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民终18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女，198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1，男，2009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定代理人：朱某，女，系蔡某1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2，男，2012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法定代理人：朱某，女，系蔡某2母亲。上诉人（原审原告）：蔡金春，男，194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珍妹，女，1948年1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友双，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妙娜，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恒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前山明珠南路**恒隆大厦****。法定代表人：李明仙，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间转，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会明，广东明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珠海，住所珠海市前山明珠南路**恒隆大厦****v>法定代表人：苏枝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娇，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洋铭，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珠海恒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隆物业公司）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民初47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恒隆物业公司和恒虹公司连带赔偿因其过错导致蔡某3死亡的各项费用共计144015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766440元、丧葬费4296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7483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924元）。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恒虹世纪广场地下室及上部工程位于珠海市××路××号，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于2015年6月9日办理了备案手续，建设单位为恒虹公司。恒虹世界广场会所所在楼层为30-31层，其权利人为恒虹公司。恒虹世纪广场31层部分属于会所，其余为避难层。31楼西侧走廊过道西侧尽头有一窗户，窗户前没有设置护栏。该建筑6-29楼相同位置均设有窗户，且有护栏，30楼相同位置则没有窗户。恒虹公司举证的由广东南亮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质管部于2013年6月7日出具的玻璃合格证书显示，该公司提供的用于恒虹世纪广场地下室及上部工程的蓝灰镀膜钢化玻璃（632.75立方米），经检验符合GB/T18915.1-2002(镀膜标准)和GB/T15763.2-2005(钢化标准)。恒虹世纪广场由恒隆物业公司进行前期物业管理。2017年3月10日，蔡某3与杨智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蔡某3租赁恒虹世纪广场2幢705房，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3月9日。2017年3月18日凌晨1时20分许，蔡某3被发现面朝下趴在6楼西侧外平台上，周围都是血，平台上有玻璃碎片。在发现蔡某3坠楼后，恒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向公安机关报警。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到现场进行了勘验，120救护车到场后确认蔡某3已经死亡。公安机关经现场勘验确认：恒虹世纪广场2栋31楼西侧走廊的西面连接1条过道，过道西侧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台离地面高0.2米，窗户高1.89米，宽0.96米；窗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分南北两扇推拉玻璃门，玻璃完好，单扇窗高1.2米，宽0.48米；窗户下部为一窗框，宽0.96米，高0.69米，框内玻璃缺失，下窗框北侧有擦蹭痕迹；窗户对应的楼体外墙的北侧墙体有白色擦蹭痕迹，白色擦蹭痕迹下方楼外窗檐上有玻璃碎片；其他位置未见异常。在公安机关向有关人员进行询问时，李荣怡和欧阳英均称，2017年3月17日晚至2017年3月18日凌晨期间和蔡某3在水湾路的一家俱乐部玩。2017年3月22日，珠海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理化检验报告》，确定死者蔡某3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35.1mg/100ml。2017年3月22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认定蔡某3于2017年3月18日因呼吸循环衰竭（高坠）死亡。2017年3月24日，蔡某3遗体火化。蔡某3死亡前在澳门从事建筑工作，其持有的澳门建筑业职安卡有效期自2015年8月31日至2019年6月6日止。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蔡某32014年就在澳门工地工作，每天收入1000多澳门币。朱某系蔡某3的妻子，蔡某1与蔡某2均系蔡某3与朱某的儿子。蔡金春和杨珍妹是夫妻，两人共有5名子女，即女儿蔡秀梅、女儿蔡秀玉、女儿蔡秀聪、儿子蔡新华和儿子蔡某3。在蔡某3死亡后，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亲属从福建坐飞机到珠海办理丧事，后又租车将蔡某3的骨灰从珠海送回福建。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举证的通行费票据、加油发票、电子客票行程单和用车服务费发票显示：朱某和蔡秀梅、蔡秀玉及蔡伟共4人于2017年3月18日乘坐飞机自厦门到达珠海，机票款共计3200元；2017年3月25日，朱某租车自珠海回福建，共计支付汽车租赁费用2449元、高速公路通行费40元和加油费235元。上述交通费用共计5924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死者蔡某3的死亡原因，公安机关在接警后进行了调查、现场勘验和检验等工作，认定蔡某3系高坠死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蔡某3死亡系他杀或自杀，结合恒虹广场31楼走廊外窗处于6楼平台上方、31楼窗户有破损、窗户和墙体有擦蹭痕迹和玻璃碎片，以及蔡某3血液中乙醇含量高达235.1mg/100mL等情形，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蔡某3系醉酒后从31楼窗户坠楼摔倒6楼外平台上导致死亡，有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关于案涉房屋31楼窗户没有加装护栏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的规定，楼梯间、电梯厅等共用部分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小于0.9米时，应有防护措施（注：窗外有阳台或平台时可不受此限制。窗台的净高或防护栏的高度均应从可踏面起算，保证净高达到0.9米）。而根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结果，恒虹世纪广场2栋31楼西侧走廊外窗的窗台离地面高0.2米，窗户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两扇推拉玻璃门，单扇窗高1.2米，下部为一窗框，高0.69米。上述窗户的窗台石地面至窗户底部的高度为0.2米，属于可踏面的高度，根据“窗台的净高或防护栏的高度均应从可踏面起算”的规定，该窗户下部分窗框的净高应自该窗台起算为0.69米，未超出0.9米的规定高度（即使包括该可踏面，高度也仅为0.89米，仍未超出0.9米），依法应当加装防护栏。虽然要求加装防护栏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窗户高度过低而导致从窗户上方开口处坠楼的危险，且本案中死者并非从窗户上部开口处坠楼，但如果该窗户下部按规定加装有防护栏，则死者就不可能从底部坠楼，即使是死者自己踢碎玻璃，也有防护栏作为防护，而不至于从窗户底部坠楼。恒虹公司辩称该窗户使用钢化玻璃，自身即具有防护功能，无须加装防护设施，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传统的窗户是位于房屋墙体之中，其底部窗台即是墙体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击穿墙体。而以钢化玻璃作为封闭的窗户底部基础，实际是以封闭的钢化玻璃窗作为上部可开口玻璃窗的窗台，其防护功能并不能当然等同混凝土或砖石结构的窗台，不能否定加装防护设施的必要性。本案中，案涉窗户底部封闭玻璃窗框内玻璃缺失本身就说明钢化玻璃并不能绝对确保自身的强度，其本身的防护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没有证据证明相关建筑标准或规范等规定钢化玻璃窗台不需要防护设施。因此，即使不考虑案涉窗户的高度，单从钢化玻璃的安全性考虑，案涉窗户也应加装防护设施。最后，恒虹广场6-29楼相同位置窗户均设有护栏也说明了加装防护设施的必要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恒虹广场31楼西侧外窗未加装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应对蔡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关于责任比例，死者蔡某3是成年人，应当具有基本的安全意识，但其严重醉酒，行至并非自己居住楼层的31楼，且从31楼窗户底部坠楼需弯腰下蹲或坐、躺在地面上才有可能，故其自身过错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应自行承担90%的责任。恒虹公司开发建设的建筑因存在安全隐患，应承担相应责任。恒隆物业公司没有对31楼窗户已经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警示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认定由恒虹公司承担8%的责任，恒隆物业公司承担2%的责任。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死者蔡某3死亡前在31楼曾有大吵大闹的行为，因无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认为恒隆物业公司没有及时制止死者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鉴于蔡某3是成年人，在没有对他人或公共财物、公共秩序造成损害或危险时，作为物业管理单位的恒隆物业公司没有权力和责任对其采取措施，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索赔的项目和数额具体认定如下：一、死亡赔偿金766440元（38322元/年×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蔡某3虽然在恒虹广场租房时间仅有几天，但其在澳门工作的证件至迟在2015年8月就已经办理，故蔡某3在城镇工作且在珠海居住有合理解释，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认定蔡某3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计算的死亡赔偿金766440元未超出按上述标准计算的数额，予以采信，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应当赔偿76644元。二、丧葬费42961元（85922元/年÷12×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丧葬费按照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因此，对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计算的丧葬费42961元，予以采信，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应赔偿4296元。三、被扶养人生活费574830元。蔡某3对其两个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均需承担扶养义务，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标准计算。同时，由于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仅赔偿10%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故被扶养人生活费数年赔偿总额不存在超出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额的情形。蔡某1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7岁零336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0年零29天，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144849元【28741.5×（10年+29÷365）÷2】。蔡某2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4岁零315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3年零50天，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188788元【28741.5×（13年+50÷365）÷2】。蔡金春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74岁零41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5年零324天，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33844元【28741.5×（5年+324÷365）÷5】。杨珍妹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69岁零52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0年零313天，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62412元【28741.5×（10年+313÷365）÷5】。因此，蔡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429893元（144849+188788+33844+62412），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赔偿42989元。四、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592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所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恒隆物业公司除赔偿丧葬费外，还应当赔偿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等合理费用。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的交通费用均有单据相佐证，且费用数额并非明显不合常理，予以支持，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应当赔偿592元。五、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对于蔡某3的死亡结果，最重要的原因是其本人醉酒坠楼，故要求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赔偿金共计124521元（76644+4296+42989+592），恒虹公司承担99617元，恒隆物业公司承担24904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恒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共计99617元；二、恒隆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共计24904元；三、驳回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2元（缓至执行前缴纳），由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共同负担16226元，由恒虹公司负担1229元，由恒隆物业公司负担307元。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赔偿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各项损失1440155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对蔡某3死亡事故承担10%的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判决认可恒虹广场31楼西侧外窗未加装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却认定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仅对蔡某3的死亡事故承担10%的赔偿责任。这样的判决结果显然是过于偏袒恒虹公司和恒隆物业公司。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恒虹广场6—29楼相同位置窗户均设有护栏，充分说明了加装防护设施的必要性，即明知未安装防护措施有可能会发生坠楼事故，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若恒虹公司对于涉案窗户加装了防护措施，那么本起事故将可能不会发生。恒虹公司对蔡某3的死亡主观上存在间接的故意，应当对本起事故承担重要的责任。其次，恒隆物业公司从恒虹公司接管涉案楼房后，明知其他楼层均设有防护栏，而仅31楼层未设置防护栏时，不是立即安装防护栏或加强安全巡查，或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而是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导致悲剧的发生。恒隆物业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应对本案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恒隆物业公司从未告知蔡某3关于31楼的情况，蔡某3仅在案发时才入住该楼房8天时间，其无法知悉或预想到涉案校区31楼存在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特别是蔡某3在醉酒的状态下，更无法预见危险的存在。在蔡某3多次上下楼时，应当引起恒隆物业公司值班人员的注意，但其安保人员未加以制止，导致事故最终发生，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根据电梯监控视频显示，在事发时蔡某3酒后进入电梯，因身体不适而趴在电梯按钮，导致多层电梯按钮被按亮，完全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所为。综上，由于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的共同疏忽，最后导致蔡某3死亡事故的发生，因对蔡某3的死亡承担大部分责任。恒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没有证据证明死者蔡某3系酒醉后意外坠楼死亡，一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系普通的侵权之诉，证明加害行为、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应由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承担，若其无法证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以“没有证据证明死亡系他杀或自杀而推定系醉酒后坠楼死亡”实际是将证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赔偿义务人，明显错误。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没有证据排除蔡某3的死亡存在其个人故意自杀的可能性。二、一审对《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的理解和适用错误。1.《住宅设计规范》关于住宅共用部分的标准中，并无“防护栏的高度应从可踏面（窗台面）起算的规定”。关于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低于0.9米的规定仅见于《住宅设计规范》第5.8条规定“住宅套内空间”部分门窗，且仅适用于“凸窗”。本案窗户不属于套内空间，也不属于凸窗，所以，关于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共用部分的外窗”。本案中，恒虹公司现场测量，窗洞口距离楼面高度约为0.98米，高于0.9米，依法无需加装护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中的数据不准确，一审已申请人民法院到现场测，一审未予准许，请二审现场测量。）一审未经测量，仅凭公安机关错误的数据得出结论错误。2.钢化玻璃作为安全玻璃，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落地窗同样被广泛设计和应用于高层建筑。《住宅设计规范》并未限定防护措施的材料种类，更未限定防护措施智能适用传统的金属材料防护栏，安全玻璃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防护措施（目前新建的高层住宅小区，阳台多为玻璃围栏即是例证）。再者，加装防护栏的目的是预防从窗户高度过低时从窗户上方的开口处意外跌落，而并非防止暴力破坏窗户，不能要求护栏的防护强度与混凝土或砖石结构的窗台相提并论。传统金属材料的防护栏，其是通过螺丝将防护栏固定在窗户两边的墙壁上，防护作用也是有限的。死者蔡某3可以以暴力形式破坏钢化玻璃，同样也可以暴力破坏普通金属防护栏。一审法院就此认定错误。三、建筑业职安卡不能证明蔡某3长期在澳门工作，一审仅凭建筑业职安卡认定本案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的依据不足，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要求赔偿损失的标准有误而且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建筑职安卡是形成于澳门的证据，未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建筑业职安卡并非是蔡某3在澳门工作的证件，而是一种在澳门工作的资格证书，是持证人士得以在澳门建筑工地或工程地点参与施工的资格证书。该证件智能证明蔡某3具备在澳门工作的资质，不能证明其长期在澳门工作，更不能其长期在珠海居住。一审法院认定其适用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额的依据不足，四、一审法院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一审对上述司法解释的理解是“乘以10%后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额不存在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如此理解将导致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出现如下不合理情形：在被扶养人有数人时，承担100%赔偿责任与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其赔偿金额相等。虽然本案因为赔偿比例小没有出现此种情形，但当赔偿比例高于50%，此种不合理情形将大量出现。本案中，应当先计算出须赔偿的所有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再乘以赔偿义务人的赔偿比例。恒隆物业公司答辩称：一、死者蔡某3高坠的死亡结果系因其本人故意打破外窗玻璃造成的，恒隆物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时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本案中，事发前恒虹世纪广场所有楼梯间、电梯间及公共通道间外窗均为完好，而事发后公安机关在现场看眼报告中注明31楼走廊外窗下窗框破损、窗户和墙体有擦蹭痕迹。因死者蔡某3身形情况，只可能从涉案的31楼下窗框处坠落，并且需要弯腰下蹲或坐躺才有可能发生的，死者系意识健全的成年人，其严重醉酒状态及故意使用外力打碎外窗玻璃造成的，恒隆物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没有证据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恒隆物业公司对业主的人身安全不负绝对的安全保障义务，且恒隆物业公司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与蔡某3死亡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是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之诉，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恒隆物业公司对死者负有某种作为义务。恒隆物业公司对死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由法律直接规定和由物业公司与业主双方约定。恒隆物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特别是在事发时，安保人员正在进行小区内的巡逻，一审判决中也明确，在没有对公共秩序造成损害或危险时，恒隆物业公司是没有权利和责任对死者采取措施的。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在上诉状中称恒隆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监管职责，没有立即安装防护栏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从而导致事故发生。本案中，恒虹世纪广场为设计验收合格建筑，事发前外窗均为完好状态。三、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440155元，证据不足，且计算错误。1.依据建筑业职安卡要求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依据不足，无法证明死者蔡某3已在珠海或澳门居住满一年，更无法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珠海或澳门。蔡某3在恒虹实际广场的房屋租赁合同时2017年3月开始的，离事发时未满一年。因此，应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各项损失。2.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错误。死者共有5个兄弟姐妹，并且死者的配偶是有抚养义务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因此，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要求恒隆物业公司承担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的全部生活费是错误的。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答辩称：一、恒虹公司认为蔡某3有其他死亡的可能性，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中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珠海市公安局拱北派出所出具的关于蔡某3坠楼死亡调查说明，该说明已经详细记载了蔡某3死亡的原因，如果恒虹公司认为有其他的可能性，应该举证证明。二、关于对《住宅设计规范》理解与适用问题，一审判决对此理解正确，不存在错误。三、关于蔡某3死亡赔偿标准的问题，蔡某3有时候在澳门上班、有时候在珠海上班，均不是农村，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不存在依据错误。四、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一审法院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以及数额不存在错误，恒虹公司、恒隆物业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就此判决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过错和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根据公安机关的认定，蔡某3系从恒虹世纪广场31楼高坠死亡，没有证据证明蔡某3死亡系他杀或自杀，因此本案是基于一般侵权的损害赔偿纠纷，应根据各侵权人的过错进行归责。首先，如一审法院所述，本案事故发生时，蔡某3处于醉酒状态，行至非自己居住楼层的31楼并坠楼，且从该楼层窗户底部坠楼需弯腰、下蹲或坐、躺在地面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蔡某3对于自身安全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其次，根据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结果，涉案31楼窗户下部分窗框的净高为0.69米，未超出0.9米，根据《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6.1共用部分的相关规定，应当加装防护栏。虽然封闭的钢化玻璃有一定的防护功能，但防护作用有限，若本案中涉案31楼下窗按照以上标准加装了防护栏，即使在玻璃破碎的情况下，死者也不可能从该窗底部坠楼。因此，涉案31楼窗户未加装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恒虹公司对蔡某3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应担相应责任。恒虹公司虽主张涉案窗户无需加装护栏，公安机关测量数据错误，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足以反驳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记录，故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作为物业管理人，恒隆物业公司在涉案31楼未加装防护栏、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提出警示、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因此，恒隆物业公司对本案损害结果也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同时，在蔡某3没有对公共财物和公共秩序危险和损害时，恒隆物业公司对蔡某3不负有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杨珍妹主张恒隆物业公司对蔡某3的行为未制止、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本案涉案房屋31楼窗户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并非蔡某3坠楼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因此，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由死者蔡某3自行承担90%的责任，恒虹公司承担8%的责任，恒隆物业公司承担2%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二、关于索赔项目和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蔡某32015年8月办理的澳门工作证件和其在珠海租房的事实，本院认为蔡某3在城镇工作生活的盖然性较大。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损失金额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年生活消费支出额。因此，本案中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在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基础上，再计算各方应承担的责任比例。本案中，蔡某3对其两个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均需承担扶养义务，蔡某1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7岁零336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0年零29天。蔡某2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4岁零315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3年零50天。蔡金春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74岁零41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5年零324天。杨珍妹在蔡某3死亡时的年龄为69岁零52天，应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时间为10年零313天。本院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核算如下：在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起前5年零324天，被扶养人数为四人，年赔偿总额为28741.5元，在此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69221元【28741.5×（5年+324÷365）】；前5年零324天至前10年零29天，被扶养人数为三人，年赔偿总额为28741.5元，在此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120478元【28741.5×（4年+70÷365）】；前10年零29天至前10年零313天，被扶养人数为二人，年赔偿总额为28741.5元，在此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22363元【28741.5×（284÷365）】；前10年零313天至13年零50天，被扶养人数为一人，在此期间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32757元【28741.5×（2年+102÷365）÷2】；蔡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344819（169221+120478+22363+32757）元。一审法院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各方当事人仅对承担的责任比例提出异议，对于其他赔偿项目数额及计算方法未提出异议，故本案赔偿金共计1210144元，恒虹公司承担8%即96812元。恒隆物业公司未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径行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唯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4710号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2民初4710号判决第一项为珠海恒虹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和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共计9681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7762元（缓至执行前缴纳），由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共同负担16226元，由珠海恒虹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229元，由珠海经济特区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担3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931元，由朱某、蔡某1、蔡某2、蔡金春及杨珍妹共同负担16711元，珠海恒虹投资有限公司负担222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伟民审判员  李 灵审判员  艾欣欣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龚畅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