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582民初3190号 原告：朱卫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奕，江苏正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锦丰镇。 法定代表人：沈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闻博，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清，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卫星与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路骊珠独任审判，于2018年5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卫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奕、被告沙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闻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7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卫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奕、被告沙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闻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卫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于1985年10月至2017年12月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原、被告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4日解除。3、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44694.67元。4、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89389元。5、被告支付1985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加班工资50万元。6、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期间少发工资6万元，少发的2015年年终资金1300元。7、被告支付2016年年终奖7000元、绩效奖7500元、安保奖250元。8、被告支付原告工伤保险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停工留薪期少发的工资差额23702.52元、生活护理费8341.86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5075.31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000元。9、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审理中，原告将第5项诉讼请求增加为754240元，将第8项诉讼请求中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变更为15000元，同时放弃第6项诉讼请求中的工资差额6万元，将第7项诉讼请求中主张的劳动报酬的期限更改为2017年，还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另行支付少发的2017年11月的奖金2352.5元及2016年度少发的绩效奖4381元。 事实与理由：原告于1980年10月自山西省太原市908工厂调动至被告的前身沙洲县钢铁厂工作（后更名为张家港市钢铁厂），1992年10月26日，张家港市钢铁厂变更为江苏省沙钢集团公司，1993年原告的劳动关系自然转入江苏省沙钢集团公司，1996年6月10日，江苏省沙钢集团公司注销并于1996年6月19日成立江苏省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即被告，原江苏省沙钢集团公司的全体职工的劳动用工关系一并转入被告公司。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应自1980年10月起计算。2014年11月6日，原告在工作中受伤，后被认定为工伤，伤残等级为十级。被告不仅未依法足额支付原告工资，还违法克扣工资、加班费、年终资、绩效奖等，原告多次向被告申明要求支付少发的工资同时结算少发的加班费等，均遭到了被告公司的拒绝。2017年12月4日，原告要求与被告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同时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交接，为防止被告抵赖，原告还同时向被告人事部主任邵宇杰发送了相应的短信。但被告之后于2017年12月20日竟颠倒黑白向原告发出了《旷工职工劝告通知书》，歪曲事实说原告自2017年12月5日起至12月20日已旷工16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向张家港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现因对仲裁裁决不服，故来院起诉。 被告沙钢公司辩称：1、我方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的起始时间为1996年6月19日，被告于当日成立，对于双方劳动关系的终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日无异议。2、我方认可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3、因被告未递交辞职申请，且未说明离职原因并办理离职手续，故双方于2017年12月4日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4、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故无需支付赔偿金。5、1985年至2016年期间的加班工资已过诉讼时效，且被告已足额支付，故被告无需支付原告该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2016年至2017年的加班工资被告已足额支付。6、被告已向原告足额支付了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期间的工资，2015年的年终奖差额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且我方已足额原告工资及年终奖。7、原告主张的2016年的安保奖，被告已于2016年4月支付，而该年度的年终奖及绩效奖被告也已足额支付。8、对于原告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的相关费用：对于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40元我方无异议；对于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我方已向原告支付了4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待遇，实发金额为每月2013.7元，且原告关于停工留薪期的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对于护理费，原告发生工伤后，我单位有无派人护理不清楚，对于该项主张，庭后核实后；对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社保基金核定的金额为准，我方同意支付；对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已年满59周岁，未满60周岁，我公司同意支付1500元；对于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由社保基金支付。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2月4日，朱卫星至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1、确认双方劳动关系（1980年5月至2017年11月）。2、与沙钢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由沙钢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38万元。3、沙钢公司支付1980年5月至2017年11月之间的加班工资差额（包括每日的加班工资、周六、周日加班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0万元。4、沙钢公司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工资差额3万元，2016年11月工资差额1300元。5、沙钢公司支付2016年度奖金7000元、绩效奖金7500元、安保奖250元。6、沙钢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495.6元。仲裁过程中，朱卫星将第4项仲裁请求变更为沙钢公司支付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工资差额6万元、2015年年终奖1300元，同时增加诉讼请求还要求沙钢公司支付护理费3000元、其他费用75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240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0万元。2018年2月17日，仲裁委作出张劳人仲案字[2018]第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双方于1996年6月19日至2017年12月3日存在劳动关系。二、沙钢公司应向朱卫星支付住院期间护理费540.69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2710.52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495.6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元，共计36246.81元。沙钢公司履行完上述给付义务后，双方终止工伤保险关系。三、驳回朱卫星的其他仲裁请求。嗣后，朱卫星不服，来院涉诉。 另查明，2014年11月6日，朱卫星在工作中受伤。2015年3月11日，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苏（张）工伤认字[2015]006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朱卫星所受伤害为工伤。2015年6月30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2015）工（张）第0182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朱卫星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朱卫星受伤后住院七天，休息4个月，后回沙钢公司处上班。2015年10月20日，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对朱卫星的相关工伤待遇进行了审核，其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2149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7天），沙钢公司领取了工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但未向朱卫星支付其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沙钢公司分别于2015年1月10日、2月10日、3月10日、4月10分别向朱卫星支付了停工留薪期工资，实发金额为2013.7元/月。 沙钢公司自1992年起为朱卫星缴纳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朱卫星在沙钢公司处工作至2017年12月3日，12月4日朱卫星离职。仲裁阶段，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 2018年2月5日，张家港市社会保险基金结算中心出具《函告》及《社会保险补缴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朱卫星投诉所在单位沙钢公司申报社保缴费基数不足一事已核实，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少报77272.72元（具体金额见附件）。附件《补缴明细表（二）》载明朱卫星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的总基数为77272.72元，应补金额31967.95元。 又查明，沙钢公司实行8小时工作制，其中“长白班”职工的作息时间为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冬季）、13：30-17：30（夏季）。工作前后，朱卫星需参加班前、班后会，参会情况纳入绩效考核，影响绩效工资金额。仲裁阶段，朱卫星确认其自2000年起上“长白班”。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及终止方式 仲裁阶段，双方认可朱卫星于1985年10月从山西省国营新华化工厂调至沙洲县钢铁厂工作。1993年，朱卫星的劳动关系转入江苏沙钢集团公司。1996年6月19日，沙钢公司成立，朱卫星的劳动关系随即转入沙钢公司处。 被告对于沙洲县钢铁厂、张家港市钢铁厂是否是被告的前身表示不清楚，但认可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起始于被告成立之日即1996年6月19日。 原告则认为沙洲县钢铁厂、张家港市钢铁厂均是被告的前身，沙洲县钢铁厂于1975年成立，1986年经过批准沙洲县成立了张家港市，沙洲县钢铁厂变更为张家港市钢铁厂，1992年更名为江苏沙钢集团，1996年改组成立了被告，其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一直都没有转换，其是做电工的，不论是电工班、炼钢车间、沙景炼钢及之后的检修车间，都是沙钢公司的。并表示其于1980年5月至山西新华化工厂工作，是其父亲退休后其接班的，后来其父亲回老家张家港，其就于1985年10月调回张家港。为此提交了《职工调配介绍信》（载明：1985年10月，朱卫星由原单位山东省原新华化工厂调到至沙洲县钢铁厂，原职务及工种为电工，工资级别为贰级系38.81元）、《一九八五年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改革审批表》（载明：单位为张家港市钢铁厂、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5月，落款时间为1987年3月，1983年其的工资等级为2级，工资标准为38.81元）、《企业职工考核升级审批表》（载明1993年3月20日，江苏沙钢集团公司同意晋升朱卫星的工资，参加工作时间为1980年5月）、被告的工商登记资料（载明：沙钢公司开业日期为1996年6月19日；1996年5月21日，江苏沙钢集团公司向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一份《关于将“江苏沙钢集团公司”改组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主要内容为：江苏沙钢集团是于1992年9月经省体改委批准的冶金行业第一家省级企业集团，其核心企业为“张家港市钢铁厂”，后经苏州市人民政府及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领导小组的批复，同意江苏沙钢集团公司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定名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6年5月22日，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组织主持召开论证会，通过了《关于完善和发展江苏沙钢集团的》，故向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江苏沙钢集团公司”改组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作为江苏沙钢集团的核心企业，股东为张家港市钢铁厂、张家港市氧气厂”；公司章程载明：集团名称为江苏沙钢集团，核心企业名称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以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于1980年5月参加工作，于1985年10月从山西调动至沙洲县钢铁厂工作，后沙洲县钢铁厂变更为张家港市钢铁厂，原告劳动关系先后转入江苏沙钢集团公司及被告沙钢公司，因该厂（公司）与被告系关联企业，故原、被告劳动关系起始时间应认定为1980年5月。此外，双方确认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4日解除，现原告要求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1985年10月至2017年12月3日、2017年12月4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二、加班工资 原告对加班工资作如下陈述：加班费差额每年为23570元（6439元/月÷22÷8×1.5×859小时÷2），计算32年为754240元，其的月平均工资为6439元（根据社保局开具的补缴社保的基数计算得出），除以22天再除以8小时，每小时54.87元，要求以该数额作为基数计算加班工资，两年加班859小时是按照被告提供的考勤表计算出来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认为原告的加班工资已足额支付，原告主张的部分加班费差额已过了诉讼时效。 原告对于被告仲裁阶段提交的考勤记录（其中考勤汇总表记载的考勤期间为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电子打卡记录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及工资发放汇总表（2015年11月至2017年12月）均没有异议。对于其上班情况其作如下陈述：其是电工，2000年后都是上的长白班，早上7点之前就到厂里，进厂就打卡，打卡后到车间，开班前会，开完会后和上一班组的工人进行交接班，8点左右干活，做到12点，12点吃中饭，在厂里吃的，吃完饭就回到工作岗位，不允许回家，坐在那里，不允许离开工作岗位，冬季下午1点，夏季下午1点30分正式开工，冬季下午5点结束，夏季下午5点30分结束，到点后还要开班后会、义务劳动、打扫卫生，至于何时离厂，每天不一定，出厂后再打卡。我计算加班时间的时候已将打卡时间中的中午休息时间扣除了，冬季是11月至4月，扣除了1小时，夏季是5月至10月，扣除了1.5个小时。开会的时间是计算在电子考勤记录中的。其住在市区的花园浜，有时是坐公司班车去上班，上车就要打卡，从其上车开到车间门口，大概要20分钟。 被告则表示：被告为住在市区的员工提供班车服务，根据电子考勤记录，2016年原告均为班车刷卡，班车到正式的岗位要30-40分钟，应当酌情扣减。不存在原告所称的2年期间加班数为859个小时，应当以每天8小时计算其的工作时间。 本院认为，对双方无争议的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汇总表本院予以确认。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如果打卡记录不能正确反映劳动者的出勤时间，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其他措施（如人工记录考勤等）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进行准确的记载，因被告未能提供证据反证打卡时间并非工作时间，故本院按考勤记录来计算原告的工作时间。审理中，原告同意扣除其中午用餐的时间，对被告并无不利，本院予以采信，而对于电子考勤记录中因原告住在市区乘坐公司班车上班时“班车刷卡”的路途的时间也酌情进行扣除，据此计算原告2016年1月起的出勤时间。因被告未能提交2015年12月的电子打卡记录，对于该月的出勤时间，本院酌情参考之后的打卡记录进行计算。 原告主张按社保基金出具的补缴社保的金额得出其月平均工资6439元作为计算加班工资基数的主张，因该证据记载的金额77272.72元系沙钢公司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少报的金额，原告据此推算其的月平均工资于法无据，且根据原告的工资表，被告向其实发的工资包含了部分加班工资，故本院也无法按照实发工资金额作为计算加班工资基数。鉴于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本院按照当时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原告2015年12月至2017年12月加班工资。 经计算，工资汇总表上载明的加班工资金额已超过原告在此期间的加班工资金额，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12月起至2017年12月止期间的加班工资差额，本院难以支持。 原告未就2015年11月（含当月）之前加班工资的主张提供证据，本院无法支持。 三、年终奖、绩效奖、安保奖 1、年终奖 仲裁阶段，原告提供了其的工资银行卡记录及苏州市张家港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收申报记录（显示自2013年起至2017年止，每年的1月期间，原告均有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金额为4900余元至7800元不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原告主张年终奖的发放期限为上一年12月至本年度11月，一般是次年的年初予以发放，其已收到2016年度的年终奖5996年，现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度（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的年终奖7000元，并陈述该金额是按照同岗位的陈聪推算出来的，陈聪年终奖拿了7000元。 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年终奖的发放周期及已向原告支付2016年度年终奖5996元予以认可，但认为未有法律规定年终奖一定要发放，年终奖是根据员工的表现和公司的效益决定的，而且原告于2017年12月中途离职，未办理相关手续，经原告通知后仍未到岗工作，对于中途离职的员工被告不予发放年终奖。被告认可电工组的黄玉平、谭红宇与朱卫星是一个岗位的，2017年度的年终奖大概在6000元左右，陈聪的岗位与朱卫星的岗位是差不多，是同一车间不同岗位的，但是都是电工组的，陈聪的收入一般要比他们高一点，陈聪的年终奖在7000元左右。 被告未能就发放年终奖的规定以及告知劳动者的相关材料以及有无向原告发放2017年度年终奖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工资发放情况以及纳税申报情况，每年的1月份左右，被告公司均会向其支付年终奖金，这与双方认可的年终奖的发放周期也相吻合，本院予以认可。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2017年12月初，被告既然向其他员工均支付了2017年度（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年终奖，则应就其不应向原告支付此期间年终奖提供证据，被告未能举证，本院酌情按原告以往发到的年终奖金金额及被告自认的与原告同岗位员工的年终奖金额认定被告应该支付原告2017年度年终奖7000元。 2、绩效奖 仲裁阶段，被告提供了原告的工资汇总表（显示原告于2017年6月的劳动报酬中有绩效收入中有临时奖惩3119元），原告认可该款就是当年发放的绩效奖。原告对此无异议。 原告主张绩效奖的发放周期同年终奖的发放周期，一般在每年4月、7月发放，是根据平时的表现、考勤记录进行发放的，基本上每年在7500元左右。其按照7500元的标准扣除3119元，认为被告少向其发放了2016年度的绩效奖4381元。 被告则认为，对于绩效资金我公司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公司依据员工的平时表现及公司的盈利情况发放的。公司也没有对绩效奖有明确规定为7500元，而原告增加的2016年度绩效差额4381元的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法院不应受理。 魏小良与被告劳动争议[（2018）苏0582民初5410号]案件中，魏小良陈述绩效奖是根据公司效益发放的，被告于2008年、2017年、2018年一共发放过三次。 审理中，原告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的《关于做好2017年度职工干股绩效奖分配工作的通知》的复印件，并陈述是从同事沙美芳处拿到的，沙美芳也是别人在微信群里发了之后保存的，公司发钱，这种文件是单位发在系统里，然后车间管弦管理员打印出来后，班组长在开会点名的时候会和大家传达的，沙美芳与被告也有劳动争议纠纷，但沙美芳说她没有将该份通知作为证据提交，陈聪2018年5月发到绩效奖4000元。 被告对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根据该通知，原告属于已离职人员，不在发放绩效奖之列，发放绩效奖是公司董事会和老板决定的，无需通过民主程序。和原告一起电工组同岗位的黄玉平、谭红宇分别发到3500元左右的绩效奖，陈聪的绩效奖为4000余元。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自己提交的通知复印件上载明已离职人员不予发放，而绩效奖的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原告现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符合领取绩效奖的条件，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度绩效奖4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主张2016年度少发的绩效奖差额，虽然未经仲裁程序，但与本案其他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本案一并予以审理，原告认为绩效奖在7500元左右，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也未能提供证据佐证，且与原告自己陈述的同岗其他员工所发到的绩效奖金的情况也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信，该项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 3、安保奖 仲裁阶段，根据被告提供的原告的工资发放汇总表显示，2016年4月、2017年5月，原告各发放到安保奖393元、191元。原告对此无异议。 原告陈述：安保奖于每年的4、5月份发放，发放周期同年终奖，其主张的250元是参照2016年发放到的393元以及2017年发放到的191元取了一个中间数。被告则认为2017年的安保奖已于2017年5月发放。 王正明与被告劳动争议[（2017）苏0582民初11950号]案件中，王正明陈述2017年5月其发放到2016年度（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的安保奖349元。被告也认可2017年5月发放给王正明的349元安保奖系2016年度的。 本院认为，被告认为2017年5月发放给原告的安保奖系2017年度的，与其在其他案件中的陈述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参照原告之前安保奖的发放金额及原告2017年出勤的情况予以认定，经计算，原告现主张的安保奖金额250元未超过其应得的金额，故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应支付原告2017年度安保奖250元。 四、2015年年终奖差额1300元。 原告作如下陈述：2014年11月，其出了工伤，根据单位的规定工伤是要扣钱的，被告单位实行考核评分制，如果发生工伤，要等到重新上班后才能扣钱，月奖金和年终奖里面都要扣的，我主张的1300元就是年终奖里扣的，月奖金里的都没有算，具体怎么计算的，其也讲不清楚，但是据其的估算，一个月扣了650元，扣了两个月1300元。这个被扣的钱是体现在2015年度的年终奖里，是2016年年初发放。 被告对此不予认可。 仲裁阶段，原告提交了苏州市张家港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纳税申报表，显示2013年1月、2014年1月、2015年1月、2016年1月、2017年1月各发到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6547元、6005元、7800元、4942元、5996年。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年终奖往往会与公司效益、个人考核表现、出勤情况等多种因素挂钩，实际上被告每年的年终奖金金额也不定，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因其发生工伤扣除其年终奖金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五、2017年11月的奖金2352.5元 根据双方一致认可的被告制作的工资发放汇总表，显示2017年12月原告的工资和奖金合计的金额为2352.5元。 原告称其所主张的2352.5元实际上是工资汇总表中载明的2017年12月的劳动报酬（2017年12月的工资及11月的奖金），本应于2018年1月10日发放，应其当时已离厂，故尚未发放到，其中工资发放周期为工资延后一个月发放，奖金延后两个月发放。 被告认可原告陈述的工资的发放周期，但认为该诉请未经仲裁前置，不应理涉。 本院认为，原告的该项诉请，虽然未经仲裁程序，但与本案其他请求具有不可分性，本案一并予以审理。双方对于2017年12月应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的金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故被告应足额支付原告2017年12月的劳动报酬款2352.5元。 六、工伤保险待遇 2015年10月20日，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险局出具一份《张家港市工伤保险待遇审核结算表》，载明：单位名称沙钢公司，职工朱卫星，工伤日期为2014年11月6日，认定日期为2015年3月11日，鉴定日期为2015年6月30日，待遇审批信息为工伤医疗费金额为10029.3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天为140元、鉴定费4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7个月）为21495.6元，一次性待遇合计32064.9元，支付去向为单位账号。 苏州市张家港地方税务局出具一份朱卫星的纳税申报清单，记载了自2012年7月起至2017年10月止沙钢公司为朱卫星申报的劳动报酬的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锦丰支行、交通银行张家港锦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锦丰支行还出具了朱卫星发放工资的银行卡的交易流水清单。 仲裁阶段，双方对于停工留薪期4个月及住院7天均无异议。 沙钢公司表示：同意支付朱卫星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495.6元。受伤后朱卫星休息了4个月，4个月期间发放了2274.3元，该期间对比未受伤前应为4812元，同意补足，该金额是依据朱卫星提交的个税缴费清单的金额计算出来的。同意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元。同意按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支付相应的住院期间护理费。朱卫星则认为工资标准以银行对账单为准。 审理中，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如下工伤保险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停工留薪期少发的工资差额23702.52元(按补缴社保通知书上载明的其本人的月平均工资6439.33元/月×4个月-实发的2013.7元/月×4个月)、生活护理费8341.86元（按其本人的月平均工资6439.33元×4个月及住院期间7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5075.31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因被告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情形，故不应只支付10%）、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000元。原告认可生活护理未做鉴定，由法院酌定。 被告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无异议；对于停工留薪期工资，被告已向原告发放了每月2013.7元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对于护理费同意按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住院7天的护理费，原告未对生活护理做相关的鉴定，故其主张的生活护理费于法无据；对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社保局核定的金额为准，同意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已年满59周岁，未满60周岁，同意支付1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由社保基金支付。 本院认为，朱卫星于2014年11月6日受伤，被认定为工伤，构成十级伤残，如前所述，朱卫星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双方一致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12月4日解除，朱卫星依法应享有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且未过诉讼时效。沙钢公司为朱卫星缴纳了城镇职工工伤保险，有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应由沙钢公司支付，现沙钢公司已领取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49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沙钢公司应向朱卫星支付上述款项。 关于朱卫星主张的护理费，根据相关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的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计算。朱卫星未能提交治疗期间由谁护理的证明，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住院期间之外因生活不能自理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故本院按按本地护工收入水平100元／天计算护理标准计算住院7天的护理费，据此认定护理费为700元。 关于朱卫星主张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根据法律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原告主张根据社保补缴通知上载明的金额计算其月平均工资，但该通知上记载的金额77272.72元系沙钢公司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少报的金额，原告据此推算其的月平均工资于法无据，本院结合朱卫星的工资发放银行卡流水及纳税申报清单所载明的朱卫星受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基数，扣除沙钢公司已向朱卫星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沙钢公司尚应支付朱卫星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2710.52元。 关于朱卫星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虽然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朱卫星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但如前所述，沙钢公司未能及时足额支付朱卫星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故沙钢公司仍应按十级伤残1.5万元的标准支付朱卫星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七、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 仲裁阶段，原告作如下陈述：其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2017年12月4日离厂，离厂时没有写辞职报告，也没有办离职手续，但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被告则表示系原告个人提出辞职，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2017年12月4日，原告至仲裁委申请仲裁，有仲裁请求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8万元及加班工资差额及其他工资差额。事实与理由中载明被告未足额支付工伤工资、加班工资、克扣绩效考核工资等。 审理中，原告作如下陈述：因被告少发我工资，少交养老保险，工伤期间还扣了我的钱，2017年12月3日我上班的，12月4日我休息，12月5日我准备不去了，我就发短消息给机修车间的主任邵宇杰，12月3日我还和我的组长王彬讲了我说我到12月5日就不来了，是为了经济问题，我明确跟他讲是养老金等问题，原话讲的是被告少给我交养老金，而且工伤还扣了我的钱，我就不去了。经济补偿金是按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6439.33元（根据被告后来为原告补交的养老保险的基数计算出来的）计算38个月。因被告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足额缴纳社保金，用人单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其即主张了经济补偿金又主张了赔偿金。并提供一份短信（主要内容为：2017年12月5日周二10：09分，其向集团短号64583发送“邵宇杰主任，我叫朱卫星，工号000162，因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违法，严重侵害了我的权益，现通知你，本人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经济补偿金，本人在你单位工作已全部交接。”） 被告质证后表示该短信形成于12月5日，双方的劳动关系已于12月4日解除，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虽然原告在2017年12月4日离厂时未书写辞职报告，也未办理相关手续，但其在同一天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时仲裁申请书中涉及被告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加班工资、克扣工伤工资等理由，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如前所述，停工留薪期工资也属劳动报酬，故原告因此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如前所述，双方之间的工作年限为1980年5月至2017年12月3日，因原告的工作时间跨越2008年1月1日，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应分段予以考量。含被告尚应支付的年终奖、安保奖等，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6170.71元，经计算经济补偿金为234486.98元。 双方劳动关系由原告即时解除，其要求被告支付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朱卫星与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于1985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朱卫星与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4日解除劳动关系，并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三、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朱卫星2017年度年终奖7000元、安保奖250元、2017年12月劳动报酬2352.5元，合计9602.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四、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朱卫星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1495.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40元、护理费为7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12710.52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000元，合计50046.12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五、被告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朱卫星经济补偿金234486.9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六、驳回原告朱卫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当事人指定账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账号：46×××84）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本院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路骊珠 人民陪审员  许玉田 人民陪审员  缪 安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