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80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丽贤，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韩铁成，广东沧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负责人:安晓霞，职务: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丽贤因与被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字第58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丽贤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起诉或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2.由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150000元为徐丽贤个人借款错误。徐丽贤的父亲徐某生前挂靠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承包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工厂建设项目，工程款由发包单位先支付给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再由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给徐某以徐丽贤名义注册的广州花都区新华伟浩装饰服务部（以下简称伟浩服务部）或徐丽贤的账户代收，徐丽贤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徐丽贤收取涉案150000元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该款不是借款，是工程款。付款回单的摘要载明付款,不是借款，收据上的徐丽贤是经手人，不是借款人，且加盖伟浩服务部的公章，这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给徐某任何一笔工程款的手续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财务要求在收据上加上借资款，所谓“借资款”就是“借支款”，是发包方没有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向徐丽贤预支的工程款，该款会计算在已付的工程款中。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制作的《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及《翼宇工程款收支明细》中，没有涉案款项借款收入，没有贷方计收该款，都将涉案的150000元作为工程款的支出处理。如果是借款不应与工程款记在一起，且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没有借款审批手续，随意向个人出借如此大额度现金，也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和本案事实和常理。2.一审判决认定徐丽贤不是职务行为，徐丽贤收取款项后支付及使用不足以影响或否认借款关系的事实错误。徐某2013年7月3日收取涉案工程款150000元后，指示徐丽贤将该款支付给袁某，这有还款的明细信息打印机袁某的账户信息查询打印可证实，徐丽贤没有义务偿还袁某的借款，徐丽贤收取涉案150000元工程款是职务行为，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主张该款为徐丽贤为筹备婚礼，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是借款，也是徐某所借。3.徐丽贤一审提交的《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及《翼宇工程款收支明细》，是用以证明涉案150000元为工程款支出，不代表认可其所有项目的合法性，因很多支出不合理，包括将涉案150000元写成借款,徐某生前对上述证据记录项目及事实等也并不认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同时，一审没有准许徐丽贤申请调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账户流水以查明贵州公司收了多少工程款，支付给徐某多少工程款，涉案150000元与其他工程款有何不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趁徐某已去世，家属不清楚相关情况，向徐某的继承人提起诉讼，主张非法权利，其中,（2016）粤0114民初5847号案涉及的500000元是保证金的事实清楚，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却主张借款，可见其提出的是虚假诉讼。本案也是虚假诉讼，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将徐某的工程款歪曲为徐丽贤的个人借款，意在谋取非法利益，具有诈骗的犯罪嫌疑，请求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及其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徐丽贤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徐丽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如下：（一）双方就150000元的借款已经达成了真实意思表示，并且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已经向徐丽贤足额交付了150000元的借款，徐丽贤也在相应的收据上书写了借资条明确了该笔款项是借款。（二）根据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与徐丽贤以往的交易惯例，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每次向徐丽贤支付工程款都会在转帐凭证以及付款凭证上注明是工程款的性质，这与本案借款的性质是区别开的。（三）徐丽贤父亲挂靠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承包的工程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进行结算，徐丽贤不能以借款抵扣涉案工程的工程款。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徐丽贤向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3年7月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案件诉讼费由徐丽贤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持有《收据》一张，日期为2013年7月3日，主要内容为：收到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金150000元，并括号备注“借资款”，《收据》经手人处有徐丽贤签名并加盖有伟浩服务部印章。同日，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向徐丽贤名下工商银行广州花都新都支行账户付款150000元，并形成付款回单一张，该回单摘要处记载为付款。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主张上述款项系出借给徐丽贤的借款，因徐丽贤未还款，故向一审法起诉成讼。徐丽贤对签署《收据》及收取款项的事实均予以确认，并确认《收据》备注“借资款”系其书写，但抗辩系按照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财务要求而书写，并抗辩《收据》所涉款项并非借款，而是代其父亲徐某收取挂靠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承包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工厂建设项目的工程款，属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工程款先由发包单位支付到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账户上，再由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给徐某，而徐某收取工程款，都是指定伟浩服务部或徐丽贤的账户代收，为此提供《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翼宇工程款收支明细表》、徐丽贤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以及伟浩服务部银行账户明细等予以证明。其中，《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中涉及支出给伟浩服务部或徐丽贤款项有数笔，包括日期为2013年5月3日支出214000元、2013年5月23日支出209600元、2013年6月9日支出350000元给伟浩服务部；2013年5月23日支出200000元、2013年6月9日支出100000元、2013年7月3日支出150000元给徐丽贤等，其中2013年7月3日支出150000元给徐丽贤摘要备注“付徐丽贤（借三建）”。而伟浩服务部银行账户明细以及徐丽贤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显示，在上述相应日期，该等银行账户确有相应款项收入，且伟浩服务部银行账户对应摘要处记载均为工程款。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对徐某挂靠其公司建设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工厂项目的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可徐丽贤关于徐某指定伟浩服务部或徐丽贤的账户向其收取工程款的事实，但主张其向伟浩服务部或徐丽贤账户支付工程款均有相应收据记载明确为工程款，且在相应付款回单上有注明为工程款，为此补充提供收据及付款回单予以证明，其中记载日期为2013年5月23日收据载明：收到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打来郑州翼宇工程项目款（现金）200000元，并由徐丽贤在经手人处签名，另加盖有伟浩服务部印章；记载日期为2013年6月9日收据载明：收到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打来鬼努川工程项目款（现金）100000元，并由徐丽贤在经手人处签名，另加盖有伟浩服务部印章，上述收据对应日期的付款回单均备注为工程款。另查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与徐丽贤均确认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工厂建设项目尚未最终结算。诉讼中，徐丽贤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名下招商银行广州分行风神支行账户在2013年5月3日至2013年10月15日期间的流水以及调取（2015）穗花法民一初字第334号案的起诉状、证据等材料，拟证实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到徐丽贤账户上的涉案款项为徐某的工程款，且徐丽贤收款后按徐某指示向第三方袁某还款1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徐丽贤于2013年7月3日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的15万元的事实，有相应《收据》及付款回单为证，徐丽贤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述15万元是否为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向徐丽贤出借的借款。对此，首先，从徐丽贤根据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要求而在《收据》内容后续备注“借资款”的事实看，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已明确款项性质为“借资款”，按一般理解，该“借资”应为借取资金之意，而徐丽贤亦按要求予以备注，并无提出异议，可见，双方就款项性质为借款已达成一致；其次，根据徐丽贤所举证据《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等的记载及双方的确认，徐丽贤虽存在代徐某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的情况，但并不然据此推定徐丽贤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款项均为代徐某收取工程款，事实上，《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中就涉案款项备注为“借三建”，从而与向徐丽贤支付的其他款项相互区别，且根据徐丽贤所举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以及伟浩服务部银行账户明细所反映，涉及伟浩服务部、徐丽贤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的数笔款项中，除涉案款项外，均明确记载为工程款，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补充提供的收据及付款回单亦与此相印证，但涉案15万元的收据及付款回单并无属工程款性质的记载，故徐丽贤抗辩其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款项包括涉案15万元均为代徐某收取工程款，与双方收付款习惯不符，徐丽贤辩解事实依据不足；再次，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及徐丽贤均确认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新工厂建设项目尚未最终结算，即徐丽贤并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作为上述建设项目的工程款进行认定或处理。综上，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主张涉案款项性质为借款，符合常理，具有事实依据，徐丽贤抗辩为工程款，事实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故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诉请徐丽贤归还借款15万元，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诉请自2013年7月3日起计算的利息问题，因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借款需要支付利息进行约定，依法应视为不用支付利息，根据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主张利息权利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利息计算自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起诉之日起为宜，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款日止。至于徐丽贤收取款项后支付及使用的问题，并不足以影响或否认借款关系事实，徐丽贤为此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因该申请事项与本案事实认定及处理并无关联，无调查必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徐丽贤相关申请不予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的规定，于2016年9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徐丽贤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15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徐丽贤还清款日止）给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二、驳回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徐丽贤负担。上诉人徐丽贤与被上诉人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本案二审过程中，徐丽贤提交了（2016）粤0114民初584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拟证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另外以500000元的保证金作为借款向徐丽贤提出诉讼，该保证金是徐某交的，不是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交的，是案外人退给徐某的，但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将500000元作为徐某的借款进行起诉，其诉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该案是虚假诉讼,说明贵州三建广州公司非常不诚信。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并表示两个案件是不同的案件，上述案件败诉是因为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证据不充分,导致被驳回，与本案没有关联的。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徐丽贤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涉案150000元应为借款还是支付工程款的认定问题。现分析如下:其一，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可知，徐丽贤曾存在代徐某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依徐丽贤提供的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明细以及伟浩服务部银行账户明细所反映，涉及徐丽贤、伟浩服务部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的数笔款项中，除了涉案150000元款项外，均明确记载为工程款，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补充提供的收据及付款回单亦与此相印证，但涉案150000元的收据及付款回单并无属工程款性质的记载。故徐丽贤认为其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款项包括涉案150000元均为代徐某收取的工程款，与双方收付习惯不符。其二，徐丽贤认为涉案150000元收据备注中载明的借资款为预付工程款，就是借支款。但徐丽贤本人与贵州公司广州公司并不存在相关工程关系，本案中，其并无就申请预付工程款得到有权人的授权等进行举证，故其上述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徐丽贤表示借资款的内容是应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要求在收据中加上的，但徐丽贤提供的其名下收取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支付的其他数笔款项中，均明确记载为工程款，按理徐丽贤应对贵州三建广州公司的上述要求提出质疑，相反徐丽贤却按要求予以备注，并无提出异议，应视为双方认可涉案款项为“借资款”的性质，而按一般理解，该“借资”应为借取资金之意，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就涉案款项为借款已达成一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徐丽贤上诉认为涉案款项为工程款的支付，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其三，徐丽贤认为涉案借资款是支付工程款的组成部分，但徐丽贤提供的《徐老板工程收支明细表》中就涉案款项备注为“借三建”，并无支付工程款的相关记载，即涉案款项有别于徐丽贤收取的其他工程款项。现贵州三建广州公司与徐丽贤均确认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尚未最终结算，本案中，也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已作为徐某承包郑州翼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的应付工程款进行认定或处理，故徐丽贤仅以涉案款项在上述明细表与其他工程款记在一起为由，抗辩涉案款项为工程款支出欠缺理据，本院不予支持。徐丽贤其他上诉理由以及二审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支持其关于涉案款项为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故本院均不采信。因此，一审法院采纳贵州三建广州公司关于涉案款项为借款的主张，并判决徐丽贤归还贵州三建广州公司涉案款项150000元及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此外，徐丽贤一审期间申请调查取证的问题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其认为本案为虚假诉讼问题，涉及诈骗犯罪，也未能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徐丽贤上诉主张驳回贵州三建广州公司起诉或全部诉请，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丽贤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上诉人徐丽贤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怡审判员 余 盾审判员 李 静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书记员 邓安达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