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1225刑初388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献可，男，1965年4月17日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汉族，大专文化，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理，住安徽省阜南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4月24日经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14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8年9月17日经本院决定逮捕，次日被阜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南县看守所。 辩护人魏旭东，安徽振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田智，男，1961年3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回族，高中文化，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出纳会计，住阜南县。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7年4月28日经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14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8年9月17日经本院决定逮捕，次日被阜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南县看守所。 被告人张义，男，1960年11月30日出生于安徽省阜南县，汉族，中专文化，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住阜南县。因涉嫌贪污罪，于2017年4月28日经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同年12月14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8年9月17日经本院决定逮捕，次日被阜南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阜南县看守所。 阜南县人民检察院以南检刑诉（2017）2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犯贪污罪，于2017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日和同年6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阜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某、马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献可及其辩护人魏旭东、被告人田智、张义等均到庭参加诉讼。期间，阜南县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于2018年3月5日向本院建议延期审理，同年3月7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同年4月2日，该院以已补充侦查完毕为由，向本院建议恢复审理，本院于当日决定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阜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王献可、张义、田智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公款174773.56元。 《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职工因公务产生的“差旅费”包括伙食补助、住宿费、交通费。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经理王献可、主管会计张义、出纳会计田智，于2012年年底共同商议，利用职务之便，在各自正常“差旅费”报销之外，采取虚列“误餐补助”、“下乡补助”方式共同贪污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公款。三人商议王献可按照每月400元标准、田智和张义按照每月300元标准虚列“误餐补助”，按照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虚列“下乡补助”。年底统一由田智制作“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花名册，经张义审核，报王献可签批，再由田智付款。自2012年至2014年，三人共同贪污公款67500元。王献可分得24900元，田智和张义各分得21300元。 根据国家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能通过所在单位报销医药费用。王献可、张义、田智三人于2012年年初共同商议，利用职务之便，违反相关规定，各自持医药费发票、经张义审核、报王献可签批，再由田智付款，从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报销个人医药费，自2012年至2015年，三人共同报销医药费107273.56元。王献可报销50228元；张义报销3287.56元；田智报销53758元。 为支持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户籍证明、阜南县粮食局文件、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相关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公款174773.56元，三人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王献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报销下乡补助、午餐补助、医药费的事实不持异议，并提交了书面悔过书，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同时辩解称，其三人事前没有商量，不属于共同贪污，其报销医药费和下乡补助、午餐补助符合文件规定。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王献可报销医药费、午餐补助、下乡补助的行为，符合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2、即使法庭认为被告人王献可应承担刑事责任，其具有自首、未遂、退出涉案款项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对其免于刑事处罚。 被告人田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报销下乡补助、午餐补助、医药费的事实不持异议；同时辩解称，其三人事前没有商量，不属于共同贪污，其报销医药费和下乡补助、午餐补助符合文件规定，指控其报销医药费53758元有误，其实际报销医药费46000多元，其行为违纪，但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张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报销下乡补助、午餐补助、医药费的事实不持异议，并要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同时辩解称：1、其与王献可、张义没有商议，不属于共同贪污；2、其报下乡补助、午餐补助符合文件规定，是其劳动报酬，不是贪污；3、其报销的医药费不是3287.56元，其实际报销医药费1768.56元。 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在国有控股的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分别担任经理、出纳会计和主管会计，期间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该公司公款168573.03元。其中王献可应得款77854.77元，田智应得款67649.70元，张义应得款23068.56元。 （一）根据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企业职工因公务产生的“差旅费”包括伙食补助、住宿费、交通费。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经理王献可、主管会计张义、出纳会计田智，于2012年年底共同商议，利用职务之便，在各自正常“差旅费”报销之外，采取虚列“误餐补助”、“下乡补助”方式共同贪污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公款。三人商议王献可按照每月400元标准、田智和张义按照每月300元标准虚列“误餐补助”，按照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虚列“下乡补助”。年底统一由田智制作“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花名册，经张义审核，报王献可签批，再由田智付款。自2012年至2014年，三人共同贪污公款67500元。其中，王献可虚列报销24900元，田智和张义各虚列报销21300元。 （二）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根据企业自身条件，让职工加入相关医疗保险，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2012年初，被告人王献可、张义、田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商议，各自持医药费发票，经张义审核，王献可签批，再由田智付款，从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报销个人医药费。自2012年至2015年，三人共同报销医药费101073.03元。其中被告人王献可报销52954.77元；被告人田智报销46349.70元；被告人张义报销1768.56元。 另查明，由于该公司经费不足，与三被告人算账后，被告人王献可未实际得到款项，被告人田智实际得到款项17649.7元，被告人张义实际得到款项23068.56元。该公司结欠王献可款项107000元，结欠田智款项50000元，结欠张义款项50000元，并分别于2015年6月29日和同年1月1日给三被告人出具了欠条。被告人王献可于2017年4月12日从该公司支出现金90000元，被告人田智于同年4月12日从该公司支出现金53000元，被告人张义于2016年9月8日从该公司支出现金50000元。 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7年4月12日暂扣被告人王献可违纪资金178150.68元；于同年4月13日暂扣被告人田智违纪资金112796.3元；于同年4月19日暂扣被告人张义违纪资金60021.56元。 经阜南县司法局评估，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在各自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王献可出生于1965年4月17日，被告人田智出生于1961年3月10日，被告人张义出生于1960年11月30日，在实施犯罪时均已达到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2、《阜南县粮食局文件》粮人字［2008］41号、粮人字［2003］049号、情况说明、个人工作履历，证实2008年4月8日，被告人王献可被该局聘任为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经理，被告人张义任阜南县王家坝购销公司会计，田智任阜南县王家坝购销公司出纳。 3、《阜南县粮食局文件》粮财字［2014］93号、粮财字［2011］25号、粮财字［2012］110号，证实该局规定了差旅费报销标准及报销流程，以及职工加入相关医疗保险，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 4、《阜南县粮食局文件》粮人字［2008］40号、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实经该局研究并经县政府同意，于2008年4月8日成立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经营期限自2008年4月14日至2028年4月13日。 5、阜南县城乡居民医保管理中心出具的情况证明、就诊信息，证实2013年至2016年，被告人王献可、张义、田智均参加阜南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6、阜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证实对2012年至201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资金筹集、医疗费用补偿均作出相应规定。 7、记账凭证、欠条，证实2015年，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与公司算账后，该公司共结欠王献可款项107000元，结欠田智款项50000元，结欠张义款项50000元，并分别出具了欠条。2017年4月12日，该公司支付王献可钱款90000元，支付田智欠款50000元；2016年9月8日，该公司支付张义钱款50000元。 8、医疗费票据、记账凭证、报销医药清单、领取补助表、工资花名册等，证实2012年被告人王献可在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报销医药费13384.08元，2013年报销医药费13274.47元，2014年报销医药费14316.22元，2015年报销医药费11980元，合计52954.77元；2012年被告人田智在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报销医药费12374.5元，2013年报销医药费8591元，2014年报销医药费8932元，2015年报销医药费16452.2元，合计46349.7元；2012年被告人张义在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报销医药费160元，2013年报销医药费980元，2014年报销医药费628.56元，合计1768.56元。2012年被告人王献可虚列误餐补助4800元、下乡补助3300元，2013年虚列误餐补助48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4年虚列误餐补助48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5年虚列下乡补助3600元，合计28500元（实际领取24900元）；2012年被告人田智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300元，2013年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4年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5年虚列下乡补助3600元，合计24900元（实际领取21300元）；2012年被告人张义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300元，2013年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4年虚列误餐补助3600元、下乡补助3600元，2015年虚列下乡补助3600元，合计24900元（实际领取21300元）；其中2015年虚列的每人3600元，共计10800元下乡补助费用列入该公司预提费用，未实际发放。 9、涉案款物登记表，证实2017年4月12日，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被告人王献可违纪资金178150.68元；同年4月13日，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被告人田智违纪资金112796.3元；同年4月19日，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暂扣被告人张义违纪资金60021.56元。 10、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差旅费报销凭证，证实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及其他职工在2012-2014年已经分别报销了差旅费。 11、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工资花名册，证实该公司职工乔某、戎某领取下站查粮补助情况。 12、医药费报销材料，证实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职工郑殿英、乔如仲、李忠臣等员工报销医保费和医药费情况。 13、差旅费报销花名册，证实2012-2015年被告人张义、田智、王献可均已报销差旅费情况。 14、阜南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涉嫌贪污的案件线索系中共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移送该院。该院于2017年4月21日决定对该案件线索进行初查，并于次日通知王献可、田智、张义到该院接受询问，在询问过程中，王献可、田智、张义交代了自己涉嫌贪污罪的犯罪事实。同年4月24日立案侦查。 15、阜南县司法局出具的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证实经该局评估，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在各自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16、中共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收缴王献可、田智违纪资金的情况说明》、《关于王献可案件涉案款物处理通知书》、《关于田智案件涉案款物处理通知书》、暂予扣留、封存涉案款物登记表，证实该委在查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账目中，发现该公司欠被告人王献可107000元的欠款凭证、欠田智50000元的欠款凭证，由于该公司账户上没有钱，没有及时支付二被告人历年报销的差旅费、医药费、加班费补助。该委分别于2017年4月12日和同年4月13日向王献可、田智下达暂扣违纪资金通知书，被告人王献可、田智于同年4月12日分别上缴违纪资金178150.68元、112796.3元。该委办案人员没有对王献可、田智授意可将公司欠款支出用于上缴自己的违纪资金。 17、证人陈某1证言，证实其在阜南县粮食局任财务股股长。2014年初，阜南县粮食局组织人员到界首市粮食局学习财务管理新模式，学习回来后，阜南县粮食局就立即制定了文件，按照文件要求，各企业所有费用开支需报核算中心审核加盖印章后，才能进行财务处理。按照财会制度规定，费用开支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单位应当予以报销，不是为企业经营所发生的费用都属于不合理开支，不应由单位承担。根据县粮食局文件规定，如果已经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个人医药费发票不应在单位报销，除非有重大疾病，家庭特别困难的经局领导同意补助一点，否则一律不能报销。其作为核算中心小组成员参与账目审核过程中，未发现有报销医药费用的情况。他们对单据的审核更注重形式合法，只要是正规票据，上面有经手人、领导签字，他们就通过审核，加盖印章。2010年之前，收购季节的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50元，在2010年以后，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这项补助包含交通、伙食等费用在内。 18、证人陈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至今任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副经理。该公司在2008年改制之前属于阜南县粮食局的下属国有全资公司，接受县粮食局直接领导与管理，2008年股份制改革以后，国有控股以外，公司员工持小部分股份。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应当给职工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但是由于其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财务负担不起，所以并未给职工缴纳职工医疗保险，但是根据县粮食局有关文件精神，其公司对于职工自行办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找到公司要求报销的，公司给予报销其自筹部分的费用，除此之外不再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任何职工的个人的医疗费用。公司对于出差员工因出差产生的交通、食宿合理费用予以实报实销，没有定额补助。公司除了在每年的粮食收购季节存在加班以外，其他时间不存在加班情况，因此也不存在加班费用。“误餐补助”应该是对于职工因工作需要不能及时就餐进行的补助。“下乡补助”应该和“误餐补助”意思差不多，也是对职工因公下乡产生的额外费用的补贴，应当据实报销，且不能与其他补助重复报销。 19、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其在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担任副经理，现已退休。2008年改制之前是国有全资公司，2008年该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改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公司的人财物都受粮食局的监督管理。公司由于效益不好，并没有给职工办理基本医疗保险，都是职工个人出资办理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然后找公司报销自筹部分的保险费用。除此之外，公司没有再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职工的个人的医疗费用。在每年的粮食收购季节，公司没有对参与粮食收购工作的职工给予专门补贴，其也没有享受过。 20、证人魏某证言，证实其系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统计员。公司平时不需要加班，收购季节比较忙，偶尔需要加班，但是其从没有领取过加班费。2011年公司根据局里的文件精神，要求职工个人购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个人缴纳的保费公司给予报销。其没有报销过差旅费和业务租车费，也没有领过下乡补助和误餐补助。 21、证人戎某证言，证实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是县粮食局的下属国有企业，2008年改制成国有控股企业。按照规定，企业应该给职工办理医疗保险，但由于公司经营不佳，没有落实这项规定，都是职工自行办理新农合或其他医疗保险，费用自己缴纳，然后公司给予报销医保费。按照县粮食局的规定，只要职工参加医疗保险后，不能再要求单位报销任何医疗费用。在收购季节，公司不存在专门的补贴，每年6-8月收购期间，根据效益给参与收购的职工每人每月300-500元不等的工资，不参加收购的职工就没有工资。公司没有规定对于财务人员给予加班补贴。局里有规定，是专门对于分管仓储下乡查粮人员给予的补贴，局里规定下乡查粮是每月三次，每人每次补贴100元，公司不再承担餐饮费用。其余没有任何名义的下乡补助，该公司负责查粮的只有其和仓储科长乔某。 22、证人李某2证言，证实根据粮食局文件规定，职工参加医疗保险后就不能到单位报销医疗费用。 23、证人赵某证言，证实2003年至今，其在阜南县粮食局担任副局长并分管财务。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是县粮食局的下属企业，2008年改制成国有控股公司，受县粮食局的监督和管理。公司经理、副经理、主管会计、出纳会计等都由粮食局任命。王家坝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是独立核算的法人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县粮食局的职工都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所以不给职工报销医疗费用。一般情况公司不再通过其他方式为职工报销医疗费。“差旅费”包含了对“误餐”或者“下乡”这两项内容的补助，因此对于这两项内容不应该在“差旅费”之外再次设立补助名目重复领取。 24、证人刘某证言，证实其在阜南县粮食局任监察室主任。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是县粮食局的下属企业，2008年改制成国有控股公司，受县粮食局的监督和管理。2012年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明确规定报销的差旅费中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是据实报销的，每天都有补助，补助的标准根据地域有具体标准的，补助就是包含“误餐费”、“下乡补助”，所以这两项补助不应该另行领取。县粮食局不给职工报销医疗费用，要求各个粮食购销公司根据自己公司的经济状况，为职工参保新农合或者是职工医疗保险，一般情况下不予报销医疗费用，除非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有重大疾病，予以人性化关怀，适当的予以照顾报销一点医疗费用。阜南县粮食系统核算中心从2014年9月15日文件下发后开始工作，因为核算中心对各个粮食购销公司经营开支、管理费用等开支的合理性合规性不能界定，并且各个粮食购销企业对此意见很大，认为县粮食局对公司干预过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当年年底这项工作就不再开展。 25、证人聂某证言，证实其是阜南国家储备粮库副主任兼主管会计。2014年9月14日阜南县粮食局下发文件，抽调分管财务副局长赵某、财务科长陈某1、监督室主任刘某以及其和储备库出纳会计李某2负责核算中心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县粮食局文件规定，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医药费发票应属于不合理开支。 26、证人乔某证言，证实2013年，县粮食局经过研究后出台明确规定，给予各个粮食公司查粮人员每人每次100元的补助。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没有为其购买职工医疗保险，除了几个家庭特别困难的职工外，公司没有给其他人报销过个人药费，其父亲以前是地城粮站的保管员，生前患有脑血栓，长期服药，药费公司一直没有给解决，2012年的时候，公司给报销了3000元钱。 27、被告人王献可的供述，证实其于2003年6月至今任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经理，该公司于2008年改制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和现金会计田智、主管会计张义三人在公司报销过一部分药费，具体数字其记不清了，以公司账面数据为准。其与田智、张义三人从公司报销医药费的事，没有经公司正常会议研究过，按照规定应该通过集体会议研究。 “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实际上是职工因下乡公务给予的交通、伙食方面的补贴，也应当据实报销。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和田智、张义是年终定额一次性领取的，其中“误餐补助”其是按照每年4800元的标准领取，张义和田智按照每年3600元的标准领取。“下乡补助”其和田智、张义领取的标准都是每人每年3600元。其中2014年公司没有收储粮食，没有收入就没有领取。当时田智提出其三人平时工作比较辛苦，工资又低，到年终的时候就以“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的名目解决一部分补助，其和张义当时也都同意了。张义提议其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领取“误餐补助”，他和田智每人每月300元领取，“下乡补助”都是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领取。其和田智、张义从公司报销的各项费用和补助没有全部领取，这些费用和项目都是公司履行了报销程序，但由于公司没有钱，其和田智、张义只领取了部分钱，还有一部分没有领取，公司给其和田智、张义分别出具的有欠条，并加盖公司印章，在公司账目中，记应付账款。 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利用自己担任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以报销医药费、“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方式贪污公司公款7万多元。其按月从公司报销医药费用，每年从公司报销的药费基本都是10000元左右。2012年至2015年间，其一共从公司报销了5万元左右的药费，具体数字以公司会计凭证为准。根据当时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以及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其不应当从公司报销医药费。 2012至2015年期间，其一共从公司领取“误餐补助”9600元，“下乡补助”10500元，两项合计领取20100元。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和田智、张义三人都按照每月800元左右的标准报销“差旅费”。从公司报销的“差旅费”这部分费用是包括了县城公务，也包括下乡的公务、交通费用、伙食费用，所以其和田智、张义在“差旅费”以外再次报销“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应当属于重复报销。 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一共从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报销了个人医药费用52884.39元，其从公司实际领取“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24900元，2015年的3600元“下乡补助”在公司账目“预提费用”一栏，其并未实际领取。截止到2015年6月，其还有107000元的费用没有从公司领取，公司当时给其出具的有欠条，2017年4月份的时候，其从公司领取了9万元上交阜南县纪委。余款17000元费用其至今没有领取。 28、被告人田智的供述，证实大概在2012年年初的时候，经理王献可向其和张义说公司的职工虽多，但平时干活的也就其三人，身体有病需要吃药，工资又太少，一块商量从单位报销一部分药费，其和张义都同意了。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平均每个月的药费在1000元左右，每年报销的药费大概就在1万多元，这四年期间，其一共从公司报销了5万多元药费。王献可报销的数额与其差不多，四年期间大概也报销了5万多元的药费，张义因平时没有病不需要吃药，所以报销的药费很少，其记得他就因为被狗咬了打了几次狂犬疫苗，一共报销了1000多元的药费。 2012年的时候，王献可对其和张义说：“公司里就咱三个平时出差的次数比较多，应该给你们解决一部分费用，我也不管你们实际花费多少，一个月就按照800元的标准给你们解决吧，你们自己掌握不要超出就行了。”其和张义也都同意了。2012年至2015年期间，每个月800元左右，一年报销的车费在1万元左右，这四年其一共从单位报销5万多元，王献可和张义在这几年报销的车费和其一样，也都在5万元左右。 只有其和王献可、张义从公司领取过“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和“电话费”，其他职工没有享受过这几项补助。这几项补助是王献可在2012年时提议发的，标准也是王献可提出来的。王献可当时提出来“误餐补助”其和张义每月按照300元的标准领取，他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领取。“下乡补助”都是按照每月300元的标准领取的。报销手续都完整，但是费用只领取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领取，这部分没有领取的报销费用公司分别出具了欠条。 “误餐补助”王献可按照每月400元、每年4800元的标准领取，其和张义按照每月300元、每年3600元的标准领取。其和王献可、张义在2012年和2013年领取过，2014年公司没有收购粮食，没有收入就没有领取。“下乡补助”都是按照每月300元、每年3600元的标准领取的。其和王献可、张义从公司报销的“差旅费”这部分费用是包括了县城公务、下乡的公务、交通费用、伙食费用，所以在“差旅费”以外再次报销“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应当属于重复报销。 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利用自己担任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出纳会计的职务便利，以报销医药费、“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方式贪污公司公款7万多元，具体数字以原始凭证为准。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从公司报销医药费合计46349.7元，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从公司报销“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合计24900元，其从公司报销这部分的开支只从公司领取了一部分，截止到2015年1月1日，还有5万元的费用没有实际领取，公司给其出具的有欠条，并加盖公司公章，在公司账目记应付账款。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这笔5万元从公司领款并上交县纪委。 “误餐补助”“下乡补助”一年报销一次，由其制作报销花名册，领款人签字，主管会计张义审核签字，最后由王献可签批，之后其进行付款。 29、被告人张义的供述，证实其从2006年6月至今在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工作，任主管会计。正常情况下职工的医疗费用是通过医疗保险来解决的，而公司对职工个人缴纳的那部分保险费已经解决过了，在保险费之外再次从公司报销个人医药费没有任何依据。大概2012年年初的一天，其与王献可、田智在办公室做账，经田智提议其三人各自报销医药费，最后经其与王献可、田智商议后就决定了。其与王献可、田智的“差旅费”并没有据实报销，是通过领取定额车旅补贴形式进行操作的。2012年的时候，在王献可的提议下，经商议后决定按照每人每月800-9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按照每月800-900元的标准从公司报销“差旅费”共计5万元左右，具体数字其记不清楚了，以公司账目为准。王献可与田智在这几年一共从公司报销的“差旅费”也在5万元左右，具体数字以公司账面数据为准。公司的其他职工没有通过这种方式报销过“差旅费”。按照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差旅费”应当据实报销，并且报销数额有具体标准，而实际上，其与王献可、田智没有执行管理办法的要求，而是按照商议后决定的每月八九百元的标准进行报销，所以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合规定的，也就没有办法在公司会议上研究。其他职工的“差旅费”都是据实报销的，而其与王献可、田智是定额报销的，没法在公司内部公开，没法上会研究。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与王献可、田智是年终定额一次性领取的“误餐补助”，王献可是按照每月400元的标准领取的，其与田智按照每月300元的标准领取。“下乡补助”都是按照每月300元的标准领取的。因为每次因公务下乡，耽误正常就餐，所以其与王献可、田智一起商议后决定，年终一次性定额领取“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没有经公司会议研究。严格来讲，其与王献可、田智从公司报销的“差旅费”这部分费用是包括了县城公务、下乡的公务、交通费用、伙食费用，所以在“差旅费”以外再次报销“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应当属于重复报销，其与王献可、田智也是想以“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的形式多领取点补助。当时王献可提出来其三人一年到头辛苦了，到年终的时候就以“误餐补助”和“下乡补助”这两个名目给解决一部分补助，其和田智当时也同意了王献可的提议。2012年至2015年期间，其利用自己担任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主管会计的职务便利，以报销医药费、“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方式贪污公司公款3万多元，准确数字以报销原始凭证为准。经统计后计算，其从公司报销医药费合计1768.56元，“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合计24900元，其从公司报销的这部分开支只从公司领取了一部分，截止到2015年还有5万元的费用没有实际领取，公司给其出具的有欠条，并加盖公司公章，欠条一式两份，一份在其手中保管，另外一份在公司账目中，记应付账款。到2016年的时候，公司把欠其的这5万元钱与其结清，在2017年4月份的时候，其将违规报销的6万多元上交县纪委。 王献可安排出纳会计制作“下乡补助”、“误餐补助”发放花名册，其进行核实签字，再由王献可签批，县粮食局审核同意后，由出纳进行补助发放。 以上证据，来源合法，且能够相互印证，吻合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对被告人王献可的辩护人，以及被告人田智提供的会议记录、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4］9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资金费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用于证实被告人王献可报销医药费和下乡补助、午餐补助符合规定。经查，会议记录和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4］93号文件，只能证实阜南县粮食局成立粮食系统会计核算中心；而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差旅费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被告人王献可、田智等人在正常报销差旅费之外，虚列“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名目，重复报销。第九条第十款的规定，根据企业自身条件，让职工加入相关医疗保险，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而王献可、田智等人在已经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情况下，报销外购药费。该组证据达不到其要证明的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王献可的辩护人提供的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人员报销几项费用情况一览表（一）、报销下乡（站）补助人员的补助情况、工资花名册、报销医药费的人员情况及凭证，用于证实该公司其他人员也报销过“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医药费。经查，其他人是否报销该几项费用，与被告人没有关联性，不影响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构成。该组证据达不到其要证明的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王献可的辩护人提供的加盖过“审核专用章”单据凭证的情况、病历及化验单，用于证实2014年，王献可等人报销的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医药费是经过粮食局会计核算中心审核，以及被告人王献可的身体情况和购买医药的事实。经查，被告人王献可等人在正常报销差旅费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列报销“误餐补助”、“下乡补助”；在已经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从该公司报销外购药费。其所报销的几项费用是否经过会计核算中心审核，是否患有疾病，不影响其犯罪构成。该组证据达不到其要证明的目的，不予认定。 对被告人王献可的辩护人提供的中共阜南县纪委阜南县监察局第七集中派驻纪检监察组出具的《关于收缴王献可违纪资金的情况说明》、暂予扣留、封存涉案款物登记表、个人业务凭证，用于证实该组在查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账目中，发现该公司欠被告人王献可107000元的欠款凭证，由于该公司账户上没有钱，没有及时支付王献可历年报销的差旅费、医药费、加班费补助，该组于2017年4月12日向王献可下达暂扣违纪资金通知，被告人王献可于当日将这笔107000元的欠条从该公司财务上支出90000元，用于上缴178150.68元违纪资金。经查，该组证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其证明目的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依法予以认定。 对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关于报销医药费和下乡补助、午餐补助符合文件规定的辩解，以及王献可的辩护人关于王献可报销医药费、午餐补助、下乡补助的行为，符合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的规定，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差旅费包括伙食费、住宿费、交通费。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在正常报销差旅费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计议，以虚列“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名目，侵吞国有控股公司的公款，属于重复报销。根据阜南县粮食局粮财字［2012］110号文件《阜南县粮食购销企业资金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十款的规定，根据企业自身条件，让职工加入相关医疗保险，单位一般不再报销医药费。而三被告人在已经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计议，以报销医药费的手段，侵吞国有控股公司的公款。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贪污罪。该辩解及辩护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对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关于其三人事前没有共同商议，不属于共同贪污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在正常报销差旅费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计议，以虚列“误餐补助”、“下乡补助”的名目，侵吞国有控股公司的公款的事实；以及在已经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计议，以报销医药费的手段，侵吞国有控股公司的公款的事实。三被告人原在侦查阶段均作了相应的供述，供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三被告人在实施虚列报销行为时，分别行使审核、审批、付款的职务，缺一不可，其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明显。该辩解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相悖，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对被告人王献可的辩护人关于王献可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阜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被告人王献可等人涉嫌贪污的案件线索移送阜南县人民检察院时，被告人已受到调查谈话，对其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且对各被告人的违纪资金予以扣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行为不应认定为自首。该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信。 对王献可的辩护人关于王献可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且已退出涉案款项，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国有控股公司公款168573.03元。其中王献可应得款77854.77元，田智应得款67649.70元，张义应得款23068.56元。由于该公司经费不足，与三被告人算账后，该公司结欠王献可款项107000元，结欠田智款项50000元，结欠张义款项50000元，并分别于2015年6月29日和同年1月1日给三被告人出具了欠条，除被告人张义于2016年9月8日从该公司支出所欠款项50000元外，直到2017年4月本案案发，被告人王献可、田智才将所欠款项从该公司支出用于退出违纪资金。三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其中大部分犯罪未遂，该辩护意见，部分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信。 对被告人田智关于指控其报销医药费53758元有误，其实际报销医药费46000多元的辩解意见；以及被告人张义关于其报销的医药费不是3287.56元，其实际报销医药费1768.56元的辩解意见。经查，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书证，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田智实际从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报销医药费46349.70元；被告人张义实际从阜南县王家坝粮食购销公司报销医药费1768.56元。被告人田智、张义的辩解意见，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相符，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身为国有控股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分别利用其担任该公司经理、主管会计和出纳会计的职务之便，共同贪污该公司公款168573.03元。其中被告人王献可应得款77854.77元，田智应得款67649.70元，张义应得款23068.56元。由于该公司经费不足，被告人王献可未实际得到款项，被告人田智实际得到款项17649.7元，被告人张义实际得到款项23068.56元。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的行为破坏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了公共财物所有权，已构成贪污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未遂部分127854.77元，既遂部分40718.26元，对其犯罪未遂部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阜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犯贪污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但指控的犯罪数额有误，依法应予以纠正。鉴于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大部分犯罪未遂，依法均可从轻或减轻处罚。为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献可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2019年12月17日止）。 二、被告人田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2019年9月17日止）。 三、被告人张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已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8日起至2019年9月17日止）。 四、对扣押在案的被告人王献可、田智、张义贪污既遂部分所得款40718.26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栾占林 人民陪审员  田广侠 人民陪审员  李 丽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刘宏伟 书记员王楠 相关法律条文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