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01民终2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丽，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依龙，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明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伍松，重庆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重庆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晓丽与上诉人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双方均不服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6)渝0120民初517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晓丽的委托代理人杨依龙，被上诉人民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伍松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晓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民杰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胡晓丽已经举示邮寄回单证明其与民杰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6年1月11日，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将劳动关系解除时间错误认定为2015年3月10日，致使经济补偿金及工资部分金额减少了4万余元，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民杰公司辩称，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以一审判决认定为准，应驳回胡晓丽的上诉请求。民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民杰公司向胡晓丽支付拖欠工资4000元的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胡晓丽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胡晓丽在一审中已经自认其因打架向公司借款5000元，民杰公司也请求对该笔款项予以抵扣，一审判决忽略了这一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胡晓丽辩称，一审判决中关于民杰公司拖欠我方4000元工资的事实认定正确，请求驳回民杰公司的上诉请求。胡晓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4500元（3000元/月*1.5个月）；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工资30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000元；以上第2-4项共计67500元；5、判令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庭审中，原告胡晓丽变更其第三项请求为对拖欠工资计算失误，其第三项诉讼请求金额明确为34000元，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共计拖欠10个月工资30000元，2015年2月1日至3月10日拖欠工资为4000元；对第四项诉讼请求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计算期间明确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9月；对第五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被告为原告向社会保险部门补缴社会保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晓丽于2014年9月到民杰公司处上班，从事财务监管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5年7月10日，胡晓丽与民杰公司办理了会计交接明细和会计交接明细含应付账款明细。会计交接明细载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10日前的会计账为胡晓丽做的，如有差异胡晓丽应配合。”会计交接明细含应付账款明细：“截止2015年3月9日，胡晓丽未发工资为4000元”。2016年1月11日，胡晓丽向民杰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本人胡晓丽，身份证号码，于2014年8月1日进入贵公司从事财务工作至今，每月工资3000元。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贵公司未与我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按照国家规定给我购买社保，年休假也没有给我安排。现本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要求与贵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贵公司向我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其他合理费用”。该邮件在2016年1月14日由民杰公司签收。2015年12月10日，胡晓丽作为申请人以民杰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诉至重庆市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1、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2、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500元；3、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拖欠的工资30000元；4、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33000元；5、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社会保险。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超过五个工作日未作出受理决定，并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渝璧劳仲函字（2015）第2287号函，胡晓丽遂起诉到一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2月14日民杰公司向胡晓丽发放了5次工资：2014年9月24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1月14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2月14日，每次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原告胡晓丽与被告民杰公司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被告民杰公司称原告以被告公司股东陈淼妻子的身份参加公司管理，与被告民杰公司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原告胡晓丽于2014年9月到被告民杰公司处上班，从事财务工作，被告民杰公司在2014年9月24日至2015年2月14日期间向原告胡晓丽发放5次工资。本案被告民杰公司具备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原告胡晓丽是符合法定劳动年龄，具备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相应能力的自然人，原告所从事财务工作，是被告的业务组成部分，被告按月向原告发放工资，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被告公司股东妻子的身份并不影响原告与被告之间劳动关系的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自2014年9月到被告处工作，故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4年9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胡晓丽与被告民杰公司劳动关系何时解除的问题。被告民杰公司称：“原告只是作为股东妻子去监管财务工作，因原告2015年3月在公司打架，后在2015年3月10日离开公司。”原告胡晓丽称：“原告于2016年1月11日离开被告公司，向被告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在被告公司从事财务上的辅助工作，因原告与被告公司之间有矛盾，故不定期到公司提供劳动，但被告公司仍应按照每月30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不定期是指每周去1、2天或者2、3天，具体做了什么事情没有相关凭证。”原告胡晓丽称其在2015年3月10日后仍在被告民杰公司处工作，但并未举示相关证据加以证明。故对原告胡晓丽称其于2015年3月10日后至2016年1月11日仍在民杰公司上班的陈述，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胡晓丽与被告民杰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办理会计交接明细载明：“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10日前的会计账为胡晓丽做的，如有差异胡晓丽应配合。”会计交接明细含应付账款明细：“截止2015年3月9日，胡晓丽未发工资为4000元。”2014年2月14日被告民杰公司最后一次向原告胡晓丽打卡发放工资3000元，后被告民杰公司也未再向原告发放工资。综上可以确认，2015年3月10日后，原告胡晓丽无证据证明其仍在被告民杰公司处工作，被告民杰公司也未再向原告胡晓丽发放工资，原告胡晓丽与被告民杰公司无用工事实存在。故，一审确认原告胡晓丽与被告民杰公司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对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原告胡晓丽称其仍在被告民杰公司处工作，被告民杰公司认为其与原告胡晓丽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现双方均无证据予以证明，应视为由被告民杰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于原告胡晓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民杰公司应当支付原告胡晓丽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9日期间的经济补偿金，原告胡晓丽的经济补偿金计算为：3000元/月×1个月=3000元，被告民杰公司应支付原告胡晓丽经济补偿金3000元。原告胡晓丽请求超出金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原告胡晓丽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9日期间在被告民杰公司处上班，工资为3000元/月。被告明杰工资仅向原告胡晓丽支付了5个月工资，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9日4000元工资，被告无证据证明其已经支付给原告胡晓丽。被告民杰公司称原告胡晓丽向被告民杰公司借款5000元未还，故对胡晓丽工资4000元进行了抵扣，但被告民杰公司未举示相关的证据，且原告胡晓丽认为该笔费用系医药费，不认可对其4000工资进行抵扣。被告民杰公司对该4000元工资进行抵扣无法律依据，其仍应支付原告胡晓丽2015年2月至2015年3月9日期间的工资4000元，对原告胡晓丽请求的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的请求，因2015年3月10日，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胡晓丽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民杰公司提供的劳动，故原告胡晓丽请求被告民杰公司支付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民杰公司应当支付其拖欠原告胡晓丽工资4000元，原告胡晓丽请求金额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原告胡晓丽2014年9月到被告民杰公司处工作，被告民杰公司应当自2014年10月1日起与原告胡晓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民杰公司无证据证明其与原告胡晓丽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原告胡晓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从该差额总额确定之日起算，故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3月9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时效从2015年3月10日起算，原告胡晓丽申请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12月10日，仲裁时效未过。被告民杰公司应支付原告胡晓丽未签订书面劳合同的双倍工资计算为：3000元/月×4个月+4000元=16000元。被告民杰公司应支付胡晓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6000元。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原告胡晓丽无证据证明其向民杰公司提供了劳动，其与被告民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要求被告民杰公司支付未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胡晓丽请求被告民杰公司支付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金额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胡晓丽请求被告为原告向社会保险部门补缴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社会保险的补缴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能范围，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作处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胡晓丽与被告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被告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胡晓丽支付拖欠工资4000元、经济补偿金3000元、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16000元，共计23000元；三、驳回原告胡晓丽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民杰公司举示了考勤表三张（自称该考勤记录在一审庭审时未能打印出来，在一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但一审法院没有再组织双方举证质证），拟证明胡晓丽在上班期间多次缺勤，同时说明公司并未能对胡晓丽进行管理，也即是其与公司并未有员工与企业间的人身依附性。胡晓丽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该组证据系由明杰公司单方制作，胡晓丽在上班过程中并没有违反公司管理制度。本院认为，该证据系由明杰公司单方制作，民杰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二、民杰公司应否向胡晓丽支付工资4000元。现分别评判如下：关于双方劳动关系何时解除的问题。双方是于2015年7月10日办理的会计财务交接，而会计交接明细中只载明了胡晓丽在2015年3月9日前的未发工资；同时，结合2014年2月14日民杰公司最后一次向胡晓丽发放工资的事实。按照会计财务报表的制作惯例和生活常识，如果胡晓丽在2015年3月9日后仍在民杰公司工作，那么双方于2015年7月10日进行会计财务交接时，就应当对胡晓丽在2015年3月9日至2015年7月10日期间的工资予以结算，但是该会计交接明细表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另外，胡晓丽也未举证证明其在2015年3月10日后继续在民杰公司工作。因此，本院确认胡晓丽与民杰公司之间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为2015年3月10日。所以，胡晓丽关于2015年3月10日至2016年1月11日期间的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民杰公司应否向胡晓丽支付工资4000元的问题。首先，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截止2015年3月9日，胡晓丽未发工资为4000元；其次，民杰公司没有举示胡晓丽欠其借款5000元未归还的相关证据；最后，胡晓丽不同意对该4000元工资进行抵扣。因此，民杰公司要求对该4000元工资进行抵扣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所以，民杰公司应支付胡晓丽该4000元工资。综上所述，胡晓丽和民杰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胡晓丽负担5元，由重庆民杰实业有限公司承担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罗太平审判员  陈孟琼审判员  刘润荔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