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19民初317号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宋宪兰，女，195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村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代理人张仁勇，重庆市南川区为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第某农业社，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负责人朱阳学，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第某农业社社长。委托代理人陈国模，重庆市南川区蓝天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与被告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第某农业社（以下简称某某村某社）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肖雯雯独任审判，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宋宪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仁勇，被告某某村某社的社长朱阳学及委托代理人陈国模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诉称，2013年12月19日，原告之子李贤刚与被告签订《土地、林地流转协议》，原告将自己家庭承包的宅基地、土地、林地整体流转给被告，流转用途为用于种养殖业。协议签订后，原告发现被告把流转的土地未用于种养殖业，流转土地被闲置、荒芜，且连续二年以上未使用，违反双方的约定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解除《土地、林地流转协议》，终止该协议的履行，由原告收回其流转的土地用于自己家庭经营管理，同时原告自愿退还被告支付的补偿费30000元。由于双方不能协商处理，原告于2014年8月4日向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农业争议仲裁。2016年7月20日，该委会员作出调查回复，原告对该调查结论不服。2016年8月30日，原告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法院于同年11月3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并责令原被告双方还地退款，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某某村某社辩称，一、该协议由原告与被告签订，对双方有约束力，由于重庆舍去居旅游公司没有签字，所以对其没有约束力，而被告并不是实际经营者，所以耕种的问题与被告无关。二、原告要求解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没有违约行为，按照合同约定，土地、林地流转给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用于基础设施和种养殖业，被告将土地林地按照合同约定流转给该公司的时候并没有违约。三、协议中，双方并没有约定什么时候种养殖业，双方只约定从事种养殖业，培养种草也是种养殖业。某、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本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解除的条款，被告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五、原告应当在收到仲裁结果后30日内提起诉讼，而原告在第一次案件判决后几个月才提起诉讼，我们认为原告的起诉违反了仲裁法的规定。六、合同签订双方是特殊群体，一个是发包方，一个是承包方，原告实际是用流转的形式将土地交还给发包方，由发包方另行流转，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实际是原告将土地交还给了被告发包方。七、原告对法律条款有错误的认识，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对荒废土地进行处罚，处罚属于行政行为，应由行政机关处理。按照原告提供的依据，发包单位是被告，被告才有终止协议收回土地的权利，原告只是承包方和流转方，不适用该条款。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宋宪兰系某某村某社的村民。2013年12月19日，宋宪兰的儿子李贤纲代表其家庭作为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土地、林地流转协议》，该协议约定，为了某某村的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增加村民经济收入，甲方现将某某某社（原某某某社）岩上的林地、土地流转给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通过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流转给乙方的土地林地限制于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只能用于基础设施、种养殖业。2、如有国家开发项目或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征用土地时，甲方有权享有国家征地政策及补偿。3、流转期内甲方同样享受原有的惠农惠民政策。4、在政策范围内，乙方尽量给甲方争取优惠政策。5、在流转期限内甲方不能再次流转和耕种。6、开发期间在用工时，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7、签字之日起，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的开发建设，如甲方无故给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由甲方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8、流转面积：甲方流转给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的面积以甲方的林权证、土地使用证和宅基地证叁证合计的面积为准。9、补偿方式：按人均5000元（伍仟元整）一次性补偿。村民李贤纲共计6人3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10、流转期限：在原有的流转期限增加至柒拾年（2006年8月8日至2076年8月7日）。11、甲乙双方签字后一个月内甲方自动拆除所有建筑和地上附作物，逾期未拆，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视为自动放弃，所有的建筑和地上附作物归乙方和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所有。重庆市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方在上述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协议签订后，原告领取了补偿费30000元。被告将原告原承包土地流转给了重庆舍去居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截止本案庭审之日，重庆舍去居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尚未对案涉流转土地进行实质开发利用。2015年7月起，宋宪兰与同社的宋宪元、宋宪池向南川区某某镇政府等有关部门反应土地流转问题。该年10月，宋宪兰、宋宪元、宋宪池向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反映被告将流转的承包地用于非农业用途，并要求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进行处理。2016年7月20日，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向宋宪池、宋宪元、宋宪兰作出了《重庆市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关于某某镇某某村4组土地流转纠纷的调查回复》，回复意见为希望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支持某某村的发展为重，遵守契约，尊重村民大会决议，履行合同。重庆舍去居生态旅游开发公司还未在原告原承包地上进行任何开发利用，并未对流转土地改变农业用途，这与原告一直以来向该委反映的已经开发利用并改变了土地的用途情况不符。原告对上述调查回复不服，于2016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其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由原告返还被告土地补偿金，被告返还原告土地。本院审理后，于2016年11月3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对上述判决均未提起上诉。审理中,原告明确表示其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的理由为:一、按照协议约定流转土地用于基础设施和种养殖业，但被告没有进行该使用。二、土地流转后原告应享受的惠农惠民政策，原告一直没有享受。三、协议约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被告应当给我们争取优惠政策，原告也没有享受到，如子女读书和购物优惠等。某、开发期间在用工时同等条件下甲方优先，从2013年12月至今，原告及其亲属没有在被告那里挣到钱。五、原告持有的经营权的期限是在2028年12月31日到期，原告在2029年1月1日后就没有该土地的经营权了，更不可能签订之后时间的流转协议。六、土地管理法规定连续两年及以上没有使用流转土地应当终止，收回土地。关于惠农惠民政策具体指什么，原告陈述如家庭特别困难的低保、对于特别贫困地区的相关单位的慰问等等，原告表示具体不知道有什么，但应该有很多。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享受了种粮直补。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和辩解，原告举示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重庆市南川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关于某某镇某某村4组土地流转纠纷的调查回复》、照片、（2016）渝0119民初584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举示的《南川市2006年易地扶贫搬迁花名册》、南扶办发[2006]35号文件、《重庆市南川区某某镇某某村某社关于土地流转承包社员大会会议纪要》、《重庆市南川区某某镇人民政府关于某某村申请林地流转的批复》、《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关于报请审批重庆市睡佛山森林公园的请示》、《林业项目咨询服务委托合同书》、南川区某某镇人民政府的情况说明、某某镇某某村民委员会的情况说明、《土地、林地流转协议》、（2016）渝0119民初5848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亦经庭审质证核实，具有证明效力。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原、被告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关于上述《土地、林地流转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原告提出了六点理由来主张该协议应当解除。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述《土地、林地流转协议》中并没有一方可以解除协议的相关约定内容，故原告提出的解除理由并无协议约定为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某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某）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原、被告双方签订涉案协议后，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了补偿费30000元，即被告已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主要债务。双方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中关于原告流转给被告的土地林地限制于舍去居旅游开发公司用于基础设施、种植养殖业的约定是双方就流转土地的用途所做的明确约定，且双方并未就何时必须进行开发利用进行时间限制约定。截止目前，重庆舍去居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并未将流转土地林地用于基础设施、种养殖业之外的用途，故被告并未违反双方的该条约定。关于原告提出流转土地被闲置、荒芜连续两年以上应当终止合同，收回土地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关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的规定是有关耕地保护的规定，针对的是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且按照规定，如果连续二年未使用，收回土地使用权也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故原告作为已流转土地的原承包人，是无权援引该条法律规定终止土地流转合同，收回已流转的土地的。至于原告提出的其他解除理由，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被告存在相应的违约行为且被告的违约行为达到了法律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程度，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存在我国合同法第九十某条规定的其他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且不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土地、林地流转协议》的理由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不符合合同约定，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某十某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某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宋宪兰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雯雯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章弋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