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吉2401行初92号 原告明盛芬，女，汉族，现住延吉市。 委托代理人孙书浩（系原告爱人），现住延吉市。 被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延吉市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玄基寿，该大队大队长。 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姜晴久，该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宋男，吉林鑫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明盛芬诉被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队）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明盛芬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书浩，被告交警队副大队长姜晴久及其委托代理人宋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对延吉市交通警察大队，两次故意以同样编号出具延公交认字《2016》第16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做出违规违法认定书，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原告向延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明盛芬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由于延吉市交通警察大队，出具假证明，做出不公正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不服交警大队两次认定结论，先后去省交警总队，哈尔滨车辆鉴定中心，天津小刀自行车厂家走访、调查取证，花了交通费总计3201元。由于延吉市交通警察大队故意出具假证明，作出不公正的认定书，原告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即：第一、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交通事故检测性能鉴定是伪造的；第二、徇私舞弊不公正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违法；第三、不履行法定职责，两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违法等，给原告思想上精神上，身体上都造成巨大痛苦和病痛折磨，为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赔偿原告上访、调查、维权取证交通费合计3201元和精神损失费；2、赔礼道歉。诉讼费和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我单位已于2016年7月1日向原告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即原告当日就已经知道作出我单位划分事故责任的行为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其至迟应六个月内，即2017年1月1日之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即使我单位没有告知其起诉期限，也至迟应一年之内，即2017年7月1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原告实际于2018年7月6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过法定起诉期限。第二、我单位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为非系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办复字(2005)l号】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必须通过交通事故现场的勘查以及对当事人、证人的调查，运用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判断分析，再现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分析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在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从而最终认定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以现场勘查、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为依托，其本身并不产生实质意义上的证据，而只是将其他证据形式所具有的证明力展示出来或予以明确，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鉴定性质的特殊形式的证据，责任认定只负责解决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在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大小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对专门性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判断性意见，其本身只负责解决事实问题，并不能对法律问题作出判断，对交通责任人不产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三、我单位出具该事故认定书的过程及结果完全合法合理原告无证驾驶机动车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就应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为了确定事故发生时原告驾驶的“小刀”牌两轮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我大队委托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对其性能进行了检验鉴定，结果被鉴定出其为“电动两轮普通摩托车”，即属于机动车。根据鉴定结论及相关法律法规，我大队认定事故发生时原告驾驶的车辆属于机动车，应当取得驾驶证后才能上道路行驶。为了查清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承办民警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查找事故现场周边的食品监控记录并保存、到现场了解道路通行条件。在经过大量工作，收集并固定相关证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草图、现场照片、痕迹照片、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检验意见书、视听资料、驾驶信息查询结果单、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等），及严格适用道路交通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作出了事故认定。第四、原告诉请的交通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原告请求赔偿的交通费，并非我单位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直接造成，而是其在自行调查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且该笔费用是否实际发生于调查取证时也无从得知，另外，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17条规定的条件，故此，两项索赔项目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0日11时10分许，原告明盛芬驾驶“小刀”牌电动两轮摩托车，沿长白山路由东向西行驶至考丽亚俱乐部前处时，行驶在该地点公交车道上的王晓利驾驶的吉HX75**号“奔腾”牌小型普通客车向北侧路边转向，发生了吉HX75**号“奔腾”牌小型普通客车右前灯刮碰明盛芬驾驶的“小刀”牌电动自行车车尾的交通事故，造成明盛芬受伤及双方车辆损坏。同年5月24日，被告交警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明盛芬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晓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明盛芬不服该认定，申请复核后，该认定书被撤销。2016年6月30日，被告交警队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晓利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明盛芬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明盛芬因本起事故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6）吉2401民初7803号民事判决，明盛芬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5月1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24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管理制度，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路行驶；《国务院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意见》第十二条规定了对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管理；《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11】10号）第四条也规定，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管理，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一律不得按照非机动车进行登记。上列法律、法规、规章均要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登记管理。本案中，虽然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交通事故车辆性能检验鉴定，明盛芬驾驶的小刀牌电动两轮车性能为电动两轮普通摩托车。但是，一个普通人对机动车的概念，只能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经验来进行判断和解释。消费者对其所购买的产品的认识，通常是基于产品的说明书及合格证书形成的。由于明盛芬驾驶的车辆的产品说明书及合格证书上均注明是“小刀牌”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对这种产品性能的误导行为，使得明盛芬无法知晓自己驾驶的车辆为机动车。主观上，明盛芬无法认识到自己购买的自行车应当由公安交警部门进行管理、登记、发证照。截止二审法庭辩论结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没有实施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登记管理措施，客观上，明盛芬无法对其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进行登记取得机动车牌照和驾驶证。另一方面，延边州也没有出台关于超标电动车应当进入机动车道行驶或者禁止上路的相关规定，明盛芬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有道路通行权。延吉市公安交警部门作出的延公交认字【2016】第16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依据没有取得驾驶证，不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认定明盛芬承担本次交通事故责任，违背了行政部门不得要求相对人遵守没有实施的管理措施的常理和自然逻辑。延公交认字【2016】第16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证据使用。结合本案中的当事人陈述、视听材料、交通事故现场图、照片等，本院认定，在此次道路交通事故中，王晓利负全部责任，明盛芬没有责任。 另查明，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检验意见书中附了由黑龙江省司法厅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证号XXX）以及鉴定人白国亮（执业证号XXX）和佟强（XXX）的执业证书。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延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吉2401民初7803号民事判决书、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吉24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交警队于2017年5月24日和6月30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事人的陈述等， 本院认为，原告明盛芬诉讼中对自己的诉讼请求表述为，第一、黑龙江省大华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交通事故检测性能鉴定是伪造的；第二、徇私舞弊不公正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违法；第三、不履行法定职责，两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违法等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原告明盛芬所表达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告交警队两次故意以同样编号出具延公交认字（2016）第1603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明盛芬负事故次要责任，被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24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明盛芬在本次交通事故中没有责任，故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行为违法给其造成经济损失3201元予以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第五十四条规定，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责任划分不公正、或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复核结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由此可见，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和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有无责任以及责任大小的行为。这种责任认定只是对事故成因率的判断，完全属于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因此，法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对于一个证据是否合法、是否采信，通常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案件处理中决定是否采信。在本案中，延边州中级法院作出的（2017）吉24民终637号民事判决，以一个普通人对机动车的概念，只能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经验来进行判断和解释。消费者对其所购买的产品的认识，通常是基于产品的说明书及合格证书形成为由，不予采信被告交警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在被告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的检验、鉴定属于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过程性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必然产生影响。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不具有可诉性，当事人不能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为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办复字【2005】1号《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予以确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原告明盛芬要求以被告交警队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违法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也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的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规定，对原告明盛芬的起诉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给予赔偿是直接损失，原告明盛芬要求赔偿的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明盛芬的起诉。 本案诉讼费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给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相根 人民陪审员  周国君 人民陪审员  刘延荣 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书 记 员  戴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