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782民初10399号 原告：朱樟水，男，1951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法定代理人：朱晓华，系朱樟水女儿及其财产代管人。 原告：王松梅，女，1958年4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原告：方某，男，2013年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义乌市。 法定代理人：王松梅，系方某外婆。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恒锋、郑志琴，浙江兴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婺州街55号一至七层。 负责人：金向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承承，公司员工。 原告朱樟水、王松梅、方某诉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金华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晓青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8年7月31日、8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恒锋与被告平安人寿金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承承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志琴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朱樟水、王松梅、方某分别系朱旭丹父亲、母亲、儿子；其中朱樟水已被宣告失踪，由其长女朱晓华担任财产代管人。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朱旭丹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被告先后签订了七份保险合同。2017年8月11日，朱旭丹被发现死亡，后由被告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在排除了他杀、自杀和疾病等致死的可能后，鉴定意见为朱旭丹的死亡原因无法确定。按照朱旭丹生前与被告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均为法定。三原告作为朱旭丹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要求被告理赔，但被告只愿意按身故理赔，并于2018年5月30日支付了879692.95元保险金，对于应当赔付的1250000元意外死亡保险金却不予赔付。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意外死亡保险金人民币12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请金额1250000元为1300000元，其余诉请未变。 被告辩称：1、本案被保险人在我公司共计投保了七份人身保险，具体详见理赔清单，其中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金额共计120万元，现原告所诉保险金额为125万元，其中5万元我公司认为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2、2017年8月11日被保险人朱旭丹的尸体被发现，2017年8月18日经原、被告共同委托第三方做死亡原因鉴定，鉴定结果为死亡原因无法确定。受益人于2018年5月2日向我公司申请理赔，理赔时原告方未提供被保险人系符合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所约定的“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的证明和资料；根据该合同约定，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投保人系我公司保险代理人，其日常工作就是向客户推介包括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人身保险产品，故投保人应当对保险责任的约定以及对意外伤害的定义等内容清楚知晓并同意遵守。现原告未举证证明被保险人系遭受意外伤害死亡，故我公司无须赔偿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3、我公司为证实被保险人死因已穷尽各种可能方式，并最大诚意的支付了身故保险金。此外，被保险人死亡前一周因口服有机磷住院，死亡前存在大量债务及感情纠葛。综上，原告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滥用诉权，主张赔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其诉请应予驳回。 为证明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遗体火化证明与注销户口证明各一份，证明朱旭丹已于2017年8月11日死亡。 2、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朱旭丹死亡原因无法确定及朱旭丹尸体外表有外伤、内部心肺小灶性出血。 3、人身保险合同两份（保险合同号码分别为P120000012257203与P120000009118108），证明朱旭丹在被告处投保了人身保险及双方对保险金等的约定。 4、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理赔清单一份，证明朱旭丹在该公司投保了七份人寿保险，但该公司仅按身故赔付了受益人保险金879692.95元。 5、申请本院从被告处调取的保险合同两份（保险合同号码分别为P120000012071777与P120000010965209），证明该两份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分别为50000元、200000元。 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3、4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鉴定意见不足以证明死者系遭受意外伤害致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保险金额的计算应当扣减已经退还的保险费1766.4元。 针对其辩解，被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保单原件遗失声明一份，证明原告方声明朱旭丹涉案保单均已遗失。 2、理赔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自诉的事故经过及理赔申请时间。 3、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13）条款一份，证明条款约定该险种赔付条件为：“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身故”，以及合同约定理赔所需材料。 4、朱旭丹于2017年7月28日至8月4日在义乌市中心医院就诊的病历资料，证明被保险人朱旭丹死亡前一周曾因有机磷中毒在义乌市第二人民医院、义乌市中心医院就诊。 5、死亡原因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原、被告共同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朱旭丹死因，以及鉴定意见形成过程与结论。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在2018年5月2日前提供了理赔资料，但该条款中2.2和9.3均没有对意外身故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也不能表明被告对意外伤害身故的合同内容已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义乌市中心医院记载的病史系在患者朱旭丹处于昏迷状态时由家属推测口述形成，朱旭丹生前虽曾有农药中毒住院的病史，但是否系其本人服毒自杀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旭丹生前因离婚后有些感情和经济上的纠葛，曾几次被人控制、打骂，2017年7月28日是在农药中毒后被人发现，当时无其他人看到她服毒，此后朱旭丹对此事不说，且义乌市中心医院的出院记录亦明确记载朱旭丹“身体状态已恢复正常，患者病情好转可以出院”，故该次农药中毒与朱旭丹意外伤害身故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鉴定意见书没有对朱旭丹的死亡时间作出认定，但鉴定过程中不但发现朱旭丹有外伤，鉴定分析中也反映心肺有小灶性出血，仅因受法医病理学检查水平所限，且死者多器官呈不同程度自溶影响，才对死亡原因无法确定。 本院认证意见：因原、被告对各自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朱樟水、王松梅、方某分别系朱旭丹父亲、母亲、儿子；其中朱樟水已被宣告失踪，由其长女朱晓华担任财产代管人；方某的监护人为王松梅。2013年9月至2017年3月，朱旭丹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与被告先后签订了七份保险合同，受益人均为“法定”；其中保险合同号码为P120000009118108、P120000012257203的两份人身保险合同均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保险合同号码为P120000010965209的平安福终身寿险合同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保险合同号码为P120000012071777的平安百万任我行两全保险合同约定“意外身故”保险金额为100000元。关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号码为P120000009118108的人身保险合同在“释义9.3”中解释为：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017年8月11日，在义乌市菜园子内，朱旭丹被发现已死亡。2017年8月18日，经朱旭丹家属与被告共同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朱旭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认为：“1、依据法医病理尸体检验及病理组织检查，除在死者体表见有小点、片皮肤擦挫伤外，其皮下及肌层未见明显损伤、出血；内脏器官也未见明显损伤表现等。故分析认为可排除被鉴定人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而直接致死的可能。2、依据法医毒物检验，在死者的血液、胃内容物中未检出常见安眠药、常见有机磷农药和常见鼠药，故分析认为可排除被鉴定人因常见安眠药、常见有机磷农药和常见鼠药而直接导致死亡的可能。3、依据法医病理尸体检验及病理组织检查，因多器官呈不同程度自溶，在死者的内脏器官中仅见心、肺小灶出血。分析认为这些小灶性出血在被鉴定人发生急性死亡时也可形成。根据现有的法医病理学检查，加之，死者多器官不同程度自溶影响，未能查找到被鉴定人可致死的组织病理学改变，故朱旭丹的死亡原因无法确定。”2018年5月2日，朱旭丹家属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于2018年5月30日赔付了朱旭丹的身故保险金人民币共计879692.95元，但以“无法认定被保险人本次事故属于保险合同条款中的‘意外伤害’保险责任”为由，拒赔意外伤害相关保险金。 本院认为，朱旭丹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的七份保险合同均合法有效，根据其中四份保险合同（合同号码分别为P120000012257203、P120000009118108、P120000012071777、P120000010965209）约定，如朱旭丹意外身故，其法定继承人可获赔保险金总计1300000元。现朱旭丹已死亡，三原告作为朱旭丹的法定继承人向被告申请理赔朱旭丹的意外身故保险金，而被告以三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朱旭丹系意外身故为由拒赔。本院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三原告为获赔确有义务举证证明朱旭丹系意外身故。三原告为了查清朱旭丹的死因，积极配合被告共同委托杭州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对朱旭丹的死因作了司法鉴定，但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可排除朱旭丹因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而直接致死的可能；也可排除朱旭丹因常见安眠药、常见有机磷农药和常见鼠药而直接导致死亡的可能；在死者的内脏器官中仅见心、肺小灶出血，这些小灶性出血在朱旭丹发生急性死亡时也可形成；根据现有的法医病理学检查，加之，死者多器官不同程度自溶影响，未能查找到朱旭丹可致死的组织病理学改变，故朱旭丹的死亡原因无法确定。可见，三原告已穷尽举证措施，而根据上述司法鉴定意见，朱旭丹的死亡原因仍无法确定，意即不排除朱旭丹因意外致死的可能，也不排除朱旭丹因病急性死亡的可能等，故在此情况下，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关于“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的规定，酌定由被告按照50%比例向三原告赔付朱旭丹的意外身故保险金，共计1300000元*50%=650000元，并由被告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损失。综上，原告诉请中的合法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朱樟水、王松梅、方某保险金人民币6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朱樟水、王松梅、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25元（已减半），由三原告共同负担40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中心支公司负担40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黄晓青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黄欢 代书记员 蒋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