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2民终39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纪凤英，女，1959年2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宝山区。委托代理人刘俊，上海达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长宁，男，1945年11月29日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傅永海，上海申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纪凤英因与被上诉人杨长宁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2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纪凤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从未认可双方间存在委托理财的合意，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也无法证明双方委托理财合意的存在，一审认定本案构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2、本案应属委托代理关系，被上诉人明知其资金与所谓的“维加斯公司”发生关系，却一概默认，即便委托事项不明，根据民法通则规定，也被视作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的代理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作为委托人的被上诉人承担。3、被上诉人确认收到本金收益44,850元，实际损失应扣除收益部分，一审判决上诉人归还全部本金应属适应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杨长宁辩称：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了260,820元，上诉人与所谓的“维加斯公司”的关系自始至终只在其口头说辞上，故上诉人对于返还被上诉人260,820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杨长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纪凤英归还杨长宁款项277,200元；2、纪凤英赔偿杨长宁利息损失(以前述277,200元为本金，自2012年8月8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长宁称2012年6月杨长宁将现金55,980元交付给纪凤英。纪凤英辩称2012年6月22日杨长宁分四次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给纪凤英39,600元，其中一笔金额为9,600元，另外三笔金额均为1万元。同日，纪凤英通过银行转账将前述39,600元中的12,672元汇至维加斯有限公司账户。但杨长宁并不确认纪凤英所称将12,672元汇给维加斯有限公司。审理中，杨长宁提交了两份打印日期为2012年6月25日和2012年8月8日、抬头为“维加斯”的收据，收据主要内容为：杨长宁参与维加斯联营合作伙伴计划，在规定日期可以获得固定回佣。付款者为杨长宁，银额为6,000美元和36,000美元，备注：根据规定日期，必须由本人前往公司领取。杨长宁认为前述两份收据不能作为投资凭证，其上没有加盖维加斯有限公司公章，没有法律效力，杨长宁已将涉案款项交给纪凤英理财。纪凤英称杨长宁在汇款给纪凤英的时候已知晓该款项是投入到维加斯公司。杨长宁在收到维加斯有限公司的投资凭证(即收据)后也未向纪凤英提出异议。2012年8月7日，杨长宁以本票方式向纪凤英转账221,220元，次日，纪凤英收到该笔221,220元，并于同日又将该笔221,220元中的210,988.80元汇至维加斯有限公司。杨长宁对纪凤英前述将221,220元中210,988.80元汇至维加斯有限公司不予认可。2012年7月23日和同年8月24日，杨长宁两次收到账户为LIMTJINSUN(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汇款各1,950元。2012年9月9日，杨长宁收到账户为JOHNNY(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汇款11,700元。2012年10月8日，杨长宁收到账户为KWEKLIANGLIE(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汇款11,700元。2012年10月12日和同年10月22日，杨长宁两次收到账户为LIMTJINSUN(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汇款各1,950元。2012年11月8日，杨长宁收到11,700元。2012年11月29日，杨长宁收到账户为KWEKLIANGLIE(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XXX)的汇款1,950元。杨长宁自认从2012年7月23日起至同年11月29日期间，杨长宁共八次收到44,850元，认为该款项为利息。纪凤英辩称前述44,850元是维加斯有限公司支付给杨长宁的，纪凤英从未向杨长宁支付过利息。审理中，纪凤英也提交了八份打印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和2012年5月22日、抬头均为“维加斯”的收据，该组收据主要内容均为：纪凤英或案外人夏某(系纪凤英女儿)参与维加斯联营合作伙伴计划，在规定日期可以获得固定回佣。付款者为纪凤英和夏某，其中有四份银额均为6,000美元，三份银额均为12,000美元，一份银额为18,000美元，备注：根据规定日期，必须由本人前往公司领取。杨长宁称据其了解，纪凤英介绍人员投资维加斯有限公司，可以从维加斯有限公司得到13%-18%的回扣。审理中，纪凤英提交了一张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票据及退票理由书，该票据上记载填写日期为2013年4月30日，票面金额为291,600港币，祈付栏为纪凤英，正面上方中间盖有“ICBCShanghaiBranch”长形方章。退票理由书记载，退票日期为2013年5月20日，收款人为纪凤英，托收编号为CCXXXXXXXXXXXXXX，退票金额为291,600港币，并记载“我行已收到贵司/您提交的光票托收项下的退票通知，上述票据已被代理行退票，退票理由如下：与出票人接洽。”纪凤英称其将该支票向银行提交后，因空头支票遭银行退票。杨长宁亦提交了一张与前述票据形式一样的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票据，该票据上记载日期为2013年8月8日，票面金额为291,600港币，祈付栏为杨长宁。杨长宁称该票据是纪凤英在杨长宁交付给纪凤英221,220元后一周左右由纪凤英给其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杨长宁主张其将自有的合法财产55,980元和221,220元交付或汇给纪凤英账户内。纪凤英辩称根据银行明细，纪凤英只收到杨长宁银行转款39,600元和221,220元。但杨长宁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交付给纪凤英的金额是55,980元而非39,600元，杨长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一审法院认为杨长宁交付给纪凤英钱款金额为39,600元和221,220元，合计260,820元。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等原则。本案杨长宁经纪凤英介绍后将自有的合法财产260,820元汇入纪凤英个人银行账户内，希望能获得纪凤英承诺的高额利率回报收入，其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纪凤英作为已经向“维加斯有限公司”投资人，介绍推荐杨长宁进行涉案投资后，收取了杨长宁2**,820元所谓投资款，仅将部分投资款223,660.80元转出，而交给杨长宁二份抬头为“维加斯”的收据和一张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票据，并认为杨长宁应向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主张。虽然杨长宁曾与纪凤英丈夫张进一同前往澳门去考察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但从纪凤英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来看，纪凤英既无法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维加斯有限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以及是否真实存在，也无法证明“维加斯有限公司”经营运作情况。亦无法证明纪凤英或杨长宁所收到钱款系由“维加斯有限公司”直接或接受其委托的人员所付的利息。就杨长宁而言，虽然收到的外币票据的出票人并非纪凤英，但是整个投资过程中仅有纪凤英参与，其完全有理由相信纪凤英为合同关系的相对方。纪凤英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杨长宁与“维加斯有限公司”之间直接建立理财投资关系。在本案纠纷产生后，纪凤英才将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抛出，认为纪凤英仅是代收杨长宁的涉案钱款260,820元，且事后已将涉案钱款260,820元汇入“维加斯有限公司”，并从前述钱款中扣除了相关费用37,159.20元(即260,820元-12,672元-210,988.80元)。但对此杨长宁并不认可，认为杨长宁是将全部涉案钱款交给了纪凤英而不是他人，因此纪凤英负有义务履行归还涉案钱款的给付义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纪凤英的上述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纪凤英提供的抬头为“维加斯”的收据和一张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票据、银行转账凭证等无法证实其确已将杨长宁的全部涉案钱款汇入了“维加斯有限公司”。而纪凤英持有的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签发的外币票据，因“我行已收到贵司/您提交的光票托收项下的退票通知，上述票据已被代理行退票，退票理由如下：与出票人接洽”的事由遭银行退票，并且杨长宁持有的由纪凤英交给其的与前述票据一样的一张外币票据，同样缺少票据相应记载事项。但纪凤英仍无法就前述情况向“维加斯有限公司”查询和核实。纪凤英以其在“维加斯有限公司”投资宣传和推荐下家，承诺高回报，利用杨长宁谋取高额利率回报的心理，吸引杨长宁的所谓投资款，但其中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却一概不予告知，姑且不论纪凤英是否具有从事该方面投资理财业务的资质或能力，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同时也有违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杨长宁的260,820元投资款因纪凤英的不诚信行为，而至今处于险境，不要说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或纪凤英承诺的高额利率回报，就连涉案投资本金都难以收回。纪凤英坚持认为涉案投资款在纪凤英代收均汇给“维加斯有限公司”，但对此纪凤英并未能提供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如若依纪凤英所言，应由杨长宁自行与所谓的“维加斯有限公司”去交涉，则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公平、诚信原则。故本院依法对纪凤英的该辩称难以采信。本案杨长宁要求纪凤英返还260,820元的诉讼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支持。在本案投资理财过程中，杨长宁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未能审慎选择投资理财项目，过于轻信高额回报，并且该理财项目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杨长宁对此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故对杨长宁主张的利息损失不予支持。判决：一、纪凤英返还杨长宁2**,82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对杨长宁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为6,082元(杨长宁已预缴)，由杨长宁负担870元，纪凤英负担5,212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一份证据材料复印件，上诉人称该证据材料是通过香港网上查册中心获取的有关“维加斯有限公司”成立日期等信息的打印记录，以证明“维加斯有限公司”的存在。对此，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材料不是新证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以上证据材料且不说是否为新证据，就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且其中反映的少量信息也难以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本院认定一审查明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上诉人纪凤英介绍推荐被上诉人杨长宁进行投资理财，杨长宁将用于投资的钱款260,820元汇入纪凤英个人银行账户，纪凤英仅将其中部分投资款223,660.80元转出。关于以上的投资款转出的去向，纪凤英称汇给了“维加斯有限公司”，并交给杨长宁二份抬头为“维加斯”的收据和一张抬头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票据作为所谓的投资凭证和担保。但杨长宁并不认可纪凤英关于投资款去向的说法，纪凤英也无法提交有效证据证明“维加斯有限公司”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自己确实将杨长宁用于投资的钱款汇入“维加斯有限公司”。第二，即便“维加斯有限公司”真实存在，从纪凤英交给杨长宁的二份抬头为“维加斯”的收据内容看：“维加斯”明确承诺杨长宁在规定日期可以获得固定回佣，同时详细列明了回佣的具体日期和回佣金额，并要求杨长宁“根据规定日期，必须由本人前往公司领取”。然而，该收据上并没有注明公司的详细地址，杨长宁收到每笔所谓“利息”的日期和金额且不说与“维加斯”收据上的承诺是否相符，在“利息”领取的方式上，也并非是杨长宁本人前往公司所领取，而是通过不同账号汇款给杨长宁。关于“利息”的来源，杨长宁称以上“利息”是纪凤英支付的，理由是自己将银行卡号交给了纪凤英；而纪凤英称杨长宁收到的“利息”是“维加斯有限公司”支付的，但缺乏事实依据。规范的理财关系应由维加斯有限公司与委托理财方签订明确的合同以及投资项目、相关回报，并且提示相应的风险。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长宁与“维加斯有限公司”之间直接建立投资理财关系，能够确认的委托理财关系双方当事人只有杨长宁和纪凤英，且本案并不符合上诉人所认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构成要件。第三，鉴于杨长宁在本案过程中收到所谓“利息”共计44,850元的来源无法确认，均非纪凤英转账给杨长宁，而纪凤英在一审坚持认为该“利息”是“维加斯有限公司”支付给杨长宁的，否认其向杨长宁支付过以上“利息”，故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处理并无不妥。综上所述，纪凤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082元，由上诉人纪凤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符望审判员  时军审判员  金冶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张煜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