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20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育恩，男，1965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健俊，广东润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学扬，男，198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现在广东省阳江监狱服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爱霞，女，195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开明，广东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恩平市大田镇华南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恩平市大田镇华南村民委员会。负责人：方维军，该村民委员会书记。上诉人梁育恩、黎学扬因与被上诉人梁爱霞以及原审第三人恩平市大田镇华南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华南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1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育恩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确认黎学扬与梁育恩于2014年10月25日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合法有效；3.判决确认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4.本案诉讼费由黎学扬、梁爱霞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成立生效在先，应受法律保护。根据双方提供证据可知，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5日”，而梁爱霞与黎学扬的《转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由此可见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成立和生效时间先于梁爱霞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的时间。一审法院认定梁育恩与黎学扬《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落款时间是倒签没有事实依据。第一，是否有第三方见证并不是合同有效的前提条件，一审法院认为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没有第三方的见证，但梁育恩认为这一条件并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也无法证明梁育恩与黎学扬倒签合同。第二，一审法院向华南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合同签订情况，但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时，华南村民委员会并不在场，故其并不清楚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时间。另，华南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第三人没有参加一审庭审，是其主动放弃申辩权利及不敢与梁育恩当面对质的表现，梁育恩在答辩状与一审庭审中也一再强调华南村民委员会与梁爱霞存在利益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在一审庭审后仍然主动向华南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合同签订情况，并在梁育恩不知情且无反驳权利的情况下采信华南村民委员会的陈述，显然不妥。第三，梁育恩与梁爱霞之间的纠纷已长达三年多，双方纠纷也经过大田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多次调解。因此，大田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十分清楚梁育恩与梁爱霞之间纠纷的事情经过。大田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已经出具证明证实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于2014年10月25日签订，梁爱霞与黎学扬的《转包合同》系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综上，一审法院忽略与本案无任何利害关系的大田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证明，仅凭黎学扬与华南村民委员会的陈述就认定梁育恩与黎学扬《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签订时间在2014年10月30日之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首先，黎学扬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确是其本人所签，而且确认其在签订合同时将与毛坪山塘承包及转包相关的所有合同原件交付给梁育恩，这足以证明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一审法院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认定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无效。梁育恩认为，“恶意串通”必然是梁育恩与黎学扬都具有恶意损害第三人的故意，但梁育恩在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时并不存在损害梁爱霞利益的意思。梁育恩与黎学扬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签订在先，而且黎学扬当时已经将所有合同原件都交给了梁育恩，梁育恩不可能与黎学扬恶意串通损害梁爱霞的利益。三、梁爱霞与黎学扬于2014年l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是梁爱霞、黎学扬、华南村民委员会恶意串通的结果，损害梁育恩的合法权益，应当被认定为无效。首先，按照常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原承包人必然会将原承包合同原件交付给转包人，因为转包人需要了解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关于承包的约定并需要掌握承包合同原件作为依据。黎学扬在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时已经将所有关于山塘承包与转包的合同原件交付给梁育恩，而且，大田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出具的证明也证实黎学扬与梁爱霞签订《转包合同》时，梁爱霞、华南村民委员会均清楚黎学扬手中无合同原件。梁爱霞在明知黎学扬无山塘承包及转包合同原件的情况下仍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华南村民委员会在明知黎学扬无山塘承包及转包合同原件的情况下仍在合同见证方上盖章，足以证明梁爱霞与华南村民委员会当时对于黎学扬将山塘已经转包给他人是完全知情的。其次，无论是梁育恩还是黎学扬在陈述中均确认，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后，华南村民委员会时任书记吴福森以为梁育恩《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盖章为借口，让梁育恩带上关于毛坪山塘承包及转包的所有合同原件到华南村民委员会。当梁育恩到达华南村民委员会将所有合同原件交给吴福森核对时，吴福森公然抢夺黎学扬交给梁育恩的承包及转包合同原件，梁育恩报警后才将所有合同原件收回。一审法院对于上述事实在一审中尚未查清，但以上事实能够证明梁爱霞与华南村民委员会知道当时毛坪山塘的承包及转包合同原件在梁育恩手上，也能够证明华南村民委员会与梁爱霞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所以华南村民委员会时任书记吴福森才会帮梁爱霞抢夺梁育恩手上的合同原件。故此，华南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方见证黎学扬与梁爱霞签订《转包合同》的真实性，显然不具有公正性。最后，梁爱霞与华南村民委员会在明知毛坪山塘已经由黎学扬转包给他人的情况下，仍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约定黎学扬将毛坪山塘转包给梁爱霞，该合同标的与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标的完全相同，损害了成立并生效在先的合同当事人梁育恩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综上所述，黎学扬将毛坪山塘转包给梁育恩后又将山塘再次转包给梁爱霞，其因为非法集资现在广东省阳江监狱服刑，其在一审中也是完全没有尊重客观事实而是基于其利益作出答辩，故黎学扬的陈述不应被采信。一审法院仅根据黎学扬与华南村民委员会的陈述就认定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日期是倒签，缺乏证据和事实依据，梁育恩也不具有损害梁爱霞利益的意思。反而是黎学扬、梁爱霞与华南村民委员会在明知黎学扬已经将毛坪山塘转包给梁育恩的情况下仍然签订《转包合同》，已经损害梁育恩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黎学扬辩称，一、黎学扬没有与梁育恩签订任何转包合同。梁育恩提供所谓《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是梁育恩伪造的。合同文本中，由黎学扬签名和按指模并载有身份证号码的第三页，原属黎学扬与一姓名中带有“琼”字的女子（以下简称“阿琼”）准备到华南村民委员会签《借款抵押合同书》的第三页。二、梁育恩所述与黎学扬将山塘及林地转包抵销488800元债务并不属实，（2015）江恩法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对此已有认定。三、梁育恩所述在2014年10月25日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并立即向黎学扬支付了10万元并不属实。2014年11月上旬，黎学扬才从李日强手上取回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及林地合同原件，不可能在2014年10月25日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梁育恩亦未在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同时向黎学扬支付10万元。四、梁育恩所述自2014年10月25日与黎学扬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之日起，山塘及林地一直由梁育恩占有管理和生产经营并不属实。梁育恩系在2014年11月13日之后，以黑恶势力霸占了黎学扬所有的山塘及林地。在梁育恩霸占山塘及林地前，黎学扬一直正常生产养殖日本锦鲤，还有工人在场进行养殖管理，鱼塘还有准备上市的3000尾成品日本锦鲤，成本价在每尾200元左右，50000尾日本锦鲤苗成本价在每尾2元左右，财产总价值在70万元左右。梁育恩的行为造成黎学扬巨大财产损失。梁爱霞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当。梁育恩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二、梁育恩与黎学扬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是一份虚假合同，没有征得原发包方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且黎学扬在一审开庭时已证实该合同不是真实的，是梁育恩和黎学扬虚假签订的，签订时间实际上是在黎学扬与梁爱霞签订《转包合同》之后。因此，梁育恩与黎学扬所签订的上述《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无效。三、梁爱霞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梁爱霞与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后，已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并一直向原发包方华南村民委员会缴交承包款，华南村民委员会对此转包事实予以确认。综上，梁育恩的上诉请求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黎学扬上诉请求：判决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事实和理由：梁爱霞欺骗黎学扬签订《转包合同》，也没有支付转包款300万给黎学扬。一、梁爱霞以借1000万元（借用期为3年，利息为1.5分/月）给黎学扬为由，要求黎学扬将恩平市沙湖镇南塘村民委员会中间村5.413亩住宅土地过户到梁爱霞名下，将恩平市君堂镇潢步头村民委员会山地、鱼塘、花场租赁合同转到梁爱霞名下，将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及林地承包合同转到梁爱霞名下作为借款诚意抵押，但在黎学扬将以上标的物过户抵押后，梁爱霞至今没有借1000万给黎学扬。二、梁爱霞提供900万元借据，声称以其中的300万元冲抵《转包合同》的转让款并不属实。黎学扬与梁爱霞在2012年底认识，自2013年初开始向梁爱霞借款直至2014年11月23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被羁押在恩平市看守所之前。黎学扬向梁爱霞借款合计522.4万元，加上岑文俊转让的债权70万元，合计592.4万元（有转账凭证等证据印证的借款是522.4万元）。至于黎学扬于2014年7月30日向梁爱霞出具的900万元借据，是梁爱霞要求黎学扬将所有借款及利息合并计算进而出具的借据。该借据所涉款项的构成包括2014年5月、6月、7月的利息和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7月30日为期一年的利息。其中，有200万元款项的利息是5分/月，其它的是3分/月。三、在与梁爱霞签订2014年10月30日的《转包合同》之前，黎学扬已告知梁爱霞其与孔算明签订的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及林地的合同原件还在债主李日强手中，故无法办理《转包合同》的过户抵押，双方需待黎学扬还钱给李日强之后再行办理相关手续。但梁爱霞仍然再三提出要求，称其亲戚在华南村民委员会当干部，只要黎学扬到华南村民委员会签名就可以了，其他事情由梁爱霞包办。梁爱霞还声称相应行为并非进行真正交易，只是让梁爱霞之子看到黎学扬抵押借款的诚意，办理手续之后即可将1000万元款项转过来，把李日强的债务还清并取回合同原件给黎学扬，之后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因此，黎学扬与梁爱霞到华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转包合同》。梁爱霞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正当，黎学扬的上诉缺乏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二、梁爱霞与黎学扬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转包合同》，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该合同签订后，梁爱霞已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并一直向合同原发包方华南村民委员会缴交承包款，华南村民委员会对此予以确认，故该合同合法有效。黎学扬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情况并不符合事实，这是黎学扬为推翻该合同而作出的虚假陈述。综上，黎学扬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梁育恩的答辩意见与上诉状一致。华南村民委员会二审无作陈述。梁爱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梁爱霞与黎学扬签订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2.判决确认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无效；3.本案诉讼费用由黎学扬、梁育恩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6月20日，华南村民委员会与孔算明签订《承包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合同书》，华南村民委员会将其所有的面积约40亩的毛坪山塘及山塘西边周围约40亩的山地发包给孔算明进行放养及种植，承包期限从1999年3月起至2049年3月止共50年，承包款3000元/年。2012年9月2日，在华南村民委员会同意和见证下，孔算明与黎学扬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及《转包山塘场地租金付款方式与清场时间协议书》，孔算明将上述承包的面积约40亩的毛坪山塘及山塘西边周围约40亩的山林地转包给黎学扬。黎学扬（甲方）于2014年10月30日在华南村民委员会的见证下与梁爱霞（乙方）签订《转包合同》，合同约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并征得华南村民委员会同意：1.甲方愿意将2012年9月2日由甲、乙、丙三方订立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订立的所有条款转包给乙方。2.乙方愿意接受转包合同的所有条款。3.甲乙双方接受华南村民委员会见证。4.转包款共叁佰万元整一次付清。5.此转包合同按孔算明与黎学扬签订的转包合同一致。此转包合同自签订日起生效”。该《转包合同》落款有甲方黎学扬和乙方梁爱霞的签名和捺印，并有见证方华南村民委员会的盖章以及村民委员会干部方维军、吴福森、吴锦伦、梁小玲、卢相频、冯金莲、孔瑞贤的签名见证。签订该合同10天后，为向梁育恩借款，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并将该合同的落款日期写到2014年10月25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确认合同效力纠纷。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有承包合同标的所有权人即本案第三人华南村民委员会的见证，并且《恩平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证实梁爱霞连续4年依照合同约定按3000元/年交纳2015至2018年承包款给华南村民委员会的事实，其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自2014年10月30日成立并生效。对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25日，合同当事人为黎学扬（甲方）、梁育恩（乙方）、华南村民委员会（丙方）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合同落款有黎学扬、梁育恩的签名，但没有丙方华南村民委员会签名和盖章，也没有第三方的见证，作为该合同当事方的黎学扬也自认该合同系伪造，制作该合同的实际日期系在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转包合同》之后，经一审法院向华南村民委员会调查核实，也印证了黎学扬自认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实际签字日期在2014年10月30日之后的事实，而且《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合同标的与黎学扬和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合同标的完全一致，后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损害了成立并生效在先的合同当事人梁爱霞的合法承包经营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和第五十六条关于“无效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自始无效，梁爱霞作为受损害的第三人与确认该合同无效之诉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诉请主张法院确认《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无效，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华南村民委员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对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一、黎学扬与梁爱霞于2014年10月30日签订的《转包合同》自2014年10月30日成立并生效；二、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自始无效。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黎学扬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除关于“签订该合同10天后，为向梁育恩借款，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并将该合同的落款日期写到2014年10月25日”的部分欠妥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10月25日，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一份，其上载明：“转包方：黎学扬（下称甲方），承包方：梁育恩（下称乙方），地籍权属方：华南村民委员会（下称丙方）。今后为了依法依据遵守合同，甲、乙、丙三方经过充分的协商，同意制定以下协议：1.1999年甲方与华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华南毛坪山塘及林地的合同书，从1999年3月至2049年3月止，合同时间为50年，甲方从1999年3月至2014年11月期间经营了15年零7个月，从2014年11月至2049年3月还有34年零9个月时间。由于甲方年事已高，不适宜从事体力劳动等个人原因，甲方本人愿意及同时征求了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将华南毛坪40亩水面山塘、荒地及40亩林地一并转包给乙方经营，时间从2014年11月1日起，至2049年3月止（共计34年零9个月时间）……5.甲方在征求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后，乙方自接包山塘经营权之日起，乙方每年必须向华南村民委员会缴清管理费叁千元……8.甲乙双方同意另制定付款方式及清偿时间协议书，此协议的内容与转包合同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以上几项协议，甲、乙、丙三方必须共同遵守执行，不得反悔……该转包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签字或盖章后即刻生效……甲方签名：‘黎学扬’（身份证号码），乙方签名：‘梁育恩’（身份证号码），丙方盖章（此处空白）：同意黎学扬将华南毛坪山塘山地转包给梁育恩经营，按原合同的条款及管理费等依旧执行。华南村民委员会法人签名（此处空白）……”。本院认为，本案系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二审仅针对上诉人黎学扬、梁育恩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本院不予审查。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黎学扬与梁爱霞所签《转包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二、黎学扬与梁育恩所签《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效力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黎学扬与梁爱霞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共同签订《转包合同》，该《转包合同》由合同双方共同交由华南村民委员会进行见证确认，足见其意思表示真实；其订约转包行为已获华南村民委员会书面认可，且《转包合同》的内容亦未见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其合同效力应予确认。对于黎学扬以梁爱霞欺骗其订约且未支付合同对价为由主张《转包合同》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黎学扬虽主张梁爱霞系以欺骗手段与其签订《转包合同》，但其并未为此进行充分举证，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黎学扬已通过合法途径撤销《转包合同》，故该合同对其依法产生约束效力。另，黎学扬未举证足以证明《转包合同》的约定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故其仅以订约主体意思表示不实为由径直主张合同无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不予支持。至于梁爱霞是否及如何支付合同对价的问题，因属合同履行的另一重法律问题，本院对此不予调整，当事人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但相应事实并不转而影响《转包合同》的法律效力，故黎学扬仅以梁爱霞并未依约付款为由径直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梁育恩主张黎学扬、梁爱霞以及华南村民委员会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转包合同》应依法认定无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前述法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需具备两方面要件，一是当事人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恶意，二是当事人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梁育恩主张《转包合同》因符合前述法律规定情形而应归于无效，则其有义务提供证据对此诉讼主张加以证明。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若梁育恩的举证不能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应对其所提恶意串通的事实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黎学扬在与梁爱霞签订《转包合同》之时确未提供华南村民委员会与孔算明所签《承包华南村民委员会毛坪山塘合同书》以及孔算明与黎学扬所签《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和《转包山塘场地租金付款方式与清场时间协议书》原件，但本案显然不能由此推知梁爱霞在订约之时对于黎学扬与梁育恩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的事实已经知情，进而亦不能推知梁爱霞在主观方面具有损害梁育恩利益的恶意。故在梁育恩未作进一步举证的情况下，其径直主张黎学扬与梁爱霞恶意串通签订《转包合同》，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另，由在案证据以及当事人的诉讼陈述来看，梁育恩系在华南村民委员会已对前述《转包合同》进行见证确认之后才向华南村民委员会提供其与黎学扬签订的《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华南村民委员会在对前一合同进行见证确认之时对于后一合同已经知情，梁育恩据此主张华南村民委员会存在恶意，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加之，华南村民委员会作为前一合同的见证方，其对后一合同是否认可及其工作人员事后是否就前述发包、转包合同原件的持有问题与梁育恩发生争执，均不足以作为前一合同主体在主观上具有恶意串通损害梁育恩利益的事实依据，梁育恩相应主张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有鉴于此，本案亦无针对相应事项向信访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的必要，故本院对梁育恩二审所提相应意见不予采纳。以上，梁育恩主张黎学扬、梁爱霞以及华南村民委员会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缺乏事实基础，进而主张确认《转包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梁育恩提供《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所载落款日期是2014年10月25日，在无充分证据反映该合同的实际签订情况与证据表面内容不符的情况下，本案应以2014年10月25日作为合同签订日期。一审法院仅据黎学扬关于合同签订时间的单方陈述，以及华南村民委员会关于梁育恩与黎学扬系在2014年10月25日之后才向华南村民委员会提出见证确认《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请求的陈述认定黎学扬与梁育恩倒签合同，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其次，黎学扬虽主张梁育恩伪造合同文本以及恶意顶替阿琼成为合同相对人，但其并未为此进行充分举证，故本院均不予支持。加之，华南村民委员会虽然未对梁育恩提供的合同文本进行见证确认，但由该合同文本末页载明关于“同意黎学扬将华南毛坪山塘山地转包给梁育恩经营，按原合同的条款及管理费等依旧执行”的内容等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断，黎学扬对其合同相对人为梁育恩以及该合同主要内容应已知情并予确认。有鉴于此，黎学扬的相应陈述并不足以采信，故应不予采纳。再次，黎学扬与梁育恩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其合同关系据此可予确认。但是，该合同文本已经载明关于“甲（黎学扬）、乙（梁育恩）、丙（华南村民委员会）三方经过充分的协商”、“甲方本人愿意及同时征求了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甲方在征求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后”、“以上几项协议，甲、乙、丙三方必须共同遵守执行，不得反悔”、“该转包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签字或盖章后即刻生效”等内容，合同末页也专门预留华南村民委员会盖章及其负责人签名之处，以便确认“黎学扬将华南毛坪山塘山地转包给梁育恩经营”的事项已征得华南村民委员会同意；加之，黎学扬与梁育恩其后还共同提请华南村民委员会对该合同文本进行见证确认。由此可以推知，黎学扬与梁育恩合意将征得华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作为该合同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进而，在华南村民委员会于本案起诉之前已经拒绝在该合同文本之上签章确认，且其截至本案二审期间亦并未明确同意该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本案应当认定该合同对黎学扬以及华南村民委员会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梁育恩关于合同成立的主张合理有据，但关于该合同约定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主张不符合本案实情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梁爱霞虽请求法院判决确认黎学扬与梁育恩所签《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无效，但本案并无充分证据显示该合同符合前述法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本院对此请求不予支持。即使黎学扬一方有意以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益为标的重复签订转包合同，其合同效力亦不必然存在唯一性和排他性；进而，本案不能因为梁爱霞与黎学扬之间的《转包合同》合法有效而径直认定黎学扬与梁育恩所签《华南村委会毛坪山塘及林地转包合同书》无效。另据本院前述分析，对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事实认定需以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为前提，一审法院关于黎学扬与梁育恩恶意串通签订后一合同的事实认定缺乏充分证据支撑，进而以后一合同损害梁爱霞的合法承包经营权益为由确认该合同无效，处理有误，本院均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处理结果部分欠妥，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16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8）粤0785民初16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梁爱霞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黎学扬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振宇审 判 员  李雁羽代理审判员  赵 沂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法官助理玄月玲书记员李慕华张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