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陕0703行初18号 原告刘玉琴，女，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荣海，北京市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郑区大河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郑区大河坎镇利民路**。 法定代表人张晓栋，该镇镇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钟积宝，该镇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云，陕西达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玉琴因与被告南郑区大河坎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8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在南郑区（县）大河坎镇中所营村九组的土地被南郑区（县）人民政府违法征收。原告不服南郑区（县）人民政府的征收行为将其诉至人民法院，该案经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9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行终324号行政判决书两审终审判决确认南郑区（县）人民政府实施征收原告集体土地的行政征收行为违法。被告赔偿义务机关大河坎镇人民政府在实施征收的过程中，在2016年1月7日早上8点左右，组织城管、公安等人员动用大型机械设备将原告的宅基地强行摧毁。在镇政府实施的该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原告被政府工作人员暴力拖拽，导致原告受伤并使原告诱发心脏病、心绞痛等疾病。2016年1月7日当日原告被送往汉中市中医医院紧急住院治疗。原告此次住院23天（2016年1月7日至2016年1月30日）产生住院医疗费12516.53元。因被告大河坎镇人民政府只垫付了10000元医疗费，原告无钱支付医疗费继续住院治疗，因此原告在未治愈的情况下被迫出院。2016年2月3日原告病情又进一步恶化再次被送往汉中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原告此次住院405天（2016年2月3日至2017年3月15日），产生住院医疗费41663.25元。此次住院被告镇政府只垫付了2000元，其他费用均是原告向其亲友借款治疗。原告于2018年2月29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书，要求其向原告赔偿277817.46元，其中包括医疗费35150.78元（原告两次住院共产生医疗费54179.78元，其中新农合报销7029元，被告垫付12000元）、护理费42800元（428天×100元/天）、误工费30786.68（陕西省2016年度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26255元，原告实际误工天数为428天）、住院期间生活补助费34240元（428天×80元/天）、交通费2000元、后期治疗费用10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费20000元。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南大政决〔2018〕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现原告依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提起本诉，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期间生活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期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费共计277817.46元。 被告辩称，一、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道路施工当日，现场工地危险，村干部为确保其人身安全，仅仅是将其从施工工地搀扶至安全地带，同时阻挡其再次进入危险施工工地，自始至终现场执法人员和村上领导干部均没有任何人对原告实施暴力拖拽行为。不存在因被告工作人员暴力拖拽原告，导致原告受伤并诱发其心脏病、心绞痛等疾病等情况。原告当日身体上未遭受任何的损害，不存在任何损害后果，结合视频记录和原告的诊断证明足以证明2016年1月7日原告住院与被告行政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二、原告因冠心病再次住院与本次事件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原告提供的住院病历资料及出院记录载明：“患者以发作性胸闷、心慌三年，加重伴胸痛1天收入我院，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气短，曾在3201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冠心病，经至好转。”据此，原告生病住院是因为其本身有冠心病史，并不是此次道路施工行为所导致。原告明知道自己患有冠心病，应当尽到高度合理的注意义务，控制情绪，避免因心情因素诱发其冠心病突发。而原告明知其患病却到施工现场吵闹，对于之后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三、南郑区政府征收土地程序轻微违法未对原告实体权利造成影响，2016年1月7日原告阻挠江南西路道路施工的行为本身具有违法性。被告并无行政违法行为和违法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2017）陕行终32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南郑区（县）人民政府实施征收刘玉琴的土地征收行为程序违法，但并未确认土地征收行为实施违法，故不能视为被告实施的行政行为违法。在2014年1月10日原告与被告就已经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并签字确认，房屋也已经拆除，赔偿款已经全部由原告领取。2017年11月16日原告及其家属与被告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已经对原告进行了房屋安置。土地征收应当先征收后补偿，而本案征收行为是在征收审批之前就进行了补偿，存在程序瑕疵，但并不能导致征收行为违法，故征收行为以及拆迁等行政行为实质上并没有违法，对原告的实体权利未造成影响。故原告申请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关于赔偿条件的规定。被告即不存在违法行政，也不存在暴力执法，更没有对原告产生人身损害的后果。故原告请求的各项损失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综上，政府房屋拆迁行为在2014年就已经发生，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违法行为和暴力行为，没有对原告的身体和财产实质权利造成侵害，原告也未因为任何暴力行为受到实际伤害，故原告人因冠心病两次住院与镇政府实施的维护道路施工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其各项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案举证、质证情况： 本院于2018年8月17日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证据交换。 原告于2018年7月6日向本院提交证据： 1、2016年1月7日—2016年1月30日汉中市中医院住院病案；2、汉中市中医院住院记录；3、住院费收据票据一张；4、入院记录；5、南郑区（县）新农村和医疗费用报销审批表；6、2017年4月21日中所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据1至6拟证明原告第一次住院23天，住院费12516.53元，新农合报销7029元，镇政府垫付10000元。7、2017年2月3日18时汉中市中医院内科入院记录；8、汉中市中医院出院记录；9、2016年2月3日-2017年3月15日汉中市中医院住院病案；10：2017年4月6日汉中市中医院住院收费票据一张；11、2017年4月21日中所营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据7至11拟证明原告第二次住院405天，住院费41663.25元，镇政府垫付2000元。12、2017年3月16日汉中市中医院诊断证明；13、2017年4月14日汉中市中医院诊断证明；14、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9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15、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行终324号限制判决书。证据14、15拟证明南郑区（县）人民政府涉案行政征收行为被人民法院确认违法。16原告向被告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17、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的“南大政决字（2018）1号《不予限制赔偿决定书》”。拟说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后，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南大决字﹝2018﹞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南大政决字（2018）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拟证明被告以《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十四条为依据驳回了原告赔偿申请的事实。2、《房屋拆迁补偿协议》；3、被拆迁人刘玉琴的《拆迁房屋情况调查核实表》3份；4、其他赔付说明一份。5、领条两份；6、《房屋拆迁安置协议》。证据2至6拟证明原告合法权益未受损害，被告依法给予原告的拆迁安置已经实际履行。7、《情况说明》及《证明》共四份；8、视频资料及综合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拟证明2016年1月7日原告在现场阻拦江南西路道路施工，被工作人员劝阻。执法全程工作人员并无暴力拖拽原告的行为。 经庭审双方质证意见，一、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11、14、15、16、17号证据均无异议，对于证据1、2、3、4、5、7、8、9、10、12、1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刘玉琴住院是因为其既往的冠心病，与被告路政施工行为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二、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提出异议，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其违反了《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证据2、3、4、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其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本案中被告的征收行为已经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而基于违法行政行为作出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被告无强制执行权，应当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于证据7中邵小荣、杨汉琴、张琪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对于证人张宝成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其证言不真实，歪曲事实；对于证据8中两份执法证件有异议，认为此两份执法证件的有效期限是2018年4月至2023年4月，而本案发生在2016年，故此两份执法证件无法证明执法人员在本案执法时身份的合法性；对于证据8中的视频资料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原告住院、被告向原告垫付部分医疗费用、两级法院对本案涉及的行政征收行为的判决结果及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赔偿被告不予赔偿的事实。本院对其真实性、客观性予以采信。 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来源合法，对于其提交的证据1至7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其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对于证据8中两份执法证件，由于本案发生在2016年，而此两份执法证件的有效期是2018年4月至2023年4月，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证据8中视频资料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出2016年1月7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左右这一时间段原告言行的真实情况。本院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刘玉琴系南郑区(县)大河坎镇中所营村九组村民，因其承包经营的自留地、耕地及住宅位于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土批﹝2012﹞1111号”审批土地文件确定的集体土地征收范围，确定征收原告位于中所营村九组排洪沟以西大路以南安置区土地面积0.58亩，计赔付款6380元，原告已于2012年领取；所建住宅一幢，计各项拆迁补偿款578059.34元，原告已于2014年1月、7月分两次领取，房屋亦于2014年7月拆除,被告对刘玉琴已经进行了房屋安置。期间，2015年12月原告刘玉琴以请求确认南郑区（县）人民政府集体土地征收行为违法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作出判决认为南郑区（县）人民政府土地征收实施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并未对刘玉琴权利产生实际影响。2016年1月7日上午，被告南郑区(县)大河坎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已被征收并已拆除的原属刘玉琴的承包的耕地、住宅上进行路政施工，刘玉琴自主到施工场所阻挠施工人员施工，被告方工作人员即对刘玉琴进行阻拦。期间，刘玉琴心脏病发作被送往汉中市中医医院救治，当日入院至2016年1月30日出院。入院记录载明：“患者于三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心慌、气短，曾在3201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冠心病’，经治好转。以后患者上述症状反复发作，多次在外院治疗。9天前患者右上肢因外伤骨折，在外院已处理。今日患者因生气感胸闷、气短，家属立即给服用速效救心丸，胸痛减轻，急入我院。急诊以冠心病、高血压收入我科。”“出院时简要病情：患者精神好，食尚可，胸闷、心慌、气短消失，无胸痛及胸前驱疼痛，头晕、头昏明显减轻，睡眠可。血压稳定控制在正常范围，患者要求出院，请示副主任医师同意出院。出院医嘱低盐低脂饮食，避免劳累，受凉或情绪波动不适随诊。”此次住院，被告大河坎人民政府由村委会转交向原告垫付医疗费10000元。2016年2月3日，原告刘玉琴再次入院，诊断为：“因发作性胸闷心慌三年，再发伴胸隐痛，头昏一天入院。结合有冠心病，高血压病史及入院前后检查，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心绞痛，心功能Ⅱ级；原发性高血压病3级（高危）；多发腔隙性脑梗塞……”此次住院至2017年3月15日出院，出院医嘱：“低盐低脂饮食，勿劳累，保持心情愉悦、良好心态……”被告大河坎镇人民政府再次由村委转交向原告刘玉垫付医疗费2000元。2018年2月27日原告刘玉琴向被告大河坎镇人民政府提交“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大河坎镇人民政府赔偿其医疗费等费用共计277817.46元。被告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南大政决字﹝2018﹞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刘玉琴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支持。现，原告刘玉琴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期间生活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后期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共计277817.46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被诉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二、关于原告刘玉琴心脏病发作住院与被诉行政机关的行为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公民应遵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正当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得作出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如有违反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本案而言，一、关于被诉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和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行为时，受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2016年1月7日案发时，施工人员正在已被征收并已拆除的原属刘玉琴的承包的耕地、住宅上进行公益性质的路政施工，刘玉琴自主到施工场所采用哭闹、坐地、滚躺的方式阻挠施工人员施工。被告方工作人员即对刘玉琴进行阻拦，防止其进入重机械操作的施工场所发生不安全事故。可见，被告方工作人员阻拦刘玉琴的行为系维护施工现场秩序，防止损害发生的正常职务行为，并不违法。再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庭审中，原告刘玉琴主张被告工作人员对其暴力强拉硬拽，以致其诱发心脏病等疾病。据刘玉琴提供的现有证据，并无证据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其有强拉硬拽行为存在的事实。相反，被告方提供的视频资料中显示，刘玉琴在施工场所哭闹、坐地不起、滚躺，被告工作人员对其采用拉抱的方式进行阻拦，同时言语相劝，刘玉琴仍拒绝离开施工场所，期间，被告方工作人员并无暴力拖拽原告的行为。故，被告方工作人员阻止刘玉琴的行为并不违法，亦无过错，属于合法正常的职务行为。二、关于原告刘玉琴住院与被诉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刘玉琴主张由于被告工作人员对其强拉硬拽导致其诱发心脏病等疾病住院。据刘玉琴提供的证据1：“2016年1月7日汉中市中医院住院病历”中载明：“患者于三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心慌、气短，曾在3201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冠心病’，经治好转。以后患者上述症状反复发作，多次在外院治疗。9天前患者右上肢因外伤骨折，在外院已处理。今日患者因生气感胸闷、气短，家属立即给服用速效救心丸，胸痛减轻，急入我院。急诊以冠心病、高血压收入我科。”“出院医嘱：低盐低脂饮食，勿劳累，保持心情愉悦、良好心态……”。可见，刘玉琴自知自己三年前就已经患有心脏病，并且期间反复发作。其本人理应知道此病的日常注意事项，应当遵守医嘱，避免因日常情绪行为激动诱发此病。而案发当日刘玉琴自主前往施工场所阻拦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路政施工，被告工作人员即对其进行阻拦，防止其进入重机械操作的施工场所发生不安全事故。期间，刘玉琴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救治。可见，造成此结果，主要是因为刘玉琴自身患有心脏病且反复发作，加之案发当日刘玉琴自主阻拦被告进行路政施工的行为，情绪行为激动，最终导致心脏病发作住院损害结果的发生。故，刘玉琴突发心脏病住院系其自身原因所致，其自身具有直接重大的责任。而仅仅以刘玉琴的入院时间为“2016年1月7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与被告行为时间接近，作为衡量其心脏病诱发住院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标准，证据证明力明显较弱，亦不符合常理。若法院仅仅以此支持原告观点，则势必会造成类似群体恶意效仿，造成烂诉、恶意索赔的后果，败坏社会风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原告刘玉琴突发心脏病住院的损害结果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被告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大河坎镇人民政府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大河坎镇人民政府向刘玉琴垫付的12000元医疗费，被告主张是出于照顾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向其垫付的费用，被告不再追回，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原告庭审中主张由于被告行政征收行为程序违法导致本案被诉行为必然违法的问题。根据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行终324号《行政判决书》确认，南郑区（县）人民政府在涉案土地征收、房屋拆迁方案中施行先征收后补偿的方式，存在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刘玉琴的权利并未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原告所诉被告的行为是，被告在已征收、拆迁的国有土地上进行公益性质的路政施工，为保障施工现场安全而对刘玉琴阻拦施工的行为采取的合法有效的阻拦措施的行为,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行政强制拆除、拆迁行为，并不违法，亦无过错。被诉行为与征收方案程序违法亦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住院医疗费等费用的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玉琴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玉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戚晓军 人民陪审员  叶华丽 人民陪审员  方 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岳媛 书记员王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