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01民终1030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从俊，男，197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鑫，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小蓉，四川广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格祥，男，1935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黎淑仙，女，1935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宏辉，男，1989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双流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春，女，196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中县。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忠，四川千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代功清，女，1972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公司，住所地成都市双流县东升街道棠湖西路二段25号。负责人：李永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四川路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从俊因与被上诉人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及原审被告代功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双流支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川0191民初40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从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明鑫、马小蓉，被上诉人李红春及其与被上诉人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忠、原审被告人保双流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代功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从俊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为客运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双方是否建立客运合同关系，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主要事实主要凭五位证人的证言，在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轻信证人证言定案，属于严重认定事实不清。2.证人倪某1、王某1、焦某均是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近亲属，这三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不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3.证人王某2、兰某均不能肯定乘坐的野的车辆就是张从俊驾驶的。二、一审法院无视证据锁链，忽略生活经验和公序良俗，仅凭证人证言，认定事实不清。1.张从俊自2007年8月至今从事厨师职业，且工作之余在龙泉驿区承包经营果园，没有时间精力长期从事非法运营业务。2.张从俊与代功清自2007年6月离婚，案涉车辆为代功清于2012年购买，张从俊名下没有车辆，张从俊不可能长期借用已经再婚的前妻代功清的车辆用于非法客运活动。三、一审法院据以定案的证人证言与公安机关查证的证据自相矛盾，应当以公安机关认定的证据为准。本案属于交通肇事，经双流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清案情，没有查明任何非法营运的事实或证据。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证人倪某1、王某1在刑事案件中有数份笔录，这两位证人在庭审中的证言与在公安机关做的笔录中自相矛盾，应当以公安机关笔录中的陈述为准。被上诉人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共同辩称如下，1.证人倪某1、王某1、焦某虽然与死者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但是这三位证人是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目击证人，从证据分类上是直接证据，应当优于其他证据；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有利害关系的人并非不能作为证人；3.证人王某2、兰某与本案均无利害关系，在一审庭审中，两位证人也当庭陈述了曾经搭乘张从俊驾驶野的事实，结合这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能够证明倪某2搭乘张从俊车辆的事实，因此构成了客运合同关系；4.张从俊从事厨师的业务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从事野的司机一般都是在业余时间从事营运，张从俊也没有证据证明案发时间在上班；5.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调查的事实是围绕本案是否构成交通肇事，没有关于非法营运方面的事实，因此张从俊的该项上诉主张不成立；6.本案涉及到三个法律关系，包括了工伤、人身侵权、客运合同关系，当事人有权选择以哪一种法律关系起诉；7.张从俊认为应当追加第三人陈相乐，属于法律理解错误，陈相乐与倪某2不存在客运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第三人。原审被告人保双流支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被告代功清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从俊赔偿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各项人身伤害损失：死亡赔偿金：26205×20＝524100元；丧葬费50466÷2＝25233元；误工费3×15×200＝9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9277×5÷5＝19277元，共计627610元；2.代功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人保双流支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6日晚，陈相乐驾驶川Ｍ×××××号轰轰烈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搭载陈跃富沿藉黄路由籍田镇方向向黄龙溪方向行驶。21时30分许，陈相乐驾驶至藉黄路0KM+200M处越过道路中心双实线行驶，与相对正常行驶张从俊所驾川Ａ×××××号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该车搭载倪某2、王某1）相撞，造成倪某2当场死亡。陈相乐、陈跃富、王某1、张从俊受伤，车辆损坏。成都市天府新区籍田中心卫生院于2015年7月27日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倪某2于2015年7月26日死亡。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分局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相乐搭载陈跃富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超载，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倪某2、陈跃富、王某1、张从俊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后，张从俊、案外人倪某1、王某1分别于2015年7月27日、8月3日经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七分局事故预防处理大队工作人员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张从俊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中称事故中开的是借用代功清的车辆。对于倪某2、倪某1及王某1搭乘张从俊驾驶车辆的过程，张从俊在《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7月26日21时12分，我在籍田镇接到我朋友倪某1（电话号码：187××××5678）给我打电话喊我到籍田镇籍黄路边上的农家乐去接他，我接到电话后驾驶川Ａ×××××号小型轿车到藉田镇籍黄路边上的一家农家乐去接我朋友（倪某1、倪某1的妻子、倪某1的哥哥），把他们接到后，就沿籍黄路往213国道方向行驶，我们准备回华阳……”。倪某1在《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7月26日下午，我和我妻子王某1、我的哥哥倪某2等人从华阳出发到籍田籍黄路边上的寿湖桃源农家乐去吃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喊我姐夫的兄弟焦某给张从俊打电话到籍田来接我们回华阳。21时11分，我用我的电话（187××××5678）给张从俊打电话问他到哪里了，他说已经到寿湖桃源农家乐的停车场了，随后我就和王某1、倪某2一起上张从俊驾驶的川Ａ×××××号小型轿车从寿湖桃源农家乐出发上籍黄路往成仁路方向行驶，准备回华阳……”。王某1在《询问笔录》中称“2015年7月26日下午，我和我丈夫倪某1、我二哥倪某2等人到籍田镇籍黄路边上的寿湖桃源农家乐去吃饭，饭后我老公倪某1用电话联系张从俊到籍田镇来接我们回华阳……”。一审庭审中，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为证明搭乘行为的发生系倪某1通过案外人焦某联系“野的”司机张从俊，出示案外人倪某1的通话记录详单并申请证人倪某1、王某1、焦某出庭，以证明2015年7月26日晚8时27分51秒，倪某1打电话（187××××5678，以下相同）给案外人焦某（138××××1551，以下相同）让其叫一个“野的”司机去黄龙溪接倪某1等人，并说好乘坐价格为100元；同日晚8时35分17秒、9时11分17秒，倪某1两次打电话给焦某询问司机是否已经抵达；同日晚9时11分，因焦某将张从俊的电话告诉给了倪某1，故倪某1直接打电话给张从俊（189××××2861）确认后者已经抵达黄龙溪；2015年7月27日上午7时11分20秒，倪某1打给张从俊确认事发之后的协商处理，张从俊随后向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赔偿5万元。张从俊对上述电话联系搭乘的过程不持异议，但否认搭乘需要支付价款，之所以会搭载倪某2三人是因为焦某无法前往黄龙溪搭载故出于好意帮忙搭乘。同时主张事发后向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支付5万元系在事故责任尚未划分认定的情形下交警部门要求其先行垫付，而非其赔偿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的损失。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为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当时张从俊系从事有偿客运业务，另申请证人王某2、兰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2称其曾经在东寺小区门口乘坐一张姓司机驾驶的白色车辆并支付了车费；证人兰某称其曾于2015年两次搭乘张从俊驾驶的车辆，两次均支付了车费，其中一次为2015年7月20日左右在东寺小区乘坐张从俊驾驶的车辆去往雅江地区做工程，车费为1600元。张从俊认为证人王某2、兰某身份证登记地址显示与黎淑仙属同一地区，故对证人兰某的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张从俊主张涉案事故发生时系好意搭乘倪某2等人，且自己有固定工作、上班之余管理果园，并非从事有偿客运的司机。为此，张从俊提交成都亿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于2007年8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为该公司员工，就任双流县白沙小学厨师工作；2016年4月13日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白沙曾家小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张从俊于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在该处任厨师工作；2016年3月30日成都师范银都紫藤小学出具《在职证明》一份，证明张从俊于2015年9月起在该校后勤处食堂部门工作，现任厨师职务。此外，2002年6月3日，张从俊与龙泉区龙泉乡长河村5组签订《果园承包合同》，承包后者果园约5亩，合同期限自2000年9月30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止。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8月3日，资中县陈家镇新店子村村民委员会、资中县公安局陈家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证明黎淑仙、倪格祥与倪某2是母子、父子关系，倪宏辉是倪某2与李红春之子。倪某2生前系四川省资中县城镇居民。2016年2月25日，四川省天宇盛通劳务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倪某2为该公司员工，在华阳天府新区部门任装维职务，合同期限从2014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止，该公司足月为其缴纳社保及发放工资。倪某2系成都市社会保险的参保人员，社保编码为022917665。2016年4月1日，资中县宋家镇居民委员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倪格祥、黎淑仙夫妻生育子女倪森林、倪玲、倪三容、倪某2、倪某1，自2003年3月2日起一直居住在宋××镇××街××号，随倪森林一起生活，无固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一审法院还查明，川Ａ×××××号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所有人为代功清，颜色为黄色，初次登记日期为2012年9月4日。2007年6月11日，张从俊与代功清办理离婚登记，解除婚姻关系。2014年6月27日，川Ａ×××××号东风日产牌小型轿车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一审法院再查明，四川省双流区人民检察院以双检公诉刑诉[2016]1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相乐犯交通肇事罪，于2016年1月27日向四川省双流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向双流区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自愿撤回起诉，双流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口头裁定予以准许。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询问笔录》、《证明》、《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遗体火化证明》、成都社会保险卡、户口簿、通话详单，证人倪某1、王某1、焦某、兰某的证人证言，以及张从俊提供的《证明》、《在职证明》、《果园承包合同》、《果园承包合同转让协议》、《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陈述材料》、《询问笔录》、行驶证、离婚证及（2016）川0122刑初1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倪某2、倪某1及王某1与张从俊是否建立客运合同关系。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主张张从俊驾驶车辆前往黄龙溪接到倪某2、倪某1及王某1后返回华阳，且双方约定车费为100元，故双方建立客运合同关系；张从俊则主张双方并未约定费用且倪某2三人亦未支付费用，搭乘行为的发生系出于朋友关系好意帮助焦某搭载倪某2等人。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倪某1通话记录及当事人的陈述，事发当晚张从俊接到焦某的电话后从华阳出发前往黄龙溪搭载倪某2三人，运输目的地为华阳，驾车路径为华阳——黄龙溪——华阳；其次，在焦某经倪某1要求联系张从俊搭乘事宜前，张从俊与倪某1三人并不相识；再次，根据证人兰某的证言，事故发生前张从俊曾经从事有偿客运业务。综合上述情况，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经验，应认定双方当晚的搭乘并非无需支付对价的好意搭乘，而是成立客运合同关系。张从俊本人是否拥有车辆、在事发时有固定工作、工作之余承包管理果园与其从事有偿客运业务并不矛盾。张从俊是否具备道路运营资质、是否涉嫌非法营运并不影响倪某2三人与张从俊之间客运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当倪某2登上张从俊驾驶的车辆，客运合同即生效。虽然截至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倪某2并未支付运输费用，但其已经征得张从俊同意上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预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之规定，张从俊在运输过程中因与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倪某2死亡，虽然张从俊在该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并且也是该事故的受害者，但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就是将旅客安全运送目的地，保证旅客在运送过程中免遭各种损害，倪某2登车后，将其人身安全完全托付给驾驶车辆的张从俊，张从俊未将倪某2安全运输至约定地点，其行为构成违约。张从俊未能证明倪某2的死亡是出于其自身因素造成，故应当对倪某2死亡后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张从俊应当赔偿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对于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524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之规定,死者倪某2系城镇居民，在城镇居住生活，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6205元/年计算，为524100元（26205元/年×20年）；二、丧葬费25233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为25233元（50466元/年÷2）；三、误工费1200元，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按200元/日×3人×15日计算，一审法院酌定支持1200元。四、精神抚慰金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张从俊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在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选择提起合同纠纷诉讼主张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其向违约责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五、被扶养人生活费19277元，黎淑仙在城镇居住生活，丧失劳动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应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9277元/年标准计算黎淑仙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黎淑仙的扶养人数确定，为19277元（19277元/年×5年÷5）。综上，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的损失共计569810元，扣除张从俊已支付的50000元，张从俊还应赔偿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各项损失合计519810元。代功清为涉案车辆车主，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代功清与张从俊系合伙从事有偿客运业务，故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要求代功清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客运合同纠纷，人保双流支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其是否应承担保险赔付责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要求人保双流支公司在本案中承担保险赔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三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一、张从俊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519810元；二、驳回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38元，由张从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从俊为证明其有正当职业，并未从事野的运营，申请证人曾某、刘某、谢某出庭作证。曾某证明张从俊从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在曾某运营的“曾家小院农家乐”从事厨师工作，上班时间一般是上午9点至下午6点，张从俊上班一般是以电瓶车、公交车作为交通出行工具，不清楚其是否有车辆，也不清楚张从俊下班后有无从事其他工作。刘某证明张从俊2011年就在东寺小区居住，刘某平常在小区门口喝茶，并未见过张从俊驾驶机动车辆，平常以电瓶车出行，也未见过张从俊从事野的运营。谢某证明张从俊以前承包过果园，现在从事厨师工作，平常出行都是以电瓶车出行，未见张从俊驾驶过机动车辆。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质证意见为以上三位证人的证言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曾某的证言不能证明张从俊从事厨师工作与其从事野的运营有冲突，事发时间2015年7月26日21点30分刚好是张从俊的下班时间；刘某、谢某的证言只能证明二人并未见过张从俊驾驶车辆，不能证明张从俊其余时间未驾驶机动车辆或从事野的运营。本院对三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本院认为中一并评述。双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倪某2是否与张从俊建立客运合同关系，张从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张从俊主张其并未收取乘车费用，与倪某2并未建立客运合同关系，但从张从俊当日的行车路线来看，并不存在顺路搭载的可能，且张从俊与倪某2、倪某1、王某1等人并不相识，由案外人焦某代为联络乘车事宜，若无报酬约定，则有悖于生活常理。证人焦某、倪某1、王某1均作证证明与张从俊约定好的乘车价格为100元，虽然焦某、倪某1、王某1与本案被上诉人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但三人作为联系搭乘车辆和交通事故的亲历者，其证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证明价值。证人兰某的证言证明事故发生前张从俊曾经从事过有偿客运业务。综合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足以认定张从俊在本案中与倪某2等人之间建立起客运合同关系，而非免费搭乘行为。张从俊为证明其有正当职业，并未从事野的运营，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其在事发时有固定工资，但张从俊本人的从业情况与其是否在业余时间从事客运业务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也不影响张从俊与倪某2等人之间客运合同关系的成立和生效。二审中，张从俊申请证人曾某、刘某、谢某出庭作证，但三人的证言中关于未见过张从俊驾驶机动车辆的陈述，恰恰与本案张从俊驾驶车辆搭乘倪某2的客观事实相悖，也不能排除张从俊在业余时间驾驶机动车辆从事营运活动的可能性，故不能实现张从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示，倪格祥、黎淑仙、倪宏辉、李红春就张从俊与倪某2之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提交了充分的证据，并已形成证据锁链，其证据证明力大于张从俊提交的证据，故对上诉人张从俊的上诉理由和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张从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98元，由上诉人张从俊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冠男审判员  陶田源审判员  谈光丽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廖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