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闸民（行）初字第38号原告管慧静，女，196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原告姜禹欣，男，199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委��代理人姜萍（姜禹欣姑妈），1965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陈必华，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兆雄，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告管慧芳，女，1967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第三人管顺球，男，1934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代理人管慧平（管顺球女儿），196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代理人仇征明（管顺球女婿），1959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原告管慧静、姜禹欣诉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闸北房管局）、管慧芳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因管顺球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慧静、姜禹欣及其委托代理人姜萍、被告闸北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兆雄、被告管慧芳、第三人管顺球的委托代理人管慧平、仇征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管慧静、姜禹欣共同诉称，其两人系本市某路114弄50号202室乙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内的户籍人员。因该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两被告在两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14年6月30日擅自签订了以两原告为征收补偿安置房屋产权人的《安置房预约单》。两原告直至8月7日才看到上述预约单，且该预约单上两原告的名字系被告管慧芳冒签。原告认为，按照征收基地的政策，房屋被征收获得补偿后，应由该房屋的承租人即管顺球负责安置作为同住人的两原告。同时，被告闸北房管局必须在管顺球同���且两原告在场的情况下共同签署相应的《安置房预约单》。然而，被告闸北房管局在明知承租人管顺球早在2013年9月23日已经撤销了对管慧芳的授权委托，也未通知两原告的情况下与被告管慧芳签署了安置房源为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安置房屋产权人为两原告的《安置房预约单》。两被告的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要求确认两被告于2014年6月30日签署的关于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的《闸北区（晋元路）安置房预约单》无效。被告闸北房管局辩称，其已与原告所属的被征收户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诉的《安置房预约单》仅系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就所获补偿利益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分配，承租人亦有权对分配方案予以变更。在该《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前，该户曾签订过一份《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协议》，该户选购了4套安置房源，并签署了包含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在内的4份《安置房预约单》，后因该户欲调整协议中另一套安置房源的地址，故双方就调整后的房源地址又重新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同时也重新签署了包含本案被诉《安置房预约单》在内的所有《安置房预约单》。但被诉的《安置房预约单》与原已签署的《安置房预约单》的内容未发生变化。原预约单曾由管慧静本人签署认可，而被诉的预约单内容亦未发生任何变化，原告的诉讼并无意义，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被告管慧芳辩称，2013年，其依据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管顺球的授权委托书曾与被告闸北房管局签署了一份《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当时原告已选定了协议约定的4套安置房屋中的一套即某某路669��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并签署了该套房屋的《安置房预约单》。次年6月30日，因管顺球要求调整4套安置房源中的另一套房源，故管慧芳与闸北房管局又针对该调整的房源重新签订了本案的《征收补偿协议》，并随之重新签署了4套房源的《安置房预约单》。因本案所涉的《安置房预约单》与之前原告已经签署的《安置房预约单》在内容上无任何变化，故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亦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管顺球述称，被告闸北房管局未按《安置房预约单》中第13条的约定由管顺球、管慧静共同签署该预约单，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征收房屋系公房，承租人为管顺球。2013年9月2日，该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同年9月20日，第三人管顺球委托被告管慧芳与被告闸北房管局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告闸北房管局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为某某路669弄10幢西单元16号904室、某某路669弄8幢11号1502室、某海路78弄6幢西单元11号1201室、某海路78弄6幢西单元11号1301室；……。同日，管顺球户签署了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的《安置房预约单》，该预约单载明：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产权人登记为管慧静、姜禹欣。后管顺球多次致函被告闸北房管局表示已撤销对管慧芳的授权。又因管顺球要求调整已选购的一套产权调换房屋，故被告闸北房管局与管慧芳于2014年6月30日就调整后的产权调换房屋重新签订了本案的《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告闸北房管局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为：某某路669弄10幢西单元16号904室、某南路466弄17幢西单元32号703室、某海路78弄6幢西单元11号1201室、某海路78弄6幢西单元11号1301室；……。同日，被告管慧芳亦重新签署了关于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的《安置房预约单》，该预约单载明：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产权人登记为管慧静、姜禹欣。2014年9月15日，管顺球、管慧静、姜禹欣起诉闸北房管局、管慧芳，要求确认本案《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本院于同年10月24日以（2014）闸民（行）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管顺球、管慧静、姜禹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后该三人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2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沪二中民（行）终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第三人管顺球提供一份2013年9月20日签署的关于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的《安置房预约单》，并称该预约单中被安置人（产权人、承租人、共有产权人）栏内“管顺球”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而系管慧芳代签；但安置房屋产权人（签字）栏内“管慧静、姜禹欣”的签名系两原告本人所签。经质证，两原告亦承认第三人提供的该份《安置房预约单》中安置房屋产权人（签字）栏内的签名系两原告本人所签。被告管慧芳称，因其当时受管顺球的委托办理房屋征收所需的所有事项，故即便第三人提供的《安置房预约单》中“管顺球”的签名由其代签亦属合法。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安置房预约单》（2014年6月30日）、民事判决书（2份），被告闸北房管局提供的房屋征收决定、租用居住公房凭证、居住困难对象认定报告、授权委托书、《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公告、民事判决书（2份）以及第三人提供的《安置房预约单》（2013年9月20日）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2013年9月20日，被告管慧芳受第三人管顺球的委托与被告闸北房管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已明确本案所涉的某某路669弄10栋西单元16号904室房屋系管顺球户所选购的产权调换房屋之一，且当日所签署的该套房屋的《安置房预约单》中安置房屋的产权人（签字）栏内由两原告本人签字，可见两原告对该预约单中相关内容予以认可。嗣后，两被告就原协议中非本案所涉的安置房屋进行调整而重新签订了本案《征收补偿协议》，该协议的法律效力已经法院判决确认。被告管慧芳虽在第三人管顺球撤销委托的情况下就《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重新签署了本案系争的《安置房预约单》，但该预约单的内容与原告于2013年9月20日所签的《安置房预约单》的内容一致，并未侵犯两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两原告的诉请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若两原告对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持有异议，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判决如下：原告管慧静、姜禹欣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管慧静、姜禹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迪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书记员 周莹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城市信用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