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川2081民初4651号原告：高宇，女，198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四川衡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诗能，男，1954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简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简阳市简州驾校（普通合伙），住所地四川省简阳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81771661149B）。负责人：林润全，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伦，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清林，男，198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圆，四川得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宇、高诗能与被告胡清林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简阳市简州驾校（以下简称：简州驾校）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于2016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李旭，原告高诗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凤梅，被告简州驾校的负责人林润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伦，被告胡清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宇、高诗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2016年9月7日订立的《承包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曾素英（原告高诗能妻子，原告高宇母亲）原系被告简州驾校的合伙人，曾素英持有16.67%的份额。曾素英于2016年2月17日因病去世。2016年8月16日，其余五合伙人一致同意由原告高诗能承接曾素英的合伙份额。2016年9月5日，其余五合伙人在原告高诗能缺席的情况下，私自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与被告胡清林签订《承包合同》。2016年10月13日，原告高诗能签署《股份赠与声明书》，将其所有的简州驾校16.67%的财产份额赠与原告高宇，且简州驾校的其余合伙人同意高宇承接原告高诗能的合伙份额。被告简州驾校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签订《承包合同》违反了《合伙企业法》第31条、32条所规定的处分合伙企业财产权利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规定，《承包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该合同未经原告追认，自始不发生效力。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讼来院。被告简州驾校辩称，1、原告高诗能已将其在简州驾校的合伙份额转让给原告高宇，原告高诗能已不是合伙人，其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高宇于2016年10月21日承接高诗能在简州驾校的合伙份额，但《承包合同》的订立时间是2016年9月7日，签订合同时，原告高宇并非是简州驾校的合伙人，其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2、简州驾校与胡清林于2016年9月7日订立《承包合同》，将简州驾校的经营权发包给合伙人之一的胡清林。原合伙人曾素英委托李忠代为行使其在简州驾校中的权利义务，曾素英去世后，由高诗能承接合伙人的权利义务，李忠也系原告高诗能的合法代理人，其代高诗能在《承包合同》上签名，合法有效。3、被告简州驾校将经营权发包给胡清林，系合伙企业管理方式的变化，并不违反合伙企业法的规定，简州驾校与胡清林订立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告胡清林辩称，1、二原告提起诉讼，主体不适格。2、被告胡清林为简州驾校的合伙人之一，2016年9月7日，其与被告简州驾校签订《承包合同》，合伙人也在合同中的“股东签名”栏处签名，其中李忠代高诗能签名，合法有效。3、即使李忠属于无权代理，被告胡清林基于曾素英对李忠的授权委托，有理由相信李忠具有相应的代理权限，李忠的代签行为亦属于表见代理，代理后果应由被告高诗能及高宇承担。4、被告胡清林承包简州驾校经营权后，由被告胡清林的妻子姚雪梅将第一期的承包费10万元汇入高诗能的银行账户中，而原告高诗能一直未表示异议，也未退回该承包费，原告高诗能的行为视为对李忠代签行为的追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简州驾校系合伙企业，原登记的合伙人为赖才军、郭敦理、林润全、郭惠如、付应安、曾素英。后因合伙份额的变更，合伙人变更为林润全、郭惠如、王成明、曾素英、胡清林、樊增雄。简州驾校合伙协议约定：入伙或退伙需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期间，如有工作争议，执行合伙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解决，如有其他争论难以解决，请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或人民法院判决等内容。2015年12月31日，原合伙人曾素英向李忠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李忠代行其在简州驾校的权利与义务，委托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2月17日，原合伙人曾素英因疾病死亡。2016年8月16日，经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决议，同意曾素英的合伙份额由其丈夫高诗能承接，高诗能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享有16.67%的合伙份额。2016年9月7日，被告简州驾校与胡清林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对简州驾校进行承包经营，承包经营人的选择本着先选内后选外，承包金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承包的标的为简州驾校的全部业务，包括驾校资质、所有财产（所有权归属于合伙人，承包人只有使用权）；承包期限为从2016年9月7日起至2022年9月6日；承包金额为每年120万元；合同还对违约条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被告简州驾校在发包方栏处盖章，被告胡清林在承包方栏处签字。同时，合伙人林润全、郭惠如、王成明、樊增雄、胡清林在“股东签名”栏处签名，李忠也代高诗能在合同的“股东签名”栏处签名。2016年9月10日，被告胡清林指派其妻子姚雪梅将首期承包费10万元汇入原告高诗能的账户中。2016年10月13日，原告高诗能将其在简州驾校的合伙份额赠与原告高宇。2016年10月21日，经简州驾校其他合伙人决议，同意原告高宇承接高诗能在简州驾校的合伙份额。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身份信息、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简阳市简州驾校合伙协议》、合伙协议修正案、股份赠与声明书、《承包合同》、《委托书》、打款凭证、结婚证复印件等证据及原、被告庭审陈述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真实有效、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合同主体的确认问题。合同主体的确认需从合同的形式要件及合同约定的实质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承包合同》中明确载明的发包方为简州驾校，承包方为胡清林，合同约定由被告胡清林承包经营简州驾校，被告胡清林需向简州驾校支付相应的承包费等内容，从《承包合同》的形式要件及合同内容约定，合同权利义务均指向被告简州驾校及胡清林，虽然简州驾校的合伙人在合同的“股东签名”栏处签名，但合伙人在合同中的签名行为，体现了合伙人履行内部事务决策程序的情况，并不能因此而当然认定简州驾校的合伙人为《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故，本院确认《承包合同》的合同当事人为被告简州驾校及胡清林。关于二原告是否主体适格的问题。二原告并非合同当事人，其是否具有主张《承包合同》无效的主体资格，应考察合同对于二原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承包合同》订立时，简州驾校的合伙人为原告高诗能，而非原告高宇，但之后原告高宇承接高诗能在简州驾校的合伙份额，成为简州驾校的合伙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及第五十三条“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规定，简州驾校与胡清林订立的《承包合同》对订立合同时的合伙人高诗能及后入伙的合伙人高宇均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高宇、高诗能提起确认《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适格。故，对二被告提出的二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李忠的代签行为是否属于无权代理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原合伙人曾素英向李忠出具委托书，委托李忠行使其在简州驾校中的权利义务。被代理人曾素英于2016年2月17日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的规定，受托人曾素英死亡后委托合同终止。二被告并未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高诗能重新委托李忠或李忠的代签行为取得了高诗能的同意，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责任。虽然被告胡清林的配偶将首期承包费汇入了原告高诗能的账户中，但转款信息中并未直接记载所汇款项系首期承包费，被告胡清林也未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对原告进行了相应的告知，不能仅凭转账凭证而认定原告高诗能对李忠的代签行为予以追认。故，李忠在《承包合同》的股东签名栏处，代原告高诗能的签名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被告胡清林提出即使李忠代签行为属无权代理，但胡清林在订立合同时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限，李忠的代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抗辩意见，但授权委托书系曾素英委托李忠，而李忠却代高诗能在合同中签名，在被告胡清林知晓曾素英已死亡的情况下，不符合表见代理需具备善意的构成要件，即李忠的代签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关于被告简州驾校与胡清林订立的《承包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对合伙事务形成内部决议，然后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合伙企业对内决议与对外形成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不同的法律范畴。李忠无权代理行为仅涉及合伙企业内部的决议问题，原告高诗能并非《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不能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规定而直接认定《承包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承包合同》是否有效，应从合同是否具备意思表示要件而成立，及《承包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首先，合同主体胡清林系简州驾校的合伙人之一，其知晓简州驾校合伙事务议事规则，在原告高诗能未同意的情况下，其余合伙人是否有权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与其中一名合伙人订立合同，成为判断《承包合同》是否具备意思表示要件而成立的关键。《简阳市简州驾校合伙协议》第6条约定“在合伙期间，如有工作争议，执行合伙会议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解决。”的内容。虽然二原告提出该条约定系合伙一般事务的决策程序，而非重大事务的决策程序，本案经营权的承包属于重大合伙事务决策，在合伙协议未作规定的前提下，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由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意见，但合伙协议第6条并未具体指明该决议程序针对一般合伙事务，且部分合伙人对经营权的承包并非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列举的情况。根据合伙协议第6条的文义理解，合伙人对于合伙事务有争议的，除合伙协议中明确要求全体合伙同意的情况外，均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进行决策。虽然原告高诗能未在《承包合同》中签字，也不予追认，但其他五名合伙人均在该合同中签名，根据合伙协议第6条的约定，应认定简州驾校除原告高诗能以外的其余五名合伙人，有权以简州驾校的名义与被告胡清林订立经营权承包的合同，且订立的合同具备主体、意思表示及合同内容的要件，该合同成立。其次，成立的合同是否生效，需从合同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及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等因素进行合法性评价。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的内容，但该禁止性规定仅限于合伙人与合伙企业的交易损害了合伙企业利益的情形，而本案中二原告并未举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合伙人胡清林承包合伙企业的经营权损害了合伙企业的利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简州驾校与胡清林签订的《承包合同》，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所列举的情况。故，对二原告提出《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四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条、四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宇、高诗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00元，由原告高宇、高诗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税旭东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书记员  陈叔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