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381刑初103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国才常，曾用名国财常，男，1963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案发前系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8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日被逮捕，同年4月26日经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洪汝逢，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省水电新村一区。 法定代表人赵余红，系该公司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蒋金伟，男，1964年12月10日出生，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辩护人金许钦，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健，天津大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蒋坤，男，1977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系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8年3月7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叶锋虎，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志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108号1号楼B406-412室、B501-512室。 法定代表人刘国庆，该公司董事长。 诉讼代表人金正平，男，1966年3月27日出生，系该公司副总经理。 辩护人黄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海深，男，1973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案发前系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8年3月9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叶建渊，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赵余红，男，196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案发前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因涉嫌犯串通投标罪，于2018年3月7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月进，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朱永德，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瑞检刑诉[2018]10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犯串通投标罪，于2018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蒋金伟、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金正平和辩护人洪汝逢、金许钦、王健、叶锋虎、陈志军、黄建、叶建渊、朱月进、朱永德以及证人周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3月，瑞安市丁山围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委托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社会公开发布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施工工程的招标公告，定于同年3月29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举行投标。被告人蒋坤、张海深分别为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的副总经理，代表其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被告人国才常和赵某1（另案处理）分别挂靠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围海公司）、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水利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被告人赵余红则代表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十二局公司）参与投标，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十三局公司、葛洲坝第五工程公司，均另案处理）等公司亦先后报名参加投标。同年3月28日晚，被告人国才常、蒋坤、赵余红及赵某1、葛洲坝第五工程公司和水电十三局公司投标代表郑先聪（另案处理）等六人在瑞安市国际大酒店客房商量对该工程进行串通投标。经商量约定，该工程由浙江围海公司或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安徽水利公司中标，其他四家公司为陪标单位，每家分得好处费人民币160万元，没有中标的其他两家单位好处费人民币100万元，共计好处费人民币840万元由最终中标的单位该工程的承包人支付。由专人拟定各公司的不同报价，然后将该报价写在纸上给予各个公司作为标书的报价。次日，经开标、评标，该工程由浙江围海公司以人民币14430.0015万元中标。中标后，被告人国才常给各单位支付了串标好处费人民币840万元，后该工程由被告人国才常负责施工。赵某1拿取好处费归个人使用，被告人蒋坤、张海深将分得的好处费交公司所有，用于发放员工奖金以及垫付项目资金等用途，被告人赵余红告知其公司参与投标的分支机构基础设施分局去拿取好处费，但分局工作人员未去拿取。 2018年1月27日，被告人国才常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3月7日，被告人赵余红、蒋坤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3月9日，被告人张海深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对于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相应证据，认定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被告人国才常、赵余红结伙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蒋坤、张海深作为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串通投标罪。被告人国才常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蒋坤、张海深、赵余红均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国才常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人洪汝逢的辩护意见是，1、国才常不是串通投标的提议者、组织者、主导者，在串通投标的过程中，国才常的目的不是为了抬高报价，只是想中标，其处于被动地位，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2、没有足够证据认定串标给招标方造成经济损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最高限价14906余万元，因此几家单位在串标之前经核实认为没利可图而无意参与投标，国才常中标后拿出840万元是因事先约定，并不是他有更大的收益；3、国才常有坦白情节；4、系初犯；5、系临时起意，主观恶性较小；6、国才常中标后自己施工，没有分包、转包行为。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国才常较大程度从轻处罚。 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称公司是知道蒋坤去投标，具体怎么判决由法院决定。 辩护人金许钦的辩护意见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单位犯罪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二是为了单位谋求不正当利益或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构成单位犯罪。理由如下：1、现有证据不足以体现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在本案中具有单位意志，涉案工程的串标，没有经过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公司的原董事长蒋某1是事后知道串标，被告人蒋坤投标报价、串标的行为没有经过单位集体决策，超出其授权范围；2、串标所得好处费没有归属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好处费用于公司；3、蒋某1对于好处费用途的陈述前后不一，并与办公室主任周某的陈述不一致，没有证据证明好处费用于发放加班费。 辩护人王健的辩护意见是，按照法律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是单位犯罪的两个构成要件，本案指控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涉嫌串通投标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单位有罪。理由如下：1、在案证据证明，串通投标的行为不是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集体决定的，也不是现场投标参加人共同决定，因此，串通投标不是被告单位的意志，而是被告人蒋坤的个人意志；2、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公诉机关关于好处费100万元归被告单位所有及用于发放员工奖金的指控，蒋坤的供述和蒋某1、周某的陈述，只是证明违法所得100万元由蒋坤交到办公室主任周某，通过周某中转，而不是由周某保管，且周某当庭否认了该100万元用于发放2015年职工加班费，从蒋某1的笔录和周某当庭作证的证言来看，该100万元是被蒋某1拿走。综上，建议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单位无罪。 被告人蒋坤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人叶锋虎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定性没有异议，被告人蒋坤在量刑方面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1、串标行为并没有完全排除竞争，客观上并未对竞争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本案中七家公司均是正式报名参加投标，并非事先预谋为了排挤对手，四家单位陪标，其他三家单位仍然靠实力公平竞争，其危害性有别于共谋串通排挤对手，侵害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2、蒋坤不是召集人，也不是串标和好处费的提议人，并未参与“排标”，更不是好处费的分发人，其在串标行为实施过程中仅为跟随，作用较小，可认定为从犯；3、公诉机关指控为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定罪标准或量刑起点有所差别；4、系自首，有悔罪表现，并已完全退赃。综上，建议对被告人蒋坤从轻处罚，并考虑与同案之间的量刑平衡，对被告人蒋坤适用缓刑。 辩护人陈志军的辩护意见是，1、蒋坤作为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的副总经理参与投标是职务行为，其参与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施工工程的招投标是单位意志，公司和董事长虽没有明确授权蒋坤与其他单位串标，但蒋坤作为分管领导，有独立的职权，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公司的利益，被动参与到串标活动中，且事后公司也收取了蒋坤上交的该串标活动中分给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的100万元好处费，串标所得及利益属于公司所有，至于公司收到100万元好处费后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2、蒋坤在整个串标案件中，情节最为轻微，本次串标事先没有预谋，蒋坤与国才常是最后到达串标活动现场，代表单位被动接受串标结果；3、蒋坤在案发后有自首情节；4、平时表现一贯良好，归案后已经通过公司将犯罪所得全部退还。综上，建议对被告人蒋坤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辩护人黄建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被告单位事先没有串通投标的犯意，公司授权给张海深等人参与投标是合法行为，只是在事后收取串标的好处费，而且被告单位在本案之前均是合法经营，没有类似的串标事件，建议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海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人叶建渊的辩护意见是，对本案的定性和事实没有异议，被告人张海深在量刑方面有以下从轻处罚的情节：1、主导本次串通投标的单位及个人是国才常挂靠的浙江围海公司、赵某1挂靠的安徽水利公司、蒋坤代表的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张海深代表的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公司仅是作为陪标单位，且事前经公司核算利润空间不大，围垦技术经验比不上其他单位，在串标商谈过程中仅是附随和迎合，并无决定权，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公司和张海深在串通投标犯罪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应认定为从犯；2、社会危害性较小，未造成严重后果；3、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仅作为单位的直接经手人所涉犯罪；4、有自首情节；5、公司已退出违法所得；6、系初犯、偶犯。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张海深最大幅度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赵余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辩护人朱月进的辩护意见是，1、赵余红是为单位谋取利益的行为，属于单位犯罪，相比于个人犯罪，其主观恶性较轻；2、公安机关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终止侦查决定书，认为串通投标行为非水电十二局公司实施而予以撤案，公诉机关又对赵余红个人予以追诉，存在矛盾；3、赵余红代表的水电十二局公司在评标阶段即因符合性审查未通过而废标，故其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不完全具备构成要件，应属于未遂；4、有自首情节；5、赵余红和水电十二局公司在串标过程中仅起帮助作用，应认定从犯；6、赵余红现系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关押，不仅不利于其个人，也不利于所在企业，不利于社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赵余红从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或单处罚金。 辩护人朱永德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余红犯罪的基本事实与定性没有异议，与同案相比，赵余红的情节更轻。1、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赵余红是为了个人利益参与串通投标，赵余红是有公司授权具有决策权的领导之一，并与公司其他人员一起参与投标，串通投标的收益归属于基础分公司，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系单位行为，赵余红履行的是单位职务；2、本案的危害结果无法认定，无法推定造成招标方的实际经济损失，应从好处费数额的角度来考虑量刑；3、在这次串投标过程中，赵余红处于被动地位，其单位参与投标只是为了保证金不被没收。综合被告人赵余红具有自首、退赃等情节，建议对其从轻处罚，单处罚金或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瑞安市丁山围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人委托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社会公开发布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施工Ⅰ标（北区片一阶段）工程的招标公告，定于同年3月29日上午9时在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举行投标。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被告人国才常挂靠的浙江围海公司，被告人赵余红所在的水电十二局公司，赵某1挂靠的安徽水利公司，水电十三局公司、葛洲坝第五工程公司等公司先后报名参加投标。同年3月28日，被告人蒋坤、张海深分别作为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其公司工作人员抵达瑞安，参与该项目的投标；被告人国才常和其公司工作人员、被告人赵余红作为水电十二局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其公司工作人员先后抵达瑞安，参与该项目的投标。当晚，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和赵某1及葛洲坝第五公司、水电十三局公司的投标代表郑某等六人在瑞安市国际大酒店客房商量对该工程进行串通投标。经商量约定，该工程由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围海公司、安徽水利公司其中一家公司中标，其他四家公司为陪标单位；没有中标的其他两家好处费各人民币100万元，陪标单位每家好处费人民币160万元，共计好处费人民币840万元由最终中标的单位该工程的承包人支付。之后，由专人拟定各公司的不同报价，将该数额写在纸上交给各个公司作为标书的报价。次日，上述七家公司递交投标文件。经投标委员会审查，水电十二局公司符合性审查不通过，予以否决投标。经过开标、评标、定标，该工程由浙江围海公司以人民币14430.0015万元中标。中标后，被告人国才常支付了串标好处费人民币840万元，后该工程由被告人国才常负责施工。被告人蒋坤将分得的好处费100万元交给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所有，被告人张海深将分得的好处费148万元交给被告单位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所有。被告人赵余红的好处费148万元由郑某带走，被告人赵余红曾告知其公司的下属机构相关人员去拿取，但因故未去拿取。 2018年1月27日，被告人国才常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3月7日，被告人赵余红、蒋坤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同年3月9日，被告人张海深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案发后，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和被告人赵余红向公安机关退出违法所得合计人民币396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的供述 其中，被告人国才常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如下事实：在投标之前，国才常与公司签订责任书，约定如中标工程由其施工，盈亏自负，公司只收取3%管理费。投标前一天的晚上，国才常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瑞安，住在瑞丰大酒店。当晚9时许，张海深打电话给他让其到国际大酒店商量投标的事情，当时还不知道有几家单位报名，到国际大酒店后，国才常与张海深、蒋坤、赵余红、赵某1、郑某等人谈论，才知道有七家单位报名。当时赵某1、蒋坤、国才常都想自己的公司中标，赵余红听后说他们剩下的四家单位同意陪标，并说中标的单位要拿出工程标的额的4%作为好处费分给大家，赵某1说要拿出工程标的额的6%作为好处费。后来说好处费为840万元，四家陪标的单位每家160万元，三家都想中标的单位中没有中标的每家100万元。接下来，赵某1的人员将串标报价算出来后用一张纸抄了好几家单位的报价，之后，国才常让公司的预算员程某按字条上的报价做标书。中标后，国才常已支付好处费840万元，赵余红、赵某1的钱是让郑某带去，蒋坤、张海深两家的钱是他们自己来拿。 被告人蒋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如下事实：在投标的前一天，即2016年3月28日，他们公司一行人员来到瑞安入住阳光晨茂大酒店。当晚，蒋坤和张小华到瑞丰大酒店找国才常，之后与国才常一起到国际大酒店，当时赵某1、赵余红、郑某、张海深四人已经在了，这才知道这个工程只有七家单位报名参与投标。蒋坤、国才常、赵某1都想自己的公司中标，郑某、赵余红、张海深说他们单位可以陪标，后来有人提出中标的单位拿出工程标的额的6%当作好处费，不想中标的单位每家160万元，想中标的单位每家100万元，共840万元，大家都同意后，赵某1让人安排投标报价，然后，大家按照给他的各自报价填报。国才常的公司中标后，国才常打电话给蒋坤让他去拿100万元，当天，蒋坤将拿过来的100万元现金交给公司董事会秘书周某，蒋坤对公司后来如何处理这100万元不清楚。 被告人张海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如下事实：在投标的前一天，他们公司一行人员来到瑞安入住华都大酒店。当晚，在国际大酒店，张海深与赵某1、郑某、赵余红、国才常、蒋坤等人碰面，在讨论投标时，他们单位的苏某有事已经回去。国才常、赵某1、蒋坤都说自己的公司想做这个工程，大家就同意让这三个公司去竞争，其他公司陪标，后来有人提出中标的单位按工程量的6%计840万元作为好处费，三家当中想中标的而没有中标的单位每家100万元，四家陪标单位每家160万元，但最后张海深的单位实际只拿到148万元。张海深在串标好处费确定后就离开，并对三家想中标的说了他们单位在报价时会将最高限价下降两个点。 被告人赵余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认如下事实：2016年3月28日，在投标的前一天，他们七家参与投标单位人员来到瑞安。赵余红、赵某1、郑某都是住在国际大酒店，当晚，赵某1通知七家单位的代表到国际大酒店的一个套房商量投标的事情，有赵余红、国才常、赵某1、蒋坤、张海深、郑某等六人。赵余红所在的水电十二局公司项目经理已经退休两年，只带来竣工图，所以表示放弃中标，同样放弃的还有葛洲坝五公司、水电十三局公司、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真正参与投标的只有浙江围海公司、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安徽水利公司三家单位。当时说好四家陪标单位每家分得好处费160万元，三家当中想中标的而没有中标的单位每家100万元，这些费用由最后中标的单位负责。之后，他们也商量了几家公司的报价，要求三家想中标的排在最后，然后再定四家陪标单位的价格，价格排好之后，赵余红交代分公司（十二局基础设施分局）的副局长寿某根据他们确定的价格制作标书。国才常的公司中标后大概一个月，郑某催赵余红去他那里拿好处费，因为这次投标是代表分公司去参加，所以赵余红让寿某安排人与郑某联系，最后好像是安排纪委副书记与郑某联系，过年后，听到风声此事可能被查，所以就不敢去拿这个钱。 2、证人证言 其中，证人林某、陈某1的证言，证实其在得知赵某1、国才常等人参与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投标时有串通投标行为，因此向公安部门举报的事实。 证人程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其作为浙江围海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国才常、张某1、洪某等人到瑞安，准备参与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当天夜里，国才常将一张便签纸交给他，指着上面的一个数字，说这个数字就是他们公司的报价，他经过复核后按照这个价格制作标书并签名，后由张某1在标书工程量清单汇总表封面签字和盖章。 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浙江围海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国才常、程某一起入住瑞丰大酒店，3月28日23时至29日凌晨2时期间，程某让其在标书上面工程量清单的封面上造价员一栏签字、盖章。 证人夏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蒋坤、何某、徐某1、朱某2、赵某3、张某2等人来到瑞安，入住华都大酒店。平时公司参与投标，如果标的额不大，就是公司的经营部副经理确定，如果标的额比较大，由蒋坤确定。 证人蒋某1（原浙江第一水电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蒋坤是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分管经营部的副总经理，其公司参与投标的流程是符合条件报名后由蒋坤向法定代表人即蒋某1汇报，然后由经营部的人做标书，不需要审批，由蒋坤自己把握。2016年3月份参与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的投标，蒋坤有向蒋某1汇报过，当时浙江围海公司的找蒋坤帮忙，蒋某1跟蒋坤说不要帮忙，要公平竞争。事后，蒋坤告诉蒋某1没有中标，蒋某1才知道蒋坤与其他公司进行串标。蒋坤拿到好处费100万元以后告诉蒋某1，蒋某1说这个钱拿给董事会秘书周某，这个钱拿到后当作填2015年公司发放员工红包的窟窿。之前公司陪标的好处费，拿过来都是当职工红包发掉。 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其知道公司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蒋坤带队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2016年5月份，蒋坤将100万元现金交给她，说这个钱是投标的，但没有说具体哪个工程的。公司董事长蒋某1先说蒋坤有笔钱，交代她将这笔钱当做2015年加班费发给有加班的职工，然后她按领导的意思发放了。周某出庭作证称蒋坤这100万元现金交给她，她将这笔钱放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董事长蒋某1说过这笔钱要作为2015年的加班费发放，蒋某1几天后讲19万元交给他的司机，后来的一部分交给了蒋某1。周某还称公安人员到她单位询问时时间比较紧张，而且他们带的打印机很久没有打印出来，笔录中有两处改动是公安人员要求的，她在校对笔录时没有仔细看就签字，公安人员可能误解了她说的意思，当时她说的是董事长叫她拿这笔钱作为2015年加班费发放，但是没有说她发过这笔钱。 证人姜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作人员，与许某、苏某、童国民、杨某等人来到瑞安，入住华都大酒店。当晚23时许，其按照苏某的报价把标书的价格确定后打印、封标。 证人苏某（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蒋坤打电话叫他去国际大酒店为工程投标的事情碰头，到国际大酒店后不久，因有私事就离开，并对张海深说投标的事情由其决定，所以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2016年5月份，张海深打电话给他去郑某那里拿投标的费用148万元，钱拿过来后交给公司合同部经理刘某。 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4月28日，在其担任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合同管理部经理期间，苏某曾交给他148万元，后存到他个人账户，2016年12月20日，这笔钱用于给股东分红。 证人刘国庆（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在案发后才知道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的投标的事情，好处费148万元是苏某拿来交给合同部，这笔钱是出事后才说起。公司到外投标一般是分管经营的副总经理带队，是否串通投标，由他们自己决定。 证人童某1的证言，证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书是水电十二局基础分局报上给公司基础设施部，其只是作为交易员在投标时过来刷指纹报到，没有参与标书制作。2016年3月28日，公司来瑞安有沈某、寿某、胡某、陈某3、徐某2、毛某2、李某2，都住在瑞立大酒店。标书中要求提供施工图，他们公司提供的是竣工图，因此是废标。 证人寿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9日来瑞安参与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的投标有公司的领导，也有分局的领导，他当时作为分局领导也有参加，他们单位没有中标，听说是陪标。投标后二、三个月，赵余红说投标的费用148万元已经在郑某那里，叫他安排人员与郑某对接，后来他叫分局的纪委书记陈某2与郑某对接，之后就没有追问这件事，这148万元算是给分局集体的，赵余红在非正式场合有说过这个钱给集体所有，而不是归某个个人所有。 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2016年投标后二、三个月，分局的寿某副局长说投标费用148万元在郑某那里，说是给分局集体所有，让他与郑某对接，但他没有积极去对接，到2016年底，领导没有再提示和催促，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拿，中途，赵余红也给他打了几个电话，但他没有去拿，到2017年5月份，他们知道案发，就再没有去拿。 证人沈某（水电十二局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明水电十二局公司是中国电建的全资子公司，系独立法人，下面还有很多二级非法人公司，大一点的投标项目需要总部评审，小点的项目直接由二级单位决定，预算和标价由公司经营部的团队操作，然后由其他人代表公司参与投标。2016年3月份沈某是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其在事后才知道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项目，这个工程是基础设施分局参与投标，投标之前发现无法提供原图、项目经理不符合要求，可能不符合投标要求，但已经交了保证金，就决定投废标。当晚，赵余红与其他人串通投标的行为，公司是不知情的，赵余红没有跟公司的刘总汇报，总部也不知道好处费的事情，是赵余红让分局的人去拿好处费的。 证人钟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安徽水利公司浙江办事处负责人，与朱某1、张某3、董某、唐某等人来到瑞安，入住国际大酒店。赵某1是安徽水利公司在浙江的业务代表，当晚9时许，赵某1说自己去摸摸情况，凌晨2时许，赵某1打电话给他，并报给他一个串通好的投标报价，让其按照这个报价填报。 证人朱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安徽水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毛某1、张某3、董某、唐某等人来到瑞安，入住国际大酒店，房间是公司的浙江地区工程总负责钟某安排。这个工程的技术标是朱某1做的，商务标是李某1做的，最后是钟某调整的，然后交给他们打印、封标。 证人毛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3月28日，因参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投标，其作为安徽水利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朱某1、张某3、董某、唐某、钟某等人来到瑞安，入住国际大酒店。他是作为交易员过来签到，23日凌晨2点左右，钟某接到电话，确定最后报价，并填报报价单和调整标书，然后由他们打印、封标。 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瑞安市片围涂工程的商务标中土建是他制作，交给钟某，别的事情就不管了。 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其帮助他人串通投标。在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投标之前，赵某1介绍余某与钟某认识，工程招标文件颁发后，余某到安徽水利公司浙江办事处赵某1和钟某的办公室，提出以安徽水利公司的名义报名参与投标。2016年3月28日，赵某1到瑞安住在国际大酒店，当晚，余某、张海深提起报名投标的只有七家单位，在他们说话期间，有人打电话过来，让赵某1和张海深到楼下某个客房，到这个客房时，蒋坤、郑某、赵余红、国才常等人已经在场，蒋坤、国才常、赵某1都说自己的公司想中标，其他四家单位都同意陪他们串通投标，大家说好由中标单位代表拿出标的金额的6%共800多万元分掉，三家当中参与投标竞争的没中标的每家分100万元，四家陪标的单位每家分140多万元。后有人提议三家单位在报价时报可能中标的区间，然后看技术标来决定胜负，之后，赵某1让钟某过来与大家拟定七个投标报价，分别通知各自单位负责人和做标书的人进行填报和封标。后来，国才常代表的单位中标，国才常通过郑某给赵某1140万元。 证人余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初其得知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招投标，想承建这个工程，打算挂靠安徽水利公司参与投标，于是联系该公司的经理钟某。在投标前一二个星期，余某找过赵某1，提出如安徽水利公司中标，工程由他承包施工，赵某1口头答应。余某也找过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的张海深，要求他们单位中标后由其承包施工，张海深不同意让其挂靠。余某也找过国才常，让其帮忙，但国才常不同意。在这个工程投标前一天，钟某打电话给他，让他在国际大酒店开几个房间，后来他开了十个房间。当晚，余某在赵某1的房间里休息，张海深打电话给赵某1并来到赵的房间，赵某1让余某先离开，于是余某回到自己的客房。在他们商量好之后，余某去赵某1的房间问，赵某1说单凭商务标报价，安徽水利公司中标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中标可能是浙江第一水电公司和浙江围海公司，如果评标的专家对安徽水利公司在打分时特别照顾，还是有可能中标。 3、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的来源及立案侦查时间。 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暂扣款票据，证实涉案被告单位和被告人退赃情况。 5、入住酒店情况，证明案发时涉案人员住宿情况。 6、个人活期明细信息，证实被告人国才常的建设银行账户在2016年3月至5月期间交易情况。 7、招标公告、建设项目最高限价备案表、建设项目招标申请表、招标文件、开标签到表、施工标评审汇总表、商务报价得分表、商务标开标记录、否决投标情况说明、评标报告、中标候选人公示通告、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证实瑞安市丁山三期西片围涂工程招投标相关事项、投标、定标、中标情况以及中标单位。 8、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的归案时间。 9、营业执照、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证实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浙江水电建筑安装公司等单位的工商登记情况。 10、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的身份。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案事实。 辩护人王健提供的浙江第一水电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和该公司财务部的情况说明、辩护人朱月进提供的水电十二局公司的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职责分工的通知和会议评审记录表、投标文件审查表等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其来源合法性可以确定，但与本案串通投标行为缺乏必要关联，故均不予采信。 证人周某出庭作证内容虽然与其在侦查阶段陈述有所不同，但其对受公司董事长蒋某1指派接受被告人蒋坤所交的涉案串标好处费100万元现金并予以保管的陈述是一致的，此证言内容得到被告人蒋坤供述和证人蒋某1证言的印证，足以证明涉案串标好处费100万元由被告单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所有并支配，至于好处费之后的具体去向并不影响浙江第一水电公司构成单位犯罪。故对辩护人金许钦、王健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赵余红虽以水电十二局公司名义参与上述工程投标，但据在案证据证实水电十二局公司投标之前已经明知不符合投标要求，为退回保证金，而决定投废标，事实上投标委员会也以水电十二局公司符合性审查不通过予以否决投标，被告人赵余红明知此情况仍参与串通投标，况且水电十二局公司的负责人对串通投标亦不知情，事后的好处费148万元并没有归水电十二局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所有并支配，因此，本案串通投标行为只是被告人赵余红的个人行为。故对辩护人朱月进提出系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国才常、蒋坤、张海深、赵余红在整个串通投标过程中行为主动，起到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故对辩护人洪汝逢、叶锋虎、叶建渊、朱月进提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被告人国才常在中标之后已经支付了全部好处费，被告人赵余红已明知好处费在郑某那里，故对辩护人朱月进提出属于未遂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国才常、赵余红、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结伙串通投标，损害招标人利益，情节严重，被告人蒋坤系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张海深系被告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串通投标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国才常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蒋坤、张海深、赵余红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赵余红、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均已退出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蒋坤、张海深酌情从轻处罚。考虑犯罪性质及社会危害性，不宜对被告人蒋坤、张海深、赵余红适用非监禁刑。辩护人金许钦、王健的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洪汝逢、叶锋虎、陈志军、黄建、叶建渊、朱月进、朱永德提出相关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则不予采纳。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维护市场秩序，根据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国才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27日起至2019年1月2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蒋坤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1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单位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犯串通投标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500000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五、被告人张海深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1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六、被告人赵余红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19年1月1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七、被告单位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被告人赵余红退出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3960000元（扣押在公安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陈文忠 人民陪审员  潘建斌 人民陪审员  赵庆友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张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