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6民终71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源县蓝口镇鹊坝村密州。法定代表人：李晓东。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韦安，北京市炜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广东竹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住所地龙川县佗城镇胜利村。经营者：刘汉强，男，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龙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峰，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珂，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龙川县人民法院（2017）粤1622民初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下称富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韦安、唐江涛，被上诉人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下称胜利农场）的委托代理人李志峰、王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源公司上诉请求：l、撤销(2017)粤1622民初968号民事判决之第一项，改判为上诉人无需赔偿被上诉人任何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有诸多错漏，且有意忽略和回避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关键事实和证据，背离了司法裁判应有的独立和中立原则。l、原审判决刻意回避20份土地租赁合同存在无人签名、重复签名、数名主体由同一人笔迹签名等重大瑕疵，回避土地流转的基本程序，而这些事实关系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系到被上诉人是否实际取得土地承包权，关系到被上诉人是否是适格主体。2、原审判决根据被上诉人单方陈述而认定其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有种植林木行为，但并未查明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所种植林木的品种和存活数量。3、原审判决错误认为上诉人的柳城水电站在2009年2月开始蓄水发电，开始蓄水发电时间事实是在2010年2月10日。4、涉案土地在2005年己被划定为对口开发项目补充耕地，并由广东省国土厅验收入库，是永久基本农田。涉案土地高程为60米。被上诉人未经审批将耕地变更为林地，且未取得林权证。对这些事实，原审判决以“另一法律关系”为由刻意淡化和回避。5、广东省水利厅《关于东源县柳城(蓝口)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明确规定可采用土地垫高等水土保持方案，而原审判决对此只字未提。6、2009年12月8日，龙川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十四届（2009）58号】已明确土地防护方案，胜利村的耕地以垫高为主，滩涂以淹没为主，土地垫高高程为61米，垫高面积为560亩，垫高平均高度为1米。对此原审判决只字未提。龙川县政府采取土地垫高方案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耕地是早己在2004年就上报省国土厅验收入库的基本农田，不能采取征收淹没的处理方法，如要满足柳城水电站60米的设计水位，则只能采取土地垫高方案。二是在没有柳城水电站之前，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整个胜利村耕地就经常遭到雨季洪水的淹浸冲刷，因为胜利村至上××枕头××河段××10公里，河道弯曲狭窄，在靠近享渡河出口处，正是东江的拐弯处，有两处河宽只有160米和146米，这样就呈现中游狭窄，上游和下游宽阔（有200余米宽），形成咽喉状的瓶颈，每当雨季洪水来临，在该瓶颈河段无法及时排泄，形成涌高，进而淹浸涉案土地。因此，涉案土地下游九公里远的柳城水电站的河宽虽然达到270米至330米，且每次雨季洪灾时电站都会根据三防办通知提闸泄洪，无奈涉案土地的上游瓶颈河段梗阻，导致洪水越过河堤淹浸了整个胜利坝。据此，龙川县政府电站工作小组曾专门派员勘查测量，并做出了“裁弯取直”的河道整治方案。但在此期间，刘汉强无视政府禁种通告，雇请大量人员每天一卡车一卡车地从外地运来种苗大肆抢种，以图博取青苗补偿，导致县政府的土地垫高和河道裁弯取直方案无法进行，最终结果是人算不如天算，其抢种的树木被2010年的三场雨季洪灾所冲毁！其随后补种的树木则与2010年的三场洪灾没有关联性。7、原审判决回避被上诉人拒绝县政府土地垫高方案并违法抢种事实，涉案林木都是在2009年底至2010年底抢种的，这有上诉人提交的现场录像、证人证言、被上诉人的自认为证。从录像上可以看出，有几部大卡车、挖掘机和几十号人在抢种林木，土地全部是新翻的，树苗枝叶齐整，是从外地运进的。8、东江流域每年都有暴雨洪灾(如2005年“620洪灾”、2006年7月27日“格美”洪灾，2012年5月27日至28日洪灾等)，原审判决虽然认定2010年4、5、6月该地区普降暴雨，但刻意回避上诉人电站已按照三防办指示采取了提闸泄洪、让库区恢复到建库前的天然状态的事实和证据。9、上诉人电站常年蓄水高程在58米左右，与高程60米的涉案土地相差l米左右，这有上诉人己提交的水电站运行记录为证。对此关键事实，原审判决刻意回避。10、原审判决回避公证书的公证范围仅仅是证明被上诉人的1张录像CD和18张照片是2011年2月25日下午拍摄的事实，花木数量和土地面积均不在公证范围，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所谓“花木情况表”和“地块草图”，没有公证人员的签名或盖章，原审判决以“花木情况表”和“地块草图”作为涉案林木的原有数量，这是公然在袒护被上诉人。11、原审判决回避评估公司不具备林木评估资质和经验、评估报告所引用的评估准则都是已经作废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评估公司以2011年3月7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也就是以上述“地块草图”作为涉案树木的原有数量，以2017年10月现场估算数量作为存活数量，再以两数之差得出死亡数量，完全排除了中间六年多时间的砍伐、移裁、水灾、病重害、管理等因素。12、原审判决回避上诉人提交的无人机拍摄的录像：涉案林木生机盎然，完全看不到涉案土地有林木枯萎、死亡的迹象，也看不到被上诉人所说的土地被水淹浸过的任何迹象。13、原审法院忽略和回避的另一重要事实是，被上诉人主张的水浸事件发生时间是2010年上半年的几场雨季洪灾，当时被上诉人种植的树木就已经冲毁怠尽；而龙川公证处到涉案地进行“行为保全”（即现场录象和拍照）的时间是2011年2月25日下午，洪灾时间与公证时间相差八、九个月之久！洪灾冲毁树木在先，重新补种往后，据此，刘汉强制作的“花木情况表”和“地块草图”上树木是否存活，与八九个月前发生的三场水灾没有关联性。原审判决将水浸原因归责于电站蓄水，这完全背离了客观事实。（二）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承办法官庭后对村民罗玉平、罗桂英两个人的笔录不能代表20份合同其余乙方30多人的意见，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真实取得了319亩土地的承包权。l、被上诉人“胜利农场”注册成立于2010年4月21日，其业主刘汉强诉称其树木是在“胜利农场”注册前几年种植的，其在所有租赁合同上加盖印章既无必要，也不合逻辑，结合每一份租赁合同均没有四至界线等事实，只能说明所有合同都是在本案起诉时才仓促制作的。2、被上诉人提供的20份“土地租赁合同”并非2006年3月10日和18日签订，而是为了本案起诉而事后制作的，乙方落款处存在无人签名、重复签名、数名主体由同一人笔迹签名等情形，被上诉人主张的319亩土地权属不清，合同意思表示不明。其一，有特别明显的造假行为：“土地承包合同”（原告证据P4）显示甲方发包主体为七个村民小组，落款处甲方仅有1人签字，不具备合同的形式要件；“出租土地合同”（原告证据P8），甲方有6人，而落款签名却多出1人，且全部签名字迹一样，明显就是一人所签；其二，20份租赁合同存在大量重复签名的情况，有罗万治、罗春来、罗金汉、罗锦洪、罗云辉、罗耀新、罗新来、罗添来、罗船麻等，关联面积有190.4亩，证明被上诉人造假仓促，乱中出错。3、被上诉人取得土地不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土地承发包的有关规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和《土地承包经营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需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表决通过。第三十七条规定，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被上诉人既未提交涉案土地承包方案的村民会议表决结果，也未提交租赁承包土地的备案记录，不能证明其已经合法取得和使用了涉案土地。4、被上诉人未取得林权证，无法证明其享有涉案林木的所有权和涉案土地的使用权。林权证既是林木也是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根据《森林法》第三条规定，即使是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也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发放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5、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是否有种植行为及所种植林木的品种和存活数量。（三）涉案林木种植行为具有多种违法性，是应当制止和依法追究的行为，但原审判决认为“涉案土地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及是否改变了种植方式是另一法律关系，由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不属于民事调整范围”，这显然是在纵容和鼓励被上诉人违法犯罪！1、涉案土地属于政府划定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只能用作耕地用途，被上诉人非法变更为林地，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1)《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基本农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第15条：基本农田保护区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土地管理法》第31条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第36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第1条明确规定：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要认真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坚决制止任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行为，切实做好保护基本农田“五个不准”，即：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和搞林粮间作以及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等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2)涉案土地系政府依法划定的永久性基本农田，依法只能用作耕地，被上诉人变更为林地用途，违反了我国上述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龙川县、河源市、广东省三级国土资源部门有关涉案土地用途的文件，以及法庭调取的国土局的复函及附件，足以证实涉案土地早在2004年就已经由河源市政府列入对口开发的基本农田，且己由广东省国土厅验收入库，只能作为基本农田用途(见上诉人证据3—6)。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号)规定，农用地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五类，显然耕地和林地属于不同地类。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录像和证人证言(上诉人证据28、29)，以及被上诉人庭审时的自认，被上诉人在2009至2010年期间在涉案土地上种植林木，违反了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被上诉人改变涉案土地用途，数量特别巨大，已经触犯我国《刑法》，具有刑事违法性，上诉人强烈要求二审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2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耕地罪定罪处罚…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被上诉人在其起诉书中自称其从2006年开始一直在涉案土地种植林木，面积达319亩，这说明无论从被上诉人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面积还是其持续种植时间，都证明被上诉人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极其恶劣，给当地耕地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3、被上诉人为获取不法利益，在政府发出禁止抢种、抢建的通告后大肆抢种，这种自冒风险的赌博心态既不道德，也不受法律保护。龙川县政府为确保水电站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已经在2009年9月3日发出龙府[2009]47号通告，禁止任何抢种、抢建等行为，但是刘汉强为谋取不法利益，大肆高密度抢种林木，为此佗城镇政府还专门向刘汉强发出《通知》(上诉人证据13)，责令其于2011年2月28日前自行迁移抢种的果树及花木，否则后果自负。4、原审判决引用和理解法律法规错误：引用《土地管理法》却没有具体条款，引用《大中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使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耕地，参照征l坟耕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则是牵强附会，首先涉案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非国有，其次是上诉人从未使用过涉案土地。（四）被上诉人所诉涉案土地被淹是发生在2010年4、5、6月份的三场暴雨洪灾所致，这与上诉人建设水电站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原审判决认为涉案土地是在征地红线范围，只要没有征收，上诉人就有责任，这就完全违背了事实和法律规定。1、涉案土地是否需要征收，这是政府行为，由龙川县政府负责，上诉人只是依法依规支付补偿款，原审判决关于“富源公司没有对胜利农场进行征地补偿”的说法是错误的。2、涉案土地是基本农田，龙川县政府处理方案是采取土地垫高方式，以不改变土地的基本农田用途，但刘汉强为博取高额补偿而拒绝土地垫高方案，肆意高密度抢种林木，导致合理补偿无从谈起。因为涉案土地属于基本农田，县政府只能结合实际情况落实用地方案。考虑到历史上胜利村等大片耕地经常受洪水淹浸，为了确保电站早日建成投产，2009年12月8日，龙川县政府、佗城镇府的多个部门协商决策，决定对库区涉及的九个村庄的土地做出不同的处理方案，胜利村的涉案耕地以垫高为，滩涂以淹没为主。胜利村耕地垫高前高程是60米，垫高后高程为61米，垫高面积为560亩，垫高平均高度1米(《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遗憾的是，刘汉强为图谋不法利益，无视政府既定的土地垫高方案，只顾高密度抢种树木，结果遭到2010年4月、5月和6月期间的几场暴雨洪灾的冲刷淹浸，而暴雨期间上诉人电站己按三防指挥办要求拉闸泄洪、停止发电，让东江恢复到未建电站前的天然状态。3、在土地无法垫高的情况下，上诉人水电站也无法按60米高程的设计水位蓄水，而是一直被迫限定在58米左右，相比涉案土地高程60米，电站蓄水高程低于农场高程有一米多，根本不会造成农场淹浸(见《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上诉人证据7《胜利村高程图》)。而原审判决认为“电站蓄水后，由于水位升高，致使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受水浸，低洼地带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导致农场花木果树枯萎)死亡”。原审法院如此说法，一无数据，二无证据，完全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这与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提出的“电站建成后，涉案土地就是在旱季也会被淹”的说法，简直是同出一辙，原审法官已经成了被上诉人的代言人！4、2010年上半年份的几场水灾是不可抗力，上诉人己采取了提闸泄洪措施，使库区恢复到建库前的天然状态，电站闸坝对库区淹没不会产生影响(见上诉人证据10《柳城(蓝口)水电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第9-6页)。涉案土地毗邻东江，地势低洼，几乎每年汛期都有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见《龙川县政府工作会议纪要》)，根本不适宜种植树木，刘汉强是本地村民，对此十分了解。根据龙川县水汶资料和新闻报道显示(上诉人证据9)，东江流域在2010年上半年发生了几场暴雨，洪灾泛滥。根据上诉人的电站运行记录(上诉人证据10)，水电站在洪灾到来时己按门全部提离水面，使库区恢复到天然状态，此时，涉案土地被淹，只能能证明当时暴雨洪灾之巨大程度，是不可抗力，与上诉人水电站不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这一事实，柳城镇政府也有上诉人无须承担责任的调查结论(上诉人证据10东源县柳城镇政府《关于柳城水电站蓄水与龙川县胜利农场受灾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5、原审判决未考虑涉案树木的成活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地理、种植密度、管理水平等，被上诉人将树木死亡归为实属主观臆断。何况洪水是不可抗力，与上诉人无关。（五）被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存在损失以及损失数额。1、被上诉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2009年至2010年抢种之前是否有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种植品种及实际数量，其所谓“收据”和“花木情况表”是其单方制作，不具真实性、合法性。被上诉人提交的20份系列“租赁合同”不提真实性合法性，就合同内容而言并没有显示涉案土地的种植状态，其提交的收款收据无法证明其在涉案土地上的种植情况，也无法证明其种植物在每年洪灾后的存活数量，被上诉人以其购买种苗的收据和“果树、花木情况表”主张种植时间和数量，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至于被上诉人的“花木情况表”也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系列“租赁合同”一样，都是为本案诉讼需要而事后单方制作的。2、被上诉人主张的水浸事件发生时间是2010年上半年的几场水灾，而其交给公证处的录像CD一张和照片18张是2011年2月25日下午拍摄的，录像和照片恰恰证明抢种后的情况，土地是是新翻的，树苗是新种，但未体现种植数量，也未体现有任何水浸痕迹和花木损失；被上诉人提供的买种苗等收据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更无法证明其有实际损失。3、对抢种的花木也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所种植的品种和实际数量。被上诉人自制的“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既无公证人员签字，也无公证处盖章，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即使加塞在公证书里，也不在公证正文内容里面，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所谓现有存活数量的根据。（六）被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和原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在程序和实体上均违反法律规定，不具备证据力和证明力。1、《公证书》不具有合法性，且并未对涉案土地上的树木数量进行公证，被上诉人主张以其自制的“果树、花木种类数量表”和“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作为计算“剩余株数”的依据，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首先，涉案土地地处东江边，是已经验收入库的永久基本农田，这是政府公开信息，但公证人员未予查明，也未要求刘汉强提供土地信息，这有违公证程序。其次，涉案土地未经许可就被改为种植树木，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处罚性，但公证员亦未予注意，实属玩忽职守。《公证法》第2条、第13条第(一)项、第23条第(五)项、第28条第(四)项、第3l条第(五)(七)(八)项、第42条第1款第(二)项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和公证员不得为不真实、不合法、违背社会公德的的事项出具公证书，但公证处仍为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和违法抢种树木行为出具公证书，这是知法犯法；再次，凭视觉和经验即可判断现场树木是新种的，但公证员对此熟视无睹，以其说不懂常识，不如说是串通违法。被上诉人提供的“果树、花木情况表”和“地块草图”是其事后制作的，因为根据其盖章的“果树、花木情况表”，显示其购买(种植)树木时间是2006年4月至2009年12月，但农场注册成立时间是2010年4月21日。而根据公证的视频和照片也可以看出，土地是新翻的，树苗是新种的，如果现场花木真是公证之前已经种植了三五年时间，看到的就不会是这种情况。再其次，公证事项明明是“保全行为”即现场摄像和拍照，公证内容仅仅是现场拍摄后制作的1张CD和18张照片，公证员却某汉强编造的与公证书正文不相关的“果树、花木情况表”列为“附页”，并将“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加塞进公证书，严重违反公证法和公证规则，违背了《公证程序规则》第25条至第30条的规定。关于被上诉人自制的“果树、花木情况表”，其显示的种植时间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而2011年2月25日下午到涉案土地的公证员怎么知道几年前有无种植或实际种植情况？如果不知道，怎么可以将之作为公证书的附件？“果树、花木情况表”显示的种植花木数量都为整数，这怎么合乎逻辑？东江两岸每年都有洪灾，涉案土地是否不受影响？因水灾及其他因素影响，“果树、花木情况表”上的树木是否全部存活？关于被上诉人自制的“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则完全不能证明涉案土地种植的果树数量。因为草图是被上诉人采取单位面积估算林木数量制作的，既无公证人员签字，也无公证处盖章，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而且草图统计花木92760株，公证员没有、也不可能在2月25日一个下午算清花木数量，故公证员未将地块草图列入公证书正文，而是加塞到公证书一起装订，以图浑水摸鱼。退一步而言，若草图统计花木92760株属实，那也是2011年2月25日的数量，其此后至今六七年间发生的林木枯萎或死亡与上诉人何关?公证书显示，公证事项是“保全行为”，公证内容是“于2011年2月25日下午对保全标的进行了摄影及拍照，其中制作录像CD共1张，相片共18张。”公证正文是“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粘连的影像CD1张及相片18张是农场拍照人员刘文明所摄影及拍照，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可见，刘汉强主张的树木数量不在公证范围，刘汉强单方制作的“花木情况表”和“地块草图”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果树数量的依据，事实上公证处在场拍照的树木都是2010年上半年场雨季洪灾冲毁原有树木后补种的，是否存在损失与该三场洪灾没有因果关系。2、评估报告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计算损害数额的依据，对此上诉人依法提交了复议申请，但未得到任何回复，实属严重程序违法，原审判决直接采信评估报告，这是对被上诉人不法诉求的露骨偏袒!首先，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备林木损失评估资质，这是公开信息。本案法院委托的评估对象和范围是“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而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备案信息，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一般经营项目(包括企业整体资产评估、单项资产评估(包括房地产、机械设备、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其并无果树、花木类资产的评估资质。因此，本案评估机构超出评估资质范围，评估报告不具备专业性、合法性。根据2005年国家发改委《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办法》、《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办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17年10月制定并施行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森林资源资产》规定，执行森林资产评估业务，应具备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专业知识，应持有发改委颁发的森林资产资产评估资质证书。显然，银通联公司不具备此等知识和证书。其次，评估机构引用的准则依据都是已经废止的，评估报告存在重大程序瑕疵。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的通知(财资(2017)43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资产评估准则一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一基本准则的通知》己于2017年10月1日废止。同时，根据检索，评估报告引用的《资产评估准则一评估报告》、《资产评估准则一评估程序》、《资产评估准则一不动产》均己废止。评估报告第4页第4—8行引用上述己失效的评估准则，违背了勤勉谨慎从事业务的法律规定，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做法。再次，评估公司在计算损失时是以被上诉人在2011年3月份制作的“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作为原有花木数量的根据，不具真实性、合法性。(1)评估报告书中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价值评估明细表”显示各种花木总量是根据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地块草图”，这有违《资产评估法》第四条规定的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2)“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地块草图”，是被上诉人采取单位面积估算林木数量制作的，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所以既无公证人员签字，也无公证处盖章，更未体现在公证书正文，不属于公证书的公证范围，评估公司不应该作为涉案土地原有花木数量的依据。再其次，评估报告计算出来的花木“损失数量”共63158株，合2961.2960万元，与被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主张2010年的几场水灾造成其林木被淹，并认为是水电站蓄水造成的，而不是2011年3月被上诉人叫公证员到现场所拍摄的新种林木，而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是2011年3月7日，在评估前种植的花木被洪水淹浸固然与上诉人无关，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10月现场勘查六年多时间里，被上诉人的林木是否有损失及损失多少，既不在被上诉人诉求范围，也与上诉人毫无关系。另外，评估报告既无考虑被上诉人多年来的砍伐、移裁行为、也未考虑每年的水灾、病重害、管理等因素，原审判决未予基本分析就全部采纳评估结果，这是极不负责的做法。（七）上诉人的水电站是经省发改委和省水利厅批准建设，是河源畸的重点招商引资工程，由于刘汉强以抢种行为对抗县政府高方案，导致上诉人电站一直无法达到设计蓄水水位60米是常年一直被迫限定在58米左右，导致电站因此减少经济收入9124．3万元、国家税收损失1000多万元(见《东江柳城水电站(位运行产生的不利影响》)。刘汉强在基本农田上抢种树洪水淹浸，是一种损人而不利己的行为，对此一事实，也请法院明察。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是不适格主体，其为图谋不法利益而在基本农田大肆抢种林木，具有多重非法性，应当依法追究。涉案土地被淹系被上诉人自冒风险所致，是洪灾之不可抗力所致，与上诉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被上诉人主张的2011年3月份的林木数新种的，与2010年水灾没有关系。原审判决将2011年3月年间的林木“枯萎、死亡”责任强加给上诉人，这是彻头彻尾的枉法裁判，也是在公然纵容和鼓励被上诉人实施诈骗和敲诈勒索！上诉人特上诉贵院，请求公正判决!胜利农场辩称，（一）被上诉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被上诉人的经营所在地在胜利村，且其经营者刘汉强亦是胜利村村民，被上诉人向村民租赁土地并支付租金，被上诉人及村民双方均全面履行各自的租赁义务，说明被上诉人是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人，那么其完全可以在土地上种植花木果树，且上诉人亦多次与被上诉人洽谈征地补偿的问题，庭审当中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据被上诉人与其他村民有权属纠纷，唯独在谈及损害赔偿时口头提出异议，表明上诉人故意不履行赔偿义务，侵害被上诉人的权益，因此被上诉人是适格的主体。（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四、五可以证明）。上诉人在质证时提出，被上诉人与村民签订的《承包土地合同》不真实，试想如果是被上诉人伪造合同，那么村民早已向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反映，但是被上诉人现已在涉案土地种植花木果树超过十年之久，没有任何村民对被上诉人使用土地和种植的花木果树的所有权提出任何异议，也足以说明村民是自愿将土地租赁给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另外，本案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对种植的花木果树损毁进行赔偿，被上诉人租赁村民土地的行为对花木果树的损害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从被上诉人提供的照片、录像视频、公证机关拍摄的现场录像（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六、七）和无人机现场高空录像（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二十七）均可以体现出，被上诉人在涉案土地上早已种植了大量的花木果树，因此上诉人损坏被上诉人所种植的花木果树，直接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损害赔偿，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二）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土地并非基本农田。1、上诉人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种植花木果树时所种植的范围是基本农田。2、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范围，属于应当征收的范围，如果按照上诉人所述，该范围是基本农田，那么对于基本农田的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基本农田的征收是由国务院批准，但是上诉人提供的所有证据当中，均没有国务院相关的征地批准手续，由此也说明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范围根本不是基本农田。3、被上诉人向村民租赁的土地，是属于滩涂类的土地，而且种植花木果树的范围，并不存在基本农田的标识，所以该土地不是上诉人所称的基本农田。另外，具被上诉人向龙川国土资源部门了解，涉案土地当中仅有部分在2010年才被划定为基本农田，贵院可以到龙川县国土资源局和佗城镇国土资源所了解，那么由此说明被上诉人在种植花木果树时根本没有在基本农田种植。4、既然征收范围内有部分土地已被划定为基本农田，正如上诉人在上诉状第三点所称，基本农田只能用作耕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或者占用，而上诉人建设水电站蓄水的行为，已经破坏了基本农田应有的作用，造成基本农田永久丧失耕种的功能，那么真正实施侵害基本农田行为的单位应为上诉人而非被上诉人。（三）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行为合法，被上诉人并不存在抢种的行为。1、龙府【2009】47号通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十二）明确表示，因为上诉人建设电站水库会淹没土地，需完成征地补偿及淹没处理工作，但如今龙川县人民政府、佗城镇府及上诉人尚未完成对涉案土地的征收征用工作，那么其并非涉案土地的合法权属人，无权对涉案土地作出处分或限定合法权属人对涉案土地的处分行为，所以龙川县人民政府因主体不适格而作出的行为严重违法。2、被上诉人向胜利村的农户租用土地并支付租金，已经获得使用土地的合法资格，既然龙川县人民政府、佗城镇府及上诉人尚未完成对涉案土地的征收征用工作，说明涉案土地仍然由被上诉人合法使用，那么被上诉人作为合法使用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改变土地性质对土地进行使用，完全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龙川县人民政府、佗城镇府及上诉人不能剥夺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限定被上诉人对土地使用的范围、时间、数量等，因此该公告及通知的内容违法，被上诉人不受违法行为的约束。3、龙府[【2009】47号通告中明确涉案的土地是在征地的范围内，说明上诉人应当对涉案土地进行征收后才能对土地进行使用。而直至今日，龙川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已经历时将近十年，上诉人仍然未完成征地手续时，那么土地应由被上诉人继续合法使用，由此体现被上诉人是合法种植花木果树而非抢种。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以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使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耕地，参照征收耕地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规定，上诉人应当对于被上诉人进行征地。龙川县人民政府出具的任何文件材料，亦不能违反土地管理及承包等法律规定对土地征收补偿的相关规定，那么龙川县人民政府在明知上诉人未完成征地工作的情况出具的通告，利用发文的方式取代征地手续，完全属于滥用行政职权于预农业生产经营的表现，保护上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加重被上诉人的侵害。（四）上诉人建设电站蓄水的行为与被上诉人花木果树被河水浸泡坏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因果关系根本无需鉴定，结合相关的征地文件和范围，利用常识判断，足以确定被上诉人受浸的损失与上诉人水电站蓄水存在因果关系。1、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粤发改能【2005】1076号《关于河源市东源县柳城水电站（25.5MW）项目的核准意见》第四条可知，上诉人建设的水库淹没土地47．61亩，工程永久占地234．33亩，以及龙府【2009】47号征地通告明确表示，上诉人水电站建设会淹没征地范围涉及佗城部分村，具体范围以淹没影响界限图为准。由此可知，界限图范围内的土地均会受到水电站的影响，所以政府才明确上诉人必须要对土地进行征收，而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地方恰恰是在征地红线范围内，因此上诉人建设的电站在立项审批前，已经经过专家论证该电站可能影响的土地范围，那么在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均会受到影响，所以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才出现了被浸泡坏死的结果，这个结果在水电站立项时就已经被预见，否则政府也不会要求上诉人要完成土地征收工作，从这一地上也可以证明上诉人建设水电站蓄水的行为与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坏死的损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一直以来，上诉人是清楚知道应当对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进行征收，但是双方因征收价格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利用其经济优势，对被上诉人进行打压，以极低的价格征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和《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被征收土地上的零星树木、青苗等补偿标准，按照被征收土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执行”等规定所确定的征收价格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才未能达成征收合意，但实际上上诉人是清楚知道建设水电站会对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造成影响，所以从上诉人的行为可以得出上诉人建设水电站与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受损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十四《关于我县佗城镇胜利村村民刘汉强等人反映信访事项的调处情况汇报》对上诉人蓄水影响的基本情况可以知道，胜利村是因上诉人蓄水受淹浸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上诉人的蓄水行为，导致东江河水位上升，地下水位升高，距离地面仅有20-30厘米，逢雨天则雨水无法从地下渗透排走，导致胜利村胜利坝耕地积水，农作物、花木、果树根系被毁，鱼塘淹没，当地农民损失严重，由此可以知道，对于被上诉人的损害情况已经进行详细描述，可以直接体现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的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被上诉人在2006年开始大量种植花木果树，当时水电站尚未建设，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完全是正常的生长。直至2009年12月上诉人建设的水电站蓄水后，被上诉人的种植场地出现地下水位升高，地下水源无法排出的情况，导致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根部长期处于被河水浸泡的状态，才出现大面积植物受损坏死的情形。所以，地下水位上涨和无法及时排除的情况，是因为上诉人建设电站蓄水所引起，其改变了原有的、未建设电站之前的土地状态和水流流向流速等，从而出现了现有水位远远高于原有水位的情形，殃及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5、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粤发改能【2005】1076号《关于河源市东源县柳城水电站（25．5MW）项目的核准意见》第二条可知，上诉人建设的水电站蓄水位是60米，那么结合现场勘测中可以得出，高于水平面的地区所种植的花木果树没有出现被浸泡坏死的情形，而低于水平面的地区，只要拨开土壤就可以看到地下河水浸淹，说明地下河水水位与土壤表层的距离极小，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的根部长期浸泡在地下河水当中。6、上诉人的水电站建设蓄水后，造成地下水位上升。上诉人一直强调东江流域存在暴雨灾害，但暴雨只是偶发性灾害，而被上诉人的种植场地即使是在于旱季节，地下水位一直处于升高的状态，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一直被浸泡在河水当中，花木果树的坏死是由于长期被浸泡在河水当中造成，说明被上诉人的损失与上诉人的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7、综合专家论证确认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诉人建设水电站蓄水导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是不争的事实，而政府发文确定征收范围及上诉人征地行为也可以确定建设水电站的行为必定对征地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存在影响，再加上观今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范围内的土地地下水位高涨的客观事实又印证了专家论证所确认的现象。那么从这一连串的事实和行为，足以得出上诉人建设水电站的行为会导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从而造成对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的影响，使得花木果树受浸坏死，这一结论是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营法则及专家论证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事实，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是无需再另外举证予以证实的。但是，为何上诉人在事实如此清晰明了的情况下仍然不予承认和要求鉴定，其目的是非常浅显意见的，就是利用诉讼技巧肆意拖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造成被上诉人诉累，毕竟被上诉人作为一个个体户，是依靠土地来维持经营，自然而然无法与上诉人这样的大财团相提并论。所以希望贵院能够结合政府确定的征收范围和要求征收的目的，对比水电站建设前的种植环境和水电站建设后的种植环境，足以认定上诉人建设水电站与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受浸坏死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五）上诉人未完成征地手续，就开始违法建设水电站蓄水发电，已经严重违法。被上诉人从2006年开始种植花木果树，2009年后上诉人建设水电站，被上诉人也一直认为兴建水利设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上诉人从2009年开始建设水电站，一直没有完成土地的征地手续，就强行建设并蓄水发电，导致地下水位异常上涨，土地中的河水长期保持饱和状态，让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一直浸泡在河水当中，造成了大面积成片枯萎死亡。上诉人在未完成征地手续时，为何能够强行使用不属于他的土地？难道就是因为上诉人财大气粗，就可以不依法征地而强行霸地？难道法律规定要履行征地手续才能合法使用土地只是一纸空谈？而且据了解，上诉人在开工时就没有完善的开工手续，甚至是在未办理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就强行开工，之后再补办相关的建设用地使用手续。同时，在开工建设期间就与周边的村民发生过强烈的冲突纠纷，甚至还曾造成死亡事件。如今，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其是通过与村民签订承包土地合同，支付了相应租金的方式获得使用土地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未依法征收土地，政府也没有任何征地的批复，上诉人就强行阻碍被上诉人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租用权益，甚至进行建设项目，永久毁坏农业土地，不予任何补偿赔偿，上诉人依仗老板是全国政协委员，披着人民赋予企业荣誉的称号，无法无天，违法进行电站建设，相关政府机关对其严重违法行为放任不管，忘记为民执法的宗旨和责任，甚至滥用权力为黑心企业家欺负鱼肉百姓保驾护航，在习近平书记反复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今天，为何还有如此猖獗的上诉人经营者，试问人间公道何在、天理何在？既然上诉人未完成征地手续，那么被上诉人完全可以继续合法使用土地，因为上诉人无权限制我对上地的使用。（六）被上诉人的损失经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所作鉴定报告程序合法且使用标准准确，应当作为认定损失的直接依据。被上诉人从2006年开始采用现代化技术种植花木果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引进机械设备，在种植场采用成片大面积种植和间隔式种植的方法，可以缩短花木果树的生长周期，降低死亡率，提高品种质量，增加被上诉人的生产经营收益。如今，却因为上诉人没有完成征地手续就违法建设水电站蓄水造成被上诉人种植的花木果树成片式枯死，其造成的损失除了花木果树本身的损失之外，还包含了被上诉人投资的人力成本、机械成本等，但是这些损失在鉴定报告当中是完全没有体现。而且，鉴定报告当中记录的花木果树的数量少于被上诉人投资购买的花木果树的数量、单价亦低于正常生长在市场上销售的平均单价。同时，上诉人蓄水导致土地不可逆转的丧失耕种能力，那么对于被上诉人作为种植花木果树可以不断循环生产的经营模式而言，造成的损失是远远大于评估鉴定报告当中所确定的价格。因此作为被上诉人，希望可以按照客观的事实对损害进行确定，但为了可以妥善解决矛盾纠纷，减少被上诉人的诉累，唯有认可评估鉴定报告的意见，况且此意见是由法院委托评估得出，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被上诉人希望贵院可以依法对本案作出合理的判决。（七）公证书和评估报告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被上诉人所种植的花木果树因上诉人的水电站建设蓄水浸泡坏死后，曾与上诉人多次协商解决，但是上诉人却一直没有妥善解决，为了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不得不委托司法公证部门对损坏的客观现场进行拍照保全，所以公证书所确定的内容足以反映客观事实，所以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评估报告是由法院委托评估得出，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虽然并不能反映被上诉人的全部损失，但是为了按照法定程序解决纠纷，评估报告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违法建设水电站产生的经济效益每年数以亿计，水电站运行发电产生的效益，对比被上诉人几千万的借款投资而言，完全是极小的成本，但是上诉人却一直拖延不与被上诉人解决损害赔偿事宜，这就导致了被上诉人的损害不但得不到救济，每年还要投入几十万元进行维护管理，直接造成了被上诉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司法救济作为最后一道救济防线，如果连法庭都不依法保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责令上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将无法体现司法正义。此外，假如上诉人不建设水电站，那么被上诉人所种植的花木果树就不会出现被河水浸泡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巨大的损失。上诉人一直强调被上诉人抢种并向上诉人漫天要价，但是被上诉人种植花木果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引进生产设备，进行现代化农业生产，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农业生产经营，并不是为了获得上诉人的赔偿。而且如今损害已经造成，并非被上诉人所期望，且核定的损失远远低于被上诉人正常经营所获得的利润。同时，纵使上诉人进行赔偿，也无法恢复土地的耕种功能，那么被上诉人已经无法继续使用土地进行生产经营。而且从保护法益价值的角度，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利属于农民的基本生存权益，水电站建设属于企业投资行为，上诉人作为民营企业更应注重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因为政府支持就漠视法律的规定，不经依法征地就蓄水发电。因此上诉人在明知侵权的情况下，拖延十年之久拒不赔偿被上诉人的损失，只顾自己谋利，不顾被上诉人的权益，相信法律能够认定上诉人的行为违法，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因此，被上诉人希望贵院能够依法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胜利农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富源公司赔偿胜利农场损失44679440元。本案诉讼费及证据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6年3月份，胜利农场的个人经营者刘汉强与龙川县佗城镇胜利村村民罗玉平、罗桂英等人分别签订了《出租土地合同》，合同约定：将各农户的罗屋坝坝地分别出租给刘汉强种植，租地面积约为319亩，承包期为50年，从2006年3月10日起至2056年3月10日止。刘汉强承包上述土地后，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杜英、秋风、紫薇、龙眼果等花木、果树。2010年4月21日，刘汉强开办了个人独资企业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并在与各农户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上加盖了原告胜利农场的印章。被告富源公司的柳城水电站于2005年10月26日开始施工建设。2009年2月柳城水电站开始蓄水发电，蓄水位保持在57米至58米之间，设计蓄水位为60米（珠基高程）。根据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粤发改能[2005]1076号《关于河源市东源县柳城水电站（25.5MW）项目的核准意见》、广东省水利厅文件粤水农[2005]150号《关于东源县柳城（蓝口）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及被告富源公司的柳城水电站设计方案，原告胜利农场是属于被告水电站的蓄水淹浸红线范围内，应是被征地红线范围内。被告富源公司对原告胜利农场没有进行征地补偿。2010年4月、5月、6月，该地区普降大雨，原告胜利农场土地被水浸泡。2010年下半年以来，刘汉强投诉称，柳城水电站筑坝蓄水，使农场地下水位升高，大雨导致河水倒灌，淹浸农场树木，造成树木枯萎、腐烂、直至死亡，要求富源公司赔偿，为此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龙川县人民政府、龙川县佗城镇人民政府多次协调双方对花木、果树补偿进行协商未果。2011年3月7日原告向龙川县公证处申请对农场的花木、果树的数量和品种进行公证，经龙川县公证处作出（2011）龙证内字第143号《公证书》，证明原告胜利农场种植有桃花心木1250株、杜英1035株、秋风5973株、紫薇1133株、桂花30982株、罗汉松15482株、海南红豆17926株、杂树8832株、龙眼果树10147株，共计92760株果树。2017年8月3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4467944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09年9月3日，龙川县人民政府发布龙府[2009]47号《关于富源水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2010年8月19日，河源市东源县柳城镇人民政府在河源网上信访公仆信箱上回复《关于柳城水电站蓄水与龙川县胜利农场受灾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其中称富源公司柳城水电站现阶段蓄水不会对胜利农场产生浸没、内涝等灾害，且胜利农场的建设是在佗城镇关于柳城水电站建设项目的停建令下发后开始的，具有严重的抢建抢种性质，柳城水电站在水库调度工作中没有违法、违规现象。2011年2月21日，龙川县佗城镇人民政府向刘汉强发出《通知》，当中指出刘汉强于2010年1月在胜利村胜利坝柳城富源水电站征地红线内抢种果木及花木，并要求刘汉强限期于2011年2月28日前自行迁移抢种的果木及花木，但龙川县佗城镇人民政府未对该《通知》予以执行。2013年12月13日，龙川县佗城镇人民政府发函要求被告富源公司尽快落实对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坝征用补偿安置工作。2014年，刘汉强向龙川县信访局反映因被告建设水电站蓄水造成地下水位上升，致使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受浸致损，要求赔偿的信访事项。龙川县信访局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了书面情况汇报，在该书面汇报中对存在的问题予以处理建议认为，一是富源水电站对补偿方案的落实不够重视，补偿资金迟迟不到位，时间一拖再拖，龙川县佗城镇多次与富源方协调未果，导致征地补偿工作进度缓慢，造成群众十分不满，甚至引发群众越级上访。二是当地村民对征地补偿要价过高，富源公司对需要征地面积和地上附着物存在异议，不主动参与协调。三是富源水电站在东源县境内，但其库区淹浸范围却在龙川县佗城镇，已跨两个县区，属于“三跨三分离”信访问题，责任主体在东源县。本案审理期间，原告书面向本院申请，要求对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等植物大量枯萎和坏死的损失价值进行评估。2017年12月1日，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本院委托对原告胜利农场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评估公司接受本院委托后，召集原、被告双方到现场勘查、清点与原告提供的（2011）龙证内字第143号《公证书》记录当时受浸后的果树、花木受损的品种、数量进行比对的情况下，并根据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3月7日，出具了深银专评报字[2017]第195号《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原告胜利农场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612960元。原告预交了评估费50000元。原告主张的证据保全费，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上述事实有身份证、《土地承包合同》、《公证书》、《报告书》、《关于河源市东源县柳城水电站（25.5MW）项目的核准意见》、《关于东源县柳城（蓝口）水电站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及开庭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被告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是否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二）原告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是否合法。（三）原告胜利农场的损失与被告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四）原告胜利农场的损失如何认定，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结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判：原告是否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虽然原告胜利农场的经营者刘汉强在该农场进行工商登记成立前，刘汉强在合同乙方拟用胜利农场与各农户签订了《出租土地合同》，但刘汉强取得了胜利农场工商登记后，在与各农户已签订的《出租土地合同》上加盖了该农场的公章，双方并无异议，且也对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予以了追认。因此，胜利农场作为本案原告，有权主张权利，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富源公司提出的抗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是否合法。种植的合法性，主要涉及土地的性质与权属、龙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富源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及龙川县佗城镇人民政府《通知》的效力，涉案花木、果树是否违法抢种。刘汉强承包胜利农场的土地，原本由龙川县佗城镇胜利村农户合法使用，后来各农户出租给刘汉强种植花木、果树。2005年10月，被告富源公司修筑柳城水电站，根据龙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富源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涉案土地不能种植。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使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耕地，参照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规定，应当给予征收补偿。因此，被告富源公司在修筑柳城水电站应该要对原告胜利农场原有的花木、果树进行清点和征收补偿的情况下，未依法进行清点和征收补偿，被告富源公司依据龙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富源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为由，认为涉案花木、果树是违法的、抢种的，不应当赔偿，被告富源公司的抗辩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富源公司提出该涉案土地属于永久基本农田，原告改作林地种植树木，具有违法性质，原告抢种的树木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为获取不法利益抢种树木，其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的抗辩，由于该涉案土地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及是否改变了种植方式是另一法律关系，由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不属于民事调整范围。原告胜利农场的损失与被告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被告富源公司修筑水电站，使原告胜利农场地段东江水位升高，造成原告胜利农场地下水位升高，这是一种常识；且原告胜利农场是属于被告水电站设计方案的蓄水淹浸红线范围内。水电站蓄水后，由于水位升高，致使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遭受水浸，低洼地带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导致农场的花木、果树枯萎、死亡。而被告富源公司提出其筑坝行为不可能造成地下水位升高，损害原告的花木、果树的抗辩，根据公平原则和举证能力，应当由被告富源公司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但被告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证实其抗辩理由，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被告提出原告的花木、果树受水浸，是由于受暴雨洪灾所致，属于不可抗力的抗辩。虽在2010年4月至6月期间，该地区受暴雨洪灾侵蚀，但遭受水浸的花木、果树因被告的筑坝行为导致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因此，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的受损，与被告的筑坝行为存在着关联性，为此，被告的抗辩不属于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法定免责情形，故对被告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损失与被告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胜利农场的损失如何认定，赔偿数额如何确定。2011年3月7日，龙川县公证处已对原告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数量作出（2011）龙证内字第143号《公证书》，证明原告胜利农场种植有桃花心木1250株、杜英1035株、秋风5973株、紫薇1133株、桂花30982株、罗汉松15482株、海南红豆17926株、杂树8832株、龙眼果树10147株，共计92760株果树。2017年12月1日，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一审法院委托到现场勘查、清点与原告提供的（2011）龙证内字第143号《公证书》记录当时受浸后的果树、花木受损的品种、数量进行比对的情况下，并根据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3月7日，出具了深银专评报字[2017]第195号《报告书》，评估结论为原告胜利农场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612960元，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富源公司提出不应采纳《公证书》及《评估报告》作为原告损失评估依据的抗辩，并书面申请要求对该《评估报告》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复议，由于被告富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足以支持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证据保全的费用，由于原告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应赔偿原告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个人经营者刘汉强的花木、果树损失29612960元。二、驳回原告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5197元，评估费用50000元，合计315197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85332元，由被告负担229865元。被告负担的费用，在上述履行期内迳付给原告，一审法院不另作清退。本院查明，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二审期间，富源公司向本院提出对胜利农场2010年三次水淹事件进行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胜利农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是否合法；胜利农场的损失与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富源公司二审提出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是否应当支持；胜利农场的损失如何认定，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公证书及评估报告能否采用。一、关于胜利农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的问题。2006年3月18日，刘汉强开办龙川县佗城镇胜利农场，此前先后与龙川县佗城镇胜利村的村民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以每年每亩500元至800元不等的价格租下了约319亩罗屋坝地。胜利农场成立后，刘汉强投入大量资金种植果树、观赏植物等进行农场建设。现因花木、果树受到损害而提起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故胜利农场作为财产权利人是本案诉讼的适格主体。二、关于胜利农场种植花木、果树是否合法的问题。2005年10月，富源公司修筑柳城水电站，根据龙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富源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涉案土地不能种植。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款“使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耕地，参照征收耕地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的规定，应当给予征收补偿。且龙川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富源柳城水电站佗城淹没区征地工作的通告》后，并未进一步实施征收土地、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公告等工作，胜利农场是在正常行使其土地使用权。富源公司在未对胜利农场原有的花木、果树进行清点和支付补偿款的情况下修筑柳城水电站，认为涉案花木、果树是违法的、抢种的理由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并无不当。三、关于胜利农场的损失与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富源公司二审提出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富源公司修筑水电站，使胜利农场地段东江水位升高，必然造成胜利农场地下水位升高。故胜利农场被纳入水电站设计方案的蓄水淹浸红线范围内。水电站蓄水后，由于水位升高，致使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遭受水浸，低洼地带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导致农场的花木、果树枯萎、死亡。对此，胜利农场自2010年4月开始多次向县、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进行投诉。龙川县佗城镇政府也已多次向富源公司交涉，最终富源公司认为胜利农场对补偿款要价太高而未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但富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予以证明。虽在2010年4月至6月期间，该地区受暴雨洪灾侵蚀，但遭受水浸的花木、果树因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导致积水长时间难以排出。因此，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的受损，与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存在着关联性。另因富源公司修筑水电站蓄水后，导致其他农户花木、果树枯萎、死亡的损害赔偿案件已发生多宗。故胜利农场的损失与富源公司的筑坝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富源公司二审提出因果关系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四、关于胜利农场的损失如何认定，赔偿数额如何确定，公证书及评估报告能否采用的问题。在胜利农场多次向县、市领导及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多次向富源公司交涉，最终未果的情况下，向龙川县公证处申请证据保全。龙川县公证处已对胜利农场的花木、果树的品种和数量作出（2011）龙证内字第143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影像CD1张及相片18张是农场拍照人员刘文明所摄影及拍照，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附龙眼果树、花木种类数量表、现场记录一份。故龙眼果树、花木种类数量表应属于公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明的除外。但富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据予以推翻公证认定的事实，本院对公证书公证的事实予以确认并采用。2017年11月15日，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一审法院委托，会同法院工作人员、胜利村村委书记、胜利农场及富源公司人员到胜利农场进行现场勘查，对花木、果树的存活数量进行清点。并根据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3月7日，出具了深银专评报字[2017]第195号《报告书》，评估结论为胜利农场的果树、花木资产损失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9612960元。深圳市银通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经登记备案的资产评估机构（含各类单项资产），且估价师具有资产评估师资格，评估程序合法。该《报告书》采用市场法的方法进行资产价值的评估，在损失评估价格上趋于合理。一审法院采用并确认该《报告书》的评估结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9864.8元，由上诉人河源市富源水电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谢健生审判员  高晓鸣审判员  曾贵芳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何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