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85民初1456号原告：赵福生，男，194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原告赵福生的儿子），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组织机构代码K1224255-5。法定代表人：马宏飞，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介炳，该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勇，太仓市浏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赵福生与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5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19日、2018年4月11日、2018年4月12日进行证据交换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5月10日、2018年5月22日、2018年5月31日、2018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4日再次进行证据交换，并于2018年7月25日、2018年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3月19日证据交换，原告赵福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忠和王俊勇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4月11日和2018年4月12日证据交换、2018年5月10日开庭，原告赵福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俊勇均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5月22日、2018年5月31日和2018年6月4日开庭、2018年6月26日和2018年7月4日证据交换、2018年7月25日和2018年8月24日开庭，原告赵福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介炳（注：2018年5月21日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解除对王国忠的委托，委托陈介炳为本案诉讼代理人）和王俊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福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对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2.89亩土地停止侵害（停止非法流转）、恢复原状（土地复耕）；2.被告赔偿原告2012年承包地被开挖造成的农作物损失30610元以及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原告家承包地被占用所遭受的损失74750元，合计105360元。原告赵福生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出如下事实主张：1.1997年张桥村对原告家承包地块有过调整，原告家以前有2.604亩承包地当时由农场集中经营，1998年的时候将该2.604亩土地也发包给原告家；2000年农场不再集中经营后，村里就将该2.604亩承包地又交还原告使用（现在登记为2.61亩），因当时原告父亲已去世，故村里要求原告家退出部分土地，于是将其家桥北的1.2亩承包地中划出0.9亩给其他农户；现张桥小区的区域范围内涉及原告家的承包地为2.99亩（2.61+0.3+0.079=2.989）。2.2010年村里说其家桥北地块将被国家征收不让再种，但村民不愿地被抛荒故种植了一些成熟较快的蔬菜瓜果：2012年土地被开挖时，0.3亩土地上种植的是芋艿、甜瓜等，0.079亩土地上种植的是玉米，2.61亩土地西端种植莲藕、东端种植芋艿、毛豆。3.虽然村里征求过村民意见，但是原告家始终未同意将土地交还回村里；2012年7月周边地块大规模开挖破坏，当时村民还有过报警；后来原告了解到被破坏的地块并非被国家征收，而是被告通过非法流转用于张桥小区建房。基于以上事实主张，原告赵福生认为：被告强迫原告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原告的2.99亩土地中，因0.1亩被同一村民小组成员陆维祥用于建房，故不要求恢复原状；原告损失的计算方式：2012年开挖时，其中2.911亩土地种植莲藕、西瓜、甜瓜等，按照亩产值10000元计算为29110元，其中0.079亩种植了500株甜玉米，按照每株2个玉米棒、每个玉米棒1.5元计算为1500元，上述两项合计为30610元；承包地占用损失按照5000元/（亩·年）×2.99亩×5年计算而得。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承认村委会发包土地给赵福生户的基本事实，但是对土地承包面积提出异议：1998年二轮承包时，原告家承包地确权总面积为6.664亩，当时除农场集中经营的土地外，其余土地均已由原告家实际占有使用（该部分土地的确权面积之和为5.309亩），因此2000年农场不再经营后应当移交给原告家的土地确权面积为1.355亩；落入现在张桥小区的原告家三个地块的确权面积分别为“其家桥北”1亩（位于小区西面中部）、“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位于小区东南角）、“农场分进”1.355亩，合计2.434亩。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承认2012年土地被开挖前原告家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但是无法确认种植的具体种类和规模。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承认在征求14组村民意见时原告家不同意土地流转的事实，但表示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土地流转也从村委会领取了土地流转费用。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认为：1.2012年土地开挖并非被告实施，原告家承包地的流转是基于政府的统一规划，因被告并未侵害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即使法院认定被告实施了侵害行为，但涉案地块已建成张桥小区，实际已难以恢复耕种，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也不应当得到支持；3.原告损失计算的标准过高、依据不足；蔬果种植需要精耕细作，赵福生户的人员状况不足以负担大面积的蔬果种植；关于土地开挖造成的作物直接损失，因原告未能证明开挖时地上作物的具体情况，故被告仅认可按照1200元/亩×2.99亩计算；关于承包地被占用所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应当按照承包地确权面积为计算基数，被告认可5年占用期内统一按照1600元/亩×2.434亩计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并结合原告提交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合同手册、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信访资料复印件（包括复核申请书、浏河镇人民政府答复意见书、苏府核〔2015〕14号复核意见书）、接处警工作登记表、被告提交的太政复（2008）51号批文复印件、2014年至2017年张桥村14组流转费结算发放清单以及内部结算凭证和记账凭证、太政复〔2007〕10号文件等证据材料，对双方当事人并无实质争议的本案基本事实认定如下：1.1983年，原告赵福生户在张桥村的承包土地面积共8.052亩，至1997年原告赵福生户的家庭成员和实际占有承包地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变动，1997年村里完成土地调整分户登记，并制作了《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1998年二轮承包以该份分户登记表为基础。该份分户登记表记载：张桥村14组赵福生户的承包耕地面积总数为6.123亩，其中自留地0.814亩、口粮田1.575亩、责任田3.734亩。1998年二轮承包时，农场集中经营的地块并未交由农户耕种，直至2000年农场不再经营后土地才交由农户自行耕种；该份分户登记表还详细登记了地块坐落和面积等具体信息。2.2000年之后，原张桥村与周边村合并后形成现在的张桥村。张桥村十四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1998年二轮承包后始终未登记发放。3.张桥小区建设前，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向村民征求过土地流转用于小区建设的意见，但原告赵福生户未同意村里收回相关地块。2012年7月，小区建设所涉相关地块被大规模开挖，造成原告赵福生户实际占有地块上的农作物毁损；小区建设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2.989亩。4.原告赵福生以土地未经法定程序被占用建房为由多次信访，2015年苏州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中明确：张桥小区为城乡一体化农民集中居住小区，目前小区土地仍属于集体土地并不涉及征收；该小区为太仓市农民自拆自建安置点之一，选址符合规划。围绕双方存在争议的张桥小区范围内赵福生户承包地的具体情况、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用土地上的种植状况等事实，本院分项予以分析认定：一、张桥小区范围内赵福生户承包地的具体情况（涉及地块坐落和确权面积）本院围绕二轮土地承包情况进行了调查：双方当事人确认未发放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称不但没有向村民发放也未能完成张桥村14组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底册登记；当事人陈述1998年时原、被告之间签订过土地承包合同，原告称土地承包合同没有发放给农户，被告称并村之后这些资料已遗失。基于上述情况，本院注意到：《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有各农户代表的签名，该表是二轮土地承包登记的数据基础。本院围绕《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注：被告直到最后一次开庭时才提交了2页面的完整的归户计算表，此前仅举证了第1页并作了误导性的陈述）和《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予以审查，并在审查过程中引导当事人提交其他相关原始登记资料以查明事实。被告提交了村会计王国忠的记录本、《新塘镇张桥村九八年粮、棉、油、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新塘镇张桥村99年国家定购任务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浏河镇农户二○○四年税费上交汇总》。本院在审查中发现：村会计王国忠记录本上的坐落地块详细数据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上的地块具体信息完全吻合，这一事实反映出《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所载数据为可靠数据。被告向法庭解释了二轮承包以《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为基础进行且沿用了0.814亩自留地，同时说明该0.814亩并无直接对应地块（注：原告称赵福生户的自留地仅有“其家桥”0.079亩明显缺乏依据，不足为本院采信）。但是，本院同时注意到：《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有多家农户的“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的原有数据被双斜线划去后重新填写（赵福生户原填写数据为7.913，划去后填写数据为5.309），相应地，前栏“实际调整”与后栏“流转费”的数据也作了相应变动。双方当事人为此产生争议，原告强调应当以双斜线划去前的数据7.913亩作为赵福生户的确权面积，被告则强调数字更改源于二轮承包时登记人张企连填错后的直接更改，并非是被告事后篡改，并认为确权面积应当以“应分承包经营土地”栏内数据为准；因被告所解释的确权面积填写位置存在疑点，本院要求被告提交相邻村组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加以佐证。被告提交的张桥村10组的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和9户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复印件因未能体现出“应分承包经营土地”“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确权面积的对应关系，不具有说服力；原告提交的张桥村17组村民季后兴与陆介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所载“承包耕地面积”数字与被告提交的张桥村17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数字相同（注：季后兴5.106亩，陆介彬3.734亩）。结合本院实地调查情况，本院认为：“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才是用来登记确权面积的应然位置，该数字应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土地承包面积”相一致；被告虽解释张企连因为理解错误而将确权面积错误登记在“应分承包经营土地”（序号4所在列），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予以印证，本院难以采信。关于“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的涂改事实，被告提交的2018年8月16日王国忠的调查笔录反映：归户计算表上记载的“应分承包经营土地”6.664亩是出于照顾考虑（按照户下人口数量该户分不到该面积），5.309亩是当时赵福生户实际耕种的面积；但是王国忠在笔录中表示，其并不清楚表格制作人张企连改动的原因。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忠将其自行拍摄的视听资料（文件名关键字分别为“原告指认”和“张企连说法”）作为证据提交，试图说明确权面积应当以改动前的数字为准。针对原告提交的视听资料，被告提出：原告本人的说法表明当时有可能嫌地块不好所以没有要，因而发生了数字改动；张企连表述其因时间久远已经记不清楚了，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也没有将有改动痕迹的归户计算表向张企连出示，且发问时带有明显的诱导性。被告提交的太仓市档案馆存档的《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涂改情况与被告最初举证的村委会留存的该表上的涂改情况一致，本院注意到《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调整后承包确权面积”（序号10所在列）合计数142.838亩并未发生改动，序号10所在列相关农户名下数字变动的同时，农场名下的数字随之变动（农场数字从19.904改为30.787）。本院采纳被告所提质证意见，原告提交的视听资料并不足以客观反映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涂改原因。原告提交的2001年5月31日的江苏省农业税纳税通知书（通知联）所载“2001年度你户农业税计税面积为5.31亩”与被告提交的《新塘镇张桥村九八年粮、棉、油、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新塘镇张桥村99年国家定购任务经济定上交归户表》《浏河镇农户二○○四年税费上交汇总》所载赵福生户的土地面积数量相吻合。原告提交的《张桥村14组各农户涉农补贴座落明细表》反映的明细数据除“陆家河沿至赵宅西”登记数据“1.763”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上的“陆家河口粮田”的基础数据（1.241+0.524=1.765）存在微小偏差外，其余相同地块的登记面积数相互吻合（注：1997年登记的“火烧泾”地块0.259亩在征用后只剩0.145亩）。《张桥村14组各农户涉农补贴座落明细表》所记载的“农场分进”1.71亩与原告所主张的二轮承包时已将农场2.604亩土地发包并于2000年交付赵福生户的事实明显不一致；庭审中被告表示，表格上虽有“农场分进”1.71亩的记载，但是农场土地移交给农户时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土地承包手续。综合上述调查情况，本院认为：1.原告主张1998年二轮承包时除将“其家桥北”1亩（登记面积1亩，实际面积1.2亩）、“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确认给赵福生户外，还将“农场土地”2.604亩确认给赵福生户明显缺乏充分证据；现有证据下除了《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出现过被划去的数字外，所有其他相关资料均未体现出原告所述土地承包面积之事实；因此，原告主张的“农场土地”确权给原告2.604亩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2.现有证据表明，《农业责任制1997年土地调整分户登记表》所载数据为可靠数据，结合《新塘镇张桥村14组第二轮土地承包归户计算表》上的记载，1998年二轮承包时农场经营的大部分土地很可能并未承包确权给张桥村14组包括赵福生在内的各农户，但农场以外土地的承包情况可以得到确认；具体到赵福生户，位于现在张桥小区地域范围内的可能地块有3块，除了西北角“农场分进”地块不确定外，西面中部“其家桥北”1亩（登记面积1亩，实际面积1.2亩）、东南角“其家桥驳泥田”0.079亩均可以确认二轮承包时已将上述地块确权给赵福生户；3.虽经本院深入调查，但本院仍无法基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对“农场分进”地块的具体承包确权事实作出认定；在该项事实存在不确定性时，因农场地块的承包属于村民民主议定事项，需要通过法定程序确认承包事实，故本案中对此不予理涉。二、开挖前赵福生户实际占用土地上的种植状况原告为证明开挖前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向法庭多次提交证据：1.第一组证据为荷塘、大蒜和甜瓜照片的打印件（原告称荷塘照片摄于2011年、大蒜照片摄于2012年）以及多位村民签字的证明。但是，这些照片无法体现拍摄地点，原告也无法提交电子照片的原始文档以供核实，而村民的书面证明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要求；因此本院认为该组照片打印件并不能证明开挖前涉案土地上农作物的具体状况。2.第二组证据为原告在其他土地上种植的土豆、大蒜、豆类、玉米等照片的打印件（原告试图说明赵福生户具备种植能力）。但是，这组照片拍摄视角覆盖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并不能证明赵福生户具有大规模种植蔬菜瓜果的能力。法庭要求原告具体陈述赵福生户莲藕的种植和利润情况，但原告无法做出具体陈述。原告申请的证人赵某于2018年5月31日出庭作证时陈述：开挖时东南角原告家玉米快成熟了；西北角之前确实是有藕，但并非原告在经营，是包给别人经营的；西边中间这块地有时种粮食，有时种蔬菜，但开挖那年地里种的是蔬菜。庭审中原告陈述，赵福生户的承包地主要依靠倪培芳（赵福生妻子）耕种，赵福生和赵文忠提供一定的辅助劳动，目前家中部分土地以1600元的价格流转给村里。综上，本院认为，第二组照片仅能反映赵福生户具备种植特定品类蔬果的基本技能，而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表明，赵福生户并不具备仅凭自有劳动力大规模种植蔬菜瓜果的能力。3.第三组证据为赵某的证明以及原告近期拍摄的芋艿、花生照片的打印件（原告试图以赵某的证明推翻赵某出庭证言，其余照片的证明目的与第二组证据相同）。因证人已在出庭时就相关事实作证，本院采纳被告相应意见，单凭证人书写的证明并不足以推翻此前证言；本院同时注意到，证人也从未具体陈述过赵福生户自家种植莲藕的相关事实。因此，原告单凭该份证明显然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关于原告提交的照片打印件，该部分照片的拍摄特征与第二组证据类同，同样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再赘述。综合上述调查情况，本院得出如下基本事实判断：涉案地块开挖前，赵福生户在“其家桥北”地块（位于小区西面中部）的0.3亩土地上种植蔬果，在“其家桥驳泥田”地块（位于小区东南角）的0.079亩土地上种植玉米，仅在“农场分进”地块（位于小区西北角）的局部地段种植蔬果（该地块上的蔬果种植面积小于原告所称2.61亩）。本院认为，虽然2000年之后张桥村与周边村有过行政区划上的合并，但是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同本案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涉案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发包方承担有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和解除承包合同等义务。本案中虽然被告并未直接实施土地开挖行为，但施工单位因张桥小区建设而实施的开挖行为是以张桥村土地的先期处置为基础。虽然原告并未说明其所称强制流转的具体所指，但是被告在明知赵福生户不同意将土地交还村委会的情形下，客观上存在强行将土地收回的行为，这一事实从被告提交的《张桥村农民小区14组青苗费面积表》中也可以得到体现。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收回承包地，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表现为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停止侵害和恢复原状以及第二项请求中的赔偿损失。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原告在高德地图卫星图打印件上用红线标注了其认为的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3个地块，从图上标注位置来看，红线勾勒的地块上已有农民自建大量房屋。针对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本院认为：1.原告所述停止侵害和恢复原状的基础均是将现有地貌恢复为耕地，但红线所跨区域涉及10多家农户，原告的利益与10多家已建房农户的利益存在激烈冲突；从经济价值的简单对比来看，大量房屋的使用价值和迁移成本明显高于涉案土地的利用价值和迁移成本；因此，原告第一项诉讼请求所主张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明显不经济，难以为法院所采纳；2.因为地貌改变，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用红线勾勒的地块就是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地块的准确位置；3.原告红线勾勒的西北角最大地块涉及“农场分进”的承包事实，而农场土地承包确权的具体事实在本案中并未被法院所认定。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因素，本院采纳被告相应意见，驳回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该请求涉及开挖当年原告实际占有土地上所种植农作物的直接损失以及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被占用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两部分，本院分别加以分析认定：1.关于开挖当年的农作物损失，双方对于实际占有土地的面积2.99亩并无争议；原告向法庭提交的价格证据（包括市场价格表、超市价格照片等）并不能反映开挖时间段农作物的正常收购价格、难以达到证明目的（注：原告拍摄的市区超市内精品蔬菜的零售价格与农村蔬菜正常收购价格差距很大；受到人力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制约，农户种植的大批量蔬果不可能直达超市零售端，故应当参照批量收购价格核定才能客观体现农户的实际损失）；原告提交的统计局蔬果产量数据仅是大类数据，无法直接用以估算本案的蔬果产值。本院通过网上检索相关数据后认为，2012年7月时普通蔬果的收购平均价约为3元/千克，除芋艿、甜瓜的亩产量较高外（对应收购价有可能接近每亩6000元），玉米、毛豆等蔬菜的亩产量均较低（对应收购价不超过每亩2000元），因此原告所采用的10000元/亩的计算标准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赵福生户并未在2.99亩全部地块上种满蔬果且并非所有农作物均已成熟待收，因此在损失计算上应当予以酌减；本院同时参考原告提交的信访截屏打印件中“青苗补偿费按照一年的产值计算，每亩不低于2400元”的内容，酌情按照2500元/亩×2.99亩确定开挖当年的农作物损失为7475元。2.关于承包地被占用而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基于本案查明事实，本院仅对张桥小区内“其家桥北”和“其家桥驳泥田”两个地块属于赵福生户承包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被告提出按照2.434亩计算该项损失系对原告有利的计算方法，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在每亩标准的计算上，本院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1.原告自述此前土地流转给他人种植瓜果的租金标准为2000元/亩，该户目前已将部分土地以1600元/亩的标准流转给村里；2.被告强行收回土地的行为，客观上剥夺了原告自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及最大化创造财富的可能，故应当选取明显高于土地流转正常价格的标准以体现对被告行为的否定性评价；3.原告所主张的5年期间内，土地流转价格客观上存在由低到高的增长事实。综上，本院确定5年期间内的每亩综合单价为2200元；按照2.434亩计算，本院确定本案原告承包地被占用期间（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可得利益损失为26774元。需要说明的是，若通过村民民主议定程序最终确认赵福生户在张桥小区内的承包土地确权面积超过2.434亩，原告可参照本案综合单价另行主张差额部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赔偿原告赵福生2012年承包地被开挖造成的农作物损失7475元以及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期间承包地被占用所遭受的损失26774元，合计34249元；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原告赵福生的银行账户（户名：赵福生，开户行：太仓农村商业银行浏河支行，账号：706XXXXXXXXXX4899）；二、驳回原告赵福生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8元，由原告赵福生负担1705元，被告太仓市浏河镇张桥村村民委员会负担783元。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按照负担额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晓审 判 员  王云超人民陪审员  周秀芬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法官助理李牧男书记员胡雪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