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2民终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韦炳流，男，1974年6月2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相能，男，1943年1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乜爱，女，1940年12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甲，男，1997年10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系二人长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2，曾用名韦利奎，女，1974年5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甲，男，1997年10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上述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文，广西东兰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某1，男，2004年6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东兰县。 法定代理人：韦某2，系韦某1母亲。 上诉人韦炳流因与被上诉人韦相能、韦乜爱、韦某2、韦某1、韦甲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8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炳流、被上诉人韦某2、韦甲以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陈继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炳流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书没有对事故责任划分作正确判断，而是盲目采信了交警大队错误的责任认定书，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判决。从被告方举证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现场相片以及车辆状况来推断，该责任认定书存在以下几点违背常理之处：1、交警认定书认为事故发生经过是“车辆驶上……普通货车钢架板，碰撞到货车的驾驶室左后侧”违背常理。上诉人车辆车厢长度4.2米，钢架梯子长4米。意味着从钢架梯子下端至驾驶室距离共有8.2米，并且钢架梯子每隔0.2米为一横格（梯子宽0.4米），横格也会起到缓冲作用。按交警部门认为，韦某3驶上梯子后碰撞到驾驶室左后侧。但交警部门认为的碰撞点距离车厢底部高度有约1.4米左右，按这个推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韦某3经过梯子缓冲以及车厢后，仍然碰到1.4米高度之上的驾驶室左后侧，再飞出上诉人车辆左前方7米之外的二级路中间线。上诉人车辆停放点离村道叉路口有6米（见现场图），岔路口路段划有人行横道，通常遇人行横道都下意识有减速反应。单从钢架梯子下端起算至摩托车摔倒地点距离有18米多（加上驾驶室长2米），而且是经过缓冲后仍然有如此大的跨度，有悖常理。而从交警部门提供的《广本中智痕迹司法鉴定所［2017］鉴字第SJ0297S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并没有任何内容明确此事故中双方车辆碰撞的相关结论，反而从交警提供检材即上诉人车辆照片来看，根本没有明显碰撞痕迹。2、上诉人的车辆在事故发生后并没有发现有新的痕迹，交警部门认定韦某3碰撞上诉人车辆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车辆己经破旧，仅凭肉眼也看得新、旧痕迹，也很容易可以鉴定出来。事故发生后，上诉人多次口头向交警提出上述异议，但交警最终在没有任何权威部门相关签订结论的情况下，仅凭个人主观臆断做出认定，不顾事实，程序违法。毕竟事故发生时韦某3的车辆位于210国道的中线，距离上诉人停放车辆地点7米多。而该二级路段是交通要道，来往车辆较多，当时上诉人在田里做工，韦某3是否碰撞上诉人的车辆上诉人并不知情。交警部门凭主观臆断是韦某3碰撞到上诉人车辆明显证据不足，交警不负责任做出的事故认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述，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中交警部门对跨度差距如此大的碰撞点，竟然没有对痕迹进行权威鉴定，草率做出认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仅凭现场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都是违背常理，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做出公正裁决。二、上诉人使用报废车辆作为农业生产工具使用，并未处于通行状态，一审判决被告在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不合理。国家要求交强险的目的是基于机动车是高速运动工具，具有危险性，需要保险来分担。本案中上诉人车辆处于静止状态，而且是停在路肩上，相当于路边静置的物体，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应当按照相关的民事法律来确认侵权责任，而不应当由上诉人承担强制险责任。 五被上诉人共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相能、韦乜爱、韦某2、韦甲、韦某1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方各项总损失467415.24元中的223824.57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7年9月24日，韦某3驾驶桂Ｍ×××××摩托车（载原告韦某2）由武鸣县驶往河池方向，20时25分左右，行驶至国道210线2819公里＋660米处时，由于该路段无路灯，视线不良，在未注意观察的情况下驶上被告韦炳流停放在前方同向路边的无号牌轻型普通货车钢架版，碰撞到该车驾驶室左后侧，造成韦某3、韦某2受伤，韦某3经治疗无效于2017年10月19日死亡及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11月10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45122882017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韦炳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韦某3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韦某2无事故责任。死者韦某3于事故发生后在都安县人民医院、广西河池市中医院治疗共计22天，花费医药费124008.21元；原告韦某2于事故发生后在都安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6天，花费医药费5150.46元。又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韦炳流向原告垫付经济损失1800元；河池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韦某3抢救费34870.97元、丧葬费30120元，共计64990.97元。再查明，被告韦炳流所驾驶的肇事车辆系报废车辆，为其本人所有，未依规定购买交强险。又再查明，死者韦某3出生于1973年5月12日，其父母为本案原告韦相能、韦乜爱，二人共同生育有韦乜顺及韦某3二人。死者韦某3与原告韦某2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有原告韦甲、韦某1二人。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系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韦某3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韦炳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原告韦某2无事故责任。该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适用法律正确，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并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对原告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确认如下：1.医药费129158.67元（韦某3医药费124008.21元+韦某2医药费5150.46元）、死亡赔偿金207180元（10359元/年×20年）、丧葬费30120元（5020元/月×6个月）、护理费2920.4元[（韦某338069元/年÷365天×22天=2294.6元）+（韦某238069元/年÷365天×6天=625.8元）]、韦某2误工费625.8元（38069元/年÷365天×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韦某322天+韦某26天）×100元/天]；2.被抚养人生活费，死者韦某3的父亲韦相能（74.71岁，需抚养5.29年）、母亲韦乜爱（76.87岁，原告诉请需抚养3.25年，没有超过相关标准，本院予以确认）、次子韦某1（13.25岁，须抚养4.75年），由于本案为多个被抚养人，赔偿义务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得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351元/年，被抚养人生活费分段计算为：韦乜爱抚养年限届满时，韦乜爱、韦相能、韦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共计为（8351元/年×3.25年÷抚养人数2人）×3人=407111.13元>27140.75元（8351元/年×3.25年），故三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在韦乜爱抚养年限届满时共计应为27140.75元；韦乜爱抚养年限届满后，只有韦相能和韦某1为被抚养人，年赔偿总额累计未超过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351元/年，故韦相能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8351元/年×（5.29-3.25年）÷抚养人数2人=8518.02元，韦某1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为8351元/年×（4.75-3.25年）÷抚养人数2人=6263.25元；综上，即三被抚养人的抚养费为41922.02元；3.交通费，虽无有效票据在卷佐证，但结合韦某3、韦某2受伤后，因住院治疗过程中确实发生一定的交通费，结合其住院治疗的周期、次数、往返距离等实际情形，酌定为1000元；4.亲属处理丧事交通及住宿费用，原告方诉请过高，酌定支持1000元；5.摩托车报废损失，原告虽未就该项诉请提供摩托车购车发票、车辆报废的依据等证据予以佐证，但从《事故认定书》中可知，车辆确实存在受损的情况，本院酌定为1000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由于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家属韦某3死亡的后果，确实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精神打击，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原告请求赔偿的数额过高，综合考虑死者韦某3与被告韦炳流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与责任大小并结合本地生活的实际情况等，酌定为10000元。综上，该院确认原告在本次事故中的各项经济损失为427726.89元，其中医疗费用项下131958.67元（医药费129158.6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财产损失项下1000元（摩托车修理费），死亡伤残项下294768.22元（护理费2920.4元+误工费625.8元+死亡赔偿金207180元+丧葬费30120元+处理丧事的费用1000元+交通费1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1922.0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由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责任。但本案中，被告韦炳流驾驶的无号牌轻型普通货车未投保交强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被告韦炳流作为事故车辆的车主和投保义务人应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部分，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确认由被告韦炳流承担30%的民事赔偿责任。该院确认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427726.89元,因被告韦炳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报废车辆在道路上行驶，从而导致原告在事故发生后无法从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获得赔偿,其应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赔偿121000元,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306726.89元(427726.89元-121000元)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即被告韦炳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赔偿原告方92018.07元(306726.89元×30%)，再扣除河池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的64990.97元、被告韦炳流垫付的1800元，被告韦炳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仍应赔偿原告方25227.1元（92018.07元-64990.97元-1800元）。原告于本案中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于法不符，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韦炳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韦相能、韦乜爱、韦某2、韦甲、韦某1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1000元；二、被告韦炳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赔偿原告韦相能、韦乜爱、韦某2、韦甲、韦某1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227.1元；三、驳回原告韦相能、韦乜爱、韦某2、韦甲、韦某1其他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事故发生与上诉人停放车辆是否有因果关系；2、上诉人是否应该在交强险限额内先予赔偿。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与上诉人停放车辆是否有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诉人上诉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死者韦某3驾驶的摩托车与上诉人车辆发生碰撞的证据不足，一审采信该认定书导致判决错误。本案交通事故认定系经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委托司法鉴定等程序，综合各方面证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交警部门作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行政机关，其在职权范围内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记载的事项应当推定为真实，上诉人虽然对事故认定有异议，但其观点只是单方推测，上诉人未能提供足以推翻该认定的相反证据，且其在收到事故认定书后也并未向上一级交警部门提出复核，故对其理由不予采纳。一审判决采信交警部门关于韦某3驾驶的摩托车碰撞到上诉人停放于路边的货车的事故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上诉人是否应该在交强险限额内先予赔偿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车辆处于静止状态，而且停在路肩上，非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不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凡是在道路上行使的机动车的所有人均应当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上诉人停放在路边的货车虽然作为运送收割机使用，但并不能否定其作为机动车的属性，上诉人将其停放于道路路肩上，亦是参与了道路活动，不能免除其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一审根据相关规定判决上诉人在交强险限额内对被上诉人的诉讼先予赔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韦炳流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32元，由上诉人韦炳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覃      阳 审判员 韦礼奎审判员邵彬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覃      桑 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