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2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星博，男，194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芬，女，1942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楼燕，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雅楠，浙江科茂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杨梅山路**。 法定代表人：俞鸣，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涛，浙江**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星博、刘桂芬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为管理中心）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10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27日，管理中心（甲方）与陈星博、刘桂芳（乙方）签订《杭州山缘老人公寓自助护理型入住协议书》一份，约定：陈星博、刘桂芬入住杭州山缘老人公寓15幢1单元301室01-04床，共四个床位；管理中心向陈星博、刘桂芬提供基础服务，陈星博、刘桂芬向管理中心支付服务费；自助型养老用房基础服务费按85元/床位/月的标准收取；陈星博、刘桂芬于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含10日）缴纳当季基础服务费。合同另对违约责任作出约定：如入住人超出规定缴费日期后三天内未缴纳基础服务费，视为拖欠费用，管理中心自第四天起开始计算预期滞纳金，滞纳金收取标准为每逾期一日加收应缴纳额的千分之一。协议签订后，陈星博、刘桂芬入住山缘老人公寓15幢1单元301室共4个床位，并按照约定缴纳了2015年1月起至2015年9月的基础服务费，但自2015年10月起至2017年9月，陈星博、刘桂芬未向管理中心缴纳基础服务费，未支付金额累计8160元。 另查明，管理中心于2004年7月15日经杭州市江干区民政局核准登记成立，具有法人资格，业务主管单位为杭州市江干区民政局。2007年1月5日江干区民政局核发杭江民证第010031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书载明业务范围包括：管理、开发老人公寓；老人服务；休闲项目。2016年11月25日，经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核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1047654515835，业务范围包括：管理、开发老人公寓；老人服务；休闲项目。 2017年11月，管理中心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从2015年10月起至2017年9月止的基础服务费8160元。2、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因欠付基础服务费产生的滞纳金3247.68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陈星博、刘桂芬基于本人的意愿自愿入住山缘老人公寓，并与管理中心签订自助护理型入住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应认定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管理中心经民政局核准登记成立，其经营范围经核准登记，其合同主体的资格适格。陈星博、刘桂芬未依照合同约定支付基础服务费系违约行为，欠款应当支付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管理中心主张的滞纳金的法律属性为违约金，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适当降低为每日万分之二支付。陈星博、刘桂芬主张管理中心未取得民政局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其应当基于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的基础服务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星博、刘桂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基础服务费8160元。二、陈星博、刘桂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滞纳金650元。三、驳回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元人民币，由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负担20元，由陈星博、刘桂芬负担66元。杭州山缘老人公寓开发管理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退费；陈星博、刘桂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陈星博、刘桂芬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一）被上诉人按照“自助型养老用房基础服务费按85元/床位/月的标准收取”不符合法律规定。2014年7月25日，杭州市民政局以及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联合向被上诉人发出通知书，明确表示“现令你中心在未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并依法办理注册登记前，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并及时清退所收费用和收住老人”。可见，被上诉人在取得养老机构许可并依法登记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上诉人收取费用。至今，被上诉人仅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仍未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故其向上诉人收取基础服务费没有合法依据。案涉合同签订于2014年9月27日，此时被上诉人已被取消向入住老人包括上诉人收取费用包括基础管理费的资格，故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案涉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案涉合同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只有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并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后方有权向上诉人收取合同约定的基础服务费。（二）即使被上诉人已经取得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因被上诉人未按照案涉合同约定完整提供18项“山缘老人公寓基本服务内容”，被上诉人也无权收取案涉基础服务费。具体情况如下：（1）关于“24小时服务大堂，服务预约登记，配置电子公告栏”，实际上服务大厅下午4:30就关门了，晚上根本找不到人。（2）关于“组织老人进行联谊活动”，实际上，上诉人从未收到被上诉人关于参加联谊活动的通知。（3）关于“多功能厅内设阅览室每天定时开放”，实际上阅览室确实存在，但却要向老人们收费。（4）关于“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对体检结果进行客观评价，并作出相应的建议”、“在保健室对园区内入住老人进行量血压、测体温和称体重”、“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栏”、“在服务大堂为园区内老人每月一次提供法律咨询”、“对服务中心所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每户老人用房内均有“一键通”可与服务大堂通话”等等，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居住期间，均未享受过上述服务。被上诉人承诺对“老人共用部位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然而，公寓正大门常年紧闭，更没有安保人员保障老人的出入平安。平时，所有入住老人及进出车辆只能从旁道拐弯处进出，而该进出口处根本没有“杭州山缘老人公寓”的门牌指示标志。被上诉人为了公寓内停车收费，仅在旁道拐弯处设有一个小岗亭，有一位值班人员。过了小岗亭再往前走，也就是四号楼公寓旁道路中间设了一根闸栏，没有人管理，晚上无人值班，救护车即使找到小岗亭，也无法通过该闸栏。公寓电梯间长度不符合养老机构的设计要求（太短），担架根本放不进电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民政局《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48号）第十四条规定：“养老机构应当取得许可并依法登记。未获得许可和依法登记前，养老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收住老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设立经营性养老机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后，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行政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据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并未取得以养老机构名义收费的权利。即使被上诉人已经取得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但因其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基础服务，上诉人亦有权拒绝支付案涉基础服务费。综上，被上诉人向入住老人包括上诉人收取案涉基础服务费不合法，即使合法，被上诉人也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上诉人有权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拒绝支付案涉基础服务费。故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上诉，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管理中心答辩称：根据一审查明：杭州山缘老人公寓于2004年7月15日经杭州市江干区民政局核准登记成立，业务范围包括：管理、开发老人公寓、老人服、休闲项目。项目投入使用后，先后共有1000余户老人入住，答辩人也负责了公寓范围内的管理。一、对于上诉人诉称2014年民政局已取消了山缘老人公寓的收费资格，答辩人认为：第一、答辩人是否有权收取基础服务费的依据，在于答辩人客观上是否提供了《入住协议》约定的基础管理服务，而并不在于是否取得了相应的行政授权。根据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的事实，在案涉基础服务费对应的服务期间内，答辩人客观上提供了基础服务，上诉人也接受了服务并获得了由此带来的利益，故无论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对答辩人的收费资格作何种评价，都不能免除上诉人从民事法律关系上的缴款义务。第二、上诉人称2014年答辩人被民政局取消了收费资格，但在2017年底，民政局已经对答辩人作了“年检合格”的认定，充分说明了行政主管部门对答辩人继续开办老人公寓、继续提供老人管理服务以及收缴基础服务费也是持肯定的态度。二、对于上诉人所称答辩人的服务不符合约定的上诉理由，答辩人认为：第一、上诉人所称的服务上的缺陷，答辩人在一审中均已一一做过回应，上诉人提出的服务上的缺陷并不存在；第二、退一步说，服务上即便存在瑕疵，也不能从根本上免除上诉人的付款义务。在答辩人的管理之下，山缘老人公寓长期以来处于良好的秩序之中，不能以片面的、个体的服务瑕疵，来从整体上否认《入住协议》对全体入住老人的约束力。况且，从大多数住户都已缴纳的基础服务费的客观事实也可以看出，山缘老人公寓的绝大多数入住老人对答辩人的服务都是满意的。据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况且，一家老人公寓能否持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管理费的收费比例和速率，如果随意支持上诉人一方迟交、缓交、甚至不交基础服务费的请求，势必造成公寓的管理方因资金短缺而无法提供长期的、优质的服务，最终利益受损的不仅是上诉人个人，更包括大多数已经缴纳了基础服务费的老人，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审理期间，陈星博、刘桂芬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一、视频一组；二、通知一份；三、请愿书一份；上述证据拟证明管理中心未按案涉合同约定完整提供18项服务内容的事实；陈星博、刘桂芬另向本院申请证人张某、孙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事项同上。 经质证，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对上诉人陈星博、刘桂芬提交的证据发表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无异议，但认为并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被上诉人的服务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服务质量能否达到当事人的预期存在差异，不能因为个别人对服务质量不满意就否定服务的存在；对证据二有异议，既无公章也无人签字，无法判断其真实性，经核对，证据所附的住户签名表中也存在重复签字，甚至出现不是真实姓名签字的情况；对证据三有异议，且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对二位证人证言均提出了异议，经询问，二位证人均旁听本案的一审庭审，不具有作证的资格。且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无法说明待证事实是存在的。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管理中心对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均不予采纳。 审理期间，本院派员前往山缘老人公寓现场勘察，上诉人陈星博及被上诉人管理中心现场负责人共同参加。经勘察，山缘老人公寓园区各项服务设施基本运行正常，涉及上诉人所称的事项：1、24小时服务，值班处有晚间业主服务登记簿，记载有呼叫服务的业主名字、内容等，经调阅不特定时间的监控视频，可见夜间前台均有值班人员；2、园区主楼一楼即为图书室和舞池，现场有业主在下棋及阅览，并无收费的情况；3、监控室于园区总服务台后侧，除个别黑屏外其余大部分均正常使用，监控室内有一键呼叫登记簿记载着使用情况，文件柜内存放有业主入园的健康登记或声明。4、园区内实行人车分流，部分区域车辆不得入内，但部分区域遇特殊情况经同意后亦可进入；5、陈星博、刘桂芬户一键呼叫功能不能使用。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故审理依据为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据此来确定双方间的权利义务。根据双方签订的《杭州山缘老人公寓自助护理型入住协议书》约定，管理中心有向陈星博、刘桂芬提供基础服务的义务，陈星博、刘桂芬则有于每个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缴纳当季的基础服务费的义务，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上诉人陈星博、刘桂芬于上诉中所提管理中心无养老机构许可并依法登记的上诉理由，该问题属于行政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范畴，不能因此成为一方享受权利而拒绝履行义务的理由。关于上诉人陈星博、刘桂芬于上诉中所提管理中心未按合同约定完整提供18项服务内容，故管理中心无权收取案涉基础服务费的主张，经本院现场勘察，山缘老人公寓各项服务设施基本运行正常，但在日常管理运行维护上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并不能成为陈星博、刘桂芬拒绝支付对价的理由，否则，园区的管理将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同理，管理中心在收取相关费用后应切实的提高园区管理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意识，陈星博、刘桂芬作为业主也应积极配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管理服务方提出来报修或整改。园区中实行人车分流的管理措施符合一般小区的管理要求，并无不当，且从现场情况看，也不存在着影响通行等情况，故上诉人主张通行存在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案涉合同明确了陈星博、刘桂芬应支付相关款项的时间为当季的前十日内，故而其上诉认为可以合同法第六十六条为依据拒绝支付相应款项的主张，与法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实体判决亦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陈星博、刘桂芬负担。陈星博、刘桂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  飞 审判员 黄 江 平 审判员 王杨沁如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林 叶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