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211民初6531号 原告：单伟，男，1981年5月6日出生，汉族，工人，住黄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梅，山东若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丽萍，山东若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住所地：黄岛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053092842M。 法定代表人：陈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波，山东诚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单伟与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隆供应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8日向本院起诉。2018年5月10日，澳隆供应链对单伟提起劳动争议纠纷之诉，案号为（2018）鲁0211民初6627号。因该两案系同一事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将（2018）鲁0211民初6627号案件移送至（2018）鲁0211民初6531号案件中合并审理。原告单伟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梅、孙丽萍，被告澳隆供应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加班费223999元、支付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6483元、高温补贴224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4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4年1月至被告处从事驾驶员岗位工作，月平均工资为4800元，工作地点为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706号甲。2017年11月，被告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安排原告至上海工作，原告的家庭住址为青岛市黄岛区，工作地点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原告的工作与生活，原告不同意并要求继续留在青岛市黄岛区工作，被告却于2017年11月30日违法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在原告工作期间存在安排原告超时加班且不支付加班费、未按法律规定安排原告休带薪年休假并且未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未发放高温补贴、未足额支付工资待遇等违法情形，并且被告实行的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并未向相关部门进行审批。被告的种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向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但裁决结果仅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高温补贴240元、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074.83元。原告对此裁决结果不服，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澳隆供应链辩称：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关于加班费。原告主张2016年11月（含）之前的加班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绝大多数月份没有加班，有的月份有加班的，被告已经足额支付加班费。2、关于带薪假工资。原告的主张2016年11月（含）之前的未休带薪假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已休带薪休假。3、关于高温补贴。原告主张的2016年11月（含）之前的高温补贴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16年和2017年的高温补贴已经发放。4、关于赔偿金。本案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系原告多次拒绝接受被告安排出车去上海、许昌等地，给公司经营秩序造成混乱且造成经济损失，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被告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因此不需要支付赔偿金。 （2018）鲁0211民初6627号澳隆供应链与单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澳隆供应链作为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予支付被告2017年度高温补贴差额240元、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074.83元。2、本案案件审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2017年度的带薪年休假已休，休息日期是8月8日至12日。此外，原告已经向被告发放了2017年6月至9月期间高温补贴总计560元，被告不属于室外作业人员，不应当享有每月240元高温补贴的权利，原告无需支付被告高温补贴差额240元。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请法院查明事实并判如所请。 单伟作为被告辩称：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原告向被告支付高温补贴及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裁决正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确认如下：2014年2月,原告单伟到被告澳隆供应链从事驾驶员工作，双方签订二次劳动合同，第一次合同期限是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28日，第二次合同期限是2017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约定单伟工作地点为“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706号甲，等”，还约定月工资标准为3000元。2017年11月30日，澳隆供应链解除单伟的劳动合同，在《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报告书》中填写的解除劳动合同原因为“企业解除”。澳隆供应链自2014年3月起为单伟缴纳社会保险费，已缴至2017年11月。 另查明：2005年6月，开发区海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为单伟投缴社会保险。单伟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应发工资为4777元/月。2016年和2017年单伟月平均工资数额分别是：5029.03元、4777元。 2017年12月26日，单伟向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澳隆供应链支付单伟2014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加班费223999元、2014年至2017年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26483元、高温补贴224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8400元。2018年4月13日，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市黄岛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青黄劳人仲案字〔2018〕第20085号裁决书，裁决：1、澳隆供应链支付单伟2017年度高温补贴差额240元。2、澳隆供应链支付单伟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074.83元。3、驳回单伟的其它仲裁请求。单伟和澳隆供应链对该裁决书不服，分别诉至本院。 双方有争议的事实： 一、关于2014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加班费。 单伟向本院提交2017年11月9日去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出车的行车单，主张该日在澳隆供应链提交的考勤表上记载的是休息，证明单伟系加班。澳隆供应链提交系统截屏，称，2017年11月9日的行车单是系统自带打印的，单伟真正出车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早晨7点，澳隆供应链提前1天打印出来以便于单伟第二天一早出车。 澳隆供应链提交2015年12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工资表和考勤表，称，包括单伟在内的所有司机和押运员，周六、周日基本上都处于休息状态，不休息事后也补休，根本不存在加班。2017年5月的工资表显示应付工资5095元，；2017年8月包括单伟在内的司机和押运员基本上都是休息；2107年9月、10月、11月，澳隆供应链分别发放加班费1948元、1847元、1358元。澳隆供应链提交的考勤和单伟提供的行车单是相互一致的，可以印证澳隆供应链考勤表的真实性。单伟主张工资表、考勤表没有其签字，对真实性不予认可。 澳隆供应链的考勤表记载：2017年6月3日、4日、10日、11日、17日、18日、24日、25日，均系周六周日，单伟均上班，单伟在2017年6月1日、22日、29日、30日调休共计4天。2017年5月的工资表记载单伟应发工资5095元，2017年6月的工资表记载已发加班费1766元。 澳隆供应链的考勤表记载：2017年11月4月、5日、11日、12日、18日、25日、26日，为周六周日，单伟共上班7天，单伟在2017年11月9日、20日调休2天。2017年10月的工资表记载单伟应发工资5094.71元，加班费1847元；2017年11月单伟应发工资5094.70元，加班费1358元。 二、带薪年休假。 澳隆供应链提交的考勤表记载：单伟于2017年8月8日至12日休2017年度5天的带薪假休假，2016年8月1日至8月5日休2016年度带薪假休假5天。单伟主张其工作年限自2005年6月开始计算，带薪年休假为10天。2016年、2017年单伟月平均工资数额分别是：5029.03元、4777元。2016年原告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为4624.4元（5029.03÷21.75天×10天×200%），2017年原告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为4392.64元（4777÷21.75天×10天×200%）。 单伟对澳隆供应链考勤表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考勤表上并没有单伟及相关员工的签字。澳隆供应链辩称，考勤表与单伟提供的行车单可以对应，足以证明澳隆供应链已经安排单伟休年假。 三、关于高温补贴。 澳隆供应链提交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考勤以及工资条，记载在2015年6月至9月期间，每月向单伟发放高温补贴140元。2016年6月至9月期间，每月发放高温补贴140元，共计560元；2017年6月至9月期间，每月发放高温补贴共计560元。 单伟对工资表真实性不予认可，称澳隆供应链并没有发放高温补贴。 四、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单伟的入职时间。 单伟主张2014年1月1日到澳隆供应链工作，向本院提交2014年2月至3月银行存款账户交易明细，明细记载：2014年2月27日“超级网银”打入单伟银行卡2700元，2014年3月27日超级网银”打入单伟银行卡2600元。单伟主张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3月27日打入的款项系澳隆供应链发放2014年1月份和2月份工资，证明单伟于2014年1月1日到澳隆供应链工作。 澳隆供应链称，超级网银”打入的款项与其单位无关，单伟入职澳隆供应链的时间是签订劳动合同的日期即2014年3月1日。 2、澳隆供应链的规章制度。 （1）2013年3月1日的会议记录，证明员工手册经过了民主程序的评议。原青岛港澳隆物流有限公司（澳隆供应链的前身）组织职工对《员工手册》进行民主评议，会议主持人为陈刚，与会职工均同意执行《员工手册》，并由与会人员田艳艳等8名职工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 （2）员工手册。员工手册第三章第四条第二项第19条规定，不服从工作安排，属于严重违纪，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员工手册》第二章记载：“劳动纪律一、……2、特殊岗位人员：驾驶员、押运员……由于工作岗位的性质，属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的员工…….”，第三章“……四、严重违章违纪情况及处罚规定如下：…….19、无正当理由拒绝执行公司的工作安排或者岗位调整……”； （3）《员工安全教育情况表》，记载：被教育人单伟，学习内容：《员工手册》等，澳隆供应链以此证明已经于2017年9月6日对单伟等人进行了《员工手册》的培训，单伟已经学习了《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并在《新员工安全教育情况表》上签字、确认。 （4）2017年11月27日的会议记录，记载因单伟等4人多次不服从公司合理安排，导致公司业务没法正常运行，造成公司的损失。公司依据《员工手册》第三章第四条第二项第十九点之规定，拟对单伟4人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征求职工的意见，证明澳隆供应链辞退单伟前征求了职工代表意见。 单伟称，员工手册于2013年3月1日施行，在单伟就职之前，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澳隆供应链仅提供了评议，没有提供公示材料。员工手册在未通过公示的情况下，在2013年制定，2017年9月6日才通知单伟，未在单伟入职时告知员工手册的内容，显然与事实与常理不符。单伟自入职至被解除劳动关系期间，并没有见到过员工手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员工手册的学习和培训，故员工手册的内容对单伟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澳隆供应链提交的安全教育情况表不能作为单伟对员工手册内容知悉的证据，安全教育与员工手册培训学习系两个概念，既然澳隆供应链想证明对单伟进行了员工手册的培训，那么澳隆供应链应提交《员工手册培训记录》或《员工手册培训表》，而不应该是安全教育情况表。 3、澳隆供应链解除单伟劳动合同的经过。 (1)单伟工作的流程。 单伟主张其工作地点在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706号甲，其工作流程为：每天按时到澳隆供应链报到上班，如果有出车任务，澳隆供应链会向其出具《行车单》，《行车单》上会载明工作时间，送货目的地及单伟固定驾驶的鲁Ｂ×××××号车辆车牌号，同时，行车单上有调度人员或制单人的署名或者签字。单伟拿着行车单，从公司出发到箱站（提箱地点）提箱，然后验箱，办单，出车至行车单中的装拆箱地点，到达目的地之后再办单，然后装货，将货物拉至卸箱地点，卸箱（因为运输的货物多为危险品，卸货通常会很慢，到达目的地后通常会等十多个小时才能将货物卸完，而这段时间单伟不能离开车辆），最后开车将车辆送回至澳隆供应链。 澳隆供应链主张单伟的工作流程为：先电话联系驾驶员出车事宜，驾驶员接受指令后出车，公司调度会为出差驾驶员开具行车单，如果不能出车，就不需要开具行车单。 （2）澳隆供应链安排单伟到上海工作或者出车的经过。 单伟主张：2017年7月20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2017]86号文件，澳隆供应链在青岛地区的危险品运输业务减少或者暂停，澳隆供应链安排包括单伟在内青岛的员工长期到上海港等别的港口从事运输工作。2017年11月23日，单伟驾驶鲁Ｂ×××××车辆至东营市等待卸货时接到澳隆供应链调度高某的电话，安排单伟至上海出车，单伟特别询问去上海多长时间，高某说是长期到上海工作，单伟不同意。2017年11月24日单伟回到黄岛区后高某再没有给单伟派车，之后单伟便接到澳隆供应链的解聘通知。 单伟提交：1、澳隆供应链的解聘通知，记载：“因青安办[2017]86号文件禁、限、转的规定，致使公司在青岛地区的危险品运输业务减少至暂停，经公司管理层努力，洽谈到上海周边业务，来继续发展运输生产……”单伟在仲裁的证人乔某、牛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充分证实因澳隆供应链业务量下降，让单伟到上海长期工作。从澳隆供应链提交的考勤表可见，2017年7、8月份驾驶员人数为30多人，现在澳隆供应链认可目前现有7人，可以明显看出，驾驶员数额大幅度减少，业务量下降。 澳隆供应链提交缴纳社会保险明细、青岛市就业登记表、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车辆登记证，称，澳隆供应链的业务并非单伟所称已经达到减少或暂停、在青岛地区即将面临失业。首先通过澳隆供应链的考勤表可见，2017年9月份以后公司业务是繁忙的，其次，澳隆供应链现有缴纳保险的驾驶员6名、未缴纳保险驾驶员1名，其中2017年9月1日、2018年5月1日、2018年6月25日驾驶员都是新招聘的，证明澳隆供应链业务正常开展。澳隆供应链不仅仅这6名驾驶员，其他驾驶员都是通过劳务派遣形式用工的。再有，2017年9月13日澳隆供应链购买挂车6辆、2018年3月16日购买挂车10辆、2018年3月29日购买车头5辆，也充分证明澳隆供应链业务在正常开展。 2、2018年英特拉太阳信息发布群聊天记录，显示高某的微信名称是“澳隆调度高某”，证明高某一直在澳隆供应链工作，高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当被采信。 澳隆供应链提交与高某的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登记表，记载2018年1月1日与高某因“个人申请”解除劳动合同。澳隆供应链称，2018年英特拉太阳信息发布群聊天记录无法证明“澳隆调度高某”这个名字就是本案的证人高某。对澳隆供应链的辩解单伟称，高某虽然在法律形式上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实际上一直在澳隆供应链工作，应根据高某的实际工作情况认定高某在仲裁阶段提供的证人证言因与澳隆供应链存在利害关系无效。英特拉太阳信息发布群中“澳隆调度高某”点开个人微信可见，该微信页面显示的是高某本人的头像，该微信是高某本人的微信账号，足以证明高某一直在澳隆供应链实际工作。 3、单伟的证人张某在出庭作证时称，在澳隆供应链从事押运工作，和殷强一个车，给殷强干押运员。其和殷强一起到广饶出差时，澳隆供应链调度高某给殷强打电话，让他去上海区干活。当时殷强没有听明白，又问高某是去上海送货还是去上海干？高某说带着行李去上海干。后来殷强被辞退了。2017年7、8月份，澳隆供应链安排其和王永明一起去上海送货，到了上海，澳隆供应链的总经理张升宇不让其回来，让其在上海干。其不同意，张升宇说给其二条路，一是写辞职报告，一是在上海干。其在上海写了辞职报告回来了。从上海回来后，澳隆供应链的吕总让其继续按原待遇在澳隆供应链干，问同不同意？其说只要不去上海干，怎么着也行。于是就继续在澳隆供应链工作到2018年6月份。其认识高某，高某一直在澳隆供应链从事调度工作，没有离职。2017年7、8月份，澳隆供应链车辆有15台左右，驾驶员和押运员大概30多个，从事运输危险品和普通货物，主要是危险品。2018年6月份还有7台车，驾驶员7个，从事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业务很少了。如果在青岛地区出车，从出车到回来大概10个小时。到省内潍坊等比较近的地方装货需要24个小时，去卸货需要2天时间，因为卸货需要加热。到聊城、济南需要3天时间。到省外需要3-4天。 澳隆供应链主张：没有安排单伟长期在上海工作，没有变更工作地点，而是安排单伟到上海、许昌、洛阳等地出车，不是调整工作地点、不是命令单伟长期在上海工作不再回黄岛。澳隆供应链提交： 1、2017年11月24日高某与单伟的手机通话详单，证明高某给单伟打电话，通知其出车。 2、2017年11月24日高某与经理张升宇的微信聊天记录，高某“殷强和单伟均表示今天还没有卸完货，回来再说”、“啥时候卸完货我再派”、2017年11月25日高某“张姐，殷强、单伟都不愿意去上海，我让王姐发通知好了”，证明单伟多次拒绝接受公司安排出车去上海、许昌等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3、澳隆供应链的调度高某在仲裁阶段出庭时的证言为“2017年11月23日接到上海总调度张升桥通知,25号晚上提箱,26号到垦利石大有集装箱业务,装好货送上海港。得到业务通知,我对我公司车班进行梳理,得出结论,我公司驾驶员殷强、单伟最适合出车做此业务。24日早上，我给两位驾驶员拨打电话通知两位驾驶员有此业务，两位均因在外卸货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卸完，表示晚上回来再做打算。约25日早上9:00左右，我再次给两位驾驶员打电话通知业务，两位驾驶员均表示不愿意出车完成此项工作……2017年11月27日早8:00，因我司有三辆车因业务原因滞留上海总公司，接总经理张升宇通知，因我司业务需要将其中的两部车安排驾驶员乘大巴前往上海总公司接车回青岛，如上海有业务需要用车可安排驾驶员在那边协助干好几趟活再返回青岛。我梳理我司车班后得出殷金、乔某两位驾驶员最合适完成本项工作，遂给两位驾驶员拨打电话告知情况，两位驾驶员均表示不愿前往上海完成此项工作……”，“我在澳隆供应链从事调度工作，根据公司客户的要求调配公司车辆和外协车辆到客户指定的地点装货、卸货；公司开除殷金等3名员工是因为殷金拒不出车、不服从公司安排拒绝出车，违反了单位劳动纪律被开除；2017年11月23日，我接到上海总公司调度张升桥的通知，公司客户东营海科有2辆3类危险品从工厂装货送往上海，2017年11月24日早上通知驾驶员殷强、单伟出车，2人因在外卸货还没回青岛，说等回来再说。2017年11月25日早上，我再次打电话通知2位驾驶员出车，2位拒不出车，我将此事汇报总经理张升宇。2017年11月27日，因公司业务需要派驾驶员殷金和乔某去上海将车辆开回青岛公司，如上海有做箱业务可做一趟、两趟回来，2位拒不出车。2017年11月22日，派驾驶员殷强去许昌卸货，殷强拒不出车。2017年10月中旬的时候，派驾驶员殷金去东营海科装货，去洛阳卸货，殷金拒不出车。”因为总公司在上海，上海有集装箱业务，车辆来回成本比较高，上海那边有业务可以在上海做几车上海本地业务再返青。”“我给他们打电话是通知他们去上海出差，不是长期工作”。 单伟对于手机通话记录、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证人高某证言均不认可，称，不能证明单伟存在拒绝公司安排其去上海出车的行为，具体理由：第一，微信聊天记录不是高某和单伟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而是高某和澳隆供应链总经理张升宇的聊天记录，张升宇系澳隆供应链经理，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被采信，不能以该证据作为单伟拒绝去上海单次出车的证据；第二，通话记录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且该记录只能证明双方通过话，不能证明通话内容，澳隆供应链也不能提交具体的通话内容，不能以此来证明单伟拒绝去上海单次出车的工作安排；第三，高某系澳隆供应链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重大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从证人的陈述及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2017年11月22日安排殷强去许昌殷强不去、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殷强2017年11月22日并没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不去许昌出车，而是2017年11月22号澳隆供应链安排殷强去广饶出车，所以澳隆供应链的证据与事实明显不符，系伪造的。根据单伟提交的行车单显示，单伟在澳隆供应链公司从事运输工作所驾驶的车辆是系固定的，而高某的证人证言显示，安排单伟去上海驾驶其他车辆，从而可以看出澳隆供应链系调整单伟的工作地点。 本院认为，一、关于加班费。 《最高人民法院（三）》第九条“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虽然单伟提交2017年11月9日去红石崖街道办事处出车的行车单，该日在澳隆供应链考勤表记载单伟休息，但根据澳隆供应链提交的系统截屏，单伟实际出车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早晨7点，而不是2017年11月9日，因此，单伟以澳隆供应链记载的考勤表与其行车单不符为由，主张加班，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 单伟在2017年6月的周六、周日出勤8天，澳隆供应链仅安排单伟休假4天，尚有4天未休，应向单伟支付加班费1874.02元（5095元÷21.75天×4天×200%），扣除已付的加班费1766元，尚欠单伟加班费108.02元。 单伟在2017年11月的周六、周日出勤7天，澳隆供应链仅安排单伟休假2天，尚有5天未休，应向单伟支付加班费1493.20元（5094.71元-1847元）÷21.75天×5天×200%，扣除已发加班费1358元，还应支付加班费135.20元。 综上，单伟的加班费共计243.22元（108.02元+135.20元），对单伟要求澳隆供应链支付2014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加班费223999元的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带薪年休假工资。 澳隆供应链的考勤表记载已安排单伟在2017年8月8日至12日休2017年度5天的带薪假休假，2016年8月1日至8月5日休2016年度带薪假休假5天，单伟对考勤表的记载不认可，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开发区海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自2005年6月为单伟投缴社会保险，证实在2016年单伟的工作年限满10年，应享受10天的带薪年休假。澳隆供应链只安排单伟休2016年和2017年的年休假5天，还应支付单伟另外5天的带薪年休假工资。 2016年单伟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为2312.20元（5029.03元÷21.75天×5天×200%），2017年单伟的带薪年休假工资为2196.32元（4777元÷21.75天×5天×200%）。 单伟主张2016年之前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未向本院提交未休年休假的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高温补贴。 澳隆供应链已按法律规定向单伟发放2016年和2017年的高温补贴，单伟对工资条不认可，未向本院提交相反证据，故，对单伟要求澳隆供应链支付2016年、2017年和2016年之前的高温补贴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单伟的入职时间。 单伟以2014年2月至3月银行存款账户交易明细记载的“超级网银”于2014年2月27日向其银行卡打入2700元，2014年3月27日“超级网银”向其银行卡打入2600元为由，主张系澳隆供应链打入的工资，但澳隆供应链否认“超级网银”与其单位有关，因此，单伟主张“超级网银”打入的款项系澳隆供应链发放的2014年1月份和2月份工资，证据不足，对单伟主张于2014年1月1日到澳隆供应链工作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单伟入职澳隆供应链的时间应以其与澳隆供应链签订劳动合同的间2014年3月1日为准。 2、澳隆供应链的规章制度。 澳隆供应链提交的《员工手册》经过民主程序制定，澳隆供应链组织单伟等职工在《员工安全教育情况表》上签字，学习了包括《员工手册》在内的规章制度。单伟以在就职之前《员工手册》就已制定施行、未在入职时告知员工手册的内容、没有接受过任何《员工手册》学习和培训的辩解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3、澳隆供应链解除单伟劳动合同的经过。 澳隆供应链主张单伟违反《员工手册》的规定，不服从单位的安排到上海出车，但提交的调度高某与总经理张升宇的微信截图，因张升宇系澳隆供应链的总经理，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高某与单伟的电话详单无法反映双方之间的通话内容，无法证明单伟不服从工作安排，不到上海出车的事实；同样，单伟主张澳隆供应链安排其长期到上海工作，但其证人张某的证言和澳隆供应链解聘通知，也不能证明因澳隆供应链在青岛地区的危险品运输业务减少，让单伟到上海长期工作的主张。但双方均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在此情况下，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双方以实际行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为宜，澳隆供应链应支付单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108元（4777元×4个月），对单伟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三）》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原告单伟加班费共计243.22元。 二、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原告单伟2016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312.20元，2017年带薪年休假工资2196.32元。 三、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给原告单伟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910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单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承担。（2018）鲁0211民初6627号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澳隆供应链（青岛）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鲍广平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