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进贤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124民初2151号原告：付国连，女，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江西省进贤县人，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代理人：万少锋，江西飞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付惠勇，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江西省进贤县人，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被告：孙凤坤，女，1979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固安县人，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委托代理人：万义城，江西秦风（进贤）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黄达，男，1991年4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进贤县人，住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原告付国连与被告付惠勇、孙凤坤、第三人黄达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国连及其委托代理人万少锋、被告孙凤坤的委托代理人万义城、第三人黄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付惠勇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付国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连带返还居间报酬人民币220000元及其占用期间的利息33000元（按年利率6%，自2015年12月10日暂计算至2018年7月10日止，逾期利息计算至还清止），暂合计25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两被告系夫妻关系，且与原告系亲戚关系。2015年10月，被告孙凤坤将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空港公司）欲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告知原告，原告便想让第三人（系原告的儿子）前往该公司上班，且将该想法告诉该被告，当时该被告明确可居间帮忙将第三人安排到该公司的行政办公室上班，其一“裴”姓朋友有内部指标可办好此事，但需收取巨额的居间费用。期后，原告按照该被告的要求先后两次给付220000元，用于支付居间报酬。2016年1月，第三人通过报名、笔试及面试等正常程序进入北京空港公司工作，工种为后勤岗位，工资为3000余元，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久原告经多方打听得知，其所任职的公司根本不存在能安排进行政办公室上班的内部指标，第三人进入该公司上班完全系按正常公开招聘程序进行的，被告孙凤坤根本未提供任何帮助，充其量只是向原告提供了公司需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的信息。为此，原告多次与被告孙凤坤联系协商退回居间报酬事宜，但其一直以该报酬已绝大部分给付其“裴”姓朋友为由拒绝返还。由于被告孙凤坤系其与付惠勇的婚姻存续期间收取原告的居间报酬220000元，且被告付惠勇完全知晓，并提供了账号收取了该220000元，故两被告应对本案所涉居间报酬共同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据此，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此起诉，望人民法院支持其全部请求。被告付惠勇未作答辩。被告孙凤坤辩称：一、被答辩人付国连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应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请。居间合同是居间人根据委托人的要求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提供机会或进行介绍，而委托人须向居间人支付约定报酬的协议。其特征有：1、居间人的合同标的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介绍订约的劳务；2、居间人在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中既非当事人亦非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3、居间合同是有偿合同，在居间人产生有效结果时有权请求报酬给付。综观本案发生的全过程，被答辩人付国连在本案当中其实和答辩人孙凤坤一样，也只是在事前、事中起居中联系作用，所办之事系第三人黄达之事，所汇款项是第三人黄达所出，黄达应为委托人，也就是被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享有任何权利，承担任何义务，故其不应是本案中的适格原告；二、被告付惠勇非本案的适格主体，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被告付惠勇的诉请。被答辩人所交付的220000元，系被答辩人为黄达落实工作所支付的给答辩人孙凤坤（又名孙楠）用于支付给案外人裴便荣的相关费用。2015年10月，被答辩人付国连得知答辩人孙凤坤有朋友在北京可以找到工作，付国连得知此事后，便找到孙凤坤要求其帮忙找人为黄达在北京首都机场找一份工作，孙凤坤答应帮忙。2015年12月8日，孙凤坤将其广发银行大红门支行60×××39的账号通过微信发送给付国连，付国连微信里说进贤当地没有广发银行，孙凤坤又将本案被告付惠勇的建行马家堡支行62×××30的账号微信发给付国连，2015年12月10日，第三人黄达汇款200000元汇至付惠勇的上述建行账户内，并于当日下午17点37分用微信告知了孙凤坤“二十万打过去了，请查收”。付惠勇于收款当日便将该款汇给孙凤坤。通过案外人“裴便荣（音同）”的努力，为第三人黄达落实了此京首都机场的一份工作，黄达于2016年5月13日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签于以上事实，第三人黄达200000元的汇款是为黄达找工作而支付给案外人裴便荣的居间介绍费、居间报酬。被告付惠勇在本案中只是在第三人黄达和答辩人孙凤坤之间充当代收款的工具，且于收款当日便将所收第三人的200000元即刻汇给孙凤坤；三、答辩人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首先，答辩人为第三人黄达办理请托事务自始至终都是公开透明的，在事前、事中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均已知晓所办之事所需费用为200000元，且该二人对此均未持异议，办理请托事实所需费用、支出，都是得到其认可和指示的。答辩人在本案中与被答辩人均系起居中联系的作用，被答辩人支付给答辩人的款项系按照被答辩人的指示给付的，这在2015年12月10日、2016年5月18日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反映出。第三人黄达在2016年5月13日与北京空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后，答辩人根据其指示（见2016年5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分别于2016年5月20日、2016年5月21日、2016年6月10日、2016年6月21日支付给案外人裴便荣170000元，另现金给付案外人裴便荣10000元，共计180000元，余款40000元系答辩人为第三人黄达办理请托事项应酬、购置礼品送人所开销；其次，答辩人通过居中联系，在案外人裴便荣的努力下，积极为第三人黄达落实了北京首都机场的工作，已完成了答辩人的居中介绍的任务，且促使第三人黄达与拟进入的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清本案事实，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第三人黄达未作书面陈述，但在庭审中口头述称：我母亲付国连叫我汇款200000元给付惠勇，我母亲后又汇款20000元给付惠勇，我是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北京空港公司的。原告付国连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付国连、黄达的身份证、家庭户口本；付惠勇、孙凤坤的身份证，用以证明：付国连、付惠勇、孙凤坤、黄达分别作为本案的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付国连、黄达为母子关系，付惠勇、孙凤坤为夫妻关系；付国连系付惠勇的小姨；2、（2017）赣0124民初1696号民事裁定书及该裁定书的生效证明书、（2017）赣0124民初1696号案件开庭笔录两份、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1份、付国连与孙凤坤（孙楠）于2016年6月7日、6月10日、7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贵院于2018年1月2日发送的通知1份、北京空港公司的信息资料，用以证明：被告孙凤坤、付惠勇分别于2015年12月10日、2016年6月10日收到原告给付200000元、20000元，共计220000元，收款作为两被告为第三人安排进北京空港公司办公室工作的居间费用；两被告为原告提供了上述公司需招聘人员的公开信息，其并未为第三人进入该公司工作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第三人完全按照正常程序，依靠自己的能力考入该公司上班；为退回居间费用220000元，原告曾与两被告多次协商未果。被告付惠勇、第三人黄达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被告孙凤坤围绕其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1、被告孙凤坤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用以证明：被告孙凤坤的基本身份信息与诉讼主体资格；2、原告付国连与被告孙凤坤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被告孙凤坤与案外人裴便荣的微信聊天记录1份、第三人黄达与北京空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1份、被告孙凤坤广发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单，用以证明：原告付国连与被告孙凤坤在本案中均系起居中联系的作用，实际介绍、操作、促成第三人黄达与北京空港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的居间人系案外人裴便荣；原告付国连与第三人黄达对于请托办事所需费用开支的具体数额是明确知晓且明确同意支付的；被告付惠勇不是适格的被告，其仅仅是为请托办事之款项进出提供了账户，在本案中未享有任何权利，也未承担任何义务；被告孙凤坤对于请托办事之款项180000元，系代为履行向居间人即案外人裴便荣支付相关费用的行为，该行为系根据第三人黄达、原告付国连的指示作出的，另外40000元余款，系在请托办事过程中，为顺利办理请托之事应酬、购置礼品送给请托人等事务所开支，因此，原告及第三人应对此承担责任，被告孙凤坤不应承担责任。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孙凤坤、第三人黄达无异议；证据2，被告孙凤坤对（2017）赣0124民初1696号民事裁定书及该裁定书的生效证明无异议，但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及第三人的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原告不承担任何权利和义务，其不具备本案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对（2017）赣0124民初1696号案件二份开庭笔录无异议，但认为当时支付的200000元是付惠勇接收的；对中国工商银行转账凭证无异议，对原告与孙凤坤的2016年6月7日、6月20日、7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但对上述两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的220000元款项是支付给裴便荣给第三人安排工作使用的，其中180000元全部给了裴便荣，其余40000元是为第三人办事过程中花费了；对进贤县法院于2018年1月2日发送的通知及北京空港公司的信息资料无异议，但认为第三人能进入该公司工作，是通过本案的被告联系案外人裴便荣运作所得。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无异议。被告孙凤坤提交的证据1，原告、第三人无异议；证据2，原告对其与孙凤坤的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恰恰证实了本案的原告是付国连，从该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是付国连叫孙凤坤弄办公室指标；对孙凤坤与案外人裴便荣的微信聊天记录有异议，认为无法证实案外人裴便荣是否真实存在，不能达到其证明的目的；对第三人与北京空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无异议，但认为这是第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工作，孙凤坤只是提供了招聘信息，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对孙凤坤广发银行个人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单有异议，认为这是孙凤坤与案外人之间的转款，也没有任何银行盖章的凭证，也不能证实裴便荣这个人是否存在，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的目的。第三人同意原告的质证意见，并补充认为孙凤坤只是提供了招聘信息，其是通过自己投递简历等正常途径进入北京空港公司工作的。本院经审核原告、被告孙凤坤所举证据，并结合原告、被告孙凤坤、第三人的质证意见，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被告孙凤坤提交的证据1、证据2中的原告与被告孙凤坤的聊天记录、第三人与北京空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本院予以采信。本院根据原告付国连、被告孙凤坤、第三人黄达的陈述及上述采信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如下：原告付国连与第三人黄达系母子关系，被告付惠勇、孙凤坤系夫妻关系，被告付惠勇与第三人黄达系表兄弟关系。北京空港公司是一家国有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2015年10月，被告孙凤坤将北京空港公司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告知原告，原告便想让其儿子第三人黄达前往该公司上班，且将该想法告诉了被告孙凤坤，当时被告明确可居间帮忙将第三人安排到该公司上班，其一“裴”姓的朋友有内部指标可办好此事，但需要收取200000元左右的居间费用。2015年12月10日，原告通过第三人的账户将人民币200000元汇至被告付惠勇的账户上，2015年12月11日，被告付惠勇将该款转至被告孙凤坤的账户上。此后，第三人通过网上报名、考试、培训、体检等程序，于2016年5月13日入职北京空港公司工作，工种为“运输服务”岗位。2016年6月10日，为第三人调换岗位，被告孙凤坤又收取原告人民币20000元。2016年10月1日，第三人离开北京空港公司。嗣后，原告要求两被告归还其给付的居间费用未果，遂起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诉请。庭审中，被告孙凤坤抗辩第三人去北京空港公司工作，是案外人裴便荣具体操作的，其按照原告及第三人的指示给付了“裴便荣”180000元，另40000元是为第三人办理请托事项应酬、购置礼品送人所开销，被告孙凤坤未能提供“裴便荣”的具体身份信息，也未能提供上述费用支出的有效证据。本院认为：付国连系黄达的母亲，其在本案中是与被告孙凤坤的联系人，也是本案居间酬金的实际支付人，因此，付国连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被告孙凤坤抗辩付国连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居间合同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接受他方的委托，并按照他方的指示要求，为他方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为订约提供媒介服务，委托人给付报酬的合同。被告孙凤坤以可帮助第三人安排到北京空港公司工作及后换岗为由，收取原告付国连人民币220000元的报酬费用，这一行为虽表面符合居间合同的形式要件，但其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他人公平的就业权力，且被告孙凤坤在居间行为中隐瞒事实，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孙凤坤居间行为无效；第三人通过正常的招工程序，进入北京空港公司工作，被告孙凤坤在居间行为中没有起到居间作用；被告孙凤坤未能提供“裴便荣”明确真实的身份信息，其抗辩已给付“裴便荣”180000元及为办理请托应酬、购置礼品送人花费40000元，因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即使被告孙凤坤对上述费用支出的陈述属实，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被告孙凤坤应承担返还全部酬金的责任。被告付惠勇不是本案“居间合同”的当事人，被告孙凤坤收取的居间报酬也未用于夫妻的共同生产、生活，因此该返还的报酬不是两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付惠勇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该居间合同无效，且原告不应通过本案的方式为其子第三人寻找工作，其在本案中也有过错，因此原告要求给付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孙凤坤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付国连人民币220000元。二、驳回付国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95元,减半收取2547.50元，由被告孙凤坤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曹庆根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李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