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5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林汝裕。委托代理人：王伟，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吴仕强，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波贤。委托代理人：邵树强，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廖毅，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林汝裕因与被申请人陈波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8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申字第62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完毕。2011年3月31日，陈波贤起诉至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称，2001年8月2日，林汝裕向陈波贤借款185万元做生意，陈波贤支付现金后，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借条》，后经陈波贤多次追讨未还，为维护陈波贤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林汝裕立即归还陈波贤借款人民币18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林汝裕承担。林汝裕答辩称，陈波贤向法庭提供185万元《借条》主张没还款的理由不成立，事实上，在2004年1月19日前，亨粤公司、林汝裕与黄某先生已经连本息共归还了陈波贤2550840元，全部有陈波贤的书面签收收据为证；有关陈波贤向法庭提供185万元人民币《借条》，非林汝裕个人行为，实为亨粤公司的公司行为。该院经审理查明，陈波贤主张林汝裕欠其185万元尚未归还，并提供借条一份予以证明，借条内容为：“今本人林汝裕借陈波贤先生人民币￥185万元整。大写：壹佰捌拾伍万元。立此据。借款人：林汝裕。2001.8.2”。林汝裕对该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抗辩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并非林汝裕，而是亨粤公司。对此，林汝裕提供了亨粤公司的会议记录一份予以证明，会议记录载“经公司同意林汝裕和陈波贤融资185万元，作为公司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东西两侧汽配商铺项目的参与”，其中“参与会议人签名”署有黄某、林汝裕、卢兆富、罗某四人姓名，“记录员”署有黄佳姓名，落款日期为2001年7月15日，并盖有亨粤公司的公章。另外，林汝裕还提供了盖有亨粤公司公章的收据一份，内载明“今收到林汝裕、陈波贤交来开发金鸡岭3号两侧商铺资金185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伍万元正）。收款人：黄某。2001年8月2日”。陈波贤对林汝裕提供的会议记录及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另查明，亨粤公司的黄某于2001年10月23日向陈波贤出具《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一份，内载明“我司在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东西两侧汽配商铺的过程中，得到你的大力支持，先后向你借得人民币壹佰捌拾万元整”，担保人署名位置有卢兆富、林汝裕、陈子德三人姓名。同日，亨粤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陈波贤，作为丙方的卢兆富、林汝裕签订《还款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一、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在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东西两侧汽配商铺过程中，共向乙方借款人民币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整（本金）……五、丙方作为甲方履行本协议的担保人，在甲方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丙方签署的姓名除卢兆富、林汝裕外，还有“陈子德”。同日，亨粤公司的黄某就亨粤公司与部队签订的合同原件的持有问题出具《补充协议》一份，担保人署名同为卢兆富、林汝裕、陈子德三人。2002年7月6日，亨粤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卢兆富、陈波贤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协议载明“由乙方投资150万与甲方共同开发的广园路金鸡岭三号95135部队大门东西两侧的商铺（东面41间，西面20间）已全部建好，并出租投入使用……3、乙方负责投资150万元作为本项目的启动资金。（已完成）”。2002年9月14日，亨粤公司签署委托书一份，内载明“亨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因开发广园路金鸡岭大院内侧汽配商铺借用四会陈波贤现金216.9万元”。2002年9月17日，黄某出具《补充合同》一份，内载明“我公司因开发广园路金鸡岭95135部队大院两侧气配商铺位，东西共61个铺位。共借到四会市陈波贤人民币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正”。另查明，亨粤公司陈述该司已向陈波贤还款共计人民币2550840元，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其向陈波贤还款的过程如下：2001年12月10日，还款20万元，由案外人陈子德出具收据并签名确认；2002年1月24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本金20万元；2002年2月2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还款20万元；2002年5月25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还款10万元；2002年6月1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还款1.5万元；2002年6月14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还款20万元；2002年9月15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还款20万元；2002年9月17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亨粤公司黄某还款20万元；2002年10月27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出具号码为10908981的支票款50万元；2002年12月7日，陈波贤签名确认收到42.5万支票，该支票有亨粤公司及黄某的签章；2003年1月24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黄某还款25万元；2004年1月19日陈波贤出具收据确认收到号码为09461140、15667123两张支票款项共60840元。其中，陈波贤述称没有收到2001年12月10日由案外人陈子德出具收据确认的20万元还款，并且，其于2002年12月7日签名确认收到的42.5万支票并没有到账。2004年3月19日陈波贤因房屋租赁纠纷将亨粤公司诉至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该院作出的（2004）天法民三初字第509号民事判决书中确认了《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登记，亨粤公司于1999年1月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某，股东情况载明该司股东为黄某（出资比例为80%）、张清泉（出资比例为20%），该司吊销日期为2004年12月15日。另查明，林汝裕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黄某出庭供述：我是亨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与林汝裕是生意上的伙伴，林汝裕与卢兆富、黄佳当时是协议参股的股东，在工商局是没有登记的，参股的会议记录都在林汝裕处。我是通过林汝裕认识陈波贤的，从来没有与陈波贤打过交道，陈波贤并没有与我司合作，只是我司向陈波贤借钱投资开发商铺，后来投资不成功，我司就把钱交给林汝裕还给陈波贤。林汝裕投资到我司开发商铺的款项是120万元，是林汝裕于2001年左右以开支票的形式投资到我司的，林汝裕第一次开具100万元支票给空军装备部，第二次开具20万元支票给95135部队。我司没有在林汝裕手上拿过钱，也没���见过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条，只是听闻过有这回事，至于林汝裕是怎样向陈波贤借款以及有否借入其他用途的款项我并不清楚。后来陈波贤向林汝裕追讨欠款，林汝裕无力偿还，我司考虑到林汝裕是我司股东，且林汝裕已将其借得的款项投资到我司商铺开发项目中，于是就把钱直接还给陈波贤，共还给陈波贤260万元，全部欠款均是由我司偿还的，还款的方式有现金也有支票。综上，我认为本案涉案借条中，林汝裕向陈波贤借得的款项与林汝裕投资到我司的款项是同一笔钱。另外，林汝裕提供的其中一张收据注明收款人“陈子德”是陈波贤的人，该收款行为是征得陈波贤同意的。还款过程中，我司与陈波贤签订《还款协议》、《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合作协议》、《补充合同》，该些文件中确认的借款数额有所差异，这是因为陈波贤威胁我加上去的。还��期间，我曾向陈波贤要求取回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条，但陈波贤称该借条已连同其汽车一起被盗，无法取回，而我由于当时什么事情都不懂，也没有咨询律师，所以没有注意要在期间签订的文件中注明“该借条已作废”的字样，我当时以为把陈波贤出具的收据保留好就可以了。另外，本案中，林汝裕提供的我司会议纪要、收据均是我司出具的，真正投资到我司的款项是120万元。另查明，林汝裕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出庭供述：我在2000年至2002年间在亨粤公司担任财务一职，是通过我的丈夫卢兆富认识本案林汝裕，再由本案林汝裕介绍认识本案陈波贤的。据我所知，亨粤公司的股东只有黄某一人。当时由于亨粤公司资金不足，就通过林汝裕向陈波贤借款，陈波贤害怕借款不能收回，故要求我们出具了很多借条，还写了还款协议。该笔借款是通过林汝裕拿��来的，第一次给了100万元部队，但因当时公司的财务制度不是很正规，故没有记账。本案陈波贤、林汝裕提供的证据我均有见过。2001年10月23日签订的《还款协议》和《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中，林汝裕与我丈夫卢兆富是作为担保人角色的，当时我并不在场，至于两文件中确认的借款数额相差三十多万的原因，听我丈夫卢兆富说，是因为本金加上利息导致金额有所不同。2002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上注明的150万元是启动资金。亨粤公司向陈波贤还款的过程我没有经手，是通过黄某还款的，共还了210多万元。另外，我并不清楚陈波贤、林汝裕私下是否有其他借贷关系，但我认为本案借条中注明的185万元与投资款15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因为当时是这样听说的。该院认为，陈波贤与林汝裕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波贤向林汝裕主张的185万元借款与陈波���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款项是否同一笔款项的问题。对此争议焦点，应对本案涉案两笔款项分别从以下要素予以分析：1、借款时间。陈波贤主张其与林汝裕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01年8月2日，并以借条为证，而其与亨粤公司的借贷关系发生在2001年4月份，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林汝裕抗辩实际只存在一笔借款，该借款的发生日期是2001年4月份，只是在2001年8月2日补充出具借条，但林汝裕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在陈波贤已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案涉案借款的发生时间为2001年8月2日的情况下，林汝裕对此提出抗辩，理应承担对其抗辩主张的举证责任，但林汝裕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借款的发生日期为2001年4月份，亦未能证明该张2001年8月2日出具的借条是后补出具的，故一审法院对林汝裕关于借款发生时间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2、借款金额。林汝裕��辩陈波贤借给林汝裕的借款以及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借款实为同一笔款项，而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开发汽配商铺的金额实为120万元，另外65万元是林汝裕向亨粤公司提供的资金，并以亨粤公司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7月15日的《会议记录》及落款日期为2001年8月2日《收据》为证，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亦证实了上述《会议记录》及《收据》均由亨粤公司出具，陈波贤投资开发汽配商铺的金额实为12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而言，要认定两笔借款实为同一笔款项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两笔借款的金额一致。本案涉案借条的金额为185万元，而本案所有证据中，除亨粤公司出具的《会议记录》及《收据》中有185万元金额与本案借条涉及的金额一致外，其他证据反映的借款金额均与本案借条金额不一致。现陈波贤对林汝裕提供的由亨粤公司出具的《会议记录》及《收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应就是否采纳该两项证据作出分析：林汝裕庭审中陈述亨粤公司用于投资汽配商铺的借款发生在2001年4月份，但亨粤公司因投资汽配商铺决定要向本案陈波贤、林汝裕融资的《会议记录》的落款日期却是2001年7月15日，而2001年8月2日出具的《收据》又记载“今收到”185万元的款项，据此可看出，林汝裕提供的物证所证明的事实与其在庭审中的陈述有明显的冲突，令人难以信服。另外，证人黄某是林汝裕提供的证人，是亨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述《会议记录》、《收据》均由亨粤公司出具。证人黄某与林汝裕曾有生意上的来往，二者关系较为密切，但反过来，陈波贤曾因房屋租赁纠纷将亨粤公司诉至天河区人民法院并对其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证人黄某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弱，由亨粤公司出具的《会议记录》、《收据》两份证���的真实性亦值得商榷。退一万步来说，林汝裕并非亨粤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在案的股东，林汝裕在清楚知悉借条的法律效力的情况下，仅因其述称的“陈波贤投资不成功在部队里闹事”而将属于自己的65万元债权转移至陈波贤，作为替亨粤公司对陈波贤的补偿，这种个人资金与公司资金混淆的行为是不合乎日常交易习惯和公司法规定的。综上，一审法院对林汝裕提供的由亨粤公司出具的《会议记录》、《收据》两份证据不予确认，对林汝裕抗辩借条中确认的185万元只有120万元属于陈波贤的主张不予支持。3、交付过程。陈波贤、林汝裕对亨粤公司的投资款的交付过程作出了不同的陈述。陈波贤主张其于2001年4月直接将150万元交付给亨粤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林汝裕抗辩称陈波贤只实际投资120万元到亨粤公司，该款项是陈波贤于2001年4月交给林汝裕，之后以林汝��的名义支付给部队的，交付过程有证人罗某在场。证人黄某的证人证言证实了亨粤公司通过林汝裕向陈波贤的实际借款为120万元并由林汝裕交付给部队。证人罗某的证人证言亦证实陈波贤交付款项予林汝裕时其并未在现场，陈波贤并无直接交付款项给亨粤公司或部队。根据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性质来说，借条的出具与款项的交付有极大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借条的出具意味着借款已发生交付，本案中，由于陈波贤持有林汝裕出具的借条，故陈波贤并不需对借款的交付过程予以举证，反过来，林汝裕对借款的交付过程有异议，应对自己的抗辩主张予以举证，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林汝裕仅提供了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借款的交付过程，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无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借款交付过程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4、还款过程。在亨粤公司向陈波贤还款的过程中，分别就还款事宜签订了《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还款协议》、《补充协议》、《委托书》、《补充合同》多份文件，另外，陈波贤亦向亨粤公司出具了多份收据，但该些文件及收据中均没有提及本案陈波贤与林汝裕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亦没有注明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条作废或明确借条中的185万元借款与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款项为同一笔款项。林汝裕辩称多份还款文件、收据中均未提及陈波贤、林汝裕之间关于借条事宜的原因是陈波贤谎称借条已经丢失，并且由于款项是亨粤公司黄某还的，并非林汝裕亲自偿还，故没有在收据上注明。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林汝裕抗辩两笔借款为同一笔款的主张，应由林汝裕予以举证，否则林汝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现林汝裕指出当时陈波贤谎称借���丢失，但林汝裕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另外，双方在本案涉案借款发生之时，均已有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意经验，并非初次从事生意往来，在林汝裕一直未取得陈波贤出具的关于两者之间的借贷关系已消灭的凭证的情况下，就将借款予以清还，这是不符合常理和一般交易习惯的。现林汝裕并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对两笔借款为同一笔款项的抗辩主张，属举证不能，一审法院对林汝裕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另外，陈波贤时隔十年才对本案涉案的185万元欠款向法院提出起诉，是不尽合理的，但陈波贤提供的借条的真实性已得到林汝裕的确认，陈波贤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与林汝裕的借贷关系成立，至此，陈波贤的举证责任已完成。现林汝裕提出抗辩，举证责任应在林汝裕，陈波贤无需就林汝裕的抗辩主张负举证责任。故陈波贤的行为虽不尽合理，但在有物证予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并不能单单以此原因推翻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另外，由于陈波贤、林汝裕订立的借条中并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时间，陈波贤亦未能证实其于本案受理前曾向林汝裕主张其债权，故本案利息应从陈波贤起诉至法院之日（即2011年4月6日）起计算。现陈波贤未向林汝裕主张支付利息，是陈波贤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法院应予支持。故林汝裕陈波贤不需向陈波贤支付利息。据此，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林汝裕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清偿借款1850000元给陈波贤。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725元由林汝裕负担。林汝裕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陈波贤投到亨粤公司的投资款是185万，不是216.9万元。2001年7月15日《会议记录》“经公司同意林汝裕和陈波贤融资185万元，作为公司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东西两侧汽配商铺项目的参与”和2001年8月2日亨粤公司出具的《收据》“今收到林汝裕、陈波贤交来开发金鸡岭3号两侧商铺资金185万元”都证实了陈波贤的投资款是185万，而之所以与2002年9月的《委托书》和《补充合同》上表述的金额216.9万不同，是因为在这一年里亨粤公司共欠陈波贤30多万的利息，在陈波贤的强烈要求下，一同写入本金才有216.9万，不是陈波贤实际投到公司的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7.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还本金。”，因此，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投资款应依法确认为185万，另外的30多万利息不能确认为投资款。（二）林汝裕只是代陈波贤向亨粤公司投资185万，不存在向陈波贤借款的事实。亨粤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某的证言“我是通过林汝裕认识陈波贤的，从来没有与陈波贤打过交道……我司没有在陈波贤手上拿过钱……且林汝裕已将其借得的款项投资到我司商铺开发项目中，于是就把钱直接还给陈波贤，共还给陈波贤260万”，以及林汝裕的陈述，陈波贤的投资过程是先将185万交给林汝裕，再让林汝裕以其两人的名义将185万投入亨粤公司，最终实现投资目的，因此，陈波贤投到亨粤公司的185万与《借条》上所记载的林汝裕借陈波贤185万实际是同一笔款，一审法院认定为两笔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会议记录》和《收据》是2001年亨粤公司出具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否定以上证据的效力是错误的。因为，陈波贤与亨粤公司发生纠纷的时间是2004年，即使双方存在利害关系也是从2004年开始，不可能影响到2001年《会议记录》和《收据》的证据效力。再依据证据规则第七十条，以上证据均经过法庭合法质证，陈波贤也没有就此提供相反的证据反驳，因此应依法确认以上证据真实有效。（四）亨粤公司在2004年1月19日前已向陈波贤还清本金和利息255.0840万元，不存在拖欠陈波贤借款的事实，陈波贤在庭上也表示认可；退一步讲，假如这185万借款不是陈波贤的投资款，按照2001年8月2日亨粤公司的《收据》和同一天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据》，就会出现陈波贤在这一天内既将185万的现金投到亨粤公司，又将185万的现金借给林汝裕的情况。但是按照银行的规定，陈波贤不可能在一天内向银行提现370万，作为一个正常人，也不可能在同一天内借出370万的现金，况且从陈波贤在林汝裕写下《借条》后至今的11年间都不曾追讨到现在才追讨来看，说林汝裕欠其185万也是有违常理，以上这种情况陈波贤也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陈波贤的全部诉讼请求。陈波贤答辩认为同意一审判决。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林汝裕出具借据确认向陈波贤借款185万元，林汝裕未能证实其履行了还款义务，因此，一审判决支持陈波贤还本付息的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本案争议焦点为陈波贤向林汝裕出借的185万元与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款项是否为同一笔款项。对此，林汝裕应承担举证责任。林汝裕提交亨粤公司的《会议纪要》、《收据》、证人证言等为证。本院认为，林汝裕的证据不充分，不能认定陈波贤向林汝裕出借的185万元与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款项为同一笔款项，理由如下：首先，关于亨粤公司的会议记录，从该份会议记录的内容看，亨粤公司同意林汝裕与陈波贤融资185万元，林汝裕及黄某等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但陈波贤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既然是与陈波贤和林汝裕相关的会议记录，为何只有林汝裕参与而陈波贤未参与，不合常理。该会议记录仅是亨粤公司的记录，没有陈波贤的签字，陈波贤亦不认可，不能凭该会议记录否定陈波贤另行向林汝裕出借款项。其次，关于亨粤公司出具的收据，收据记载亨粤公司收到林汝裕、陈波贤开发资金185万元，但是亨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出庭作证时却称只收到林汝裕120万元，没��收取过陈波贤款项。而林汝裕提交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合同》又记载亨粤公司因开发商铺借到陈波贤216.9万元。因此，该收据记载的投资款金额虽然与林汝裕的借款金额相吻合，但是与其他证据反映的投资款数额相矛盾。林汝裕虽然对出现120万元与216.9万元投资额进行解释，但是林汝裕的解释均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又牵强附会，有违常理，所以不能认定陈波贤投资款金额为185万元。因此，不能依据收据认定陈波贤投资额为185万元，也不能认定陈波贤出借款项的数额与陈波贤投资款的数额相一致。再次，关于证人证言，正如一审法院论述的，亨粤公司与陈波贤此前有过纠纷，证人和亨粤公司与陈波贤之间有利害关系，仅凭证人证言和亨粤公司出具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本案借款与陈波贤的投资款为同一笔款。更何况，证人黄某亦称林汝裕本人有无向陈波贤借款以及有否借入其他用途的款项其并不清楚。最后，林汝裕提交的证据，均是案外人的证人证言或者记录，缺乏陈波贤的签字确认，也缺乏与陈波贤之间的关联，陈波贤向林汝裕出借款项数额与陈波贤投资额不一致，亨粤公司与黄某的还款过程亦未显示与林汝裕个人向陈波贤的借款和还款有关联性，无法认定陈波贤向林汝裕借款与陈波贤的投资款为同一笔款项。综上，虽然陈波贤持有借据十年才起诉有不合理之处，但因借据未约定时间，借款关系合法成立，法院仍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林汝裕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本院二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450元，由林汝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林汝裕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定事实错误，陈波贤持有的由林汝裕出具的《借条》所指的借款与陈波贤投资到亨粤公司的款项实际是同一笔款项，且已全部得到清偿。（一）林汝裕与陈波贤之间的借款行为与亨粤公司的投资项目具有紧密关联性。每一笔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都有其特定的背景。本案的真实背景情况是，2001年，亨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黄某为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95135部队大院东西两侧的汽配商铺项目，需要对外融资进行建设。当时，黄某与林汝裕是熟识的朋友，找到林汝裕借钱；而林汝裕与陈波贤是熟识的朋友，介绍给陈波贤参与投资该项目；但黄某与陈波贤在该项目合作之前并不认识，也互不信任。陈波贤既想投资该项目取得可观回报，又希望由林汝裕出面确保还款风险，同时，亨粤公司的黄某也不想陈波贤直接参与该项目，需要由林汝裕出面合作。最后，具体实施过程是，��波贤将投资款交给林汝裕，再由林汝裕将投资款交给亨粤公司，亨粤公司承认林汝裕、陈波贤对合作项目的投资额。也正是因为陈波贤与林汝裕之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林汝裕与黄某之间的信任关系，各方就相关文件的起草和订立非常草率简单，才会发生本案中出现的《借条》与多份相关证据材料在时间上、数额上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但是，基于该背景关系是可以对有关事实和证据作出合理解释的。（二）关于陈波贤真实交付的借款金额。关于民间借贷，出借人为保证收益可靠合法，有一个常见现象是借款人出具借条时将本金和预期收益（利息）一并计为借款金额，但常常拿不出银行转账记录或其他能证明实际交付金额的客观证据。陈波贤实际交付给林汝裕的资金是120万元。然后由林汝裕以两张支票形式于2001年4月份直接支付给部队，代为亨粤公司缴纳给业主作为场���租金，同时亨粤公司承认该款项是林汝裕交来的项目投资额。当事人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完全靠相互信任进行合作，当时并没有订立意思表示准确完整的书面协议，这在民间合作也是较常见的情形。至于事后在2001年8月份补充的亨粤公司《收据》和林汝裕《借条》，实际是本金加上亨粤公司承诺的回报总金额为185万元。（三）关于多份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性。由于本案的客观事实已超过十年之久，当事人之间出具的法律文件又过于草率简单，没有连续或完整的记录合作经过，导致本案中的证据显得有些杂乱，但实际上，应当将有关证据放在前述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主要证据包括：1、2001年7月15日，亨粤公司的《会议记录》，载明“经公司同意林汝裕和陈波贤融资185万元，作为公司开发广园路金鸡岭3号东西两侧汽配商铺项目的参与，风险共担、共负盈亏”，会议记录有黄某、林汝裕等人签名，但陈波贤没有签名；2、2001年8月2日，由亨粤公司及黄某向林汝裕出具的《收据》，确认收到林汝裕、陈波贤交来开发资金185万元，同日又由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条》，确认借陈波贤185万元整，但都没有还款期限和利息的约定；3、2001年10月23日，亨粤公司及黄某向陈波贤出具的《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载明“我司在开发商铺过程中，先后向你借得壹佰捌拾伍万元整”，同日亨粤公司（作为甲方）与陈波贤（作为乙方）、卢兆富、林汝裕（作为丙方）签订的《还款协议》，载明“一、甲乙双方确认，甲方在开发商铺过程中，共向乙方借款人民币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整（本金）……五、丙方作为甲方履行本协议的担保人，在甲方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及黄某就亨粤公司与部队签订的合同原件持有问题出具的《补充协议》；4、2002年7月6日，亨粤公司（作为甲方）与卢兆富、陈波贤（作为乙方）签订《合作协议》，载明“由乙方投资150万元与甲方共同开发商铺已全部建好，并出租投入使用……乙方负责投资150万元作为本项目的启动资金（已完成）”；5、2002年9月14日，亨粤公司签署《委托书》，载明“亨粤公司因开发商铺借用四会陈波贤现金216.9万元”；6、2002年9月17日，黄某又出具《补充合同》一份，载明“共借到四会市陈波贤人民币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正”；7、2001年12月至2004年1月间，陈波贤出具多份收据，确认收到黄某的还款，其中2001年12月份的收据是由陈子德出具。上述证据在时间上、发展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性。根据上述证据所反映的内容，结合相关背景能够证明事实为：陈波贤为参与投资亨粤公司的项目并获取收益但不想承担风险，亨粤公司不想与陈波贤直接合作，故都拉入林汝裕作为其可信任的中间人参与合作。在2001年7月6日《会议记录》中，同意了林汝裕、陈波贤融资185万元作为项目的参与，由于载明“风险共担，共负盈亏”，故陈波贤不愿意签名。之后，在2001年8月2日，亨粤公司出具《收据》交付给林汝裕作为融资依据，而该《收据》仅有一份，陈波贤为保障自身利益，同时要求林汝裕作为中间人为其出具一份《借条》（即本案陈波贤主张的依据），但两份材料均没有明确利息和还款期限，之所以这样操作，正是因为亨粤公司和陈波贤都只信任林汝裕，林汝裕作为中间人也愿意承担这一责任，这在本案中非常关键。到了2001年10月23日，陈波贤为保障投资款的固定回报而不承担风险，其直接要求亨粤公司的黄某出具《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并由林汝裕提供担保，同日还由三方签订了《还款协议》，此时的借贷关系��还原为“陈波贤为出借人，黄某为借款人，林汝裕为担保人”的真实关系，并重新计算确认了借款金额（本金加回报）为“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而非185万元），但此时林汝裕并没有意识到要求陈波贤退还《借条》。到2002年7月，项目建设已完成，由于没有陈波贤直接交款给亨粤公司的依据，陈波贤为了确保其投资是真实的，又要求与亨粤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就已完成的投资和商铺建设情况进行确认（这与实际操作中先签协议再按协议履行的做法有所不同，也说明各方先前的合作行为完全是基于信任），之后9月份，陈波贤还要求亨粤公司及黄某出具《委托书》和《补充合同》，再次确认借款金额为“贰佰壹拾陆万玖仟元”。而在亨粤公司还款过程中，由于陈波贤的款项实际上是投资到亨粤公司，三方也签订了还款协议，故亨粤公司便直接还款给陈波贤并由其签收确认。（四）陈波贤所持《借条》项下的借款与其向亨粤公司的投资款实为同一笔款项。林汝裕只是陈波贤与亨粤公司达成融资合作的中间人，并基于双方的信任而成为担保人，具体形式则为陈波贤将款项交给林汝裕而由林汝裕出具《借条》，林汝裕将款项投到亨粤公司并由亨粤公司出具《收据》，两份材料所记载的金额相同，时间相同，均没有还款期限和利息的约定。实际上，之所以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其原因就是双方明知该款项就是要投资到亨粤公司的开发项目，且亨粤公司已向林汝裕出具了投资款《收据》，需要从该项目投资建成后的收益中逐步偿还，由林汝裕出具《借条》只是一种担保形式。此外，在亨粤公司清偿陈波贤的全部借款及回报后，对于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的《借条》，林汝裕曾经索要过，陈波贤口头称因汽车被盗而遗失，基于���任也就没有让其予以书面说明。另一方面，陈波贤持有该份《借条》长达十年，如果是孤立的一个借贷关系，如此大额的借款，作为出借人至少应当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目的是什么，但陈波贤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即使基于朋友信任没有约定利息，至少会确定还款期限，即使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在长达十年期间却没有向林汝裕发出任何催收还款甚至询问联络，由于通货膨胀，十年前的185万元与十年后的185万元已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在此期间陈波贤却有一直向亨粤公司追索债权，还到法院起诉亨粤公司，其并非不懂主张权利和司法程序，且本案的债务远大于亨粤公司的债务。相对于林汝裕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索还《借条》原件这一过失，陈波贤的行为更不合理。据此，可合理推断陈波贤所持《借条》项下的借款与其向亨粤公司的投资款实为同一笔款项。在黄某已支��还款给陈波贤2550840元后，其债权已足够清偿。再审请求：1、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1）穗番法民一初字第1298号民事判决；2、驳回陈波贤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陈波贤承担。陈波贤答辩称，林汝裕申请再审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且没有新证据推翻原终审判决，不符合申请再审的规定，其申诉目的是为了推翻终审正确判决，逃废合法债务。具体理由如下：（一）林汝裕申诉称，其向陈波贤借款（现金）185万元与陈波贤支付给原亨粤公司的150万元投资款是同一笔款项，没有任何实质性依据。1.林汝裕向陈波贤借款185万元背景是：2001年期间，林汝裕在广州市沿江滨路设立一间装修工程部，自称其在湛江市承接了一宗装修工程项目，需要交付工程保证金给发包方，并许诺承包工程后按工程总额提成三至四个点给陈波贤作为报酬。同时还承诺将工程项目所需要的全部瓷砖也向陈波贤（女婿）采购进货。林汝裕还亲自带陈波贤两次到湛江项目工地现场考察。由于当时陈波贤在四会市经营了八、九年的加油站，手里掌握有几百万元的资金，也想寻找投资机会，再加上林汝裕吹嘘自己是公安人员出身，信誉可靠，保证能够还款和兑现承诺。就是在此情况下，陈波贤将185万元现金借给林汝裕，林汝裕也同时出具《借条》给陈波贤。双方借款关系明确，手续清晰，根本不存在由林汝裕代亨粤公司借款的事实。2.林汝裕申诉称，向陈波贤借款实际金额为120万元，另有65万元是预期回报，合计185万元向陈波贤出具《借条》。林汝裕在一审庭审中却辩称其向陈波贤借款120万元，另外65万元是林汝裕借给亨粤公司，考虑追收方便，将借陈波贤120万元加上本人借亨粤公司的65万元合计185万元，由林汝裕向陈波贤出具一张185万元《借条》。暂且不说林汝裕两种讲法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符合常理，就算是亨粤公司向陈波贤借款，也无需由林汝裕出具《借条》，《借条》完全是林汝裕的个人行为而非亨粤公司行为。3.林汝裕借款与陈波贤支付亨粤公司的投资款两者时间不同，金额不同，交付方式不同。亨粤公司偿还本金利息时的全部凭据均没有注明偿还林汝裕借款。亨粤公司对陈波贤投资款承诺偿还投资款216.9万元，包含投资及回报在内，但从来没有包含林汝裕个人借款。因此，林汝裕申诉称两笔款项为同一笔款项的理由和依据都不成立。另黄某称与林汝裕是生意上的伙伴，林汝裕和卢兆富、黄佳三人是当时亨粤公司的协议股东。由于林汝裕与亨粤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其提供的《会议记录》、《收据》等“证据”，其实是林汝裕等人自��编造出来的，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本案没有证据效力。（二）陈波贤就与亨粤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曾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2004）天法民三初字第509号民事判决，判令亨粤公司偿还陈波贤投资款租金收益，该案已进入执行。从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如果像林汝裕所称两笔款项是同一笔款项，那么，林汝裕可向天河区人民法院主张权利。亨粤公司在多次返还投资款及利息给陈波贤时也从来没有涉及林汝裕个人借款185万元。（三）对林汝裕主张两笔款项为同一笔款项所提供的几份证据的评析。1.《会议记录》是林汝裕作为亨粤公司协议股东制作出来的，与陈波贤无关。陈波贤没有参加该会议，不确认会议记录的全部内容，此《会议记录》不排除是有人事后制作虚假证据。2.2001年8月2日亨粤公司向林汝裕出具《收据》与陈波���无关，陈波贤没有要求亨粤公司出具这样的收据。这份《收据》与本案其他证据也互相矛盾，造假的痕迹十分明显。陈波贤与亨粤公司已经签订《合作协议》，根本不需要通过林汝裕借款给亨粤公司。3.《还款协议》及《关于支付利息的承诺书》是亨粤公司为保障陈波贤的投资利益而签署，其中林汝裕还充当了担保人的角色。如果像林汝裕所称其185万元个人借款和15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林汝裕在担保人签名时，可以注明他借185万元已包含其中。4.其他《合作协议》、《委托书》、《补充协议》等所谓“证据”，均没有证明林汝裕向陈波贤借款185万元人民币与陈波贤支付给亨粤公司150万元投资款是同一笔款项，或者两笔款项包容在一起。因此，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当中，陈波贤称亨粤公司的投资项目是由卢兆富介绍，故本院向卢兆富调查情况，卢兆富的陈述如下：在2001年的时候，亨粤公司的黄某要开发金鸡路的档口，是广空装备部所在的地方，由于黄某缺钱，所以想和林汝裕一起合作开发，首期需要亨粤公司交给装备部100万押金，后陈波贤给了100万现金给林汝裕，林汝裕换成一张100万支票给亨粤公司，支票是林汝裕的卓越公司开出来的。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黄某是我们的朋友，当时我老婆从部队转业还没工作，黄某就想叫上她一起帮忙。亨粤公司租用了永福路37号大院的一栋大楼，当时租金和装修都是陈波贤出钱的，大概有十几万元。后来，由于档口工程没有给陈波贤做，他就收了利息。185万元是在120万左右的基础上计出来的，原来黄某承诺要给陈波贤做工程，后来没给他做，所以给了一些补偿。黄某答应还给陈波贤185万元，陈波贤要求我做担保，���就是为了帮陈波贤追钱。陈波贤投资了，黄某却没把工程给陈波贤做，后来黄某承诺三个月内还钱给陈波贤却一直没还，我和我老婆都帮着陈波贤追钱。我之所以在担保人一栏签名，是因为我法律意识淡薄，想帮着陈波贤追钱。为此我老婆气得把黄某的办公室砸了，黄某还又不敢报警。2002年7月的《合作协议》中，150万是由我借给黄某的30万加上陈波贤的120万元得出的。黄某承诺陈波贤投资钱后把工程给陈波贤做，给我们8个档口，后来黄某只给了我2个档口、陈波贤3个档口。黄某收了两三万元的租金，我把钱追了以后给陈波贤了。2004年之前黄某把120万元都还清了，但是陈波贤的3个档口的租金未给付。对于185万借条，林汝裕在一审庭审中称是其向陈波贤借款120万元，另外65万元是其借给亨粤公司，考虑追收方便，将借陈波贤120万元加上其本人借亨粤公司的65万元合��185万元，由其向陈波贤出具一张185万元《借条》。再审中称，在2001年项目启动的时候，65万是其投资亨粤公司，陈波贤的120万由其转交亨粤公司，陈波贤在项目启动后，中途要求拿回报，但是亨粤公司说项目在关键发展时期无法给回报，其也不断在项目上投资，为了使陈波贤和项目脱离关系（因为其一直在闹），其与黄某经商议将其享有的65万债权作为补偿给陈波贤。本院认为，本案的《借条》是林汝裕以自己的名义向陈波贤出具，其对陈波贤是否付款的事实无异议，因此双方借款关系成立，出借人为陈波贤，借款人为林汝裕。从借条反映的事实来看，是林汝裕个人向陈波贤借款185万元。本案中林汝裕主张借款人非其本人而是亨粤公司，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对于185万借款，林汝裕在一审庭审中称是陈波贤借款120万元加上其本人借亨粤公司的65万元组成，后在再审中又称是将其在亨粤公司的投资款65万元补偿给陈波贤，这两种说法均不符合常理，且与黄某、卢兆富等人的陈述以及其本人在再审申请书中的陈述都出入较大，在对《借条》发生的原因都不能进行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在林汝裕所提交的证据当中，与本案金额具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会议记录》、2001年8月2日黄某《收据》均因无陈波贤签名和确认难以认定真实性。即使《借条》为投资款，那么在亨粤公司清偿陈波贤投资款后，林汝裕也应当索回《借条》。本案事实真伪不明，原一二审判决根据双方的举证以及诉辩意见作出了法律认定，同时也表达了陈波贤的主张存在不合理之处，如果本案《借条》实为陈波贤对亨粤公司的投资款，则意味着陈波贤是将不存在的债务凭借《借条》向林汝裕主张债权，这是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需��担巨大的道德风险。审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申请人的理由缺乏理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维审 判 员  兰永军代理审判员  王汇文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刘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