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23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甄灿锐，男，汉族，1972年8月23日出生，住广东省台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奕斌，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城镇住宅开发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委托诉讼代理人：甄灿锐，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林添，男，汉族，1957年12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台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颂英，系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广东省台山市台城。法定代表人：廖文景，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甄振强、李建超，系该社工作人员。上诉人甄灿锐、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城镇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开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林添、原审第三人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信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1民初34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为：1、撤销台山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1民初3465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赵林添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均如下：一、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合同法》第79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该条但书中规定了禁止转让的三种情形，即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本案中，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属于上述但书的情形，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根据《合同法》第70条关于合同债权转让的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及其他权利一般原则上是可以转让的，但由于金融业是一种特许行业，金融债权的转让在受让对象上存在一定的限制。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放贷收息（含罚息）是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一项特许权利。因此，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9]24号)第四点明确：“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必须操作规范：要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应的制度和内部批准程序；对转让的贷款债权，应当采取拍卖等公开形式，以形成公允的价格，接受社会监督；转让贷款债权的，应当向银监会或者派出机构报告，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农信社与赵林添的债权转让，存在以下违反禁止性限制规定情况：1、赵林添不是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受让主体不适格。2、农信社没有采取拍卖等公开形式，以形成公允的价格，接受社会监督。3、农信社没有向银监会或者派出机构报告，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4、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未确定，即属未经特定化的债权，不得转让。5、《担保法》有禁止性限制规定。6、当事人没有另外约定。综上，农信社与赵林添的债权转让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行为。二、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林添已支付了转让的对价。三、农信社与赵林添的债权转让没有有效通知债务人。农信社的通知虽然以快递的方式寄出，但债务人并没有收到，快递上也没有债务人的签名。根据《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转让通知是债权转让的一个必备条件。因为没有通知，原合同对方当事人无法知道转让人对合同权利义务进行转让。转让通知应送达对方当事人。所以，农信社的通知并未有效送达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四、本案中因转让行为无效，并且他项权利也没发生转移，赵林添无权主张抵押物。合同法第87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转让权利或者转移义务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物权法》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赵林添不是抵押权人，也没有变更登记，对抵押人不发生效力，无权主张抵押物。五、赵林添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一审法院对涉诉债权转让案件的主体变更未作出处理，属程序违法。《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49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250条规定：依照本解释第249条规定，人民法院准许受让人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裁定变更当事人。变更当事人后，诉讼程序以受让人为当事人继续进行，原当事人应当退出诉讼。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根据上述规定，一审对涉诉债权转让案件的主体变更未裁定作出是否准许的处理就直接判决，属于程序违法，依法应发回重审。六、不管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计算利息都是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金融机构受让金融不良债权后能否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全额债权的请示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4号】1、非金融机构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能否在执行程序中向非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受让日后利息的问题，应当参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以下简称《海南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处理。2、根据《海南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海南座谈会纪要》不具有溯及力。《海南座谈会纪要》发布前，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或者受让的金融不良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发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发布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海南会议纪要》发布后，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或个人受让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的，受让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受让日之后不再计付利息。根据上述规定，不管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判决罚息、受让后利息都是错误。综上所述，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同时也没有有效通知债务人，赵林添更无权主张抵押物，一审法院对此等问题未作出正确的处理，属事实认错误；对涉诉债权转让案件的主体变更未作出处理，属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赵林添辩称，赵林添与农信社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甄灿锐主张《债权转让协议》违反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相关规定，从而认为该《债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无效，但首先上述两个批复都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行政法规，更加不是法律中的强制性或效力性规定，所以甄灿锐的主张不成立。目前法律并没有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的禁止性规定关于《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问题跟《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问题，在原审判决中已经有详细论述，所以本案中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担保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不得转让已不再适用。同时本案转让的债权为主债权，且是确定的债权，所以是可以转让的，根据法律规定以及本案债权转让双方的约定，主债权转让的，从债权一并随着转让，因此最高额抵押权一并转让。本案中赵林添已经按保本保息的价格向农信社支付受让债权的对价，不仅支付了甄灿锐所欠了借款本金，还支付了所欠的利息以及罚息。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的仅仅需要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案涉债权转让已经通过合法的途径通知了甄灿锐。赵林添与农信社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农信社就已经到台山市公证处办理公证送达手续，通过EMS快递的方式向甄灿锐送达债权转让的通知，并出具《公证书》，且根据EMS跟踪记录，债权转让的通知已经妥投。同时跟债权转让仅需通知债务人的立法精神，在本案提起诉讼时，原审法院也已经将案涉的材料依法送达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完全知悉债权转让的事宜，所以甄灿锐主张没有得到有效通知也不符合事实以及法律。案涉债权合法转让后，赵林添依法取得案涉债权合法债权人的身份，债权人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债务人及本案甄灿锐要求偿还案涉债务，原审法院无需进行所谓的裁定以及变更，所以原审程序合法。根据甄灿锐跟农信社签署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建筑材料，但甄灿锐借款后却借给二建公司使用，并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进行使用，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所以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违反借款用途的借款罚息在借款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80%。所以原审法院关于利息的判决以及的是《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完全合法有效。同理甄灿锐所主张的所谓《海南会议纪要》并非法律也并非行政法规，同时该会议纪要针对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与本案债权不属用以类型。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驳回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农信社述称，（一）甄灿锐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于2001年7月30日颁布，现已无效，2009年2月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9]24号）规定：一、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规定，转让合同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社会投资者是指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转让具体的贷款债权，属于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活动，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问题，受让主体无须具备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甄灿锐是错误引用法制规定，本案中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不属于《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不得转让情形，不存在受让主体不适格问题，该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二）农信社以涉案债权全部贷款本息额为对价转让，其权利已全部主张并得到实现，同时农信社已将债权转让事项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江门中心支行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江门监管分局等监管部门，因此，甄灿锐认为该债权价格不公允和没有报告监管部门是不成立的。（三）即使甄灿锐认为《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有效，而认为本案中《债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农信社认为，上述批复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律中的强制性或效力性规定，目前法律并没有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的禁止性规定，甄灿锐的主张不成立。（四）关于《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问题跟《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问题，在原审判决中已经有详细论述，所以本案中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担保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不得转让已不再适用。同时本案转让的债权为主债权，且是确定的债权，所以是可以转让的，根据法律规定以及本案债权转让双方的约定，主债权转让的，从债权一并随着转让，因此最高额抵押权一并转让。（五）根据法律规定，债权转让的仅仅需要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案涉债权转让已经通过合法的途径通知了甄灿锐。本案中，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后，农信社已经到台山市公证处办理公证送达手续，通过EMS快递的方式向甄灿锐送达债权转让的通知，并出具《公证书》，且根据EMS跟踪记录，债权转让的通知已经妥投。同时跟债权转让仅需通知债务人的立法精神，在本案提起诉讼时，原审法院也已经将案涉的材料依法送达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完全知悉债权转让的事宜，所以甄灿锐主张没有得到有效通知也不符合事实以及法律。（六）涉案债权合法转让后，由赵林添依法取得案涉债权合法债权人的身份，债权人有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债务人及本案甄灿锐要求偿还案涉债务，原审法院无需进行所谓的裁定以及变更，所以原审程序合法。（七）根据甄灿锐跟农信社签署的《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购买建筑材料，但甄灿锐借款后却借给二建公司使用，并没有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进行使用，违反了借款合同的约定，所以根据借款合同的约定，违反借款用途的借款罚息在借款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80%。所以原审法院关于利息的判决以及的是《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内容，完全合法有效。同理甄灿锐所主张的所谓《海南会议纪要》并非法律也并非行政法规，同时该会议纪要针对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与本案债权不属用以类型。综上所述，农信社与赵林添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依法查明事实，驳回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林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甄灿锐与农信社签订的10020169911557714、10020169911887618的《个人借款合同》二份，并要求甄灿锐偿还借款本金22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9月27日起按月利率10.6875‰计算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2、判令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对甄灿锐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3、判令赵林添对二建公司位于台山市台城石化南坑公路傍龙安后山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对二建开发公司位于台山市××、××、××、××、××、××、××、××、××、××、××号的车房等抵押物的拍卖、变卖享受优先受偿权；4、判令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7月31日，二建公司与农信社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二建公司以其位于台山市台城石化南坑公路傍龙安后山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抵押人为二建公司，抵押权人为农信社，担保的债务人为甄灿锐，二建公司自愿为甄灿锐自2014年7月3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期间形成的最高为279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为台他项（2014）第00157号。2015年11月30日，二建开发公司与农信社签订了11份《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二建开发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台山市××、××、××、××、××、××、××、××、××、××、××号的车房作为抵押担保，抵押人为二建开发公司，抵押权人为农信社，担保的债务人为甄灿锐，二建开发公司自愿为甄灿锐自2015年11月30日起至2025年11月30日期间形成的合计最高为924500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4月8日,甄灿锐与农信社签订《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个人借款合同》，甄灿锐向农信社借款200万元，约定借款用于购买建筑材料，借款期限36个月，即从2016年4月8日至2019年4月8日，月利率为5.9375‰，逾期贷款（未按合同约定还款日还款的借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浮35％，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浮80％。2016年4月25日，双方再次签订《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个人借款合同》，甄灿锐向农信社借款4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24个月，即从2016年4月25日至2018年4月25日，月利率为5.9375‰，逾期贷款（未按合同约定还款日还款的借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浮35％，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在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浮80％。上述《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后，农信社依约向甄灿锐发放了共计240万元贷款。甄灿锐收到农信社的借款后，转借给二建公司使用。自2017年7月起，甄灿锐没偿还借款利息。截至2017年9月27日，甄灿锐尚欠农信社200万元借款项下190万元；40万借款项下35万元，合计拖欠借款本金225万元。2017年9月27日，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二份《个人借款合同》项下债权225万元以及利息等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赵林添。2017年9月29日，农信社在台山市公证处的公证下向甄灿锐邮寄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农信社是具有金融业务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甄灿锐与农信社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手续完备，是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如下：1、关于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2、《个人借款合同》是否应解除以及利息如何计算问题；3、甄灿锐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4、关于赵林添请求二建公司与二建开发公司对甄灿锐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关于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效力问题。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除外。目前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规定，且本案债权转让中赵林添按保本保息的价格向农信社付了对价，并未损害金融资产安全，故农信社将金融债权转让给赵林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债权确定前，主债权可以转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最高额抵押权不得随之转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本案所涉债权转让的效力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一条所规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不得转让已不再适用。因此，二建公司主张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合法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个人借款合同》是否应解除以及利息如何计算问题。《个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的借款用于购买建筑材料，但借款人甄灿锐借款后给二建公司使用，甄灿锐并没有用于购买建筑材料，违反了合同约定，且甄灿锐未按时偿还借款本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规定以及《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赵林添据此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甄灿锐归还借款本金225万元，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在本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浮80％，本案中，甄灿锐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而是转借二建公司使用，违反了金融管理规定，应当按合同约定计收罚息，利率在本合同确定的贷款月利率5.9375‰的水平上浮80％，即按月利率10.6875‰计算，据此，赵林添主张从取得涉案债权之日即2017年9月27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0.6875‰计算利息，理据充足，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甄灿锐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出借人与名义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实际交由第三人使用的，名义借款人为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应由名义借款人承担偿还责任。名义借款人在偿还借款后，可向实际借款人追偿，借款人与借款实际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另案处理。本案中，甄灿锐为涉案债务的名义借款人，是借款合同相对人，应由其承担偿还责任。二建公司为涉案债务实际使用人，甄灿锐在偿还借款后，可向实际借款人二建公司追偿，甄灿锐与二建公司之间的关系应当另案处理。关于甄灿锐和二建公司辩称是二建公司授权委托甄灿锐借款，应当由二建公司偿还借款的意见，经查，涉案借款虽然二建公司委托了甄灿锐借款，但甄灿锐并没有以委托人二建公司的名义借款，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借款，故委托借款的事实不成立，应当由合同相对人偿还借款，故二建公司的辩解意见，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赵林添请求二建公司与二建开发公司对甄灿锐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问题。二建公司为甄灿锐的借款提供了位于台山市台城石化南坑公路傍龙安后山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债务为279万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他项权证为台他项（2014）第00157号）；二建开发公司为甄灿锐的借款提供了位于台山市××、××、××、××、××、××、××、××、××、××、××号的车房作为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债务合计为924500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现因农信社对甄灿锐的两笔债权均已依法转让给赵林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赵林添在取得债权的同时，也依法取得抵押权，即依法取得对该抵押物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对于甄灿锐提出的赵林添未提供二建公司与农信社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意见，经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农信社未签章，未发生法律效力，即使《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成立生效，赵林添不提供《最高额保证合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是其自由处分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甄灿锐与农信社签订的编号为10020169911557714、10020169911887618号的《个人借款合同》；二、甄灿锐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赵林添支付借款本金22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7年9月27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0.6875‰计算）；三、甄灿锐如未按时清偿以上借款，赵林添依法有权对二建公司提供的位于台山市台城石化南坑公路傍龙安后山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为台他项（2014）第00157号）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上述财产的价款以最高额279万元为限优先受偿；依法有权对二建开发公司提供的位于台山市××、××、××、××、××、××、××、××、××、××、××号的车房折价或以拍卖、变卖上述财产的价款以最高额924500元为限优先受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甄灿锐负担。二审期间，赵林添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户名为赵林添的账户查询明细一份，用以证实赵林添向农信社支付了受让债权的对价2308151.88元。农信社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1、贷款户名为甄灿锐的两份金融业务收入凭证、2、一份银行流水交易（赵林添），证明赵林添已经支付了债权本息，交付了对价，对价是2308151.88元。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针对赵林添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在一审中，赵林添没有提交过该材料作为证据，其今天提交的该材料复印件没有能看出收款人是谁，而且也没有原件核对，我方不能确认其是否存在有支付。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针对农信社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本案的举证责任应由赵林添举证，证明其已经向金融机构支付的相应的对价，但至今现在二审，赵林添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显示其已经支付对价。而直至今天，其只是提交了一份复印件，包括农信社二审提交的两份金融业务收入凭证和一份银行流水交易，都无法显示赵林添已经向农信社作出有效的支付，也没有看出有农信社向赵林添出具的已收款的收款凭证，按照银行习惯，如果已经收款的应该都会有收款凭证，即使在银行存款，都会有银行凭证。我方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审法院对该问题没有作任何的审查就作出判决，这是错误的。经审查，赵林添与农信社在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均系针对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上诉理由作出的证据补强，不存在证据突袭的故意，且与本案二审各方争议的事实存在关联，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综合认证。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过程中，赵林添提交的证据与农信社提交的部分证据系复印件。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明确表示其不需要核对原件，请求由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核实。二审法庭调查结束后，赵林添与农信社向本院提交了前述证据的原件予以核对。经审查，其中赵林添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可以直接反映出赵林添于2017年9月27日从其“80010001291250832”的账户中向“09×××04”的账户中汇入款项2308151.88元的事实，农信社二审提交的相关证据亦可以印证该事实。再查明，农信社（甲方）与赵林添（乙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同意将合同编号10020169911887618、10020169911557714的《借款合同》项下债权2250000元及利息（该利息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按照合同编号为10020169911887618、10020169911557714的《借款合同》约定逾期贷款利率计算）以及含与之相关的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乙方”。第二条约定“一、甲、乙双方确认同意转让合同编号10020169911887618、10020169911557714的《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价款为2250000元……二、乙方同意于2017年9月30日前，将上述转让价款一次性通过转账方式汇入甲方以下指定账户（号）09×××04，账户名称应待清算贷款款项（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内部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本案仅二审针对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上诉有关的问题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及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转让的效力问题。1、2009年2月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9】24号）文件规定：“一、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规定，转让合同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社会投资者是指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转让具体的贷款债权，属于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活动，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问题，受让主体无须具备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三、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应的制度和内部批准程序。四、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采取拍卖等公开形式，以形成公允的价格，接受社会监督。五、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所规定的“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的规定明显不一，虽上述规定均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但从历史沿革分析，依据银监会的规定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有效，符合情势变更的原则，也适应金融改革的方向。虽然银监会的上述规定中也涉及“拍卖等公开形式”、“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等规定，但该部分规定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本案中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本案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提出的赵林添并非金融机构，不具有受让银行债权的资格，依据我国《债权转让协议》第七十九条关于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之规定，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有效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另外，从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根据赵林添提交的《账户明细查询》及农信社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赵林添已经按照保本保息的价格向农信社支付了债权转让对价2308151.88元至双方约定的09×××04账户中，完成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充分保证转让方的权益，亦未损害第三人利益，故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关于农信社转让债权未形成公允的价格，不具有合法性的上诉主张亦不能成立。2、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上诉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一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未确定，不得转让。本院认为，本案的债权转让行为发生在《物权法》实施之后，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物权法。《物权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物权法》对最高额抵押所担保的主债权，不再禁止转让，只是在主债权确定前转让部分债权的，抵押权不随之转让。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防止未转让的剩余部分债权丧失抵押担保，从而损害初始抵押权人的利益，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可排除该规定。具体到本案，农信社与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中第一条第4款约定，抵押人同意，抵押权人与债务人具体签订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均无须经抵押人同意或通知抵押人。无论抵押人是否已得到或知悉该等借款合同及文件，抵押人对该等借款合同及相关文件均予以确认。农信社与甄灿锐签订《台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个人借款合同》第十二条约定，借款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农信社有权行使担保权利；第十四条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乙方有权单方转让本合同项下之权利。农信社与赵林添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农信社同意将涉案债权及利息以及含与之相关的从属权利全部转让给赵林添。故在有前述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农信社将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转让后，该债权转让的行为发生债权确定的效果，最高额抵押权可以随该特定债权转让。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该项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上诉提出案涉债权转让未进行有效通知，故对其不发生效力以及未经变更登记，赵林添无权主张抵押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本案中，农信社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9月29日以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方式，按照广东省台山市台城南门路107号的地址向甄灿锐寄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经核查一审庭审笔录，在一审庭审中，甄灿锐亦明确承认其收到了前述《债权转让协议》，故涉案《债权转让协议》对甄灿锐发生法律效力。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从上述规定看，我国法律采取从权利随主债权转移而自动转移的原则，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从权利除外。也即是说，担保权利的转移并不以通知担保人为生效条件。另外，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系关于抵押权处分从属性的规定，抵押权作为从权利应随债权转让而转让。债权受让人取得的抵押权系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非基于新的抵押合同重新设定抵押权，故不因受让人未及时办理抵押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消灭。本案赵林添受让农信社对甄灿锐享有的债权，依据法律规定有权受让与案涉债权相关的抵押权，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作为抵押人应当履行担保义务。三、关于赵林添是否为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赵林添从农信社处受让涉案的债权后，取得债权人地位，有权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当然具备诉讼资格，享有诉讼权利。至于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受让人申请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准许；不予准许的，可以追加其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规定，认为赵林添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但该条款调整的是诉讼中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情形，与本案情形不符，故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该项上诉，系对法律的误解，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本案是否应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海南纪要》）规定于赵林添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的问题。《海南纪要》第九条“关于受让人收取利息的问题”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二条“关于《海南纪要》的适用范围”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政策性和商业性不良债权的转让。政策性不良债权是指1999年至2000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通过再贷款或者财政担保的商业票据形式支付收购成本从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商业性不良债权是指2004年至2005年上述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下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不良债权”。可见，《海南纪要》是对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确立了特殊的处置规则,对金融不良债权的转让时间及转让主体均有明确限定，应当严格按照其适用范围的规定适用。如果将《海南纪要》适用范围以外的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一律参照适用《海南纪要》精神，既没有明确的法律及司法文件依据，也与依法平等保护各类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司法精神相悖。同时，鉴于一般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中，最初的债权受让人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如一律适用《海南纪要》止付利息，不仅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损害合法受让人的利益。本案中，债权的转让时间与转让主体，均与《海南纪要》第十二条的规定不符，故不应适用《海南纪要》关于自受让日后停止计付利息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3）执他字第4号答复，是对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在执行程序中能否参照适用《海南纪要》规定计算债务利息问题进行请示的个案答复。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中的金融不良债权属于《海南纪要》第十二条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债权。因此，该答复意见所涉案件基本事实与本案不符，对本案不具有指导意义。综上，本案不属于《海南纪要》规定的特定范围内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不应适用《海南纪要》第九条的规定于赵林添受让债权后停止计算利息。综上所述，甄灿锐、二建公司、二建开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800元，由甄灿锐、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台山市第二建筑集团公司城镇住宅开发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海审判员 谢敏忠审判员 张萍辉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谢惠英书记员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