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0502民初3215号 原告：董兰开，男，196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天水市秦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玉，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时洪祥，男，1956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亮（系被告之子），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兰州市城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承军，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兰开与被告时洪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于2018年11月14日立案后，2018年11月20日被告时洪祥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将本案移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审理，2019年1月8日本院裁定驳回被告时洪祥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不服裁定向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4月25日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被告时洪祥的上诉。2019年6月5日因本案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后继续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董兰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玉，被告时洪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强承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兰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期间的利息20万元；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原为同事关系，2014年8月至10月，被告以投资理财需要资金为名，先后向原告借款180万元，原告当时资金不够，特地向亲戚朋友借款，通过银行汇给被告，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四张，其中80万元约定利率（收益率）为月息1.5%，年息18%，100万元约定利率（收益率）21.5%。之后，因原告及其他亲戚朋友急需用钱，原告多次催要，在4年多的时间里，被告仅还款105万元本金及170220元的利息，其他本金及利息被告拖欠至今未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处理。 时洪祥辩称，被告系代为原告进行投资理财，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双方并不存在客观真实的民间借贷的合意，借贷关系不成立：1.2014年8月初，原告前来兰州找被告称其生意不好做，意欲购买投资理财产品，被告便将原告带至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甘肃众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告在两家投资公司了解投资程序及细节后便决定投资，并委托由被告进行实际的操作。2014年8月至10月，原告委托被告将其给付款项用于理财，被告取得款项后，将相应款项交付给原告选定的两家投资公司。后鸿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直接向原告支付20万元的收益，其余理财收益到账后均及时将收益资金交付给原告，这符合委托代理法律关系，故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借贷关系并未成立；2.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要从借款时间、地点、经过、利息、约定用途、还款方式等细节详细说明，原告诉称其向被告出借款项180万元，实际上被告并未收到其诉称的180万元款项；3.原、被告并未约定利率及还款期限，自原告向被告给付涉案款项至今，原告在长达四年的期间内，从未向被告主张偿还本金及利息，这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合常理，进一步证明本案并非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其背后隐藏的是原告委托被告代为理财的事实，而在投资理财出现风险后，原告将其投资失败的风险强加于被告。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借条4份，以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180万元并给原告承诺年收益率不低于18%的事实； 2.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回单）、明细账单及结婚证，以证明原告和妻子贺晓英向被告合计转去借款180万元； 3.邮寄借据的信封1份，以证明被告在收到原告60万元后，给原告出具了一份60万元的借据并邮寄给原告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为，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实际收到的数字和“借条”载明的数字并不一致，被告是受制于投资公司，且投资公司已通过被告将部分收益返还给了原告，故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系借贷关系。 本院审核意见为，对原、被告之间的转款金额以被告实际收到的1769400元为准，对“借据”上所载用途一项的解释双方各执一词，故对转款性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其余证据内容真实合法，予以采信。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甘肃众海投资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以证明上述两家公司具有投资理财的资质； 2.被告与甘肃鸿运公司签订的《项目投资合作管理合同》、被告与甘肃众海公司签订的《委托理财合同》、借据4张、众海公司宣传单、原告在众海投资理财群的截图一组，以证明被告与原告在2014年8月初前往上述两家公司考察了解情况后委托被告进行理财的事实； 3.被告账户流水清单、原告账户流水清单各1份，以证明被告于2014年8月至2017年11月期间与原告之间的账务往来，被告在投资公司支付的理财收益到账后被告均及时将收益交付给原告，2015年6月1日，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文刚向原告转账20万元，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将其资金用于理财，原、被告之间形成委托代理理财关系； 4.被告提交视频光盘一份、原、被告通话录音光盘一份，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及原告委托被告前曾亲自前往兰州理财公司考察了解情况的事实；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对营业执照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两家公司具有理财资质不认可，被告并未提交资质证明；对两份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被告与两家公司所签，且是在原告起诉被告半年后才提供，原告的通话录音及原告在理财客户群的事实都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理财的事实；对两份流水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款项可能只有100万或者80万元进入理财公司；对视频光盘证明原告曾前往兰州考察理财的事实认可，但仅能证明被告将相应的理财公司推荐给原告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原告委托被告理财的事实；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原告与投资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所以原被告之间系借贷关系。 本院的审核意见为，原告提交的两家公司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并无投资理财业务，故对两家公司具备投资理财资质本院不予采信；委托合同、视听光盘及微信截图能够证明原告就其理财事宜曾联系被告协助考察的事实；通话录音中被告质问原告：“我借你的钱啊、你说良心话，是我借你钱吗？是我用到钱……”。原告：“你现在是这，那条子就那样的打的，这会儿人家找律师，他只能那么弄嘛”。被告问原告：“抛开律师咱们两个说，你说你真的是我借你欠钱吗？你凭良心说，那时候你是不是委托我理财了，你是在天水、又不方便，你也到现场到那两家公司去看了吗，对不对？”。原告答：“当时那时候咱……但是那时候呢就说，如果说这咱们是这么家，如果说，我要是直接和那个人家公司打交道，我肯定是不会往那儿放的，那这是肯定的”。被告再问：“那你为啥让我放呀？那你为啥经过我手让我放呀，这啥意思呀？”原告答复：这是肯定的、知道不？那也都是朋友，就是当然是、也就是相信你啊”。以上通话录音系原告起诉被告后，原、被告的通话记录，原告虽对该通话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但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因该证据能基本反映该款项的性质，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制作了王国强调查1份，该笔录证明王国强通过原告认识被告后，随原告一起去兰州由被告带领前往理财公司了解情况，并委托被告帮其理财，王国强陈述其委托被告理财后，被告向其出具的“借条”和出具给原告的一样。 原告质证意见为，王国强的陈述真实，但王国强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委托理财关系。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笔录证明王国强通过原告认识被告后委托被告理财，并随原告一起前往兰州考察，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是委托理财关系。 本院的审核意见为，根据王国强的证言，能够反映其随原告前往兰州由被告带领了解理财信息，后将款项转交被告，委托被告理财，被告向王国强出具了和本案原被告几乎一样的“借条”，且王国强证明虽不了解原告委托被告理财的具体数额，但知道原告委托被告理财的事实，故综合原、被告提交的各项证据，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则，对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的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董兰开与被告时洪祥系朋友关系。2014年8月初原告董兰开带着其同事王国强（此前王国强与被告时洪祥并不认识）前往兰州了解投资理财的相关信息，到兰州后被告时洪祥将原告及董兰开分别带至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甘肃众海投资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后案外人王国强让被告时洪祥帮其理财，并将投资款60余万元交付给被告时洪祥。2014年8月16日至2014年10月22日，原告与其妻贺晓英分7次向被告时洪祥转账1769400元。2014年8月2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单”载明：“借款金额600000元（陆拾万元），借款事由为收到董兰开60万元现金用于投资理财月收益1.5%年收益18%，借款人时洪祥”。被告于2014年9月19日向原告出具“借据”载明：“今借到董兰开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借款用途说明：用于投资理财，年收益18%”。 2014年10月10日、2014年10月23日向原告各出具“借据”一份，各自载明的借款金额分别为40万元、60万元，2张借据在借款用途处的备注均为“用于委托投资理财，年收益21.6%”,对该备注原告陈述应理解为被告向原告借款后，用于被告自己理财，被告陈述应理解为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 另查明，2014年9月15日被告时洪祥将80万元交付给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10月23日被告时洪祥又将6万元交付给该公司。2016年1月20日时洪祥与该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合作管理合同》，约定该86万元交付该公司，用于该公司投资，约定委托期限为18个月（2016月20日至2017年7月20日），并约定投资收益为每月1.8%。2014年10月23日被告时洪祥将100万元交付给甘肃众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用于理财，并于当日与该公司签订《委托理财合同》，约定时洪祥将100万元以委托理财形式交给该公司，期限为1年（2014年10月23日至2015年10月22日），月利率为1.8%。2014年11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被告时洪祥分26笔向原告董兰开返还款项共计1211620元（包含2016年6月1日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文刚直接转付给原告的20万元）。此期间，被告多是收到投资公司的收益后，在短时间内向原告完成了转账支付，其中2014年9月18日，被告收到投资公司利息3笔，次日向原告转款10800元（并注明利息）；2014年10月20日被告收到投资公司利息4笔，当日转给原告14400元；2014年11月15日被告收到投资公司利息五笔，当日转给董兰开32400元；2014年12月19日被告收到投资公司利息3笔，2014年12月23日转给原告4800元……2015年10月20日被告收到投资公司利息2笔，当日转给原告3600元。后甘肃众海投资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该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被告等人组建了维权群，并将原告拉入该群。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金困难亦再未向被告返还投资本金及利息。审理中，被告陈述其在帮助原告理财的过程中并未收取其他费用，因上述两家公司对不同金额的投资款承诺的收益不同，故被告仅是将原告、案外人王国强和被告本人的资金积累在一起投入上述两家公司以图获取更多收益。原告起诉后，被告收到传票后曾打电话与原告沟通，通话中被告质问原告“…我是帮你理财，我他妈成了一看我是借你钱，我借你钱干哈呀？……人家款一打过来，我当天晚上就给你打过去，我辛辛苦苦帮你理财，都没拖过……那这条子也是你委托我理财呀写的，对不对？那时候你是不是委托我理财了，你是在天水、又不方便，你也到现场到那两家公司去看了吗，对不对？……那你为啥经过我手让我放呀，这啥意思呀？”。原告答复：“……把我弄的也没有办法，人家几个非当那啥（哎呀）也意思不还，人家意思就是把这个事情了结一下，咱们……现在关键是牵扯好多事情，现在人家就是心里边就以为这是……你现在是这，那条子就那样的打的，这会儿人家找律师，人家律师那啥按条子走的嘛！他只能那么弄嘛……你看啊、这个里头牵扯几个问题，现在人家呢就是，就说我在中间也跟着一块骗着呢，知道吧！首先把这些问题要理清楚呢……但是那时候呢就说，如果说这咱们是这么家，如果说我要是直接和那个人家公司打交道，我肯定是不会往那儿放的，那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不往那儿放，我放到你那儿，那你认为不能放，你肯定你也就不放了，我当时是处于相信你那边呀！”本案两次开庭前被告均电话联系主办人坚持要求原告到庭当面对质，后经办案人员电话联系，两次开庭原告均以有事为由拒绝到庭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原、被告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被告辩称双方系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的委托关系。原告对其主张，提交4张“借据”及转账记录予以证明，从原告提交的据以支持其诉请的“借据”看，该证据虽名为“借据”，但其中2张“借据”借款事由（用途说明）明确注明“用于投资理财”，另外2张“借据”借款用途说明处明确注明：“用于委托理财”。对该备注，通常有两种解释。1.原、被告之间系借贷关系，被告所借款的用途时被告自己用于理财；2.原、被告之间是委托关系，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本案原告坚持第一种解释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陈述第二种解释才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双方应各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告提交“借据”证明双方达成达成借款合意，并提交转账凭证证明其完成了向被告支付借款的事实，但从被告提交的据以反驳该款性质的视频光盘、录音光盘、转账记录、委托理财合同以及本院制作的调查笔录来看，认定双方系委托关系更具有高度可能性，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与妻子将款转给被告之前，曾与其同事王国强前往兰州，由被告带至两家公司了解理财信息，后分7次将1769400元转给被告，可见，原告对其转款的用途是清楚的；第二，案外人王国强陈述其本人虽不了解原告委托被告理财的细节，但知晓原告曾委托被告理财，并随经原告介绍后一起前往兰州找被告了解理财信息（此前王国强与被告并不认识），返回后王国强亦委托被告理财，且经辨认原、被告之间的“借据”，王国强认为其将委托理财的资金交给被告后，被告也向其出具了类似的票据，从案外人的陈述中可侧面印证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第三，被告于2014年11月17日至2017年9月17日分26次向原告返还共计1211620元，每次数额不等，金额最大一笔为386800元，金额最小一笔为1500元，但均是被告收到投资公司的转账后在短时间内再转账给原告，同时2015年6月1日甘肃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段文刚从其账户直接向原告返款20万元，可见被告在收到投资收益后及时将收益返还给了原告；第五，本院受理本案后，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本人到庭，当面对质，后案件主办人均向原告及委托代理人转达被告要求原告本人到庭的意见，但两次开庭原告本人均未到庭直面被告的对质，且从被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的通话录音来看，被告质问原告两人之间到底是否借款关系时，原告的各种陈述虽未正面回答两人之间是委托关系，但两人完整的对话过程足以反映出原告委托被告帮其理财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明，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这一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的规定，并结合原、被告双方的举证情况对原、被告之间系民间委托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 关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返还相应款项及利息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委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基于与被告系朋友关系的信任，委托被告将投资款给理财公司获取较高收益，被告是因投资公司的政策系投资金额越大同期收益率越高的许诺，将款项投入原告考察了解的公司，且被告亦及时将投资公司给付的收益返还给了原告，从现有证据看，看不出被告在履行委托事项中存在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原告要求返还该款无事实依据。同时，从原、被告的委托事项看，投资有风险，原告既已考察了两家公司，就应该知道投资风险并尽到谨慎的主意义务，但其仍委托被告投资，故应承担因此造成的风险，不能仅获收益而不承担风险，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董兰开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300元，由原告董兰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丑居平 审 判 员  张 悦 人民陪审员  谢亚文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法官 助理  刘 欢 书 记 员  王晓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