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2民初1854号 原告阮思建，男，197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龙泉驿区，现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泉，四川南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玉发，男，1969年10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龙泉驿区，现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被告杨加玉，女，196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龙泉驿区，现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林，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阮思建与被告陈玉发、杨加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双方争议较大，故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8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阮思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晓泉、被告陈玉发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林、证人阮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思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人民币3000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30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共同经营龙泉驿区西河镇玉泰包装纸箱经营部。2015年4月1日，被告陈玉发因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提出借款现金人民币300000元，原告于同日从自己在成都农商银行账户上支取现金300000元交给被告陈玉发，被告陈玉发收款后出具借条一张，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阮思建现金叁拾万圆正”。此后，原告多次催二被告还款，二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拖延，至今未付。原被告双方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被告陈玉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借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二被告均负有偿还义务，二被告拒不履行还款的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起诉，请求支持原告的诉求。 被告陈玉发、杨加玉辩称，被告陈玉发于2015年4月1日向原告借款300000元属实，但已于2017年10月11日晚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还款10000元，于2017年12月7日向案外人阮某借款200000元用于归还原告，共计还款210000元，故现只欠原告90000元。 原告阮思建反驳称，除2015年4月1日的300000元借款外，被告陈玉发于2015年7月22日另外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双方对于两笔借款都商定月息2分（2%）。两次借款都是现金交付，第一次300000元是在西河镇农商银行门口取现支付，第二次100000元是取现80000元，连同自己家中的现金20000元，是在西河滨西绿洲小区交付的。被告陈玉发借钱后，除微信支付10000元外，基本上是现金方式给付利息，但并未按期，有时给得多一点、有时给得少一点，被告陈玉发所述已支付210000元属实，但这210000元是用于归还2015年7月22日的借款100000元，以及用于支付两笔借款的部分利息。 被告陈玉发、杨加玉再辩称，2015年7月22日向原告所借的100000元已经了结，是用被告向原告的应收鞋盒货款抵消了部分，不足部分是在2018年春节前在被告陈玉发茶楼给的现金50000元这样来了结的。只有外人之间借钱才说利息，而被告陈玉发与原告阮思建是朋友，借钱时就没有说利息，所以第一笔借款300000元，因已归还210000元，故现只欠90000元。 原告阮思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2015年4月1日借条原件1份（300000元）及银行交易明细；2．2015年7月22日借条复印件1份（100000元）及银行交易明细；3．2015年7月22日金额为100000元的借条原件1份。同时，申请案外人阮某出庭作证。被告方在第一次庭审中质证称，对于原告证1无异议，但原告证2与本案无关，且借条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只认可本案的借款300000元；在第二次庭审中质证称，原告证3属实，但被告陈玉发已经用应收货款和现金了结。 被告陈玉发、杨加玉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1．2017年10月11日微信转账10000元的资料；2．2017年12月7日案外人阮某向原告转款200000元的银行凭证、交易记录和被告陈玉发向案外人阮某出具的借条复印件；3．送货单23份。同时，在第一次庭审中请求案外人阮某出庭作证。原告方对于前述证据材料予以认可。 证人阮某作证称，阮思建是其叔伯弟。2017年12月份，阮思建称陈玉发生意做得大需要资金周转，有2分（每月2%）利息，希望阮某借钱。阮某本无现钱，考虑到利息收益，就向亲戚筹借200000元。本来说直接将钱转给陈玉发，但阮思建说陈玉发没有农商银行卡，为了节省跨行转款的手续费，就直接将这200000元转给了阮思建。转款第二天，与阮思建一起才在陈玉发的茶楼写借条，本来要求陈玉发将利息以及陈玉发之妻杨加玉一起写上，但阮思建说陈玉发耿直，不用写，所以借条上只写了借多少钱。后来听说阮思建和陈玉发为借钱的事打官司，所以才要求陈玉发另外出具借条、写明利息等，陈玉发重新写了借条后，原来的借条就交给了陈玉发。陈玉发借钱后每月都是用微信支付借款利息。 诉讼双方对证人证言无实质性反对意见。 本案诉讼双方争执的焦点有二，一是2015年7月22日借款100000元是如何了结的，二是双方在借款时是否约定了利息每月2%。对此，本院评论如下：第一，关于2015年7月22日借款100000元的了结方式这一问题，被告陈玉发声称其生产鞋盒并向原告阮思建供货，用部分货款抵消了一部分借款，另外在2018年春节前（也就是农历2017年腊月）在其茶楼付现50000元，当天有见证人10人以上，而原告阮思建声称，货款早已结清，被告陈玉发所付50000元是支付利息，且只有原被告两个人在场而并无他人。对于这一问题，应当注意的是，（一）被告陈玉发的言辞前后不一，一是在第一次庭审中根本否定100000元借款之存在，二是在第二次庭审中就如何冲抵第二笔借款这一事项，先是陈述除货款外另外给付了6、7万元现金，之后又称除货款外另外给付了现金50000元；（二）如果陈玉发所称已用货款抵消第二笔借款的部分金额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即便按照被告陈玉发在庭审中所言鞋盒的最高价格（鞋盒规格不同价格不同，半盖25一般1元3角，高的时候每个1元6、7；半盖12每个7角、半盖18每个9角）予以计算，那么16201个鞋盒总价款不足30000元，再加上现金50000元（原告阮思建承认的金额），与100000元借款至少在价值量上相差30000余元，加之这万余个鞋盒中价格较高的产品在数量上尚不足一半，且鞋盒单价处于最高值并非市场之常态，不言而喻，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更大，按照交易理性，接受如此抵账结果的可能性不大；（三）本来借贷与买卖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原告阮思建否定被告陈玉发关于用货款抵消部分借款的情况下，被告陈玉发应当提交相关证据，比如双方的结算资料等，来加以证明，但其并未再提交证据，而仅有23份送货单，确实不能证明已用货款抵偿了部分借款这一说法，况且一般而言，在双方既有借贷又有货物买卖等不同交易关系的情况下，混合结算且又无结算资料，基于一般的经济理性，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考察，本院不赞成被告陈玉发的说法，相反，原告阮思建关于通过证人阮某转款200000元了结了2015年7月22日100000元借款的说法能够成立。第二，关于双方借款时是否约定利息2分（每月2%）这一问题，原告阮思建声称基于信任，所以双方约定的利息就没有在借条上写明，被告陈玉发声称原被告双方系朋友，所以并未约定利息，只有外人之间拆借才会约定利息。为甄别双方说法之真伪，应为如下观察：（一）考察双方在诉讼过程中的言辞，关于两次借款的交付方式、交付地点等情形，原告阮思建详加陈述，且被告陈玉发予以认可，而正如上有所述，被告陈玉发在第一次庭审中当面对2015年7月22日借条复印件时矢口否认，且其在第二次庭审中承认该借款时声称已用货款抵消部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确证，这就导致了其言辞的可疑性。虽然原告阮思建就2015年7月22日借条原件之所在这一问题存在前后言辞不一的情形，但其声称在第一次庭审中误记已归还被告陈玉发，第二次开庭前才发现，所以向法庭提交，这一解释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原告阮思建起诉时并未提及该笔借款，此外，原告阮思建的其他言辞并无前后不一的现象，对于其言辞连贯考察，情理相合，故能够成立；（二）考察双方的交易习惯，根据证人阮某的证言，被告陈玉发借款时确实存在商定利息而未形诸文字的现象，原因是基于信任，虽然并不能直接证明原告阮某与被告陈玉发之间借款时的约定内容，但是表征了发生相似情况的可能性；（三）基于一般事理的分析，原告阮思建与被告陈玉发虽相识多年，除时常共同玩耍之外还有生意合作关系，但是，如此关系的二人之间拆借数十万元使用数年而不计利息，且原被告也并非是不必考虑数十万财产的人群范围，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并不大，更进一步地观察，双方均系生产经营人员，对于现金流的重要性和资金占用的效益性应有强于一般人的体认与感知。基于这些考察，本院采信原告阮思建关于借款时双方约定利息2分（每月2%）的说法，而对涉嫌违反诉讼诚信原则的被告陈玉发关于双方借款时未约定利息的说法不予采信。 根据诉辩双方的质证意见和本院上述的评论意见，本院采信原告阮思建证1、证2、证3，被告陈玉发证1、证2，及证人阮某的证言为本案证据，它们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而被告陈玉发证3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认许其为本案证据；同时，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陈玉发、被告杨加玉系夫妻。被告陈玉发为生产经营，于2015年4月1日、7月22日先后两次向原告阮思建各借款300000元、100000元，双方约定利率每月2%。借款后，被告陈玉发以现金方式给付了部分借款利息，并于2017年10月11日以微信方式支付借款利息10000元。原告阮某因生活所需于2017年5月开始要求被告陈玉发归还借款，但被告陈玉发未归还。为收回借款，原告阮思建向被告陈玉发言明可以另找他人为被告陈玉发提供款项，被告陈玉发同意后，原告阮思建建议其叔伯兄阮某向被告陈玉发出借钱款，阮某予以同意，于2017年12月7月向原告阮思建转款200000元，转款次日，在原告阮思建的陪同下，阮某前往被告陈玉发的茶楼，由被告陈玉发出具借条1份，但只写明借款金额，而未写明商定的利息。本案诉讼发生后，阮某要求另行出具借条，被告陈玉发予以同意，向阮某出具的原借条被撕毁。原告阮思建收取阮某所转200000元后，要求被告陈玉发更改借条未果，双方发生言语冲突，进而形成本案纠纷。 本院认为，本案诉讼双方就第二笔借款100000元的了结方式产生争执，表明双方已就先归还借款100000元达成合意并实施，至于了结方式，根据前述本院评论意见，应认定为是通过收取阮某转款200000元而了结的，至于该转款冲抵借款100000元后所剩余的部分，原告阮思建声称是用于借款利息之给付，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合符情理，本院予以确认。基于此裁断，原告阮思建现起诉要求被告陈玉发、杨加玉共同归还借款300000元，既有事实基础又有法规范根据，本院理应支持，要求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借款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付利息，系属基于双方约定，只要不超过年24%，本院也理应支持；而被告陈玉发辩解双方借款时未约定利息，辩解第二笔借款100000元已经通过以货款抵账外加现金50000元予以了结，辩解所剩300000元借款现只余90000元未归还，并无证据加以证明，也于情不合、于理不通，本院不予支持。有必要说明的是，关于原告阮思建所谓资金占用损失之诉求，根据庭审中其陈述，实谓借款利息。综上所述，本院支持原告阮思建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二）项、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陈玉发、杨加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阮思建共同归还借款300000元，并给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借款3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年24%为限）计算至付清借款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800元，诉讼财产保全费2020元，共计7820元，由被告陈玉发、杨加玉共同负担。因原告阮思建已将上述诉讼费用向本院预交，故责令被告陈玉发、杨加玉在履行本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时将上述费用7820元一并向原告阮思建作给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双林 人民陪审员  刘云嫦 人民陪审员  付晓锐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