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2民初1276号原告：韩麟，男，1983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儿，广东环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雄，广东环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栖贤路12号105-1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698331687A。法定代表人：倪文玲，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绮，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38号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583372833L。负责人：BIRRING,KULWINDERSINGH，该公司CEO。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昭绮，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麟诉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屈臣氏”)、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韩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陆聪、张俊雄，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曾昭绮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韩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儿、张俊雄及两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彦斌、曾昭绮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判决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依法支付原告（2011年4月-2017年1月）的加班费共计人民币48920.52元；3.判决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依法支付原告防暑降温费共计人民币2540元；4.判决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依法支付原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12313.75元；5.判决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依法支付原告私车公用补贴共计人民币36000元；6.判决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承担鉴定费25080元；7.判决武汉屈臣氏对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8.判决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上共计224854.27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7年8月20日在被告武汉屈臣氏处就职，因被告武汉屈臣氏需要，原告于2015年5月1日被安排到用工单位广州分公司从事保安经理-舞弊调查岗位工作。原告月平均工资为11822.5元，同时被告与原告约定：在原告在职期间，被告将按照国家、当地政府规定为其办理各种社会福利。原告在职期间一直敬业工作，因为原告职责以及被告行业的特殊性，同时因为被告经营点遍布全国，原告工作量非常大，导致原告经常加班，并且得不到补休。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将近十年，近三年没有享受过防暑降温补贴待遇，同时加班一直得不到调休、补休或者加班费，同时原告与被告双方于2016年12月就已经确定了原告私车公用应得到的补贴，至今没有支付。2014年4月8日-2014年4月18日期间，原告患上急症玫瑰糠疹，期间持续高烧，在病假、年假已经获批的情况下，原告仍然被持续安排高强度工作，造成其病情恶化。原告在职期间，被告强行指令其违法调查，通过尾随跟踪、网络监控员工的私人邮箱等方式进行违法调查。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未果，于2017年2月日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向被告分别以快件邮寄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了《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被告已经签收，至此原告被迫解除了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两被告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公司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并不存在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也不存在劳动者可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原告单方面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是辞职，公司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此外，公司也无需向原告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具体如下：一、原告韩麟不存在加班，其主张加班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九条规定，原告韩麟应就其主张的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韩麟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存在所谓的加班，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原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并且原告本人在仲裁阶段的庭审笔录也已确认其清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因此其主张加班工资也依法无据；3.原告韩麟的工资表清楚记载了韩麟的考勤情况，韩麟并不存在加班，而韩麟多年以来从未对工资表提出任何异议，证明其对出勤情况、工资支付情况等已经确认，并且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韩麟从未要求公司支付其加班工资，直到2017年提起仲裁时，才主张要求公司支付2011年4月-2017年1月的加班费，明显是不诚信的；4.根据公司规章制度，员工应事先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被视为加班，对此原告韩麟十分清楚。本案原告韩麟并未举证证明其曾申请加班并获得批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实际上公司也并没有审批韩麟的加班申请，因此其主张无事实依据；5.加班需要以完成特定、具体的工作内容为支撑，而出差在途时间属于单纯移动时间，与具体完成实际工作任务的加班时间存在差异。原告韩麟在仲裁阶段的庭审笔录已经确认其主张的加班时间是出差时间以及在途时间（详见被告方提供的证据193页倒数第2行），但出差期间跨越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并不意味着公司实际安排了韩麟工作，在途时间并不意味着加班，在途时间完全可以用于休息，在韩麟未能举证证明其出差在途时间存在加班事实的情况下，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6.韩麟在仲裁阶段关于加班费的主张是44028.52元，现到了一审阶段又主张48920.52元，这充分表明韩麟主张加班费是随意的，关于多出来的部分并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在本案也不应审理。二、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不属于每月必须固定发放的工资，依据公司规定，原告自调往广州公司工作后，已经不符合获发条件,因此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1.原告韩麟在仲裁阶段仅就防暑降温费进行主张，并不涉及取暖费、采暖补助等费用，原告在仲裁阶段已明确其主张的防暑降温费指的仅是高温津贴，因此关于取暖费、采暖补助的主张未经仲裁程序，依法应当予以驳回。此外，当时韩麟关于防暑降温费主张的数额为1500元，现到了一审阶段又主张2540元，超出仲裁请求的金额并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在本案也不应审理；2.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并非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的费用，单位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发放以及制定相应的发放规则。根据公司制定的防暑降温费及取暖费的发放办法，公司已经清楚规定：“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仅适用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及实际工作点均在天津的屈臣氏员工”，并且公司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基于天津的气候特点，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而韩麟自调往广州后，其已经不符合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的获发条件，因此公司无需支付其上述费用；3.原告韩麟在仲裁阶段承认在广州工作期间，其工作地点在写字楼，并非户外，办公地点长时间供应中央空调，冬暖夏凉，根本不符合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此外，广州的气候也与天津气候不一样，要求公司支付取暖费、采暖补助并不符合常理，也与公司规定相违背；4.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在劳动合同、规章制度中都没有关于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的约定，并且公司也从来没有向员工支付过上述费用，如果破例向韩麟支付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对其他员工而言也并不公平，甚至会影响被告的管理秩序;5.韩麟于2017年5月11日才提起仲裁，所以其关于2016年5月11日及之前的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等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因此，原告韩麟关于防暑降温费或者说高温津贴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得到支持。三、公司明确规定私车公用报销款的性质为报销款，并非劳动报酬，原告对此十分清楚，并且原告此前私车公用的费用公司已经据实给予报销，公司根本不可能再与其约定每月固发放私车公用补贴，更不可能与其签订相关协议，原告关于私车公用报销款的主张不应得到采纳。1.原告韩麟清楚知悉私车公用报销款的性质为报销款，而此前其私车公用费用公司已经据实给予报销，公司根本不可能再与其约定每月固定发放私车公用补贴。首先公司明确规定私车公用报销款的性质为报销款，且报销所需要遵循一定的流程，原告对此十分清楚，因此事后主张私车公用报销款为补贴，明显与事实不符，也自相矛盾。其次，由于私车公用费用属于报销款，实报实销，不可能固定发放给员工。此外，原告基于工作产生的全部差旅费均有渠道进行报销，所以公司更加不可能与韩麟签订私车公用协议，约定每个月支付固定的补贴。最后，原告在仲裁庭审过程中已经明确其在天津地区工作期间的私车公用费用已经报销，费用报销截止到2013年10月或12月，在此情况下，既然公司已经全部报销了原告的私车公用报销款，就更加不可能同意按月支付补贴。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私车公用补贴性质上属于报销款，该协议与公司的规章制度不符，与双方一直以来的操作管理不符，无论是协议签订的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常理不符。韩麟关于私车公用补贴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2.原告提交的《私车公用协议》是先印后字，盖章时间与其落款时间相距近两年，这明显违背了公司的用印规定与顺序，也与其自身提供的材料矛盾，明显是伪造的，并且原告在仲裁阶段提及的公司经手人最后也证实原告韩麟的陈述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原告韩麟要求公司支付私车公用补贴的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无论是防暑降温费、取暖费、采暖补助，还是私车公用补贴、加班费，公司均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的情形，防暑降温费、取暖费、取暖补助与私车公用补贴根本不属于劳动报酬。此外，由于公司的规章制度合法合理，并未损害原告的权益，也不存在违章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等劳动者可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所以原告韩麟主张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事实或法律依据，应被认定为辞职。五、原告关于鉴定费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六、原告的用人单位是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非被告武汉屈臣氏，被告武汉屈臣氏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被告武汉屈臣氏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予以支持。综上，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案的诉讼费也应当由原告韩麟承担。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2年8月21日，原告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2年8月21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止，原告工作岗位为高级保安主任-舞弊调查，工作地点为天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5年5月1日，原告（乙方）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甲方）、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2年8月2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下称“《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2年8月21日至2015年8月20日止。现甲乙丙三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三方同意，自2015年5月1日（下称“变更日”）起，《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由甲方变更为丙方，《劳动合同》中尚未履行完毕的剩余期限，由丙方承继履行。二、丙方认可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乙方同意甲方无须就本协议约定的用人单位变更事项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变更日后如发生丙方需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均应合并乙方在甲方及丙方的工作年限后依法计算。且丙方在计算乙方享有的假期等与工作年限有关的待遇或福利时，均以乙方在甲方与丙方的合并工作年限为依据。三、乙方的工作地点自变更日起由北京变更为广州。四、除本协议书约定的上述更外，《劳动合同》其他内容，包括薪资福利、工作岗位等保持不变。五、乙方在此进一步同意并确认，如甲方与乙方签订过其它合同、协议或其它形式之约束性文件（培训协议、保密协议、聘请邀约函、行为守则等文件），该等文件以及甲方在该等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应一律自变更日起转让给丙方并由丙方予以承继。”2015年8月20日，原告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合同，从2015年8月21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原告的岗位为保安经理-舞弊调查，工作地点为广州，工时制度为不定时工作制。原告基本工资为11000元，由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于每月最后一日向原告支付当月的基本工资。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因工作需要，经与原告协商一致，可以依法安排原告加班，原告承诺服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在加班期间内的工作安排；居所告确因工作需要加班的，须事先按照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加班申请和审批手续，经批准同意方可加班，否则不视为加班。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执行法定的及企业依法自行补充的有关工作、休息、休假制度，并根据原告申请理由、附后的证明文件，及原告所在部门同期请假人数，视工作需要安排原告休法定假期以外的其它假期（如事假等）。原告应遵循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有关假期申请的相关流程办理，请假未获部门主管批准即擅自不上班的（包括续假），视为旷工。”以上《劳动合同》一方分别加盖有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公章，但公章下均无授权签字人签名，也未载明签订时间，另一方均有原告签名及签订时间。2011年10月14日，发送给包括原告在内的天津地区全体员工的主题为《关于天津地区防暑降温费、取暖费发放办法的通知》电子邮件，有以下内容：“经公司审批通过，现对天津地区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的具体发放方法做如下规定：防暑降温费和取暖费仅适用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地点及实际工作地点均在天津的屈臣氏员工。在天津出差、短期实习的员工不得享有，外派的员工按外派周期按比例享有。防暑降温费：发放时间：首次发放为2011年10月，一次性发放2011年6月至9月防暑降温费；以后每年随7月至10月工资按月发放当年6月至9月的防暑降温费。取暖费：取暖费包含冬季取暖补贴和集中供热采暖补助。发放时间：1.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按月随工资发放；2.集中供热采暖补助经审核通过后可按第1条规定时间发放，否则将在审核通过的次月起随工资发放。”原告提交工资表显示，2012年7月工资表津贴项目金额为0元；同年8月、9月津贴项目发放金额为106元；2013年7月、8月、10月，津贴项目发放金额为116元。原告提交的工资表从2012年至2016年，部分年份仅提供了部分月份的工资表，除上述月份津贴项目有发放金额外，原告提交的其他工资表，包括月份为12月至次年4月的工资表，津贴项目金额均为0元。2015年1-4月，原告基本工资为6870元，应发部分其他项目均为0元；2015年5月至2016年1月，原告基本工资为11000元，应发部分其他项目亦均为0元。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原告基本工资为11715元，应发部分其他项目亦均为0元。2017年1月，原告基本工资为13005元，应发部分其他项目均为0元。2016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签订《私车公用协议》，内容为：“原告于2012年1月1日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了两份私车公用协议书，协议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日止。现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认可原告在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的私车公用协议书，原告享有的私车公用补贴600元/月，由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承继履行。二、原告自2015年5月1日因工作地点由北京变更为广州，原告车辆长期停滞在居住所在地天津，无法正常使用，故双方的私车公用协议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三、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工资账户一次性支付200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合计60个月的私车公用补贴，共计36000元。”《私车公用协议》一方加盖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公章，但公章下无授权签字人签名，也未载明签订时间，另一方由原告签名并载明签订于2016年12月2日。此前，双方在劳动仲裁期间，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曾申请鉴定，鉴定内容为：上述《私车公用协议》公章的真实性、盖印形成时间、朱墨时序。2017年12月28日，广东明鉴文书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为：《私车公用协议》上公章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提供的其他送检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私车公用协议》为2014年9月9日至2014年10月8日之间的时间段盖印；朱墨时序为先印后字。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25080元。除上述《私车公用协议》以外，2012年1月1日，原告（乙方，下同）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甲方，下同）签订了《私车公用协议书》，内容为：“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从提高乙方办事效率、降低公司车辆维护成本等方面考虑，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乙方将车牌号津Ｇ×××××，车型：长安福特福克斯的私人汽车，用作乙方上班公用并达成如下协议，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履行。一、协议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月1日止。二、费用分摊：1.甲方承担乙方因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汽车费用，包括燃料费、停车费、路桥费，费用的报销乙方需按照公司财务报销规定对汽车和费用进行月度报销。2.甲方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为乙方补贴600元/月，作为车辆损耗费，自甲乙双方私车公用协议期限终止之日起，下一个自然月由甲方进行补贴费用结算后，一并发放至乙方工资账户内，个人所得税由甲方按国家规定代扣代缴。3.私车公用期间，汽车所产生的车辆保险费、年检费、维修费、保养费、车船使用税费、违章处罚等费用由乙方负责，并承担所有费用。……五、协议终止及解除1.该协议期限内乙方离职情况下，自乙方办理离职手续之日起本协议自动终止。2.如甲、乙双方在私车公用协议期限届满时未达成延长使用期的协议，则该协议自动终止。3.因车辆状况原因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行驶时，甲方有权解除协议。4.甲、乙双方如有特殊原因提前解除协议，需提前一周告知对方。”2015年1月1日，原告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续签了《私车公用协议》书，协议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其它内容与双方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私车公用协议书》内容一致。两被告关于公章保管的相关规定为：总部公章由总部法律部保管，存放于上锁的保险柜内，印章使用需要登记。合同类文件需要按照权限手册取得管理层的签署，并附上相应的审核表，不需要用章登记，盖章时印章保管人应取得对应的盖章申请表并检查是否获得适当的审批。该规定同时载明严禁在任何空白纸张、函件、合同或表格上盖章。该规定有案例分享部分，载明案例1为空白纸加盖公章以绕过盖章申请环节。内容为某市场HR工位上存放已盖章的空白纸张数百张，经调查确认，该HR为了职务便利，留存盖有各种公章（包括分公司章、店铺章等）的空白纸。处理具体业务时，直接用已盖章的空白纸进行打印，绕过盖章申请环节。2017年2月8日，原告向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寄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贵公司违反劳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害劳动者人身安全的；现本人韩麟决定于2017年2月8日正式与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就以上内容陈述如下：1.2011年11月4日，我因公司公务出差昆明参加云南茶马古道活动，直至2011年11月13日，在此期间公司未支付给我应得的出差补助。2011年11月13日又直接从昆明前往郑州出差，直至2011年11月14日结束出差行程返回我个人居地。上述时间产生的加班部门未予以补休，也进行加班费结算。2.互联网的屈臣氏官方网站中，企业社会责任板块公开对外展示我2011年参加公司苗圃活动助学行的照片，在公司此行为的前后均未获得我的授权，已经侵犯了我的个人肖像权。3.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的标准运营流程，其中员工自查中存在违法侵犯公民人身权益的规定，为何员工不配合自查就是违规？店铺是有EAS防盗报警品及磁条的，这种规定从以前员工需要自愿的情况配合自查到必须要自查，目前公司规定和现行法律规定抵触。4.2016年10月2日及10月6日因庆节期间我应部门要求在天津地区店铺巡店值班，我也在这两天进行了加班，但是部门的邮件中为什么明确只能补休？请问为什么法定节假日加班不给我支付加班费，经过我和部门沟通，最后还是让我在2017年1月17日-18日补休。请问我这么多的加班就补休两天，并且公司不按照劳动法规定支付我加班费。2016年2月10日春节期间的加班同样不给我补休及加班费，部门邮件都发出来了。上述这些天的上班可以通过我办公邮件查询。5.2011年12月21日保安部经理齐培为降低公司成本，要求我申请私车公用，并让我写申请向公司审批。审批后2012年1月1日我的私车公用生效，齐培同时要求我签署书面私车公用协议书，告知我公司每月向我支付600元补贴，以后协议终止结算发放给我。但是该款项至今未予发放，经和公司沟通后答应我在2016年12月31日前给我结算并发放共计36000元的私车公用补贴，但是截至今日仍然未向我银行账户支付。6.2014年4月8日—4月18日期间，我因为急症玫瑰糠疹患病，生病期间持续高烧，当时的直线经理是陈志坚，他审批了我的病假请求，还多次给我发邮件在2014年4月10日让我在家长时间通过外网办公，撰写调查计划，严重影响我的病情恢复，造成我病情进一步恶化。7.在我从事的案件调查中，公司存在诸多违法行为，通过网络监控员工使用公司网络的个人邮箱邮件。部门管理层更是违章指挥，让我进行危害我人身安全的调查行为（需要举证我可以一一提供）。上述部分事实我暂时向公司说明这些,我要求公司即刻将侵犯的人身权益的行为终止,并要求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结算我因日常出差所产生的加班费(周末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支付我应得的劳动报酬。并依照劳动法第四十六条向我支付经济补偿，支付标准请参考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以上我的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请于2017年2月底前向我支付，逾期我将向劳动部门及法律机关申诉。我的所有员工福利将于今日所服务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最后一天终止，也就是2017年2月8日为最后工作日。我会在离开公司之前完成所有工作的交接及公司财产及电子设备（笔记本电脑）的移交。”庭审中，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2月8日解除。另查，2012年5月2日，原告从天津前往北京出差。2014年4月3日，原告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结果为：玫瑰糠诊。医嘱：建休贰天。同年4月8日，医嘱：建休肆天。同年4月13日，医嘱：建休壹周。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显示，2014年4月10日，原告收到邮件，内容为：“该投诉来自山东烟台店铺，因你本周病假，为此先拟定调查计划请William审核，经William审核后在下周安排相应的主任跟进调查。谢谢！”原告于当日晚些时候回复邮件：“……请查收该案两个版本的调查报告。其中4月3日第三次投诉的信息我已经和市场确认，确认的内容已经增加至报告内，对已改点要是正式启动调查程序您再与我沟通。到现场估计要等我病好了的，我现在每天都要去医院输液，高烧退了现在又持续低烧，目前医生已经给我消炎药和抗生素了，这次的毒疹可能和我前期脊柱外的伤口有关，验血是病素性的，还要等待病理检测，疹子还在不停的往体外表。请您知悉。”同年4月14日，原告发送了主题为THIS市场石家庄LPTL违规调查报告004的电子邮件，此后，4月16日、4月17日，原告收到多封与工作有关电子邮件。《2016年保安当值时间表》载明，2016年2月10日，原告巡店。该表同时载明：“巡店要求：1.关注门店安全落实情况，重要风险点的检查，如现金存行情况等；2.向节假日上班门店营运同事友好问候；3.对例外和异常给予现场纠正、深入跟进；4.紧急情况的响应和现场支持；5.着装和时间安排，如同正常工作日要求；6.保持通讯畅通;7.注意自身安全。加班原则：1.市场防损经理根据市场要求安排值班，如市场没有特殊要求，按照第二条执行；2.总部保安经理级及以上区域保安经理选择假期任一天进行值班巡店；3.所有值班建议采用补休形式；4.排班表注明巡店或值班地点。”当日18时28分，原告发给蔡某的电子邮件，载明：“今日我在940店值班，期间店铺收银台＆保险柜现金未发现异常，运营情况良好。另外有两个例外情况需要后期市场保安部跟进一下。……。”《国庆安全值班表》载明，10月2日、10月6日，原告巡店城市为天津。该表所载巡店要求与上述《2016年保安当值时间表》相关内容一致。加班原则为：1.市场防损经理根据各市场要求安排值班，如市场没有特殊要求，按照第二条执行；2.总部保安经理及区域保安经理选择假期任一天或两天进行值班巡店，不一定是“1+1”模式；3.所有值班建议均采用补休的形式；4.排班表注明巡店或值班地点。《春节假期保安值班表》载明，1月29日，原告巡店城市为天津，该表所载巡店要求、加班原则与《国庆安全值班表》一致。原告在“2016.10.1期间产生的加班”于2017年1月17日和1月18日补休两天。原告提交的屈臣氏出差申请表显示，其在以下日期出差：2011年4月1日至同年4月8日，从天津出差到北京，其中4月2日和4月3日为周末。2011年4月8日至同年4月25日，从天津出差到北京，其中4月9日和4月10日为周末。2011年6月5日至同年6月10日，从北京出差到沈阳，沈阳到抚顺，抚顺到沈阳，其中6月5日为周末。2011年6月18日至同年6月22日，从北京出差到呼和浩特，其中6月18日、6月19日为周末。2011年7月8日至同年7月11日，从北京出差到大连，其中7月9日和7月10日为周末。2011年7月23日至同年7月27日，从北京出差到沈阳，其中7月23日和7月24日为周末。2011年11月4日至同年11月13日，从天津出差到昆明，其中11月5日、11月6日、11月12日为周末。2011年11月13日至同年11月14日，从昆明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天津，其中11月13日为周末。2011年11月18日至同年11月21日，从天津出差到哈尔滨，其中11月19日、11月20日为周末。2013年4月19日至同年4月23日，从天津出差到长春，其中4月20日、4月21日为周末。2013年5月24日至同年5月25日，从长春到白山、白山至长春、长春到天津出差，其中5月25日为周末。2013年9月9日至同年9月14日，从天津出差到北京，其中9月14日为周末。2013年10月12日至同年10月14日，从天津出差到石家庄，其中10月12日、10月13日为周末。2013年11月7日至同年11月9日，从天津出差到太原，其中11月9日为周末。2014年3月23日至同年3月25日，从天津出差到广州，再从广州到天津，其中3月23日为周末。2015年5月25日至同年6月7日，因“职位调整，工作地点变动”，原告于17时55分从天津飞往广州，载明机票1300元，安排入住酒店。期间，原告在5月30日至6月1日从广州前往厦门“投诉调查”，其再次从广州飞往天津的日期为同年6月19日。2015年9月9日19时55分从广州飞天津出差，同年9月13日14时10分，从天津返回广州，出差事由为“调查培训及店铺检查”，其中9月12日、9月13日为周末。2016年6月6日8时10分，因“投诉调查支持”，从广州飞往北京；6月8日因同一原因，从北京前往天津；6月12日17时25分，从天津飞回广州，其中6月11日、6月12日为周末。再查,原告2015年工资单显示:2015年6月-12月应发工资均为11000元。2016年1月-12月应发工资均为11715元。因原告申请，申请证人黄某出庭并作证并接受质询，黄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和原告是屈臣氏作为同事认识的，我先入职，我2006年入职北京屈臣氏，韩麟最早是在天津屈臣氏入职的，入职后我俩才认识。我于2017年2月底在北京屈臣氏离职，2017年3月入职北京苹果手机售后工作，现在我俩还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的员工，我是零件开发部的，韩麟是合规部的，韩麟比我早入职，我们是分别投简历，然后被同一家公司录取。我今天到庭想要证明的内容：1.韩麟与屈臣氏之间有私车公用协议。2.在北京屈臣氏我俩同一部门，当时部门有发私车公用的邮件，韩麟交过申请，并且我见过韩麟使用汽车的票据，因此我觉得是私车公用。私车公用是有级别要求的，印象中，最低能申请私车公用的级别是13级，韩麟当时是14级，因为我当时是13级，韩麟比我高一级，所以符合级别要求。我当时没有车，也没有管店，所以资格不够，没有申请私车公用，因此具体的邮件内容我没有细看。另外，申请私车公用是需要一定级别的领导审批的，以保安部为例，先报保安部经理，再报市场总经理，都审批通过了，部门秘书会发邮件告知申请人生效时间，并且公司就上述内容跟员工签订协议。审批生效后，工作期间用车每公里油补1元，私车公用时有登记日志会详细登记工作内容、行驶里程等信息，根据登记日志确定的补助金额，提供相应的国家认可的相应数额票据向公司报销。除此，还有车损费用，具体金额我不清楚，根据车型、车耗而定。我看过协议，我的理解是实际使用汽车，可以报销相关费用，但是车辆损耗补偿与是否实际私车公用没有必然关系。当时在北区，我们部门只有韩麟、朱欣、齐培三人是审批同意有私车公用资格，其中齐培是部门经理。当时韩麟签订的协议我见过，内容至少包括：车型、车牌号，至于是否有金额我记不清楚，且私车公用协议下方一定会有部门经理齐培的签字。我所述是北区工作的事宜。我无法提供私车公用的相关邮件，因为该邮件是公司发送给全体员工的。关于“车损”的公司发文，我也无法提供，但是我见过，公司会和申请成功的员工签订协议的，这种协议公司有备案，我无法提供，但是我见过。被告给我看的2016年12月2日的《私车公用协议》，我没见过。我们培训过私车公用的报销流程，我确认我学习过被告提供的证据7，韩麟也学习过。我们也培训学习过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8。广州屈臣氏与北京屈臣氏的规定应该一致。被告刚给我看的原告提交的两份《私车公用协议书》，我没有见过，我刚才说见过的是私车公用协议的审批表，是审批表需要部门经理签字。审批表是会给回申请人的，因为报销时，申请人需要出具审批表进行报销。我是在公司的公共内网盘或者邮件中见过审批表，也就是被告提交的证据8第49页，至于审批过后，双方是否签订协议，或者协议书有没有上传，我不确认。我们的工作内容是处理门店员工的内部被投诉情况、监督、调查跨部门的管理层是否有违反公司规章或者相关法律法规，相当于屈臣氏内部的监察机构。我们的工作经常跨区，经常出差，但是除了出差以外大部分是在室内工作，室内有空调、暖气。我没有在广州工作，一直在北区工作。我不清楚人力资源具体的工作，也不做人力资源的工作。在北区，公司印章是由证照部管理。公章管理十分严格，不会在白纸上盖章。也没有出现过公司公章被人在白纸上盖章。公章放在保险柜里，有专人管理，若使用公章先是部门审批，可能是纸质或者电子版的，然后需要盖章的人把要盖章的文件交给老板秘书，盖好章之后由老板秘书通知个人来领回文件，老板秘书并不是公章管理人，他会将需盖章文件交接给公章管理人，其他人并不能接触公章。如果公章需要被借走用于政府部门办事的话，公章可以外借。当事人写申请借用，批准后便可使用，有使用期限，该期间公章由借用人管理。公司签订协议，如果当事人在公司，会当场签；如果当事人不在公司，会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至当事人所在地，当事人签订之后再寄回公司。保安部没有收到类似的公章使用不规范的投诉，也没有机会接触或者外借公章。关于取暖费和降温费，我认为广州也是有的，只是不同级别规定的补贴可能不一样，相关依据我现在可以上网查询。我查询到政府部门发布过有降温费，至于公司内部的政策，我只知道天津有上述费用。”庭审中，双方确认原告在广州工作地点装有空调。2017年5月11日，原告向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请求：一、确认申请人（本案原告，下同）与第二被申请人（本案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下同）解除了劳动关系；二、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1年4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加班费共计44028.52元；三、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防暑降温费1500元；四、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112313.75元；五、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私车公用补贴36000元；六、两被申请人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仲裁庭审期间，原告确认其仲裁请求第三项载明的防暑降温费为“高温津贴”。2018年2月6日，广州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第二申请人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17年2月9日起解除；二、驳回申请人在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鉴定费25080元，由申请人承担。2017年2月25日，原告收到上述仲裁裁决书，同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庭审中，对于双方劳动关系已于2017年2月8日解除，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的其他诉请，本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加班费：原告共主张加班38天，包括“法定节假日、病假、年假及周末”加班。被告辩称原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因而不存在加班及支付加班费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确认双方关于原告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约定并未得到劳动行政机关许可，因而该项约定并未生效，对双方无约束力，被告此项辩称，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实行标准工时制。原告于2017年5月11日递交劳动仲裁申请，因无证据证明原告此前曾向被告反映过相关诉求，被告有关原告诉请部分加班费已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本院予以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2014年5月11日之前的加班费，因已逾三年，本院不予支持。其主张的2014年5月11日之后的加班费，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主张的法定节假日加班：2016年2月10日、10月2日、10月6日；2017年1月29日。其中2016年10月2日、10月6日已补休，原告再诉请支付加班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016年2月10日和2017年1月29日，为法定节假日，目前无证据显示原告已休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加班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原告2016年月基本工资为11715元，2017年1月基本工资为13005元，原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计得：11715元÷21.75天/月×300%+13005元÷21.75天/月×300%=3409.65元。2.休息日加班:原告主张的周末加班时间中,在2014年5月之后的有以下时间段:（1）2015年5月25日至同年6月7日，因“职位调整，工作地点变动”，原告于17时55分从天津飞往广州，安排入住酒店，该份出差申请中，载明机票1300元，显然为单程费用。期间，原告在5月30日至6月1日从广州前往厦门“投诉调查”，其再次从广州飞往天津的日期为同年6月19日。原告主张周末加班日为该期间内的5月30日、5月31日、6月6日、6月7日。本院认为，此期间，原告虽然填报的是加班申请，但事实上，原告自2015年5月因职位调整，工作地点已变更为广州，该份“出差申请”解决的更多的是工作地点变更导致的交通费和住宿费，且上述4个日期也无原告从广州出差的记录，原告主张的5月30日、5月31日、6月6日、6月7日，不因为该期间其在广州而认定为加班，原告关于此4个日期的加班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2）2015年9月9日19时55分从广州飞天津出差，同年9月13日14时10分，从天津返回广州，出差事由为“调查培训及店铺检查”，其中9月12日、9月13日为周末。2016年6月6日8时10分，因“投诉调查支持”，从广州飞往北京；6月8日因同一原因，从北京前往天津；6月12日17时25分，从天津飞回广州，其中6月11日、6月12日为周末。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出差事由为“调查培训及店铺检查”或“投诉调查支持”，被告经营业务为零售业，周末正常营业，在被告未提交证据反驳的情形下，不排除原告在周末“调查培训及店铺检查”或“投诉调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在2015年9月12日、9月13日；2016年6月11日、6月12日加班的事实，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院支持原告主张的周末加班时间共4天，其中2015年2天，2016年2天，加班工资计得：11000元÷21.75天/月×2天×200%+11715元÷21.75天/月×2天×200%=4177.47元。3.原告另主张其于2014年4月患病休假期间仍被要求加班，主张相应的加班费，本院认为，一则原告主张的加班事实，主要为处理并回复了几份邮件，并未返回工作地点上班，这其中包含有一定的工作量，但在原告向被告反映病情后，被告在此后的几份邮件中并未要求原告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因而不宜因原告回复邮件，认定上述休假期间均为加班期间；二则依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用人单位保存工资台账的期限为两年，即2014年原告的工资台账，被告并无义务提交，应由原告举证该时的加班工资未予发放。原告向本院提交的2014年工资条分别为当年1月和12月工资，缺乏其他月份工资情况，因而无证据显示被告未支付加班工资。综上，对于原告的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加班费共计：4177.47元+3409.65元=7587.12元。3.关于防暑降温费:原告诉请的防暑降温费包括：(1)2015年5月至同年10月和2016年5月至同年10月高温补贴,按每月150元计;(2)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及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的取暖补贴,按每月130元计，上述两项合计金额2540元。此前原告在仲裁期间所提仲裁请求第三项为“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防暑降温费1500元”，仲裁庭审期间，原告明确其仲裁诉请第三项载明的防暑降温费为“高温津贴”，即其向本院主张的防暑降温费中包含的取暖补助未经仲裁，对于取暖补助部分，因未经仲裁，本院不予处理。双方确认原告工作地点装有空调，但原告主张上述“高温补贴”与“取暖补助”是其在天津时已享有的待遇，按照原告调岗前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内容：“四、除本协议书约定的上述更更外，《劳动合同》其他内容，包括薪资福利、工作岗位等保持不变。”原告据此认为，无论原告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是否符合该地区享有高温津贴的政策，依照该协议，为保证薪资福利不变，原告在广州工作期间均应享有高温津贴。本院认为，首先，从原告工作条件看，工作地点装有空调，并不符合广州市发放降温费的条件；其次，查阅原告提交的工资条，结合《关于天津防暑降温费、取暖费发放方法的通知》内容，原告在2012年、2013年7月-8月、10月期间，津贴项目发放过一定金额，但金额数量不确定，与原告主张的150元/月不符。再次，原告在调整岗位之前，2013年期间基本工资为5575元，2014年12月基本工资6190元，2015年1月-4月，基本工资为6870元，其于2015年5月调岗至广州工作，工作岗位不变，基本工资上升为11000元。即便考虑根据工作年限正常调资的需要，原告调整至广州工作后，其薪资福利也没有降低，并不违反《三方协议》中的有关规定。因而，原告以《三方协议》中关于薪资福利不变而主张享有高温津贴或取暖费的主张，依据亦不足。综上，对于原告此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4.关于私车公用补贴：原告共提交了三份协议，其中两份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约定了协议期间分别从2012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月1日止和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止；并约定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除承担原告因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汽车费用（如燃料费、停车费、路桥费等）以外，从协议生效之日起为原告补贴600元/月作为车辆损耗费，自双方私车公用协议期限终止之日起，下一个自然月进行结算。此两份协议均有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加盖公章，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致，单位公章下无合同签订时间；此两份私车公用协议还同时加盖了骑缝章。另一份私车公用协议，由原告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签订，确订原告享有私车公用补贴600元/月，约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向原告支付60个月的私车公用补贴共36000元。此份协议，经鉴定，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公章加盖时间为2014年9月-10月份，属于先朱后墨，即先有章后有内容。除上述三份协议外，出庭接受质询的证人黄某证言确认公司确有私车公用政策，除了报销燃油费等外，还有车损补贴，但是不清楚车损补贴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见过相关协议。综合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原告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私车公用协议书》，被告质证时表示询问过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答复称没有签订此两份协议，但是，两份协议“甲方”处有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公章，且均加盖了骑缝章，证人亦证明确实存在车损补贴，综上，本院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协议非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原告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有限公司签订的《私车公用协议书》形式完备，但考虑到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为案外人，并未对上述协议发表质证意见，不宜在本案中对该份协议的效力直接予以认定。原告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签订的《私车公用协议》存在较多不合理性，一是公章真实性可以确认，但先印后字，且公章加盖时间在2014年，该时间段原告并未在广州工作，其持有加盖该公章的空白纸张的概率较低；如该《私车公用协议》为被告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完全可以先字后印，不用用保存的2014年加盖公章的空白纸，以省却文字与印章排版契合的工作难度，此份先印后章的空白纸为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所有的概率亦较低。二是协议内容，原告自2015年5月1日调岗至广州后，事实上已无法私车公用，协议约定车损补至2016年12月31日，亦不太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述《私车公用协议》因先印后字，且无法认定其真实性，无法判断是否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宜采用。综上，对于原告诉请两被告按上述《私车公用协议》支付私车公用补贴，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一则因不宜直接认定协议效力，是否确实存在此项福利，待认定；二则因《三方协议》中仅对涉及工作年限经济补偿问题的承接义务作了相关约定，未对其他内容的承接进行约定，故2015年5月1日之前的私车公用补贴，原告应向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主张权利。5.关于经济补偿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为：（1）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主要指未支付加班费；生病期间，多次让原告在家长时间通过外网办公，撰写调查计划，严重影响病情恢复，造成病情进一步恶化。（2）官方网站中，未经原告授权对外展示其2011年参加公司苗圃活动助学行的照片，侵犯个人肖像权。（3）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标准运营流程，其中员工自查中存在违法侵犯公民人身权益的规定，公司规定和现行法律规定抵触；通过网络监控员工使用公司网络的个人邮箱邮件。部门管理层更是违章指挥，让原告进行危害原告人身安全的调查行为。（4）未支付36000元的私车公用补贴。本院认为，原告上述第（2）项理由及第（4）项理由中关于公司运营流程违法或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主张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关于加班费，目前并无原告在职期间向被告主张加班费的证据，原告自述于2016年10月向越秀区劳动行政部门反映过加班费问题，但未提交证据，且鉴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确定原告适用不定时工作制，而原告主张的加班主要为周末及在途时间，双方在是否支付加班费上观点存在分歧，鉴于此，本院认为不宜认定被告存在恶意拒绝支付加班费的情形；关于私车公用补贴，被告不认可曾承诺于2016年底向原告支付36000元，该份协议因先印后字，难以采信，且原告的私车在广州确无用于公用，被告不予支付相关补贴亦有合理理由；目前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武汉屈臣氏广州分公司“违章指挥”且危害原告的人身安全。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离职并请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韩麟与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17年2月8日解除劳动关系；二、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向原告韩麟支付加班工资7587.12元。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由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韩麟的其他诉讼请求。债务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劳动仲裁期间发生的鉴定费25080元，由原告韩麟负担12540元，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12540元。原告韩麟应承担的鉴定费12540元，已由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先行支付，原告韩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回给被告武汉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静审 判 员  邓爱勤人民陪审员  丁树祥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书 记 员  梁美欣李东桦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第六十二条用工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三）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四）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的培训；（五）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用工单位不得将被派遣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用人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二：申请执行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