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民终104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邓添荣，男，1966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少荷，女，1972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宏俊，广东智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树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男，1976年9月15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艳芳，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斌，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添荣、邓少荷因与被上诉人郑树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7）粤1972民初83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邓添荣、邓少荷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郑树光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树光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邓添荣、邓少荷与郑树光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郑树光未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双方不存在对合伙关系已进行结算的事实，一审判决单凭与郑树光关系密切的黄某的证言和黄某签署的资金明细，即认定存在结算的事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郑树光提交的微信记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首先，郑树光只提供了微信记录片段的打印件，并未提供郑树光及黄某与邓添荣之间完整的、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通过前后语境、内容判断其真实性与关联性；其次，郑树光未提交原始的微信聊天记录，其提交的音频资料无法确定是产生于微信聊天过程中，且该音频资料没有关于合伙、结算及退款的内容，也无法基于该音频资料得出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基于音频资料得出微信记录的真实性，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最后，“添荣哥”、“添荣嫂”等名称，属于微信使用人在添加朋友时，对对方身份的备注，一审判决在没有核实的情形下，单凭郑树光及黄某个人在微信中的信息备注，即认定“添荣哥”、“添荣嫂”等为邓添荣、邓少荷本人，没有事实依据。三、一审法院认定邓添荣、邓少荷与郑树光之间是合伙经营关系，按照一审法院采信的证人黄某的证言，三人是合伙经营“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而该商行的登记经营者为莫桂秋。因此，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能够成立，实为邓添荣、邓少荷、郑树光以及莫桂秋四人合伙经营“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莫桂秋及“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应为诉讼当事人，一审遗漏了重要当事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四、一审认定郑树光出资28万元证据不足，所谓出资28万元完全是依据黄某的证言及其制作的表格，该表格没有邓添荣、邓少荷、郑树光的签名确认。五、一审判决认定邓添荣、邓少荷应返还郑树光10万元合伙转让款没有证据支持，双方并没有邓添荣、邓少荷购买郑树光合伙份额的协议，也没有就所谓合伙份额的金额达成一致，一审认定上述10万元是由黄某单方制作的退伙金额表而来，该表格没有双方的签名确认，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转让合伙份额的情况没有证据支持。被上诉人郑树光向本院答辩称：一、郑树光确认一审所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二、从郑树光一审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相关证据可看出所有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邓添荣、邓少荷拖欠郑树光的合伙款及延期付款利息。三、邓添荣、邓少荷在一审庭审中提出的诉讼观点为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未举证证明，而在二审中又提出另一种诉讼观点，也未提交新证据证明，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树光分别于2016年8月31日、2016年10月12日通过手机转账方式汇入邓少荷账户合计200000元，邓少荷于2017年1月12日通过转账退还郑树光账户128464元。根据黄某提供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黄某于2016年9月6日、2016年10月29日分别向邓少荷账户转账50000元、14152元，黄某称该两笔款项系替郑树光转账至邓少荷账户，款项来源于郑树光。从黄某的该银行账户对账单亦可见，黄某的账户与郑树光及邓少荷均有资金往来，与邓少荷的资金往来尤其频繁。2016年11月1日，黄某出具一份《股东投资表（添壹商行）》，对郑树光及邓添荣、邓少荷的出资进行了列举，确认郑树光实际出资280000元，邓添荣、邓少荷实际出资520000元。2017年1月9日，黄某与微信名称为“树田添荣哥”的用户进行对话，黄某问何时能付款给郑树光，“树田添荣哥”用语音回复称争取12日前给郑树光，应该有100000元要过完年才支付，可能先支付120000元左右，具体要看向他人追讨欠款的情况。2017年1月11日，郑树光与微信名称为“商行添荣嫂”的用户进行对话，郑树光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发送给了对方，“商行添荣嫂”称好的，并称已经将部分款项转账给了郑树光，询问其有无收到，郑树光回复已经收取。2017年1月12日，黄某与微信名称为“树田少荷姨”的用户进行对话，黄某称对方为老板娘，称郑树光发送了相关的货物明细，要求对方审核，称对于酒和装修款有数目的，并将一张退郑树光投资款明细表发送给对方，该表显示201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郑树光的总出资为280000元，减去新疆酒货款一批、装修款等，总退款金额为228464元。“树田少荷姨”用语音回复称已经向郑树光付款十多万元，问郑树光有否收取但郑树光不回复，要求黄某进行询问。2017年3月21日，郑树光与用户名为“添壹《广东、广西》邓添荣”的用户进行沟通，要求对方付款，但对方要求郑树光向其债务人追讨，拒绝支付。由于双方无法对退款协商一致，郑树光故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解决。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证人黄某的陈述，其称其为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的会计，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莫桂秋，该商行实际为郑树光与邓添荣、邓少荷合伙的企业。黄某称自己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购买社保，入职有签订协议书但无法提供，其工资由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发放，有时用现金发放，有时通过邓少荷进行转账。黄某并提交了手机拍摄留存的添壹商行销售清单及请款单，请款单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上显示黄某为总办，申请报销的项目合计17736元，上有邓添荣的签名，该金额与黄某提交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显示的2016年11月19日邓少荷转账给黄某的款项金额完全对应。一审庭审时，邓添荣、邓少荷确认邓少荷与邓添荣为夫妻关系，邓添荣、邓少荷与郑树光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邓添荣为树田社区干部，邓少荷利用空余时间做代购及业务介绍，没有成立公司，郑树光希望通过邓添荣、邓少荷代购产品，故预付了货款，即郑树光转账记录显示的款项，但邓添荣、邓少荷未能提交任何单据予以证明。郑树光则称与邓添荣、邓少荷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协议，为口头协议，前期在树田策划代理茶叶和酒类产品，但未在东莞地区登记注册，在广西梧州有办理工商登记，为梧州市添壹食品商行。由于邓添荣、邓少荷对郑树光提交的微信语音记录未发表明确意见，一审法院责令其庭后补充，并分配了相应的举证责任，但邓添荣、邓少荷庭后的质证意见仅对微信记录的完整性提出异议，对语音对应的人员是否为邓添荣、邓少荷并未明确回复。一审法院认为，郑树光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是涉港合伙协议纠纷案件。双方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案涉合伙协议的履行地在中国内地，应认定中国内地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故本案应以中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对于郑树光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虽从用户名称上无法与邓添荣、邓少荷进行对应，但关于退款及合伙关系的结算，均有相应的语音记录，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邓添荣、邓少荷对语音是否其本人发出作出回应的情况下，邓添荣、邓少荷仍对此不作明确回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对相关微信语音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亦能与郑树光汇入邓少荷账户的款项、邓少荷退还郑树光的款项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证明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及协商退款的情况。邓添荣、邓少荷称与郑树光为买卖合同关系，并未提供任何单据凭证，与事实明显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另，虽邓添荣、邓少荷否认与证人黄某之间的关系，但黄某提交的请款单中申请报销的款项金额与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显示邓少荷的汇款金额完全对应可见，黄某提交的请款单属实，该请款单表明黄某与邓添荣、邓少荷存在密切联系，为总务，负责账目的管理，黄某与邓少荷的微信记录及黄某的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与邓少荷之间频繁的金额往来也可印证该点。黄某作为合伙账目的经手人，对合伙情况及双方之间的关系应该清楚，其证言与案涉证据相对应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微信聊天记录、转账情况、证人证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证明郑树光与邓添荣、邓少荷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关系。另，从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可见，郑树光与邓添荣、邓少荷之间已经达成了郑树光退出合伙，邓添荣、邓少荷继续经营并退还郑树光相应投资款的协议，该协议的实际意思表示为邓添荣、邓少荷购入郑树光的相应合伙份额，并不存在需要对合伙进行重新清理清算的问题，邓添荣、邓少荷已对应退还郑树光的款项进行了确认并进行部分退款，其应按承诺予以履行，郑树光诉求邓添荣、邓少荷支付投资款10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鉴于邓少荷早于2017年1月12日已经确认了应支付郑树光的投资金额，虽未承诺付款期限，但郑树光已于2017年3月21日向邓添荣进行催促，邓添荣、邓少荷应予以支付，未及时支付应承担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故郑树光诉求邓添荣、邓少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7年3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郑树光诉求超出本院认定部分的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二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限邓添荣、邓少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郑树光支付款项100000元；二、限邓添荣、邓少荷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郑树光支付迟延付款利息（从2017年3月22日起以1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郑树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受理费为1167.98元，由邓添荣、邓少荷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郑树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合伙协议纠纷。一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涉案争议，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亦未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仅对邓添荣、邓少荷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邓添荣、邓少荷主张与郑树光不存在合伙关系，但根据郑树光向邓少荷的转款情况、邓少荷向郑树光的转账退款情况，结合微信语音记录、黄某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知，上述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证实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伙及协商退伙的情况。邓添荣、邓少荷主张与郑树光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却未向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微信语音记录及黄某的证人证言可知，邓添荣、邓少荷对应向郑树光退款进行了确认并已部分履行，其应按承诺予以履行，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合理合法，且理由阐述充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不再赘述。另外，一审法院不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邓添荣、邓少荷主张一审法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添荣、邓少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邓添荣、邓少荷负担（已预交）。为终审判决。审审判长  李丽莉审判员  郭婧儿审判员  何玉煦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崔成民附录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明事实后改判；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