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13民初3841号原告：江苏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0859618038，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大道**。法定代表人：沙敏，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雪，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该公司员工。被告：厦门金宝莱整体家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27760334248，，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金湖路**“吉家家世界”商铺C馆**C2-04.06.08合同中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莲美三路26-32号（双）1#厂房第四层。法定代表人：张河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珊薇、黄昌榕，福建君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跨境公司）与被告厦门金宝莱整体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莱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22日和2018年9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时审理时原告跨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璐、申轩彦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审时原告变更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雪、陈颖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金宝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珊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跨境公司向本院提出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垫付的退税款32719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垫付日即2017年2月1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的利息；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签订编号为1600620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约定由原告为被告提供出口报关、收汇、物流和退税的贸易综合服务。合同签订后原告代理完成了多票货物的出口服务，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前支付了被告退税款327198元（包括JKJ2016000759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43935.67元、JKJ2016000760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48429.09元、JKJ2016000762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43825.83元、JKJ2016000869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48180.46元、JKJ2016000870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48600.84元、JKJ2016000871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34606.75元、JKJ2016001429E订单项下的退税款为69737.9元），在收到境外买家的货款后及时结汇并转交被告。被告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原告去办理出口退税，但税务局认为被告提供的货物不具备出口退税条件而不予退税，造成原告损失，原告和被告交涉未果，故要求被告返还提前支付的退税款并承担损失。被告金宝莱公司辩称，原、被告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具体的服务项目以双方后续签订的每笔《出口订单确认函》中列明的项目为准，单笔业务费用以双方书面确认的结算为准，因被告受境外客户资源限制，协议签订以来被告未能顺利开展境外出口业务，外贸服务协议一直未履行。原、被告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10月，原告称其有境外客户购货需求，要求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购买货物再转销境外，被告按要求生产货品并交付，后依约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也向被告结清了货款。原告办理出口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出口退税款和利息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8日，原告和被告签订《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提供货物出口通关、收汇、垫资及物流等相关服务，被告独立负责出口产品的供应效果，原告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完成出口产品的通关、物流运输、外汇收结、外汇核销等各项服务工作；被告保证出口贸易的真实、合法、有效，被告负责与境外买家接洽，并对产品质量、数量、包装、交期、售后等独立负责。被告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保证其提供的全部信息资料是真实、合法和准确的，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被告违反承诺和约定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赔偿一切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调查取证费用、诉讼费、公证费及律师费等）。如被告违规操作被行政、司法机关调查或处罚的，该笔贸易项下的发票不得退税，原告已垫付的退税款项，被告应当退还给原告。《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之附件《外贸综合服务说明》约定：开票金额=收回金额+出口退税-垫付服务费-杂费（包括垫税服务费、物流费、代办证件等费用），如因被告无法开具或不能按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原告被征收内销税，所应缴纳的税款将全部由被告承担；退税时间包括提前退税，即满足提前退税条件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退税款给开票方（函调时暂时停止），原告收取垫退税服务费；采购合同签订方必须为生产型企业，并且出口产品由其自行生产，采购合同在订单执行后签订，具体签订时间为外汇全额到账后并退税前；原告提供出口服务过程中，如遇函调异常事故，被告需及时协助原告处理并承担所有费用。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和被告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759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10件床，合同金额342698.25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760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00件床，合同金额377746.93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762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95件床，合同金额341841.5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869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13件床，合同金额375807.57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870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04件床，合同金额379086.57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0871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66件储物箱，合同金额269932.63元；签订编号为JKJ2016001429E的《采购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144件木床，合同金额543955.58元。被告于2017年1月24日、2月27日按每份订单金额向原告出具了全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编号为JKJ2016000870E合同项下的一张发票开具于2017年3月10日，金额为94771.64元。上述发票金额共计2631069.03元。原告主张2016年期间在被告和境外买家就买卖木床等事宜达成一致后，根据双方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双方签订了七份采购合同用于办理出口退税；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其和境外买家达成买卖床事宜达成一致不予认可，认为是原告自己和境外买家达成的协议，然后原告向被告采购木床。2016年10月29日、10月31日、11月1日，原告对编号为JKJ2016000759E、JKJ2016000760E、JKJ2016000762E、JKJ2016000869E、JKJ2016000870E、JKJ2016000871E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委托厦门冠集报关有限公司进行报关，报关单中载明收发货人为原告、生产销售单位为被告。2016年12月19日，原告对编号为JKJ2016001429E的《采购合同》项下的货物委托厦门市恒易达报关行有限公司进行报关，报关单中载明收发货人为原告、生产销售单位为被告。由此，原告完成了涉案合同货物的出口。经本院调查，厦门冠集报关有限公司说明是原告委托其办理出口报关，厦门市恒易达报关行有限公司说明是凯运物流（厦门）有限公司委托其办理出口报关。原告主张是被告与境外买家达成买卖合同后，其按照外贸综合服务协议向被告提供服务，办理完成出口；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是原告和境外买家达成买卖合同后向被告购买货物，自行完成出口，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2月16日，原告支付被告JKJ2016001429E订单项下的货款63840.5元；2017年2月17日，原告合并汇款支付被告JKJ2016000759E、JKJ2016000760E订单项下的货款计86343.29元；2017年2月23日，原告支付被告JKJ2016000762E订单项下的货款40792.69元；2017年2月24日，原告支付被告JKJ2016000869E订单项下的货款44515.85元；2017年3月16日，原告合并汇款支付被告JKJ2016000761E、JKJ2016000870E、JKJ2016000871E订单项下的货款计154684.34元，其中JKJ2016000761E订单项下的货款为76429.74元；上述款项合计390176.67元。扣除JKJ2016000761E订单项下的货款为76429.74元，其余订单货款为313746.93元。对于原告支付被告的该313746.93元，原告主张为涉案合同和订单下提前支付被告的扣除费用后的出口退税款。另2017年2月9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494410.95元；2017年2月16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808379.72元；2017年2月22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565449.7元和541217.89元；2017年2月24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445135.57元；2017年3月3日，原告支付被告货款16595.07元。对于原告支付的上述款项，被告主张为双方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被告已经全部向原告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外贸服务关系。原告收到被告上述采购订单项下货物的发票后，向其所属的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办理出口退税手续，其中JKJ2016000759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43935.67元、JKJ2016000760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48429.1元、JKJ2016000762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43825.84元、JKJ2016000869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48180.47元、JKJ2016000870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48600.84元、JKJ2016000871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34606.76元、JKJ2016001429E订单项下的应退增值税税款为69737.9元，上述应退税款合计337316.58元。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按照程序向被告所属的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税务局办理函调，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税务局向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关于调查出口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说明收到调查函后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结果为该供货业务存在以下不予退税发票情形：（七）本次调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数量与被调查企业的发货单、出库单及相关国内运输单据等凭证上的相关内容不符。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根据法律规定据此不予向原告办理出口退税。被告认为原告举证的申报记录、报关单、税务机关复函等，其均没有参与出口环节，不清楚情况。庭审中，原告主张于2018年2月8日委托律师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垫付款616932.02元；被告否认收到该律师函，并以邮件单号查询记录为证，该单号显示无此邮件记录。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的法律关系是外贸综合服务还是买卖的问题。当事人有义务为自己的主张举证，举证不能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双方为外贸综合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理由如下：1、原告和被告签订有外贸综合服务协议，这是原告主张的直接证据；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4年第13号公告的内容，原告在提供外贸综合服务的情形下进行货物出口业务，需原告和被告签订货物销售合同，由被告将货物销售给原告，在本案中体现出的即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是外贸综合服务合同中的一个环节，不能直接认定为双方仅存在买卖关系；3、被告主张和原告仅系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充分；4、原告支付被告采购合同项下的货款，对应分扣除费用后的出口退税款数额和货款与退税款之间的差额二次支付，这不符合一般买卖合同中支付货款的方式，符合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中的约定，被告在双方的交往中对于原告扣除费用并未提出异议，如是买卖合同关系，则不存在扣除费用。基于双方签订并履行的是《外贸综合服务协议》，本院按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原告和被告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作为生产企业委托原告办理出口木床等货物，其应该提供自己生产的货物进行出口，并应当向原告提供真实、合法的资料和开具符合退税相关法律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原告按约提供外贸服务并向被告垫付退税款后，出现了税务机关对被告进行调查且认定被告存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数量与被调查企业的发货单、出库单及相关国内运输单据等凭证上的相关内容不符”的情形，即被告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出口退税的规定，导致原告无法办理出口退税，造成原告垫付退税款损失；被告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应承担法律责任。原告主张被告退还垫付的退税款327198元，计算方式为涉案采购合同项下的应退增值税款337316.58元的97%，原告实际垫付被告退税款313746.93元，并另将其中的应退税款13451.07元作为其主张约定的服务费扣除；但现在原告不能办理退税，被告应返还原告实际垫付的退税款313746.93元；对于原告从应退税款中扣除的服务费用13451.07元，因未实际退税，原告也无从扣除，即原告认为被告尚欠其服务费用13451.07元，该服务费用不属于原告垫付的退税款，原告在本案中未主张被告支付服务费，本院不予理涉，原告可另行主张。原告还主张被告支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主张自垫付之日即2017年2月10日起算，由于七次的垫付日期不一致，且垫付日期在2017年2月16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故本院酌情确定起算日期为2017年3月17日。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厦门金宝莱整体家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江苏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退税款313746.93元，并支付自2017年3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江苏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08元减半收取3104元、财产保全费2245元，合计5349元，由原告负担101元，由被告厦门金宝莱整体家居有限公司负担5248元（此款原告江苏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已预交，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五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黄秀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见习书记员  朱文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