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226民初82号 原告李炳林，男，1953年3月12日出生，壮族，居民，住北海市海城区。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孟山，广西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环江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乡北山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67479815488。 法定代表人罗日坤。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韦津津，广西兰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炳林与被告环江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锌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8年7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李炳林及其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覃孟山、被告锌源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韦津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炳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自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顺延一年继续履行《采掘施工合同》；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从2015年开始就长期在被告二号井从事铅锌、硫铁矿的采掘施工，双方均是每年签订一年期限施工合同。2016年3月1日，按照惯例，双方继续签订施工合同，仍然按照往年的合同格式，以被告锌源公司作为合同甲方、以原告李炳林作为合同乙方订立《采掘施工合同》，合同期限为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双方还就施工条件及各方的责、权、利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继续在二号矿井施工，当时被告开始筹划股权整体转让问题，生产经营发生重大调整变动，所以被告要求停工，包括原告二号井在内的其他矿井全部被迫停产。2016年4月27日，被告锌源公司与洪益明、洪裕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锌源公司全体股东将100%股权整体转让给洪益明，洪裕荣。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采掘施工合同》一直无法履行，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经双方协商，待被告转让交接清楚恢复生产后，被告同意顺延合同期限一年时间，并在《采掘施工合同》第4页第七条第2小点后面注明“此合同顺延一年”，被告加盖了公章认可。现被告已经恢复正常生产，但双方的《采掘施工合同》却至今未得到履行，被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允许原告继续生产施工，目前即将采掘到原矿，双方是按照产出原矿销售价格扣除正常税费后的净额的70%结算原告所有的工程施工费用，包括十几年来采掘二号井所购买的机械设备及巷道采掘投入，如果合同不能得到继续履行将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自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顺延一年继续履行《采掘施工合同》。 原告李炳林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2、企业工商信息单1份，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3、2016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1份，证明被告同意顺延合同期限一年，被告加盖公章认可； 4、2015年8月20日原、被告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1份，证明原告长期从事2号井采掘施工； 5、《股权转让协议》1份，证明被告转让100%股权，生产经营发生重大调整，一直停止生产，合同一直未得到履行； 6、2016年2月26日原、被告签订的《借款协议》1份，证明被告一直停止生产，合同一直未得到履行，被告向原告暂借款5万元用于办证； 7、《关于陶显东同志任职的通知》1份，证明陶显东在签订合同时是被告公司的执行总经理，有权签订合同； 8、陶显东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陶显东签订合同是有公司授权的； 9、潘天龙出具的《证明》1份，证明潘天龙签订的上一年度施工合同也是使用尾号为18编码数字的公章； 10、《关于合同延期的通知》2份，证明被告使用尾号为18的公章分别向2号井、6号井发放合同延期通知。 被告锌源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主张的2016年3月1日与被告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为伪造的虚假合同，该合同签订时被告所获取的《采矿许可证》已经到期，被告无权与原告签订所谓的《采掘施工合同》，该合同无效。根据原告提供的《采掘施工合同》，于合同第四页“甲方”落款处加盖有被告的公章，但经比对该公章防盗编码与被告持有的真实公章防盗编码不相一致。同时该合同的“甲方代表签字处”为“陶显东”，该人员并末获得公司授权签订该合同，合同上加盖的公章也系伪造。而合同上记载该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但经查找被告公司内部并没有该合同的存在。因此对该合同的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并保留追究相关人员伪造公章等的刑事责任。其次，该合同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3月1日，而被告依法获取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4500002011053220111887）有效期限为2011年5月5日至2015年11月5日，后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15年10月30日批准，允许该证有效期顺延至2016年2月5日。因此，至被告主张的2016年3月1日签订合同时，被告获取的采矿许可已经到期，被告已经无权与任何人签订所谓的与采矿相关的合同，即使签订了，所有与采矿相关的合同均为无效。因此，原告主张顺延一份无效的合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2016年2月14日被告即因“采矿许可证”到期被责令停产，因此被告停工的原因非被告经营决策发生重大调整，本案不符合合同顺延的情形。2016年2月14日，环江县安监局以被告“采矿许可证”到期为由，对被告采取强制措施，责令被告所有井口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原告所承包的2号井也早于此前停工，并非原告诉称的“合同签订后，原告继续在二号矿井施工”。停工的原因也非其主张的由于被告转让股权，属合同第七条第2款约定的“经营决策发生重大调整”的情形，原告主张适用该约定顺延合同一年没有事实根据；（三）被告已经与原告就2号井进行结算并于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退还包括安全风险押金在内的相关结算费用，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承包合同关系。根据《采掘施工合同》第二条第2款约定“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乙方按每个作业面叁拾万元人民币的数额标准将安全生产风险押金存入甲方指定的账户，逾期未交风险抵押金，视同乙方自动放弃本合同，合同即时终止（以银行进账单及甲方财务部门出具的收据为准）”。2016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要求退还其2008年6月5日、2011年5月3日缴纳的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2017年1月17日，被告依据原告的委托人与被告进行结算认定的数额，退还了原告的全部包括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在内的款项。双方的行为已经表明达成一致同意终止此前的承包合同关系，原告放弃合同的全部权利，因此现其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没有法律根据；（四）陶显东作为被告方代表签署的《采掘施工合同》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和追认，为无效合同，依法不应当由被告承担任何法律后果。虽然陶显东在签署2016年3月1日的《采掘施工合同》时为被告的员工，但其并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被告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被告的授权或经被告事后追认，但显然本案并无证据证实陶显东持有被告的授权委托书。更为重要的是，如其行为是经过授权的履行职务行为，那么被告应该通过提供公章加盖在合同上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但本案证据已经证实加盖在该合同上的公章系他人伪造，即被告从始至终未同意陶显东以公司名义签署该合同也并未追认该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因此，即便陶显东为被告的员工，但该合同的真实性并未得到被告的认可，亦没有加盖被告的公章，该合同依法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一份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更是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原告可以依法追究相关过错人的责任而无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以及法律根据。综上，请求本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锌源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 1、河池市公安局的《印章备案资料查询证明》1份，证明《采掘施工合同》加盖的公章与锌源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真实公章防盗编码不一致；该合同及加盖的锌源公司公章系伪造； 2、《采矿许可证》1份，证明锌源公司依法获取的《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1年5月5日至2015年11月5日，原告的提供的《采掘施工合同》无效； 3、《关于顺延环江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北山矿区Ⅰ号矿体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的通知》1份，证明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15年10月30日批准，允许锌源公司的采矿权证有效期顺延至2016年2月5日。原告提供的《采掘施工合同》无效； 4、分别于2003年8月6日、2003年12月31日、2005年2月28日、2006年4月1日、2007年7月30日、2008年3月19日、2010年3月30日、2010年12月29日签、2013年3月10日签订的2号井《采掘承包（施工）合同》及2006年4月1日签订的《锌源公司2号井采掘施工承包转让合同书》各1份，证明除2008年3月19日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用办公室印章代替行政印章外，往年的施工承包合同均用河池市公安局备案的行政公章。原告提供的涉案合同加盖的公章系伪造； 5、退还原告原承包2号井的风险抵押金转账凭证3张，证明原告要求退还2号井履约风险抵押金，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终止； 6、语音光碟1张，证明：（1）2016年11月2日，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通话，确认了原告提供其邮政银行账号的真实性；（2）2017年1月17日被告在退还原告的风险抵押金前与原告通话确认相应的款项和金额； 7、《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关于建议暂停向环江锌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供应火工产品的函》各1份，证明原告承包的2号井停产系被告采矿许可证到期，被环江县安监局责令所有井口于2016年2月14日停止一切生产活动的事实； 8、《锌源公司各井口风险抵押金缴纳及退还情况表》、《委托书》、《其他应收款细账》各1份，证明：（1）原告往年缴纳风险押金及相应的金额；（2）经原告的委托人与被告进行结算认定的结算结果； 9、原告要求退回原承包2号井的风险抵押金的声明书1份，证明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历年缴纳的2号井履约风险抵押金，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终止； 10、锌源政字【2016】2号《关于终止劳动合同关系的通知》1份，证明陶显东于2016年4月30日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经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即陶显东、潘天龙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本院认为该证明材料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证人应出庭接受法庭质询的证据规则，对其来源合法性、内容客观性无法认定，本院不予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虽然对方当事人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但本院认为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反映案件客观事实的依据。关于原告提交的2016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第4页加盖编码尾数为“18”的锌源公司印章能否代表被告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原告提交了同样加盖编码尾数“18”印章的2015年8月20日双方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两份《关于合同延期的通知》、《借款协议》等材料予以佐证，完成了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初步举证责任，而被告方虽然提供了公安部门的《印章备案资料查询证明》及使用公安部门备案的编码尾数为“16”公章签订的数份历年采掘施工（承包）合同予以反驳，但同时又承认多年来一直与原告保持2号井的承包关系，承包合同为逐年签订，却未提供2015年度与原告相反的、盖有被告在公安备案印章的2号井承包（施工）合同，不足以推翻原告所持合同的真实性，不能排除被告公司在实际经营中采用两枚不同印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可能性，本院依据高度盖然性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提供的2016年、2015年原、被告签订的两份《采掘施工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查明如下案件事实： 原告李炳林及其合伙人自2008年起即共同承包被告锌源公司的2号井从事铅锌、硫铁矿的采掘施工工作，合同为逐年签订，一年一签，按采掘产出的氧化矿实际销售价格扣除正常税费后的相应净额（每年不一样）进行工程结算，并由承包方交纳一定数额的安全生产风险押金给锌源公司，合同期满无安全事故后退还。2015年8月20日，原告李炳林与被告锌源公司签订《采掘施工合同》，合同期限自当日起至2016年8月19日止，由原告按每个作业面30万元的标准交纳风险抵押金，工程结算按产出的氧化矿实际销售价格扣除正常税费后的净额的60%结算。2015年10月30日，在锌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于2015年11月5日到期前，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文准许顺延有效期至2016年2月5日止。2016年2月14日，锌源公司被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采矿许可证》过期为由责令所有井口停产，原告未能继续采掘施工。2016年3月左右，被告锌源公司拟将股权整体转让。但在2016年3月1日，被告锌源公司的执行总经理陶显东又以公司名义与原告李炳林签署了一份《采掘施工合同》，约定合同签订5日内由原告按每个作业面30万元的标准交纳风险抵押金，工程按净额的70%结算，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及风险抵押金到账后生效，之前所签的《采掘施工合同》自行终止”，另外，在该合同第4页上的合同第七条第2款“2、合同期间，因甲方经营决策发生重大调整变动，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本合同自行终止，一方不对一方负责”中，原条款内容“本合同自行终止，一方不对一方负责”被横线删除，手写更正为“此合同顺延一年”，并与合同落款处一样，加盖编码尾数为“18”的锌源公司印章。2016年4月27日，被告锌源公司与案外人洪益明、洪裕荣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由锌源公司将100%股权以3000万元的价格整体转让给洪益明、洪裕荣。2016年4月30日，被告锌源公司终止了包括陶显东在内的原职工的劳动合同关系。2016年9月29日，锌源公司完成变更登记，将投资人、负责人、注册资本等信息予以相应变更。2016年11月19日，原告李炳林的委托人卢文我与被告公司进行账目结算，确认2号井风险抵押金扣除各项费用后余额为118127.59元。2016年11月30日，原告李炳林向被告锌源公司书面请求退回风险抵押金等款项，被告锌源公司遂于2017年1月17日将81872元的风险抵押金退还至原告账户上。2017年8月16日，锌源公司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并逐渐恢复生产，但未继续保持与原告李炳林的2号井承包关系，原告遂持2016年3月1日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诉至本院，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请求本院判决被告从2018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顺延继续履行《采掘施工合同》一年，后原告在第二次庭审中，又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被告自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顺延一年继续履行《采掘施工合同》。 另查明，被告锌源公司在河池市公安局备案的印章的查询编码后两位数为“16”，2003年12月至2014年3月间锌源公司一直使用该编码的印章签订了多份2号井的采掘施工（承包）合同，并一直沿用该印章至今。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锌源公司原总经理陶显东于2016年3月1日以公司名义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原告请求自本案生效判决之日起顺延承包期一年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表见代理合同效力进行了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理应知道行为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那么就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也就不能受到保护。 本案中，陶显东在签订涉案合同时仍是锌源公司总经理，也曾代表公司签订2015年2号井的《采掘施工合同》，虽然被告锌源公司在该份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并非其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的印章，并否认这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但2015年原告亦实际承包了2号井采掘施工工作，同时被告亦承认采掘施工合同为一年一签，却未举出其他与原告主张相反的2015年2号井采掘施工合同予以反驳，在合同签订后亦默认并保持与原告在2015年的承包关系，此时锌源公司对相关人员加盖的“16”编码的公章理应有所觉察却未进行调查及报案等相关处理，本院认为不能排除锌源公司对“16”编码印章使用行为的默认。但是，签订涉案合同时，锌源公司处在《采矿许可证》过期并停工、欲整体转让股权的阶段，陶显东作为公司总经理、李炳林作为长期与锌源公司保持密切关系的施工承包人，对锌源公司的上述情况是明知的，却仍在此情况下签订一份尚不具备履行条件的合同，且按照常理，订立合同时一般直接约定合同履行期限，而涉案合同在签订时，却在约定了履行期限之外，又另行约定了“此合同顺延一年”，并以此为合同当事双方设立预期的合同权利、义务，实质上是将原公司的意志强加给新股东、新管理人员的行为，有违契约自由、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本院认为陶显东与李炳林在签订的涉案合同时并非合同善意相对人，陶显东以公司名义与李炳林签订涉案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对被锌源公司不具有合同约束力；且涉案合同约定“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及风险抵押金到账后生效，之前所签的《采掘施工合同》自行终止”，而原告李炳林在合同签订后又与锌源公司结算并获得退回之前交纳的风险抵押金，并未交纳涉案合同约定的风险抵押金，合同亦未具备生效条件。另外，所谓“此合同顺延一年”，应按惯常理解，即应自合同约定期限届满之日起往后顺延一年，而原告理解为自具备开工条件时承包期顺延一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于2016年3月1日签订的《采掘施工合同》对被告锌源公司不具有合同约束力，原告请求按照该合同约定自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顺延履行一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炳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炳林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蒙继秋 审 判 员  李冬萍 人民陪审员  罗海渊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日 法官助理袁励 书记员蒙媛媛 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