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56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培良，男，1964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阚国锋，江苏正和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坤元，男，195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国云，曾用名朱培中，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媛，女，198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祖荣，男，193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杏英，女，1943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尧，江苏华元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三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阿炳，男，1951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春华，系被上诉人刘阿炳女儿。上诉人朱培良、朱坤云、朱国云因与被上诉人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刘阿炳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1民初106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培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刘阿炳、朱坤元、朱国云承担。事实与理由：我方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从辛庄镇建设管理服务所的建房批复以及刘阿炳出具的安全承诺书可知，本案所涉建房工程承包人是刘阿炳，我方与刘阿炳并非合伙关系。建房用的人工、工具都是刘阿炳安排，我方仅是范卫良的工友。二、一审法院仅依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就认定我方也是工程承包人没有事实依据。我方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只能证明我方也在工地干活，不能证明双方合伙承包工程。三、范卫良在提供劳务过程中，自身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从工友的陈述看，范卫良一直有喝酒习惯，事发当天早上、中午均有喝酒，我方发现后曾劝阻其不要上楼干活，范卫良未予理睬。事发地点有1.5米高的栏杆，工人不能进入其中作业，范卫良在没有佩戴安全帽的情况下进入该区域有重大过错。对于朱培良的上诉，范媛、范祖荣、刘杏英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准确，朱培良、刘阿炳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明确了由双方共同承揽朱国云、朱坤元的建房工程。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朱培良的上诉请求。对于朱培良的上诉，刘阿炳辩称，我方认可一审判决。朱培良与朱坤元系兄弟，朱坤元要建造房屋，朱培良和朱坤元一起去村委会办理建房手续，因为朱培良没有相应施工资格，所以朱培良电话联系我方，由我方到村委会签订建房协议。对于朱培良的上诉，朱坤元、朱国云辩称，认可朱培良的上诉意见及理由。朱坤元、朱国云上诉请求：对案件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刘阿炳、朱培良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应在提供劳务一方范卫良与接受劳务一方刘阿炳之间进行责任划分，与我方无关。朱坤元与刘阿炳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刘阿炳出具过安全承诺书，责任与朱坤元、朱国云无关。二、朱国云是朱坤云的儿子，户口早已经迁出涉案房屋，房屋建造与朱国云无关。至于房屋建造的款项来源，无论是朱国云还是其他人出借的还是赠送的与本案无关。三、范卫良出事的地点在方形的起重设施内，该设施本身有横档作为保护设施，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摔在该设施内。范卫良当时已经喝酒并且酒后作业，自身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对于朱坤元、朱国云的上诉，范媛、范祖荣、刘杏英辩称，一审中已经对谁是建房者进行了详细调查，朱坤元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建造房屋，房屋建造过程中均由朱国云出面负责。一审中已经查明范卫良的情况，判决范卫良承担相应责任，该判决比较公平合理。综上，请求驳回朱坤元、朱国云的上诉请求。对于朱坤元、朱国云的上诉，刘阿炳辩称，在建造房屋之前我方并不认识朱坤元、朱国云，签订造房协议时朱坤元在场。对于朱坤元、朱国云的上诉，朱培良辩称，我方认可朱坤元、朱国云提出的范卫良在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意见，至于朱坤元、朱国云在本次事故中是否因承担赔偿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赔偿范媛、范祖荣、刘杏英损失共计952674元；2、本案诉讼费由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坤元与朱培良系亲兄弟，朱坤元与朱国云系父子。2017年6月，朱坤元、朱国云以朱坤元的名义申请翻建住房。朱培良是泥水匠，因无承建农村住房的资质，遂由刘阿炳出面签署“工匠承诺书”、“安全承诺书”等，两人共同负责涉案房屋的施工。2017年8月18日朱培良答应范卫良提出的到朱培良负责施工的工地干活要求。次日（8月19日）上午范卫良到涉案工地干活，中午范卫良离开工地自行吃午饭，下午13时29分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称范卫良从脚手架掉落。公安机关接警后随即到达现场，发现范卫良已死亡。事发当日，朱培良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是给他家造房子的”，“造房子的东家是我大哥，我是做泥瓦工的，他叫我给他造房子。但是我没有证，我就叫了刘阿炳一起造，他是有证的。”“范卫良……以前是跟我做的，但是最近一年都没有跟我做了。昨天他找我借钱，说最近没钱花了，我就借给他1000元。范卫良主动提出最近没活做，明天到我这里来干活，我也同意了，今天他就过来干活了。”（问：范卫良是从什么地方摔下来的？）“我没有看到，但应该是在三楼房顶。因为范卫良是负责搬运混凝土的，今天三楼房顶在浇筑混凝土。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就是下午上班以后他在三楼楼顶拉混凝土。”同日，刘阿炳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今天下午1点钟左右，我在张桥卫家塘南苏造房子的地方干活，我当时在房子的二楼干活。突然我从二楼南面的窗户看到有一个人从楼上摔下来，我就赶紧跑下去查看。我看到范卫良躺在地上，在脚手架的下方，人一动不动。”（问：范卫良是从什么地方摔下来的？）“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范卫良是在三楼楼顶干活的，所以我判断他是从三楼楼顶摔下来的。我最后一次看见范卫良他就在三楼楼顶。”“这个房子的东家是朱培良的亲戚，朱培良也是瓦工，但是他没有造房子的证，所以他找到我一起造。”一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拍摄的事故现场照片显示施工现场搭建了竹脚手架及三角铁构成的简易起吊装置，无防护网、警示标识等安全设施。范媛、范祖荣、刘杏英确认事发后已收到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交付的共6万元。刘阿炳确认其交付了2万元。朱培良确认其为朱国云转交了2万元，代朱国云垫付了2万元。朱坤元、朱国云认为朱坤元给付了2万元，没有让朱培良垫付2万元。范祖荣、刘杏英系范卫良父母，两人共生育范卫良等子女三人。范卫良已于2007年5月25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后未再婚。范卫良生育范媛一人。各方当事人为证明各自主张，提交了有关录音、有关人员签署的书面材料。本案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均申请向案外人调查事发前范卫良是否喝酒、涉案工程由刘阿炳承建或由刘阿炳、朱培良共同承建等情况。上述事实，有范媛、范祖荣、刘杏英提交的接警记录、户籍注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户口簿及户籍资料、村委会证明、民事调解书，各方提交书面材料、录音等，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材料及庭审笔录等予以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范卫良在施工过程中死亡，其亲属范媛、范祖荣、刘杏英依法有权获得赔偿。关于范媛等人主张的赔偿的范围、项目和标准，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定的范围、项目和标准进行计算，具体分析认定如下：1、精神抚慰金。范媛等人主张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为5万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范媛等人主张123354元。一审法院认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6921元。3、死亡赔偿金。范媛等人主张803040元。一审法院认定死亡赔偿金为803040元。4、丧葬费。范媛等人主张33600元。一审法院认定丧葬费为33600元。5、误工费（治丧人员）。范媛等人主张1680元，但未能提交治丧人员误工费的证据，一审法院酌情认定误工费（治丧人员）为900元。6、交通费（治丧人员）。范媛等人主张1000元。一审法院酌情认定交通费（治丧人员）为300元。因此，本案因案涉事故造成范媛、范祖荣、刘杏英损失共计984761元。一审审理过程中，范媛、范祖荣、刘杏英确认范卫良在自己家中吃午饭，并认为范卫良并未喝酒。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仅认为范卫良中午喝酒后工作，但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或者认为范卫良中午在自己家中喝酒，或者未能说明范卫良喝酒的地点，知情人知晓的具体情况，故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要求调查范卫良中午是否喝酒的申请过于宽泛，一审法院不予准许。依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范卫良中午喝酒的事实。朱培良、刘阿炳本人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均确认系共同负责涉案房屋的施工，故再行调查朱培良、刘阿炳是否共同承建涉案房屋已无必要。施工过程中朱培良、刘阿炳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未使用安全防护设施，未有安全警示标识。朱坤元、朱国云建造房屋，未与施工人明确约定各自权利义务，房屋建造过程中未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未能发现、制止危险施工行为。范卫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高空作业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作业过程中未能尽谨慎义务，致自身从高空坠落。因此，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及范卫良本人对范卫良的死亡均有一定过错，一审法院酌定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与朱国云各承担23.33％的责任，其余损失由范卫良亲属范媛等人承担。朱培良称其为朱国云垫付2万元，无证据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朱培良给付了范媛等人2万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发后范媛等人已收到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与朱国云分别给付的2万元，该部分款项应计入已经支付的赔偿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刘阿炳赔偿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各项损失人民币209744.74元。朱培良赔偿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各项损失人民币209744.74元。朱坤元、朱国云赔偿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各项损失人民币209744.74元。上述款项，义务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63元，由范媛、范祖荣、刘杏英负担人民币1752元，由刘阿炳、朱培良、朱坤元与朱国云各负担人民币1137元。二审经审理查明，朱坤元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及户主。在一审法院2018年3月9日庭审中，朱培良陈述：“当时我说过要写个书面协议，朱坤元生病精神不太好，朱国云没有时间，刘阿炳讲从不签协议的，所以没有签书面协议”。朱坤元、朱国云一审代理人陈述：“（房屋系）朱坤元出面建造的，出资也是朱坤元出资的，但是朱坤元没有钱，向朱国云借的。”二审另查明，涉案房屋建造办理相应准建手续时，刘阿炳在《安全承诺书》上签字，承诺“为切实防范和杜绝工程建设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实现‘优良工程’、‘安全工程’双目标，本承包人特做如下承诺：……八、工程建设施工期间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本承包人愿承担一切责任”。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二审中，朱坤元、朱国云向本院提供朱国云户口页，以证明朱国云户籍现在江苏省无锡市，涉案房屋建造与其无关。其余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范媛、范祖荣、刘杏英及刘阿炳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朱坤元、朱国云的证明目的，建房与户口无关。二审中，各方当事人认可，事发时范卫良负责操作井字架内升降装置运输施工材料，其摔落在井字架内。朱坤元、朱国云认为井字架靠近房屋一侧设置有横杆支撑，一般不会摔入井字架内，可见范卫良自身过错责任较大。为此，朱坤元、朱国云向本院提供照片数张反映井字架情况，照片显示井字架与房屋楼顶相接一侧未像其他三面一样设置对角斜杆，楼顶仅有一道矮边。本院认为，范卫良在造房过程中从高处摔下死亡，引发本案纠纷。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的范卫良死亡产生的损失金额没有异议，但对于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存在争议。二审中，各方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朱培良与刘阿炳是否合伙承包涉案工程；二、朱国云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发包方；三、范卫良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对于争议焦点一，事故发生后，朱培良、刘阿炳接受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均陈述因为朱培良没有工匠证，所以朱培良联系有工匠证的刘阿炳一起建造涉案工程，且范卫良是与朱培良联系后回到现场干活，朱培良可以安排作业人员，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建房工程由朱培良、刘阿炳合伙承包并无不当。对于争议焦点二，虽然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户主为朱坤元，申请建造手续也由朱坤元出面，但建房资金来源于朱国云，从朱培良的陈述看，朱国云知道并参与了房屋建造的发包，一审法院认定朱坤元、朱国云为发包方并无不当，朱国云的户籍是否迁出与发包工程并无关联。对于争议焦点三，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认为事发前范卫良系酒后作业，而且井字架有防护装置，故范卫良摔落自身责任更大。本院认为，对于事发时范卫良是否饮酒，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至于井字架的安全性，根据照片可见井字架只是简单的支架结构，靠近房屋一侧有较大空缺，并未设置任何防护装置，工人如果站在楼顶操作升降装置存在一定危险性。故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认为范卫良自身应负主要责任的依据不足。综上，朱培良、刘阿炳作为接受劳务一方，未能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和防护措施；朱坤元、朱国云作为建房工程发包方，未能核实承包人是否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范卫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能注意到高空作业的危险性，作业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于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一审法院根据过错程度认定各方的责任比例并无不当，不予调整。刘阿炳在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时签字的安全承诺书是对建房管理部门作出的承诺，对各方对外的责任承担不产生影响。综上，上诉人朱培良、朱坤元、朱国云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4元，由上诉人朱培良负担1137元，由上诉人朱坤元、朱国云负担113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恩乾审判员  顾 平审判员  郭 锐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