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表与李永钢、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赣民一终字第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宗表，男，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托代理人谢忠治，江西客家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永钢，男，汉族，住福建省福鼎市。委托代理人黄梓庭，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法定代表人黄光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刘传标，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曾京，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宗表因与被上诉人李永钢、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稀土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赣中民一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宗表及其委托代理人谢忠治，被上诉人李永钢的委托代理人黄梓庭，被上诉人赣州稀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传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寻乌县文峰乡狮子峰区域与寻乌县南桥镇古坑老安寨区域是两块相邻的区域。该两块区域地下发现矿藏，李永钢从当地村民手中承租了该相邻的两块区域。李永钢于2006年开始申报采矿审批。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载明，矿山名称：赣州稀土矿业寻乌分公司李永钢车间，矿山地址：南桥古坑老安寨水口至岌背。开采方式：原地浸矿。2006年2月15日寻乌县水土保持局在该审批表中盖章，并注明“经实地踏看，无其他纠纷，同意在此矿块实施原地浸矿，请按水保方案要求严格执行”。2006年2月16日，寻乌县环境保护局在该审批表中盖章，并注明“同意报批”。2006年2月16日，寻乌县南桥镇古坑村民委员会以及寻乌县南桥镇人民政府均在该审批表中盖章并注明“同意报批”。2006年2月20日，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寻乌分公司（以下简称稀土公司寻乌分公司）在该审批表中盖章并注明“同意”。该审批表中矿管部门审查意见一栏中为空白。办理完上述审批手续后，寻乌县稀土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李永钢在该矿点先行开采，并于2007年2月20日向李永钢在南桥的该案涉矿点下达了2007年度的生产任务80吨。在案涉矿点确定坐标时，寻乌县矿管局有关人员及技术人员、稀土公司寻乌分公司有关人员以及李永钢车间的有关人员均一起到现场并进行过勘察。2006年9月21日，稀土公司寻乌分公司收取了南桥古坑棕子垇李永钢车间的稀土税费押金3万元。该案涉矿点有以下几种称呼：南桥古坑老安寨水口至岌背、南桥镇古坑棕子垇李永钢车间、南桥棕子垇李永钢车间、李永钢车间狮子峰矿区。该案涉矿点与寻乌县文峰乡石排国营矿区李永钢车间是不同的矿点。寻乌县文峰乡石排国营矿区李永钢车间是属于采矿许可证的核定开采区域。2007年10月25日，李永钢（甲方）与王宗表（乙方）就案涉矿点的开采签订《合作开采稀土合同》，载明了以下事项等内容：一、甲方同意将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由甲方开采的稀土资源一块，与乙方合作开采。二、稀土开采地点：位于寻乌县文峰乡狮子峰电站一带，面积约一百亩。三、甲方负责提供资源（见附图）、租地款、补偿款、税费押金、环保、水保、向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已完成见附件）所发生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负责投入所有的开采资金，含建车间费用、设备投资、水电到位、员工工资以及流动资金等。四、合作期限：自本合同签订后直至该合同区域范围内稀土开采完毕为止。五、稀土开采的日常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由乙方派出人员全权负责。甲方委派一名代表作监事，配合乙方开展日常工作。六、利益分配：所开采稀土销售收入，扣除开采成本每吨19000元后，甲乙双方按六四分成，即甲方得60%，乙方得40%。七、如遇政策性因素，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开采，如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稀土不能开采，各方造成的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稀土开采完毕，乙方投入的设备归乙方所有。签订该协议后，王宗表即投入资金，建矿开采。在该过程中，王宗表邀请刘卫平、邝国强一起入股进行管理，并口头与刘卫平、邝国强约定，除李永钢的60%之外，其余40%由王宗表占20%，刘卫平、邝国强各占10%。刘卫平负责矿区的对外联系处理，邝国强负责矿区的生产和内勤，王宗表负责资金调配和管理。王宗表还派其侄子王元福在矿区参与管理和销售。该案涉矿点自2009年出矿至2010年期间，已经开采出了稀土产品，并由王宗表及王元福销售给了寻乌县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由于稀土的整合和政策的收紧，赣州市相继出台了赣市府字（2006）116号《关于加强和规范稀土矿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赣市府办（2007）64号《赣州市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实施方案》、赣市府办电（2007）218号《关于全面停止堆浸工艺生产稀土矿及暂停稀土原矿生产的紧急通知》、赣市府办（2008）98号《关于对全市稀土矿山实施全面停产的通知》、赣市府办电（2011）18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稀土矿山停产整顿工作的紧急通知》。为落实上述文件中的稀土政策，赣州市对稀土开采市场进行全面整顿，在此政策背景下，寻乌县境内包括案涉采矿点在内的多家采矿点均被关停。在整顿工作结束以后，部分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合法采矿点在办理有关手续后陆续开始采矿经营，但案涉矿点因不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未得到有采矿许可审批权限机关的审批，至今不能开采。根据寻乌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清单，2008年7月23日至2011年4月20日期间，王宗表及王元福共向寻乌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稀土12笔计86.2631吨，共计款项为4393741.56元。原审法院认为，2007年10月25日，李永钢与王宗表签订《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约定将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由李永钢开采的稀土资源一块与王宗表合作，由王宗表投资开采，所采稀土销售收入，扣除开采成本19000元／吨后，由李永钢得60%，王宗表得40%，这些约定实为采矿的劳务承包，王宗表与李永钢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类似于采矿的劳务承包关系。国家法律法规并不禁止劳务承包，故《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的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应合法有效。该案涉矿点系一新设矿点，不在赣州稀土公司《采矿许可证》的坐标范围内。根据相关规定，该新设矿点要合法采矿，必须由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层报省级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审批。而本案中，案涉矿点的《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中仅有寻乌县水保、环保部门及当地乡镇、村组的签字盖单，并没有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的盖章。而且，即便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在该审批表中盖了公章，也不能证明该矿点为合法开采。因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并没有采矿点的审批权限，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仍然需层报省级矿产资源管理部门审批后才能合法开采。李永钢在《合作开采稀土合同》中并没有明确载明或承诺该采矿点办理了合法开采手续，而仅是载明“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该采矿点没有经过合法审批，但当时寻乌县当地政府是默认该采矿点的开采，并向该采矿点下达了开采任务，此情形也基本符合李永钢所称的“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双方对于案涉矿点未取得合法审批手续的状况应当知晓。正是考虑到此类矿点潜在的风险，故双方在《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约定了“如遇政策性因素，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开采，或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稀土不能开采，各方造成的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该约定系王宗表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根据查明的事实，该案涉矿点已经出矿，销售款项为4393741.56元。至于矿点有关设施设备问题，《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约定了“稀土开采完毕，王宗表投入的设备归王宗表所有”。在停产以后，王宗表怠于管理其矿点设施设备，导致矿点设备被当地农户盗抢，其责任不应由李永钢承担。综上，李永钢并没有违反《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约定之情形，案涉矿点关闭，无法开采，系因未取得合法审批，政策收紧导致的，属政策性因素，按照双方的约定，王宗表的投入损失应当由其本人自行承担，其诉请李永钢承担，没有合同约定以及法律依据。因李永钢承担王宗表投资损失的法律基础缺乏，故王宗表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对其投资损失进行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未予允许。关于赣州稀土公司的责任问题。在本案中，赣州稀土公司仅是在案涉矿点的审批表“矿业公司审查意见”一栏中盖章同意。该盖章行为系同意对该矿点进行采矿申报，并非对该矿点进行开采审批，赣州稀土公司也没有该矿点的开采审批权限。赣州稀土公司该盖章行为不足以成为其承担对王宗表投资损失的赔偿责任之依据。综上，王宗表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约定以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宗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王宗表负担。王宗表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赔偿王宗表损失人民币302万元，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承担。理由如下：1.原审法院将王宗表与李永钢之间的合同关系认定为“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明显错误。劳务合同是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劳动力以从事某种工作，由对方提供劳动条件并支付劳动报酬的协议。双方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约定：由李永钢提供所有稀土开采审批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由王宗表提供所有开采资金及开采工艺技术；稀土销售必须双方共同商定；如在开采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赔偿金额超过壹万元以上的赔偿责任按股份分配；王宗表负责稀土开采的日常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李永钢派一名代表作监事；开采稀土收入扣除开采成本每吨19000元后六四分成，即李永钢得六成，王宗表得四成等。根据该合同的约定，王宗表与李永钢之间签订的该合同为合伙协议，双方不存在劳务承包合同关系。2.原审法院认定《合作开采稀土合同》合法有效错误。本案诉争矿点不在赣州稀土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坐标范围内，李永钢提供的矿点根本就不具有合法的开采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没有办理采矿许可证是禁止采矿的，双方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明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合同的规定，该合同无效。3.李永钢提供根本没有合法批准手续的矿点给王宗表采矿，导致王宗表投资后该矿点被政府相关部门查封并造成王宗表重大损失，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明显具有过错。本案诉争矿点被查封是因为没有合法的开采手续，而不是所谓的政策造成的。王宗表是基于李永钢取得了矿点的合法手续才投资的，否则王宗表也不可能投入资金用于不合法的采矿。4.原审法院认定王宗表的矿点出售稀土的销售收入为4393741.56元是完全错误的，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对原审法院相关人员的调查取证，王宗表在原审质证时就已对证据作了说明，而且相关《稀土原矿采购合同》证据本身就明确载明王宗表与王元福的供货数据，而原审法院竟然将王元福从广东购入而销售给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的稀土计入王宗表本案诉争矿点的销售收入中是错误的。且刘卫平、邝国强认为本案诉争矿点的出矿只有40吨，刘卫平、邝国强的陈述本身就夸大了本案诉争矿点的出矿量，原审法院却将出矿量认定为80吨。5.刘卫平、邝国强与王宗表有利害关系，他们的证言不符合事实。2008年12月底矿点已停产，2009年、2010年不可能出矿。王宗表与两位证人之间有利害关系，两位证人曾经在2009年将王宗表矿点的矿杂偷出变卖，当时王宗表到寻乌县公安局报案，公安部门对他们进行过处理。6.王宗表在原审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诉争矿点王宗表的损失为302万元，且依法申请原审法院对本案诉争矿点的账目进行会计鉴定，原审法院对王宗表的申请置之不理。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在原审对王宗表的账目也没有提出合理的质证意见。王宗表的会计账目是真实可靠的，是本案诉争矿点实际发生的费用。王宗表与李永钢签订的合同明显无效，且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具有过错，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应承担王宗表的损失。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驳回王宗表的诉讼请求是明显错误的。李永钢答辩称，一、李永钢与王宗表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实际上属于劳务承包合同。劳务合同的特征有：1、主体的广泛性与平等性；2、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是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活劳动，即劳务，它是一种行为；3、内容的任意性；4、合同是双务合同、非要式合同。在劳务合同中，一方必须为另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则必须为提供劳务的当事人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故劳务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结合本案来看，李永钢与王宗表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1、李永钢提供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的稀土资源，王宗表提供关于生产的资金、员工、技术；2、王宗表的开采任务：必须在一年半内开采出100吨的氧化物稀土；3、管理：由王宗表全权负责，李永钢派员监督；4、报酬：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王宗表获得其中收益的40%。因此，该份合同明显符合劳务承包合同的所有特征，即李永钢是将开采任务发包给王宗表，由王宗表全权负责开采并获得相应报酬的劳务承包关系。二、李永钢与王宗表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所涉矿点的审批情况以及当时的政策环境，王宗表应当自行承担其中的政策风险。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李永钢已经向王宗表明示了所涉矿点的真实情况，即已经经过寻乌县政府相关部门批准，默认可以开采，并且寻乌县政府已经向该矿点下达了开采任务。王宗表在已经明确认识所涉矿点的审批情况和当时的政策环境的情况下，仍自愿签订该份合同，其应当自行承担其中的政策风险。三、造成所涉矿点不能继续开采的原因就是当地政府的政策性因素，王宗表应当根据合同约定自行承担损失。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寻乌县政府及相关部门默认该矿点是可以开采的，并且下达了开采任务，王宗表也在该矿点开采了一年左右，该矿点已经出矿并完成销售，这一背景就是当地政府默认允许开采的政策性因素，若是县政府不允许开采，王宗表能顺利持续开采一年吗？能顺利将所出矿产销售吗？但是，后来经过整顿，当地政府取消了该政策性因素，不允许该矿点继续开采，此行为也应当认定为是政策性行为。因此，根据合同约定“如遇政策性因素，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开采，各方造成的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王宗表应当自行承担其损失。四、王宗表在矿点上的设施设备，不应当由李永钢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合同约定，王宗表有负责全面生产的管理义务，矿点设备被当地农户盗抢，是其怠于管理所造成的，不应由李永钢承担。五、一审中刘卫平、邝国强的证人证言具备真实性。结合刘卫平、邝国强在庭审中的证言和王宗表当庭提交的由寻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所做的询问笔录来看，能够反映如下事实：1、刘卫平、邝国强与王宗表之间的合作关系；2、本案所涉矿点已经投入生产并且出矿，由王宗表及其侄子王元福销售；3、矿点的设备是被农户盗抢的。因该份询问笔录是由王宗表举证提供，李永钢在庭审中经过质证，对其真实性也予以认可，因此该份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证据使用，并且该份证据基本能与证人证言相吻合，因此一审中刘卫平、邝国强的证言具备真实性，应当被采信。六、王宗表针对其受到的损失所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严重不足，严重缺乏证明力，不应当采信。李永钢在一审质证环节中已经对该组证据提出了明确的质证意见：“无资质人员出具的财务报表、王宗表单方出具的会计账目和记账凭证、王宗表个人账户取款证明、王宗表自行制作自行领取的工资表”这些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以此来认定王宗表亏损302万余元的事实。综上，李永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宗表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赣州稀土公司答辩称，一、《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的合同双方当事人为王宗表与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与王宗表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其它民事法律关系，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二、赣州稀土公司仅仅是稀土矿产品运营管理单位，根据赣州市政府的相关规定，本市范围内的稀土原矿均由赣州稀土公司统一收购，赣州稀土公司不是行政机关，没有行政许可职权，对稀土矿点开采审批没有决定权。根据《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赣州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组建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市府办发（2004）69号）、赣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稀土矿生产经营管理的通知》（赣市府字（2006）116号）的相关规定，只有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可审批颁发稀土矿山的采矿许可证，赣州稀土公司无权审批稀土矿山的开采；赣州稀土公司仅仅是赣州市市内稀土原矿经营单位，赣州市范围内的稀土原矿均由赣州稀土公司统一收购。赣州稀土公司下属寻乌分公司只是在审批表上签署同意报批意见，仅仅是同意采矿申请人进行申报审批，是作为稀土原矿经营单位完成程序要求，便于稀土原矿流向控制。赣州稀土公司及其下属寻乌分公司均从未签署过同意采矿申请人进行稀土开采的意见，因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稀土矿开采审批权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享有，赣州稀土公司及其下属寻乌分公司均无权审批。三、涉案矿点因在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外，稀土开采最终未获审批，赣州稀土公司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涉案矿点是否在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内，是由矿产资源管理部门来界定，赣州稀土公司没有权利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赣州稀土公司只是根据市政府的规定，任一矿点开采出来的原矿均由赣州稀土公司统一收购。王宗表开采的本案诉争矿点因在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外，稀土开采最终未获审批，赣州稀土公司不存在任何过错。四、王宗表开采的本案诉争矿点稀土开采未获批准，其擅自进行开采应自担风险，赣州稀土公司在审批表上签署同意报批的意见不是导致王宗表产生经济损失的原因，赣州稀土公司对王宗表主张的经济损失不存在任何过错。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对王宗表开采的本案诉争矿点进行实地勘察、测量后发现，该矿点在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外，无采矿权。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寻乌县稀土领导小组及寻乌县政府最终也未在审批表上签署同意开采稀土意见。王宗表在明知矿点稀土开采审批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仍与李永钢签署《合作开采稀土合同》，并且王宗表在明知矿点稀土开采确定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仍擅自组织相关人员在矿点上进行建筑生产车间等相关的开采活动，严重违反了稀土开采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属于非法开采行为。因此造成的亏损及相关损失应由王宗表自行承担。赣州稀土公司下属寻乌分公司在审批表上签署同意报批意见不是导致王宗表经济损失的原因，赣州稀土公司对王宗表主张的经济损失不存在任何过错。综上，请求驳回王宗表对赣州稀土公司的上诉请求。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原审证据，本院二审另查明，王宗表与李永钢在双方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第六条第2款中约定，王宗表必须确保安全生产，文明作业，如在开采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赔偿金额超过壹万元以上赔偿责任按股份分担。另外，在寻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2010年3月31日对刘卫平、邝国强所做的笔录、2014年9月1日谢珍祥对邝国强、2014年9月2日谢珍祥对刘卫平所做的调查笔录及原审庭审笔录中，刘卫平、邝国强关于本案诉争矿点出矿时间及停产时间的陈述不一致，原判决认定“该案涉矿点自2009年出矿至2010年期间，已经开采出来稀土产品”，原判决认定该事实中的期间错误，但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诉争矿点在签订合同后已经开采出来稀土产品，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应否赔偿王宗表的损失302万元。对于该焦点涉及的问题，分析如下：（一）关于王宗表与李永钢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王宗表主张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关系，李永钢主张双方之间为劳务承包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的法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劳务承包合同属于劳务合同的一种。劳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提供活劳动给另一方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劳务合同不具备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特征。本案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定性需结合双方于2007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分析认定。首先，根据2007年10月25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第二条之规定，双方合作开采本案诉争矿点，李永钢提供开采的资源，王宗表提供资金、设备、人员等。双方该约定符合共同出资的特征。其次，双方在该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稀土开采的日常经营管理和技术管理由王宗表派出人员全权负责，李永钢委派一名代表作监事，配合王宗表开展日常工作。稀土销售必须双方共同商定，双方签字认可后方可对外销售。销售收入打入双方共同监控账户。双方该约定符合共同经营的特征。再次，双方在该合同第五条约定所开采稀土销售收入，扣除开采成本每吨壹万玖仟元后，双方按六四分成，即李永钢得60%，王宗表得40%。该约定符合共享收益的特征。最后，双方该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王宗表必须确保安全生产，文明作业，如在开采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赔偿金额超过壹万元以上赔偿责任按股份分担。该约定符合共担风险的特征。综上，本院认为，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合伙协议关系。（二）关于王宗表与李永钢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的效力问题。王宗表认为本案诉争矿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双方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十九条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因而主张该合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之规定，开采矿产资源需要经过矿产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本案诉争矿点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王宗表与李永钢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相关规定，但该合同是否有效，应结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分析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违反该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采出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之规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违法的当事人处以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但该法并未规定违反第三条规定的合同无效。该法第三条关于开采矿产资源须经批准的规定属于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法并不影响民事合同的效力。虽然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会影响合同的履行，但本案中王宗表与李永钢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其他情形。因此，双方所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有效。对王宗表上诉称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应否赔偿王宗表的损失问题。王宗表主张因本案诉争矿点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2008年6月份寻乌县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产整顿，在整顿期间，王宗表派员留守直到2012年底矿点建筑物倒塌，矿点建筑物倒塌后，矿点物品及有关设备被当地农户洗劫一空，经王宗表聘请财务人员核算，其与李永钢合作开采稀土矿期间共亏损302万元。本院认为，李永钢、赣州稀土公司应否承担王宗表主张的损失，应结合2007年10月25日王宗表与李永钢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李永钢及赣州稀土公司是否有过错等来分析认定。各方当事人在本院二审中均确认本案诉争矿点被关闭的原因是没有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王宗表（乙方）与李永钢（甲方）在2007年10月25日签订的《合作开采稀土合同》第二条第1款中约定：“甲方负责提供资源（见附图）、租地款、补偿款、税费押金，环保、水保、向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已完成见附件）所发生费用由甲方负责，税费押金退还后归甲方所有。”王宗表在本院二审庭审中称该约定中的“附件”是指《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税费押金单、资源补偿费的缴费收据。而《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上虽有寻乌县水土保持局、寻乌县环境保护局、寻乌县南桥镇古坑村民委员会、寻乌县南桥镇人民政府以及赣州稀土公司的意见和签章，但没有矿管部门的审查意见和签章。根据该审批表，实际上本案诉争矿点的开采审批手续并未依法完成，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注明“已完成（见附件）”，王宗表在签订合同时对附件的内容是知道的，但没有证据证明王宗表在签订合同时或在实际开采之前对审批手续的问题提出了异议，相反，王宗表却自愿与李永钢签署了合同并实际进行了开采。且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甲方同意将经过寻乌县政府批准”的由甲方开采的稀土资源一块与乙方合作开采，而本院二审中各方均认为寻乌县政府对本案诉争矿点的开采并无审批权。因此，王宗表在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知道本案诉争矿点尚未取得合法的采矿审批手续。王宗表在明知本案诉争矿点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仍与李永钢合伙开采本案诉争矿点，对非法开采的风险应该是明知的，王宗表自身存在过错。另外，双方在合同第六条第4款约定“如遇政策性因素，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停止开采，或因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稀土不能开采，各方造成的损失由各方自行承担。”本案诉争矿点被关闭是因未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李永钢认为这属于政策性因素，主张依据双方合同第六条第4款免责。王宗表认为这不属于政策性因素。关于本案诉争矿点被关闭是否因为政策性因素，本院分析如下：虽然本案诉争矿点未经有审批权的机关审批开采，但在李永钢办理完《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中载明的相关手续后，寻乌县稀土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李永钢在该矿点先行开采，并于2007年2月20日向李永钢在南桥的本案诉争矿点下达了2007年度的生产任务80吨，在确定本案诉争矿点的坐标时，寻乌县矿产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员及技术人员、稀土公司寻乌分公司有关人员及李永钢车间的有关人员均一起到现场进行过勘察。因此，本案诉争矿点在签订合同时按照寻乌县的政策是允许开采的。本案诉争矿点被关闭是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虽然李永钢与王宗表之间为合伙协议关系，双方本应共担风险，但对于该政策性风险造成的损失双方在合同中已有明确约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根据双方合同第六条第4款的约定，即使因非法开采本案诉争矿点导致停产造成了王宗表的损失，双方应自行承担各自的损失，故李永钢对王宗表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王宗表称原审法院认定2008年7月23日至2011年4月20日期间，王宗表及王元福共向寻乌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稀土12笔计86.2631吨，销售款项共计4393741.56元，该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虽然寻乌南方稀土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王宗表／王元福稀土交易明细表》所附采购合同显示部分产地为寻乌、部分产地为广东平远、部分产地广东丰顺。王宗表称产地为广东平远和广东丰顺的不是本案诉争矿点产出矿而是王元福从广东购进的矿产品，但王宗表没有提供王元福从广东购买相应矿产品的证据。且原审判决虽认定了已销售稀土的数额和款项，但并未涉及产地。故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并无不当。王宗表认为刘卫平、邝国强的证言不应采信。刘卫平、邝国强的证言涉及刘卫平、邝国强与王宗表是否存在内部合伙关系、2009年及2010年本案诉争矿点是否出矿、本案诉争矿点的出矿量。本院认为，刘卫平、邝国强与王宗表是否存在内部合伙关系与本案无关。无论2009年及2010年本案诉争矿点是否出矿，各方均确认本案诉争矿点已经出矿，该问题及销售收入均与出矿量有关。因王宗表称销售收入影响损失的认定，即使原审法院认定本案诉争矿点的出矿量错误，而本案李永钢对王宗表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损失的数额与本案无关，故上述事实对本案结果并无影响。关于赣州稀土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稀土公司寻乌分公司虽然在《寻乌县稀土矿点审批表》上盖章并签署“同意”，但其意思表示是同意报请审批，该公司并无审批权限。即使王宗表有损失，赣州稀土公司对王宗表的损失并无过错，赣州稀土公司与王宗表之间也无合同关系，王宗表请求赣州稀土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虽然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对王宗表与李永钢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不当，但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对原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王宗表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海鹏代理审判员  龚雪林代理审判员  吴玉萍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