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石民三初字第00324号 原告：刘凤文，女，汉族，1950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会君、黄启力，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晋州市工业路21号。 法定代表人：王宇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单槐生，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宇辉，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第三人：王晓平，女，1969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 第三人：袁秀琴，女，1938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系原第三人王三位妻子。 第三人：王晓云，女，1964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系原第三人王三位女儿。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单槐生，河北君和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凤文与被告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东纺织公司）及第三人王宇辉、王晓平、王晓云、袁秀琴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案件审理过程中原第三人王三位去世，之后原告刘凤文申请变更当事人，申请变更为王三位继承人袁秀琴、王晓云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凤文委托诉讼代理人肖会君、黄启力，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及各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单槐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凤文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合法拥有被告三分之一的股权；2.请求依法判令第三人王宇辉、王晓平将其所持被告股权的三分之一过户至原告名下，并判令被告配合办理工商登记手续；3.请求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告刘凤文原系石家庄柏林庄村村民，第三人王三位是原告刘凤文的姐夫。1985年第三人王三位与原告在柏林庄村共同出资建厂开始经营，从个体、合伙、挂靠集体企业到成立有限公司经营，经过30余年的创业历程，现已发展成为以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新大东纺织公司（即本案被告）、沙河东源公司以及河北圣源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源公司）为核心的“新大东系企业”。新大东系企业虽然由多个对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组成，但实际上从管理、行政、财务、采购、销售、招聘、培训、建设、分红等各方面都是统一管理的。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是新大东系企业的实际股东和共同创始人，新大东系企业各个公司的股权也是由原告和第三人王三位的子女和女婿代为持有。原告刘凤文与第三人王三位原本合作一直很好，王三位在管理公司方面做的工作多一些，原告刘凤文也充分理解并在股份方面作出让步，最终原告刘凤文在新大东系企业各个公司中的股权份额缩减到三分之一，第三人王三位在新大东系企业各个公司中的股权份额提高到三分之二。从2007年起，第三人王三位提出分家的建议，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虽然一直没有对分家事宜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在新大东系企业分红时仍然按照实际股权比例进行分配。直到2013年9月，第三人王三位才停止给原告刘凤文支付分红款。此后，原告多次与第三人王三位交涉新大东系企业分家事宜，第三人王三位却拒绝协商解决分家纠纷，原告刘凤文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法庭为自己主持公道。为了让法庭对原告刘凤文在新大东系企业中合法拥有三分之一股权的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原告特从新大东企业的创始、演变、成长、分红等诸方面进行举证，以证明原告刘凤文作为新大东系企业的共同创始股东，在包括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在内的新大东系企业中应该合法享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一、原告刘凤文与第三人王三位系新大东系企业共同创始股东，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是新大东系企业的重要成员企业。王三位与刘凤文自1985年开始在石家庄市共同出资合伙经营棉纺业务。创始阶段出资方式为刘凤文以村民身份租赁柏林庄村土地并配以1万元现金出资、王三位出资2万元。刘凤文主要负责财务工作、王三位负责业务工作。双方在柏林庄村先后注册了个体企业石家庄郊区石岗纤维厂、石家庄郊区石岗棉毛加工厂等企业，当时双方共同经营管理企业，也共同分享企业的利润。到1992年4月，双方使用前期合伙经营积累资金，通过挂靠方式组建了石家庄市北郊梳棉制品厂（“北郊梳棉厂”），并在随后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逐步变为全部用家族成员名字持股的企业，其中刘凤文持股（包括刘凤文通过其配偶、子女持股）47.15%；王三位持股（包括王三位通过其配偶、子女持股）52.85%，刘凤文在此阶段还担任该厂厂长。刘凤文与王三位一直是合作经营伙伴。原告刘凤文与第三人王三位作为具有亲属关系的家族企业共同创始人，为了将企业做大做强，双方一直采取滚动积累方式，不断把企业利润用于扩大工厂再生产，利润分红以满足双方基本生活条件为依据，分红比例通常控制在企业总利润额的5%－10%。在北郊梳棉厂基础上，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利用积累的利润不断扩大经营，陆续设立或并购了藁城市宇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宇光工贸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新大东工贸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圣源纺织公司、新大东纺织公司、沙河东源公司等一系列公司，并最终形成了以新大东印染、新大东纺织、圣源纺织公司、沙河东源公司为主的新大东系企业。二、新大东系企业是资产、业务、人员均实行统一管理的家族企业集团，财务方面各个主体也并不独立，而是通过统一的内部帐进行集中管理。刘凤文与王三位自1985年合伙开始，无论以哪家主体作为对外使用名称，财务收支均为一套账目、统一控制。双方合作经营前期，经营所得大部分收入均为现金收入，资金收支全部由同一批人员按照内部帐、外部帐两套帐面方式操作管理。现金收取后，直接登记在统一的“内部帐”而并非独立公司之帐目，并采取开设数十个个人账户方式由“总厂”财务人员统一调配使用。对外采购、工人工资发放等开支均由总厂财务由内部帐资金统一安排支付。在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共同创立的新大东系企业中，不论设立了多少个有限责任公司，新设立或者收购的公司的资本全部来源于企业原始积累的资金，各公司的运营资金也全部由同一批人员统一管理，各公司也是统一对外采购，统一调配资金进行投资建厂，统一招聘员工，统一进行培训。新大东印染公司作为新大东系企业的总部（总厂），是在北郊梳棉厂基础上建立的，实际上是继承了北郊梳棉厂的场地、设备、人员和全部的资金。通过新大东印染公司为核心，又收购了新大东纺织公司、建设了圣源纺织公司和沙河东源公司，形成完整的纺织生产链条。在内部管理上，新大东印染公司是新大东系企业的总部，新大东纺织公司被称作“牛仔事业部”、圣源纺织公司和沙河东源公司被称作“纱线事业部”，实际上相当于新大东系企业的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由总部统一任命，资金由总部统一调配，原料由总部统一采购，销售由总部统一管理，利润也由总部统一进行分配。三、原告刘凤文作为新大东系企业中真实股东而行使股东权利，是包括新大东纺织公司在内的新大东系企业的真实股东。在北郊梳棉厂基础上成立的新大东印染公司之后，原告刘凤文第三人王三位的分红款均从新大东印染公司支付，虽然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没有在公司直接持股，但在新大东系企业内部一直称王三位为董事长、刘凤文为副董事长。在新大东印染公司盖章的刘凤文《在职收入证明》也确认刘凤文自1999年4月起一直担任新大东印染公司的副董事长，在新大东印染公司持股33.33%。在2003年12月5日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家族人员共同签名的《股份公司决议》中也明确记载“新大东和宇光公司在内部为一个公司，王三位和刘凤文原股份是：王三位占三分之二，刘凤文占三分之一。”刘凤文和王三位及其子女均在该决议上签字确认。在历年的公司分红时，也是将新大东系企业利润合并计算，然后按照利润总额的5%－10%进行分配，其中刘凤文获得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一，王三位获得分配利润的三分之二。2005年刘凤文一家分得红利43.3万元，王三位一家分得红利86.6万元。2008年刘凤文分红60万元，王三位分红120万元。原告刘凤文与第三人王三位还通过建房、装修、工资、家用等方式支取分红款，通过提交相关发票，从公司领取分红款。直到2013年9月份，公司才停止支付分红款。综上，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是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共同创建的新大东系企业的一部分，原告刘凤文和第三人王三位是被告的真实股东，请求法院依法予以判决，判如所请。 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辩称，一、公司工商档案对股东的备案情况。2006年，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常印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东印染）受让，成立了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新大东印染出资990万元（出资占比99%），张伟出资10万元（出资占比1%）。2012年，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更名为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东纺织），王宇辉、王晓平出资受让了新大东纺织的股权。之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王宇辉、王晓平出资受让了张伟的股权，王宇辉、王晓平并在2015年4月、5月两次增资，直到目前的公司注册资本9000万元。综上，在新大东纺织公司成立之初到经营过程中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过程中，刘凤文均未出资，不是公司股东。二、公司章程记载情况。根据公司在工商局备案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记载，股东为王宇辉、王晓平，原告刘凤文不是公司股东。三、公司账务记载情况。公司自成立之初的实收资本到最近一次增资的注册资本到账情况，在公司账目上均有完整的账务记录，股东出资情况与工商登记情况一致，刘凤文从未向公司出资，不是公司股东。四、原告起诉基础说法新大东系企业，没有新大东系，根本不存在新大东系，在新大东系的基础上原告称是新大东系的创始人，其创始事实1985年原告与王三位合作，其中原告出资1万元，王三位出资2万元是亲属关系，一起开办小的厂子，根据原告说小的厂子开到了北郊梳棉厂，对外称集体企业，后发生了变更进行了改变，北郊梳棉厂有八个股东，而不止是王三位和原告，八个股东总资产18万元，而原告占5万元，尚不足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原告说成家族企业把自己说成是家族企业的共同创始人，后演变成为新大东系的创始人，不符合事实。因为北郊梳棉厂已经注销，作为法人已经消失了。之后王三位与原告共同或者分别与自己的家人或自己的子女独立，逐渐成立了多个企业，成立的每一个企业都依法进行了登记，具有企业法人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各自都有明确的股东，也都有独立的账目，原告称所谓内部账目不过仅限与北郊梳棉厂阶段，以上说是大的背景。被告新大东公司我方当事人成立于2012年，他的股东是王宇辉与王晓平，新大东公司所有的资料作为我方证据完整提交了法庭，该公司的资料反应的很清楚，和原告没有关系，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根据。 第三人袁秀琴、王晓云、王宇辉、王晓平述称，家里的人确实成立过许多企业，确实有过董事长之类的称谓，从来没有成立过董事会，因此这样的称谓仅限于家人的尊重，没有实际意义。新大东公司投资人和股东就是王宇辉和王晓平，没有王三位的事情，王三位也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是代持股，关于原告说代持股，被告从来没有听说过，与第三人无关，王三位家庭其子女不存在代持股的问题。而后企业特别是新大东公司的成立跟原告无关，也没有共同合作的任何合意，因此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刘凤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证据1-7），证明刘凤文与王三位共同创业，为新大东系企业创始股东，后续设立公司均是原始创始资金扩大经营成果。 1、“宇彤文化”报纸（2005年2月3日刊）； 2、《土地使用合同》、北郊梳棉制品厂《房屋租赁合同》、新大东印染《房屋租赁合同》、河北宇光《设立登记申请书》； 3、许长青证言，证人称王三位1985年开始创业项目是与刘凤文一起合作。刘凤文作为本村村民到村里租赁土地用于双方合作的棉毛加工厂，村里同意将场地租赁给刘凤文用于生产加工棉花。他们最早租赁村南第四生产队办公室，之后搬到了村北租了15亩地，位置在市锅炉厂后身； 4、王宝贵证言，证人称王三位在柏林庄村租赁经营自1985年开始一直是与刘凤文合作，租赁场地原来在村南后搬到村北，俩人都是负责人； 5、刘某1证言，证人称1985年刘凤文与王三位开始合作，刘凤文与农业公司签的租赁合同，厂区最早在的院子，之后搬到村北锅炉厂后边，在此期间使用过石岗梳理厂、石岗纤维厂、北郊梳棉制品厂，但全部设备人员等都是一体的； 6、刘某2证言，证人称1985年刘凤文与王三位开始合作，刘凤文出资1万元，王三位出资2万元。厂区最早在的院子，之后搬到村北锅炉厂后边，在此期间借用过他们石岗梳理厂、北郊梳棉制品厂的票，但所有厂名对应的设备人员等都是同样的； 7、北郊梳棉制品厂工商档案，记载刘凤文与王三位以前期积累资金于1992年通过挂靠形式组建北郊梳棉制品厂，并在随后改制过程中作为登记股东，双方股权分配以家庭为单位划分为刘凤文家庭持股47.15%、王三位家庭持股52.85%，刘凤文是该厂登记法定代表人及负责人。证明北郊梳棉制品厂是利用刘凤文与王三位前期合作所积累的资金成立的，后续设立公司均是依靠北郊梳棉制品厂经营累积资金扩大经营成果。 第二组证据（证据8-69），证明本案涉及的各被告均属于新大东系企业，各公司设立的出资均非登记股东个人资产，而是来自于刘凤文与王三位合伙经营累积资金，登记股东均为双方亲属。新大东系公司财务、人员混同，业务不独立，由董事会统一管理（刘凤文为副董事长），各公司就地注册、换名经营，各公司实际为刘凤文和王三位创始股东所有。 8、新大东印染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宇辉，股东为王宇辉、王晓平； 9、新大东纺织工商注册资料，注册资本9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宇辉，股东为王宇辉、王晓平； 10、沙河东源工商注册资料，注册资本600万元，法定代表人张伟，股东为张伟、王晓云； 11、圣源纺织工商注册资料，注册资本5000万，法定代表人王三位，股东为王宇辉、王晓云、袁凌玉、王三位、王晓平； 12、河北宇光工商注册资料，注册资本2600万，法定代表人王三位，股东为王三位、袁凌玉（公司已注销）； 13、藁城宇光设立时的章程，注册资本400万，法定代表人王三位，登记股东王三位、刘凤文、王宇辉； 证据8－13为新大东系企业基本信息，刘凤文与王三位合作期间注册多家公司并换名使用，登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王三位和刘凤文家族成员。 14、新大东纺织设立验资报告，1999年8月19日，作为登记股东王宇辉投入的140万元、王晓平投入的60万元均为来源于内部帐的现金，办理人员为许贵红； 15、河北宇光设立验资报告，1999年9月17日，登记股东王三位投入的260万元、袁凌玉投入的140万元均为来源于内部帐的现金，办理人员为袁凌玉； 16、藁城宇光设立验资报告，1998年7月17日，王三位及刘凤文出资的现金350万都是从北郊梳棉制品厂直接汇出； 17、总分类账，新大东印染注册资金来源的支取记录，即注册资金200万元来自于新大东系资产在家族内个人名下开设的账户中取出（支取时间1999.7.26-8.19)； 18、内部资金，新大东系企业资金放在王三位及刘凤文家族成员开设的个人账户中，包括王三位账户、王宇辉账户、王晓云账户、王晓云账户、刘凤文账户、袁凌玉账户、袁正笔账户等。上述个人账户资金归属新大东系企业所有； 19、2005年元月资金日报，新大东系公司资金为纳入统一管理、集中控制、按需分配，包括新大东印染、河北宇光、真城宇光、平山宇光（河北圣源）等公司。 证据14一证据19证明新大东系公司资金统一管理，大部分现金放在家族成员个人名字开设的账户中。新大东系公司注册时所需验资资金均来源于总厂内部帐统一出资。新大东系的各个公司资金收支统一管理，业务采购混同。证据17、18，启用时间为98年9月6日，上面写明内部资金；98年时候，宇光和新大东还没有注册，当时是北郊梳棉厂，以北郊梳棉厂作为主体，法人是刘凤文，这是北郊梳棉厂的帐，当然在原告手中，这本账真实、合法有效。这本账写的很清楚，内容全部是亲属名字在银行开的存单，真实性都是有据可查的。这账本我们对了一下，到1999年8月份，存单金额2089万元，现金为2089万元还不算在工厂的钱。宇光和新大东的资产全部是从中出来的，包括藁城公司。北郊梳棉厂改为股份制时，股权也是很明确的，都是登记过的。 20-25、曹某、许贵红、张淑棵、刘某1、刘某2证言、袁凌玉工作日志，证明新大东系的各个公司资金统一收支管理，财务完全混同； 26-46、“宇彤文化”报纸（自2004-2011年期间），证明新大东系公司实际上是一家公司，经营权、人事权、财政权完全集中、统一管理，各公司并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47、北郊梳棉制品厂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营业执照、方位图、《房屋租赁协议》； 48、新大东印染设立章程、新大东印染租赁合同； 49、河北宇光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50、北郊梳棉制品厂变更登记申请书、河北宇光设立登记申请书； 证据47-50证明新大东系公司就地注册、换名经营，资产、设备、人员全部相同。 第三组证据（证据51-证据60），证明刘凤文一直作为真正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并获得经营分配。 51、刘凤文记录的现金日记账，刘凤文记录的因各种用途支取资金的记录，采取“谁用谁拿钱”的方式从公司取钱； 52、刘凤文及袁凌玉在2001年购买银都花园商品房的相关文件；2000年11月30日，刘凤文及其女儿袁凌玉在银都花园购买商品房，其实际房款由公司承担。 53、刘凤文银行卡分红汇总表及银行流水单；刘凤文的银行卡自2009年连续获得新大东系企业分红。 证据51-53证明刘凤文一直以公司股东名义从公司获得分红，自合作至今采用“谁用谁支取”方式、付购房款方式、工资、分红、教育经费等各种方式连续获得股东分红。 54、宇彤文化2010年春节特刊，记载新大东系企业内部报纸明确记载刘凤文为公司副董事长； 55、《股份公司决议》（2003.12.5），股东会决议列明新大东印染和河北宇光是一个公司，王三位占三分之二，刘凤文占三分之一。决议有刘凤文、王三位及家庭成员的签名； 56、《股东会决议》（2008.12.17）股东会决议记载自2008年起，每年股东分配教育经费共180万元，王三位120万元，刘凤文60万元，决议由刘凤文和王三位的签名。决议原件只能存在公司，股东只能拿出复印件。在13年的电话录音中，是王三位提到的，涉及本案的多位当事人，还证明2003年以前王三位还没有给儿子和女儿分股份，2003年以前王晓平的股份都是代持股行为，所以该证据有效； 57、范荫桐证言及身份证，证人称王三位请范荫桐与刘凤文谈分家的事情，其提出的方案是：按1.8亿分配，王三位应分得1.2亿，刘凤文占三分之一，应分得6000万元； 58、《工资调整对比表》，2005年王三位及刘凤文家族内部对新大东系分红作出的安排：王三位、王晓云、王晓平、张伟、王晓东（即王宇辉）、贾淑霞、袁静（即袁凌玉）、刘凤文8人的“原收入”和“现收入”，并写明分红预算：王三位43.3万、王晓云14.4万、王小平和张伟共14.4万、王晓东和贾淑霞共14.4万，袁静和刘凤文共43.3万。以家庭为单位，刘凤文占三分之一，王三位占三分之二； 59、《在职收入证明》（2010.12.30），文件记载刘凤文自1999年4月起一直在新大东印染工作，担任副董事长，占新大东印染投资比例的33.33%。盖有新大东印染的公章。 证据54-59证明：第一，王三位及其家庭成员承认刘凤文的股东地位，并且认可其享有公司三分之一的股权，刘凤文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决议。第二，结合刘凤文2005年实际分红可知，刘凤文一直按照新大东系公司总资产并按双方商定的分红比例获得分红。第三，刘凤文与王三位合伙经营利润从未进行全面分配。 第四组证据（证据60-证据69），证明刘凤文明确要求按照真实股权变更股权登记，被告及第三人未履行配合义务。 60、刘凤文向各主体发函梳理表，记载了刘凤文向新大东印染、新大东纺织、沙河东源、王三位、王宇辉、王晓平、张伟、王晓云发函的统计情况； 61、（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6号、4067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新大东印染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要求确认刘凤文在新大东印染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并配合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62、（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8号、4064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新大东纺织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 63、（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5号、4069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沙河东源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 64、（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2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王三位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 65、（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0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王宇辉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要求确认刘凤文在新大东印染、新大东纺织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并将王晓平代持的新大东印染40％股权及新大东纺织40%股权的三分之一变更到刘凤文名下； 66、（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1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王晓平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要求确认刘凤文在新大东印染、新大东纺织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并将王晓平代持的新大东印染40％股权及新大东纺织40%股权的三分之一变更到刘凤文名下； 67、（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63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张伟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要求确认刘凤文在沙河东源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并将张伟代持的沙河东源66.67％股权的三分之一变更到刘凤文名下； 68、（2015）冀石太证民字第4059号，2015年6月19日，刘凤文委托袁凌玉向王晓云以特快专递形式寄送《关于变更股权登记事项的函》，要求确认刘凤文在沙河东源持有三分之一股份，并将王晓云代持的沙河东源33.33％股权的三分之一变更到刘凤文名下。 第五组证据（证据69、70），证明新大东系企业财务、业务、人员混同，均为刘凤文、王三位原始创业投资所得。 69、魏格华、高培华、张东海、刘红霞、梁晓燕、赵云祥、温会军证言，证明刘凤文与王三位共同创业，为新大东系企业创始股东，后续设立公司均是原始创始资金投资所得，新大东系的各个公司资金、业务、财务、人员统一管理安排，财务、业务、人员完全混同； 70、袁凌玉个人征信报告，显示袁凌玉一直为新大东系企业银行贷款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证明本案所涉新大东系企业为集团企业； 第六组证据（证据71-73），证明新大东、宇光为一家公司，新大东一直在向刘凤文分红，刘凤文为新大东系企业实际股东，并一直在行使股东权利。 71、王三位、刘凤文2013年分家录音及文字整理稿； 72、袁正华、王俊喜证言， 73、实收资本／利润分配明细表，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的分红相对应，合法有效。 第七组证据：证据74-证据76。 74、公告北郊梳棉厂2001年被吊销的石家庄日报报纸，证明新大东印染公司注册后即开始使用该公司名义直接换名经营原北郊梳棉厂业务，而该厂没有进行任何清算或分配； 75、2008年4月8日燕赵晚报报纸； 76、土地转让意向书。 证据75、76证明因政府搬迁政策，被告新大东纺织搬迁获得晋州市政府提供的新址，并利用原四印土地获得巨额利润，该公司净资产远远高于注册资本。王宇辉及王晓平以注册资本定价受让被告股权（无论是否支付价款），其股权安排只能是代持，否则王宇辉、王晓平作为被告股东之执行董事及监事，低价获取公司核心资产，其股权转让行为时无效的，甚至涉嫌职务侵占犯罪。 第八组证据：证据77-证据79，证明新大东纺织公司由业盛源纺织印染公司更名而来，其最初的注册资金和增资1000万元资金均来自新大东印染公司。新大东纺织公司仅有的两次验资报告均显示其资金来自新大东印染公司。 77、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工商档案2007年验资报告； 78、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工商档案2010年验资报告； 79、工商局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及各第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对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该报信息远远早于本案争议企业成立数年时间，其内容与争议企业无关。2、证据2中资料与本案被告无关。3、证据3、4许长青与王贵宝的证言与本案无关，与本案被告无关。4、证人刘某1与刘某2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其证言不仅证明力弱，且多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属于其不能证明的内容。5、证据7与本案被告无关。但此证却与原告自己的主张相悖：该证据证明股东已经不只是王三位、刘凤文二人，与其二人同为股东的是王晓云、袁凌玉、袁秀琴、袁正笔、王宇辉、张伟共8位自然人股东。从而否定了刘凤文与王三位二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主张。6、对证据8-16，首先，对原告所述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家族成员是各个不同的自然人≠刘凤文或王三位。其次，与原告自己的主张相悖：证据13登记股东王三位、刘凤文、王宇辉并列，从而否定“代持股”之说。该组证据中如果说他企业均有原告之女袁凌玉为其“代持股”的话，那么恰恰是本案被告企业既没有原告刘凤文，也没有其女袁凌玉。第三、这些企业工商资料恰恰证明各企业均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均由各自不同的股东出资。第四、证据14进一步印证了新大东印染由股东王宇辉、王晓平个人出资设立，原告没有出资，公司与原告没有关系。7、对证据17-19，首先，该证据均无原件，不予认可；其次、从这几份证据内容上看不出是哪个或哪几个企业的“总分类帐”“内部”“日报”。第三、其内容均早于被告企业成立近十年或数十年前，与被告企业无关。第四、这组证据的证据来源不合法，这本属于公司的账在个人手里就不合法，况且无相应公司账目以印证应属无效证据。8、对证据20，证人曹某应出庭接受质证，否则其证言不应采信。且其证言多为自己的主观臆断，不应采信。9、对证据21许贵红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其证言不仅证明力弱，且多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属于其不能证明的内容。根据许贵红的证言可以知道新大东纺织印染没有刘凤文的股权许贵红是明知的，刘凤文在16年的时间里未提出异议是解释不通的，只能理解为刘凤文对自己不是新大东纺织印染股东的事实是认可的。10、对证据22--24：三证人与原告系亲属关系，其证言不仅证明力弱，且多为自己的主观臆断，属于其不能证明的内容。11、对证据25，袁凌玉系刘凤文的女儿，近亲属关系，且证据25中的材料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证据包含的是自1998.10.24截止到时2003.4.23．的内容。没有理由推导为针对近十年后成立的被告企业的财务管理状态。此证却可反证原告不能举证与被告企业有关的财务管理为所谓“统一管理”。12、对证据26-46：该组证据系各独立公司联合办理的宣传刊物，其内容记载方面并没有否定各公司的独立性。通过各公司联合办理的宣传刊物来否定各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同时也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证包含的是自2004.5.25-2012.1.22期间被告企业尚未成立的内容。不能以前事记载作为之后发生事实的证据。13、对证据47--50：关联性有异议，各企业注册之初地址一致不能证明各公司就不是独立存在的，且根据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注册地址均已变更，原告方提交的证据8、证据12中都已经体现了。北郊梳棉厂99年注销的，是清算的。宇光和新大东都是同一年设立的，不是从梳棉厂分立的，而是新设立的，与梳棉厂是割裂的，所以认为新大东公司和宇光公司都来源于梳棉厂是不成立的。14、对证据51刘凤文自己单方记录的账目，真实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袁凌玉系刘凤文的女儿，近亲属关系，其证言不实，购房系原告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15、证据52系原告方个人购房行为，与本案无关。16、证据53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账显示的存入或支出均记载在“借贷”项中并不显示其存入款的来源；且其最后一笔存入款时间是2005年12月2日。被告企业成立于2012年．既然是分红总汇，那么这一期间的分红呢？什么原因中断分红？又怎样接续对被告企业的主张呢？请注意：其证据目录对于该证的“证明内容”项白纸黑字写“刘凤文的银行卡自2009年连续获得新大东系企业分红”，这与该证记载的最后日期推后了四年！还有，此证不仅仅是原告刘凤文的银行卡，还有其女袁凌玉的。如果硬要把这说成是分红，那么袁凌玉是哪个公司的股东，又分谁的红？17、证据54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副）董事长与股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并没有规定董事长一定得是股东，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都不是股东。更与被告企业的股东不沾边。18、证据55无原件，不予质证，此证不能成立。19、证据56无原件，不认可。且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决议并未说明是哪个企业的股东会。从时间上看也不包括被告企业。事实上原告的证据牵扯了多个企业，而每个企业的股东各有不同。该决议既然称是全体股东通过，所以该决议只限于只有王三位、刘凤文二人为股东的企业。须特别注意的是该决议的最后一句内容“各股东不再允许因私借公款”，说明此前发生了股东以“私借”的方式支取公款的事实。并非股东一致认可的分红方式。20、证据57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证因系原告的舅舅之言而可信度不高；从其时间分析也不包括被告企业。此次所谓曾“商议”中的分家因原告的“不同意”流产。这一事实是否存在或存在是否如其所说本身就大可置疑。即使事实如其所说，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出王三位与原告刘凤文的股东关系是发生了问题的。那么，之后设立的被告企业不再与原告刘凤文合作，没有她的股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21、证据58无原件，属无效证据。22、证据59系在刘凤文要求下为办理其子女出国留学事宜而出具的，材料内容系刘凤文打印好后加盖的公司公章；为亲属出国留学开据此类证明许多并不真实，更不能作为主张股东权利的有效证据。该份材料上所及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23、证据60-68说明刘凤文在2015年6月才正式提出来对新大东印染公司、新大东纺织公司股权登记的异议，距离新大东印染公司成立16年时间，距离新大东纺织公司成立9年时间，这个完全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认为刘凤文对不是以上公司股东的事实一直是认可的。该证据也说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24、对证据69：该组证言多为证人自己的主观臆断，属于其不能证明的内容。25、证据70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组证人所述情况均为被告企业尚未成立的内容。不能以前事记载作为之后发生事实的证据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26、对证据71：原告对录音证据进行了片面化理解，曲解了其中的意思，谈话中明确表态刘凤文只跟平山企业（圣源纺织）有关系，跟新大东纺织没关系。27、对证据72：无原件，不予认可，且与本案争议无关联性，该证据均是被告公司成立之前的日期，与本案无关。 被告新大东纺织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新大东纺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设立、增资），证明新大东纺织公司设立、增资的工商登记情况； 证据2、新大东纺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股权转让、增资），证明新大东纺织公司股权转让、增资的工商登记情况。 证据1、2证明被告最初是由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及张伟出资设立；经股权转让后，第三人王宇辉、王晓平对被告实际出资且多次增资，并在工商局进行合法有效的工商登记；原告从未向被告公司出资，不是公司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 证据3、河北圣源纺织有限公司股东固定资历产投入资料注：河北圣源纺织有限公司在发展中承接了北郊梳棉制品厂、河北宇光工贸有限公司、藁城宇光纺织公司的设备》，证明北郊梳棉厂设备和河北宇光工贸有限公司的设备全部由河北圣源纺织有限公司接收并登记在册。北郊梳棉厂的资产与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无关； 证据4、各公司相互之间业务往来材料，证明各企业股东虽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但各个企业都是经工商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独立核算单位，重要的是股东各有不同，当然利益也不同，绝非如原告所述可以混为一谈的； 证据5、石家庄国棉六厂与新大东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经营协议》，证明租赁标的除32100平方米厂房场地外，还租赁了其“所有机器设备及全部生产、生活设施”，并不涉及北郊梳棉厂的资产；租赁最初六个月每月租金为12万元，北郊梳棉厂最终的（包括设备在内的且主要设备价值的）净资产仅18.98万元，这两项比较仅够租赁经营一个多月的租金。原告认为新大东工贸公司使用北郊梳棉厂的资金，且要以此占新大东工贸公司1／3股份是无稽之谈。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但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新大东纺织的工商登记资料恰恰证明，新大东纺织系新大东系企业的成员公司。新大东纺织印染是刘凤文、王三位通过合作经营北郊梳棉厂积累的资金设立的公司，在业务方面也承继了北郊梳棉厂的业务。所以新大东纺织印染出资设立业盛源纺织说明新大东纺织在设立时，资金来源为刘凤文、王三位共同经营所得，刘凤文为新大东纺织实际股东。证明当时新大东纺织实际在成立公司改制的问题，四印改制主体是新大东纺织印染，是因为新大东纺织印染后期承接的纺织印染，四印改制花费8000万元，这是新大东系纺织印染的全部资金改制的，虽然登记在个人名下，所有的改制都是纺织印染在改制，所以整个行为新大东出资8000万元。被告提交的证据中有新大东印染的资料，当时资金就是从账本中转出去的，当时新大东纺织印染是北厂，场地是北郊梳棉厂的地，这就是承接。资金、设备、业务都是承接北郊梳棉厂的，所以新大东纺织印染就是王三位、刘凤文所有，他们就是代持股。2、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理由如下：第一，新大东纺织在设立时，出资人为新大东纺织印染，所以新大东纺织为新大东系企业组成部分。第二，新大东系企业是由刘凤文、王三位合作经营的家族企业集团，集团成员公司的登记股东主要为刘凤文、王三位及其直系亲属，在刘凤文、王三位划定双方在家族企业集团中的权益结构，进行“分家”之前，家族成员公司的全部权益归属刘凤文、王三位所有，家族其他成员持股只是代持安排。第三，王宇辉、王晓云受让新大东纺织印染、张伟所持新大东纺织股权只是家族企业内部的股权调整，实质权益享有人仍然是刘凤文、王三位。王宇辉、王晓云一直在新大东系企业工作，其薪资收入和新大东系企业历年的分红根本不足以支持其以自有资金受让股权、对新大东纺织增资，对方未举证任何股权转让款实际支付的证据，事实上上述变更均非真实转让。第四，新大东纺织印染在股权调整后，仍然作为新大东系企业的组成部分，接受统一的管理。3、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1）北厂并非北郊梳棉厂的别称，而是针对租赁厂区在柏林庄村所在位置而命名，刘凤文、王三位共同经营之企业于最初在经营，后来搬迁到村北，因此命名为北厂。刘凤文、王三位在柏林庄村先后使用过多个名称对外开展业务，这些名称不一的主体都是使用同一套厂房、设备、人员，自始至终承继经营。2005年将该区域设备搬迁至圣源之时，双方已在此区域使用过石家庄郊区石岗纤维厂、石家庄郊区石岗棉毛加工厂、石家庄市胜利工业公司石岗梳理厂、北郊梳棉厂、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2）2005年北厂搬迁事实与“宇光文化”报纸记录的事实完全一致，恰恰证明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与北郊梳棉厂承继关系。（3）根据被告提交的相关明细北郊梳棉厂于2001年就已被吊销执照，其实自1999年就没有再开展任何业务，而该套资料对应的搬迁时间为2005年。在搬迁前，北厂厂区从未间断生产使用，所有设备、人员、业务未发生任何改变，事实上就是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直接替代北郊梳棉厂继续后续经营，与柏林庄村签署租赁协议，继续使用上述厂房及厂房内全部设备、资产开展业务。该证据可充分说明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全面承继北郊梳棉厂厂房、业务、人员、设备的事实。需要补充说明的是，2005年搬迁原因是因为柏林庄村村北土地面临房地产开发占地无法继续作为生产厂区使用，如未发生开发占地问题，上述厂区的使用状态甚至会一直持续。（4）该套资料中有部分设备出厂日期为1950-60年代；另外还有大量设备出厂日期为2001年一2002年，而在此期间，北郊梳棉厂早已停用并被主管机关吊销执照，不可能再次发生设备购买业务。该套资料可进一步确认，北郊梳棉厂阶段采购设备与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阶段采购设备混同的事实。同时，该套资料中交接人员目前仍在新大东系企业任职，接收新大东系企业统一工作调动及安排，其人员混同事实非常确定。（5）需要说明的是，北厂搬迁时不仅将被告本次所举证据中之设备搬迁至圣源，北厂自租赁以来形成的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屋面板等，均打包整体搬迁，而上述附属设施是自租赁至搬迁一脉相承的，包括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此经营期间使用、维护、新增的很多资产。（6）该份证据中藁城宇光纺织公司设备清单中记载的接手人温会军亦为刘凤文之证人，该证人明确陈述藁城2009年撤厂停产后，总公司（即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安排其到平山圣源上班，又于2010年安排到沙河做仓库主管，2012年2月又调至晋州（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工作。综合上述，北厂资产搬迁之时，北郊梳棉厂早已被吊销执照，该套证据恰恰证明了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承继北郊梳棉厂全部厂房、设备、人员继续开展业务的事实。同时，上述多家主体承继设备的事实充分表明新大东系企业财务、业务、人员、资产混同的状态。对方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实际上是想证明北郊梳棉制品厂和新大东是不是有关系，王三位与刘凤文是一同经营，资金是北郊梳棉制品厂提供的，北郊梳棉制品厂是2001年吊销的。是2005年转的圣源，在这期间有十台汽流坊设备先转到了新大东纺织印染承租的牛仔布厂后转到了圣源。另外被告提供证据时将出库单后付的调拨单掩盖，隐瞒了关键证据。4、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1）被告举证的往来资料系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与圣源发生资金往来的相关凭证，但根据证据原件并不能反映双方根据真实供货关系履行市场付款义务，没有任何业务合同、单价、数量等基本的商业约定，完全无法核实是否符合市场价格，而上述凭证恰能反映双方存在大量资金转款现象。根据这组证据特别指出一点有一份证据是2005年1月19日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作为付款人的一份收据以及对应的一份进帐单，内容是向藁城宇光纺织公司转款25万元，第二日进行了转款15万元，有进帐单和藁城宇光纺织公司的收据，这份文件当中经办人是郑香梅，这个人在王三位与刘凤文在北郊梳棉制品厂共同经营其间是一个工作人员，在立案提交的证据十九的第二百零七页、二百一十页均有郑香梅签字银行资金往来表，里面记裁了25万与15万的事实，记载人员为同一人，是完全一致的，也进一步印证了2005年元月资金日报记裁新大东资金状况也就是公司分为内部帐以及外部帐两者相加为新大东资产的真实情况。补充一点对方提供新大东与三个公司的业务往来，我们想证明的是股东是王三位与刘凤文共同拥有的，一个股东可以共同控制十个公司，十个公司的业务往业并不能反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即使双方存在资金支付，并不能作为两主体是否为同一实际控制关系的证据，不能因双方对部分事实有账面记录就确认双方是独立主体。事实是，被告所举第一项证据中，全部主体都是前后承继关系、混同状态，且历经多年仍留存了大量资产账目往来记录，但并不能据此否认其混同关系。5、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的，合法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理由如下：（1）本项证据中记录的租赁石家庄纺织厂石润纺织厂区设备、资产的事实在原告所举证据一“宇彤文化”（2005年2月3日刊）中曾明确记载，即王三位明确陈述，公司是从1985年开始起家，依靠累积经营之利润达到了有钱没处投的状态，后来确立了租赁经营模式，并于1999年11月租赁了石润纺织厂（即牛仔布厂）。该协议恰与上述报纸记录的发展历程对应一致，可明确1998年租赁藁城棉纺厂、1999年11月租赁牛子布厂（原石润纺织厂）,2000年2月收购平山纺织厂、2000年12月接手第四印染厂（常山四印）、2001年2月租赁棉十纺织厂、2004年投资建设“河北圣源纺织工业园都是刘凤文、王三位共同合作累积发展而来，归属于两位创始人共同所有。（2）被告代理人混淆了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业务发展脉络，该公司自注册后在三个地区同时开展业务，包括继续在北厂做纱、在牛仔布厂做牛仔布、在四印／常印做印染布，上述生产厂区的分布与其是否承继北郊梳棉厂资产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在郊梳棉厂厂房，其注册地址、租赁合同都是在承继北郊梳棉厂地址并继续履行业务。（3）被告混淆了注册资本与净资产的根本区别，其所称18.98万净资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仅原告举证的北郊梳棉厂1999年度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资产就已得到151.08万元。而王三位在“宇彤文化”（2005年2月3日刊）明确陈述，到1997年的时候公司利润丰厚，已达到“真是有钱没处投”的状态，而此时公司全部利润来源仅有北郊梳棉厂，没有新大东印染以及后续的所有公司。对方提交的证据一与证据三是相互矛盾的，从北郊梳棉制品厂转过去七八十台设备，不可能是18.98万元资产。第二点是北郊梳棉制品厂与新大东印染的关系注册资本是从北郊梳棉制品厂出的，注册地址就是北郊梳棉制品厂的地址。 经审理查明，被告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系国有企业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常印有限公司改制而来。2007年企业改制后名称变更为河北业盛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丰收路72号，法定代表人王宇辉，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号为130100000173802。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资990万元，于2007年4月5日汇入公司账户，持股99%；张伟出资10万元，于2007年3月26日汇入公司账户，持股1%。2010年5月6日，被告注册资金增资为2000万元，增加注册资本1000万元全部由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资，增资后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资1990万元，持股比例为99.5%；张伟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0.5%。2012年11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北新大东纺织有限公司。2012年11月，王宇辉受让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资额中1194万，持股比例为59.7%；王晓平受让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出资额中796万出资，持股比例为39.8%；张伟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0.5%。2015年2月，张伟将10万元出资转让给王宇辉6万元、转让给王晓平4万元，转让后王宇辉出资12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王晓平出资8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2015年4月公司股东同比例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变更为4000万元。2015年5月公司股东同比例增资，实缴注册资本变更为9000万元。 另查明，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26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王宇辉实缴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为60%；王晓平实缴出资2000万元，持股比例为40％。该公司已于2016年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本院认为，本案是股权确认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股东是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本案被告河北新大东纺织公司的公司章程由股东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与张伟签署，被告设立时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股东河北新大东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与张伟完成实缴。原告刘凤文虽主张其为被告公司真实股东，但其对公司法要求的股东出资、签署公司章程等事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也未能提供股权代持以及证明其作为真实股东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有效证据。故对其主张为被告实际股东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凤文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原告刘凤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秀华 审判员  赵军霞 审判员  刘连续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谷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