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云2601民初4022号原告：王友琼，女，1954年7月20日生，彝族，文盲，云南省文山市人，农村居民，住文山市。被告：李家仙，女，1978年8月24日生，彝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文山市人，农村居民，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李加良，男，1974年2月21日生，彝族，初中文化，云南省文山市人，农村居民，住文山市。原告王友琼、李家仙诉与被告李加良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友琼、李家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雯，被告李加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友琼、李家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对原被告双方共同所有的土地征收补偿款进行分割，并判决由被告将200886元补偿款返还给原告；（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王友琼系被告母亲，原告李家仙系被告胞妹，1980年土地承包到户时，原告一家按户承包了集体土地，户主为被告，原承包人口5个人，即李加良、李发顺、王友琼、李加仙、李李氏。因李发顺、李李氏先后逝世，目前实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李加良、王友琼、李加仙。2011年，原告一家的2.394亩承包土地被国家征收，土地征收款为73659元；2014年，原告一家的4.525亩承包土地被国家征收，土地征收款及附着物补偿费等共计227670元；两次承包地被征收时，均以被告名字予以丈量，被告领取了全部征收补偿款共计301329元。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要求对上述补偿款进行分割后将属于原告所有的征收款支付给原告，但被告却拒绝返还原告应得的征收款。故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所请。被告李家良辩称，（一）2010年因国家建设征用了我家的村子背后地名为三分地箐地面积为2.394亩承包旱地，土地征收款为73659元，按当时承包人口4.5人（李加良、李发顺、王友琼、李加仙、李李氏，其中李李氏只有半个人的份额）来分配该土地补偿款，原告王友琼应当分得16379元，在2011年3月18日一次性付给了原告9000元，其余的7379元原告王友琼自愿留给我作为征用面积中迁坟的费用。这是有2011年3月18日人民调解协议为据，另外在协议书第三项提到座落水井背后的一块旱地归王友琼耕管，其余的全部土地归李家良耕管，还提到今后因国家征用土地使用，属于谁耕管的土地征用款归谁享有，双方不得互相纠缠。（二）原告李家仙在1995年就出嫁到四川省，对于家中的事务及老人的抚养没有尽到任何责任，都是由我们全家承担。对于2011年、2014年两次国家建设征用了我户土地面积共6.919亩，共得土地补偿费301329元，原告李家仙提出分款的要求我不同意，其理由是我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两次国家所征用的土地面积中有一部份是属于土地承包合同书上的面积，另有一部分是属于我自己开荒的面积。（三）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答辩意见，恳请人民法院查实采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明》1份，证实原告李家仙与李加仙是同一人和被告李家良曾用名为李加良，李家良与李加良是同一人；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证明》2份，证实：（1）原告一家按户承包了集体土地，户主为被告李加良，原承包人为李加良、李发顺、王友琼、李家仙、李李氏，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2）李发顺、李李氏已过世，实际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李加良、王友琼、李家仙；3、《公布兑现表》（2份）、《文山市征收土地面积丈量记录表》（2份），证实：（1）2011年，原告一家的2.394亩承包地被国家征收，以被告名字予以丈量，土地征收款为73659元；（2）2014年，原告一家的4.525亩承包土地被国家征收，以被告名字予以丈量，土地征收款及附着物补偿费等共计227670元；4、《证明》，《结婚证》，《户口册》，证实李家仙于2009年与张声宪结婚，虽一直居住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繁荣村村民委员会，但其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经质证，被告对原告列举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无异议；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李李氏的份额只有一半，李李氏的死亡证明不对，李李氏的死亡时间为1996年，不是1998年；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竹子龙的面积的承包地面积是两家人的份额，但是227670元包含了竹子龙的地的补偿款，但是因为有纠纷，补偿款未能补偿到本人手中；对第4组证据有异议，原告方的结婚时间不对，原告是1995年出嫁的。被告李加良对自己的辩解理由列举了以下证据：1、《人民调解协议书》、《收条》，证实原告王友琼的份额双方经村委会调解过，她的份额已经单独分出，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不应当再分配给她的事实；2、《土地征收丈量表》2份，证实被征收的土地总共为4.525亩的事实；3、《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三分地箐地实际是三块地，现在征用的是0.7亩的三分箐地还有水井背后箐地的0.5亩，还有一块是竹子龙的地，但是该地块在合同书上没有的事实；4、《证明》2份，证实被征收的两块地承包的实际面积与征收时实际丈量的实际面积不符，多出来的部分属于我结婚后开荒所得，不能以合同书上的四至界限为准的事实；5、《照片》3张，证实这块箐地是我申请生产队挖水井的时候拉泥巴填起来的，填起来以后面积扩大的事实；6、《土地承包合同书》（1982年的），证实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参加承包的人是4.5个人，承包得田2.25亩、地4.41亩的事实。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李加良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首先，本案中的原告王友琼为文盲，不认识任何字，调解协议书上及收条上的字并非王友琼本人书写，不能证明王友琼参与了调解并领取了款项；其次，调解协议书违反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在其中一个承包人李家仙没有参与调解的情况下就对承包土地进行处分，侵犯了原告李家仙的权利，其合法性不应该得到认可；对第2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丈量没有载明是哪块土地，也没有单位相应人员的盖章，对其证明观点不予认可，所征收的土地是属于承包证上的土地；对第3组证据因为该经营权证书与原告方从档案馆调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的部分内容不一致，首先，依据物权法的规定，是以有权机关保管的登记簿载明的信息为准，也就是目前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李加良、李家仙、王友琼；其次，对于所说的征收土地多余部分属于被告开荒不予认可，因为没有任何开荒证明，所征收的土地全部属于承包地；第三、承包地上的面积之所以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是因为当时为了少交公益粮，而少报了土地面积，具体面积是要以实际丈量为准；对第4组证据对于两份《证明》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明实际为证人证言，出具证明的证明人没有出庭作证接收质询，证明的内容其真实性无法得到核实，同时国家征收土地的部门为国有土地征收办公室，而并非村小组或者居民委员会，他们无权参与征收，也无权出具证明；对第5组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人物均不清楚，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观点；对第6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合同书上载明的合同期为1982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期限已经届满，同时在第二轮承包时候已经颁发了新的承包经营权证，该合同书已经无效。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方提交的第1组至第3组证据和被告李加良方提供第1组证据至第3组证据和第6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中关于李李氏死亡证明，因所证明的死亡时间与庭审中查明的时间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第4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客观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李加良列举的第4组和第5组证据因证明的内容与客观实际不符，同时也无其他证据印证被告李加良开荒扩地而使土地面积增加的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原告王友琼与李发顺是夫妻关系，双方婚后生育了三子女，分别是李家良、李家仙、李家艳。1982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以李发顺为户主的原被告一家按户承包了集体土地，参加承包的承包人口为5人，分得4.5人的承包土地，参加承包人为即李加良、李发顺、王友琼、李加仙、李李氏（只分得半个人的份额）。1991年第二次土地延包时，以李发顺为户主的原被告一家承包人口、份额均未发生变化。李发顺于1991年12月逝世，李李氏于1996年8月逝世，李家仙于2009年出嫁至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肖溪镇繁荣村民委员会双土村42号，李家艳于2000年2月出嫁另居，原告王友琼于2005年改嫁至文山市。2011年，原告一家的2.394亩承包土地被国家征收，土地征收款为73659元；原告王友琼与被告李加良因土地征用款及承包地分配等问题发生纠纷，双方于2011年3月18日要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为：“（一）王友琼、李家良系母子关系，2010年文山县人民政府征用了王友琼、李加良户部分土地，面积为2.394亩，计征地款为73659.00元，按4.5承包人口分配，王友琼应得16379.00元；（二）王友琼同意由李加良返还征地款玖仟元正（9000.00元），其余的王友琼自愿留给李加良作为因征地搬迁四冢坟的费用；（三）座落于水井背后的整块旱地归王友琼耕种管理，其余的全部土地归李加良耕种管理，今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属于谁耕管的土地的征地款归谁享有，双方不得相互纠缠；（四）王友琼去逝后，李加良自愿放弃继承享有王友琼一切遗产（包括土地）的权利；（五）王友琼自愿放弃李加良对其赡养的义务；（六）王友琼自愿放弃其丈夫李发顺、婆婆李李氏承包土地的继承享有的权利。”调解协议签订后被告李加良于当天将款付清给原告王友琼，原告王友琼收到款后向被告李加良出具了收条。2014年，原告一家的4.525亩承包土地被告国家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款为216295元、附着物补偿费为11375元，共计227670元，被告李加良于2016年10月领取了该笔补偿费用。因被告未将该款分给两原告，双方发生争议且双方协商未果。故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诉至本院并提出如。本院认为，共有物分割纠纷是指共有人之间因对共有物分割的争议而引发的纠纷。原告王友琼、李家仙与被告李加良系一家人，在第一轮的土地承包时是共同的承包经营户。1991年户主李发顺和李李氏先后去世后，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份额文山县开化镇红旗社区狮子山村并未将其二人承包经营的份额收回调整，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规定，其二人承包经营的份额依法应视为其余四人（即王友琼、李家仙、李加良、李家艳）共同承包经营，其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后获得的补偿依法应当由现有的四个承包人共同享有。在庭审中，被告李加良提出原告李家仙未对老人的生养死葬尽任何义务，因此认为土地补偿款不应当分配给原告李家仙的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土地补偿费并不是被告父亲及奶奶李李氏死亡时遗留下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李发顺和李李氏均死于其承包土地被征用之前，因此该土地补偿款不属于被告父亲李发顺和被告奶奶李李氏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依法不应适用遗产的分配原则，应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的规定处理。被告李加良提出原告王友琼不应该分配该补偿款的辩解观点成立，理由是虽然原告王友琼对该调解协议进行了否认，但是因双方是母子关系，该协议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原告王友琼的其他亲戚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调解的，该调解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而是对原告王友琼享有的权利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处分，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已经履行了该协议，原告王友琼也一直在履行该协议。故被告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同理，原告王友琼关于该调解协议违法的观点不能成立，其主张的份额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无证据印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关于原告李家仙的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不能成立，因原告李家仙远嫁他乡，她无法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第二次征用土地补偿款是在2016年10月才领取的，其在知道权利被侵害后并提出诉讼，故被告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中原告关于要求按三人平均分割征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是虽然在土地承包期内，承包人口发生了变化，但是双方并未进行变更登记，以李发顺为户主的承包户仍然是5人。其中李发顺和李李氏在承包期内死亡，该村发包人并未对该户的承包土地进行调整，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该户的承包土地依法应由其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而户主李发顺的继承人现为4人而非3人。据此，原告方诉讼请求按3人共有并平均分割承包土地征用补偿款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的补偿款应扣除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后，按4.5人的份额由现有承包人口4人来均等分割即289954元÷4人=72488.50元。因上述补偿款均是被告李加良领取，故依法应由被告李加良予以支付给原告李家仙，而原告王友琼应得部分，因其在之前已经对该权利进行了处分，故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而另一位继承人应分得的补偿款，因其未提起诉讼，依据不诉不理的原则，在本案中不作处理。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处理意见如下：一、由被告李加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付给原告李家仙土地补偿款人民币柒万贰仟肆佰捌拾捌元伍角（72488.50元）；二、驳回原告王友琼对被告李加良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李家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10元，减半收取2155元，由原告王友琼负担1000元，由原告李家仙负担155元，由被告李加良负担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玉忠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记员  葛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