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18357号原告：连忠卫，男，1968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被告：上海上房装潢总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法定代表人：张松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男。被告：上海太福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沈秀英，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炳全，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洁康，男。原告连忠卫与被告上海上房装潢总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房公司)、上海太福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福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连忠卫，被告上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可、被告太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沈秀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炳全、孙洁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连忠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6,502.6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8年3月21日被被告上房公司退回被告太福公司。被告太福公司除下达了无理的劳务再派遣通知外，对原告置之不理，既不允许原告回被告上房公司工作，亦未提供停工后的基本工资及生活保障。在原告的一再要求下，被告太福公司也不对双方的劳动合同做出书面处理，仅电话告知劳动合同已终止解除。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上房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太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与其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并未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故无需支付赔偿金。太福公司辩称，2018年3月21日，原告在工作时出现差错，被告上房公司因此对原告进行批评教育，但原告不接受批评教育，有抵触情绪，并且拒不接受工作安排，被告上房公司因此将原告退回其处。次日，其向原告出具书面通知，告知原告将重新安排其工作，原告签收该通知后当场表示拒绝。原告不服从工作安排，于2018年4月20日前往被告上房公司分支机构上班，故其于2018年4月30日终止了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办理了社保转出手续。因此，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2年5月进入被告太福公司工作，由该公司派遣至被告上房公司处担任装卸工。原、被告间签订的最近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8年3月21日，被告上房公司出具退回通知，该通知内载：“物流部随车装卸工：连忠卫，于2018年3月21日因工作单据差错，被部门领导批评教育，但本人拒不接受，对部门管理工作有抵触情绪，态度恶劣。物流部已经无法对其进行工作安排与管理约束，现将连忠卫退回劳务公司”。2018年3月22日，被告太福公司向原告出具通知，通知原告于2018年3月23日上午9时30分到其处报到，其安排原告至上海龙吴港务公司从事装卸工作。原告于该日在上述通知上注明“通知已签收，因未与用工单位上房装卸物流公司就工作争议达成调解协议，对单位处理的结果不服，故不接受再次的劳务派遣”。2018年3月26日，原告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太福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两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及2018年3月22日至劳动合同确认解除之日期间的基本工资。该会于同年5月8日作出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1523号裁决书，裁决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4月20日进入上海绍联洁具有限公司工作。庭审中，原告陈述，在其于2018年3月22日收到被告太福公司出具的通知后，当日即与被告太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炳全进行了电话沟通，在电话中周炳全明确做出了解除原、被告间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因被告太福公司已在2018年3月22日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故其主张两被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其与周炳全之间的电话录音光盘及录音文字资料整理件。该录音显示：原告询问周炳全“退给你们了，那我跟你达成的劳动合同怎么处理”。周炳全回答称，就是这个合同没用了，就是我们另外签合同。原告表示，如果没用了，在合同未另外签订之前，其还是继续上班。周炳全答“没用的，他们已经不要你了”。原告表示，“不要我无所谓的，因为我是按合同来办事”。周炳全表示，按合同办事，可是“他们不要你”，其已经给原告另外安排工作了，要签合同。原告回答称“另外安排工作……我不接受，我只希望按合同给我一个处理，你可把我这个合同先终止解除”。周炳全对此表示，合同自然终止，不要“出书面的”，其向原告出具的那个书面通知“就等于以前的那个合同没用”。之后，原告又询问周炳全现在合同的状况以及双方的关系。周炳全的回答为“什么关系，你现在还是我们的员工”。原告问“还是你们的员工，还是履行合同？”。周炳全答“对啊”。原告于是表示，还是履行合同的话，那么其就继续按合同上班。周炳全表示“上房这个仓库你是不能干下去的，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就跟你继续签合同”。原告表示“另外去我不接受”。周炳全表示：“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们这个合同是不能执行，你已经不是怎么还继续下去呢”。原告表示合同没有到期之前，周炳全必须给其一个交代。周炳全表示其已作了交代，“上房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下去了，要履行合同新合同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报到才能”。原告于是问“新合同旧合同必须有个交接我知道的，有个交接你这个旧合同怎么处理？”。周炳全答“老合同不能履行了，你要到新的地方去履行新的合同”。原告于是提出，老合同不能履行，周炳全可否“写一下证明”。周炳全答复称“那个通知就是证明，另外安排你”。原告又表示“通知上面是通知我派遣事情，一个合同字都没有”。周炳全表示，通知就是代表重新签订合同，“仓库里的合同已经断掉了，他们不要你了”。原告又提出“我是跟你订的合同，你说我的合同断掉了，你跟我出具一个证明，就说我合同终止”。周炳全答复称“他们不要你了，我另外给你安排工作，你现在还是太福员工，太福是你娘家”。此时，原告又主张按合同来继续上班。周炳全再次指出“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班，要换个地方”。原告于是问“另外的合同是吧”，周炳全答“对”。原告继续问道，没有到期的合同如何处理。周炳全答“我不是跟你讲了么，这个合同就不能履行了”。原告于是继续要求周炳全出具书面证明说明合同终止，原告表示如此其就“心安理得地回家”。周炳全则答复称“没有证明的，怎么证明呢，不要证明的呀，我们也是后续要发通知的呀，如果我后来不发通知，就要给你写证明，我跟你发的通知，就是证明，知道吧”。之后原告仍坚持周炳全出具出面通知，周炳全则继续坚持不出具。对于上述录音，被告太福公司表示，录音刚开始确实是其处周炳全的声音，之后听不清，前后也不连贯，故对于录音不予认可，且其并未电话通知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上房公司则表示其对于该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太福公司。庭审中，被告太福公司提供了来沪人员招退工登记情况表，该情况表显示，原告在被告太福公司的就业起始时间为2017年2月8日，就业终止时间为2018年4月30日。原告对于上述情况表未予认可。被告上房公司则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庭审中，被告太福公司提供了其与被告上房公司之间的劳动派遣合同，该合同显示，两被告约定，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被告太福公司根据被告上房公司的需要，提供符合被告上房公司需求的劳务人员。对于上述合同，被告上房公司表示其无异议，原告则表示，在其被被告上房公司辞退前，从未见过该合同，也不知晓。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退回通知、通知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劳动合同的解除必须以合同的一方向相对方作出结束劳动合同明确的意思表示为必要前提。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太福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电话通知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提供了该日其与被告太福公司周炳全之间的电话录音欲对此加以证明。被告太福公司否认于该日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对于录音亦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即使原告提供的录音真实可信，但纵观录音内容，周炳全在谈话中始终明确原告被退回后仍系被告太福公司员工，被告太福公司重新为原告安排工作。虽然周炳全曾谈到合同终止及不能履行，但其亦多次提及重新签订合同，从整体的录音内容来看，特别是原告提出老合同不能履行，周炳全可否出具证明时，周炳全答复称“那个通知就是证明，另外安排你”一处，以及谈话临近结束时周炳全对原告表示“如果我后来不发通知，就要给你写证明，我跟你发的通知，就是证明，知道吧”一处，周炳全表达的应是双方需重新约定原告的用人单位之意，而非原告所主张的解除劳动合同。再结合被告太福公司于2018年3月22日向原告发出的通知原告至上海龙吴港务公司从事装卸工作的通知，原告的上述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原告要求两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之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连忠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连忠卫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莉萍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张馥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