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行 政 裁 定 书(2017)晋10行终90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红锁，男，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代理人王国梁，山西律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康秋香，女，1936年6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代理人郑亚仟，山西亚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华州路1号尧都区政府院内9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杨保春，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李香爱，临汾市尧都区农经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大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韩村委会），住所地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大韩村。法定代表人李艳民，该村村委会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寸才，该村村委会副书记。委托代理人王风强，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上诉人张红锁因被上诉人康秋香诉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行初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红锁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国梁，被上诉人康秋香委托代理人郑亚仟、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李香爱，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委托代理人李寸才、王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81年大韩村委会进行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将位于”斜角”的1.44亩（当时确认为1.76亩）发包给了以康秋香丈夫张高升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此时康秋香家庭成员共五口人。1989年张红锁母亲与张高升的哥哥再婚，张红锁作为继子与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由于继父非农业人口，在大韩村没有承包地，张高升和张长生兄弟将”斜角”的承包地交给了张红锁耕种，并从此承担起了交纳农业税的义务。1995年在临汾市尧都区统一组织下对农村土地进行调整，也称延包，即由原来的15年不变，变更为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康秋香和张红锁所在的第四村民小组因故未能对土地进行调整，因此土地承包关系仍然保持着1981年承包的状态。由于张红锁长期耕种该”斜角”地，又承担农业税，又领取粮食直补款。再者张红锁又是张高升兄长的继子，是村里人认为的一家人，因此2003年7月15日大韩村委会与张红锁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同年7月20日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给张红锁核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4年张红锁与继父关系不和睦，康秋香与张长生一起提出要求张红锁返还承包地，张红锁拿出了前述合同与证书认为承包地已成了自己的承包土地，为此形成了行政诉讼。原审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主为代表与集体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成立的，只要是户内的家庭成员都享有权利，康秋香丈夫张高升是户主，但是张高升死亡后，康秋香即可以作为户的代表主张权利，进行诉讼，因此康秋香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即承包经营权的权属是否明确的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大韩村委会工作中的疏忽，错误地将属于康秋香的承包地误认为是张红锁的承包地，而与之签订了承包合同，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据此核发了权利证书，应当说缺乏相应的权利确认和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为不动产物权性质，对于不动产的确权至少应当有四邻的确认，应当有物权的公示，只有公示才能公信。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在该环节中存在问题，所以核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应当予以撤销，康秋香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张红锁的土地承包问题可与大韩村委会另行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2003年7月20日给第三人张红锁颁发的临尧01编号0304066土地承包经营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承担。张红锁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现上诉人承包的土地属于张高升母亲的，其母亲在世时，上诉人对其母亲非常好，因而其母亲将土地使用权流转给上诉人，并由上诉人承包。1984年的土地证在第二轮承包土地时已发生了部分改变，但这次变更是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变更，并未调整或发包给家庭以外的人员，是合法的变更，并不是调整。2、被上诉人康秋香并未认为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颁发给上诉人张红锁的土地承包证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因为康秋香已86岁，无生活来源，依靠别人生活，如果康秋香不起诉上诉人，那么其就没吃没住，在此情形下，只能被迫起诉。同时，诉争土地面临被征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3、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康秋香的土地证颁发时间都是2003年，在颁证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康秋香都在土地承包合同鉴证登记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登记表中签字，亦即在2003年被上诉人康秋香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被上诉人康秋香在2014年才提起诉讼，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且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应驳回被上诉人康秋香的起诉。被上诉人康秋香辩称，1、本案并未超过起诉期限。在康秋香得知上诉人手中持有土地证的时候，于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形。2、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为上诉人颁发土地证实体违法，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将政策规定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权随意变更，导致原土地承包人丧失土地承包的实体权利；该发证行为程序违法，原审第三人将已经发包给被上诉人的土地又一次一女二嫁，在没有征得康秋香同意退回土地的情况下重新发包，程序违法，且上诉人所持有的合同书上没有上诉人张红锁的签字，该合同没有生效。3、大韩村四组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承包地调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并非同一家庭成员，土地承包权也不能继承。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辩称，2003年7月15日，大韩村委会与康秋香丈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土地为6.2亩，上诉人张红锁与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均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为上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未发表意见。经审理查明，1984年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张高升与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原审第三人将位于”斜角”的1.76亩地发包给了以张高升为户主的家庭承包经营。但在该承包合同中未载明承包期限。2003年7月15日，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张高升与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签订了一份编号为临尧01字第0304085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总亩数为6.2亩，承包期限为2003年7月15日至2025年7月15日，由临汾市尧都区尧庙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签有”合同有效，同意签证”的意见，”地块名称”中不包含本案诉争的土地。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张高升于同年7月20日领取该承包土地经营权证。2003年7月15日，上诉人张红锁与原审第三人大韩村委会签订了一份编号为临尧01字第0304066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载明：总亩数为2.1亩，承包期限为2003年7月15日至2025年7月15日，”地块名称”中包含本案诉争的”斜角”承包土地，同年7月20日，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给张红锁核发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另查明，2016年8月18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张红锁提供的新证据能够推翻原判决中对起诉期限的认定”为由作出（2016）晋行申110号行政裁定书。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超过起诉期限。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虽然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张高升曾于1984年与原审第三人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但因该合同中并未记载承包期限，且张高升后又于2003年再次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康秋香丈夫张高升1984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已被2003年的土地承包合同所取代,张高升2003年就应当知道其所承包土地的范围。同时该诉争土地自1990年一直由上诉人张红锁实际耕种，并给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行申110号行政裁定中认定”......在审查过程中，康秋香承认在2003年给张高升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上没有诉争的土地，也知道诉争的土地当时分在张红锁名下，只是由于当时张红锁与张六斤还是父子关系，直到2014年张六斤与张红锁解除父子关系后才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实，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康秋香于2003年就应当知道被上诉人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政府为上诉人张红锁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但被上诉人康秋香于2014年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起过2年”的规定，本案已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张红锁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被上诉人康秋香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原判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7）晋1002行初3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康秋香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柴卫红审判员秦文彬审判员梁祥伟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