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19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正伟，男，197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阆中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远鸿，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艳，男，196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桂秋，广东君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贾知权，男，1979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远鸿，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小红，女，196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上诉人何正伟因与被上诉人张文艳及原审被告贾知权、邓小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5民初25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何正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中要求何正伟承担责任的部分，改判驳回张文艳对何正伟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张文艳一审提交的协议书、欠款确认书上“贾知权”字样均非贾知权签署，且手指印也并非贾知权本人手印，该两份证据均为伪造，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案涉借款60万元、25万元(实际为利息)的还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6月29日、2015年2月18日，张文艳在2017年4月11日起诉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且无证据证明时效存在中止、中断的情形，应不予支持。故在暂时不考虑案涉债权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案涉债权的时效问题未进行审查，作出了错误认定。三、张文艳实际上并没有借款给贾知权，其做放贷业务，让贾知权介绍需要借钱的朋友，所得利息的50%给贾知权作为报酬。2014年6月21日，贾知权介绍刘国辉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期限7天，并提供出票日期为2014年6月28日、金额60万元的中信银行支票作为抵押，张文艳要求收取利息5万元并在借款时预先扣除。双方谈妥后，张文艳于当日按刘国辉要求转账给余署署55万元。后贾知权找张文艳索要报酬2.5万元，张文艳称等借款收回后支付。借款到期后刘国辉未按时归还，张文艳多次找刘国辉索要未果，到贾知权公司吵闹，要求贾知权为刘国辉的60万元借款作担保。此时刚好贾知权需要用钱，向张文艳借款100万元，张文艳只同意借款60万元。后贾知权于2014年9月2日写下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的借条，并于同日向张文艳提供出票日期为2014年10月2日、金额63万元的平安银行支票作为抵押，但张文艳至今未向贾知权借出该60万元。之后，由于张文艳一直无法找到刘国辉，便多次找贾知权要其代为归还刘国辉的借款60万元，双方于2014年12月初因此发生争执并报警。后贾知权被迫于2014年12月12日写下向张文艳借到现金25万元的借条。而事实上该25万元并非借款，而是张文艳计算借给刘国辉的60万元截止至2014年12月的利息。一审法院没有审查张文艳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以及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合理性，在转款凭证显示张文艳向余署署而非贾知权转款55万元的情况下，依然认定张文艳已向贾知权借出款项60万元，以及张文艳并没有提供转款给贾知权25万元的证据情况下，认定贾知权向张文艳借款25万元的事实存在，显然是错误的。四、何正伟2017年2月2日所写借条是张文艳带着5个人逼迫何正伟所写，除了何正伟签名及下方“如贾知权有疑问此条作废”的备注，其他均为张文艳书写。该借条并非何正伟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述备注表明如果贾知权对张文艳所主张的债权存在疑问，则该借条不能生效，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贾知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予认可，且张文艳提交的证据中存在虚假证据，故贾知权对张文艳所主张的债权是不认可的，那么该借条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认定何正伟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事实依据，一审判决何正伟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错误。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核实案件所涉证据的真实性，撤销一审判决。张文艳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何正伟利用上诉拖延时间，完全是为了抗拒张文艳已经在另案中对其财产的查封。1、何正伟在原始借款时与邓小红一起担保，在原始借据上签字。几年中张文艳一直在向何正伟追讨，由于张文艳向公安机关报案而耽误了在法定担保期内起诉。贾知权和何正伟一直确认该笔款项由他们还款。2017年2月2日，张文艳入何正伟家追讨。何正伟表示在其家里影响老婆孩子，遂邀张文艳去其办公室商谈，并在《借条》上再次签字确认，承诺在2017年4月30日前还款60万元。但在承诺时间内分文未还，张文艳遂起诉。一审中何正伟已经收到了起诉资料，故意拖延拒不应诉，试图延误时间，现在二审还在借用鉴定笔迹拖延时间；2、《协议书》、《欠款确认书》等所有本案中签有“贾知权”名字的文书都是张文艳看到贾知权所签，任何笔迹鉴定张文艳都提交原件予以配合；3、民法总则规定新的诉讼时效是3年，确认书是2015年4月15日；4、张文艳作为一名部队退休干部，从未从事放贷业务，借给何正伟、贾知权的人民币是张文艳夫妇的全部现金家当及父母一生的积蓄。当时汇款55万元是贾知权需要5万元现金，另25万元是2014年12月贾知权还要借款，张文艳又凑够25万元现金借给他；5、何正伟在原来担保的基础上重新出具借条，是对该笔债务的承受和还款承诺。虽然写上了“如贾知权有疑问此条作废”，但张文艳告知何正伟无法联系到贾知权，要由何正伟组织才能约到贾知权。何正伟答应在2017年2月20日前约到贾知权。张文艳担心何正伟不积极组织贾知权约见，故张文艳当场又注明了“贾知权在2017年2月20日前未在此条上签字同样生效”。事实上张文艳在2月2日以后又多次找到何正伟，要求贾知权补签字，何正伟一直拖延，贾知权也在电话中讲该笔款与他无关，实际是何正伟所用。三、本案总债务本金是85万元，何正伟只是对其中60万元承担责任。贾知权述称，一审中贾知权认为没有拿过本案一分钱，所以没去开庭，一审判决书也没收到，后来去一审法院查档案时才查到，但那时已经过了上诉期，丧失了上诉的机会。贾知权对何正伟的上诉意见是认同的。本案所涉60万元借款没有真实出借给贾知权，2014年6月21日的《协议书》和2015年4月15日的《欠款确认书》上的签名及手指模均不是贾知权所签所按。当时张文艳跑到贾知权所在的工地找贾知权闹事，还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认为不是刑事问题没有处理，后来张文艳要求贾知权出具《借条》，但借款没有实际交付，所以本案借款没有交付给贾知权。邓小红未陈述意见，经传唤没有到庭。张文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贾知权、何正伟、邓小红向张文艳归还借款85万元，并分别自2014年8月21日起以60万元、2014年12月12日起以25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4年6月21日，张文艳与贾知权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张文艳交付贾知权60万元，贾知权在两个工作日内偿还，超过以上日期偿还每日支付1%违约金。2014年9月2日，贾知权向张文艳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张文艳60万元，于2014年10月2日归还，如到时不还以汽车抵押。何正伟、邓小红在该借条担保人一栏签名确认。2014年12月12日，贾知权向张文艳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张文艳25万元，在2014年12月30日前还款15万元，2015年1月30日前还款10万元，如不按此承诺还款将收取违约金20万元。2015年4月15日，贾知权向张文艳出具《欠款确认书》，内容为确认累计向张文艳告借款85万元已经全部收到。2017年2月2日，何正伟向张文艳出具《借条》，内容为贾知权借张文艳60万元，利息按每月3%计算，至今贾知权未还过本息，何正伟自愿承担此借款的债务和债务所产生的利息，2017年12月30日前全部还清本息。但何正伟、贾知权、邓小红至今没有将借款清还给张文艳。张文艳追讨未果，遂于2017年4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贾知权尚欠张文艳借款85万元及利息未还，有贾知权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欠款确认书》等为证证实，贾知权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及提供证据，故一审法院予以认定。贾知权应将尚欠的借款及利息清还给张文艳。但利息的约定已超出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统一按年利率24%计算。何正伟、邓小红在2014年9月2日贾知权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担保人一栏签名，没有约定保证方式，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该《借条》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10月2日，张文艳于2017年4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故何正伟、邓小红免除保证责任。何正伟于2017年2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借条》，表示自愿承担贾知权借张文艳60万元债务和债务所产生的利息，可视为债务的加入，故何正伟应对贾知权所欠张文艳告借款中6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贾知权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文艳清还借款本金85万元，并分别自2014年8月21日起以60万元、2014年12月12日起以25万元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二、何正伟对该判决第一项贾知权所欠张文艳债务中的借款本金6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三、驳回张文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2566元（其中受理费17796元，财产保全费4770元），由贾知权、何正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何正伟申请对涉案《协议书》和《欠款确认书》上的“贾知权”签名及手指印是否贾知权的笔迹及捺印进行司法鉴定。在本院询问当事人时，贾知权否认上述签名及手指印是其笔迹及捺印；张文艳同意司法鉴定，但要求何正伟对延误诉讼时间承担责任。之后，张文艳书面表示：贾知权在一审中没有对全案证据表示异议，也没有上诉，已失去异议权利；何正伟在二审中对一审证据提出质疑，丧失抗辩权利，是故意拖延诉讼；何正伟在2014年9月2日所签的担保《借条》和2017年2月2日所签的《借条》，足以证明本案证据链的完整性，即便不鉴定，本案事实也清楚，二审期间不能迁就何正伟的非法定抗辩权。经审查，贾知权和何正伟在一审期间均没有对涉案《协议书》和《欠款确认书》上的“贾知权”签名及手指印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及申请司法鉴定，故何正伟申请司法鉴定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一审判决后贾知权没有提起上诉，直到本院传唤当事人到庭询问时，贾知权才附和何正伟关于涉案《协议书》和《欠款确认书》上的“贾知权”签名及手指印不是贾知权的笔迹及捺印的意见。贾知权在一、二审期间的上述诉讼行为不合常理，故其附和何正伟的意见及何正伟申请司法鉴定的诉讼行为的正当性存疑；贾知权、何正伟分别在2014年9月2日、2017年2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的两张《借条》，能够证明张文艳与贾知权之间存在金额为60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且该两张借条分别形成于涉案《协议书》和《欠款确认书》之后，故上述司法鉴定申请，不影响上述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认定。因此，进行上述司法鉴定，在程序上没有积极的意义，只会导致诉讼时间不正当地拖延，司法成本不合理地增加；在实体上不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及处理，故本院对何正伟的上述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经审查，本院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还查明：贾知权于2014年9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中还有另补3万元的内容。同时，贾知权还向张文艳交付一张出票时间为2014年10月2日、收款人为空白、金额为63万元、用途为往来、盖有出票人广州正伟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及贾知权私章的平安银行支票作为担保；何正伟于2017年2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中，何正伟在其签名的下方书写“如贾知权有疑问此条作废”的内容，张文艳在何正伟签名的左侧书写“贾知权2017年2月20日前未在此条上签字同样生效”的内容。双方对张文艳是否在该《借条》出具同时书写该内容有争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对何正伟是否对贾知权欠张文艳的借款6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争议问题进行审查。贾知权于2014年9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贾知权收到借款60万元，何正伟作为担保人亦在该借条上签名确认，且贾知权同时还提供金额与该借条载明的合计金额相等的支票作担保，之后何正伟于2017年2月2日向张文艳出具的借条亦明确载明贾知权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的事实，贾知权在一审期间收到张文艳的起诉状副本及上述证据后并无对其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的事实提出异议，故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贾知权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及何正伟自愿加入该借款债务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何正伟对贾知权欠张文艳的借款60万元及相应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可。何正伟上诉否认贾知权向张文艳借款60万元的事实，主张该60万元实为案外人所借，及其出具上述借条系受张文艳逼迫所致，但何正伟对其主张的事实并无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何正伟还以其出具的上述借条中有“如贾知权有疑问此条作废”的内容主张该借条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何正伟并无证据证明贾知权在张文艳起诉前对该60万元借款债务提出了疑问，且贾知权在一审期间也未对该60万元借款债务提出异议，在一审判决后亦无提起上诉，故何正伟的该项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贾知权、何正伟在一审期间对张文艳的起诉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何正伟在二审期间对上述60万元借款债务的起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并无提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张文艳对其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本院对何正伟就张文艳对其的请求权在上诉时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因此，何正伟认为其对上述60万元借款债务不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何正伟对贾知权向张文艳借款25万元的事实提出的上诉意见，因贾知权没有提起上诉，且何正伟对该25万元也无须承担责任，故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何正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40元，由何正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庞智雄审判员  李 琦审判员  刘 欢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江亭利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