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闽0203行初392号 原告孙强，男，198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 原告赵晓娜，女，1985年12月26日出生，满族，住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代理人孙长久，男，1954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湖里区，系原告孙强之父。 委托代理人郑志宁，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362号建设大厦4楼。 负责人陈锦良。 出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黄依柱，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咏晖、林翠婷，福建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强、赵晓娜不服与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行政协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孙长久、郑志宁，被告副主任黄依柱及委托代理人陈咏晖、林翠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4月28日，原告赵晓娜与被告签订编号为SP-2017-017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回购协议，载明：赵晓娜购买的保障性住房坐落于鼓锣二里26号1301室，因已拥有其他住房，申请退房。随后，双方在协议中就退房办理、房屋交接、购房款退款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约定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现两原告不服上述协议，诉至本院。 原告孙强、赵晓娜诉称，2014年11月4日，赵晓娜通过申请轮候获得鼓锣二里26号1301室的购买资格。2016年1月14日，赵晓娜与被告签订厦门市保障性商品住房销售合同书，以总价554580元的价款购买上述房产。为方便老人照顾原告女儿，以及就近入园获得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孙强父母将其名下位于湖里区××室房产67%的产权份额单独赠与原告孙强一人所有并办理登记手续。2017年2月20日，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在缺乏依据的情况下向孙强发出关于退出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通知书，以孙强家庭又拥有其他住房为由并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责令两原告应当退出所购买的上述保障性房产。原告收到通知后，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信访，但被告等有关部门仍然坚持错误决定。赵晓娜迫于压力，于2017年4月28日与被告签署案涉回购协议并办理退房手续。原告认为，“申请家庭”与“申请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本质区别，“申请家庭”是“申请家庭成员”组成的组合体，但两者并不等同。无论是《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还是《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仅针对“申请家庭”。但原告孙强在湖里区南山路221号502室所占的67%产权份额已经明确是属于原告孙强单独所有的个人财产，是为了解决子女的入学问题，不能作为两原告的家庭共同财产。被告作为保障性住房的行政管理部门，擅自扩大了法规及规章的适用对象并错误认定了事实，给原告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伤害及经济压力。综上，原告赵晓娜与被告签订的回购协议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1.《房号单》，证明2014年11月4日，原告赵晓娜通过申请轮候后获得了鼓锣二里26号1301室的购买资格并由被告向原告赵晓娜发出了《厦门市保障性住房房号单》； 2.《销售合同书》，证明2016年1月14日，原告赵晓娜与被告之间签订了编号为SP-7-2014-003958的《厦门市保障性商品住房销售合同书》，以总价人民币554580元的价款购买了房产； 3.《退出保障性住房的通知书》，证明2017年2月20日，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向原告孙强发出了编号为SJ022的《关于退出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通知书》，以原告孙强的申请家庭又拥有其他住房为由并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责令二原告应当退出所购买的房产； 4.《申诉书》、《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收到通知后，即以坐落于湖里区南山路221号502室非原告的家庭住房等为由先后向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提出申诉书并信访至被告。但被告及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仍然坚持其错误的决定； 5.《回购协议》，证明在申述无效的情况下，迫于压力，原告赵晓娜被迫于2017年4月28日与被告签署了SP-2017-017的《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回购协议》并办理了退房手续； 6.《赠与合同书》、《产权证》，证明为了方便老人照看孙女，同时也为了让女儿可以就近入园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按照孩子入园的政策要求，2016年5月26日，原告孙强的父母将坐落于湖里区南山路221号502室67%的产权份额单独赠与原告孙强个人所有并办理了登记手续； 7.《复查申请》、《处理意见书》，证明原告又先后向厦门市建设局及厦门市信访局进行信访，但仍然未能纠正被告的错误行政行为； 8.《通知》，证明原告孙强受赠是基于孩子入学需要； 两原告还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据： 1.《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 2.《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 3.《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4.《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管理办法》； 5.《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说明》。 被告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办公室辩称，一、案涉《销售合同》及《回购协议》的法律性质系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属于民事合同，基于该等民事合同产生的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二、因原告申请家庭拥有其它住房，合同双方已经协商一致解除《销售合同》，并办理退房、退款及撤销合同备案手续。三、2017年6月9日，厦门市建设局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说明》，放宽对拥有其它住房必须退房的要求，其中拥有其它住房情形之一的继承、受赠其它住房的部分产权不再要求退房。该政策适用于2017年6月9日实施后社会保障性住房申请家庭拥有其它住房的情形，不适用于本案。综上，本案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且原告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提供如下证据： 1.《厦门市保障性商品住房销售合同书》（2016年1月14日）； 2.《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回购协议》（2017年4月28日）； 证据1-2证明，案涉《销售合同》及《回购协议》的法律性质系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 3.《赠与合同书》（2016年5月26日）； 4.不动产权证； 证据3-4证明，原告孙强在取得保障性商品房后又拥有了其它住房：拥有坐落于湖里区××室××房产67%的产权份额。 5.《关于退出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的通知书》（2017年2月20日）； 证据5证明，原告申请家庭在拥有其它住房后未主动向被告申报退出保障性商品房，被告遂委托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办理退房手续。 6.《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退房申请》（2017年4月1日）、《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商品房）回购协议》（2017年4月28日）； 7.《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凭证》； 8.《房源回购及退房办理单》； 9.《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验收交接表》（2017年5月17日）； 10.支票存根、进账单、收据（2017年6月7日）； 证据6-10证明，两原告主动申请退房，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销售合同》，并办理退房、退款及撤销合同备案手续。 被告提供如下法律依据： 1.《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3.《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体现案涉回购协议违法。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据此，本院对在案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两原告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7月9日登记结婚。2014年11月4日，原告赵晓娜作为申请人，依照程序获得鼓锣二里26号1301室保障性商品房购买资格。2016年1月14日，原告赵晓娜与被告签订关于案涉保障性住房的销售合同及补充合同，对于案涉保障性住房的交付、使用、退出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6年5月26日，原告孙强父亲孙长久及母亲张丽杰将其名下位于湖里区××室房产67%份额赠与给孙强个人所有，并办理权属登记。 2017年2月20日，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出具关于退出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的通知书，认定：原告家庭在取得案涉保障性住房之后又拥有其他住房，即湖里区南山路221号502室房产。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该申请家庭应当退出购买的保障性住房。请于2017年2月28日前至厦门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办理退房手续。逾期未办理退房的，将上报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处罚等措施处理，相关违规行为将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相关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进行陈述、申辩并提供相关证据。 2017年4月1日，原告赵晓娜及孙强提交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退房申请，以已拥有其他住房为由申请退房，并明确因退房造成的一切后果，均有两原告自行承担。 2017年4月28日，原告赵晓娜与被告签订案涉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回购协议，对退房事宜达成相关协议。随后，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亦受理并办理上述退房的登记事项。 2017年5月17日，原告赵晓娜与被告办理退房事项，双方确认房屋按照协议约定退还完毕。 2017年6月7日，被告按照协议约定，将购买房款547971元退还给原告赵晓娜。 另查明，原告孙强父亲孙长久因对于保障性住房管理部门的退房通知不服，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交书面异议，认为其赠与孙强的房产系孙强个人财产，不属于孙强与赵晓娜的家庭财产，不属于《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申请家庭拥有的其他住房”，要求撤销相关退房通知。被告、厦门市建设局以及厦门市人民政府先后以信访处理方式答复孙长久，确认两原告目前名下房屋状况符合退房规定，应当按照规定配合退出案涉保障性住房。 还查明，2017年6月19日，厦门市建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说明》，其中第四条关于拥有其他住房明确保障性住房家庭成员仅继承、受赠其他住房的部分产权，不受本规定限制。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诉讼意见，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 首先，原告请求撤销案涉回购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从案涉回购协议看，协议主体双方一方系保障性住房购买人，一方系保障性住房主管部门，其协议内容系行政机关为实现保障性住房管理目的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协商订立，可以纳入行政协议范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相关规定内容看，对于行政协议的合法有效性提出异议的，应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其次，关于案涉回购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就签订的协议主体而言，符合《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第四条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从协议签订的效力看，案涉协议确实系原告赵晓娜签署，且结合其他的退房申请、房屋清退交付、购房款退还等证据材料综合判断，未发现存在被迫签署协议等情形。两原告虽主张迫于压力签约，但无证据支持，不影响案涉协议的有效性。从协议签订的内容看，原告主要针对协议的事实基础，即原告赵晓娜申请家庭已经拥有其他住房的事实认定存在异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申请家庭已经取得社会保障性住房后又拥有其他住房的，应当主动向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并退出社会保障性住房。退出的社会保障性住房由市住房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按规定及合同约定收回。本案中，两原告家庭购买保障性住房后，原告孙强随后确实从其父母处获赠湖里区南山路221号502室部分权属。从当时规定看，被告认定该情况为申请家庭另外拥有其他住房，并无不当。原告赵晓娜办理退房手续之后的政策调整，并不影响当时案涉回购协议的合法性。但需要说明的是，保障性住房问题涉及老百姓重大切身利益，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或者调整相关政策法规时，应全面研判，多方论证，在确保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应注重稳定性、前瞻性和新旧规定的衔接问题，既要杜绝借政策之便牟不当利益的情况，也要避免误伤财产权益合法流转行为，以便切实保障有正当需求的申请家庭的合法权益，最大化发挥保障性住房的居住属性和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原告赵晓娜与被告签订回购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并未发现违法之处，两原告要求予以撤销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强、赵晓娜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诉讼费50元，由原告孙强、赵晓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简振环 人民陪审员  邹 华 人民陪审员  陈小尝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吴晨郁 代书 记员  吕致鹏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