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新42民终5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立军，男，1968年7月18日出生，农民，汉族，现住沙湾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新疆沙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秦岳，新疆天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尚武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25512598016。 法定代表人：杨兰香，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吴佛寿，酒泉阳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世忠，男，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石河子市恒盛泰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石河子北泉镇龙泉小区****v> 法定代表人：郭世忠，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周立军、上诉人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世忠、石河子市恒盛泰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沙湾县人民法院（2017）新4223民初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9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立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芳、秦岳，上诉人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望种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佛寿，被上诉人石河子市恒盛泰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泰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世忠，被上诉人郭世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立军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并判决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一审认定种子每袋160元有误，应当按照每袋180元计算。一审未予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自治区种子管理总站出具的证明有误，该证明直接判定了本案种子为“假种子”；二、被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无证经营，希望种业公司在2015年1月4日至2015年4月30日之间根本没有种子经营手续，而希望种业公司在2015年3月16日向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签发经营委托书，并出售生产日期为2015年3月5日的种子，故被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具有完全过错；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作为种子经营者，依据2013年修订的《种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其应当对种子质量负责，其应当审查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是否合法，但其没有尽到基本审查义务，也没有依法建立经营档案，没有留样封存，超区域经营，其与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获得任何授权，签合同的日期是2015年1月22日，而恒盛泰兴公司受委托的时间是2015年3月16日，故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四、被上诉人郭世忠应依法与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郭世忠为恒盛泰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股东之一，其出资额为30万占注册资本的60%，郭世忠个人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是混同的，应当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故被上诉人郭世忠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50%责任不当。恒盛泰兴公司作为种子经营者、销售者有审查和注意的义务。恒盛泰兴公司和郭世忠销售并承诺该种子可以在这种植并获利，当年还因此在沙湾县良种场打造了2000多亩的西葫芦种植示范区。种植过程中由恒盛泰兴公司和郭世忠负责提供技术指导，一审未判决恒盛泰兴公司和郭世忠承担责任，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依据；六、一审计算损失价格不当。根据郭世忠提供的单价显示，王永文、殷为民的为19.2元，周立军的为17元，本案以15元计算赔偿数额和当年市场价值相差甚远；七、一审计算方式有误，一审认定上诉人承担50%责任，计算公式应当为：（150-37.2）×15元×330亩×50%=279180元，一审计算数额为187110元，明显有误。 希望种业公司辩称，一是答辩人向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出具的经营委托书是通过答辩人公司在新疆市场的一级经销商（北屯昌号有限公司）出具的，出具经营委托的目的为了规范经营行为及达到合法经营的目的，作为二级经销商的恒盛泰兴，是否存在超区域经营，答辩人不得而知，无法直接对其经营行为进行管控，至于上诉人提及的登记备案问题，依据2013年修改的种子法30条以及新疆实施种子法办法14条及26条规定，报备主体应当是实际经营者即本案的被上诉人恒盛泰兴。答辩人作为委托经营的主体，是否备案与答辩人无关。本案属于因产品质量诱发的损害赔偿，是否登记是完成一项行政申请备案行为，答辩人认为与本案并无关联；二是自治区种子管理总站出具的假种子证明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答辩人认为不够客观，从其效力看不具备证据效力，在本案开庭前，答辩人向自治区种子管理总站就该假种子证明出具行为曾经进行询问，答复系管理总站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导致的结果，本案中的各上诉人依据该假种子证明向沙湾县公安局报案，经公安局调查后认为答辩人经营产品不构成涉嫌销售伪劣种子的罪名，对该刑事案件依法予以撤销，从沙湾县公安局的撤销行为看，该证明不具备相应的证据效力，在本案中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随后提交证据；三是种子经营许可证问题，答辩人在庭审中向人民法院作出合理解释及说明，2015.1.4-2015.4.30期间我方因申请换证，发证单位未及时发放新证件导致该期间的无证空隙，即便在此期间经营行为存在瑕疵，也属于行政机关调查的范围，该行为不必然导致种子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是否存在无证经营行为并不是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与本案纠纷没有关联性，上诉人提出的计算方法错误问题，答辩人公司生产的希望9号不存在问题，经营过程中没有过错，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责任。 恒盛泰兴公司、郭世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一、本案是产品责任纠纷，被上诉人销售的是希望种业的原包装种子，并且能够明确指出生产者和供货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销售过程中给种子造成缺陷，赔偿主体是种子的生产者，而不是种子经营者，一审判决由希望种业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上诉人周立军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二、对于赔偿标准。首先产量，在良种场种植希望九号的八户农户的产量分别如下：刘长东114.6公斤、杨永辉84.6公斤、陈新群92.88公斤、殷为民85.5公斤、王永文83.7公斤、郭世忠96公斤、周立军37.2公斤（周立军使用劣质肥料）、丁树平42.3公斤（将葫芦籽卖给他人）、沈贵军40.8公斤（将葫芦籽卖给他人），对周立军、丁树平、沈贵军的产量应当按照平均产量93公斤计算，即减产数额为150公斤-93公斤=57公斤。一审按照每公斤15元计算适当。至于种子价款应一视同仁，不能一样的事实出现两种判决结果。 希望种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周立军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部分事实有误。1、本案种子销售行为及质量争议发生在2015年，而新《种子法》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原则，本案应适用2013年修订的《种子法》。根据2013年《种子法》第四十一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假如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也应由作为终端销售方的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先向被上诉人周立军承担责任。2、一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条规定的是“缺陷产品”承担责任的主体，本案涉及的种子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显然不是缺陷产品。3、根据农业部《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第四条、第八条以及《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规定，“希望九号”并未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不需要在推广前必须办理登记手续，“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已在甘肃省办理了登记手续，故一审仅引用《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认定上诉人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明显错误。即便需要办理品种登记也应由作为终端销售方恒盛泰兴公司办理，并承担未办理的法律后果、责任。另外，品种未登记并不等于质量不合格，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品种登记是行政处罚事由，而不是法院认定种子质量不合格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4、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七条分配举证责任明显不当。适用该条的前提是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本案属于一般产品责任纠纷，根据法律规定，作为原告的周立军应就其主张的“涉案种子质量不合格”，承担举证责任。对种子质量是否合格，在司法实践中，均是通过委托中介机构鉴定的方式进行认定，且本案中的鉴定机构已根据周立军的申请作出了鉴定结论，故由周立军承担举证责任是公平、合理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结论不具法律效力的举证不能责任应由周立军承担。5、上诉人并未委托郭世忠签订解决方案，事后也未追认，且一审、二审庭审中郭世忠均陈述：“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并没有授权委托其处理与各农户之间的纠纷，是其自己的行为，与公司无关”。6、被上诉人周立军给第三方销售产品的数量，与被上诉人实际产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足以证明其实际产量，不能证明其存在减产的事实以及实际损失的金额。综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生产的种子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存在质量问题或存在标准不真实的情形，故上诉人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且根据2013年《种子法》规定，上诉人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直接向被上诉人周立军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法院依法驳回被上诉人周立军的诉讼请求。 周立军辩称，原审判决对种子行为适用2013版《种子法》，赔偿适用的是2015版正确。一是2013版《种子法》规定办理备案，36条规定种子经营者应当建立种子档案（2年），本案中应当由上诉人希望种业备案，并非在委托后办理备案，原审认定正确。按照证据规则，本案适用缺陷产品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委托郭世忠处理相关事宜，本案中恒盛泰兴经营种子，赔偿行为系售后行为，答辩人合理性相信委托经营与赔偿行为均在委托事项内，答辩人有理由相信郭世忠有代理权，视为有代理权；二是适用2015赔偿正确，标签与备注不一致，标签150-180，受损失的农户应当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缺陷系生产者造成，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为被告正确；三是减产事实存在，恒盛泰兴提供技术指导，农户按照事实呈报销售产量，对实际产量应当没有争议，本案中，生产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并非我方承担责任。 恒盛泰兴公司、郭世忠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一是答辩人公司2015年购进的种子有两批，并非同一批，第一批3月9号生产，没有包衣，希望种业从酒泉发货我卸货了，第二批种子3月5号生产，是有包衣的种子，通过货运部托运到石河子，该批种子卸货后直接拉运至良种场。两批种子存在差异，应当是种子在基因上有差异，基因不是高产的不会有高产。一审法院认定缺陷种子并无不当；二是实际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答辩人与希望种业，不存在买卖关系的多重性，货物是从简昌斌（总代理）那里走的，款项是直接打至希望种业的，实际发生人是答辩人与希望种业。三是关于备案登记，生产厂家跨地区销售应当在省级以上备案，提供制种流程及各地区实验，答辩人作为经销商无法进行登记，责任分配给我与法不符；四是两批种子存在差异，管理一致，气候一致，应当是基因问题，生产厂家应当负责，举证责任倒置符合；五是关于委托协议，答辩人给刘莉打电话，刘莉说先收购，得出产量，收完后派人协商解决，答辩人也给厂家打电话，厂家答应派人过来，答辩人在协商后进行收购，共收购5户，再打电话时希望种业无人接听电话，简昌斌给我打的电话，由我负责解决。答辩人对种子的选择谨慎，答辩人推广后种子质量存在问题对答辩人产生的责任有多大我清楚，答辩人从2013年开始批量销售希望种业的种子，当年（2013年）产量很好，2014年又加量销售，自己种植的也是希望九号，也种植另两个型号的种子，经过对比，希望九号有优势，2015年答辩人继续销售希望九号，卖出的3月9号的那一批产量均在150公斤以上，符合标注产量，3月5号的那一批种子产量均未达到标注产量，答辩人自己种植的是3月5号那一批，共种植280亩地，产量是每亩96公斤，还有合伙种植的700多亩，从种植到浇灌答辩人一直在维护，瓜长的很大，但是没有籽。 上诉人周立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25968元。二、本案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月22日，被告恒盛泰兴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光板葫芦籽回收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葫芦籽，由乙方种植，产品由甲方回收。同时附栽培技术说明，其中介绍该品种特性为，属葫芦科，南瓜属，为一年生矮性或蔓性草本植物，根系强大，吸肥吸水能力强，对土壤要求不严格，沙土、壤土、粘土均可栽培，甚至在瘠薄的土壤上也能生长，并获得一定产量。但高产栽培适应用土壤质地疏松、肥沃、保水、保肥能力好的土壤为宜。葫芦喜凉，耐高温差，温度以22-25度为宜。且作风险提示，播种迟，播种密度过大，蜂源不足，花期遇连阴雨，干旱、涝、栽培不当等都可以造成授粉不良或坐瓜困难，影响产量，种植户要重视。“希望九号”西葫芦籽销售包装袋载明，该品种系一代杂交籽用西葫芦，正常气候条件下平均亩产150公斤-180公斤，在栽培技术精良、土肥水条件优越时亩产可高达260公斤，是目前籽用西葫芦最理想的换代品种。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向原告提供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每袋400克，每袋售价为160元，每亩播种需两袋800克左右。2015年原告实际种植“希望九号”西葫芦籽品种330亩，购买种子支出54860元。当年秋季收获时，实际亩产仅为该品种介绍的产量的一半左右。2015年9月11日，经丁树平等种植户向沙湾县种子管理站提交田间种子质量鉴定申请，沙湾县种子管理站向高升亮、蔡志昌、林成、陈金梅提交《田间现场鉴定委托书》，委托对原告等人种植的西葫芦进行田间现场鉴定。2015年9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94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今年沙湾县文平农业合作社种植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符合菜用品种特性，因初花期无雄花可授粉，导致坐瓜不良和不结籽；其后又因异常高温影响花粉管萌发而结籽少。2、经全面分析，今年异常气候对减产的影响占20%，种子质量应负75%的责任，种植户负5%责任。供种方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每亩的经济损失为1462.5元-实际收成。技术指导者承担73.1元。2015年9月27日，被告郭世忠受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委托，与沙湾县良种场文平专业合社全体种植户签署《关于良种场种子问题希望种业公司解决方案》，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委托被告郭世忠传达解决方案，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承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许可证号650105085，鉴定结果及处理意见，委托被告郭世忠在沙湾县良种场开发区收购种植户的产品，并确定各个种植户的总产量和亩产数量，并由被告郭世忠给每个种植户出具产量证明予以认可。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在上述工作全部进行完毕以后，全部种植户清选完以后，在十个工作日内赔付完毕。另查明，被告希望种业公司于2010年1月4日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酒】农种经许字【2010】第004号），有效区域为肃州区，有效期至2015年1月4日。2015年4月30日，该公司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D【甘酒泉】农种生许字【2015】第0024号），该许可证载明，许可品种有瑞丰八号、瑞丰九号、希望九号、希望3000，生产地点为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许可证有效期至：二0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同时，该公司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D【甘酒泉】农种经许字【2015】第0015号），许可证载明，有效区域为肃州区，有效期至：二0二0年四月三十日。又查明，2015年3月16日，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向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出具（希望）种业【2015】第12号《甘肃省农作物种子经营委托书》，委托经营作物为籽用西葫芦，委托经营品种为希望九号，有效期至2015年6月1日。被告恒盛泰兴公司销售的案涉种子系被告希望种业公司生产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籽，每袋400克，生产时间为2015年3月5日。原告实际亩产为37.2公斤。原告实际亩产为85公斤。2015年10月19日，案外人王永文等人就被告郭世忠提供的“希望九号”西葫芦认为是假冒伪劣种子向沙湾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沙湾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宝林在询问中承认“希望九号”一代杂交籽用西葫芦全部销售完毕且没有留样。被告希望种业公司认可了沙湾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出示的包装袋。被告郭世忠在讯问中承认“希望九号”西葫芦包装袋每袋400克，每袋籽种价格为160元，赊账价格为180元。2015年11月11日，沙湾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经审查不予立案。本案争议焦点：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否予以采信；二、案涉西葫芦种子是否经过品种登记，本案纠纷所涉区域是否系“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种植的适宜区域；三、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和被告恒盛泰兴公司是否存在无证经营行为；四、“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五、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如何计算。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种子质量纠纷产生于2015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于2015年11月4日修订，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故应当适用2000年12月1日颁行并于2013年6月29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对被告的种子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评价。有关赔偿责任问题，因案涉纠纷成讼于2016年1月1日以后，应当适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具体规定。本案涉及到的几个主要争议问题分析认定如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应否予以采信问题。本案有关种植户向沙湾县种子管理站提交田间种子质量鉴定申请，沙湾县种子管理站向高升亮等4位专家出具《田间现场鉴定委托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共有4名鉴定人署名。根据农业部28号令《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七条规定，专家鉴定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规定为单数主要原因为专家鉴定组现场鉴定实行的是合议制，鉴定意见以专家鉴定组成员半数以上通过有效，如有不同意见应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虽然沙湾县种子管理站出具委托书，委托4名专家进行鉴定，但作为专司司法鉴定的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司法鉴定的有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所作的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9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符合《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专家鉴定组组成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现场鉴定无效，故认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9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不予采信。二、案涉西葫芦种子是否经过品种登记，本案纠纷所涉区域是否系“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种植的适宜区域问题。2013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条规定，主要农作物和主要林木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第二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种子经营许可证应当注明种子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及有效期限、有效区域等项目。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经营许可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经营种子。2013年修订的《种子法》明确种子生产和经营实行分别许可制。本案被告在案涉区域销售种子，即使认定种子经营可以不受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的限制进行销售，但种子的终端销售地应当在品种审定、品种登记或标签标注的适宜区域内。其原因为，农作物生长有其很强的地域性，绝大多数农作物品种对繁育过程中涉及的地域有其独特的适应性，其植物学特征特性对适植区域的气候、土壤、水分、有效积温、光照等等因素有特定的要求，因此推广至其他区域，如果生长环境有较大差异性，其种植风险不言而喻，即使某个方面的环境因子相异，也会出现大相径庭的结果。若非经试验性栽植就大面积推广，很有可能给抵御农业风险能力十分弱的零散农户造成巨大伤害，同时对种植区域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3年修订）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除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农业部确定油菜、马铃薯为主要农作物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依据本区实际，于2012年5月22日发文《关于确定新疆主要农作物的通知》（新农种【2013】115号）确定向日葵、甜瓜为新疆主要农作物。由此得出西葫芦非新疆区域范围内的主要农作物。根据《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西葫芦作为非主要农作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实行登记制，凡申请登记品种应按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其中包括非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汇总结果。试验不少于两个生育周期，试验点不少于4个，对其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适应性等农艺性状进行鉴定。严格执行上述登记备案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不适宜新疆区气候条件的品种大面积推广后给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避免农民和农作物生产企业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本案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向原告提供由被告酒泉希望种业公司生产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在大面积推广之前应当严格按照《新疆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申请品种登记，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其已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准予品种登记的证据，故应当认定“希望九号”西葫芦作为新疆区范围内的非主要农作物未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品种登记的事实存在。同时也无证据证明本案纠纷涉及区域为“希望九号”西葫芦品种的适宜区域。三、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是否存在无证经营行为问题。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向本院提交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执照载明经营范围为种子、瓜类等，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月4日。该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D【甘酒泉】农种生许字【2015】第0024号），该许可证载明，许可品种有瑞丰八号、瑞丰九号、希望九号、希望3000，生产地点为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许可证有效期至：二0一八年四月三十日，首次发证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原告诉称被告存在无证经营行为，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则辩称主要农作物实行种子生产许可证，西葫芦不是主要农作物，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许可证。2013年修订的《种子法》规定，除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自主确定一至二种农作物为主要农作物。被告希望种业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办理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其标明为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但该许可证号为D【甘酒泉】农种生许字【2015】第0024号，其中“D”表明其为非主要农作物，许可证名称与证可证号不相符，其真实性存疑。当然对于被告酒泉希望种业是否系无证经营行为，此为行政管理范围且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认定，该问题非本案考虑的重点，故本院不予置评。四、“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本案核心焦点即为由被告希望种业公司生产并经被告恒盛泰兴公司销售给原告等种植户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由于多方面原因，不能否认原告居于弱势地位，被告希望种业公司作为专门从事种子生产经营的企业，以及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具有多年代销推广种子的经验，其具有原告不可比的优势。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对原告等种植户来讲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原告已向本院初步证明其购买种植案涉种子已遭受损失，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应当承担其所生产经营的“希望九号”西葫芦品种适植于本案纠纷所涉区域的举证责任。适植应当认定为该品种对推广种植区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产量，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对农作物种子经营实行严格的地域限制有其重要的原因，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土壤、温度等主要环境因子差异性很大，各地农作物的乡土品种各不相同，若将当地的乡土品种移植于他地，水土不服现象比比皆是。种子质量也是相对的，对适应之地来讲是合格的，对非适应之地来讲是不合格的。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由其生产向原告等种植户销售的种子对案涉纠纷涉及的区域来讲是适宜种植的。被告恒盛泰兴公司与原告等种植户在购销过程中未建立种子经营档案，被告希望种业公司辩称其与案外人新疆北屯昌昊农资责任有限公司之间在种子购销过程中封存有样品。该院认为，种子样品的封存应当由具有直接购销关系的双方共同封存方为有效，且被告希望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宝林在询问中承认“希望九号”一代杂交籽用西葫芦全部销售完毕且没有留样，故对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原告等种植户种植“希望九号”西葫芦，出现单瓜结籽少、瓜腔狭窄、籽粒大小不均等现象，其亩产远未达到其标注的产量，故被告希望种业公司辩称“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本院不予采信。五、原告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如何计算问题。本案原告购买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系被告希望种业公司生产，由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受托代销。自种子质量问题纠纷产生后，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曾委托被告郭世忠与原告等种植户签订解决方案，说明被告希望种业公司认可其作为种子生产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且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受托代销的是原包装种子，被告希望种业公司自始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恒盛泰兴公司在受托代销环节存有责任，故认定原告损失赔偿责任应当由被告希望种业公司承担，被告恒盛泰兴公司作为销售者，无证据证明其有责任，故于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郭世忠作为被告恒盛泰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被告希望种业公司在新疆的二级代理商，其所履行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和代理行为，故其依法不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种子法的相关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可以要求赔偿的范围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本案原告购买330亩地种子支出共计54860元。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按照“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标注的在正常气候条件下的亩产可达150-180公斤，该院确认按照150公斤进行计算。原告种植外域品种，应尽到一般注意义务，但其并未对被告恒盛泰兴公司提供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是否登记，是否适合大面积种植等情况进行必要审查，同时，该品种包装袋标注“希望九号”西葫芦喜凉耐高温差，而原告等种植户却将该品种选择种植在本县域范围内有效积温较高的区域，2015年7月月平均气温较往年明显偏高。原告等种植户产量高者达每亩80多公斤，少者每亩不足40公斤，据此认定原告等种植户在田间管理、供水供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综上所述，该院认定本案原告应对其产量损失承担50%的责任，故每亩产量应为75公斤（150公斤－150公斤×50%），原告实际亩产为37.2公斤，差额为37.8公斤（75公斤－37.2公斤）；根据同种类西葫芦籽产品市场销售价，参考沙湾县良种场2015年销售该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及被告郭世忠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的收购价，本院确认“希望九号”西葫芦籽2015年的市场价格为15元，即原告的可得利益损失为187110元（37.8公斤×15元×330亩）；关于其他损失，原告因鉴定支出的费用为6600元，该费用虽然属原告实际发生的费用，但是所涉鉴定意见未予采纳，应当由原告自行负担该费用。综上原告的实际损失为241970元（54860元＋187110元）。判决：一、被告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立军给付各项损失241970元；二、驳回原告周立军对被告石河子市恒盛泰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被告郭世忠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周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84元，原告周立军负担4851元，被告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负担4133元（本案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在本案执行时按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向原告一并执行）。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举证如下：证据一、沙湾县公安局（2017）22号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2017）51号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证明本案中周立军提交的假种子证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是被上诉人方依据该假种子证明向沙湾县公安局报案称希望种业销售伪劣假种子，经调查后沙湾县公安局认为希望种业销售的种子符合相应的质量标准，无瑕疵，并对该刑事案件予以撤销。证据二、种子样品检验报告及农作物现场鉴定报告各一份，证明2015年希望种业公司与简昌斌封存的种子无质量问题。上诉人周立军对证据一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力均不认可，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适用不一致，刑事案件是否立案与本案的民事赔偿没有直接的联系；对证据二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种子样品检验报告检测的种子与本案批次不一致，田间现场报告的时间2017年，地点酒泉，地点酒泉关。被上诉人郭世忠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希望九号的种子有好的，只是涉案的种子是通过配货公司配货的，没有通过简昌斌，也没有封存留样，与本案无关。本院认定如下：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由于撤销案件决定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仅说明没有犯罪事实，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所要证明的问题，故对证据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二中检测和鉴定的并非本案周立军等农户使用的同批次种子，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郭世忠提供证据如下：2015年3月9日生产的种子一袋、照片两张、种植回收合同及发票一组，该批种子是真实的希望九号，均产没有低于150公斤，颜色为黄色没有包衣的，而3月5日的种子是有包衣的，证明3月5日的种子是有问题的。上诉人周立军对该证据三性均认可。希望种业公司认为该证据系孤证，无法反映希望种业公司向被上诉人发售不同批次的种子，且通过被上诉人举证，反映出该批次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希望种业公司没有直接向二级经销商供货；对种植回收合同及发票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形成时间在2015年，一审时郭世忠及恒盛泰兴均未出示，超过举证期限，不应当被法庭采纳，且该回收合同无法反映出2015年葫芦籽的回收价格，因为市场单价随市场变动调整。本院认定如下：该证据与本案上诉人周立军适用的种子不是一批种子，种子的颜色及有无包衣并不一定影响种子的质量，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一、上诉人周立军主张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如何承担？二、一审计算损失数额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上诉人周立军主张希望种业公司生产、恒盛泰兴公司销售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西葫芦结籽不良严重减产，并于2015年9月11日，向沙湾县种子管理站提交田间种子质量鉴定申请，经沙湾县种子管理站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新农林牧鉴字【2015】第0946号《鉴定意见书》，由于该鉴定意见书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并非上诉人周立军的过错导致《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上诉人周立军已初步证明其购买“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收获时严重减产遭受损失，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定本案的举证责任，对上诉人周立军等种植户来讲既不合理也不公平。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中“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质量是否合格以及该品种适植于本案纠纷所涉区域的举证责任由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承担并无不当。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虽然提供诸多证据欲证明其生产的“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的质量合格，但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销售给上诉人周立军等种植户的同批次“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全部销售完毕且没有留样，对于该批次种子质量无法判定。而农作物的生长性能与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等具有关联性，不适应性的品种很可能造成生产经营损失，故种子质量是相对的，对适应之地来讲是合格的，对非适应之地来讲是不合格的。根据上诉人希望种业提供的证据，涉案西葫芦种子，在巴彦淖尔市品种登记推荐小组办公室备案登记，适宜地区为巴彦淖尔市适宜地区种植，巴彦淖尔市与新疆沙湾县气候、土壤、温度等主要环境因子差异性较大，上诉人希望种业并未对“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在新疆备案登记，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经过试验适植于本案纠纷所涉区域，应承担不利后果，应对上诉人周立军主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周立军等种植户种植“希望九号”西葫芦，出现单瓜结籽少、瓜腔狭窄、籽粒大小不均等现象，其亩产远未达到“希望九号”标注的产量，故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辩称“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不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希望九号”西葫芦种子系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生产，由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受托代销，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系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种子经销商，其代销的是原包装种子，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作为销售者存在过错，故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作为涉案种子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周立军的损失赔偿责任由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承担，被上诉人恒盛泰兴公司、郭世忠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关于责任承担，2015年7月种植区域平均气温较往年明显偏高，出现异常高温天气，而“希望九号”西葫芦喜凉耐高温差，故造成严重减产的因素还包括不良气候，同时农作物的生长还受田间管理、供水供肥的影响，不排除上诉人周立军自身种植管理不当的责任，一审认定上诉人周立军对其产量损失承担50%的责任过高，本院酌定为30%。 另，对于希望种业公司是否系无证经营行为，此为行政管理范围且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认定，本案系产品质量纠纷，无证经营与产品质量无关，该问题非本案考虑的重点，一审法院不予置评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关于购种款，根据一审中上诉人周立军提供的其与被上诉人郭世忠合伙种植成本投入明细表，一审按照每包160元计算购种款并无不当。上诉人周立军主张按照180元每包结算购种款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关于西葫芦籽销售价款问题，由于西葫芦籽销售价款随着市场保有量等因素的影响，价款是波动的，并非一成不变的，故一审根据同种类西葫芦籽产品市场销售价，参考沙湾县良种场2015年销售该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及被告郭世忠向原告等种植户支付的收购价，综合认定西葫芦籽2015年的市场价格为15元并无不当。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周立军应对其产量损失承担30%的责任，故每亩产量应为105公斤（150公斤－150公斤×30%），原告实际亩产为37.2公斤，差额为67.8公斤（105公斤－37.2公斤）。上诉人周立军可得利益损失为335610元，即67.8公斤×15元/公斤×330亩=335610元。综上，上诉人周立军的实际损失为54860元＋335610元=39047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立军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上诉人希望种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沙湾县人民法院（2017）新4223民初93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二、驳回原告周立军对被告石河子市恒盛泰兴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被告郭世忠的诉讼请求”、第三项，即“三、驳回原告周立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沙湾县人民法院（2017）新4223民初93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被告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周立军给付各项损失241970元”； 三、上诉人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上诉人周立军给付各项损失39047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9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543.97元，合计23527.97元，由上诉人周立军负担7058.39元，由上诉人酒泉希望种业有限公司负担16469.5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清霞                                                                          审 判 员  滕媛媛                                                                        代理审判员  刘  静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