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84民初409号 原告：燕国强，男，1966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永菊，女，1983年4月26日出生，羌族，住四川省松潘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龙玉，女，196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四川省崇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男，1948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益让，四川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燕国强、刘永菊与被告龙玉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1）崇州民初字第1544号民事判决后，被告龙玉不服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2）成民终字第6606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1）崇州民初字第1544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重审。本院重新受理后，作出了（2014）崇州民初字第2233号民事判决,被告龙玉不服判决,再次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6)川01民终字第6478号民事裁定,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4）崇州民初字第2233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本案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由审判员易凌波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戢琼、周丽花另行组成合议庭，后因审判长易凌波工作变动,审判长变更为刘耿,分别于2017年3月9日、2017年6月30日、2017年11月5日、2018年1月22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被告龙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吴益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燕国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龙玉退还代收的货款308461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燕国强挂靠在成都余氏东风物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余氏东风）名下，负责崇州片区物流业务，被告龙玉又从原告处承包了崇州元通、怀远片区物流业务，被告自行聘请业务人员。原告将被告应得的款项直接结算给被告。因业务需要，有业务员代收货款的业务。从2010年2月21日至2010年12月30日期间，被告共有308461元货款未交回公司，原告多次催收未果。现在成都余氏东风已责令原告上缴了被告占用的货款，故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龙玉立即退还代收货款308461元。 被告龙玉辩称，自己是与崇州市崇阳东风货运信息服务部（以下简称崇州余氏东风）签订的合作协议，并不是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该信息服务部的经营者是刘永菊，原告燕国强只是作为代表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给被告提供货源也不是原告，原告主体与证据缺乏关联性，与原告自始不存在法律上的合作承包关系。崇州东风服务部的登记经营者刘永菊应与实际经营者燕国强作为共同原告。此外，自己所有的代收货款也按规定全部以银行转账方式给付成都余氏东风指定的财务人员，并没有扣留或少交，被告不欠原告任何款项。对原告燕国强提供以成都余氏东风的软件网络及数据库中生成的应缴代收货款总金额及欠缴金额不予认可，网络数据现在公司可以随时修改，并不真实，在有货物运输合同和装车交接单作为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使用直接证据定案。因原告证据不足，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一、原告提供的证据： １.关于原告燕国强提交的成都余氏东风与崇州余氏东风签订的《长期公路运输合同》，原告认为其与成都余氏东风系挂靠关系,双方独立核算,单独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龙玉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与被告无法律上的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客观真实、合法,可以证明原告燕国强代表崇州余氏东风与成都余氏东风签订了运输合同,燕国强代表的崇州余氏东风取得了成都余氏东风授权在崇州承运成都余氏东风自有的或第三人委托运输货物的资格。 2.关于原告燕国强提供的《欠票明细表》《到站日期别统计表》《发站日期别统计表》《货物明细表》《催款通知书》，原告认为可以证明被告龙玉尚有311245元没有交给成都余氏东风。被告龙玉认为上述证据中除《货物明细表》不具备证据的三性，其余证据均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虽均系复印件，但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该组证据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对于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在后予以综合评述。 3.原告提供的电脑网页截屏，原告认为该截屏系证勾某儒在法庭上演示的，庭审后打印向法庭提交的，可以证明：①元通、怀远系专门的一个网点，其业务的结算与原告网点的业务无关联；②证明2010年2月21日至2010年12月30日期间应交款为9631027元；③“修改资料”的窗口为浅色，证明在该台电脑上无权对资料进行修改。被告龙玉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电脑截屏的复印件系证勾某儒证言的载体，鉴于证勾某儒系成都余氏东风公司员工，而原告燕国强和成都余氏东风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证勾某儒同本案可能存在利害关系，故本院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证言也不足以证明网络数据不可更改，故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4.原告提供的《情况说明》，证明原、被告之间合作交易流程，并且成都余氏东风保证记录的真实性。《燕国强有权直接向龙玉行使追偿权的说明》，证明成都余氏东风已经从燕国强处收取欠款，燕国强取得了向被告追偿的资格。被告龙玉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出自燕国强所在的成都余氏东风，将本公司员工与公司的债务转嫁他人的“说明”不合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系原件且加盖了成都余氏东风的印章，故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于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以及是否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之后予以综合评述。 二、被告龙玉提交的证据： 《委托货物运输合同》、在原审中从原告处取得的电脑打印出来的交易明细表、被告与原告交接货物的交接单、2010年5月一段时间手工记录的交易单，证明：1.原告提供的网络数据有错，可以修改，不具有真实性；2.2010年5月以后还存在手工记账；3.原告与被告的业务往来有《委托货物运输合同》、装车交接单等直接证据证明双方的交易情况，不是原审认定的以网络数据为准的交易习惯，有直接证据就不能使用网络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委托货物运输合同》本身就在被告手中，被告没有持货物运输合同到公司进行对账，就未扣除相应的款项，原告同意进行扣除，原告交给被告并签名的网络交易明细单是因为原告不能进入被告的电脑系统，为防止被告篡改电脑数据而为之，网络数据完全记录了原告与被告的交易情况，对手工记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于被告提出的2010年10月13日的网络交易单中有三笔交易有误的问题，原告同意从自己主张的款额中扣除，经计算，这三笔交易金额为283元。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审查后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0月，成都余氏东风委派刘永菊到崇州开展货运信息物流服务业务，刘永菊以个人名义申办崇州余氏东风，并办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006年3月，成都余氏东风调刘永菊到外地另行开展业务，原告燕国强以加盟商的身份接手崇州余氏东风进行经营，成为实际经营者，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未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变更营业执照上经营者的姓名。事后，被告龙玉于2009年3月24日与原告燕国强签订合作协议，成为崇州余氏东风元通、怀远片区业务的加盟商，原告燕国强也于2009年9月22日以崇州余氏东风的名义与成都余氏东风签订长期公路运输合同。具体的交易流程为原告燕国强每日自行安排车辆、人员到成都余氏东风在成都的营业点送货、取货，双方共同清点货物、确认数量、价值、代收货款等事宜，办理交接手续、签字确认，完成货物交接，原告再统一将发往崇州的各种货物运回、分拣，将属于元通、怀远片区的货物送到被告龙玉在元通开设的门市处，由被告龙玉将各种货物送给收货人，或电话通知收货人上门取件，如果托运人（即发货人）与收货人约定由收货人给付运费或收货人在收到货物后给付货物的货款，则由被告龙玉代为收取，并将代收运费或代收货款转账给成都余氏东风指定的财务人员，由成都余氏东风将代收货款转交托运人。此外，有部分货物是从被告龙玉所在的元通门市处发出，经原告燕国强转运到成都余氏东风的营业网点，如果同样是约定货到付款的方式，则由被告龙玉以自有资金给付托运人货款，被告龙玉则可以在向公司转款时扣除已给付托运人的货款金额。2010年2月21日之前，成都余氏东风、原告燕国强、被告龙玉之间主要是依靠手工记账、手工填写各种单据，各方对此之前发生的往来款金额均无异议。2010年2月21日之后，成都余氏东风要求各加盟点配备电脑，连通互联网，以各自的密码口令进入公司统一管理运行的物流网络软件程序，通过网络交换数据，并在软件端口界面录入和核实货物信息（包括运单号、货号、托运日期、发站、到站、收货人、取货人、取货人电话、取货日期、实收提付、实收代收等）。从2010年2月到3月，是手工记账与网络软件管理两种方式并存，直至2010年4月后都尚有少部分手工记账。2010年12月30日，成都余氏东风和原告燕国强停止了与被告龙玉的全部业务往来。从2010年2月21日至2010年12月30日期间，被告龙玉共向成都余氏东风实际转账汇款的总金额为9302549元，另有17233元系被告龙玉代原告垫付款。原、被告当庭共同确认：被告龙玉从2010年2月21日至2010年12月30日期间共向成都余氏东风缴纳货款的总金额为9319782元。另外，经成都余氏东风网络软件核算，被告龙玉尚有311245元应缴款未转账给公司，成都余氏东风以被告龙玉系原告燕国强管理的合作加盟商为由，从与燕国强的往来账目中扣除了被告龙玉未交回公司的款项311245元。2012年3月26日，原告燕国强从成都余氏东风财务人员手中领走了被告龙玉未与公司结算的6笔总金额为2784元款项，原告燕国强表示同意在诉请的金额中扣除应给付被告龙玉的这6笔总金额为2784元的款项。 另，崇州余氏东风已于2012年6月15日注销。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燕国强是否有起诉的主体资格？审理查明的事实是：崇州余氏东风成立于2005年10月24日，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刘永菊，2006年3月燕国强成为崇州余氏东风的实际经营者,该服务部已于2012年6月15日注销。本院受理原告燕国强的诉讼后，依职权追加刘永菊作为本案的原告参加诉讼。“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该规定明确了实际经营者的法律地位，在崇州东风服务部已于2012年6月15日注销的情况下，燕国强、刘永菊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对被告龙玉提出燕国强无权作为原告起诉的抗辩不予支持。 二是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如前所述,崇州余氏东风其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的经营者为刘永菊,实际经营者为燕国强。2009年3月24日，燕国强与龙玉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确定了龙玉作为崇州余氏东风的元通镇的加盟商，崇州余氏东风将元通所有货源提供给龙玉，龙玉到每日崇州货场提货后分发到客户手中，同时龙玉对退还成都所有货物应予接受，崇州余氏东风不得直接同龙玉的客户发生关系，双方同时还约定了崇州余氏东风按照零担返货款和顺货款方式向龙玉支付利润。而按照成都余氏东风与代表崇州余氏东风的燕国强签订的《长期公路运输合同》，燕国强代表的崇州余氏东风取得了成都余氏东风授权在崇州承运成都余氏东风自有的或第三人委托运输货物的资格。本案中，燕国强通过《合作协议》将其与崇州余氏东风签订《长期公路运输合同》在崇州市货运经营权中元通片区的货运经营权委托给了龙玉，龙玉完成事务后取得相应报酬。而委托合同的标的是委托人和受托人订立委托合同的目的，在于通过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来实现委托人追求的结果，因此，该合同的客体是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行为，故本案《合作协议》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关系。 第三个争论焦点是能否以原告提供的网络交易数据或原告提供的《欠票明细表》《到站日期别统计表》《发站日期别统计表》《货物明细表》《催款通知书》(以下简称“四表一通知”），再或成都余氏东风出具的《情况说明》《燕国强有权直接向龙玉行使追偿权的说明》（以下简称“两说明”）来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从而支持其诉讼请求？首先，按照燕国强与龙玉的《合作协议》第5条的约定：“加盟商应做到货票一对一与甲方天天交清账项，办理月结手续”的约定，实际上就确定了双方手工对账的约定,虽然从2010年2月21日之后，成都余氏东风要求各加盟点配备电脑，连通互联网，以各自的密码口令进入公司统一管理运行的物流网络软件程序，通过网络交换数据，并在软件端口界面录入和核实货物信息（包括运单号、货号、托运日期、发站、到站、收货人、取货人、取货人电话、取货日期、实收提付、实收代收等）。但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从2010年2月21日之后实际操作中，既存在手工对账又存在网络数据进行对账的方式。同时《合作协议》第7条约定：“甲方（崇州余氏东风）与乙方（元通加盟商龙玉）交货时做到货、票分明，核实准确签字认可，如有异议后果自负。”，可见双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中明确了货物交接时应当采取签字确认的方式，这种货物交接签字确认的方式双方当事人从未约定进行更改。本案中，原告应当对其主张龙玉欠其代收的货款308461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的证据仅为“四表一通知”和成都余氏东风出具的“两说明”。该“四表一通知”和成都余氏东风出具的“两说明”仅能说明原告与成都余氏东风的货物和货款的结算情况，龙玉在本案中已举证证明了上述证据中部分数据的错误并抗辩网络数据可以更改，在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网络数据不可更改的情况下，现原、被告各执一词，使案件相关事实真伪难辨,现原告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四表一通知”和成都余氏东风出具的“两说明”等间接证据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无法确认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原、被告之间因涉及第三方成都余氏东风与燕国强的合同关系，被告是否欠原告付货款及数额难以判断，原告燕国强主张被告龙玉欠其代收货款，应当对该事实的成立具有高度盖然性承担举证责任。在其未完成该举证义务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所导致的后果应推定其诉请不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燕国强请求判决被告龙玉退还代收的货款308461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燕国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972元，由原告燕国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耿 人民陪审员 戢 琼 人民陪审员 周丽花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