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杭富民初字第2471号原告：张勇兵，男，1979年1月27日出生，身份证号3308221979********，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芳村镇芳村村糖坊弄*号。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大马路56号。法定代表人：姜华，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郝爱菊，系张裕浙江营销管理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栾立伟，浙江五星国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勇兵为与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裕烟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4年12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地在履行期间多次发生变动，不能确定劳动合同履行地，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合同约定的用人单位所在地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实际用人单位张裕浙江营销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张裕浙江公司）所在地在杭州市下城区，且原告申请仲裁的单位也在杭州市下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下城仲裁委），发生该劳动争议纠纷时双方合同实际履行地也是在杭州市区，故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或实际用人单位所在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管辖（以下分别简称芝罘法院、下城法院），因此要求将本案移送芝罘法院或下城法院审理。经审查，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证据看，2013年7月底前其一直在富阳从事销售工作，同年8月9日至8月25日也在富阳上班，之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因此，本院具有管辖权，被告要求移送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作出（2014）杭富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裁定，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提起上诉称：原告的工作岗位为销售岗位，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工作地点多次发生变动，在劳动争议发生时，原告的工作地点已不是富阳，而被告住所地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实际用人单位张裕浙江公司所在地在杭州市下城区，故本案应由芝罘法院或下城法院管辖；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原告的人事关系及工作由张裕浙江公司实际管理，原告申请的劳动仲裁单位也是下城仲裁委，故本案移送下城法院管辖更为合理，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芝罘法院或下城法院审理。杭州中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在上诉状中的诉称可知，2013年7月20日，被告发函将原告从富阳营销部调任至临安营销部，之后不久双方即发生劳动争议，故原审法院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被告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于2015年3月17日作出（2015）浙杭辖终字第3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傅红盛于2015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勇兵、被告张裕烟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郝爱菊、栾立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称：原、被告之间的劳动争议，经下城仲裁委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4）第0399号仲裁裁决。原告认为：仲裁裁决“申请人不履行调令并且连续15天以上旷工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被申请人根据《职工考勤管理规定》作出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同的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的认定是错误的，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即被告根据《职工考勤管理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作出开除决定。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违法解除合同的行为，理由如下：（1）、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五条第一款、第四款明确规定：“甲方安排乙方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在保证完成甲方工作任务情况下，乙方自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因此被告不能以标准工时制的《职工考勤管理规定》中连续旷工15天以上为由对原告作出违纪处理；（2）、即使被告方有对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人员有考勤管理规定，被告并未在劳动仲裁庭审中提供《职工考勤管理规定》及工会同意的书面资料及以连续旷工开除原告的书面资料等，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制订的所谓的《职工考勤管理规定》经过了民主程序并进行了公示；即使经过了民主程序并进行了公布，原告在被告单位工作期间也从未看到或收到或学习过《职工考勤管理规定》，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未收到被告任何形式关于解除双方合同的理由及送达的开除决定，侵犯了劳动者的知情权。此外用人单位以过错性原因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劳动合同前，将解约理由通知工会”。被告也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行为经过了工会这一法定程序，根据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3）、被告作出解除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的违纪事实及理由前后矛盾。原告在2013年8月下旬在经销商那里看到的于2013年7月29日作出《关于对张勇兵私自调货的处罚决定》及在向杭州市下城区劳动监察大队（以下简称下城监察大队）投诉后在下城监察大队处看到被告于2014年7月17日向下城监察大队书面情况说明《关于张勇兵提出的劳动关系处理的情况说明》，其解除理由分别为“私自调货，违反《关于浙江市场稽查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流程规范》作出开除”；“员工未经请假，员工私自擅离工作岗位连续超过15日的，视为自动放弃劳动合同，双方解除雇佣关系”；以及劳动仲裁庭审中被告辩称“因申请人旷工15日以上违纪开除申请人的决定”。这说明被告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解除双方劳动合同的随意性及对劳动法律法规的漠视。仲裁裁决称“有关要求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25日的工资，申请人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其已在临安上班，且期间也无任何销售业绩记录在案”，这一认定是严重的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原告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在保证完成甲方工作任务情况下，乙方有权自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且到一个对其陌生的市场，也需要一个熟悉过程，不能简单的以销售业绩来判断。其次，原告的社会保险证明显示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13年8月的社会保险，这从另一方面足以说明原告2013年8月尚在被告处上班。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综上，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合计91530.6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25日的工资4767.1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增加要求返还2010年责任金5087元、2012年责任金681元，共计5768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1、仲裁裁决书1份，证明本案己经过劳动仲裁、被告庭审中辩称以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15日连续旷工15天以上违反公司考勤管理规定的理由开除原告的事实；2、劳动合同1份，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事实；3、银行活期历史明细对账单1份，证明原告在2013年8月前12个月每月实得工资的事实；4、杭州社会保险参保证明1份，证明原告2013年8月尚在被告处上班、原告社会保险自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个人缴纳部分金额的事实；5、杭州市公积金证明1份，证明原告公积金自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个人缴纳部分金额的事实；6、关于对张勇兵私自调货的处罚决定（2013年稽字（18）号］1份，证明被告以原告私自调货为由开除原告的事实；7、2014年7月17日关于张勇兵提出的劳动关系处理情况说明1份、打印图片1份，证明被告以根据劳动法相关文件，员工未经请假，私自擅离工作岗位连续超过15日的，视为自动放弃劳动合同的理由解除双方雇佣关系的事实；8、2014年7月21日原告去烟台被告单位与负责浙江地区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员的谈话记录1份，证明原告被被告开除的情况到2014年8月负责浙江地区人力资源管理都不知晓、被告解除合同未经法定程序违法的事实；9、同事范某证明1份，证明2013年8月9日至2013年8月25日上班的事实；10、张裕浙江公司工作函1份，证明范某是被告单位员工。11、要求证人舒某、范某到庭作证，分别证明证人舒某没有与原告办理过任何交接手续、与烟台总部分管浙江片区的人事主管窦某（音）的谈话的真实性，以及证明原告于2013年8月9日至2013年8月25日期间一直在被告公司上班的事实。证人舒某到庭陈述称：2013年7月份，原告与被告公司的居泰恒一起到临安，先要求我将临安市场的情况交给居泰恒，再由居泰恒交给原告；我们在被告公司所管理的客户即临安鸿运商贸有限公司办交接，我与被告公司的居泰恒对调动问题产生了异议，我将交接单撕掉后就直接走掉了，最终大家都没有办理工作交接手续；事后原告没有参与临安的工作；被告以相同的理由将我开除，开除证明我是在2013年9月份拿到的；2014年下半年，我与原告在烟台总部找被告公司分管浙江片区的人事主管窦某（音）就开除我们应由公司作出补偿一事进行交涉，我与被告之间的争议已得到解决，张勇兵提交的谈话记录当中的内容都可以确认，包括我也有相应的谈话；我们在公司的工作就是做销售，具体而言包括拜访客户、做客户资料、整理销售业绩；因为做销售比较机动，我在公司工作四年，从来没有考勤过；工资收入除底薪外主要是根据销量计算提成，所有的工资包括提成都通过银行打在卡上。证人范某到庭陈述称：我到被告公司工作是通过外派方式去的，并未与被告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13年8月9日至2013年8月25日间，我与原告一直在富阳客户即鸿鑫酒业有限公司上班，每天早上都去上班、报到；公司将原告调到临安担任经理时确实下文任命我兼任富阳销售部经理，但我与原告之间并未办理交接手续；所谓的上班报到就是各人在每天上午到鸿鑫酒业有限公司碰个头，由销售部经理即原告分配一下当天的工作任务，到下午就不需要进行考勤；在原告离开后，富阳销售部的工作由居泰恒负责，至于原告与居泰恒之间有无办理交接手续则不清楚。被告答辩称：2013年7月20日，被告为了进一步促进郊县的市场发展，经张裕浙江公司作出关于杭州郊县市场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对于原告作出岗位调整，原告从富阳营销部经理调任临安营销部经理岗位。但原告未遵守和履行被告的调令职责前往临安营销部上班。被告认为原告岗位的调整属于用人单位正常的人事变动，原告理应认真执行。因此，原告不履行调令并连续15天以上旷工，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被告有权根据职工考勤规定作出解除与原告劳动合同的行为，符合《劳动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被告解除原告的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关于杭州郊县市场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下达后，原告未去临安工作，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已在临安上班，因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在此期间的工资。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013年8月25日的工资无依据。对原告当庭提出要求返还责任金的诉请无异议，被告愿意返还，但是返还责任金已超过诉讼时效，双方可以私下调解返还。综上，本案已经下城仲裁委仲裁，案件相关事实已确认，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授权委托书1份、关于杭州市郊县市场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1份、关于解除杭州郊县富阳营销部经理张勇兵劳动合同的通知1份，证明张裕浙江公司有权以被告名义制订并公布对于浙江市场工作人员相关工作制度的要求以及对张勇兵调整岗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2、劳动合同书1份、职工考勤管理规定1份，证明原告已经违反合同约定，被告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3、下城仲裁委庭审笔录1份，证明原告知悉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及解除原告劳动合同的通知的事实；4、申请证人蒋某到庭作证，证明原告到临安进行了工作交接，但未上班的事实。证人蒋某到庭陈述称：我只知道原告和张裕公司的人于2013年7月份到临安来办理交接，具体有原告、居泰恒、舒某、林星，都是张裕公司的人，但最终有无交接不清楚；2013年8月及之后，我并未看到原告到临安工作；被告公司在临安并没有销售部，也没有办公地点；被告公司临安的经理叫舒某，主要工作就是跑酒店跑业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被告质证认为：证据1～3、6、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4、5，有异议，被告有张裕协同办公管理系统，被告有在系统上公告，原告2013年8月份的社保和公积金确实由被告缴纳，但是杭州市社保局停缴社保和公积金的时间节点在每月15日之前，当时已经停不了。证据8，不清楚。证据9，证人出庭作证后再予以质证。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张裕浙江公司未作出相关证明。证据11，证人舒某所说的与被告之间劳动争议与本案无关，且纠纷的性质与本案也存在着不同，因为舒某从入职到离职期间的社保未缴纳，被告按规定给其补偿了缴纳社保的钱；证人舒某提到的有关于岗位调整会议，原告已知晓并且参加；证人舒某及原告都知道被开除的事情，原告等人到烟台去找区域人事经理，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被告公司的开除通知；证人范某的证言，根据其证言，可以知道是因为他们工作期间没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被告才对他们进行岗位调整；对外派等情况都不符合事实的，与范某2013年签订的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合同，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到被告公司工作，与原告是两个不同渠道的人员；两名证人陈述都不是事实，所提及的每天早上都到经销商处报到，按公司内部考勤管理，营销部的人员每天八点半需要用经销商的固定电话打到张裕浙江公司电话2888×××1进行报到、考勤；证人提到早上要报到，下午不用报到，说明他们已经看过并且认同公司的考勤规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对其中的授权委托书有异议，自原告从2005年进入被告公司后从未看到过，也没有在任何网站上看到过这份委托书，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是为了诉讼而后补的，如果有十多年也不可能纸张会这么新；对其中关于解除杭州郊县富阳营销部经理张勇兵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从未看到过，到2013年10月原告到被告处要求开具离职证明时被告都没有提交该通知，这是被告是为了应付诉讼后补的；对其中关于杭州市郊县市场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2013年7月20日被告向原告宣读过，但没有向原告送达。证据2，其中的劳动合同书，之前在下城仲裁委仲裁时看到的这份合同是被告公司的，而并不是现在被告所提交的杭州昌裕酒类销售有限公司的，而且质证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系均无异议，现被告又提交了一份劳动合同书，这是相互矛盾的，同时签名及盖章都有问题；对其中的职工考勤管理规定，该规定原告从未学习过，被告也从未对原告宣读过，原告有理由怀疑被告是为了应付诉讼而后补的，并且上面所加盖的公章也是张裕浙江公司。证据3，无异议。证据4，通过证人蒋某的证言，其不知晓原告到临安有无进行工作交接及有无交接成功，从其证言可以证实当时张裕公司就原告调离富阳营销部到临安营销部的事情没有发过任何正式的文件；2014年7月份，原告到下城监察大队投诉，杭州昌裕酒类有限公司没有给原告出具离职证明和劳动合同，后来原告从下城监察大队得到了回函的复印件，所以才去了烟台找窦某（音）。对前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交的证据1〜3、6、7，予以确认；2、原告提交的证据4、5，结合庭审陈述内容，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证据8，该文字记录内容中并未提到双方讼争的具体内容，结合庭审双方陈述内容，对其曾到烟台总部进行交涉的事实予以确认；4、原告提交的证据9、11，对其中的对原告等人进行工作调整及原告曾按要求到临安办理交接等事实予以确认；5、原告提交的证据10，系复印件，不予确认；6、被告提交的证据1，其中的授权委托书，并无其他相应材料印证其内容已为原告事先知晓，不予确认；其中的岗位调整通知及解除通知，结合双方及证人陈述内容，从原告曾到临安办理交接、到烟台总部交涉等事实，予以确认；7、被告提交的证据2，其中的劳动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2的文本系复印件，落款处加盖的是被告张裕烟台公司的印章；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文本为原件，落款处加盖的是杭州昌裕酒类销售有限公司印章，但其余内容均一致，且庭审中原告认可在被告提交合同文本落款处的名字为其所签，故予以确认；对其中的考勤管理规定，庭审中被告补充称已于2013年4月下旬以会议的形式由居泰恒宣读，当时参会人员达到一百多人，且后期郊县人员也单独作了补充；本院认为，被告缺乏其他相应的证据印证该考勤管理规定通过了民主议定程序并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原告，故不予确认；8、被告提交的证据3，予以确认；9、被告提交的证据4，对证人陈述的原告曾到临安办理交接的事实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1、2005年8月15日，原告进入被告公司工作，从事销售工作，任营销部经理，双方先后签订了两次书面劳动合同。第一次合同自2005年8月至2009年11月30日止，工作地点在杭州；第二次合同自2009年I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止。到2013年7月底止，原告一直在富阳从事销售工作。第二份劳动合同中约定：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原告从事销售岗位工作，原告应按甲方要求，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甲方安排乙方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在保证完成甲方工作任务情况下，乙方自行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甲方每月20日前以货币形式按约支付乙方薪酬，不无故扣减或拖欠；合同附件有招用职工登记表、签证意见、续签合同记录。在合同后附的该三份附件中，相关内容均为空白。2、2013年7月20日，张裕浙江公司（庭审中被告称，该公司系被告张裕烟台公司设立并授权在杭州地区的人事管理机构）作出《关于杭州郊县市场人员岗位调整的通知》，对原告等人作出岗位调整，原告从富阳营销部经理岗位调任临安营销部经理岗位；要求涉及岗位调整人员自通知下发后一周内，由杭州郊县市场负责人组织做好工作交接。2013年7月下旬，居泰恒、舒某、原告一同在临安的经销商蒋某所在的公司办理交接。由于舒某对人事调整有意见等原因，交接过程中舒某将交接单撕毁即离开交接现场，致使当天双方未能办理交接手续。庭审中被告称，其曾电话通知原告本人，但临安那边的人一直说原告未去上班，所以才作出了开除通知。2013年8月17日，张裕浙江公司发出《关于解除杭州郊县富阳营销部经理张勇兵劳动合同的通知》，载明：原杭州郊县富阳营销部经理张勇兵，因工作需要自2013年8月1日起调任杭州郊县临安营销部经理一职；自调令下发之日起，张勇兵在没有向公司请假的情况下，私自连续旷工超过15天；根据张裕浙江公司相关考勤制度规定，员工未经请假，私自擅离工作岗位连续超过15日的，视为自动放弃劳动合同，双方解除雇佣关系。3、后，原告到张裕烟台总部进行交涉。2014年9月22日，原告向下城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1、被告支付赔偿金89920元；2、被告支付2013年8月1日至8月25日的工资4342.72元；3、被告退还2010年责任金5087元、2012年责任金681元，合计5768元。案经审理，下城仲裁委认为：被告为进一步促进郊县市场的发展作出原告等人的调整岗位行为属用人单位行使正常的人事职权，原告理应认真执行；因原告不履行调令且连续15天以上旷工违反了用人单位的劳动纪律，被告根据《职工考勤管理规定》作出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行政行为，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有关要求支付2013年8月1曰至25日的工资，原告缺乏相关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在临安上班，且期间也无任何销售业绩记录在案；有关责任金的诉请，不属劳动争议受理范围且已超过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的规定。2014年12月3日，下城仲裁委作出下劳人仲案字（2014）第0399号仲裁裁决，对原告的所有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对责任金问题，在下城仲裁委开庭时被告称：从奖金里面扣，如给公司造成损失，可从中扣；原告则称相当于押金。4、从原告提交并经被告确认无异的《银行活期历史明细对账单》看，自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被告向原告共支付62505.61元，月平均为5208.80元。本院认为：从原告申请仲裁以及被告答辩的整个过程看，双方讼争主要指向的是张裕浙江公司于2013年8月17日作出的《通知》是否合法有效？2013年7月下旬，原告等人一同到临安办理交接，但从查明的事实可以证明，最终未交接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原告。在未能交接的情况下，原告无法正常投入工作当属情理之中。被告虽主张曾再次通知原告，但未举证证明；即使存在这样的通知，显然也是在未按《工作函》要求由被告公司杭州郊县市场负责人组织做好的情况下做出的。自2013年8月1日至张裕浙江公司2013年8月17日作出《通知》，共17个日历天。按照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即使存在着原告旷工的现象，扣除应当享有的休息天，期间也尚不符合被告主张的《职工考勤管理规定》所规定的连续旷工15天以上的要求，且此系被告单方解除，现又无证据证明被告事先已将解除理由通知工会，因此该《通知》违法。至于原告是否知晓《职工考勤管理规定》、张裕浙江公司是否经工商核准注册等，在本案中均不关乎《通知》无效的结果。按照《劳动合同法》精神，被告应按原告在其公司的工作年限支付两倍的赔偿金，即8月×5208.80元／月×2倍=””83340.80元；但原告要求支付其余赔偿金的请求，缺乏相应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未能妥善交接，被告未对原告的工作进行进一步安排的情况下，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精神，并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停工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现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何时向原告送达《通知》，因此，原告要求支付2013年8月1日至25日的工资4767.10元的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有关原告主张的责任金，根据双方在下城仲裁委开庭时的解释，其实质是原告业务提成的一部分，在性质上属工资，被告予以扣留，与法不符；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是在2013年8月，其后原告即申请仲裁，因此被告辨称已超过仲裁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现被告对其金额不持异议，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勇兵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3340.80元；二、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勇兵2013年8月份工资4767.10元；三、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退还原告张勇兵责任金5768元；四、上述合计93875.90元，限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五、驳回原告张勇兵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缓交），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为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傅红盛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四日书记员  陈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