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民终39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国强，男，1981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涧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君乐、和自豪，河南广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纯恒，男，196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洛阳市西工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洛阳金牡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涧西区洛潼路南侧。法定代表人：唐纯恒，该公司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底晓辉、付小曾，河南达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程国强因与被上诉人唐纯恒、洛阳金牡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牡丹出租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程国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连带退还程国强交纳的大包费10万元及保证金2万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改判。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出租汽车大包合同》无效。金牡丹出租公司为牟取暴利，规避出租汽车经营权禁止转让的相关规定，采用先将车辆空转给其员工唐纯恒等人，再由员工与上诉人签订《出租汽车大包合同》的形式，收取了上诉人10万元的大包费和2万元的保证金，该行为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作为驾驶人员实际生活无以为继，损害了国家对于出租汽车行业调控的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本案合同无效。但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二、即使合同有效，上诉人依据合同约定及合同法相关规定，享有相应解除权。1.根据《出租汽车大包合同》第24条规定：“双方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该条款实际是赋予了合同双方的单方解除权。本案中，上诉人已经依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邮寄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被上诉人也已收到该通知。双方合同在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通知之日起30天内已经解除，被上诉人应当退还上诉人缴纳的10万元大包费及2万元保证金。2.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利用政府对“出租车”特许经营这个有利条件，实现合同双方的共赢，尤其是作为出租车“承包方”的上诉人可以达到预期的盈利目的。在双方合同签订时尚未出现滴滴软件及网约车等新兴事物，但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国家陆续放开了私家车及私人车牌注册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目前，洛阳市网约车达1万多辆，且增长势头仍在持续。传统出租车驾驶员收入直接下降，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仅在1000元左右，该情况是上诉人在签合同时无法预料的，同时，也是导致上诉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原因，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依法解除双方的合同，并由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返还上诉人10万元大包费及2万元保证金。3.双方合同没有约定合同解除时大包费及履约保证金如何处理，应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理。具体在本案，合同解除的后果是双方返还财产，上诉人在2017年8月31日将车辆实物交还给金牡丹出租公司，2017年9月27日将车辆钥匙及全部运营手续移交给金牡丹出租公司，已经履行了合同解除后的全部财产返还义务，金牡丹出租公司也应退还上诉人缴纳的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三、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应退还上诉人大包费10万元及履约保证金2万元。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取得出租车经营权并未付出经济成本，上诉人向金牡丹出租公司要求解除合同时，已经提前向其发出通知，并且将车辆及相关手续完整交还，车况良好，涉案车辆也由该公司安排其他人正常运营，合同解除对金牡丹出租公司没有任何损失。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公，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金牡丹出租公司、唐纯恒共同辩称，一、本案所涉合同有效。本案所涉合同系各方当事人自愿签订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上诉人提出案涉合同的签订是为了规避法律，但其提出的所谓“依据”都是部门规章，而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因违法而无效的合同的情形特指的是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纵观案涉合同，没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属于无效的情形。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是要求返还大包费及履约保证金，其依据是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而非无效。对此，一审庭审笔录里有明确记载。若双方合同无效，则应当互相返还财产。一审庭审调查的事实能够证实，答辩人在签订合同时交付给上诉人运营的车辆价值四十余万元，而上诉人返还车辆时的价值却远低于答辩人交付车辆给上诉人时的价值。如果按照合同无效来处理，上诉人应返还给答辩人价值四十万的车辆。二、上诉人所诉10万元大包费不应退还。1.大包费是双方经平等协商后达成的，是签订双方合同的前提和条件，是一次性费用，其对价为签订合同的资格。双方签订合同的第2条“乙方签订合同前向甲方一次性缴纳大包费10万元”的约定说明了大包费是签订合同前需要由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也是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合同的前提和条件。上诉人向答辩人支付的大包费在合同签订前就需要采取“一次性”支付的方式也说明了其对价为签订合同的资格。答辩人在此基础上与上诉人签订了合同将市值四十多万元的车辆发包给上诉人经营，由上诉人获取经营利润、承担经营风险。上诉人在购买资格后要求退还该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期支付承包金、购买车辆保险，已经构成违约，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上诉人支付的大包费无需退还。上诉人在签订合同前向答辩人支付了10万元购买了与答辩人签订合同的资格，为避免答辩人行使合同任意解除权而造成上诉人购买的资格不能继续行使，双方在合同第17、18、19条约定了合同期限未满的情况下，答辩人不退还大包费的情形。其中第17条明确约定：乙方（即上诉人）如因交通事故、运营违法、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不正确履行合同义务等对甲方和公司造成影响或损失的，甲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其承担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且不需退还乙方（即上诉人）一次性缴纳的大包费。庭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完全能够证实，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上诉人违反约定拒不支付承包金，在车辆保险到期的情况下拒不续保且擅自以实际行为终止履行合同，上诉人的行为已经违约，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其支付的大包费也不应该退还。三、滴滴等网约车的出现不是国家法律、政府和行业规定发生了变化，属于市场经营的风险，上诉人试图将市场经营风险转嫁给答辩人既不公平也没有依据。上诉人为了给其违约行为找出理由和借口，声称滴滴等网约车的出现对其经营车辆的利润造成了冲击，若按照上诉人的逻辑，答辩人也该向国家、政府索要经济损失了。庭审时答辩人提交的证据表明，答辩人发包车辆时的单车投入超过40万元，上诉人仅需每月支付1500元即能够运营。按照出租车运营8年必须报废的规定，在原答辩人约定的8年经营期限中，答辩人总计获得的承包金收入14.4万元，与答辩人购买车辆及8年中的财务、管理等成本相比，答辩人是净亏损，没有任何利润可言。根据洛阳出租车经营市场发包车辆的实际情况，即出租车分为白天和夜晚两个班次发包，根据车辆新旧程度不同，白班的发包价格从100元到150元，夜班的发包价格从60元到80元。且不说答辩人发包给上诉人的车辆是新车发包，就按照最低价格核算，即使上诉人自己不驾驶车辆运营，每个月单纯转包经营可以获得的收入最低就是4800元，扣除每月应当支付给答辩人1500元的承包金，仍然有3300元的收入。现在上诉人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夸大实际情况，恶意单方毁约，其行为不仅给答辩人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也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另外，上诉人在诉状中所声称的“滴滴等网约车出现对出租车市场造成的冲击，经营利润降低”等借口，即便按照双方合同，也都属于第21条、22条约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而本案审理的是合同解除，与变更、撤销无关，从这个角度讲，上诉人的诉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三、履约保证金2万元不应退还。本案纠纷是上诉人违约、毁约造成的，根据双方合同第4条约定以及履约保证金本身的性质，上诉人向答辩人交纳的2万元履约保证金，依法不应予以退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法律，结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约定，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程国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连带退还程国强交纳的10万元大包费和2万元保证金；2.本案诉讼费由唐纯恒、金牡丹出租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豫Ｃ×××××号东风雪铁龙爱丽舍出租车系金牡丹出租公司所有。2015年4月22日，程国强向金牡丹出租公司缴纳了豫Ｃ×××××号出租汽车的履约保证金2万元，2015年7月28日、8月21日分两次向金牡丹出租公司缴纳大包费共计10万元，金牡丹出租公司向程国强出具了收据。2015年9月1日，金牡丹出租公司将豫Ｃ×××××号出租车（新车）承包给其法定代表人唐纯恒，签订了《出租汽车承包合同》；同日，唐纯恒又将该出租车承包给程国强，亦签订了《出租汽车大包合同》，该合同主要约定：1、唐纯恒将金牡丹出租公司的豫Ｃ×××××号出租汽车大包给程国强，聘用程国强在合同期限内经营，车辆产权及经营权归金牡丹出租公司所有，与唐纯恒和程国强无关。2、程国强签订合同前向唐纯恒一次性缴纳大包费10万元，每月25日前缴纳下月承包金3500元（因国家发放的燃油补贴额度的不确定性，为缓解程国强运营压力，唐纯恒将燃油补贴按2000元／月冲抵程国强月承包金）。3、国家发放的燃油补贴由唐纯恒统一领取，因唐纯恒提前将燃油补贴按2000元／月的标准冲抵了程国强的月承包金，故国家发放的燃油补贴程国强不再领取。4、程国强向唐纯恒缴纳履约保证金2万元，并以全部家庭财产进行担保，合同解除／终止，违法违章及纠纷处理完毕退还保证金、解除担保。5、合同期限2015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2日。6、程国强应按金牡丹出租公司的要求购买该出租汽车的保险。17、程国强如因交通事故、运营违法、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不正确履行合同义务等对唐纯恒和金牡丹出租公司造成影响或损失的，唐纯恒可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其承担造成的损失赔偿责任，且不需退还程国强一次性缴纳的大包费。24、双方解除本合同，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合同还对其它事项做出了约定。此后程国强一直经营该出租车。2017年8月31日，程国强以经营困难、基本无盈利为由将豫Ｃ×××××号出租车停放在大一场站内。2017年9月4日，唐纯恒向程国强邮寄了“关于违约终止合同的告知函”，告知程国强因其在合同期未满的情况下，单方擅自终止合同却不返还车辆运营手续已违反合同约定，其缴纳的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将不予退还。2017年9月27日，程国强向金牡丹出租公司交回了豫Ｃ×××××号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证、气瓶使用证、加气卡、机动车行驶证、发票专用章、车辆钥匙等。2017年9月28日，程国强向唐纯恒邮寄了“关于退还10万元承包金及押金的函”，要求降低出租车的月承包金，否则将解除承包合同，并要求退还大包费10万元和履约保证金2万元。一审法院另查明，程国强每月实际向金牡丹出租公司交纳承包金1500元，交至2017年8月。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9月1日，金牡丹出租公司将豫Ｃ×××××号全新的东风雪铁龙爱丽舍出租车承包给其法定代表人唐纯恒，当日唐纯恒又将该车承包给程国强，并签订《出租汽车大包合同》；但是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均由金牡丹出租公司享有和承受，该出租车的所有权为金牡丹出租公司所有，且合同约定的10万元大包费和2万元履约保证金也实际由金牡丹出租公司收取，对该出租车的实际管理、交接车等也均由金牡丹出租公司实施，故唐纯恒与程国强签订《出租汽车大包合同》应视为职务行为，本案承包合同的双方实际应为金牡丹出租公司和程国强，金牡丹出租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唐纯恒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出租汽车大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是自2015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2日，现程国强在合同期限未满且未提前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以经营困难，基本无盈利为由，于2017年8月31日将豫Ｃ×××××号出租车停放在大一场站后离开，但未向金牡丹出租公司交付车辆相关运营手续。2017年9月4日唐纯恒向程国强发出“关于违约终止合同的告知函”后，程国强才于2017年9月27日向金牡丹出租公司交回了豫Ｃ×××××号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证、气瓶使用证、加气卡、机动车行驶证、发票专用章、车辆钥匙等。二被告辩称程国强违反《出租汽车大包合同》第5条、第17条、第24条的约定，没有正确履行合同义务，没有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即单方将出租车停放在大一场站内，其已经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其缴纳的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不应退还；金牡丹出租公司与唐纯恒的辩解意见符合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采信；故对程国强要求金牡丹出租公司与唐纯恒退还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驳回程国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程国强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本院认为：2015年9月1日，金牡丹出租公司将其所有豫Ｃ×××××号全新的东风雪铁龙爱丽舍出租车承包给其法定代表人唐纯恒，当日，唐纯恒又将该车承包给程国强，并签订《出租汽车大包合同》，约定豫Ｃ×××××号出租车大包给程国强，合同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2日，程国强支付大包费10万元并缴纳履约保证金2万元。唐恒纯系金牡丹出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实际是该公司收取，该出租车的经营、管理、交接等也是该公司所为，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合同双方实际是金牡丹出租公司与程国强正确。合同履行至2017年8月31日，程国强以经营困难、基本无盈利为由将涉案出租车停放在大一场站内，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履行合同，2017年9月4日，唐恒纯向程国强邮寄了“关于违约终止合同的告知函”，应视为金牡丹出租公司同意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程国强已将涉案出租车的道路运输证、气瓶使用证、机动车行驶证等交回金牡丹公司，现其起诉要求金牡丹公司、唐恒纯返还大包费和履约保证金，根据本案具体情况，程国强在合同履行期间，以经营困难、基本无盈利为由不再履行合同，其应对合同的解除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所交纳的2万元履约保证金不再退还。关于大包费是否应当退还以及退还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程国强向金牡丹出租公司交纳10万元大包费意在经营该出租车8年，但其实际经营的时间仅为2年，考虑涉案出租车的使用时间及双方对合同解除的过错程度，并结合公平公正原则，本院酌情认定金牡丹出租公司返还程国强4万元大包费较为妥当。因唐恒纯系金牡丹出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与程国强签订合同、收取大包费及履约保证金、邮寄告知单的行为均系履行职务行为，合同解除的后果应由金牡丹出租公司承担，而非唐恒纯，故程国强要求唐恒纯承担相应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程国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5民初741号民事判决；二、洛阳金牡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程国强大包费4万元；三、驳回程国强的其他诉讼请求。逾期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程国强负担1700元，由洛阳金牡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程国强负担1700元，由洛阳金牡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国欣审判员  沈可可审判员  刘丽娜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殷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