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65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亮，男，196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代理人夏萃芳，上海市申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思意，系上诉人女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下沙街道文泽北路245号。 法定代表人郑建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夫章。 上诉人张建亮因与被上诉人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瑞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浙0191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张建亮（乙方）和泰瑞公司（甲方）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约定乙方负责甲方在太原地区的注塑机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工作，盈亏和风险按本合同约定由乙方享受或承担。代理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代理期间，双方制定销售任务表，乙方向甲方承诺完成规定的销售任务。乙方的权利义务：每年的12月10日前需取得有应收款的用户截止到11月30日往来账款询证函（要求盖公司章）正本交给甲方，该项为考核及结算的重要依据之一。乙方对代理期间的债权债务负全部责任，并对未回收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结算与奖惩：乙方可享受经双方确认的产品代理价，销售价格高于代理价的部分归乙方享用。甲方根据乙方完成代理任务的情况给予不同额度的奖励，结算以双方确认的结算价为准。奖励分两部分结算：第一部分在次月的25日乙方凭经甲方确认的销售报表和费用发票结算当月回款额的2%，第二部分在次年的1月15日前根据乙方全年任务完成情况，乙方凭经甲方确认的全年销售报表，费用发票及截止到11月30日的往来账款询证函（要求加盖公司公章）的正本结算款清业务的余额部分。2012年4月13日，泰瑞公司与案外人上海申嘉三和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就研发和生产回收塑料托盘专用塑料成型机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康林作为泰瑞公司的授权代表在该意向书中签字。康林与张建亮系同部门工作人员。2013年3月13日，泰瑞公司与案外人上海申嘉三和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协议（附件2）》《货物购销合同》，张建亮作为泰瑞公司的授权代表在该两份协议上签字。《货物购销合同》中约定，泰瑞公司向案外人上海申嘉三和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货物总价657万元，其中注射机TRX400/2700一台,单价49万元；注射机TRX1050/8700一台,单价128万元；专用注射机D2000J-RECYCLE一台,单价480万元。合同签订后，泰瑞公司向案外人提供了货物，案外人未按约支付货款，泰瑞公司于2016年提起诉讼催要货款。2014年，本案双方签订了《2014年度销售代理合同》，代理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9日，本案双方经结算，确认泰瑞公司尚应支付张建亮1569965.32元。该款项泰瑞公司已支付给张建亮。2018年3月13日，张建亮向泰瑞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泰瑞公司向其支付《货物购销合同》中所涉的三台机器的销售报酬971800元。张建亮于2018年4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泰瑞公司支付其代理销售结算报酬9715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泰瑞公司与案外人上海申嘉三和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货物购销合同》中所涉的三台机器，泰瑞公司现在是否应当支付原告代理销售报酬971500元。首先，本案双方争议的三台机器所涉的《货物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2013年，张建亮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2013年度的《代理销售合同》或双方就代理销售奖励、结算等事项进行了相关约定。其次，张建亮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案涉三台机器的销售底价及业务差价，其应当获得报酬的比例及金额。张建亮提交的有关材料均为其自行制作，未经过泰瑞公司确认。再次，泰瑞公司提交的结算单，张建亮已于2015年1月19日签字确认。该结算单对2012年至2014年12月期间的业务费用进行了总结算，确认泰瑞公司尚应支付张建亮1569965.32元，该款项泰瑞公司已支付给张建亮。张建亮认为案涉三台机器应另行结算。原审法院认为，该结算单可视为双方的最终结算，结算单上并未约定该三台机器需另行结算。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张建亮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泰瑞公司应支付其关于三台机器的销售报酬的事实及具体金额，原审法院对张建亮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张建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15元，减半收取6757.50元，由张建亮负担。张建亮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审法院申请退费。 宣判后，张建亮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对上诉人的证据以自行制作为由不予采信不当。该证据系被上诉人经办人向上诉人发送，被上诉人掌握双方财务往来账目却不肯拿出。二、根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2013年上诉人代销的三台机器，其中两台已经标注结算价格，能够计算差价，唯一一台未写明结算价，且其上明确款清后结算。故案涉三台机器的劳务费，因买受人未付清货款，上诉人只能耐心等待，直到2016年被上诉人通过诉讼收回货款，上诉人才主张劳务费结算。三、一审认定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为总结算单不当。被上诉人自己的理由也相互矛盾。被上诉人抗辩如下：一是并非每笔业务单独结算，每年度代理销售报酬均已按合同全部付清；二是2013年结算单系上诉人单方制作；三是案涉业务非上诉人的业务；四是买受人未付清货款，至今尚未执行完毕；五是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员工且上诉人擅自离职；六是本案超过诉讼时效；此外庭后被上诉人还补充说明其中一台机器系亏本销售。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前突然拿出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称双方之前的款项已经结算完毕，包括案涉2013年的三台机器。可见被上诉人的答辩内容相互矛盾。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也没有告知、声明、约定三台机器不予结算或结算完毕。上诉人二审提交的公证书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曾向上诉人发邮件，明确说明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尚有未结款项。四、本案争议焦点为是否应支付三台机器的劳务费，而非确认合同无效。双方虽未签订2013年的合同，但已经签订2012年和2014年的合同，劳务合同关系并未中断，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应参照2012年的合同评判。因被上诉人已经制作各项结算方案，包括底价、差价、提成比例等，故双方无合同条款的争议。综上，上诉人张建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二审法庭调查中，张建亮补充上诉理由如下：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情况如下，最早的是2011年12月的货款，提成点是8%，后变为6%，案涉三台机器5月总成交金额为657万元，备注里写了提成点5%，上诉人一审按照6%主张权利，是忽略了这份结算单。该结算单下面还写了2014年业务返点，被上诉人制作该结算单让上诉人签字时并未打算赖账，2014年9月9日的邮件中说提成点是6%，现在变更，但下面文字说明中注明降低服务，即售后服务由泰瑞公司负责。将该结算单作为总结算单没有依据。2015年1月19日时，除了该三台机器外还有其他机器需要结算欠款，不能因这三台机器影响其他结算。三台机器结算款部分也是空白，最终结算款中也没有包括该三台机器的费用。被上诉人称结算表记载的三台机器业务返点5%不存在，缺乏依据。三台机器的本金被上诉人已经收回了，利息问题应另外处理。结合2014年9月9日邮件，希望二审法院对三台机器结算款重新认定。 被上诉人泰瑞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一审向法院提交的资料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拖欠其劳务费。争议业务发生在2013年，上诉人未能提供2013年的代理合同和产品价格表，其要求结算劳务报酬的具体比例和金额缺乏依据。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劳务报酬971500元，仅凭其自行制作的结算单不当。上诉人提交的被上诉人员工发给其的邮件并非正式的、最终的结算依据，时间上早于2015年1月19日的最终结算，且内容不确定，有的还打了问号，这些邮件只能证明结算的磋商过程。2015年1月19日邮件中提到的“其他没有支付过”并非指案涉三台机器，这之后上诉人虽然离职但仍与被上诉人有零星业务发生，故“其他没有支付过”是指这之后的业务费未支付。二、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是双方认可的最终结算。上诉人从2011年底入职被上诉人公司作为销售代理，双方于2012年、2014年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上诉人还担任了销售总监一职。2014年底，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处，入职其他公司，为该公司销售与被上诉人相同的产品。因2015年上诉人不再做被上诉人的销售代理，故双方对三年业务进行了结算，上诉人签字确认。该结算单对上诉人三年业务返点基数、业务差价、业务返点、税金承担都作了明确约定，对客户有未回款、逾期款的业务处理也进行了约定，还特别约定2014年出售的设备服务由被上诉人负责，因为上诉人离开公司，而2014年销售的机器的1年质保期还没有过，为对客户负责所以才这么约定。对争议的这笔业务，当时双方考虑并非上诉人单独完成以及业务亏损的实际情况，只计入销售任务，没有业务返点和提成，故不存在款清后结算的情况，结算单上已经很明确。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是最终结算，具有法律效力。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上诉人的举证不能证明其所欲证明的内容，故一审予以驳回其诉请正确。另，双方在2013年没有签过代理合同，上诉人当时是被上诉人的销售总监，也是员工。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结算单系其单方制作，故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二审中上诉人提交的公证过的电子邮件内容并非真正的结算单据，其上的数字没有正式确定，双方仍在协商，很多地方有问号。综上，被上诉人泰瑞公司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张建亮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公证书原件一份，拟证明2014年9月9日，被上诉人的经办人向上诉人发送电子邮件，明确案涉3台机器，其中2台有差价，返点6%，因2013年货款没有结清，转到2014年业务中，款清后支付。 被上诉人泰瑞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销售合同复印件三份，拟证明2015年1月19日之后上诉人还在为被上诉人销售货物；2、2015年1月19日之后的结算单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上诉人需支付被上诉人的业务费；3、2016年12月上诉人与蒋璟的聊天记录、邮件打印件各一份，拟证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支付给其的欠款，部分支付给其他人。 对上诉人张建亮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泰瑞公司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欠上诉人劳务费，公证书中的内容并非正式结算文件，与最终结算有较大差距。对被上诉人泰瑞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认为均系复印件且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对上诉人张建亮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上诉人泰瑞公司二审提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故不予采信。 此外，因双方就泰瑞公司是否为张建亮缴纳社保的问题有争议，故本院要求双方各自调取张建亮社保缴纳记录，后泰瑞公司表示因社保记录仅能本人调取故其未能提交，张建亮提交了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打印件一份（其上加盖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电子专用章），并同时提交蒋璟2014年8月21日发送给其的邮件打印件一份，拟证明其非泰瑞公司员工，对泰瑞公司单方面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不知情，个人也未缴纳养老保险，且通过邮件可见预支工资和费用在2014年结算时已经被扣除，故双方之间只是代理销售关系，泰瑞公司为其缴纳社保只是因为工资、社保有财务关联制度，社保缴纳情况与本案无关。经质证，泰瑞公司认为，该证据可以证明泰瑞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为张建亮缴纳养老保险，张建亮称系泰瑞公司单方所为缺乏依据，社保缴纳只对企业具有强制性，个人缴纳部分可以由企业承担，相当于企业对员工的福利，2014年8月21的邮件并非双方最终结算，其上记载“核对”，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才是双方最终的结算清单，其上并未将张建亮的工资列入“减项”，且泰瑞公司向张建亮发放工资是事实，结算时是否扣减不改变工资性质，不论双方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泰瑞公司都没有拖欠张建亮款项。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泰瑞公司共计为张建亮缴纳养老保险1年11个月（2011年2个月、2012年全年、2013年9个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泰瑞公司是否仍应支付张建亮案涉三台机器的代理销售报酬问题。根据双方2015年1月19日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且双方均确认该结算单上记载的货物代理销售情况包括2015年1月19日之前张建亮代理销售的所有货物情况，而就案涉三台机器该结算单上已合并记载了客户、出机日期、成交总金额等情况，但对案涉三台机器总的客户结算金额、返点基数、业务差价、业务返点、承担税金、款消后可结算项均记录空白，也未分别记载案涉三台机器的单价，亦无备注案涉三台机器代理销售报酬另行结算；再结合张建亮提交的2014年9月9日泰瑞公司经办人蒋璟发送给其的结算材料，时间上早于2015年1月19日双方签字确认的结算单，且其上对其中一台案涉机器在提取差价、款清后可结、返点+差价、未结算项下均为空白，同时就该结算材料上记载的张建亮向其他客户销售机器的款清后可结算数额对比2015年1月19日结算单上的款清后可结算项，确实存在部分差异，故泰瑞公司主张2015年1月19日的结算单系双方对2015年1月19日之前发生的张建亮代理销售业务的总结算，较张建亮主张的案涉三台机器代理销售报酬双方并未结算应另行结算，更为合理。综上，上诉人张建亮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515元，由张建亮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亮 审判员 李国标 审判员 余江中 二0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姚亦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