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萧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皖1322行初38号原告：李治武，男，汉族，1950年9月20日出生，住萧县。委托代理人:蒋玉亭,萧县龙城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萧县龙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萧县龙城镇世纪大道西段北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322003196301J。法定代表人：蒋曦，镇长。委托代理人：张庆宇，安徽烁光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得保，男，汉族，1975年2月17日出生，住萧县。委托代理人：张鹏，安徽皖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治武诉被告萧县龙城镇人民政府（简称龙城镇政府）、第三人李得保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无效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皖1322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简称24号裁定书),李治武不服，向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宿州中院）提起上诉，宿州中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8)皖1322行终10号裁定书（简称10号裁定书),撤销24号裁定书；指定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治武及其委托代理人蒋玉亭、被告龙城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庆宇、第三人李得保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治武诉称，2016年9月29日，龙城镇政府对教育路西段进行征收拆迁，对前梅社区李治武房子进行征收，2016年10月17日，龙城镇政府在李治武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得保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款265969元补偿给李得保，而被征迁的房屋为李治武、李得保、刘景（李得保、李治民房屋22平方米，院22平方米；李治武房屋16.75平方米，院31.75平方米；刘景房屋11.25平方米，院25.65平方米）三家共同所有，且10号裁定书认定了龙城镇政府和李得保签订的协议所征收的土地中包含李治武的土地，所以李治武和被诉协议有利害关系。综上，请求依法确认龙城镇政府与李得保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本案诉讼费由龙城镇政府承担。李治武提供的证据为：1、李治武的身份证，证明李治武的自然信息；2、2016年11月16日有李治武、刘景签字并加盖萧县龙城镇前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的材料（简称调解委员会材料）一份；3、2016年7月26日李治民的证明一份；4、2016年10月17日教育路延伸项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简称补偿协议）一份；5、2011年12月27日李治云署名并于2014年3月20日加盖萧县龙城镇前梅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以及2017年元月11日有李治武、李治云、李铁成、李某2、李治强署名并于2017年1月12日加盖萧县龙城镇前梅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的证明各一份。证明1981年所分房屋及土地属于李治武、刘景、李治民三家所有；涉案房屋是李治民自行拆除老房屋在三家所有的土地上新建的，不是李得保建造的。龙城镇政府辩称，1、根据龙城镇政府了解，被征收的房产系本案李得保所建，并非李治武所建，因此李治武与协议所涉被征收房产无利害关系，不享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权利，所以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按照房屋征收的法律规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征收人和被征收人法律地位平等，且案涉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所签订，该协议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争议较大，应属于合同纠纷的一种。3、李治武主张其对涉案协议中所涉土地享有部分的使用权，但是其没有土地权证和房屋产权证，因此李治武不享有涉案协议中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房屋征收补偿是根据当时的现状及房屋的归属进行的征收补偿，签订协议时李治武并不享有房屋的物权，所以被诉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综上，应驳回李治武的起诉。龙城镇政府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萧集建（90）字19887-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简称19887-1号土地证），证明涉案房屋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人是李治民和李得保，被征收的房屋是李得保所建，同土地使用权人是一致的，均与李治武没有关联。李得保述称，本案争议焦点系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安置协议的标的物系房屋和院落，不涉及宅基地，根据李治武提交的证据均表明李治武所诉请的房屋已经灭失，与李得保及其父亲后续建造的被拆迁房屋及院落不是同一建筑物，故李治武的原告主体不适格；案涉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是李得保，对李得保的房屋及其房屋占用土地的补偿自然归李得保所有。因此被诉补偿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其他陈述意见同龙城镇政府的意见。李得保提供的证据为：证人李某1的当庭证言，证明案涉拆迁房屋是李得保为结婚所建，是李得保的；李得保1981年分得了房屋，1996年土地调整时分得了被征收土地，该土地上并没有房屋，原房屋已经被大火烧没了。经质证，（一）对龙城镇政府的证据，李治武质证为，1、2016年9月29日丈量涉案房屋时，其和刘景向社区反映了相关情况，社区回复案涉拆迁房有李治武和刘景的房屋，并许诺在三家对于征收补偿款进行分配后再进行房屋拆迁。2、龙城镇政府的证明目的不成立。其提供的19887-1号土地证是115号拆迁号房屋所占的土地，在村民路的南面，和案涉村民路北面的89号拆迁号的被拆迁房屋所在的土地和房屋面积均不相符。3、李治民的证明已写明涉案房屋是李治民扒掉原房屋后新建的，与李得保无关；该房屋占用土地系李治武、刘景、李治民三家的。李得保质证为，龙城镇政府提供的土地证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本案争议的拆迁房屋是李得保为结婚所建，且该房屋面积是2016年10月17日之前实测的面积，因此，与19887-1号土地证上的房屋面积有所出入。龙城镇政府辩驳为，1、1998年李得保对案涉土地证证载房屋进行了重建，该房屋与19887-1号土地证证载房屋不一致是客观情况，但李治武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征收协议所涉房产属其所有，其对李治民证明内容所作的陈述没有依据，因此李治武的观点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地随房走，根据县里通告规定，2008年之前建好的房屋，在四邻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按照房屋现状进行补偿。因征收的房屋属于李得保所有，该房屋只有土地证没有房产证，且没有争议，所以龙城镇政府和李得保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对李得保进行了补偿，被诉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二）对李治武的证据，龙城镇政府质证为，1、对证据1无异议。2、对证据3李治民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质询，其证明80、90年代房屋的分配情况对涉案征收房屋无关联性，且其所证明的房屋已不存在。3、从调解委员会材料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征收房屋和李治武没有关系，其证明的房屋已经扒掉，龙城镇政府是对现存房屋进行征收，李治武与本案被征收房屋无利害关系，其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4、李治武称被诉协议所涉房产有其所分土地和房产，但在龙城镇政府根据房屋现状签订涉案协议时，其所主张的房产和土地已不存在。5、李治武称其原有房产在2002年被李治民强行扒除，该说法属于民事侵权，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该民事侵权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时效。李得保质证为，1、同意龙城镇政府的质证意见。2、对调解委员会材料的李治民拆掉原来的老堂屋重建三间西屋和院墙无异议，该房屋系1998年重建。李治武的证据均显示其诉称的房屋系1981年分得的堂屋，该房屋如何毁坏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其出具的证明自认被拆迁的房屋是西屋，并结合李治武的陈述，案涉征收的房屋不管是属于李得保还是李治民，目前确定的是不属于李治武，因此，其无权对该房屋主张任何权利。综上，被征收的房屋与李治武没有利害关系，其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李治武辩驳为，李治民只有44平方米土地，其他的均为李治武和刘景所有（涉案土地具体面积同诉称），征收赔偿款包括对房屋和土地的赔偿，所以26万元补偿款应该包括李治武和刘景的土地补偿款，2002年李得保扒除李治武和刘景的房屋，重新修盖了被征收的房屋，李得保应该将其扒掉的原房屋补偿款和土地补偿款给李治武和刘景；且10号裁定书已经说明了诉争房产所占土地包含李治武1981年分得房屋所占土地。（三）对李得保的证据，李治武质证为，证人李某2所证明的分地分房是事实，但对其他的分配情况均没有如实说明，所证明的时间、内容均不对。1996年分地时，原来分给谁的土地还是谁的，一律没有变动，有李治民的证明佐证；李得保在中院所证明的两间半瓦顶堂屋，实际上是经过刘景父亲同意，李治武在1981年所分的三间草房堂屋失火后，在原有残存的老屋屋墙基础上修缮形成，其中一间屋比其他两间低一些，从分房后到2000年，该房屋一直由李治武的父亲居住，2002年李治民将该房屋扒倒后建造了被征收的房屋。李得保的代理人及李得保向法庭的叙述互相矛盾，且和事实不相符。龙城镇政府质证为，对证人李某1的证言无异议。李得保辩驳，房屋失火后一直荒废了很多年，因为是土墙，很多年后就倒塌了，李治武也没有在上面建造任何房屋，法院可以进行调查；该处房屋失火后，李治武的父亲就搬回到自己宅基地上的房屋居住，一直到去世。1996年调地时，李治武选择了宅田合一，他放弃了涉案房屋占用的土地选择了大田地，当时的调地委员会共有五人，李治新是村里的负责人，法院也可以前去调查。涉案房屋是李得保及其姐姐和哥哥一起出资由李得保所建，是李得保结婚的婚房。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为：（一）对龙城镇政府的证据，李治武有异议，李得保虽然无异议，但自认其提供给龙城镇政府的该土地证与涉案房产没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二）对李治武的证据，龙城镇政府和李得保对其身份证无异议；对李治民证明的三性均有异议。因李治民的证明已经10号裁定书认定，故对上述证据予以认证。李治武所举的其它证据，其中有李某2署名的证词，李某2曾当庭否认其内容，其他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询，故对李治武的其他证据不予认证。李治武主张其与刘景和李治民三家各自于1981年分得了所在村组分配的房屋，当事人无异议，证人李某2亦出庭证明了该分房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但李治武欲证明该房屋为其和刘景、李治民三家所有，与其上述主张自相矛盾，本院不予认证。李治武承认案涉拆迁房屋不是其所建，但认为涉案房屋占用其1981年所分得房屋部分的土地，已经10号裁定书确认，本院予以认证。（三）对李得保所举证人李某2的当庭证言，李治武对其证明1981年分屋的事实无异议，对其他内容不予认可，认为案涉拆迁房屋是李治民所建而非李得保所建，因10号裁定书已查明涉案征收房屋为李得保所有，故对李某1证明的该事实予以认证，对李治武的上述异议不予认证；对李得保欲证明其于1996年分得了涉案争议土地，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证。经审理查明，李治武、李治民系同胞兄弟，李得保是李治民之子，该三人与刘景系同村组村民。1981年其所在村组将集体所有的房屋等集体财产分配给村民所有，李治民、刘景、李治云三家分别分得涉案土地范围内的草房堂屋一间半、半间、一间，计三间。李治武调换了李治云所分的一间房屋，该房屋一直由李治武之父居住，后三间房屋因失火而灭失。2002年李得保在该处建西屋三间及院落一处。2016年10月17日，龙城镇政府与李得保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书，认定李得保是涉案被征收房屋的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面积62.3㎡、院内空地面积70㎡、装潢附属物若干，并对该处房屋、院内空地、装潢附属物若干进行补偿，同时给予相应的奖金奖励以及搬迁费，计支付给李得保上述各项补偿款及奖金合计人民币265969元。2017年3月2日李治武提起行政诉讼，主张该征迁房屋为李治武、李得保、刘景三家共同所有，请求依法确认龙城镇政府与李得保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无效；诉讼费由龙城镇政府承担。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一审裁定，认为李治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补偿的房屋享有权属，以及其与被征收补偿协议所涉标的物有利害关系，其不符合行政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驳回其起诉。李治武不服提起上诉，宿州中院认为李治武1981年所分得的房屋虽然已不存在，但李治民的书面证明及一审法院所作的谈话笔录的内容，均足以证明龙城镇政府与李得保签订的补偿协议所征收的房屋所占土地中，包含了李治武1981年所分得房屋所占的土地，李治武与被诉的安置补偿协议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李治武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李治武的起诉不当，应予以纠正，并作出10号裁定书，撤销本院24号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经审理后认为，被诉征收补偿协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行政行为情形，为此，本院依法向李治武及其委托代理人释明了相关法律规定，建议其变更诉讼请求，并留置送达了书面通知书，但其至今未予变更。本院认为，被诉征收补偿协议所征收房屋占用的土地中包含了李治武1981年分得房屋所占的土地，已经宿州中院生效的10号裁定书确认，因此，该协议认定李得保对被征收房屋及土地享有全部权属，显然证据不足。该协议应属于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形，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故李治武要求确认被诉行政协议无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该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向李治武释明了上述规定，但其至今未变更诉讼请求。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治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治武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昭玲人民陪审员  许青青人民陪审员  张学光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倪晓晗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应当作出确认无效的判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行为不属于无效情形，经释明，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的，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原告请求撤销行政行为但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拒绝变更诉讼请求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九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二）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