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506民初1063号原告:黄祖新，男，196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炜，湖北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廖传艳，女，1968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庆元、刘惠珍，湖北西陵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黄祖新与被告廖传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立案受理后，于同年6月1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祖新及其诉讼代理人向炜，被告廖传艳的诉讼代理人王庆元、刘惠珍到庭参加了诉讼。同年7月3日，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遂作出(2018)鄂0506民初106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告银行存款或查封其相当于人民币80万元的其他财产。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祖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0000元，并自2014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事实和理由：被告因为需要资金周转于2012年1月20日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黄祖新现金壹佰万元整，月息3分，期限2个月，用于郧西县汇丰实业有限公司货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还款，但每月支付利息至2012年底。自借款之日起至2013年期间，被告陆续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后经原告多次催索，余款本息至今没有偿还。现特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廖传艳辩称：1．原、被告双方不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2．如果双方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也超过诉讼时效。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黄祖新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身份证信息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二、2012年1月20日，廖传艳出具的“借条”和城市商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各一份。证明原、被告借贷关系成立。证据三、2017年4月28日，恩施州鹤峰正兴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和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各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的来源。证据四、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9日，2016年4月23日的邮政特快专递的凭证及《催告函》各一份。证明：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原告是在不间断的向被告主张债权，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证据五、2015年1月14日宜昌至猇亭的过桥过路费发票一张。证据六、电话录音光盘一份。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特快专递《催告函》。证据七、手机电子普通发票一份。证明特快专递被告已签收并知悉该专递就是催收借款的通知书。证据八、证人周某出庭证言。证明：2015年，曾与原告到猇亭找过被告，催要借款的事实。证据九、证人陈某出庭证言。证明：曾随同周某和原告到猇亭找被告索要借款的事实。同时结合行走的路钱也就是书面证据五即过路费票据，可以证实在2015年1月14日原告亲自找被告索要借款的事实。证据十、2017年7月12日《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黄祖新在2017年为该借款向被告主张权利向法院起诉的决定，后原告撤诉，撤诉的原因是因为需要补强证据。被告廖传艳对原告黄祖新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没有异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转账支票的存根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有被告签字就将款项转给了被告。对证据三有异议，该证明只能证明原告委托该公司向案外人转账，但不能证明这100万元转给了被告，营业执照是复印件，对复印件有异议，与原告的证明目的相互矛盾。对证据四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的信函到达了被告处，特快专递存根也不能证明是催告的内容。假若是主张权利的信函是在超出了二年时间后寄出的，信函是在过诉讼时效后发出的。对证据五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2015年1月14日的过路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过路费上的时间也看不清楚，原告手写的时间我们无法核实，过路费发票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手机号码电信服务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有异议，认为原告播放的录音是在超过诉讼时效二年后的通话，被告否认了他们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在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限后被告并没有答应对这个40万进行清偿，被告明确表示对该40万没有清偿的责任，且双方也没有建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的录音不能证明在超过诉讼时效后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录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手机号码电信服务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八、九真实性有异议，二位证人的证言不能采信，从证人的陈述看不能证明基本的事实。请法庭不予采纳。对证据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时效的问题原告已进行了撤诉，今天该案也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廖传艳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当事人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结合原告的诉讼意见、被告的答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和庭审情况，可以确认以下法律事实：1.2012年1月20日，被告廖传艳向原告黄祖新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黄祖新现金壹佰万元整，月息3分，期限2个月，用于郧西县汇丰实业有限公司货款。”当日，原告用恩施州鹤峰正兴工业有限公司（注：原告时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的转账支票通过城市商业银行（票号：00493769）向被告转账100万元，被告在转账支票存根的收款人栏签字，在用途栏注明为“借款”并签字确认。上述借款依约定期限到期后，经原告催要，原告认可被告陆续偿还60万元，尚欠40万元本息没有偿还。2.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9日，原告黄祖新分别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廖传艳发出《催收借款通知书》和《通知》，向被告主张债权，被告没有偿还。2016年4月23日，原告再次以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廖传艳寄发《催告函》，该催告函的内容为，“廖传艳女士：你于2012年1月20日向我借款100万元整，你已分期偿还部分本金及部分利息，望你收到催告函后，迅速核对账目，限期2016年5月31日前偿还剩余本金及利息。”但被告仍未按期偿还。3.2017年4月10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同年7月12日，原告申请撤起诉，本院于同日作出(2017)鄂0506民初974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黄祖新撤回起诉。撤诉后，原告黄祖新于2018年4月27日再次向本院提起前述诉讼。同时查明：1.2018年6月19日，证人周某、陈某出庭证言证实：2015年，原告黄祖新曾与证人周某、陈某到猇亭找被告催要借款。周某出庭证言称：“2015年冬月，因原告差我的钱，有我、原告、我的一个朋友（注：证人陈某），一起到猇亭被告的办公室催要过借款。”证人陈某出庭证言称：“周某说原告欠他的钱，让我陪他们一起去猇亭找一个女的要钱，当时我没有到办公室去。”2.2016年4月26日，原告黄祖新与被告廖传艳进行通话就“借条”等相关事宜进行了电话联系。从原告提供的该电话录音记录证据来看，被告已明确表示：原告所寄发的几个邮政快递已收到，即被告收到了原告寄发的催款通知。3.2017年5月17日，本院（2017）鄂0506民初974号庭审笔录中，被告及诉讼代理人对廖传艳于2012年1月20日出具的“借条”和“转账支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上述“借条”和“转账支票”上廖传艳的签字予以认可。另查明：2017年4月28日，恩施州鹤峰正兴工业有限公司出具“说明”：“2012年1月20日，廖传艳向黄祖新借款人民币100万元，系我公司出具的转账支票，用于支付该借款。黄祖新时任我公司的法人代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因此，被告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法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原、被告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于2012年1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借条一份，该借条是否真实；2、本案涉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现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是否真实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原告黄祖新向本院提交了“借条”、“转账支票”存根、恩施州鹤峰正兴工业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且被告廖传艳对2012年1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条”和“转账支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上述“借条”和“转账支票”上的签字予以认可。故被告抗辩“原、被告双方不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真实，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被告书写的“借条”予以认定。二、关于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基本价值不仅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更在于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利益关系。而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债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根本要求。因此，在兼顾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应当将保护权利人利益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具体到本案，被告于2012年1月20日向原告借款，原告于2013年12月3０日、2014年1月19日，分别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寄发了催款函（投递单内件品名已注明为“催收借款通知书”和“黄祖新向廖传艳催收100万借款本息的通知”）。2015年，原告因欠他人债款，曾带领债权人周某以及证人陈某前往被告工作单位催要上述借款，并企图通过债权转让形式了结该债务。上述事实有周某、陈某当庭出庭作证的证言及2015年1月14日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加以佐证。同时，2016年4月24日，原告再次通过邮政快递方式向被告寄发了催款函。2018年6月19日，本案开庭审理时，原告为证明被告已经收到上述催款函件，提供了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4月26日10时2分的通话录音，被告在电话中，原告所寄发的几个邮政快递被告已收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在相同事项上作出的不同规定，鉴于《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均属于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处于同一位阶，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三年。同时，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法律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与民事单行法中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仍应优先适用民事单行法中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但2017年9月30日之前施行的民事单行法中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二年的，其性质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无异，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无论是适用二年诉讼时效还是三年诉讼时效，由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一直在保持着诉讼时效的连续性，故被告抗辩“如果双方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也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款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椐被告2012年1月20日的“借条”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100万元，月息3分，期限为二个月。”现原告自认被告“自借款之日起至2013年期间，被告陆续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本院予以认可确认。至于被告下欠的40万元本息，虽然原、被告双方约定“月息3分”，但原告在起诉时只请求逾期利息“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至本息还清。”故原告请求被告偿付上述借款和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本案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真实可信，原、被告双方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向被告出借借款后，一直在积极主张权利，本案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被告抗辩“原告起诉已经过了二年诉讼时效”、“三份特快专递不能证明原告主张权利”、“电话录音也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于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故其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廖传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黄祖新借款4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1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24%标准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财产保全费4520元，合计11820元，由被告廖传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 杰人民陪审员  望西峨人民陪审员  刘兴玉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