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闽民申11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贤辉，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福新，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泽明，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余燕芳，女，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福新，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泽明，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和顺，男，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善灯，男，1980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增燕，男，197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善茂，男，198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原审被告：高凤妹，女，197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原审被告：刘丽兰，女，198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乐市。 再审申请人陈贤辉、余燕芳因与被申请人王和顺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叶善灯、刘增燕、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善茂及原审被告高凤妹、刘丽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1民终62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贤辉、余燕芳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应当再审。（一）原审认定“被告叶善茂、陈贤辉所负的讼争债务产生在二人与配偶即被告高凤妹、余燕芳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被告高凤妹、余燕芳的夫妻共同债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讼争借款金额巨大，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2.涉讼款项往来并未经过陈贤辉、余燕芳之手，并非其二人债务；退一步讲，即使讼争借款确系叶善茂、陈贤辉、叶善灯、刘增燕等人经营的广东鑫弘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弘公司）所欠债务，更说明并非用于陈贤辉与余燕芳夫妻共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3.根据2018年1月16日发布的法释（2018）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答记者问中关于对于该解释施行前，“经审查甄别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人民法院将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予以纠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表示，涉讼款项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余燕芳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原审认定讼争《借款合同》系结算合同，是错误的。1.讼争《借款合同》内容仅载明新设借款内容，并未体现对债务之结算，更未注明结算前债务发生时间、款项交付、已还本金、还款计划等。况且，讼争借款合同若为结算，应出具一张结算合同而非同一天出具两张金额相同的合同。2.讼争《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期限为300天，自乙方收到甲方借款日起算”、第九条约定“乙方如需延迟还款，必须在借款到期前3天向甲方提出借款延期申请”之内容，表明该合同系新的借款合同而非结算合同。3.王和顺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出具前，其与陈贤辉等人存在100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其提供的转账凭证中部分转款人非王和顺，收款人亦非叶善茂，王和顺提供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均不足以证明其与陈贤辉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况且，陈贤辉对上述款项往来是否为借款、是否已清偿等具体情况均不知情。（三）原审认定叶善茂出具的《承诺书》及其在《询问笔录》中对结算债务的确认可以证实讼争债务真实存在，是错误的。1.涉讼《承诺书》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叶善茂从未向陈贤辉等人提及该《承诺书》载明之内容，陈贤辉等人亦未同意并签署该承诺及委托。2.涉讼《承诺书》出具时间在涉讼《授权委托书》出具之前，不符合常理，且该《承诺书》载明“2015年10月1日，王和顺借给叶善茂、叶善灯、陈贤辉、刘增燕1000万元”中的“借给”亦可印证该借款系2015年10月1日实际发生而非结算。3.叶善茂与王和顺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其所作的承诺或者确认有可能是为了减少其对王和顺的债务，故该《承诺书》不应约束陈贤辉等人，即使借款是陈贤辉作为股东的鑫弘公司所借，款项也不应汇入叶善茂个人账户。4.一审在两次庭审之间单独询问叶善茂并制作了笔录，但叶善茂并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到庭”到正式的庭审接受询问，导致其他当事人无法就其陈述发表意见或者进行反驳，该程序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笔录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四）原审并未查明讼争款项是否实际支付，本案原、被告是否系适格主体。涉讼《借款合同》并非结算合同，王和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项下款项已经实际支付，其提供的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债权人系金砖公司、王和顺、陈发水、叶兰第等人，债务人为叶善茂，不能证明债权人仅为王和顺。综上，请求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查明：1.陈贤辉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王和顺向叶善茂转账300万元、200万元……叶善茂与原告（王和顺）已经结清”，但对此主张其“没有证据证明”。2.叶善茂在一审询问称涉讼款项之所以不用结算单的形式，是因为讼争借款合同由陈发水提供，其几人认为金额对，就签字，鑫弘公司几个股东也都认可讼争借款合同就是结算单。3.讼争《借款合同》签订时，叶善茂、陈贤辉、叶善灯、刘增燕均系鑫弘公司股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审认定讼争借贷关系成立是否有误，余燕芳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原审认定讼争借贷关系成立是否有误的问题 陈贤辉、余燕芳主张讼争借款合同系新设借款而非结算借款合同。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王和顺提供叶善茂、陈贤辉、叶善灯、刘增燕等人作为股东的鑫弘公司出具的原始借据，另提供其于2014年9月23日向叶善茂转款合计500万元的转账凭证，叶兰弟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证明其于2015年5月12日转账487.5万元至郑秀晶账户的款项系王和顺支付涉讼款项一部分，另外12.5万元王和顺是以现金支付的；王和顺还提供两份讼争《借款合同》载明陈贤辉等人借款金额合计为1000万元。陈贤辉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亦承认收到前述500万元的款项并已结清，但其也表示对结清事实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叶善茂在一审询问中对该借款合同系结算合同及讼争借款已支付均予确认。本院认为，讼争借款合同虽未明确载明系结算合同，但结合王和顺提供的原始借据、转账凭证、叶兰弟的证人证言、陈贤辉对其中500万元已经实际收到的确认，可证明涉讼合同签订前，王和顺确已实际支付1000万元，该金额与讼争借款合同载明金额相符，且得到叶善茂之确认，进一步证明讼争借款合同系结算合同。陈贤辉一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虽主张收到的500万元已经结清，讼争借款合同并非结算合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陈贤辉、余燕芳主张讼争借款合同系新设合同且未履行，但陈贤辉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并未收到款项后，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王和顺主张收回该借款合同或做出收回该合同的意思表示，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故其二人主张不能成立。陈贤辉、余燕芳还主张证人叶兰弟、陈发水与王和顺均对讼争债权有合伙份额，存在利害关系，但上述证人证言并非定案的唯一依据，而是与涉讼借款合同、转账凭证、陈贤辉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叶善茂的确认等形成证据链共同证明本案之事实，故原审将证人证言作为印证本案事实的证据之一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叶善茂虽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称讼争借款合同系新的借贷所签署，后王和顺并未支付款项，因讼争债务尚未清偿，其就同意将该合同转为讼争债务的结算合同，但该陈述与其在原审中主张不一，叶善茂亦未提供证据推翻原审陈述，叶善茂虽主张其原审之所以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是为了调解本案纠纷从而配合王和顺实现债权，但该解释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故陈贤辉、余燕芳关于讼争借款合同并非结算合同之主张，不能成立。 叶善茂在一审询问中对其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讼争款项确系结算款项。陈贤辉、余燕芳主张该《承诺书》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二人还主张该《承诺书》由叶善茂一人签署，对其他人没有约定，但王和顺提供该证据可以印证款项确系结算款项，陈贤辉等人是否签名对此并无影响；其二人另主张《承诺书》中关于2015年10月1日王和顺借给叶善茂等人1000万元中“借给”的表述证明指向的借款系2015年10月1日实际发生的款项，但该表述的意思系2015年10月1日王和顺已经出具了该款项，无法明确表示该款项仅系当日出具，故陈贤辉、余燕芳上述主张，均不能成立。陈贤辉、余燕芳认为涉讼《承诺书》中已经委托王和顺催款，但对王和顺的《授权委托书》却在该《承诺书》出具之后近3个月才出具，不符合常理。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该《授权委托书》中载明“本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字之日起90天”，王和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院组织的询问中陈述上述《授权委托书》是三个月委托一次，原审提交的《授权委托书》系上一阶段委托结束后又续签的《授权委托书》，故出现委托书出具时间在《承诺书》之后，该解释与上述查明事实相符合，本院予以采信。陈贤辉、余燕芳提出叶善茂与王和顺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叶善茂作出的承诺不排除系其为了减少个人债务而与王和顺进行的利益交换，但其二人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主张不能成立。叶善茂在本院询问中主张其出具《授权委托书》及《承诺书》是为了调解本案纠纷从而配合王和顺实现债权，但该解释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 陈贤辉、余燕芳主张涉讼《借款合同》项下款项并未实际发生，王和顺提供的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借款人系王和顺、叶兰弟，债务人为叶善茂。退一步讲，即使该借款系叶善茂作为法定代表人的鑫弘公司的借款，款项也应转至该公司账户而非叶善茂个人账户。如前分析，讼争《借款合同》系结算合同，王和顺亦提供原始借据、转账凭证及证人证言证明款项已经实际支付，陈贤辉对其中500万元款项已经收到予以确认，故现其二人主张讼争款项并未实际发生，不能成立。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鑫弘公司出具的借据中有指定郑秀晶尾号为6215号的账户即为收款账户，说明鑫弘公司的借款并非一定由该公司账户作为收款账户，亦有指定个人账户作为收款账户的习惯，故陈贤辉、余燕芳二人关于涉讼款项收款账户应为公司账户的主张不能成立。陈贤辉、余燕芳主张原审未审查本案原、被告是否适格。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讼争借款合同载明出借人系王和顺，借款人系陈贤辉、叶善灯、刘增燕、叶善茂，上述事实可证明王和顺与陈贤辉、叶善灯、刘增燕、叶善茂是讼争借款的合同当事人；借款发生时，陈贤辉与余燕芳系夫妻关系，可证明余燕芳系是否承担讼争借款的利害关系人，上述几人与本案均存在利害关系，原审据此认定王和顺与陈贤辉、余燕芳为本案适格原、被告，并无不当。 （四）陈贤辉、余燕芳主张叶善茂在第一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前单独接受一审法院的询问并制作笔录，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程序规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一审于2017年5月15日在长乐法院速裁中心对叶善茂进行询问，由记录人进行记录并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中载明叶善茂承诺如实陈述本案事实，上述程序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关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的规定，一审在第二次庭审中出示该《询问笔录》，并要求当事人质证，陈贤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该笔录发表质证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故该《询问笔录》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陈贤辉主张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当庭”指正式的庭审，即应通知各方当事人到庭的庭审，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余燕芳是否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一审判决余燕芳承担讼争款项的共同还款责任，并依法向余燕芳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一审判决后，余燕芳未就一审认定涉讼款项系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提起上诉，余燕芳的配偶陈贤辉虽提起上诉，但亦未就该事实提出异议，可视为其二人认可一审关于讼争款项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处理结果。现余燕芳向本院申请再审主张讼争款项并非夫妻共同债务，缺乏事实依据，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陈贤辉、余燕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贤辉、余燕芳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陈建阳 审 判 员  高晓嵘 代理审判员  冯 娟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张涛 书记员    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