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民终82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金娥，女，197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西省介休市。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号*楼****室。法定代表人：李理忠。委托代理人：厉爱平，浙江铭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来兴根，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武金娥与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益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均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民初字第16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4年2月，武金娥入职中益公司担任财务工作，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4月25日，中益公司作出《关于武金娥同志严重违反公司制度处理的决定》（中益办发［2015］04号），认为武金娥同志因严重违反公司的管理规定，不服从公司管理，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服从工作安排，在员工中给公司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因她个人原因，致使2015年3月公司全体员工工资未能按时发放，造成全体员工集体上访，给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及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经全体员工会议通过，决定如下：1、2015年4月27日起解除与武金娥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2、请武金娥同志于2015年4月30日前办理完成工作交接及其他相关手续。之后，武金娥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1、解除劳动合同行为无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被申请人支付自2015年4月27日至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全部工资，工资标准按每月8333元计算；3、被申请人支付拖欠的2015年3月及4月工资16666元；4、被申请人支付违法扣除的社会保险7387.6元、公积金费用12000元；5、被申请人补交自2015年4月27日至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6、被申请人支付生育保险损失25000元。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查后认为：1、被申请人以申请人迟到8次以上以及未按时发放单位员工工资，导致员工集体上访，严重违反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导致被申请人无法正常运作，与其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规章制度及惩戒制度，可解除劳动合同；2、被申请人在2015年6月15日补发申请人2015年3月、4月工资；3、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扣除的社会保险7387.6元，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工资表显示被申请人并未扣除社会保险；4、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生育保险损失25000元无任何事实依据；5、申请人要求单位支付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综上，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武金娥对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裁决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中益公司解除武金娥劳动合同行为无效，并判决武金娥与中益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2、中益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27日至武金娥与中益公司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全部工资，工资标准按每月8333元计算；3、中益公司支付拖欠的3月、4月工资2669.52元；4、中益公司支付违法扣除的社会保险8730.8元、公积金费用14000元造成的工资损失；5、中益公司补交自2015年4月27日至武金娥与中益公司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6、中益公司支付武金娥产假生育保险损失25000元、医疗费用774元。原审法院另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5日，中益公司补发武金娥2015年3月、4月工资10063.59元。2015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武金娥住院顺产生育，但武金娥未提交出生证明以证明孩子的出生时间。审理期间，该院依武金娥申请，委托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就“14年9月26日”的《会议记录》上“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的书写时间是否是在整个其他记录内容之后进行鉴定。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经综合分析，认为检材上“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与其他内容字迹的色差、笔痕、字体大小、字间距等特征存在诸多差异，反映出非一次性书写形成的特点。故鉴定意见为：“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系添加形成。原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一、中益公司是否系违法解除与武金娥的劳动合同。中益公司称，武金娥在职期间，不遵守劳动纪律，经常无故迟到，在2014年5月到2015年4月期间累计无故迟到次数达到20次，违反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第四条，中益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具有完全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该院认为，武金娥虽有上班迟到现象，但对于其迟到时间大多不长的情形，中益公司可以进行批评教育。但是中益公司却依据中益总发[2014]35号《规章制度》，直接解除与武金娥的劳动合同关系。经查，该《规章制度》系2014年9月制定。而武金娥提交的中益总发[2014]24号文件系2014年12月1日制定。两份文件的文件号及制作时间存在明显矛盾，中益公司在庭审中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且中益公司提交的记载有组织员工学习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的会议纪要，经鉴定，“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系添加形成，该规章制度不能作为该案的定案依据。故中益公司认为其系合法解除与武金娥的劳动合同，证据不足。再者，武金娥在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时已怀孕，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无故解除劳动关系。该院认为，中益公司解除与武金娥的劳动合同关系亦无法律依据。关于双方间的劳动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该案，武金娥经法庭释明，坚持要求回用人单位工作，称可以接受任何工作岗位，并接受合理幅度内的薪资调整。该院认为，中益公司虽提交证据证明武金娥的工作岗位已有他人替代，但不能充分证明双方间的劳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故武金娥要求恢复武金娥与中益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该院予以支持。二、武金娥的工资。双方提交的工资表显示的工资实发数虽然一致，但应发数及组成不同。如前所述，该院已确认武金娥提交工资表的证明力。根据武金娥提交的2014年2月工资表显示，武金娥年薪10万元；2014年3月至5月的工资表均显示，武金娥的应发工资为每月8333元，中益公司将公司缴纳的社保、公积金从武金娥应发工资中扣除；2014年6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表均显示，武金娥应发工资为每月7661.4元，该数额与8333元相差的671.6元即为公司应承担的社保扣款，另公司公积金1000元扣款也从武金娥应发工资7661.4元中扣除。2015年3月至4月，武金娥虽然未能提交工资表，但中益公司不能证明其工资发放标准与之前有所不同。结合证人王某的证言，该院认为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支付违法扣除的2014年3月至2015年4月的公积金14000元，以及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的社保8730.8元，具有事实依据，该院予以支持。关于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按每月8333元标准支付自2015年4月27日至武金娥与中益公司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工资。根据武金娥提交的工资表，其每月应发工资由三部分组成：固定工资、岗位工资、交通通讯补贴。该院认为，岗位工资、交通补贴与武金娥履行职务相关。武金娥在中益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自述在家中带孩子，与履职无关，因此该院确认按照固定工资标准补发工资。关于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支付拖欠的3月、4月工资2669.52元。因其在庭审中已确认其第三项诉讼请求中益公司在起诉后、开庭前已支付，故对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三、中益公司是否需要支付武金娥生育保险损失、医疗费用及是否享受产假。根据《浙江省生育保险暂行规定》，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以及享受产假、生育津贴，必须符合法定条件生育。武金娥未能举证证明其系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上述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补缴自2015年4月27日至武金娥与中益公司劳动关系恢复期间的社会保险、公积金。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补缴社会保险，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其个人应负担部分应由其缴纳。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补缴公积金费用，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九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中益公司继续履行与武金娥的劳动合同；二、中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以每月4167元的工资标准向武金娥支付自2015年5月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工资；三、中益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武金娥支付违法扣除的、应由单位交纳的公积金14000元，社保8730.8元；四、中益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武金娥补缴自2015年4月2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社会保险（具体补缴数额、时段由社保机构依据政策确定）；个人应负担部分应由武金娥个人承担，在上述第二项款项中予以扣除；五、驳回武金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中益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中益公司负担。宣判后，武金娥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工资标准应按每月8333元计算。原审法院已查明武金娥年薪为10万，每月工资为8333元，但认为武金娥每月工资由三部分组成：固定工资、岗位工资、交通通讯补贴，因岗位工资、交通通讯补贴与武金娥履行职务相关。武金娥在中益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后在家中带孩子，与履职无关，因此确认按照固定工资标准补发工资。虽然在被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到恢复劳动关系期间，武金娥没有能够提供劳动，但是其责任在中益公司，中益公司没有提供从事劳动的条件，中益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就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在此期间尽管武金娥未能履行职务，中益公司也应当按照原工资福利待遇支付工资。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本案中，武金娥被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再是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期间，若只按照固定工资支付其劳动报酬，等于变相降低其工资。二、笔迹鉴定费2800元应由中益公司承担。本案笔迹鉴定程序是由于中益公司声称笔迹为自然形成并非事后添加形成而引发，虽然是由武金娥申请并垫付，但应由不利后果方承担最终费用。综上，请求：1、判决撤销（2015)杭下民初字第160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2、判决中益公司支付自2015年5月至判决生效日的工资，工资标准按每月8333元计算；3、判决笔迹鉴定费2800元由中益公司承担；4、本案上诉诉讼费由中益公司承担。针对武金娥的上诉，中益公司答辩称：一、中益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情、合理且合法。1、武金娥在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累计无故迟到次数达20次，其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2、武金娥在担任财务工作期间，因武金娥个人原因，致使2015年3月中益公司全体员工工资未能按时发放，造成全体员工集体上访，给中益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中益公司基于武金娥以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及未完全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原因与武金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合情合理且合法。3、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武金娥是在二胎政策实施之前怀孕的，其当时并不符合法定的生育条件，基于此事实武金娥一直隐瞒中益公司其怀孕一事。且在通知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之前，武金娥并未提交其已怀孕的医疗证明。再则，基于武金娥以上第1、2项原因，中益公司与武金娥解除劳动关系，并非武金娥陈述的因其怀孕。二、武金娥要求继续履行与其的劳动合同及支付自2015年5月至判决生效日的工资，工资标准按每月8333元计算无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做出后，中益公司发现武金娥于2015年5日起已与杭州胜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并由杭州胜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其继续交纳社会保险，故其要求中益公司与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请已丧失客观事实基础也无法律依据。三、中益公司提交的证据“会议纪要”已充分证明中益公司组织员工学习公司规章制度的事实。虽然在一审中武金娥提交的书证22鉴定意见书中，鉴定意见：日期为“14年9月26日“的《会议纪要》上”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系添加形成。然，中益公司提醒法庭注意是，从检材中可以明确得知一事实，即该会议记录”会议名称一栏为“九月份月末总结学习会及讨论公司规章制度”。且在该《会议纪要》中参加会议人员包括被武金娥，均无对公司规章制度相关内容提出异议。故，参加会议人员包括武金娥的签名行为，应视为对公司规章制度相关内容的明确知晓及认可。故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承担笔迹鉴定费2800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驳回武金娥的全部诉讼请求。中益公司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中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中益公司提交的书证5考勤表已充分证明武金娥在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间，累计无故迟到次数达20次的事实。2、武金娥担任财务工作期间，未按时发放单位员工工资，甚至导致员工集体上访，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作及给公司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3、中益公司制作的中益总发【2014】35号《规章制度》与中益总发【2014】24号文件，分属不同类文件的编号，故两份文件序号及制作时间上的没有必然的关联，更无矛盾。故，一审判决结合武金娥提交的书证22,鉴定意见书，认定中益总发【2014】35号《规章制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显然有失公允。4、武金娥在中益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始终未提交真实、合法、有效的医学证明，予以证明其怀孕的事实。直至一审审理终结，武金娥也始终未向法庭提交其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证据。二、一审判决认定武金娥的应发工资为每月8333元，中益公司将公司缴纳的社保、公积金从武金娥应发工资中扣除，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武金娥提交的证据11工资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并无异议，且一审法院已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2、该证据虽然没有中益公司的加盖公章，但有中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理忠与武金娥的真实签名。从该证据显示的数据可知武金娥的实发工资基本不变，事实上是因一开始工资表的错误制作导致出现中益公司将公司缴纳的社保、公积金从武金娥应发工资中扣除的假象。事实上，武金娥的工资组成中月固定工资应为3831元，而并非是4167元。综上，请求：1、判决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杭下民初字第1608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驳回武金娥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决由武金娥承担本案法院一、二审案件受理费。针对中益公司的上诉，武金娥答辩称，中益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本案不争的事实。一、武金娥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情形。自始至终，中益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武金娥出现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的情形，给中益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害。二、中益公司的考勤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武金娥的证据相矛盾。1、中益公司为证明武金娥旷工属于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向法庭提交的“2014年考勤2014.4-2015.4”（即一审被告证据5）是一份A4纸打印稿，其真实性无法核实。2、武金娥提交的武金娥入职之日至2015年2月的“工资单”（即一审原告证据11）是经过中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理忠签字确认的证据，工资单下部“工资发放说明”处已清楚记录了中益公司单位员工的请假、迟到、早退情况。根据工资单显示，武金娥从入职之日至2015年2月总迟到次数为8次，与中益公司提交的“2014年考勤2014.4-2015.4”相矛盾。中益公司提交的“2014年考勤2014.4-2015.4”是未经双方确认，由中益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中益公司所述武金娥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迟到达20次的谎言不攻自破。三、中益公司的规章制度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未经法定制定程序，不能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1、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及浙江省高院司法指导意见的规定，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原则上应经法定的民主程序、公示或告知程序才能生效，即使是2008年之前的规定制度也应做到合法合理且必须经过公示或告知程序。但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武金娥从未见过中益公司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2、中益公司为证明其规章制度已经《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公示或告知程序，向法庭提交了“会议纪要”。经过武金娥的申请，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已鉴定得出“会议纪要”上“4.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中益总发[2014]35号，2014年9月印发）”字迹系添加形成，中益公司所主张上述字迹系根据会议进程自然形成的陈述难以自圆其说。3、为证明中益公司提交的规章制度系事后伪造，武金娥向法庭提交了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文件中益总发[2014]24号（即一审原告证据21）。根据武金娥提交的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文件中益总发[2014]24号显示，中益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才制订了中益总发[2014]24号文件。因此，从文件编号也可以发现，中益公司在2014年9月不可能制订中益总发[2014]35号文件。4、退一步讲，即使《会议纪要》记录全部真实，鉴于中益公司提交的公司规章制度是A4纸打印稿，很容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再打印，《会议纪要》也无法确定规章制度内容的唯一性，无法证明中益公司提交的规章制度已经公示或告知程序。二、中益公司应支付违法扣除单位部分社保、公积金造成的武金娥工资损失。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公积金与社会保险均由个人与单位两部分组成，其中个人部分由劳动者承担，单位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但是根据武金娥提交的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的“工资单”显示，武金娥每月公积金与社会保险中原应由单位承担的单位部分均被中益公司从工资中进行扣除，从而造成武金娥每月工资少发1671.6元。以2014年4月工资单为例：8333（工资）-1671.60（公司部分社保公积金）-1257（个人部分社保公积金）-55.44（个税）=5348.96元，因此武金娥每月实发工资均为5500左右。中益公司的违法行为，实际造成武金娥工资损失总额具体为：因扣除公积金造成工资损失为1000元×14个月（2014年3月至2015年4月）=14000元；因扣除社保造成为工资损失为671.6元×13个月（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8730.8元。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中益公司应支付违法扣除单位部分社保、公积金多造成的工资损失22730.8元。三、本案实际是一起用人单位强制降薪调岗不成，再进行恶意设计解除劳动合同流程的违法侵权事件。根据武金娥提交的不同意调岗的信函（即一审原告证据7）、2015年4月18日邮件（即一审原告证据15）、录音材料一（即一审原告证据16）、录音材料二（即一审原告证据17）、录音材料三（即一审原告证据18）显示，双方之间的矛盾早已爆发，且矛盾不断激化。双方之所以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中益公司在明知武金娥怀孕的情况下要求把武金娥调岗至营销岗并降低待遇，此无理要求遭到了武金娥强烈反对。中益公司在降薪调岗不成的情况下，经过恶意设计解除流程，最终下达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二审中，武金娥向本院提交：1、鉴定费收据复印件一张，拟证明鉴定费2800元；2、社会保险代理合同书复印件一份、公司身份信息打印件一份、打款记录打印件两份，拟证明：武金娥请案外人代缴4月份工资对应的社保；3、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稿各一份，拟证明投诉事件是对方恶意陷害的。中益公司向本院提交：4、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文件（中益保发【2014】24号）12复印件；拟证明武金娥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中益总发【2014】24号文件系经武金娥伪造的事实，同时证明中益总发【2014】35号《规章制度》与中益保发【2014】24号文件分属不同类文件的编号，故两份文件序号及制作时间上的没有必然的关联，更无矛盾的事实；5、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中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文件（中益保发【2014】24号）报送截图12复印件；6、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采购管理办法（中益总发【2014】024号,2014年2月印发）12印发，拟证明中益总发【2014】024号文件实际对应的内容情况，同时证明武金娥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中益总发【2014】24号文件系经武金娥伪造的事实。针对武金娥的提交的证据，中益公司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鉴定费用应由武金娥自行承担；对证据2中社会保险代理合同书三性均有异议，合同形式看，合同期限不符合常理，对方2014年2月份进入公司，社保是3月份开始缴纳，而其二月份的社保是由其前一个单位缴纳，社保是不可以重复缴纳的。中益公司只能从2014年3月份缴纳；对企业信息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公司信息应当以工商部门调取的盖章的信息为准。对打款记录三性均有异议，打款用途是其自行书写，不能证明款项实际用途，该款项支付相对方不明确，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证明对象；对证据3三性有异议，取得形式不合法，武婷婷身份不能确定，该两人的对话内容不能代表中益公司意见，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无法到达武金娥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中益公司提交的证据，武金娥认为，对证据4、5、6的三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无法达到中益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二审中，本院经中益公司申请调取了武金娥的参保证明以及部分投诉材料。针对上述证据，武金娥认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中益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武金娥、中益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中益公司是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中益公司以武金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武金娥已经学习或已经收到中益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规章制度，故武金娥即使存在上班迟到以及一次未按时支付工资的事实，不能当然成为中益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现武金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关于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支付违法扣除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公积金费用的工资损失的请求，本院认为，从武金娥提交的工资表来看，中益公司每月从武金娥的工资中扣除应由公司负担的公积金以及社会保险费用，故原审法院要求中益公司补足该部分款项尚属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中益公司抗辩称扣除的部分款项系作为奖金发放的上诉意见，因现有证据无法佐证上述事实，且并无证据证明该笔奖金已经实际发放，故本院对于上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武金娥要求中益公司支付2015年4月27日以后工资的意见，因中益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武金娥在此期间没有上班，故原审法院依据固定工资的数额判令中益公司支付武金娥的工资尚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审诉讼请求3，武金娥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陈述中益公司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故本院对该诉请不予支持。关于补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补缴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争议审理的范畴，而补缴社会保险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妥。关于鉴定费，因武金娥在一审中未提出该项请求，故该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武金娥、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武金娥、浙江中益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结算手续）。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胡 宇审 判 员 陈 艳代理审判员 丁 晔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书 记 员 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