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0304民初843号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宝塔街道双拥北路**君泽府****。负责人：李秦，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华，男，1978年3月9日出生，汉族，该支行职员，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国宏，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书院路**法定代表人：彭玉延，董事长。被告：彭玉延，男，1964年9月22日出生，汉族，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住湖南省湘潭市。被告：曾晓林，女，1961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林，男，196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现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系被告曾晓林之弟。被告：朱维敏，男，1968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系被告曾晓林之夫。被告：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双拥路**孵化基地**厂房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朱维敏，董事长。被告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鑫，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住所地：湖南省，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高新区火炬创新创业园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贺树峰，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忠于，湖南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路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与被告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亿通公司）、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创业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后,被告火炬创业公司于2018年6月8日申请追加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高新创业中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为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告火炬创业公司的追加申请予以准许。2018年7月4日，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7月13日，本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8年9月12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华、何国宏，被告湖南亿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玉延，被告曾晓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伟林，被告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鑫，第三人高新创业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阎忠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湖南亿通公司立即偿还截至2018年4月24日的借款本金388.7万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后续利息、罚息及复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判令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湖南亿通公司、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支付律师费23.3万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诉讼过程中，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变更诉讼请求为：将诉求第1项借款本金由388.7万元变更为1851504.96元；将诉求第3项律师费变更为11.1万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11月29日，湖南亿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签订了《长沙银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湖南亿通公司向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申请使用授信额度390万元，授信期间为12个月，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2017年11月29日止。同时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分别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签订了《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自愿为湖南亿通公司欠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的全部债务承担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与湖南亿通公司签订了《长沙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依约分两次向湖南亿通公司发放贷款共计390万元。前述合同均约定了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因追索债权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均由借款人及担保人承担。贷款发放后，湖南亿通公司没有依约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截至2018年4月24日，湖南亿通公司尚欠借款本金388.7万元及利息未还。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认为湖南亿通公司逾期还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全部清偿责任及违约责任。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为湖南亿通公司所欠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的借款及相关费用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多次催要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诉请。被告湖南亿通公司、彭玉延共同答辩称：湖南亿通公司对借款的事实及欠款金额均无异议。彭玉延对该笔借款提供担保也无异议。湖南亿通公司未按时还款的原因是因公司于2010年10月才通水电，才开始搞工程基建、办证等事宜，至2011年年底，公司才办理好各项证件、手续。之后办理危化品标准化证，推广市场和研发销售大概花费了一年时间，政府对书院路进行道路建设又有一年有余，导致公司销售出现问题，经营倒退。目前公司经营已停止，无力还款。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共同答辩称：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对承担保证责任无异议，但曾晓林不是本案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曾晓林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之间没有签订书面保证合同，其仅以朱维敏配偶的身份在朱维敏与长沙银行湘潭支行的保证合同中出现，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连带保证责任人。本案债务应由第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若放弃要求第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则请求法院判决在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放弃担保责任范围内免除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保证责任的额度。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诉求的律师费标准偏高，请求法院予以核减。第三人高新创业中心述称：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在提起诉讼时，并未将高新创业中心列为被告主张担保责任。根据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债权人有权选择部分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承担了保证责任的担保人，有权要求其他未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分担。因此火炬创业公司在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未向高新创业中心主张担保责任的前提下，无权要求高新创业中心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火炬创业公司在本案中承担的是担保责任，高新创业中心与案件结果及火炬创业公司的责任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高新创业中心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当事人，与火炬创业公司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第三人。高新创业中心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未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火炬创业公司提交的债务人确认书中也未载明高新创业中心向本案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与债务人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高新创业中心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不会加重其他保证人的责任。如果高新创业中心对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的保证责任成立，火炬创业公司在承担了保证责任并向债务人追偿不能后，可以依法另行向高新创业中心主张分摊份额。综上，高新创业中心依法不应当成为本案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提交的《长沙银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长沙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长沙银行客户对账单、信贷还款系统记录表，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提交的曾晓林和朱维敏的结婚证、《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及保证承诺函、《委托代理合同》，具有真实性，本院均予以认定；2、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提交的《债务人确认书》，具有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曾晓林与朱维敏系夫妻关系。2016年11月29日，湖南亿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签订了《长沙银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湖南亿通公司向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申请使用的授信额度为390万元，授信期间为12个月，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2017年11月28日止。2016年11月25日，彭玉延、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分别签订了《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保证承诺函，约定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债务发生期间为2016年11月25日起至2017年11月25日止，保证担保的最高主债务余额为400万元，其中曾晓林在朱维敏与长沙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的《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以保证人配偶的身份签名捺印，在保证承诺函上的保证人签章处亦签名捺印。2016年11月29日，湖南亿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签订了两份《长沙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分别借款188.7万元和200万元，两笔借款均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月利率为4.7125‰，罚息在月利率4.7125‰的基础上上浮50%计算，即罚息、复息为7.0688‰。上述合同均约定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因追索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由借款人、保证人及抵押人承担。合同签订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分两次向湖南亿通公司发放贷款共计388.7万元。湖南亿通公司在借期内依约支付了利息，但借款到期后未归还借款本金。截至2018年9月12日，湖南亿通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851504.96元及逾期利息未还。另查明：2016年9月2日，高新创业中心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签订了一份《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约定高新创业中心为湖南亿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之间的主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以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6年11月27日，高新创业中心与长沙银行湘潭分行签订了一份《债务人确认书》，确认高新创业中心为湖南亿通公司所负债务39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以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还查明，2018年6月8日，长沙银行湘潭分行与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律师代理合同》，约定长沙银行湘潭分行委托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采取诉讼方式对湖南亿通公司的贷款债权进行清收。之后，湖南百舸律师事务所指派了律师参加了本案的诉讼活动。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曾晓林是否是本案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经查明，曾晓林在朱维敏与长沙银行湘潭支行签订的《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以保证人配偶的身份签名捺印，在保证承诺函上的保证人签章处亦签名捺印。由于曾晓林对其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曾晓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签名捺印产生的法律后果，因此本院认为曾晓林应当是本案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曾晓林答辩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连带保证责任人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高新创业中心能否成为本案第三人，是否要在本案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虽然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在起诉时没有将高新创业中心作为被告，但根据高新创业中心为湖南亿通公司与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之间的主债务的履行提供最高额保证金质押担保以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事实，本院认为火炬创业公司申请追加高新创业中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高新创业中心在本案中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高新创业中心陈述其不应当成为本案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与湖南亿通公司、彭玉延、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签订的《长沙银行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长沙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与高新创业中心签订的《长沙银行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上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依约向湖南亿通公司足额发放了借款，湖南亿通公司未按时归还借款本金是引起此次纠纷的直接原因，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责任。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高新创业中心为湖南亿通公司所欠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的借款及相关费用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要求湖南亿通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851504.96元并从2017年11月28日起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罚息及复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要求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火炬创业公司要求高新创业中心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长沙银行湘潭福星路支行要求承担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亦予以支持。曾晓林答辩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连带保证责任人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曾晓林、朱维敏、火炬创业公司答辩诉求的律师费标准偏高的辩解意见，无理无据，本院不予采纳。高新创业中心陈述其不应当成为本案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路支行借款本金1851504.96元并按合同约定支付2017年11月2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罚息和复息；二、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对上述债务在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追偿；三、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福星路支行律师费11.1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46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460元，由湖南亿通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彭玉延、曾晓林、朱维敏、湘潭火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冰人民陪审员  江一虹人民陪审员  苏石安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夏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