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民终170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詹文勇，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振武，广东国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桂英，女，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韵同，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詹文勇与被上诉人张桂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2民初59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詹文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振武，被上诉人张桂英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陈韵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詹文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402民初590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张桂英对詹文勇的诉讼请求或查清本案事实进行改判（不服标的为632,071.00元）。2、判令张桂英承担本案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以下简称“收购股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的性质定性为合伙协议，并认定合同有效，这是明显错误的。本案表面上虽有合伙经营的约定，但实质上是转让、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门诊部。理由如下：双方订立的合同约定收购“牌照”（包含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收购股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虽约定门诊部的资产包括牌照、设备、器械、耗材、办公设施、场所等有形及无形资产，并约定合同附件有《资产清单》，但实际上并没有《资产清单》，张桂英也没有提供《资产清单》。事实上，门诊部除了一些椅子、凳子及桌子外，无其他有形财产，所谓的资产、股权实质上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该证带来的利益。再说，门诊部是属于个体性质，根本无股权股份可转让。可见，合同实际约定是收购“牌照”，即“《医疗机执业许可证》及相关牌照”。2、《收购股权合同书》第九条约定：“将医疗机构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变更至或申办至詹文勇名下，……”，那么《医疗机构许可证》由张桂英所有变为詹文勇所有，这实际上就是转让、出卖《医疗机构许可证》的行为。3、张桂英在与门诊部员工的劳动仲裁案中也承认门诊部100%的股份属于詹文勇，只是没有进行变更登记。本案庭审中，张桂英也承认实际上没有参加过门诊部的经营。张桂英在整整四年期间，都不参加经营，这还是合伙经营吗？可见，虽然张桂英与詹文勇在签订《收购股权合同书》的同时订立了一份《补充协议》，并订立了类似合伙经营的条款，但实际上并没有合伙经营的事实。之所以订立类似合伙经营条款，完全是张桂英为了规避法律而欺诈詹文勇。因为张桂英明知门诊部属于私人性质，法定代表人是不能变更的，所以在《收购股权合同书》上并没有约定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期限。可见，本案“名为股份转让（或合伙经营）、实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转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只审其“名”，而不究其“实”，明显违反以事实为准绳的法律原则。基于以上事实及理由，《收购股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实质上是转让、出卖《医疗机构许可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1994年9月1日颁布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收购股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二、即使按有效合同处理，一审判决也存在多项错误。具体如下：1、一审法院认为张桂英不构成根本性违约，明显错误。张桂英不根据《收购股权合同书》第九条的约定，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相关证件（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等）变更至或申办至詹文勇名下，已构成根本性违约。理由是：其一，收购门诊部前，张桂英及其门诊部承包者违规经营治疗××，门诊部口碑差，连连亏损，才转买给詹文勇。詹文勇收购门诊部的股权后，拟将挂在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詹文勇，想以自已的名义经营门诊部，以改变门诊部的形象及口碑，由于法定代表人没有变更，詹文勇仍然借用张桂英的名义经营，无法改变经营主体及经营形象，造成詹文勇投入亏损达7632840元，损失惨重。其二、法定代表人不变更，门诊部的全部权利从法律看仍归张桂英所有，而詹文勇在法律上与门诊部毫无关系，更不能对抗第三人。其三、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严重亏损，由于詹文勇不是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合作方，也无权转让门诊部或股份(曾经有一医疗机构出价230万元收购门诊部），无限扩大了詹文勇经济损失，造成詹文勇的经济损失已达到830多万元。反而由于法定代表人没有变更，张桂英在2015年12月接管门诊部后，转让（租）给他人，获利130万元。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张桂英将门诊部交给詹文勇经营便不构成根本性违约，这明显是本末倒置。2、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这是错误的。理由：其一、2015年12月31日办理交接的时间，应当认定为合同终止的时间。门诊部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都是詹文勇委托的，代理的是詹文勇一方。张桂英委托王宏山与门诊部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进行交接，应视为双方一致同意终止合同而进行交接。如果不是因为合同终止而进行交接，那为什么将门诊部的账册、广告合同、投资明细表、房屋租赁合同、内、外网密码、药品、物资、保险柜、证件、公章、空调、电脑及器械等所有资料及财产都移交给张桂英？显而易见，就是双方同意终止合同才进行交接。张桂英一方主张是门诊部的员工提出仲裁离职，所以办理交接手续而非因合同终止，这一主张同样不成立。门诊部员工提起劳动仲裁时，张桂英的代理人在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笔录中承认詹文勇已持有门诊部的100%股份，只是没进行变更登记。既然如此，张桂英为什么不要求追加詹文勇为被申请人。如果詹文勇不配合，为什么不按约定的地址通知詹文勇？在詹文勇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桂英为什么自行以门诊部的名义与员工达成《仲裁调解书》？这正好证明了合同已终止，终止后遗留的问题，应当由张桂英一方解决，所以张桂英根本不用联系及通知詹文勇一方，而自行承担责任，以解决遗留问题。其二、张桂英单方决定与张荣桂签订《解约约定》，也证明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与张荣桂订立的房屋租赁合同中，詹文勇是承租人之一，如果詹文勇与张桂英的合同权利义务尚未终止，张桂英凭什么撇开詹文勇单方与张荣桂签订《解约约定》，自动放弃押金并约定在2016年6月14日（三个月后）才解除《租赁合同》。其三、如果合同不是在2015年12月31日终止，张桂英凭什么接受了所有资产并处分了所有资产。3、张桂英擅自与门诊部员工调解而付出的工资，应当由其独自承担。理由：其一、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一直没有变更给詹文勇，门诊部实际所有人及责任人仍是张桂英，所以张桂英应当对员工的工资承担支付责任。其二、员工提起劳动仲裁后，张桂英认为詹文勇已持有门诊部的100%股份，只是没进行变更登记。但是张桂英并没有要求追加詹文勇为被申请人，自行以门诊部的名义与员工达成《仲裁调解书》。张桂英无权代理詹文勇签订《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书》对张桂英具有法律效力，而对詹文勇无法律效力，所以《仲裁调解书》的责任应当由张桂英单方承担。4、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的租金、水电费、管理费、检验及行政罚款等费用，应当由张桂英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判令詹文勇与张桂英按比例承担，明显不当。理由如下：其一、2015年9月，詹文勇知道《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不能变更后，已停止经营。虽然是在2015年12月31日才办理交接手续，但是由于张桂英一方不能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给詹文勇而造成合同终止的，所以自2015年9月起的租金应当由张桂英承担。其二、《收购股权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终止后，张桂英接收了门诊部，并于2016年3月15日单方与出租方达成了《解约约定》，定于2016年6月14日才解除《租赁合同》，并自愿放弃了6万元押金。这完全是张桂英单方的行为，既没有通知詹文勇，也没经詹文勇同意，缴交租金及其他费用的责任在于张桂英。其三、合同终止后，张桂英继续保留《租赁合同》至2016年6月14日才解除，目的是为了再次转让或转租给他人谋利。实际上，张桂英接收门诊部后，再次以130万元转租给他人设立美容门诊部。该行为并未征得詹文勇同意，取得转让款也没按比例支付给詹文勇，故相应的租金及费用应当由张桂英承担。5、詹文勇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张桂英接受了门诊部的全部资产，如果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则应当由张桂英先用合伙财产承担支付租金及其他费用的义务。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不予以认定及处理，明显错误。三、一审法院依法应当中止本案的审理而不中止，程序违法。詹文勇已就本案的事实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要求张桂英返还67万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案号为“（2017）粤0402民初9937号”，该案现处于二审阶段，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即“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中止诉讼”之规定，应当中止本案的诉讼。就此，詹文勇已向一审法院提出中止审理申请，但一审法院不依法中止审理，程序明显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明显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支持詹文勇的上诉请求，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张桂英辩称，一、詹文勇与张桂英签署的《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与《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已被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粤04民终68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合法有效。二、涉案法律关系是合伙协议关系。詹文勇与张桂英以9:1的占股比例合伙经营涉案门诊部，合同签订后，张桂英已将门诊部交付詹文勇经营，詹文勇也实际经营了5年之久。所以，现詹文勇以门诊部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由主张张桂英根本性违约的说法不成立。涉案合同的主要条款是股份转让，而张桂英早已按照约定将股份转让詹文勇，并把门诊部的实际经营权也交付给詹文勇，由詹文勇实际经营门诊部，张桂英进行财务监督。故，张桂英已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没有违约。对于门诊部法定代表人没有按合同约定进行变更的责任不在张桂英，合同签订后，张桂英已把门诊部的全部证件执照和公章移交詹文勇，詹文勇曾于2014年12月变更了门诊部的主要负责人，但其仍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可见，是詹文勇没有去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与张桂英无关，张桂英不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且，詹文勇与张桂英之间是门诊部参股合作关系，法定代表人的是否变更没有不影响门诊部的多年运营。所以，是否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构成涉案合同的根本性违约。三、2015年11月，詹文勇丢下门诊部不管，门诊部拖欠了大量的工人工资、货款和租金等费用。然后，房东张荣桂、员工以及供应商均找到张桂英，要求张桂英解决门诊部债务问题。为此，张桂英四周凑款解决门诊部的欠款问题。期间，张桂英多次联系詹文勇要求詹文勇出面处理，但都没有收到詹文勇的回复，詹文勇一直在逃避门诊部的债务问题。无奈，张桂英只能以自有资金及借款垫付门诊部的欠款。基于詹文勇与张桂英之间的合伙关系，涉案的债务为合伙债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债务，有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据此，詹文勇主张门诊部的债务由张桂英独自承担的说法不成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涉案门诊部是一所综合性门诊部，在珠海有一定的知名度，具有商业价值，故张桂英在处理债务问题时，一度想保留继续经营。最后，因门诊部欠款太多，张桂英资金有限，无法继续租赁门诊部场所，于2016年3月15日被房东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房东通知张桂英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时，张桂英还想再争取挽留，因为当时门诊部只是停业状态，只要经营场所保留，门诊部还是可以恢复经营的，故张桂英又向房东申请延长了3个月的租赁期间，因此，张桂英与房东张荣桂于2016年3月15日签署的《解除租赁合同约定》时，约定租赁合同的终止时间为2016年6月14日。到期后，因张桂英无法继续承租才导致租赁合同终止，租赁合同的终止直接导致门诊部无法继续经营，至此，詹文勇与张桂英彻底丧失合作基础。至于，詹文勇所述，詹文勇与张桂英在2015年12月31日办理了门诊部的移交手续，詹文勇把门诊部还给张桂英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12月31日，张桂英还在处理门诊部的债务问题与员工的离职问题，张桂英只是与员工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综上，张桂英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詹文勇诉讼请求，维持原判。张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詹文勇偿还应由张桂英支付的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门诊部债务808670元；2.判令詹文勇支付张桂英为詹文勇垫付门诊部债务款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詹文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位于珠海市××路××号，其发证日期为2007年2月6日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所有制形式为私人，医疗机构类别为综合门诊部，经营性质为营利性。其发证日期为2012年2月28日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载明：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为张桂英，有效期限自2011年9月30日至2016年9月30日。2011年10月23日，张桂英作为卖方（乙方），詹文勇作为买方（甲方），双方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出资收购乙方所属下列机构及资产：“位于珠海市××路××号的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该机构包括现有所有的设备、器械、药品、耗材、办公设施、医疗文书等物资及场所、环境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均含在内”；收购资产（含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预交房屋租金和押金在内，双方确定价款为130万元，房屋押金各交35000元；本合同所确定的收购价款由甲方分二期支付给乙方，付款时间第一次2011年10月23日付款67万元为保证金，双方即办交接工作与财产；“第二次年月日付款50万元为变更该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詹文勇名下，负责人由詹文勇指定，法人代表与负责人无偿及无条件遵守负责应有责任，同时为甲方变更房屋租赁有效协议书，确认没有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债务纠纷，第二次付款时间必须是三项工作全部清楚后方可付款”；乙方必须保证将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加上甲方名字并得到房东同意认可，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甲、乙双方确认按合同规定日期支付首期收购款后，当日甲、乙双方即开始办理移交手续，进行现场实物清点交接，并签署移交文件，乙方有责任和义务将原单位财务报表、资产损益表、人员工资表等经营管理信息全部移交甲方，并积极配合甲方稳定员工队伍，确保营业能继续开展；甲、乙双方确认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乙方在期限内负责办妥：执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全部变更或申办至甲方名下，需由甲方提供的材料，甲方应予配合；甲方委托詹文勇作为该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负责人由詹文勇指定，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除甲、乙双方在合同或其他书面文件中约定的以外）由乙方单方承担；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另签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有抵触时，以补充协议为准。同日，张桂英（甲方）与詹文勇（乙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协议约定：甲方将拥有的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一次性折价130万元为总资产（包括牌照、设备、现有场地装修等所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在内）共计10股（此为原始股）；甲方同意转让9股给乙方收购，即乙方按每股13万元9股共计117万元支付给甲方后，甲方占总股份10%，乙方占总股份90%；入股后，双方按占股比例共同出资经营门诊部，每月营利（总营业）扣除所有应付支出款后，再扣除行政管理费，是为当月纯利润，红利按每月纯利润之金额，按占股比例分配；入股后甲方有权安排一名财务人员参与经营核算，门诊部每月财务由乙方负责及保管，甲方监管，每月核算签字后分红；甲方负责把法人代表变更给乙方，如政策允许，则将主要负责人一并变更给乙方；门诊部房租总额60800元/月，租约还有10年，其中，一楼86.4平米牙科5000元/月，二楼1400平米48000元/月，三楼办公室、宿舍7800元/月；乙方接管门诊部当天先付67万元给甲方，另50万元等甲方变更为该医疗机构为乙方法人代表后，三天内乙方支付给甲方；此协议签订后交接前的一切医疗事故、纠纷、债务、赊账等均由甲方单方负责承担并支付，概与乙方无关，但甲方原预交房屋押金及其他预交金均不得另计，全部含在上述130万元之内，房屋押金由甲、乙双方各出一半（35000元）；甲、乙双方成立后1:9新股东，如业务需要集资，应按比例出资，但甲方追加投资（含亏损）上限最高出资额为10万元，如有超出，则甲方出让其股份给乙方，出让金按比例作为出资资金。2011年10月24日，詹文勇向张桂英转账支付705000元，该款项包括收购款67万元和房屋押金35000元。2011年10月25日，张荣桂作为转租人（甲方），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张桂英、詹文勇作为承租人（乙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拱北迎宾南路2180号2楼商场（建筑面积1393平方米）转给乙方承租，租期从2011年5月10日至2021年5月11日，租金为每月48000元，押金5万元，5年内租金不变，第五年租金在2016年5月根据当时市场情况由双方另行协商；甲方将龙泉阁A座（1-2-A-C）（2-4-B-C）（3-4-A-B）房1套（面积86.4平方米）转给乙方承租，租期从2007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租金为每月5000元，押金1万元。上述合同、补充协议签订后，张桂英将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交由詹文勇经营，相关门诊部公章、证照也一并移交。2012年6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詹文勇先后委托游明华、詹云芳负责门诊部的经营管理。2014年12月11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登记的主要负责人由张桂英变更为刘建华，法定代表人则一直未变更。2015年11月，张桂英得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拖欠房租，遂返回门诊部处理债务事宜。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0日，张桂英委托王宏山与门诊部财务人员陈淑瑜、肖荣及管理人詹云芳办理了门诊部财务账册、住房租赁合同、公章证照、药品、医疗办公设备的交接手续。2016年3月15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与张荣桂签订一份《解约约定》，约定：双方签订的租赁珠海市××路××号的《租赁合同》在张荣桂与珠海医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于2016年6月14日生效后自动终止，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按租赁合同约定向张荣桂支付终止前的全部租金。张桂英作为签约代表亦在该《解约约定》上签字。2017年6月29日，张桂英提起本案诉讼。2017年8月22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被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证明自己返回门诊部后向张荣桂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门诊部一、二层租金498000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款收据、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交通银行网上转账电子回执、收条、个人网银互联汇出回单、手机银行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等证据。该部分证据显示：2015年12月19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2015年9月部分房租5万元，2016年1月28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2015年9月、10月房租尾款43000元，2016年3月9日向张荣桂支付2015年11月部分房租2万元，2016年3月10日向张荣桂支付2015年11月部分租金5000元，2016年3月15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2015年11月、12月至2016年1月、2月、3月部分租金15万元，2016年3月16日向张荣桂转账支付2015年11月、12月至2016年1月、2月、3月部分租金5万元，2016年10月18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2016年3月部分租金1万元，2017年1月4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2016年3月至6月部分租金5万元，2017年7月31日向张荣桂汇款支付房租尾款12万元，金额合计498000元。詹文勇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2015年12月31日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门诊部已移交给张桂英的代理人王宏山，租金应由张桂英承担。为证明自己支付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门诊部三层租金19800元、水电费738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条、收款收据、银行业务凭证、肖小琳、李晓明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其中，收条、收款收据显示：2015年12月21日向李晓明支付2015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门诊部三楼八间房房租4800元，2016年1月6日向肖小琳支付2016年1月租金6000元，2016年2月16日向肖小琳支付2016年2月租金6000元，2016年3月17日向肖小琳支付2016年3月1日至3月15日租金3000元，金额合计19800元。8份银行业务凭证显示：2016年1月7日缴纳2015年12月份的水费、电费（含违约金）共计731.06元。詹文勇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2015年12月之后的水电费应由张桂英自行承担，因为2015年12月31日门诊部已移交给张桂英的代理人王宏山。为证明自己支付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门诊部一、二层水电费、管理费14324.89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缴费通知书等证据。其中，15份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显示：2015年12月7日，付款方“（个人）商铺1-01牙科”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469.78元，“（个人）商铺1-06”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500元，“（个人）商铺1-08”支付2015年11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73元；2016年1月7日，付款方“（个人）商铺1-01牙科”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315.5元，“（个人）商铺1-06”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500元，“（个人）商铺1-08”支付2015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73元；2016年2月3日，付款方“（个人）商铺1-01牙科”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312.95元，“（个人）商铺1-06”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500元，“（个人）商铺1-08”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73元；2016年3月4日，付款方“（个人）商铺1-01牙科”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282.35元，“（个人）商铺1-06”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500元，“（个人）商铺1-08”支付2016年2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73元；2016年4月5日，付款方“（个人）商铺1-01牙科”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369.05元，“（个人）商铺1-06”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500元，“（个人）商铺1-08”支付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垃圾清运费、管理费173元；以上费用合计10114.63元。6份缴费通知书显示：“商铺1-01牙科”“商铺1-06”“商铺1-08”被通知缴纳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管理费、电费、垃圾清运费共计4210.26元。詹文勇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费用是门诊部移交回张桂英之后发生的费用，应由张桂英自行承担。为证明自己支付门诊部员工工资295760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工资发放签收表》、业务凭证回单、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仲裁调解书、调解笔录、收据、个人网银互联汇出回单等证据。其中，《工资发放签收表》显示：2015年12月，20名员工领取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工资共计97756元。珠劳人仲案字〔2015〕1570-1581号仲裁调解书、调解笔录显示的调解协议内容有：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在调解书发生效力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12名员工工资共计174759元。收据、个人网银互联汇出回单、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显示：2016年1月10日，詹云芳收到工资1万元；2016年1月20日，肖荣收到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1月20日工资1500元；2016年2月29日，詹云芳收到工资3000元；2016年2月29日，胡国安收到2016年2月份工资3000元；2016年3月10日，詹云芳代陈秋荣收到两个季度的注册费用9000元；2016年3月11日，刘建华收到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的执业医师职称工资4500元；2016年3月11日，詹云芳收到2016年1月份工资3245元；2016年3月17日，詹云芳收到2015年度所欠的工资16755元；2016年3月28日，胡国安收到工资2000元；2016年3月31日，梁智慧收到部分工资5000元;以上工资合计58000元。詹文勇对仲裁调解书、调解笔录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对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由于门诊部的相关证件不能变更或申办至被告名下，员工工资应由门诊部所有者张桂英承担。2015年12月门诊部已移交给张桂英，之后的工资费用应由张桂英承担。为证明自己缴纳行政处罚罚款26628.6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分期缴纳罚款申请表》、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收据等证据。其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因聘用未取得医师资格的人员从事诊疗活动，未经许可擅自开展计划生育手术，被珠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决定处以警告、没收非法所得2128.6元、罚款24500元。2份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显示：2016年3月9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缴纳卫生罚没款6628.6元；2016年4月20日，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缴纳卫生罚没款1万元。对此，詹文勇认为，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是张桂英，经营主体也是张桂英，罚款应由张桂英承担。为证明自己支付药品和耗材费1271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据、《广东宏海药业有限公司销售清单》、退货清单作为证据。其中，收据显示：2016年1月12日，广东宏海药业有限公司收到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减去退货后的剩余货款1271元。詹文勇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即使真实，也应由张桂英承担。为证明自己支付门诊部拖欠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的委托检验服务费1万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作为证据。其中，（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书显示的判决主文为：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支付服务费1万元，并从2015年6月3日起至欠款清还之日止，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实际欠款金额的利息。对此，詹文勇认为，即使证据真实，费用也应由张桂英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本案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系所有制形式为私人的营利性医疗机构而非公司，张桂英与詹文勇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约定双方按占股比例共同出资经营、分配利润和承担医疗纠纷赔偿风险。根据前述民法通则规定，詹文勇、张桂英之间为合伙关系，本案合同性质应为合伙协议。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变更，并不涉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出卖或转让，该合同并未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同时，詹文勇主张本案系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转让、出卖也与詹文勇、张桂英合伙经营门诊部的事实相矛盾。因此，《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是詹文勇、张桂英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詹文勇抗辩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的合同效力是本案必须要通过审理加以确定的问题，即使詹文勇已另案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也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本案诉讼中对同一合同的效力问题作出评判。詹文勇提出本案应中止诉讼，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时间问题。詹文勇抗辩主张，由于张桂英根本性违约，合同权利义务已经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张桂英对此不予认可。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张桂英在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后将门诊部交给詹文勇经营，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詹文勇主张张桂英根本性违约，依据不足。第二，合同的权利义务是否终止，需要看合同是否具有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情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5年12月31日只是张桂英与门诊部财务人员、管理人第一次办理交接手续的时间，在詹文勇、张桂英双方没有就合同期限作出约定，合同尚能继续履行，且无证据显示双方有达成终止合同合意的情况下，以该日期作为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时间依据不足。第三，张桂英在处理门诊部债务过程中，以门诊部名义于2016年3月15日与房屋转租人张荣桂签订《解约约定》，约定双方就租赁门诊部所在地房屋所签订的《租赁合同》在张荣桂与珠海医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转租合同》于2016年6月14日生效后自动终止。该《解约约定》的履行直接造成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不再拥有经营场地，詹文勇、张桂英事实上不能再继续合伙经营门诊部，《解约约定》约定的终止时间2016年6月14日实际上构成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时间。故此，詹文勇关于双方合同权利义务于2015年12月31日终止的抗辩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合伙债务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本案中，张桂英在返回门诊部后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前处理了门诊部债务事宜，根据前述规定，如其偿还的门诊部债务超过了自己按占股比例应当承担的数额，其有权向詹文勇追偿。对于张桂英已偿还的债务数额，一审法院认为：1.对支付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门诊部一、二层租金498000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款收据、汇款回单等转收款书证证实，对此詹文勇并未提出反驳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对支付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门诊部三层租金19800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条、收款收据等证据，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但就2015年12月份的水电费，据张桂英提供的8份银行业务凭证显示，支付的水电费（含违约金）金额应为731.06元。该部分租金、水电费共计20531.06元。张桂英计算有误，一审法院予以纠正。3.就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门诊部一、二层水电费、管理费，张桂英提供的15份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电子）可以证实支出的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共计10114.63元，但6份缴费通知书从内容上看只是催缴电费、垃圾清运费、管理费的通知，不能证明实际缴交4210.26元的事实。此支出金额，一审法院不予确认。4.门诊部员工工资部分，张桂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支付了295760元工资的事实。张桂英提供的证据中，《工资发放签收表》、收据、业务凭证回单、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显示其支付的工资款为97756+58000=155756元，其他证据不足以证明工资支出的事实。5.行政处罚罚款部分，张桂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缴纳了罚没款26628.6元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中，2份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显示缴纳的罚没款为6628.6+10000=16628.6元。对有证据证明的该缴款金额，一审法院予以确认。6.对向广东宏海药业有限公司支付药品和耗材费1271元的事实，张桂英提供了收据、退货清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7.委托检验服务费部分，张桂英没有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其提供的（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805号民事判决书、送达回证不足以证明已支付门诊部拖欠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的1万元委托检验服务费的事实，该金额一审法院不予确认。据此，张桂英在处理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债务期间已偿还的合伙债务数额应为498000+20531.06+10114.63+155756+16628.6+1271=702301.29元。按照双方约定各占10%、90%的比例，张桂英有权向詹文勇追偿其已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即詹文勇应向张桂英支付债款702301.29×90%=632071.16元。张桂英并要求詹文勇从起诉之日（2017年6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该债款的利息损失，亦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詹文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桂英支付债款632071.16元；二、詹文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桂英支付上述债款632071.16元自2017年6月29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张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886.7元，由詹文勇负担9290.86元，张桂英负担2595.84元。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詹文勇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张桂英的答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一、本案属合伙经营纠纷还是转让、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纠纷。对此，本院认为：张桂英与詹文勇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是詹文勇、张桂英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合同书和补充协议约定双方按占股比例共同出资经营、分配利润和承担医疗纠纷赔偿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确定张桂英与詹文勇之间为合伙关系，本案合同性质应为合伙协议。双方在合同中仅约定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的变更，并不涉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出卖或转让，该合同并未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同时，詹文勇主张本案系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转让、出卖也与本院查明的詹文勇、张桂英合伙经营门诊部的事实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二、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时间的问题。张桂英与詹文勇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双方没有就合同期限作出约定，又无证据显示双方有达成终止合同合意的情况下，詹文勇张，合同权利义务终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依据不足。张桂英在处理门诊部债务过程中，以门诊部名义于2016年3月15日与房屋转租人签订《解约约定》，约定《房屋转租合同》于2016年6月14日生效后自动终止。该《解约约定》的履行直接造成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不再拥有经营场地，张桂英与詹文勇事实上不能再继续合伙经营门诊部，应认定为涉案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时间。三、张桂英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问题。詹文勇与张桂英之间是合伙关系，法定代表人的是否变更不影响门诊部的运营。张桂英与詹文勇签订《收购珠海市传统医学研究所门诊部股份股权合同书》和《补充协议（股权参股经营细节）条款》后，张桂英将门诊部的执照和公章移交给詹文勇，将门诊部交付詹文勇经营，由詹文勇实际经营门诊部，张桂英进行财务监督。上述行为表明张桂英已履行合同义务，没有构成根本性违约。四、关于合伙债务的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本案中，张桂英在返回门诊部后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前处理门诊部债务事宜，根据前述规定，如张桂英偿还的门诊部债务超过了自己所占股比例应当承担的数额，张桂英有权向詹文勇追偿。按照张桂英、詹文勇双方约定各占10%、90%的比例，张桂英有权向詹文勇追偿其已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詹文勇应向张桂英支付债款702301.29×90%=632071.16元。一审法院此项判决亦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詹文勇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120.71元，由上诉人詹文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发审判员 朱文春审判员 杨卫星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书记员 谭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