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623刑初207号 公诉机关漳浦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蔡春山，男，1976年3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初中文化，货车司机，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诬告陷害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辩护人柯伟锋，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良云，男，1966年2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被告人蔡竹林，男，1963年2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高中文化，农民,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被告人蔡金笔，男，1953年5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漳浦县，汉族，文盲，农民,家住漳浦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7年11月1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5月23日被取保候审,同年9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漳浦县看守所。 漳浦县人民检察院以浦检诉刑诉[2018]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春山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恋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春山及其辩护人柯伟锋、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审理期间，公诉机关提出延期审理建议，合议庭同意该建议并决定本案延期审理1次。现已审理终结。 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寻衅滋事 1.2016年10月份，在全国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开幕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以“其房屋不能办土地证为由”，预订机票准备于2016年10月21日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下称“非访”）。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对被告人蔡春山开展劝返工作，被告人蔡春山以“至少要补偿其信访费用20000元，不然就要上去北京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人民币14000元（币种，下同）。 2.2017年9月份，在厦门市举行“金砖会晤”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故意藏匿起来，并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造成要去厦门“非访”的假象。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迫于维稳压力，对被告人蔡春山开展劝返工作，被告人蔡春山以“政府要给其10000元补偿，不然就要去厦门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8000元。 3.2017年10月上旬，在全国“十九大”召开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与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共谋后，由被告人蔡春山指使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造成要去北京“非访”的假象。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迫于维稳压力，对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开展劝返工作，并请求被告人蔡春山帮忙劝返，被告人蔡春山以“帮忙劝回信访人员需要支付好处费及给信访人员补偿费”为由向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45000元，其中被告人蔡春山分得27000元，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各分得6000元。 二、诬告陷害 2017年10月份，被告人蔡春山因指使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以要到北京“非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委会施加压力并索要45000元，于同年10月30日被漳浦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1月2日被抓获。被告人蔡春山怀疑是被蔡某1、蔡某2设局陷害，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捏造蔡某1、蔡某2有伙同参与该案的谋划并分赃的犯罪事实，导致蔡某1、蔡某2均被漳浦县公安局刑事传唤24小时。 指控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的陈述；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5、现场辨认笔录。综上述，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春山等人属恶势力犯罪。被告人蔡春山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上述寻衅滋事罪属共同犯罪。提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依法判处。 被告人蔡春山供认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但辩解称其在2016年10月份及2017年9月份的信访有正当信访事由,其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辩护人柯伟锋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蔡春山在2016年10月份及2017年9月份分别获得的14000元及8000元属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员会补偿给被告人蔡春山的损失，不应计入犯罪数额，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罪涉案金额应为45000元，而不是67000元。且被告人蔡春山在此次犯罪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蔡春山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犯罪时主观恶性小，犯罪后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可以酌定从轻处罚；2.被告人蔡春山在诬告陷害罪中具有自首情节，建议对被告人蔡春山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均供认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经审理查明，2015年起，蔡六一、蔡某15（均另案处理）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单独或结伙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侵犯他人财产权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间，被告人蔡春山伙同蔡六一等人形成的恶势力团伙及其成员，单独或结伙实施了通过“非访”强拿硬要财物、诬告陷害他人的犯罪行为。 一、寻衅滋事 1.2016年10月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幕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在蔡六一（另案处理）煽动下，以“其房屋不能办土地证为由”，通过预定机票假装到北京信访，以借此给漳浦县相关部门施加信访压力并趁机索要钱财。同月18日，被告人蔡春山通过事先掌握的身份证信息,在部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预定了其与蔡某7等7人同月21日由厦门高某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即对被告人蔡春山开展稳控劝返工作。被告人蔡春山以“至少要补偿其信访费用20000元，不然就要上去北京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14000元。得款后，被告人蔡春山分给蔡六一2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蔡某3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份，全国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蔡春山订了他和蔡某7等7人到北京的机票，准备到北京去闹访。其知道后,就和吴某,4等人去蔡春山家中劝说蔡春山等人不要去北京闹访，但蔡春山不听。后来其叫蔡六一帮忙叫蔡春山不要去上访。在协商过程中,蔡春山就说：“要叫我不上去你们要补我的订机票的钱。”蔡六一对其说：“你要叫蔡春山不要去北京，你要拿些钱补贴他们。”之后蔡春山说：“每张机票至少补我2000元，7张机票要补给我2万元人民币。”经过双方协商，达成1.4万元的结果。蔡春山当场登陆手机支付宝将订好的去北京七张飞机票退掉。其身上只有4000元现金，就当场将身上的4000元现金给蔡春山。第二天，蔡春山到其家找其拿剩下的1万元，其将剩下的1万元拿给蔡春山。 （2）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份，正值全国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楼脚村主任蔡某3打电话向其报告，村民蔡春山订了他和蔡某7等7人到北京的机票，准备到北京去信访。得知这个信息后，其就马上带蔡某3等村干部到蔡春山家去做工作，叫他把机票退了，但是蔡春山不听，态度很坚硬，不肯妥协。其就交代蔡某3继续做工作，稳控好蔡春山等人。没过多久，蔡某3就向其报告说，蔡春山要求楼脚村补偿他购买机票的14000元，不然他们肯定要去北京。出于维稳需要，其就同意，并叫蔡某3把14000元给蔡春山，后来蔡某3就把钱给蔡春山，蔡春山才机票退了，没有去北京信访。 （3）证人蔡某4的证言，证实其是在蔡春山退完机票后，通过其父亲蔡某5将才知道蔡春山给其定了一张2016年10月21日去北京的机票的事。蔡春山之所以知道其身份证信息，是因为2011年的时候其有和蔡春山一起养鹅一年多，2016年的时候又决定要养鹅，蔡春山就要去找人订鹅苗，其就把身份证放在他那边，所以蔡春山就有了其身份信息。蔡春山以定机票要去北京集体上访为由向村委会索要钱款后没有分钱给其。 （4）证人蔡某6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中旬的一天，其和蔡春山商量后，打算去北京上访，于是他就订了7张包括其在内的机票。后来村委会主任蔡某3给蔡春山打电话叫他不要去上访，且村里会出订机票的钱，所以蔡春山也叫其不要去北京上访。蔡春山退票后还给其之前给他用于预定机票的500元和身份证。 （5）证人蔡某7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中旬的一天，蔡春山打电话叫其一起去北京上访，其同意后他就订了包括其在内的机票。后来又跟其说不要去北京上访，把机票退了。蔡春山并没有向其提及钱的事情。 （6）证人胡某,4的证言，证实蔡春山是其儿子，他肯定有其身份信息。其不知道2016年10月份蔡春山用其身份证信息订了从厦门到北京的飞机票，蔡春山从来没有跟其讲过信访的事。 （7）证人蔡某8的证言，证实蔡春山是其丈夫，其不知道2016年10月份蔡春山用其身份证信息订了从厦门到北京的飞机票，其身份证都在家中，蔡春山自己可以拿到。 （8）证人蔡某5将的证言，证实其和蔡春山有亲戚关系，其事后才听说了蔡春山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前订了7个人要去北京的机票，其中就有其儿子蔡某4。其听到这个人消息后就去质问蔡某4，他说他也不知道蔡春山有给他定机票的事。 （9）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到村里要出账的时候才知蔡春山以补偿退掉去北京上访的机票为由，向村里索要了14000元。 （10）同案人蔡六一的陈述，证实2016年4月份，其教唆蔡春山通过信访的方式去解决他房屋不能办证的情况。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其教蔡春山通过订几个信访户去北京的机票，以此给政府施加压力，并以退票为由向他们索要钱财。之后蔡春山就订了7张去北京的机票，通过其教给他的办法向楼脚村委会拿到了14000元，并分了2000元给其。 （11）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6年10月中旬，全国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开幕期间，蔡六一来到其家，跟其说要去订机票到北京信访。这时候维稳形势比较紧张，其如果这时候上去北京，村委会或者镇里面肯定会出钱请其回来。蔡六一还让其再叫五个人一起去，说这样算是集体访了，去国家信访局信访的时候就不用排队。另一方面，多叫些人一起上去，也可以多赔些机票钱，多向政府要点钱也比较顺利成章。之后其就通过手机支付定了7张2016年10月21从厦门高某机场到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每张机票人民币1460元人民币。绥安镇组委兼楼脚村书记吴某,4知道后劝其不要去上访，其没有答应。2016年10月20日楼脚村主任蔡某3叫其去他家商量不要上访的事情，当时蔡六一也在。在蔡某3劝其不要去上访的过程中，蔡六一对蔡某3说要补偿钱给其才可以。其一开始要求20000元才答应退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蔡某3答应补给其1.4万元人民币。接着其当场用手机支付宝申请退票。蔡某3看其退票后就先拿现金人民币5000元人民币给其，剩余的9000元人民币蔡某3隔天转到其银行卡。拿到钱后，其分给蔡六一2000元。 （12）摘自福建省公安信息库的民航订票信息，证实蔡春山、黄良云、蔡某6、蔡某7、蔡某4、蔡某8、胡某,4七人预定2016年10月21日从厦门高某机场出发至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情况。 （13）漳浦县人民检察院浦检诉刑诉[2018]310号起诉书，证实蔡六一、蔡某15等人因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等违法犯罪事实，被提起公诉的情况。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2.2017年9月份，在厦门市召开“金砖会晤”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故意藏匿起来，并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造成要去厦门“非访”的假象。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遂对被告人蔡春山开展劝返工作，被告人蔡春山以“政府要给其10000元补偿，不然就要去厦门信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索要8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蔡春山以藏起来准备去厦门闹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村委会索要8000元，组委吴某,4及村委会主任蔡某3就叫其和村委会出纳蔡某11、村支委蔡某10三人一起拿8000元到楼脚村治安主任蔡某9家给蔡春山。其三人到达蔡某9家后，蔡某11将8000元现金放在了蔡某9家的茶桌上。其打电话叫蔡春山来蔡某9家，蔡春山到了之后说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收钱，后来其和蔡某10、蔡某11就先走了。 （2）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正值厦门金砖会议的召开期间，其接到蔡某3的报告说，蔡春山人故意躲起来，并扬言要去厦门闹访。其就要求蔡某3等村干部必须找到蔡春山并做好维稳工作，没过多久蔡某3向其汇报说，蔡春山联系上了，蔡春山开口要给他8000元，如果有拿到钱他就不去信访，如果没有拿到钱他就还要去厦门闹访，当时出于维稳工作考虑其只能答应蔡春山的条件。楼脚村通过蔡某3、蔡某11等人将8000元现金交给蔡春山，蔡春山就没有去厦门闹访。 （3）证人蔡某9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蔡春山故意藏了起来，让村的人找不到他。因为厦门金砖会晤这个敏感时期，各级政府都要求对信访对象进行稳控，其得知蔡某12平时跟蔡春山关系很好，于是其找到蔡某12，希望通过蔡某12找到蔡春山。后来蔡某12反馈说蔡春山要求村里补偿他10000元，他才同意不去信访，经过协商，最终定为8000元。9月3日傍晚，蔡春山和蔡某1、蔡某11、蔡某10四人来到其家，其中蔡某1他们三人一起拿了8000元过来，并由蔡某11把钱放在其家的茶桌上。因为蔡春山不同意签字捺印后再领钱，他们四人就先后离开了。9月4日早上，其叫蔡某12来把8000元转交给蔡春山。 （4）证人蔡某10、蔡某11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厦门金砖会晤召开前夕，村里联系不上信访户蔡春山，大家就一直寻找蔡春山。后来其听说蔡春山向村委会索要8000元，村长和书记商量后同意这个要求。于是蔡某3就叫出纳蔡某11拿钱，蔡某11当时手头上只有5000元，蔡某3自己先拿了3000元给蔡某11凑了8000元要拿去给蔡春山。于是蔡某10、蔡某11、蔡某1三人一起来到蔡某9家要将钱给蔡春山。蔡春山到蔡某9家后蔡某11就要将8000元现金给蔡春山，蔡春山说：“我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拿你这些钱的”，蔡某11听后就把钱顺手放在茶桌上，之后四个人就都离开了。 （5）证人蔡某12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初正要召开厦门金砖会议前夕，蔡春山失联了，9月1日和2日，村里的干部要其帮忙寻找蔡春山。9月2日晚上，蔡春山给我打电话要借钱，我就顺便跟他说村委在找他的情况，他说“村委会要叫我回来可以，但要给我10000元，我才肯出来”。我就将他的要求向村里转达了，村里只同意给8000元，我将这个情况跟蔡春山说了之后，他也同意。9月4日早上，蔡某9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家拿8000元，我拿到之后就把钱给了蔡春山。 （6）证人蔡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9月厦门金砖会晤期间，蔡春山躲起来又扬言要去厦门闹访，楼脚村就派村干部蔡某9跟蔡春山联系去做蔡春山的维稳工作。最后蔡某9向其反馈说,蔡春山索要8000元，如果有拿到钱他就不去上访，如果没拿到钱他就要去厦门闹访。后来其村迫于信访压力同意从村财出账，支付8000元给蔡春山，当时村里面没那么多钱，其还先出了3000元，凑齐8000元通过村干部蔡某11、蔡某1、蔡某10三人把8000元拿到蔡某9家，通过蔡某9将8000元拿给蔡春山，在厦门会晤期间蔡春山才没去厦门闹访。 （7）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7年9月份厦门金砖会议期间，其之所以向村里索要8000元，是因为2017年2月份在两会前，其跑去北京上访，在信访局门口直接被人遣送回来，导致其放在旅社的行李和其中的6000元现金都没能拿回来。其返回村里后，向村里讨要这6000元，但是他们一直没有给其解决，于是其就自己坐火车外出到浙江准备上北京。村里知道其外出后，同意补偿其8000元，让其回去，但是其回来后，这笔钱还是没有解决。在9月份厦门金砖会议期间，其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假装要去厦门信访，通过这样向村镇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其索要8000元的目的。于是其就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造成失联的假象，迫使村里同意补偿其8000元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9月4日村里通过蔡某12给其8000元。 （8）蔡某11提供借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2017年9月份，蔡某1、蔡某10、蔡某9向楼脚村委会预借维稳费用8000元。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3.2017年10月上旬，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敏感时期，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分别共谋后，由被告人蔡春山指使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造成要去北京“非访”的假象。其中被告人黄良云藏匿到北京的出租屋，被告人蔡竹林、蔡金笔藏匿到浙江省嘉兴市蔡某18（系蔡竹林妹妹）家中。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遂对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开展劝返工作，并请求被告人蔡春山帮忙劝返。被告人蔡春山以“帮忙劝回信访人员需要支付好处费及给信访人员补偿费”为由向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45000元，被告人蔡春山自己留下27000元，分给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各6000元。 案发后，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均退赃6000元。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蔡春山通过其家属向本院退赃10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蔡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20日左右，村主任蔡某3告知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趁十九大期间跑去北京闹访，让其帮忙找他们回来。于是其就和蔡某3找到蔡春山帮忙让他们三人回来，次日蔡春山告诉其说黄良云回来的条件是15000元，另外两人每人12000元，加上给蔡春山6000元的好处费，总共是45000元，并要求把钱先放在蔡某1那里。后蔡某3经过汇报镇政府领导，同意蔡春山的要求，并叫蔡春山到蔡某3家拿钱，但蔡春山说他们人还没回来不拿钱，随后39000元由蔡某1保管。当天蔡春山说黄良云当天就可以回来，蔡竹林、蔡金笔说要次日回来。其并不知道蔡某1如何分配那些钱，就知道当时说的是39000元要给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6000元是给蔡春山的辛苦费。 （2）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中旬十九大期间，村里的稳控对象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购买动车票躲起来，村主任蔡某3就找到蔡春山帮忙找他们三人，蔡春山说如果找到他们需要给他们补一些费用，除了给他们三人39000元，还要给蔡春山6000元当辛苦费找他们回来。后蔡某3将钱取出来后放在其这里，等到蔡春山将他们三人找回来再将给分给他们。后黄良云说当天晚上就要从厦门回来，蔡金笔、蔡竹林也要回来，蔡春山就说将钱先拿给他的大舅子蔡某13，其便于当天将钱拿给蔡某13，当天晚上，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都回来。其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分的，只知道6000元是给蔡春山当费用，其他39000元如何分配不清楚。后蔡春山有拿了一些烟和茶叶要给其，其没有收。后来蔡竹林因十九大期间以要到北京闹访为由，向政府索要钱财，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经其劝说，他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3）证人蔡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6或者17日的一天下午，蔡六一骑摩托车来到其家，对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个人现在藏起来，叫其不要管他们，他们是要敲诈钱而已，并说这是蔡春山跟他说的。过后一两天，其村委蔡某1也有向其反映，说蔡春山告诉他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等人已经藏起来，准备去北京闹访。之后其有将这一情况向绥安镇的组委兼楼脚村书记吴某,4汇报，吴某,4有安排人去找蔡春山接触，帮忙将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个人找出来，阻止他们进京闹访。10月22日，蔡春山到其家找其说：“黄良云要求15000元、蔡金笔要求12000元、蔡竹林要求12000元。”其将这个情况汇报给绥安镇书记和镇长后，他们表示同意，并叫其先自己先准备45000元给他们。由于其身上只有26000元的现金，其和蔡某2到银行取出19000元，回家后就马上联系蔡春山来其家。蔡春山表示不经手这些钱，要求将45000元都放在蔡某1那里，黄良云等人回来再去找蔡某1拿钱。其就打电话叫蔡某1，并将45000元的现金给蔡某1。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三人都回来后，蔡某1就将45000元都给了蔡春山他们四人，他们四人都没有签字。 （4）证人吴某,4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6或者17日的一天，其接到楼脚村委主任汇报称，蔡六一向其透露楼脚村的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3人藏起来了，目的是要向政府要钱；另外楼脚村的蔡春山也跟村委蔡某1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3人都藏起来了，准备去北京闹访。其得知消息后，让蔡某3设法将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3人找到并劝回。10月22日，蔡某3打电话跟其说，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三人通过蔡春山向政府要求39000元，另外还要给蔡春山6000元的辛苦费。因为当时其还在北京回漳浦的途中，其叫蔡某3向绥安镇党委书记及镇长汇报这一情况，书记和镇长都表示同意。后来蔡某3自己垫付45000元，由村委蔡某1转交给蔡春山、黄良云等人，他们因此没去北京闹访。 （5）证人柯某,4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8日左右的一天，黄良云打电话给其，叫其帮他买两张不用身份证登记或用别人身份证登记的手机号码卡。10月12日左右，其到绥安镇青年路一家手机店，用其身份证实名登记购买了两张移动手机号码卡，并送到黄良云家中，其并没有从中获利。 （6）证人黄某,4和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13日晚上，黄良云一个人到其家，说准备到北京上访，当晚就住在其家里。其不知道黄良云去上访是否有带手机，他也没说具体的上访办法。 （7）证人蔡某13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22日13时许，其妹夫蔡春山打电话给其，说楼脚村委蔡某1要拿个东西给他，叫其帮忙拿一下，其表示同意。一会儿蔡某1骑一辆踏板摩托车过来找其，将一个装有东西的绿色购物袋拿给其后离开。接着其将购物袋拿回家，一会儿蔡春山来到其家里，直接将那个购物袋拿走了。购物袋当时是捆绑封着的，里面装有东西，其没有打开看，蔡春山也没有告诉其。蔡春山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其才知道当时袋子里面装的是现金。 （8）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实2017年10月中旬的时候，其公公蔡金笔说他准备出外一趟，叫其将其中一个手机号码卡给他使用，于是其就将那张手机卡拿给他，并将手机卡安装在蔡金笔的手机上。 （9）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上旬，其先后叫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在十九大期间躲起来，造成进京上访的假象，并趁机向楼脚村委会索要45000元。其中分给黄良云、蔡金笔、蔡竹林各6000元，其本人得款27000元，其中6000元是其辛苦费。 （10）被告人黄良云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上旬，其去蔡春山家泡茶的时候，他教唆其在十九大期间去北京上访。其同意后还向他学习进京上访的办法。后来其通过柯某,4买了两张电话卡，一张给蔡春山，一张其自己用。到达北京西站后，其住到了附近的出租屋，但一直没有去信访，期间其一直有和蔡春山保持联系。蔡春山说村里叫其回去的时候，其要求村里给其15000元，他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回漳浦，蔡春山只给其6000元。 （11）被告人蔡金笔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初的一天，蔡竹林打电话给其，叫其一起商量关于信访蔡英武建房占用土地的事。蔡竹林跟其说全国十九大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北京市的安保肯定很严，到北京市也进不去，不如到时找个地方藏起来，假装要到北京去上访，这样村、镇两级政府就会紧张，到时其好向村、镇两级政府索要一笔钱来花，另外政府迫于信访压力肯定会给其解决其上访的事。其觉得蔡竹林说的有道理，就答应了。接着其回家找其儿媳妇陈某,4，向她拿了一张电话卡。其和蔡竹林后来就躲到了浙江嘉兴蔡竹林妹妹蔡某18家中，还去附近的一家宾馆，蔡竹林用宾馆大厅柜台的电话座机拨打绥安镇领导，跟他们说准备去北京上访的事情，他们在电话里劝说其回去，还答应报销路费，但是其不同意。到了10月21日，蔡竹林有和蔡春山联系，说只要其回去，村里答应补偿其和蔡竹林每人至少5000元的费用，其和蔡竹林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就答应了。回来后蔡春山给了其和蔡竹林每人各6000元。 （12）被告人蔡竹林的供述，证实2017年10月初的一天，蔡春山打电话给其，叫其去他家商量十九大期间去北京信访的事情。在商量的时候，他说全国十九大马上就要在北京召开，那时北京市的安保肯定很严，其到北京市也进不去，不如到时找个地方藏起来，假装要到北京去上访，再由蔡春山放出其去北京信访的消息，这样村、镇两级政府就会紧张，到时就好向村、镇两级政府索要一笔钱来花。蔡春山还教其不能用自己的电话卡。其回去后就叫蔡金笔和其一起，他也同意了。其后来躲到了浙江嘉兴其妹妹蔡某18家中，期间其去了附近的一家宾馆，由其用宾馆大厅柜台的电话座机拨打绥安镇领导，跟他们说准备去北京上访的事情，他们在电话里劝说其回去，还答应报销路费，但是其不同意。到了10月21日，其有和蔡春山联系，蔡春山说只要其回去，村里答应补偿其和蔡金笔每人至少5000元的费用，其和蔡金笔觉得目的已经达到就答应了。回来后蔡春山给了其和蔡金笔每人各6000元。 （13）扣押材料和发还清单，证实漳浦县公安局决定扣押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各6000元，后将18000元返还绥安镇楼脚村委会。 （14）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信访材料，证实他们的信访诉求及解决情况。 （15）辨认笔录，证实案发现场的情况。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各被告人寻衅滋事的事实，公诉机关又提供了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各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实各被告人的出生时间、家庭住址等身份基本情况。 （2）漳浦县公安局关于各被告人到案经过说明，证实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被抓获归案，被告人蔡竹林、蔡金笔自动投案的事实。 （3）查询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说明，证实经查询，均未查询到各被告人有违法犯罪经历。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二）诬告陷害 2017年10月份，被告人蔡春山指使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离开漳浦县藏匿起来，以要到北京“非访”为由向绥安镇楼脚村委会施加压力并索要45000元，后于同年10月30日被漳浦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并于同年11月2日被抓获。被告人蔡春山怀疑是被同村村民蔡某1、蔡某2设局陷害，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捏造蔡某1、蔡某2伙同参与该案的谋划并分赃的犯罪事实，导致蔡某1、蔡某2均被漳浦县公安局刑事传唤24小时。 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蔡春山通过其家属取得被害人蔡某1、蔡某2的谅解。 另查明，被告人蔡春山于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诬陷被害人蔡某1和蔡某2，公安机关于同月3日对蔡某1和蔡某2进行传唤并进行讯问，掌握了被告人蔡春山诬告陷害的事实。同月7日，被告人蔡春山在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后，才在第五次接受讯问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蔡春山的供述，证实了被告人蔡春山如实供述了其因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寻衅滋事第3条犯罪事实被公安机关调查期间，因怀疑蔡某1、蔡某2设局陷害，便诬告蔡某1、蔡某2有参与本条事实的共谋并分的赃款。 （2）被害人蔡某2、蔡某1的陈述，证实二被害人均陈述其没有参与起诉指控的寻衅滋事第3条犯罪事实。 （3）传唤证，证实蔡某2、蔡某1均于2017年11月3日19时至11月4日19时被漳浦县公安局传唤，传唤时长24小时，传唤地点为漳浦县公安局绥安派出所执法办案中心。 （4）漳浦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在被告人蔡春山诬告陷害案中，被告人蔡春山及被害人蔡某2、蔡某1供述的先后顺序及公安机关掌握线索的情况。 （5）谅解书，证实在法庭审理期间，被告人蔡春山通过其家属取得被害人蔡某1、蔡某2的谅解。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与蔡六一分别结伙或单独多次实施了一系列犯罪行为，造成较恶劣的社会影响，应认定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等人属恶势力团伙犯罪。被告人蔡春山分别或伙同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在重大会议期间，采用“非访”的手段破坏社会秩序，给维稳人员施加压力，强拿硬要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部分犯罪事实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四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是主犯。被告人蔡春山又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应与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被告人蔡春山、黄良云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被告人蔡竹林、蔡金笔能投案自首，依法均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能退出赃款，被告人蔡春山能退出部分赃款，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在诬告陷害罪中，被告人蔡春山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蔡春山属恶势力性质犯罪，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黄良云、蔡竹林、蔡金笔属恶势力性质犯罪，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指控成立，予以采纳。 辩护人柯伟锋提出被告人蔡春山在寻衅滋事罪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坦白，系初犯、偶犯，犯罪后自愿认罪、悔罪态度好，可以依法、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被告人蔡春山提出其在2016年10月份及2017年9月份的信访有正当信访事由,其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及其辩护人柯伟锋提出2016年10月份及2017年9月份获得的14000元及8000元属漳浦县绥安镇楼脚村委会补偿给被告人蔡春山的损失，不应计入犯罪数额，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罪涉案金额应为45000元，而不是67000元的辩护意见，经法庭审理认为，被告人蔡春山在2016年10月份，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即将开幕的敏感时期，通过事先掌握的身份证信息,在部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预定7张飞往北京的机票，且以退票为条件，向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14000元；其在2017年9月份，在厦门市举行“金砖会晤”的敏感时期，通过故意藏匿及将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的手段，造成去厦门“非法信访”的假象，并以配合劝返工作为条件，向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8000元，其主观上存在给维稳工作人员施加压力，以达到强拿硬要财物的目的，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因此，该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其又提出被告人蔡春山在诬告陷害罪中具有自首情节，建议对被告人蔡春山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法庭审理认为，在被告人蔡春山如实供述蔡某1、蔡某2未参与向绥安镇楼脚村委会索要钱财之前，公安机关已传唤蔡某1、蔡某2，并查明其二人未参与实施犯罪，且已受理了被告人蔡春山诬告陷害案，因此，被告人蔡春山不属于主动交代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九条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蔡春山犯寻衅滋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21年11月2日止）。 二、被告人黄良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19年1月2日止）。 三、被告人蔡竹林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共折抵4日，即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9年8月29日止）。 四、被告人蔡金笔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3日起至2019年9月2日止）。 五、继续追缴被告人蔡春山违法所得人民币37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蔡雄斌 审 判 员  林小香 人民陪审员  陈惠智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李 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