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891行初302号原告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地址：廉江市城南汽车客运站三楼。法定代表人管海鸿。委托代理人陈其聪，广东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潘球龙，广东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廉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廉江市廉江大道北63号。法定代表人杨晓文，局长。委托代理人陈秋波，该局股长。委托代理人叶志勇，该局干部。第三人毛珍英，女，汉族，1974年9月26日出生，住廉江市，委托代理人周汉基，广东汉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宇，广东汉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上步路银湖大厦首层、二层206-222室。法定代表人王欣。委托代理人***，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刘荣才，该公司安全主管。原告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不服廉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廉江市人社局”）作出的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8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安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球龙、被告廉江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陈秋波、叶志勇、第三人毛珍英的委托代理人周汉基、周宇、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长途客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荣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月22日，廉江市人社局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有：“经查：黄孝敏，男，汉族，42岁，身份证号码：，是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司机。2017年5月14日16时左右，黄孝敏驾驶公司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上有副驾驶员和乘客）沿深岑高速公路往沈海高速方向行驶，当日22时行驶至114公里加700米路段时，碰撞分岔口护栏，造成驾驶员黄孝敏经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黄孝敏死亡的情形，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原告安达公司诉称：被告廉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认定书认定黄孝敏属于原告的司机，认为黄孝敏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属于工伤。原告认为被告作出该认定书程序上违法，实体上依据也不足，应予以撤销。一、被告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的程序违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及《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的，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规定，被告受理第三人毛珍英的工伤申请后，依法应当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由原告行使举证的责任。本案中，被告收到第三人毛珍英的工伤申请后，从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至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黄孝敏为工伤的期间，既未告知原告已受理第三人毛珍英的工伤申请，又未向原告发出举证通知书，剥夺了原告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属于程序不合法。二、被告认定工伤依据不足。原告与黄孝敏不存在劳动关系，与黄孝敏存在劳动关系的是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长途公司）。黄孝敏于2016年9月与深圳长途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黄孝敏被聘任为深圳长途公司的大巴司机，深圳长途公司为黄孝敏购买有社保，深圳长途公司每月为黄孝敏发放工资。直至2017年5月14日，发生交通事故时，黄孝敏仍然是深圳长途公司的职工，因此，被告认定黄孝敏属于原告的职工并认定黄孝敏的受伤为工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人社局没有经过劳动关系确认程序认定工伤，程序违法。综上，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请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的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安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原告主体适格；证据2、身份证，证明第三人身份情况；证据3、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月28日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是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证据4、事故认定书、证据5、公路客运行车路单、证据6、公路客运行车路单、证据7、长途班车行车日志、证据8、深圳市道路客运行车驾驶员档案，证明黄孝敏与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补充证据：证据9、合作经营合同书、证据10、《合作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证明：1.黄绍聪和林国业等人合伙挂靠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经营粤Ｂ×××××号大巴车；2.由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招聘黄孝敏，并与黄孝敏签订《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书》为黄孝敏购买社保；证据11、营运客车承包管理合同，证明黄绍聪和林国业等人合伙挂靠原告经营粤Ｕ×××××号大巴车。被告廉江市人社局辩称：一、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2017年12月28日，第三人（毛珍英）向答辩人提交其丈夫黄孝敏的工伤认定申请，答辩人受理后，派出陈秋波、叶志勇发出廉人社工伤举〔2018〕3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被答辩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有关书面证据材料，但被答辩人没有作出任何答复和提供有关证据材料。通过第三人提供其丈夫黄孝敏的资料，充分证明了黄孝敏是被答辩人的员工，职务是大巴司机，于2017年5月14日16时左右，黄孝敏驾驶公司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上有副驾驶员和乘客）沿深岑高速公路往沈海高速方向行驶，当日22时行驶至114公里加700米路段时，碰撞分岔口护栏，造成驾驶员黄孝敏经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二、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三、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答辩人受理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被答辩人发出廉人社工伤举〔2018〕3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该通知书是陈秋波、叶志勇两名工作人员去到被答辩人办公室送达的），被答辩人在规定的期限没有作出任何的答复，之后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第三人和被答辩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作出该《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正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答辩人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告廉江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申请人提交受害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据2、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的身份；证据3、结婚证复印件，证明申请人与受害人是夫妻关系；证据4、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受害人身份；证据5、事故认定书，证明黄孝敏发生交通事故死亡；证据6、受害人尸检情况；证据7、证明，证明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证明黄孝敏在其公司驾驶车辆；证据8、住址证明，证明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对黄孝敏的居住证明；证据9、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证明监测站对出事车辆检测；证据10、从业资格证，证明受害人的资格证；证据11、工资表，证明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发给受害人的工资表；证据12、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申请工伤的基本情况；证据13、受理通知书，证明符合条件作出受理通知；证据14、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证明认定工伤的程序；证据15、送达回证，证明已送达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的凭证；证据16、工伤认定呈批表，证明认定工伤的呈批情况；证据17、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对申请人提出受害人工伤申请进行认定；证据18、送达回证，证明认定工伤决定已送达申请人及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的凭证；证据19、法律依据，证明认定工伤条款。第三人毛珍英述称：一、黄孝敏依法属于工伤死亡。据查实：2017年5月14日16时许，受安达公司的安排，我丈夫黄孝敏与颜志耀驾驶安达公司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沿深岑高速公路往沈海高速方向行驶，当日22时行驶至114公里加700米路段时，碰撞分岔口护栏，造成黄孝敏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从而可见，黄孝敏接受安达公司的安排，因驾驶安达公司的大型普通客车，于2017年5月14日执行安达公司日常的廉江市深圳龙岗客运工作任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发生交通事故受到伤害以致身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二、黄孝敏与安达公司构成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该《通知》第二条还规定，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劳动者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等凭证。据查实：2014年12月18日，安达公司收取黄孝敏的司机押金3000元，雇请黄孝敏为大巴司机并驾驶安达公司所有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执行廉江至深圳××等地运载旅客的工作任务，安达公司按约定发放工资、行车补贴给黄孝敏。这有2017年5月24日的《证明》，证明黄孝敏在安达公司廉江至深圳××线车队驾驶营运车辆。安达公司车队负责人庞培六2017年6月4日写的《证明》，证明黄孝敏在安达公司停车场居住；安达公司的《龙岗线车队员工工资表》，证明安达公司发放工资和补贴给黄孝敏。还有发生事故属于安达公司所有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等证据为证。由此可见，安达公司和黄孝敏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和劳动主体资格，安达公司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黄孝敏，黄孝敏接受安达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安达公司安排有报酬的劳动，黄孝敏提供的劳动是安达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显然，安达公司与黄孝敏即使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事实上已依法构成和形成了劳动关系。三、安达公司应当对黄孝敏工伤承担赔偿责任。安达公司在《行政起诉状》中称其与黄孝敏不存在劳动关系，认为黄孝敏于2016年9月与深圳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下称长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由该公司为黄孝敏买社保和发放工资，聘任黄孝敏为大巴司机，在事发时黄孝敏为长运公司职工，从而认为廉江人社局认定黄孝敏属于安达公司职工并认定为工伤依据不足。至于安达公司提供的《长途班车行车日志》《驾驶员档案》等证据，这是安达公司与长运公司联营，建立的驾驶员安全管理的资料，当时黄孝敏主要为安达公司驾驶，偶尔为长运公司驾驶大巴往返廉江至深圳龙岗客运专线。实际上，黄孝敏是这两公司的大巴司机，但安达公司违法不与黄孝敏签订劳动合同，只有长运公司为黄孝敏购买社保。长运公司在事发后曾申请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黄孝敏为工伤，该局于2017年8月3日作出《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认定黄孝敏事发时并非执行长运公司工作任务，不属于长运公司工作内容、工作区域，因而认定黄孝敏因交通事故死亡不属于或不视为工伤。从而可见，黄孝敏是法律并不禁止的安达公司和长运公司的大巴司机“双重身份”，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职工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规定，黄孝敏是执行安达公司的客运工作任务，是驾驶安达公司的大客车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依照以上法律规定，不但应当认定为工伤，而且应当由安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廉江市人社局认定黄孝敏为工伤，符合事实，且依法有据。四、廉江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安达公司诉称廉江市人社局受理答辩人的工伤申请后，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期间，未告知其受理答辩人的工伤申请，未向其发出举证通知书，剥夺了其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这诉称不属实。事实的真相是，黄孝敏因工伤死亡后，安达公司未依法在事故发生30日内向廉江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答辩人依法在2017年12月25日向该局呈交《工伤认定申请书》和相关证据，廉江市人社局依法审核、受理，2018年1月3日由陈秋波、叶志勇向安达公司送达《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钟桂松签收），安达公司无异议，经廉江市人社局依法调查核实后，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的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答辩人和安达公司。显而易见，安达公司诉称廉江市人社局受理答辩人的工伤申请后，至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期间，未告知其受理答辩人的工伤申请，未向其发出举证通知书，剥夺了其陈述、申辩、举证的权利不符合事实。答辩人的申请和廉江市人社局的审核、受理、调查核实、作出的工伤认定行政决定和送达，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有关法律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黄孝敏依法属于工伤死亡，依法应当由安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廉江市人社局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的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依法成立，请予以维持。第三人毛珍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深圳市工伤认定书，证明黄孝敏不再执行长运公司工作任务和区域发生事故身亡不认定为工伤；证据2、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证明安达公司与黄孝敏未签订劳动合同，依法构成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证据3、两个规章和一个司法解释，证明黄孝敏双重劳动关系，由受到伤害时工作的安达公司负工伤赔偿责任；证据4、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证明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第三人深圳长途客运公司述称：1、我司与原告无业务上的来往，没有任何联营方式，无关联，因此我司与原告联营是不成立的；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若干意见第一条规定，当时黄孝敏承担运输业务的时候是开原告公司的车，与我司是无任何关联的。第三人深圳长途客运公司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安达公司对被告廉江市人社局出示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6无异议，对证据7-8因为被告不能出示原件，所以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7没有制作人以及盖章的负责人签名，所以属于无效证据，对证据8合法性有异议，负责人一栏签名的人无法确认其身份信息，村委会盖章也没有负责人签名，只有盖章，按照相关规定，单位出的证明需要有人签名才有效；对证据9-10无异议。对证据11因为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而且原告的相关负责人认为该证据不真实，对证据12-13无异议，对证据14-15三性均有异议，我方没有收到该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上签名的人也不是原告的员工，原告也没有在送达回证上加盖公章。对证据16-17合法性有异议，黄孝敏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是错误的。对证据18-19无异议。原告安达公司对第三人毛珍英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4是部门规章和法律条文，由法院依法认定。第三人提交的工资表的原件是在复印件中加盖公章，在复印件中加盖公章应该有人签名，因此我方认为该证据是无效的。被告廉江市人社局对原告安达公司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无异议。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8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9-10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1无异议。被告廉江市人社局对第三人毛珍英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所有证据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毛珍英对原告安达公司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组证据无异议，对证据4-8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但我方对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明事实有异议，我方认为即使黄孝敏在长运公司有就业事实，但是其与安达公司也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相关规定，黄孝敏是在执行安达公司的客运工作任务，是驾驶安达公司的车辆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发生交通事故身亡的，根据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应当由原告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对证据9-11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关联性有异议，我方认为该合同没有黄孝敏的签名，所以黄孝敏不是合同当事人，这三份证据与黄孝敏是无关的。补充：对原告的证据10，证明事实不属实，证明的事实第二点是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招聘黄孝敏并且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该证据一方的主体是黄绍聪，并不是黄孝敏，所以这三份合同与黄孝敏都是无关的，无关联性。第三人毛珍英对被告廉江市人社局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黄孝敏是工伤死亡的。对证据7-19均无异议。对证据5的事故认定书，我方暂时不提出异议。第三人深圳长途客运公司对原告安达公司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3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对证据4-8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确认，我司并没有安排黄孝敏驾驶事故车辆，黄孝敏为什么会驾驶事故车辆不清楚，不清楚黄孝敏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对原告补充证据9，经营合同是粤Ｂ×××××的车和我方签订的经营合同书，是事实，写的是与林国业的合同，我方与林国业没有构成业务来往，他们私下的行为与我司无关；；对证据10，该补充协议是关于对司机和经营者按照劳动法规定的相关补充，是事实，三性无异议；对证据11，林国业是与安达公司签订经营合同，我司并不知情，我司与林国业也没有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安达公司提交的证据5-10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安达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廉江市人社局、第三人毛珍英提交的证据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黄孝敏生前与第三人毛珍英系夫妻关系。2017年5月14日22时，黄孝敏驾驶原告安达公司所有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上有副驾驶员和乘客）沿深岑高速公路（G25-18线）往沈海高速方向行驶至114公里加700米路段时，碰撞分岔口护栏，黄孝敏经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2017年12月28日，第三人毛珍英向被告廉江市人社局提交黄孝敏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2017年12月28日，廉江市人社局同意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1月3日，廉江市人社局向安达公司发出廉人社工伤举〔2018〕3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通知安达公司在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将有关书面证据材料提交到该局。该通知书于同日送达安达公司，签收人为“钟桂林”。安达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廉江市人社局举证。廉江市人社局经调查、审批，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决定书载明：“经查：黄孝敏，男，汉族，42岁，身份证号码：，是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司机。2017年5月14日16时左右，黄孝敏驾驶公司的粤Ｇ×××××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上有副驾驶员和乘客）沿深岑高速公路往沈海高速方向行驶，当日22时行驶至114公里加700米路段时，碰撞分岔口护栏，造成驾驶员黄孝敏经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的交通事故。黄孝敏死亡的情形，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安达公司认为其与黄孝敏不存在劳动关系，廉江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不合法，遂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另查明，2016年1月1日，安达公司（甲方）与林国业（乙方）签订《营运客车承包管理合同》，该合同约定安达公司的粤Ｇ×××××号客车承包给林国业经营廉江至深圳线路，承包期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该合同第五条“安全管理方面”第5点约定：“乙方及乙方所承包车辆的司乘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按时参加甲方的各种会议和每月的安全例会学习……”第6点约定：“乙方雇佣的司乘人员必须参加甲方的安全、业务学习及培训，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被告向本院提供的《工资表》显示，安达公司在表上盖有公章，数张《工资表》中均有“黄孝敏”。2017年5月24日，安达公司为黄孝敏开具《证明》，载有“兹有黄孝敏同志（身份证号：）于2014年12月18日-2017年5月14日在我公司廉江-深圳××线车队驾驶营运车辆”，并盖有安达公司的公章。2014年12月18日，黄孝敏交纳了3000元的司机押金。本院认为，本案属于工伤行政决定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受害人黄孝敏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黄孝敏的死亡是否因完成原告的工作任务而发生，涉案的工伤是否与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有关联；二、被告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一、关于受害人黄孝敏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黄孝敏的死亡是否因完成原告的工作任务而发生，涉案的工伤是否与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有关联的问题。关于受害人黄孝敏与原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事故发生当天，受害人黄孝敏驾驶的是安达公司所有的粤Ｇ×××××号客车。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毛珍英已经提交了安达公司的工资表、出具的证明、黄孝敏交纳司机押金的单据等证据以证明黄孝敏与安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安达公司提供其与林国业签订的粤Ｇ×××××号《营运客车承包管理合同》以证明其与黄孝敏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是，该证据亦证明黄孝敏虽与安达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黄孝敏从事的是驾驶员业务，系作为交通运输公司的安达公司的业务的组成部分。黄孝敏的日常工作活动受安达公司的劳动管理，受安达公司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的约束，而《工资表》证明安达公司为黄孝敏发放劳动报酬。故应视为安达公司与黄孝敏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因此，本院认为，黄孝敏与安达公司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关于黄孝敏的死亡是否因完成原告的工作任务而发生，被告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工伤是否与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有关联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之规定，本案中，原告安达公司向本院提供《深圳市道路客运行业驾驶员档案》，欲证明黄孝敏与第三人深圳长途客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而事故发生当天，黄孝敏驾驶的是安达公司所有的粤Ｇ×××××号客车，执行的是安达公司安排的沿廉江至深圳××路线运载乘客的工作任务，故应认定事故发生当天黄孝敏系在安达公司安排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执行安达公司的工作任务而受到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认定工伤的情形，且应由安达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涉案的工伤与第三人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无关联。二、关于被告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合法的问题。廉江市人社局基于上述事实，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黄孝敏死亡的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认定为工伤，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足。而在程序上，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第十六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该职工所在单位。”之规定，第三人毛珍英于2017年12月28日向被告廉江市人社局提交黄孝敏的《工伤认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廉江市人社局同日受理了该工伤认定申请。2018年1月3日，廉江市人社局向安达公司发出廉人社工伤举〔2018〕3号《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通知安达公司在接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将有关书面证据材料提交到该局。该通知书于同日送达安达公司，签收人为“钟桂林”。安达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廉江市人社局举证。廉江市人社局经调查、审批，于2018年1月22日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可见，该《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作出符合法定程序。因此，廉江市人社局作出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原告安达公司提出的撤销廉人社工伤认〔2018〕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廉江市安达运输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一式五份，上诉至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碧清人民陪审员  吴惠芬人民陪审员  宋彩霞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谭春梅速 录 员  茅翰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十五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有协助工伤调查和提供证据的义务。第十六条第一款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以及该职工所在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