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973民初13510号原告：向希龙，男，土家族，1977年7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仲平，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燕美，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蒋相吉，男，汉族，1981年5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川，广东骏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向希龙诉被告蒋相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仲平,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00000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至款项返还完毕之日止）；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多年好友。2017年4月，被告蒋相吉谎称其享有东莞市泰利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利公司）50.5%股权、泰利公司资产众多、经营前景可观，与原告向希龙协商，将其中泰利公司25%股权作价2000000元转让给原告，原告听信其谎言，于4月28日将2000000元支付给了被告（其中1350000元由原告向希龙私户汇款至被告蒋相吉私户、其中650000元由原告向希龙妻子范花平私户汇款至被告蒋相吉私户）。款项支付后，原告经调查发现，泰利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16日，注册资本3000000元，法定代表人彭奔，自然人独资股东也系彭奔。被告蒋相吉根本不是泰利公司股东，而且泰利公司25%股权所对应的价值远远没有2000000元。综上，被告既欺诈原告，而且所谓股权转让价格还明显显失公平。故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答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因而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欺诈或显示公平。当初原告与被告一起看好泰利公司发展前景，于是决定由被告出面与泰利公司的股东签协议，持暗股，实际则由原告与被告一同对该暗股享有权利和义务，一同合伙经营泰利公司。从以下事实可以证实双方是合伙关系：第一，被告与原告除了本案的纠纷，还就借款纠纷有在诉案件[案号为：(2017)粤1971民初26440号]，在该案庭审中，在被告提交的证据清单第8页最后一行及第9页第一、二行中，原告向希龙承认了其与被告合伙投资泰利的事实及本案的协议是合伙协议。第二，从协议的内容来看，协议明确载明“按股份比例亏盈自负，所有后果各自承担各自份额”，显然符合合伙法律关系中最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担风险、盈亏与共。如果是股权转让关系，则股东应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以法人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才是，不存在出资后仍亏盈自负的情况。第三，原告给被告转账2000000元，也不是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原告给该款项备注的转账摘要为“机器”并非是股权转让款，而是原告与被告合伙经营的出资方式，且该款项也用于购买泰利公司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实际上也与被告等人共同参与公司经营，符合合伙法律关系，并非股权转让关系。如果该款项是股权转让款，则应当由被告个人享用，而不应用于购买机器。第四，从原告给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奔和财务汪丽金的转账记录以及被告提交的微信通讯录“泰利董事群”、“泰利内部生产沟通群”可以看出，原告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符合合伙法律关系合伙经营的特点。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合伙关系，并非原告主张的股权转让关系，故而也不存在原告所主张的欺诈或显示公平的情形。二、退一步说，即使原告与被告之间是股权转让关系，被告也不存在欺诈原告的行为。第一，关于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信息、股东结构等相关企业信息，任何人都可以从全国信用信息网、红盾网等网站及各种手机软件上查询到。泰利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在工商部门登记设立，已完成必要的公示手续，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可供查询的。原告决定合伙经营泰利公司并非完全基于被告提供的信息，作为一名正常的商业主体，原告有义务也有能力自行对所投资的泰利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进行了解。原告进行投资时，不可能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状况、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等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原告在与被告协商共同经营时，应当非常清楚泰利公司的显名股东是谁，也清楚被告并非显名股东。因此，原告如以被告非泰利公司的显名股东为由主张被告欺诈，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被告确实是泰利公司股东，其并没有欺诈原告。从2017年3月l0日被告与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股东彭奔、股东刘金平签订《多人合伙经营协议》即可以证明，被告是泰利公司的股东，持暗股，并没有欺骗原告。另外，从原告给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奔和财务汪丽金的转账记录以及被告提交的微信通讯录“泰利董事群”、“泰利内部生产沟通群”可以看出，原告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如果不是基于被告持暗股、原告与被告共同经营的缘故，原告又怎能插手参与泰利公司的生产经营呢？第三，原告主张泰利公司25%股权所对应的价值远远不值2000000元并以此来认定被告欺诈原告的做法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该2000000元不属于股权转让款。而即使属于股权转让款，也不构成显失公平。首先，公司股权价值不能以注册资本的多少来衡量。股权的价格，除受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影响外，还受投资方对投资单位未来的经营判断、风险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均属投资人商业判断和可能产生的商业风险的范围，在缔结有效合同之后，即便存在商业判断失察，当事人也应当根据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司法实践中对公司股权价值的认定都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并不会根据公司注册资本的多少来决定。其次，合伙协议中约定公司的财务状态公开透明，且原告一直有参与泰利公司的生产经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也是知情的。在原告当初决定加入泰利公司合伙经营时，泰利公司盈利状况良好，现泰利公司因经营问题被工商部门查处，导致无法经营，原告为了逃避责任，提起本案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经审理查明，泰利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成立，注册资金为3000000元，法定代表人及登记股东为案外人彭奔。2017年4月，原告及其配偶向被告陆续转账支付2000000元，其中转账的交易摘要为“机器”、“往来”等。2017年8月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一份，内容大致如下：一、向希龙200万元入股泰利蒋相吉名下股份，占蒋相吉名下股份的25%，其中周转资金50万元（包括在200万元中）；二、按股份比例亏盈自负，所有后果各自承担各自份额；三、财务状态公开透明；四、两人各持一份，效力相同；五、款已付清。庭审中，双方确认《协议》是对被告收到上述2000000元款项的补充确认，但双方对协议的性质存在分歧：原告主张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则主张协议为原告与被告投资泰利公司的合伙协议。原告主张被告虚构持有泰利公司的股份的事实与原告签订案涉《协议》，属于欺诈行为并协议中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被告不予确认，对此被告提供了2017年3月10日的《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一份，该份协议由案外人彭奔、案外人刘金平及蒋相吉三人签署。协议显示三方合伙经营位于东莞市××××号的工厂，经营范围为东莞市泰利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加工。合伙期限以签订协议并在规定时间内入资开始，到工厂给协议终止并清算为止，而且全部工厂存续期间。出资额和出资方式约定，本机械加工厂总投资金额为1000万元，在签订协议后，必须在三个工作日缴足出资额度：彭奔出资占总股份的比例为18.5%，出资金额185万元。刘金平出资占总股份的比例31%，出资金额310万元；蒋相吉出资占总股份的比例50.5%，出资金额505万元。《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被告主张《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证明其为泰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被告并没有欺诈；原告不确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另，原告与被告提供微信信息显示，原告于2017年7月24日加入微信“泰利董事群”，该群成员还有彭奔、蒋相吉、陈峰。原告于2017年7月15日加入微信“泰利内部生产沟通群”，该群成员也包括彭奔、刘金平、蒋相吉等人。本院根据被告的调查取证申请向东莞市第三人民检察院调取了蒋相吉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的有关证据材料显示2016年6月期间，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泰利公司法定代表人彭奔及刘金平做了询问（调查）笔录。其中，在回答“泰利公司由何人于何时设立”的问题时，彭奔答：“泰利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登记成立的，该公司实际上由我彭奔（身份证号码：）、刘金平（身份证号码：）、蒋相吉（身份证号码：）合伙经营的，登记时以我名义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登记注册。”在回答“你们三人是否有签订协议”的问题时，彭奔答：“有我彭奔（身份证号码：）、刘金平（身份证号码：）、蒋相吉（身份证号码：）三人签订的《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现提供有该份协议，协议约定共同投资经营位于东莞市××××号东莞市泰利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加工，签订协议日期为2017年3月10日，我们三人都在落款处签名盖指模。”同日执法人员亦向刘金平询问“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是发现东莞市泰利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二楼财务室内有一份《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上述协议上有乙方为刘金平，并有签名盖指纹，上述签名及指纹是否你本人的签名及指纹？”刘金平回答称：“是的，是我本人签名和指纹”。以上事实，有结婚证、协议、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工商信息、微信记录、《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庭审笔录、证据说明、银行流水、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通讯录、询问（调查）笔录以及本院庭前会议笔录、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被告是否以欺诈的手段并使得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案涉《协议》，《协议》是否显失公平导致案涉《协议》撤销；二、如《协议》撤销，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原告主张被告虚构持有泰利公司的股份的事实与原告签订案涉《协议》，属于欺诈行为，原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的行为，并导致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协议》中约定“向希龙200万元入股泰利蒋相吉名下股份，占蒋相吉名下股份的25%”，并没有明确约定蒋相吉为泰利公司的登记股东，故蒋相吉是否为泰利公司登记股东并不能作为蒋相吉构成欺诈的条件。并且泰利公司的股东构成情况属于公开信息，原告在交易的过程中亦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原告未尽谨慎义务核实泰利公司的股东情况造成的相应后果并不属于被告故意欺诈的范畴，应由原告承担相应不利的法律后果。而被告主张蒋相吉为泰利公司实际投资人，并提供了《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在蒋相吉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的调查问话笔录中，泰利公司的登记股东彭奔及《多人合伙经营机械加工厂协议》的一方签约主体刘金平在回答工商管理部门的询问时均确认该份协议的真实性，并且彭奔亦持有该份协议，上述事实也印证了被告蒋相吉的主张。以上证据均未显示被告故意虚构其为泰利公司实际投资人的事实。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没有依据。法律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转让出资，并且转让股权价值也并非必须与出资金额相等，可以溢价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是原、被告协商一致的结果，原告主张《协议》显失公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要求解除《协议》并要求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向希龙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向希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冰人民陪审员  罗润洪人民陪审员  林金莲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黄建美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