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泽光。委托代理人：钟锦泉、钟健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第三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跃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广斌、梁洁玲，均系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新会公路局。法定代表人：周善伙，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梁景辉，江门市新会区公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戴泽光因与被上诉人天津第三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公司”）、江门市新会公路局（以下简称“公路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1）新法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意见2010年11月17日，戴泽光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天津公司赔偿戴泽光经济损失45万元（具体数额待评估后确定），公路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天津公司、公路局承担；戴泽光在原审第二次法庭审理（2013年1月30日）时变更诉讼请求，将要求天津公司、公路局赔偿的损失数额变更为150万元；2014年5月7日戴泽光向原审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更正书，要求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天津公司按照江中坤公估报字（2013）第G02号《公估报告书》中确定的1至17项的财产品种估算的数量以实物赔偿给戴泽光、赔偿因1至17项的财产品种受浸后的清理费15000元（25人×150元／天×4天）、赔偿第18至24项财产损失9400元给戴泽光，公路局对上述赔偿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4年6月4日原审第三次庭审时，经原审法院释明，戴泽光明确表示不变更诉讼请求，按原来的诉讼请求；即本案戴泽光的诉讼请求最终固定为“天津公司赔偿戴泽光经济损失150万元，公路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09年3月，大洞大桥扩建工程动工，天津公司为搭建施工便桥需要，降低了便桥引桥段围堤，改动了原有堤身结构及结实度。2009年9月15日热带风暴“巨爵”袭击时，江河水位上涨，薄弱堤处不堪重负被冲开缺口，水浸了戴泽光经营的葵扇加工场，致使戴泽光百万财产损失过大半。为此，新会交委、天津公司、公路局均派员多次到大洞村民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并派员实地清点量度了损失范围，但天津公司至今仍逃避与戴泽光协商赔偿。公路局是大洞大桥的业主，依法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天津公司答辩称：一、戴泽光在本案中所遭受的财产损失的根本原因是重大的自然灾害和原围堤自身的防御条件不足所致，与天津公司的施工无关。二、天津公司在工程施工的过程始终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作业，不存在过错；并且，天津公司的施工与戴泽光的财产损失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戴泽光要求天津公司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戴泽光在起诉状中所述的天津公司“降低了便桥引桥段围堤”，这是违背事实的恶意诬告，天津公司保留追究戴泽光相关责任的权利。四、在本案的自然灾害事件中，天津公司同样遭受到巨大的财产损失，且在该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前后，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共同尽力为防范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和事件发生后的救助工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可以说，围堤的安全与天津公司的利益是共同的。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驳回戴泽光的诉讼请求。公路局答辩称：一、戴泽光起诉公路局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公路局不符合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是财产侵权，戴泽光诉称侵权人为天津公司，公路局并非侵权人，不符合本案的诉讼主体，戴泽光要求公路局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戴泽光所起诉的情况不符合本案的事实。天津公司维修桥梁并没有降低便桥堤围，而堤围部分并不属于公路局所管辖的范围，也不属于桥梁施工所属范围，戴泽光所受的经济损失是台风所造成的，与公路局无关，天津公司、公路局并无过错，戴泽光要求天津公司、公路局赔偿其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公路局是省道S270线新会区大洞大桥扩建工程的建设单位，该工程的施工单位是天津公司。2009年9月15日，因台风影响，造成河面水位上涨，虽然包括天津公司在内的相关人员抢险，但洪水仍然造成大洞大桥下方靠近大洞村一侧的河堤部分填土垮塌，并漫过河堤。洪水涌入河堤，浸至戴泽光在河堤内经营的葵扇加工场，造成场内财物被淹的事故。戴泽光认为本次事故是因天津公司大洞大桥扩建工程施工期间，为施工便利，擅自降低了河堤高度，改动了河堤原有的结构及结实度，才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戴泽光又认为公路局是上述工程的建设方，应当与天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各方当事人对损害赔偿协商无果，戴泽光遂于2010年11月17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1、要求天津公司赔偿戴泽光经济损失45万元（具体数额待评估后确定），公路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天津公司、公路局承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戴泽光在第二次法庭审理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天津公司、公路局赔偿的损失数额变更为150万元。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本案为因一般侵权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应根据过错责任以确定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在本案中，首先要解决的争议焦点是：河水漫过河堤，是天津公司的过错造成还是自然灾害所致？天津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戴泽光认为天津公司在进行桥梁扩建的施工过程中，降低了河堤高度，改变了河堤的结构，造成洪水来时无法有效防御，从而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但天津公司及公路局均予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戴泽光对此应承担举证的责任。戴泽光提交与此相关的证据包括：证人梁某、刘某、伍某、周某的证言及申请原审法院向新会交通运输委员会调取的《2009年9月15日台风抢险经过陈述》及江门市的市长热线的记录各一份。证人证言中，梁某作为交通局的职员，出庭陈述称其代表交通局的信访员听取过受浸情况意见，参与过灾后处理会议，并没有在施工现场目睹天津公司有实施降低或改变河堤结构的行为；证人刘某的陈述也只是灾后对财产损失的清点问题，也没有目睹天津公司对河堤作出改动；证人伍某、周某在证言中虽然陈述认为天津公司降低了河堤，但只是在灾后现场见到河堤比其他河堤低，从而认为是天津公司降低该段河堤，而并非现场目睹天津公司实施了降低河堤的行为。上述证人的证言，均没有直接见到天津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对河堤作出改动，其中证人伍某、周某的证言也只是称见到河堤比其他地方的河堤要低，从而推出天津公司降低河堤的结论，而并非证人亲眼所见到的事实。因此，上述证人的证言并不能充分证明天津公司有实施改变河堤结构的行为，原审法院对戴泽光证明的内容不予采纳。相反，根据天津公司提交的施工日志，并不存在改变河堤结构的相应施工工程。而戴泽光申请原审法院调取的《2009年9月15日台风抢险经过陈述》及江门市的市长热线的记录，也只是单方的陈述，不能证明戴泽光的上述主张。综上，戴泽光提交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证实天津公司有对河堤作出改动的行为，故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对戴泽光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另外，根据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包括由设计单位某规划设计院珠海有限公司出具的大洞大桥扩建工程的图纸两份及说明一份；由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出具的2009年9月14日－16日期间新会区三江口站的水位记录表一份。分析上述证据，在2009年9月15日，距离大洞大桥较近的三江口水文记录情况为当日约6：30起水位明显开始上涨，以1985国家高程系统为基准（以下均以该高程为基准），当日6：30分时水位为2.753米，然后水位一直在上涨，6：50分时水位已超过3米，7：35分时水位达到当日最高，为3.343米，并持续至7：55分，至8：55分时，水位仍然达到3米以上。对比河堤高度，大洞大桥两侧的河堤高度2.571米、2.771米，且根据参与现场救灾的证人伍某、周某的证言陈述大洞大桥下的河堤比两侧河堤更低，故大洞大桥下的河堤应在2.571米以下。2009年9月15日大洞桥下的水位与大洞桥下的河堤对比，水位明显高出较多，水位最高超出河堤0.7米以上，且持续时间较长，足以漫过河堤，对河堤内较近范围的财产造成浸泡性损害。换而言之，即使天津公司确曾降低过河堤高度，也不影响本次洪水漫过河堤，造成本次戴泽光的损失。结合上述原因，原审法院认为戴泽光本次的损失属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九条“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天津公司对戴泽光的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戴泽光主张要求天津公司、公路局赔偿损失没有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于2014年11月1日作出（2011）新法民一初字第89号民事判决：驳回戴泽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戴泽光负担。当事人二审的意见戴泽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天津公司按照江中坤公估报字（2013）第G02号《公估报告书》中确定的1至17项的财产品种估算的数量以实物赔偿给戴泽光、赔偿因1至17项的财产品种受浸后的清理费15000元（25人×150元／天×4天）、赔偿第18至24项财产损失9400元给戴泽光，公路局对上述赔偿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评估费及放大图纸费40元由天津公司、公路局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因原审法院拖延三年多时间才司法委托评估，且评估机构没有向新会特产的其他同行企业了解价格情况，作出的评估报告对产品定价比原材料成本还低，不足以重置，与前任主审法官调查结果差距甚远，且不切合实际地对浸泡的葵扇产品设定残留值评估，戴泽光对报告提出异议法庭拒绝采纳不予重评。对戴泽光第三次庭审前已最终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天津公司按照江中坤公估报字（2013）第G02号《公估报告书》中确定的l至17项的财产品种估算的数量以实物赔偿给戴泽光、赔偿因l至17项的财产品种受浸后的清理费15000元（25人×150元／天×4天）、赔偿第18至24项财产损失9400元给戴泽光，公路局对上述赔偿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审为了全额收取戴泽光孤注一掷的预付诉讼费，竟然限制不准许戴泽光因评估报告对己不利再度变更请求，剥夺了戴泽光变更民事实体权益的请求权。二、原审判决认定“大洞大桥两侧的河堤高度为2.571米、2.771米”不符合事实。在原审作出判决后上诉期限内，戴泽光委托代理人经申请河堤管理人江门市新会区水务局政府信息公开，提供由江门市新会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测量图纸（测量时向前至2009年9月15日没有改变河堤高度），精准测量得该河堤桥南面3＋200-3＋300-3＋400标段堤面“珠基”最高标点分别为：3.01米、2.85米、2.97米、2.91米、2.91米、2.94米、2.96米、2.96米、3.09米、2.90米、3.02米（桥南边点）；桥北面3＋400-3＋500-3＋600标段堤面“珠基”最高标点分别为：3.41米（桥北边点）、3.97米、3.34米、3.82米、3.41米、3.31米、3.45米、3.47米、3.50米、3.54米、3.28米。原审判决多年来对负有举证责任天津公司、公路局拒绝向法庭提供其掌握的施工便桥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原审法庭既不责令其交出证据，也不向河堤权属及管理人调取河堤勘测图和调查当时的防汛情况，为了帮天津公司、公路局将人为歪曲成天灾，竟刻意舍近求远，调取未经鉴证的不实数据。因此，原审判决调取证据的行为目的无法排除人情案的可能，据以认定河堤高度的证据真实存疑，认定事实不清。三、原审判决恶意将江门市水文局历来适用珠江高程系统基准监测的最高水位记录2.79米，换算为国家高程系统基准15日7：35分时河水最高3.343米，来与没有换算的珠江高程系统基准的河堤高度相比，制造了河水超出河堤0.7米以上超级自然灾害事故。试想象，如果河水超过河堤0.7米以上的话，那么不单是江门水道、甚至崖门水道、虎坑水道两岸全线犹如泄洪或海啸一样，整个江门市都一片ＸＸ了，简直是“天方夜潭”。从天津公司举证的2009年9月15日8时44分拍得照片显示，水位应低于河堤1米左右。往前推算，2009年9月15日7时55分最高潮位（珠基）2.79米时，与河堤3＋200-3＋600标段堤面“珠基”平均高度3.23米相比，河堤仍高于最高潮位0.44米，吻合新会某局证明当时“该堤段从未发生过洪（潮）水全线漫顶的现象”的事实。显然，原审法院四年多来换了几名法官，依职权向河堤防汛管理部门了解的实情一直隐瞒没有在法庭公开，为了偏帮天津公司、公路局，故意采用未经监证备案和有利于天津公司、公路局的不准确的河堤高程2.571米、2.771米的数据，然后将实录“珠基”水位换算成“国基”水位来与错误“珠基”堤高比差，实施枉法裁判。四、原审法院一审历时四年多时间审理，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审理期限的有关规定。五、天津公司在建桥施工范围内对该堤段负有防汛职责，公路局是业主发包方，且是路桥（包括施工）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天津公司施工负有监管职责。在本次潮水从施工降低围堤搭建施工便桥处漫顶造成水浸事故后，天津公司、公路局一直隐瞒灾情至今没有向新会某局防汛部门报告（新会某局没有该处灾情报告记录）。天津公司人为降低河堤，在台风预警后没有采对施工堤段采取防汛措施，致使潮水缺堤浸泡造成戴泽光财产损失巨大，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路局是业主发包方，依法应对天津公司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故意隐瞒实情，捏造虚假天灾事故枉法裁判。戴泽光在二审期间向本院补充提交了如下新的证据材料：1、答复，用于证明新会某局依法公开政府信息；2、潮位（证明），证明三江口潮位站实测2008年9月24日5时55分最高潮位2.67米（珠基）、2009年9月25日7时50分最高潮位2.79米（珠基）；3、江门水道设计洪潮水面线表，用于证明涉诉河堤为20年一遇设计标准，本次最高水位百年一遇；4、勘测图纸，用于证明大洞大桥河堤3＋200-3＋600标段堤面“珠基”平均高度3.23米，并非2.571米、2.771米；5、补充答复、协助答复，用于证明第1项证明河堤2009年9月15日至2011年8月勘测期间没有全面加高河堤；第2项用于证明该堤段从未发生过洪（潮）漫顶的现象；6、鉴定费发票、复印费发票，用于证明戴泽光用去鉴定费40元。天津公司答辩称：一、戴泽光提交的2011年的勘测图纸不能证明2009年9月15日热带风暴当时围堤的实际情况。二、戴泽光提交的会城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出具的《答复》虽无围堤的全面加固记录，但不代表没有围堤加固的事实。相反，大洞桥设计单位出示的图纸是洪水发生前测量的，而且在水利局有备案，当时水利局已对图纸审查核实，并对其准确性无异议。况且，栈桥的施工方案经批复为3米高程，建栈桥时有填泥记录（见施工日志），从客观上已提高围堤的高度。再且，该围堤经过本案2009年9月15日的洪水严重水灾后，具有法定义务维护围堤职责的部门不可能对该围堤置之不理，不进行加固；否则，就有失职之涉嫌。而事实上，该围堤在本案水灾发生不久，已经加固，并新结了水泥围堤。三、戴泽光的证人周某的证言本身也证实了“大洞桥下的河堤比两侧河堤更低”的事实，这进一步印证了洪水漫顶的事实。四、戴泽光所提交的各证人证言均未亲眼见到天津公司有“降低围堤”的行为，是主观推测的，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五、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计算围堤高度的方法正确，判决公正。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有关事实，并依法驳回戴泽光的诉讼请求。天津公司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了《关于省道S270线大洞大桥扩建工程栈桥施工方案的批复意见》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天津公司在施工地填土加高围堤的事实。公路局答辩称：一、公路局只是涉案工程的业主，不是施工方，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戴泽光对公路局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戴泽光对公路局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戴泽光不能向法院提供天津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也不能向法院提供天津公司侵权行为与其财产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戴泽光对本案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原审判决驳回戴泽光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戴泽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戴泽光的全部上诉请求。公路局在二审期间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材料。对于戴泽光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的证据材料，天津公司和公路均发表如下意见：1、对证据1、2、3、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2、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图纸所反映的是2013年8月的图纸，不能反映2009年水灾时的河堤状况，证据4是加高河堤以后的勘测图纸；3、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反映河堤没有加高的记录与加固加高的事实不相符，因为据天津公司了解，在洪水发生后有两次加固加高的行为，在2009年9月15日水灾发生以后，不管是漫顶还是决堤，有关部门都有义务在灾情发生后维修加固，否则就是一个失职的行为，因此按照这个常理，其是有加固加高的事实，而且从该答复中也可以看出“该堤段从未发生洪（潮）水全线漫顶的现象”，这并不代表没有发生过部分漫顶现象。经审查，对戴泽光提交的上述新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本院予以采纳。对天津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材料，戴泽光发表如下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是由广东省路通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对天津公司项目经理部作出的批复意见，天津公司一直保管这份证据，在一审多次庭审时没有提出，存在隐瞒证据的企图；故天津公司现在举证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天津公司怠于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戴泽光对证据不予认可，也不予质证。公路局发表如下意见：对该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由于该证据只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供核对且戴泽光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纳。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审理范围仅针对戴泽光提出上诉的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天津公司是否实施了降低涉案河堤和改变河堤结构的侵权行为，戴泽光诉请天津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及公路局承担连带责任能否得到支持？戴泽光主张天津公司在进行桥梁扩建的施工过程中降低了河堤高度和改变了河堤的结构，造成洪水来时无法有效防御，从而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但天津公司及公路局均予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戴泽光对上述主张应承担举证的责任。经审查戴泽光提交的证据及本案的其他证据（包括证人梁某、刘某、伍某、周某的证言，原审法院向新会交通运输委员会调取的《2009年9月15日台风抢险经过陈述》，戴泽光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及江门市市长热线的记录各一份等），本院认为并不足以证明戴泽光的上述主张成立，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梁某作为交通局的职员，出庭陈述称其代表交通局的信访员听取过受浸情况意见，参与过灾后处理会议，并没有在施工现场目睹天津公司有实施降低或改变河堤结构的行为；证人刘某的陈述也只是灾后对财产损失的清点问题，也没有目睹天津公司对河堤作出改动；而伍某、周某的证言也只是称见到河堤比其他地方的河堤要低，从而推出天津公司降低河堤的结论，而并非证人亲眼所见到的事实。综上，上述证人的证言均不能证明天津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降低了涉案河堤和改变了河堤结构。其次，原审法院调取的《2009年9月15日台风抢险经过陈述》及江门市市长热线的记录，也只是戴泽光的单方陈述，不能证明戴泽光的上述主张。再次，戴泽光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天津公司实施了降低涉案河堤和改变河堤结构的侵权行为。综上所述，由于天津公司否认其有降低涉案河堤的侵权行为，而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天津公司实施了降低涉案河堤和改变河堤结构的行为，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戴泽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戴泽光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戴泽光以天津公司实施了其上述主张的侵权行为为由诉请天津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及公路局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戴泽光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47.70元，由戴泽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梅晓凌审 判 员  陈史豪代理审判员  潘丽芳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李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