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102民初1443号原告：李红梅，女，193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山东电信器材厂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耀武，济南历下甸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济南历下甸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施小红，女，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住济南市。被告:于子云，男，1994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山东财经大学学生，住济南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鹏，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弘，女，1963年4月6日出生，汉族，山东电信器材厂退休职工，住济南市。原告李红梅与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被告于弘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耀武、孙良，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于鹏、被告于弘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红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继承分割被继承人于太昌名下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的房产(证号:济南20170076863)；2、诉讼费由原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李红梅与被继承人于太昌系夫妻关系，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4年11月11日去世，被继承人于太昌去世后留有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的房产(证号:济南20170076863)，登记产权人为于太昌，实际为李红梅与被继承人于太昌共同参加房改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李红梅与被继承人于太昌共育有子女二人，即儿子于历、女儿于弘。于历于2018年1月26日去世，被告施小红系于历的配偶，被告于子云系于历与施小红的独生子女，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父母均早于其去世，除本案原、被告外无其他继承人。为解决遗产纠纷，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李红梅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济南市公安局趵突泉派出所出具的殡葬证一份，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4年11月11日去世；证据2、被继承人于太昌履历表一份，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的配偶为李红梅，二人共有一子即于历，一女即于弘；证据3、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明于历、于弘是被继承人于太昌和配偶李红梅的子女，除此之外，无其他继承人；证据4、济南市殡仪馆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于历于2018年1月26日在济南市殡仪馆火化；证据5、山东大学人事部2018年3月5日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一份，证明于历的配偶是施小红，其子是于子云，其父是于太昌，其母李红梅，其妹于弘；证据6、遗嘱两份，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3年8月19日和2013年9月1日先后立有两份遗嘱，明确待自己去世后，将自己所留的房产全部由妻子李红梅继承，他人不得干涉；证据7、山东美术馆于2017年9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只有青年东路上的1303一套住房的事实；证据8、房产证一份、房屋权属状况信息一份、职工换购房审批表一份，证明涉案房产是通过省直房改购房取得产权，产权归属及无抵押查封的事实；证据9、照片打印件两份，证明涉案房产在青年东路8号和10号，只有一座高层楼房，只有一个1303号住房；证据10、遗嘱见证书一本，证明被继承人生前立下遗嘱决定将涉案房屋由原告继承，该遗嘱真实有效。施小红、于子云辩称，一、原告李红梅虽然在诉讼请求中没有明确要求按照遗嘱继承涉案房产，但其向法院提供了三份遗嘱及律师见证书等证据，用以证明本案有遗嘱继承的事实存在。但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也不能证明其依据遗嘱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的继承权：1、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7月15日出具的《律师见证书》、《关于于太昌先生遗嘱见证的说明》、2014年7月7日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制作《遗嘱见证笔录》，三份书证时间均形成于2014年6月17日以后，而原告李红梅共向法院提交三份遗嘱，依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2013年8月19日《遗嘱》、2013年9月1日《遗嘱》、2014年6月17日《遗嘱》。即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没有亲自见证原告李红梅提供的三份遗嘱系被继承人于太昌本人亲自书写或制作，不能证明三份遗嘱系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能证明三份遗嘱合法有效；2、《见证书》中载明受杨桂英委托，对其订立遗嘱行为进行见证，委托人提供了于太昌遗嘱复印件两份，《见证说明》中又称其2014年7月7日接受于太昌先生的委托进行遗嘱见证活动。前述两份证据均明确载明被继承人于太昌本人因身体原因丧失写作能力，两份证据委托人不一致，内容不一致，前后矛盾，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被继承人于太昌本人丧失写作能力的情形下，见证律师对涉案三份遗嘱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发表结论性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见证律师见证依据的材料是委托人杨桂英提供的遗嘱复印件两份，而不是见证被继承人于太昌订立遗嘱的行为，见证律师出具的《律师见证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委托人杨桂英无权对本案被继承人于太昌的权利进行处分，其委托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见证笔录》载明见证律师要求立遗嘱人于太昌签字盖章，但于太昌并没有亲笔签名，且其所盖立遗嘱人印章与原告李红梅向法院提交的遗嘱载明的立遗嘱人于太昌印章不一致。该证据载明律师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制作该份证据。但原告目前证据不能证明立遗嘱人于太昌于2014年7月7日完成了与本案有关的自书遗嘱或他人代书遗嘱行为。前述两份证据均明确载明被继承人于太昌本人因身体原因丧失写作能力，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3、以上三份书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先，《见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律师见证称委托人杨桂英提供了于太昌遗嘱复印件两份，又称遗嘱原件已找到，但目前证据不能证明见证律师见到的遗嘱原件与委托人杨桂英提交的遗嘱复印件内容一致，也不能证明其见到的遗嘱原件就是原告李红梅向法院提交的三份《遗嘱》中的任意两份，因此，该律师见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见证说明》及《见证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见证说明》称见证律师于2014年7月7日见到了遗嘱原件，但2014年7月7日的《见证笔录》中并没有载明见证律师见到了涉案遗嘱或其他形式遗嘱原件，两份证据均没有记载见证律师见证被继承人于太昌订立涉案遗嘱的行为和过程。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见证说明》及《见证笔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原告李红梅向法院提供的三份遗嘱，目前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根据上述规定，被继承人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2013年8月19日、2013年9月1日于太昌的2份自书《遗嘱》，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均不能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自书遗嘱时神智清醒、意思表示真实且自由，也不能证明该签名系于太昌本人亲笔书写。原告提供的证据表明，涉案房屋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303室。若被继承人于太昌在书写该遗嘱时，神志清醒且自由，其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作出重大财产处分时，依据通常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习惯，其不可能将自己具有部分处分权的8号楼写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10号楼。本被告对该遗嘱中的“于太昌”三个字及“妻子李红梅”五个字是否是于太昌本人亲笔所写有异议，已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2014年6月17日于太昌的《遗嘱》，该证据文本系打印而成，不是被继承人于太昌本人亲笔所写，且年、月、日也是打印而成。目前证据也不能证明于太昌本人具有亲自制作打印文本的能力，也不能证明该遗嘱系于太昌本人亲自制作，该证据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形式，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二、涉案房屋依法应由被告于子云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２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因原告李红梅提供的被继承人于太昌的2014年6月17日《遗嘱》系打印文字，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退一步讲，即使认定原告李红梅提供的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因其他两份自书遗嘱与本被告提交的被继承人于太昌的自书遗嘱内容相抵触，本被告提供的2013年10月27日被继承人于太昌的自书遗嘱系被继承人于太昌所立最后遗嘱。根据上述规定，应当以本被告提供的2013年10月27日自书遗嘱为准，涉案房屋依法应当由被告于子云继承。施小红、于子云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3年10月27日于太昌自书遗嘱一份，证明于太昌本人所有的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证据2、2014年3月28日被继承人于太昌四弟于浩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是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3、2018年5月被继承人于太昌五弟于汉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是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4、2018年5月被继承人于太昌妹妹于静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是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5、2018年5月26日被继承人于太昌三弟之妻刘延云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是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6、2018年5月被继承人于太昌二弟于昌海证言一份，证明涉案房屋由于子云继承，是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弘辩称，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写给原告的遗嘱予以认可，被继承人也给本被告表示过这个意思，本被告知道被继承人将遗产留给原告这个事情，认可原告的主张，同意按照遗嘱继承进行分割。于弘未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对原告李红梅提交的证据1-5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这两份遗嘱从内容来看，前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字体完全是由两人书写，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7、8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0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其中山东美术馆的证明是集资建房购买，与原告的事实与理由的部分相互矛盾，该律师见证书见证律师并没有见证附录两份遗嘱系于太昌本人于见证时亲笔书写，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于弘对原告李红梅提交的证据1-10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原告李红梅对被告施小红、于子云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于太昌所书写，该遗嘱没有注明是哪里的房产，对证据2-4真实性及证明力均不认可，因被告所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什么人所书写，所以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且这三份证据均陈述是于太昌口头表述，不符合继承法有关的规定，因此不予认可，对证据5、6是复印件，对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认可。被告于弘对被告施小红、于子云提交的证据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是被继承人的书写风格，对证据2、3、4真实性不予认可，有异议，对于汉、于静的字迹均不了解，对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5、6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对原告李红梅、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提交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红梅与被继承人于太昌系夫妻关系，两人共育有两名子女，即儿子于历，女儿于弘。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4年11月11日死亡。被继承人于太昌的父母均早于其死亡。被继承人于太昌之子于历于2018年1月24日死亡，被告施小红系于历的妻子，被告于子云系于历与施小红的独生子。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的房产，系原告李红梅与被继承人于太昌共同参加房改取得，于2017年4月20日取得不动产权证(证号:济南20170076863)，登记所有权人为于太昌，李红梅为共有人。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李红梅提交被继承人于太昌自书遗嘱及遗嘱见证书，主张按照遗嘱继承于太昌的房产份额。原告提交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3年8月19日手写的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我逝世以后，我决定把青年东路8号楼13楼3号的宿舍楼房全部交给我的妻子李红梅，我的字画等财产也全部由李红梅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于太昌（签名上按有手印）2013.8.19（日期下方盖有于太昌的印章）。”提交2013年9月1日手写的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遗嘱我逝世以后我决定把历下区青年东路10号楼1303号的宿舍楼房全部交给我的妻子李红梅继承，我的字画、存款和其他所有财产也全部由李红梅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于太昌（签名上按有手印）2013.9.1”。提交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7月制作的遗嘱见证书一份，其中2014年6月17日遗嘱（除签名外其余为打印），主要内容为：“…由于本人年事已高及身体疾病原因，为防止发生遗产继承纠纷特立本遗嘱：一：将山东省美术馆宿舍（位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303室）的房屋由妻子李红梅一人继承；二、将我所有其他财产包括相关字画、作品及财产收益由妻子李红梅一人继承；立遗嘱人：于太昌（签名上按有手印）2014年6月17日”。其中遗嘱见证笔录记载的主要内容为：“立遗嘱人于太昌表示其百年之后将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房屋及其他财产只留给老伴李红梅，落款处加盖于太昌字样的印章及手印、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公章。”其中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7月15日制作的《…遗嘱见证说明》一份，记载的主要内容为：“2014年7月7日，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接受于太昌先生的委托为其进行遗嘱见证活动，…在于太昌先生家中，两律师见到于太昌先生本人，于太昌先生精神状态良好，神志清醒，说话声音轻微但能听到，因身体原因书写能力已基本丧失。在律师见证中，无法为其代书遗嘱，且于太昌先生先前所书遗嘱也已找到，已无为其代书遗嘱之必要。两律师先前所进行的见证活动，可作为相关佐证，证明原遗嘱为于太昌先生本人真实意愿，真实有效。”其中2014年7月15日制作的《律师见证书》中见证结论部分记载：“于太昌在见证律师在场情况下，其精神状态良好，神智清晰，话语轻微，因身体原因书写能力基本丧失。鉴于遗嘱原件已找到，此见证只能佐证原遗嘱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真实有效。”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对原告李红梅提交的以上证据均不认可，并提交被继承人于太昌生前于2013年10月2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妻子李红梅宿舍楼房给了于弘，我的宿舍楼房以后给于子云。我的艺术事业及相关物品由于历继承。于太昌（签名、并加盖于太昌印章）2013.10.27”。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另提交证人于浩、于汉、于静、刘延云、于昌海的证言，证明被继承人于太昌生前多次口头表示过将涉案房产留给儿子于历和孙子于子云继承。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主张按照被继承人于太昌的遗嘱应由被告于子云继承涉案房屋。被告于弘认可原告李红梅提交的遗嘱，不认可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提交的遗嘱，认为应由原告李红梅继承涉案房产。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于2018年5月28日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原告李红梅提交的2013年8月19日、2013年9月1日于太昌两份自书遗嘱中的“于太昌”签名及“妻子李红梅”是否为于太昌本人书写进行字迹鉴定。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未提供原告认可的于太昌本人字迹作为比对材料。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房屋（证号：济南20170076863）系房改房，登记所有权人为于太昌，共有人为李红梅，上述房产为于太昌、李红梅的夫妻共同财产，各享有一半的份额。被继承人于太昌死亡后，该房产的一半份额为其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原告李红梅提交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3年8月19日、2013年9月1日2份自书遗嘱及2014年7月见证遗嘱1份，3份遗嘱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均表明于太昌将其房产指定由其妻李红梅继承，原告李红梅据此主张按照遗嘱继承涉案房产，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对其中两份遗嘱中载明的涉案房产坐落位置“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历下区青年东路10号”提出质疑，本院认为，涉案房屋的产权取得时间为2017年4月20日，应以产权证书载明的坐落位置为准，原告李红梅及于太昌的身份证住址虽然登记为“青年东路10号楼1303号”，但仍为涉案房产的地址，并非另有房产，于太昌生前单位山东美术馆也出具证明，证实于太昌在青年东路上只有1303号一套住房，在涉案房屋下发权属证书之前，于太昌的两份遗嘱载明房产不同的号牌，仍然可以明确是同一处房产，不影响其处分遗产的意思表示，亦不影响遗嘱的效力。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提出对两份遗嘱是否为被继承人本人书写进行鉴定，但由于被告未能提供比对检材，故无法对其申请的内容进行鉴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提交被继承人于太昌于2013年10月27日的自书遗嘱，主张按照该遗嘱继承于太昌的遗产。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遗嘱见证书形成时间为2014年7月15日，见证书中内容记载了见证人见到2013年8月19日、2013年9月1日两份遗嘱原件，被继承人将房产指定由李红梅继承，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能够明确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遗嘱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遗嘱见证书制作时间，视为立遗嘱人明确遗嘱时间，被告提交的遗嘱早于见证遗嘱时间，且内容相抵触，应以最后的见证遗嘱为准，证人于浩等人证言证明于太昌曾口头表示过将涉案房产指定由其子于历和孙子于子云继承，但证人并未见到书面遗嘱，不能起到见证的作用，口头遗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施小红、被告于子云主张按其提交的遗嘱继承涉案房屋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坐落于济南市历下区青年东路8号3号楼1-1303室房产（证号：济南20170076863）归原告李红梅所有。案件受理费26630元，由原告李红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兰霞人民陪审员  刘 丽人民陪审员  李宗善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张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