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粤高法民一终字第69号上诉人：杨某1，男，1953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诉人：杨某2，男，196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诉人：杨某3，女，1955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诉人：杨某4，女，195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诉人：杨某5，女，1961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诉人：杨某6，男，198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上列六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丽、喻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1，男，1954年10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扬，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松，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原告：张某2，女，1982年8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审原告：张某3，男，1989年12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上诉人杨元燦、陈佩侬与上诉人张某1及一审原告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原由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11年1月26日作出（2009）汕中法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杨元燦、陈佩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2年11月26日，本院作出（2012）粤高法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重审后，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3）汕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杨元燦、陈佩侬和张某1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上诉二审期间，陈佩侬、杨元燦先后去世，本院依其继承人的申请并审查核实后，已通知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作为本案上诉人承继杨元燦、陈佩侬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参与诉讼。2018年6月13日，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杨某1、杨某2及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丽、喻玲和上诉人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逸扬、陈劲松，均到庭参加诉讼；一审原告张某2、张某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对杨某7名下的全部遗产依法进行分割，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2.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张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杨某7死亡时的住所地应该确定为杨某7的户籍所在地错误，杨某7死亡时的住所地应为其经常居住地即广东省。1.一审判决遗漏杨某7死亡前四年多时间均居于汕头市，其来汕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活居住的事实。根据杨元燦、陈佩侬提供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陈述，杨某7去世前有四年多时间长期居住于汕头市，另据张某1提供的杨某7最后一次香港出入境记录记载，杨某72004年6月3日入境香港，2004年6月14日离开香港，在港时间仅十一天。一审法院未依法调查收集杨某7去世前四年多时间的出入境记录，仅认定杨某7于2004年6月14日至2005年7月1日居住于汕头，未全面客观地反映有关杨某7去世前四年多时间长期居住在汕头市的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杨某7于2004年6月14日进入中国内地的目的是“治病”，缺乏证据证明。事实上，杨某7的亲属及社会关系均在汕头，且其与丈夫张某1的生意业务主要集中在汕头地区。因此，杨某7尽管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主要活动均发生在汕头市并长期居住于汕头。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作为依据的情况下，将被继承人杨某7于2004年6月14日进入中国内地的目的认定为“治疗”，无疑是错误的。3.一审判决在计算杨某7在内地连续居住的时间时扣除杨某7治疗天数，并以此认定杨某7在汕头连续居住不足一年及汕头市不是杨某7的经常居住地，违背了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前述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是“医院”的则该“住院治疗的地方”不能认定为经常居住地，而且不能简单机械认为不管行为人离开户籍地的目的是什么，只要行为人在异地曾住院治疗就应扣除其住院时间。据此，杨某7生前最后住所地应当确定为其经常居住地即汕头市：一是因为杨某7在汕头市离世；二是因为杨某7离世前长期居住于汕头市约四年多时间；三是因为杨某7生前居住的场所是其在汕头市购置的房产即汕头市××路长发大厦1602室，该房产系杨某7自行购置并一直视为其在汕头市的家。鉴于以上基本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关于“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的规定，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某7死亡前的经常居住地应为广东省长平路长发大厦1602室。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关于“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的规定，杨某7生前最后住所地应确定为广东省长平路长发大厦1602室，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杨某7户籍所在地。（二）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动产继承适用香港法律错误。如前所述，杨某7死亡时住所地为广东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关于“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3条关于“涉外继承，遗产为动产的，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即适用被继承人生前最后住所地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案涉遗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有关法律。（三）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不动产遗产范围错误。1.一审判决未将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汕头市XX区1-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等4套房产认定为案涉遗产进行分割并依法追究张某1侵害杨元燦、陈佩侬遗产继承权的法律责任错误。因为：第一，上述4套房产均于杨某7与张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依法属于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杨某7去世后其生前所享份额依法转化为其遗产。第二，杨元燦、陈佩侬向张某1提出分割遗产的要求后，张某1以转移财产为目的，擅自对外转让上述4套房产，张某1的行为侵犯了杨元燦、陈佩侬的合法继承权，应受法律追究。第三，一审判决仅依据张某1单方面提供的自己欠款立据，未核实张某1主张的债务真实性，便认定前述4套房产已经抵还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依据。第四，张某1对外转让上述4套房产时，存在虚假交易，恶意逃避分割遗产的嫌疑。四宗交易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和评估价格，甚至存在张某1转让上述房产后长期控制、占有相关房产的事实。2.一审判决未查明张某1于继承事实发生后取得的58套房产是否遗产转化而来的事实。杨元燦、陈佩侬提供的证据证明，张某1名下有76套房产，其中58套是在继承事实发生后取得的，取得时间集中在2007年和2008年。本案中，由于杨某7的遗产全部由张某1控制，而在继承事实发生后，张某1没有及时分割遗产，也没有将杨某7的遗产情况告知所有继承人。鉴于张某1在杨某7去世后极短时间内购入如此巨额房产，存在张某1购买此58套房产的资金来源于杨某7原有遗产的合理怀疑，而张某1未提供证据证明购买该58套房产的资金来源，一审法院亦未查明该事实，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58套房产实际上属于杨某7遗产的转化形式，应纳入遗产分割范围。（四）一审判决未将张某1以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菀坪公司）名义持有的标准股份27347104股股票以及以黄某名义持有的标准股份641118股、万科60多万股股票认定为遗产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证明，陈某1、陈某2受张某1指示为张某1利益以菀坪公司名义持有标准股份27347104股及黄某受张某1指示为张某1利益持有标准股份641118股、万科60多万股。由于张某1委托他人持有巨额股票的事实发生在其与杨某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等股票依法属于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7死亡后，上述股票中属于杨某7的财产份额依法属于遗产的范围。一审法院在无理拒绝杨元燦、陈佩侬多次请求对张某1委托他人持股的事实进行调查取证的申请后，以杨元燦、陈佩侬未能提供证据为由，对张某1委托他人持有的上述股票不予认定遗产。（五）一审判决未认定东机衣车工业（香港）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东机公司）、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东机公司）的股权为遗产错误。杨元燦、陈佩侬提供的证据证明，香港东机公司由张某1于1992年6月29日投资成立，2007年6月18日香港东机公司投资成立汕头东机公司。由于香港东机公司成立于杨某7与张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公司由张某1投资设立，该公司股权属于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7去世后其拥有的该公司股权属于遗产，依法应由合法继承人继承。汕头东机公司是香港东机公司投资设立的，汕头东机公司的财产属于香港东机公司所有，故杨某7遗产应包括汕头东机公司的财产。（六）一审法院拒不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导致本案部分事实认定不清乃至错误。本案中，杨元燦、陈佩侬多次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收集有关陈某2、陈某1受张某1委托为张某1利益持有菀坪公司全部股权以及菀坪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标准股票等的有关证据材料，以查明属于杨某7的遗产范围。但是，一审法院均未予接纳，严重侵害了杨元燦、陈佩侬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乃至错误。二审开庭时，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补充以下上诉理由：（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本身是冲突规范，不同于实体法或诉讼法，其作用在于确定准据法，在确定准据法时只要进行一次识别即可，也就是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进行识别。各方对于本案纠纷为法定继承均无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据此，在准据法确定之后，遗产关系、继承的开始、继承人的遗产范围等问题无需再进行二次识别。但是，前次一审判决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来确定本案动产继承应适用香港法律，适用法律错误。（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该条规定的是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夫妻双方均在世才存在该条规定的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有关夫妻财产关系所适用的法律问题。本案中，杨某7已经去世，根本不可能与张某1协议双方之间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故该条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三）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死亡时经常居住地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的规定，即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住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被继承人杨某7去世前四年多的时间已经长期居住在汕头，从二审法院调取的被继承人2003年至2004年间的出入境记录可以看出，杨某7在两年的时间内频繁出入境，但其主要滞留地是汕头，其生活中心已经集中在汕头。杨某7坚持回汕头的目的是因为她在得知自己患有绝症之后，希望在临终前能回到故土，回到亲人的身边，得到亲人的照料。所以，从2004年6月14日最后一次离开香港进入汕头后至2005年7月1日因病逝世，杨某7在汕头连续居住已经超过一年。（四）根据我国婚姻法、继承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有价证券、公司股权及其所生孳息等均为共有，被继承人死亡时属于其的那一部分均应予分割。本案中，张某1已经非法转移了部分股票和房产，请法院查明相关事实，如果已经不能进行实物分割，恳请进行折价补偿。张某1答辩称：一审判决对动产遗产的认定和处理正确，但在不动产遗产范围认定和分割方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误认定杨某7遗产范围及判令分割。（一）本案为涉港继承纠纷，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选择调整杨某7与张某1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以正确认定杨某7遗产范围，并选择调整遗产继承关系的准据法以正确认定继承主体和继承办法。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适用于本案。张某1和杨某7夫妇均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案涉争议遗产分散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故本案为涉港民事纠纷。《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该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该法第十八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第二十四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的规定，也将香港区籍的居民与其他区域的中国公民区分开来。可见，我国内地与香港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存在区际法律冲突。在涉及××区籍居民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上，应当参照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规定，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神。因此，本案应首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于2011年4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于2013年1月7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涉港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该解释，且该解释适用于该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2.本案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选择调整张某1和杨某7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以确定遗产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该法的规定确定适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的法律冲突规范中没有关于调整涉外夫妻财产关系适用法律的规定，而仅有涉及结婚、离婚的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但该条规定不适用于结婚、离婚以外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因此，本案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来确定适用于张某1和杨某7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以区分张某1个人财产和杨某7个人财产，从而确定杨某7遗产范围。根据该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准据法的，应当适用张某1和杨某7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即香港法律；即使张某1和杨某7没有共同的经常居所地，也应当适用张某1和杨某7的共同区籍法律即香港法律。3.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选择调整继承关系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应参照该条规定选择调整继承关系的准据法，即位于内地的不动产继承选择内地的继承法，涉及动产和位于香港的不动产继承适用香港地区的继承法进行继承。4.一审判决未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既违反了该法的规定，也违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应优先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其他法律对同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这两部法律关于不动产继承的法律适用的规定是一致的，但关于动产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两者不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以确定如何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院治病的除外”。后者规定“但住院治病的除外”，两者不尽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规定，应当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把为了就医而在经常居所地以外居住的地方统统排除在“经常居住地”以外，以确定被继承人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从而正确选择调整夫妻财产关系和继承关系的准据法，正确认定遗产范围、继承主体和继承办法。（三）杨某7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是其户籍所在地香港，而非汕头市。一审判决认定汕头市并非杨某7经常居所地正确。1.杨某7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而不具有中国汕头市户籍。杨某7生前的经常居住地是香港英皇道柏景台1座13C室。该处所是杨某7与其家庭成员包括张某1、女儿张某2、儿子张某3共同的经常居所地。2.杨某7死亡前最后的一年多时间连续在汕头市居住是为了就医治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汕头市不能视为杨某7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杨某7自2002年发现罹患癌症后，先后几次在香港的玛丽医院、圣保洛医院住院治疗。由于香港医院检查、做手术排期等待的时间较长，加上杨某7本人更相信中医，所以其在2004年6月以前经常往返汕头和香港两地，为的就是在汕头找中医治疗。但是，到2004年6月份时，杨某7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为方便就医，杨某7于2004年6月14日离开香港到了汕头，其出院后经常要到医院复查、就诊和治疗（包括化疗），至其死亡前曾三次因病情严重而住院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及化疗等治疗措施，使杨某7的身体十分虚弱，到后期双腿水肿走路困难，根本无法离开汕头市，只好在汕头居留，以继续治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院治病的除外”。该规定之所以将“住院治病”排除在外，究其立法原意是认为经常居住地的确定需要考虑公民在住所地以外的地方居住是以“生活居住为目的”，还是出于“住院”及就医的目的。如果是为了住院及出院后方便继续治疗，即使在该医院所在地连续居留一年以上，也不应将医院所在地作为经常居住地。而后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该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出于就医（不一定住院），即使在同一地方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也不能将该地方视为经常居所地。杨某7在一年多时间三次住院就医，累计入院时间达43天，所以当然不能因其为了就医和住院而在汕头市居留一年多时间就将汕头市认定为经常居所地。3.杨某7“因在香港居住不习惯，亲属均在汕头市而到汕头市定居，且在死亡前四年多时间定居汕头市”，与事实不符，汕头市并非杨某7作为生活中心的地方。张某1九十年代先携女儿张某2移居香港，后来杨某7携儿子张某3到香港定居，杨某7到香港定居的目的是为了家庭团聚和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杨某7是一名十分传统、善良的潮汕女性，她一直以来都把家庭、子女放在第一位。事实上，举家到香港定居后，张某1忙于生意赚钱养家，没多少时间照顾儿女，杨某7则没有出去工作而是亲自在家照顾子女生活。杨某7去世前四年即2002年，女儿19岁，儿子才12岁，子女均在香港读书，张某1多数时间也在外做生意，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显然只有香港才是杨某7生活中心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生病需要就医治疗，杨某7不可能抛下丈夫、女儿和幼子而单独一人到汕头生活。4.杨某7在去世前居住的位于汕头市××路的房产是自有房产，不能成为主张该处所为经常居住地或经常居所地的理由。事实上，当事人居住的房产是自有，还是租赁或者借用，对该居所能否视为经常居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均无影响。5.一审判决不将杨某7住院治疗的时间计入其在汕头市连续居住的时间，从而认为汕头市并非其经常居住地并无不当。即使不考虑杨某7最后一年在汕头市居所养病与住院治疗之间的关联性和延续性，其在死亡前先后三次住院，每次住院也中断了其在汕头居所的连续居住，其最后两次住院中间在汕头市居所居住的时间只有13天。再退一步，即使不考虑因住院中断连续居住的情况，而是合计连续居住时间扣除43天住院时间，杨某7在汕头连续居住的时间也未满一年。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汕头市并非杨某7的经常居住地是正确的。（四）杨某7的遗产只有位于汕头市××花园××号房××一半产权和在香港的银行存款港币280672.21元。1.在本案继承、分割遗产之前，应当先行解决的问题是张某1和杨某7的夫妻财产关系，才能确定杨某7死亡时属于她的个人财产即遗产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规定：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该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如前所述，张某1和杨某7的财产关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选择适用张某1和杨某7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却香港法律来调整，从而确定杨某7的个人财产即遗产的范围。一审判决未选择适用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而是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导致错误地将张某1的个人财产认定为张某1和杨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而导致认定杨某7的遗产范围错误。2.根据香港法律，只有在杨某7名下的财产才是其个人财产。《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四条规定：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不论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女性在享有财产方面的预用权或让与权如受到限制，而该等限制不可能加诸男性对该财产的享有者，则该等限制概无效力。该条例第九条规定：若丈夫或妻子以金钱或有价事物分担改善土地财产或非土地财产的状况，而其分担亦有相当实质，且该土地财产或非土地财产或其变卖所得的款项是由夫妻双方或任何一方拥有实益权益的，则除非夫妻之间有明订或默示的相反协议，否则曾分担的丈夫或妻子须被视为因分担而取得一份或一份加大的实益权益，份额于当时可能已由双方协议决定，若无此协议，则在丈夫或妻子的实益权益是否存在或份额多寡的问题产生时（不论是产生于夫妻之间的法律程序或其他法律程序中），由聆讯法庭以其认为在一切情况下均属公正者为准。可见，香港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男女婚后拥有相同的对自己婚前和婚后财产所有权的能力和承担债务的能力，即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各自所有，并单独行使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且香港法例并未对夫妻财产作动产、不动产之划分。除非能证明夫妻双方对财产归属另有约定，否则任何一方名下财产均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关于香港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定，张某1在一审时提供了经中国委托公证人及香港律师黄萃群公证的罗嘉裕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审判决也曾依职权向汕头大学法律系发函询问，香港律师和汕头大学法律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都肯定香港实行的是夫妻财产分别制。因此，张某1无论是结婚前或是与杨某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个人名下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都是张某1的个人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同时，杨某7死亡时在其个人名下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即其遗产。3.案涉争议的不动产即78套房产中，只有位于汕头市××花园××房产登记在张某1和杨某7名下，该房产的一半产权是杨某7个人财产，其余房产都登记在张某1个人名下，是张某1的个人财产，不属于案涉遗产范围。一审判决认定2005年7月1日之后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58套房产不属于张某1和杨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正确，但将2005年7月1日前登记在张某1一人名下的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错误。4.张某1购置该58套房产的时间为杨某7去世后两三年间，对方以房产购置时间是杨某7去世后不久为由，认为购房资金来源于杨某7遗产，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至于张某1购买房产的资金来源，涉及到张某1与生意合作伙伴的商业秘密，而且张某1也没有义务提供给杨元燦、陈佩侬。至于为何大部分房产购置时间在2007年和2008年，那是因为当时房地产价格低，张某1和生意合作伙伴分析认为未来房产将有大的升值空间才投资的。5.一审判决未将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102号房、汕头市XX区1-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等四套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正确。即使不考虑该四套房产根据香港法律规定应当属于张某1的个人财产而适用我国内地婚姻法的规定将该4套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由于张某1欠生意伙伴陈庆田先生580万元（后转为欠江凤仪女士款）和欠神农彩瑞先生400万元的事实发生于杨某7在世时（2004年），该债务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张某1在杨某7去世后，将其中两套房产用于折价抵债给江凤仪女士，另两套出售所得款项用于偿还神农彩瑞的欠款也应视为偿还夫妻共同债务。上述欠款、以物抵债、还款的事实和相关债权文件均经香港中国公证律师公证，真实有效，并非张某1虚构事实，更不存在对方所称的“虚假交易，恶意逃避分割遗产”的情况。6.杨某7动产遗产只有在香港两家银行的存款共280672.21元港币，其他杨元燦、陈佩侬所主张的动产均非杨某7遗产。第一，菀坪公司曾持有的标准股份股票、黄某持有的标准股份和万科的股票即使存在也是案外人财产。对方主张是张某1委托菀坪公司和黄某持股，但没有证据证明。退一步说，即使有证据证明菀坪公司和黄某受张某1委托代持股权，股票是动产，依香港法律也是张某1的个人财产，而非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二，张某1持有香港东机公司的股权，该股权是动产且存在于香港，同理也是张某1个人财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第三，香港东机公司虽持有汕头东机公司股份，但该股份是法人财产而非个人财产。何况汕头东机公司是杨某7去世后才成立的，注册资金的来源是借款，并非来自香港东机公司。对方主张上述三项动产是杨某7的遗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杨某7的动产遗产只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颁发的《遗产管理书》中所列明的银行存款港币280672.21元。至于一审法院未根据对方申请进行调查取证的问题，一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五）本案继承只能是各继承人共同继承杨某7位于汕头市××花园××号房××一半产权。1.如前所述，杨某7的遗产只有位于汕头市××花园××号房××一半产权和在香港的银行存款港币280672.21元。2.不动产遗产继承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中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国内地法律，张某1与杨元燦、陈佩侬、张某2、张某3五人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故作为杨某7遗产的位于汕头市××花园××号房××一半产权应当由五人共同继承，每人份额相同进行分割。3.动产遗产继承应适用香港法律，而根据香港法律，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子女和配偶，并不包括父母，所以作为杨某7父母的杨元燦、陈佩侬无权继承杨某7动产遗产即港币280672.21元。针对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二审庭审时补充的上诉理由，张某1答辩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前，我国没有关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成文法规定，因此案涉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确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双方未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法律。杨某7生前与张某1的共同居所是他们在香港的房产，本案应当适用特别行政区法律确定杨某7与张某1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二）案涉动产法定继承的准据法亦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为被继承人杨某7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法律，即香港的法律。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不动产继承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一审判决未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该规定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动产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的规定，因此本案动产法定继承准据法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来确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经常居所地是其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本案中，杨某7去世前一年虽多数时间居于汕头，但均处于治疗重病的状态。另外，杨某7还在汕头当地寻找中医，给其做一些中药辅助治疗。这与她以生活为目的有着重要区别。对方代理人称杨某7在汕头为了亲情，但除了父母兄弟姐妹，杨某7还有更亲的人，是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一对子女，当时杨某7的儿子还未成年。她在汕头动手术的时候，儿子才11岁。所以，她到汕头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为了治病，才无奈选择与亲生骨肉分离。杨某7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是户籍所在地香港，是她跟家人的经常居所地。杨某7在生的最后一年中有三次住院就医记录，累计住院43天。一审判决认定香港是杨某7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正确。（四）杨元燦、陈佩侬去世后，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作为其继承人继续参与本案二审诉讼，但张某2、张某3依法亦为杨元燦、陈佩侬遗产的代位继承人，且未放弃对杨元燦、陈佩侬遗产的继承权。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参与本案诉讼的依据是杨元燦、陈佩侬生前所立公证遗嘱，但该遗嘱的有效性、遗嘱何时作出、遗嘱作出时被继承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都有待进一步的审查，张某2、张某3是否针针对这一排除他们继承权的行为申请救济还未可知。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能否作为杨元燦、陈佩侬的继承人参与本案诉讼是存疑的。张某1亦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及不恰当的受理费分担判文，对真正属于杨某7遗产的长城花园3-4幢102号房予以继承分割（上诉请求金额人民币2763900元）；2.维持一审判决第三判项；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按胜诉比例由各方依法分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回避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错误。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杨某7生前的最后住所地为其户籍所在地香港，本案属于财产法定继承的涉港民事纠纷。因此，本案首先必须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来判定杨某7夫或妻各自名下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还是各自所有的问题。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本案中，张某1夫妇未选择适用的法律。因此，本案应适用杨某7死亡时夫妻共同住所地、共同经常居所地和共同区籍地香港的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四条规定：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简单地说，香港法律实行夫妻财产分别制，夫或妻无论婚前婚后各自独立拥有自己名下的财产，并享有单独地使用、处分其财产的权利。因此，杨某7于2005年7月1日去世前已经拥有或者登记在杨某7个人名下的财产，全部属于杨某7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同理，在2005年7月1日前已经拥有或登记在张某1个人名下的财产，全部属于张某1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错误认定张某1个人所有的部分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予分割继承。（二）一审判决没有充分考虑杨某7的香港身份及其香港居住地，导致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适用法律错误。杨某7生前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其住所地在香港。杨某7去世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已于2006年授予张某1遗产管理书，认定杨某7在香港的遗产为280700港元。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管辖杨某7遗产事项的司法行为表明，对涉及香港居民杨某7身份及其财产关系（包括婚姻效力及其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香港法律。一审判决未充分考虑被继承人杨某7的香港身份及香港居住地，导致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将张某1的部分个人财产认定为杨某7的遗产，损害了张某1的财产权利，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18套房产（即杨某72005年7月1日去世前购买的房产），剔除其中10套已经出售转移产权和抵债转移产权的房产外，其余8套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而将其中一半认定为杨某7遗产错误。该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四条规定。事实上，本案真正属于杨某7的遗产，只有登记在张某1、杨某7二人名下的位于汕头市××花园××房产，其中50%份额才属于杨某7的遗产，才能依法予以继承。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答辩称：（一）本案的涉外继承法律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施行前已经发生，一审判决排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进而排除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均是正确的。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实施时间是2011年4月1日，本案的涉外继承关系产生于2005年7月1日，故应当根据2005年7月1日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本案排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正确的。2.张某1主张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的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被适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被排除适用的情况下，显然《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应当被排除适用。（二）杨某7夫妻结婚时为内地户籍且婚姻缔结地在中国内地，其夫妻财产关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正确的，婚后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张某1和杨某7于××××年在汕头市结婚成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经施行，所以其夫妻财产关系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张某1和杨某7之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关系没有书面约定，所有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和经营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三）一审判决不是错误地把张某1的部分个人财产认定为杨某7的遗产，而是错误地把部分属于杨某7的遗产认定为张某1的个人财产。1.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汕头市XX区1-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花园××房产，属于张某1和杨某7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50%份额属于遗产范围，一审判决采信张某1把上述四套房产已经抵还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未查明张某1于继承事实发生后取得的58套房产是否由遗产转化而来错误。张某1在杨某7去世后极短时间内购入如此巨额房产，完全存在张某1购买该58套房产的资金来源于被继承人原有遗产的合理怀疑，而张某1经一审法院当庭责令提供而未提供证明购买58套房产的资金来源，应当认定该58套房产至少有50%份额属于遗产的转化形式。3.一审判决未将张某1以菀坪公司名义持有的标准股份27347104股股票及黄某名义持有的标准股份641118股、万科60多万股股票认定为遗产范围错误。4.一审判决未将张某1在香港东机公司及汕头东机公司的股权认定为遗产范围错误。二审庭审时，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补充以下答辩意见：（一）张某1上诉主张应先根据法律确定遗产范围再来确定继承的法律适用错误。本案的基础事实是法定继承，本案根据冲突规则选择准据法只有一个识别基础，即法定继承。所以，在遗产范围的确定上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二）被继承人死亡前经常居住地是汕头。根据法院调取的杨某7生前出入境记录，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7月1日去世期间，2003年7月20日是没有出入境记录的。也就是说，杨某7自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20日期间长期居住在汕头，说明2000年间杨某7并未患病，其当时滞留汕头并非为了治疗，实际上她是2001年才查出患有卵巢癌的，而且是在汕头查出来的。对方主张杨某7在2002年时在香港玛丽医院查出癌症没有依据，至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对方主张杨某7滞留汕头是为了治病，理由不成立。（三）案涉58套房产以及一些其他资产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短时间内大量购置的，张某1作为杨某7遗产的管理人，并未举证证明其购置这些资产的资金来源是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以外的资产。对于这个问题在本案的审理包括原审法庭多次责令张某1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投资的资金来源，张某1至今未履行该项举证责任，对于其投资来源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所以，我们有理由根据优势证据规则，认为张某1为了逃避遗产分配问题，将大量的资产物化到了其他的房产上面，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将案涉遗产转化为其个人财产，侵吞被继承人遗产。张某2、张某3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杨元燦、陈佩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依法分割杨某7遗产，并判令遗产控制人张某1将杨元燦、陈佩侬依法应分得的杨某7的遗产份额暂计人民币六千万元交还杨元燦、陈佩侬。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元燦、陈佩侬是被继承人杨某7的父母，杨某7生前于××××年与张某1结婚，1982年生育女儿张某2、1989年生育儿子张某3。此后的90年代，张某1、杨某7、张某2、张某3先后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在香港居住。被继承人杨某7于2004年6月14日进入中国内地直至2005年7月1日在汕头市因病去世。期间，被继承人杨某7因病于2004年7月8日至8月10日、2005年5月20日至26日、2005年6月12日至12日在汕头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住院治疗。2005年6月25日因病送往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直至2005年7月1日去世。杨元燦、陈佩侬主张属于被继承人遗产的房产有77套，经核实，杨元燦、陈佩侬主张的汕头市35街区丰泽庄恒信花园二期B(现1)幢205是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的夹层部分，同属一套房产。故本案争议的房产是76套。其中，2005年7月1日之前，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财产有18套，包括：1988年购买的汕头市XX全座、1995年购买的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1995年购买的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1993年2月购买的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1989年7月购买的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2005年4月购买的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509号房、1989年1月购买的汕头市XX号房、2003年11月购买的汕头市××花园××房、2003年10月购买的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2001年11月购买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2001年12月购买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2003年5月购买汕头市XX73幢全幢、1996年4月购买汕头市XX房、广州市海珠区XX236铺面、广州市海珠区XX234铺面、广州市海珠区XX238铺面，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1994年之前购买的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2005年7月1日后，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财产有58套，包括：2006年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1幢104-204号房、103-203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1幢114-214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2幢102-202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16号112-212号铺面、2007年6月购买汕头市××路尾金叶岛国际花园第八区8004号房、2007年购买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354号铺面、2008年11月购买的汕头市金砂路99号君悦华庭1幢301号房、301-1号房、301-2号房、301-3号房、302号房、302-1号房、302-2号房、303号房、304号房、304-1号房、401号房、402号房、403号房、404号房、405号房、406号房、407号房、408号房、409-410号房、411-412号房、413号房、414号房、415号房、416号房、417号房、418号房、419号房、420号房、421号房、422号房、513号房、514号房、515号房、516号房、517号房、518号房、519号房、520号房、521号房、522号房、1513号房、1514号房、1515号房、1516号房、1517号房、1518号房、1519号房、1520号房、1521号房、1522号房、地下车位200号。上述76套房产中，有6套房产已经发生产权转移。其中：1994年之前由张某1购买的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在1994年5月转让给案外人郭志成，并已办理产权转移；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在2009年5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李锦源，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在2009年5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吴玮敏、郑燕琳，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在2009年1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江凤仪，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73幢全幢在2009年1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江凤仪，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房在2009年3月由张某1以6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谭殿春，并已办理产权转移。上述已经发生产权转移的房产中，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的转让所得款用于抵还张某1欠江凤仪的欠款本金5800000元、利息1398674元，张某1还向江凤仪支付现金1071744元。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与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的转让所得款用于抵还张某1欠日本居民神农彩瑞2004年12月的欠款4966430.85元。2004年3月22日，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吴江市菀坪工业有限公司企业名称设立，股东是杨淳、胡愚。2004年7月16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杨淳变更为陈某2。2004年9月3日，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吴江市菀坪工业有限公司迁入汕头市登记管理。2004年9月14日，该公司的股东由陈某2、胡愚变更为陈某2、陈某1。2004年10月30日，张某1将汕头市XX号房租赁给吴江市菀坪工业有限公司。2004年11月4日，吴江市菀坪工业有限公司正式变更名称为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并领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陈某2，股东是陈某2、陈某1。2008年7月9日，经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同意该公司注销登记。2007年，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设立登记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张某1，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港币。该公司的投资人是东机衣车工业（香港）公司，投资总额2000万元，并由宏港公司汇入国内银行。张某1是东机衣车工业（香港）公司的东主，该公司于1992年6月在香港登记成立。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半年度报告，记载了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是第二大股东。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半年度报告，记载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报告，记载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该公司的第一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股东。在重审期间，杨元燦、陈佩侬向一审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一份，申请调查五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陈某1、陈某2受张某1委托，为张某1利益持有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二是调查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票代码为600302）的有关资料；三是调查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注销的财产情况；四是调查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产情况；五是调查汕头市星马缝纫公司的财产情况。2014年5月15日，杨元燦、陈佩侬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陈某2、陈某1、黄某、江凤仪作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还查明：本案在原一审立案受理之前，根据杨元燦、陈佩侬的诉前保全申请，一审法院作出（2009）汕中法立保字第1号裁定书，依法查封了汕头市滨港路16号112-212号铺面等77套房产，实际查封72套。后根据案外人李锦源的查封异议，依法审查后作出（2009）汕中法立保字第1号之一裁定书，解除对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的查封。根据案外人吴玮敏、郑燕琳的查封异议，依法审查后作出（2009）汕中法立保字第1号之二裁定书，解除对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的查封。根据张某1的复议申请，依法审查后作出（2009）汕中法立保字第1号之三裁定书，解除对汕头市滨港路16号112-212号铺面等57套房产的查封。本案在原一审立案受理后，张某1就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一审法院作出（2009）汕中法民一初第2号裁定书驳回张某1的管辖权异议。张某1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2009）粤高法立民终字第335号裁定书，驳回张某1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裁定。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分别到汕头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于被继承人杨某7的治疗、住院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调取的证据分别有：汕头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关于出具的《证明》和住院证明的《情况说明》、被继承人杨某7在2004年7月8日至8月10日的《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在2005年5月20日至26日的《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在2005年6月12日至12日的《住院病人费用明细清单》、汕头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的邱希辉医生的调查笔录；被继承人杨某7在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病历》、2005年6月25日至2005年7月1日的《住院病历》、《死亡记录》、《护理记录》。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到汕头市金平区土地房产交易管理所就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的交易情况查询了《房地产产权情况表》和《土地房产权属转移证》，前述证据显示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在1994年5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郭志成，并已办理产权转移。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向汕头市龙湖区土地房产交易管理所就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汕头市XX房等5套房产的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调取的证据分别有《房地产权属转移证明》和《汕头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以及汕头市铭信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告知函。上述证据显示：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在2009年5月由张某1以10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李锦源（评估价1974052元），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在2009年5月由张某1以10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吴玮敏、郑燕琳（评估价1513044元），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在2009年1月由张某1以6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江凤仪（评估价639468元），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73幢全幢在2009年1月由张某1以4007462元（评估价）抵债转让给案外人江凤仪（合同价为2000000元），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汕头市XX房在2009年3月由张某1以600000元转让给案外人谭殿春（评估价778665元），并已办理产权转移。根据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从汕头市房地产档案馆调取的证据，汕头市XX房是张某1在1996年以892756.8元购买。为进一步查清双方争议财产的现状，一审法院在原一审审理期间依法对汕头市XX全座、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509号房、汕头市XX号房、汕头市××花园××房、广州市海珠区XX236铺面、广州市海珠区XX238铺面、广州市海珠区XX234铺面、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等12套房地产的现有市场价值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依法评估，深圳市同致诚土地房地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在2010年11月26日出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18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19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20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21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22号、深同诚评字（2010C）12QC第023号等6份《报告书》。评估结果分别为：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8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486700元、广州市海珠区XX234铺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8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878100元、广州市海珠区XX236铺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8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964600元、广州市海珠区XX238铺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8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927900元、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69200元、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509号房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77000元、汕头市XX号房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21500元、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01900元、汕头市XX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594300元、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80500元、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78000元、汕头市黄山路22号长城花园3、4幢102号在评估时点2010年11月10日的公开市场价值为人民币4963500元。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没有立下遗嘱，本案属于财产法定继承的涉港民事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被继承人杨某7生前最后住所地、法律适用、夫妻共有财产、遗产范围、遗产的继承人以及继承人的继承份额、遗产分割方式等方面作以下具体认定：第一、关于被继承人杨某7生前最后住所地的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本案中，被继承人杨某7是香港居民，于2004年6月14日离开香港，直至2005年7月1日在汕头市因病去世，期间三次住院治疗，共计43天。被继承人杨某7在2004年6月14日离开香港时，其丈夫和儿女均在香港生活、学习，小儿子张某3尚未成年，需父母照顾、抚养，杨元燦、陈佩侬主张被继承人杨某7来汕头市是为了居住生活有悖于常理，应认定被继承人杨某7来汕头市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其治病的地方，并非为了来汕头市生活居住，故被继承人杨某7离开香港至死亡时住院治病的时间依法应予扣除，其汕头市连续居住的时间不足一年，被继承人杨某7生前的最后住所地为被继承人的户籍所在地香港。第二、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九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由于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为香港居民，本案讼争的动产适用香港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作出处理。第三、关于杨元燦、陈佩侬申请调查取证和追加第三人的问题。首先，杨元燦、陈佩侬向一审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是：一、调查陈某1、陈某2受张某1委托持有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二是调查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票代码为600302）的有关资料；三是调查汕头市菀坪贸易有限公司自成立至注销的财产情况；四是调查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财产情况；五是调查汕头市星马缝纫公司的财产情况。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关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规定，杨元燦、陈佩侬申请调查收集企业的工商登记情况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可由当事人或代理人自行向有关部门查询，不属于必须由人民法院才可调取的证据材料；关于申请对陈某1、陈某2进行调查的问题，因杨元燦、陈佩侬未能提交陈某1、陈某2拥有的财产与张某1或被继承人杨某7之间具有必然联系，故一审法院对杨元燦、陈佩侬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其次，杨元燦、陈佩侬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陈某2、陈某1、黄某、江凤仪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杨元燦、陈佩侬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陈某2、陈某1、黄某、江凤仪与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对杨元燦、陈佩侬申请追加陈某2、陈某1、黄某、江凤仪为第三人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第四、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问题。首先，关于张某1与被继承人杨某7夫妻共有的动产部分。杨元燦、陈佩侬请求分割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汕头市星马缝纫公司等法人机构的财产，在没有厘清财产的存在状态，将法人机构确定为遗产的动产进行分割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杨元燦、陈佩侬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杨元燦、陈佩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外，本案杨元燦、陈佩侬是被继承人杨某7的父母，原告张某2、张某3是被继承人杨某7的子女，杨元燦、陈佩侬提起诉讼后，一审法院依法追加被继承人杨某7的子女张某2、张某3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原告张某2、张某3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未能提出具体诉讼请求，故原告张某2、张某3继承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动产部分可与张某1自行协商或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其次，关于张某1与被继承人杨某7夫妻共有的不动产部分。杨元燦、陈佩侬主张被继承人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有不动产范围有76套房产，张某1对不动产的数量无异议，但提出除汕头市××花园××房外其余不属夫妻共有财产。一审法院对张某1与被继承人杨某7夫妻共有的不动产部分确认如下：一是2005年7月1日后，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房产有58套，包括：2006年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1幢104-204号房、103-203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1幢114-214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29号嘉泰雅园2幢102-202号房、2007年6月购买的汕头市滨港路16号112-212号铺面、2007年6月购买汕头市××路尾金叶岛国际花园第八区8004号房、2007年购买广州市海珠区逸景路354号铺面、2008年11月购买的汕头市金砂路99号君悦华庭1幢301号房、301-1号房、301-2号房、301-3号房、302号房、302-1号房、302-2号房、303号房、304号房、304-1号房、401号房、402号房、403号房、404号房、405号房、406号房、407号房、408号房、409-410号房、411-412号房、413号房、414号房、415号房、416号房、417号房、418号房、419号房、420号房、421号房、422号房、513号房、514号房、515号房、516号房、517号房、518号房、519号房、520号房、521号房、522号房、1513号房、1514号房、1515号房、1516号房、1517号房、1518号房、1519号房、1520号房、1521号房、1522号房、地下车位200号。经查，被继承人杨某7与张某1于××××年××月××日结婚，被继承人杨某7于2005年7月1日去世，故自××××年××月××日至2005年7月1日是被继承人杨某7与张某1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相关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上述的58套房产不是夫妻存续期间所得，且杨元燦、陈佩侬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的58套房产是张某1动用夫妻存续期间的财产购买，故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上述58套房产属于被继承人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有财产。二是2005年7月1日之前，登记在张某1名下的房产有18套，包括：1988年购买的汕头市XX全座、1995年购买的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1995年购买的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1993年2月购买的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1989年7月购买的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2005年4月购买的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509号房、1989年1月购买的汕头市XX号房、2003年11月购买的汕头市××花园××房、2003年10月购买有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2001年11月购买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2001年12月购买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2003年5月购买汕头市XX73幢全幢、1996年4月购买汕头市XX房、广州市海珠区XX236铺面、234铺面、238铺面，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1994年之前购买的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上述18套房产中，有6套房产已经发生产权转移。其中：1994年之前由张某1购买的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在1994年5月转让给案外人郭志成，并已办理产权转移，该房产在夫妻存续期间已经转移，不能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分割。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等4套房产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出售，并已办理产权转移，张某1主张上述4套房地产已抵还夫妻共同债务，并提供相关债权文件有我国司法部认可的公证员出具的公证声明，在证据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杨元燦、陈佩侬又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因此上述4套房地产不能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分割。汕头市XX房在2009年3月由张某1转让给案外人并已办理产权转移，张某1虽然主张该转让款用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未能在举证期届满内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汕头市XX房属夫妻共有财产。综上，汕头市XX全座、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1509号房、1513号房、汕头市××花园××房、广州市海珠区XX234铺面、236铺面、238铺面与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汕头市XX房等13套房地产属夫妻共有财产。第五，关于本案遗产范围、继承份额和遗产分割的问题。上述13套房地产属于被继承人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有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的规定，上述夫妻共有财产13套房地产所有权中50％属于张某1的个人财产，50％属于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范围，由继承人杨元燦、陈佩侬、张某2、张某3、张某1进行继承，每人的份额相同进行分割。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和张某1的夫妻共有财产上述13处房产50％属于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范围，杨元燦、陈佩侬要求继承已故女儿杨某7的财产，更多的意义在于对女儿的思念和关爱，根据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的原则，结合杨元燦、陈佩侬年岁已高，没有经济收入，上述遗产的分割应采取实物分割更能体现杨元燦、陈佩侬的思女之心，同时由张某1支付一定款项给杨元燦、陈佩侬作为应得的遗产补充份额为宜。参照原一审诉讼确认价值，即汕头市XX房892756.8元、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翠园绿屿南径1号805房1486700元、广州市海珠区XX234铺878100元、236铺964600元、238铺927900元、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169200元、1509号房177000元、1513号房221500元、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101900元、汕头市XX全座1594300元、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1号房(A套)480500元、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号房(B套)478000元、汕头市黄山路22号长城花园3-4幢102号4963500元。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杨元燦、陈佩侬继承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汕头市XX全座、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412号房、1509号房、1513号房、汕头市XX15幢112号房共5处房地产，以及张某1支付杨元燦、陈佩侬500000元作为应得的遗产补充份额；其余8处房地产归原告张某2、张某3和张某1所有，因原告张某2、张某3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未能提出具体诉讼请求，故原告张某2、张某3继承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可与张某1自行协商或另循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3）汕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位于汕头市××和××迎宾路建设大厦××房、××房、××号房及汕头市××房归杨元燦、陈佩侬继承所有，张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杨元燦、陈佩侬办理上述5处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过户费用按规定各自分担。二、张某1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杨元燦、陈佩侬支付遗产补充份额人民币500000元。三、驳回杨元燦、陈佩侬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缓缴170900，预交170900）、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财产评估费31110元，共377910元，由杨元燦负担85450元、陈佩侬负担85450元、张某1负担207010元。杨元燦、陈佩侬已预交受理费170900元、缴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张某1已缴纳财产评估费31110元，张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受理费170900元及直接迳付杨元燦、陈佩侬财产保全费5000元。本院查明：案涉黄山路22号长城花园3、4幢102号房全套，登记为杨某7与张某1共有，一审判决认定该房产登记于张某1个人名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除此之外，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又查明：二审期间，杨元燦、陈佩侬申请本院调取杨某72001年1月到2004年6月14日前的出入境记录，以证明杨某7离世前四年半都在汕头市居住及其死亡时住所地是汕头市。2016年8月2日本院去函广东省公安厅，请求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协助查询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本院工作人员到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调取的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显示：2003年7月20日出境，2003年7月28日入境，2003年10月8日入境，2003年12月11日出境，2003年12月24日入境，2004年1月1日出境，2004年1月3日入境，2004年2月5日出境，2004年2月16日入境，2004年3月1日出境，2004年3月4日入境，2004年6月3日出境，2004年6月14日入境。2016年8月23日，本院通知杨元燦、陈佩侬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锋到庭，将本院调取的杨某7出入境记录交给杨元燦、陈佩侬一方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并告知其以下内容：本院去出入境管理局查询时，出入境管理局记录只能查到2003年7月份之后的信息，之前的出入境记录系统上查询不到。如果杨元燦、陈佩侬一方认为杨某7在2003年还有相关的出入境记录，可以自行查找。另鉴于杨某7在2003年7月20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过境往来频繁，要求杨元燦、陈佩侬一方提供杨某7在这段期间内住院治疗的记录。同日，本院将调取的杨某7出入境记录交由张某1一方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并要求其提供杨某7在2003年7月20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住院治疗的记录。2016年9月1日，杨元燦、陈佩侬提交《关于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7月1日期间大陆出入境记录的质证意见》称：该份《出入境记录》能有效证明被继承人杨某7生前数年主要居住于内地，以及死亡前经常居所地在内地的事实。1.该份记录查询的起始日期是2001年1月1日，截止日期是2005年12月31日（见查询条件），因而实际系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7月1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并且这份记录与张某1提供的杨某7于2004年6月1日至2005年6月1日的香港出入境记录在相同的时间段里是相吻合的。2.该份记录中，显示的杨某7最早的出入境记录是2003年7月20日，证明杨某7至少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20日均居住于内地。并且，这个记录与杨元燦、陈佩侬一方原两位出庭作证的证人王某和廖某的证言“杨某7自2001年起就长期居住在汕头市”相互印证。3.从这份记录中可以明确发现杨某7去世前超过四年半的时间基本居住在内地。从2001年1月1日计算至2005年7月1日，这段期间共1643天，但杨某7在这段期间的离境时间合计只有48天，通过计算这段期间里杨某7留在境内的期间（1595天）和总期间（1643天）的比可得出结果，杨某7在死亡前的1643天（超过四年半）时间里97.08%的时间均居于内地，毫无疑问证明杨某7自2001年1月1日起至死亡前经常居住在内地。即便只看2003年7月20日至2005年7月1日的期间，这段期间共713天，因离境时间合计一样是48天，则杨某7死亡前713天（接近两年）里93.27%的时间均居住在内地。这足以证明杨某7至少2003年7月20日起长期居住于内地，即杨某7死亡前经常居住地也是内地。4.该份记录显示，杨某7去世前四年半的时间仅出境6次，且每次离开内地的时间较为短促，都是离境后很快就入境。最长的离境时间仅有13天，而最短的离境时间仅有2天，足以佐证杨某7把内地视为经常居住地，基本居住在内地的事实。如果其视香港为经常居住地的话就应该是离境后很久才入境。4.再一次提醒合议庭，杨某7最后一次离开内地时间是2004年6月3日，回内地时间是2004年6月14日，此后直至死亡也没有离开过内地。即便只从最后一次入境时间起算，杨某7死亡前超过一年的时间（383天）也是在内地的，死亡前经常居住地在内地也理应没有争议。同日，杨元燦、陈佩侬提交《关于杨某72003年7月20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在汕头住院的调取情况回复函》，称经向杨某7死亡前就医和死亡地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医务档案室了解，杨某7在这段期间内在该院没有任何住院记录。2016年9月5日，张某1提交《关于杨某7出入境记录查询清单的质证意见及回复法院的几个问题》称：（一）关于杨某7出入境记录查询清单的质证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可以在举证期满前提出。本案中，杨元燦、陈佩侬在二审期间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早已超过举证期限。杨某7的出入境记录的取得违反法律规定，不予质证。另外，杨元燦、陈佩侬申请调取该记录，想证明什么内容不清楚，张某1也不清楚。（二）关于杨某72002年至2004年住院病历资料。杨某7于2001年在香港医院检查出患卵巢癌，由于香港手术需排期时间较长，其与家人协商后决定到汕头市做手术并结合中医治疗。2001年6月，杨某7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进行化疗并找中医，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术后9个月化疗5个月后大便出血，再次到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住院，确认为卵巢癌术后盆腔复发和直肠癌，2002年4月8日至5月8日再次入住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其后，杨某7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差，2005年前先后几次分别于2002年5月30日至7月1日、2003年6月17日至7月3日、2004年4月7日至6月2日在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2005年后，杨某7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去世前的一年之内，更是多次住院治疗。上述病历复印资料，张某1在本案重审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了2005年5月20日至5月26日期间及之后的住院记录（即反映被继承人去世前一年内住院治疗情况的资料），举证期限过后于2014年9月将2002年至2004年期间的四次住院治疗的病历资料作为补充证据提交法庭，但重审一审的判决书对此证据没有提及。这些住院的病历资料足以证明，杨某7自2001年起身患重病，长期吃药且多次住院治疗，其在汕头居留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就医治病，汕头市并非其生前经常居所地。同时，张某1提供了杨某72002年至2005年期间就医治疗的相关住院记录等。2016年9月29日，本院将张某1提交的前述《关于杨某7出入境记录查询清单的质证意见及回复法院的几个问题》和《杨某7住院记录（36页）》送达给了杨元燦、陈佩侬，签收人为杨元燦、陈佩侬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锋。2016年10月8日，杨元燦、陈佩侬当时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志锋向本院邮寄提交《对张某1一方〈关于杨某7出入境记录查询清单的质证意见及回复法院的几个问题〉的回应》。内容为：（一）《出入境记录》的调取程序正当，合法有效，应当依法认定杨某7去世前经常居所地在汕头市。1.该记录是杨元燦、陈佩侬一方一审期间就向法院申请调查，不存在超过举证期限的问题，应当依法予以认可，并综合认定杨某7去世前经常居住地在汕头市。2.杨某7的回乡证一直控制在张某1手中，完整记录了其去世前出入内地的情况。但张某1一方为了恶意隐瞒杨某7去世前数年居住在汕头的事实，经一审法院要求也拒不提供该回乡证，原本就应当推定结果对其不利。（二）张某1一方的主张和一审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地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1.一审时，张某1拒绝提供杨某7的回乡证，并主张杨某72014年6月14日前均在香港，一审法院拒绝杨元燦、陈佩侬的调查取证申请，拒绝认可杨元燦、陈佩侬一方出庭证人关于杨某72001年起基本居住在汕头的证言。2.即便是根据张某1一方提供的杨某7最后一次离境记录，杨某7去世前也有382天的时间居住在汕头，已经超过一年。再查明：2017年7月1日，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递交《参加诉讼申请书》。理由：陈佩侬于2017年6月24日离世，根据陈佩侬在世时所立遗嘱，其所应继承的女儿杨某7的财产份额（即本案的争议标的）由杨某2、杨某1、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长孙）继受，前述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作为上诉人参加本案的诉讼。同时，提供陈佩侬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及公证和遗嘱（2017）粤汕汕头第46号《公证书》。其中，陈佩侬所立公证遗嘱的第三点内容载明：陈佩侬死亡后，其应继承女儿杨某7死亡后遗留的财产（包括但不限于以杨某7名义登记产权位于汕头市××房全套房地产）份额作如下分配：分别由杨某1、杨某2各继承27%，由杨某3、杨某4、杨某5各继承12%，剩余10%遗赠给长孙杨某6。2017年11月24日，本院组织当事人对陈佩侬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汕头市公证处的公证书进行质证。除死亡证明交给公安局外，前述证据资料均有原件。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称：死亡证明、火化证三性予以确认，确认公证书的真实性，但对于公证书上面的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自己不清楚，庭后10日内如果未提出书面异议视为已经确认。参加诉讼申请书请求法庭依法确认。2017年11月30日，张某1提交书面质证意见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11月24日进行法庭调查时，出示了杨某1等人提交的（2017）粤汕汕头第4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内容反映：上诉人陈佩侬于2017年1月3日在汕头市公证处签署遗嘱，对其死亡后财产的继承和遗赠作了安排，将享有法定继承权的张某2和张某3排除在继承人之外。因该《公证书》涉及张某2和张某3的重要权益，且陈佩侬立遗嘱时间是在去世前约半年，85岁的高龄，我无法得知其在当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清醒。为慎重起见，特申请法院发函向汕头市公证处核实该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并核实当时陈佩侬的精神状态。2017年12月15日，本院通知张某1到庭，告知其以下内容：1、遗嘱经过公证，经过公证的遗嘱形式和内容如果没有相反证据推翻，公证书效力应予认定。张某1如果认为公证书有问题，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公证书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2、张某1以公证遗嘱中遗漏了张某2和张某3的继承权为由提出了异议，但张某2和张某3都是成年人，也是本案的一审原告，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自己向法院直接提出。但是，张某2和张某3从本案一开始审理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过。2018年5月26日，杨元燦去世。为此，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提供了杨元燦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逝世原因》《火化证明》、《遗嘱》及其《公证书》，拟证明杨元燦于2018年5月26日逝世，并曾于2016年12月27日到广东省汕头公证处签署一份《公证遗嘱》。其中，公证遗嘱的内容为：杨元燦将自己应继承女儿杨某7死亡后遗留的财产份额，分别由杨某1、杨某2各继承27%，由杨某3、杨某4、杨某5各继承12%，剩余10%遗赠给长孙杨某6。2018年6月8日，本院通知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丽进行调查，经核实确认杨元燦遗嘱中确定的继承人与陈佩侬遗嘱一致。2018年6月13日开庭时，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收到了本院邮寄送达的有关杨元燦去世及遗嘱等证据资料，主张杨元燦的公证遗嘱损害了张某2、张某3的代位继承权且合法性存疑，而未进一步提供反驳证据。还查明：2018年6月13日本案二审开庭时，杨某1当庭陈述中包括以下内容：1、杨某7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时间是其首次获发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时间即1997年2月17日。在此之前，杨某7一直都不肯去香港，一直等到1996年才去。2、杨某72000年就回到了汕头，2001年底7月份才查出患病问题。3、针对法庭关于“杨某7治疗期间，除了住院外，还有没有相关的门诊记录”的提问，杨某1回答“有中医治疗，但是没有门诊记录”；针对法庭关于“怎么取得药方”的提问，杨某1回答“有中医给她调理，煮点中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各方当事人对于本院调取的杨某7生前的出入境记录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各方当事人对于证明杨元燦、陈佩侬逝世的相关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被继承人杨某7生前未立遗嘱，亦未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等有关处分身后遗产的法律文件，故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该司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本案被继承人杨某7、上诉人张某1与一审原告张某2、张某3均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为涉港法定继承纠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09）粤高法立民终字第335号民事裁定确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以及张某1的上诉请求，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一）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是否本案适格上诉人；（二）案涉继承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三）案涉动产继承准据法；（四）案涉动产继承的实体处理；（五）案涉不动产继承应否以厘清杨某7与张某1之间夫妻财产关系为前提；（六）杨某7与张某1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及夫妻共有房产的认定；（七）案涉不动产遗产认定；（八）案涉不动产遗产分割。关于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是否本案适格上诉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二审期间，相继去世的陈佩侬、杨元燦在其生前所立公证遗嘱中，将自己可以继承的杨某7遗产，均处分给了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张某1收到本院送达的杨元燦、陈佩侬公证遗嘱后，主张该两份遗嘱侵害了张某2、张某3的代位继承权，并质疑两份公证遗嘱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但均未提供反驳证据。被张某1声称代位继承权受到侵害的张某2、张某3系本案一审原告，自被一审法院追加进入本案诉讼后，作为有独立诉讼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未对本案发表任何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关于“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关于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规定，本院认定杨元燦、陈佩侬就案涉诉讼标的，即杨某7遗产继承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转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承担，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承担本案诉讼后，是本案的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杨元燦、陈佩侬遗嘱中与本案无关的内容，本院不作审查认定。关于案涉继承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前述条款关于涉外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五十一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的规定，案涉继承关系法律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确定，即案涉动产继承适用杨某7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案涉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案涉动产继承准据法问题。案涉动产继承适用杨某7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故准确认定杨某7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是选定案涉动产继承准据法的关键。本案中，杨元燦、陈佩侬及承担其诉讼地位的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主张杨某7离世前四年半的时间长期居住、汕头市是杨某7的住所地、杨某7来汕头市是为了居住生活，还申请本院调取杨某72001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来往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出入境记录。本院工作人员赴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进行调查时，仅查询到杨某7在2003年7月份至2004年6月14日期间的出入境记录，因为出入境管理局信息系统内只存有前述期间的信息。本院将前述情况告知了当时的上诉人杨元燦、陈佩侬一方并将调取的信息交由其发表质证意见，还明确告知其可自行查找有关杨某72003年7月份之前的出入境记录。但是，杨元燦、陈佩侬及承担其诉讼地位的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至今未提供有关杨某7在2001年1月1日至2003年7月份之间的出入境记录，而本院调取的杨某7出入境信息记录显示，杨某7在2003年7月份以至2004年6月14日前并未在汕头市连续居住。因此，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关于杨某7离世前逾四年半的时间长期居住在汕头市××××汕头市是为了居住，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在案证据显示，杨某7自2004年6月14日入境内地至其于2005年7月1日去世前一年多时间内居于汕头市。但是，这段时间内的杨某7在案病历显示，其在汕头市居住的主要目的是就医，这不仅是因为其在此期间曾住院43天，导致其在案涉继承事实发生前即2005年7月1日前，在汕头市连续居住未满一年，且当时其女儿张某2和尚未成年的儿子张某3均在香港读书生活，若非为就医而置子女于不顾实非常情。杨某1本人在二审开庭时作出的关于杨某7治疗期间有中医辅助治疗的陈述，进一步印证了杨某7患重病期间到汕头市居住的目的是就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关于“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的规定，广东省既不是杨某7身故前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也不是其生前生活中心。因此，香港永久性居民杨某7死亡时的经常居所地在香港，案涉动产继承适用香港法律。关于案涉动产继承的实体处理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继承无遗嘱者而去世者的遗产规定：(1)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须按本条所述的方式分配或以本条所述的信托形式持有。(2)如该无遗嘱者遗下丈夫或妻子，但无遗下(a)后嗣及(b)父母或全血亲兄弟姊妹或其后嗣，则须为该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该剩余遗产。(3)如该无遗嘱者遗下丈夫或妻子以及后嗣，则无论第(2)(b)款所述的人士是否亦尚存，该尚存丈夫或妻子须享有取得非土地实产的绝对权益；此外，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不包括非土地实产)在扣除死亡税（如有的话）及费用后，须拨出$500000的净款额，连同其利息记在该尚存丈夫或妻子名下，该利息须由该无遗嘱者去世之日起，按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为《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49(1)(b)条的施行而不时厘定的利率计算，直至该笔款项连同利息全部支付或拨付为止；在作出上述款项或应付利息的拨款后，该剩余遗产(不包括非土地实产)须按以下规定持有（由1998年第25号第2条修订；由2005年第21号第34条修订）─(a)其中一半为该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及(b)其余一半则为该无遗嘱者的后嗣而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本案中，杨某7的配偶及子女均在世，杨元燦、陈佩侬无权继承杨某7名下的动产。故本案诉争的股票，无论是否他人代张某1持有，均不属本案遗产分割的范围，一审判决对此不作处理与认定且不接纳杨元燦、陈佩侬针对这部分财产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申请本院调查收集与该部分财产有关的证据，本院亦不予采纳。同理，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汕头市星马缝纫公司、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股权或股权转让对价等，亦不属本案遗产分割的范围，一审判决认定前述公司财产均不属于本案遗产范围，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申请本院调取有关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转让股权对价，本院不予接纳。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案涉争议的汕头市东机房地产开发公司、汕头市星马缝纫公司、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等法人机构的财产独立于其股东的个人财产。杨元燦、陈佩侬及其诉讼地位承担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诉讼请求将前述公司法人财产作为杨某7个人遗产进行继承分割，于法无据；一审判决对此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申请本院调查东机机衣工业（香港）公司的清算财产情况，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关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机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规定，本院亦不予采纳。关于案涉不动产继承应否以厘清杨某7与张某1之间夫妻财产关系为前提的问题。案涉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中国内地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的规定，因杨某7生前未将其个人财产从其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厘清案涉杨某7不动产遗产的范围，须先确定哪些不动产为其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再从夫妻共有不动产中分出一半为张某1所有，其余的不动产才能作为杨某7遗产进行继承分割。也就是说，案涉不动产遗产的确定须以杨某7与张某1夫妻共有房产的厘定为前提，而这又取决于杨某7与张某1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二条关于“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的规定及第十三条关于“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时，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的规定，适用有关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来确定杨某7与张某1夫妻共有不动产的范围是本案不动产继承必须解决的先决问题。关于杨某7与张某1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及夫妻共有房产的认定问题。张某1与杨某7××××年结婚时均为中国内地居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两人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有一个从内地婚姻转变为涉港婚姻的过程，两人之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相应地也要根据两人居民身份的变化进行区分：（一）张某1与杨某7结婚后至张某1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前，两人都是内地居民，两人在此期间内取得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规定，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包括：汕头市XX全座、汕头市XX房和1412房、汕头市XX15幢112房、汕头市××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房（B套）和01房（A套）、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房。其中，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房1994年已经转移给案外人，不属本案处理范围。（二）张某1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时起，两人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开始出现涉港因素。目前，我国有关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即“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据此，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适用于本案，自杨某7与张某1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因张某1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具有涉港因素时起，在本案无证据证明双方协议选择了此后的夫妻财产关系所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有关两人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应为两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根据杨某1二审庭审中的陈述，杨某71996年开始与张某1共同居住于香港并在1997年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因此从1996年开始香港成为两人的共同经常居所地，两人之间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为香港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规定：已婚女性的财产：（1）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年××月××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者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2）不论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女性在享有财产方面的预用权或让与权如受到限制，而该等限制不可能加诸男性对该财产的享有者，则该等限制无效力。据此，杨某7与张某1之间的夫妻财产关系从1996年开始分别所有，杨某7对1996年后登记在张某1个人名下的以下不动产不享有权益：汕头市XX房全套与广州市海珠区XX号铺面和广州市XX号805房、2005年4月购买的汕头市迎宾路建设大厦1509号房。一审判决认定前述房产为张某1与杨某7的夫妻共同财产错误，本院予以纠正。2003年11月购买的汕头市××花园××房，登记的产权人是杨某7与张某1，而且诉讼过程中张某1明确表示该房产属于案涉争议的遗产范围，一审判决认定该套房产为杨某7与张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张某1在2005年7月1日杨某7逝世后即案涉继承事实发生后购买的登记于其个人名下的58套房产，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应属张某1个人所有。在案证据显示，张某1转移为案外人所有的汕头市朝阳××房和汕头市××号房及夹层、汕头市××路××厂房底层东侧××、汕头市××别墅区××幢全幢均系其与杨某7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后购得的个人财产；其处分的唯一一套夫妻共有房产汕头市华坞新村14座112号房也是杨某7在世时的1994年，而非杨某7去世后。而且，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该58套房产购置资金来源包含了杨某7个人不动产遗产。案涉争议之股票、公司股权等动产，如前所述，即使存在且被认定为杨某7遗产，也仅得由张某1、张某2、张某3继承，而与杨元燦、陈佩侬及其诉讼地位承担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无涉。一审判决认定该58套房产并非案涉遗产继承的标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上诉请求本院调查张某1购买该58套房产在法院解封后转移财产时的评估价及交易对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案涉不动产遗产认定问题。如前所述，案涉房产中属于杨某7与张某1夫妻共同财产的是汕头市××花园××房、汕头市XX房和1412房、汕头市)XX全座、汕头市XX15幢112房、汕头市××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房（B套）和01房（A套），共7套。参考第一次一审时法院委托评估鉴定的结论，前述7套房产的总价值为8008900元，杨某7享有的该7套房产一半的产权即价值4004450元的房产属于其遗产。房产具有不可分割性，杨某7与张某1共有房产析产宜以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结合当事人实际需要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进行处理。本院酌定评估总价值为3045400元的汕头市XX房、1412房和汕头市XX全座、汕头市XX15幢112房及汕头市××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房（B套）、01房（A套）共6套房产，作为杨某7应得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遗产继承；评估价值为4963500元的汕头市××花园××房归张某1所有，不作为本案遗产分割。因张某1析得的房产评估价格4963500元与其应得房产价4004450元相比多出959050元，而作为杨某7遗产析出的房产评估价值总额3045400元与其应得房产价4004450元相比少了959050元。两份财产差价部分959050元，由张某1以货币补偿并作为杨某7遗产进行分割。关于案涉不动产遗产分割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二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据此，张某1、张某2、张某3与杨元燦、陈佩侬均为杨某7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本案中,张某1处分给他人的汕头市XX房全套、长平路166号金晖花园1-2幢101-201号房、汕头市XX区l-2幢1幢105号房及夹层、汕头市XXC3通用厂房底层东侧之一、汕头市XX73幢全幢及本案诉争之股票等均非杨某7遗产，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张某1存在故意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情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关于“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的规定，案涉不动产遗产实物价值3045400元与杨某7应析得的夫妻共有房产货币补偿款959050元的总价值4004450元，宜由张某1、张某2、张某3与杨元燦、陈佩侬等额均分，即每人各分得价值800890元的遗产。其中，杨元燦、陈佩侬可分得遗产的总价值为1601780元。本院酌定案涉评估价值221500元的汕头市XX房、价值169200元的1412房及价值101900元的汕头市XX区、价值480500元的汕头市××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房（B套）和价值478000元的01房（A套），前述房产评估总值为1451100元。此外，杨某7应析得的夫妻共有房屋货币补偿款150680元，由杨元燦、陈佩侬继承。前述不动产遗产分割方案是参照本案原一审期间的评估报告所载房屋价格酌定的，房屋实物遗产分割应无不妥，但从公平角度出发，考虑到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的影响，本院维持一审判决酌定的50万元作为应由杨元燦、陈佩侬继承的杨某7应析得的案涉夫妻共有房产货币补偿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的规定，结合杨元燦、陈佩侬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所立遗嘱，杨元燦、陈佩侬继承的前述房产及杨某7应析得的夫妻共有房产货币补偿款50万元，转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共同继承，各人所得遗产份额由其内部协商解决。张某1、张某2、张某3可得遗产的总价值为2402670元，本院酌定其分得经评估价值1594300元的汕头市XX全座及杨某7应析得的夫妻共有房产货币补偿款808370元。张某2、张某3经法院合法传唤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出具体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张某2、张某3自行与张某1协商所继承的杨某7遗产份额合理，本院亦予维持。综上所述，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张某1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成立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和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四条、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五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继承人杨某7的遗产位于汕头市XX房、1412房和汕头市XX15幢112房及汕头市长平路中段北侧长发大厦16楼02房（B套）、01房（A套）房归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继承所有，张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协助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办理上述5处房产的产权过户手续，过户费用按规定各自分担”；二、变更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张某1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支付杨某7的遗产补充份额人民币500000元”；三、变更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驳回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缓缴170900元，预交170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财产评估费31110元，共377910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负担207010元，张某1负担170900元。杨元燦、陈佩侬已预交一审案件受理费170900元、缴纳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75900元，继承其诉讼地位的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应由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补交一审案件受理费31110元；张某1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1709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共370800元、公告费260元，由张某1负担29000元，由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5、杨某6负担342060。张某1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9000元、杨某1一方已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00元及公告费260元，本院不作清退。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建平审 判 员  王红英代理审判员  张 丽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艳丽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第三十一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涉外民事关系发生时的有关法律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当时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第十二条涉外民事争议的解决须以另一涉外民事关系的确认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先决问题自身的性质确定其应当适用的法律。第十三条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时，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第十五条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第十六条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第三十六条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2条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第59条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遗嘱者遗产条例》第4条继承无遗嘱而去世者的遗产(1)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须按本条所述的方式分配或以本条所述的信托形式持有。(2)如该无遗嘱者遗下丈夫或妻子，但无遗下─(a)后嗣；及(b)父母，或全血亲兄弟姊妹或其后嗣，(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修订)则须为该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该剩余遗产。(3)如该无遗嘱者遗下丈夫或妻子，以及后嗣，则无论第(2)(b)款所述的人士是否亦尚存，该尚存丈夫或妻子须享有取得非土地实产的绝对权益；此外，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不包括非土地实产)在扣除死亡税（如果有的话）及费用后，须拨出$500000的净款额，连同其利息记在该尚存丈夫或妻子名下，该利息须由该无遗嘱者去世之日起，按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为《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49(1)(b)条的施行而不时厘定的利率计算，直至该笔款项连同利息全部支付或拨付为止；在作出上述款项或应付利息的拨款后，该剩余遗产(不包括非土地实产)须按以下规定持有─(由1998年第25号第2条修订；由2005年第21号第34条修订)(a)其中一半为该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及(b)其余一半则为该无遗嘱者的后嗣而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代替)(4)如该无遗嘱者并无遗下后嗣，但遗下丈夫或妻子，以及下述人士中一人或多人，即父母、全血亲兄弟姊妹或全血亲兄弟姊妹的后嗣，则该尚存丈夫或妻子须享有取得非土地实产的绝对权益；此外，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在扣除死亡税（如果有的话）及费用后，须拨出$1000000的净款额，连同其利息记在该尚存丈夫或妻子名下，该利息须由该无遗嘱者去世之日起，按照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为《高等法院条例》(第4章)第49(1)(b)条的施行而不时厘定的利率计算，直至该笔款项连同利息全部支付或拨付为止；在作出上述款项或应付利息的拨款后，该剩余遗产须按以下规定持有─(由1998年第25号第2条修订；由2005年第21号第34条修订)(a)其中一半为该尚存丈夫或妻子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及(b)其余一半则按以下规定持有─(i)如该无遗嘱者遗下父母其中一人或父母二人(不论该无遗嘱者的兄弟姊妹或其兄弟姊妹的后嗣是否亦尚存)，则为该父或母或父母二人(视属何情况而定)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而在后述情况下，父母二人各得相等的份额；或(ii)如该无遗嘱者并无遗下父母，则为该无遗嘱者的全血亲兄弟姊妹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代替)(5)如该无遗嘱者遗下后嗣，但无遗下丈夫或妻子，则须为该无遗嘱者的后嗣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6)如该无遗嘱者并无遗下丈夫或妻子，亦无遗下后嗣，但遗下父母二人，则须为该父母二人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而父母二人各得相等的份额。(7)如该无遗嘱者并无遗下丈夫或妻子，亦无遗下后嗣，但遗下父母其中一人，则须为该尚存的父或母的绝对权益而以信托形式持有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8)如该无遗嘱者并无遗下丈夫或妻子，亦无遗下后嗣与父母，则须为该无遗嘱者去世时仍活着的以下人士以信托形式持有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而次序及方式如下─首先，为该无遗嘱者的全血亲兄弟姊妹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但如无人根据该等信托享有绝对既得权益；则其次，为该无遗嘱者的半血亲兄弟姊妹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但如无人根据该等信托享有绝对既得权益；则其三，为该无遗嘱者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持有，但如他们在该无遗嘱者去世时仍尚存的超过一人，则每人得相等的份额；但如无此类别的成员；则其四，为该无遗嘱者的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及姨母而属于该无遗嘱者的父或母的全血亲兄弟姊妹者，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但如无人根据该等信托享有绝对既得权益；则其五，为该无遗嘱者的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及姨母而属于该无遗嘱者的父或母的半血亲兄弟姊妹者，以法定信托形式持有。(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代替)(9)如根据上述条文，无人享有绝对权益，则除《财产继承(供养遗属及受养人)条例》(第481章)另有规定外，该无遗嘱者的剩余遗产即成为无主财物，属于政府所有，而政府可(在其任何其他权力不受影响的原则下)从获转予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中，拨款予该无遗嘱者的受养人(不论是否为该无遗嘱者的亲属)以及合理地预期该无遗嘱者会供养的其他人士。(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修订；由1998年第29号第105条修订)(10)为根据本条上述条文进行遗产分配或分割，丈夫及妻子须视为2人。(11)凡无遗嘱者与其丈夫或其妻子均已死亡，但无法从其死亡的情况确定其中一人是否在另一人去世时仍尚存，或何者在另一人去世时仍尚存，则就该无遗嘱者而言，本条所具的效力，犹如该丈夫或妻子在该无遗嘱者去世时并非尚存一样。(由1984年第62号第11条修订)(12)根据第(3)或(4)款规定须付给尚存丈夫或妻子的净款额的应付利息，基本上须由收益中支付。(由1995年第57号第3条代替)(13)立法会可不时藉决议更改第(3)及(4)款规定拨出的两项或其中一项净款额，而在本条例或任何其他条例内，凡提及该两项净款额之一时，其所具的效力，即与提及根据本款更改后的相应净款额一样。(由1999年第67号第3条修订)(14)根据第(13)款作出而用以更改上述两项净款额之一的决议，对在该决议生效后去世的任何人的遗产均具有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已婚者地位条例》第4条已婚女性的财产(1)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凡─(a)于紧接1936年3月20日以前，属已婚女性的专有财产或根据衡平法代其持有作其专用的财产；或(b)于该日以后结婚的女性，在结婚时已拥有或正拥有的财产；或(c)于该日以后，已婚女性已取得或正取得的财产，或已转予或正转予该已婚女性的财产，须全归该女性所拥有，犹如未婚时一样，该财产并可据此而予以处置。〔比照1935c.30s.2U.K.〕(2)不论在本条例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后，女性在享有财产方面的预用权或让与权如受到限制，而该等限制不可能加诸男性对该财产的享有者，则该等限制概无效力。〔比照1949c.78s.1(1)&(2)U.K.〕《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五条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第九十三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九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机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第五百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