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109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辰祥，男，汉族，住台湾。委托代理人曹杰，广东卓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曾耿，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黄理燕，广东耀业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辰祥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斯得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原告陈辰祥称于2011年6月10日入职被告贝斯得公司，任职公司副总，其提交了一份加盖了贝斯得公司公章的工作证，拟证实其与该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但由于陈辰祥是台湾居民，未办理境外人士在中国内地就业手续，故其主张与贝斯得公司之间存在从2011年6月10日起的劳务合同关系。关于书面合同，陈辰祥称从未签订；关于劳务报酬的支付，陈辰祥称双方口头约定年薪30万元，不定期不定额支付，其提交了八张中国农业银行的交易回单，显示从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期间，案外人黄某、曾耿、林某共计向其转账人民币25万元（不定期，不定额），拟证实上述案外人转账的行为是受贝斯得公司委托代为支付劳务报酬的行为；关于劳务内容，陈辰祥称是从事安防监控高清摄像机研发工作；关于考勤，陈辰祥称自己作为高管，无需考勤；关于劳务关系的解除，陈辰祥称自己于2013年8月30日离职。现其主张贝斯得公司尚欠从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劳务报酬人民币35万元，故诉至法院。贝斯得公司则否认与陈辰祥之间有劳务关系，称原告与公司法人曾耿关系较好，曾有合作关系，工作证是为原告出入方便为其办理的。原告陈辰祥在一审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的劳务报酬人民币350000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义务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鉴于以下事实，法院认为陈辰祥未能对其主张进行充分的举证：1、未能提交书面劳务合同并以此证实双方对劳务合同的内容所进行的约定，无法确定所提供劳务的内容、劳务合同期限、劳务报酬的支付标准。2、陈辰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均不是贝斯得公司向其转账的行为，从每一笔转账记录发生的时间、金额也不能看出转账的规律，不能凭此推断陈辰祥应当获得的报酬的标准。3、陈辰祥称其任职贝斯得公司的经理，但既不能提供相关聘书，也没有公司股东会议相关决议等文件，也没有提供任何其在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提供了劳务的证明。4、陈辰祥称自己于2013年8月30日离职，也没有提交双方就离职事项进行协商，对工作进行交接的证据。综上，法院认为，陈辰祥仅凭一份加盖了公司公章的工作证，不足以证明贝斯得公司应当向其支付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劳务报酬人民币35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辰祥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人民币6550元，由原告自行承担。上诉人陈辰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的劳务报酬人民币350000元；3、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因被上诉人未依约向上诉支付约定的劳务报酬而发生争议。劳务合同纠纷是广义上的劳动纠纷。鉴于本案的特殊性，上诉人认为本案最重要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为此，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制发的工作证，该工作证上记明了上诉人的姓名、职务、入职时间，并由被上诉人加盖了公章。上诉人欲以此证明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但是一审法院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未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关系成立，被上诉人理应向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根据劳务关系和社会的一般常理亦可以推断该事实，依据审判实践经验，法院可以根据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或相关法律法规定等规定对劳务报酬标准进行裁定。故此，是否存在劳务关系是本案的重点，但一审法院却未对此依法进行认定。2、一审法院未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离职时间进行认定。本案中，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存在，如果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离职时间不予认可，上诉人的离职时间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相关证据保留在被上诉人处。上诉人称离职时间为2013年8月31日，上诉人无法对此举证。即便是法院将离职时间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在劳务关系存在的基础之上，而上诉人对此无法举证证明，法院仅可以认定上诉人对于离职时间的主张不能成立。若双方无法对离职时间达成一致，且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离职时间，上诉人认为法院应当视双方举证不能，劳务关系仍然存在，并不能以此反推劳务关系不存在。3、关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和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向上诉人的转账行为是否是支付劳务报酬的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之间，由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曾耿、财务人员黄某、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林某向上诉人支付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期间的劳务报酬的转账记录，以证明上诉人的年薪为税后叁拾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与其妻子之间，并不存在其他支付理由的存在。如果被上诉人认为有其他的支付理由，其完全可以举证证明，但其并非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此，其转账行为，应当认定为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的行为。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中，显示黄某为其财务人员，但一审法院却认定其与法定代表人为案外人，而非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和法定代表人。且被上诉人提交的工资记录中，显示黄某每月实际工资仅两千余元。而黄某在数月之内向上诉人转账支付数额即高达十二万元。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辩称，该行为是黄某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但，一审法院却不顾社会常理与事实，认定该转款记录均不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账行为，并非被上诉人向上诉支付劳务报酬。二、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将本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全分配给上诉人，导致一审法院作出错误的不公判决。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并非规定所有事实均应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在一审程序的庭审过程中，对反驳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的事实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庭亦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反而在上诉人的举证能力之外，要求上诉人对此进行举证。例如上诉人明确表示双方是口头约定，未签订有书面合同，法庭仍要求上诉人提交书面合同。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是对被上诉人是否已经支付劳务报酬事实发生争议，依据本规定，应当由被上诉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是劳务合同纠纷，是广义上的劳动争议案件。关于上诉人的离职时间，实质上也是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的一种情形。故对于上诉人的离职时间应当由被上诉人负举证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本案中，上诉人的薪金是由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的私人账户转出。被上诉人的财务人员人，月收入不过两千多元，其向上诉人转账金额高达十余万，除了来源于被上诉人，其怎么可能有十余万元的款项并将之转款给上诉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妻子为何多次、大额转账给上诉人？然而一审法庭却不顾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仍认为上诉人对此继续负举证责任。另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提交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提供了劳务的证明，这超出了上诉人的举证能力。用人单位在此期间或之前，如果没有对员工进行解雇，足以推断出员工是提供了用人单位满意的劳务的。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本案中，上诉人明显处于劣势，举证能力较被上诉人弱。但是法院却将所有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这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且对上诉人显失公平。如：在社会生活中，员工离职时，向公司提交辞职信，结清工资即可。仅有极少数企业才会为员工开具离职证明。对于离职时间的证据，员工持有的可能性极低，但用人单位一定持有。但法院并未要求被上诉人提交该证据，而认为应当由上诉人提交。另外，在企业中，特别是非上市企业中，除需要在工商局备案的高管，基本上不存在股东会决议和聘书等文件，然而法院却要求上诉人提交这些文件以证明上诉人在职。上诉人认为，在劳务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如果被上诉人要主张上诉人在某时已经离职，无论是依据法律还是双方的举证能力，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该举证责任，而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两证人杨某、陈某出庭作证，两证人均称系贝斯得公司的员工，二人均可证明陈辰祥为贝斯得公司研发部主管。深圳市社保局出具的《社保参保证明》显示，杨某在2013年期间曾在贝斯得公司缴纳过社保。一审审理过程中，贝斯得公司确认黄某系该公司的财务人员，关于其与陈辰祥款项往来的原因，该公司称并不知情。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陈辰祥与贝斯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二是陈辰祥主张的款项能否得到支持，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陈辰祥与贝斯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辰祥主张其与贝斯得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为此，陈辰祥提交了盖有贝斯得公司公章、写有陈辰祥职务和进厂时间的工作证，贝斯得公司曾经的员工亦出庭作证确认陈辰祥为贝斯得公司的研发主管，贝斯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人员也向陈辰祥支付过款项，这些证据相关关联，形成证据链条，证明陈辰祥与贝斯得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的可能性极大。反观贝斯得公司的主张，其称办工作证是为了出入方便，对贝斯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耿、财务人员黄某向陈辰祥支付款项的原因均不予置评，贝斯得公司的前述主张与社会情理有所出入，可信度不高，对照两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明显陈辰祥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本院予以采信，认定陈辰祥与贝斯得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二、关于陈辰祥主张的劳务报酬问题。陈辰祥无法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贝斯得公司之间关于劳务报酬金额、劳务合同期间的具体约定，对相关事实本院无法查实，但劳务关系确实存在，贝斯得公司支付劳务报酬属劳务合同的应有之意，在劳务报酬和期间无法查实的情形下，本院按照2012年度深圳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918元／月予以酌定。关于劳务合同的存续期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在陈辰祥提起本案诉讼之前2年的报酬，法院予以保护。陈辰祥提起本案诉讼之日为2014年7月，故劳务报酬可从2012年7月计算至陈辰祥主张的2014年8月共计人民币63934元。陈辰祥主张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43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陈辰祥支付劳务报酬人民币63934元；三、驳回上诉人陈辰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50元，由上诉人陈辰祥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陈辰祥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5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杰晖审 判 员  李小丽代理审判员  唐国林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廖灵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