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0271民初5519号原告：许文芳，男，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海南省东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超，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海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一环路金鸡岭脚下。法定代表人：吴岳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青，海南落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许文芳诉被告海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路桥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许文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超，被告海南路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许文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之间在199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未发的工资4719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3307.5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从1993年3月1日起至今在被告处工作，岗位为修理工。1995年，原告应被告要求转岗为司机，直至2013年原告所驾驶的车辆报废，被告再次要求原告转岗至建筑工地任保安队长，但工资仍按司机工资发放。双方在用工初期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被告以原告已是十年的老员工为由，不再签订劳动合同，但原告一直在被告处工作至今，其也向原告支付工资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首先，2009年3月至2009年6月、2009年8月、2009年10月至2009年12月，2010年1月至10月，2011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2017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共计33个月被告未向原告发放工资，现应按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支付47190元（1430元/月×33个月）。其次，被告拖欠工资且未给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因此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43307.5元。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海南路桥公司辩称，一、原告是临时工，并非劳动合同法范畴内的合同工。原告于2016年在被告处工作9个月，是被告根据国家工程建设的需要招聘的临时工。被告为短期工程需要，经常需临时工协助完成工程建设，该部分临时工在工作期间存在随时离岗的情况，故被告为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对能够在被告承接的工程中干满2个月以上的人会根据出勤月份给予年度绩效奖励，但原告在2017年仅工作23天，不具备取得绩效奖励的资格。根据被告提交的《出勤登记表》可以证明，被告的员工分“职工”和“临时工”，原告在更换用工工地时的曾用名为“许亚芳”。如此考勤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各个工地临时工情况。原告在2017年1月临时用工23天，被告支付了23天的工资，之后其自行离开工地。二、被告从未对临时工进行考核，仅在用工月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在2009年4月至2009年6月、2009年8月、2009年10月至2009年12月，2010年1月至2010年10月，2011年12月，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2017年3月至2017年12月，被告没有招用原告做工，对其如此随意的上班情况也不进行考核，不对其是否请假进行管理。从原告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可以看出，其每个月的月工资数额不同，也可以证明其是临时工的身份，这也是用工项目不同、工种不同、上班天数及收入不同而导致的。三、被告的管理制度也明确了临时性质人员。《劳动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该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被告《管理制度》第四章规定了公司用工性质的特殊性，公司存在临时用工，并注明了是支付劳务报酬的临时性、季节性工作人员，并未要求他们在整个项目完成前必须上班并进行考核。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许文芳于1998年1月进入被告海南路桥公司工作，2017年1月23日，原告从被告处离职。被告为原告缴纳了1998年1月至2008年12月，2009年1月、2月、7月、9月，2010年11月、12月，2011年1月至2011年11月，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2016年1月、2月、6月至12月，2017年1月至2017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其中，1998年1月至2007年12月的社保费是双方于2009年1月20日经三亚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调解后，被告依据三劳仲调字[2009]04号《仲裁调解书》为原告补缴的。此外，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在被告没有给原告缴纳社保费的时间里，原告没有为被告提供劳动。原告离职后，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三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确认双方在199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系；2.被告支付2009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6日期间的工资47190元；3.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3307.5元。该仲裁委作出三劳人仲裁字[2018]第30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双方在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1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于该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1681元；三、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资的请求。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诉至本院。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交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表、出勤登记表、三劳仲调字[2009]04号《仲裁调解书》、三劳人仲裁字[2018]第300号《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首先，被告在1998年1月至2017年2月期间长期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在上述19年里中断缴费仅23个月。庭审中，被告也认可从2009年开始，在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时间里原告均为其提供劳动。被告主张1998年1月至2008年11月期间的社保费是与原告达成调解协议后补缴的，并非原告在该期间内为其提供劳动。然而，缴纳社保费一般以提供劳动为前提，被告为原告补缴了长达10年的社保费，却主张10年里原告并未提供劳动，明显不符合常理，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因此，可以认定原告长期为被告提供劳动的事实存在，参照原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其次，被告主张原告仅是其招用的临时工故不存在劳动关系。然而，原告长期、稳定地为被告提供劳动，依法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中已不存在“临时工”这一法律概念，被告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应采纳。最后，对于入职时间，原告主张其于1993年进入被告处工作，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根据原告的社保缴费记录，应认定其入职时间为1998年1月1日。对于离职时间，原告主张其最后工作日为2017年2月1日，但根据被告提交的《出勤登记表》可以证实，原告在2017年1月23日放假后没有再回到工地工作，应认定原告的离职时间为2017年1月23日。综上，本院确认双方在1998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工资。原告于2017年1月23日离职，于2018年2月就支付工资向三亚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此，对原告提出的支付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如前所述，原告于2017年1月23日离职，于2018年2月就该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向三亚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已经超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故对原告提出的该项经济补偿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许文芳与被告海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于1998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原告许文芳提出的支付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许文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闻悦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 李佳佳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