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5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丹，女，197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立斌，童佳琦，浙江泽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旭辉，男，1971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拱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导远、臧海朋，浙江易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健，男，197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唐丹为与被上诉人王旭辉、原审被告李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丹上诉请求：1．撤销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106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王旭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王旭辉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王旭辉没有提供借条原件，无法确认借款的真实性，原审法院对第一笔35万元借款的判断标准应按第二笔10万元借款评判标准来认定。一审中，王旭辉没有提供借条原始凭证，无法确认借条的真实性，仅提供了《承诺函》原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3款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可能的虚假诉讼特征。李健单方出具的《承诺函》中，仅写明共借王旭辉借款人民币45万元，没有写明借款利息，如果是一笔真实的借款，作为出借人的王旭辉不可能撕毁借条原件。因此王旭辉在一审中称李健出具《承诺函》后其撕毁借条原件但又有借条原件照片的说法不符合社会常理。一审判决书对王旭辉主张的该笔100000元借款不予认定。本案《承诺书》所涉及的另一笔35万元借款同样没有借条原件，李健出具承诺书同样在李健、唐丹离婚诉讼期间，唐丹认为对35万元借款也不应确认。二、王旭辉和李健之间存在多笔银行转账记录，无法解释原因和用途，且王旭辉和李健之间仍有其他资金往来未予查清。一审起诉材料中，王旭辉仅举证了其与李健之间单独的5笔资金往来记录，经唐丹一方申请，王旭辉提供了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7日止，招商银行卡6226××××1791及招商银行卡5124××××8788的转账记录，该两张卡中显示王旭辉与李健之间存在共计20笔转账记录，李健转账给王旭辉共316145元。在庭审中，王旭辉本人经一审法院传唤拒不出庭，其代理人对于20笔转账记录无法解释原因，李健作为借款人被告，与王旭辉口径一致，声称无法记清资金往来的原因，不符合常理，无法采信。且货币作为一种种类物，无法独立区分，一审法院对此在判决书中无任何论述，仅依据王旭辉和李健的陈述，就确认其余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恰恰是忽略了本案的特殊性：李健与唐丹尚在离婚诉讼期间，李健作为借款人被告对借款无任何抗辩不符合常理，王旭辉和李健对于借款事实的陈述不应采纳。一审中经唐丹申请，李健拒不提供其与王旭辉的转账记录，其二人存在其他转账记录未予查清，因此本案中关键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存在最大瑕疵，不应采信。三、本案中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借款的凭证、资金往来情况、借款的用途、王旭辉及李健在诉讼中的行为等方面来看，王旭辉和李健的诸多行为违背常理和逻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虚假诉讼的规定。1、王旭辉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经法院多次传唤拒不出庭，其代理人对于借款合意如何达成、借条如何形成、《承诺书》如何形成、银行转账记录的原因等等借贷细节均推脱其不知情，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5款虚假诉讼特征。2、李健作为借款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于王旭辉的起诉无任何争议，没有做出任何抗辩，甚至为债权人王旭辉举证证明了借款用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6款虚假诉讼特征。3、依据这两张“借条”的记载，“借款”的还款期限早已届满，诉讼时效也早已届满。王旭辉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从未向李健要求还款，反而在唐丹假释出狱后，夫妻离婚诉讼期间，李健主动补写了“承诺书”，承认这两笔“借款”属于不正当放弃抗辩诉讼时效的权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7款虚假诉讼特征。唐丹出狱之后，夫妻离婚诉讼期间，李健个人承认这两笔早已过诉讼时效的借款效力不应当及于唐丹。4、唐丹与李健的离婚诉讼中，李健从未提出过这两笔借款，唐丹此前对这两笔“借款”也从不知情。李健在庭审中明确表达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在2017年底，唐丹的姐夫范才言诉讼要求李健、唐丹共同还款35万元，经西湖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支持了范才言的诉讼请求。该笔债务经过庭审，李健亲口承认其知晓这笔债务存在且在唐丹服刑期间还过部分借款，双方对借款用于家庭新房装修也达成一致。后李健抱着：“唐丹有债，我也有债，我的债比你还更多”这种想法及目的，才在范才言案起诉不久就伪造了“借条”串通王旭辉提起诉讼，也形成了本案庭审中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的情形。李健的以上陈述均在一审庭审中同步录音录像。四、李健所称的借款用途并不合理，且在一审中前后陈述矛盾。李健称其借款用途为家庭日常开支及归还房屋按揭贷款，但房屋按揭贷款为每月支付，李健没有理由以高额利息一次性借款45万元用于归还一个月2万元的按揭贷款。并且，唐丹已经举证李健开了7家服装店，在唐丹服刑期间李健个人还购入2辆豪车，2016年短短5天内李健在香港共计消费近8万元。李健没有借款的必要，即使真为借款也用于李健个人挥霍，超出了家庭的必要开支，应当认定为李健的个人债务。王旭辉和李健关于借款用途的说法前后矛盾，不应采信。四、借条中对于利息的约定不明，不应认定。五、即使该笔“借款”真实存在，也应当认定为李健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这两笔“借款”已经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应当认定为李健个人债务，由李健个人承担。六、一审判决中对于举证责任分配失衡，对于王旭辉无法举证证明的事实应当由王旭辉承担不利后果。王旭辉并没有举证证明“借款”为李健、唐丹共同的意思表示，李健在出具《承诺书》时，唐丹已经出狱，唐丹对于借款从不知情也没有追认。王旭辉并未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相反在王旭辉的笔录中陈述李健和唐丹两个人平常各玩各的。 被上诉人王旭辉辩称：第一，双方后来写了承诺函，也是债权凭证。王旭辉拿到后撕掉了借条原件，符合社会常理。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另外的10万元借款主要是因为该10万已经又转给了王旭辉，并不是因为唐丹所称的王旭辉无法提供借条原件且在离婚期间。第二、一审法院对借条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充足的证据。王旭辉与李健的其他往来凭证与本案无关。第三,王旭辉在福建工作、负责全省范围内雅迪电动车的销售工作，比较繁忙，不方便出庭，而且有权委托律师出庭。李健作为诚信的借款人认可借款事实，是应该的做法，所以李健对借款事实的认可符合常理，相信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做法，第四,李健为了家庭开支及归还房屋按揭贷款等所需向王旭辉借款，这一点在一审中已经证明，李健一人承担家庭所有开支。如果不对外举债就没有现如今的房产分割，唐丹也得益于李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对外举债。 原审被告李健述称：没有什么意见。 王旭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健、唐丹归还借款450000元；2.判令李健、唐丹支付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的利息530000元（其中2013年2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以3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为406000元；2012年2月2日至2014年2月1日利息计30000元；2014年2月2日至2017年12月31日以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为94000元），之后继续支付至本息付清日止）；3.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李健、唐丹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2月27日、28日，王旭辉分别转账给李健341000元和9000元，计350000元。2012年2月2日，王旭辉又转账给李健100000元。李健于2012年3月3日、2013年2月2日分别转账支付王旭辉各50000元。2017年9月5日，李健向王旭辉出具承诺书，载明：2011年2月和2012年2月共向王旭辉借款人民币本金肆拾伍万元整，已支付壹拾万元整利息。因资金紧张要求延迟归还，承诺如下：2017年12月底之前归还壹拾万元整；2018年起可按季度归还壹拾万元整。如逾期则可要求一次性支付。之前的承诺书作废。后李健未能按承诺还款。另查明，李健、唐丹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结婚，2007年生育女儿李咪琦，现就读于杭州市××学校。李健、唐丹名下有三套房产和两辆高级轿车，房产均为银行抵押贷款购买，正在按揭中。李健于2017年2月份向该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案一审判决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唐丹不服一审判决，现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唐丹曾因犯组织卖淫罪于2012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十一年。2017年11月假释出狱。再查明，王旭辉与李健存在数笔银行交易，但综合看来，除案涉款项外，王旭辉支付李健的款项也大于李健支付王旭辉的款项。另外，在案涉2012年2月2日，王旭辉转账给李健100000元后，李健于当月11日又将100000元转账给王旭辉。王旭辉与李健均陈述，期间即2012年2月4日，李健为唐丹被刑拘事宜，又向王旭辉借现金100000元，共计200000元，其用掉100000元，剩余的100000元于11日转账归还王旭辉。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王旭辉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可以认定王旭辉与李健之间存在350000元的借贷关系。关于王旭辉主张的第二笔借款10000元，根据银行流水明细，王旭辉将100000元转账给李健后，李健在第九天又将100000元转给了王旭辉，并且王旭辉提起诉讼时该笔借款的支付依据即为2012年2月2日的银行转账，只是在法庭要求王旭辉提供所有银行流水后，其与李健才陈述中间还有一笔100000元现金。鉴于王旭辉无法提供借条原件，而李健、唐丹正在离婚诉讼中，李健出具承诺书也是在离婚诉讼期间，故对王旭辉主张的该笔100000元借款不予认定。关于350000元借款利息问题，王旭辉和李健均陈述借款按每年50000元利息计算，也有2012年和2013年两笔各50000元的支付款项加以印证，故对该笔借款利息，该法院认可上述王旭辉和李健的陈述及每年利息50000元。自2013年2月27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按上述标准计算为245556元。上述借款系李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结合李健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各方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认该款项系用于家庭所需，唐丹提供的证据材料也无法证明李健有足够的收入和家庭存款来支持三套房屋的还贷、女儿的教育及其他必要支出。因此，上述借款及利息属于李健与唐丹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王旭辉的部分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李健、唐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王旭辉借款本金350000元，并支付利息245556元（以借款本金35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息50000元标准暂计算至2017年12月31日，之后至本息付清日止的利息按上述标准另行计付）；二、驳回王旭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800元，由王旭辉负担2668元，由李健、唐丹负担4132元。王旭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法院申请退费；唐丹、李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王旭辉已于本案中提交了李健出具的承诺书及银行交易明细，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李健应当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而李健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本院视为李健认可一审判决对其自身的责任认定。现唐丹主张案渉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现有情形表明李健系多年单独承担家庭生活费用支出、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费用支出以及三套房产的大额按揭贷款归还，在唐丹未能举证证明李健的收入和家庭存款足以支付上述费用和按揭贷款的情形下，有理由相信李健对外进行一定额度的借款负债系用于家庭共同利益所需，其借取款项用于家庭房产按揭贷款归还等行为亦有利于家庭共同财产的形成和增益，故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借款债务范围内的相应债务构成李健和唐丹的夫妻共同债务尚无不当，唐丹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756元，由唐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剑 审判员  崔丽 审判员  赵魁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