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衡民一终字第5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西转。委托代理人：支广栋，河北仁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苏俊跃，衡水衡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立兵。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兵利。二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玮，河北网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西转因与被上诉人刘立兵、刘兵利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13）安民一初字第1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西转及其委托代理人支广栋、苏俊跃、被上诉人刘立兵、刘兵利及其委托代理人王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西转原审诉称：2000年，原告向原房产所有人金某购买位于安平县中心路路西的平房一套共计两间及配房，当时由被告李荣焕代理原告与金某办理了房产买卖交款手续。2012年，安平县人民政府决定对中心路路西进行棚户区拆迁改造，因该片区的大土地使用证由安平县粮食局掌握，所以，安平县粮食局负责对该片区所属职工住房的拆迁相关工作，但是李荣焕却私自向安平县粮食局缴纳10000元费用后，安平县粮食局未经任何调查，便向安平县住建局出具了该房产为李荣焕所有的证明信，并由李荣焕和住建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2012年5月，原告找到安平县粮食局询问房屋拆迁补偿的有关事宜，却被告知该房产的补偿协议已由李荣焕和安平县住建局签署。原告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惊，曾多次找到粮食局要求撤销并改变向安平县住建局出具的证明信，但粮食局却以证明信已出无法自我纠正，并告知原告应通过法律程序才能解决为由，不予撤销并改变证明信。被告李荣焕非法侵占原告财产并取得拆迁补偿权利，侵犯了原告的合法财产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返还侵占原告的平房两间及配房的财产补偿权利即房屋置换的权利。后第二份诉状称：2000年，原告向原房产所有人金某购买位于安平县中心路路西的平房一套共计两间及配房，当时由被告李荣焕代理原告与金某办理了房产买卖交款手续。之后，李荣焕对刘西转说把买原房主杨某（实际房主金某）的房屋和原房主谢某的房屋调换一下，目的是和李荣焕买的王会军的房连在一起，当时刘西转不同意，坚决反对，但李荣焕强行做主和谢某的房屋（实际所有人为王殿忠）换到了一起。李荣焕并把谢某和王殿忠的购房协议原件交给了刘西转，以作为刘西转对谢某房屋拥有所有权的证据。后又补充称：1、原告房屋的来历。被告李荣焕是原告的姨母，2000年在被告的撮合下，原告以2.45万元的价格从金某手中购买了安平县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3排、自东向西第2户的房产（以下简称2号房），（金某系1999年买的粮局职工杨某的房子），在买房过程中，原告的购房款是被告李荣焕转交给金某的，购房协议也是其代理原告与金某签的。交易结束后被告李荣焕将甲方是金某、乙方是原告的购房协议交给了原告。由于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原告也将房子的管理交给了被告。这也产生了房子是被告所有的假象。2、换房的过程。大约在2001年10月左右，被告找到原告说有一家东北人男的死了，女的将房子卖了，这套房子与她的房子挨着，被告要求原告与买房子的那家换房，换房后原告的房子挨着被告的房子管理起来方便。起初原告不同意，被告三番五次的说，原告认为反正自己不住，两套房子都一般大，换就换吧。这样原告就同意被告去代办，并把原告与金某所签的购房协议交给了被告。被告换房与对方并没有签订换房协议，她告诉原告：她与对方没有签换房协议，只是双方交换了原始协议。即把原告与金某签的协议给了对方，对方把谢某与王殿忠（东北人）签的购房协议给了被告。由于原告法律知识的缺乏，只收下了被告给原告的谢某与王殿忠签的购房协议，就觉得这个协议就是原告的房屋所有权证明。3、被告想要原告的房子由来已久。2008年以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把房子卖给她，原告不同意，被告就多次找原告的舅舅李荣贵来撮合，并主动把钱给原告送去，都被原告拒绝。2011年被告不再承认曾给原告代理买房、换房的事实，原告所有的房子就成她的了，她还擅自和拆迁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4、换房的真相。经了解，2001年安平县何庄乡小何庄村的何某，在李荣焕等人的撮合下，购买了王殿忠位于粮局家属院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的房子（以下简称7号房），买房子时未签协议，王殿忠家属只给了何某当时王殿忠买房子时与谢某签的购房协议。时间不长被告就找到何某家要求换房，因何某不在此住，就同意了被告的换房要求，换房双方当时没有签订新协议。只是交换了原有协议，何某把王殿忠与谢某签的协议给了被告。综上所述：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路西、红旗街以北、长安街以南原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的房产为原告所有。被告以欺诈的手段骗取粮局出具证明，并与政府拆迁办签订了补偿协议，是对原告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被上诉人刘立兵、刘兵利原审辩称：一、原告一审中提交的先后三份诉状前后矛盾，且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1、关于原告的两份诉状。原告第二份诉状主张的事实不能成立，根据原告起诉立案时提交的起诉状，其事实和理由部分主张的是购买的金某的房子（即粮局家属院第三排第二户），诉状中称，“2012年5月，原告找到安平县粮食局，询问房屋拆迁补偿的有关事宜时，却被告知该房产的补偿协议已由李荣焕和安平县住建局签署。原告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惊。”由此说明，原告主张的李荣焕和住建局签署的侵犯其权益的协议就是原房主为金某的那套房子，且诉状中根本未提及换房一事，这说明原告主张的房子根本不存在换房一事。而在原一审李荣焕提交了答辩状和证据之后，原告又依据李荣焕的答辩意见及证据提交了第二份诉状，在第二份诉状中补充了换房的理由，该理由是原告知道李荣焕要换房，原告不同意，后李荣焕强行做主进行了换房，原告要求返还权利的房屋就变成了原房主为谢某的房屋（即粮局家属院第四排第七户），这与原告提交的第一份诉状是相互矛盾的。2、关于原告的第三份诉状。首先，该诉状与其先前提交的两份诉状均是矛盾的，原告在第一份诉状中主张的是原房主金某的房子，且不存在换房一事，第二份诉状补充了换房的理由，但其理由陈述的是原告当时知道李荣焕要换房，但是原告不同意，后被李荣焕强行换房。而在第三份诉状中又说原告知道换房的事，但是原告起初不同意，后李荣焕三番五次的说，原告就同意换房，即是在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才换的房，这显然与前边的诉状是相互矛盾的。二、原告提交的第三份诉状虽然名为民事起诉状补充材料，但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诉状。因为原告在该补充材料中对诉讼标的进行了变更，即由原来的粮局家属院第三排第二户变成了粮局家属院第四排第七户，也就是对其诉讼请求进行了变更，并且事实和理由与先前提交的诉状完全不同，故这根本不是对原诉状的补充，而是一个全新的诉状。原告随意变更诉状很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在补充材料中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应不予允许。法院给予原告与李荣焕双方的举证期限是2012年11月16日，在此期限届满之后的11月22日及之前，李荣焕的代理人几次到法庭阅卷，均未见到原告的民事起诉状补充材料，而是在2012年12月21日才给李荣焕的代理人的，很显然原告是在举证期限过后才变更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故原告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交的补充材料中变更诉讼请求应不予允许。李荣焕在上诉过程中于2013年4月22日去世，有两个孩子刘立兵和刘兵利，因为李荣焕的丈夫刘顺庆放弃参加诉讼，因此本案被告只有刘立兵和刘兵利二人。原审法院查明：1999年1月6日金某购买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路西侧、红旗街以北、长安街以南原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3排自东向西第2户杨某的房屋，后金某将该房屋卖掉，李荣焕将房款交给金某，并开始对房屋实际占有、使用和管理。该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原房主王殿忠，其房屋已卖掉，王殿忠于2004年9月20日因死亡被注销户口。被告刘立兵、刘兵利的母亲李荣焕于2011年8月31日与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署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两份，被征收房屋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路西侧、红旗街以北、长安街以南原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和第8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前李荣焕一直对这两套房屋实际占有、使用和管理。2012年8月8日，原告以被告方非法侵占原告财产并取得拆迁补偿权利为由起诉来院，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返还原告的平房两间和配房（即原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取得的房屋置换权利。2013年4月22日李荣焕去世，其儿子刘兵利、刘立兵作为李荣焕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自己出钱通过李荣焕代买2号房屋，经法院询问2号房原房主金某，其陈述在1999年1月6日与杨某签订协议购买房屋，出卖此房时是李荣焕交的房款，但到底卖给谁了不清楚，给原告出具的说房屋归原告所有的2012年5月2日、5月12日证明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的字，除此之外所有协议或证明均不是金某签字、按印；且原告未能提交与金某买卖房屋的协议，原告该主张明显依据不足，依法应不予支持。原告诉称购买2号房屋后与何某的房屋即7号房屋调换，经本院调查核实何某，何某称从未与原告调换过房屋，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原告调换房屋的主张亦不予支持。鉴于上述理由，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其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路西侧、红旗街以北、长安街以南原粮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房屋的拆迁补偿权利，庭审中原告认可争议房屋一直是李荣焕占有、使用和管理，只是认为李荣焕不是房屋所有权人，但原告自己并没有举出完整的证据并形成证据链，证明原告系该争议房屋的所有权人，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做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西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西转负担。上诉人刘西转不服上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理由：1、二被上诉人的母亲李荣焕，是上诉人的姨母。大约在2000年时候，在李荣焕的撮合下，上诉人以24500元的价格，从金某手中购买了安平县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3排、自东向西第2户的房产。该房是金某于1999年买的粮食局职工杨某的房子。买房的过程均是李荣焕代理的，购房协议是李荣焕代刘西转与金某签订，购房款是李荣焕代刘西转交给的金某。交易结束后李荣焕将甲方是金某、乙方是刘西转的购房协议交给了上诉人。买房的第二年，李荣焕找到上诉人说：“有一家东北人，男的死了，女的将房子卖给了别人（何某），这套房子与我买的那套房子紧挨着，你把房子跟买房子的人换了，将来好管理。”起初上诉人不同意，李荣焕三番五次的游说，上诉人认为反正自己不住，两套房子一般大，换就换吧。于是把上诉人与金某所签的购房协议交给了李荣焕。李荣焕换房时，与对方没有签订换房协议，只是交换了原始协议。即把刘西转与金某签的协议给了对方（何某），对方把谢某与王殿忠签的《购房协议》给了她。于是上诉人收下了李荣焕给的谢某与王殿忠签的《购房协议》，也就认为这房子就是自己的了。究竟房子是怎么换的、和谁换的，上诉人当时一点都不清楚。上诉人基于与李荣焕的亲属关系，总认为她是不会骗自己的，同时也觉得自己持有了谢某与王殿忠签的《购房协议》，即获得了该房产的所有权。但随着土地的不断增值，县城的开发力度加大，到2008年以后，李荣焕就要求上诉人把房子卖给她，上诉人不同意，李荣焕就多次找上诉人的舅舅李荣贵来撮合，并主动把钱给刘西转送上门来，这些都被刘西转拒绝了。后来，2011年7月，李荣焕用欺骗的手段与拆迁办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在向安平县粮食局、安平县政府拆迁办、住建局反映该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不得己只有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遂于2012年8月8日向安平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谢某与王殿忠签的《购房协议》及相关的证明材料，已经证实涉案的第7户的房产权利归刘西转所有。李荣焕只提交了县粮局的证明和住建局与之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其它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该房产具有所有权。但安平法院却罔顾事实、主观臆断，于2013年1月22日作出了（2012）安民一初字2190民事判决，驳回了刘西转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在法定期限内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对争议房产事实不清，以（2013）衡民一终字第11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再一审判决罔顾事实，违反法律公平公正原则。原一审、二审及再一审，法庭确定的争议焦点主要是：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房产在李荣焕与房管局签订协议前，谁对其具有所有权。上诉人在原一审就提供的谢某与王殿忠签订的《购房协议》，这是上诉人持有的证实上诉人是第4排、第7户房产所有权人的原始证据，该证据自被告李荣焕换房交给上诉人以后，就始终在上诉人手中。它是证实该房产所有权为上诉人所有的核心证据。围绕这一证据，证人谢某、赵某甲、赵某乙、何某、金某、杨某都把与之相联系的情况做了证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这一规定被上诉人如果认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虚假的，那他就应当提供他获得这套房产的合法证据。二审期间，李荣焕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李荣焕所提交的与王殿忠的合同是在王殿忠死亡之后，明显是伪造的，他与何某签订的《购房协议》也是伪造的。同时，金某也证实李荣焕提供的有金某签字的购房协议是伪造的。对此，一审判决说：“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因王殿忠于2004年9月20日死亡而注销户口，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对双方诉争得标的不能形成证据链，故不予认定。”证据已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谢某与王殿忠签订的《购房协议》就是该套房产的所有权凭证，但对此一审法院却不予认定。公民之所以到法院诉讼，是因为法院是弄清是非，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地方，一审法院在明知被上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是伪造的，李荣焕使用伪造的证据欺骗安平县粮食局证明，从而以欺骗手段与住建局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对此，法院有责任依法调取安平县粮食局给李荣焕出具证明的原始材料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却不作为，而是武断的判决上诉人提供证据不足，驳回诉讼请求，实属罔顾事实、枉法裁判。3、一审法院有徇私枉法之嫌。首先、对证人的询问有引诱偏颇选择特征，如对何某的询问，只问了是否购买了李荣焕的房子，但没有问为什么两人签的协议有瑕疵（原告认为是伪造的）；问给原告出具的证明情况，何某证明是在原告及其律师的胁迫下出具的，但没有问原告及其律师采取了什么胁迫手段？上诉人认为何某是说不出“胁迫”一词的，因此有理由认为这是法官在调查中加以润色的结果。其次、对证人的调查是故意选择，原告对谢某、赵某甲、赵某乙、何某、李荣贵等都写了调查申请。但一审法院只调查了何某、金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3）安民一初字第1710号民事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返还侵占上诉人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的房产权利，即因拆迁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给予的房屋置换的权利。被上诉人刘兵利、刘立兵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侵犯其房屋补偿的权利，应由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通过原审一审、二审以及发还后一审，上诉人并没有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其对诉争房屋拥有所有权，首先上诉人主张2000年购买了金某的房屋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与何某换房也没有证据证实，故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依法应予以维持。经阅卷及听取双方的书面理由，合议庭评议后确定本案无争议事实为：原审审理查明部分。本庭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的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房屋拆迁补偿权益应归谁享有。围绕争议焦点，上诉人刘西转称：上诉人在开始诉讼时就提交了谢某与王殿忠签署的购房协议，是上诉人始终持有的，证实这是第七户所有权的原始凭证，这个协议通过相关人员谢某为原始房主，赵某甲提供证言证明这份协议是真实的，是签署的原始协议，经过王殿忠的姐夫赵某乙证明是他代王殿忠买的房子，房子在卖出去时没有再签署协议，为此这七号房能有文字证明的是协议。一审并没有围绕七号房的拆迁补偿协议签订前房屋所有权进行审理，上诉人提交的购房协议一审未予理睬，相关人员没有进行调查。在原二审审理过程中，李荣焕提交了她与王殿忠签订的售房合同，与何某签订的售房合同，签订时间都是2004年9月21日，经上诉人了解并搜集证据证实李荣焕与王殿忠的签订的售房合同是伪造的，因为他签署的时间是在王殿忠死亡以后，而且与证人赵某乙、王某所提供的证言是相悖的。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所依据的证明是安平县粮食局出具的证明，拆迁办与李荣焕签订的补偿协议，但上诉人认为一审应该查清的是在他们签订协议前依据李荣焕提交的证实七号房屋归其所有的原始证明。上诉人刘西转的代理人补充称：涉案房产原为王殿忠的房产。房屋买卖的经手人是李荣焕，二被上诉人都不是当事人。在上次二审开庭李荣焕到庭参加诉讼，她在开庭时称，与王殿忠签的售房合同是她的亲笔，与何某的合同也是她签的，事实证明该两份合同全部是伪造，依据逻辑学的观点己方的错误就是他方观点。二审没有新证据。因为我方对一审所调查的证据不信任，在起诉和上诉状中提出了他们调查的相关人证有选择，问相关问题有诱导，我们不信服，我们相信二审的公正，请求二审法庭依法调查相关证据。围绕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称：上诉人对诉争房产没有所有权，上诉人提交的谢某与王殿忠的购房协议只能证明谢某与王殿忠房屋买卖的行为，而不能证明上诉人购买王殿忠的房屋的行为，不能证明上诉人对该房产拥有所有权，上诉人虽然持有该购房协议，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持有该协议的来源有疑问。持有可以是通过买房取得，也可以是通过代管取得，也可是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取得。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是通过买房取得了谢某与王殿忠的购房协议，仅凭持有不能证明对房屋拥有所有权。上诉人所主张的换房更没有任何证据，在发还一审当中法庭对金某、何某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证明金某没有把房子卖给上诉人，何某也从来没有与上诉人换过房，故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对诉争房产拥有所有权，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并对该房产的买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陈述，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该房产系被上诉人所有，故房屋拆迁补偿权利也应该归被上诉人所有。虽然在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王殿忠的户口注销证明，该证明不能证明王殿忠真实的死亡时间。王殿忠的家在东北，而人长期在安平，不能排除其生前与其亲属没有联系，而被宣告死亡。是否被宣告死亡我们不知道。我方认为只有王殿忠的火化证明才能证明王殿忠的死亡时间，户口注销不能证明死亡时间。如在宣告死亡时间实施的行为也是有效的，上诉人曾主张在2001年10月份就已经死亡了，提交的2004年9月20日的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其在2004年9月20日死亡。上诉人的前后主张是相互矛盾的，我方对户口注销证明中的死亡时间有意见。李荣焕确实是与王殿忠本人签订的协议。其他陈述同一审。二审没有新证据。经上诉人刘西转的申请，本案依法调取了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两份摸底调查表和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并依法对张正光、赵某乙、赵小芬分别进行了询问，制作了询问笔录三份。经质证，上诉人刘西转称：对张正光调查笔录的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摸底调查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对七号房屋的调查没有调查房屋的买卖上家。对谢某的调查没有调查谢某的下家。王会军（8号）房屋的调查表与本案无关。对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对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这个公告受众的范围，当事人的知晓程度不能确定，所以对公告有异议。拆迁办的调查，在确定房屋的归属，缺乏必要的程序。包括张正光的几份证据，不足以说明房屋的归属就是李荣焕。对赵某乙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二被上诉人刘兵利、刘立兵称：对摸底调查表、公告及张正光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意见。这几份证据足以说明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李荣焕，与上诉人刘西转没有任何关系。对赵某乙询问笔录的合法性以及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笔录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庭审结束后法庭进行的询问，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庭审结束了，就应当直接判决，法院不应再进行调查，所以对合法性有异议。2、该调查内容属于证人证言，不属于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的调查范围。3、调查内容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当庭接受质证，法庭这样调查剥夺了当事人当庭质证、发问的权利。4、赵某乙的证言不具备真实性，赵某乙在本案中一共做过四次证，一次书面，两次法院调查，一次出庭。我们认为不出庭作证的证言均是不合法的，并且赵某乙的证言前后矛盾，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在本次调查中，赵某乙说“当时去了两个老太太，我卖给了其中瘦一点的老太太”，赵某乙的陈述根本证明不了是卖给了哪个老太太，房屋买卖发生在十几年前，十几年前两个老太太谁胖谁瘦无法分清。在一审中，赵某乙的出庭证言证实将房屋卖给了李荣焕，这是事实，然而本次调查中说一审笔录记的不对。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一审的笔录是在赵某乙亲自阅看无误后签字。赵某乙说的“李荣焕活着的时候，李荣焕和她的大儿子、儿媳妇还有我们单位的一个人叫王小六，一起到我家找我，让我给李荣焕证明说房子卖给了她”，不是事实，李荣焕及其亲属没有找过赵某乙，也没有找赵某乙证明将房子卖给了李荣焕。对赵某乙说房子是经他手卖的，这不是事实，该房屋是王殿忠本人卖的，王殿忠当时是活着的，李荣焕及其丈夫是跟王殿忠签订的协议。我们认为本调查笔录证言不具备真实性，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本院的认证意见为：因双方对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两份摸底调查表、房屋征收公告、张正光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赵某乙的证言，虽被上诉人提出异议，但没有实质性反驳意见，也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同时，赵某乙是诉争房屋买卖的直接参与人，其陈述的卖房是在王殿忠死亡后代为处理的与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碧州派出所出具王殿忠户口注销证明死亡时间也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赵某乙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诉争的被拆迁房屋即原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房屋最初房主为谢某。2001年6月24日谢某将该房屋卖给王殿忠，王殿忠姐夫赵某乙代替王殿忠与谢某签订了一份购房协议。在王殿忠死亡后，赵某乙又将房屋卖掉。但未与对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仅将谢某和王殿忠签订的原始购房协议交与对方。上诉人刘西转持有谢某与王殿忠的原始购房协议。李荣焕曾提交李荣焕与王殿忠的售房合同，立字人分别为王殿忠、李荣焕，日期为2004年9月21日。李荣焕自称该协议为王殿忠本人所签。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碧洲派出所出具的王殿忠户口注销证明显示，王殿忠于2004年9月20日死亡。赵某乙也证述称，房屋是在王殿忠死亡卖掉的。针对李荣焕提交的2004年9月21日李荣焕与何某的售房合同，二被上诉人的代理人称：李荣焕自称上述协议上“李荣焕”、“何某”的签字是河南人写的，而何某在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2日询问时称：“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三排，自东向西第二户后来该房屋与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司签订了补偿协议。我买了李荣焕的房子后，和李荣焕签订的售房合同，然后李荣焕把她买该房子的手续给了我，这就是事实的经过，在买房子之前是我母亲联系的买房子，是我签的字。”2011年8月31日李荣焕与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订了《中心路片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平房产权调换）》，该协议甲方为：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乙方为：李荣焕（谢某）。其中协议关于产权置换约定为：“乙方被征收房屋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路西侧，红旗街北侧，长安街南侧原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土地使用权证号93-01180，土地使用权面积119.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正房建筑面积45.45平方米，配方建筑面积36.18平方米。乙方选择的楼房为4号楼2单元402室，主楼建筑面积为133.8平方米，该回迁楼开盘价为2960元／平方米。”另，粮食局的局长张正光经本院依法询问称：“因为我们粮食局的房屋很多都转了好多手，很多都没有签订买卖合同。当时我们根据原房屋的土地证，再询问原房主后。依据谁搬家、向谁补偿的原则进行了拆迁补偿。本案的第七户房屋，李荣焕来办理的拆迁手续。我们也向原房主谢某进行了核实。核实后，我们向征收补偿办公室开具了证明，征收补偿办公室根据我们的证明与李荣焕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在开具证明时没有核实李荣焕的上家，仅核实了是谁住，土地证是谁的，其它中间的买卖过程我们没有过问。在拆迁核实时没有书面记录，仅是口头询问”。本院认为：关于本案刘西转要求享有涉案的原粮食局第7户房屋拆迁补偿权益问题。首先解决的问题应为刘西转是否为该房屋所有权人。就此焦点问题，刘西转提交了该房屋的原始购房协议即谢某与王殿忠于2001年6月24日签订购房协议。通过王殿忠的姐夫赵某乙的证实：在出售涉案房屋时并没有重新签订协议，只是将王殿忠与谢某的购房协议交给对方。同时李荣焕也认可在购房过程中对方给付了原始购房协议，只是辩称购房协议丢失。又提供了李荣焕与王殿忠的购房协议，称该协议为王殿忠本人所签。但根据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碧洲派出所出具的王殿忠户口注销证明显示，王殿忠已于协议日期的9月21日前一日即20日死亡，因此李荣焕所提交的与王殿忠签订的售房协议缺乏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李荣焕提交用以反驳刘西转换房过程的何某与李荣焕的售房合同，因何某和李荣焕陈述相互矛盾，故真实性亦难以确定，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刘西转提交的涉案第7户房屋的原始购房协议，并提供了赵某乙、陆春友等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为涉案第7户房屋的所有人。而李荣焕并没提供足以反驳对方的证据。也没有提供自己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证据。虽李荣焕已与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通过调查，安平县粮食局未对涉案房屋情况进行认真调查核实，也没有书面记录，其2011年8月29日给安平县住建局出具证明称：李荣焕已经按规定交纳了房改资金。但并没有收取资金票据和相关档案，其真实性难以确定。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刘西转主张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本院予以采信。因刘西转为涉案第7户房屋的所有权人，理应享有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故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于2011年8月31日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应为刘西转享有承受。上诉人刘西转要求被上诉人刘兵利、刘立兵返还就涉案第7户房屋的拆迁置换房产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原审驳回诉讼请求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安平县人民法院（2013）安民一初字第1710号民事判决；二、位于圣姑路东侧，中心街西侧，红旗街北侧，长安街南侧原粮食局家属院，自南向北第4排，自东向西第7户（土地使用权证93-01180）房屋的拆除补偿权益归上诉人刘西转所有，即安平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中乙方的权利义务归刘西转享有承受。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二被上诉人刘兵利、刘立兵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树峰审 判 员  蒋宝霞代理审判员  关春富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凤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