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沪0106民初23394号原告：汤如意，女，1986年9月28日生，汉族，住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彦立，男，1983年3月19日生，汉族，住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艳，上海市天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住所地本市。法定代表人：江忠仪，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文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惠民，上海君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汤如意与被告何彦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如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被告何彦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艳、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奚文华、黄惠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汤如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何彦立支付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9,240元、丧葬费人民币32,706元、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50,000元、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二、要求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何彦立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24日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生育一女婴，然被告何彦立在女婴可以救治的前提下，未征得原告同意，擅自决定对女婴放弃治疗，最终导致女婴死亡，其行为直接对女婴的生命权构成侵害；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违法行为即明知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医院不是为了治疗而是放在医院等死，仍容许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急诊室是被告何彦立侵害女婴生命权不可或缺条件之一，与被告何彦立共同构成对女婴生命权的侵害。故现起诉来院。被告何彦立辩称，从侵权行为的四大构成要件即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被告何彦立均无过错。女婴因早产病逝，不存在任何损害事实、被告何彦立从未实施任何侵权行为，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明确写明女婴死亡的直接原因系早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和极低出生体重所致，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辩称，女婴系早产儿，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在外院就医时就明确告知，其死亡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与被告何彦立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8月24日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于2015年11月2日生育一女婴，后于2015年11月15日死亡。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另查，原告在孕27周%2B1，因阴道流液1%2B小时，于2015年11月2日入住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并于当日生育女婴一名(出生体重为1,030克),于2015年11月10日出院。当日下午女婴被送至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于11月15日死亡。又查，在2015年11月2日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出具的女婴的放射诊断报告的结论为NRDS(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Ⅰ-Ⅱ级。在2015年11月13日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记录的女婴的门急诊就医记录册上载明：早产儿，极低出生，家属放弃一切治疗。在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载明：女婴直接死亡原因为早产儿(27周%2B1)，NRDS(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和极低出生体重。再查，原告与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原告为与两被告生命权纠纷一案，聘请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庭代理。2016年10月14日，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收取原告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审理中，本院调取原告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部分病程记录：原告曾签署《病员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何彦立为其治疗期间的代理人。2015年11月2日9点的家属谈话中，原告书写“了解情况，要求保胎”，被告何彦立书写“若28周之前保胎失败，不要求抢救。若保胎至28周以后，要求抢救。”11点的家属谈话中，原告与被告何彦立均书写：“保胎失败，阴道试产，新生儿不抢救。”、“保胎失败。”17点的家属谈话中，原告书写：“情况已了解，阴道顺产”，被告何彦立书写“新生儿要抢救。”原告与被告何彦立均在上述谈话中签字。2015年11月9日被告何彦立书写字据一份，言明：“母亲汤如意，父亲何彦立，现决定对我们的女儿救治，停止一切治疗，家属要求自动出院，后果自负，与院方无关。明天上午出院。”11月10日被告何彦立又书写字据一份：“汤如意女家长，自动出院后如小女死亡，送至当地社区医院或上海市儿童医院办理相关手续及证明。”本案争议焦点一：被告何彦立对女婴之死亡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虽然女婴是早产，在出生后其身体状况是令人担忧的，但女婴经医院治疗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在女婴可以被救治的情形下，被告何彦立擅自决定对女婴放弃治疗的行为直接导致对女婴生命权构成侵害。对此原告提供其自行整理的与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行政谈话记录(录音)，以此证明医院有能力救治，女婴完全是可以被救治存活下去，且被告何彦立并没有征得原告的同意，执意要求停止对孩子治疗。在该记录中载明：儿科主任称“你的孩子在体重下降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回升了”、“孩子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对于早产儿的救治成功率已经越来越高了”、“但是我提醒你一下，因为孩子是你和你爱人2个人的，你要做出这个决定，我希望你告诉下你的爱人，这个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被告何彦立称“已经商量过了”、“我觉得救治下去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被告何彦立认为，原告提供的行政谈话记录是其私自录制的，完全是原告胡编乱造的，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女婴系早产病逝，并非人为谋害或损害，被告何彦立从女婴早产至病逝的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全部行为均是在与原告、原告家属充分交流商议后决定并办理合法手续后才实施的。对此被告何彦立提供原告与被告何彦立、原告父亲与被告何彦立父亲的短信截屏：2015年11月16日原告父亲发短信：“亲家，你们辛苦了，我们尽到长辈的责任了！节哀！”原告2015年11月17日发短信给被告何彦立：“这几天你辛苦了，爸妈也辛苦了，总算是个坎，我们过去了，你也好好的哈。”本院认为，首先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行政谈话记录是其私自录制的，且被告何彦立提出异议，故该证据不能被法院所采信，且被告何彦立在对待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婴，无论其出生是怎样的身体状况，在女婴救治抢救过程中、乃至最后放弃治疗，不与原告及原告家属商量，都是与常理所不相符的。其次，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中写明女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早产儿(27周%2B1)，NRDS(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和极低出生体重，且原告提供的欲证明被告何彦立主观上有过错即执意要求停止对女婴治疗的证据又未被法院所采信，故本案中既没有加害行为、也无加害事实，且两者间无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何彦立对女婴的生命权构成侵害，本院不予采信，要求被告何彦立对女婴之死亡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二：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女婴之死亡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明知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医院不是为治疗，而是放在医院等死，仍容许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医院的急诊室，存在违法行为，故两被告共同构成对女婴生命权的侵害，要求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认为，女婴系早产儿，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症，在外院就医时就明确告知，其死亡与医院的医疗行为无关。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并未向法院提供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明知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医院不是为治疗，而是放在医院等死，仍容许被告何彦立将女婴送进医院的急诊室的证据，且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女婴的死亡也无加害行为，更谈不上主观上的过错，故原告认为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女婴的生命权构成侵害，本院不予采信，要求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对女婴的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汤如意要求被告何彦立支付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059,240元、丧葬费人民币32,706元、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50,000元、支付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汤如意要求被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27.51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7,763.76元，由原告汤如意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立新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鲁佩侃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