自公司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国奥公司原委托恒顺公司加工的红豆牌男装羽绒服4000件，交货期延至2015年9月25日，另国奥公司追加同款男装羽绒服3000件交恒顺公司加工制作，加工费仍为每件55元，此3000件加工费为165000元，国奥公司承诺追加加工服装的原辅材料于2015年9月22日之前通知恒顺公司提货，恒顺公司在准时收到各项材料后于2015年9月29日前交1000件齐色齐码，余下的10月10日左右全部交清。合同还对付款方式作出变更，将原约定出货后60天内付款变更为交货时货款两清。上述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履行合同义务，恒顺公司将7000件羽绒服成衣交付给了国奥公司，国奥公司也清偿了恒顺公司加工款385000元。此后，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的业务代表又签订了合同二，约定由恒顺公司为国奥公司加工制作款号为F15003号的羽绒服3000件，每件加工款55元，总金额165000元，交货期为2015年11月30日，羽绒服的面辅材料由恒顺公司自提，付款方式为出货后60天内。该合同对违约责任约定为“恒顺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国奥公司带款提货，否则无条件视恒顺公司违背合同，为此恒顺公司必须承担货物销售价格的3倍向国奥公司作出赔偿”。上述合同签订后，国奥公司按约交付了恒顺公司面辅材料，恒顺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交付了国奥公司羽绒服成衣450件，加工价款计24750元，该成衣由国奥公司工作人员陈维君签收。2016年1月2日，恒顺公司发函国奥公司称15003款的羽绒服尚有2100件早已经制作包装好，要求国奥公司带款提货，如国奥公司在2016年1月8日前不去提取，恒顺公司将以每件55元的价格在市场销售。国奥公司接函后通过江苏锡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函的形式，于2016年1月10日回函恒顺公司，指出双方合同约定的交货期为2015年11月30日，且交货方式为恒顺公司自担运费交货给国奥公司而非国奥公司自提，付款方式为出货后60天内而非带款提货，指出恒顺公司的行为系恶意违约，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想履行合同，严重违背了商业信誉是严重违约和侵权行为。此后恒顺公司未再交付羽绒服成衣，国奥公司也未支付恒顺公司加工费，为此产生纠纷。另查明：2015年12月，国奥公司与上虞市豪翔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翔公司）签订服装销售合同一份，约定国奥公司销售给豪翔公司的款号F15003号的羽绒服含税价格为每件215元，该合同履行中的增值税发票显示服装单价为215元。2016年7月20日，因双方对产生的纠纷无法达成一致，国奥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上述事实，有国奥公司举证的加工合同三份、面辅料出库单、发票、付款凭证、国奥公司与下游客户的服装销售合同、货物托运单、恒顺公司发给国奥公司的告知函、国奥公司发给恒顺公司的律师函，由恒顺公司举证的交付清单、面辅料出库单等，以及双方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原审法院认为：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签订的三份加工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真实有效。关于该三份合同的形成过程，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存在争议，但根据双方的各自陈述并结合合同内容和合同履行的凭证，国奥公司的主张更符合逻辑和常理，且其陈述与合同及合同履行凭证均能对应，而恒顺公司的主张不合常理，且这种不合是明显的。恒顺公司称补充协议是最后一份书面合同，而补充协议的内容除了表述追加3000件同款红豆羽绒服的加工外，涉及的均是对合同一中4000件的内容变更，并未涉及国奥公司主张的2015年11月9日的合同二的内容，如果合同二真如恒顺公司主张的形成于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9月14日之间，恒顺公司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基本不可能对该3000件的合同不作出交代，对此恒顺公司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恒顺公司主张加工制作好尚未交付的2100件羽绒服系国奥公司口头要求再做10000件的部分，因该主张未获国奥公司承认，其也无其他证据证实，故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法院还注意到，恒顺公司主张最后加工好的3000件羽绒服成衣系国奥公司口头要求其做的10000件部分，其一方面主张该3000件不是2015年8月25日至2015年9月14日之间书面合同部分，另一方面又主张该3000件的加工价款在付款方式上受补充协议约定的带款提货条款的约束，该陈述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加工的是书面合同以外的，就不存在受补充协议的约束。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国奥公司主张的事实更符合真实，对国奥公司主张双方于2015年8月25日签订合同一4000件，于2015年9月14日以补充协议的形式追加加工服装3000件，签订补充协议后再签合同二的3000件服装加工合同的事实，法院予以认定。根据以上事实，结合双方均认可已经交付7000件服装成衣，及国奥公司已经清偿恒顺公司加工费385000元的事实，法院认定2015年8月25日的合同一及2015年9月14日的补充协议双方已经履行完毕。关于补充协议后双方签订的合同二的履行，原审法院认为，恒顺公司举证的2015年11月19日及2015年11月25日的交货单，国奥公司承认收到陈维君签收的450件，法院予以确认，对另外显示为汤凤才签收的450件未获国奥公司承认，恒顺公司又不能证明汤凤才的签收对国奥公司有效，故该450件因依据不足不能认定为恒顺公司已经交付给国奥公司。上述已收450件的加工费24750元，国奥公司自认尚未结算，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中，补充协议后双方签订的合同二真实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合同严格履行。依照合同约定，恒顺公司加工制作好成衣后，应当先交付给国奥公司，国奥公司在验收合格收货后的60天内履行清偿加工费的业务。2016年1月2日，恒顺公司致函国奥公司要求带款提货，并称如不带款提货其将以每件55元的价格在市场销售，系要求变更合同的要约，该要求未获国奥公司承诺。国奥公司并致函恒顺公司要求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在此情况下，恒顺公司仍我行我素系无视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的行为，对此恒顺公司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于恒顺公司拒绝履行交货义务，导致国奥公司失去了当期羽绒服的销售时机，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据此，现国奥公司请求解除合同二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国奥公司的经济损失请求，因双方的合同明确规定，恒顺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国奥公司带款提货，否则无条件视恒顺公司违背合同，恒顺公司为此必须承担货物销售价格的3倍向国奥公司作出赔偿。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约定可以作为国奥公司损失认定的依据。现国奥公司要求恒顺公司按照未履行交货部分2550件F15003号款号羽绒服销售价的1.3倍计算损失属其权利范围，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关于F15003号款号羽绒服的销售价，国奥公司主张为每件215元，该价格主张，由其与豪翔公司的同期销售合同及销售发票予以证明，法院予以认定。经计算，2550件F15003号款号羽绒服销售价的1.3倍的总价为712725元。因恒顺公司已经交付国奥公司450件，加工费每件55元合计为24750元国奥公司尚未清偿，国奥公司主张抵销，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国奥公司请求恒顺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687975元的理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国奥公司与恒顺公司于2015年9月14日后签订的加工款号F15003羽绒服数量为3000件，合同编号为20150825的加工合同予以解除；二、恒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国奥公司赔款68797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80元，减半收取534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9360元，由恒顺公司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恒顺公司申请证人张某(系恒顺公司的业务代表)出庭作证，张某陈述：去年在恒顺公司工作，现在与恒顺公司没有关系了。当时加工费没有收到，现在还要罚款几十万元，从良心上讲过不去。当时与国奥公司的郭经理签合同都是我签的，一个是4000件大概是8月25日签的，在9月份签了3000件，之后双方产生矛盾，因为之前答应做10000件，做了4000件后对方就不给做了。在9月份签的3000件对方不给原材料，我们扣了第一批4000件的一部分货没有交完，所以国奥公司的董事长过来协商，他与刘总做了补充协议，答应再给3000件做，第一批的4000件和补充协议的3000件都结清了。11月初郭经理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继续做，告诉我当时有10000件要做，所以我们口头协议又做了3000件，没有合同，口头约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国奥公司质证认为：1、证人是原合同经办人，所以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表示怀疑。2、从整个质证过程看，证人的许多回答是在上诉人代理人提示或诱导下做出，其证明力同样值得怀疑。3、从证人所说的内容看，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有关合同签订的先后顺序。另外如果如证人所说后面的3000件当时签订合同后没有履行，那么为何要在补充协议中另外再加3000件，因为证人陈述补充协议追加的3000件与合同二的3000件加工款式、加工费是一样的，正常做法只要将原来签订的合同恢复履行即可，没有必要另外追加。二审中，国奥公司提供一份书面情况说明，经核实，汤凤才确系国奥公司的门卫，因其是退休人员，在会计职工名录中没有记载，因此一审庭审中代理人向会计核实时汤凤才的身份未得到确认。现确认汤凤才系国奥公司员工，对其签收的送货回单，国奥公司予以认可。上述事实有张某的陈述、国奥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卷佐证。二审中，本案争议焦点为：1、双方争议的3000件服装加工所对应的是哪份合同。2、恒顺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如果构成违约，一审认定的交货数量及违约责任是否合理。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双方争议的3000件服装加工对应哪份合同，也就是对合同二的签订时间及是否实际履行的争议，根据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合同二的签订时间在补充协议之后，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合同一的签订时间是2015年8月25日，履行过程中，双方又于2015年9月14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中对合同一项下的4000件服装加工及追加3000件服装加工的事项作了约定，但并未涉及合同二的相关问题。假设合同二形成于补充协议之前，则仅需对合同二的履行方式进行约定即可，无需作出另外追加3000件服装加工的约定，由此可见，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合同二尚未形成。其次，根据合同一、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履行时间分析，加工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左右，如果合同二是在2015年8月25日签订，而交付日期约定在2015年11月30日，加工时间长达三个月，显然与另两份合同所体现的交易习惯不符。且合同二约定的交货时间与恒顺公司最后交付加工服装的时间基本吻合，进一步说明恒顺公司加工的最后3000件服装对应的是合同二。再次，恒顺公司称合同二签订时间在补充协议之前且未履行，最后3000件服装的加工业务是双方的口头约定。对此，本院经审查认为，合同二约定的服装数量、款号、加工费及交货时间等均与最后3000件服装的履行情况相符，显然具有对应性；双方对书面合同不予履行，反而履行口头协议，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也违背常理。综上，结合现有证据，国奥公司的意见具有相对充分的依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合同二是形成于补充协议之后，合同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交货后60天内”，补充协议中“甲乙双方货款两清”的约定不能作为对合同二的变更，因此，恒顺公司要求国奥公司对争议的3000件服装带款提货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关于合同二的加工服装交付数量，一审中因国奥公司不认可汤凤才签收的450件服装，故一审仅认定了国奥公司认可的陈维君签收的450件服装。二审中，国奥公司对汤凤才的身份作了说明，并认可汤凤才签收450件服装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因此，本院认定合同二项下交付的服装数量为900件，加工费为49500元。关于违约损失的认定，首先，国奥公司提供的其与豪翔公司的销售合同及发票等证据足以证明其已经确定了销售客户，明确销售价格为每件215元，因恒顺公司违约导致国奥公司无法交付服装，必然造成相应的损失。其次，合同二约定如承揽方恒顺公司违约需承担销售价格3倍的赔偿，国奥公司起诉主张按销售价格的1.3倍赔偿损失符合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合理范围，本院予以确认。再次，服装销售价格215元中不仅包含了加工费，还包含面辅材料等成本，国奥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后，恒顺公司也无需再交付剩余服装，而该批服装仍有相应的价值，因此，一审认定按服装销售价格的1.3确定赔偿损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因国奥公司在二审中认可了汤凤才签收的450件服装的交付，对原审判决确认的加工费及损失的计算产生影响，故本院据此予以调整。恒顺公司未交付的服装数量确定为2100件，按每件215元的1.3倍计算为586950元，扣除应支付的加工费49500元，恒顺公司应向国奥公司赔偿损失53745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二、变更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5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恒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国奥公司支付违约赔偿款537450元”；三、驳回国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40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9360元(国奥公司预交)，由国奥公司负担2048元，由恒顺公司负担731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680元(恒顺公司预交)，由恒顺公司负担8352元，国奥公司负担2328元。上述费用抵算后，恒顺公司将其应负担的差额4984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国奥公司。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吕杰明审 判 员  王静静代理审判员  景 鑫二○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陆焱琳本案援引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