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11行终1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家俊，男，1990年4月3日出生，汉族，现住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西站路95号。 法定代表人章伟，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祖圣，支队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超仟，支队直属大队交警。 上诉人罗家俊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以下简称高速交警丽水支队）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青田县人民法院（2018）浙1121行初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阅卷并询问上诉人罗家俊，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祖圣、张超仟。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G25长深高速公路龙泉南收费站入口外广场设有禁止摩托车进入行驶的标志。2017年10月4日，原告罗家俊在龙泉××高速路入口驾驶摩托车驶入G25高速。当日16时，在G25高速往江苏方向2682公里50米处行驶速度达到126km/h。G25高速往江苏方向2682公里950米处、2683公里450米处、2688公里350米处均有小客车限速100km/h，其他车辆限速80km/h的标志。被告高速交警丽水发现原告罗家俊在G25高速违法行驶后将其引导至云和收费站接受处理。被告当即针对原告从龙泉南驶入G25高速往江苏方向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决定对原告处罚款100元（编号3360021300658142）。后经查询发现原告还有行驶速度超过限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被告立即废除了上述罚款100元的处罚决定，将原告违反禁令标志及超速50%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告知原告，对原告进行了权利义务告知，作出了编号为3360023300394614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在上面备注：“同时存在1344违法行为摩托车上高速行驶”，当场扣留了原告的驾驶证。2017年10月24日，原告到丽水接受处理，丽水将拟处罚措施告知原告，原告提出听证申请。2017年11月1日，原告主动缴纳罚款800元。2017年11月3日，丽水组织听证，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原告对超速的违法事实、法律适用没有异议，但请求不予吊销驾驶证。2017年11月13日，被告作出《决定书》，未采纳原告的意见，该《决定书》当场送达原告。现原告对该《决定书》有异议，诉至本院请求予以撤销。本院曾于2018年5月14日收到原告的起诉状。经核实邮单，该起诉状系原告在2018年5月11日寄出。经本院告知修改，2018年5月21日，原告将修改后的起诉状提交本院。 原审认为，《决定书》在事实认定方面，被告提供的各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力充分，且原告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多次表示对事实无异议，本院对被告认定的事实予以支持。处罚程序方面，被告告知了原告权利义务，组织了听证会，听取了其陈述和申辩，程序正当。原告虽抗辩仅有一位交警为其做笔录，但未提供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对原告的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行为作出处罚决定后，发现原告还有更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即作废了该处罚决定，对原告两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合并调查处理问题，鉴于该处理未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可以不认定为程序违法，但有违执法的严谨性，应予指正。法律适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机动车超速50%以上的，罚款200-2000元，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浙江省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八十二条对罚款处罚进行了细化，“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处五百元罚款；每多超五公里，加处二百元罚款”，原告所驾驶的机动车限速80km/h，原告行驶时速126km/h，被告对其罚款700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符合法律规定。龙泉南高速路口入口处有禁止摩托车驶入标志，原告驾驶摩托车驶入，被告根据《办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罚款100元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提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意见，本院通过查询邮政记录，原告确系在法定期限内起诉，被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享有诉权。原告针对本案提出的其他抗辩，理由不充分，本院一并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要求予以撤销的理由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罗家俊要求撤销被告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作出的《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丽水支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罗家俊上诉称：一、被上诉人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2017年10月4日被上诉人已经对上诉人作出处罚决定，且当场交付上诉人，该处罚决定已经生效。后被上诉人单方收回该处罚决定并于2017年11月13日再次作出处罚决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一事不再罚”原则。2017年11月13日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认定为无效。二、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相关证据材料应予排除。首先，被上诉人询问上诉人时，仅有一名交警在场。笔录上两名交警签字的真实性存疑，被上诉人应提交询问过程监控视频证明其询问的合法性。其次，上诉人申请听证后，在被上诉人组织听证前即2017年11月1日通过政务平台查询到被上诉人已经作出罚款捌佰元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则听证程序成为摆设，被上诉人程序严重违法。最后，被上诉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呼喊器要求原告靠边停车，事后要求上诉人自行行车至丽水云和大队接受处罚，该处置行为违法。三、上诉人履行处罚决定并非表示上诉人认可处罚决定，而是为今后更好维权做准备。原审认为上诉人对处罚事实无异议过于片面，且无关联性。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直接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高速交警丽水答辩称，2017年10月4日，答辩人对上诉人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发现被上诉人同时存在超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随即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扣留上诉人的驾驶证，并在强制措施凭证上备注上诉人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2017年11月13日，答辩人对上诉人超速50%以上和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合并处理，作出罚款捌佰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执勤民警未将10月4日开具的上诉人违反禁令标志的处罚决定书交由上诉人签字确认，也未送达上诉人，该处罚决定书并未发生法律效力，不存在重复处罚的情况，而且答辩人随即将该处罚决定书予以作废，并未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二、答辩人分别于2017年10月4日、10月24日，对上诉人制作了两次询问笔录，询问过程均有两名民警参加，且询问笔录上均有两名民警的签字，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一名民警制作笔录的情况。三、2017年10月24日，上诉人到答辩人处接受处理，根据上诉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答辩人拟对上诉人超速50%以上和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捌佰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上诉人当场提出了听证申请。2017年11月3日，答辩人组织听证，充分听取了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上诉人对超速的违法事实、法律适用没有异议，但请求不予吊销驾驶证。答辩人考虑到上诉人实施超速违法行为的情节和社会危险程度，未采纳上诉人意见。2017年11月13日，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罚款捌佰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送达上诉人，听证完全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称，2017年11月1日从政务平台查询到已经作出罚款捌佰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决定，是由于违法处理流程必须通过公安机关内部计算机系统得以实现，因该系统原因，在答辩人举行听证时，系统已经自动生成了处罚决定，但该系统仅为公安机关内部使用，并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且答辩人并未制作处罚决定书送达上诉人，未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影响。四、执勤民警通过喊话器引导摩托车靠边停车的行为属于民警正常履行职责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七十四条明确规定“在高速公路发现有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超低速行驶、遗洒载运物、客车严重超员、车身严重倾斜等危及道路通行安全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喊话、鸣警报器、车载显示屏提示等方式，引导车辆到就近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公路接受处理。情况紧急的，可以立即进行纠正。上诉人驾驶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行驶，严重危及道路通行安全，当然属于紧急情况，民警依法予以制止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五、行政处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上诉人在处罚过程中多次表示对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准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在本起行政处罚案件中，答辩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图仃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实施办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处罚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上诉人罗家俊不服被上诉人高速交警丽水的交通行政处罚决定引发。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一事两罚、一名交警调查询问、未经组织听证即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发现上诉人违法在高速行驶时处置不当等违法情形。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里的行政处罚必须是生效的行政处罚。本案中，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违反禁令标志驶入高速公路的违法行为（代码1344），决定对上诉人处罚款100元（编号3360021300658142），但在查询发现上诉人尚有超速50%以上的违法行为后，随即废除了上述处罚决定，作出了编号为3360023300394614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备注：“同时存在1344违法行为摩托车上高速行驶”，当场扣留了原告的驾驶证。因此，前述处罚决定已经失其效力，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并未产生不利影响，尚不构成违法，但其执法过程有失严谨，易造成执法对象对执法工作的误解，原审已经进行指正，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调查询问是否有两名交警在场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分别于2017年10月4日、10月24日对上诉人作了询问笔录，笔录显示两次调查中均有告知两名询问人的身份（出示人民警察证），10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还列明了警号，询问笔录上上诉人亦有签字确认，现上诉人虽主张被上诉人仅有一名民警调查询问，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是否在组织听证前即已作出行政处罚的问题，被上诉人解释系交通违法处理系统本身的设置问题，使用该系统处理交通违法时在生成告知笔录的同时同步生成处罚决定书，并且为了方便当事人缴纳罚款，向政务平台、支付宝等开放了交通违法数据接口，因此上诉人得以查询到处罚信息并缴纳罚款，但实际上处罚决定书送达前并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因此，在政务平台查询到相关处罚信息并非是法定的行政处罚决定送达方式，对于被处罚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仍应以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为准。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17年11月3日组织进行了听证，并于11月13日向上诉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未违反法定程序。当然，本案中反映的交通违法处理系统设置缺陷问题，作为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尽快予以解决，以避免因此类缺陷导致被处罚人对处罚程序正当性产生合理怀疑，避免诱发无谓的讼争。关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违法行为现场处置的妥当性问题，本院认为，高速公路禁止摩托车行驶，是为了维护道路通行安全，也是对摩托车驾驶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发现上诉人违反禁令标志及超速等违法行为后进行制止系依法行使其职权，并无不当，至于当时是要求上诉人自行驾驶摩托车到就近收费站接受处理，还是在警车的引导下下高速接受处理，是现场处置方式的选择问题，纵有不当，亦不影响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罗家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建民 审 判 员 李月群 审 判 员 黄 维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吴美珠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