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1民终1014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法定代表人：张志明，经理。委托代理人：何洁清，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仕生，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代理人：刘成坚，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演枨，广东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工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仕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中黄仕生主张建安工程公司拖欠其货款192771.8元，并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欠据（NO0071371；原名称为收据，将“收”涂改为“欠”），日期为2001年2月23日，载明：今欠（将原“收”字涂改为“欠”字）以前至增槎路止欠黄仕生总款382481.8元；核准黄某甲，经手人黄仕生等内容，并加盖“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2.收据（NO0021513）,日期为2001年2月24日，载明：今收到黄仕生水泥集贤庄5单811711.8元，马场3单356370元，东圃、新洲2���88040元、增槎路6单447060元，合计1703181.8元；负责人黄仕生、会计黄某甲、出纳黄某乙等内容，并加盖“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3.收据（NO0071370）,日期为2001年5月10日，载明：今收到黄仕生珠江新城至5月10日来水泥425193个，单价310元，总款59830元，核准黄某甲，并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4.收据（NO0098631）,日期为2001年8月31日，载明：今收到黄仕生5月至8月31日水泥单45单，总数873T，425每T310元总数270630元，核准黄某甲。5.收据（NO0007934），日期为2001年9月25日，载明：今收到黄仕生珠江新城总来水泥（425）1099T单价（310），总数340690元，核准黄某甲���会计处盖有“黄某丙”的私章。6.收据（NO0003436），日期为2002年8月31日，载明：今收到黄仕生新洲工地来水泥425号160T，每T310元，总款49600元，核准黄某甲。7.2001年4月至2002年7月间的送货单，共计65份，均载明收货单位为黄某丙。8.银行进账单（送票回执编号为07186504），日期为2001年6月21日，收款人黄生建材店，金额为100000元。并填写了出票人（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及账号、开户银行等信息，但笔迹存在不同。9.银行进账单（送票回执编号为44554406），日期为2004年1月18日，出票人账户23×××63、开户银行0015-481-0，收款人炭步黄生建材店，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名称未填写。10.银行进账单（回单或收账通知）4张，日期分别为2000年10月11日、2001年1月20日、2001年6月21日、2001年8月13日，金额分别为5万元、10万、10万元、10万元，并盖有广州市炭步农村信用合作社炭步镇分社“转账讫”印章。11.中国建设银行支票一张，日期为2009年1月19日，金额为50000元，出票人签章处盖有“广州市天河建安建筑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用途为材料款。12.广东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账单（收账通知）2张，日期分别为2009年1月20日、2009年12月14日，出票人名称均为广州市天河建安建筑有限公司，收款人名称分别为广州市俏丽沐足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市俏丽桑拿按摩保健有限公司，金额均为50000元。13.账户资料,显示账户名为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黄生建材店、法人名称为黄仕生,其中记录2001年12月28日收到款项40000元。14.中国建设银行支票（04064114）一张，出票日期为1997年10月28日，收款人为广州市公路局水泥厂，金额为10万元，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209队财务专用章”以及“黄某丙”的私章。该支票被撕开，原件在本案留存。黄仕生表示，上述证据1-7表明建安工程公司与其存在买卖水泥的合同关系，以及拖欠其货款的事实，“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由建安工程公司的项目部负责加盖，即使是私刻的印章，也是因建安工程公司公章管理混乱造成的；证据8-10表明建安工程公司之前给付过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11、12表明建安工程公司在被工商管理机关吊销后，由广州市天河建安建筑有限公司代偿过部分货款，广州市俏丽沐足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市俏丽桑拿按摩保健有限公司均为黄仕生所有；证据13表明建安工程公司曾向黄仕生支付货款；证据14表明黄某丙为建安工程公司的职员，当时因该支票未承兑，尽管被撕开，当时仍保留了下来。对于本案诉请的金额，黄仕生称2001年2月23日至2002年8月31日，共有欠条3张，对应上述证据1、5、6，金额合计772771.8元，已收款58万元，分别为1.2001年6月21日收10元，所对应的是2001年6月21日的银行进账单；2.2001年8月12日收10万元，所对应的是2001年8月13日的银行进账单；3.2001年9月25日收10万元，转付给了水泥厂，仅记录了支票号为02783915；4.2001年12月26日收4万元，所对应的是2001年12月26日的��行进账单；5.2003年1月29日收5万元为现金，在广州大桥收费站口给的；6.2004年1月17日收2万元，所对应的是2004年1月18日的银行进账单；7.2005年2月4日收3万元，在2005年2月7日打进黄生建材店的账户；8.2009年1月20日收5万元，所对应的是2009年1月20日的银行进账单；9.2009年12月14日收5万元，所对应的是2009年12月14日的银行进账单；10.2011年1月30日收2万元，由黄仕生个人账户收取；11.2011年9月5日收2万元，由许某的农行账户收取。现建安工程公司尚欠192771.8元未付。但未与建安工程公司进行对帐确认。对于上述证据，建安工程公司回应称：一、证据1-3中“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并非其公司印章，并于庭后提交了建安工程公司于1998年2月19日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河分局留存的印鉴式样，��示并无该枚印章。且证据1-7中，黄某甲、黄某乙亦非建安工程公司的职员，黄仕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黄某甲、黄某乙与建安工程公司有何关系，送货单中没有被告的盖章，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二、证据8中有关出票人的名称、账号、开户银行等内容显然是另行添加的，字迹与其他内容明显不同；证据9、10没有其公司名称，与其无关，本身亦不能反映出跟建安工程公司有何关系，同时经建安工程公司核查，亦发现与建安工程公司无关；三、证据11、12的内容均反映的是广州市天河建安建筑有限公司与黄仕生间的关系，因此建安工程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性，且该证据无法说明建安工程公司与黄仕生有何买卖往来，黄仕生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广州市俏丽沐足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市俏丽桑拿按摩保健有限公司为其所有；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这是黄仕生的账户资��，没有显示与其有任何关系；四、证据14是一张撕碎、黄仕生用透明胶重新贴在一起的废票，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应由银行的核准部门核准该支票所加盖印章的真实性。因此，对黄仕生所主张的本案欠款金额不予确认。另，建安工程公司因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已于2002年6月5日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此外，为查明案件事实，应黄仕生的申请，原审法院向银行查询了案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8、9、10）的相关情况。1.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炭步支行向原审法院提供了黄仕生所提交的证据10所涉银行进账单，显示上述证据与银行留存的单据相对应，收款人均为黄生建材店，出票人名称处均为空白；证据9与其留存的原件相符；2.中国建设银行广州体育东路支��对于证据9回函表示账号为23×××63的单位名称为广州市公路工程第四独立施工队；3.中国建设银行直属支行对于证据8回复表示44×××35的账户名称为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并提供该账户的交易流水，显示2001年12月9日交易金额40000元。对于上述查询的结果，黄仕生表示：1.尽管证据9中付款人账户是广州市公路工程第四独立施工队，但该支票却是建工工程公司支付给黄仕生的；2.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的账户（44×××35）交易流水与其提供的证据13账户资料所载明的交易记录相对应，能够证明建安工程公司于2001年12月9日向其支付过货款，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建安工程公司表示：1.证据9中的付款人并非其公司，该付款行为与其无关；2.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的账户（44×××35）交易流水中并没有收款人信息，且黄仕生提供的证据13中亦无付款人信息。黄仕生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建安工程公司向黄仕生支付货款192771.8元及利息（自2001年2月23日起，以192771.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偿清之日），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仕生与建安工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案涉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分析如下：首先，本案中黄仕生向法院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04064114、证据14）虽然撕开后粘合，但能够清晰的看出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209队财务专用章”以及“黄某丙”的私章，能够推论出黄某丙与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209队之间存在关联，黄某丙为该公司的职员且负责相关财务工作。而建安工程公司仅以该证据存在撕毁后粘合的情况，不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确认黄某丙为该公司的职员，同时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观点，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于建安工程公司答辩称黄某丙不是其公司职员，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其次，黄仕生提交的证据1-3中，均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黄仕生作为自然人，并非专业的印章鉴别机构，不具备鉴别印章真假的能力，只能从形式上作表面审查。证据7送货单中写明收货人为黄某丙，结合证据5中盖有“黄某丙”的私章，与证据14中“黄某丙”的私章相一致，同时证据5至6中均有“黄某甲”的签名，而黄某丙为建安工程公司的职员，上述证据相互关联，黄仕生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建安工程公司；最后，尽管黄仕生未与建安工程公司对帐确认欠款金额，但是结合黄仕生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黄仕生能够清晰的说明每笔收款的时间及金额，并有一定的证据相互印证，黄仕生所述符合日常的生活交易习惯、可信度更高。而建安工程公司作为广州市天河建安建筑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对于黄仕生所提交的证据11、12所要证明的内容，提出反证更有举证优势，然建安工程公司未能合理的说明上述证据所对应款项的用途，怠于履行举证责任，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本案所涉收据由建安工程公司开具，并由黄仕生收取，载明所涉水泥由黄仕生提供，原审法院依法认定黄仕生与建安工程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黄仕生主张建安工程公司拖欠其款项192771.8元未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建安工程公司未及时支付上述款项，客观上给黄仕生造成了损失，鉴于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时间，原审法院酌定自原审法院起诉之日起（2014年4月28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92771.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黄仕生主张利息超过该金额的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判决：一、被告建安工程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黄仕生货款192771.8元及利息（自2014年4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92771.8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驳回黄仕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建安工程公司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160元，由建安工程公司负担。判后，建安工程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建安工程公司发现黄仕生存在与黄某丙恶意串通，利用黄某丙私刻的“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加盖在他们之间的陈年水泥交易结算单据上，又凭相关单据提起本案原审诉讼，企图诈骗建安工程公司财物的犯罪嫌疑，建安工程公司已经向相关公安机关报案了。依法，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黄某丙私下也向建安工程公司承认黄仕生的水泥货物是他收的，也承认欠黄仕生货款，假印章是他盖上去的。并向建安工程公司承诺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建安工程公司开始也认为黄仕生是善意的第三人，以为黄某丙不过想争取多点资金周转时间而已，也就大意了，没往黄某丙与黄仕生恶意串通，企图诈骗建安工程公司财物这方向去想。但诉讼过程中让建安工程公司怀疑黄仕生与黄某丙恶意串通，企图诈骗建安工程公司行为财物，并因此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在公安机关查明黄仕生是否与黄某丙恶意串通之前，请求法院依法中止本案的民事诉讼程序，等刑事方面有了定案再重新启动。（二）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1.原审判决只是简单的以建安工程公司举证不能原因，就直接依据黄仕生提供的三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单据上显示的总金额，减去黄仕生自己承认的收款金额，认定建安工程公司欠黄仕生水泥货款192771.8元是事实，这根本就是认定基本事实不清。2.黄仕生提交的三张盖有的“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单据上面记载的项目内容与加盖的印章综合一起看，可以得出两个根本相反的法律事实，一张单据同时显示两个完全相反的法律事实，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造假。3.收据0021513号，从文字上看，加盖“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后，文字意思是“建安工程公司今收到了黄仕生水泥……合计1703181.80元”。这收据的制作人应该是建安工程公司工作人员，这是建安工程公司交对方的第二联，对方应该是黄仕生。这也是黄仕生原审陈述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但仔细审查下面的负责人栏目，发现这收据上负责人一栏填写的是黄仕生，加盖“广州市天河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后，就会得出是黄仕生是建安工程公司的负责人这一事实。事实上黄仕生不是建安工程公司的负责人，单据记载的法律事实与黄仕生陈述的事实是相反的，依法法院应该认定书面证据上显示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当事人单方陈述的事实。4.0071371号，0071370号两张收据，经手人一栏也是黄仕生的名字，该证据显示的法律事实就是黄仕生经手写了这两张收据，黄仕生经手把这收据交给了对方“黄仕生”自己，黄仕生经手盖上了“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这两张收据的核准人写的是黄某甲，这黄某甲究竟是黄仕生的雇员，还是建安工程公司的职员，这举证责任又应该在谁呢？同样依法法院应该认定书面证据上显示的法律事实，而不是当事人单方陈���的事实。5.0071371收据更离奇，直接手写把收据的印刷体的“收”改为手写的“欠”，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更离奇的是原审法院根本不作合法审查，就直接认定那是张欠条。基于这样的法律认知，原审法院把一张作废的被撕碎又重新粘连一起的、无法鉴定上面记载内容真伪的支票作为本案重要的定案依据，又作为界定举证责任的重要依据。6.三张收据记载的内容显示是黄仕生负责、经手盖上“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这枚假章。三张收据显示的法律事实与黄仕生的陈述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根本相反。综上所述，建安工程公司有证据证明这枚“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假章是黄某丙私刻的。再就仔细审��黄仕生原审提交的三张盖有这枚假章的收据上面的记载内容，建安工程公司有理由怀疑黄仕生有与黄某丙恶意串通，企图诈骗建安工程公司财物的犯罪嫌疑，建安工程公司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法院中止本案的民事诉讼程序，等相关刑事侦查有了结果再重新启动，以便还原事实，以免建安工程公司的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后，建安工程公司提交补充上诉状，称：（一）从民事法律关系看，证据1-3三张收据是黄仕生与黄某丙恶意串通订立的水泥买卖合同，损害了建安工程公司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这样的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对相关当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黄仕生诉称他共送了65批水泥货物给黄某丙。黄仕生诉称这65批水泥货物与他提交本案诉讼的6张收据(证据1-6)是同一个水泥买卖合同关系。其中证据1、2、3上面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黄仕生诉称黄某丙是建安工程公司工作人员，黄某丙是代表建安工程公司收取了这65批水泥货物。关于那65批水泥货物，证据见原审判决书第4页，审理查明部分，证据7，(65份送货单)。那是一批从2001年4月到2002年7月间的送货单。收货单位写的是黄某丙。原审判决书漏了审查查明以下三项内容：1.收货单位盖章和签名栏目，2.送货单位盖章和签名栏目，3.第一联，存根。其中关于收货人栏目盖章签名栏目，是至关重要的事实内容，该栏目说明究竟是谁实际签收了这65批水泥货物。说明这批水泥货物实际送给了谁。65张送货单，抬头收货单位：黄某丙。收货单位盖章和签名栏目：签名人没有一个是黄某丙，是另外4个人签收了这65批水泥货物。这4个人是黄仕生、黄某丁，黄某戊，黄某己。以下是本律师一张一张审查核实这65张送货单，归纳出来的事实：在65份的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盖章栏目签名的有以下四个人。1.黄仕生，他代黄某丙签收了20张送货单。（1）送货人：黄仕生。单号：608509，608516，608524，607782，607799，607746，0067162，0067027，0005997，0006003，0006031，0006061，6006182，6007711，(共14张)（2）送货人：黄生。单号：0006171，（3）送货人：黄文。单号：0001699，6007600．（4）送货人：龙。单号：6008987，6008952，6008961，2.黄某丁，他代黄某丙签收了2张送货单。（1）送货人：黄仕生。单号：0037369。（2）送货人：龚国能、黄某庚。单号：0006452。3.黄某戊，他代黄某丙签收了40张送货单。（1）送货人：龚国能。单号：0006179，00060322)送货人：黄仕生。单号：0006138，002050，0006040，0006045，0006015，0006020，0005985、0005988，0005990，0006062，0006064，0006072，0006078，0006121，6006194，（2）送货人：黄某辛。单号：0002042，0002535，（3）送货人：龙。单号：6008981。6008986，6008996，6008998，6008997，6008999，6008953，6008957，6008956，6008960，6008962，6008963，6008964，6008967，6008972，6008974，（4）送货人：文。单号：6007587，（5）送货人：黄文。单号：6007568，6007574，6007579，6007582。4.黄某己代黄某丙签收。送货人是黄仕生。(共3张)单号：0006073，0006081，0006115，以上4人在65份送货单上代表黄某丙签名，关于这些人凭什么可以代表黄某丙收取水泥货物，黄仕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黄仕生应该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这4个人的签名应该认定为不能代表黄某丙。也就是说黄仕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某丙实际收到这65批水泥货物。黄某丙也没有代表建安工程公司实际收到了这65批水泥货物。证据1-3三张收据显示的建安工���公司与黄仕生之间的水泥买卖合同根本是捏造的事实。此外，关于黄仕生代黄某丙签收的20张送货单，黄仕生提交这些证据本来是想说明他是这65单水泥货物的卖方的。这些送货单显示黄仕生既代表买方(黄某丙)，又代表卖方(他自己)，究竟他与黄某丙之间是怎样的买卖合同关系呢？黄仕生诉称提交的6张收据(证据1-6)是根据这65张水泥送货单结算的，如果单单是黄仕生与黄某丙之间进行结算的收据，这帐怎么乱都无所谓。因为不会损害第三人利益。譬如证据4-6。但是现在黄仕生诉称其中证据1-3三张收据上面盖有建安工程公司的印章，那是黄某丙代表建安工程公司与他做的水泥买卖签订的收据。那么，那20张显示他们之间买方卖方不分家的混乱事实的送货单位就是他们恶意串通签订买卖合同，损害第三人(建安工程公司)利益的有力证据了，依法，这样的合同是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的。建安工程公司根据黄仕生可以代黄某丙签收水泥货物事实，有理由质疑这6张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尤其质疑其中3张盖有建安工程公司印章的收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黄某丙收到水泥货物，该65批货物实际上是黄仕生自己收了20批，其余45批由3个案外人收了。这65批水泥黄某丙没有收到，也代表建安工程公司没有收到，这6张结算收据根本就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出来的事实。（二）本案原审诉讼中黄仕生实际实施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交虚假证据，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已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之一的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合议庭应该立即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法办。黄仕生提交虚假证据，捏造事实证据如下：1.原审判决书列明的证据1(欠据N00071371)，上面的涂改痕迹明显。2.证据1(���据N00071371)、证据2(收据N00021513)、证据3(收据N00071370)的上面记载内容与生活法则不符合，与现实相反。3.原审判决书列明的证据8(银行进帐单，编号为07186504)，上面有明显的三种不同的笔迹，上面一部分内容明显是当事人后来分两次添加上去的。与金额不同笔迹的内容都是黄仕生后来增加上去的。这也是明显的捏造事实行为。捏造了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在建设银行的银行帐号是27×××40的虚假事实。后来法院查明真实事实是：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在建设银行的银行帐号是44×××35。4.证据14，黄仕生把一张支票上面记载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财务专用章、黄某丙私章的支票，故意撕成两半提交法院作为证据。建安工程公司二审期间才提交新证据《关于增槎路工地违规自刻公��的情况说明及承诺》，只是想证明黄某丙也有共犯的嫌疑，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原审诉讼期间建安工程公司一直以为黄仕生是属于善意第三人，这张说明提交法院没有任何意义。虚假诉讼罪是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三十五条新增加的罪名，原审诉讼期间建安工程公司很清晰的指出了黄仕生提交虚假证据行为，已经符合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行为，该行为妨害司法秩序，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请法院依法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以维护司法秩序，维护建安工程公司的合法利益。（三）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楚。适用法律不正确。1.原审法院没有对黄仕生提交的证据依法认真审查其三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3、64、6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与结果。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以说原审法院没有依法进行以上法定要求必须做的工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1）原审法院没有审核认定黄仕生的每一份证据是否原件，复印件与原物是否相符。（2）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每一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3）原审法院没有审查每一份证据是否与本案事实相关，是否有证明力，证明力大小。关于证据1、5、6是否能够证明建安工程公司欠黄仕生货款事实，双��是有争议的，这应该也被列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2.对于黄仕生提交的14组证据原审法院都有漏查明事实，而且漏查明的事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原审法院有刻意为黄仕生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这样的行为显失公平，违犯公义。譬如上面所列的证据7，65张送货单。至关重要的收货人签名栏目原审判决书漏查明了。3.上面提到的，本案争议焦点其实很清晰，争议焦点就集中在黄仕生提交的证据1、证据5、证据6三张收据上面。原审判决书第6页第9行，根据黄仕生的这一段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应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建安工程公司与黄仕生之间是否存在证据1、证据2、证据3记载的水泥买卖合同关系。只有这证据1、2、3三张收据上面有建安工程公司的印章，可以认定与建安工程公司有关联。证据4、5、6其他证据没有加盖建安工程公司印章，也无黄某丙本人签名，应该排除，认定为与建安工程公司没有关联。第二，证据1，5，6三张欠条(收据)能否证明建安工程公司于2001年2月23日-2002年8月31日期间欠黄仕生货款全额合计772771．8元。1.对证据一的分析与审查。这三张是收据，不是什么欠条。再就是证据1上面涂改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2.对证据5、6的分析与审查。证据5、6两张收据上没有加盖建安工程公司印章，这两张收据上面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与建安工程公司有关系。这两张收据不能证明建安工程公司曾经分别收过黄仕生价值人民币340690元、49600元的水泥货物。至于黄仕生自己承认收到建安工程公司货款58万元，这笔货款属于不当得利，建安工程公司保留追讨的权利。综上，建安工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黄仕生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黄仕生承担。被上诉人黄仕生答辩称表示同意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建安工程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关于增槎路工地违规自刻公章的情况说明及承诺》、黄某丙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实：1.“广州市天河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是黄某丙于2000年6月19日私刻的，黄某丙声称该章于2002年9月31日不慎遗失。2.黄某丙是建安工程公司的工程项目负责人。3.黄某丙与黄仕生有共同犯虚假诉讼罪的嫌疑。黄仕生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1.对《关于增槎路工地违规自刻公章的情况说明及承诺》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因黄某丙没有到庭，故不清楚其上黄某丙的签���是否其本人签名。该证据记载的落款日期是2013年10月22日，即使是真实的，也说明该证据早已存于建安工程公司处，其一审没有提交，二审中再提交不符合法定新证据的情形。2.该证据中称印章在2002年9月31日遗失，但9月是没有31日的。且该遗失时间比我方所持有的3张收据的时间晚很多。3.对黄某丙的身份证复印件，由于没有原件，无法确认身份证上的信息。本院认为：二审中，根据黄仕生与建安工程公司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黄仕生所主张的涉案买卖合同关系？建安工程公司应否向黄仕生支付货款192771.8元？关于上述争议，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黄仕生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04064114，证据14）虽经撕开后重新粘合，但该证据显示为原件，且其中可清晰看出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财务专用章”及“黄某丙”的私章，黄仕生据此主张黄某丙与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209队存在一定关联，并负责该公司相关财务工作，具备合理性。建安工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上述支票存在变造、伪造等情形，其仅以上述支票存在撕开后粘合的情形为由否定其真实性，理据不足。第二，黄仕生提交的证据1-3，均显示为收据，其中均加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业务专用章”，再结合证据5、7所涉收据、送货单上“黄某丙”对货物的签收情况，并与证据14所涉“黄某丙”的身份情况相联系，应能证实黄仕生向建安工程公司供货的事实。黄仕生作为自然人���并不具备鉴别印章真伪的专业能力，仅能从表面形式进行审查。本院认为，黄仕生在供货后取得了相应收据，其作为善意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收据所涉收货单位即为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建安工程公司所称黄某丙私刻公章一节，一方面说明其认可黄某丙是其司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内部的管理混乱，但，因此产生的相关责任，应由其循内部关系解决，不得由黄仕生承担。建安工程公司所称黄某丙与黄仕生之间存在串通、虚假诉讼之嫌，亦未能举证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黄仕生主张其与建安工程公司之间存在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理据得当，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综合审查黄仕生于本案中提交的收据、送货单、收款凭证等一系列证据，虽存在一定瑕疵，但其中部分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备可信性，且黄仕生对于供货事实、付清情况及上述证据的形成等��均作出了合理解释。反观建安工程公司，在更具举证优势的情况下，怠于履行举证责任，仅一味地否认黄仕生提供的证据、否认供货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为，黄仕生于本案中的���证效力明显高于建安工程公司，依法应予采信。黄仕生主张建安工程公司支付尚欠货款192771.8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另，建安工程公司称本案系虚假诉讼、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以此为由主张中止本案审理依法无据，本院不予接纳。综上，审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上诉人建安工程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16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天河区建安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国平平审判员  徐 艳审判员  张纯金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陶志斌蔡静雯任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