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2民终5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钊，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本，男，194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城中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武牧，男，1987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柳北区，无业。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玉兵，男，1954年12月15日出生，侗族，住广西柳州市柳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华，女，196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前，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学容，女，1965年10月1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柳州市鱼峰区。 上诉人邓钊、杨武牧因与被上诉人陈丽华、吴学容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2民初3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钊、杨武牧上诉请求：1：撤销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6)桂0202民初3089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陈丽华的诉讼请求。3：一审诉讼费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陈丽华、吴学容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陈丽华是柳州市日晨软件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营管理者，上诉人以劳动者身份由公司招聘入职。陈丽华安排上诉人和她与吴学容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下称“协议”)，是为公司理财业务实施的代理行为。上诉人代理行为有以下证据证明：1：发生法律效力的柳州市城中法院(2016)桂0202民初1360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3)认定：陈丽华是公司经营管理者，上诉人是以劳动者身份由公司招聘入职，2013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公司工作期间，一直从事的工作是公司业务组成部份，接受公司的管理。本案“协议”在此期间与吴学容签订，是劳动关系认定的证据之一。2：吴学容和陈丽华是姑嫂关系，知道陈丽华开办公司，是经营管理者，侄女吴宣萱是公司董事长。2014年7月16日公司招待吴学容、许国华夫妻吃饭(证据12第2页)，上诉人在场，陈丽华向吴、许介绍公司“贵金属交易软件技术服务系统”(证据3)能赚钱，上诉人是技术分析和操盘的公司员工，公司理财由她和上诉人对外签订协议。双方席间达成一致后，根据公司法、合同法签订了“协议”。第一条约定：吴学容出资30万元，占公司总投资30％，用于白银现货交易；第三条约定：盈利分红数额为公司交易回报总额×30％÷2。这说明，吴学容清楚上诉人和公司的关系，陈丽华在“协议”签字代表公司，上诉人签字是陈丽华授权。3：陈丽华和吴宣萱是母女关系。陈丽华写的反映公司理财的“公司对冲情况表”(证据10)证明：公司董事长吴宣萱将身份证交杨武牧拍照后，在“诺德”、“铁汇”、“青海”三家贵金属平台开设了吴宣萱网上炒白银账户(其父吴学都、其母陈丽华均开设炒白银账户)，参与了包括吴学容在内几乎所有投资客户委托公司炒白银的对冲交易(见表中“账户姓名：吴宣萱；操作平台：铁汇(诺德、青海)；账户入金；平仓盈亏；操盘员：邓钊、杨武牧”)。这说明，公司董事长吴宣萱认可本案“协议”是公司理财业务，认可其母陈丽华以公司经营管理者身份签订“协议”，认可上诉人签字是代理行为。证据4亦证明：上诉人因陈丽华不发工资提起劳动仲裁，公司向仲裁委提交了本案“协议”(证据5)及“陈丽华、邓钊、杨武牧工作商谈记录”(证据7，见右下角仲裁委收件章：吴宣萱授权代理律师刘向前提交)，以此证明上诉人参与公司经营，是公司实际股东，不存在劳动关系，造成公司经营亏损应承担相应责任(见仲裁裁决书第4页13行至23行)。4：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16以及“公司对冲情况表”证明：公司理财获得贵金属居间平台返还白银交易手续费、推广费(即返佣)，打入吴宣萱账户，或打入陈丽华、吴学都账户(见“公司对冲情况表”2、17、18、19、20、21页)，理财造成客户本金损失由公司赔偿(见“公司对冲情况表”第3、4页赔偿记录)。而陈丽华写的公司“2014年7月至2015年每月收支表”，则详细记载了公司每月支给吴学容等客户投资息及日期，其中第5、8页记载了公司收到居间平台返佣情况。上述证据证明，陈丽华和上诉人与吴学容签订“协议”后，公司履行了“协议”，享有炒白银返佣收益，向吴学容支付投资息，承担本金损失赔偿义务。而上诉人只是陈丽华安排的公司操盘员，必须每月完成公司营收任务3万元才能领到工资(见证据7)。因此，本案“协议”约束公司和吴学容，并非约束上诉人。二：原判认定事实有以下错误。1：原判认定：“2014年7月22日，原告陈丽华与被告作为甲方与第三人吴学容作为乙方签订协议，……投资合作期限为半年，即2014年7月22曰至2015年1月22日，继一年即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4日”。“原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存在错误。“协议”约定一式两份，吴学容和公司老板陈丽华各执一份，上诉人没有份。2015年9月仲裁委将公司提交的陈丽华所执“协议”转交上诉人，此时上诉人发现“协议”己面目全非。当初签订时约定期限半年，2015年1月22日己到期失效，上诉人代理权已经终止。但陈丽华和吴学容利用持有“协议”的便利，背着上诉人将到期失效的“协议”添加“继一年，即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4日”，并将“协议”中“占公司总投资的30％”及“分红数额为公司投资交易回报总额×30％÷2”的比例涂抹，“改5％息”，且对这些添加、涂抹、改动的主要条款均未按手印确认。对于“协议”出现前后两个阶段投资期限，上诉人认为：原“协议”并未约定到期后可以续签，故“继一年”属再次订立合同的行为，按《合同法》规定，陈丽华和吴学容必须对委托事项、委托金额、盈利分配、风险承担等协商一致重新签订协议，并签字或盖章确认，不可以在到期失效的“协议”上添加新的投资期限，未经上诉人按手印确认，变造成原“协议”约定强加给上诉人。因此，后一阶段的“继一年协议”是吴学容和陈丽华签订并履行的委托理财关系，并非原“协议”约定，不是上诉人与吴学容签订的。原判认定“继一年协议”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陈丽华和吴学容以添加、涂抹、改动条款未按手印的方法变造到期“协议”并履行，付息至2015年7月。这种以欺诈手法签订协议的行为违反《合同法》第52条规定，损害了上诉人，该变造的‘协议’对上诉人无效，原判认定变造的‘协议’合法有效是错误的。“协议”一式两份，陈丽华所执一份被变造，故上诉人在一审指出，吴学容所执“协议”盖有公司章，要求吴学容出示与陈丽华所执“协议”核对。法官季念勇问“第三人有协议书吗”?吴学容代理人说“没有”，陈丽华忙说“还了30万，我已经收回吴学容的协议”。上诉人要求陈丽华拿出来核对，陈丽华说“已经撕了”。当季念勇要求陈丽华提供时，陈丽华却拿自己所执“协议”来提交，说“本人的一份未找见，这是用吴学容的那份协议来起诉”。季念勇看后说“这是原来你那份协议呀(不是吴学容的)”。可见，吴学容不愿出示所执“协议”是因为盖有公司章，陈丽华为吴学容辩解前后矛盾。2：原判认定：“协议签订后，原告及第三人称其将30万元款项转入被告指定的两个账户，由两被告进行投资理财”。这不是事实。吴学容称：“按邓钊要求在第三人和丈夫两张卡内各存了15万元用于上述投资”。而陈丽华诉称：“吴学容将资金通过原告交由二被告进行操作交易”。姑嫂俩说法不一，转入两个什么账户?卡交给谁也不说。如果吴学容所说真实，那么吴学容丈夫对此重大事项为何没有在“协议”签字?可见，吴学容丈夫的15万元投资与公司经营管理者陈丽华另有协议。如果陈丽华所说真实，应当向法院举出将资金交由上诉人操作交易的凭据。但是，吴学容和陈丽华对自己的主张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了吴学容投资炒白银的事实真象：按“协议”第一条“乙方出资30万元，占公司总投资的30％，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用于白银现货交易”约定，陈丽华叫吴学容以自己的名义存入15万元在公司居间代理的“青海铭爵101”贵金属平台开设炒白银账户，为此安排杨武牧拍照吴学容身份证，为其在网上办理了开户。于是“公司对冲情况表”中才有“账户姓名：吴学容；操作平台：青海101；账户入金15万元；平仓盈亏；操盘员签字”的公司理财记录(见证据10第2页、第9页)。按交易规则，账户中15万元是吴学容的白银交易保证金，所有权属吴学容。可见，“公司对冲情况表”证明吴学容没有出资30万元，而是提供一个15万元白银账户交公司进行投资理财，以此方式履行投资义务，而上诉人只是公司操盘员。“协议"第二条履行情况是：为规避炒白银风险，吴学容将白银账户和绑定的网银卡U盾及资金密码都交给陈丽华掌管调度(陈丽华掌管公司客户炒白银的网银卡u盾不少于30张)，委托公司为其进行白银交易。并非吴学容称将“两个银行卡的网银密码都写在纸上给了邓钊”。请问吴学容，邓钊与你素不相识，你会将资金密码写给一面之交的员工而不给公司老板的嫂子陈丽华?众所周知，网银卡U盾及资金密码是调动资金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陈丽华掌管网银卡U盾，不可能不掌握资金密码。吴学容陈述不合常理。陈丽写的“公司对冲情况表”证明，是公司为吴学容投资炒白银理财，原判认定“由两被告进行投资理财”并非事实。3：原判认定：“被告向第三人按照月利率5％每月支付15000元收益的行为可以证实第三人己实际支付投资款30万元的事实”。该认定违反证据证明规则，是错误的。依照法定证明标准，吴学容必须举出30万元资金交付凭据，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实际上是提供一个15万元炒白银账户由公司进行白银交易。因此，凭月利率5％每月支付15000元得出实际支付0万元的结论，违反法定证明标准，不能排除吴学容和陈丽华姑嫂为共同利益串通损害上诉人，如此认定是不公正的。陈丽华写的“2014年7月至2015年每月收支表”证明：是公司付给吴学容投资息。表中记载：“2015年3月9日，邓钊报其妈开户费用”(陈丽华要求公司员工动员亲戚朋友开户炒白银，于是邓钊用母亲孙建伟的身份证在农行办炒白银网银卡，陈丽华拿走该卡及U盾，公司报销开户费)。另记载：“2015年3月26日，邓钊转给吴学容利息(公司款)15000元”(见表中2015年3月账页)。但这并非邓钊转，是陈丽华用邓钊母亲网银卡转公司款付息后写的公司支出记录，邓钊当时不知情。直到劳动纠纷发生后，2015年6月29日，陈丽华拿出“客户投资获利记录”、“每月收支表”对上诉人说：“你们是股东必须在公司账本签字”，上诉人看后才知道公司已经付投资息，没有按“公司投资交易回报总额×30％÷2”比例分红。上诉人阅读“客户投资获利记录”的签字日期可以证明，2015年6月29日前上诉人并不知道陈丽华向其小姑吴学容支付如同高利贷的投资息。原判根据变造的“继一年协议”，未结合“每月收支表”及“客户投资获利记录”的阅读签字日期，以未按手印确认的“改5％息”作为资金交付的依据，在上诉人举证抗辩的情况下，免除吴学容的举证责任。这是违反证据规则的。三：陈丽华未能举证证明“由于被告操作，造成吴学容投入的30万元资金损失”。1：上诉人操作吴学容白银账户盈利，15万元本金仍在吴学容白银账户中，没有损失。客户的白银账户都有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这些密码都是公司老板陈丽华控制。上诉人每次操盘前，必须通过陈丽华用交易密码打开白银账户，然后上诉人根据行情和陈丽华买进多少手白银现货的指令进行操作，如果她不同意就不打款进白银账户。“协议”2015年1月22日到期，期间陈丽华安排上诉人操作吴学容白银账户两次，“公司对冲情况表”记载如下(见证据10第2页、第9页)：2014年7月23日至25日：对冲获利27275元。操盘员：邓钊、杨武牧。2014年9月8日至9日：对冲获利25179元。操盘员：邓钊、杨武牧。这说明，上诉人两次操作吴学容白银账户是盈利的，15万元本金仍在吴学容本人白银账户中，没有损失。故2015年1月22日“协议”到期，上诉人不再操作吴学容白银账户，陈丽华没有说本金损失，吴学容也没有要求返还，实际上是姑嫂背着上诉人签订并履行“继一年协议”，故之后吴学容白银账户本金是否损失并非上诉人造成。陈丽华主张“由于被告操作，造成吴学容投入的30万元资金损失”，没有举证加以证明。证据15(陈丽华短信)证明：所谓损失其实是公司经营损失。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陈丽华自己操作造成其小姑吴学文(吴学容妹)白银账户亏损近20万元(见“公司对冲情况表”第14页)，二是公司签约的天通银(皇佳、全唐)平台、铁汇平台违约未返还佣金和未给出金(见“公司对冲情况表”第17、18页)，为此陈丽华安排上诉人和其夫吴学都出差找天通银张少龙对账追款，加上陈丽华不发工资，上诉人不上班遂引起劳动纠纷。当时陈丽华说上诉人是公司股东，不填平公司亏损不准离开公司，发短信威胁上诉人。2：陈丽华和吴学容写的‘收条’没有与上诉人发生借贷的事实根据。原判认定：“第三人向原告及二被告追索投资本金，原告陈丽华筹款向第三人归还了30万元，为此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丽华归还本人2014年7月22日与陈丽华、邓钊、杨武牧3人共同签订的借款人民币30万元整，特立此据为证”。上诉人认为，该‘收条’没有上诉人签名，没有借款事实根据，与陈丽华主张“已支付投资损失赔偿款20万元”相矛盾，明显是姑嫂串通损害上诉人的虚假‘收条’，不具有真实性。陈丽华所执“协议”是变造的，而吴学容未提交所执“协议”，因而不能证明2014年7月22日所签“协议”就是“2014年7月22日与陈丽华、邓钊、杨武牧3人共同签订的借款人民币30万元”。原“协议”2015年1月22日到期后，陈丽华和吴学容履行变造的“继一年协议”，姑嫂私下另有借款约定上诉人不知情。因此，吴学容必须举出“2014年7月22日与陈丽华和上诉人共同签订的借款人民币30万元"的证据，否则陈丽华无权向上诉人追偿。四：原审审判过程有不当之处。1：原审令上诉人收到起诉书之日起3日内提交答辩状。违反法律规定的15日。2：原审2016年12月6日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上诉人提出待证事实争议很大，权利义务有待明确，适用简易程序不符合《民诉法》第157条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56条规定，要求改普通程序审理。但原审仍以简易程序审理，且至2017年2月超过审限未作出裁判。现原判称：“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月6日、2017年3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与审判过程不符。3：原审2017年2月16日向上诉人送达传票，定于2017年3月23目开庭审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但开庭时上诉人才知道简易改普通程序，原审之前未依法制作送达裁定书，重新确定举证期限，未按《民诉法》第128条规定提前告知当事人合议庭成员。《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第45条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有鉴于法官季念勇独任的简易程序超过审限，不知季念勇又参与委托理财纠纷案的普通程序审理是否有法律依据?4：原审追加吴学容为第三人不合法。所谓吴学容本金损失在“继一年协议”期间发生，而陈丽华操作造成吴学容妹吴学文20万元本金损失没有赔偿，且陈丽华与上诉人在原“协议”中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陈丽华起诉上诉人不可能是委托理财纠纷的适格原告，故姑嫂写归还借款虚假‘收条’，以自相矛盾的诉讼请求，让陈丽华充当原告向上诉人追偿，这就是吴学容和陈丽华姑嫂串通损害上诉人的诉讼动机，导致本应是原告的吴学容成了第三人，本应是被告的陈丽华反而成了原告，而与“继一年协议”无关的上诉人竟成了姑嫂共同针对的被告，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变成追偿权纠纷。而原判不仅没有驳回陈丽华诉讼请求，反而不正确适用《民诉法》第132条通知吴学容作为本案第三人参诉讼。因为第132条适用于共同诉讼的原告或被告，不适用于第三人。原“协议”到期后，吴学容与上诉人没有发生委托理财纠纷。因此，本案实质是公司经营管理者陈丽华与上诉人的劳动纠纷。陈丽华主张上诉人并非公司员工，“协议”“是3人合作经营，与公司无关”，她在本案诉讼和劳动纠纷诉讼中都持这一主张，是两案诉讼争议焦点。劳动纠纷一审判决公司与邓钊、杨武牧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公司与邓钊、杨武牧存在股东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陈丽华是案外人，并非公司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计划(本案证据7)是陈丽华与邓钊、杨武牧的其他经营行为。劳动纠纷终审判决认定：“…日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一系列文件及录音材料可以证明陈丽华参与日晨公司经营管理。因此，一审认定陈丽华于2013年7月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无不当”。“日晨公司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陈丽华与邓钊、杨武牧三人还共同经营管理其他公司的事实，故应当认定经营管理计划中的“本公司”指日晨公司。日晨公司主张经营管理计划是陈丽华与邓钊、杨武牧的其他经营行为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分析，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故维持一审劳动关系判决，公司应向上诉人支付47000元双倍工资。导致本案诉讼的“协议”是劳动纠纷主要原因。而纠纷的始作蛹者陈丽华是公司经营管理者，上诉人是她管理的公司员工(其中杨武牧是陈丽华招聘)。因此劳动纠纷一审、终审判决均认定，上诉人“在公司工作期间，一直从事的工作是公司业务组成部份，接受公司的管理”。特别是终审判决认定陈丽华并非案外人，排除了陈丽华与上诉人不存在其他经营行为。可见，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不支持陈丽华的主张。上诉人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一直从事公司理财业务，公司履行了本案“协议”，董事长吴宣萱认可并参与，这些事实证明上诉人与陈丽华并非“3人合作经营"，公司享有“协议”权利应承担义务。陈丽华的诉讼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劳动纠纷终审判决后，陈丽华发给上诉人短信称：“你们的股权可以证明你们是公司内部股东，股东也可以在公司任职打工，你们让公司赔偿那么你们也应该承担你们作为股东的赔偿责任”。这恰恰证明，本案并非“3人合作经营”，“协议”是公司理财业务。短信中陈丽华(陈总)与平台负责人张少龙的谈话也证明，亏损确是公司代客炒白银、白银平台拒绝反佣造成。既然如此，公司赔偿如何能变成“3人合作经营”的债务?公司董事长吴宣萱没有责任?陈丽华认为上诉人以股东身份为公司打工，应承担公司债务，为何一直不和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背着上诉人于2017年2月13日诉讼期间偷偷注销了公司(证据17，注销原因“决议解散”)。可见，陈丽华的“内部股东”说与“合作经营”说自相矛盾，都是借口，为拒不履行判决支付47000元劳动工资、逃避公司对外债务，故恶意解散公司。综上所述，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本案“协议”约束公司，并非约束上诉人，陈丽华的主张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原判根据变造的“协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亦错误。请二审法院结合劳动纠纷(2017)桂02民终201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依法纠正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被上诉人陈丽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邓钊、杨武牧认为是公司业务，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中院劳动纠纷案件判决中已经明确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个人债务，与公司业务无任何关系。 第三人吴学容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述称：一、既然邓钊、杨武牧口口声声给我承诺保本，又在给我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上面签名保本，邓钊又提出保本付息，加上陈丽华是我原单位的退休公务员也签了名，那邓钊要求我给卡和网银密码给他，杨武牧要求我提供身份证给他拍照，我一个不懂行的人，当然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如果不承诺保本，那谁找我借钱，我也不会借。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钊、杨武牧拿什么朋友、亲戚来说事，我认为很无聊。二、陈丽华把30万的本金还了给我，她提出收回我手中她与邓钊、杨武牧3人签名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并要求写一张收条给她，我认为合情合理，我照办了。如果是邓钊、杨武牧把钱还给我，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也会这么做。三、在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我委托罗海渊律师提交的《借款还款经过》，以实事求是的把借钱还钱的情况说得很清楚了，并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我说的是事实。1、利息银行流水账单。2、房屋买卖合同一份。买房人银行转账单一份。3、我和我爱人的身份证各一份。4、我和我爱人的结婚证一份。基于以上事实，我认为我该说的、该证明的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陈丽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邓钊、杨武牧共同向陈丽华支付陈丽华向吴学容已支付投资损失赔偿款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2％向陈丽华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自2015年10月28日计至其实际支付为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22日，陈丽华、邓钊及杨武牧作为甲方与第三人吴学容作为乙方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乙方出资30万元打入甲方指定账户，用于现货白银交易；甲方保证乙方的资金安全，如果乙方投入的本金收到损失，本金的所有损失应由甲方赔偿；红利按月支付，甲方于次月的20号向乙方支付以上共同投资的盈利分红5%息；投资合作时间为半年，即2014年7月22日至2015年1月22日，继一年即2015年1月23日至2016年1月24日。协议签订后，陈丽华及第三人吴学容称其将30万元款项转入邓钊及杨武牧指定的两个账户，由邓钊、杨武牧进行投资理财。有邓钊、杨武牧签名的客户投资获利表记录，2014年10月至2015年7月向第三人按照本金30万元、每月15000元支付投资收益，第三人对此予以认可。后第三人向陈丽华及邓钊、杨武牧追索投资本金，陈丽华筹款向第三人归还了30万元，为此第三人向陈丽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丽华归还本人2014年7月22日与陈丽华、邓钊、杨武牧3人共同签定的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特立此据为证。”陈丽华认为，涉案30万元款项为陈丽华、邓钊、杨武牧三人的共同债务，陈丽华作为已履行全部义务的共同债务人之一，有权行使追偿权，要求邓钊、杨武牧应承担归还相应的份额，遂诉至法院，酿成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陈丽华、邓钊、杨武牧与吴学容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书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协议签订后，吴学容已将约定款项30万元交由陈丽华、邓钊、杨武牧操作，陈丽华、邓钊、杨武牧亦按照约定利率向吴学容支付了部分投资回报。后吴学容因未能继续收到投资回报，根据协议要求陈丽华、邓钊、杨武牧返还投资本金30万元，合法有据。陈丽华也据此向第三人归还3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第八十七条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本案中，协议书并未约定债务份额，属于共同债务，即陈丽华、邓钊、杨武牧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由于陈丽华履行了全部的还款义务，故其有权向其他债务人即邓钊、杨武牧追偿应承担的份额。 关于邓钊、杨武牧应承担的份额问题。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连带债务人之间应如何分担债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基于此，共同债务人之间如果约定各自承担的债务份额，应按其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应按照获利比例或者使用比例来确定；如果获利比例或使用比例无法确定，则推定为平均份额。本案中，陈丽华、邓钊、杨武牧是共同作为融资的一方，理应共同承担风险，在获利比例或使用比例无法确定的情形下，三人应该平均负担30万元债务，故二人应分别向陈丽华支付10万元债务本金。关于资金占用利息，陈丽华主张邓钊、杨武牧应按照月利率2%向其支付，因涉案款项并未约定资金占用利息利率，但邓钊、杨武牧未能及时向陈丽华支付应负担的款项是事实，造成了陈丽华的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陈丽华起诉之日计算利息损失。 邓钊、杨武牧辩称其第三人的投资并未亏损而是盈利，但并未举证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除此之外，邓钊、杨武牧还辩称第三人只是将15万元存入账户内而非3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签订后邓钊、杨武牧向第三人按照月利率5%即每月支付15000元收益的行为可以证实第三人已实际支付投资款30万元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于邓钊、杨武牧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邓钊向陈丽华支付1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以10万元未支付部分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0月25日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二、杨武牧向陈丽华支付1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以10万元未支付部分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6年10月25日计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陈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邓钊负担2150元，由杨武牧负担21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上诉人二审提出的证据及事实异议，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2017）桂02民终2012、2013号民事判决，为本院生效判决书，本院对真实性及有效性予以确认。该判决虽然确认了上诉人与日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上诉人是否为日晨公司的股东这一问题，并未进行审查和确认，故该判决确认的劳动关系并不能当然证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合伙投资的关系，《居间委托合同》为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所要证明的目的。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认为，2014年7月22日，陈丽华、邓钊及杨武牧作为甲方与第三人吴学容作为乙方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名为投资，但其内容是风险由甲方负责并支付利息，符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特征。因此，吴学荣是出借人，陈丽华、邓钊、杨武牧在《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上签名并按捺手印，陈丽华、邓钊、杨武牧为共同借款人。邓钊、杨武牧主张未足额收到该款，从邓钊、杨武牧签名的客户投资获利表来看，该表上已注明“支给吴学容（本金30万）投资息”，邓钊、杨武牧的主张与该客户投资获利表反映的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对邓钊、杨武牧的主张不予采信并无不当。本案中，协议书并未约定债务份额，属于共同债务，即陈丽华、邓钊、杨武牧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因陈丽华向第三人归还了该款，第三人向陈丽华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陈丽华归还本人2014年7月22日与陈丽华、邓钊、杨武牧3人共同签定的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特立此据为证”。由于陈丽华履行了全部的还款义务，故其有权向其他债务人即邓钊、杨武牧追偿应承担的份额。 关于上诉人二审主张的事实及提交的证据是否能证明本案借款为陈丽华个人行为以及是“柳州日晨软件有限公司”公司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2017）桂02民终2012、2013号民事判决虽然确认二上诉人是日晨公司的员工，但并不影响二上诉人可以与陈丽华共同以个人的名义另行从事其他相关的民事行为，二上诉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且其三人内部之间为劳动关系或者共同合作投资（借款）的关系，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完全可以并存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故二上诉人以其与日晨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力图否认本案的共同借款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上诉人二审以生效的判决主张其与陈丽华之间是打工仔与老板的关系，从而证明其在《欠条》上签名并按捺手印的行为是履行员工职务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日晨公司或者陈丽华承担，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邓钊、杨武牧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处理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上诉人邓钊、杨武牧已预交），保全费363元（被上诉人陈丽华已预交），均由上诉人邓钊、杨武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佳 审 判 员  赵舒颖 审 判 员  黄智文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代书记员  覃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