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28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143210363K。 法定代表人：叶晓龙，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钱雪慧，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宁波市大榭信榭大厦****/div> 诉讼代表人：周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涛、何娜，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房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6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1999年8月26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员会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签订《关于转让工业用地的协议书》，约定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员会同意转让已受让的原余杭市三墩镇骆家庄村土地73.911亩、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应付886.932万元等内容。 1999年12月10日，杭州市西湖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该公司于2000年12月改制变更为西房开公司，权利义务由西房开公司承接，以下称西房开公司)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发函，函件标题为《关于要求开发骆家庄地块的请示》，西房开公司请求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将骆家庄地块73.911亩交由其建设。 1999年12月26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向西房开公司作出批复，批复标题为《关于同意开发骆家庄地块的批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西房开公司负责开发骆家庄地块73.911亩、有关费用均由西房开公司承担，并尽快办理土地过户手续。 随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向杭州市计划委员会发出函件，函件标题为《要求调整建设单位的函》，该函件上载明，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路××工业园区内的部分地块，由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征用，并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证号为（97）用地证0100194＃、余土合字（95）35＃；该地块面积为51040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后经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我区协商，该地块由我区落实单位开发；考虑到西湖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为全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研究决定该地块由西湖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开发建设；特此要求调整该单位等。 2000年7月3日，杭州市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该工业用地由西湖区房屋建设开发总公司开发建设”。 2000年7月10日，西房开公司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支付土地款886.92万元；同时，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向西房开公司开具《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收据》，确认收到土地款886.92万元。 2001年2月21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向杭州市规划局发函，函件标题为《关于要求由西房集团承担塘北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的函》，该函件上载明，我区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拟用骆家庄76亩地作为塘北科技工业园区的一期工程，并承担该地块的开发建设，相关费用由西房集团自行自筹解决；特此函告，请予同意等。 (二)2002年5月31日，海舜公司、浙江兆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丰公司）(该两公司共同作为乙方)与西房开公司(作为甲方)签订《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该意向书约定，杭规划予审号97200344地块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退出上述地块，由甲方负责征得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同意，并由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向杭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出重新安排用地项目；征得高新区管委会同意后，由乙方向市有关部门提出报告，报告批复后，即由甲、乙双方签订地块补偿协议；补偿内容为原甲方已付的地价款由乙方全额承担886.92万元，另再由乙方补贴甲方该地块已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191.5万元，两项合计1078.42万元；由乙方在本意向书签订日一周内先提前预付部分补偿款100万元，补偿协议一经签订，意向书下的预付款计入协议补偿款首期，一周内由乙方支付甲方400万元，一个月内付清余款578.42万元；本意向书自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未获政府部门批准认可，甲方应于一周内退还乙方提前支付的全部预付款；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为准等内容。 对于《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约定的款项，海舜公司陆续于2002年5月30日向西房开公司支付100万元，2002年10月25日支付500万元，2003年2月26日支付300万元，2003年10月16日支付100万元，2004年2月11日支付78.42万元，合计1078.42万元。对于上述的款项，除最后一笔款项外，西房开公司也针对海舜公司的付款情况分别向海舜公司出具了收据，西房开公司最后一次向海舜公司开具收据的时间为2003年10月20日。 2004年3月1日，兆丰公司向海舜公司出具《确认书》，载明，由海舜公司、兆丰公司两公司的名义，在2002年与西房开公司签署的《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考虑到所交付钱款均由海舜公司支出，我公司同意基于本项目合作所形成的全部权利(含合作、投资、协商、追索、诉讼等)均由海舜公司所有和行使等内容。 2017年4月13日，海舜公司委托律师向西房开公司发函，要求协商处理上述《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西房开公司返还1078.42万元等。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海舜公司遂诉至原审法院，诉讼请求为：1、判令海舜公司、西房开公司双方的合作协议解除，西房开公司返还合作补偿款1078.42万元；2、判令西房开公司向海舜公司支付从2004年2月12日至判决生效返还日期间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应返还款项金额计算，暂算至2017年4月11日为8178737元）；3、本案诉讼费由西房开公司承担。 (三)海舜公司于2000年3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股东包括王超、郑某某、许某、周伟四人，董事由该四人担任。2007年，王超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2010年死亡。此后，该公司的股东发生争议。2012年，周伟向法院起诉要求解散海舜公司。2013年5月，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周伟的诉讼请求。2015年6月，海舜公司设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包括朱某、郑某某、许某、周伟四人，周伟担任清算组负责人。海舜公司在清算中发现本案款项支出事项，遂与西房开公司联系，双方协商未果致本案诉讼。 兆丰公司于2000年7月经工商部门核准设立，股东包括吉林兆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伟，营业期限自2000年7月31日至2010年7月31日。2007年2月，该公司因未依法参加2005年企业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14年3月，该公司清算组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已勾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对外投资已清理完毕”。同月24日，工商部门核准该公司注销。 原审法院认为：海舜公司、兆丰公司与西房开公司签订的《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双方约定为“意向书”、须另行签订“补偿协议”以明确“具体内容”，在性质上可认定为预约。该《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签订以后至今，海舜公司和兆丰公司未获得政府部门批文、未能取得《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约定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海舜公司和兆丰公司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该《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可予解除。 《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海舜公司因履行该《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陆续支付1078.42万元，海舜公司和兆丰公司作为《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的共同乙方可以向西房开公司主张权利要求其返还。兆丰公司于2004年3月出具《确认书》确认海舜公司享有追索、诉讼等权利，该时间在2004年2月11日海舜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之后；兆丰公司现已注销，诉讼主体已不复存在；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海舜公司作为债权人之一有权要求西房开公司履行债务。综上几点，海舜公司要求西房开公司返还1078.42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损失，可自海舜公司向该院起诉之日即2017年4月25日起计算。 关于西房开公司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本案海舜公司向西房开公司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04年2月11日，西房开公司最后一次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03年10月20日，根据该事实足以认定海舜公司付款、西房开公司收款的履行行为已经变更了《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约定的“一个月内付清余款578.42万元；本意向书自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未获政府部门批准认可，甲方应于一周内退还乙方提前支付的全部预付款”，故不能再依据该条款内容确定解除《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的具体时间以及该意向书解除后西房开公司返还已收到款项的具体时间，本案西房开公司应当何时返还款项的时间不明确。在履行期限不明确的情况下，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审理中，西房开公司未能举证海舜公司(兆丰公司)曾向其主张权利、其拒绝返还款项的时间，该院认为可自2017年4月海舜公司向西房开公司发送律师函时起认定为海舜公司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至海舜公司于2017年4月25日向该院起诉不能认定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使从海舜公司于2015年6月设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至2017年4月起诉计算也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西房开公司的该辩称意见以及其他抗辩意见均缺乏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海舜公司、兆丰公司与西房开公司于2002年5月31日签订的《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二、西房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海舜公司107842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4月25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海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578元，由海舜公司负担49073元，西房开公司负担86505元。 宣判后，西房开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以海舜公司付款的情况作为认定案涉合同变更的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合同变更实质上需要当事人协商一致，形式上需要体现双方协商一致变更的内容和载体。根据《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第6条约定：“本意向书自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未获得政府部门批准认可，甲方应于一周内退还乙方提前支付的全部预付款，”因而关于西房开公司何时返还海舜公司预付款的约定是明确而清楚的，即未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的一周内。虽然，该条约定获得政府批准的时限是意向书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但该时限系对于海舜公司履行期限的约定，因为意向书第3条约定取得政府批准的义务人系海舜公司。因此，对于西房开公司而言，产生款项返还义务的履行期限即为未获得政府批准的一周内。虽然，本案海舜公司并没有根据意向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和条件履行，西房开公司接受付款并开具发票的行为只能说明西房开公司接受合同相对方的延期履行，但这并不等同于双方变更了原合同的履行约定。关于实际履行时间与合同约定不一致，不代表对合同约定的变更，这是司法判例之主流观点。事实上，根据意向书第5条付款方式的约定，海舜公司支付款项的前提条件是获得政府批准后签署《补偿协议》，在《补偿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内付清余款。意向书是双方签署的关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预约合同，由于法律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和要求，双方在意向书中明确约定了应由海舜公司办理政府部门批准，在获得政府部门批准后，签署《补偿协议》并支付后续款项。而海舜公司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和签署《补偿协议》的情况下，仍然支付款项，系对其自身权利的放弃。即使变更，也只是变更了意向书第5条的约定，但这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双方在意向书中第6条的约定。因为未能获得政府批准即意味着意向书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因此，在未获得政府批准后的一周内退还已付款项，不仅仅是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也是符合双方缔约目的和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而最关键的是，海舜公司支付款项的约定和西房开公司返还款项的约定系两个概念，也体现为意向书第5条和第6条两个条款，两个条款是独立的。海舜公司没有按照意向书约定付款，只能说明付款时间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化。退一万步说，合同变更的只能是对方付款约定。这与意向书中西房开公司返还款项的条件约定并没有产生影响。原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应当何时返还款项的时间不明确”的结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原判关于合同变更进而导致履行期限不明的观点还存在逻辑自相矛盾之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的，推定为未变更”之规定，原审判决既已认定返还款项的时间已变更，复又说何时返还款项的时间不明确？既然是认为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则应推定为未变更。二、原判未采纳西房开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适用法律错误。原判构建合同变更导致款项返还期限不明之观点，旨在为海舜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而适用。除前文对此的反驳理由外，西房开公司认为诉讼时效抗辩应予成立的理由为：1、诉讼时效起算点约定清楚。意向书第3条约定取得政府批准后签署《地块补偿协议》。根据是否能获得政府批准为标准，意向书对后续能否履行分别作出了第5条和第6条的约定。第5条约定的是取得政府批准后签署补偿协议及付款的情形；而第6条约定的则是未取得政府批准而退还预付款项的情形。退还款项的时间约定是未获得政府批准一周内，即西房开公司的返还义务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无论后续海舜公司的实际支付情况如何延后和改变，关于返还款项的条件均没有发生变化。2、关于获得政府批准的证据。意向书第6条约定了自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未获得政府批准认可，则返还全部提前支付的款项。因此，对于获得政府批准的时限是两个月内，即2002年的7月31日。意向书第3条约定由海舜公司“向市有关部门提出报告”，根据常理海舜公司显然是履行了该约定义务，而有关部门也应当是有所反馈的。有关部门的反馈肯定是不乐观的，不然海舜公司肯定会积极主张与西房开公司签订《补偿协议》，而海舜公司却在未签订《补偿协议》的前提下，分别四次在2002年10月25日、2003年2月26日、2003年10月12日、2004年2月11日将款项付清。海舜公司在此期间一定向有关部门进行过批准报告，而政府未能批准的证据也应在海舜公司手中，海舜公司之所以不提交即为了规避已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款：“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之规定，海舜公司负有真实陈述的义务，海舜公司隐瞒未获得政府批准的事实和证据，不利于法庭全面了解案件事实。3、关于海舜公司诉称重大企业变故的问题。海舜公司在起诉状中诉称其在此后数年间发生一系列重大企业变故之理由，不能成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2002年5月31日三方签署的《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签字落款的是海舜公司代表郑红莉和兆丰公司的周伟。而周伟的身份比较特殊，其不仅仅是兆丰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也是海舜公司的股东，更是本案海舜公司的清算组负责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意向书的郑红莉和周伟二人理应了解该项目情况。海舜公司原股东王超其个人因刑事犯罪的原因于2007年被抓捕后2010年死亡，但该事件系王超个人行为，并非公司行为，公司的经营并不可能遭受重大影响。尤其是，王超事件的发生时间是2007年9月，距离最后一笔款项支付时间有3年多之久，因而不可能对其主张权利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也不符合诉讼时效中断或中止之情形。综上，关于返还款项之主张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以意向书第6条确定，海舜公司起诉时，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海舜公司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三、原判对《确认书》错误采纳，进而做出海舜公司主体适格之错误认定。首先，《确认书》的真实性存疑。海舜公司在2004年2月11日向西房开公司付清最后一笔投资预付款78.42万元，在没有任何原因的前提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2004年3月1日，兆丰公司向海舜公司出具《确认书》，违反常理。其次，《确认书》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确认书》上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人员的签名或盖章，显然违反上述规定，海舜公司的清算组负责人周伟即为兆丰公司大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其显然清楚当时案涉土地的项目进展情况，否则也不可能出具这样的确认书。西方开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对《确认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表达过异议，但原审判决对西方开公司的异议未予置评，径行采纳《确认书》作为定案依据，这一做法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之规定。其次，关于兆丰公司债权债务是否已经清理完毕的问题，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3月，该公司清算组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上已勾选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对外投资已清理完毕。”然而，原审法院从未向西方开公司出示所谓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给予双方进行质证，剥夺了西方开公司对该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最后，原判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债权人之一有权要求被告履行债务”，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七条：“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本案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是兆丰公司与海舜公司之间享有连带债权，而连带债权需要以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为依据。但是，西房开公司、海舜公司、兆丰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债权的约定，亦无法律规定可以推导出三方之间存在连带关系。综上，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海舜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海舜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海舜公司答辩称：一、西房开公司关于“原判以海舜公司付款的情况作为认定案涉合同变更的事实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成立。西房开公司数次收取海舜公司交付的土地补偿款，并数次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履行行为已经构成合同变更的合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在意向书未对变更合同进行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协商一致可根据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进行判断，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该合同变更行为应该认定为合法有效。二、西房开公司关于“原判未采纳西房开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主张不成立。首先，意向书仅在第6点中有退还预付款的约定，其余通篇并无对于全部土地补偿款如何返还予以约定，由此不能从意向书的第6点得出诉讼时效的推断。其次，海舜公司在签约后的2年内陆续支付了全部的土地补偿款，西房开公司亦主动确认和收取了相应的款项，双方的付款和收款行为表明，双方未受意向书对于付款条件的约束，并以实际履行行为改变了意向书对此的时间约定，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重新约定了返款期限的情况下，何来对于返还全部土地补偿款的时效问题。最后，双方的实际履行行为改变意向书的约定后，意向书对于履行期限约定并未确定，在此情形下海舜公司可以随时要求西房开公司履行，在2017年4月海舜公司向西房开公司发送律师函时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明显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而原审判决认定海舜公司要求返还款项时间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西房开公司关于“原判对海舜公司证据《确认书》错误采纳，进而做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之错误认定”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海舜公司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首先，兆丰公司已将意向书权益让渡给海舜公司。其次，海舜公司支付了意向书所涉补偿款。再次，海舜公司的起诉已获得全体清算组成员的认可。最后，本案诉求为款项返还。综上，海舜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海舜公司与西房开公司已经达成了合同变更的意思表示，西房开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西房开公司向本院申请调取了两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提交了一份公告。共同证明案涉土地是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出让的事实。 被上诉人海舜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有异议，认为两份土地出让合同所涉土地与诉争土地无法建立对应关系。本院认为，上述两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来源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公告在国土局的公开网站上亦可查询到，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根据案涉意向书所载规划预审号对应的地形号可以查询到案涉土地的大概位置，该位置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载土地位置基本相符，且与一审中海舜公司提交的案涉土地目前建设用地情况也相符，故本院对其关联性亦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案涉土地已于2010年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予以转让。 本院认为：一、关于海舜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兆丰公司在注销前出具的《确认书》明确基于案涉项目合作所形成的全部权利均由兆丰公司享有，西房开公司并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该《确认书》的实际形成时间与书面记载时间不符，且兆丰公司已于2014年3月24日注销,其作为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注销时已消灭，原审法院认定海舜公司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并无不当。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不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海舜公司基于案涉《关于塘北地块的意向书》向西房开公司补偿其已付的地价款886.92万元并补贴西房开公司已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191.5万元（两项合计1078.42万元），目的在于西房开公司退出意向书约定地块的开发建设，另行安排由海舜公司用于科研项目开发，一旦海舜公司的用地计划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批准认可，海舜公司签订意向书的合同目的便落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向安排，在意向书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2002年7月底之前）还未获得政府部门批准认可，一周内（2002年8月7日）西房开公司应返还相关款项，双方的意向合同解除。虽然海舜公司在2002年7月之后还在继续向西房开公司付款，西房开公司也收取了相应款项，但上述履行行为仅表明海舜公司变更了付款条件和期限并不表明双方对合同解除以及款项返还期限作了变更，原审法院认定不能再依据意向书内容确定解除以及解除后款项返还的具体时间属事实认定有误。根据意向书的约定，最终向市有关部门提出用地计划报告获取批复的义务主体是海舜公司，故海舜公司应比西房开公司更清楚自己的用地计划有无获得批准，即便海舜公司因发生重大企业变故不知道用地计划报批的具体细节，至2010年案涉土地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出让给案外人时，海舜公司也应知道其合同目的已事实上落空，根据意向书的约定海舜公司在2010年便可向西房开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并返还款项，现海舜公司在2017年才主张相关权利，已远远超出二年的诉讼时效，海舜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事由，故海舜公司已丧失胜诉权。 综上，西房开公司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有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7）浙0106民初345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578元，由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6505元，由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退费；宁波海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本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6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金瑞芳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赖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