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113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才，男，1970年3月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健超，北京钊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潞海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全部。法定代表人：刘景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军，北京潞海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职员。原审第三人：郭宝强，男，1972年6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上诉人刘春才因与被上诉人北京潞海佳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潞海佳公司）、原审第三人郭宝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2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春才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刘春才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潞海佳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仅凭主观臆断，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刘春才与刘景萱于2011年11月20日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期是2011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租金共计504000元，并约定刘春才有权在承租土地上建地上物，并享有新建地上物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因拆迁所得的房屋重置成新价、搬家奖励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等在内的补偿、赔偿款项等。刘春才在一审时提交的《租赁合同》为复印件，但复印件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不应否定《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对于刘景萱的转租行为，前北营村委会予以认可，只是未在租赁合同上签字盖章，故刘春才向一审法院提交《租赁合同》复印件时，前北营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才在复印件上签字并盖章，由此可见《租赁合同》真实有效。刘春才交纳租金是真实的，收条是刘景萱亲笔所写，因郭宝强外债较多，所以刘景萱要求刘春才支付现金。刘春才已经提供《出库单》，并提供了证人证言，足以证明涉诉场地上的房屋是刘春才所建。郭宝强所欠外债较多，第一次拆迁款已被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冻结，划拨完毕，刘春才只能针对第二次拆迁款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潞海佳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刘春才的上诉请求。郭宝强未参加庭审，未发表陈述意见。刘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停止执行（2017）京0112执异355号执行裁定书；2．判令确认刘春才在涉案场地出资所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为刘春才所有；3．诉讼费由潞海佳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时，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该院认定如下：该院依据（2015）通民（商）初字第08222号民事判决书对潞海佳公司与郭宝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进行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京0112执2238号。执行过程中，该院于2017年11月14日出具执行文书，划拨刘景萱的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7578223元。刘春才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该院经审查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2017）京0112执异35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刘春才的异议请求。2017年12月27日刘春才向该院提交起诉状，请求判令停止执行（2017）京0112执异355号执行裁定书并确认刘春才在涉案场地出资所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为刘春才所有。另查，2011年4月2日，刘景萱与村委会、李勇、高淑河签订《协议书》，约定此前由李勇、高淑河从前北营村委会承租的九亩涉案场地自2011年4月2日起由刘景萱承租，刘景萱向李勇、高淑河支付地上物补偿款1250万元等。次日，刘景萱与李勇、高淑河签订《补充协议》，就上述地上物补偿款1250万元分期给付情况进行约定。前北营村委会在《补充协议》上加盖公章。2014年7月，涉案场地被搬迁，根据刘景萱与搬迁人签订的《非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刘景萱共获得各项拆迁补偿款15156446元。郭宝强与刘景萱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9年12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1年5月31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在双方的离婚协议中未对涉案场地相关权益进行分割处理。一审庭审中，刘春才称，刘景萱将涉案场地西南侧1000平方米房屋及院落转租给他，相应拆迁权益应该由其享有。为证明该主张，刘春才向该院提交其与刘景萱于2011年11月2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2012年10月25日刘景萱出具的《收条》一张，其中《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刘景萱将涉案场地西南侧1000平方米房屋及院落转租给刘春才，期限从2011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租金为504000元/年，共计504000元；刘春才有权在承租土地上新建地上物，并享有因本人出资新建的地上物产生的相关利益，包括因拆迁所得的房屋重置成新价、搬家奖励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等在内的补偿款。刘春才称，《租赁合同》系自前北营村委会处复印而来，复印时前北营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杨寿兵在见证人处签字，开庭前前北营村委会在见证人处加盖公章。另有《收条》显示，刘景萱收到刘春才租金共计504000元。经询问，刘春才表示十年租金共计504000元，《租赁合同》中关于月租金的表述系笔误，租金系以现金形式交付。经询问，刘景萱对转租事实予以认可，其表示与搬迁人就拆迁补偿协商时并未向搬迁人披露转租事实。潞海佳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刘春才称，其于2013年3月在涉案场地上建房，自有工程队施工，仅需购买建筑辅料。为了证明该主张，刘春才向该院提交2017年11月30日前北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出库单》及证人证言。其中《证明》显示，2012年刘春才从刘景萱和前北营村签订合同中租刘景萱厂房后自行出资建设约1000平。前北营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杨寿兵在见证人处签字，前北营村委会加盖公章。经询问，杨寿兵表示，刘景萱与刘春才之间的转租系其双方私下行为，前北营村委会并未经手；关于刘春才主张的其在涉案场地上建房1000多平方米，系自刘春才处听说，对于是否由刘春才出资、实际建设面积等并不清楚。另有《出库单》显示，刘春才于2013年3月21日、2013年3月23日自北京金鑫旺达公司购买方管、角铁、板等钢材。经询问，证人张某表示曾在几年前向刘春才在前北营村的工地送过水泥沙子，刘春才为包工头，工地系刘春才包工的。证人柯某表示曾给刘春才在前北营村的工地做过窗户，对于工地是谁的活并不清楚，只是与刘春才结的账。潞海佳公司对上述证据亦均不予认可。另，刘春才称，上述房屋建成后并未对外出租，只是为了获得拆迁款，实际由前北营村委会使用且并未收取租金。关于拆迁补偿款的金额，刘春才称，经与潞城镇拆迁办核实自行计算如下：提前搬家奖励费：500元*991．2平方米=49560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608元*991．2平方米=602649．6元；房屋重置成新价：6849139元/4550．6平方米*991．2平方米=1491873．6元。共计2590123．2元。刘春才另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六案，其表示上述款项在七案中平均分配。经核算，每案370017．6元。再查，该案审理过程中，郭宝强向该院邮寄书面送达地址确认书，该院根据该送达地址确认书向其邮寄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其均未到庭应诉，仅向该院邮寄书面答辩书。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中，刘春才要求停止对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执行主张的依据为，其与刘景萱就涉案场地房屋及院落进行了转租，涉案场地上1000多平方米建筑系由刘春才自行建造，故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属于刘春才。刘春才为证明其通过租赁场地、自建房屋取得涉案场地使用权进而取得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所有权，向该院提交了其与刘景萱签订的《租赁合同》、《收条》、《证明》、《出库单》及证人证言。首先，刘春才未提交其与刘景萱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其称《租赁合同》系自前北营村委会复印所得，《租赁合同》的签订未经过前北营村委会见证，前卫营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杨寿兵签字系在复印时补签，前北营村委会公章系该案开庭前加盖。该院无法据此确认《租赁合同》真实性。另，《收条》虽系原件，但刘春才称504000元租金系通过现金方式交付且租金交付无其他证据佐证，该院亦无法确认租金交付行为的真实性。其次，《证明》系前北营村委会出具，涉案场地所建房屋在拆迁前一直由前北营村委会无偿使用，前北营村委会与该案存在利害关系。结合刘春才从事建筑工程承包的职业属性，其提交的《出库单》以及证人证言无法证明上述建筑材料系其自建涉案场地房屋所用，亦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自建房屋事实。另外，涉案场地为刘景萱整体租赁合同场地的一部分，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分两次发放。刘春才向该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所针对的系第二次拆迁补偿款，且刘春才与刘景萱之前并未协商拆迁补偿款分配事宜，亦不符合常理。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该院认定刘春才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刘春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才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期间，刘春才称虽然卷宗中没有记载，但其在一审时向法院提交了《租赁合同》原件，刘春才与刘景萱签订《租赁合同》时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在一审开庭前双方持两份《租赁合同》原件去村委会盖章时，村委会称只需在一份复印件上盖章，刘春才随手拿了两份原件中一份复印后由村委会盖章，后两份《租赁合同》原件中的一份丢失，现在刘春才手中的《租赁合同》原件与复印件加盖村委会章的《租赁合同》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签字、按手印处有差别。潞海佳公司称，一审时刘春才仅提交了加盖村委会章的复印件，没有提交《租赁合同》原件，现刘春才手中的《租赁合同》原件是其为上诉而后补的。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是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只有案外人就该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情形下，其诉讼请求当得以支持。判断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需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益；二是如果享有实体权益，该实体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本案中，刘春才主张其从刘景萱处承租涉案场地院落及地上物，并自行建造1000多平方米建筑，涉案场地拆迁补偿款属刘春才，故刘春才对此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由此可见刘春才所主张的对执行标的享有实体权益是基于其与刘景萱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即使刘春才与刘景萱之间形成了真实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但其权益来源系《租赁合同》项下的约定，仅是基于《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并非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因钱款属种类物并非特定物，该笔钱款不存在专属性，在潞海佳公司基于与郭宝强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所享有的债权与刘春才基于与刘景萱之间的租赁关系所享有的债权系平等的债权关系的情形下，刘春才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利在效力上并不优先于潞海佳公司对执行标的所享有的权利，故即使刘春才基于其与刘景萱的租赁关系享有实体权益，但该实体权益并未达到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程度，故本院对于刘春才的请求难以支持。关于刘春才与刘景萱之间租赁合同关系的真实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债权纠纷，刘春才与刘景萱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刘春才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刘春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春才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春香审判员  张 慧审判员  贾 旭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熊静法官助理何平书记员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