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0114民初14301号原告：朱增军，男，1974年4月3日生，汉族，户籍地河北省定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本强，浙江高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顶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项科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龙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辽宁同享宝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法定代表人：李钦，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被告：东莞市玖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罗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斌，广东智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希楠，广东智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增军诉被告上海顶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集公司)、辽宁同享宝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宝公司)、东莞市玖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月公司)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12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增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本强、被告顶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龙新、被告同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梅、被告玖月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增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顶集公司间的车辆买卖合同；被告顶集公司退还车辆价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963,344元并赔偿三倍价款2,890,032元，被告同宝公司、玖月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4日，被告顶集公司作为销售方与原告签订《汽车代购合同》、《委托服务合同》各一份，约定原告以100万元的价格向该被告购买“中规保时捷卡宴S油混”轿车一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以及该被告的指示，支付购车款以及其他费用共计1,103,300元。2017年1月10日，被告顶集公司向原告交付了上述车辆，被告同宝公司向原告开具了金额为963,344元的购车发票。原告接车后10天，该车辆就出现防冻液故障警示，原告将车辆送至杭州4S店检修时，车辆信息系统显示该车在2016年8月21日至2016年11月28日进行了“高压蓄电池”维修。原告认为，所购车辆区别于其他保时捷车辆的就是“高压蓄电池”，并且在购车时原告明确要求是新车，但三被告均未如实告知原告该车进行过维修，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构成欺诈，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顶集公司辩称，本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属于买卖合同关系，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被告不构成欺诈。双方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本被告已经尽到相应义务，在交车前有相应验车手续并让原告对车辆状况进行检查。在诉讼前，本被告不知道有蓄电池的问题，无法告知原告，有关车辆的PDI检测报告在卖方处，卖方并未提交给本被告。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告同宝公司辩称，本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涉案车辆是本被告销售给被告玖月公司的，且在销售前进行过PDI检测，一开始是发现蓄电池存在问题，后与生产厂家沟通更换了蓄电池，并通过了PDI检测，同时本被告将此情况告知了被告玖月公司，要求其在售卖时向客户说明。故本被告完全履行了相应义务，不存在欺诈行为，不应承担相关责任。被告玖月公司辩称，本公司是与上海某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存在委托居间关系，为该公司寻找车源，撮合该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交易。被告同宝公司系本公司为叶隆之尚公司所找的供车方，由该两方直接达成协议，至于某某公司与被告顶集公司之间的关系本公司并不清楚。被告同宝公司系保时捷汽车的特许经销商，本公司和其仅为居间关系，为该被告提供车辆需求信息，撮合交易，不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同宝公司向原告开具发票并为车辆上牌，双方之间产生买卖关系，有关告知义务应由被告同宝公司在开票时向原告告知，如果存在相应责任，也应由该被告承担。但原告并未举证更换后的蓄电池不符合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标准，不能证明被告同宝公司存在欺诈的故意。售前更改蓄电池并进行检查是发现问题后的补救措施，只要检修后车辆符合国家质量要求以及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就不存在撤销合同的问题，即便车辆存在一定瑕疵，也仅为瑕疵交付，不构成欺诈。本院经审理确认事实如下：2016年12月14日，原告与被告顶集公司签订《汽车代购合同》、《委托服务合同》各一份，向被告购买“中规保时捷卡宴S油混”轿车一辆，车辆单价为100万元，另含代办装潢、保险等费用，总计价款为1,103,300元，其中贷款50万元，三年利率15.5%。2016年12月8日，被告玖月公司向被告同宝公司付款963,344元用于订购“卡宴油混”轿车。2016年12月23日，被告玖月公司与案外人某某公司签订《汽车委托代购协议》，约定某某公司委托被告玖月公司代购一辆“卡宴油混”轿车，车价985,200元，提车时间2016年12月29日前。2016年12月27日，被告顶集公司向被告玖月公司付款965,200元用于购买前述“卡宴油混”轿车。2017年1月4日，被告同宝公司开具了一份开票金额为963,344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2017年1月10日，被告顶集公司将涉案保时捷“卡宴S油混”轿车以及购车发票交付给原告。2017年1月11日，原告缴纳了车辆购置税85,800元。2017年1月20日，原告因车辆冷冻液问题到杭州4S店进行保修时发现该车蓄电池在出售前进行过更换。原告遂以涉案车辆出售时各被告未将更换过蓄电池的情况告知原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构成欺诈为名，要求被告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赔偿三倍价款遭拒，故涉讼。上述事实，有在卷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主要争议为涉案车辆销售前已更换蓄电池的事实未告知原告是否构成欺诈？关于欺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是否构成欺诈，取决于被告方未将蓄电池已更换的情况告知原告是否可认定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对此，原告认为，其在购车时明确要求所购车辆是没有维修过的新车，被告方没有将更换蓄电池的情况进行告知即属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被告方认为，原告购车时并未约定车辆没有进行过维修，由于车辆在出厂后处于运输和库存状态，与出厂时的状态可能存在一定差别，故销售前都会再进行一次PDI检测，已确保车辆交付时符合质量要求，涉案车辆正是在销售前的PDI检测中发现了蓄电池问题，之后更换原厂蓄电池以解决该问题并通过了PDI检测，按照行业惯例，涉案车辆仍然属于新车可以正常销售，这种情况下被告方没有告知义务，不存在所谓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本院认为，销售前对车辆进行检测并更换相应零部件以确保交付的车辆符合相关质量标准或者合同约定一般情况下并无不当，除非更换的零部件并非原厂产品或者存在质量瑕疵以及更换行为本身将对车辆状况造成重大影响，否则车辆销售方并无法定义务要向消费者做出特别说明，如果车辆销售合同对此作出特别约定的，则可从其约定。故对于本案而言，首先，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对出售方是否需要告知更换情况进行过约定；其次，原告也无证据证明更换的蓄电池并非原厂产品或者存在质量瑕疵；再次，原告也不能证明更换蓄电池的行为对车辆状况造成了重大影响，如果不告知原告更换蓄电池的情况将严重影响原告对车辆状况的评估，进而对其购车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现有证据表明，被告顶集公司在出售涉案车辆时并不知晓蓄电池已更换的情况，另两个被告没有与原告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没有直接向原告告知的义务。综上，本院难以将未告知原告更换蓄电池的情况认定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无法认定被告方存在欺诈情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不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与被告顶集公司之间签订的《汽车代购合同》、《委托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而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看，应为车辆买卖关系。同样，被告同宝公司与被告玖月公司间以及被告玖月公司与被告顶集公司间亦为车辆买卖关系，被告同宝公司的开票行为不能否定车辆多次转手买卖的本质。原告认为被告方未告知其高压蓄电池已被更换的情况，属于欺诈，从现有证据看，依据不足，原告以此要求三被告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冷冻液问题，如果属实，也属买卖合同标的物质量瑕疵，原告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增军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37,627元，减半收取18,813.50元，由原告朱增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钱宏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严 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