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05民初21772号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中路173号之一、二楼。负责人：马强，任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贤勇、李玲，均为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春市阳豪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春城街道黑石岭D1-3-1地块盛世豪庭1-6幢1号商铺。法定代表人：庞明燕，任职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怡潇、胡海强，均为广东百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中汇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达道路12号金达大厦东区817房。法定代表人：梁凡敢，任职总经理。被告：梁凡敢，男，1974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告：潘泰辰，男，1974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被告：阳春中汇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春城阳春大道西侧规划行洪渠北中汇星座商品楼首层9号商铺。法定代表人：梁凡敢，任职总经理。被告：阳春市昊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春城新竹路101房（鲤鱼岗4号）。法定代表人：梁凡敢，任职总经理。被告广东中汇阳光药业有限公司、梁凡敢、潘泰辰、阳春中汇置业有限公司、阳春市昊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雅怡，系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诉被告阳春市阳豪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豪公司）、广东中汇阳光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公司）、梁凡敢、潘泰辰、阳春中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阳春市昊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翔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农商行于2020年7月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7月6日立案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9月3日、2020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贤勇、李玲，被告阳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怡潇、胡海强，被告中汇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雅怡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农商行诉讼请求：1.判令中汇公司向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23511700.51元；2.判令中汇公司向农商行支付借款利息及相应罚息和复息8987813.6元（从出借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暂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3.判令中汇公司向农商行偿还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799397元；4.判令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对上述第1-3项诉讼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判令农商行对阳豪公司名下位于阳春市区阳春大道黑石岭地段B6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6.六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3日，农商行与中汇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农商行向中汇公司提供额度为5800万元的授信，中汇公司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同日，农商行与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对中汇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不超过5800万元的多笔债权向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农商行与阳豪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阳豪公司对中汇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不超过5800万元的多笔债权向农商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位于阳春市区阳春大道黑石岭地段B6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6年11月29日，农商行与置业公司、昊翔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对中汇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不超过5800万元的多笔债权向农商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依据上述合同，农商行与中汇公司共签署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先后向中汇公司发放贷款7754万元。截至授信期满日止，中汇公司尚欠付农商行借款本金23511700.51元。因中汇公司欠付借款，农商行于2017年以保理合同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该案经二审终审未支持农商行的诉讼请求。2019年农商行再以中汇公司未清偿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为由提起诉讼，该案经二审终审仍未支持农商行的诉讼请求。上述两案终审判决均指引农商行可另案主张。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农商行遂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中汇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共同辩称，第一，农商行主张应将所有合同出借金额汇总，扣减中汇公司已归还金额，从而得出中汇公司尚欠借款，是不符合《综合授信合同》约定的。该合同约定在授信期限和授信额度内，中汇公司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且双方需另行签订相应的具体合同或协议。对于具体的借款合同，农商行已两次起诉。可见《综合授信合同》并非整体的合同，应当依据每个不同的具体借款合同来适用。第二，对本案所涉的欠款，农商行已先后两次提起起诉。生效判决已认定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经还清。那么在该借款已还清的基础上，其他合同的借款的诉讼时效均已届满；且在此期间并无任何时效中断情形，农商行从未就其他借款向中汇公司主张权利，因此法院应当驳回农商行的诉讼请求。第三，农商行主张的律师费并无任何证据佐证，法院应当驳回该项诉讼请求。第四，对于保证人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而言，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期间为两年，故本案已超出保证期间，法院应当驳回农商行主张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被告阳豪公司辩称，一、农商行与被告中汇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并不直接产生具有法律上权利义务的实质性借款关系。农商行应先明确其诉求款项的具体合同基础及对应出借情况，否则其诉求不应得到支持。涉案《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农商行在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向中汇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最高限额为5800万元，对比农商行自述其共计向中汇公司发放贷款7754万元的情况可知，农商行与中汇阳光公司必然签订了成立借款关系的具体业务合同，且为确保授信限额，只有在中汇公司履行具体业务合同还款义务恢复其授信额度后，农商行才会再与其签订新的具体业务合同并发放对应贷款。故农商行作为商业银行及专业金融机构，对其在本案主张款项的具体合同基础及对应出借情况必然是非常清楚的，其在本案中将其与中汇公司签订的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全部作为出借款项及起诉依据的做法，有混淆本案事实、掩盖争议焦点、误导法院之嫌。二、如前所述，本案借款关系的合同依据应当是农商行与中汇公司签订的十份《企业借款合同》。但阳豪公司认为该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十笔借款均已得到清偿，而且无论有无清偿，农商行都已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担保责任。（一）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十笔借款均已得到清偿，清偿后，农商行与中汇阳光公司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终结，原告自然也丧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答辩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首先，2017年12月，农商行以其与中汇公司签订时间在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为款项出借依据，起诉要求阳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处置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粤O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农商行对该案提起的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已于2020年3月2日裁定驳回了农商行的再审申请。2019年6月，农商行再次以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为款项出借依据，起诉要求阳豪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处置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粤01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再次驳回了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根据前述两份生效判决查明及认定事实，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得到清偿。其次，在2017年12月农商行第一次起诉时的一审庭审中，中汇公司确认其多次向农商行借款，除该案所涉款项外，其他款项已经还清，农商行对此未提出异议。由此可知，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也已经得到清偿。而且农商行基于先签订的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已先得到清偿，仅对其自己认为未清偿的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主张权利的维权方式，也更吻合日常生活及商事经验法则，农商行在此前两次诉讼中从未就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主张权利的做法足以证实相应借款已经得到清偿。（二）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得到清偿的事实属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无需举证证明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农商行主张款项未得到清偿仅能依据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但由于农商行未能在合同约定保证期间及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内要求阳豪公司对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其对阳豪公司提出的诉求不应得到支持。三、退一步而言，即使中汇公司自认欠付农商行款项，也不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担保的范围，阳豪公司无需此承担任何担保责任。根据（2020）粤01民终3714号两案生效法律文书查明事实，农商行屡次依据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提出还款诉求，是因农商行账目混乱及未尽监管职责，导致其在通过合理业务收到前述四份借款合同所对应的应收账款以清偿对应借款后，允许中汇公司擅自挪用该款项，后因中汇公司资金链断裂而造成损失。而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第1条均明确约定阳豪公司担保的主债权是主合同（农商行与主合同债务人在本合同第1.4款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农商行对主合同所享有的债权。因此，中汇公司在没有主合同依据的情况下，挪用款项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担保的范围，阳豪公司无需就此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同时，阳豪公司认为，由农商行根据事实借款关系，要求中汇公司擅自挪用款项的行为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才是广州市中级人民院在生效法律文书中指引的“另行主张权利”的合法合理方式，农商行在相关事实明确的前提下，再三起诉要求阳豪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三次申请财产保全查封阳豪公司财产的行为，是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已实际导致阳豪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阳豪公司保留向农商行追偿的权利。四、本案是农商行依据前四份《企业借款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第三次对阳豪公司提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民事诉讼，农商行依据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数次对阳豪公司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有违《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及“一事不再理”原则。阳豪公司请求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其对阳豪公司的起诉。综上所述，农商行对阳豪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全部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2014年11月3日，中汇公司（甲方、被授信人）与农商行（乙方、授信人）签订《综合授信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在该合同约定的有效期限内向甲方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800万元；授信额度可用于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提货担保、打包贷款、进出口押汇、进口代付、保函等，具体授信业务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2014年11月3日起至2016年11月2日；在该合同约定的授信期限和综合授信额度内，甲方可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该合同项下授信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甲方与乙方依据本合同就每一项具体业务所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及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合同整体；等。同日，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甲方、保证人）与农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将在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内与债务人中汇公司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甲方愿意在最高主债权额限度内为上述债权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本合同对应的主合同是指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个借款合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保函（或提货担保书）以及其他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文件；主合同项下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都属于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的业务种类由主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包括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本金5800万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甲方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同日，阳豪公司（甲方、抵押人）与农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将在2014年11月3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内与债务人中汇公司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甲方愿意在最高主债权额限度内为上述债权向乙方提供抵押担保；本合同对应的主合同是指2014年11月3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个借款合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保函（或提货担保书）以及其他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文件；主合同项下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都属于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的业务种类由主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包括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本金5800万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或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甲方提供的抵押物为阳春市春城街道黑石岭B6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等。2014年11月17日，阳豪公司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登记土地他项权利人为农商行。同日，农商行（甲方、保理商）与中汇公司（乙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该合同约定：本合同所称保理是指甲方通过与乙方协商受让乙方与买方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取得对买方收款的权利；应收账款回款账户为中汇公司在农商行开设的账号为06×××24的账户（以下简称×24账户）；乙方同意在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后，接受甲方委托收取该应收账款项下款项，并以×24账户作为转让应收账款项下回款的唯一账户，该账户内资金转出须经农商行同意；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应收账款对价从×24账户中扣划，乙方授权甲方有权随时以该应收账款对价偿还乙方在甲方的融资，或将该应收账款对价直接划转至乙方在甲方开立的保证金账户，作为乙方债务的质押担保，甲方有权扣划×24账户内的所有资金，包括进入该账户的非来源于应收账款的款项；双方同意该账户内的资金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处置；本合同项下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不论乙方转让的应收账款是否在保理额度之内，甲方均不承担坏账风险，当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时，乙方须为买方的履约行为承担保证担保责任；甲方向乙方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保理敞口额度，额度有效期自2014年11月3日至2015年11月2日止，本额度为明保理；乙方每次向甲方提出额度支取申请时，应向甲方提交《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等文件，甲方审核资料并对买方的资信进行审核后同意的，甲方向乙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甲乙双方向买方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取得买方确认书，甲方再向乙方发放保理融资；本合同项下融资采用授信方式，即甲方在受让应收账款的加总余额内向乙方发放授信，授信品种包括贷款、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减免保证金开立保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等，授信的收费和计息方式在具体授信合同中另行约定；甲方收到买方支付的应收账款款项后，有权将全部或者部分款项用于清偿乙方在甲方的保理融资，对于采取保理授信形式的保理融资，甲方扣收到期的保理授信款项或将未到期保理授信相对应的款项划入专用保证金账户，将余款划与乙方；乙方承诺在甲方授信期间不得更改保理项下销售的回款账户；等。同日，中汇公司与农商行向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芝林公司）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该通知书称，中汇公司将其对采芝林公司的商业发票日期标注为2014年11月3日起至2015年11月2日止的所有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农商行，农商行成为采芝林公司的债权人，享有中汇公司原作为应收账款债权人的所有权利和权益；除非取得农商行事先书面同意，中汇公司不得从采芝林公司处收取上述期限内中汇公司对采芝林公司债权下的任何款项或者取得清偿，请采芝林公司向农商行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义务，并将应收账款直接付至×24账户从而解除采芝林公司的相应债务。采芝林公司签署《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确认函》，确认收到上述通知。2014年11月21日，农商行、中汇公司、采芝林公司签订《附加约定》，称未得农商行许可，下游买方采芝林公司不得将对应销售款项划至他行账户，且不会因中汇公司对其应付账户而抵消。2016年1月29日，置业公司、昊翔公司（甲方、保证人）与农商行（乙方债权人）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将在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内与债务人中汇公司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甲方愿意在最高主债权额限度内为上述债权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本合同对应的主合同是指2014年11月3日至2016年11月2日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个借款合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保函（或提货担保书）以及其他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文件；主合同项下乙方对主合同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都属于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的业务种类由主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包括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本金5800万元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主合同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甲方的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两年。其后，农商行与中汇公司先后签署十份《企业借款合同》。该十份合同虽有不同的合同号、签订日期、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还款日期等，但其余条款均一致。该十份合同均约定：中汇公司向农商行借款若干，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按借款借据执行提取借款；借款发放至中汇公司在农商行出开立的账号为06×××16的账户（以下简称×16账户），中汇公司指定×16账户和×24账户作为专门的资金回笼账户，农商行同意中汇公司对该等账户进行监控，并对回笼资金进出进行管理；合同项下借款的担保方式为保证及抵押，担保合同为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中汇公司同意将《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十份合同的核准书具体编号不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农商行，并以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债权以及回笼的款项作为本合同项下债务的还款保障，在本合同项下债务未完全清偿完毕之前，中汇公司放弃因上述应收账款转让而产生的对农商行的一切权利，农商行有权在任何时点扣收上述应收账款项下款项用于偿还中汇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债务。该十份合同均分别附有《借款借据》，载明借款金额、实际出借日期、月利率等。该十份合同亦分别附有不同编号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载明农商行同意受让中汇公司的应收账款，并列明该应收账款的付款人（均为采芝林公司）、合同号、合同金额、应收账款金额等。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具体情况及其分别附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记载的应收账款总额、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号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同号              金额（万）              签订日期              应还款日期              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号              应收账款总额                  1              004              815              2014年12月1日              2015年5月30日               （略）              10188570                  2              006              951              2014年12月15日              2015年6月14日               （略）              11894642.2                  3              007              810              2014年12月22日              2015年6月22日               （略）              10126205.77                  4              005              420              2015年2月9日              2015年8月8日               （略）              5514311.94                  5              9-014              815              2015年4月15日              2015年10月15日               （略）              10309385.31                  6              028              950              2015年6月8日              2015年12月8日               （略）              12182063.06                  7              029              808              2015年6月16日              2015年12月16日              CZ20150612001              10103772.6                  CZ20150612002                  CZ20150612003                  8              002              420              2015年8月5日              2016年2月4日              CZ20150723001              5685480.72                  CZ20150723002                  9              8-014              815              2015年9月24日              2016年3月24日              CZ20150918001              10446730.6                  CZ20150918002                  CZ20150918003                  10              015              950              2015年10月29日              2016年4月28日              CZ20151026001              12313958.02                  CZ20151026002                  CZ20151026003      上述合同签订后，农商行依约先后向中汇公司发放十笔借款，借款金额与合同约定一致。根据×24账户的交易明显显示，采芝林公司先后向×24账户转账支付六笔款项，其中前五笔款项转入×24账户处后，即发生从该账户转账一笔款项至中汇公司用于偿还借款的专用账户（以下简称还贷账户）中，再将剩余款项转账至×16账户中。中汇公司亦于2015年10月27日向×24账户转账支付950万元，同日×24账户向还贷账户转账支付950万元。采芝林公司最后向×24账户转账支付的款项并未被转至还贷账户中，而是直接转至×16账户中，由中汇公司用于偿还其他与本案无关的贷款。上述采芝林公司付款以及中汇公司偿还借款的情形如下表所示：            付款人              日期              付至×24账户              日期              转至还贷账户              转至中汇公司                  采芝林              2015年4月14日              10188570              2015年4月16日              8150000              1780000                  2015年6月3日              11894642.2              2015年6月4日              9510000              2384642.2                  2015年6月15日              10126205.77              2015年6月17日              8100000              2026205.77                  2015年7月29日              5514311.94              2015年8月3日              4200000              1300000                  2015年9月22日              10309385.31              2015年9月24日              8150000              2150000                  中汇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9500000              2015年10月28日              9500000                                 采芝林              2015年11月5日              12182063.06              2015年11月6日                             12182063.06      农商行认为采芝林公司仅支付了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并未支付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中汇公司未偿还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遂于2017年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采芝林公司立即支付应收账款，中汇公司在融资本金23511700.51元及相应利息范围内对采芝林公司的应收账款承担回购责任，农商行有权对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审理中，采芝林主张其已付清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并提供三份《企业对账函》予以证明。其中一份《企业对账函》载明中汇公司与采芝林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签订该函件。另外两份《企业对账函》完全一致，均为农商行向采芝林公司出具的对账函，盖有农商行的公章，但并未盖有采芝林公司的公章。上述三份对账函内容相同，均确认CZ20150612001、CZ20150612002、CZ20150612003合同项下已回款10103772.6元；CZ20150723001、CZ20150723002合同项下已回款5685480.72元；CZ20150918001、CZ20150918002、CZ20150918003合同项下已回款10446731.6元；CZ20151026001、CZ20151026002、CZ20151026003合同项下已回款12313958.02元。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7）粤0105民初10951号判决，判令中汇公司向农商行偿还借款本金23511700.51元及相关利息，农商行对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梁凡敢、潘泰辰、阳豪公司、置业公司、昊翔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驳回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农商行及阳豪公司均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粤0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院在上述判决中认定，采芝林公司称其已经全额支付货款，有相应付款记录佐证；在农商行（两次）向采芝林公司发送对账函对账时，均明确确认采芝林公司已向其支付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对账函载明的十一份购销合同号与相对应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列明的合同号完全一致；付款记录显示的采芝林支付的货款金额也能与对账函记载的货款金额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采芝林公司的付款行为是针对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在债务人采芝林公司已经清偿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的情况下，农商行再主张采芝林公司清偿债务、支付货款及要求原债权人中汇公司支付保理融资款、融资费，该院不予支持。同时，该院认为在农商行未主张中汇公司及其余担保人借款返还请求权的前提下，本院直接判令中汇公司及其余担保人承责超出了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应予以纠正；至于采芝林公司是否已经向农商行足额支付其本案以外的保理关系所涉的应收账款，以及如本案采芝林公司支付的货款又被中汇公司再次使用从而发生其他法律关系，农商行对此均可以另案主张。农商行对上述判决不服，遂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粤民申78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农商行的再审申请。该院在该裁定中指出，由于农商行、中汇公司涉及采芝林公司的保理业务不止一单，采芝林公司支付货款亦不止一次，因货币为种类物，故采芝林公司的具体每笔付款行为对应于哪一份保理合同项下所涉货款，应当根据各方的合意来确定；二审法院据此并根据采芝林公司、农商行（两次）向采芝林公司发送对账函对账时，均明确确认采芝林公司已向其支付货款（回款），且三份对账单载明的十一份购销合同号与该案涉案四份《应收账款转让申请书》列明的合同号完全一致，金额也能与采芝林公司付款金额基本一致等事实，认定各方均已确认采芝林公司的付款行为是针对本案保理合同所涉应收账款，并无不当；二审法院进而根据一审法院直接判令中汇公司清偿借款本息，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判令担保人对此承担担保责任不当等情况，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纠正，改判驳回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亦无不当；同时，二审法院针对采芝林公司是否已经向农商行足额支付本案以外保理关系所涉的应收账款，以及如该案采芝林公司支付的货款又被中汇公司再次使用从而发生其他法律关系等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的问题，指引农商行对此均可以另案主张，处理恰当。农商行以中汇公司未偿还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为由，又于2019年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中汇公司立即清偿借款本金23511700.51元及利息、罚息和复息等，农商行对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中汇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粤0105民初144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汇公司向农商行清偿借款438515.07元及相关利息，农商行对阳豪公司提供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阳豪公司、梁凡敢、潘泰辰、置业公司、昊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农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在该案判决中，本院查明采芝林向×24账户支付货款的情况为：对合同号为029的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转账支付10126205.77元；对合同号为002的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转账支付5514311.94元；对合同号为8-014的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转账支付10309385.31元；对合同号为015的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2016年1月27日共计转账支付12183958.02元（×24账户交易明细显示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支付12182063.06元，于2016年1月27日支付1894.96元）。农商行和阳豪公司均对该判决不服而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7日作出（2020）粤01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农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在该案判决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案不构成重复起诉；（2019）粤0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对应的应收账款已经回款，可见回款金额已足以覆盖四笔到期借款的本息；（2019）粤0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明确认为农商行与中汇公司之间保理业务不止一单，采芝林公司的付款行为对应哪一份合同应当依据各方的合意确定，现农商行通过两次对账行为确认了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已回款，且回款金额已远超到期本息，那么该院认定该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得到清偿；至于中汇公司自认尚欠农商行2000余万本金及相应的利息未清偿，或者确实存在如各方当事人所述由于农商行与中汇公司之间因循环使用授信额度导致出现账目混乱，农商行一方面在中汇公司自筹资金归还了上一期四笔保理业务贷款后将采芝林随后转入回款账户的上一期应收账款记载为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回款，另一方面在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未届还款期限时又同意中汇公司使用回款账户内的资金，最终因中汇公司资金链断裂无法清偿而造成损失，那么此情形也已属于另一法律关系。该院在（2019）粤0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中已经向农商行释明：“采芝林公司是否已经向农商行足额支付其本案以外的保理关系所涉的应收账款，以及如本案采芝林公司支付的货款又被中汇公司再次使用从而发生其他法律关系，农商行对此均可以另案主张。”在此，该院再次予以重申，农商行可另行主张权利；因此农商行再行主张中汇公司清偿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以及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于理不合、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在该案判决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表示“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农商行以中汇公司仍欠借款本金23511700.51元及利息为由而提起本案诉讼。农商行提供《委托代理合同》及付款凭证拟证明其主张的律师费。《委托代理合同》载明农商行委托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代理农商行与中汇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原贷款本金1500万元）、保理合同或货款纠纷案件（原贷款本金3800万元，当前本金余额2351.17万元）的诉讼及执行工作，其中保理合同或货款纠纷案件在诉讼阶段合计支付代理费总额不超过799397元，包括基本代理费10万元在签订正式委托合同后支付，诉讼风险代理费合计不超过699397元，在取得一审胜诉判决后支付30万元，取得二审生效胜诉判决后（或一审胜诉判决生效后）支付399397元。付款凭证显示农商行已支付1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庭审中，法庭向农商行释明，（2020）粤01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已认定中汇公司已清偿完毕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对此农商行表示其在本案中仅主张中汇公司尚未偿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农商行表示，在上述案件审理前，其与中汇公司、采芝林公司均认定采芝林公司支付向×24账户支付的六笔货款（即上述表格显示的采芝林公司支付的六笔货款，不包括采芝林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支付1894.96元，下同）是针对前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而支付，但因生效判决认定采芝林支付的后四笔货款是针对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而支付，故其只能在银行系统内部进行调账，将采芝林支付的款项调至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处，进而认定采芝林公司并未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农商行还表示，其向采芝林公司出具的《企业对账函》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时其向采芝林公司出具的两种《企业对账函》，一种是确认采芝林公司支付了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的对账函，一种是确认采芝林公司支付了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的对账函；因前述案件中农商行仅对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及相对应的货款提起诉讼，故采芝林公司仅采用了确认其已支付了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的对账函来对前述案件进行抗辩。农商行针对前述案件判决进一步指出，前述生效判决已明确认定采芝林公司向×24账户支付的后四笔款项是针对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及相对应的货款而支付，该认定应产生法律效力。据此，其虽然在内部记账中认定采芝林公司该四笔款项是针对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而支付，其已依据生效判决的判定而将该货款调整计至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处，亦即采芝林公司并未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因此，在各被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采芝林公司已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中汇公司已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其主张中汇公司偿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本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中汇公司表示，其在前述案件审理前，其认为其仅未偿还完毕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其认为其已还清第一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中汇公司确认其尚欠农商行欠款本金23511700.51元。中汇公司还表示，其认为采芝林公司向×24账户支付的六笔货款，已经全部涵盖了十份《企业借款合同》所对应的货款，即采芝林公司通过六笔款项的支付已经履行完毕其货款支付义务。阳豪公司表示，其作为保证人，仅能依据其他当事人提交证据和自认来了解、梳理还款情况。在前述案件审理过程中，中汇公司确认其多次向农商行借款，除最后四份《企业借款合同》所涉借款外其他款项均已还清，对此农商行并未提出异议；农商行亦在前两次诉讼中从未提出中汇公司还未还清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农商行陈述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理应作为本案事实予以采信。阳豪公司认为，根据《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第五条第2项“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为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支付”的规定，采芝林公司向×24账户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应是针对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而支付，则应认定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而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得到生效判决认定；现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仍有欠款未还，该欠款并非属于《企业借款合同》产生的欠款，而是因农商行账目管理混乱，未尽监管职责而允许中汇公司擅自挪用保理账款而产生。阳豪公司依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指出，该合同约定农商行对于回款账户即×24账户内的款项均有一个监管责任，只有农商行有权划扣该账户内的资金，该账户内资金转出必须征得农商行同意；从×24账户的交易明细可见，采芝林公司向该账户支付了多笔货款，而农商行除了从该账户中划扣还款至还款账户外，还允许中汇公司多次从该账户划款至其另一账户×16账户，划款金额共计28672985.74元，该款项实为中汇公司现仍欠农商行两千余万元的真实原因。阳豪公司认为，农商行允许中汇公司从×24账户中转出款项的法律关系并非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关系，至于是否产生另外的法律关系由法院认定。中汇公司表示其从×24账户中转出款项的行为并不构成新的法律关系。农商行表示该转款行为不构成借款。对于中汇公司若拟使用×24账户内的资金须办理什么手续，中汇公司代理人表示不清楚。农商行表示如果不存在到期借款未还，农商行不会干涉中汇公司使用该账户内的资金，中汇公司使用资金是否须经任何审批手续需要回去具体核实（但至今无核实结果）。阳豪公司则表示前述案件中已查明，中汇公司要使用×24账户内的资金需要农商行进行审批。对于×24账户内的存款的所有权人应为农商行还是中汇公司的问题，农商行表示其仅对该账户有监管权，该账户内的存款的所有权人是中汇公司。阳豪公司表示农商行对该账户内的款项是享有实际支配和控制权，是款项的实际权利人。农商行确认，中汇公司自认尚欠其的23511700.51元，是属于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中的未还借款，并非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产生；若法院认定中汇公司已还清该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该尚欠款项属于何种性质其无法回答。中汇公司表示，若法院认定中汇公司已还清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该尚欠款项属于双方错误合意而产生的不当得利。阳豪公司主张中汇公司的尚欠款项是因农商行允许中汇公司擅自使用保理账款而产生，欠款性质属于不当得利。对于各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农商行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前述案件审理前均认为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一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各方当事人仅在前述案件生效判决时才得知生效判决的认定与之前的认定不一致，即农商行是在（2019）粤01民终1337号终审判决时才得知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未还清，故该部分借款的诉讼时效应于（2019）粤01民终1337号判决作出时起算；其次，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均是基于农商行与中汇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签订，则该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同一笔债务的分期履行，故诉讼时效应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时起算，其后其先后提起两次诉讼均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众被告则主张，每一份《企业借款合同》均是独立的合同，应分别计算每一份合同的诉讼时效；农商行在此前从未就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进行过催收或主张权利，故应认定该部分借款已超出诉讼时效。另查，原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粤0105财保6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阳豪公司、梁凡敢、置业公司、昊翔公司的价值共29895231.12元的财产进行保全。本院认为，农商行以中汇公司尚欠《综合授信合同》的借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因《综合授信合同》并非具体的借款合同，该合同亦明确约定“具体授信业务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故应根据具体的合同审查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法庭释明，农商行明确其在本案中仅主张中汇公司尚欠双方依据《综合授信合同》而签订的十份《企业借款合同》中的第三至第六份合同的借款。根据该四份合同约定，借款的还款日期应分别为2015年6月22日、2015年8月8日、2015年10月15日、2015年12月8日。农商行于2020年7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距离前述还款日期已超三年，众被告据此主张农商行的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故本案应首先对众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审查。根据本案查明情况，农商行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已先后提起两次诉讼，其中在（2017）粤0105民初10951号案[二审案号：（2019）粤01民终1337号]中农商行主张采芝林公司未支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在（2019）粤0105民初14415号案[二审案号：（2020）粤01民终3714号]中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未支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农商行是认定采芝林已付清第一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即中汇公司已还清该六份合同的借款。在本案庭审中，中汇公司在上述案件审理时认为其未偿还完毕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2019）粤01民终1337号终审判决认定采芝林公司已付清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农商行无权向中汇公司主张反索；（2020）粤01民终3714号判决进一步认定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通过采芝林公司支付的货款而还清。则若本案中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尚欠的借款是基于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而产生，则农商行及中汇公司应是在上述两案终审判决时才得知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还清，农商行才知道其认为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还清的认识是错误的，才产生该部分借款实际并未还清的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诉讼时效，应自上述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2019）粤01民终1337号民事判决和（2020）粤01民终3714号民事判决分别于2019年6月12日、2020年5月27日作出，则农商行于2020年7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因此本院对众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采纳，农商行的诉讼请求应予实质审查。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未清偿完毕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是基于前述判决认定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是针对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而支付，即采芝林公司并未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亦即中汇公司并未偿还该部分借款。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前述案件的生效裁判具有既判力，但该效力应仅限于生效裁判的判项。对于前述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的认定，如有证据可以推翻的，在后裁判不受在先裁判的影响，本院可以做出独立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84号民事判决书亦持有该观点]。因此，根据前述案件的判决，只能认定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偿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而不应依据前述案件的判决即认定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是由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偿还。前述判决认定采芝林公司已付清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是依据采芝林公司已支付最后四笔货款，且各方并未约定最后四笔货款是针对哪些合同支付，进而依据农商行出具的《企业对账函》而认定各方确认该四笔货款是针对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而支付。因在前述判决中，农商行仅主张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以及相对应的货款，故法院仅须审查该部分借款和合同款，故据此作出上述认定。但综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约定以及采芝林公司的付款、中汇公司的还款事实，应对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前述判决认为，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的金额与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金额基本一致。但相比起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而言，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与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的金额是完全一致的。则从货款金额而言，更应认定采芝林公司是支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相对应的货款。从付款时间看，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向×24账户支付10126205.77元，若认定该款项是支付第七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该合同是于2015年6月16日签订，亦即农商行与中汇公司在签订该份《企业借款合同》前，采芝林公司已支付完毕合同约定的货款。既然采芝林公司已支付完毕货款，中汇公司可直接使用该部分货款，为何还向农商行借款？相应借款的发放实际是农商行向中汇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则借款合同未签订时中汇公司即以采芝林公司支付的货款还款，借款未支付即发生还款，不符合常理。同理，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7月29日支付5514311.94元，早于第八份《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之日2015年8月5日；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9月22日支付10309385.31元，早于第九份《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之日2015年9月24日，均存在不合理之处。另外，虽然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11月5日才支付12182063.06元，晚于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签订之日2015年10月29日，但中汇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通过自筹资金向农商行偿还950万元，该950万元被划扣至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专属还贷账户中。若认定中汇公司并未偿还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第七至第九份《企业借款合同》由采芝林公司的货款偿还完毕，则该950万元应是偿还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则在此再次出现了借款合同未签订、借款未发放即款项已偿还的不符合常理的情形。且既然该份借款合同的借款已还清，采芝林公司支付的12182063.06元就并非用于偿还该份合同的借款。因此，不应认定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货款是针对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根据第三至第六份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记载的应收账款总额、采芝林公司及中汇公司的付款日期和付款金额（详见下表）可见，采芝林公司及中汇公司的付款日期与每份合同的应还日期相对应，付款金额分别与每份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总额或者借款金额完全一致。因此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大额款项，应当是针对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而支付。            序号              合同号              借款金额              应还日期              应收账款总额              付款人              付款日期              付款金额                  3              007              810万              2015年6月22日              10126205.77              采芝林              2015年6月15日              10126205.77                  4              005              420万              2015年8月8日              5514311.94              采芝林              2015年7月29日              5514311.94                  5              9-014              815万              2015年10月15日              10309385.31              采芝林              2015年9月22日              10309385.31                  6              028              950万              2015年12月8日              12182063.06              中汇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9500000                                                                                             采芝林              2015年11月5日              12182063.06      农商行表示其是根据前述案件判决结果才对其内部账目进行调账，即其在银行系统账册中是原本确认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结合农商行、中汇公司在前述案件审理前一致认为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意见，本院综合认定第三至第五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是分别由采芝林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支付10126205.77元、于2015年7月29日支付5514311.94元、于2015年9月22日支付10309385.31元而还清；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是中汇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支付950万元而还清。因本院认定采芝林公司支付的最后四笔款项是针对第三至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而支付，即无论在前述案件中还是在本案中，采芝林公司和众被告均未能提供采芝林公司支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的付款记录。然而，农商行却出具了相应的《企业对账函》。虽然该对账函并未明确写明《企业借款合同》的合同号，但对账函注明的应收账款对应的合同号与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所附的《应收账款转让申请核准书》记载的合同号完全一致，据此可以认定农商行是确认采芝林公司已付清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因此，在原债权人中汇公司和新债权人农商行均一致确认采芝林公司已付清该部分货款的情况下，即使无相应的付款记录，亦应认定采芝林公司已付清货款。如前所述，涉案借款实际是农商行向中汇公司发放的保理融资款，则在农商行已确认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已回款的情况下，应认定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已还清。另外，如前所述，前案生效判决已驳回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偿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已具有既判力。则根据前述生效判决，亦应认定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因此，即使无采芝林公司付款或中汇公司还款的记录，甚至即便采芝林公司实际并未支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对应的货款，但农商行已通过出具《企业对账函》的方式免除了采芝林公司的付款义务及中汇公司的还款义务，亦应认定中汇公司已不再负有向农商行偿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义务。综上，涉案第三至第五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由采芝林公司支付货款而还清，第六份《企业借款合同》是中汇公司自筹资金还清，中汇公司已不再负有向农商行偿还第七至第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的义务。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中汇公司已还清第一和第二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亦即，中汇公司对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均不再负有还款义务。因此农商行主张中汇公司偿还该十份《企业借款合同》的借款，主张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主张各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均不予支持。应当指出的是，对于中汇公司确认其尚欠农商行本金23511700.51元的事实，根据本案审理结果，可以认定该欠款并非依据涉案十份《企业借款合同》而产生。无论该欠款是因农商行同意中汇公司使用应收账款而产生，还是因农商行作出错误的《企业对账函》而产生，亦或是农商行因账目混乱而产生，无论农商行与中汇公司就该欠款而形成的法律关系是新的借款合同、不当得利、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该欠款均与本案无关，农商行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至于农商行若另案主张该欠款时，阳豪公司等担保人还是否应承担抵押担保和保证责任，则应根据该欠款的性质和双方签订的抵押合同、保证合同而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829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珠支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周碧婷人民陪审员  刘佩贞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