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0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白石巷******。 法定代表人：潘朝胜。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苏芳，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裘泽武，男，1972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晓波、毛倩倩，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鼎公司）为与被上诉人裘泽武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裘泽武于2016年3月17日入职吉鼎公司从事业务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头约定裘泽武的月薪为8000元。2017年3月17日，吉鼎公司以口头通知的方式辞退裘泽武。裘泽武在吉鼎公司工作期间，吉鼎公司未为裘泽武缴纳社保，裘泽武的社保由裘泽武委托杭州中正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代为缴纳。吉鼎公司至今未向裘泽武发放2017年3月的工资。自2016年4月至2017年2月，裘泽武的月平均收入为8000.91元。 吉鼎公司的工作证上印有“买名品送车险，车险不用再花钱”的字样，与裘泽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交的工作证的印刷样式相同。 2017年3月16日，裘泽武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吉鼎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补偿金88000元、应由吉鼎公司负担的社保费用8595.72元、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12000元、补发2017年3月的工资4500元。该委于2017年5月5日裁决驳回裘泽武的全部请求事项。该裁决于2017年5月9日送达裘泽武的代理人，裘泽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吉鼎公司向裘泽武支付自2016年4月17日至2017年3月16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88000元；2、吉鼎公司支付裘泽武12个月的社保费用中吉鼎公司应当承担的部分，合计8595.72元；3、吉鼎公司支付拖欠的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7日的工资4500元；4、吉鼎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12000元；5、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吉鼎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吉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可金在与裘泽武的对话过程中确认裘泽武每月的劳动报酬8000元（包括社保）由其发放并有辞退裘泽武的意思表示，通过卢立积向裘泽武支付劳动报酬的银行付款凭证注明内容为工资、支付金额和日期相对固定，上述事实已足以表明裘泽武与吉鼎公司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吉鼎公司主张裘泽武等人利用吉鼎公司的资源与他人合作开展保险业务，吉鼎公司就其向他人提供资源的事实应持有相关证据，但吉鼎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就相关事实提供证据；同时，吉鼎公司提交的工作证上“买名品送车险，车险不用再花钱”的语句亦说明吉鼎公司经营的业务与保险业务有关，故该院对吉鼎公司主张的相关事实不予采信。吉鼎公司未依法与裘泽武签订劳动合同，应向裘泽武支付二倍工资差额，自裘泽武入职后一个月至双方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共11个月，裘泽武主张按88000元计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吉鼎公司应付裘泽武2017年3月的工资为：8000÷21.75×13＝4781.61元，裘泽武主张按4500元计未超出吉鼎公司应付金额，该院予以支持。裘泽武在吉鼎公司工作已满一年，不满一年六个月，吉鼎公司未举证证明裘泽武在工作中存在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或严重失职等行为，裘泽武要求吉鼎公司支付一个半月的工资12000元作为经济补偿金亦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虽吉鼎公司未依法为裘泽武缴纳社保，裘泽武要求吉鼎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应由吉鼎公司负担的缴费金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裘泽武未签订劳动合同的11个月双倍工资差额88000元；二、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裘泽武经济补偿金12000元；三、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发裘泽武2017年3月的工资4500元；四、驳回裘泽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宣判后，吉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具体陈述理由如下：被上诉人仅是与上诉人的原股东之一卢立积具有合作关系，而非与上诉人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上诉人是做礼品生意的，卢立积是其当时股东之一，被上诉人系保险业务员，卢立积与被上诉人是通过第三人傅勇猛介绍认识的，系因傅勇猛、卢立积和被上诉人欲利用卢立积系上诉人股东之便开展一些有关保险和礼品相互共赢的业务。合作模式为：被上诉人作为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公司洽谈联系，向客户推荐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以买保险附赠礼品方式促成保险业务成交。保险业务成交后，由保险公司将默认的返点支付给卢立积个人，再由卢立积个人将部分返点分配给被上诉人。期间，被上诉人的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是其自由决定的。由于被上诉人较二者收入较低，在被上诉人要求下，基于朋友与面子关系，由卢立积给被上诉人一些钱。这有傅勇猛所做的《调查笔录》为证。该《调查笔录》系傅勇猛于2017年4月20日14时30分至15时00分，在杭州市下城区白石巷256号4楼401室即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办公室，由仲裁员虞选钢及书记员袁俊伟在场，袁俊伟记录完成。完全符合调查笔录的要件构成，对证据事实予以固定。一审法院却以傅勇猛未出庭作证，不予以确认，有悖事实和常理。上诉人系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已经仲裁庭固定故未请证人出庭，上诉人认为该份证据对事实认定影响重大，一审法院完全可以向上诉人释明证人出庭的必要性或传唤证人到庭。被上诉人的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显示系卢立积向其汇款，而非上诉人；同时显示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卢立积每月向其定时汇款外，卢立积亦不定期向其账户汇入多笔款项，这完全有悖企业发放工资的常理。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的工作证上印有与上诉人员工工作证相同的字样而将其予以确认是片面的，且相互矛盾。上诉人员工的工作证皆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而被上诉人所提交的工作证上却没有盖章。公司作为企业法人，其对外行为是否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有效，重要的依据即该企业法人是否有加盖法人公章。被上诉人出示的所谓工作证缺乏最重要的形式要件，不具有真实性。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员工工作证的真实性是予以认可的，同时对于被上诉人提交的未加盖公章的真实性亦予以认可，存在矛盾。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可金在录音里更多说的是气话，一审法院认为由其发放被上诉人的报酬系断章取义的行为，不符合事实。劳动纠纷的发生是企业开办过程中的正常情况，为何本案发生会令黄可金和卢立积如此气愤？因为卢立积系基于朋友和面子关系也可以说为被上诉人生计着想所以每月给被上诉人8000元，如今却被被上诉人反咬一口，这样不难理解为何两位在录音里面会说被上诉人没良心、不善良之类的话语。黄可金在录音里亦一再强调“我没有请你来”、“没有辞退的”，因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是聘用的员工，不存在“辞退”一说。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上诉人提交的员工花名册、工资表、劳动合同、社保缴纳清单、考勤表、员工工作证等显示，上诉人员工的工资系由上诉人发放的，而被上诉人的工资非上诉人发放；上诉人与员工均签订劳动合同，与被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合同；上诉人按规给每位员工缴纳社保，被上诉人确是通过第三方缴纳；上诉人对员工有严格的考勤制度，被上诉人并不参加考勤；被上诉人出示的所谓工作证有别于上诉人员工工作证系无上诉人加盖公章认可的。根据现行有效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不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在处理本案时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恳请二审法院能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裘泽武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证据确实、充分。原审法院已经认定被上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而根据该证据中的工作证、门禁卡、工资支付凭证以及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可金在录音中所陈述的内容，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自2016年3月17日入职上诉人公司从事业务工作并无不当。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系与卢立积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有悖案件事实。首先，上诉人在一审中称其经营范围中没有保险业务，在其上诉状中仍旧认为是由被上诉人与卢立积、傅勇猛之间开展一些有关保险和礼品相互共赢的业务。但是上诉人自行在其官网上发布的公司业务模式明确表明其公司业务与保险有关，而且上诉人自行在庭审中提交的工作证中也有“买名品送车险，车险不用再花钱”的语句，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实际上有开展与保险业务有关的业务证据充分。其次，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发给其的工作证、门禁卡，虽被上诉人的工作证上并未加盖上诉人公司的公章，但其工作证上印有“买名品送车险，车险不用再花钱”的字样，该字样与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上的印刷字样一致。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的工作证上未加盖上诉人的公章，故不具有真实性。被上诉人认为虽被上诉人的工作证上未加盖上诉人的公章，但其工作证上的字样与上诉人工作证上的字样一致，且上诉人提交的工作证上加盖的公司公章并不能排除其系在诉讼过程中补盖的，故不能以此否认被上诉人工作证的真实性。再次，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调查笔录》虽然是由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调查取得，但是傅勇猛在该调查笔录中所陈述的内容仍应认定为证人证言，但是傅勇猛在劳动仲裁和一审过程中从未出庭进行质证，在此情况下，上诉人又未能提供与该证词相印证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符合法律的规定。最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工作期间一直按月、定期、定额向被上诉人以汇款方式发放工资，且汇款凭证明确标注款项性质为工资款。上诉人认为该工资系卢立积个人支付，不是上诉人支付。但是卢立积系上诉人的总经理，上诉人公司管理制度不规范，以个人账户发放工资也是有可能的。且若按上诉人所说的卢立积与被上诉人系合作关系，那卢立积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根本不需要备注工资，且是按月、定额发放，这根本不符合合作的形式。同时，卢立积发放工资的信息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黄可金在录音中所陈述的工资发放的情况能够相互印证，故证明该款项确系上诉人发给被上诉人的工资款。至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说的，对黄可金在录音中所讲的内容以他是气话为由，来直接否认黄可金所说内容的真实性。答辩人认为，该说法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即使一个人在生气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将不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讲成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之间的工资发放金额、时间并结合被上诉人的工作证等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恰当，判决结果合理合法。根据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确认被上诉人自2016年3月17日入职在上诉人处工作，至2017年3月17日被上诉人口头辞退，工作时间为1年多，工作期间内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未与被上诉人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故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及八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一个半月的经济补偿金及劳动合同关系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于法有据。2017年3月份上半月，被上诉人仍在上诉人处正常上班，但上诉人至今未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3月份上半月的工资，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判决上诉人依法向被上诉人支付2017年3月份工作期间的工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事实认定清楚，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款，系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四)考勤记录；(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吉鼎公司上诉主张裘泽武等人利用吉鼎公司的资源与他人合作开展保险业务，吉鼎公司的股东卢立积之间系合作关系。而从卢立积向裘泽武支付劳动报酬的银行付款凭证注明内容为工资，如系合作关系则不存在每月支付的金额和日期相对固定，同时从吉鼎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可金在与裘泽武的对话过程中确认裘泽武每月的劳动报酬8000元（包括社保）由其发放并有辞退裘泽武的意思表示。从吉鼎公司发给裘泽武门禁卡来看，如果不是公司人员则不需要发放门禁卡。从上述证据来看，裘泽武与吉鼎公司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吉鼎公司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诉人吉鼎公司的上诉所称与裘泽武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杭州吉鼎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一文 审判员  徐 丹 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 书记员  何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