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民终64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慧，女，197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季岚，女，1969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上诉人（原审原告）：龚黎，女，198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雯麒，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其骐，男，199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思文，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丹，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文，女，1967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丹，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慧、季岚、龚黎因与被上诉人沈其骐、朱思文、原审第三人沈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175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慧、季岚、龚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雯麒，被上诉人沈其骐、朱思文与原审第三人沈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慧、季岚、龚黎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沈其骐与朱思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股权转让价格区间为5万元至35万元，具体价格以审计为准。一审审理过程中，沈其骐与朱思文又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其中注明收购价款35万元扣除出资额22.5万元并减免货损3.5万元，实际支付9万元。对于此股权转让条件，宋慧、季岚、龚黎当场表示可以以同等价款购买。但之后沈其骐与朱思文又提供了同年11月15日《对“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补充》，将实付金额从9万元变为19万元，沈其骐、朱思文在庭审期间提高价格，已经违反了公司法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无论从2017年1月23日的零金额转让还是《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每次价格均是确定的，在宋慧、季岚、龚黎表示可以以9万元价款收购股份时，本案股权买卖已经确定，应以此撤销沈其骐与朱思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改判。沈其骐、朱思文共同辩称，其不同意上诉请求，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股权转让协议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股权变更登记系证权行为而非设权行为，法院应当对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审理基础。虽然2017年1月23日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的价款为0元，但双方实际履行的是2017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同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及同年11月15日《对“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补充》，故股权转让价格应当以上述协议作为依据。优先购买权方面，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股权时，如有第三方介入，价格可以变动，法律未予禁止，如及时通知其他股东，程序合法，亦可调整价格。一审已经充分保证了宋慧、季岚、龚黎的优先购买权，宋慧、季岚、龚黎未在三十天内给予回应，故一审判决符合公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沈文述称，其同意沈其骐、朱思文意见。宋慧、季岚、龚黎一审诉讼请求：要求撤销沈其骐与朱思文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审认定事实：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系于2014年3月27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12月3日，A公司章程中载明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沈其骐（出资额22.50万元）、宋慧（出资额15万元）、季岚（出资额7.50万元）、龚黎（出资额5万元）；第二十六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现A公司在工商登记部门显示的股东为宋慧、季岚、龚黎、朱思文。工商登记部门处登记留存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本协议，由以下各方于2017年1月23日在公司办公室共同签署。出让方：沈其骐受让方：朱思文……第一条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1、出让方将所持公司45%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朱思文，转让价为0元。”一审审理中，沈其骐、朱思文提供沈其骐、朱思文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补充条款》，载明：转让方（甲方）：沈其骐受让方（乙方）：朱思文甲方系上海A有限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不明确，占公司总股本的45%（下称合同股份）；一、合同股份的转让及价格甲方同意将合同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以现金受让合同股份。经双方协商，股份收购总价款约定为叁拾伍万零贰元。转让后由乙方负责对公司进行审计，如果审计后45%股份的价款少于350,002元，则甲方同意按照审计后的结果重新阅读收购总价。乙方同意支付的收购总价为审计后的结果加5万元溢价。乙方支付的最大收购价款不超过350,002.00（元）。乙方支付的最小收购款为扣除“所谓的卜海荣欠款”后，实际应支付伍万元。……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之前，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份转让款。协议落款时间载明为2017年1月3日。沈其骐、朱思文另提供《对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载明：转让方（甲方）：沈其骐受让方（乙方）：朱思文1、乙方接受350,002（叁拾伍万零贰元）的股权收购价格。2、甲方接受乙方支付现金90,000元（玖万元）。3、因甲方未能出示出资记录，实际出资额不明确。故乙方从收购价中扣除甲方应实际出资额225,000元（贰拾贰万伍仟元），不予支付。今后涉及此出资额的任何义务与权利，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4、“所谓的卜海荣欠款”，根据目前甲乙双方了解到的事实，此“欠款”实为公司派遣股东卜海荣携货物开发新市场，在股东之间沟通公司转让后，除部分货物用于市场开发消耗外，卜海荣已将大部分货物于2016年12月底运抵公司原仓库，并通知了相关人员。后因宋某等人不及时运走该批货物（至今也未联系原仓库），造成部分货物过保质期与丢失。责任不在卜海荣。另外，此批货物公司实际成本仅为25,000元左右，为公平合理，甲方愿意减免乙方款项35,002（元）（叁万伍仟零贰元）。该协议落款时间载明为2017年8月25日。沈其骐、朱思文另提供《对“股份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补充》，载明：转让方（甲方）：沈其骐受让方（乙方）：朱思文1、本次补充是对甲乙双方2017年8月25日所签协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变更，没有变更的其他条款均有效。2、乙方愿意出价人民币190,000（元）（壹拾玖万元整）收购甲方的股份。3、甲方接受乙方的重新出价，现金支付人民币190,000（元）（壹拾玖万元整），除了上次已支付人民币90,000（元）（玖万元整）外，还需支付人民币100,000（元）（壹拾万元整）。该协议落款时间载明为2017年11月15日。沈其骐、朱思文提供沈文代沈其骐出具的《收条》，载明“今沈其骐收到朱思文交付的上海B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转让款现金90,000.00RMB（玖万元人民币）整”。且沈其骐、朱思文称朱思文于2017年11月29日又支付了1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朱思文原不是A公司股东。根据A公司2015年12月章程内容，沈其骐在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一审审理中，沈其骐、朱思文提供了沈文与宋慧的相关微信往来记录，从内容来看，虽然提及股权转让的事宜，但转让股权的价款、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均未达成最终一致意见。沈其骐、朱思文称工商登记部门处留存的沈其骐、朱思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注明签订时间为2017年1月23日）上记载的股权转让款并非沈其骐、朱思文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款。在本案审理中，沈其骐、朱思文提供了《股份转让协议书补充条款》（2017年1月3日）、《对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2017年8月25日）、《对“股份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补充》（2017年11月15日），其中后两份协议是在宋慧、季岚、龚黎提起本案诉讼后形成的，说明沈其骐关于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至本案审理过程中才予以明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沈其骐最终确定了股权转让的价款、支付方式，且在庭审程序中明确向宋慧、季岚、龚黎的代理人予以告知，该告知方式并无不妥，应视为向宋慧、季岚、龚黎明确告知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一审法院亦告知宋慧、季岚、龚黎须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30日）内明确是否接受沈其骐提出的最终股权转让的条件，但在指定期限内一审法院未收到原告的答复。至于沈其骐提出的股权转让的条件中包括向A公司缴纳出资、减免卜海荣欠A公司的款项，是沈其骐作为股权出让方提出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只在股权转让的相对方之间直接产生法律后果，而不对A公司直接发生法律后果。本案中，宋慧、季岚、龚黎方仅要求撤销沈其骐与朱思文于2017年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但又未同时按沈其骐最终确定的股权转让条件主张优先购买权，故对于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宋慧、季岚、龚黎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宋慧、季岚、龚黎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沈其骐与朱思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否侵犯了A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否应当予以撤销。对此,本院认为，根据A公司2015年12月章程规定，沈其骐在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宋慧、季岚、龚黎要求撤销沈其骐与朱思文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按同等条件同时主张优先购买权。关于沈其骐与朱思文之间股权转让的对价，宋慧、季岚、龚黎主张应当按照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记载的股权转让价格认定为0元。对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在案证据，认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登记留存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沈其骐与朱思文之间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本院予以认同。宋慧、季岚、龚黎又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具体细化》，其中注明收购价款35万元扣除出资额22.5万元并减免货损3.5万元，实际支付9万元，故该股权转让的同等条件应为9万元，对于此股权转让条件，宋慧、季岚、龚黎当场表示可以以同等价款购买。但之后沈其骐与朱思文又提供了同年11月15日《对“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条款”第一条合同价款的补充》，将实付金额从9万元变为19万元，沈其骐、朱思文在庭审期间提高价格，已经违反了公司法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规定，其他股东仅提出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效力等请求，未同时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系争股权转让的实际价格，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证据材料，结合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所作认定并无不当。宋慧、季岚、龚黎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沈其骐、朱思文就系争股权转让的价格存在虚构价格的恶意串通，故对其主张股权转让价款实际仅为9万元，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一审审理期间，沈其骐明确了股权转让的条件，但宋慧、季岚、龚黎未在一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答复法院是否接受，故一审对于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宋慧、季岚、龚黎的共同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宋慧、季岚、龚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朝炜审判员  成 阳审判员  胡 瑜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须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