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黔0321行初202号原告习水县东皇街道大陆村新田组。住所地：习水县东皇街道。负责人王克会，组长。委托代理人杨伦欢，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文流刚，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杨元高，男，1956年3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代理人袁远飞，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原告习水县东皇街道大陆村新田组（以下简称“新田组”）诉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及第三人杨元高撤销颁证纠纷一案，于2018年3月26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7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负责人王克会及委托代理人杨伦欢，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文流刚，第三人杨元高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远飞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田组诉称，1981年7月30日，习水县人民政府向当时的东皇公社龙兴大队新文生产队（现属于东皇街道大陆村新田组）颁发习府山权字第05号林权证，确定原告对本组地名为“崙杠”的林地拥有所有权，该幅林地的四至为上抵渠，下抵杨相云材林，左抵本生产队土，右抵新田土。该幅林地使用权从颁证时起没有承包到户，一直由集体进行经营管理。2008年，被告在未对该幅林地权属情况和是否经集体承包到户等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在第三人对该幅林地无任何权利依据的情况下，违法将该幅林地的使用权以颁发林权证方式确认给第三人，且未进行过任何公示使原告知晓，被告实施的该行政行为无任何依据。故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习府林证字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中林地编号为520330090416MDYMSY11379，地名为“水窝旦”林权登记。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位于大陆村新田组“水窝旦”山林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系划给第三人之父杨支顺的管护山，并填发了《集体山林管护证》，但该证已经遗失，第三人一直管护到2008年都没有和任何人发生纠纷。200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时，由于第三人父亲年岁已高，第三人杨元高为了便于对其父管护的山林继续实施管护，在进行林权登记时将原管护证上申请人杨支顺的名字变更成了自己的名字，第三人对林地权利的权属，来源于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集体山林管护证》，答辩人颁发《林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系对当事人林权的确认。因此，在第三人《集体山林管护证》未被依法否认其效力的情况下，原告要求撤销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中宗地编号为520330090416MDYMSY11379林地的林权登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法不应支持其请求。二、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在答辩人颁发《林权证》前，严格按照《贵州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办法》的颁证工作流程，严格按照“摸底调查现有林权--第一榜公示--制定、通过林改方案--勘界--第二榜公示--签订（完善）合同--林权权利人申请发证--审核--输机--发证前第三榜公示--颁证--建档”十二个步骤实施。在公示无异议后由权利人签章、逐级核实盖章，由答辩人颁发《林权证》。原告在颁证前没有对第三人的林地权属提出异议，应当认定其已知晓答辩人的发证行为，故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答辩人在习水县档案局虽然未查阅到1981年颁发给第三人的集体山林管护证的相关依据，但查阅到了2008年第三人的林权登记申请表，表中载明的山林四界与原告要求撤销的林权登记的地块的四界不一致，说明这两块山林并不是同一块山林。原告以习府山权字05号林权证作为撤销第三人的依据不成立。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诉讼超过了法定期限，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其起诉。第三人述称：一、从实体上讲，“崙杠上”和“水窝旦”是两片独立的林地，相互并不接界，不存在被告错误地将“崙杠上”山林更名成“水窝旦”并颁证给答辩人的事实，被答辩人诉称事实纯属虚构。1、“崙杠上”山林与“水窝旦”山林中间隔着李吉银、杨元亨的山林和磨曹湾的土，是两片独立名称和四至界址的山林，不存在包含关系，也不存在将“崙杠上”山林登记成“水窝旦”的事实。2、答辩人林权证上的“水窝旦”山林是答辩人的老业，土改时由答辩人家改得，1981年林业“三定”虽然没有填上自留山使用证，但实际上一直由答辩人家耕管，在林内砍树修猪牛栏圈。3、2008年林改时，本村民小组是由王克会任组长，杨元亨、杨元寿为成员组成的林改小组，制定的林权改革实施方案，召开的村民小组会议，林改小组在会议上宣布的林改原则是谁的老业就填给谁，林业三定时漏填了的也要求填上林权证，即使是本组村民，原来没有山林的，不能填山林，而且每一片林地都是林改组审核后上报的，不是由那一家人私自填报，不存在错误。二、被告向答辩人颁发林权证的程序合法。2008年的林权改革程序是由各村民组制定林改方案，召开村民会议，然后填写各户的林地，每片山林都是根据农户填报的地名、四界进行面积测量，再填写申请表上报，期间还进行三榜公示才取得的林权证，上述程序有据可查，充分证明被告向答辩人颁证的林权证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经审理查明，2008年，原告所在的大陆村为落实林权制度改革，制定了《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确定了原告村民组长王克会为该村集体林改工作小组的成员。原告新田组亦制定了《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并在方案中明确村民组长王克会为集体林改工作小组的组长。在随即实施的林改工作中，原告新田组对本组林权现状进行了一、二、三榜公示，在第二、三榜公示中，涉案林地的使用权人是新田组村民杨元高，三榜公示期间，原告新田组的村民未对涉案林地四至及使用权人情况提出异议。2008年10月10日，第三人杨元高根据新田组公示情况填写了涉案林地的《林权登记申请表》，原告新田组组长王克会在该申请表的其它踏查人员签名处签名。2008年11月10日，习水县人民政府根据林权登记申请表向第三人颁发了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该证中小地名为“水窝旦”的林地登记的四至为“东抵付家岩组付华德责任山，南抵杨相云责任山，西抵杨元沛、杨元品山林界，北抵杨先福自留山”。现原告认为该林地即为习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7月30日颁发给原告的习府山权字第05号林权证中地名为“崙杠上”、四至为“上抵渠，下抵杨相云材林，左抵本生产队土，右抵新田土”的林地而提起本案诉讼。经本院2018年9月21日组织原告、被告及第三人对涉案林地“水窝旦”进行现场勘查，涉案林地与原告“崙杠上”林地四至互不接壤、不包含，不重合。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中，为落实2008年的林权改革，原告所在的大陆村及原告均制定了《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方案中，原告新田组组长王克会是大陆村林改工作小组的成员，同时也是原告新田组的组长，亲自组织并参与了此次林改工作，且参与了涉案林地的踏界，作为踏查人员在涉案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中签字，因此，原告在2008年就应当知晓“水窝旦”林地的登记和颁证情况，但本案原告于2018年3月26日才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请求撤销被告于2008年11月10日向第三人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水窝旦”的林权登记的诉讼，其起诉已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的起诉期限。其次，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901519-1/1号《林权证》中小地名为“水窝旦”的林地与原告地名为“崙杠上”的林地四至互不接壤、不包含，不重合，即原告与本案涉案林地的登记无利害关系，原告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习水县东皇街道大陆村新田组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秦远秀人民陪审员王章辉人民陪审员张家学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法官助理罗丽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