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8）晋行再4号   抗诉机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延书明，男，1948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西省阳城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阳城县公证处。住所地：山西省阳城县凤城镇下李丘政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建国，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尹利民，山西给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原花荣（未到庭），女，1943年8月20日生，汉族，农民，住山西省阳城县。系张启和之妻。   一审第三人张志兵，男，1966年9月13日生，汉族，山西省阳城县人，阳城县煤炭机械设备厂工人。系张启和之子。   申诉人延书明与被申诉人阳城县公证处及一审第三人原花荣、张志兵公证行为一案，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31日作出（2000）阳行初字第24号行政判决，延书明不服，上诉至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年3月28日，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1）晋市法行终字第2号终审行政判决。因延书明申请再审，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24日作出（2003）晋市法行监字第84号行政判决。延书明仍不服，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7年9月2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作出晋检民（行）监（2016）140XXXXXXXX号行政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8）晋行抗2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海军、李林出庭支持抗诉，申诉人延书明，被申诉人阳城县公证处负责人杨建国及委托代理人尹利民，一审第三人张志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1979年张启和（第三人原花荣丈夫，1996年去世）经原城关镇革命委员会批准,在坪头村存成号占地一分八厘建北房六间，并圈有院墙。1983年6月1日阳城县公证处根据城关镇4号文件及张启和超占面积已交纳土地补偿费等事实，作出685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证明张启和宅基地使用权面积为250.44平方米。同年3月5日，延书明经城关镇政府批准，在坪头旧砖厂占地二分一厘建房。1984年延书明因赔偿纠纷以坪头村为被告，向阳城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于1985年7月24日作出（85）调字第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第三条确认：1983年已规划给延书明建房地基仍归延使用。1986年延书明在该地基上建房7间，建房时拆除了张启和的前院墙，与张形成前后院邻居关系。同年10月双方达成协议，商定延书明北房后墙为双方伙墙。延书明建房时在后墙安有水管。延书明认为阳城县公证处6855号公证书认定的面积不实，侵犯其滴水使用权，故向公证处申请撤销公证书，公证处经研究，用信函形式书面答复延书明，决定维持该公证书。延书明对这一答复不服，申请阳城县司法局进行复议。司法局于1999年12月2日作出司法复议决定（99）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延书明对复议决定不服，以阳城县司法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阳城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主体不当裁定驳回起诉，延书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亦认为公证处应为被告，维持了一审裁定。延书明又以公证处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一、二审法院均以其诉讼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了延书明的诉讼请求。   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延书明宅基地的使用权是1985年被阳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所确定。张启和1979年建房时双方尚未形成前后院邻里关系。张启和超占面积已按当时的有关规定交纳了土地补偿费。延书明建房时与张启和就伙墙及排水已达成协议。故本院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公证处依据公证条例作出的公证书是一种证明性质的文书，即对事实真实情况的判断。因不具有行政职权，故其行为不是行政行为，其行为不具有行政职权。延书明无论是以公证处为被告还是以司法局为被告，其诉讼目的都是针对6855号公证书，但该公证书对延书明的权益并未产生实际影响，故其申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本院（2001）晋市法行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称：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延书明已在1983年3月5日经阳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审批，依法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1985年法院调解书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应当理解为坪头村委会对规划给延书明宅基地事实的再次认可，而非人民法院对宅基地权属的初始确认。再审判决认定延书明宅基地使用权系1985年才经阳城县人民法院调解书确定，显属错误。（二）本案行政诉讼应当围绕阳城县公证处不予撤销公证书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阳城县公证处负有相应举证责任，再审判决对此未进行审理。再审判决根据“张启和1979年建房时双方尚未形成前后院相邻关系，张启和超占面积已按当时有关规定交纳了土地补偿费，延书明建房时与张启和就伙墙及排水已达成协议，公证书对延书明的权益并未产生实际影响”驳回延书明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够充分。二、再审判决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庭审笔录是同步反映审判活动真实情况的文字记载，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的重要依据，但本院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再审案卷中并无庭审笔录。本案缺失庭审笔录，显然违反了法定诉讼程序，导致案件审理情况无法得到真实反映，原判公正性失去了基础。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四）、（五）项及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延书明申诉称：一、原判决遗漏了申诉人要求判令阳城县公证处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请求。申诉人起诉阳城县公证处不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根据是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决定不支持申诉人要求其撤销错误公证书的合法请求，起诉状上载明的诉讼请求是撤销阳城县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决定，判令其重新作出撤销6855号公证书的行政行为，并非起诉1983年6月1日公证行为是否涉及相邻问题。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阳城县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维持决定行为，并判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受理法院对申诉人诉讼请求未作相应认定及处理，不判决公证处履行《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法定职责，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驳回的诉讼请求与申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符。另一方面，即使申诉人因相邻权起诉1983年公证行为，人民法院也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公证暂行条例、阳城县6号文件和坪头村委会出具的证据，6855号公证书是不合法的虚假公证书，公证处又不能证明该公证书是真实、合法的，依法应视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原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也是错误的。二、原判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修正后为第三十四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申诉人以阳城县公证处为被告起诉后，公证处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维持6855号公证书决定的相应证据，经多次合法传唤后不出庭、不应诉，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也没有提交答辩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由阳城县公证处提供的证据支持，主要证据不足。三、本案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提供了坪头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公证时延书明与张启和未形成相邻关系的事实。诉讼过程中，申请人向一审法院提交该证据，承办人退回不接收；二审时不经开庭即作出判决，导致申诉人不能提供；再审时申诉人提供后却未被法院采纳，导致裁判结果明显不公正。后阳城县有关职能部门依据判决，只给第三人办理、不给申诉人办理宅基地登记，使申诉人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四、原判决适用法律、法规确实错误。原判决以张启和按照城关镇4号文件交纳土地补偿费为据认为其超占面积已按当时规定进行了处理是错误的。城关镇4号文件不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法规，也不属于规章范畴，原审不适用效力大于4号文件的阳城县人民政府阳政发（1983）6号文件（以下简称阳城县6号文件）的规定，导致本案定性和处理结果出现了差错。本案应根据《公证暂行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公证程序规则（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进行裁判。五、再审判决还存在如下错误：（一）再审时阳城县司法局未参加诉讼，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诉讼主体。（二）再审判决既然认定公证书是证明文书、不是行政行为，公证机关不具有行政职权，就表明公证证明文书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在申诉人未直接起诉公证书的情况下，原一、二审法院直接对公证书进行审理违反了受案范围的规定，中级法院再审应当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维持原一、二审判决违反了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三）再审判决将复议决定认定为公证书错误，与《行政复议法》冲突，程序违法。1.该判决认定：“延书明无论以公证处为被告，还是以司法局为被告，诉讼都是针对公证书的”，将司法局复议决定认定为公证书错误。2.原审法院在没有撤销复议决定的情况下以阳城县公证处为被告立案审理，与《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相冲突，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四）再审判决认定公证书未影响申诉人合法权益证据不足，认定事实不清。1997年6月，因第三人持有公证书主张申诉人所建房屋侵占了其公证面积，导致登记部门不能给申诉人办理土地登记。申诉人于1998年8月向阳城县公证处提出履行撤销错误公证法定职责的要求，期望以此来解决申诉人宅基地登记问题。在收到公证处函复决定后，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实际影响。2015年阳城县国土局为第三人办理了登记，给申诉人的答复是等裁决后更正了公证书再予办理，故申诉人的合法权益仍然继续受到公证书的不利影响。综上，本案原一、二审和再审程序始终未将被诉行政行为纳入合法性审查的轨道，程序空转、违法，请求依法予以纠正。   阳城县公证处辩称，申诉人陈述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一、申诉人主张起诉针对的是公证处1999年答复而非1983年公证书，但其向法庭陈述的大量事实都针对着公证书，诉讼主张是不明确的。二、第三人宅基地于1979年审批、1983年公证，申诉人1986年才开始建房，要求撤销1983年公证书不符合逻辑。三、公证行为合法，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证时，张启和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表上有户主、四邻和丈量人员的签章，有坪头村委会加盖的公章，也有当时阳城县城管管委会加盖的公章，公证程序依法依规进行。四、张启和250.44平方米宅基地是按照城关镇4号文件确定后，约为200平米，加上院子约50平米得到的，超占部分补缴了费用。城关镇4号文件是依据阳城县6号文件的精神制定的，两者不会发生冲突。应当依法驳回申诉人请求。   张志兵述称，申诉人经批准的宅基地不在第三人宅基地所在的“存成号”区域内，1983年公证时邻居的同期公证书、审核表可证明当时申诉人没有和第三人形成邻居关系。超占费用交给了坪头大队，当时没有交帐、会计不在，后来才补开的票。应当维持1983年公证书。   本院经再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1983年6月2日，坪头大队管理委员会向张启和出具了金额为50.06元的宅基地超占补偿费收据。阳城县公证处应申诉人延书明的申请，经过审查于1999年10月30日作出正式书面答复，决定维持该处1983年6月1日作出的6855号公证书，不支持延书明关于撤销公证书的申请。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诉涉6855号公证书所公证的（83）坪头字第39号《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证明》（简称39号审核证明）上户主、四邻、丈量人员签章以及坪头村公章、城关镇公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延书明对39号审核证明上记载的张启和宅基地面积为250.44平方米有异议，认为该面积不合法，并以此作为公证处不履行纠正错误公证的法定职责的主要事实依据。延书明以2000年7月5日坪头村委会决定、1998年8月29日坪头村委会证明、2005年7月9日坪头村委会证明作为新证据，认为原判决存在错误。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向坪头村委会了解，该村“旧砖厂”与“存成号”系当地人在不同时期对案涉宅基地所在地块的称谓，两个地名的范围只能大致确定，不存在延书明没有按批准宅基地位置建房的问题。应本院要求，阳城县人民政府就1983年前后该县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规定及实施情况向本院作出书面答复：当时省政府规定农村社员建房用地一般每户不得超过三分，县政府以此为标准执行；城关镇4号文件和阳城县6号文件存在差异是县政府政策的许可，当时全县有14个公社和城关镇一样制定了本乡镇的补充规定；针对当时确定农村宅基地合法使用面积以政府文件规定的面积为准还是以批地手续上记载的面积为准问题，阳城县人民政府答复称，根据阳城县6号文件“处理办法”一章中的第一条、第四条以及1983年2月15日县司法局《关于填写房屋宅基地使用权审核证明的说明》，当时确定农户宅基地面积执行的是政府文件规定。延书明2000年8月18日第一次以阳城县公证处为被告起诉时，起诉状上载明的诉讼请求为“请求阳城县人民法院撤销阳城县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决定书，判令被告县公证处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撤销（83）阳公证字第6855号公证书，并收回被撤销的公证书”；2000年11月14日上诉时的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撤销阳城县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的维持决定，并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以上事实有阳城县人民政府阳政函（2018）54号函、原审证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证是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证明行为，在2005年《公证法》明确将其定位于民事行为之前，各地对公证行为是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存在争议，做法亦不统一。尽管本案是否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存在不同认识，但从延书明起诉至今已有十八年，历经行政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的多次审理，本院基于定分止争、实质性解决争议的考虑，仍按照行政诉讼程序进行实体性审理。根据延书明诉讼请求的内容，其在原审过程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共有两项：一是撤销公证处1999年10月30日的答复决定（即阳城县公证处针对延书明撤销6855号公证书请求作出的维持决定），二是要求阳城县公证处履行撤销错误公证的法定职责。被诉行为始终指向延书明提出履职请求后的答复决定，而非直接针对1983年公证行为提起诉讼，但其起诉显然是想通过被上诉人履行纠错职责的方式达到撤销原公证行为的目的。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原一、二审及再审是否对延书明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二是阳城县公证处是否应当履行纠正错误公证的法定职责。   （一）关于焦点一。阳城县公证处答复决定的结论为维持原公证书、拒绝履行延书明要求的特定职责，具有拒绝行为的某些法律特征。由于撤销该答复决定不能够直接实现延书明最为关心的撤销公证书问题，故本案可以确定延书明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判决阳城县公证处作出一个特定的、具有确定内容的行为，即要求公证处履行撤销6855号公证书的职责。本案争议发生在《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实施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阳城县公证处作出答复决定时，规范公证机关公证行为的行政法规为《公证暂行条例》，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公证处或者它的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如发现已经发出的公证文书有不当或者错误，应当撤销”。据此可知，当时法律赋予了公证机关自行纠错的职责，履行该特定职责的前提条件是公证机关发现已作出的公证行为存在错误或者不当之处。故6855号公证书是否存在错误（或不当）是判断阳城县公证处是否应履行撤销职责的实质性必要条件，原一、二审及再审围绕6855号公证书展开的质证、辩论等诉讼活动十分有必要，审查该公证行为不改变、不影响确定本案被诉行为。但原一、二审、再审判决仅围绕1983年公证行为进行审理，未对答复决定及履职与否进行法律评判即判决驳回延书明的诉讼请求不当，本院予以指正。   （二）关于焦点二。延书明向阳城县公证处提出纠错申请，系为公证处提供了纠错线索，但6855号公证书是否存在错误或不当，还应当经过公证处审查后方可确定。根据公证处的答复决定，其在派员实地调查并经处务会讨论后，对公证书所涉张启和宅基地面积是否合法进行了明确认定，将不支持延书明申请的理由进行了正式的、详细的告知，可以证明公证处接到申请后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等事实，不存在公证处未审查请求事项、未进行答复问题。   根据《公证暂行条例》第十八条关于“公证员必须审查当事人的身份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审查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实和文书以及有关文件是否真实、合法”的规定，公证机关在作出公证书之前应当对待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公证争议所涉6855号公证书系对39号审核证明作出的公证行为。因当事人各方对该审核证明上的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从未提出过异议，延书明亦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此明确表示认可，故应当对39号审核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延书明始终坚持认为该审核证明上张启和宅基地面积违反了相关文件规定、公证处不应对违法面积予以公证，故39号审核证明是否具备合法的公证条件是判断6855号公证书错误与否的关键。   《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于1982年2月13日由国务院颁布并实施，是公证行为作出时规范农村宅基地相关问题的法律依据。该条例第九条规定：“社员建房用地，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山区、丘陵、平原、牧区、城郊、集镇等不同情况，分别规定用地限额，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用地限额，结合当地的人均耕地、家庭副业、民族习俗、计划生育等情况，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由此可知，当时法律授权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规定具体宅基地面积标准，基层相关政府部门认可后即具有合法性。从阳城县6号文件内容看，只是对超占问题分情况处理再予公证进行了原则要求，并没有对判断超占与否的基准面积直接作出规定。阳城县人民政府阳政函（2018）54号函亦证实，当时阳城县没有对该县农村宅基地面积进行过单独规定，而是直接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每户宅基地不超过三分的用地限额确定本县农户合法使用面积的标准，即每户不超过200平方米的认定为合法。阳城县的做法符合当时法律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的规定。   本案中，阳城县公证处对该县农村宅基地审核证明进行公证的行为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阳城县利用公证方式规范农村宅基地使用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当时法律规定不完备的实际状况，阳城县政府允许各乡镇根据县政府6号文件的精神和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的补充性规定，故城关镇制定的4号文件事实上得到了县政府的授权，应视为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该镇实施宅基地公证工作的依据。城关镇4号文件第一条第1项即对该镇宅基地基准面积作出了明确规定：“凡一九八一年底以前新建房屋统一规定：…一间房连房带院包括后墙滴水长为十一点五米，宽为三米，面积三十四点五平方米”；第四条对1979年1月1日至1981年底期间新修房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至一九八一年底新修房屋占地，凡符合审批手续和镇统一规定标准者，均予以公证。对特殊情况分别以下列办法处理：…2.圈院。建房占地超过规定标准一分以下者，每平方米收补偿费一元，给予公证…”。本院认为，城关镇4号文件系在阳城县6号文件没有规定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情况下，根据该镇实际情况所作的明确规定，同时对超占面积规定了具体的处理办法，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可以作为本案判断公证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参考，但该文件中与上级政府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上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城关镇4号文件，该镇农户宅基地超过标准的超占部分可以有条件地转化为合法使用，即超占面积按文件规定的标准交纳土地补偿费后方可办理公证，这种处理办法尊重历史、符合当时政策规定和当地实际情况，应予支持。延书明关于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诉主张不能成立。   本案中，张启和宅基地于1979年经过坪头大队革命委员会呈请、阳城县城关镇革命委员会批准，符合当时农村宅基地审批的法定程序，依法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根据城关镇4号文件，张启和六间房屋连房带院的使用面积最多为207平方米，超出了省定标准7平方米，该7平方米因城关镇4号文件与省政府规定不一致而不能认定为合法使用面积。39号审核证明记载张启和宅基地面积为250.44平方米，超过省定标准的50.44平方米（其中含前述的7平方米）应属于超占面积，只有按照城关镇4号文件的规定处理后才可以进行公证，因该超占部分未超过一分（66.7平方米），应按照每平方米一元的标准收取超占土地补偿费。根据原审证据和已查明事实，张启和超占宅基地面积已按照文件规定缴纳了超占补偿费，虽然补偿费收据标注的时间是公证后的第二天，但该费用的收取方和开票方均为坪头大队，而此前坪头大队已在第39号审核证明上盖章确认了各项登记内容，结合农村地区手续要求不严格、不规范以及张启和确已交费等事实，可以认定张启和宅基地的超占面积已经过了处理，符合宅基地公证的基本条件，故阳城县公证处就39号审核证明出具6855号公证书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延书明请求公证处履行纠正错误公证法定职责的实质性前提条件不成立。   其他再审理由。延书明提供的三份证据材料均为坪头村委会出具，其中前两份已在中院再审时向法院提交过，第三份证据材料形成于再审判决作出之后，此三份证据的内容虽指出因村委会失误导致39号审核证明有误，但没有否定39号审核证明上坪头大队和城关镇公章和相关人员签章的真实性，故不能据此否定村、镇两级在公证时对第39号审核证明予以认可的事实；且三份证据的内容不能对抗和否定城关镇4号文件，该证明认为撤销公证后审核证明自然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证明力不足以否定原判决，本院依法不作为再审新证据予以采纳。延书明关于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的主张不能成立。   延书明于1983年3月5日经坪头大队管理委员会呈请、阳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批准取得了现有宅基地使用权，阳城县人民法院1985年民事调解书仅仅是对原批准使用权的再次确认，故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关于延书明1985年才取得宅基地以及公证时延书明与第三人尚未形成相邻关系的事实认定有误，但该部分事实不影响本案被诉公证行为的合法性，不属于本案裁判所依据的基本事实。   本案原一、二审及再审时，现行行政诉讼法尚未修改，当时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据此，原一、二审及再审未将阳城县司法局作为共同被告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延书明关于遗漏诉讼主体的理由不能成立。在被诉公证行为不存在违法和案件事实已查清的情况下，作出维持决定的阳城县司法局亦无参加本案再审审理的必要。   本案庭审中，延书明主张6855号公证书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实际影响，理由是因公证书未撤销，阳城县土地局以其宅基地有争议为由未进行登记，但却给本案第三人的宅基地进行了登记。本院认为，既然登记部门已给张启和宅基地进行了登记，说明两家宅基地不存在边界争议，延书明完全可以依法单独提出登记申请，由登记部门按规定审核后予以登记，案涉公证行为以及履职行为和延书明宅基地登记与否不存在必然联系。延书明以阳城县土地局告知不能登记的理由主张本案诉讼权利，于法无据，其关于宅基地未能登记一事应当依法另行解决，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延书明如果有证据证明第三人宅基地面积包括或侵占了其宅基地的部分使用权，可依法另行解决土地使用权争议，亦与本案争议无关。   综上，原一、二审及再审判决未审理延书明诉讼请求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再审案卷中缺失庭审笔录，确为工作失误，但未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该失误应当引以为戒。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   维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1月24日作出的（2003）晋市法行监字第84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彦斌   审判员 刘 群   审判员 郑 宏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高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