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宾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924民初1046号原告：樊某1，男，1988年11月7日生，汉族，云南省宾川县人，个体工商户，住宾川县。被告：杨某，女，1949年2月2日生，汉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宾川县。被告：高某2，男，2000年2月9日生，汉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宾川县。被告：高某1，女，2005年5月24日生，汉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学生，住宾川县。被告兼被告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施某，女，1979年9月18日生，傣族，云南省宾川县人，农民，住宾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燕清，云南星震（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樊某1与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某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樊某1，被告兼被告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施某，被告施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燕清，证人樊某2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某、高某2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樊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法院判令上述被告连带清偿高树军向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0元整。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高某2、高某1系被告施某、高树军的子女；被告施某系高树军妻子；被告杨某系高树军母亲。2017年10月3日，经罗官营二组樊某2介绍认识高树军，高树军跟原告讲，其拖车保险到期，无钱支付拖车保险费，现急需向原告借款40000.00元。因樊某2与原告是叔侄关系，考虑这层关系，便在原告家借给高树军人民币40000.00元。当着樊某2的面，原告递给高树军现金人民币40000.00元。高树军写给原告借款协议，欠款人栏由高树军签上名字并捺手印。当时约定，到期未能返还，欠款人除照付银行利息外，并按利3倍加计的违约金给付原告，并约定借期从2017年10月3日起至2018年1月3日止。到期后，原告向高树军催收本金，高树军未支付本金和利息。2018年3月9日，高树军突发疾病，在大理市凤仪停车场死亡。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红梅均系高树军第一顺序继承人。高树军死亡后，在宾川县汽车运输公司尚有按揭货车一辆，价值40万元，尚欠按揭款27万元。家中楼房一幢，价值70余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等有关规定，上述四被告应承担清偿责任。经原告多次与上述被告协商，无法达成协议。现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起诉，请依法判处。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某共同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1、高树军（已故）与施某是夫妻关系，夫妻二人共生育子女两人，长子高某2，次女高某1。高树军的父亲高学明已经去世，母亲杨某现仍然健在，与高树军、施某共同生活，由高树军夫妇对杨某尽赡养义务，高树军死亡后杨某与施某共同生活。2、2013年施某户在的宅基地上建盖砖混结构楼房一幢，建房的资金来源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家庭自行筹资，包含出售父母老房产房款7万元；另一方面是宾川农村商业银行贷款20万元；再一方面是向亲戚朋友借款，包括黄诚根5万元，杨荣贵3万元，赵雄10万元，余会品3万元，高会荣30万元，施永光5万元，施永兵12万元。至今为止，已经偿还的债务有杨荣贵的3万元，黄诚根的5万元，高会荣的10万元，其他还有近60多万元的债务未偿还。二、本案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的真实性存疑。首先，高树军在世时从未跟被告提过其曾向原告樊某1借款4万元的事实，该事实的真实性存疑。而原告诉称“高树军所借债务用于购买拖车保险”，如果该借款事由属实，是正当事由，高树军没有向家属隐瞒该笔借款存在的必要和理由。其次，原告诉称高树军借款4万元用于购买拖车保险，而众所周知，拖车的保险费不会高于1万元，原告诉称的借款事由明显不合理、且与常理相悖。第三，原告诉称借款时樊某2是介绍人且在场见证借款的事实，但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中并没有在场人樊某2的签字，而樊某2与原告又是亲戚关系，樊某2在场的真实性存疑，借款是否交付的真实性存疑。第四，被告施某从未在原告提供的“借款协议”中的连带保证人处签字。第五，原告樊某1与高树军并不认识，按原告所述，原告是由于樊某2介绍基于樊某2的亲戚关系，原告才借款给高树军，那么按照常理原告应当要求樊某2为保证人而不是施某。故被告认为，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有诸多矛盾之处，本案中的借款实际交付的真实性存疑。三、死者高树军名下没有个人财产。原告诉称的云Ｌ×××××号货车登记车主是宾川县汽车运输公司，该车辆的所有权属于公司，且高树军死亡后该车被公司收回并出售，出售所得余款10万元已经用于归还高会荣的债务；位于是被告整个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也不属于高树军的个人财产，且该房产没有办理产权证书。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诉称的借款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原告与高树军之间没有实际交付借款的事实，而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实践合同关系，必须以出借款项的实际交付作为成立、生效的要件，因此，原告与高树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并没有成立生效。基于此，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时，被告施某补充答辩称，关于拖车保险费我们没有购买，一直都是欠着。原告樊某1，被告兼被告高某1的法定代理人施某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到庭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本院认为，被告施某提交的借条一份，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凭证两份，收条一份，云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借据一份，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确认为无效证据，被告施某提交的其余证据及原告樊某1提交的证据均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确认为有效证据，对证据间能相互印证的部分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证人樊某2具备证人资格，作证程序合法，证言能与其余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部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杨某、高某2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视为其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施某与高树军系夫妻，被告杨某系高树军之母，被告高某2、高某1系被告施某与高树军的子女。2017年10月3日，高树军以购买拖车保险为由，经樊某2介绍向原告樊某1借款40000.00元，高树军向原告樊某1出具《借款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2017年10月3日至2018年1月3日，协议尾部，高树军签名并捺印。协议出具后，原告樊某1将借款40000.00元以现金形式交付给高树军。借款到期后，高树军对借款本金未偿还。2018年3月9日，被告高树军意外死亡。本院认为，原告樊某1与高树军签订《借款协议》，借款40000.00元实际交付后，双方的借贷关系即成立，借款期限届满后，高树军应偿还借款。被告施某系高树军之妻，现高树军已经死亡，该笔债务产生于高树军、施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虽借款协议是高树军以个人名义出具，被告施某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名，但结合庭审查明的借款用途、借款金额等事实，借款金额未超出高树军与被告施某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该笔债务应认定为高树军与被告施某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施某应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关于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结合庭审查明，高树军生前未留有遗嘱的事实存在，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某系高树军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樊某1未举证证明高树军尚有的遗产及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某实际享有高树军遗产且享有多少的事实成立，现原告樊某1以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施某为高树军第一顺序继承人承担高树军生前所欠债务的请求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杨某、高某2未到庭应诉，属对诉讼权利的放弃。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因本案原告樊某1起诉的债权涉及民间借贷和被继承人债务清偿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且该两个法律关系不能相互吸收和合并，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并列案由为民间借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施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樊某1借款本金40000.00元；二、驳回原告樊某1对被告杨某、高某2、高某1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00元，由被告施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汝江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赵丽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