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61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龙，男，1973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宸，江苏刘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端，女，197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栖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三，男，系丁端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闵澄翠，女，196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玄武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跃轩建材有限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388-5号。法定代表人：提卫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三，男，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原审第三人：南京海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在南京市栖霞区奋斗村。法定代表人：闵澄翠，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刘成龙因与被上诉人丁端、闵澄翠、南京跃轩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跃轩公司）、原审第三人南京海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派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3民55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成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雷、彭宸，被上诉人丁端及跃轩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戴荣三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闵澄翠及原审第三人海派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成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闵澄翠、丁端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12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利息（自2014年11月1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事实和理由：一、本案股权转让是海派公司原七名股东与闵澄翠、丁端达成的公司一揽子整体转让协议，转让方为公司原七名股东，受让方为闵澄翠、丁端，股权转让仅系整体转让环节之一。二、闵澄翠2013年11月12日出具的借条载明“此款系海派公司股权一次买断款”，证明刘成龙与闵澄翠、丁端达成股权转让价款为180万元的合意。三、2013年12月16日的补充协议证明本案系公司一揽子整体转让协议，该协议是对2013年11月12日借条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确认，并明确转让方是公司原七名股东，受让方是闵澄翠、丁端。四、工商登记档案中的七份股权转让协议形成时间是2013年11月12日下午，是在公司原七名股东与闵澄翠、丁端达成股权转让价款合意，并由闵澄翠、丁端出具借条之后，由双方至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是闵澄翠、丁端，此系双方达成一揽子转让协议后，受让方闵澄翠、丁端的内部分配登记。工商登记中，刘成龙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是丁端，而非闵澄翠。五、在双方达成股权转让的价款合意，签订了借条、补充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后，闵澄翠、丁端按确定的价款向转让方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价款。综上，一审法院将借条、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割裂，仅认定闵澄翠是股权受让方，显属错误。如仅由闵澄翠一人承担责任，与股权转让协议中受让方为丁端、补充协议中受让方为闵澄翠、丁端，及闵澄翠、丁端后续付款行为相矛盾。综上，本案股权转让的对象是闵澄翠、丁端，二人应对支付股权转让款承担不分份额的连带责任。丁端辩称，1.刘成龙主张本案是公司一揽子转让协议不属实，股权转让协议已在工商部门登记，丁端仅需支付该协议载明价款，不存在所谓整体转让和其他对价。2.闵澄翠于2013年11月22日出具借条的行为不能代表丁端，闵澄翠、刘成龙均未取得丁端授权，况且股权过户时丁端在场，刘成龙的股权受让人系丁端，但刘成龙并未要求丁端在借条上签字，而是由闵澄翠签字，说明借条不是丁端的意思表示。3.2013年12月16日补充协议可以证明本案并非公司一揽子整体转让，该协议只是提醒股权受让人注意海派公司对外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需要海派公司承担，并未载明一揽子收购和对价款，故该协议并不导致丁端需按借条向原股东承担责任。4.闵澄翠其后受高家贵之托支付的款项不能证明是股权转让款，系与此无关的债权债务关系。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闵澄翠未作答辩。跃轩公司辩称，案涉借条中跃轩公司的印章系闵澄翠私自加盖，且超过了担保期限，跃轩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海派公司未作陈述。刘成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闵澄翠、丁端支付股权转让款125万元、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利息；2.判令跃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闵澄翠、丁端、跃轩公司负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海派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324万元，原始股东为高家贵（高家贵后将股份转给其女儿高希）、周传宏、曹健、刘成龙、王琴、汪黎丽、刘成龙等七名自然人；高家贵时任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兴卫村党支部书记，其他股东多数为兴卫村工作人员。高家贵将海派公司股份转给高希后，高希持有海派公司83.3%的股份、持股金额为270万元，其他人共持有海派公司16.7%股份，其中周传宏持股金额10万元、曹健持股金额6万元、刘成龙持股金额8万元、王琴持股金额10万元、汪黎丽持股金额10万元、刘成龙持股金额10万元；刘成龙时为兴卫村工作人员。海派公司成立后开发了位于栖霞区兴卫村的兴都花园等“小产权房”，众多购房者通过海派公司（高家贵）的担保（担保方式为向银行支付保证金）而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和燕路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贷款购房，海派公司在光大银行开立了代收房款账户和普通账户，光大银行按照购房者委托将房款支付给海派公司，在购房者未按时偿还光大银行贷款时，由海派公司代偿至代收房款账户，光大银行进行扣收。光大银行在购房者贷款还清之后，释放出当年海派公司（高家贵）所交的保证金。后高家贵因涉及相关刑事案件被调查，在调查结束后移居加拿大生活，2013年时高家贵已经在加拿大生活。闵澄翠系案外人吴光明的妻子，丁端系案外人戴荣三的妻子；吴光明、戴荣三和高家贵相识多年，戴荣三和高家贵存在多年业务往来。戴荣三、吴光明和闵澄翠合作经营多种生意。海派公司开发的兴都花园等“小产权房”，因使用集体土地问题无法领取产权证，造成众多业主上访，产生不良社会后果。2013年时，海派公司已经没有房地产开发业务，也没有开展其他公司经营业务，但对于购房者未按时偿还光大银行的贷款，海派公司一直予以偿还。因海派公司债务、税务等纠纷存在，高希在其父亲离境后又系该公司的控股股东，高家贵决意让高希等人从海派公司股东行列中退出。就海派公司高希等七名股东退出事宜，经高家贵和戴荣三协商后达成一致，决定海派公司的原股东全部退出，由戴荣三指派人员接手担任新股东并处理海派公司的后续事宜。高家贵让高希具体经办海派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事宜，戴荣三则指派闵澄翠和丁端作为新股东。高希告诉刘成龙等其他股东，股本10万元的给200万元、8万元的给180万元、6万元的给160万元，刘成龙等人接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高希曾为刘成龙等其他股东的退出事宜和刘成龙等人谈过多次，刘成龙等人表示配合股权过户。2013年11月12日上午，高希安排刘成龙等5名股东（此时股东王琴有事尚未到场）和由戴荣三安排的闵澄翠、丁端到南京市栖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栖霞工商局）准备办理股权变更手续，此时双方方才相识；因高希答应给刘成龙等人的款项如何兑现没有手续，刘成龙等人不愿意办理股权过户手续，闵澄翠了解后带领刘成龙等人到跃轩公司位于栖霞区马群街道的办公场所。闵澄翠和戴荣三电话取得联系后，戴荣三确认高家贵将会通过其在一年内向刘成龙等人支付该款项，闵澄翠在得到该确认后让会计在电脑上按刘成龙要求打印好格式化的借条，借条载明“今借到人民币：贰佰万元整，￥1800000.00（此款系海派公司股权一次买断款项，此款无息，壹年之内全额归还），如逾期按人民银行利率四倍支付利息”，闵澄翠在借条上留白处手书了“刘成龙”并在借款人处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时间；同时闵澄翠加盖跃轩公司（注：时任法定代表人为戴荣三、闵澄翠系财务负责人）公章进行担保。闵澄翠也向其他股东出具了相似内容的借条，只是金额有所不同；因王琴当时有事尚未到场，闵澄翠未向王琴出具借条；刘成龙等人没有要求丁端在借条上签名。刘成龙等人取得借条后和闵澄翠、丁端又回到栖霞工商局继续办理股权过户事宜，此时王琴到场，在栖霞工商局双方在打印好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上签字，完成全部的股权转让手续；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分配计划，高希将其名下的270万元股份转让至闵澄翠名下、其他六人名下的股份均转让至丁端名下。刘成龙和丁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刘成龙持有的海派公司8万元股份以8万元价格转让给丁端，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受让人丁端向转让人刘成龙全额支付。2013年11月13日，栖霞工商局向海派公司发出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准予海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变更。自此，闵澄翠担任海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成龙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发现该协议上存在错别字和股权转让未了事宜，于是海派公司的原股东起草了补充协议，协议的甲方为转让方即原股东、乙方为受让方即闵澄翠和丁端，双方就2013年11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一、对于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权力义务转让”应为“权利义务转让”，实际转让的权利义务以本补充协议为准；二、公司所有的债务、税务及今后为老百姓房屋办理两证及工程结算应付款项，以及欠兴卫村2000万元人民币，及其他一切事务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涉；三、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一致；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补充协议由刘成龙等人交由闵澄翠和丁端签名后，2013年12月16日，刘成龙等人到江苏达富田混凝土有限公司处（注：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戴荣三）在吴光明交回的补充协议上签上了各自的姓名。上述协议签订后，闵澄翠按戴荣三指示于2015年2月9日转账支付刘成龙45万元、于2016年2月支付刘成龙10万元，共计支付刘成龙55万元，余款125万元刘成龙多次向戴荣三索要未果。闵澄翠成为海派公司法定代表人后，海派公司继续对于购房者未按时偿还光大银行的贷款进行代偿，自2013年11月之后至今代偿约300万元，其间也有购房者汇款至该代收房款账户用于偿还贷款。丁端一审提交由闵澄翠起草的抬头为海派公司的承诺书一份，内容为“鉴于2013年11月12日，由贵公司向周传宏、汪黎丽、曹健、刘成龙、刘成龙、高希、王琴出具的借条，合计人民币壹仟壹佰肆拾万元，如果原大股东高希有其他的分配方案，此借条作废，并将贵公司原拥有的股权恢复到上述人员名下，特此承诺。”周传宏、汪黎丽、曹健、刘成龙、刘成龙五人在承诺人处签名，闵澄翠填写了时间“2013.11.12”。闵澄翠陈述该承诺书的形成过程是：闵澄翠向刘成龙等人出具了借条，但又担心高家贵不付款，本想书写高家贵不付款时借条作废，但刘成龙等人是不会签字的，故写成高家贵的女儿高希有其他分配方案时借条作废，并将公司股权恢复到原股东名下；金额1125万元是除去高希之外其他六个人的借条金额总和。闵澄翠和丁端均据此证明双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受让人，闵澄翠所书写的借条款项中的金额系高家贵支付给刘成龙等人的款项，现高家贵没有支付该款，其也没有义务支付。刘成龙等人表示不清楚何时签署过该承诺书，且按照该承诺书，高希没有给刘成龙等人新的分配方案，所以闵澄翠出具的借条没有作废。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1.本案的案由是什么。刘成龙认为其将股权作价180万元转让给闵澄翠和丁端二人，本案的案由应是股权转让纠纷；闵澄翠认为高家贵承诺给刘成龙补偿款180万元，其是代高家贵支付刘成龙款项，现高家贵没有付款，故闵澄翠也没有义务再行付款，海派公司的股权从原股东过户到现股东名下，只是为了帮助高家贵解困，双方的纠纷不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认为，高家贵因海派公司的经营问题决意将海派公司的股东全部退出并由戴荣三出面接盘，高家贵和戴荣三达成了一致后，高家贵让其女儿高希和其他股东商量，高希答应股本金10万元的给付200万元、8万元的给付180万元、6万元的给付160万元，刘成龙等股东予以接受，此举应认定为刘成龙等人在股权转让对价上和高希达成一致；然海派公司的股权价值并没有进行评估，且海派公司当时处于债务和税务纠纷中，还要代未正常还房贷者偿还按揭房款，以及为众多购房者购买“小产权房”办理两证手续等，作为一名正常人，如接受如此之高溢价的股权、成为一个麻烦不断的公司的股东一定会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对于戴荣三这样的商人而言，更是如此，戴荣三在如此情形下愿意接手，合理的解释是高家贵和戴荣三之间存在某种交易；戴荣三愿意接手意味着认可高希和刘成龙等人达成的对价。刘成龙在转让股权前并不知道股权要转让给谁，其之前和丁端、闵澄翠也未曾见面，其只知道在高希的安排下将海派公司的股权转让出去，其能够得到高希答应的180万元。2013年11月12日上午，在双方约好的情形下，闵澄翠、丁端和刘成龙等人到栖霞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刘成龙因未取得180万元的债权凭证而不同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于是双方到跃轩公司办理债权凭证手续，闵澄翠在得到戴荣三的确认即高家贵将在一年内给予上述款项后，向刘成龙出具了借条，表明借到刘成龙180万元，并表明该借款180万元是海派公司股权买断款项。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成龙因股权转让和对方形成纠纷，本案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2.刘成龙股权转让的对象是谁。刘成龙是在高希的安排下将其持有的海派公司的股权转让出去并会得到180万元对价，从而退出海派公司股东行列；至于刘成龙股权转让给谁，其并不关心，这和正常的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明显的区别。2013年11月12日在闵澄翠出具好借条之后，双方又回到栖霞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此时刘成龙和丁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刘成龙对其名下股权进行变更，完成高家贵和戴荣三之间达成的协议。从形式上看，刘成龙的股权转让给了丁端，形式上也体现了8万元股金对价为8万元，该8万元的对价不是真实的，对价是由闵澄翠支付180万元且由跃轩公司进行担保，但刘成龙和丁端之间没有支付180万元对价的合意。3.刘成龙的主张是否应该支持。刘成龙主张闵澄翠支付125万元，有闵澄翠出具的借条为证，闵澄翠在出具借条后归还了55万元给刘成龙，尚有125万元未还，闵澄翠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至于高家贵是否按约将款项支付给戴荣三，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刘成龙无关。刘成龙主张闵澄翠支付125万元、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24%为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成龙主张丁端支付125万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因刘成龙和丁端没有股权转让支付180万元对价的合意，刘成龙的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刘成龙主张跃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跃轩公司在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盖章，没有约定担保期限，应依法认定其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2013年11月12日闵澄翠出具的借条中约定借款180万元在一年内全部归还，即到2014年11月11日前归还，跃轩公司的担保期限自2014年11月12日开始，到2015年5月11日结束；刘成龙在跃轩公司担保期限内未主张权利，跃轩公司的担保责任得以免除，故刘成龙主张跃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闵澄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成龙股权转让款125万元、自2014年1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刘成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闵澄翠负担（此款刘成龙已预交，闵澄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成龙）。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丁端、跃轩公司无异议，刘成龙提出以下异议：1.一审认定闵澄翠出具借条的背景是戴荣三向闵澄翠确认高家贵将通过戴荣三在一年内向刘成龙等支付款项，缺乏证据证明，刘成龙亦不知情；2.不认可丁端一审提交的承诺书内容，其中刘成龙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刘成龙二审陈述：丁端丈夫戴荣三曾向其支付现金10万元；在案涉股权转让前，高家贵曾打电话给刘成龙等，要求刘成龙等退出，由其支付相应款项，但当时并未指定接手人，丁端、闵澄翠均系高家贵安排，刘成龙等此前并不认识二人；刘成龙可获得180万元系由高希告知。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丁端是否应与闵澄翠共同承担给付刘成龙所主张股权转让价款的责任。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刘成龙主张丁端应就案涉股权转让款与闵澄翠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应就该主张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成龙提出该主张系基于借条、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及后续付款行为，但首先，借条系由闵澄翠出具，丁端并未签字确认，且丁端当时在场，刘成龙并未要求丁端在借条上签名，其现据此主张丁端应就讼争股权转让款承担给付责任，于法无据。其次，丁端虽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讼争股权亦由刘成龙名下变更登记至丁端名下，但刘成龙二审认可其股权转让系与高家贵协商、由高家贵安排，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及股权变更登记前，其未见过丁端，亦不知晓其股权将由何人接手，故丁端系在高家贵安排下受让讼争股权，且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8万元，刘成龙已经收取的款项金额已超过8万元，其亦认可丁端丈夫戴荣三曾向其支付过10万元，而双方并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丁端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人、讼争股权登记的所有权人，即使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也已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刘成龙据此主张丁端应支付股权转让款125万元，依据不足。再次，补充协议约定海派公司所有债务、税务及房屋办证、应付工程款等事项由闵澄翠、丁端承担，并未约定案涉借条中所载款项应由丁端与闵澄翠共同给付。最后，虽然丁端是经高家贵安排受让讼争股权，但除此之外，并无证据证明高家贵同时安排丁端就高家贵、高希与刘成龙协商确认的股权转让款承担支付责任，亦无证据证明刘成龙已收取的55万元款项全部系由丁端支付，故刘成龙以付款行为主张丁端支付讼争款项，依据不足。因此，刘成龙主张丁端应就案涉股权转让款与闵澄翠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成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刘成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阿珍审判员  王方方审判员  徐岩岩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陈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