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253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兴文，男，1947年10月12日生，汉族，住织金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成良，男，1957年12月23日生，白族，住织金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兰梅，贵州本芳（黔西）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印，贵州和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开艳，女，1949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祥，男，1972年7月9日生，汉族，住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军，男，1975年7月7日生，汉族，住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天芬，女，1970年2月8日生，汉族，住织金县。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质斌，男，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鹏，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恩福，男，1949年8月23日生，汉族，住织金县。上诉人黄兴文、罗成良因与被上诉人倪开艳、周祥、周军、周天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兴文、罗成良向本院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69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690号民事判决（下称一审判决或该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常理和当地的公序良俗，依法应当撤销。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的流转性质系买卖”属适用法律错误。虽然案涉双方的土地流转契约内容所书写为出卖，但是应当结合立法本意和当地的习惯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文化水平进行理解。第一、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转让”和“买卖”在农村实践中没有本质差异的事实。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的方式进行流转，在实践中转让和买卖是没有实质性差异的，这仅仅是文字表述的不同。从法律意义上讲，转让和买卖均属于一次性交易，如果本案中的双方当事人在当时将本案所涉契约写成“转让”，是否就意味着不违反法律规定了呢？这显然与立法本意是相悖的；第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着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其立法本意是禁止以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使用权。其一、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案涉土地的转让方周恩福（被上诉人）依法并不享有案涉土地的所有权，案涉合同（契约）从法律上分析仅只是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并不具备以买卖的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所有权的情形。一审判决以《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孤立地认定案涉契约系非法转让土地，而选择忽略同一法律条款“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立法本意，生硬判决认定案涉契约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判决将激化广大农村农民之间的矛盾。在我市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自建房屋基本上都是调换或转让同村其他农户的承包土地进行修建。尤其是在一二十年之前，国家对农民宅基地的管控相对松散，农民向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修建的房屋遍地都是，且这些农民自建房这么多年来早已超出了行政处罚的法定时限，已经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一旦本案案涉契约无效的判决形成判例，一是必将触发当事人趋利的本性，导致大量的同类型案件诉讼到人民法院。二是在建房所涉土地契约被认定无效后，必将寻致大量农民的自建房屋成为无地之房，后续矛盾纠纷不堪设想。三是在这些农民自建房成为无地之房后，这些房屋怎么处理，是拆除恢复土地原状还是不拆除维持现有原状？如果拆除，势必导致无数的农民无房可住无家可归，加之拆除房屋的损失巨大，土地承包人与房屋修建人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升级。如果不拆除又无法满足土地承包人的法律要求和逐利的愿望。必将使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陷于两难境地。三、一审判决有违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是民法的两个重要基本原则。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一家不讲诚信的诉讼目的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一览无余。试想一幅已经由其户主处理了二十多年的土地使用权，为什么会在二十多年后才提起诉讼，且该幅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已经存在二十多年，双方又系同村村民，就连承包土地都是相邻的两家人，二十多年来他们就真的不知情？被上诉人周恩福作为他们的父亲和丈夫，是户主也是一家之主，在周恩福处理该幅土地给上诉人修建房屋时其他被上诉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非要在房屋建好二十多年后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简单明了，就是在二十多年前被上诉人一家得到的该幅土地的处理价款是有益的不吃亏的，现在因为县城的不断发展，周边房屋土地升值，有可能会涉及搬迁，有巨大利益可图，被上诉人一家就谋划全体反悔而提起本案诉讼。这样不讲诚信的行为竟然能够达到其恶意诉讼的目的。这是其一。其二，被上诉人一家就案涉的“三角坝坝一块”土地增值后的权益，以现在政府征用的补偿标准42.58元每平方米计算，也才不到一万元。但是其诉讼目的是在确认案涉合同无效后拆除上诉人两家价值数百万元的房屋（在拆迁的情况下），以其小权益为目的损害上诉人数百倍于自己权益的诉讼，确有违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是极不道德和不诚信的恶意诉讼。一审判决未考虑上诉人两家已经在该幅土地上修建房屋二十多年不可逆转的事实，支持其诉讼请求，确属有违民法的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四、一审判决作选择性的审理。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是土地租赁或是买卖；2、被告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3、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合同效力的确认。但是一审判决只审理了第1个和第4个争议焦点，第2个和第3个争议焦点却不作审理。然而通过全案的分析，第1个和第4个争议焦点对被上诉人一家有利，而第3个第4个争议焦点对上诉人有利。因为本案无论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或是善意取得的事实成立，都意味着被上诉人一家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故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案涉争议焦点进行选择性的审理对上诉人严重不公。五、一审判决忽略了被上诉人一家自认“所承包土地已经将儿子和女儿的份额以家庭内部协商的方式分别分割到各自名下”的事实。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一家自认“所承包土地已经将儿子和女儿的份额以家庭内部协商的方式分别分割到各自名下”，根据被上诉人一家的该自认事实，完全可以做出如下认定：第一，涉案的这一小部分土地可视为周恩福自己的承包份额，其将这一部分土地流转给被告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是对自己承包土地份额的处分，不告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人是对自己承包土地份额的处分，不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无需得到原告的追认。第二，因被上诉人一家对其家庭承包土地做出了内部分配，周恩福所处理的该幅土地不涉及一审原告的承包土地共有用益物权，所以一审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补充上诉状的内容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涉案土地的地名与土地四至和实际情况不一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涉案土地地名为水井岩，但实际涉案土地地名是小青山，而水井岩与小青山又不是同一地名，且不在同一处，相距200多米，水井岩在小青山的西下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涉案土地南抵周恩才，实际土地南抵周恩举；北抵庙房，实际土地北抵杨明光与李秀珍土地；西抵周余华，实际土地西抵赵德富。虽然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似乎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无关，但涉案合同中所涉及的土地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土地有密切的关系，且被上诉人倪开艳、周军、周天芬、周祥是否享有小青山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享有本案一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这些重要事实都是必须要审查清楚的，而一审判决却未审查清楚。第二、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承包户主是周恩福，承包人口为5人，其他4人究竟是谁？一审中，除了王某的证言外，并无其它证据加以佐证，而王某又未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3条之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在未经一审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证人王某未出庭作证，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询问，所以，王某的证言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法律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另外四个承包人是否是被上诉人倪开艳、周军、周天芬、周祥？这就直接涉及到倪开艳、周军、周天芬、周祥是否是本案利害关系人，是否有权提起诉讼？第三、本案涉案《契约》是1996年6月14日签订的，而被上诉人周恩福与东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的时间是1998年11月20日，在1998年11月20日前，小青山的涉案土地是否属于被上诉人倪开艳、周军、周天芬、周祥的承包地，第二轮承包土地是否在第一轮的基础上有变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实，而一审法院也未查明这一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系买卖，该认定错误。《土地管理法》第9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据此，就本案而言，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使用权属于周恩福。根据《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也就是说买卖行为必须是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如果标的物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买卖关系就不能成立，且买卖关系的另一方必须是标的物所有权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释义，买卖行为的法律特征是将财产的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买受人，因此，买卖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改变财产的所有权。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且至今该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涉案土地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周恩福、黄兴文、罗成良均不属于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不管他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内容如何，因他们不具备土地买卖的法律特征，不符合土地买卖关系成立的条件，所以，不能认定周恩福、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属于买卖土地行为，不能认定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系买卖。第二、倪开艳在2017年2月7日起诉黄兴文时也称涉案土地系出租，周恩福、倪开艳、周军、周天芬、周祥五人2017年5月4日起诉黄兴文时也称涉案土地属于出租，在一审周恩福答辩时也称涉案土地系出租，上诉人也未称涉案土地系买卖，而一审法院却主观意断，违背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违背事实真相，强行将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认定为买卖。第三、对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2018年3月10日双堰街道办事处金南社区的“证明”，其证明内容之一是“土地转让”，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是：“上列证据中，涉及土地转让价格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证明，不能确认真实性，其余内容客观真实，采纳作为本案证据使用”。既然一审法院已认定了“证明”中的“土地转让”内容客观真实，那为何又要认定为“土地买卖”呢？既然土地转让价格560元不能确认真实性，那为何又要认定周恩福收取560元出让款呢（一审判决书第8页第8-11行）？为何又要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予以收缴呢（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4-5行）？第四、一审判决认定“周恩福取得的土地价款560元应收归国家所有，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予以收缴（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4-5行）”，该认定错误。首先，至今为止，上诉人还未见到一审法院的“民事制裁决定书”，其次，周恩福收取的560元人民币是黄兴文与罗成良给予的，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560元钱属于违法所得，且《契约》内容并未损害国家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这560元钱应收归国家所有，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其认定行为严重违法。第五、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一审判决无权也无需对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认定（一审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5-6行）。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错误。《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内容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的内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式四份，流转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据此，登记不是土地流转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土地使用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力，交易完成，土地使用权即发生转移，当事人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所以，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错误。由于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件，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一审法院没有必要去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否生效，所以，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错误。《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内容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里所指的买卖是指土地所有权人将其土地所有权出买给买受人，而周恩福只是土地的使用人，不是土地的所有权人，黄兴文与罗成良也不是土地所有权人，本案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由于涉案土地的所有权人至今仍是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并未转移，《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发包方至今仍然是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周恩福、黄兴文与罗成良的行为不具备土地买卖的法律特征，不符合土地买卖关系成立的条件，所以，一审判决适用《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之规定错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承包合同的生效日期，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土地流转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原承包方与发包方之间的承包关系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前后承包合同的效力以及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这些法律条文的内容均与本案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无任何关系，且这些法条的内容并不能认定涉案土地《契约》属于无效合同，同时，本案中的土地发包方东山村村民委员会与承包方周恩福之间的承包关系并未终止，周恩福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也并未被撤销、解除或者终止，所以，一审判决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之规定错误。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错误。《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内容是：“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于本案涉案土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其转让不需要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所以，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错误。《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五）项的内容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首先，本案涉案土地的性质不属于买卖，《契约》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次，周恩福与黄兴文、罗成良之间转让土地的行为不存在恶意串通情形，且未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第三，被上诉人起诉确认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周恩福无权处分家庭成员的土地，并非是《契约》内容违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契约》内容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五）项之规定错误。四、周恩福将其承包地转让给黄兴文与罗成良的行为合法有效。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流转的对象和方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依法流转承包土地”，据此，周恩福作为家庭承包户主，代表家庭成员与东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周恩福作为承包方代表，有权转让其承包的土地，不需要经过其家庭成员的同意。2、土地不属于财产，不适用无权处分的法律规定。3、一审庭审中，周恩福等被上诉人已自认“所承包的土地已经将儿子和女儿的土地份额以家庭内部协商方式分配到各自名下”，所以，涉案土地属于周恩福使用，周恩福有权将其承包地进行转让。五、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周恩福于1996年6月14日将其承包地转让给黄兴文与罗成良，黄兴文与罗成良管理和使用该土地至今已达21年之久，且1997年5月2日，经过织金县城乡规划局批准，准许黄兴文与罗成良在该土地上临时建房，后黄兴文已在该土地上建成了两间房屋，并居住使用至今，二十一年来，被上诉人从未提出异议，现在土地增值，被上诉人才提出异议，被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生活常理，其请求法应不予支持。五、周恩福与黄兴文、罗成良于1996年6月14日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契约》系周恩福、黄兴文、罗成良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写成买卖，实质上是土地转让，完全符合农村土地转让习惯，其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倪开艳、周祥、周军、周天芬答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若如二被答辩人所说的“转让”与“出卖”意思完全一样，那么古人就不会特意创造出两个意思完全一样的词语。土地转让是指承包土地的共同承包人将土地的使用权让予他人经营管理，而土地出卖则是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交易，即“土地转让”与“土地出卖”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案中，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签订的契约上明确是“出卖”，也就是说契约上的意思是周恩福将案涉土地以560元的价格出卖给二被答辩人，而不是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所称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签订契约将周恩福一家的承包责任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认定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周恩福买卖承包责任地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契约无效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的判决，不但不会激化农村村民之间的矛盾，反而维护了权利受侵害的村民的合法权益。1996年6月14日，周恩福同意将土地出租给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并由二被答辩人拟写租赁协议，二被答辩人系连襟关系，不知两人怎么商量的，二被答辩人便利用周恩福不识字，便将租赁协议写成土地出卖契约，骗取答辩人周恩福签字，在签订该土地出卖契约时四答辩人均不在家，亦不知情。四答辩人只知道答辩人周恩福将该土地租给被告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打坟石所用，并非将土地出卖给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四答辩人于2010年去看土地时才知道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未经许可在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承包的土地上擅自修建房屋，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的此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五答辩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一审判决否定了此种行为，维护了四答辩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这不但不会激化农村村民之间的矛盾，反而维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未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则。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知道答辩人周恩福不识字，就欺骗其说是签订租用合同，实则是签订土地出卖合同。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的此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并损害其他共同承包人的合法权益。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是二被答辩人，而不是答辩人一家。二被答辩人采取欺骗的方式骗取周恩福签订出卖土地的契约，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修建房屋，若放任这样的行为，得意忘形，将会给社会及他人的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极其不安定的因素，如果说任何人都可以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这样将会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公民享有的民事权利是平等的，不存在大小之分，如果要因为比较权益的大小来选择性的保护，才真正的违反了平等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三、一审判决并未作选择性的审理，而是第2个争议焦点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以及本案中一审四原告所行使的不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法院不对第3个争议焦点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是土地租赁还是买卖；2、被告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3、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合同效力的确认。被答辩人称法院并只审理第1个和第4个争议焦点，未对第2个和第3个争议焦点进行审理，这并非事实。一审判决中有“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共同共有用益物权而主张所签订的契约无效，所行驶不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及“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虽辩称其二人已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四原告仅请求确认案涉《契约》无效，并未针对案涉土地经营管理权进行主张，故而被告是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此不予审查确认”，由此可以看出，一审判决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存在选择性审理的情形。四、答辩人一家所承包的责任地并未分配到各共同承包人员的名下，而是共同经营管理，因此周恩福无权将案涉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我国的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共同承包。答辩人一家所承包的土地是由一家人共同经营管理，共同耕种。并不是像二被答辩人所说的已经将承包地中儿子和女儿的份额以家庭内部协商的方式分别分割到各自的名下，本案中案涉土地系以周恩福为户主，四答辩人为共同承包人所承包的，属于答辩人一家共同承包的责任地，因此，周恩福没有权利将属于五答辩人一家共同承包的案涉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倪开艳、周祥、周军、周天芬补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一）本案中涉案土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地名为水井岩，是因为在农村中，承包合同上的土地的地名只是大片土地的地名，而为了区分土地所在的位置，在大地名下不同的土地有不同的地名，本案就是这样的情况，地名叫小青山的土地属于地名叫水井岩的一部分。同时因为小青山只是水井岩的一部分，小青山的四至当然也就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水井岩的四至情况不一致。加之无论涉案土地的地名是否一致，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所签订的契约都是将土地进行买卖，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二）二被答辩人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承包户主是周恩福，承包人口为5人，其他四人是否为四答辩人不清楚，虽然说在一审庭审时只有一人的证人证言，且该证人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法律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承包户主是周恩福，承包人口中除周恩福外的4人是否为倪开艳、周祥、周军、周天芬，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我国的土地承包系家庭联产承包，以户为单位，而在本案中以周恩福为户主，也就只能以他的家人倪开艳、周祥、周军、周天芬为共同承包人，不存在其他人与周恩福共同承包的情形，加上现有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金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所出证明，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共同承包的5人为周恩福、倪开艳、周天芬、周祥、周军，因此，四答辩人当然是本案的厉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诉讼。（三）本案涉案《契约》于1996年6月14日签订，该契约是将周恩福一家在第一轮承包土地中承包的地名为小青山的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即1998年11月20日周恩福一家与东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由周恩福继续承包地名为水井岩的土地，而地名为水井岩的土地是包括地名为小青山的土地的，因此小青山的土地仍然为周恩福、倪开艳、周军、周天芬承包的责任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正确，不存在认定错误的情形。（一）就如二被答辩人所说的，根据《土地管理法》第9条之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第10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因此，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使用权属于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根据《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时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涉案契约内容明确表明周恩福将其及四答辩人所承包的地名为小青山的土地的所有权出卖给二被答辩人，而事实上周恩福一家是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所有权的，该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周恩福及四答辩人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加之，暂且不管土地的所有权人归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是不能将土地进行买卖的，故本案涉案买卖契约无效。（二）1996年6月14日，周恩福同意将涉案土地出租给二被答辩人，四被答辩人在事后确实是知道周恩福将土地出租给二被答辩人的，而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二被答辩人利用周恩福不识字的情况，将租赁合同写成了买卖合同，欺骗周恩福签字，签订了该买卖契约后，周恩福及四答辩人一直认为所签订的是租赁合同，直到四答辩人于2010年去看土地时才知道二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未经许可在四答辩人承包的土地上擅自修建房屋，四答辩人经过查看周恩福与二被答辩人签订租赁合同时，才知道二被答辩人利用周恩福不识字，欺骗其签订的是买卖契约，而该买卖契约的内容明确了由将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所承包的责任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一审法院根据契约双方当事人于该契约中所明确的内容，认定该涉案契约系买卖行为，认定的事实完全正确。（三）二被答辩人提交的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3月10日出具的《证明》，证明目的为：1、原被告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当地村委会明知该幅土地发生流转并变更为建设用地的事实。经过质证后，一审法院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66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的规定、以及第79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因此，一审判决只是根据该规定，于判决书中阐明采纳该证据为本案定案依据，而不是采纳二被答辩人用该证据想要达到的证明目的。（四）周恩福将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该出卖行为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出卖行为无效，将土地进行买卖同时也损害了国家利益，一审判决认定周恩福取得的土地价款560元应收归国家所有，不存在认定错误的情形，而一审判决至今未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予以收缴，是因为二被答辩人上诉后一审判决未生效，法院不能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来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五）本案虽是合同纠纷，但签订该契约的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及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与本案的诉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法院有必有进行审查，才能查清本案的事实。本案适用法律正确。（一）二被答辩人称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这纯属二被答辩人理解错误。一审判决是同时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六十二条“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成立”的规定，认定四答辩人享有涉案土地的用益物权，四答辩人以二被答辩人及周恩福签订买卖契约的行为侵犯其共同共有用益物权而主张无效，行使的不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一审法院并不是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认定土地流转合同无效，加之本案涉案契约无效是因为将土地进行买卖。一审法院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否有效与本案有着密切的联系，若是周恩福及四答辩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无效的，也会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因此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是正确的。（二）根据《土地管理办法》第9条之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第10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因此，本案中涉案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使用权属于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根据《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时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涉案契约内容明确表明周恩福将其及四答辩人所承包的地名为小青山的土地的所有权出卖给二被答辩人，而事实上周恩福一家是不享有涉案土地的所有权的，该土地的所有权××村村民委员会，周恩福及四答辩人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签订契约将周恩福一家的承包责任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根据该规定认定契约无效完全正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四十一条“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第六十二条“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一审判决适用这些法律的规定认定土地可以流转，而不能进行买卖，同时根据上述规定认定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所承包的地名为小青山的责任地的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因此，一审判决适用上述规定并不存在错误的情形。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的前提是所签订的合同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在本案中，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所签订的契约是对土地进行买卖，已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周恩福与二被答辩人签订契约，由周恩福将其一家人共同承包的责任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因此，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认定二被答辩人与周恩福所签订的契约无效，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周恩福将其一家人共同承包的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的行为违反法律的规定，属无效行为。（一）周恩福与二被答辩人所签订的契约明确的内容是周恩福将案涉土地以560元的价格出卖给二被答辩人，而不是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二被答辩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二）周恩福一家享有所承包的责任地的使用权，而该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享有该用益物权的权利人处分该权利也适用无权处分的法律规定。（三）我国的土地承包是以户为单位共同承包，答辩人一家所承包的土地是由一家人共同经营管理，共同耕种。并不是像二被答辩人所说的已经将承包地中儿子和女儿的份额以家庭内部协商的方式分别分割到各自的名下，土地不是财产，更不是遗产，不可分割。本案中案涉土地系以周恩福为户主，四答辩人为共同承包人所承包的，属于答辩人一家共同承包的责任地，因此，周恩福没有权利将属于五答辩人一家共同承包的案涉土地出卖给二被答辩人。四被答辩人及周恩福自知道自己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二被答辩人所侵害后，一直在采取措施维权。四答辩人于2010年去看土地时知道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未经许可在周恩福及四答辩人承包的土地上擅自修建房屋，被答辩人罗成良、黄兴文的此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五答辩人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多次与二被答辩人协商未果，又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而不像二被答辩人所称的四答辩人及周恩福是因土地增值才提出异议的。综上所述，周恩福与二被答辩人于1996年6月14日所签订的土地买卖《契约》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二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周恩福的答辩意见是其在《契约》上的手印是对方拉自己的手上去摁的。不是他自觉摁的。四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与被告周恩福于1996年年6月24日签订的契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倪开艳与被告周恩福夫妇共生育子女四人，即原告周祥（长子）、原告周军（次子）、原告周天芬（长女）及次女。1979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周恩福一家以周恩福为户主，四原告参与，共同向织金县原城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承包了责任地，被告周恩福经与被告黄兴文、罗成良协商，将其家庭承包责任地中的一块出卖黄、罗二人。双方订立了《契约》，载明：“具立出卖字人周恩福、倪开艳夫妇双方愿将小青山路边三角坝坝一块，东底桂果路，西以坎坎上为界，北底走小青山的小马路，南以三尖角的石坎为界，四至分明，出卖给黄兴文、罗成良，经双方一定人民币伍佰陆拾元正，一次付清，未欠分文。自立约之日起，由黄罗二姓管业，今后周姓一家老小无权干涉。若有什么纠纷概由周姓一家负责，空口无凭，特立此约为据。评中人：段忠利、徐永凯、黄晓林、胡庆财；立出卖字人：周祥、黎开艳、周军、周恩福；买主：黄兴文、罗成梁。公元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号立”经庭审核实，原告周祥、周军不认可契约上自己的名字系其所签，倪开艳不认可契约上自己姓名上的捺印系其所捺，被告罗成良认可该契约系自己书写，周祥、周军的名字系后来添加，契约中出现的多处错别字系自己文化低所致；被告周恩福称其只是将该土地出租给被告黄兴文、罗成良，契约是二人写好后交给其的，其未捺手印，未收到契约中载明的560元。经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契约中周恩福名字上的手印系其右手拇指第一指节所留。经原审法院释明，被告黄兴文、罗成良现不申请对契约上周军、周祥的签名及倪开艳的捺印进行同一性鉴定。1998年11月20日，织金县原城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在第二轮承包中就第一轮发包给该村村民周恩福一家的土地再次与周恩福一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户姓名周恩福，人口5人，承包面积1.6亩，其中案涉土地为水井岩旱地，东抵车路，南抵周恩才，西抵周余华，北抵庙房。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购买得案涉土地后即在该土地上修建临时房屋，后被城管部门发现后责令补办相关手续，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以其二人办有砂厂一个，砂机两台，现电表在露天坝，工具无放处，打砂人员无住处等为由向城建规划部门提出办理房屋准建手续申请，织金县城镇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审查后向二人颁发了“97（12）号”《贵州省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载明：用地项目名称,修建临时房，用地地点，古佛山，用地面积，使用期限，二年（97.5-99.5）。并在“附件即附图名称”处注明：经城管队查处，属补办手续，今后若国家实施规划或取缔开矿山时，无条件且不负补偿撤除。2017年，本案原告倪开艳曾以本案被告黄兴文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土地租赁合同之诉，后经原审法院许可撤回起诉；本案四原告与本案被告周恩福曾以本案被告黄兴文作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土地租赁合同之诉，后经原审法院许可撤回起诉。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修建的房屋现仍未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二人自认各享有该房屋二分之一的权利。四原告确认，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修建房屋之土地即为其位于水井岩的承包责任地。1996年3月20日1997年5月2日40平方米原审法院认为，综合本案当事人的诉、辩请求、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土地的流转性质是土地租赁或是买卖；2.被告黄兴文、罗成良的行为是否构成善意取得；3.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4.本案合同效力的确认。根据查明的事实，确认被告周恩福于1996年6月14日将其作为户主与家庭成员共5人参与承包的土地一幅出卖给被告黄兴文、罗成良，并收取出让款560元，参与周恩福户承包的其余承包人并未在契约上签字捺印。此后，二被告即在该土地上修建临时房屋使用居住至今。故应当认定，案涉土地的流转性质系买卖。被告周恩福辩称其系租赁土地给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使用，未收取土地买卖款560元的意见既无事实依据，也与本地房屋、土地买卖中价款交易习惯不符，不予采纳。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辩称土地交易性质为流转与客观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二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规定，三被告之间买卖承包责任地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导致合同无效三被告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周恩福因此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家所有，将另行制作民事制裁决定书予以收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六十二条“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的规定，四原告依其与当地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而享有了案涉土地的共同共有用益物权，现其以三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共同共有用益物权而主张所签订的契约无效，所行使不是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依法不对四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审查。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辩称其已通过政府许可取得了用地权，进行了行政登记，案涉土地的性质已变更为建设用地的意见与本案中相关部门批准其临时用地的期限仅为二年，且该批准机关不是法定的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机关，其行为不能等同于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客观事实不符，该辩解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所辩称案涉土地系荒地的意见无证据支撑，不予采纳。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虽辩称其二人已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但四原告仅请求确认案涉《契约》无效，并未针对案涉土地经营管理权进行主张，故二被告是否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管理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此原审法院不予审查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被告周恩福与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于1996年6月14日签订的《契约》无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50元，由被告周恩福负担25元，被告黄兴文、罗成良负担25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2018年5月16日、5月21日、6月15日由加盖有金南社区印章的《证明》（3份，复印件），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不作为新证据使用。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周恩福与被告黄兴文、罗成良于1996年6月14日签订的《契约》是否有效？本院认为，本案引起当事人之间争议土地权属变动的民事行为发生的时间在1996年6月4日，依法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八十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8年）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本案案涉土地的所有权人为黄兴文、罗良成、周恩福共同的村民委员会，发包人为织金县原城关镇东山村村民委员会，该民事行为发生的时间在1996年6月14日。从上诉人黄兴文、罗成良与被上诉人周恩福所签订的《契约》来看，该《契约》载明：“具立出卖字人周恩福、倪开艳夫妇双方愿将小青山路边三角坝坝一块，东底桂果路，西以坎坎上为界，北底走小青山的小马路，南以三尖角的石坎为界，四至分明，出卖给黄兴文、罗成良，经双方一定人民币伍佰陆拾元正，一次付清，未欠分文。自立约之日起，由黄罗二姓管业，今后周姓一家老小无权干涉。若有什么纠纷概由周姓一家负责，空口无凭，特立此约为据。评中人：段忠利、徐永凯、黄晓林、胡庆财；立出卖字人：周祥、黎开艳、周军、周恩福；买主：黄兴文、罗成梁。公元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号立”。该《契约》载明的权利流转方式为转让，但时至本案二审判决之日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都未经发包人同意，未经发包人同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不生效。本案发包人认可的该争议幅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仍为周恩福户，而非上诉人黄兴文、罗成良。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制定施行后，《契约》双方当事人黄兴文、罗良成与周恩福户也未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就《契约》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有效流转履行相关的变更、登记、补办手续，签订该《契约》的民事行为无效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故1996年6月4日签订《契约》的民事行为至始无效。原审判决结论正确。在原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归纳争议焦点、案由定性等方面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正确，对原审判决的不当说理，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黄兴文、罗成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存在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兴文、罗良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田 川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