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2071民初7887号原告（反诉被告）：黄建东，男，196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朝娣，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浩，广东邦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张溪氹仔围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470759674。法定代表人：唐宇澄，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反诉原告）：唐宇澄，男，196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被告（反诉原告）：朱兴勇，男，197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三被告（反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反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亚凤，广东万里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告黄建东诉被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被告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向本院提起反诉，本院依法将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并依法由审判员陶香琴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黄建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朝娣、李世浩，被告（反诉原告）唐宇澄（其同时是鸿衍机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兴勇及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建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被告鸿衍机电公司一次性向原告支付第一笔利润分配款项10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本金1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二、被告唐宇澄、朱兴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事实理由如下：2012年4月23日，原告投资30万元入股被告鸿衍机电公司，并与被告唐宇澄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确定原告的股权比例为40%。2017年3月20日，因原告另有事业发展方向，股东会决议同意原告退出公司，为此原告与三被告签订《退伙协议书》。根据《退伙协议书》的约定，原告的应分配利润为250万元，分三笔支付。但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原告一直未收到利润分配款项。为此，原告特委托律师向三被告发出律师函进行催收，也未收到三被告的任何答复。被告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辩称，一、原告因个人原因向唐宇澄、朱兴勇要求退出股份，并要求鸿衍机电公司财务人员核算公司利润，公司财务人员在没有扣除应付款项的情况下，误把公司账户余额纳入退伙分配中，统计金额出现重大错误。原告入股前公司是由唐宇澄个人经营，该期间的经营利润由唐宇澄个人所有，但唐宇澄一直未从公司取走该笔款项，而是作为股东个人借款入账，在原告退股时由于失误，统计出来的账面利润4431153.03元并未扣减原告入股前唐宇澄的应收款项。由于原告非常迫切，且由于唐宇澄、朱兴勇并非财会专业人员，在没有审查清楚的情况下，四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退伙协议书》，第二天才发现各方对于利润计算数据中的年总余额4215228.09元的认识方面存在重大误解。鸿衍机电公司财务人员第二天便与原告联系重新核算，唐宇澄也为此发函给原告要求解决，但原告置之不理。因此，《退伙协议书》是在数据有错误且四方对错误数据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退伙协议书》中确认的分红金额并非按照实际的盈利情况计算得出，没有客观事实依据。二、原告与唐宇澄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以股权投资的形式入股，占有公司股权，现在原告以退伙的名义要求退出，且并未对其股权作出处理，因此我方认为《退伙协议书》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原告退出股权的依据，我方也不确认各方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三、原告及唐宇澄、朱兴勇并非同一时间签订《退伙协议书》，该协议并非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退伙协议书》是由原告在朱兴勇的办公室打印出来，由原告先签字，再由朱兴勇签字，而唐宇澄不在场。唐宇澄当晚十一点左右回到家后，原告找到唐宇澄要求签字，唐宇澄提出第二天再签，但原告称买了第二天的高铁车票，坚持要唐宇澄签字。于是唐宇澄在喝了酒不清醒的情况下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且并未看清协议中的数据。第二天大家发现问题后，打电话给原告，原告称已在高铁上了。后朱兴勇及公司财务人员多次联系原告，向其解释问题所在，但原告均不予理会，还提起了本案诉讼。四、鸿衍机电公司并非《退股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其在协议中盖章并不代表其自愿承担合同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提起反诉请求：一、撤销本案原被告四方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退伙协议书》；二、确认反诉被告应收款项为110万元。事实理由如下：《退伙协议书》是四方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且经统计，截至2017年2月份，鸿衍机电公司的利润约200万元（包括尚未到账的应收未收款），按反诉被告股份比例40%计算，其应分配利润为80万元，加上反诉被告原投资款30万元，合计110万元。针对反诉原告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提出的反诉请求，反诉被告黄建东辩称，一、协议书依据的所有财务数据及结论均是由唐宇澄提供给原告，且是经过反复多次核对的，不存在数据失误或者重大误解，原被告签署《退伙协议书》是几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鸿衍机电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管理均由唐宇澄、朱兴勇负责，反诉被告于2012年4月出资入股公司，但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从未收到过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或者分红。2017年2月底，反诉被告提出退股，唐宇澄先后多次向反诉被告提供公司的财务往来细目，反诉被告的代表和唐宇澄、朱兴勇、鸿衍机电公司的财务人员还一起组成了对账小组，专门对数据进行核对，经过一个多月的对账才得出了《退伙协议书》上记载的数据，协议书后附的表格“我垫付”一栏中的数据就是唐宇澄2012年5月之前的应收款及唐宇澄后期从公司借出的款项冲抵之后的数，而该数据在计算利润时已经进行了扣减，因此不存在数据不实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形。二、涉案《退伙协议书》虽名为退伙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实际上表明了反诉被告所持股份由唐宇澄和朱兴勇收购、并入唐宇澄和朱兴勇两方股份中的意思，而并非未对反诉被告的股份作出处理。从工商登记资料也可看出，鸿衍机电公司是由唐宇澄登记成立的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反诉被告和朱兴勇一直未被登记为股东，因此《退伙协议书》第二条约定公司从2017年3月1日起由唐宇澄、朱兴勇共同所有继续经营，实际上就是由唐宇澄、朱兴勇收购反诉被告股份，协议约定的数据虽然是依公司的经营利润计算得出，但实际上是股权转让价款。三、经过多次对账，且反诉被告多次让步后，各方直至2017年3月20日才对股权转让价款作出最终确定，并在朱兴勇的办公室打印出《退伙协议书》，由朱兴勇先签名。在签名之前，反诉被告已通过微信的方式将该协议发给唐宇澄，唐宇澄确认后才交给朱兴勇签字的。因唐宇澄称临时有事离开，所以反诉被告才到晚上将《退伙协议书》送至唐宇澄家中让其签字。在《退伙协议书》的整个签订过程中，反诉被告没有任何所谓的胁迫。并且，协议签订当天，反诉被告、唐宇澄、朱兴勇及鸿衍机电公司财务人员一起就相关数据进行了最后确认，除签订《退伙协议书》外，还签订了会议纪要、“工程项目应收应付总结”、《退伙协议书》的附件，在签订协议之前，反诉被告及唐宇澄、朱兴勇就已经对该几份材料的内容进行了确认。四、就《退伙协议书》的内容而言，对反诉被告是不公平的，反诉被告本来应分得利润是291万多元，但唐宇澄提出存在应收款风险，为促成协议的达成，反诉被告同意将应分配利润减少为250万元。五、反诉原告称金额有误是因为其财务人员的重大失误造成，即使存在失误，该失误也属于反诉原告的单方失误，不能归责于反诉被告，不能作为《退伙协议书》可撤销的法定理由，反诉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鸿衍机电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20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唯一股东为唐宇澄。2012年4月23日，唐宇澄和黄建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约定黄建东出资30万元入股鸿衍机电公司，占公司40%股份，唐宇澄则占公司60%股份。根据该协议，黄建东向唐宇澄支付了30万元。2017年2月份，黄建东提出退股，为此黄建东、唐宇澄等协商同意对公司的账目进行清理核对。2017年3月6日，黄建东、唐宇澄、朱兴勇、老倩影（鸿衍机电公司财务人员）、黄建森（黄建东的弟弟，接受黄建东的委托核对账目）召开会议，同意共同成立由黄建东任组长的核数小组，进一步对公司财务报表及收支情况进行核查、清理。在核数期间，唐宇澄、朱兴勇及老倩影等人分别向黄建东提供了公司的财务报表、分类账、收支明细及汇总等财务资料，且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2012年5月前（即黄建东入股前）的工程应收款属于唐宇澄个人经营期间的利润，在核算2012年5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利润时应作相应的扣减。2017年3月20日，黄建东、唐宇澄、朱兴勇召开会议进行对数，并共同签署名为“工程项目应收应付总结”的表格和会议纪要，对鸿衍机电公司2012年4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工程项目应收款的相关金额进行确认。同日，唐宇澄（作为甲方）、黄建东（作为乙方）、朱兴勇（作为丙方，协议中明确其为公司日常经营负责人）签订《退股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乙双方合伙经营鸿衍机电公司，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从2017年3月1日起乙方退伙；2.自乙方退伙后，鸿衍机电公司归甲丙两方共同所有继续经营，之后公司的债权债务及经营有关一切事项归甲丙二方负责，与乙方无关；3.合伙时间为2012年4月23日至2017年2月28日，收支决算经甲乙丙三方会算完毕，利润为6531253.2元；4.乙方占40%的股权，应分配利润为2612501.28元，加上本金30万元，合计2912501.28元，经股东讨论，考虑到应收款的风险，大家同意乙方应分配利润为250万元，分三期支付：于2017年4月15日前支付第一笔100万元，于2017年10月15日前支付第二笔100万元，于2017年12月15日前支付第三笔50万元，并由甲丙个人提供担保。《退股协议书》左下方的甲乙丙签字处分别有唐宇澄、黄建东、朱兴勇的签字，右下方还有鸿衍机电公司加盖了公章。协议约定的第一笔款项付款期限届满后，黄建东并未收到相应款项。经催收未果后，黄建东遂于2017年5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明，《退股协议书》后附有一张表格，唐宇澄、黄建东、朱兴勇均在该表格上签字确认。该表格的格式和项目与黄建东于2017年3月17日收到的唐宇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其的一份表格的格式和项目基本相同，仅部分数据不同。表格上记明了《退股协议书》中确认的利润6531253.2元的数据由来：将2012年5月至2017年2月期间公司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后得出总余款4275228.09元，再加上2012年5月前工程应缴税，得出利润4431153.03元，然后用该利润金额加上应收理财款、工程应收款，再减去公司欠唐宇澄的款项（记载的项目名称为“我垫付”，金额为2978022.99元）、公司欠唐宇澄的利息、工程应付款、材料款、财务应付款、工资、咨询费、员工保证金、未开票税费、投资款本金（金额为100万元），最终得出6531253.2元的金额。原被告对于《退股协议书》后附表格中的数据是否有误存在争议。黄建东认为数据完全正确，已经扣除了唐宇澄应收取的款项，其中“我垫付”的款项就是唐宇澄2012年5月之前的应收款及唐宇澄后期从公司借出的款项冲抵之后的数。为证明其该项主张，黄建东提交了鸿衍机电公司提供给其的财务资料。其中，公司财务人员老倩影于2017年3月18日向其发送的邮件中附有一份名称为“属于唐宇澄出资部分明细表（新）”的财务数据表格。该表格中共有六张分表，分别记录的是2012年5-12月、2013年-2016年每年全年、2017年1-2月的数据，每张分表中均列有六项数据，分别为“应付唐财务已入账（有单据）”、“应收唐财务已入账”、“公司代唐支出（唐应还给公司）”、“唐应收公司（公司应退给唐）”、“唐宇澄已付款（财务未入账）”、“唐借款”，用该几项数据相加减，计算得出“实际应付唐”的款项金额，计算方法为：【“应付唐财务已入账（有单据）”+“唐应收公司（公司应退给唐）”+“唐宇澄已付款（财务未入账）”】-【“应收唐财务已入账”+“公司代唐支出（唐应还给公司）”+“唐借款”】。表格中计算得出的2012年5-12月、2013年全年、2014年全年和2017年1-2月份的“实际应付唐”的款项金额与《退股协议书》后附的表格中相应期间的“我垫付”的金额相一致。2017年1-2月的表格中还汇总有各年度的累计金额和2012年5月至2017年2月期间总的累计金额，其中“唐借款”总的累计金额为4878075元。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认则为上述表格中的数据有误，其中“利润4431153.03元”实际上包含了唐宇澄应收款4878075元和员工借款238000元，“我垫付”的款项也仅指唐宇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代公司垫支的款项，不包含唐宇澄应收的2012年5月之前的款项。为证明其该项主张，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提交了公司财务人员老倩影发送给黄建东的电子邮件予以证明，并申请了老倩影出庭作证。电子邮件显示，老倩影于2017年3月28日向黄建东发出邮件，提出上述《退股协议书》中直接用现金账面余额来核算应付利润是不对的，强调“……从开始核数以来，我在你们三股东当前一直重复强调现金账面的余额里包含公司员工所有借款数……”，并请求黄建东与唐宇澄、朱兴勇再作商议，重新理清数据。黄建东则回复邮件表示数据是股东之间经过一个多月反复核算的结果，与老倩影无关。老倩影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在各方签订《退股协议书》之前，其就曾打电话告知黄建东数据存在错误，也向唐宇澄、朱兴勇反映过数据存在问题，但各方最后对数时并未叫其参加，签订协议时其也并不知情；协议签订后，其发现数据有问题，就打电话给黄建东，但黄建东已经不再与其沟通；《退股协议书》附表中的年总余额4275228.09元中包含了员工提前借支用于公司经营的款项，因还没有支出的单据，所以没有入账，做账时暂记为员工借款；利润金额中还包括唐宇澄个人经营期间的利润和唐宇澄垫支的款项，大概500多万元；对于上述“属于唐宇澄出资部分明细表（新）”中各项数据的内涵，老倩影解释称，其中“应付唐财务已入账（有单据）”、“唐宇澄已付款（财务未入账）”指的是唐宇澄代公司垫支的款项，“应收唐财务已入账”、“公司代唐支出（唐应还给公司）”指的是公司代唐宇澄支付、唐宇澄应还给公司的款项，“唐应收公司（公司应退给唐）”指的是唐宇澄应收的2012年5月之前的款项，“唐借款”指的是唐宇澄以经营支出为由提前借支且尚未提供票据入账的款项。再查明，诉讼过程中，黄建东明确其在本案中按照股权转让关系来主张权利，并强调其主张的款项虽然在《退股协议书》中表述为“应分配利润”，但实际上是股权转让价款。对于其为何要求鸿衍机电公司支付涉案款项的问题，黄建东解释称，各方约定以应分配利润加上其原始出资金额来确定股权对价，而应分配利润的分配主体是鸿衍机电公司，且《退股协议书》明确由唐宇澄、朱兴勇提供担保，故款项应由鸿衍机电公司支付，并由唐宇澄、朱兴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认为，根据黄建东明确的诉因，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一、黄建东与唐宇澄、朱兴勇之间是否成立股权转让关系？二、涉案的《退股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胁迫等可撤销的事由，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主张撤销该协议理据是否充分？关于焦点一。黄建东是鸿衍机电公司的股东之一，占公司40%的股份，各方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黄建东主张其与唐宇澄、朱兴勇之间依据《退股协议书》成立的是股权转让关系，但唐宇澄、朱兴勇不予确认，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退股协议书》使用的表述一直是黄建东“退伙”，也就是退出公司，不再作为公司股东，而并不是向唐宇澄、朱兴勇转让股份；其次，《退股协议书》并未对黄建东名下的股份如何处理作出约定，仅约定了黄建东退伙后鸿衍机电公司归唐宇澄、朱兴勇共同所有继续经营，而并不是约定黄建东名下的股份归唐宇澄、朱兴勇共同所有，故仅依该约定无法得出双方是股权转让关系的结论；再次，根据《退股协议书》第3、4条的约定，协议项下黄建东应收的款项为应分配利润加出资本金，而非股权转让款；最后，《退股协议书》还约定黄建东应收的款项由唐宇澄、朱兴勇个人提供担保，由此推知，各方约定的付款义务人并非唐宇澄、朱兴勇，而是鸿衍机电公司，但通常情况下股权转让款的付款义务人应是股份受让方。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各方当事人依据《退股协议书》成立的是公司盈余分配关系和退股关系（并未明确是通过减资、股份回购或是其他方式完成退股手续），而不是股权转让关系，故黄建东主张其与唐宇澄、朱兴勇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并要求鸿衍机电公司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首先，唐宇澄、朱兴勇均非财会专业人员，对于公司财务情况未必十分清楚，且黄建东与唐宇澄、朱兴勇对账当天，并无公司财会人员在场，数据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者不准确性；其次，在《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公司财务人员老倩影已及时通过邮件等方式向黄建东提出异议，并指出用现金账面余额来核算利润存在错误，且明确现金账面余额中包含员工借款，老倩影作为公司财会人员，最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其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再次，诉讼过程中，老倩影也出庭作证解释了员工借款实际上是员工提前借支用于公司经营的成本，而将员工提前借支用于经营的款项暂记为员工借款，待提供票据后再正式入账这一做法也是一般公司财务记账的通常做法，故老倩影的解释具有合理性；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根据《退股协议书》后附表格的计算方法，各方在计算鸿衍机电公司可分配利润时，明显并未提取相应的法定公积金，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本院认定《退股协议书》及后附的表格对于鸿衍机电公司可分配利润的计算基础和计算方法存在错误，双方对此存在重大误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请求撤销该协议的反诉请求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还请求本院确认黄建东的应收款项为110万元，包括80万元为应分配利润和30万元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应由公司自行制定相应的分配方案并通过股东会决议，在公司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且公司没有无故不分配利润等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下，直接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股东的应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虽然唐宇澄、朱兴勇均同意黄建东退出鸿衍机电公司，但各方尚未明确是通过股份回购、减资还是股权转让的方式完成退股手续，在此情形下即由鸿衍机电公司退回黄建东投入的30万元投资款，有抽逃出资的嫌疑，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本院对于鸿衍机电公司、唐宇澄、朱兴勇提出的该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六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黄建东与被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唐宇澄、朱兴勇于2017年3月20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书》；二、驳回原告黄建东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唐宇澄、朱兴勇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3812元，减半收取为690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06元（原告黄建东已预交），由原告黄建东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350元（反诉原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唐宇澄、朱兴勇已预交），由反诉被告黄建东负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反诉原告中山市鸿衍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唐宇澄、朱兴勇）。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陶香琴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书记员  王姿雅钟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