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2628民初1165号 原告：陈朝英，女，1959年7月6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死者黄某3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律师。 原告：谭某，女，1989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死者黄某3之妻。 原告：黄某1，男，2010年7月26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死者黄某3之子。 法定代理人：谭某，女，1989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黄某1之母。 原告：黄某2，女，2012年10月8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死者黄某3之女。 法定代理人：谭某，女，1989年2月11日生，汉族，住富宁县。系黄某2之母。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萍，云南玉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告：大理道路桥梁工程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大理州大理市下关镇感通路口子下段150米处。 法定代表人：刘学元，该公司总经理。 项目经理：董德雄。 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云南君山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告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与被告大理道路桥梁工程公司（下称：大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朝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光礼、原告谭某及原告谭某、黄某1、黄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陶丽萍、被告大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大理公司赔偿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17764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22日，谭某的丈夫黄某3与大理公司协商一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黄某3出租给大理公司项目部一台装载机，自2016年5月22日开始计算租金，租赁费为16000元／月。签订合同当日，黄某3按合同约定将租赁的装载机运送至约定工程地点，即国道323线剥隘至皈朝段亚行贷款公路养护工程项目部，并与该项目部口头达成协议，即由黄某3根据项目部的要求，随机操作该租赁的装载机，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从2016年5月23日起，黄某3将装载机租赁给大理公司后，其本人也向大理公司提供劳务，随机驾驶该装载机。2016年8月1日16时30许，黄某3与往常一样将装载机开到拌合场，后被一位到场加水的运输车驾驶员发现其坐在装载机的右后轮内侧，该驾驶员叫了黄某3几声，但其均无回应，驾驶员发现黄某3头部、胸部、腰背部等多处受伤且已无生命体征。后经富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黄某3的尸体进行检验，其头部、胸部、腰背部及肢体等多处表皮剥脱及挫伤，可以排除其损伤系工具性损伤作用的可能性，应为与钝性物体碰撞形成。事故发生后，大理公司于2016年8月5日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150000元赔偿款，剩余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经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与大理公司协商无果。综上所述，大理公司与死者黄某3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死者黄某3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事故致死，所产生的损失应由大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大理公司辩称，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要求大理公司赔偿黄某3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667764元，扣减大理公司垫付的1500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1.大理公司与黄某3之间只是机械租赁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黄某3到大理公司工地上驾驶其租给大理公司的装载机，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第二条约定“随机人员（人数）：1（司机1人，管理0人）”的附带义务，双方同时明确约定租金每月16000元，大理公司并没有与黄某3签订任何书面的劳务合同，更没有与其达成任何口头的劳务协议。虽然死者黄某3是按照项目部的要求在施工现场进行施工，但其作为机手并不是项目部的员工或者工人，黄某3只是按照双方约定作为机手对装载机进行操作，也并没有从项目部处获取劳务报酬或者工资，获得的只是机械租赁费，故大理公司与黄某3之间只存在机械租赁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2.黄某3是在下班时间对自己的装载机进行清洗维护时发生的意外事故，不存在来自第三方的侵权行为，也未能定性为安全事故，大理公司也无管理上的过错，同时双方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约定，黄某3应对自身的安全及意外事故负全部责任。3.黄某3意外死亡后，大理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出于人道主义愿意垫付了150000元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作为困难补助，而非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在诉状上所述的赔偿费用。4.富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云2628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查明黄某3租给大理公司的装载机是黄某3与彭传忠共同出资购买，实际的装载机老板应该是黄某3与彭传忠，本案中把大理公司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黄某3是农村户口，经济损失应当按照农村户口标准进行计算。综上所述，希望法庭查明案件事实，驳回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提交的1号证据户口簿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大理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4号证据借（领）款单及发票复印件一份），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机械租赁合同》,用以证明本案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于2016年5月22日签订《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黄某3向大理公司出租装载机一台，自2016年5月22日开始计算租金，租赁费为16000元／月，并由黄某3按照大理公司的要求操作该装载机，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2.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交的3号证据《协议书》，用以证明2016年8月1日16时30许，本案死者黄某3在大理公司工地上施工时间发生死亡事故，大理公司于2016年8月5日向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支付150000元赔偿金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故对待证事实不予采信。 3.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向本院提交的4号证据《接处警登记表》，用以证明（1）黄某3为大理公司项目部提供劳务，其从事的劳务为在龙头井石场驾驶装载机；（2）2016年8月1日黄某3的工友陈可超发现黄某3在石场内其驾驶的装载机后轮侧死亡，并报警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但不能证明死者黄某3为大理公司项目部提供劳务这一待证事实，故对该部分待证事实不予采信，其他待证事实予以采信。 4.大理公司向本院提交的2号证据《委托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大理公司及其项目部已经委托赵开武负责处理因黄某3死亡的后续事宜。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5.大理公司向本院提交的3号证据《机械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大理公司于2016年5月22日与黄某3签订的机械租赁合同客观、公平公正，合法有效的事实；（2）大理公司与黄某3之间只是租赁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的事实；（3）黄某3到大理公司工地上驾驶自己的装载机是基于机械租赁合同的第二条约定的“随机人员1人”的附带义务的事实；（4）基于机械租赁合同第五条第四款的约定乙方（黄某3）设备在施工现场的看护、人员安全由乙方（黄某3）自行负责，所以黄某3应对自己所发生的意外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6.大理公司向本院提交5号证据《协议书》、《付款证明》、借（领）款单及农村信用社领取存回单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黄某3死亡后大理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已经积极垫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150000元，而非赔偿金的事实。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7.大理公司向本院提交6号证据富宁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8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民终534号《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该案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的事实；（2）大理公司与黄某3之间只是机械租赁关系的事实；（3）黄某3所驾驶的装载机是黄某3与彭传忠出资购买的事实；（4）大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院认为该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大理公司作为承包人与业主云南省公路局签订《合同协议书》，大理公司承包云南省公路局拟修建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云南省可持续道路养护项目G323文山线路面修复及绩效养护工程，并在富宁县者桑乡设立了大理道路桥梁工程公司国道323线剥隘至皈朝段亚行贷款公路养护段工程项目经理部（下称：大理公司项目部）。 2016年5月22日，谭某的丈夫黄某3与大理公司项目部协商一致，黄某3将一台装载机出租给大理公司项目部使用，并签订了《机械租赁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随机人员1人，司机1人，管理1人；第五条第二款约定：设备进入项目部施工现场后，机手服从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的调度与指挥，并遵守项目部施工现场的规章制度；第五条第四款约定：乙方黄某3设备在施工现场的看护、人员的安全由乙方自行负责；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了租赁期间：从2016年5月22日开始计算租金；第六条第二款约定了结算方式：设备租赁费按16000元／月。合同签订后，黄某3作为司机随装载机进入工地，按照大理公司项目部要求进行施工。2016年8月1日，黄某3像往常一样将装载机驶入项目部施工现场，16时30分下班停机后，黄某3将装载机开到拌合场洗车地点洗车，约17时，黄某3被发现倒在装载机右后轮内侧死亡。经富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黄某3的尸体进行检验，其头部、胸部、腰背部及肢体等见多处表皮剥脱及挫伤，可以排除其损伤系工具性损伤作用的可能性，应为与钝性物体碰撞形成，鉴定意见为黄某3不排除心脏病发作死亡。2016年8月5日，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与大理公司项目部就黄某3死亡事宜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大理公司项目部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150000元，待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向富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和工伤，如确认工伤，大理公司项目部将按照工伤赔偿标准支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赔偿款，但须从工伤赔偿总额中减除垫付款150000元，再将余下赔偿款支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如确认不是工伤，大理公司项目部不再承担任何责任（除法院判决外），但大理公司项目部已垫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的150000元作为大理公司项目部对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的一次性困难补助，无需退还给大理公司项目部（如法院判决，也需减除项目部垫付的150000元）。双方签订协议后，大理公司项目部分两次付给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150000元。同时，谭某向富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确认黄某3与项目部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双方收到通知书后，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于2017年2月21日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本院于2017年4月14日作出（2017）云2628民初1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不服本院一审判决，上诉于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后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于2017年7月26日撤回上诉。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认为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雇佣关系，黄某3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其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雇主大理公司承担，故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大理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另查明，谭某、陈朝英与大理公司项目部于2016年11月1日对死者黄某3出租给项目部装载机的租赁费进行结算，并已领取租赁费38388元。黄某3出租给项目部使用的装载机系黄某3与彭传忠合资购买，而彭传忠也知道黄某3将装载机出租给项目部使用。 本院认为，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约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本案中，首先，死者黄某3将其与彭传忠合资购买的一台装载机出租给大理公司项目部使用，双方签订了《机械租赁合同》，并约定随机人员1名以及租金每月16000元。合同签订后，黄某3作为机手在大理公司的工地上进行施工只是合同的附随义务，因此并不能证明黄某3是大理公司雇佣的员工。其次，虽然死者黄某3是按照大理公司项目部的要求在施工现场进行施工，但其并没有从项目部处获得劳动报酬，获得的只是机械租赁费，谭某庭审时陈述黄某3从大理公司项目部领取了3000元的工资，但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大理公司项目部予以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于黄某3在大理公司项目部处领取了工资的事实不予支持。再次，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用工合同或者达成口头的用工约定。综上所述，死者黄某3与大理公司之间存在的是机械租赁关系，不存在劳务关系，故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978元，减半收取计4489元，由谭某、陈朝英、黄某1、黄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显萍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