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粤0491民初623号原告：雷贤师（LOHHEANSU），男，1976年5月2日出生，马来西亚居民，现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娜，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妃，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孙振家，男，198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迪，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冲，北京谦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翟立，女，1985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雷贤师（LOHHEANSU）诉被告孙振家、翟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被告孙振家、翟立下落不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分别于2017年6月27日、2017年9月29日、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中，原告雷贤师（LOHHEANSU）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娜、陈晓妃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振家、翟立经本院合法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中，原告雷贤师（LOHHEANSU）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娜、被告孙振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冲、被告翟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庭审中，原告雷贤师（LOHHEANSU）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佩娜、陈晓妃,被告孙振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迪及被告翟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雷贤师（LOHHEANSU）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利息人民币893,366.67元（该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10月8日起暂计至2016年8月15日为人民币902,666.67元,扣除孙振家已归还的人民币9300元,计得尚欠利息人民币893,366.67元，具体金额应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3.判令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后原告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利息人民币1,717,419.335元（该利息按月息2%计算，自2014年10月8日起暂计至2018年6月7日为人民币1,717,419.335元,扣除孙振家已归还的人民币9300元,计得尚欠利息人民币1,717,419.335元，具体金额应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4年10月8日，原告与被告孙振家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出借人于2014年10月8日，借给借款人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14日，借款利息为月利率6%。被告孙振家以其在马来西亚已承包工程做担保向原告借款，并将该工程的采购书等材料交到原告处保管。但被告孙振家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还款，但被告孙振家仅于2016年6月16日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4800元、2016年7月1日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4500元，其余本金及利息至今未归还。2016年8月10日，原告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支出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被告孙振家与被告翟立系夫妻关系。因被告孙振家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本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被告翟立亦应承担还款义务。原告多次向被告孙振家催要剩余欠款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原告雷贤师（LOHHEANSU）为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借款合同；2.微信聊天截图；3.短信截图、转账凭证、支付宝转账记录(申请撤回第19页5871农行被现存人民币5200元)；4.微信语音聊天记录（附文字版）；5.支票；6.工程资料；7.结婚证；8.离婚协议书、申请离婚登记声明书、离婚登记审查表；9.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0.微信聊天语音证据文字记录；11.支票及公证认证文书；12.采购单、报价单及公证认证文书；13.被告孙振家护照及马来西亚工作居留签证；14.支付宝转账至原告工行卡的银行交易记录；15.存款证明书及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被告孙振家辩称，原告与被告孙振家之间是赌债，对借款不予认可，被告孙振家不应承担借款及律师费等费用。被告孙振家2014年10月8日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境，晚上六点到澳门；2014年10月11日又到了珠海湾仔，当天又从拱北出境去澳门；2014年10月13日从澳门去了泰国，当天又从泰国出境去了澳门；2014年10月16日从澳门到了珠海横琴。护照上缺的是马来西亚到澳门的入境记录，被告孙振家下午14:18分从马来西亚出发，晚上六点到了澳门，乘坐是亚洲航空，航班号是AK186，原告主张的涉案借款是在澳门期间发生的赌债。被告孙振家为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护照。被告翟立辩称，原告与被告孙振家之间债务是赌债，不具有合法性，且双方之间的约定并非真实的借款协议。借款协议签署时间与出入境时间吻合，可以证明涉案款项是赌债。被告翟立对该笔借款并不了解，也未用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被告孙振家与被告翟立现已离婚，原因是被告孙振家一直有赌博的恶习，因此，被告翟立不可能作为债务人承担涉案债务。被告翟立为其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离婚证；2.会员卡。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2014年10月8日，出借人雷贤师（LOHHEANSU）与借款人孙振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因借款人生意运转需要资金，出借人于2014年10月8日以（现金、汇票）方式借给借款人人民币2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0月8日起，至2014年10月14日止；借款利息为月利率6%，月息为人民币12万元。原告提供其与被告孙振家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6月15日，孙振家：“我虽然坑了你两年了，可能我现在还不了你钱，但是我肯定会把钱给你……你可以随时关注我公司的动向，我公司做好了，这几百万才能还得上。”2016年6月22日，孙振家：“最近没什么收入，在谈！我们对对账定个数，然后按律师的方法和我实际能力定个还款计划。”2016年6月23日，原告：“10/10（MrSun.-303,000）港币；10/10现金-16万港币；303,000*2.5+16万=-hkd917,500港币；14/19-1,624,375港币+917,500+现金5000港币；一共=-2,546,875港币；马币-58000；你想想怎么定数；你说说！”2016年6月27日，原告：“写出来数字，你要的时间，我能不能接受我会告诉你！”孙振家：“我先还你本金，因为现在谈利息根本不现实……我跟你谈多少钱，谈多长时间，没有意义，等把本金还完了，看我到时收入情况，有钱的话咱们定个数，大概补偿你多少利息。”2016年7月份，双方通过微信就《新借款合同》及《还款承诺书》进行了协商，2016年7月25日，原告：“最少签340万。”孙振家：“我要签就只签240，340我答应了肯定做不到。”被告孙振家、被告翟立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对于“10/10（MrSun.-303,000）港币”，系原告在马来西亚向被告孙振家以现金形式支付马币303,000元，10月10日系对账时间，微信记录中显示的（MrSun.-303,000）港币只是提醒要将303,000元马币兑换成港币；14/19系笔误，应该是14/10即10月14日，是160多万港币的对数时间，但该款项未实际支付，后在254万余元中将160多万港币计算在内，最后的港币254万余元只是原告的记录，类似于备忘录；马币-58,000是出借给被告翟立生孩子的费用；上述信息中的马币303,000和马币58,000是本案借款。第一次庭审中，原告称：原告与被告孙振家系朋友关系；2013年，双方在马来西亚的商会活动中认识，被告孙振家拿着手上的工程项目想和原告合作，原告不同意合作，故被告孙振家向原告借款，原告收取利息；涉案借款合同于2014年10月8日在珠海中珠九悦商业中心一楼办公室签订；因被告孙振家向中冶供应工程材料，大约一两星期，中冶就可以付款，故借款期限只有一周；后因被告孙振家的货物不达标，向原告出具了支票以偿还款项。原告主张涉案款项已实际支付给被告孙振家，但关于具体的支付时间、数额及方式，第一次，原告称：“并非一次性付款，有几次是原告在马来西亚委托朋友向被告孙振家支付，有几次是原告在珠海通过现金向被告孙振家支付；都是在2014年10月8日之前支付,另有2014年10月10日的现金16万元港币不在本案借款之列，该16万元港币用于被告孙振家到佛山购买瓷砖”；第二次，原告称“出借款项应该在2014年8月到2014年9月中旬左右，被告孙振家去采购供应工程材料，原告派其在马来西亚的助理CHOOHANCHUNG到现场把现金给被告孙振家，被告孙振家再当场向材料商支付；本案中两百万元借款均以此方式支付，分了三笔，且均在马来西亚。每次大概20-30万马币，三次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00万元。在珠海只支付了16万元港币给被告孙振家，不包含在人民币200万元中。”第三次，原告称其共分四笔支付涉案款项，三笔在马来西亚，一笔在珠海，是2014年10月8日当天原告给了被告孙振家十几万元人民币去佛山采购建材；因被告孙振家没有我国的银行卡，所以要原告给现金。原告称：其在珠海的现金存放在原告公司和家中的保险箱；公司在中珠九悅商业街一楼，家在华发新城，所有现金均存放于此两处；在马来西亚的现金存放在马来西亚芙蓉市的公司（MYCMM2HSDN.BHD）保险柜内。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孙振家提交了其本人的护照，并同时申请调取原告及被告孙振家在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16日的乘机信息。根据该护照显示，2014年10月8日孙振家自吉隆坡离开马来西亚境内；2014年10月11日从珠海湾仔入境，同日从拱北出境前往澳门；2014年10月12日从澳门前往泰国，次日又从泰国前往澳门；2014年10月16日从澳门前往珠海横琴。第二次庭审记录及庭后被告补充提交的书面回复显示，两被告称：原告的职业是洗码，即带客人到赌场赌博，从客人押注的流水中提11‰的抽水；原告及被告孙振家之间是赌债；两人在马来西亚认识，并于2014年10月8日共同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澳门；原告安排的航班和酒店，赌博和住宿地点均在御匾汇；10月9日被告孙振家是赢钱的，但从10月10日开始就一直输钱，原告提供的2016年6月23日微信记录中记录的就是被告孙振家输钱的情况；因为被告孙振家输钱了，原告建议被告孙振家去泰国拜四面佛，据说转运很灵的，加上被告孙振家经停的时间也快到期（澳门可经停7天），故被告孙振家于2014年10月12日从澳门飞泰国，拜完佛后于2014年10月13日回澳门；涉案款项10月10日的303,000港币和16万元港币都是筹码，303000元×2.5是一种赌法；14/19指的是日期，由于被告孙振家只有七天逗留期，后面的钱都是原告玩的；原告给了被告孙振家58,000马币是在澳门花销的费用；因双方是好友，所以原告说200万元人民币即2,546,875元港币被告孙振家也认；因双方产生了赌债，原告一直找被告孙振家逼债，被告孙振家没有办法就把相关支票和工程资料交给了原告。关于借款协议签订的时间，被告孙振家先称是在2014年10月8日，地点称记不清了；后又改称其记不清借款合同实际签订时间，但被告孙振家认为是在10月8日至16日期间返回珠海的时间签订的，因为10月8日是拿筹码的时间。第二次庭审中，原告称：2014年10月8日是被告孙振家约了原告在澳门商谈如何还款的事情，且准备及草拟借款合同的基本条款，当天原告就借款合同进行了签署，但是被告孙振家找各种理由推脱；直到2014年的10月10日或11日，被告孙振家到珠海又和原告就合同签订再进行协商，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在珠海的中珠九悦就借款合同被告孙振家也签字认可；涉案借款并非用于所谓的赌博，借款实际时间早于借款合同的形成，是在马来西亚境内交付的款项，而不是被告孙振家所提出的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形成的；原告确认其在2014年10月8日没有与被告孙振家一起同行去澳门。第二次庭审后，本院依法向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广州代表处调取了孙振家与雷贤师（LOHHEANSU）在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16日期间的航班信息，该公司回复相关乘机记录如下：LOHHEANSU、SUNZHENJIA均于2014年10月8日乘坐AK186号航班从吉隆坡（14:15）飞往澳门（18:00），另SUNZHENJIA还于2014年10月12日乘坐FD767号航班从澳门（22:10）飞往泰国（23:55），并于2014年10月13日乘坐FD766号航班从泰国（18:10）飞往澳门（21:40）。第三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该航班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原告称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孙振家一同乘坐了航班，是为了借道从吉隆坡回珠海，但是并不存在被告孙振家所说的赌博行为，更不能证明存在所谓的威胁、胁迫等行为；原告称其在2014年10月8日到10月9日返回珠海后，至2014年10月19日之前，再未去过澳门。第三次庭审中，原告称，涉案借款合同应该是在2014年10月11日或12日签署，实际签署日期与借款合同标注的时间不同，签署地点是珠海的中珠九悦；关于微信记录中的303,000元是港币，具体是什么钱，目前原告记不清楚；而马币58,000元，因被告孙振家在马来西亚出售一台丰田汽车，用来抵掉了该款项，所以该款项并不是借的钱，而是被告孙振家还的钱。被告孙振家称：原告和被告孙振家一起去澳门赌博之后，10月10日被告孙振家开始输钱，筹码是303,000，根据赌场的计算方式，乘以2.5之后，可以折算成港币。第二笔16万港币是10月9日被告孙振家赢钱，赢钱之后从筹码中换取港币16万元现金；关于微信记录中提到的14日到19日输的港币,当时是原告在赌，被告孙振家只是在看，按照被告孙振家的陈述，被告孙振家并未参与，只是观看，但原告将期间所输的数额都算给了被告孙振家；关于之前的58,000的马币，是当时原告与被告孙振家一起搭飞机去澳门，产生的机票、食宿的款项，并不属于赌债。原告当庭申请其本人自2014年10月8日起至2014年10月20日止的出入境记录。后，本院依法向珠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调取原告上述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原告于2014年10月11日14时26分由湾仔入境，于同日21时26分经拱北出境；10月13日13时48分由拱北入境，于同日20时36分经拱北出境；10月16日14时40分由横琴入境，于同日20时16分经拱北出境；10月18日10时16分由拱北入境，于10月19日15时36分经湾仔出境；10月20日12时00分由拱北入境。在第三次庭审后，被告孙振家补充提交书面意见称：涉案借款合同是在2014年10月16日之后返回珠海所签，具体日期记不清楚；由于被告孙振家在2014年10月8日至9日赢了90多万元，所以就用筹码换了16万元港币现金，该16万元港币现金被被告孙振家及原告用于消费；因原告一直在被告孙振家在马来西亚开办的公司闹事，孙振家被逼无奈，只好出售了在马来西亚的丰田车（卖了60,000马币），用于偿还赌债。原告提交补充书面意见称：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到10月，其中三笔借款发生在马来西亚，时间是2014年8月至2014年9月中旬，每次20-30万马币，当时马币兑人民币的汇率为1:2.2，借给被告孙振家向材料商支付工程材料款；第四笔借款发生于2014年10月10日，原告向被告孙振家出借十几万元人民币，供被告孙振家去佛山采购建材（瓷砖），因港币兑换马币汇率比较稳定，故以港币换算，此即微信记录中的“10/10现金-16万港币”；依马来西亚当地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借款以现金形式支付，双方并未对历次借款进行记录，因此，原告未能准确回忆每一笔借款的具体出借时间、出借金额，实际每一笔借款数额已经无法核实，后经双方协商一致，确认借款金额定为200万元人民币。另查明，被告孙振家确认其分别于2016年6月14日、2016年6月16日、2016年7月1日向原告支付款项人民币5200元、4800元及4500元，但被告孙振家否认上述款项系向原告支付的利息。原告提供了由孙振家签名的渣打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支票一张，上载“祈付LOHHEANSU或持票人令吉1**万整”，该支票并未兑现，且已经超过6个月有效期限。被告孙振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提供了被告孙振家在马来西亚工程采购单，交付时间是2014年12月，系在被告孙振家的马来西亚建筑公司见面交付，被告孙振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被告孙振家在马来西亚工作居留签证的期限为2014年2月24日至2016年2月20日，其在马来西亚的建筑公司名称为SUNMISSION,注册资本为40万元马币，原来全部属于被告孙振家，后原告成为该公司董事，拥有该公司1%的股份，双方未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而是无偿转让。被告翟立提供了正面标志为PARADISEJEJUGRAND，卡号为GV03×××23，SUNZHENJIA的会员卡，证实被告孙振家在澳门期间入住的酒店就是赌场，被告孙振家实施了赌博行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孙振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经被告孙振家的申请，本院依法向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调取孙振家与雷贤师（LOHHEANSU）自2014年9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该公司回函称因有关聊天记录不保存于服务器，故无法协助提供。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发票、银行电子回单，证实其因本案已支出律师费2万元。被告孙振家与被告翟立于2013年1月9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9月27日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并协议双方婚后对外的债权债务全部由孙振家负责，与翟立无关。原告称其年收入人民币200万元至300万元左右，并提供了银行流水及存款证明书证实其于2017年6月26日的账户存款300万元人民币。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我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选择适用我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审理本案争议的准据法。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在于原告是否已向被告孙振家实际支付借款人民币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其已向被告孙振家实际支付借款折合人民币200万元，被告则称该款项系支付筹码用于赌博而发生的赌债。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相关事实，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分述如下：1.从涉案借款来看，虽原告提供了借款合同载明“因借款人生意运转需要资金”，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万元，但该借款合同仅是被告孙振家需向原告借款的合意，原告需进一步举证证明该款项已实际支付。然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银行转账记录、收据等证实被告孙振家已实际收到涉案款项人民币200万元，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从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来看，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间，原告在第一次庭审中称借款合同于2014年10月8日在珠海签署；第一次庭审后，被告孙振家提供了其护照信息，显示被告孙振家于2014年10月8日自吉隆坡离开马来西亚境内；于2014年10月11日从珠海湾仔入境，意味着被告孙振家在2014年10月8日并未进入我国内地，更不可能于该日在珠海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面对被告孙振家提供的该项反驳证据后，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改称借款合同系于2014年10月10日或11日在珠海签订；在第三次庭审中又称于2014年10月11日或12日在珠海签订。三次庭审中关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原告陈述前后不一。3.关于款项的构成、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原告亦是前后矛盾：仅在第一次庭审中，原告就作出了三次不一致的陈述，第一次称：“并非一次性付款，有几次是原告在马来西亚委托朋友向被告孙振家支付，有几次是原告在珠海通过现金向被告孙振家支付；都是在2014年10月8日之前支付,另有2014年10月10日的现金16万元港币不在本案借款之列，该16万元港币用于被告孙振家到佛山购买瓷砖”；第二次原告称：“出借款项应该在2014年8月到2014年9月中旬左右，被告孙振家去采购供应工程材料，原告派其在马来西亚的助理CHOOHANCHUNG到现场把现金给被告孙振家，被告孙振家再当场向材料商支付；本案中两百万元借款均以此方式支付，分了三笔，都是在马来西亚，且均在马来西亚。每次大概20-30万马币，三次就是相当于人民币200万元。在珠海只支付了16万元港币给被告孙振家，不包含在人民币200万元中。”第三次原告称其共分四笔支付涉案款项，三笔在马来西亚，一笔在珠海，是2014年10月8日当天原告还给了被告孙振家十几万人民币去佛山采购建材；而在第三次庭审后原告提交的补充意见称：本案所涉借款发生在2014年8月到10月，其中三笔借款发生在马来西亚，时间是2014年8月至2014年9月中旬，每次20-30万马币，当时马币兑人民币的汇率为1:2.2，借给被告孙振家向材料商支付工程材料款；第四笔借款发生于2014年10月10日，原告向被告孙振家出借十几万元人民币，供被告孙振家去佛山采购建材（瓷砖），因港币兑换马币汇率比较稳定，故以港币换算，此即微信记录中的“10/10现金-16万港币”；依马来西亚当地交易方式及交易习惯，借款以现金形式支付，双方并未对历次借款进行记录，因此，原告未能准确回忆每一笔借款的具体出借时间、出借金额，实际每一笔借款数额已经无法核实，后经双方协商一致，确认借款金额定为200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对款项支付的次数，原告陈述经历了从“有几次在马来西亚支付，有几次在珠海支付”到“三笔都在马来西亚支付”到“三笔在马来西亚，一笔在珠海”的改变；对款项的支付时间，原告经历了从“都是在2014年10月8日之前支付”到“最后一笔在2014年10月10日”的改变；对于16万元的支付时间、币种、是否包含在涉案借款中，原告陈述经历了从“2014年10月10日的用于被告孙振家到佛山购买瓷砖的现金16万元港币不在本案借款之列”到“2014年10月8日给了被告孙振家十几万人民币去佛山采购建材，属于本案借款”再到“2014年10月10日，原告向被告孙振家出借十几万元人民币，供被告孙振家去佛山采购建材（瓷砖），属于本案借款”的改变。4.关于2016年6月23日原告向被告孙振家发送的微信信息：“10/10（MrSun.-303,000）港币；10/10现金-16万港币；303,000*2.5+16万=-hkd917,500港币；14/19-1,624,375港币+917,500+现金5000港币；一共=-2，546，875港币；马币-58000。”原告称，该微信记录中日期均是对账的时间，而非实际发生的时间，且14/19系笔误，应该是14/10即10月14日，且该款项160多万港币未实际支付，后在254万余元中将160多万港币计算在内，最后的港币254万余元只是原告的记录，类似于备忘录。本院认为，从原告与被告孙振家的聊天记录来看，2016年6月22日，孙振家称：“我们对对账定个数，然后按律师的方法和我实际能力定个还款计划。”次日，原告即向被告发送了载有日期、金额的上述信息，并称：“你想想怎么定数；你说说！”意味着，该双方在2016年6月间通过微信进行对账，而非原告所称的时间对账，原告所称的最后港币254万余元只是原告的记录，类似备忘录，亦与常理不符。另关于“（MrSun.-303,000）港币”，原告的主张亦经历了系“马来西亚向被告孙振家以现金形式支付马币303,000元，港币只是提醒要将303,000元马币兑换成港币”到“303,000元是港币，具体是什么钱，目前当事人记不清楚”币种的改变；对于马币-58,000，原告主张亦是经历了“出借给被告翟立的生孩子的费用，属本案借款”到“该58,000马币并非被告孙振家借的钱，而是孙振家还的钱”的改变。5.从原告自2014年10月8日至2014年10月20日期间的行程来看，在第二次庭审中，针对被告孙振家称其与原告于2014年10月8日共同从马来西亚乘飞机前往澳门相约赌博的主张，原告明确称其在2014年10月8日没有去过澳门；但在该次庭审后，所调取的航班信息显示原告与被告孙振家均于2014年10月8日乘坐AK186号航班从吉隆坡飞往澳门，对此，原告又称其为了借道澳门回珠海，但出入境记录显示原告2014年10月11日才从湾仔入境珠海，若为借道，为何会在澳门停留的时间达三天之久？第三次庭审中，原告称其在2014年10月8日到10月9日返回过珠海，且在2014年10月19日之前，原告没有再去过澳门。然后，在该次庭审后调取的出入境记录显示，原告在2014年10月11日至2014年10月20日间多次往返珠海与澳门，且在10月8日并未从澳门返回珠海。综上,原告对其所诉称的涉案2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既无银行转账凭证，且对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款项支付时间、支付次数、支付金额、币种、原告的行程等事实均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原告陈述的可信度较低；反之，被告则称，原告与孙振家于2014年10月8日自马来西亚飞往澳门，相约赌博，10月10日被告孙振家开始输钱，筹码是303,000，根据赌场的计算方式，乘以2.5之后，可以折算成港币。因为被告孙振家输钱了，原告建议被告孙振家去泰国拜四面佛，据说转运很灵的，加上被告孙振家经停的时间也快到期（澳门可经停7天），故被告孙振家于2014年10月12日飞泰国，拜完佛后于2014年10月13日回澳门；14日到19日输的港币,当时是原告在赌，被告孙振家只是在看，按照被告孙振家的陈述，被告孙振家并未参与，只是观看，但原告将期间所输的数额都算给了被告孙振家。被告的上述陈述能与原告、被告孙振家的出入境记录、机票信息、2016年6月23日的微信记录、会员卡一一印证，两被告辩称本案借款协议中的款项属于赌博用筹码的可能性较高，相比于原告的证据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两被告辩称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由于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人民币200万元给孙振家，原告主张其与孙振家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请求孙振家归还借款本息及律师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基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被告翟立承担还款责任更系无本之源，本院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雷贤师（LOHHEANSU）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0106.93元，保全费人民币3020元，由原告雷贤师（LOHHEANSU）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邝 鹂人民陪审员  温桂莲人民陪审员  余敏慧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王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