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424民初2185号 原告：上海盛电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I区17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755724517E。 法定代表人：季胜豪，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法，上海华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海盐县经济开发区杭州湾大桥新区海港大道1816号。 法定代表人：詹利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培、吴勇巍，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盛电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30日、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法、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培、吴勇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盛电实业有限公司诉称，关于本院在执行被告诉浙江东海蓝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公司）一案中，以（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原告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认为裁定程序违法，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执行裁定程序违法，应采用合议庭并应进行公开听证。执行裁定没有单独立案号，是由执行承办法官私自按照原来执行案件的案号来制作的，该行为是不合法的。应由执行法官移送至审查类的法官按照执行异议类的案号立案并审查决定。所以从程序上应撤销该执行裁定。 二、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财产是适用任一理由追加被执行人的先决条件。东海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土地、在建工程、设备拍卖款的分配方案虽原则确定，但仍未具体确定落实实施完毕。故不符合法定的追加当事人的条件。 三、原告不是东海公司的开办单位。 原告是依照投资“明股实债”的方式接受自然人股东认缴的7000万元股权转让（自然人股东认缴未实缴），不是开办单位。东海公司开办人是全体自然人股东，但也只是自然人，不能称为开办单位。故在东海公司的开办人中不存在开办单位一说。 四、东海公司有减资9000万元的行为，但原告并无抽逃出资7000万元的行为。 公司减资与抽逃注册资金是二个法律概念。法律规定只有抽逃注册资金才能在执行程序中追加抽逃者为被执行人。而公司减资系其经营权利之一，减资的被执行企业，不宜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股东为被执行人。减少注册资金是否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非属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审查范围，而应严格遵循事由法定原则来确定是否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原告对东海公司的减资时间是2014年12月31日，而被告与东海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尚未出现和确定。所以原告通过投资的方式进入东海公司并通过协议减资的方式退出资金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且东海公司减资部分由公司自然人股东同意接收和认缴，也在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所以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 五、原告为自然人股东代持股7000万元符合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是否具有抽逃注册资金的依据。 综上，原告请求判决撤销（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并判决不得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 被告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 原告以减资为名，行抽逃注册资金之实的事实清楚，如果是减资的话要先形成决议并于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进行公告。原告提供的证据仅是原告与其他股东的一系列协议，对公司外的第三人、债权人不产生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第三方作为交易方看中的是东海公司有15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才进行交易，尽到交易审查义务，对原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协议，第三方无从知晓。原告所称减资是非法的，未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各项规定和程序。原告的减资是通过委托付款协议的形式进行的，原来的注册资金从15000万元变成6000万元，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减资的行为名为减资，实为抽逃。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其他未按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即为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未经合法形式的减资，他的本质与抽逃注册资本的本质一样，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若干意见的规定（三）第十二条，原告认为有减资协议存在即不需要法定程序的观点是错误的；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是有法可依的。 没有任何财产可以清偿和财产不足以清偿是二个概念。主债务人东海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在建工程、设备、土地均被拍卖，所得款项远远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公司所有资产均被清空，案外人夏昌明在公司的股权没有对应财产，也即为零。可以合理判定，东海公司的财产和夏昌明在东海公司的股权已不足以清偿债务。所以法院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是合法的，符合司法解释的条件。 原告自2013年即为实名登记的股东，是否是原始开办单位在本案中没有实际意义，原告就是东海公司的股东，是否是开办单位没有审理的意义。作为股东应遵守公司法的规定，不得违反禁止性和义务性规范，即不能抽回出资。按现有法律规定，股东只要抽逃出资的，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存在是否是开办单位一说，原告所说的规定是十几年前法律规定的称谓，与现有法律规定并不匹配。 原告确认有减资9000万元的行为，但认为是合法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公司法17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需要可以减资，但注册资本的减少必须履行三个顺序的工作：一是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那么股东对公司所负的债务是应当清楚，二是股东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做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在三十日内在报纸上予以公告起，三是作为东海公司的债权人在接到通知的三十日内或接到报纸公告的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减资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其提供合适的担保。上述工作，原告均未做，所以是不合法的。 以上原告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减资的行为，客观上降低了东海公司的偿债能力，没有起到合法减资的效力，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有权申请法院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 一、原告抽逃注册资本事实客观存在，减资和股权代持的行为均只是其掩盖抽资违法行为的手段和方式。 1、从现有工商登记档案显示的情况，原告目前仍是东海公司的实名大股东，持有7000万元的股权，占出资额的46.67%，并于2013年11月23日向东海公司实缴7000万元，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予以确认。工商登记具有公示性质，原告所称其代持股权等说法不具有排除工商登记效力的证明力。 2、从原告自身提交的有关EPC项目的一系列证据（补充证据）来综合分析判断，原告早有预谋投资，并为达到抽资行为形式上的合法性，而制造了上述一系列证据材料。 首先建设工程所需“四证”均在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办出，并与浙江嘉兴福达建设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福达公司）早在2013年5月就签订了建设合同并与建设工程的四证相符，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记载的施工单位是福达公司。而EPC总承包合同是上海电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建公司）与东海公司于2013年10月签订的，晚于福达公司的施工时间，也未经住建部部门备案。故被告认为该合同是原告与上海电建公司和东海公司提前设想的或为抽资需要或为东海公司融资需要而签订并未实际履行。 其次，从原告提供的有关工程的相关证据来看，工程是福达公司承建施工。且福达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无任何关系，也未向上海电建公司缴纳过管理费。 再次，从总包合同签订后资金流向看，是有预谋地为抽资做准备和路径。EPC总包合同签订后，东海公司支付上海电建公司预付工程款9000万元（后补充协议调整为7500万元）。2013年12月17日至20日，东海公司给付7500万元给上海电建公司，但上海电建公司并未进场施工并占用资金一年多。 最后，在一年后的2014年12月31日，EPC合同解除，约定7500万元由上海电建退还东海公司，解除合同当天，原告与东海公司其他股东签订减资协议。2015年4月16日，原告与东海公司、上海电建公司签订委托付款协议，将7500万元退还东海公司，由上海电建公司直接退还原告7000万元，原告以此方式收回全部投资款，实质性的完成了抽资行为。 综上，总包合同、补充协议、解除协议、委托付款协议，一系列行为只是为了达到抽资目的，掩盖抽资的形式和外衣而已。故被告认为EPC总包合同是虚设的，没有施工的真实和实质意义。 3、减资不符合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其实质是为投资披一个“合法”的外衣。 资本三原则是公司法对注册资本监管的基本原则，但依法合规减资是例外。公司法第177条、179条对减资有详细和严格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之减资既无股东会决议、无通知和公告、无变更登记，只是东海公司股东间对此有协议。且所谓减资后，原告登记的注册资本仍为7000万元，而且进行了质押登记。 综上，原告的行为符合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12条中第一种，“交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及第五种“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的情形，可以认定为股东抽逃出资。 4、代持协议仅为东海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并无其他外部机构和法律职能部门的认定，也与股权质押、委托付款等证据相悖，显然也是为抽资披上“合法”的外衣。 本案中的代持协议，没有其他客观证据证实，不能对抗工商登记的效力。原告既为代持，凭什么权利得到上海电建退还给东海公司的7000万元。 二、（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认定原告抽逃出资，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程序合法。 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只要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就可以直接裁定追加抽逃注册资金的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这里的开办单位不应狭义的理解为发起人和募集人，而应理解为出资人、股东、投资者。不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且执行裁定书程序合法，所涉及的六个执行异议案件，每案均有案号和执行人员且告知诉权，不存在没有案号的情形，也没有损害原告的法律救济权利；执行法官有进行审查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并直接裁定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的权利，而听证、合议制度不是所有执行案件审查的必经程序，是否属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属于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自由裁量范围。 综上，（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程序合法，要求维持该执行裁定： 原告为支持其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第一组（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国有土地使用证、工商登记信息材料，证明出具裁定的案号是原执行案号，审判组织的法官是原来的执行员，违背2014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立案、结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程序上存在问题，应该予以撤销；同时证明企业法人的财产未经处理完毕，不能判断为零价值。裁定书也未陈述事实、证据和法律。财产的处置拍卖情况也未载明，应该由被告来证明。除被告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和浙江省海盐县经济开发区的案件外，其他案件的被执行人中均有夏昌明。 2、第二组证据，投资系列协议及结算协议（包括2013年11月21日的股权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014年12月31日减资协议、投资结算协议、认缴出资确认书、2015年1月5日的股东名册，公司股权托管协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股权质押合同、说明函、2015年11月4日自然人全体股东决议、股权转让合同。 股东名册可以证明：原告减资后，已从股东名册中去除，现名册置备于东海公司内，原告也持有一份。同时证明股份登记虽仍在原告名下，但属于托管。原告是代持股，不是实际股东。 说明函证明东海公司出具函件证实，原告和上海实能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实能公司）均为其代持股东。 股东会决议，2015年11月4日，对股东所持股份作了清晰的说明，原告已不是东海公司股东了。 股权转让合同证明根据股东会决议，公司意欲将10%的股份再转让给原告的事实，但因条件未成熟而未实现。 以上证据证明，原告以投资的方式向东海公司注资，协议明确约定原告的投资的数额、股权到期日、回购、清算、投资收益和补偿等。原告成为公司股东是事实，但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是有约定的，首先原告投资时，公司注册资本是15000万元，而当时的自然人股东仅出资6000万元，所以将剩余9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但根据投资协议，在条件成就时原告投资退出，恢复到投资前的状态，而由自然人股东认缴。现因东海公司融资不成功等原因使解除该投资协议条件成就，故双方解除了投资协议，原告退出投资，是一种明股实债的法律关系。原告通过减资程序退出股东行列，不是抽资且该后续立即由自然人股东认缴原告减资的所有9000万元股份。恢复原告进入东海公司投资前的状态，当时9000万元股份均由自然人股东认缴，但未实际出资，而由原告代持。现自然人认缴的9000万元股权已记入公司股东名册，也未实际出资。自然人股东的股权委托原告代持，并委托原告代为办理自然人股东对外借款的股权抵押登记。减持后自然人股东为实际股东，原告为代持的名义股东，不是真正股东。股份所有的权益归自然人股东所有。 原告的减资有相关协议，也有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均签字。还有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及债权人清单置备于公司，不在原告手上。债权人清单中没有现有的所有被告（因所有被告的债权均在2015年后向法院诉讼的），其债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东海公司对四个借款案件并不认可并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以东海公司及原告无义务通知案涉的所有被告。至于公告，其作为的法定义务在东海公司，不在原告。之所以未公告，东海公司解释的理由是因为自然人股东已认缴原告退出的所有股份，其认为公告已没有必要，也与原告无关。所以综上，原告已履行了全部法定程序。对于发生在原告减资以后的债权，无论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均与债权人无关，不存在侵犯其权益和通知的问题。 3、东海公司已就减资问题向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起诉过上海实能公司，未获得胜诉的判决。 4、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的关于EPC项目的证据，包括一是EPC总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二、解除协议等协议类证据；二是履行类证据，有关于成立上海电建公司东海蓝玉光电科技EPC工程项目管理部的决定、工程设计联系单和图纸、施工工程联系单、竣工通知提醒单、竣工验收备案表、竣工验收封建方面预算表、产值汇总表、施工进度与产值月报、封建用地许可及规划许可等许可证。 证明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的EPC总承包合同是真实合法且部分履行的。同时也是依法解除的。上海电建公司依照解除合同，根据东海公司的指示支付原告款项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利用EPC合同抽逃公司注册资金或转移公司财产的行为。 尽管建筑施工是福达公司履行的，但EPC合同的功能主要在于管理、采购和融资。福达公司也纳入了EPC的管理，而证据均是东海公司与福达公司报给上海电建审核把关的。包括事前事后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等均免费把关。 被告质证认为： 对执行裁定书的“三性”。 对其他证据，其认为东海公司早已拍卖成功，取得6200多万元的拍卖款，原告是知晓的。拍卖款的分配，由法院执行局召集原告及各个债权人召开了会议。在原告同意情况下，达成分配协议。方案为普通债权人中扣除优先受偿款后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四左右，各个债权人已取得相应的款项。原告也有借款债权的，法院也进行了分配。因被告申请追加原告为被执行人，故款项被法院留置在院。原告所称东海公司只有穷尽偿还能力才可追加被执行人是错误的，现该企业的厂房土地设备均被拍卖执行完毕。而夏昌明并非被告债权的被告和被执行人，与被告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而最高院的法院规定也只是规定不足以清偿，现在分配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是符合不足以清偿的条件的。故被告的请求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二、对原告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 2013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一直是东海公司的实名股东，而且实际出资7000万元，从其创设的出发点和运作来讲，就是创设股东的出资。这与非股东的投资的性质是不同的，更不属于受隐名股东委托去挂显名股东的情况。 原告提供的协议及其他文书是原告与其他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的，对此被告认为这些证据恰好证明原告通过名为合法的减资手续，行抽逃资金之实。2014年12月31日的协议，协议第二条中明确约定原告退出9000万元出资要办理公告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东海公司应予以配合等内容。说明原告知道减资是要履行相关法定程序的，而不仅是有协议约定。原告至今未提供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减资的证据。股东名册仅约定于原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的托管、认购、认缴等，只约束其双方，而未记载于工商登记档案中，故对债权人不发生约束力和产生法律效力。 原告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也不能随意将7000万元随意抽走。其他自然人股东的认缴通知书，只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形式上还不能算是与原告方的合意。原告据此认为是减资成功，但被告认为其并未减资成功。现在工商档案登记是1.5亿元，而不是6000万元（其他自然人股东），其他为原告7000万元、上海实能公司2000万元，但其中9000万元却没有了。所以这些证据恰恰证明原告以所谓的协议和认缴书来达到非法律程序名义上的减资，最终达到抽逃注册资本的目的。原告所称的7000万元是名股实债也是不成立的，当时东海公司这个项目是前景非常好的。原告作为国有企业经过考察后，也看好这个项目，所以与浙江海盐县经济开发区协商后，入股东海公司。原告在东海公司有的是7000万元的股份权益，不等于他对这7000万元有财产所有权。即使收回投资也应该通过股权转让或履行了法定程序的减资来完成。即使无法直接通知债权人，也应该通过报纸公告来告知潜在的债权人，才能完成合法有效的抽回投资。另外还要完成工商登记来公告。而所有被告的执行债权除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外均发生在2014年12月31日原告减资协议之前。 原告所有有关减资的文件，仅是东海公司股东间的内部文件，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抽回注册资本，不具有合法减资的外部效力。关于外部是否有债权人，公司及股东都应该知道。公告等减资法定程序不仅是东海公司的义务，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原告也有义务。 综上，原告的行为就是抽逃注册资本的，减资只是原告与其他自然人股东的内部说法。 三、对原告的证据3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其次作为东海公司起诉后发现上海实能公司履行能力差，且异地法院执行会不方便。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原告更有利，而且本案原告作为国企，履行能力更强一些。考虑以上因素，东海公司选择了撤诉。 四、对于原告关于EPC的系列证据，其认为对EPC总包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它就是为原告抽逃注册资本签订的过桥合同，也没有履行。上海电建公司的成立项目部的文件，是其内部文件，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补充协议二解除协议，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因为正是通过这些协议才使原告达到抽逃资金的目的。 对履行类协议，施工联系单、竣工验收提醒单等，因为EPC合同是2013年10月签订的，但2012年东海公司就取得工程规划许可主证，2013年6月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面均记载的建设单位是福达公司，而非指向上海电建公司。也与嘉兴福达建筑公司在2013年5月建立了合同关系且已进场施工。是早于EPC合同的，所以可以反证EPC合同就是为抽逃资金而设立的。从建筑行业的法律规定而言，EPC合同也未经住建部门的备案批准，如果在建筑施工中已存在建筑管理方，就不允许其他方的介入，所以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存在问题。上海电建公司的介入也是不合法和违规的。原告没有提供其进场的报告等证据，证据也不能证明上海电建公司完成设计、采购、施工管理等义务，只看见上海电建公司以外的公司完成了上述义务。而这些联系单类的证据是上海电建公司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上面均记载的是福达公司的盖章，没有上海电建公司的记载，反而证明是福达公司在履行建筑施工合同。工程部分进度表是2015年的，已在EPC合同解除之后。证据不能证明是上海电建公司在履行EPC合同。 EPC合同在本案中的存在是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是为其控制投资注册资金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东海公司对资金失去控制。而且合同于2014年12月即解除，把款项也划给了原告。 被告举证如下： 一、工商登记变更档案一组，证明东海公司经公示登记的注册资本15000万元，原告是东海公司实名登记股东，出资额是7000万元。2013年至今原告的股东身份未变、持有股份数额未变，并且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二、海盐中联兴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证明原告2013年12月13日前，注册资金7000万元实缴到位，连同上海实能公司的2000万元，一共是9000万元，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到位。 三、本院执行局向华夏银行嘉兴分行调查的证明二份，证明9000万元注册资金的流向。2013年12月17日，原告及上海实能公司的9000万元注册资金进入东海公司验资账户，并转入基本账户。注册资本9000万元的资金流向为：2013年12月17日，其中1000万元转入东海公司施工单位福达公司账户，500万元进入东海公司在华夏银行嘉兴支行的基本账户，5500万元于2013年12月20日直接进入上海电建在东海公司的EPC项目部账户。2014年4月20日，东海公司又支付2000万元预付款至EPC项目部账户。原告作为股东在验资后短期内通过虚构的EPC合同以预付工程款的名义将7000万元抽回到关联企业账户。而EPC合同也是在原告操控下签订的，作为东海公司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工程，EPC项目是可用可不用的。一般是用于国家大型项目及大型民用项目中。即使该合同存在，其主要内容也只是建筑施工，只是多了前期设计和建筑后的管理、监督。一般应按进度分期付给上海电建相应款项，但款项一次性7500万元付给上海电建显然不符常理。 四、书证5至8的上海电建公司及原告的银行账户记录，证明上述资金中7000万元通过划转最后回到原告银行账户的事实。 五、委托付款协议书（复印件），是东海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证明目的是原告通过形式上委托付款的协议，来达到抽回注册资本7000万元的目的，协议上明确东海公司委托EPC总承包商退回原告的投资款。这份证据在其他二公司诉东海公司的案件中被多次举证、质证过，双方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而所谓关联商即原告的关联企业上海电建公司，通过付款达到抽回注册资本7000万元的目的。按照EPC合同约定东海公司是要预付7500万元给上海电建公司，不管合同真实与否，但该EPC合同未履行实际是事实，所以解除了该合同，故该7500万元本应返还给东海公司用于企业经营或清偿债务。但按照东海公司的指令直接付到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就是因为原告及上海实能公司要抽回注册资本的需要。通过所谓的合法合同和过桥公司达到抽逃注册资本的目的，其中原告利用大股东的地位取得该款。 从原告提供的股权投资补充协议看，原告与上海实能公司盖章一栏中的签字是一人所为。所以被告判断原告与上海电建公司、上海实能公司是关联公司。 六、出示（2018）浙0424行审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执行债权的存在，而且债权发生于原告投资协议解除之前。 七、委托付款协议，在上海景电建筑工程公司和上海创建建筑工程公司诉东海公司企业借贷案件中被反复举证质证过。双方当时对三性均无异议。2015年8月，通过银行转账将7000万元交付原告。综上，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履行出资义务，验证后通过一个虚构的EPC承包项目将注册资本抽回。 原告质证认为，一、被告的工商档案不完整，对于东海公司以前的自然人股东情况及未出资9000万元没有反映。 二、验资报告是事实，款项属实到位。 三、原告与公司注资9000万元到账后，其中支付福达公司1000万元是合法的。付款5500万元预付款至EPC合同预付款，是东海公司履行自己的经营行为。 EPC合同是真实有效的，包括补充合同、解除合同都是真实的。福达公司只负责建筑，而整个EPC承包合同包括设计、建造、施工、管理、后续等一系列工作，本来福达是作为EPC项目下级的，包括设计都是EPC提供的,为此专门派人驻守东海公司，负责福达公司的施工归入施工监督、工程量审核。合同解除后，本来东海公司应赔偿上海电建公司4000万元，经磋商上海电建答应免除赔偿责任，然后根据东海公司的指令，上海电建公司在2015年将7000万元划转给原告。 委托付款协议书是事实，依据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的协议付给原告的，是东海公司委托上海电建付款给原告的。原告无刻意要求上海电建给原告。原告是基于协议占有该笔款项的，而不是非法、无手续、无偿的通过关联公司占有该款。也不是通过第三方转移原告的股份款项。 上海电建公司与原告不是关联企业。在历史上与原告有一定关系，原来原告职工持股会曾持有上海电建公司股份。后来，职工持股会取消了，上海电建在原告向东海公司投资前早已改制，后与原告即无任何关系了。而上海实能公司在投资协议上签字时，为了方便委托原告代为签字的。 以上证据，只能证明东海公司的经营支付行为。后来上海电建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行为，也是东海公司的经营行为。并委托上海电建付款。不存在原告抽逃出资的行为。 四、对委托付款协议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原告所称是利用大股东地位抽逃注册资金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东海公司自愿的用该款退还原告的减资款，也是基于减资程序的一系列协议而引起。不是原告强迫其所为，而是其他自然人股东承认认缴因此引起的出资差额。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4日，东海公司经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15000万元。至2013年11月21日，东海公司与原告及案外人上海实能公司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时任自然人股东有曾锡强、夏昌明、杨建光、陈永乐、叶其海和万飞鹏。协议约定：原告与上海实能公司以货币出资方式认缴东海公司的剩余注册资本；确认东海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5000万元，实收资本6000万元；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分别认缴7000万元和2000万元，缴纳全部投资款后，原告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46.67%的股权，上海实能公司占13.33%，六个自然人股东分别占12%、8%、6%、4%、8%、2%。补充协议约定，三方同意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的投资到期日及其作为股东的到期日为2014年12月31日（公司一期建设的到期日）；此后一个月内，由东海公司及股东（包括其指定的第三方）一次性收购二投资公司的所有股权；具体收购日期为一期建设EPC总承包合同已签订，且总承包商已顺利开展工作，完成投资已达到EPC总承包合同金额的30%以上之后的时间发生。 协议签订后，原告与上海实能公司分别出资7000万元、2000万元注入东海公司的验资账户，并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甲方确认。确认后，二公司经工商登记成为东海公司的注册企业法人实名股东，占股份比例为46.67%、13.33%，其他自然人股东的占股比例也进行了调整并予以注册变更登记。 此后，原告注资款项中的5500万元于2013年12月20日直接划款进入上海电建在东海公司的EPC项目部账户。2014年4月20日，东海公司支付2000万元预付款至EPC项目部账户。 2013年10月，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签订原告LED项目的EPC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承包类型为总承包交钥匙工程，上上海电建公司为总承包商，负责项目管理、设计、采购、施工、投产、保修。 2014年12月31日，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签订EPC总承包合同的解除协议书。约定上海电建公司应获得的4000万元总承包费不再向东海公司收取。收到的预付款7500万元，一次或分次退还东海公司，最迟不晚于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东海公司及其自然人股东与原告、上海实能公司签订投资解除协议和结算协议书，约定东海公司减资9000万元，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退出全部股权；退出股权后，东海公司应对9000万元股权依法办理减资程序手续；减资后公司除原告和上海实能公司以外的股东可要求继续认缴。减资程序开始后由东海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发布公告，并依法办理完毕减资的工商登记手续及法律规定的其它手续；如后续公司的股东认缴的，应在2015年1月30日前办理；双方之间《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及补充意见解除并终止履行。同日，对于原告及上海实能的退出股份，东海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夏昌明、杨建光、陈永乐、叶其海、傅永青、章笑燕、曾婧和万飞鹏签署了认缴出资协议书。 2015年4月16日，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原告、上海实能公司签订委托付款书，载明：鉴于2014年12月31日东海公司及其股东与原告、上海实能公司签署的双方之间的《股权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及补充意见解除并终止履行；东海公司委托上海电建从应退还东海公司的预付工程款中将7000万元支付给原告。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到上海电建公司汇款7000万元。 另查明：2018年1月3日，本案被告以申请执行人的名义向本院提起对东海公司的非诉行政案件审查，要求东海公司返还基础设施补助奖励款。在从东海公司的财产拍卖款中分得2754938元后。2018年1月25日，本院裁定被告对东海公司返还基础设施补助奖励款5285062元，准予强制执行。 被告申请执行后，本院执行局于2018年3月28日出具（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以原告抽逃注册资金为由，裁定追加原告为该案被执行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从东海公司取得的7000万元是基于公司减资程序获得的，还是从东海公司抽逃了其注册资本： 一、原告所称的减资在法律上始终不能成立、客观上也未实际存在和实现。理由如下： 1、在原告提供的相关协议中，从未明确过原告方可以进行法律概念上减资的相关约定和表述。因为法律意义上的减资概念，应该是必须先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后，股东才能从公司收回相应的款项。而本案的相关协议中，自始至终都是原告的退股概念，而履行减资的法定程序只是双方退股约定的补充程序、手续或后续事宜。所以原告与东海公司及其他股东的约定，其本质是关于原告的退股的决定，而非公司减资的决定。 2、法律上的减资和股份转让并代持是二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有专属含义的，也不能简单、随意的与股东撤回投资划上等号。原告在诉讼中对其撤回投资的行为交叉使用二个概念，也可以充分表现出其在撤回投资的方式问题上是认识理解模糊和行为自相矛盾的，具有相当的随意性。通过减资和转让股份均能达到股东撤回投资的目的，但其在操作程序和法律后果上是根本不同的。原告收回的7000万元作为一个整体，要么通过减资工作来完成，要么通过股权转让来实现。不可能存在它既是减资又是股权转让并代持的情形。 3、法律上所称的减资即公司减资，其主体是有限公司；其内容则是有限公司依法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行为，严格意义上是有限公司的行为并在结果上及于公司的注册股东。通常有二种方式：一是减少出资总额，同时改变原出资比例；二是不改变出资比例为前提，减少各股东出资。也可混合使用。 公司注册资本从资本不变的原则来讲，原则上是不允许减少的。如果有法定事由也可以允许减少，但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在本案中原告并未陈述和提供证据来证明公司减资是符合条件的相关事实，而只有其与东海公司及其股东关于其撤回投资的意向和约定。这种意向和约定显然不能成为公司可以减资进而使原告收回投资的法定条件。 即使符合减资的条件，还必须要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做到切实贯彻资本确定原则，确保交易安全，保护股东和股权人利益。所以在操作程序上也是法定的，如股东会决议、编制财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变更登记等手续的落实。本案中，东海公司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公司减资的股东会决议，而只有同意原告撤回投资的相关意见。原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所谓减资已通知债权人和编制财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更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东海公司注册资本至今仍维持在15000万元且股东登记也未发生变化。东海公司的以上行为充分表示，公司没有减资的实际行为，也未出现减资的实际结果。而原告作为东海公司最大股东，意欲以减资来撤回其投资的，在法律上、现实中是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促使东海公司来完成上述法定手续的，但证据表明其在该方面并无作为，也充分说明原告以减资为由撤回投资的理由不成立。尽管原告与东海公司及其股东的协议中标有减资概念，但操作却是行抽回注册资本之实，这种约定和行为虽经东海公司及其股东同意，但相对于外部债权人来讲也没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 退一步讲，即使是东海公司有正常减资的决议，也应该通知债权人，否则就剥夺了债权人提出清偿请求或要求提供担保的机会。同理，如果东海公司同时不履行包括以上通知义务在内的法定程序来施行减资而使公司股东受益的，也会构成实际意义上的抽逃注册资本的结果，公司股东也同样要承担抽逃注册资本的责任。 纵观本案，原告抽回资金的行为并非严格通过东海公司减资的程序上来获得的，而是一种以减资为名却实际抽回注册资本的行为。东海公司本身不存在减资意向，在外部表现上也并未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从根本上讲，东海公司对内对外均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减资工作，只能看到原告通过与东海公司及其自然人股东的各种形式的决议和协议有条件的投入和撤回注入的注册资本的各种决定和合意。所以原告从东海公司取得的7000万元的基础和依据并不来源于减资程序。原告诉称的以减资为由而取回投资款700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签订的EPC合同是否是原告撤回投资的过桥合同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海电建与东海公司间已履行该合同，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合同是虚假的合同。该合同的真正履行与否都不能成为原告从上海电建公司取回投资款的债权依据。 但可以肯定的是，东海公司与上海电建公司间已就EPC合同达成了解除协议，上海电建公司同意将已收到的7000万元退还东海公司。从法律意义上，该款本应为东海公司所有。但该款却经东海公司同意，将款项从上海电建公司直接划归原告。这里可以看出，该款的划拨是与原告与东海公司投资、补充协议及解除协议的约定密切相关联的，原告所称的这是东海公司的决定而与其无关的诉称是明显与事实不符且不符常理。 三、本案中，原告收回7000万元的行为，构成实质意义上的抽逃注册资本。 抽逃注册资本，不能简单意义上理解为股东表现出恶意地、直接地抽回、截取注册资本意思表示和行为，而使公司资产陡然减少的状况。实践中，往往包括当事人基于对法律认知、理解错误而产生的错误行为，也可产生抽逃注册资本侵犯债权人利益的后果。进而使公司资产处于实际上缩减并导致清偿债务能力下降的状态，减低了债权人受偿程度的情形。 本案中，首先有了原告所谓的“名股实债”的投资意图，加上其与东海公司及其自然人股东同意原告注入注册资本的有条件退出的相关协议和约定。使原告错误的认为，有了如此的相对方约定，其向东海公司的注资是可以随意抽出的，所以从一开始，其就有撤出注册资本的意思和目的，剩下的只是选择抽出的方式和落实问题。但其无视了其资产一旦注入东海公司且经法定登记的公示效力及该资产对交易相对方的担保效力。 即便本案中原告退出的股份是有其他自然人股东同意认购，而由原告代持的事实存在。这在股东相对人之间约定是可能成立的，但充其量是东海公司股东间的内部约定而已，不一定对外部债权人产生约束力。即使是股份接收，接收方也应该以自身独立于东海公司之外的财产偿付原告股份转让款，不存在以东海公司资产来支付转让款，而形成由自然人股东认缴未缴的现状。进而使企业资产在注册资金这一块形成真空的状态。而且这种约定的落实以东海公司财产7000万元偿付原告作为对价。所以，股东双方这种约定和行为存在着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显然属于抽逃已注入公司注册资金部分，使其外流灭失的情形，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抽逃注册资金。即便这种支付方式来源于原告与东海公司及其自然人股东的约定，但其不具有对抗债权人追偿的效力。 另外，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资本“三原则”原理，公司章程中载明的资本总额是确定的、维持的、不变的。在东海公司登记注册资本尚未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原告以东海公司企业财产来实现抽回投资的目的，显然形成实质上的抽逃公司注册资本。 总之，本案中，原告不仅有随意收回注册资本的动机目的，而且通过股份转让并代持的方式，从已成为东海公司资产的7000万元中收回其本已注册为公司注册资本的投资，这种支付方式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资产既已注入成为东海的注册资本，是不得随意抽回的，也不能因该抽回经其他股东同意而成为合法行为。其投入的资本已经工商登记部门备案，成为东海公司企业资产，其无合法债权依据的随意取得东海公司的资产的行为，相对于公司债权人而言，即已构成抽逃注册资本。不能因为东海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即推理出这种撤资行为相对于债权人而言也是合法的结论。 四、本院执行裁定书的程序合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解释，如果存在公司股东抽逃注册资本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裁定追加该股东为被告。被追加人不服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该规定来看，裁定并不需要另立执异案号，只需延用原执行案号。是否组成合议庭审查，也是执行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有权决定的。所以，本院执行裁定书在程序上并无不当。 在东海公司是否有财可执的问题上，基于公司主要资产土地厂房设备均被本院依法拍卖完毕，所清偿比例很低，远远不能清偿债权。所以，以穷尽执行公司财产完毕，作为追加抽逃注册资本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前提的说法，在司法实践中，显然理解过于机械，故对于原告的此项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2018）浙0424执535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原告为案涉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前提成立，程序合法。原告抽逃注册资本7000万元的事实成立。原告在此范围内，对案涉执行债权尚欠款项向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被告承担清偿责任。原告本案中提出的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盛电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48796元，由原告上海盛电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钱加政 人民陪审员  朱全玲 人民陪审员  杨国忠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陆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