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105民初3747号原告：张丽萍，女，汉族，1969年2月27日出生，住浙江省临安市。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登云，浙江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绵杰，男，汉族，1981年10月28日出生，住杭州市西湖区。被告：杭州嘉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法定代表人：汪静。被告：上海桐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潘园公路****楼**（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iv>法定代表人：汪静。三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利锋、何丽丽，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原告张丽萍诉被告余绵杰、被告杭州嘉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取公司)、被告上海桐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登云，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何利锋、何丽丽，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系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海公司）原股东，持有该公司2100万元股权（占比35%）。2014年1月13日，原告及昌海公司其他股东（合计持有公司3900万元股权，占比65%）作为转让方（甲方）与汪静、被告余绵杰（受让方，乙方）签订《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35%股权转让给被告余绵杰，其他股东将其持有的共计65%股权转让给汪静；股权转让价款为5.68亿元扣除昌海公司债务总额后的余额，即股权转让价款=5.68亿元-昌海公司债务总额；本协议签订之日为本项交易的基准日及交割日，即本合同项下股权交易价格的财务及债权债务的结算日，及交易双方权利义务转移变更或交付的日期；本协议签订之日及之前发生的财产资产权益属昌海公司，但是未清偿债务由甲方等原股东承担；乙方未能按时支付转让款项的，按每日万分之三承担违约金。股权转让当事各方后又签订《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约定：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2.3款约定之昌海公司债务总额为2014年1月31日前昌海公司产生的全部债务及其利息，其中截至2013年12月31日，昌海公司债务总额为4.77亿元；股权转让价款乙方（汪静、被告余绵杰）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至以甲方（张丽萍等股权转让方）名义开具的银行账户，如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则视为转让合同无效。2014年1月14日，原告及其他股东将各自持有的昌海公司股权按约变更登记至汪静、被告余绵杰名下。然而，被告余绵杰事后仅通过汪静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12381981.82元，剩余款项却至今未付。2014年12月25日，昌海公司原股东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地实业）、周祖建向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解除与汪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裁决汪静返还受让的股权（该案此前曾向法院起诉，因管辖权争议而被裁定驳回）。2016年4月27日，原告委托律师查询工商档案发现，汪静和被告余绵杰于2015年1月12日，已将全部受让股权转移登记至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名下。其中，被告余绵杰将其30%股权折价470.99万元转让给被告嘉取公司，另5%股权折价78.5万元转让给被告桐源公司。汪静、被告余绵杰系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股东，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汪静。汪静担任被告嘉取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被告桐源公司执行董事，被告余绵杰则任被告桐源公司监事。此次股权变动后，昌海公司组织机构维持不变（汪静续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系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余绵杰仍任监事）。两家公司注册资本皆为10万元，其受让股权均未支付相应对价。综上，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系汪静、被告余绵杰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明知被告余绵杰、汪静未履行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主要义务，仍无偿或者以极不合理的低价受让案涉股权，致使原告难以选择依约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股权的权利，且减损了被告余绵杰按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偿债能力。三被告由此形成的股权转让合同，明显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余绵杰与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2.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将因上述合同而取得的股权返还给被告余绵杰（股权2100万元）；3.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及财产保全申请费等诉讼费用。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证据1-2共同证明：（1）原告与被告余绵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2）被告余绵杰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昌海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4.昌海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情况；证据3-4共同证明：（1）原告及其他股东于2014年1月14日将各自持有的昌海公司股权按约变更登记至汪静、被告余绵杰名下；（2）汪静、被告余绵杰于2015年1月12日将全部受让股权转让并变更登记至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名下。此次股权变动后，昌海公司组织机构维持不变（汪静续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余绵杰仍为监事）。5.余杭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6.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5-6证明三被告明知昌海公司原股东浙江昌地实业有限公司、周祖建已对汪静起诉、申请仲裁，请求解除合同返还股权，仍突击实施股权转让。被告试图阻碍原告依约行使合同解除权，并逃避支付约定对价的义务，其主观恶意明显。7.嘉取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8.桐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7-8共同证明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是汪静和被告余绵杰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被告余绵杰和汪静协同，与关联公司恶意串通，进行股权转让，损害原告利益。9.股权转让协议三份，证明汪静、被告余绵杰于2014年12月31日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10.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关于补充情况说明》落款处乙方栏“张丽萍”签名字迹不是原告本人签署，该协议未成立，不具备法律效力。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3款约定，股权转让借款的组成系5.68亿元-昌海公司债务总额，而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但债务总额不得超过5.68亿元。被告余绵杰已经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且各方于2014年5月15日签订了补充情况说明进行了补充约定。2014年5月15日签订的补充情况说明系对上述协议的补充约定。关于原告陈述第二条系附条件的生效条款，但第4款才系案涉合同的生效条款，且原告在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案件中认可案涉合同系合法有效的。对证据3-4的三性无异议，但被告余绵杰将股权转让给被告桐源公司、被告嘉取公司的时间系2014年7月1日，之所以在2015年1月12日才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系由于余杭区地税局前置审批造成的时间延误。另该两份证据恰证明了被告余绵杰系合法的股权权利人，对其合法取得的股权享有自主处置权，且被告余绵杰亦依法将股权转让给被告桐源公司、被告嘉取公司。另余鹰系原告的丈夫，补充情况说明的签字系由余鹰代原告所签，且该行为发生于余鹰与原告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对象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余绵杰将股权转让给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的时间系2014年7月1日，之所以在2015年1月12日才完成工商登记，系由于余杭区地税局前置审批造成的时间延误，股权转让时原告并未提起任何诉讼争议，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对证据7-8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并非由被告余绵杰实际控制，且被告余绵杰对其股权享有自主处置权，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系从被告余绵杰处支付对价合法取得股权，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权益的事实。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汪静的股权转让协议与本案无关联。另被告余绵杰相关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仅系为了根据工商部门要求的形式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被告之间真正的股权转让协议系于2014年7月1日签订。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在西湖区人民法院案件的程序性审查中，被告余绵杰已经对该鉴定意见提起了重新鉴定的申请，原因系鉴定样本本应是原告今天提交给法庭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样本，其签名处两个“张丽萍”的签字系不一致的，而原告对余鹰代其签字的行为系认可的，故该补充情况说明对原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另原告已领取了补充情况说明所约定的款项。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关于本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及回执、邮政特快专递面单、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2.关于《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补充情况说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良渚物流中心支行汇款记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扣款通知书；证据1-2证明被告余绵杰已经依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3.司法会计鉴定报告（天平鉴字[2016]0147号），证明（1）被告余绵杰已经依约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2）被告余绵杰支付给原告的股权转让款项已超过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4.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证明（1）被告余绵杰已于2014年7月1日按照受让股权时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相同的价款将其名下昌海公司的35%股权分别转让给被告嘉取公司30%、被告桐源公司5%的事实；（2）被告余绵杰并未以无偿或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其股权。5.股东变动情况表，证明股权转让的时间为2014年7月1日。6.杭州银行业务委托书（回单），证明被告嘉取公司已依约向被告余绵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7.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良渚物流中心支行回单，证明被告桐源公司向被告余绵杰支付股权转让款1018089.54元的事实。8.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杭拱商初字第411号，证明被告余绵杰将案涉股权转让给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系合法有效的，并未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9.民事起诉状，证明原告于2016年4月28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余绵杰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该起诉恰证明原告系认可被告余绵杰已合法取得昌海公司的股权有权进行自主处置。经庭审质证，关于对被告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中函及回执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未收到该函件；对邮政特快专递面单，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收到了按照该地址邮寄的函及回执，原告不在该地址；对个人业务凭证的三性无异议，原告确实收到713万元款项。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全部付款义务。对证据2中的补充情况说明，原告并未签署，故不具备法律效力。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均有原告的签名，而补充情况说明没有原告的签字，故该补充情况说明并未成立。另外，余鹰是否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签字无法确定，而根据司法鉴定结果，补充情况说明确实不是原告本人签署。即使被告陈述个别股权转让协议中，其中有一个签字系余鹰代签，而另一个签字系原告本人所签，但不能以此说明补充情况说明不需要原告本人签字。该汇款发生于2014年4月30日之后，原告确实已经收到，但该行为系被告的单方汇款行为。对扣款通知书，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汇款方系标的公司即昌海公司，收款人分别系余鹰及金昌公司，昌海公司与案外人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有财产冻结情况，且金额与被告陈述金额不一致。对证据3的关联性有异议，在诉讼中若对相关材料进行鉴定，需要诉讼当事人对鉴材进行确认，对鉴定机构进行选择，而原告均未行使上述权利，故从程序上讲该鉴定报告不应适用于本案。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三被告之间是否签署协议，仅对三被告内部具有约束力，没有公示信息无法对公众产生法律约束力。对证据5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记载有异议，该表格记载的经办人系被告余绵杰，被告余绵杰于12月31日进行申报，税务部门当天予以确认，不存在补充协议中所述税务部门审核需要时间的问题。该表格记载的股权转让时间2014年7月1日系被告余绵杰利用经办人的身份编造的，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对象。对证据6-7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支付行为系事后支付，若案涉股权于2014年7月1日已经转让，却在2015年2月份才支付价款，明显不符合交易惯例。另外，付款金额与股权转让金额不一致，远低于被告购买案涉股权所支付的费用，亦远小于股权的实际价格。结合三被告系利益关联体的事实，该行为系三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行为。对证据8的关联性有异议，我国适用成文法，不适用判例法，本案与该（2015）杭拱商初字第411号案件的事实不一致，原告对交易事实存在异议。另外，代理人认为该判决在事实认定、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错误，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9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在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时发现被告已经变更其名下的股权，原告要求返还股权存在障碍，故被迫选择被告交付股权转让款，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系要求被告余绵杰返还股权。经审查，本院对原、被告的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的所有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关联性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对被告的证据的证明效力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2014年1月13日，原告张丽萍及案外人昌地实业、周建祖、尤岳涛、潘彩玉作为转让方（甲方），被告余绵杰及案外人汪静作为受让方（乙方），双方签订《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具体为昌地实业持有的49%、尤岳涛持有的5%、周建祖持有的6.23%、潘彩玉持有的4.77%合计6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汪静，张丽萍将其持有的35%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余绵杰；股权转让价款为5.68亿元扣除昌海公司债务总额后的余额；乙方应于甲方等原股东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交付工商行政管理局，且乙方收到该局出具的受理单后向昌海公司汇入2000万元以解决昌海公司债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乙方收到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起三日内向昌海公司汇入3000万元解决昌海公司债务。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完毕等。后上述转让方（甲方）、受让方（乙方）又签订了《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双方确认《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昌海公司债务总额为2014年1月31日前昌海公司产生的全部债务及利息，其中截至2013年12月31日，昌海公司债务总额约为4.77亿元，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但债务总额不得超过5.68亿元，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因此造成的损失，甲方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股权转让价款乙方应于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至以甲方名义开具的银行账户，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视为合同已履行。如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则视为转让合同无效。2014年1月14日，昌海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其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郑必华变更为汪静，股东由昌地实业、周建祖、张丽萍、尤岳涛、潘彩玉变更为汪静、余绵杰。2014年12月31日，被告余绵杰已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嘉取公司，将其持有的昌海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桐源公司，并于当日办理了昌海公司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被告余绵杰已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2381981.82元。桐源公司已于2015年2月3日至4月支付给余绵杰股权转让款1018089.54元，嘉取公司已于2015年2月2日支付给余绵杰股权转让款6108537.28元。2016年4月28日，原告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余绵杰，要求余绵杰支付其股权转让款19468018.18元及违约金。2017年12月，原告又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余绵杰等，要求解除《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中双方关于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35%股权转让的所有条款，并将该35%返还给原告，并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如无法归还，应赔偿损失3185万元（损失具体以评估为准）本院认为，关于原告转让给余绵杰的股权转让款的金额，因为《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仅约定最终的债务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而实际结算双方至今未能进行，相关仲裁案件尚在审理中，在转让价款系以5.68亿元减去昌海公司的债务总额的情形下，股权转让价款具体金额至今无法确定。在股权转让价无法确定的情形下，要求余绵杰在2014年4月30日前支付完毕转让价款没有依据。关于原告所主张的被告余绵杰与桐源公司、嘉取公司恶意串通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余绵杰与桐源公司、嘉取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桐源公司支付了其所受让的昌海公司5%股份的转让款1018089.54元，嘉取公司支付了其所受让的昌海公司30%股份的转让款6108537.28元，至于转让价款的合理性原告未能举证否定，无法认定双方之间系恶意串通，且被告余绵杰并不存在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给原告的情形，相反，被告余绵杰已支付给原告股权转让款12381981.82元。综上所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余绵杰与被告嘉取公司、被告桐源公司签订的杭州昌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丽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46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合计151800元，由原告张丽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素平人民陪审员  朱浩卿人民陪审员  朱 敏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游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