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民申字第41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梁桂华，个体工商户。委托代理人：邓崇山，广西中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建华，北京市海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城关镇河西二路。法定代表人：梁桂明，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崇山，广西中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建华，北京市海泓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韦文虎，退休干部。委托代理人：吴连文。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何湘宁，个体工商户。委托代理人：吴连文。再审申请人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韦文虎、何湘宁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高院）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的（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查了本案，现已审查终结。梁桂华、���诚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1、何湘宁不是本案系争合同的当事人，即使韦文虎与何湘宁之间有协议，那也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无关。韦文虎用于联营的矿窿，原属河池地区公路局，有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采矿许可证为证，当时韦文虎作为河池地区公路局局长，与何湘宁（韦文虎妻弟）签订协议，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韦文虎以“广西南丹兴发矿”（以下简称兴发矿）的名义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如果兴发矿不属于韦文虎所有，则韦文虎的行为构成侵权，是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如果兴发矿属于韦文虎所有，则其用兴发矿的矿窿与梁桂华进行合伙经营，与何湘宁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何湘宁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一、二审法院将何湘宁列��本案原告，并判决其享有实体权益，程序上违法。2、精诚公司也不是本案系争合同的当事人，韦文虎、何湘宁将精诚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是依据其提交的梁桂华与精诚公司于1998年11月2日签订的《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然而，该合同第2条约定，必须在先收回精诚公司的投资成本条件下，精诚公司才同意履行梁桂华与兴发矿韦文虎签订的所有协议，精诚公司参与联营投资后，在合伙经营期间共投资82729779.31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同），至今尚未收回。如果韦文虎、何湘宁不认可该合同，则其将精诚公司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依据。一、二审法院对精诚公司能否成为本案被告以及因何判令精诚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交代，程序上违法。3、韦文虎、何湘宁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以本案合伙协议有效为前提，而梁桂华、精诚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基于合伙协议无效。一、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合伙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没有效力，韦文虎以本案合伙协议有效为前提提起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或者经一审法院释明其变更诉讼请求，但一审判决并未履行释明义务，一、二审判决部分支持韦文虎、何湘宁的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二）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1、梁桂华与韦文虎的合伙期间应当是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有双方于1998年3月19日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韦文虎委派的管理人员吴光华签收的梁桂华于2003年3月12日发出的《通知书》以及韦文虎于2003年6月7日作出的《承诺书》为证。2、梁桂华、精诚公司在合伙期间共投入了82729779.31元，有原始票据及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资鉴证报告》为证。《出资鉴证报告》是对梁桂华、精诚公司一方提交的投资票据进行的鉴证，并不是对合伙矿窿的整体资产进行的评估，二审判决认定其中“包括了矿山在内的所有财产的价值”是对该报告的曲解。韦文虎、何湘宁没有提供票据，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57350038.80元自然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的投资。3、委托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鉴定是一审法院根据韦文虎、何湘宁的申请，对其投资数额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无法按委托的鉴定要求发表相关的鉴定意见”，是韦文虎、何湘宁举证不能造成的。4、韦文虎在本案第一份起诉书中承认“双方共同经营至7.17事件出现止”。200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后，韦文虎没有对项目再行投入，也未对合伙主张过权利。为此，梁桂华根据双方财务人员对合伙投资进行的结算，于2003年3月12日向韦文虎发出《通知书》，明确提出“如在期限内不还款，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兴发矿为自动退出股份”，并于2003年6月1日在南宁找到韦文虎，要求其清偿拖欠的合伙投资款，韦文虎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于当日出具《承诺书》，承诺“定于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2003年6月7日韦文虎主动到南丹找梁桂华商定合伙矿窿事宜，并于当天出具《承诺书》，称“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叁拾万元，如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此后，韦文虎不但没有还款，还撤走了其派驻矿窿的管理人员，可见，其已自动放弃了合伙财产份额。韦文虎所写《承诺书》的法律后果，一是双方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于2003年7月30日解除，双方因该合同产生的合伙经营关系终止；二是韦文虎以不再承担合伙债务和继续合伙投资经营而产生的风险为代价，放弃合伙财产份额。韦文虎收到《通知书》后作出《承诺书》，也表明其认可33%这一股份比例，韦文虎、何湘宁第一次��本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为了证明其在合伙期间的投资提供的证据也是按33%股份比例计算的。5、本案所涉57350038.80元补偿款的来源，是梁桂华与韦文虎的合伙经营关系终止后，梁桂华单方出资维护原合伙矿窿，并于2004年3月14日单方与南丹县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源公司）等六家公司共同签订《承诺书》，履行其中的出资义务，共同维护富源公司的探矿权权益而产生的利益。这是梁桂华、精诚公司与富源公司之间的另一民事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韦文虎、何湘宁既不是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也没有参与履行其中约定的出资义务，无权对该补偿款主张权利。虽然富源公司以放弃105号矿体的探矿权为前提，从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峰公司）取得补偿款，是按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资鉴证报告》认定的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出��额对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补偿的，但该《出资鉴证报告》认定精诚公司在105详查工程出资57350038.80元并不包括韦文虎的投资数额。105号矿体勘查出资人出资情况汇总表证实，由于韦文虎没有提供其在窿口房屋土地及相关的投资票据给梁桂华、富源公司进行审计鉴定，因此在该表中没有体现韦文虎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的投资数额。（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二审判决认定本合同无效是正确的。既然认定合同无效，就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由于本案合同性质是合伙，合伙期间双方投资形成的财产是合伙共有财产，不存在一方“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事由。合伙关系终止后，梁桂华取得合伙财产并处分该财产，不是依据合伙合同，而是依据韦文虎于2003年6月7日出具的《承诺书》作出的意思表示。���审判决以酌情方式和一定比例计算，仍按合同第7条的约定执行，判令梁桂华、精诚公司从取得的57350038.80元补偿款中支付给韦文虎、何湘宁149110**元，是错误的。2、梁桂华提出的反请求，是基于本案合同无效而提出的。双方当事人因履行本案无效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巨大，韦文虎、何湘宁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切的损失额，是其举证不能造成的。根据《联营合同协议书》第4条的约定，韦文虎“负责办联营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须的一切手续”，而韦文虎没有依约办妥包括采矿许可证在内的一切证照，导致双方经营矿窿无证探采，这正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因此，即使能够查明韦文虎遭受的损失数额，亦由于其完全过错造成合同无效，其损失应自行承担。梁桂华因履行合伙合同投入82729779.31元，即使减去57350038.80元补偿款，仍有25379740.51元投资损失是确定的，该损失���当由过错方韦文虎承担赔偿责任。二审判决未予支持错误。综上，本案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本案。被申请人韦文虎、何湘宁陈述意见称：（一）何湘宁是兴发矿的创始人和经济责任承担者。1995年4月26日，何湘宁以自己开办的兴发矿挂靠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以下简称河池公路经贸公司）。根据后来的国家政策，何湘宁于1998年12月1日与河池公路经贸公司签订了《脱钩协议书》，兴发矿的所有权属何湘宁所有。1999年1月10日，何湘宁与韦文虎签订《兴路矿（兴发矿）经济责任分担协议书》，兴发矿的所有权为韦文虎、何湘定共同所有。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定》，何湘宁予以认可。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何湘宁���备本案原告的资格。兴发矿印章是矿窿名称，不作经营印章，兴发矿矿窿挂靠河池公路经贸公司，以河池公路经贸公司名义办理业务。由于当时挂靠河池公路经贸公司的矿窿有兴发矿、皇谷矿、下河矿、五圩矿、麻栗坡矿，为便于区分而命名刻章，供内部管理使用，对外无任何非法行为。（二）韦文虎、何湘宁将精诚公司列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1999年3月21日之前，精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梁桂华，之后变更为梁桂明（梁桂华弟弟）。1998年11月2日，梁桂华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充分证明梁桂华意愿以自己与韦文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中其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与精诚公司联营投资，其中第2条虽然约定必须在先收回精诚公司的投资成本，但这与韦文虎、何湘宁无关。精诚公司用韦文虎、何湘宁拥有50%财产的兴发矿申请加入富源公司及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精诚公司分别于2008年9月28日、2007年4月24日瞒着韦文虎、何湘宁用990万元现金购买高峰公司2.75%股份，严重侵犯了韦文虎、何湘宁的利益，同时违反了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的约定，即富源公司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三）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定》有效与否均不影响韦文虎、何湘宁对兴发矿的财产权益。韦文虎、何湘宁已全部履行了《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定》中的义务，梁桂华、精诚公司已将兴发矿的全部财产移交给高峰公司，余下的只是高峰公司按《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给予补偿，包括57350038.80元补偿金和高峰公司2.75%的股权。梁桂华与韦文虎1998年3月19日签订合同时均明知采矿证已过期，因为国家政策改变，原由县级颁发的采矿证变更为由省级颁发且停办了采矿证，1998年10月30日富源公司、广西有色地质勘查局二一五队、精诚公司签订了《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査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后，才取得了许可证。即使认定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合同无效，双方应当相互返还财产，梁桂华、精诚公司应把兴发矿和利用兴发矿发包、出卖股权所得返还给韦文虎、何湘宁，而韦文虎、何湘宁从未得到梁桂华、精诚公司任何资金，无需返还。因此，无论合同效力如何，韦文虎、何湘宁对57350038.80元补偿款和高峰公司2.75%的股权均应享有50%的份额。（四）没有证据证明韦文虎、何湘宁合伙后股权缩减为33%。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和《补充协定》中均没有韦文虎、何湘宁合伙后股权为33%的约定，报表中的33%是梁桂华的个人管理行为，韦文虎、何湘宁并未签字确认。吴光华任会计是梁桂华的安排，韦文虎、何湘宁从未委任吴光华为代理人，吴光华经手的会计帐本和原始发票均交给梁桂华，为梁桂华造假帐并签收梁桂华发给韦文虎的《通知书》。因此，结算和《通知书》均是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单方行为。（五）韦文虎签署《承诺书》是梁桂华的谋划，是梁桂华侵吞兴发矿的借口。在合伙期间的1999年，梁桂华利用其对兴发矿的经营管理权，背着韦文虎、何湘宁向富源公司申报兴发矿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的投资额82729779.31元，后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00年3月25日鉴证为57350038.80元；梁桂华还利用经营管理兴发矿之便与富源公司联系，在得知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即将达成《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的情况下，为侵吞兴发矿，于2003年6月1日到南宁国际大酒店在无任��依据的情况下逼迫韦文虎写《承诺书》，6月7日，为确保兴发矿完整和《联营合同协议书》的连续性，韦文虎到南丹与梁桂华协商，按梁桂华的意思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不是韦文虎的真实意思，韦文虎只是愿损失30万元股权，以保住已投入兴发矿的价值3000多万元的资产。梁桂华称“退股”等于退伙无法律依据。即使按照《承诺书》退股，须进行清算，双方至今未进行清算，韦文虎、何湘宁退股尚未发生，更不用说退伙。（六）二审法院认定“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投入金额82729779.31元无证据证实”是正确的。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约定，韦文虎以原在铜坑矿境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的巷道作联营投资股权，占52%，梁桂华负责联营投资探采窿道以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要的一切资金作为投资，占48%；如窿道与外界发生纠纷，双方有责任共同出面解决，如发生费用，5万元以下由梁桂华负责，超过5万元由双方按股份承担。韦文虎、何湘宁于1998年3月23日按合同要求把兴发矿窿和所有设备材料交给梁桂华继续施工，继续投资是梁桂华的合同义务。自1998年3月20日至2006年6月20日，梁桂华、精诚公司没有提出有关重大问题分摊投资，也就是说，与外界纠纷解决一次支出超岀5万元没有记录。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与梁桂华为加入富源公司签订《补充协定》，约定双方共同协商申请加入富源公司，为兴发矿今后工作不受干扰，决定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作为处理公共关系使用，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其余按双方原合同所规定的分红方案执行。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南丹县境内所有窿口全部停产整改。梁桂华把韦文虎、何湘宁派到矿山的管理人员全部赶出，把吴光华调来为其造帐。吴光华于2003年1月8日与杜海民伪造了欠精城公司1044963.36元的帐条。梁桂华背着韦文虎、何湘宁，把兴发矿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过程中82729779.31元票据变为自己的出资向富源公司申报，后河池华信会计事务所认定截止1999年12月31日精诚公司出资57350038.80元。这不是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单方出资，而是韦文虎、何湘宁、梁桂华合伙在兴发矿的共同出资。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日止，按照《联营合同协议书》的约定，投入矿窿资金完全应由梁桂华负责。没有兴发矿投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精诚公司、梁桂华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2000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30日的投资损失25379740.51元，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韦文虎代表兴发矿于1998年3月19日与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事实上，兴发矿是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字号，曾由何湘宁与河池公路经贸公司通过签订协议，挂靠于河池公路经贸公司经营，并据此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和用作开采铜锌矿矿窿用地的建设用地许可证。此后，由于国家政策改变，何湘宁与河池公路经贸公司签订《脱钩协议书》，兴发矿不再挂靠河池公路经贸公司。韦文虎又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兴发矿）经济责任分担协议书》，共同经营兴发矿，该矿矿窿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也登记在何湘宁名下。可见，兴发矿实际系由韦文虎、何湘宁共有。因此，尽管何湘宁未在《联营合同协议书》上签署，但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与韦文虎共同提起诉讼主张相应的权益，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对此，一、二审判决认定正确。梁桂华在签署了上述《联营合同协议书》后，于1998年11月2日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并由精城公司出面负责申请加入富源公司。可见，事实上，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共同参与开发兴发矿而与韦文虎、何湘宁合作。对此，韦文虎、何湘宁并无异议。因此，一、二审法院将精诚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并无不妥。综上，再审申请人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本案部分诉讼主体不适格，一、二审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本案合同的效力问题。关于本案中韦文虎与梁桂华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其《补充协定》的性质，一、二审法院认定为“合伙”而非“联营”是正确的。从上述协议的实质内容看，就是韦文虎与梁桂华之间就如何合伙经营兴发矿达成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对此并无异议。关于上述合同效力的认定。从《联营合同协议书》的内容看，双方��定韦文虎方提供“原在铜坑矿近内投资窿道所有设备费用及现有巷道”，梁桂华方提供“探采窿道海拔400米至海拔180米标高水平范围内所需投的一切资金”，还进一步约定韦文虎方负责办理“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需的一切手续”，梁桂华方负责“窿道生产安全全部工作统一指导”等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探矿、采矿必须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的许可证。尽管签订该协议时兴发矿相关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双方当事人已经认识到了该问题并明确约定由韦文虎方负责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本案当事人双方并非意欲违法采矿。事实上，由于国家政策调控，双方当事人为使开发矿产资源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积极采取措施，签订《补充协定》，申请加入富源公司，还通过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获得了相应的许可证。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上述合同的目的并非规避国家法律，进行非法探矿、采矿。上述合同是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有效。签订合同时是否有有效的探矿、采矿许可证，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应予指出。关于合同效力，法院无须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可以依职权作出认定，进而据此判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责任。为避免机械执法，一般地，对于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或者无效提出的诉讼请求，法院在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当事人的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并不是当然予以驳回，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处理。因此，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韦文虎、何湘宁基于合同有效提出的诉讼请求因合同被一、二审法院认定无效而应予驳回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本案所涉合伙协议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2011年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没有再参与兴发矿的投资经营活动；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3年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同月7日，韦文虎再次出具《承诺书》，承诺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30万元，如未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此后，韦文虎并未支付该笔款项。因此，应当认定至2003年7月30日，韦文虎方退伙。二审判决关于因未经合伙清算，韦文虎、何湘宁退伙没有实际发生的观点欠妥，应予指出。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合伙期间应为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的观点正确。本案双方当事人就从富源公司获得的57350038.80元补偿款和高峰公司2.75%股权的分配以及精诚公司是否存在82729779.31元投资损失问题争执��休。韦文虎与梁桂华为顺利开发兴发矿，于1998年11月1日签订《补充协定》，约定共同申请加入富源公司。2011年“7.17”矿难事故后，南丹县全部矿山处于停产整顿状态。为继续办理105号矿体探矿证，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于2004年3月14日与富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富源公司代表该六家公司与高峰公司签订协议，同意由高峰公司作为申请人申请探矿权。此后，经过努力，高峰公司依法获得探矿权。高峰公司根据与富源公司的协议组建了新公司，并依约向富源公司支付了43975.75万元补偿款。富源公司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出资鉴证报告》，认定精诚公司在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出资57350038.80元，精诚公司予以确认。该笔款项的计算基础是精诚公司申报的95583398元，其中包括截至1999年12月31日精诚公司提供的“机器设备”22523707元、“在建工程”64810681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可见，57350038.80元补偿款包含原兴发矿矿窿、机器设备等资产价值。精诚公司系代表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之间合伙经营的兴发矿参与到富源公司并经高峰公司申报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对此，二审判决认定正确。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57350038.80元补偿款系其单方投入而获、不包括韦文虎方资产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伙经营并不规范，双方从未及时对账、清算。“7.17”事故发生后，兴发矿会计吴光华与精诚公司会计杜海民之间虽曾经对账，但均未获韦文虎方与梁桂华方的共同认可，在没有证据证明吴光华系受韦文虎方之托代理其与梁桂华方对账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吴光华行为法律后果归于韦文虎方承担。此外，本案一审期间，一审法院曾经委托双方认可的广西众益司法鉴定所对“1995年兴发矿兴办之日起至2007年9月26日止原告与被告在合伙实体（即兴发矿窿，包括地区公路局矿窿、兴路矿、以精诚公司名义拼盘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中的全部财务关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合伙实体的开办及合伙经营过程中的投资、出资总额，原告与被告的各自出资份额，合伙实体现在的资产价值，合伙实体的合伙经营收益及去向”进行司法鉴定，但鉴定结论为“由于所提供的均为零散的、不系统的资料，有的也只是报表或明细账，无相应的原始凭证以供核对。当事人未提供合伙实体在合伙期间的全部会计凭证、账本、报表及有关的合同协议，故我们无法按委托方的鉴定要求发表相关的鉴定意见”。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全部矿山企业被封停产，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作的努力并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后期主要是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等因素，酌定从获得的57350038.80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再按各50%分配，判决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14911010元，并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提出的82729779.31元损失赔偿的反请求，并无不妥。此外，关于高峰公司2.75%的股权问题，该股权是精诚公司根据富源公司的安排实际支付现金所得，且是在韦文虎与梁桂华散伙之后的行为。因此，韦文虎、何湘宁无权再根据合伙协议主张分配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2.75%股份中50%的份额。一、二审判决驳回韦文虎、何湘宁该项诉讼请求，结论是正确的。二审法院基于合伙账目不清的客观事实，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酌定的方式确定本案的利益分配标准是正确的，符合公平原则。尽管二审法院对合同效力及合伙期间认定欠妥，但其实际是按合同有效的思路作出的实体处理，即对散伙后合伙财产根据合伙合同的约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了合理分配。也就是说，虽然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有瑕疵，但其对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是恰当的。梁桂华、精诚公司关于二审判决部分支持韦文虎、何湘宁的诉讼请求、驳回其反诉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分析，二审判决尽管在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瑕疵，但对本案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结果是恰当、合理的。梁桂华、精诚公司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高晓力审 判 员 刘��审 判 员 孙祥壮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陈瑞子书 记 员 徐剑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