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8）辽02刑初156号   公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被害人李某1妻子），汉族，1973年2月9日出生。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2（被害人李某1儿子），汉族，1996年5月25日出生。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被害人李某1母亲），汉族，1947年11月23日出生。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霍金霞，黑龙江格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于莉，女，1970年1月7日出生，汉族，文盲。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于2018年5月16日被抓获并羁押，同年5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暨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王鑫，河南陈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以大检公诉刑诉〔2018〕1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莉犯销售假药罪，于2018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李某2、李某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江维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李某2及其诉讼代理人霍金霞、被告人于莉及其辩护人王鑫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春，被告人于莉在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一出租屋内，将从河南不法分子手中以每瓶80元的价格购买，治疗腰痛的20瓶药物胶囊（每瓶100粒），以100元每瓶的价格销售给杨五妮（另案处理）12瓶。随后，杨五妮以每瓶200元的价格分两次共销售给牟喜龙（另案处理）4瓶药物胶囊。后牟喜龙又将上述药物胶囊搭配销售给于某（另案处理）。2017年3月8日，于某通过手机微信，将从牟喜龙处购买的8粒胶囊以800元人民币的价格销售给辛某梅。辛某梅收到8粒胶囊后，立即按照于某告知的服用方法，给患有痛风的丈夫被害人李某1分两次服用四粒胶囊。被害人李某1服用第三天后，身体出现严重不良反应送医院治疗，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于2017年3月21日死亡（经鉴定，李某1全身大面积表皮松解坏死，多出灶状皮肤组织坏死，符合口服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所致的改变，其服用的涉案胶囊中含有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   2018年1月，被告人于莉接到杨五妮及其丈夫曹航行（另案处理）需要再次购买20袋痛风药的电话。被告人于莉指使其丈夫张辉（另案处理）从之前购药的不法分子手中，以每袋80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20袋（每袋100粒胶囊）涉案假药，之后，又以每袋150元的价格通过快递邮寄销售给杨五妮及其丈夫曹航行。2018年2月6日，公安民警在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小李家屯一出租房将杨五妮和曹航行抓获，当场将上述通过快递购买，尚未开箱待销售的20袋涉案假药及之前从被告人于莉处购买后，销售剩余的两瓶涉案假药（一瓶内装100粒胶囊、另一瓶内装73粒胶囊）查获并依法扣押（经鉴定，涉案药品按假药论处。塑料瓶装涉案假药中含有吡罗昔康，含量为5.17%；西咪替丁含量为5.36%；塑料袋装涉案假药中含有吡罗昔康，含量为3.74%；西咪替丁含量为8.00%）。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于莉无视国家法律，违反药品管理制度，非法销售假药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假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诉机关为支持其指控，向本院提交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李某2、李某3诉称，因李某1系服用被告人销售的假药后死亡，要求被告人赔偿医疗费117754.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护理费2078.82元、误工费1182.06元、交通费14112元、死亡赔偿金6998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14205.5元、存尸费76200元、丧葬费31272.5元，合计1057565.67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交了医疗费凭证、交通费凭证、近亲属关系的证明材料、诊断书等证据。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代理人提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综上，原告人诉请的各项赔偿项目，均应得到支持。   被告人于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但表示无力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   其辩护人提出，致李某1死亡的药品与于莉销售的药品中吡罗昔康含量不同，不能认定致死药品是于莉销售的，不能排除其他被告人销售给被害人的药品来自其他渠道。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研究测试报告非结论性意见，且已标注仅作科研、教学、内部质量控制使用，公诉机关亦未提供该机构的鉴定资质，故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人于莉主观恶性小，销售假药的数量和金额较少，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且无犯罪前科。综上，于莉虽有销售假药行为，但不具有致人死亡这一加重情节，请求对被告人于莉从轻处罚。对于原告人的诉讼请求，于莉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且诉请数额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2016年春，被告人于莉在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的一出租屋内，以每瓶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0元的价格从河南不法分子的手中购买了20瓶（每瓶100粒）治疗痛风的药物胶囊，后以每瓶100元的价格销售给杨五妮（另案处理）12瓶。随后，杨五妮以每瓶200元的价格分两次销售给牟喜龙（另案处理）4瓶。牟喜龙将上述胶囊的糖衣外壳更换后，随同其他治疗痛风类的药物一并搭配销售给于某（另案处理）。于某将上述胶囊独立包装，并于2017年3月8日以每粒100元的价格销售给辛某8粒。辛某收到胶囊后，按照于某告知的服用方法，分别于2017年3月9日、10日给其患痛风病的丈夫被害人李某1服用4粒。被害人李某1服用后，身体出现红点、水泡、肿痛症状，后因上述症状加重，于2017年3月12日到医院接受治疗，后经抢救无效于同年3月21日死亡。   2017年3月27日，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从辛某处扣押了2粒痛风药，经妥善包装、贴置封条后移送侦查机关。经测试，侦查机关提供的2粒涉案胶囊中的“1粒涉案胶囊粉末的质量为0.46g，其中吡罗昔康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38%，西咪替丁的质量百分含量为9.54%。”   经鉴定，被害人李某1全身大面积表皮松解坏死，多处灶状皮肤组织坏死，败血症伴全身多脏器播散性多发性脓肿等，终致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符合口服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所致的改变，办案机关提供的涉案胶囊中含有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鉴定机关同时指出，假设被鉴定人每日口服1粒涉案胶囊，则其摄入的吡罗昔康超出治疗剂量；如果每日口服2粒涉案胶囊，则其摄入的吡罗昔康明显超过治疗剂量。   2018年1月，被告人于莉接到杨五妮及其丈夫曹航行（另案处理）的电话，称要再次购买20袋痛风药。被告人于莉遂指使其丈夫张辉（另案处理）从之前购药的不法分子手中，以每袋80元的价格购买20袋（每袋100粒）痛风胶囊，并以每袋150元的价格通过快递邮寄销售给杨五妮及其丈夫曹航行。   2018年2月6日，公安民警在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小李家屯一出租房将杨五妮和曹航行抓获，并当场将上述通过快递购买且未开箱待销售的20袋胶囊以及此前从被告人于莉处购买后销售剩余的两瓶胶囊（一瓶内装100粒、一瓶内装73粒）扣押。   经认定，上述胶囊均按假药论处。   另查明，被害人李某1，1974年3月14日出生，住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屯镇小房村房身屯1号。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3系李某1母亲，李某1父亲已过世。李某1于1995年5月4日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2。李某1因本案于2017年3月12日至14日在瓦房店第三医院住院治疗，3月15日转院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3月21日出院，当日死亡。期间，发生院前急救费14112元（即原告人主张的交通费）、医疗费115454.7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00元、护理费2078.82元、误工费415.85元（2017年度大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65元÷365天×9天）、丧葬费等费用40128元（2017年度大连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688元×6个月），上述项目共计173089.46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辛某的证言证明：我丈夫李某1得痛风病5、6年了。2017年3月初一天，我听我们村姓胡的媳妇说瓦房店三高中那有治痛风好使的地方，然后姓胡的媳妇把治疗痛风的人电话给我。3月8日上午，我电话联系于某，问他是否卖痛风药，他说卖。他给我开了8粒药，说一天吃两粒，吃4天，中午饭半小时后吃，一定有效果，还说有的人吃了这个药好几年都没犯病。当天我家邻居李某4去瓦房店办事，我就让李某4到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华村外环道边的汗蒸健康管理中心，从于某那把8粒痛风药买回来，一粒100元，共800元。傍晚5点多，李某4把8粒药送到我家，是白色的胶囊，分两种，一种4粒，没有说明书，也没有药名。3月9日中午，李某1吃过饭半小时后，我就把两粒痛风药给李某1吃了。两小时后，李某1开始冒汗，傍晚5、6点钟，李某1后屁股起了两个红点，一点点变大成水泡，手脚发肿。我给于某打电话，于某说这是好现象，开始排毒了，告诉我没事，继续吃2粒药试试。这样在3月10日中午12点多，李某1吃完饭又吃了2粒药。下午3、4点钟，李某1的腿和胳膊上、臀部、脚脖又起了几个红点，红点慢慢变成水泡，手脚、身体明显肿了。我让于某来看看，他当天都没来。晚上9、10点钟，李某1感觉全身疼。11号晚上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全身肿，手脚不让碰，疼的抗不了，从后腚到全身都是泡。我把我丈夫的病症拍了照片。我儿子从开发区赶到瓦房店三院领着救护车回到家。12号凌晨4点左右，把李某1送到瓦房店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从10日停药到住院治疗期间没再服用过其他药物。我把丈夫的情况告诉于某，于某在12号傍晚5、6点钟来到医院看我丈夫，于某要给我1万元私了，我没同意。他说是他的责任他一定负责，让我丈夫先治疗。医治了几天也没效果，14号傍晚6点50分左右，我把李某1送到哈尔滨医大一院治疗。15日凌晨，我丈夫进了ICU。21日中午，医院跟我们家属说救不了了，让我们把人带回家。我雇救护车给李某1打着氧气往瓦房店走，中午11点，李某1就去世了。   2.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我通过跳舞认识辛某，我和辛某微信聊天，问她最近怎么没去跳舞，她说她感冒了，她丈夫痛风病犯了，我通过微信跟她说有人加我微信，说能通过泡脚治疗痛风，我就通过微信跟那人要了个电话（系于某电话号码），告诉了辛某，让她自己联系。   3.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明：2017年3月8日中午，我在瓦房店修车，辛某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往回捎药，她把卖药人的电话给我，让我跟卖药的人联系，还让我把药钱800元先替她垫上。当天下午我就跟卖药人联系，卖药人约我在大机床附件见的面，卖药人把一个装着8粒胶囊的塑料袋给我，没有药名，我给了卖药人800元，之后我就开车回许屯了，到家就把药给辛某了。   4.证人矫某的证言证明：李某1有严重的痛风病，经常到我开的诊所来打吊瓶，我给他用生理盐水里面加克林霉素和地塞米松这两种药，一般一天一个吊瓶就好，第二天就可以下地干活。类似这种情况一年能来我诊所5、6次。我给他用药前，必须看他在瓦房店医院的体检情况，包括血压、血糖、血尿酸等。3月8日上午，他又到我诊所，说是痛风病又犯了，脚脖子疼，我还是用之前的药给他打吊瓶，当天打完疼痛缓解了。3月9日，他又让我上他家给他打吊瓶，巩固了一个吊瓶，当天去他家看到他跟平时不一样，他浑身冒汗发虚，以前没有过。   5.矫某的资格证书及其出具的证明等证明：矫某具有乡村医生资质及医士资格，其证实了为李某1注射的药物的成分（不含吡罗昔康）。   6.瓦房店第三医院《对瓦房店市公安局食药侦大队关于于某案件答复函》、入院病人护理评估单证明：李某1生前于2017年3月12日5时30分被送到该院急诊科，5时41分入住内分泌科住院。李某1入院后，值班护士作入院评估后记录“右髋部可见3*3CM皮肤破溃，右足中趾可见2*2CM皮肤破溃”。   7.瓦房店第三医院住院病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记录、死亡证明证明：被害人李某1于2017年3月12日5时41分到瓦房店第三医院住院，同年3月15日0时5分转院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情况。0时26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下达病情危重通知书，告知家属李某1病情危重，随时死亡；医患沟通记录记载：因病需要，家属自行院外购买了人血白蛋白、思美泰院内静点，静点过程可能出现发热、皮疹、肝肾功损害等过敏反应，医患沟通记录上记载了上述外购药的生产厂家、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限；2017年3月21日，在家属要求下出院，李某1于当日死亡。   8.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末或2017年初，我和于某到大连山东路去办事，于某看见道边有一个牌子写着专治痛风、卖巴马水。因于某有痛风，就跟我说去看看，我们就去了。进去后，一个姓牟的（牟喜龙）让于某把裤子搂起来看看腿，看完他就向于某介绍他所卖的治疗痛风的药，说特效药就是胶囊类痛风药，吃了就好用。零卖有150元一个，也有卖100元一个。于某跟他谈胶囊价格，并说想代理这个药，最终谈妥了300元买一个疗程，8个胶囊，并告诉于某，要往外卖看什么人，最低的卖600元一疗程，800元、1000元一个疗程都行，他最高卖过1500元一个疗程。当天于某除了买胶囊痛风药外，还买了痛风贴，牟大夫还免费给了少半瓶治疗痛风的药酒，于某共花了1000多元，他自己的钱还不够，在我这借4、5百元。   此后我还见过牟浩然（牟喜龙）两次，第一次是于某被刑拘，牟浩然给我打电话说要说说这事，晚上7、8点钟，牟浩然开车到普兰店玫瑰园大酒店停车场，我和妻子李欣去的，当时牟浩然车上除了牟浩然，还有一个女的，牟浩然说是他妻子。牟浩然告诉我，去找律师做于某工作，不让于某说吃死人的痛风药是他卖给于某的，他帮找律师，我说行。走后我把这个事告诉了我母亲曲某。第二次是2017年8月，牟浩然和他的两个朋友到我妈现在住的地方（汗蒸馆），主要还是不让于某说出吃死人的痛风药是在他那买的，他继续帮办，给受害方的钱10万以内他拿，如果于某真判了，判3年给于某5万元，判5年给10万元补偿，还管我妈的生活费。我都有录音。   前两位律师都是牟浩然找的，第三次是我大妈也就是于某大嫂子找的，这个律师反馈说前两个律师告诉于某不让讲出牟浩然，我们告诉我们找的律师去会见于某，一定要把牟浩然讲出来，因为牟浩然答应的事都没办。   9.证人曲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8月，我和我丈夫于某在瓦房店三高中附近开了一个汗蒸健康管理咨询中心，我们没有卖药资质。于某卖药当天我不在现场，吃药人家属给我丈夫打电话，说病重了，到瓦房店三院治疗，让于某到医院去，后来于某说跟他们家属谈，给对方1万元，对方不同意。我听于某说当时卖了8粒胶囊，每粒100元，共计800元。听于某说，对方吃了4粒，身体出现问题。于某在大连一个叫牟浩然手里买痛风药。于某被抓后，我给牟浩然打电话，他说：不要紧，我承认这个药是我卖给于某的，我拿钱把于某办出来。后来他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让我和于某不要说这个药是他卖给于某的，让于某直接说这个药是大老刘卖给于某的，说不说他，于某都得判刑，不说他，他还能办这个事。后来他和他的两个朋友到我租的房子和我们家里人谈如何解决这个事，他又重申不让讲药是他卖的，他还帮于某办这个事，即使办不出来，于某判刑了，他会拿钱作为补偿，判3年他给5万，判5年他给10万，我的生活费用他也会管。我家人说判十年怎么办，他没有表态。我们就要钱，他说现在不能给钱，等办不出来，于某判刑了他才给钱。于某卖痛风药吃死人后，问牟浩然怎么办，牟浩然给了3万元和一张洗浴卡，让于某打人情办事用。   10.另案被告人于某的供述证明：我和我老婆曲某一起干了一个汗蒸和保健店，以卖保健品、汗蒸和卖痛风药、排石保健为主，没有经营药品的许可手续。大约在十天前，有个女的给我电话，她说通过我的一个微信好友介绍知道的我卖痛风药，我就问她对象什么情况，她说她对象痛风7、8年了，现在浑身痛，吃止痛片都不好用。我说卖给你8粒药，800元钱，饭后半小时吃两粒，一天吃一遍，多喝水。当天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她侄子替她拿药。当天傍晚5点多，她侄子开货车到我的店，我把8粒药给她侄子，她侄子给了我800元钱。大约晚上7、8点钟，这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药收到了，问我怎么吃，我说多吃饭，多喝水，饭后半小时吃两粒，吃完后尿尿接一些，看尿酸排没排出来。第二天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没什么效果，还痛，身上出汗。我让多吃饭，饭后半小时再给吃两粒。又过了一天，我想去看看怎么样，我就开车过去，走在赵屯时打电话给她，她说她们上医院了，也没说什么事。等到下午1点多，她给我打电话，说大哥你过来看看吧，吃你药吃坏了，在三院。傍晚时我去医院，看到她对象右大腿根外侧有个鸡蛋黄大小的水泡，已经破皮了。她家属问我要5万，我说给1万，她家不同意，后来我就走了。又过了一天，她来电话说要往哈尔滨转院，要我跟去，我没去。再后来，她家属给我打电话，说人在重症监护，问我能拿多少钱，我一直没表态，再后来人死了。   辛某买药时，我说这8粒药是两种药，是进口药，我以前专门在网上买了两种硬塑料透明的装药小盒，用来把药一粒装到一个小盒里，因为是两种包装，所以我故意告诉她是两种药，其实就是一种药，我只是为了让对方感觉药好，所以才贵。我告诉辛某的服用方法是我编的，我不是医师也不是药剂师。我卖的药没有药名，没有标识，不是国家行政部门允许生产的，没有国家批准生产药品的文号，就是浅黄色的胶囊，共8粒。死者吃了4粒，剩下4粒。我不知道这药里面什么成分。   这药是从牟喜龙那买的，辨认后我才知道他叫牟喜龙，原来他告诉我叫牟浩然。我从牟喜龙那里买过三次、五副这种痛风药，每副8粒，共40粒。第一次是我和我后老伴曲某的儿子郑某去的，我们看见华南广场附件上岛咖啡胡同一家牌子写着专治痛风，我就进去了，牟喜龙给我开了一个疗程8粒胶囊，胶囊上什么字也没有，他说祖传秘方，80%中药，我付了钱就回家了。我吃了后还挺好使。第二次是隔了不长时间，是我自己去的，和牟喜龙谈我想做代理，因为代理费问题没谈妥。这次我又买了四个疗程上次的痛风药，另买一些膏药，付了900或1000元。第三次是2017年春节后我俩微信联系，说想多买点痛风药，这次买了2000元的，有之前买过的口服药、中药泡脚、膏药，他快递给我的。这些药我自己吃了8至10粒，卖给辛某8粒，剩下的案发后让我烧了。出事后牟喜龙告诉我，经过鉴定这药80%是中药。李某1死亡后，牟喜龙告诉我不要说药是他卖给我的，让我讲是大老刘（刘西恒）卖给我的，2017年3月某日，他坐我车领我到大老刘租的房子，让我认认门。后来一个中午，牟喜龙让我找大老刘去买药，说将来好留作证据使用。大老刘不在，他亲戚在那卖药，我告诉牟喜龙，他说那也让我买一瓶，我就买了一瓶，100粒的胶囊，付了200元。大老刘的亲属也是收破烂的，身高180，河南人，40接近50岁的样子。这100粒牟喜龙要走了50粒，剩的后来让我烧了。牟喜龙还分两次给了我3.2万元和一张1万元洗浴卡，就为了不让我把他给供出来。   11.另案被告人牟喜龙的供述证明：2017年初，具体哪一天想不起来了，于某第一次到我在华南的店里，他是跟他儿子（郑某）一起来的，他们来了解产品，他一是想自用，另一个他的目的是想在瓦房店市给我代理痛风药。我跟他要代理费8000元，他没钱就没干。这次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加了微信，我告诉他我叫牟浩然，没告诉他我真名牟喜龙。他在我这买了一些痛风贴和中药泡脚治疗痛风的，总共是1000多元，我另外还白给他8粒痛风药，我跟他说这痛风胶囊好使，排尿酸来的快。因为我销售给他的痛风药和中药泡脚已经挣了接近一半的钱，本钱已经回来了，我也想让他以后继续来买我痛风贴等药，所以才白搭配销售的8粒痛风药。就是这8粒痛风药他卖给别人，把人吃死了。第二次于某通过微信给我转账一千七八百元，包括痛风贴、中药泡脚、膏药，有没有痛风药胶囊我记不住了，我通过快递给他邮寄到瓦房店的。   白给于某的痛风药胶囊是我从河南姓杨的那个女的那里买的，叫杨五妮，四十多岁。我第二次去找大老刘的时候，大老刘不在，回河南老家了。这个姓杨的女的在大老刘屋里，每盒200元，每盒100粒。我一共在姓杨的手里买过两次，每次都是两盒。这些药我自己吃了些，卖了两三次，十多块钱一粒。我从杨五妮那里买的是白盒红色胶囊，我换成黄色胶囊给的于某，我换的胶囊和杨五妮的胶囊一样大小，和药房正常卖的一样，于某换没换包装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给于某他卖出去把人吃死的药含有什么成分。   大约在2017年3、4月左右，于某告诉我他把我给他的痛风胶囊卖给一个人8粒，结果这个人吃了4粒后出现不良反应，住院半个月后死了，死者老婆找于某赔钱。于某来找我问怎么办，我说痛风药把人吃死不可能，我让他找律师，还给了他2000元钱和一张温泉洗浴卡，还跟他说别把我供出来。我还领他去大李家镇大老刘租房的地方给他指认大老刘住处，让他跟警察说他卖给死者吃的痛风药就是从这买的，别说是从我这买的。过几天后，于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大老刘那里买药了，大老刘不在，是一个女的在，他在那个女的那里买了1盒100粒痛风药，花了150元，还给我50粒。后来我还给他卡里打了3万元，目的是让他找关系把这事办办。我也害怕牵扯到我，因为吃死人的痛风胶囊是我给于某的。   于某被抓后，他家里人让我解决，我到于某汗蒸馆谈的，跟死者家属和解我说我最高能出15万元，我还说于某在看守所我每个月都会去账上存款，判3年我给15万元，判5年我给20万元，再长再增加，目的就是不想让于某供出我来。后来在普兰店还跟他儿见了一面，谈找律师的事。我急于想让我花钱找的律师进入看守所会见于某，他儿子同意。后来于某老婆领着我找的律师张律师去会见，我交代张律师主要问于某是怎么跟警察说的，供没供出我来，转告于某说我在外面在努力给他往外办。律师会见后说这个案子他接不了，因为还没有跟死者家属达成和解。第二次我找的律师进去之前，我交代律师主要问于某怎么跟警察说的，供没供出我来，我在外面在努力给他往外办。第二个律师会见出来后跟我说于某说了十天、半月还没给他办出来他就会供出我来。为了毁灭证据，我还让于某把我们之间发的信息，包括微信、电话都删掉了，我自己手机里的也删掉了。   12.另案被告人曹航行的供述证明：杨五妮是我妻子，她从2016年5月开始销售被扣押的药品。这个药是治痛风的，没有药准字，成分都是弄这个药的人自己配的，杨五妮也没有销售药品资质，她是从我河南老家一个叫张辉的人那买的。以前张辉也在我们现在暂住的地方附近住，我妻子拿药后直接就给钱了。我妻子说她在2017年2月前后，卖给过牟喜龙200粒这个药。大约是2017年3、4月的一天，牟喜龙来找杨五妮要10万元，说他从杨五妮这买的痛风药卖出去后吃死人了，我说没钱，他就走了。之后牟喜龙还来过，我妻子也躲到我小舅子家了，再之后他就没来过。2018年1月，杨五妮告诉我有人要买痛风胶囊，让我联系于莉再买20袋。我打张辉电话，于莉接的，杨五妮和于莉谈的价格每袋150元。之后杨五妮让我从我手机给张辉转账3000元，还让我把收货地址微信发给张辉，快递的接货人留的是我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快递就把药送到了，一共20袋，每袋100粒，胶囊是一头红色一头黄色。本来定好要卖，但是购买人一直没来拿，所以就一直放我家，直到被公安机关查获了。从我家扣押的2173粒胶囊就是杨五妮用来卖的药。杨五妮往外卖以前是150、180、200元一袋，现在卖多少钱我不知道。   13.另案被告人杨五妮的供述证明：我以前和丈夫在大李家收破烂，我们的邻居大老刘一直在家里卖痛风药。两三年前，大老刘搬走了。他搬走后，经常有人来我们这买痛风药。我以前听河南老乡张辉，也是收破烂的，说他从老家也能弄到和大老刘一样效果的痛风药。我也想挣点钱，这样就在2016年春天，第一次给张辉400元钱，他让人从河南老家给我买到4瓶治疗痛风的药，邮寄到我住的地方。后来有来找大老刘买药的，我就说我也有痛风药，效果跟大老刘卖的痛风药一样，他们就买回去吃了。我一般零售，每粒胶囊1.5元。因为很多人都得痛风病，所以卖的还行。我跟他们说要是痛风病犯了，就吃一粒，别吃多了，我也怕把人吃坏了，所以告诉买药的别吃多了。张辉也跟我说就吃一粒，别吃多了。   2017年春节左右，我卖给一个叫牟喜龙的2瓶痛风药，每瓶100粒胶囊，一共200粒，每瓶250元，我收了他500元。2017年3、4月份，牟喜龙来找我说，我卖的痛风药他又卖给别人，把人吃死了，让我拿10万元钱赔给他，我说我没钱。他先后找过我四次。他第二次来找我要钱的时候，我跟他要身份证看，我才知道他叫牟喜龙。我卖给牟喜龙的药是从我老乡于莉那买的，没从其他人那买过，于莉是张辉妻子，第一次我让于莉给我弄，但是给我送药的是张辉，我也把钱给了张辉。   我手机里有于莉的电话，但是那天我手机没电了，所以我用我丈夫的电话给张辉打电话，他和于莉是夫妻，给谁打都一样的，我让张辉回老家给我买20瓶痛风药寄过来，他回去就给我寄过来了，但是这次寄过来的是塑料袋包装的，不是以前的白塑料瓶包装的，但每袋还是100粒胶囊，150元，我通过微信给张辉转账3000元。胶囊是一半黄一半红，药面发红色。   这个痛风药包装上没有说明，塑料瓶都是空白的。后来进的塑料袋子包装的也没有字，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没有国家准字批号，国家不允许卖。我卖给牟喜龙的药和这次进的20袋药都是一个配方，都是从一个人那里进的，没有其他渠道。   14.微信转账明细及快递单照片证明：曹航行手机微信转账给张辉3000元，张辉以快递方式将药物胶囊寄给曹航行。   15.另案被告人张辉的供述证明：我以前在大连开发区的时候，我把收来的废品卖给曹航行，我俩关系好，杨五妮是曹航行的妻子。我和我妻子于莉向杨五妮卖过一些治疗风湿腰腿疼的药，我记得卖过三次，我卖过一次，于莉卖过两次。   于莉有腰腿疼的毛病，每次回河南，于莉就拿一些这种治疗腰腿疼的药回大连自己服用。杨五妮就向于莉打听，于莉就告诉杨五妮这药是治疗腰腿疼的，效果好。于莉就将这种药卖给杨五妮两次，两次都是收的现金。具体什么时候，每次卖几瓶我不知道，只是于莉告诉我她把药卖给杨五妮100元每瓶，每瓶100粒胶囊，胶囊是红黄相间的颜色，是白色塑料瓶装的，瓶上什么都没有，也是在苏马庄这女的手里买的。   2018年1月，曹航行来电话，想再买20瓶这种药，于莉让我去淮阳苏马庄一个诊所买这种药，并告诉我地址，我来到淮阳苏马庄找到这个诊所一个卖药的女子，从那里以每袋75元的价格买了20袋药，我当时微信付款1500元。这次包装是透明塑料袋，还是红黄相间胶囊（一头红色、一头黄色），每袋100粒，包装上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药成分，就知道是治疗风湿、腰腿疼等病的，反正哪疼吃这药都好使。回来我用快递将这20袋药邮给曹航行。曹航行问我多少钱，我说150元每袋，这个价是于莉定的，曹航行用微信转给我3000元，转到我微信上。我知道这药是国家不允许卖的，卖我药的女的偷摸卖，我也是偷摸卖给曹航行。   16.被告人于莉的供述证明：我有腰疼的老毛病，2016年春天，我在老家听同村人说苏马庄有个诊所卖的药对腰腿疼好使，我就去买了，她要价80元每瓶，一共是1600元。我把药带回到大连。杨朵（杨五妮）是和我一起在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镇收废品的，她丈夫是曹航行，他们两口子老家也是河南的。杨朵跟我闲聊时说她胳膊疼，我说我吃从老家买的药好使，就匀给她6瓶这药。过了一段时间，她说吃了好使，就又跟我买了6瓶。药是白色塑料瓶装的，每瓶100粒红黄色胶囊。我是100元每瓶卖给杨朵，一瓶挣20元，12瓶一共挣240元，剩下的8瓶我自己吃了。   2018年春节前，当时我和张辉已经回到许湾乡蔡路口村老家了。我接到曹航行电话，通了之后杨朵跟我说再卖她20瓶药，说是她自己吃。我就让张辉去买的，并邮给曹航行。这次是一箱，20袋，是白色塑料袋装的，上面有一张纸写着一天吃两回的字，写着治疗类风湿、腰间盘突出字样，每袋100粒红黄色胶囊。胶囊里面是粉末药，是止痛的药。这药进价80元每袋，我和杨朵商定卖给杨朵150元每袋，一共3000元。我一袋挣70元，20袋挣了1400元。张辉微信收到转账3000元。   我们这两次卖给杨朵的药包装上一个字都没有，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许可。我们不知道胶囊里面是什么成分，都是从我们周口市淮阳苏马庄一个开药店的女的那里进的药。   我猜杨朵从我这买药是卖了，卖给谁不知道。我想她住在以前大老刘的地方，以前上大老刘这里买药的人又找大老刘买药，可能杨朵就开始顶替大老刘卖药。杨朵被抓后，张辉接到曹航行电话，说杨朵被抓的事，说杨朵又将药卖给别人了，结果把人给吃死了，曹航行让我们到大连公安自首，我们以为曹航行骗我们，想骗我们钱，我们没相信。   17.辨认笔录证明：杨五妮辨认出向其出售假药的上线于莉、张辉，于某辨认出向其出售假药的上线牟喜龙。   18.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对于某销售痛风药的认定函》（瓦市监鉴[2017]1号）、物品清单、调查报告、药品照片、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等证明：2017年3月22日，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景女士的举报称其表哥李某1服用疑似假药后死亡。2017年3月27日，该局从辛某处扣押了2粒痛风药，被该局妥善包装后贴置封条保存（另外2粒在辛某手中）。该局认为，于某销售给李某1的痛风药，符合药品的定义和特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规定，此痛风药按假药论处，遂将该案移送至瓦房店市公安局，附上述2粒痛风药。   19.侦查机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涉案药物胶囊及杨五妮指认照片证明：2018年2月6日，侦查机关从杨五妮处扣押了（半红半黄）胶囊2173粒、说明书2张。   20.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对杨某某销售痛风药认定请示的批复》（大食药监鉴〔2018〕6号）、《关于认定于某销售假药请示的批复》（大食药监稽发〔2017〕102号）证明：杨五妮销售的产品（痛风药，1袋和1瓶）按假药论处，于某销售给李某1的产品按假药论处。   21.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研究测试报告（报告编号170418-YFC-001）、检验报告（报告编号180227-YFC-001）、检验报告（报告编号180227-YFC-002）证明：（侦查机关提供的2粒涉案胶囊中的）一粒涉案胶囊粉末的质量为0.46g，其中吡罗昔康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38%，西咪替丁的质量百分含量为9.54%。一粒“白色塑料瓶装胶囊”粉末的质量为0.57g，其中吡罗昔康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17%，西米替丁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36%，与报告编号为170418-YFC-001的送检样品均含有蔗糖、吡罗昔康、西米替丁，含量不一致。一粒“塑料袋装胶囊”粉末的质量为0.47g，其中吡罗昔康的质量百分含量为3.74%，西米替丁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00%，与报告编号为170418-YFC-001的送检样品均含有蔗糖、吡罗昔康、西米替丁，含量不一致。   22.辽宁临床病理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辽病[2017]病鉴字第17062号）证明：   鉴定材料：死者李某1尸体、李某1诊疗记录复印件、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研究测试报告（编号170418-YFC-001）。   分析说明：假设被鉴定人每日口服1粒涉案胶囊，则其摄入的吡罗昔康超出治疗剂量；若每日口服2粒涉案胶囊，则摄入的吡罗昔康明显超过治疗剂量。死者服药后很快出现全身大面积表皮松解坏死、多处灶状皮肤组织坏死，提示该症状的出现符合系吡罗昔康的皮肤不良反应所致。全身大面积表皮松解坏死、多处灶状皮肤组织坏死可破坏患者皮肤屏障，使其易于发生皮肤组织感染并继发多脏器感染、败血症及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因此，口服含有超治疗剂量吡罗昔康的药物可以成为被鉴定人的主要死因。值得注意的是，被鉴定人生前存在高血糖，且接受了糖皮质激素治疗，该激素治疗的不良反应在病程中陆续出现，可促进皮肤组织感染、多脏器感染、败血症及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   鉴定意见：根据尸检所见及相关鉴定材料，李某1患痛风，继发高血糖，全身大面积表皮松解坏死，多处灶状皮肤组织坏死，败血症伴全身多脏器播散性多发性脓肿等，终致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符合口服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所致的改变，办案机关提供的涉案胶囊中含有超过治疗剂量的吡罗昔康，涉案胶囊中吡罗昔康的组分超过治疗剂量。   23.被告人的户籍身份信息、前科查询材料证明：被告人于莉的身份信息，无前科。   24.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案件来源、抓捕经过、羁押时间证明证明：2017年3月23日，瓦房店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侦查大队接许屯镇小房村村民辛某报案，称其丈夫李某1因服用从于某处购买的治疗痛风类药物导致死亡。侦查机关遂于当日下午将于某传唤到案接受讯问，其如实供述了其向辛某出售痛风药的事实。2018年1月18日，于某如实供述了涉案假药系从牟喜龙处购得。2018年1月27日，公安民警将牟喜龙抓获，其如实供述了其向于某销售假药的犯罪事实，并供述涉案假药系从杨五妮处购得。2018年2月6日，公安民警将杨五妮抓获，其如实供述了其向牟喜龙销售假药的犯罪事实，并供述涉案假药系从于莉处购得。2018年5月16日，公安民警将于莉抓获，并在周口市看守所临时羁押，其如实供述了其向杨五妮销售假药的犯罪事实。   25.户籍身份信息证明：被害人李某1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家庭、身份情况。   26.医疗费、交通费凭证证明：李某1因本案就医所花费的医疗、交通费用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于莉明知是假药而销售，致一人死亡，其行为侵犯了国家药品管理制度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利，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莉犯销售假药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予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于莉自愿认罪，予以从轻处罚。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近亲属造成物质损失，被告人于莉应当与另案被告人杨五妮、牟喜龙、于某连带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以及丧葬费等费用。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请的医疗费117754.79元，经查，证据不足，本院依据原告人提供的医疗费用凭证核定医疗费为115454.79元；关于诉请的误工费，经查，无据证实被害人李某1生前从事建筑行业，故对该笔费用按照2017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65元）为基数计算，为415.85元；关于诉请的存尸费，经查，该项目属丧葬事宜，与丧葬费一并核算，为40128元；关于诉请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经查，上述项目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请的其余项目及金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人于莉的辩护人提出，每粒胶囊吡罗昔康含量不同，不排除其他来源渠道等辩护意见，经查，涉案每一名胶囊销售者均对胶囊来源、即其前手作出了唯一性指认，以于莉为起点，先后经过了杨五妮、牟喜龙、于某，最终流入被害人妻子辛某手中这一转手流程唯一、连贯；而所谓“含量不同”恰符合“未经批准生产、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假药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关于辩护人另提出，研究测试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具有合法有效的检验检测资质，应当认定其接受侦查机构的依法委托，依托专业设备、运用专门知识、使用科学方法对涉案胶囊的成分和含量所作的研究测试结论真实有效，经辽宁临床病理中心法医司法鉴定所采信，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据此应当认定于莉销售假药致人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辩护人提出，于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原告人的部分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一、二款，《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于莉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6日起至2031年11月15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于莉销售假药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于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与另案被告人杨五妮、牟喜龙、于某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李某2、李某3各项物质损失共计人民币173089.46元。   四、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辛某、李某2、李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裘春华   审判员 徐孝鹏   审判员 孟 晶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耿 艳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一般应当依法判处生产、销售金额二倍以上的罚金。共同犯罪的，对各共同犯罪人合计判处的罚金应当在生产、销售金额的二倍以上。   第十五条本解释所称“生产、销售金额”，是指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所得和可得的全部违法收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