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21民初3785号 原告:毕节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望城路望城花园26单元13楼，注册号：520502000419354。 法定代表人：李顺元，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荣，贵州威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西门坝街183号。 法定代表人：敬正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加荣，四川首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住所地：毕节市黔西县城关镇迎宾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周刚，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波，该公司员工。 被告：毕节市振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环东路振华园E栋商住楼8-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0738677720。 法定代表人：卯昌义。 被告：杨琳（曾用名：杨林），男，1969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界。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应红，贵州众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绪，男，1979年6月2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兰，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阳，贵州贵达（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方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方县支行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17988189354。 法定代表人：肖道龙，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行，贵州黔信（毕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大方镇奢香大道南段海峰大酒店101号。注册号：522422000197826。 法定代表人：周刚。 被告：贵州竹园惠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竹园乡歹鸡村。 法定代表人：鲍丽红，该公司经理。 被告：大方县海峰大酒店。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大方镇西大街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1MA6GMDC39N。 经营者：陈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 原告毕节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森泰公司）与被告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兴安公司）、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春晖公司）、毕节市振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节振华公司）、杨琳、张绪、大方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建投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立案后，诉讼中被告张绪于2018年3月30日向本院提出申请，申请追加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天翊公司）、贵州竹园惠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惠农公司）、大方县海峰大酒店（以下简称大方海峰酒店）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通知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顺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义荣，被告四川兴安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加荣，被告贵州春晖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进波，被告杨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士界、汪应红，被告张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兰、秦阳，被告大方建投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行，被告大方海峰酒店之经营者陈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忠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毕节振华公司、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几被告连带支付原告的工程款6574477.00元；并以6574477.00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2014年2月12日，被告大方建投公司与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签订《杜鹃广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约定贵州春晖公司自费对上述商铺及停车位进行装修装饰。2014年8月1日，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与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建设装饰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对上述工程以包工、包料等统包方式进行施工。2014年8月19日，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与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原告以包工、包料统包方式对上述工程进行施工。2014年12月25日签订《补充协议》，被告杨琳、张绪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确认。之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组织人员进行施工，但是被告一直拖欠原告工程款，2015年5月6日，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以《承诺书》的形式，向原告承诺在2015年5月30日前保证能够支付相应工程款给原告，但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未兑现承诺。2015年6月4日，贵州春晖公司及四川兴安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确认尚未支付原告工程款为6574477.00元，并以保证书的形式承诺于2015年6月20日前支付原告部分工程款1000000.00元，并承诺到期未支付，将按每日支付总工程款的千分之三作为原告的资金占用费及工人生活补贴。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琳、张绪均在保证书上签名确认该事实。2016年6月10日，被告毕节振华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确认贵州春晖公司将大方杜鹃广场项目工程转让给毕节振华公司，所涉装修工程款由毕节振华公司直接支付给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因此，毕节振华公司应对上述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同时，大方建投公司作为业主方，也应对上述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8月1日，贵州天翊酒店公司、贵州竹园惠农公司、大方县海峰大酒店共同作出承诺，对在贵州春晖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装修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合同内付款方式未按合同执行，由三家公司承担支付并承担一切责任，因此，贵州天翊酒店公司、贵州竹园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也应该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因被告方未履行支付义务，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辩称：四川兴安公司对该涉案的装修装饰工程不知晓，也未承建施工或授权他人承建施工，四川兴安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以及贵州春晖公司等涉案当事人之间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更无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原告森泰公司在诉状中的陈述，首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分公司应当在总公司授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在总公司未授权的情况下，分公司无权承建任何工程，分公司也不具备承建工程的资质。其次，本案中四川兴安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不相识，也不知晓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建投公司、毕节振华公司，更不认识杨琳、张绪等人，未对涉案工程进行承包施工，也未授权贵州分公司承建，更未授权杨琳等代表贵州分公司进行民事活动，2015年4月1日，我方已经公告作废了分公司经营使用印章，8月24日，注销了贵州分公司，所以案涉相关合同及承诺书、保证书上所盖印章系伪造印章，不能代表我公司或贵州分公司，相关的行为应当由签字人员承担相应责任。在案涉相关合同上所盖“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系相关人员伪造，使用伪造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再次，从合同相对性来讲，伪造印章并据此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名义签字仅能代表个人行为，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及其分公司，具体责任应当由签字人承担。最后，在本案各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四川兴安公司并不知晓，未收取任何涉案工程款项，更未组织人员施工，依法不应承担责任。综上，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相关责任人员伪造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签订的合同未依法成立，对四川兴安公司不具备约束力，四川兴安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原告森泰公司对四川兴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辩称：贵州春晖公司无任何责任，与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无任何合同纠纷。当时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价高于市场价30%，前提是全垫资及不允许转包，还要交200万元的保证金，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只交了170万元保证金，还有30万元未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约定，项目要验收完后才支付所有的工程款。在施工过程中，如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遇到资金问题，贵州春晖公司有向其借款的义务。贵州春晖公司在合同期未满3年时资金遇到问题，大方建投公司就找来毕节振华公司承接了所有的工程及以前我方签约的所有债权债务。大方建投公司要求贵州春晖公司写退出函，贵州春晖公司出具了，大方建投公司还应退还我公司向其缴纳的300万元的保证金，其中应退还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170万元，还剩130万元。所以贵州春晖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毕节振华公司接管工程后，与大方建投公司签订了合同，毕节振华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所以一切责任应由毕节振华公司全部承担。 被告毕节振华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杨琳辩称：1、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起诉的事实不清、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2、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称双方已经结算工程款不属实，无证据支撑，涉案工程至今未完工，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依据所谓的双方结算清单，实际上是向贵州春晖公司提供的一个工程材料预算清单，而不是结算单，该单上载明了本单不作结算的依据。所以，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诉称被告杨琳欠付其工程款6574477.00元无事实依据。3、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所称的工程款，在涉案工程中原告自行出租涉案工程的门面、停车场多年收取的租金已经早已超过应付工程款,原告对本案没有完全陈述事实真相，系事实不清。4、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诉称杨琳对本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为杨琳是自然人，涉案工程是公司法人行为，所以，原告的该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5、涉案工程在被告杨琳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包给了毕节振华公司，因此与杨琳无关。6、涉案工程在前期施工过程中，杨琳已经交了170万元保证金和支付了50万元的建设材料款及借支款，对该款原告及其他被告在经过工程验收合格并竣工结算后，应当返还给杨琳，否则，杨琳对该款保留追偿权。综上，杨琳对本案不承担责任。 被告张绪辩称：1、张绪并非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亦非涉案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参与人，仅是以居间人的身份促成贵州春晖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合作。参加《补充协议》的洽谈和签订是受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琳委托，协助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进行谈判，应由委托人对委托代理事项承担责任，不应由张绪承担连带责任。2、涉案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系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将装修装饰工程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的非法转包合同，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第二百七十二条“……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的规定，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本案涉案工程并未进行竣工验收，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不能以此无效合同的条款为依据，主张支付工程价款。3、被告张绪作为保证人于2015年6月4日签具的《保证书》作为《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规定，因《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无效，《保证书》亦属无效合同，被告张绪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外，即使《保证书》有效，张绪作为保证人其保证范围为2015年6月20日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应当支付给原告森泰公司的100万元工程款，其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6月20日起的六个月，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张绪承担保证责任，张绪的保证责任已因保证期间届满而免除。综上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要求被告张绪承担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辩称：大方建投公司并非原告所称的发包方，也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第26条规定的发包方，因此，原告要求大方建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告贵州天翊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贵州惠农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辩称：大方海峰酒店在本案中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无需承担任何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原告与其他当事人是否订立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其他当事人是否应当支付其工程款，均与大方海峰酒店无关。被告张绪请求追加大方海峰酒店为本案当事人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请。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身份情况和诉讼主体适格。 到庭的各被告方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二组：《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复印件、《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复印件、大方县春晖百货超市区分项工程量清单、《委托书》、《补充协议》（2014年8月1日）复印件、《补充协议》（2014年8月19日）复印件、《协议》（2014年10月20日）复印件，证明目的：1、根据合同第七、八条约定，被告贵州春晖公司自费对租赁物进行装修，合同终止后，固定装修归被告大方建投公司所有。2、被告大方建投公司作为业主和受益人，应就未付装修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被告贵州春晖公司违约，未在施工过程中应按比例借支工程款给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导致装修被迫停工。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质证意见是：《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与四川兴安公司无关，且该份证据系复印件，其真实性由合同相对方进行确认。对《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大方县春晖百货超市区分项工程量清单的三性均有异议。四川兴安公司认为，四川兴安公司及贵州分公司没有签署该合同，合同上所盖贵州分公司印章是伪造的，不具有合法性。该合同从主体上看，贵州分公司是无建筑施工资质的，必须在总公司授权范围承建工程，而总公司并未授权杨琳代表承揽工程，合同也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从合同的约定看，四川兴安公司未支付保证金，也未收到过案涉施工合同内容中的工程款，合同是杨琳的个人行为，不能代表我公司。对《委托书》，应当由当事人核实真实性。贵州春晖公司签订合同时委托了相应的代表，从交易习惯看，四川兴安公司签订合同也应当出具委托书，所以杨琳签订合同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对三份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与装饰施工合同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协议中，四川兴安公司没有加盖印章。综上，案涉《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是贵州春晖公司与杨琳之间达成且履行的协议，伪造的印章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合同签订人杨琳与贵州春晖公司承担。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贵州春晖公司约定的保证金到现在未交齐，贵州春晖公司不予退还。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与贵州春晖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应由毕节振华公司与大方建投公司承担所有责任。 被告杨琳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是大方建投公司与贵州春晖公司签订的，现在车位和商铺由毕节森泰公司管理使用，所获取的收入应该通过中介机构评估后折抵原告应得工程款和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如有超出部分则属于原告不当得利。对《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合同虽然是杨琳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签订，但是不是杨琳的个人行为，是经当时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长江授权签订，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四川兴安公司承担，且根据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原告未完成工程，也未通过验收，以合同作为诉请工程款的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理由不充分，《补充协议》是该合同的附件，所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是该组无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由于该合同系复印件，对《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同时，即使该合同为真，也不具备关联性，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该《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是大方建投公司与贵州春晖公司之间就杜鹃广场及停车位的租赁，大方建投公司系出租人，并非原告主张的发包人。因此达不到原告证明目的。对原告所举的其余证据，由于建投公司并非合同当事人，就其真实性由法院予以审查，但该组证据都不具有关联性，达不到原告要求大方建投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证明目的。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其真实性应由合同的相对方确定，且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认证意见：1、对《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复印件。本院认为，《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合同相对方为大方建投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双方在发表质证意见时，虽未明确认可其真实性，但该份证据待证的事实已经本院作出（2017）黔0521民初3377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2、对《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复印件、大方县春晖百货超市区分项工程量清单、《委托书》、《补充协议》（2014年8月1日）复印件、《补充协议》（2014年8月19日）复印件、《协议》（2014年10月20日）复印件。本院认为，《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复印件，大方县春晖百货超市区分项工程量清单、《补充协议》（2014年8月1日）复印件、《补充协议》（2014年8月19日）复印件，上列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相对方均系贵州春晖公司或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合同和协议上有贵州春晖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授权代理人张进波的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印章，有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杨琳签名，合同和补充协议载明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庭审中杨琳作为合同相对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不持异议，贵州春晖公司亦未提出反驳意见，四川兴安公司虽然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并认为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伪造，但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列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协议》（2014年10月20日），系双方对杨琳向贵州春晖公司缴纳170万元保证金的退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的载明的内容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仅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委托书》载明的内容系贵州春晖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刚委托张进波与四川兴安公司大方分公司对涉案装修工程进行议价和签订合同，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与上述合同、补充协议上张进波的签名事实能够相互印证，对该份委托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但是，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能达到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拟证明被告大方建投公司作为业主和受益人，应就未付装修工程款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证明目的，对原告的该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第三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复印件、《补充协议》（2014年8月19日签订）复印件、《补充协议》（2014年12月25日签订）复印件，证明目的：1、根据合同第三条约定，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施工工程中应按比例借支工程款给原告，以保证装修施工顺利进行，但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未按约借款，导致工程被迫停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2、被告杨琳、张绪应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一起就向原告支付装修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理由是：同第二组证据中对《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的理由一致。从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看，甲方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合伙人是杨琳、张绪，乙方毕节森泰公司的合伙人李顺元、李玉林、胡登江。补充协议实际履行是由杨琳、张绪与原告方进行履行，而杨琳、张绪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和贵州春晖公司无关。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持异议，但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因为补充协议虽然注明甲方合股人是杨琳、张绪，其两人是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是基于合同说明双方是合伙人，所以杨琳、张绪虽然是合伙人，但是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合伙人李顺元、李玉林、胡登江代表的是毕节森泰公司。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同其合法性、关联性。理由是：《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明显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将其承包的杜鹃广场装饰装修工程整体转包给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该转包行为是违反了合同法第272条的规定，属非法转包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两份《补充协议》，作为该合同的从合同也应无效。因《内部施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且该工程未进行竣工验收，原告不得以无效合同条款为依据主张支付工程款。被告张绪并非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合股人，其仅是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促成合作的居间介绍人参加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受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负责人杨琳委托协助谈判，其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不应以此要求张绪承担连带责任。《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主体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并非张绪。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对该组证据的三性由法院依法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其三性由法院确认。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中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加盖了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与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杨琳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证据来源合法，四川兴安公司对证据的三性虽然持有异议，但未提供足以反驳的有效证据，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2014年8月19日签订《补充协议》，加盖了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的印章，贵州春晖公司的代表人张进波、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杨琳签名，且杨琳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该协议虽然未加盖任何印章，但从协议载明的内容分析，系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合同相对方各合伙人代表《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当事方就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变更达成新的协议，各方合伙人的行为应当视为对其所代表的公司行为的确认，且杨琳、张绪对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仅就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协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特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四组：《承诺书》（2015年2月13日）复印件、《承诺书》（2015年5月6日）复印件、《保证书》(2015年6月4日)复印件、项目开支汇总表（2015年6月4日）复印件。证明目的：经确认，各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工程款为6574477.00元。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质证意见是：对2015年2月13日承诺书，加盖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是伪造印章，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的真实意思，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对2015年5月6日承诺书、2015年6月4日保证书，因加盖的印章是伪造的，2015年4月1日四川兴安公司已经告示了贵州分公司印章作废的公告，因此，上列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客观性。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不管任何承诺书、保证书都要依照主合同执行。当时签订承诺书、保证书是为四川兴安公司代贵州春晖公司安抚施工人员，不作为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支付的依据，且承诺书与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无任何关联。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对2015年2月13日《承诺书》，该《承诺书》不是杨琳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作出的，所以达不到原告要求杨琳承担责任的目的。2015年5月6日《承诺书》是杨琳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作出的，但是法律后果应由四川兴安公司承担，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对《保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能作为决算的依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保证书》对于100万元的保证，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已经将停车场、门面经营管理使用多年，产生的租金远远大于涉案工程款。对于项目开支汇总表，所载明的涉案工程款6576477.00元，不能作为本案涉案工程决算的依据，因为该表上载明此单据数量及金额只能作为保证书用，与实际预决算无关。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注销以前所产生的民事行为、法律后果均应由总公司承担，因为涉案的合同、保证书、承诺书均是在2015年4月1日注销以前的民事法律行为。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该组证据均是《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从合同，因《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是非法转包的无效合同，因此，该承诺书及保证书也无效。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理由是：1、保证书属于无效合同。2、即使保证书有效，被告张绪作为保证人，其仅对春晖公司、兴安公司承诺支付给原告的100万元提供担保，保证期间为2015年6月20日起的6个月内，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张绪承担保证责任，张绪的保证责任已因期间届满而免除。3、保证书及汇总表已经注明，6574477.00元并不作为结算依据，仅是为签订保证书而使用，原告不得以此为依据主张工程款金额为6574477.00元。4、自2015年6月起，原告便已经将杜鹃广场门面及停车场占有并经营至今，其所得收益，也应在应付工程款内进行扣除。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大方建投公司非上述证据中的当事人，对证据三性由法院认证，但是证据达不到原告要求大方建投公司在承担支付责任的目的。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其三性由法院确认。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中的2015年2月13日的《承诺书》、2015年5月6日的《承诺书》、2015年6月4日《保证书》。本院认为，上列证据载明的内容，系相关当事人在涉案《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拖欠毕节森泰公司工程款未支付，而就如何支付的问题由贵州春晖公司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作出《承诺书》、《保证书》的各方当事人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对2015年2月13日的《承诺书》、2015年5月6日的《承诺书》、2015年6月4日《保证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对2015年6月4日的项目开支汇总表，该表载明的内容为大方县春晖百货室内外装饰工程材料类和人工工资部分的款项支付情况，加盖了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的印章，有张进波签名，有杨琳签署了：“按张绪签字内容执行”的意见，张绪在保证人栏签名，并注明：“此单据数量及金额只作为此保证书用与实际预决算无关”的内容，该份证据贵州春晖公司、杨琳对其真实性未予否认，张绪认可其真实性，该份证据能够与该组证据中2015年6月4日《保证书》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故2015年6月4日的项目开支汇总表具备证据的三性特征，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五组：《杜鹃广场装修装饰协议书》（2016年6月10日），证明：根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毕节振华公司应与其他被告一起，就向原告支付装修工程款6574477.00元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书中的乙方张绪、李玉林无权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且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早已经注销，签订的该协议无法约束贵州分公司。李玉林既是原告的合伙人，又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协议，所以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原告提供的与毕节振华公司签订的合同，证实四川兴安公司已经和毕节振华公司达成新的合同，与我公司无关。同时也能证实大方建投公司与毕节振华公司达成合同，贵州春晖公司已经把大方建投公司出租给我方的租赁物交回大方建投公司，所以应由大方建投公司与毕节振华公司承担责任。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甲方是毕节振华公司，乙方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字的是人是张绪、李玉林，而李玉林又是原告的合伙人，所以该协议不合法。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该合同不能作为原告追索工程款的依据。合同恰好证实涉案工程在杨琳不知晓的情况下转给毕节振华公司，因此杨琳不应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大方建投公司并非该协议书的当事人，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该证据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其三性由法院确认。 认证意见：《杜鹃广场装修装饰协议书》（2016年6月10日）系毕节振华公司作为甲方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该份协议加盖了毕节振华公司的印章，在乙方栏内：有张绪和案外人李玉林的签名。对该组证据，四川兴安公司、杨琳对三性均持有异议，张绪认可证据三性，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建投公司、大方海峰酒店认为与其无任何关联，三性由法院确认。本院认为，该份协议书的甲方毕节振华公司未到庭质证，但张绪作为协议乙方的签字方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份证据中载明作为甲方的毕节振华公司虽有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印章，但是作为乙方之一的张绪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该协议时系接受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授权而为，案外人李玉林在本案中亦无证据显示其系由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授权签订协议，故对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文件（川兴建[2011]032号《关于启用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通知》、《收条》、入黔省外企业从业资质核验表，证明：1、2011年11月10日，四川兴安公司启用了贵州分公司印章，并于当日将印章交于李长江弟弟李敬阳，印章的编号为5113010001092，且在印章上标注有本印章签订合同和赊欠材料无效。2、在2012年，我方在贵州省建设厅进行了入黔备案，备案的贵州分公司印章就是贵州分公司在黔使用的印章，同样标注了印章签订合同和赊欠材料无效。3、本案中所有的印章均与贵州分公司经营使用的印章不一致。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三性均持异议，达不到兴安公司的证明目的。文件系兴安公司自行制作，且文件上贵州分公司印章标注的内容与入黔省外企业从业资质核验表备案的公章上标注的内容不一致。说明兴安公司存在平时使用的与备案的公章不一样，兴安公司不能据此证明涉案相关合同或补充协议上兴安公司的印章为伪造印章。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贵州春晖公司质证意见与原告一致。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质证意见与原告方的一致。不能达到兴安公司的举证目的。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质证意见与原告方的一致。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兴安公司在入黔省外企业从业资质核验时启用的公章为尾号为1092，不能证明此后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未启用新的印章，达不到兴安公司的证明目的。从业资质核验表中在黔使用印鉴，财务专用公章与兴安公司所出示的通知中财务专用章不一致，因此，无法证明实际使用中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使用的印鉴均与其通知中印鉴一致。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三性由法院认定。 认证意见：本院认为，被告四川兴安公司提交的《关于启用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通知》川兴建[2011]032号文件，系四川兴安公司在设立贵州分公司时依照公司印章管理规定而作出，能够证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设立后启用印章的印模式样。署名为“李敬阳”出具的收条，能证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设立后，收到的贵州分公司印章的印模式样。入黔省外企业从业资质核验表，能够证明四川兴安公司在黔设立分公司并进行备案的事实，但在分支机构公章栏内加盖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其印模上体现的印章编号为：“5112010001092”，该编号与《关于启用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通知》和《收条》上印章印模上体现的编号“5113010001092”有差别，虽上列经启用或备案的印章印模与涉案合同或协议上加盖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印模有明显差异，但不足以排除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黔经营管理过程中另行启用新的印章的可能。因此，对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第二组：贵阳都市报、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证明目的：1、在贵州省范围内，兴安公司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伪造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冒用贵州分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工程，给四川兴安公司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故声明要求与本公司进行民事活动时，以与公司联系为准。2、四川兴安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便公告贵州分公司相关印章作废，并于2015年8月24日注销了贵州分公司。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贵阳都市报上刊登的公告无相应印模，且公告应是四川兴安公司为了注销其分公司而履行的程序性公告，公告的印章无效，也无法排除四川兴安公司是使用另行雕刻的印章来签署合同和相关文件，且涉案的大部分合同或协议均是形成于四川兴安公司公告之日前，该公告也不能否定之前作出的行为。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一致。四川兴安公司在2015年8月24日注销分公司之前分公司的民事行为应由总公司承担。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质证意见与杨琳的一致。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予以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三性由法院认定。 认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四川兴安公司公告印章作废和2015年8月24日注销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注销登记的事实，证据符合真实性、合法性特征，与本案待证具有关联性，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但是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四川兴安公司拟证明有单位和个人伪造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证明目的，对该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第三组：川兴建（2015）031号文件《关于伪造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等印章或冒用其名承揽工程的紧急报告》及快递详情单、（2015）033号文件《关于伪造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等印章或冒用其名承揽工程的紧急报告》及快递详情单，证明上述两份文件已经通过当场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向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毕节市房地产管理局送达，告知了建筑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在黔伪造兴安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印章，冒用兴安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名义承揽工程，并要求主管部门进行彻查。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质证意见是：对两份详情单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两份文件均持异议。即使真的有人冒用四川兴安公司的名义，也不等于本案当事人冒用，且应到公安机关报案，不是报备，所以不排除兴安公司是承揽了烂尾工程后，虚晃一枪。本案涉案工程是装修装饰工程，是否需要到住建部门报备，不一定是法定程序。本案立案到开庭已经久远，四川兴安公司如认为有伪造印章，有足够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一致。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一致。如四川兴安公司对其印章是伪造的，应该到公安机关报案，所以证据达不到四川兴安公司的证明目的。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与杨琳一致的。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该组证据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三性由法院认定。 认证意见：本院认为，上列证据系四川兴安公司自行制作，仅能证明四川兴安公司认为有单位或个人伪造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等印章或冒用其名承揽工程后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请求核查的事实，但无有权机关核查结论予以佐证确有单位或个人伪造印章或冒名承揽工程的事实。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未提交证据。 被告杨琳为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杨琳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目的：杨琳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身份。 到庭各方当事人对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均无异议。 认证意见：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符合证据的三性特征，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二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复印件，证明目的：1、杨琳代表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第三条约定工程款支付方式及其他事项。2、合同附件承诺书中有：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贵州竹园惠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大方县海峰大酒店承诺支付工程款并承担一切责任，充分证明了杨琳和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的事实。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属于有效合同。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是达不到杨琳要证明工程款需待工程完工后才支付的证明目的，也不能证明杨琳不应承担工程款的支付责任。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是贵州春晖公司与杨琳之间达成且履行的协议，伪造的印章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相关法律责任应由合同签订人杨琳与贵州春晖公司承担。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一致。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由于我方非该合同当事人，且证据证明目的与我方无关，对其三性由法院认定。但证据载明发包方系春晖公司，承包方系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恰好证明建投公司不应对原告承担支付责任。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对于该证据中的承诺书，是大方海峰酒店、贵州惠农公司、贵州天翊酒店共同对贵州春晖公司作出的承诺，承诺仅对贵州春晖公司发生效力。杨琳本人无权就此向大方海峰酒店主张任何权利。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由法院审查，与大方海峰酒店无任何关联。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与前述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提交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系同一证据，认证意见按前述。对作为《建筑装饰施工合同》附件的2014年8月1日由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出具的《承诺书》，本院认为，该承诺书系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为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在履行其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中，对支付工程款作出的担保行为，虽然承诺书上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未加盖印章，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贵州春晖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刚，该事实经本院（2017）黔0521民初1474号民事判决所确认，且周刚在该承诺书上加盖了法定代表人印章，视为其行为亦代表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故对该份承诺书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三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证明目的：杨琳代表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将建筑装饰工程转包给原告，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原告同意按杨琳与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充分证明了原告将杨琳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杨琳在本案中不应该承担责任，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杨琳的第一个证明目的。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与四川兴安公司对原告提交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质证意见一致，杨琳签订合同的行为是属于个人行为，无法代表四川兴安公司。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的一致。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与我方对原告提交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大方建投公司非该合同当事人，该证据证明目的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审定，与我方大方海峰酒店无事实及法律上的关系。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中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与原告提交质证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系同一证据，认证意见按前述。但该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杨琳拟证明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和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目的，因对合同效力和民事责任承担的判断，属于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的事项，故对被告杨琳提交的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第四组：《补充协议》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因为工程款拨款问题，经三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投资方所拨工程款直接拨付给原告，充分证明原告诉请支付工程款与杨琳没有关系。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达不到被告杨琳的证明目的。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上。补充一点：从协议上看，李顺元属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张进波属于春晖公司的法人代表，实际上，该行为属于个人合伙行为。对于是否该由公司参与，已经变更成立个人合伙行为。同时，投资方所付工程款直接拨给乙方即原告方，所以对工程款支付方式、责任承担已经转向了投资方和实际施工方即原告之间，是几方都认可的，所以四川兴安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与原告出具的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大方建投公司非该合同当事人，该证据证明目的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原告与其余被告已经就相关纠纷达成协议，明确了支付主体。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由法院审定，与大方海峰酒店无法律上的关系。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2014年12月25日由协议各方合伙人代表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同一证据，认证意见按前述。 第五组：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目的：杨琳在与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签订合同后，交付170万元的保证金（收据上只有150万元，有20万元是直接交到春晖公司），杨琳保留对该笔款项的追偿权。证据证实杨琳对涉案工程交付了170万元的保证金。本案中，如贵州春晖公司退出该工程，应由其直接返还给杨琳；如该款现在在大方建投公司，应由大方建投公司直接退还给杨琳。该两个公司有返还该笔保证金给杨琳的义务。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原告的诉求无关。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该收据从刚才杨琳的举证看，是其个人交纳的保证金，就说明了其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是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行为，且签订合同的履行、交纳保证金等相关权利义务四川兴安公司都不知情。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确实打了170万元给贵州春晖公司。后因贵州春晖公司经济出现问题，杨琳就叫毕节振华公司接盘，后面就和政府、大方建投公司对接。我方现在还有300万元保证金在建投公司。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我方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三性由法院认定。证据达不到杨琳证明目的。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关系。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春晖公司无异议。该证据载明的事项系杨琳在与春晖公司在履行相关合同过程中，依照约定交纳保证金的事实，春晖公司对该事实不持异议。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待证事实和实体处理结果无关联性。 第六组：借条2张，证明原告进场施工后，原告合股人李顺元以借条的形式向杨琳借款39万元，且杨琳为了保证原告能够顺利施工，又为原告垫付材料款（包括水泥、电缆等）11万元左右，合计支付原告50万元的事实。该款项不管以后由谁支付原告的工程款，都应该从原告应得的工程款中扣除50万元，且支付给杨琳。证据证明了杨琳在涉案工程前期除了交了保证金170万元外，还实际支付了工程资金50万元。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认可在对涉案工程施工过程中收到工程款50万元。但该50万元杨琳支付的是39万元，其余11万元是张绪支付的。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原告已经认可收到杨琳39万元，并非是收到我方款项，且我方并不知此项目也未投入任何款项及收到任何工程款，所以原告是认可其与杨林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所以四川兴安公司及分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我方无任何关联。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三性无异议。借条载明了杨琳将该笔钱支付，与我方无任何关系。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关。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系毕节森泰公司与杨琳在相关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毕节森泰公司认可收到杨琳支付的39万元，与借条载明的金额一致，故该组证据具备真实性和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对上列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第七组：工作联系函、协议、承诺书2份、广场门市客户处理情况，证明目的：春晖公司在不能退换杨琳170万元保证金及支付工程款情况下，自愿将向大方建投公司签订合同取得经营权的杜鹃广场及商业门面交给杨琳经营管理，而贵州春晖公司于2015年6月4日将杜鹃广场和所有门面的经营权交给原告经营，原告经营至今所得收入远远超过原告应该获得的工程款。工作联系函还证明经贵州春晖公司同意所欠的30万元不再交纳，故贵州春晖公司不能以杨琳没有交纳200万元保证金而不予退还170万元的保证金。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款的欠缺，杨琳多次请求贵州春晖公司退回170万元的保证金，但是贵州春晖公司因资金困难没有退还，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达成协议，春晖公司同意以170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计息给杨琳。因此，无论是贵州春晖公司，还是大方建投公司在退还保证金的情况下，还应支付利息。对承诺书补充证明目的，因为春晖公司资金困难，不能退还杨琳保证金，且还承诺把涉案门面的经营权交给原告公司处理，杨琳也将涉案门面的经营及停车场的使用权全部交给了原告。因此，原告所述的涉案工程款应扣除其多年来对门面、停车场的所得收益。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该组证据三性不持异议，但达不到被告春晖公司或杨琳已将涉案工程的相关门面的经营权移交给原告经营管理的证明目的。时至今日，原告并未获得任何对涉案工程相关门面的经营管理权，仅是因为装修工程款未结清，原告安排了四名工人在现场看守工地，对于该四名工人工资，由其自行收取到场地内停车的车主的停车费解决。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协议，没有加盖公司印章，属于杨琳的个人行为。剩余证据，根据原告上午举出的一份承诺书，支付100万元，与该承诺是相互印证的，合同的履行是杨琳与原告在履行。门市已经根据杨琳对原告承诺，交付给了原告方，收益可以经过司法鉴定确认，与我方无关。原告占用期间的各项收益确定后，应抵扣工程款。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杨琳的工人不听杨琳的话，杨琳找到我方协商，不交30万元保证金，我方同意，但是前提是工程要进行。后用门面的经营权来抵扣，我方不清楚。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对协议、工作联系函无异议。承诺书反而证明原告已将杜鹃广场门面及停车位占用经营至今，其收益应从所欠工程款内予以扣除。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三性由法院认定。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与大方海峰酒店无关。 认证意见：该组证据中的工作联系函和协议系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杨琳与贵州春晖公司就保证金缴纳事项和退还事项进行的约定，杨琳和贵州春晖公司均予以认可，故对该组证据中的工作联系函和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2015年4月24日由贵州春晖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分别作出的两份承诺书，系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在无力支付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工程款的情况下，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出承诺，承诺的内容是在约定2015年5月30日前的期限内不能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将杜鹃广场的经营权交由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自行处理，但贵州春晖公司对交付杜鹃广场经营权的事实予以否认，被告杨琳亦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对广场门面客户处理情况，虽然加盖由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但该份证据载明的内容指向不明，不满足证据的关联性特征，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被告张绪未提交证据。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未提交证据。 被告大方海峰酒店为支持抗辩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贵州春晖公司开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目的：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我公司是合法经营的。情况说明证明原贵州天翊酒店、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与贵州春晖公司签订的承诺书早就口头解除，现经贵州春晖公司出面确认，原承诺书对各方无法律约束力。 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无异议。对情况说明，原告不知晓大方海峰酒店与贵州春晖公司之间关于债务的承诺及约定，几被告之间承诺的效力请法院依法认定。 被告四川兴安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身份信息无异议。对情况说明，该说明属于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承担的一个约定，无法对抗债权人，同时说明中说到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工程款项，对四川兴安公司不具有约束力。 被告贵州春晖公司的质证意见是：贵州春晖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刚与大方海峰酒店的陈锋达成一致，同意将所有费用打入大方海峰酒店，所以出具情况说明。后陈锋没有得到费用，陈锋就口头与杨琳、张绪达成协议，大方海峰酒店已经与贵州春晖公司的担保解除，也得到其二人的同意。 被告杨琳的质证意见是：对身份信息无异议。对情况说明有异议，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贵州春晖公司与大方海峰酒店就是本案当事人，在立案后，其互相之间出具免除责任的证据，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贵州春晖公司无权单方解除其2014年8月1日与贵州天翊酒店、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对涉案工程款的担保。 被告张绪的质证意见是：同杨琳代理人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的质证意见是：对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无异议。但该情况说明与大方建投公司无关，其三性法院认定。 认证意见：对该组证据中的营业执照、身份证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贵州春晖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所作的情况说明，系贵州春晖公司单方面做出，未经受承诺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同意，且该承诺出自于本案诉讼期间，明显为应诉作准备，该承诺可能损害权利人的利益，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告毕节振华公司、贵州天翊酒店、贵州惠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 经审理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2月12日，以大方建投公司为甲方与贵州春晖公司为乙方签订《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租赁合同》（以下简称《杜鹃广场租赁合同》，由贵州春晖公司承租大方建投公司位于杜鹃广场的商铺及停车位用于商业贸易。《杜鹃广场租赁合同》第七条第1项约定：“租赁期间，乙方自行承担对租赁物的装修、维修和管理责任，装修设计方案由乙方报甲方审批后方可实施。”贵州春晖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承租物需要装修装饰，于2014年8月1日委托公司员工张进波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同日，以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为发包方（甲方）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承包方（乙方）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合同加盖了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和贵州春晖公司合同专用章，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代表人张进波和贵州春晖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刚分别签名和加盖私人印章，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杨琳签名。《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主要载明：“第一条工程概况……1.4施工工期：自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1月1日止，工期共150天（具体进场装修时间以甲方进场通知书时间为准，起算工期）。1.5承包方式：包工包料等统包方式。第二条工程价款2.1本工程为统包价，工程总价款为人民币壹仟壹佰伍拾万元（小写：11500000.00元）。2.2上述工程价款已包含乙方的人员费用、材料费用、管理费用、利润和税费等全部费用。2.3合同附预算清单，最后结算增减以预算清单为准。第三条工程款支付工程经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并移交甲方30日内支付乙方工程款60%，60日内支付工程款的20%，90日内支付15%，剩下5%作质保金，质保期满后30日内支付全部质保金给乙方。第四条施工保证金本合同签订后4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交纳施工保证金贰佰万元整（￥2,000,000.00元），乙方材料、人工进场。正常施工，施工工程量达到总工程量的30%报工程部审核后5日内退回乙方保证金100万元，施工工程量达到总工程量的50%报工程部审核后5日内退回乙方保证金100万元，保证金交纳后7日内如因甲方原因无法进场施工，甲方应退还保证金并承担乙方的损失。……第六条工程质量及验收6.1本工程以设计图纸、设计变更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等国家制定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6.2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及认可的材料施工工艺施工，如因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不合理而造成损失及返工费用由甲方承担。6.3工程竣工后，乙方应通知甲方验收，甲方自接到验收通知7日内组织验收，并办理验收、移交手续。如甲方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组织验收，需及时通知乙方，另订验收日期。若因乙方的原因造成甲方不予验收的，其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甲方原因15日内不进行验收，本工程视为合格。6.4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及损害，其返工费用及赔偿由乙方承担，工期不顺延。6.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乙双方办理工程移交手续，乙方将工程移交甲方。施工现场的安全责任在工程移交前由乙方负责，工程移交后由甲方负责。……第八条违约责任8.1因乙方原因逾期竣工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本合同金额的1‰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8.2工程移交后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甲方应按本合同金额的1‰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8.3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建筑装饰施工合同》附《大方县春晖百货超市区分项工程量清单》，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工程量清单上加盖印章。2014年8月1日，贵州春晖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就《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的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1》，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如资金困难，可向甲方借款，借款比例为完成实际工程量的80%，如因甲方不能如实借款由此造成的停工和损失由甲方负责。”2014年8月1日，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承诺书》（以下称《承诺书1》），载明：“承诺单位：贵州天翊酒店有限公司、贵州竹园惠农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海峰大酒店承诺内容：春晖百货有限公司与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装修工程合同，以上三家单位承诺如合同内付款方式未按合同执行，由以上三家公司共同承担支付并承担一切责任。”2014年8月19日，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就《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再次签订《补充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2》，约定：“……一、原合同第二条第三款应改为合同附预算清单，最后结算以预算清单为准，预算清单所列子项工程量增减按对应单价进行计算，预算清单未列的工程子项按甲乙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证的工程量及价格进行计算。二、第五条第二款补充为工程正式施工前或施工过程中，如甲方需求删减部分工程项目（内容）甲乙双方需签署《工程项目（内容）变更确认单，工程价款作相应扣减。但预算清单所列工程量的删减不能大于10%，删减大于预算清单所列数量的10%时则按预算清单所列数量计算。三、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生不在原合同所附预算清单之列的工程项目，甲乙双方现场定价并签证作结算依据，因此而造成的工期顺延。……。” 2014年8月18日，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发包方（甲方）和毕节森泰公司为承包方（乙方）双方签订《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以下主要条款：“第一条：工程概况1.1、工程名称：春晖百货1.2、工程地点：大方县红旗广场……1.5、承包方式：包工、包料统包式。第二条工程价款2.1、本工程为统包价，工程总价为人民币陆佰万元整。小写：6000000.00整。如有增减项，甲乙双方按原有的价目预算清单相同项目、相同单价进行计算，预算清单没有的项目双方协商定价，如果甲乙双方协商不成或甲方给出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乙方可以不做该子项，甲方另行找人施工该子项。2.2、上述工程价款以包含乙方人员费用，材料费用，利润和税费等全部费用。2.3、合同附预算清单，最终结算增减以预算清单为准。第三条工程款支付工程款拨付方式及验收按甲方与业主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施工途中如因乙方资金困难可向甲方借款，借款比例为实际完成工程量总价的80%。第三条（合同条款排序错误）工程施工及管理3.1、设计图纸由甲方提供，根据设计图纸向甲方出具《工程报价单》，乙方应按设计图和要求进行施工。3.2、工程正式施工前或施工过程中，如果甲方要求删减部分工程项目内容，甲乙双方签署《工程项目（内容）变更确认单》工程价款按预算清单和市场价格结算。3.3、施工过程中，甲方要求修改设计方案，在甲方提供书面修改方案后，乙方按修改方案进行施工，因此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如因此而造成的工程延误的，工期顺延。……第五条工程质量及验收5.1、本工程以设计图纸、设计变更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0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等国家制定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5.2、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施工图纸及认可的材料施工工艺施工，如因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不合理而造成损失及返工费用由甲方承担。5.3、工程竣工后，乙方应通知甲方验收，甲方自接到验收通知7日内组织验收，并办理验收、移交手续。如甲方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组织验收，需及时通知乙方，另订验收日期。若因乙方的原因造成甲方不予验收的，其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甲方原因15日内不进行验收，本工程视为合格。5.4、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及损害，其返工费用及赔偿由乙方承担，工期不顺延。5.5、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乙双方办理工程移交手续，乙方将工程移交甲方。施工现场的安全责任在工程移交前由乙方负责，工程移交后由甲方负责。……第七条违约责任7.1、因乙方原因逾期竣工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应按本合同金额的1‰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7.2、工程移交后甲方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甲方应按本合同金额的1‰每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7.3、本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该《内部施工承包合同》附《大方县春晖百货分项工程量清单》，加盖毕节森泰公司印章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杨琳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名并注明：“完成以上全部工程内容按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结算，其中含所有费用。”同时，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毕节森泰公司在2014年8月19日以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为甲方，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乙方签订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的《补充协议2》上加盖公章对《补充协议2》的内容进行确认。2014年12月25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合股人杨琳、张绪与毕节森泰公司合股人李顺元、李玉林、胡登江就《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以下称《补充协议3》，协议载明：“一、就贵州春晖百货公司，大方分公司原室内外装饰装修合同做如下补充：二、原合同签订方：四川兴安建筑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毕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三、甲方合股人：杨琳、张绪甲方无第三方合伙人乙方合股人：李顺元李玉林胡登江乙方无第四方合伙人四、补充内容如下：（1）本协议将原合同工程总价款由陆佰万元整增加到捌佰叁拾万元整，此价款为包干价，施工现场工程量不增不减，含税金。（2）原合同施工清单作废，乙方承担本商场实际用途所需的施工内容，但不包括投资方另行通知的增补施工内容和乙方已完成，但投资方要求变更的变更内容。（3）投资方另行通知的增补内容和变更内容的工程价款由投资方直接支付乙方，其税金由乙方承担。（4）甲方应遵守投资方、甲方、乙方三方共同商定，投资方所拨工程款，必须先满足乙方施工现场实际需要，由投资方直接拨付给乙方。（5）甲乙双方应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共同向投资方协商工期后延事项。（6）本补充协议特邀请投资方张进波，吴昊作为补充协议见证人。（7）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8）如有未尽事项，双方可再协商解决。（9）本协议一式七份，投资方两份，甲方两份，乙方三份。在该《补充协议3》上，张绪、杨琳在甲方栏内签名，李玉林、李顺元、胡登江在乙方栏内签名，张进波、吴昊在投资方见证人栏内签名。2015年2月13日，因工程款支付问题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承诺书》（以下称《承诺书2》，载明：“春晖百货向毕节森泰装饰公司承诺：今年18号前解决工人工资产值百分之四十，如不能支付，按每天伍仟元作为违约金，甲方能支付为止。”案外人李忠贤在在场人栏签名，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分别加盖了公司印章，吴昊在加盖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处签名。2015年5月6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承诺书》（以下称《承诺书3》），载明：“承诺内容我公司与毕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签订的大方春晖百货装修工程，自工程开工以来，据合同规定我公司应借支相应的工程款给贵公司，但因我公司资金困难，多次承诺借支相应工程款还都未能兑现。致使贵公司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造成工程停工，工人多次闹事，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及给贵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为此我公司现已积极想办法组织资金，为了工人不再闹事，给工人一个交待，现我公司郑重承诺：我公司在2015年5月30日前保证能够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给贵公司。如到时我公司不能支付相应的工程款项。我公司自愿将大方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承诺书所承诺的大方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杜鹃广场经营权内所有独立商业门面经营期限内的经营所有权交给毕节市森泰有限公司自由处理，（除部分已售部分，按甲乙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的平面布置图为准，并附租赁合同及相关手续）以质押方式质押给贵公司作为人工工资。如我公司在2015年5月30日前给贵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此承诺自动失效。”该承诺书上加盖了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和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杨琳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法定委托人栏内签名。2015年6月4日，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作为保证单位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保证书》，载明：“致毕节市森泰有限公司：因我公司（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合同人杨林、张旭）多次向贵公司承诺未兑现，导致贵公司对我公司诚信产生疑虑且以对贵公司经营及管理造成严重损失，现我公司和春晖有限公司作出如下保证：经三方确认未付工程款人民币大写：陆佰伍拾柒万肆仟肆佰柒拾柒元整（小写6574477.00元整）明细见《项目开支汇总》，我公司和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定于2015年6月20日支付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写：1000000.00元整）到期未付，我公司及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自愿将位于大方县大方镇红旗大道旁杜鹃广场的所有商业门面及停车场：（按施工图为准的一切处理权移交贵公司年限五年，使用期间，贵公司不向任何机构及个人支付任何费用，如有费用由我公司和春晖有限公司承担，我公司和春晖百货有限公司保证在2015年6月25日之前必须办理相关手续移交贵公司，如在2015年6月25日之前没办理，我公司和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自愿承担我公司和贵公司签订的总合同价的千分之三，作为给贵公司造成资金占用费及工人生活补贴（按每天计算）。贵公司同样有权将大方镇红旗大道旁杜鹃广场的所有商业门面及停车场自由处理，处理过程中，如有任何纠纷，一切责任和损失由我公司和春晖百货有限公司承担。”张绪在保证合同人栏签名捺印，并注明：“保证书上的金额与以后的实际预决算无关，只作此保证书使用。”杨琳在保证单位法定代表人栏签名捺印，并注明：“同意按张绪签字内容。待公章回来补盖。”张进波在加盖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处的保证单位法定代表人栏签名，吴昊在在场人栏签名捺印。该保证书附《项目开支汇总表》，加盖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和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张绪在保证人栏签名捺印，并注明：“此单据数量及金额只作为此保证书用与实际预决算无关。杨琳签名捺印，并注明：“按张绪签字内容执行。”张进波在加盖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印章处签名。涉案《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毕节森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顺元分别于2014年11月22日、2014年12月6日以借条的方式向杨琳借款39万元。涉案工程至法庭辩论终结前未完工，相关当事方亦未就已完成的工程进行决算。 另查明，四川兴安公司于2011年11月10日启用了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印章印模编号为：“5113010001092”。2012年9月26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进行入黔省外企业从业资质备案，印章印模编号为：“5112010001092”,涉案合同及相关材料加盖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印模编号为“5201030021775”。2015年8月24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注销登记。2015年9月26日，四川兴安公司向毕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毕节市房地产管理局提出紧急报告，以在贵州省毕节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伪造四川兴安公司及其分公司印章、项目部印章或冒用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或从事民事活动为由，请求进行彻查。 再查明，2016年6月10日，以毕节市振华实业有限公司为甲方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乙方签订一份《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协议书尾部在甲方栏内有毕节振华实业有限公司代表罗泽艳签名捺印并加盖公司印章，在乙方栏内有张绪签名捺印和案外人李玉林签名捺印。 综合原、被告的陈述、答辩及举证、质证、认证和法庭辩论的情况，围绕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1、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和与之相关联的补充协议、承诺书、保证书的性质及法律效力如何评判；2、原告请求支付工程款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确定和归责。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是在建筑物装修装饰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支付工程款事项发生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装修装饰工程合同纠纷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三级案由，故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调整。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首先应当对涉案合同的效力进行法律评价。 1、关于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和与之相关联的补充协议、承诺书、保证书的性质及法律效力如何评判的问题。 （1）关于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评判问题。四川兴安公司认为《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签订主体不具备相应资质，主体不合法，且并非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意思表示，该合同无法约束四川兴安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不具合法性。杨琳认为，合同系杨琳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不是杨琳的个人行为，而是贵州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长江授权签订，所产生的后果应当由四川兴安公司承担。本院认为，首先从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从合同签订主体来看，贵州春晖百货公司通过租赁行为取得大方县杜鹃广场及停车位的承租权，因经营需要对承租物进行装修装饰，遂以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名义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虽然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不是大方县杜鹃广场及停车位的承租人，但在案涉《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上有贵州春晖公司加盖的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周刚的法定代表人印鉴，应视为贵州春晖公司对其大方分公司签订合同行为的追认，应将贵州春晖公司作为涉案装饰工程的发包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系四川兴安公司在黔依法登记备案的分支机构，在其注销前有权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在贵州范围内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对外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产生的民事责任则由设立它的法人承担，故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以承包人身份与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分公司签订合同。本案中，杨琳虽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是基于授权委托，但从涉案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过程分析，不论是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及其相应的补充协议，以及后续签订的《内部施工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工程量清单等，均有杨琳签名或加盖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作为合同相对人的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分公司按照交易习惯有理由相信杨琳有权代理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其次，案涉《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符合合同要求的形式要件，从合同内容看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平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三，四川兴安公司提出四川兴安公司及其贵州分公司没有与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且《建筑装饰施工合同》上所加盖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系伪造的抗辩理由，但综合全案证据，虽然四川兴安公司提供了启用贵州分公司印章印模编号为“5113010001092”，但其在入黔从业资质备案时提供的印章印模编号为“5112010001092”，涉案合同和相关协议的编号印章编号又为“5201030021775”，上述三枚印章的编号均不相符，但四川兴安公司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编号为“5201030021775”的印章系伪造，不能排除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启用编号为“5201030021775”印章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因四川兴安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主张成立，其抗辩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涉案《建筑装饰施工合同》自成立时即具法律效力。根据该《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第十条第10.3项：“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商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约定，与《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关联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2014年8月1日，2014年8月19日签订的涉案《补充协议1》和《补充协议2》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合法有效。 （2）关于涉案《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评判问题。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认为，其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认为，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签订主体及内容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杨琳认为，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张绪认为，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承诺书、保证书均系无效合同。被告贵州春晖公司未明确发表意见。被告大方建投公司认为，本案存在挂靠和转包的事实，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应为无效。被告大方海峰酒店认为，涉案合同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承包涉案装修施工工程后，将总工程价款为11500000.00元的装饰装修工程整体以6000000.00元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双方签订《内部施工承包合同》，之后双方各合股人通过协商，又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将工程价款调整到8300000.00元。由此，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通过转包工程，在不履行《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不实施任何施工行为的情况下，如果合同顺利履行，便可轻松获利3200000.00元，该转包行为有违民事活动中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并且，该《内部施工承包合同》与涉案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高度一致，应当认定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贵州春晖公司处承包涉案工程后，又将涉案工程建设整体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的规定，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将承包的工程整体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施工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涉案《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涉案《内部施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与之关联的2014年12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3》亦属无效协议。被告四川兴安公司、张绪、大方建投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杨琳认为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有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关于涉案《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的效力评判问题。本案中，以被告毕节振华公司为甲方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乙方签订的《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的合同文本上虽有甲方代表罗泽艳签名捺印并加盖毕节振华公司印章，但在乙方处有被告张绪和案外人李玉林的签名捺印，但被告张绪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签字行为是基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授权所为，案外人李玉林系原告毕节森泰公司的股东，其亦无授权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因此，涉案《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应当视为一份成立未生效的合同。 （4）关于涉案的承诺书、保证书的性质和效力的评判问题。针对涉案的《承诺书1》，该承诺书是贵州春晖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的同日，由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共同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出的承诺，从承诺的书面和实质内容分析，虽然书面上以承诺书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应理解为保证书的性质，系对《建筑装饰施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对工程款项的支付为贵州春晖公司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出的保证，是具备担保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真实意思表示为当贵州春晖公司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支付工程款时，由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共同支付，并承担一切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面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作出承诺为贵州春晖公司所负债务共同承担支付责任的行为，视为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之间成立保证合同关系。针对《承诺书2》，系2015年2月13日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大方分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作出的，该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是贵州春晖公司拟向毕节森泰公司解决工人工资事项的允诺，但承诺书中表述的：“今年18号前解决工人工资产值40%”的承诺事项不明确，应视为无实际履行内容，故该份承诺只能作为一个曾经发生在贵州春晖公司及其分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之间的事实行为，与本案的实体处理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针对《承诺书3》，系2015年5月6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是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未按约定向毕节森泰公司借支相应的工程款，导致毕节森泰公司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造成工程停工，经双方协商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拟与2015年5月30日前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给毕节森泰公司以及到期不能支付的责任承担方式。该承诺书对承诺支付工程款的数额并不明确，亦应视为无实际履行内容，故该份承诺只能作为一个曾经发生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之间的事实行为，与本案的实体处理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针对《保证书》，该《保证书》是2015年6月4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作出的书面保证，从保证书载明的内容分析，系经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贵州春晖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确认，欠付毕节森泰公司的工程款为6574477.00元，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定于2015年6月20日支付1000000.00元，保证书还就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的法律后果进行了约定。该份保证书约定的内容具体明确，是协议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第三人利益，符合生效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因此，该保证书载明的内容应当视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贵州春晖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就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新的约定，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2、关于原告请求支付工程款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认为，案涉《建设装饰施工合同》、《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属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案涉装修工程应视为未经竣工验收合格，所以毕节森泰公司主张工程款无法律依据。被告杨琳认为，杨琳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后，向毕节森泰公司支付了50万元，但毕节森泰公司没有提供第三方机构对完成工程量的评估依据和应支付多少工程款的依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案涉工程尚未验收，未经过决算，所以原告起诉的工程款数额无证据支撑。被告张绪认为，本案建设施工合同无效，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前提是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本案中装修工程未竣工，达不到工程款支付条件，原告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被告贵州春晖公司认为涉案工程款的支付应当由大方建投公司和毕节振华公司支付。被告大方建投公司认为，大方建投公司仅是出租人，并非发包人，原告要求大方建投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案涉工程承包合同无效，工程未经验收，原告主张无事实依据。大方海峰酒店认为，大方海峰酒店不是适格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本院认为，案涉《内部施工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涉案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支付工程款的主张不满足法律规定的支付条件。但是，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向原告毕节森泰公司于2015年6月4日作出的书面保证，三方当事人对欠付毕节森泰公司的工程款为6574477.00元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还对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数额以及逾期不支付工程款的法律后果进行了保证，该保证书载明的内容应视为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就涉案工程款的支付达成新的协议，保证书载明的：“经三方确认未付工程款人民币大写：陆佰伍拾柒万肆仟肆佰柒拾柒元整，（小写：6574477元整）……。”的内容，应当视为当事方对毕节森泰公司已经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受原《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效力的影响，为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至今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仍未按照上述保证书中约定的内容向毕节森泰公司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亦未按照约定的内容向毕节森泰公司交付杜鹃广场的商业门面及停车场的使用权，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义务人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支付工程款6574477.00元的诉讼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规定，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义务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主张具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3、关于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应当如何确定和归责的问题。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认为，四川兴安公司不应当就本案工程款向毕节森泰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理由是本案中不管是《建设装饰施工合同》、《内部施工承包合同》虽表面上看盖有“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该印章系他人伪造，不能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同时，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并未享有合同权利（收取工程款），也未承担合同义务（投入资金、缴纳保证金等），而是由合同签订人员杨琳、张绪在享有，义务也是杨琳和张绪在履行（包括向发包方支付工程保证金，向毕节森泰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等）。且四川兴安公司并未与杨琳等人就挂靠形成合意，不存在借用资质的问题。被告杨琳认为，杨琳无资质承建工程，其行为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被告张绪认为，因内部施工合同及其从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应根据有效的案涉《建设装饰施工合同》确定，而被告张绪作为工程居间介绍人，并未实际参与工程建设，亦非《建设装饰施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张绪无需就该合同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张绪作为保证人于2015年6月4日签具的保证书作为《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该保证书属于无效合同，张绪无需依据该保证书承担保证责任。即使保证书有效，张绪作为保证人其保证范围为2015年6月20日被告贵州春晖百货及兴安公司应当支付原告森泰公司的100万元工程款，其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6月20日起六个月，原告森泰公司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张绪承担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经过而免除。因此，张绪不应在本案中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被告贵州春晖公司未就承担民事责任发表意见。被告大方建投公司认为，大方建投公司仅是出租人，并非发包人，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大方海峰酒店认为涉案合同与己无关，不应向原告方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本院认为，要正确识别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首先需要厘清涉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大方建投公司将大方县杜鹃广场的商铺及停车场以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出租给贵州春晖公司，大方建投公司与贵州春晖公司之间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大方建投公司系出租人，贵州春晖公司系承租人。贵州春晖公司在承租大方县杜鹃广场的商铺及停车场后，因经营需要对商铺及停车场进行装修，遂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建筑装饰施工合同》，贵州春晖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之间形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贵州春晖公司系发包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系承包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在承建贵州春晖公司发包的工程后，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将工程以签订《内部施工承包合同》的形式整体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故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为转包人，毕节森泰公司为实际施工人。被告杨琳在本案中，在案涉合同、补充协议、承诺书、保证书上均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代表人名义签名或签署意见，并向贵州春晖公司缴纳保证金和向毕节森泰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杨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系基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授权，四川兴安公司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合同、补充协议等文书上加盖的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系伪造。因此，应当认定被告杨琳在本案中并非是代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履行职务，而是借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名义与涉案关联当事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是案涉装修工程项目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被告杨琳在本案中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及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被告张绪自称在本案中系居间人，但从2014年12月25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6月4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的《保证书》载明的内容分析，应当认定张绪与杨琳系合伙关系。毕节振华公司虽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了一份《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但因该协议书缺乏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故毕节振华公司不是本案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主体。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基于2014年8月1日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是该保证合同关系中的债权人，贵州春晖公司是债务人，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是保证人。综上，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勘察、设计、施工合同。”的规定，本案中，贵州春晖公司作为案涉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场装修工程的发包人，应当根据双方签订的《建筑装饰施工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履行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在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承包案涉装修工程后，将工程违法转包给毕节森泰公司承建，虽然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与毕节森泰公司签订的《内部施工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但毕节森泰公司已经实际开展装修工程建设，且有的商铺已经投入使用，虽然工程未经竣工验收，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条件，但2015年6月4日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和贵州春晖公司向毕节森泰公司出具的《保证书》，本院认为该《保证书》载明的内容系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贵州春晖公司和毕节森泰公司之间就工程价款的支付方式达成新的协议，该协议的效力不受原《内部施工承包合同》效力的影响，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被告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贵州春晖公司应当共同向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履行支付工程价款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的规定，现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已经注销，其注销前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四川兴安公司承担。因此，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四川兴安公司承担支付工程价款的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的规定，被告四川兴安公司在承担支付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琳进行追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告张绪在本案中与被告杨琳系合伙关系，其在案涉保证书上的签字行为系代表杨琳而为，本案中张绪不是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主体，其称系涉案工程的居间人和保证书的保证人均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其在本案中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大方建投公司系案涉杜鹃广场商铺及停车位的物权所有人，并非涉案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人，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本案中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主体。被告毕节振华公司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的《杜鹃广场装修协议书》未发生法律效力，因此毕节振华公司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亦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主体。因此，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被告大方建投公司、毕节振华公司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基于2014年8月1日向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与四川兴安公司贵州分公司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而该《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对贵州春晖公司应向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为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被告贵州春晖公司和被告四川兴安公司向原告毕节森泰公司最后一次实质性保证支付工程款的时间是2015年6月20日，其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15年6月20日起的六个月内，原告毕节森泰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才提出请求由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承担保证责任，至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经经过，故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的保证责任因保证期间经过而免除。原告毕节森泰公司请求被告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大方海峰酒店承担连带支付工程价款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毕节振华公司、贵州天翊公司、贵州惠农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的规定，本案作缺席判决。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支付原告毕节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装修工程款6574477.00元。并从2015年6月20日起至工程款清偿完毕之日止，以6574477.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向原告毕节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支付利息； 二、被告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在承担连带支付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琳进行追偿； 三、驳回原告毕节市森泰装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7820.00元，由被告贵州春晖百货有限公司、四川兴安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如义务方不自动履行，权利方可于本判决指定的自动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的二年内向本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程 宏 人民陪审员  曾忠媛 人民陪审员  肖凤媛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涂绿兰 书 记 员  文 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