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104民初2715号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女，1964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涛，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茜伦，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陕西迪普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 法定代表人：薛靓，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梦，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与被告（反诉原告）陕西迪普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普物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郭玉军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涛、王茜伦，迪普物业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春梅、殷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迪普物业送达原告郭玉军的《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无效；2、由被告迪普物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996年迪普物业设立，1999年变更为现公司名称，现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宋健康。工商档案显示：1996年迪普物业设立时共三个股东，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分别是：陕西联谊物资公司出资150万元持股30%、陕西京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50万元持股50%、张节芬出资100万元持股20%。1999年8月26日迪普物业增资2500万元。其中宋健康、郭玉军、张宝华、宋玉清、夏亦梅、张忠良、邢青山各出资300万元，王建全出资400万。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及股权比例分别为陕西联谊物资公司出资150万元持股5%、陕西京城工贸公司出资250万元持股8.33%、张节芬出资100万元持股3.33%、王建全出资400万元持股13.34%，宋健康、郭玉军、张宝华、宋玉清、夏亦梅、张忠良、邢青山等7人分别出资300万元各持股10%，11个股东合计持有迪普物业100%股权。 2008年7月16日，新股东陕西博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诚投资”）、吕振安通过受让原股东股权成为迪普物业新股东；原股东宋健康、张节芬通过受让原股东股权增持迪普物业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新股东博诚投资出资550万元持股18.33%、新股东吕振东出资350万元持股11.64%，原股东宋健康出资增至1000万元持股33.33%、原股东张节芬出资增至200万元持股6.7%，其余原股东郭玉军、张宝华、夏亦梅出资300万元持股10%保持不变，原11个股东（新增2人退出6人）变为7人合计持有迪普物业100%股权。2009年8月27日，原股东宋健康受让原股东博诚投资、张节芬、郭玉军的全部股权。转让后，宋健康出资增至2050万元持股68.33%、吕振安出资350万元持股11.64%、张宝华及夏亦梅分别出资300万元持股10%保持不变。原7个股东变为4人合计持有迪普物业100%股权。2016年5月24日，原股东宋健康将张宝华、夏亦梅名下300万元出资10%股权变更登记在其名下（涉嫌违规）将其出资增至2650万元持股88.36%，吕振安出资350万元持股11.64%不变。该二人持有迪普物业100%股权。此后公司登记又发生相关变更登记。 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普集团”）成立于2002年6月27日，工商档案显示：2002年6月27日，迪普物业与陕西方菱冷弯型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陕西迪普物流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9月23日更名为迪普集团。设立时注册资本1067万元，迪普物业出资746.9万元持股70%，陕西方菱冷弯型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20.1万元持股30%，此后陕西方菱冷弯型钢股份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陕西宝迪型材有限公司。2004年8月3日，迪普集团增资至5000万元，其中迪普物业出资增加到4400万元持股88%，陕西宝迪型材有限公司出资增加至600万元持股12%；2008年12月25日，迪普物业受让陕西宝迪型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后，持有迪普集团100%股权。2009年7月20日，博诚投资受让迪普物业3000万元出资60%股权、张节芬、郭玉军分别受让迪普物业500万元出资10%股权，股权转让后，迪普物业持有迪普集团1000万元出资20%股权、博诚投资持有迪普集团3000万元出资60%股权、张节芬、郭玉军均持有迪普集团500万元出资10%股权。2009年11月29日，博诚投资受让迪普物业1000万元出资2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博诚投资持有迪普集团4000万元出资80%股权，郭玉军出资及股权比例不变。 陕西博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诚物业”）成立于2005年2月18日，工商档案显示：2005年2月18日，迪普物业、迪普集团、张琳共出资2115万元设立博诚投资（设立时名称为陕西迪普大厦有限公司，后变更为博诚投资，2012年变更为博诚物业），迪普物业出资1900万元持股89.83%，迪普集团出资100万元持股4.73%，张琳出资115万元持股5.44%。2008年1月18日，迪普集团受让迪普物业持有博诚投资89.83%股权1900万元，同年6月25日将该受让股权分别转让给杨云霞、黎婉容、张琳等三人，同年11月28日，该三人又将前述股权转让给迪普物业，股权结构恢复至设立登记时状况。2009年7月23日，迪普物业将其持有博诚投资的89.83%股权1900万元转让给迪普集团后退出博诚投资，转让完成后，迪普集团出资增至2000万元持股94.56%，张琳出资115万元持股5.44%。此后，博诚投资公司名称和股权结构又做了相应变更。 郭玉军、迪普物业的争议就是基于上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各方向登记机关提交备案的格式文件引发。基于2016年7月26日，迪普物业突然根据工商局备案的《陕西迪普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向郭玉军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进而以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主张法定解除权，要求解除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事实是，上述三个交叉持股的关联公司的系列股权变更，系实际投资人对公司及业务进行拆分重组的实施过程，根本不需要支付对价。迪普物业股东从11个变更到2个，迪普集团、博诚投资、迪普物业的股东之间股权多次变更，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一方支付过对价。需要说明的是，2008年，宋健康及其关联方受让包括郭玉军在内的迪普物业股东的股权就没有支付对价。2009年7月20日与2009年7月23日迪普物业转让迪普集团、博诚投资股权在先，2009年8月27日包括郭玉军在内的多个股东向宋健康转让迪普物业股权在后，如果需要收取股权转让款，从时间上、逻辑上该价款的权益应归属于包括郭玉军在内的迪普物业当时股东而不是现在股东。各方转让过程从未提出异议，进一步说明备案股权转让协议仅系变更登记之用，无需支付对价。自2009年股权变更完成至今长达7年之久，迪普物业从未向郭玉军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及解除合同事宜。郭玉军认为，迪普物业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系恶意滥用合同解除权行为。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迪普物业对《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解除行为无效。 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辩称： 一、迪普物业作为迪普集团的原始股东，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将股权转让郭玉军后，有权要求郭玉军支付股权转让款。2002年6月，迪普集团成立，注册资本1067万元，设立时投资人为迪普物业和陕西方菱冷弯型钢股份有限公司，迪普物业出资46.9万元，占70%股权，陕西方菱冷弯型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20.1万元，占30%股权，二投资人均出资到位，并由西安华鑫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且迪普物业还将其所有的位于含光路100号房屋交由迪普集团使用。2004年6月30日，迪普物业以其所有的位于大庆路11号面积为40703.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对迪普集团进行增资，该土地使用权经评估价值为3667万元，最终以3653.1万元出资到位，迪普物业共出资为4400万元。综上，迪普物业为迪普集团的原始股东，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转让股权后，有权要求郭玉军支付股权转让款。 二、股权转让后，郭玉军一直未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迪普物业股权转让款，故迪普物业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且合同已经解除。2009年7月20日迪普物业与郭玉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进行股权转让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后，郭玉军仍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时任迪普集团法定代表人夏建辉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证明迪普物业在股权转让后持续向郭玉军催要转让款，并受到部分转让款的事实。郭玉军实际控制人于2012年5月30日通过迪普集团向迪普物业支付有170万元股权转让款，迪普物业一直追讨款项无果后，于2016年7月20日，向郭玉军等三主体公证送达了催款函，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2016年8月4日向郭玉军等三主体送达了《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依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及第96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郭玉军迟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违约行为，致使迪普物业不能实现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故迪普物业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2条规定：“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条、第99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6年8月4日，迪普物业向郭玉军送达了《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郭玉军应在2016年11月4日前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于2017年3月3日郭玉军才向人民法院缴费立案，故依据上述规定，对郭玉军的解除异议，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三、合同解除后，郭玉军应返还股权，并协助办理登记。《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郭玉军应返还股权，并协助答辩人办理变更登记。 四、《股权转让协议》实质上属无效合同。首先，迪普物业与郭玉军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经迪普物业股东会决议通过，系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夏建辉擅自越权转让，且事后未经股东会决议同意。然而，无论是夏建辉，还是迪普物业的实际投资人之一张治均，均清楚迪普物业章程明确规定，如迪普物业转让其持有的股权，须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但是，二人仍恶意串通，肆意完成股权转让，侵害了迪普物业及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根据《公司法》第71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及《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迪普物业与郭玉军7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其次，虽然按郭玉军主张，股权转让系实际投资人进行分家不需要支付对价，但是依据《公司法》第3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公司成立之后，拥有了生命，成为独立于股东的拟制人，在其整个存续期间，均享有股东让渡出来的出资所有权。而公司股东享有的只是公司的股权，依据《公司法》第4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只有在公司破产清算或者解散清算之后，公司的法人人格才能归于消亡，股东才可以享有公司剩余财产的处分权。在此之前，公司股东不能对公司财产直接进行处分。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2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公司法》第35条的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所以说，张治均与夏建辉串通，将迪普物业的资产转由张治均指定人员占有，明显地违反了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合同法》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综上，迪普物业与郭玉军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属无效合同，郭玉军应当返还股权。即使退一步讲，假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郭玉军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迟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迪普物业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主张返还股权并协助办理工商登记。 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迪普物业与反诉被告郭玉军于2009年7月20日签订的《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解除；2、依法判决反诉被告郭玉军向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返还持有迪普集团2.5%的股权，并登记在迪普物业名下；3、本案本诉费与反诉费由反诉被告郭玉军承担。反诉的事实与理由：2009年7月20日迪普物业与郭玉军签订了《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迪普物业将持有迪普集团10%股权转让给郭玉军，股权转让款为500万元。协议书签订后，迪普物业将上述股权转让给郭玉军，并办理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但郭玉军却未将股权转让款500万元支付给迪普物业。2016年7月份，迪普物业向郭玉军送达了催款函，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但郭玉军却置之不理。为此，迪普物业于2016年8月4日向郭玉军送达了《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解除，郭玉军应将持有迪普集团10%股权返还给迪普物业。但因陕西亿泽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向迪普集团注资1.5亿元，迪普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2亿元，郭玉军的持股比例从10%变更为2.5%。为此，郭玉军应将持有迪普集团2.5%的股权返还给迪普物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迪普物业的合法权益，特提起反诉。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辩称，一、郭玉军与迪普物业签订的《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只是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工商手续，双方真实意思是迪普物业无偿把股权过户给郭玉军，无需支付对价。郭玉军与迪普物业于2009年7月20日签订的《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用。双方的真实意思是公司当时的实际控制人张治均和宋健康进行分家，张治均分得博诚投资和迪普集团，故原股东迪普物业将名下迪普集团股权无偿过户给博诚物业，实现分配给张治均。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支付转让款不是双方真实意思，应该按照转让股权但不需支付转让款履行协议。二、郭玉军与迪普物业股权过户时间是2009年7月20日，至今已达七年之久，在这期间迪普物业从未向郭玉军主张过股权转让款及解除此协议事宜。足见支付股权转让款根本不是双方真实意思。并且，自2009年股权过户后，迪普集团发展态势良好，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迪普物业此时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将股权转回其名下，意在不需投入而获得迪普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成果，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围绕诉讼本诉及反诉请求依法向本院共同提交了证据：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提交的证据：1、迪普物业工商档案；2、邢青山调查笔录；3、投资情况说明证据；4、迪普集团工商档案；5、博诚物业工商档案；6、博诚物业出资情况工商登记资料证据；7、公司分立协议书；8、确认书；9、迪普物业第三次股东会议决议；10、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书（博诚投资转让给宋健康）；11、迪普物业转让协议书（郭玉军转让给宋健康）；12、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书（张杰芬转让给宋健康）；13、迪普物业股东会决议（2016.5.6）；14、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厦亦梅转让给宋健康）；15、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张宝华转让给宋健康）；16、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迪普物业转让给博诚投资-1）；17、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迪普物业转让给博诚投资-2）；18、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迪普物业转让给张杰芬）；19、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迪普物业转让给郭玉军）；20、迪普物业股权转让协议（迪普物业转让给迪普集团）；21、张杰芬情况说明公证书；22、邢青山情况说明公证书；23、郭玉军情况说明公证书；24、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民01初字219号、220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民终409号、232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提交的证据：1、章程；2、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西安华鑫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陕西国兴有限责任会计事务所验资报告；3、西安市财政局、国资局关于西安汽车配件一厂被迪普物业兼并有关财政财务问题的处理意见、迪普物业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迪普集团工商基本信息、转账凭证，声明；4、（2016）西莲证民字第4925、4926号公证书、催款通知书、（2016）西莲证民字第5336、5337、5338号公证书、《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 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由陕西联谊物资公司、陕西京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张节芬于1996年8月18日设立，注册资本500万元。1999年9月13日经过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3000万元。经过数次股权变更，目前股东登记情况为宋健康出资1470万元，持有49%股权；薛舰出资1530万元，持有股权51%。博诚物业由迪普集团、迪普物业、张琳于2005年3月15日设立，注册资本2115万元。经过数次股权变更，目前股东登记情况为张琳出资115万元，持股5.44%；杨云霞出资650万元，持股30.7329%；王红艳出资1350万元，持股63.8298%。 2009年7月20日迪普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迪普物业转让其所持有公司10%股份（人民币500万元）给新股东郭玉军。同日，迪普物业与郭玉军签订《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2009年8月26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毕。 2016年7月26日、8月15日，迪普物业向郭玉军送达《催款函》及《解除2009年7月20日＜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并对该过程进行了公证。 本案诉讼中，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向本院提交了声明一份，内容是迪普物业于年月日与博诚投资、张节芬、郭玉军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迪普物业在迪普集团所拥有的80%股权，分别以3000万元转让给博诚投资60%、以500万元转让给张节芬10%、以500万元转让给郭玉军10%，以上股权转让应收款共计4000万元整。但由于迪普物业在迪普集团应投出资全部系王建全个人支付，故迪普物业现明确：上述应收之股权转让款由博诚投资及郭玉军直接支付给王建全个人，迪普物业不予收取。特此声明！ 审理中，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答辩称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但其反诉的请求在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的基础上要求确认已经解除，经本院释明后，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表示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行使合同解除权是否超过合理期限。 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与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于2009年7月20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双方当事人对该协议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存在争议，但是双方当事人对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无异议，加之涉案股权也已实际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该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即权利人依自己的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合同解除权消灭的立法目的在于督促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该法条实际上也体现了合同解除权必须在合理期限内行使，逾期行使则发生解除权丧失的法律后果。依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首先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与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认为的违约方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也并未催告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行使合同解除权。其次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与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是2009年7月20日，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是2009年8月26日。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时间是2016年8月15日，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至其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内，向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主张过股权转让款。最后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在受让股权后，已经再次将涉案股权转让，并且已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结合上述事实及合同解除权的立法本意，如果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长期不行使解除的权利，将导致合同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影响交易双方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故其行使应在合理期限内，且该期间为除斥期间。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该权利消灭。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行使合同解除权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及工商变更登记间隔长达7年之久，已经远远超出法律规定或者通常理解下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合理期间。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并未积极行使合同解除权，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在本案中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超过合理期限，合同解除权已经归于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涉案股权已经超出合理期限行使合同解除权将会严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正常的经营，同时也会损害已经受让股权案外人的合法权利，迪普物业的行为有悖于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律原则。综合上述分析，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向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发出《解除＜陕西博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的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的反诉请求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且缺乏合理性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在本案中行使的合同解除权已经归于消灭，故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郭玉军是否应当支付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本案不予涉及。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在2016年11月3日向本院起诉并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故其起诉的时间应为2016年11月3日，在被告（反诉原告）迪普物业于2016年8月15日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后三个月异议期内，故原告（反诉被告）郭玉军要求确认解除通知无效，合理合法，本院应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解除＜陕西迪普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通知书》无效； 二、驳回被告陕西迪普物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46800元（本诉原告郭玉军已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23400元（反诉原告陕西迪普物业有限公司已预交），由被告（反诉原告）陕西迪普物业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晓凤 审 判 员  王 弘 人民陪审员  马梅丽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