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8民终6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琴燕，女，1976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永良，浙江浙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亓勇，男，1958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华，龙游县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李成红，男，1977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上诉人李琴燕因与被上诉人亓勇、原审被告李成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803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琴燕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程序不当。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过录音证据，但一审法院未对该证据发表意见。2.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并非本案共同借款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双方并未就借款一事进行过磋商、合意，上诉人也未在借条上签过字。现实生活中出借人将款项打入借款人指定的非本人账户的情况非常普遍，故不能以款项打入上诉人账户就认为上诉人是借款人。案涉借款系被上诉人与李成红之间合伙从事放贷业务而产生，与上诉人无关。3.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仅适用于原告仅有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案件，但本案除转账凭证外原告还提供了借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五条适用前提是单位而非个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虽然规定出借账户是违法行为，但其也指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出借人出借账户有非法所得，本案出借账户没有非法所得。 亓勇辩称，借款系打入上诉人的银行账户。虽然借条并非上诉人本人签字，但被上诉人每次均电话通知上诉人在征得其同意后才打款，故双方借贷关系成立。上诉人知道银行卡密码，其完全可以掌控该账户，可以处分该借款。上诉人将卡出借给李成红使用是其自己的处分行为，不影响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关于二审提交的录音光盘，一审期间上诉人明确不提交，二审再次提交违反证据规则。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成红未向本院陈述意见。 亓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成红、李琴燕归还借款本金127万元及借款期间的利息（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支付），2017年9月1日起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继续计算。2.诉讼费由李成红、李琴燕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琴燕与李成红系姐弟，李成红目前下落不明。亓勇与案外人田云英原系夫妻，后于2015年8月31日协议离婚。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李成红方向亓勇、田云英借款8笔：（1）2014年11月11日，田云英向李琴燕工商银行账户（62×××24）转账20万元，2014年11月13日，李成红将《借条》交给亓勇，《借条》上载明出借人系亓勇，借款人系李成红、李琴燕。（2）2014年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28日，田云英分四次向李琴燕账户转账12万元、15万元、25万元、12万元，2014年11月25日、11月28日，李成红将对应数额的4张《借条》交给亓勇。《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系亓勇和案外人田云英，借款人系李成红、李琴燕。（3）2015年1月4日，田云英向李琴燕账户转账8万元，当日，李成红将《借条》交给亓勇，《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系亓勇，借款人系李成红。（4）2015年3月26日，田云英向李成红账户分别转账15万元、20万元，当日，李成红将两份《借条》交给亓勇，《借条》上载明的出借人系亓勇，借款人系李成红、李琴燕。截至起诉时止，上述借款本金均未归还。另查明，亓勇与案外人田云英协议离婚时，案外人田云英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已于2015年8月与亓勇办理离婚登记，根据离婚协议第三条约定，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个人拥有的一切财产全部归亓勇所有，该协议包括双方所拥有的债权”。再查明：2014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24日之间，李琴燕工商银行账户（62×××24）与李成红工商银行账户（62×××04）之间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既有李琴燕账户向李成红账户转账，亦有李成红账户向李琴燕账户转账。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其中，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的焦点有三：一是李成红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及还款范围；二是李琴燕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及责任范围；三是亓勇主张利息是否合法有据。 关于第一个焦点，李成红先后向亓勇、田云英借款8笔，并分别出具《借条》，合计127万元，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田云英先后向李成红本人账户转账2笔借款，共35万元；向李琴燕的账户转账6笔借款，共92万元。综合《借条》载明内容、汇款时间、汇款数额，均相互印证，可以认定亓勇、田云英已经完成案涉8笔借款共127万元的交付。鉴于双方在《借条》中未约定还款日期，故出借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归还，李成红应负有归还的义务。此外，因亓勇与案外人田云英于2015年8月协议离婚，且田云英明确承诺，包括债权在内的财产归亓勇所有。从行为性质来看，田云英的行为系债权转让，作为受让人的亓勇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债权。 关于第二个焦点，针对亓勇的诉请，李琴燕辩称，《借条》中“李琴燕”的签名非李琴燕本人所签，与亓勇之间自始无借款合意，款项之所以会打入李琴燕的账户，系因李成红从李琴燕处借用银行卡所致。亓勇对《借条》中“李琴燕”的签名非李琴燕本人所签予以认可，但称通过电话确认借款，且实际已将款项打入李琴燕账户，故李琴燕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论证如下：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案中，亓勇虽不能证明其与李琴燕之间有借款合意，但提供了将6笔借款共计92万元打入李琴燕银行账户的凭证，可以视为其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证明责任。李琴燕抗辩案涉银行卡系李成红使用，应对该抗辩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二，收款账户系由李琴燕开设，亦由其在2016年3月24日销户。诉讼中，李琴燕虽辩称银行卡借给李成红，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第三，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均系通过密码控制、使用，故当案涉款项到达李琴燕的账户后，李琴燕事实上取得了该款项的支配使用权。诉讼中，李琴燕辩称，打入自己账户的款项均系由李成红支配使用，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从案涉李琴燕银行账户的资金流转看，并未发现案涉借款又转入李成红账户的记录，且在案涉借款发生前后，该账户与李成红的工商银行账户（账号62×××04）之间亦存在多笔资金往来，既有进账，亦有出账，每笔数额较大，综合考虑李琴燕与李成红系姐弟，且李成红目前下落不明，一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借款系李成红单独支配并使用。第四，退一步讲，即便李琴燕的抗辩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账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规定处以罚款，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李琴燕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规定，且使出借人对借款人的信用和还款能力产生错误信赖，由此导致借款无法收回的，李琴燕理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李琴燕应对案涉92万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第三个焦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案中，因借款当事人在《借条》中并未明确约定利息，故对亓勇主张借期内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亓勇主张的自2017年9月1日（起诉之日）起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中，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息，亦未约定逾期利息，综合亓勇主张权利的情况，对亓勇主张的自2017年9月1日起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成红、李琴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亓勇借款本金92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李成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亓勇借款本金35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驳回亓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23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790元（已预交），由李成红负担9972元，李琴燕负担6818元。 二审中，李琴燕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亓勇与李琴燕丈夫翁竹明对话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亓勇对李成红借用李琴燕银行卡的事情是明知的，借卡的原因是亓勇与李成红之间交易太过频繁受到银监机构监控。2.普农家电配送收款单、蓝波湾主题酒店账单、衢州卡拉堡家居送货单及刷卡单复印件各一份，该组证据结合一审提交的案涉银行卡的交易明细，拟证明尾号为9224银行卡系李成红在使用。亓勇质证认为，1.关于证据一，李琴燕在一审期间曾提交又撤回，明确不作为证据提交，二审期间再次提交不属于新证据。录音有很强的目的性，不排除系李琴燕与李成红串通的可能。录音的内容也不能证明银行卡是借给李成红使用的。2.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李琴燕的银行卡就是李成红本人使用。本院认为，关于证据一，李琴燕在一审期间未向法院提交，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关于证据二，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尾号为9224的银行卡曾以李成红的名义进行过消费，不能达到李琴燕的证明目的。 亓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李成红未发表质证意见，也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李琴燕是否应当承担案涉92万元借款的还款责任。一方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前提是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而本案亓勇在向李琴燕主张借贷债权时，不仅提供了向李琴燕转账的凭证，还提供了李成红出具的借据，向李成红主张借贷债权，显然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明规则。因此亓勇主张李琴燕与李成红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其与李琴燕之间存在借贷合意的举证证明责任。现亓勇对《借条》中“李琴燕”的签名并非李琴燕本人所签予以认可，辩称每一笔款项汇入李琴燕账户时均与其电话确认借款，但无相关依据证实。故亓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亓勇与李琴燕的借贷合意在现有证据情况下不能认定，但案涉92万元款项确系打入李琴燕的银行账户，在此情况下，李琴燕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需结合相关法律依据予以判断。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的为企业出借银行账户之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以此要求李琴燕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法律依据不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虽认为出借银行账户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应予禁止。但前述批复的内容应当理解为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存在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形才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亓勇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李琴燕存在谋取非法利益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要求上诉人李琴燕承担还款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琴燕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803民初390号民事判决； 二、李成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亓勇借款本金127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三、驳回亓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23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790元，由李成红负担9972元，亓勇负担68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000元，由被上诉人亓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红胜 审判员  祝惠忠 审判员  汪 佳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徐琦 书记员倪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