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湘高法民二终字第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协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道怀德翠岗工业园二区第23幢。法定代表人周小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加山，广东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汨罗市吉平铝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汨罗市红花乡京古塘。法定代表人吴吉平，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汨罗市畅达铝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汨罗市新市镇团螺村。法定代表人伏果良，该公司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兰云，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协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联五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汨罗市吉平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平公司）、汨罗市畅达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的（2010）岳中民二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协联五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加山，被上诉人吉平公司、畅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兰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5月，四川省苍溪县人杨飞良经人介绍认识了协联五金公司监事欧伟杰，称可以为该公司拿到订单，并以方便业务为由要求协联五金公司印制以其为总经理的名片和工作牌。欧伟杰即任命杨飞良为总经理。为方便工作联系，该公司人事部门于5月8日为杨飞良印制了其为该公司总经理的名片和工作牌。2008年6月，杨飞良经人介绍认识了吉平公司总经理吴吉平和畅达公司总经理伏果良，向他们出示了上述协联五金公司印制的名片，佩戴附其照片的工作牌带领两人参观了协联五金公司的厂区并在公司接待处予以接待。同年6月25日，杨飞良以协联五金公司的名义与吉平公司、畅达公司签订了《��品买卖合同》，约定购买两公司ADC-12铝锭150吨，价款294万元，指定运至广东省东莞桥头永泰压铸厂，并加盖了其事先伪造的协联五金公司公章。2008年6月28日至7月17日，吉平公司、畅达公司依约交付铝锭141.4311吨（合同价值2775969.56元）至指定交货地点。杨飞良收货后，将其全数运走转卖得款200余万元，而仅仅支付20万元货款，其余款项未支付分文遂即逃离。杨飞良合同诈骗一案中，侦查机关未能追回被骗铝锭，杨飞良所骗款项亦被其挥霍一空。2008年10月17日，杨飞良被公安机关抓获。2009年11月20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2009）深宝法刑初字第2855号刑事判决判决杨飞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刑徒刑14年。另查明：协联五金公司是李昌文于2006年11月24日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5月至6月期间，协联五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为黄国强，监事为欧伟杰。���公司章程规定监事的职权是稽查公司财务，监督纠正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行为，而聘任经理是执行董事的职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有如下焦点问题：一、关于杨飞良的行为性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需满足三个条件：1、行为人没有获得授权；2、合同相对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失的；3、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杨飞良所谓“总经理”是欧伟杰超越职权所致，其实际无权代理协联五金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协联五金公司人事部门为杨飞良印制名片和工作牌，允许杨飞良以总经理的名义在厂区接待客户；在签订合同前，杨飞良带领合同相��人参观协联五金公司厂区，佩戴工作牌接待客户，而协联五金公司在场人士无人异议，一般商务人员出于正常判断，当然有理由相信杨飞良确系有权对外签订合同的总经理；从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看，吉平、畅达两公司诚意订约，诚信履约，按时保质地履行了合同约定义务，其主观善意显而可见。因此，合同相对人吉平、畅达两公司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飞良有代理权。杨飞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对该公司有效，协联五金公司对《产品买卖合同》相关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二、关于本案《产品买卖合同》的效力和民事责任的问题。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09）深宝法刑初字第2855号生效的刑事判决已将杨飞良使用假冒公司印章，与吉平、畅达两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的行为认定为实施合同诈骗的犯罪行为。本案中，杨飞良出于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目的，虚���协联五金公司需要铝锭的事实，诱使吉平公司、畅达公司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该合同的签订本质上只是杨飞良掩盖诈骗目的的方法，已被人民法院认定为犯罪行为，且明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本案《产品买卖合同》在刑事上是诈骗犯罪的手段，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应属无效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将产生一系列法律后果，除合同本身自成立之时即归于无效外，还包括合同当事人各自返还财产和就其在缔约过程中的过失承担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因吉平、畅达两公司给付的铝锭已被犯罪份子全部转卖挥霍，无法追回返还，应由协联五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本案损失数额的问题。因本案中被骗铝锭未能追回，且杨飞良除事先支付20万元货款外未付分文，转卖铝锭赃款亦被其挥霍，故吉平、畅达两公司因杨飞良犯罪导致合同无效遭受的损失应为2575969.56元。综上所述，表见代理行为不排斥代理人的非法代理行为，如果符合表见代理的法律要件，非法代理行为的后果亦应按照法律规定，由被代理人承担。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关于单位对于行为人私刻公章不予以赔偿的规定仅适用于单位无过错的情形，而本案中犯罪分子杨飞良骗取被害人信任的数个关键环节中，协联五金公司均有明显过错，故本案不应适用上述条款。被告协联五金公司关于杨飞良非法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及私刻公章其单位不负责赔偿的答辩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协联五金公司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杨飞良进行追偿。此外，因本案《产品买卖合同》系无效合同，吉平公司、畅达公司根据该合同条款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四）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协联五金公司赔偿畅达公司、吉平公司人民币2575969.56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2714.3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7714.32元，由协联五金公司负担24943元，由畅达公司、吉平负担2771.32元。上诉人协联五金公司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杨飞良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与合同诈骗罪不能共存；3、原审判决认定损失金额错误。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同。本院认��：综合协联五金公司上诉及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的答辩情况，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主要有如下几个争议焦点：一是畅达公司、吉平公司能否对协联五金公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二是杨飞良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三是原审判决认定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的损失金额是否错误。一、关于畅达公司、吉平公司能否对协联五金公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表明，刑事被告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损失，如果通过刑事判决仍不能弥补被害人损失，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虽认定被告人杨飞良犯诈骗罪，但并未在判决中明确对其非法侵占的财产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不能通过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程序获得救济的，必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返还或赔偿。该批复系针对个案的答复，并非严格意义的司法解释。且杨飞良是以协联五金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实施诈骗犯罪，畅达公司、吉平公司诉请协联五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有别于其对被告人杨飞良提起民事诉讼。依据《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畅达公司、吉平公司有权依法对协联五金公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协联五金公司提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表见代理与合同诈骗罪不能共存”的上诉主张因与法律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杨飞良的行为能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在举证证明成立下列两个条件时，可以主张表见代理成立，要求被代理人承担责任：一是客观上存在一定的事实足以使相对人相信他人具有被代理人授权。考察客观上是否存在一定事实足以使相对人相信他人具有被代理人授权，应当从无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关系、交易习惯、交易的时间、环境等各方面综合予以考量；二是相对人必须善意无过失。考察相对人是否善意无过失，应当考察其是否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在当时情境下应尽的注意义务。相对人如果存在疏于审查、违反正常操作规程等情形，应当认定其构成过失。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协联五金公司监事欧伟杰任命杨飞良为“总经理”虽属越权，但该公司人事部门为杨飞良印制了名片和工作牌，允许杨飞良以总经理的名义在厂区接待客户；在签订案涉合同前，杨飞良带领合同相对人参观协联五金公司厂区，佩戴工作牌在厂区内接待客户，协联五金公司在场人员均未对杨飞良的身份提出异议，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相关洽谈业务人员当然有理由相信杨飞良确系有权对外签订合同的总经理；从合同的签订、履行情况看，吉平公司、畅达公司按照《产品买卖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了己方的义务，其主观应属善意且无过失。因此，杨飞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协联五金公司应对《产品买卖合同》相关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杨飞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正确。协联五金公司提出“杨飞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上诉主张与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审判决认定畅达公司、吉平公司的损失金额是否错误的问题。原判根据吉平公司、畅达公司交付的铝锭141.4311吨，按照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总货款为2775969.56元，扣减杨飞良已经支付的20万元货款，将未付余款2575969.56元确定为案涉损失金额。协联五金公司上诉提出：首先，本案损失赔偿责任应由杨飞良承担，畅达公司、吉平公司应当向杨飞良及收购赃物的梁伟林等人索赔，协联五金公司至多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次，买卖合同约定的单价高于市场价，以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损失金额，客观上使畅达公司、吉平公司获得的赔偿高于其直接损失。本院经审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没有明确对杨飞良非法侵占的财产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且该刑事判决认定杨飞良冒用协联五金公司名义实施合同诈骗，在杨飞良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况下，《产品买卖合同》相关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协联五金公司承担，畅达公司、吉���公司向协联五金公司主张赔偿于法有据。协联五金公司先行赔偿后，有权依法向杨飞良等人追偿。至于损失金额的确定问题，由于双方基于各自的经济目的签订买卖合同，故合同约定铝锭的单价可能高于当时的市场价，因而畅达公司、吉平公司以合同约定的单价为基础主张的损失赔偿有可能高于其直接损失。鉴于畅达公司、吉平公司在履约中所遭受的损失可能不限于直接损失，且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明确限定在直接损失的范围之内，而协联五金公司一、二审中均未就合同约定铝锭的单价高于当时市场价的具体数额举证证明。因此，协联五金公司此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943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协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 坚代理审判员  邓小明代理审判员  贾小弟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刘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