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2民初3108号 原告王某1,女,194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飞，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志铭，男，1947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王某2,男,195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关寿，浙江金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某,女,1949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王某3,男,1978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俞翠萍，女，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越城区，系被告王某3之妻。 被告王某4,女,197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王某5,女,1944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原告王某1诉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王某5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3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戴伟章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8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陈飞，被告王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关寿、被告周某、被告王某3的委托代理人俞翠萍，被告王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某1的另一代理人黄志铭参加了2018年6月22日的庭审，被告王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某1诉称：原告与被告王某2、王某5及案外人王得意（已经去世）为兄妹关系，王得意的妻子为被告周某，被告王某3、王某4系其子女。1994年8月8日，因原告母亲阮茶花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故四兄妹在征得母亲同意下，并在绍兴市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关于老母阮茶花的赡养问题和继承协议》（以下简称《赡养和继承协议》），除约定母亲的赡养方式外，还明确约定原告可继承母亲阮茶花66.65平方米的房子，后该房屋经拆迁后置换得位于鹤池苑小区45幢201室房屋，由原告支付了产权置换过程中的差价，母亲阮茶花在该房屋居住至1995年9月过世，后该房屋由原告实际使用至今。现因各被告不愿意配合原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故原告起诉要求：1、确认《赡养和继承协议》有效；2、确认绍兴市越城区鹤池苑45幢201室的房屋的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各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辩称：原告诉请确认《赡养和继承协议》中的继承条款因违反法律、违背被继承人意愿，应认定无效；原告依据《赡养和继承协议》中的继承条款提出的确认鹤池苑45幢201室房产归其所有，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且事实已经发生距今已经超过了二十年保护期，对其诉请应予以驳回；涉案房产归属被告王某2与兄长王得意所有，1983年5月7日，在父亲逝世后，母亲阮茶花立分书一份，该分书载明：父逝世后（除园地外）对半分于两儿，且经抽签，南德发，北德意，6月7日，分书补充园地的分配。园地一半朝北联灶分给德发，朝南一半分给德意。1994年上半年，上述房产（人民路69-8），建筑面积为65.65平方米，因土地被征用，需拆迁安置，1994年6月16日，王某2代表产权人在房屋拆迁交换产权协议上签字，产权调换成47.12平方米面积新房。随后因母亲跌伤中风后需要人陪护，要求增大调换面积，经与绍兴越通房地产公司协商，后将产权调换面积扩面至78.28平方米，双方遂于1995年1月16日签订补充协议，载明该房屋系产权调换，并由母亲阮茶花缴纳了扩面补差款。因此，涉案房产系1983年5月3日分书中明确的房产产权调换房，应归属王得意、王某2所有，两人各占50%，王某1诉称该房产为继承房产无依据；原告于1994年8月因照顾跌伤中风的母亲需要，住进了产权调换的涉案房产，一年后，母亲因病逝世，原告以住房困难为由仍然继续居住。2017年10月，被告获知原告入住了位于中兴路天宇大厦十一层一处较大的面积的新居，为此，被告向原告提出要求归还涉案房产，但遭到拒绝。原告不仅无偿占住20年多，现又以继承纠纷为由起诉，要求将无权的房产归原告，其行为严重损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确认涉案房屋由王某2和王得意各享有50%的产权，并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5未到庭答辩。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赡养和继承协议》1份，要求证明原告与被告王某2、王某5及案外人王得意就母亲的赡养及其名下房产的继承问题达成一致约定，明确了由原告继承母亲名下65.65平方米房屋的产权的事实；2、房屋拆迁交换产权协议1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1份、房款差价支付凭证1份、房屋所有权证1份、土地使用权证1份，要求证明1994年母亲阮茶花名下65.65平方米的房产经过拆迁安置为运通苑14幢201室的房产，面积为47.12平方米。1995年，因阮茶花家常住人口较多等客观原因，经过拆迁办及绍兴市越通房地产公司协商，又将上述房产置换为鹤池苑45幢201室房产，面积为78.28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为母亲阮茶花，相应差价由原告支付的事实；3、证明2份，要求证明赡养义务签署当时，阮茶花在场并且精神正常，对协议内容表示认可，被告王某5对协议内容也表示认可的事实；4、收款收据1份，要求证明兑付鹤池苑45幢201室的房屋差价款也是由原告缴纳的事实；5、协议1份，要求证明约定了母亲阮茶花过世后由原告的配偶料理后事，协议记载了该协议于去年7月21日关于母亲阮茶花赡养和继承协议同时生效，说明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赡养和继承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6、发票3份，证明母亲阮茶花入住鹤池苑小区后的电费等都是原告承担的。 经质证，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对证据1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系复印件，原件应当是一式六份复写的，背后应当有复写痕迹的，从内容看，“继承人王某1”字样的书写笔迹与协议其他笔迹是不一样的，系事后补写，而且该协议中并没有明确谁是继承人，是不确定的，母亲阮茶花当时已中风生病，脑子肯定有影响的；对证据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支付凭证的抬头为阮茶花，故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的2份证明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5，原、被告双方对阮茶花土葬和火葬问题确实有歧义，并因此闹翻，但被告没有看到过该证据中记载的于1994年7月21日签订的协议，《赡养和继承协议》是在1994年8月8日签订的，故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证据6的发票不能代表是原告缴纳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虽被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明显为复印件，但由于该证据与被告提交的原件内容完全一致，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被告虽对其证明效力提出异议，但对签名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2、3、4、6，因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王某2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书1份，要求证明母亲阮茶花生前已立下分书，将被拆迁房分配给王某2及王得意，且各占50%，在母亲居住至百年之后房产产权明晰的事实；2、房屋拆迁交换拆迁协议1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充协议1份，要求证明经产权调换，王某2系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虽后经面积扩大，仍为产权调换房屋的事实；3、收款收据1份，要求证明产权扩大所需的补差款系母亲阮茶花支付的事实；4、常住人口登记表1份，要求证明阮茶花的居住情况；5、收据3份，要求证明王某2陆续向原告的丈夫支付阮茶花名下的安置房屋补差款的事实；6、1994年8月8日的《赡养和继承协议》1份，要求证明该原件上并没有继承人王某1的字样。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认为从签字笔迹处虽比较相似，但不能确认系阮茶花所签名，该分书是在阮茶花中风之前写下的，实际情况是在阮茶花中风后，四个子女明确对阮茶花的赡养问题和房产问题进行了新的约定，原告相对于其他子女有更重的赡养义务，各方作出的决定均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当以1994年签订的协议为有效协议；对证据2、3、4、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房屋扩大面积部分补差款是由原告支付的，不是阮茶花支付的，王某2支付的款项确实收到过，但该款项系老房子拆迁后获得的赔偿费用，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约定，因被告要原告赡养母亲，故将这些赔偿费用都交给了原告；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中也确实写明有“继承人王某1”，故不存在补签的事实；被告周某、王某3、王某4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王某2提交的证据1，虽原告对阮茶花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提出鉴定申请，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他证据2、3、4、5、6，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周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收条1份，要求证明王得意曾支付给原告房屋补偿款的事实；2、土地使用权证1份，要求证明分书中所称的房屋即为土地证登记的房屋。 经质证，原告及被告王某2、王某3、王某4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但该款项系老房子拆迁后获得的赔偿费用，因被告要原告赡养母亲，故将这些赡养费用都交给了原告。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针对原告王某1和被告王某2各自提交的《赡养和继承协议》及原告提交的1995年9月21日的“协议”存在的争议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被告王某2提交的《赡养和继承协议》原件，可确定该协议采用的是用复写纸书写的方式，因原件中并未体现“继承人王某1”的复写痕迹，故应认定“继承人王某1”为另行单独书写或事后补写，但均不影响其签名效力；其次，虽《赡养和继承协议》的正文内容中均未明确协议中的“继承人”即为原告王某1，但原告提交的协议复印件和被告王某2提交的协议原件，王某1的签名前均注有“继承人”的字样，另阮茶花去世后，王得意、王某2、王某5及王某1的丈夫黄志铭于1995年9月21日签订的协议，也佐证了该协议确定的继承人为王某1，故应认定该《赡养和继承协议》中载明的“继承人”为原告王某1，本院对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认为不能确定王某1为协议中确定的继承人的主张不予采信；第三，王得意、王某2、王某5及王某1的丈夫黄志铭于1995年9月21日签订的协议，其载明的协议签订时间1994年7月21日与《赡养和继承协议》的落款时间为1994年8月8日确实存在时间上的差异，但因被告未能举证证实原、被告之间在1994年7月21日另签有协议，故本院对原告关于该协议中的时间存在误写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可以认定1995年9月21日签订的协议中所载明的“去年7月21日所订一式六份协议”即为涉案的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赡养和继承协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王耀康（于1983年去世）与阮茶花（于1995年9月死亡）系夫妻关系，共生育二子二女，即儿子王某2、王得意（于2012年1月去世）和女儿王某1、王某5；王得意与周某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一子一女，即被告王某3和王某4。王耀康与阮茶花生前有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房屋一处（地号3-20-8、图号2000-5600、建筑面积为65.65平方米）。在王耀康去世后，阮茶花与王得意、王某2于1983年5月7日签订分书1份，载明“父逝世后房子（除园地外）对半分于两儿；……抽签为准，南德发、北德意；……6月7日补：园地一半朝北联灶分给德发、朝南一半分给德意。”后该房屋于1992年7月登记于阮茶花名下。1994年6月，因上述房屋涉及拆迁，越通房地产公司（甲方）与阮茶花（乙方）签订《房屋拆迁交换产权协议》1份，约定：乙方原住房计建筑面积65.65平方米，甲方以一比一面积交换房产权，乙方要求交换产权房屋地址为：运通商苑14幢201室，建筑面积为47.12平方米。该协议乙方由被告王某2签名；1995年1月16日，阮茶花以所调换的房屋面积较小，经与越通房地产公司协商，将上述调换房屋变更为鹤池苑小区45幢201室（建筑面积为78.28平方米）。 1994年8月8日，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签订《赡养和继承协议》1份，约定：四子女每月按时付母亲生活费25元，以后随物价上涨适当提高；长期雇佣保姆，直至母亲去世，若母亲有病需及时治疗；医疗费除一半报销外，另一半由继承人承担，若一半在无可报销的情况下，则由四子女平均承担，自母亲跌倒中风至8月31日止所用的医疗费及这段时间的保姆费都由四子女共同分摊。根据母亲现实情况，白天照顾、晚上陪夜至8月底止；母亲的丧葬费用由四子女平均承担；继承人可继承阮茶花的房子65.65平方米，向拆迁办产权对调中套，归继承人所有（包括旧房拆迁时的赔偿搬迁费），新房中套可以住到去世为止；四子女协助继承人办好有关手续；上述各条不得反悔。该协议由王得意、王某2、王某5在复写纸上签名，并由王某1分别在每页中签名和盖章，其中王某1签名前写有“继承人”三字，1994年8月10日，绍兴市老龄委工作人员任国樵、王伟也在协议上分别签名，并注明“上述协议由王得意、王某2、王某5、王某1共同协商订立”。此后阮茶花于1995年初入住安置房屋鹤池苑小区45幢201室房屋内，后王某1也入住该房屋照顾跌倒中风的阮茶花，直至阮茶花于1995年9月20日去世。阮茶花去世后，王得意、王某2、王某5及王某1的丈夫黄志铭于1995年9月21日签订“协议”1份，载明：从1994年7月21日开始，一切事情照去年7月所定协议办，岳母一切事情由女婿黄志铭负责解决，后事已由黄志铭安排土葬，一切后果由黄志铭负责，与两个儿子无关；两个儿子极力反对土葬，坚持火葬，但无济于事；此单与去年7月21日所订一式六份协议同时生效。阮茶花去世后，诉争位于鹤池苑小区45幢201室房屋由原告占有使用至今。 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登记在阮茶花名下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房屋（地号3-20-8、图号2000-5600、建筑面积为65.65平方米）应属王耀康、阮茶花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王耀康去世后，其在该房屋中享有的50%产权份额应作为其遗产，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即其配偶和四个子女共同继承，诉争位于绍兴市越城区系上述房屋被拆迁后安置并经扩面调换所得。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阮茶花与王得意、王某2于1983年5月7日签订的分书的效力。本院认为，因无证据证实王耀康生前留有遗嘱，故涉案的绍兴市越城区房屋在王耀康去世后，属于王耀康遗产部分应由其配偶和四个子女共同继承，故阮茶花对该房屋享有的份额为十分之六、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各享有十分之一。阮茶花、王得意、王某2未经其他继承人王某5和王某1的同意，即于1983年5月7日签订分书，将涉案绍兴市越城区房屋进行分割处分给王得意、王某2各半所有，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故该分书对涉及王耀康所有的50%份额部分的处分应属无效，阮茶花对其所占的50%份额部分的处分应属有效，故可以认定阮茶花已于1983年5月7日未经公证将上述房屋中属其所有的50%份额赠与给王得意、王某2各半所有。但在该分书签订后，阮茶花仍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将房产登记于自己名下，并以自己的名义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房屋拆迁交换产权协议，安置所得的房屋也登记在阮茶花名下，未办理过户登记，并由阮茶花自己居住使用，应视为阮茶花实际并未按分书约定履行赠与协议，且在1994年8月8日签订的《赡养和继承协议》协议中，王得意和王某2也未就分书中阮茶花的赠与事项提出主张，并与王某5、王某1一致确认安置所得房屋仍为阮茶花的财产，应视为阮茶花与王得意、王某2以实际行为撤销了该分书确定的赠与行为，故本院对被告王某2和王得意的法定继承人周某、王某3、王某4认为涉案绍兴市越城区房屋根据分书应属王某2和王得意各半所有，故诉争拆迁安置所得的鹤池苑小区45幢201室也属王某2和王得意各半所有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二、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赡养和继承协议》的效力。本院认为，该协议系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在被继承人王耀康去世后就阮茶花的赡养问题及遗产继承问题作出的约定，其中因该协议签订时，阮茶花名下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房屋已经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并确定了产权调换所得的房屋，因根据被拆迁房屋的权属，该《赡养和继承协议》签订前，阮茶花安置所得的房屋为阮茶花与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的共有财产，故应认定为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在阮茶花生前以签订协议的方式确定了：1、阮茶花安置所得的房屋归继承人王某1所有（包括旧房拆迁时的搬迁费）；2、王得意、王某2、王某5放弃了因继承王耀康遗产而对该拆迁安置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及阮茶花遗产的继承权；3、继承人王某1应承担照顾阮茶花的义务及承担除报销以外的另一半医药费。由于阮茶花并未在该协议签名，也无证据证实其事后对该协议予以追认，故该协议不属于阮茶花生前赠与，而是继承人之间就部分继承人作出同意放弃对阮茶花遗产继承权的意思表示，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行使，在被继承人阮茶花死亡前的任何时间均不是法定的继承期间，故继承人在继承尚未开始前签订的关于放弃继承权的协议并不当然发生效力，但由于本案中，阮茶花于1995年9月20日去世后，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由其丈夫黄志铭签名）又于1995年9月21日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协议内容明确：1、各方已按照《赡养和继承协议》履行；2、关于阮茶花的安葬方式由黄志铭安排，后果由黄志铭负责；3、该“协议”与《赡养和继承协议》（一式六份）同时生效。该签订“协议”的行为，应视为王得意、王某2、王某5和王某1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之前，对《赡养和继承协议》中关于王得意、王某2、王某5放弃对阮茶花名下的房屋继承权利而归王某1一人所有等相关约定予以了再次确认，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也与原告对阮茶花承担了相应的赡养义务相关联，符合公序良俗，应认定《赡养和继承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约束力。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认为该《赡养和继承协议》系王某1以欺骗的手段所签订，王某1实际也并未按《赡养和继承协议》约定尽到赡养照顾阮茶花的义务，故《赡养和继承协议》应属无效的主张，因未能举证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根据涉案《赡养和继承协议》，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登记与阮茶花名下的位于越城区鹤池苑45幢201室的房屋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各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认为原告上述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且事实发生距今已经超过了二十年最长时效保护期，故对原告诉请应予以驳回的主张，因本案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为依据《赡养和继承协议》的约定取得房屋所有权，为物权请求权，且在阮茶花去世后，原告一直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故本案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被告王某5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抗辩权利，本院依法可作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二）项、第十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王某1与王某2、王得意、王某5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的《关于老母阮茶花的赡养问题和继承协议》有效； 二、登记于阮茶花名下的位于绍兴市越城区房屋归原告王某1所有，被告王某2、周某、王某3、王某4、王某5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王某1办理该房屋的的过户登记手续。 案件受理费6176元，由原告王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戴伟章 人民陪审员  陆荣新 人民陪审员  万春霞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凌金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