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海南一中民一终字第6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启安，男。委托代理人符绩豪，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思凝，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成容，女。委托代理人符绩豪，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思凝，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成平，男。委托代理人符绩豪，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思凝，海南绩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小凤，女。上诉人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因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保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5年1月23日本案依法中止诉讼，2015年4月27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2月4日，原告谢启安与被告钱小凤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约定：甲方（谢启安）委托乙方（钱小凤）提供法律帮助辩护，包括乙方为甲方提供法律咨询及辩护。该合同第五条约定：“费用的确定与支付。1、收费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数额为准。2、甲方应在合同签订时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10000元。并以乙方所写的数额为准。如果因案情发展需要，发生管理费、公证费、检查费等有关费用，由甲方另行负责。乙方由于办理该案所需用车船费、餐饮费、加油费，事后由乙方按照有关规定向甲方据实报销（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13年1月至3月，钱小凤曾到看守所会见过谢启安。2013年1月16日、2013年3月14日，钱小凤在谢启安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2013）保刑初字第11号】中两次为谢启安出庭辩护。2013年3月18日，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保亭县法院）就谢启安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作出（2013）保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2013年，杨成平向保亭县公安局指控钱小凤诈骗，保亭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钱小凤被指控的事实不构成犯罪，于2013年10月29日作出保公（刑）不立字（2013）第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杨成平不服申请复议。保亭县公安局于2013年11月7日作出保公（刑）复字（2013）1号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被告应向原告返还25000元并赔偿相应利息。遂于2014年4月30日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2、判令被告依法返还原告25000元，并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以上事实，有原告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提供的证据：1、谢启安、杨成平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杨成容的身份证复印件；2、《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3、保亭县法院（2013）保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4、保亭县公安局保公（刑）不立字【2013】第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5、保亭县公安局保公（刑）复字【2013】1号复议决定书；6、（2013）海南一中刑终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被告钱小凤提供的证据：1、谢启安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杨成容出具的委托书；3、《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书（刑事）》；4、保亭县价格认证中心保价证评字（2012）14号《关于被毁天然林经济价值鉴定结果报告》；5、保亭县法院（2013）保刑初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6、保亭县法院出庭通知书（出庭时间：2013年1月16日）；7、保亭县法院出庭通知书（出庭时间：2013年3月14日）；8、杨成平证明书；9、在看守所会见谢启安的谈话笔录（共四次，时间分别是：2013年1月4日、7日、15日、3月5日）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原、被告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是否有效；2、原告是否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原告诉请被告返还25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原、被告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是否有效的问题。该焦点问题涉及的实质是公民从事有偿代理或辩护业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因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无效。对此，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偿代理或辩护业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职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该法律条文虽然规定了没有取得律师职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或者辩护业务，但同时也明确了如果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从其约定。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并未限制公民担任辩护人，只是对公民担任辩护人的行为作出了规范。第二，虽然司发函（1993）340号《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以及司发通062号《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均规定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但以上均属于部门规章，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援引部门规章来认定合同无效。鉴于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偿代理或辩护业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故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是否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原告诉请被告返还25000元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原告主张已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的代理费用，被告已返还25000元；被告否认收到了原告5万元，只承认收到1万元。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约定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答复：“未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的公民个人与他人签订的有偿法律服务合同，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对于受托人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人民法院可给予支持；对于超过部分的收费，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如果被告向原告收取的费用超过为提供服务实际发生的差旅等合法费用，对于超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本案需审查的问题是原告关于其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代理费的主张有无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约定，被告的义务是为原告完成委托事项，原告的义务是向被告支付报酬。因此，原告作为付款义务方应就其已向被告支付了5万元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为证明该主张提供的证据是一张录音光盘和一份杨成平的银行存取款明细。原告陈述该录音光盘是杨成平在与钱小凤谈话时私下使用手机进行的录音。被告否认原告提供的光盘中所载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提出该录音存在剪辑、拼接的可能。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表示不同意申请鉴定。关于录音光盘的证明力问题。录音光盘属于视听资料。关于视听资料的审核认定，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以及基于视听资料具有易于伪造和仿造的特点，视听资料本身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需有其他证据佐证其真实性。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且未申请鉴定的情况下，本院对该录音光盘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而原告提供的银行存取款明细仅能证明原告曾经取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将钱交给了被告。综合以上分析，由于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向被告支付了50000元，故对其诉请被告返还25000元并赔偿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5元，由原告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负担。宣判后，谢启安、杨成容、钱小凤不服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一、因被上诉人有偿代理大量的民事、刑事案件均系原审法院审理，且对话录音中被上诉人提及其收取上诉人“律师费”用于请院长等人消费，上诉人已意识到原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将有失公正，原审期间上诉人就本案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因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上诉人于2014年7月14日向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寄交了《管辖权异议上诉状》，但至今无果。原审法院在二审法院未就上诉人提起的管辖权异议作出裁决前继续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明显有失公正。二、上诉人原审提供的16份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被上诉人虚构其是律师，收取上诉人律师费50000元的事实。原审判决却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杨成平于2012年8月11日支取了30000元和15000元，不足以证明原告将该45000元支付给被告的事实。原审认为因被上诉人否认录音中的女声为其本人声音，上诉人无其他证据佐该女声为被上诉人声音，且上诉人不申请鉴定，故对录音不予采纳，该认定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当事人未申请鉴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三、原审判决认为“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并未限制公民担任辩护人，只是对公民担任辩护人的行为作出了规范”。而该条规定的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即除了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外，其他公民不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原审判决不仅违背事实和法律，还违背了基本常识。四、原审判决认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偿代理或辩护业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无效，而事实上：1、法律服务是一项严肃的法律工作，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法律服务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能否正确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根据我国司法制度和有关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允许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并收取费用的，只有律师工作机构和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批，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核发营业执照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被上诉人冒充律师，于2012年8月以律师的名义收取了上诉人50000元的“律师费”，于2012年12月4日与上诉人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其行为违反了《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司法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司发通（1992）062号】第三条“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民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担任被告人或当事人的辨护人、代理人参加诉讼活动，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藉此向被告人或当事人收取报酬、也不得以此为谋生的手段”的规定，也违反了司法部《关于公民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批复》（司发函【1993】340号）的规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是以合法形式掩盖被上诉人违法向上诉人收取报酬、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目的；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0年9月16日对重庆高院《关于公民代理合同中给付报酬的效力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内容，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2、被上诉人不仅在为上诉人谢启安提供辩护时冒充律师、与上诉人谢启安签订合同时以律师名义收取报酬、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其在代理黄梅离婚纠纷一案中也以律师名义收取报酬、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同时被上诉人还曾为魏俊光、董文飞等人进行诉讼代理，且在其住（工作）处保城镇广东街二期一栋103房挂“诉讼代理处”的招牌。综上，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明显违反了《律师法》第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五、原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上诉人表示不同意申请鉴定不是事实，是否鉴定是被上诉人与法院的权利义务，原审认定证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有失公正。故上诉请求：一、撤销海南省保亭县人民法院（2014)保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三、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25000元，并参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向上诉人赔偿利息；四、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钱小凤答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分为四点：一、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谢启安所做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有关规定，被上诉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被上诉人经上诉人谢启安、杨成容委托出庭辩护，该授权委托书已交由保亭县法院审核并获得准许出庭。这证明了被上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得到法院认可，被上诉人所做的诉讼代理辩护活动是合法有效的。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合同是否合法？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本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不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不损害他人利益，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当初是上诉人主动找到被上诉人要求为其毀林犯罪辩护，被上诉人本不答应，但经不起上诉人三番五次哀求才同意。被上诉人在行使刑事辩护过程中，先后四次到看守所会见谢启安，为争取更多的会见时间，连吃饭及照看孩子都顾不上。被上诉人两次出庭作无罪及罪轻辩护，终于使谢启安毀林犯罪数额减轻了10万元（有毀林价格认定书及判决书为证）。双方签定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书》具有劳务性质，未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可。三、被上诉人付出的劳务，应否取得劳务报酬？被上诉人以公民的身份出庭为谢启安辩护，而非律师名义，有该案庭审记录为证。谢启安写给被上诉人的信件称呼也可以证实。公民代理取得劳动报酬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人权。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不是律师为由，否定被上诉人付出劳务应获得的报酬，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报酬。”被上诉人按委托合同约定付出了劳务，收取劳动报酬1万元是合理合法。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厘清关系证明书表明在该案一审后双方的代理关系终止，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提供的银行明细清单仅能证明上诉人存取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取款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偷录录音，内容含糊不清，多种声音掺和，完全是经拼接剪辑而成，根据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不存在被上诉人收取50000元律师费及欠上诉人25000元未归还之事实。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无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谢启安与上诉人杨成容系夫妻，上诉人杨成平系杨成容胞弟。2012年6月1日，谢启安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杨成平通过朋友结识被上诉人钱小凤。双方交往过程中，杨成平称呼钱小凤为“阿妹”。此后双方达成由钱小凤担任谢启安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共识。2014年12月4日，谢启安与钱小凤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约定：谢启安委托钱小凤提供法律帮助辩护，谢启安应在合同签订时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10000元。如果因案情发展需要，发生管理费、公证费、检查费等有关费用，由谢启安另行负责。钱小凤由于办理该案所需用车船费、餐饮费、加油费，事后由谢启安按照有关规定向钱小凤据实报销（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该合同签订后，2013年1月16日、2013年3月14日，钱小凤在谢启安犯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中两次出庭为谢启安辩护。2013年3月18日，保亭县法院认定谢启安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谢启安有期徒刑五年。2013年3月22日，杨成平向钱小凤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就谢启安的案，钱小凤已经做完该做的事，杨成平以后不得找钱小凤的麻烦，以后谢启安的事与钱小凤无关，互不拖欠。特此证明。”此后钱小凤不再担任谢启安辩护人。谢启安因不服保亭县法院该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3年10月22日经审理后认定谢启安犯滥伐林木罪，改判谢启安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认为钱小凤以律师名义收取其代理费50000元（已返回25000元）违反法律规定，遂于2014年4月30日诉至保亭县法院，请求确认谢启安与钱小凤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无效，并判令钱小凤返还25000元及利息。钱小凤答辩称仅收取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10000元，已用于代理期间往返海口书店查阅资料，差旅费、住宿费、餐饮费等支出。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杨成平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活期存折明细，拟证明其向被上诉人钱小凤支付45000元的事实。经审查，该证据仅显示杨成平账户于2012年8月11日分别支取30000元和15000元，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将45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钱小凤之事实。上诉人在一审中还提供了一份录音光盘，拟证明被上诉人钱小凤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及收取上诉人律师费50000元的事实。经过质证，被上诉人钱小凤否认该录音，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表示不同意申请对该录音进行鉴定。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再次表示该录音是否鉴定应由被上诉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进行。因被上诉人否认该录音，上诉人无其他证据佐证录音中的女声为被上诉人的声音，且该证据涉及内容不属于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的专门性问题，上诉人不申请鉴定，本院对该录音光盘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二审中上诉人提供了三份证据：1、管辖权异议上诉状；2、特快专递回单；3、（2014）保民初字第295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2拟证明上诉人已就管辖权异议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在管辖权异议未作出最终裁决前继续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有失公正。证据3拟证明被上诉人钱小凤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并收取报酬，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被上诉人经过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3因无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提供了一份信件，拟证明谢启安明知其是以公民身份代理该刑事案件。上诉人经质证，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证据无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另查明，一审阶段上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作出（2014）保民初字第214-1号民事裁定：驳回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2014年7月2日，该裁定书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不服该裁定，于2014年7月14日向原审法院寄交了上诉状，原审认为该上诉已超过法定上诉期间，遂不予受理。二审期间，保亭县法院认为该（2014）保民初字第214-1号民事裁定确有错误，遂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2015）保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2014）保民初字第214-1号民事裁定再审。鉴于本案需等待该再审案件审结方能结案，本院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保亭县法院经再审认为：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作为原审原告，无权在该案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对其异议申请应不予受理，但保亭县法院所作的（2014）保民初字第214-1号裁定，以民事裁定的形式回应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于2015年3月9日作出（2015）保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保民初字第214-1号民事裁定。2015年4月27日，本案恢复诉讼。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以上事实有一、二审庭审质证的证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保亭县法院（2015）保民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2015）保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为证，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上诉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原审法院已通过再审予以纠正。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是否有效；二、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5000元应否予以支持。1、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是否有效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冒充律师与其签订《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违反了《律师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上诉人担任上诉人谢启安的辩护人，亦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双方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应认定无效。根据查明的事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冒充律师与上诉人签订委托合同。上诉人虽提供了一份录音光盘，但因无其他证据佐证且上诉人又不申请鉴定，本院对该录音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不予确认。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行为违反《律师法》第十三条“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的规定，缺乏事实根据。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担任谢启安的辩护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但根据该条“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的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可以担任辩护人。2012年7月上诉人杨成平通过朋友结识被上诉人钱小凤后，在交往中杨成平将被上诉人称为“阿妹”，因此被上诉人属于上诉人的亲朋好友范畴，可以担任辩护人。被上诉人不存在“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其担任辩护人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担任辩护人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缺乏事实根据。综上，双方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5000元应否予以支持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律师费”，其依据是录音光盘和杨成平活期存折明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录音缺乏真实性及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而杨成平活期存折明细仅显示杨成平账户于2012年8月11日分别支取过30000元和15000元，亦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将45000元支付给被上诉人。据此，上诉人主张其已向被上诉人支付50000元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上诉人因举证不能，其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5000元，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刑事）》合法有效，上诉人主张向被上诉人支付了50000元缺乏事实根据，其请求被上诉人返还25000元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上诉人谢启安、杨成容、杨成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振文代理审判员  徐文峥代理审判员  谢婷婷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洪学雪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审核：梁振文撰稿：谢婷婷校对：洪学雪印刷：李慧玲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5月19日印制（共印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