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京03民终4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秋，女，1979年9月1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义占，北京汉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北京汉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宇，女，1974年5月1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友，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智，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宁，男，1955年1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友，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智，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平，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贞友，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智，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慧娟，女，1973年9月3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佟怡汲，河北曾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玉秋因与被上诉人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商）初字第32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玉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撤销杨玉秋于2013年11月2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3、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否认被上诉人存在欺诈，论证有误，系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避重就轻，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回避双方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仅将其认定为合同的履行并不影响法院判断双方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这是避重就轻的论证，对分析和认定原审争议焦点二，并无实质助益。2、原审前后矛盾，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先是否定国检公司的财务情况系作为上诉人决定是否签协议的要素之一，后又肯定其财务情况己被如实披露且上诉人系在考虑该等要素之后仍愿签订本案协议。这是前后矛盾的表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在判决中并未实质否定以下事实，即国检公司的财务状况事关国检公司的公司价值和股权价值，是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的重要参考因素，是股权转让协议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条款，也是上诉人决定是否愿意签订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国检公司并成为其控股股东的核心因素。3、原审预设立场，认定事实不清。合同应被当事人严格遵守和执行，必须排除种种可能影响合同有效性的情形，而不是如原审判决中简单地表述为“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上诉人认为，原审之所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订立不排除是双方真实且自由的意思表示的可能，乃是由于该协议中有上诉人的亲笔签名，于是原审预设了“签字就表示认可、认可就应当遵照履行”的前提，但这种预设立场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若该论证成立，则上诉人同样可以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也不足以排除被上诉人的确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的可能性。4、原审片面分析，认定事实不清。原审一一割裂地否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导致原审无视《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来龙去脉及协议签署过程中的诸多欺诈疑点，继而认定事实错误。虽然合同是否有效与合同如何履行是两个法律概念，但国检公司的股权结构及财务状况均是上诉人签署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前的既成事实，如果被上诉人签约前己怀抱欺诈的故意，则其不正当目的是否能够得逞，最终还要看合同履行的结果。因此，认定被上诉人在合同订立阶段是否对上诉人存在欺诈，必须要对被上诉人在签约之前、之时及之后的行为进行综合认定，要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而不能人为地割裂合同的订立过程与合同的履行过程，孤立地、片面地判定被上诉人的主观意图。			二、上诉人原审证据及本次提交的新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隐瞒股权转让背后的真相，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被上诉人欺诈行为具体表现为：1、虚构基本事实，夸大国检公司信用，利用其处于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地位，及利用上诉人的投资需求及对投资一事的急迫、轻率、无经验，诱使上诉人汇出首笔200万元“借款”。2013年11月21日上午，被上诉人通过朋友王琴（现股东之一）告知上诉人国检公司虚假的基本信息，诱使上诉人相信能接手国检公司是机遇，并将案外人许国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展示给上诉人，以表明国检公司现在很抢手。当日下午，国检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剑（国检公司正式员工随即催促并告知上诉人，必须于次日向其指定的国 检公司账户以借款形式汇入200万元作为履约金，否则将错失此次收购机会，出于信任及事态紧急，当时还身处新疆的上诉人未能做及时调查，便于次日上午，在还未签署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按照金剑指示以借款名义网银转账先行汇入200万元到国检公司账户。			2、利用未经授权的国检公司普通职工蒋秀英以及先后两份内容相同的股权转让协议，骗取上诉人仓促签署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2013年11月22日上午，在向国检公司汇款200万元后，上诉人立即从新疆赶到北京，并于当日见到金剑及金剑介绍的国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秀英，金剑催促先签合同才有保障，并拿出事先拟好的《股权转让协议》让上诉人签字，因相信国有企业的信誉及该公司有1000万元注册资本，上诉人遂按金剑的意思于当日先签了协议。蒋秀英无权代表、且无权代理国检公司，订立合同时，国检公司以及蒋秀英也无 权处分四被上诉人股权，上诉人不仅因此遭受被上诉人及隐名股东金剑的欺诈，而且，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便具有效力上的瑕疵。			3、被上诉人违反工商管理法规规定，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工商变更登记。国检公司2013年11月25日“第九届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013年11月25日通过的新的《公司章程》、2013年11月25日四被上诉人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分别与上诉人之间四份所谓的《出资转让协议书》、2013年11月25日国检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的《公司变更（改制）登记申请书》及《指定（委托）书》中，所有应当由上诉人本人当场亲自签署的法律文件均非上诉人本人所签，均为他人代签；而四被上诉人并未见过上诉人，也未开过相关股东会和董事会，但在股权变更登记中，四被上诉人向工商登记机关提交了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骗取了工商变更登记。详见工商档案各文件证据。			4、四被上诉人知情并隐瞒其增资款被金剑挪用的事实和四被上诉人被金剑以增资名义欺诈的事实，而四被上诉人并未追究金剑掏空国检公司的责任，而是默许并配合金剑寻找新的投资人，以股权转让方式骗取上诉人承接其毫无价值的国检公司股权。			国检公司工商档案及北京中瑞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中瑞连验字 [2011]93号《验资报告》显示：2011年12月21日，国检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当时未验资）增加至实缴1000万元（验资通过）。700万元增资款到账后，仅仅2011年11月28日当天、11月30日和 31日以及2012年1月5日四天时间，国检公司工行北三环支行账户累计以“还款”名义共汇出679万余元。详见国检公司2011年12月第26号及第32-39号记账凭证、支出凭证、网银交易凭单以及银行电子对账单。关于蒋秀英、李红艳与金剑之间的财务往来关系，详见2014年 1月16日蒋秀英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银行汇款凭证、2014年1月 16日李红艳出具的《情况说明》、银行汇款凭证及国检公司2013年 11月25日第13号记账凭证、2014年1月16日国检公司出纳文志斌出具的《情况说明》及银行对账单。证明：员工李红英、蒋秀英的身份证及个人账户皆被国检公司“金总”金剑利用。2013年11月22日，上诉人将首笔200万元汇入国检公司账户（详见两份农行网银交易凭单及收据），当日便被金剑以“还款”或“付费用”名义利用李红艳和蒋秀英两人账户转出144.7606万元，随后又转至其个人账户144.5万元；且当日及至2013年12月19日，以“还款”名义转出至温宇账户32.34万元；并多次以“付费用”名义转出至吴修山、柴子超、ＸＸＸ、薛贵荣、刘翠及杨志辉账户共计 16.8815万元；上述短短二十几天时间，以“借款”或“付费用”名义从国检公司账户转走的资金合计193.9821万元。详见2013年11月及12月国检公司工行存款对账单。			2013年11月29日，上诉人通过新疆东方汇商贸有限公司将第二笔300万元汇入国检公司账户（详见两份电子银行业务凭单及收据）；2013年12月5日，隐名股东金剑通过代其在国检公司持股的名义股东肖慧娟将300万元全部转至其个人账户。详见2013年12月 5日金剑手书《关于肖慧娟代持国检公司30%股权转让的承诺》、2013 年11月及12月国检公司工行存款对账单、被上诉人陈宁签署《支出凭单》、三份工行（付款）业务回单以及肖慧娟2013年12月6日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也就是说，上诉人支付至国检公司账户的500万元中，至少有 444.5万元全部被转移至隐名股东金剑的个人账户，这与《股权转让协议》中提到的“交割后第二笔缴款中的100万元转为公司运营资本，400万元用于给付公司账面应付款项”完全背道而驰，协议签订后上诉人给付钱款的去向，足以揭示出这原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综上，国检公司财务变动的事实，特别是结合四被上诉人增资后增资款被金剑大部分挪用的事实，被上诉人ＸＸ宇、曹建平、陈宁以及名义股东肖慧娟作为国检公司当时的新股东，依法对公司负有监管 义务，应当积极维护国检公司合法权益，其对国检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剑挪用增资款侵犯本公司合法权益的事实是知情的，但却对上诉人隐瞒，并期望或放任乃至伙同金剑欺诈上诉人，诱使上诉人签订了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意图转嫁他们被金剑欺诈的损失。			5、隐瞒国检公司存在大额债务的事实，致使上诉人成为国检公司股东后，因公司偿债问题遭受重大损失。2014年7月，案外人范萍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国检公司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下称朝阳法院），要求国检公司偿还其借款 100万元及利息。2016年8月10日，朝阳法院判决支持范萍的全部诉讼请求。详见朝阳法院（2015)朝民（商）初字第59077号民事判决书。此外，2014年4月18日，北京中金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国检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根据财务报告记载，国检公司资产总计 360.875671万元，负债总计423.04681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2.189144万元，2013年度的净利润为-197.739439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062. 189144万元。该审计报告反映出：上诉人接手公司时，国检公司财务总体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经营上处于亏损状态，股权权益就是一句空话。被上诉人及金剑以虚高的1500万元的价值将国检公司的股权转让，与实际不符，其意图通过本次转让获取非法利益。详见国检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可见，被上诉人对国检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是清楚的，默许金剑转让他们的股权，就是为了找到新的接盘人，挽回自己被金剑欺骗的损失。			综上所述，四被上诉人伙同隐名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金剑，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隐瞒其增资款被金剑挪用、欺诈的事实，隐瞒国检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隐瞒公司大额债务，骗取上诉人的信任，不是以股东名义，而是以国检公司名义与上诉人签订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而转让毫无价值的股权，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已构成民事欺诈、甚至刑事诈骗犯罪。故上诉人依法提出上诉，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以及《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上诉人2013年11月22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ＸＸ宇、陈宁、曹建平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协议合法有效，签订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签订之时双方均知晓公司存在债务，协议中针对债务进行约定，因此我方不存在欺诈。我方认可协议内容，也认可蒋秀英的代理行为。			肖慧娟辩称：不同意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我方认可协议内容，也认可蒋秀英的代理行为。			杨玉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撤销杨玉秋与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国检认证公司系经工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3年11月，国检认证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东ＸＸ宇出资150万元，股东曹建平出资150万元，股东陈宁出资400万元，股东肖慧娟出资300万元。			2013年11月22日，杨玉秋作为A方（重组股东）代表与B方（北京国检认证联合中心）代表蒋秀英、C方见证方金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约定：AB两方经友好磋商就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股份转让事宜在C方见证下达成以下协议；转让标的为B方（北京国检联合认证中心是国家质检总局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第三方认证机构，现有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按1500万元转让给A方（按磋商实际价1400万元交割，100万元转为公司运营资本，作为结算应付款及其他押金等费用）；转让方式为重组协议签署前，A方将200万元以借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一笔缴款，协议签署后五日内A方将300万元以借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二笔缴款，交割后第二笔缴款中的100万元转为公司运营资本，400万元用于给付公司账面应付款项，费用不足部分由B方（原股东平摊）结算，如有盈余费用将不予以分割，作为申报审批备案费用开列；重组协议签署十日内A方将股本1000万以股权转让款汇入B方开户行账户作为重组第三笔缴款，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C方分别按原股东持股比例从B方账户用公司网银汇给原股东；A方需在重组协议签订后五日和十日内分别将1300万元汇入B方账户，B方确认后通知原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照认证行业规则，由A方（新股东）负责日常运营；为避免衔接的缺位，A方委托C方负责接管B方经营进行清算，A方管理具体事务，并陆续招聘或派驻管理人员参与经营与财务管理，按正常手续申请国家认监委的变更审批，以及工商、税务、银行等变更手续；A方负责自2013年12月1日起B方的运营收入和支出，2013年11月30日之前B方的所有债权债务与A方无关由C方负责清算并承担协助处理所有应付应支费用，相关移交由A方和C方共同介入直至移交完毕；杨玉秋、金剑、蒋秀英分别在合同上签字，国检认证公司在B方落款处盖章。庭审中，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表示认可蒋秀英及国检认证公司做出的意思表示。杨玉秋亦对《股权转让协议》系约定由杨玉秋受让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股权不持异议。			2013年11月25日，杨玉秋作为A方与B方王琴、C方陈宁签订《股权重组协议》，三方约定国检认证公司股权按磋商价1500万元转让给A、B、C三方；国检认证公司100%股权分割为：A方出资8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80%的股权，B方出资1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C方出资100万元认购国检认证公司10%的股权；国检认证公司运营资本500万元，以借款方式出借汇入公司账户，其中400万元给付原股东，100万元作为实际运营投入由A、B、C三方筹集，经营所得优先给付；国检认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大股东A方担任，设立董事会兼任董事长，不设董事会兼任执行董事，监事由不参与运营的股东担任，选举推荐均可，设监事会兼任监事长。			2013年11月22日，杨玉秋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2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杨玉秋通过新疆东方汇商贸有限公司以借款名义向国检认证公司汇款300万元。			2013年12月4日，国检认证公司变更工商登记，将股东变更为杨玉秋出资800万元、陈宁出资100万元、王琴出资100万元。			2014年4月18日，北京中金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国检认证公司委托出具了国检认证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并认为国检认证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公允方面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根据国检认证公司的财务报表记载，国检认证公司资产总计3 608 756.71元、负债总计4 230 468.15元、所有者权益为－621 891.44元，2013年度的净利润为－1 977 394.39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0 621 891.44元。			庭审中，杨玉秋对其已经形式上控制国检认证公司不持异议，并自认已经持有公司章证照及部分财务账册，但认为财务账册不完整。			关于杨玉秋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杨玉秋陈述称首先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对杨玉秋进行了欺诈：合同签订时曾告知杨玉秋国检认证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曾告知杨玉秋国检认证公司有1500个固定客户，几个月内就可以收回投资；杨玉秋向公司账户汇入500万元后未进行交接，但是杨玉秋无法与原股东取得联系；原股东未告知杨玉秋目标公司存在1000余万元亏损，并且有600余万元负债未披露；国检认证公司经审计有300余万元的长期投资下落不明，有700余万元增资款被转走下落不明；公司现金账目显示现金是55万元，但实际账户只有14万元；金剑未告知杨玉秋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玉秋不清楚公司实际股权结构；杨玉秋将首期投资款汇入公司账户后即被挪作他用。其次，杨玉秋受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误导，致使杨玉秋对受让的股权价值产生错误的认识，构成重大误解。			一审法院认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诉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杨玉秋主张其受对方误导，对受让的股权价值产生了重大误解签订了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重大误解仅适用于行为人因自身过错，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物的内容、数量、种类、质量等产生与客观实际不符的认识，从而作出与瑕疵意思表示的情形，误解的内容一般指合同的性质、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现杨玉秋主张其系受到对方误导，对市场价值作出错误判断，不属于因自身过错导致认识错误，因此不属于重大误解的情形，如对方确有故意的错误陈述，则构成欺诈。			二、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是否对杨玉秋进行了欺诈。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当事人由于他人的故意的错误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张相对方构成欺诈的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欺诈的故意、进行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以及欺诈行为与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本案杨玉秋主张的欺诈内容中，杨玉秋未提交证据证明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或直接签订合同的蒋秀英、国检认证公司曾承诺国检认证公司为国有企业，或在几个月内可以收回投资，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原股东无法联系及不配合交接系合同签订之后的履行行为，不属于在订立合同时进行欺诈的范畴；关于公司的财务情况，因各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涉及国检认证公司的财务情况，而仅强调了该公司具有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出让股东亦未承诺公司的资产情况，并表示“40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账面应付款项，费用不足部分由前股东平摊”，应当视为出让股东已经披露了公司债务并承诺承担未披露部分的超额债务，故杨玉秋主张出让股东在公司资产负债情况上对杨玉秋进行了欺诈未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院不予采信；杨玉秋主张公司现金账户资金与账册不符，其转入公司用于偿还账面债务的款项被挪用均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交付问题，不足以证明在合同签订时出让股东有欺诈的故意，亦并非合同撤销的法定事由；杨玉秋主张金剑系国检认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玉秋在受让时不知道国检认证公司的实际股权结构，对此法院认为，国检认证公司的实际股权结构不影响出让股东履行交付义务，现出让股东均认可出让股权的协议，已经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并将国检认证公司的章证照移交杨玉秋，故不能仅据此认定出让股东存在欺诈的故意，也不足以说明未披露实际股权结构与杨玉秋作出的所谓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杨玉秋主张出让股东构成欺诈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玉秋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杨玉秋提交员工证明证明金剑系国检认证公司职员，是该公司实际控制人；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对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杨玉秋提交银行对账单、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等证据证明国检认证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增至1000万，后679万元短时间内汇出，四被上诉人对注册资金转移一事知情并隐瞒；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杨玉秋提交民事判决书证明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知情并隐瞒国检认证公司存在大额债务之事实；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主张转让协议中对债务问题明确进行约定，不存在隐瞒；肖慧娟认可证据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另查，一审审理中，经询，杨玉秋及ＸＸ宇、陈宁、曹建平、肖慧娟均认可本案所涉转让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杨玉秋称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受让股东手中的股权。			本院认为，杨玉秋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欺诈，故申请撤销该协议，杨玉秋主张的欺诈情形包括：虚构事实，夸大国检认证公司信用、抽逃注册资金、挪用公司款项、公司资金去向不明、隐瞒公司债务、工商登记材料虚假等。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欺诈是指以使人发生错误认识为目的的故意行为，当事人由于他人的故意的错误陈述，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而为意思表示。主张相对方构成欺诈的当事人应当举证证明对方当事人存在欺诈的故意、进行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以及欺诈行为与错误意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杨玉秋主张存在虚构事实，夸大国检认证公司信用的欺诈行为，但未就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关于抽逃注册资金、挪用公司款项、公司资金去向不明、隐瞒公司债务等涉及公司财务情况之情形，因各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未涉及国检认证公司的财务状况，出让方亦并未就公司的资产状况作出承诺，且各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400万元用于支付公司账面应付款项，费用不足部分由前股东平摊”，应当视为出让股东对公司债务已经进行告知并作出承诺，杨玉秋以上述理由主张存在欺诈应予撤销协议依据不足；杨玉秋主张国检认证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存在虚假及公司账面资金与账册不符，属于协议签订后的履行问题，不足以证明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亦不能达成撤销协议之后果；杨玉秋主张金剑系国检认证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玉秋在受让时不清楚公司实际股权结构，但杨玉秋仅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提交规则，对证据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且国检认证公司实际股权结构不影响出让股东履行交付义务。至于协议签订时双方当事人为杨玉秋与国检认证公司这一问题，因本案各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均认可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杨玉秋亦认可签订协议的真实意思是受让股东手中的股权，现出让股东均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并将国检认证公司的章证照移交杨玉秋，故亦不能据此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存在欺诈而撤销。			综上所述，杨玉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杨玉秋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京		审  判  员    金园园		代理审判员    张海洋			二〇一七年二月八日			法 官 助理    俞  洁			书  记  员    张旭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