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3民初11087号原告：王旭，男，1965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委托代理人：潘勇，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BERNHARDMARIAKUNSMANN，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秦安琪，上海陆德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旭与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旭的委托代理人潘勇，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秦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旭向本院提出诉请请求：1、自2018年1月18日起恢复与被告间的劳动关系(接受同等待遇的其他岗位)；2、被告支付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判决作出之日止期间的工资(按照人民币123,801.29元/月计算)；3、被告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18日期间拖欠的美金工资部分计人民币522,059.72元；4、被告支付2017年美金部分年终奖计人民币93,224.95元；5、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的费用人民币130,000元；6、被告支付商业保险费用人民币135,45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5年6月1日进入科洛尼集团工作，2014年12月31日与被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担任总经理，月工资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人民币工资30,576.34元，美元工资14,635美金，其中人民币部分的工资由被告每月25日左右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至原告国内的银行账户，另一部分美金部分由美国科洛尼金属公司每月转账至原告在香港开户的汇丰银行账户。美国科洛尼公司和被告均是德国科洛尼的全资子公司。2005年6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原告担任美国科洛尼公司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工资也是分人民币和美金两部分发放，其中人民币部分系由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发放，美金部分由美国科洛尼公司发放。自2013年8月起原告的劳动关系转至被告处后，人民币工资于2015年1月起改由被告发放，但是美金部分工资还是一直由美国科洛尼公司发放。被告于2017年9月起停发了原告的美金工资部分。另外，原告享受十三薪，其中人民币部分已经发放，但被告未发放美金部分。2018年1月1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认为原告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项下的严重过错行为，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严重失职以及严重违纪。但原告并存在被告所述的上述行为。2017年7、8月间，被告曾与原告协商过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但是双方未就补偿金的金额达成一致，被告故以上述理由解除了与原告间的劳动关系。原告自2018年1月19日未再至被告处上班。被告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未告知原告具体存在何种违纪行为，直到仲裁审理时才告知原告存在虚开增值随发票，但并未告知原告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金额以及具体时间，仅凭被告公司内部的电子邮件中记载原告对第三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明知而作出解除。原告认为，增值税发票是第三方供货商开具给被告的，可能存在供货商从其他地方调货的情形，故被税务局认定其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不具备真实的交易，税务机关经过核查认为被告属于善意，但被告坚持将此重任归咎于原告。双方劳动合同中约定被告每年为原告及其妻子购买一份商业保险且约定保险费凭票报销。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保险尚未到期，考虑到保险费用昂贵，原告于2018年4月10日为自己购买了商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保险项目，花费34,231.89元，并于2018年7月6日为妻子购买了一部分保险项目，花费15,402.80元，保险公司口头给出的保险报价为人民币135,456元。劳动合同中虽未约定保险覆盖范围，但按照惯例包含原告妻子，且原告所购买的保险项目均涵盖在之前的保险项目中。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支持诉请。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在担任总经理期间，授意第三方虚开增值税发票，导致税务机关进行核查时发现问题并作出了书面处罚通知，造成进项税转出不能与销项进行抵扣，被告由此变相多缴纳税款。自2016年年初至2017年年底，原告明知和默许他人无开票资格的情况下再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虚开，涉及金额达到人民币4,000多万元，被告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原告从交易之初就清楚供货商无法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被告系德国科洛尼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但被告不清楚原告所述的美国科洛尼公司和德国科洛尼之间是何关系，被告与美国科洛尼之间也没有交叉亦无商业上的往来，被告也未委托过美国科洛尼为原告发放任何工资，故原告与美国科洛尼之间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原、被告间的劳动合同中也并没有对被告需要支付原告美金部分的工资进行过约定，亦未约定过美金部分的十三薪。原告确实曾为被告垫付过人民币130,000元，但考虑到原告工作中的表现，被告现不同意返还。原、被告间劳动合同中对商业保险费的约定只是针对原告个人，并不包含其家属，其中对保险的项目并未具体进行约定，原告可以在约定的保险费用限额之内进行自由选择，但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后原告自行购买的商业保险不属于被告应当支付的范畴，被告目前已经另行聘请总经理，劳动关系客观上无法进行恢复。现被告亦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解除行为合法，不恢复双方间的劳动关系；2、不支付2018年2月26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63,261.39元(仲裁裁决主文部分应是笔误，应当为2018年1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工资)；3、不支付原告垫付的费用人民币130,000元。针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答辩意见同其起诉意见。原告亦认为工资部分应当为“2018年1月19日起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仲裁应当是误写为“2018年2月26日起”。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担任总经理，工资为每月人民币30,576.34元。2018年1月18日，被告给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被告决定解除其与原告之间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项解除立即生效……原告在担任总经理职位期间存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项下的严重过错行为，对被告已经造成重大损害，属于严重失职和严重违纪；由于原告的上述行为，被告与原告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信赖基础已经实质损害，且无法期待获得改善或修复；由于原告违反了基于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相关义务，被告无需在解除日之后向其支付任何劳动报酬或其他津贴；原告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其他薪资福利将支付至解除日。2018年1月18日，原、被告间劳动合同解除。另查明，原告于2018年2月26日向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自2018年1月18日起恢复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按照124,387元/月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1月19日起至仲裁裁决作出期间的工资，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月18日拖欠的工资(美金部分)折合人民币525,338元，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8日拖欠的工资(人民币部分)18,346元，支付2017年年终奖美金部分差额折合人民币93,810元，支付原告垫付的费用130,000元，支付2018年应缴纳的商业保险费用135,456元。庭审中，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18日拖欠的人民币工资18,346元的申诉请求。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原、被告恢复劳动关系；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2月26日(原、被告均表示仲裁笔误，应当为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工资63,261.39元，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费用130,000元，对原告的其余申诉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均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至本院。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1、《工龄继承协议书》，证明原告于2013年7月31日之前任职于美国科洛尼上海代表处，之后与被告签署了工龄继承协议书，将原告的劳动关系委托至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处，约定原告原有的工作条件以及福利待遇均保持不变。被告对该份证据上被告的公章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当时整个被告处于原告的掌控之下，包括公章的使用。原告系于2014年12月31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之前的情况被告并不清楚。劳动关系建立后，被告每月支付原告工资人民币30,576.34元，另有年终奖(需考核)。2、2013年至2017年美金工资部分的银行流水，科洛尼美国公司一直将原告的美金工资部分转入原告在香港开户的汇丰银行账户中，金额为14,635美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表示该部分的经济往来与被告无关，不清楚原告与美国科洛尼公司之间的关系。3、个人所得税纳税清单，证明原告的个人所得税刚开始由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代扣代缴，之后由被告代扣代缴，但2015年之前和之后原告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并未发生变化，原告的工资标准亦无发生变化。被告对该纳税清单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被告与美国科洛尼公司之间并无关系，被告已经按照约定足额支付了原告工资，并按照规定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4、电子邮件，证明美国科洛尼公司每月支付给原告的14,635美元系原告的工资，电子邮件中显示被告曾和原告协商过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但最终并未谈妥。最终被告解除原告劳动关系的理由是莫须有的。被告对上述电子邮件中涉及工资14,635美元的部分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所使用的电子邮箱后缀为cronimet.com/cn。被告并未看到过上述电子邮件也不知情。被告确实与原告协商过解除。5、2018年4月10日原告先行自费缴纳部分商业保险保费的凭证，证明按照双方间的约定，被告应当支付原告所支出的保费。被告表示曾约定过被告为原告购买商业保险并承担费用，但原告于2018年4月10日购买保险时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故被告无需承担该笔费用。审理中，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1、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的总经理已变更，由他人担任。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坚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愿意至同等待遇的其他岗位任职。2、电子邮件，证明原告利用职务便利，致使被告与第三方订立虚假合同并虚开增值税发票、阻碍被告经营，导致被告多缴纳税款人民币1,000多万元。在电子邮件中，被告的外部财务发送邮件给被告采购事项负责人，并抄送给原告，其中表示供货商是个人，但增值税发票由第三方公司开具，包括原告以及财务人员均知晓虚开增值税发票。原告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风险是知晓的，包括原告在内的相关经办人员想办法解决之前第三方无法开具合格增值税发票的问题。原告对实际供货商陈亚明通过第三方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是清楚的并同意被告采用这种运营模式。2016年12月19日，董事看到原告发送的电子邮件知晓此事后立即邮件告知采购人员拒绝再接受虚假的发票。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2016年下半年税务机关至被告处进行调查，表示被告有接受供货商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于是原告于2016年12月将此情况汇报给被告的管理层，后续的电子邮件均是讨论如何应对此事，上述并非原告的私人行为，原告也是到税务机关进行调查时才知晓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形。3、合同以及发货清单，证明原告自己接洽找到了个人供货商陈亚明，然后陈亚明找到第三方供货商虚开增值税发票。原告表示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陈亚明并非原告接洽找来的。4、2017年5月8日原告发送给被告总部的电子邮件，原告知晓自己的的失职行为，故将业务转交他人。原告对该邮件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原告的意思是此事可能会造成针对原告个人的风险，所以才将业务转交给他人。虚开增值税的流程看似都是合法的，原告不可能发现。5、电子邮件，2014年11月4日被告的业务经理发送给外部律师，并抄送给了原告，从邮件可以看出，原告在2014年就明知虚开增值税发票事宜。原告对邮件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当时原告尚未担任总经理，邮件的内容可能只是历史遗留问题，要求合规。6、2017年3月30日税务检查通知书，证明税务机关对被告进行税务检查。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税务机关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检查，不止该份通知书。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告主张原告指使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并以严重违纪为由解除了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但是被告对此提供的证据所显示的内容尚不足以证明原告确实存在私人接洽联系个人供货商并指使个人供货商寻找第三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亦未提供证明证明原告因上述指使行为而获得个人私利。原告作为被告处的总经理，确实对被告的运营负有领导责任，但被告作为用人单位，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亦应当持有高度的审慎义务，应当审视并区分员工履职过程中瑕疵行为的严重程度，现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在税务机关核查的涉税事件中存在恶意的私人牟利行为，故被告以此为由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实为不妥，应当承担违法之责任。被告主张已经聘用了新任总经理，考虑到总经理岗位的特殊性以及双方间已经失去履行劳动合同的信任基础，加之福利待遇应当与工作岗位相匹配，故本院认为双方间的劳动关系不宜恢复，原告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要求不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对被告要求不支付解除后工资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自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时其所购买的商业保险尚未到期，故其在劳动关系解除之后所购买的商业保险，不应当再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费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商业保险保险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据以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9月1日至2015年1月18日期间拖欠的工资以及2017年年终奖差额的理由系，其工资由人民币工资和美金工资两部分组成，美金部分的工资一直均是由美国科洛尼公司发放，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具有支付美金部分的义务，故其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曾为被告垫付钱款人民币130,000元，且被告并无合理理由拒绝返还该笔钱款，故原告要求返还该笔钱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要求不返还该笔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不恢复原告王旭与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间的劳动关系；二、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原告王旭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4月27日期间的工资人民币63,261.39元；三、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旭垫付的款项人民币130,000元；四、对原告王旭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各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王旭、被告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各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玉平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五日书记员  张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