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7民初5695号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马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俊，男。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彧，女，1989年5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彧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文俊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4月19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俊、黄天，被告李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华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俊、黄天，被告李彧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归还原告人民币66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之间在2015年3月签订了《兼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每周提交大力金刚短剧剧本三集，原告每月支付被告6000元作为报酬，期限为一年，该合同已履行完毕。2016年3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第二份《兼职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每周提交大力金刚短剧剧本三集，原告每月支付被告6000元作为报酬，期限为一年。原告按约向被告支付了66000元报酬，但被告并未按约向原告提交剧本成品。原、被告还在2016年4月1日签订了《编剧合同》一份，合同总金额为120000元，后来被告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告支付《编剧合同》中的尾款，原告在仲裁中提出用已支付的66000元来抵充《编剧合同》的付款义务，但仲裁委只处理《编剧合同》，不处理《兼职合同》，故原告在仲裁委与被告就《编剧合同》达成调解，支付了调解总金额为70000元。现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兼职合同》中的相应交付义务，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李彧辩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口头同意在创作电影剧本期间，不需要被告提供大力金刚短剧的小剧本，在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从未有人催促过被告提交小剧本，可佐证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提供小剧本的义务，故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兼职合同》，证明双方约定在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期间被告为原告大力金刚系列短剧进行剧本编写，每周提供至少三集成品，短剧每集大概一分半钟时间，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6000元报酬；证据二、网上银行截图，证明2016年3月至2016年9月期间原告每月向被告支付6000元；证据三、公司银行转账明细，证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的报酬；证据四、2016年10月工资表，证明2016年10月被告的报酬由张某某代领，现金支付；证据五、(2017)京仲案字第2027号仲裁庭审笔录，证明被告承认2016年兼职合同是2015年兼职合同的延续，被告自述2016年3月兼职合同并未履行，未按原告要求交付剧本；证据六、《兼职合同》和邮件截图，这份《兼职合同》是2015年3月27日签订，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兼职合同》约定内容一样，要求被告每周提供三集剧本，被告之前按期提供剧本成品，证明2016年兼职合同要求被告按要求提供剧本；证据七、(2018)京仲调字第0025号调解书、手机短信截图、转账凭证，证明原告已根据调解协议将双方涉及到的《编剧合同》的尾款全额支付给被告；证据八、仲裁申请书，证明被告向原告要求电影编剧的款项在事实与理由中写到基于电影编剧的款项，原告支付60000元，要求原告支付剩下的60000元，证明电影编剧合同涉及到的总金额只是120000元，并不是被告所说要加上《兼职合同》的钱。经质证，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原告此前已放弃要求被告在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交付小剧本的义务；对证据二、三、四真实性认可，被告确实收到了原告支付的66000元；对证据五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根据仲裁庭审笔录，原告实际上自认《兼职合同》下的66000元作为电影剧本大力金刚的补充报酬；对证据六真实性认可，2015年至2016年3月确实按照每周三集的要求向原告支付剧本。2016年3月至2017年1月期间原告是在专心创作电影剧本，并没有交付小剧本；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认可双方已达成调解并由原告支付尾款；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根据大力金刚编剧合同要求尾款60000元是因为该合同包括两部分，一是编剧合同中约定的120000元，这份合同原告已履行60000元，还有60000元没有支付，另外一部分是2016年3月双方签定的《兼职合同》作为这份编剧合同的补充，这部分款项也已支付，所以被告只就未支付的60000元提出申请。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一、《兼职合同》两份，证明原、被告自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存在兼职合同关系；证据二、《编剧合同》，证明被告自2016年4月接受原告委托创作电影剧本；证据三、被告的说明，证明原告同意被告专心创作电影剧本，不再交付小剧本，同时原《兼职合同》报酬作为电影剧本报酬补充；证据四、被告发给原告的小剧本清单及原始文档截图，证明被告在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按照原告要求创作、交付小剧本；证据五、催告信息，证明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原告基于合同约定催促被告交付小剧本；证据六、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被告创作《大力金刚》电影剧本的截图，证明2016年3月至2017年2月被告完成近百万字的电影剧本；证据七、被告向原告追偿电影剧本尾款的微信信息，证明《大力金刚》剧本创作完成后，原告拖欠被告编剧尾款，被告长时间向原告主张追偿；证据八、北京仲裁委员会开庭通知，证明被告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证据九、调解书，证明双方在2018年1月就创作尾款报酬事宜达成调解；证据十、张某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2017年2月3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2017年2月3日被告已创作完成电影剧本，原告法定代表人问张某某被告的工作是否完成了，是否可以写系列剧了，张某某回答说“还没”，这个“没”是代表部分完成了，还有部分没有完成，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在被告未完成电影剧本期间是不要求被告写系列剧的。经质证，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与实际情况不符，是被告自行制作的；对证据四真实性认可，这份合同已履行完毕，被告按照要求每周向原告提供小剧本；对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是真实的，但涉及到的期间是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可电影剧本交付的情况；对证据七真实性认可，但内容讲的是电影编剧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从微信中可以看出原告一直认为被告未履行本案涉及到的兼职合同，所以没有将编剧合同的款项支付给被告；对证据八真实性认可；对证据九真实性认可，双方只是就《编剧合同》达成一致，《编剧合同》是由北京仲裁委审理，但《兼职合同》要求原告起诉，没有处理；对证据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认可，这份证据反而能证明原告提出的原告支付了相应的系列剧款项后被告未履行承诺，原告一直催促。原告法定代表人问张某某，是因为原告和张某某的关系更为密切，被告是经张某某介绍到原告处来写剧本的。因为之前双方之间有兼职的合作，基于原告和张某某的关系比较好，所以原告是很克制的，经常是通过张某某向被告提出要尽快交相应的剧本，但直到北京仲裁委的时候，被告以仲裁行为表明了不可能再履行《兼职合同》，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申请证人张某某到庭作证，张某某到庭陈述：其在2017年6月前系原告的总经理，被告是原告的兼职编剧。原、被告之间有一个合同，合同中被告的兼职编剧费作为电影剧本的补充费用，2016年3月16日的《兼职合同》中的内容不需要被告做了，费用还是给被告，因为原告法定代表人表示电影剧本的费用不高，把兼职合同中的钱作为补充发给被告。经质证，原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被告与证人关系密切，被告当时是由证人推荐到原告处担任兼职编剧，之前两人是美影厂的职工，证人作为“大力金刚”的导演，工作不作为，导致电影一直逾期不上映，公司与证人解除劳动关系。证人前某陈述有矛盾，证人先是说三人在2016年初见面，也就是说《编剧合同》没有签订的时候就已见面，后来又说2016年4月见面。证人称签订上述几份协议时都在场，后面又说协议是寄给被告，证人还说兼职合同一份，编剧合同一份，都与事实不符。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人在原告处时担任总经理，当时证人是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处理公司事务的。证人陈述2015年至2016年3月期间被告基本是按时交付小剧本，如果有延迟证人会催促，在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证人自述从来没有催促过被告提交小剧本，所以可佐证原告在创作电影剧本期间放弃了要求被告提供小剧本的义务。证人对如何签订《编剧合同》非常清楚，是和马俊一起商量过的。原告与证人解除劳动合同，包括拖欠被告的尾款，是因为被告公司财务出现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原告才无法向被告支付60000元尾款，并不是原告所说的与证人之间关系紧张才解除劳动合同。证人陈述过程中有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件事已过去近两年，证人有可能出现记忆错误。证人陈述在2016年初三人会谈是没有错的，被告提供的微信沟通过程就是在2016年2月开始商讨电影剧本，当时马俊是原告法定代表人，证人是总经理，被告作为编剧三人经常沟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6年3月16日，原、被告签订了期限为2016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15日的《兼职合同》一份，其中要求被告担任编剧职务，原告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结算劳务报酬，每月6000元，被告的工作内容为每周至少三集成品。双方均认可编剧的内容为“大力金刚”短剧。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共计66000元的劳务报酬，被告在上述期间并未向原告提供任何“大力金刚”短剧的剧本成品。2016年4月1日，原、被告签订《编剧合同》一份，原告聘请被告从事动画影片《大力金刚》编剧工作，原告向被告支付劳务报酬总价为税后120000元，双方争议同意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后被告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原告支付被告《编剧合同》项下的编剧报酬尾款60000元、迟延履行违约金6000元、律师费和差旅费等合理费用25000元，双方达成(2018)京仲调字第0025号调解书，原告支付被告编剧报酬尾款60000元、维权损失5000元，放弃其他仲裁请求，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仲裁费由被告承担4190元，原告承担5000元。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上述调解书中的付款义务。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认定如下：双方是否存在关于本案《兼职合同》中的费用作为《编剧合同》的补充这一说法。第一，被告在本案中申请了证人张某某到庭，主张根据证人证言存在上述说法。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在本院就证人上述所述询问证人的过程中，证人陈述的时间一开始为“2016年初”，后陈述为“2016年4月1日会议后”，且证人自述“当时是马俊(原告法定代表人)自己提出的，没有书面(形式给被告)”，即证人的上述证言缺乏相应的书面证据予以佐证。第二，被告提供了2017年2月3日张某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其中的内容为“亲爱的，李玉(彧)工作算完成了么、可以帮忙写系列剧了吧……”，对方回复“还没啊”，上述内容并未明示被告无需编写系列剧(即本案中双方《兼职合同》中系争的短剧)这一说法，系原告法定代表人询问证人能否让被告编写系列剧的要求，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最后，被告提供了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其交付剧本的情况，主张此后原告未向被告要求提交剧本，证明其上述说法。本院认为，在双方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兼职合同》时，其中被告的工作内容是明确的，被告并未完成其工作内容，其以原告未催促为由主张被告无需履行上述《兼职合同》中的工作内容，缺乏依据，本院难以认可。综上，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本院在前述认证阶段所作的认定，被告并未履行《兼职合同》中相应的工作内容，而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兼职合同》项下支付报酬66000元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于法有据，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李彧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上海凡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66000元。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原告预付)，由被告李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莉星审 判 员  吴文俊人民陪审员  於崇亮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高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