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最高法民申字第31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 法定代表人：韩铁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良刚，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万顺温泉花园一号楼底商。 负责人：张大勇，该行行长。 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王村金龙道南侧。 法定代表人：韩振友，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分行）、原审第三人天津市利达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物资公司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291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2民初168号民事判决；2.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指令再审本案。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关键事实未查清。本案证据已充分证明利达公司在西青支行0220500102000018724账户（以下简称18724账户）内的511.1万元存款不是保证金，应予以继续执行。 （一）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同谋虚伪意思表示，通过保证金方式转移利达公司资产，规避执行、恶意逃债。物资公司与利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判令利达公司向物资公司支付欠款1.67亿元及相应利息。2015年4月28日二审法院北京高院第一次开庭。在此背景下，2015年8月5日，西青支行为利达公司开具了131311002006720150805030704033号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4033号汇票）。同日，利达公司将其在西青支行活期账户中的511.1万元存入新开立的18724号保证金账户。2015年8月27日，北京高院作出上述物资公司与利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驳回了利达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利达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二审判决，当日与天津分行签订所谓《补充协议》，将本案诉争1083号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比例由10%提高至100%，将利达公司在该行活期存款2499.3万元，通过再次开立保证金账户的方式转变为保证金，几乎清空了利达公司可供执行的资金。可是，2015年9月6日，仅6天后，西青支行再次为利达公司出具了面额5555万元、编号为131311002006720150906032090415的银行承兑汇票，而保证金的比例却又只是10%，即它案诉争的555.5万元，而非8月31日的100%。将利达公司当天活期存款再次几乎全部转移，阻却执行。 2015年11月6日，北京二中院向天津分行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对利达公司在盛京银行的既存8个账户予以查封。2015年11月11日，西青支行为利达公司新开立0220500102000019821账户（以下简称19821账户）。2016年10月27日，北京二中院对利达公司账户续封时，发现新开立的19821账户并予以查封，但此时利达公司与西青支行已利用该账户为转移资金超过1.53亿元。 天津分行、西青支行与利达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并进行承兑、贴现的行为，恶意为利达公司的偿债资产设置权利负担，通过变更资金性质等方式清空资金账户、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无效行为。 （二）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违法建立票据关系，违法进行票据贴现与承兑，相应票据行为无效，天津分行依法不应享有票据权利。《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中，利丰源达公司为票据的收款人，可是，根据《银行承兑协议》，利丰源达公司又是出票人利达公司的担保人，这显然不符合银行出票的基本交易惯例和常识，也不符合票据管理的基本要求。天津分行明知票据项下的买卖双方实际为同一主体、不存在真实的基础交易关系，违法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并予以贴现与承兑。一审、二审对票据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未进行实体审理，在票据关系以及票据贴现、承兑行为存在明显的违法与瑕疵的前提下，认定天津分行享有票据权利，在实体与程序上均违反了法律规定。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天津分行不是票据的权利人，依法不应行使票据权利。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包括“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即商业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是不同的民事主体。本案中天津分行与西青支行是同一商业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2.本案《银行承兑协议》签约主体是利达公司与天津分行，但所涉银行承兑汇票的开票行和承兑行都是西青支行，即天津分行并未依照《银行承兑协议》向利达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亦未对涉案承兑汇票进行承兑与付款。因此，天津分行并非本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合法有效的债权人。（二）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不存在质押关系。如上所述，天津分行并未向利达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也未要求利达公司在其行内开立保证金账户，因此双方也不存在质押关系。（三）涉案账户不符合保证金特定化的要求。1.本案18724保证金账户与诉争尾号4033银行承兑汇票未建立一一对应的特定担保关系。2.保证金账户未按照《银行承兑协议》特定化。按照约定，保证金账户本应开立于天津分行，而不是其他金融机构，可是本案的前述相关证据证明本案诉争18724保证金账户开立于西青支行，从而使诉争的保证金账户不符合法定与约定的特定化要求。 被申请人天津分行、利达公司皆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如下问题：一、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二、天津分行对涉案账户中的存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天津分行是否存在协助利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2015年8月5日，天津分行与利达公司签订《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天津分行向利达公司提供2亿元的授信额度，有效使用期间为3年。在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利达公司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授信范围为利达公司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及外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贴现、银行保函及国际贸易融资（如信用证、押汇等）。具体授信业务的起始日不得晚于有效使用期间。基于上述授信合同，天津分行同日与利达公司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为利达公司的商业银行汇票进行承兑并设置保证金账户，该行为虽然发生在利达公司与物资公司合同纠纷的二审程序期间，但并无法律规定予以禁止，也不足以证明天津分行存在协助利达公司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票据收款人为出票人对承兑银行的票据债务进行担保，法律也未予禁止。天津分行在利达公司的既有账户被查封后又为其开设新账户的行为，客观上不利于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具有一定可责性，今后立法应予以解决。但在解释论视角下，天津分行的行为并未违反其协助执行义务，也没有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很难予以惩罚；且与本案争议的511.1万元的保证金无关，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物资公司的此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二、天津分行对涉案账户中的存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1.西青支行的履行是否为天津分行的履行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原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将天津分行及其下属支行西青支行在实体权利义务承担上视为同一民事主体，西青支行的履行行为等同于天津分行的履行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能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在于允许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作为独立的诉讼参加人进入诉讼，解决的是诉讼便利问题，与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最终由该商业银行的总行承担的规定并不冲突。物资公司以此主张天津分行未履行合同义务，并非案涉合法债权人与质权人没有道理，不能予以支持。2.本案涉案账户是否已经特定化、天津分行是否具有优先受偿权。利达公司根据2015年8月5日和天津分行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在西青支行申请开立保证金账户并存入约定金额的款项，且该账户自开立之日至2016年10月28日，除该笔保证金外无其他交易。基于上述关于天津分行与西青支行属于同一民事主体的判断，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该账户内资金已被天津分行占有并实现了特定化并无不当，物资公司关于该账户未特定化、天津分行不具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不能成立。3.关于本案票据行为是否因为违法而无效。物资公司主张天津分行相关票据行为因违法而无效，不应享有票据相关权利，但是未提供足够证据证明，也无法予以支持。 综上，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六项规定的情形。建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雪楳 审判员  曾宏伟 审判员  葛洪涛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宋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