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苏0583行初71号原告夏金娣，女，1940年9月1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代理人张玉芹，住江苏省张家港市，系原告夏金娣性别：××儿。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红旗中路85号。负责人夏纪华，该所副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茅庆平，该所副所长。委托代理人刘静，该所民警。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港城大道180号。法定代表人周斌伟，该局局长。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赵剑锋，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凌杰、李阳，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夏金娣诉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以下简称常阴沙派出所）要求履行公安行政职责及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行政复议附带行政赔偿一案，本院2018年3月28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夏金娣的委托代理人张玉芹、被告常阴沙派出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茅庆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静、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赵剑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凌杰、李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金娣诉称，一、被告常阴沙派出所2017年10月28日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以及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复议维持决定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以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1.关于更正身份证出生年月问题。原告从始至终没有提出要将身份证上出生年月更改成1936年9月29日，也从未提出更正信息为1939年8月3日。2.关于更正身份证信息的依据。在本案中，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事实存在。而1997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是在原告不知情、也从未提出申请的情况下，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擅自作出，其上面的签字并非原告笔迹【原告系文盲】，该1997年常住人口登记表显示内容，上面的住址和原始身份证不符，原告出生日期1940年9月13日系伪造事实。应当以原告于1988年申请登记的、最原始的并由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建档管理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信息为准。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维持决定也应予撤销。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定程序。1.原告在2018年1月23日看到的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交的答复却没有盖章，证据也是复印件。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没有在法定的时间提交有效的证据、依据和答复，违反程序。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未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但是，本案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却作出了维持决定。3.原告在1月24日提交听证申请，遭到拒绝，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举行听证。4.复议机关承办警官一直避而不见，更没有召集原告、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听取意见，不符合法定程序。5.原告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有原告代理人签名、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3日的《申请变更出生日期的事情经过》和一份1月29日当面提交的补充材料，复议机关办案警官始终不写接收回执，不符合法定程序。三、被告滥用职权，认定证据有误。1.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交的四份信访资料显然是以非法手段所得，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认定证据有误。2.被告常阴沙派出所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下半部分说可以根据早期的原始户籍档案更改成1939年，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故意作出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可以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滥用职权。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第（4）条“违法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但是，本案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却作出了维持决定。四、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审理职能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原则，但是本案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了该项原则的规定。2018年1月23日原告查阅的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交的没有盖章的答复、证据时，发现有语言攻击，依据、证据自相矛盾。但是，目前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复议决定书上没有如实呈现出来，涉嫌伪造。五、本案跨越时间太长。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在更正原告身份证信息事宜上诸多为难，滥用职权、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认定事实有误、程序违法、认定证据有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处寻求救济途径，心力交瘁，体力难支，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所以被告应作出赔偿。请求：1、撤销被告常阴沙派出所2017年10月28日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以及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作出的张公行复〔2018〕第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决定；2、请求判令被告履行职责，依法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1988年登记管理的原告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更正原告身份证信息；3、判令因被告作出的错误答复，决定，给原告维权带来的各种经济损失5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夏金娣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复议申请书；3、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4、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5、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6、回执单；7、申请变更出生日期的事情经过；8、夏金妹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997年）；9、夏金妹的身份证复印件（1988年）；10、夏金娣的身份证复印件（2012年）；11、2017年11月3日信访信件；12、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13、申请书；14、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15、1973年户口簿底册、1981年户口簿底册；16、夏金妹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997年）；17、公民户籍登记信息项目更改（正）申请表；18、苏州市公民主项信息变更、更正证明；19、夏金妹的身份证复印件2份；20、夏金娣的户口簿复印件；21、证明；22、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被告常阴沙派出所辩称，2017年3月，夏金娣至我所户籍窗口，要求更改其本人的出生日期由1940年改为1934年，并出具了一张社区归档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中出生日期为1934年，而在居民身份证编号上为1940年，存在矛盾，后又要求将出生日期更改为1936年9月29日。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苏公规[2016]3号）之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我所对夏金娣户籍底册进行查档并做了相关调查。经查：夏金娣由乐余婚嫁常阴沙，根据迁移轨迹，我所查阅两地派出所档案，共调阅至涉及夏金娣信访事项的相关资料7份。经对张某、夏某、尹某等人走访调查，多数人反映称听说夏金娣属老鼠，不清楚具体出生年月日。经至村委会查阅资料，未发现夏金娣1977年2月27日迁往常阴沙农场之前的档案资料。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苏公规[2016]3号）第一百三十四条，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资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因此，对于夏金娣要求更正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的请求，其本人仅提供一份常兴社区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登记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前后矛盾，无法证明其实际出生日期，其也无法提供其他相关原始资料。根据我所对档案资料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核实情况，也无法证明夏金娣实际出生年月为1936年9月29日，故我所对其更正出生日期的请求不予支持并向其解释告知。2017年9月至10月份，夏金娣提交信访资料至张家港市公安局重复提出信访投诉称要求帮其更正出生日期，我所接到内部流转信件后，于2017年10月28日作出《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辩称，2017年12月28日，夏金娣向我单位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等材料，其认为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违法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8年1月3日，夏金娣向我单位补充提交行政复议代理人委托书等材料。2018年1月5日，我单位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和提出答复通知书并送达双方当事人。2018年1月9日，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向我单位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在审理期间，因夏金娣提出阅卷申请，我单位依法组织其进行阅卷，后夏金娣申请听证，我单位经审查认为不需要组织听证，于2018年2月7日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并向其送达。经复议审理，我单位于2018年2月24日依法作出张公行复〔2018〕第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2017年10月28日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2、乐余派出所1961年档案；3、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2页；4、户口簿3页；5、夏金妹身份证复印件（1988年）；6、常住人口登记表（夏金妹）；7、原告2012年7月5日提出的申请；8、苏州市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网页截图；9、常住人口基本信息；10、乐余镇东兴村委会的证明；11、张某的询问笔录；12、夏某的询问笔录；13、尹某的询问笔录；14、刘某的询问笔录；15、蔡某的询问笔录；16、张公局访字第024号“张家港市公安局局领导接待信访群众登记表”；17、2017年9月25日的张公信直字（2017）第重局访024号“张家港市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阅批单”、原告的信访信件和相关附件7份；18、2017年10月23日的张公信直字（2017）第重局访024号“张家港市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阅批单”、信访信件和夏金妹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夏金娣的身份证复印件；19、2017年11月20日的张公信转字（2017）第重局访024号“张家港市公安局处理信访事项阅批单”、信访信件。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3、申请书；4、夏金娣的身份证复印件；5、行政复议代理人委托书；6、张玉芹的身份证复印件；7、常住人口登记表（居委会）；8、申请变更出生日期的事情经过；9、夏金娣给张家港市公安局局长的信；10、夏金妹的身份证复印件（1988年）；11、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12、送达回执；13、提出答复通知书；14、送达回执；15、张家港市公安局常阴沙派出所的行政复议答复书；16、申请更正身份信息的事情经过；17、张公行复[2018]第001号材料补充；18、张玉芹的询问笔录；19、行政复议听证申请书；20、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邮寄凭证及投递记录；21、行政复议决定书；22、送达回执；23、邮寄凭证和投递记录。经庭审质证，原告夏金娣所举证据，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对证据1-22没有异议。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对证据1-20没有异议；认为证据21-22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所举证据，原告夏金娣认为证据1的内容不真实，被告常阴沙派出所称原告提出的生于1936年9月29日，原告的1936年是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推算出来的，之前原告并不知道自己是几几年的，有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供的证据11可以证明，原告并未提出申请更正1939年8月3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出的可以改1939年8月3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证据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目的性有异议；证据5是被告常阴沙派出所的底卡复印件，不是原告提供的；对证据6的意见跟刚才补充的事实及理由中的第三点一致；证据7是里面的警察帮原告写的，原告按的手印；对证据8的真实性、目的性不认可，夏金妹是原告的妹妹，原告没有用过夏金妹的名字；对证据9的真实性、目的性、合法性不认可，这份是凌杰警官提供的，所有的资料均显示原告是文盲，这张表显示是小学文化，上面的姓名、曾用名是错误的，从来没有用过“夏金妹”的名字，夏金妹是原告的妹妹；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目的性有异议，原告并没有提供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所谓的更正1936年的任何原始资料，被告常阴沙派出所也明知没有公安机关原始资料，调查的意义在哪里？对证据11-1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目的性有异议；对证据16有异议，不是重复信访，他们所写的反映问题及要求与我们当时所描述的不吻合，对合法性有异议，根据《信访条例》，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对证据17与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供的信访信，里面反映的内容完全是不吻合的，信访信和后附的7个附件是原告向被告提交的，信访信上的3个要求与阅批单上的反映的问题及要求是不吻合的，对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十条之规定，被告常阴沙派出所都把阅批单和举报信当做证据提交到法庭上了，陆局长当时没有收下2017年9月7日的举报信，我们只是大概的事情让陆局长了解了一下，我们完全是口述的，明确要求查看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并以1988年常住人口登记表更正身份信息的，局长有批示单的，跟阅批单的格式是不一样的；对证据18，信访信件和夏金妹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夏金娣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原告向被告提交的，对合法性、目的性有异议；对证据19，我们已经在2017年11月8日收到了公安信访上的受理通知书，这个日期比11月8日的还要后，我们都有了新的信访受理号了，对目的性、真实性、合法性都有异议，信访事项明确提出了要求查看1988年身份证的常表以及依法依据更正出生年月。证据11-19，原告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原告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份由市政府转下来的举报信，内容跟苏州公安局转下来的是一样的，还看到了一份市长的批示，上面写着“请局长批示办理”。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均无异议。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所举证据，原告夏金娣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对被告常阴沙派出所举证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3，申请书是11月18日递交给局长的，原告想拿给局长，信访上赵警官答应转交的，至于到没到局长手里我们不知道；对证据4-6没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目的性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8不是原告提交的，是代理人口述，凌杰警官写的；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1没有异议；对证据12，当时送达人只有凌杰；对证据13有异议，上面明确显示行政复议答复书有两份，原告当时看到的答复书没有盖章，要求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提供一份，哪怕是复印件，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都拒绝了；对证据14没有异议；对证据15有异议，当时没盖章的行政复议答复书的内容和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15是截然不同的，1月23日看到的答复书格式和现在的不一样，处理意见这一项也没有那么详细，事项说明没有分段写，特别是从注开始“夏金娣母女纠缠编号PH4，事实上派出所已为其调阅了身份证底卡，夏金娣女儿强调的户口本底册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1997年启用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以后换发下来的旧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只保存5年，已经销毁，至于夏金娣女儿反复纠缠的档案编号问题”对1997的疑问，公安派出所户籍档案只有6项是按年度归档的，最后一小节的字体比1月23日看到的小，以上问题曾经向张家港市公安局局领导接访举报、督察大队了解过；对证据16-1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目的性有异议，证据17上有铅笔备注好的，对所有的疑点都提出了疑问，常住人口登记表只保存5年，当时来不及写，就写了“销毁的依据是什么”；对证据18，当时的话凌警官没有完全记录上去，原告当时明确告诉他当时质疑的所有的问题，他说我们答非所问，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没有记录上去；对证据19-20、22-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目的性有异议；对证据2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目的性有异议，证据21上的证据8是凌杰警官审查过程中调出的，对合法性有异议，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原具体行为的证据。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夏金娣所举证据1-10、15-20、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所举证据1-18、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所举证据1-23，本院均依法予以确认。原告夏金娣所举证据11-14、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所举证据19，系被告常阴沙派出所作出答复后的信访材料及原告夏金娣重新提出的变更出生日期申请，与本院的诉讼请求无关，本院依法不予确认。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原告夏金娣向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提出口头申请，请求按照其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对其出生日期进行更正，并提供张家港市常阴沙管理区常兴社区委员会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填写的出生日期为“1934年9月29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XXXXXXXXXXXX”，相互存在矛盾。而后，原告夏金娣又于2017年9月7日、9月19日、10月19日向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负责人去信反映申请更正出生日期事宜，其中落款为2017年9月7日、9月19日的信件中称其出生日期应为1936年9月29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收到原告夏金娣的变更出生日期申请后，从原告夏金娣婚前、婚后所在辖区派出所调取了多份原告夏金娣的档案资料，其中并无其1988年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上述资料登记信息中对原告夏金娣出生日期登记最早为1939年8月3日，1988年签发的身份证复印件显示出生日期为1940年9月13日，并无材料证实原告夏金娣的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对原告夏金娣的儿子张某、弟弟夏某、邻居尹某、刘某、蔡某等人进行了调查，上述人员称原告夏金娣属老鼠，但均未提供证据。2017年10月28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向原告夏金娣作出《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苏公规[2016]3号）第一百三十四条，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常住人口登记表、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出生日期不一致的，以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你生于乐余后婚嫁至常阴沙，根据迁移轨迹，经调阅两地派出所所有涉及你的户籍档案资料，并组织警力进行走访调查，你提出的生于1936年9月29日，查无依据，但根据早期的原始户籍档案，可为你更正出生日期为1939年8月3日”。2017年12月28日，原告夏金娣向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5日受理，并于2018年2月24日作出张公行复〔2018〕第0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常阴沙派出所2017年10月28日作出的《关于夏金娣反映出生年月问题的答复》。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常阴沙派出所在本辖区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户口登记工作；张家港市公安局为常阴沙派出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有行政复议职责，均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常阴沙派出所针对原告夏金娣的申请是否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第二款规定，户口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申请人索取有关变更或者更正的证明。《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要求更正出生日期的，应本着实事求是、尊重事实的原则，从严审查。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实际出生日期与居民户口簿登记出生日期不一致的，可以申请更正出生日期，并提交以下材料：（一）本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二）公安机关原始户籍资料；（三）能证明本人实际出生日期的相关原始资料。第二款规定，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更正。本案中，被告常阴沙派出所收到原告夏金娣的变更出生日期申请后，从原告夏金娣婚前、婚后所在辖区派出所调取了多份原告夏金娣的档案资料，并无材料证实原告夏金娣的出生日期为1936年9月29日；被告常阴沙派出所对原告夏金娣的儿子张某、弟弟夏某、邻居尹某、刘某、蔡某等人进行了调查，上述人员称原告夏金娣属老鼠，但均未提供证据；2017年9月19日原告夏金娣向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负责人的去信中附了一份张家港市常阴沙管理区常兴社区委员会出具常住人口登记表，该表登记的出生日期和居民身份证号码矛盾。被告常阴沙派出所经过调取档案资料、走访调查，结合原告夏金娣提供的材料，原告夏金娣对于按照其申领1988年身份证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为准，对其出生日期进行更正或者出生日期更正为1936年9月29日的申请并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常阴沙派出所针对其申请所作答复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并无不当。二、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的行政答复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本案中，被告张家港市公安局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上述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由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并造成损害，且该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夏金娣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常阴沙派出所的行政行为、张家港市公安局的复议行为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事实，亦未提交其人身、财产等权利受到损害及损害程度的证明材料，原告夏金娣主张行政赔偿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夏金娣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夏金娣的赔偿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夏金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季志康人民陪审员  李建川人民陪审员  吴伟萍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吴昱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