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黔05民终165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国英，女，1952年10月9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水城县。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从高，男，1941年2月13日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水城县。二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桢平，四川成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1号26楼。法定代表人：王伯航，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小川，贵州丰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女，1972年1月3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女，2011年1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2，男，2012年2月8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2015年2月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水城县。上列三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杨某，即本案被告杨某。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因与被上诉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桥梁公司）、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4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的上诉请求是：一、依法撤销一判决。二、改判确认被上诉人桥梁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被上诉人杨某、杨晓茂、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工亡事故赔偿协议》无效。三、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桥梁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欺骗两上诉人并要求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字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无效。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两上诉人之子杨忠甫（身份证号码：XXX）于2016年9月13日在织普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打括隧道因突发性涌流地质灾害死亡。杨忠甫大约于2010年与被上诉人杨某同居，共同非婚生育三个子女，即本案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被上诉人杨某真名叫王顺梅，又叫王幺妹，身份证号码：XXX，苗族，王顺梅2002年7月21日将户口从南开乡兴寨村二组迁至浙江省常山县芙蓉镇坞口村（现球川镇芙蓉村），并且嫁入球川镇芙蓉村。杨某在浙江以王顺梅的名义与浙江省常山县芙蓉镇坞口村（现球川镇芙蓉村）吴家标（身份证号码：XXX）于2002年7月办理了结婚证，并于2002年10月22日生育了1个女儿吴晓超（身份证号码：XXX）。2007年，王顺梅(被上诉人杨某)通过找关系开后门非法建立现在的杨某姓名和户口等。杨忠甫与杨某仅仅存在同居关系，他们没有办理过结婚证，也没有结婚证，被告杨某不是杨忠甫的合法妻子，其对于杨忠甫死亡应该获取的赔偿金没有继承权和受益权。2016年9月13日因地质灾害导致杨忠甫死亡后，为争夺工亡赔偿款，被上诉人杨某（非法取得的身份）将其位于南开乡兴寨村二组的户口迁至上诉人杨从高家。上诉人于2016年10月已经向六盘水市公安局南开派出所申请注销非法取得的杨某户口和姓名，现在正在办理中。被上诉人桥梁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杨忠甫在织普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打隧道因突发性涌流地质灾害死亡后，既未向有关主管部门上报，又未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认定工伤，被上诉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于2016年9月21日欺骗两上诉人并与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签订了《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并要求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签订了《受益人转让通知书》。虽然被上诉人一审提交了向安监部门报告和贵州省相关省领导到现场指导等证据证明其向安监部门报告，向有关领导报告，但是一审法院没有采信其复印件和影印件证据，被上诉人更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向劳动部门申请杨忠甫死亡构成工伤。相反，上诉人向劳动部门申请认定了工伤并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明了被上诉人没有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显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提交的签约现场照片是一个影印件，而且照片模糊不清，不能看清4名工作人员面容，被上诉人又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4名工作人员是谁，是否得到所属机关和部门的授权。根据两上诉人的认知能力根本不知道这4名工作人员身份、所属机关部门、到现场干啥，事实上4名工作人员及其他任何人员都没有介绍这4名工作人员身份、所属机关部门、到现场干啥。所以，一审法院采信此签约照片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而且，上诉人提交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的区别是：被上诉人提交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是被上诉人事后填好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上诉人提交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是被上诉人未填好的，相互印证了被上诉人项目部欺骗上诉人获取空白《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是事实。另外，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接受并领取135万元赔偿款近1年才起诉，事实上，上诉人不知道2016年10月前不知道杨某获得135万元赔偿款，更不知道杨某领取了135万元赔偿款，至今上诉人没有领到1分钱赔偿款。另外，一审法院自始至终在没有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在未经过任何证明过程就认定签订《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和《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的行为是各方相关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是两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这显然是一审法官不懂逻辑或者逻辑混乱的表现。自始至终，上诉人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的协议和通知书。认定一个民事行为是否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要证明民事行为是否是适格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一审法官在没有任何证据和不经过任何证明过程的情况下，就直接得出民事行为都是民事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民事行为都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结论。最后，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工亡事故赔偿协议》甲方无受托人签字和捺手印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此，此签订《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和《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的事实和行为逃脱了劳动监管部门的监管，破坏了国家的劳动安全制度，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权利，违反了《劳动法》第57条、《安全生产法》第70条、《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第6条、《工伤认定办法》第17条等之规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和禁止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规定，项目部与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工亡事故赔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应属无效合同，自始无效；项目部欺骗两上诉人并要求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字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应该无效。由于至一审程序全部结束被上诉人贵州桥梁公司未授权项目部签协议，一审法院认为至今贵州桥梁公司未对项目部对外签订协议，就视为贵州桥梁公司认同项目部对外签订此协议是强词夺理，是基本逻辑错误，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由于项目部仅仅是贵州桥梁公司的一个内部组成部门，无独立的对外签约权，项目部不是适格协议（合同）主体，一审法院对项目部是否是合格协议（合同）主体不予审查认定、不予审查，而是故意回避，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对两上诉人提交的王顺梅（杨某）结婚登记表、审查处理结果及王顺梅、吴家标、吴晓超的户籍信息不予采信是认定事实错误。由于上诉人一审提出被上诉人杨某身份、户口和姓名存在非法性和虚假性，存在非法上户口、改姓名身份证号码，被上诉人杨某没有与杨忠甫办理过结婚登记更没有结婚证，杨某和杨忠甫仅仅存在非法同居关系，杨某不是杨忠甫合法妻子，杨某对于杨忠甫死亡应该获取的赔偿金没有继承权和受益权等等案件重要基本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与本案确认杨某的权利人资格无关而不予认定、不予审查是错误的。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水城县南开乡发仲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和水城县南开乡社会事务办公室《证明》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因为一个公民是否结婚应该以是其是否办理过结婚登记并领取了结婚证为唯一依据，不能用其他不相关和无权的机关和部门出证明来证明。水城县南开乡发仲村村民委员会无权出具《证明》、《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证明杨某是杨忠甫的合法妻子、配偶；水城县南开乡社会事务办公室也没有权利出具《证明》证明杨某是杨忠甫的合法妻子、配偶。因此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水城县南开乡发仲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家庭档案卡》和水城县南开乡社会事务办公室《证明》证明杨某是杨忠甫的合法妻子、配偶，认定杨某是杨忠甫的合法妻子、配偶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民法总则》第143条、《合同法》第12条，项目部和杨某签订协议和通知书的民事行为意思表示不真实，项目部和杨某均不是适格的协议（合同）主体，杨某也不是合格的通知书转让主体，不符合《合同法》对协议（合同）内容的必备条款规定，不符合民事行为成立生效的要件。因此，协议和通知书应属无效。上诉人一审提出：由于两上诉人没有文化不识字，两上诉人没有在协议和通知书上签字，协议和通知书上的“杨从高”、“祝国英”签字是由被上诉人杨某委托的代理人王正红未经两上诉人授权同意签上去的，授权委托书被一审法院采信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并且协议和通知书上“杨从高”、“祝国英”名字上的手印是王正红与项目部负责人欺骗两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按上去的。杨从高、祝国英在被王正红与项目部负责人欺骗按手印之前，杨从高、祝国英不知道是签订协议和通知书，更不知道协议和通知书的内容；王正红与项目部负责人没有明确告知杨从高、祝国英是签订协议和通知书，更没有明确告知杨从高、祝国英协议和通知书的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谓4名政府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杨从高、祝国英是签订协议和通知书，更没有明确告知杨从高、祝国英协议和通知书的内容。所以，“杨从高”、“祝国英”的签字和杨从高、祝国英按手印的行为，均不是杨从高、祝国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对两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不产生任何意思表示的效力和约束力，对杨从高、祝国英不成立，更不能对杨从高、祝国英生效。理由和依据同上一段论述。协议和通知书应该无效。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不予审查，而是故意采取回避态度和行为。因此，一审法院对此显然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很官僚的给上诉人出具一个《释明》。在出具《释明》前，一审法官既未找上诉人及代理人当面解释和说明，也没有解释和说明记录。《释明》里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要求上诉人更改或者调整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的任何内容，而是很官僚、很程序化、很形式化的出具一个忽悠上诉人。这样的《释明》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桥梁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与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应当无效，项目部欺骗两上诉人并要求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字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应当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严重法律错误。因此，恳请上诉法院客观公正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保护作为弱势群体的两上诉人合法利益，公平公正裁判，支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桥梁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签订协议是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已经按照该协议履行义务，双方权利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主张受欺骗签订协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其受到欺骗，承担举证不能责任，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未答辩。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桥梁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称项目部）与被告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工亡事故赔偿协议》无效。2、依法确认被告桥梁公司项目部欺骗二原告并要求被告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无效》。3、判决五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一审查明，原告杨从高、祝国英系杨忠甫的父母，被告杨某系杨忠甫妻子，被告杨某2、杨某1、杨某3系杨忠甫、杨某子女。杨忠甫系被告桥梁公司下属织普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的工人。2016年9月13日，被告桥梁公司在修建打括隧道过程中因突发涌泥地质灾害致杨忠甫死亡。同日，被告杨某出具委托书，委托王正红与被告桥梁公司处理此事的工伤待遇纠纷一案，委托权限如下：代理代为承认、放弃、变更民事权利事项，代理代为协调和解，代理代为诉讼，代理代为辩护，代理代管收所有法律文书，代理代为收取所有赔偿款，代理代为以物抵债的特别授权委托。同年9月21日，被告桥梁公司下属的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甲方）与被告杨某、杨某2、杨某1、杨某3及原告杨从高、祝国英（均为乙方）就杨忠甫死亡一事进行协商并达成《工亡事故赔偿协议》，约定：第一条赔偿对象及协议主体1、赔偿权利主体人员范围为工亡人员的法定直系亲属；2、甲、乙双方在充分协商，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第二条赔偿金额1、根据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协议约定的全部赔偿金额合计人民币1350000.00元（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圆）（该赔偿金额包括列入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以及双方协议确认的乙方处理善后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赔偿名目）。2、该金额为甲方一次性赔偿上述工亡人员死亡赔偿及所有善后的全部费用，除该费用外，乙方不能再次以该事故为由向甲方索取任何赔偿或补偿费用。第三条付款方式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全部赔偿金额1350000.00元（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圆元，该款项由甲方按照乙方的要求，汇入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卡号：XXX，户名：杨某汇入卡内金额：1350000（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元整元。第四条双方约定责任1、甲方履行本协议赔偿义务后，乙方及其近亲属放弃与上述工亡事故相关的一切索赔权利，不得向有关政府部门投诉本事件或有任何异议。2、乙方自行负责赔偿款项在供养亲属间依法合理分配，如由此引发争议，概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3、事故赔偿履行以后，甲方因办理工伤保险理赔所需有关死者本人的一系列资料及其亲属对保险金领取确认的相关签字手续，乙方必须全面配合甲方办理。第五条本协议是在双方平等、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的，完全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因素。第六条本协议履行后，双方之间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自行终结。第七条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落款处甲方被告桥梁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加盖公章，委托人熊嘉晖签名捺印，乙方杨某、杨从高、祝国英签名并捺印，委托人王正红签名捺印见证人织金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祝兴光、杨维佳等四人。同时，签订《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约定：兹有贵州桥梁建设集团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员工杨忠甫，身份证号码：XXX，家庭住址：贵州省水城县南开乡发仲村五组，在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打括隧道施工中身故。其所有受益人（继承人）同意将身故人在工程中享有的意外伤害保险求偿权转让给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保险理赔金付至如下账户：账户名：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织普高速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账号：XXX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织金支行。转让（受益人）：杨某杨从高祝国英杨某1杨某2杨某3（均签名并捺印）受让人：贵州桥梁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织金至普定高速公路总承包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加盖公章）。同日，被告桥梁公司织普高速TJ-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向杨某在工行贵州省毕节分行营业部开户账号为：XXX的账户汇入赔偿款135万元。被告杨某向该项目部出具领款凭证，内容为：今领到织普二标项目部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伍万元整￥1350000银行转账领款人签名：杨某（签名捺印）。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及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系原告杨从高、祝国英与被告桥梁公司的下属织普高速项目部及被告杨某经协商而签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被告杨某1、杨某2、杨某3虽未到场，但其监护人的委托代理人已到场并代其签字，该代理人的行为及于被告杨某，也及于三被告。故《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现被告桥梁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履行了全部赔付义务，《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约定的义务已履行完毕。二原告主张其签订《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系受欺骗，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才签订，但其在本案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桥梁公司存在欺骗行为，且在协议签订后二原告并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撤销该协议及转让通知书，而是在接受了被告桥梁公司支付款项近一年的时间才提起本次诉讼，表明二原告签订《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以及与被告杨某一起接受赔偿款135万元的行为是其权衡自身利弊后的决定；二原告虽称被告桥梁公司项目部没有签订合同的资格，但因被告桥梁公司至今未对项目部的行为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其认同项目部的行为，本院认定项目部的行为系被告桥梁公司的授权行为；二原告称案涉赔偿协议未认定死者是否构成工伤，赔偿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与施工企业在发生事故后及时与被害者或其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不冲突，二原告若坚持死者系工亡，可向相关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主张工伤保险待遇。二原告所称被告杨某不是死者妻子，无权签订相关协议的主张与本案中被告杨某系死者合法配偶，双方生育三个孩子的客观事实不符，其所称被告杨某此前曾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的事实与本案确认被告杨某的权利人资格无关，本院不予审查。因此，二原告请求确认《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证据支撑，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从高、祝国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杨从高、祝国英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行政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诉讼费交费票据。证明：上诉人向六盘水水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注销杨某非法获取户口和身份信息行政诉讼，要求钟山区分局及南开乡政府办理，且申请中止审理该案。第二组证据：两份行政上诉状、两份行政裁定书。证明：出具证明和贵州省计划生育档案登记卡，本案上诉人就南开乡村委会和南开乡政府出具证明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被上诉人桥梁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首先，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第一，其只提起行政诉讼，与本案无直接联系，本案合同是否有效，其只是对杨某注销户口行政诉讼及是否由上诉人签字按捺真实意思表示，在工亡事故中，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均明确表示其按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该组证据仅能证明杨从高对杨某身份证明，而不能否认对协议签订真实意思表示，故而，上诉人提交该组证据达不到中止审理该案要求。对第二组证据，第一，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本案法律关系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并非继承纠纷一案，其上诉人提供证据只能证明向法院主张撤销杨某计划生育家庭档案行为以及村委会开具相关证明，但被上诉人杨某生育被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3是事实，其具有相应民事权利，并且上诉人杨从高、祝国英签订协议属于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也明确说明二人对杨某身份认可。被上诉人杨某、杨某1、杨某2、杨某3经依法通知，未到庭质证。本院对前述证据认定为，全部证据与本案涉案合同的合同效力无关，不予确认。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及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是否应当认定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涉案合同工亡事故赔偿协议及受益人转让通知书均有上诉人摁的手印，足以说明涉案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协议无前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至于上诉人提出涉案合同逃脱劳动部门监管、破坏劳动安全制度，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本院认为，法律法规并不禁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劳动者受到的伤害基于意思自愿自行协定赔偿事宜，上诉人的该理由毫无道理。至于上诉人主张桥梁公司项目部欺骗上诉人签订受益人转让通知书的理由，本院认为，受益人转让通知书有上诉人捺印确认，上诉人以自己持有的空白受益人转让通知书证明其受到欺诈，因该空白受益人转让通知书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故不能证明其受欺诈的事实，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以签订涉案合同的项目部未经桥梁公司授权的理由，本院认为，项目部系桥梁公司设立，其就涉案项目相关事宜对外作出民事行为本身就代表着桥梁公司，无需桥梁公司单独的授权，本院对该理由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提出杨某与本案死者杨忠甫没有合法夫妻关系的理由，本院认为，杨某与上诉人是共同作为合同的一方签字，故杨某与死者是否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不是判断涉案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法定条件，其仅是杨某与上诉人内部就赔偿款如何分配涉及的法律事实。至于上诉人就杨某身份问题提起的行政诉讼，与本案对合同效力的判断没有关系，上诉人据此提出的中止诉讼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全部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雄审判员 田 川审判员 徐 洪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喻智书记员 郑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