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3民初1613号 原告：王立贵，男，1956年3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嵊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松良，浙江盛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嵊州市官河路**。 法定代表人：袁玉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林祥，浙江剡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秋炎，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童未江，男，195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张景耀，男，1959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第三人：姜志雅，男，1958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嵊州市。 原告王立贵与被告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3月1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同年5月1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8年6月13日，本院对当事人在前二次庭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审理中，袁秋炎、童未江、张景耀、姜志雅四人向本院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到本案诉讼中来，本院予以准许，并依法通知上述四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本案诉讼。本案于2018年7月30日、同年8月14日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立贵的诉讼代理人吴松良，被告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徐林祥，第三人袁秋炎、童未江、张景耀、姜志雅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延长审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立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承包工程款等款项7843525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计算基础本金和起算时间依嵊州市公安局各期划付金额，暂计至2018年2月21日利息为13913369元，对2018年2月22日起的利息计算本金为7843525元，按年利率4.9%*实际付款的时间进行计算）。事实和理由：1996年3月9日，被告承包嵊州市公安局技侦大楼工程。被告与嵊州市公安局同日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承包范围为土建、电气、装饰等施工内容。1996年3月26日，被告将上述工程交袁一田施工。被告与袁一田约定：在确保工程获得“兰花杯”前提下，被告扣除管理费等税费外，额定承包款的节余部分归乙方（袁一田），超支由乙方承担。对已收工程款被告暂扣相关约定比例费用后剩余部分划拨乙方。袁一田为确保被告利益，将住房和店面房抵押给被告，组织各个班组精心施工，工程获得“兰花杯”等荣誉。业主方已付清工程款等款项，但被告一直未将施工承包人的工程款等款项支付袁一田。经计算被告应付的工程款余额为7843525元。因袁一田需支付本原告借款（股权转让款转为借款），袁一田将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已履行债权转让通知程序，故原告作为受让方具有合法权利人身份。原告认为：袁一田完成施工，且工程质量获得约定等级，付款及双方结算条件均成就，被告应予付款。依约定业主方拨付工程款后，被告预扣约定比例费用后，应将工程款划付袁一田，被告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利息赔付责任。合同相应内容及履行、付款、收款等事实可以证明装饰部分属于袁一田承包施工的范围，应当合并结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起诉至法院以求判如所请。 被告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违背事实的，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状看上去很模糊,没有把事实陈述清楚。1996年3月9日的时候被告与嵊州市公安局签订了建筑工程安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公安局技术综合大楼，承包范围和内容在当时投标时有一览表的，工程总面积为12736.8平方米，工程造价1137.35万元，其中土建996.71万元，电气79.57万元，水施61.35万元，合同结算方式按乙方报价造价一次性包干，不作任何调整，工程质量应达到“兰花杯”。该建筑工程安装合同签订同日，原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嵊州市公安局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约定了四点，一为工程质量达到“兰花杯”，业主方奖励30万元，二为由于该工程造价一次性报价包干，业主方付给承包方包干费15万元，三为业主方支付劳保统筹金18万元，四为设计变更部分执行（94）定额的费用标准计算。1996年3月26日的时候，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甲方）与袁一田（乙方）签订了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原告在诉状中没有将该承包合同的内容写清楚，如果写清楚了本案事实就清楚了。这个合同中约定承包内容为嵊州市公安大楼全部土建和水电安装工程，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和嵊州市公安局签订的建筑工程安装合同的内容相一致，承包形式约定的很清楚，全奖全赔，一次性包死，在确保工程获得“兰花杯”前提下，额定承包款的节余部分归乙方，超支由乙方承担。合同还约定了乙方必须严格履行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规定的甲方义务。甲、乙双方之间的工程款是怎么分配的也有约定，主要有四点：一、乙方上交管理费20万元，劳保统筹金18万元；二、工程款4.155%的税费以及300万元保证金的利息由乙方承担；三、对施工管理费、销售税费，甲方分别按预收账款的5%和4.155%的比例暂扣，待工程全部清偿后，结合承包考核奖赔一并结算；四、乙方在工地发生的成本费用，必须以合法的凭证及时上报甲方。也就是说该份合同约定了承包的范围和方式，还有双方约定的工程款分配方式，约定内容非常清楚，就是土建和水电安装。到了2002年9月21日，嵊州信元会计事务所作出了审计报告，里面每一个工程项目列的很清楚，该审计报告原告也提供了，根据合同的约定被告完成的工程总造价为27931722元，袁一田按照承包合同完成部分工程的造价在表上也很清楚的，袁一田完成部分工程的造价为9961100元，大楼的电气工程造价为1882893元，水施造价为1021042元，按照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所签合同的约定，这部分工程款归袁一田所有的，再加上8万元的“兰花杯”奖，总计应该给袁一田的工程款为16857633元。按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之间的合同约定，这个总工程款里应当扣除以下几部分费用，具体为：管理费20万元、4.155%的税金总计697110.15元、劳保统筹金18万元、合同约定300万元保证金的利息932760元，这样收付相抵后袁一田可得工程款为14847762.35元。袁一田已直接领款18627633.95元，所领款还不包括报销的1046661.04元，被告已超支3779870.60元。对于多领款项的情况，是因为袁一田在工程中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派驻到工程中的项目经理，当时为了急于把工程做好，把土建水电三部分工程交给袁一田承包，袁一田也是包干工程的承包人，所以袁一田在领款中包括了一部分的承包款，另一部分还有作为袁一田以项目经理管理范围内的成本费用1046661.04元。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已领的18627633.95元，该款有多少是袁一田承包范围之外的钱，这个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当然被告方也会协助查清这个事实的。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袁一田可得的三部分工程款是清楚的，现在原告的起诉不是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起诉的，而是把袁一田承包范围外属于袁一田管理的部分也一并诉在内了，即原告把工程总造价27931722元都算作了袁一田承包的，此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即使说整个工程都是袁一田做的，工程款也不是这个钱，也是没有钱拿的，原告的起诉错误在何处将在后续的庭审调查中阐述。其他答辩意见在庭审调查和举证质证再进行陈述。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共同述称，一、对于嵊州市公安大楼的工程，四位第三人施工工程的情况为，袁秋炎分包了大厅、扶梯东、西面幕墙装饰工程；张景耀分包了外墙面石材干挂工程；童未江分包了水电工程；姜志雅分包了地板、橱柜、铝合金装修工程，上述分项工程均由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分包给各人，各人只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发生分包关系，即因该分包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只能是各分包人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即现为被告公司之间的结算。因此，袁一田在转让债权时，只能转让其承包范围内的权利，无权转让四位第三人对被告公司所享的债权。袁一田将四位第三人对被告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应征得四人同意并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否则无效，不对四位第三人产生效力。二、关于四位第三人作出的工程尾款最低额度承诺的问题，第三人声明只是在总包方与建设方嵊州市公安局的《基本建设工程决算书审计报告》封面上作出的书面承诺，而非在袁一田与被告公司的工程结算报告上作出的承诺。因此，第三人作出承诺的相对方是被告公司，而非袁一田。同时，第三人作出的是由被告公司应付工程款尾款的最低额度，而非最高额度。因此，不能认为第三人已放弃了对其余工程款的权利，且第三人也未放弃追究逾期付款责任的权利。当然，是否放弃是第三人与被告公司之间的问题，与袁一田无涉。三、对在被告及时向第三人支付工程余款的情况下，第三人曾表示，其余工程款愿意作为上缴被告公司的税金、管理费及施工配合费，这是基于第三人与被告公司多年来的合作关系而作出的表示，与袁一田无涉。四、至于第三人的债权是多少，第三人不要求在本案中审理，因第三人的债权应由第三人自己行使。第三人只要求确认袁一田转让四位第三人对被告公司享有的债权行为无效。 原告在第三人参加诉讼前的审理阶段，就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嵊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文件各一组，证明被告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承继情况，目前的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适格的被告。 被告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其表示没有异议。 证据2.延边民族融联担保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合同、2016年5月3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EMS快递单、2016年6月17日的公证书、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现场照片等，证明袁一田将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项下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已履行了相关的通知义务，原告获得了权利请求人的资格。 被告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具体由法院审查认定。 证据3.嵊州市公安局与原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承包范围等有关内容，具体为：一、其中补充协议第七条包含了装饰工程，具体在合同条款中关于其他工程是否属于承包范围有相应的表述，在合同第七条施工和设计变更的条款第二项约定，承包方按修改或变更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若发生其他增加费用由发包方负责，并调整合同造价。二、在补充协议第七条约定，装饰材料（大理石、铝合金等）须经甲方认可后才能操办，才可计费。装饰材料没有明确写明在主合同范围内的，在补充协议恰恰将主合同以外的内容进行了规定，即该项义务也需要承包方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完成的，只是在完成过程中要经过甲方的认可。三、关于结算方式，在合同第六条第六项规定，工程造价的结算方式为按乙方报价造价一次性包干（不管何种情况不作调整）。该条款的含义为价格包死的含义，即原来预算规定的工程量造价是固定的，实际过程中其他部分新增的工程量如果有产生，造价不是固定的，也就是说造价一次性包干只能理解为单价是固定的，工程量已规定部分是固定的，实际施工过程中工程量是要突破的，即造价一次性包干的含义是指单价不突破，但工程量是要突破，即实际指的是相对固定。 被告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首先，被告前身企业与嵊州市公安局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一个法律关系，本案起诉的是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关于袁一田的承包范围问题，其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内容范围只有土建和水电工程，其他项目均是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签合同之外的。原告对合同约定的固定价即包死价的解释是错误的，虽然固定价在任何合同中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个相对是相对于施工图纸而言的，如果图纸有改动，工程造价就可以增加，而且造价增加在（94）定额里有规定的，也就是说该合同中约定了工程范围、工程项目，土建、水电工程是包死的，并不是如原告所说公安大楼的所有工程均是袁一田的承包范围。因此，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是有异议的。 证据4.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甲方）与袁一田（乙方）签订的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房产抵押书、收条一组，证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之间的承包关系以及具体权利义务的约定，其中承包工程名称为嵊州市公安大楼，承包内容和范围依工程施工图，在合同约定中并没有说明嵊州市公安大楼某一部分是不属于工程范围的，承包形式为全奖全赔，节余部分归乙方，甲方要及时划拨工程款，甲方按预收账款的5%暂扣管理费以及按4.155%的比例暂扣税金，另扣除保证金贷款利息后划拨给乙方。在合同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乙方必须严格履行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中规定的甲方义务。也就是说，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嵊州市公安局签订的合同应履行的义务袁一田必须履行，这个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包括了补充协议约定装饰材料的义务。合同对付款时间约定了甲方除了提留款，不得移作他用，同时约定了对于预收剩余部分工程款要及时划拨给乙方，暂扣了管理费和税金，其余部分要及时划拨给乙方，相应的款项待工程竣工验收以后结合承包考核奖赔一并结算。从中可以看出甲方应付乙方的付款节点时间有二类，一为甲方收到建设单位的款项以后扣除自己的预留款项后，要及时支付乙方；二为最后款项，待工程验收以后并在建设单位付款后，也要将工程尾款及时拨付给乙方，由此说明被告对于未及时支付工程款应向原告支付利息。 被告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有不同意见。原告所表达的是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了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只要与公安大楼有关的工程款都在承包范围内，原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实际袁一田承包的工程范围就只有三个项目即土建和水电工程。三个项目之外的工程，袁一田是没有权利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来主张权利的，原告陈述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第五条，该条款也是针对袁一田要完成的土建和水电安装工程，原告认为在土建和水电工程之外部分，在合同性质上叫合同的变更，是不成立的，工程范围、工程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是包死的，根本不存在变更的，同时根据该合同第五条第六项的规定，乙方对工地发生的成本费用，必须以合法凭证及时上报甲方财务科，其含义就是乙方向甲方财务领款是必须上报财务发票的。 证据5.1998年度绍兴市公建“兰花杯”优质工程获奖名单、荣誉证书、浙江日报所登浙江省钱江杯优质工程展示的公告等，证明本项工程为优质等级，获得了“兰花杯”和更高等级的钱江杯，所以涉案工程全额结算付款条件已经成就。 被告对证据5质证后表示没有异议。 证据6.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算审计报告、嵊州市公安大楼基建决算审计情况汇总表、基建工程预（决）算审定表一组，证明本项工程总造价为27931722元，在汇总表第一项是大楼包干工程造价9967100元，这个部分工程需要独立计价，很简单，因为该部分工程计价标准与其他部分项目不一样的。同时可以说明施工过程的一个技术问题，被告认为一部分是承包范围的，一部分不是承包范围，那么工程活怎么干，怎么计量，怎么做一个机械的分割，事实上工程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都是一起的，由此说明所有工程都是袁一田施工的。 被告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从审计汇总表的大楼包干工程不能光看价格的，要看里面怎么立项的，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大楼包干工程造价9967100元，大楼土建更改工程造价3906598元，第二页大楼电气和水卫的造价，这几个项目的造价对应的就是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其他列项都不是土建和水电工程的造价。原告认为上述合同约定承包范围之外的工程也是袁一田承包的，此需要原告举证的。原告所讲的技术问题，恰恰证明本项工程的总承包方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袁一田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指派的项目经理，为了增加袁一田的积极性，将土建和水电工程承包给他，就算不将土建和水电承包给袁一田，他也是承担管理职责的。总之，证据6恰好证明了被告的质证意见，而反驳了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 证据7.嵊州市公安局向被告公司以及被告前身企业的汇付款项列表一份，证明在各时间节点，嵊州市公安局支付被告公司及其前身企业各次支付的数额，合计支付审计报告核定的总造价金额27931722元，即决算工程款嵊州市公安局已全部付清。 被告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对其内容没有异议。 证据8.被告公司及其前身企业支付袁一田款项的清单八份，证明被告公司支付袁一田款项总计为18627633.95元，该款包含了预制件、税金、设备租赁等应该由袁一田支付被告公司的款项，也包括被告公司经袁一田签字认可后，由被告公司直接支付给装饰工程施工班组、水电班组的款项。 被告对证据8的质证意见：原告所讲的总的付款金额是对的，对原告提供证据8所反映的款项是袁一田自己领取的款项，不包括被告公司支付其他人的款项，也不包括袁一田有些发票冲抵进来，给袁一田报销的部分款项，即原告所陈述的证明目的是不对的。 证据9.利息计算的方式和清单以及各时间段银行基准利率表，证明原告按照嵊州市公安局付款的各时间段进行计算，计算方式以嵊州市公安局划付给被告的款项，扣除到账款项的一天时间差，留下来的钱应当计算利息，再根据每笔款项迟延支付的法定利率计算利息。 被告对证据9的质证意见：证据9所列的利息计算列表内容是错误的，即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10.验收表三份、质量等级证书一份，证明主体工程及相关工程早于1997年12月验收合格，等级为优良，附属工程于1998年验收合格，等级也为优良。 被告对证据10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合同约定不一样的，不是说竣工了，钱就要全部付清了。袁一田所得的钱不是如原告所说这样给的。 证据11.袁雪川与袁一田的财务情况表二十份，证明以下内容：一、袁雪川的身份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派驻工程的人员；二、袁一田已将相应的财务资料、成本票据交付给袁雪川，也就是说相当于交付了被告公司；三、被告已支付袁一田的款项，也包括部分由被告公司经袁一田认可后直接支付装饰施工班组四人的款项，该部分付款计入袁一田已收取款项，从双方实际付款、计算行为等可以表明，装修工程属于袁一田的承包范围，否则袁一田不需支付四位装饰人员的款项。 被告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袁雪川是袁一田自己请来的财务人员，证据11是袁一田和其自己请来的财务人员核对的账目。假如工程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统一承包的话，公司没有必要派财务人员到工地上去的，因为公司本身就有专门的财务人员，袁一田如果要直接领款，直接来财务部门出具一份领款凭条就可以的。正是袁一田承包了土建和水电工程，袁一田需要与公司发生财务关系，如此一来袁一田就需要财务人员，才要聘用一个人，所以原告称袁雪川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派去的不符合事实，总之对该份证据被告是不认可的。 证据12.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决算审计报告，证明从该决算审计报告正文第一页第二项关于包干部分工程以合同价款为准，建筑增加工程套用（94）定额标准的内容可以反映工程性质属增加工程，应属原合同工程量变更的范畴，双方未形成新的合同关系的事实。 被告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被告认为原告对“包干部分工程以合同价款为准，建筑增加工程套用94定额标准”该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任何审计报告对计价方式都适用这种表述方式的，这只是一个计价的方式，与工程由谁承包无关，不能判断出工程是谁承包的，承包关系是依据合同约定的，即使全部工程不是袁一田承包，审计报告的表述方式也是这样的。增加工程针对同一个工程项目，比如土建和水电包干的工程，这些工程的实际增加和减少需要进行审核，而且审核是针对同一个工程项目的。原告另外的举证目的是各方未形成新的合同关系，首先审计报告不涉及到双方任何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嵊州市公安局未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过其他合同，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也没有和袁一田签订其他合同，而原告依据该句话就想当然的认为包干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就是袁一田承包的，显然这个推定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总之，原告对该证据里所载该句话的理解是错误的，该证据也不能达到原告所要达到的证明目的。 证据13.二建公司拨给袁一田（二建公司二工区账户控制人袁一田）银行转账凭证（内容为从1996年开始到2000年所有工程拨款的相应单据，特别是1997年11月增加工程开始后的凭证）一大组，证明以下内容：一、双方仍按原承包合同履行付款义务，增加工程开始前后付款方式一致，如袁一田是履行职务，不是承包关系，就不需要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付款至袁一田，袁一田再支付相关的施工人；二、统计各阶段的汇款金额，结合双方对账单，在土建、水电项目竣工验收后，97年底截止到98年底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已远远超过土建、水电项目的应计工程款，且袁一田有支配使用自由的权利，由此印证就增加工程款部分，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仍依原承包合同履行付款义务。 被告对证据13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的证明目的是包干工程和其他工程的付款方式一致，原告凭此推定包干工程之外的其他工程也是袁一田承包的。被告认为从来没有一份进账单，把钱付给袁一田个人的，账号名称有两个：二建公司二工区，二建公司公安大楼项目经理部，账号是一样的，明显账号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开设的银行账号，当时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是这样操作的，因为工程款必须是专款专用，按照当时的政策账号必须开设在建设银行的，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针对公安大楼的项目特别开设了一个账户，把工程建设资金打入到这个专户里去进行监管使用，所以所有的钱是没有打给袁一田个人的。故原告所讲钱打入袁一田个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款打进监管账户后具体由项目经理操作，项目经理的身份按建筑法和项目经理条例的规定，项目经理是在工程中代表法定代表人行使职务的，所以钱是要由在袁一田的操作下使用，但具体使用还是受到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监管。工程无论是承包还是公司自营项目都要这样做的，袁一田只是作为项目经理的身份在正常职权范围内有权利使用这笔资金。综上，证据13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陈述所有的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 证据14.1998年1月至12月袁一田工程费用支出、材料采购支付和工人工资发放凭证；1997年至2000年袁一田支付油漆、五金分项材料采购款凭证；袁一田支付水电班组负责人童未江的水电材料款、无票支付工程款（工资）的凭证（支付情况为自1996年至2000年含包干价部分增加工程即附属工程的全部水电项目）；袁一田支付铝合金分项施工人姜志雅、幕墙分项和大厅装修分项施工人袁秋炎、花岗石装饰分项施工人张景耀相应项目材料款、工程款的付款凭证（时间跨度1997年至1998年，工程项目包括包干价部分和附属增加部分全部工程），证明包干价部分工程，包干价之外的增加工程，涉及水电、油漆、装修等分项均依同一方式和途经由袁一田支付分项施工人工程款，增加工程的工程款已由袁一田个人实际承担付出，而不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自己直接承担支付，袁一田承担了增加工程的工程成本，进而印证对增加工程，双方仍依原承包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 被告对证据14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来源是袁一田自己找了一个人即袁雪川帮其管理账目，而袁雪川不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叫来的，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没有关系，即上述账目凭证均为袁一田自己保管。凭证所反映的支付资金实际上是袁一田作为项目经理的权利，袁一田作为履行项目经理的职责有权利和义务从公司开设的账户进行支付，并不能证明原告所谓的包干价之外的工程也是袁一田承包的说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这些凭证就是袁一田自说自话，根本不能达到原告所讲的证明目的。 证据15.1998年1月至12月施工材料购买、工资支付、施工费用支出的凭证共21册，证明1998年1月至12月包干价以外的增加工程施工费用、工程成本已由袁一田承担并支付，从而证明袁一田履行了增加工程承包人的相应义务，而不是纯粹项目经理的义务。 被告对证据15的质证意见与证据14的质证意见一致。 证据16.被告公司举证要求袁一田承担104万余元工程成本费用证据一册（该证据来源被告提供，其中98年为增加工程施工期），可以再次证明既然被告要求袁一田承担增加工程的工程成本，就可说明增加工程双方仍按原承包合同履行义务并结算的事实。 被告对证据16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系被告提供属实，但被原告错误解释了。被告提供的证据名称为袁一田公安大楼土建已列成本，并没有说袁一田承包什么工程的成本，原告必须要拿出里面哪一项费用与土建和水电工程无关的，如果属于土建和水电工程的费用，本来就是袁一田包干价工程范围之内的费用。看该组证据的内容，确实成本费用的支出在1996年-2001年均有支出，但2001年只有500元多，2000年连800元也不到，1999年成本费用也只有几千元钱，费用主要集中在1996年、1997年、1998年，这三年正好是土建和水电施工的阶段。不是说工程在1998年做好了在2000年就不需要承担成本费用了。等到工程综合验收的时候，需要派人去。还要看场，这些都要发生费用的，被告公司认为这些成本是要负责土建工程的袁一田来承担的，所以才拿出这组证据来的。总之，该组证据已由原告错误的解释了，根本不能达到原告所讲的证明目的。 证据17.被告提供的1862万多元付款凭证中装饰工程施工人班组领款双方已计入袁一田已收款项的凭证若干份，证明增加工程款由袁一田在承担，进而证明增加工程与土建、水电等包干工程一样，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实际履行的是一种承包关系。 被告对证据17的质证意见：由于证据源自于被告提供，所以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凭证里出现的袁雪川该人是袁一田自己请来在工地上管理账目的，不是被告公司请来的，被告公司是不认可的，袁雪川到被告公司领款是袁一田同意的，所以钱要计在袁一田上，而且袁一田项目经理的身份在整个工程施工期间都存在，不是说这个钱的付出就可以说明袁一田是所有工程的承包人了，不能说袁一田在履行职务期间领了几笔钱就是增加工程属于袁一田承包了，袁一田的承包范围来自合同的约定，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在第三人参加诉讼前的审理阶段，就其抗辩意见，提供了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8.袁雪川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袁雪川是袁一田自己叫来的事实。 原告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根据证据的形式属于证人证言，袁雪川是证人，应当到庭作证的，所以该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对证据形式要件的规定，同时该份证明的内容可以看出张景耀、袁秋炎、童未江、姜志雅等人是与袁一田有承包关系，而不是与被告公司有承包关系，而且这几个人的钱也都是向袁一田领的，恰好证明了这些人所施工的范围都是袁一田承包的。 证据19.被告公司已付袁一田1862万多元之外袁一田另外一些费用冲进公司入账1046661.04元的凭据档案一本（同原告提供的证据16），证明在被告公司直接支付袁一田1862万多元之外，另外有1041051.84元的发票冲销，这些钱是被告公司为这个工程支付出去的，还有支付童未江、袁秋燕、张景耀、竺洪钦等人的工程款也不包括在1862万多元之内的，由此说明被告公司为该项工程总的支出情况。 原告对证据19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所列费用应由袁一田承担也不持异议，并认为可以在袁一田可收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另该证据中有大量票据为增加工程的成本费用，由此可印证原告关于增加工程部分也属袁一田承包范围的诉称意见。 证据20.由建设部建筑管理司于2000年3月6日颁发的袁一田工民建壹级工程师证书（俗称项目经理证）、嵊县社队企业管理局嵊社企（81）第40号《与嵊县二建公司企业性质和定员的报告》、嵊州市公安大楼建设工程招投标文件、绍兴市建筑业管理局、绍兴市集体建筑企业协会绍兴市建管（1998）20号文件《关于公布一九九八年度绍兴市“兰花杯”优质工程评选结果的通知》，证明以下内容：一、袁一田自1981年5月18日始系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固定员工，并系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注册的工民建壹级工程师。二、袁一田在涉案工程投标时就被公司确定为工程项目经理，直至施工完成止。即使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不与袁一田签订承包合同的情况下，袁一田也应当履行公司指派的项目施工任务，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出于对项目经理的激励，在工程中标后，将公安大楼主要工程交由袁一田承包以加强项目经理积极完成施工任务的责任心，同时证明工程是在袁一田统一管理下完成的，在此情况下，袁一田承包部分工程后无论在施工的协调、管理、技术及各班组的配合上完成可以达到统一安排，即原告所谓工程部分承包、部分不承包在施工配合上难以做到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原告对证据20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被告的待证事实，原告认为增加部分工程公安大楼没有进行新的招投标，在没有进行新的招投标的情况下，只能说是原包干工程承包人的延续和工程的增加，属合同的变更，总之，对被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予认可。 证据21.袁一田暂领款清单及相关付款凭证（总计金额为18627633.95元），证明所领款项从目前情况来看都应由袁一田承担责任，如袁一田能够拿出印证这些款项确实是用于工程费用的票据，被告公司可以与袁一田另外结算，当然也必须分清楚哪些费用是在承包范围内的，哪些是承包范围外的。 原告对证据21的质证意见：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可以证明其中增加工程部分四位下属施工班组施工人向被告公司领款，经袁一田认可后，也计入袁一田已收款。 证据22.公安大楼工程垫资款计息清单及相关凭证，证明承包合同约定的300万元保证金利息计932760元，按合同约定应由袁一田承担。 原告对证据22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所涉的保证金利息计算和金额均没有异议。 证据23.公安大楼工程部分分包人领工程款清单及领款凭证一组，证明各分包人分包了部分工程，所承包的工程都不是袁一田的包干工程范围，均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分包给各分包人的，如何结算也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各分包人之间的事情，款项也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的。 原告对证据23的质证意见：清单及凭证里面涉及四个施工班组，张景耀负责室外大理石全部和室内大理石部分，施工范围包括包干工程范围和增加工程范围。姜志雅负责室内装修、外墙墙裙、幕墙玻璃，施工范围也有交叉。童未江负责全部水电和消防，袁秋炎负责大堂的装潢，也包括了大理石以及室内的橱柜、室内装潢部分与姜志雅有交叉，现在不能以审计报告来区分四人的多少。总而言之，该组证据的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四个施工班组负责人欠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场租费、周转材料费等费用，均与公安大楼工程款无关；另一类是张景耀等人曾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暂领款，也与公安大楼工程款无关，折抵成公安大楼暂领款，这些款项本身袁一田均不知情，折抵行为未通知过袁一田，也未经袁一田认可，故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构成工程内部承包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张景耀等人是袁一田的下属班组，为袁一田施工，与袁一田构成另外一种合同相对方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张景耀等人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债务抵销必须是双方间互负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不存在此情形，如事先经过袁一田同意，这种抵销是可以的，操作前提是应将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应付袁一田的款项和袁一田应付张景耀等人的款项同步扣减，且扣减最大额不应超过张景耀等人的最大债权额。本案存在二个情况，一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张景耀等人抵偿扣减行为，袁一田不知情，也未认可；二是袁一田和张景耀等人已经进行结算。对张景耀等人的已收款仅考虑张景耀等人从袁一田处直接领取的款项和张景耀等人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领款并经袁一田签字认可计入袁一田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领的款项（已包含在1862万余元之内）。结算结果为袁一田应再付张景耀40万元，袁秋炎30万元，姜志雅30万元，童未江40万元，四人合计140万元。对该组证据中竺洪钦、杨广伦的凭证，袁一田的下属班组没有该二人，此二人的款项与袁一田的工程款无关。综上，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前述原、被告在四位第三人未参加诉讼前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四位第三人未参加诉讼前，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能够达到原、被告各自主张的证明目的，均由法院依法审查认定。 原告在第三人参加诉讼后的审理阶段，就其诉讼请求继续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24.（2017）浙0683民初2809号案件诉讼时被告公司2017年5月19日的答辩状最后一页（复印件，内容载有被告公司自认答辩：袁一田还拖欠工程分包人140万元。），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公司自认袁一田与装饰等工程施工人存在合同相对方关系，装饰工程（增加工程）不属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发包各分项工程实际施工人的项目，而是属于袁一田的承包范围，结算关系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袁一田与装饰工程实际施工人；2.装饰工程（增加工程）不是袁一田纯粹履行项目经理职务而是存在承包关系。 被告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份答辩状的背景是原告前案起诉时提交的，被告当时主要的观点并非谁承包的问题，主要讲的是债权转让是否成立，债权转让是否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进行答辩的。答辩观点是依据合同性质债权不得转让，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债权转让不能成立。而且被告公司提出答辩意见有三次，原告不能截取其中一部分，断章取义，可请合议庭审查案卷材料。答辩意见对实体问题表述很清楚，袁一田承包范围是包干工程，其他工程不是袁一田的承包范围，不能说程序上的答辩意见中某一句话就认为是自认，且答辩状中也没有讲到谁包给谁的问题。根据被告公司的计算，包干工程袁一田可以得到的工程款为1500多万元，他已从被告公司处拿走1800多万元，由于袁一田既是项目经理，又是承包人，作为项目经理，他可以直接从被告公司领款后向被告报账，差额部分他可能还没有报账。袁一田欠分包人的钱也是不错的，他作为项目经理从被告公司领钱去支付分包人，他没有去付也有可能，严格来讲这是被告公司欠分包人钱。而该份答辩意见最后一页被告所讲的表述是指给分包人的钱肯定不止140万元，在某种客观情况下承诺把最低额度140万元给几位分包人，至于140万元是否够了应尊重各分包人的意思。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4的质证意见：袁秋炎当时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装潢经理，童未江是副经理，二人是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包工程的。该份答辩状对四位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不能证明四位第三人施工的工程是向袁一田分包的事实，对于答辩状最后一页出现袁一田还拖欠分包人140万元的内容也不认可。 证据25.2016年7月28日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四人要求支付工程尾款的函，证明增加工程部分被告抗辩袁一田属纯粹履行项目经理职务的理由不能成立，四位第三人是袁一田下属的施工班组，所负责的工程是向袁一田分包的，以及结合上一项证据，可以映证被告、四位第三人均自认袁一田应再付四位第三人工程尾款共计140万元。 被告对证据25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4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5的质证意见：该份函出具的原因是袁一田对四人说几天后把钱付掉，但一直没有消息，所以四人写了这份函，如果当时付掉也就没事了，然至今未付，所以四人对于140万元的金额是不认可的，也不能说明四人施工的工程是向袁一田承包的事实。 证据26.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嵊信会所基字（2002）第092号基本建设工程决算审计报告首页复印件（上载有四位第三人所书写的说明和四位第三人、袁一田共五人签字），证明：1.四位第三人对各自审计工程量予以认可，审计报告中各自工程量可以作为计算依据；2.四位第三人和袁一田对工程尾款的计算方式予以认可，即当时确定先以工程直接费为结算原则依据。直接费归实际施工人，间接费作为盈利，扣除税金、管理费、利息分担等，双方均享后由袁一田满足整数支付，最后协商结果为袁一田支付140万元。增加工程尾款结算在袁一田和四位第三人间发生。 被告对证据26的质证意见：该证据在以前案件诉讼中也涉及到过，四人在审计报告中书写承诺，而审计报告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嵊州市公安局的决算报告，并不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的决算报告，故四位第三人是向被告公司承诺的，而不是向袁一田作承诺的，上面有“收”的字样，边上有袁一田签名，恰好说明了袁一田把四人的承诺签收后，然后把这个报告给了被告公司，袁一田仅仅是作为项目经理的签收人，而且这份证据正好证明了四位第三人是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分包工程的，而不是由袁一田承包工程后再分包给四位第三人，故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6的质证意见：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上面写了一个“收”字，说明了袁一田将原件收取后交给了被告公司，不能证明四人施工的工程是向袁一田承包的事实，四位第三人与袁一田是一个整体，不是袁一田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因为五个人意见不统一，后来袁一田认为形成书面的材料由其统一去被告公司结算，故形成了该份书面承诺，140万元的金额是2014年的情况，现在情况有变，实际工程尾款不止140万元，四人现在对140万元工程尾款的金额不予认可。 证据27.石材工程部分（张景耀施工部分）袁一田与四人的结算清单，证明张景耀石材工程直接费部分986105元，已付金额755000元，扣除相应费用，应付金额219950.98元，间接费部分扣除相应费用，双方分享，满足支付40万元（40万元的由来）。 被告对证据27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涉及第三人张景耀的权益，对此被告尊重张景耀的意见。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7的质证意见：石材工程室内有的、附属房也有的，证据27的内容不全面真实的，而且账是要各方结算并签字确认的。 证据28.审计报告室外石材工程的决算造价计算总表，证明张景耀室外石材工程部分直接费为986105元的来源依据。 被告对证据28的质证意见：该决算造价计算总表为审计报告一部分，审计报告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嵊州市公安局的工程决算，而不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的工程决算，而且按照原告所讲张景耀直接费应付金额尚剩219950.98元，怎么可能一下子加到尾款还有40万元，此不符合常理，该证据根本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8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根本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对原告自称张景耀还有工程尾款40万元的说法也不予认可。 证据29.审计报告分项童未江水电工程袁一田与童未江的结算清单，证明童未江水电工程的直接费部分金额为2837175.69元，已付金额2544379.80元，应付款余额为292795.89元（40万元的由来）。 被告对证据29的质证意见：尊重第三人的意见，并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29的质证意见：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总之对所谓的童未江尾款只有40万元的说法不认可的。 证据30.审计报告分项大楼电器、水电等六项审计数据资料，证明与童未江相关的水电工程直接费计六项金额为2837175.69元。 被告对证据30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9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30的质证意见与证据29的质证意见一致。 证据31.大堂、室内工程（含铝合金、幕墙）袁一田与姜志雅、袁秋炎的结算清单，证明大堂、室内工程（含铝合金、幕墙）共六个分项，合计工程直接费4399657.034元，姜志雅已从袁一田处收款1870000元，袁秋炎已从袁一田处收款1994500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应付姜志雅、袁秋炎二人余额513158.75元（二人各30万元的由来）。 被告对证据31的质证意见：尊重第三人的意见，并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31的质证意见：对该清单不予认可，清单只列了一部分，实际至少16项是第三人做的，大楼吊顶、不锈钢护手、天棚是姜志雅做的，旗杆、幕墙中的防水、避雷、保温设施都是袁秋炎做的，原告所谓的余款51万多元的算法有误，袁秋炎和姜志雅应该还有250万元可以领。 证据32.姜志雅、袁秋炎、张景耀领款凭证、支票存根、会计凭证一组，证明姜志雅从袁一田处领款187万元，袁秋炎从袁一田处领款199.45万元，张景耀从袁一田处领款75.5万元。 被告对证据32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所涉情况，被告不清楚。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32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所涉的已领款项不认可的，数额不对，有几笔手续在项目部，钱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打出去的，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33.童未江领款凭证、支票存根、会计凭证一组，证明童未江从袁一田处领款2544379.80元。 被告对证据33的质证意见：所领款项情况不清楚，至于原告以此说明童未江尾款还有40万元的事实，被告认为不能予以印证。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33的质证意见：凭证上的字是童未江签的，但童未江对已领款情况不认可的，至于原告所讲的童未江工程尾款为40万元依此而来的说法更不予认可。 被告在第三人参加诉讼后的审理阶段，就其抗辩意见继续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34.（2017）浙0683民初2809号一案审理时被告提交的答辩状、代理词一组、原告在该案的撤诉申请书一份，证明当时该案审理时，被告在答辩中明确了袁一田承包的工程仅仅是包干部分，包干之外部分不属于袁一田承包的，被告的观点与前案一致始终没有改变过，原告抽取一份答辩状断章取义进行片面理解是不对的，而且前案原告撤回起诉，若原告证据充分或该案第三人袁一田债权转让没有问题的话，是不可能撤诉的。 原告对证据34的质证意见：从2017年5月19日的答辩状第三项可以看出，本案合同关系是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包给袁一田，再由袁一田分包给第三人，以此印证了原告的观点。至于债权是否可以转让是另外的问题。撤诉申请书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对证据34的质证意见：该证据能否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请法院审查认定。 第三人就其述称意见，提供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35.嵊县第二建筑公司付款凭证（为复印件）、会议记录（为复印件）、一次性无价材料折价申报表（为原件）一组，证明四位第三人所负责的工程是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包的，而不是从袁一田处承包的。 原告对证据35的质证意见：该组证据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实际情况是四位第三人所负责的工程是从袁一田处承包来的，已可以从其他证据得到证明。 被告对证据35的质证意见：从该组证据的内容反映，认为能够达到第三人所主张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被告公司在中标承包本案公安大楼工程时的企业名称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证据2，能够形成证据链，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所涉的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均系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嵊州市公安局所签订，对其真实性可予确认，统观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内容，并深究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约定条款的真实含义，本院认为合同以及补充协议所载条款内容能够体现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即对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分析原告所述的证明目的，简言之，可认定为包含二层含义，一为除书面合同约定的嵊州市公安大楼全部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为袁一田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包外，其余嵊州市公安大楼的装饰工程等增加工程双方事实上仍按原承包合同履行义务，即增加工程亦为袁一田承包施工；二为在涉案公安大楼的建设单位对应付工程价款的义务已届履行的前提下，被告收到工程款后，未及时转付袁一田所滋生应付袁一田的逾期利息有二种情况，其一，如被告公司从建设单位处获取了部分工程款，该公司扣取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后，节余部分未及时向袁一田支付，则被告应承担利息；其二，建设单位付清全部工程尾款后，被告依约扣取相关费用后，未及时将所有尾款转付袁一田，应承担利息。对原告主张的首项证明目的，在原告后续提供的证据6、11、12、13、14、15、16、17、24、25的内容均隐含或闪现该项证明目的，而被告以及第三人对原告该项证明目的予以否认。被告提出了袁一田在整个工程中担任项目经理职务，被告公司为了提高袁一田的积极性，将嵊州市公安大楼土建和水电工程承包给袁一田施工，袁一田的承包范围按照合同约定是固定的，其他装饰工程之类的增加工程并非由袁一田承包施工，实际情况为装饰等各分项工程均由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分包给各装饰工程实际施工人的抗辩（质证意见），为此被告提供了证据20、23、34予以佐证其抗辩。第三人提供了证据35予以佐证其关于四人负责施工的装饰分项工程是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处直接承包，而不是从袁一田处分包而来的述称。本院认为，从建设单位和总承包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均认可的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涉案工程决算审计报告来看，案涉工程除了包干部分工程即嵊州市公安大楼土建、水电安装工程外，亦有建筑增加工程，根据决算审计情况汇总表的内容显示，建筑增加工程具体对应的项目即为嵊州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订补充协议第七条所指的装饰材料（大理石、铝合金）的项目即大楼装修工程。而来源始自于被告的证据16、17中，经查里面凭证中有关乎购买瓷砖等装饰材料的成本费用，还有袁一田领取水电、幕墙、铝合金、大理石等工程款（内有涉及四位第三人装饰分项工程的工程价款显现）的款项支付内容，此类付款名目、成本列支的情况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原告关于袁一田除完成合同本身约定的土建、水电包干部分工程施工任务外，还对装饰工程等增加部分进行了承包施工的诉称。本案中，工程建设单位嵊州市公安局与工程总承包方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未就装饰等增加工程再进行对外公开招投标，而是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形式予以明确装饰工程等增加工程亦需承包方完成。而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从嵊州市公安局处接得涉案工程后，即与袁一田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将嵊州市公安大楼土建和水电等包干部分工程内部转包给袁一田施工。虽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订立施工承包合同之初未就装饰等增加工程由袁一田承包施工作出明确的书面约定，但在公安大楼装修工程实际已完成并计入在工程总造价之内的情况下，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若然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装饰等增加工程是被告前身企业自己施工完成或被告前身企业直接交由袁一田之外的其他承包人施工，本院即可推定嵊州市公安大楼装饰等增加工程为袁一田承包施工的事实成立具有高度可能性。而被告提供的证据20、23、34所含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其抗辩成立，与之同理，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5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恰好相反，原告提供的证据4、6、11、12、13、14、15、16、17、24、25则能锁定证实其主张的待证事实，即装饰等增加工程亦为袁一田承包施工，四位第三人负责的装饰分项工程是从袁一田处分包而得的客观事实存在。对原告提供证据4主张的首项证明目的，本院予以认可。另原告提供证据4所主张被告延迟向袁一田付款应承担利息的证明目的，审查证据4的内容后，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合同的约定对甲方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应付乙方袁一田工程款各时间节点的有关解读以及逾期利息支付的相关释明，符合合同约定内容的真实意旨，且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证明目的，本院亦予认可。据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6、11、12、13、14、15、16、17、24、25，本院均予采信。而被告提供的证据20虽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但所涉内容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23，则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34，虽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但确系被告在前案诉讼中提供，一些答辩状里含的些许内容，原告也作证据形式提供或以陈述方式申言借以支持其诉称意见，因此对证据34中部分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性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第三人提供的证据35，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7，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1，从原、被告言称的证据内容看，二者实为同类证据，即反映的是袁一田历年来从被告公司以及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处已领的款项情况，无非在证据形式外延上，证据21涵盖袁一田向被告公司或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有已领款的凭据，而证据8只是已领款凭证中一小部分。双方对两份证据涉及的袁一田历年来已领款总额为18627633.95元均无异议，对该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诉称袁一田已领款总额既包括袁一田本人向被告公司或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领款项，也包括被告公司或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经袁一田签字认可后，由被告公司或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直接支付给装饰工程施工班组、水电班组的款项。被告辩称对于袁一田已领款项，一旦被告公司与袁一田结算时，必须应分清楚哪些费用是在承包范围内的，哪些是承包范围外的，从而确定袁一田可获的真正承包范围内的价款。本院认为，原告对袁一田所领总款的诉称契合前述本院对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为一层内部承包关系，袁一田与四位装饰分项工程施工人为另一层分包关系的认证意见，即对原告该项诉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反之，对被告所持的该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其中利息计算清单系原告自制，被告有异议，第三人亦未确认，本院不予认可；另该证据所附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几份基准利率表，可作为计算利息的依据，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0，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8，从证据形式上而言属于证人证言，严格来说，应由证人出庭作证，依据现有证据的形式状况，本院对其内容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据此对被告提供该证据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是否成立，本院不作评价。证据19，原告对该证据所涉成本费用予以认可，并确认可在原告可得工程价款中予以扣减，该证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2，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6、27、28、29、30、31、32、33，整合分析原告提供以上证据所持的证明目的，原告无非要证明以下待证事实：1.四位第三人对决算审计报告所列四人各自的工程量予以认可；2.四位第三人自认共计可得工程尾款140万元的由来，具体金额分别为张景耀40万元、童未江40万元、袁秋炎30万元、姜志雅30万元。经查，以上证据确能形成证据链，对原告主张的以上证明目的具有证明力，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公司的前身企业名称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变更为目前企业名称的时间是在2001年10月13日。1996年3月9日，嵊州市公安局（甲方）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乙方）签订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甲方将自己单位建设的公安技术综合大楼工程承包给乙方完成。工程地点：嵊州市官河路。工程建筑面积12736平方米，工程造价1137.35万元，其中土建：996.71万元，安装：电气79.29万元，水施61.35万元。二、本工程质量经双方研究要求达到绍兴市的“兰花杯”。三、本工程造价结算方式按乙方报价造价一次性包干（不管何种情况不作调整）。四、施工中如发现设计有错误或严重不合理的地方，承包方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由发包方及时会同设计等有关单位研究确定修改意见或变更设计文件，承包方按修改或变更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若发生其他增加费用（包括返工损失、停工、窝工、人员和机械设备调迁、材料构配件积压的实际损失）由发包方负责，并调整合同造价。五、工程质量的奖罚：必须达到“兰花杯”。双方对合同其他权利义务也在合同中作了相关约定。同日，嵊州市公安局（甲方）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乙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协议载明：一、为体现优质优价，工程质量达到“兰花杯”，甲方奖给乙方叁拾万元。二、由于该工程一次性包干，另行付给乙方包干费壹拾伍万元。三、税金按（94）定额新规定计算。四、劳保统筹基金按壹拾捌万元付给乙方，作一次性包干。五、设计变更部分执行（94）定额的费率标准执行。六、装饰材料（大理石、铝合金等）须经甲方认可后才能操办，才可计费。1996年3月26日，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甲方）与袁一田（乙方）签订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一、甲、乙双方商定嵊州市公安大楼工程由乙方承包施工，承包内容为嵊州市公安大楼全部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具体内容和范围依据工程施工图）。二、承包形式为风险抵押，全奖全赔，一次性包“死”。在确保工程获得“兰花杯”前提下，额定承包款的节余部分归乙方，超支由乙方承担。三、乙方必须严格履行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中规定的甲方义务。乙方在工地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必须以合法凭证及时上报甲方财务科。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应优先录用甲方的职工，优先租用甲方的建筑机械、周转材料及生产加工。四、其他约定事项：（一）、工程价款分配，a.公安大楼工程总款中甲方收取施工管理费贰拾万元和劳保统筹金壹拾捌万元。b.工程款总额4.155%的销售税费以及叁佰万元保证金的利息（利率按银行实际利率计算）由乙方承担，甲方代扣代交。c.其余部分由乙方列支工程料、工、费（包括建管费、开工报告、材料质检费、定额管理费、预制件移送环节增值税等费用）成本，由乙方承担，其余企业管理费乙方不作承担。（二）、工程价款结算，全部工程款统一由甲方向建设单位结算，乙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建设单位收取款项及物资。工程款实行专户存放，专款专用，甲方除提留款外，不得移作他用。对施工管理费、销售税费，甲方分别按预收账款的5%和4.155%的比例暂扣，另扣除银行交息规定需交的贷息后的剩余部分划拨乙方，并对乙方监督使用。暂扣的施工管理费，待工程竣工验收工程款全部清偿后，结合承包考核奖赔一并结算。（三）、该工程获得“兰花杯”奖，甲方给予乙方奖金捌万元，未获“兰花杯”奖，乙方的抵押物及垫资款壹佰伍拾万元归甲方所有。双方对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也作了约定。嗣后，袁一田组织施工队伍、安排机械设备、采办建筑材料进场施工。施工期间，为确保切实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施工任务，袁一田于1996年6月22日将证明自己对位于嵊州市东南路12幢106室的住房一套和位于嵊州市江滨东路8号的营业用房一间拥有所有权的两份销售票据交给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作为对嵊州市公安大楼承包工程的抵押。除合同约定的土建和水电设施等包干工程由袁一田承包施工外，装饰材料（大理石、铝合金）等增加工程亦由袁一田实际承包施工。袁一田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完成施工。1997年12月28日，嵊州市公安技术综合楼主体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1998年12月28日，车库、配电房、附属用房工程竣工验收合格。1998年8月，主体工程先后获得绍兴市公建“兰花杯”优质工程奖和浙江省钱江杯优质工程奖。2002年9月2日，由建设单位嵊州市公安局委托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对涉案工程进行审计，该事务所作出基本建设工程决算审计报告一份。审计报告载明：一、包干部分工程以合同价款为准；建筑增加工程套用《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一九九四）》；安装增加工程套用《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浙江省单位估价表（一九九四）》。二、工程送审造价34368824.00元，核减金额6867102.00元，核增金额430000.00元，审定造价27931722.00元。 另查明，嵊州市公安局已将应付被告公司的全部工程款付清。在主体工程以及附属用房和车库、配电房等附属工程全部竣工验收交付之日即1998年12月28日之前，嵊州市公安局已付被告公司的工程总款为26196234.40元。1999年2月12日，嵊州市公安局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00元，2000年2月2日，嵊州市公安局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1000000元，2015年4月2日，嵊州市公安局向被告支付工程款300000元，2015年4月29日，嵊州市公安局向被告支付最后一笔尾款335487.60元。在1998年12月28日全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之日前由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已付袁一田款项为17634524.20元。之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于1999年2月12日支付袁一田100000元。1999年9月11日，双方认可对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已付袁一田款项总额中应减去7080元。2000年2月2日，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袁一田600000元。2000年7月3日，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袁一田189.75元。2015年4月22日，被告支付袁一田300000元。至该日止，被告已付袁一田的款项总额核定为18627633.95元。袁一田施工过程中，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为支持施工事务的正常进展，为袁一田垫支了1046661.04元的各类成本费用。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与袁一田所签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应由袁一田承担的300万元保证金利息，已有932760元由被告公司垫付。 再查明，2014年11月25日，第三人袁秋炎、张景耀、童未江、姜志雅在案涉工程的决算审计报告首页上签名对决算审计工程量结果表示同意，并自认四人各自所得的工程尾款分别为袁秋炎300000元、张景耀400000元、姜志雅300000元、童未江400000元，合计1400000元，袁一田也在该决算审计报告首页四位第三人所写的书面承诺下面上写有“收”字，并在旁签名确认。2016年7月28日，袁秋炎、张景耀、姜志雅、童未江发给被告公司要求直接支付工程尾款的函，再次表示四人愿意以袁一田支付工程余款1400000元即可，同时也一致要求被告公司将该工程尾款直接支付给四人，在被告公司向四人足额支付该140万元工程尾款后，四人便不再向袁一田或被告公司主张其他权利。 又查明，1996年3月26日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时为注册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工民建壹级工程师，其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袁一田担任涉案工程的项目经理。 本院认为，本案中，各方均认可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时，延至后续开展的施工任务完成止，彼时袁一田的身份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更兼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任命负责嵊州市公安局公安技术综合大楼全部工程施工的项目经理。在袁一田施工过程中，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为袁一田的承包施工有过垫支成本费用以及约定应由袁一田承担的保证金利息之类的资金支持，亦有对袁一田施工过程中有财务、工程质量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承包人袁一田按照施工承包合同的约定组织选择施工作业队伍，指挥涉案工程项目的生产建设活动，调配并管理进行涉案工程项目的人力、资金、物资、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获取合理的工程款收益的同时须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缴纳施工管理费和劳保统筹金等规费。综合上述情形，本院认定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在法律性质上属建筑企业与其职工之间为完成工程施工任务所订立的内部承包合同，该合同系订约双方平等自愿签订，体现订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综上，本院认定本案系因建筑企业与其在册职工履行内部承包合同引发的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据此，本院对本案争议焦点层级归纳如下：一、袁一田承包施工的工程量范围如何界定，即袁一田除对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嵊州市公安大楼土建、水电安装等包干工程施工外，装饰等增加工程是否也同为袁一田承包施工的问题，四位第三人参与施工的工程部分，是从被告公司前身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承包所得，还是从袁一田处分包所得的问题。二、袁一田将其与被告公司形成的嵊州市公安大楼工程承包关系项下的债权转让给原告，该债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三、若债权转让行为有效，原告可得的工程款余额如何确定，以及被告公司是否要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逾期支付利息，假使利息请求成立，则逾期利息如何计算核定的问题。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述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嵊州市公安大楼土建和水电安装等包干工程为袁一田所承包施工，这一点各方自无疑义。而袁一田的承包施工行为是否涵盖了原告诉称的装饰等增加工程的情况，此既要察看嵊州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签的第一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以及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施工承包合同等的约定内容，亦要探究涉案工程施工进程之始末、工程成果等折射出的深层内涵。从双方一致认可由嵊州信元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涉案工程决算审计报告内容中可知，该事务所审定工程造价除合同约定包干工程的造价外，还有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的造价。由此显见，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事实上也是一并施工完成的事务。而嵊州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条款中明确载有装饰材料（大理石、铝合金）等经嵊州市公安局认可后即可采办、并可计费的内容，且被告提供的袁一田历年已领款凭证中有部分为大理石、铝合金、幕墙等用于装饰工程的款项支付记录，另被告提供的袁一田公安大楼土建已列成本档案中亦有购买装饰材料的成本费用及增加工程施工期间袁一田应承担施工成本的事实。被告提出装饰等增加工程不是袁一田的工程量范围之抗辩成立的前提是增加工程是自己公司施工完成或承包给除袁一田之外的人完成施工。而现有证据显示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并未将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另行择定承包人施工，且被告也不能举证证明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系自建完成。据此，根据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被告关于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非为袁一田承包施工的抗辩，属举证不能，本院不予采信。反之，本院认定原告关于除包干工程外，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亦为袁一田承包施工，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签订的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除合同明言的嵊州市公安大楼全部土建和水电安装工程的履行内容外，实际施工过程中装饰等增加工程亦是该施工承包合同所涉的履行内容，袁一田在嵊州市公安大楼建造过程中并非履行纯粹的项目经理的诉称成立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即对原告该项诉称，本院予以采信。至于四位第三人完成施工的部分工程，系得自于第三人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还是来源于四人与袁一田的分包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四位第三人在各方认可的涉案工程决算审计报告首页所写的书面承诺以及延后向被告公司递交的要求直接支付工程尾款的函所载内容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四人均自认嵊州市公安大楼工程施工项目由项目经理袁一田负责内部承包施工，四人共同参与了该项目各班组的承包施工，并默示四人可得的工程尾款的支付主体相对方为袁一田。再者，被告公司于2017年5月19日在前案诉讼中向本院递交的答辩状中陈述四位第三人为袁一田下属分包人，并申明袁一田尚欠工程分包人工程款140万元，虽则被告在该案后续提交的答辩状、代理词，包括本案诉讼中陈述的答辩意见，均否认四位第三人与袁一田为工程分包关系，并作出四位第三人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为工程承包关系的陈词，但在原告对被告之前关于袁一田与第三人为工程分包关系的言语表述已经给予信赖，并予以引用作为支持其诉称的有力证据时，依据民事诉讼行为的“禁反言”原则，本院可依此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解释，即对原告关于四位第三人为袁一田下属的施工班组，四人完成的施工事务均是从袁一田处分包所得的诉称，符合客观事实，予以采信。反言之，对被告关于四位第三人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是工程承包关系的辩解，以及第三人关于四人与袁一田同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存在工程承包关系的述称，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袁一田在诉前已将其与被告前身企业签订的嵊州市公安大楼施工承包合同项下承包人的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转让行为也不存在依据合同性质或当事人约定抑或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并已向被告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因此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即被告而言已经发生效力。四位第三人系袁一田下属的施工班组分包人，自认尚余可得的工程尾款合计为140万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均应向袁一田主张权利，在原告受让了袁一田对涉案工程所享的债权后，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也及于四位第三人，即支付四位第三人工程尾款的义务应由原告承受。据此，对四位第三人关于袁一田无权转让四位第三人对被告公司所享的债权,袁一田将四位第三人对被告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应征得四人同意并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否则无效，袁一田转让债权的行为对四位第三人不产生效力的述称，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结合本案，涉案的嵊州市公安技术综合大楼主楼和车库、配电房以及附属用房等全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之日为1998年12月28日。自该日起袁一田向合同相对方即原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或被告主张工程款的支付请求权已经成就。自该日的次日起，被告或其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一俟从建设单位处收到工程款，在暂扣合同约定的各类费用和提留款后，如有节余则应及时转付给袁一田，否则即应承担逾期利息。诚然，建设单位向被告付清涉案工程全部款项后，如被告仍有款项未向袁一田及时支付，则更当支付利息。通览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对利息计付标准未作约定，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又根据袁一田与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所签施工承包合同的约定，袁一田可得的工程价款应扣除施工管理费、销售税费、劳保统筹金，被告已为袁一田垫支的保证金利息和为袁一田所垫的施工成本费用也应在袁一田可得的工程价款中扣除，具体为：包干部分工程造价的施工管理费按合同约定设定为200000元，装饰等建筑增加工程部分的施工管理费为（27931722元－11373500元）×5%＝827911.10元，合计应扣施工管理费为1027911.10元；销售税费以合同约定的4.155%扣取，即(27931722元×4.155%)＝1160563.05元；另扣取劳保统筹金180000元；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为袁一田垫支的成本费用1046661.04元，以及已由被告垫付，按合同约定应由袁一田承担的300万元保证金的利息计932760元，原告同意在可收工程款中扣除。原告应付四位第三人的工程尾款140万元虽不属原告可得的工程价款范围之内，但由于被告公司与袁一田存在工程承包关系，与四位第三人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从诉讼经济原则考虑，该款项考虑可由被告公司先行支付原告，再由原告转付给四位第三人。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前身企业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应给付袁一田“兰花杯”奖金80000元。综上，本院核定原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现为被告公司）应付袁一田的工程款总额为（27931722元－1027911.10元－1160563.05元－180000元－1046661.04元－932760元-1400000元＋80000元）＝22263826.81元。经查，截止1998年12月28日，嵊州市公安局已付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工程款为26196234.40元，尚余1735487.60元未付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截止1998年12月28日，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已付袁一田工程款为17634524.20元，距应付袁一田的总款尚有4629302.61元未付，鉴于截止该日嵊州市公安局尚有1735487.60元的尾款未向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支付，故自1998年12月29日起，浙江省嵊州市第二建筑公司应以（4629302.61元－1735487.60元）＝2893815.01元为起算基数并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向袁一田计息。依照前述先付利息、再扣本金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嵊州市公安局应付被告公司的尾款逐次到账后对被告公司应付袁一田工程款本金基数的变动，对具体计算数据因篇幅较多，详见随附的工程款本金及利息计算一览表。经核算，至2015年4月29止即嵊州市公安局向被告公司付清最后一笔尾款之日止，被告结欠袁一田工程款本金为3422129.19元，算至2015年4月29日，被告结欠袁一田利息为2442035.03元。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付清日止被告应以3422129.1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继续向袁一田支付利息。本案中袁一田已在诉前将与涉案工程相关的全部债权转让给原告，故前述款项应由被告直接向原告偿付。据此，对原告主张过高部分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关于袁一田已领款项已超过实际可得的工程款，袁一田也即原告已没有钱可向被告拿的抗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四位第三人关于2014年11月以及2016年7月，四人先后作出的可得工程尾款最低额度合计为140万元的书面承诺，因袁一田并未兑现付款，因此该项承诺已经失效，应重新算账，而且四人实际可得的工程尾款远远不止该数额的述称，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王立贵工程款4822129.19元（内含王立贵应付袁秋炎、童未江、张景耀、姜志雅四人的工程款合计1400000元），并支付王立贵算至2015年4月29日止已结欠的逾期付款利息2442035.03元，再支付王立贵自2015年4月30日起至付清日止以3422129.1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二、驳回王立贵的其余诉讼请求。 上述款项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058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55584元，由王立贵负担80000元，嵊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5584元，款均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单 超 人民陪审员 张 英 人民陪审员 钱爱武 二０一八年九月三日 书 记 员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