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606民初4002号原告:郝同生，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个体业主，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华，湖北创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施俊，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汉族，襄阳市人，个体业主，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永生，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郝同生与被告施俊确认合伙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郝同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2、对合伙期间的事务、账目进行清算，并按出资比例对经营收入进行分配；3、被告负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郝同生放弃了对合伙期间的事务、账目进行清算，并按出资比例对经营收入进行分配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27日，原、被告合伙共同与襄阳环城粮油储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伙租赁该公司的房屋和场地，共同经营使用。租赁合同签订后，双方口头约定，共同合伙出资对租赁场地内的危房进行拆除重建、并在租赁场地新建房屋用于经营活动。原告负责办理相关手续、联系施工人员、组织建房施工等合伙事务。房屋建成后，经湖北中旭房地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旭公司）认定：建房各项投资70.3519万元，其中被告投资11.5万元，占出资比例的16.35%，剩余部分由原告投资，占出资比例的83.65%。随后，原、被告将新建房屋转租给他人经营使用，向租赁经营者收取租金，双方共同或分别均向租赁经营者收取过租金，数额以各自出具的收据为凭证。目前双方因合伙前期各自投资以及后期经营获取的收入、支出及分配事项产生争议，不能协商一致，为维护双方利益，特诉至法院。被告施俊辩称：1、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比较模糊，租赁合同最初是我签的，房租、押金也是我交的，原告拿我签的租赁合同把他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了，存在欺骗性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2、原告的投资、垫资与我所确认的不一致，同意法庭对原告实际的投资、垫资进行核算；3、我的投资不止11.5万元，还有房屋装修、天然气及后期投入的购置餐饮的投资都是我个人投资；4、原告请求没有依据，被告不应承担本案诉讼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确认如下：2014年3月17日，原告郝同生（乙方）、被告施俊（乙方）与粮油公司（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1、甲方将位于人民西路施营粮店院内西平房、后院房屋三间及院内空地租给乙方使用，每年租金3.3万元，押金1万元；2、房屋租赁时间为2014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租赁期为五年，租金每年按5%递增，合同期满后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续租。该合同粮油公司加盖了公章，郝同生、施俊均予以了签名。此后，郝同生、施俊共同对租赁房屋进行了改建，具体由郝同生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因缺少资金，案外人张建荣投资12万元现金、石某投资8万元实物。房屋改建完毕后对外出租，郝同生、施俊均收取过租金，且均向粮油公司缴纳过房租。其中，施俊向粮油公司缴纳了2014年至2015房租33000元、押金10000元；2015年至2016年房租34650元；2016年至2017年房租36400元。郝同生向粮油公司缴纳了2017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房租38220元。张建荣作为证人在我院开庭时陈述，2014年6、7月份，郝同生说有块地给施俊建房，要我入股，当时我说让他和施俊说好后我再入股，之后看到郝同生、施俊与粮油公司签的合同后我才投的钱，分五次共计投资12万元，郝同生给我出的收据，证明施俊认可我投资合伙建房，我投资的钱是与郝同生、施俊二人共同合伙。石某作为证人在我院开庭时陈述，当时合伙把实物放到施俊处，我、施俊、郝同生三人一起投资说不超过30万元，我才把我现有的实物投资进去，后来协商无论任何收入支出都由我们三人每人签个字，实物投资在施俊处，后来转租出去收租金，证明我、施俊、郝同生三人2014年6月份是合伙关系，改建房屋做酒店，后来转租给别人，最后我与施俊、张建荣签的协议。本院对粮油公司留存的《房屋租赁合同》进行调查，粮油公司留存合同上有郝同生、施俊的签名。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归纳如下:郝同生向本院提交了中旭公司的《评估报告》一份，证明建房各项投资合计70.3519万元。对此施俊不认可，认为系郝同生单方进行的评估。郝同生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5月21日，郝同生向襄阳市危房鉴定所提交的《鉴定申请》一份，该申请郝同生在申请人处予以了签名，粮油公司在产权人处加盖了公章。证明其与施俊是合伙租赁关系。施俊认为不能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郝同生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10月17日，郝同生与案外人邓建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与施俊共同对外租赁房屋，从事经营活动。施俊认为系邓建桥误认为郝同生是投资方才签订的租赁合同。郝同生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12月1日，郝同生、施俊共同与案外人鄢再朝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与施俊共同对外租赁房屋，从事经营活动。施俊认为系虚假协议，原件在施俊手里，无郝同生的签名。施俊举证证明其共计投资27.1694万元（包括郝同生认可的11.5万元）。郝同生认可其中的18.735万元。施俊向本院提交了2017年4月19日，施俊、张某、石某签订的《合伙股份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主要约定：根据2014年3月17日，施俊、郝同生与粮油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依据，合伙人决定改建房屋，合同签订后，因为郝同生无资金投入，郝同生找到张某投资入股，与施俊和石某合伙将这块地及门面建好，由此认定郝同生仅为张某的代理人，并无资金投入，张某为实际投资人，股东股份占有人为，1、施俊实际投入现金27.17万元；2、张某实际投入现金12万元；3、石某实物投资8万元。对该协议郝同生认为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没有关联。施俊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8月17日，石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4年3月施俊经与粮油公司多次协商，于2014年3月17日与该公司单独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向粮油公司缴纳了押金及首年房租。在随后的院子改造及建设过程中，为方便办理各项手续，施俊出于全盘考虑，同意在合同上都加上郝同生的名字，王某在征得施俊意见后又为郝同生出具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并加盖了粮油公司的公章，王某当着施俊、郝同生的面特别指出，此合同只作为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使用。该情况说明石某予以了签名并捺印。郝同生认为石某的陈述为虚假陈述。施俊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8月20日，粮油公司的经办人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4年3月份，粮油公司与施俊经多次协商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收取施俊交来的押金及首年租金，在随后的改造、建设升级中郝同生要求在原合同上加上他的名字，说是施俊同意由他出面办理相关手续用，当时我没同意，几天后他俩商量好后，一起来公司找我，我重新签订了一份由施俊、郝同生一起签字的《房屋租赁合同》。该情况说明王某予以了签名、粮油公司加盖了公章。郝同生认为王某的陈述为虚假陈述，并认为王毅的个人证言不能代表粮油公司。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合伙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经营、共同劳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原告郝同生、被告施俊共同与粮油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此后，郝同生、施俊共同对租赁房屋进行了改建，具体由郝同生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因缺少资金，案外人张某投资12万元、石某投资8万元实物，房屋改建完成后共同对外出租，郝同生、施俊分别收取过租金，并分别向粮油公司缴纳过租金，审理中张某、石某作为证人当庭均认可与郝同生系合伙关系，虽然郝同生与施俊未签订合伙协议，但从郝同生参与施工、参与租赁、并收取租赁费、缴纳租金等综合判断分析，郝同生与施俊之间形成了合伙关系。施俊辩称，租赁合同最初是我签的，房租押金也是我交的，原告拿我签的租赁合同把他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了，存在欺骗性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经本院调查及施俊自己提供的证据均证明《房屋租赁合同》上郝同生的签名系经施俊本人同意才加上的，不存在欺骗行为，可以认定郝同生、施俊共同与粮油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至于是否仅作为郝同生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使用，《房屋租赁合同》中对此并无约定，仅有证人石某于庭审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陈述“王某当着施俊、郝同生的面指出，此合同只作为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使用”，但王某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对此并没有具体肯定的陈述，且证人石某在本院庭审中明确陈述与施俊、郝同生2014年6月份是合伙关系，故施俊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原告郝同生诉请合法，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郝同生与被告施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施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红文审 判 员  柳华梅人民陪审员  刘 宁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李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