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9民初15073号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与东五道交口东北侧颐景公寓8-3-805。法定代表人：韦连升，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天津法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李莹，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建明，上海华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清，上海华宏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赵磊，男，198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安基村XXX号。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通知赵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雨律师、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建明律师、李晓清律师、第三人赵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2、被告向原告退还剩余定金31万元；3、被告支付原告损失15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有长期业务往来。2016年7月，原告向被告订购型号为宝马X535i的车辆50台并签订《订单销售确认书》，约定订购车辆的定金为3万元/台，合计150万元。原告于2016年7月21日支付定金完毕。但被告无法在约定的期间交货，后陆续返还原告定金合计119万元，尚余31万元未还。因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原告与案外人伊犁星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星河公司)签订的《汽车购销合同》无法履行，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后原告通过律师向被告发函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作如上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承诺订单签订后即支付定金150万元，但直到2016年7月21日才完成付款，导致被告无法及时订购车辆，亦无法在预计的时间内交付车辆，故双方于7月22日签订《交货期变更确认书》，明确因为原告支付定金迟延，导致被告订货延误，该批车辆交付不得不推迟到九月，且德国起运港舱位紧张，时间可能一推再推，不能保证交货期。鉴于上述情况，后原、被告协商，车辆价格开始下跌继续履行订单会导致双方都有较大损失，故于2016年11月口头协议解除合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并对合同解除后的结算进行约定，被告陆续返还定金119万元。期间双方还有其他车辆购销业务往来。2017年7月27日，原告要求被告将剩余31万元支付给第三人。2017年8月1日，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现金31万元，双方结算完毕，合同解除。原告与星河公司的诉讼系原告与案外人恶意串通的虚假诉讼，被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三人称：其与原告原法定代表人韦世铎于2016年3月相识，双方曾合作过多次宝马系车辆的销售，均通过被告购买。在涉讼订单中其是原告的联系人，在得知被告有50台宝马车的额度后，其与韦世铎协议再次合作，于7月13日汇款30万元给韦世铎，原告凑满150万元定金向被告支付。7月22日被告称由于定金迟延交付，导致货物订购推迟，具体到货时间无法确认。2016年8月国内宝马系车辆行情变化，订单签订时标的车辆单价为715,000元，后跌到70万元以下，按期交货双方都有亏损，于是与被告商量先做其他型号车辆的业务。所以被告定金才分批返还，最后定金尾款31万元，原告指定由被告公司直接支付给第三人。该31万元是第三人当时的投入，多出的1万元是原告的赠与，不同意返还原告。经审理查明，原告(乙方)、被告(甲方)于2016年7月5日签订《订单销售确认书》，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型号为宝马X535i系车辆50台，约定“签订销售订单意向书后，乙方订购车辆的定金为人民币三万元整/台车，合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整。”到港时间“预计2016年8月前(如有变革，甲方需及时向乙方通报变革情况及理由)”，交付周期为“海关放行20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款项”。嗣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18日、21日汇款100万元、50万元给被告。2017年7月22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交货期变更确认书》，载明“因乙方支付定金的时间距离约定时间推迟了二周，导致甲方后续履约步骤不得不发生变更。依据甲乙双方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第二条、第一款的约定，甲方特此向乙方通报：该批车辆将不得不推迟到九月到港。且由于目前德国港口已进入作业旺季，实际到港时间可能因舱位原因有进一步推迟的可能。特此通知。”原告盖章后通过其工作人员刘欢和第三人回传于被告。2016年11月9日、11月25日、2017年2月23日、3月3日、5月31日被告共计返还原告《订单销售确认书》中定金119万元。2017年7月27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付款说明》，要求被告于2017年12月31日前将余款31万元退回，费用结清，原《订单销售确认书》解除，账户信息如下，户名“赵磊”，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银行“农行上海浦东康桥支行”。2017年8月1日，第三人向被告出具收到宝马订金尾款31万元的收条。另查明，2016年7月7日、8月12日，原、被告签订标的车为宝马X535i改装车五台的《汽车购销合同》4份，原告联系人为“刘欢”，电话为“XXXXXXXX”，其中8月12日的合同货款发票由“张熹”签收。2016年12月7日，原、被告又签订标的车为“克罗迪发线2993CC”《汽车购销合同》7份，原告联系人为“赵磊”，即本案第三人，电话为XXXXXXXXXXX；上述合同价款和发票，原、被告均结清。2016年12月23日，原告向被告汇款814万元，用途标注“11台路虎发现4车款”。还查明，2016年7月，原告与星河公司签订《汽车购销合同》，约定星河公司向原告购买宝马X535i车辆40辆，单价715,000元，合同总价款2,860万元，于2016年9月15日前天津保税区交车。并约定，星河公司向原告支付定金100万元，“不能按期交车双倍返还定金”。7月25日，星河公司支付原告100万元。2018年1月26日，星河公司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返还剩余定金6万元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18年3月21日，法院判决支持了星河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订单销售确认书》、付款凭证、(2018)津0116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交货期变更确认书》、《汽车购销合同》、发票、付款凭证、《付款说明》、发票签收单、第三人提供的与刘欢的微信截屏等证据证明。审理中，原告陈述由于第三人系上海人，与被告直接沟通比较便捷，负责从中传递车源信息，在《付款说明》中特意强调需要打到第三人账户，也是为了方便留此为证。且超过时间、变更付款方式等均不作为原告的意愿。被告则坚持认为与原告结算完毕。双方各执一词，致调解不成。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第三人收取现金31万元是否应认定为被告向原告结算完毕;第二,星河公司向原告主张违约赔偿的后果是否系被告造成。首先，根据原告向被告出具的《付款说明》，原告要求被告2017年12月31日前将定金余款31万元退回，双方费用结清，原《订单销售确认书》解除，原告既然指定第三人为收款人，虽然也指定“农行上海浦东康桥支行”的“XXXXXXXXXXXXXXXXXXX”为收款账户，但这只是一种支付和收款的方式，无论形式如何，收款的主体都是第三人，只要被告向其交付余款即完成付款义务，换言之，第三人收到的无论是入账的资金还是现金即应视为原、被告结算完毕，双方合同解除，在第三人承认已收到尾款的情况下这种付款方式与原告以便“留此为证”并不矛盾。故原告要求被告再支付31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若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不属于本案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其次，原告对刘欢作为原告工作人员的身份不予认可与刘欢作为原、被告之间2016年7、8月合同上载明的联系人的事实相悖，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刘欢通过第三人微信回送《交货期变更确认书》，应认定原告知道交货期变更，更何况当时第三人是涉案订单原告的联系人，其也确认原告收到《交货期变更确认书》。除非原告有相反证据提供，否则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故在原告明知交货期不能确定还与星河公司签订“2016年9月15日前天津保税区交车”、即，有明确交货期条款的合同，系其对风险无正确预见，由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被告承担没有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中正融通(天津)有限公司与被告诺英(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订单销售确认书》于2017年8月1日解除。二、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90元，减半收取为10,54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道喆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秦晓金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