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蒙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云2503民初921号 原告：陆逢顺，男，1960年2月29日出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冬生，云南盟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李维斋，男，1956年10月22日出生，彝族，农民，住蒙自市。 原告陆逢顺与被告李维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原告陆逢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将强占原告坐落于“老母鸡坡脚”（又名“水沟头”）处的承包地0.62亩（东至埂脚，埂脚上边是陆逢顺家林地；南至陆逢顺承包地；西至陆逢顺承包地；北至陆逢顺承包地）归还原告经营管理；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均系蒙自市民小组的村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原告岳父李树平、被告继父李绍清及李维平（罗绍州之父）三家相互邀约，到距新安所镇新庄村委会大寨村约1公里外，属本村地名为“老母鸡坡脚”，又名“水沟头”处的荒坡上建房居住。李绍清家的房屋盖好，李维兴居住一个月后，因其他人没有去居住，李维兴搬回寨子居住，后李维斋将茅草房拆除，地就一直放荒。1992年,罗绍州家、李树平家先后搬回寨子里居住。大概1993年，原告陆逢顺将该处自己建盖房屋的土地及李维斋家所荒的土地整平后作为耕地栽种农作物。1999年，农村土地延包时，李树平家将地名为“老母鸡坡脚”，又名“水沟头”处的土地登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为承包地（三块），面积3亩；2007年，承包土地补充登记时，因李树平年迈，承包户主变更为陆逢顺，且与大寨村民小组签订编号为532503030501023号《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中将承包土地登记为“水沟头（三块），面积3亩，四至：东至李维斋；南至罗绍州；西至李文；北至李维斋”。同时，蒙自市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上的共同经营权人为:陆逢顺、李芬、李丽琼、李树平、杨乔珍、李丽荣。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原告家一直管理经营该土地。陆逢顺家在大寨村内的宅基地（未办宅基地使用权证），被李维斋、李文光建盖房屋一直使用至今。2014年2月，原告家欲将“水沟头”即“老母鸡坡脚”处的3亩承包地平整后栽种三七，被告认为该地系其宅基地，为此，双方发生纠纷。从2014年7月起，双方纠纷经人民调解组织多次调解未果。陆逢顺于2014年10月28日、2015年4月29日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两次向本院起诉李维斋。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经新安所镇新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从东面埂脚向西延伸24米为界，北面归李维斋管理耕种，四至范围以图为准（附草图）；二、24米界线处，双方各留25公分作为隔界埂；三、属于李维斋土地四周的土地归陆逢顺管理耕种；四、今后，水沟头处陆逢顺与罗绍周若因土地界限发生纠纷，则另行解决；五、甲乙双方不得再因此事引发事端，否则由引发事端一方承担一切责任”。[以上事实，系蒙自市人民法院（2016）云2503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书》第6页中段至第8页前段认定的事实；红河州中院（2017）云25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据此维持一审判决]。上述2015年12月9日，新庄村委会调解委员会对本案纠纷的调解，是陆逢顺基于李维斋以“老母鸡坡脚”处的土地有宅基地为由，强占0.62亩的土地，故要求李维斋归还大寨村内原属李树平家的老宅基地而申请进行的调解，调解委员会原来决定当日上午调解“老母鸡坡脚”争议土地归李维斋，下午调解大寨村内原属李树平家的老宅基归还陆逢顺家的争议，但是调解委员会仅进行上午的调解，且要求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下午以双方老人均已去世多年，无证据为由，不再调解原告要求返还大寨村内已互换被告家的宅基地。原告认为，上午调解达成协议，同意将“老母鸡坡脚”的承包地中原来被告家建盖房屋的0.62亩划出归被告管理栽种，是以下午调解被告要将大寨村内李树平家老宅基返还陆逢顺家为条件，调解委员会仅进行上午的调解，不再进行下午的调解，调解达成的协议显然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调解协议中，将原告与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由市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土地调解归李维斋管理耕种，违反《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为此，原告于2016年4月12日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双方于2015年12月9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无效。蒙自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云2503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红河州中级法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云25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据上述市、州两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要求被告将坐落于“老母鸡坡脚”（又名“水沟头”）处的承包土地0.62亩承包经营权归原告,但被告拒不将争议土地归还原告，却在争议地块上栽种农作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陆逢顺、被告李维斋系同村村民。从2014年7月份起，双方纠纷经人民调解组织多次调解未果。陆逢顺于2014年10月28日、2015年4月29日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两次起诉李维斋。 原告于2007年6月25日取得蒙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3050102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蒙自市，零星地5块，面积4.5亩，地类：地，无四至。该证上无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的记载。原告与大寨村民小组签订的《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编号：532503030501023），载明：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3块，面积3亩，地类：地，四至东：李维斋，南：罗绍州，西：李文，北：李维斋。被告于2007年6月25日取得蒙政农地承包权证（2007）第030501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面积2.6亩，地类：地，四至东：陆凤顺，南：陆凤顺，西：路，北：牛车路。 2015年12月9日，原、被告经新安所镇新庄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一、从东面埂脚向西延伸24米为界，北面归李维斋管理耕种，四至范围以图为准（附草图）；二、24米界线处，双方各留25公分作为隔界埂；三、属于李维斋土地四周的土地归陆逢顺管理耕种；四、今后，水沟头处陆逢顺与罗绍周若因土地界线发生纠纷，则另行解决；五、甲乙双方不得再因此事引发事端，否则，由引发事端一方承担一切责任。” 2016年4月12日，原告起诉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本院作出（2016）云2503民初10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陆逢顺与被告李维斋于2015年12月9日在蒙自市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无效。”后被告上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7年5月15日作出（2017）云25民终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依职权向蒙自市新安所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服务中心调取蒙自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换发农户申请表，原告陆逢顺的农户申请表，载明：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3块，面积3亩，地类：地，土地性质：开荒地，四至东：李维斋，南：罗绍州，西：李文，北：李维斋。该农户申请表、承包合同书与原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内容不一致。被告李维斋农户申请表，载明：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面积2.6亩，地类：地，四至东：陆凤顺，南：陆凤顺，西：路，北：牛车路。该农户申请表与被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内容一致。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是由县（区、市）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对家庭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面积、空间位置等信息及其变动情况记载，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权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现原告主张坐落于蒙自市地名“水沟头”（又名“老母鸡坡脚”）处的承包地0.62亩，属其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原告所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看，只载明有零星地5块，无四至界线，无地名为“水沟头”承包地的内容记载，不能确定“水沟头”承包地经营权是否属原告，也不能确定零星地是否包括“水沟头”、是否是同一地块及在第几块零星地中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陆逢顺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计100元，退还原告陆逢顺。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谦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夏许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