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德中民终字第25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吉杰，退休干部。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洪田，公务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廷玉，公务员。委托代理人：刘洪田，公务员。上诉人（原审被告）：郭富站，公务员。委托代理人：刘秀革，山东九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顺，德州鲁北大厦职工。委托代理人：孙伟，山东益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吉杰、郭富站、李廷玉、刘洪田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14）德城民初字第2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张吉杰负责的山东鲁丰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偿还银行借款困难，找到熟人段长奇，欲以山东省陵县马厨社区的30667平方米的城镇住宅用地作抵押向段长奇借款。当时段长奇作为负责人的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还没有注册，段长奇就通过王云涛将张吉杰介绍给了李顺，李顺当时是鲁北大厦的职工，业余经营小额贷款业务。李顺在张吉杰没有办理山东省陵县马厨社区的30667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的抵押手续但提供了三位担保人的情况下同意向其借款50万元。2011年6月11日，张吉杰在李顺提供的制式借条上签字摁手印，担保人郭富站、李廷玉、刘洪田均在担保人处签字摁手印。借条的主文为“今（出借人李顺）借给（借款人张吉杰）人民币（大写数字）壹佰万元整，即1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1日起至2011年7月1日止，共1个月，全部本金于2011年7月1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大写数字每天伍仟元整，即5000元）。”借条的主文中加黑的部分为手写。（以下该部分简称为借条主文）借条主文下面附加有加黑字体部分，其内容为：“担保人确认：本人同意为借款人的上述债务向出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担保范围及于所有借款本息、违约金、赔偿金、出借人实现债权的费用（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的费用）。本确认条款的效力独立于借条，借条无效不影响本确认条款的法律效力。（以下该部分简称借条加黑字体）”加黑字体部分下方有小注，为“注：1、本借条同时为借款人收讫借款的法律凭证；2、借款人与担保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为本借条的附件，与本借条具同等法律效力。”（以下该部分简称借条小注）借条签订后当天，李顺给付张吉杰现金29万元，张吉杰向李顺出具了收到29万元的现金收到条一张。收到条由张吉杰签名，落款时间为2011年6月11日。2011年6月16日李顺通过工行卡转张吉杰款9万元（该50万元借条以下简称为6月11日借条）。原被告认可该笔借款的月利率是6分，后追加至1角。2011年7月11日，张吉杰在没有归还50万元借款的情况下，又要求追加借款到100万元。李顺同意并要求张吉杰在6月11日借条的修改部分摁得手印。借款的还款时间也改为2011年8月11日。违约金也由5000元改为10000元。李顺怕修改的借条以后发生争议，要求借款人张吉杰及部分担保人在2011年7月25日与其补签了100万元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间又改为2011年7月25日至2011年8月25日，担保人刘洪田、李廷玉在担保人处签字，该借款合同约定的保证形式为连带责任担保。香港公司也在该合同的右下角盖章。（该100万元合同以下简称为7月25日借款合同）2011年7月25日借款合同签订后，李顺于2011年7月28日通过其鲁北大厦的同事郭晓强的工行卡支付张吉杰款3万元。2011年8月23日李顺通过工行卡支付张吉杰款9万元。2011年8月31日张吉杰通过工行卡支付李顺7万元的利息。2011年7月5日，段长奇为负责人的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注册成立，经营场所为德城区新湖北路新湖商务港404号，该单位隶属香港公司。该单位的运营总监是王云涛，执行经理是李顺，会计是刘秋菊。2011年11月14日，该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申请被注销。现段长奇因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现在服刑期；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也已歇业，财务账册下落不明。原审判决认为，该案借款合同真实有效，但利息约定超越法律规定，故为部分有效合同。该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个。一、7月25日借款合同的出借人是李顺还是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借款金额是多少；二、担保人的范围及承担多大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出借款人的问题。第一，2011年6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借条）后，张吉杰收到29万元借款并给李顺出具了29万元的收条。第二，2011年7月11日，张吉杰要求追加借款到100万元的情况下，是张吉杰在6月11日借条的修改部分摁得手印。第三，7月25日借款合同（100万元）是由2011年6月11日的50万元借款追加而来的。第四，7月25日借款合同上，香港公司的公章是加盖在合同的右下角，不是在出借人处盖的章，而合同的出借人处是李顺。第五，2011年6月11日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未成立，没有出借款的资格。而李顺个人当时在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第六，张吉杰当时经营需要借款找到段长奇，又通过王云涛认识了李顺。在张吉杰提供三个担保人的情况下，李顺做出出借款的决定符合常理。第七，2011年8月1日张吉杰在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的借款，合同出借人是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并且是在出借人处加盖的章。第八，2011年6月11日借条即使有瑕疵，它的主要内容也在7月25日合同上得到了确认。以上八个方面反应7月25日借款合同的签订、修改、履行都发生在李顺与张吉杰之间。由此可见，7月25日借款合同的出借款人是李顺，而非香港公司。故李顺作为出借人起诉各被告是适格的。张吉杰及其他被告称没有与李顺发生借贷关系的辩称，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张吉杰与香港公司、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或其他员工个人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李顺与香港公司的关系是另外的法律关系，可另案解决。关于第一个焦点出借款金额的问题。第一，2011年6月11日，李顺给付张吉杰现金29万元。第二，2011年6月16日李顺通过工行卡转张吉杰款9万元。第三，2011年7月28日李顺通过朋友郭晓强给张吉杰转款3万元。第四，2011年8月23日李顺通过工行卡转张吉杰款9万元。以上四笔共计50万元，张吉杰认可，原审法院予以认定。50万元借款合同变更为100万元后，李顺称在其卡上提取现金15万元以及从武雪梅处的借款35万元，共计50万元均借给张吉杰，对此张吉杰不认可，李顺又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该部分不予认定。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2011年6月11日的50万元借款合同（借条）的担保人处由郭富站、刘洪田、李廷玉签名并摁手印，说明三位均为担保人，担保金额50万元。郭富站关于自己不是担保人的辩称，没有提供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2014年9月16日，刘洪田、李廷玉向原审法院递交了对原告提交2011年6月11日借款合同（借条）加黑字体部分字迹的鉴定申请书，2014年12月2日撤回鉴定申请，被申请鉴定的该部分内容在7月25日合同中得以确认，也应是有效的。7月25日借款合同李顺若完成100万元的出借款义务，那么刘洪田、李廷玉应在100万元内承担担保责任。郭富站没有在7月25日合同中签字，其担保的金额仍为2011年6月11日借条上的50万元。又因该案李顺的出借款金额只查实了50万元，故三担保人均在5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关于连带担保责任期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该案2011年6月11日借条的加黑字体部分，保证期间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2011年6月11日借条的约定符合法律的规定，故担保期间应理解为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1日。该案原告是在2013年6月26日起诉的担保人，故该案担保时效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保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该案原告李顺要求被告张吉杰偿还借款100万元和利息以及要求郭富站、刘洪田、李廷玉在1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担保的请求，应部分予以支持，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给付为宜。郭富站、刘洪田、李廷玉承担担保责任后可向债务人张吉杰追偿。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判决：一、被告张吉杰偿还李顺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自2013年6月26日至于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刘洪田、李廷玉、郭富站对张吉杰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00元原被告各负担一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上诉人张吉杰、刘洪田、李廷玉上诉称，一审判决认为，“借款合同真实有效，但利息约定超越法律规定，为部分有效合同。”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关于借款的真实性。一审被告提出，一审原告是将张吉杰同一审原告任职公司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以下称“鑫泰公司”）之间签订的借贷合同，通过倒签出借人等方式，虚构事实，主张借贷关系的存在。鑫泰公司出借给张吉杰200万元，而一审原告却宣称鑫泰公司出借给张吉杰100万元，李顺出借给张吉杰100万元。一审法院调取的德城区刑侦大队针对鑫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包括李顺）的询问笔录，鑫泰公司经理段长奇、财务总监王云涛、李顺、会计刘秋菊均称鑫泰公司曾两次借给张吉杰200万元。以上四人的笔录，开庭时在法庭上进行了指认，而一审判决对四人的笔录却只字未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一）规定，以德城区公安局依职权制作的询问笔录证明：这笔以李顺个人名义起诉的100万元借款就是鑫泰公司的借款。李顺个人起诉，为虚假诉讼。除此以外，合同签订地点在公司，而且是王云涛一手办理填写（包括后期涂改），段长奇、王云涛、李顺在借款、追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7月25日借款合同的文末的鑫泰公司章、提交的电话录音等证据、包括同各公司员工频繁的款项往来，均可佐证。一审判决未对上述证据给予关注，却认定借款的真实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往来数额。首先，2011年6月11日现金给付的收到条为变造，本来是收到段长奇款项后向公司出具的。其次，一审判决强调鑫泰公司7月5日成立，李顺从事小贷业务，结合其他证据（却没有结合询问笔录）认为李顺出借款项；而公司成立后的7月11日签订的合同却又被认为是担任公司执行经理的李顺个人同张吉杰的个人借款合同，认定7月28日的3万元汇款为李顺的个人借款，自相矛盾。事实是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27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注册成立，6月份鑫泰公司在德州已挂牌营业，李顺也已经在该公司上班任职（李顺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为证）。另外，就是因为6月11日鑫泰公司的手续还没有办完，所以7月25日才补签了借款协议。第三，2011年8月1日鑫泰公司同张吉杰签署另一份借款合同后，鑫泰公司各个主体均有向张吉杰汇款，而为何单独将执行经理李顺的9万元汇款认定为个人而非鑫泰公司汇款。反之，一审判决对利息、对张吉杰汇款的性质则认定错误。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借条和借款合同均未约定利息，张吉杰只承认鑫泰公司同他之间的合同为高利贷，未承认同李顺间有过借款合同，更未有过利息约定，法院却径直认定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于法无据，于上诉人更为不公。即使一审决判错误的认定李顺同张吉杰的借贷关系，错误地认定利率为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截至2011年8月23日为50万的借款额，张吉杰2011年8月31日的7万元汇款也不能全部认定为利息。三、关于原告李顺本案已经四次开庭，李顺一审、二审坚持说给了张吉杰9万元汇款、现金9万元，只有9万元汇款证据。第三次开庭找了王云涛做证人，说给了张吉杰现金80万元，最后开庭又拿出了29万元现金收条，两笔18万元汇款。结果查明有鑫泰其他员工的汇款手续，说明李顺对该笔贷款的来龙去脉根本不清楚。前后说法不一，漏洞百出，矛盾从从。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李顺答辩称，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上诉人张吉杰与被上诉人李顺之间真实存在100万元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上诉人准备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对于一审判决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部分借款金额为50万元，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l、上诉人张吉杰与被上诉人李顺之间存在真实的100万元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李顺合法持有与上诉人张吉杰签订的两份借贷协议原件。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文义性，被上诉人李顺作为合同的合法权利主体，有权向上诉人张吉杰主张合同之债。2、在2011年6月11日、20l1年7月25日签订的关于100万元借款协议所涉及的资金，都是由李顺自筹，资金所有权与香港鑫泰公司无关。香港鑫泰公司及双方认可的公司财务总监王云涛在本案涉诉两年期间，都对李顺在本案中向上诉人张吉杰主张权利没有异议：公司既没有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又未对李顺以债权人身份提起诉讼提出异议，本案根本也不存在所谓的债权转移的情况。上诉人主张把钱还给香港鑫泰公司，香港鑫泰公司财务总监王云涛到庭证明李顺与张吉杰之间借款100万元的事实真实存在。综上，被上诉人李顺与上诉人张吉杰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二、被上诉人李顺与上诉人张吉杰之间100万元的借款现金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一审法院认定在2011年6月11日张吉杰收到了50万元借款正确；对于2011年7月25日上诉人张吉杰要求追加借款50万元并已经全部收到没有认可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李顺对于上诉人张吉杰追加的借款50万元，向法庭提供了李顺本人15万元现金提款记录和从武雪梅处借款35万元的证据；特别是在发回重审一审卷中第396页的庭审笔录中，张吉杰承认：“香港公司100万元已经给了我，有争议的100万元扣除利息后也给了我。具体打多少王云涛知道，也是通过银行汇给我。”被上诉人李顺认为通过被上诉人李顺提供的相关证据和上诉人在庭审中的自认，一审法院应当认定双方之间100万元借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请二审法院对此事实予以支持。综上，上诉人张吉杰、刘洪田、李廷玉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审被告郭富站答辩称，同意张吉杰、李廷玉、刘洪田的上诉理由。上诉人郭富站上诉称，一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李顺提供的证据l借条和证据2借款合同证实：上诉人对其出借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经过原审、二审和发回重审的开庭，被上诉人一致陈述：《借款合同》是《借条》的补充。由于《借条》在先（2011年7月11日），《借款合同》在后（2011年7月25日），按照被上诉人的陈述可以得出《借款合同》是对《借条》的处分，假如在《借条》上上诉人的签字视为具有担保意思表示，作为被上诉人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应当也让上诉人签字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不可能随意放弃上诉人作为担保人的责任，被上诉人借口没有找到上诉人而没有让上诉人签名的陈述与日常经验法则相违背而不成立。所以结论就是在《借条》上上诉人的签字行为不具有担保的意思表示，与上诉人第一次开庭的当庭陈述、原审被告张吉杰在本案二审的开庭陈述、重审开庭时的陈述、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在押法定代表人段长奇在德城区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的陈述相一致。其次，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合同》上没有约定担保期限，所以本案的担保期限适用于六个月，不适用于两年的担保期限，担保期限自2011年8月21日起至2012年2月10日止。被上诉人2013年6月26日起诉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已经远远超出了担保期限，担保人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借条》上写明了担保期限，但是作为时间在后的《借款合同》没有约定担保期限，而《借款合同》是格式条款，出现争议时，应当对格式合同提供者作出不利的解释，即：本案的担保期限没有约定，适用六个月的担保期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对郭富站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李顺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郭富站对于张吉杰向李顺的借款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根据在2011年6月11日签订的《借条》，上诉人郭富站对于张吉杰的借款行为承担保证责任明确具体，对于保证期间双方约定：“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即自2011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1日，被上诉人李顺于2013年6月26日提起诉讼，是在郭富站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之内。二、关于《借款合同》只是对于《借条》的一种补充，《借条》的效力及担保期间的约定没有消失。所以本案应当依据《借条》的担保条款计算担保期间。综上，上诉人郭富站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审被告张吉杰、刘洪田、李廷玉答辩称，同意郭富站的上诉理由。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李顺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原审判决对借款数额、利息认定是否正确；三、原审判决对郭富站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关于李顺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借款的书面凭证主要有两个，分别是2011年6月11日的《借条》（该《借条》在2011年7月11日进行了修改）及2011年7月25日的《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与修改后《借条》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系对修改后《借条》的确认。也就是说，本案借款合意的最初达成时间为2011年6月11日，达成变更合意的时间为2011年7月11日。第一，从借款凭据本身的表达看，《借条》及《借款合同》的“出借人”处均明确写明为“李顺”，特别是《借条》中只有相关自然人的签字捺印，没有关于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公司”）或香港（鑫泰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分公司”）的任何文字表述，也没有加盖任何公司印章。虽然在《借款合同》中加盖有鑫泰公司的印章，但该印章并非德州分公司的印章，与上诉人主张的“本案借款是同德州分公司订立的”也不一致。第二，从借款的实际支付方式看，本案借款均是李顺个人或李顺个人通过他人账户向上诉人张吉杰实际支付，并没有通过香港公司或分公司支付。第三，从公司成立时间上看，上诉人称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德州分公司，而德州分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1年7月5日，晚于借款合意的达成时间。即在借款合意达成时德州分公司尚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具备作出民事行为的主体资格，当然不可能订立借款合同。第四，对于《借款合同》上加盖有公司印章、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相关人员称该笔借款是公司业务，李顺解释称，这是为了便于通过公司要账。上诉人张吉杰也向法庭陈述，公司向自己要过账。李顺作为公司的经理，为了规避民间借贷的风险，将自己的借款交由公司管理，具有合理性。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李顺系本案借款的权利人，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对借款数额、利息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无论是在初审二审中还是在重审一审中，张吉杰均认可存在向德州分公司两次借款，每次借款协议数额均为100万元，且第一个100万元借款的实际收款数额高于50万元，只是不认可第一个100万元系向李顺借款。在第一个焦点问题中本院已经分析、认定，张吉杰所称的第一次向公司借款100万元，事实上就是本案中向李顺的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借款的实际支付数额高于一审认定的数额。但是，本案权利人李顺并没有就借款数额的问题提起上诉，而是认可了一审认定的借款数额，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各上诉人（原审被告）均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已经向李顺偿还了本案一审认定的五十万元借款的本息，原审判决对该部分进行偿还，并无不当。《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截至2011年8月25日，违约金每日按照借款金额的10%计算，张吉杰2011年8月31日的7万元汇款显然不能偿还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原审判决将该笔汇款认定为偿还利息并无不当。关于原审判决对郭富站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第一，6月11日《借条》的担保金额为50万元，7月11日变更后的担保金额为100万元。如果担保人认为变更后的担保金额过高，对过高的部分不再进行担保，是符合常理的。上诉人郭富站以自己没有对后来的10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来证明自己之前没有对50万元借款进行担保，这一论证过程显然缺乏逻辑性。第二，郭富站在6月11日《借条》的担保人处签名，应当视为其作出了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份《借条》在7月11日进行了变更，增加了协议借款数额、变更了借款期限及违约金等。由于7月11日的这次变更并没有经过郭富站的同意，作为对7月11日变更之后追认的《借款合同》也没有郭富站的签字，所以郭富站仍然应当按照6月11日的担保内容履行自己的担保责任。《借条》中约定，保证期限为借条出具之日起到借款偿还期限届满后两年时止，即郭富站应当对50万元借款、自2011年7月11日起两年内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本案起诉是在2013年6月26日，没有超过保证期限，郭富站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郭富站一方面不认可对7月11日变更后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不认可7月25日订立的《借款合同》，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按照自己理解的《借款合同》中的担保期限来计算自己在本案中的担保期限，该主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综上所述，李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判决对郭富站承担保证责任的认定正确。原审判决中关于借款数额、利息的认定部分，在本案中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张吉杰、刘洪田、李廷玉、郭富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崔书江审 判 员  王玉敏代理审判员  王子超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