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苏03民终3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洪梅，女，1970年7月12日，汉族，农民，住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侠，丰县孙楼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穆作旭，男，1984年10月5日，汉族，农民，住丰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前山，男，1953年2月16日，汉族，农民，住址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穆作培，男，1985年8月1日，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址同上。穆作旭、穆前山、穆作培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朝，江苏弘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洪梅、穆作旭与被上诉人穆前山、穆作培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丰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1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洪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侠，上诉人穆作旭、被上诉人穆前山、穆作培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保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穆作旭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为：1、一审中洪梅虽起诉了穆前山、穆作旭、穆作培三人，但在其诉状中及其庭审中均指认穆作培将其打伤，并未陈述穆前山、穆作旭对其有殴打行为，而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径行判令上诉人穆作旭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与事实不符，也难推偏袒一方之嫌。本案事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丈夫龚北京发生纠纷，龚北京及其亲属将穆作旭打伤，至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对洪梅实施殴打。2、洪梅虽然曾到医院看病但其治疗的伤情并不是穆作旭所造成，穆作旭与龚北京发生纠纷是2016年10月22日，洪梅当日虽去就医但根据病例资料显示其仅为极其轻微外伤，时过半月之后洪梅再去就医并诊断为骨折，试想如若当时被打骨折其疼痛程度远超过其头面部外伤，并且也不可能半月内不被发现，再者当时洪梅也进行了各项检查没发现有腿部受伤，如若当时腿部受伤洪梅在合理期间内不治重伤治轻伤明显不符合常理，洪梅后期治疗的病历资料显示不存在隐匿性骨折，从其病例记载治疗情况来看其病情也不是外伤造成，故洪梅的伤情与穆作旭的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一审法院判令穆作旭赔偿洪梅后期治疗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洪梅针对穆作旭的上诉答辩称：1、原审法院应认定直接侵权责任人系穆作培、穆作旭二人及穆前山，应认定以上三人共同侵权应负连带责任，全额赔偿洪梅的各种损失。2、原审法院认定的洪梅的伤为穆作旭所为，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穆作旭的上诉没有任何依据，故不能成立。穆前山、穆作培针对穆作旭的上诉答辩称：认可穆作旭的上诉意见。上诉人洪梅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理由为：l、原审人民法院以证人朱某，武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不采用二人的证言是错误的，是对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制度的曲解。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人民法院要根据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法律性全面收集认定证据。证人武某参与了打架的全过程。其在第一时间内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在庭审中的陈述是一致的，与上诉人的陈述也是一致的，与上诉人的损害结果相吻合，虽然武某与被上诉人有矛盾，但其作证的证言是客观的、真实的，与本案有关联性，从法律的角度讲，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且证人武某也能证明被上诉人穆作旭“抓住龚北京的老婆（指上诉人）就打”，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穆作旭、穆作培、穆前山共同将上诉人致伤。2、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的伤是穆作旭、龚北京共同所致，与事实不符，其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的观点与法律相悖。本案参与撕打的是穆作旭、穆作培、龚北京，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的伤查不清是谁所致，从“共同危险行为”法学侵权理论上讲，参与打架的以上三人均有可能致上诉人伤害，为何只认定穆作旭与龚北京是侵权者，而漏列了穆作培？因为上诉人的陈述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中均能证明穆作培是参与打一架的直接侵权者。是一审法院工作责任心不细所致，还是对共同危险行为法律概念的不理解所致？既然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凡参与者均应负连带赔偿责任，即穆作旭应负全额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穆作旭负60%的责任，依据何在？故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共同危险行为”，一是漏列责任主体，二是适用法律不当，不理解侵权责任法上的“共同危险行为”的法律术语的真正内涵。3、由于上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直接侵权责任人系穆作培、穆作旭二人，穆前山虽未直接参与打架，但在打架过程中起指挥领导作用，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九、十条，《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应认定三被上诉人共同侵权，应互负连带责任，全额赔偿上诉人的各种损失，而原审法院只认定穆作旭一人侵权，且适用按份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适用法律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穆作培、穆作旭、穆前山针对洪梅的上诉答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穆作培、穆前山不承担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本案中穆作旭也不应承担责任，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穆作旭对洪梅实施了侵权行为，一审法院仅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高度盖然性的推论判令穆作旭承担责任与事实不符，洪梅在一审中在其诉状及庭审中均指认是穆作培将其打伤，而通过法庭调查，既没有证据证明穆作培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穆作旭对其实施了侵权行为，洪梅方证据不足，不能判令穆作旭承担赔偿责任。2、从洪梅的受伤情况看，本案事发是在2016年10月22日，一审中洪梅提交的证据2可以看出，其最早拍摄片是2016年11月3日，并且没有查出任何骨折伤情，先后做了4次CT、磁共振，均没有明确诊断其有骨折伤情，事发后洪梅没有当即到医院治疗，况且洪梅治疗的是骨质增生、骨刺等疾病，这些疾病均不可能是因外伤造成，而是洪梅本身体质造成，如果是洪梅当时受到外伤并出现骨折，其疼痛程度应表现的很明显，不至于十几天后才到医院治疗，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将其后来治疗的费用作为损害范围进行判令，与事实不符，洪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驳回洪梅的上诉，支持穆作旭的上诉请求。洪梅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为：判令穆作培、穆作旭、穆前山连带赔偿医药费20547.80元、误工费9900元、护理费6600元、营养费140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照相费用60元，合计41211.8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2日，洪梅的丈夫龚北京与穆作旭及其家人发生争执，在发生厮打过程中洪梅在现场，其头部受伤。洪梅在丰县人民医院门诊部观察治疗14天，未发现腿部受伤，之后住院治疗腿部的损伤。从本县公安机关调取相关取证材料，其中公安机关对武某的询问笔录中，武某反应穆作培、穆作旭对洪梅进行了殴打，其中穆作培用车钥匙朝洪梅脸上打，并把洪梅踹到在地上，洪梅脸上的伤系穆作培所致，但从该笔录中也反映出武某承认与穆作培之间已经存在矛盾；另一被调查人朱某向公安机关反映听穆作培说在此次打架过程中用车钥匙打人，导致车钥匙、挖耳刀损坏，但朱某承认与穆作培在合伙做生意方面存在经济矛盾，从丰县公安机关依职权调取的另一份接处警详细信息中得到印证：2017年4月20日，被告穆作培与朱某矛盾激化，发生厮打并报警。洪梅受伤后在丰县人民医院门诊处治疗，又于2016年11月5日住院，同年12月14日出院。该医院2016年10月22日出具的疾病诊断书显示其伤情为左眶周皮肤裂伤，左眼眶外缘皮下异物，全身软组织挫伤。住院后，其病案显示右胫骨髁间隆起撕脱性骨折。其前后治疗费用计20553.2元。以上事实有从丰县公安局调取的相关询问笔录，洪梅的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病案、医疗费发票等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反映穆作培、穆作旭殴打洪梅的证人朱某、武某与穆作培之间存在矛盾，与穆作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不予采信。排除以上证据后，洪梅无其他证据证实自己被穆前山、穆作旭、穆作培打伤，但洪梅在打架现场又实际存在受伤的后果。洪梅在公安机关对其问话过程中已肯定被告穆前山没有对其殴打，洪梅的丈夫龚北京与穆作旭在发生打架过程中均具有导致洪梅受伤的高度盖然性，可以认定二人作为共同危险行为人，为此，穆作旭对洪梅身体受到伤害应承担相应的部分责任，酌定其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穆作旭对洪梅身体损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应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结合原告的伤情及住院时间、护理情况等，认定洪梅因本次纠纷产生的损失为：1、医疗费：根据其提供的医疗费发票，结合其病案、病历、诊断证明等予以核实，洪梅主张的医疗费20547.80元未超出其实际开支。2、误工费：洪梅从治疗到出院共54天，其身份为农村居民，根据江苏省相关部门颁布的收入统计数据，每天为48.2元，计：48.2×54=2602.8元。3、护理费：按每日80元计算，其护理费计：80×54=4320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50元计算，洪梅主张的护理费2700元不超出标准。5、营养费：洪梅主张1404元的营养费不超出相关标准。6、用于鉴定伤情的拍照费用为60元。以上各项费用合计为31634.6元。综上所述，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及对穆作旭承担责任的划分，对洪梅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其余经济损失应由其自理。遂判决：一、穆作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洪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拍照费用，合计18980.76元。二、驳回洪梅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穆作旭负担120元。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是：1、洪梅的受伤是否与穆作旭等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2、穆前山、穆作培、穆作旭应否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法院确定的责任比例是否恰当。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证。据此，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不属于不能作为证人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该规定也没有规定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只是强调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以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为由一概否定该证人证言的证据力于法无据。本院认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在有其他证据佐证给予补充、加强的情形下，该证人证言通过补强证据规则，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公安机关对武某的询问笔录中，武某反映穆作培、穆作旭对洪梅进行了殴打，其中穆作培用车钥匙朝洪梅脸上打，并把洪梅踹到在地上，洪梅脸上的伤系穆作培所致；另一被调查人朱某向公安机关反映听穆作培说在此次打架过程中用车钥匙打人，导致车钥匙、挖耳刀损坏。而洪梅在丰县人民医院的疾病诊断书记载：左眼眶外缘皮下异物；2016年10月27日的疾病诊断书还记载，在透视下取出金属异物一个。尽管笔录显示武某、朱某与穆作培之间存在矛盾，但是武某陈述的打架过程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基本一致，武某、朱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与洪梅病历诊断记载也能够相互印证，武某、朱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洪梅受伤系共同危险行为所致，该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结合武某与朱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公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以及洪梅病历诊断，本院认定穆作培、穆作旭对洪梅实施了侵权行为，二人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合双方打架的起因、过程、参与程度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穆作培、穆作旭应对洪梅承担70%的赔偿责任。由于洪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穆前山对洪梅殴打有共谋或实施了侵权行为，洪梅关于穆前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另外，穆作旭主张洪梅的伤情与其无因果关系，但是洪梅2016年10月22日当天的病历体检部分记载，左眼处的有两处不规则伤口、肩部皮肤擦伤，腰部及双下肢痛。2016年11月5日的入院记录记载：半月前被打伤到右膝部肿胀，经诊断，洪梅的伤情为右胫骨隆起撕脱性骨折，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及洪梅的病历记载及受伤治疗部位，一审法院的该项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穆作旭关于洪梅的伤情系其自身原因所致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洪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穆作旭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丰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1民初1820号民事判决；二、穆作培、穆作旭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洪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费用，合计22144.22元。三、驳回洪梅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穆作旭的上诉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穆作培、穆作旭负担130元。由洪梅承担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穆作培、穆作旭负担385元。由洪梅承担16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超审 判 员  赵淑霞审 判 员  黄传宝二〇一八年九月十日法官助理  沙 莎书 记 员  薛淑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