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203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潮荣汽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三路****楼**。法定代表人：李沛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昌仪，广东普罗米修（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少容，女，1967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俊文，男，197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淑华，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潮荣汽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少容、叶俊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66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潮荣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判决潮荣公司无需支付叶俊文5万元货款及利息；2、本案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叶俊文承担。事实和理由：潮荣公司与叶俊文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5月3日，潮荣公司向案外人陈某购买两套酸枝红木家具，约定价款共计15万元人民币，当日付清全部货款，并由陈某委托的收款人即本案的叶俊文收取（关于陈某在法庭陈述的和公司委托的杨少容有私下交易或其他书面资料，公司正在联系杨少容）。2017年5月11日潮荣公司派杨少容去陈某仓库提货，就在提货的过程中，未经潮荣公司授权就与叶俊文签订《红木家具买卖合同》，杨少容的行为完全超越所授权范围，事后也未得到潮荣公司的追认，该合同对潮荣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没有约束力。其次，叶俊文并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涉案家具并不是叶俊文所有，案外人陈某在证人证言中明确表示叶俊文无权进行处置其财产。潮荣公司付款至叶俊文的银行账户，完全是案外人陈某的委托其收款，与买卖合同没有关系，况且是在签订《红木家具买卖合同》之前。第三，案外人陈某已经于2018年3月8日就涉案两套家具的所属向蓬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8）粤0703民初1758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中止诉讼情形（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之规定，理应中止案件组送而不中止诉讼，在审理程序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潮荣公司有失公允。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致使一审判决结果错误。为此，潮荣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重新判决潮荣公司无需支付叶俊文5万元货款及利息。二审期间潮荣公司补充如下意见：潮荣公司经过核实在2017年5月3日，潮荣公司与叶俊文之间签订一份红木家具买卖合同约定两套家具总价为15万元，该证据复印件也已经提交法庭，足以说明潮荣公司所购买的两套家具就是15万元并不是20万元，杨少容在2017年5月11日之后所作出的承诺并非潮荣公司单位的真实意思，没有得到潮荣公司授权，事后也没有追认，因此所作出的承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叶俊文辩称：1、涉案家具是叶俊文所有。虽然潮荣公司一直抗辩不是属于叶俊文，但是没有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而潮荣公司提及的陈某只是买卖介绍人。本案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是叶俊文与杨少容签订的。由于杨少容是潮荣公司员工，并且手持盖有潮荣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前来进行交易。其有理由相信杨少容就是代表潮荣公司行使交易行为。而且签订合同前潮荣公司已经向叶俊文支付货款15万元，对于支付货款签订合同以及送货单上的交易事宜其也基于礼貌通过微信告知陈某，其完全知晓该买卖的信息。2、陈某发信息给潮荣公司告知其收款账号以及自叶俊文收到货款后陈某也没有要求叶俊文把货款转给陈某。由此可见，陈某本意也是认为涉案红木家具也是叶俊文所有，该红木家具买卖相对方也是叶俊文和潮荣公司。3、潮荣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也是承认本案的合同相对方是叶俊文和潮荣公司，也承认该家具是叶俊文所有。4、潮荣公司提交的买卖合同是伪造的。理由是在一审庭审中，本案一审庭审开过三次庭，但是潮荣公司从来没有确认在该红木家具买卖合同中盖过公章。杨少容前往江门签合同提货时手上也没有持有公章。本案叶俊文提交给法院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一式两份，其中一份通过邮寄方式给杨少容，当时合同上邮寄给杨少容的合同是没有潮荣公司的公章，只有杨少容与叶俊文签字。潮荣公司在二审庭审提交的买卖合同是两页纸，两页纸字迹不一样，最明显的是第一页与第二页页码规格不一致，第一页页码没有波浪线，第二页是有波浪线。有理由相信潮荣公司将本案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第一页予以偷换并修改了价格为15万元。因此潮荣公司提供的证据不符合事实。杨少容未作答辩。叶俊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潮荣公司、杨少容互负连带责任向叶俊文支付货款5万元，并赔偿叶俊文的利息损失1276元（以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从2017年7月1日暂计算至2017年11月6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潮荣公司、杨少容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少容是潮荣公司的员工。2017年5月3日（实际签订日是2017年5月11日，为倒签合同），叶俊文与潮荣公司作为合同的甲方（卖方）与乙方（买房）签订《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合同主要内容约定如下：由叶俊文向潮荣公司出售“刀状黑王檀”老挝黑酸枝沙发（11件套）2套，单价为10万元，总价为20万元；付款方式：签订协议之日潮荣公司向叶俊文支付15万元作为定金，余款5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付清；潮荣公司自行提货，现场验收，提货时视为当日验收合格。合同的签署人为叶俊文与杨少容。该合同尾部显示手写内容如下：货款由广州潮荣汽检发展有限公司汇给叶俊文账户，今由本人杨少容代表提货。提货人：杨少容。2017年5月11日。2017年5月3日13时31分，潮荣公司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5万元至叶俊文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44。2017年5月3日14时33分，潮荣公司的执行董事车予明在微信向陈某发出如下文字内容：国贤，把委托书发给我，转发给财务。完善财务手续，车总。2017年5月3日14时41分，陈某在微信向车予明发出如下文字内容：委托书今陈某，身份证号码，委托广州潮荣汽检发展有限公司付款给叶俊文工商银行账号62×××44，委托事由：购买家具，黑酸枝十件两套，质量标准：以广州潮荣汽检发展有限公司验证合格为准，家具由陈某提供。供应商：陈某。2017年5月3日。2017年5月11日，广州潮荣公司委托杨少容提货，当日，杨少容向叶俊文出示盖有潮荣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由叶俊文接洽杨少容到陈某的仓库提取上述2套“刀状黑王檀”黑酸枝沙发（11件套）。收货后，杨少容在送货单的“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签名。该送货单上显示手写内容“余款5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同日，由杨少容代表潮荣公司与叶俊文签订上述《红木家具买卖合同》。2017年8月18日，潮荣公司在叶俊文处再次购买2套“刀状黑王檀”黑酸枝沙发（11件套），总价为20万元。经手人是潮荣公司的执行董事车予明。2017年9月22日，叶俊文委托律师通过EMS快递向广州潮荣公司、杨少容发出律师函，催收5万元货款。两份快递分别于2017年9月25日、2017年9月23日妥投。2017年11月6日，叶俊文以广州潮荣公司、杨少容拖欠5万元货款为由提起本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综合叶俊文、潮荣公司、杨少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如下：一、叶俊文是否本案适格原告；二、《红木家具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三、杨少容签订合同的权限问题；四、潮荣公司应否向叶俊文支付5万元货款；五、杨少容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叶俊文是否本案适格原告的问题。根据《红木家具买卖合同》显示，合同签订的买卖相对方分别是叶俊文与潮荣公司，叶俊文根据该买卖合同的约定，主张潮荣公司履行支付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一方有权利主张另一方履行合同义务，叶俊文作为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具有适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关于《红木家具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基于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结果相分离的原则，本条规定出卖人在订立合同时，即使对出卖的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也不影响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因此，潮荣公司不能以叶俊文在签订合同时无所有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而且，作为合同相对方，潮荣公司已收到合同标的，叶俊文完成交付义务。如叶俊文对合同标的存在所有权瑕疵，相关权利人可对其提起侵权责任之诉，但不影响本案买卖合同的效力。三、关于杨少容签订合同的权限问题。潮荣公司抗辩只是委托杨少容提货，并无授权其签订合同的权限，因此，该合同对潮荣公司无法律拘束力。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潮荣公司在委托陈少容提货之前已经通过转账方式支付15万元货款给叶俊文，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生效，在杨少容向叶俊文出示潮荣公司的营业执照要求提货时，叶俊文有理由相信杨少容有潮荣公司委托代理的代理权。而且，叶俊文也保存了该营业执照，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即使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杨少容提货时所确认的送货单上已注明货物标的总价为20万元，并约定余款5万元于2017年6月30日前付清。因此，即使潮荣公司没有授权杨少容签订合同的权限，杨少容的代理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潮荣公司承担。四、关于潮荣公司应否向叶俊文支付5万元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潮荣公司主张涉案家具属于案外人陈某所有，其合同相对方是陈某，并非叶俊文，其与陈某达成的合同标的总价为15万元，并非20万元，因此，潮荣公司认为无需向叶俊文支付5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陈某作为本案的证人证言反映，陈某承认其与叶俊文之间存在合作、合伙关系，亦允许叶俊文代卖家具。对于涉案家具属于何人所有，陈某与叶俊文各执一词。综合本案的证据显示，无论是合同的卖方、家具的交付方，还是货款的接收方均是叶俊文，虽然潮荣公司的证人陈某主张涉案家具属于其所有，但并无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也未能就相关事实作出合理解释：首先，陈某承认有叮嘱叶俊文与潮荣公司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叶俊文在微信上向陈某发送了收款资料和买卖合同。如果家具属于陈某所有，为何合同的“卖方”显示是叶俊文而陈某不提出异议？其次，陈某述称一方面委托叶俊文代收货款，另一方面将叶俊文的银行账号发至潮荣公司，指示潮荣公司将货款直接转账至叶俊文的银行账户。如果家具属于陈某所有，为何陈某不直接指示潮荣公司将货款直接汇至其银行账户，而是指示潮荣公司将货款转至叶俊文名下的账户？第三，陈某与潮荣公司均承认是由陈某发送叶俊文的银行账号给潮荣公司后，潮荣公司才汇款给叶俊文。但证据显示，2017年5月3日13时31分，潮荣公司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5万元至叶俊文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2017年5月3日14时41分，陈某才在微信向潮荣公司的执行董事车予明发出叶俊文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就是说，在陈某向潮荣公司发出叶俊文的银行账号之前，潮荣公司已经向叶俊文汇款成功。第四，在叶俊文与杨少容签订合同的事实上，陈某在庭审作证时，一开始表示不清楚双方有签订书面合同，后来又表示在合同签订后，叶俊文已经在微信向其发送收款资料与买卖合同。陈某的证词前后不一致。综上，潮荣公司关于涉案家具不属于叶俊文所有的抗辩意见并无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的查明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叶俊文为本案买卖合同的卖方。综上，无论从合同签订还是支付货款的履行情况，叶俊文与潮荣公司之间已符合买卖合同关系的形式要件，叶俊文与潮荣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叶俊文已经依合同约定向潮荣公司履行交付义务，现主张潮荣公司履行支付货款余款5万元的义务，有合理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潮荣公司逾期付款，已构成违约，且确实造成叶俊文利息损失，对于叶俊文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予支持。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同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加收30%-50%……。”的规定，叶俊文主张以拖欠货款5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本案逾期付款利息，有合法的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五、关于杨少容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杨少容作为潮荣公司的员工，代表潮荣公司与叶俊文签订《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合同显示的买方是潮荣公司，潮荣公司确认已收到货物。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潮荣公司是合同支付货款的义务方，叶俊文主张杨少容承担本案连带清偿责任并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潮荣公司应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叶俊文支付货款5万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5万元为本金，从2017年7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驳回叶俊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2元，由潮荣公司负担。二审期间，潮荣公司提交叶俊文与潮荣公司于2017年5月3日签订编号为201701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说明潮荣公司所购买的两套家具就是15万元并不是20万元，杨少容在2017年5月11日之后所作出的承诺并非潮荣公司单位的真实意思，没有得到潮荣公司授权，事后也没有追认，因此所作出的承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叶俊文的质证意见与答辩意见一致。本院认定如下：潮荣公司在一审中并未提交该份由叶俊文与潮荣公司签订的合同，按其提交的该份合同签订与叶俊文提交的合同版本和金额并不相同，潮荣公司对于该合同在何时何地签订何时加盖公章，合同版本由谁提供均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上述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对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从合同洽谈缔约的经过来看，叶俊文与潮荣公司及证人陈某的陈述虽有出入，但从各方的陈述至少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在叶俊文与杨少容签订涉案《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前是通过陈某与潮荣公司洽谈涉案两套家具的买卖，陈某将叶俊文的银行账户提供给潮荣公司，潮荣公司转账15万元至叶俊文银行账户。从叶俊文和陈某的陈述可知，叶俊文并未直接与潮荣公司接触，其没有直接向潮荣公司提供其银行账户，叶俊文亦并未否认陈某向潮荣公司提供其账户的事实。虽然一审查明的潮荣公司转账15万元至叶俊文银行账户的时间在陈某微信向潮荣公司提供叶俊文银行账户之前，但时间实际相差不到10分钟，不排除不同平台系统的时间误差所致。在陈某与潮荣公司洽谈时，陈某还向潮荣公司出具委托书，从委托书内容可知陈某是以出卖人的身份与潮荣公司洽谈，并委托潮荣公司支付至叶俊文账户，陈某并未向潮荣公司披露涉案家具的出卖人为叶俊文，陈某与潮荣公司均陈述涉案两套家具的价格为15万元；叶俊文虽主张陈某仅是中间介绍人其才是实际出卖方，但并无提交其委托陈某出卖家具的相关委托手续，在诉讼中其仅是提交了其与杨少容签订的涉案家具买卖合同予以佐证，但该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涉案家具买卖合同的出卖方是叶俊文本人。虽然杨少容是潮荣公司的员工，但现并无证据显示是潮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潮荣公司的对外签约代表，杨少容代表潮荣公司提货当时亦没有向叶俊文出示潮荣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或带有潮荣公司公章，杨少容仅是向叶俊文出示了加盖有潮荣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对于杨少容在没有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带有公章的情况下能否代表潮荣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叶俊文负有进一步审查杨少容身份核实其能否代表潮荣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义务，而杨少容代表潮荣公司提货当天仅是向叶俊文表明其是潮荣公司员工并出示潮荣公司的营业执照要求提货，但叶俊文并没有向潮荣公司进一步核实情况，并未尽到完全审慎的注意义务即与杨少容签订合同，杨少容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事后潮荣公司亦未予以追认，叶俊文与杨少容签订涉案买卖合同并不约束于潮荣公司。潮荣公司委托其员工杨少容至陈某仓库处提货，在杨少容至陈某仓库处提货时潮荣公司并没有授权杨少容另行签订合同，故应认定杨少容至陈某处提货是履行陈某与潮荣公司之前洽谈的合同内容。本案涉案家具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为陈某与潮荣公司，叶俊文以其与潮荣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并主张潮荣公司和杨少容连带支付余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杨少容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叶俊文与潮荣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潮荣公司应向叶俊文支付余款5万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陈某与叶俊文之间关于涉案家具所有权之争并不影响本案的实质处理，本案无需以另案处理结果为依据，故潮荣公司上诉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潮荣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661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叶俊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82元，由被上诉人叶俊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82元，由被上诉人叶俊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海审判员 谢敏忠审判员 张萍辉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吴飞凡书记员李美茹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