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4995号原告：傅淑芳，女，197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蓉，广东金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权，广东金名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被告：东莞民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江龙大酒店3楼。法定代表人：陈灿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胜，广东凡立（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深圳市前海企大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法定代表人：傅淑芳。原告傅淑芳诉被告东莞民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深圳市前海企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大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发现原告傅淑芳为其现任人民陪审员，请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指定管辖，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1日批复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3月6日立案受理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杨潮源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罗润洪、邱霞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傅淑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蓉、被告民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程胜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企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傅淑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以股抵债《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民企公司继续履行上述《协议书》，并依法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将原告傅淑芳持有的第三人企大公司71.11%股权变更至被告民企公司名下；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民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案外人东莞市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12日、7月8日签订《投资代持协议》和《补充协议（一）》，约定由被告民企公司出资15,000,000元委托原告傅淑芳投资理财，并约定了保底条款，即当投资理财终止时，若分得的资金累计不足初始投资本金15,000,000元时，由原告傅淑芳负责保本。后因遭遇股灾，导致理财失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按《投资代持协议》保底条款约定,经协商一致，双方及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了一份以股抵债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原告傅淑芳将其持有的第三人企大公司71.11%的股权折价16,000,000元转让给被告民企公司，被告民企公司无须向原告傅淑芳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款用以抵偿原告傅淑芳需返还被告民企公司的委托理财款15,000,000元的本息，各方于2016年1月30日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上述以股抵债的《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即2015年12月11日生效）。《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民企公司一直拖延，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办理股权转让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被告民企公司理应继续履行上述《协议书》。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傅淑芳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民企公司辩称：一、本案的缘起是2015年6月12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签订的《投资代持股协议》。2015年6月，原告傅淑芳称其与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签订《证券投资信托合同》，原告傅淑芳出资30,000,000元，即可按照信托计划1:1.8的比例配资获得84,000,000元进入国内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基于原告傅淑芳与四川信托的上述合同及对四川信托的信赖，被告民企公司与原告傅淑芳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投资代持协议》。该协议约定：双方各自出资15,000,000元，各占该信托计划50%的份额，投资“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由原告傅淑芳代被告民企公司持有信托计划的份额；委托原告傅淑芳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四川信托发送投资指令，进行证券交易操作；主要投资于沪、深交易所A股股票、开放式基金；约定警戒线值为总资产的95%，平仓线值为总资产的90%；被告民企公司汇款给原告傅淑芳20个工作日内，原告傅淑芳在四川信托将利益分配账户由原告傅淑芳账户变更为被告民企公司账户。2015年6月16日，被告民企公司将15,000,000元一次性汇给原告傅淑芳。原告傅淑芳收到被告民企公司交付的15,000,000元后，向被告民企公司提交了两份文件，其一是四川信托产品业务部出具的《受益人信息变更申请书回复函》，显示四川信托同意在系统上直接将委托受益人（原告傅淑芳）的信托利益在原告傅淑芳的账户上全部转入被告民企公司指定账户；其二是四川信托出具的《确认函》，内容为：“截止2015年7月6日实际募集总资金为70,000,000份”。二、原告傅淑芳所称的2015年12月11日以股抵债《协议书》已经终止。2015年9月，原告傅淑芳告知被告民企公司：因其在四川信托其他的证券账户投资失败，被告民企公司15,000,000元资金已被四川信托强制平仓。原告傅淑芳告知被告民企公司投资失败血本无归后，积极要求以其持有的第三人企大公司的71.1%的股权抵偿被告民企公司的15,000,000元投资，并签订以股抵债的《协议书》。但该协议已经于2016年3月22日通过《合同终止协议书》予以解除，并明确就原告傅淑芳偿还被告民企公司投资款的方式，双方另行处理。三、原告傅淑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根本没有与四川信托进行实质性合作，而是以此为幌子，骗取被告民企公司15,000,000元巨款。以股抵债协议终止后，原告傅淑芳未能归还被告民企公司15,000,000元款项及损失。被告民企公司向证券专业人士咨询了解得知国内二级市场证券交易不可能出现完全亏损强制平仓的状况，遂意识到原告傅淑芳所述不实，应该藏有不可告人的情节。为查明事实，被告民企公司遂于2016年5月委托律师向四川信托发函，要求四川信托提供“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相关信息。2016年5月11日,四川信托向被告民企公司复函，该复函明确：2015年6月四川信托公司与原告傅淑芳签订《证券投资信托合同》，原告傅淑芳并没有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四川信托划付认购资金，根据合同约定该信托计划没有成立；四川信托从未出具过《确认函》、《受益人信息变更申请书回复函》。对于案涉投资行为，无论被告民企公司提交的2015年6月12日《投资代持股协议》、2015年7月6日四川信托《确认函》，还是原告傅淑芳提交的2015年12月11日以股抵债《协议书》、2016年3月22日《协议书》，均明确锁定四川信托、锁定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这是基础和核心，基础不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而本案中，这个基础真是不存在的，该“基础”只是原告傅淑芳实施欺诈的一个手段、幌子。四川信托的复函，将原告傅淑芳精心策划的骗局揭穿！原告傅淑芳收到被告民企公司交付的15,000,000元后，并未按约定投资于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这是典型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且数额特别巨大，属于严重欺诈行为，同时已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四、原告傅淑芳的上述欺诈行为，已经由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因原告傅淑芳在骗局被戳穿后依然不予归还15,000,000元投资款（当然更不要说损失），被告民企公司股东成立追债委员会进行追讨，在该过程中，原告傅淑芳认为被告民企公司侵害其名誉权，并提起诉讼。最终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粤19民终161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根据案涉《投资代持持股协议》、《协议书》、《合同终止协议书》可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而根据《确认函》、《关于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回复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在双方的合同关系里，原告傅淑芳并未按照约定将资金投入至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并且对该事实予以了隐瞒，而是将资金投入香港恒生平台进行证券交易，直至被告民企公司被告知全部资金15,000,000元均被强制平仓血本无归时，被告民企公司通过去函四川信托，方知该事实。而原告傅淑芳向被告民企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上有四川信托的盖章确认，己被四川信托予以否认并声明从未出具过，原告傅淑芳对《确认函》上“傅淑芳”的签名予以确认，对盖章的真实性以及来源则含糊其辞。在此情况下，因原告傅淑芳在履行合同时存在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五、2015年12月11日的《协议书》虽具有以股抵债的表象，但实质上是原告傅淑芳还本付息的担保，其中附有诸多条件，即便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民企公司仍有权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单方无条件“解除”。该《协议书》第四条全部内容可以充分说明以股抵债是表象、担保履行是实质，特别是该《协议书》第3款约定“甲方（即被告民企公司）如发现丙方投资的深圳企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重大负面事件或账面亏损比2015年期末超过15%，有权要求乙方（即原告傅淑芳）回购上述全部股权……”第4款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如甲方发现乙方有其他财产可以供执行的，双方协商解决。”第5款约定“2019年6月31日期限届满日，甲方有权继续持有或要求乙方回购。甲方未要求乙方回购或乙方没有自动回购的，则该股权视为抵偿乙方结欠甲方的全部债务，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结清”。由此可见，只有当该协议已经充分履行，且被告民企公司在2019年6月31日前没有要求原告傅淑芳回购或未发现原告傅淑芳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时，该协议才在真正意义上具有了以股抵债的实质意义，才得到实质的履行。而在被告民企公司已经发现原告傅淑芳的系列诈骗行为，且同时发现目标公司系“空壳公司”的情况下，即便《协议书》未撤销、未终止，也不会去履行该协议。即便该《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民企公司亦同样会按照该《协议书》约定另行要求原告傅淑芳还本付息。所以，在目前态势下，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即便《协议书》没有被终止（况且该协议已经被终止），也不具有可履行性，履行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能增加诉累，且进一步激化矛盾。六、诚实信用原则及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因其非法行为而获益。在本案中，原告傅淑芳炮制弥天骗局，实施系列欺诈，和诚实信用原则背道而驰；在骗局被揭穿后，提起本案之诉，其诉求所涉实质也是非法的权益。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傅淑芳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企大公司没有陈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傅淑芳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12月11日的《协议书》；2.股东会决议；3.[2017]广仁律函字第190号《律师函》、快递单、邮件详情单查询结果；4.[2017]广仁律函字第306号《律师函》、快递单、邮件详情单查询结果；5.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整理材料；6.《补充协议（一）》；7.资料接收清单；8.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书》；9.委托账户移交确认；10.理财账户日报表。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证据是非法的，是因原告傅淑芳的欺诈行为而形成的；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2的三性无法确认，认为该文件是第三人企大公司的内部文件，被告民企公司不清楚；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3、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民企公司确有收到律师函，但对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5的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该录音是在被告民企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录制的，该录音的内容只是部分内容，录音文字整理上也存在篡改；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明内容不予确认，该协议也是在原告傅淑芳的欺诈下签订的；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傅淑芳是将这些文件质押在被告民企公司处，由被告民企公司代为保管，质押也是原告傅淑芳提出的；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材料显示原告傅淑芳通过广东唐人兄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配资，时间为2015年7月6日，而四川信托出具的《确认函》时间也是2015年7月6日，证明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被告民企公司对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表格里的内容无法证明是恒生HOMS系统还是国内账户，被告民企公司一直以为原告傅淑芳是在四川信托开设的账户上交易的。被告民企公司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合同终止协议书》；2.《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回复函》；3.《投资代持协议》；4.《确认函》；5.公章借用签收表；6.（2018）粤19民终161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协议是与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书》同日形成的，是一个整体，当时被告民企公司召开董事会确认了同意以股抵债，因2015年12月11日的《协议书》约定的工商登记的时间已经过期，从而签订《合同终止协议书》并同时签订新的以股抵债协议书；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傅淑芳不清楚该证据，但该证据中所称信托计划未成立是真实的，理由是政策调整原因无法发行基金，原告傅淑芳为了防止损失扩大未将资金汇入四川信托，故信托计划未成立；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由于政策调整基金无法发行才签订该补充协议，约定改为证券交易；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该文件委托人签名处的签名确为原告傅淑芳所签，但确认日期不是原告傅淑芳所签，因为后面没有发行基金且没有划付资金给四川信托，故没有处理和理会该《确认函》项下的事项；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确认证明内容，原告傅淑芳在该段话下面签名的原因是第三人企大公司的公章在2015年11月5日移交给被告民企公司的财务经理李进丹，故原告傅淑芳应被告民企公司的要求签名，另外原告傅淑芳签名盖章后，被告民企公司要求原告傅淑芳确认使用第三人企大公司印章的文件有两套，包括《合同终止协议书》和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书》；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傅淑芳不存在欺诈的情形，原告傅淑芳已经就该案准备申请再审，而且从该案中的证据即公安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以及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的答复意见书已经明确经过国家机关调查后认定原告傅淑芳不存在诈骗。本院认为：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1系原件，且加盖有被告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的印章，被告民企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2系原件，有第三人企大公司股东的签名，且与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1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3、4，被告民企公司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承认确有收到律师函，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5，被告民企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6系原件，且加盖有被告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的印章，被告民企公司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7，被告民企公司对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8没有被告民企公司的盖章，只有原告傅淑芳的签名，是原告傅淑芳单方形成的，被告民企公司也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傅淑芳提供的证据9、10没有原件，被告民企公司也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原件，且有原告傅淑芳的签名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的盖章，原告傅淑芳对其真实性也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2系原件，且加盖有四川信托的印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3系原件，且有原告傅淑芳的签名，原告傅淑芳对其真实性也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4，原告傅淑芳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傅淑芳主张日期不是其书写，但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本院不予认定；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5，原告傅淑芳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民企公司提供的证据6系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裁判文书，本院予以采信。根据庭审调查和经过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企大公司系于2014年8月7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22,500,000元。原告傅淑芳系第三人企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原告傅淑芳的认缴出资额为18,751,500元。2015年6月12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案外人东莞市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代持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傅淑芳拟向四川信托申请发行《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被告民企公司对该信托计划投资15,000,000元，占该信托计划50%的份额，由原告傅淑芳代持（即以原告傅淑芳名义投入到该信托计划）；该笔资金及相关信托利益归被告民企公司所有，原告傅淑芳仅为名义上的持有人；原告傅淑芳以自有资金对该信托计划的初始投资为15,000,000元，占该信托计划50%的份额；原告傅淑芳以及被告民企公司共同委托原告傅淑芳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四川信托发送投资指令，进行证券交易操作；信托计划募集成功后，原告傅淑芳负责按1:1.8的比例进行银行的配资，即初始本金合计30,000,000元，经配资后资金账户金额合计84,000,000元，是账户的总资产，以该84,000,000元进行证券交易；原告傅淑芳需每日对账户总资产净值进行监管，并每周将结果通报给被告民企公司；若T日委托资金所涉及账户资产净值触及相应预警线（即初始资金的95%）和平仓线（即初始资金的90%）时，原告傅淑芳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减仓和平仓，则被告民企公司有权进行账户交易，及时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减仓、平仓和冻结部分资金使用权限，同时有权终止该协议；该协议所涉及的资产主要投资于沪、深交易所A股股票，开放式基金，在市场出现新的金融投资工具后，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双方同意，该协议所涉及资产可以扩大投资范围；信托计划终止时，按照信托文件的有关约定进行分配后，被告民企公司分得资金（包括此前已经分取的利润）累计不足初始投资本金15,000,000元时，原告傅淑芳与案外人东莞市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保本，即差额部分由原告傅淑芳与案外人东莞市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民企公司将15,000,000元交付给原告傅淑芳。2015年7月6日，原告傅淑芳在一份加盖了“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的确认函上委托人签名的位置签名，确认函的内容主要是确认截止至2015年7月6日实际募集总资金为70,000,000份。原告傅淑芳也将该函出示给被告民企公司。2015年7月8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案外人东莞市上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一）》。该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约定经配资后资金账户合计84,000,000元，现变更为70,000,000元，以该70,000,000元进行证券交易；进行证券交易的四个子账户分别为73×××32、73×××33、73×××41、65×××42，初始资金分别为20,000,000元、20,000,000元、10,000,000元、20,000,000元；被告民企公司人员陈灿强、詹明、李进丹有权随时查看四个子账户的信息，原告傅淑芳应将四个账户的账号、密码、与登录相关的安全工具等交给被告民企公司上述人员。原告傅淑芳收到款项后，未将上述资金15,000,000元用于投资四川信托的信托基金，而是用于投资香港恒生平台的股票，原告傅淑芳有将账户及密码交给了被告民企公司的财务人员。2015年12月11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第三人企大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签订了《投资代持协议》，被告民企公司将现款15,000,000元汇付给原告傅淑芳，由原告傅淑芳申请“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编号：SCXT2015JXZ字第525号）的信托计划，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承诺保本；由于原告傅淑芳在四川信托有多个账户亏损原因，导致上述信托计划被平仓，原告傅淑芳不能归还被告民企公司支付的现款15,000,000元;现原告傅淑芳愿意将持有第三人企大公司的初始投资额为16,000,000元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民企公司;原告傅淑芳对被告民企公司委托其代持的投资款15,000,000元及利息承担偿还责任；为保证原告傅淑芳及时偿还被告民企公司投资款1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原告傅淑芳同意将其持有第三人企大公司股权当中71.11%（目前第三人企大公司注册资本20,000,000元，正在申请从20,000,000元增加至22，500，000元，原告傅淑芳出资18,751,500元,确定第三人企大公司共计22，500，000元，按1元1股折算，原告傅淑芳持股18,751,500股，原告傅淑芳将16,000,000股转给被告民企公司）转让给被告民企公司，转让的股份定价为每股0.9375元，被告民企公司无须向原告傅淑芳支付股权转让款；工商登记变更须于2016年1月30日前完成，每逾期一日，原告傅淑芳向被告民企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元，逾期超过三十日，被告民企公司有权单方解除该协议，并要求原告傅淑芳立即偿还投资款15,000,0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6月30日前，如被告民企公司发现原告傅淑芳有其他财产可以供执行的，双方协商解决。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第三人企大公司通过了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决议的内容为同意原告傅淑芳将其持有公司71.11%的股权以15,999,750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民企公司；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购买权。2016年3月22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就以股抵债事项重新进行协商和讨论。当日，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第三人企大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终止协议书》。该协议约定：鉴于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执行期限已过，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经过平等协商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一致同意该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终止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因终止前述协议所造成的各方损失由各自承担；就原告傅淑芳偿还被告民企公司投资款的方式，双方另行处理。2016年5月，被告民企公司委托广东赋诚律师事务所向四川信托发函查询“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相关信息。2016年5月11日，四川信托作出《关于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回复函》，称：1.2015年6月，四川信托与原告傅淑芳女士（作为劣后委托人）签订了《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合同编号为SCXT2015(JXZ)字第525号-1-3-【】}；根据信托合同第20页第六条第（五）项的约定：“信托计划的成立，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A.推介期届满或未满，募集的信托单位总份数达到预期募集份额；B.优先信托单位总份数与一般信托单位总份数+劣后信托单位总份数之和的比例不超过3：1，一般信托单位份额不低于10,000,000元，劣后信托单位份额不低于20,000,000元,以实际募集为准；但是事实上，在信托合同签订后，原告傅淑芳并没有依照信托合同约定向四川信托划付认购资金；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该信托计划没有成立，四川信托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对于律师函中所称的投资代持一事，四川信托毫不知情，且与四川信托无关，建议被告民企公司直接与原告傅淑芳沟通解决；3.四川信托郑重声明：四川信托从未出具过关于律师函后附的《确认函》、《受益人信息变更申请书回复函》；对于此事，四川信托亦会继续调查，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的权利。2017年3月10日以及4月10日，原告傅淑芳委托广东仁之仁律师事务所向被告民企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民企公司履行以股抵债《协议书》，尽快办理股权过户变更登记手续。2017年6月15日，原告傅淑芳诉至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年8月21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另查，原告傅淑芳以被告民企公司以及案外人张摊明侵害名誉权为由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1971民初144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傅淑芳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傅淑芳不服该民事判决书，上诉至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2018）粤19民终1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粤19民终161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确认函》、《关于四川信托-宏赢18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回复函》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知，在双方的合同关系里，原告傅淑芳并未按照约定将资金投入至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并且对该事实予以了隐瞒，而是将资金投入至香港恒生平台进行证券交易，直至被告民企公司被告知全部资金15,000,000元均被强制平仓血本无归时，被告民企公司通过去函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方知该事实。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当事人在庭审笔录等材料中的陈述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第三人企大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等相关诉讼权利，第三人企大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该合同应否继续履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告傅淑芳诉请确认该合同的效力，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了一份《合同终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终止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以及第三人企大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协议书》。该《合同终止协议书》也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没有证据证明《合同终止协议书》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故《合同终止协议书》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告傅淑芳主张《合同终止协议书》未依法成立，但原告傅淑芳提供的录音资料并没有提及《合同终止协议书》，而且原告傅淑芳提供的2016年3月22日的《协议书》只有原告傅淑芳单方签名，被告民企公司也不予确认，均不足以否定《合同终止协议书》的效力，故原告傅淑芳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傅淑芳与被告民企公司、第三人企大公司已经依法解除了2015年12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因此原告傅淑芳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书》，缺乏依据，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傅淑芳与被告东莞民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深圳市前海企大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1日《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二、驳回原告傅淑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7,799元，由原告傅淑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杨潮源人民陪审员  罗润洪人民陪审员  邱 霞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周文娟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