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3）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427号原告：杜文辉，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黄晓民，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吉晓欢，广东永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伟民，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第三人：赖惠仪，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刘春晓、刘志浩，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法定代表人：杜伟民，经理。原告杜文辉诉被告杜伟民、第三人赖惠仪、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以下简称“前进工程队”）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文辉的委托代理人黄晓民、吉晓欢，被告杜伟民以及第三人赖惠仪的委托代理人刘春晓、刘志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在1981年6月24日创立海珠区宝岗街前进修建工程队，该工程队实际是原告个人全额出资设立，在1986年变更为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1989年11月18日变更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即第三人的现名称），前进工程队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实为原告个人出资设立的企业。2003年7月25日，经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劳动服务公司和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海幢街道办事处确认，前进工程队的33.4万元出资挂靠在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劳动服务公司，实际出资完全有原告个人承担。2003年8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发文同意前进工程队转职为股份合作制，转制后的注册资本为33.4万元，同时经广州市海珠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核实其注册资本33.4万元为原告个人出资。鉴于办理转制手续的需要，原告将17.37%股份挂在第三人赖惠仪的名下，将32.63%股份挂在孙女杜某的名下，挂名期间上述股份的权益实际归原告所有。当时第三人赖惠仪并不知道该股份挂在其名下。同时，第三人赖惠仪从前进工程队转制至今均未参与前进工程队的所有事务。2007年期间，因办理企业年审的经办人向原告提出，原告已经78岁不适合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此原告于2007年7月5日与被告杜伟民协商之后，将其持有前进工程队的50%股份挂在被告杜伟民名下，并由被告杜伟民出任法定代表人一职，由被告杜伟民代表原告持股，该50%股份的权益实际归原告所有。前进工程队自成立至今，被告杜伟民与第三人赖惠仪从未对钱金工程队承担股东义务（包括出资义务），全部经营活动均由原告自行管理及处置。原告已经84岁，没有退休工资及社保福利，完全依靠前进工程队的收入生活。由于原告欲将前进工程队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赖惠仪托辞拒绝，却发现第三人赖惠仪起诉被告杜伟民请求离婚，将其二人持有前进工程队的股份当做夫妻共同财产处理，原告对此非常震惊，故起诉要求：1、确认被告杜伟民持有的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权属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杜伟民负担。被告杜伟民辩称：对原告陈述的事实予以确认，理由如下：一、本人所谓受让原告持有前进工程队50%股份并出任法定代表人，是因为原告当时已经78岁高龄且身体欠妥，代表前进工程队办理对外事宜存在诸多不便，所以原告口头约定将其所持的50%股份交由本人代持，但无论是本人、第三人赖惠仪与杜某均未参与前进工程队的经营与管理。二、第三人赖惠仪与杜某所持的合计50%股份也是因前进工程队因改制需要配合办理工商注册时登记于其二人名下，其二人当时对此并不知情，且股份转让协议也是由代办人员代签的。三、本人与第三人赖惠仪的离婚诉讼与本案有一定的牵连，因为第三人赖惠仪将本属于原告的股权当做夫妻共同财产请求予以分割，才致使原告行使诉讼权利要求确认涉案股权的归属，可见离婚诉讼与本案根本就是两回事，也不存在与原告共同串通并虚假诉讼的可能。第三人赖惠仪述称，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本案是一宗恶意诉讼，是被告杜伟民为转移（2013）穗海法民一初字第2777号离婚诉讼案中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提起的。二、本案被告杜伟民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诉请中的股东权益，已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登记并公示。若原告坚持认为股东权益存疑，应当起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因为原告与被告及第三人赖惠仪之间并无代持股协议，本身并无权向被告及第三人赖惠仪主张。原告与被告杜伟民的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于2003年，与第三人赖惠仪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于2007年，真实有效。即使原告向被告杜伟民及第三人赖惠仪主张撤销权也早过诉讼时效。三、原告与被告杜伟民及第三人赖惠仪之间的股权转让真实有效，理由如下：1、此股权转让已经历时10年之久，原告从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2、第三人赖惠仪一直以来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并管理前进工程队的资产，具体负责名下房产出租并收取租金和日常维护，足见原告声称第三人赖惠仪不知情且从未参与日常管理不实；3、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代持股的约定或者协议，而是股权转让与受让的法律关系；4、关于股权转让的对价，已经约定从前进工程队的收益中相应扣除，第三人赖惠仪从未在前进工程队对外承揽的工程和劳务输出的收益中分享股东权益；5、无论是被告杜伟民还是第三人赖惠仪，在从原告处受让股权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各自的签名均属真实，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6、原告称将股份挂在第三人赖惠仪名下违背逻辑，因为如果真是名义挂靠，放在自己的亲生儿子即被告杜伟民岂不是更合适，偏偏挂在与自己关系并不融洽的第三人赖惠仪，明显违背常理。第三人前进工程队述称：确认原告的陈述事实，本工程队自1981年开始成立，早期在名义上挂靠于海幢街道下属集体企业，实属原告个人出资设立的企业。后因政府开始清理并取消街道挂靠企业等历史原因，本工程队需要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在办理注册登记时被告知必须有至少三个股东，所以在2003年办理企业注册时由工商代办人员“庞某”代替第三人赖惠仪与杜某签署有关股权转让手续，其二人对此并不知晓。经审理查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册基本资料显示，第三人前进工程队成立于1991年1月10日，注册资本为33.4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合作制，经营范围为室内装修、水电安装及清洁服务，其股东分别是被告杜伟民、第三人赖惠仪以及案外人杜某，持股比例分别为50%、17.3653%和32.6347%。第三人前进工程队是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3号201等八处房产的产权人。被告杜伟民与第三人赖惠仪于1981年6月5日登记结婚，又于2014年5月24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准予离婚，杜某为其二人的婚生女儿。第三人前进工程队实际成立于1981年5月29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3.4万元，全部由原告个人实际出资。因历史原因，在企业成立时名义上由集体资金完成出资，并挂靠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劳务服务公司，实际完全有原告个人缴付出资。2003年8月13日，广州市海珠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发出编号为海公资办[2003]73号《关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转制问题的批复》，批复如下：原则同意第三人前进工程队办理转制；该企业没有占有国有资产和区属集体资产；该企业注册资本属于个人出资，按照有关规定其企业资产属于出资者个人所有；该企业的债权债务又转制后的企业承担，与他人无关。2007年7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原出资167000元（占第三人前进工程队注册资本的50%）的全部167000元股权转让给被告，转让金为167000元；2007年7月3日前，被告须将转让金额全部支付给原告；原告自转让之日起不再是企业股东，不得以企业的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同日签署的文件包括《企业变更登记事项申请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董事（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及任免证明》。上述工商变更事项及事宜均由庞某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为办理。原、被告以及第三人赖惠仪、前进工程队对上述事实均予以确认，但对如下事实产生较大争议：一、落款日期为2003年11月16日的《广州市海珠区前进工程队股金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金转让协议》）受让方处“赖惠仪”签名是否为其本人签署。原告诉称该《股金转让协议》实际上由所挂靠集体企业的工作人员“庞某”代理办理，受让方“赖惠仪”与“杜某”的签名均由“庞某”代签而成，并非第三人赖惠仪与杜某本人签署，故《股金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仅是为配合第三人前进工程队办理企业登记手续而由他人代签的文件而已。被告对原告所述的上述事实不持异议，但第三人赖惠仪表示《股金转让协议》受让方的署名是其本人亲自签署，并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经鉴定确认《股金转让协议》落款处“受让方”处的“赖惠仪”签名是其本人签署。鉴此，原告申请撤回要求确认赖惠仪持有第三人前进工程队17.3653%股份归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本院准予原告的上述撤诉请求，并依法追加赖惠仪为第三人继续参与本案诉讼。二、落款日期为2007年7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签署该《股权转让协议》的背景及真实意图是：工商代办人员“庞某”表示原告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且当时的政策是非股东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才考虑将原告原本持有的50%股份登记在被告杜伟民名下，并由被告杜伟民代持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第三人赖惠仪对原告与被告所确认之事实提出质疑：原告与被告从未签署过类似股权代持的书面协议，其二人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并无证据加以证实；原告以“年岁已高、行动不便，不适宜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为由将股份交由被告代持的事由也不成立，因为按照原告自身的说法其本人直到如今一直在参与经营管理，显然与其当初的理由自相矛盾；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上各自签名的真实性，且双方也已办理了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事实上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时隔多年之后再确认股权归属的合理事由。三、被告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款167000元从未支付。第三人赖惠仪表示不清楚被告是否支付过该股权转让款，同时认为是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不足以影响案涉股权已变更的事实，即便被告未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原告也只能向被告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不是以此为由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四、被告有无参与第三人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活动。原告诉称第三人前进工程队长期以来的业务主要是所属八处房产的出租以及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其中原告直至如今依然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以及相关人员的工资支付等事宜，无论是被告还是第三人赖惠仪均未实质参与第三人前进工程队的经营管理活动，杜某更是从未参与与第三人前进工程队相关的任何活动。被告确认原告的陈述内容，并表示第三人前进工程队的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印章依然由原告负责保管，只是在需要本人的场合才配合签名或者出面解决。第三人赖惠仪确认原告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以及其本人从未保管过第三人前进工程队印章的事实，但表示当初双方曾经口头约定由第三人赖惠仪出租管理房产，由原告负责向羊城晚报印刷厂提供劳务派遣的工作，并以原告从中获得的收益冲抵第三人赖惠仪应当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对价款。原告对第三人赖惠仪的陈述不予确认，并表示其未委托第三人赖惠仪出租管理涉案房产，只是曾经口头要求被告将涉案房屋予以出租以供家庭开支，但即便如此，也是基于家庭成员关系相互照顾和扶持的考虑。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是原告与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以及证明力大小，并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法则，本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不是原告与被告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能性更大，理由如下：首先，第三人前进工程队在企业性质上为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股份制和合作制相结合并依法设立的，资本全部或主要由职工股份构成，职工股东共同劳动，所有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企业承担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组织，其最大特点是实现了劳动合作与资本合作的结合。就本案而言，第三人前进工程队虽登记成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但从其成立之初的实际情况来看，其股东分别为原告、第三人赖惠仪和杜某，但第三人赖惠仪和杜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工，除股东身份以外，第三人赖惠仪和杜某与第三人前进工程队之间并未构成劳动关系。鉴于原告在本案中不要求确认第三人赖惠仪和杜某所持股权的归属，本院对此不作审查，但结合两次股权转让所涉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的其他文件内容来看，原告所称为配合企业登记的需要而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理论，任何股权转让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受让目标公司的股份从而获得包括盈利分配在内的股东权益，尤其是在目标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远大于其注册资本的情形下，出让方仅仅出让原始出资显然不能体现出让方的利益最大化。一般而言，出让方与受让方对拟出让股份所包含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格作为股权转让的对价，就算在登记机关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以原始出资作为股权转让对价，也会以签订足以反映真实价值的股权转让协议等类似方式以便保护出让方的最大化利益。本案中，第三人前进工程队拥有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宝玉直街宝应里3号201等八处房产，其股权所包含的净资产在2003年即已远超其注册资本334000元，何况在2007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已普遍上涨。而原告在《股权转让协议》仅以其原始出资167000元出让其持有第三人前进工程队50%的股权，明显与真实的市场价值背离。即便考虑到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父子关系，但原、被告均已排除赠与的可能性，同时第三人赖惠仪也没有举证证明双方曾签署过其他的类似协议，故《股权转让协议》本身并不能直接并全面地反映原告与被告的真实意图。再次，从合同履行的角度分析，原告与被告均确认从未支付过《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第三人赖惠仪也无相反的证据推翻前述事实，故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于2007年7月5日，但约定股权转让款须在同年7月3日前支付完毕。换言之，在双方形成股权转让合意之前即应当支付全部的股权转让对价款，此做法有悖于常理。作为受让方的被告确认从未支付过股权对价款且从不参与经营管理，而作为出让方的原告既不追讨过股权对价款却仍以“非股东”的身份在负责经营管理活动，本案与一般意义上的股权转让纠纷存在显著不同，不能以是否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简单地判断双方的真实意图。最后，第三人赖惠仪主张本案是其与被告之间的离婚诉讼派生出来的恶意诉讼，本院认为本案与离婚诉讼尽管存在一定牵连，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院已追加赖惠仪以第三人的身份继续参与本案诉讼的目的在于查明案件事实、排除虚假诉讼的可能性，并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第三人也依法应对其主张之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然而，除股权已发生实质变更之外，第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对被告是否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有无参与经营活动、是否享受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以及原、被告是否构成赠与关系等事实予以证实。基于上述分析事由，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自真实的意思表示，尽管涉案股权已经完成变更登记手续，且原告并无转让股权的真实意图，但因股权登记行为具有公示效力，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的行为在事实上构成代持股关系，即被告是第三人前进工程队的名义股东，而原告是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持有第三人前进工程队50%的股份归原告所有，其诉讼主张实际上包括股东资格与投资权益归属两方面内容的确认，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且诉讼主体各不相同，应由原告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故本院仅对投资收益归属进行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杜文辉是被告杜伟民持有第三人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前进工程队50%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享有投资收益。本案受理费3640元，由被告杜伟民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经由原告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负担的受理直接支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肖昌稳人民陪审员  林淑银人民陪审员  徐翠珠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心萍温颖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