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4052号原告：黎伟成，男，1979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环路3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0113007523744W。法定代表人：胡柱煊，职务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郭景源，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卫才志，该单位工作人员。原告黎伟成诉被告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番禺大队（以下简称番禺交警大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一案,原告黎伟成于2017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次日依法受理后，组成合议庭，向被告番禺交警大队依法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于2017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黎伟成，被告番禺交警大队委托代理人郭景源、卫才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黎伟成诉称，原告于2017年11月7日驾驶粤Ａ×××××号牌摩托车行驶至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被不明身份的便衣拦截，并被警号为042226的警员扣车，番禺交警大队出具了NO.440126300552481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粤Ａ×××××号牌摩托车是原告于2017年9月23日从广州市花都区华天车行合法购买的，保险、年检、手续齐全，原告是该车辆的实际合法使用人，证据有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保险单。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上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告番禺交警大队作出的NO.440126300552481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被告番禺交警大队辩称，2017年11月7日晚，被告下属的机动中队民警李俊浩等人按工作安排，在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巡逻执勤，重点整治“五类车”无牌无证、假牌假证、套牌等交通违法行为。2017年11月7日19时10分许，李俊浩等人查获一辆号牌为粤Ａ×××××的二轮摩托车，经现场对该车及驾驶人进行核查。经核，驾驶人黎伟成（身份证号码××），准驾车型A2E。车辆所有人为李路英。因广州市番禺区从2002年开始对两轮摩托车不予登记，摩托车强制报废期为13年，现广州市番禺区辖区路面行驶的粤A号牌摩托车很多为达到报废的车辆或假牌、套牌车辆。由于现场无法查清，李俊浩依法现场开具NO.440126300552481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暂扣该车作进一步调查处理。驾驶人黎伟成拒绝在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签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为进一步核查粤Ａ×××××的二轮摩托车的真实信息，被告于2017年11月13日派员前往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从化大队车辆管理中队核查该车的原始档案资料，经从化车辆管理中队核查核对：粤Ａ×××××号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拓印与档案一致。由于广州市番禺区从2002年开始对两轮摩托车不予登记（摩托车强制报废期为13年，至2015年全部达到强制报废期限），现广州市番禺辖区路面行驶的粤Ａ号牌摩托车很多为达到报废的车辆或假牌、假证、套牌车辆。这些车辆无视交通法规，交通事故频发，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广州市政府及上级公安机关部门对打击“五类车”强调需重点整治，被告作为辖区的交通管理部门对查处“五类车”责无旁贷。对“五类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宗，查处一宗。同时在2016年6月1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就《加强摩托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的通告》中明确规定本市摩托车限行范围内各加油站停止给摩托车、无号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加油，致使一些无牌、外籍号牌的摩托车使用假牌或者套用其他车辆号牌加油。综上所述，原告的驾驶的粤Ａ×××××号二轮摩托车存在嫌疑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对其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适用法律条文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7日19时10分许，黎伟成驾驶车牌号为粤Ａ×××××号的二轮摩托车在广州市番禺区光明北路行驶时，番禺交警大队民警依法对其进行检查并要求其出示相关资料。由于黎伟成当场出示自己的驾驶证，证明其为驾驶人，同时出示行驶证，但行驶证上载明的涉案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为李路英。因此黎伟成当场出示的驾驶人与机动车所有人不一致，执勤民警认为涉案车辆存在被盗抢嫌疑，因此现场制作了NO.440126300552481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对上述涉案车辆予以扣留。上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载明当事人持该凭证在15日内到番禺交警大队处接受处理等，黎伟成在上述凭证上予以签名，并注明对该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不服。番禺交警大队依法对上述涉案车辆的原始档案进行核实，经查实，粤Ａ×××××号二轮摩托车车架号码拓印与档案一致，遂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编号440126800552481的返还物品凭证，将上述涉案车辆返还给了黎伟成。黎伟成对上述强制扣车行为不服，故诉至本院。另查明，番禺交警大队扣留的上述涉案车辆品牌为五羊-本田牌，发动机号码为17H008××,车架号码为LWBPCJ3AXH101××46。黎伟成向本院提交了其与李路英于2017年9月23日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庭审中，黎伟成表示在番禺交警大队扣车后，其曾于2017年11月9日携带发票、机动车登记本、转让协议等资料前往番禺交警大队处接受处理，但番禺交警大队没有帮其进行处理，而是让其回去等通知。番禺交警大队表示黎伟成的车辆是在2017年11月7日被扣，黎伟成于2017年11月9日就去处理，其处理不了，因为涉案车辆待查的时间是十五天，其在核查完毕后就通知黎伟成前去接受处理，但黎伟成直至2017年12月12日才将涉案车辆取回。此外，番禺交警大队于2017年11月12日依法办理了延长扣留车辆的审批手续。以上事实有番禺交警大队提交的民警执勤经过、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人民警察证、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车辆照片及拓印资料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摩托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的通告》、返还物品凭证、《呈请延长扣留车辆审批报告》等；黎伟成提交的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机动车驾驶证和行驶证、购车发票、车辆转让协议、涉案车辆的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李路英的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实。黎伟成、番禺交警大队亦当庭陈述在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黎伟成作为被扣车辆的驾驶人，是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对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根据上述规定，其有权提起诉讼，是本案适格的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本案中，番禺交警大队作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上述规定，具有作出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关于本案被诉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可以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一）扣留车辆；……”第二十三条规定：“采取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二）、（四）、（五）项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实施：（一）口头告知违法行为人或者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三）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告知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四）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当事人拒绝签名的，交通警察应当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五）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收的，由交通警察在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注明，即为送达。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实施，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报所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扣留车辆：……（五）机动车有被盗抢嫌疑的；……”本案中，番禺交警大队工作人员在黎伟成出示的驾驶证和行驶证上记载的车辆所有人不一致，且不能当场出示车辆合法来源证明的情况下，认为涉案车辆存在被盗抢嫌疑，遂依据上述规定扣留了黎伟成驾驶的车辆，并当场作出被诉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告知黎伟成相关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番禺交警大队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NO.4401263005524811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对涉案车辆实施了扣押行为，2017年11月12日办理了延长扣留车辆的审批，2017年12月12日解除了上述扣押行为，将涉案车辆返还给黎伟成，番禺交警大队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扣押行为已因情况复杂而获批延长扣押期限，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黎伟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黎伟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屈玲红人民陪审员  谢见日人民陪审员  徐韶生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彭煜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