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大民一初字第00333号 原告：熊正军，男，1968年10月30日生，汉族，上海铁路局杭州北车辆段职工，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被告：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老龙眼，组织机构代码55633565-8。 法定代表人：江鸿方，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饶波，该院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余永胜，该院职工。 被告：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组织机构代码F0996055-X。 法定代表人：江鸿方，该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从景，该院业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王文霞，该院法律顾问。 被告：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淮滨路，组织机构代码48532140-X。 法定代表人：杨立新，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樊福敏，该院法律顾问。 原告熊正军诉被告被告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东方总院）、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4年5月19日向本院起诉。案件审理过程中经肿瘤医院申请，本院追加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人民医院）为本案被告。本案由审判员张怀武适用简易程序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入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熊正军向本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内容如下：1、鉴定东方总院、肿瘤医院、人民医院对熊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鉴定东方总院、肿瘤医院、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熊某死亡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3、如果东方总院、肿瘤医院、人民医院有过错，其行为对熊某死亡结果的参与度各是多少。本院先后委托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淮南市医学会进行鉴定。两鉴定机构均向本院回函称：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熊某的死因，故不能完成委托事项要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4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正军、被告东方总院的委托代理人饶波、余永胜、被告肿瘤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徐从景、王文霞、被告人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樊福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正军诉称：熊某于2011年8月8日因××住进东方总院呼吸内科，经治疗好转后于同年8月22日办理的呼吸内科的出院手续，并同时办理的该院感染科的入院手续，9月9日在感染科办理了周转床位手续。在此前熊某就不停发烧咳嗽，要求东方总院进行检查治疗，东方总院总以熊某年纪大了，容易受凉感冒回答。直至2011年9月15日在熊正军的强烈要求下，熊某做了一个胸部CT,9月17日与呼吸内科会诊才知道是××。同日熊某急转至肿瘤医院。入院第一天就诊断为××，可第二天又对熊正军说不是××。熊某在2011年9月15日的CT片经其他各大医院判断均为××。2011年9月29日熊正军将熊某的痰带到淮南市结核病防治门诊进行检验，查出结核杆菌并且具有强传染性。这时肿瘤医院马上承认是××并马上对熊某进行××治疗。至2011年10月8日肿瘤医院认为无法治疗，急催熊某出院，熊某转至人民医院西院。经多方治疗抢救，熊某终因肝硬化严重恶化导致消化道出血于2012年1月29日病逝。后来发现在复印病历时发现病历被东方总院伪造篡改，东方总院与肿瘤医院相互串通，隐瞒病情，滥用药物导致熊某肝硬化严重恶化导致消化道出血死亡，东方总院与肿瘤医院应对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起诉要求东方总院与肿瘤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1682.59元。后熊正军在法定期限内增加诉讼请求额为240226.07元，具体项目如下：医疗费5562.59元、交通费4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元、护理费3200元、丧葬费28464元、死亡赔偿金21013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300282.59元，要求东方总院与肿瘤医院赔偿以上数额的80%，即为诉请额。熊正军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要求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东方总院在庭审中辩称：该院对熊某的治疗符合常规，诊断明确，治疗符合诊疗护理规范，熊某的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致，与该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法院应驳回熊正军的诉讼请求。 肿瘤医院在庭审中辩称：该院对熊某的诊断明确，治疗规范，依法应驳回熊正军的诉讼请求。 人民医院在庭审中述称：人民医院被肿瘤医院申请追加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人民医院的治疗行为没有不当。 在庭审中，熊正军所举证据为：1、熊正军的身份证，证明其诉讼主体资格；2、熊某的死亡证明和死亡通知书，证明熊某因病死亡的事实；3、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泉街道办事处铁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证明熊某与熊正军系父子关系；4、淮南市结核病防治所（以下简称结防所）的检验证明，证明熊某是到结防所才查出患有结核病的；5、人民医院的死亡记录和死亡讨论记录，证明熊某因消化道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6、田家庵区东城民心大药房和淮南市旭生堂大药房田东店的人血白蛋白销售发票各1张，证明熊某花费的人血白蛋白费用；7、东方总院和肿瘤医院的住院医疗费发票各1张，证明熊某于东方总院及肿瘤医院的医疗关系以及熊正军的经济损失；8、东方总院的住院病案3份（住院时间分别是2011年8月8日至8月22日、2011年8月23日至9月9日、2011年9月9日至9月17日），证明东方总院没有及时提供客观、准确、完整的病历，其中2011年8月23日至9月9日的病案，入院日期是8月23日记录成8月22日，确诊日期是8月25日记录成8月22日，由于日期记录有差错，该病案全部是伪造的；9、肿瘤医院的住院病案（住院时间为2011年9月17日至10月8日），证明肿瘤医院的病案不全面，不完整，少了一次手术记录；10、熊某在2012年1月3日至1月9日和2012年1月10日和1月29日在人民医院的住院病案，证明熊某是因为消化道出血死亡；11、熊某2011年4月21日至4月27日在人民医院的住院病案（当庭提交），证明熊某在2011年4月才发现有肝硬化，是东方总院延误治疗导致的。 对熊正军所举证据，东方总院、肿瘤医院和人民医院对以下证据质证意见相同：证据1没有异议；证据2对熊某死亡的事实没有异议；证据5和证据10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死亡诊断只是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及临床状况所作的推断，真正的死因应经过尸检才能得知。 对熊正军所举其他证据，东方总院的质证意见为：证据3有异议，应以熊正军的户籍地派出所的证明为准；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6与该院没有关系，系熊正军的个人行为，如有需要医院会开具外购药医嘱；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熊正军的证明观点；证据8三份病案在进行鉴定时已经进行了质证，熊正军当时是认可的；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熊正军的证明观点；证据11系当庭提供，不予质证。 对上列证据，肿瘤医院的质证意见为：证据3有异议，应以熊正军的户籍地派出所的证明为准；证据4没有异议；证据6是因为熊某患有肝硬化，人血白蛋白是治疗原发病使用的，与本案争议没有关系；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熊正军的证明观点；证据8与该院没有关系，不予质证；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观点有异议，熊某在肿瘤医院进行了两次手术，一次是腹腔闭式引流，一次是深静脉置管；证据11系当庭提供，不予质证。 人民医院对上列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3、6、7、11没有异议；对证据4记载的情况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8、9与其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东方总院在庭审中举证了熊某在该院的三份住院病案（除有病程记录等主观性内容外，其他内容与熊正军所举证据内容相同），证明该医院与熊某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关系。熊正军对该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肿瘤医院和人民医院未发表质证意见。 肿瘤医院举证了熊某在该院的住院病案（除有病程记录等主观性内容外，其他内容与熊正军所举证据内容相同），证明该院对熊某的诊断明确，没有对熊某的身体造成伤害。熊正军质证认为正是由于肿瘤医院误诊并隐瞒病情，才给熊某造成了严重损害。东方总院和人民医院未发表质证意见。 人民医院举证了熊某在该院的住院病案三份（住院时间分别是2011年10月8日至12月5日、2012年1月3日至1月9日、2012年1月10日至1月29日），证明熊某在该院的治疗经过。熊正军质证无异议。东方总院和肿瘤医院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一）熊正军所举证据1、2，各被告均无异议，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3能够证明熊正军与熊某系父子关系，东方总院和肿瘤医院虽提出异议，但没有提出相反的证据，在东方总院住院病案包含的“患者住院须知”、“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等材料中均有熊正军的签字，亦可佐证熊正军与熊某之间的关系。证据4各被告均未提出异议，能够证明熊某2011年9月29日经结防所确诊患有××的事实。证据5与证据10熊正军的证明目的都是熊某的死因，但其上列举的死亡诊断有“病毒性××（乙型）失代偿肝硬化、××、慢支、肺气肿、高血压病、消化道出血”，其中前五项均是熊某所患疾病的名称，后一项则是熊某死亡前的体征，由于熊某并未经过尸检，其确切的死因无法确定，故熊正军的证明观点不能成立。证据6、7能够证明熊某在治疗过程中花费医疗费的情况，但由于熊正军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些费用是因为东方总院和肿瘤医院的过错而使其多支出的费用，不能认定是该两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证据8能够证明熊某在东方总院的治疗情况，病案反映熊某自2011年8月8日至9月17日一直在东方总院住院，只是期间两次办理了出院手续后又办理了入院手续。一份病案中将入院时间写为“2011年8月22日”，后来又加一笔改成“2011年8月23日”，但入院后确诊日期和住院许可证上的日期仍为“2011年8月22日”。熊正军未能指出东方总院的病案中存在其他错漏，也未提供病案中存在伪造、篡改的证据，该误写行为既不会给熊某的身体带来伤害，更不足以造成熊某死亡的结果，熊正军不能以此作为东方总院有过错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证据9能够证明熊某在肿瘤医院的治疗情况，熊正军欲证明的肿瘤医院少了一次手术记录的情形并不存在。证据11能够证明2011年4月21日至27日熊某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腰部伤病的情况，不能证明东方总院对熊某病情的形成、发展负有过错。 （二）东方总院所举证据能证明熊某曾在该院住院治疗的事实。 （三）肿瘤医院所举证据能够证明熊某在该院住院治疗的情况，其治疗措施未经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价，适当与否不能确定。 （四）由于熊正军不要求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人民医院所举证据不予认证。 经审理查明：熊正军是熊某之子。熊某系1939年出生，生前有四十余年的××病史，二十余年的慢性支气管炎病史，反复咳喘十余年。2011年4月熊某在人民医院外科住院治疗腰部伤病时，人民医院诊断熊某的乙型××已发展为肝硬化腹水，同时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前列腺炎。2011年8月8日，熊某入住东方总院呼吸科，病情诊断为：AECOPD(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期)、肺源性心脏病、高血压病、冠心病、××后肝硬化。当年8月22日办理出院手续，又于8月23日办理了入院手续，入住东方总院感染科，东方总院在办理入院手续时将入院时间写为“2011年8月22日”，后来又加一笔改成“2011年8月23日”，但入院后确诊日期和住院许可证上的日期仍为“2011年8月22日”。其后又在当年9月9日办理的出院手续，此次住院的病情诊断为：乙型××肝硬化失代偿期、肝占位待排、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腹主动脉瘤、支气管感染。在办理出院手续的当天，熊某又办理了入院手续，仍然入住东方总院感染科，病情诊断为：××后肝硬化失代偿期、肺部感染、××（？）肝Ca待排。9月17日熊某出院，东方总院建议其到肿瘤医院肺科继续治疗。 2011年9月17日熊某入住肿瘤医院，入院诊断为：1.两肺阴影待查（肺部感染？××？）、2.肺气肿、3.慢性乙型××、4.肝硬化失代偿期。9月22日肿瘤医院对熊某进行抗痨保肝治疗，使用了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比嗪酰胺、天晴甘平等药物。抗痨药物使用一天于次日停用。9月24日因熊某腹胀，进行了腹腔闭式引流手术。因抽取腹水可能造成低蛋白血症，肿瘤医院使用了人血白蛋白。2011年9月29日经结防所检验，确定熊某患有××。熊某于2011年10月8日从肿瘤医院出院，出院诊断为：1.肺部真菌感染、2.继发性××、3.肺气肿、4.慢性乙型××、5.肝硬化失代偿期。肿瘤医院建议熊某转至上级医院继续治疗。 熊某从肿瘤医院出院后分别于2011年10月8日至12月5日、2012年1月3日至1月9日、2012年1月10日至1月29日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人民医院对其病情的诊断为：乙型××失代偿肝硬化、继发性××、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病等。2012年1月29日熊某经抢救无效在人民医院死亡，人民医院的死亡诊断为：继发性××、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病、病毒性××（乙型）失代偿肝硬化、消化道出血。 经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东方总院、肿瘤医院对熊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东方总院、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该过错是否造成了熊正军的经济损失，是否与熊某的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医疗机构对患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其诊疗行为有过错，并且该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熊正军主张东方总院的过错在于熊某在该院住院期间感染了××，并且对住院病案有伪造、篡改行为。病人的病情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过程，医疗机构对病情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根据病案资料反映，熊某除了有四十余年的××病史，还有较长时间的肺病史，在2011年8月8日入住东方总院前已反复咳喘十余年。东方总院在2011年8月没有诊断出熊某患有××，不能证明熊某是在该院住院期间感染××的，更不能证明熊某感染××是由于东方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熊正军指出东方总院的病案书写不符合规范，但该误写行为发生在熊某在东方总院连续住院期间，从呼吸科转入感染科之时。同时对办理入院手续日期的误写并不会对熊某的身体造成伤害，不会对熊正军造成经济损失，与熊某的死亡之间更没有因果关系。故熊正军提出的东方总院存在的两点过错不能成立。 熊正军认为肿瘤医院的过错在于隐瞒熊某患有××的病情，滥用抗痨药物致熊某肝损伤。熊某接受东方总院的医嘱到肿瘤医院肺科治疗，肿瘤医院入院时诊断其为疑似××，是在未确诊前所作的初步诊断，不能据此认定是隐瞒病情。2011年9月22日肿瘤医院给熊某使用抗痨药物，鉴于熊某肝硬化失代偿的病情，同时也使用了护肝药物。观察到熊某用药后腹胀，即于次日停用抗痨药物。由于熊某后来经确诊患有××，故肿瘤医院在给予护肝的同时使用抗痨药物，这一诊疗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过错，应由熊正军承担举证责任，但熊正军没有举出相应证据。由于熊某只使用了一天的抗痨药物，而熊某是在数月后在人民医院死亡的，不能确定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与熊某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熊某的亲属在收到人民医院的死亡通知书后未对熊某进行尸检，导致熊某的具体死因不能确定，因此所致的相应后果应由其承担。 综上，因熊正军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东方总院和肿瘤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导致其遭受经济损失并致熊某死亡，更不能证明诊疗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故熊正军要求东方总院、肿瘤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正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03元由熊正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詹同英 审 判 员  张怀武 人民陪审员  王德恩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邸冬梅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