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杭萧商初字第1065号原告高峰。委托代理人杜跃平、杜凤翔，上海杜跃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尧松。委托代理人范正刚。委托代理人陈刘圆。原告高峰与被告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4月9日、4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杜凤翔、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范正刚、陈刘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1年3月开始向被告提供面包蟹。被告于2013年2月8日向原告支付最后一笔货款180199.05元，至今仍结欠货款204057.95元未付。现起诉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04057.95元及该款自2013年2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损失。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67659.17元及该款自2013年2月9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息损失。被告辩称，1、原告系上海聚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聚安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就本案争议的相同事实以同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案号为（2014）杭萧商初字第3274号，经审理认为聚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判决驳回聚安公司的诉讼请求。现原告再次起诉，其主张的主要事实、法律关系及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与前案一致，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最后一次向原告付款时间是2013年2月8日，诉讼时效已于2015年2月7日届满。原告起诉的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3.原告自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向被告供应面包蟹，共计货款5633219.37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全部货款，双方已结清，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2年8月18日送货单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79784元；2.2012年8月23日送货单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104994元；3.2012年8月25日送货单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95421元；4.2012年9月15日送货单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59806元；5.2012年9月22日送货单2份，欲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44252元；证据1—5共同欲证明每1组证据中的2份送货单系同一批货物，由孙克文、敕经东等人签收货物，再由刘卫国签名核价；6.收付款业务回单1份（系复印件），欲证明2013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付款180199.05元；7.2011年3月19日至2012年6月2日期间的送货单49份，欲证明该期间内原告向被告供货金额为4645389.54元；8.特快专递回执单1份，欲证明原告于2015年2月6日提起诉讼，没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9.2011年8月25日送货单1份、2011年8月31日送货单1份、2011年12月10日、2012年1月21日送货单共3张，欲证明该期间内原告向被告供货金额为771232元。送货单中载明的“面包蟹”为60元／斤，“其中直”（即为直蟹，是指死面包蟹或残缺的面包蟹）为20元／斤。货物的总量为“面包蟹”的重量与“其中直”的重量相加；10.2011年12月3日送货单1张、2012年1月19日送货单1张、2011年12月15日送货单1张，欲证明崔丙玉和刘朝都是代表被告接受原告货物的员工，由他们签收的送货单最终由刘卫国来核价。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5中由刘卫国签名确认的送货单均予以认可，同时认可原告在2012年8月18日至9月22日期间向被告交付了384256.90元的货物，但认为货款均已付清；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中由刘卫国签字确认的送货单均无异议。2011年3月19日编号为7003381的送货单、2011年3月29日编号为7003329的送货单中签字的不是被告的员工，且该送货单上没有注明货物的单价，故不予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已将立案材料实际邮寄给法院；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认可。能够代表被告与原告核对货物的重量和价格的只有刘卫国，且该送货单上没有注明单价。其中编号为1131401号、1131404号与证据7中编号为4029551号、4029554号的送货单系同一批货，不应重复计算。编号为122845号的送货单中载明送货单位是“聚安”并非被告公司。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面包蟹的单价为60元／斤。货物的重量应以载明的“净重”为准，“其中直”的重量已包括在净重中；对证据10的真实性不认可。能够代表被告与原告核对货物重量和价格的只有刘卫国，崔丙玉与刘朝不能代表被告公司。编号为4029486号的送货单与编号为7003392号送货单无法对应，两份送货单载明的“其中直”的重量、总净重都不相同。对其余2份送货单的质证意见、理由同证据9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1—5、7中“刘卫国”签名的送货单及证据6，被告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证据1—5、7中非“刘卫国”签名的送货单及证据9、10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中签名的为“崔丙玉”、“刘朝”等，且均没有注明单价，现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崔丙玉”、“刘朝”系被告的员工或经被告授权的收货人，也不能证明由“刘卫国”签字确认的2012年8月18日、8月23日、8月25日、9月15日、9月22日的送货单与同期间“崔丙玉”、“刘朝”等人签字的送货单系同一批货物，故本院对由“崔丙玉”、“刘朝”等人签名的20份送货单不予认定；证据8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2年1月19日至2013年2月8日的付款凭证11份，欲证明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350450.37元；2.（2014）杭萧商初字第3274号判决书1份，欲证明原告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及被告于2012年1月-2013年2月支付货款的事实。3.2011年4月13日至2011年10月13日的付款凭证11份，金额共计3282769元，欲证明被告已付货款的总额为5633219.37元。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无异议，但认为双方系滚动结账的，被告存在结欠原告货款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14）杭萧商初字第3274号判决书认定聚安公司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非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被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对证据3无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原告向被告供货的总金额。原告共提供了67份送货单，用以证明原告在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共向被告供应了5800878.54元的货物。该67份送货单中，被告对由“刘卫国”签名的送货单均予以认可，同时认可收到原告货物的总金额为5633219.37元，该金额大于“刘卫国”签名的送货单载明的金额。综上，本院根据被告自认的金额确定，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原告向被告供货共计5633219.37元；2、本案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一事不再理”是指就裁判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判的同一纠纷，当事人不能再提请裁判机构重新裁判，裁判机构亦不能再行受理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裁判。“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本案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系高峰，而（2014）杭萧商初字第3274号案件中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系聚安公司，两个案件的当事人不一致，故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理”；3、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根据原告提供的特快专递回执单，原告于2015年2月6日向本院寄送了本案的起诉状等相关诉讼材料，虽然本院收到材料的时间为2015年2月10日，但应以原告提交起诉材料的时间2015年2月6日作为原告主张本案所涉债权的时间。被告最后一次付款为2013年2月8日，诉讼时效为2年，因此本案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庭调查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被告于2011年3月至2012年9月期间向原告购买海鲜，共计价款5633219.37元。截止2013年2月8日，被告共向原告支付货款5633219.37元。2015年2月6日，原告向本院邮寄起诉材料，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原告向被告提供货物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等价的货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向被告提供的货物价值为5800878.54元，应由原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现本案中认定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的货物价值为5633219.37元，而被告已支付了全部货款，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55元，减半收取2077.50元，由原告高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在上诉期满后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02024409008802968）审判员  张可乐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书记员  章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