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24民初255号原告：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高英村松仔路**，组织机构代码77095797-6。法定代表人：夏崇光，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托，广东今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冶父山镇马岗村组织机构代码56895011-3。法定代表人：徐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所，安徽金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英公司”）与被告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邢亚东、人民陪审员汪德生、人民陪审员邢明悦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精英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托、被告财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所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精英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被告退回原告已付部分货款608840元（退货货值：型号101119640公斤×31元∕公斤=60884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至退回前述货款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11年8月份开始多次发生纺织棉纱购销合同关系，由被告向原告供应棉纱货物，原告向被告支付价款。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11月20日期间，原告分19笔向被告预付和支付货款共计人民币5726000元，由于被告供应的型号1011号棉纱部分不符合质量要求，故在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原告合计向被告退回单价为31元/公斤的型号1011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608840元），但被告并未退回原告相应货款。2014年5月份，被告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诉称原告拖欠其货款未付，要求原告支付〔（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该案中，由被告单方编制并提交法庭的证据名称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显示：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合计向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退回31元/公斤的型号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608840元），详见《合肥市财旺纺织公司精英对账单》划线部分，2014年8月25日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撤回对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起诉。2014年9月份，被告以同一事由将原告重新诉至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诉称原告拖欠其货款未付，要求原告支付〔（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案〕，精英公司为证明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其向财旺公司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608840元的事实，向法庭提交《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对账单》予以证明，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对此份《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对于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608840元的退货事实也予以确认。财旺公司主张型号1011号棉纱19640公斤的退货与精英公司提交的2013年1月20日的《领料单》记载的型号1011号棉纱（型号1011号棉纱14790公斤，货值458490元）系同一笔退货；而精英公司主张前者为退货，后者为财旺向精英公司回购货物，并非财旺公司所称的“同一笔退货”。对于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回购货物未支付货款的事实，精英公司已另案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案〕，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对于财旺公司自认的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人民币608840元的退货事实并未作出认定。因不服上述庐江县人民法院（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判决，原告遂于2015年3月份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精英公司关于向财旺公司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人民币608840元退货事实的主张并未作出认定，显然存在重大遗漏。因不服上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终审判决，原告遂于2015年10月份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5月2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民申8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精英公司的再审申请。再审法院认为，原告关于向被告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的主张与本案无关。被告向原告供应货物，原告相应结清货款，后原告向被告退货，被告自应退还原告相应已付货款，此理不言自明。鉴于再审法院认为原告向被告退回19640公斤型号1011号棉纱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而为就该事实予以审理，原告唯有另寻诉讼途径。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及时作出公正的判决。被告财旺公司辩称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具体分述如下：1、原告诉称的《合肥市财旺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不能作为本案原告诉请的依据。（1）、被告曾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诉讼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但是在庭审质证中原告认为其系被告单方制作，并无原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予以否认；同时，（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书也未对该份证据材料进行认定。（2）、单从《对账单》看，除了有退货，还有2012年9月2日、9月3日等其他供货，若原告认可该《对账单》，则供货也必然存在，被告将依据该份《对账单》继续向原告主张供货货款。（3）、《对账单》中对账的金额已经扣减了退货的货值金额，不需再向原告支付所谓退货款。2、2016年10月14日精英公司要求财旺公司支付所谓的回购款向庐江县人民法院起诉，同时财旺公司对精英公司予以反诉，庐江县人民法院以（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作出裁判，后财旺公司上诉，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依法裁定发回重审，经庐江县人民法院审理后，以（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支持财旺公司的诉请，驳回精英公司基于回购理由的诉请，一审判决后，精英公司不服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退一步说，案涉退货的型号1011号棉纱本系财旺公司所有，财旺公司也未曾要求精英公司支付该批货款。精英公司仅凭其单方陈述而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该笔退货货款。故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不予认定。3、证据的认定应从整体作出判断，而不能将证据载明的内容割裂开来，断章取义。本案中，既然精英公司依据《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来主张退货金额，那么其提起该项主张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其认可该份对账单系真实、合法、有效的，即该份证据所载明的权利义务能约束财旺公司和精英公司。但是，本案原告仅仅对被告制作的对账单中载明的退货真实性予以承认，并据以提起本案诉讼，而对被告销售的棉纱则一概不予承认，原告的该行为是有意将该份账单中载明的内容割裂开来，单独抽出某一项交易，以主张其所谓的权益，其是站不住脚的。故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为证明其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一、1、被告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件向法庭提交的《民事诉状》和证据《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见划线部分）；2、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向被告退货事实，由被告单方编制并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件提交法庭的证据名称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显示：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原告合计向被告退回单价31元/公斤的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合计608840元（详见《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划线部分）；二、1、（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书》（见划线部分）；2、（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书》，3、（2016）皖民申810号《民事裁定书》（见划线部分），证明被告确认原告向其退货的事实，证明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案件中，被告对《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对原告向其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货值608840元的退货事实也予以确认；三、1、《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变更信息》，2、原告向被告汇付货款的19份《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证明被告的变更信息及原告向被告支付货款情况。证明：1、被告前身为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2、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11月20日期间，分19笔向被告预付和支付货款共计5726000元，该款项已包括对退货货物价款的对等支付。据此，被告应根据原告的退货货值向原告退回相应货款608840元。四、民事反诉状〔（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案件〕及发货单，证明原告在2012年2月12日收到过被告30000公斤1011号棉纱。其货值为93万元，该案件也在审理中，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结果。被告财旺公司对原告精英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质证如下：一、对证据一，民事诉状和被告曾单方制作并在相关案件中作为证据材料递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的证明目的无法达到。理由:1、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完整，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和（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案件中，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主张货款提交的证据如下：发、送货单16份，安达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委托书，浩宇公司出具的证明，童洪才等证人证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庭审笔录以及对账单，该份对账单是在统计其他证据材料并结合与精英公司的对账后而由财旺公司单方制作；2、在该份对账单中，财旺公司已将精英公司退货的货值在其应收的棉纱货款中予以扣减，其在相关诉讼中并未向精英公司主张。二、对证据二，几份裁判文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财旺公司起诉主张精英公司应向其支付货款的金额为290多万元，其中包括2012年9月2日、3日其向精英公司销售的型号1011号棉纱34000㎏、26675㎏的两笔供货的货款，但已扣除了精英公司型号1011号棉纱的两笔退货（14465㎏、5175㎏，计19640㎏）608840元的货值。但因精英公司否认收到财旺公司上述型号1011号棉纱及对账单的真实性，最终导致几级人民法院的生效的裁判文书对财旺公司起诉主张精英公司支付2012年9月2日、3日其向精英公司销售的型号1011号棉纱34000㎏、26675㎏的两笔货款没有支持；同时，对精英公司扣除型号1011号棉纱608840元的退货的辩称主张也未采信。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四、对证据四财旺公司的民事反诉状〔（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案件〕及发货单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的供货次数多、金额大，同时，该93万元型号1011号棉纱货款已经一审法院判决〔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3027号、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664号、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支持了财旺公司的请求，对于精英公司在该案本诉中主张财旺公司应向其支付回购型号1011号棉纱货款458490元（2013年1月20日）的诉讼请求，已判决予以驳回。本院结合原告的陈述及被告的答辩及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认证如下：一、对财旺公司2014年5月16日向庐江县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诉状》和其作为证据材料递交的《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精英对账单》、庐江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裁定书》、（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判决书》、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申810号《民事裁定书》，上述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均系生效的法律文书，结合上述案件及本案中财旺公司诉称内容和答辩意见，本院确定本案原告递交的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确定原告曾向被告退回19640公斤1011号棉纱（单价31元/㎏，货值608840元）的事实。二、对《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变更信息》及原告向被告汇付货款的19份《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确认本案被告前身名称是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确认原告于2011年8月17日至2012年11月20日期间，分19笔向被告支付了5726000元货款，但不足以证明退回的19640公斤1011号棉纱货值608840元包括在前述货款之内。三、精英公司于2016年6月28日向庐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财旺公司向其支付回购的14790公斤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及其利息；而财旺公司则反诉精英公司要求精英公司向其支付2012年2月12日购买的30000公斤1011号棉纱的货款930000元〔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案件〕。该案判决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支付回购的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及其利息，驳回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财旺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5月16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民终66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庐江县人民法院遂重新立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案件〕，2017年11月24日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精英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调取了业已生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申1466号民事裁定书，查明：2018年5月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认为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令精英公司给付财旺公司930000元不当；遂改判如下：驳回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财旺公司对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再审。2018年9月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民申14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财旺公司的再审申请。上述精英公司的本诉、财旺公司的反诉及生效的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民申1466号民事裁定所查明的事实均系定案事实。其中确定了2012年2月12日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购买30000公斤1011号棉纱（价值930000元）的事实，该笔货款精英公司已经支付；确定2013年1月20日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退回14790公斤1011号棉纱的事实，该批退货款精英公司没有支付，财旺公司也未向精英公司主张支付。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精英公司于2005年1月7日注册成立，其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针织品；国内商业贸易（不含国家专营专控商品）”。2012年1月11日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更名为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两公司系纱、线生产和销售企业。2011年始，巢湖市天宇纺织有限公司及变更后的财旺公司便与精英公司设立了棉纱买卖法律关系。双方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2014年始双方因货款的支付、棉纱的回购、退货款的支付等事项产生矛盾，形成相关诉讼，具体为：一、财旺公司起诉精英公司，要求精英公司支付棉纱款297万元。（一）2014年5月份，财旺公司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诉称精英公司欠其货款2971667元，要求精英公司支付〔（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该案中，财旺公司作为原告向法庭提交了发、送货单16份以及原告制作的《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等证据材料。2014年8月25日，经财旺公司申请，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撤回对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起诉。（二）2014年9月3日，财旺公司以同一事由重新将精英公司起诉至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要求精英公司向其支付货款2971667元〔（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案〕。为此，财旺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发、送货单16份，安达运输公司出具的证明、委托书，浩宇公司出具的证明，童洪才等证人证言，增值税专用发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庭审笔录。精英公司为证明其辩称的理由，向法庭递交由财旺公司制作并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案件中提供的《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该对账单第5、6行载明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其向财旺公司退回型号1011号棉纱19640公斤（14465公斤、5175公斤，计19640公斤），货值608840元。并认为该款财旺公司未在应付款中扣减该款，依法在精英公司欠付货款中予以扣除。同时提供领料单4份，其中2013年1月20日的《领料单》证明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回购1011号棉纱14790公斤。《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是财旺公司制作的统计明细，属于其单方诉讼陈述内容范畴，该对账单载明了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要求精英公司支付的16批棉纱货款所对应的供货时间、批号、公斤、单价、金额以及精英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及日期的情况。《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中载明的时间跨度为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8月19日，其中送货16批，退货2批，收款3笔；供货及收款项目按时间先后，从上往下排列。其中涉及1011号棉纱的供货为三笔：1、2012年9月2日供货34000公斤（对账单第三行），对应价款1054000元；2、9月3日供货26675公斤（对账单第四行），对应价款826925元；3、2013年5月10日供货4000公斤（对账单第十二行），对应价款124000元。涉及1011号棉纱退货两笔：1、黄明14465公斤（对账单第五行），对应价款448415元；2、退回5175公斤（对账单第六行），对应价款160425元；计19640公斤，对应价款计608840元。对账单第七行为2012年11月18日的供货。但该两笔退货的时间《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并未列明。对精英公司的辩称主张，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认为“无收货就无退货”，19640公斤1011号棉纱退货与精英公司提交的2013年1月20日的《领料单》记载的1011号棉纱（1011号棉纱14790公斤，货值458490元）系同一笔退货；对此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认为14790公斤1011号棉纱（2013年1月20日），从时间上看，应认定与0000688号发货单4000公斤1011号棉纱（2013年5月10日）无关，不应从该发货单中扣减。因精英公司认为相关送货单没有其单位工作人员签名，否认收到财旺公司2012年9月2日、9月3日送货单载明的两笔1011号棉纱（34000公斤、26675公斤），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仅对有精英公司工作人员签名认可的8批货款予以确认，对财旺公司起诉要求精英公司支付1011号棉纱34000公斤、26675公斤的两批货款，没有支持；对财旺公司自认的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退回608840元的1011号棉纱（合计19640公斤），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认为“无收货则无退货”，精英公司提供《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旨在证明2012年9月3日至2012年11月18日期间其向财旺公司退回了货值608840元1011号棉纱（19640公斤），但精英公司却否认收到2012年9月2日34000公斤1011号棉纱、9月3日26175公斤1011号棉纱，并又主张扣减608840元19640公斤1011号棉纱退货货值，显然悖于逻辑，故判决不予采信。（三）因不服上述庐江县人民法院（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判决，精英公司遂于2015年3月份上诉至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7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书，对于精英公司上诉诉称的财旺公司向其回购的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应从货款中扣除的主张，认为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可另行起诉；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四）因不服上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合民二终字第00462号终审判决，遂于2015年10月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5月2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民申81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精英公司的再审申请。再审法院认为，精英公司关于向财旺公司退回价值1011号棉纱（19640公斤）608840元应从货款中冲减的主张与原审认定的8批供货无关。二、精英公司起诉要求财旺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1月20日回购的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及其利息；财旺公司则反诉精英公司要求精英公司向其支付2012年2月12日购买的1011号棉纱（《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所列时间之前）货款930000元。（一）2016年6月28日精英公司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财旺公司向其支付回购的14790公斤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及其利息；而财旺公司则反诉精英公司要求精英公司向其支付2012年2月12日购买的30000公斤1011号棉纱的货款930000元。2016年10月14日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判决财旺公司向精英公司支付回购的1011号棉纱价款458490元及其利息，驳回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二）财旺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7年5月16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民终66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三）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遂重新立案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7年11月24日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精英公司仅仅提供一份领料单作为证据，证明财旺公司回购涉案的1011号棉纱14790公斤，其应同时提供案涉棉纱来源等相关证据加以证明，该领料单不能证明双方法律关系变更的事实，更不符合双方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判决驳回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时认为，财旺公司的诉讼请求，由事实及法律依据，遂判决支持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四）精英公司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皖01**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5月2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认为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令精英公司给付财旺公司930000元不当；遂改判如下：驳回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财旺公司的反诉请求。（五）财旺公司对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1296号民事判决不服，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再审。2018年9月3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民申14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财旺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原、被告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在设立、变更、消除民事法律关系中，应当秉持诚实信用，合法有序的法律原则。本案中，原告依据被告曾于相关诉讼递交的《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中载明收到2笔1011号棉纱退货的事实，进而向原告主张退还该2笔退货货款608840元。原告的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具体分析如下：一、《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是财旺公司制作的统计明细，属于其在相关诉讼中单方陈述内容范畴。该对账单载明了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要求精英公司支付的16批棉纱货款所对应的供货时间、批号、公斤、单价、金额以及精英公司已支付的货款及日期的情况。《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中载明的时间跨度为2012年4月26日至2013年8月19日，其中送货16批，退货2批，收款3笔；供货及收款项目按时间先后，从上往下排列。16笔供货中涉及1011号棉纱的供货为3笔：1、2012年9月2日供货34000公斤（对账单第三行），对应价款1054000元；2、9月3日供货26675公斤（对账单第四行），对应价款826925元；3、2013年5月10日供货4000公斤（对账单第十二行），对应价款124000元。2笔退货均为1011号棉纱：1、黄明14465公斤（对账单第五行），对应价款448415元；2、退回5175公斤（对账单第六行），对应价款160425元；计19640公斤，对应价款计608840元。其对应的“公斤”、“金额”栏目分别载明“-14465、-5175”、“-448415、-160425”。对账单第七行为2012年11月18日的供货。3笔收款为：1、2012年9月3日收款200000元，9月20日收款800000元，11月26日收款300000元。上述《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并不能全面、客观、真实的反映财旺公司供货、精英公司退货、付款的客观事实。对账单中漏列了精英公司支付的货款及四笔退货。这已经为相关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现精英公司仅仅将上述对账单列表中的两笔退货单列出来，并提起诉讼，是断章取义的滥诉。二、财旺公司在《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中虽将2笔1011号棉纱退货排列在对账单第五行、第六行，在2012年9月3日与11月18日之间，但通观整个列表，唯独2笔该退货列未注明具体时间。据此，尽管财旺公司将退货名录列在2012年9月3日与11月18日之间，但其并不代表该2笔退货发生的时间就在2012年9月3日与11月18日之间；精英公司对财旺公司的退货发生在2012年9月3日至11月18日之间主张，并没有提供相关退货单等证据材料加以证明。三、财旺公司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向精英公司主张的16笔供货货款中，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中认定精英公司应当支付货款的只有8笔，另8笔供货因精英公司对相关供货单签名人员身份的否认等原因，裁判不需要支付；在该8笔不需支付的货款中就包括原告主张的2012年9月2日34000公斤1011号棉纱价款1054000元、9月3日26675公斤1011号棉纱价款826925元。没有收获就没有退货。精英公司否认收到财旺公司在对帐单中列明的2012年9月2日34000公斤价款1054000元1011号棉纱、9月3日26675公斤价款826925元1011号棉纱，并得到生效的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确认。那么精英公司主张退货款的1011号棉纱是何时向财旺公司购买的及有没有付款？精英公司均没有举证进行证明。对此，精英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及法律后果。从《合肥市财旺纺织有限公司经营对账单》列表及精英公司的陈述看，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货款的时间是2012年11月26日；而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均认定2012年4月26日（对账单列表开始的时间）至2012年11月26日精英公司向财旺公司的付款中均不包含支付1011号棉纱货款的内容。更何况财旺公司在对账单中已经将2笔1011号棉纱退货的质量、货值从相关栏目中已经予以扣除，并没有计算在应支付的货款中。相关诉讼中财旺公司并没有向精英公司主张过应支付案涉的1011号棉纱货款608840元。四、不符合交易习惯。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中，精英公司辩称的四笔退货，均提供了相应的领料单，并主张扣减货款。据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出：凡是精英公司持有领料单的，即证明财旺公司没有支付退货的货款；若未持有领料单，则表明该退货的货值已经由财旺公司从应付的货款中扣减。本案中，精英公司主张的2笔1011号棉纱退货，并没提供对应的领料单，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该2笔1011号棉纱退货的货值已经由财旺公司从应付的货款中扣减。五、精英公司相关诉讼中缺乏必要的诉讼诚信。1、精英公司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庭审中的陈述（先付款后发货）与（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案件庭审中的陈述（先发货后付款）自相矛盾；2、精英公司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286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否认黄理春、曾斌系其工作人员，从而达到否认收到货物的目的，后在（2014）庐江民二初字第00468号民事案件庭审中在相关证据材料面前又承认黄理春、曾斌系其工作人员，认可他们签字确认的送货单。故精英公司的陈述可信度低。综上，精英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88元，由原告东莞市精英针织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邢亚东人民陪审员  汪德生人民陪审员  邢明悦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曹元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