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91民初7648号 原告：成都伟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长益东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露，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昊，男，198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系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剑秋，男，1983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系公司员工，一般授权代理人。 被告：胡奇兵，男，1973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被告：樊锐，女，197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原告成都伟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咨询公司”）与被告胡奇兵、樊锐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受理，后因穷尽方式无法送达被告胡奇兵、樊锐，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黄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明、颜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伟创咨询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剑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奇兵、樊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伟创咨询公司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代偿月供款5418.15元（截止于2016年5月30日）；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164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2年7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滨江支行”）与被告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合同中被告通过工商银行的信用卡办理了专项分期付款业务购买了汽车一台，透支金额为人民币230000元，分36期偿还，并支付了分期手续费29509元，被告每期应偿还的金额为7208.59元，每月25日前偿还，成都东恒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誉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被告向工商银行提供担保，若被告超过最后还款日未履行还款义务或未足额履行还款义务时，东恒誉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为此东恒誉公司与被告在《分期付款合同》签订之日又另行签订了《成都东恒誉商贸有限公司担保协议书》，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若对方发生违约行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2017年7月27日工行滨江支行依约发放了该笔购车款项，在《分期付款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拖欠缴纳月供款，发生了违约行为，为此东恒誉商贸有限公司承担了连带责任，截至2016年5月30日东恒誉公司代被告代偿了月供款共计5481.15元。后原告与东恒誉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购买了该笔债权，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胡奇兵、樊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和证据，视为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论、最后陈述的相关权利。 经审理查明，2012年7月12日，工行滨江支行（甲方）与被告胡奇兵（乙方）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购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以下简称“《分期付款合同》”），约定：1、乙方向汽车销售商成都东恒誉商贸有限公司购买汽车（具体品牌型号汉兰达2.7），车辆总价为人民币328800元，乙方自行支付首付款98800元，剩余购车款，乙方申请通过其在甲方申办的购车专项分期付款业务以透支方式支付，透支金额为人民币230000元；2、乙方使用用于购车消费分期付款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支付购车消费款后，以按月分期等额方式向分期款项发放人偿还透支的资金。分期还款共分36期，每期偿还的金额为7208.59元，被告每期的透支款项应从透支次月起于每月的25日前偿还；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归还透支资金，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清偿透支款项、利息、手续费、滞纳金、超限费、实现债券的费用等全部债务。后被告樊锐向工行滨江支行出具《共同偿债人承诺书》，主要载明：本人（樊锐）愿作为共同债务人，对胡奇兵在与贵行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购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共同偿债责任。如持卡人（胡奇兵）未能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清偿债务，贵行有权要求本人（樊锐）进行清偿。本人（樊锐）在本承诺书项下的责任属于债务加入而非保证担保。 同日，东恒誉公司（甲方，担保人）与被告胡奇兵(乙方，被担保人)、成都嘉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丙方，反担保人）（以下简称“嘉银融资担保公司”）签订了《成都嘉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及反担保协议书》（以下简称“《担保及担保协议书》”），主要约定：1、甲方为乙方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滨江支行提供230000元整不可撤销保证担保及因乙方违反贷款合同约定产生的相关费用的不可撤销保证担保，承担乙方与借款银行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汽车专项分期付款合同》中的贷款的连带责任；2、由丙方成都嘉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乙方向甲方提供保证反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3、甲方在向乙方追偿时既可以向乙追偿，也可以要求丙方反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担保及担保协议书》上仅有东恒誉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盖章和被告胡奇兵、樊锐的签字捺印。 上述合同签订后，工商银行向被告发放了借款，被告未按约还款，东恒誉公司按约履行了担保责任，于2015年8月27日委托嘉银融资担保公司向被告胡奇兵的扣款账户转入代偿款1300元，于2015年12月28日、2016年5月30日分别向被告胡奇兵的扣款账户转入代偿款2575元、1606.15元。 另查明，原告与东恒誉公司于2018年3月5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东恒誉公司向原告转让对被告胡奇兵、樊锐享有的债权。2018年3月16日，原告向《债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收款专用账户转账5481.15元，用以购买东恒誉公司对被告胡奇兵、樊锐的债权。2018年3月20日在《天府早报》上刊登了债权转让公告。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及原告提供的《分期付款合同》、证明、《担保及反担保协议书》、《债权转让协议》、债权名单、天府早报公告、请求函、代偿证明、转款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待证事实，故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工行滨江支行与被告胡奇兵签订的《分期付款合同》、被告樊锐向工行滨江支行出具的《共同偿债人承诺书》、原告伟创咨询公司与东恒誉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东恒誉公司与被告胡奇兵、嘉银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及担保协议书》，由于嘉银融资担保公司并未在协议上盖章签字，该协议仅对东恒誉公司与被告胡奇兵具有拘束力。被告胡奇兵未按期偿还案外人工行滨江支行借款情况下，东恒誉公司履行了担保责任向工行滨江支行进行了代偿，其有权向被告胡奇兵行使追偿权。《担保及反担保协议书》约定了被告胡奇兵履行债务的期限为东恒誉公司向工行滨江支行承担代偿责任后，嘉银融资担保公司为被告胡奇兵向东恒誉公司履行反担保责任后30天内。由于成都嘉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也未在履行反担保约定，故应将被告胡奇兵履行债务的期限理解为东恒誉公司向工行滨江支行承担代偿责任后30天内。故被告胡奇兵未按约定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东恒誉公司代偿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担保及反担保协议书》约定的“违约方承担担保贷款总金额30%”的违约金金额明显过高，原告自愿予以调低至东恒誉公司实际代偿金额的30%，系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樊锐作为共同债务人，应按《共同偿债人承诺书》的承诺，对被告胡奇兵就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的责任，因此，东恒誉公司有权同时就代偿款及违约金向被告樊锐主张权利。至于原告伟创咨询公司与东恒誉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对二被告是否发生效力，应当就该债权的转让是否通知了二被告进行探讨。以何种形式通知债务人法律并未做具体规定，通知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公告的形式。而公告是一种对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事实的推定，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应对此通知的形式从严适用。只有在口头或书面形式均无法通知的情况下，才可采用公告形式。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采用过口头或书面通知的形式，故其直接在《天府早报》上公告向被告通知债权的转让在程序上是不恰当的，并不能及时、准确地让债务人获知债权转让的事实，并非有效的通知行为。但由于本案原告作为债权的受让人直接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寄送起诉状副本的方式可以作为合法的债权转让的通知方式。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诉讼的形式完成了通知义务，因此，该债权转让协议对二被告具有法律效力。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胡奇兵、樊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伟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月供款5481.15元； 二、被告胡奇兵、樊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伟创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640元。 如被告胡奇兵、樊锐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胡奇兵、樊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穗 人民陪审员  张明 人民陪审员  颜敏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白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