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秦民终字第169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莹，系秦皇岛九森商贸有限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张海鸿，河北渤海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住所地：秦皇岛市海港区。负责人：王成，行长。委托代理人：蔡玉梅，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许燕，河北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杨莹与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秦皇岛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原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海经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判后中行秦皇岛分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2012）秦民终字第149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又作出（2013）海经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判后杨莹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巍担任审判长并且主审本案，与审判员张跃文、刘兴亮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莹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海鸿；被上诉人中行秦皇岛分行的委托代理人蔡玉梅、许燕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杨莹与中行秦皇岛分行于2010年2月5日签订了“中银理财客户服务协议”，中行秦皇岛分行是甲方，杨莹是乙方，协议中第二条第二款的使用规定中约定：1、此卡仅供乙方本人使用，不得出租、转让、转借，否则，甲方有权在发现时直接收回，无须事先通知乙方；2、此卡如果乙方保管不善而遗失，乙方须向甲方发卡网点办理挂失补办手续，并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3、乙方须按照甲方的有关章程和规定使用“中银理财贵宾卡”。第四条风险承担中的第一款约定：甲方所提供的理财服务仅为甲方根据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乙方交易决策提供的理财建议和信息支持，以本协议项下所涉资金进行的任何交易决策均由乙方自己做出，交易所产生的全部风险、收益和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4、乙方应妥善保管本协议下相关的所有存折、银行卡等银行凭证及各类交易或查询密码，不得委托在甲方在职的工作人员保管，如因保管不当，密码泄露等造成交易风险或经济损失，由乙方自行负责。第七条第六款约定：甲方根据诚信原则认为乙方或任何乙方授权代表是依其真实意思表示以书面、口头、电话、传真或电子媒体等形式履行本协议，乙方应为上述履行行为内容的错误、欺诈、伪造或含糊之处等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合同的其他条款均是使用该卡享有的优惠政策……略）合同签订后，杨莹办理了“中国银行理财贵宾卡”（一般是一次存入50万或100万享受贵宾卡），并约定了凭密码支取。2010年12月27日，杨莹与卢某乙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向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抵押借款100万元。信用社将100万贷款发放至杨莹信用社储蓄卡后，杨莹于2011年1月5日将100万转账至卢某乙信用社储蓄卡。2011年1月6日，卢某甲代理卢某乙将其信用社储蓄卡收到的100万元电汇到杨莹中行储蓄卡，同日卢某甲持杨莹中行储蓄卡及密码到中行秦皇岛分行柜台办理代理转账业务，分8次将杨莹中行储蓄卡中的100万元分别转给卢某甲53万元、卢某乙10万元、赵某25万元、于某2万元、吉某10万元。杨莹认可告知卢某甲银行卡密码，但声称没有委托卢某甲办理银行卡转账业务，杨莹声称银行卡及身份证是在信用社办贷款时卢某甲趁自己不备盗取的，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卢某甲盗窃其100万元存款，后公安机关做出不予立案决定。原审法院认为，杨莹与中行秦皇岛分行于2010年2月5日签订的“中银理财客户服务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法定义务，协议中约定了凭密码支取，又约定了因银行卡的丢失和密码的泄露由杨莹自行负责。杨莹具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法定义务及合同义务，杨莹主动将其银行卡及交易密码交给卢某甲的行为与卢某甲完成转账交易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杨莹自行承担，与中行秦皇岛分行无关。杨莹没有证据证明其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属卢某甲擅自取得，杨莹认可事先告知卢某甲银行卡密码。杨莹无证据证明有100万元经济损失，在杨莹银行卡中100万元被转走的同时，杨莹对卢某甲等五人的100万元债务同时偿还，故杨莹不存在经济损失。故此，杨莹要求中行秦皇岛分行返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莹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杨莹负担。上诉人杨莹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卢某甲办理转账业务时的监控录像没有显示出有杨莹的身份证原件，转款人卢某甲和经办人韩继东前后自相矛盾的证言及卢某甲在公安机关的陈述都充分证明了在办理转款时根本没有杨莹的身份证原件；（二）本案是杨莹起诉中行秦皇岛分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卢某甲毫无关系。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却多次开庭调查卢某甲与杨莹的资金往来情况，这与中行秦皇岛分行的违规操作导致杨莹存款100万元至今未能支取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原判决超出杨莹诉请违法审理。而且事实证明，杨莹并不欠卢某甲或他人的钱，有据可查的是杨莹给卢某甲转账等共计66万，不含现金。为此，杨莹和中行秦皇岛分行都有证人出庭，说明卢某甲与杨莹的债权债务情况，因双方证人证言有不一致之处，且出入较大，杨莹要求己方提供的证人与卢某甲当庭对质，但卢某甲却以出国为由拒绝出庭，不敢对质。证人卢某乙、赵某、于某、吉某均与本案无任何关系，且杨莹根本也不欠这些证人钱；（三）本案事实证明中行秦皇岛分行疏于管理，其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在没有杨莹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本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由其工作人员（大堂经理）卢某甲利用职务便利将杨莹银行卡所存的100万擅自转走。因此，根据相关规定中行秦皇岛分行理应承担支付杨莹存款100万元的义务。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转账超五万（含）时，须核实双方有效身份证件的问题，相关部门对此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国银行《借记卡管理办法》规定，柜台交易中“取款类业务，当取款交易金额超过五万（含）时，……应核实双方的有效身份证件。”根据有关规定及银行操作规范，取现及转账达到五万元都需要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如本人不能到场，需要当场出示本人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这已经成为个人办理银行业务的基本常识，同时还有以下相关规定予以证实：（1）中国银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个人账户管理规定的通知》多次提到：“取现、转账取款业务”及《借记卡管理办法》中提到的“取款类业务”，也就是说，“取款类”业务，是指这一类业务，应包括转账及取现，不仅仅是单纯针对取现业务，故转账或取现超过五万元均应出示身份证原件。（2）根据秦皇岛市公安局询问笔录证实：当办案人员询问卢某甲转这100万都需什么手续时，卢某甲说：“当事人出示身份证、银行卡、密码或者代办人出示身份证及当事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公安干警问卢某甲：“当时办理100万转账业务时，杨莹本人的身份证没给你么？”，卢某甲回答：“我想不起来了”。事实证明，卢某甲当时根本没有杨莹的身份证原件。（3）在原一审庭审调查时杨莹向法庭举证出示一份视听资料，其内容是以普通客户的身份去中行柜台咨询转账超五万（含）需要何种手续，其工作人员答复，如果没有经办人或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不能办理转账超五万（含）的业务。确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取现及转账超过五万元需要身份证，这也是众所周知的。（4）原一审开庭时，中行秦皇岛分行的员工卢某甲和柜员韩继东出庭作证称：“上午已验了双方身份证，临近下班，下午用杨莹身份证复印件办的业务”。此证言与中行秦皇岛分行的代理人庭审时所说的转账超五万（含）时，不用核实双方有效身份证件自相矛盾。且没有相应的监控录像予以佐证。中国银行规定的《营业柜员十一不准》（三）中规定不准脱离录像监控范围办理业务。但中行秦皇岛分行未提供上午查验身份证的任何证据，更没有监控录像。由此可见，卢某甲与韩继东的证言不真实，其证言就是为了逃避违规操作的责任，且与中行秦皇岛分行代理人观点相矛盾。事实上，在庭审时，双方当事人查阅当时的银行监控录像，中行秦皇岛分行办理转账业务时根本没有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导致杨莹遭受重大损失。2、关于大额转账交易要严格核实身份及报告等，各银行机构都有明确规定，具体如下：（l）中国银行下发的《关于试行个人客户大额交易实时核实的通知》中规定：“总行设定大额柜台取现和账户转出的起点金额为最低20万元人民币以上（含20万），最高不超过100万人民币（含100万）。”“如代办人办理业务交易除验证开户人身份证件，存款凭证及密码外，要验证代理人身份证件。”（2）中国人民银行1号令《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十一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人民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前款规定的具体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3）中国人民银行2号令《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第五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备”。第九条规定：“报告下列大额交易：（三）自然人银行账户之间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账。（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十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规定金额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达到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大额交易标准，就必须实时核实双方有效身份证件。不执行本标准或执行其他标准的，就违反大额交易的报告制度。另外，根据中国银行下发的关于十个“严禁”及禁止“化整为零”的规定，及中银个文（2007）268号、中银发（2007）5号、中银零部（2005）152号文件等对此均有相关规定，虽然是银行内部文件，但对银行及储户同样具有约束力，也是银行日常办理业务的依据。3、在原审庭审质证时，因中行秦皇岛分行代理人的观点是取款类就是取现，不包括转账，以及大额转账需要报告的起点金额是100万元等，故杨莹要求中行秦皇岛分行或代理人出示“取款类”就是“取现”，或“转账超五万不用核实代理人包括账户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有关文件，以及经中行总行审批的省分行关于大额转账起点金额是100万元以上的文件，但中行秦皇岛分行至今未能提供，可见其观点不能成立。4、本案事实证明杨莹根本没有授权给卢某甲办理这100万元转账业务，否则卢某甲能不要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吗？5、卢某甲擅自转走这100万元，所涉及转入的五个人，当时与杨莹没有经济往来，有的杨莹根本不认识。海港公安分局对该五人作过询问调查笔录，证明与杨莹没有直接发生过借贷关系。6、杨莹认为双方于2010年2月5日签订的“中国理财客户服务协议”是有效协议，协议中约定乙方（杨莹）必须按照甲方（中行秦皇岛分行）的有关章程和规定使用“中国理财贵宾卡”，而甲方的“有关章程和规定”即为中国银行的相关规定，而中国银行的多个规定均有取现或转账超过五万，必须要有持卡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协议中虽然约定“凭密码支取”，又约定了因银行卡丢失和密码的泄漏由乙方自行负责，但该条款并没有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为存款设定密码是银行的交易习惯，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储户的存款安全，但这不等于排除了银行的责任。该格式条款将本应由银行承担的义务全部转移给了储户，无疑加重了储户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不能认定为有效。代理人认为正确理解该约定的前提是银行已经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密条件的情况下，完全由于持卡人自己的过失使借记卡密码失密造成的风险及损失，方应由本人自行承担，而本案恰恰是因没有审核身份证原件，导致存款被内部工作人员违规转出。即使杨莹泄漏了密码，如果中行秦皇岛分行完全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操作，也不会导致其存款100万元被转出。7、关于存款的性质。杨莹认为在储蓄合同成立后，存款所有权归属于银行，存款人对银行享有的是债权。理由：（1）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银行不必归还编码相同的“原物”，只需偿还数量相等的本金和利息。（2）在银行破产倒闭案件中储蓄存款人不能以所有权人的身份，通过行使取回权享有直接取回自己存款的权利，而是作为破产债权人参与破产财产的分配。（3）实践中，金融机构遭到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或暴力抢劫所受的损失由金融机构承担。（4）存款人的资金存入银行即与其他人的资金混同，存款人无法判断银行的经营处分行为是否涉及自己的存款。故本案中，杨莹存款被银行工作人员违规转走的应是银行的金钱，而非存款人杨莹的财产，故银行对行为人有追诉的权利，同时也有支付杨莹存款的义务。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此条明文规定了银行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而判断银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违约，银行是否在履行存款合同中有过错，也是以银行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为标准的。而在本案中，根据相关规定中行秦皇岛分行应严格核对取款人所持身份证，但其没有核对，过错明显。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证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故中行秦皇岛分行有支付上诉人存款本息的义务。9、原审法院认定杨莹不存在经济损失。该说法错误。基于本案事实，正是由于中行秦皇岛分行疏于管理，没有严格按照银行相关规定操作，且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未经储户本人授权同意及出示有效身份证的情况下，违规将杨莹在中行秦皇岛分行处的存款100万元转出，导致杨莹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中行秦皇岛分行违反储蓄合同规定，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应将杨莹的存款立即返还。第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杨莹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中行秦皇岛分行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杨莹具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的合同及法定义务，杨莹向卢某甲提供银行卡及密码与本案有直接因果关系，后果应由杨莹承担；第二，卢某甲的转账行为属于杨莹的授权代理行为，杨莹虽主张卢某甲是盗取银行卡及非法使用密码，但没有相关刑事案件立案凭证和证据材料予以证明，杨莹在原审时也认可卢某甲知道其银行卡密码；第三，杨莹在本案中没有经济损失，原审时中行秦皇岛分行及证人卢某甲已提交了相关的欠条、付款凭证及法院的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相关转账收款人亦出庭作证，认可收到的100万元是属于偿还借款。杨莹认为本案与卢某甲与杨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无关，其理由不能成立，卢某甲作为代理人持有杨莹的银行卡及密码与杨莹的款项被转走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审法院审理二人之间的账目往来与本案具有密切关系，并无不当；第四，中行秦皇岛分行在本案中并无任何过错。杨莹所提到的所有银行的相关文件，都是银行的内部规定，对外与储户及第三人不发生直接法律关系，是银行内部管理行为，银行工作人员如有不当业务行为可按银行内部规定处理。另外，杨莹所称的卢某甲转款时的视频资料图像不清、声音嘈杂，不能反映出当时未提供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原判不予认定符合法律规定，且中行秦皇岛分行的交易档案中明确显示出留存了杨莹的身份证复印件，且在存档页的单笔结果中明确显示原录入姓名杨莹、原录入身份证号码，核对结果是号码与姓名一致，且照片存在，该页档案可以证实中行秦皇岛分行在业务办理中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莹上诉，维持原判。本次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2011年5月19日卢某甲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按银行的规定，办理本案涉及的转账时需当事人出示身份证、银行卡、密码或代办人出示身份证及当事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及密码，并称其当时出具了杨莹的卡及密码、卢某甲的身份证和杨莹的身份证复印件，办案人员问“杨莹本人的身份证没给你么？”卢某甲回答，“我想不起来了”。后来中行秦皇岛分行在原一审时申请卢某甲及转账经办人韩继东出庭作证，卢某甲称2011年1月6日办理转账的时候出示了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由于临近中午快要下班，银行上午审核了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下午上班后，卢某甲继续办理上午的业务。韩继东称当天上午快下班时，卢某甲找其办理转账业务，当时持有杨莹银行卡和卢某甲、杨莹两人的身份证原件，上午没有实际操作业务，但审核了银行卡和两人的身份证，下午上班后，卢某甲继续办理上午的业务，当时拿着卢某甲和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转账全部从柜台办理的。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杨莹与中行秦皇岛分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杨莹与卢某甲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虽有关联，但属两个法律关系。本案中杨莹与中行秦皇岛分行签订的“中国理财客户服务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及相关规定认真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第一，关于中行秦皇岛分行对杨莹存款被转移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质证，可以认定中行秦皇岛分行在处理代办一次超过5万元以上的转账业务时，惯例上都要审核储户本人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本案中卢某甲具有特殊身份（大堂经理），其是在银行柜台办理的转账业务，其主观目的是想一次从杨莹银行卡里转走100万元，只是根据不同人的资金数额需要分8笔转给了5个人，双方当事人对卢某甲在办理转账时是否提供了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存有争议，对此中行秦皇岛分行应负举证责任。虽然中行秦皇岛分行交易档案中留存了与杨莹的身份证原件一致的身份证复印件，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卢某甲转账当时出示了杨莹的身份证原件，在此环节上银行疏于审核，是导致杨莹的存款被转移的其中一个原因，且双方的服务协议中也约定持卡人不得委托银行在职的工作人员保管银行卡，卢某甲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也不宜接受委托，故中行秦皇岛分行对杨莹存款被转移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关于杨莹作为持卡人对存款被转移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银行卡具有的货币电子化特有交易特点，磁卡账号与磁卡密码共同形成电脑交易系统进行确认存款人身份的认证手段，因此成为确保存、取款等各种交易安全的十分重要的因素。磁卡密码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且只有本人知悉，密码一旦确定和输入，非经复杂的破译程序不可再现，除非本人出于故意或过失泄密，他人不可能知晓。基于上述原因，各发卡银行在相关章程及协议中向持卡人均会作出关于密码的重要性及泄密责任的充分说明。杨莹对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具有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杨莹应当知晓将银行卡遗失及密码泄露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其与中行秦皇岛分行亦约定了凭密码支取及相关责任。从本案具体案情看，杨莹无证据证明卢某甲系非法取得杨莹的银行卡及密码，杨莹称卢某甲系盗卡理据不足，其对银行卡及密码被卢某甲取得具有明显过错，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及约定，对此产生的风险和后果杨莹亦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可以认定由于杨莹自身过失导致银行卡及密码被他人取得以及中行秦皇岛分行未充分履行身份证件审核义务，二者共同导致损害事实的产生，因此双方对于存款被转账均具有一定的责任。第三，关于如何划分责任比例的问题。首先，双方约定贵宾卡是凭密码进行支取，计算机交易系统已经确认了杨莹银行卡账号及密码，并且交易成功；其次，本案中存款人身份证件、磁卡及密码共同构成了交易认证对象，其中后者具有秘密性和惟一性的特点。计算机系统受到指令并经确认无误后，将自动进行交易，正是基于以上的金融电子化的技术性特点，磁卡及密码对于实现交易安全的作用显然大于身份证件；再次，银行在办理业务时审查身份证件，目的是为了核实身份、查实复印件的真伪以及避免客户洗钱等，且对身份证件只是形式审查，即检查身份证件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规定。但计算机系统对储户磁卡及密码认证程序的识别，将属于实质性审查，无疑将成为交易的关键步骤。由此可以认定，储户对银行卡及密码的保密义务明显大于发卡银行对于身份证的审查义务，故杨莹对于存款被划所应承担的责任将明显大于中行秦皇岛分行，其应对100万元的存款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中行秦皇岛分行在审查有效身份证环节上存在过失，应承担次要责任。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由中行秦皇岛分行对杨莹存款被划转的损失承担20%即200000元的赔偿责任。综上，上诉人杨莹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2013）海经重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杨莹经济损失200000元；三、驳回杨莹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杨莹负担1104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负担27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杨莹负担11040元，由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负担27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巍审判员 张跃文审判员 刘兴亮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李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