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11民终991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南干道紫荆花园商务大厦。实际经营场所所在地：重庆市江津区鼎山大道272号附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903597266J。 负责人：田维智，系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晓娟，重庆市江津区凯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谢培昌，男，1973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蔡金花，女，1974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盛有，龙泉市信用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叶某，男，2002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叶某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叶春梅，女，1976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叶某之母。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王薇，浙江泽厚（丽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雷某1，男，2003年4月21日出生，畲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元建光，龙泉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雷某1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雷小菊，女，1965年12月3日出生，畲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雷某1之母。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夏某，男，2003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龙，龙泉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夏某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夏伟平，男，1975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夏某之父。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周某，男，2003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周某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周丽平，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周某之父。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雷某2，男，2003年5月16日出生，畲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雷某2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雷金友，男，1978年3月10日出生，畲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雷某2之父。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男，2002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被上诉人暨被上诉人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一审被告）：王鹏飞，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系王某之父。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廖卓尘，男，199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明环，浙江金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代席，女，198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睢宁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吴峰，男，197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睢宁县，现住浙江省龙泉市（龙泉市车之秀美容会所）。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晓韬、项晓弘，龙泉市剑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徐州市民主南路69号恩华科研综合楼1-4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766524000R。 负责人：陈卓。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龙泉市龙渊街道中山东路1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81848549578X。 负责人：吴根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朱立荣，男，1970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龙泉市。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叶某、叶春梅、雷某1、雷小菊、夏某、夏伟平、周某、周丽平、雷某2、雷金友、王某、王鹏飞、廖卓尘、代席、吴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朱立荣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7）浙1181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浙1181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2、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的各项损失明显过高，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后予以改判降低相关费用。3、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以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叶某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存在无证驾驶行为属实。无证驾驶行为属于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二、涉案事故车辆登记的所有人和在上诉人处投保的被保险人均为代席。代席在未及时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将涉案事故车辆转让给吴峰，且吴峰将非营运性质的事故车辆用于有偿出租进行营利，显著增加了危险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等规定，以上行为均系法律明文规定的上诉人不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违法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三、叶某作为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在驾驶事故车辆肇事时属于未成年人，明显不具有合法的驾驶资格。该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上诉人在保险责任限额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仅凭代席否认上诉人提供的保险合同等资料上的被保险人签名是其本人签字，就主观臆断认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被保险人不具有约束力，判决上诉人商业险拒赔理由不成立，认定事实缺乏有效证据支撑。一审法院认定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却认定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显失公平公正。四、一审判决确定的谢培昌、蔡金花的各项损失金额较高，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酌情降低谢培昌、蔡金花的各项赔偿金额。 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补充称，一、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上诉人承保的是家庭用车不是营运车辆，涉案事故车辆系以出租形式进行营运，该险种代席未进行购买。上诉人在免责条款中已经明确进行告知，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行为属于免责赔付范围。2、上诉人对免责条款已经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代席具有法律效力。二、假如法院认为上诉人有责任，各侵权人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过错比例承担赔付责任。上诉人仅承担叶某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承担其他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三、一审漏列当事人方亚东和季超。方亚东和季超在涉案事故发生前曾参与讨论租车并乘坐涉案事故车辆，仅是在事故发生时未坐在涉案事故车辆上，该二人也未阻止叶某等人驾车，假如上诉人不能免责，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明知未成年人驾车的情况不进行阻止，该二人也应承担按份的赔偿责任。四、朱立荣有违法停车的行为，故叶某应承担主要责任，朱立荣应承担次要责任，朱立荣投保的商业险和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至少应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五、交强险保险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赔付责任，一审法院以叶某垫付了款项，排除了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的交强险赔付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六、一审判决确定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过高，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数额。七、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当在商业险中予以赔偿。 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辩称，一、本案的交通事故虽然存在未成年人叶某无证驾驶车辆以及车辆系有偿使用的情况，但上诉人也不能据此就免除商业险的赔偿责任。1、涉案事故车辆的投保人为代席，而代席没有收到过上诉人的投保单和保险合同，并不知晓有免责条款，也未在投保单上签过字。并且在一审庭审时，代席对上诉人手机中的保单图片进行质证时就明确对保单中的“代席”签名予以否认。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酌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的规定，上诉人主张的免责条款因未作提示和明确说明而不具有效力。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并不必然就产生免责后果，也同样负有对投保人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上诉人未就免责条款向代席作出提示和说明，该合同条款同样无效。二、一审判决确认的损失，均是按法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得出，并不存在过高的情形。三、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四、上诉人认为其只对叶某所负的责任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未判决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赔付交强险，是上诉人未仔细研读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已经确认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应赔偿交强险12万元，由于叶某已经支付给一审原告13万余元，将其中12万元作为交强险赔偿的数额进行抵扣，其性质等同于判决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赔偿交强险12万元。六、对一审判决确定的各当事人承担的责任比例无异议。至于本案是否漏列两位当事人，以及朱立荣是否应当承担30%的赔偿责任，请求法庭通过审理结合本案实际进行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叶某、叶春梅辩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仍然需要尽到提示义务，否则该条款同样不能生效。现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就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故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包括无证驾驶的免责条款以及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免责条款并不生效，所以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保险金赔偿责任。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提示义务负举证责任，否则只能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就本案而言，在投保人代席否认保险合同等资料上被保险人的签名是其本人签字的情况下，需要由上诉人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否则只能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谢培昌、蔡金花的各项损失金额和标准问题，请求法庭确定，被上诉人无异议。四、关于本案是否漏列当事人方亚东和季超，以及朱立荣是否应承担事故责任这两点，请求法庭进行审查核实。五、上诉人主张其只对叶某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不持异议。六、对于一审法院判决由叶某、夏某、雷某1承担连带责任无异议，但一审判决确定的叶某的责任相对偏重。本次租车驾车人员均是未成年人，虽然发生事故时是由叶某驾驶，但应当对事故进行整体考虑，叶某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并非起到主导作用。 被上诉人雷某1、雷小菊辩称，一、同意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应承担保险责任的判决和理由，不再赘述。二、一审法院认定雷某1与夏某、叶某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综合一审法院的整个论述过程可以看出，一审法院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关于共同加害行为的规定，认定雷某1与夏某、叶某承担连带责任。但本案中雷某1与夏某、叶某的责任不宜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理由如下：1、《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共同应当认定为共同故意而不包括共同过失。因为若《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的共同包含共同过失，则可能不当地扩大共同侵权行为的范围，不合理地给当事人强加连带责任，同时还将造成与《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结合本案，若认为雷某1、夏某、叶某三人明知自己不具有驾驶资格，轻信驾驶车辆可避免发生事故构成共同过失，廖卓尘明知雷某1、夏某、叶某三人没有驾驶资格而轻信该三人驾驶车辆可避免事故发生而为其借车也应构成共同过失，也应与雷某1、夏某、叶某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按照共同过失理论，廖卓尘的过失与雷某1、夏某的过失具有相似性，即同样违反了注意义务，将车辆借给无驾驶资格的人使用，并且也与本次事故发生有关系。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将廖卓尘列入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侵权范围，判决相矛盾。2、一审法院关于雷某1、夏某、叶某的行为系一个整体的论述存在逻辑错误。共同加害侵权行为，要求共同侵权人在共同过错下要有共同的侵权行为。雷某1、夏某、叶某客观上并没有共同的行为，三人各自独立驾车取乐，叶某开车发生事故时，夏某、雷某1均不在场，与事故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因为雷某1、夏某、叶某三人共同使用车辆，即将三人的行为看作一个整体。3、一审法院认定雷某1与叶某承担连带责任，加重了雷某1的责任，使其承担了非其行为造成的侵害责任，有失公平。发生事故时雷某1、夏某、叶某均为未成年人，且雷某1年纪最小，作为未成年人，雷某1、夏某、叶某对驾车的安全性考虑均缺乏判断能力，因此在同为未成年人的雷某1自身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尚不足的情况下，让雷某1为叶某的过失承担责任，有失公平。4、综合审查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判定各当事人具体承担责任的范围和程度，才更能体现公平原则。在本次事故中，叶某的不当驾驶行为是造成谢子莹身亡的直接原因；廖卓尘违反注意义务，将车辆借给没有驾驶证的雷某1、夏某、叶某具有明显过错；雷某1、夏某、叶某共同租车，使叶某获取和驾驶车辆，同周某、雷某2、王某明知叶某无驾驶资格未劝阻，反而积极乘坐叶某驾驶的车辆也具有一定的过错。以上个人行为均对事故发生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可以依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应承担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判决雷某1、夏某、叶某承担连带责任。5、雷某1在使用管理车辆过程中已尽其合理注意义务。在叶某第一次驾驶车辆时，具备驾驶能力且驾驶得较好的夏某、雷某1均在车上，可以对叶某的驾驶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事实上，在雷某1、夏某、叶某同在车上时，也并未发生事故。发生事故时，雷某1并没有在车上，车辆、钥匙也并非由雷某1交给叶某，相反雷某1对叶某的驾车行为毫不知情，在发现车辆被开走后，雷某1马上打电话联系，让开车的人将车开回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雷某1已尽其作为车辆使用人的合理注意义务。综上，被上诉人认为雷某1不应对本案谢培昌、蔡金花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进行了劝阻，所以被上诉人认为应当减轻被上诉人的责任，被上诉人的责任应当比叶某、廖卓尘轻。三、保险公司只对叶某个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夏某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不同于具体的保险合同中确定的法定免责条款，违反该禁止性规定，不直接产生免除保险责任的效果。上诉人如将前述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内容约定成保险责任的免责事由，依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对该免责事由具有进行明确提示和充分说明的义务。结合本案的证据来看，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其与投保人代席之间确实签署过相应的免责条款，更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对免责事由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一审法院的处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二、《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二条只是抽象性地原则规定了相应的车辆使用用途改变之后，造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公司具有一定程度的免赔权利。本案中涉案事故车辆虽被用于出租，但并未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所以《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并不能够适用于本案所发生的情形。另外，从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身份情况来看，上诉人作为专业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其对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是有相当深刻的认知的，如果其认为车辆用途的变更属于法定的免责事由，在对该抽象性的原则规定进行具体适用的时候，也应当对投保人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明。三、一审法院认定叶某、夏某、雷某1的行为构成同一整体与损害后果的形成具有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叶某、夏某、雷某1在70%责任比例内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夏某并非本案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事故发生时夏某并不在肇事车辆上，对肇事车辆不具有控制权，更不存在驾驶利益。涉案事故系叶某的不当驾驶行为造成，叶某与夏某之间不存在任何能够造成责任转移的法律关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认定叶某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夏某没有任何法定的或者约定的管理和监督义务，叶某的责任不能转移到夏某身上。故一审法院判决夏某与叶某连带承担70%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叶某、夏某、雷某1虽然有共同租车的行为，但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构成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叶某、夏某、雷某1对其他人的用车并无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定义务，叶某的驾驶行为完全系其自主行为，故夏某对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责任。一审判决以共同租车行为认定叶某、夏某、雷某1系共同侵权人是错误的。四、一审法院免除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的交强险赔付责任是错误的。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在涉案情形下当事人的交强险诉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后续的追偿权。一审法院没有权力在审理中变相减轻保险公司的责任，将保险公司追偿不能的风险直接予以回避。其次，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的交强险赔付责任，不仅存在与叶某进行赔付义务互抵的情况，而且涉及本案受害人损失理赔的及时性和数额计算方式的准确性以及其他被上诉人的赔付责任，不能在本案中直接以简单的理由进行回避。但若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对该项抗辩，被上诉人不再坚持。五、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商业三者险承担数额是错误的。根据之前的论述，夏某对涉案事故没有任何的赔付责任，无需进行相应的理赔，其为受害人垫付的5万元款项，保险公司应当依法予以归还。一审判决在计算商业三者险赔付数额时，将夏某已垫付部分同时计算在总数数额和已支付部分内，却未将夏某的垫付数额计算在上诉人的应支付范畴内，属于计算错误，系实体处理不当。六、关于本案是否遗漏当事人的问题，由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进行处理。七、至于本案的损失数额确定问题，同意上诉人的意见，具体的认定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综上，一审判决中存在严重瑕疵的问题应当在明确夏某无事故责任的前提下依法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夏伟平辩称，出事时夏某不在车上，夏某与其不需要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其他赞同夏某的意见。 被上诉人周某、周丽平、雷某2、雷金友辩称，周某、雷某2是未成年，是在学校门口上车的，没有与叶某、夏某、雷某1一起协商租车，也不知道叶某、夏某、雷某1有无驾驶证，周某、雷某2在本案中没有责任。 被上诉人王某、王鹏飞辩称，王某是未成年，是在学校门口上车的，没有与叶某、夏某、雷某1一起协商租车，也不知道叶某、夏某、雷某1有无驾驶证，车子租出来了，就认为叶某、夏某、雷某1是有驾驶证的，所以王某在本案中没有责任。 被上诉人廖卓尘辩称，一、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庭明确向上诉人释明，要求其向法庭提供证明其对被保险人尽了提示和告知义务的证据，但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并未提供。上诉人二审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也不属于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二审新证据，根据举证规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二、吴峰将涉案事故车辆用于有偿出租仍属于家庭轿车使用范围，并未改变车辆用途。营运车辆是指吴峰作为车主驾驶车辆，搭乘乘客进行收益。本案中虽然吴峰将车辆租给别人使用，但并未改变车辆的整体性质，也未改变车辆用途。上诉人主张涉案事故车辆的用途发生了改变的理由不成立，因此也不存在依照《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及第五十二条规定主张免赔的事由。三、虽然《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及第五十二条有相关免责的规定，但同样需要上诉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投保人尽到提示和告知义务。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履行免责的提示和告知义务，仍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在认定廖卓尘将涉案事故车辆交给叶某等三人时，认定事实上存在差错。廖卓尘是在受到雷某1的威胁以后才去租车的，在将车辆交给夏某的时候，也明确提示了夏某不要将车子交给其他人驾车，但是一审对这些事实都没有认定。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廖卓尘承担20%的赔偿责任，责任过大，与事实不符。 被上诉人代席、吴峰辩称，一、上诉人未就本案免责条款向代席作出提示和明确说明。二、法律并没有禁止非营运车辆进行租赁。代席的车辆转给吴峰，车辆性质未发生改变，并没有由非营运性质变成营运性质。本案和营运、非营运车辆无关联。三、《保险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二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本案中并不存在该情形。这两个法条规定车辆转让给他人要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只是原则性规定，在操作上不能生搬硬套。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基于保险是针对车辆进行投保，尚在保险期限内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仍应进行赔偿。四、上诉人当庭增加的上诉请求，已经超出了上诉范围，法院不应当就增加部分再进行审理，否则在程序上对被上诉人不公平。综上，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应当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无证驾驶致第三人人身损害，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先履行向第三人赔偿的义务，再以此向无证驾驶的侵权人追偿，侵权人系交强险最终赔偿义务的承担者。鉴于叶某已支付的款项超过了交强险限额12万元，而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尚未赔付，为减轻当事人诉累，简化赔偿步骤，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无需在本案中再承担责任，日后也无需主张追偿权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朱立荣未作答辩。 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谢培昌、蔡金花损失120000元；2.判决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00元；3.判决叶某、叶春梅赔偿谢培昌、蔡金花其余部分损失740464.1元（已扣除谢培昌、蔡金花从交警部门领取的260000元）；4.判决舒翔、雷小菊、夏某、夏伟平、周某、周丽平、雷某2、雷金友、王某、王鹏飞、廖卓尘、代席、吴峰对上述第3项赔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判决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对上述第3项赔款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直接赔付；6.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本案事发过程。2017年9月16日，雷某1（14岁）、夏某（14岁）、叶某（15岁）商量租车玩耍。雷某1电话联系廖卓尘（18岁），要求廖卓尘帮忙租车，言语中带有威胁，称“租不来不会怨你，但不去租就会打你”。廖卓尘遂到“雷鹏”汽车租赁店（营业执照名称为：龙泉车之秀汽车美容会所）与该店老板吴锋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租赁苏Ｃ×××××号小车，并用雷某1微信转账的钱款（实际系叶某出资）进行支付。廖卓尘将车交付给了在店面附近等候的夏某、雷某1，雷某1坐上驾驶室意欲开车被廖卓尘劝阻，廖卓尘交代车子只能由夏某驾驶，然后夏某驾车搭乘雷某1离开。夏某取车后，与叶某、雷某1轮流驾驶，期间又汇集了其他朋友搭乘车辆。直到龙泉三中门口，众人下车，雷某1将车子熄火停在路边，而钥匙留在车里，未上锁。叶某仍然想开车，周某（14岁）、王某（14岁）、雷某2（14岁）随其上车乘坐。当叶某开完车回到龙泉市三中（广源街18-1号）门口准备靠边停车时，错将油门当刹车踩，致使车辆冲上人行道，撞倒了叶礼俊、王子洋和谢子莹，最后撞到了违章停在人行道上的浙Ｋ×××××号货车方才停止下来。叶礼俊、王子洋受伤，谢子莹被送到龙泉市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9月18日20时46分死亡。二、交警部门责任认定。龙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叶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行经事故路段时，在靠边停车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冲上人行道碰撞人行道上正常行走的行人，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叶某驾驶机件（苏Ｃ×××××号小型轿车后部右小灯）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辆，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但该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朱立荣未按规定停放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但该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谢子莹、叶礼俊、王子洋在事故发生时在人行道上正常行走，无过错行为。综合以上，叶某的行为及过错在本起事故中起全部作用，叶某承担全部责任，谢子莹、叶礼俊、王子洋、朱立荣不承担事故责任。三、本案当事人情况。谢子莹生前系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其父母为谢培昌、蔡金花。叶春梅、雷小菊、夏伟平、周丽平、雷金友、王鹏飞分别系叶某、雷某1、夏某、周某、雷某2、王某的监护人。廖卓尘与雷某1系好友，认识夏某但不熟识（只知外号），与叶某不认识。四、案涉车辆有关情况。叶某驾驶的苏Ｃ×××××号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为代席，系从案外人刘畅处受让而来。后代席将车转让给了吴峰，但未办理过户手续。该车辆登记为非营运车辆，并在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在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处投保了100万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险。代席从刘畅处受让上述车辆时，交强险未到期，未对上述车辆办理交强险合同变更手续。吴峰从代席处受让车辆时，商业三者险未到期，未办理合同变更手续。故肇事车辆交强险投保人仍为刘畅、商业三者险投保人仍为代席。浙Ｋ×××××号货车驾驶员系朱立荣，在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五、被侵权人的损失情况。1.医疗费：87212.0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3天×30元=90元；3.护理费：以护理人数2人为限，住院3天×130元×2人=780元；4.丧葬费：根据浙江省2016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56385元/年/12×6=28192.5元；5.死亡赔偿金：47237元×20年=944740元；6.交通费、住宿费：谢子莹家属为庆元县人，谢子莹在龙泉市救治，本项费用系必要支出，根据实际需要酌情支持200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考虑本案事故引发的损害后果严重，侵权人过错明显重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以上物质性损失共计1063014.59元，精神性损失50000元。六、被侵权人的受偿情况。事发后，龙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收到叶某暂付款12万元，廖卓尘3万元，吴峰10700元，雷某15万元（剑池街道代缴）、夏某5万元（龙南乡村里代缴）、周某3000元。另外，叶某直接向谢培昌、蔡金花支付了14700元，廖卓尘支付了2万元。在一审法院（2017）浙1181民初1783、1784号案件中，叶礼俊、王子洋分别与叶某、叶春梅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叶某、叶春梅一次性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各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如何分担。因本案案情复杂，被告众多，下文先依据案情将各被告分类，依次阐述各类主体是否应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形式，再划分各类主体之间的责任比例。一、驾驶员叶某、朱立荣的责任。交警部门认定叶某操作不当致车辆冲撞人行道而后撞倒谢子莹致其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该事实当事人不持异议，故一审法院认为叶某系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其未取得驾驶资格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并且操作不当，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朱立荣虽违章停放车辆，但该行为与谢子莹死亡无任何因果关系，不承担事故责任。二、车辆管理人或所有人廖卓尘、吴峰、代席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具体到本案，廖卓尘从吴峰处租赁了肇事车辆，其处于肇事车辆管理人的地位，应尽到谨慎管理的义务，却将车辆出借给15周岁以下、未取得驾驶资格的雷某1、夏某等人，且交付车辆时雷某1曾坐上驾驶室意欲开车被廖卓尘劝阻，故廖卓尘应知晓上述人员驾车取乐的目的及行为的危险性，具有重大过失，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即按份责任。廖卓尘辩称不知夏某等人无驾驶资格，违反一般人的常识；又辩称未将车辆交付给叶某而只允许夏某驾驶，其未考虑到未成年人聚集玩耍的不可控性，存在重大疏忽；廖卓尘还辩称自己受胁迫租车，但又在公安部门做的笔录中自称与雷某1系好友关系，不足以证明存在胁迫情形。故一审法院认为廖卓尘上述辩称事由均不成立，不予采信。吴峰系苏Ｃ×××××号肇事车辆实际所有人，其将肇事车辆出租给具有驾驶资格的廖卓尘，不具有过错。肇事车辆虽属于非营运性质，且车辆灯光系统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但该情形与本案事故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故不应承担责任。其出具声明自愿支付10700元给原告作为补偿，原告无需返还。代席系苏Ｃ×××××号肇事车辆登记所有人，但已将该车辆转让并交付，对该车辆已不具有运行利益和支配利益，无须承担责任。三、共同借车及轮流驾车人夏某、雷某1的责任。夏某、雷某1以取乐为目的，与叶某共同商量租车事宜，并且轮流驾驶车辆，系肇事车辆的共同使用人、管理人。虽然廖卓尘指定夏某开车，但夏某等人未遵守该指定，且租车费用系叶某出资，名义租车人廖卓尘系雷某1联系，上述三被告夏某、雷某1、叶某共同为租到肇事车辆出钱出力，目的一致以驾车取乐，均对肇事车辆具有占有支配的权利以及运行利益。故夏某、雷某1的行为与叶某的行为系一整体，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三被告明知自己不具有驾驶资格，驾驶车辆将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但心怀侥幸，轻信事故可以避免，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且三被告之间互负连带责任。四、搭乘者周某、雷某2、王某的责任。周某、雷某2、王某搭乘肇事车辆，并非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也非车辆管理人，但其明知车辆驾驶人叶某不具有驾驶资格，却未加劝阻，反而积极乘坐，成为叶某驾驶车辆的动机之一，违反了合理人的注意义务，其过错与事故亦具有因果关系，应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五、上述应承担责任的被告相互之间如何划分责任。被告叶某、夏某、雷某1系轮流驾驶车辆之人，对事故产生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70%的责任，且互负连带责任；被告廖卓尘系出面租赁车辆之人，对车辆出借具有明显过错，酌定其承担20%的责任；被告周某、雷某2、王某系事故发生时的乘车人，违反了注意义务，酌定其共同承担10%的责任。六、监护人叶春梅、雷小菊、夏伟平、周丽平、雷金友、王鹏飞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叶春梅、雷小菊、周丽平、雷金友、王鹏飞作为叶某、雷某1、夏某、周某、雷某2、王某的监护人，未对子女严加管教，漠视法律，无证驾驶取乐，应各自按照其被监护人的责任份额承担监护责任。七、交强险是否可以拒赔。被告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系肇事车辆苏Ｃ×××××号小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其抗辩称驾驶人叶某未成年、无证驾驶，根据保险条例该公司不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无证驾驶致第三人人身损害，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先履行向第三人赔偿的义务，再以此向无证驾驶的侵权人追偿，侵权人系交强险最终赔偿义务的承担者。鉴于本案被告叶某已支付款项超过交强险限额120000元，而被告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尚未赔付的具体情况，为减轻当事人诉累，简化赔偿步骤，被告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可无需在本案中再承担责任，其日后也无需主张追偿权。被告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系案涉另一车辆浙Ｋ×××××号货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其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无责任范围内承担12000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八、商业险是否可以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保险公司对于免除责任的条款应负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对于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行为，可以减轻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但不得免除。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违反该规定并不直接产生免除保险责任的效果，需要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进行特别约定，仍属于约定免责范畴。现被告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作为肇事车辆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主张其对无证驾驶不予赔付的免责条款已尽到提示义务，在庭审中通过手机作为载体出示了保单的图片，签名栏为“代席”，但被告代席不予承认签字的真实性。经一审法院释明，被告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庭后仍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一审法院认为其未尽到基本的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认为对无证驾驶的侵权行为理赔存在道德风险，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已经对保险公司应尽的告知义务作出了规定，并且该告知义务在实践中能够有效便捷的履行。保险公司的商业三者险作为其一项保险产品，带有盈利的属性，相应也应当承担必要的义务。道德风险不应当成为保险公司未尽到告知义务的避风港。而肇事者的违法行为则可以通过行政处罚和刑事追究进行规范。被告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不能从被告叶某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中获利。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未对本案肇事车辆的商业三者险免赔条款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其关于免赔的抗辩不能成立。九、最终责任如何承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依赔偿权利人请求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故原告的各项损失，先由肇事车辆苏Ｃ×××××号车的交强险保险人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赔偿120000元（前文已述，该部分已由叶某履行完毕），无责车辆浙Ｋ×××××号车的交强险保险人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赔偿12000元；再由肇事车辆苏Ｃ×××××号车的商业三者险保险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在100万元限额内赔偿981014.59元，现原告已从各侵权人（叶某、夏某、雷某1、廖卓尘、周某）处受偿167700元，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仍需赔偿813314.59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龙泉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谢培昌、蔡金花12000元；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谢培昌、蔡金花813314.59元；三、驳回谢培昌、蔡金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373元，由叶某、雷某1、夏某共同负担8661元，由廖卓尘负担2475元，由周某、雷某2、王某负担1237元。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叶某、叶春梅、雷某1、雷小菊、夏某、夏伟平、周某、周丽平、雷某2、雷金友、王某、王鹏飞、廖卓尘、代席、吴峰、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朱立荣均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待证代席在上诉人处投保的三者险、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不计免赔率险种条款的具体内容，及上诉人已经对相关的免责条款进行告知并黑字加粗的事实，无证驾驶、危险程度增加等免责事由均已在免责条款中予以明确。二、机动车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资金代付委托书、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各一份，待证代席委托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在上诉人处办理的保险，相关的条款是代席的委托人签收的，免责的声明也是代席委托的公司经办人代其签字的，按照保险法以及相关解释，受委托人签字领取材料的行为应对代席产生法律效力，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拒赔主张应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质证认为，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系一审法院释明上诉人提交而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应当予以采信。另，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真实，代席的签字并非代席本人所签。上诉人虽然认可“代席”两字是代签的，但上诉人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代签人的身份和代签资格，故不能认定是代签行为，而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如果是他人代签应当签代签人的名字，而非被代签人的名字，否则不符合代理行为的惯例。此外，上诉人提到的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与上诉人在不同省份，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的经办人显然不可能到上诉人所在的重庆去签字，不能证明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被上诉人叶某、叶春梅质证认为，上诉人主张免责条款已经加粗，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但上诉人提供的所有材料中并没有投保人确认知悉免责条款的回执，故上诉人未尽到提示义务。其他同意谢培昌、蔡金花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雷某1、雷小菊质证认为，同意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叶某、叶春梅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夏某、夏伟平质证认为，上诉人负有告知和提示免责条款的义务，然根据上诉人自身提交的证据，其在明知相应签字非代席本人所签的情况下，却没有寻求相应的途径履行告知义务，系其工作懈怠，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上诉人也未举证证明代签人员的身份情况和具体委托程序，也不符合委托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周某、周丽平质证认为同意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雷某2、雷金友、王某、王鹏飞、廖卓尘质证认为，同意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叶某、叶春梅、夏某、夏伟平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代席、吴峰质证认为，代席确实支付了保费，但未与上诉人签订书面保险合同，涉案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代办公司是美丽金融公司，不是上诉人陈述的力蕴汽车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保费是代席男朋友通过微信转账交给美丽金融公司的。上诉人没有与代席签订过合同，也没有告知过代席免责条款，代席手上也没有商业保险单。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供上述证据材料，是考虑到了上述证据材料的诉讼风险，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上述证据材料不构成新证据。 被上诉人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朱立荣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将该证据交付给代席，故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上诉人自认证据二三份材料中“代席”的签字均非代席本人所签，在其无法举证证明代签人的具体身份及代席与代签人之间的具体委托事宜的情况下，亦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7年9月16日，吴峰与廖卓尘在《汽车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二、双方权利义务约定……7.乙方（廖卓尘）承租之后，不得私自将所租车辆再次转租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未经甲方（吴峰）同意造成的一切损失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8.乙方所租车辆禁止从事营业性运输……”。二审中，上诉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说明，内容为“我司于2017年5月9日承保保单号码PDAA201750010000194761的客户代席，牌照为苏Ｃ×××××的承保经过如下：该客户系与我司合作的重庆俊良销售公司代理的业务，该车为二手按揭车，受益人为力蕴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重庆俊良销售公司和力蕴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担保和抵押，所以该客户的保险由公司代理投保，目前经询问重庆俊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该客户的签字是他们公司的经办人员代签，并不是客户真实签名，我司收集投保资料时也没法鉴定是否是客户本人签名。”另，二审审理过程中，谢培昌、蔡金花主张若二审法院认为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则要求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遗漏当事人方亚东和季超的问题。本案中，谢培昌、蔡金花并未要求方亚东、季超承担赔偿责任，且方亚东、季超亦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故一审法院未追加方亚东、季超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方亚东和季超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上诉人是否能基于免责条款免除保险金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并不直接产生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保险公司对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仍具有提示义务。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投保人代席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签过字，应当认定上诉人未就无证驾驶等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向代席作出过足以引起代席注意的提示，故上诉人主张基于免责条款免除保险金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代席将涉案事故车辆转让给吴峰后，吴峰将涉案事故车辆用于租赁，是否属于改变涉案事故车辆用途导致涉案事故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的问题。虽然吴峰出租涉案事故车辆的行为属于租赁性经营行为，但其在涉案事故车辆的租赁合同中，明确要求承租人廖卓尘不得将涉案事故车辆用于营业性质的运输，可见吴峰租赁和使用涉案事故车辆不是为了从事营利性的运输并收取运费，与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营运行为存在明显不同。且涉案事故车辆被廖卓尘租赁后，确实亦未用于营业性质的运输，与私人生活用车并无本质性区别。故本案中涉案事故车辆的用途并未改变，不存在导致涉案事故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规定主张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是否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驾驶人无证驾驶致第三人人身损害，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先履行向第三人赔偿的义务。虽然无证驾驶的侵权人确系交强险的最终赔偿义务承担者，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向侵权人主张追偿权，与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主张抵扣侵权人支付的赔偿款，不仅履行义务主体不同，而且履行义务主体的履行能力亦不同。受害人谢培昌、蔡金花在本案中并未向各一审被告主张叶某已经支付的120000元款项，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将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应先行支付的120000元赔偿款，与谢培昌、蔡金花在本案中并未主张的款项进行抵销，最终将责任转嫁至上诉人，致使上诉人超出受害人的诉请范围承担责任，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明显不当，本院纠正认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120000元的赔偿责任。五、关于一审法院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确定谢子莹的死亡赔偿金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事故发生时，谢子莹系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一审法院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确定谢子莹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确定的谢子莹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过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六、关于各当事人在涉案事故中的赔偿责任应当如何确定的问题。涉案事故系因叶某的不当驾驶行为引发，朱立荣虽违章停放货车，但朱立荣的行为与谢子莹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无须承担事故责任。代席虽系涉案事故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但其已将涉案事故车辆转让并交付给吴峰，对涉案事故车辆已不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无须承担事故责任。吴峰虽系涉案事故车辆的实际车主，但其在将涉案事故车辆出租时，仔细审查了承租人廖卓尘的驾驶资格，并明确告知廖卓尘不得私自将所租车辆再次转租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亦无须承担事故责任。廖卓尘虽系涉案事故车辆的名义管理人，但涉案事故车辆系叶某、雷某1、夏某、廖卓尘共同设法取得，四人均应当预见到涉案事故车辆由无证驾驶人驾驶可能产生的危险却均视而不见，故叶某、雷某1、夏某应当与廖卓尘共同承担涉案事故的风险开启责任。涉案事故发生时，叶某系涉案事故车辆运行的实际控制人，同时对涉案事故负全责，故应当对事故损失承担100%的赔偿责任；雷某1、夏某、廖卓尘并不在场，对涉案事故车辆无事实上的管理支配地位，不负有事故责任，故仅需按照风险开启过错按份与叶某共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周某、雷某2、王某在涉案事故发生时虽乘坐在涉案事故车辆上，但对涉案事故车辆不具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无须承担事故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依赔偿权利人请求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谢培昌、蔡金花的各项损失共计1113014.59元，先由涉案事故车辆的交强险保险公司太平财险徐州支公司赔偿120000元（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无责车辆浙Ｋ×××××号车的交强险保险公司中国人保龙泉支公司赔偿12000元；再由涉案事故车辆的商业三者险保险人即上诉人在100万元限额内赔偿981014.59元。因根据谢培昌、蔡金花的主张，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包括已经收取的287700元，故上诉人在本案中应当支付的保险金数额为693314.59元，对于谢培昌、蔡金花未在本案中主张的287700元，谢培昌、蔡金花可另行向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主张，若二审法院认为其不能免责，则其仅承担叶某应当承担的责任。因叶某实际上需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且本院对间接责任人责任比例的认定并不影响机动车驾驶人的对外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虽然不当，但最终确定上诉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提出的其应当减轻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保江津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实体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7）浙1181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2017）浙1181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被上诉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谢培昌、蔡金花120000元； 四、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谢培昌、蔡金花693314.59元； 五、驳回被上诉人谢培昌、蔡金花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525元，由被上诉人叶某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933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津支公司负担10172元，由被上诉人叶某负担17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汤丽军 审 判 员 聂伟杰 审 判 员 刘 斐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代书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