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民终315号上诉人（一审反诉原告）：廖培强，男，汉族，1963年8月23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一审反诉原告）：刘飞，男，汉族，1968年8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一审反诉原告）：陈泉霖，男，布依族，1990年11月6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一审反诉原告）：陈永富，男，汉族，1945年9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章平，贵州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反诉被告）：杨仕鹏，男，汉族，1977年9月13日出生，住贵州省开阳县。一审第三人：宾泽君，男，汉族，1974年5月28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宋培珍，女，汉族，1973年3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系宾泽君之妻）。一审第三人：田应芝，女，苗族，1973年3月24日出生，住贵州省凯里市。一审第三人：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北路**。法定代表人：廖培强。一审第三人：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永丰东路**/div>法定代表人：陈永富。上诉人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因与被上诉人杨仕鹏、一审第三人宾泽君、宋培珍、田应芝、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腾济公司）、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东南腾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26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2、上诉费等费用由杨仕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关于70万元的款项性质。公司股权的权利主体是公司的股权，股权转让的主体为股东（个人或法人），因此，在股权进行有偿转让时，除非有特别约定，否则股权受让方应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至转让方。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作为股权主体，从未收到过被上诉人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仅提供一张黔东南腾济公司转款至贵州腾济公司的70万元电子回单，便诉称该70万元为其转让款，而采用该公对公的方式支付的理由为“应上诉人的要求”，但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而上诉人也否认曾要求被上诉人改变付款对象。黔东南腾济公司与贵州腾济公司本就存在货物购销关系，双方货款来往频繁、复杂，被上诉人既主张是应上诉人的要求采用该种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其便应当提供相应证据。2、《委托经营协议》包含的两个内容具有主、从关系，委托经营是主、股权转让是从，并且股权转让是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因此上诉人依据《委托经营协议》提出的反诉请求理应进行审理并得到支持。杨仕鹏未有答辩意见。一审第三人宾泽君陈述：陈述意见与上诉人上诉意见一致。一审第三人宋培珍、田应芝、贵州腾济公司、黔东南腾济公司未有陈述意见。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于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2、判令杨仕鹏支付违约金30万元（保留本判决生效后发生超过30万部分的损失的赔偿请求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及第三人宾泽君、宋培珍为黔东南腾济公司股东，四被告占70%的股份，宾泽君、宋培珍夫妇占30%的股份，四被告和宾泽君、宋培珍夫妇对外共用黔东南腾济公司的名义，内部独立核算，各自经营。2013年11月18日，以黔东南腾济公司为甲方，杨仕鹏为乙方，双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在2013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期间委托杨仕鹏经营黔东南腾济公司，并约定“乙方在经营期的第五年将黔东南腾济公司的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状况下，有权利以现金70万元的价格收购甲方股份的49%”，但在落款处签字为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并加盖了该公司印章。随后，制作了《2013年11月30日黔东南腾济应收账》，显示黔东南腾济公司对外应收账款为1696091.06元，杨仕鹏于2013年11月30日签字确认。2014年3月6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股东会作出“同意委托杨仕鹏、田应芝参与经营管理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同意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以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名义与杨仕鹏、田应芝签订委托经营协议；同意按协议条款执行”的决议。同日，以黔东南腾济公司为甲方，杨仕鹏为乙方，田应芝为丙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经营、丙方参与经营管理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甲方同意将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股权的49%有偿转让给乙方、丙方，转让金额柒拾万元整。转让后乙方持有其中的39%，丙方持有其中的10%。乙方2013年12月1日开始经营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至2014年3月24日所欠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流动货款，与乙方收购甲方股权的49%的股金70万元，乙方承诺在2014年3月10日前全部付清。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在乙方交付完成2013年11月30日交接时的甲方资产欠款、不拖欠贵州腾济医药公司流动货款的基础条件上30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甲方狭指除宾泽君所持公司30%股权的其他股权权利人，也不包含股权转让后的乙方、丙方。”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向贵州腾济公司汇入两笔款项共计240万元，其中一笔70万元款项用途备注为“付公司牌子股份款49%”。庭审中，双方共同确认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取代了2013年11月18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包含了委托经营和股权转让两部分内容，杨仕鹏在本诉中只要求处理股权转让部分，委托经营部分在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处理，而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提出反诉要求对委托经营部分和股权转让部分一并处理，因委托经营和股权转让属于两种法律关系，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对委托经营部分的主张不够成反诉，且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已经对委托经营部分立案处理，一审法院对四人委托经营部分的主张不予审查处理，并另行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的70万元款项的性质；2、股权转让部分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具备；3、杨仕鹏在股权转让部分是否违约。1、关于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的70万元款项性质的问题。经审理认为，双方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第三条“……甲方（反诉四原告）同意将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持有股权的49%有偿转让给乙方（杨仕鹏）、丙方（田应芝），转让金额为柒拾万元整……”，第四条“……乙方收购甲方股权的49%的股金70万元，乙方承诺在2014年3月10日前全部付清……”的约定，双方已明确约定转股款的金额和付款期限。因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向贵州腾济公司汇入的240万元款项分为单独的两笔，且其中一笔备注了款项用途为“付公司牌子股份款49%”，贵州腾济公司、黔东南腾济公司提出两笔款项均为货款与不同性质款项分别支付、相同性质的款项一并支付的交易习惯不符，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结合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向贵州腾济公司汇入70万元，且备注了款项用途为“付公司牌子股份款49%”；廖培强担任贵州腾济公司执行董事职务，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仕鹏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中陈述杨仕鹏通过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将转股款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系受廖培强等人指示；当天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的款项除了这笔70万元的款项外，还有一笔170万元的款项等事实，足以认定2014年3月10日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的70万元为股份转让款。杨仕鹏虽然已经支付了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但要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仍然需要满足双方约定的条件，因本诉已撤诉，对是否已经满足了约定条件一审法院不予审查。2、关于股权转让部分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解除合同，但在2014年3月6日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中，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双方在诉讼过程中也未就合同解除事宜协商一致，故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不具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满足法定条件的，当事人也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而本案中，委托经营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部分约定的权利义务一审法院不予审查，股权转让部分杨仕鹏的主要义务是支付70万元转股权，其已按照约定时间将款项通过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支付给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履行了主要合同义务，合同的法定解除条件也不具备，故对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提出解除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3、关于杨仕鹏在股权转让部分是否违约的问题。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规定，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第五条虽有“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三十万元”的约定，但诉讼过程中，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并未举证证明杨仕鹏在股权转让部分有违约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要求杨仕鹏赔偿30万元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要求解除合同、杨仕鹏支付3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驳回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支付违约金30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四人承担。在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经审理认为，《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已经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股份额、转股金额和付款期限进行了明确约定，杨仕鹏支付70万元的时间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转款凭证中国建设银行的电子回单上备注款项用途为“付公司牌子股份款49%”，同时杨仕鹏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通过黔东南腾济公司账户将转股款汇入贵州腾济公司系受廖培强等人指示，虽然廖培强等人不予认可，但因廖培强、刘飞、陈泉霖不仅仅是黔东南腾济公司的股东，还是贵州腾济公司的股东，该款项进入贵州腾济公司账户其应当知晓，且在超出合同约定的转股款支付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四人也未要求杨仕鹏支付转股款，直到杨仕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方才提出异议，不认可该笔款项系股权转让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杨仕鹏2014年3月10日支付的该笔70万元款项能够认定为股份转让款。而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关于股权转让的主体为股东，杨仕鹏应将股权转让款直接支付给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杨仕鹏通过黔东南腾济公司支付给贵州腾济公司的70万元不应当是股份转让款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在合同中并未约定有解除条件，同时在法定解除条件并未满足的情形下，杨仕鹏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已将7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通过黔东南腾济公司转让给了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在本案审理范围仅系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中，杨仕鹏已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故对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提出解除2014年3月6日签订的《贵州黔东南腾济医药有限公司委托经营协议》中股权转让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并未提供杨仕鹏在股权转让部分存在违约行为的证据，故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要求杨仕鹏支付30万元违约金的诉求，本院难以支持。故一审判决认定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廖培强、刘飞、陈泉霖、陈永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 苑审判员 范淑婷审判员 罗 宁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张羽秦书记员李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