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322民初730号 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女，1963年9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富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孝友，四川顺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四川富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釜江大道中段96号。 法定代表人：欧彬，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正，男，系四川富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宾，四川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同芬与被告四川富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顺农商行）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7日立案受理。诉讼过程中，被告富顺农商行于2018年3月30日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经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孝友、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基正、黄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同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令被告立即腾退占用原告所有的坐落于富顺县××镇××居委会××路××号房屋；2．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占用房屋损失费28,800元。事实和理由：1997年1月15日，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富顺县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与原告签订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均陆续履行了各自的义务。1999年富顺县国土局、房管局为原告办理了房屋产权。此时，恰逢基金会改革，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的房产移交给被告占有使用，原告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2017年11月，原告再次要求被告返还房屋，被告以该房屋已经依法接收为固定资产为由，拒绝交出房屋。 被告富顺农商行辩称，本案所涉房屋登记所有人虽然为原告，但该房屋是在邓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改革时，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接了基金会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其中包括了涉案房屋，该房屋已经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使用近20年。该房屋登记在原告张同芬名下是因为当时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原告张同芬未缴清该房屋的集资建房款情况下，为获取房屋产权证向房管部门提供了不实资料而造成房屋权利登记机关进行了错误登记，且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了房屋后，已退还了原告张同芬所交的5,000元购房款。因此，该房屋应系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有。现被告承接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因此，该房屋现属被告所有，请求驳回原告张同芬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要求判令坐落于富顺县××镇××居委会××路××号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号为富权（私）字第NO.010××××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号为富国用（1998）字第××××号）属于反诉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反诉被告原系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职工。反诉被告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于1997年1月15日签订《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约定在农村合作基金会集资修建房屋。并约定反诉被告应分四期支付集资建房款共46,200元，付清房款后反诉被告才能拥有住房的全部产权。之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反诉被告未支付完集资建房款的情况下，向房管部门提供不实资料，导致房屋登记机关错误的将坐落于富顺县××镇××居委会××路××号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反诉被告名下。该房1998年11月竣工验收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因反诉被告未交纳房款而未将房屋交付给反诉被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批准自贡市富顺县城关等二十七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通知》，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全面承接经清产核定的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1999年接收了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所有资产，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与反诉被告性质一样的集资建房六套。之后，该房屋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占用收益。2015年2月，富顺县富世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证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于1999年9月关停时将未交清集资购房款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屋移交给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属下的邓井关信用社，反诉被告自愿放弃产权。2015年3月10日，富顺县政府办公室、金融办等部门与部分集资人召开会议，要求包括反诉被告在内的六名集资人将集资房过户至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1999年9月起，所涉房屋均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管理、使用，反诉被告从未向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出权利主张，更未使用过该房。在反诉原告承接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债权债务后，涉案房屋由反诉原告继续占有使用至今。故该案涉房屋现应为反诉原告所有，应依法纠正房屋登记部门的错误登记。 反诉被告张同芬反诉辩称，反诉原告所述不是事实。反诉原告并未提供基金会违反规定向房管部门提供不真实的资料的依据。涉案房屋建好后只是统一交给基金会进行了出租才未向反诉被告交付。反诉原告陈述富顺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出具了证明，但是从证据上并没有确定时间，其真实性无法查证，不具有合法性。反诉原告陈述反诉被告自愿放弃产权无证据支持，反诉被告也未出具相关证明自愿放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通知不具有约束反诉原告效力。故请求依法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张同芬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主体资格； 2．富顺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表、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土地登记审批表及发证审批登记编号表、富府征（1995）112号文件、富府征（1995）233号文件、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系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 3．富顺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回复原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拒绝交出房屋，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4．收（领）款单及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缴纳集资建房款的义务。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无异议；第2组证据中的记录表、存根和编号表的本身真实性和客观性无异议，但是其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是错误的记载。对第2组证据中的两份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原告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有异议，文件是1995年的一个政府的批文，不能证明土地使用权就是属于集资建房人所有。集资建房的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协议明确约定了集资人付款方式为分四次付清，协议明确了集资人付清房款后才能拥有住房的全部产权；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这个证据仅仅能证明原告在2017年递交了一个通知书，不能证明在这前原告向被告主张了相关的权利；对第4组证据存在的客观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交款时间与约定的交款时间不一致，如果要达到证明目的应提供完税后的正式发票。 被告富顺农商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证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案涉房屋因被告未缴清购房款，已被富顺县邓井关镇政府收回产权并移交给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财务账页及领条、现金收方传票、转账贷方传票复印件共计12页，拟证明被告已退还原告集资款5,000元。案外人杨某、郑某补交了部分购房款后获得集资房； 3．会议记录复印件1份，拟证明2015年3月10日，有关部门以及集资建房户就本案诉争房屋的权属问题进行了协商； 4．情况说明复印件1份，拟证明案涉房屋的相关情况； 5．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告应缴纳集资建房款46,200元； 6．成银发〔1999〕433号文件、自人行合【1999】240号文件复印件各1份，拟证明原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资产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接； 7．川银监富〔2017〕300号文件复印件1份，拟证明被告的名称变更； 8．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6份，拟证明原告与另五户集资建房人的产权证是邓井关基金会一并移交给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组证据有异议，证明主体有异议，证明上既有富顺县人民政府的章，又有富顺县基金会清零小组的落款，证明内容有异议，上面记载原告等人未交付集资款自愿放弃产权的内容，原告不予认可，基金会也无权将私人财产移交给被告。证明时间有异议，被告提出的是2015年2月份，但是证明上未落有时间，无法查证证明的时间，公章有补盖的可能性，且证明人高舰并未出庭作证证明相关事实，所以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对第2组证据中领条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全部退还5,000元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原告没有缴纳集资款，其余证据是被告内部记录的相关事宜，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第3组证据会议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恰好证明了案涉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对第4组证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第5组证据集资建房协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而证明了原告房产取得的原因是集资建房；对第6组证据有异议，是被告内部的文件通知，不能约束原告，但对于被告承接的事实无异议；对第7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第8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了原告是房屋所有权人，被告管理使用不影响原告作为产权人。 本院根据被告富顺农商行的申请到富顺县富世镇人民政府调取原告缴纳购房款的财务账册凭证及富世镇人民政府（邓井关基金会）移交给被告的资产移交清单，本院制作调查笔录1份及现场照片4张。 经质证，原、被告对调查笔录及照片均无异议。 本院根据被告富顺农商行的申请调取了案外人杨某、郑某位于富顺县××镇××居委会××路××号房屋的相关信息，包含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收（领）款单及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收（领）款单及证明记载内容不真实，因为在案外人杨某、郑某的房屋信息中存在的收（领）款单及证明与原告提供的第4组证据一致，但是案外人杨某、郑某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管邓井关基金会后仍向其缴纳了部分购房款，房款交清后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才将房产证交付给杨某、郑某，不能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缴纳集资建房款的义务。 经质证，原告认为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收（领）款单及证明复印件是在开庭后被告申请调取的，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不予质证。且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财务账页是被告自己制作的，不能证明杨某、郑某交钱的事实。 被告对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收（领）款单及证明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反诉原告提交的证据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致。 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反诉被告未提交证据。 综合庭审质证并结合全案证据，本院认证如下： 对原告举示的第1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公安机关依法登记的原告的基本信息，其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第2组证据系相关职能部门登记的房屋信息，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如实地记载了被告向原告回复的情况，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对被告（反诉原告）举示的第1组证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加盖了富顺县富世镇人民政府公章，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2组证据中的领条如实记录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向原告退还5,000元集资款的事实，且原告对此无异议，故对该领条予以采信，虽然财务账页、现金收方传票、转账贷方传票是被告自己制作的，但是该记录中记载的退回原告的集资款与领条相互印证，原告对此也无异议，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收支记账情况，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3组证据如实记载了在相关部门主持下协商的过程，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第4组证据是被告自行出具且未加盖单位印章，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不予采信；第5组证据与原告证据一致，对其予以采信；第6证据客观反映了当时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资产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接的事实，对真实性予以采信；第7组证据如实的反映了被告单位的成立及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终止的事实，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第8组证据是案涉房屋的房屋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调查笔录1份及现场照片4张系本院依法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制作的，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案外人杨某、郑某房屋所有权证存根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登记的房屋信息，其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对其予以采信，收（领）款单及证明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综合审查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结合双方所举的证据，本案事实确认如下： 1997年1月15日，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作为乙方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作为甲方签订了《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职工集资建房协议》，约定：1．甲方自愿承建，乙方自愿集资建住房；2．乙方集资修建的住房位于县××镇××干道延伸段小转盘本会晨光营业点背后，楼房号为×楼×号，建筑面积140平方米（结算房价时以竣工验收面积为准）；3．住房单位面积为330元，顶楼、底楼单位面积为320元，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集资建房款为46,200元；4．付款方式：乙方在收到住房钥匙时，一次性交清房价款壹万元整，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前付款壹万元整，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付款壹万元整，余款在2000年六月三十日前付清；5．乙方付清房款后，拥有本套住房的全部产权。1998年12月20日，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向房屋登记部门出具了一份收（领）款单收据，载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交了集资建房款46,200元，要求申报产权。同时，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也向房屋登记部门出具了收（领）款单收据两份，载明案外人杨某、郑某交了集资建房款46,200元，要求申报产权。1999年1月16日，富顺县房地产管理局向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颁发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证，产权人登记为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不动产权号为010××××。1999年2月9日，富顺县国土局向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颁发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者登记为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富顺县房地产管理局向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颁发了产权人为杨某、郑某的房屋所有权证。 1999年，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批准自贡市富顺县城关等二十七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通知》，全面承接经清产核定的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1999年接收了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所有资产，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性质一样的集资建房房屋及房屋产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集资建房后，于2001年6月13日向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退还了其原交的集资建房款5,000元，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向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领条》一张，载明：今领到邓井关镇信用社原基金会集资房集资款伍仟元正（5000.00）。案外人杨某、郑某向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交清了购房余款后，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将其集资房交付给了案外人郑某、杨某。自1999年6月起，包括案涉房屋在内六套未交清集资建房款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原件均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处，房屋也一直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占有、使用。 2015年3月10日，富顺县政府相关部门组织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涉案房屋在内的六套房屋登记人召开“协调6名自然人名字的资产顺利过户办证”的座谈会，该六套房屋的产权登记人有部分参加，但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没有参加，该会议也没有结果。 2017年8月11日，经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批复，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开业的同时，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的债权债务。因此，自2017年8月11日，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接收了涉案房屋的房屋产权证原件并占有使用该房屋至今。 2017年11月6日，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向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递交了《通知书》，对涉案房屋提出异议。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书面回复，认为涉案房屋系原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的邓井关镇信用社原基金会的资产，现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又接收了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资产，因此，涉案房屋应属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所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哪一方是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但均不具有“绝对”的证明力，不动产权登记簿只具有推定的证据效力，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的。当不动产权登记簿、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权利状况不一致时，实际权利人有权主张对该不动产享有所有权，但应当提供有力的反证予以证明，以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本案中，涉案房屋虽然在不动产登记簿房屋产权证书上记载的所有权人为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但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能够确定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理由如下：第一，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是否完全履行了交纳集资建房款的义务看，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仅提供了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印的收（领）款单及证明各一份，但未提供交纳46,200元建房款的原始凭证及纳税票据等。且根据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申请本院到房管部门查核了涉案房屋所属基金会集资楼的另外两套房屋（属案外人杨某、郑某所有）的房产信息查询得知，基金会在向房管部门提供了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交纳购房款46,200元的同时也向房管部门出具了案外人杨某、郑某交纳了购房款46,200元的收（领）款单及证明。但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所有资产后，该二人仍向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交清集资建房款后才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这足以说明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向房管部门出具收清购房款的证明的目的仅为了办理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集资楼房屋的产权，实际上并未真正完全收到了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等人所交的全部集资购房款。因此，该收（领）款单及证明并不能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已交清了购房款，故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完全履行了交纳集资建房款的义务。第二，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邓井关镇农村合作基金会所有资产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收取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退回5,000元集资款。对此，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对于为何会收该笔退款没有做出合理解释，结合其在收回集资建房款后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向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的事实可以推定，在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同意并领取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5,000元集资建房退款时，就已经放弃了对涉案集资房屋的所有权。这也与富顺县富世镇人民政府的证明中证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未按照集资建房协议交付建房款，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接收邓井关基金会的资产后（包括案涉房屋）需要将原告交付的5,000元建房款退回的事实相吻合。第三，从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的当庭陈述来看，存在诸多疑点。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时而陈述记不清楚是否交付房屋，时而陈述房屋好像没有交付，时而陈述记不清楚是否收到房屋钥匙，时而陈述好像没有收到房屋钥匙。按常理推断，购买房屋属于重要事情，一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是否交付房屋、是否收到房屋钥匙应当是有记忆的。而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在1998年花了46,200元购买房屋，却记不清是否交付房屋，这与常理不符。第四，从案涉房屋的产权证的保管情况来看，房屋权属证书虽然只是证明房屋归属的初步证据，但在一般人日常观念中，持证即为所有权人，故所有权证由谁保管，可作为判断事实权利人与登记权利人当时的内心真意。本案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权证自1999年以来一直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保管，在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行终止，其债权债务转为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的债权债务后一直由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保管，若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作为真正的房屋所有权人，近二十年时间并未保管自己房屋的产权证，这有悖于常理。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仅口头陈述一直在找产权证，且不知道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难以让人信服。第五，从案涉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情况来看，该房屋自1999年以来一直由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占有、使用，之后由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占有、使用。近二十年来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从未以所有权人之名对案涉房屋进行管理使用，也未实际控制过房屋。假如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是该房屋的所有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去管理自己的房屋，任凭他人使用且未支付任何费用，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当然在本案中，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在接收基金会的资产后，应及时的完善相关手续，特别在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已经收到退回的集资建房款5,000元后就应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及时办理产权的过户手续。因此，富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是导致本案纠纷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影响案涉房屋的真正所有权的归属。由于案涉房屋的实际所有权人为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因此不存在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占用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房屋的情形，故也不存在被告（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占用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房屋产生的损失费用情况。 综上所述，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原告张同芬名下，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反诉原告才是案涉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故对原告张同芬要求被告腾退占用房屋并支付占用房屋损失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反诉原告富顺农商行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张同芬的诉讼请求； 二、坐落于富顺县××镇××居委会××路××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010××××）归反诉原告四川富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案件受理费收取为26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收取为260元，合计52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张同芬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廖 群 审判员 窦 雨 审判员 余 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记员 罗晓英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