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民和路**三宏国际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1096858055486。 法定代表人：黄国钧，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启航，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洁，女，1988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上城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坚、沈悦，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沈天恩，男，195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审第三人：陈林平，女，1961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原审第三人：沈飞跃，男，199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杭州市萧山区，现住杭州市萧山区。 上诉人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沈洁、原审第三人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9民初200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沈天恩与陈林平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8年2月27日在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登记结婚。沈天恩与案外人张阿凤原系夫妻关系，并育有儿子沈飞跃；陈林平与案外人沈中英原系夫妻关系，并育有女儿沈洁。沈洁系沈天恩的继女。2008年12月5日，沈天恩户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沈天恩户坐落于利一村3组共计建筑面积476.81平方米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并对拆迁范围及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补偿金额、安置用房、过渡方式等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约定。根据该《安置协议》约定，沈天恩户可安置人口为4人，分别为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及沈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安排沈天恩户安置房建筑面积高层240平方米。《安置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执行，预置一人安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安置协议》签订后，沈天恩户按约搬迁房屋，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按约向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发放临时过渡费，向沈洁发放自腾房之日起至2017年6月止的临时过渡费；同意对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进行安置，但以沈洁系沈天恩继女且已成年，亦非利一村在册常住人口为由，对沈洁不予安置。 2017年1月4日，城乡一体办发布《萧山区宁围街道、瓜沥镇城市示范村住宅部分安置户公示名单》，其中载明沈天恩户可安置人口为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因“陈林平与沈天恩再婚时沈洁已20周岁，且户口不在利一村，不予安置”。另查明，2007年12月28日，案外人沈中英与陈林平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约定双方自愿离婚，大女儿沈国庆已独立无须抚养，小女儿沈洁由陈林平抚养，抚养费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直至小女儿参加工作为止。自2000年8月14日起至本案诉讼时止，沈洁的户籍一直登记于杭州市上城区。除案涉《安置协议》第十条“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的约定外，双方无其他关于协议附生效条件的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也未曾就协议内容通过平等协商进行实质性变更。又查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6年2月24日发出萧政办抄〔2006〕22号《抄告单》，同意《钱江世纪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2017年11月23日，沈洁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安置协议》，依约对沈洁予以安置；2.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向沈洁支付临时过渡费9600元（自2017年7月起暂计至2017年12月，并实际支付至对沈洁安置完毕止）；3.诉讼费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诉讼过程中，沈洁变更诉讼请求为：1.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2008年12月5日《安置协议》，确认沈洁属于协议项下可安置人口；2.诉讼费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结合前述查明事实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案涉《安置协议》系沈天恩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自愿签订，乃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亦均无异议，故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次，针对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对案涉《安置协议》第九条“其它约定”的理解与适用。其一，案涉《安置协议》第十条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虽然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执行”，但关于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等核心内容已在《安置协议》第一条和第三条进行明确约定，不存在需要在协议之外以及协议签订之后再按照城乡一体办政策规定执行的情形，且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亦认可城乡一体办对案涉《安置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分配方案的审核批准并非协议生效的前置条件，故协议第九条的约定不影响协议项下安置人口及安置面积的确定。对沈洁的相关辩论意见，予以采纳。其二，虽然沈天恩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在第九条特别约定“预置一人安置”的确切原因已无法查明，但结合沈洁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庭审中的陈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辩称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即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基于沈洁系沈天恩的继女且已成年的情况，沈洁是否可纳入安置人口范围尚无法确定，故将沈洁约定为“预置安置人口”。沈洁主张“预置一人安置”是指协议约定的可安置人口4人之外再增加一人安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沈天恩户在协议签订时存在需要增加一人安置的情形。事实上，如在安置期间遇正常人口变动，根据安置政策也可据实增加安置人口，无须作特别约定，故其主张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其三，结合前述分析，虽然可以推断案涉《安置协议》第九条对沈洁的安置方案进行了特别约定，但因《安置协议》系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就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成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规定，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不得擅自变更协议内容。结合前述查明事实，案涉《安置协议》既未附加其他生效条件，也未在协议签订之后、实际履行过程中经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故双方当事人仍应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二、案涉《安置协议》是否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其一，结合前述认定事实，沈洁与沈天恩的继父女关系以及沈洁的年龄情况、户籍登记情况，自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起至本案诉讼时止，均未发生过变化。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与沈天恩户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将沈洁作为安置人口并确定了安置面积。该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证据显示该约定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等合同无效情形，故双方当事人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其二，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与沈天恩户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前，应根据业已颁布施行的《实施办法》等安置政策的规定，对包括沈洁在内的沈天恩户家庭成员的身份情况、年龄情况、户籍登记情况等进行严格审查。因沈洁与沈天恩的继父女关系及沈洁的年龄、户籍情况在案涉《安置协议》签订时已是既定事实，故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沈天恩户，有理由相信合同相对方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清楚了解沈洁是否具备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与其签订案涉《安置协议》，并合理期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将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如前所述，虽然《安置协议》第九条对沈洁的安置资格作了“预置一人安置”的特别约定，但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就沈洁的安置资格及安置面积经过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故案涉《安置协议》关于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三，案涉《安置协议》系沈天恩户所有的位于农村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征收后，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就安置补偿问题达成的合意，涉及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对己方利益的让渡和对己方义务的承诺，且每份协议均系不同被拆迁人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双方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具有相对性和独立性。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案涉《安置协议》的继续履行将导致其他具有相同情形而未获得安置的被拆迁人利益受损并造成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的辩称，有违诚实信用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不予采信。《实施办法》系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作为拆迁主体单方制定的安置政策，非《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所指的“法律、行政法规”。目前，无证据显示沈洁不符合《实施办法》等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退一步讲，即使沈洁不符合《实施办法》规定的安置人口条件，亦无证据显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按照案涉《安置协议》约定为其分配安置房，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或者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故契约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均应给予充分尊重。沈洁关于案涉《安置协议》具备继续履行条件的相关主张，于法有据，予以采纳；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关于沈洁不符合安置人口条件，故案涉《安置协议》客观上履行不能的相应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案涉《安置协议》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且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按约履行安置房分配义务，系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沈洁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2008年12月5日签订的《安置协议》，确认其属于协议项下可安置人口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沈洁据此享有该协议项下明确约定的安置面积，至于协议以外依据现行有效的安置政策可享受的安置待遇，应由拆迁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和被拆迁人沈天恩户经过平等协商另行确定。沈飞跃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就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可获得的安置待遇不存在任何争议，其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其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沈天恩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于2008年12月5日签订的《安置协议》继续履行，确认沈洁属于该协议书项下的安置人口。案件受理费1150元，减半收取计575元，由钱江世纪城管委会负担。 宣判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说理不合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安置协议》第九条对沈洁的安置资格作了“预置一人安置”的特别约定，但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双方并未就沈洁的安置资格及安置面积经过平等协商进行过变更，故案涉《安置协议》关于安置人口和安置面积的约定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忽视了第九条特别约定的完整性，该认定不合理。案涉协议签订时，基于沈洁系沈天恩的继女且已成年的情况，沈洁是否可纳入安置人口范围尚无法确定，故将沈洁约定为“预置安置人口”，该事实已经一审法院确认。结合《安置协议》第九条特别约定的完整内容：“安置房分配按萧山区城乡一体办政策执行，预置安置一人”可知，协议双方之间达成的即为对沈洁家庭按照安置政策的规定予以安置的合意，沈洁作为协议中的安置人口本就是虚设的，现经确认沈洁确不属于安置的对象，根据约定其当然不属于该协议书项下的安置人口。 二、拆迁安置协议中安置条款的效力，涉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如果不能全面地审查协议约定，片面的选择无视安置协议中的特别约定，却要求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继续履行协议项下的其他约定，必将破坏今后征迁工作的公平、公正的开展，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请求贵院对安置条款再次进行审查，明确其效力。综上，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沈洁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沈洁承担。 沈洁答辩称：一、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案涉安置协议系沈洁户与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安置协议合法有效，且沈洁的户籍登记情况在案涉协议签订时已是既定事实，有理由相信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系在清楚了解沈洁户籍信息及具备安置资格的前提下，与其签订案涉协议并合理期待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将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二、沈洁属于安置协议项下安置人口。根据案涉协议第一条可安置人口为4人的约定，在案涉协议签订时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已将沈洁的身份确定为可安置人口。沈洁的身份、地、地位应与其他三名第三人无异沈洁的安置标准应与其他三名第三人的安置标准无异。关于安置协议第九条预支一人安置的约定，按照文义解释和合同整体逻辑来看，预支一人安置的约定是指在协议四个安置人口外，事先额外再增加一个安置人口的意思，并非是对沈洁安置资格的待定的情况。 另外，按照《安置意见》第三条，即便按照现行的一体办政策也是可以按照参照在册常住人口的标准予以安置的，所以不管安置协议第九条的约定如何，对最终合同的履行的权利、义务是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发表意见称认可沈洁的答辩意见。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安置协议》约定可安置人口为四人，安置房建筑面积为高层240平方米。协议签订后沈天恩户依约搬迁房屋，钱江世纪城管委会亦依约向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支付临时过渡费，向沈洁支付自腾房之日起至2017年6月止的临时过渡费。签订案涉《安置协议》时沈天恩、陈林平、沈飞跃及沈洁的户籍信息已经明确，且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均应对被拆迁人是否符合安置条件在签订协议前进行审查。且案涉《安置协议》中约定的预置一人安置也无其他有效证据证实系针对沈洁而进行的特别约定，也不能明确系因何原因作出此约定。因此，结合案涉《安置协议》已经履行的情况，和协议的约定，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称案涉《安置协议》中沈洁不符合安置条件的理由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认为钱江世纪城管委会未按约履行分配安置房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确认沈洁属于案涉《安置协议》项下安置人口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钱江世纪城管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盛 峰 审判员 徐 丹 审判员 陈 艳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朱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