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1民终43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仁皇山庄1幢仁皇山路1148-1150号一层。负责人吴胜晖，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昌宇，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红运，女，1985年3月10日生，汉族，住河南省郸城县。委托代理人魏小燕，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翟信坤，男，1967年4月26日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宜宾县，现住浙江省杭州市。原审被告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石祥路59号19号楼216室。法定代表人沈建。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华安财保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李红运、原审被告翟信坤、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旺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58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7年5月5日19时18分许，翟信坤驾驶浙Ａ6××××号轻型厢式货车在德胜东路由东向西行驶至九环路口，与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该路口的由李红运驾驶的无牌证电动自行车碰撞，造成李红运受伤及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经调查确认：翟信坤具有驾驶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标准且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核载1495ＫＧ,实际载质量2980ＫＧ，超出核载质量99%）的轻型厢式货车上路行驶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李红运具有驾驶未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江干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无法查明李红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何种交通信号灯控制状态下驶入路口，而该证据是认定事故责任的关键。因该起交通事故的成因无法查清，该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李红运于事故发生当天被送往浙江省中医院入院治疗，2017年5月5日至2017年6月16日住院期间产生医疗费人民币108155.4元。2017年7月11日在浙江省中医院治疗产生医疗费人民币723元，合计产生医疗费108878.4元。其中华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医疗费10000元，翟信坤支付医疗费人民币40000元。另查明，浙Ａ6××××号车辆登记在强旺公司名下，翟信坤庭审中自认该车辆系挂靠在强旺公司名下。该车辆向华安财保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李红运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翟信坤、强旺公司赔偿李红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123954.4元，扣除翟信坤及华安财保公司已经支付的50000元，还应赔偿73954.4元；2、翟信坤、强旺公司互负连带责任；3、华安财保公司在保险责任（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先行赔偿责任；4、诉讼费由翟信坤、华安财保公司、强旺公司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受法律保护，他人由于过错侵害其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属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时证据材料范畴。因该认定系行政确认，仅关涉到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及原因力的大小，故不具有直接确认和分配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功能，损害赔偿应考虑归责原则、当事人过错大小及过错与损害原因力大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由此可确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为过错推定归责原则。本案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虽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但李红运受伤与翟信坤驾车行为具有因果关系。李红运因交通事故而受伤，应由翟信坤就其对李红运受伤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现翟信坤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亦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李红运有过错，故应推定翟信坤负全部民事赔偿责任。强旺公司系肇事车辆的挂靠单位，对翟信坤所负民事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本案中肇事车辆浙Ａ6××××号车辆已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故华安财保公司应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对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因浙Ａ6××××号车辆同时投保商业三者险，其车辆所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且有效，当事人双方应当依照约定及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因投保人已投保附加险“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不计免赔险”，故华安财保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承担赔偿责任。李红运因本起事故已花去大量医疗费用，故对于其诉请要求华安财保公司先行支付已经实际产生的合理的医疗费用的主张，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李红运所提供的医疗费票据确定医疗费金额为108878.4元，扣除翟信坤支付的40000元医疗费及华安财保公司支付的10000元医疗费，仍余58878.4元。其他费用因李红运治疗未终结，可待治疗完毕后再行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李红运保险金人民币58878.4元；二、驳回李红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规定减半收取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24.5元，由翟信坤、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李红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翟信坤、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宣判后，华安财保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事故经交警处理，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李红运同样无法举证其在事故中可以不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对于超过交强险部分全额支付，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另外，投保人投保的是非营运的货车，但是事故发生当时当事人从事的是营运行为，所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不予赔付。上诉人二审诉请为：1、撤销（2017）浙0104民初5888号判决，依法改判华安财保公司在商业险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仅在交强险内承担赔偿责任；2、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红运承担。被上诉人李红运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本案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应当由机动车方承担责任。一审中机动车方没有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过错，所以原审判决华安财保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一审中也没有证明该肇事车辆是在从事营运工作，因此上诉人应在商业险和交强险内承担全部责任。原审被告翟信坤、强旺公司二审未提交书面答辩状。上诉人华安财保公司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肇事车辆机动车商业险保单一份，用于证明强旺公司投保的是非营运的商业三者险；2、机动车商业险保险条款一份，用于证明在投保人改变了投保车辆用途的情况下，按照商业险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约定，商业险应不予赔付；3、投保人声明一份，用于证明保险人已经就案涉车辆的保险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说明义务。4、交警队询问笔录一份，用于证明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时从事的是营运行为。被上诉人李红运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同时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保单的打印时间晚于收费时间，不能说明投保时华安财保公司已经将免责条款告知了被保险人。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因为缺少投保人盖章时间，存在事后盖的可能性，且特别约定条款中没有显著性的标志加粗加大提醒被保险人注意。对于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质证意见同证据2，且不清楚是否是本案的肇事车辆对应的投保人声明，强旺公司可能有多辆车辆在华安财保公司投保。对证据4，本案肇事车辆是否系营运车辆存在争议，询问笔录上陈述的是“平时拉拉货”，货车拉货是很正常的。原审被告翟信坤、强旺贸易未就上述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系自行放弃质证权利。本院认为，证据2、3的投保人盖章处虽无落款时间，但投保人强旺公司的签章仍应视为对保单及保险合同条款的确认或追认，不影响保单及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且证据3与证据2保险条款尾部强旺公司在投保人声明部分的盖章确认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华安财保公司提供的证据1、4，因被上诉人李红运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对于上述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其他各方当事人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根据2017年5月5日江干交警大队对翟信坤所作的询问笔录，翟信坤自认其系肇事车辆浙Ａ6××××的实际车主，该车平时给杭州名达货运有限公司跑物流，发生事故时是收货回勾庄的公司路上。该车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单特别约定：本车按照非营业性质承保，出险时如从事营业性运输，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机动车综合商业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约定：“下列原因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五）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二十五条规定：“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三）被保险机动车被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且因转让、改装、加装或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上述两保险条款字体均为加粗印制。强旺公司在保险条款尾部的投保人声明处盖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合理；二、上诉人是否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免赔。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本案中公安交警部门虽未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可以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本案中，上诉人虽主张不应由机动车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李红运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由机动车驾驶人翟信坤对事故负全部赔偿责任，强旺公司作为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二，肇事车辆浙Ａ6××××系被上诉人翟信坤实际所有并挂靠于强旺公司，由强旺公司在上诉人华安财保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三者险。上诉人华安财保公司在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中就免责事项进行了加粗印制，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同时投保人强旺公司在该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尾部投保人声明部分盖章，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内容、尤其是免除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一节予以确认。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华安财保公司已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而根据翟信坤在公安询问笔录中的自认，肇事车辆浙Ａ6××××平日由案外人作为物流用车使用，发生事故当时用于收货，故该车辆性质实际为营业用途，改变了投保时车辆的非营运性质，显著增加了投保车辆的危险程度，强旺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就改变车辆用途一事通知保险人变更相应的保险手续，故根据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的约定，华安财保公司对于该车辆在交通事故中造成的财产损失，仅在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内予以赔偿，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予以免赔。综上，上诉人因本案事故产生医疗费共计108878.4元，扣除华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支付的10000元医疗费，尚余98878.4元，系超出交强险责任范围的费用，应由翟信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扣除翟信坤已经支付的40000元，还应支付58878.4元。强旺公司对上述未支付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关于该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本案因二审新证据改判，原审判决依法不属于错判。上诉人未在一审中提交相应证据，怠于行使举证权利，应承担本案的全部上诉费用。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4民初5888号民事判决书；二、翟信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红运医疗费58878.4元；三、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对翟信坤应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李红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4.5元，由翟信坤、杭州强旺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72元，由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湖州市第一营销服务部负担。上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建明审判员  石清荣审判员  韩圣超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孔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