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沪72民初2485号原告：上海中鄂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5号3376室。法定代表人：柳新超，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王华，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进，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市金辉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坝头社区坝翔商业街A12栋5A房。法定代表人：李崇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徐剑锋，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莫曲平，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周先国，男，汉族，1975年10月9日出生，住浙江省临海市上盘镇水路张村2-313号，身份证号332602197510098139。委托代理人：徐剑锋，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莫曲平，上海通泽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上海中鄂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东莞市金辉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被告周先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16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裁定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11月21日两次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并于同年12月18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进律师，被告周先国和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剑锋律师、莫曲平实习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7年1月4日，绥中县古城粮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城公司）与中储粮营口储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约定由古城公司向中储粮公司出售约10000吨玉米，单价为人民币1680元/吨，交货地点为买方指定的“南方大船板上”。随后，古城公司委托原告将其中约5000吨货物由绥中港运至上海邬桥码头，原告安排两被告所属“金辉19”轮进行运输。2017年1月3日，涉案货物装上涉案船舶，两被告签发的水路货物运单显示，托运人为古城公司，货物数量为4990.84吨。2017年1月9日，涉案货物抵达上海邬桥码头，并于1月11日开仓卸货。当前舱货物卸至2/3时，发现舱底玉米潮湿发霉，经现场称重，受损玉米共176.825吨。后舱玉米完好。2017年1月14日，两被告致函古城公司，确认航行过程中前舱进水，愿意承担相应损失。其后，古城公司出具确认函，将上述货物损失索赔权转让给原告。原告认为，两被告作为涉案货物承运人，依法应对运输过程中发生的货损承担责任，原告依法取得托运人的权利，有权以自己名义向两被告索赔。据此，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97066元及该款项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7年8月16日起计算至两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两被告共同辩称：1、原告无权对两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与两被告并无运输合同关系，其系基于古城公司转让索赔权提起诉讼，但古城公司与两被告之间亦无运输合同关系；索赔权即是损害赔偿请求权，系依附于合同债权的一种救济权，并不是完整的民事权利，不能单独转让；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已向古城公司赔付了24万元，古城公司就该部分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消灭，更无权转让给原告。2、原告无证据证明货损是由于承运人过错导致，根据两被告提交的检验报告显示，货损是由于货物水分过高所致，承运人对此无需承担赔偿责任。3、关于损失金额，涉案货物并未全损，但原告在卸货时未采取合理措施将受损货物与完好货物分离；货物卸下后，原告也未做减损处理，而是在卸货后一个月才对货物进行检验，其货损检验报告并非第一时间作出，不能证明货物损失程度；此外，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货物如何处置的证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水路货物运单，2、“金辉19”轮船舶国籍证书和船舶基本信息，以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以及两被告系涉案货物的承运人。3、大连华正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正检验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以证明货物装船时品质良好。4、两被告共同出具的函，以证明两被告承运的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两被告确认愿意赔偿损失。5、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检验上海公司）出具的残损鉴定，以证明涉案货物受损数量和程度。6、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7、古城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单价。8、古城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以证明古城公司将涉案货损的索赔权转让给原告。9、EMS快递单及相应的快递单网上查询信息、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将涉案货损索赔权转让的事实告知了两被告。10、上海谛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谛诚公估公司）徐汇营业部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以证明该营业部因未进行年检及注册地址无法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11、中储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涉案货物的单价及涉案受损货物的发货人及所有权人为古城公司，其享有货损索赔权。12、古城公司出具的关于“金辉19”轮玉米受潮处理意见，以证明古城公司与原告达成协议将涉案货损索赔权转让给原告，故原告具有诉权。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运单不能证明运输合同关系，应以两被告签订的租船合同为准。对证据2和3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上所写内容系周先国为配合货方向保险公司索赔而根据原告的要求所写，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检验人员系事后检验，无法确定其检测的玉米就是涉案运输的玉米，且未采用科技手段对受损玉米的数量进行检测。对证据6采购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合同原件与复印件不一致。对证据7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总价与发票金额不一致。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索赔权不能转让。对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公司与被告公估报告中的公估公司名称不一致。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货物单价证明力不足。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古城公司已经获得了货损赔偿金人民币24万元，就该部分损失向任何第三方索赔的请求权已经消灭，对于其余损失，认为古城公司与两被告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古城公司对两被告并无任何债权可以转让。本院认证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6、7、8、9、11、12之间可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能够证明古城公司系涉案货物的托运人，两被告系涉案货物的共同承运人，涉案货物贸易单价为1680元每吨，货物出运前状况良好，古城公司确认在货物受损后获得了原告支付的相应赔偿款，并同意将相应受损货物的索赔权转让给原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确认。证据4确系两被告出具，对其证据效力可予确认，但因其内容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存在矛盾，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5的证据效力可予认定，但因检验时间系在发现货损一个月后，并不能客观反映货物在运输期间的受损情况，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可。证据10系针对谛诚公估公司徐汇分公司，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谛诚公估公司也对此作了说明，其徐汇分公司之所以被显示经营状态异常，系工商管理部门与其徐汇分公司之间沟通有误所致，现网上经营状态已恢复正常，综上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两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共同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谛诚公估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及附件，以证明涉案货物系由于自身水分含量高，积载于船舱底部的货物无法散热导致霉变。2、泛华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以下简称泛华辽宁公司）出具的公估意见书，以证明该意见书对货损原因的结论为“不排除装船时船舱底部有积水或者由于玉米含水量问题导致舱内货物水分无法蒸发或通风不良导致货物受潮霉变”，结合原告证据3，在货物装船时船舱是干燥清洁的，故只能是货物本身原因导致霉变。3、航次租船合同，以证明两被告系接受案外人洋浦顺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委托进行涉案运输，与原告无合同关系。4、公估报告所附现场勘验照片，系对证据1公估报告的补充，证明内容与证据1相同。5、周先国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被告周先国因收货人不愿卸货而被迫出具了原告证据4中所提交的函。6、周先国与洋浦公司负责人秦世杰的电话录音、秦世杰向周先国提供的原告法定代表人柳新超的信息，以证明柳新超的身份。7、柳新超与周先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货物残值至少为人民币800元每吨。8、周先国与秦世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周先国的银行收款记录，以证明涉案运输先由原告委托大连国润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润公司），国润公司再委托了洋浦公司，洋浦公司又委托了两被告，两被告与原告之间无直接的运输合同关系。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公估报告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报告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系货物本身原因导致霉变。证据3无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非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可。证据4，仅从照片无法看出拍摄时间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仅是被告周先国的单方陈述。对证据6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柳新超系原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中告知函里提到的货物残值人民币800元每吨，是货方为了尽快处理纠纷而提出的和解金额，最终经过检验发现货物已全损。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两被告未提供完整的聊天记录，根据现有内容也仅能证明两被告与洋浦公司之间存在租船合同关系，与原告所主张的原、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不矛盾。本院认证认为，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8可相互印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均予确认，关于证明力方面，证据1公估报告中关于货物残值的认定结论缺乏科学方法和其他有效证据支持，证据3和8虽然证明了两被告与案外人存在租船合同，但并不能就此否定两被告与他人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可能，以及两被告作为实际承运人运输涉案货物的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1残值认定部分的证明力和证据3、8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在没有其他相反优势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两被告其他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可。本院查明：2017年1月4日，中储粮公司与古城公司签订中储粮粮食采购合同，约定由古城公司向中储粮公司出卖10000吨玉米，质量标准中约定水分≤14.0%，单价为人民币1680元/吨，付款方式为中储粮公司按照古城公司粮食在绥中港平仓的数量支付90%货款，剩余货款待中储粮公司货到南方港口验收合格并收到古城公司全额发票后根据结算清单结清，交货时间为2017年1月4日至1月10日，交货地点为南方大船板上，运输方式为汽运，货物运输由古城公司负责。庭审中原告表示合同中运输方式汽运系笔误，实际为海运。2017年1月5日，两被告出具水路货物运单，其上记载的托运人为“古城公司（代中储粮公司）”，船名航次为“金辉19”轮1701航次，起运港为绥中港，到达港上海邬桥港，收货人为上海中储粮储备有限公司，约定装船日期为2017年1月3日，货物名称为玉米，数量为4990.84吨，托运人签章处加盖有古城公司业务专用章，承运人处盖有“东莞市金辉航运有限公司金辉19”字样印章。该运单左上角同时注明：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力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2017年1月9日，华正检验公司就上述“金辉19”轮承运货物出具装货港检验报告，其上记载的装货时间为2017年1月3日22:30至2017年1月6日13:30，装货前船舱干燥、清洁、无异味，货物取样水分测试结果为1舱货物水分13.8%，2舱货物水分13.9%。2017年1月9日，“金辉19”轮到达上海邬桥港码头并开始卸货。同年1月14日，在卸货过程中，收货人发现1号舱底部部分玉米有霉变发黑的现象，于是停止卸货。同日，两被告向古城公司发函称，涉案货物运输中遭遇大风浪，造成前舱底部水湿霉变，并承诺如保险公司不赔偿损失，船方愿意承担相应损失，并附注实际损失应减去残值的价值，数量以码头实卸吨位为准。被告周先国在庭审中称，因卸货时发现前舱底部部分玉米霉变，货方拒绝继续卸货，经其与货方多次沟通，货方提出准备以航行中遭遇风浪导致货损为由向货方保险公司索赔，但要求船方出具一份货物因风浪致损的情况说明，其为尽快卸货避免船期延误，才出具了上述函件。2017年2月14日，中国检验上海公司受原告委托派鉴定师赴上海浦江仓储有限公司2号仓库，对现场176.825吨玉米进行鉴定，结论为玉米霉变情况较为严重，已经无法食用或者作为饲料使用，故认定全损。2017年2月20日，古城公司出具关于“金辉19”轮玉米受潮处理意见称，其与原告就上述货损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由原告向古城公司赔偿人民币24万元，古城公司将与货损有关的索赔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后续原告向承运人及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索赔后，所得款项高于人民币24万元的，另行扣除律师费、检验费等在索赔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后支付给古城公司。之后，古城公司又出具确认函称，涉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坏，将与货损有关的索赔权利全部转让给原告，由原告全权处理，包括以原告名义向相关方进行追偿等。2017年7月27日，古城公司将上述确认函通过EMS快递给两被告并均已签收。同时以微信方式向周先国发送了上述确认函。2017年6月16日，谛诚公估公司出具公估报告，报告内容为：2017年1月14日，谛诚公估公司受金辉公司委托派检验师前往上海邬桥港码头，发现1号舱底部约有176吨玉米没有卸货，其中有若干小摊的发黑“烧焦”玉米，数量不多。检验师、周先国与码头方协商希望能够将受损玉米分开卸货但遭到拒绝，码头方表示因收货人拒绝收货，他们不准备卸货。后经协商，上述1号舱剩余部分玉米于2017年1月15日开始卸货，但未区分受损货物与未受损货物，该部分货物被单独存放于码头仓库内。2017年1月16日，检验师又至上海浦江仓储有限公司仓库，对卸下的受损货物进行检验。报告认为，“金辉19”轮运行状况正常，船舱没有进水现象。受损玉米出现在1号舱底部，各处分布若干小摊，现象为发黑烧焦。经用硝酸银滴定检测，受损玉米系受淡水水湿。根据华正检验公司在装货港出具的报告，涉案玉米水分在“13.8％－13.9％”，接近指标值14％，属于偏湿型，由于北方温度低，而航程向南温度升高，造成玉米表面结冰体融化和水分析出，积载于船舱底部的玉米因温度高、散热不好，而发生少量玉米自燃后发黑的情况。报告还认为，受损玉米总量为176.825吨，但如能将好、坏货物分开卸的话，最大损失也不会超过20％，即35.365吨，经网上查询玉米残值价为人民币1100元/吨，另有码头卸货困难作业费人民币17682.50元，总计受损金额为人民币31359.05元（按不含增值税价格计算）。另查明：涉案船舶“金辉19”轮登记船舶所有人为金辉公司和周先国。原告法定代表人柳新超曾于2017年2月16日通过微信向周先国发送了泛华辽宁公司的公估意见书及古城公司的告知函。泛华辽宁公司的公估意见书对货损原因分析认为，不排除在装货时船舱底部有积水或由于玉米含水量问题导致舱内货物水分无法蒸发或通风不良导致的货物受潮霉变现象，并据此认定本次事故不属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古城公司在告知函中称，保险公司认定本次事故为船方责任拒赔，根据金辉公司出具的保函，涉案货损应由金辉公司承担，并表示涉案受损货物在库内堆放1个多月后已经出现发热现象，残值越来越低，损失会继续扩大，要求金辉公司在三日内给出处理意见，并赔偿损失，否则将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受潮玉米，同时表示发函当时玉米残值的市场价为人民币800元/吨。2017年10月30日，中储粮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由“金辉19”轮1701航次承运的货物在运抵上海交给中储粮公司指定的货物接收人之前，所有权归古城公司所有，由于运输途中发生货损，对受损货物中储粮公司已拒收。本院认为：本案系沿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和两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涉案货损原因以及损失数额的确定。一、关于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被告对于涉案货物由两被告共同承运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古城公司与两被告之间并无运输合同关系，并且古城公司无权向原告转让货物索赔权利，故原告不能据此向两被告索赔。本院认为，首先，从金辉公司签发的水路货物运单来看，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虽为古城公司（代中储粮公司），该记载方式系为满足古城公司和中储粮公司买卖合同的需要，实际向两被告交付和托运货物的仍是古城公司，古城公司亦在运单上的托运人处盖章确认，中储粮公司也在事后确认涉案受损货物的所有权和索赔权均归属于古城公司。虽然古城公司和两被告之间未另行签订书面运输合同，但两被告已以古城公司为托运人签发水路货物运单，其内容包含合同要素，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明。其次，即便如两被告主张其系与洋浦公司之间存在航次租船合同关系，亦与两被告和古城公司之间建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不相抵触，不足以据此否定两被告与古城公司之间凭借运单而成立的沿海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再次，双方当事人在水路货物运单上确认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的有关权力义务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虽然该规则作为规范性文件已经失效，但当事人仍可以通过合意的方式将该规则约定为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内容，依照该规则第四十六条“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该项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以及第四十七条“根据本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当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时，本规则对承运人责任的有关规定，适用于实际承运人……”的规定，两被告作为涉案运输的实际承运人仍然对运输期间发生货物损坏负有责任，除非两被告能够证明损坏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等，方可免予承担责任。综上，本院认定古城公司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两被告既是涉案运输的共同承运人又是实际承运人，古城公司作为托运人有权向两被告主张运输合同项下货损赔偿的权利。在案证据显示，古城公司已将该货损索赔权利转让给原告，原告取得该索赔权利于法不悖，故原告有权就涉案货损事故向两被告提起索赔。关于货损原因及损失数额。本院认为，涉案受损货物经硝酸银检测为淡水，故可排除航行过程中海水进入船舱致货物受损的可能。根据原、被告诉辩主张和庭审调查情况，涉案货物霉变受损的原因存在以下几种可能：船舱顶部进水、船舱底部渗水、货物本身含水以及装货时舱底积水。1、由于受损玉米出现在1号舱底部，上层玉米均完好，如船舱顶部进水则应上层货物受损严重，故可排除船舱顶部进水的可能。2、受损玉米出现在船舱底部朝上中间位置且不规则的分散在各处呈若干小摊，如船舱底部污水井渗水，污水井周边玉米和与船舱底部接触的玉米应受损严重，但货物受损状况并非如此，又根据检验人员在现场对“金辉19”轮船舶状况的勘查，该轮船舶状况均属正常，无证据证明在航行过程中出现进水、漏水现象，据此可以排除船舱底部渗水的可能。3、涉案货物系受淡水水湿，经装港检测，涉案货物自身水分含量达13.8％－13.9％，且从北方低温港口装船运至南方，温度随航向不断升高，因此船舱底部玉米因通风不良温度升高导致玉米内部水分析出和表面结冰体融化致货物霉变的可能性很大。为涉案事故赴现场调查的两家保险公估公司泛华辽宁公司和谛诚公估公司均将货物本身含水量问题列为货物受损原因。4、虽然泛华辽宁公司在其公估意见书中还将装货时船舱底部有积水作为货物受损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但依据货方委托的华正检验公司所作的检验报告记载，涉案船舱在装货时干燥、清洁、无异味，故可排除装货时船舱底部有积水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两被告提供的谛诚公估公司的公估报告对于涉案货损原因的分析有理有据，在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报告结论意见的情况下，本院采纳该份报告关于货损原因的结论，即运输途中船舱底部货物因温度升高无法散热，货物内部水分析出或表面结冰融化导致水湿变质，进而认定涉案货物受损系货物自然性质所致，两被告无需对此承担货损赔偿责任。两被告虽曾向托运人古城公司发函，函中称运输途中遭遇大风浪导致1号舱底部货物水湿霉变，但现有证据足以推翻该函关于货损原因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原告关于两被告对受损货物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货损数额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中国检验上海公司的货损检验报告的记载，检验人员系在货损发生后一个月才赴仓库对受损货物进行检验，无法客观反映运输期间发生的货损数额，且该报告的全损结论与古城公司发送给两被告的告知函中提到的货物残值市场价800元每吨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认为，原告就涉案货物损失数额未能充分举证，对其全损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中鄂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756元，由原告上海中鄂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 旭人民陪审员 张 毅代理审判员 王寰瑾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胡 谦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