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辽02行初78号 原告李世强，男，196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明珠广场1号。 负责人徐克军，区长。 委托代理人张军，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甲明，辽宁仕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东纬路110号。 负责人刘俊甲，主任。 委托代理人张军，该办事处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李姗，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住所地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辛康园19号。 负责人慕善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马军，该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高原，辽宁悦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世强因与被告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履行补偿职责并赔偿一案，于2018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28日向被告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世强，被告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甲明，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周水子街道办”）的委托代理人李姗，被告区政府和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军，第三人大连市甘井子区开发建设中心（以下简称“区开发中心”）的委托代理人李马军、高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世强诉称，请求判令被告区政府依照《东海旧区改造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住宅回迁安置补偿标准对原告予以补偿，并赔偿在征收拆迁期间对原告造成的家用电器等物品损失、房屋装修损失等20万元。主要理由是：原告在大连市××区××街顺发职工楼的房屋内居住了20年，该楼系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而建设。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分房协议，且原告投资了3万元。2011年，被告区政府实施棚户区改造，原告居住的房屋被列入改造范围之内。2014年3月4日，原告居住的房屋被不明人员打砸，房屋内的家具家电等物品全部被损毁，原告无法再居住于内。2015年1月27日，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和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包括原告在内的住户开会，对于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提出的补偿意见，包括原告在内的住户均未同意。2015年4月2日，原告居住的房屋被强制拆除，后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4月2日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因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是征收补偿部门，也不是拆迁主体，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 原告李世强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行初29号行政判决书；2.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行终550号行政判决书；3.大连市××区人民法院（2006）甘民权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书；4.周水子街道办和区开发中心制作的《拆迁手册》；5.与大连顺发房屋开发公司签订的《有偿分配职工住房协议书》；6.发票；7.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强制拆除决定书》；8.案外人栾德军等人出具的《证明》；9.周水子街道办出具的《证明》；10.大连市公用事业联合收费处民用缴费卡；11.房屋被拆除时的照片；12.天健网关于案涉房屋被拆除的新闻报道。 被告区政府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主要理由是：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民事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请求范畴。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关于拆迁补偿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2.原告所诉违法建筑被拆除，不是被告依职权所为。房屋的拆除单位为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原告关于侵权产生损失的诉讼请求，属于民事诉讼请求。二、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行政判决可知，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故即使存在拆迁补偿安置行政法律关系，亦为征收人与案外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原告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是合法有效的权利主体，不属于本案适格原告。三、原告权利主张对象错误。被告不是作出案涉违法建筑强制拆除决定的主体，也不是拆除行为的实施主体。原告对违法建筑被拆除导致其权益受到的损害，应向拆除实施主体主张权利。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与被告无关。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已生效的行政判决可知，案涉房屋为违法建筑。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五、案涉房屋已于2015年4月2日被拆除，原告在当时就知道该行为系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实施。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六个月期限。 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和第三人区开发中心共同述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主要理由是：一、根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的行政判决可知，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其不具有提起本案征收补偿安置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案涉房屋系违法建筑，不属于法定补偿安置的范围，不能依照《东海旧区改造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予以补偿安置。三、被告和第三人均不是原告财产损害的赔偿主体。原告应当基于违法建筑拆除法律关系寻求救济途径，其要求按照征收安置补偿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是错误的。四、被告区政府并非案涉房屋的拆除主体，也不是案涉地块的征收主体，不应成为本案被告。 被告区政府、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和第三人区开发中心在法定期限内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区政府、第三人周水子街道办和第三人区开发中心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7、9没有异议；对证据5、6，认为其约定原告交纳的是房屋租金，原告与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系房屋租赁关系，可以证明原告非案涉房屋的唯一权利人，也可以证明案涉房屋没有合法手续；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并认为没有规划审批手续的建筑均为违法建筑；对证据10，认为与案涉争议无关，且无法证明案涉房屋的权属；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认为无法证明损害结果；对证据12，认为应当以有证据支持的法律事实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7、9、11、12，均与本案相关，且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可信，具有证据效力，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8，仅能证明案涉房屋的建造时间、位置、面积等有关情况，与案涉行政补偿争议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10，仅能证明原告办理了民用缴费卡，并交纳了相关费用，与案涉行政补偿争议之间亦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1996年、1997年开发建设相关改造项目时建设了大连市××区东海街大纺小区顺发职工楼（两层），用以解决部分工人居住问题。2006年3月2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甘民权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李世强承租使用座落于大连市××区大纺小区顺发职工楼2层3号房屋，该职工楼所在土地系国有土地。 2011年10月8日，区开发中心和周水子街道办作出《东海旧区改造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其主要内容为：“为改善民生、改善市容、提升城市功能，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将东海棚户区列入2011年旧区改造项目并实施改造。…一、拆迁范围：海口路以北、东海路以西、红咀子街以东围合地块。二、搬迁期限：2011年10月12日至2011年11月12日。…”在本案庭审中，区政府自认原告所主张的案涉职工楼在前述拆迁围合地块范围内，并称，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系上述案涉地块的拆迁主体，因案涉地块位于甘井子，故该中心委托其具体操作。区开发中心于2018年8月28日出具《关于东海路棚户区改造宗地项目相关涉诉问题的情况说明》，称：该项目在2011年10月启动土地收储前的拆迁工作，因《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止，相关部门停止办理拆迁许可手续，拆迁补偿工作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执行。 另查明，2014年，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曾向周水子街道办出具《关甘井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1992年至1995年分别开发建筑甘井子区大纺、东海红嘴子、薛家委等低洼地改造项目。…在项目改造过程中，由于赶工期建设，先建了二层住宅楼，有水、电、取暖设备，解决工长住房及部分民工施工使用。此房至今只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未办理房证。综上所述，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既是土地拥有者，更是房屋的建设者及产权人，对此特向政府确权。…” 又查明，2015年3月25日，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作出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决定于2015年3月26日依法强制拆除案涉职工楼。2015年4月2日，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案涉职工楼强制拆除。原告不服，于2017年3月20日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辽0204行初29号行政判决，判决：一、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的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违法；二、确认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15年4月2日对大执法强拆决字[2013]4070128号强制拆除决定中大连市××区区东海街砖混结构两层建筑物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三、驳回原告李世强支付拆迁补偿款或者回迁安置的诉讼请求。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月17日作出（2017）辽02行终550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认为，2011年1月21日起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三十五条规定，“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本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但政府不得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因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应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后，收回土地使用权。对政府有偿收回的土地，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后纳入土地储备。”第十三条规定，“根据土地储备计划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储备机构应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本案中，被告区政府虽主张大连市土地储备中心系案涉地块的拆迁主体，其系接受该中心委托具体实施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但被告区政府并未对其上述主张提供相应证据。现有证据亦无法证明案涉地块系基于《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由土地储备机构通过收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经济手段而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另外，第三人区开发中心作为案涉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制作主体，自认案涉地块不属于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这意味着，案涉地块上房屋的补偿安置争议也不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规定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故根据上述规定可知，2011年10月起启动的对案涉地块上房屋实施的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应当是被告区政府基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授权而实施的征收补偿行为，被告区政府具有对案涉地块上房屋的被征收人予以补偿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根据上述规定，对被征收的房屋享有补偿利益的主体是房屋所有权人。此外，若被征收的房屋系公有房屋的，还应包括公有房屋的承租人。本案中，从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看，仅能证明原告系案涉房屋的实际居住人。在案涉房屋的建造者，即案外人大连顺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于《甘井子子区东海街二层建筑楼房权属及相关情况说明》中主张该公司系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的情况下，原告无据证明其本人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原告要求被告区政府依照《东海旧区改造地块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住宅回迁安置补偿标准对原告予以房屋所有权人的补偿，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当事人诉请行政机关行政赔偿的前提应是行政机关有实施事实行为或者违法行使职权行为并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的事实。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区政府赔偿在征收拆迁期间对其造成的家用电器等物品损失、房屋装修损失等20万元。但根据业已生效的本院（2017）辽02行终550号行政判决查明的事实看，针对案涉房屋的拆除系案外人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所为，与被告区政府无关。原告无据证明其主张的上述损失系被告区政府的行为所造成。故原告的上述赔偿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世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李世强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少琨 审判员  李 健 审判员  徐建海 审判员  胡俊杰 审判员  马小红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婉余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