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黔0321行初189号原告孙中明，男，1954年4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张健，习水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杨承钢，男，195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系原告表弟，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习水县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委托代理人文流刚，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遵义市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路3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委托代理人吴显高，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委托代理人付全齐，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第三人孙中庆，男，197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第三人孙忠文，男，195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强，男，1972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平，男，197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科，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小波，男，198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相，男，1970年7月2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培，男，1968年3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帅，男，1999年9月6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学，男，1979年4月2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孙中久，男，198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址同上。第三人习水县习酒镇桃竹村顺江组（以下简称“顺江组”）。住所地：顺江组。负责人陈明生，组长。第三人习水县习酒镇桃竹村铁槽组（以下简称“铁槽组”）。住所地：铁槽组。负责人蔡秀权，组长。委托代理人廖奇伦，贵州诚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第三人习水县习酒镇桃竹村塘头组（以下简称“塘头组”）。住所地：习水县习酒镇桃竹村。负责人孙云权，组长。第三人王胜利，男，196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第三人陈国才，男，195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第三人习水县隆兴镇陶罐村1组（以下简称“陶罐村1组”）。住所地：习水县隆兴镇陶罐村1组。负责人程中良，组长。原告孙中明不服被告习水县政府2017年9月12日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遵义市政府2018年1月19日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3月5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指定本院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7日立案后，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孙中明及委托代理人张健、杨承钢，被告习水县政府委托代理人文流刚，被告遵义市政府委托代理人吴显高、付全齐，第三人孙忠文，第三人顺江组负责人陈明生，第三人铁槽组委托代理人廖奇伦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塘头组、陶罐村1组、王胜利、陈国才、孙中庆、孙中强、孙中平、孙中科、孙小波、孙中相、孙中培、孙帅、孙中学、孙中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习水县政府2017年9月12日作出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载明“一、申请人孙中庆等11户及第三人习酒镇桃竹村塘头组与被申请人习酒镇桃竹村顺江组，第三人习酒镇桃竹村铁槽组、隆兴镇陶罐村一组、孙中明、王胜利争议的“坟山”山林（“顺江河沟”左侧部分），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习酒镇桃竹村塘头组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申请人孙中庆等11户（孙中庆、孙忠文、孙中强、孙中平、孙中科、孙小波、孙中相、孙中培、孙帅、孙中学、孙中久）所有。其四界为：上抵顺江组集体山林以天堂洞还过至铁槽组山林为界，下抵赤水河、河滩前土地及袁启科住房，左抵铁槽组山林以油房至生基坳的人行小路、岩伦为界，右抵顺江河沟。二、终止对申请人孙中庆等11户与被申请人顺江组、第三人陈国才争议的“坟山”山林（“顺江河沟”右侧部分）的处理程序”。因王胜利、孙中明、铁槽组、顺江组不服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政府于2018年1月9日作出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孙中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和理由：地名为“园土”，现称“元子土”山林是原告孙中明的祖父孙德章1955年划得的土地，因从1958年开始丢荒，故现已成为山林。“园土”四界为：东抵坟野坝，南抵蔡世南山林，西抵坝幹，北抵孙大恒山林，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为该地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园土”林地包含地名为哥千子“油坊”的山林，其中“园土”与“哥千子”相连并相隔一条人行小道。该地自孙德章划得后就一直由其家人管理使用，1981年林业三定时因诸多原因未能填发山林证，2008年林改也因广厂组村民刘昌杰认为“园子”山林存在争议，政府才未颁发林权证。对争议地，2015年习水县政府和遵义市政府分别作出习府处[2015]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遵府行复[2015]31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但已被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撤销。2017年9月12日，习水县政府针对争议地重新作出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属于原告的“园土”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一并确权给孙中庆等11户。原告不服，向遵义市政府申请复议，遵义市政府维持了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认为，“园土”四界与孙中庆等11户提供的孙大南证书四界不相连，“园土”一直由原告管理，被告以原告提供的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原告祖父孙德章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没有记载有山林而否定在争议地有属于原告的山林是错误的。被告的处理决定将孙中庆等11户的林木林地界址扩大，将孙大南《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上没有的“油坊”“锅圈”包含在内，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原告祖父孙德章依法获得的证书有法律效力，被告应当查清楚原告“园土”一地的情况，被告习水县政府在处理过程中没有查看现场，没有认真分析，作出错误的处理决定。故原告诉来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如诉请。原告孙中明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习水县政府处理决定、遵义市政府复议决定及送达回证，市政府延期举证通知书的送达回证，证明原告起诉程序合法，被告习水县政府、遵义市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遵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延期通知书与复议决定书均是在2018年2月14日送达，其程序违法；2、原告祖父孙德章及刘昌杰的证实材料，证明原告祖父在土改时获得了“园土”土地，且在1982年下户时已演变成了林地，因1982年填发林权证时没有召开群众会，故原告祖父没有获得“园土”林地的林权证；3、习酒镇桃竹村塘头组2015年6月25日的确权申请、习酒镇原顺江村沟头组、深基凹组、环山子组、塘头组全体群众在2015年6月30日的申请，证明1982年填发林权证存在很多山林漏登的情况；4、现场图片，证明原告“园土”的土地已经演变成山林的情况；5、土改证，证明原告祖父孙德章在土改时获得“园土”土地的事实。被告习水县政府辩称：一、答辩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孙中明与第三人争议的“坟山”山林，位于“顺江河沟”左面。第三人孙中庆等11人提交的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祖父孙大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能够证明土改时改得“坟山”山林的事实，且有坟墓搬迁协议予以印证。除王胜利外，争议各方在林业“三定”前属同一大队，均认可林业“三定”时没有对每户单独颁证，且各户仍按土改时取得林地进行管理使用。孙中庆等11户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根据处理民事争议对证据的证明标准，该证上记载的“坟山”山林不仅地名与争议现场一致，而且南界、西界、北界三个方位均与现场一致，虽东界的现场不存在，但在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有效权利依据的情况下，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力明显高于其他证据。在争议议山林右界以“顺江河沟”作为天然分界，方便当事人管理，符合农村山林土地划界习惯。原告孙中明提交的赤水县人民政府于1955年颁发给孙徳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因该证上只有田、土和房屋记载，没有记载山林，“园土”地名与争议山林也不一致，四至界址不清，无法证明“园土”在争议山林中。二、答辩人作出了处理决定，履行了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本案当事人为争议山林权属发生争议后，答辩人曾于2015年作出习府处[2015]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采信铁槽组提交的习府山权字第陆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但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2016）黔03行初91号、103号、248号份《行政判决书》认定该《林权证》权属来源不清，认定孙中明提交的其祖父孙徳章的《上地房产所有证》只有田、土和房屋记载，没有山林。虽然上述判决撤销了处理决定，但也未支持原告孙中明的权属主张。三、原告称答辩人未到现场调查不属实。答辩人在作出处理决定前，除向相关利害关系人下发受理通知要求举证答辩外，还三次到现场进行勘查，并调查涉案人员，搜集有关书证。整个过程原告孙中明本人也是参与的。至于处理决定书中将孙大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写成“1995年赤水县人民法院颁发”，实属笔误，不影响该证效力。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习水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习水县林业局关于习酒镇桃竹村塘头组孙中庆等人与铁槽组山林争议处理建议报告，证明本案系由县林业部门调查后报送；2、（2016）黔03行初91号、103号、248号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孙中庆等11人提交的“坟山”林地确权申请书，证明本案启动程序合法，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应当作为处理本案依据，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严格履行了生效判决，认定事实清楚；3、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二）（三）、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限期举证通知书、变更当事人申请书、习水县习酒镇桃竹村村委会证明、习水县林业局变更当事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1）本案受理、送达程序合法；（2）孙云成、孙中正在处理过程中死亡，依法追加其继承人为当事人，并告知了其他当事人；（3）处理过程中，要求铁槽组在规定期限内针对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中提出不予采信其《林权证》的理由，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4、王胜利提交的《申请书》、铁槽组《答辩状》、孙中明提交的《申明》，证明当事人主张；5、当事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明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情况；6、习水县山林权属争议现场草图、现场勘察笔录，证明争议山林现场情况，及在2017年3月28日的现场勘察过程中，孙中庆明确表示，顺江河沟右侧争议山林已协商解决，不再主张权利；7、孙大南《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其上记载的“坟山”山林，虽东界已不存在，但其他三个界址与争议山林现状相符；8、孙德章《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该证只记载有土地和房屋，未记载有山林；9、档案馆习府山权字第陆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证明该证权利人处为空白，铁槽组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该《林权证》指出的相关问题；同时，习水县政府穷尽办法，仍未调查搜集到该《林权证》正本是谁持有，故未作为本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10、孙中明、孙云权、孙忠文、孙云成、孙中庆、陈明生、陈振、王胜利、蔡秀权的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的陈述。被告遵义市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仅对原告孙中明的诉请进行答辩。二、本案除第三人王胜利外，原告孙中明与第三人孙中庆等人及第三人陈国才均认可在林业“三定”时属同一大队，林业“三定”时未对每户林地进行单独登记颁证，各户均按土改时取得的林地进行各自的管理使用。三、根据第三人孙中庆等11户提供的孙大南的1955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孙中明提供的孙德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情况，能够认定争议林地归第三人塘头组所有，林地、林木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归第三人孙中庆等11户。四、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遵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申请人王胜利向遵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习水县政府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王胜利提交的证据目录及证据，证明申请人王胜利申请复议时提交的证据；3、遵义市政府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行政复议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7年11月6日受理王胜利行政复议申请，于2017年11月6日向申请人王胜利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4、遵义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市政府于2017年11月6日向习水县政府送达遵义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习水县政府在限期内作出答复；6、习水县政府提交证据材料登记表，证明习水县政府提交的证据；7、遵义市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邮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的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市政府于2017年11月6日委托习水县政府向第三人孙中庆等11人、习酒镇桃竹村顺江组、铁槽组、塘头组、孙中明、陈国才及隆兴镇陶罐村1组送达遵义市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8、遵义市政府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送达回证及邮寄回单，证明市政府通知各方当事人延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9、遵义市政府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10、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证明市政府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人孙忠文述称：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我无异议。第三人孙忠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第三人顺江组述称：一、请求确认“凉水井”林地属我组集体所有，由我组集体管理，四至界限为：上抵上横路，下抵河边，左抵新店子广厂组山林界，右抵天堂洞本组界。二、该片山林自解放后，从初级社、高级社均属我组所有和管理，四固定时也固定给本组管理。所以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遵义市政府做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侵犯了本组的合法权利。事实及理由是：1、我组习府自山字第000906号自留山使用证中载明了“凉水井”林地及四至，本组社员罗安华2008年在该片山林内办酒厂用地批材料的申请书中也载明了该片山林属本组管理使用，习酒镇桃竹村调解委员会2012年3月6日做出的《关于顺江土地荒山调查的处理意见》中载明了孙中庆等11人、孙中明与本组产生纠纷后，桃竹村村委会召集三方代表指界确认了该片林地属我组管理使用。2、原告孙中明称该地是其祖父孙德章1955年划得的土地，地名叫“园土”（元子土），但此地实际是荒坡，其中的土是我组王先容等村民的承包地，此地也没有原告孙中明所称的界址和地名，第三人孙中庆等11人称山林来源于其祖辈孙大南的土改证，但其土改证系两人笔迹，且与原告孙中明所持土改证是相矛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再有如果分到各户，要和村委签订重点（地方）公益林管护合同，第三人王胜利所主张的林地与本组接界，但不在本组林地范围，没有争议；3、习水县政府在处理该争议林地时没有通知各方，没有举行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本组群众不知情，本案事实不清。遵义市政府在复议时也没有查清本案，综述，请求法院撤销二被告的处理决定。第三人顺江组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1981年9月6日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证明林权证上的“凉水井”就是本案争议地；2、顺江组7号、8号林权证，证明7号证中的“小塘”、8号证中的“干沟滩”是本案争议地；3、退耕还林记录，证明争议山林是顺江组管理事实；4、申请书、处理意见和杨德全调查材料，证明争议山林是顺江组耕管事实；5、现场草图，证明现场争议地情况。第三人铁槽组述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不对。1、《决定书》采信的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在调查过程中没有查验到相关的合法依据，只是凭借模糊不清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部分证人证言，就武断地决定争议林权归属孙中庆等第三人所有是证据不足。首先第三人孙中庆等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1955年赤水县人民法院颁发给孙大南的，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权利机关不能越权行使人民政府管理土地的权力，因此该《土地房产所有证》违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其次《土地房产所有证》颁发年限较早，在其后首轮土地承包、“四固定”及土地二轮延包中，均未有相关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该争议林地属塘头组所有，被告习水县政府未能凭借有力的依据而作出确权，属于判断无据。再次铁槽组提供了存于县档案馆的习府山权字第陆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该林权证系1982年12月10日填发，四界明确，虽然权利人处空白，但完全可以判断权利人系林权证持有人铁槽组所有。因此在政府的处理决定中认定我组提交的林权证权属来源不清，是错误的，并非非法获取。2、政府的处理决定没有遵照历史习惯。1986年开办洞泉酒厂，争议土地租用费是原告铁槽组收用，1989年四川省九龙电站高压线是和铁槽组协商解决，2006年国家植树造林时，“哥千子”等山林是铁槽组村民主造，2010年修建顺江至陶罐的公路是铁槽组，并且原告铁槽组提供了存于县档案馆的习府山权字第陆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相比第三人孙中庆等出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原告的证据更为确实充分。二、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书》虽以“处理决定否认孙中庆等11户《上地房产所有证》的依据不充分，铁槽组持有的1981年《林权证》没有权利人，未査明有关事实，事实不清”的理由撤销了原习府处[2015]12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但并未一定要采信《土地房产所有证》，否定《林权证》的效力。因此，在没有有力证据的前提下，将争议林地确认给塘头组，同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在我组持有林权证书的情况下，就不应采纳土改证、证人证言等证据，本案被告应当根据原告持有的林权证作出行政处理。综上，请求法院撤销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第三人铁槽组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身份证和证明，证明主体资格；2、2015年12月16日承包合同书及1982年12月4日的林权证，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及争议山林是铁槽组经营管理的事实。第三人塘头组、陶罐村1组、王胜利、陈国才、孙中庆、孙中强、孙中平、孙中科、孙小波、孙中相、孙中培、孙帅、孙中学、孙中久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据。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习水县政府出示的证据，原告对1号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无异议；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3、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4号证据内容有异议；对6号证据的现场草图有异议，在制作该草图时，没有通知孙中明到场，该草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7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没有包含原告提及的“园土”山林；对8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没有记载有山林，但记载了“园土”，因丢荒“园土”现已变成山林；对9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10号证据，除对原告本人的询问无异议外，其他均不认可。第三人铁槽组认为，对1、3、4、5、6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2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7、8、9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10号证据由法院综合认定。第三人顺江组对被告出示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第三人孙忠文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被告遵义市政府出示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未及时将《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送给原告，原告同一天收到《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第三人铁槽组除对9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没有依法核实外，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顺江组对所有证据均有异议；被告习水县政府、第三人孙忠文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原告孙中明出示的证据，被告习水县政府对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延期通知书不影响复议的结果；对土改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土改证上是土地，现场是林地，与争议地没有关联性；对证实的三性不予认可；对现场草图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遵义市政府与习水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另补充认为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实及申请与本案争议的坟山林地无关联性，不能证明该林地的权属属于原告所在村民组，市政府做出的复议决定客观真实。第三人孙忠文的质证意见与二被告质证意见一致。第三人顺江组认为村里无人知道原告1955年房产所有证中登记的“园土”，“园土”不存在；照片中的上抵赤水河，下抵环路，左抵郭圈子，右抵天堂洞属我们顺江组。第三人铁槽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各方所争的是同一块地，只是名字不一样。对第三人顺江组出示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除对1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外，对其余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习水县政府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持异议；对2号证据中柒号林权证有异议，权属不明确，达不到证明目的，捌号林权证与本案无关；对3号证据有异议，属单方划分；对4号证据中的申请书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质证认为与本案争议林地无关，不能证明争议地属顺江组所有。第三人铁槽组质证意见同原告孙中明。第三人孙忠文质证对顺江河沟争议地有异议。对第三人铁槽组出示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2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林权证没有权利人，承包合同书不能证明第三人耕管的事实。被告习水县政府对1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2号证据中林权证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就已说明没有权属，对承包合同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遵义市政府的质证意见同被告习水县政府，并补充认为陆号林权证经核实没有权利人，没有档案载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三人孙忠文对习酒镇桃竹村铁槽组出示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第三人顺江组不认可第三人铁槽组出示的1982年12月4日颁发的林权证。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综合定案根据。经审理查明，争议山林位于顺江组与铁槽组交界处，小地名“坟山”，又有“小窝凼”、“哥千子”等之称。争议山林四界为：上抵顺江组集体山林以天堂洞还过抵顺江组无争议山林，下抵河滩前土地，左抵铁槽组山林以油坊至生基坳的人行小路，右抵习水至桃竹坝公路。争议山林中的“顺江河沟”将争议山林自上而下分为左右两片（面向争议山林定位，下同），左面部分四界为：上抵顺江组集体山林以天堂洞还过至铁槽组山林为界，下抵赤水河、河滩前土地及袁启科住房，左抵铁槽组山林以油房至生基坳的人行小路、岩伦为界，右抵顺江河沟。被告习水县政府在处理孙中庆等11户与在顺江组、陈国才对右面部分山林争议过程中，孙中庆等11户明确表示对右面部分争议山林已经协商处理，不再申请确权。“天堂洞”、“岩伦”位于“顺江河沟”左侧。原告孙中明对争议山林左侧部分林地主张权利，称“园土”包含争议地中地名为“油坊”的山林，主要依据是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祖父孙德章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仅记载了田、土、房，其中记载“园土”土有两处，原告主张的“园土”四至为：东抵坟野坝，南抵蔡世南，西抵坝幹，北抵孙大恒。第三人孙中庆等11人主张争议山林左侧系其“坟山”山林，并以1955年赤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祖父孙大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坟墓搬迁协议、调查笔录及现场照片等为据。在孙大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坟山”山林四界为：东抵石墙，南抵公地河心，西抵岩伦，北抵天堂洞。经被告现场勘查指界，东抵“石墙”，已无“石墙”或“石墙”痕迹存在。且证上的东界“石墙”有明显改动痕迹。第三人顺江组依据习府自山字第000906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主张争议林地系其“凉水井”林地，四至为：上抵上横路，下抵河边，左抵新店子，右抵天堂洞，与本案争议的左面部分林地四至大致一致。第三人铁槽组主张争议山林左侧系其“哥千子”林地，提供了习水县政府1982年12月10日填发的习府山权字第陆号《习水县林权证》（存根）。该林权证记载了“哥千子”林地，四至为：上抵大包山，下抵青塘，左抵水洞，右抵顺江河，但该林权证权利人处为空白。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习水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七条“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的规定，被告处理争议山林权属首先应以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为据，在尚未取得林权证情况下，才能依据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等作为确权的依据。在本案中，被告习水县政府在未确认本案所涉及的争议山林是否颁发过林权证，未查清第三人顺江组林权证颁发情况，直接依据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对争议山林左侧作出处理决定，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而被告遵义市政府在进行行政复议时，未对顺江组在复议过程中提交的习府自山字第000906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予以核实，即作出维持决定亦是事实不清。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习水人民县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7]3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7]2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和遵义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远秀人民陪审员  陈文华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罗丽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