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内民终3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执行案外人）：杜增亮，男，1971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云五清，内蒙古久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国庆，内蒙古久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苏国栋，男，1956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府谷县，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菅锐，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杜增亮因与被上诉人苏国栋及原审被告鄂尔多斯市大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恒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6民初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增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云五清、康国庆，被上诉人苏国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波，原审被告大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菅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增亮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止对涉案房屋的执行；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苏国栋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签订《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后，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大恒公司足额支付了800万元购房款，其中现金支付190万元，剩余610万元购房款双方约定以杜增亮按照大恒公司的要求提供价值610万元的白酒的方式抵顶，即在双方达成抵顶意思表示的时候，杜增亮已经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一审判决以白酒出库的时间确定支付购房款的时间，从而认为杜增亮在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之前没有支付全部购房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杜增亮与大恒公司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关于案涉房屋的《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一审判决认定认购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晚于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从而否认杜增亮与大恒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案涉房屋协议的真实性，进一步否认杜增亮对于案涉房屋的真实、合法的权利，但一审法院却没有对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真实性审查，故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没有审查的前提下，不能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早于《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来否定杜增亮对案涉房屋的真实、合法权利。三、法院查封案涉房屋时，案涉房屋并非登记在大恒公司名下，且杜增亮在办理案涉房屋登记时，未被告知案涉房屋已被查封，虽然杜增亮在2014年已知晓案涉房屋被查封，但在2015年办理登记时，案涉房屋并不存在限制错误，一审判决以此认定杜增亮办理登记的行为无效错误。四、法院没有依据苏国栋的申请查封大恒郦城5-9幢5、6、7号底商，而是在没有任何规划材料作证的情况直接对天骄佳苑11号楼底商进行查封，其中包括杜增亮所有的105号底商，该查封行为损害了杜增亮的合法权益，苏国栋、一审法院均没有任何依据证明或认定应当依申请查封的房屋就是11号楼105号底商，故应终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措施。五、一审中杜增亮提供了2012年-2016年采暖费电子发票，电子发票载明的时间2017年4月11日，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票据为补开，不能证明杜增亮在案涉房屋查封之前已占有房屋，属认定事实错误。苏国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具体理由：一、杜增亮与大恒公司恶意串通，逃避债务。杜增亮提交的2010年3月6日其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大恒郦城商品房认购协议书》，经鉴定，形成于杜增亮与大恒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且涉案房屋在2010年根本没有编制楼号，故苏国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才写为5-9幢，以确定房屋位置。而杜增亮提交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中所谓的11号楼105号房屋是涉案房屋在2012年终测完毕，具备网签条件的情况下才由大恒公司进行的编号，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是双方恶意串通，事后伪造的。杜增亮未提供任何关于支付购房款的银行打款凭证，且其陈述大部分购房款均以白酒进行抵顶。对此，2010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进入高峰期，房屋供不应求，不存在以酒抵顶购房款的情形。因此，杜增亮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二、苏国栋申请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的依据是生效仲裁裁决。2010年11月22日，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涉案房屋，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对此，苏国栋提交了支付购房款的银行打款凭证，由于大恒公司不履行交房义务，苏国栋于2013年向鄂尔多斯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了鄂仲裁字（2013）238号裁决书，要求大恒公司履行交房义务，并承担违约金，该裁决合法有效，且未被任何机关撤销，应当作为执行依据，且该裁决书事实上对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予以确认，法院无需对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审查。三、苏国栋与大恒公司对法院已查封的资产进行转移，不应受到法律保护。一审中，苏国栋向法庭提交的（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裁定书及封条照片可以证明，苏国栋依据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书，申请了强制执行，鄂市法院已经于2014年4月14日将以上3间底商进行了查封，并粘贴了封条进行公示。在查封后，大恒公司又在查封后的2015年1月将房屋网签在杜增亮名下，明显属于恶意转移。且苏国栋提交的（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裁定及杜增亮的执行异议申请可以证明，杜增亮于2014年12月份已经知道房屋被查封，且大恒公司的法人菅锐已告知其情况，其依然于2015年1月6日办理网签，属于恶意串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法院应当排除妨碍，继续执行。一审判决对涉案房屋继续执行，符合法律规定。四、苏国栋与杜增亮所主张的房屋为同一套房屋。本案为苏国栋申请执行，法院查封涉案房屋，杜增亮对此提出的异议。如果杜增亮认为苏国栋申请执行的房屋与其提出异议的房屋不属于同一个房屋，则其无权提出执行异议。且苏国栋提供的法院的调查笔录可以证明，苏国栋及大恒公司均认可杜增亮所述异议房屋11-1-105属于苏国栋购房合同中6号底商。一审中，苏国栋提供的争议房屋所在小区规划图可以看出，小区当时规划时除住宅楼有相应编号外，商务写字楼、商务楼、商业并没有标楼明楼号，且商业楼的位置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在5号住宅楼与9号住宅楼之间，与苏国栋当庭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表述一致。杜增亮提交的认购协议书中11号楼105房间是后来办理网签时开发商对其的编号。而苏国栋的代理人在一审开庭前向法庭申请调查令调查过程中，鄂尔多斯市房管局工作人员明确答复：“由于在办理网签时所有的建筑均不得直接出现汉字编号，在测绘时由开发商自己确定数字楼号，房管局不干涉”，所以11号楼105是后来网签时大恒公司自己编制，该事实经过一审法院法官会同苏国栋、房管局工作人员、杜增亮及大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菅锐，共同对争议房屋进行了现场勘查，确定苏国栋申请执行的大恒郦城5-9幢6号房屋与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系同一房屋，因此，杜增亮认为法院应终止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五、一审法院对杜增亮提交的采暖费增值税发票未予认定正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占有应当是合法占有，而非任何占有均具有排除执行的权利，杜增亮提交的证据均为补交，不能证实其从2012年开始占有该房屋，且法院对该房屋进行查封后，杜增亮对涉案房屋强行占有，属于侵权行为，不能作为其排除人民法院执行的合法权利。大恒公司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苏国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对位于天骄佳苑11-1-105室的房屋继续执行。本案诉讼费用由杜增亮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1月22日，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大恒公司开发的大恒郦城5-9幢5-7号底商。合同约定购房价款为1296万元，约定房屋交付时间为2010年12月20日，约定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提交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因大恒公司逾期交付房屋，苏国栋向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裁决大恒公司自收到仲裁裁决书后十日内向苏国栋交付大恒郦城第5-9幢5-7号底商，并支付苏国栋逾期交房违约金3732480元。仲裁裁决后，因大恒公司不履行仲裁结果，苏国栋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该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大恒郦城项目第5-9幢5-7号底商，并在查封房产处张贴了查封封条。杜增亮于2015年2月10日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认购书，认购了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该院于2015年4月28日作出（2015）鄂中法执异字第39号执行裁定书，支持了杜增亮的异议，并裁定中止对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的执行。苏国栋后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继续对该涉案房产进行执行。一审法院另查明，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份合同上标注打印日期及合同生成日期为2015年1月6日，但在合同中杜增亮与大恒公司均未签写合同达成日期，该份合同盖有鄂尔多斯市房管局合同备案专用章，但未有经办人签字并填写备案日期。一审法院还查明，涉案房产最初规划名称为大恒郦城5-9幢6号，后更名为天骄佳苑11-1-105号。一审法院认为，经该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实地勘查后认为，大恒郦城5-9幢6号底商与天骄佳苑11-1-105室系同一房屋。该诉争房产，在2013年10月23日鄂尔多斯仲裁委作出鄂仲裁字（2013）238号仲裁裁决中已经明确苏国栋与大恒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为真实有效，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且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鄂尔多斯仲裁委裁决大恒公司向苏国栋交付涉案房屋。该裁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杜增亮作为案外人，其陈述其早在2010年3月就购买了涉案房屋，但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其提供的认购书上虽注明签订时间为2010年3月6日，但实际签写日期晚于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于2010年11月2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杜增亮作为申请人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自认2011年6月至2014年11月，大恒公司先后从其公司提走700万元白酒抵顶购房款，但在本案中，涉案房屋早于2014年4月14日已被该院作出的（2014）鄂中法执备字第7号执行裁定书进行了查封，即在查封之后仍以抵顶白酒的方式支付部分购房款，即便认为杜增亮的上述陈述属实，也不能认定杜增亮在涉案房屋被查封前已全部支付了购房款，其异议也不能成立。杜增亮虽在2015年1月6日与大恒公司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了合同备案登记手续，但也在该院查封之后办理。杜增亮、大恒公司辩称，苏国栋在本案中交付的钱款并非购房款而是借款，对此提供相应的借款事实的证据，但本案是执行异议之诉，而杜增亮所举证的证据显示的是大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菅锐与苏国栋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本案所涉房屋的买卖发生在苏国栋与大恒公司之间，菅锐与苏国栋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不具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故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关于争议房屋占有使用方面杜增亮提供2017年11月14日补交2012-2016年采暖费电子发票，不能证实其在法院查封之前已占有使用争议房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本案中，杜增亮提出执行异议，根据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应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其为涉案房屋的真实、合法权利人且该项权利能够排除执行，但在本案中，杜增亮无法证实其真实购买了涉案房产，且即便其已向大恒公司购买了该涉案房产，但其仅可能取得要求大恒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或产权过户登记的依据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而债权不具有优先性，该项权利不能排除本案中的强制执行。同时，案外人如认为人民法院在生效执行仲裁裁决的过程中有侵害其合法利益的情形，其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以阻却执行。但在本案中，即便不考虑该生效仲裁裁决的拘束力，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三个要件审查，作为仲裁裁决的案外人，杜增亮在本案中针对涉案执行标的所提出的异议也无充分证据证明能够依法成立，故从此角度而言，对其异议亦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苏国栋要求对涉案房屋继续进行执行的请求依法能够成立，予以支持。杜增亮与大恒公司的抗辩理由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准许对位于天骄佳苑11-1-105号房屋继续执行。案件受理费42068元，由杜增亮、大恒公司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应否停止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首先，关于杜增亮与大恒公司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问题，虽然杜增亮提供了房屋查封前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但该协议书经鉴定并非合同签署日期签订，杜增亮亦承认该买卖合同系后补，故不能证明该协议系人民法院查封前所签订。其次，关于杜增亮是否已经交付全款的问题。本案中杜增亮以其提供的610万元白酒出库单、收据以及190万元现金收据证明其已经交付全款，该付款形式不符合商品房买卖交易习惯，且仅有收据以及出库单而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不能认定杜增亮已经交付全部购房款。再次，关于杜增亮是否已经合法占有案涉房屋的问题，杜增亮所提交的证据采暖费发票虽然为缴纳2012-2016年度采暖费票证，但开票日期均为2017年，不能证明其已在查封前合法占有了该房屋。因此，杜增亮对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判决结果正确，故对杜增亮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068元，由杜增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玉蓉审判员  张志宏审判员  张 静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闫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