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6民终8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强，男，汉族，1978年1月29日出生，住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委托代理人喻晨曦，广东道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邝斌，男，汉族，1990年4月23日出生，住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委托代理人李洲，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迎珊陶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33号2座1008号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MA4UH1E81Y。法定代表人马友妹。委托代理人李洲，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友妹，女，汉族，1989年9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阳山县,委托代理人李洲，广东中信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强、邝斌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迎珊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珊公司）、原审被告马友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4民初45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邝斌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强返还货款45420元；二、驳回刘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68元，财产保全费474元，合计942元，由邝斌负担。刘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刘强与邝斌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属认定事实错误；邝斌是迎珊公司的职工，其与刘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本案交易主体应为刘强与迎珊公司。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原告与被告邝斌系涉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关于被告迎珊公司及马友妹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迎珊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易往来，原告向迎珊公司的帐户支付部分货款是由被告邝斌指定，因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迎珊公司及马友妹无需对原告主张的债务承担责任，对原告的该项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在刘强与邝斌联系购买瓷砖业务时，邝斌便自称是迎珊公司的销售总监，而刘强在一审法院判决后到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的证据《佛山市迎珊陶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职书》中显示，迎珊公司已经在2015年9月1日任命邝斌为其公司的监事，任期为三年。由此可以得知，邝斌是迎珊公司的员工，其在本案中与刘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且刘强也将大部分货款转入了迎珊公司的帐户。因此可以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应为刘强与迎珊公司。一审判决中称邝斌曾带刘强的父母到佛山市来利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利达公司）参观，这种行为是迎珊公司的一种欺诈行为，并不能代表与刘强发生交易的对象是来利达公司。迎珊公司向刘强供货的货源来自何处，是迎珊公司的事，与刘强无关。二、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刘强与邝斌系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判决迎珊公司无需向刘强承担返还货款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邝斌向刘强出售瓷砖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也是一种经营活动，其后果理应由迎珊公司承担。刘强支付全部货款后，迎珊公司未能将相应的货物交付给刘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其理应对未能交付货物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应当由迎珊公司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为刘强与邝斌属认定事实错误，邝斌的行为是一种职务行为，其后果理应由迎珊公司承担；迎珊公司未按约定向刘强交付货物，理应承担返还货款的责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改判迎珊公司向刘强返还货款45420元；2.邝斌、迎珊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邝斌、迎珊公司、马友妹针对刘强的上诉共同答辩称：邝斌、迎珊公司、马友妹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刘强的买卖相对方是来利达公司，刘强说邝斌自称为迎珊公司的销售总监，这是违背事实的。首先，刘强向来利达公司购买货物为了防止被欺骗，邀请其父母来来利达公司参观，邝斌接待了刘强父母到来利达公司参观，刘强一审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邝斌为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二审新证据也证明邝斌为来利达公司的员工。刘强自己本身怕邝斌欺骗他，让其父母去来利达公司参观核实，而不是邝斌带刘强父母去参观来利达公司。综上，邝斌为来利达公司员工，本案相关责任主体应为来利达公司或其他相关物流公司。刘强在一审提交的自述说明中提到宜宾有货，并通知其去提货，重庆也打电话给他收货，说明本案来利达公司并不是没有发货，刘强在一审中也承认有470箱货在宜宾，本案并不是买卖合同纠纷，而是刘强与物流公司的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即使是邝斌将货物卖给刘强，也不是买卖关系，邝斌、迎珊公司、马友妹均不是本案法律责任的主体。邝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邝斌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不是买卖合同的主体，无需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涉案货物系邝斌销售给刘强于法无据。（一）邝斌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2016年8月29日，来利达公司向邝斌出具两份《证明》，证实邝斌系该公司的试用期员工，由邝斌负责联系刘强，与刘强达成买卖合同关系，并于2016年4月6日已将涉案货物装给豫Ｒ×××××货车。一审法院既确认刘强提交的照片和其调取的报警笔录的真实性，又否认邝斌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前后矛盾，于法无据。刘强提交的照片中载明邝斌为“佛山来利达陶瓷龙迦斌185…”，邝斌报警笔录中在载明：“我叫邝斌，现在南庄镇吉利工业区来利达建材有限公司工作，公民身份证号码，电话185××××2575”，且刘强提交了一张截图和上述报警笔录的内容一致，另外，刘强的报警笔录中载明：“一名在南庄华夏来利达有限公司叫阿斌的业务员在微信联系，他以来利达公司的名义说跟我配45吨瓷砖，我跟对方达成协议后……”一审已在上述判决书中的第8页第6行和同页的11行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而且邝斌也确认上述证据的该部分内容系真实的，但一审法院又认为邝斌不是来利达公司的员工，自相矛盾。据此，一审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于法无据，应该撤销。（二）邝斌不是本案买卖主体，无需承担责任。首先，如前所述，邝斌仅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代表公司进行买卖，邝斌代收的货款已转给来利达公司销售部的负责人“斯米兰”（梁明敏），邝斌与刘强联系的行为系来利达公司的销售行为。据此，本案买卖合同的卖方系来利达公司，不是邝斌。其次，来利达公司出具的《证明》确认的订单与刘强提交的订单一致，确认刘强系其客户，已于2016年4月6日将涉案货物装车给豫Ｒ×××××货车。据此，本案买卖关系的卖方系来利达公司。再次，刘强的照片和报警截图亦载明“佛山来利达陶瓷邝斌”，《整个事件详细经过说明》和庭审过程中均确认其父母到来利达公司参观后才购买陶瓷的，刘强的报警笔录载明：“他以来利达公司的名义说跟我配45吨瓷砖，我跟对方达成协议后……”。可见，刘强真实的表示是与来利达公司达成买卖瓷砖的共识，而不是与邝斌达成买卖合同的共识。据此，刘强的交易对象系来利达公司。综上，邝斌仅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与刘强联系，只是代表来利达公司进行销售，属于工作行为，来利达公司才是本案买卖关系的卖方，一审法院认为邝斌系本案的卖方于法无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本案买卖合同是口头约定，并没有约定交货地，一审判决的相关认定也证明了该事实。（二）涉案货物已交给独立于买卖双方的承运人，刘强一审庭审时确认470箱货到宜宾，并且已到现场看货，另确认重庆打电话让其支付16900元运费收货。首先，2016年4月10日，广州市方之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之圆物流公司）将其中470箱货运至四川宜宾，方之圆物流公司用159××××2796手机打电话通知刘强收货（邝斌提交的刘强与邝斌的短信记录中可证实），刘强到现场验货，验货后并拍照片发给邝斌(见邝斌在一审提交的“托运图片”，该照片除刘强与邝斌的“微信记录”第5页内容中显示，邝斌另向法院交了放大的图片)，刘强一审亦确认该照片系其到现场验货发给邝斌的，邝斌提交的微信记录的第10页右下角载明的“宜宾只有470箱货”、方之圆物流公司的证明和刘强提交的微信记录载明的“宜宾只有470箱货”、《整个事件详细说明》均确认470箱货已经到达宜宾，且刘强在庭审中也承认上述事实。其次，刘强《整个事件详细说明》载明：“这期间重庆打来电话，要求先支付16900元，重庆才会发一批货去宜宾”，邝斌提交的微信记录的第8页左下角载明的“货在成都，还要交三万多运费，到成都二万多，到宜宾又要钱。”，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亦证明上述事实，且刘强在庭审中也承认此事。再次，刘强于2016年4月10日通过短信发给邝斌的两个电话号码159××××2796和020623××××6分别是方之圆物流公司和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运物流公司）通知其收货的电话，现打这两个电话，均确认货物现仍在四川，但刘强拒绝支付运费。邝斌亦确认刘强的庭审过程中的自认和《整个事件详细说明》的陈述，且一审法院认定“托运图片”、短信记录，微信记录均为真实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规定，足以认定货物已到四川和重庆。（三）货物已经交给独立的承运人。首先，一审庭审中，邝斌提交的三张出库单中载明，已将1048箱货和2箱样板装给豫Ｒ×××××运输。另外，一审法院对邝斌提交的出库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法无据，该出库单与刘强提交的订单的产品名称、编号、规格、数量一致，且载明收货人豫Ｒ×××××与邝斌提交的“现场装车图片”（双方确认真实性）车牌豫Ｒ×××××一致，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印证该出库单系真实、合法的，一审法院不确认其真实性于法无据。二审中，来利达公司亦确认该单据系其出库单，据此足以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且邝斌的报警笔录载明：“2016年4月6日早上10时许，豫Ｒ×××××这台车来到来利达公司把45吨货拉走了。”与此相互印证，证明涉案货物已装给豫Ｒ×××××货车运输。其次，刘强确认邝斌提交的装车现场图片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也确认其真实性，可证明，装货当天已将货装给豫Ｒ×××××货车。另，一审法院确认方之圆物流公司托运单的真实性，且刘强于2016年4月10日通过短信发给邝斌通知其收货的电话号码159××××2796和方之圆物流公司托运单（物流单号：YO6240-470）上的电话号码一致，并结合刘强确认货于2016年4月10日已到宜宾的事实，已形成证据链，进一步确认上述物流单的真实性。据此，邝斌已经交给货运公司进行运输。再次，如前所述，货已到重庆、四川，如未交付承运人运输，何来验货或收货之说。据此，足以证明涉案货物已交给承运人运输。综上，本案双方均没有约定交付地点，邝斌已将涉案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豫Ｒ×××××货车，豫Ｒ×××××货车又将货交给上述第二承运人方之圆物流公司和福运物流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而一审法院忽视本案货已交给承运人的事实，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显然违背法律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另外，即使约定交付地是宜宾，因货已到四川，但刘强拒付运费、拒收货，本案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规定，由刘强承担，而不是该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据此，一审法院脱离本案的事实，忽略本案存在运输的事实，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显然于法无据。三、本案系刘强拒绝收货，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一）报警记录不能证明涉案货物是否丢失，一审法院认定猜测性的笔录为事实于法无据。首先，如前所述，货已到达四川和重庆。上述物流公司仍确认货未丢失。其次，该报警记录只是一个猜测性的笔录，具体应以警方侦查后公布的结果为准。而本案，警方并没有侦查，亦没有公布任何结果，无法推定货物不见，如果按一审的观点，假如邝斌报警称刘强盗窃了该批货物，那么刘强已是盗窃犯。但事实上，应该以警方的侦查结果为准，如果没有侦查结果，就不能以报警笔录中的猜测进行事实认定。据此，一审法院违背本案事实，擅自认定该报警笔录为事实于法无据。（二）本案货物是否丢失，均不影响刘强应自行承担责任的法律后果。首先，刘强因物流公司运费提高，拒绝收货，刘强已经根本违约，由此造成的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本案实质上是刘强与上述物流公司的运费纠纷，刘强提起恶意诉讼，直接追究邝斌的责任。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第一百四十六条：“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反约定之日起由买受人承担”，涉案货物已交给承运人运至四川和重庆，刘强拒绝收取，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由其本人承担，即使真如报警记录推测货物已丢失，亦不影响刘强承担由其造成的损失的法律责任，更何况货物未丢失，刘强更应自行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刘强的所有诉讼请求。刘强针对邝斌的上诉答辩称：答辩意见与上诉意见相同。刘强在一审判决后，从工商局调取的工商资料显示，邝斌为迎珊公司的监事，任期三年，邝斌称其是来利达公司的员工，无证据证明，且来利达公司也否认邝斌为其员工。刘强有证据证明邝斌是迎珊公司的员工，其在本案买卖关系中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是刘强与迎珊公司。迎珊公司及马友妹针对邝斌的上诉共同答辩称：邝斌不是迎珊公司的员工，其在来利达公司工作，来利达公司也出具了《证明》表明邝斌为其员工。来利达公司已经将货物装车给豫Ｒ×××××号货车，一审时邝斌提交了豫Ｒ×××××号货车到来利达公司装车的现场照片，刘强也确认了。故来利达公司确实已经将涉案货物交给了第一承运人豫Ｒ×××××号货车。刘强事后联系豫Ｒ×××××号货车，豫Ｒ×××××号货车司机称将货物拉到广州市安邦物流城，分别将货物交给了两家物流公司，一家为方之圆物流公司，一家为福运物流公司，一审期间两家物流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方之圆物流公司收了470箱货，福运物流公司运了580箱货，方之圆物流公司也提交了货运单照片给迎珊公司，一审法院也确认了真实性，该货运单的托运人栏是刘强的电话号码，从该托运人的电话号码可以证明是刘强要求豫Ｒ×××××号货车的司机将货拉到安邦物流城，再将货给相应的物流公司，相应的物流公司已经变成了托运人的身份。刘强在2016年4月5日向迎珊公司支付了10000元，该10000元是支付给来利达公司的货款，由迎珊公司代收，迎珊公司收到该货款并不是迎珊公司与自己客户的货款，而是迎珊公司的合作公司来利达公司与刘强发生买卖关系，迎珊公司收取货款后将款项转给了来利达公司。相关责任与迎珊公司、马友妹无关。刘强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迎珊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职书》一份，以证明邝斌为迎珊公司的员工。邝斌、迎珊公司、马友妹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无关。邝斌是迎珊公司的监事，但不代表邝斌在迎珊公司工作。邝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来利达公司出具的《证明》2份，证明邝斌于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1日在来利达公司工作，刘强是来利达公司的客户。邝斌是代表来利达公司将涉案货物销售给刘强，涉案货物于2016年4月6日已经装给刘强指定的豫Ｒ×××××号货车提货出仓。来利达公司销售出库单3份，上面记载的内容与刘强在一审提交的订单一致，产品的编号、规格、数量均一致，出库单也载明装车车号为豫Ｒ×××××;2.视频光盘1张、拍摄概要说明1份，证明方之圆物流公司托运的470箱货还在宜宾；3.尾号为470的方之圆物流货物托运单原件1张，该托运单在一审已经提交，但并未提交原件，现从方之圆物流公司取得该托运单原件，向法院提交以证明其真实性；4.方之圆物流公司的收货通知1份，证明货物现在仍在宜宾，如果刘强于2016年12月31日前不去收货，方之圆物流公司会将货物处理。经质证，刘强对证据1三性均不确认，来利达公司应当提供劳动合同及工资发放证明来证明其为来利达公司员工，刘强向来利达公司了解过，来利达公司称邝斌并非其员工，邝斌也没有提供来利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来证明该公司真实存在，两份《证明》盖的公章均为合同专用章，对出库单，不能证明该货物为刘强所订的货物，首先其为复印件，其次出货人为丰泽园。对证据2，三性不确认，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法庭质询，视频看不出来胡月琴与本案有何关联，也不能证明货物还在宜宾。对证据3不能证明货是刘强所购买的。对证据4，刘强未收到过，也没有委托方之圆物流公司运输货物，未提供方之圆物流公司的工商主体资料，不能确认收货通知的真实性，货物数量与本案购买的货物数量不相符。迎珊公司、马友妹经质证，对邝斌提交的所有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认为来利达公司的销售出库单与刘强的订单的货物内容是一致的。迎珊公司及马友妹在二审期间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查，邝斌、迎珊公司及马友妹对刘强所提供的迎珊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监事、经理任职书》的真实性不存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邝斌所提交证据1的两份《证明》均加盖有来利达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不符合用章规范，刘强不予确认，且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视频光盘中的主体并未出庭接受询问，且无法证实其所称的货物即为刘强所购买，本院不予采纳。证据3尾号为470的方之圆物流货物托运单原件1张，上仅记载“托运人或单位电话兴泰181××××0129”，该托运单上所记载的托运人为“兴泰”，并非本案当事人，且并未记载货物的规格等信息，无证明该托运单所对应的货物即为刘强所购买，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未标明通知所发送的主体，且无法显示该通知已经向刘强发送，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与刘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是谁，刘强向卖方主张返还货款是否应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具体分析如下。关于与刘强发生瓷砖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主体的确定。首先，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邝斌系与刘强商谈买卖瓷砖事宜的唯一主体，且邝斌在诉讼中确认刘强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自己支付10920.70元，另外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向其指定的迎珊公司的账户汇款34500元，合计45420.70元。邝斌上诉虽称自己系来利达公司的员工，涉案交易的卖方是来利达公司，但其在二审期间提供的所谓来利达公司出具的关于其是该公司的员工的《证明》上加盖的是合同专用章，不符合用章规范，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予以采纳。刘强在一审诉讼时确认邝斌在与其洽谈业务时声称自己是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但其在未收到涉案货物去来利达公司进行核实时，得到来利达公司并无该员工的答复。根据一审法院向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城南派出所调取的该所对邝斌的询问笔录显示，邝斌在报案时声称自己是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但邝斌在一审诉讼时又称自己是为了帮助刘强所以才向派出所虚假报案并谎称货物丢失，可见邝斌陈述的内容前后矛盾，不足为信。且在整个诉讼中，邝斌并未提供与来利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工资收入证明或工资流水等相关证据证明其确属来利达公司的员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亦无证据表明邝斌系取得来利达公司的授权而与刘强发生交易。其次，邝斌称其收到刘强的货款后已经转给来利达公司，但对于该主张未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根据一审诉讼期间邝斌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16年4月5日，迎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友妹向来利达公司分两次转账，金额分别为9132元及34826.20元，合计43958.20元，但该转账金额与刘强转给邝斌的10920.70元以及与刘强应邝斌的要求转给迎珊公司的34500元均不相同，无法证实上述款项属刘强所支付的货款。综合上述分析，本案系邝斌与刘强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刘强虽向迎珊公司的支付宝账户汇入一部分货款，但刘强及邝斌均确认该账户系邝斌提供给刘强并要求其汇入此账户，迎珊公司亦未与刘强就本案所涉交易进行洽谈及协商，仅凭邝斌系迎珊公司的监事这一事实不足以认定涉案交易的卖方为迎珊公司，一审法院关于邝斌系与刘强发生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主体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刘强主张邝斌返还货款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邝斌在一审诉讼中提供出库单、微信聊天记录、托运单及装车现场图片等证据证明其已经将刘强所指定购买的瓷砖交付给了承运人豫Ｒ×××××货车司机。但首先，出库单上所记载的单位为丰泽园，并非本案当事人、亦非邝斌所称的来利达公司。其次，邝斌并未与豫Ｒ×××××货车承运人办理托运手续，无法证实豫Ｒ×××××货车所装载的即为刘强购买的货物。刘强与邝斌在诉讼中均确认双方约定由邝斌负责联系运输司机并装货，货到宜宾后由刘强提货并支付运费。根据双方的约定，在买卖合同的履行中，邝斌负有寻找适载且稳妥的承运人并办理托运手续的义务，邝斌虽通过微信告知刘强联系了豫Ｒ×××××司机并提供了豫Ｒ×××××货车的装货现场照片，但邝斌并未办理托运手续、未与承运人签订任何交接单据以证明豫Ｒ×××××货车上所装载的货物确属刘强所购。其在诉讼中称已经将货物交给承运人R48667货车司机，但即便该陈述属实，涉案瓷砖有1048箱之多，自佛山市运至四川宜宾有千余公里的距离，邝斌径自将货物交付于货车司机且不办理任何交接手续导致刘强未能收到所购货物，邝斌对此显然存在过错。邝斌辩称豫Ｒ×××××货车司机将货物分别交给方之圆物流公司及福运物流公司进行运输，但其提供的这两家运输公司的托运单上所记载的托运人既非邝斌亦非刘强，且无任何货物的相关规格等信息，无法印证上述两家托运公司所运的货物即为刘强所购，故对邝斌关于货物由方之圆物流公司及福运物流公司运至宜宾及重庆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在货物数量、规格以及货运司机、收货人名称均不能对应的情况下，刘强在客观上显然无法收取货物，邝斌主张刘强系因运费高而拒收货物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刘强支付货款后，并未收到所购货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刘强向邝斌主张返还货款依据充分，应予支持。邝斌上诉称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货物交付于第一承运人即视为出卖人已经交付标的物。但如上所述，本案中邝斌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经将刘强所购的货物交付予承运人，其上诉主张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强、邝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72元，由上诉人刘强负担936元，由上诉人邝斌负担93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儒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刘 坤审判员 何希红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记员 史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