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211行初57号 原告徐青，女，汉族，1975年4月20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代理人杨朝玮、钟桦，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路尚忠社299号。 诉讼代表人纪燕华，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周杰，副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鸿儒，该所民警。 委托代理人吴晓嵘，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民警。 第三人王璇，女，汉族，1989年4月15日出生，住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 原告徐青不服被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以下简称“禾山派出所”）、第三人王璇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2017）闽0211行初24号行政判决，被告禾山派出所不服提出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7日作出（2018）闽02行终13号行政裁定，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我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青及委托代理人杨朝玮、钟桦，被告禾山派出所出庭应诉负责人周杰及委托代理人陈鸿儒、吴晓嵘，第三人王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禾山派出所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6年11月16日13时许，原告徐青在湖里区龙净环保酒店5楼与第三人王璇发生纠纷，后原告用手抓了第三人王璇的胸口，并用手掐其脖子，致使第三人王璇胸口部位有些发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原告徐青处以罚款伍佰元，并于2016年12月21日送达原告徐青。 原告徐青诉称，2016年11月16日13时左右，第三人王璇向110报案称原告殴打第三人，被告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并非本案的事实，案件事实为：原告与第三人均供职于山东航空公司厦门分公司乘务队，原告属乘务队副队长，系第三人的直属副队长，第三人因工作原因对原告颇为不满。2016年11月16日中午下班时间，第三人在电梯口附近谩骂原告与单位其他领导有不正当关系等，后经单位其他同事劝阻，第三人被拉离。当天下午1点30分上班后，在原告与正队长王某的办公室，原告与第三人当着王队长的面陈述此事，当时办公室仅有原告、第三人、王队长三人在场。当第三人在办公室吵闹时，王队长不仅没有劝阻，反而是径直锁上办公室门，造成外屋人员看不到办公室内的现场，只能听到声音。就在王队长关门后，第三人举手要打原告，原告本能用手臂挡住面部，第三人突然后退自行靠着门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再不起来，这时王队长马上打开门，第三人又迅速爬到沙发旁地板上坐着。随后第三人向110报警称原告殴打致其尾椎骨受伤。民警接到报警后未直接到报案现场，而是在单位楼下约见了第三人，随后即自行离开。当晚9点多，被告电话传唤原告就前述案件到派出所调查，原告一到派出所就被关进黑屋子，直至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原告身体感到非常不适时，多次恳求，被告才让原告离开。同样是调查，不同于原告被关进黑屋子，第三人却直接在办案大厅中进行调查，且片刻后被告即让第三人离开。 原告认为，被告禾山派出所在本案中的调查处理中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办案程序违法等情形，具体如下：一、被告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以事实为依据，被告混淆事实，证据不足。（一）案涉行政处罚所认定的事实未经原告陈述、申辩。原告并未殴打第三人，且第三人系以尾椎骨受伤报案，案情调查围绕着第三人尾椎骨是否受伤，原告关于第三人未受伤的陈述和申辩也围绕第三人尾椎骨受伤的情况，而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明第三人尾椎骨未受伤、所受伤系旧伤的证据却不予接受，不听取原告关于第三人未受伤的意见。被告也从未向原告提及第三人的其他伤情，却以第三人的其他伤情为由认定原告殴打第三人，致使原告对此无法进行任何陈述、申辩以及申请鉴定。被告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拒绝接受原告的证据，未给予原告充分的陈述、申辩以及举证的权利，被告因此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应当成立。（二）被告据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不足：不仅不足以证明伤害后果的存在，甚至不足以证明伤害行为的存在。1、被告查明的内容载明“徐青用手抓了王璇的胸口处，用手掐着王璇的脖子，致使王璇胸口部位有些发红”，但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列明的证据中并没有显示伤情的任何物证或影像记录或鉴定报告，也就是说被告未对伤害后果进行调查以及举证。2、正队长自己关门且开门，制造唯一现场证人，其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纳作为认定伤害行为以及后果发生的有效证据。首先，证人王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多处与客观情况不符，其证言亦不宜被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王某与徐青都是一线的乘务员管理者，王某是正队长，徐青是副队长，两人由于管理理念不合，时有矛盾。原告与正队长期关系不融洽，双方矛盾较多，此种情况下证人易作出对原告不利的证言；其次，第三人在当天一点多钟报案，而被告直至当天晚上九时许才传唤各方人员进行调查，因被告未及时调查处理，为第三人与证人作伪证以及串供提供了便利。关键是正队长在场关门、开门与第三人的配合，原告认为完全是串通好的诬陷。3、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作为该案件的唯一直接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殴打了第三人，不能采纳作为定案的依据。正队长作为唯一人证，原告对证人证言的内容不予认可，且又涉嫌存在前述两种情况，因此，在未有其他证据与该证人证言相印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宜采纳。因此，本案存在伤情证明的缺失以及证人证言的瑕疵，在认定原告存在伤害行为以及第三人存在伤害后果方面，均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 二、被告存在多处程序违法情况，具体如下：（一）被告在受理报案后未立即进行调查，为第三人与证人作伪证提供了便利。第三人于2016年11月16日下午一点多报案，民警当时仅到楼下自行与第三人谈了几句随即离开，并未到案发现场，却在当天晚上九点多突然传唤原告进行调查，可见被告在接到报案后并未立即进行调查，由于被告未及时调查，为第三人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提供了可能，使得案件难以还原真实情况。（二）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回避申请置之不理，程序上违法。首先，原告向被告提出回避申请客观存在。原告书面邮寄了回避申请书，并且回避申请书的收件人系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信访部门告知的被告指导员庄恩海，该邮件最终亦由被告人员予以签收，同时被告所长何福明在接待原告过程中亦确认已收到原告的回避申请。其次，被告收到回避申请后未予以任何处理，仍由原告提出的回避的办案民警承办案件，该办案民警是否有权办案、是否有利害关系、是否应当回避，对案件办理以及最终结果的作出起着关键的作用，而被告却未对回避申请不进行任何处理，不仅导致原告重要权利的丧失，而且最终导致被告作出错误的处罚。本案承办民警沈军民在处理本次纠纷中明显存在偏袒第三人等违规情形，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就承办民警提出了回避申请，但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对原告的回避申请进行任何回复，原告未收到被告任何回避决定。（三）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中止行政案件调查申请也置之不理。由于本行政案件涉及另一名誉权纠纷案件，原告已就名誉权纠纷案件向第三人提起诉讼，原告于2016年12月13日也将立案通知书以及起诉材料提交给被告，申请被告中止行政案件调查，被告亦未予以任何书面处理。（四）被告剥夺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甚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都不予接收。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中，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不仅未进行复核，甚至在原告要提交被告时被告都不愿意接收，严重剥夺了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同时被告不接收原告提供的证据，也是导致原告对案件承办人员提出回避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证实承办民警办案不公。 三、被告办理案件中，存在多处未尊重和保障原告的人权、未保护原告的人格尊严的情形：2016年11月16日被告对原告进行调查时，将原告关进黑屋子；被告在调查过程中，明知原告身处医院治疗，却多次开警车拉着警笛到原告公司，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扬言要抓捕原告，故意在原告公司对原告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被告告知处罚结果前，硬要将原告抓进小黑屋，双方僵持许久后被告才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在之前调查时已采集指纹的情况下，还要求原告配合采集照片、采集指纹、甚至采集血样以及采集拷贝原告手机全部信息记录，对原告身心造成巨大阴影。 四、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500元。如前所述，本案属于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本案被诉行政处罚所涉及的违法事实不清，被告不应当对原告予以处罚。 综上，被告不仅作出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案涉处罚决定书，而且执法程序违法，作出错误的行政处罚，鉴此请求依法判令：一、撤销被告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徐青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行政处罚决定书；2.报警回执；3.短信记录；4.2016年11月17日原告与CT检查医生的对话录音（录音1以及医院视频）以及文字稿；5.第三人休假审批记录；6.2016年11月21日原告与被告承办民警通话录音（录音2）以及简易文字稿；7.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8.回避申请书、EMS单据、签收记录、签收回执、情况说明；9.被告公告栏信息；10.录音3（20161221现场徐青与所长对话录音）以及文字稿；11.中止行政案件调查申请书、受理案件通知书、以及原告证据材料清单；12.原告陈述与证人存在矛盾的通讯记录；13.录音4（20161119王某在办公室与王璇舅公电话通话录音）以及文字稿；14.徐青向公司领导反映王某涉嫌偏袒、包庇王璇，对王璇处罚过轻的书面材料；15.附：情况汇报、厦门中队关于对王璇等同志的处罚通报；16.客舱服务部乘务人员管理手册（节选）；17.案发现场照片；18.微信聊天记录;19.聊天记录摘要；20.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流程图;21.绩效考核表；22.微信（徐青与王璇）；23.王璇向公司举报徐青受贿的部分材料以及徐青对公司的说明和汇报；24.民事判决书。 被告禾山派出所辩称，一、原告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调查查明，2016年11月16日13时许，原告徐青在湖里区龙净环保酒店5楼与第三人王璇发生纠纷，后原告用手抓了王璇的胸口处，并用手掐其脖子，致使第三人胸口部位有些发红。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与申辩、第三人王璇的陈述、证人证言、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徐青所诉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未以事实为依据，徐青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对事情起因经过的认定，不仅有当事双方的陈述，更为重要的是有证人证言，尤其是殴打现场除双方当事人外，仅有证人王某在场。作为唯一目击证人，王某对殴打过程的陈述与第三人描述基本一致，其认为其证言合法有效，足以证实徐青实施了殴打同事王璇的行为。案发后，其经办民警对王璇胸口的伤痕进行拍照固定，确认有伤害后果的存在，即王璇胸口部位有些发红。同时其委托法医对第三人王璇的伤情进行调查，依法不予认定王璇被徐青殴打导致尾椎受伤，因此其认为王璇受到的伤害后果较轻。 二、其在王璇被殴打案的侦办过程中程序合法。1、原告诉其在受理报案后未立即进行调查。该案于2016年11月16日报案，其于2016年11月17日即受理为行政案件调查，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并寻找到殴打现场的唯一目击者，及事件起因的目击者制作调查笔录。接警时，因第三人现场表示身体不适，需要到医院检查。出警民警告知其先到医院检查，再到禾山派出所向民警反映情况，接警当日晚间即制作了报警笔录。同时考虑到该公司领导正在找原告谈话，故民警在出警现场未当场传唤原告，后于当晚通知原告制作笔录，上述事实有相关调查材料为证，故原告所诉并不属实。2、原告述其所认定的事实未经其进行陈述申辩。其经办民警于2016年11月17日0时许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2016年12月21日9时许，民警通知其到局接受调查时，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送达原告，其拒签字；14时许，其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民警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原告，其同样拒绝签字。上述事实有执法视频证实，故徐青所诉并不属实。3、原告诉其未对其回避申请进行回复。该案侦办过程中其并未收到原告提交的任何回避申请，故无需作出回避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原告所提供证据材料5系其个人向民警庄恩海个人邮寄的快递，庄恩海并非本案经办民警或接处警民警，也非局领导，对该案也并不知情，亦不认识当事双方。原告未按法定程序由本人或代理人向其或领导或经办民警提出回避申请，其并未收到原告所提出的回避申请。未对回避申请进行回复的原因和责任并不在被告。4、原告诉其未对其提出的中止行政案件调查申请予以书面处理。我国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均没有中止调查的相关规定，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5、原告诉其办理行政案件未尊重和保障原告的人权，未保护其人格尊严。民警通过电话传唤徐青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将原告带入执法办案区制作笔录，符合公安部“四个一律”工作规定，对原告传唤时间未超过8小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6、原告诉其民警未接受其提出的王璇尾椎骨未受伤的证据，因其经调查对原告殴打第三人致尾椎骨受伤这一情节未予以认定。因此接受相关材料既无关联，也无必要。 三、其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之规定，综合考虑王璇被殴打案的相关情节，认为该案属于同事之间因纠纷引起，双方均有过错，且伤害后果较轻的，属情节较轻，故其对原告作出罚款伍佰元的决定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度。 综上所述，其对原告徐青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度，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禾山派出所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受案登记表》｛厦公湖（禾山）受案字〔2016〕04661号｝；2.《受案回执》；3.《传唤证》｛厦公湖（禾山）行传字[2016]00002号｝；4.《不受理委托鉴定告知书》（[2016]第497号）；5.《鉴定意见告知书》（厦公湖鉴告字[2016]第00167号）；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7.《行政处罚决定书》｛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8.送达回执（厦公（湖）送字[2016]第001221号）；9.福建省厦门市政府非税收入通用票据；10.到案经过；11.人口基本信息；12.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13、王璇的询问笔录；14.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王璇）；15.徐青的询问笔录；16.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徐青）；17.王某的询问笔录；18.公安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王某）；19.王璇伤情照片；20.王璇病历材料复印件；21.情况说明；22.徐青提供的复印件；23.徐青委托他人提供的复印件；24.现场执法仪记录的光盘；25.情况说明。 第三人王璇述称，原告在本案不认可案外人之证人证言，纯属原告主观臆测，从证人王某与原告的关系进行对比，原告与王某关系较第三人与王某之间的关系更为亲近，王某无任何理由对其进行包庇。其与办案民警亦不认识，不存在民警对其进行包庇的情况。在被殴打后其马上被送至三甲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厦门中医院也出具了相关的病历可予以证实。原告在本案中及后续的所作所为已经对其个人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希望判决驳回原告之诉请。 第三人王璇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1.情况说明；2.视频资料（原证据名称为：关于原告材料14徐青向公司领导反映王璇的真实情况）；3.关于2016年11月26日下午徐青威胁王璇电话录音；4.关于对徐青聊天证据摘要说明；5.病历。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所提交的证据1、2、4、5、7-12、14-16、18、2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6、13、17、19-24的真实性未予确认或表示无法确认；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9、11、17、20、2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14-16、18、19、21-2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或无法确认。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5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3、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各方对证据的具体质证意见在诉辩意见部分有所体现，其他详细质证意见本院已记录在案，不再一一列明。 本院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5、16与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证，不作为本案证据。结合各方出示证据原件的情况，本院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的载体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6日13时许，原告徐青在湖里区龙净环保酒店5楼与第三人王璇发生纠纷，而后第三人王璇通过110报警称其被对方打伤，被告禾山派出所于次日将该受理为行政案件，并进行调查处理。被告禾山派出所分别于2016年11月16日、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20日对王璇、徐青及证人王某进行询问并形成询问笔录三份。王璇在2016年11月1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徐青）就过来用手抓我胸口，见我不敢还手就用拳头打我胸口几下，把我推到门边上，用手掐我脖子，致使我呼吸很困难，然后又把我推倒在地上”。徐青在2016年11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王璇）将手抬起来说要打我，我也用手挡了一下，她自己就往后看了一下，找个比较宽松的地方慢慢往下坐到地上”。证人王某在2016年11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看到徐青握着拳头往王璇胸口处推了两下，王璇往后退了两步，我赶紧劝她们不要激动，徐青就顺势把王璇推到办公室门上……因为王璇被徐青掐脖子靠在门上面……王璇就坐在地上……”。2016年11月16日，王璇赴厦门中医院就医。2016年11月17日，被告就王璇受伤情况拍照存证。2016年12月9日，被告向原告住址、所在单位邮寄传唤证，要求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10时前至被告处接受询问。2016年12月21日9时20分，原告至被告处接受询问。 2016年12月21日，被告对原告进行罚前告知，对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向原告进行告知，并告知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并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同日，被告作出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查明2016年11月16日13时许，徐青在湖里区龙净环保酒店5楼与第三人王璇发生纠纷，后徐青用手抓了王璇的胸口，并用手掐其脖子，致使第三人王璇胸口部位有些发红，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徐青处以罚款伍佰元，并于2016年12月21日送达徐青。徐青不服前述处罚决定，诉至本院。 另查明，被告办理该案过程中，原告认为办案民警沈军民（警号201005）偏袒王璇，要求其回避。2016年12月7日，原告邮寄要求办案民警沈军民回避的回避申请书。该邮件所署收件人为庄恩海，其系时任禾山派出所警务队的指导员。同日，该邮件被时任禾山派出所辅警甘久彬签收。被告提交的证据23现场执法仪记录的光盘中，文件名202953@2016-12-21_10-10-38.AVI的视频中4：00-4：04显示，被告时任所长何福明在接待原告过程中陈述“徐青啊，你要求回避的申请我是有收到”。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本院的庭审笔录、询问笔录等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禾山派出所具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之法定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徐青是否殴打第三人王璇；二、被告作出案涉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本案中原告徐青是否殴打第三人王璇。本院认为，案发现场的证人，亲身感受案件事实，就自身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其具有法定的如实陈述之作证义务。关于原告主张的本案证人王某与原告存在矛盾及竞争关系，属于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王某所做证言为伪证，且王某与王璇交往甚密，故王某的证言不应采纳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案发时，现场仅有徐青、王璇及王某三人，王某作为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其对案发经过的描述具有证明力。且王某的证言与第三人王璇对于案发情况陈述基本一致，可概括为二人在言语争执后，原告握拳打了第三人胸口，后原告用手掐了第三人脖子。此后，王璇就医及受伤的图片等可以对前述事实进一步印证。关于第三人尾椎骨受伤这一情节，原告认为第三人系主张尾椎骨受伤而向被告报案，但从受案登记表记载的简要案情来看，第三人仅是主张在纠纷中被原告打伤，并未提及系尾椎骨受伤。此外，在殴打他人的治安案件中，受害人的伤情如何并不是以其某一方的陈述来予以认定，而需要结合殴打的实际情况，与违法行为人的殴打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伤情才能予以认定。本案被告在进行调查后，认为第三人尾椎骨骨折并非本案原告殴打所致，故作出处罚认定的事实也并不包括原告致第三人尾椎骨受伤，所以原告就其未致第三人尾椎骨骨折举证确无必要。 综上，在本案中被告禾山派出所在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事实基本准确，因原告存在伤害他人身体之行为，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较轻，故被告禾山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五百元之处罚，在量罚上亦属适当。 关于在本案中被告作出案涉处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关于原告提出的中止行政案件调查申请。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名誉权纠纷与被告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亦无直接关联，故原告申请中止行政案件调查于事实及法律上均无依据。 关于是否保障原告陈述申辩权利的问题。在案证据表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制作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了原告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原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被告民警向原告送达该笔录后，原告不予签字，民警在笔录中予以记载说明，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未保障其陈述申辩权利与事实不符。 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询问、传唤等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办理本案是否存在超期的问题。从在案证据看，被告在本案中办案期限确实逾期五日，但原告在案件调查期间，被告传唤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到被告处接受询问，原告逾期七日于2016年12月21日到被告处接受询问亦是造成案件处理时间拖延的原因之一。且经审查本案中被告并不存在无故拖延履行职责的情形，故对被告办案超期这一瑕疵本院在此予以指正，被告应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关于原告对经办民警提出的回避申请。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来看，2016年12月7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邮寄要求办案民警沈军民回避的回避申请书。关于被告提出邮件收件人庄恩海既非被告领导，亦非本案的办案民警，其以个人邮件处理该信件，被告未收到回避申请的主张。因原告邮寄回避申请书的收件地址是被告处，在邮单上的“内件品名”栏载明为“回避申请书”，收件人庄恩海系被告警务队的指导员，且被告所长何福明在2016年12月21日接待原告过程中亦确认其有收到原告的回避申请，故原告向被告提出回避申请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日内作出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主张其已对原告提出的回避申请作出口头处理的主张，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原告亦不认可被告已对其回避申请作出处理，故应认定被告在该案处理过程中未对原告提出的回避申请作出处理。从原告申请办案民警沈军民回避的事由来看，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该案的办案民警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原告申请回避的事由不属于法定的需要回避的情形。此外，原告提出回避申请之时，案件的相关调查基本已完成，故被告对该回避申请未作出处理并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 综上，被告禾山派出所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在事实认定及处罚结果上均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未对原告的回避申请作出处理，违反《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构成程序轻微违法，但该程序轻微违法不改变案件的最终实体处理结果，亦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不足以导致案涉处罚决定的撤销。退一步言，如果撤销案涉处罚决定，被告需要重新作出内容相同的行政行为，不仅带来程序空转，还会导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进一步滞后，故并无撤销案涉处罚决定的必要，而应依法判决确认违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的厦公湖（禾山）行罚决字[2016]第008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蓝水凤 人民陪审员  陈贤贤 人民陪审员  卢团和 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 速 录 员  林惠端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 （一）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二）通知、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 （三）其他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