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冀11民终字23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金敦，男，1951年6月27日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新梅，女，1948年2月24日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系孙金墩之妻。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赵瑞端，河北合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文华，男，1970年12月7日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系孙金墩、吴新梅的长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艾荣，女，1973年8月15日生，汉族，现住衡水市桃城区，系孙文华之妻。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英龙，衡水市法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孙金敦、吴新梅与被上诉人因孙文华、杜艾荣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6）冀11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金敦、吴新梅及委托代理人赵瑞瑞、被上诉人杜艾荣及二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张英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金墩、吴新梅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6）冀11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仅凭1999年3月15日，衡水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为孙文华颁发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将已经拆迁的原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丘（地）17号，总面积为339.78平方米的房屋，认定为孙文华个人私有财产于法无据，根本上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上诉人至今与被上诉人在原籍桃城区小侯村共同享有集体宅基地���耕种承包土地，1996年购房时，家庭成员有长子孙文华，次子孙文明，三子孙文彪加上我们老两口，至今也没有分家析产。2014年6月23日，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分别与被上诉人孙文华、杜艾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协议书编号为第028-1号，第028-2号，协议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华源胡同小区南排1号，面积分别214.98平方米、135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并按照征收面积补偿给被上诉人孙文华827673元，补偿给被上诉人杜艾荣1号楼3单元1001室110平方米房屋和1号楼3单元901室110平方米房屋各一套，原审法院在查明中遗漏了901室的存在，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同时因为争讼的房产是门店拆迁，按衡水市区的拆迁政策不可能是每平方米4100元的补偿标准，显然存在不实之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核实。其实登记在孙文华名下的房屋，在2014年拆迁前，一直由二上诉人占有和使用管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房屋出卖人王某出庭证言和质证笔录中已经明确证实，他所卖房屋对象是孙金墩而不是孙文华，儿子的真正出生年龄是1973年，1996年买房是他虽然跟人在外跑业务，但所有跑外费用都是从家里拿，跑来的活有我们老两口加工后送货。买房的33万元款项都是大家庭出的，孙文华不可能刚结婚就有这么多私房钱，杜艾荣所交付的19万元存款因当时不采取实名存款制，只有少部分存款属被上诉人夫妻，存单密码是吴新梅提供的，所以因被上诉人夫妻他们没有说清19万元的基本来源，其抗辩理由不成立。考虑被上诉人孙文华是自己的亲儿子关系，作为长子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我们同意在按家庭共有财产份额分配中，适当多分些。被上诉人孙文华、杜艾荣辩称，二被上诉人于1992年结婚，婚后共同生产经营橡胶��务，虽然没有分家单，但结婚后已经脱离父母单独生活，所得收入也均由自己掌管，一审法院查明的借给王某的7万元，也是由二被上诉人交给上诉人予以出借的。1997年3月二被上诉人搬至何庄乡大庙村居住，1999年购买本案诉证房产，并登记在孙文华名下，该财产并非家庭共有财产，而是孙文华在念及两个弟弟尚年幼的情况下无偿让他们使用，二上诉人只是对拆迁房屋的代为管理。本案并非分家析产纠纷而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孙金墩、吴新梅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孙金敦与案外人王某系朋友关系，1996年王某以购买诉争房屋为由分两次向原告借款共计70000元，后王某因欠债较多急需资金，与原告协商，将本案诉争上诉房屋以350000元的价格抵顶给原告孙金敦，其中70000元借款折抵房款。后原告与被告孙文华陆续将剩余房款给付王某。房屋办理过户手续时因原���孙金敦没有时间遂让被告孙文华同王某一同去办理，于是房屋登记于被告孙文华名下。购买上述房屋时二原告在家经营木匠铺，并负责在家进行橡胶加工，被告负责在外跑橡胶业务，二原告与被告一直没有分家，购买房屋款项属三人家庭经营所得，因此上述房屋属三人家庭共有财产，现房屋拆迁，被告孙文华不顾二原告反对，将上述房屋据为己有，为此二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登记于孙文华名下的房屋及房屋的相关权益属二原告与被告孙文华的共同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3月15日，衡水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为被告孙文华颁发房屋产权登记证书一份，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丘（地）号17房屋登记于被告孙文华名下，产别为私有财产，房屋总面积为339.78平方米。2014年6月23日，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室分别与被告孙文华、杜艾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协议书编号为第028-1号，第028-2号，协议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华源胡同小区南排1号，面积分别214.98平方米、135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并按照征收面积补偿给被告孙文华827673元，补偿给被告杜艾荣1号楼3单元1001室110平方米房屋一套。另查明，证人王某在2016年3月29日的质证笔录中称涉案房屋系其原有房屋，后因无法偿还借款，将该涉案房屋过户给被告孙文华，房屋实际总价款为330000元，其中190000元由被告杜艾荣给付，另有70000元借款抵顶房款。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一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华源��同小区南排1号房屋系登记于被告孙文华名下财产，2014年6月23日，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依照房屋权属登记与被告孙文华、杜艾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被告孙文华、杜艾荣房屋一套、补偿款827673元。现原告孙金敦、吴新梅主张涉案房屋及拆迁权益属二原告及被告孙文华共同财产，提供王某证人证言一份，该份证言系复印件，本院依法传唤证人王某到庭接受质询，王某称涉案房屋总价款为330000元，原告孙金敦70000元借款抵顶房款，剩余260000元分三次给付，其中190000元系被告杜艾荣给付，其余款项在质证笔录中称记不清是由谁给付，而在原告提交的书面证言（复印件）中又称系由原告给付，首先原告提交的该证言系复印件，该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要件，被告不予认可，再有该证人所证明的内容相互矛盾，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交衡水市桃城区翔顺洗车店的经营许可证系行业许可证书，未能证实二原告主张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项：“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原告孙金敦、吴新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于原告孙金敦、吴新梅主张涉案房屋及房屋拆迁权益为原、被告共有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抵顶房款的70000元借款，系原告孙金敦、吴新梅的出借款项，属另一法律关系，二原告就该70000元借款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金敦、吴新梅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孙金敦、吴新梅申请证人吴某、张某、孙某1、孙某2出庭作证，用于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分家析产，拆迁的房屋系家庭共有财产；被上诉人提交桃城区何庄乡大庙村委会和房东马平、邻居李月芹、张国兴、王秀艳的书面证明一份，用于证实被上诉人已于1997年与上诉人分开独立生活，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质证；庭后提交桃城区小侯乡派出所户籍证明一份。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孙金墩、吴新梅系夫妻关系，婚后生长子孙文华，次子孙文明，三子孙文彪，孙文华、杜艾荣系夫妻关系。上诉人至今与被上诉人在原籍桃城区小侯村共同享有集体宅基地和耕种承包土地，2011年3月9日兄弟三人才与父母分户生活。上诉人孙金敦与经营木材的案外人王某系朋友关系，1996年王某以购买诉争房屋为由，先后���次向孙金墩借款共计7万元，后因王某因欠债较多急需资金，欲将本案诉争房屋以35万元的价格卖给孙金敦，经与孙金墩多次协商最后确定为33万元，其中原借款7万元折抵房款。孙文华之妻杜艾荣给付19万元，剩余房款7万元陆续给付王某，但王某记不清剩余款由谁给付，孙金敦、吴新梅、孙文华、杜艾荣均未提交付剩余房款7万元的证据；房屋办理过户手续时孙文华同王某一同去办理，房屋登记于被告孙文华名下。1999年3月15日，衡水市房屋产权产籍监理处为孙文华颁发房屋产权登记证书，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丘（地）号17房屋登记于被告孙文华名下，产别为私有财产，房屋总面积为339.78平方米。2014年6月23日，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分别与被告孙文华、杜艾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各一份，协议书编号为第028-1号，第028-2号，协议将位于衡水市桃城区华源胡同小区南排1号，面积分别214.98平方米、135平方米的房屋征收，并按照征收面积补偿给被告孙文华827673元，补偿给被上诉人杜艾荣1号楼3单元1001室110平方米房屋和1号楼3单元901室110平方米房屋各一套。本院认为，本案系确权纠纷，争议焦点是讼争房屋的物权归属。房屋所有权证载明，该房产为孙文华所有，该产权证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通常是认定房屋归属的重要证据，但并不具有绝对的证明力，如对方当事人对房屋所有权证提出相反意见并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产权证的记载与事实不符时，应按照相关证据认定该房屋的最终归属。本案中，虽然房屋登记的权利人为孙文华，但从房屋买卖口头合同的签订、购房款的出资、房屋出卖人王某陈述的内容，可认定孙金敦、吴新梅、孙文华、杜艾荣系房屋的实际买受和出资人。孙文华作��孙金敦、吴新梅的儿子，在其出资后将讼争房屋产权登记在尚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符合常理。结合证人王某及其他四个证人的陈述，可以印证二上诉人与其三个儿子购房时未分家析产，虽然该房屋当时挂名登记于孙文华名下，因孙文华对房款33万元出资的事实，其不能证明购房款的全部来源，故对其认为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就应属自己的主张不予采纳。讼争房屋系在孙金敦、吴新梅、孙文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购买，根据实际出资情况，所有权应属于四个人按份共有；原审法院认定，抵顶王某借款7万元的房款，系孙金敦、吴新梅的出借款项，属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主张，对已经抵消归于消灭的债务，已不能再另行提起诉讼，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对孙金墩出资7万元、孙文华、杜艾荣出资19万元购房款予认定，对当事人均未举证所给付的剩余房款7万元的来源，推定为二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孙文华共同出资。二上诉人所请求，被上诉人孙文华在家庭共同生活中，作为长子为家庭生产、生活付出的辛劳较大，可在共有财产中多分配份额，合情、合理、合法，予以照准。综上所述，孙金敦、吴新梅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2016）冀1102民初1024号民事判决；二、改判原位于衡水市桃城区中华北大街华源胡同小区南排1号登记于被上诉人孙文华名下房屋为孙金敦、吴新梅、孙文华、杜艾荣按份共有财产；三、2014年6月23日，衡水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依照房屋权属登记与被上诉人孙文华、杜艾荣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书编号为第028-1号，第028-2号，将涉案房屋征收，补偿给孙文华、杜艾荣房屋二套、补偿款827673元，上述补偿款项及房屋由孙金敦、吴新梅占有30%，孙文华、杜艾荣占有70%的份额比例。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由孙文华、杜艾荣负担60元，孙金敦、吴新梅负担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连峰审判员  张 晓审判员  王新强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书记员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