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2民终12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席红旗，男，1976年5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仲哲，北京镇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滨海油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工业区2号。法定代表人：赵春斌，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永光，男，北京滨海油业有限公司法务，住海南省海口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学峰，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辉荣，女，1978年5月21日出生。上诉人席红旗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滨海油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及原审被告李辉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5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席红旗的委托代理人李仲哲、被上诉人滨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永光、原审被告李辉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席红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滨海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席红旗与滨海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没有将席红旗的销售货物行为和劳动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是一审法院在事实部分没有查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席红旗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向法庭讲述将所有欠款欠条交由滨海公司，导致滨海公司同时获得两份42万元利益，一向欠款单位获得，二通过诉讼向席红旗主张，属重复获利。滨海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对席红旗的主张与理由均不认可，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李辉荣述称，对一审判决不满意，但是李辉荣没有提出上诉。席红旗的上诉与李辉荣无关。滨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席红旗、李辉荣支付滨海公司货款4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席红旗、李辉荣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滨海公司主张席红旗、李辉荣欠其货款420000元，并提交了日期为2015年2月7日的欠条及明细单，欠条载明：“今欠北京滨海油业有限公司货款共计：肆拾贰万元整（¥420000元）附明细单。”席红旗、李辉荣均在该欠条的欠款人处签字捺印。在明细单上列明了单据类型、单据日期、客户、总金额等，最下方写有“合计：¥421994.23元，2015.2.6付款1994元，下欠42万元。”席红旗、李辉荣在明细单上签字捺印。一审庭审中，席红旗、李辉荣均认可在欠条（附明细单）上签字捺印，但席红旗称出具欠条时是欠滨海公司420000元，后来滨海公司将客户未付款的收据都给收走了，导致席红旗无法向客户收款，并且滨海公司还直接去客户那里收走了一部分款。李辉荣称其在欠条上签字捺印只是提供担保，席红旗将货拿走后怎么销售李辉荣不清楚，和李辉荣无关。一审庭审中，席红旗提交了31份证明，用以证明有一部分货款被滨海公司收走，被收走的这部分货款是包含在欠条之内的货款，席红旗还称这些出具证明的个人及单位有的已经将货款给了滨海公司，有的还没有支付，但原始的欠款单据均在滨海公司处。滨海公司对31份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内容与事实不符，与本案无关，而且出具证明的人均未出庭作证，不具有证明力。因席红旗提交的31份证明实际上为证人证言，但出具证明的个人及单位无法定事由均未出庭作证，而且这31份证明不足以达到席红旗的证明目的，因此一审法院对这31份证明不予确认。此外，席红旗还提交了4份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席红旗是滨海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对外销售货物是职务行为。滨海公司对4份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因席红旗提交的这4份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席红旗与滨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席红旗出售货物系履行职务行为，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席红旗提交了3份销售开单及退货单打印件，证明其向滨海公司退过货，应当从420000元中扣除。滨海公司对该证据不认可，称从日期上显示均是在欠条之后，和本案无关，滨海公司还称欠条上的货款都是席红旗、李辉荣在2015年2月7日之前所欠的，席红旗、李辉荣出具欠条之后并未偿还所欠货款，也没有向滨海公司退过货，席红旗出示的退货单打印件与本案无关。就出具欠条后席红旗、李辉荣是否支付过货款的问题，席红旗先是称支付过，但找不到支付凭据了，现还欠滨海公司十多万元货款，具体数额算不出来；后席红旗又称出具欠条后没有向滨海公司支付过货款，全都是给了李辉荣，具体给了多少不清楚。李辉荣称出具欠条后未支付过本案货款，但李辉荣主张上述退货单上的货是由其经手向滨海公司退的，应当从420000元中扣减掉。虽席红旗、李辉荣均称在出具欠条后向滨海公司退货102236.8元，但就此席红旗、李辉荣并未充分举证，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出具欠条后向滨海公司支付过货款，因此一审法院确认席红旗、李辉荣尚欠滨海公司货款420000元。席红旗提交委派收款证明、郑重声明、兼职销售协议书，称委派收款证明能证明席红旗是滨海公司的业务员，席红旗对外销售是职务行为，因此滨海公司无权向席红旗主张货款。郑重声明的时间是2015年7月29日，证明此前的业务人员包括席红旗被开除，之后由滨海公司委派其他人负责收款，席红旗再无权收款。兼职销售协议书是席红旗与滨海公司的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赵春斌签订的，这可以证明席红旗只是滨海公司的销售人员，席红旗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滨海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均不认可关联性，滨海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席红旗是其员工。而且兼职销售协议书上写明了与席红旗是合作关系，席红旗是兼职销售，相当于经销商，即席红旗从滨海公司提货，然后自行销售赚取差价。因席红旗提交的委派收款证明、郑重声明、兼职销售协议书均不能体现席红旗是滨海公司的员工，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席红旗、李辉荣出具的欠条上所欠的货款系其履行职务行为而发生，故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一审庭审中，席红旗称与李辉荣是口头合伙关系，李辉荣从滨海公司拿货，席红旗开拓市场，之前并未与滨海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席红旗是以代理商的身份与滨海公司合作，直到2015年7月才签订了兼职销售协议书。李辉荣称其与席红旗是同学关系，刚开始是说两人合伙，但二人没有分过利润，所以李辉荣不认同席红旗所述的合伙关系。李辉荣称其当时是滨海公司的员工，给席红旗作担保从滨海公司处拿货，后面席红旗就与滨海公司单独合作了，李辉荣认为欠条上的货款与其无关，其只是提供担保而已。就此滨海公司称李辉荣确实是担保，不是李辉荣欠的钱，但因李辉荣是在欠款人处签字捺印，所以滨海公司坚持按欠条主张席红旗、李辉荣共同偿还。一审法院认为，一、席红旗出售货物并出具欠条并非职务行为。席红旗提交了证明、证人证言、委派收款证明、郑重声明、兼职销售协议书等证据证明其是滨海公司的业务员，对外销售货物是履行职务行为，滨海公司从席红旗处收走了收款凭据后，自行从客户处收取部分货款，因此席红旗不应支付欠条上的货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席红旗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外销售货物是职务行为，而其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收款凭据被滨海公司收取，加之席红旗在一审庭审中自认其与李辉荣是合伙关系，由李辉荣从滨海公司拿货，席红旗负责开拓市场，李辉荣对此亦确认了前期是其提供担保，从滨海公司处拿货后由席红旗负责销售。结合欠条载明的内容以及当事人陈述，不能证明席红旗与滨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席红旗和滨海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席红旗从滨海公司处拿货后自行对外销售，就尚欠货款问题其确认后向滨海公司出具欠条，则席红旗应当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二、席红旗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出具欠条后席红旗、李辉荣向滨海公司支付过货款。虽席红旗称在出具欠条后，滨海公司从其手中收走了收款凭证，然后自行找客户收取了部分货款，这应当从420000元欠款中扣除，但就此席红旗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而且在当庭陈述时席红旗称其并未直接向滨海公司支付过货款，都是给了李辉荣，而李辉荣称在出具欠条后其并未向滨海公司支付过本案货款。因此在席红旗、李辉荣二人未提交已付过款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认定二人在出具欠条后支付过本案货款。另外，虽席红旗、李辉荣均称在出具欠条后向滨海公司退过货，退货金额应当从420000元中扣减，但席红旗提交的退货单并未经滨海公司确认，而席红旗、李辉荣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退货单上的退货与本案相关，因此一审法院对席红旗、李辉荣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三、席红旗、李辉荣应共同偿还所欠货款。虽李辉荣抗辩称其只是提供的担保，并不是欠款人。但鉴于李辉荣是在欠条的欠款人处签字捺印，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只是对欠款提供的担保，因此对李辉荣的此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席红旗、李辉荣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滨海油业有限公司货款4200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席红旗提交录音光盘一张，系席红旗与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春斌的谈话录音，欲证明席红旗与滨海公司系兼职劳动关系，席红旗的销售货物行为系职务行为及席红旗已将涉案货物对应的收货单位出具的欠条交付滨海公司。滨海公司表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认可，认为无法体现席红旗与滨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李辉荣表示对该份证据无法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席红旗提交的录音证据，滨海公司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认可该录音系席红旗与赵春斌的谈话，亦未提交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认可。但该录音中并无明确内容显示双方在欠条签订时存在劳动关系，亦无明确内容足以证明席红旗已将收货单位出具的欠条交付滨海公司，故本院对该录音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李辉荣提交赵春斌于2016年4月8日书写的《证明》一份，并提交其与宁淑兰、周永尧及赵春斌于2015年7月2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一份，均欲证明其不应支付涉案的420000元欠款。席红旗对《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三方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但认为该协议可以证明涉案的收货单位出具的欠条已经交付了滨海公司。滨海公司对于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三方协议》无法证明席红旗已将涉案的收货单位出具的欠条交付滨海公司。本院认为，李辉荣提交的《证明》与《三方协议》欲证明其不是债务人，但其并未就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本院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席红旗从滨海公司处拿取货物并向第三方出售，其与滨海公司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席红旗于2015年2月7日向滨海公司出具的欠条是对欠付滨海公司货款金额的确认，应当依照欠条向滨海公司支付相应货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席红旗上诉主张其与滨海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其依据的《兼职销售协议书》系双方于2015年7月13日签订，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在2015年2月及此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席红旗亦主张已将收货单位出具的欠条全部交付滨海公司，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项上诉主张，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席红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00元，由席红旗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波代理审判员     许晓晨代理审判员     林文彪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卫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