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2民初1636号原告:张某1，男，1945年3月22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张某2，男，1950年9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原告：张某3，男，1952年7月1日出生，自由职业者，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三原���委托代理人：刘善波，北京市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某4，男，1948年2月1日出生，住河北省廊坊市。被告：张某5，女，1946年6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以上二被告委托代理人：杨俊利，北京市国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与被告张某4、张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之委托代理人刘善波及原告张某1，被告张某4、张某5之委托代理人杨俊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洪某于2008年4月22日所立的公证遗嘱无效。事实和理由为：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与被告张某4、张某5系张某6与洪某婚生子女。原告于2015年4月份发现被告张某4在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找到北京中信公证处人员到其父母家做了一份公证遗嘱，遗嘱内容是将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某号张某6、洪某共同拥有的房产由张某4继承。原告认为该公证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不是其母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被认定无效，理由如下：一、立遗嘱的时间是2008年4月22日，当时洪某已经90高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洪某患有老年痴呆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法对自己的重大决策作出判断。遗嘱公证时的错误在于公证机构没有对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审查，公证遗嘱的内容不是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公证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监护人代理申请办理公证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按照该条规定，公证机构就不应该为患有老年痴呆症且90岁高龄的洪某办理遗嘱公证。其一、从当时洪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讲，其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申请遗嘱公证，没有监护人代理申请。被告张某4虽然是两位老人的儿子，但从此次公证身份来看，他是利益的获得者，并不是作为监护人身份代理申请公证。其二、事实上，原告张某1在老人生前一直以监护人的身份出现。公证机构在审核身份时就应当全面了解老人的监护情况，然后评定是否要按照法律的规定由监护人代理老人提出公证申请，公证人员在公证时违反了这一规定。其三、洪某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如果公证遗嘱的内容是洪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什么在进行公证遗嘱时没有通知其他二女。显然，洪某当时已经不能辨别是非，或在立遗嘱时受到了精神控制。三、从公证遗嘱的形式要件看，洪某签字的形状及运笔的状况非常吃力，或者精神已经失忆到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书写的程度��这不可能客观的反映其主观意愿。四、按照法律的规定，公证人员办理遗嘱公证时要有两名公证人员进行办理。然而，办理公证遗嘱时只有一名公证员在场，程序违法。五、不管什么形式的遗嘱，如果继承人没有尽赡养义务，只享受和继承被继承人财产，不符合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和社会公德的要求。被告张某4在两位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去美国两年，回国后对两位老人也是不管不问，没有尽到赡养义务，这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公证遗嘱应当被确认无效。综上所述，洪某属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公证遗嘱不能反映其真实意思，公证机构为其办理遗嘱公证违反法律规定，公证遗嘱应当被认定无效。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张某4、张某5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如果原告认为公证无效，要撤销公证，其应向公证处提出。第���、公证遗嘱是洪某和其配偶一起在公证员面前做的，根据调取的光盘和询问笔录，能够看出这是洪某本人意思表示。没有法律规定在做公证时必须对老年人的行为能力进行全面的检查，公证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状况作出合理的判断。在当事人行为能力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公证员没有义务要求当事人必须做健康检查。原告提供医院病历来证明洪某没有行为能力也不能成立，其提供的病历是在立遗嘱之后的三个多月，病历虽然记载洪某有老年痴呆，但同时明确记载其语言表达正常，计算能力正常，由此推断其三个月前没有行为能力是不能成立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在一天之内就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被告张某5表示立遗嘱的事情她是清楚的，是洪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父母已经对财产做了安排，已经给了几位原告房屋及其他财产，所以父母才会立这份遗嘱，将房屋给张某4。原、被告双方就各自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月坛派出所证明信，证明洪某配偶、子女情况。2、洪某及其配偶张某6的死亡证明，证明二人死亡时间。3、（2008）京中信内民证字03234号公证书。4、洪某2008年7月22日至2008年9月9日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住院病历，证明洪某在立遗嘱时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可原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洪某、张某6是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五人，分别为张某1、张某2、张某5、张某3、张某4。张某6于2013年12月1日死亡。洪某于2016年11月5日死亡。张某6、洪某的父母均先于二人死亡。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某号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为张某6，该房屋系张某6、洪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08年4月22日，洪某经北京市中信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遗嘱主要内容有：“我与丈夫张某6共有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某号房产一套。现在我自愿就上述房产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上述房产中属于我所有的份额由儿子张某4继承。”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记载“因洪某本人高度近视，无法填写申请表，由于祺代书。”该申请表由洪某签字。在公证档案材料中，有公证员崔艳、公证人员于祺在2008年4月22日所做的《工作记录》一份，该工作��录主要内容有：“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于祺与其交谈，认为洪某头脑清醒、思维清晰，能够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洪某年事已高，眼睛看不清楚，不能自己书写遗嘱，但可以签名，本公证员依据洪某的意思，为其代书遗嘱，向其宣读后，洪某在遗嘱上签名，公证人员于祺对本公证员与洪某交谈的过程进行了摄像，取得光盘一张封存于我处。”公证员崔艳、公证人员于祺及立遗嘱人洪某在该工作记录上签字。2008年4月22日，公证员对洪某做了《遗嘱公证接谈笔录》，询问了做遗嘱的相关事项。公证员崔艳、公证人员于祺以及洪某在接谈笔录上签字。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洪某在2008年4月22日立遗嘱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依据洪某在2007年1月27日至2007年2月13日已经2008年7月22日至2008年9月9日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住院病历材料、洪某2008年4月22日的公证录像等材料，对洪某当年的行为能力进行了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报告。在鉴定报告的“分析说明”部分有如下内容：“据现有资料，2007年1月27日至2007年2月13日因摔伤住院治疗，体格检查时神智清楚，言语流利，检查合作因诊断为股骨颈骨骨折（右）。2008年7月22日至2008年9月9日因‘进行性反应迟钝4月余，加重1周’住院治疗，体格检查时神智清楚，言语流利，近记忆力减退，反应灵敏，定向力、理解力正常，计算力减退。出院诊断为老年性痴呆等。洪某公证录像（2008年4月22日）显示：意识清楚，定向力完整，理解能力可，对答切题，言语流畅，记忆力可，能清楚表达个人意愿。”该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为：“据现有资料，不足以对被鉴定人洪某2008年4月22日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明确��断，因而评定被鉴定人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受损依据不足。”原告为此预付鉴定费7600元。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称洪某在2008年4月22日立遗嘱时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为此申请了行为能力鉴定。但鉴定机构经查看、分析相关病历材料，认为“据现有资料，不足以对被鉴定人洪某2008年4月22日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明确诊断，因而评定被鉴定人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受损依据不足”，并在鉴定报告中称“洪某公证录像（2008年4月22日）显示：意识清楚，定向力完整，理解能力可，对答切题，言语流畅，记忆力可，能清楚表达个人意愿”，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洪某在立遗嘱时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对原告称洪某在立遗嘱时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所称洪某在立遗嘱时受到了精神控制的意见，因其未对此提交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其该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原告称办理公证遗嘱时只有一名公证员在场，程序违法的问题，根据公证档案材料中《办理国内公证申请表》以及公证接谈笔录的记载，在办理公证时是有两名公证人员在场的，即公证员崔艳和公证人员于祺，故对原告这一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已交纳）；鉴定费七千六百元，由原告张某1、张某2、张某3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凡人民陪审员  甘源远人民陪审员  刘海燕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石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