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03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乐添，男，198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生，男，1954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岐，四川威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鹏翔，四川威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88号中航国际广场3幢15层1501-1509、1515室。 法定代表人：单金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群革，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茂婷，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单金飞，男，195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四川法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乐添、孙建生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小贷公司）、单金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乐添、孙建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凤岐、罗鹏翔，被上诉人浙商小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群革、汪茂婷，被上诉人单金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乐添、孙建生上诉请求：撤销原审（2017）川0191民初254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浙商小贷公司对孙乐添、孙建生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12月6日浙商小贷公司向孙乐添出借款项后，孙乐添通过相同账户将该笔借款归还至浙商小贷公司同一账户，故孙乐添与浙商小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消灭。孙乐添归还款项时并未备注“代王辉还款”字样，中信银行回复法院原始记录上有备注，但未提供书面凭证，难以服人。二、2016年1月23日《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中明确责成单金飞将占有的孙建生土地款用于偿还孙乐添的借款本息，且孙建生担保的浙商小贷公司债务人中孙姓债务人只有孙乐添，故《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中“该500万元用于偿还孙贷款”，此处的孙应为“孙乐添”，孙乐添的500万元借款已经偿还，而非一审认定的偿还马开纳300万元、蒋承明200万元。三、依据浙商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案涉债务已经转移给单金飞，孙建生是案涉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孙乐添仅为名义借款人、浙商小贷公司是债权人，故无需名义借款人孙乐添签字也应成立债务转移。故孙乐添所欠浙商小贷公司的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已不复存在。 浙商小贷公司答辩称，1.浙商小贷公司向法院提交中信银行转账凭证载明了“代王辉还款”，一审中双方到中信银行调查时，银行负责人配合法官做了详细说明，一审法官当庭公布调查笔录时上诉人亦未提出不同意见，故孙乐添当日转款是代王辉还款；2.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0万元、400万元的原始凭证上载明是归还马开纳、蒋承明的借款；3.孙建生与单金飞及浙商小贷公司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单金飞代理孙建生还款，并非是债务转移。故孙乐添、孙建生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单金飞答辩称，1.孙乐添归还的500万元是代王辉还款，与本案无关；2.单金飞基于协议的还款行为明确备注了借款人，并非孙乐添；3.孙建生委托单金飞还款，并非是债务转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上诉。 浙商小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孙乐添偿还浙商小贷公司欠款本金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自2013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而浮动调整）；2.孙乐添支付浙商小贷公司为实现债权产生的诉讼、保全、公告、律师费等相关费用；3.孙建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建生与单金飞均为浙商小贷公司股东，单金飞为浙商小贷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建生与单金飞另为案外人成都浙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其中孙建生持股65.65%，单金飞持股34.35%，孙建生为法定代表人。孙建生与孙乐添系父子关系。 2013年12月6日，浙商小贷公司（贷款人）与孙乐添（借款人）、孙建生（保证人）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5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利率为年利率22.4%。保证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审计、公证、诉讼、执行、律师费等必要费用。保证期间以每笔借款凭证确定的债务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当日，浙商小贷公司向孙乐添转款支付了借款500万元。孙乐添向浙商小贷公司出具了《收条》。同一日，孙乐添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上摘要为：“代王辉还款”。 另查明，2012年12月28日，浙商小贷公司与案外人王辉、孙建生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辉向浙商小贷公司借款500万元，孙建生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当日，浙商小贷公司向王辉转款支付借款500万元。2013年12月26日，浙商小贷公司再次与王辉、孙建生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辉向浙商小贷公司借款500万元，孙建生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浙商小贷公司于当日向王辉转款支付借款500万元。 2014年8月14日，孙建生（甲方）、单金飞（乙方）、案外人袁海忠（丙方）与浙商小贷公司（丁方）四方签订《还款协议》一份，载明“鉴于：……3、截至2014年8月14日止，甲方担保的王辉、孙乐添、马开纳、蒋承明、胡裕生在丁方处贷款本金共计2050万元、利息共计万元（利息按28.4%/年计算）；4、截至2014年8月14止，甲方担保的黄柏根在丁方处贷款本金为800万元、利息万元（利息按%/年计算）；现甲、乙、丙、丁四方就上述借款偿还及担保责任之承担（清偿）相关事宜经协商一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兹各方共同遵照执行：一、甲方自愿以其目前合法持有的……分别用于清偿或担保清偿上述四项债务清偿不足部分，甲方承诺继续承担偿付责任。二、具体清偿及担保清偿方式：1、甲方委托乙方全权负责对以下款项行使全部管理和支配权力：A.大邑县国土资源局根据2014年8月13日所签订的两份《解除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约定，自2014年8月30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止分三次退还浙商置业公司、邑兴公司的土地款中甲方按其股权所对应的全部资金；浙商小贷公司.上述资金按先后顺序用于清偿以下债务：a.鉴于条款中第1条所述乙方个人债权本息；浙商小贷公司.鉴于条款中第3条所述甲方担保债务本息；……三、甲方承诺上述各笔债务之利息均分别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针对上述任何一笔未清偿债务余额，甲方承诺以其其他资产向债权人分别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2014年8月28日，案外人何宽全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40万元，《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上摘要为：“还王辉胡裕生蒋承明借”。2014年8月29日，何宽全再次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万元，《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上摘要为：“还蒋承明借款”。何宽全为浙商小贷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1月16日，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0万元，《中信银行来账业务回单》上摘要为：“汇款”。2015年1月29日，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400万元，《中信银行来账业务回单》上摘要为：“单代蒋承明、马开纳还款”。2016年1月9日，浙商小贷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形成《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经与会董事及股东一致表决，通过以下董事/股东会决议：……2、公司股东孙建生之大邑公司所应分款项，按2014年8月各方协议规定的应偿还小贷公司部分，责成单金飞在与孙建生核算完毕后10日内支付给公司（注：此款足够偿还孙乐添之小贷公司借款本、息，剩余部分可偿还孙建生为励栋、黄伯根担保的小贷公司借款本、息）……”。 2016年1月23日，孙建生与单金飞签订《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见证人有案外人赵琨、何宽全、罗群革、汪茂婷。该备忘录载明：“根据大邑浙商、邑兴二公司章程及此前签署的《还款协议》、《清算基本原则》等约定，股东单金飞、孙建生经多次核算、协商，就上述二公司所涉二人债权债务清算事宜，达成以下备忘录。一、2014年8月28日，第一笔土地回款扣留公司各项费用及预算开支后，纳入退还股东投资款为2900万元，孙建生（以下简称“孙”）按其持股比例65.65%，应分得1903.85万元；单金飞（以下简称“单”）按其持股比例34.35%，应分得996.15万元。……（二）剩余款项单代孙偿还浙商小贷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1275万元（1、本金1050万元【即：王辉500万元、胡裕生400万元、蒋承明150万元】；2、截止2014年8月31日利息225万元【王辉99.3万元、胡裕生83.3万元、逾期还款公司外借所致利息差43.5万元】。1、2合计1275万元）；（三）至2013年12月31日，孙名下小贷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之中，孙应向小贷公司承担借款本金704万元、单承担296万元；……二、2015年1月13日，第二笔土地回款扣留公司各项费用及预算开支后，纳入退还股东投资款为1660万元，孙应分得1089.79万元；单应分得570.21万元。（一）关于小贷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1、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20日止，孙指定第三人在小贷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其中孙乐添500万元、马开纳300万元、蒋承明200万元），利息253万元（注：1、按照年利率24%计算，每年360天计，共计380天）。另，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27日止，蒋承明欠息26.7万元（注：蒋原借款350万元，2014年9月27日偿还本金150万元，该150万元尚欠利息26.7万元。计算方式同上）。故，自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月20日止孙指定第三人欠小贷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利息279.7万元，总计1279.7万元。截至2015年1月20日止，孙指定第三人欠小贷贷款本、息为1279.7万元，其中用于浙商公司本金859万元、利息217.6万元，合计1076.6万元（孙按其持股比例65.65%应承担706.79万元，单按其持股比例34.35%应承担369.81万元）；孙用于个人本金141万元、利息62.1万元（含141万元所产生利息及上述蒋承明欠息的26.7万元），合计203.1万元；（二）2015年1月16日单向小贷还款100万元，1月29日又还款400万元，合计500万元，该500万元用于偿还孙贷款。……五、综合算账（注：均计至2016年1月22日止）1、孙应收单754.96万元，其中：……3、截至2014年1月20日以孙之委托人贷款中应由浙商公司单总承担的369.81万元小贷公司贷款本息（本金295.06万元、利息74.75万元）调整为单是债务人，完善债务转移三方（孙、单、小贷公司）协议。……本备忘录以日前具有的全部客观真实、合法有效的财务凭证和文件为清算基础，如此后出现新的且与前述凭证、文件不一致的凭证、文件，则据实依法另行核算。” 还查明，2016年5月19日，浙商小贷公司因案涉纠纷以孙乐添、孙建生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于2016年10月27日撤诉。浙商小贷公司为提起本案诉讼，于2016年5月18日与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于协议签订之日按起诉金额的1%支付律师费，回款后再按回款金额1%支付律师费。浙商小贷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向四川赛格律师事务所支付了20万元律师费，浙商小贷公司称包含本案律师费74000元在内。再查明，2013年12月6日该时段，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为年利率5.6%。此后，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逐步下调至年利率4.35%。 上述事实，有浙商小贷公司、孙乐添、孙建生、单金飞的当庭陈述，浙商小贷公司提交的与孙乐添签订的《借款合同》《同意保证承诺书》《中信银行进账单》《收条》《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回单，以及与王辉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中信银行进账单》《同意保证承诺书》《收条》《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还款协议》，两份《中信银行网银业务回单》，两份《中信银行来账业务回单》，《民事裁定书》及《先行调解告知书》；孙乐添、孙建生提交的《中信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决议》、《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一审法院依职权向中信银行成都紫荆支行、中信银行西区支行调查取证所形成的查询回执、《询问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孙乐添、孙建生对案涉借款关系的成立未提出异议，认可收到借款本金500万元。其抗辩意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案涉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二是案涉借款发生债务转移；三是浙商小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诉讼时效。就案涉借款是否偿还完毕，被告方主张了两次还款行为：1、2013年12月6日收款当天，因无用款需求将500万元借款返还给浙商小贷公司；2、2015年1月，单金飞代孙建生向浙商小贷公司还款500万元，该500万元系清偿孙乐添的借款。而就案涉借款发生债务转移，孙乐添、孙建生的主要依据是浙商小贷公司于2016年1月9日的股东会决议。对此，被告方先是于第二次庭审中主张股东会决议系确认案涉借款已通过浙商小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单金飞还到了浙商小贷公司。第三次庭审中，又变更其抗辩意见为股东会决议系债务转移之确认，案涉债务转移至单金飞承担。上述抗辩意见实则相互冲突，经一审法院要求明确，孙乐添以均可能成立为由坚持其全部抗辩。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案涉借款是否偿还完毕。 （一）2013年12月6日的转款行为是否返还案涉借款。 孙乐添虽于当日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但根据《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的记载，孙乐添在转款时备注的摘要内容为“代王辉还款”。而就王辉向浙商小贷公司的两笔500万元借款，浙商小贷公司提交了《借款合同》及转款凭证予以证明，孙建生未否认其担保之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孙乐添于该日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系代他人还款，并非返还案涉借款。 （二）单金飞于2015年1月向浙商小贷公司还款500万元是否用于清偿案涉借款。 单金飞于2015年1月16日、1月29日分别代孙建生向浙商小贷公司还款100万元、400万元，合计500万元。根据《中信银行来账业务回单》的记载，单金飞转款时对100万元备注为“汇款”，对400万元备注为“单代蒋承明、马开纳还款”。而根据2016年1月23日形成的《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的相关记载，截至2015年1月，“孙指定第三人在小贷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其中孙乐添500万元、马开纳300万元、蒋承明200万元）”，即确实存在蒋承明、马开纳欠款的事实。据单金飞当庭陈述，其于转款时未与孙建生协商还款对象，其认为孙建生担保的数笔债务均已到期，偿还哪一笔都可以。故，孙建生未与浙商小贷公司明确约定还款对象，单金飞代为偿还时明确注明了还款对象为蒋承明、马开纳的借款，浙商小贷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应认定该笔还款系偿还蒋承明、马开纳的借款。至于孙乐添、孙建生所称《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中约定“该500万元用于偿还孙贷款”，“孙”姓借款人只有孙乐添，因此该500万元是偿还案涉借款的抗辩意见，该备忘录第一条明确约定“孙建生（以下简称"孙"）……单金飞（以下简称"单"……）”，且全文均以“孙”、“单”指代二人，出现“孙乐添”时均为全称，故此处“孙”亦应指代孙建生，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二、案涉借款是否发生债务转移。 债务转移是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达成协议将债务转移给第三人承担，该第三人取代债务人承担起债务人的义务。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不能证明原、被告及单金飞之间形成了债务转移的合意。 首先，合同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且符合法定要求。债务转移涉及原债务人脱离债务关系，受让方替代原债务人成为新的义务人，使得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发生重大变化，故债务转移的意思表示应当明确具体，且符合法定要求。本案中，被告方主张债务转移的依据是浙商小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但作为借款人的孙乐添并未在该决议上签字，孙建生作为担保人不具有转移主债务的法定权利。并且，从股东会决议的内容来看，其约定为“公司股东孙建生之大邑公司所应分款项，按2014年8月各方协议规定的应偿还小贷公司部分，责成单金飞在与孙建生核算完毕后10日内支付给公司（注：此款足够偿还孙乐添之小贷公司借款本、息，剩余部分可偿还孙建生为励栋、黄伯根担保的小贷公司借款本、息）”，双方争议的“责成”一词，并否法律专业术语，其含义一般理解为指定某人或某机构办成某件事，现实生活中，“责成”基于的法律关系可能有多种，股东会决议中并无明确的债权债务转移意思表示，也无孙乐添或孙建生脱离原债务关系的明确语义，仅凭“责成”之约定不能推定具有债务转移的合意； 其次，对股东会决议的理解分歧应结合2014年8月《还款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定。本案浙商小贷公司与孙建生，单金飞之间的关系较为特殊，孙建生，单金飞均为浙商小贷公司的股东，而三方就案涉债务的偿还早在2014年即作有安排，2016年1月的股东会决议重申按2014年8月各方协议规定的部分责成单金飞支付。现各方对该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应结合《还款协议》的内容予以认定。《还款协议》约定“甲方（审注：指代孙建生）委托乙方（审注：指代单金飞）全权负责对以下款项行使全部管理和支配权利……上述资金按先后顺序用于清偿以下债务……”，并约定“针对上述任何一笔未清偿债务余额，甲方承诺以其其他资产向债权人分别继续承担清偿责任”，从此约定来看，孙建生与单金飞之间形成委托支付关系，即单金飞受孙建生委托以其应分得的公司款项对外清偿债务，就未能清偿部分仍由孙建生继续承担清偿责任，单金飞并无替代孙建生成为案涉借款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故结合《还款协议》的约定来看，浙商小贷公司与孙建生、孙乐添，以及单金飞之间并未形成债务转移的合意。 再次，被告方关于债务转移的主张与后续所形成的《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的内容互相矛盾。孙建生与单金飞于2016年1月23日形成《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该备忘录中，孙建生与单金飞约定“截至2015年1月20日止，孙指定第三人欠小贷贷款本、息为1279.7万元，其中用于浙商公司本金859万元、利息217.6万元，合计1076.6万元（孙按其持股比例65.65%应承担706.79万元，单按其持股比例34.35%应承担369.81万元）；孙用于个人本金141万元、利息62.1万元（含141万元所产生利息及上述蒋承明欠息的26.7万元），合计203.1万元”，即在诉争的2015年1月还款500万以前，孙建生与单金飞按照双方持股比例，约定由孙建生承担909.89万元，单金飞承担369.81万元。备忘录继而约定“截至2014年1月20日以孙之委托人贷款中应由浙商公司单总承担的369.81万元小贷公司贷款本息（本金295.06万元、利息74.75万元）调整为单是债务人，完善债务转移三方（孙、单、小贷公司）协议”。暂且不论孙建生与单金飞之间关于备忘录清算效力的争议（孙建生主张清算结果有效，单金飞主张清算未完成，另本庭注意到该备忘录关于第二笔土地回款的结算，即孙建生应分得1089.79万元，单金飞应分得570.21万元；孙建生应承担还款909.89万元，单金飞应承担还款369.81万元；而综合计算后却得出单金飞应支付孙建生589.79万元及资金占用费144.46万元。对此计算过程和依据，孙建生与单金飞在本案中均未能提供合理解释），即使清算结果有效的情况下，单金飞应承担的浙商小贷公司处借款本金仅为295.06万元，且从约定事项来看，孙建生与单金飞明确知晓应“完善债务转移三方（孙、单、小贷公司）协议”，可见，至2016年1月23日，孙建生与单金飞通过“清算”才确定了其内部各自承担债务金额，并约定完善债务转移手续。而在备忘录之后，孙乐添、孙建生未举证证明孙乐添与浙商小贷公司、单金飞之间完善有债务转移协议，即使认定备忘录具有转移债务的意思表示，其仅为孙建生与单金飞之间的内部约定，因未取得浙商小贷公司同意不能产生债务转移的法律效果。 孙乐添、孙建生虽一直强调单金飞为浙商小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但孙建生亦为浙商小贷公司股东，其自始知晓单金飞的双重身份，二人形成《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时，明确约定“根据大邑浙商、邑兴二公司章程及此前签署的《还款协议》、《清算基本原则》等约定，股东单金飞、孙建生经多次核算、协商，就上述二公司所涉二人债权债务清算事宜，达成以下备忘录”，即二人系以成都浙商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事，单金飞并未以浙商小贷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作出意思表示。孙乐添、孙建生于本案中并未提出该备忘录内容构成债务转移的抗辩意见，但备忘录所确认的分担金额及完善手续约定，与孙乐添、孙建生关于股东会决议已将案涉借款全部转移至单金飞的主张相互矛盾。 三、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为两年，自2014年6月6日起计算至2016年6月5日届满。浙商小贷公司于2016年5月19日曾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向孙乐添、孙建生主张权利，该案后于2016年10月27日撤诉。故诉讼时效于2016年5月19日发生中断，自2016年10月27日起重新计算，至浙商小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孙乐添、孙建生主张的两次还款行为并非偿还案涉借款，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案涉借款已发生债务转移，浙商小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孙乐添应向浙商小贷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孙乐添未举证证明已向浙商小贷公司清偿借款本金和依约支付利息，《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已经届满，故孙乐添应向浙商小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为年利率22.4%，浙商小贷公司于本案中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利率而浮动调整）。经查，自2013年12月6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自年利率5.6%逐步下调至4.35%，其四倍均未超出年利率22.4%，故浙商小贷公司的主张符合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浙商小贷公司另主张孙乐添支付律师费74000元，《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于协议签订之日按起诉金额的1%支付律师费，浙商小贷公司提供的转款凭证20万元已时隔一年有余，该款支付时间与合同约定不符，详细构成不明，且浙商小贷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律师费发票，结合代理人关于其作为浙商小贷公司法律顾问的相关陈述，一审法院不能确认20万元转款与本案之间的关联性，故对律师费用是否实际支付存疑，对浙商小贷公司该项诉请不予支持。浙商小贷公司主张孙建生对孙乐添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合同》中对保证人的责任形式、担保范围、保证期间等有明确约定，浙商小贷公司该项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孙乐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浙商小贷公司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欠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3年12月6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六个月内（含）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但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2.4%；二、孙建生对孙乐添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浙商小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246元，公告费300元，由孙乐添、孙建生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2018年1月30日中信银行成都紫荆支行向一审法院出具协助查询通知书（回执）载明“你院（2017）川0191民初2543号案查询通知书收悉。现将查询情况提供如下：户名孙乐添，卡号：62×××51的账户于2013年12月6日通过网银转账支付人民币伍佰万元（该笔交易流水号为：74121102790345），交易摘要内容为：代王辉还款，该笔交易摘要内容为客户自行在网银登记，时间为2013年12月6日，摘要内容的来源为我行总行信息部后台提取。”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相关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孙乐添是否已向浙商小贷公司归还案涉借款500万元或已将该笔债务转移给单金飞，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孙乐添是否已向浙商小贷公司归还案涉借款500万元。孙乐添、孙建生上诉称孙乐添于收到借款当日将500万元转回至浙商小贷公司账户，故案涉借款已归还完毕；如不能认定孙乐添当日转款系归还案涉借款，则单金飞于2015年1月16日、29日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0万元、400万元，系归还孙乐添的案涉借款。本院认为，任一法律行为均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上诉人孙乐添、孙建生既主张孙乐添于收到借款当日向浙商小贷公司的转款系归还案涉借款，又主张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的转款系归还案涉借款，对同一笔500万元借款两次还款行为的主张，自相矛盾。孙乐添、孙建生坚持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其一，2013年12月6日浙商小贷公司向孙乐添支付借款500万元后，孙乐添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孙乐添认为双方债权债务已结清。本院认为，首先，浙商小贷公司提交孙乐添向其转款的《中信银行特种转账凭证》摘要载明“代王辉还款”，孙乐添主张转账时未备注任何内容。对此一审法院向中信银行调取孙乐添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的银行流水信息，中信银行成都紫荆支行通过向中信银行总行后台信息部调取记录，出具回执载明该笔转款摘要内容为“代王辉还款”，故孙乐添的转款系偿还王辉向浙商小贷公司的借款，而非偿还其本人的借款。王辉向浙商小贷公司的借款由孙建生提供保证担保，孙建生与孙乐添系父子，故由孙乐添代王辉还款合符事理。其次，孙乐添、孙建生与浙商小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为2013年12月6日至2014年6月5日，借款人于收到借款后立即归还款项，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亦不具有合理性。再次，如孙乐添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系归还案涉借款，则应与债权人浙商小贷公司、保证人孙建生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孙乐添与浙商小贷公司之间只有案涉一笔借款，在孙建生于2014年8月14日、2016年1月9日、2016年1月23日参与签订的《还款协议》《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决议》《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中均明确孙建生担保的孙乐添在浙商小贷公司处的贷款未归还。故孙乐添、孙建生主张孙乐添借款当日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500万元系归还案涉借款的上诉意见与其之后签订的协议内容不一致，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其二，孙乐添、孙建生上诉认为浙商小贷公司的借款人中只有孙乐添一人姓孙，依据《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第二条第二款约定“2015年1月16日单向小贷还款100万元，1月29日又还款400万元，合计500万元，该500万元用于偿还孙贷款”，主张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系归还孙乐添的案涉借款。本院认为，首先，孙建生与单金飞于2016年1月23日签订的《孙、单债权债务清算备忘录》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孙建生（以下简称“孙”）……单金飞（以下简称“单”），且从备忘录整体内容看，出现“孙”处均指孙建生，双方清算中涉及孙乐添借款处明确载明“孙乐添”全名。故从文义解释角度看，“该500万元用于偿还孙贷款”中的“孙”并非代指孙乐添。其次，单金飞向浙商小贷公司转款100万元的《中信银行来帐业务回单》摘要内容为“汇款”、400万元的《中信银行来帐业务回单》摘要内容为“单代蒋承明、马开纳还款”，单金飞在转款时的明确意思是偿还蒋承明、马开纳对浙商小贷公司的欠款。孙建生、单金飞参与签订的《还款协议》约定孙建生委托单金飞对其资金进行管理和支配，该笔资金用于偿还孙建生担保的孙乐添、蒋承明、马开纳等人在浙商小贷公司处的贷款，至2015年1月孙乐添欠500万元、蒋承明欠款200万元、马开纳欠款300万元，并未约定前述欠款还款顺序。而单金飞转款时明确代蒋承明、马开纳还款，故应以单金飞代为还款时的意思表示为准。孙乐添、孙建生依据2016年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及清算备忘录主张单金飞2015年的转款款项性质为归还孙乐添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二、关于孙乐添的案涉债务是否转移给单金飞。孙乐添、孙建生上诉称依据浙商小贷公司2016年1月9日形成的《成都高新区浙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决议》载明“责成单金飞在与孙建生核算完毕后10日内支付给公司（注：此款足够偿还孙乐添之小贷公司借款本、息……）”，案涉债务已转移给单金飞。本院认为，对于孙乐添、孙建生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已结合“责成”一词的语义、孙建生与单金飞之间仅形成委托支付关系、清算备忘录所确认的分担金额及完善手续约定与孙乐添、孙建生关于股东会决议已将案涉借款全部转移至单金飞的主张互相矛盾、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在清算备忘录形成后并未完善债务转移三方协议等内容作详细评判，本院不予赘述。对孙乐添、孙建生关于案涉债务已转移给单金飞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孙乐添、孙建生在本案二审中一再主张单金飞扣留孙建生所有的土地退款3183.9万元，足以归还浙商小贷公司享有的包括案涉借款在内的以孙建生为担保人的债权。本院认为，孙乐添、孙建生的该项主张系孙建生与单金飞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应另行清算。在案证据表明孙乐添欠浙商小贷公司的借款并未归还，亦未发生债务转移，一审认定孙乐添承担还款义务、孙建生承担担保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孙乐添、孙建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上诉人孙乐添、孙建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文波 审  判  员任文磊 审判员王晓川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法官助理 彭奕翙 书 记 员 袁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