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鄂0102行初123号原告杜军，女，汉族，1957年4月20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原告袁汉珍，女，汉族，1952年3月25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江汉区，现住武汉市江汉区，原告张杏菊，女，汉族，1950年3月14日出生，住武汉市硚口区，委托代理人洪驰（一般授权代理），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熊敏（一般授权代理），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民政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法定代表人李国汉，系局长。出庭的行政负责人张明武，系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夏涛（特别授权代理），系武汉市民政局审批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杨晓敏（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尚卓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大兴一路**/div>法定代表人钟焕清，系院长。委托代理人邓艳红（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汪芳（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人事科工作人员。原告杜军、袁汉珍、张杏菊（以下简称杜军等3人）诉被告武汉市民政局（以下简称市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5月8日受理后，因认为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商职医院公司）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向被告市民政局、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吴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军、袁汉珍、张杏菊及其委托代理人洪驰、熊敏，被告市民政局的行政负责人张明武及委托代理人夏涛、杨晓敏，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艳红、汪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军等3人诉称，其系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事业单位）的职工，2000年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事业单位）进行改制，明确医院的净资产及应发未发职工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转为729名职工个人在改制后股份制医院的股份。2005年12月23日，经被告市民政局批复，同意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办理登记手续，并颁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为核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民办非企业）成立、经营及注销的合法性，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18年1月31日，原告杜军等3人向被告市民政局寄送了四份申请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如下信息：1、与登记成立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相关的申请文件及审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书；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场所使用权证明；验资报告；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章程；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历年的工作报告。3、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4、注销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审批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注销登记表；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理事会或董事会会议纪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注销的文件；清算小组人员签字的清算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债权债务情况说明；清算小组人员名单；剩余财产处理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注销公告。2018年3月7日，被告市民政局向原告杜军等3人最终出具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对四份申请表进行了统一回复，仅向原告杜军等3人公开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及注销公告，对其他申请事项均以各种理由不予公开。原告杜军等3人认为被告市民政局的回复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为：1、该《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中第一项以其未保存而无法公开的政府信息为由不予公开不能成立。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被告市民政局作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管部门，民办非企业的设立和变更都必须经其审核备案；2、该《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中第二项，以“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事项”为由不予公开不能成立。原告杜军等3人依法请求公开的信息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相关信息，但被告市民政局征求的是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意见，原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已于2015年12月24日由被告市民政局批复注销，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明显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经营主体。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原告杜军等3人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并无商业价值，也不属于技术，更不是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经营信息。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市民政局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对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档案信息进行备案和归档管理，是被告市民政局的职责，其不予公开，侵害了原告杜军等3人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市民政局于2018年3月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2、责令被告市民政局对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事项重新作出答复；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市民政局承担。原告杜军等3人为证明其观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杜军、袁汉珍、张杏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3、股权授权书及员工持股明细表；4、EMS邮政快递底单，证据1-4证明原告杜军等3人与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有利害关系，且已经通过合法程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5、《市民政局关于同意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登记的批复》；6、《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证据5-6来源于原告杜军等3人从被告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夏涛获取的复印件，时间应该是2018年3月，证明被告市民政局作为当初批准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主管部门，保存有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相关政府信息；7、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登记核准通知书；8、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变更通知书（名称），证据7、8来源于律师内档系统查询；9、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咨询报告，来源于企查查网站查询，证据7-9证明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体，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可能侵犯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商业秘密；10、顺丰快递底单（单号：870761748845）；11、《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12、《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1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回复函》；14、杜军、袁汉珍、张杏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清单；15、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证据10-15均来源于信息公开由被告市民政局提供，证明被告市民政局对原告杜军等3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了答复，但答复中以未保存材料、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为由不予公开违反法律规定；16、《市体改委关于同意市商业职工医院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武体改[2000]27号），证明医院是由729名职工举办的。被告市民政局辩称，一、我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的程序合法。我局于2018年2月2日收到原告杜军等3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我局公开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有关情况。收到该申请后，由于信息公开情况较为复杂，我局于2018年2月24日向原告杜军等3人及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送达《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其信息公开时限由15个工作日延长至30个工作日。经研究，我局于2018年3月7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原告杜军等3人于2018年3月10日签收。我局所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及时限均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二、我局作出信息公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对原告杜军等3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中涉及的信息作区分处理。1、不属于我局制作和保存的政府信息，无法公开。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政府信息中，有两项我局未保存，即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及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有两项我局只保存部分相关信息，即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仅保存2013年的信息，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仅保存2013年的信息。对于上述我局未保存的信息以及不属于我局制作的信息，我局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不予公开。2、对于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信息，我局依法不予公开。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中，以下信息涉及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分别是：1、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书；3、场所使用证明；4、验资报告；5、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6、章程；7、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8、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历年的工作报告；9、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注销登记表；10、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11、理事会或董事会会议纪要；12、业务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同意注销的文件；13、清算小组人员签字的清算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债权债务情况说明；清算小组人员名单；剩余财产处理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14、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我局于2018年2月22日就是否公开以上信息书面征求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意见并于2018年2月24日送达。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书面回告我局不同意公开以上信息，且我局认为不公开以上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我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以上信息不予公开。3、我局依法对应公开的事项予以公开。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我局保存的不涉及即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即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和注销公告，向原告杜军等3人予以公开。综上所述，原告杜军等3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杜军等3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市民政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邮寄截图，证明原告杜军等3人向被告市民政局提交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市民政局于2018年2月2日收到；2、信息公开告知书（向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信息公开告知书（对杜军、袁汉珍、张杏菊）及邮寄截图，证明被告市民政局在规定时间内向原告杜军等3人告知信息公开内容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需征求第三方意见，且回复时限由15个工作日延长至30个工作日，以及被告市民政局在规定时间内向第三方征求是否公开的意见；3、《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回复函》；证明本案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书面告知被告市民政局不同意公开涉及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信息；4、《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及邮寄截图，证明被告市民政局按照法律规定对原告杜军等3人就申请事项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回复，内容和依据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述称，1、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我院的商业机密，依法可以不予公开；2、原告杜军等3人非我院股东，无权向被告市民政局申请查阅信息；3、被告市民政局曾就该信息是否公开征求过我院意见，我院向其书面说明不予公开，被告市民政局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经本院要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市商委关于同意市商业职工医院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的批复》（武商企[2000]88号）；2、《市国资办关于市商业职工医院股份合作制改制中国有资产置换等问题的批复》（武国资事[2000]77号）；3、《市体改委关于同意市商业职工医院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批复》（武体改[2000]27号）；4、《关于确认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资产评估报告的通知》（武国资办评[2000]017号）；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07年，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6、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登记证书（2008年，武汉商业职工医院）；7、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2015年）；8、核准变更后登记事项（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由其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9、核准变更后登记事项（武汉商智医院，由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变更为武汉商智医院）10、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5年，武汉商智医院）；11、核准变更后登记事项（武汉商职医院，由武汉商智医院变更为武汉商职医院）；1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17年，武汉商职医院）；13、核准变更后登记事项（武汉商职医院，变更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14、营业执照正本、副本（2015年，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5、企业变更通知书（武汉商智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16、营业执照（武汉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上证据证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2000年以前是事业编制，2000年改制后变成民办非企业是非盈利性的，2015年改成武汉商智医院，是盈利性医院，2016年变更了一次名称，改成了武汉商职医院，就是现在的身份，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工商登记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整个延续过程。经庭审质证，原告杜军等3人对被告市民政局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程序合法性有异议，对信息公开告知书（杜军、袁汉珍、张杏菊）有异议，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第三人的全称是武汉市商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原民办非性质的商业职工医院已经注销，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是相互独立的公司。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是民办非企业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信息，而不是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没有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回复合法性有异议，其回复内容中没有明确哪些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哪些涉及个人隐私，未作区分，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全体举办者的身份情况，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等材料因相关法规均属应由被告市民政局保存的政府信息，关于涉及个人隐私部分的政府信息被告市民政局也并未向相关公民个人征询意见，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涉及商业秘密也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没有关系。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对被告市民政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被告市民政局对原告杜军等3人提交的证据1、2、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杜军等3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杜军等3人认为是被告市民政局保存的相关政府信息，虽然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是由被告市民政局登记的，但是登记提交的资料中只有发起人的信息及相关资料，公司营业场所、法定代表人、验资情况，对于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全体举办者身份信息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均不属于被告市民政局制作和保存；对证据7、8、9，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和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经营场所和经营地址均是在同一个地方，刚才原告杜军等3人也陈述了，证据7、8是最基本的信息，要说明他们的关系要有更详细的工商局的登记信息才能证明二者之间的关联；对证据10-1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民办非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对已经取得许可证的机构，民政部门在登记时可以简化手续，在有前置的卫计委发放的许可等相关手续的被告市民政局就简化处理了，被告市民政局并没有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有前置许可的可以进行简化审核；对证据16不能证明商职医院由个人举办，这个涉及当初国有企业改制，当初是以商职医院的名义申请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这份文件只是对职工的身份进行界定，职工不再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而变为员工，被告市民政局也不可能接受七百多名职工的申请设立民办非企业法人。当初办理登记手续是单位申请办理，且该证据是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体改办有批复医院的章程，章程中应该可以说明具体的举办者是哪些，现在没有看到章程。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对原告杜军等3人提交证据同意被告市民政局的质证意见，因为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举办者是单位，因此是向单位征求意见，不存在向个人征求意见，武汉市商职医院和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地址在同一个位置，属于同一个主体。原告杜军等3人对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如果民办非企业的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是改制成了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这种改制是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才能实施，如果对方说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设立是通过改制还要提交相关政府部门的批文作为证据予以证明，且卫计委仅仅是医院的业务主管单位，仅仅审查医院是否具备提供医疗服务的相关资质。并不对医院经营主体的身份进行确认，民办非企业的商职医院的身份的确认是通过被告市民政局，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经营主体身份由工商局进行管理和确认，但是在查阅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设立的有关文件中没有看到任何改制的相关文件，所以不能仅仅因为双方经营地址一致也不能仅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去确认双方是延续性的主体关系，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只标注了医院名称，没有标注经营主体，不能证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颁发给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从2007年9月11日起至2022年9月10日，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成立时间是2015年，无法证明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有直接的关联性。被告市民政局对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提交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也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杜军等3人提交的证据3因被告市民政局及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且该份证据为复印件也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证；其他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2、被告市民政局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3、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31日，原告杜军等3人向被告市民政局提交四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1、与登记成立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相关的申请文件及审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书；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场所使用权证明；验资报告；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章程；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历年的工作报告。3、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4、注销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审批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注销登记表；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理事会或董事会会议纪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注销的文件；清算小组人员签字的清算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债权债务情况说明；清算小组人员名单；剩余财产处理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注销公告。被告市民政局于2018年2月2日收到该四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8年2月22日向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其：“我局于2018年2月2日收到杜军、袁汉珍、张杏菊3人于2018年1月31日向我局邮寄的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经审查，以上三人要求公开的由我局保存涉及贵院的政府信息中，除部分信息我局未制作或保存外，部分涉及贵院的商业秘密或贵院相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以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我局现就杜军、袁汉珍、张杏菊3人提交4份信息公开申请表中由我局制作或保存的涉及贵院商业秘密及贵院相关当事人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是否能够公开书面征求贵院意见。请贵院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是否同意公开相关信息及同意公开信息的具体项目书面告知我局。逾期未答复的，我局将视为贵院同意公开以上信息，并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三位申请人进行公开。”被告市商务局并于同日向原告杜军等3人作出《政府信息告知书》，告知其“您三人于2018年1月31日向我局邮寄的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局已于2018年2月2日收到。经审查，您三人要求公开的关于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有关政府信息中，部分政府信息我局没有保存，现保存的政府信息中部分涉及第三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商业秘密或相关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以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我局将对您三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书面征求第三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意见，书面征求意见时间不计入本案的信息公开时限内。在收到第三人书面回复意见后，我局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对您三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书面回复。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由于您3人提出的4份信息公开申请涉及内容较多，情况较为复杂，经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以上4份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时限将由15个工作日延长为30个工作日。”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在收到被告市民政局作出的告知书后于2018年2月26日向被告市民政局回复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回复函》，说明原告杜军等3人所要求公开的信息涉及公司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如果公开，将会损害到医院及第三方权益，且不公开该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该信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当公开，因此，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决定不予公开。被告市民政局在收到该回复后，于2018年3月7日向原告杜军等3人作出并于3月10日送达《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告知其：“一、我局未保存而无法公开的政府信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经统计，您3人要求公开的涉及第三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信息中，以下2项我局未保存，分别是：1、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以下2项我局只保存部分相关信息，分别是：1、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仅保存2013年的信息；2、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中仅保存2013年的信息。以下事项不属于我局制作或保存信息，故无法向您3人公开，分别是：1、全体举办者身份情况；2、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3、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的除外）；4、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的除外）。对于上述我局未保存的信息以及不属于我局制作的信息，我局无法向您3人予以公开。二、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不予公开事项。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意见。及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经审查，您3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中，以下信息涉及第三方或相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分别是：1、历届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书；3、场所使用证明；4、验资报告；5、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6、章程；7、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名单（2013年）；8、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历年的工作报告；9、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注销登记表；10、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注销登记申请书；11、理事会或董事会会议纪要；12、业务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同意注销的文件；13、清算小组人员签字的清算报告（民办非企业单位债权债务情况说明；清算小组人员名单；剩余财产处理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我局于2018年2月22日就是否公开以上信息书面征求第三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意见，第三人回告我局不同意公开以上信息，且我局认为不公开以上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现按照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以上信息不予公开。三、决定公开事项。以下由我局保存的不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现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您3人依法予以公开，分别是：1、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2、注销公告。”原告杜军等3人因对该答复不服，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市民政局具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原告杜军等3人于2018年1月31日向被告市民政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市民政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为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后书面征求第三人的意见，并将相关延期理由书面告知杜军等3人，后于2018年3月7日并于同年3月10日向原告杜军等3人送达《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程序合法。本案中，被告市民政局对原告杜军等3人提交的4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起进行了回复，并将4份申请的内容按照公开的方式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未保存而无法公开的政府信息；第二类是涉及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第三类是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因原告杜军等3人对于第三类已经公开的政府信息无异议，故在此不再赘述。被告市民政局对于第一类政府信息在回复中称因该项政府信息不属于被告市民政局制作或保存的信息，故无法向原告杜军等3人公开，但其在回复以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其经过相关合理的检索，故该项答复证据不足。被告市民政局对于第二类政府信息在回复中称因该类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或相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故该局书面征求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意见，该医院回告不同意公开以上信息，且认为不公开以上信息不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决定对该类信息不予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的规定，被告市民政局在向第三方征询意见后，应当对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进行调查核实及认定。本案中，被告市民政局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在向第三方征询意见后，核实认定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的相关证据，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知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价值性、管理性等相关特征，并不能仅凭借第三人商职医院公司的回函即认定原告杜军等3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属于商业秘密。另，所谓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故个人隐私应当是公民个人的秘密，但本案中被告市民政局并未向公民个人进行征询意见也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杜军等3人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个人隐私，针对上述信息，被告市民政局以涉及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证据不足。综上所述，被告市民政局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告知原告杜军等3人，其申请的相关信息一部分未保存而无法公开，一部分涉及第三方或相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而无法公开，主要证据不足，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武汉市民政局于2018年3月7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二、责令被告武汉市民政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对原告杜军、袁汉珍、张杏菊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除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及注销公告之外的其他申请事项重新作出答复。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武汉市民政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吴 梅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黄牧羚书记员郭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