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2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要忠。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军。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红阳。刘军、周红阳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熊磊，海南海大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林。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谭英梅（曾用名谭宜菲）。上诉人蔡要忠、刘军、周红阳因与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保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8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蔡要忠、刘军及刘军、周红阳的委托代理人熊磊、被上诉人谭英梅、朱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1月16日，第三人周红阳与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签订《海南农垦国营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主要约定：承包期限至2031年9月30日，承包费按1年每亩100元计算，每5年递增5％至承包期届满。同年12月30日，第三人周红阳与被告蔡要忠签订《果地承包协议书》，被告蔡要忠承包以上果地21.5亩；承包期限至2020年12月30日；2014年开始缴纳承包金25000元，后按每年递增10％计至承包期届满，承包款于每年4月30日前一次付清。2012年6月30日，原告朱春林、谭英梅与被告蔡要忠签订《果地承包协议书》。合同主要约定：承包果地21.5亩；承包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2014年开始缴纳承包金27000元，后按每年递增10％计至承包期届满，承包款于每年4月30日前一次付清及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签订协议后，原告朱春林、谭英梅对果园进行管理。因芽接工钱的垫付，原被告之间发生纠纷，原告朱春林、谭英梅未缴纳2014年承包金27000元。2014年10月，第三人刘军把原告朱春林、谭英梅赶出该果地。现该果地由第三人刘军、周红阳管理。朱春林、谭英梅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终止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果地承包协议书》；2、被告赔偿原告投资损失255660元，第三人负连带赔付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第三人周红阳与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于2010年11月16日签订《海南农垦国营农场经营性土地承包合同书》，同年12月30日，第三人周红阳与被告蔡要忠签订《果地承包协议书》，将21.5亩果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被告蔡要忠。其转包行为未经发包方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同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2012年6月30日，被告蔡要忠再次将21.5亩果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给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第三人周红阳与被告蔡要忠的转包行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协议签订后，原告朱春林、谭英梅投入资金对果园进行管理。被告蔡要忠辩称“承包期间原告未经过被告同意擅自砍伐槟榔树”，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该《果地承包协议书》第九条规定“2014年芽接树不挂果，则不收租金，反之，则收租金”，由此确认原告朱春林、谭英梅将“三月红”荔枝改接成“妃子笑”，不违反协议的约定。第三人刘军、周红阳与原告朱春林、谭英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而第三人刘军把原告朱春林、谭英梅赶出该果地，继续履行合同已不可能，该合同事实上已解除，致使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签订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第三人刘军、周红阳之行为已损害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的合法权益，被告蔡要忠及第三人刘军、周红阳应连带承担过错责任，即连带承担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经济损失的责任。综合考虑原告朱春林、谭英梅在承包期间的投入及管理，2014年的承包金未缴纳，被告蔡要忠及第三人刘军、周红阳将承包经营权转包后的获利，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的承包期限还有六年等事实，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经济损失以8万元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朱春林、谭英梅与被告蔡要忠签订的《果地承包协议书》；二、限第三人刘军、周红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春林、谭英梅经济损失8万元，被告蔡要忠负连带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朱春林、谭英梅负担，财产受理费5034元，由第三人刘军、周红阳负担（减半收取2517元）。一审判决宣判后，刘军、周红阳、蔡要忠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蔡要忠上诉请求：1、撤销（2014）保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2、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经济损失为8万元，缺乏依据和事实证据。首先，一审判决中并无损失计算的具体款项。被上诉人在经营期间是有收成的，但一审法院在对被上诉人的损失进行综合认定时，只考虑到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在承包期间的投入和管理，却没有提及原告所经营管理的经济收入的事实。其次，在《果地承包协议书》中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即原告）负责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化肥、肥料、农药、电、电费、生活费、人工工资和生产所需的各种费用。”原告应该对自己经营果地的成本投入自负盈亏，在合同解除后并无权利向上诉人请求损失赔偿。最后，《果地承包协议书》中第五条约定：“承包期内如果果园被依法征用时果园和果树土地所有全部归甲方所有。但甲方要付给乙方一年的人工工资和肥料农药款人民币叁万元。”此条款明确约定了，果地在征收后双方不能履行协议的前提条件下，原告所获得的赔偿金额。而一审判决则认定原告经济损失高达8万元，这一数额远高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相互约定的损失数额。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经济损失为8万元，缺乏法律和事实根据。2、一审判决故意歪曲“原告尚未支付2014年度承包金”这一基本事实。本案纠纷是由于原告未依约缴纳2014年度果地承包金而引发。涉案的果园是属于上诉人刘军、周红阳所有，由于被上诉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支付2014年的租金，以实际行为不履行合同的义务，上诉人刘军、周红阳经蔡要忠同意，解除《果地承包协议书》，由上诉人刘军、周红阳自己经营管理果地是合理合法的。3、在上诉人将果地转包给被上诉人管理经营的过程中，上诉人刘军、周红阳依约向发包方缴纳承包租金，发包方至今未对转包提出异议，也默认了上诉人的转包行为。而且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如何签订《果地承包协议书》是三方在场共同协商的，被上诉人对刘军、周红阳拥有果地的承包经营权的事实是知情的。因此，一审判决中认定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是错误的。二、一审遗漏主要事实证据，一审判决缺乏事实根据。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证据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私自违约砍伐承包地中的槟榔树，对上诉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原告构成实质性的违约行为，履行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上诉人依法解除合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一审法院却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质证。上诉人认为应该对证据进行质证认定。三、一审判决曲解法律，在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一审判决上诉人刘军、周红阳赔偿被上诉人8万元，被告蔡要忠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的内容是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但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知晓果地承包经营权为原审第三人刘军、周红阳所有，还依然签订协议，被上诉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上诉人并没有违法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对承包果地经营权实际是对果地上果树的租赁行为，应该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二百一九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处理。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认证、综合分析，得出的事实合理合法，所适用的法律充分、正确。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一方能否解除合同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一方解除合同必须通知另一方。一方不同意解除舍同的，另一方必须通过法律途径解除合同。2、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未经果园土地权属人南茂农场以及经营承包权属人上诉人周红阳的同意，原审被告对该果园无权对外发包。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一方隐藏事实，与另一方签订的合同，该合同为无效合同，故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系无效合同。因原审被告隐瞒事实，欺骗被上诉人与其签订方承包经营协议，原审被告应承担过错责任，即赔偿被上诉人因履行协议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被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投入了138150元，减去27000元租金，一审判决上诉人赔偿8万元不为过。三、上诉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被上诉人承包经营该果园长达二年多，上诉人刘军、周红阳明知也应该知道该情形，但从未出面说明和制止，直至被上诉人投入2年多大量人力物力苦心经营的果园开始有了效益后，方出面称果园属于其所有，并采取强制手段强行赶走被上诉人，然后从中无偿攫取被上诉人劳动成果，其也应承担协议无效的过错责任，即承担连带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责任。二审期间，上诉人刘军、周红阳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证人王托贵、杨国康、陈世佳、欧以西、刘雯寻的证言；2、金江农场南茂社区办事处《证明》；3、农资送货单；4、现场照片。被上诉人对证据1、4有异议，对证据2无法确认，对证据3没有异议。经核对原件，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审查明，1、2012年1月3日，海南省国营金江农场南茂社区办事处出具证明称“兹有周红阳同志在南茂农场工厂承包一块果地，面积20.19亩，因劳动力有限，无法经营，现承包给他人经营，土地承包款由周红阳上缴”。2、2012年6月30日，蔡要忠（甲方）与朱春林、谭宜菲（乙方）签订《果地承包协议书》约定，乙方负责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化肥、肥料、农药、电费、生活费、工人工资和生产所需的各种费用。承包期内如果果园被依法征用时，果园和果树土地所有权全部归甲方所有，但甲方要付合乙方一年的人工工资和肥料农药款人民币叁万元。3、朱春林、谭英梅在承包经营期间，将涉案果园中的“三月红”荔枝改接成“妃子笑”并对猪栏进行了修缮。除上述事实外，本院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上诉人蔡要忠与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签订的《果地承包协议书》是否有效，是否应予以解除。2、朱春林、谭英梅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是否应予以赔偿。上诉人刘军与周红阳系夫妻关系。2010年12月30日，上诉人周红阳将其向国营金江农场承包的21.5亩土地转包给上诉人蔡要忠。蔡要忠在经营过程中经刘军、周红阳同意，又将该承包地转包给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并签订了《果地承包协议书》。对于上述转包行为，发包人金江农场没有异议。可见，蔡要忠与朱春林、谭英梅签订的《果地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协议书签订后，朱春林、谭英梅依约对涉案果园进行管理。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因租金的问题发生纠纷，2014年10月刘军、周红阳将朱春林、谭英梅赶出涉案果园，将涉案果园收回自行经营。蔡要忠对刘军、周红阳收回涉案果园的行为没有异议。由于刘军、周红阳的行为致使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朱春林、谭英梅也向法院起诉终止协议书的履行。双方已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再履行协议书，该协议书应予以解除。在协议书履行期间，蔡要忠从未向朱春林、谭英梅主张解除协议书，而刘军、周红阳不是协议书的签订方，其无权解除蔡要忠与朱春林、谭英梅签订的协议书。因此上诉人刘军、周红阳主张其有权解除蔡要忠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收回涉案的果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涉案果园进行了投入，因协议书终止履行致使朱春林、谭英梅的投入无法收回。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协议书的约定及朱春林、谭英梅在承包期间的投入情况，造成朱春林、谭英梅的经济损失应以4万元为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它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朱春林、谭英梅对因解除协议书造成的损失有权要求蔡要忠赔偿。由于权利义务是相对等的，刘军和周红阳系涉案果园的实际受益者，应对朱春林、谭英梅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欠妥，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1、维持（2014）海南保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撤销（2014）海南保民初字第4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3、限上诉人蔡要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经济损失4万元，上诉人刘军、周红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驳回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1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600元，共计6217元，由上诉人蔡要忠、刘军、周红阳负担3108元，被上诉人朱春林、谭英梅负担3109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洁审 判 员  陈 杰代理审判员  陈玫伊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天石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审核：杨洁撰稿：杨洁校对：王天石印刷：李慧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5月27日印制（共印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