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11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献，男，l95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李茜，1985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吴波，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祝春才，男，l958年3月10日出生，汉族。委托代理人：赵志虎，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太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江汉经济发展区江兴路8号法定代表人：丁凤兰，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潘攀，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李国献因与被上诉人祝春才、武汉太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实业公司）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3）鄂江汉民一初字第006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国献的委托代理人李茜、吴波，被上诉人祝春才的委托代理人赵志虎，被上诉人武汉太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实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海夫、方世民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李国献系原武汉市华中玻璃厂（以下简称华中玻璃厂）职工。2003年12月，华中玻璃厂整体改制，组建武汉金博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博莱公司）。包括李国献在内的原华中玻璃厂l31名职工共同出资637万元入股金博莱公司。2003年l2月3日，李国献出资2万元，华中玻璃厂向李国献出具收据载明，该款系付现金出资入股金博莱公司。另华中玻璃厂给予李国献经济补偿金25000元作为李国献投资转股。综上，李国献共出资45000元。2003年12月7日，上述l31名职工投票选举15名出资人作为公司持股会股东，并推举祝春才作为上述637万元出资的唯一自然人股东办理工商登记。2003年12月12日金博莱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300万元，公司股东为祝春才、黄卫桥和刘放洲三人，其中祝春才出资637万元，占公司股权49％，黄卫桥出资208万元，占公司股权16％，刘放洲出资455万元，占公司股权35％。2004年2月5日，金博莱公司向李国献出具一份《出资证明书》载明，出资人李国献，经济补偿金转股25000元，现金出资20000元，总计（股）45000元。同日，李国献签署《部分出资人授权委托书》，确认李国献同意公司建议，委托祝春才管理李国献持有的出资额45000股，并委托祝春才以李国献名义在公司注册期内全权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2004年10月23日，金博莱公司召开49％股东会并作出决议：1.委托祝春才与太和实业公司签订祝春才49％股权转让协议，全权处理股权转让的各项事项；2.放弃收购他人持有的51％股份；3.同意将所持有的祝春才49％的股份以每股人民币l元的价格转让给太和实业公司；4.同意太和实业公司给予出资人每股人民币1元的投资、风险经济补偿金。同日，上述l5名股东持股会股东向祝春才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祝春才与太和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2004年10月27日，祝春才（甲方）与太和实业公司（乙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收购甲方持有祝春才49％的股权（计637万股），转让价为每股人民币l元，计人民币637万元；乙方给予出资人投资、岗位风险经济补偿金总计637万元，该投资、岗位风险金留在祝春才账户上，按本协议附件列明的出资额补偿出资人；甲方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甲方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对目前未上岗的出资人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金和投资、岗位风险经济补偿金，并为其代付转让所发生的税费。乙方保证金博莱公司继续按时交纳甲方退休职工办理医疗保险所欠费用88万元。在本协议签订2日内，乙方按协议将华中玻璃厂下欠工商银行江汉区办事处的贷款尾款人民币700万元一次性付清，该款付清后，华中玻璃厂欠工商银行江汉区办事处的所有债务全部结清。同日金博莱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转让协议。其后，太和实业公司及武汉太和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服饰）向金博莱公司的其他股东收购了股权。2005年6月2日，金博菜公司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股东变更为太和实业公司和太和服饰，其中太和实业公司出资1105万元，占公司股权85％，太和服饰出资l95万元，占公司股权l5％。2012年9月7日，李国献起诉金博莱公司，要求确认其在金博菜公司的股东地位，由金博莱公司将李国献的股东身份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2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国献的诉讼请求。李国献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3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0014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中认定，李国献认为l5名职工不能代表自己，其从未委托15名职工处分自己的股权，祝春才无权处分李国献的股份，以及太和实业公司并非属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属于侵权法律关系的审理范围，李国献可另行主张权利。后李国献不服，申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l2月9日作出（2013）鄂民申字第010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李国献的再审申请。裁定书中认定，对于李国献权益如何保护问题，2003年12月7日，原华中玻璃厂包括李国献在内131名职工投票选举15名出资人作为公司持股会股东，并推举祝春才作为上述637万出资的唯一自然股东办理工商登记。因此李国献为金博莱公司的实际投资人，祝春才为持有李国献所占投资份额的名义股东，祝春才根据持股会决议，将包括李国献在内的131名职工的股权转让太和实业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李国献的投资者权益，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此后，李国献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李国献在原审诉称：李国献系原华中玻璃厂职工，2003年12月12日该厂经企业改制，成立金博莱公司。李国献持有金博菜公司45000股股权，2012年9月，李国献在要求金博菜公司工商登记时得知，自己所持有的股权已被祝春才转让给太和实业公司，但李国献从未同意转让该股权。上述股权转让时，金博莱公司虽然注册资本为l300万，但是实际资产过亿。太和实业公司、李国献暗箱操作，太和实业公司以l937万元的价格取得了金博莱公司股权。现李国献认为两被告恶意串通，出售李国献所持有股权的行为无效，故请求判令：1.祝春才与太和实业公司之间转让实际由李国献持有的金博莱公司45000股股权的行为无效；2.太和实业公司将占有的金博莱公司45000股股权返还给李国献；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祝春才原审辩称：祝春才代替其他股东与太和实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李国献亲笔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祝春才处理其所持有的股权，因此祝春才的代理行为是在代理权限内完成。已生效法律文书中已认定太和实业公司系善意取得，转让价格合理，李国献称恶意串通并无证据，股权转让行为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合法有效。综上，请求驳回李国献的诉讼请求。太和实业公司原审辩称：李国献曾起诉要求确认股东身份，该诉请已经三级法院审查予以驳回，虽然李国献再次起诉的诉讼请求为侵权纠纷，要求返还股权，但与上次起诉实质为同一内容，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予以裁定驳回。太和实业公司以合理的对价，用收购股权形式投资金博莱公司的合法行为已在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中予以确认。此外，祝春才的转让行为是否侵犯李国献权益与太和实业公司无关。综上，请求裁定驳回李国献的起诉。一审庭审期间，法院向李国献释明，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的，实际出资人可以主张处分股份行为无效亦可以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李国献坚持诉讼请求，要求确认祝春才、太和实业公司之间处分股权行为无效，太和实业公司返还其股权。原审法院认为：金博莱公司由原华中玻璃厂整体改制设立。原华中玻璃厂131名职工（包括李国献）共同向金博莱公司出资637万元，并由金博莱公司向李国献出具了总计45000股的《出资证明书》，李国献为金博菜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为解决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的规定，原华中玻璃厂131名职工投票选举其中15名出资人作为公司的“持股会股东”，并由l5名代表推选祝春才作为上述131名职工及637万元出资的自然人，占金博莱公司49％股权的股东，载入金博莱公司章程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具有公司法承认的股东地位，祝春才系持有李国献所占投资份额的名义股东。祝春才合法持有原华中玻璃厂131名职工投资入股金博莱公司全部股权，并根据15名持股会全体成员的决议行使全部股东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2004年10月23日，持股会15名成员一致同意并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祝春才处分131名职工持有的金博莱公司49％的股权。2004年10月27日，祝春才根据委托与太和实业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年ll月3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太和实业公司取得了祝春才名下的股权。持股会15名成员并未就处分股权征得李国献的同意，虽然李国献签署了《部分出资人授权委托书》，委托祝春才管理李国献持有的出资额45000股，以李国献名义在公司注册期内全权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但是祝春才处分股权的行为已超出了委托范围，该行为构成无权处分。祝春才作为金博莱公司的名义股东，与太和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包括李国献4.5万元在内的637万元出资49％股权全部转让给太和实业公司，并承诺“保证对其转让给乙方（太和实业公司）的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质押，并免遭第三人追索”。祝春才名下637万元出资49％的股权已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而李国献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太和实业公司基于对该登记内容的信赖，协议取得祝春才名下上述股权。太和实业公司为此支付的价格为637万元出资的二倍，转让价格合理。太和实业公司据此取得的股权，已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已合法取得祝春才名下包括李国献4.5万元在内的637万元出资49％的股权。而李国献亦末提交证据证明太和实业公司与祝春才存在恶意串通或转让价格不合理等情形，故太和实业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系善意取得。因此，李国献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祝春才根据持股会决议，将包括李国献在内的131名职工的股权转让太和实业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李国献的投资者权益，李国献可另行主张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李国献的诉讼请求。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463元由李国献负担。上诉人李国献不服以上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李国献认为：一、本案中原审关于“太和实业公司基于对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信赖，协议取得祝春才名下上述股权。太和实业公司为此支付的价格为637万元出资的二倍，转让价格合理”认定事实错误，定性不准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太和实业公司与祝春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提到131名职工股东持股的情况，祝春才系代理人。协议载明：“甲方由祝春才等出资人组成，甲方出资637万元，占金博莱公司注册资本的49％，出资人名单，具体出资金额和比例见本协议附件。”太和实业公司明知祝春才并非49％股权实际持股人，与工商登记不符，在不审查代理人祝春才的代理权限的情况下，与祝春才签署49％股权转让协议不属于受让人善意的范畴。祝春才处分上诉人股权的行为从未得到上诉人的授权或追认，太和实业公司亦未对代理人祝春才的代理权限进行审查，两被上诉人之间的转让行为及任何承诺、保证、约定等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作为交易双方的两被上诉人未向原审法院提供作为股权转让价格基础及依据的湖北安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鄂安华内审字（2004）2142号审计报告。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价格合理的依据不足，故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两被上诉人之间处分上诉人股权的行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上诉人有权追回股权。二、上诉人已经提出证据证明两被上诉人存在恶意串通或转让价格不合理等情形，应认定其转让股权行为无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武刑终字00126号刑事判决书中确定金博莱公司原显名股东刘放洲、黄卫桥、祝春才在尚未取得审计报告的情况下，草率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且作为股权转让的基础及依据的审计报告中未包括一笔818万元的对津汉房地产公司债权。若非恶意串通，怎会在未取得审计报告的情况下，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若非恶意串通，太和实业公司怎能私吞对津汉房地产公司的债权。作为上述股权转让的基础及依据的审计报告在上述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证据6湖北安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鄂安华内审字（2004）2142号审计报告证明，金博莱公司（华中玻璃厂）截止2004年10月22日的资产情况］进行了确认，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已书面申请调取该报告，但原审法院未对此作出书面答复。祝春才与太和实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李国献利益的行为无效。被上诉人祝春才辩称：李国献转让股权是经过股东会同意并得到李国献授权的，该转让行为应当有效，请求驳回李国献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太和实业公司辩称：本公司受让股权系善意取得，李国献与祝春才之间的纠纷与公司无关，原审对事实的认定及处理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国献提供本院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刘放洲、黄卫桥在转让股权过程中，与太和实业公司恶意串通低价处置股权，损害其利益，并请求调取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刘放洲、黄卫桥在价格决策中存在过错，但不能证明上述二人与祝春才以及太和实业公司在转让中实施了串通行为。此外，股权转让是买卖双方自由协商的过程，即使刘放洲、黄卫桥二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也不能否认成交价格。故李国献二审提交的证据以及申请调查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祝春才、太和实业公司二审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原华中玻璃厂改制为金博来公司，改制期间金博来公司131名职工推选出15名股东组成持股会，并由15名股东推荐祝春才为131名职工及637万元的自然人股东，工商部门为此办理了股东登记。因工商登记具有对外宣示的效果，太和实业公司凭借对登记内容的信赖，一般可以合理地相信登记的股东就是真实的股权人，况且祝春才转让股权的时候，有15名股东以及李国献本人出具的委托，故太和实业公司有合理依据认为其拥有处分权而有偿取得股权，因此，太和实业公司选择与祝春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协议，太和实业公司除按原价的2倍受让股权外，还应偿还金博莱公司欠银行贷款700万元，并对公司员工承担安置托管义务，故太和实业公司支付的转让对价应属合理。太和实业公司此后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为善意；（2）以合理价格转让；（3）转让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规定，太和实业公司受让股权应认定为善意取得。太和实业公司与祝春才签订转让协议时，约定祝春才须保证股权的合法性以及处置后不受追偿，该约定表明太和实业公司在股权转让过程中不存在恶意，故李国献称太和实业公司在受让股权时恶意串通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以及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当事人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本案中，祝春才与太和实业公司经协商达成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是由买卖双方商定。根据现有证据，祝春才有权决定股权的出让价格，即使价格偏低也不应否定双方的交易行为，因此，本次转让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李国献以转让价格未依据审计报告并且遗漏债权为由，要求确认转让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祝春才的行为是否损害了李国献的合法权益，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李国献应另行主张权利。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处理恰当，适用法律正确。李国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26元，由上诉人李国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勇审 判 员  邓万杰代理审判员  李 娜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