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盐边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422民初64号原告：李国良，男，汉族，1939年4月23日生，农村居民，住四川省盐边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德彬，四川达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8200310635587。被告:盐边县恒辉煤业集团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盐边县红果彝族乡岔河村二社。法定代表人：周相材，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仲奎，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199910518340。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华，四川三才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0910494554。原告李国良诉被告盐边县恒辉煤业集团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恒辉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航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国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马德彬、被告恒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相材及其委托代理人罗仲奎、向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国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垫付款5497141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李国良是原盐边县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期间发生困难时，一般都是由原告用自己的钱帮公司垫付款项，公司在好转的时候再还给原告。每次垫款均由公司出纳给原告出具借条或者欠条，并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从公司成立经营之日到原告退出公司之日，扣除公司已经归还的垫付款，还余2010年至2012年1月的48笔垫付款合计5497141元未归还。2011年10月17日，原告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周相材和罗洪友，2012年3月30日，原告又将余下的股权转让给股东李富勇、李富伟、李富君和李富川，几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对于协议签订前的公司债务问题，转让方和受让方明确约定，除原告以个人名义向李天华借款等四笔债务由原告承担外，其余的均由公司及受让方承担。2013年3月5日，公司股东罗洪友受让股东李富勇、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川和管树芬的全部股权，2016年1月6日，原盐边县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盐边县恒辉煤业集团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4月，原告向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罗洪友主张权利被拒绝，现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恒辉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关系，被告是企业法人，其财务状况是通过财务账目反映的；2.原告自己主张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充分，原告在本案中所称48笔垫付款的形成时间不同，不应合并在一个案子中，应该就每一笔单独提起诉讼。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对双方无争议的法律事实确认如下：原告李国良是原盐边县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有李国良和其子李富伟，该公司实际系由李国良个人投资成立，公司也由李国良进行管理和经营。2010年，李国良与其妻管树芬离婚，随后该公司股东变更为李国良、李富勇、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川和管树芬。2011年10月17日，原告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转让给周相材和罗洪友。2012年3月30日，李国良与该公司股东李富勇、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川、周相材、罗洪友签订了《盐边县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国良、李富勇、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川和管树芬将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罗洪友和周相材，经该次转让后，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勇、李富川和管树芬持有该公司49%股权，罗洪友持有该公司25%股权，周相材持有该公司26%股权。李国良原持有公司28%的股权及资产折价为人民币3600万元，该款由周相材代付。协议还约定，公司成立至转让当日的债务，李国良承担以下四笔债务：1、李国良以个人名义向李天华的借款本息共计1522.4万元；2、李国良向盐边县信用联社、保险公司的借款329万元；3、李国良以西昌市樟木大沟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担保向凉山州商业银行的贷款450万元；4、李国良与熊金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其他债权债务均与李国良无关，由公司及受让方承担，如：1、公司欠兴旺煤业的本金400万元及利息；2、公司欠金田公司、环达公司的煤款；3、公司欠赵兴明、王育林、杜明生等的材料款；4、公司欠李光明等的工程款。李国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实际存在的欠款由公司及受让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原告向受让人移交了公司资产及相关财务资料，周相材也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3600万元。2013年3月，罗洪友受让了李富伟、李富君、李富勇、李富川和管树芬在该公司的全部股权。同年4月，原告李国良向罗洪友和周相材提出该公司在其经营期间还欠其个人借款和垫付款1400多万元，罗洪友和周相材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2013年4月，李国良向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2014年3月又再次向该院提起诉讼，后攀枝花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将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个案件中一并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驳回了原告李国良的起诉。2016年1月6日，原盐边县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盐边县恒辉煤业集团魏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是否存在，本院依法认定如下：原告在庭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借条、欠条共48份，载明形成的时间为2010年至2012年1月、财务专用章数据库备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东会决议、现金流水账2本、债权债务清理核实登记明细表、何成蓉与周相才收条各一份、股东转让协议、采矿权价值资讯报告书2份、债权债务核实结算清单、攀安监（2011）13号文件、《袁岩矿井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拍卖成交确认书、原告取款回单23张等证据，欲证明原告为原魏家沟煤业公司垫支款项5497141元的事实。被告向本院提交了攀枝花市中级人民（2014）攀民初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夏朝兰与李国良于2012年5月11日签字确认的2011年12月31日止各类款项明细部分、短期借款明细分类账、财务报表及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攀民初字第52号案的证据交换和庭审笔录，欲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并不存在。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依法不予确认，理由如下：（一）原告与其他股东于2012年3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均应按该协议履行合同义务。该协议第五条第一款中对李国良应承担的债务进行了约定，也在第二款中对其他不应由李国良承担的债务进行了罗列，同时也在第五条第三款中约定李国良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实际存在的欠款由公司及受让方承担。原告认为第三款的约定即是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公司对李国良个人的债务，但根据该协议其他相关条款及第三款约定的字面意思理解，该条款系对在第五条第二款中未罗列的公司对外债务的兜底约定，并不能证明双方在股权转让时对李国良在本案主张的债权进行了说明和约定；（二）原告将其持有的原魏家沟煤业公司28%的股权作价3600万元转让给罗洪友、周相材后，罗洪友、周相材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二人即成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罗洪友、周相材在与原告协商该事宜及确定转让价款时，双方应当会对原公司存在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故双方在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将数额较大的债务均进行了罗列，包括煤款、材料款和工程款等。原告在本案及另案中主张该公司在转让股权前对其欠款高达1400多万，而该欠款却未在其股权转让的协议中进行任何说明，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交易习惯；（三）魏家沟煤业公司原出纳夏朝兰（系原告之儿媳）于2012年5月11日出具的《2011年12月31日止各类款项明细部分》中，对相关应收款和应付款均进行了说明，其中也包括了相关借款，对金额为几千元到上百万元的款项均进行了罗列，李国良于同日在该明细上签字，注明数据属实由公司接管支付。该明细系李国良将股权转让后于同年5月向受让方移交的清单，而在该明细中依然没有李国良相关债权的记载。虽然原告提交了由原出纳夏朝兰所制作并载有原告与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2010年与2011年的现金流水账，但该账本应当是由被告公司财务部门予以保管，原告在本案中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应当说明其合法来源，原告未做出合理的说明，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均不能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其欲证明的事实也不予确认。综上，原告提交的48张欠条虽然均有公司出纳夏朝兰的签名并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但结合原告从1985年至2012年转让股权前一直是魏家沟煤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在原告未提交其他充足证据对该事实予以佐证的前提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形成高度盖然性证明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原告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依法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经营魏家沟煤业公司期间为公司垫付款项事实的存在，故本院对原告李国良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国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842元，由原告李国良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航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