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浙0402行初227号 原告张志杰，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 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高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桐乡市高桥街道高架路68号。 负责人沈建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珊珊，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志杰诉被告桐乡市人民政府高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高桥街道”）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8月22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志杰起诉称，一、原告位于高桥街道××××号的养猪场占地面积170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养殖环境先进，且通过环保部门的环评验收合格，准予养殖。在2014年5月份，高桥街道以“三改一拆”、“五水共治”为由，作出了“关于印发《高桥镇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暨清理违章猪（禽）舍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在2014年6月份，被告在原告没有签订拆迁协议的情况下，强迫转产转业，强迫原告将养殖的种母猪和正在生长的生猪低价出售，将原告投入自动化的投喂设备以及通过环评验收合格的猪粪处理设施全部破坏掉，且在强制执行中没有进行人性化处理。被告所谓的补偿款是给予“转产转业”的补贴款，对原告饲养的种母猪和未成形的生猪以及猪场自动化设施的损失215.69万元并没有依法补偿，且桐乡市人民法院（2017）浙0483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中认定原告养猪场占地面积1752平方米是属于非违章，且被告在关于《依法履职申请》的回函中认为给予了补偿，但是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所谓的补偿只是对转产转业的补偿。对原告猪棚、养殖设施和猪没有按市场价处理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因此，要求被告对其强行拆除原告合法建筑的损失进行依法赔偿。时至今日，被告并没有支助原告进行转产转业，原告养猪场被被告强拆的土地荒废，使原告不但没有享受到被告发明的“转产转业”致富，反而被告的滥用职权和错误行政行为导致原告现在的生活贫困。且在去年8月份，正是因为被告野蛮拆除了原告的养猪场，才导致原告的妻子对生活产生了绝望而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是被告的“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违法行政扼杀了原告的养猪场和发家致富的路，将原告好端端的和谐家庭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完全背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国家的富民政策背道而驰。为此，原告在2018年5月7日向被告邮寄了一份《依法履职申请》，要求因为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造成原告的一切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而被告在6月8日的回函中仍然坚持错误的观点，拒绝对原告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对该回函不服，要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诉讼请求：撤销被告2018年6月8日作出的“关于《依法履职申请》的回函”，要求判令被告按实际损失赔偿原告。 被告高桥街道答辩称，一、被告作出《关于〈依法履职申请〉的回函》属于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曾系被告行政辖区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高桥镇拆除猪舍（棚）及生猪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按上级生猪养殖转产转业的总体部署，原告愿意按规定时间自行拆除猪舍（棚），转产转业，被告给予转产转业及复垦补助费350400元，生猪补偿费47700元，共计398100元。又因补助沼气池建造等其余费用，共补偿原告528100元，上述款项均已支付原告。2017年7月5日，原告曾向桐乡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不准原告养猪、强拆猪舍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恢复原告养猪场，赔偿生猪及猪舍设施经济损失2165000元。2017年12月21日，桐乡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483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以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浙04行终2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向被告寄送了一份《依法履职申请》：要求被告在2014年8月份拆除原告猪场应给予合理、足额的补偿金。被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于2018年6月8日作出了《关于〈依法履职申请〉的回函》，告知原告：被告已按《协议书》的约定，给予了约定的补偿。该回函并未创设新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未对原告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带来新的影响，只是告知原告《协议书》约定合法有效，且约定的补偿款已支付到位，不再给予其他补偿。且原告曾提起过诉讼，要求赔偿生猪及猪舍设施经济损失，若允许原告就该重复处理行为再次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也就失去实际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望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认定《回函》属于重复处理行为，原告就该《回函》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二、《回函》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已履行了补偿义务。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向被告寄送了一份《依法履职申请》：要求被告在2014年8月份拆除原告猪场应给予合理、足额的补偿金。根据相关规定，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主要来源于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也可以来源于行政机关的事先承诺或行政机关的先前行为。而“给予拆除猪场合理、足额的补偿金”并非法律法规规定的被告的法定职责，只是基于2014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才有的补偿义务，但协议约定的补偿款项及补助沼气池建造等的其余费用，共计人民币528100元，均已支付给原告。可见，被告已经履行了对原告的补偿职责，并据此答复原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并未拆除原告的猪舍。原告认为被告强制拆除了其猪舍，但事实上原告的猪舍并非被告拆除。根据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原告自愿退养生猪、转产转业，并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现有猪（禽）舍自行拆除。2014年7月10日左右，原告468平方米猪舍内的生猪已由原告自行处理完毕，但一直未对猪舍进行拆除。鉴于原告与被告双方已就生猪退养、猪舍拆除、补偿等达成一致，龙南村村委准备对其猪舍进行帮拆。在实施过程中，原告的父亲陈永良自行拆除猪舍后，到龙南村村委领取了务工补贴12000元。因此，原告的猪舍并非被告拆除，且原告已根据协议领取了相关补偿款，被告并不存在违法拆除原告猪舍并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行为。综上，被告的《回函》只是告知原告已给予补偿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依法予以驳回起诉。且被告已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应给予原告的补偿，已履行了职责。 经审理查明，原告曾系被告行政辖区范围内的生猪养殖户。2014年6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高桥镇拆除猪舍（棚）及生猪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按上级生猪养殖转产转业的总体部署，原告愿意按规定时间自行拆除猪舍（棚），转产转业，被告给予转产转业及复垦补助费350400元，生猪补偿费47700元，共计398100元。又因补助沼气池建造等其余费用，共补偿原告528100元，上述款项均已支付原告。 2014年7月，原告户468平方米猪舍内的生猪已自行处理完毕，但一直未对猪舍进行拆除，因此龙南村对468平方米的猪舍开展了帮拆。因原告父亲陈永良提出自行拆除申请，龙南村停止了帮拆，2014年7月底，陈永良自行拆除了剩余猪舍，并到龙南村村委会领取了务工补贴12000元。 2017年7月5日，原告曾向桐乡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不准原告养猪、强拆猪舍的行政行为违法；2、被告恢复原告养猪场，赔偿生猪及猪舍设施经济损失2165000元。2017年12月21日，桐乡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483行初32号行政裁定，以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后原告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作出（2018）浙04行终2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向被告寄送《依法履职申请》一份，申请事项为：要求被告在2014年8月份拆除原告猪场应给予合理、足额的补偿金。被告于2018年6月8日作出了《关于〈依法履职申请〉的回函》，载明：被告已按《协议书》的约定，给予了约定的补偿。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原告于2018年5月7日向被告寄送《依法履职申请》，要求被告在2014年8月份拆除原告猪场应给予合理、足额的补偿金。该主张及相关事实与原告于2017年7月5日向桐乡市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及请求基本一致。桐乡市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浙0483行初32号行政裁定，以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作出（2018）浙04行终2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综上，原告的主张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其已不符合起诉条件。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志杰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红平 审 判 员  王 晨 人民陪审员  钱阿三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曹 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