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鄂01民终6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军，男，1973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锟，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住所地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岛大厦。负责人：朱红芳，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勇，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鋆，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中港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街红升村****。法定代表人：张文刚。原审第三人：刘军，男，197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关押于湖北省蔡甸监狱，原审第三人：袁杰，男，1976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武汉市江岸区，现关押于湖北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上诉人李军、上诉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下称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均因与被上诉人武汉中港经贸有限公司（下称中港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军、袁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0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6日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就中港公司应支付的借款利息计算有误，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案涉借款协议约定年利率超过36%，李军已收到的利息112万元应按照年利率36%进行冲抵。一审判决按24%进行冲抵，适用法律不当。二、本案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担保合同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无营业执照、无金融机构许可证，对外以营业室的名义设立经营场所、刻制对外使用的印鉴，对外开展金融业务，是违法违规的私设机构。2、对营业室场所管理存在严重过错。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营业室的营业场所管理混乱，这里成为了刘军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主要场所，场所内的监控和人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形同虚设，刘军在营业室内为所欲为，肆意以银行名义骗取借款。3、对营业室人员管理存在严重过错。刘军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主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未遵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规定，对营业机构负责人（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缺乏起码的审查、监管、考核、培训，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长期不健全或执行监督不力，违背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其对基层负责人刘军利用身份和偷盖银行印鉴诈骗7000多万元恶性犯罪，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相关规定向银监会报告，也未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明显疏于监管和失职。4、对印鉴管理存在严重过错。刑事判决认定，刘军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用财务专用章、会计业务章、公章进行担保。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必须建立健全印章管理制度，加强用印管理，严格审批手续。未经本单位领导批准，不得擅自使用单位印章。作为金融机构的印鉴更是需要严格管理，应采取专人保管、分级授权、用印审批和登记等制度，财务专用章的使用必须做到：专匣保管、固定存放；临时离岗、人离章收、加锁保管；非经管人员严禁使用财务专用章；不得将财务专用章携带出行办理业务；非营业时间必须入库或者保险柜保管。”《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管理有效防范柜面业务操作风险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加强印章凭证管理，坚持‘双人入库保管、事先审批登记、双人监督领用’原则，确保保管、审批、使用的分离和有效监督制约”。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管理上的过错，是导致刘军诈骗得逞的重要原因，应当对担保合同无效负全部责任，即与中港公司对李军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李军基于银行加盖公章担保才借款给中港公司，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过错行为与李军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李军对担保合同无效没有过错。1、李军的武汉兰岳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兰岳公司）在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部开设结算账户，日常结算和贷款业务均由刘军接待和负责办理，刘军是贷款办理、审批的责任人。李军对刘军的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主任身份深信不疑，完全有理由相信刘军代表银行进行担保的真实有效。2、借款协议中的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是在该营业室法定营业场所内加盖的，李军基于人们对金融机构起码的信任，对印章真实性没有任何异议。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赋予银行具有对外担保的营业范围，人们都知晓银行可以进行担保，也普遍相信金融机构担保有还款保障和能力。4、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是不是职能部门、是否具有担保资格、担保合同应当加盖公章还是财务专用章等，超出正常人应当识别范畴。即使李军存在过错，责任也比较轻微，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过错更为严重，应负主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的25%责任比例过低。四、一审判决要求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中港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扣除对刘军、袁杰追赃款项后承担责任，并不明确，也无法执行。刘军、袁杰案发至今近六年，公安机关一直都在追赃，而刑事案件对追赃行为并无时效规定，何时才算追赃完成不明确，追赃款项也不确定，导致一审判决无法执行。本案中，应以判决生效时间节点为基础来明确李军已收回的追赃款项，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扣除该款项后中港公司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责任，如事后发生追赃再由该行按比例行使追偿权。五、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也应当负担部分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判令李军负担全部诉讼费用，适用法律错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改判驳回李军对该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刑事判决认定，刘军为中港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中港公司名义与李军签订借款协议。刘军利用控制中港公司印章和账户之机，于2011年5月18日冒用中港公司名义与李军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不是中港公司的意思表示和真实行为，中港公司收到的700万元款项，实际是刘军、袁杰收到并据为已有。故，本案实际借款人不是中港公司，而是刘军、袁杰，该两人应当承担本案全部民事责任。二、刘军私自在案涉借款协议中偷盖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构成个人犯罪，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及其营业室没有担保意思表示，该担保对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不成立，也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无关，该行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认定该担保不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意思表示，又认定担保合同成立但无效，前后矛盾。1、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是内设机构，不具有对外签约、担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2、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仅在内部财务结算时使用，形式上不能对外使用，不能代表、反映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及其营业室签约、担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公安机关印章管理和备案的对象是法人公章和法人合同、财务、税务、发票等业务专用章等，对内设部门印章不备案。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营业室这个内设机构的印章不进行登记，是市场经营基本常识。一审判决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无证据证明对财务专用章进行有效管理为由，认定营业室有过错，违背基本常识，也扩大了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内设机构财务印章的管理范围和义务。3、案涉借款协议在刘军位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办公室内签订，但刑事判决并未认定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与刘军构成共同犯罪，而是认定刘军与袁杰构成共同犯罪。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作为用人单位，无法掌控职工的所有行为，无法预见或干预职工个人的诈骗犯罪行为，况且，刘军实施的犯罪行为与用人单位的经营业务无关，故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及其营业室对刘军的个人犯罪没有任何过错。4、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营业场所对外名称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而不是“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对外签约都是加盖“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公章。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没有对外担保的经营范围，也就此履行了对外公示告知义务。三、李军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错，相应经济损失是刘军诈骗行为和李军自身重大过错共同造成，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没有因果关系。1、银行金融机构对外提供担保业务，必须要取得银监会的批复和许可，还要有严格的流程审批和授权。李军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应当知道公司对外借款和担保需要经过股东会决议程序，更应当知道银行对外提供担保的程序。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内公示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担保业务，李军既可以在公示中看到这个内容，还可以很容易地从工商公开信息中查询得知。刘军时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主任，不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行长，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也不能代表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李军承认其在对外借款时没有进行查询，只是在无法收回款项后才经工商查询得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是内设机构，明显存在重大过失，其行为不存在合理性。2、李军是企业经营者和法定代表人，长期与银行打交道，应当知道财务专用章只是内部结算使用，不能作为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对外签订合同使用，其存在重大过错。四、刘军在案涉借款协议中偷盖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没有任何过错，李军存在重大过错，且其损失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没有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刑事判决认定，中港公司及其账户系刘军、袁杰用于诈骗犯罪的工具，中港公司不是借款人和用款人，刘军和袁杰才是借款人，刘军在案涉借款协议中担保人处签名和偷盖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的行为，不属于职权范围，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职工利用本单位公章为自己实施的民事行为担保企业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问题的函》（法函[1992]113号）所规定的行为，相应后果应由刘军、袁杰承担。五、李军应当知道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职能部门，不具有对外担保的行为能力，即使认定担保无效，也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规定，认定保证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由李军自行承担。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以其上诉理由作为对李军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还认为，一审法院按24%的年利率冲抵利息是正确的，但若按36%的年利率标准进行冲抵，则同意李军上诉时所称的利息起算时间。李军以其上诉理由作为对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还认为，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对外营业及结算，不是内设机构。中港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刘军向本院陈述，当时是袁杰及其企业需要资金，故其经中间人何建国介绍后向李军借款。李军要求与公司签订合同，中港公司当时把账户借给刘军使用，故虽然合同形式上借款人是中港公司，但实际借款人是刘军个人，款项最终给了袁杰，刘军和袁杰两人应当还款。李军提供了借款协议文本，李军在刘军签字时，要求刘军加盖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印章进行担保，刘军告知营业室没有担保资格，李军说只要盖章就行了，不会要银行还款，只会要刘军还款，于是刘军就偷偷盖上了营业室的财务专用章。李军借款前就知道刘军是营业室主任的身份。袁杰向本院陈述：其企业需要用款，故向刘军借款，至于刘军和谁借得的款项，袁杰不清楚，袁杰收到了本案所涉款项。李军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中港公司立即偿还借款700万元及逾期还款利息（逾期利息从2011年10月25日起按照24%的年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对上述借款和利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中港公司、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职能部门，刘军原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主任。李军系案外人兰岳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5月18日，李军（甲方）与中港公司（乙方）在刘军位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办公室内签订借款协议书，约定：乙方因经营需要，向甲方借款700万元，甲方委托兰岳公司转款至乙方指定账户；借款期限3个月，以借款到账之日起算，期限届满，乙方不能按期还款，则每延迟一天，乙方必须按借款本金2.6‰的额度向甲方支付占用资金的补偿；乙方保证按本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归还借款及应付款项，包括本金、利息、费用、罚息、违约金和补偿金（以下合称到期应付款项）本协议签署栏之担保人同意为乙方的借款全额担保，本担保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协议规定如数偿付上述到期应付款项，甲方即有权直接向担保人索偿，而无须先行向乙方追偿，担保人保证在收到甲方通知后两天内，即无条件将乙方的全部到期应付款项支付给甲方；担保人不因主债务的任何原因（包括且不限于主债务无效），担保依然有效，担保人继续承担连带偿付责任。担保人及债务人如遇与甲方纠纷，自愿放弃抗辩权等内容。该协议书担保人处盖有“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并有刘军签名。担保人下方还署名“介绍人：何建国”。李军当庭自认，案外人何建国只是借款协议书的介绍人，并非担保人。同日，兰岳公司转账700万元至中港公司账户。李军称2011年10月有陌生人用私人账户转款112万元给其会计，同时刘军向其告知该款项为本案借款偿还的部分利息。李军催要余下欠款及利息未果，故起诉请求判如所请。一审法院另查明：刘军、袁杰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分别于2011年11月30日、2011年12月1日被刑事拘留。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刘军、袁杰合同诈骗案，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44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军、袁杰合谋以高息为诱饵，采取刘军个人或其二人实际控制公司作为借款人，刘军充当担保人或刘军利用职权在部分借款合同和借条上偷盖“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会计业务公章”、“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印章将银行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协议的方式，骗取武汉丰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李军、陈智等25个单位和个人共计77880650元，并判处刘军、袁杰无期徒刑；武汉市公安局追回赃款4596101.09元，已发还被害单位及个人；公安机关及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相关涉案单位及个人银行账户存款共计1159137.9元等。刘军、袁杰不服，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2014）鄂刑二终字第00049号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庭审中，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自认，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由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主管会计管理，使用该印章不需要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于2011年5月18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中包含李军与中港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也包含李军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之间担保合同关系。关于李军与中港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本案借贷行为虽然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但是本案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李军与中港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合同有效。李军要求中港公司偿还借款70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3个月，以借款到账之日起算，期限届满，乙方不能按期还款，则每延迟一天，乙方必须按借款本金2.6‰的额度向甲方支付占用资金的补偿”，故中港公司应从2011年8月18日起向李军支付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年利率超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协议约定每日2.6‰的利息标准，年利率已高达94.9%，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军已收到利息112万元，应冲抵2011年8月18日至2012年4月17日的利息，中港公司应以700万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从2012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向李军支付借款利息。李军诉请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军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的保证合同关系。根据（2013）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044号刑事判决、（2014）鄂刑二终字第00049号刑事裁定查明的事实，“武汉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系刘军利用职权偷盖，并非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职能部门，故李军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的担保合同应属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本案中，李军作为债权人，有义务了解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是否有为中港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有义务了解该营业室是否具有出具此类担保的资格。同时，李军作为案外人兰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于财务专用章不能用于担保合同应有其认识。李军未尽以上注意义务而接受担保，对于担保合同的无效具有重大过错。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对财务专用章有进行有效管理，且对刘军在其营业场所进行犯罪活动未能进行有效防范，对于担保合同的无效亦具有过错。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系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职能部门，李军要求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合考虑李军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本案中的过错，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应在中港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扣除对刘军、袁杰追赃款项后25%范围内向李军承担赔偿责任。李军诉请超过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关于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中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军欠款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从2012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判决第一项中港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在扣除对刘军、袁杰追赃款项后25%范围内，由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向李军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中港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借款人是中港公司还是刘军、袁杰案涉借款协议明确载明借款人为中港公司，现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协议签订时，刘军向李军明确告知其本人是真实借款人，只是借用中港公司名义签订协议，或可以证明中港公司是受刘军委托与李军签订协议，故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以刘军实际控制中港公司为由，要求认定刘军才是真实借款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中港公司收到李军款项后又支付给袁杰，袁杰是款项使用人，但袁杰并未参与借款协议的签订，也无证据证明中港公司系代袁杰借款，故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以袁杰实际用款为由，要求认定袁杰是实际借款人，其该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二、关于借款人应还款项及利息中港公司、李军签订的借款协议，是该两者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约定的利息标准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进行审查之外，该协议中关于该两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其他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中港公司应依约向李军偿还借款并依法支付利息。借款协议约定每日利息2.6‰，按年折算达到90%以上，远超过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标准，本院对中港公司已向李军偿还的112万元款项，按照年利率36%的标准冲抵应还利息。冲抵后，中港公司应向李军偿还本金700万元，并就未偿还部分向李军支付利息（从2011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一审法院对李军、中港公司之间借款法律关系定性准确，但对已还款项冲抵利息标准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李军就冲抵利息标准方面提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是否承担担保责任李军自述其多年来多次在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办理业务，知道刘军是营业室主任，应当认定李军知晓该营业场所的性质和刘军的职务。借款协议的担保人处加盖了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财务专用章，该印章名称说明刘军当时是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名义提供担保，表明提供担保的不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现有证据表明该营业室是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内设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的规定，刘军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为中港公司向李军借款提供的担保无效，李军应当知道保证人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只是内设机构，其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刘军擅自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营业室名义对外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实际是刘军自己的行为，李军应就该担保行为向刘军本人另行主张权利。一审法院判令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因担保无效而承担25%的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李军以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在印章管理等方面存在过错为由，要求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其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认为其不应当承担本案赔偿责任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李军的部分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本院相应予以支持；武汉农商行开发区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变更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097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武汉中港经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军欠款7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0万元为基数，按照24%的年利率，从2011年10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撤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经开民初字第0097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三、驳回李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0800元，由武汉中港经贸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9100元（李军应缴二审案件受理费48550元，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应缴二审案件受理费20550元，现两者各缴费60800元，超过部分应予以退还），均由李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义林审判员  蒋劢君审判员  褚金丽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裴露书记员何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