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2)穗天法行初字第167号原告张昭杰，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周旭，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逻大队，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726号。负责人李仲华，大队长。委托代理人万川、刘小云，均系该大队民警。原告张昭杰诉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逻大队，要求撤销交通行政强制措施，于2012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8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昭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旭、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逻大队的委托代理人刘小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昭杰诉称：我于2012年4月9日上午7点20分左右驾驶粤H×××××号大货车，途径广州市天河区云溪路华观路口时，因未带行驶证，被被告以涉嫌盗抢扣留了该车。经现场查实该车是合法登记在我妹妹开办的肇庆市端州区双喜面条加工店名下，不是盗窃嫌疑车，但办案民警仍坚持以涉嫌盗抢对我进行处罚。次日我把行驶证、驾驶证等资料提交给交警检查，交警对照完毕无误后没有立即放行车辆，口头告知我15日内会电话通知我办理放行手续。由于没有接到交警通知，我在4月27日来到被告处罚点询问情况，被告对我作出《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穗公交决字[2012]第440114-2000008631号），我于当日积极补缴所有罚款共计8340元。4月28日上午9时左右，车辆放行手续全部办理完毕正要提车时，我被告知该车车牌被拆去检验，在没有检验出结果前不能提车，而检验结果需要到当天下午三至四点才能出来。下午4点30分左右，我被告知检验结果，粤H×××××号大货车车牌是前真后假，令我十分震惊。后交警以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又对我作出一份处罚决定，当时我并不接受这样的处罚，没有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我认为，一、我办理的机动车号牌是真实的，没有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二、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予以扣车缺乏合法依据，据以作出处罚的穗刑（文检）[2012]68号《文件鉴定书》非法，应予撤销。首先，该鉴定程序未得到我的确认，送检程序不合法，且送检车牌不及时，从第一次扣车到检测中间间隔近20天，不符合相关规定。其次，《文件鉴定书》载明的检验开始日期是2012年3月9日，而我的车是同年4月9日被扣，因此本次检测车牌不是从我的车上摘取的。最后，我因未带行驶证涉嫌盗抢、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车辆被暂扣并被处罚，但《文件鉴定书》描述的案情却是我因涉嫌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明显与事实不符。三、此次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反“应当由两名以上交通警察作出”的规定。四、此次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综上，被告此次扣留我驾驶的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据不足，《文件鉴定书》非法，且处罚程序严重违法，我并没有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请法院判决：一、依法撤销第4401143000602123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时返还扣留的机动车和牌照；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巡逻大队辩称：我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2012年4月9日上午7时许，根据大队勤务安排，我队执勤民警卓某在天河区云溪路执勤时发现一辆粤H×××××的中型货车沿华观路由西向东行驶，已违反禁令通行，民警卓某示意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现场检查，驾驶员张昭杰（即本案原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员非车主本人且有多宗违法行为未处理，执勤民警现场按程序将车辆暂扣作进一步核查。在后期处理过程中，办案民警石某、李某发现该车存在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我队对原告及案涉车辆的多宗交通违法行为实行分别裁决。4月27日，当事人来我队接受处理时，石某、李某对其已查证属实的“年审过期、保险过期”等违法行为作出穗公交决字[2012]第440114-2000008631号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其《广东省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的相关规定，敦促其对多宗违法行为接受处理，消除相关违法行为，并告知其按照规定补办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4月28日，我队送检的机动车号牌经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进行鉴定，结论为机动车号牌的后牌是伪造的。石某现场将已查证属实的“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实按规定程序口头告知原告，同时按程序告知其执法依据及其享有的权利。在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后，石某制作了4401143000602123号《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扣留机动车，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我队接受处理，原告对我队的行政强制措施有异议拒绝签名。我队认为：1、案涉车辆至今两年多未经年检，且有多宗交通违法行为未经处理，综合原告使用伪造车牌的行为，证明原告有逃避处罚的嫌疑和动机；2、原告所称的《文件鉴定书》中“检验开始日期”早于案涉车辆暂扣日期，属于笔误，已经及时更改；3、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被诉的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由一名交警实施；4、原告存在多种违法行为，且被诉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不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综上所述，我队在办案过程中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9日上午7点左右，原告张昭杰驾驶粤H×××××号大货车在途径广州市天河区云溪路华观路口时，被告的执勤民警卓某以原告未带行驶证、驾驶的车辆有盗抢嫌疑为由扣留了该机动车，并告知原告15日内到被告处接受处理。同年4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保险凭证等相关资料以供核查处理。同年4月12日，民警陈某乙、林某发现案涉车辆的车牌前后制式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可能存在使用伪造号牌的嫌疑，遂于次日将案涉车辆的号牌拆下送至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同年4月27日，原告到被告处办理案涉车辆的放行手续，被告以原告“存在被盗抢嫌疑、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原告对处罚无异议，于当日缴纳罚款。2012年4月28日，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文件鉴定书》（穗刑(文检)[2012]68号），鉴定结论为：送检编号为检材1是机动车号牌真实的，编号为检材2的机动车号牌是伪造的，即案涉车辆的后牌是伪造的。当日，原告到被告处询问处理情况，被告将鉴定结论告知原告，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九十六条之规定，当场向原告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NO.4401143000602123）扣留案涉车辆。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原告收到的《文件鉴定书》（穗刑(文检)[2012]68号）中“检验开始日期”存在笔误，正确日期应为2012年4月13日。该事实由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关于穗刑（文检）[2012]68号鉴定书“检验开始日期”的说明》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第八十七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九条：“交通警察调查违法行为时，应当查验机动车驾驶证、行驶证、机动车号牌、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等牌证以及机动车和驾驶人违法信息。对运载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车辆驾驶人违法行为调查的，还应当查验其他相关证件及信息。”管理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其有权依法采取措施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进行纠正。本案中，被告以原告未携带行驶证涉嫌盗抢为由暂扣案涉车辆，随后对原告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对案涉车辆车牌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以原告使用伪造车牌为由再次对案涉车辆予以暂扣进行核查，均系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管理秩序的表现，被告有权查明原告是否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并作出相应处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105号令，2009年4月1日施行）第二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一）扣留车辆；…”、第二十三条：“采取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四）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即为送达。”被告所属的民警陈某乙、林某发现案涉车辆的号牌前后制式标准存在明显差异，存在使用伪造号牌的嫌疑，将车牌拆下送至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鉴定，经鉴定案涉车辆的后车号牌是伪造的，执勤民警据此认为原告存在使用伪造车辆号牌的行为。执勤民警在将《文件鉴定书》送达原告，并口头告知原告违法事实、依法享有的权利后，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强制措施凭证，原告拒绝签名，执勤民警在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后暂扣了上述车辆。本院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对于车牌送检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行政案件中有争议的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第六十六条：“公安机关应当为鉴定提供必要的条件，及时送交有关检材和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并且明确提出要求鉴定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得暗示或者强迫鉴定人作出某种鉴定意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鉴定意见告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本案中，被告在2012年4月9日对案涉车辆实施暂扣之后，于同年4月13日将车牌等所需的检材和样本送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鉴定。同年4月28日，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鉴定结论：送检编号为检材1是机动车号牌真实的，编号为检材2的机动车号牌是伪造的。当日，被告将鉴定结论告知原告，无证据显示该鉴定结论在受到强迫或暗示下作出。因此，被告委托进行的车牌鉴定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广州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鉴定结论应予认可。原告关于被告违反“一事不再罚”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存在多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告有权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处理决定。初次扣车和被诉的扣车行政强制措施基于不同的违法事由，不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昭杰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昭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瞿 栋人民陪审员  康国安人民陪审员  曾昭晖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曾 妍陈春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