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9民再2号 抗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朱静丹，女，1988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燕红（2017年3月17日被终止委托）、黄春江（2017年3月8日被终止委托），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斌，北京天达共和（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韩卒，男，198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黎明，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朱静丹因与被申诉人韩卒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不服本院（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杭检民（行）监[2016]33010000218号民事（行政）抗诉书，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1民抗1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立波、刘建胜出庭；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单燕红、杨斌，被申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黎明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3月29日，因公安机关对朱静丹被诈骗案立案侦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8年8月10日，因中止原因基本消除，本案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15日，原审原告韩卒诉称：2011年6月22日，韩陈程向姚坚国借款80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认欠该款，并约定由朱静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后，借款人韩陈程与担保人朱静丹均未履行还款义务。2014年11月15日，姚坚国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韩卒。韩卒于2015年1月4日向朱静丹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其直接向韩卒履行代偿义务。韩卒起诉要求：朱静丹向韩卒支付借款本金800万元及该款自2011年6月22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原审被告朱静丹辩称：1.韩卒是基于债权转让才获得债权，故本案的案由应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2.韩卒提供的借条中利息部分的内容系事后添加，不能作为要求朱静丹支付利息的依据；3.2011年6月22日，借款人韩陈程出具借条后，出借人姚坚国并未按约向韩陈程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故朱静丹无需承担担保义务；4.2011年6月29日，张永杰向朱静丹借用账户，并转入朱静丹账户600万元，同日朱静丹根据张永杰的要求将300万元转给了张永杰、285万元转给了张立国、15万元取现交给了张永杰；5.从2011年6月29日到本案起诉之前，从未有人要求朱静丹承担担保责任或要求其付款，且朱静丹也不认识韩卒、姚坚国等人。综上，虽然朱静丹在借条中的担保人一栏中签名，但借款人韩陈程并没有收到借款，借条上所涉及的借款并没有实际履行，故韩陈程无需承担还款义务，朱静丹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要求驳回韩卒的诉讼请求。 本院原审查明：2011年6月22日，韩陈程向姚坚国出具借条1份，载明“今由韩陈程因生意需要向姚坚国借款800万元整，注：利息为2%”等内容，朱静丹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签字。2011年6月29日，姚建钢汇入朱静丹账户300万元，姚坚国汇入朱静丹账户300万元。朱静丹收到上述款项后，于同日将其中的300万元汇给张永杰、285万元汇给张立国、并提现15万元。2014年11月15日，韩卒与姚坚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姚坚国同意将其对债务人韩陈程持有的全部借款债权权利转让给韩卒，同意将其对担保债务人朱静丹持有的担保追偿权一并转让与韩卒。协议签订后，韩卒将该债权转让事项以函件形式通知了朱静丹。2015年1月15日韩卒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诉称中的请求。 本院原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姚坚国是否履行了本案所涉80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首先，根据日常交易习惯，借条是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并已履行的主要凭证。韩陈程和朱静丹在出具借条时均已成年，且系自愿出具，因此该借条可作为姚坚国履行借款义务的主要凭证。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在韩陈程、朱静丹借条出具后，姚坚国、姚建钢通过汇款方式向朱静丹汇款共计600万元。同时根据姚建钢出具的确认书及姚坚国的证人证言，可认定姚建钢是根据姚坚国的委托向朱静丹汇款300万元。朱静丹辩称，其收到该600万元的行为与2011年6月22日的借款行为不具有关联性，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看，朱静丹与姚建钢、姚坚国无其他经济往来，朱静丹所称其是根据张永杰的要求出借账户的意见也不符合日常生活常理。且当时朱静丹与韩陈程处于恋爱阶段，姚坚国将借款支付到朱静丹的账户并无不当。其余200万元，姚坚国称是现金交付给韩陈程的，鉴于实际借款人韩陈程和担保人朱静丹在2011年6月出具借条后长达4年的期间内，都没有向出借人提出异议，故原审认定，姚坚国已履行了80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综上，韩陈程与姚坚国之间的借贷关系及朱静丹与姚坚国之间的担保关系依法成立并有效。韩陈程未按期向姚坚国归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借条中未载明朱静丹作为担保人应承担的保证方式，故朱静丹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姚坚国将其对韩陈程、朱静丹享有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了韩卒，故韩卒有权要求朱静丹向其清偿债务。因姚坚国实际交付借款的时间为2011年6月29日，故应从2011年6月29日起计算借款利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作出（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一审民事判决：朱静丹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韩卒借款800万元并支付该款从2011年6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2%计算）；驳回原告韩卒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送达后，朱静丹不服上诉。2015年10月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朱静丹未在规定期限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缓交、免交”为由，裁定按照朱静丹撤回上诉处理。同年10月19日，（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生效。 2016年3月11日，朱静丹不服（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本案一审在案证据借条、银行凭证、确认书等，可以证明本案借贷合意的形成以及借款实际交付的事实；根据一审在案证据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及邮寄凭证等，可以证明债权转让及告知债务人的事实。朱静丹对借条的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其并未否定借条上作为借款人韩陈程的签名以及作为担保人的其本人签名的真实性。韩陈程、朱静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确在借条上签名捺印，应当知晓其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朱静丹主张借条有事后单方人为添加、借条系伪造的理由，但其一审中不要求鉴定，至今也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对该借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现朱静丹在审查中提出的鉴定申请，不符合规定，对其申请该院不予准许。朱静丹主张本案汇款600万元仅是走账、与借条无关，本案800万元并非借款也并未实际交付，但朱静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在案的借条和汇款凭证等的证明力。再审审查中，根据朱静丹一方的申请，该院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城厢中队进行了走访，调取了相关公安询问笔录，并制作了走访笔录。询问笔录中虽韩卒、张永杰、姚坚国的部分陈述与其一审中的陈述确有所出入，但上述询问笔录中除了韩陈程、朱静丹的陈述外，其他询问笔录并未否定韩陈程、朱静丹曾欠款并出具本案借条的事实以及债权转让的事实，故上述笔录均不足以否定原审在案借条的真实性及证明力。且公安机关经调查，至今未认定本案涉嫌构成虚假诉讼或诈骗等刑事犯罪，并未对本案正式立案侦查，故朱静丹认为本案借款事实不存在、系虚假诉讼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借款的资金走向，并非本案审理所必需，故一审未予准许朱静丹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该院审查期间亦不予准许朱静丹关于调取银行资金流水凭证的申请。朱静丹在一审中自行撤回了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本案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朱静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可以免责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及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于2016年9月6日作出（2016）浙01民申74号民事裁定，驳回朱静丹的再审申请。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案件争议焦点是：案涉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有效，朱静丹应否承担保证责任。韩卒系基于债权转让要求朱静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的承担须建立在转让债权合法有效的基础上，也即朱静丹所担保的韩陈程与姚坚国之间的借款关系应当真实有效。而要判断借款关系是否真实有效，关键要看借款双方是否存在借款合意以及借款是否已实际交付。首先，姚坚国、张永杰的陈述表明，姚坚国并没有借款给韩陈程的意思表示，姚坚国与韩陈程之间不可能存在借款合意。其次，姚坚国称800万元中的200万元系现金交付600万元系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支付。根据原审在案有效证据，无法证明200万元现金已交付；800万借款中的600万元，实际上由张永杰支付，张永杰通过姚坚国、姚建钢转账给朱静丹后，朱静丹又通过转账、提现等形式交给张永杰。可见，该笔600万元借款实际也未交付。故案涉借条中的800万元借款均未实际交付。鉴于本案中姚坚国与韩陈程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借款也未实际交付，借款合同应未生效。姚坚国与韩陈程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朱静丹无需承担保证责任，韩卒受让姚坚国债权后也无权要求朱静丹承担保证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朱静丹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韩卒有权要求朱静丹清偿债务，系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且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综上所述，（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朱静丹称：一、原审原告认为本案诉讼是基于债务人韩陈程在借条产生之前曾经欠操作人张永杰800万元，600万元的打款记录是走账行为。该自认行为导致的法律结果是：2011年6月22日产生的借条不是借贷双方的合意借款行为；原审原告提交的打款600万元记录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交付；本案提起诉讼的基础事实和法律关系被原审原告自行推翻。二、关于原审原告所称的曾欠800万元的问题。一是债务人韩陈程是否曾欠张永杰或其他人800万元，从目前的事实和证据来看无从得知；张永杰虽在公安笔录中有相关陈述，但没有证据显示曾经发生过800万元的借款；朱静丹也无从得知韩陈程与张永杰或是其他人是否存在这样的事实。二是朱静丹从未对原审原告所称的曾欠800万元提供过担保责任，张永杰或者是原审原告没有任何事实或证据显示朱静丹为该笔子虚乌有的债务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三是原审原告所称曾欠800万元从法律关系上讲也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三、不能通过走账的方式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实进行倒推或补足。原审原告、债权出让人、实际操作人都是从事资金生意的人，不存在把借条和欠条混为一谈的概念；不能通过走账行为将原本没有发生或是没有证据的事实变成已经发生或是形成证据的事实。综上所述，原审原告所主张的交付行为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交付，本案担保合同所依附的主合同未成立也未生效；朱静丹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对于是否存在韩陈程曾经借款800万的事实，朱静丹无从得知，也未承担过保证责任，从法律关系上说也是另一个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审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申诉人韩卒辩称，一、就缪锦列、张永杰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内容看，两人之前与韩陈程、朱静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缪、张两人曾多次通过现金方式向韩陈程、朱静丹提供借款，但因为韩陈程、朱静丹均没有出具相应借款凭据，故缪、张两人通过安排第三人再次打款的方式从而达到固定借款证据的目的，其本意应当是为还原双方之间借款的本来面貌。也正因为如此，缪、张两人安排第三人出面借款给韩陈程、朱静丹，他们显然是同意并配合的。二、借款发生时的2011年6月，朱静丹年龄23岁，且受到过较好的教育，其应当具备较高的认知程度和是非利害辨识能力。同时缪锦列、张永杰虽与韩陈程、朱静丹存在大量的借款往来，但都清楚双方之间更多的是利益牵连，并非是单纯的朋友亲属关系。因此，如果张永杰纯粹要求朱静丹提供本人账户用于张永杰个人转款走账，朱静丹应当意识到该次所谓的走账是否与几天前签署的借款手续是否有关联，应当是能够辨识事情的利害关系的，但她不仅没有拒绝且及时配合。由上述逻辑推理过程可见，缪锦列、张永杰虽安排姚建钢出面借款给韩陈程、朱静丹，但其所追求的结果与效果是希望固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三、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就涉案纠纷作出一审判决后，朱静丹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因其未按时交纳上诉受理费被杭州中院裁定驳回上诉；在涉案借款债务发生之后的2011年7月初和涉案借款纠纷一审判决后的2015年1月，朱静丹即将其名下单独所有或共有的六处房产无偿赠与其父母，该事实已由萧山法院另行审理查明并裁判；朱静丹就本案在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同时，向杭州中院提出再审申请，杭州中院充分审查了萧山区公安分局所作相关调查材料，于2016年9月6日驳回朱静丹再审申请的裁定书。综上，本案虽然存在较为曲折复杂的过程，但韩陈程、朱静丹结欠涉案借款的事实是真实可信的，原审判决在实体处理上并无错误，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再审中，抗诉机关提交了2016年度杭检民行监字第218号抗诉卷宗1册，其中包括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张永杰、缪锦列、姚坚国、姚建钢、陈关梁、韩卒、蔡立锋、朱静丹、韩陈程询问笔录若干份。经质证，朱静丹无异议。经质证，韩卒认为，对姚坚国、姚建钢、张永杰、缪锦列的陈述，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来源合法性和与本案关联性无异议，但无法判断陈述具体内容是否属实；对朱静丹、韩陈程的陈述，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来源合法性和与本案关联性无异议，但韩陈程、朱静丹是本案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其所作陈述必然对本方有利，不足之处肯定很多；对于陈关梁的陈述，三性无异议。经审查，抗诉卷宗中询问笔录客观真实，特别是对张永杰、缪锦列、姚坚国、姚建钢、陈关梁、韩卒、蔡立锋询问笔录均在2016年4月12日同时进行，对案件部分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再审中，韩卒当庭提交了（2015）浙杭商终字第206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目的是朱静丹在一审后提出上诉，但未交费；（2016）浙0109民初第844、847、849、850、85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朱静丹将名下所有房产赠与其父母，朱静丹存在逃避执行的目的；（2016）浙01民申7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朱静丹向杭州中院提出再审申请，中院在充分考察了申请人观点和公安机关材料的基础上，驳回了再审申请。经质证，朱静丹认为：韩卒举证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对于（2015）浙杭商终字第2066号民事裁定书，朱静丹当时确实没有证据支持上诉，公安笔录和银行转账凭证是后来花了很多精力去搜集的；对于赠与房产，朱静丹作为20多岁的年轻人，这几套房产本来就是父母的，朱静丹只是挂个名而已，且这几个案子都处于中止状态；对（2016）浙01民申76号民事裁定，因为本案是因抗诉再审的，依法不受中院驳回再审申请裁定的影响。经审查，韩卒提出的证据均为裁判文书，真实合法，均与本案事实有一定关联性。 再审中，朱静丹未提交新的证据。 再审中，本院依职权向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调取部分侦查材料，包括对张立国、韩陈程询问笔录，调取本院（2011）杭萧商初字第1982号案卷中公安机关对朱静丹的询问笔录。经书面质证，朱静丹认为，对韩陈程询问笔录中与朱静丹有关的两笔借款的陈述内容真实性有异议；朱静丹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其他无异议。经书面质证，韩卒认为，对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是否全部确切属实，无法判断，其他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材料均来自国家机关，客观真实，对案件事实有一定的证明作用。 本院再审查明：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案外人张永杰（男，1982年11月出生，萧山区所前镇城南村人，自称从事“资金生意”多年）认为案外人韩陈程（男，1988年5月出生，萧山区塘里陈社区人）家是拆迁户，朱静丹家里办厂且名下有房产和店铺，故多次向韩陈程出借现金，部分借款由朱静丹担保或借入。2011年6月，张永杰自认为上述借款均为现金支付，万一打官司不一定能赢，欲让他们写一张800万元的借条，并让案外人姚坚国（男，1973年6月出生，萧山区姚江岸社区人，自称2007年始开“投资公司”）将这笔钱走一下银行账户；张永杰告知姚坚国，姚坚国同意帮忙，称“我跟他（指张永杰）都是开投资公司的，我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实际的钱是张永杰的，我只是走个账，我这里是不借出一分钱的”。同时，张永杰打电话给案外人陈关梁（男，1979年7月出生，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求借入300万元“调个头”，陈关梁认为与张永杰关系比较好，“我就答应借这笔资金给张永杰几天”。张永杰对韩陈程和朱静丹说，“我要800万元钱急用，要你们出面帮我去借一下”；韩陈程、朱静丹认为，当时他们与张永杰关系好，且张永杰答应过两天就将这张借条撕掉，经他们商量后同意出面帮这个忙；案外人缪锦列（男，1979年11月出生，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人，自称与张永杰一起做“资金生意”）称，当时“张永杰与韩陈程他们接触时间长了，双方有一定的感情基础”。2011年6月22日，张永杰开车带上韩陈程、朱静丹到萧山乐购超市写字楼2010室姚坚国办公场所，姚坚国哥哥姚建钢拿出借条模板，内容为“今由韩陈程因生意需要向（空白）借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韩陈程在借款人处签名，朱静丹在担保人处签名。该借条由姚建钢保管。朱静丹称，张永杰于同年6月24日电话告知“那800万元借条已经撕掉了，不用担心”。6月29日，张永杰将300万元转账到姚建钢的银行账户；当天，张永杰约韩陈程、朱静丹到萧山区的建设银行，朱静丹新办一张建设银行卡；张永杰通过手机短信将朱静丹的建行卡卡号发送给姚建钢；姚建钢立即向该建行卡转账300万元；朱静丹立即又将建行卡中285万元转账给案外人张立国（男，1982年4月出生，萧山区所前镇城南村人）银行卡，取现15万元，交给张永杰；次日，张永杰借用张立国的银行卡，根据缪锦列提供的账户，分别转账给蔡立锋（陈关梁称其为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出纳）180万元，转账给俞建锋、俞佳民、沈一青、王小平以及自己账户40万元以下不等金额，取现21万元，合计285万元。张立国称，“张永杰与我同村、同龄、同学”，“张永杰用过我的建行卡，2011年的时候，张永杰要借用我的建行卡，我将银行卡和密码给了他，或者我和他一起去银行办理”。6月29日同一天，张永杰还通过手机短信将姚坚国银行账号发送给陈关梁，陈关梁通过网银将300万元转账给姚坚国；当天，张永杰与韩陈程、朱静丹一起到建行银行附近的农业银行，朱静丹新办一张农业银行卡；张永杰通过手机短信将朱静丹的农行卡卡号发送给姚建钢，姚建钢在银行柜台代姚坚国向朱静丹农行卡转账300万元；当即，朱静丹将农行卡中300万元转账给张永杰；当晚，陈关梁通过手机短信将蔡立锋的银行账户发送给张永杰；次日，张永杰向蔡立锋账户转账300万元。2012年2月13日，张永杰被刑事拘留；2013年8月20日，因犯非法拘禁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2014年夏，张永杰打电话给姚坚国，要取走800万元借款的借条；姚坚国指使姚建钢在借条出借人处写上“姚坚国”字样，在利息处写上“利息2%”字样，并将借条交给张永杰。张永杰因欠陈关梁借款，故欲将该借条交给陈关梁用于抵销部分债务；陈关梁同意，但抵销债务金额暂不确定，并指使韩卒出面将该借条债权转让过来。2014年11月15日，韩卒与姚坚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韩陈程于2011年6月向姚坚国借款800万元，朱静丹对韩陈程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姚坚国同意将其对债务人韩陈程持有的全部借款债权权利转让给韩卒；在转让的债权权利范围内，姚坚国同意将其对担保债务人朱静丹持有的担保追偿权一并转让与韩卒等。协议签订后，韩卒将该债权转让事项以函件形式通知了朱静丹。2015年1月15日，韩卒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原审诉称中的请求；同年6月1日开庭审理，姚坚国签署保证书后在法庭上作证称：借条上的债权是我的；韩陈程到我办公室从姚建钢手里拿了现金200万元；剩余600万元是根据韩陈程要求转账到朱静丹账户；2011年6月期间，我与张永杰没有大额资金往来。张永杰签署保证书后在法庭上作证，当被问及“有笔钱转给张立国，你是否认识张立国”时，张永杰回答“不认识”；问“是否存在你借用朱静丹的账户转资金”，张永杰回答“没有，第一，是没有必要借账户，第二，即使要借账户，也不会问她借”。2015年7月15日，原审作出（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朱静丹归还韩卒800万元及相应利息损失。2016年1月12日，本院受理韩卒诉朱静丹、楼可英债权人撤销权纠纷六案，韩卒起诉要求撤销朱静丹无偿转让萧山区北干街道开元加州阳光广场12幢1302室等六处房产给予楼可英的行为；同年9月28日，一审判决支持韩卒上述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上诉，目前二审仍在审理中。2016年4月12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姚建钢进行询问，姚建钢承认：“韩陈程来我办公室提取200万元现金这个事情是我捏造的，根本没有这回事情。”上述事实有原审证据、原审庭审笔录、抗诉卷宗，2017年9月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对张立国、韩陈程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再审认为： 一、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涉案借条是否属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韩卒认为，韩陈程、朱静丹曾经与张永杰有债务关系，签订涉案借条和走账行为都是“固定借款关系”，“还原本来面貌”，“结欠涉案借款”，韩陈程、朱静丹同意并配合。朱静丹认为，不存在曾经借款和担保的事实，从法律关系上说也是另一个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不能通过走帐的方式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实进行倒推或补足。本院认为，基于商业习惯，双方当事人可以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多笔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协商方式重新达成借款协议或债权凭证，且无需再支付资金或“制造走账流水”。在本案中，涉案借条是否属实际出借人张永杰与韩陈程、朱静丹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首先，朱静丹在涉案借条出具之前是否与张永杰有债权债务关系。张永杰多次声称，“2010年底到2011年上半年，韩陈程和朱静丹一共在我这里借过800～900万元”，而且都是现金借出的，我没有扣利息；缪锦列也称，“800多万元都是现金，全部都是本金”。2012年1月15日，距涉案借条出具半年多时间，朱静丹在因他案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因为之前（2011年6月）我一心为了帮助韩陈程，为他借了很多钱，钱都是韩陈程经手的”。2015年6月1日，朱静丹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上，被法官问及“由韩陈程出面借款，你作担保人的情况，除了本案借款外，还有无其他借款”时，回答“没有”。韩陈程于2016年4月18日接受萧山区公安分局调查询问时称：2010年12月底韩陈程向张永杰借款150万元，朱静丹担保；2011年上半年在红宝石广场对面丹顿咖啡向张永杰的朋友借入20万元，朱静丹担保；韩陈程于2017年9月17日和9月26日两次接受调查询问，对朱静丹担保情况与上述陈述基本一致；同时承认其向缪锦列、张永杰实际借款300余万元，其中部分借款朱静丹担保。缪锦列接受萧山区公安分局调查询问时称，“我和张永杰开设的投资公司实际上资金主要是我的，平时我都让张永杰在操作”，“韩陈程他们借走的800万元，有300万元左右是我的”；张永杰于2015年6月1日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上作证时称，那时（指涉案借条出具前）“韩陈程、朱静丹欠我300万元”。缪锦列和张永杰的陈述，间接印证了韩陈程陈述的此前借款金额。经审查，张永杰从事多年“资金生意”，而且自认在2010年底至2011年上半年“只做韩陈程、朱静丹生意”。本院认为：“做生意”以赢利为目的，张永杰声称借给韩陈程、朱静丹800～900万元，而只让他们签下800万元的借条，这样的亏本生意，而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做亏本生意，不符合常理；结合张永杰2015年6月1日在原审第二次庭审上作证时称“那时韩陈程、朱静丹欠我300万元”，本院对张永杰所称韩陈程、朱静丹欠其800～900万元的陈述不予采信。朱静丹否认曾经担保的事实，结合韩陈程的多次陈述及朱静丹于2012年1月15日向公安机关陈述，本院对朱静丹上述陈述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在案涉借条出具之前，朱静丹与张永杰之间存在担保法律关系；朱静丹向张永杰的担保金额远不到800万元；张永杰上述行为属于“虚增债务”行为。 其次，重新达成债权凭证，应当是双方当事人对过去一段时间债权债务关系核对、计算并协商一致的过程，属民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本案中，实际出借人张永杰本意是“对韩陈程、朱静丹过去借款进行结算，让他们出具一张800万元的借条”，即如韩卒所言“为达到固定借款证据的目的结欠涉案借款”，他并没有把这一意思真实地向韩陈程、朱静丹表示，对韩陈程、朱静丹表示为“要求韩陈程、朱静丹以他们的名义向他人借入800万元交给张永杰”。由于张永杰意思表示不真实，故意隐瞒真实意图，导致签订借条时双方并未对过去债权债务进行充分磋商，并更没有对双方债务总额、担保总额、还款期间等事项达成一致。经审查，涉案借条写明“韩陈程于2011年6月向乙方借款800万元，朱静丹对韩陈程的借款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显然不是对过去债权债务的结算。朱静丹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实际向张永杰担保金额远不到800万元下通过汇总结算认可担保金额800万元，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韩卒未提供证据证明韩陈程、朱静丹在2011年6月22日前欠张永杰800万元的情况下，张永杰等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诱使韩陈程、朱静丹签订欠款800万元借条，该借条不属于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此外，张永杰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我对韩陈程、朱静丹说，我有800万元钱急用，要他们出面帮我去借一下，就当还我他们两个人从我那里借出的八九百万元，等事情办好，我会当他们面撕毁以前他们从我那里借走的那些借条；如果这个新的出借人要向韩陈程和朱静丹催债，我如果有钱的话也会帮他们还的，以后再当作是韩陈程和朱静丹欠我的钱，韩陈程和朱静丹同意我的想法”。概言之，张永杰所称签订涉案借条属“借新还旧”。本院认为：“借新”是指韩陈程、朱静丹向他人借款。根据张永杰要求“出面帮借款”以及韩陈程、朱静丹表示“同意帮忙”，双方在“借新”上意思表示一致。“还旧”的前提是需要对过去一段时间双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据上所述，签订借条时双方并未对过去债权债务进行充分磋商。张永杰称借新债是为了还旧债，但旧债金额、担保金额都不明确的情况，如何还旧债？故张永杰这一陈述不符合逻辑。关于张永杰称“韩陈程、朱静丹同意我的想法”，朱静丹向张永杰担保的金额远不到800万元，而其同意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承担800万元的担保义务，同样不符合常理。本院认为，张永杰称双方达成“借新还旧”一致意见，因涉案借条上没有任何相应表述，张永杰也未提出证据证明上述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据此，本院认为，涉案借条系实际出借人恶意虚增债务和意思表示不真实，不属于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 二、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是涉案借条本身的法律效力。 首先，在本案中，韩卒称其通过债权转让合同从姚坚国处取得债权人资格，但其是否具备债权人资格，依赖于姚坚国是否具备债权人资格。姚坚国的债权人资格依据于800万元债权的借条内容。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借条上出借人处在出具借条时是空白，原审起诉时提交的借条上出借人处“姚坚国”字样，系时隔3年后姚坚国指使姚建钢私自添加的，未经借款合同其他当事人的认可或追认，故不具备法律效力。据此，本院认定涉案借条系无出借人的债权凭证。根据规定，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是，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审中，朱静丹抗辩称：“韩陈程出具借条后，出借人姚坚国并未按约向韩陈程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再审查明，姚坚国、姚建钢向朱静丹账户转账600万元，据姚坚国称“我只是走个账，我这里是不借出一分钱的”。故姚坚国不具备债权人资格，韩卒当然也不具备债权人资格。 其次，根据韩卒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依据是800万元债权的借条，该借条名义上是姚坚国与韩陈程、朱静丹之间订立的借款、担保合同，但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张永杰与韩陈程、朱静丹之间的借款、担保合同。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借款合同属双方民事法律行为。2011年6月，张永杰认为，过去的借款均为现金支付，万一打官司不一定能赢，欲让韩陈程、朱静丹写一张800万元的借条。但是，张永杰并没有把这一意思真实地向韩陈程、朱静丹表示。张永杰对韩陈程、朱静丹说：“我要800万元钱急用，要你们出面帮我去借一下”，言即“张永杰以韩陈程、朱静丹名义向他人借入800万元交给张永杰，实际借款人是张永杰”。韩陈程、朱静丹时龄均23岁，缺乏社会经验，故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确认他们在订立合同是能够理解张永杰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进言之，借条订立时，实际出借人张永杰意思表示不真实，属欺诈行为，并使韩陈程、朱静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借款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该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基于此，本院认为，借条订立不符合法律规定，属“签订虚假协议”。 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韩卒主张依据的借条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名义上是姚坚国与韩陈程、朱静丹之间的借款合同，实际上是张永杰与韩陈程、朱静丹之间的借款合同。在名义借款合同上，姚坚国、姚建钢向朱静丹账户转账600万元，但姚坚国承认，“我只是走个账，我这里是不借出一分钱的”；姚建钢承认，“韩陈程来我办公室提取200万元现金这个事情是我捏造的”。故涉案名义上的借款合同，姚坚国实际上并未提供借款给韩陈程或朱静丹，该借款合同依法未生效，抗诉机关的上述抗诉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在实际借款合同上，张永杰是实际出借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其中建设银行走账的300万元，从张永杰到姚建钢再到朱静丹账户，在建设银行立即取现15万元交张永杰，另285万元转张立国账户，张永杰借用张立国银行卡分别转账他人包括自己；农业银行走账的300万元，从陈关梁到姚坚国再到朱静丹账户，在农业银行立即全部转账给张永杰，再转陈关梁指定的蔡立锋账户。可见，上述600万元属于“制造资金走账流水”，实际并未交付；另200万元，张永杰也实际未交付。抗诉机关和朱静丹关于借款未实际交付故借款合同无效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据此，本院认为，涉案借条系韩卒不具备债权人资格，其依据的借款合同订立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未发生法律效力，韩卒依据该借条主张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实际出借人张永杰称，“因为有了800万元借条，已经撕毁韩陈程、朱静丹以前出具的借条”。本院认为：记载800万元债权的借条属虚假协议且未生效，实际出借人应当继续对向韩陈程、朱静丹借出金额、担保金额承担举证责任。 三、本案原审有关诉讼参与人存在不当、违法行为。 首先，原审被告朱静丹存在以下不当诉讼行为，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一是一审时未依法提出答辩状，当庭答辩且提出多项不同意见，违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即“被告应当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二是一审宣判后上诉，但未依照法律规定交纳上诉受理费，从而丧失了通过二审查明案件事实维护正当权益的机会。生效判决书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具有既判力。三是朱静丹对关键事实的陈述与韩陈程陈述不一致，经查有失实之处，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进而影响案件及时裁判。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朱静丹存在以下不当行为：一是随意签订借条。原审判决指出，“韩陈程和朱静丹在出具借条时均已成年，且系自愿出具，因此该借条可作为姚坚国履行借款义务的主要凭证”。朱静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朋友义气同意帮忙向他人借款并作担保，签订大额借据，未慎重考虑大额借据背后存在的巨大商业风险，其应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后果。二是关于收回借条。原审判决认定，“鉴于实际借款人韩陈程和担保人朱静丹在2011年6月出具借条后长达4年的期间内，都没有向出借人提出异议，故本院认定，姚坚国已履行了80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朱静丹称，“2011年6月24日，张永杰电话告知她那800万元借条已经撕掉了，不用担心”，“之后几天，我也好几次打电话给韩陈程关于借条有无撕毁的事情，韩陈程说均已经问缪锦列和张永杰借条的事情，对方都说借条已经撕掉”，“我心里还不是很放心，打电话给张永杰，问他借条有无撕掉，张永杰很不耐烦地说借条撕掉了”，“后来我以为没有事情，就没有多问了”。韩陈程陈述基本一致。本院认为，该借条涉及重大利益，朱静丹在签订借款合同并未获得相应对价的情况下，对收回该借款凭证仅仅凭打电话确认、通过他人确认方式确信，而没有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电话录音等方式固定证据，属于过于草率和轻信，最终造成证据上对己方极为不利的局面。三是出借账户。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根据规定，人民法院除应当依法收缴出借账户的非法所得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还应区别不同情况追究出借人相应的民事责任。朱静丹同意他人要求，在两家银行新办银行卡，交给他人用于大额资金转账，其风险很大。本案原审认定资金交付主要依据朱静丹本人账户上资金进出，造成朱静丹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陷于证据不足的不利境地。 其次，本案原审中张永杰在法庭上虚假作证。张永杰在法庭上否认认识张立国，本院对照公安机关对张立国的调查询问笔录，结合张永杰承认“借用账户走流水”的事实，认定张永杰该证言不符合事实；张永杰在法庭上否认借用朱静丹的账户转资金，本院认定其与接收公安机关调查询问时的陈述不一致。张永杰在签署保证书后虚假作证，掩盖了借用朱静丹账户转账这一重要事实，造成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且涉案金额巨大，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属于严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此外，张永杰与姚坚国、姚建钢恶意串通，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帐流水、转单平账等方式“制造”与他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并以韩卒名义企图通过诉讼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涉案金额巨大，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属于严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再次，本案原审中姚坚国在法庭上虚假作证。姚坚国在法庭称“借条上的债权是我的”，“韩陈程到我办公室从姚建钢手里拿了现金200万元”，“2011年6月期间，我与张永杰没有大额资金往来”。经查，姚坚国上述证言与本院查明事实不符。姚坚国在签署保证书后虚假作证，掩盖了张永杰借用朱静丹账户转账这一重要事实，造成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且涉案金额巨大，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属于严重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此外，涉案借条是本案重要证据，姚坚国指使姚建钢在借条出借人处写上“姚坚国”字样，在利息处写上“利息2%”字样。姚坚国应当知道该借条交给张永杰后可能用于日后起诉时的证据，其行为构成伪造重要证据，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属于妨害民事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本案中借款合同系通过虚增债务、制造资金走帐流水、转单平账等方式签订的虚假借款协议，同时也因实际出借人恶意虚增债务和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不属于重新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韩卒依据该借款合同主张权利，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2015）杭萧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韩卒全部诉讼请求。 原审案件受理费11012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15120元，由韩卒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夏传胜 审判员  朱建良 审判员  殷小娟 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