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二中速民终字第0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元发。委托代理人王瑞祥，天津筠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桂，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元发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元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瑞祥，被上诉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鹏、王桂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1988年，由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0000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数名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发起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进行了变更，变更为现名称，即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股份公司）。刘元发原系股份合作制企业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在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中载明：村委会将根据大港区的有关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中层以上干部执行1：1配股，以量化总额为限），其中将量化总额20%量化给企业的法人代表。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在《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1458827.03元，刘元发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4977.52元。在2002年鹏翎股份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过程中，公司制定了《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清理和规范的方案》，主要内容是成立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来控制公司的股份，以账册股本为基础，将股东持股数量分为两部分：一是“原始投资部分”，二是量化部分（包括改制评估基准日后股东现金增资时公司按1：1配股和1998年2月中塘村委会量化给职工股东的集体量化股部分），股东原始投资部分和量化部分的40%正式归股东所有，股东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折算股本），量化股份的60%，所有股东要用现金补足，之后股东将享有完全的权利（简称夯实股本）。股东可以进行四种选择：一是用现金补足夯实股本，之后享有全部账册股本；二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则只能持有折算股本，夯实股本被视为放弃，统一由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来负责夯实；三是不履行夯实股本义务，可以转让所持股份（即折算股本）；四是成为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本案中针对刘元发对鹏翎股份公司提交的股东领取关于夯实公司股本规定的签字表、同意缩水不同意转让的股东登记表等证据上签字不属实的主张，在刘元发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不予确认。鹏翎股份公司提交的确认函载明刘元发将其持有的鹏翎股份公司股份83922股转让，结合鹏翎股份公司提交的股东转让股本明细表中记载及刘元发自认于2005年领取了151059.6元股款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在2002年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刘元发知悉股权清理和规范的相关事宜，刘元发未就夯实股本进行夯实。股东转让股本明细表中显示转让金额151059.6对应的股份数量为83922，《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中记载刘元发的折算股本数为83922。刘元发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确认其享有鹏翎故公司上市前（2014年1月）股份80039.57股；2、诉讼费由鹏翎股份公司承担。原审认为，1998年2月中塘村《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针对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规定，将净权益的20%量化给企业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凡享受量化股本的干部和所有职工只有分红扩股的权利，没有所有权、转让权和继承权。该规定符合中共天津市大港区委办公室、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大港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集体经理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的政策要求和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情况，上述文件规定亦符合当时的相关法律精神。原审法院对于上述文件规定等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2007年及2008年相关政府文件对1998年集体资产量化权益的意见是为了涉诉企业改制后办理企业上市，应发行人律师要求进一步明确确认股权归属归当时的股东所有，对此原审法院认为2007年及2008年的文件不能够推翻1997年与1998年相关文件等证据的效力，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根据鹏翎股份公司决议等对股权进行的清理和规范中，量化股份的60%可以视为增资，如果放弃夯实即视为放弃了购买增资股份的权利。本案中刘元法自认领款等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刘元发在股权清理和规范过程中对其自身权利进行了合法的处置，系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原审庭审中刘元发认为所谓的股东大会决议应属无效，涉及公司决议效力问题是解决本案的前提，刘元发在本案中确认股东资格的诉请不能涵盖上述问题，应另案解决。针对鹏翎股份公司提出的时效抗辩，应适用于公司决议对于股权归属的纠纷。就现有的证据和目前的情况而言，刘元法要求确认其具有鹏翎股份公司股东资格，且不能向原审法院主张拥有鹏翎股份公司股权的比例数额，故上述诉请不能够得到支持。综上，依据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驳回原告刘元发的诉讼请求。二、案件受理费8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元发承担。”原审判决后，刘元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支持刘元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鹏翎股份公司承担。主要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村办集体企业所有者权益有偿转让的规定（草案）》不具有法律效力。鹏翎股份公司不能向法庭提交原件。上述草案与公司章程、市政府批文、公司验资报告相矛盾。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的确认函》、天津市大港区政府《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有关事项确认的函》均表明股东对量化部分的股份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该草案与公司事实不符。量化股权只有分红权，没有所有权、继承权、转让权，人在股在，人走股消与事实不符。2、对夯实方案性质认识错误。原审判决认为对股权清理和规范中，60%量化股份可以视为增资，放弃夯实即视为放弃购买增资股份的权利没有依据。《清理和规范方案》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于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决定的规定。《清理和规范方案》所列股东夯实股本的选择，无一例外是对刘元发股权的侵占，并试图以召开所谓股东大会的形式、诱骗股东签订确认函、假冒股东签订《转股协议》，意图使违法行为合法化。3、刘元发提出了明确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股本夯实和实施方案的实行，严重侵犯了刘元发的股份权利。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原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的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鹏翎股份公司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二审审理期间，刘元发提交以下证据：1、2015年4月19日的律师调查笔录，调查对象是刘汉国，内容是在公司改制过程中，其任村会计和支部委员，能够证实鹏翎股份公司在本案当中向法庭提交的中塘村党总支村委会《草案》不存在，还能说明双方村委会与张洪起代表的248人签订了《企业股本转让合同》，该合同是村委会和鹏翎股份公司和所有股东当时所有资产股份的实际转让情况；2、两份企业股本转让合同复印件，均为中塘村村委会所有。证明改制后，两个企业将股份量化给公司职工，两个合同都约定村委会将其所有的股份20%无偿量化给企业职工。被上诉人鹏翎股份公司质证认为，对于第1组证据，认为证人应出庭接受法庭和双方当事人的询问，调查笔录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均不符合相关规定；对于第2组证据，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第1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的质询”的规定，由于证人未能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故对该《调查笔录》亦不作为二审证据确认；对于第2组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中的新证据范畴，因此本院不予确认。刘元发申请本院调取两组证据材料：第一组：1、要求鹏翎股份公司提供1998年3月4日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全体股东签字表原件；2、要求鹏翎股份公司提供200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签到表原件。申请人在复制鹏翎股份公司工商档案登记材料时，发现申请人提交的证据“1998年3月4日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全体股东签字表”与“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二次股东代表大会签到表”股东的签名笔迹相同，鹏翎股份公司涉嫌伪造工商登记资料。且鹏翎股份公司向法庭提交的2002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签到表与刘元发从工商局复制的资料不一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75条有规定，如果鹏翎股份公司拒不提供，将承担伪造股东会议材料并侵占刘元发股份的责任。第二组：天津市大港区中塘镇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的确认函》【大港中政函（2007）5号】、《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大港政发（2007）54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产权界定有关事项确认的函》【津政办函（2008）2号】等三份政府文件，以及天津市大港区中塘村村民委员会与张洪起为代表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企业股本转让合同》。同时，向本院提交对刘汉国的《调查笔录》，用以证明《草案》的虚假性。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刘元发的申请已经超出上述期间，对其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鹏翎股份公司是由1988年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0000元成立的农村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历经演变而设立。其设立之初，尚不受1993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调整。根据当时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的企业性质，以及1990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由乡（含镇，下同）村（含村民小组，下同）农民集体举办的企业”的规定，鹏翎股份公司在设立之初，应当受到《条例》的调整。根据《条例》第十四条：“设立企业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请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主管部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部门批准，持有关批准文件向企业所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以及第三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企业的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和服务”、第三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指导和监督……”的规定，各级政府有权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和政策指导，因而在特定历史时期，《草案》、《关于重新印发大港乡镇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大港区乡镇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和﹤关于大港区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集体经济办关于城市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通知》，以及《天津市人民政府转批市农办、市乡镇企业局关于进一步深化乡镇企业改革意见的通知》等文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和政策指导的法律法规，对企业发生法律约束力。因而原审判决考虑具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以此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和处理的依据并无不当。根据刘元发自认2005年领取股款的事实，可以认定2002年鹏翎股份公司在实施《清理和规范方案》时，刘元发不仅知晓，而且对其持有股权作出了处置，处置后即不再享有股权。因此，刘元发诉讼主张确认其享有鹏翎股份公司上市前（2014年1月）股份80039.57股的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元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纪申代理审判员  景 新代理审判员  乜 红代理审判员  王孟璐代理审判员  邓晓萱代理审判员  田 雷代理审判员  王 晶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若宇速 录 员  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