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7民初12892号原告：韩永勋，男，1982年1月28日出生，朝鲜族，住吉林省珲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英，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法定代表人：季晓杨，董事长。原告韩永勋与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8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永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季晓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永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投资款人民币15万元(以下币种同)及利息10,291.67元，共计160,291.67元；2.被告支付原告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4,000元；3.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6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开设餐饮店。12月20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合作经营店铺的出资款15万元。合同签订后不到六个月，被告口头告知原告其已将店铺转让给了案外人。原告得知消息后通过各种途径与被告协商，被告于2017年6月8日出具《承诺书》并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因新的协议中未充分体现《承诺书》的内容，2017年8月16日，原、被告重新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该份协议与《承诺书》均约定被告每月向原告支付最低收益金6,000元，若由于被告原因转让或终止门店，被告向原告补足剩余收益期的所有收益。协议签订后，被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原告督促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被告于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2.被告支付收益金12万元；3.被告赔偿利息损失(以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支出损失4,000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于2016年12月16日开始合作，原告支付投资款15万元，与被告合作经营金钟路店，双方间建立投资合作关系。合作期间，金钟路店因经营不善而亏损，仅剩店铺转让后将获得的款项16万元，双方合作结束。根据该协议，双方共担风险、共享收益，16万元不足以弥补之前的亏损，被告愿意补偿原告4万元，后因仅收到转让款12万元，故实际返还原告3万元。被告未让原告承担亏损，也没有义务偿还原告投资款。原、被告非借贷关系，原告提供的是投资款，不存在产生利息及相应损失。被告经营的湖滨路店与原告没有关系，被告出于人道主义和私人关系在该店有盈利的情况下分别于2017年8月至11月每月支付原告收益6,000元，湖滨路店于2017年12月开始亏损，2018年5月停业进行内部清算，故被告未再支付原告收益。虽然被告支付上述收益与双方协商的解决方案有关，但未形成书面条款。关于吴正希于2017年6月8日出具的《承诺书》及原告提供的2016年12月16日、2017年6月8日、8月16日的三份《合作协议》，被告均不认可。其中《承诺书》系吴正希个人出具，吴正希在被告处担任开发经理一职，工作内容为搜集开发店铺、人流考察、周边商业业态调研等，不涉及与投资人谈判及签订合同，其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未得到被告授权，不能代表被告意志。三份《合作协议》上的合同专用章都是伪造的，被告从未使用过该章，被告签合同时使用的是公章，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也只有法人章、公章和财务章。此外，原告起诉没有依据，被告不存在过失，没有义务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就在金钟路店经营餐饮店铺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性质为合资，甲方对该店铺进行独家经营权……合同由甲方跟该店铺房东签署……该店铺初始投入为人民币30万元(叁拾万元)。由甲方出资人民币15万元(壹拾伍万元)，出资比例占总投资比例50%。由乙方出资人民币15万元(壹拾伍万元)，出资比例占总投资比例50%。以上投资款，由甲方统一支配，主要用于支付该门店的房租、转让费、押金、装修、设备采购、原材料采购及人员招聘等，不得挪作它用……乙方收益为门店当月净利润的40%，甲方收益为门店当月净利润的60%……收益金额经双方确认无误后，于每个月15日前，由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至以下甲方指定账户……当甲乙双方一致认同不再经营该店铺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或转让权……”。该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被告合同专用章。2016年12月20日，原告指示其配偶李花向被告转账23万元，后被告退回8万元，确认收到原告经营款15万元。12月27日，被告与案外人签订《房屋转租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作为承租方从案外人处租赁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XXX号XXX号地下一层商业9-78室商铺进行商业经营，经营项目为餐饮，租赁期限为2017年1月15日至2019年1月14日。该合同首尾部均加盖被告合同专用章，原告及被告员工吴正希签字确认。2017年6月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就湖滨道购物中心B2-E29经营事宜又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该店铺初始投入为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由甲方出资人民币85万元(捌拾伍万元)，出资比例占总投资比例85%。由乙方出资人民币15万元(壹拾伍万元)，出资比例占总投资比例15%……股权关系：甲方将原乙方投资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XXX号地下一层觅食家店铺的股份，转入本合同，乙方无须另行支付投资款……双方合作期自2017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甲乙双方在未沟通前提下，双方均无权对该店铺进行中止、转让、转租……甲方保证乙方每月保底收益人民币陆仟元整，并按投资比例提取门店当月净利润的15%，甲方收益为门店当月净利润的85%……”。该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被告合同专用章且吴正希签字确认。同日，吴正希代表被告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司承诺如下：１.韩永勋先生将原投资于凌空SOHO的觅食家店铺资金转投至湖滨道购物广场B2-E29觅食家的屋企汤。2.原所占股权同时转至新门店，每月按时获取投资合同约定的分红。3.凌空SOHO觅食家门店将转让，转让后，一次性支付现金人民币叁万元给韩永勋，其余转让资金转入我司账号。本月底(2017年6月底)前完成。4.韩永勋每月可获得保底收益￥6,000元(陆仟元整)，定于每月10日前支付。5.每月净利润分成15%(按合同所示)，每月15日前支付给韩永勋先生。”2017年7月20日、8月30日，被告分别支付原告金钟路店转让费1万元、2万元。2017年8月间，原告通过微信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季晓杨就合作事宜协商。双方就凌空店(金钟路)亏损及转让情况、原告的投资转到新天地店(湖滨道)情况分别与吴正希洽谈的情况进行了沟通。8月15日，季晓杨在微信中表示：“william(吴正希)跟我说根据你们沟通的结果会给我们一个新合同，我们签好以后会把钱打给你，你清楚这件事吗？”原告回复称：“我都答应了。6,000(元)，2年中间变更转让不关我事，照样拿6,000(元)。”8月15日，季晓杨询问原告：“你收到合同没？收到你签好寄给我。我就按合同开始给你打钱了，以后也是按照合同操作了。”2017年8月1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湖滨路XXX号湖滨道购物中心B2-E29(简称标的商铺)……由乙方在凌空soho与甲方合作的觅食家店铺出让后的残值抵充湖滨道标的商铺总投资比例15%，享受该店铺每个月15%的利润分红权……甲方将原乙方投资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XXX号地下一层觅食家店铺的股份，转入本合同，乙方无须另行支付投资款。乙方仅享受标的商铺分红权……金钟路XXX号地下一层觅食家店铺的合作经营合同作废……双方合作期自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1日，合作期间甲方对该店铺进行中止、转让、转租等行为，均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收益分配亦不受上述情况影响……甲方保证乙方每月最低收益人民币陆仟元整，或按照分红比例提取门店当月净利润的15%计算，如超过6,000元的，按此金额计算收益。收益期为24个月，如因甲方原因转让或者中止经营本商铺的，甲方应按约定，补足乙方剩余收益期的所有权益，如产生转让费的，应按照乙方投资比例，分配相应比例的转让费给乙方……甲方全权获得该店经营权，乙方不得参与其中……当甲乙双方一致认同不再经营该店铺时，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或转让权……”。该协议尾部甲方处加盖被告合同专用章。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7年9月至12月每月支付原告收益6,000元，共计24,000元。11月15日，原告通过微信询问季晓杨生意如何，季晓杨回复正常。12月20日，原告向季晓杨催讨款项，被告未再支付。诉讼中，原告称其与被告合作经营湖滨路店的时间为2017年6月8日至11月30日，之后该店有无经营不清楚，被告称湖滨路店因亏损于2018年5月终止经营。另查明，2016年10月17日，吴正希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吴正希在被告处担任高级商务拓展经理一职，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17日起至2019年10月16日止。此外，原告就本案与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该所受原告委托指派张海英律师担任本案代理人，原告应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应先行支付律师费用4,000元。2018年6月5日，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向原告开具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金额为4,000元，服务名称为“鉴证咨询服务*律师服务费”。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三份、个人结算业务受理单、结婚证、《房屋租赁协议》、《承诺书》、《聘请律师合同》、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为证。本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要依据其举证的2017年8月16日的《合作协议》，但被告否认该合同系其签订。因此，本案争议焦点有二：第一，2017年8月16日的《合作协议》是否对被告具有约束力？第二，原告主张解除合同、请求被告按该《合作协议》约定支付收益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是否依据充分？关于争议焦点一。从形式上看，2017年8月16日的《合作协议》上有被告的合同专用章，原告举证的其他两份《合作协议》及《房屋转租合同》上均加盖有这一印章，其中部分还有被告员工吴正希签字确认。现被告一方面认可2016年12月16日的《合作协议》及《房屋转租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一方面又以公司没有合同专用章、吴正希签字未获被告授权为由否认2017年6月8日、8月16日两份《合作协议》，难以自圆其说。从内容上看，原告举证的三份《合作协议》具有承继性，能够看出后两份协议的签订系基于第一份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做出的调整，而被告对双方就此进行过协商、达成一定共识的事实也是认可的，且后两份协议的内容也能够与吴正希出具的《承诺书》主要内容相印证。从履行情况看，被告于2017年7月20日、8月30日支付原告金钟路店转让费合计3万元，并于2017年9月至12月每月支付原告收益6,000元，该行为与2017年6月8日、8月16日的《承诺书》及《合作协议》中载明的被告应支付给原告的转让费及每月最低收益金额内容也均能够印证，说明被告实际已经按协议和承诺的内容开始履行。并且，当原告询问湖滨路店经营状况并催款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不仅回复经营状况正常，且表示会继续支付收益，并未提出异议。被告辩称其是出于人道主义和私人关系在湖滨路店有盈利的情况下才做出上述行为，与事实不符，依据并不充分。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提供的2017年8月16日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该协议是双方就合作事项的最终安排，且明确之前签订的协议已经作废，故应当以该协议为本案争议的处理依据。关于争议焦点二。2017年8月16日的《合作协议》内容表明，该协议是双方基于前期金钟路门店合作亏损，通过调整合作方式、投资比例而形成，原告取得湖滨路店的总投资比例15%系其金钟路店出让后的股份残值转入，因而具有一定承继性。双方原先的合作模式并无收益保障条款，的确具有利润共享、风险共担的性质。但在最终签订的上述《合作协议》中，虽然双方合作方式仍然表述为“合资”，但双方同时明确约定，被告仍然独家负责经营，原告则仅享受该店分红权，被告保证原告每月最低收益6,000元，收益期为24个月，如因被告原因转让或者中止经营，被告应补足剩余收益期的所有权益。考虑到原告参与投资后并未取得过合理回报，且双方合作过程中原告无法参与经营、无法对被告停止营业、转让店铺等行为参与决策，双方在新的合同中变更合作模式、作出上述约定也有其合理性。双方在该协议中对新的合作模式约定的清晰而明确，属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及商业风险的共同安排，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被告在支付4个月收益款合计24,000元后，从2018年1月开始停止支付原告收益款，已属违约；而且被告也确认湖滨路店已于2018年5月停止经营，不会再支付原告收益款。在此情况下，原告已经无法正常按约取得合同收益，合同目的显然无法实现，原告主张解除上述协议，具有法律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20个月的收益款12万元，符合协议中关于“如因甲方原因转让或者中止经营本商铺的，甲方应按约定，补足乙方剩余收益期的所有权益”的约定，原告主张被告自提出解除次日即2018年7月3日起赔偿利息损失，可以支持，本院酌情确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关于律师费支出损失，该费用并非因被告违约发生的必然损失，且双方未于协议中明确予以约定，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韩永勋与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8月1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7月2日解除；二、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韩永勋收益款人民币12万元；三、被告上海库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韩永勋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2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四、驳回原告韩永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585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792.50元(由原告预付)，其中原告负担人民币42.50元，被告负担人民币1,7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姜山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书记员  汪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