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衢江民初字第1205号原告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王靓华。特别授权代理人廖井水。特别授权代理人姜杭娟。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诉讼代表人吴瑞荣。特别授权代理人郑云东。原告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与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9月2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毛志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特别授权代理人廖井水、被告吴瑞荣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郑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诉称，2010年8月30日，被告因与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货款纠纷事宜，与原告签订了法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原告指派律师进行代理。原告指派王靓华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处理该纠纷的调取证据、调解、提起诉讼、出席法庭事宜。《委托代理合同》对相关费用的承担作了具体的约定，其中第十二条约定“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为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通过诉讼、调解、和解等任何方式，在判决书、调解书、协议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取得的实际利益总额的30%作为风险律师费，由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支付给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原告的义务不包括执行。随后，原告为被告代理起诉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经过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1年7月6日作出（2010）天法民二初字第2791、2792、2793、2794、2795、2796、2797、2798、2799号判决，判决确认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应支付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货款共计197399元，相关利息按年利率5.4%计算。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不服判决，于2011年8月18日委托原告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又于2012年1月30日撤回起诉，法院于2012年2月13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暂计到2012年2月24日止，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须支付被告利息22629.114元，故被告在判决书确定的实际利益为220028.114元。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被告应将判决书确认的被告取得款项总额的30%即66008元作为风险律师费支付给原告，但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均拒绝。现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支付原告全风险代理律师费66008.43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全风险代理律师费66008.43元整同期的银行贷款利息2137.86元（2012年2月13日至2012年9月19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为此，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以证明其主张：证据一、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约定：被告将与广州市爱贝拓公司的货款纠纷委托原告诉讼、被告按法律文书认定的其取得的实际利益30%支付全风险律师代理费，另约定被告委托的事项为调查取证、调解、出席法庭。所以不包括执行；证据二、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的九份判决书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九份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收取代理费的条件已经成就。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辩称，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原告为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通过诉讼、调解、和解等任何方式，在判决书、调解书、协议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取得的实际利益总额的30%作为风险律师费，其中“任何方式”的表述表明，其代理事项应包括原告所代理的案件在胜诉后为被告向法院申请执行，且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应当是以被告得到实际的利益为准，而不是以判决是否胜诉来作为收取律师费的依据。另被告并未委托原告上诉，而是爱贝拓公司提出上诉又撤诉的。由于原告的义务包括代位申请执行，而其不履行该义务，经被告多次要求，原告仍拒不履行，故被告于2012年9月26日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故代理合同实际已经终止，被告已无支付律师费的必要。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向本院提供了委托合同解除告知书、特快专递详情单、短信影像资料各一份，证明原告没有履行向被告交付判决书的原件，并向当地法院申请执行，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已经解除，被告已无继续履行合同的必要。经庭审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代理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原告为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通过诉讼、调解、和解等任何方式，在判决书、调解书、协议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取得的实际利益总额的30%作为风险律师费，其中“任何方式”的表述应包括为被告向法院申请执行，另支付代理费的条件应当是以被告得到实际的利益为准，故该合同不能作为请求取得律师代理费的事实依据。本院认为，代理合同中，合同相对方对另一方履行义务的范围有异议的，则该义务范围应当以其委托的事项作为义务范围确定，原、被告在签订的代理合同第一条中约定，被告委托的事项是为乙方“参与调查取证、调解、提起诉讼、出席法庭（参加庭审活动）”，前述的内容并不包括执行程序，故可认定该合同并未约定原告必须为被告代理执行事宜，据此，对被告对该事实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反之，对原告对该事实的证明对象予以认定。另根据讼争合同第十二条中其他事项的条款约定：在判决书、调解书、协议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取得的实际利益总额的30%作为风险律师费。该约定明确了须待被告取得实际利益作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已经取得实际利益，故对原告的该证明对象不予认定；被告对原告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尚未取得实际利益，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本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或裁定书只是确定了权利方可取得利益的范围及其责令义务方履行义务的期限，但不能证明权利方已经取得法律文书确定的实际利益，故被告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没有收到委托合同解除告知书，即使已经收到，由于原告已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该告知书也是违法的。本院认为，在被告委托原告的诉讼事项完成，法院对实体权利作出判决后，可以认为原告的代理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在此情况下，被告解除合同是一种规避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故对被告的证明对象不予认定。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因与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货款纠纷，遂于2010年8月30日，与原告签订了法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原告指派律师进行代理。合同约定：“一、乙方（即原告）接受甲方（即被告）委托，指派王靓华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前述事宜的调取证据、调解、提起诉讼、出席法庭；……十二、其他：乙方为甲方通过诉讼、调解、和解等任何方式，在判决书、调解书、协议书等任何法律文书所确认的甲方取得的实际利益总额的30%作为风险律师费，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王靓华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处理该纠纷的调取证据、调解、提起诉讼、出席法庭事宜。2011年7月6日，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天法民二初字第2791、2792、2793、2794、2795、2796、2797、2798、2799号民事判决书，对被告所请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支付被告江山市信达羽毛球厂货款共计197399元，并按年利率5.4%计算支付利息。广州市爱贝拓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1年8月18日提起上诉，后又撤回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3日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后原、被告因原告是否应当为其履行申请执行等义务发生矛盾，原告要求支付全风险律师代理费未果。被告于2012年9月9日以原告要求支付律师费未果后私自扣留被告的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为由，发出“委托合同解除告知书”，告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对义务的履行期限附条件的，义务人待所附条件成就后履行义务。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为被告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实现（即得到实际利益）作为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由于现被告的货款尚未回笼，也未申请执行，实际利益并未取得，故支付律师代理费的条件并未成就，原告主张代理费违反了合同对支付代理费期限的约定，故原告现在要求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条件成就后再行主张。被告在庭审中抗辩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原告制作的格式合同，如果签订合同的双方对格式合同的理解有分歧的，应当作出对起草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所以，十二条中对“任何形式”的表述应作对被告有利的解释。本院认为，本案中，对原告义务有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以被告的委托事项作为确定原告义务的范围。因为受托人是根据委托方的委托履行代理义务的，因此，其工作应当围绕委托事项进行，故原告的代理行为是否包括执行程序应以被告的委托为准，且委托事项不是格式合同条款，其内容是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填写的，据此，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东华勋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4元，减半收取752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毛志明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代书记员 曾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