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浙行终7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祝国林，男，1973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下沙金沙大道600号。 法定代表人邵立春，主任。 委托代理人孙革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会员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丁兴，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祝国林诉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其他行政确认一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5日作出（2016）浙01行初255号行政裁定。祝国林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7年9月20日，因“两口两线”整治需要在新元社区进行征地拆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居住区建设指挥部（甲方）委托杭州中瑞房屋置换销售有限公司（丙方）与新元社区壹组倪菊花户（乙方）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协议约定对倪菊花户房屋进行拆迁，倪菊花户有正式户口常住伍人，合计安置人口陆人（含独生子女加壹人），原告祝国林属于该户安置人口，并由祝国林代表倪菊花户在协议乙方签名处签名捺印。2013年10月，拆迁单位对新元社区安置户进行审核，在此过程中，省直房改办出具了章国芳、祝国林购买欣景苑专用房113.77平方米的相关证明，该房屋系福利性分房，其中享受面积90平方米。拆迁单位遂根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政策取消了二人的安置资格，将该户安置人口调整为四人，扣回二人领取的租金补偿和过渡费，同时根据杭经开征迁纪〔2012〕2号规定向二人核发房屋重置双补。此后，根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杭经开拆迁安置办〔2014〕1号）（以下简称1号会议纪要）的规定，享受过省市直属机关专项用房的开发区被拆迁人员夫妻双方享受面积未达到人均55平方米（高层、小高层）建筑面积标准的可补足相应面积。据此，章国芳、祝国林二人可补足相应面积20平方米（55×2-90㎡）。2014年1月10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拆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下沙街道办事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在新元社区对被拆迁人现有的安置人数、安置房源进行回迁安置公示，其中载明“序号5，组号1/05，被拆迁人倪菊花，安置人数6人，安置户型：……，应安置面积330㎡”。2014年1月15日，新元社区实施回迁安置。该部分面积纳入倪菊花户安置面积，并在当日组织的抽房过程中进行抽房。同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甲方）和倪菊花户（乙方）签署《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回迁安置协议书》，章国芳、倪菊花同时签署《新元金沙家园回迁安置房房号确认表》并由杭州市钱塘公证处予以公证。2014年4月1日，倪菊花、章国芳、顾永森、章祝嘉禾、赵桂香、祝国林等六人达成《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经拆迁安置，共取得4处房产。经全体安置人员共同协商，就上述房屋的产权归属问题达成以下协议：……顾永森、祝国林、赵桂香不要求以本人名义登记上述房屋的产权。”前述六人在协议上签名捺印。随后，前述六人又共同向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申请公证。2014年4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制发（2014）浙杭钱证内字第8218号《公证书》，对前述协议的真实性给予公证。另查明：祝国林和章国芳原系夫妻，祝国林户籍于2006年迁入倪菊花户。2013年1月16日祝国林和章国芳登记离婚，2014年10月，祝国林户籍迁出倪菊花户。又查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居住区建设指挥部和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均系由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 原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及适格被告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原告祝国林诉请撤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转居多层公寓房屋安置确认表》中对祝国林安置资格的确认行为，因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由开发区管委会组建，其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行政行为，应由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本案应由开发区管委会作为适格被告。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至迟于2014年4月1日在与倪菊花户其他五人签订《协议书》、进行公证并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等权证时即应已经知晓被诉行政行为，但却迟至2016年6月23日方始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祝国林的起诉。 祝国林上诉称：一、一审裁定将2014年4月1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点，忽略了关键的事实。一审中，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被上诉人开发区管委会网上投诉信访答复（编网0024201404010050）一份，该份证据经法庭质证，被上诉人并没有提出异议，该答复是被上诉人于2014年4月2日作出，答复中明确“反映人（上诉人）虽于2007年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但在回迁安置时由于其已经申购了省直单位的专项用房，根据开发区农居安置政策，故不能再享受撤村建居农居安置的政府优惠政策，取消农民安置资格。”说明被上诉人方在落实拆迁安置政策的过程中，主观上已经认为上诉人方不具有安置资格，也并未将上诉人作为安置对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4年4月1日即应知晓被诉行政行为（将上诉人作为安置对象），当然就无从谈起。二、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于2014年4月1日在与倪菊花户其他五人签订《协议书》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属于安置对象的理由不充分。该份协议书只是笼统表明倪菊花户共享受四处安置房产，并未表明各人应占多少份额，协议书只是家庭成员（上诉人户籍当时在内）关于房屋分配的一份内部协议，和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在协议及公证书上既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没有任何内容显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已进行了有效安置，上诉人当然无从知晓。三、上诉人知道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列为安置对象的时间为2015年底接到浙江省直机关房改办口头通知时，诉讼时效应从该时间点起算。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 开发区管委会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014年4月1日签订的协议中明确记载了被拆迁户的安置人员共有6人，其中包括上诉人祝国林，同时协议书也明确记载了以上安置人员共取得四处房产，对相关的四处房产的权属也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因此答辩人认为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公证并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时对其事实上属于被安置人员的事实是清楚的，上诉人提起本案之诉的时间是2016年6月，已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上诉人提起诉讼并非对安置确认本身持有异议，而是认为将其作为安置人员影响其应得的其他权益和福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经审查，对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7年9月20日，因“两口两线”整治需要，上诉人原户籍所在的新元社区进行征地拆迁，以户主倪菊花为代表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居住区建设指挥部及指挥部委托的签约人杭州中瑞房屋置换销售有限公司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由上诉人祝国林代为签字，协议载明：该户户主倪菊花、女章国芳、婿祝国林、孙女章祝嘉禾（独）、母赵桂香，协议安置人口数为6人。2008年章国芳、祝国林购买欣景苑专用房113.77平方米（系福利性分房，享受面积90平方米）,2013年1月，章国芳和祝国林离婚，祝国林户口仍在倪菊花户中，2013年10月章国芳与顾永森结婚。2013年10月拆迁人对安置户进行审核时，根据杭经开征迁纪〔2012〕2号文的规定，因章国芳、祝国林已享受福利分房取消了两人的农居安置资格，并向章国芳、祝国林核发房屋重置双倍补偿款。2014年1月15日新元社区实施回迁安置时，根据1号纪要第二条“享受过省市直属机关专项用房的开发区被拆迁人员，夫妻双方享受面积未达到人均55平方米（高层、小高层）建设面积标准的可补足相应面积”的规定，章国芳、祝国林可补足相应面积20平方米，因房屋不可分割的原因，实际抽取房屋面积为57.38平方米。经审核确定倪菊花户农居安置5人，安置面积275平方米，安置人口为户主倪菊花、女婿顾永森、孙女章祝嘉禾（独生子女按2人计算）、母赵桂香；女章国芳和前婿祝国林享受福利性分房，补足面积20平方米。经杭州钱塘公证处公证，倪菊花户抽取新元金沙家园安置房4套共计面积339.02平方米。抽房完毕后，以户为单位，由户主倪菊花与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农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签订了《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回迁安置协议书》。2014年4月1日，倪菊花、章国芳、顾永森、章祝嘉禾、赵桂香及上诉人祝国林共同签订协议，将拆迁安置的四套房屋确认归章国芳、倪菊花、章祝嘉禾所有，同时载明顾永森、祝国林、赵桂香不要求以本人名义登记上述房屋的产权，杭州钱塘公证处出具了（2014）浙杭钱证内字8218号公证书对上述协议进行公证。从上述查明的事实表明，上诉人祝国林从2007年最初签订拆迁协议到安置人口、安置用房面积确认以及安置房的最后所有权归属等事项均是参与并知悉的。因此上诉人至迟在2014年4月1日与倪菊花等人共同签订协议书并进行公证时，就应知道其属于安置人员之一，享受相应的安置面积，故其于2016年6月23日提出诉讼，显然已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的期限规定。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马惟菁 审判员  沈 妙 审判员  夏祖银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书记员  吕圣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