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化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982民初1994号原告李土胜（又名李亚胜），男，汉族，1958年3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代理人陈春霖，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旺盛，广东前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史华毓，男，汉族，1952年8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代理人许耀超，广东橘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广东省化州市北京路**号。法定代表人周仁聪，理事长。委托代理人唐林光，男，汉族，1969年10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委托代理人冯庆，男，汉族，1971年5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化州市。原告李土胜诉被告史华毓、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立案重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土胜的委托代理人陈春霖，被告史华毓的委托代理人许耀超，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代理人唐林光、冯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土胜诉称，1993年6月17日，被告史华毓以信用社需要购买制服和摩托车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现金180000元，被告史华毓在收到现金借款180000元后即向原告出具《收据》给原告收执，收据明确表述被告史华毓收到原告现金180000元，并有被告史华毓的亲笔签名确认。被告史华毓借款后，经原告多次催告始终拒绝还款，只是在原告催告的过程中，于2012年8月和2014年8月6日分别向原告出具《证明》和《证据》，证实其1993年收到原告借款180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依法应当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史华毓返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款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被告史华毓辩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法律，答辩如下：一、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据，根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凭据，不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也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原告凭《收据》认为属被告借款并要求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提供的证据《收据》，并非被告向原告借款的“借条”，而是收款收据，根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借款凭据，不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且《收据》左下角明确写明“(摩托、制服)”，即该款项的用途明显是用于购买单位职工的摩托车、制服，并非个人使用，史华毓个人也根本不需要18万元为自己购买摩托车及行服。客观事实是：1993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尚未形式分离时，农业银行基层营业所和信用社属所社紧密型，费用紧张，但又急需资金解决职工制服和外勤职工购买摩托车，而新安信用社及农行新安营业所1992年即准备拆除旧办公楼，建设新办公楼，基建款账户已提留一定数额的基建款，经上级部门同意，从基建款开支18万元解决职工制服与摩托车款，但上级又指示基建款专款专用，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用途，故购买制服和摩托车款需以工程款的名义提取。鉴于上级在1992年即已确定新安信用社拆建工程由李亚胜施工，故叫李亚胜帮忙走账，李亚胜亦同意。故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以“预付李亚胜工程款”的名义开具“信用社付出传票”一张给李亚胜，李亚胜签领该18万元款后，再由时任新安信用社法定代表人的史华毓于同日出具《收据》（即本案原告提供的《收据》）一份，从李亚胜处领该18万元作为职工购买制服和摩托车款平账（即史华毓与李土胜个人都没有动过该18万元，只是走账流程）。史华毓代表新安信用社从李亚胜处领该18万元后，以新安信用社名义支付化州县信用合作联社制服款8万元，支付给农业银行新安营业所彭伟权主任购买摩托车款2万元，再分别给刘某、杨某、彭洪保、吴四光、彭华祥、彭伟等16名职工购买摩托车款各5000元，即支付购买摩托车款共10万元。在原一审庭审时，原新安信用社的会计刘某、职工杨某、后期的会计彭东出庭作证一致证实：“从其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李土胜，再出具收据领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胜和摩托车”本案的《收据》，《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新安所社综合办公大楼验收结算证明书》，《收据》，刘某、杨某、彭东的证人证言，原告提供的《证据》、《证明》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互相印证，证明本案《收据》中的18万元属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行为，属职务行为。2、据了解，李亚胜承包建设新安所社综合办公楼竣工至今，李亚胜与新安信用社对新安所社综合办公大楼进行结算，一直没有将李亚胜1993年6月17日“预付李亚胜工程款”的18万元抵减已付工程款。如李亚胜认为已抵减，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提供被告于2012年8月、2014年8月6日出具的《证明》、《证据》，均称：当时所社紧密型，所社费用紧缺。进一步证实史华毓作为原新安信用社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新安信用社签18万元《收据》平账，是职务行为，而不是史华毓个人因资金需要从李土胜处领18万元的事实。综上，原告提供的《收据》实质就是“收据”，而不是“借据”，事实上是被告史华毓以新安信用社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新安信用社对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开具“预付李亚胜基建款”支付给原告的18万元予出具《收据》平账，款项用于购买职工制服、摩托车款。原告以不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收据》主张原、被告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本案属借贷法律关系，但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依法不能认定。二、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已丧失胜诉权。原告提供的《收据》出具时间是1993年6月17日，至今早已超过二十年，已达二十二年之久。期间，原告仅是于2012年8月、2014年8月6日两次以其需要与信用社进行工程结算，而1993年农业银行基层营业所、信用社属所社紧密型，上级要求购署行服及外勤人员摩托车，因信用社当时费用紧缺，所以信用社已从李亚胜（原名李土胜）处收回1993年6月17日以“预付李亚胜基建款”名义支付给李亚胜的18万元，用于信用社购置行服及外勤人员摩托车为由，要求史华毓出具《证据》、《证明》各一份。但原告从来没有要求被告史华毓付款，主张权利，没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5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的规定，原告依据1993年6月17日出具的收据，直至2015年12月1日才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0年最长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依法应不予保护，并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从上可知，被告根本没有借过原告的任何款项。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无理无据，依法不能支持，请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辩称，一、追加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属诉讼主体不当。原告没有请求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民事责任，法院依职权追加，违背当事人请求权和自由权的支配。本案与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存在利害关系。二、被告史华毓收到原告的180000元不是职务行为。1993年6月17日的收据是不能证明是借款。如果收取该款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也应加盖单位印章。况且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金融机构，不可能向原告借款。三、2014年9月19日原告与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平定信用社房屋建筑工程款结算协议书》表明“双方已不存在其他任何债权债务关系”。四、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请求。经审理查明，1993年被告史华毓任化州市县新安信用社主任，为解决职工制服和外勤职工购买摩托车的费用，因新安信用社拆除旧办公楼建设新办公楼，基建账户可以开支。新安信用社拆建工程由原告李土胜施工，新安信用社要求李土胜来帮忙走账，1993年6月17日新安信用社以“预付李亚胜工程款”名义开具“信用社付出传票”一张给李土胜，李土胜以李亚胜名义在“信用社付出传票”签名，再由被告史华毓于同日出具收据，收据内容如下：“今领到李亚胜现金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此据史华毓93、6、17(摩托、制服)”。原告李土胜、被告史华毓都没有收到现金，新安信用社用上述的180000元为职工购买了制服和摩托车。应原告李土胜的要求，被告史华毓于2012年8月出具一张证明给原告收执，内容如下：“1993当时所社紧密型，上级要求购买行服及外勤人员摩托车，所社费用紧缺，所以从李土胜处取款壹拾捌万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特此证明史华毓2012年8月”。2014年8月6日被告史华毓又出具一张证据一张给原告收执，内容如下：“当时由于信用社费用紧缺，所以从李亚胜(原名李土胜)处领取人民币壹拾捌万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之用。特此证明史华毓2014年8月6日”。2014年9月19日，原告李土胜（甲方）与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乙方）签订《平定信用社房屋建筑工程款结算协议书》，双方除对平定信用社办公楼工程款付款进行约定外，双方还约定“双方除本结算的债权债务外，不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今后甲方不得再以承建乙方（包括下属基层社）工程为由，再要求乙方支付工程款或其他债权。”。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李土胜请求被告史华毓、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连带归还借款180000元及利息。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交的1993年6月17日的收据、2012年8月的证明、2014年8月6日的证据，被告史华毓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化州支公司2015年12月22日的证明，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1996年5月5日新安所社综合办公大楼验收结算证明书，1994年5月5日、8月14日、1995年1月7日、6月29日等收据，证人刘某、杨某等的证人证言，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提交的2014年9月19日平定信用社房屋建筑工程款结算协议书，原、被告陈述及本院庭审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借贷关系是否成立。首先，被告史华毓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从其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原告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从原告提供的1993年6月17日的收据注明用途是“摩托、制服”，被告史华毓于2012年8月和2014年8月6日的证明和证据也载明用于购买摩托、制服，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职工刘某、杨某、彭东出庭作证证实“从其单位基建账户出账180000元给原告李土胜，再出具收据收到李土胜180000元，用于购买职工制服和摩托车”，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180000元不是借款。被告史华毓时任新安信用社主任，其领取180000元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表新安信用社的职务行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及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借款180000元给被告史华毓，原告就应该借贷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进行举证，原告提交了1993年6月17日收据，收据只载明被告史华毓收到原告李土胜180000元的事实，因收据不具有债权凭证的性质，不能证明被告史华毓就是借到原告的180000元，因此要结合其他辅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而原告提交的“证据”和“证明”也只说明从李土胜处取款180000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且原告李土胜、被告史华毓庭审中均确认，1993年6月17日收据的金额180000元与1993年6月17日信用合作社付出传票中记载的金额180000元为同一笔款项，被告史华毓庭审中亦否认以口头形式向原告李土胜借款180000元，故原告李土胜不能证明被告史华毓借到原告180000元的事实。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与原告李土胜于2014年9月19日已就双方债权债务进行结算，根据原告李土胜与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签订的上述协议书，原告李土胜从2014年9月19日起不得再以承建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工程为由，再要求被告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支付工程款或其他债权。综上，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史华毓借到原告的180000元，原告诉请被告史华毓、化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连带返还借款本金180000元及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本案的争议焦点二是原告提起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的规定，二十年诉讼时效不因任何事由中止、中断，只适用延长，本案没有出现延长的情形，原告依据1993年6月17日出具的收据，直至2015年12月1日才提起诉讼，而原告提交的2012年8月“证明”和2014年8月6日“证据”也只说明从李土胜处取款180000元用于购买行服及摩托车，并非被告史华毓确认向原告借款，故已超过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土胜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李土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东帅审 判 员  林 萍人民陪审员  龚良智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刘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