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抚中行终字第0001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负责人王立军，系该组组长。委托代理人李学清，男，住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孟宪春，系辽宁金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刘培宏，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韩东，系该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董鹏远，系该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法定代表人ＸＸ，系该林场场长。委托代表人任凤伟，系该林场生产科科长。委托代理人李晓海，系辽宁宝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辽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光，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马庆党，系该场工作人员。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因林权纠纷处理决定一案，不服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新宾行初字第000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负责人王立军、委托代理人李学清、孟宪春，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韩东、董鹏远，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委托代理人任凤伟、李晓海，原审第三人辽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代理人马庆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争议林地面积约750亩，坐落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三道沟。现林地所有权为国有，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别为实验林场和托管公司。1983年前，原告提出山林界限争议的问题，1983年7月，经省、市、县、社（乡镇）共同调查核实，形成了《关于湾甸子公社各生产队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纪要中第六段明确提出所谓正南岔南岗就是该沟的正南方向主沟通向的岗。依据该纪要，1983年10月，清原县政府为实验林场颁发了《山林执照》。1991年7月，实验林场持该《山林执照》换发了《国有山林权属执照》。2007年10月31日，实验林场将争议地的部分林木及林地与托管公司签订了《森林资源资产合作经营管理协议》，同年11月19日，实验林场和托管公司对争议地块换发了《林权证》。大庙村委会在第三人实验林场及第三人托管公司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盖章确认。2011年12月19日，原告就该纠纷，向被告清原满族县人民政府申请调处，清原县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作出清政林权字（2014）1号《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抚顺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抚顺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11日作出抚政复字（2014）87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了清政林权字（2014）1号《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2014）抚中行辖字第4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该案移交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2日依法受理。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一款关于“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清原县政府具有对本案林权争议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定职权。《关于湾甸子公社各生产队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是省，市，县，公社四级行政主管部门于1983年7月派员参加，实地勘验形成的纪要，符合当时的相关政策。该《纪要》第六段内容与1964年《山林台账》及实验林场、托管公司所持有的《林权证》相呼应，争议林木、林地登记在实验林场及托管公司所持有的《林权证》范围内。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争议林木、林地归其所有，故对原告的诉请，不予支持。被告作出的《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维持被告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上诉称：一、《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没有考虑到清原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所存档案与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政府所存档案的重大差别，事实上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政府所存档案是本案的原始证据，以此为依据裁决本案才是正确的。故原审判决错误，应予撤销。二、1983年7月形成的《关于湾甸子公社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不能表达本案的真实情况，强加于人，纪要中提出的所谓界限是错误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三，由此以后，上述各被上诉人之间产生的任何关系均与本案无关，但与上诉人有关的部分和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有关部门所颁发的任何有关证件均属错误行政行为，均应依法予以撤销。四、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未予采信，故产生本案的错误判决、对此应予纠正。五、原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书中所论述的内容混乱，牵强附会，词不达意，文不成章，乃至不知所云。不能说明本案的根本事实，应予纠正。综上，被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14）新宾行初字第00019号行政判决书。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答辩称：被上诉人因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不服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清政林权字（2014）1号处理决定，提出行政诉讼。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上诉人有权对此林权争议案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因此，主体适格。二、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就争议林地、林木的客观证据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认定。对双方争议的地块，被上诉人经审查证据材料及实地勘查，查明的事实是：经双方共同指认争议林地面积约750亩，坐落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三道沟。现林地所有权人为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木所有权人和使用权利人分别为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和辽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责任公司。1991年7月24日，上诉人将争议地块中的261亩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上诉人登记的261亩《集体山林执照》，即没有原始登记的《山林执照》又没有换发的《林权证》。1983年以前上诉人提出界限争议问题，1983年7月，经由省、市、县、社（乡镇）共同调查核实，形成了《关于湾甸子公社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纪要》中第六段明确提出所谓正南岔南岗就是该沟的正南方向的主沟通向的岗。依据该《纪要》，1983年10月，县政府为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颁发了《山林执照》。1991年7月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持原《山林执照》换发了《国有山林权属执照》，2007年10月31日，辽宁省实验林场将争议的部分林木及林地与第三人辽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签订了《森林资源资产合作经营管理协议》，同年11月19日，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和辽宁资产托管经营有限公司对该争议地块换发了《林权证》（包括上诉人1991年登记在自己名下的261亩），大庙村委会在第三人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盖章予以确认。综上，被上诉人关于2014年4月8日作出的清政林字（2014）1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三、适用依据准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条“依法登记的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的规定，被上诉人认定：经双方共同指认争议林地面积约750亩，坐落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三道沟权属归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所有。本机关依法作出了清政林权字（2014）1号处理决定。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林权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答辩称：第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本案争议的林地、林权纠纷坐落于清原县湾甸子镇大庙村三道沟，早在1964年确权时就确认为国有，其所有权归第三人，一直由第三人管护经营。1983年为解决湾甸子公社部分生产队（村、组）与第三人的林权林地纠纷问题，经过县解决林权工作组反复调查核实，由省、市、县、社（乡、镇）四级行政部门共同研究，当事人协商，形成了《关于湾甸子公社各生产队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在该纪要第六条中对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关于三道沟的林权界限做了清晰明确的界定：国有，坐落三道沟，南至正南岔南岗。并且特别说明：所谓正南岔南岗就是该沟的正南方向主沟通向的南岗。据此1983年答辩人领取了《山林执照》，1991年换发了《国有山林权属执照》，2007年又换发了《林权证》。以上事实充分的说明了争议的林地、林木属于第三人所有。本案上诉人在上诉中所提起的上诉理由均是不成立的。上诉人提出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上诉理由，其实质是否认原始书证所记录和表述的客观事实。反而，恰恰是这些原始书证所记录的事实，加之1986年、1999年、2004年森林资源清查图和大庙村在林权登记申请表上村委会一栏中加盖的村委会公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完全可得出，“争议的林权属于第三人所有”这唯一的、排他的结论。由于上诉人的第一条、第二条上诉事实和理由不成立，其第三条、第四条上诉理由自然而然的就失去成立的基础。至于上诉人的第五条上诉理由，第三人认为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在此条上诉理由中，上诉人即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也谈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而是对一审法院裁判文书极尽诋毁之意，其实质是理尽词穷的表现，无非是在无理缠诉而己。综上，第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维持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14年4月8日做出的《关于湾甸子镇大庙村二道沟组与辽宁省实验林场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得当。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1、关于二道沟组东南岔林权调处的申请，用以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申请，要求被上诉人依法确权；2、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位置图，用以证明争议林木、林地的位置；3、1964年实验林场《山林台帐》，用以证明争议林地1964年已确权给实验林场，四至为：东至岗、南至正南岔南岗、西至过岭道、北至岗；4、《关于湾甸子公社各生产队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用以证明该林权纠纷已经解决完毕，正南岔南岗就是该沟的正南方向主沟通向的岗；5、1983年《山林执照》、1991年《国有山林权属执照》、2007年《林权证》及2007年林权登记申请表，用以证明争议林木、林地归辽宁省实验林场所有；6、1986年、1999年、2004年森林资源清查图，用以证明争议林地归辽宁省实验林场所有；7、用森林资源资产抵偿借款协议书，用以证明实验林场将部分争议林地中的林木转让给托管公司经营；8、1973年、1989年森林资源清查图，用以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这2份清查图与1983年的《纪要》不符；被上诉人提供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原审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证人蒋德贵当庭所作证言，用以证明2007年11月19日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中村委会意见一栏中，负责人签字不是证人本人签字；证据1、由湾甸子镇政府保管的1964年《山林台账》，用以证明本案的林权争议应以该份台账处理，被上诉人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应该予以撤销；证据2、清原县林业局保管的1964年《山林台账》，用以证明该份台账有勾划的痕迹，该份证据是无效的；证据3、证人孙灵的证实，用以证明其当时参加了大庙村与实验林场的林地划界工作，并对当时的四至进行了说明。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原审第三人辽宁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上述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根据有效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一款关于“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上诉人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对本案争议林木、林地作出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双方争议的林木、林地的南至，应以上诉人提供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林业局档案存档的1964年12月5日湾甸子大庙生产大队《山林台帐》记载为准，还是以清原满族自治县湾甸子镇政府存档的1964年12月5日湾甸子大庙生产大队《山林台帐》的记载为准。清原县林业局保存的《山林台账》南至记载为正南岔南岗，而上诉人提供的由镇政府保管的《山林台账》南至记载为正南岔，只有南至存在“南岗”两字的差异。现上诉人提出应以镇政府存档的《山林台账》为“南至”的确权依据。除此证据外，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他客观、有效地的证据予以佐证。经查，该争议地段的南至，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1983年之前就发生过争议。当时为解决原湾甸子公社部分生产队（村、组）与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的林权、林地纠纷，经过县解决林权工作组到现场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由省、市、县、社（乡、镇）四级政府共同研究，当事人协商，形成了《关于湾甸子公社各生产队与湾甸子实验林场山林纠纷解决纪要》，在该《纪要》第六条中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之间关于三道沟的林权界限作出了清晰明确的界定：权属国有，坐落三道沟，南至正南岔南岗。并且特别说明：正南岔南岗就是该沟的正南方向主沟通向的南岗。该《会议纪要》是政府实施的一种确权行为，该争议已在1983年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予以解决。上诉人提出该《会议纪要》是政府随便起草，强加于人的，明显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该理由是不成立的。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于1983年取得该争议林地山林执照，至今已30余年。争议林地一直由原审第三人辽宁省实验林场经营管理。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昱审 判 员  徐铁军代理审判员  兰 波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于子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