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京02行终166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陆艺，女，1961年10月18日出生，北京市人，住北京市东城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2号。法定代表人李小洁，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桁，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高斌，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陆艺因诉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以下简称东城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为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所作(2017)京0101行初43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陆艺向一审法院诉称：其与前夫杨刚1987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女。1998年12月，杨刚当时工作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北京市朝阳区松榆西里55楼1门501号（以下简称501号）房屋分配给杨刚居住使用。2001年杨刚因外遇与其离婚，两人拟定了离婚协议书（以下简称离婚协议书原件），约定上述501号住房将永久无偿提供陆艺母女两人居住。2001年6月11日，两人持这份离婚协议书原件到东城区民政局处办理离婚登记，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杨刚在离婚协议书原件上对他的住房情况进行了手书的填补。后东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又让其和杨刚填写了一份统一制式的离婚协议书，其中第三项离婚后住房安排一项写“无”，其他内容都与二人离婚协议书原件相同。2001年7月5日，其和前夫杨刚领到离婚证，离婚证上“协议内容”的“其他协议”项为“无”。离婚后，单位房改，杨刚购买了该房，并由陆艺长期居住。后杨刚擅自将上述房屋出售，其仅获取房屋部分使用权的补偿，且法院认定只有2001年7月5日在东城区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才具有法律效力。其认为，一、东城区民政局在办理其离婚登记时，未按规定在“谈话笔录”和“审查处理表”上如实登记其离婚协议书原件中的住房安排，擅自在统一制式的离婚协议书上篡改其提交的离婚协议书原件中的住房条款内容，以有极大歧义的“无”字混淆视听，抹杀实质。二、东城区民政局误导其，导致其听信，在统一制式的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东城区民政局只将2001年7月5日的统一制式离婚协议书备案，致使其离婚存档材料中，没有一条写明其离婚后的住房安排。东城区民政局的上述错误导致其丢失房屋，只得到房屋部分使用权补偿的结果，给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现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东城区民政局2001年7月5日对陆艺离婚登记统一制式离婚协议书中有关“其他协议”一项的登记备案行为，并判令东城区民政局对此项重新登记备案；2、撤销东城区民政局2001年7月5日对陆艺离婚证中有关“其他协议”一项的登记备案行为，并判令东城区民政局对此项重新登记备案；3、诉讼费由东城区民政局承担。东城区民政局在一审中辩称：一、答辩人依陆艺与杨刚的离婚申请，严格按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及《北京市婚姻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办理，程序完全合法。二、陆艺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应依法驳回其起诉。答辩人为陆艺与杨刚办理离婚登记是2001年7月5日，而陆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3月29日。从被诉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至陆艺提起本次行政诉讼所经过的期间已经长达16年，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法定期限，应依法驳回其起诉。三、答辩人履行了谨慎合理的审查义务，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过错。首先，离婚协议书第三项就离婚后住房安排问题陆艺与杨刚注明的是“无”；其次，离婚谈话笔录中就离婚后住房如何安排，陆艺与杨刚明确表态“自行安排”；第三，陆艺与杨刚在《离婚登记申请书》“其他协议”一栏中也注明“无争议”。据此，答辩人依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以及《北京市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有关规定，为陆艺及杨刚办理离婚登记并无任何不当。四、关于陆艺主张的2001年6月11日与杨刚签订的有关房屋处分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性问题，基于双方是以离婚为目的所签，在签订之日并未办理离婚登记，已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2016）京0105民初1470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无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陆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以上规定说明行政案件起诉期限的起算点不是从当事人知道行政行为违法之日起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当事人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审查，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陆艺要求撤销东城区民政局2001年7月5日对陆艺离婚登记中填写制式离婚协议书中有关“其他协议”一项的登记内容及被诉离婚证中有关“其他协议”一项的登记内容，均是东城区民政局在办理陆艺与杨刚离婚登记行为时作出的。因此，陆艺自2001年7月5日领取离婚证时已知上述离婚登记的内容。而陆艺于2017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两年起诉期限。陆艺认为应从2016年朝阳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的理由，缺乏法律依据。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陆艺所提本案之诉亦超过最长5年起诉期限。综上，对陆艺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陆艺的起诉。陆艺不服一审裁定，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以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两年，因离婚证与制式离婚协议未全面反映离婚登记行为的内容，该行为的内容是上诉人于2014年7月15日才获知的，民事判决于2016年6月15日才最终作出，其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等理由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对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同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之内。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陆艺要求撤销的相关离婚登记内容为东城区民政局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上述离婚登记的内容，陆艺已于当时明知。陆艺于2017年3月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两年起诉期限，亦超过最长5年起诉期限。关于陆艺认为对于行政行为的起诉期限应以知晓行政行为全部内容之日起计算，其于2016年6月15日才知悉离婚登记的全部内容，应从2016年朝阳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之日起计算起诉期限的上诉意见，经查，结合离婚登记中其他材料可知，陆艺与杨刚在离婚谈话笔录中就离婚后住房约定“自行安排”且在《离婚登记申请书》“其他协议”一栏中也注明“无争议”，故其陈述不明知离婚登记行为的全部内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故陆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陆艺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陆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王 元审 判 员  刘明研审 判 员  王 琪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朱彬彬书 记 员  贯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