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晋02民终18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润全，男，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大同市。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爱平，女，1959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海淀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蕾，山西儒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大同市城区大南街**。法定代表人：黄文禄，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茜，山西雁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文禄，男，1970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文，大同市城区大庆路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胡润全、李爱平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黄文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7）晋0202民初2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润全、李爱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蕾，被上诉人华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茜，被上诉人黄文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丽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润全、李爱平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的(2017)晋0202民初230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即:判令二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1300万元及逾期利息4160000元(月息2分，自2016年3月1日计算至2017年7月1日)，以后利随本清。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是基于被上诉人提交的由张廷滨与黄文禄签署的“还款协议”的内容来确认的，然而该“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争议，首先，上诉人对该“还款协议”并不知情，既没有事先特别授权，也没有事后进行追认，张廷滨没有得到上诉人的特别授权签署的“还款协议”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利，对上诉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一、上诉人授权张廷滨的事项为清理欠款，同时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写明清欠资金回到胡润全账户，可见该授权的权限限于催缴资金并指定了收款账户，对于欠款金额、清欠主体、还款期限、方式等实质性内容并未对张廷滨进行特别授权。因此张廷滨签署的对原“关于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付胡润全、李爱平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处理协议(以下简称处理协议)”实质性内容予以变更的任何协议均属无权代理。依据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第二、该“还款协议”内容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系无效协议。首先，通过上诉人出具的投权委托书显示，该委托书中明确了“负责清理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欠我胡润全人民币壹仟壹佰伍拾万元”结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前签订的“关于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付胡润全、李爱平均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处理协议”可以看出，欠款主体为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黄文禄，即两个欠款主体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然而张廷滨与黄文禄签署的“还款协议”中免除了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还款义务，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系黄文禄与张廷滨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其次，在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写明清欠资金回到胡润全账户，然而被上诉人在明知指定资金流向的情况下仍向张廷滨支付款项，这一点通过一审中查明的事实也可以证实。通过这些也可以充分证明黄文禄与张廷滨恶意串通，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利。第三，依据常理判断，被上诉人拖欠上诉人款项已经给上诉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上诉人为了尽快敦促被上诉人清欠欠款委托张廷滨催款，目的是要尽快收回资金，缓解资金压力，然而张廷滨与黄文禄之间签订的“还款协议”不仅没有达到尽快回笼资金的效果，反而延长还款期限，免除部分债务人义务，这完全与上诉人委托目的相违背。可见系黄文禄与张廷滨恶意串通，严重侵害上诉人合法权利。综上，通过被上诉人的种种行为以及黄文禄与张廷滨之间签署的“还款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黄文禄与张廷滨为了达到各自的某种非法目的，恶意串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依据我国民法总则154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合同法52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可见，黄文禄与张廷滨之间签署“还款协议”的行为严重违法，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还款协议亦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该无效协议来判定双方合同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有误。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存在偏差，法律适用错误，望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华盛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上诉人在2016年10月13日已经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欠款，就还款事项双方于2016年10月17日签订了《还款协议》，协议约定答辩人在2020年4月1日前将违约金支付完毕，现仍在履行期间，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上诉人于2016年10月13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上面明确记载“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我公司欠胡润全1150万元”，且上诉人将该授权交于我公司，告知欠款已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的事实。并且双方于2016年10月17日就还款期限重新进行了约定，约定答辨人在2020年4月1日前付清违约金，按照该《还款协议》现仍在履行期间。2、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即使存在上诉人所说约定不明确的情形，根据《民法通则》第65条的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即使存在授权不明的情形也是由于上诉人的过错造成的，应当由上诉人自已对其出具的委托书承担责任。答辩人作为善意第三人，在上诉人委托张廷滨之后又偿还过违约金共计203.3万元，在此期间上诉人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所以答辩人认为其就还款事项与上诉人的委托人签订《还款协议》并无不当，且还款协议的内容也明确约束上诉人与答辩人，金额也与授权委托书记载一致，该《还款协议》真实有效。上诉人不能因为授权不明而对抗善意第三人。二、本案中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请求法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适当降低违约金。违约金以补偿为主，兼具惩罚性。违约金的约定不能成为当事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手段，虽然双方就违约金签订了《违约金处理协议》，但不能说明违约金的约定合理合法。且本案中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答辩人认为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更为合理。根据《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三、关于上诉人向答辩人主张迟延支付违约金的逾期利息的主张，答辨人认为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比照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最高法执监26号裁定的相关裁判精神，违约金和逾期利息本身都具有惩罚性功能，在主张了违约金的情况下，不能再以违约金为基数计算逾期利息。上诉人的主张与最高院的裁判精神相违背，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黄文禄答辩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具体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黄文禄系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关于办理胡润全、李爱平股权转让事项过程中，对外所签署的所有协议及相关资料，均系履行职务行为，所负债务也系公司债务，与答辩人个人无关。二、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已就还款事项与其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016年10月13日上诉人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我公司欠胡润全的违约金1150万元，且将该授权交于我公司，并告知关于欠款的事项从即日起全权由张廷滨负责。基于该授权，答辩人与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廷滨于2016年10月17日，签订《还款协议》，该协议约定:“2017年3月31日前我公司支付胡润全170万元，剩余款项2020年4月1日前支付完毕。”之后我公司依约从2016年10月19日至2017年3月26日分8笔向胡润全及代理人张廷滨付款177万元，后又于2017年4月18日至2018年3月6日分13笔向上诉人的代理人张廷滨付款26.3万元。在张廷滨代理的整个期间，胡润全对其代理行为没有任何异议，所以答辩人认为该《还款协议》真实有效，在约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前，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胡润全、李爱平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支付二原告1300万元，逾期付款利息4160000元（月息2分，从2016年3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7月1日，以后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8月16日被告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二原告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二原告将其分别持有的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900万股权分别以4950万元转让给被告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七日内被告向原告分别支付转让款900万元，剩余转让款4050万元在办理完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分期支付，具体为：2012年9月30日前支付800万元，2012年10月30日前支付750万元，2012年11月30日前支付2500万元；如因被告原因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被告应按本协议约定的应履行而未履行部分的千分之一向原告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黄文禄以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在上述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签名。2015年2月2日黄文禄与原告胡润全签订《关于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付胡润全、李爱平股权转让款违约金的处理协议》，内容为“由于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胡润全、李爱平山西科泰微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2015年2月2日，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文禄与胡润全、李爱平的代表人胡润全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黄文禄支付胡润全、李爱平违约金1500万元，股权转让事宜全部了结，双方自此互不追究违约责任；二、黄文禄于2015年2月18日前支付胡润全、李爱平违约金200万元（贰佰万元）；三、黄文禄于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分期支付违约金1300万元（壹仟叁佰万元）”。2016年10月13日胡润全给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由于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胡润全签订的资金补偿合同，该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给胡润全，目前尚欠人民币壹仟壹百伍拾万元（11500000元）。现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欠我胡润全人民币壹仟壹百伍拾万元（11500000元）。清欠资金回到胡润全账户”。一审法院认为，就双方争议的张廷滨与被告黄文禄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否有效，原告主张的债权是否到期的问题。被告山西华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称，原告胡润全的委托代理人张廷滨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黄文禄于2016年10月17日签订了《还款协议》（庭后提交了原件），按照该协议约定，被告应于2020年4月1日前支付完毕,现仍在履行期间，应驳回原告诉求。并提供授权委托书、《还款协议》予以证实。原告对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还款协议》不认可，称原告只委托张廷滨清理欠款并回到胡润全账户，并没有委托张廷滨签订任何协议。从原告给被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看，授权委托书未明确1150万元何时及如何清理完毕，但明确原告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剩余欠款1150万元，故张廷滨有权就如何还款作出决定，被告黄文禄也有理由相信就何时还款、如何还款张廷滨有权代理，故张廷滨与黄文禄签订的《还款协议》有效。《还款协议》约定：1.2017年3月31日前，乙方（黄文禄）支付甲方（胡润全）170万元。2.剩余款项乙方从2017年4月1日起分三年支付完毕，乙方争取前两年每年支付200万元，2020年4月1日前支付完毕。3.乙方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最后还款期限届满前甲方不得以上述或其他方式向乙方主张债权。4.除向乙方外，甲方不得向大同华盛昌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或其他第三方主张违约赔偿。在签订该《还款协议》后，被告黄文禄陆续给胡润全及张廷滨账户汇过款。故原告在2017年7月14日提起诉讼时，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尚未到履行期限，原告就全部债权提出主张的依据不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故原告要求被告提前履行全部债务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润全、李爱平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还款协议》的效力问题。胡润全、李爱平主张《还款协议》无效，胡润全给张廷滨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全权委托张廷滨负责清理剩余欠款1150万元。张廷滨与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禄签订的《还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协议。该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胡润全、李爱平认为《还款协议》无效的主张不予支持。《还款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还款协议》签订后，从2016年10月19日至2018年3月，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文禄陆续给胡润全及张廷滨账户汇款。胡润全、李爱平在2017年7月14日起诉时，《还款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现胡润全、李爱平就全部债权主张还款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以双方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还款协议》约定，2017年3月31日前，黄文禄支付胡润全170万元。剩余款项从2017年4月1日起分三年支付完毕，乙方争取前两年每年支付200万元，2020年4月1日前支付完毕。上述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胡润全、李爱平可另行主张欠款及逾期利息。综上所述，胡润全、李爱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60元，由上诉人胡润全、李爱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高存慧审判员 马卉妍审判员 张丽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王毅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