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晋0107民初1366号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7号。负责人孙永刚，总经理。委托代理人王冬青，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锐，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湧，山西三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与被告武锐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的负责人孙永刚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冬青，被告武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诉称，2013年9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聘任被告武锐为原告总经理，孙永刚的总经理职务及原班子成员职务自动解聘。2016年3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重新聘用孙永刚为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原告系国有独资企业，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其唯一股东。2011年1月26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合资协议》，拟成立“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其中，关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人员安排，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新公司全部接收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员工，包括退休职工，并根据新公司的人力资源相关制度安排相应岗位。2013年，双方在《股权转让三方协议》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并进一步明确，国药山西继续对原《合资协议》约定范围的子公司行使管理权，其中“约定范围内的子公司”就包括原告。2016年3月24日，国药山西解聘被告武锐总经理职务后，国药山西以书面和口头通知了被告武锐，原告新法定代表人也多次找被告，但被告武锐不但拒不交接工作，竟雇佣保安阻碍原告新法定代表人到公司办公，公司证照也拒不交回。由于被告的行为，已严重影响到原告的经营活动，造成极坏影响。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立即将原告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等公司全部证照交付给原告新任法定代表人孙永刚，或负责安排有关人员将上述证照交付给原告的新任法定代表人孙永刚；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九组证据：证据一，《组建国药山西合资协议》，证明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授权其子公司“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公司“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被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为扫描件，并非原件，本案被告非该协议的当事人，因此对协议的真实性无法认定；根据协议第11条，原告并未提供国资委的批准文件，该协议并未对国药山西的管理权做出约定；该协议中约定的山西医药认缴资金为2亿元，山西医药集团已经全部认缴，因此不能得出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对山西太原医药药材公司行使管理权；证据二，《股权转让三方协议》，证明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各方同意国药山西继续对原《合资协议》约定范围内的子公司行使管理权；根据《合资协议》全部进入合资范围的子公司资产、股权全部接收，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人员由国药山西接收，对于转入标的公司员工，国药山西根据劳动法原则公平对待；与证据一共同证明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有权对原告的人事安排行使管理权；被告经质证认为，被告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对合同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对原告行使管理权的前提是对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的资产及人员全部安排，现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的资产及人员并未纳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因此并不能证明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对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行使管理权；证据三，原告《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是原告唯一法人股东，对其子公司资产及人员享有决策权；被告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及证明内容均无异议，但同时证明武锐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证据四，国药晋人（2013）62号文件，证明2013年9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公司聘任被告为原告经理；被告经质证认为，该文件系在公司改制过程中特定环境下产生的，签发人同时为国药集团及山西医药集团的董事长，本次任命是经民主评议、竞聘产生的，因此该文件不能作为国药山西对原告进行人事任免的依据，原告的管理权仍是医药集团；证据五，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2013年10月9日，原告总经理由孙永刚变更为武锐；被告经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作为人事任免的依据，在原告提交的证据四、五中，聘任期限为2013年12月31日，因此国药山西的任免在2013年12月31日已经终止，之后原告的管理权由医药集团行使；证据六，国药晋人（2016）28号、29号任免文件，证明解聘武锐原告总经理职务，聘用孙永刚为总经理，对于任命文件中的笔误，我方将在庭后提交证据；被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并非原件，该文件中并未任命孙永刚为原告的总经理，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而且与2013年的任命文件的任命程序也不相符；证据七，快递回执，证明国药山西将解聘和交接工作的通知及解聘文件邮寄给被告；被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均有异议，该快递回执并不能证明已经寄送，更不能证明已经送达；证据八，限期交接工作和交换证照的通知，证明限期交接工作和交换证照；被告经质证认为，被告从未收到该通知，而且国药山西并无人事任免的权利；证据九，会议纪要，证明国药山西党委会经理办公会一致通过国药晋人（2016）28号、29号任免文件；被告经质证认为，对于该人事任免的合法性有异议，国药山西并无人事任免的权利。被告武锐辩称，本案并非原告提起，孙永刚并非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永刚未经原告主管单位任命，且无任何单位任命孙永刚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孙永刚所提交的任命文件并非是本案的原告的任命文件，因此孙永刚无权代表本案的原告提起诉讼；本案属于企业内部管理问题，是企业重组当中出现的问题，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国药山西不能对原告行使管理权，原告的主管机关从未通知过原告，由国药山西对其进行管理，原告的资产及其工商登记均不在国药山西名下；公司的证照及公章并非被告武锐持有，因此不存在返还公司证照一说；国药山西强行进入原告，造成原告的不稳定因素，孙永刚无权代理原告提起诉讼。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法院提交了如下八组证据：证据一，2014年7月25日，原告变更经营范围申请的工商登记，证明原告向工商登记提出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由主管机关加盖公章批准；原告经质证认为，省医药集团加盖公章仅仅是为了登记的需要，属于企业重组中的特殊现象，不能证明省医药集团对原告行使管理权；证据二，2015年3月3日，原告经营延期申请的工商登记，证明在原告的申请中，由山西省医药集团加盖公章，并签署同意；原告经质证认为，省医药集团加盖公章仅仅是为了登记的需要，属于企业重组中的特殊现象，不能证明省医药集团对原告行使管理权；证据三，2016年6月2日，原告经营延期申请的工商登记，证明原告的主管单位为医药集团，该证据与证据一、二共同证明原告的主管单位及出资人是山西省医药集团；原告经质证认为，省医药集团加盖公章仅仅是为了登记的需要，属于企业重组中的特殊现象，不能证明省医药集团对原告行使管理权；证据四，太原市曙光药业有限公司企业信息查询单，证明孙永刚为太原市曙光药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妻子为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孙永刚的任职不具备相应的任职条件；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五，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明国药山西的注册资本为10亿元，由省医药集团出资2亿元，且已全部到位，原告资产并未进入国药山西；原告经质证认为，省医药集团下属的原告为全资子公司，山西正翔房地产及医药集团以土地使用权出资，评估报告并未说明资产是省医药集团哪个子公司名下，不能证明原告未纳入国药山西；证据六，原告证明，证明被告并不持有原告的证照，因此不存在返还一说；原告经质证认为，原告的诉请是要求被告返还公司证照或者负责安排有关人员将证照交付给原告的新任法定代表人，被告的该项证据不能规避其返还证照的义务；证据七，原告中层干部说明，证明医药集团为原告的出资人及主管单位，医药集团并未通知原告管理权发生变更，国药山西也未对太原医药行使管理权；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八，医药集团营业执照及通知，证明医药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在任命之前处于医药集团及国药山西的双重管理阶段；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未提交证据原件，亦未说明证据来源，且与本案无关，我方不予质证。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26日，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资协议》，该协议约定：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由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8亿元、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审计评估净资产作价2亿出资，其中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全部审计评估净资产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企业的股权、固定资产等，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成立后，双方的人员安排根据人随资产走的选择，由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接收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件二中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全部在册以及离退休员工。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于2011年4月14登记注册。2013年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三方协议》，协议约定：将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的80%股权全部转让给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股权，亦不再承担或享有《合资协议》义务及权利，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继续对《合资协议》约定范围内的子公司（含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行使管理权。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的股东。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于1998年登记注册，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唯一股东，也即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是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9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发国药晋人（2013）62号文件，聘任武锐为山西省太原市医药药材公司总经理，聘期自2013年9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6年3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会议决定免去被告武锐山西省太原市医药药材公司总经理职务，并拟聘用孙永刚为新总经理；2016年3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做出国药晋人（2016）28号“通知”，通知载明聘任孙永刚为山西省太原市医药药材公司总经理；2016年3月24日，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做出国药晋人（2016）29号“通知”，通知载明免去被告武锐山西省太原市医药药材公司总经理职务，请其于2016年3月31日前向新任总经理孙永刚移交所有工作。另查明，原告2014年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工商登记、2015年申请延期经营均有向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并得以批准的文件，2016年原告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中的主管部门备案为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有该公司盖章。2013年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的股东二次出资验资报告载明，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的出资2亿元在此次得以缴清，该2亿元出资由货币出资4048.62万元、其全资子公司山西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面评估值936.11万元、其位于太原市龙堡街5号等七宗土地总价15015.27万元组成。上述事实，有《组建国药山西合资协议》、《股权转让三方协议》、国药晋人（2013）62号文件、非企业法人变更公正登记申请书、国药晋人（2016）28、29号任命文件、快递回执、通知、会议纪要、经营延期申请、验资报告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在于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对原告是否有人事任免权，换句话说就是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是否是原告的上级主管单位，对原告是否拥有管理权。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回溯到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之初。根据《组建国药山西合资协议》、《股权转让三方协议》可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之一，承诺以其全部审计评估净资产作价2亿出资（其全部审计评估净资产包括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企业的股权、固定资产等），而事实是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成立分两次出资，第一次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出资，直到在第二次出资中才以现金、企业（仅指山西正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账面估值以及土地的形式履行了出资义务。由此可见，原告并未按照约定，作为出资被纳入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而且根据工商登记备案可知，到目前为止，原告的主管单位登记为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至此便厘清了原告、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是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亿元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原告是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原告并不包含在2亿元的出资当中，原告独立于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故而，国药集团山西省有限公司作出的国药晋人（2016）28号、29号文件对原告不发生效力，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山西省太原医药药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根宝人民陪审员  郭洪涛人民陪审员  宋雅丽二〇一七年二月六日书 记 员  张 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