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1，女，1951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某2，男，195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祝双夏、孙怡薇，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某，女，1935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代理人汪小燕、毕梦云，浙江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史某1、史某2与被上诉人唐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2民初12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被继承人史玉镜系史某1、史某2之父，唐某之夫，史某1、史某2系唐某的继子女；唐某与史玉镜于××××年××月登记结婚，未生育子女；史某1、史某2由唐某与史玉镜共同抚养成人。被继承人史玉镜于2001年1月去世，生前未立下遗嘱，也未签订过遗赠扶养协议。本案讼争的坐落于本市上城区××路××号××室房屋（建筑面积81.61平方米）系唐某与史玉镜于1995年10月经房改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1／2产权份额系被继承人史玉镜的遗产。因唐某、史某1、史某2作为法定继承人对各自继承份额存在争议，无法达成一致。2018年3月，唐某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唐某对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室房屋享有5／6的份额，史某1、史某2各享有1／12的份额，并由史某1、史某2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遗产系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室房屋（建筑面积81.61平方米）系唐某与史玉镜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该房屋的1／2产权份额系史玉镜的遗产，另1／2产权份额系唐某所有。现被继承人史玉镜已死亡，且未留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唐某对被继承人史玉镜尽到了较多的扶助、照顾义务，甚至为了照顾史玉镜而终身未育，相对于史某1、史某2而言，唐某理应在继承史玉镜的遗产时适当多分，故讼争的史玉镜的遗产由唐某继承五分之二、史某1、史某2各继承十分之三。综上，对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室房屋（建筑面积为81.61平方米），史某1、史某2各享有3／20产权份额，唐某享有7／10产权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室房屋（建筑面积为81.61平方米）中被继承人史玉镜遗有的1／2产权份额由唐某、史某1、史某2共同继承，史某1、史某2各享有该房屋3／20产权份额，唐某享有该房屋7／10产权份额（含其原享有的1／2产权份额）；二、驳回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唐某负担20元，史某1、史某2各负担15元。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退费；史某1、史某2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史某1、史某2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被上诉人的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存在问题，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1.被上诉人唐某的原审诉讼代理人不具备公民代理资格。唐某委托的公民代理人既非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或被上诉人的近亲属，也无任何证明材料证明其系被上诉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不符合公民代理要求。2.在无公民代理资格的情况下，该诉讼代理人作为唐某的代理人参与了原审庭审。根据庭审录像可以确认，该代理人参与了原审庭审，并在法庭调查阶段陈述事实与理由、回答法庭询问，在法庭辩论阶段发表了代理意见，即在本次庭审中负责了唐某的主要意见陈述。但是，原审法院事先未审查诉讼代理人是否适格问题，导致依法无资格参加诉讼的人员参加了庭审并发表意见；在庭审以及判决书中亦未对公民代理人的适格情况予以说明，反而在判决书中抹去了有关该代理人的所有身份信息以及到庭参加诉讼的情况，这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二、原审法院关于“唐某在继承史玉镜的遗产时适当多分”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1.原判认为唐某可适当多分的第一个理由是“唐某对被继承人史玉镜尽到了较多的扶助、照顾义务”，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唐某在起诉时主张“丈夫在世时一直由其照顾”，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仅凭当事人陈述就认定“唐某对被继承人史玉镜尽到了较多的扶助、照顾义务”违反了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因此该理由不成立。2.原判决认为唐某可适当多分的第二个理由是“唐某为了照顾史玉镜而终身未育”，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且于法无据。首先，被上诉人方从未主张过“为了照顾史玉镜而终身未育”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为了照顾史玉镜而终身未育”的事实。事实上，未生育的真实原因是唐某患有不孕症而非主动避孕。因此，原审过程中未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为了照顾史玉镜而终身未育”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在无当事人陈述、无证据材料证明的情况下，直接创设了一个连被上诉人自己都未主张的理由，并据此判决被上诉人适当多分，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也于法无据。三、被上诉人不符合可以多分的法定情形，原判在适用法律时存在明显错误。1.唐某不符合“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情形。根据《继承法若干意见》第三十条的规定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被继承人的扶养或赡养义务应当体现在积极履行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对被继承人尽到了主要扶养或赡养义务应当体现在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从经济上来说，被继承人是离退休干部，有稳定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能够保障其日常生活开支。从生活上来说，本案的被继承人去世的原因系突发疾病，这一点在原审庭审中双方均无异议。在生病住院之前，被继承人身体健康，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因此，本案需要审查的是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的料理、丧葬事项的操办以及精神上的慰藉的履行情况，并以此判断唐某是否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1）从生病住院期间的照料上来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承担的扶养或赡养义务是均等的。在被继承人住院期间，史某1每天都会在医院照顾被继承人，史某2也基本上每天都来看望被继承人。该事实唐某并未予以反驳。（2）从丧葬操办上来说，被上诉人并未参与，丧葬事务全部由史某1操办。一审中，唐某对此节事实予以确认。此外，因被继承人死亡所发放的丧葬费均由唐某保管，但实际的丧葬费用均由上诉人支付，唐某并未承担。因此，无论从实体操办还是从经济支出上均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并未参与被继承人的丧葬操办。（3）从精神慰藉上来说，唐某作为被继承人的再婚妻子，与被继承人生前的生活联系紧密程度自然是区别于成年子女的，而作为子女的史某1、史某2能够在平常生活中常去探望，在父亲需要特殊照顾期间每日照料看护，已经尽到了赡养义务，不应苛求其与唐某一样每日与被继承人朝夕相处，更不能因客观因素导致的相处时间上的差异而认定唐某尽到了主要扶养义务。综上三方面，唐某在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承担了与史某1、史某2均等的扶养或赡养义务，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未参与丧葬事务操办，在精神慰藉上亦未有明显贡献，故不能认定其符合“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法定情形。2.唐某亦不符合“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情形。唐某与被继承人系夫妻，共同生活是婚姻关系的应有之义。本案中，在被继承人未突发疾病之前，被继承人是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不存在长期卧床或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情况。因此，其与唐某共同生活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陪伴的状态，属于正常的夫妻共同生活，符合社会普遍现象。法院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唐某符合《继承法》上所规定的“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法院仅以夫妻共同生活为由认定唐某符合“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情形，那么实践中所有被继承人的配偶一方均能以共同生活为由主张多分遗产，这显然与立法本意相违背。四、原审法院未将上诉人史某1存在“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情况予以考虑，不符合法律规定。1.上诉人史某1因重疾缺乏劳动能力。目前史某1患有肾癌，己摘除了一颗肾脏并需要长期接受化疗，原审开庭时史某1刚做完肾脏摘除手术出院。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完全知晓，原审录像中显示，开庭前原审法官还因此提醒史某1，如果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可以请求休庭。2.上诉人史某1需要长期支付高昂治疗费、房屋租金，生活上存在特殊困难。史某1名下无房屋，目前居住在出租房内的，现又因癌症需要每月支付高昂的化疗费用，故每月4000余元的退休工资根本无力承担上述费用，日常生活存在困难。根据《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最后，史某1作为被继承人的女儿，在被继承人日常生活期间，虽受到其继母唐某的多次驱逐，但一直坚持上门探望；在被继承人重病住院期间，主动与唐某示好以求能够陪伴在父亲身边；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一人操办父亲丧葬大小事务，承担父亲全部丧葬费用。法院关于继承人是否尽到主要扶养或赡养义务的认定结果，对继承人而言，不仅仅是财产分割比例，更重要的是对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生养死葬期间所付出的心力的评判，理应慎重，而原审法院在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陈述直接否定了上诉人尽力赡养父亲的付出，如此判决实属不妥，上诉人于情于理都难以接受。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确认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路××号××室××产权归史某1所有，1／6产权归史某2所有，2／3产权归唐某所有；本案诉讼费用由唐某承担。 被上诉人唐某答辩称：一、原审判决程序合法，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的原判决程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1.原审判决并没有确定被上诉人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有代理人，故根本不存在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认为的被上诉人诉讼代理人的资格存在问题。2.上诉人一再强调被上诉人的公民代理人在不符合公民代理要求的情况下参与了原审庭审理，但事实是一审庭审中两上诉人均对被上诉人庭审参与人的身份无异议，原审法院在两上诉人无异议的前提下进行的庭审程序合法，不存在上诉人所认为的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3.原审的程序并没有影响本案的实体裁判。二、原审法院关于“唐某在继承史玉镜的遗产时适当多分”的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1.被上诉人唐某对被继承人史玉镜尽到了较多的扶助、照顾义务。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史玉镜自××××年××月登记结婚后，一直共同生活直至被继承人2001年1月去世。几十年以来，夫妻二人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地将上诉人抚养成人，共同饱受人间甘**，始终不离不弃。特别是被继承人生病期间，被上诉人一直伴其左右，体贴入微地照料其饮食起居，陪伴被继承人走完了人生整个旅程，可谓对被继承人尽到了应尽的扶养义务。对此，两上诉人在原审的庭审中也均予以认可。一审中史某1陈述“我是愿意照顾被继承人史玉镜但实际上没有机会照顾，直至父亲的病危，我和我弟弟才赶回来与被上诉人一起照顾被继承人史玉镜”。史某2则是长期居住在香港护老院，回来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综合庭审记录分析，相较于两上诉人所尽的抚养义务而言，是被上诉人一直陪伴在被继承人身旁，而作为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两上诉人都不在身旁，这一事实与被上诉人的身份无关，恰恰能证明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尽了较多的照顾及扶养义务。2.被上诉人与被继承人史玉镜结婚后，为照顾两位上诉人选择不生育子女，这属于基本事实问题。20世纪50年代是毛主席提出“光荣妈妈”政策的时代，那时被上诉人只有21岁，正处于生育年龄最佳的黄金时期，但当被上诉人看到两上诉人那可爱的面容，又想到两上诉人失去了亲生妈妈不久，是最最需要母爱的时刻，故被上诉人一门心思把两位上诉人当作亲生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关心与母爱。而两上诉人现在却反过来说被上诉人未生育是因为被上诉人患有不孕症而非主动避孕，被上诉人认为这是两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身体健康权的诽谤，被上诉人保留追究两被上诉人侵犯其名誉的权利。三、原审法院关于“唐某在继承史玉镜的遗产时适当多分”的认定适用法律完全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因此，为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根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被上诉人理应多分得遗产。首先，上诉人以被继承人生病住院前具有生活自理能力为由，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尽到主要扶养的义务。这陈述恰恰证明两上诉人对被继承人生前的健康情况一无所知，被继承人虽然是患突发疾病去世的，但被继承人生前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日常生活需要看病吃药，测量血压，是被上诉人以医务人员身份之便一直照顾被继承人。同时，被继承人是因突发疾病过世的，在医院住院也不过短短数十日的时间，和被上诉人长达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无可比拟，不是上诉人认为的被上诉人与两上诉人承担的扶养或赡养义务均等。其次，子女为父亲办理丧葬事宜多操心，本来就是为人子女的应尽本分，况且被上诉人作为母亲年事已高，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争谁为办理丧事事宜多操心，与情、与理、与法都是说不通的。第三，两上诉人始终强调对被继承人的照顾义务均从被继承人因重大疾病住院期间开始起算，而不是上诉人上诉状内容所称在平常生活中常去探望。对于上诉人所称不应苛求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样每日与被继承人朝夕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减少两上诉人的日常照顾义务，恰恰证明了两上诉人未能给予被继承人精神方面的慰藉及根本未对被继承人尽到赡养义务。事实就是上诉人史某2几十年不在家，根本没有照顾被继承人，只有在被继承人生病住院到死亡十几天时间才在医院；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是医生，理当照顾，显然也是自认被上诉人在事实上确实是付出了较多的扶养、照顾义务。四、上诉人史某1认为原审法院未将其存在“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情况予以考虑，上诉人的这一说法也是不成立的。一审中上诉人史某1未提到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患有肾癌及缺乏劳动能力。其目前有退休金，有成年子女赡养，根本不属于法律上的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情况。综上，被上诉人现已83岁高龄，年老多病，视力、听力不好且缺乏劳动能力，晚年生活孤苦无依，得不到保障，故原审法院在考量被上诉人的综合情况后，作出适当多分的判决合情合理，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应法律准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唐某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唐某与被继承人史玉镜一起共同居住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史某1、史某2认为：证据形式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形式，没有经办人签字及联系方式，内容只是两位邻居的陈述，应当由两位邻居出庭作证，且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上诉人也没有否认过被上诉人和被继承人一起共同居住，但只是基于他们的夫妻关系一起共同居住。本院认为：庭后唐某补交情况说明有经办人签名，且内容即为“史玉镜生前与唐某共同居住在××路××号××室”，与上诉人自认内容一致，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上诉人史某1、史某2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系唐某是否应适当多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被继承人生前与唐某共同居住生活。但上诉人认为，唐某仅仅是基于夫妻关系才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其未对被继承人多尽扶养义务，故不能以此为据多分遗产。本院认为，对被继承人的扶养义务不仅体现在病重期间的照料和丧葬事宜的处理，而且体现在平日生活的陪伴照顾。唐某与被继承人相差12岁，二人婚后共同生活45年，上诉人二审中亦确认被继承人平日生活起居由唐某照料。被继承人突发疾病去世期间，唐某也与上诉人一同照顾被继承人。因此，一审认定唐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史某1以其存在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为由，主张分配遗产时予以照顾，但未举证证明，且唐某现年逾82周岁，膝下无亲生子女，明显属于缺乏劳动能力，生活存在特殊困难的一方，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唐某一审委托代理人资格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一节，本院认为，唐某全程参与了一审庭审程序，对林约珥代表其发言的内容予以确认，一审将林约珥庭审中发表的意见作为唐某的意见记录并分析并无不当。在一审对林约珥代理人身份审查后认为其不具有作为唐某公民代理资格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书中不将其作为唐某的代理人载明，亦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史某1、史某2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傅东红 审判员  石清荣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逯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