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二中速民终字第08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金霞。委托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长洋。委托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长圆。委托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玲。委托代理人窦凯生，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洪起，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王���升，该公司职员。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鹏翎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宝新，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鹏，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桂，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4）滨民初字第177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5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陶金霞及其委托代理人窦凯生、上诉人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窦凯生，被上诉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鹏翎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鹏、王桂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查明，蔡宝明系鹏翎股份公司的原自然人股东，陶金霞系蔡宝明的妻子，���长洋、蔡长圆系蔡宝明的女儿，李玉玲系蔡宝明的母亲，蔡宝明于1998年1月29日去世。1988年，天津市大港区中塘乡中塘村委会投入资金450000元成立了集体企业天津大港区中塘胶管厂；1994年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塘村委会和村民共同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设立了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后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翎股份公司）。《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演变说明》）中记载：公司1998年设立时工商登记中蔡宝明所持股份数为41890股。1998年量化给全体股东的集体权益数额为1458827.03元，蔡宝明的集体资产量化股份数额为6498.95元。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将集体量化股本与公司此后对个人股东的量化股份进行混同管理，同视为不完全的股东权益。原审庭审中，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认可从鹏翎股份公司处领取了28829元，也确实签署了《股东退股明细表》，但认为并非退股款。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鹏翎股份公司以蔡宝明名义和鹏翎控股公司签订的《转股协议》无效，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将鹏翎股份公司2002年转让时股本总额的0.13%的股份重新登记到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名下，记载到鹏翎股份公司的股东名册，将股权登记到天津市工商局；2、由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审认为，1998年9月成立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名为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系由集体企业改制成股份合作制，最后才由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改制的特殊性和不规范性，���时的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特征。参照1997年《国家体改委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第五条，“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离开企业时其股份不得带走，必须在企业内部转让，即取得股东身份的前提是具有在职股东的身份”，在企业的改制过程中职工“退股”是一种特殊的股权转让方式，由企业将股东股份暂时收回后再做处理的做法符合当时政策及历史背景。本案中，蔡宝明于1998年1月29日去世，早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9月25日向发行人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由于改制的特殊性和不规范性，蔡宝明仍被登记为股东。公司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将集体量化股本与公司此后对个人股东的量化股份进行混同管理，同视为不完全的股东权益，股东只享有分红权，量化��份未计入退股数量符合当时村委会有关规定及地方的有关行政性规范。根据《演变说明》记载，未计入退股数量的集体股份量化部分和盈余公积转增部分股份转入资本公积。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在蔡宝明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包括其妻子陶金霞，母亲李玉玲、父亲蔡连喜，于2001年2月10日申请提取股份，其女儿蔡长洋、蔡长圆当时尚未成年。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对此份证据上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但是未申请鉴定，也未提交证据推翻。综合以上证据，以及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认可领取了与上述证据印证的款项，且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此后未再参与公司事务或主张分红，认定蔡宝明的继承人将其名下的股份进行了处理，不再持有公司的股份。之后的《转股协议》是鹏翎股份公司在对公司的股权进行清理和规范后，为了统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而制作的。该《转股协议》有效与否与蔡宝明及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都没有利害关系，在本案中没有诉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一、驳回原告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的起诉；二、案件受理费40元，退还原告。”原审裁定后，上诉人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支持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的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承担。主要理由：1、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首先，对于鹏翎股份公司性质认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错误。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是根据天津市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并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特征。原审不以市政府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为依据，主管将股份有限公司认定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对公司性质的错误认识。其次、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提交的证据相互矛盾。在其提交的《报告》和《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退股明细表》（以下简称《2000年退股明细》）中陶金霞的签字明显不是一个人签写，原审法院仍然采信不当。再次、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提交的证据与其证明内容存在矛盾。《2000年退股明细》无法证明陶金霞2001年是否退股的情况，存在逻辑错误。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判断“股权转让行为”、“退股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审裁定却适用1997年国家发改委文件审理本案，适用法律错误。3、退股是无效行为。首先，蔡宝明在提交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并入股，1998年1月去世，公司并未要求其继承人退股，继承人也为退股。1998年9月，鹏翎股份公司设立时，仍然将蔡宝明列为发起人，并承认其在鹏翎股份公司持有相应股份，也就是承认了蔡宝明的股东身份。2001年，陶金霞确实在鹏翎股份公司领取过款项，但领款行为不是退股行为。公司法也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退股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4、伪造的《转股协议》应依法认定无效。蔡宝明1998年1月去世，2002年6月却与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转股协议》，有悖客观事实。蔡宝明的继承人是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享有处分权。但是在2002年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不知情的情况下，鹏翎股份公司伪造《转股协议》，将其股份转移至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该行为无效。鹏翎股份公司及鹏翎控股公司答辩均同意原审裁定。二审审理期间，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提交《验资事项说明》，该证据来源于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在1998年9月设立天津大港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时，全部注册资本已经实缴，该注册资本中包括了村委会量化给全体投资人的股份，从而证明该股份无需再夯实。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材料已在一审中提出，故不属于二审新证据。鹏翎股份公司、鹏翎控股公司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本院对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提交的证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申请本院调取《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津鹏翎胶管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界定问题的批复》（大港政发（2007）54号）。对于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的规定，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的申请已经超出上述期间，对其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据此确认合同无效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转股协议》是以欺诈、胁迫方式订立或者协议内容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以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特别是，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自认已经领取到退股相应款项的行为，是对《转股协议》已经得到实际履行的确认，因此其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鹏翎股份公司以其名义与鹏翎控股公司订立的《转股协议》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上诉提出，2000年“退股”，以及鹏翎股份公司支付退股款的行为，是鹏翎股份公司回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该行���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的规定而无效的主张。2000年鹏翎控股公司的前身北京鹏翎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与李玉玲等自然人股东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即《转股协议》），明确记载受让方为鹏翎控股公司，其受让的股份为自然人持有的鹏翎股份公司的股权，且受让方鹏翎控股公司委托鹏翎股份公司在协议订立后三日内向出让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由此应当认定，股权转让款是由鹏翎控股公司委托鹏翎股份公司代为支付的，实际付款方和股权受让方的鹏翎控股公司，并不存鹏翎股份公司自行收购本公司股权的行为，故而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主张转让行为无效亦不能成立。关于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上诉提出，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错误的主张。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议无原则分歧”、第二百五十七条：“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三）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的规定，本案并非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范畴，也并不属于事实不清、权利义务关系不明或者争议重大的案件。因此，原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程序适当，陶金霞、蔡长洋、蔡长圆、李玉玲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纪申代理审判员  景 新代理审判员  乜 红代理审判员  王孟璐代理审判员  邓晓萱代理审判员  田 雷代理审判员  王 晶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若宇速 录 员  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