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大海事初字第78号原告：王军，男，汉族。委托代理人：刘志，男，汉族，原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大连三八龙德水产经销行雇佣的工人。委托代理人：魏继德，辽宁东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虎滩街*号。法定代表人：杨林，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胡亮，男，汉族，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郝伟，辽宁海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军（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志、魏继德，被告委托代理人胡亮、郝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1年5月在大连市老虎滩石槽泵站进行海水养殖鲍鱼等生产作业（庭审时陈述自2010年10月起开始涉案养殖）。被告在进行填海工程时对原告的养殖生产产生污染，造成原告养殖的鲍鱼苗和半成品鲍鱼全部死亡。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1360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辩称：1、本案的案由应是海域使用动迁补偿纠纷而非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被告从事的涉案填海项目工程从立项、环评到施工均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执行并接受海事、海监、海洋渔业、环保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在批复核准的界址点坐标海域内进行正常施工，工程合法，施工中也无主观故意和过失等过错，从未造成海域污染；2、被告在工程启动前已由大连市中山区海域动迁清理办公室对工程涉及的海域内的合法使用人进行相应的动迁补偿和妥善安置。原告因其没有海域使用证和养殖证，未缴纳海域使用金，系违法用海，故不在补偿范围内；3、原告所诉经营损失缺乏充分证据。原告没有提供合法财务凭证和税务凭证，又无科学鉴定依据。其提供的照片和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其养殖鲍鱼的数量、规格、质量和价值，其提供的水质水样检测报告是原告单方取样，只对水样做悬浮物检测而无其他理化指标检测，也无鲍鱼死亡原因鉴定，而养殖业风险巨大，多种因素均可造成鲍鱼死亡或减产。4、鉴定人依据原告的申请作出的养殖量测算报告无视上述基本事实，仅靠测量育苗池和暂养池的面积，对育苗水体和暂养水体重复计算面积，依据与大连海域养殖条件相差甚远的福州某公司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而未依据与大连相近养殖海域的山东省地方标准，所得鲍鱼苗和半成品鲍鱼养殖数量不科学；价值评估报告书在该基础上仅凭原告出具的白条而无任何真实有效的财务凭证及其他相关证据佐证，评估出的9500000元损失额也不科学；5、被告填海工程并非一日突然启动，前后达数月之久，原告对其室内鲍鱼养殖可以不养、少养、出售或采取其他办法避免或减少损失，但原告在早已得知该处海域要进行填海工程根本不能养殖的情况下继续养殖有违常理。本院审理查明：2010年3月10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召开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工作会议，确定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中山区政府）对老虎滩海洋公园以外区域（陆地、海域）进行改造工程的拆动迁工作。2010年4月19日，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向中山区政府发函，载明中山区政府负责的陆域拆动迁涉及到的拆动迁单位包括大连油脂化学厂。2010年8月1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同意将上述工程的责任主体变更为被告。2010年11月29日，中山区政府在核实养殖企业的合法手续和有关情况后对大连市水产研究所海域和大连老虎滩捕捞场海域范围进行养殖评估，并进行补偿。2011年7月13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向被告发出“关于对《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认为该报告书基本符合国家海洋环境保护有关规范的要求，同意该工程的建设，提出施工过程应做好以下工作：填海造地应采用先围堰后填筑的施工方式；围堰、回填等水下施工应最大限度地控制施工作业对底泥的搅动，减少悬浮物的发生量。被告就涉案填海采用了先围堰后填筑的施工方式。2011年12月12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向被告发出同意其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围填海施工的通知，并要求被告于围填海施工作业竣工之日起30日内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在验收合格后由该厅下发海域使用权证书。2013年8月，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出具《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域使用竣工验收报告书（报批稿）》，其中的《工程竣工报告（东护岸）》载明开工日期2010年11月25日，竣工日期2012年12月10日。2013年8月12日，被告取得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的海域使用权证书。2013年9月13日，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向被告发出上述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通知，准许被告持海域使用权证书办理土地登记手续。2010年3月5日，原告取得字号为大连三八商城龙德水产经销行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为原告，经营场所为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商城2号楼4号，经营范围及方式为水产品批发兼零售、水产品养殖。2010年6月30日，原告从大连油脂化学厂租赁了大连市中山区小石槽（原大连油脂化学厂海水泵站）院内场地4000平方米和厂房，用于海产品养殖，使用期限1年。原告的养殖方式是海边室内通过抽取海水进行鲍鱼养殖。2011年4月6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岗法院）因大连油脂化学厂所涉其他案件将先期查封的该海水泵站所在土地拍卖，原告竞买成功。之后因土地使用权过户出现纠纷，原告与大连油脂化学厂在西岗法院诉讼（原告未提供相关裁判文书）。2010年涉案陆域拆动迁查勘过程中，被告曾陪拆动迁部门到大连油脂化学厂的涉案海水泵站实地勘察，并因该土地被西岗法院查封而联系过该法院和大连油脂化学厂。被告称：因该土地附近有国防工程不允许动迁故请示市政府后把该土地未列入最终的拆动迁范围；因该土地被西岗法院查封，被告认为涉案海水泵站是闲置泵站。原告称：其曾于拆动迁查勘期间找过被告，提出填海将造成海水污染会导致鲍鱼损失，于被告2011年1月左右从石槽开始填海时曾堵着被告的运土车阻止填海但未成功，于2011年3月至4月因海水泵站附近海域的水质逐渐浑浊找过被告，于2011年7月至8月因鲍鱼养殖出现不正常现象找过被告，之后被告曾派人对死亡的鲍鱼进行拍照。关于养殖物的投苗和死亡经过，原告称：其于2010年10月购买种鲍3200只进行育苗养殖，购买价款680000元，2011年1月至2月出苗400万只，继续养殖到2011年6月至7月起逐渐全部死亡，鲍鱼苗正常死亡率为20%；其于2011年3月至4月购买半成品鲍鱼（5公分以上）1104000只进行养殖，同样于2011年6月至7月开始发病，过2至3个月逐渐全部死亡。以上事实，有大连市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拆动迁文件、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的审批文件、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报告书、海域使用权证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租赁合同》、照片等证据和庭审陈述，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本案审理中，原告申请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根据原告的场地和养殖设施能否达到培育鲍鱼苗400万只（0.1-0.2公分生长至1.8-1.9公分）和半成品鲍鱼110万只（5公分生长至7公分）的年产量；2、根据第1项的鉴定结论所确定的年产量的鲍鱼苗（1.8-1.9公分）和半成品鲍鱼（7公分）的市场价值（2011年、大连地区）。本院委托大连海事大学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对第1项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养殖量测算报告，结论为：根据现场实测育苗水体和暂养水体，依据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鲍鱼养殖场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室内皱纹盘鲍育苗量为6875669只；依据暂养池水体，皱纹盘鲍苗种生产技术规程，室内暂养皱纹盘鲍苗量（体长5mm左右）为3708800只，室内育苗池、暂养池暂养体长10mm以上鲍苗量为1854400只；室内育苗池、暂养池暂养体长5cm以上鲍苗量为1426461只。之后本院委托大连慎明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该事务所出具价值评估报告书，结论为：前述养殖量测算报告认定的养殖量与原告申请的产量相比，认为原告申请的产量即1.8-1.9公分鲍鱼苗400万只和5-7公分半成品鲍鱼110万只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目的下的评估依据，按评估基准日2011年10月12日的市场参考价值，鲍鱼苗价值4000000元，半成品鲍鱼价值5500000元，合计9500000元。原告对这两份报告均无异议。被告对这两份报告均有异议（异议见答辩意见），但未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填海污染海域导致原告养殖的鲍鱼死亡，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首先由原告举证证明其是合法的被侵权人、该海域被污染的事实、实施污染行为的侵权人以及污染损失，然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本案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或减轻责任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养殖行为是否合法；二、被告是否存在污染行为；三、原告是否遭受损失；四、污染与损失的因果关系。本院认定如下：一、原告的养殖行为是否合法。原告提供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虽证明其有权经营水产品养殖，但经营场所三八商城与本案无关。原告自2010年6月30日从大连油脂化学厂租赁涉案海水泵站院内的场地和厂房通过抽取海水进行鲍鱼养殖，使用期限1年，故原告在涉案期间有权使用其租赁的涉案土地和房屋。关于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该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取得养殖证。原告租赁的涉案海水泵站院内的场地和厂房不属于海域和滩涂，被告对其提出的原告没有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证也未缴纳海域使用金系违法用海的主张，未提供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原告的涉案养殖行为需要办理相关证书，故本院认定原告的养殖行为合法。二、被告是否存在污染行为。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于2011年12月12日向被告发出同意其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围填海施工的通知，但被告于2010年11月25日就开始该填海工程，被告未经许可提前施工的行为缺少必要的开工条件。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于2011年7月13日向被告发出“关于对《大连老虎滩环境改造工程填海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意见”，该核准意见不能证明被告已严格按照该意见进行施工，也不能得出该项目不会污染原告养殖物的结论。被告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相关证据也不能得出该结论。而且，被告在涉案土地的相邻海域采用的先围堰后填筑的施工方式必然会使围堰内的海水逐渐浑浊，最后将原告用于养殖的海水抽取口堵死。故被告的填海行为污染了围堰内的海水。三、原告是否遭受损失。原告租赁涉案场地和厂房的目的是进行鲍鱼养殖，被告的填海行为污染了围堰内的海水，最后将原告用于养殖的海水抽取口堵死，造成原告已养殖的鲍鱼因水质变差而逐渐死亡并最终导致原告无法继续养殖鲍鱼的后果，故原告遭受了损失。四、污染与损失的因果关系。前述焦点确认了被告填海造成的污染与原告的养殖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被告能否免除或减轻责任，原告当庭称，其曾于拆动迁期间（即2010年4月至11月）找过被告，提出填海将造成海水污染会导致鲍鱼损失，于被告2011年1月左右从石槽开始填海时曾堵着被告的运土车阻止填海但未成功，于2011年3月至4月因海水泵站附近海域的水质逐渐浑浊找过被告。而原告当庭就投苗养殖经过陈述如下：其于2010年10月购买种鲍进行养殖，2011年1月至2月出苗400万只，继续养殖到2011年6月至7月起逐渐全部死亡；其于2011年3月至4月购买半成品鲍鱼（5公分以上）进行养殖，同样于2011年6月至7月开始发病，过2至3个月逐渐全部死亡。原告的上述陈述表明，原告在知道涉案土地要拆动迁时曾试图找被告协商解决填海可能影响其养殖的问题，但原告知道拆动迁事宜不代表原告知道被告的填海工程的开工时间，故原告于2010年10月购买种鲍在涉案场地和厂房进行养殖的行为符合常理，原告就该养殖行为因被告填海而遭受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在2011年1月知道被告开始填海后，应当预见到填海会给养殖造成损失，却于2011年3月至4月购买半成品鲍鱼进行养殖，原告对该养殖因被告填海遭受的损失存在过错，该损失不应由被告承担。对于原告于2010年10月购买种鲍育苗养殖的损失数额，养殖量测算报告按照现场实测育苗水体和暂养水体，认定能够培育鲍鱼苗400万只；价值评估报告书按评估基准日2011年10月12日的市场参考价值，认定400万只1.8-1.9公分鲍鱼苗的价值为4000000元。本院认为，养殖量测算报告仅确定涉案场地和厂房能养殖的鲍鱼数量，并未确定原告实际养殖的鲍鱼数量。价值评估报告书只确定鲍鱼价值而未评估鲍鱼损失，不能确定原告的实际养殖损失数额。原告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投苗数量和价值。但是考虑到原告租赁涉案场地和厂房是为了养殖鲍鱼，原告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空置该场地和厂房，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行为。现被告未举证证明原告存在恶意行为，故本院认定原告在该场地和厂房实际养殖了鲍鱼。不过，按原告的陈述，原告在2011年初知道被告填海时种鲍基本已育苗400万只，原告此时应当预见到这些鲍鱼苗有可能遭受填海污染损失，应及时采取措施减少损失，例如另找其他场地继续养殖或者出售给其他养殖户，而不是放任其遭受污染逐渐死亡。因情况紧急，原告如无法另找场地养殖或按市场价格出售，亦可以降价出售。故本院裁量在参考鉴定可养数量和评估价值的基础上，考虑正常养殖的合理死亡率和降价处理的合理残值酌情扣减，确定原告的养殖损失为1600000元。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因污染遭受的涉案养殖物损失16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军养殖损失16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军对被告大连老虎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本判决第一项指定的期间履行判决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4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91235元，被告负担121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十份，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光审 判 员  信 鑫代理审判员  董世华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卞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