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1民终17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学军，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山，内蒙古远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利彬，个体工商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金波，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威，内蒙古百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利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7）内0102民初74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青山，被上诉人杨利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婧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杨利彬的诉讼请求；二、判令由杨利彬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杨利彬于借款之日向国太公司交付200万元"的事实错误。杨利彬实际向国太公司支付的借款为192万元。2012年3月29日,国太公司向杨利彬借款当日,约定借款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虽然国太公司给杨利彬出具了200万元收据一张,但是杨利彬实际支付的借款为扣除一个月利息8万元后,支付给国太公司192万元，国太公司实际收到192万元借款本金，一审法院未认定杨利彬存在上扣利息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国太公司在一审中，已经举出了借款当日即2012年3月29日杨利彬给国太公司出具的收到8万元利息收据一张，从收款时间、数额、收款人签字能够证实杨利彬上扣利息的基本事实，国太公司的举证义务已经完成。杨利彬否认上述利息收条中收款人是其本人签字，但其不申请笔迹鉴定，又举不出其实际支付200万元借款的证据，故其主张不能成立。（二）一审法院认定杨利彬收到国太公司抵顶两套房屋是为了担保债务履行而设定的抵押，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国太公司没有确认过抵顶给杨利彬的两套房屋是为了担保债务履行而设定的抵押，国太公司在答辩过程中更明确交付给杨利彬的两套房屋分别以115万元和130万元抵顶给杨利彬以偿还所欠本息。其次,杨利彬在新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115万元所涉房屋起诉过两次,分别要求交付房屋和双倍返还购房款,新城区人民法院分别以基础法律关系非房屋买卖合同而驳回了杨利彬的起诉,杨利彬本次诉讼回归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起诉。在之前的两个诉讼中,国太公司为了防止杨利彬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就同一事实双重起诉国太公司,获取不法利益,也为了还原案件事实,就证明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应按照民间借贷来审理,特别举出两套115万元和130万元房屋的抵顶手续,其中手续中约定了回购条款,以此来证实具有担保的性质。但是双方履行过程中，国太公司并没有回购,实际上杨利彬对两套房子已经占有、使用、收益，双方以物抵债事实上已完成。一审法院片面理解双方当事人陈述,未综合审查在案证据及国太公司的答辩意见,将两套已经抵给杨利彬的房屋在本案中认定抵顶事实真实存在,却认定性质是抵押,而歪曲定性两套房屋在本案中的性质,其认定前后矛盾,属于事实认定不清且错误。再次,涉案的两套房产属于不动产,不动产设定抵押需要办理抵押登记才能设定抵押权。本案中,没有关于涉案两套房子设定抵押的任何证据及事实,双方也没有设定抵押的意思表示及相应的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确认两套房子是为了担保债务履行而设定的抵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涉案的房屋分别在2015年3月19日、2015年4月1日抵顶给杨利彬,从时间上证实,是在国太公司履行还款期间内双方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而并非是在借款时所形成的相关手续,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附条件的以物抵债,即在约定的期限内国太公司不回购涉案房屋的条件成就时,双方同意以物抵债。后期的履行也是按照以物抵债来履行的。杨利彬也认可收到了该两套房子,杨利彬实际占有该两套房屋,并收取租金。（三）一审法院关于还本付利息的计算错误。一审法院未将2015年3月19日抵顶115万元、2015年4月1日抵顶130万元计算在内错误。杨利彬辩称，一、国太公司向杨利彬借款的本金为200万元。国太公司提供的由时任法定代表人陈国光书写的8万元收据是陈国光出具，杨利彬无需申请笔迹鉴定。二、涉案两套房屋是为了担保债务履行而设定的抵押。根据（2016）内0102民初4444号民事裁定书、国太公司代理人提供的举证质证表、两套房屋的收据内容等均可以证明涉案房屋为本案债务的担保，且该事实已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生效文书确认。国太公司主张涉案两套房屋已经由杨利彬占有、使用、收益，但其未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三、一审法院关于还本付息的计算正确。涉案两套房屋并非以物抵债，故对于两套房屋的估值115万元和130万元不能用于抵顶借款本金或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杨利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太公司偿还其4054666.67元，包括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2054666.67元（利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自2013年8月13日暂计算至2017年11月1日且利息继续计算至付清借款本金及利息之日止）；2、诉讼费由国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2年3月29日，国太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杨利彬借款200万元，双方约定利息4分。杨利彬于借款之日向杨利彬交付200万元，国太公司于当日给杨利彬、任卫东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杨利彬、任卫东交来借款（月息4分），人民币200万元。2、国太公司于2012年3月29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4月29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5月28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6月28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8月3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10月17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2年9月9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3年3月15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8万元。2013年5月12日向杨利彬支付利息10万元。2013年9月24日向杨利彬支付4万元。2013年9月29日向杨利彬支付30万元。2014年3月12日向杨利彬支付7万元。3、2015年3月19日国太公司向杨利彬交付华侨新村1号商铺12号房一套。杨利彬向国太公司出具《收据》记载：今收到陈国光华侨新村1号商铺12号房一套，抵陈国光以前借款115万元整。杨利彬签字落款。同时杨利彬在《收据》上记载"同意2015年6月原价回购"。2015年4月1日杨利彬向国太公司出具《收据》记载：严俊峰商铺（紫云嘉苑B2-17号底店）折价130万元，注：此房产作为陈国立（国太公司）借我的借款，领钥匙费用由杨利彬垫付，待陈国立回购此房时，陈国立再付杨利彬。杨利彬同国太公司共同确认双方之间上述两处房产的买卖及交付均是为了担保债务履行而设定的抵押。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国太公司认可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杨利彬，与案外人任卫东无关。4、此后国太公司再未支付过借款本金及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杨利彬同国太公司借款法律关系真实有效，杨利彬已经按照约定将借款支付国太公司，国太公司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并偿还本金。由于双方约定的利息为月息4分，超过法律规定的已支付利息年利率36%的上限规定，按照年利率36%计算，截止2013年9月29日国太公司应付杨利彬利息108万元，国太公司实际支付利息108万元。2014年3月12日国太公司向杨利彬支付7万元，截止2014年3月29日，国太公司应付杨利彬利息（按年利率36%计算）36万元，国太公司应支付杨利彬的利息为19.33万元（按照法律规定的未付利息最高不超过年利率24%核实，计算方式为29÷3×2）。国太公司应按照年利率24%继续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国太公司抗辩杨利彬预扣利息及30万元为偿还本金，因无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国太公司主张已经支付的利息超过年利率36%，予以偿还，在上文计算利息时已经按照年利率36%予以计算，其主张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个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国太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杨利彬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19.33万元（截止2014年3月29日），并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从2014年3月30日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杨利彬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237元，由国太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国太公司提举的2012年3月的收条载明："收到国太公司利息8万元。杨利彬，法人陈国光贷。"该收条在利息数额及落款日期上有修改痕迹。杨利彬对该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国太公司称陈国光曾任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据陈国光所说，该笔款项是陈国光代替杨利彬从国太公司支取并由杨利彬所用，但收条的出具主体并不确定。2.国太公司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内0102民初4444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明确认可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担保双方借贷履行而签订，房屋买卖的事实不存在，合同载明的房款系国太公司为了向杨利彬担保偿还借款而对担保房屋的估价。3.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双方之间除房屋抵顶部分以外的还款数额、还款时间、还款性质及计算方式均予认可。4.对于涉案房屋的产权及实际占有使用情况，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均未予举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杨利彬与国太公司之间借款本金数额是多少；二、国太公司是否以房屋抵顶的方式向杨利彬还款245万元。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国太公司对其与杨利彬之间的借款出具了内容明确具体的收据，能够证明国太公司收到相应借款的事实。国太公司提举的2012年3月收条的主体内容进行过多处修改且书写主体不明确，杨利彬对此不认可，故该收条的证明效力无法对抗杨利彬提举的收据的证明效力，以该收条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存在预扣利息的事实证据不足，故对国太公司主张涉案借款为192万元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及收条系在双方债务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杨利彬就涉案两套房屋分别出具的收条中均明确约定了回购条款，意味着国太公司作为房屋出卖方，在购房人已经全额支付了购房款的情形下仍保有通过回购方式将房屋取回的权利，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付清购房款后，出卖方即负有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过户义务的通常权利义务内容不一致，但与国太公司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6）内0102民初4444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自述的为其与杨利彬之间债务担保的意思表示相吻合，且国太公司在上述案件中也认可双方对涉案房屋价值的约定是"估价"，并没有经过对账和清算，故综合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出具收条的真实意思是以房屋买卖作为履行借款合同的保障方式。一审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多次诉讼的情况及本案审理的查明的事实，判决国太公司向杨利彬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国太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237元，由内蒙古国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伏 春审判员 张雪杨审判员 张 喆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