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3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喜全，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阿珠，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晓东，男，1981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国威，广东邱吴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蔡泓珏，男，1979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原审被告：蔡禹，男，194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上列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梅基华，广东普罗米修（汕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婉欢，广东普罗米修（汕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喜全因与被上诉人张晓东及原审被告蔡泓珏、蔡禹建设工程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7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喜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张晓东要求李喜全返还转包费1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李喜全与张晓东签订承包协议书是受蔡泓珏的授权指派履行职务的代理行为。涉案工程实际上是蔡泓珏向广东豪龙建设有限公司承接，李喜全只是作为其雇员受其委托指派去完成涉讼工程的相关各项手续，包括代为签署工程转包协议等。李喜全是蔡泓珏的雇员身份，除蔡泓珏的委托书外，李喜全提供的相关案件证据和证人郭某的证言等也可以证实。证人与李喜全、蔡泓珏、蔡禹都是亲戚关系，证人不仅介绍李喜全到蔡泓珏的涉案工程打工，而且也推荐其子到蔡泓珏工地打工，故证人对李喜全和蔡泓珏的证言的可信度和真实度较高，可以采信。蔡泓珏在一审庭审中对于涉案工程的来源表示不清楚，之后对委托书性质的解释与该委托书的内容并不完全相符，且其关于向李喜全开具委托书的理由也不符合一般情理。李喜全与张晓东签订工程转包协议后，实际收取张晓东款项的人是蔡禹。蔡禹解释受李喜全委托收款后提现给了李喜全，是蔡禹口述而无证据佐证，且蔡禹与蔡泓珏是父子关系，其说法存疑不可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承包协议书权利义务的承责主体是李喜全，判决李喜全向张晓东返还10万元，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对李喜全不公平。张晓东辩称：李喜全提供蔡禹出具的收据后，张晓东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求李喜全重新以自己名义出具，李喜全照办，说明李喜全认可自己就是收款人及工程发包人。李喜全以自己名义与张晓东签订合同，从未向张晓东披露其是代表他人签约，其出具的所谓授权委托书也从未向张晓东出示，且委托书也仅是向广东豪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与李喜全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即使李喜全是受他人委托，作为第三人的张晓东也有权选择受托人或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张晓东要求李喜全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蔡泓珏述称，蔡泓珏并非李喜全与张晓东所签协议的主体，协议条款也未有指涉或体现蔡泓珏之处，对蔡泓珏没有法律约束力，与蔡泓珏无关。蔡泓珏与李喜全不存在雇佣关系。蔡泓珏知悉广东豪龙建设有限公司中标涉案工程，把该信息告知李喜全。李喜全担心广东豪龙建设有限公司不与其商谈，提出让蔡泓珏出具介绍信函。蔡泓珏基于与李喜全的亲戚关系，就出具了一份格式委托书。该委托书仅是介绍接洽的函件，不能曲解为蔡泓珏与李喜全存在雇佣关系的凭证。蔡泓珏从未授权委托李喜全与张晓东签订讼争协议或与此有关的相关事务。蔡泓珏并非涉案工程承包方，不存在转包工程给张晓东之说。李喜全也未告知蔡泓珏其是否承接了涉案工程，蔡泓珏更无从知晓李喜全与张晓东之间是否签订了讼争协议等情况。李喜全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与张晓东签订讼争协议对蔡泓珏不发生效力，由李喜全自行承担相关责任。蔡泓珏并没有收取讼争的10万元转包费，对此也不知情。蔡禹述称，蔡禹并非李喜全与张晓东所签协议的主体，协议条款也未有指涉或体现蔡禹之处，与蔡禹无关，对蔡禹没有法律约束力。李喜全承接案涉工程后，因知悉蔡禹有从事建筑工程的经验，就联系蔡禹帮忙做管理财务和控制成本等相关工作。后李喜全通知蔡禹提供个人账号给其作为接收款项之用，并在张晓东将案涉款项汇付至该个人账户后，指令蔡禹将案涉款项取出后如数交还给李喜全。蔡禹的代理行为对李喜全发生效力，据此产生的权利义务由李喜全享有和承担。张晓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张晓东与李喜全签订的转包协议书无效；2、李喜全向张晓东返还转包费10万元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5年5月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4月28日，张晓东（承包人、乙方）与李喜全（发包人、甲方）就广州市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大厅维修改造项目签订承包协议书，约定，甲方将本项目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总价款下浮20%全部发包给乙方，乙方自签订协议后，即支付10万元给甲方，余款以及甲方与乙方的合同外的各项款项，在乙方收到工程预付款后全部一次性结清；甲方扣留乙方2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在全部完成工程后全额退还乙方；乙方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完成本项目所有合同内的内容等。张晓东分别于2015年5月6日、8日转账7万元、3万元至蔡禹账户。蔡禹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海珠区人社局合同协议10万元人民币款项”，蔡禹在收据右下方经手人处签名，日期为2015年5月6日。李喜全亦出具了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广州市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大厅维修改造项目协议￥10万元人民币款项，款项已转至蔡禹账户”，日期为2015年5月6日，李喜全在收据右下方经手人处签名。协议签订后，张晓东入场进行施工，后因没有领到工程进度款而退场。张晓东要求李喜全退还转包费未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诉讼中，对于上述两张收据，张晓东表示其按照李喜全的指示将款项汇至蔡禹的账户后，蔡禹向其出具了上述有蔡禹签名的收据，后来其考虑到合同的转包方为李喜全，由蔡禹出具收据不妥，所以要求李喜全重新出具，而李喜全也同意其说法，故李喜全重新出具了一份收据，其将蔡禹出具的收据返还给李喜全；至于报警的原因，是因为李喜全向其重新出具收据后，其没有将原来的收据交还给李喜全，李喜全报警。李喜全则表示其是受到张晓东的胁迫才出具由其签名的收据，因此报警，且收据中的内容明确写明款项是转账给蔡禹，且其是在收据经手人处签名。李喜全为了证实其与蔡泓珏、蔡禹之间的雇佣关系以及委托代理关系，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2015年3月31日的委托书，内容为：“兹有我蔡泓珏委托李喜全与贵司办理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大厅维修改造项目的各项手续事宜”，蔡泓珏在委托人处签名；2、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短信聊天记录；3、收据和发票；4、证人证言（郭某）。张晓东质证认为，证据1委托书不是送给张晓东，张晓东也没见过，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3无法确认真实性，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4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因为亲属关系可能会偏向李喜全，且其个人陈述的内容基本上不是亲身经历，都是听过来的，证人只有一个人，其陈述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予以印证。蔡泓珏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委托书仅仅是应李喜全的请求签订的书面格式委托书介绍李喜全和豪龙公司接洽；证据2、3由法庭审查认定；证据4证人陈述与本案相关的情节、时间节点都是不明确的，证人所讲的李喜全向蔡泓珏领取工资也是听李喜全所讲，并无证据证实，证人和李喜全有亲属关系，其个人的倾向是非常明确的，故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蔡禹质证认为，证据1不清楚，由法庭审查；证据2三性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与待证事实不存在关联性；证据4质证意见和蔡泓珏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张晓东主张其与李喜全存在合同关系；李喜全辩称其是受雇于蔡泓珏、蔡禹，因受蔡泓珏、蔡禹委托而与张晓东签订承包协议书，故该协议书直接约束张晓东与蔡泓珏、蔡禹；蔡泓珏辩称其与李喜全并非雇佣关系，承包协议书与其无关；蔡禹辩称其是代李喜全收取款项，相关权利义务应由李喜全承担。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承包协议书下权利义务的承责主体。首先，蔡泓珏出具的委托书显示，委托内容为“办理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窗口服务大厅维修改造项目的各项手续事宜”，该委托书并未说明具体是何种手续，亦未明确指示是蔡泓珏委托李喜全与张晓东签订涉案工程的承包协议书，该项证据并不能证实李喜全与蔡泓珏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或者基于承包协议书有委托代理关系；其次，张晓东与蔡泓珏、蔡禹均不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且聊天记录琐碎、无连续性，并不能清晰反映李喜全、蔡泓珏、蔡禹之间的法律关系，另发票和收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欠缺，无法证明李喜全主张的待证事实；再次，证人并非参与到涉案工程且实际亲身经历张晓东与李喜全、蔡泓珏、蔡禹之间的纠纷，其证词更多是道听途说，故该证人证言并不足以证实李喜全的主张；最后，承包协议书当中并未披露过李喜全是受蔡泓珏、蔡禹委托或者其与二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且在张晓东支付10万元后，李喜全向张晓东出具了收据，并以经手人的身份签名确认收到该款项。综上，张晓东主张其与李喜全形成合同关系，予以采纳，承包协议书下的权利义务直接约束张晓东和李喜全，李喜全的主张事实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关于承包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本案中，张晓东与李喜全均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而以个人名义签订工程转包协议，该协议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承包协议书自始无效。张晓东诉请要求确认承包协议书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张晓东要求李喜全返还10万元，理据充分，亦予以支持。鉴于返还款项的时间是本案确认合同无效后，且张晓东与李喜全对于合同确认无效均存在过错，故张晓东要求李喜全支付返还款项的利息，理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张晓东与李喜全于2015年4月28日签订的承包协议书无效；二、李喜全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张晓东返还10万元；三、驳回张晓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0元，由张晓东负担57元，李喜全负担2293元。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涉案承包协议书的签约双方为李喜全和张晓东，其约定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涉及第三方，故李喜全与张晓东之间设立了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张晓东依约支付10万元后，李喜全向张晓东出具了收据。虽然该10万元是入了蔡禹的银行账户，蔡禹也出具了收据，但蔡禹不是涉案承包协议书的当事人，且李喜全同时也出具了收据，故张晓东转账该10万元至蔡禹的银行账户，是受李喜全的指定。因此，该10万元款项的交付事实不能否定李喜全与张晓东之间的建设工程转包合同关系。李喜全一审提交的委托书并无显示其受蔡泓珏的委托与张晓东签订涉案承包协议书的内容，该委托书与李喜全一审提交的其他证据均不能证明李喜全将其所主张的与蔡泓珏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的事实告知了张晓东，或者张晓东应当知道该事实。因此，李喜全所主张的与蔡泓珏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者雇佣关系，对张晓东没有约束力，并不能限制张晓东在本案中向李喜全主张返还上述10万元的权利。李喜全与蔡泓珏、蔡禹之间如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可另案处理，本案不予调处。李喜全提出其不是涉案承包协议书的权利义务主体，不承担返还上述10万元给张晓东的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喜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93元，由上诉人李喜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江亭利林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