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97民终901号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琼97民终90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汤安花，女，196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海南省东方市人，现住海南省东方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跃进，东方市148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府路。法定代表人：邓敏，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华，东方市法制办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东方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红福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高桃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晓理，海南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汤安花与被上诉人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宾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2018）琼9007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汤安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依法撤销。一、关于查明事实不清的部分。一审判决未查明东方宾馆成立后，全面通过自治州劳动局向8个市县招聘全民所有制工人，上诉人系1986年12月通过东方市劳动局介绍，分配安排到东方宾馆工作，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也属于政府领导的部门企业职工。1992年10月13日，东方市人民政府将股权转让给汤锡贤后，导致全民所有制企业发生改制，变成个人企业，但东方市人民政府和东方宾馆没有组织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等将上述情况告知上诉人，也未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等，致使上诉人一直认为东方宾馆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1994年东方宾馆装修完毕重新开张后，也没有告知上诉人，安排上诉人工作，也未对上诉人进行安置补偿。更为严重的是，东方宾馆将上诉人的人事档案封存，不让上诉人提档调动。只有少部分有关系的职工能提档调动，现今还在其他部门上班。二、关于东方市人民政府作为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首先东方市人民政府提交的两份判决书可以证实1985年1月5日，东方宾馆由三亚中旅社（原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中旅社）投资99万元，占总额45%，东方市人民政府投资77万元，占总额35%，汤锡贤投资44万元，占总额20%组成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次，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制工人介绍信》、《招用合同制工人呈批表》、《合同制工人转正定级呈批表》等证据证明，上诉人系政府劳动部门招聘录用，人事档案和工资数额也都系政府劳动管理和批示的。由此，明显确定上诉人与东方市人民政府存在劳动关系。再次，即便是1992年10月13日，东方市人民政府将股权转让给汤锡贤，但上诉人自1986年12月至1992年10月12日前仍存在劳动关系。故东方市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适格的。三、关于上诉人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首先，上诉人主张一是确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于198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上诉人系1986年12月通过东方市劳动局介绍，分配安排到东方宾馆工作，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应当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并对职工进行安置补偿。但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已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关系。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制工人介绍信》、《招用合同制工人呈批表》、《合同制工人转正定级呈批表》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因双方劳动关系至今未解除，仍存在劳动关系，故未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上诉人的主张二是责令被上诉人为上诉人补缴社会保险费。依法用人单位必须按时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本案即便是上诉人在工作期间，两被上诉人也未足额为上诉人缴纳完社保。由此，该请求不受诉讼时效的影响。再次，上诉人主张三是依法责令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因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仍存在劳动关系，故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四，上诉人主张四是请求被上诉人交付上诉人的人事档案。众所周知，个人的人事档案，个人可以随时调取，不受诉讼时效的影响。被上诉人东方市人民政府辩称：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东方市人民政府与上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上诉人的诉讼已超过了时效。被上诉人东方宾馆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相悖，明显不成立。（一）根据本案证据，原海南省东方宾馆经系由三亚中旅社、东方市人民政府、汤锡贤共同出资于1985年1月设立的公私合营企业，1988年6月25日，三亚中旅社将持有的原东方宾馆股权转让给汤锡贤。1992年10月13日，东方市人民政府又将其持有的原东方宾馆股权全部转让给汤锡贤，东方宾馆从此从公私合营企业变为汤锡贤个人的私营企业。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东方宾馆自始至终都不是东方市人民政府创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上诉人也不可能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更不存在东方宾馆变成个人企业后应给予上诉人安置补偿的问题。（二）上诉人自1986年12月日进入东方宾馆工作后，由于企业效益不好，工资低，已于1992年3月自动离职，而非东方宾馆通知其回家待岗，因此不存在答辩人在东方宾馆重新开张营业后再通知安排其工作的问题。二、一审判决确认1986年12月至1992年3月期间，上诉人与我司存在劳动关系，认定事实清楚。如前所述，东方宾馆属于公私合营企业，上诉人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不存在一经录用转正后即终身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铁钣碗”一说。本案上诉人自1986年进入东方宾馆工作，于1992年自动离职，在此期间我司并未与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存在的是事实劳动关系，该劳动关系随着上诉人离开东方宾馆即时消灭，不再存续。故上诉人以我司未书面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主张双方至今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请超过仲裁时效，并据此驳回上诉人主张补缴社保、支付经济补偿金等诉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告侵害之日起算。本案我司与上诉人于1986年至1992年存在劳动关系是事实，但根据上述规定，如上诉人认为我司负有代其缴交该期间的社保费及劳动关系终止后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依法应于离职一年后主张，而上诉人直至2014年10月才向政府有关部门信访。另外，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民事权利受到侵害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上诉人于2017年申请仲裁及起诉也超过了民事权利的法律最长保护期限。汤安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汤安花与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宾馆于1986年12月-2017年11月存在劳动关系；2.依法责令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宾馆为汤安花补缴社会保险费（期限为1986年12月至2017年11月）；3.判决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宾馆向汤安花支付经济补偿金39680元（每月1280元×31个月＝39680元）；4.请求判决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宾馆依法交付给汤安花的人事档案以便汤安花办理退休手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方宾馆（原名海南省东方市宾馆）于1985年1月5日由三亚中国旅行社（原名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中国旅行社）投资99万元（占总额45%）、东方市人民政府（原名东方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投资77万元（占总额35%）、汤锡贤投资44万元（占总额20%）组成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88年6月25日，三亚中旅社将其持有的东方宾馆股份转让给汤锡贤，东方宾馆的一切债权债务与三亚中旅社无关；1992年10月13日，东方市人民政府的前身东方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汤锡贤签订《转让合同书》，将其所有的东方宾馆股权转让给了汤锡贤，双方约定东方宾馆的一切债权债务由汤锡贤承担。此后，东方宾馆一直由汤锡贤个人经营管理。2005年10月20日，汤锡贤将东方宾馆经营权转让给了高桃欢，即现在东方宾馆的法定代表人。汤安花与东方宾馆于1986年至1992年3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东方宾馆为汤安花缴纳了1987年至1992年间的部分社会保险费。1992年4月之后，汤安花不在东方宾馆实际工作。1994年东方宾馆装修完毕后重新营业。2014年10月20日，汤安花等人到东方市信访局提起信访，反映1992年东方宾馆转为私营承包经营后，他们没有工作，现年事已高，要求政府给予处理，缴纳养老保险，解决其养老待遇问题。2016年5月24日，东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要求市政府及东方宾馆为申请人缴纳养老保险及享受下岗职工补助的答复意见》（东人社字[2016]58号）。2016年8月17日，汤安花向东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材料申请仲裁。2017年12月8日，东方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汤安花的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汤安花遂向本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东方市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二、汤安花的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关于焦点一、东方宾馆成立之初，东方市人民政府曾是东方宾馆的股东之一，后于1992年10月13日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汤锡贤，脱离了东方宾馆。无论是公私合营，还是自然人独资，东方宾馆一直都是作为独立企业法人存续并经营至今，其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有对外承担权利义务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汤安花作为东方宾馆曾经的职工，东方宾馆系汤安花的用工主体，应由东方宾馆对汤安花承担责任。自始至终，东方市人民政府并不与汤安花存在劳动关系，汤安花如今请求东方市人民政府承担责任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故东方市人民政府并不是承担汤安花实体权利的适格被告。关于焦点二，汤安花于1986年12月进入东方宾馆工作至1992年3月，双方虽然并不是每年都签署劳动合同，但被告东方宾馆承认在上述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确认。1994年东方宾馆重新装修营业，汤安花也未回去继续上班，双方之间也不再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汤安花的事实劳动关系应从离开东方宾馆时消亡，双方的劳动关系不再存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汤安花从1992年4月离开东方宾馆之后就再未回去工作，即使其当初离开时并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东方宾馆1994年装修完毕后重新营业时未通知其回去上班，汤安花也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受到了侵害，理应及时寻求权利救济，可汤安花直至2014年10月20日才开始向政府相关部门信访，从其离开东方宾馆后已时隔20年有余，且汤安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律事由，本案确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故关于汤安花的各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再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汤安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汤安花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2018年2月24日南国都市报刊登的文章《我省修改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拟证明用人单位应缴未缴养老保险费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东方市人民政府质证：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文件上说的是用人单位，而我方不是用人单位，不是用工主体。东方宾馆质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该报刊不是法律法规，不具有权威性。另外社会保险是1995年才强制缴纳，而上诉人1992年就离开了东方宾馆，不存在补缴的问题。上诉人1992年已离职，现在主张已超过时效。本院认证：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经两被上诉人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确认其真实性；两被上诉人对证据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明内容结合全案情况予以判断。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东方市人民政府是否本案适用被告。二、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关于东方市人民政府是否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从1986年入职到1992年间，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始终是东方宾馆，而不是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市人民政府与上诉人并不存在劳动用工关系，故一审判决认定东方市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二、三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根据该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本案上诉人于1992年离开东方宾馆，如存在纠纷，其应在离开东方宾馆后后的一年内提出劳动仲裁，而其在2014年10月20日才向有关部门信访，于2016年才申请劳动仲裁，又不能证明期间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此外，上诉人关于补缴社保费等诉请，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上诉人可向相关部门申请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汤安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汤安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赖永驰审判员 梁晶晶审判员 马 康 二○一八年九月十日书记员 张生廷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共印17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