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5民初81126号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1幢A楼601-15室。法定代表人：刘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银娟，女。被告：李维荣，女，1971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德福(系被告李维荣丈夫)，住同被告李维荣。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李维荣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银娟、被告李维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德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15,000元。事实和理由：任何公司的调薪都应经公司内部审批，由员工签字确认，并实际发放给员工才能形成整个调薪的过程。2016年8月18日被告上司(原告部门副总)王琦向被告发出的调薪通知书虽通知被告月工资自2016年9月起调整为9,000元，但该调薪通知未获原告法定代表人审批通过，经原、被告沟通，被告亦表示接受，原告实际上也未按调薪通知的标准发放原告工资。另外，根据被告签收的原告处《员工手册》规定，员工对工资计算如有异议应于隔月30日前进行确认，否则视为认同无异议。原告按6,000元的月工资支付被告薪酬，被告未在《员工手册》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可视为被告认可月工资6,000元。2017年4月28日被告正常办理离职手续，未对工资提出异议，原告已为被告结算了所有薪资，被告要求原告支付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无依据。被告李维荣辩称，被告月工资自2015年2月起调整为7,000元(其中1,000元由被告提供发票以报销形式发放)，2016年8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调薪通知书，通知被告月工资自2016年9月起调整为9,000元。原告仲裁时确认了该调薪通知书的真实性，原告无证据就调薪通知书的变更与被告进行过沟通协调。原告实际已按照调薪通知书通知的月工资9,000元标准发放了被告2016年9月至2016年11月份工资(其中2016年9月因被告请假，故工资未达9,000元),其中3,000元工资由被告提供发票以报销形式发放。被告认为原告已按照6,000元/月的标准支付了被告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的工资，但尚未支付被告上述期间月工资9,000元中以报销形式发放的3,000元工资。被告未在离职时对工资结清做出过确认，2017年5月10日被告将未结清的款项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原告处的胡峰，之后又去原告处商谈工资事宜，原告也多次承诺要将未结清的工资发放给被告。综上，不同意原告诉请。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维荣于2014年10月13日进入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期限自2014年10月l3日起至2017年10月12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担任原告质量主管，月工资6,000元(其中基本工资4,050元、保密费1,350元、全勤工资600元)。2016年8月18日被告上司(暨原告部门副总)王琦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内容为：“根据你的申请意愿，鉴于你尚未在嘉定附近落实住宿的情况，特批同意你休假1个月，用以安置搬迁你个人住宿条件。今年年休假归零，如月工资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资的，公司负责给予补足最低工资。这是公司根据你以往的优秀表现，期望你今后发挥更重要作用而特批的待遇，还望与薪酬情况一样，不得透露个人情况，请自觉遵守。另，同步给予薪资调整，详见附件”。该电子邮件所附的附件“调薪通知书”内容为：“李维荣女士：基于您一直以来优秀的工作表现，感谢您无条件跟随公司搬迁新址，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您的薪资作如下调整：调整后，月薪9,000元，12薪。以上调整自2016年9月1日起执行。……”，该“调薪通知书”尾部落款单位为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7日。依据被告的申请，原告安排被告2016年9月1日至9月30日休假一个月。2017年4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主题为“辞职报告”的电子邮件，内容为：“……由于个人身体的原因，无法继续工作，考虑再三决定申请辞职，希望得到领导的谅解，敬请准许”。2017年4月28日被告填写的“离职审批表”载明，被告离职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离职原因为“本人身体不好，申请辞职”。经原告加盖公章的“退工手续备案表”载明被告的解除合同时间为2017年4月28日。另查明，原告每月月底通过银行转账发放被告上个自然月工资。被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实际支付原告2015年2月至2016年8月期间每月4,900元左右的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被告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各月实发工资分别为：2,190元、4,906.50元、4,906.50元、4,906.50元、3,340.80元、4,906.50元、4,638.92元、4,578.26元。另外，原告还以“费用报销”的名义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如下款项：2015年4月26日支付1,106.10元、2015年5月21日支付1,050.20元、2015年6月15日支付1,063元、2015年7月30日支付1,053.10元、2015年8月28日支付1,053.10元、2015年9月30日支付1,053.10元、2015年10月30日支付2,254.20元、2015年11月30日支付1,057.40元、2015年12月30日支付1,053.20元、2016年1月29日支付1,053.20元、2016年2月29日支付1,000元、2016年3月30日支付1,176元、2016年4月29日支付1,114元、2016年5月31日支付1,097.10元、2016年6月30日支付1,068元、2016年8月1日支付1,000元、2016年9月1日支付1,183.13元、2016年11月3日支付1,069.29元、2016年11月30日支付1,080.21元、2016年12月2日支付2,000元、2016年12月30日支付3,000元。2017年8月16日，被告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原告支付：1.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电话费408元；2.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15,000元；3.2016年14薪14,000元；4.2017年餐补120元。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裁决，裁令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工资差额15,000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电话费408元、2017年4月餐补120元，对被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本院。审理中，原告提供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记账凭证、“(付款/费用报销)单”及发票，证明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给被告的钱款均为被告因公发生的差旅、交通、通讯、办公等费用，这些费用实报实销，没有额度限制，但对于为何2015年2月至2016年8月期间每月的“费用报销”金额相对固定在1,000元左右，2016年11月、12月份的“费用报销”金额为3,000元左右，则表示无法解释。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记账凭证及发票真实性无异议，原告称上述报销费用均是以报销形式支付的工资，并非因公发生，只需被告提供发票即可报销，且不限定发票的种类及时间。被告还主张原告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的钱款是以报销形式支付的另一部分工资，其中2016年11月30日、12月2日转账支付的1,080.21元、2,000元为调薪后2016年10月份9,000元月工资中以报销形式支付的3,000元工资，2016年12月30日转账支付的3,000元则为2016年11月9,000元月工资中以报销形式支付的3,000元工资。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4,900元左右工资则为月工资6,000元的税后工资。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经查，日期为2016年11月30日的“记账凭证”显示原告作为贷方支付被告4,498.21元(明细为管理费用/其他费用4,418元、管理费用/员工福利费80.21元)，“记账凭证”所附的日期为2016年11月16日的“(付款/费用报销)单”显示报销金额总计4,498.21元(费用明细为汽车维修4,418元、通讯费80.21元)，该单“经办人”栏显示被告于2016年11月16日签名确认，“财务审核”栏显示被告财务于2016年11月30日签名确认，该“(付款/费用报销)单”还附有金额为80.21元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份公司发票及上海交运起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金额为4,418元的发票,原告最终于2016年11月30日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被告1,080.21元。2016年12月2日的“记账凭证”显示原告作为贷方支付被告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2,000元，该笔费用未付“(付款/费用报销)单”及发票，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被告2,000元。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显示原告作为贷方支付被告3,000元(明细为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交通费400元、管理费用/员工福利费1,200元、其他应付款/个人往来款1,400元)，“记账凭证”所附的日期为2016年12月21日的“(付款/费用报销)单”显示的报销费用总金额为1,600元，被告与原告财务分别于该单“经办人”栏及“财务审核”栏签名确认，该“(付款/费用报销)单”还附有道味海上餐饮(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金额为1,200元的发票以及多张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的定额发票，原告最终于2016年12月30日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被告3,000元。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变更劳动报酬标准的，用人单位应按变更后的标准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本案中，被告主张其月工资标准自2016年9月份起调整为9,000元，原告已按月工资9,000元标准支付了被告2016年10月、11月份工资(其中3,000元工资以“费用报销”名义发放)，并提供了“调薪通知单”及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原告虽主张“调薪通知书”未获其法定代表人审批，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的款项系因公发生的实报实销费用。但本院认为，一则原、被告均确认向被告发送“调薪通知单”的王琦系被告上司(暨原告部门副总)，该调薪通知显示被告的劳动报酬自2016年9月起调高至9,000元/月，故在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被告之后又协商一致按原工资标准执行的情况下，本院采信被告主张，确认被告月工资标准自2016年9月起变更为9,000元;二则，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30日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被告1,080.21元、2,000元、3,000元，而原告提供的2016年11月30日、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及所附的“(付款/费用报销)单”、发票显示的报销金额却与上述以“费用报销”名义转账支付的款项金额不尽一致，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系被告因公而发生的报销费用，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加之原告也无法解释为何2015年2月至2016年8月期间其每月为被告报销的金额相对固定在1,000元左右、2016年11月、12月份为被告报销金额为3,000元左右，而该报销金额与被告所称的其工资收入中包含了以发票报销部分的主张能相一致。故被告的上述主张能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并确认原告按月工资9,000元标准已支付了被告2016年10月、11月份工资(其中3,000元工资以“发票报销”方式发放)。综上，原告主张已按6,000元/月的标准足额支付被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的工资，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仍应以9,000元/月为标准支付被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15,000元。原告要求不支付被告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15,000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原、被告均未对仲裁裁令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电话费408元、2017年4月餐补120元提起诉讼，表示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维荣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4月28日期间工资差额15,000元；二、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维荣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期间电话费408元；三、原告上海昕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李维荣2017年4月餐补12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程小勇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