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03民初8200号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69514267X9。法定代表人：吴岚。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宜昌市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余鸿之，男，汉族，1962年2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兴魁，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春玲，女，汉族，1965年2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余彦臻，男，汉族，1992年1月1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被告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于春玲、余彦臻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永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余鸿之、于春玲、余彦臻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洪，被告余鸿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兴魁，被告于春玲、余彦臻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林、许永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撤销被告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其与丈夫余鸿之共有的位于深训市罗湖区太安路98号百仕达花园二期2栋3B房，建筑面积303.73平方米的住宅（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以买卖为名，无偿转让给儿子余彦臻的行为；2、判决被告于春玲、余鸿之、余彦臻连带偿还欠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40万元、连带偿还利息190.35万元(从2012年3月13日至2017年3月I2日），合计730.35万元。并从2017年3月13日起，每天连带支付原告的利息1043元；3、本案一审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费24万元，差旅费2万元由被告连带承担，如果诉讼到二审，二审及执行阶段发生的代理费、差旅费，由被告据实承担；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2年3月9日、3月13日，余鸿之两次合计向唐生健（公民身份证号款人民币1200万元（每次600万元）。余鸿之在“借条”上承诺，上述借款在2012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息随本清。后经多次催讨，余鸿之归还了660万元，尚欠唐生健借款本金540万元，借款利息190.35万元（从2012年3月13日起至2017年3月12日止，以本金540万元为基数，乘以人民银行2011年7月7日颁布的5年期以上贷款年利率7.05%），并从2017年3月13日开始到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被告每天还应付原告利息1043元。上述借款本息的借款人虽是余鸿之，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被告余鸿之借款时的合法妻子于春玲是本案债务的适格被告。被告于春玲为逃避债务于2013年11月15日将涉案房屋以买卖为名，无偿转让给当时年仅21岁尚在大学读书，没有收入来源的儿子余彦臻（该住宅现登记在余彦臻名下，房屋所有权证号2000599313、宗地号Ｈ312-0033、宗地支号0054）。2016年8月9日，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鸿之在深圳市福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唐生健因欠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与唐生健2017年1月18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书》，唐生健将余鸿之、于春玲欠其债务本金540万元及其利息全部转让给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于2017年1月18日向余鸿之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五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的规定，原告是2017年3月14日才知道被告于春玲2013年11月15日将其家庭共有的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无偿转让给儿子余彦臻，原告行使撤销权在法定诉讼时效期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担”和《湖北省实行政府定价的基层法律服务收费标准》鄂价工服（2016）42号文的规定，本案的代理费为24万元，差旅费2万元应由被告负担。原告认为，2013年11月15日余彦臻年仅21岁，尚在大学读书没有收入来源，不可能有6614328元向其母亲于春玲购买涉案房屋。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于春玲将其与丈夫余鸿之共有的涉案房屋出售给儿子余彦臻的行为是名为买卖，实为无偿转让，目的是逃避其欠原告的债务。于春玲无偿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赠与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与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的，应当认定赠与无效”的规定，原告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于春玲与其子余彦臻无偿转让涉案房屋的行为，判决三被告连带偿还欠原告的借款本息，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三被告不能依照判决履行还款义务的时候，拍卖或者变卖涉案房屋偿还被告欠原告的债务，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原告的合法权益。被被告余鸿之辩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不享有本案诉讼当中的债权，在原告获得该笔债权之前，就由原债务人转让给了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2017年1月4日，在宜昌市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了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手续。因此，原告在2017年1月18日获得的这笔债权已经不由原债权人所有，而由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有，因此原告没有合法取得该笔转让的债权，因此原告不对三个被告构成债权转让的关系。被告于春玲辩称，一、原告称被告于春玲将涉案房屋无偿转让给余彦臻的陈述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撤销权不成立。本案涉案房产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仕××花园××3Ｂ，2011年因为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卦岭分（支）行借款（合同编号为：交银深2011年八卦岭小企业借字1013号）提供担保，连同其他两套房产抵押给交通银行（合同编号：交银深2011年八卦岭小企业抵字1013-2号）。2013年10月28日，余彦臻以个人财产向华圳兴公司支付了210万元，用以偿还所欠的交通银行的借款以赎出抵押的房屋；2013年11月6日，余彦臻向于春玲支付购楼预付款100万元；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与余彦臻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614328元。2013年11月15日，双方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并依法缴纳了相应的房产转让税款；2017年5月12日至19日，余彦臻陆续将购楼尾款3514328元全部支付给于春玲。至此，双方的交易已完成，合同履行完毕。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本案中，双方签订了《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余彦臻已实际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且已办理过户手续，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已转移。在合同签订之时，罗湖区商品房房屋交易均价约为25454元/平方米，《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的合同单价与市场价格相当，并不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情形。综上，于春玲以符合市场价格转让涉案房产的行为，并不属于无偿转让或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处分行为未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债权人的撤销权不成立。二、原告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归于消灭余鸿之在2012年3月9日、3月13日两次借款时，出借人唐生健与借款人余鸿之并未签署借款协议。2014年9月23日，唐生健要求余鸿之在其提前写好的欠条上补签字。在签字时，唐生健要求余鸿之提供公司资产质押和查封状况、家庭房产和其他个人资产的状况。余鸿之当时已明确告知唐生健位于百仕达花园二期绿轩3B的房产已出卖给余彦臻，唐生健对此告知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未提出异议，更未在期限内提出债权人撤销权诉讼。2017年1月18日，唐生健将其所持有的债权转让给原告。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置言之，债权人知悉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未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唐生健于2014年9月23日已知晓涉案房产转让的事实，却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除斥期间经过，其撤销权已消灭。原告从唐生健处受让该债权之时，撤销权就因已过除斥期间而归于消灭，故原告亦不具有撤销权。另，从原告提交的证据也可以看出原告关于知晓涉案房产转让的时间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事实上，原告在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前，即2017年3月13日，曾在福田区法院两次立案起诉余鸿之、于春玲和余彦臻，其中一项起诉的案由也是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原告在本案起诉状中称其于3月14日知晓涉案房产已转让的事实，而在上述两案中，原告起诉状称其在2016年9月份方知晓涉案房产已转让。原告的同一事实的两种表述相互矛盾，足以证明其在故意掩盖其知晓涉案房产转让的时间的事实。综上，原告关于知晓涉案房产时间这一问题的陈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形，可以推测出原告在掩盖事实真相，以达到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即便原告对涉案房产已经转让的事实不知情，原债权人唐生健确已知晓涉案房产已转让的事实，且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已归于消灭，原告从唐生健处受让该笔债权，亦应当不再享有撤销权。三、于春玲的行为不损害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存在因果关系。2013年11月，余鸿之和于春玲处分该涉案财产时，余鸿之尚有高达上亿的资产，完全可以有能力清偿该笔债务。直到几年后，余鸿之因牵扯其他原因，导致银行提前催收贷款，致使资金链断裂，余鸿之个人的债务危机爆发。涉案房产转让时，余鸿之有足够的财产能够清偿其债务，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不构成任何损害。其后无法清偿其所有的债务也完全是因为不可预料的原因导致，与处分涉案财产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判断损害的标准，我国采用“债务超过说”，即实施处分财产行为后，剩余的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对所负担的债务方能行使撤销权，并且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与债权受到损害须具备“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债务人实施处分行为时尚有足够的财产清偿债务，后来因为其他原因（物价上涨、自然灾害等）导致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对债权人债务的，债权人无撤销权。四、余鸿之欠付原告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与于春玲无关。原告要求于春玲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因此，“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必须结合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本案中，于春玲与余鸿之没有借款合意，且余鸿之的借款也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因此，余鸿之的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余鸿之向唐生健借款时，于春玲并不知情，不具有举债合意。余鸿之早在2002年就离开深圳到湖北宜昌经商，至今未回到深圳生活。同时，于春玲作为深圳能源（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不得不长期居住在香港，两人长期分居，双方夫妻关系较为冷淡。2009年至今，于春玲因工作原因一直辗转在香港、××、××内××等地工作，与余鸿之长久分居，相互关系更加淡漠。余鸿之在借款时并未与于春玲商议。自2003年以来，唐生健与余鸿之一直有经营往来，唐生健对余鸿之的工作及家庭生活比较了解。唐生健明知余鸿之与于春玲自1993年开始夫妻关系即处于非正常状态，双方长期分居，不可能存在举债的合意，在借款给余鸿之时却未要求于春玲作为共同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因此，于春玲对余鸿之借款情况并不知情，更不存在对外举债的合意。（二）余鸿之所借债务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余鸿之于1993年离开国企后，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家庭生活支出主要依靠于春玲的工资支持。尤其双方自2009年与余鸿之分居以来，于春玲没有收到余鸿之的任何财物，家庭日常开支、孩子教育开支等都由于春玲的工资收入中支出，2009年以后，于春玲与余鸿之家庭并未购置任何房产，做任何投资。于春玲作为上市公司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年收入较为丰裕，也并不需要向任何人借款维持家用。且余鸿之在借款之时就已经向债权人声明，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的日常运营，并非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在离婚协议书上，双方再次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三项的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所负债务，且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因此，余鸿之借款投入公司经营并未与于春玲商议，于春玲对此事一无所知，且两人长期分居，余鸿之生产经营所得款项也并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因此该笔款项应当认定为余鸿之的个人债务。（三）于春玲已将出售房屋所得中属于余鸿之的部分交付给余鸿之，原告应向余鸿之主张权利出卖涉案房屋价款共计6614328元，扣除赎楼款项后剩余4514328元。因余鸿之个人爆发债务危机，多家债权人要求余鸿之还款，为了偿还债务，截止2016年8月1日，于春玲陆续以现金的方式交付余鸿之共计约130万元，余鸿之予以确认。2016年8月9日，余鸿之与于春玲签署《离婚协议书》，双方协议离婚，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各自对外债权归各自享有。因华圳兴公司实为余鸿之实际控制的公司，为了赎楼，代为华圳兴公司偿还的银行借款，因此享有的债权也实际归余鸿之所享有，余鸿之予以确认，自此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原告的撤销权不能成立，且已经超过了行使撤销权的法定除斥期间，撤销权已经消灭。于春玲的行为不损害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不满足起诉的条件。余鸿之所借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原告要求于春玲为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余彦臻辩称，一、余彦臻购买涉案房产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存在起诉状中所称的无偿赠与情形，也不存在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的情形。本案涉案房产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仕××花园××3Ｂ，2011年因为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卦岭分（支）行借款（合同编号为：交银深2011年八卦岭小企业借字1013号）提供担保，连同其他两套房产抵押给交通银行（合同编号：交银深2011年八卦岭小企业抵字1013-2号）。2013年10月28日，余彦臻以个人财产向华圳兴公司支付了210万元，用以偿还所欠的交通银行的借款以赎出抵押的房屋；2013年11月6日，余彦臻向于春玲支付购楼预付款100万元；2013年11月13日，于春玲与余彦臻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614328元。2013年11月15日，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并依法缴纳了相应的房产转让税款；2017年5月12日至19日，余彦臻陆续将购楼尾款3514328元全部支付给了于春玲。依照转让当时的房产均价，该房产的转让价格属于正常市场价格，并无原告起诉状中所称的无偿赠与的情形，也不存在低于市场价格30%的明显低价转让清形。余彦臻用以支付于春玲、余鸿之的房屋转让费用均来自于余彦臻的个人自有资金和对外所借的资金。因此，原告行使撤销权的前提不成立。原告以于春玲无偿转让财产行使撤销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余鸿之欠付唐生健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与余彦臻无关。原告要求余彦臻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一）余彦臻从未使用过余鸿之借用的款项，对该项欠款不知情。于春玲与余鸿之自2009年香港、湖北分居以来，余彦臻的生活及学习花费一部分来自于于春玲，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劳动或投资所得。余彦臻从来没有收到余鸿之的任何财物支持，更未使用过余鸿之向唐生健所借的款项。在余鸿之向唐生健借款当时，余彦臻尚在学校上学，对其对外欠款事项并不知晓，更未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余彦臻与该笔借款不存在任何关系。（二）余彦臻无法律上的偿还义务。父与子在法律上是不同的主体，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在借款协议中，在借款上签字的双方当事人为余鸿之与唐生健。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的主体是相对的，即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内容相对性即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合同规定的权利，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更不负担合同中规定的义务。因此，原告不能越过合同的相对性要求余彦臻承担偿还责任。此外，目前除《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子女应当对父母对外所负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余彦臻已取得了涉案房产并实际占有使用，其物权应当得到保护。如上所述，余彦臻已前后几次付清了涉案房产的转让对价，并与于春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余彦臻已将户口落在涉案房屋，并早已在2014年开始实际支付涉案房产的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并实际占有、使用该套房产，该房产为余彦臻倾其所有购置的唯一住所，其生活、居住全依赖该套房产。如该交易被撤销，将会给余彦臻造成颠覆性的灾难，将导致余彦臻居无定所，住无所居，生活将遭受严重影响，恳请法院依据实际情况，审慎处理。其次，余彦臻与于春玲交易涉案房产既不属于无偿转让，也不属于恶意串通，其购买的房产已按市场价格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且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余彦臻已合法取得涉案房产的物权，合法的物权应当得到保护。基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和促进交易的立法精神应当维护合法存续的物权的稳定和交易的稳定性。其次，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余彦臻合法取得的物权应当优先于原告享有的债权。综上所述，购买涉案房产不属于无偿转让或明显低价转让的情形，不满足撤销权行使的条件。余鸿之所借的债务属于其个人债务，原告要求余彦臻为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涉案房产已被余彦臻实际占有使用，且该房产为余彦臻赖以生存的唯一住所，法院应当审慎处理。贵院应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根据双方诉辩意见、举质证意见及庭审陈述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9月23日，被告余鸿之出具《借条》，表示因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今借到唐生健600万元用于公司周转，2012年3月13日将该借款汇至其公司员工向立娜账户，此款于2012年4月1日前归还，借款期间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息随本清。2016年9月6日，被告余鸿之在上述《借条》写明，本人余鸿之确认该笔540万元本息自2014年9月23日至今未偿还。2017年1月18日，原告与唐生健签订《协议书》，将唐生健对余鸿之享有的540万元债权本息转让给原告。同日，唐生健向被告余鸿之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其与原告之间的债权转让事宜，并要求被告余鸿之将540万元债务本息直接偿还给原告。被告余鸿之签名确认收到，并表示本金正确。2013年11月13日，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签订《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被告于春玲将其名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太安路98号百仕达花园二期2栋第三层3B房产转让给被告余彦臻，房产建筑面积303.73平方米，使用年限自1998年1月8日至2068年1月7日止，转让价款为6614328元，交易定金为2万元，除定金外，被告余彦臻需再付6594328元的房款，双方须于2013年11月20日前将上述房款支付至双方约定的银行第三方监管账户。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3年11月15日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将房产变更登记至被告余彦臻名下，登记价款为6614328元，并按上述价款缴纳各项税费。因上述房产过户前，已作为抵押物为华圳兴公司向交通银行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为了办理过户手续，被告余彦臻于2013年10月28日向深圳市华圳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了210万元款项用于赎楼。被告余彦臻和被告于春玲均确认上述款项为支付的部分购房款。此外，被告余彦臻于2013年11月6日向被告于春玲汇付100万元，于2017年5月12日汇付30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汇付105万元，于2017年5月16日汇付2164328元。上述款项与支付的赎楼款合计6614328元，即为被告余彦臻向被告于春玲支付的全部购房款。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为配偶关系，被告余彦臻为双方的儿子。被告余鸿之与被告于春玲于2016年8月9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其中关于财产及债务约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双方现在各自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存款、房屋归各自所有，不予分割。1、债权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共同确认各自享有的对外债权归各自所有，由双方各自进行权利主张，另一方不得有任何异议并进行权利主张。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由双方各自承担，不得因债权不能实现而追究对方任何责任；2、债务处理。女方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男方的投资及男方实际控制的所有公司的经济活动，男方也未以企业资金或对外借款用于任何家庭开支。因此，上述活动的任何债务均无条件由男方承担。双方共同确认夫妻无共同债务，如债权人主张权利的，由债务方各自负责偿还。被告余鸿之认为唐生健对其享有的债权已通过债转股的形式转化为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并提交了该公司的公司章程。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核准设立，公司章程显示唐生健为该公司股东，出资0.693万元，占出资比例0.693%。但唐生健本人否认了其为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公司章程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签名，也没有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处理其对余鸿之享有的债权。为了证明原告主张的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被告于春玲提交了被告余鸿之出具的《关于唐生健借款情况的说明》及（2017）粤0304民初7804、7805号案件起诉状。其中《关于唐生健借款情况的说明》，余鸿之表示在2014年9月23日出具《借条》时已告知唐生健关于其财产状况及于春玲与余彦臻的房产转让情况。起诉状则表示原告是2016年9月以后才知道于春玲与余彦臻房产转让情况。原告庭审中再次确认本案案由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另，对其主张代理费24万元及差旅费2万元，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费用已实际产生。本院认为，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根据被告余鸿之向唐生健出具的《借条》、原告与唐生健签订的关于转让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的《协议书》及被告余鸿之签字确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可以确认唐生健已将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了原告，原告取得了债权人的地位，并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余鸿之虽辩称唐生健对其享有的债权已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抵消，但其提交的宜昌嘉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只能说明唐生健登记为该公司股东，并不能证明唐生健对余鸿之享有的债权以债转股的方式转换为该公司股权，况且唐生健本人也否认了其为该公司股东及债转股的事实。因此，被告余鸿之提出的上述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撤销权请求是否过了除斥期间问题，虽然被告于春玲称被告余鸿之于2014年9月23日出具《借条》时已向唐生健告知了房产转让情况，并提交了被告余鸿之出具的《关于唐生健借款情况的说明》，但上述内容也只是被告余鸿之的个人说法，并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加以证实。另，（2017）粤0304民初7804、7805号起诉状中，原告表示其也是2016年9月以后才知道的，上述时间距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也未超过一年期间。因此，被告于春玲辩称原告的请求已过除斥期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撤销权能否成立。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房产转让价款为6614328元，该房产面积为303.73平方米，每平米的转让价款约为21777元。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上述转让价款明显偏离正常的市场价格，而房产登记部门也是按照上述转让价款进行核准登记过户。因该房产转让价款已经房产登记部门核准，并作为缴纳各项税费的依据，具有公信力，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可以确认该价款即为正常的市场价格。被告余彦臻也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于春玲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至于被告余彦臻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购房款以及购房款的来源，与判断房产的转让价款是否合理并不存在关联性，不会对该事实的认定造成影响，因此，本院对此不予审查。虽然房产是在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鸿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转让的，但因并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问题，原告对被告余鸿之享有的债权能否实现与被告于春玲和被告余彦臻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原告以此为由请求撤销被告于春玲与被告余彦臻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而原告主张要求各被告承担代理费和差旅费等费用，因原告的上述请求不能成立，加上原告也没有相应证据证实费用已实际产生，本院亦予以驳回。至于原告主张三被告连带清偿借款本息的请求，因本案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原告的上述请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64745元，由原告宜昌华扬置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饶 弢审 判 员  马宏记人民陪审员  张秀枚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赵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