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石民一终字第01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荣霞。委托代理人姚爱萍。委托代理人李云飞，石家庄市诚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秀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玉芬。原审第三人杨洁。上诉人邓荣霞因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被告杨秀民与被告朱玉芬于1982年7月结婚，婚后生育一女杨洁，即本案第三人。1997年3月24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1997）长民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杨秀民与朱玉芬离婚。该判决已经生效。1999年10月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1999）长民监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杨秀民与朱玉芬离婚纠纷一案财产部分和子女抚养问题进行再审。1999年11月1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1999）长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四条载明：双方所住石家庄市青园街二十七号省电台宿舍七栋三门二0一号两居室单元房一套，大屋（约16平方米）由朱玉芬租住，小屋（约9平方米）由杨秀民租住，伙房、中厅、卫生间由双方共同租住使用。原告邓荣霞与被告杨秀民于1998年9月28日登记结婚。本案诉讼房屋坐落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青园街150号7栋3单元201室。2001年6月8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局与杨秀民签订了《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证实杨秀民付款9772.71元购买了诉争房屋。2011年2月23日，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服务中心出具证明材料载明：“1993年我单位分给的杨秀民和朱玉芬（前妻）夫妇的福利房座落在青园街150号7楼3单元201房，依据冀政（1995）10号文件，1996年9月份，单位根据杨秀民和朱玉芬合计工龄35年的条件，按标准价将此房出售给该夫妇，而后过渡成本价为二人所有”。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2012年11月6日出具补充说明，证明杨秀民和朱玉芬曾在1996年9月份以二人合计35年的工龄补贴条件按照标准价购得我局所建的位于本市青园街150号7号楼3单元201室的房屋一套……做以下补充说明：一、证明材料所涉房屋是于1974年建成，1993年3月份，我局分给了杨秀民和朱玉芬二人居住；二、1996年9月份，杨秀民和朱玉芬已按照标准价将以上所涉的房屋的购房款9772.71元实际交付给我局；三、因时间较久，杨秀民和朱玉芬向我局交付购房款的收据存根，已无法找到；四、为明确对我局已经售出公有住房的维修、管理等责任，同时明确所售公有住房五年后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依据冀政（1995）10号文件，我局于2001年6月8日，与包括杨秀民在内的全部购得公有住房的职工补签了《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另查明，被告杨秀民与被告朱玉芬于2004年2月9日签订《赠与合同》。将诉争房产赠与第三人杨洁，并于2004年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国信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04年4月19日该房产登记在杨洁名下，登记号为石房权证字第××号。上述事实，有证明材料、售房协议书、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评估作价凭证、房屋所有权证证明、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原审认为，双方争议的青园街150号7号楼3单元201室房产，系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按照1996年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出售国有住房的产权证明第312号及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进行的公有住房出售，从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该房产系使用被告杨秀民、朱玉芬的工龄购买，杨秀民和朱玉芬已按照标准价将以上所涉房屋的购房款9772.71元实际交付该局，2001年6月8日，与包括杨秀民在内的全部购得公有住房的职工补签了《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该协议是对原房改工作的延续，诉争的房屋所有权应为被告杨秀民、朱玉芬所有。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被告杨秀民、朱玉芬将自己所有的房产赠与他人，是对自己权利的自由支配，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为：驳回原告邓荣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99元由原告邓荣霞负担。判后，上诉人邓荣霞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依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房产是不动产，其所有权的取得以登记为准，登记之日为法律认定的所有权取得之日。婚姻法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因本案争议房屋住房付款及取得所有权时间均在邓荣霞与杨秀民结婚之后，故该房为邓荣霞与杨秀民的夫妻共同财产。因被上诉人杨秀民系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职工，且其工作岗位就是行政处，故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服务中心、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系利害关系人，其出具的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据效力，不应当被采纳。交款时间应当以交款票据载明的日期为准，被上诉人不能提供交款票据，依据《证据规则》之规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长安区人民法院1999年11月18日作出（1999）长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四条载明：“双方所住石家庄市青园街27号省电台宿舍7栋3门201号两居室单元房一套，大屋（约16平方米）由朱玉芬租住，小屋（约9平方米）由杨秀民租住，伙房、中厅、卫生间由双方共同租住使用。”既然是租住，恰恰证明当时还未购买该争议房屋这一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上诉人主张争议房屋系婚后付款购买的事实。上诉人邓荣霞与被上诉人杨秀民于1998年9月28日登记结婚，2001年6月8日，杨秀民与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签订《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并交付了购房款9772.71元，石家庄市房产管理局于2001年11月21日颁发了房屋产权证，所以该房屋系婚后购买，应当属于邓荣霞与杨秀民婚后共同财产。与争议房屋类似的还有登记在邓荣霞与杨秀民名下的石家庄青园街150号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宿舍2栋4单元202室，该房同样是于2001年6月8日与河北省广播电视局签订《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于2011年9月15日办理的房产证，该房屋被法院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与该房产一样情形的本案争议房屋却是另一种情形，而且广播电影电视局其他职工当年购买的房屋有交款票据存根，唯独本案争议房屋没有当时交付购房款收据存根，这些蹊跷的事实，一审法院却予以认定，明显属于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单位开具的证明，就认定本案争议房产的归属，是否认《物权法》的行为。2、既然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人不是被上诉人杨秀民与朱玉芬共同共有，其二人对该房产赠送给第三人的行为就没有法律依据，为无效行为，法院应当确认这一行为的无效性。同时确认上诉人对该争议房产享有所有权，该房屋应当由第三人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杨秀民辩称：1、本案诉争房屋是我再婚前房产，与邓荣霞无关。杨秀民和朱玉芬、女儿杨洁签订的房屋赠与合同合法有效。2、房改是单位职工福利分房改革制度的一项深化工作，是一项漫长而有序的工作。河北省广播电视厅房改办按照省房改委下发的房改政策及相关文件，逐步完善了各项手续，从1995年开始至2003年结束，使住户房屋产权明晰确定之后，单位在2001年与购买房屋的所有住户统一补办了相关手续。这项工作持续了7年的时间才圆满完成。福利房改房工作办理手续不同于现在的商品房交易，房改房不以产权登记为准。3、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在1996年出台了《分房原则》和《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截止于1993年4月份，与河北省广电厅签订了《住房租赁协议书》的住户才能参加和享受这次福利房房改。这是最后一次符合单位文件规定的职工可以享受房改优惠政策，住房面积标准控制在80平方米，加上我和朱玉芬的住房评估作价凭证工龄合计35年。1996年9月份和1998年2月份，单位让住户交购房款，并开具了临时票据，等到省房改委房改手续办好后，在2001年单位将住户临时票据统一收回并给住户补开和补办了正式的房改收据、公有住房协议书、房产证等相关房改手续。朱玉芬从交纳涉案房全部购房款之日起已经取得了房屋产权，杨秀民、朱玉芬、杨洁三人共同共有房屋所有权（河北省新闻广电局、机关服务中心及相关人证明材料）。4、邓荣霞的户口是2000年从邯郸市迁入石家庄市，不符合单位房改条件要求，不具备参与房改资格。5、2013年4月10日长安区法院作出的（2012）长民初字第880号民事判决书，没有调查事实真相，无法无据。适用法律错误，有失法律公允，违背客观事实。2015年4月9日，邓荣霞在二审庭审时说：“我妈给了我5万元钱给杨秀民买房”无证据，涉案房是由朱玉芬出资购买。6、在2013年9月26日庭审中，邓荣霞承认没有在诉争房屋内居住过。7、原告诉讼时效期已过二年，2004年2月9日，我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杨洁，邓荣霞于2012年4月份诉状此案，己超过诉讼时效期。另外分房规定的截止时间是1994年3月16日，工龄截止时间是1991年12月31日，我和邓荣霞结婚日期是1998年9月28日，通过这三个时间节点来看，诉争房屋也与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朱玉芬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房屋是不动产。本案诉争的是河北省广电局的房改房，由具有社会保障性的住房供给体系原则决定。诉争房屋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以原有的住房租赁为前提优先购买的，是原房产权的自然延伸。一、争议房屋事实上是单位房改房，不同于市场购买的商品房，房屋所有权实质应当属于杨秀民、朱玉芬、女儿杨洁。1、房改房的销售对象有限制，杨秀民系本单位职工，朱玉芬1982年和杨秀民结婚，按照省广电厅《分房原则》“1993年是全厅最后一次调分房”，我们取得了7-3-201室房屋的承租权，在1996年与单位行政处签订了《省直住房租赁协议书》，是事实上的房屋租赁关系权利主体。2、按照房改政策，河北省广电局于1996年开始实施《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对购买人的户口迁入时间、工龄截止时间、家庭人口、可享受购房的建筑面积控制指标等相关条件作出明确规定。法律事实我们符合单位购房条件，并于1996年9月、1998年2月向单位行政处交了购房款，已经原始取得该套房屋的所有权。3、因杨秀民是省广电厅合同相对人，故原房产证以他的身份为基础写上了他的名字，但在核算购房面积时，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一起买房，依照法律规定，产权应当是属于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产权。二、诉争房屋所有权是被上诉人之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系夫妻共同财产，与邓荣霞毫无关系，赠与行为真实、合法、有效。l、依照法律规定，购买房屋出资证据是关键。按照《证据规则》之规定，单位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清晰界定了被上诉人购买并取得该套房屋财产的权利。2、邓荣霞与杨秀民于1998年9月28日再婚，其户口是2000年1月从邯郸迁入石家庄市，2002年9月23日迁来本址，从时间节点上，邓荣霞根本不具备参与分房的主体资格。因此，本案房屋产权与邓荣霞毫无关系。3、既然本案房产所有权的归属是杨秀民和朱玉芬和女儿杨洁共同共有，所以，二人对该房产的赠与行为合法有效。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有一、二审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材料在案证实。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邓荣霞提供以下证据：1、2001年6月8日赵秀娥（长安区青园街150号2号楼4单元103号住户）《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打印件一份、2001年3月8日赵秀娥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打印件一份、2002年3月30日赵秀娥产权登记费票据打印件一份、2003年12月30日赵秀娥土地办证费票据打印件一份，2001年3月8日王涛（长安区青园街150号2号楼2单元302号住户）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打印件一份。上诉人称以上证据采用手机拍摄的方式取得，用以证明本案争议房产签订购房协议、缴纳购房款、办理房产证均在上诉人与杨秀民结婚之后，诉争房屋为上诉人与杨秀民的婚后共同财产。虽然购房款票据在朱玉芬手中，但不能证明是其出的钱。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河北省广电局在1998年2月份以前就把房改手续都办理好了，上诉人是以贿赂的方式用手机拍摄的证据，王涛及其爱人通过电话告诉我的，但没有证据。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诉争房屋是在1996年，由承租住户所有权人申请，省广电厅按照分房原则和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相关文件规定，以单位福利分房形式由我和杨秀民合计工龄计算而取得。住房公有面积是80平方米，符合2＋1分房条件，有评估事务所的公章为证。1993年4月，单位和杨秀民签订了省直住房租赁协议书，确定了责任主体关系。1993年5月，交建房集资款1000元，1996年9月、1998年2月向单位交购房款，有省广电厅行政处收款票据。2001年3月单位将所有住户的临时票据收回，统一开具了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专用收据和临时票据的格式一致，就是在票据的右上角盖有河北省直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专用章。2001年6月8日省广电局为所有住户补签了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房产证于2001年11月21日统一办理，7-3-201室初始房屋产权证号为石房权证长字第××号，2-4-202室初始房屋产权证号为石房权证长字第××号，因杨秀民为本单位职工，故房产证在其一个人名下。房屋产权实际是家庭三口人的。房改房以标准价过渡到成本价期间有证据证明朱玉芬出资购房，当时由于房改手续尚未完全落实，故我方约定7-3-201室赠予杨洁，便于孩子生活成长。照顾到杨秀民生活困难，2-4-202室房屋暂由其居住，但是其本人没有处分权。依照法律和单位政策规定，诉争房屋是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家庭共同财产。2、杨秀民与朱玉芬的离婚案件民事起诉状一份、1996年11月5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厅行政处证明一份、2009年9月2日邓荣霞与杨秀民离婚案件庭审笔录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没有购买过本案争议房产，也没有缴纳过购房款，朱玉芬对争议房屋没有所有权。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对于行政处的证明，证明的是杨秀民和朱玉芬居住的房屋归我厅所有，1993年5月分配给我厅职工杨秀民居住，这份证明内容属实，这套房屋就是在1993年得到的，和单位分房内容是一致的。对于诉状的第三点，是在1996年提的离婚，当时的产权归省广电厅所有。1996年312号文件关于出售国有住房的产权证明抄送省直房改办盖有公章，和诉状中说的是相吻合的。对于1997年判决，因为是1996年提出的离婚，国有住房证明和行政处证明住房的产权归广电厅所有。关于1999长安区人民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法院是独立的执法部门，对房屋产权不了解。被上诉人口头约定把孩子的名字登记在分房登记备案表上，因为孩子未满18周岁，不符合当时的政策，我就写上了杨秀民的名字，房款是我交的。3、国信公证处关于询问杨秀民、杨洁的谈话笔录一份、国信公证处关于询问朱玉芬、杨洁的谈话笔录一份，用以证明公证处工作人员在做公证时没有了解本案争议房屋的事实，公证错误，也证明杨秀民和朱玉芬在公证时隐瞒了本案争议房屋的真实情况，公证应为无效。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公证人员某该证据不是他们出具的，谈话内容无中生有。公证处张主任说是上诉人乘工作人员不备之机盗窃来的。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赠与是真实的，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是合法的。我所提交的证据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4、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2）长民初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石民一终字第0005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与本案争议房屋性质相同的另一套房屋已经被两份生效判决书确认为杨秀民与邓荣霞的共同财产。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一审审理的物权案和离婚案，两个判决书我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原始材料都在朱玉芬手里，最终导致判决的结果。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从性质上讲，和本案不同，是在上诉人与杨秀民两人离婚财产分割问题上做出的判决，性质不同。判决证据不充分，正因为购买房屋的相关证据都在我手里，是我交的款，提交的购房款票据都是存根，本次二审开庭时我第一次把购房收据第二联提交给法庭。上诉人应该拿出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5、国信公证处、王涛、赵秀娥录音录像光盘四张，用以证明国信公证处公证错误，本案争议房屋属于邓荣霞与杨秀民所有，杨洁应当将诉争房屋返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上诉人应该证明房屋是其购买的，必须出具购买房屋的证据。从几次开庭看，这些证据中都没有购买房屋的直接证据。6、2012年2月27日严俊玉诉杨秀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民事起诉状复印件一份、2012年4月10日严俊玉诉杨秀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法庭审理笔录复印件一份、严俊玉之子李志刚证明一份、2012年5月28日刘香菊证明一份、严俊玉证人书一份、杨秀民与严俊玉一起生活合影照片1张，用以证明杨秀民在和我婚姻存续期间，跟严俊玉非法同居，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错，被上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单位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7、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206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上诉人物权确认纠纷案件中，被上诉人一审已经败诉，长安区人民法院已经认定上诉人是2-4-202室这种性质房屋的合法所有人。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且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初字第20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该案中我是原告，我打的是侵权，对房屋产权的确认，他们打的是财产分割。该案以离婚案件作为判定依据，只是走了个程序而已。上诉人第四份证据中的两份判决，因为杨秀民没有证据才败诉的。被上诉人朱玉芬提供以下证据：1、2001年3月8日，购房人姓名为杨秀民的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第二联）两张，用以证明朱玉芬缴纳诉争房屋购房款。同时证明以前关于房屋产权的判决没有关键性证据，出资购买房屋是取得房产证的行为结果，从房屋来源上来讲，不出资不能拿到房产证。关于收据第一联的问题，交款的存根和收据是一致的，收据一直由我保存。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票据交款时间是2001年3月8日，是在杨秀民与邓荣霞婚后，恰恰证明本案争议房屋为杨秀民与邓荣霞共同财产。上一次开庭被上诉人提交的是本应存在于单位的存根，所以对其提交证据的来源有异议，不可能存根和收据都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来源的非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2013年11月12日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服务中心证明一份，证明杨秀民于1996年9月已交给河北省广播电视厅行政管理处（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服务中心）住房集资款18000元的票据，因多次搬家住房集资款票据不慎丢失。3、2014年1月5日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河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机关服务中心证明一份（附有毕德祥、汪全签名），证明根据《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中的购房标准的相关规定，杨秀民购房标准面积为80平方米。原住房面积为59.17平方米，补差为20.83平方米（2号楼4单元202室），因此杨秀民和朱玉芬应该享受的住房面积为80平方米。1996年9月份，杨秀民和朱玉芬将2号楼4单元202室的部分购房款交给了原河北省广播电视厅行政管理处（现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服务中心），并开具了临时票据。1998年2月份，按照补差的工龄补贴，杨秀民将2号楼4单元202室的剩余购房款，交给了原河北省广播电视厅行政管理处，并开具了临时票据。2001年3月份，我单位将所有住户的临时票据收回，并统一开具了正式的“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对证据2、3，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作为出具证据的单位人员，利用职工的便利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证据，没有证据效力。其是自证行为，应当以实际票据为准，单位证明不能对抗国家法律规定。4、2013年8月19日证人胡某证明一份，证明经杨秀民夫妇协商，原7号楼3单元201室归前妻朱玉芬、女儿杨洁居住。考虑到杨秀民同志的实际困难，经申请，原局分房办公室研究，增分西院2号楼4单元202室房给杨秀民居住。5、2015年1月6日证人高某证明一份，证明1998年以前，省广播电视厅以福利分房，分给杨秀民夫妇7号楼3单元201号、2号楼4单元202房屋各一处。这两处房款的计算依据是以杨秀民、朱玉芬二人的工龄计算出来的，预交的住房集资款是朱玉芬交纳的。对证据4、5，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依据最高法院证据规则相关规定，证人作证需要出庭接受质证，两位证人均未出庭，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且其说的事实均与事实不符。6、1993年5月7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厅收据一张、1999年7月26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厅收据一张，用以证明朱玉芬缴纳购房款。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需要经手人出庭接受质证，对该两份收据都不予认可。7、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关于宿舍楼分配方案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分房人口统计方法：需具有石家庄市正式常住户口并在截止日前迁入本市，独生子女三口户享受两间标准条件，分配方案第三条第三项、第四条、第二条第一项、第六条第二项规定了集资办法。我提交的三万元票据显示退了2.5万元，5000加上1000集资款就是6000元，和提交的专用收据内容是一致的。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没有原件不予质证。而且出证单位应该在最后一页加盖公章。这只是分配方案，不能证实真实的分配情况。单位分配方案不能对抗国家法律法规，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也没有骑缝章，不能证明文件是一份。8、冀政1995-10号文件《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河北省1996年出售公有住房文件是根据冀政1995-10号文件出台的。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没有原件不予质证，与本案无关。9、2001年6月8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局与杨秀民签订的《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附有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服务中心印章及汪全签名，2015年2月11日），用以证明被上诉人购买诉争房屋，且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房屋修缮。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10、房改出售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表一份（附有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服务中心印章），用以证明根据单位分房的依据，按照售房的流程，先是个人申请，取得承租房居住权的情况下，享受房改优惠政策。也就是说具有购买房屋的优先权，再加上工龄，办理相关的手续都是按照单位统一部署安排有序进行的。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文件，全国都停止了福利分房。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首先，应该加盖公章，对机关服务中心出具的章不予认可。其次，上面没有申请日期，不能证明是在杨秀民与邓荣霞婚前的事实。再次，仅仅是申请表，并不代表国家进行了批准和出售。该申请表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主张。11、1996年12月19日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出售国有住房的产权证明，用来证明和申请表相互印证。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不能证明对杨秀民进行了出售，具体不到个人。被上诉人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其证明的主要内容为：2015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是我写的，单位最后一次分房是在1997年以前，分房政策是分房委员会制定的。房款是按照当年软件计算出来，统一模式，被上诉人二人的分房属于特殊情况，开始他们在7号楼居住，杨秀民离婚后没有房子住，为了照顾他给他又分了一套。工龄计算的是杨秀民和朱玉芬的。本案诉争房屋的钱是朱玉芬交的，具体是谁收的我不清楚。我的房屋总价值39000元，1997年前交了7000元，在2001年办理房产证时补交了房款，正式票据上写的是总房款，开正式票据时将临时票据收回换为正式票据。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高某是6号楼，她的房子1997年前调过，属于调新房。本案诉争房屋属于旧房没有动。我的房款属于交多了还要退，高某属于少交了还要补，所以我这个不涉及到再补交钱的问题。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1999）长民再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第五页显示杨秀民给了朱玉芬2000元住房补助。韩瑛说的跟高某不符，韩瑛说的临时票据在1998年2月16日开具的，这时被上诉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跟诉争房屋无关。高某的证明不能认定为法律依据，所有临时票据是不具备法定效力的依据，法律注重的是有效的、发生效力的正式票据，以正式票据日期为准。高某作为被上诉人同事，且作证模糊不清，现在我方认可2001年3月8日交款的事实，其余的全部不认可。本院依职权对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韩瑛进行调查，韩瑛证明：在2013年8月29日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出具的房产归属说明上是我本人签字。1995年至2002年，我在局房管部门工作，对房改及购房情况很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房产归属说明一致。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第一、1998年2月份是杨秀民和朱玉芬离婚一年以后，离婚判决生效日是1997年3月24日。此时，法院判决的家产清单上没有该房产权的所有权，明确声明房产权是广播电视厅所有，财产清单上已经起到了法律上有效证据的效力。第二、房管局档案登记日为2001年6月8日，以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的协议书的日期为准，这个铁的证据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任何单位个人无权更改的。第三、其出具的1998年2月的证明跟朱玉芬毫无关系，朱玉芬不具备上诉人的资格，无权干涉我和杨秀民婚后的夫妻所有产权，我们在婚后三年取得两套房屋产权，一切手续都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并取得所有权的。关于不动产应以房管局的档案登记日为准，任何单位出具的任何证明都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我的法律依据有杨秀民起诉朱玉芬离婚诉状财产清单，上面没有记载房屋所有权。在1999长安区法院再审判决书中也明确声明产权归我厅所有，他们只有租住权。故房产应属广播电视厅所有，朱玉芬和杨秀民没有权利处分该房屋。被上诉人杨秀民的质证意见为：同意韩瑛的意见，河北省广电局作为法定单位做出的一切决策都是正确的。上诉人称韩瑛的证明是虚假的，应该拿出相应的证据。说我私自盖公章，也应该拿出证据，凭空捏造是不可以的。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同意韩瑛的意见，诉争房产的产权属于我们二位被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该房产是使用我们二人工龄购买的，有证据证明是我独自出资将购房款交到省广电局新闻处。如韩瑛所说，当时就是开的临时票据。房屋所有权应为家庭三口人所有，依法赠予女儿杨洁是依法有据的。房屋手续办理由出售公有住房产权单位河北省广电厅统一安排，依法合规。诉争房屋从福利承租到房改购买直至过户赠予，相关手续证据齐全，与他人无关。本院依职权调取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三联）第670册，韩瑛证明该册收据为临时收据的存根联，与诉争房屋同单元的其它住户交购房款时间均为1998年2月16日，被上诉人交款临时收据存根不慎丢失。上诉人邓荣霞的质证意见为：账本丢失不属实，怎么恰巧将杨秀民的账本丢失，显然是不敢暴露票据的真实时间，就是侵权行为。被上诉人朱玉芬的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予以认可，2001年将临时收据换为正式收据，房款为我一人所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争议房屋所有权的确认问题。确认物权归属原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客观表彰的物权归属何人；二是何人有取得该物权的法律依据。物权的客观彰显涉及的是物权的公示原则，就本案争议的不动产而言，其公示方式为登记，因其公示具有公信力，具有使社会一般人信赖其正确性的效力。但公示主要效力在于推定物权归属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并非不可推翻，在当事人举出相反证据，能够证明自己才是真正权利人的，就可推翻这种权利的推定。对产权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而言，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不能仅以其是登记的权利人为由进行对抗，必须就实质性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正确进行举证。上诉人邓荣霞主张诉争房屋产权，主要依据为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出票日期及房屋产权登记日期均在邓荣霞与杨秀民结婚之后，杨秀民与朱玉芬离婚时自认房屋产权归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故房屋产权归其所有。但根据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家属楼分房原则及出售公有住房实施方案的内容，结合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出具的各项证明、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及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原件在被上诉人朱玉芬处的事实，能够证实诉争房屋为公有住房出售，系使用杨秀民、朱玉芬的工龄购买，朱玉芬在杨秀民与邓荣霞结婚前已向单位交付购房款。2001年3月8日开具公有住房出售收入专用收据、2001年6月8日签订《河北省省直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2001年11月21日进行产权登记均应视为原房改工作的延续。被上诉人杨秀民、朱玉芬提供的就购买诉争房屋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效力高于上诉人邓荣霞提供证据的效力，故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被上诉人杨秀民与朱玉芬。被上诉人杨秀民、朱玉芬将自己所有的房产赠与原审第三人杨洁，是对自己权利的自由支配，即使在进行公证赠与时未如实陈述杨秀民与朱玉芬婚姻关系的真实情况，亦不影响房屋产权归属问题，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1599元，由上诉人邓荣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祥代理审判员  常晓丰代理审判员  卢 亮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许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