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闸民（行）初字第43号原告苏红妹，女，193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原告苏红英，女，1946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代理人方宇杰（苏红英儿子），1975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原告苏鸿宝，男，194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周秀花，女，1937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陈必华，职务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兆雄，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告苏建忠，男，195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第三人苏建清，男，1957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苏建河，男，195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委托代理人苏建琳（苏建河妹妹），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苏建泯，男，196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苏建强，男，196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人苏建琳，女，1966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蔡红珍，女，1943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苏洁敏（蔡红珍女儿），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苏洁菁（蔡红珍女儿），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苏洁敏，女，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代理人苏洁菁（苏洁敏妹妹），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苏洁菁，女，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阮梅宝，男，1948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第三人阮静，女，1971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人阮琦，男，197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告苏红妹、苏红英、苏鸿宝、周秀花诉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闸北房管局）、苏建忠房屋征收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因苏建清、苏建河、苏建泯、苏建强、苏建琳、蔡红珍、苏洁敏、苏洁菁、阮梅宝、阮静、阮琦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依法通知上述人员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5年4月16日、5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红妹、苏红英、苏鸿宝、周秀花、被告闸北房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兆雄、被告苏建忠、第三人苏建清、苏建琳（暨苏建河的委托代理人）、苏建泯、苏建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苏洁敏（暨蔡红珍的委托代理人）、苏洁菁（暨蔡红珍、苏洁敏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原告苏红英的委托代理人方宇杰、第三人阮梅宝、阮静、阮琦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苏红妹、苏红英、苏鸿宝、周秀花共同诉称，本市某路161弄88号房屋（以下简称被征收房屋）系父母遗产。2013年，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但征收中被告闸北房管局作为征收部门采用违背良心的手段让四原告在白纸上签名，并通过电脑技术处理伪造了一份有四原告签名的委托被告苏建忠处理征收事宜的全权委托书，后两被告依此委托书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被告苏建忠将四原告应得的继承份额据为己有，侵犯了四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要求确认两被告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被告闸北房管局辩称，被征收房屋系共有产权。征收中，其依据苏建忠持有的共有产权人的全权委托书与苏建忠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主体合法，协议的补偿内容亦包含了所有共有产权人的利益，符合征收政策及基地补偿方案的规定。因此，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苏建忠辩称，四原告系在征收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自愿在委托书上签名的，该委托书并非伪造，故亦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建清述称，四原告在委托书上签名时其也在场，系家庭成员经商量后推选苏建忠作为代理人办理征收事宜，亦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建河述称，其母周秀花系文盲，其母曾回家告知称，征收工作人员让其在一张带有格线的白纸上签名，还在签名旁捺了印。但实际被告闸北房管局出具的委托书上并无周秀花的指印，更证实了该委托书系伪造之说，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建泯述称，2013年8月某天，其与母亲周秀花在居委办公室，因征收工作人员称要求产权人签署联系方式，故周秀花就在一份表格上签字并捺了印。因周不会写其他的字，所以其替母亲填写了联系地址，但其也未看该表格的具体内容，其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建强述称，两被告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不合理，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苏建琳的参诉意见同苏建河一致。第三人蔡红珍、苏洁敏、苏洁菁共同述称，四原告每一次与征收部门协商征收补偿事宜均由子女陪同，所以四原告不可能在白纸上签名，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阮梅宝、阮静、阮琦共同述称，其作为被征收房屋的继承人未获任何补偿，故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被征收房屋系私房，该房屋的房地产登记簿载明权利人孙桂宝（已于1990年8月21日报死亡），建筑面积129.3平方米。该户有6本户口簿，合计在册人员17人。2013年9月2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作出沪闸府房征（2013）004号房屋征收决定，将被征收房屋列入征收范围。征收中，被告苏建忠向被告闸北房管局出具了委托人为苏红妹、苏红英、苏鸿宝、周秀花、苏鸿樑（已于2014年死亡）、苏建清的全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全体共有权利人共同委托苏建忠作为该户的代理人，代表该户办理房屋征收等与征收有关的所有事项。2013年10月29日，两被告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用途居住，建筑面积129.3平方米；该房屋经上海东洲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其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25956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征收范围内被拆除房屋评估均价为26385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被征收房屋评估单价低于评估均价的，按照评估均价计算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根据闸北区人民政府认定政府确定，房屋征收价格补贴系数为0.3，套型面积补贴15平方米，计算居住困难货币补贴的折算单价为12，0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根据相关规定及该基地征收补偿方案，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合计4830829.65元；经认定，该户不符合居住困难条件；被征收房屋装潢补偿为38790元；该户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被告闸北房管局提供给该户产权调换房屋计12套，总建筑面积801.77平方米；该户还可得搬家费补贴等奖励补贴合计1330203.20元；……；该户在办理产权调换房屋进户手续前，应向被告闸北房管局支付约定的差额款项计1230654元；……；该地块适用征询制，在规定的签约期内（含签约附加期），房屋征收范围内签约户数达到被征收总户数的85%，该协议生效。当日，经被告闸北房管局公示，截止2013年10月24日，该征收地块签约率达85.21%，符合该基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率达到85%以上的生效条件，故该征收地块已签约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正式生效。被征收房屋业已拆除，《征收补偿协议》中的其他内容尚未履行。庭审中，四原告均坚称从未签署过委托书，而被告庭审中提供的全权委托书系复印件，该复印件上的四原告签名虽系本人笔迹，但认为该复印件系被告闸北房管局以四原告在他处的签名合成、伪造所得，故对该复印件不予认可。被告则称，其提供的确系复印件，原件已被第三人苏建琳撕毁。因原告户家庭内部存在矛盾，无法重新签署全权委托书，故其只能提供原全权委托书的复印件。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全权委托书复印件，被告闸北房管局提供的房屋征收决定、上海市房地产登记簿、户籍资料、全权委托书复印件、上海市城市居住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单及送达回证、《征收补偿协议》、退房单、空房接管单、生效公告等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被征收房屋的原权利人孙桂宝死亡后，该产权由诸位继承人继承，现被征收房屋属共有产权。2013年9月，该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审理中，四原告作为共有人均表示从未签署过委托被告苏建忠办理所有征收事宜的委托书，对苏建忠的委托行为未予追认。庭审中，被告闸北房管局虽提供了具有四原告签名的全权委托书，但该委托书系复印件，无法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同时，被告苏建忠亦无有效证据证明其确实受其他共有人委托而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况且，在征收中被告闸北房管局也无证据证明其就征收补偿事宜已与全体共有人进行协商。因此，两被告所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侵犯了相关共有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四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本院应予准许。因被征收房屋已被列入征收范围且已拆除，恢复原状已无必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与被告苏建忠于2013年10月29日签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上海市闸北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苏建忠各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 迪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周莹青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