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19行终1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发萍，女，汉族，1972年1月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委托代理人：杨振锋，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翠柔，广东中建合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15号。法定代表人：蒋亚军，局长。行政机关负责人：黄锡彬，东莞环保局厚街分局分局长。委托代理人：王晓东，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东莞杰瑞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双岗社区家具大道兴业南路12号。法定代表人：陆兆武。上诉人廖发萍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东莞环保局”）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杰瑞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家具公司”）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1971行初53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9月6日，廖发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一、撤销东莞环保局作出的东环罚字[2017]8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二、诉讼费用由东莞环保局承担。原审法院查明：2016年11月17日，东莞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廖发萍经营的东莞市厚街森荣家具厂（以下简称“森荣家具厂”）时发现，廖发萍经营的该家具厂喷底漆车间没有生产，喷面漆车间正在生产，喷面漆车间产生的废气经水帘柜处理后经管道引至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但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引风机没有使用。执法人员根据检查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并拍照取证，并对廖发萍询问调查制作了笔录，廖发萍在上述笔录中签名并按指模予以确认。2016年11月24日，东莞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到廖发萍经营的该家具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家具厂喷底漆车间没有生产，喷面漆车间正在生产，产生的废气经水帘柜处理后经管道引至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引风机正常运转。东莞环保局认为廖发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2017年1月23日，东莞环保局对廖发萍作出东环违改字[2017]307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廖发萍立即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同日，东莞环保局对廖发萍作出东环罚告字[2017]31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拟对其处壹拾万元罚款，并告知廖发萍有申请听证和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东莞环保局于2017年2月13日将上述《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东环罚告字[2017]316号《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给廖发萍，廖发萍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并加盖家具厂公章予以确认。廖发萍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听证，于2017年2月16日向东莞环保局提交了书面的《陈述书》。东莞环保局在收到该陈述材料后，经复核认为廖发萍陈述、申辩意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决定不予采纳，于2017年3月7日对廖发萍作出东环罚字[2017]8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廖发萍处壹拾万元罚款，并告知廖发萍享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途径和期限。东莞环保局于2017年3月23日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廖发萍，廖发萍在送达回证上签名并加盖家具厂的公章予以确认。廖发萍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4月19日，杰瑞家具公司经东莞市工商部门核准设立登记，该企业由廖发萍经营的森荣家具厂升级设立，森荣家具厂于2017年4月19日核准注销登记。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东莞环保局作为东莞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对在东莞市行政区域内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的单位进行调查和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东莞环保局经过调查，对廖发萍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其执法主体适格，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东莞环保局作出涉案的处罚决定是否合法。首先，针对涉案处罚决定的作出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东莞环保局分别于2016年11月17日、2016年11月24日对廖发萍经营的家具厂进行现场检查，11月17日发现该家具厂存在涉案的违法行为，11月24日再次检查时确认上述违法行为已改正，后于2016年12月5日进行立案，于2017年1月23日对廖发萍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廖发萍其拟作出的处罚以及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廖发萍享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后于2017年3月7日作出涉案的处罚决定，且按照法定程序送达了上述文书。东莞环保局作出上述处罚决定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经审查，符合下列四项条件的，予以立案：（一）有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二）依法应当或者可以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机关管辖；（四）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到被发现之日止未超过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及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的规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廖发萍提及东莞环保局制作的现场笔录并非现场制作而属提前制作好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现场笔录均有廖发萍的签名及盖有家具厂的公章确认，廖发萍的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且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针对东莞环保局作出涉案的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其一、廖发萍提出东莞环保局以其作为被处罚主体错误，应以杰瑞家具公司作为被处罚主体。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森荣家具厂”系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廖发萍系该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的规定，东莞环保局以廖发萍作为当事人立案处罚符合规定。另外，经查实，廖发萍经营的“森荣家具厂”直至2017年4月19日才注销，而案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东莞环保局于2017年3月7日作出并于3月23日送达给廖发萍。故东莞环保局在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以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森荣家具厂”仍处于存续状态，尚未办理注销登记，故东莞环保局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将廖发萍本人作为处罚相对人，同时括号列明了个体工商户的字号为森荣家具厂，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无不当。其二、对于涉案处罚决定书中认定2016年11月17日东莞环保局检查廖发萍经营的家具厂存在涉案违法事实即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廖发萍予以确认。但提出其已当场改正并于2016年11月24日检查时已不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原审法院认为东莞环保局已在2016年11月24日的现场检查笔录中确认廖发萍加工厂已不存在11月17日检查发现的违法事实，但在涉案处罚决定中列明上述两次检查时发现廖发萍的涉案违法事实，该事实表述不清，但不足以撤销该处罚决定，东莞环保局应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最后，针对东莞环保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及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的规定，经查廖发萍存在上述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东莞环保局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廖发萍作出罚款壹拾万元罚款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综上，东莞环保局作出涉案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适当，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廖发萍的诉讼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廖发萍的诉讼请求。本案收取一审诉讼费50元，由廖发萍承担。一审宣判后，廖发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撤销东莞环保局作出的东环罚字[2017]8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一审与二审诉讼费由东莞环保局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1.处罚主体错误，一审认定行政处罚对象适格的法律依据早已经废止。《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处罚对象是经营主体，是单位，不是个人，处罚个人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针对个体户应当以何主体为当事人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二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已经于2015年即已废止。2.廖发萍在原审庭审中提出东莞环保局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的问题，一审法院未予处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本身即是一种行政处罚，该处理决定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作出决定后又于3月7日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责令改正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和并处罚款属同等的、并行的行政处罚方式。2017年1月已经作出责令改正的行政处罚，2017年3月就不应就同一行为再次处罚。3.程序错误。首先，立案违法。法律及规章规定，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在7日内立案。一审法院亦是如此认定，但在一审判决书中第11页第6至7行表述为“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11月17日的违法行为是“引风机没有使用”，实际上就是工人忘记打开一个开关，就像打开灯泡开关一样打开开关即可，整个过程只需一秒钟即可改正，而且该行为当场就已经改正，11月24日再次检查时已经不存在该违法行为，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所述的违法行为处于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那么11月17日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在7日内立案，即11月24日应当立案；事实上11月24日再次进行了查处，结果没有发现违法行为。鉴于案件实际上是12月5日立案。根据7天内应当立案的规定，显然是违法的。其次，11月24日，森荣家具厂没有违法行为，对此行为进行立案没有任何依据。结合《行政处罚告知书》、《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关查明事实的描述均描述为“11月17日和11月24日两次检查……”东莞环保局实际上是认定两次均发生了违法行为，特别是第一次整改后，居然11月24日再次违法，因此才在12月5日立案。再次，12月5日立案，依据环保行政处罚办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立案后应当进行调查取证，但东莞环保局举证中没有发现一个12月5日之后进行的调查取证的证据。最后，3月7日进行处罚，行政处罚超过了环保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三个月内处理完毕的最长期限。一审判决书在第11页第8行中已经查明应当在三个月内处理完毕的法律依据，12月5日立案，3月7日做出处罚决定，显然超过3个月，结果一审法院做出程序合法的结论。4.一审判决内容错误。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事实部分确有错误，但认为“事实表述错误不足以撤销该处罚决定，东莞社保局应当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才有“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而本案事实认定错误显然不属于前述规定，人民法院发现东莞环保局认定事实错误时，只能做出撤销的判决。5.东莞环保局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供依据，依法应当认定东莞环保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一审判决第6页最后一段表述“东莞环保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事实上，东莞环保局在整个一审阶段根本没有提供依据。综上，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应予纠正。被上诉人东莞环保局答辩称：1.本案在行政相对人的身份认定上不存在错误。首先，在本案中，森荣家具厂的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森荣家具厂是个体工商户的字号，廖发萍是经营者。对于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文书中应如何列明字号和经营者的先后顺序，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实施的《行政处罚法》，以及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行为实施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或者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已经对个体工商户作为原告起诉时如何列明当事人作出了规定，但它们所适用的是诉讼程序范畴，而不是行政程序范畴。行政机关在执法实务中可以选择参照这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处罚文书上面对字号和经营者进行先后列明，但如果行政机关在处罚文书中没有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列明字号和经营者的先后顺序，也不能据此就认定为行政机关将行政相对人的身份认定错误了。行政相对人的身份是否存在认定错误，还需要结合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其他证据进行判定。在本案的执法过程中，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显示“被检查人名称或姓名”一栏登记的是森荣家具厂；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证上面“当事人名称或姓名”一栏记载的也是森荣家具厂；处罚告知书、处罚决定书上面将“环境违法事实”也表述为“你经营的森荣家具厂喷底漆车间没有生产，喷面漆车间正在生产，擅自不正常使用废气处理设施……”，这些证据都可以反映出东莞环保局是将案涉的环境违法行为认定为属于森荣家具厂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违法行为，而不是廖发萍个人的违法行为。因此，本案不存在行政相对人的主体身份认定错误的问题。所以，廖发萍和“森荣家具厂”在处罚文书上面的列明顺序，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行政程序性权利和诉讼权利都没有影响。2.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一事不再罚”是指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及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东莞环保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属于行政命令，不是行政处罚，更不是行政处罚里面的罚款，故不适用一事不再罚的规定，廖发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实施程序合法。首先，本案的立案期限没有超期。案涉的“引风机”是一个废气处理设施，只需要人为的关闭开关，就会导致大气污染物直接并且持续的向周围环境排放，属于一种极易实施的“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而《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对该类行为所规定的罚款幅度却是在“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法律既然设定了如此大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幅度，环保部门就应当谨慎合理的行使这个自由裁量权。而通过采取不止一次的现场检查，以现场检查的情况来作为认定当事人过错轻重的证据，是一种比较适当的方式。具体到本案来讲，东莞环保局在11月17日现场检查时已经发现森荣家具厂存在没有开启引风机的行为，11月24日第二次现场检查确认了它正常开启引风机，前后两次检查所形成的检查笔录，则可以作为证明当事人的过错程度较轻的证据。所以，本案最终由案件的处罚部门在法律规定的罚款幅度内作出了最低档的十万元罚款决定。因此，本案中东莞环保局在11月24日进行第二次检查是必要且合理的，在12月5日通过立案审批，没有超出《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7个工作日内立案的期限。其次，本案的处理期限没有超期。东莞环保局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2017年1月23日作出处罚告知书，3月7日作出处罚决定书。虽然从立案到作出处罚决定的时间为3个月零2天，但由于在1月23日作出处罚告知书时已临近春节假期（1月2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东莞环保局到森荣家具厂现场时发现工厂已经放假，无法直接送达，故等到2017年2月4日（正月初八）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东莞环保局致电廖发萍，得知廖发萍还在春节休假中，一直到2月13日（正月十七），森荣家具厂恢复生产，廖发萍也开始上班，处罚告知书才完成送达，因此，扣除处罚告知书的送达时间后，本案的处理期限未超出《环境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3个月。3.关于调查取证与立案的先后顺序问题。如果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一般程序来看，并没有关于立案和调查取证程序的规定，这两个程序是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规定的，并且，在部门规章中设定这两个程序是旨在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流程，而对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不会造成影响。从《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立案条件可以看出，该办法所规定的实际上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立案审查条件，只需要执法人员掌握违法行为的线索就可以进行立案申请，同时满足四项条件即可以通过立案审批。而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环保部门在日常的现场监督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环保部门则会进行现场调查取证，一方面是为了及时固定现场环境违法行为的证据，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执行更加严格的立案审查标准，将现场调查取证得到的证据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相结合，从而确保案件的立案审查结果是建立在更全面、客观和充分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环保部门在执法实务中根据个案的不同来灵活适用调查与立案的先后顺序，既是严格立案审查标准的需要，也是提高执法效率的体现。故人民法院应从本地区的环保执法实际情况来全面辩证的看待上述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参照规章予以认定。4.关于一审判决内容是否有误的问题。一审判决中认为东莞环保局在处罚决定书没有将11月24日第二次检查时确认当事人已经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表述清楚，属于“事实表述错误但不足以撤销该处罚决定”，廖发萍据此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内容错误，应当判决撤销处罚决定书。东莞环保局认为，一审法院的做法是合法正确的。东莞环保局将第二次检查的日期与第一次检查的日期同时写在一起，未将第二次检查时确认廖发萍改正的事实写入处罚文书中，这个问题并不会影响到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的认定，也没有加重对其过错程度的认定或提高对其作出的处罚金额，更未对当事人的任何程序性权利产生损害，所以，这个问题属于文书的内容表述错误问题，一审法院就此在判决书中予以指正是正确的。东莞环保局也将以此为鉴，在日后的处罚文书制作过程中严格把好文字关语言关。5.关于是否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关“依据”的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在一审的举证期限内，廖发萍已向法院提交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全部证据，而本案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属于法律，不是规范性文件，无需提交。而廖发萍所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8年2月8日被新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予以废止，故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维持了东莞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廖发萍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以及撤销东莞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于法无据，应予驳回。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杰瑞家具公司未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提交任何陈述意见。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为本案法律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纠纷。东莞环保局于2016年11月17日对廖发萍经营的森荣家具厂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其正在生产的喷面漆车间没有使用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引风机，森荣家具厂当场纠正，并及时打开了引风机；尔后，东莞环保局于2016年11月17日再次检查，确认森荣家具厂有正常开启引风机。各方当事人就前述认定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行政处罚相对人身份的认定是否有误；二、东莞环保局在其已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情况下，再行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有无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三、案涉行政处罚程序的合法性。关于争议焦点一。廖发萍上诉主张处罚对象理应是经营主体，而非个人，案涉行政处罚将其本人列为相对人有误。本院认为，根据《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显示，所记载的被检查人名称或姓名系森荣家具厂。《行政处罚告知书》的抬头虽然所列名称为廖发萍，但其后加注了森荣家具厂的字号，“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部分的表述亦为“你经营的森荣家具厂……”，廖发萍签收该告知书时注明其本人是森荣家具厂的经营者，随后也是以森荣家具厂经营者的身份提交陈述书，而请求范围仅限于减轻罚款金额，对告知书抬头所列名称方式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行政处罚决定书》则延续了告知书抬头的表述方式，相应送达回证显示当事人名称或姓名为“森荣家具厂”，廖发萍仍作为经营者予以签收。由此可见，案涉行政处罚虽然就相对人采用了经营者加注个体工商户字号的表述方式，但其指向具体明确，即处罚对象系森荣家具厂，而非廖发萍个人。廖发萍主张案涉行政处罚相对人系其本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已早于2015年2月4日废止，原审法院错误适用该意见，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行政处罚的种类：（一）警告；（二）罚款；（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四）责令停产停业；（五）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六）行政拘留；（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第二十四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的规定，责令改正抑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不属于法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行政处罚才须遵循“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不受此限，可以同时适用。廖发萍上诉主张《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属于行政处罚，故东莞环保局此后再行作出案涉行政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初步审查，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第二十四条：“对需要立即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先行调查取证，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和补办立案手续。”可见，关于环境违法行为的立案与调查先后顺序，应根据不同案情来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本案中，鉴于案涉违法行为的法定处罚幅度较大，东莞环保局为及时固定森荣家具厂过错程度较轻的证据，以便依法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通过先后两次检查，确认森荣家具厂在第二次检查时有正常开引风机，且案涉违法行为已消除后，再行在7个工作日内立案，并无不妥。立案前取证，是为了立案佐证，往往涉及关键证据，不能与立案后的查处行为割裂开来，两者互为整体。廖发萍认为东莞环保局在原审期间提供的证据均形成于立案之前，进而主张东莞环保局无提供证据，属对法律理解有误，亦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前述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案件办理过程中听证、公告、监测、鉴定、送达等时间不计入期限。”东莞环保局虽然于2016年12月5日进行立案，2017年3月7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但其早在2017年1月23日已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因送达原因，廖发萍迟至当年春节过后的2017年2月13日才予以签收。扣除该部分送达时间，东莞环保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显然没有超出法定期限。至于其他部分，原审法院已作充分论证，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廖发萍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要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的诉请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处理结果亦无不妥，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廖发萍负担（已预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韦艳芹审判员  张志强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  吴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