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9民终12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卫东，男，1967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强，福建华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戴必乐，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现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淼，福建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友庚，男，1980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翔华，福建之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恬，福建之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阮黎明，女，1970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安市。 上诉人张卫东、戴必乐因与被上诉人黄友庚、原审被告阮黎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卫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黄友庚的诉请；3.一、二审诉讼费由黄友庚承担。事实和理由：张卫东将车辆以物抵债给黄友庚，双方已完成代物清偿行为，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由此而消灭。黄友庚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事实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仅抵债为87000元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张卫东与黄友庚约定以车辆抵偿本案债务。尽管张卫东未能就以车辆抵偿债务提供证据，但是讼争双方的约定是客观存在的，即张卫东将车辆交由黄友庚用于抵偿全部债务，无论黄友庚对车辆作出如何处理。2.张卫东拥有的车辆价值与债务212500元相对等，足以抵偿此笔债务。张卫东拥有的车辆雷克萨斯ES350（车牌号JF1686），2007年11月购置，整车购买55万元，加上税费等合计为60余万元。按照15年的使用年限进行折旧，截至2015年6月间，使用期限为7年半左右，也就是说当张卫东将车辆抵偿给黄友庚时恰好为使用期限的一半，以购置费为计算价款，该车辆在2015年6月的残值不低于22万元。因此，以该车辆用于抵偿是足额的，同时也能证明讼争双方作出这一约定是客观且可行的。3.一审判决认定车辆抵债为87000元不仅没有事实依据，而且有悖于对合同法、民法总则关于显失公平应当被认定无效的一种误读。一审判决以87000元作为抵偿金额仅仅凭借黄友庚的一面之词，而不具有法定证据。退一步而言，即使黄友庚将该车辆作出处置，获取87000元价款，那也无法抗辩张卫东与黄友庚的抵偿约定，而不能以张卫东处置所得的价款去认定抵偿的金额。4.根据合同法、民法总则规定，黄友庚作为债权人有权依据代物清偿约定，请求张卫东履行替代给付义务，但应履行清算程序，对抵偿物即车辆进行抵价或者拍卖，变更该车辆，获得的价款若高于原债权，多出部分应返还给张卫东。本案中，黄友庚以车辆作为抵债物后，随意处置，其处置的价款高低并不能成为继续向张卫东催要余下债权的理由。况且从车辆的残值与所谓87000元的对应性考虑，二者显然是不等价的，显然属于显失公平的范畴，张卫东也不可能在当时接受车辆的87000元抵债的事实。综合上述分析，一审判决有误。 被上诉人黄友庚辩称：张卫东称债务已经通过车辆进行抵偿，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不成立。首先，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债权债务清偿会办理相关手续，即便没有另外直接办理手续，原有的借款凭证也会收回处理。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张卫东与黄友庚达成以车抵债以及债权债务清偿的约定。第三，张卫东认为其车辆当时残值不低于22万元没有依据。车辆的年限折旧只是车辆残值确定的一个因素，车辆保养状况、是否发生事故、行驶公里数、保养成本、维修成本等也是影响二手车价值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市场价格成交率等因素。2015年时2007年产的雷克萨斯ES350的市场价值就是87000元左右，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值。如果张卫东认为价值有22万元，应进行举证，其完全可以通过申请鉴定来确定当时的市场价格。因此，张卫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虽然在一审中张卫东提供了一份视频，认为其已经将车辆抵押给了黄友庚，但该视频恰恰不能证明其已经清偿的主张，相反可以证明其未清偿的事实。 上诉人戴必乐述称，其认可张卫东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阮黎明未作陈述。 上诉人戴必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并改判驳回黄友庚要求戴必乐对一审判决中第一项的借款本金152062.5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判定戴必乐对张卫东结欠黄友庚借款本金152062.5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的担保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对此应予改判。1.一审法院对于黄友庚在主债务人张卫东未在场和不同意的情形下将涉案借款条上的还款期限从三个月变更为无期限之后，让戴必乐在其上摁手印确认的行为未认定为是无效的修改借条行为，系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期间，戴必乐出示了一张借款条的复印件，该借款条的内容除了还款期限约定为三个月以外，其他内容与黄友庚出具的借款条内容相一致。在一审庭审期间，戴必乐也自认黄友庚在起诉之前曾将借款条原件上的“期限三月”修改为“期限/月”，后让戴必乐在借款条的改动之处摁手印确认，是时张卫东并不在场，事后也不知情。对此，张卫东在一审庭审中予以确认，其并不知悉借款条改动的情况，且其并不同意对借款条进行修改，黄友庚对上述事实也没有否认。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中虽然没有保证条款，但是，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成立”，联系到本案，戴必乐在借款条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故借款条内容可认定为张卫东向黄友庚借款的主合同。借款主合同的借款人是张卫东，贷款人是黄友庚，借款从合同中的担保人是戴必乐。还款履行期限作为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对履行期限进行变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依法应当经过主合同借贷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方可变更。而本案的事实却是由作为借款主合同的债权人与作为借款从合同中的担保人对借款主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协商变更，且变更之后，作为主债务人的张卫东并不认可。因此，黄友庚将借款条上的还款期限从原约定的“三月”更改为“期限/月”后，让戴必乐在更改处按手印确认的行为是无效的更改借条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是查明在案的，却对黄友庚和戴必乐在主债务人未同意之情形下对借款条的还款期限进行变更的行为未认定为无效的变更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2.鉴定意见认定黄友庚手中持有的借款条原件上的“期限/月”是原“期限三月”添加修饰而形成，说明借款条还款期限原约定确实是三个月。如前所述，在未征得借款条主债务人同意的前提下，戴必乐与黄友庚之间对借条履行期限进行变更约定属于无效的变更，借款条的履行期限依然是张卫东原先在借款条中约定的三个月。3.黄友庚在起诉时，戴必乐承担的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戴必乐依法应免除保证责任。由于张卫东与戴必乐在借款条签字的日期是2015年2月16日，借款条未约定保证期间和保证方式，按借款条原约定的还款期限三个月，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戴必乐承担还款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至2015年11月16日届满。而黄友庚提起本案的起诉日期是2016年3月21日，是时戴必乐作为保证人的保证期间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依法免除保证责任。虽然黄友庚在一审时主张2015年7月16日张卫东将车辆变卖还借款本息87000元，构成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保证的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且保证期间依法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4.一审关于戴必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有无超过保证期间的认定方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一审认定借款期限从三个月变更为无期限系征得戴必乐认可，故认定借款条对主债务的履行期限没有约定，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认定黄友庚要求戴必乐承担担保责任没有超过担保期限。戴必乐对此认为，借款条的还款期限从三个月变更为无期限征得戴必乐认可，并不意味着征得主债务人张卫东的认可，也不意味着借款条的还款期限仅征得担保人同意后更改为无期限是合法有效的，一审对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存在着错误。而且，一审对于黄友庚作为债权人要求张卫东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的事实未予查清就断然下判。退一步而言，即使借款条如一审所认定的经过戴必乐与黄友庚的更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黄友庚承担保证责任也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由于张卫东于2015年7月16日偿还黄友庚借款本息87000元，构成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对于张卫东所欠的借款余款152062.5元及利息，应认定黄友庚自2015年7月17日开始作为张卫东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开始起算，故戴必乐的保证期间至2016年1月16日届满，而黄友庚是于2016年3月21日起诉，故戴必乐的保证期间也已超过法定的保证期间。（二）一审对于张卫东提出的将自有车辆作价21万元抵偿黄友庚的借款的抗辩未予理会，认定事实有误。张卫东主张其将一辆自有的小轿车抵押于黄友庚处作为借款的抵押物，但黄友庚却将其抵价变卖，黄友庚主张变卖87000元，对此事实，一审未予查清。综上，一审判决在关于判断戴必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方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 被上诉人黄友庚辩称：第一，戴必乐要求撤销原判决第一项超过了其上诉权范围。第二，戴必乐认为担保责任免除不成立。戴必乐与黄友庚之间就连带担保责任进行再次确认的行为属于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行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免除戴必乐的担保责任。原判决认定“借款期限三月变更为无期限系戴必乐认可”没有不当，不影响张卫东的主债务未清偿的客观事实，也不影响黄友庚向张卫东主张权利。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保证人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提供保证的，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何况本案的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张卫东述称，认可戴必乐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阮黎明未作陈述。 黄友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卫东、阮黎明连带偿还黄友庚借款152062.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7月17日起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时止，暂计算至2016年3月16日约为24330元）；2.判令戴必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张卫东、阮黎明、戴必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争议事实：2015年2月16日，张卫东向黄友庚出具借条，借款250000元，月息2.5%，戴必乐提供担保，同日，黄友庚向张卫东账户转账212500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一、关于借款后张卫东还款情况的问题。虽然张卫东主张2015年7月16日变卖的车辆价值相当21万元，其将车辆交付黄友庚变卖偿还借款，其与黄友庚已结清债务，但是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该院认可2015年7月16日变卖的车辆价款为87000元，因此，2015年2月17日至7月16日借款212500元按月息2.5%计算利息为26562.5元，87000元扣除该26562.5元后余60437.5元抵扣本金212500元后张卫东还欠本金152062.5元。二、关于戴必乐的担保期限是否超过的问题。经该院委托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黄友庚提供的借条上“期限/月”是原“期限三月”添加修饰后摁指纹所形成，且戴必乐对此没有异议，可以认定借款期限三月变更为无期限系戴必乐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即“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因此，黄友庚要求戴必乐承担担保责任没有超过担保期限。另查明，张卫东与阮黎明于2003年11月10日协议离婚，本案借贷未发生于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张卫东结欠黄友庚借款本金152062.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7月17日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时止），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张卫东应当予以偿还；戴必乐作为上述借款的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本案借贷未发生于张卫东与阮黎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阮黎明对上述债务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阮黎明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依法予以缺席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张卫东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黄友庚借款本金152062.5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7月17日按月息2%计算至清偿时止）；二、戴必乐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驳回黄友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28元，财产保全费1420元，合计5248元，由张卫东负担。 一审认定的无争议事实及张卫东与阮黎明的婚姻关系，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 张卫东向黄友庚借款时，将其名下雷克萨斯品牌车辆的所有权证押在黄友庚处，各方约定借款期限为三个月。 三个月借期届满后，张卫东与黄友庚约定，出卖上述车辆，所得价款用于抵偿借款。 2016年1月，黄友庚因担心其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将涉案借款条上未加盖指印的“期限三月”添加修饰成“期限/月”。 一审中，戴必乐申请对借款条上“期限/月”并盖有其指印的字迹是否系原“期限三月”加盖其指印修改而来进行司法鉴定。2017年2月28日，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南方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期限/月”是原“期限三月”添加修饰而形成。2017年4月18日，该中心作出上述意见书的补充说明函，认定“期限/月”是由原“期限三月”经添加修饰后摁指纹所形成。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张卫东名下车辆转让问题，黄友庚提交中国建设银行历史流水及证人宋某证言，证明张卫东以87300元的对价向宋某转让车辆，车价款由宋某好友高宁广转入黄友庚银行账户，车辆交接时张卫东、戴必乐在场。张卫东质证认为，价款金额和交付方式与黄友庚的主张和陈述不吻合，只能证明高广宁与宋某之间的交易，证人陈述不真实，张卫东和戴必乐没有到现场；戴必乐质证认为，证据系逾期提交，不认可真实性。本院经审核认为，银行历史流水来源和形式合法，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没有证据显示证人宋某与本案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其关于价款数额的陈述未见明显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且有银行历史流水相与印证，对价款数额可予采信。对此争议事实，张卫东作为车辆出卖人，称其对价款数额一无所知，更无证据证明，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本院根据黄友庚举证和陈述，认定车辆转让价款为87300元，黄友庚于2015年6月15日收到该款。 另查明，黄友庚于2016年3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以下两个问题存在争议：一是黄友庚受领车价款是否构成“代物清偿”并导致债权消灭；二是戴必乐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黄友庚受领车价款是否构成“代物清偿”并导致债权消灭。张卫东因向黄友庚借款负有金钱债务，应依照金钱债务的本旨履行清偿义务，即到期以金钱偿付借款本息。“代物清偿”作为债务清偿的方式之一，是当事人之间对于如何清偿债务作出的安排，意指双方当事人不但达成以他种给付替代原定给付的合意，而且债权人受领了债务人的他种给付。据此，“代物清偿”以债权人现实地受领他种给付为成立要件。本案借款到期后，张卫东与黄友庚基于意思自治而约定以车价款抵债，且黄友庚现实地受领了车价款。车价款为金钱，受领车价款为受领金钱给付，张卫东的给付方式与原定给付无异，不属于以他种给付替代原定给付，故此不成立“代物清偿”。车价款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鉴于当事人没有约定原债务在车价款给付后归于消灭，黄友庚亦未免除张卫东的剩余债务，张卫东应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截至黄友庚受领车价款87300元的2015年6月15日，借款本金212500元产生利息21073元（212500元×2.5%/月÷30天/月×119天），以车价款按利息而本金的顺序抵充后尚余本金146273元〔212500元-（87300元-21073元）〕未还，之后利息依法按月利率2%计算。 关于戴必乐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戴必乐依法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主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为三个月，戴必乐与黄友庚未约定保证期间，黄友庚有权自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戴必乐承担保证责任，即戴必乐的保证期间至2015年11月16日届满。本案鉴定意见未超出戴必乐申请鉴定的项目和要求，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应当予以采信。根据鉴定意见和当事人陈述，黄友庚起诉前，因担心其对张卫东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将借款条上“期限三月”添加修饰成“期限/月”，并由戴必乐在“期限/月”上加盖指印。该行为具有双重法律性质：其一，黄友庚变造证据，意欲损害张卫东的合法权益，戴必乐予以配合，系属妨害民事诉讼的事实行为；其二，戴必乐在黄友庚涂改处加盖指印，按照一般理解，系对涂改后内容及其法效的接受，在二人之间发生法律行为的规范效力。变造借款条的行为发生在保证期间届满以后，而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除非戴必乐与黄友庚达成了新的还款合意。因此，戴必乐能否得以免除保证责任，取决于变造行为的规范效力。变主合同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使得保证期间自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黄友庚于三个月到期后即催告张卫东还款，故宽限期届满之日与借款实际到期日近乎一致，相应地，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几无改变。据此，戴必乐对变造行为的认同并不构成新的还款承诺，其保证责任依法予以免除。 综上所述，张卫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戴必乐的上诉请求成立；原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2016）闽0902民初26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张卫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黄友庚借款本金146273元及利息（自2015年6月15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时止）”； 三、驳回黄友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828元，由黄友庚负担104元，张卫东负担372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20元，鉴定费2400元，公告费600元，均由黄友庚负担。 二审案件受理费7656元，由黄友庚负担3828元，张卫东负担3828元；公告费300元，由黄友庚负担150元，张卫东负担1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祖斌 审判员  林 斌 审判员  孙 雯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周荣鑫 书记员林建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一条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