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泰中民四终字第00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玉生。委托代理人何冬生，江苏兴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春斌，江苏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三阳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常小平，主任。委托代理人李玉虎，江苏律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玉生与被上诉人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三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三阳村村委）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泰兴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泰虹民初字第045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周玉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原告周玉生诉称，1985年，原审原告经原泰兴市城西乡六甲村蒋塘生产队全体社员讨论同意，征得该队位于天星港边的5.67亩土地作为其塑料编织厂建厂之用，当时双方约定土地征用费400元／亩，合计2268元，此款由时任生产队会计的朱长贵接收。后原审原告即开始举借建设款，并陆续吸收了朱玉生、朱建明、殷圣国等三人入伙（负责人为原审原告）。1989年年底厂建成投产，后因歇业被工商部门依法注销。1992年到2002年期间，原审原告先是将厂房出租给殷圣国搞裱纸生产，最后租给永宁村张敏华养鸽子。行政村合并后，原审被告乘原审原告腿跌伤无法动弹之机，将讼争厂房及其附属暗箱操作给案外人使用。原审原告认为，讼争厂房及其附属水电等设施系原审原告投资兴建，其一砖一瓦、一梁一柱、管线机器等财产均归原审原告所有，原审被告擅自将原审原告投资建造的房屋等物交由他人使用，已阻却原审原告所有权能的行使。请求判令：1、确认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的房产及附属设施（前排七架梁房屋13间、后排九架梁房屋14间、发电平顶房2间、五架梁2间、围墙、变压器1台、厕所2座、水井1口）所有权归原审原告；2、原审被告停止侵害、返还原审原告上述财产，并赔偿原审原告已造成的损失90000元；3、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原审被告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三阳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是村集体所有，因此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约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底末，泰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2年11月3日颁发的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该企业住所地为原泰兴市城西乡六甲村蒋塘队，法定代表人为周玉生，经济性质为集体。1993年6月，该企业因“壹年以上无经营活动”被工商部门依法注销。嗣后，在未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六甲村村委会陆续将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的厂房、厂地对外进行出租。另查明，2007年8月7日，泰州市泰兴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一份，载明：“经查，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于1992年11月3日在我局注册登记，该企业多年来未参加年检，被依法注销。因档案管理不严，该企业档案现无法查阅。该企业注册登记内容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准。”再查明，周玉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起即担任原泰兴市城西乡六甲村支部书记等职务。2000年以来，因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厂房出租、债务等事宜，周玉生与泰兴市济川街道办事处三阳村村民委员会（原六甲村因行政区划调整已并入三阳村）发生诉讼及纠纷。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依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内容，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属于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或者村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由乡或者村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即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的财产应属于举办该企业的原泰兴市城西乡六甲村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现该企业早已被工商部门注销，在举办该企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未对该企业进行清算的基础上，并不能确定相关投资主体的实体权益。原审原告周玉生现主张其系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的投资人，并主张享有该企业的实体财产权益，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周玉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原审原告周玉生负担。上诉人周玉生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采用的工商局《证明》有误，1989年4月18日前，讼争企业在原泰兴县过船工商所就已登记注册为“泰兴县城西塑料编织厂”，1992年11月3日所行登记非“注册登记”，应为“变更登记”，当时的《企业年度检验办法》规定，未参加年检的法律后果为“吊销”非“注销”，“被依法注销”实无据可考，且原始登记注册内容，不能以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证明，故该《证明》在事实和法律上都经不起推敲，不得援引为据；2、一审所谓“经审理查明，六甲村村委会陆续将原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的厂房、场地对外进行出租”，叙述有误，与赵金华的出租协议，六甲村村委会是见证人，与钱和生签约时，签约主体和履约主体也与村委会无关，与张敏华签约期间为周玉生与村委会对外合作出租；3、一审忽视了周玉生除了支书身份，同时具有的编织厂法定代表人身份及其自身的自然人身份，还有一段时间其根本没有村支书身份，照样与外界发生着出租厂房的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原告等合伙人名义上以村作为企业的开办单位，冠以村集体名头，但实际上，村组织并不对该企业进行财产投资，也不实施管理，原审原告在一审中提供了“投资”方面的证据材料，但一审对此证据材料置若罔闻。2、本案确权纠纷系因双方对讼争企业经济性质存有分歧，归根结底属于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一般原则，结合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企业产权界定，不能完全抛开“注资”不谈，一审对“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根本不理涉“投资”的做法，不能让人折服，不管是当初注资，还是后来还债，原审被告的账册上均无所反映，编织厂的注册资本系由周玉生等合伙人筹集投入，而上诉人等是为了投资自己的厂，而不是为了村办厂。3、原审原告主张的“挂靠”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私营业主找集体挂靠属于众所周知毋庸证明的客观现实，这一历史时期的企业经济性质，不能仅依据营业执照判定，特别是就本案而言，企业登记材料无法查阅情况下，营业执照的证明力如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不能单独作为判断企业经济性质的依据。4、合伙人中还有人不是本村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二条，编织厂不是集体企业，而是我们三人的合伙企业。本案讼争的编织厂性质为乡镇企业，应当优先适用乡镇企业法来判定本案企业的权属性质，而不是一审所依据的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关于名为集体实为个人企业性质的认定，已经有相当多的法律作了详细的规定，但一审判决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企业条例》，在上位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却适用下位法，明显错误，即使一审引用的法条，也体现了所有制由举办人确定。三、一审审理极其不严肃，存在诸多违法之处。1、法律规定的审限为6个月，一审超期审判；2、第一次开庭中，主审法官说要到现场勘查，但后来变成组织双方调解，且调解只不过是双方到场草草了事，第二次开庭，传票时间为10点，法官让原审原告等到11：15，后来开到11：45草草休庭，庭审笔录中对原审原告方的有些话就以详见“书面”概括。3、原审原告为证明自己系企业出资人的主张，提供的所有证据，一审判决书中一个也没有讨论；4、当事人在2007年诉讼过程中所签订的协议，真实有效，被上诉人既言企业债权债务与其无关，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其自然不能对企业享有任何权利，2007年协议中的“周玉生原任职期间的债权债务与村无关”，所述债权债务指与外界发生的债权债务，包含周玉生任职期间因创办塑料编织厂对外产生的债权债务（2007年的官司本身就因塑料编织厂对外债权债务引发）。综上，一审判决依据的事实不清，援引法律不尊重社会历史的客观现实，且无视当事人间既约的存在，迳行下判，于法有悖，请求二审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答辩称：1、根据营业执照，讼争企业的属性为集体所有制，不管现在状态如何都改变不了其属性；2、上诉人在1997年才卸任支书一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上诉人只是经营人，代表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3、讼争的企业尚未进行清算，在未清算的情况下不能确认相关投资主体的实际权益；4、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供其实际投资的相关票据；5、2007年9月2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其第三条明确约定，双方余无瓜葛，就包括了本案在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的答辩，上诉人补充陈述：1、上诉人1995年卸任支书一职；2、上诉人没有义务保管20多年前的票据，我方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支持我们的主张，被上诉人应当保存票据，但其在一审中并未举证证明投资情况；3、2007年调解时，本案的确认权纠纷并不在双方当时的考虑范围。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1、委托放款协议书一份，证明一审中工商局《证明》实为变更登记；2、1992年元月29日泰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过船管理所对泰兴县城西塑料编织厂的年检收费票据，1992年12月13日的收据，1992年11月7日的进账单，1992年10月20日的销货发票，1992年10月22日的售印花报销专用凭证、企业登记（广告）费收据、泰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收款收据，各一份，用以证明一审所引用的工商局《证明》内容“该企业多年未参加年检”，与事实不符，其证明内容不应当采信；3、中共泰兴县委文件一份，证明用地的审批流程及诉争企业应承担的负担老百姓的有关费用（即上交所指的内容）。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质证认为：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本案的关键为企业的属性到底是什么，这才是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理由，因此该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庭后，上诉人周玉生向本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对朱笃生、朱长贵、丁玉章、张富仁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各一份；2、朱笃生出具的《证明》一份；3、朱东坤（朱冬坤）的收条复印件及手写的材料一份。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质证认为：1、四份调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联性；2、朱笃生的《证明》，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予认可；3、收条是复印件，不予认可，即使有原件，也与本案无关联性，书面材料系其自书，不予认可。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周玉生在二审中当庭提交的前两组证据材料，其陈述是从编织厂的账册里面抽出来的，账册原由当时的会计朱玉生保管，在1995年左右将账册交给上诉人周玉生保管，因朱玉生未出庭作证，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且该两组证据均反映的是企业成立后的经营等行为，与周玉生的待证事实即讼争企业的属性或投资主体缺乏关联性，故依法不予采信。关于中共泰兴县委的文件，亦不能证明讼争企业的属性或投资主体，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周玉生庭后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对朱长贵、丁玉章、张富仁的调查询问笔录以及朱笃生出具的《证明》在一审中均已提交，因该四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对朱笃生的调查询问笔录，系2015年1月6日何冬生（上诉人代理人）独自询问朱笃生所形成，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朱笃生本人亦未出庭作证，且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朱东坤（朱冬坤）的收条复印件不能证明讼争企业的投资主体为周玉生，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周玉生自行手写的材料系其对有关情况的单方陈述，且不能证明讼争企业的属性或投资主体，不予采信。关于工商局出具的《证明》，因该《证明》系工商机关依职权依法作出，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周玉生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其所提供的委托放款协议书、年检收费票据、收据、进账单、销货发票、售印花报销专用凭证、企业登记（广告）费收据、泰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收款收据等证据材料仅能证明企业成立后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无法据此材料认定企业成立前的投资人为周玉生，故此证据不足以反驳工商部门的证据内容，对此本院不予采信。1992年11月3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载明“企业名称：泰兴市城西塑料编织厂，住所：泰兴市城西乡六甲村蒋塘队，法定代表人：周玉生，经济性质：集体”，该证据材料系上诉人一方所提供，此外，上诉人提交的2007年9月10日的庭审笔录中，其陈述“第一组证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泰兴市工商局的证明，证明泰兴市城西编织厂为泰兴市六甲村所办，性质为村集体性质”、“第二组城西乡审计所对城西编织厂的审计报告，证明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原告1992年我把钱借给编织厂，由厂会计严有珍开的收据给我的”，该两份证据与工商局出具的《证明》相印证，根据这三份证据材料足以认定诉争企业为集体性质。另上诉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我打官司是因为第三人问我要钱，这个借款是我当时当支部书记为办厂借的钱，后来我打官司问村里要这笔钱”，既然周玉生认为该厂为自己所有，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厂所有的债权债务依法均应由自己自行承担，而周玉生却又通过诉讼的方式向村里要因办该厂所借的债务，表明周玉生明知此厂并非由自己所有，同时亦佐证了上诉人在2007年的其就讼争企业所借债务诉三阳村村委偿还借款、返还代垫款案件中认可讼争企业是集体所有，综合上述分析，并结合二审庭审中周玉生对该企业未进行过改制的陈述，足以认定一审法院确定讼争企业为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符合法律规定。2007年上诉人周玉生与被上诉人三阳村村委达成的调解协议中，第一条载明，考虑到周玉生为原六甲村村支部书记，对六甲村作出了较大贡献，三阳村村委自愿一次性补偿周玉生13000元，第二条“关于周玉生原任职期间的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今后双方不得再发生任何争议”，第三条“双方余无瓜葛”，此调解协议形成于周玉生对其就讼争企业所借债务诉三阳村村委偿还借款、返还代垫款案件撤诉之后，且13000元的款项已履行完毕，双方已就讼争企业事宜达成协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审原告享有该企业实体财产权益的主张，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一审审理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未能证明由此影响了案件的裁判结果，本院对此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周玉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元，由上诉人周玉生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惠平审 判 员  丁万志代理审判员  郑本香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郭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