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吉0781民初2982号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扶余市陶赖昭镇。 法定代表人：陈海英，系经理。 被告（反诉原告）薛春雨，男，1987年10月20日生，汉族，农民，现住扶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景华，扶余维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反诉被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英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薛春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9月13日、9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薛春雨向法院提起反诉。该案系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案件。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海英，被告薛春雨及其委托代理人孙景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化肥款及农药款合计人民币7557.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春季，原告与群众代表徐万学签订“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一份，原告提供给被告化肥及农药，被告给原告出具欠条一枚（化肥款5080.00元、农药款2477.00元），合同约定被告在2017年10月15日前给付原告化肥及农药款，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后原告数次找被告催要此款，被告以土豆产量低为由拒不给付，原告认为，产量低并非原告提供的化肥及农药所致，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化肥款及农药款共计人民币7557.00元。 针对原告光英公司的起诉，被告薛春雨答辩称，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保障合同，原告向被告承诺，产量低于本村产量时按照本村最低产量数额赔偿损失，农户使用原告提供的化肥和农药秋收时候产量明显低于同村其他农户，经扶余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委托三位资深农业师进行土豆测产，结论是产量平均每公顷为45393斤，减产率为50%，被告不同意给付化肥及农药款。 反诉原告薛春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被告履行《土豆产量保障合同》，并按本村的土豆平均产量和市场价格赔偿反诉人的损失，按农业执法大队测产标准每公顷50%计算，要求被告1公顷的损失，即1公顷×45393斤=45393斤×0.37元=16795.41元；二、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春天，被告公司到长岭子村宣传该公司经营的土豆底肥、中微量元素、菌肥以及土豆苗后的七次增产农药，同时与长岭子村17户村民签订了《土豆产量保障合同》，种地户向其提供土豆品种名称。被反诉人提供相应的化肥和农药，村民依据被反诉人提供的技术对土豆进行了施肥和用药，被反诉人承诺土豆产量，按平均产量和市场价格赔付损失。秋后收获土豆时，所有用被反诉人提供化肥、农药的农户土豆产量明显低于其他农户。为此，与被反诉人协商，双方经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对田间土豆进行了测产和评估，结论是减产率为50%，现因被反诉人将反诉人诉讼至法院，要求给付化肥、农药款。为此，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依据《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的约定，要求被反诉人依据《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的约定，请求被反诉人赔偿1公顷的损失，即1公顷×45393斤=45393斤×0.37元=16795.41元。同意给付化肥款及前六次农药款。但必须赔偿被告（反诉原告）的经济损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裁判。 针对反诉原告薛春雨的诉讼请求，反诉被告光英公司答辩认为，被告反诉请求计算方法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同意赔偿。原告与被告双方签订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中只约定了原告提供土豆底肥中微量元素、菌肥以及土豆苗后的七次增产农药，按照原告的要求，在正常情况下，秋后产量应当在9-11万斤左右，可是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反诉人并没有按照《土豆产量保障合同》内容去履行，原告认为，土豆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告向反诉人提供的化肥和农药符合国家标准，并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减产原因并不是原告提供的化肥和农药所致，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并不是鉴定机构，所出的结论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反诉人所要求的土豆价格0.37元认为不合理。要求驳回反诉的诉讼请求。 原告光英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没有按照合同履行。 被告薛春雨质证认为，对合同内容无异议，保障合同是有效的，合同中约定了土豆产量保障8-10万斤，所有使用原告提供的化肥农药平均产量均低于其他农户产量，不是原告说的田间管理不当造成的，如果是，原告应举证，应该保障农户的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户产量没有达到合同中约定的产量，原告应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赔偿。 （2）欠条及便笺各一枚，证明被告薛春雨欠化肥和农药款的数额。 被告薛春雨质证意见为，对欠化肥款数额没有异议，确实出了欠条。对农药的价格没有异议，但农药的用量没有达到，只用了六次药，第七次没有用，农药是原先自己写的便笺，被告没有签字。同意给付前六次农药款。 （3）扶余市气象局官方网站，2017年7月份到8月份的天气状况。证明不是因为化肥农药减产，而是因为天气原因。 被告薛春雨质证认为：对天气情况认可，但不是减产的原因，同等地块，只有用了他家化肥农药的土豆减产，其他农户产量在9万到10万斤不等，所以与气候没关系，不能作为减产的证据使用。 反诉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土豆产量保障合同书一份及郭跃光书写的承诺书一份，证明原告对农户做出承诺，应该赔偿反诉原告的损失。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对合同及承诺书没有异议，但应当在合同履行的前提下才予以赔偿。反诉原告没有按合同每垧地交3500.00元预交款，反诉被告不保产量。 （2）扶余市三岔河镇郊长岭子村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长岭子村其他农户土豆平均销售价格每市斤0.37元。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村委会不能证明土豆的价格。土豆有大有小，有好有坏，不能按此价格计算。 （3）《田间测产鉴定报告》一份，证明对九户农民进行测产结论是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产量减产百分之五十。 反诉被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田间鉴定的说明没有下具体结论，鉴定过程中违反法律程序，原告不完全知道鉴定，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没有鉴定资格，只是根据被告的说法，在测评时，原告没有参与。 （4）扶余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测产情况说明和其职责细则，证明其有鉴定资质。 反诉被告质证，没有异议。 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座谈土豆价格的笔录。 原告光英公司质证认为，其中林国臣的笔录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他是被告薛春雨合作社的会员，不能作为证据。他找村民提供的证据不具有事实依据。 被告薛春雨质证认为：客观公平。无异议。林国臣与被告薛春雨无利害关系。他代表村委会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原告光英公司提供的证据（1）土豆产量保障合同，证明被告没有按照合同履行，没有事实根据，不应认定证据的证明效力。对证据（2）欠条及便笺证明的问题，欠条无异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便笺是原告自己书写，被告并未签字确认，但被告承认用六次农药，同意付前六次农药款，第七次农药费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3）被告不认可天气使土豆减产，气候原因不能单独作为证据认定土豆减产原因，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信。 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有关联，客观存在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2）与法院座谈的价格基本相符，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参考。对证据（3）原、被告均到场参加鉴定，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聘请有资质的农艺师参加，结论有客观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4）应予采信，原告（反诉被告）无异议。 对法院调取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春，原告光英公司到被告薛春雨居住地宣传其经营的用于土豆种植的化肥和农药，被告薛春雨等17户农民通过村民徐万学与光英公司协商后达成了化肥和农药的口头买卖协议，并由徐万学作为其代表与原告光英公司代表人郭跃光签订了一份《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盖有原告公章。该合同约定，原告光英公司为被告提供用于种植土豆的农药和化肥具体数量，原告保障土豆的秋后产量，该保障合同第三项乙方遵循的约定中第⑤遇到特殊地块如沙土地、黄土地、二洼地造成土豆产量下滑，甲方不予负责（特殊地块甲方有办法处理，乙方提前说明，以保增产）。 该合同第六项补充条款中，正常情况下，甲方保证乙方大土豆（2.5两以上为标准）秋后产量，在9万-11万斤，最高产量有望突破12万斤。合同签订后一周内，甲方收取乙方每垧3500.00元作为预付款等等。否则不保产量，该条款乙方不同意，均未交预付款，原告也同意，并由郭跃光补充保证，如果用本公司化肥、农药10户中有7—8户低于本屯平均产量，本公司同意按本屯平均产量和市场价格赔偿损失，并盖有原告公章。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7年3月份开始在原告处赊购土豆种植用化肥价款共计人民币5080.00元，被告于2017年3月28日为原告出具欠据一枚。欠据上记载，双方经协商在2017年10月1日之前还款，超期息按月利1分计算至元旦。自2017年6月初开始，被告又陆续在原告处赊购各类农药价款为2477.00元，该款由原告记录明细单确定。原告承认用了六次农药，第七次农药没用。2017年秋，被告薛春雨以土豆产量低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化肥和农药款。2017年9月30日，经部分种植户申请，原告郭跃光同意并到场，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委托农艺师张中成、赫玉苹、韩景林对9户使用原告农药和化肥的农户地块进行了测产，并于2017年10月2日作出田间测产鉴定报告，结论为，测产结果说明，9户农户种植的地块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双方均未申请对本案有关问题进行鉴定。因而成讼。经调解达不成协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及原被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为凭。 本院认为，归纳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案由的确定。（二）、被告薛春雨是否应给付原告光英公司化肥款及农药款。（三）反诉原告薛春雨土豆减产是否与反诉被告光英公司的农资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否应该赔偿，以什么价格赔偿。 （一）案由的确定。 本案因双方签订《光英农资土豆产量保障合同》发生纠纷，该合同是双务合同并非单就双方的买卖内容设定权利义务，还有土豆产量保证内容，故该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 （二）被告薛春雨是否应给付原告光英公司化肥款及农药款。被告薛春雨同意给付化肥款5080.00元，农药款同意给付六次，第七次没有用不同意付款。第七次农药360元。被告应给付原告农药款2117.00元。原告认为农药用了七次，但农药用量便笺均是原告书写，被告未签字确认，原告又未有其他证据佐证，只能以被告认可的用农药六次为准。 （三）反诉原告薛春雨土豆减产是否与反诉被告光英的农资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否应该赔偿，以什么价格赔偿。①反诉原告薛春雨土豆减产与反诉被告光英公司的农资化肥及农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扶余市农业执法大队田间测产鉴定报告为依据，双方合同中也约定减产由反诉被告赔偿。关于反诉被告称反诉原告未交每垧3500.00元预付款，不保产量的说法，因当时反诉原告不同意，反诉被告光英公司郭跃光又作了补充承诺，说明不交预付款也可以保产量，因为双方实际履行了合同，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提供了化肥，农药及技术支持。应当认定不交预付款，保产量是反诉被告的默认。②对反诉原告的合理经济损失应予赔偿。③认什么价格赔偿。经过法院到当地与种植土豆农户座谈，对2017年秋土豆在地里大小同收价格每市斤0.36元至0.37元，以均价每市斤0.365元定价为宜。每垧减产为45393市斤，反诉被告应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1公顷×45393斤×0.365=16568.45元。 综上所述：对原告光英公司要求被告薛春雨给付化肥款及农药款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对反诉原告薛春雨要求反诉被告光英公司的合理诉讼请求，亦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诉被告薛春雨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立即给付本诉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化肥款5080.00元，农药款2117.00元，总计：7197.00元； 二、反诉被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立即赔偿反诉原告薛春雨土豆减产经济损失16568.45元； 三、驳回本诉原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反诉原告薛春雨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本诉被告薛春雨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20元，由反诉被告扶余市光英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朱国君 审判员  刘 欣 审判员  李玉林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彭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