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3民初4047号 原告：余文娟，女，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亮，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玉芬，女，1979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涵虚，浙江纳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龚绍弯，男，197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 原告余文娟为与被告李玉芬、龚绍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文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文亮、被告李玉芬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涵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龚绍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文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00432元；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两被告共同经营李子外贸工厂店，一直通过微信在线下单的方式向原告采购服装。2018年1月5日至5月间，两被告向原告采购服装共计2985432元，但截止起诉之日仅支付2385000元，尚欠600432元货款，经原告多次催告，两被告一直拖欠拒不支付。 原告余文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微信聊天记录44页； 2、销售单69页及统计表1份； 证据1、2共同证明被告2018年1月25日-5月11日通过微信下单金额2985432元。 3、名片2份，证明两被告共同经营的事实。 4、微信聊天记录1页，证明被告拒不支付剩余货款的事实。 5、婚姻登记材料2页，证明两被告的婚姻状况。 6、缴纳诉讼费通知书及手机银行转账凭证各1份，证明原告交纳诉讼费共计13326元。 7、微信、支付宝、网银记录及收款统计表各1份，证明2018年1月22日-5月31日，原告收到销售货款2385000元的事实。 8、欠款说明1份，证明被告李玉芬认可拖欠货款的事实。 9、聊天记录20页，证明2018年5月16日以后支付货款情况。 被告李玉芬答辩称：原告余文娟为达到不当诉讼目的，在明知案件真实情况的前提下，隐瞒重要诉讼证据，混淆歪曲法律关系，应认定具有虚假诉讼之故意，或者至少请法院考虑降低对原告陈述事实真实性、证明目的的评价。1、本案法律关系并非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均显示代销的相对人、代销的情况包括代销数量、型号、价格、款式、代销成本支出等均由委托人即原告授权确认，其特征与买卖合同相悖，并符合被告一直坚称的代销代售的无名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2、原告在微信记录里向被告发送代销的要约，被告多次对要约主要内容进行了协商，应当不能视为承诺。原告依据销售统计表进行诉讼，并依据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代替代销的法律关系不当，被告认为应以原告后续提交的欠款说明为准。原告之后提交的证据也能明确双方系代销的法律关系。被告之所以强调法律关系，主要是因为买卖合同和代销代售的法律关系在本案款项金额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3、真实的情况是，原告委托被告代为销售衣服，由原告确认款式、数量、材质、价格，并送至被告所在地，双方约定除衣服清仓外（包括双方年底清仓、原告自行清收），被告均不得低于发货价售卖，原告给予被告售卖价与发货价之间的差额作为代销代售的利益，衣服中代销未完成的部分被告返还原告或者以清仓价进行处理。4、款项金额上，原告提交的欠款说明是原告带着四个大汉一起威逼被告所出，其所说明的内容为截止说明日即5月16日，按照发货价计算欠款额度为700000元，也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已经给予原告49.05万，故尚欠款项20.95万元。由于被告与原告为代销代售的法律关系，故本案的款项应以原告后续认可处理价返还给原告，或者返还等额的货物，真实货物价格应为71230元。5、在法律关系上，被告认为由于本案系委托合同的关系，原被告双方在5月16日签订了欠款说明，之后双方其实已经继续履约，并对剩余货物进行清仓处理，应当视为双方的委托关系仍然存续，原告在本案当中在委托关系存续的情况下仍然提起诉讼，应当认为原告是基于被告预期违约的情况要求被告提前还款的诉讼请求，但根据原告本人提交的证据，被告始终表示愿意配合原告进行货物的清算，并始终不遗余力的支付或者按照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货款，且一再声明被告市场绝对不会散的，被告不会赖账，并且最后一笔账在6月4日给了原告9300元，所以被告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被告已经履约不能。原告却以诉讼作为手段进行胁迫，并通过不正当的诉讼手段达到与事实不符的诉讼目的，并且在没有符合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要求提前解除委托关系，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被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李玉芬向本院提交转账记录4页，证明5月24日至6月4日期间被告共支付105500元款项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龚绍弯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余文娟提交的证据，被告李玉芬质证认为：对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1的微信相对人是原告员工，并非原告本人，但不能达到证明最终款项金额的证明目的，双方间的货款金额应当以证据8欠款说明为准，销售单和统计表是由原告员工根据原告本人授意率先确定，而且也是由原告书写登记的，与最终的事实金额不一致，且销售单和统计表没有被告本人签字，且被告认为应以欠款说明为准。关于数额上及代销关系上，微信第2页关于材质确定上写了“牛仔沙石……”，确认了如何定发货价等；1月3日微信第4页“被告说昨天卖赔了”，如果是买卖关系的话，是否卖赔与原告没有关系；3月11日的微信原告向被告询问“今天还出什么货”，说明原告对被告要给什么货不清楚；微信第11页“昨天有上海的拿货，我没给他，说在你家拿的52元”，说明被告只是原告诸多代销的单位之一，而且发给各个代销单位金额都是不一致的，且均由原告确认，比如上海的要通过原告的授意再来被告处拿货，证明代销的法律关系；微信第12页“我这边发是58元……”是在议价，原告说“后面又跟我说，你也不怎么好卖”，意思是东西我给你代卖，虽然你水平不错，但是可能你也不好卖；3月18日的微信，被告又向原告确认关于代销价格的问题；3月20日的微信，被告员工说“在赶，今天继续给你，新款一出来老大会给你安排妥的”，也就是说新款数量、时间、款式均由原告决定，被告没有任何的决策权；3月22日的微信，被告说“603又给这么多”同样能佐证被告所述，其实被告是后知相应的代销货物的具体情况的，原告员工陈述的“下一单的出货得等4、5天、给你多备了一些”对出货时间及数量的决策；3月27日的微信是关于代销货物具体情况由被告向原告核实，均显示代销代售的关系；3月30日的微信被告再次向原告核实原告准备发给被告多少货。这些均说明代销的相对人、情况、数量、型号等均由原告决策，被告没有决策权，符合代销代售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销售单和统计表，详见2018年3月12日、3月18日9：09等的微信记录，体现出实际数量与发货数量不一致，双方对要约主要内容进行了更改。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仅凭名片及出现在孤立对话场景中的名片，特别是辅料供应的对话场景的名片，不能证明原告陈述的共同经营的事实，被告有理由相信辅料加工成衣和衣服的买卖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相对人也是不同的，完全存在该部分披露的主体是原告和微信相对人跟其他的辅料加工方产生的关联。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部分证据恰好反映出被告是愿意支付，并且是愿意根据代销代售的法律关系在剩余的货物清售完收账之后还款，同时该证据也说“我衣服卖不掉……我从未说不还钱”。前面的微信是原告通过诉讼来威胁逼迫被告。被告在委托合同上存续的情况下采取非常强硬的手段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被告提前还款，被告认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证据5三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双方是共同经营店铺。对证据6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三性均无异议，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9，缺失了4笔款项，原告也自认后续也提供了。对证据8三性无异议。对证据9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微信相对人是原告本人，与被告之间的聊天记录，被告认为最后一份证据的每一页都能体现代销代售的法律关系，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微信第1页“你处理了没有”，说明原告自己也要对货物进行清销，一旦原告进行清销，被告的价格就不能高于原告的清销价，原告承认没有处理，说明原告将清销的事情给被告进行处理。微信第4页也体现了代销代售的关系。5月27日的微信原告说“急用钱，那就给他吧”说明最终还是由原告决策，5月27日的微信说明金额、数量的确认也是由原告进行确认。5月28日的微信说明被告实际的经济情况及经营情况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违约的情形。对被告李玉芬提交的证据，原告余文娟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几笔款项在原告的对照销售统计表可以看出5月14日之后发货的都未统计到销售单内，这几单需要特殊说明的是由被告帮忙介绍客户，由原告直接发给客户，被告帮原告代收货款的，并非其所谓支付购买货款。据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证明效力后文予以详细分析。 综上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余文娟与被告李玉芬素有合同关系，原告余文娟通过微信与被告李玉芬确认发货单，再向李玉芬发送货物供其销售。双方就该合作关系未订立书面合同。原告余文娟主张自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5月11日，其在微信聊天中与被告李玉芬确认的送货单共计69份，金额合计2985432元。经双方核对，1月25日（金额为60488元）、3月2日（金额为1180元）、3月4日（金额为5520元）、3月24日（金额为3920元）、3月25日（金额为2895元）、3月30日（金额为5400元）、4月25日（金额为2842元及2016元）的单据未在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现。 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被告李玉芬通过微信、农业银行、支付宝等方式共计向原告余文娟转账支付款项2385000元。 2018年5月24日，余文娟微信中要求李玉芬再处理一些衣服。处理衣服后，扣除运费等500元后，李玉芬于同日通过支付宝向余文娟转账支付59500元。5月25日，李玉芬要求余文娟发货1000件，李玉芬处理货物后，扣除150元运费后，支付余文娟款项19850元。5月27日，李玉芬称有人回复要1000件，单价17元。李玉芬处理该1000件衣服后，于次日支付余文娟款项16850元。2018年6月4日，李玉芬支付余文娟款项9300元。 2018年6月6日，余文娟向李玉芬催讨货款。李玉芬称“衣服卖不掉…手里也没有钱…也从来没说不还钱”。2018年6月5日，李玉芬向余文娟陈述：16号到31号别说帮你处理的钱马上给你，连自己进多少给多少，给了385000元等。余文娟要求其在20号之前打款200000元。李玉芬称需要问其哥哥，因为其自己手里现在没有钱。 另查明，2018年5月16日，李玉芬向余文娟出具欠条一份，其中载明：从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5月16日，账单总欠款额700000元整。 再查明，李玉芬、龚绍弯于2016年2月22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6月8日离婚。 本院认为，原告余文娟主张其与被告李玉芬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李玉芬认为双方之间成立委托销售关系。通过原告余文娟在本案中所举发货单与付款记录情况等来看，可以明确双方通过微信聊天工具下单的方式确认订单，余文娟向李玉芬发货后，李玉芬并适时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该交易模式中并未体现被告李玉芬所称代销法律关系所应有的未售出货物返还、利润分配等必要内容，而上述“交付货物”、“支付货款”等特征，更符合合同法中对买卖合同的相关定义，即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同时，本院还注意到，在2018年5月24日、5月26日、5月28日、6月4日，余文娟向李玉芬发送四批货物后，李玉芬确实为余文娟处理或代为销售货物，而该种合作模式下款项均已经适时结清。该种合作模式与原告前述主张的买卖合同交易模式确有不同。故本院确认原告前述主张部分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货款金额，双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了相关订单，李玉芬亦未否认其收到了该些订单所对应货物，结合李玉芬自认的欠款情况，可以看出李玉芬出具的案涉欠条确实不能反映双方在2018年1月25日至2018年5月11日期间的所有买卖合同关系情况。故原告余文娟向被告李玉芬的发货数量及对应货款金额以双方在微信聊天中确认的订单为准，但要扣除未在聊天记录中确认过的1月25日（金额为60488元）、3月2日（金额为1180元）、3月4日（金额为5520元）、3月24日（金额为3920元）、3月25日（金额为2895元）、3月30日（金额为5400元）、4月25日（金额为2842元及2016元）的单据金额，计算得出总货款金额为2901171元。关于总付款金额，如前所述，2018年5月24日、5月26日、5月28日、6月4日四笔付款均为李玉芬为余文娟代为处理货物并适时结清的货款，这也与李玉芬在2018年6月5日的陈述相一致，故该些款项与上述买卖合同关系无涉，故本院确认李玉芬在双方该阶段买卖合同关系项下已经支付货款金额为2385000元。故，李玉芬还应当支付余文娟的货款金额为516171元。另，关于原告余文娟对被告龚绍弯的诉讼请求，从案涉证据来看，买卖合同关系的磋商、履行等事实均发生在原告余文娟与被告李玉芬之间，故原告余文娟对被告龚绍弯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玉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余文娟货款516171元； 二、驳回原告余文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804元，减半收取4902元，财产保全费3522元，两项合计8424元，由被告李玉芬负担7242元，由原告余文娟负担118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员  杨 政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施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