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豫0322民初1602号原告：刘清理，男，196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孟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争，河南焦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孟津县常袋镇常袋村。法定代表人：李孝丰，系该居委会主任。被告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小组，住所地：河南省孟津县常袋镇常袋村。负责人：刘玉周，男，1972年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河南省孟津县。原告刘清理诉被告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孟津县常袋镇常袋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或居委会”）及其第七小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马争，被告村委法定代表人李孝丰、被告小组负责人刘玉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2016、2017年的土地流转小麦折价补偿款（每年7140元）；2、判令二被告继续按《土地流转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标准按期连带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及以后的土地流转小麦折价补偿款（具体按照700斤小麦/亩，以8.5亩为基数，参照当地所在村、组基层组织核算的小麦市场价，向原告支付补偿款）。事实与理由：2012年，因常袋村引进农业开发项目需要大面积连片土地，其中包括原告的责任田、承包地共计8.5亩，经双方协商，常袋村7组与原告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由7组按照相应标准，对原告进行折价补偿。协议签订后，2012年至2015年的补偿款正常发放，但自2016年至今，七组组长刘玉周就一直以补偿标准过高为由拒绝发放补偿款。鉴于协议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遭受长期侵害，故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诉求。被告居委会辩称，我们村里的土地流转协议部分存在虚假，其中包括原告手持的协议。因我村的公章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一直是铜章，此种印章需印泥，且印样经过时间推移会变得不太清楚，自2013年5月完成村改居后，即改为原子印章，此种印章的使用需加注印油，但印样清晰，但原告所持的土地流转协议加盖的是原子章，且经过公安部门鉴定为假；2012年-2014年，村里确实向原告支付了相应补偿款，但依据的不是此份协议，加盖铜章的流转协议应该已经被销毁，2015年也向原告支付了补偿款，但是迫于压力所为；原告提交的土地流转协议上显示的土地面积与实际的3.8亩有较大出入。综上，请依法驳回原告诉求。被告第七小组辩称，自2012年至今所有群众的土地补偿款都是从组长处领取的，但2015年以后，确未给原告发放过该款项，其他意见同被告居委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2月，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为了发展林业生产将相应责任田、承包地集中经营，第7村民小组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约定：“乙方有责任田（3块地）区，二区面积分别为4.5亩、2.3亩、1.7亩；租金700斤小麦/亩/年，甲方于每年7月10日前按市场价付给乙方；尾部有七组组长刘建梅，村民代表李孝武（已故）、刘亚平、和年玲的签名，及孟津县常袋乡常袋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2015年，现任7组组长刘玉周当选后，对原告等人的土地流转协议内容及效力提出异议，并停止发放土地流转补偿款自2016年至今，其他群众的款项均从组长处领取。原告同村的的村民李某曾因类似纠纷诉至本院，并经本院（2016）豫0322民初1143号民事判决书作出裁判，其中对土地流转协议的性质、程序、内容等事项进行了认定。2017年6月5日，孟津县公安局常袋派出所作为委托人委托河南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刘清理等人的土地流转协议上“孟津县常袋乡常袋村村民委员会”印文与派出所提供的“孟津县常袋乡常袋村村民委员会”印文是否出自同一枚印章进行鉴定，公安机关提供的比对样本有《印章刻制申请表》、《河南省公章刻制批准单》、《印章销毁证明》、印模扫描件等，鉴定结果为：原告等三人的《土地流转协议》上村委会的印文与公安机关提供的村委会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2016年4月27日，对于原告土地补偿款问题的争议，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委会、民事调解委员会、监委会共同出具“关于七组与群众刘清理兑付金凯利地租纠纷的处理意见”并加章5确认，主要内容为：“金凯利地租于2016年2月初已全部兑付于各组，七组对刘清理地租认定有分歧，经社区三委、七组组长和该土地流转户协商，现作如下处理意见：一、刘清理合同亩数为8.5亩，其中一亩为土地经营管理中租装载机推地平整和购买猪粪所用，为弥补损失折抵，现经社区居民组认为已领款三年不宜再领，故减去一亩，即为7.5亩；二、7.5亩中有上届居民组分给刘清理女儿刘梦媛的一人责任田1.2亩；三、今后七组每年按此处理意见兑付给刘清理七亩半地租，以前合同终止；四、此意见具有法律效力。”另，原、被告认可证据材料上显示的“刘清立、刘青理等”与原告身份证上的“刘清理”系同一人。就上述事实，当事方均无异议或未明确提出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庭审中，原告承认自己实际的土地面积仅7.5亩，但称其多主张的1亩土地，是因为自家人多地少，组长刘建梅承诺给其补的地（以在流转协议上人为增加补偿土地面积为8.5亩的形式体现）。现就双方主要争议的《土地流转协议》的效力及内容问题，根据各自举证、质证情形，分析认定如下：第7村民小组虽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案土地享有所有权，享有相应独立的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但在广大农村生产、生活实践中，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对村内事务享有一定程度的管理、监督职权，尤其在土地流转、拆迁补偿、征收征用等众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等事项上，往往起着主持、协调、监管、维稳等重大作用，此时虽然具体的书面文件可能以具体的村小组名义签订，但往往需要与村委不断地沟通、配合、汇报，方能完成全部工作、理顺整套程序；（2016）豫0322民初1143号案件中的协议虽与本案协议形式相似、案情雷同，但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不可机械的以“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村民小组才是合同当事方”为由武断地认定本案协议全部合法有效；被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书显示协议上村委公章与鉴定样本不同，作为代表签字的李孝武已经去世，和年玲既是组代表又是本案原告妻子，刘亚平既是组代表又是同类案件的原告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虽被告提供的2018年6月16日加盖有三委会公章的“常袋社区关于常袋社区七组地租协议有关事项的决定”显示，换届后的新领导班子已经把2016年4月27日的处理意见撤销，但该决定作出时间系在本案受理以后，决定的作出者与被告有重合，如果允许此种决定或证明随意否定之前同样有三委公章确认的证据材料，则会使涉案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特定状态，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持续陷入争议-处理-不服-出证明、做决定再处理的恶性循环，不仅不利于基层矛盾的最终解决和社会稳定，也有违民事诉讼效率、秩序之法的价值。综上，结合庭审情况，可以认定原告涉案的土地面积为7.5亩；关于补偿标准，原告主张为700斤小麦/亩，被告所举的证据对该标准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信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土地流转协议上的村委公章经鉴定为不真实，原告主张的土地面积与其认可的固有面积严重不符，却坚持协议合法有效，应按协议履行；村委已就涉案争议作出处理，却在案件受理后以另行形成决定的形式欲否定之前处理结果，双方都有不诚信行为，基于此，本院根据“高度可能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依法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具体以审理查明确认的7.5亩土地、700斤小麦/亩为准，但2016年、2017年2年间每年计算所得数额，应以原告主张的7140元为限。关于支付主体，因村民小组是土地的所有者及补偿款的实际发放者，故应由其继续履行此义务，原告主张被告村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小组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按7.5亩的面积、700斤小麦/亩的标准，参照当年当地市场价，向原告刘清理支付2016年、2017年（每年以7140元为限）及以后的土地流转小麦折价补偿款；二、驳回原告刘清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被告孟津县常袋镇常袋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七小组承担。该款暂由原告垫付，待履行本判决时，由被告一并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任永辉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孟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