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民初1690号原告：赵武豪，男，汉族，1966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原告：汕头市升平区添成物资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华坞新村**205。组织机构代码：19294813-7。法定代表人：郑添泉。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磊铭，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红柳道**顺丰工业城厂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7935816N。法定代表人：郑明强，董事长。被告：郑明强，男，汉族，1963年8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商报路景翠园**201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59411G。法定代表人：陈某荣，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第三人：深圳市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君子布村**铭可达物流园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45247C。法定代表人：郑明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上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利芬，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清华，广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武豪、汕头市升平区添成物资公司（以下简称添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青公司）、深圳市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可达物流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宇、熊磊铭，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第三人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阙清华、沈利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将第三人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涉案股权）返还给第三人达青公司，并判令在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内将涉案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达青公司名下；2.判令第三人达青公司及铭可达物流公司协助办理第1项诉讼请求中的工商变更登记义务；3.判令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及第三人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承担赵武豪、添成公司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共计96000元（暂计至2017年7月18日，后续以实际发生或确定发生的为准）；4.判令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基本事实。赵武豪、添成公司均系达青公司（原名称深圳市铭可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可达发展公司）的股东，其中赵武豪持有20%的股权，添成公司持有2.5%的股权；郑明强系达青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原工商登记的执行董事（董事长），持有达青公司57.5%的股权。铭可达集团公司与达青公司系关联企业，均由郑明强实际控制。郑明强长期滥用股东控制地位及执行董事（董事长）身份，多次实施违反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达青公司及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合法权益。2015年3月，在未告知且未经赵武豪、添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郑明强操纵达青公司，将达青公司名下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零对价”转让给同受郑明强控制的铭可达集团公司，并于2015年4月3日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此重大的资产转移及关联交易行为，达青公司及郑明强从未告知赵武豪、添成公司，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在郑明强的控制和操纵下，转移、侵吞公司财产，严重损害了达青公司以及包括赵武豪、添成公司在内的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郑明强作为达青公司原工商登记的执行董事（董事长），擅自转移公司重大资产至自己控制的另一家公司，违背了董事的忠实及勤勉义务，严重损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二、理由。（一）本案是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均是达青公司的股东，赵武豪持有达青公司20%的股权，添成公司持有达青公司2.5%的股权。被告郑明强持有达青公司57.5%的股权，曾任达青公司执行董事，同时也是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股东、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两第三人均受郑明强实际控制。（二）2015年3月，在没有告知两原告的情况下，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操控达青公司，将达青公司名下价值超过十数亿元的重大资产，即达青公司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零对价”转让给了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并于2015年4月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郑明强、铭可达集团公司利用关联关系，通过恶意串通，转移、侵吞公司财产，严重侵害了达青公司、包括两原告在内的达青公司股东以及达青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故所形成的转让协议、所实施的转让行为均应属无效。（三）两原告在得知此情况后，多次向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陈某荣、监事莫伟某发函，要求其立即代表达青公司提起诉讼，以保护公司合法权益。但陈某荣、莫伟某既在达青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又在铭可达集团公司任董事、监事，在两原告多次发函后，没有也不可能提起诉讼。（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股东可以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规定，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2015年10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第七条规定，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规定，将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关系人或者其他民事主体作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第十五条明确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被告直接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故对于铭可达集团、郑明强恶意转移、侵害公司财产的行为，两原告有权依法起诉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其依法返还被转移、侵害的财产。（五）鉴于涉案股权的返还客观上需要第三人铭可达物流公司、达青公司的配合，因此，两原告诉请上述两第三人协助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六）为防止铭可达集团公司再次恶意转让股权，致使诉讼目的彻底落空，两原告已申请财产保全，产生96000元的保全担保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深圳中院《关于审理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第十五条也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被告直接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并可依据原告的请求，判令公司补偿原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故该部分费用依法应当由两被告及两第三人承担。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答辩称：一、两原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两原告于2017年7月21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股东应当在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发生之日起的两年内向法院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股权转让协议书》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并在2015年4月3日办理了铭可达物流公司股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予以公示，任何主体均可自公示之日起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东变更情况。两原告认为该次股权变更侵害了达青公司的权益，完全有能力在该股东变更事项公示之日起的两年内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然而，截至2017年4月2日，两原告并未提起过股东代表诉讼，故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股权转让协议书》系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该协议应为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及履行后，达青公司在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对该次股权转让行为并没有异议，故两原告主张铭可达集团公司将受让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主张将合同关系恢复原状，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才会产生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铭可达集团公司系通过与达青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而取得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两原告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却在该协议签订后主张铭可达集团公司将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故应当先举证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任一情形。相反，达青公司转让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已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了股东表决程序并作出《股东决定》，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也经深圳市公证处公证，足以证明转让方、受让方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真实；该协议的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转让方或任何第三方无权要求返还股权。其次，因损害公司利益而派生的股东代表诉讼的本质是在公司怠于或拒绝起诉维护自身权益时，才赋予股东突破公司法人人格为公司的利益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其胜诉利益归公司。但是，从达青公司与两原告的股东出资纠纷案可以看出，达青公司作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事主体，并没有丧失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达青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向铭可达集团公司主张返还股权，由此说明达青公司自身对向铭可达集团公司转让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并没有异议，在此前提之下，两原告代表达青公司请求返还股权则缺乏事实基础。三、在没有证据证明郑明强违反董事的勤勉义务并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法律应保护铭可达集团公司作为善意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维护已经公证生效并履行两年多之久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稳定，不应支持两原告关于返还股权的主张。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时，达青公司原董事郑明强没有任何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行为；铭可达集团公司作为股权受让方，无需举证自己善意，其按双方一致同意的价格签订协议，法律即推定其为善意相对方。如果两原告主张郑明强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并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以不合理对价受让股权，两原告应对此负举证责任。但事实上，股权转让事项已履行铭可达物流公司股东决议的程序，协议双方的签字、印章真实并经公证签署，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为铭可达集团公司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两原告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郑明强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并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不能仅凭郑明强担任达青公司原执行董事和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就断定郑明强违反了董事的勤勉义务、铭可达集团公司受让股权存在恶意。四、两原告除主张《股权转让协议书》侵犯达青公司权益外，还主张该协议侵犯了其作为股东的权益。作为普通的侵权纠纷，实施了侵害行为和存在损害事实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必备条件。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实施了侵害行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中确立的对未实际出资股东的股东权利可进行合理限制的原则，两原告因实际没有向达青公司出资，实际不享有对达青公司的权益，也就不会因为达青公司将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而受到损害。故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侵权。1994年，添成公司认缴200万元注册资本设立了达青公司，但从达青公司提交的设立资料和添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添泉的陈述来看，添成公司并没有实际履行对达青公司的出资义务。从达青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达青公司经过历次变更，在2004年1月之前，股东郑添泉持有达青公司20%的股权。2004年1月12日，赵武豪在未取得郑添泉真实签字的情况下办理《股权转让合同书》公证手续而取得了达青公司20%的股权。2005年4月，达青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到8000万元，赵武豪认缴14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但在赵武豪转入新增注册资本进行验资的当天，该批新增注册资本即被转出到第三方的过桥资金账户。由此可见，赵武豪实际并没有履行对达青公司的出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六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决议对其利润分配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该股东请求认定该限制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未出资股东与已出资股东并不能享有同等的股东权利，公司可以通过股东决议限制未出资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换言之，两原告在实际并没有履行对达青公司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其股东权益缺乏基础，股东权益受到损害也就无从谈起。综上，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实施了侵害行为，两原告也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因此，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对两原告不构成侵权。五、退一步讲，假定《股权转让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要求铭可达集团公司将管理和经营两年多的铭可达物流公司全部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客观上也不适合强制履行。股权虽以财产权为基本内容，但又不同于债权和所有权，它还包含有对公司内部事务的管理权、经营权等非财产权的内容，与股东的身份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受让铭可达物流公司的全部股权后，铭可达集团公司已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管理人员经营和管理铭可达物流公司，对铭可达物流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的价值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强制将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不仅股权财产价值的变化难以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自担任股东两年多以来对铭可达物流公司产生的影响也是无法“恢复原状”的，因此，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客观上不适合强制履行。第三人达青公司述称：一、只有无权处分情形下的善意取得才涉及合理对价的认定，达青公司作为第三人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的合法权利人，将股权转让给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前，已经按照公司法及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转让股权的股东表决程序，并经深圳市公证处公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即为合法有效。二、达青公司并没有丧失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自《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并履行至今，达青公司对该协议的内容都没有异议。三、被告郑明强在担任达青公司原执行董事期间没有损害达青公司利益的行为，相反，原告赵武豪曾多次损害达青公司利益，包括最初取得达青公司股权时，赵武豪系在没有原股权转让方郑添泉本人真实签字的情况下，虚构相关文件，办理了《股权转让合同书》的公证手续；在达青公司增资时，赵武豪抽逃出资，并没有实际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此外，原告添成公司也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就此，达青公司已提起诉讼追究赵武豪、汕头添成公司的出资义务。综上所述，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达青公司不主张铭可达集团公司返还其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请求驳回原告赵武豪和添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铭可达物流公司述称：铭可达集团公司自2015年4月3日担任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东以来，已对铭可达物流公司的经营管理包括业务定位、治理结构、公司文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若强制进行股权回转，不利于铭可达物流公司的稳定和发展，请求驳回原告赵武豪和添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达青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工商信息，《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公证书、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决议》，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关于请求莫伟某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公证书，《关于请求陈某荣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公证书、《不动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关于铭可达物流园的媒体报道》及《铭可达官网信息》《2015年深圳市观澜街道工业用地出让信息》《委托担保协议》《担保费转账凭证》《担保费发票》等证据。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及第三人达青公司、铭可达物流公司围绕其答辩理由、陈述意见提交了铭可达物流公司工商变更信息、最新股东信息、《股东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公证书、《资金承诺报告》《出资证明》、达青公司工商变更信息、《询问笔录》《鉴定书》《民事起诉状》《受理通知书》《借款凭证》《对公贷款还本计划附表》等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公证书、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决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达青公司成立于1994年2月13日，原名称铭可达发展公司，于2016年6月8日变更为现名，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于2016年6月8日由郑明强变更为陈某荣。2007年8月3日起达青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赵武豪持股20%、郑明强持股57.5%、添成公司持股2.5%、刘幼君持股20%，达青公司监事为莫伟某，2016年6月8日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由郑明强变更为陈某荣。铭可达物流公司成立于2000年2月1日，股东为铭可达发展公司，持股比例100%。2015年4月3日，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铭可达集团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目前系铭可达物流公司唯一股东，持股比例100%。郑明强系铭可达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铭可达集团公司股东及持股情况为：2013年4月18日前郑明强持股49%、铭可达发展公司（即达青公司）持股51%；2013年4月18日后郑明强持股49%、郑锡某持股51%；于2013年4月27日后变更为郑锡某持股75.5%、郑明强持股24.5%。双方当事人均提交了铭可达发展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其上载明铭可达物流公司于2000年2月1日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6000万元，现由铭可达发展公司独自经营，占100%股权。铭可达发展公司愿意将其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经公司股东会会议通过，就股权转让达成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1.铭可达发展公司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根据原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规定，现铭可达发展公司将占有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若铭可达发展公司尚未付足注册资金，则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未注资部分由铭可达集团公司在法定期限内缴清。2.铭可达集团公司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3天内按前款规定的货币和金额将上述转让款分1次支付给铭可达发展公司……。”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2015）深证字第36547号《公证书》显示,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于2015年3月13日对前述《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公证。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铭可达物流公司股东决议》显示于2015年3月7日形成内容为“1.同意铭可达发展公司将持有的本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股东签章处分别加盖了铭可达发展公司、铭可达集团公司与铭可达物流公司的公章。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的《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修正案》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修改章程第二章第八条、第四章第二十条，修改后的股东名称为铭可达集团公司，认缴出资额16000万元，出资比例100%，出资方式货币。赵武豪、添成公司提交了（2016）粤汕汕头第15582号、（2016）粤汕汕头第15607号《公证书》，落款日期分别为2016年8月8日、2017年4月25日的《关于请求莫伟某立即诉讼的通知函》《关于请求陈某荣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中国邮政EMS快递详单，主张曾请求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监事向法院起诉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及请求撤销相应工商变更登记，但莫伟某、陈某荣均未接受。赵武豪、添成公司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铭可达发展公司诉赵武豪股东资格确认一案，铭可达发展公司诉请确认赵武豪不是铭可达发展公司的股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区法院）作出（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857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铭可达发展公司的诉讼请求。铭可达发展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2460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认为，赵武豪于2004年1月12日以人民币200万元受让郑添泉持有的铭可达发展公司20%股份后，铭可达发展公司于2005年4月28日增资，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其中赵武豪增资1400万元，总出资达到1600万元，仍占铭可达发展公司20%的股份。即使如铭可达发展公司所主张的，赵武豪受让郑添泉所持公司股份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郑添泉的签字并非本人签署，赵武豪增资1400万元的事实亦足以证明其系铭可达发展公司的合法股东。铭可达发展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审理，故本院不同意其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案诉讼中，两原告以为防止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转移财产造成判决难以执行为由，向本院申请查封冻结铭可达集团公司价值人民币16000万元的财产，两原告与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富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协议》，申请两担保人向本院出具担保金额为16000万元的财产保全担保函，并向深圳市中恒泰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担保费96000元，本院已作出裁定并查封铭可达集团公司名下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以上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公证书、铭可达物流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决议》、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关于请求莫伟某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公证书、《关于请求陈某荣立即提起诉讼的通知函》及公证书等证据及本院开庭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赵武豪、添成公司系达青公司的股东，合计持有达青公司22.5%的股份，其以达青公司的股东郑明强擅自不当转移达青公司的重大资产即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60000000元）至铭可达集团名下，损害了达青公司、达青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诉请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关于两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首先，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达青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赵武豪、添成公司系达青公司的股东，虽然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达青公司均对原告赵武豪的股东资格提出异议，但本院生效判决已确认赵武豪系铭可达发展公司即达青公司的合法股东，两被告及第三人达青公司以此为由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于法无据，本院不予准许。其次，两被告及第三人达青公司以两原告未履行出资义务及存在另案出资纠纷为由主张两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因该事由不属于公司法规定的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股东的条件审查范围，故其理由不能成立。再次，两原告已书面请求达青公司的执行董事陈某荣、监事莫伟某代表达青公司提起诉讼，该两人未于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诉讼，故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两被告主张两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本案两原告诉求是否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被告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提出两原告的本案诉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该请求非债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抗辩，故铭可达集团公司、郑明强关于时效的抗辩依法不能成立。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本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发生时，郑明强既是达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及大股东，又是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并担任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明强主张第三人达青公司从未就案涉股权转让提出过异议，因其无证据证明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知情或同意，故达青公司未提出异议不能等同于达青公司的股东对案涉股权转让交易的默示同意，郑明强利用职务便利促成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其作为达青公司的高管违反了对达青公司应尽的忠实义务。其次，如前所述，受让方铭可达集团公司与转让方达青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属于关联交易，郑明强同时系达青公司与铭可达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本院认定铭可达集团公司在受让案涉股权时明知该股权转让未征求原告赵武豪及添成公司的意见。不仅如此，工商信息显示，铭可达物流公司的注册资本16000万元，达青公司已实际出资，但《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达青公司向铭可达集团公司转让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对价仅为1元，且无证据证明已支付该1元，实质上是无偿转让。虽然郑明强及达青公司主张铭可达物流公司在被转让时已有负债，故以1元作为对价，但两被告及两第三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曾于转让前对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过审计并提交相应审计报告，其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铭可达集团公司不能认定系善意受让人。再次，针对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公司抗辩所称案涉股权转让行为未侵犯两原告作为达青公司股东的权益，本院认为，两原告提起本案股东代表诉讼，请求铭可达集团公司将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返还给达青公司，其期待胜诉的利益虽然最终归属于达青公司，但两原告作为达青公司的股东将间接受益；同理，在郑明强及铭可达集团公司的行为侵害达青公司利益时两原告的股东权益也将间接受到损害。综上，公司有独立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郑明强利用职务之便将达青公司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无偿转让给铭可达集团公司，应认定郑明强与铭可达集团公司恶意串通，该行为不仅损害了达青公司的利益，破坏了达青公司的财产独立，也间接损害了其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至于铭可达集团公司抗辩提出的其在受让铭可达物流公司全部股权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管理人员，现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增值，故无法向达青公司返还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因铭可达集团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资产现状以及案涉股权转让发生至今铭可达物流公司股权价值的变化，且铭可达集团公司所谓的投入过于笼统，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本院认定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后，如铭可达集团公司确因此产生损失，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分析，赵武豪、添成公司主张案涉股权转让行为侵害了达青公司的利益，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有的铭可达物流公司100%的股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同时，第三人达青公司作为原股权持有公司，第三人铭可达物流公司作为被转让标的公司，均应协助及配合铭可达集团公司完成对铭可达物流公司10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关于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各被告及第三人承担担保费96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六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其诉讼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公司应当承担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本案中赵武豪、添成公司诉请铭可达集团公司向达青公司返还所持铭可达物流公司的股权，并申请查封了铭可达集团公司名下铭可达物流公司的100%股权，因此产生的担保费96000元有转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为证，属于股东因参加诉讼支付的合理费用，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该费用应由达青公司承担。两原告主张的后续费用支出因未实际发生，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大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他部分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所持有第三人深圳市铭可达物流有限公司的100%股权返还至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二、第三人深圳市达青投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支付担保费96000元；三、驳回原告赵武豪、添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422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847280元（已由两原告预交），由被告深圳市铭可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郑明强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各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王   伟审判员 琚   虹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