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01民终64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董胜涛，男，1969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光亮，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光增，男，197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方凤，女，1970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卫超群，女，1995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培博，山东盛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董胜涛因与被上诉人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6）鲁0113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董胜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光亮、被上诉人卫超群及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培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胜涛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正。一、本案的案由是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明确了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后，上诉人只需证明款项实际到位的事实，对于款项支付原因这一要件事实转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的，则需承担败诉后果。本案上诉人意图实现将来投资获取收益的目的而为给付，被上诉人收到该笔款项后，并未将上诉人给付的70000元用于投资。被上诉人的行为直接导致给付目的不能按照给付意图实现，被上诉人受领给付欠缺保有给付利益的正当性，因而构成不当得利。一审诉讼中，通过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长清支行交易明细可以明显看出：上诉人于2014年3月15日通过银行方式转入被上诉人焦方凤账户70000元。一审判决也对该事实予以了认定，据此，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证实了款项已经实际到位。但一审判决第三页第七行认定：“三被告不认可，原告未提出相应证据证实，故本院对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不当得利70000元及利息42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此时，被上诉人对于款项支付的原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辩称该70000元是上诉人偿还的在2014年1月2日借款，但是被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以证实自己的主张，况且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本人名下中信银行2013年12月份的银行交易明细来证明上诉人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给被上诉人，并不需要向被上诉人借款。因此，上诉人的辩称根本不成立。所以，在一审诉讼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款项支付的原因提出合理合法的证据，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败诉的后果。二、一审判决适用程序错误，未审先判，判决显失公平。(一)本案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与2016年9月27日两次开庭审理，但上诉人收到的判决书载明的判决日期却是2016年6月15日。案件还未开庭审理完毕，判决结果就已拟定好了，违反了民事诉讼法，是对司法程序的违背，更无法保证公平公正。(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是2016年3月11日立案，当时以简易程序立案，后改为普通程序，并于2016年9月27日第二次开庭，但一审法院以简易程序进行判决。根据一审判决书第一页倒数第三行所载明的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但在审判人员的落款中只有审判员一人，并且案件受理费也是按照简易程序收取，所以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此外，上诉人收到的一审判决书落款时间是2016年6月15日，但之后又裁定变更为2016年10月14日，如果按简易程序审理也早已超过了审理期限，期间并没有法定延长期限的事由。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上诉人诉卫光增、卫超群主体欠妥，卫光增、卫超群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三、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4年以投资获取收益的名义找到上诉人，并承诺上诉人收到款项后给上诉人开通投资账户用于投资并获取收益，上诉人的该主张未提供出相应证据证实，该主张并不真实。上诉人于2014年3月15日通过农业银行长清支行汇给被上诉人焦方凤的70000元系偿还焦方凤的借款，故上诉人要求三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70000元及利息4200元的主张不成立。董胜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卫光增、卫超群、焦方凤立即返还董胜涛70000元及利息42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胜涛于2014年3月15日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长清支行的董胜涛账户62xxxx9411中将70000元转入焦方凤账户62xxxx9211中，现董胜涛以焦方凤未将该款用于给董胜涛开通投资账户，焦方凤的这种做法给董胜涛造成巨大损失，为此，董胜涛为要求焦方凤返还不当得利70000元及利息4200元而诉至一审法院。双方形成诉讼。诉讼中，董胜涛主张焦方凤2014年以投资获取收益的名义找到董胜涛，并承诺收到董胜涛款项后给董胜涛开通投资账户用于投资并获取收益，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不认可，董胜涛未提供出相应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董胜涛于2014年3月15日通过银行方式转入焦方凤账户中70000元的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诉讼中，董胜涛主张焦方凤2014年以投资获取收益的名义找到董胜涛，并承诺收到董胜涛款项后给董胜涛开通投资账户用于投资并获取收益，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不认可，董胜涛未提供出相应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对董胜涛要求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返还不当得利70000元及利息42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案经调解未果，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董胜涛要求被告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立即返还原告70000元及利息4200元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董胜涛提交如下证据：董胜涛妻子李连兰账户明细、身份证复印件及结婚证，证明董胜涛是其妻李连兰的上线，李连兰投入该资金账户后对上诉人有返利，进入上诉人的返利账户，以反驳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自己账户中有收益的事实。经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述身份证复印件及结婚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账户明细有异议，加盖的公章是业务专用章，不是行政公章，且该证据没有经办人签字，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返利情况，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经审理本院认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应为:（1）取得不当利益;（2）造成他人损失;（3）得利人取得利益没有合法根据。首先，董胜涛诉请被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其应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即董胜涛应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取得涉案7万元系不当利益，并无合法根据，且自身存在损失。其次，基于特定基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而不能避开基础法律关系直接提起不当得利诉讼。本案董胜涛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还款,并未证明被上诉人焦方凤取得涉案70000元无合法根据，相反，董胜涛主张其为实现将来投资获取收益的目的而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款项，被上诉人收到涉案款项后，并未用于投资。被上诉人则抗辩涉案70000元系偿还焦方凤借款。据此，本院认为，董胜涛虽以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但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均认为双方存在有关投资获取收益等基础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则始终抗辩董胜涛与焦方凤之间存在借款等基础法律关系。鉴于本案双方均认为焦方凤收取涉案款项70000元是有原由的,此证实就涉案70000元的支付而言，董胜涛与焦方凤之间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非属不当得利。董胜涛以不当得利为由诉请卫光增、焦方凤、卫超群返还70000元并支付利息,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上诉人主张的一审程序违法及错误问题，经本院审查，一审判决书落款处署名及日期文字有笔误，但一审法院业已依法裁定予以补正，一审程序并无不当之处，故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及错误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董胜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论理部分欠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55元，由上诉人董胜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车言江代理审判员  许海涛代理审判员  王立强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