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421民初877号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县光明路**。法定代表人：马国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莉，山西英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鸿谟，男，196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台中县人，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邵鸿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莉，被告邵鸿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不应支付被告税前工资146807.4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7月1日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但鉴于被告在履职期间诸多不当之举，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具体事实如下：1、2016年11月被告担任原告新能源动力研究院院长时，在未经过原告正常合同审批流程及集团总裁审批的情况下，擅自与普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恒昌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务洽谈并口头确定合作事宜，使用原告的公告平台申报360B型、360C型电动车。现因普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厦门万丰永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公告费用730080元，致使厦门万丰永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将原告加入检测所黑名单，导致原告不能在厦门万丰永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测相关活动。被告做出了与其职务并不相符的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在公告行业乃至汽车行业的诚信与声誉。2、2017年6月被告代表新能源动力研究院与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成功汽车远程监控系统技术协议书》，协议中明确约定了GPS终端满足《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第1部分：总则；第2部分：车载终端；第3部分：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三项国标；但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GPS终端系统均不满足国标要求。被告擅自选用研发厂家的行为致使原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整改更换，至今仍未更换完成。且因该GPS终端系统接入国家新能源汽车平台后，实时数据接入存在大量问题。3、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的配套选型过程中，被告在市场直接配套资源充分的情况下，选择中间商（台资企业健和兴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作为该产品的批量供方，该公司是端子与连接器的专业制造商，并非是交流充电桩的专业生产厂家，无形中增加了原告的采购成本。4、在360C电动车项目开发过程中，主要部件驱动电机的配套选型上，采用了台资企业南京高崎电机有限公司的产品，该公司的电动汽车用水冷驱动电机产品没有行业成熟经验，产品生产和质量管控能力不能满足原告的要求，该车型无法投入批量生产，造成项目的失败。5、被告在离职后，私自登陆原告新能源汽车远程网络监控平台，并在没有获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平台内容向第三方透露，给原告造成了负面影响。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不应支付被告2017年1月至5月基本工资。综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被告邵鸿谟辩称，1、被告于任职期间及辞退办理交接工作期间，未听到厦门万丰永汽车科技公司将原告列入检测所黑名单之事。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普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双方早已签订合同并构成合同合作关系；合同签订不久后，普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账户内汇入人民币壹拾万元整（Y100,000.00元）之合同合作款项。山西恒昌元科技有限公司与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并无发生合同签订之情事。以上论述，请查核。2、原告所述，北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其GPS终端《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第一部分，总则；第2部：车载终端；第3部分：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三项国标均不满足国标要求；现被告从国家网络平台查询到《新能源汽车国家检测与管理中心》出具的（车辆）平台符合性报告证书共五份。3、原告所采购之电动交流充电桩的配套材料，乃依据公司内部流程运作；采购非被告本职工作，被告虽有建议权，但却无最终决定权。4、被告于任职期间，知道台资企业“南京高崎电机有限公司”有项目规划投资案一事；但此计划乃仅规划并未实际运行且与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无任何合同与采购关系，更没有如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所叙述的增加原告的采购成本。5、被告离职后，按照原告的要求，办理了工作情况交接。被告邵鸿谟于离职前三个月即退出原告新能源汽车远程网络监控平台，因平台非本职责工作范围；怎么私自登录到原告新能源汽车远程网络监控平台？基于以上，请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应领未领到的2017年1月至5月份工资计人民币146807.40元和本次开庭，被告往返路程及误工费计人民币10000元；总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56804.40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被告之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邵鸿谟于2016年7月1日开始到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上班，2016年7月5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编号：×××，劳动期限自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止，其中试用期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被告邵鸿谟（乙方）同意根据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甲方）工作需要，担任院长岗位工作，年薪74万元（税前）其中70%固定+30%绩效。2017年5月2日，被告邵鸿谟由新能源动力研究院院长职务调整为新能源动力研究院副院长，年薪由74万调整为30万。2017年5月10日，被告因工作问题申请离职，原告同意，双方于2017年5月15日办理离职手续。后被告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支付其工作期间的工资及绩效，长治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要求原告支付扣发被告2017年1月1日-5月15日固定部分工资总计146807.4元（税后），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本院。本院认为，用人单位除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扣除员工工资外，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劳动者工资报酬。在本案中，原告以被告在履职期间诸多不当之举，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为由，请求不应支付被告税前工资146807.4元，为此，原告提供了：纯电动厢式车委托办理检查合同、山西成功汽车新能源动力研究院产品开发立项申请书、关于电动汽车360B项目相关工作所需协助的请示、QQ邮件、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汽车事业部关于职务聘任的通知、民事起诉状及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山西成功集团汽车事业部质量体系《合同管理办法》、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文件（成集发【2014】12号）山西成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下发《合同管理制度》的通知、成功汽车远程监控系统技术协议书、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2960.1-2016）-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国家平台实时数据车辆审核结果、售后服务部更换电动车远程监控系统和铭牌费用明细及会计凭证等证据证明因被告邵鸿谟的行为给原告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及声誉损失，但对于被告的具体职权范围、原告的具体损失以及原告的具体损失与被告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原告的举证并不明确具体，且原告提交的立项申请书、协助请示等证据均有被告邵鸿谟的上位领导的签字，故原告主张因被告的不当行为导致公司经济损失及声誉损失证据不足。同时，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合同中对于原告经济损失的确定、被告的不当行为以及被告应当赔偿的范围也没有明确约定，故原告要求不应支付被告税前工资146807.4元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的本次开庭往返路程及误工费计人民币10000元，被告既未举证证明，也无法律依据，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向被告邵鸿谟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5月15日的工资总计146807.4元（税后）。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韶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