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康县人民法院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1224刑初31号 公诉机关：甘肃省康县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女，1976年2月28日出生，住甘肃省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陶杰，甘肃泰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蒲某，男，生于1994年7月9日，住康县，无前科。因涉嫌强奸罪，于2017年5月26日被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康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8日被康县公安局逮捕。 辩护人：王向东，甘肃金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梁某，男，生于1993年11月12日，住康县，无前科。因涉嫌强奸罪，于2017年5月26日被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康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8日被康县公安局逮捕。 辩护人：张兴龙，陇南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男，生于1995年2月3日，住康县，无前科。因涉嫌强奸罪，于2017年5月26日被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经康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同年6月8日被康县公安局逮捕。 辩护人：王海洋，北京金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肃省康县人民检察院以康检院公诉刑诉(2017)4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犯强奸罪，于2017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甘1224刑初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判决）。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甘12刑终2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康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4刑初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二、发回康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登记，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8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柴某、书记员李寿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蒲某及其辩护人王向东，被告人梁某及其辩护人张兴龙，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王海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陶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甘肃省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5月19日23时30分许，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三人酒后窜至康县城关镇东街农贸市场东侧二楼被害人朱某经营的“和顺美发店”内。梁某、王某称呼蒲某“王队长”，并以“王队长”的身份和从朱某床上找到的避孕套为由对朱某进行恐吓、威胁，随后三被告人将朱某推至其卧室，蒲某用手按住被害人上肢，梁某、王某强行将朱某所穿裤子脱掉，三人先后与朱某发生性关系，其中蒲某与受害人朱某发生性关系时对朱某有殴打行为。后三被告人将朱某放在室内钱包里的200余元现金拿走后逃离现场。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勘验、辨认笔录、视听资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强奸妇女，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四）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三被告人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判处刑罚。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诉称，2017年5月19日晚23时许，三被告人到原告经营的和顺美发店，被告人梁某和王某称呼蒲某为“王队长”，并以王队长的身份对原告进行恐吓、威胁，随后三被告人将原告强行推至卧室，蒲某压住原告双手，王某、梁某强行脱掉原告裤子，蒲某先实施威胁强奸，王某2和梁某在外翻开原告的钱包，梁某取走钱包内的现金80元。蒲某之后，王某、梁某先后对原告实施强奸、猥亵，在梁某实施强奸的过程中，蒲某和王某看到原告的钱包，蒲某拿出150元现金交给王某装入口袋。之后，蒲某、王某再次进入原告房间，蒲某第二次对原告进行猥亵、强奸。在整个过程中，三被告人不断的辱骂和殴打原告。被告人的行为，致使原告多处受伤，原告多次去医院检查治疗，花费巨大，并且原告精神出现抑郁症，产生心理障碍，情绪极不稳定，至今原告无法投入正常的工作，使原告遭受了极大的精神痛苦、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三被告人无视法度，其行为构成强奸罪、抢劫罪，情节极其恶劣，致使原告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伤害，请求：1.依法追究三被告人强奸罪、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2.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00000元（含医疗费、财产损失费、心理康复治疗费）；3.鉴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三被告人承担。 被告人蒲某辩称，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一、我们三人的目的是为了找小姐去嫖娼，并不是要强奸谁；二、在和原告发生性行为之前，我们和原告是商量好了价格，商定每人次100元;三、原告一直说到我殴打了她，但是始终没有证据证明我对她进行殴打的暴力行为，如果我真的殴打了原告，原告身上应该有伤痕，但是这些都没有，所以原告对我的这些指控不能成立;四、我没有违背原告的意志，没有对她进行威胁、暴力等行为，我只是想用王队长这个身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有就是达到白玩儿不给钱的目的。如果说我有罪，我承认我犯了冒充警察骗原告给我们服务，我们不用给钱的招摇撞骗罪。 蒲某辩护人辩称，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强奸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案经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无新的证据能够证实蒲某构成强奸罪。被告人蒲某确实两次与被害人发生了性行为，但要认定为强奸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违背妇女意志和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并且达到使妇女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是不知反抗的程度。通过现有证据再现的案情不能充分证明被告人确实犯有强奸罪。(一)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案发时违反被害人意志。本案的证人都没有直接目睹发生性行为的过程。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强奸事实的存在；至于鉴定结论，唯一能证实的是被告人蒲某和被害人发生了性行为，仍然不能证实被告人蒲某违背被害人意愿强行发生性关系。(二)被害人的陈述疑点很多，最主要的其所称的违背其意志不能成立。1、从被害人的陈述，可以排除被告人采取殴打、捆绑、麻醉、打晕等暴力方式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情形。2、本案可以排除被告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而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行为，无论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均无这方面的供述与陈述。实质上被害人有反抗条件而没有有效证据表明其有反抗行为。3、本案起诉书指控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强奸行为。能够证明被告人蒲某是否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本案三被告人的供述，经查被害人陈述矛盾之处很多，对一些细节无法说清，甚至对性行为到底有无完成都前后反复，而且事发前后表现反常，可信度令人怀疑。蒲某及另外同案被告人始终没有供认过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他们坚称被害人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4、现有的间接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一，被害人无反抗迹象。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物证笔录，证实被害人所穿的背心和内裤均无损坏迹象。如果蒲某及另外同案被告人确系强行剥去被害人背心和内裤，只要其稍事反抗应该会留下损坏的痕迹。其二，被告人蒲某虽然在与其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在被害人屁股上用手打了几下，由于被害人身上未留下任何伤痕，也不能必然推断出被告人实施了暴力。(1)案发地点是康县城关镇东街农贸市场东侧二楼被害人经营的“和顺美发店”，位于县城居民区中，“和顺美发店”的上下左右都是经营户和住户，而且门前有人往来。被害人并非处于一个不熟悉的、隔离的空间而容易产生惧怕之情以致于不敢反抗。(2)没有证据表明被害人曾经反抗或是呼救过。案发时，被害人发现被告蒲某等三人再次上门后，应当是充满戒备。从看到三被告人又来时，被害人是有充分的时间呼救的，从三被告人进到店里时，正常的反应是跑到门外呼救。但本案的事实是，被害人在案发前并没有任何呼救声，更没有反抗的行为。(3)被害人当时是处于半推半就的状态，因而没有反抗所以是愿意的。(4)如果是强奸，被害人与三名被告人不可能均表现的如此从容。从被害人的陈述笔录可知，被害人对三被告人的衣着、体态描述均清晰而准确，对性行为过程的描述也基本一致。如果被告人实施的性行为是违反被害人意志进行强奸，二人均处于受惊及慌乱之中，不可能对细节问题描述的如此细致而准确。从被害人的陈述笔录与被告人的供述中，被告人蒲某在与被害人前后两次发生性行为后，都是不慌不忙的离开现场。如果被告人蒲某是强奸被害人，在“和顺美发店”里，他在犯罪后不可能不担心被抓获受法律惩罚而马上逃跑，而他们是从容不迫离开现场的。(5)从被害人询问笔录的疑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被告人蒲某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被害人有能力呼救、反抗而并没有呼救、反抗，说明当时并没有违背其意志。二、起诉书指控被告蒲某构成强奸罪，存有疑点。起诉书指控的唯一证明违反妇女意志的证据是被害人的陈述，但其陈述中存在诸多疑点，并没有其他证据以印证。所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发生了性关系，不能证明是强奸。刑事诉讼实行的是严格证据原则，各证据之间只有排除一切矛盾，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所以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蒲某的行为并没有违背妇女的意志，不构成强奸罪。三、辩护人仍然坚定地认为，被告人蒲某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如果法庭不采纳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请法庭注意被告人蒲某有如下从宽处罚的情节。（一）被告人蒲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79条规定的招摇撞骗罪。招摇撞骗罪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的，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威信和正常活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结合本案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蒲某的犯罪行为符合招摇撞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他对被害人实施的是骗奸行为。在以招摇撞骗为手段的骗奸行为中，行为人既未对被害人的人身予以强制，也未对她进行精神能利，即冒充身份及以此骗奸的行为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在这种情形下，被奸妇女的意志自由始终没有丧失，她随时可以对性交行为作出同意或者拒绝的选择。（二）被告人蒲某的认罪态度端正。本案经一审、二审和今天的重审，蒲某已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构成了招摇撞骗犯罪，而且其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三）、被告人蒲某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大。蒲某作为刚参加工作不满一年的年轻人，在酒后为了寻找小姐找刺激，便与被害人商谈价格随后便与其发生了二次性关系。从其犯罪的情节上，辩护人认为其犯作情节一般，对社会危害性不大。鉴于其无前科劣迹，故其主观恶性程度不大。综上所述，辩护人提请法庭根据本案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对被告蒲某在法定刑的幅度内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梁某辩称，我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理由如下：一、在发生性行为之前我们商量过价钱，在双方同意之后才发生的性行为。二、我和被害人在性行为过程中，没有对她进行过殴打和威胁。三、从王某称呼蒲某为王队长我没有反驳，到临走之前我也喊蒲某为王队长，就是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服务，大家都知道性工作者和警察之间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在前面两个警察走了后，我也想着如果我们冒充警察进行嫖娼，就不用给钱了，所以才没有反驳王某喊蒲某为王队长这个行为。四、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希望法庭能够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认定我的犯罪行为。 梁某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梁某犯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刑诉法规定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须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从这三方面均无法达到。一、强奸事实不能认定。1、被告人只有嫖娼故意而没有强奸故意。三被告人是酒后相约共同嫖娼才前往原告的美发店的，到该店的目的明确。而被告人之所以知道该店有卖淫活动是因为以前来过。第一次到该店后，因为有民警在，三人离开后又到其他地方寻找了嫖娼的场所，但没谈好，才再次返回。进入原告店内原告也是按照招嫖的语言问询被告人的，被告人实施嫖娼行为目的清晰明确。被告人假冒警察是为了嫖娼提供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是正义的化身，是司法人员，冒充警察的行为身份本身不具有任何威胁。2、本案不存在违背原告意志发生性关系的情形。有无违背附带民事原告的意志应该从整件事的事前、事中、事后表现综合判断，而不能完全听信原告事后的陈述。首先，针对被告人的耍一下多少钱的提问，原告回答100元，并说明只能为一个人提供性服务。也就是为一个人提供性服务是原告同意的。提供性服务本身，双方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接待一个人还是三个人未达成完全一致。其次，在三被告人与原告进卧室时，原告没有反抗，而是说“你们不要这样，门都开着的”。被告人与原告一起走进卧室的行为本身是无法认定为暴力的，因为三被告人是都想嫖娼，而原告只表示接待一个人，三个人一起进卧室就是希望促成原告勉强接受为三人一起提供服务。公诉机关指控的推的行为无法认定。事实上，从其他证据和当庭调查看，整个过程原告并未反抗，既未挣脱离开，也没有大声呼救。如果真像原告说的连哭带叫，在农贸市场那样的密集住宅区又是晚上，一定会惊醒周边群众，但整个过程中，睡在一套房中的原告13岁的儿子都没有被吵醒。三被告人与原告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中，原告几次提到“你们能不能正常做，好好的，我把你们伺候好”。意思也不是不为被告人提供性服务，而只是请求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不进行口交。再次，原告实际上并没有主动报案。事发后，原告两次前往派出所，并不是要求报案，而是要核对包括三被告人在内的五名自称警察的人是不是警察。根据原告的陈述，核对的目的也不是要报案，而是要五个人给其一个交代，并要求以后不能再“欺负”原告。按照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材料，原告是被民警带回刑警队询问才说自己被强奸的，原告此时才声称自己被强迫完全是为自己招嫖的问题开脱。不能用原告事后的陈述反推事发时的心态，而是要从原告的综合表现分析。3、原告未明确拒绝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本案中，原告所称的你们三个人我一人无法提供服务，是不能为三个人一起提供服务，还是不能三个人依次提供服务，或者是三个人一个都不行并不清楚。至少，原告没有明确全面完全的拒绝被告人的性交易要求。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在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时是半推半就的，所谓半推半就是指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时，该妇女既有“就”的一面即同意的表现，又有“推”的一面即不同意的表现。应当全面审查男女双方的关系怎样，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如何，事发后妇女的态度如何，该妇女的道德品行、生活作风情况等等。本案在原告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时，主动戴套、变换姿势、与其中的被告人商量让被告人自己撸出来等等，证实了同意的方面。不同意的方面仅仅是模棱两可的不能为三人提供服务的语言。二、证据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并未查证属实。1、本案作为强奸案件，主要是言辞证据，但能够指控被告人有罪的笔录都存在重大缺陷。首先，被告人笔录的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不一致。同步录音录像中，侦查人员讯问被告人的方式是问一句答一句，被告人梁某的回答方式只是“是”或者“不是”，并没有整段的经过描述，但最终的笔录中却形成了大段大段的描述，都是侦查人员总结提炼的结果。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当庭被告人的供述为准。其次，原告的笔录真实性存疑。原告在原来的陈述中说事发后当时她将孩子叫起来就去亲戚家住下来，这个过程经历了原来的一审二审，并经多次询问均未改变。但当庭原告又改变原来的陈述，声称自己事发后是去了自己开的服装店。虽然这个内容的陈述对案件的事实没有重大影响，但至少说明原告是做了虚假陈述的，既然部分内容做了虚假陈述，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也就存在疑问。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了。2、勘验检查时间无法认定，证据之间相互冲突。案件卷宗材料中体现的勘验、检查、提取的时间的5月23日，并且相关的证据间均能证实，但在侦查机关的补充材料中时间变为了5月24日，甚至出现了为原告做的新的笔录。补充证明材料的出现不仅没有说清勘验时间，反而令案件时间显得扑朔迷离。作为最基本的案件事实的勘验、检查、提取时间都无法认定，案件就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依据。三、原告心态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本案事发四天后才有了报案笔录，而且该报案笔录是原告被动被警察带到公安局才形成的。事发四天没有报案，原告只是一直在核对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是不是警察，目的也就是向被告人要个说法，并准备警告被告人以后不能再欺负她。根据事发后原告的表现结合事发过程中原告没有明确拒绝的情况，本案无法证实向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反映被强奸的真实意思，不能排除因索要嫖资未果才报案的目的。本案无法证明存在强奸犯罪所要求的暴力胁迫、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形，所以认定强奸犯罪的证据不足。虽然强奸犯罪不能成立，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实，被告人可能触犯招摇撞骗罪。经过一审二审及本次的发回重审审理，案件经过抽丝剥茧，最终能够反映案件真相的恰恰就是招摇撞骗。三被告人通过冒充警察，获取嫖娼不付钱的非法利益，符合招摇撞骗的构成要件。三被告人均为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嫖娼的目的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如果最终像原审一样认定轮奸成立，三被告人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法。而根据三被告人的主观目的和行为本身来看，判处刑罚远远超出三被告人的行为的危害性，罪责刑不相适应。 被告人王某辩称，公诉机关指控我犯强奸罪，这与事实不符，1、我们当天去了两次原告的和顺美发店，第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向我们亮出警官证，说自己是警察，他的领导正在里面玩儿，让我们看着办，这也向我们透露出这个理发店确实有小姐，所以十几分钟后我们又去了这店，因此我们的主观目的就是嫖娼;2、公诉机关说我们利用王队长的身份是为了恐吓原告，这与事实不符。在原告同意一人100元之后，我们才称呼蒲某为王队长的，当时我们想利用王队长这个身份占便宜，不给嫖资，并不是为了恐吓原告;3、当天我没有违背原告的意志，因为当天我喝了很多酒，生殖器无法勃起，没有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因此我不构成强奸罪。要说是犯罪，我认可我犯了招摇撞骗罪。 王某辩护人辩称，一、公诉机关指控王某等三被告人犯强奸罪（轮奸）罪名不成立。1、本案案发地点是朱某的理发店，时间是当晚00点20分左右，根据梁某及蒲某的口供可证明，三被告人第二次进理发店时，灯亮着，店开着，一女子坐在店门口靠右的凳子上，问三被告人“耍不耍”，梁某问“耍一下多少钱”，女的回答“100元...”，由此可认定，当时理发店还在营业中。2、根据三被告人供述，当晚三被告人为了找“小姐”去过不同的卖淫场所，去朱某的“和顺美发店”是因为梁某之前去过，目的就是嫖娼，可认定，进店前三被告人并无强奸的共同故意。进店后，即使三被告人称呼过“王队长”或“领导”，甚至“冒充警察”，也恰恰证明进店后三被告人没有强奸的共同故意。3、根据庭审证据无法认定朱某有过“大声喊叫”或其它肢体反抗行为，也无法认定三被告人有强行“推”、“按”、“脱”或其它暴力行为，更无法认定被害人的“疾病”是哪种暴力行为造成。4、所发现的避孕套是没有使用过的，即使宣称了“王队长”，对朱某说了“这就是你卖淫的证据”，但根据朱某当时应答可见，当时朱某并不怕因此受到处罚。辩护人认为，“宣称队长”和“这就是你卖淫的证据”并没有使朱某真正受到恐吓或威胁，更不至于使朱某达到不敢反抗，被迫接受三人轮奸的程度，因为即便真的是“队长或局长”，朱某都可以作出同意或拒绝的选择。5、根据庭审出具的三被告人供述及被害人陈述证实，在案发过程中朱某有戴避孕套、口交、变换姿势等配合行为；手机录制的视频也显示朱某没有表现出任何被迫的痛苦。6、本案无法认定王某等三被告人的行为确系违背了朱某的意志。三被告人事前从未明确向朱某表示过不给钱，朱某事前就不可能因为不给钱而不同意，因此，事后没付嫖资不代表朱某当时一定不同意。辩护人认为不能以三被告人事后是否支付嫖资，认定当时是否违背了朱某的意志。原告当晚是有从事卖淫活动（有过谈价）的行为，案发地为理发店；案发时间虽是00点20分左右，但当时理发店还在营业中；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三被告人有暴力行为，也无法证明原告有过反抗；原告身上无伤，衣服完整；“王队长”和“未使用的避孕套”亦不会使原告达到不敢反抗的程度，过程中朱某有“戴套”、“口交”、“变换姿势”等配合动作，案发后朱某未保留“卫生纸、避孕套”等关键证据，也未第一时间报案。三被告人离开后不但未逃跑，甚至还在附近吃砂锅，第二天均正常上课；当晚梁某为了取笑蒲某所拍的视频一直没有删除，并主动提交给侦查机关，综上，辩护人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当时确系违背了原告的意志，三被告人犯强奸罪（轮奸）罪名不成立。二、指控王某强行与朱某发生了性关系，证据不足。1、被告人王某与其他二被告人一直无共同的犯罪故意，庭审有效证据既无法证明王某有直接的暴力行为，也无法证明王某对原告有过足以使朱某达到不敢反抗的威胁行为。2、王某当晚去和顺理发店的目的是嫖娼，王某的第一次口供虽供述：“阴茎从那女的后面插入阴道大约抽插了1分钟左右”，但王某的第三次口供亦供述：“射精是我自己用手撸的，阴茎一直没有硬起来”，没有能够插入。因此，不能仅依据王某的第一次口供认定王某确曾“插入”，指控王某强行与朱某发生了性关系，证据不足。三、辩护人认为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涉嫌犯招摇撞骗罪。原告之所以与三被告人发生性关系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是原告相信事后三被告人会支付嫖资，才进行戴避孕套、口交、变换姿势等配合行为，若如此，本案只是一起普通的卖淫、嫖娼治安案件；另一种是，原告当时确实相信了被告人的“王队长”等人的警察身份，便选择了主动配合，若如此，被告人的行为确实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职业形象，三被告人的行为涉嫌犯招摇撞骗罪。综上，指控王某等三被告人犯强奸罪（轮奸），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法庭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9日19时30分许，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等七人在康县人字桥头一酒吧喝酒，23时许，余蒲某、梁某、王某三人在一起，梁某提议三人去找“小姐”耍，蒲某和王某均表示同意。三人遂到水上市场二楼去找提供性服务的小姐，因价格谈不拢未果。后梁某提议去他曾经耍过的康县城关镇东街农贸市场东侧二楼本案原告朱某经营的“和顺美发店”，三人在店内见有一男子，以为是“和顺美发店”老板，梁某问“有小姐吗？”，该男子是康县城关派出所民警吕某，吕某当晚与同事李芝勇等一起喝酒，酒后李芝勇让吕某陪同到“和顺美发店”洗头。吕某见蒲某等三人是喝了酒的，就说：“没有‘小姐’，我是派出所的，里面有人洗头”，并出示警官证让三被告人离开。三被告人离开后，又去水上市场二楼，又因价格问题没有谈成。蒲某怀疑前面遇到的那人是假警察，梁某提议再回去看看，于是三人在2017年5月20日0时20分许又返回到“和顺美发店”，此时见到朱某一人在店内。梁某与朱某进行谈价交易，问“耍一下多少钱”，朱某回答意思是“耍一下100元，你们几个人，我身体不舒服，只能陪一个，三个人不行”，对于三个人要求服务，予以拒绝。王某指着蒲某说：“这是我们王队长”，蒲某对朱某说：“你在这里设点卖淫，我们要查你”，后三人与朱某一起进入卧室，梁某发现床上有几个避孕套，并对朱某说：“这就是你卖淫的证据”。自此，三被告人开始冒充警察，要求朱某给他们服务，朱某也以为三人是以王队长或叫王局长为主的警察，在卧室里被梁某、王某脱掉了裤子，蒲某先留在卧室，朱某给蒲某阴茎戴上避孕套后发生性关系，期间蒲某曾用手掌击打朱某屁股。梁某和王某在卧室外等候时，梁某从朱某放在柜子上的钱夹内取出现金80元装入自己口袋。蒲某走出卧室后，王某进入卧室，朱某给王某阴茎戴上避孕套，与朱某发生性关系，王某要求朱某变换姿势，朱某配合变换姿势，因阴茎软无力，没有射精，王某自己用手揉搓阴茎，取掉避孕套将精液射在床单和朱某上衣内。王某走出卧室后，梁某走进卧室，朱某取了避孕套给梁某阴茎戴上，梁某要求朱某进行口交，朱某拒绝，梁某将朱某头按在自己阴茎上，被朱某推开。后朱某配合与梁某发生性关系。梁某走出卧室后，蒲某又第二次进去与朱某发生性关系，后蒲某发现朱某的孩子在另一房间睡觉，便用巴掌拍打朱某头和脸部，训斥道：“你的娃上学着哩，你还敢干这事，要不要给你开个罚单”？朱某不让开罚单，说让把钱包里的钱拿走，后蒲某走出卧室，将朱某放在柜子上钱夹内的150元现金拿出交给王某后三人一起离开现场，并用所拿现金吃饭。2017年5月20日12时许，朱某到康县城关派出所咨询但未明确报案。2017年5月23日上午10时许，朱某去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反映涉“警察”的相关问题，在刑警大队民警的再三询问下，朱某陈述了2017年5月19晚上发生的经过，并称身上没有留下伤痕和淤青。随即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为固定保全证据，指派法医和女民警在未受理案件之前对朱某的阴道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提取，并于当天下午给朱某作了笔录。2017年5月24日，康县公安局民警到朱某的“和顺美发店”进行了现场勘验，并作了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和有关证物的提取笔录。2017年5月26日康县公安局正式决定立案。 在审理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自愿撤回了其提交的民事诉讼方面的所有证据。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蒲某、梁某、王某三个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结合朱某的笔录中，对以下事实的陈述比较一致，法庭予以采信。（1）三被告人相约去嫖娼；（2）三被告人两次去朱某的美发店，第一次在美发店遇见康县城关派出所民警吕某，得知另一个民警（李芝勇）在里间接受服务；第二次到朱某的美发店的时间是2017年0时20分左右；（3）三被告人有与朱某“耍一下100元，你们几个人，我身体不舒服，只能陪一个，三个人不行”议价交易的行为；（4）三被告人冒充警察，称呼蒲某为王队长；（5）三被告人与朱某一起进入里间后，梁某发现朱某床上的避孕套，说是朱某卖淫的证据，并与王某一起脱掉朱某裤子；（6）三被告人分别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7）被告人蒲某二次与朱某发生性关系，期间有殴打朱某的情形；（8）朱某身上没有留下伤痕和淤青；（9）三被告人分别与朱某发生性关系期间朱某主动配合戴避孕套的情节；（10）蒲某和梁某拿走朱某钱夹内共计现金230元。 2.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6位民警的情况说明，证实了2017年5月20日12时许，朱某到城关派出所咨询但未明确报案的事实。 3.康县公安局2018年7月26日和2018年8月15日的两次情况说明结合《关于朱某被强奸案件现场相片来源说明》、《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登记表》、现场勘验笔录以及《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证据，证实朱某于2017年5月23日上午10时许，去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反映涉“警察”的相关问题，在刑警大队民警的再三询问下，朱某陈述了2017年5月19晚上发生的经过；随即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为固定保全证据，指派法医和女民警在未受理案件之前对朱某的阴道的生物检材进行了提取，并于当天下午给朱某作了笔录；2017年5月24日，康县公安局民警到朱某的“和顺美发店”进行了现场勘验，并作了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和有关证物的提取笔录；2017年5月26日康县公安局正式决定立案的过程。 4.证人毕某的证言证明了2017年5月19日19时许三被告人与其及杨潇5人一起喝酒，当晚0时许酒后其与杨潇一路回家，三被告人一起走的事实；证人吕某的证言证明了2017年5月20日0时10分左右，三被告人第一次到朱某“和顺美发店”时的状态是喝了酒、目的是找“小姐”耍以及其同事李芝勇在里间接受服务的事实。 5.关于三被告人和被害人在议价过程中，朱某说“我伺候一个人可以，三个人不行”“只能耍一个，三个人我不耍”及“你们三个人，我一个人怎么可能给你们三个服务，再说我现在还吃药呢”，这些话我们应当按照一般人的思维进行理解，即朱某当时只同意为一个人提供性服务，而不同意为三个人提供性服务或三个人同时一起提供性服务，对于三被告人认为“朱某只拒绝三个人同时一起耍”的说法不予采信。 6.关于三被告人在公安局供述及朱某的陈述中涉及的动作：推、压、按、扇、脱裤子等行为，虽然蒲某供述“我们三个人就把她推进里面屋里去了，王某把她的裤子脱了”（侦查卷第42页）和梁某供述“我们三个就将这个女的推进后面左侧的屋子里面了，王某及我脱女的裤子”（侦查卷第89页），朱某陈述“对方三个人就将我往我睡的地方推，到床边将我按倒在床上，一个男的压我脖子，另外两个脱我裤子”（侦查卷第106页），但王某供述“我们三个就跟着这女的进到左面的卧室里”（侦查卷第66页），以及在庭审中朱某及三被告人均无法说清推的过程、动作和顺序，故无法认定三被告人有“推”的行为；朱某陈述的压、按的动作因只有朱某一人的说法亦无法予以认定。对于蒲某承认的在与朱某性行为过程中的“扇”的行为及王某和梁某脱朱某裤子的行为予以认定。 7.关于朱某在与被告人发生性行为前是否存在其自己说的“极力反抗、连哭带叫”的行为，该说法虽有梁某的笔录（侦查卷第89页）佐证（后梁某一审、二审及重审时均反悔），但由于案发地是朱某的“和顺美发店”，该店位于农贸市场，时间又是深夜，且店内还有朱某的13岁的孩子在睡觉，朱某如极力反抗、连哭带叫不可能不被外人包括其孩子所察觉，因此朱某极力反抗、连哭带叫行为的说法证据不足，不能认定。 8.对于书证陇南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陇）公鉴（DNA）字【2017】130号物证检验鉴定书，认定：送检的“朱某所穿背心”、“朱某粘尿的衣物1号”检出同一男性DNA基因型，支持为王某所留；送鉴的“案发时朱某所穿内裤”检出男性DNA基因型，支持为蒲某所留；以及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光盘13张（其中梁某手机录制视频1张），主要是三被告人接受讯问的情况及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一段视频。这些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及光盘13张，三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异议，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酒后相约嫖娼，深夜窜至被害人朱某的“和顺美发店”，在受害人朱某明确表示拒绝为三个人服务的情况下，冒充警察以查处被害人卖淫嫖娼的行为为由，采用言语恐吓、威胁的手段，致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并用脱被害人裤子的暴力方式，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被害人朱某虽在被强奸过程中有配合的行为，但被害人面对与其之间存在明显力量悬殊的三被告人，被害人为了避免更为严重后果的发生，选择屈从、配合的行为也符合常理，但这并不表明被害人乐于被强奸。故三被告人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使用胁迫等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轮奸），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四）项之规定，依法应当以强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三被告人意思一致，均积极参与实施犯罪行为，系共同主犯。被告人蒲某二次对受害人实施性侵，并有击打受害人行为，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指控其三被告人犯有强奸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三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三被告人属嫖娼，不构成强奸罪（无罪）的辩护意见或是属冒充警察骗嫖构成招摇撞骗罪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朱某的：1.依法追究三被告人强奸罪、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2.依法判令三被告人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00000元（含医疗费、财产损失费、心理康复治疗费）；3.鉴定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三被告人承担的附带民事请求，因原告的第一项请求，超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且强奸罪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已对三被告人以强奸罪进行了公诉，原告的这一请求本判决已经解决；是否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未提起公诉，故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原告的第二、三项请求中，除原告主张的财产损失费，能够确认的被三被告人用于吃饭的共计230元予以支持外，其他请求因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朱某自愿撤回了其提交的民事诉讼方面的所有证据，故对该些请求视为放弃，不再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四）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蒲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2027年11月25日止）。 二、被告人梁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2027年5月25日止）。 三、被告人王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5月26日起至2027年5月25日止）。 四、责令被告人蒲某、梁某、王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连带返还刑事附带民事原告朱某现金230元。 五、驳回刑事附带民事原告朱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苏康 审 判 员  李应伟 人民陪审员  王阳明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李春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