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闽72行初8号 原告：厦门市翔安区益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彭厝村松东108号。 法定代表人：彭清凉，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鹏，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市翔安区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彭厝村松东98号。 法定代表人：彭海景，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发镔，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市翔安区太殖水产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彭厝村松东98号。 法定代表人：彭海景，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发镔，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10楼。 法定代表人：王春生，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骜，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37号。 法定代表人：翁桂孙，支队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骜，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厦门市翔安区益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益尚景合作社）、厦门市翔安区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尚景合作社）、厦门市翔安区太殖水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太殖合作社）不服被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以下简称厦门海渔局）、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厦门海洋执法支队）违法强行拆除围网养殖场的行为，于2016年6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王发镔、王嘉鹏，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桂英、廖俊骜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本院应原告申请委托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诉称围网养殖场的具体方位和面积进行测量。被告申请对原告诉称的渔业设施属于养殖设施或违法捕捞网具进行鉴定，因未找到兼具专业技术能力和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未实际完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益尚景合作社、尚景合作社、太殖合作社诉请判令：1.确认被告拆除原告位于头凸、二凸、横线尾围网养殖场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直接财产损失暂计人民币836万元（实际应以评估价为准）。事实与理由：自2001年起，原告法人代表彭海景、彭清凉等人在本社区所辖头凸、二凸、横线尾等海域从事海上围网养殖，渔工约30名，有6张养殖网（每张围网面积800余亩），工商部门登记的原告的业务范围包括内陆水产养殖和海水水产养殖。长期以来，原告养殖的海产品主要有花蛤、冬蟹、虾蛄、海蛏等，2013年至2015年，年均产量达1000多吨，年产值约人民币1000余万元。2009年10月17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发出厦门市大嶝海域养殖退出公告后，翔安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区海域退养指挥部，2011年3月24日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召集原告所在彭厝社区两委成员、区清淤办研究讨论该社区海域退养有关问题。此后，因未能与退养实施机构就补偿标准及具体补偿金额达成协议，原告仍继续正常生产。2016年1月30日和31日，被告派员对原告的围网养殖场进行强行拆除，原告的养殖场被损毁，其中价值约131万元的水产品灭失，直接经济损失总计781.59万元，正常经营可获得利益损失人民币131万元，原告雇佣的渔工全部失业。被告的行为严重违法，并给原告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被告厦门海洋执法支队辩称，1.原告未有效举证证明其所指认的海域有养殖设施和诉称的水产养殖产品。原告所提交的照片证据显示的是违法捕捞网具。新店镇政府也无原告在该海域养殖的记录。原告未提供其所指认海域的养殖证和海域使用权证，且根据《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原告所指认的海域不是养殖功能区，而是“厦门海洋珍稀物种海洋保护区”和“保留区”，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因原告在所指认的海域内并没有任何的养殖设施和水产养殖产品，其起诉要求确认被告拆除其养殖设施行为违法的基础事实并不存在，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2.原告并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三原告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由三原告共同提起本案诉讼，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原告在起诉状中主张养殖设施早自2001年起就存在，而三原告在2014年才成立的，原告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3.被告没有实施原告主张的拆除行为。被诉行政行为客观存在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之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依法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4.因原告主张的拆除行为不存在，其主张因拆除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也不存在。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厦门海渔局同意厦门海洋执法支队的答辩意见，并认为原告将厦门海渔局作为本案被告之一，属主体错误。根据《渔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厦委编（2011）26号《关于调整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体制的通知》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与渔业案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所指认的海域所涉及养殖或捕捞的行政管理职权由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行使。厦门海渔局不是相关海域的执法职能单位，不应被列为共同被告。 原告益尚景合作社、尚景合作社、太殖合作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对彭厝社区做的调查笔录、彭厝社区《证明》、原告养殖围网被拆除前的照片，用以证明原告从事围网养殖的历史及养殖区域范围，被拆除前的状况及被告于2016年1月30、31日实施违法拆除的事实；证据2.原告养殖围网被拆除后的照片、被告接受电视采访的视频，用以证明被告违法行政行为损毁原告围网养殖设施并造成损失；证据3.（2011）2号《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彭厝社区海域退养所涉及问题的会议纪要》、厦翔新复[2014]035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厦政信复告知[2014]56号《信访事项复核受理情况告知单》、厦翔新复[2014]96号《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厦翔信复[2014]19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围网养殖在政府规定的退养范围，有关部门同意予以退养补偿；证据4.原告的工商登记资料，用以证明原告为获准从事海水水产养殖的经营主体；证据5.律师调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告对涉案相关事实的陈述；证据6.合作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三方在涉案海域合作从事养殖生产经营；证据7.诉讼中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对诉称围网养殖场的具体方位和面积进行测量形成的测量报告（编号为XMJCB160908）及补充说明，用以证明原告诉称海域的具体方位、面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被告违法拆除后的情况；证据8.视频截图，用以证明厦门海渔局副局长孙建国表示，“蓝剑行动”期间，厦门海洋执法支队每天都有两艘钩机船、三波次的人员到海上进行巡查、执法，发现一些海洋上的违法行为，及时进行违法查处。被告以原告围网设施系非法捕捞网具为由，用钩机船强行破坏；证据9.照片，用以证明厦门海洋执法支队进行海上执法的两艘钩机船闽厦渔辅35001和闽厦渔辅35002号；证据10.照片，用以证明彭志坚等人到刘五店厦门海洋执法支队办公地点时，接待的工作人员是杨建智；证据11.新闻报道网页，用以证明福建省海洋蓝剑2015联合行动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组织开展；证据12.养殖设施不同潮位现场照片、视频，用以证明原告养殖设施不同潮位时露出海面的状态及其区域范围；证据13.职工考勤表，用以证明原告2003年至2016年初从事涉案水产养殖期间，从事管理、织网、拉货等生产经营活动的职工出勤情况；证据14.商品销售清单、供货单，用以证明2015年11-12月，原告向案外人陈团结、彭文陵、叶永富等购买花蛤苗的情况。 此外，为证明养殖设施被强行拆除后其曾到执法支队进行询问，原告申请证人彭志坚、彭永汉、彭永艺出庭作证,三证人表示听说原告渔业设施被强行拆除后，村民到刘五店厦门海洋执法支队办公地点，被告工作人员杨建智播放了拆除视频给他们看。另原告还申请本院调查核实其购买渔苗和销售渔货的相关情况，以及向厦门海事局调取中国海监8028、中国海监8023-1、闽厦渔辅35001、闽厦渔辅35002号海洋行政执法船2016年1月30日、31日的航行记录及该月份的航海日志。 被告厦门海渔局、厦门海洋执法支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厦委编（2011）26号《关于调整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体制的通知》，证据2.《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与渔业案件管理办法》，共同用以证明原告指认的海域涉及养殖或捕捞的行政管理职权由厦门海洋执法支队行使，厦门海渔局不可能对该海域的养殖设施实施任何拆除措施，不应作为本案被告；证据3.（2011）2号《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彭厝社区海域退养涉及问题的会议纪要》，用以证明2011年翔安区实施退养政策时，在原告主张的头凸、二凸、横线尾海域所申报的养殖设施只有“石柱吊蛎”，没有“围网养殖设施”；证据4.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用以证明该海域不可能有合法的养殖设施；证据5.厦门海洋执法支队直属一大队（即刘五店办公点）在编人员的花名册,用以证明直属一大队并无杨姓执法人员，证人陈述不实；证据6.农业部关于禁止使用双船单片多囊拖网等十三种渔具的通告宣传手册，用于证明原告所提交的照片中的网具属其中一种非法渔具，并非养殖设施；证据7.2015年1月24日案涉海域的卫星遥感数据，用以证明该时间点该地段的围网是开放式的三角渔网，不是养殖设施；证据8.闽厦渔辅35001赴漳州拆除非法长袖定置网所拍视频，用以证明根据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来函请求，厦门海洋执法支队派出执法钩机船35001前往漳州东山湾、诏安湾海域支持开展清理取缔违规网具专项行动，行动从9月6日至9月30日，共分诏安、东山、云霄、漳浦四站，原告提交的新闻视频体现海域在漳浦，时间为2015年9月，与原告所说的海域及时间均不一致；证据9.杨建智的工作证，用以证明杨建智是厦门市翔安区农林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并非二被告的工作人员；证据10.厦海渔函[2018]61号《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关于益尚景行政诉讼案有关渔具渔法的鉴定委托函》，证据11.苏海渔鉴[2018]7号《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关于厦门市翔安区某海域“争议标的物”的渔具鉴定意见》，证据12.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资质证明文件，共同用以证明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鉴定认为：原告主张的养殖设施实为捕捞渔具“插网陷阱”，属于农业部禁用渔具之一，在涉案海域使用，必然会对拟保护的海洋珍稀物种产生直接损害和洄游干扰；证据13.《证明》，用以证明福建广播影视集团电视新闻频道证明原告于2017年8月10日提交证据1“视频截图”关于钩机船拆除禁用渔具的画面，源于厦门市海洋执法支队于2015年9月进行海上执法的视频，与本案无关。 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笔录中有被调查人员以外的无关人员签名，显然是原告事先打印好内容，再由被调查人签名，且被调查人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是乡亲关系，存有倾向，笔录中也无被调查人亲眼看到被告强行拆除的陈述；居委会并非渔业主管部门，无权对渔业养殖情况出具证明；照片没有显示拍摄时间，也无参照物，无法确定在何处拍。证据2的照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没有显示时间和任何参照物，无法确定设施属原告所有；证据2的视频，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视频中涉及的被拆除的网具不在案涉海域，采访也不是针对原告的养殖场。证据3的（2011）2号《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彭厝社区海域退养涉及问题的会议纪要》，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未完整提供该份会议纪要，通过被告提交的完整会议纪要可以看出，2011年翔安区实施退养政策时，在原告主张的头凸、二凸、横线尾海域所申报的养殖设施只有“石柱吊蛎”，并没有“围网养殖设施”和其他养殖产品；证据3信访内容只是彭海景的单方陈述，无法证明原告曾在彭厝海域进行围网养殖。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只能证明原告经过合法的商事登记，无法证明原告已经取得合法养殖的行政许可。证据5中被调查人均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或股东，其陈述内容应视为原告的单方陈述，且被调查人均陈述合作社于2001年成立，与工商登记信息明显矛盾，依法不应采信。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原告三方在涉案海域合作从事养殖。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测量单位特地做了补充说明，“法院的委托目的是对海域的具体方位面积确定和测量，其他超出本次委托目的的记载本单位不负法律责任”“所以我们不同意原告将测量报告扩大解释为第三方证明原告有养殖设施。报告里引用的原告的陈述，如养殖场等的表述，不表示测量单位对海域性质和用海的定性”，所以，测量报告不能证明原告有养殖设施且被被告拆除。证据8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视频体现的海域在漳州市漳浦县，而非涉案海域，拍摄时间为2015年9月。证据9照片，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被诉行政行为。证据10照片，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杨姓工作人员系在翔安区农林水利局工作，并非原告主张的被告单位领导。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可以证明“蓝剑2015”联合行动主要针对违法捕捞行为，不能证明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被告厦门海渔局无这方面的行政管理职权。证据12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对视频不认可，原告无法提供原始载体，照片与视频未体现拍摄时间、地点，看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13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考勤表体现时间是2006年起，而原告的成立时间是在2014年10月。证据14是原告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也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设施是养殖设施。关于证人证言，三证人均未见过原告的养殖设施和养殖的海产品，只是听说被告曾对原告设施进行拆除，证人称到执法支队交涉的过程和内容，除证言外，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且证人在调查笔录中确认的事实和在法庭的陈述有出入，证人陈述的强行拆除时间也与原告所称时间并不一致，因此，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原告有养殖且遭被告拆除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被告厦门海洋执法支队具有行政执法权，且本案应由其以厦门海渔局的名义实施。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依据会议纪要无法推断出被诉行政行为发生时该海域没有围网养殖设施。证据4看不出来源，即便案涉海域属于保护区，不能得出该海域无涉案养殖设施的结论，原告在保护区划定前就开始养殖了。证据5、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原告的围网设施是否属于禁用捕捞渔具，不能由被告单方决定，3000多亩的养殖设施不可能是渔具。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并非原始载体，也无法看出是在漳浦。证据9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0、11、12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被告自行委托鉴定的行为违法，且鉴定机构也无鉴定资质。证据13的内容真实性有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的调查笔录中的被调查人彭永汉、彭永艺，在居委会证明中署名的居委会主任彭志坚即为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三位证人，三证人当庭表示自己仅是听说被告强行拆除原告设施，并未亲眼见过，也未见过原告的养殖设施，由于二证据前后矛盾，本院对调查笔录、证明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证据1的照片、证据2及证据12未显示拍摄时间及参照物，无法确定设施的位置及权属，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原告证据3、4、7、8、9、10、11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否证明原告的主张，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说明。原告证据5系原告方的单方陈述，且关于三原告成立时间的陈述与证据4记载相违背，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对原告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系三原告自行签订，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13、14，被告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考勤表系原告单方制作，且体现时间与原告成立时间不一致，销售清单及供货单缺乏支付凭证和经营账簿相印证，原告关于购买渔苗和销售渔货的调查取证申请不属于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形，经本院告知后，原告也未进一步举证，故本院对该两证据的证明力均不予确认。关于证人证言，三证人均表示仅是听说被告强行拆除了原告的设施，并未亲眼见过，也未见过原告的养殖设施，证人陈述的强行拆除时间与原告所称时间并不一致，因此，该证人证言属于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单独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 被告证据1、2、3、4、5、6、7、10、11、12的真实性，原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说明。被告证据8，并非原件，原告对形成时间及是否存在剪辑提出怀疑，从视频中也无法看出具体地点，在无鉴定结论或其余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案涉视听资料是否经过修改难以识别，且也无法反映具体地点，故本院对被告8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证据9系加盖工作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原告虽对真实性及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无充分的理由或证据支持，因此，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证据13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被告未提供该证据的出具主体信息，证明中亦无经办人员或负责人的签字，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关于原告申请调取的航行记录及航海日志，因属原告不能自行收集的，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故本院准许该申请并调查取证。海事局反馈称该电子数据距离原告申请时已产生近两年，超过保存期限，已不存在。关于航海日志，原告认为航海日志不符合交通部的试行规则中关于形式的要求，可能是被告事后编造，申请对航海日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该证据是由法院应原告申请依法向行政机关调查的书证，其形成时间与记载的真实性间并无直接关联，在无初步证据证明航海日志存在与客观情况相违背的编造情形的情况下，原告要求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另被告厦门海渔局还申请本院调查核实三原告在环东海域整治退养过程中，是否向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申报上述主体在所指定海域有养殖设施，经本院核实，新店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口头反馈称因事过多年，工作组早已解散，材料已不存在，无法查实。 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并结合双方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太殖合作社、尚景合作社和益尚景合作社系分别成立于2014年9月15日、10月31日及11月18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经营范围包括：海水水产养殖（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和其他渔业服务业等。庭审中，三原告自认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和养殖证。审理中，因诉称的海域坐标不详，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委托国家海洋局厦门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对原告指称的围网养殖场具体方位和面积进行测量，并形成编号为XMJCB160908的测量报告及补充说明。2011年3月24日翔安区新店镇政府召集彭厝社区两委成员、区清淤办研究讨论该社区海域退养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并形成[2011]2号会议纪要，其中第五条载明：彭厝海域的头凸、二凸、横线尾，社区居民曾经在该区域投过石柱吊蛎的养殖设施，经2010年底测量，本次海域退养线内总面积有6180亩，但在这范围内的实际养殖面积应按照海域退养程序据实确认，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偿给养殖者个人或社区集体。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间，福建海洋“蓝剑2015”联合行动开展，厦门海渔局工作人员在接受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蓝剑”行动期间，厦门海洋执法支队每天都有两艘钩机船、三波次的人员到海上进行巡查、执法，发现一些海洋上的违法行为，及时进行违法查处。另原告诉称的工作人员杨建智为厦门市翔安区农林水利局检查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负有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该行为由被告作出及行为侵犯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等基本事实的义务，且应当达到清楚而有说服力的标准。在相关事实无法确认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上述三问题中，原告是否对诉争财产享有合法权益是基础性问题。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案涉海域存在其享有所有权的养殖设施及养殖产品。1.原告未取得所指认海域的使用权证；2.原告未能提供能证明经营期间养殖设施及养殖产品的投入和渔货的收获及销售等经营状况的经营账册、费用收支凭证、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未能就购置建造养殖设施的物料、具体建造过程及养殖场的经营情况进行有效举证并形成证据链；3.原告所申请出庭作证的三证人均表示未亲眼见过原告的养殖设施或养殖产品，证人彭志坚、彭永汉确认2003年航拍图和2010年测量的海域情况保持到2016年，原被告共同提交的（2011）2号《翔安区新店镇人民政府关于彭厝社区海域退养所涉及问题的会议纪要》体现2010年的测量和申报审查结果显示案涉海域只有石柱吊蛎，并无原告说的其他养殖产品；4.原告法定代表人关于原告在该海域生产经营时间的陈述与三原告成立时间存在明显矛盾；5.原告提供的彭海景的信访材料均为原告成立之前即发生，即便内容属实，因三原告内部投资人的出资方式均货币出资，不存在以养殖设施出资的情况，该反映情况也与三原告无涉，且该内容均为彭海景的单方陈述，未经政府部门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6.当地镇政府也无原告在该海域存在养殖设施的登记记录。综上，原告无法证明其系合法权益受行政行为侵害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相对人。 其次，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及系由被诉行政机关作出等事实。1.原告提供的调查笔录与证人证言前后矛盾，证人当庭均陈述未亲眼见过原告的养殖设施，也未亲眼看到被告实施强行拆除行为；2.原告提供的相片、视频和新闻报道，均未能确认具体海域，不能体现出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所称养殖设施的情况；3.原告关于其曾到被告厦门海洋执法支队刘五店办公点交涉，被告工作人员杨建智向村民播放拆除视频并承认是该支队拆除的主张，与杨建智真实身份为厦门市翔安区农林水利局检查员，并非二被告工作人员的事实相违背，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材料证明其系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法人、被诉行政行为存在以及该行为由被告作出等基本事实，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厦门市翔安区益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厦门市翔安区尚景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厦门市翔安区太殖水产专业合作社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 涛 审判员 邓金刚 审判员 胡伟峰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高彩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