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1022民初580号 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国际金融中心****。 负责人：皮利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横永，江西锦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浩，江西锦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尧春华，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长明，黎川县明川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与被告尧春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横永和吴浩，被告尧春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保险赔付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保险理赔金30万元；3、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8月3日，被告为其购买的浙Ｇ×××××号宝马牌轿车在原告处投保全车盗抢险，保险期限为2015年8月4日零时起至2016年8月3日二十四时止。2016年4月8日，被告向原告报案称，保险车辆在黎川福州城小区被抢，且已向黎川县公安局报案并立案受理。2016年9月13日，被告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超过六十天仍未追回被抢车辆为由向原告提出保险赔偿请求。经双方协商达成原告支付被告保险赔偿金30万元的保险赔付协议并履行完毕。2017年10月24日，黎川县公安局以民事、经济纠纷为由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对犯罪嫌疑人马某龙等四人不予追究刑事贵任。原告认为，本次事件系抵押担保纠纷引起，经黎川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定性为民事、经济纠纷范围，不构成刑事责任。依照涉案盗抢险条款“责任免除”第二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六）因民事、经济纠纷导致保险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的规定，原告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告与被告达成保险赔偿协议并作出不当赔付，系出于对案情的重大误解。此外，通过查阅黎川县公安局相关询问笔录和向该局了解，马某龙等人当时己告知被告该车抵押担保的事实，被告向原告陈述时隐瞒了部分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请求撤销保险赔偿协议，并判令被告返还保险赔偿金。 被告尧春华辩称：一、被告于2015年8月3日为浙Ｇ×××××号宝马牌轿车在原告处投保盗抢险属实。2016年4月8日，该车被盗抢，被告向黎川县公安局报了案。2016年9月2日，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在提供了相关资料的情形下申请保险理赔。为此，原告与被告达成了保险理赔协议，约定由原告支付理赔款30万元给被告。同时，被告出具了一份《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给原告。2017年3月31日，原告支付了30万元理赔款给被告。二、被告在为浙Ｇ×××××号宝马牌轿车投保盗抢险时，如实向原告告知了车辆的有关情况，且原告收取了被告缴纳的保险费。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三、原告诉称被告在购买保险时隐瞒了事实和车辆实际情况不属实。四、原告要求撤销保险理赔协议没有法律依据。1、原告与被告共同达成的保险赔付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是合法有效的。被告依照保险理赔协议获得理赔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过错和不当之处。2、原告主张在双方签订赔付协议时，其对公安机关侦办案件的案情有重大误解，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理赔协议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判断得了案情的最后结果。原告用现在既已形成的事实结果反推该结果出现之前的思维与判断，并以该判断判定原告在签订理赔协议时有重大误解，这是强盗逻辑。按原告的逻辑分析，黎川县公安局有明知案件所涉当事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故意强行作刑事案件侦查，故意弄虚作假便利被告诈骗原告的嫌疑。这显然是不成立的。3、如果原告认为其在与被告签订理赔协议时，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没有结案，也许最终侦查结果可能会得出抢车人不构成犯罪的结构，并由此对案情存在重大误解。那么，原告应当自签订保险理赔协议后一年的时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保险理赔协议。原告起诉的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受保护的时间。4、双方当事人在签订保险理赔协议时，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对所签协议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和知识，不存在有任何不平等、欺诈或趁人之危的情形。故原告要求撤销理赔协议没有任何的依据。5、在双方签订理赔协议时，被告已经通过出具《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的形式，将被告追索车辆损失的权利转移给了原告，原告有权向造成车辆损失的责任人追偿理赔损失。这就说明原告的损失有法律途径进行救济，可以依法通过追偿来挽回。五、原告认为本案所涉车辆因民事、经济纠纷被抢，具有约定的免责事由，属于其单方意愿。首先，被告在为涉案车辆投保盗抢险时，原告没有告知被告合同条款中有免赔的情形。原告提供的合同是原告制作的格式合同，原告收取被告保险费时，仅是叫被告在格式合同上签名，仅此而已。其次，被告没有收到原告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7月15日，案外人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昌公司）出具了一份《共同偿债人承诺书》给案外人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表示愿意为案外人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共同签订的《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2014年7月16日，吕某金与案外人吕某芳共同办理了车辆变更登记，将车辆识别代号为ＷＢＫXXXXX05、发动机号为14XXXX30的宝马牌轿车登记至吕某金的名下，变更登记后的车牌号为浙Ｇ×××××号。 2014年7月31日，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共同签订了一份编号为《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该合同主要内容概括如下：一、吕某金向顺昌公司购买宝马牌ＷＢＫXXX1的车辆一辆，购买价格为65万元。吕某金自行支付首付款20.27万元，余款44.73万元通过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申办透支分期付款业务支付。二、吕某金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将44.73万元透支资金支付至顺昌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处开设的账户内。三、该合同的担保方式为“质押＋抵押”。吕朝金有义务积极协助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并使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与担保人就本合同的具体担保事项签订编号为201402744的担保合同。同日，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还共同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约定吕某金以浙Ｇ×××××号宝马牌轿车为双方之间《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 2014年8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东方公证处制作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对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之间借款抵押的事实予以了确认。2014年9月23日，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共同到车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4年9月1日，吕某金向案外人曹某刚借款30万元，并将浙Ｇ×××××号宝马牌轿车交付给曹某刚作质押。后双方因该笔借款是否偿还发生了争议（注：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5日以（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121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笔借款已经由案外人吕某青于2014年9月24日代为清偿，但吕某金未向曹某刚收回借条原件和作为质押物的汽车），于是曹某刚委托案外人刘某转让该债权和质押物。刘某接受了曹某刚的委托后，通过浙江省金华市亿融车行发布了债权和抵押物转让的消息。2015年8月1日，刘某以其个人名义与被告尧春华就转让债权达成了一致意见，并共同签订了《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及附属协议。该合同及附属协议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概括如下：一、刘某将其对吕某金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尧春华，债权转让金额为27万元。该债权项下的质押权及转质权、使用权等权利一并转让给尧春华。二、质押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吕某金，品牌型号为宝马740型，机动车牌照为浙Ｇ×××××号。三、刘某保证原债权以及质押权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四、合同签订后，因第三人或债务人对质押车辆主张权利，导致尧春华与之发生纠纷的，造成尧春华质押权或质押车辆丧失的，与刘斌无关，由尧春华自行向第三人或债务人进行抗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另该合同上载明了刘某的身份证号码和联系电话。协议签订后，尧春华支付了27万元给刘某，刘某将浙Ｇ×××××号宝马轿车及该车的行驶证等资料交付给了尧春华，并将27万元支付给了曹某刚（注：刘某未交付吕朝金出具的借条原件给尧春华，该借条原件当时仍在曹某刚处）。 2015年8月3日，被告尧春华为浙Ｇ×××××号轿车在原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等险种，并在《机动车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申明”处签字。投保人申明的内容如下：……2、本人已收到并仔细阅读本投保单所附的保险条款，已注意到蓝色黑体字标准部分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提示。保险公司已就保险条款内容特别是免除责任条款向本人明确说明。上述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注：被告尧春华不承认是其本人签名，且表示原告在本次诉讼中是以重大误解和欺诈为由申请撤销理赔协议的，所以尧春华暂不申请进行笔迹鉴定，但保留申请鉴定的权利，并将视案情情况的变化再决定是否申请鉴定）。为此，原告出具了《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给被告尧春华。其中《机动车商业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尧春华，行驶证车主为吕某金，第一受益人为尧春华，全车盗抢险的保险金额为611022元，保险期间均为2015年8月4日00时至2016年8月3日24时止。另原告出具的《太平财产保险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之全车盗抢险的有关内容如下：第一条，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车辆的损失或发生的合理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金额内负责赔偿：（一）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经县级以上公安部门立案侦查，自立案之日起满两个月未查明下落的；……。第二条，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六）因民事、经济纠纷导致保险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 2016年2月份，吕某金通过查询车辆违章记录得知浙Ｇ×××××号宝马轿车在2015年8月以后主要在江西省××县境内活动后，就来到黎川境内寻找该车。在寻找车辆的过程中，吕某金通过有关保险公司查询到了被告尧春华为浙Ｇ×××××号宝马轿车投保的信息和尧春华的个人信息资料。另吕某金在寻找车辆的过程中发现了被告尧春华将浙Ｇ×××××号宝马轿车停放在黎川日峰镇的福州城小区。后吕某金将上述信息告诉了顺昌公司的工作人员。 至2016年3月份，吕某金已经逾期五次未按约偿还借款给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为此，顺昌公司于当月20日委托杭州盛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贤公司）向吕朝金追回欠款和浙Ｇ×××××号宝马轿车。 2016年4月7日，盛贤公司的员工姜某帅、马某龙、徐某东、杨某宽和王某根据公司的委派，按照吕某金提供的相关信息来到黎川××××号宝马轿车，并于当天晚上找到了该车。次日上午8时许，姜某帅等人趁被告尧春华准备开车之际，胁持尧春华上了浙Ｇ×××××号宝马轿车，并驾驶该车上了福银高速公路。在福银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段距离后，姜某帅等人让被告尧春华下车，并将有关物品返还给了尧春华（注：在整个抢车过程中，姜某帅等人多次对被告尧春华实施了殴打行为）。此后，姜某帅等人驾驶浙Ｇ×××××号宝马轿车回到了浙江省，并根据盛贤公司的指示，将该车交付给了顺昌公司。 在车辆被抢的当日，被告尧春华向黎川县公安局报警，同时将该情况报告给了原告。当日，原告的工作人员对被告尧春华制作了《机动车辆保险盗抢险询问笔录》和《机动车辆保险调查笔录》。被告尧春华在该两份笔录中陈述了以下内容：1、被抢浙Ｇ×××××号宝马轿车的基本信息。2、该车系尧春华从浙江省某车行购买的二手车，有转让协议，但未办理过户登记。3、该车行驶证登记的车主为吕某金，尧春华不认识吕朝金。4、在回答“据您了解，车主或被保险人是否与他人有经济纠纷”的问题时，回答“没有”。5、抢车人在抢车过程中对尧春华实施了殴打行为。6、尧春华要求原告将保险赔偿金支付给其本人。 2016年4月11日，黎川县公安局决定对尧春华的报案进行立案侦查。同日，被告尧春华将《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转账凭条、保险单等材料提供给了黎川县公安局。2016年5月10日，黎川县公安局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调取了《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质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共同偿债人承诺书》、《车辆登记证》和《还款明细》等材料。次日，黎川县公安局向顺昌公司调取了《情况说明》、《担保服务兼反担保合同》、《授权委托书》和《汽车按揭担保服务合同》等材料。其中《情况说明》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1、2014年7月29日，吕某金经由顺昌公司担保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借款44.73万元。2、因吕某金连续5个月未按约还款，顺昌公司于2016年3月20日委托盛贤公司处理浙Ｇ×××××号宝马轿车有关事宜。3、浙Ｇ×××××号宝马轿车于2016年4月8日存放在顺昌公司的嘉兴豪车馆。4、2016年5月5日，吕某金偿还了剩余的贷款给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次日，吕某金至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办理了贷款结清手续，并取回了浙Ｇ×××××号宝马轿车及该车的有关权证。《汽车按揭担保服务合同》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一、顺昌公司将车辆识别代号为ＷＢＫＢXXX705、发动机号为14XXX30的宝马牌轿车出售给吕某金。二、车辆购买价格为65万元，其中首付20.27万元，余款44.73万元通过汽车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担保服务兼反担保合同》与本案有关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一、顺昌公司为吕某金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共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二、吕某金和案外人吕某清以各自名下的所有财产为顺昌公司提供反担保。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注：顺昌公司并未在《汽车按揭担保服务合同》和《担保服务兼反担保合同》的末尾落款处签名或盖章）。《授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为顺昌公司授权盛贤公司采取合法措施向吕朝金催收债务并追回浙Ｇ×××××号宝马轿车。 2016年8月2日，黎川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内容如下：2016年4月8日，尧春华到我队报案称其驾驶浙Ｇ×××××宝马被抢。经审查，同年4月11日我局立案侦查，至今报案被抢浙Ｇ×××××宝马车尚未追回，此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2016年8月4日，原告获取了《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及附属协议。 嗣后，被告尧春华与原告就浙Ｇ×××××号宝马轿车被抢保险理赔问题进行了协商。经双方核算，因浙Ｇ×××××号宝马轿车被抢，原告应当支付理赔款30万元给被告尧春华。2016年9月1日，被告尧春华出具了一份《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给原告。该份转让书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原告承保的浙Ｇ×××××号宝马轿车于2016年4月8日发生事故。被告尧春华收到原告支付的30万元赔偿款后，同意将已取得赔偿款部分向责任对方追偿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并授权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向责任方追偿。被告尧春华保证在取得责任人的赔偿后，立即将保险赔偿金额退回给原告，否则原告可以在赔偿金额内向被告追偿。被告尧春华承诺其本人当时尚未得到责任对方对方或其他相关人员给予的赔偿，也不放弃向责任对方索赔的权利。2016年9月2日和9月13日，被告尧春华分别填写了两份《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2016年9月17日，原告将30万元理赔款支付给了被告尧春华。 2017年10月24日，黎川县公安局以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当对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为由，对被告尧春华被抢案作出了编号为黎公（刑）撤字【2017】0042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决定撤销该案。后原告以与被告达成的理赔协议存在重大误解和欺诈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由此导致双方发生纠纷。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资料、机动车辆保险盗抢险询问笔录、机动车辆调查笔录、机动车辆保险索赔申请书、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立案决定书、情况说明、机动车辆赔款计算清单、资金管理系统付款交易单、机动车商业保险单及保险条款、机动车保险投保单、发票、撤销案件决定书、讯问笔录、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及其附件、借条及转账交易单、牡丹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合同、质押合同、担保服务兼反担保合同、汽车按揭担保服务合同、情况说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共同偿债人承诺书、行驶证、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信用卡交易明细等证据材料及庭审笔录在案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尧春华达成的保险理赔协议具有重大误解和欺诈两种法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因此，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对其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尧春华达成的保险理赔协议是否具有法定可撤销情形的重大误解的问题。 本院认为，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因为对相对人的行为或者合同标的等发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做出与自己真实意思相违背的行为，并致使自己的利益遭受或可能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重大误解是法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情形之一，但是重大误解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构成并产生使合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一般情况下，重大误解应由四部分要件构成：一是表意人（即作出意思表示的当事人）因为误解作出了意识表示。二是表意人对合同的内容发生了重大的误解。即必须是对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发生的误解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因为在对合同的主要内容发生误解的情形下，才可能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使误解的一方订约的目的不能达到。三是误解是因表意思人自己的一般过错造成的。重大误解中的误解必须是由表意人自己的一般过失造成的，即表意人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交易经验等，在不注意、不谨慎的情形下作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表意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应当承担因此导致的法律后果，故不能按重大误解处理。四是该误解有可能或者已经对表意人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因为重大误解系表意人因其本身的过错而造成的，表意人对此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只造成较轻损失就允许表意人撤销或变更合同，不仅不利于惩戒合同的过错方，反而会使表意人养成不勤勉和不审慎的惰性，造成市场交易秩序的混乱。因此，对于尚未实际履行的合同，以表意人履行该合同可能对其自身造成较大损失作为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对于已经实际履行的合同，应当以给表意人造成较大损失作为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案外人姜某帅等人确实是因为民事经济纠纷抢了被保险车辆，且姜某帅等人的行为经黎川县公安局侦查认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姜某帅等人的抢车行为不属保险合同约定的应支付理赔金的保险事故。原告与被告尧春华达成保险理赔协议并支付理赔金的行为确实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但原告该行为不构成合同法所规定的可撤销合同的重大误解的情形。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作为具有承保全车盗抢险资质的专业保险公司，当被告尧春华在报险过程明确告知原告其不认识该车行驶证登记的车主吕某金，也不是从吕某金手中购买得该车，且在已经获取了《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及附属协议的情形下，其应当意识到被保险车辆可能存在民事上的纠纷，并采取积极措施核实是否确实存在。但本案现有证据表明，原告不仅未意识到被保险车辆可能存在民事上的纠纷，更未根据《债权（质押权）转让合同》上可以获知的信息向刘某等人核实被保险车辆及登记的车主的有关情况，导致最终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理赔决定，其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其次，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当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等在保险期间内申请保险理赔时，保险人有责任和义务对被保险人等申报的事故的真实性及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应予理赔的情形进行认真的核实。本案中，原告在其单方自行制作的格式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中，明确约定因民事、经济纠纷导致保险车辆被盗窃、抢劫、抢夺的，不属于其应当予以理赔的情形。因此，当被告尧春华以被保险车辆被抢为由申请保险理赔时，作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的原告除了应当核实被保险车辆被抢的真实性、侦查机关是否超过两个月未查明车辆下落外，还应当核实抢车行为是否因民事经济纠纷引起的。但在被告尧春华申请保险理赔期间，原告怠于履行其应尽的义务，未向黎川县公安局核实被保险车辆被抢是否存在保险免责的情形，最终作出了错误的理赔决定，其在主观上再次具有重大的过错。最后，被告尧春华在与原告协商保险理赔的过程中，已经将因被保险车辆被抢后产生的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了原告，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行使了该追偿权利，且在行使该权利后，仍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综上，原告虽然作出了有悖与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该意思表示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可作为撤销合同情形之一的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因此，本院对原告认为本案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告尧春华是否实施了欺诈行为的问题（即被告尧春华在申请保险理赔的过程中是否隐瞒了被保险车辆存在经济纠纷的事实的问题）。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在被告尧春华向原告申请保险理赔前，被保险车辆确实存在多起民事纠纷，分别为吕某金、曹某刚和被告尧春华之间的借款质押和债权（质押物）转让纠纷，吕某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和顺昌公司之间的借款质押、借款担保及反担保纠纷。被告尧春华在向原告报险时，明确告知了原告被保险车辆登记的信息、登记车主的姓名及尧春华如何取得对该车的占有等内容，即被告尧春华将吕某金、曹某刚和尧春华之间的借款质押和债权（质押物）转让的事实告知了原告，其就该部分内容不存在隐瞒事实的行为。被告尧春华不是吕某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和顺昌公司之间的借款质押、借款担保及反担保事务的参与者或经历者，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尧春华与吕某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和顺昌公司相识，因此，被告尧春华在车辆被抢之前对三者之间的纠纷应当是不知道的。至于被告尧春华在车辆被抢过程中是否被告知了吕某金、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众安支行和顺昌公司之间纠纷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姜某帅等四人都供述告知了尧春华是因为吕某金未还款而导致抢车的，但这只是姜某帅等四人的单方叙述，且四人关于抢车的过程（细节）的供述存在相互矛盾、避重就轻和不符合常理的情形，不能排除四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而事后相互串通，合谋故意共同作虚假陈述的可能性，故本院对姜某帅等四人该部分供述内容不予采信。因此，本案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尧春华在车辆被抢的过程中被告知了是因为存在救济纠纷而导致车辆被抢的。另外，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达成理赔协议前，黎川县公安局将侦查情况已经告知了被告尧春华，或被告尧春华通过其他方式知道了黎川县公安局已经调取到的证据的内容。综上，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尧春华在申请保险理赔的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认为本案存在欺诈情形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尧春华达成的保险理赔协议具有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重大误解或欺诈的情形，故本院对原告要求撤销其与被告尧春华达成的保险理赔协议的诉讼请求和要求被告尧春华返还30万元保险理赔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后收取2900元，由原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建平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 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