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甘民终61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包旭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彦，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十里镇北小路村。法定代表人：张莉，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涛，甘肃熙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德全。上诉人包旭华与被上诉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公司)、甘德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甘01民初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包旭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丁俊彦，被上诉人康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志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甘德全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包旭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由康达公司、甘德全连带清偿上诉人借款本金790.215万元，利息425.0202万元，共计1215.2352万元，同时判令二被上诉人连带清偿自2017年9月1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利息(按年息24％计算)；3、一、二审诉讼费用、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出现严重错误。1、关于包旭华与康达公司、甘德全直接借贷的部分。被上诉人因企业所需资金向上诉人借款，上诉人直接通过银行转给甘德全四笔，共计246.524万元；现金部分为三笔，共计18.476万元。《还款承诺书》中借款人处及具借人处均为康达公司公章、甘德全个人签名，《借款说明》中具借人处也是康达公司公章、甘德全个人签名，具借人应为二个主体，而一审判决中认定《还款承诺书》中借款人为甘德全个人，与事实不符。一审判决认定包旭华向甘德全提供了一份空白、填充式《还款承诺书》并由其填写，也与事实不符，《还款承诺书》、《借款说明》均由甘德全自己书写，是真实意思表示，况且空白、填充式的格式并不被法律禁止。2、关于李韦、李昕、刘书京与康达公司、甘德全借贷的部分。关于向李韦借贷部分。李韦与甘德全是朋友关系，由于康达公司在未完全进入生产状况时即出现资金困难，当时法定代表人甘德全多次让李韦给他想办法筹集资金，李韦也真心实意想帮助康达公司及甘德全。李韦靠工资生活，为了给其借款，只好到处向亲戚朋友筹款，但康达公司越来越困难，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借款也越借越多，共计向李韦出具13份《借据》，出借人落款均为康达公司和甘德全个人二个主体。《借据》上虽然均以现金方式书写，一是基于信任关系，二是因为时间跨度长、次数多，为了康达公司和甘德全垫付别人欠款、利息，只好将多笔借款总到一起出具现金借据，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原审判决虽认定上诉人提供有李韦银行卡流水明细单，但又无法一一对印查明。银行流水明细是从银行打印，且有银行盖章，足以认定，何需补强证据!从上诉人提供的第二组第18份证据《证据清单》显示，李韦向甘德全通过银行转款14笔，共计263.269万元。关于向李昕借贷部分。甘德全家与李昕家之间素有往来，《借据》上出借人落款均为康达公司和甘德全个人二个主体。以现金方式出借，也是甘德全的要求。关于向刘书京借款。刘书京、李韦系同事，也是为了帮助康达公司和甘德全，《借据》上出借人落款亦均为康达公司和甘德全个人二个主体。原审判决认定向刘书京借款三笔，但从上诉人提交第三组证据第7份《银行凭证》中显示，通过银行转给甘德全的为四笔，不知为何其中的一笔50万元未予认定。3、关于债权转让。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提交的第四组证据第3份“向被告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送达《公证书》及妥投通知”，而原审判决竟认定“各方认可该康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莉并未实际收到该通知书，至本案诉讼，方获悉有此债权转让”。《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李韦、李昕、刘书京将对二被上诉人的债权转让给包旭华后，履行了通知程序，先通知甘德全个人签收；因康达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莉故意躲避债务，拒绝签收，故通过公证邮寄方式通知康达公司，法律明确规定的方式为“通知”，并没有规定不能公证邮寄“通知”，相反，公证邮寄更有证明力，李韦、李昕、刘书京履行了“通知”程序，且本债权并不为法律禁止转让，故本债权转让应受到法律保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为混合诉讼，是对法律曲解。康达公司、甘德全向上诉人借款，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向李韦、李昕、刘书京借款，基础法律关系仍为民间借贷，尽管李韦、李昕、刘书京将债权转让给包旭华，由包旭华向康达公司、甘德全主张权利，但并没有改变基础法律关系，基础法律关系仍然为民间借贷。债权转让后，原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消灭，被上诉人应当直接向受让人上诉人抗辩，并不存在二个独立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合并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角度考虑，也应当合并审理。原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显属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民间借贷合同属诺成性合同，适用法律错误。民间借贷合同在合同分类上不仅属实践性合同，同时也属不要式合同。本案中《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借据》等兼具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属性，也具有收到借款属性。如前所述，本案借贷形成于当时，有一定特殊性，完全排除以现金方式借款的存在，与判决所适用法律规定相悖。3、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所涉借款系甘德全个人行为，没有正确适用法律，明显偏袒康达公司。本案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17年3月17日。所有的借款均发生在此时间之前，当时甘德全为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2017年3月17日以后，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莉，该公司股东变更为张莉、甘德全二人。借款时甘德全是双重身份，一方面代表个人，一方面代表康达公司，其职务行为部分应由康达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借据》所显示的都是当时真实情形，借款支付至甘德全，也是甘德全指示，存在差异也符合常理。至于康达公司存在二套公章、股东内部约定、是否事后补签、借款未能汇入记载公司账簿内、均不能对抗善意出借人。本案所涉借款甘德全予以认可，康达公司虽不认可，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现康达公司全面否定此时间之前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推卸责任，不应得到法律支持。康达公司辩称，原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一审查明的2014年甘德全向包旭华借款是甘德全和妻子的个人借款；另查明甘德全在事后将其保管的公章在还款承诺书和说明书加盖公章，借款时没有加盖公章，故我公司不应当对甘德全及妻子的借款承担责任，我公司未提供任何担保，不承担连带责任；二、包旭华借给甘德全夫妻的借款全部汇入甘德全个人账户，无一笔汇入我公司，我公司也未收到借款；三、关于李韦等人向甘德全借款部分，共计700余万元因借款人为甘德全，全部以现金和转账的方式向甘德全个人支付，我公司并非李韦等人的借款人，对这一法律关系需要法院确认。因此，该债权在未确认有效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债权转让有效。包旭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清偿原告借款本金790.215万元，利息425.0202万元，共计1215.2352万元。(其中：二被告向原告包旭华借款本金265万元，利息166．1万元；二被告向李韦、李昕、刘书京借款，李韦、李昕、刘书京通过债权转让给原告包旭华本金525.215万元，利息258.9202万元；利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2、判令二被告连带清偿自2017年9月1日起至还清本息之日止利息(按年息24％计算)。3、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关于原告包旭华与被告甘德全直接产生借贷关系的部分。2014年7月4日，原告包旭华以其名下卡号为62220827030********的工商银行卡向被告甘德全名下卡号为62220227030********的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633240.OO元，7月5日以相同方式向被告甘德全转款1300000.00元。7月5日，被告甘德全向原告包旭华出具《借款说明》一份，内容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7月4日借到包旭华现金柒拾万元(其中633240万元为银行转账，￥66760元为现金)。2014年7月5日借到包旭华现金壹佰叁拾万元整(为银行转账)。特此说明。具借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公章)甘德全2014年7月5日”。就该笔借款事宜，2016年7月4日，原告包旭华向被告甘德全提供了一份空白、填充式的《还款承诺书》，并由其填写，内容为“借款人甘德全，因资金周转之需于2014年7月4日向包旭华借款人民币共计贰佰万元(￥2000000.00元)，截止本承诺书签订日，本金未付贰佰万元(￥2000000.00元)，拖欠利息、违约金24个月，本息及违约金合计叁佰肆拾肆万元(￥3440000.00元)。本承诺书签字生效后，借款人甘德全承诺于2017年7月4日前一次性付清叁佰肆拾肆万元(￥3440000.00元)，2016年7月4日至2017年7月4日期间，月息为3％，利随本清，如逾期不付，借款人甘德全自愿再承担上述债务总额30％的违约金。借款人：甘德全满香兰2016年7月4日借款人：加盖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甘德全2016年7月4日担保人认可该承诺书，确定借款事实及数额叁佰肆拾肆万元(￥3440000.00元)，愿意继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担保人：李韦2016年7月4日”。2014年9月10日，原告包旭华仍以上述相同方式向被告甘德全名下卡号为62220827030********的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288000.00元。9月11日，被告甘德全向原告包旭华出具《借款说明》一份，内容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11日借到包旭华现金叁拾万元，其中贰拾捌万捌仟为银行转账，壹万贰仟元为现金。特此说明。借款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公章)甘德全2014年9月11日”。就该笔借款事宜，2016年11月9日，原告包旭华向被告甘德全提供了与前份格式、内容完全一致的空白、填充式《还款承诺书》，并由其填写，内容为“借款人甘德全，因资金周转之需于2014年11月9日向包旭华借款人民币共计叁拾万元(￥30000000元)，截止本承诺书签订日，本金未付叁拾万元(￥30000000元)，拖欠利息、违约金24个月，本息及违约金合计伍拾捌万元整(￥580000.00元)。本承诺书签字生效后，借款人甘德全承诺于2017年6月9日前一次性付清伍拾捌万元整(￥580000.00元)，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月息为三分，利随本清，如逾期不付，借款人甘德全自愿再承担上述债务总额30％的违约金。借款人：甘德全满香兰2016年11月9日借款人：加盖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甘德全2016年11月9日担保人认可该承诺书，确定借款事实及数额伍拾捌万元整(￥580000.00元)，愿意继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担保人：李韦2016年11月9日”。2015年1月6日，原告包旭华仍以上述相同方式向被告甘德全名下卡号为62220827030********的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244000.00元。1月7日，被告甘德全向原告包旭华出具《借款说明》一份，内容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月6日借到包旭华现金叁拾伍万元，其中贰拾肆万肆仟元为银行转账，壹拾万零陆仟元为现金。特此说明。借款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公章)甘德全2015年1月7日”。就该笔借款事宜，2017年2月4日，原告包旭华向被告甘德全提供了与前份格式、内容完全一致的空白、填充式的《还款承诺书》，并由其填写，内容为“借款人甘德全，因资金周转之需于2015年1月6日向包旭华借款人民币共计叁拾伍万元(￥350000元)，截止本承诺书签订日，本金未付叁拾伍万元(￥350000元)，拖欠利息、违约金24个月，本息及违约金合计陆拾万零贰仟元整(￥602000.00元)。本承诺书签字生效后，借款人甘德全承诺于2017年6月6日前一次性付清陆拾万零贰仟元整(￥602000.00元)，2017年1月6日至2017年6月6日期间，月息为三分，利随本清，如逾期不付，借款人甘德全自愿再承担上述债务总额30％的违约金。借款人：甘德全满香兰2017年2月4日借款人：加盖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甘德全2017年2月4日担保人认可该承诺书，确定借款事实及数额陆拾万零贰仟元整(￥602000.00元)，愿意继续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至借款本息全部还清为止。担保人：李韦2016年11月9日”。另，庭审中甘德全陈述其与满香兰原系夫妻关系，双方现已离婚。(二)关于李韦等人与被告甘德全产生借贷关系的部分。关于李韦与甘德全之间的借贷部分。原告主张李韦与甘德全之间存在本金3382150元，利息1760102元的借贷关系。其提供的证据有甘德全于2013年11月28日至2017年8月15日之间向李韦出具的13份借据。同时还提供有李韦银行卡流水明细单，但该银行卡流水明细单无法清晰反映款项的汇出人与汇入人均系李韦与甘德全，且经法庭释明，原告仍未就此补强证据，也无法与前述13份借据所载明的借款数额一一对印查明。关于李昕与甘德全之间的借贷部分。原告主张李昕与甘德全之间存在本金760000元，利息518000元的借贷关系。其提供的证据有甘德全分别于2014年7月28日、9月26日向李昕出具的三份借据。但未能就此进一步提供实际支付款项的相应银行凭证等证据，仅陈述上述款项均以现金方式支付。关于刘书京与甘德全之间的借贷部分。原告主张刘书京与甘德全之间存在本金1200000元，利息3114000元的借贷关系。其提供的证据有甘德全于2014年8月6日至2017年8月15日之间向刘书京出具的5份借据。同时还提供有刘书京进行了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具体为2013年6月22日，刘书京以其卡号为62220227030********的工商银行卡向甘德全名下卡号为62220227030********的银行卡内转入人民币200000.00元；7月18日以相同方式用银行卡转账300000.00元；8月9日以相同方式用银行卡转账270000.00元。2017年8月24日，李韦、李昕、刘书京(甲方、转让方)与原告包旭华(乙方、受让方)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确认截止2017年8月31日甘肃康达岷县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德全尚欠甲方借款本金5252150元，利息2589202元，合计7841352元。二、现甲方将其对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德全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受让上述债权后有权直接向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德全追讨本协议约定的欠款，甲方协助乙方履行上述债权。同日，李韦、李昕、刘书京作出《债权转让通知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德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同法律的规定，以及我们与包旭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们对你方所拥有的借款合同债权总额的100％，依法转让给包旭华，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你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6日内应向包旭华履行全部义务。”2017年9月5日，李韦将该通知书通过中国邮政EMS邮寄送达给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德全。并就此行为向甘肃省兰州市国信公证处申请了公证，该公证机关亦出具了《公证书》。庭审中，各方认可康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张莉并未实际收到该通知书，至本案诉讼，方获悉有此债权转让一事。(三)关于甘德全与张莉转让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部分。2008年12月5日，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甘肃省岷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登记注册成立。2016年7月28日，张莉(甲方)、甘德全(乙方)、康达公司(丙方)签订了一份《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组协议》，其主要内容为“一、康达公司现有股东为三家企业法人，其中甘肃岷县康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生物公司，甘德全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55％，岷县鑫源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鑫源公司)占股35％，宁安市太祥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太祥公司)占股10％。二、张莉(甲方)融资2000万元，其中365万元支付给鑫源公司受让其35％的股权，200万元支付给太祥公司受让其10％的股权。其余款项用于支付该公司此前所欠债务及用于流动资金等。三、由甘德全负责协调重组事宜，最终由张莉占股51％，甘德全占股41％。四、康达公司重组前积累的6500万元各类债务由甘德全个人独立承担还款义务，张莉不予承担。”嗣后，各方据此完成康达公司重组事宜，并变更了相应工商登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甘德全变更为张莉。庭审中，甘德全、张莉均认可康达公司有两套公司印章，在二人完成上述股权转让，交接康达公司相关印章、证照等时，甘德全仅向张莉交付了其中一套公司印章，其余一套至本案诉讼时，仍由甘德全实际支配使用，在本案诉讼送达之初，甘德全以其持有的公司印章代表康达公司应诉，签收本案相关法律文书。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围绕上述查明的案件事实，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争议问题：其一、关于本案原告诉请是否存在混合诉讼及如何处理的问题。庭审中，被告康达公司抗辩主张原告包旭华的诉请存在混合诉讼的情形，并要求分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而依据原告诉状所列第一项具体诉请内容来看，其所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是由两部分构成，其中一部分涉及原告与被告之间直接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另一部分系原告受让案外人李韦等与甘德全的债权而构成的债权转让关系，此亦符合一审法院已查明之事实。该两部分事实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调整，前者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后者属于债权、债务的转让法律关系，其外在的诉讼请求形式虽共同表现为请求给付一定的金钱，但其所产生的基础法律事实、法律主体要件、法律生效等构成要件等均不相同，正因如此，在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中亦将这二种纠纷划分、归属为不同类型的案由。同时，原告的诉请既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形，被告康达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故就其第一项诉请内容而言，属于混合诉讼，一审法院已向原告释明，遵其选择，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审理本案，故对其基于受让于李韦等人处的债权而提起的相关诉请不予处理，原告可依法另行解决。其二，关于本案债务承担主体的问题，即被告康达公司是否应对诉争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提供的《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中虽加盖有被告康达公司的印章，但该《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中记载的借款时间与借款实际支付的时间存在差异；记载的借款金额与实际支付的金额不一致；借款人一栏中均有被告甘德全前妻满香兰的签名而原告起诉时却不列满香兰为共同被告；担保人一栏中的债务人李韦与涉案债权转让一事中的债权人李韦均系同一人，就同一债权，存在在债权人与债务人混同却不直接抵消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上述情形不仅进一证明了该《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系双方事后补签，更充分说明了该《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作为书面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能如实、完全反映双方交易时的真实情形。同时，依据庭审中甘德全的陈述，涉案借款发生时其系被告康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案借款均全部汇入甘德全个人银行卡内，未再转入康达公司账内，事后也未将该借款记载、做账于康达公司账簿内，更不能当庭举证证明涉案借款确用于康达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另，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甘德全在与张莉就康达公司的股权进行交易时，未将康达公司另一套印章一并交付予张莉，此亦无法排除《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中康达公司的印章系由甘德全个人加盖的合理质疑。综上，由于上述诸多有悖于常理情形的存在，足以证实了本案诉争借款实系甘德全的个人行为，此亦与甘德全在庭审中的相关陈述吻合。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本案诉争借款应由甘德全个人偿还，与康达公司无涉。其三、关于本案诉争借款本金及利息应如何认定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说明了民间借贷合同属于法理学中的诺成性合同，即指除双方当事人就借款而产生的意思表示一致外，尚须交付实际的借款标的物或完成实际的借款给付行为才能成立的合同。同时，如前述，因《借款说明》、《还款承诺书》作为书面证据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形下，本案诉争借款本金应以双方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即以银行转账凭证所记载和反映的金额2465240元(633240+1300000+288000+244000)为准。同时，分别以上述借款发生的实际交易时间点为起始点，以原告主张的2017年8月31日为截止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及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内容，按照年利率24％，分段核算利息为1794117.6元(468597.6+962000+207360+15616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甘德全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包旭华借款本金2465240元、利息1794117.6元，合计4259357.6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上述借款本息实际付清之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付；二、驳回原告包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75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99756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甘德全负担。本院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康达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康达公司二审提供了《甘肃岷县康达药业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1月-8月审计报告》，证明重组协议中公司重组前积累的6500万元债务不包含案涉款项。包旭华经过质证，认为这份审计报告是甘德全与张莉作为股东之间的审计结果，与债权人没有关系。本院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康达公司重组前积累的6500万元债务中不包含案涉借款的事实。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包旭华所主张的基于受让李韦等人处的债权相关请求应否在本案中合并处理；（二）康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是否适当。（一）关于包旭华所主张的基于受让李韦等人处的债权相关请求应否在本案中合并处理的问题。通过庭审调查，李韦、李昕、刘书京等人就与甘德全等债权问题与包旭华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涉及到债权转让是否适当、债权转让本金、利息数额合法性的确认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包旭华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转让协议中债务人康达公司签收了相关债权转让通知书，且上述债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本金、利息、债务人的确定，康达公司均有异议；包旭华基于受让李韦等人处的债权产生的请求权系债权转让关系，与甘德全、包旭华之间直接发生的民间借贷关系两个诉的客体之间缺乏牵连关系、亦非同一种类，且涉及案外人李韦、李昕、刘书京的权益，康达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合并审理，故一审法院对基于受让李韦等人债权而提起的相关诉请不予合并处理适当，各方当事人可依法另行解决。故本院只针对包旭华与甘德全、康达公司直接产生借贷关系的纠纷进行审理。（二）关于康达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经审查，包旭华与甘德全直接产生借贷关系的款项涉及三个时间段，从证据书面表现内容来看，均是在实际出借款项第二日出具《借款说明》，两年后出具《还款承诺书》。《借款说明》是以康达公司名义出具，而包旭华提供的《还款承诺书》空白部分由甘德全填写，《还款承诺书》除首部写明借款人甘德全，其上加盖康达公司印章外，多处借款人明确为甘德全，但在合同尾部左右两方各列明借款人一为甘德全、满香兰；一为借款人法定代表人甘德全，加盖康达公司公章，其下为担保人李韦承诺内容。庭审中，各方均认可上述款项全部进入甘德全个人账户，甘德全本人亦陈述“此时间段内我是该公司的法人，有公司账号，钱打到我个人卡上了，该借款是以个人名义借的”。本院认为，包旭华主张借款主体为甘德全、康达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出借人包旭华明知该借款全部为甘德全个人使用，与甘德全借款时向其明确用于企业使用的借款用途完全不符而不予关注有违常理；第二，从证据内容来看，确定借款利息、违约金的《还款承诺书》尾部借款人出现甘德全与满香兰为一借款人，康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甘德全为另一借款人的内容，与承诺书主文部分一直表述借款人为甘德全不符。包旭华认为还款承诺书的主体是康达公司和甘德全，又陈述为了保险起见，让满香兰作为借款人签字，包旭华对借款人既认为是甘德全夫妻借款，又未放弃康达公司借款的主张，且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第三，2016年年初，甘德全已就康达公司重组事宜与第三方进行协商，随后完成工商登记。2016年7月28日的《重组协议》中所载明的康达公司重组前6500万元债务并不包含案涉借款，案涉借款的三份《还款承诺书》分别出具于2016年7月4日、2016年11月9日、2017年2月4日，无法排除包旭华知晓上述情形及《还款承诺书》、《借款说明》系事后补充出具的可能，同时存在2016年11月9日的《还款承诺书》对记载的借款时间与借款实际支付时间存在差异等不合常理之处，故本案应当结合相应借款条据的内容、借款的实际流向、康达公司公章加盖的意图、康达公司股份变化的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量确定借款主体，案涉借款全部汇入甘德全个人账户，并未记载做账于康达公司，在康达公司重组前的财务审计报告亦可反映此点，包旭华明知款项实际走向，所举康达公司共同借款的相关书证内容存在矛盾之处，故一审法院认定诉争借款为甘德全的个人债务并无不当，康达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但是甘德全在2017年3月以前仍为康达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其在借款说明及还款承诺书中加盖康达公司印章的行为亦可认为向包旭华表达了康达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故康达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亦有一定道理，请合议庭予以关注。（三）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诉争甘德全与包旭华的借款部分应以双方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一审法院以银行转账凭证所反映的金额为本金，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内容，按照年利率24%分段核算相应利息适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包旭华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756元，由上诉人包旭华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岩审判员 盖维张审判员 周珺娜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 李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