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京0105民初10279号原告刘健，女，1974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代理人袁杰，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聪娜，北京市金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吕家营村东北侧。法定代表人张星，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建辉，男，1979年1月3日出生，汉族，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负责人冯贤国，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立新，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健（以下称姓名）与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服务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分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健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杰，汽车服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建辉，人保北京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立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健诉称：2015年4月6日，刘健驾驶×××号速腾牌汽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同年4月20日，刘健到人保北京分公司办理定损手续。车辆从外观上看没有大的损伤，且担心维修费用过高导致来年保费上涨，刘健不愿进行维修。人保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车辆一侧大灯已经活动，建议刘健到汽车服务公司进行维修。2015年4月27日，刘健到汽车服务公司维修车辆，该办公地点挂有人保北京分公司的业务受理标志。汽车服务公司的员工张建辉告知刘健，定损需要对车辆进行拆解，且定损员不在现场，无法立刻进行定损，建议刘健将车留下，定损完毕后再通知刘健。刘健将车留在了汽车服务公司，汽车服务公司向刘健出具了《接车单》。2015年4月28日晚6时左右，汽车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致电刘健称：车辆的保险杠、两个大灯、机器前盖、左右前叶子板均需维修。刘健认为车辆机器前盖、左右前叶子板并未受损，无需维修，当即对维修项目提出异议，并要求汽车服务公司暂停维修，自己会在次日到汽车服务公司亲自查看。2015年4月29日，刘健到汽车服务公司，发现车辆的机器前盖和左右前叶子板多处被人为刻意划伤。汽车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告知刘健，定损已经完成，让刘健对所有项目都进行维修。刘健没有同意，并要求汽车服务公司将机器前盖、左右前叶子板恢复原状。2015年4月30日，刘健再次来到汽车服务公司的修理车间，发现车辆前盖已经被完全打磨，现场工人说是厂里让修的。刘健希望张xx进行解释，但被告知张xx已经放假。刘健再次要求汽车服务公司将机器前盖、两侧前叶子板恢复原状。此后，双方多次沟通无果。2015年6月15日，刘健与张xx沟通，希望取走车辆，但被拒绝，现车辆仍在汽车服务公司。刘健与汽车服务公司成立了修理合同关系，期间车辆的正常部分遭到该公司损坏，增大定损范围，获取不正当利益。该公司对刘健车辆长时间不恢复原状，且在维修前未与刘健进行确认，致使刘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且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人保北京分公司在确定损失范围时未与刘健进行沟通，未得到刘健确认，汽车服务公司也是人保北京分公司向刘健推荐，人保北京分公司在该纠纷中存在过错，应对刘健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现刘健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刘健与汽车服务公司之间的修理合同关系，汽车服务公司将×××号速腾汽车恢复原状并归还刘健；汽车服务公司赔偿刘健交通损失61000元、车辆贬值损失（自2015年4月27日起至车辆返还之日止，按每天200元计算），人保北京分公司与汽车服务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汽车服务公司辩称：2015年4月27日，刘健将×××号机动车开到汽车服务公司进行维修。汽车服务公司工作人员张xx告知其维修定损流程，提车结账需要拆解定损，双方也签署了交接单。后汽车服务公司按人保北京分公司的要求，对车辆进行拆解照相，将保险杆拆下查看后发现：前杠、内衬、右前大灯、两个叶子板、机器盖都有明显变形。汽车服务公司第一时间通知刘健，告知维修进度可能延长，刘健也表示认可。汽车服务公司进行进一步拆解。次日，刘健到汽车服务公司，称其已经以75000元的价格将车卖给了他人，不让汽车服务公司继续进行维修，或者车辆归汽车服务公司所有，汽车服务公司给其75000元价款，汽车服务公司予以拒绝。之后刘健向人保北京分公司和保监局投诉，要求汽车服务公司修好车辆、开具票据，但其拒绝给付修理费，汽车服务公司予以拒绝，事情一直僵持至今。现汽车服务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同意刘健的其他诉讼请求。人保北京分公司辩称：人保北京分公司是×××号机动车的保险承保人，没有维修车辆的资质，也非修理合同的当事人，刘健要求人保北京分公司承担车辆维修合同的责任缺乏依据。连带责任是法定的，刘健要求人保北京分公司与汽车服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16日，刘健驾驶×××号机动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号机动车前部与另一方车辆接触受损。同年4月27日，刘健到汽车服务公司维修车辆，双方签署接车单，载明：“中保提车结账，拆前杠照相”；接车单中不维修有伤项目一栏中将：左前门、左后门、左后叶子板、后杠、右后叶子板、右后门、右前门、右前叶子板、后盖、左反光镜、右反光镜处勾选为不在维修范围内，接车单未载明需要维修的项目和费用明细。次日，汽车服务公司通知刘健需要进行维修的项目明细，刘健认为部分项目无需进行维修，双方就此发生争议。此后，双方多次进行沟通，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刘健要求汽车服务公司停止修理车辆并将车辆恢复原状，交由自己开走。汽车服务公司则要求刘健支付保管费等费用，双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现车辆仍在汽车服务公司。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健提供了×××号机动车在人保北京分公司投保的保单和其从人保北京分公司的网站下载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确认书载明，人保北京分公司对×××号机动车进行勘验的时间为2015年4月20日，该车需要更换的零部件为：前保险杠皮、前保险杠亮条（右）、前保险杠亮条（左）、前保险杠内衬、前大灯（右）、中网，更换费用小计2683.44元。修理项目包括：钣金右前叶子板、钣金发动机罩、喷漆发动机罩、喷漆前翼子板（右）、喷漆前翼子板（左）、钣金左前叶子板、喷漆前保险杠皮、钣金左大灯维修，修理项目费用总计2200元。刘健称，该份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并未载明车辆发动机罩和左、右前叶子板在事故中受损，而汽车服务公司故意将上述部位损坏，再进行维修获取不正当利益。人保北京分公司和汽车服务公司则主张，确认书明确载明了发动机罩、左右两个叶子板有损伤，需要进行维修，不存在汽车服务公司故意扩大损失的情况。刘健还表示，人保北京分公司从未将确认书交给自己确认，该份确认书是2016年2月，其自行从人保北京分公司的网站上下载的，确认单载明的勘验时间早于刘健将车辆交给汽车服务公司进行拆解定损的时间，与事实不符。庭审中，人保北京分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将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交由刘健确认。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健表示，其主张的交通费是替代性交通费用，其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是车辆在停放期间的自然损耗，但刘健未能就此提供相应证据。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接车单、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录音资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刘健与汽车服务公司签订交接单，将×××号机动车交由汽车服务公司进行维修，双方之间存在订立修理合同的合意。但因交接单并未载明需要进行维修的项目和费用明细，按照行业惯例，汽车服务公司应在对车辆进行检查后，将上述情况告知刘健，并在征得刘健的同意后，再对车辆进行维修。本案中，汽车服务公司在刘健明确对维修项目提出异议，并要求停止维修的情况下，仍对部分争议维修项目进行了处理，违背了刘健的意愿。此后双方对维修项目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刘健要求解除修理合同关系，汽车服务公司将×××号机动车恢复原状，并返还给刘健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汽车服务公司扣留车辆，导致刘健不能使用，刘健要求汽车服务公司赔偿替代性交通费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刘健未能就其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提供相应证据，且由于该车在被汽车服务公司扣留期间无需运行，车辆损耗相对较少。本院将综合上述两项因素，确认汽车服务公司赔偿刘健损失的金额。人保北京分公司与刘健之间不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刘健要求人保北京分公司与汽车服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健与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号机动车维修问题所形成的修理合同关系；二、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号机动车恢复至原告刘健将该车交付给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时的原状后，将车辆返还给原告刘健；三、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健各项经济损失一万元；四、驳回原告刘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88元，由原告刘健负担50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三四零一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738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甄玉斌人民陪审员  卢维东人民陪审员  张春英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杨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