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07民初700号 原告：安徽立峰宏鼎刷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法定代表人：汪其保，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华，湖北良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青，女，该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青山区厂前石山。 法定代表人：黄志明，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继华，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经鹏，男，该公司机修事业部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安徽立峰宏鼎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立峰公司)与被告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重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徽立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华、朱晓青，被告武钢重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继华、朱经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向本院申请给予90天的调解期限，本院予以准许，该期限不应计入审限，已予以扣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徽立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和相关费用1,055,7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和相关费用共计1,055,700元。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拒不给付货款和相关费用，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武钢重工公司辩称：争议货物与被告无关。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签订试制（或试修）协议，涉案货物是原告为履行试制协议而提供给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的，原告应向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主张权利，而不是向被告主张。2016年底原告与武钢股份公司硅钢事业部签订《刷辊产品试制协议》，约定原告提供12根刷辊，用于武钢股份公司硅钢事业部碱液刷洗辊试制。武钢股份公司在使用原告提供的碱液刷洗备件后要及时给出结论，如符合要求，武钢股份公司硅钢事业部协助原告办理合同签订的相关工作。2017年5月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二分厂签订《武钢股份硅钢（总）厂刷辊备件试制协议》，约定原告向二分厂提供合计20套刷套用于试制，备件费用以商务合同为准，对试制结果进行评估并出具评审报告，达到预期目标，方可办理结算。根据二分厂的统计，该厂2017年5月至2017年8月合计收到原告货物46件。2017年5月18日，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三分厂签订《武钢有限硅钢部三分厂刷辊修复试修协议》，约定原告为该厂提供刷辊试修，备件费用以商务合同为准，对试制结果进行评估并出具评审报告，达到预期目标，方可办理结算。根据三分厂的统计，2017年1月至2017年8月该厂合计收到原告货物54件。从上述合同约定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原告系为履行上述试修试制协议而向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供应涉案货物，而作为原告的授权代表即试制货物接收人晏红卫同时是被告的员工。故原告将本应发给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的货物，发给了被告单位的晏红卫，由其接收后送至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因此被告与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无任何关联，应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安徽立峰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二、被告企业信息，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三、工业品买卖合同、供货单、发货单、《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打印），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已经按照约定向被告供货，被告未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证据四、证人杨某的证人证言，证明原告向被告发货的事实；证据五、原告与被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照片及微信资料，证明原告与被告自2015年有合作往来。证据六、《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手写），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数量及价格；证据七、晏红卫出具的《就安徽立峰宏鼎有限公司与武钢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尼龙刷辊合同的几点说明》、《尼龙刷辊现场成品、成品、半成品清单》及《刷辊微单元已经送货未收款项目》，证明合同履行情况及原告向被告供应的刷辊部分有质量问题，以晏红卫本人与武钢重工公司之间交接的数量为准。 被告武钢重工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与武钢股份公司硅钢事业部（三分厂）签订的《刷辊产品试制协议》，证明原告与武钢股份公司存在刷辊产品试制合同关系；证据二、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证明原告委托被告职工晏红卫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内资质备案、参与招投标、签订合同、实施销售服务等有关事宜。委托期限为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证据三、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二分厂签订的《武钢股份硅钢（总）厂刷辊备件试制协议》及二分厂统计的收货明细，证明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二分厂存在刷辊试制协议，同时经二分厂统计，在2017年5月至2017年8月期间共收到原告涉案货物46件；证据四、2017年5月18日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三分厂签订的《武钢有限硅钢部三分厂刷辊修复试修协议》及三分厂统计的收货明细，证明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硅钢部三分厂存在刷辊修复试修合同关系，同时经三分厂统计，2017年1至8月期间收到原告货物54件；证据五、关于2017年度硅钢部刷辊试用评审结论，证明原告提供的涉案货物经试修，存在不合格情形；证据六、关于解除晏红卫劳动合同的决定，证明晏红卫系被告职工；证据七、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确实签有一份合同总价为184,000元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但原告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向被告提供货物，因此本合同并未实际履行。 本院依职权向晏红卫调查询问，晏红卫陈述其原是被告单位刷辊微单元部门经理，身份证上名字是“晏红卫”，但在收货单或公司办理业务时签“晏红蔚”，“晏红卫”与“晏红蔚”系同一人。原告为了开拓市场对晏红卫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真实的，但当时其本人并未在被告处工作，自其到被告处工作后就向被告上交了授权委托书，被告对授权是知晓的，同时该授权就废除了。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3月1日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由原告向被告供货，其代表被告进行收货，被告收货后对货物进行深加工再送到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之间的试制协议与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无关。原告向被告供货的价款以原告2017年10月19日制作的《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手写）为准，该价格系双方通过传真和电话确认的，分别为12根×5000=60000元、50根×5000=250000元、65根×5000=325000元、20根×4500=90000元、12组×7500=90000元、6组×9000=54000元，12组×7500=90000元，合计959,000元。该清单上备注的“其发双钢带缠绕制辊147根为新制刷筒，新制法兰176副均未计入货款”，该费用系原告自行产生的费用，对这两项费用不予认可。另外原告向被告供应的刷辊部分有质量问题，以晏红卫本人与武钢重工公司之间交接的数量为准，即10根二硅刷辊修复、5根二硅刷辊新制有质量问题，单价分别为5000元/根和7500元/根，应从总价款中予以扣除87,500元（5000×10+7500×5）。 本院到被告武钢重工公司现场查看，该单位车间处现存放原告供应的12个分段式、10个整套式刷辊。 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调查询问，该公司称安徽立峰公司与武钢重工公司之间的合同与其无任何关系，本案涉案货物系安徽立峰公司发给武钢重工公司后，由武钢重工公司进行加工再送给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安徽立峰公司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签订试制、试修协议，是因为起初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有意向选取安徽立峰公司作为供应商，需要经过评审、试修合格后才签订正式合同。但在试修过程中，安徽立峰公司与武钢重工公司签订了合同，故武汉钢铁有限公司与安徽立峰公司之间的试修协议即失效了，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合同。而武钢重工公司报价过高，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关于加工后的成品价格未能协商一致，故也未签订正式合同。经本院询价，该公司认为安徽立峰公司主张的价款过高，市场价为其主张价款的6折左右。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工业品买卖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合同有修改的痕迹，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合同不一致，合同编号被改成了工作人员的名字，该证据上加盖的章子名称为“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营销中心”，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被告提交的同一份合同上有晏红卫的签字，而原告合同上没有。武钢重工公司的技术营销中心不负责采购业务。对该合同的关联性也有异议，认为该合同与涉案货物无关联，虽然原、被告签订了该份买卖合同，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对供货单中编号为0001577的供货单真实性有异议，被告的员工叫晏红卫而不是晏红蔚，晏红卫走之后，被告清理时未看到该份供货单的原件和收货联。虽然供货单上写的是发往被告，但实际上原告给晏红卫出具了授权委托，晏红卫具有双重身份，被告有理由相信晏红卫是代表原告签署该供货单，货是发给原告自己，由晏红卫代表原告签收了货物，该供货单与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无任何关联；对其他供货单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2017年1月7日的发货单认为是原告自行填发的不予认可。对《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打印）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单方制作，没有被告的确认。原告提供的供货单原件与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复印件内容不符，供货单原件上只有一份上面有价格，其他的没有价格；对证据四认为出庭作证的证人是原告单位的职工，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明力较低；证人表述其为发货人，与供货单上发货人杨木林不符，证人的身份是公司会计，作为供货单上的第三签字人即开票人签字，根据一般的公司惯例，会计一般不会参与公司的销售业务，也没有该职责。证人一再强调发货的对象是晏红卫，原告向晏红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原告不可能不知道晏红卫的真实姓名，且晏红卫在供货单上签字应该是代表原告在武汉进行收货；关于1,055,700元金额有异议，被告与涉案货物无关，据被告了解，所签的合同并未约定价格，因此原告主张的合同价格是其单方定价，不予认可。对证据五、六认为是原告庭后提交的不予质证。对证据七中《就安徽立峰宏鼎有限公司与武钢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尼龙刷辊合同的几点说明》、《尼龙刷辊现场成品、成品、半成品清单》认为被告系与安徽立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而非原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初衷是开拓武钢的刷辊市场，由被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签订最终协议，但原告却背着被告与武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试制协议，被告并不知情。被告委任晏红卫担任刷辊微单元经理，以为晏红卫系以被告名义在武汉钢铁有限公司开展相应工作，但其却代表原告到武钢开拓市场并签订相关试制协议，对此被告也不知情。价格因无任何书面报价说明，也无其他证据佐证，对定价不予认可。对《刷辊微单元已经送货未收款项目》因不是原件，对真实性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是武钢股份公司硅钢事业部与原告之间的协议，与被告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授权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是汪其保本人手写的签名。原告与被告之间有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被告的收货人一直是晏红蔚（卫）。授权委托书上汪其保的签字不是原告公司法人汪其保本人签字，对授权委托书上公章从肉眼无法辨别真假，晏红蔚（卫）没有得到原告的授权，授权范围中的资质备案、销售服务与本案无关，原告认为晏红蔚（卫）是代表被告的收货人。庭后，原告对晏红卫的授权予以认可，但认为仅授权晏红卫参与试制。对证据三协议中负责人的签字认为不是原告公司法人汪其保本人所签字，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收货明细认为没有得到原告确认，系单方制作；对证据四协议认为不是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与本案无关，乙方处负责人汪全琪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对该协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收货明细是单方制作的明细表，没有得到双方认可。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该结论没有通知原告，原告一直不知情，直到现在才知道有该评审结论的存在。原告向被告供货六次，因为双方之间很熟，每次都是被告与原告公司的管理人员联系好后直接发货，由被告公司晏红蔚（卫）接收货物。供货期间原告从未收到被告提出货物质量有问题的情况。对证据六认为晏红蔚与晏红卫应该是同一人，被告的文件决定正好证明晏红蔚（卫）是被告员工，在本案货物买卖过程中履行的是收货的职责。对证据七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致，在合同编号处打圈不应理解为对合同的修改，加盖公章应理解为被告对该合同的再次确认。合同主要条款没有变化，除非被告能够证明原告提交的该合同中的公章不是被告公司加盖的。 原告对本院依职权对晏红卫做的询问笔录无异议，认可部分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以晏红卫与被告交接的数量为准。对本院依职权对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的调查询问认为与晏红卫陈述内容相同部分予以认可，不同部分需要核实。 被告对本院依职权对晏红卫做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晏红卫所述与事实不符。晏红卫具有双重身份，其既是被告单位的职工又是原告的授权代表，对晏红卫作证的身份有异议。原告对晏红卫的授权期限到2018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取消了对晏红卫的授权，晏红卫系代表原告签收货物。晏红卫在笔录中认可原、被告之间仅存在一份184,000元的合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合同，同时提到原告供应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并已就质量问题告知原告，原告称未收到质量异议的意见明显不实。原告无法证明与被告通过传真和电话对价格进行了确认，对晏红卫在原告提交的汇总清单上的说明不予质证。对本院依职权对武钢有限公司的调查询问认为其关于原告汇总清单上的价格打6折的意见比较客观，与被告同意与原告协商解决的价款600,000元相当。 对上述无争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本院予以采信。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三中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从形式上除了加盖一个名称为“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营销中心”的印章外，内容与被告提交的证据七合同内容相同，被告也认可该合同，故本院对原、被告的同一份合同予以采信。对于供货单和发货单，虽为原告制作但被告单位的晏红蔚(卫)代表提货单位在供货单上签字，并在发货单上注明已收货，且经本院实地查看，被告处确认存放有原告供应的货物，与证据四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被告实际已收货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打印）为原告单方制作，未得到被告认可，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六《发往武重货物汇总清单》（手写）虽为原告单方制作，但经被告职工晏红卫到庭确认，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六能够证明晏红卫系被告的职工，本院予以采信。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0206分段式刷套12组，单价7,500元，金额90,000元；0207缠绕式刷套8件，单价5,000元，金额40,000元；0307分段式刷套6组，单价9,000元，金额54,000元。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为三个月，因质量问题发生的费用由出卖人负责。交货地点为武钢重工公司（尼龙刷辊微单元）。产品验收合格后，原告开具全额税票，货到15日内付款30%，半年内付款60%，质保金10%一年后付清。其他约定事项，严格执行合同工期，每延误一天扣合同总额1%。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7年1月7日向被告供应双钢带缠绕式刷辊12根（φ305×φ194×600L），2017年2月21日供应双钢带缠绕刷辊12根（φ305×φ180×L1600），2017年4月5日供应分段式刷套12组（φ310×φ190×L1600）、分段式刷套6组（φ360×φ210×L2000）、缠绕式刷套20根（φ310×φ180×L1600），2017年5月28日供应双钢带缠绕刷辊25根（φ310×φ180×L1600），2017年7月2日供应双钢带缠绕刷辊20根（φ310×φ180×L1600）、双钢带缠绕刷辊10根（φ310×φ180×L1400）。2017年9月7日供应内焊刷套96节（φ305×φ190×L2000）、双钢带缠绕刷辊38根（φ305×φ180×L1600）、双钢带缠绕刷辊38根（φ305×φ180×L1400）。被告单位的职工晏红卫在原告供货单的提货单位处签署“晏红蔚”，晏红卫与“晏红蔚”同为一人。原告与被告未办理结算，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也未能促成双方进行价格核算。经被告单位职工即合同经办人晏红卫确认，原告向被告供应的货款为（φ305×φ194×L1600）12根×5,000元/根=60,000元、（φ305×φ180×L1600）50根×5,000元/根=250,000元、（φ310×φ180×L1600）65根×5,000元/根=325,000元、（φ310×φ180×L1400）20根×4,500元/根=90,000元、（φ310×φ190×L1600）12组×7,500元/根=90,000元、（φ360×φ210×L2000）6组×9,000元/根=54,000元，（φ305×φ190×L1600）12组×7,500元/根=90,000元，合计959,000元，其中10根二硅刷辊修复、5根二硅刷辊新制有质量问题，单价分别为5,000元/根和7,500元/根，应从总价款中予以扣除87,500元。 另查明，2016年9月1日原告安徽立峰公司向晏红卫出具一份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范围为代表安徽立峰公司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规定范围内，办理资质备案手续、参与招投标、签订合同、实施销售服务等有关的事宜。委托期限自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 本院向原告安徽立峰公司与被告武钢重工公司提出要求双方各自提供同一时期与其他需方或供方签订同一类产品的买卖合同进行比价，但因涉案货物为特定物，双方均未能提交关于同一规格同一型号物品的买卖合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及金额；三、利息的计算方式。 一、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对此原告提交了合同、供货单、发货单，与被告单位的职工晏红卫所做的证明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买卖合同成立及履行事实的证据链，且经本院现场查看，被告处确实存放原告供应的货物，本院认定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成立。关于被告抗辩称合同经办人晏红卫具有双重身份，即同为被告公司的职工又同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其系代表原告进行收货，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被告向法院提交原告对晏红卫的授权委托书，说明被告对授权一事是知晓的，晏红卫对原告供应的货物进行签收并存在于被告处，亦能够说明被告对晏红卫的行为系同意的，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安徽立峰公司与被告武钢重工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及金额。原告依约向被告供应合同约定的产品，被告已签收，原告已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未按约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抗辩称原告与武汉钢铁有限公司签订试制协议，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原告已依约向被告供货，被告晏红卫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被告承担。关于结算价格的确定问题，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支付价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则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在《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产品价格，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实际供应的物品与合同约定物品不相一致，双方对结算价格未进行协商确定，导致本案合同的结算价格约定不明，且双方未就本案合同价格达成补充协议，亦无交易习惯可循，各自也未能提供同时期同类产品销售合同作为参考，而案外人武汉钢铁有限公司陈述市场价格为原告主张价格的6折左右，鉴于该公司与本案的特殊利害关系，其对价格的判断仅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被告单位职工晏红卫作为合同经办人，由其代表被告与原告口头商谈订货事宜（包括价格），进行收货，并在对方记载价款金额的汇总清单上签字，最终确认货款金额为959,000元。被告职工晏红卫的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虽对价格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视为双方当事人就标的物价款协商一致，对该结算价格予以采信。《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货到15日内付款30%，半年内付款60%，质保金10%一年后付清”，原告在质量保证期间因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未及时解决，故95,900元的质保金（959000×10%）应予以扣减。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863,100元（959,000元－95900元）的诉讼请求，有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供货单及原告的陈述、本院查证的事实予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因已对质保金进行了扣减，对被告所受的损失进行了弥补，故对有质量问题的部分货款金额不再重复扣除。 三、关于利息的计算方式。《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严格执行合同工期，每延误一天扣合同总额1%”，应视为双方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但被告逾期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实为利息损失，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照准。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货到15日内付款30%，半年内付款60%，质保金10%一年后付清”，原告最后一次供货时间是2017年9月7日，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时间应从起诉之日即2018年3月13日开始起算，故原告主张以863,1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安徽立峰宏鼎刷业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63,1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照863,100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8年3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安徽立峰宏鼎刷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151元，由原告安徽立峰宏鼎刷业有限公司负担935元，被告武汉钢铁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2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黄莹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潘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