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民终480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印海，男，196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上诉人（一审原告）：曲宏艳，女，1966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全啟，浙江匡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杭州金木家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3281204441。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杭州天亿家居广场**。 法定代表人：郑舒怀。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7001269838580。住所地。住所地：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前进办爱林社区光明集团创业园办公楼iv> 法定代表人：张金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彬，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杨印海、曲宏艳为与被上诉人杭州金木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木公司）、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20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2018年8月15日分别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二审调查，上诉人曲宏艳及上诉人曲宏艳和杨印海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全啟、被上诉金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舒怀到庭参加两次法庭调查，被上诉人光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彬到庭参加第一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印海、曲宏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金木公司返还杨印海、曲宏艳出资及差价118256元；3.改判光明公司对金木公司的上诉还款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金木公司、光明公司承担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1.本案二审中出现了一份来源于金木公司财务人员宋利微信发送的《出资明细》，可以认定杨印海、曲宏艳的出资额（现金加经济补偿）和可以取得的货物成本价差。这一证据的原件由金木公司持有，应当由金木公司提交原件。2.一审判决对《协议书》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且事实认定错误。杨印海、曲宏艳提交的《协议书》与金木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内容存在不一致，且杨印海、曲宏艳在一审对金木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杨印海、曲宏艳认为金木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系伪造的，且在一审中申请对金木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法院未委托司法鉴定。一审法院对金木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予以采信违反了证据认证规则，导致事实认定错误。3.金木公司在一审中的陈述存在矛盾。金木公司认为案涉事实与其无关，同时又承认案涉家具系以金木公司名义对外销售及金木公司对杨印海、曲宏艳有返款行为。故金木公司的陈述存在虚假和矛盾之处。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金木公司陈述其与杨印海、曲宏艳之间没有关于家具销售、款项返还时间、盈亏负担的具体约定，该陈述内容不符合一般的公司经营商业规则，也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杨印海、曲宏艳已举证证明其应取得的款项是出资及进货成本差价，并非销售货物后的成本差价，其金木公司对以成本价的65%购买案涉货物予以认可。即使金木公司认为杨印海、曲宏艳应取得的款项系销售货物后的成本差价，其应进一步举证证明，金木公司目前没有提供财务凭证，一审判决认定返款前提为销售货物后才返还差价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杨印海、曲宏艳共计出资170000元，应取得成本差价为86780.77元，金木公司已经返还款项为138524.75元，尚拖欠出资及差价款118256元。5.杨印海、曲宏艳已从金木公司离职，不清楚案涉家具现由谁在负责管理及尚有多少家具未售出，要求金木公司向杨印海、曲宏艳提供案涉家具进货、销货及存货明细。根据杨印海、曲宏艳向法院提交的《协议书》，金木公司应当从案涉家具到货后将款项结算给出资人，杨印海、曲宏艳从2014年1月10日出资，到2016年7月14日和2016年8月20日分别发过一次钱，期间相应款项均是金木公司在周转。综上，杨印海、曲宏艳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金木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光明公司答辩称：杨印海、曲宏艳陈述的的上诉理由中并无直接针对光明公司的意见，光明公司在二审中的诉讼地位不应当列为被上诉人。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杨印海、曲宏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木公司返还杨印海、曲宏艳出资及差价款118256元；2.判令光明公司对上述还款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一审诉讼费用由金木公司和光明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杨印海、曲宏艳原系光明公司工作人员，2012年12月31日，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由光明公司支付杨印海经济补偿65987元，支付曲宏艳经济补偿52451.5元，杨印海、曲宏艳均在光明公司经济补偿金发放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已领取上述款项。2014年1月10日，杨印海、曲宏艳分别向李玉杰出具授权书，同意将资金51561.5元及上述经济补偿金118438.5元合计170000元汇至李玉杰账户，并授权李玉杰按照2014年1月10日与李仁考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执行协议条款，授权期限自签订授权书至协议执行完毕。一审庭审中，金木公司向本院提交上述《协议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李仁考作为甲方，李玉杰作为乙方，甲方同意总价1700000元的福橡雅居系列库存产品以1100000元的价格一次性卖给乙方，具体价格以实际库存总价的65%计算；乙方同意以1100000元购买甲方上述产品，具体价格以实际库存价格的65%计算；甲、乙双方本次合作宗旨是为甲方消化库存产品及为甲方解决资金快速回笼，合作前提是不得损害金木公司的利益，乙方资金来源为向大众筹集；乙方作为筹款人的代表，委托金木公司郑舒怀销售该部分产品，郑舒怀向筹款人李玉杰进货，每笔进货款以郑舒怀实际销售送货数量为准，送货后郑舒怀将货款结算给筹款人等。庭审中，李玉杰对该协议由其签字的事实予以认可。《协议书》签订后，供货方将家具运至金木公司销售，金木公司销售部分家具后，对款项进行分配，于2016年7月14日向曲宏艳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汇入120180.05元，款项摘要为“归还部分雅居集资款及分红”，于2016年8月20日向曲宏艳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汇入18344.7元，款项摘要为“归还部分雅居集资款本金”。目前尚有部分家具在金木公司处未售出。另查明，李玉杰原系光明公司工作人员，2012年12月31日，光明公司与李玉杰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李玉杰经济补偿金74112元。2018年3月7日，李玉杰、郭晓颖等人以与杨印海、曲宏艳相同的理由向一审法院起诉金木公司和光明公司。再查明，金木公司系郑舒怀投资设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李玉杰对其与李仁考签订的《协议书》是由其签字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杨印海、曲宏艳出具的授权书中已授权李玉杰按《协议书》约定执行，故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该协议，一审法院对杨印海、曲宏艳等人集资并授权李玉杰与李仁考签订家具买卖协议，委托金木公司销售家具的事实予以认定。由于杨印海、曲宏艳等人与金木公司未就家具销售事宜签订书面协议，双方对家具销售、款项返还时间、盈亏负担等事宜约定不明，现家具尚未销售完毕，杨印海、曲宏艳要求金木公司返还货物差价及出资的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杨印海、曲宏艳要求光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光明公司已与杨印海、曲宏艳解除劳动关系并已支付经济补偿，目前未有证据证明光明公司参与上述家具买卖及销售，且金木公司系郑舒怀投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故对杨印海、曲宏艳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至于金木公司、光明公司辩称杨印海、曲宏艳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因双方未对家具销售、款项返还时间等事项作出约定，根据交易惯例，在家具尚未全部销售，双方未作最后结算的情况下，诉讼时效尚未开始起算，故对金木公司、光明公司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印海、曲宏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66元，减半收取1333元，由杨印海、曲宏艳负担 二审中，杨印海、曲宏艳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金木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一份，拟证明宋利的身份为金木公司监事； 2.微信截图一份，拟证明宋利将金木公司出资明细表发给各上诉人的事实； 3.交接书一份，拟证明金木公司的会计工作由宋利负责的事实及光明公司改制补偿金明细； 4.杭州公司交接清单一份，拟证明交接清单（3）中载明有“光明集团股份关于清产核资通知”，光明公司与金木公司之间不是经销商关系，而是集团公司与下属公司的关系。 对杨印海、曲宏艳提交的证据，金木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据2，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金木公司没有出具过这样的出资明细表，且微信截图上没有载明金木公司的抬头、也没有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不能认定表格内容的真实性，也不能认定该份表格是金木公司出具；证据3和证据4，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两份证据与金木公司无关，与案涉争议无关，金木公司认可经济补偿金及发放的事实，该两份证据无法证明光明公司与金木公司之间的所属关系。对杨印海、曲宏艳提交的证据，光明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作为金木公司监事的宋利与发送微信的宋利无法证明系同一人；证据2，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微信截图的内容真实性无法判断；对证据3和证据4光明公司未发表意见。 金木公司、光明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对杨印海、曲宏艳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认为：证据1，该份证据系金木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打印件，金木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该份证据系微信截图，杨印海、曲宏艳当庭提交了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以供核对，但微信聊天中发送的文件系文档截图，无相关单位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字，该微信截图的出资明细表不能证明系金木公司出具，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3和证据4，金木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交接书中虽然载明宋利系负责公司财务、交接清单中载有“光明集团股份关于清产核资通知”的内容，但是并不能证明金木公司与光明公司之间的从属关系，宋利负责金木公司财务的事实亦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性。故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不予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 杨印海、曲宏艳在一审中另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影印件的复印件，该《协议书》甲方系南京光银家具有限公司，乙方为光明集团杭州公司，《协议书》载明：甲方同意总价170万元的福橡雅居系列库存产品以11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卖给乙方，具体价格以实际库存总价的65%计算；甲、乙双方本次合作宗旨是为甲方消化库存产品及为甲方解决资金快速回笼，合作前提是不得损害光明集团及光明集团杭州公司的利益，乙方资金来源为向光明集团杭州公司部分员工筹集，乙方的收益仅为该库存产品金额的35%；甲方向乙方提供一张银行卡及密码，甲方同意光明集团杭州公司将该系列的每笔进货款存到该银行卡，该款项作为乙方的成本及收益，乙方有权提取及支配该款项，至本次合作终止，乙方将该卡还给甲方；等等。杨印海、曲宏艳提交的《协议书》甲方落款处盖有南京光银家具有限公司的印章并有“李仁考”的签字，签字旁落款时间为10/1；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10日。 金木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活期子账户交易明细，该账户户名为李玉杰，杨印海、曲宏艳的出资款项在前述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进账中均有体现。账户交易明细中显示该账户于2014年1月13日汇出80万元、于2014年1月24日汇出20万元，金木公司主张该两笔款项系汇给案外人用于购买案涉家具，款项来源于杨印海、曲宏艳等人的出资款。 二审中，杨印海、曲宏艳和金木公司均明确无法提交己方提交版本的《协议书》原件。杨印海、曲宏艳和金木公司均确认如下内容：杨印海、曲宏艳和另案中郭晓颖、李玉杰、金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舒怀等人共同出资，以成本价的65%向案外人购买福橡雅居系列库存家具，购买的家具在金木公司的卖场上出售，各方利益分配方式为成本价差的35%由各出资人按出资比例分配，家具售价减去成本价（100%）的利润归金木公司所有。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杨印海、曲宏艳主张金木公司使用杨印海、曲宏艳等人的集资款向案外人购买家具，不论家具是否已经售出，都应当向其返还出资款及对应的成本差价，其应当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中，杨印海、曲宏艳与金木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不同内容的《协议书》用以证明双方因杨印海、曲宏艳与郭晓颖、李玉杰等人的共同出资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内容，但双方对对方提交的《协议书》版本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且双方均不能提交《协议书》原件，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书面证据可供证明。 杨印海、曲宏艳和金木公司均认可，杨印海、曲宏艳与郭晓颖、李玉杰等人共同出资以成本价的65%向案外人购买福橡雅居系列库存家具并放在金木公司卖场进行销售，各方利益分配方式为成本价差的35%由各出资人按比例分配，家具售价减去成本价（100%）的利润归金木公司所有。根据双方的一致陈述，杨印海、曲宏艳与郭晓颖、李玉杰等出资人对共同出资产生的收益即成本价差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对于已售出部分家具对应的款项，杨印海、曲宏艳已经分两次获得回款。现案涉部分家具尚未售出，杨印海、曲宏艳并无证据证明金木公司有责任在部分家具未售出时应当向其返还剩余出资款及成本价差，故其要求金木公司返还剩余出资款及对应的成本差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要求光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33元，由上诉人杨印海、曲宏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施迎华 审判员  李洁瑜 审判员  章保军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谢银芝 书记员韩景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