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2）浙绍商终字第5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干国龙。委托代理人：王水根、王永春。上诉人（原审被告）：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志樟。委托代理人：周正付。上诉人干国龙为与上诉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1）绍虞商初字第7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董伟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马利英、王瑜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2年8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干国龙及委托代理人王水根、王永春、被上诉人五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正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为承建上虞金通华府建设工程，设立上虞金通华府项目部，陈伯良为该项目部经理。2006年4月，原告与陈伯良达成口头供货协议，双方约定，被告金通华府项目部向原告购买钢材，具体数量以送货单确定，价格按供货时上虞市相同材质价格另加每吨100元，货到付款。为此，原告从上虞市新宇物资有限公司、上虞经济开发区兆峰物资经营部、上虞市城区物资有限公司购买钢材供应给被告金通华府项目部。2006年5月至2008年5月间，原告共向被告供应各类建筑用钢材27030211.5公斤，计货款89350041.86元。被告先后共支付原告货款83983430.63元，至今尚欠原告货款5366611.23元。原审法院另查明：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后，已开具给被告发票金额为18375662元，至今尚有70974379.86元发票未开给被告。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原告供应被告钢材价款是多少；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是多少。一、关于原告供应被告钢材价款问题，应认定为89350041.86元。其理由：对原告提交的562份送货单，主张总金额为89914440.36元，经审查，有13份送货单因钢材不是送给被告而不予认定，计款项为122046.55元，应予以剔除，属有效送货单为549份，认定被告共向原告购买各类型号钢材27030211.5公斤，计货款89350041.86元（认定有效的549份送货单中因原计算有错误的有40份，共计多算钢材款306626.10元，也应予以纠正），对此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二、关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多少问题，应认定为5366611.23元（89350041.86元－75104430.63元－4000000元－4876000元＝5366611.23元）。其理由如下：1、赵云辉出具给原告《钢筋结算（甘国龙）》中记载已支付货款75104430.63元；2、2010年2月12日被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原告货款4000000元；3、被告提供的由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开具的（票号GA∕01-00037889，金额为500万元）的承兑汇票，其中的487.6万元款项到达被告账户，该款未记入原告提供的《金通工地收款（记录）、金通（收款记录）》中，在原告的计息详单中也没有这笔款，应认定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87.6万元；且原告在上虞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也已承认，并由银行往来账予以证实；同时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向上虞市公安局调取的陈伯良的询问笔录中讲到：承兑汇票中500万元是付给干国龙的，且未在《金通华府项目部有关钢材款欠款事项说明》“金通华府钢材款总数还欠本人1081万元”中扣除，原告对陈伯良该陈述质证无异议。该院认为，被告为承建上虞金通华府建设工程，设立上虞金通华府项目部，并任命陈伯良为该项目部经理。原告与被告金通华府项目部经理陈伯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口头达成的钢材供货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原告按约向被告供货，被告至今未付清货款有过错。陈伯良在金通华府项目部实施的行为对被告系有权代理，其行为代表被告，行为后果应由被告承担。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但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0810000元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该院支持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5366611.23元，对超出部分应予以驳回；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1820933.87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至今尚有70974379.86元发票未开给被告，对被告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原告在经营中不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也是一种违约行为，且属法律规定所不允许；而赵云辉出具给原告的《钢筋结算（甘国龙）》，也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对原告的该诉讼请求，该院酌情以从原告起诉之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予以支持。被告抗辩称的“金通华府项目工程的钢材款被告已付过头了”缺乏证据支撑，被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该院不予采信；其提出张兵（斌）的签字送货单钢材总价是640万元左右被告不认可的意见，该院不予支持，因张兵（斌）系金通华府项目部工作人员，即使张兵（斌）在项目部的工作性质不应在送货单上签字，也是被告内部管理的问题，张兵（斌）实际已在原告的送货单上签字对原告是有效的，对被告也有约束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五洋公司应支付原告干国龙货款5366611.23元，并支付从2011年6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限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1542元，由原告负担71520元，被告负担400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干国龙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根据送货单认定货款总金额为89350041.86元系事实认定错误。由于买卖双方在送货、收货时已经就送货的数量、型号、单价、总价予以当面核实确认，供货结束后，买卖双方又对总的供货价值和已付款金额进行了核对、确认。干国龙提交送货单主要目的是为了印证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双方对于各型号钢材单价的约定。一审判决以赵云辉出具给干国龙的“钢筋结算（干国龙）”认定五洋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那么也应当以该份对账单上记载的内容来确定本案供货总金额。2、一审判决既已认定干国龙提交的“钢筋结算（干国龙）”证据效力，但对《金通华府项目部有关钢材款欠款事项说明》事后形成的对账效力却在判决书中未予以评析及确认。该事项说明虽名为情况说明，但实质内容明确反映为干国龙与五洋公司最后一次对账及催款请求，钢材余款清楚确认为1081万元，系上诉人主张债权的直接凭证。本案债权金额应当以最后合法形成的对账确认欠款金额为准，除非被上诉人确有证据证明对账错误并行使撤销权撤销对账单。3、一审判决认定恒丰银行杭州分行开具的500万元承兑汇票未包含在上诉人的收款中，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一审中干国龙的陈述与五洋公司项目部赵云辉的证言一致：干国龙向五洋公司金通华府项目部收取货款的财务流程是，五洋公司支付货款必须先由领款人向项目部出具相应金额的领款单，不出具领款单五洋公司是不会支付货款的。其次，这张500万元承兑汇票使用时明确要支付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一批人的材料款，故领取人是五洋公司项目部会计张兵而不是直接支付给干国龙。再次，赵云辉证言中对其出具的“钢筋结算”上的数字说明是张兵生前根据账本报给他的，应付款是他算出来的。最后，根据陈伯良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其既然不知道张兵如何做账，又如何能断定在1081万元的欠款中是没有扣除这笔500万元的。4、一审判决中根据五洋公司提交的115份增值税发票，发票金额为18375662元，直接认定干国龙尚有70974379.86元的发票未开具，对五洋公司造成了损失，既认定事实错误，又超越了本案欠款纠纷的审理范围。根据双方的交易事实，干国龙供应的钢材大都是向第三方代供，并指示第三方直接把增值税发票开具给五洋公司。且五洋公司提出的未开具齐所有发票并不是双方约定的付款条件。5、一审判决五洋公司从2011年6月29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计算利息损失，适用法律错误。干国龙与五洋公司之间的供货是分批供货，双方约定每批货到付款，但五洋公司在履行合同的3年多时间内一直违约拖欠货款，拖欠金额最高时达2000多万元。干国龙从最后一次供货结束后计算赔偿利息损失已经损失200多万元的利息损失。干国龙最后一次供货时间为2008年5月20日，赔偿利息损失的违约金应当从2008年5月21日起算。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五洋公司支付干国龙货款1081万元，并赔偿从供货结束次日起至二审判决指定付款日止的利息损失。五洋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二审庭审中辩称：1、五洋公司对货款金额也不予认可。因为这一货款总金额根据对方主张有一张完整的清单，并提供的500多份单子总金额是8991万多元，但其提供的材料中有错误的部分应予以扣除。本案涉及的工程根本不可能用到8991万多元的钢材，本案的工程是3个亿工程，这里最大的问题有一个叫张兵的人，签收的送货单里有640万元的钢筋，但是张兵是项目部的出纳，其是不可能去签收钢筋，对张兵签收的640万元单子五洋公司不予以认可。2、对于2张单子即钢筋结算、上虞金通华府有关钢材款欠款事项说明，该2张单子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算单，因为出具这2张单子的时候都是未经对帐，而且与实际的情况也不相符。3、关于500万汇票的事实，一审已查明500万汇票是由干国龙收取的事实没有疑问，这一500万汇票对应的款项487万在向法庭提供的手写单据及之后作为起诉书附件的利息计算详单中都无法体现出来，且该笔款项起初干国龙不予认可，后来经公安机关查询之后才明确，该笔款项没有被计算在内是很清楚的事实。4、关于发票的事情，五洋公司认为干国龙还有7000多万未开具发票，干国龙如果认为是错误的，则需要提供相应证据来证明。没有开具发票产生的直接后果即是货款的支付条件还没有具备，所以就不可能涉及到利息问题，至于未开具发票在行政上的处罚等关系，并不属于法院的处理范围，但是未开具发票涉及到本案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是否给五洋公司造成损失等方面法院是可以处理。上诉人五洋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已付款金额应当根据干国龙自认39笔金额，结合自认外的其他付款金额来认定。本案审理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为前提，干国龙要推翻39笔付款明细需提供足以推翻该明细的相反证据。干国龙无论在质证时还是庭审时，都只笼统地对“利息详单”提出反悔，但均未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39笔付款明细是各自独立的，每一笔都有各自的时间和金额，某一笔款项不成立不等于39笔均不成立，因此，干国龙应当逐笔推翻。干国龙对39笔付款来源的解释前后矛盾，对39笔金额与五洋公司补充金额之间相互关系的解释也没有说服力。五洋公司补充金额为12548650.22元，其中2006年10月8日错记296336元，2007年2月15日错记100万元，2010年2月12日支付的400万元时间被干国龙错写成2009年2月11日。该三笔错记款项都能找到原因，且不影响总金额的认定，恰好能证明干国龙39笔自认款项是有根据的。关于公安机关查明的500万元汇票，由于干国龙并不认可收到过该汇票，且对于收到该汇票中的部分金额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无论是约190万元还是300多万元，都不能反映与干国龙自认的哪一笔金额重复的迹象，且不认可的内容也不可能包括在其认可的金额之中。干国龙从不否认利息详单中39笔金额的真实性，其主张的是五洋公司补充的金额与其自认的39笔款项重复，干国龙应当对重复一说承担举证责任。2、两张单据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干国龙以2009年4月15日的1481万元的单据和2011年4月的1081万元的单据为证据证明五洋公司欠款1081万元，但与该单据相矛盾的证据也是干国龙提供的，一是送货单，二是利息计算详单。干国龙提供的送货单与单据上的时间金额不一致，送货单证明了2007年11月进入的钢筋只有110多万元，没有单据上写的401万余元。干国龙一方面提供了与其主张的金额一致的合计89914440.63元的全部送货单，一方面又说自己提交的送货单有丢失不齐全等情况足以说明赵云辉从张兵处拿到的钢筋供货金额是不正确的。利息详单结合其他付款凭证与单据上付款金额明显矛盾，结合赵云辉的录音和证词，可认定2009年4月15日的1481万元的单据上赵云辉计算出的尚应付款金额是不正确的。赵云辉并非项目部会计，陈伯良没有授权赵云辉与干国龙结算钢筋款，赵云辉本人也不认为是与干国龙结算，故未签字。3、关于钢筋送货金额。2006年9月4日事后补签但非双苗所签的送货单金额107406元不应当计入货款总额。干国龙诉请的钢材款近9000万元、数量27000余吨，与金通华府3个亿的工程完全不相称，张兵是管钱管账的财务，却临时签收600多万元的钢筋，完全不符合常理。4、关于欠款金额。对干国龙主张的89914440.63元货款总额五洋公司不能认可，即使8000万元的钢筋款也远超金通华符项目的实际需要量。已付款总额为90335981.33元，包括干国龙自认的款项和其他的付款。总之，该两份单据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对账单，产生的过程也不是对账的过程。根据金通华府项目实际所需钢筋数量和五洋公司已经支付的金额，五洋公司实际付款已超过应付款。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干国龙的诉讼请求。干国龙在二审庭审中辩称：1、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他方当事人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承认其为真实或不予反驳或对其诉讼请求予以认可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干国龙的计息清单上的付款金额和时间不能认定为自认，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的利息计算清单本身不是诉状，也不是诉状的组成部分，亦不属于证据。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干国龙的代理人也未明确承认利息计算清单中显示的货款支付时间、金额是准确无误的；其中所表述的已支付货款本身也不是对干国龙不利的事实，故不能简单认定为自认。其次，自认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本案即使认定干国龙的计息清单中付款金额和时间构成自认也无法实现自认制度的设立目的。再次，即使认定该利息清单构成了当事人在起诉状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那么干国龙及五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的举证和陈述也已经足以推翻干国龙的陈述。最后，根据干国龙与五洋公司金通华府项目部的会计赵云辉的对账单以及五洋公司监事会主席张伟群记录，五洋公司金通华府项目部经理陈伯良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来看，五洋公司尚欠干国龙的货款金额与干国龙主张的货款金额是一致的。2、两张“对账单”可以作为主张货款的依据。第一张由金通华府项目部的会计赵云辉出具的“钢筋结算”是干国龙、赵云辉、陈伯良在场的情况下，赵云辉根据金通华府项目部前会计张兵统计的已付货款和送货单记载的供货价值统计后形成的书面对账单。该对账单虽没有赵云辉的签字，但赵云辉出庭作证已经认可了对账单的形成过程及由其书写、制作的事实。该对账单能够真实反映干国龙的送货价值及已收款金额。根据干国龙向金通华府项目部领取货款的惯例，干国龙领取的每一笔款项均出具了领款单给项目部，张兵作为项目部会计，对于干国龙的领款应当记录在账；五洋公司说张兵记错了，应当举证予以证明。五洋公司持有干国龙出具的全部领款单而不提供，应当认定干国龙主张收到货款的金额成立。第二张由干国龙口述、张伟群记录、陈伯良签字确认的“情况说明”，是陈伯良当着公司领导的面对于干国龙主张的尚欠货款金额签字确认干国龙陈述的内容属实。同时该份情况说明也与“钢筋结算”显示的尚余货款金额相互印证，陈伯良在两次对账过程中均在场，他并未对结算后的货款提出质疑和纠正。3、五洋公司主张根据金通华府的项目规模用不了那么多的钢材，该主张是五洋公司根据项目规模计算的理论钢材用量。但根据金通华府项目部的实际情况，项目部浪费的钢材数量非常大，且还有将钢材用于其他工程的情形，这是五洋公司项目管理不力造成的，不足以作为五洋公司拒付钢材款的抗辩事由。故要求支付干国龙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干国龙未提供新的证据。二审中，上诉人五洋公司向本院提供：2006年12月27日银行承兑汇票2份（复印件），付款人是上虞市建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是上虞市新宇物资公司，一张是200万，一张是300万，共计500万，证明作为本案所涉货款的付款，该款是付到新宇公司的钱，用途只有钢材款，没有其他的用途。干国龙经质证认为：该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可以作为新的证据，干国龙对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直接证明对应的款项系五洋公司委托上虞市建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干国龙支付的金通华府项目部钢材款。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五洋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系在本案举证期限届满后所提供，上诉人干国龙亦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五洋公司未能证明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关于干国龙向五洋公司金通华府项目部供应钢材总量问题。对此，虽然在赵云辉书写的“钢筋结算（甘国龙）”写明进入钢筋款及付款、应付款的情况，但赵云辉未签名确认；结合赵云辉作为证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亦明确其出具该单据是根据干国龙的要求而非受公司的授权；且在单据中也没有所送钢筋的数目，故不能以该单据作为认定供货数量的依据。同时，在一审证据交换过程中，干国龙亦确认送货单中部分送货数量及货款金额计算有误，故原审以干国龙提供的送货单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其他举证、质证情况，确认总供货价值为89350041.86元并无不当。五洋公司提出张兵签收部分送货单不符常规的上诉理由，因张兵在当时系金通华府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具有管理账目和对账的职责，故对于张兵的签收行为可予以一并认定。第二，关于五洋公司已支付的货款金额问题。因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对赵云辉在庭审中的证言未提出异议，根据赵云辉的证言，其出具“钢筋结算（甘国龙）”单据是根据干国龙的要求所出具，可以认为在该单据出具时干国龙已明确五洋公司实际支付货款为75104430.63元。结合干国龙在起诉时附于起诉状的利息损失计算清单中记载有明确的付款时间和付款金额，可以认定干国龙自认至2009年4月15日止五洋公司已付款金额为75104430.63元。至于2007年6月8日恒丰银行杭州分行承兑汇票所涉款项的确认问题。干国龙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时否认收到该款项，在第二次询问时虽认可其中487.6万元汇入其个人银行卡中，但认为自己只收到190万元；结合其在起诉状所附利息损失计算清单中没有该款项收到的记录，以及案外人陈伯良的陈述，可以认定该汇入干国龙个人银行卡中的487.6万元未包含在干国龙认可的2009年4月15日前已付款75104430.63元中。至于干国龙主张自己只收到其中190万元的上诉理由，因已有证据证明该银行承兑汇票中所涉487.6万元汇入其个人银行卡中，而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受五洋公司的指令向其他案外人支付过款项，故对于干国龙的该部分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五洋公司应付干国龙的货款金额问题。根据上述第一、第二点的分析，干国龙供给五洋公司的钢筋总价值为89350041.86元，五洋公司向干国龙支付的货款为：干国龙确认的2009年4月15日前已付款75104430.63元以及2007年6月8日恒丰银行银行杭州分行承兑汇票所涉汇入干国龙银行卡账户的487.6万元，2010年2月12日五洋公司向干国龙转账支付的400万元。故五洋公司尚应支付干国龙货款为5366611.23元，原审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第四，关于2011年4月5日“金通华府项目部有关钢材款欠款事项说明”的认定问题。该事项说明内容为干国龙作为情况说明人提出的钢材欠款数额，及约定由陈伯良承担干国龙的部分借款后尚欠部分款项要求五洋公司支付的要求，故该事项说明从形式内容反映系干国龙的单方意思表示。虽然在该事项说明中有张伟群作为执笔人签名以及陈伯良的签名，但张伟群在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已对书写过程作出说明，且在该事项说明出具时金通华府工程早已竣工验收，陈伯良不再具有项目经理的职责和职权，故仅以张伟群和陈伯良的签名不足以认定他们是代表五洋公司对欠款数额进行确认的职务行为。干国龙要求以该事项说明作为认定最终欠款数额的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干国龙提出的一审认定其尚有70974379.86元增值税发票未开具给五洋公司错误、一审判决计算利息损失错误的上诉理由，以及五洋公司提出的已付货款超过应付货款的上诉理由，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1542元，由上诉人干国龙负担55771元，由上诉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5577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董 伟代理审判员  马利英代理审判员  王 瑜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书 记 员  李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