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闽0302行初87号 原告林木炎，男，197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系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经营者，住福建省长乐市。 委托代理人陈晶、卢燕萍，福建典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塘西村。 法定代表人陈志强，镇长。 委托代理人林智涵，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蔡丽萍、吴林鹰，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林木炎诉被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行政补偿一案，于2018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晶，被告委托代理人林智涵、吴林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木炎诉称：原告于2003年5月13日在涵江区福厦路边98公里都边村口2号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经营范围：服装来料针车加工。并于同年购买土地，建设厂房。2007年9月10日，原告注销了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工商登记，但继续在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原址进行服装来料针车加工生产。2014年年初，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所有的土地、厂房被列入涵江区“兴涵水都”项目的征迁范围，被告作为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的成员及项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政府，多次对原告进行征迁宣传，要求原告带头配合政府的征迁工作，尽快停止生产，尽快搬迁，以带动整个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迁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被告答应原告租赁码头标准化厂房进行搬迁给予租金补助。2014年10月1日、2014年10月10日原告分别向案外人肖锦亭、陈床荣租赁了厂房及员工宿舍。2014年10月11日，原告以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和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了征迁《协议书》，同时积极配合进行搬迁。被告经与原告协商后于2014年11月1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一份，同意给予原告征迁后在码头标准化厂房承租的租金予以补助349200元，并分二期付款，即于2014年11月6日支付174600元，于2015年5月6日支付174600元。此后，被告迟迟不肯支付约定的租金补助。2016年1月15日，原告向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提交书面《关于请求解决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征迁遗留问题的请示》的请示，请求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督促被告兑付约定的厂房征迁租金补助款。但被告至今仍未支付给原告租金补助款。故请求：一、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4年11月1日达成的征迁租金补助行政协议合法、有效；二、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征迁租金补助款人民币349200元及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174600元自2014年11月7日起计算利息，174600元自2015年5月7日起计算利息）；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71050元。 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原告林木炎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1）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于2003年5月13日成立，于2007年9月10日注销；（2）原告林木炎系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经营者，主体适格。 2、《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各一份，证明：列入涵江区“兴涵水都”项目的征迁范围的土地、厂房，土地使用权人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莆国用（2003）字第C26013号。 3、《协议书》1份，证明2014年10月11日，原告以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与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征迁《协议书》，被告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 4、《厂房租赁协议书》、《租房合同》各1份，证明：2014年10月1日、2014年10月10日原告分别向案外人肖锦亭、陈庆荣租赁了厂房及员工宿舍。 5、2014年11月1日，原、被告达成的书面行政协议1份，证明:2014年11月1日为感谢原告对兴涵水都征迁工作的支持，被告与原告就原告租赁码头标准化厂房的租金补助达成协议，被告同意对原告进行租金补助349200元，并分二期付款：即于2014年11月6日支付174600元，于2015年5月6日支付174600元。 6、《关于请求解决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征迁遗留问题的请示》1份，证明：原告于2016年1月15日以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书面请求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督促被告解决应当支付给原告的租金补助款349200元，及时帮助解决原告两个征迁遗留的问题：（1）、被告承诺的厂房租金补助款349200元至今未落实；（2）、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同意提供给原告20亩工业用地的相关手续至今无法办理。上述请示同时抄送陈万东书记、李文福副书记及被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同年1月26日，陈万东书记予以回复“请文福阅处”。 7、（2017）闽0302行初141号《行政裁定书》一份，证明:2017年11月1日，原告以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向城厢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因查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已于2007年9月10日注销登记，故城厢区人民法院以起诉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起诉。 8、《银行个人帐户对帐单》一份，证明《协议书》当中的拆迁补偿款是直接汇入林木炎个人帐户，因此原告是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权利义务的承受人。 9、涵江区国欢镇码头村委会《证明》一份，证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经营者林木炎确实在当时拆迁时有向第三方租赁厂房及房屋至今作为生产经营场所及员工居住使用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二、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并未与林木炎达成任何协议，原告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原告提供的证据五中载明的主体是“虎豹狼公司”，这与原告是不同的主体，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也不是同一个主体；三、被告并无向原告支付租金补助的法定职权，原告主张的租金补助及利息并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四、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明确。 被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 1《协议书》1份； 2《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细则》； 3《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区工业企业搬迁的意见》（莆政综{2011}18号）。 证据1-3证明被告国欢镇人民政府并非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改造（保利）项目的征迁人，不负向原告支付补助费的职权和义务。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及政策取得足额补偿，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租金补助没有依据。 4、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个体工商户登记基本信息》； 5、莆田市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吊销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证据4-5证明：（1）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2007年9月10日就已经注销，主体已经不存在，不再生产经营，在2014年11月1日被告不可能向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出具租金补助的书面材料；（2）证明有其他家企业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名字相近，“虎豹狼公司”不一定仅是指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 6、《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证明：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租金补助费的依据和职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租金补助费已经超越被告的职权范围。 7、《国有土地上房屋征地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证明原告应当就拆迁补偿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协议，而非要求被告来支付租金补助，并且原告主张的租金补助不属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应当补偿的项目，是没有依据的。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3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告被征收的补偿包括四项内容，本案是租金补助，不在协议书里面，所以是不重复的；征迁人是国欢镇政府的管辖范围，人员有重复的；对于意见的第四条第一款，拆迁补偿不是协议上的内容，应当另外予以补助，应根据拆迁情况给予补助。对证据4有异议，“莆田市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虽然涵江区虎豹狼在2007年9月10日已注销，但林木炎作为经营者仍然在征用土地上生产经营并且在土地被征收后，仍然在租赁的厂房内生产经营至今，由于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登记的土地使用者是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因此2014年10月11日拆迁指挥部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达成的补偿协议，所以租金补偿也是被告和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达成的，虽然还有一个莆田市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但其并不是土地的使用者，因此不可能是补给莆田市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对证据6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根据第十八条结合本案征迁工作，若被告为完成某特定工作任务，具有项目开支的职权，因此是在被告的职权范围内。对证据7有异议，认为本案的租金补助不等同与拆迁补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二者不矛盾也不重合。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关联性有异议，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2007年9月10日注销，不存在在2014年被告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达成租金补助的协议，本案原告林木炎虽为涵江区虎豹狼的经营者，但个体工商户有字号的应以字号来起诉。原告林木炎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即使本案原告林木炎作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经营者也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对证据2《使用证》真实性有异议，使用权登记卡由法院依法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涉案土地在2014年10月11日已经被征收，不存在被告在土地被征收以后再对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作出租金补助，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2007年就已经注销，不存在租金补助，其财产包括土地应当由继受人承接。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该组证据在2017闽03**行初141号案件中已出示过，当时是证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向他人租赁，而本案原告却证明是原告向他人租赁，与上次证明对象不同，明显存在虚假。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2007年就已注销，不存在租赁厂房进行生产，故与本案无关；两份合同中林木炎的字迹不同，属于伪造。对证据5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1）该材料虽有印章，但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不知道来源何处，不具有合法性；（2）该材料中虎豹狼公司并非虎豹狼制衣厂，虎豹狼制衣厂系个体工商户，并非公司，故该材料中显示的虎豹狼公司与本案无关；（3）被告并非该项目的征迁人，不具有作出支付租金补助的职权，即使被告出具该材料也是超越职权的无效的行为；（4）并非行政协议；（5）从该组证据最后一期付款时间为2015年5月6日可以看出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没有原件核对，真实性无法确认;(2)该请示非向被告出具，被告并未收到过，与本案无关；（3）该请示中内容不属实，原告在被征收后并未进行生产。对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对证据8真实性由法院依法审定，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1）该汇款凭证仅是原告作为收款人收款，不能证明原告系权利义务的承受人，也不能证明林木炎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从该凭证可以看出该补偿款项是由指挥部支出，足以证明被告并没有支付涉案项目补偿款的职权。对证据9被告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且附条件质证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均有异议。首先该组证据并非被告方出具，对其真实性被告不清楚，该村委会并非作为证明人在上面盖章，证明人仅是萧玉仁，该证明系在2018年8月29日出具，而且证明的是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经营者为林木炎，而本案被告出具的材料系向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出具，故原告出具的该证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村委会是不具备开具该证明的职权，该证明也不具有合法性。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2007年9月10日即已注销登记，不存在2014年还继续生产经营的可能，即使林木炎有存在租赁行为也与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无关，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不存在租金损失，也无权要求被告支付租金补助。 经庭审双方各自举证并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5、7、8、9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6因没有原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对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告林木炎为于2003年5月以“个人经营”的组成形式向莆田市涵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并核准登记字号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个体工商户。2007年9月10日，该字号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个体工商户，经工商部门核准依法注销，但原告仍以其个人名义在原场（厂）地继续经营。之后，因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国欢镇政府”）“兴涵水都”项目征迁需要，原告所在制衣厂（土地使用者仍登记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在该项目征迁范围内，故2014年10月11日，原告以“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与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协议书》，协议同意原告“制衣厂”的土地由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收回，被告作为该协议见证方见证双方协议形成。2014年11月4日，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将1100多万元的征迁补偿款一次性转入原告林木炎的个人帐户。除此以外，2014年11月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书面函，上载明：因虎豹狼公司在兴涵水都征迁中支持较大，同意给予在码头标准化厂房的租金共计349200元的补助，分两期付款，于2014年11月6日支付174600元，2015年5月6日支付174600元。事后，因原告未能收到相关租金补助，且经多方交涉无果，即于2017年11月1日以“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名义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认为“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作为本案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于2018年3月29日裁定驳回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的起诉。2018年5月4日原告林木炎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29条规定：“个体工商户、农村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由此可以看出，个体工商户的债务由其经营者承担，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对等）原则，个体工商户的利益，也应当由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享有。本案原告作为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的原“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个体工商户的实际经营者，其有权承继本案中涉及的包括以上“制衣厂”的征迁补偿款等债权。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结合本案原告个人经营的“涵江区虎豹狼制衣厂”已核准注销的事实，实际经营者林木炎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故本案原告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是一级地方政府，属于最基层人民政府组织，依法具有独立行使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职权。本案中，国欢镇政府在履行协助完成上级政府机关的土地征迁征收工作中，因自身提高工作效率或其他行政管理事务的需要，以镇政府名义向其辖区内的行政相对人，也即本案原告作出具体行政管理行为，为其正常的履职行为，且该行为在其职责和权限范围之内，故国欢镇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被告国欢镇政府于2014年11月1日向原告出具的一份有关厂房租金补助的书面《函》，该《函》从形式上看似体现为一种由被告单方向原告作出的承诺或允诺行为，但若从该《函》体现的具体内容及内容结构分析，其更应是一份行政协议的体现。如该函中所形成的349200元的具体租金补助数额、分期分批支付方式以及原告的加工厂迁往码头标准化厂房等内容，可体现被告是经与原告（行政相对人）通过充分协商后，就原告原生产场地搬往码头标准化厂房这一具体特定事项的租金补助问题达成一致的一种行政协议行为。因此，当双方对该协议履行产生争议并提起诉讼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未对行政协议案件起诉期限作出具体规定，故在专项司法解释出台前，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提起诉讼的，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同时，根据“程序从新”的原则，本案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故，被告对于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以及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向原告作出的租金补助书面“函”，是基于原告在被告的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当中“支持较大”的事实行为引起，同时可以确定该“租金补助”事实的形成非在原告向被告申请提出以及双方协定将原告的工厂及生产设备等迁移至“码头标准化厂房”内继续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被告不会主动或无因地向原告承诺支付。更何况，不排除由于原告包括将加工厂搬至“码头标准化厂房”内等等的支持行为，成就了被告政府自身管理上从中受益的可能，最终实现某特定行政管理目标的目的，故该租金补助承诺书面“函”可体现为双方达成双赢结果的行政管理合意。同时鉴于被告自身具备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定职能，该“租金补助承诺”也应视为独立于原告同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征迁工作指挥部签订的《协议书》之外的其他行政协议，其不能等同为因原告被征迁而由征迁方追加的一种补偿，而应视为被告出于自身正当正常履职的一种法内行政管理行为，属于原告行政职权范围之内，其并未超越职权，是合法有效的。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1月1日达成的《租金补助书面承诺函》合法、有效； 二、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向原告给付厂房租金补助款人民币349200元及该款拖延履行期间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其中自2014年11月7日起至2015年5月6日止，按应履行债务义务的174600元为基数计算；2015年5月7日起至全部履行给付义务日止，按349200元为基数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少    甫 人民陪审员 赵峰人民陪审员廖慧丹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施    明    英 附引用法律的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给付判决]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第七十八条[行政协议履行及补偿判决]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 ……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