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003民初4411号 原告：海南合信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229号。 法定代表人：王某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恬，湖南远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左智雯，该公司员工。 被告：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紫云路1288号。 法定代表人：薛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梅，海南上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哲，海南上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第三人：曾吉青，男，198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临高县。 原告海南合信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合信展公司）与被告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水安集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作出（2017）琼9003民初4210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琼97民终273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后依法追加曾吉青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8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南合信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恬、左智雯，被告安徽水安集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梅、徐文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曾吉青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南合信展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3117144.63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价款284083元（暂计至2017年8月15日），并应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8月16日起至全部款项偿还之日止的加价款（按每天每吨3元计算）；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承建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项目的需要，与原告签订《钢材供应合同》，合同第五条约定：“在2017年1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乙方所供的所有货款。”第六条约定：“甲方保证及时付款。甲方若逾期付款，则按每天每吨3元增计加价款给乙方。”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后被告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到原告所供的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从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2月20日的钢材款共计2924904.63元，及按照合同约定所需支付的利息从2017年1月20日至4月20日共计192240元，合计3117144.63元。截止2017年8月15日，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尚欠3117144.63元及加价款284083元（按每天每吨3元计算）。被告恶意拖欠货款的事实已经构成违约，并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同权利，特提起本案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安徽水安集团公司辩称，一、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并不代表水安公司意思表示。该印章与水安公司使用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不一致。原一审查明，曾吉青陈述“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是'儋州蓬莱公司'交给曾吉青使用的，曾吉青目前还持有该印章”。水安公司自涉案项目停工后就一直未参与涉案项目建设，也从未授权曾吉青使用任何水安公司的印章，包括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和水安公司正在使用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1、早在2011年10月18日，水安公司就将“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样式以“皖水安股份人[2011]351号”文件通知儋州蓬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所属相关单位、机关相关部门，并一直使用至今。水安公司正在使用的上述印章与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不一致，明显区别在于“目”字的粗细不同。2、自2016年9月27日起，曾吉青就与儋州蓬莱公司签订《协议书》承包了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的土建、安装、装修等在内的工程。后来，在其与原告合信展公司签订的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就加盖了“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这与曾吉青原一审时陈述“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是'儋州蓬莱公司’交给曾吉青使用的”说法一致。3、水安公司从未授权曾吉青使用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原告二审庭审时称“项目部印章不需要公安机关备案”，却认为有合理理由信赖曾吉青有权代表水安公司签订涉案《钢材供应合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曾吉青使用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来源于水安公司的授权，前后矛盾。二、水安公司从未参与涉案《钢材供应合同》的签订、履行、付款等所有事项。原一审查明“曾吉青与被告没有关系，也不是被告的员工……曾吉青还称是其让原告供货，原被告双方对于曾吉青的陈述均无异议”。且《送货单》中“购货单位”一栏的签字人“黄循日”出庭陈述“其是曾吉青聘用的员工，是涉案项目现场材料记账员”。同时，关于确定货款数额的《欠条》落款为“曾吉青”，并且原告确认曾向曾吉青追款，曾吉青个人已经支付货款40万元。1、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代表人处签字为“曾吉青”，即曾吉青签订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但是，原一审时，曾吉青陈述“与被告没有关系，也不是被告的员工”。且庭审时，原告合信展公司回答法官提问时也称是与曾吉青联系签订涉案《钢材供应合同》，故涉案《钢材供应合同》是曾吉青的个人行为。2、原一审查明“曾言青还称是其让原告供货”，同时，《送货单》中“购货单位”一栏的签字人“黄循日”出庭陈述“其是曾吉青聘用的员工，是涉案项目现场材料记账员”。也即是说涉案《钢材供应合同》中的订货，收货均是曾吉青或曾吉青的指定代理人执行。3、关于确定货款数额的《欠条》落款为“曾吉青”，并且原告在起诉前一直未曾向水安公司追索过欠款，而是向曾吉青追款，且曾吉青个人已经支付货款40万元。三、原告主张“利息”计算错误，对曾吉青拖欠贷款的违约行为惩罚过高。虽然涉案《钢材供应合同》约定了“在2017年1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乙方所供的所有货款”，但是原告(即乙方)在“2017年2月20日”还有送货，且原告主张的欠款数额“2017年2月20日”送货所产生的货款。因此，“利息”自2017年1月20日起算明显错误的同时，“利息”和“加价款”本质就是对曾吉青拖欠货款行为的惩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原告主张的违约惩罚数额过高。综上，请求贵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钢材供应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经查，根据第三人曾吉青在原审的陈述，曾吉青持“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与原告签订该合同，故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但是该合同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与被告报开发商备案使用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且该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并非由被告交给曾吉青使用，曾吉青也并非被告的工作人员。2、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二《欠条》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并非被告盖章确认，与被告无关，只能证明曾吉青个人出具欠条。经查，该欠条为曾吉青个人出具，并未加盖被告或者与被告相关的印章，不能证明被告欠款的事实。3、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没有被告的相关人员签字也没有盖章。经查，该批送货单载明的购货单位为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黄循日在收货人处签名，没有加盖被告或与被告相关的印章，且根据原审证人黄循日的陈述其为曾吉青聘用的职工，与被告没有关系，该批供货单不能证明被告收取原告的货物。4、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对账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加盖的印章明显不是被告项目章且签字的黄循日也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经查，该对账结算单由黄循日签字确认，并加盖“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黄循日对其签字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该对账结算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该对账结算单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与被告使用的项目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不能证明被告与原告进行对账结算。5、原告提交证据五《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及《工程联系函》拟证明被告有使用与原告合同相一致的项目部印章，曾吉青系被告项目部的工作人员，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五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虚假项目章，而项目负责人的签名并非原件，对工程联系函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经查，原告提交的单位工程开工报告上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与被告使用的项目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项目负责人的签名并非原件，且原告证据五拟证明的内容与曾吉青的陈述相矛盾，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五不能证明原告拟证明的事实。6、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设备实时限价单》、《建设工程整改通知回复单》，可以证明该证据上所盖印章与涉案《钢材供应合同》所盖印章为同一印章，但不能证明该印章系被告使用。7、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关于成立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部的通知》、《工程材料、设备、构配报审表》、《材料、构配件进场检验记录》三性有异议，经查，被告出具了该证据的原件，且来源合法，本院予以确认。8、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曾吉青与蓬莱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和《工程质量保修书》真实性没有办法确认，结合原审第三人曾吉青关于其与蓬莱公司签订承包合同承建工程的陈述，可以证明曾吉青在涉案买卖合同签订期间从蓬莱公司处承建涉案工程项目。 根据当事人陈述、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查明以下事实：被告承包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后于2011年10月18日作出《关于成立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部的通知》，成立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聘任朱钟雯为项目部经理，并注明项目部印章的印模，该通知抄送儋州蓬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6月10日，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项目监理单位惠州市正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出工程暂停令，通知被告于2013年6月13日停工。 2016年9月，第三人曾吉青与案外人儋州蓬莱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承包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部分建筑、安装工程。曾吉青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钢材供应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承建“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二期）”工程，向原告采购钢材，工程地址为海南省儋州市××镇北侧，并约定所有钢材均以经被告指定黄循日（电话138XXXXXXXX）签字作为结算依据，在2017年1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原告所供的所有货款。该合同加盖“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印章，该印章与被告作出《关于成立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部的通知》中所注明的项目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原审原告申请的证人曾吉青（本案第三人）出庭作证述称，其与“儋州蓬莱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其为建设总承包方，其与被告没有关系，也不是被告的员工，涉案《钢材供应合同》加盖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印章是“儋州蓬莱公司”交给曾吉青使用的，曾吉青目前还持有该印章，涉案项目施工过程中是曾吉青个人与“儋州蓬莱公司”结算，曾吉青还称是其让原告供货。原、被告双方对曾吉青的陈述均无异议。原告主张曾吉青向其支付过货款40万元。原审原告申请的另一证人黄循日出庭作证述称，其为曾吉青聘用的员工，是涉案项目现场材料记账员，对其他情况不清楚。黄循日于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在原告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名，并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3日、2017年1月9日、2017年3月2日在对账结算单上签名，对“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项目所使用的原告钢材的数量进行签字确认。虽然对账结算单上加盖有“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印章，但该印章与被告作出《关于成立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部的通知》中所注明的项目部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2017年4月27日，曾吉青向原告出具欠条，确认欠原告钢材款共计2924904.63元，及从2017年1月20日至4月20日的利息192240，合计3117144.63元。 另查明，原告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当日，本院作出（2017）琼9003财保46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350万元。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琼9003民初4411号民事裁定，裁定续行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350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和当事人诉辨，本案争议焦点是：1、第三人曾吉青是否有权代表被告签订涉案买卖合同合同；2、被告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关于第三人曾吉青是否有权代表被告签订涉案买卖合同的问题。当前一般工程承包都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以项目经理为首有一个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部是承包人为了履行某一具体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便于对施工进度、质量进行直接管理而组建的特定工程的临时性管理班子。本案中，被告承包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后，成立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聘任朱钟雯为项目部经理，项目经理部的印章报发包方备案。第三人曾吉青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被告项目部经理，在没有被告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被告以被告项目经理部的名义与原告签订涉案《钢材供应合同》。虽然曾吉青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但因该印章与被告使用备案的印章不一致，且并非被告交付给曾吉青使用，因此，曾吉青在涉案合同上加盖“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的行为不能视为得到被告的授权。原告与曾吉青签订涉案《钢材供应合同》时，对曾吉青身份没有认真审核，存在过错，不能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规定的表见代理，该涉案《钢材供应合同》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曾吉青持有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虽然在《单位工程开工报告》及儋州市质监站存档的相关材料上有使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复工的工程由被告继续施工，结合曾吉青从儋州蓬莱实业有限公司承接工程以及曾吉青在原审的陈述其与被告没有关系等事实，不能认定曾吉青持有的“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凰谷康帝度假酒店工程项目经理部”印章被告使用过。 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第三人曾吉青承建的涉案工程系从儋州蓬莱实业有限公司承接，并非被告转包，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曾吉青存在挂靠关系，原告不能依据挂靠关系向被告主张货款。另外，原告依据涉案《钢材供应合同》所供应的货物均由曾吉青指定的人员“黄循日”收取，该收货人也不是被告的员工，在该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产生的《送货单》、《对账结算单》、《欠条》均没有被告的印章或相关授权人员的签章确认，支付货款也是由曾吉青支付，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涉案钢材的实际使用人为被告，原告不能依据曾吉青出具的《欠条》来向被告主张货款。在涉案《钢材供应合同》对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与涉案《钢材供应合同》履行存在其他关系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告不应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海南合信展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4010元及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海南合信展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斌 审判员 吴 丹 审判员 施灵敏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车双林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