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渝0118行初125号原告钟运军，男，1973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永川区。委托代理人赵开桦，重庆市永川区大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汇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3830093366863。法定代表人文波，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显昆，男，1969年11月5日出生，汉族，系该局干部，住重庆市永川区。原告钟运军诉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要求撤销结婚证一案，于2018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8年8月1日向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经审查认为取得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的“吕晓凤”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因“吕晓凤”婚姻登记身份信息虚假，其真实身份信息不清，无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钟运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开桦、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的委托代理人徐显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于2004年6月17日根据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提交的结婚登记申请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为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办理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原告钟运军诉称，原告于1998年3月经人介绍与吕晓凤相识，2002年8月2日生育一子，2004年6月17日登记结婚。婚后一起共同生活了两年，2004年8月15日下午，吕晓凤叫来一男子将原告打伤后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后来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请求，才知道吕晓凤与原告办理结婚登记时使用的身份信息是虚假信息，在公安机关都无法查到吕晓凤真实身份。由此可见被告在办理原告与吕晓凤结婚登记时未尽到审查义务。为此，根据《婚姻法》及相关规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办理的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原告钟运军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结婚证。证明被告经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申请，并经审查为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进行了结婚登记并颁发了结婚证。2、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大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经公安机关在人口信息网上核查，无吕晓凤的户口信息。3、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德胜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吕晓凤于2006年7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辩称，一、原告钟运军提出撤销2004年6月17日其与吕晓凤的结婚登记没有法律依据，且他们的婚姻不是因胁迫结婚而可给予撤销的婚姻。其理由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四十六条：受胁迫结婚的婚姻当事人，可以向原办理该结婚登记的机关请求撤销婚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综上所述，婚姻登记机关依法为原告钟运军、吕晓凤办理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是合法、有效的，根本不具有原告诉讼提出的撤销婚姻的条件。二、2004年6月17日重庆市永川市大安镇人民政府（现为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办事处）严格按照法定要求和法定程序，对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要求结婚而作出的登记并发给结婚证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法律法规依据，登记程序合法、结果有效。其理由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二）《婚姻登记条例》第四条：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三）《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五条：婚姻登记管辖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在2009年9月1日以前，原永川市大安镇人民政府是办理双方或者一方常住户口在本镇的内地居民之间的婚姻登记的合法机关，有职责对本辖区内包括原告在内的居民进行结婚登记。（四）《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二十九条：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应当提交本人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薄。因故不能提交身份证的可以出具有效的临时身份证。原永川市大安镇人民政府按规定及要求严格审查了结婚当事人原告钟运军、吕晓凤申请结婚登记时所提交的相应证件、证明材料，并按法定程序进行了登记，发给了结婚证。三、原告钟运军应对自己的结婚登记行为负责，而不应由婚姻登记机关来担责。（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第十八条：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自行步入婚姻登记机关，独立完成一系列问答和表格填写、签名并按指纹，其完全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钟运军在行政起诉状中称：“其与吕晓凤于1998年3月经人介绍相识，2002年8月2日生育一子，2004年6月17日登记结婚，2004年8月15日下午被吕晓凤叫来一男子打伤后吕晓凤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由此，原告钟运军认为是吕晓凤使用的虚假信息与其登记结婚，而被告在受理时未尽到审查义务。被告认为：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从认识到2002年生子、再到2004年6月登记结婚、2004年8月吕晓凤离家，在这近7年的时间里，原告钟运军对吕晓凤的真实情况应是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和了解的，且他们共同生育一子，夫妻间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而原告钟运军在行政起诉状中称：“2004年8月15日原告被吕晓凤叫来的一名男子打伤后吕晓凤离家，从此杳无音讯。”吕晓凤离家至今有近14年的时间，虽然原告钟运军提供了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大安派出所出具的“经人口信息网上核查，无身份证号码为340823730816126的吕晓凤户口信息”的证明，但这一证明并不能证明吕晓凤这个人真实的不存在，可能吕晓凤出于某种原因而申请将个人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改。由此，原告不能因为查找不到吕晓凤其人，并以其结婚登记时提交的虚假证件信息为由而申请撤销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对此，原告钟运军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据不充分，其诉求主张不能得到支持。四、婚姻登记机关对申请结婚当事人身份、提交证件等的审查是形式上的审查而非实质性审查。《婚姻法》及相关婚姻登记的规定，结婚当事人需要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本人无配偶[未婚、离婚证或法院生效司法文书、配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等材料，且申请结婚当事人双方必须亲自到一方当事人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才能办理结婚登记。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婚姻登记员在询问当事人的结婚意愿的同时，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声明主要采用形式审查的方式进行审查。其理由：一是法律法规规定了婚姻登记审查的形式要件和审查要求。《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规范》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并提供相关的证件、证明材料、签字声明、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等四个方面的形式要件，这足以说明婚姻登记对当事人的这些形式要件的审查是形式审查。二是婚姻登记是行政确认，完全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结婚的权利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是行政机关和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通过确定证明等方式决定当事人婚姻法律地位的，既不可能附加期限，也不可能附加条件，无须对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之后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除受胁迫的婚姻外，不可撤回依法办理的婚姻登记。三是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其法律责任自负。我国民法早已确定了意识自治、法律责任自负的基本原则。在婚姻登记中，“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中的诸多事项均由当事人亲自填写，且当事人完全知晓“本人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的声明的法律责任。同时，声明人在监誓人面前完成签名并按指纹，以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形式审查的关键要件，也是法律责任自负的书证。因此，婚姻登记机关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结婚权利，顺从他们的意愿的基础上，在登记工作中只要做到对证件证明、口头询问、认真阅看的审查义务，婚姻登记机关的审查就尽到了职责。综上所述，在本案中原告钟运军认为：“其妻吕晓凤于2004年8月15日离家后，从此杳无音讯。在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时，才知道吕晓凤办理结婚登记时使用的是虚假身份信息，公安机关也无法查到吕晓凤的真实身份。由此推定被告在办理原告与吕晓凤结婚登记时未尽到审查义务，而要求撤销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的诉求不成立。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或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原告钟运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结婚登记申请书（包括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2份）。证明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向被告提交了办理结婚登记应当提交的相关材料，符合办理结婚登记条件。2、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被告审查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符合结婚登记条件而予以登记结婚，并向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颁发了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证据3，被告有异议，认为与原告陈述的时间矛盾，是虚假的。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原告认为是复印件，真实性由法庭审查；对证据1中的吕晓凤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身份证的真实性，原告有异议，认为吕晓凤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身份证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2，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3，符合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且能够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为此本院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吕晓凤”离家出走的时间，因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吕晓凤”的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身份证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17日，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到被告处申请结婚登记，并提供了原告钟运军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及身份证和“吕晓凤”的身份证，同时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表示对声明事项已知悉，并进行签字确认。被告经依法审核后，根据双方提供的信息形成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由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签字，并于同日向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颁发了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登记结婚之后，“吕晓凤”于2004年8月15日外出，从此再无音讯。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大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实：经人口信息网上核查，吕晓凤，身份证号码：3408237********，无该人的户口信息。因此，原告钟运军认为“吕晓凤”用虚假身份信息骗取了结婚登记，被告未对“吕晓凤”的身份证件等进行严格审查，未尽到审查义务，为此起诉来院，请求撤销被告于2004年6月17日为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颁发的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第二款“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本案原告钟运军对婚姻登记行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二条第一款“内地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是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按照便民原则确定农村居民办理婚姻登记的具体机关。”的规定，被告具有办理婚姻登记的法定职责。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和《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的规定，本案中，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到被告处办理结婚登记时，虽然原告钟运军向被告提交了常住人口登记卡、身份证及签字声明，但“吕晓凤”只向被告提交了身份证及签字声明，未提交常住人口登记卡，为此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提交的材料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为此被告发给原告钟运军和“吕晓凤”结婚证，违反了《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同时，因被告在为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办理婚姻登记时没有相应的技术条件查验和识别“吕晓凤”提交的身份证件的真伪，致“吕晓凤”持虚假的身份证件骗取结婚登记，该虚假的身份证件既不能作为婚姻登记的依据，也无法确认原告钟运军与“吕晓凤”婚姻登记的真实意愿，故被告颁发的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在事实上已失去了合法存在的基础，依法应予撤销。故对原告钟运军要求撤销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于2004年6月17日颁发的永结大2004第178号《结婚证》。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鲁 勇人民陪审员  胡绍平人民陪审员  彭维平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黄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