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33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玉妹。委托代理人李兴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国忠。委托代理人陈金鑫。上诉人孙玉妹因与被上诉人孙国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桐庐县人民法院（2014）杭桐民初字第7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2012年2月13日，孙玉妹父亲孙金生、母亲吴茶花立下“自书遗嘱”，主要内容为：“1、我立此遗嘱，对我所有的财产，作如下处理：��自愿将下列归我所有的财产遗留给我女儿孙玉妹管理，其他任何子女不得干涉。此房屋位于桐庐县富春江镇孝门村石塘三组竹子坞，该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如果该房产拆迁，遗嘱人主张索要拆迁费，不要安置房，所得拆迁费用归属于女儿孙玉妹管理，供我养老。2、我生病后的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等各种开支由四个儿子共同承担。我的房屋拆迁个人财产，从我拿到拆迁款之日起，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各种开支费用均在遗产中扣除。如我去世后还有剩余财产的，将无偿捐献给桐庐县慈善总会，任何子女不得干涉”等内容。后，该遗嘱中涉及的位于桐庐县富春江镇孝门村石塘三组竹子坞的房屋被拆除，该拆除房产涉及财产分别为：房产置换总面积274.5平米（二遗嘱人面积共90平米，买卖折价135000元），房屋拆除补偿款53022元，人口奖励费60000元（二遗嘱人共计20000元）。孙玉妹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孙国忠赔偿系孙玉妹所管理的房款135000元（共计90平方米，1500元每平方米）。2、返还拆迁补偿款53022元、人口奖励费（补助费）2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孙金生、吴茶花所立遗嘱非自己亲笔书写而成，故法律性质应为代书遗嘱；孙国忠虽对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及见证人的见证资格提出质疑，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支持，故该院对该遗嘱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孙玉妹依据此遗嘱，主张其对该遗嘱所明确的遗产（房产拆迁款项）拥有管理权，其可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要求孙国忠返还其占有的遗产进而捐赠。故审查孙玉妹是否具有遗嘱执行人资格系处理本案前提。就该遗嘱而言，第“1”部分系遗嘱人对生前财产的安排，明确要求其所得财产由孙玉妹管理，供其养老；但因该部分并不涉及遗产，因此仅能确定孙金生、吴茶花委托孙玉妹对其生前财产进行管理。第“2”部分系对遗产的处分，明确扣除各项开支如有剩余后即行捐赠，但该遗产处分部分并未指定孙玉妹为管理人。故孙玉妹以遗产执行人身份要求孙国忠返还财产，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玉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元，减半收取2210元，由孙玉妹负担。宣判后，孙玉妹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清。（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涉案相关款项（含135000元房屋折价款、53022元房屋拆迁补偿款、20000元人口奖励款）属于孙金生、吴茶花生前所得财产。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见被上诉人证据3、4）证明135000元房屋折价款、53022元房屋拆迁补偿款及20000元人口奖励款等属于遗嘱人生前所得财产，原审判决对该涉案相关款项取得时间未予明确认定，属于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不请。（二）原审判决认为只有上诉人具有遗嘱执行人身份，才能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诉求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孙玉妹依据此遗嘱，主张其对该遗嘱明确的遗产（房产拆迁款项）拥有管理权，其可以遗嘱人执行的身份要求孙国忠返还其占有的遗产进而捐赠，故审查孙玉妹是否具有遗嘱执行人资格系处理本案的前提。……故孙玉妹以遗产执行人身份要求孙国忠还还财产，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由此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诉求与上诉人提出实际诉讼请求不相符合。第一，当事人并未诉请确认上诉人具有遗嘱执行人身份。第二，也未诉请确认上诉人将剩余遗产捐献或移交给桐庐慈善总会的行为有效。第三，上诉人更未诉请被上诉人向遗嘱执行人返还其占有的遗产。第四，要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其占有的遗产的主要理由是上诉人对遗嘱人（父母）遗留的房屋拆迁款享管理权。即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属于给付之诉，该给付之诉不需要首先确认上诉人具有遗产执行人的身份，而只要证明上诉人对遗嘱人遗留的拆迁款有管理权就足够了。所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必须具有遗嘱执行人身份，才能诉请被上诉人移转遗产占有权，属于认定诉讼请求错误，可以纳入认定案件事实不清的范畴。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审判决仅认定遗嘱第1部分系遗嘱人对生前财产的安排，明确要求其所得财产归孙玉妹管理，而未认定遗嘱第一条规定了孙玉妹对遗嘱人遗产的管理权利，属于遗嘱条文适用不当。1．遗嘱第1条第一款：“我自愿将下列归我所有的财产遗留给我女���孙玉妹管理，其他任何子女不得干涉”，已明确规定了孙玉妹对遗产的管理权利。这是遗嘱人对其死后财产管理人的明确任命。2．遗嘱第“1”条第二款“……所得拆迁费用归属于女儿孙玉妹管理，供我养老”。“供我养老”含有对其生前所得财产管理人安排的意思，即，若遗嘱人生前就取得涉案相关款项，所得相关款项归上诉人管理，供养老用。上诉人主张，第1条第二款规定扩大了上诉人管理财产权的时间范围，即将上诉人对遗产享有管理权，扩大为对遗嘱人身前所有财产和死后遗产享有的全面管理权。原审判决只认定上诉人对遗嘱人身前所得拆迁款享有管理权，实质上是用该条第二款规定否定第一款赋予给上诉人的遗产管理权利，属于认定案件事实不清。（二）原审判决只认定“该遗嘱第2部分系遗嘱人对遗产的处分（安排）”，而未认定遗嘱第2条是对其生前所得拆迁款及死后遗留拆迁款使用范围的限制规定，属于遗嘱条文适用不当。1．遗嘱第2条第一句话“若我生病产生有医药费、生活费、护理费等各种开支由我的四个儿子共同承担。”该句话是遗嘱人生前养老费债务分担的处理规定，而不是对其遗产的处理。2．遗嘱第2条第二句话中“从我拿到拆迁款之日起，所产生的医药费、护理费、生活各种费用均在遗产中扣除”。从遗产中扣除的费用显然是生前产生的医药费、护理费、生活费等养老费用债务。既然死后取得的拆迁款都要用于清偿生前产生的养老费债务，那么生前取得的拆迁款应否用于清偿养老费债务呢，回答是肯定的。所以不管是遗嘱人生前取得拆迁款还是死后取得的拆迁款等款项均首先用于解决或清偿遗嘱人养老费用。3．遗嘱第“2”条第三句“如我去世后还有剩余财产的，将无偿捐献给桐庐县慈善总会，���何子女不得干涉”。这句是对扣除养老费用之后剩余拆迁款用途范围的规定，而不管该拆迁款遗嘱人生前所得还是死后取得，只有清偿完遗嘱人生前养老费债务剩余款项，才捐献给慈善总会。综上三点所述，遗嘱第“2”条内容是对所得拆迁款使用范围的规定，即不管是遗嘱人生前所得拆迁款，还是死后所得拆迁款，首先用于支付或清偿遗嘱人所需养老的费用有剩余的再捐给慈善总会。所以相比较而言，遗嘱第“1”条内容侧重于对遗嘱人生前所得财产、死后遗留财产管理人安排规定。第“2”条内容侧重于对遗嘱人生前所得财产与死后遗留财产使用范围规定。（三）原审判决以上诉人无遗嘱执行人资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遗嘱条文适用不当。1．如果遗产管理人就是遗嘱执行人的话，虽然遗嘱第二条未指定上诉人为遗产管理人，但遗嘱第一条规定了上诉人���遗产管理人。依据遗嘱第1条第一款规定，上诉人具有遗嘱执行人身份，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诉讼请求属于遗嘱条文适用不当。2．如果遗产管理人不等于遗嘱执行人的话，原审判决书已认定上诉人对遗嘱人生前所得财产享有管理权，而涉案相关款项（含135000元房价款）均属于遗嘱人生前所得财产，所以被上诉人在遗嘱人生前未将相应拆迁款项交付给遗嘱人或者移转给上诉人管理，已侵犯了上诉人的管理权利，且该侵权事实不因遗嘱人死亡而消灭。上诉人以遗嘱人指定的财产管理人身份，请求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移交房屋拆迁款等相关财产也有理有据。假如案涉款项是遗嘱人死后取得的财产，在遗嘱没有特别指定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上诉人也可依据遗嘱第1条第一款的规定，对遗产享有管理权，上诉人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要求被上诉人将遗嘱人遗留的遗产移交给上诉��管理也同样有理有据。（四）原审判决以起诉状中关于“孙玉妹将遵循父母遗愿将上诉款项（扣除上诉人父母已花费的）捐献给桐庐县慈善总会”的打算为由，驳回上诉人孙玉妹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是否具有遵循父母遗愿扣除为两位遗嘱人垫付的生前产生的医疗费、药费、护理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的资格，是否具有将剩余财产移交给桐庐县慈善总会的资格，依据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这些问题均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孙玉妹一审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孙国忠辩称：一、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对案涉相关款项属于两位老人生前所得财产未予认定系案涉主要事实认定不清，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已经足以作出正确的判决。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遗嘱中所涉及的富春江镇孝门村石塘三组竹子坞的房屋被拆除，涉及的财产分别为房产置换总面积274.5平方米（两位老人面积共90平方米，买卖折价135000元），房屋拆除补偿款53022元，人口奖励费60000元（两位老人共计20000元）。”被上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就本案而言已经非常清楚和充分，必须强调的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并非是要将案件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细节均予以认定，而只需对影响案件判决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即可。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均是陈述其是遗产管理人，故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赔偿，故一审法院的审查关键是遗嘱是否合法有效和上诉人是否具有遗产管理人的资格和身份，但显然上诉人是不具备遗产管理人身份和资格的，一审法院已经阐述的非常清楚正确，故无论案涉的款项是两位老人生前取得，还是死后取得均不影响案件的判决，不存在一审法院主要事实认定不清的问题，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体现为适用遗嘱条款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对遗嘱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完全是正确的。1、法律适用与遗嘱条款的适用是两个概念，法律适用是人民法院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而对遗嘱条款的适用实际上是对当事人作为行为的真实意思的解读，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上诉人所称的广义上的法律适用包括对遗嘱条款的适用是错误的。2、本案中，上诉人称遗嘱第1条是侧重于对两位老人生前财产和死后财产管理人的安排，第2条是侧重于对生前财产和死后遗产使用范围的规定，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遗嘱第1条仅是两位老人对生前财产的安排，绝非是对死后遗产管理权利的处分，而第2条是对遗产的处分。本案中，遗嘱第1条前半段--“我自愿将下列所有财���遗留给我女儿管理，任何子女不得干涉”并未明确规定上诉人对遗产的管理权利，在第1条的后半段实际上就详细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即“如果房产拆迁，主张索要拆迁费，不要安置房，所得拆迁费用归属女儿孙玉妹管理，供我养老。”这句话实际上是明确规定和解释了第1条前半段中的管理的时间段，即“供我养老”，如果已经死亡了也就不存在养老的问题了。根据继承法等规定，遗产是指老人死亡时尚存的财产，故遗嘱中“供我养老”的表述已经非常明确的排除了第1条是遗产的规定，遗嘱第1条只是对两位老人生前所得财产管理权的安排，绝没有像上诉人所称的扩大到了死后遗产的全面管理。而遗嘱第2条两位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明确的，就是扣除各项开支后如尚有财产的，捐赠给桐庐县慈善总会，就是对遗产的处分，第2条后半段“如我过世后……”，该内容是��个遗嘱中明确且唯一提到的，“过世后”，也就是说，这之后的内容才是两位老人对遗产的明确处分，即“……还有剩余财产的，将无偿捐献给桐庐县慈善总会”，但该处分中根本就没有授予上诉人对遗产的管理权，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上诉称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遗嘱执行资格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属于遗嘱条文适用不当。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如果遗产管理人就是遗嘱执行人的话，根据之前的分析，遗嘱第2条并没有指定上诉人为遗产管理人，而遗嘱第1条也仅仅是规定了上诉人对两位老人生前财产的管理，并非是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遗嘱第1条规定了上诉人是遗产的管理人，故上诉人不具备遗嘱执行人的资格。2、如果遗产管理人不等于遗嘱执行人的话，被上诉人也绝没有侵害上诉人的管理权，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两位老���已经以自己的行为撤销了遗嘱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从遗嘱第1条中的“如果房产拆迁，要拆迁费，不要安置房”和第2条中的“从我拿到拆迁款之日起”的规定可以确定：两位老人的房子如果拆迁，则两位老人是选择不要安置房，要拆迁款的，并将拆迁款交由上诉人管理供两位老人养老。遗嘱第2条同样也是建立在两位老人选择拆迁款，不要安置房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是，案涉房屋拆迁，两位老人选择的均是安置房，并未选择拆迁款，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的第3组证据--有老人孙金生签字的2012年3月8日的协议书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遗嘱2012年2月13日设立之后，遗嘱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已经撤销了该遗嘱，遗嘱中委托上诉人管理和将无偿捐献给慈善总会的拆迁款实际上并不存在，上诉人依据其是遗产管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缺乏了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上诉人和两位老人在老人生前均未提出过对生前财产的管理问题，在老人死亡后，该管理权已经消灭，并不存在被上诉人侵害其利益的问题。本案中从2012年2月设立遗嘱到两位老人在2012年8月相继过世的期间，实际上部分拆迁补偿款已经发放到位，上诉人和两位老人也均是清楚的，但自始自终，上诉人和两位老人从未提出过还有这样一份遗嘱，也从未要求被上诉人将已到位的拆迁款交给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和其他七个子女对此均是完全不清楚的，两位老人授予给上诉人的仅仅是生前财产的管理，是不包括遗产的，根据继承法之规定，两位老人死亡时，上述财产的性质已经转化为两位老人的遗产，就不再是生前财产，更加不存在管理的问题了，故被上诉人也从未侵害过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后，被上诉人虽不��道遗嘱的存在，但两位老人的拆迁款和房屋买卖款也基本是按照两位老人的遗愿进行处置的。两位老人拆迁所得的房屋拆除补偿款53022元和人口奖励费20000元，以及安置房转让款项135000元，其中的10000元在2012年3月26日被上诉人就已经给了老人，4000元在2013年1月30日已经给了上诉人，安置房买卖款135000元在2012年8月2日已经给了老人的四个儿子和其他女儿用于两位老人的生活、治疗、丧葬等相关事宜开支，40000元已经给了遗嘱人的两个儿子孙海良、孙小良，故两位老人的拆迁补偿款基本已不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在不知道遗嘱的情况下，将两位老人以上款项做如上处理，合法合理，且没有任何过错，更加符合风俗传统，同时，也是基本符合两位老人遗嘱中本意的，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四、案涉遗嘱的部分内容是无效的。本案中，两位老人的房屋一共为三间，���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了分家的证明，其中两间在拆迁之前就已经分家分给了儿子孙海良、孙小良，孙小良之后又将其所属的一间转让给了孙海良，故两位老人在遗嘱中将上述房屋中属于孙海良的两间房屋进行处分系无效处分。五、本案中，被上诉人虽没有上诉，但是对于一审法院认定两份遗嘱的合法效力也是有异议的。除了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发表的相关意见和理由外，被上诉人一审庭后发现证人在庭上作虚假陈述。综上，上诉人所提之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上诉人孙玉妹二审中提供医生证明1份，欲证明吴茶花死亡前意识清楚。被上诉人孙国忠向本院提供微博截图1组，欲证明上诉人孙玉妹的儿子与见证人余某几年前就相识，关系非常好，证明见证人余某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实。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对上诉人孙玉妹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孙国忠认为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二出证人是否存在、是否是医生、签字是否其本人所签，无法确认；被上诉人提供过吴茶花的治疗资料中并没有此二人的名字，如果其二人是医生，是否是吴茶花的主治医生也无法确认；医院就病人相关情况出具证明的话，应出具诊断证明书，不可能随意地在白纸上书写，该证明的主文是上诉人本人写的。对被上诉人孙国忠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孙玉妹质证认为，1、上诉人的儿子与余某在立遗嘱之前并不相识，是在立遗嘱之后才认识的。2、根据时间显示，这些材料都是在立遗嘱之后。3、关于遗嘱效力问题，被上诉人已就相关内容进行了陈述，一审法院也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表述，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出上诉，故遗嘱效力与否并不���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审核认为，上诉人孙玉妹提供的证明，因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孙国忠提供的证据系微博下载资料，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其证据效力本院亦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孙金生、吴茶花所立遗嘱中第1条“……此房屋位于桐庐县富春江镇孝门村石塘三组竹子坞，该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如果该房产拆迁，遗嘱人主张索要拆迁费，不要安置房，所得拆迁费用归属于女儿孙玉妹管理，供我养老。”该条明确拆迁所得财产由孙玉妹管理，供其养老。据此，应认定系孙金生、吴茶花对其生前财产的安排。上诉人孙玉妹提出该条规定孙玉妹为遗产管理人，其具有遗嘱执行人身份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遗嘱第2条中立遗嘱人并未指定孙玉妹为遗产管理人。孙玉妹要求��国忠赔偿孙玉妹所管理的房款135000元，返还拆迁补偿款、人口奖励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孙玉妹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20元，由孙玉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志军代理审判员  戚剑颖代理审判员  王 超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潘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