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03民初1011号 原告：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纪念街138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长红、董佳敏，辽宁瀛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曲云芝，女，1957年3月7日生，汉族，住大连市西岗区。 被告：大连恒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普兰店区城子坦街道城中路11号。 法定代表人：曲云芝，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37-1号。 负责人：李树强，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刘相森、关绍静，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大连昭泰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普兰店市铁西西工路轴承花园3号1层2号。 法定代表人：陆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剑颖、宋伟林，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与被告曲云芝、大连恒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公司”）、大连昭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泰公司”）、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4日作出（2017）辽020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被告昭泰公司、盛京银行不服该判决，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23日作出（2017）辽02民终849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辽020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建工集团委托代理人郑长红、董佳敏、被告盛京银行委托代理人刘相森、被告昭泰公司委托代理人宋伟林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建工集团诉称，2013年9月23日，被告恒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曲云芝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合同所涉贷款本金110000000元，借款期限至2015年9月22日届满，同时被告曲云芝为该贷款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借款到期之前，被告盛京银行享有抵押权的抵押物即位于普兰店区城子坦镇的腾辉世纪家园项目在建工程，因另案被案外人杨冰涤、祝旦水及本案原告建工集团进行了多轮查封。在此情况下，在贷款于2015年9月22日到期后，被告盛京银行仍一直向被告恒辉公司还贷款的帐户注入资金办理“倒贷”，并于2015年12月25日将本案所涉105100003.14元资金汇入被告恒辉公司还贷帐户用于“倒贷”。此后，为了解除抵押物上的法院查封并重新办理抵押登记，被告盛京银行多次找原告建工集团及案外人杨冰涤、祝旦水协商未果。故被告盛京银行就与被告昭泰公司、恒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曲云芝以规避抵押权灭失为目的，恶意串通，于2016年5月9日通过虚假的债权转让方式，将被告恒辉公司偿还的贷款本息金额虚构为“债权转让款”，由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补签《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邮寄债权转让通知等，并为了使倒贷日期与债权转让日期相吻合，将《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期提前至2015年12月25日。企图将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恒辉公司之间实际已经消灭的抵押借款关系，通过转化为被告昭泰公司与被告恒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继续有效，并继续由被告昭泰公司享有抵押权。同时，因被告恒辉公司欠付原告建工集团工程款1.06亿，另案（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02号、（2015）大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已确认原告建工集团对位于普兰店区城子坦镇的腾辉世纪家园项目的在建工程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而上述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恒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曲云芝之间的恶意串通行为，以及被告昭泰公司依据虚假债权进行虚假诉讼并主张抵押权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建工集团享有的工程款优先受偿权。 关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原二审（2017）辽02民终8494号民事裁定书中提到的对本案“借新还旧”的问题，首先，被告恒辉公司明显有“借新”的意思表示，因为被告恒辉公司一直以来都说是被告盛京银行要帮他完成倒贷，双方一直都有关于“借新”倒贷的口头约定，为此，被告恒辉公司还在空白的票据和保证合同上盖章，也都是为了配合被告盛京银行找一个借壳的主体帮他完成“借新”行为，但案涉交易实质上仍是一个新型的借新还旧形式，因为现在金融结构的变化和紧缩，被告盛京银行不能再用原来已经出现不良的主体来进行贷款，所以被告盛京银行才找了几家壳公司来进行操作。对于壳公司的认定，原告建工集团在原一、二审中已提交了大量证据来证明：第一，从壳公司大连创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泰公司”）、大连鹰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利公司”）、大连天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相公司”）的注册资本来看，借款主体创泰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鹰利公司（注册资本50万）、天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是三家商贸公司，注册资本合计起来也才2000多万，而被告盛京银行在没有任何抵押物的情况下向三家公司发放了3笔（共计145000000元）高额贷款。第二，从几家壳公司的款项往来来看，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大连鸿弘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弘公司”）、大连海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公司”）、被告昭泰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贸易往来。在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均以“支付货款”为由向鸿弘公司、海通公司汇款后，鸿弘公司、海通公司又均以“往来结算款”为由向被告昭泰公司汇款，但在原一审法官要求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出示上述大额款项支付交易的购货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可以证实其交易存在真实性的相关证据时，被告盛京银行及昭泰公司却提供不出任何证据。第三，案涉几家壳公司包括名义上的债权受让人被告昭泰公司在股东、高管上存在高度人员混同，互为关联公司。第四，自案涉三笔贷款发放到期后一直到今天，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也从未向被告盛京银行支付过任何利息，对其欠付利息的行为，被告盛京银行也未向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及相应的保证人进行过任何催收及清收措施。第五，从资金走向的时间来看，案涉三笔高额贷款虽经过多次流转进入被告盛京银行账户，但也仅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其次，关于“还旧”行为，被告盛京银行明显已经偿还了被告恒辉公司的旧贷，从还贷账户上看，如果是真实的债权转让，被告昭泰公司可以把债权转让款转入到被告盛京银行任何一个账户，而被告昭泰公司偏偏就把钱转到了被告恒辉公司和盛京银行明确约定的还贷账户，该账户的用途仅是用于还贷，款项转至该账户的目的就是为了替被告恒辉公司还贷。而且，被告盛京银行内部的凭证上均显示案涉款项的用途就是偿还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的通知》第十六条“单位、个人和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必须遵守下列原则。谁的钱进谁的帐，由谁支配的规定，被告盛京银行在没有通知被告恒辉公司对还贷账户内资金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强行进入被告恒辉公司账户就需要一个特种转账传票，而本案所述特种转账传票上也清晰的写明了款项用途是“归还贷款”。因案涉被告恒辉公司欠付被告盛京银行的“旧贷”已经还清，被告盛京银行基于旧贷享有的抵押权当然消灭。虽然原告建工集团不是案涉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但是案涉抵押权的消灭与否与原告建工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故原告建工集团作为第三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为维护原告建工集团合法权益,依法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盛京银行、昭泰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民事行为无效；2、确认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3、确认被告盛京银行对被告恒辉公司位于普兰店区城子坦镇的腾辉世纪家园项目在建工程的抵押权消灭。 被告盛京银行辩称，不同意原告建工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一、案涉债权并未清偿，被告盛京银行从债务人被告恒辉公司账户中扣收的款项性质为债权转让价款，而非清偿款项。1、2015年12月25日，被告盛京银行与昭泰公司签订了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盛京银行将案涉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债权105100003.14元转让给被告昭泰公司，转让价款105100003.14元。其后被告盛京银行向被告昭泰公司发出付款指令，要求被告昭泰公司将债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被告恒辉公司账户。被告昭泰公司存入被告盛京银行的转账支票明确表明款项用途为债权转让价款。该款项到账后，被告盛京银行收取。上述合同约定及履行过程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债权转让等价有偿，且已得到实际履行。原告建工集团称被告盛京银行收到的款项为被告恒辉公司偿还案涉债权的款项，其依据为被告恒辉公司与盛京银行“对公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2015年12月25日借方发生额的摘要记录为“还贷”。仅凭该摘要记录是无法认定该款项的性质，在该“对公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与前述摘要为“还贷”的借方发生额同一天发生的贷方发生额的摘要为“债权转让价款”，且借、贷发生额一致，均为105100003.14元，该数额与《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债权转让价款一致。通过上述债权转让合同条款、付款指令、支票、“对公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等一系列连续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对公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贷方发生额与借方发生额为同一笔款项，即为债权转让价款。2、“对公司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为被告盛京银行账务处理系统中的记录，不构成对外意思表示的证据，不能产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效果。被告盛京银行从未向被告恒辉公司出示过任何其已经清偿债务的书面证明，被告恒辉公司也未有过偿还案涉债权的意思表示和实际行为。因此仅凭“对公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确定被告恒辉公司债务已经清偿，必然导致认定错误。二、被告盛京银行与昭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无所谓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被告昭泰公司受让案涉债权的资金来源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并未发生影响。金融机构发生不良贷款，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清收或对外转让是正常处理方式。作为债权受让方，收购不良债权自然出于其自身的商业衡量及判断。至于交易双方的交易动机如何，并不应影响其交易的真实性。被告昭泰公司收购债权的动机以及款项来源均不影响其收购债权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何况被告昭泰公司当庭表示其受让案涉债权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基于商业衡量和判断。被告昭泰公司受让案涉债权的资金来源，也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原告建工集团并无证据证明该资金为被告盛京银行出借给被告昭泰公司；退一步说，假设被告盛京银行出借给被告昭泰公司款项，用以其受让案涉债权，也并不导致《债权转让合同》意思表示不真实，用于该目的的相关借款合同及债权转让合同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从内心就是想借款并将借款用于支付债权转让价款。3、案涉《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并未损害原告建工集团的利益。首先原告建工集团称“损害了原告享有的工程款优先权”，但是盛京银行当庭出示了证据，证明原告建工集团已经放弃了工程款优先权；且即使其未放弃该工程款优先权，根据法律规定权利也优先于抵押权，根本不存在抵押权存在损害其工程款优先权的情况。在原告建工集团丧失了工程款优先权的情况下，其仅为被告恒辉公司的普通债权人。在将案件恢复至债权转让之前状态的假设条件下，被告盛京银行持有该债权及抵押权，原告建工集团仍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称对债务人或抵押人财产其享有优先的受偿权。那么，被告盛京银行怎能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损害其权益了呢？显然，原告建工集团的主张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无逻辑根据，充满了臆想。4、原告建工集团称“盛京银行与昭泰公司补签《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以此来主张被告盛京银行与昭泰公司的恶意，将已经清偿的债务设计为债权转让。但原告建工集团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债权转让合同》签订时间、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时间均为2015年12月25日，而支付转让价款的支票确已表明为债权转让价款，假设此时并没有债权转让合同，但仅支票的记载已经表明该款项性质为债权转让价款，而非偿还贷款。三、被告盛京银行认为本案应中止审理，因被告昭泰公司作为原告与被告恒辉公司关于债权及抵押权的纠纷已经由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现在二审期间，该案涉及到被告昭泰公司对被告恒辉公司债权及抵押权的确认内容，与本案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本案应待该案取得生效判决后作为审理依据。原告建工集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建工集团对被告恒辉公司享有债权，而被告盛京银行对恒辉公司的债权是否转让以及转让是否有效、债务是否清偿，均与原告建工集团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债权无关，不会对原告建工集团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债权有丝毫的减损，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损害原告建工集团债权的问题。原告建工集团所称的所谓特种转帐传票，被告盛京银行并不持有。何况就原告建工集团所称的特种转帐传票而言，从形式上看应当是当事人内部记帐所用，其并未向任何相关当事人出示。也就是说没有对外意思表示不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被告昭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建工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1、债权转让协议是被告昭泰公司与盛京银行之间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是合法有效协议。2、被告昭泰公司按协议约定及付款指令支付债权转让款，是正常履行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不是原告建工集团所称的被告恒辉公司使用倒贷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民事行为。被告恒辉公司的经营债务没有消灭，抵押权一直存续有效。3、债权转让协议既不存在恶意侵害原告建工集团利益的主观故意，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违法行为，没有给原告建工集团造成任何利益的损害。4、借新还旧，是在借款主体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发生的借款归还行为，而原告建工集团所述的借新还旧概念与该银行实践操作不符，所以原告建工集团所谓的借新还旧属于偷换概念。5、被告昭泰公司债权转让价款属于自筹资金，而并不是被告恒辉公司倒贷出的资金。被告盛京银行与昭泰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行为与原告建工集团的债权没有任何关联性。更不会存在侵害原告建工集团利益的行为。 被告恒辉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一、被告恒辉公司仅是因被告盛京银行的业务需要而配合其进行清偿旧贷的操作，并没有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进行恶意串通，不同意原告建工集团主张被告恒辉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恶意串通的诉讼请求。在被告恒辉公司与盛京银行的旧贷到期前，被告恒辉公司就已不能按时偿还被告盛京银行的贷款利息，为避免该笔贷款形成不良，被告盛京银行多次帮被告恒辉公司筹措资金偿还利息，所以被告盛京银行早就知道被告恒辉公司不具有到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因被告恒辉公司涉及其他诉讼案件，可抵押的资产已被其他法院多轮保全查封，不能提供有效抵押担保，无法采用从被告盛京银行借新贷来偿还旧贷。后来临近2015年底，旧贷即将形成不良，被告盛京银行就找其他公司进行运作，倒出一笔资金打入被告恒辉公司专用还贷账户，将旧贷清偿。故被告恒辉公司仅是应被告盛京银行的要求配合其清偿旧贷，避免形成不良，对被告盛京银行的具体操作过程并不知情，被告恒辉公司从未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恶意串通来损害原告建工集团的利益。二、被告恒辉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1、从债权的风险承担来看，在被告恒辉公司已不符合授信借款主体条件下，被告盛京银行采取以被告恒辉公司作为保证人，向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等被告昭泰公司的关联公司来“借新”，以被告昭泰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的名义来还旧，用自己的信贷资金来购买自己的不良信贷资产，新贷不能收回的风险，最终仍然是由被告盛京银行承担，而非被告昭泰公司，所以没有发生债权风险的转移，徒有债权转让的形式，而无债权转让下的真实权利义务。2、从债务的承担形式来看，自案涉三笔“新贷”发放后，创泰公司、鹰利公司、天相公司从未向被告盛京银行偿还过贷款本息，被告盛京银行也一直回避其对上述三家公司三笔授信的审核材料，被告昭泰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案涉1.45亿元巨额款项支付的交易存在，均可说明不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在被告恒辉公司向被告盛京银行提供了一系列盖章的空白文件后，被告恒辉公司由“旧贷”的债务人变成了案涉三笔“新贷”的实际债务承担人和法律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保证人，债务承担的主体并未发生变化，故被告恒辉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3、从被告盛京银行的转让程序上来看，被告盛京银行在与被告昭泰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时，未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将案涉债权转让事宜进行过任何拍卖等公开公告形式，也未提供银监会等部分的任何批准文件，明显违反了银监会的相关规定，属虚假的债权转让。三、被告盛京银行明确告知被告恒辉公司进入被告恒辉公司账户的款项就是为被告恒辉公司偿还旧贷，故被告盛京银行对被告恒辉公司专用还贷账户内款项以“还贷”用途扣划完毕时案涉旧贷就已全部清偿，对应的抵押权也因旧贷的清偿而消灭。1、在被告昭泰公司向被告恒辉公司专用还贷账户汇款前，被告盛京银行就已明确告知被告恒辉公司进入该账户的款项是为被告恒辉公司偿还旧贷，故被告昭泰公司存入被告盛京银行时转账支票上虽记载“债权转让价款”，但从被告恒辉公司自己的银行流水单上可以体现了账户被扣划的真实原因是“还贷”，被告盛京银行的内部特种转账传票也记载转账原因是“归还贷款”，故对存入被告恒辉公司专用还贷账户的款项，被告盛京银行嗣后扣划，都只能是作为清偿贷款使用，不再具有其他法律属性。2、被告盛京银行和昭泰公司以虚假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该“债权转让”行为无效，但在被告盛京银行扣划还款时点上，被告恒辉公司拖欠被告盛京银行的旧贷本息债务已全部消灭，相应的作为从权利的抵押权也就随之消灭，故被告昭泰公司无权再向被告恒辉公司主张抵押权。 被告曲云芝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原一审庭审中，被告曲云芝辩称，不同意原告建工集团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没有和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恶意串通，被告恒辉公司只是和被告盛京银行有贷款业务，贷款到期后，被告盛京银行因业务需要为被告恒辉公司提供倒贷。被告盛京银行联系了几家贸易公司，在被告盛京银行办理了几笔贷款，用以偿还被告恒辉公司已经到期的贷款。贷款进账后，被告恒辉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的合同已经终止，其附属的抵押合同一并终止。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并没有和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恶意串通，只是正常履行贷款的还款。在此之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的债权转让，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不知情，该笔债权转让没有转让的基础。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3日，被告恒辉公司（借款人）与被告盛京银行（贷款人）签订《盛京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6020190213000037），合同主要约定：恒辉公司向盛京银行借款人民币110000000元用于房地产开发；借款期限24个月，自2013年9月23日至2015年9月22日，年利率9.225%；合同生效之日起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还款准备金账户或将已在贷款人处开立的现有账户（账号06×××63）作为还款准备金账户，如未能按时还款付息，贷款人有权按合同约定计收逾期利息、罚息和复利等内容。 同日，被告恒辉公司（抵押人）与被告盛京银行（抵押权人）签订《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合同编号602019931300007），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抵押人与本合同抵押权人签订的6020190213000037号借款合同项下抵押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抵押人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后附抵押财产清单的财产为抵押权人的债权设立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为本抵押合同的主合同，无需征得抵押人同意，抵押权人可将借款合同债权及本合同抵押权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抵押人在原抵押担保范围内向新的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抵押财产为普兰店市城子坦镇城中路11号的在建工程76845.47平方米（普房建普字××号，抵押作价11000万元）及3537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普国用（2011）第6号，抵押作价2880万元】及5880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普国用（2011）第7号，抵押作价1485万元】。担保的债权包括第6020190213000037号借款合同项下的本金人民币11000万元及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因借款人违约而计收的复利、逾期利息和加收的罚息）、印花税；因借款人违约而向抵押权人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抵押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全部费用等内容。上述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均在登记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被告盛京银行取得了他项权证书。 同日，被告曲云芝、案外人邰晓群（保证人、甲方）分别与被告盛京银行（债权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个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主要约定：为确保恒辉公司（债务人）与盛京银行签订的编号为6020190213000037号的《盛京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的履行，甲方愿意为债务人与乙方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甲方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范围为人民币债权本金110000000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等内容。 2013年10月12日，被告盛京银行向被告恒辉公司发放了107000000元借款，借款借据载明，约定还款日为2015年9月22日。 2015年12月25日，被告盛京银行（转让方、甲方）与被告昭泰公司（受让方、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甲方持有对恒辉公司的到期债权，账目金额为人民币105100003.14元，甲方拟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乙方；甲方所转让的债权资产在性质上存在部分或全部不能回收的风险；乙方在充分理解受让债权风险的基础上，愿意按现状受让甲方所有的债权；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乙方受让债权后对该债权按原借款合同在转让基准日以后发生的利息、罚息的请求权，由于法律政策导向的不确定性，乙方可能无法继续享有；乙方已被告知并完全理解，其受让的债权及其从权利，可能存在着瑕疵或尚未发现的重大缺陷，以至于乙方逾期利益无法最终实现；甲方向乙方出让恒辉公司的到期债权，账目金额为105100003.14元（包括：债权本金99900000元、利息及罚息金额合计5200003.14元）；债权账面金额包括债权原合同本金、截至转让基准日按原合同产生的利息、罚息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应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甲方转让的该笔债权整体作价人民币105100003.14元，转让给乙方；2015年12月25日前，乙方应将价款（105100003.14元）一次性交付甲方；自本合同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作为转让标的的债权由乙方享有；自债权转让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从权利也同时由甲方转移至乙方等内容。同日，被告盛京银行向被告昭泰公司发出《付款指令函》，要求被告昭泰公司将该笔转让价款汇入至账号：06×××63，户名：大连恒辉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开户行：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开发区支行。被告昭泰公司于当日开具了收款人为恒辉公司的盛京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105100003.14元，支票用途为债权转让价款。被告盛京银行将支票存入被告恒辉公司06×××63账户内，并在当日扣划。被告盛京银行的“对公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该款进入账户的用途是“债权转让价款”，扣划时的用途是“还贷”。 另查，2015年12月23日，被告盛京银行分别与案外人鹰利公司、创泰公司、天相公司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均主要约定，盛京银行分别向鹰利公司、创泰公司、天相公司提供50000000元授信额度，授信有效使用期间为两年，自2015年12月23日至2017年12月22日等内容。同日，被告恒辉公司、昭泰公司分别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盛京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鹰利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发放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案外人大连汇泰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恒辉公司分别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盛京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创泰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发放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案外人大连明和兆泰置业有限公司、被告恒辉公司分别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盛京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相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发放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2015年12月24日被告盛京银行向鹰利公司、创泰公司、天相公司分别发放贷款45000000元、50000000元、50000000元。2015年12月25日，鹰利公司、创泰公司将贷款资金合计95000000元汇入鸿弘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天相公司将贷款资金50000000元汇入海通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开发区支行开立的账户；同日，鸿弘公司、海通公司将50000000元、50000000元、45000000元汇入被告昭泰公司在盛京银行开立的06×××28银行账户中。原告建工集团提举上述证据以证明被告昭泰公司支付的债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及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恶意串通。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债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与《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无关。 又查，原告建工集团先后两次因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将被告恒辉公司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2015）大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分别判决被告恒辉公司支付原告建工集团工程款43251766.35元及利息、工程款63231013.75元及利息，二份判决均确认原告建工集团在上述欠付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被告昭泰公司以其已经受让债权、原告建工集团已经放弃工程款优先权为由，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执异198号执行裁定，认为《在建工程抵押权利证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登记的权利人均为盛京银行，昭泰公司的主张与法律规定及登记不符，其并非本案适格的权利人，裁定驳回被告昭泰公司的异议。被告昭泰公司对该裁定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2民初550号民事裁定，认为昭泰公司主要是对建工集团的执行依据（即已生效的判决）认为有错误，昭泰公司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来维护其相关民事权利，裁定驳回昭泰公司的起诉。 原告昭泰公司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涉《债权转让协议》）将被告恒辉公司、曲云芝、邰晓群、第三人盛京银行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判决恒辉公司向昭泰公司支付受让债权本金105100003.14元及利息；曲云芝、邰晓群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昭泰公司对恒辉公司的位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社区的两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城中路11号在建工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在抵押登记的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等内容。被告恒辉公司、曲云芝不服该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正在审理中。 本院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建工集团提供的《盛京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变更情况查询卡、社会保险缴费表、《盛京银行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盛京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公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借款借据、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盛京银行转账支票及盛京银行进账单（回单）、（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书、（2015）大民二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2016）辽02执异198号执行裁定书、（2016）辽02民初550号民事裁定书、（2017）辽民终169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2民初196号民事判决书、（2017）辽02民终8494号案件庭审笔录，被告盛京银行提供的《盛京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他项权利证书、《债权转让协议》、《承诺函》、《保证合同》、盛京银行转账支票，被告昭泰公司提供的付款指令函、（2017）辽02民初377号民事判决及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材料在案为凭，这些证据材料已经当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均可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恒辉公司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被告曲云芝与被告盛京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上述合同均系各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盛京银行已依约向被告恒辉公司发放了107000000元贷款，被告恒辉公司未能如约还本付息，截至2015年12月25日，被告盛京银行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债权金额为105100003.14元（包括：债权本金99900000元、利息及罚息金额合计5200003.14元），被告盛京银行依据合同的约定对被告恒辉公司抵押的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并无异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恒辉公司、曲云芝是否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建工集团的合法权益。 原告建工集团主张，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恒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曲云芝以规避抵押权灭失为目的，恶意串通，将被告恒辉公司偿还的贷款本息金额虚构为“债权转让款”，由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补签《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邮寄债权转让通知等，企图将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恒辉公司之间实际已经消灭的抵押借款关系，通过转化为被告昭泰公司与恒辉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继续有效，并继续由被告昭泰公司享有抵押权。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对原告建工集团的主张不予认可，均辩称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告恒辉公司、曲云芝不认可与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建工集团的利益，但认为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其真实意图为替被告恒辉公司偿还已到期的贷款。本院认为，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昭泰公司已依约支付了债权转让款，履行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其应依约取得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债权及相应从权利。原告建工集团主张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系事后补签，但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被告盛京银行与恒辉公司签订的《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被告盛京银行对被告恒辉公司的在建工程享有抵押权，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昭泰公司承继了案涉债权及从权利，该抵押权的存在并未加重原告建工集团、被告恒辉公司的负担，并未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故原告建工集团主张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侵害其合法权益，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建工公司主张各被告恶意串通一节，各被告均否认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被告昭泰公司受让被告盛京银行的债权，签订合同并实际支付了债权转让款。被告昭泰公司筹集其支付债权转让款的资金的方式、其按照被告盛京银行的《付款指令函》将受让债权的款项开具以被告恒辉公司为收款人的支票等均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不能证明被告昭泰公司与被告盛京银行存在恶意串通。至于被告盛京银行在自己的账目上对该笔款项如何记录和处理，与被告昭泰公司亦无关联。被告曲云芝、恒辉公司辩称被告盛京银行、昭泰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系虚假的意思表示，实际为替其偿还到期贷款，但并未就该答辩意见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对其该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告建工集团要求确认四被告恶意串通、被告盛京银行与被告昭泰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建工集团要求确认被告盛京银行对被告恒辉公司位于普兰店区城子坦镇的腾辉世纪家园项目在建工程的抵押权消灭一节，因原告建工集团对被告盛京银行与恒辉公司签订的《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且其并非《盛京银行借款抵押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该项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990元，合计1190元（原告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原告大连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按照不服部分的上诉请求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姚 江 审判员 张春艳 审判员 李 健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记员 张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