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吉01民终5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洋，男，1979年9月30日，汉族，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初航，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志愿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怀明，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住所：长春市绿园区。法定代表人：姜喜成，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清亮，吉林路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数，北京东易（长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烟台市。法定代表人：孟繁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芦志立，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刘洋、上诉人长春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洋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洋原审时诉请昕达公司、北洋公司给付刘洋拖欠的工资25192.16元，同时加付25%的赔偿金。事实与理由：刘洋与昕达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其派遣到北洋公司处工作。昕达公司、北洋公司拖欠刘洋工资款25192.16元，同时加付25%的赔偿金。昕达公司原审时辩称，一、刘洋的请求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应予驳回。2014年7月起，北洋公司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未能向刘洋支付劳务费用，昕达公司要求将人退回，北洋公司以短时间内重新招工非常困难等为由，不同意退回，刘洋亦不同意被退回。北洋公司作出放假决定。刘洋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一直由长春一汽兴业人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缴纳。刘洋的劳动关系归属存在争议，昕达公司从未实施违法行为，不应由昕达公司承担支付拖欠工资及赔偿金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刘洋诉讼请求的数额是来源于《欠据》，前述《欠据》不应由昕达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理由是该份《欠据》由北洋公司单方出具，但出具《欠据》的时间已超过《劳务派遣协议书》终止期限。《欠据》打印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烟台地区的法院在2015年至2016年12月期间一直通过公告的方式向北洋公司送达相关文书，表明北洋公司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在长春地区却出具了《欠据》，明显有悖事实。刘洋与昕达公司已解除劳动合同，而《欠据》的打印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与解除劳动合同相隔较长时间。北洋公司出具《欠据》时，刘洋与昕达公司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该份《欠据》不应由昕达公司承担支付责任。二、刘洋的主张超过一年的时效，不应受到保护。北洋公司原审时辩称，当时欠据是代理人拿公章盖的。昕达公司李总通知我及员工到昕达公司协商欠款的事，当时协商结果是写了欠条，我们在昕达公司电脑上打的欠条，这个钱确实是烟台北洋欠的。至于欠给昕达公司还是欠给工人，钱确实没有支付给昕达公司，公司也没有拿到钱，所以我公司同意在欠条上盖章及法人章。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4日，昕达公司与北洋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书》，协议期限自2014年1月14日至2015年12月31日，昕达公司根据北洋公司的用人要求，为其派遣劳务人员30名，其中生产操作岗位26人，劳动报酬标准1200元/月。刘洋系昕达公司派遣到北洋公司的劳动者之一。2015年10月18日，北洋公司给刘洋出具欠据一份，载明北洋公司欠刘洋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工资25192.16元。2016年7月18日北洋公司再次给刘洋出具相同内容欠据。2017年3月30日，刘洋向长春市绿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当日出具长绿劳人仲不字[2017]第133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刘洋不服，于2017年4月1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刘洋是本案无异议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向其支付欠发工资。《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可见，本案劳务派遣单位即昕达公司是刘洋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刘洋支付劳动报酬。但是，约定的劳动报酬标准1200元/月，低于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1320元/月，故该项约定无效，昕达公司应当按照长春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刘洋劳动报酬9240元（1320元/月×7月）。根据前述论述，本案用人单位是昕达公司，被派遣单位即北洋公司不是用人单位，按劳动法律规定，其无需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但《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2015年10月18日、2016年7月18日，北洋公司给刘洋出具的欠据载明，“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司欠刘洋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工资共25192.16元”。可见，作为用工单位的北洋公司自认，欠刘洋工资款25192.16元，其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当事人应受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约束，应按其承诺与昕达公司连带给付刘洋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的规定，刘洋主张的“加付25%的赔偿金”，未经过劳动行政部门处理，依法不予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昕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刘洋支付工资款9240元；二、北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刘洋支付工资款15952.16元（25192.16-9240）；三、北洋公司对前述第一项负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昕达公司、北洋公司共同负担（与前款一并执行）。宣判后，刘洋、昕达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刘洋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昕达公司向刘洋支付工资25192.16元；二、判决昕达公司、北洋公司向刘洋支付25192.16元的25%的补偿金；三、本案诉讼费由昕达公司、北洋公司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没有依照欠据、工资核对表认定昕达公司、北洋公司欠付刘洋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数额错误。原审法院认定刘洋月工资1320元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刘洋提供欠据、工资核对表证明昕达公司、北洋公司欠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数额。昕达公司虽不认可，但北洋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刘洋能够提供昕达公司曾向刘洋支付工资的银行卡流水，该流水可以证实刘洋在欠付工资之前的工资数额，昕达公司应对欠付刘洋的工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二、原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判决不应支付25%补偿金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第三条的规定，法院应判决昕达公司、北洋公司向刘洋支付25%的经济补偿金。针对刘洋的上诉请求昕达公司二审辩称,刘洋要求昕达公司向其支付工资及补偿金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刘洋主动提出辞职，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给付经济补偿的情形，刘洋与昕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不存在任何争议；二、刘洋出具《保证书》承诺不向昕达公司主张权利，事后反悔主张工资及补偿金不应得到保护；三、北洋公司在长春地区出具欠据有悖事实；四、刘洋主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请求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不应予以支持，且刘洋主张支付25%补偿金亦无法律依据。针对刘洋的上诉请求北洋公司二审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昕达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6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驳回刘洋对昕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北洋公司、刘洋承担。主要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北洋公司在烟台及长春地区均没有工作任务，北洋公司在长春租赁的厂房因拖欠租金被出租方收回。刘洋在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并没有实际出工上班，没有实际付出劳动，昕达公司没有理由支付其工资。其次，北洋公司2016年7月18日向刘洋出具欠据时，已超过劳务派遣协议书2015年12月31日终止期限七个月。2014年7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北洋公司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昕达公司支付劳务费用。再次，本案中欠据系北洋公司单方出具，与昕达公司无关。昕达公司已经与刘洋解除了劳动合同，且终止（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是辞职，并无拖欠工资的说明。最后，本案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刘洋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保护。针对昕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刘洋二审辩称，刘洋是否出勤上班由用工单位举证，2015年年底前北洋公司一直在进行生产，有轿车平台调取的产品统计为证。同时，北洋公司在此段期间正常缴纳了电费，该事实也可以辅助证实北洋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针对昕达公司的上诉请求北洋公司二审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另查明，昕达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为刘洋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昕达公司与刘洋解除劳动关系。二审中昕达公司提供了2015年10月18日保证书一份，载明由于北洋公司自2014年7月至今没有生产任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从即日起，本人所发生的一切意外事故及一切责任由本人承担，与昕达公司及北洋公司无关。刘洋质证称保证书上并没有其本人姓名，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昕达公司上诉称刘洋向其主张拖欠工资的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本案中，刘洋与昕达公司均认可双方于2015年10月8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时昕达公司未向刘洋支付拖欠的工资，刘洋在此时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期间从解除劳动合同时开始起算。依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劳务派遣中，昕达公司是支付刘洋工资的义务主体，北洋公司应对拖欠的工资承担连带责任。因2016年7月18日北洋公司又重新为刘洋出具了工资欠据，该出具欠据的行为对昕达公司发生仲裁时效中断的效力，刘洋于2017年3月份向昕达公司、北洋公司主张拖欠工资的请求不超过仲裁时效期间，昕达公司提出本案工资已过仲裁时效期间的主张，不予支持。刘洋作为昕达公司派遣到北洋公司的劳动者之一，昕达公司与刘洋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将刘洋派遣至北洋公司工作，应当依法履行向刘洋支付报酬的义务。昕达公司提交的保证书上并无“刘洋”字样，因欠缺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昕达公司以刘洋没有实际出工上班为由拒绝向其支付工资于法无据。但刘洋在一审、二审期间并未提交工资表等能够证明其在昕达公司工作期间劳动报酬发放具体金额的证据。刘洋虽对停产事实不予认可，但其提供的没有日期的电费缴费单等证据均不足以证实拖欠工资期间北洋公司有生产任务，没有处于停产状态，刘洋提出昕达公司应支付欠据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昕达公司抗辩称在北洋公司停产之后，其欲将刘洋派遣至其他公司工作，但刘洋不同意再次派遣，对此项抗辩昕达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实，在昕达公司与刘洋存在劳动关系期间，其提出其不向刘洋支付最低工资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因北洋公司向刘洋出具的欠据中载明拖欠工资共计25192.16元，并且原审判决判令北洋公司向刘洋支付工资15952.16元后，北洋公司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对北洋公司认可的给付内容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昕达公司、北洋公司应否向刘洋支付25%补偿金问题。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存根显示刘洋与昕达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原因“辞职”，并无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其他说明。加之，刘洋在本案争议事实发生后，未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对其25%补偿金的主张不予审理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刘洋负担10元、上诉人长春昕达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孙召银审 判 员  刘劲钢代理审判员  徐 俊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