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民终6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于维善，男，汉族，1942年3月1日出生，住址内蒙古牙克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丽娜，辽宁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元刚，男，汉族，1977年05月31日出生，住址大连市中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玲，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胜利，男，汉族，1960年9月16日出生，住址大连市西岗区。 原审第三人：文梅英，女，汉族，1963年1月20日出生，住址同上，张胜利妻子。 原审第三人：大连银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136号1607、1606B室。 法定代表人：张胜利。 上诉人于维善因与被上诉人夏元刚，原审第三人张胜利、文梅英、大连银合投资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8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维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夏元刚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夏元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胜利于2014年11月5日，即2014年12月24日法院查封之前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夏元刚。第一、《车辆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无法确认；第二、兴业银行理财账户交易对账单存取流水，并不能证明案涉购车款当日交付。交易款项的支付，通常情况为银行转账获取凭单，或现金交付由收款方出具收款凭条。夏元刚自称与张胜利并不相识，选择现金交付购车款而不索要收款凭证，与常理相悖。第三、车辆维修证明形成于2016年5月27日，真实性无法确认。如夏元刚属实在2014年11月6日进行车辆维修保养，付款同时应一并开具能够记载维修保养时间及费用的发票。第四、夏元刚投保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相关凭证、违章处罚决定书均形成于2015年6月份以后，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胜利于2014年11月5日，即2014年12月24日法院查封之前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夏元刚。二、案涉车辆未办理过户，夏元刚存在重大过错。《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如夏元刚与张胜利之间的《车辆买卖协议》及交付时间属实，那么买受人夏元刚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即2014年12月5日前向登记机关申请车辆转移登记，该时间节点为2014年12月24日法院查封之前，因双方怠于办理过户导致法院查封无法完成物权转移登记，夏元刚存在过错。2016年6月2日，夏元刚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车辆所有权，其占有车辆后长达一年零七个月之久未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亦没有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夏元刚存在重大过错。三、案涉车辆未办理物权转移登记，不具有对世权，不能对抗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四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之规定，车辆作为特殊动产，依法应办理车辆所有权的登记，才能发生权利变动的公示效力。即使第三人张胜利将车辆交付给夏元刚，双方就该车辆一直未办理过户，不发生所有权变更的公示效力。《车辆买卖协议》只约束夏元刚与第三人张胜利，交付与否是划分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并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抗买卖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四、案涉车辆由执行法院依法查封，本案诉讼费不应由于维善承担。于维善与大连银合投资有限公司之间民间借贷纠纷经法院判决后，于维善依据生效判决申请法院执行，法院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查封登记在张胜利名下的车辆，符合强制执行的法定程序。本案的诉讼，是因夏元刚与张胜利之间纠纷引起，于维善没有过错，一审、二审的诉讼费不应由于维善承担。 夏元刚答辩称：不同意于维善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于维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夏元刚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法院查封前，张胜利将案涉车辆转移给夏元刚，且夏元刚按约支付了车款。1、夏元刚与张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即2014年11月5日，而非如于维善所述不能确定协议形成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文本不是夏元刚也不是张胜利提供的，是中介公司提供的统一版本，由双方签订，张胜利加盖手印，签署时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2、协议已记载于签订协议支付6万元，对于6万元的数额，通过取现进行支付符合交易习惯。3、夏元刚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11月5日先进账5万元和2万元，同日即将该7万元取出，该款项用于支付购车款6万元以及修车和办理相关手续使用，可以看出转入的款项是有针对性的使用，且付款时间与签订合同时间也完全吻合(一审证9)。4、在夏元刚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前，曾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确权一案，庭审笔录记载张胜利当庭认可购车、交款、交车的时间及相关情况。5、2014年11月5日买车时，车辆保险尚未到期，2015年6月26日之后每年由夏元刚为案涉车辆继续投保，付款方、付款记录、被保险人均为夏元刚。6、案涉车辆，在一审法院即大连市中院的查封时间是2016年4月8日。车辆转移、支付车款、占有使用等均在一审法院查封前。即使按照中山法院第一次查封的2014年12月24日这个时间来计算，本案签订合同支付价款以及交付车辆物权的变动均在查封之前，况且中山法院的查封已经被中山法院的裁判文书所明确，中山法院由于没有续封，已变成大连中院为首封法院，因此本案的首封时间应视为2016年4月8日。7、根据夏元刚提供的修车以及违章处罚单据可以证实案涉车辆在查封前已经交付夏元刚使用。二、案涉车辆未办过户，非因夏元刚原因所致，于维善主张夏元刚存在重大过错不能成立，也不适用本案。根据协议约定，办理过户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但众所周知，车辆办理过户是需要原车辆登记人和受让人共同亲自到场办理的，只有夏元刚一方无法办理，于维善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推断出夏元刚存在重大过错。况且，夏元刚并不知道之后车辆于2014年12月24日被大连市中山法院查封。在多次要求张胜利办理过户未果的情况下，夏元刚才起诉至法院。另外，夏元刚对办理过户是否存在过错与物权变动没有必然关联，根据《物权法》第3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动产物权的变更并不是以受让人是否有过错为必要条件。三、是否能够排除执行的审查标准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而非只看登记证记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2条之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审查标准为“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夏元刚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法院查封前，案涉车辆已交付夏元刚，且已支付对价，动产物权转让完毕，夏元刚享有物权，当然可以排除执行。夏元刚认为，应根据《物权法》这一上位法的规定，即33条规定。而不应适用于维善主张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四、诉讼费属于法院决定的范围，并非诉讼请求。因此，一、二审诉讼费请求由贵院裁决。综上，夏元刚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夏元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对登记在张胜利名下的辽Ｂ×××××号车辆的执行，并解除对该车辆的查封。2、请求确认辽Ｂ×××××号车辆所有权归夏元刚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5日，夏元刚与张胜利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夏元刚购买张胜利的黑色奔驰WDB2201651A型号车辆一台，车牌号为辽Ｂ×××××，车架号为xxxxxxxx,发动机号为xxxxxxxx；初次登记日期为2003年6月11日；车辆交付证件为车辆行驶证、车钥匙2把，车辆转让金额为65000元。付款提车程序为协议签订后，夏元刚向张胜利付车款人民币6万元，在星海交付车辆，尾款为人民币5000元，在过户当日一次性付清，提车时间2014年11月5日。办理过户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前。 协议签订后，夏元刚向张胜利支付了车款6万元，张胜利亦向夏元刚交付上述车辆，以及车钥匙、车辆行驶证等材料。 2015年6月26日、2016年6月25日夏元刚均为案涉车辆办理了车辆保险，并支付了保险及其它费用。 2015年8月11日至2016年4月30日间，案涉车辆因存在交通违章，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沙河口大队对其处罚，作出五份《处罚决定书》，夏元刚交纳了上述处罚决定确定的罚款，其中四份罚单被处罚人为夏元刚的妻子荆素子。 2014年12月24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因（2015）中民初字第56号民事案件查封了案涉车辆，查封期限为2014年12月24日至2015年12月23日。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案号为（2015）中执字第1449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夏元刚提出执行异议，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辽0202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以无据证明案涉车辆系该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为由，驳回夏元刚的异议申请。 2016年4月8日一审法院依据（2016）辽02执字第252号民事裁定查封案涉车辆，查封期限两年。夏元刚对此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辽02执异51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夏元刚的异议请求，并于同日向夏元刚送达了上述执行裁定书。夏元刚于2017年12月8日提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夏元刚与张胜利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有效的合同。夏元刚已按约支付大部分车款，张胜利已将案涉车辆、机动车行驶证及车钥匙交付与夏元刚，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法律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已发生变动，故夏元刚应为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对案涉辽Ｂ×××××号车辆的强制执行行为妨害了夏元刚对该车所享有的权利，夏元刚所享有的所有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行为，故夏元刚请求不得执行辽Ｂ×××××号车辆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于维善主张夏元刚与张胜利间的《车辆转让协议》是张胜利恶意转让财产一节，一审法院认为，因于维善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对其此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于维善主张案涉车辆转让价为6.5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一节，该院认为，案涉车辆初次登记时间为2003年6月11日，致夏元刚购买之日已使用11年之久，二手机动车价格应当结合车辆的具体情况、交易当时的市场行情及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协商进行确认，即便于维善主张其案涉车辆的购买价格为45万元，其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夏元刚以6.5万元购买该车，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合理价格。对于维善的此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于维善主张因车辆登记在张胜利名下，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但书条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的第25条规定，车辆所有权人应为张胜利一节，该院认为，因《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的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所作审查的判断标准，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对权属的审查标准则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故于维善的此项主张无法律依据，对其此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判决：一、夏元刚为车牌号辽Ｂ×××××奔驰车辆的所有权人；二、不得执行车牌号辽Ｂ×××××奔驰车辆。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于维善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于维善提供一份“张胜利案件综合查询结果”表，拟证明自2013年9月起张胜利涉及大量民间借贷纠纷。因该证据系一张表格文档，于维善不能提供该表格的合法来源，夏元刚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于维善虽对一审查明的夏元刚与张胜利之间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形成的时间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另查明：2016年6月2日，在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审理夏元刚诉张胜利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中，张胜利认可夏元刚主张的双方于2014年11月5日签订《车辆转让协议》、于签订协议当日收到6万元车辆价款及签订协议当日交付车辆等事实。针对“在收到款项后为什么没有进行过户”的提问，其回答：“因为在外地做生意，一直没有回本地”。 上述事实有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6）辽0203民初1600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203民初1600号法庭审理笔录及一、二审庭审笔录载卷为证。 因于维善虽对一审认定的案涉《车辆转让协议》形成时间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夏元刚对案涉车辆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案对案涉标的物的查封是2016年4月8日一审法院依据（2016）辽02执字第252号民事裁定进行，而根据《车辆转让协议》及夏元刚诉张胜利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庭审笔录，夏元刚与张胜利于2014年11月5日即签订《车辆转让协议》并实际对车辆进行了交付。虽然于维善对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持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投保证明、支付保费的支付凭证及违章处罚单等证据亦均证明夏元刚至少在2015年8月即对案涉车辆实际占有、使用。同时，在夏元刚诉张胜利买卖合同纠纷案庭审中，张胜利认可其收到了6万元车辆价款并明确未办理过户是因其“在外地做生意，一直未回本地”。据此可以认定，在于维善申请查封案涉车辆之前夏元刚与张胜利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已向张胜利支付了绝大部分价款且已实际占有并使用案涉车辆，同时，夏元刚对未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手续不存在过错。因此，夏元刚对案涉车辆享有足以排除于维善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本案是因一审法院基于于维善的申请对案涉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夏元刚对此提出执行异议被驳回不服而提起的诉讼，一审法院支持了夏元刚的诉讼请求，故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的规定，一审判令于维善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并无不当。 综上，于维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能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于维善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锦弘 审判员  华 锋 审判员  陈 建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张静 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