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渝05民终48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94142394。法定代表人：郭志刚，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士建，云南新洋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巴**鱼洞镇大江西路自编**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70943915XK。法定代表人：贾立山，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朝银，男，1964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治均，男，1986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系公司员工上诉人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68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机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士建、被上诉人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江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朝银、陈治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机电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法院评述：上诉人于2016年3月10日在被上诉人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上对尚欠被上诉人货款209800元未付进行了确认。因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该《企业询证函》是否具有催收货款的意思表示均不影响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确认的货款全额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即使已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重新对债务进行确认后，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确认货款之日起开始计算。按照《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认为，2012年3月以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专用车买卖合同》，有部分尾款未即时结算，在此后的六年间，上诉人除收到过被上诉人寄送的明确标注“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清算”的《企业询证函》以外，从未向上诉人提出过履行请求，而上诉人仅于2016年3月10日在《企业询证函》上加盖印章外，也从未有要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认为，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过诉讼时效，但又声称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受到法律保护，被上诉人的诉请上诉人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应从上诉人确认货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明显错误，是不能得出正确判决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立他字第106号《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2006院民二监字第7号《关于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安徽电力临泉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复查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我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中所称“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是指债权人要有催收逾期贷放的意思示，债务人签字或盖章认可并愿意继续履行债务。你院请示所涉的案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公司）2003年3月向债务人临泉县供电局发出的“贷款对账签证单”，其名称和内容均无催收贷款的明确表示。临泉县供电局局长张修法在“贷款对账签证单”上签署“通知收到”，表明债务人已经收到了“货款对账签证单”，但不能推定为其有偿还已过诉讼时效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既不能把本案所涉“贷款对账签证单”简单理解为就是《批复》中的“催款通知单”，也不能把双方当事人发出和签收“货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视为对原债权债务的履行重新达成了协议。我院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的少数人意见。（少数人意见：从安徽投资集团发出的“贷款对账签证单”的内容看，没有催收逾期贷款的意思表示，而临泉县供电局局长张修法在“贷款对账签证单”上签署“通知收到”，其意思表示并不明确，不能表明有偿还欠款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规定精神）。本案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企业询证函》明确标注：“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清算”，上诉人仅于2016年3月10日在《企业询证函》上加盖印章，而缺乏《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要具备：（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构成要件，在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为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仍然判决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另外，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辩称江通公司未履行《特约维修服务站服务协议》的义务才导致上诉人没有付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江通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属上诉人与另一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江通公司是否履行义务不影响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2009年4月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控股母公司重庆江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以下简称江通公司）《特约维修服务站服务协议》并按协议授权履行售后服务等工作，但其母公司一直未兑现结算原则，形成上诉人从未表示向被上诉人履行义务的证据。《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审判决拒绝采信上诉人从未同意向被上诉人付款的原因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大江信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上诉的事实及理由及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是不成立的。1.上诉人在2014年8月26日以银行汇款的形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货款20000元，2016年3月10日上诉人签署确认对账函的时间结点被上诉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2.对于一审判决书中记载的“为过诉讼时效”，“为”是“未”的意思，上诉人纠缠于文字是不恰当的，不符合判决书本意。3.上诉人引用最高院2006年106号批复是仅仅针对过了诉讼时效债权的批复，所以引用的这个批复对本案不适用。4.从诚实信用原则讲：被上诉人每年向上诉人发出询证函，每年向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进行确认，就是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不付款，成为上诉人赖账的理由，所以上诉人刚才所述不同意。5.江通公司不是被上诉人的母公司，江通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被上诉人无关。大江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云南机电公司支付大江信达公司货款209800元并支付自2012年8月1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以209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事实和理由：大江信达公司与云南机电公司长期进行业务往来，大江信达公司向云南机电公司出售汽车起重机，云南机电公司应支付相应价款。双方签订合同后，大江信达公司履行了全部供货义务，但云南机电公司拒绝支付剩余货款。截止2018年5月10日，云南机电公司尚欠大江信达公司货款209800元为付，大江信达公司多次向云南机电公司催收未果，大江信达公司遂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云南机电公司一审辩称：大江信达公司与云南机电公司在2012年3月以前确系签订过《专用车买卖合同》，云南机电公司也确系尚欠大江信达公司部分尾款未支付。但在这六年间，云南机电公司仅收到过大江信达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寄送的《企业询证函》，该函载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故大江信达公司并未向云南机电公司催收过欠款，大江信达公司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另云南机电公司在2009年4月7日与大江信达公司控股母公司重庆江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通公司”）签订《特约维修服务站服务协议》，约定由江通公司进行售后服务等工作，江通公司一直未兑现结算原则。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大江信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认定事实：大江信达公司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陆续多次向云南机电公司供应液压起重机，双方也多次签订《专用车买卖合同》。2012年4月17日，双方最后一次签订《专用车买卖合同》约定：大江信达公司向云南机电公司供应液压起重机两辆，总价500000元；云南机电公司支付定金50000元后提车，云南机电公司销售车辆五个工作日后付清车款，云南机电公司在三个月内未销售的由云南机电公司自行买断销售。同时，双方在该合同中还对质量要求、验收标准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大江信达公司于2012年4月20日向云南机电公司交付了所购起重机。此后，云南机电公司向大江信达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大江信达公司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向云南机电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载明云南机电公司尚欠大江信达公司货款209800元。云南机电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在大江信达公司于2015年12月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签章确认截止2015年11月30日，云南机电公司尚欠大江信达公司货款209800元。该函件上注明：“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复函为盼”。此后，云南机电公司未向大江信达公司支付所欠货款。一审认定上述事实，有双方的到庭陈述以及大江信达公司提交的《专用车买卖合同》、发货单和《企业询证函》以及云南机电公司提交的《专用车买卖合同》、《服务协议》、交货单和《企业询证函》等证据在卷为凭。一审法院认为，大江信达公司与云南机电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大江信达公司向云南机电公司供应了货物，云南机电公司也应按照约定向大江信达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双方对供货和尚欠货款未付的事实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大江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云南机电公司是否还应对向大江信达公司支付货款。就该问题，一审法院评述如下：云南机电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在大江信达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上对尚欠大江信达公司货款209800元未付进行了确认，应视为云南机电公司对其向大江信达公司负有209800元债务予以了确认。因此，大江信达公司向云南机电公司发出该《企业询证函》时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或者该《企业询证函》是否具有催收货款的意思表示均不影响大江信达公司按照云南机电公司确认的货款金额要求其履行付款义务。即使已超过诉讼时效，云南机电公司重新对债务进行确认后，原、云南机电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应受法律保护。大江信达公司诉请云南机电公司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应从云南机电公司确认货款之日起开始计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大江信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过诉讼时效。另对云南机电公司辩称江通公司未履行《特约维修服务站服务协议》的义务才导致云南机电公司没有付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云南机电公司与江通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属云南机电公司与另一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江通公司是否履行义务不影响云南机电公司向大江信达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对云南机电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对大江信达公司诉请云南机电公司支付货款2098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此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大江信达公司诉请云南机电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大江信达公司诉请的该资金占用损失应从云南机电公司确认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即2016年3月10日。为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一、云南机电公司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大江信达公司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09800元；二、云南机电公司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大江信达公司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自2016年3月10日起至付清欠款之日止，以所欠货款209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三、驳回大江信达公司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648元，现减半收取2824元，由大江信达公司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39元，由云南机电公司云南机电通用设备有限公司负担2385元。本院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只是上诉人称《企业询证函》是大江信达公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发出的，《企业询证函》中均标注了仅为复核账目所用，并非催款结算的内容。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被上诉人大江信达公司提交了一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凭证，拟证明2014年8月26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000元欠款，进一步证明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3月10日两年期间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回单的时间是2014，距起诉已经超过4年，且《询证函》没有主张权益，上诉人也没有要求付款的意思表示，所以只能以2014年8月26日的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本院对2014年8月26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另查明，一审卷宗中2010年3月10日、2012年4月17日的《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专用车买卖合同》中第五条均约定，“标的物所有权自买受人付清货款时转移，买受人未按约定履行支付价款的义务的，标的物仍属出卖人所有。”二审中，被上诉人还称，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第五条约定的内容，即使本案债权已经过诉讼时效，根据物权法以及买卖合同相关司法解释，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的货款的事实成立，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返还本合同的标的物，如不能返还，上诉人应该支付被上诉人相应的货款及资金占用损失。上诉人则称，2012年之前双方之间有很多合同，具体某一笔被上诉人没有指明，应当另案起诉解决。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认定被上主诉人的主张“为”过诉讼时效，但又支持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的问题，结合一审判决的上下文内容，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此处是将“未过诉讼时效”错误打印为“为过诉讼时效”，明显系笔误，鉴于当事人已经就此提出上诉，该文字错误不宜再由一审法院裁定补正，本院于本判决中予以说明，但上诉人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的上诉意见，本院亦不予支持。关于云南机电公司辩称江通公司未履行《特约维修服务站服务协议》的义务才导致云南机电公司没有付款的抗辩理由，一审法院认为，云南机电公司与江通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属云南机电公司与另一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江通公司是否履行义务不影响云南机电公司向大江信达公司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对云南机电公司的该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无当，对上诉人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信达公司起诉要求上诉人云南机电公司支付货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句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2010年3月10日订立的《专用车买卖合同》约定“签订合同后付定金六万，单台车定金二万元，三个月内付清全款。如未到三个月就实现销售，则在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付清车款”。在2012年4月17日的《专用车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付定金五万元整提车，车辆销售五个工作日后付清车款，三个月未销售由买方自行买断销售。”据此，如上诉人未如约支付货款，被上诉人应当至迟在标的物交付后的三个月内即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应当自此时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诉讼时效中断。根据被上诉人二审中举示的证据，2014年8月26日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0000元欠款，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于此时再次中断，重新起算。上诉人关于本案应当适用《关于债务人签收“贷款对账签证单”的行为是否属于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履行进行重新确认问题的复函》的意见，因被上诉人委托会计师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发出《询证函》时，距2014年8月26日尚不到二年，与该《批复》所针对的“已过诉讼时效的原债务”的情形不符，对该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诉讼时效从2014年8月27日重新起算，被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每年向上诉人发出询证函，每年向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债权进行确认，就是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但是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上诉人虽称其于2014年、2015年、2017年向上诉人发出的《询证函》中没有“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复函为盼”等内容，但也承认没有证据予以证明；从本案在卷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发出的《询证函》均记载有“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复函为盼”等内容，该记载从正常的理解，应当不具有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意思，面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关于的上述相关相关条款均规定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的意思中必须包含主张其债权的意思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关于被上诉人主张其向上诉人发出的《询证函》中包含了催收债权的意思的问题，也许从债务人发出该《询证函》时，其内心确有主张债权的意思，但因其内心的真实意思与《询证函》所记载的“本函仅为复核账目之用，并非催款结算。若款项在上述日期之后已经付清，仍请及时复函为盼”等内容所表现出来的意思相悖，无论是作为相对人的债务人还是一般理性的社会公众均会将该内容理解为债权人没有主张债权的意思，因此被上诉人该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在《询证函》只是加盖了印章，没有记载其愿意履行义务的意思，因此，也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诉讼时效因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而中断。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其依据买卖合同尚对未付清货款的标的物具有所有权，其可根据我国物权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向上诉人主张返还原物或支付相应货款的意见，因该意见系其在二审中提出的新的诉讼请求，该诉讼请求与其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经本院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被上诉人可另行起诉解决。上诉人云南机电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13民初682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减半收取的2824元案件受理费，二审案件受理费5648元，由重庆大江信达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柳光洪审判员  吴贵平审判员  沈 娟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杨曦书记员杜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