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3民终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岑兴国，男，1952年12月8日出生，布依族，贵州省贞丰县人，住贵州省贞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玉信，男，1945年6月21日出生，布依族，农民，住贵州省贞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虓，贵州贵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岑兴国因与被上诉人罗玉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贞丰县人民法院（2016）黔2325民初6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岑兴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审判程序违法。上诉人于2016年2月中旬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一审受理后书面告知将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该案承办法官曾多次会见被上诉人，先后3次向上诉人送达开庭传票，直至2016年6月5日才开庭审理，致使在浙江省打工的上诉人多次往返，增加诉讼成本。开庭审理后，一审于2016年11月22日才将判决书送达给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程序明显违法。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未予采纳，实际情况是2008年春节后的某天晚上上诉人已睡觉，被上诉人到上诉人家要求上诉人签字，上诉人因长期患有精神功能性障碍疾病，发作时均丧失记忆，故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在纸上签名按印，至2016年2月中旬上诉人才与其他人一并向法院起诉，得知当晚签字的是一份《土地出让合同》。自吴琦归还上诉人土地后，上诉人逐年自行领取了补偿款，从未与被上诉人商谈转包土地事宜，也没有签订任何合同。2012年6月4日上诉人发现被上诉人领取了上诉人的442棵花椒树的补偿款132600元后，多次向被上诉人追讨无效才向法院提出诉讼。被上诉人单方伪造合同诱导上诉人签字，该合同系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被上诉人从未取得上诉人所有的土地上的花椒树经营权和所有权，其取得的132600元补偿款应返还给上诉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缺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根据无效的《土地出让合同》取得的132600元补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应将补偿款返还上诉人，因此上诉人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且自2012年6月4日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领取补偿款后，多次与其他人不间断的向被上诉人追讨补偿款无果后才向法院起诉，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罗玉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本案审理时限的延长是因为上诉人在人民法院通知其开庭后恶意拖延造成。2003年初答辩人承包了69.8亩土地，根据规定允许承包大户直接领取补偿款，然后按照与农户签订的协议约定兑现。2006年因政策调整，贞丰县林业局要求将退耕还林款发放到农户，被上诉人提出将土地交还农户自行管理，自行领取补偿款，但各农户均拒绝，要求按照原协议履行，故现场签订了《退耕还林补充合同》。2008年因吴琦工作调动，答辩人才与上诉人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由答辩人承接了吴琦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本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真实有效。答辩人承接吴琦权利义务后做了很多工作，并按照2006年1月12日签订的协议约定将退耕还林款交给了上诉人，该合同签订后履行多年，是有效合同。因高速公路征用土地，在对土地进行丈量和勘查的时候，登记表明确注明了地上附着物归罗玉信，并在村委会公示栏上进行了公示，上诉人对此并无异议，且领取了补偿款，一系列过程均是上诉人自愿的。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时间已过诉讼时效。2011年经人民政府登记、公示后，上诉人领取了补偿款，至本案提起诉讼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岑兴国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罗玉信归还原告岑兴国青苗补助款合计1326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岑兴国与罗玉信系贞丰县白层镇坝桥村坝桥组村民。2003年贞丰县人民政府下达退耕还林指标，时任贞丰县白层镇副镇长的吴琦（分管退耕还林工作）通过罗玉信（时任村民小组组长）与本小组村民联系，与岑兴国协商后，岑兴国将其承包地“播信地”出租给吴琦种植花椒树，吴琦作为甲方与岑兴国作为乙方于2003年1月15日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合同载明：一、承包地点：播信地。二、承包期限：2003年1月至2018年12月。三、承包费：每年给付乙方粮食100斤。四、给付方式：在合同期限内甲方每年12月底以前按期付给乙方当年承包费。五、甲方自行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种植、管理，产生经济效益后，除去甲方所投资的成本及各种管理费外，所获利润甲方占70%，乙方占30%。六、合同期内甲方对承包土地拥有使用和管理权。七、合同期满后，其中一方不愿延长承包期限的，甲方将土地管理权、经营权及地上树木全部归还乙方。2008年吴琦因工作调动，双方自愿终止于2003年1月15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罗玉信知道吴琦不再租赁土地后，与出租土地给吴琦的村民联系，愿意在吴琦与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基础上继续承租，罗玉信作为甲方岑兴国作为乙方于2008年2月4日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其中，乙方签字盖章处为王志兴代签并捺印。合同载明：一、土地用用于退耕还林种植树木。二、租赁地点播信地。三、出让期限2003年1月至2008年12月止。四、2003年至2007年退耕还林所得国家土地补助由乙方领取，甲方不支付租金，管理费由甲方领取用于退耕后的林地管理。五、合同期内甲方对该片土地拥有使用、经营和管理权，甲方种植在地面上的林木全部归甲方所有。七、合同期满后，若其中一方不愿延长承包期限的，甲方将土地管理权、经营权及地上树木全部归还乙方。2011年，惠兴高速公路建设征用罗玉信向岑兴国承租的土地，经丈量勘验，该土地地上附着物花椒树为442棵，获得青苗补助款132600元，该款罗玉信已经领取，土地补偿款岑兴国已领取。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答辩原告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提供了“惠兴高速公路建设征用土地勘仗、补偿登记表”，该证据已证明原、被告争议的442棵花椒树的权属于2011年9月29日已明确归被告罗玉信所有。原告与被告属同村村民小组成员，惠兴高速公路征用土地涉及该小组农户较多，其母亲在家生活，故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已被侵害，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诉讼时效从2011年9月28日开始计算，原告于2016年5月7日起诉，已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对被告罗玉信提出原告岑兴国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于被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本案中，两份合同在实际履行中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被告依照合同的约定对该土地上的花椒树进行实际的耕种和管理，并投入相应的人力，原告也按照合同的约定领取国家相应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该合同成立并生效。故对原告辩称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和捺印，也没有委托其母亲王志兴代为签字和捺印，合同上签字和捺印并不是母亲王志兴签字和捺印，故合同无效，原告领取442棵花椒树补偿款132600元属于非法取得的辩解不予支持。被告罗玉信依照合同约定领取442棵花椒树补偿款132600元，于法有据。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岑兴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50元，减半收取1475元，由原告岑兴国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岑兴国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被上诉人罗玉信领取442棵花椒树补偿款1326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即上诉人岑兴国的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五十三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现上诉人岑兴国主张其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在2012年6月4日得知被上诉人罗玉信领取补偿款后一直在向其主张权利，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以2012年6月4日作为起算点，现上诉人岑兴国于2016年5月7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权利，故上诉人岑兴国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二年期间，本院对其未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即被上诉人罗玉信领取442棵花椒树补偿款132600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岑兴国与被上诉人罗玉信于2008年2月4日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岑兴国将其承包土地租赁给罗玉信种植花椒树等林木，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直至2011年9月惠兴高速公路征用土地进行堪丈登记时，明确土地上442棵花椒树属罗玉信所有，上诉人岑兴国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故被上诉人罗玉信取得补偿款132600元是基于征用土地补偿取得，并未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岑兴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50元，由上诉人岑兴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程 鹏审判员 张国斌审判员 陈映桃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吴星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