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81民初2391号 原告：余元珍，女，生于1962年12月17日，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卫东、高静，四川法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下南大街**。 负责人：杜卫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住所地：南充市人民中路** 负责人：高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阆中市分公司，住，住所地：阆中市七里大道/div> 负责人：梁怀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优，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余元珍与被告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充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四川省阆中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受理，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作出（2017）京0102民初232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移送本院处理。原告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作出（2017）京02民辖终12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将本案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元珍及其诉讼代理人徐卫东、高静，四被告共同的诉讼代理人吴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四被告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2、判决四被告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从1979年至2012年）或从2012年12月31日起按当时被告同等工龄、工种的退休职工工资待遇给原告补发至今的工资及继续按月支付之后的工资；3、判决四被告补发1998年11月至2012年10月期间被扣除的工资（包括养老金、开发基金）约8万元。事实和理由：1979年，原告被聘为阆中市邮政局江南支局邮递员，一直工作到2012年。1979年1月至1984年6月，邮政局发放的月工资为27元；1984年6月至1989年5月，月工资为45元；1989年6月至1994年12月，月工资为600元；1995年1月至2005年12月，月工资为1200元；2006年1月至2012年10月，月工资为3200元。1984年，南充市邮电局根据劳动人事部、邮电部“关于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从农民中招用合同制工人的试行办法”之规定，与原告签订了合同书，明确原告为乡邮投递员合同制工人。1994年，南充市邮电局又以南充物（1994）非价字第90号“南充市农村投递有偿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对原告的工作报酬重新规定，“月收取的有偿服务费50%作为原告的劳动报酬，20%作为原告的劳动保险福利基金”。直到退休，原告实际拿到报酬只有25%，劳动保险基金既未退还，也未投保劳动保险。1995年，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原告依然按上述方式工作。1998年，南充市邮电局单方将原告身份变更为“代办员”，不但工作报酬未变，而且依然遵守邮电所规章制度：如按规定上、下班且不能从事其他职业等。2012年，阆中市邮政局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原告认为，从1979年至2012年，原告一直在从事邮政投递工作，连续工作达33年之久，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邮政事业，与原告同样经历的投递员一起，默默地开创了中国邮政事业，也为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拼尽了全力。但当原告老到不能再工作的时候，却被被告无情地抛弃。迄今为止，原告因长期工作所致疾病无钱医疗，没有一分退休工资，生活穷困潦倒。当时的邮政局历经改制，现已变更为邮政公司，故四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告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顺庆区分公司共同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具体，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一）、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但其在事实与理由中又称被告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关系”。依据法律规定，原告对解除劳动关系不服的，只能起诉要求撤销解除决定，其要求确认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原告已超过60岁，事实上也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年龄条件。（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至今的工资及继续支付之后的工资，该项请求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诉讼请求。此外，补发多少工资、补发至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标准等均不明确。（三）、原告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补发被扣除的工资约8万元，该项主张只是大概数，原告未能提供准确的数额及计算方式，该项请求也不明确。据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因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二、邮政局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2016年6月，原告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本次又以同样的事实与理由起诉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三、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邮政法》第八条、《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均规定邮政企业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邮政企业与受托人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具体到本案中，原告与邮政企业签订的《公社邮递员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甲方（即阆中县邮政局）委托乙方代办下列邮政业务……”、第四条约定，“乙方是甲方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社来社去，组织关系属于公社……”原告与邮政企业签订的《代办邮政合同书》也明确提到，“甲方委托乙方代办下列邮政业务……”、“乙方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需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据此，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四、原告主张的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工资没有依据。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补缴社会保险费或补发工资没有依据；（二）、原告主张的被扣除的工资没有依据。首先，原告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邮政企业并不存在扣除原告工资的问题。其次，原告的委、代办员酬金已及时、足额进行发放，不存在拖欠，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酬金克扣情况。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原告以劳动争议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并认为其工作时间是自1979年至2012年。即便原告的主张成立，其请求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在原告无法证明本案存在法定的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情况下，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综上所述，恳请贵院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或查明事实后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双方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6月29日，余元珍以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17〕第353-355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余元珍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作出裁定将案件移送本院处理。余元珍不服裁定，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8年5月受理本案。 1998年，阆中市邮电局变更为阆中市邮政局。2015年，邮政集团公司实施法人体制调整，阆中市邮政局更名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阆中市分公司。 双方当事人对余元珍从1979年至2012年期间的工作情况及其与邮政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等事实以及相关证据存在争议。 余元珍围绕争议事实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奖状十二份、南充报复印件、工作证，证明余元珍与被告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余元珍是被告的工人，与被告构成劳动关系； 2、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路线为纲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政策的指示【川委发（1973）120号】文件复印件一份、邮电部、劳动人事部关于下达招收乡邮投递员和驻段线务员劳动指示的通知【（83）邮劳联字671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余元珍是按被告规定招收的计划内劳动合同制工人； 3、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乡邮投递员实行提前退休问题给邮电部的复函【（81）劳总护字68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国家劳动总局将农村乡邮投递员定性为被告的工人，享有工人退休待遇； 4、关于印发“南充市农村投递有偿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南市物（1994）非价字第90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该文件对乡投递员的工资待遇、管理制度及奖惩作出规定； 5、关于调整镇乡投递员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南邮发（1995）23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确认余元珍乡邮递员的身份，并明确按每人每月可领80-100元养老费的标准，逐年投保存入，严禁挪作他用； 6、“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复印件一份，证明《劳动法》颁布后，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全体职工均为劳动合同制对象； 7、“邮电企业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复印件一份，证明再次确认乡邮递员的身份是农用合同制职工，属于劳动合同制对象，有权享有养老保险及经济补偿金； 8、关于印发《四川省邮政业务委托代办管理办法》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四川省邮政公司是2003年才印发《四川省邮政委代办管理指导意见》，2006年才明确委代办关系性质，正式实施委代办经营方式，余元珍不适用此规定； 9、关于各类城镇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川劳险（2）41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劳动部门对2000年前的“代办员”定性也是单位合同制职工，并非委托代理关系； 10、关于符合退休条件的长期临时工办理退休时的问题和意见【川劳法（74）41号】文件复印件一份、关于解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计划内的长期临时工退休养老问题的通知【川人退[1989]3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邮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办法复印件一份、邮电部关于邮电企业合同制工人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复印件一份，证明按当时的政策，被告应当为余元珍缴纳养老保险金； 11、国务院关于组建邮政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复印件一份、吸收合并公告复印件一份、开业公告复印件一份、《四川省市县邮政公司更名5月1日证实对外运营》新闻报道复印件一份，证明余元珍先是与邮政集团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再与各分公司建立的劳动关系。 针对上述证据，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奖状、南充报及工作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能以此证明双方形成了劳动关系，奖状是被告对原告作为公社邮递员进行的激励，并不能等同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管理，江南邮政所本身属于代办所，该组证据证明原告身份是公社邮递员；【川委发（1973）120号】、【（83）邮劳联字671号】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81）劳总护字68号】文件、【南市物（1994）非价字第90号】文件、【南邮发（1995）23号】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及暂行规定的内容是针对邮政企业的正式员工，对余元珍不适用；印发委代办管理办法的通知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表明明确双方是委托代理关系；【川劳险（2）41号】文件、【川劳法（74）41号】文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办法、合同制工人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内容针对的是邮政企业的正式员工，不包扣公社邮递员；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围绕争议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公社邮递员合同书》及《公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阆中县邮电局委托原告担任天安公社邮递员，明确原告是委托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属于邮电企业正式职工，组织关系属于公社； 2、《代办邮政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与阆中市邮政局协商，由阆中市邮政局在江南镇设置邮政代办所，阆中市邮政局委托原告代办邮政业务，原告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须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 3、《推荐证明》复印件一份及《代办邮政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经江南镇人民政府推荐，原告与阆中市邮政局协商，同意由阆中市邮政局江南镇设置邮政代办所，阆中市邮政局委托原告代办邮政业务，原告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须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 4、《关于在乡（镇）设立邮政储蓄代办所的请示》复印件一份，证明经阆中市邮政局向中国人民银行阆中市支行请示，决定设立狮子、凉水、合丰和江南等邮政代办所设立邮政储蓄代办所； 5、《关于我局农村代办机构重新签订协议的情况报告》复印件一份，证明阆中市邮政局分期分批签订代办合同，原告已于与阆中市邮政局重签代办合同； 6、国家邮政局于2005年7月19日作出的《对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8038号建议的答复》复印件一份，证明邮政企业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专营业务； 7、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报送省政府办公厅[B2010]第4347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函》复印件一份，证明不能用现行法律法规来明确公社邮递员和乡办邮政人员的劳动关系问题； 8、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印发《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川邮通〔84〕25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公社邮递员的性质是邮政企业委托公社或乡镇政府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政企业的正式员工，是公社社员，与邮政企业签订的是委托合同； 9、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招用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段线务员试行办法》的通知（川邮局字〔84〕166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我省在实行公社邮递员制度的同时，还实行了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制度。公社邮递员制度的依据为（川邮通〔84〕25号）文件，农民合同制乡邮递员的依据为此文件，企业招收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必须在上级下达的劳动指标内，报劳动部门同意招收需签订劳动合同，二者同时存在且存在区别，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并非公社邮递员的延续，本案余元珍系公社邮递员，与邮政企业建立的是委托关系，不是劳动关系。 10、南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原公社邮递员及部分离任委代办人员可能串联集团上访有关问题的意见，证明公社邮递员既未与邮政企业构成劳动关系，也未与乡政府（公社）构成劳动关系或聘用关系； 11、南充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南府信复〔2009〕7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南充市人民政府针对原告等人的信访已经作出答复，答复意见为乡镇邮政委代办人员与邮政企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非劳动关系； 12、四川省邮政局传真电报《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村邮政委代办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未实行乡办邮政但又收取延伸服务费的地区，严禁在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的同时又以其他名目支付延伸服务提成。 余元珍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公社邮递员合同书》签订时间是1984年，而《邮政法》颁布时间是1987年，1987年邮政企业才具有委托他人代办邮政业务的资格，该合同的签订，实际上是邮政企业招工困难时委托公社帮忙招工，双方之间实际是符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推荐证明》、《代办邮政合同书》及《关于我局农村代办机构重新签订协议的情况报告》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关于在乡（镇）设立邮政储蓄代办所的请示》，《邮政法细则》中明确规定，邮政代办所视同邮政企业所属的分支机构，邮电代办所与其他代办所所属地位一致，均与邮政企业构成管理和被管理的从属关系，而非平等的代理关系；对国家邮政局针对人大代表的答复不能作为认定关系的依据，国家邮政局无权对法条进行解释；对（川邮通〔84〕166号）、（川邮通【84】25号）文件，166号文件发布时间为1984年10月22日，系撤公社建乡的背景下发布的，且25号文件也说明公社邮递员也有用人指标；对（[B2010]第4347号）文件、《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南府信复〔2009〕7号）文件及四川省邮政局传真电报等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关系的依据；对南充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原公社邮递员及部分离任委代办人员可能集体上访有关问题的意见只能证明原告曾多次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 本院对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余元珍提供的【（81）劳总护字68号】文件、【南市物（1994）非价字第90号】文件、【南邮发（1995）23号】文件系针对与邮政企业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邮电企业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办法”系针对全民所有制邮电企业职工，“邮电企业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系针对与邮电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主体就劳动合同管理制定的规定，【川劳险（2）41号】文件、【川劳法（74）41号】文件、邮电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办法、邮电部关于邮电企业合同制工人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系针对合同制职工，均与本案涉及的公社邮递员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国务院关于组建邮政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复印件、吸收合并公告复印件、开业公告复印件、《四川省市县邮政公司更名5月1日证实对外运营》新闻报道复印件等证据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余元珍提供的其他证据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四被告提供的《代办邮政合同书》，余元珍质证称该合同书上余元珍的签章是余元珍工作期间邮政局替其制作的，在其离职后被告已收回，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鉴于案涉合同书的上除余元珍的印章外，还加盖有阆中市江南镇人民政府的印章，余元珍的质证意见无相关无证据佐证其意见，本院对余元珍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该份合同内容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四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来源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结合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庭审查明，本院对争议事实确认如下：1979年，余元珍开始从事阆中市邮政局江南支局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投递员。1984年5月28日，阆中县邮电局（甲方）与余元珍（乙方）签订《公社邮递员合同书》，除合同双方签字或签章外，还加盖阆中县天鞍乡人民政府公章，该协议约定委托余元珍担任天安公社邮递员，其中甲方应负的责任：发给乙方所需的邮电业务规章制度并负责教会；对乙方进行考核；发给乙方所需的招牌、信箱等投递工具。乙方应负责任：按照邮电业务规章制度的规定办理各项业务；严格执行派单制度，保质保量完成投递任务；严格遵守工作时间，接受甲方监督检查等；同时约定：乙方是甲方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属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社来社去，组织关系属于公社；该合同的有效期为五年。该合同签订后，阆中县公证处进行了公证。1998年12月25日，阆中市邮政局（甲方）与余元珍（乙方）签订《代办邮政合同书》，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该合同上签章或签字，该合同约定由阆中市邮政局在江南镇设置邮政代办所，其中甲方应付的责任：指导乙方办理邮政业务；发给乙方代办邮政业务的招牌、投递工具等；对乙方进行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按照规定标准付给乙方代办邮政业务酬金，酬金每月结算一次（储蓄酬金季度兑现一次）。乙方应付的责任：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需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按规定办理邮政业务，保证邮政储汇资金、票券的安全；按规定时间上缴代办邮政业务款项和业务档案；接受甲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接收甲方临时安排的事项；该合同的有效期为两年。2000年3月22日，阆中市江南镇人民政府出具《推荐证明》，同意推荐余元珍任江南代办邮政业务。同日，阆中市邮政局（甲方）与余元珍（乙方）签订《代办邮政合同书》，除合同双方签字、签章外，还加盖阆中市江南镇人民政府公章，该协议约定由阆中市邮政局在江南镇设置邮政代办所，其中甲方应付的责任：指导乙方办理邮政业务；发给乙方代办邮政业务的招牌、投递工具等；对乙方进行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按照规定标准付给乙方代办邮政业务酬金，酬金每月结算一次（储蓄酬金季度兑现一次）。乙方应付的责任：负责提供代办邮政业务必需的房屋、场地、办公用具；按规定办理邮政业务，保证邮政储汇资金、票券的安全；按规定时间上缴代办邮政业务款项和业务档案；接受甲方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接收甲方临时安排的事项。签订协议后，余元珍从事邮政代办业务工作至2012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被告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主体资格是否适格；二、原告余元珍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及其基于劳动关系主张的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余元珍主张“阆中市邮政局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而“阆中市邮政局”现为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余元珍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与该案被告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补缴社会保险费及发放工资的义务应由该案三被告直接承担。余元珍所诉被告邮政集团公司、邮政集团四川省分公司、邮政集团南充市分公司主体不适格。同时，本案事实发生于余元珍与阆中县邮电局、阆中市邮政局之间，1998年，阆中县邮电局变更为阆中市邮政局，2015年，邮政集团公司实施法人体制调整，阆中市邮政局更名为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该公司承继变更前的权利义务。同时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是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是具备独立承担责任能力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组织，能够独立作为诉讼当事人，故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系本案的适格主体。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余元珍与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余元珍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隶属关系和身份依附关系，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成为用人单位相对固定的成员。本案中，余元珍自1979年开始在农村从事公社邮政投递工作，系公社邮递员。对于公社邮递员的性质，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发布的《公社邮递员使用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明确“邮电企业委托公社代办农村投递和邮政业务的人员，不是邮电企业的正式职工，是公社社员，社来社去”，可见该条规定明确了公社邮递员的性质非邮政企业职工，属于公社社员。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四川省邮电管理局招用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和驻线务员施行办法》的通知中关于农民合同制乡邮员制度的规定，余元珍以此主张其由公社邮递员转为农民合同制乡邮员，与邮政企业建立了劳动关系。本院认为依据上述文件，农民合同制乡邮员须占用劳动指标且被录用后签订劳动合同，而余元珍并未提供其被招用及签订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事实不予认定。而1984年5月28日，余元珍与阆中县邮电局签订了《公社邮递员合同书》，1998年12月25日，余元珍与阆中市邮政局签订了《代办邮政合同书》，2001年4月17日，余元珍与阆中市邮政局签订了《代办邮政合同书》，该三份合同约定的内容从性质上进一步界定了双方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纵观余元珍从事农村邮政投递工作的经历，在其签订《公社邮递员合同书》之前，双方并没有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明确法律关系，但其从事的均系邮政委托代办业务，并没有质的区别，法律关系性质亦属于委托关系。依据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八条第二款“邮政企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企业专营的业务”、1990年11月2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第五条“邮政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办邮政业务时，应当协商一致，并签订代办合同”及1993年3月24日施行的《邮政业务委代办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六条“邮政企业根据代办网点或人员办理的邮政业务量，逐月支付代办业务手续费”的规定，可见在当时实施的法律规定赋予邮政企业对邮政业务的委托权，为实践中邮政企业与委托代办员之间签订委托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本案余元珍从事的是邮政代办业务，邮政企业虽然对其进行一定的监督管理，但主要是为了督促代办员更好地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具有对受托事务业务管理的性质，邮政企业并不对其行使人身管理，不存在身份隶属关系，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实质特征。故余元珍与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院对余元珍主张确认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 余元珍的其他诉讼请求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且第三项诉请请求金额不明确，缺乏事实依据。 鉴于本院已确认原告与被告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故本院对原告基于与被告邮政集团阆中市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而提出的其他诉讼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余元珍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余元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杜 国 审 判 员  伏 瑚 人民陪审员  高小蒙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田晶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