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1民终19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荣喜，男，1934年4月4日出生，汉族，南京宝钢集团南京杂钢厂退休职工，现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亮，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俊毅，江苏星之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孝富，男，1932年8月10日出生，汉族，福建省建一公司退休职工，户籍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现住福建省梅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女，1961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三明市第二服装厂退休职工，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玉春，江苏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裕，男，1963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南京市房产局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萍，女，195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玄武区染料公司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芬，女，1961年6月7日出生，汉族，熊猫集团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泉，自然情况同被上诉人王惠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惠泉，男，1956年3月5日出生，汉族，移动公司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丽华，女，195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原南京市第二生物化学制药厂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卫东，男，1954年7月3日出生，汉族，南京印染厂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南京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怀宝，男，195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江苏省南京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华，自然情况同被上诉人陶丽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孝儒，男，193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泉，自然情况同被上诉人王惠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台芳，男，1949年7月4日出生，住台湾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桂华，女，1957年6月26日出生，住台湾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桂珍，女，1955年10月15日出生，住台湾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台生，男，1953年2月16日出生，住台湾地区。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泉，自然情况同被上诉人王惠泉。上诉人高荣喜因与被上诉人王孝富、王惠裕、王惠萍、王惠芬、王惠泉、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王孝儒、高台生、高桂珍、高台芳、高桂华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4民初118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荣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梦亮、赵俊毅、被上诉人王孝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凤、沈玉春、被上诉人王惠裕、王惠萍、王惠芬、被上诉人王孝儒、高台生、高桂珍、高台芳、高桂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王惠泉、被上诉人陶丽华、陶卫东、被上诉人陶怀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荣喜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秦淮区南宝塔根70号房产及土地的所有拆迁权益全部按照遗嘱继承，归上诉人高荣喜一人所有；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认为一审对于本案的事实以及人物关系的身份问题等重要事实部分存在查明不清的情形。主要体现在一审法院认定高某1以及王高氏系高沈氏的子女，依据不足，且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提交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记载相冲突。另外，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高荣喜的身份关系仅仅认定为是高大椿所收养的儿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认为，本案中上诉人是高大椿和高沈氏两人共同收养的高荣喜，所以高荣喜应当是高沈氏的儿子。而一审法院对于该部分身份关系未作任何的认定。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遗产范围查明错误。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拆迁评估报表以及法庭依法向拆迁部门调取的评估表仅仅是基于南宝塔根70号在2013年拆迁时的现状而对房屋的占地面积和房屋的本身面积进行的补偿，法院认定的343万元中含盖了在拆迁时拆迁房屋实际居住人员的拆迁安置过渡费以及房屋的装饰装潢费用，该部分费用不应该包含在本案的遗产范围之内。一审法院在认定遗产规模是117.54平方米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依据的是1951年时的土地登记表。直至本案的诉讼已经长达70余年，在70余年中高荣喜不仅仅对于南宝塔根70号的房屋进行了扩建，且对房屋整体上进行了翻新。一审法院机械的按照70年前的土地和房产登记来进行分割对于上诉人是不公平的。高荣喜在上世纪70、80年代向当时的政府申请对房屋进行翻新扩建时，由于当时的体制问题和社会主义演变，事实上政府是基于在当时房屋内居住的高荣喜一脉的实际居住状况，对于房屋和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演化，演变成了经政府确权的属于高荣喜及家庭所有的财产，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未作任何的认定，上诉人认为这是对遗产范围认定部分的错误。三、关于本案遗产是适用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否定了上诉人提交的具备遗嘱性质的收养协议，在该份证据未做认定的情况下，且未对高荣喜方向法庭提交的其他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进行认定，而直接依据法定继承来分割本案中的房屋，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其次，上诉人认为应当按照具有遗嘱性质的收养协议进行继承。收养协议一直由高秀英进行保管，高秀英去世后一直由陶汝炎保管。由此可以看出，高荣喜这一辈对涉案房屋由高荣喜继承是没有异议的。四、上诉人认为本案的诉讼标的虽然是不动产房屋，但是原审原告请求权的基础是以不动产为遗产的法定继承纠纷，最终是为了解决继承权纠纷，本案应当适用继承法第8条关于继承诉讼时效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继承权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两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上诉人认为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王某辩称：一、对于本案的事实以及人物关系的身份问题等重要事实我方在一审中提交了南京市档案馆户籍资料，证明高沈氏与高大椿是叔嫂关系，高某1是高沈氏的儿子。还提交了江宁区人民政府淳化街道办事处和江宁区淳化街道社区的证明，证明王高氏的母亲是高沈氏，一审原告王某和被告王孝儒是王高氏的儿子。还在一审提交了王孝儒和王某的职工档案登记表，证明两人都是王忠聚的儿子，是高沈氏的外孙。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王孝儒亲自出庭，在庭审中亲口承认王某是其亲弟弟。一审被告均认可王孝儒是高沈氏的外孙，各方在一审中对此均未提出过反对意见。从而证明王某也是高沈氏的外孙。上诉人认为高荣喜不仅仅是高大椿的养子，也是高沈氏的养子，我方认为高大椿在收养高荣喜时，高大椿夫妇均健在，高沈氏有儿子高某1在身边，且从收养协议中没有任何的地方提到高沈氏是收养人。上诉人的该点上诉理由与实际情况不符，上诉人以所谓的收养协议作为证据，来证明高荣喜是高沈氏的养子，没有依据。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于本案的遗产范围查明错误，我方在一审中提交了1952年南宝塔根70号房屋产权登记本，证明高沈氏和高大椿共有涉案房屋8间一披，10.58平方丈。登记本明确表明房屋占地面积是10.58平方丈，并不包括院落和其他走道等。我们还提交了2011年5月4日南京市秦淮区房产管理局出具给陶丽华的维修通知，陶丽华当时居住在高沈氏的平房，应由陶丽华维修，证明南宝塔根70号房屋中大约有80平方米左右属于高沈氏的平房。我方还提交了房屋评表以及拆迁办关于房屋补偿情况说明，证明高沈氏的房屋面积为砖木结构的72.7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房屋占地72.76平方米加上地大于房的19.45平方米等于92.21平方米。我方还提交了建筑执照申请表，该申请表是1974年高荣喜将高大椿的宅基地进行翻建，且扩建了一部分，形成了50平方米的混合结构房屋。其中明确载明扩大的部分只有9.43平方米。且其中加注部分高荣喜一家当时有七口人，分别是高荣喜夫妇，加五个小孩，高沈氏的户口并不在高荣喜的户口中。高沈氏的户口在高某2的户口中，由高某2在照顾和赡养高沈氏。高荣喜所陈述的高沈氏是养母，以及一审法院认定高沈氏由高荣喜养老送终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关于本案遗产是适用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的问题，我方认为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收养协议没有遗嘱的性质。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认为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定王某享有南宝塔根70号117.54平方米拆迁权益中的8.75%，只有约22万元，远没有达到王某要求分割所得326954.4元以及请求法院酌情处理124万元中的奖励费、装潢装修费用等其他费用。一审的认定与事实不符。鉴于经济能力问题，我们没有上诉。高荣喜在1974年改建时只是在高大椿原有的宅基地上翻建，只扩大了9.43平方米，该9.43平方米也不在继承范围内，其他的土地和房屋都在继承范围内。王某应该继承高沈氏的72.76平方米，王某应该享有130万余元的拆迁权益中的部分。一审法院将高沈氏部分的15%的份额分给高荣喜没有事实依据。高沈氏一直与高某2居住，和高某2在一个户口上，由高某2照顾，并不是因为都住在南宝塔根70号就断定高荣喜照顾了高沈氏。南宝塔根70号是两个家庭，一个是户主王宝林，另外一个是高荣喜。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惠裕、王惠萍、王惠芬、王孝儒、高台生、高桂珍、高台芳、高桂华、王惠泉辩称，一、我方认可高某1、王高氏系高沈氏的子女。我方认可刚才王某代理人所举的证据。高大椿收养高荣喜时，高刘氏还在，与高沈氏没有关系。高荣喜没有证据证明其和高沈氏是母子关系，其履历表中也没有这样表述过。高荣喜都不认识高沈氏的后代，其不可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高沈氏的墓碑上也没有高荣喜的名字。二、关于遗产范围，我方认为总的遗产范围就是159.8平方米，不应该为117.54平方米。如果高荣喜和高华翻建的部分有证的，我方认可。我方不认可高荣喜和高华另外有有证部分。三、关于收养协议的性质问题，收养协议上写的很清楚，如果高荣喜不和高某2成婚，收养协议则无效。收养协议没有遗嘱性质，就是一个收养协议。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房产证依然是高沈氏和高大椿的名字。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丽华、陶怀宝辩称，一、我方认为高某1确实是高沈氏的儿子，我们不认识王高氏，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是高沈氏的女儿。我们不认可高荣喜是高沈氏的养子。二、关于遗产范围由法院判决。三、关于收养协议的效力问题，不具有遗嘱的效力。该收养协议原是放在高秀英处，后保管在父亲陶汝炎处，在陶汝炎去世之前拿出来了，给了高荣喜，说做一个纪念。这就是一个收养协议。四、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由法院依法认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陶卫东辩称，我认可高某1是高沈氏的儿子，王高氏是否是高沈氏的女儿我不清楚。我不认可高荣喜是高沈氏的儿子，因为高荣喜是我的舅舅，是高大椿收养的儿子，与高沈氏没有关系。对于上诉人其他的上诉请求，希望法院依法判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原审原告要求分割南宝塔根70号房屋拆迁补偿款中的25%，计326954.4元（其中房屋拆迁款72.76平方米*2109=153450.84元，土地补偿款：土地面积72.76平方米+院落19.03平方米=91.79平方米，91.79*12576=1154366.76元，房和地总计1307817.6元）。2.判令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南宝塔根70号房屋原系高沈氏与高大椿共同所有，占地面积10.58平方市丈（117.54平方米），为一进，共有八间一披。高荣喜于1974年在翻建南宝塔根70号房屋基础上进行扩建，后于1996年取得南宝塔根70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用地面积159.8平方米。2013年，高某2认为其与高荣喜分别在涉案土地登记前后向相关部门缴纳了土地使用费，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向高荣喜个人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侵犯其合法权利为由，以南京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以高荣喜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撤销其所作的土地证号为19××83的登记行为。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做出的土地证号为宁秦19××8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虽存在未及时公告等瑕疵，但尚不足以否定该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南京市土地资源局将高荣喜登记为涉案土地使用权人，仅是一种行政确认，高某2若认为对于涉案房屋及土地享有合法权利，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明确。后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13日作出（2013）秦行初字第68号行政判决书，驳回高某2的诉讼请求。该行政判决书现已生效。2014年南宝塔根70号房屋被拆迁，拆迁补偿评估价格为343万元，评估测量后确认南宝塔根70号现有砖木结构房屋72.76平方米，混合结构房屋56.59平方米，土地面积159.8平方米，该土地上另有高华房屋11.1平方米，地大于房面积为19.35平方米。高荣喜向拆迁部门借款300万元。另查明，高沈氏（1973年去世）与高大有（解放前去世）育有一子高某1、一女王高氏。高某1于1948年去台湾，于2002年去世，其与妻子高刘秀珍（××××年××月去世）共育有四名子女，即高台生、高台芳、高桂华、高桂珍。王高氏（于1938年去世）与其夫（1968年去世）育有二子即王孝儒、王某。高大椿（1966年去世）与其妻子高刘氏（1942年去世）育有二女即高秀英、高某2。高秀英（2001年去世）与其丈夫陶汝炎（2004年去世）育有子女三人，即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高某2（××××年××月去世）与其丈夫王宝林（2014年10月去世）育有子女四人，即王惠裕、王惠泉、王惠芬、王惠萍。高荣喜系高大椿于1942年收养，并于1944年签订收养协议。有邻居证明，高荣喜称高大椿为父亲，高沈氏为母亲。高荣喜一直与高大椿及高沈氏共同居住生活于南宝塔根70号房屋内，并为高大椿及高沈氏办理去世后的相关事宜。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审原、被告是否系本案被继承人高大椿、高沈氏适格继承人；遗产继承范围；各继承人继承方式及继承份额。原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遗产按照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南京市秦淮区南宝塔根70号房屋系高大椿与高沈氏共同财产，高大椿与高沈氏去世后，涉案房屋依法应当由二人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所有。根据原审原、被告提供的户籍档案资料、社区证明、户口登记簿、公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高沈氏的法定继承人为儿子高某1、女儿王高氏，高大椿的法定继承人为女儿高某2、高秀英、儿子高荣喜，在高某1、王高氏、高某2、高秀英去世后，原审原、被告作为子女有权继承其应继承的份额。高荣喜认为高某1、王高氏两系身份存疑，但对此有台湾地区身份证、社区证明及其他亲属证明，故对高荣喜的上述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高荣喜提出的高沈氏与高大椿存在事实婚姻，高荣喜系双方共同收养的主张，高荣喜仅提供证人证言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原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1952年南宝塔根70号产权登记簿记载房屋原系平房，占地面积117.54平方米，但后经高荣喜扩建至拆迁时的129.35平方米，土地面积159.8平方米，并由高荣喜取得土地使用证，拆迁时土地上另有高华11.1平方米房屋。故117.54平方米房产应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扩建的42.26平方米（159.8-117.54）不应属于高大椿及高沈氏的遗产范围，扣除案外人高华11.1平方米房产，剩余31.16平方米房屋及土地应归高荣喜所有。原审原告及陶丽华提供的维修通知及缴税发票无法证明高沈氏与高大椿已实际分户，且并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故南宝塔根70号房屋应按高沈氏与高大椿各50%产权份额，予以析产。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的，视为接受继承，故高荣喜提出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对高荣喜提出与高某2之间就房屋权益签订过和解协议的主张，因本案系分家析产纠纷，高荣喜与高某2之间的合同纠纷可以在本案明确继承权利后，另行主张，不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关于陶丽华提出高某1将南宝塔根70号房屋中的五间房屋全部出售给陶丽华，首先高某1无权处分该五间房屋，其次双方亦未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故对陶丽华的此项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养父母和养子女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高荣喜系高大椿养子，其被高大椿收养后一直与高大椿、高沈氏共同生活，受其抚养教育长大成人，且高荣喜亦为高大椿、高沈氏养老送终，履行赡养义务。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故原审法院酌定高大椿所占有的南宝塔根70号房屋117.54平方米中50%的份额，由高荣喜继承享有23%的份额，高秀英、高某2各享有13.5%的份额。高秀英、高某2均已去世，其享有的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享有，即其子女被告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各自享有4.5%的份额，王惠裕、王惠泉、王惠芬、王惠萍各自享有3.375%的份额。对高荣喜提出的高大椿与高沈氏留有遗嘱，明确其去世后财产由高某1继承。但根据高荣喜提供的材料，其所谓遗嘱实为收养协议，不能达到高荣喜的证明目的，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高荣喜并非高沈氏的继承人，但高沈氏生前一直与高荣喜共同居住生活于南宝塔根70号房屋内，高荣喜对其生活有一定照顾，并至其终老，故原审法院酌定将高沈氏所占有的南宝塔根70号房屋117.54平方米中50%的份额由高荣喜享有15%的份额，由王高氏、高某1各享有17.5%的份额，王高氏、高某1均已去世，其享有的份额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享有，即王孝儒、原告王某各自享有8.75%份额，高台生、高台芳、高桂华、高桂珍各享有4.375%份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南京市秦淮区南宝塔根70号房产中31.16平方米拆迁权益由高荣喜享有，117.54平方米的拆迁权益由被告高荣喜享有38%份额，被告王孝儒、原告王某各自享有8.75%份额，被告高台生、高台芳、高桂华、高桂珍各享有4.375%份额，被告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各自享有4.5%份额，被告王惠裕、王惠泉、王惠芬、王惠萍各自享有3.375%份额。案件受理费24354元，由原告王某、被告王孝儒各自负担1568元，被告高荣喜负担13248元，被告高台生、高台芳、高桂华、高桂珍各自负担784元，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各自负担806元，被告王惠裕、王惠泉、王惠芬、王惠萍各自负担604元（被告高荣喜、王惠裕、王惠萍、王惠芬、王惠泉、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王孝儒、高台生、高桂珍、高台芳、高桂华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用已由原告王某向本院预交，被告高荣喜、王惠裕、王惠萍、王惠芬、王惠泉、陶丽华、陶卫东、陶怀宝、王孝儒、高台生、高桂珍、高台芳、高桂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应负担的上述案件受理费用直接付给原告王某）。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户籍档案资料、社区证明、户口登记簿、公证书、产权登记簿、收养协议、各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在案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高某1、王高氏是否系高沈氏的子女，高荣喜与高沈氏之间是否形成收养关系；2、本案遗产的范围；3、收养协议的效力；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争议焦点1，高某1、王高氏是否系高沈氏的子女，高荣喜与高沈氏之间是否形成收养关系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审原、被告提供的户籍档案资料、社区证明、户口登记簿、公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高沈氏的法定继承人为儿子高某1、女儿王高氏，上诉人高荣喜虽对此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上诉意见不予采信。另，上诉人高荣喜认为其与高沈氏之间形成收养关系，但对此仅提交了证人证言，并无其他相关书面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本案遗产的范围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遗产规模是117.54平方米房产没有依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已查明的事实，1952年南宝塔根70号产权登记簿记载房屋原系平房，占地面积117.54平方米，但后经高荣喜扩建至拆迁时的129.35平方米，土地面积159.8平方米，并由高荣喜取得土地使用证，拆迁时土地上另有高华11.1平方米房屋。故一审仅认定了117.54平方米房产作为遗产进行继承，扩建的42.26平方米（159.8-117.54）不属于高大椿及高沈氏的遗产范围，扣除案外人高华11.1平方米房产，剩余31.16平方米房屋及土地应归高荣喜所有。该认定已充分考虑到上诉人对原房屋的扩建及贡献，本院认为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3，收养协议的效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收养协议具备遗嘱性质，应当按照具有遗嘱性质的收养协议进行继承。对此，本院认为，该收养协议从内容和形式均不具备遗嘱的法定要件，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主张该收养协议实为遗嘱的观点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4，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上诉人主张原审原告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在本案继承开始后，各继承人均未表示过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涉案房产处于共有状态，上诉人提出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并无相关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高荣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354元，由上诉人高荣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琼审判员 徐松松审判员 陈晓霞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汤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