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36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临安区玲珑街道庆仙路**。 法定代表人：虞丽清，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卫、余玉豹，浙江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军民，男，1969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临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豪杰，浙江轩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邵军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7）浙018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邵军民的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邵军民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举证分配责任不当，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宝顺公司一审期间并未否认李国芳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邵军民一审起诉时副本邮寄的是复印件，宝顺公司并未收到李国芳递交合同原件，该副本复印件复印的不清楚，宝顺公司无法核实公章真实性，宝顺公司及委托律师汪卫前往四川成都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进行核实，经核实该两份《采购合同》是在2015年11月20日在四川成都国家电网四川省公司签订，四川国家电网签订的工作人员是刘柯余，宝顺公司谁签的要看合同，具体谁不清楚了，该合同是在2016年4月25日由李姓女性人员（手机号为：180××××6022）领取，因为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内部规定，不能向律师及当事人提供证明，不能将合同原件给予宝顺公司及律师，所以宝顺公司无法核实该公章的情况。从本案庭审中也很清楚，该两份采购合同的原件按照常理邵军民应当及时交还宝顺公司进行保存，但是该合同原件却一直在邵军民处，直到本案第一次庭审才由邵军民向一审法庭提交，其陈述已经交付宝顺公司相互矛盾。邵军民向法庭提交该两份《采购合同》原件时，宝顺公司质证时真实意思表示是不清楚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请求法庭对该两份《采购合同》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存档合同的一致性进行核实，并未对该两份《采购合同》真实性进行否认，而且宝顺公司一审代理人提交的《代理词》第三条第2项明确认可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没有拿到合同的理由，宝顺公司一审期间并未否认李国芳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宝顺公司否认《采购合同》的真实性的事实认定错误。二、李国芳签订的两份《采购合同》为什么不用合同专用章加盖？一审第二次庭审专门就该问题对李国芳及邵军民进行的发问：为什么你方持有公司公章和合同专用章时要以公司公章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采购合同》，李国芳作证时陈述是因为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要求盖公司公章，所以邵军民电话联系程某将公章邮寄给他。然而宝顺公司在所有国家电网招投标项目中均使用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加盖合同，同行的行业内部习惯也大都是使用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宝顺公司从未使用“公章”签订国家电网招投标项目的合同，恳请二审法庭对邵军民这一说法向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进行核实，为什么邵军民不用合同专用章签订《采购合同》，而用“公章“签订《采购合同》，以便进一步判断邵军民使用公章的动机和目的。三、邵军民提出2015年11月20日是与程某签订《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的证据不足。一审法庭调查时，邵军民陈述：2015年11月20日与其签订《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是程某，所有的事情虞丽清（宝顺公司法定代表人，系程某妻子）不知道的，该份协议是由邵军民自己起草好，签订地点是：四川成都，时间大概是20号或21号，而且当时他还陪他去银行取过钱。李国芳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的时间在2015年11月20日《采购合同》是在之后几天，是程某将公司“公章”邮寄给他。但是，程某到庭作证时，明确否认与邵军民签订《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和加盖“公章”的行为。邵军民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5年11月20日是与程某签订了《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并由程某加盖公司“公章”的事实。四、《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中“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公章是谁加盖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邵军民进行举证。一审法院认为，宝顺公司以否认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也否认代理协议的真实性，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已被确认，来推理出代理协议的真实性应当予以确认初看符合逻辑，但是这种推理是极为不严谨的，而且一审法院在代理协议真实性认定论证过程中表述“不排除原告（邵军民）主张程某当时与其签订代理协议的可能性”论述就是这种逻辑推理，这种逻辑推理的另一面是：也不排除邵军民在持有公司公章期间和自己签订代理协议的可能性，那么到底是谁承担加盖代理协议的举证责任？宝顺公司认为应当由邵军民进行举证，理由如下：一审法庭调查中邵军民另外还陈述：李国芳在与四川成都国家电网四川省公司签订2015年11月20日《采购合同》时公司“公章”是由他持有的，时间是在2015年11月底，公司“公章”是在2015年12月邮寄给程某的。宝顺公司第二次庭审提供了四川蓬溪国家电网在2016年5月份和2016年8月份领取承兑汇票证据材料后，邵军民又改口说公司“公章”是来回邮寄的多次，直到2016年8月份止才寄还给公司，在回答四川蓬溪国家电网在2016年5月份和2016年8月份领取承兑汇票手续加盖公章及虞丽清签名时辩称是“口头授权”，结合邵军民提供的与虞丽清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1月12日上午8:50）明显可以反应出邵军民未经公司授权同意，私自加盖公司“公章”多次领取了承兑汇票，而且将承兑汇票进行了挪用，直至2017年2月8日才以现金方式交进公司账户。邵军民的上述陈述及法庭调查情况并未在一审民事判决书中体现，宝顺公司恳请二审法院调取三次庭审的同步录音录像及庭审笔录进行对比核实，基于邵军民的上述陈述及法庭调查情况，宝顺公司认为：1.从签订《代理协议》的时间来看，与《采购合同》是同一天，都是2015年11月20日，不需要来回邮寄该枚公章，邵军民的陈述违背常理，而且宝顺公司已经在2015年8月20日中标，宝顺公司不可能傻到自己已经中标的项目还要进行销售代理，这也与客观逻辑不符，而且邵军民庭审中也承认所有中标的标书制作和业务的衔接是宝顺公司在操作实施的，邵军民前期并未实施任何代理行为促成本案采购项目。2.从《代理协议》的内容来看，邵军民缺乏专业代理该项目的能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公开招投标项目的重点是销售渠道、提供专业投标指导意见及标书制作服务、所需硬性资质必备的建议及本次投标400Ａ-10Ａ的三Ｃ证书和检测报告等，但是邵军民起草提供的《代理协议》的内容均未提及上述专业内容，就连该代理协议乙方的税收按25%计算个人所得税都出错，算成了增值税17%的税率。宝顺公司一审期间已经十分明确了该项目并非邵军民促成中标，事实上，宝顺公司在2015年8月9日就与第三人曾凡剑签订了《代理协议》，对本项目电网招标项目的代理重点进行了约定，基于该代理协议约定有保密条款，宝顺公司并未告知邵军民，一审期间宝顺公司未能征得第三人曾凡剑同意，所以也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而且该项目的代理费113万元已由程某于2015年11月20日在四川成都银行支取现金后向第三人曾凡剑进行了支付，当时程某并未告知邵军民支取现金的用途，所以法庭调查时邵军民说记得陪程某去取过钱，具体干什么不清楚，试想宝顺公司已经签订该项目的代理协议，怎么会又与缺乏专业代理该项目的能力及资金能力的邵军民重复签订代理协议的行为？3.从该枚公章使用情况来看，该枚公章都是与邵军民有关，宝顺公司始终没有单独使用过该枚公章，法庭调查可以反映该枚公章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8月都是邵军民在控制使用，而且在2016年5月份和2016年8月份领取四川蓬溪国家电网承兑汇票时邵军民已经有过至少两次私盖公司“公章”的前科行为，一审法院确实向宝顺公司释明是否因为伪造公司印章向公安报案，实际上，宝顺公司代理人何建明律师也确实前往临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咨询相关报案意向（接待报案咨询的是经侦大队负责人李明队长），但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邵军民构成犯罪，所以在征得宝顺公司前股东章奇云意见后，主动放弃追究邵军民涉嫌私刻印章罪的刑事责任也是无奈之举，但是一审法院却以宝顺公司拒绝报案，以刑事举证责任规则来判断民事证据即代理协议的真实性，缺乏论证的合法性和关联性；4.从双方交流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2017年1月12日双方聊天记录中，虞丽清否认邵军民有包干业务费时，按照常理，微信内容里邵军民应当提及与程某签订的《代理协议》，但是他却只是威胁到检察院举报程某，却从未提及与程某之间签过代理协议及具体费用事情，严重违背常理；5.从双方费用往来时间来看，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采购合同基本履行完毕是在2017年1月之前，如果像邵军民一审陈述没有支付任何代理费用，为何在2017年2月8日将蓬溪县国家电网的35万元以承兑汇票领取的货款还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宝顺公司，而不直接通知扣除作为代理费也有违常理。6.从邵军民所谓代理行为具体内容来看，具体主要做了两项工作：向四川省国家电网公司递交宝顺公司制作好的标书；前往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并在2015年11月20日的两份《采购合同》上签字盖章；而该两项工作并不具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及代理价值，代理费却要总合同18%计付严重不符合行业常态，严重违背常理。7.邵军民取得该两份采购合同的原件后，按照常理邵军民应当及时交还宝顺公司进行保存，但是该合同原件却一直在邵军民处，直到本案第一次庭审才由邵军民向一审法庭提交，其陈述已经将原件交付宝顺公司存在相互矛盾。综上，邵军民一审期间自认公司“公章”由其持有使用的情况下，其主张2015年11月20日是与程某所签订《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并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宝顺公司上述的事实与理由已经高度盖然地反映出：不排除邵军民在持有公司公章期间和自己签订代理协议的可能性。因此，宝顺公司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中“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公章是谁加盖的举证责任应当由邵军民进行举证，邵军民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的情况，应当认定双方存在代理合意费用168万元的证据不足。虽然宝顺公司在公司合同管理上存在问题，但是一审法院不应在不尊重上述客观事实的情况，仅凭《代理协议》，仅凭宝顺公司口头约定劳务报酬2个点未能举证及报酬过高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为由，以此分列、片面的逻辑来认定双方存在代理合意费用168万元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相关事实，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邵军民的全部诉讼请求。 邵军民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称：首先，认同一审判决，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除了认定宝顺公司已经支付代理费用288000元的事实之外，其他均无异议。宝顺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该转账记录为2016年3-6月份的168000元以及2017年的2月28日的12万元。一审认为是已经支付的报酬，对此邵军民先仍然重申此系因宝顺公司存在产品质量问题，168000元是用于处理质量问题的费用。在对一审证据七的质证中宝顺公司是认可，产品质量是存在问题的，因此该费用不能由邵军民承担。宝顺公司未注明转账用途，不能推定为报酬，应当由宝顺公司进一步举证证明。其中的12万元系蓬溪县2015年技改项目ＪＰ柜智能升级项目的业务费，与案涉的四川国网项目无关联，是一个独立项目。宝顺公司在一审时也多次重复该项目的35万元，由邵军民代理之后，交到了公司，其目的是为混淆法官的视听，其实与本案无关，故不能将12万元算做案涉代理事项的报酬。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宝顺公司应当支付的报酬总计为1683420元。虽然邵军民没有就扣除费用的事实异议而提起上诉，但是请求二审予以注意。其次，针对宝顺公司的上诉理由邵军民作出的答辩意见。关于李国芳签订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问题，既然宝顺公司并未否认其真实性，此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两份采购合同不加盖合同专用章，而加盖公章的事实恰恰可以证明邵军民不知公章的真假，如果明知公章是假的，不可能放着真的合同专用章不用，而冒着巨大的违法风险去加盖假的公章，所以邵军民不具备使用假公章的动机和目的。而且加盖公章是四川国网公司所要求的，法庭也可以进行核实。第三，代理协议上的公章是程某加盖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程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于2015年11月20日到过四川并与邵军民见了面，而当天邵军民并未持有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宝顺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邵军民发送授权书，授权李国芳去签约。该份授权书时间是在2015年11月17日，在一审证据九中可以看出。因当时了解的情况是11月20号是可以签约的，程某要亲自去四川，因此没有必要再邮寄印章，程某此去也是为了签约事项，所以就随身携带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在当天被四川国网告知了延迟签约之后，程某又带着公章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下，11月20号在代理协议上盖章的只能是程某。其二，宝顺公司的中标时间是在2015年的11月6日，对此可在国家电网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该公司的信息，而不是上诉状当中宝顺公司所陈述的是在2015年的8月20日。所以宝顺公司对投标事项是一无所知，甚至连自己中标的日期都搞不清楚，所有的投标事项全部是由邵军民代为操作的。宝顺公司对邵军民的代理该项目的能力进行质疑，是没有依据的。在项目签约之前，邵军民要求宝顺公司签订书面的代理协议，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宝顺公司是否与其他人签订了代理协议，与邵军民无关，但从整个投标的过程以及后续签约供货、催款等过程来看，从来没有一个叫曾凡剑的人与业务单位进行沟通过，邵军民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其三，因委托事项的需要，宝顺公司曾多次向邵军民寄送印章，其中也不排除有寄送原子公章的情况，例如前面讲到的同时期的蓬溪县2015年技改项目ＪＰ柜智能升级项目，宝顺公司寄送的就是原子印章。如果邵军民存心要与自己签订代理协议的，则必然会选择更加可靠的原子印章。第四，宝顺公司称代理费用过高的问题，邵军民代理事项涉及的金额较大，按照行业惯例均有书面代理合同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报酬。邵军民在一审时提交了与其他公司的代理协议作为参考，报酬比例也接近案涉的代理合同，而且每个项目因利润不同，工作的复杂程度和期限不同，均会对报酬的约定产生影响。邵军民从2015年的上半年开始，就为该项目进行运作，仅往来的这个交通费用就有14万元，这些费用都是没有报销的。后期因供货的质量问题，比如说公关费用等等，更加不计其数，所有成本均是由邵军民承担。邵军民也期望在该项目结束时，宝顺公司能够信所承诺，按约支付报酬，但是没想到宝顺公司会过河拆桥。宝顺公司可以轻松支付给一个没有实际参与该项目的代理人113万元，却不愿给辛辛苦苦为这个项目奔波了两年的邵军民支付报酬，还有什么理由说代理费过高的问题。综上，宝顺公司的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请求二审在查明事实基础上采纳以上答辩意见，依法驳回宝顺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邵军民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一、宝顺公司立即支付邵军民代理佣金168342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宝顺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1月20日，邵军民、宝顺公司签订《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1份，约定：1、宝顺公司确定邵军民为四川省地区销售宝顺公司系列产品的代理商；2、双方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2015年第一批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ＪＰ柜：包3-包12。分标编号：×××ＷＺ（Ｋ）01-1）项目达成协议，宝顺公司负责上述项目的标书制作和正常业务衔接，邵军民负责促成上述项目宝顺公司中标，并负责中标后货款的催收工作，邵军民应做好中标合同的签订、供货衔接、收款等工作事宜，宝顺公司产品的技术与质量问题由宝顺公司技术部负责；3、销售返点按合同付款方式货款汇款比例，给予相应结算，邵军民的业务费＝合同金额×18%-合同金额×18%×17%（税款），结算时间按实际到款情况处理。2015年，宝顺公司委托邵军民代为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2015年第一批协议库存物资招标流标批次2项目递交标书、中标后签订合同等事宜。2015年11月11日，国家电网电力公司向宝顺公司发布《集体中标中标通知书》，通知宝顺公司以中标前述项目。2015年11月20日，程某代表宝顺公司公司到成都向邵军民了解签订合同的有关情况。2015年11月20日，宝顺公司授权邵军民的妻子李国芳代为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协议库存货物采购合同（设备类）》2份，采购订单编号分别为×××40、×××42，合同金额分别为6499991.06元、4767884.6元，合计11267875.66元，合同内容均为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向宝顺公司采购ＪＰ柜、200ＫＶＡ、双回、有补偿等货物。李国芳在前述两份合同上签字及加盖宝顺公司印章。审理中，宝顺公司称案涉两份采购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收到货款合计11683129.9元，开票金额是12337931.33元，其中有952774.18元没有收回。2016年3月-6月，宝顺公司陆续支付给邵军民款项，合计168000元，2017年2月8日又支付给邵军民120000元。后邵军民以宝顺公司未支付代理佣金为由诉至原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中，邵军民委托宝顺公司促成案涉采购项目中标及代为签订合同的事宜，故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因为宝顺公司承认已为案涉代理事项支付劳务费的事实，故案涉委托合同系有偿代理。邵军民完成代理事项后，有权要求宝顺公司支付报酬，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邵军民主张的代理费用是否过高及能否调整的问题。对此，宝顺公司辩称双方未签订过书面的代理协议，曾口头约定2个点的劳务报酬，且之后还多付了部分费用。因此，本案审查的关键问题在于双方有无签订过书面的代理协议即邵军民所提供的《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的效力能否予以认定，而原审法院将从以下3方面进行分析：1、案涉两份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问题。关于案涉采购合同的真实性问题，首先，从形式上看，双方当事人均在合同上加盖了各自的印章，且作为宝顺公司签订合同的代理人李国芳，在合同上也有签字。其次，宝顺公司虽对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及在合同上未使用合同专用章的行为提出质疑，但根据双方认可的事实，李国芳签订合同时持有合同专用章，其没有必要放着真实的合同专用章不用，而伪造假的公司印章使用，这违背常理且有画蛇添足之嫌。最后，从合同履行情况看，案涉两份采购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且宝顺公司已收到大部分货款。综上，宝顺公司否认案涉两份采购合同真实性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2、代理协议的真实性问题。宝顺公司既否认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也否认代理协议的真实性，认为其上宝顺公司的印章均为邵军民伪造。但根据前述分析，采购合同的真实性已被确认，而采购合同与代理协议上的宝顺公司印章是一致的，同理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也应被确认。事实上，宝顺公司的抗辩意见也与其怠于行使救济权利的行为相悖。审理中，宝顺公司虽然主张邵军民伪造印章、侵占公司财产以及涉嫌刑事犯罪，但在原审法院释明后，仍拒绝在指定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外，程某当庭承认其曾在签订合同前，代表宝顺公司到成都与邵军民协商签订合同的相关事宜，不排除邵军民主张程某当时与其签订代理协议的可能性。签订合同时，程某虽不是宝顺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但其妻子虞丽清作为公司主要股东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不排除程某代表妻子参与宝顺公司经营管理的可能性。综上，邵军民主张程某代表宝顺公司与其签订代理协议的事实，应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宝顺公司虽对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但代理协议与采购合同上的印章一致，在没有证据推翻采购合同真实性的情况下，无鉴定必要，故对该申请不予准许。4、口头代理协议是否存在以及邵军民主张的代理费是否过高的问题。宝顺公司虽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劳务报酬为2个点的事实，但其未进行相应举证，故对其该项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宝顺公司辩称报酬约定过高的意见，该约定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故对该项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也不予采纳。综上，宝顺公司未就其主张的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原审法院对邵军民提供的《浙江宝顺电气设备区域代理协议》予以确认。本案中，邵军民以其完成代理协议约定的委托事务为由，有权要求宝顺公司按照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报酬（代理佣金）。根据查明事实，邵军民已完成协议约定的委托事务即促成中标、中标合同签订、供货、收款等事宜，其有权要求宝顺公司按约支付报酬。而根据代理协议的约定，邵军民的业务费＝合同金额×18%-合同金额×18%×17%（税款），合同金额为11267875.66元，邵军民主张业务费为1683420元并无不当。关于宝顺公司有无支付过劳动报酬的问题，宝顺公司举证其已支付351000元的劳务费，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事实（详见原审法院认证部分），原审法院对其中的288000元予以确认，故在邵军民诉请的报酬中应扣除前述款项，即余1395420元。关于虞丽清与邵军民的借款，邵军民、宝顺公司虽均同意在本案中抵消，但因双方对借款金额存在争议，故本案中不作抵消，双方可另行处理。另关于宝顺公司称邵军民曾伪造公章挪用蓬溪公司货款350000元的意见，根据查明事实，邵军民曾收取蓬溪公司货款350000元的事实属实，但邵军民已交还给宝顺公司，且宝顺公司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故对该项意见，原审法院也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军民报酬1395420元。二、驳回邵军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951元，减半收取997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75.5元，由邵军民负担1296.5元，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负担13679元。邵军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宝顺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代理协议、银行对账单各一份，宝顺公司于2015年的8月9日就与第三人曾凡剑签订了代理协议，该项目代理费用是113万元，由程某于2015年11月20日在四川成都银行支行支取了现金后，向第三人曾凡剑进行支付的事实。2、光盘一张（内为合同扫描件），拟证明宝顺公司在所有国家电网中标合同中，除了本案合同外，都是使用合同专用章进行签订合同的事实。以上证据经质证，邵军民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曾凡剑参与了项目代理活动，取现是程某支取的，支付曾凡剑代理费也是由程某实施的，因此程某在该项目授权代理的过程中具有决策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证据2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均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邵军民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蓬溪县2015年技改项目JP柜智能升级设备采购参选文件》封面、《法人代表授权证明文件》、《收款收据》，拟证明蓬溪县2015年技改项目JP柜智能升级是一个独立项目，与国网四川电力公司招标项目无关，邵军民向宝顺公司交付的35万元货款所对应的12万元报酬也与本案邵军民主张代理费无关，以及宝顺公司在2016年初曾寄送邵军民使用过原子印公章（编号：3301850514089）。2、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中标结果公示查询单，拟证明宝顺公司中标公告日期为2015年11月6日，之前出现流标情况。经质证，宝顺公司认为，对证据1中《蓬溪县2015年技改项目JP柜智能升级设备采购参选文件》封面、《法人代表授权证明文件》的三性均有异议，经纹路对比，该文件上加盖的编号3301850514089公章并非宝顺公司的公章，《法人代表授权证明文件》中授权人签名一栏“虞丽清”并非虞丽清本人签名；宝顺公司没有将编号3301850514089公章邮寄给邵军民；对证据1中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证据2能证明待证事实，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案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代理协议上加盖有宝顺公司印章，该印章与案涉两份采购合同上的宝顺公司印章一致，鉴于该两份采购合同系宝顺公司授权邵军民妻子李国芳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已基本履行完毕，宝顺公司已收到大部分货款，而且宝顺公司也认可与邵军民存在本案代理关系，仅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劳动报酬为2个点，另虽然宝顺公司主张邵军民伪造公司印章加盖在案涉代理协议上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但宝顺公司却又称在征得其前股东意见后，主动放弃了追究邵军民涉嫌私刻印章罪的刑事责任，因此，本院对宝顺公司否认案涉代理协议真实性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邵军民代理宝顺公司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递交了标书，并在中标后签订了案涉两份采购合同。根据邵军民实际完成的代理行为，结合邵军民与其他公司约定的代理费收取标准以及双方另一项目代理费的收取情况，本院酌情将本案代理协议约定的代理费按总合同金额的18%调整为8%，对于宝顺公司主张本案代理费计算标准过高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根据代理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邵军民的业务费=合同金额×8%-合同金额×8%×17%（税款），合同金额为11267875.66元，由此计算邵军民的业务费为748186.94元。扣除宝顺公司已支付的代理费288000元，宝顺公司尚应支付邵军民代理费460186.94元。 综上，宝顺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虽认定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2017）浙0185民初5270号民事判决。 二、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军民报酬460186.94元。 三、驳回邵军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951元，减半收取997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4975.5元，由邵军民负担10881.5元，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负担4094元。邵军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19951元，由邵军民负担14497元，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负担5454元。浙江宝顺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邵军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袁正茂 审判员  舒 宁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