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翁牛特旗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内0426民初3185号原告：周才，男，196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飞剑，翁牛特旗乌丹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周玉，男，197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被告：张亚珍，女，1968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才与被告周玉、张亚珍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杨春义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飞剑、被告周玉、张亚珍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石玉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玉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玉米补贴款14080元并自2018年2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此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根据乌丹镇人民政府2016年9月1日印发的《乌丹镇玉米生产补贴制度实施的通知》的要求：玉米出苗后，符合补贴范围的生产者向所在嘎查村委会上报合法玉米种植面积，嘎查村委员会负责核实并填写玉米种植户花名册（一律以生产者名义申报，严禁以合作社名义等经济组织申报，种植面积在100亩以上的需要提供种植地块流转合同，合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GPS定位图）。因原告承包地块多，且比较零散，原告转包来的土地流转人外出打工或联系不方便，加之原告周才本人无操作GPS绘图能力。经原告与本村叔伯弟弟周玉口头协商，被告同意将原告周才户应补贴面积80亩补贴款打入周玉户内，周玉自己应享受的补贴面积18.5亩，加上原告的80亩，共98.5亩，这样就不超过100亩，可不用绘制GPS图像。2016年周才的80亩玉米补贴款18240元打入周玉账户，周玉及时将该笔补贴款给付了原告周才。2017年，按照2017年8月15日下发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关于2016年获得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合法耕地，2017年种植玉米或其他作物都给予补贴的要求，补贴面积不变，2017年应属于周才80亩的玉米或其他作物补贴也一同打入了周玉一卡通账户，按照2018年2月政府实际补偿数额，每亩实际补偿176元，即周玉账户中实际有原告周才14080元补贴款，但该补贴款发放后，被告周玉及妻子张亚珍拒绝返还，被告的行为已然构成了不当得利，该不当得利补贴款发生在二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视为共同债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周才、张亚珍辩称：本案不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被告2016年度至2017年度以及2018年度所申报的玉米补贴均是通过村委会和镇政府核对被告实际种植的玉米情况申报后获得补贴的，原告起诉的所谓原、被告口头协商将原告的80亩地玉米补贴打入被告账户这是错误的，是由于村委会在申报过程中可能出现纰漏，遗漏了对原告的玉米补贴的申报造成的，也有可能原告根本就没有获得涉案80亩土地的玉米补贴款。原告误以为被告的补贴款中涵盖其所谓的80亩玉米补贴款。村委会在申报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为原告出具了虚假的证据导致本案的诉讼，故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对被告提起诉讼证据不足。被告并没有将2016年属于自己的玉米补贴款给付原告，原告诉状中提出的上述理由不属实，综上所述，原告应找村委会详细核实其实际应当获得的玉米款项，并向村委会主张，而不能移花接木索要被告应当获得的玉米补贴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于争议的事实，原告周才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年度乌丹镇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一份，证明关于玉米补贴制度的基本原则、补贴政策和工作程序，其中工作程序中“第3页”有“种植面积在100亩以上的，需要提供种植地流转合同、合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GPS定位图，并将花名册上报镇政府审核”，当时原告种植玉米面积为178亩，已经超过文件中所称的100亩，所以为了回避GPS定位等繁杂程序所以与周玉协商将其中的80亩玉米转到被告周玉的名下，周玉当时种植玉米面积只有18.5亩，这样加上原告的80亩为98.5亩，原告剩余为98亩，所以都不超过100亩，这样就不用进行GPS定位测量等程序，这就是将80亩放入被告周玉名下的主要原因。另一原因为双方为亲叔伯兄弟关系，原告对被告相对信任。该方案能够证实原告所得2016年补贴有合法依据，2016年补贴为18240元，每亩实际补贴228元，该笔款项已经由周玉于2016年10月29日晚上给付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在质证中提出的证明要求，反而能够印证村委会、镇政府必须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套取、侵占、挪用等违规行为，被告所获得补贴是经村委会、镇政府核实后进行补贴的，没有任何不当之处。该证据恰恰证明原告诉称的80亩土地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就应当严格按照文件的要求进行落实，不能超过文件的规定套取补贴款，也不能违规操作，故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所谓在被告补贴款中含有其80亩土地补贴款是不属实的。2、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关于印发《翁牛特旗2017年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翁政办发2017-112号），证明2017年度玉米生产者的补贴范围、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发放程序，从而证明原告2016年所得补贴亩数以及款项在2017年度依然享有合法的补贴权利，即2017年仍然按照178亩予以补贴，原告的98亩已经补贴完毕，已打入原告周才的账户内，其中80亩仍然在被告周玉户内，2017年实际补贴为每亩176元，这是根据政府打入原告账户内的总款数除以98亩得来的，所以被告周玉应当将户内的80亩玉米补贴款14080元返还给原告。该文件约定了补贴标准为每亩为202元，实际发放为176元，有26元的差额，从而证明被告应当将2017年度的14080元补贴款返还给原告。被告质证认为，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质证意见基本一致，印证了被告经过了严格的审核程序获得了政府的补贴，该证据看不出原告在2018年有涉案的80亩土地的存在，也无法反映原告是否按该文件种植过玉米，被告认为政府是按照文件的标准严格落实玉米补贴款的发放，被告没有义务将属于自己的补贴款给付原告，退一步讲，如果政府对被告发放的补贴款存在误差，也应当由政府向被告主张权利或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相关责任。也不能认定原告所谓的80亩土地款就当然在被告的98.5亩补贴款之内。3、乌丹镇山嘴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周才同志玉米生产者补贴享受情况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之所以周才将80亩土地并入周玉户内是因周玉享受补贴的面积为18.5亩，加上周才80亩后不超过相关登记申报规定，2016年的80亩玉米补贴款已经打入周玉账户，总金额为18240元，2017年玉米补贴制度延续了2016年的补贴制度，即2016年获得补贴的亩数2017年同样享受相应补贴。2017年属于原告周才的14080元已经打入周玉账户，被告拒绝支付。此事经村委会和小组多次进行过调解，但未达成一致。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明被告不予认可，玉米补贴款的落实责任单位为乌丹镇人民政府，由旗财政直接将补贴款拨付到原告一卡通内，证明内容严重违反了两个文件的规定，是不客观的，村委会是为了推卸责任出具的证明与玉米补贴的政策具体落实情况严重冲突，是村委会的不实之词。4、周营子村民组提供的《2016年周营子各户玉米补贴亩数统计》复印件一份，证明周玉实际总亩数为18.5亩，周玉在后面亲自签字确认，原告的总亩数为178亩，由原告签字确认，此统计单共有15户村民得到相应的玉米补贴，此统计单由村民组长周永亲自统计按户审核确认由各户亲自签字得来的，从而证明原告将80亩并入周玉的18.5亩中是有事实依据的，周玉的18.5亩加上周才的80亩总数为98.5亩，不超过100亩，不需要GPS定位测量。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周永手写的统计表，周永系原告亲弟弟，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该统计表不是原、被告所在村申报玉米补贴的申报表，该表书写随意未经村委会和镇政府确认也未加盖有关部门的印章，且原件直接由原告提供，随意性过大，该统计表是一张报废的统计表，人民法院应以向政府申报的统计表为依据，周玉的签字有描写的痕迹，也不是周玉所签。假设周玉曾经签过类似的统计表，也是统计不实作废的统计表，不是申报的统计表。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5、周才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一份，证明原告2018年2月8日收到玉米补贴款为17248元，此款为98亩的补贴款，每亩176元的补贴款，从而证明被告周玉也收到了98.5亩的玉米补贴款的事实。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与被告无关。6、村民唐玉贤、周银、王海英、周永、王连霞为原告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2016年10月29日晚上被告周玉亲自约请六人到其家中吃饭，饭后周玉将2016年80亩补贴款18240元亲手交给了周才，这3户六人当场证明已经将此款给付周才，其中出具人周银还是被告周玉的亲兄弟，王海英是周银的妻子，该证据出具的时间为2018年3月，因听说周玉没有给付原告补贴款，找到吃饭的5人出具此证明，说明吃饭的目的。被告质证认为，不予认可，该证言不符合证据规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被告质询，且该证言证实的内容不属实，证言内容随意性过大，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周永是原告亲弟弟，该证据的出具可能出于原告的各种诱导，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认证。被告周玉、张亚珍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2016年度被告交纳了80亩的玉米补贴的种植保险凭证，证明2016年被告种植玉米后将98.5亩玉米投保了80亩地的保险，因为80亩地出苗不全，所以投保了保险，印证了被告所获得98.5亩补贴款中被告已对其中的80亩投保保险，种植情况属实，不但由人民政府进行了核实，也由保险公司进行了确认，获得补贴款合理合法，另被告在2017年度和2018年度也投保了该险种，因村民组没有同意领回保险凭证所以手中暂时无法提交2017年和2018年的保险凭证，但保险公司有记载。原告质证认为，该凭证与本案无关，对于周玉交纳此份保险原告不持有异议，该保险按照镇政府和保险公司要求属于每户均投保，属于政策性保险，当时周玉投保了80亩，周才也上了200亩，各户的随意性较大，并不是按照实际种植土地的亩数投保的，周玉家只有3口人，其土地只有30亩左右，所以根本不存在80亩的情况。2016年周玉并没有转包相应的土地，其种植的玉米也只有18.5亩，所以该份证据是被告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个人合同行为，并不是官方确认的亩数，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周才与被告周玉为翁牛特旗乌丹镇山嘴子村周营子组村民，二人系堂兄弟关系。为响应国家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和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要求，促进玉米实现供求基本平衡与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2016年起乌丹镇人民政府依据上级人民政府精神决定对乌丹镇境内合法耕地上种植玉米并收获的农牧民以及各类经济组织进行玉米生产者补贴。2016年9月1日，乌丹镇人民政府印发《乌丹镇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方案规定：玉米生产者补贴资金的发放对象为在乌丹镇境内的合法耕地下种植玉米并收获的生产者（玉米制种、青贮玉米除外），对于流转土地种植玉米的，补贴资金原则上发放给实际玉米生产者，如果流转合同有约定，流转双方认可由土地承包者领取。补贴标准为上级拨付补贴总额除以当年合法有效实际玉米种植面积，补贴标准随上级拨付和当年的玉米实际种植面积变化而变化。在玉米出苗后，符合补贴范围的生产者向所在嘎查村委会上报合法玉米种植面积，嘎查村委员会负责核实并填写玉米种植户花名册（一律以生产者名义申报，严禁以合作社名义等经济组织申报，种植面积在100亩以上的需要提供种植地块流转合同，合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GPS定位图），并将花名册上报镇政府审核后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的录入结果形成玉米生产者补贴清册，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汇入申报人账户内。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于2017年8月15日下发的《翁牛特旗2017年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中规定，2016年获得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合法耕地，2017年种植玉米或其他作物都给与补贴，2016年未获得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其他地块，2017年新种植玉米不予补贴，2017年补贴面积参照2016年合法耕地上种植玉米的面积。2016年原告周才实际种植玉米的面积为178亩（其中包括房后山前40亩，西平地24亩，东平地17亩、西南梁57亩，承包周云地40亩、承包周亚林地30亩、承包周亚乔地32亩、承包大队地40亩），2016年被告周玉实际种植玉米的面积为18.5亩（其中西树园子7.5亩、西井二节地3.5亩、小庙前2亩、东平地5.5亩）。在2016年上报玉米种植面积的过程中，因原告周才种植面积高于100亩（超过100亩需要提供种植地块流转合同，合同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电话、GPS定位图），为便于简单申报免去复杂的程序，原告与被告周玉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将自己名下的80亩补贴申报指标转移至被告周玉名下，待补贴款发放后被告再返还原告，至此形成了周才“上报”补贴面积98亩，被告周玉“上报”补贴面积98.5亩。2016年补贴款发放后被告周玉于2016年10月29日晚将80亩的补贴款18240元如数返还原告，2017年补贴款发放后原告向被告催要补贴款，被告拒绝返还。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交2016年度乌丹镇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翁牛特旗2017年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翁政办发2017-112号）、乌丹镇山嘴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周才同志玉米生产者补贴享受情况证明、周营子村民组提供的《2016年周营子各户玉米补贴亩数统计》、周才的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村民唐玉贤、周银、王海英、周永、王连霞为原告出具的证明及被告提交的被告2016年度交纳的80亩玉米补贴的种植保险凭证在卷作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依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被告周玉领取了2016年度和2017年度包括其本人家庭实际所有的18.5亩在内的共计98.5亩土地的玉米补贴款，其中的80亩玉米种植补贴款的实际所有人为原告周才，在2016年度的补贴款18240元已经返还原告周才的情况下，被告周玉占有原告2017年度的80亩玉米补贴款没有合法依据，原告要求被告周玉返还2017年度的80亩玉米补贴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经计算，2018年2月8日通过一卡通系统向原告周才账户内汇入的玉米补贴款为17248元，并依照2016年申报在原告名下的98亩耕地，2017年度每亩耕地的玉米补贴款实际金额为176元，被告周玉实际占有未返还原告的玉米补贴款金额为14080元。因本案尚处于被告周玉、张亚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该80亩玉米补贴款的实际受益人为二被告，故被告张亚珍亦应予承担相应返还责任。就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款项利息之返还，符合法律规定，二被告应自2018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原告利息。综上所述，鉴于二被告继续保有80亩玉米补贴款14080元缺乏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玉、张亚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周才玉米补贴款1408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7月9日起按年利率6%给付利息至此款还清之日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元，由被告周玉、张亚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春义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石文炎附：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