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5民终13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克俭，男，1968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委托诉讼代理人：臧祝文，江苏丁晓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姑苏区赵东民玉器店，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乔司空巷**1A02。经营者：赵东民，男，197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芳芳，江苏和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龚克俭与被上诉人姑苏区赵东民玉器店（以下简称赵东民玉器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6)苏0591民初9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龚克俭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东民玉器店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以借条和承诺书为定案依据认定龚克俭承担玉石交易的损失，依据不足，而且与赵东民玉器店自认以及交易录像反映的客观事实相互矛盾。首先，借条是在玉石被骗回来途中写的，并不是龚克俭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赵东民玉器店为了让徐琦出具凭证的一个托词，所以借条并不构成事后追认。事实上，双方从来没有商谈过出借玉石，赵东民玉器店也没有证据证明玉被骗之前双方磋商过玉石出借事宜。其次，在报警笔录中，赵东民玉器店亲口对警方陈述交易的玉石是自己的，一定要上海方返还玉石。这不但能证明在玉石交易中赵东民玉器店才是卖方，而且构成法律上的自认。第三，从承诺书的内容看，并不是单纯承诺一定期限内付款，而是附加了玉石被警方追回的条件。在警方追回的条件下，要么结清货款，要么归还玉石。双方在承诺期满前并没有进行过结算。在一审庭审中赵东民玉器店也承认曾向龚克俭承诺97.5万元的价格，但龚克俭并没有认可，这同时说明在2016年5月11日双方对被骗玉石没有定价，更何况在2016年4月23日。2、赵东民玉器店是案涉玉石买卖交易的卖方。首先，一审庭审中，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是卖方，而赵东民玉器店是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从交易录像中可以看到，是赵东民玉器店将玉石交给了买方。第三，交易录像以及一审庭审中，赵东民玉器店都承认第一次没有交货成功是因为其不愿意交货，认为有风险。第二次，赵东民玉器店将玉石交给了对方。在交付的时候，赵东民玉器店仍然觉得有风险，故将价值最大的玉石扣留下来没有交易。因此，从交易过程来看，是赵东民玉器店决定玉石是否交易以及交易的范围。3、案涉玉石交易中，买方是上海方，卖方是赵东民玉器店，上海方的居间人为徐琦，赵东民玉器店的居间人是龚克俭。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错误。龚克俭在一审中申请追加徐琦作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通知徐琦作为证人到法庭作了陈述，但是该证据并未经过举证质证。三、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在刑事案件侦破后或者有结果以后审理较为妥当。赵东民玉器店辩称，赵东民玉器店与龚克俭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龚克俭应当就从赵东民玉器店处所拿玉器支付相应价款。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龚克俭的上诉请求。赵东民玉器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龚克俭支付赵东民玉器店玉器款110万元；2、判令龚克俭支付自2016年9月1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龚克俭实际支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龚克俭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赵东民玉器店主张龚克俭向其购买价值112万元的玉器，赵东民玉器店应龚克俭的要求于2016年4月22日陪同龚克俭至上海交易玉器的过程中，作为出卖人的龚克俭被骗，相关玉器下落不明。龚克俭则认为，其并非涉案交易的出卖人，仅是交易的居间人，龚克俭对于赵东民玉器店玉石被骗无过错，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后龚克俭于2016年4月25日向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郭巷派出所报案，并形成接处警工作记录表（编号：042600046），该记录表“处警经过及结果”处载明“2016年4月25日，郭巷所陆续接龚克俭等人报警称：一名叫徐琦的男子与其买玉器产生纠纷，后经民警调查了解，案件始发地不在我所管辖，嘱其去始发地派出所报案。”就相关事实，郭巷派出所于当日询问龚克俭、赵东民、案外人徐琦制作询问笔录，根据相关询问笔录，龚克俭在郭巷古玩城从事玉器经营活动，案外人徐琦声称有上海客户要购买大件玉器，遂找到龚克俭欲从龚克俭处购买相关玉器，龚克俭答应徐琦的要求。因龚克俭经营的是小件玉器，无大件玉器，故从赵东民玉器店处调取了7件玉器，价值112万元。2016年4月22日早上，赵东民玉器店经营者赵东民、龚克俭、徐琦以及案外人朱媛媛从苏州至上海交易玉器，至位于上××普陀区的迪索咖啡店后，徐琦称系买家副手的人拿走了涉案玉器。后相关人员未支付玉器款也未归还玉器。次日，在从上海返回苏州路上，龚克俭向赵东民玉器店出具了借条一份。就涉案玉器，龚克俭于2016年4月23日向赵东民玉器店经营者赵东民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赵东民和田玉总价值壹佰壹拾万圆整（￥：1100000），龚克俭，2016.4.23。”同日，案外人徐琦向龚克俭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龚克俭和田玉7件，总价值贰佰贰拾捌万元整（￥2280000.00），徐琦，2016.4.23。”赵东民玉器店以此证明龚克俭自赵东民玉器店处拿走价值110万元的玉石，并以228万元的价格出卖给案外人徐琦。龚克俭确认上述两份借条的真实性，但认为龚克俭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6年4月23日，涉案玉石在4月22日已经被骗走，不存在龚克俭于4月23日从赵东民玉器店处借走玉石的情况，另，龚克俭系应赵东民玉器店的要求向其出具借条以使徐琦向龚克俭出具借条，赵东民玉器店承诺在徐琦出具借条后，将龚克俭出具的借条退还赵东民玉器店，故龚克俭出具借条也并未其真实意思表示，110万元也并非玉石的真正价格。为此，龚克俭提交了徐琦、朱媛媛的证人证言及谈话笔录，相应证据表明龚克俭出具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赵东民玉器店对上述证据的内容不予认可，认为其并未逼迫相关人员出具借条。就涉案玉石款项的支付，龚克俭于2016年5月11日向赵东民玉器店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于2016年9月11日前结清货款或归还所有玉器。注：玉石如数追回（警方）；归还所有货款（现金）。承诺人：龚克俭。赵东民负责协助本人一起破案为止。2016年5月11日。”一审庭审中龚克俭确认，上述承诺书系龚克俭于2016年5月11日在赵东民玉器店门店书写，现场的人除赵东民外，还有另外三个人，写好承诺书后，龚克俭于当日下午2点左右从赵东民玉器店处离开，但承诺书并非龚克俭的真实意思表示，理由为：1、在书写承诺书之前，赵东民玉器店多次纠缠龚克俭催债；2、写承诺书的现场人多，造成环境压迫；3、赵东民答应负责破案为止，让龚克俭误认为会在2016年9月11日破案，使龚克俭有错误认识；4、赵东民及其余三人语言威胁龚克俭如不还钱或玉器，就去龚克俭家中或店里闹，其无奈下写了承诺书。赵东民玉器店认为，赵东民玉器店并未威胁、胁迫龚克俭书写承诺书，龚克俭书写承诺书时，赵东民玉器店店门打开，人来来往，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其余三人均是龚克俭认识多年的人，并不存在龚克俭受胁迫之说，承诺书是龚克俭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龚克俭提交了写承诺书时的录像，赵东民玉器店认为，录像可反映出龚克俭书写承诺书时环境开放，赵东民玉器店并未胁迫龚克俭。就龚克俭向赵东民玉器店出具承诺书的事宜，龚克俭于2016年5月18日向观前派出所报警，并形成询问笔录一份，载明：“问：你因何事上门报警？”“答：我被人逼着写了一份承诺书。”“问：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答：一周前（2016年5月11日）中午，赵东民叫我去他位于观前古玩城内的店里玩玩，所以我就去了，当时赵东民的店里有连同赵东民在内的4个男子。在店内的时候，赵东民和其他3个我不认识的男子和我说，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思做，就要拆掉我的店，并要去我家里闹，给我颜色看。他们4人就逼我写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是至2016年9月11日前要我归还玉石，或者支付110万元。在他们逼我写承诺书的时候还不让我上厕所，还和我说，你是本地人，你有房有车，我们不怕你。他们语言上逼迫我，当时我就一个人，他们有4人，而且我开的玉石店与赵东民的玉石（店）都位于同一个市场内，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写了那个承诺书。”“问：在赵东民店内，其与他人逼你写承诺书的时候是否有殴打你的情况出现？”“他们4人没有动手打我，但是一直用语言威逼我。”一审法院认为，龚克俭于2016年4月23日出具的借条载明“借”到赵东民玉器店经营者赵东民价值110万元的和田玉，表明龚克俭负有向赵东民玉器店归还相应玉石的义务。因龚克俭未能归还涉案玉石，其于2016年5月11日另行向赵东民玉器店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于2016年9月11日前归还玉石或支付玉石款。龚克俭认为，借条和承诺书虽为其本人所写，但并未其真实意思表示，为此，龚克俭提交了徐琦、朱媛媛的证人证言、录像、询问笔录等证据，但证人证言关于借条出具过程的内容，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书写承诺书时的录像中无赵东民玉器店胁迫龚克俭的相关内容；询问笔录系龚克俭于书写承诺书后七天在观前派出所作出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龚克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龚克俭系受在欺诈或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的借条和承诺书，故借条和承诺书系龚克俭真实意思表示。龚克俭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出具承诺书的法律后果：应按照承诺书的内容在2016年9月11日前归还玉石或支付玉石款，逾期归还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龚克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赵东民玉器店归还了玉石，故赵东民玉器店要求龚克俭支付玉石款1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龚克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东民玉器店玉器款1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10万元中未支付部分为基数，自2016年9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龚克俭实际付款之日止）。龚克俭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700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19700元，由龚克俭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二审另查明，郭巷派出所于2016年4月25日对龚克俭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龚克俭称“第二天徐琦就写了一张228万元的欠条给我，因为我这些玉器之前谈好要卖228万的。”二审再查明，一审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传唤徐琦作为证人到庭进行陈述，并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对徐琦的谈话笔录，双方当事人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并向徐琦进行了发问。本院认为，2016年4月23日龚克俭向赵东民出具的借条载明其借到赵东民和田玉总价值110万元，后又于2016年5月11日向赵东民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16年9月11日前结清货款或归还所有玉器。该两份书证相结合，应认定系龚克俭向赵东民玉器店作出了归还玉器或货款的意思表示，赵东民玉器店据此主张龚克俭支付玉器款，有事实依据。龚克俭认为借条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仅是为了让徐琦向龚克俭出具凭证，但龚克俭在借条之后又出具了承诺书，而承诺书中虽载有“玉石如数追回（警方），归还所有货款（现金）”的相关内容，但该条件不是必然发生，龚克俭以此抗辩，依据并不充分。且从郭巷派出所2016年4月25日对龚克俭作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来看，龚克俭称“第二天徐琦就写了一张228万元的欠条给我，因为我这些玉器之前谈好要卖228万的”，该陈述中明确，龚克俭作为卖方已与买方谈好价格，故龚克俭认为赵东民玉器店是卖方，其仅是居间方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龚克俭就程序提出的异议，一审中，徐琦作为证人到庭作了陈述，一审法院当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谈话笔录，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并向徐琦进行了发问，故一审并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案系审理龚克俭与赵东民玉器店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龚克俭认为应在刑事案件侦破后或者有结果以后审理，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综上，龚克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上诉人龚克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水娟审判员  李晓琼审判员  蒋毅颖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丹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