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民终79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和养，男，1962年7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麦仲康，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成尉冰，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颖琳，女，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文谦，广东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献麒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法定代表人：唐武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玉文，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锦英，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和养因与被上诉人罗颖琳、中山献麒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献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6民初109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和养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罗颖琳、献麒公司返还转型保证金43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给杨和养；3.本案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罗颖琳、献麒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认定“杨和养于2012年10月8日向罗颖琳转款430000元，罗颖琳收款后以献麒公司的名义向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交纳企业转型保证金860000元。此后，罗颖琳确认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于2015年期间已将上述企业转型保证金退还给献麒公司。”这样的认定，含糊不清。第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罗颖琳收款后是如何将款项转给献麒公司的以及有无汇款凭证的事实。如果罗颖琳收款后，没有把杨和养的款项转入献麒公司的账号，则罗颖琳就是这笔款的占有者，应当由罗颖琳返还给杨和养。须知罗颖琳当时是献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有职权和便利直接动用献麒公司的资金。第二，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献麒公司交纳保证金86万元的时间及经手人，也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一审法院未查明86万元保证金的退还时间。不能以“2015年间”就含糊带过，更不能仅凭罗颖琳的单方陈述。第四，一审法院未查明86万元保证金退回到献麒公司后，该笔保证金的用途去向。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认为“罗颖琳对所涉及的企业转型保证金已经退还献麒公司的事实予以确认，罗颖琳当时是献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献麒公司对此未作确认，但又未提供财务账册等相反证据证实涉案的企业保证金的去向，故罗颖琳对此作出的陈述应予以认定，不需要再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这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杨和养于2012年10月8日将43万元汇入罗颖琳账号，而且罗颖琳作为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有责任证明该款的去向。献麒公司既然是缴纳转型保证金的主体，有责任提供财务账册等相反证据证实涉案的企业保证金的去向。非常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忽略罗颖琳、献麒公司举证责任的重要性，对86万元转型保证金的来龙去脉未查明，就草率驳回杨和养的诉讼请求。三、本案的事实不应拿其他案件未查明的事实作为依据一审法院对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容民初字第2617号民事判决、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389号民事判决断章取义，也歪曲了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570号民事判决的本意。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杨和养依法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杨和养的诉讼请求。二审法庭调查期间，杨和养补充上诉理由称：第一，献麒公司早已停产，股东变更为罗某希、杨和养之后就没有开展过业务运营，也没有工作人员，所以没有再继续投资的必要。献麒公司一直到2017年都没有恢复生产。第二，献麒公司至今没有流动资金，所以股东借资给公司交给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这笔借款不属于购买公司股权的款项，不属于增资。根据会计准则，该款在公司的账册上应记录为借款。第三，不管转型前还是转型后，献麒公司至今都处于停产的状态，没有经营。第四，罗颖琳在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期间，掌控公司的财务章、银行预留印鉴等证照。在公司停业期间，公司的账号没有发生过账目的往来，本案的账目往来都是由罗颖琳一手操作。2015年3月27日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将86万元转型保证金退回到献麒公司，但罗颖琳一直予以隐瞒。直到本案诉讼过程中，杨和养才得知86万元款已经退回到公司。另外根据举证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献麒公司有义务提供相应的银行流水记录给法院。第五，罗颖琳提供的补充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罗颖琳辩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罗颖琳认为杨和养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献麒公司辩称：第一，献麒公司在2017年4月10日发生了股权变更，罗颖琳以及此前的股东均全部退出，由另外的股东接手。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在转让日之前如果献麒公司对外或股东之间有任何债权债务，均由之前的股东自行承担和享有，与新的股东无关。第二，献麒公司在股权转让时的财务账面上并没有显示86万元款项。2013年1月10日杨和养跟苏某昌、苏某栋、罗某希之间有一份补充协议书，协议书对此前的债权债务、出借款往来款都作了结算，结算中明确说明没有其他遗留的任何债权债务。第三，在（2014）佛顺法容民初字第2617号和（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389号民事判书中，均有认定过43万元的款项性质。现杨和养又针对43万元换了新事由提起本案诉讼，也就是说杨和养对其出资43万元款项真实事由并不清楚。第四，杨和养明确说明43万元款项是转给罗颖琳，而不是献麒公司的，所以本案纠纷责任的主体是其二人之间，与献麒公司无关。第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驳回杨和养的上诉请求。杨和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罗颖琳、献麒公司返还杨和养转型保证金43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3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罗颖琳、献麒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和养与案外人罗某希曾向香港某布业有限公司购买该公司持有的献麒公司的全部股权，受让股权后，杨和养与罗某希各享有献麒公司50%的股权。杨和养、罗某希此期间曾向中山市民众镇政府作出承诺，同意缴纳86万元企业转型保证金，杨和养于2012年10月8日向罗颖琳转款43万元，罗颖琳收款后以献麒公司的名义向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交纳企业转型保证金86万元。此后，罗颖琳确认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于2015年期间已将上述企业转型保证金退还给献麒公司。杨和养认为其中的43万元应退还其本人，遂要求罗颖琳、献麒公司退还。一审法院另查明，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原告郭某桂与被告献麒公司及第三人杨和养、罗某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7年1月13日作出（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57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1月10日，苏某昌、苏某栋（甲方）与杨和养、罗某希（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书，载明以下内容：鉴于甲方与乙方杨和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受让乙方杨和养出让的献麒公司50%的股份，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原则友好协商，就献麒公司遗留债务处理问题达成以下协议：乙方一致确认，除本协议第二条涉及的债务外，乙方杨和养出让股权之前献麒公司对外不存在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拖欠政府的税费、工人工资、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债务等。如出现本协议第二条之外的债务，乙方承诺以自身财产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乙方一致确认，乙方尚欠香港某布业有限公司（周某昌）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90万元，尚欠霍某耀完税款、经营遗留税款及股转税款等约100万元。上述款项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与债权人协调处理解决，与甲方无关。苏某昌、杨和养、罗某希均在前述补充协议书上签名并按捺指模。2013年2月6日，杨和养经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占有献麒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苏某昌、苏某栋（两人各占37%、13%）。2014年8月26日，罗某希经工商局核准变更登记，将占有献麒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罗颖琳，且将献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罗颖琳。上述判决经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予以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又查明，献麒公司经工商局核准办理过多次变更登记，2017年4月26日核准变更后，现股东为冯某枝、钟某显、唐某芳，法定代表人为唐武芳。一审法院还查明，杨和养曾因民间借贷纠纷，于2014年11月以罗某宇、罗某希、罗颖琳、中山市某制罐有限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杨和养在该案中诉称罗某宇、罗某希、罗颖琳多次向其借款合共293万元，要求该案四被告偿还，杨和养将其转账给罗颖琳用于中山献麒公司交纳企业转型保证金的43万元款项列入其主张的上述借款中，一审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6月20日作出（2014）佛顺法容民初字第2617号民事判决，驳回杨和养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杨和养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罗某宇、罗某希、罗颖琳、中山市某制罐有限公司形成民间借贷的合意，也未能反驳对方的抗辩，且其中转款给罗颖琳的43万元与该案无关。上述判决经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予以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要解决的争议问题是：杨和养为献麒公司垫付的43万元款项是否应予返还？根据查明的事实，杨和养是因曾受让献麒公司的股权成为该公司股东，献麒公司需向政府缴纳86万元的企业转型保证金，杨和养是作为股东为献麒公司支付其中的43万元，对于此43万元，杨和养现起诉认为是当时暂借给献麒公司并需返还，但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对此有相关约定，献麒公司主张该43万元是杨和养对公司的投资，杨和养与罗某希已将所享有的献麒公司的股份转让给苏某昌、苏某栋，杨和养与罗某希在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中一致确认，除该协议第二条涉及的债务外，杨和养出让股权之前献麒公司对外不存在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拖欠政府的税费、工人工资、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债务等。杨和养在转让公司股权时应如实披露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献麒公司是否负担相关债务亦关系到股权转让的对价，杨和养在转让其享有的献麒公司股权时并没有提出该公司尚欠其43万元款项未返还的问题，在对其股权作出转让的处分行为后，现又要求献麒公司返还其43万元有违诚信，如其主张成立，对于支付相应对价取得其所转让的股权的受让人亦明显不公；此外，杨和养此前曾另案起诉要求罗某宇、罗某希、罗颖琳、中山市某制罐有限公司返还其借款293万元，并将其转账给罗颖琳用于献麒公司交纳企业转型保证金的43万元款项列入其主张的上述借款中，即杨和养此前并未将案涉的43万元款项作为其对献麒公司享有的债权。综上，杨和养主张案涉的43万元款项为献麒公司应返还的欠款，缺乏证据证实，也与情理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论述，上述43万元款项杨和养确认当时是用于献麒公司缴纳企业转型保证金，罗颖琳收到杨和养及罗某希分别为献麒公司支付的43万元款项后只是代为上缴，没有证据证实罗颖琳占有上述款项，杨和养要求罗颖琳返还上述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杨和养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40元，由杨和养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杨和养的请求与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审查范围为杨和养要求罗颖琳及献麒公司向其返还涉案43万元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本院具体分析如下：关于涉案43万元的支付及退款情况，杨和养在一审期间向法院提交了收据、结算业务委托书、结算业务申请书、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结算票据、退还企业转型保证金的申请及2012年10月8日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上述证据虽为复印件，但杨和养提供上述证据以证明其向罗颖琳转账43万元及所涉企业转型保证金86万元已由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退回献麒公司的事实。换言之，杨和养确认上述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同时，罗颖琳在一审期间亦确认2015年3月27日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将86万元退回献麒公司。因此，在没有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情况下，应予确认证据反映的杨和养将43万元转给罗颖琳，罗颖琳收款后将款项以献麒公司的名义向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交纳企业转型保证金，2015年3月27日中山市财政局民众分局将86万元企业转型保证金退回给献麒公司的事实。杨和养上诉提出罗颖琳收取涉案43万元后，款项的使用及退回情况不明，显然与上述证据反映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杨和养举示的证据，涉案43万元支付及退款过程可证实罗颖琳仅为代缴企业转型保证金。因此，杨和养要求罗颖琳向其返还43万元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和养要求献麒公司向其返还43万元的主张。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杨和养于2012年10月8日支付43万元，其于2013年1月10日与案外人苏某昌、苏某栋因转让股权而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载明，除该协议第二条所涉及的债务外，杨和养出让股权之前献麒公司对外不存在其他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拖欠政府的税费、工人工资、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债务等。而该协议第二条列举的债务并无杨和养所称代献麒公司支付的企业转型保证金。签订该补充协议时，杨和养已经支出了该43万元，若该款项需献麒公司向其返还，其作为债权人在转让献麒公司股权时未予披露，亦未约定在献麒公司的债务之内，显然有违常理。而且，正如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股权转让的价格是基于献麒公司整体的债权债务情况综合评价处理最终确定，献麒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该43万元的债务，必将影响股权转让对价。在杨和养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未明确约定献麒公司存在该43万元债务，亦无证据证明杨和养与献麒公司约定该43万元须由献麒公司退回的情况下，杨和养主张献麒公司向其返还，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和养上诉所提理据不足，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80元，由上诉人杨和养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儒峰审判员  贾小平审判员  李 炜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黄燕芝书记员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