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0203行初115号原告：刘镜清，男，1958年9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刘镜其，男，1955年2月14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刘镜祥，男，196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刘镜灵，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刘志泉，男，199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委托代理人：刘镜清，男，1958年9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被告：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樟市街**。法定代表人：廖韶军，该镇镇长。委托代理人：黄建红，该镇综治维稳办副主任。委托代理人：何兴发，韶关市曲江区司法局樟市司法所工作人员。被告：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地址：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府前中路**。法定代表人：伍文，该区区长。委托代理人：李广华，韶关市曲江区法制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梁耀升，韶关市曲江区法制局行政执法监督股股长。第三人：刘兰厚，男，195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镜华，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廷初，男，195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委托代理人：刘廷皆，男，1951年7月18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廷祥，男，1950年4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廷明，男，1967年3月7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志钊，男，1946年7月10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刘廷秋，男，1948年6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第三人：钟献春，男，1959年11月6日出生，汉族，现住韶关市曲江区。原告刘镜清、刘镜其、刘镜祥、刘镜灵、刘志泉诉被告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樟市镇政府）、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曲江区政府），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钟献春镇政府行政确认、行政复议一案，五原告因不服被告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及被告曲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4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4月9日立案后，于2018年4月12日向被告樟市镇政府、曲江区政府及第三人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其他应诉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镜清（同时作为原告刘志泉的委托代理人）、刘镜其、刘镜祥、刘镜灵，被告樟市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建红、何兴发，被告曲江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广华、梁耀升，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刘廷秋、钟献春，第三人刘廷初的委托代理人刘廷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共同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酒江湖、挂神劈”山林权发生争议，被告樟市镇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对此不服，依法向曲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曲江区政府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韶曲府行复〔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对此不服，认为该决定书于事实不符，应当撤销，重新裁定。争议山地名为“酒江湖、挂神劈”，该山是顾农刘永桂（刘镜清爷爷的亲弟弟）在土改时分得本村三队房山茅地“酒江湖顶、挂神劈”山。农村集体化时生产队在争议山割茅烧石灰都没有其他村民争议过此山，1981年发自留山地证实，填的是“酒江湖顶”，其实际上指的是山顶的南面和北面。后经咨询村里老人，如在自留山证上填酒江湖顶，就会丢了背面的山劈，应填挂神劈，则包括了山的挂和劈，即山的南面和北面，才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因此，原告家族所持有的《自留山证》上关于挂神劈茅地的范围（四至为：东至坜，南至顶平地界，西至垠，北至横路），是指山顶的南面和北面，界址分明。原告持有的《自留山证》共有五户代表，其中刘镜其、刘镜清、刘镜祥、刘镜灵四人系亲兄弟关系，刘志泉是其四人堂兄弟的儿子，属堂叔侄关系。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林权争议的调处，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处理本次纠纷上应走访当地村民，问清历史情况，再作裁定。樟市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曲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原告自留山四至与争议山四至不相符，不支持原告主张的权利。第三人刘兰厚、刘廷初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中载明的四至范围并没有酒江湖范围，是在地平界以下。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曲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却将地平界以上的酒江湖定为刘兰厚、刘廷初家族所有，侵犯了原告的权益，为此，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的韶曲府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撤销韶关市××区樟市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三、依法要求韶关市××区樟市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决定。五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1、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NO.012267），证明争议山是原告方所有的。2、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证明被告樟市镇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3、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曲江区政府所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被告樟市镇政府辩称，一、本被告在收到申请人的山林纠纷调处申请后，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经调解无效，转入裁决程序。期间，多次召集双方当事人了解该争议地的相关情况，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查并召开研讨会，再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经查，争议山原告一方称“挂神劈”，第三人刘兰厚和钟献春称“粪箕窝”，第三人刘廷祥称“角”，东至“石头坎（石头）”，南至“担茅路”，西至“山顶”，北至“垠”，面积9.2亩。原告刘镜其、刘镜清、刘镜祥、刘镜灵四人系亲兄弟关系，刘志泉是其四人堂兄弟的儿子，属堂叔侄关系。原告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户主：刘镜其，地名“挂神劈”，四至：东至“”，南至“顶”，西至“垠”，北至“横路”，其南是山顶，而争议山位于山顶以南，因此原告的自留山“挂神劈”在山顶以北，故该证记载的“挂神劈”不在争议山范围。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户主：刘兰钦，地名：“粪箕窝”，四至：东至“坑”，南至“其仁”，西至“垠顶”，北至“石头”，备考栏注明“兰厚、兰钦二户”（刘兰钦已过世，现由其子刘镜华作为代表）。经现场勘查，其四至方向与争议山存在偏差，若将记载的四至顺时针方向转90度，即东至“石头”，南至“坑”，西至“其仁”，北至“垠顶”，则与实地吻合，涉及争议山约2.8亩。第三人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63《自留山证》，户主：刘其仁，地名：“角”，四至：东至“兰钦”，南至“坑”，西至“穿丰凹”，北至“燕子岩顶”，备考栏注明“此两处山岭属刘世仁、刘其仁、刘昌仁、刘洪仁、刘喜仁五户共有的房山。以上山岭情况属实，各户代表签名：刘廷钊、刘廷明、刘廷梅、刘廷初、刘廷祥”（刘廷钊更名为刘志钊，刘廷梅已过世，现由刘廷秋作为代表）。其四至与实地相符，其东至“兰钦”与刘兰钦的012270号《自留山证》记载的四至顺时针转90度后的西至“其仁”吻合。经组织第三人刘廷明、刘兰厚双方到现场核对界至，二人对界至一致认可，其四至与刘兰钦的012270号《自留山证》东西相邻，涉及争议山约6.4亩。在争议山东部，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和第三人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确认有一部分原是第三人钟献春的山林，经组织相关当事人到现场确认，东至“埂”，南至“小路”，西至“石头，北至“埂”，面积约3.5亩。此外，原告提供竹蒿潭村民小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044022109001JDSYMSY00048）及附图《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地名“石圆肚”，面积210亩，经确认，争议山在其四至范围内，属樟市镇××村委竹蒿潭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本被告认为，原告所持的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南至山顶，而争议山位于山顶的南面，该证的四至在争议山的北面，不包括争议范围，其以012267《自留山证》为依据主张争议山归其使用的理由不充分，被告不予支持。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其四至方向虽然与争议山有所偏差，若将记载的四至顺时针方向转90度，则与实地吻合，也与刘廷祥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63号《自留山证》东至“兰钦”相吻合，且第三人刘廷明、刘兰厚对界至一致认可，所涉争议山2.8亩，其提出对该2.8亩争议山的使用权主张，理由充分，予以支持，第三人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63号《自留山证》，其四至与实地相符，与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顺时针转90度后西至“其仁”相吻合，涉及争议山约6.4亩，其主张争议山6.4亩的使用权理由充分，予以支持。钟献春主张的3.5亩山林使用权，因该山林所有权归迳口村委会竹蒿潭村民小组，而钟献春非该村村民，并且钟献春无法提供林地权属属下屋村所有的凭证，根据《自留山使用规定》第一项“根据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条规定，为了鼓励社员种植造林发展生产。确定从集体山地中划出部分给社员作自留山，并特发此证”的规定，钟献春不是争议山林地权属者竹蒿潭村民小组的村民，其不具有从竹蒿潭村集体山中分得自留山的资格条件。、本被告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本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依法作出裁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本被告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樟市镇政府在法定举证时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明的事实：1、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证明原告所持有的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地名“挂神劈”的四至为：南至山顶，而争议山位于山顶的南面，因此，该证的四至在争议山的北面，不包括争议范围，其以012267号《自留山证》为依据主张争议山归其使用的理由不充分。2、编号为044022109001JDSYMSY00048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及附图《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证明第三人钟献春主张的3.5亩山林使用权，该山林所有权归迳口村委会竹蒿潭村民小组，而钟献春非该村村民，并且钟献春无法提供林地权属属下屋村所有的凭证，故其主张理由不充分。3、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证明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其四至方向虽然与争议山有所偏差，若将记载的四至顺时针方向转90度，则与实地吻合，也与刘廷祥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63号《自留山证》东至“兰钦”相吻合，且第三人钟刘廷明、刘兰厚对界至一致认可，所涉争议山2.8亩，其提出对该2.8亩争议山的使用权主张，理由充分。4、曲林证第012263号《自留山证》，证明经工作人员实地勘察，其四至与实地相符，与第三人刘兰厚、刘镜华提供的曲林证第012270号《自留山证》顺时针转90度后西至“其仁”相吻合，涉及争议山约6.4亩，其主张争议山6.4亩的使用权理由充分。5、现场勘查附图复印件，证明樟市镇政府在裁决前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山踏界情况。6、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证明该裁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曲江区政府辩称，一、本被告依法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手续完整。原告因不服樟市镇政府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于2018年1月22日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依法受理后，及时通知各方当事人，对樟市镇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了审查，并召集各方当事人前往实地了解情况，然后根据审查结果和调查情况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可以说，从受理、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到送达文书，被告都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程序合法，手续完整。二、樟市镇政府2017年12月15日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支持。原告因“酒江湖、挂神劈”山林地使用权属与第三人刘兰厚等八人发生纠纷，向樟市镇政府申请调解，樟市镇政府受理后，多次召集争议当事人了解争议地的相关情况，并组织当事人现场勘查。经调解无效后，樟市镇政府于2017年12月1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和《自留山使用规定》第一项的规定作出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本被告认为，樟市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法维持了该处理决定。综上，原告要求撤销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本被告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曲江区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并说明了欲证实的内容：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不服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曲江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韶曲府复立〔2018〕01号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呈批表，证明曲江区政府行政复议机关决定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机关曲江区政府通知原告受理其行政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机关曲江区政府就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樟市镇政府。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行政复议机关曲江区政府就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第三人。6、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送达凭证，证明行政复议机关曲江区政府已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分别送达各方当事人。7、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被申请人樟市镇政府作了书面答辩。8、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曲江区政府就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行政行为作出了复议决定。9、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曲江区政府已于2018年3月21日和3月22日将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给各方当事人。本案八位第三人述称，同意被告樟市镇政府、被告曲江区政府的答辩意见，其八人也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樟市镇政府提交的证据，五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4真实性有异议，三份《自留山证》界至不真实；对证据5有异议，没有组织全部当事人同时到场，原告不认可；对证据6有异议，不符合事实。对于被告曲江区政府提交的证据，五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7及证据9无异议；对证据8有异议，该份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本案八位第三人对本案两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两被告相互之间对对方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对于五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案两被告及八位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上的四至没有包括争议山范围；对证据2、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两被告所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由于五原告持有的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上地名“酒江胡顶”被涂改成“挂神劈”，本院要求被告樟市镇政府向本院提供该证的档案材料，被告樟市镇政府从韶关市××区档案馆复印了该证的存档资料，该证的存档资料显示，五原告持有的曲林证第012267号《自留山证》仅存在地名为“酒江胡顶”的自留山，而不存在地名为“挂神劈”的自留山，原告刘镜清称该处涂改乃当时填发该证的刘牛桂在发证两个月后应五原告要求涂改的。对于韶关市××区档案馆存档的NO.012267号《曲江县人民政府自留山证》，原告刘镜清、刘镜其、刘镜祥、刘志泉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本案两被告及八位第三人的质证意见为对存档材料无异议，但对涂改一事并不知情。经审理查明，五原告以原曲江县人民政府向刘镜其发放编号为NO.012267号的《自留山证》主张案外人钟善为从刘兰厚、刘廷祥等人处租用的山林的使用权为其五原告所有，樟市镇政府受理五原告的调处申请后，经过调查、现场踏界后查明，五原告称争议山为“挂神劈”，刘兰厚及钟献春称为“粪箕窝”，刘廷祥称“角”，东至“石门坎（石头）”，南至“担茅路”，西至“山顶垠”，北至“垠”，面积9.2亩，五原告中除刘志泉外，其余四人为亲兄弟关系，刘志泉为刘镜清等四人的堂兄弟之子。刘镜其持有原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该证第五栏证载“地名：酒江胡顶，种类茅地，面积2，东至，南至顶，西至垠，北至横路。”其南是山顶，而争议山位于山顶以南，故五原告的自留山“挂神劈”在山顶以北，该证记载的“挂神劈”不在争议山范围内。而原曲江县人民政府向刘兰钦颁发编号为NO.012270号的《自留山证》，该证第二栏证载“地名：粪箕窝，种类茅地，面积3，东至坑，南至其仁，西至垠顶，北至石头，备考：兰厚、兰钦二户。”该地名四至方向与山林实际的四至标示存在偏差，即证载的东为实地山林的南，证载的南为实际山林的西，证载的西为实际山林的北，证载的北为实际山林的东，涉及争议山林2.8亩，刘兰钦已经去世，由其子刘镜华作为户代表参与本次调处。同时，刘其仁获得原曲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编号为NO.012263号《自留山证》，该证第四栏证载“地名：角，种类茅地，面积2，东至兰钦，南至坑，西至穿丰凹，北至燕子岩顶，备考：此两处（包括另外一处名为长垠子的地名）山岭属刘世仁、刘其仁、刘昌仁、刘洪仁、刘喜仁五户共有的房山”，在该备考下，还填写有“以上山岭情况属实，各户代表签名“刘廷钊、刘廷明、刘廷梅、刘廷祥、刘廷初。”该地名涉及争议山林约6.4亩，后刘廷钊更名为刘志钊，刘廷梅去世后，由刘廷秋作为刘廷梅的户代表参与本次调处。且根据樟市镇××村委竹篙潭村民小组持有的编号为044022109001JDSYMSY00048的《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及附图《森林、林木、林地四至范围图》显示，争议山林位于樟市镇××村委竹篙潭村民小组所有的“石圆肚”山林内。樟市镇政府认为，五原告提交的NO.012267号的《自留山证》四至清楚，证载南至顶说明五原告的自留山在山顶以北，而刘镜华、刘其仁分别持有的NO.012270号的《自留山证》、NO.012263号的《自留山证》关于“粪箕窝”和“角”的四至载明北至顶，说明第三人的自留山在山顶以南，而经现场踏界发现，存在重合的争议山林均位于山顶南面，五原告提交的NO.012267号的《自留山证》并不包含山顶南面，故五原告主张山顶南面山林的使用权理据不足，而相关第三人的自留山证证载四至范围清楚，证载第三人主张争议山林的使用权理据充分，予以支持，第三人钟献春由于不属于竹篙潭村村民，其也未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享有涉案争议山林的使用权，故不支持钟献春享有案涉争议山林的使用权，为此，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和《自留山使用规定》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山东至“石门坎（石头）”，南至“担茅路”，西至“山顶石头”，北至“埂”，面积约2.8亩的林地使用权归刘兰厚、刘镜华所有；二、争议山东至“山顶石头”，南至“担茅路”，西至“石嘴”，北至“山顶垠”，面积约6.4亩的林地使用权归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志钊所有，并附有附图。五原告不服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1月16日向曲江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曲江区政府于2018年1月22日受理后，向樟市镇政府发送《行政复议答辩通知书》，要求樟市镇政府提出书面答辩并提交作出被复议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相关材料，还向钟献春等人发送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曲江区政府根据樟市镇政府提交的相关材料，并经现场踏界，认为刘镜清等人提供的自留山证，其四至与争议山四至不相符，对其主张的权利不予支持，第三人钟献春主张拥有3.5亩山林使用权，其权利主张亦不予支持，樟市镇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和《自留山使用规定》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故曲江区政府于2018年3月20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五原告不服，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原告刘镜其持有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与该证在韶关市××区档案馆的存档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第五栏地名“酒江胡顶”存在涂改，并改为“挂神劈”，同时在备考栏还注明有“镜桥、镜其二户。”五原告主张，“挂神劈”包含了山的挂和劈，即山的南面和北面，而如果仅仅填写“酒江胡顶”就会丢了北面的山劈，现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挂神劈”属于本案五原告为户主的家庭，四至范围为东至坜、南至顶平地界，西至垠，北至横路，包括了山顶的南面和北面。本院组织本案原、被告及第三人前往争议山林进行了现场勘察，相关当事人对现场进行了指认和确认，本院经勘察后所得争议现场结果与樟市镇政府及曲江区政府现场踏界基本一致，即:五原告所主张的山林使用权具体的范围为，山的北面横路，沿一小山谷向上（南）至山脊石头（五原告称该线为“坜”），再从山脊石头折往西南-西北方向沿担茅路至石嘴，石嘴往西偏北方向沿着山顶的北埂至山的北向山坡，再折向正北方向向下（北）至北面横路（原告称该线即为其《自留山证》证载“西至埂”），上述范围覆盖山顶的南北面；而刘镜华家庭持有的NO.012270号《自留山证》关于“粪箕窝”的四至方向与山林实际的四至标示存在偏差，即证载的东、南、西、北为实地山林的南、西、北、东，该证“粪箕窝”所载四至中的“石头”，即为前述山脊石头，四至中的“坑”在担茅路以南，四至中的“垠顶”，即为山顶，四至中的“其仁”，为刘其仁自留山；刘其仁持有的NO.012263号《自留山证》关于角的四至，东与刘镜华家庭持有的NO.012270号《自留山证》西界相邻，南至担茅路以南的“坑”，西至“穿丰凹”，北至“燕子岩顶”，上述范围包含了五原告所主张山林最西处地标“石嘴”。由此，五原告所主张的山林范围与除钟献春以外的第三人主张的山林范围存在重合，具体重合范围（即五原告与钟献春以外的第三人存在争议的范围）为东以石门坎（石头）为界，沿着东向山脊向上（西）至山顶石头，再由山顶石头继续向西偏南方向，至西石嘴位置，再从西石嘴位置折向东，沿着担茅路与东石门坎（石头）汇合，形成一三角形闭合区域。另外，钟献春主张在山顶的平地处，东至“埂”，南至“小路”，西至“石头”，北至“埂”，面积约3.5亩的山林使用权归其所有，就钟献春所主张权利的该部分山林，与五原告所主张权利的山林亦存在部分重合，但经现场勘察，该重合部分位于五原告主张山林界线中“正北方向向下（北）至北面横路”（即为原告所称其《自留山证》证载“西至埂”）线以西、偏南（该山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还查明，争议山林所生长的树木为桉树，在争议山林以北为茂密的松杂林，两种树林分界明显，且两种树林中的树龄差异明显：争议山林的桉树直径为20厘米左右，为近年所植，而争议山林北面的松杂林，有不少直径粗壮的松树，并非近年所植。对于本案的《自留山证》登载的面积，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并不是准确的面积。本院认为，根据《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为林权争议调处工作提供保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调处林权争议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调处林权争议的具体工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林权争议调处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管辖权和本条例的规定做好林权争议调处工作”、第五条“发生林权争议，应当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行政调处；对人民政府处理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樟市镇政府作为本案争议山林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具有受理五原告的山林争议调处申请并作出处理决定书的职权；五原告不服樟市镇政府的处理决定，亦有权向曲江区政府申请复议，曲江区政府作为复议机关，亦负有对五原告复议申请进行复议的法定职责。经过现场勘察及各方当事人现场指认、确认，本案争议山林位置确定，即为东至石头，沿着东向山脊向上（西）至山顶石头，再由山顶石头继续向西，沿着钟献春所主张的“北埂”，至西石嘴位置，再从西石嘴位置折向东，沿着担茅路与东石门坎（石头）汇合，形成一个闭合区域，该闭合区域内，存在钟献春所主张的东至“埂、”南至“小路”、西至“石头”、北至“埂”的山林。樟市镇政府、曲江区政府对于争议山林的范围确认正确，且经本院审查，两被告对该争议山林的实体处理正确无误，具体理由如下。《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当事人未取得前款规定的证书的，1981年至1983年开展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以及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是林权争议的处理依据。”第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以附图为准。历史不同时期的山权林权所有证、自留山证记载四至清楚的，以四至的地物标自然形成宗地的闭合线为准；四至地物标以其与宗地最近的结合边线为准；四至记载存在多个地物标的，按四至记载的最近的地物标确定四至；四至记载无法确定全部地物标的，以可以确定的地物标、记载的面积和自然地形确定四至，记载的面积不符合常理的除外。本条所称四至，是指山林座落地东、南、西、北或者周边具体界址。”根据上述规定，五原告持有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第三人持有的NO.012263号《自留山证》及NO.012270号《自留山证》均是处理本案山林争议的凭证，确定各持证人的山林使用权，亦应以登载的山林四至为准，且五原告持有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将“酒江胡顶”涂改成“挂神劈”未经发证机关认可，属于无效涂改，本院对该涂改内容不予认可。根据五原告提交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的内容，该证所登载的自留山四至为“东至，南至顶，西至垠，北至横路”，由此可知，该证登载的自留山位于山的北面，根据本院所要求原告指认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四至的界限，该处自留山实际位置为山北面横路向上（南）至东山脊石头，即确定争议山东至地标物，沿着东山脊向上（西）折向山顶，再沿着第一个北向山脊向下（北）至山的北面横路形成闭合区域，该区域整体位于山的北面，也即该区域实际并不包含本案争议山林的范围。对于此事实，从五原告诉状中亦可得到确认，五原告在起诉状中诉称：“1981年发自留山地证时，填的是‘酒江胡顶’，其实际指的是山顶的南面和北面，后经咨询村里老人，如在自留山证上填酒江湖顶，就会丢了背面的山劈，应填挂神劈，则包括了山的挂和劈，即山的南面和北面”，原告刘镜清确认“挂”和“劈”分别指山的南、北面，由此可知，证载“酒江胡顶”实际不能涵盖山的南北两面。五原告认为“挂神劈”可以涵盖山的南北面，而根据本案查实的案情，五原告提交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挂神劈”实际为发证后未经发证机关认可所涂改而成，该项涂改不具有法律效力。五原告在诉状中主张“挂神劈”的四至为“东至坜，南至顶平地界，西至垠，北至横路”，刘镜清在对五原告所主张的山林四至进行现场指认时，亦根据上述四至进行指认，超出了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酒江胡顶”所限定的四至范围，五原告以此主张争议山林的使用权，于法无据。而第三人持有的NO.012263号《自留山证》及NO.012270号《自留山证》，四至界址清楚，根据两证形成的闭合区域，包含了除钟献春所主张权利的山林以外的所有争议山林，对于该部分争议山林的使用权，樟市镇政府及曲江区政府确认分别归NO.012263号《自留山证》的持证人刘兰厚及持证人刘兰钦的法定继承人刘镜华、NO.012270号《自留山证》备考注明的刘廷初、刘廷梅的家庭代表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廷钊（刘志钊）所有，经核实，刘廷初、刘廷秋、刘廷祥、刘廷明、刘廷钊分别为备考注明的刘世仁、刘昌仁、刘洪仁、刘喜仁、刘其仁的后人，分别作为刘世仁、刘昌仁、刘洪仁、刘喜仁、刘其仁继承人代表参与调处，两证持证人家庭及其他已故人员的法定继承人均未提出异议，樟市镇政府及曲江区政府的上述处理决定有相应的证据支持，亦不违反法律规定。至于钟献春所主张的3.5亩山林使用权，经现场勘察，虽然亦在五原告所主张山林使用权的争议范围内，但正如前文所言，五原告持有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西至埂”，经刘镜清所指认，即为山向北延伸的北坡，而该线尚在钟献春所主张的3.5亩山林使用权以东，即五原告持有的NO.012267号《自留山证》证载自留山亦不包含有钟献春所主张权利的3.5亩山林，五原告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五人对于该3.5亩山林享有使用权，故樟市镇政府、曲江区政府不予确认五原告对该处山林享有权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钟献春的权利主张，因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对该处山林享有权利，而争议山林属于樟市镇××村委竹篙潭村民小组所有，钟献春又非该村民小组村民，故樟市镇政府及曲江区政府对钟献春的权利主张不予支持，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至于本案山林争议的处理程序和适用法律法规方面，樟市镇政府受理五原告的调处申请后，组织各方参与人多次对现场进行踏界，绘制了较为详尽的附图资料，在调解未果后于2017年12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东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条例》第九条作出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五原告不服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向曲江区政府申请复议，曲江区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受理，并再次组织各方参与人对现场进行踏界，在明确各主张权利方的权利范围后，认为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各方行政复议参与人，各方参与人对此均无异议，故曲江区政府的复议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未违反法定程序。综上所述，樟市镇政府作出的樟府〔2017〕16号《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及曲江区政府作出的韶曲府行复决〔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亦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之处，五原告诉请撤销上述两份决定书并要求樟市镇政府对本案的山林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理据不足，故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镜清、刘镜其、刘镜祥、刘镜灵、刘志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镜清、刘镜其、刘镜祥、刘镜灵、刘志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琼宇人民陪审员  曾细娥人民陪审员  周燕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周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