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湘高法民再一终字第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雷菊珍，女，1968年1月17日出生，畲族。委托代理人：邱鹣，江西壹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凌飞，江西壹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益阳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郑雪飞，该公司监事。委托代理人：徐四海，湖南华夏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发贵，男，1963年7月8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雷建清，男，1973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吴建军，男，197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毛飞，男，197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郑雪飞，男，197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周华，男，1976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原审第三人：曾辉，男，197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再审申请人雷菊珍因与被申请人益阳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好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吴发贵、雷建清、吴建军、毛飞、郑雪飞、周华、曾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7日作出（2011）益赫民二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书。雷菊珍不服，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5日以（2012）益法民二终字第30号民事裁定发回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重审。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0日作出（2012）益赫民二重字第4号民事判决。雷菊珍不服，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4日作出（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雷菊珍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9月28日作出（2014）湘高法民申字第5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雷菊珍的委托代理人邱鹣，益阳市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辉和委托代理人郑雪飞、徐四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的第三人吴发贵、雷建清、吴建军、毛飞、周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查明：2008年3月28日，徐志荣、吴建军、曾辉和雷建清签订了嘉好公司的章程，确定了公司的股东名称及所占股份比例。2008年4月3日，嘉好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整，股东为郑文、雷建清，法定代表人为郑文。2008年6月14日，郑文、雷建清、吴建军、曾辉、杨金平签订《股东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合作开发经营益阳2007-52号宗地；本项目启动资金为5800万元，其出资比例郑文占25％，雷建清占30％，吴建军占15％，曾辉占15％，杨金平占15％；上述出资必须在2008年6月29日前足额汇至嘉好公司账户，且以实际到账为准”。2008年6月20日，嘉好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股东为郑文、雷建清、曾辉、杨金平、吴建军。2009年5月6日嘉好公司股东雷建清、郑文、曾辉、杨金平、吴建军召开股东会议，各股东作出如下决议：“上述股东为嘉好公司的全体股东，除此之外，无其他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和盈亏分配。股东向他人借资的，由各股东自行与出借人进行结算，与其他股东无关；截至2008年6月29日止，本项目的实际总投资为5611万元，其中雷建清出资1740万元，郑文出资1435万元，曾辉出资870万元，杨金子出资870万元，吴建军出资696万元；经各股东确认，雷建清出资比例为31％、郑文出资比例为25．6％、曾辉出资比例为15.5％、杨金平出资比例为15.5％、吴建军出资比例为12.4％”。2011年3月4日，嘉好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3800万元，股东为雷建清、徐志荣、吴建军、曾辉、郑雪飞、周华、毛飞，法定代表人为雷建清。2011年10月8日，嘉好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发贵，股东为雷建清、吴发贵、吴建军、曾辉、郑雪飞、周华、毛飞。雷菊珍与第三人雷建清系姐弟关系，从2008年2月25日至2008年5月29日，雷菊珍向第三人雷建清账户汇款共计268万元，第三人雷建清将雷菊珍款项268万元汇入了嘉好公司账户。2009年6月份，嘉好公司向雷菊珍出具了一份投资确认书：雷菊珍从2008年2月25日至2008年5月29日合计向嘉好公司的投资金额为268万元，截止2008年6月29日应付投资款利息为278400元。嘉好公司在该投资确认书上加盖了公章，嘉好公司股东及投资人雷建清、杨金平、曾辉、吴建军、郑文、仇源旺、雷菊珍、毛飞、周华在该投资确认书上签名。2009年8月11日，嘉好公司向雷菊珍出具“今收到雷菊珍股金268万元”的收款收据一张，嘉好公司在该收据上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书除认定了一审查明的事实之外，另查明：雷建清在（2011）益赫民二初字第250号一案中即本案原一审庭审中陈述：雷菊珍268万元是先汇入雷建清账户，雷建清再转到嘉好公司帐户；雷建清是嘉好公司记名股东，雷菊珍的268万元是隐名在雷建清名下；雷菊珍曾要求成为嘉好公司的记名股东，但股东会决议不下来；投资确认书是2009年5-6月签订的；雷菊珍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雷建清现在在嘉好公司的股份已变更为16％。本案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08年4月2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益阳凌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共为嘉好公司进行了3次验资，并出具了书面的验资报告，当时的出资情况是：2008年4月2日首次出资为郑文200万，雷建清200万；2008年4月24日郑文530万；2008年5月16日雷建清400万、曾辉70万、杨金平300万、吴建军300万。2011年2月28日，雷菊珍以借款纠纷为由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益阳市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益阳市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雷菊珍借款本金268万元及利息，后雷菊珍撤回起诉。本案在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雷菊珍曾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本院关于仇源旺诉嘉好公司、雷建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的再审裁定书即（2013）湘高法民申字第341号民事裁定书，二审法院经组织双方质证后对仇源旺案裁定书认证如下：“该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2014年4月28日，雷菊珍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本院对仇源旺案的再审判决书即（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2008年2月24日，仇源旺与雷建清签订《入股协议书》，约定，益阳秀峰公园南侧（2007）52号地块由郑文代表公司取得使用及开发权，现有入股股东郑文、杨金平、曾辉、雷建清、吴建军等五人。经2008年2月21日股东碰头会确认总投资为5800万元。其中雷建清占股份为30%，现董事长郑文经各位股东同意，确认雷建新30%的股份中的三分之一由仇源旺投资并持有所有权……”。此次再审过程中，再审申请人雷菊珍于2015年4月以邮寄的方式递交了2份材料：1份雷建清于2015年4月6日作出的《关于雷菊珍投资嘉好公司的情况说明》和1份2009年8月29日的徐志荣与雷建清签订的《协议书》。2015年4月21日本院召集各方进行了质证，原告雷菊珍的委托代理人熊凌飞、被告嘉好公司的代理人徐四海及第三人雷建清参加了质证。嘉好公司认为：1、徐志荣与雷建清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2、对雷建清作出的《关于雷菊珍投资嘉好公司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同时印证了雷菊珍是隐名在雷建清名下的实际投资人。关于上述2份材料，本院认证如下：对2009年8月29日徐志荣与雷建清签订的《协议书》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没有关联；对雷建清2015年4月6日的《关于雷菊珍投资嘉好公司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其所述内容与本案原一审中雷建清在庭审时的陈述有出入，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的情况下，应认为雷建清在一审的陈述更具有证明力。一审判决认为，嘉好公司成立初期，雷菊珍将268万元投资款汇入第三人雷建清帐户，第三人雷建清将雷菊珍款项268万元汇入嘉好公司帐户，但是268万元的份额是在第三人雷建清的股份之中，故雷菊珍实属隐名投资人，雷菊珍所称其是嘉好公司发起人、原始股东和记名股东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对于雷菊珍以投资确认书和股金收据为由提出的其已是嘉好公司合法股东的理由，从在投资确认书上签名的情况看，除郑文外，其他签名人对雷菊珍与第三人雷建清之间的入股情况均不知情，故公司其他股东和投资人在确认书上的签名行为并不当然表示他们同意吸收雷菊珍为公司新股东，仅是对雷菊珍在嘉好公司投资情况的一种证实。嘉好公司虽然向雷菊珍出具了股金收据，但雷菊珍并未参加过公司章程的签订、并非嘉好公司记名股东，其只是隐名于第三人雷建清名下的实际出资人，故嘉好公司向雷菊珍出具的股金收据缺乏前提条件，该收据不能成为雷菊珍是公司合法股东的依据，也不等同于嘉好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其成为公司股东的股东会决议，且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不符，所以雷菊珍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雷菊珍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雷菊珍负担。二审判决认为：雷菊珍在嘉好公司成立初期投入公司的268万元，因是雷建清转帐交付，且雷建清认可雷菊珍的268万元投资是隐名在雷建清的名下，雷菊珍又未参加嘉好公司章程的签订，故雷菊珍属于隐名于雷建清名下的隐名股东。嘉好公司股东及投资人在2009年4月6日股东会决议之后，对雷菊珍的股资情况作出签字确认，该种确认行为并不当然显示嘉好公司股东同意雷菊珍成为公司新股东，因公司并未就此形成股东会决议，亦未明确雷菊珍的投资与雷建清在嘉好公司所占份额的关系，故投资确认书不能成为雷菊珍已经成为嘉好公司股东的依据。同理，嘉好公司于2009年8月11日向雷菊珍出具的股金收据，亦不能成为雷菊珍已成为嘉好公司股东的依据。故雷菊珍所提确认其为嘉好公司股东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雷菊珍在嘉好公司成立初期的出资因是隐名在雷建清的名下，且未参与公司章程的签订、亦未与公司发起人签订入股协议，故雷菊珍的出资情况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不符，故其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因雷菊珍系隐名于雷建清名下的实际投资人，在没有提供嘉好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菊珍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系被申请人嘉好公司的发起人之一，被申请人已确认收到申请人268万元股金，为此，原判决认定申请人属于隐名于雷建清名下的隐名股东缺乏证据证明。2、原二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后并未恢复审理，非法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主要证据（仇源旺案再审判决书）未经质证。2013年11月22日，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仇源旺与益阳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雷建清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一案裁定提审，而该案与本案案情相似，申请人的诉求亦相同，为维护法院裁判的一致性及避免当事人的诉累，故作出了（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6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诉讼。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仇源旺案件作出了（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后，申请人随即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该判决书，但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恢复审理，亦未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仇源旺案判决书进行质证，迳行作出了终审判决。益阳市嘉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答辩称：1、雷菊珍是隐名在雷建清名下的隐名股东。2、股东的认缴出资与实际出资是有差异。雷建清名下原有的31%股份实际上是由毛飞5%、周华5%、仇源旺10%及雷建清11%组成的。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能否依据雷菊珍向嘉好公司投资268万元的行为认定雷菊珍为嘉好公司发起人。雷菊珍起诉和再审申诉中均主张其是嘉好公司的发起人、原始股东，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办理股东登记，理由是嘉好公司已经实际收到其通过雷建清转入嘉好公司的268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的规定：“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应当认定为公司的发起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本案雷菊珍主张其是股东，而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因如下：1、雷菊珍未参与过公司章程的起草、签定。2、嘉好公司成立之初，益阳凌云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嘉好公司进行了3次验资，从3次验资报告看未显示雷菊珍有过出资。3、雷建清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也反映雷菊珍最初是隐名在雷建清名下的事实。4、2011年2月雷菊珍曾以借款纠纷名义起诉嘉好公司要求偿还368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后撤回起诉。综上，雷菊珍虽然通过雷建清向嘉好公司投资了268万，但综合公司成立时的情况、原始股东的陈述、公司验资报告等来看，雷菊珍通过雷建清向嘉好公司投资268万元的行为只能认定其是隐名在雷建清名下的嘉好公司的实际投资人，但不能证明雷菊珍系嘉好公司的发起人。嘉好公司股东及投资人在2009年4月6日股东会决议之后对雷菊珍的股资情况作出签字确认，并由嘉好公司出具了收据。该行为不能当然显示嘉好公司股东同意雷菊珍成为公司新股东，其仅是对雷菊珍在嘉好公司投资的确认，但并未明确雷菊珍的投资与雷建清的投资的关系，也未确认雷菊珍在嘉好公司所占股份份额，后亦未有的股东会纪要，故投资确认书不能成为雷菊珍已经成为嘉好公司股东的依据。另，雷菊珍在申诉中提出：原二审法院中止审理后未对仇源旺案的再审判决书即（2014）湘高法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进行质证，其行为非法剥夺了申请人的诉讼权利。从二审的审理情况来看，雷菊珍提供了仇源旺案的再审裁定后，原合议庭组织双方对该裁定进行了质证，被告嘉好公司质证意见认为该裁定书虽然合法，但与本案没有关联，二审法院亦未予采纳该证据，后未再组织双方对仇源旺案的再审判决书质证。现综合分析仇源旺案与本案，二者虽然是同一案由，同一诉求，但是，仇源旺案与本案的不同之处在于：仇源旺与雷建清之间已于2008年2月24日达成了《入股协议书》，该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现董事长郑文经各位股东同意，确认雷建新31%的股份中的三分之一由仇源旺投资并持有所有权。并就该投资事宜协议商定：1、该项目开发公司总股权的10%由仇源旺持有所有权……”，该份协议书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郑文经其他股东授权同意后签字认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实际出资人非经半数以上股东同意不能变更为公司股东，而仇源旺经由当时全体股东的同意，已经从雷建清处合法受让了股权，故可由实际投资人变更为记名股东。一审庭审中雷建清陈述，当时雷菊珍曾要求变更为公司股东，但是公司的股东会未通过，从现有证据来看雷菊珍也一直未取得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故不能转为记名股东。综上，是否对仇源旺案的判决书进行质证并不能对本案的实体处理产生影响，故雷菊珍所称二审恢复审理后未组织当事人对仇源旺案判决书质证的主张，并不能成为支持雷菊珍诉讼主张的依据。综上所述，在本案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雷菊珍的申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雷菊珍的再审申请，维持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益法民二终字第16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爱莲代理审判员  刘 颖代理审判员  罗婷玉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