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7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鑫宇，男，198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晓伍，男，1956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军玲，女，195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徐飞，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乡路81号广播电视大厦首二层。法定代表人：钟勇，职务：行长。委托代理人：梁飞航，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文才，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刘庆斌，男，197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原审被告：黄善贤，女，196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上诉人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因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原审被告刘庆斌、黄善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183民初3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的全部诉请；2.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已经举证实际借款人为刘建璋、刘国燕，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对此完全不认可，要求追加刘建璋、刘国燕为本案被告，承担还款义务，但一审并未追加，且没有释明告知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借款合同的真正当事人是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及刘建璋、刘国燕，刘建璋、刘国燕负有归还本案全部案涉借款本金、利息等义务。二、《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的签署时间不是2015年8月26日，且签署时主要的条款是空白的，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但一审没有鉴定，也未告知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2014年8月前后，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到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办公地址签署了一系列文件，该文件中很多空白内容是事后填写的，包括贷款的金额、贷款的期限、签署的时间等主要条款。三、该案的形成实际是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与刘建璋、刘国燕恶意串通，明知刘建璋、刘国燕无还贷款5个亿的能力，银行工作人员叶为民、朱尧章还教唆他们骗取肖晓伍、李军玲、李鑫宇提供担保，违规发放贷款，将债务转嫁给其他人，其行为构成诈骗等犯罪，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四、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在银行审核方面存在不审慎的情况，审核过程不符合常规流程，肖晓伍、李军玲、李鑫宇反映签署合同时主要条款是空白的，是银行后面手填写的。被上诉人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二审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刘建璋、刘国燕并非借款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的当事人，与本案也没有利害关系，因此一审不同意追加刘建璋、刘国燕是严格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二、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在签订合同及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与刘庆斌签订借款合同前，刘庆斌提交的证据材料均证明用款人为自己，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已对刘庆斌提交的贷款申请材料及提款申请材料履行审慎审查义务，不存在过错。三、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并非《股权转让协议》、《房屋置换及还款协议书》的相对方，协议约定不应对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具有约束力，也不应影响本案借款合同的效力。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与刘建璋、刘国燕是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并不清楚。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并非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所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根本无法确定《股权转让协议》真实与否。即使该《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有效的，那么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股权转让协议》也不能对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产生约束力，更不影响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不得以此免除自身的担保责任。四、借款合同签署时间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一审不予重新鉴定并无不当。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于2014年8月18日向借款人刘庆斌授信，鉴于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对（2014）穗增银个信最抵字第04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穗增银个信最保字第047—2、047—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些合同均约定担保的是刘庆斌在2014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8日期间，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授信刘庆斌所形成的一切债务，现涉案借款的放款时间为2015年8月26日，因此无论《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签署时间是何时，均不能免除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的担保责任，鉴定签署时间没有实际必要。五、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不存在胁迫、欺诈行为，签订涉案的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是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自认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其签章的，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并不存在欺诈、胁迫行为。从《股权转让协议》以及《房屋置换及还款协议书》可以看出，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对涉案借款的去向是清楚的，且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在《房屋置换及还款协议书》中已经明确，如果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因此承担担保责任的，有权向借款人及刘建璋、刘国燕追偿，也就是说，其对自身承担的担保责任是清楚并认可的。进一步来讲，如果本案涉及骗贷等犯罪，那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则是刘建璋、刘国燕骗取贷款的共犯，可见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才是涉案贷款的受害人。原审被告刘庆斌、黄善贤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无作陈述。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刘庆斌立即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归还（2014）增银个贷字第047-2号《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8800000元，及计至2017年2月21日的利息91349.75元、罚息385909.33元、复利11509.61元；自2017年2月22日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诉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罚息、复利；2、刘庆斌支付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为追收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8000元；（以上各项暂合计9296768.69元）；3、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对于已抵押财产（即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房、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华府街的房产）的折价、拍卖或变卖价款在最高额抵押额度（即人民币壹仟壹佰零叁万柒仟捌佰元整）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黄善贤在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5、肖晓伍在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6、李军玲在前述第1、2项诉讼请求范围内（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等）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由刘庆斌、黄善贤、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5日，刘庆斌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申请授信880万元。2014年8月18日，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合同乙方）与刘庆斌（合同甲方）签订了编号为（2014）穗增银个信贷字第047号《综合授信协议》约定：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向刘庆斌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总额880万元，期限自2014年8月18日起至2024年8月18日止。2015年8月26日，中信银行增城支行（贷款人即合同乙方）与刘庆斌（借款人即合同甲方）、李鑫宇（抵押人）、黄善贤、李军玲、肖晓伍（保证人）签订编号为（2014）增银个贷字第047-2号《个人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提供贷款88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8月26日起至2016年8月26日，贷款用途为个人经营资金周转，合同贷款年利率5.98%，合同利率以贷款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浮30%，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甲方逾期或未按约定的金额足额归还贷款，乙方有权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逾期贷款加收罚息，逾期罚息为合同利率的1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包括罚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上述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2014年8月18日，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抵押权人即合同乙方）与（抵押人即合同甲方）李鑫宇签订了编号为（2014）穗增银个信最抵字第04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李鑫宇以名下的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房和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华府街的房产为刘庆斌在2014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8日期间发生的债务在最高额11037800元限度内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等。双方办妥了上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并于2014年8月21日领取了房地产他项权证。2014年8月18日，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债权人即合同乙方）与（保证人即合同甲方）黄善贤、李军玲、肖晓伍分别签订了编号为（2014）穗增银个信最保字第047-1、047-2、047-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甲方为刘庆斌的在2014年8月18日至2026年8月18日期间发生的债务在最高额1056万元限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与刘庆斌于2015年8月26日签订《个人借款凭证》（借据），由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向刘庆斌发放贷款人民币880万元，期限自2015年8月26日至2016年8月26日，贷款期内年利率为5.98%。一审庭审中，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明确上述880万元贷款已到期，尚欠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的贷款本金880万元。刘庆斌从2016年7月21日开始逾期，2016年7月21日当期还利息3665.80元，利息计算至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即2016年8月26日，尚欠利息为91349.75元。罚息自2016年8月27日起计付、复利自2016年7月21日起计付。另查，中信银行增城支行陈述刘庆斌除了涉案借款外，还另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借款800万元，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于2016年2月4日向刘庆斌发放借款800万元，刘庆斌在2016年7月20日之后的还款中，除了3665.80元是偿还涉案借款外，其他是用于偿还上述800万元借款，并提交了编号为（2016）增银个贷字第0082-1号《个人借款合同》及（2017）穗仲案字第4902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实。再查明，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划款凭证各一份，用于证明其因本案诉讼支出律师费8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刘庆斌双方签订的编号为（2014）穗增银个信贷字第047号《综合授信协议》、（2014）增银个贷字第047-2号《个人借款合同》、（2014）穗增银个信最抵字第04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穗增银个信最保字第047-1、047-2、047-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上述合同依法成立、有效。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为刘庆斌发放贷款后，刘庆斌理应按约定如期还本付息，但刘庆斌现对到期款项及利息并未如期清偿，刘庆斌上述逾期清偿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故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根据约定要求刘庆斌清偿欠款本金8800000元，利息、罚息、复利、律师费、对涉案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及黄善贤、肖晓伍、李军玲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为利息系刘庆斌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借款期限内需要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支付的款项，现合同项下所有贷款均已到期，故刘庆斌应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支付的利息应为至合同期满之日即2016年8月26日止按照合同约定标准向中信银行增城支行支付利息即91349.75元。罚息、复利系刘庆斌逾期还款后产生的违约责任，故罚息应自2016年8月27日起按照合同约定计付至清偿款日止、复利应自2016年7月21日起按照合同约定计付至清偿款日止，且罚息不得计算复利。对于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主张的超过上述部分的款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肖晓伍、李军玲、李鑫宇抗辩认为本案涉及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与案外人刘建璋、刘国燕的借款纠纷、申请追加刘建璋、刘国燕为被告，以及对合同的签订时间进行鉴定的问题，对此，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并不同意，且肖晓伍、李军玲、李鑫宇亦不能提供初步证据证实其与刘建璋、刘国燕之间的约定以及提出的合同签订时间异议对涉案合同的效力有决定性影响，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刘庆斌、黄善贤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4月2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刘庆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清偿贷款本金8800000元；二、刘庆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清偿贷款利息、罚息、复利（利息91349.75元；罚息按合同约定标准自2016年8月27日起计付至还清款日止；复利按合同约定标准自2016年7月21日起计付至还清款日止，罚息不得计算复利）；三、刘庆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支付律师费8000元；四、黄善贤、肖晓伍、李军玲对刘庆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对李鑫宇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房和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华府房经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11037800元范围内有权优先受偿；六、驳回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878元（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已预缴），由刘庆斌、黄善贤、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连带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提交了以下证据：1、证据一：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8年5月10日，刘庆玲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刘建璋、刘国燕等人涉嫌骗取贷款案的立案告知书。2、证据二：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11月16日，李秀妮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广州中誉房地产及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的立案告知书。3、证据三：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8年5月9日黄光雄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刘建璋、刘国燕等人涉嫌骗取贷款案的立案告知书。4、证据四：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11月27日，刘建兴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广州中誉房地产及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的立案告知书。5、证据五：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9月11日，赖丽甜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广州中誉房地产及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的立案告知书。6、证据六：立案告知书，拟证明2017年9月13日，苏小冰收到增城区公安局出具的广州中誉房地产及土地评估有限公司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的立案告知书。7、证据七：广东银监会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意见，拟证明2018年7月25日广东银监会出具的答复意见为：银监会查实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向刘庆祺等15人发放贷款中存在不审慎；银监部门已经将叶为民、朱尧章等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提请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纪律监察部门进行核查。8、证据八：刑事判决书，拟证明同类型案件，番禺区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对此质证称：证据一到八均与本案无关，证据七不能证明肖晓伍、李军玲、李鑫宇的观点，银监会并未作出叶为民、朱尧章存在不审慎的认定。二审期间，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述称2015年8月2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日期是伪造的，应该是2014年签署的，因为签署的时候没有填写日期，合同里的签名是当事人本人所签，但是借款合同中的借款金额、利率和期限都是后面手写的。中信银行增城支行表示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签署的是最高额度的担保合同，不管利率和放款多少，承担的担保责任都是固定的，且最高放款的额度是打印的，不存在后面手写的情况，且该案担保物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是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配合银行到房管部门办理的，说明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是清楚最高额度的担保范围。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则表示涉案的三份合同以及肖晓伍、李军玲和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最高放款额度是打印的，李鑫宇和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最高放款额度却是手写的。二审中，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表示其认为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在放款过程中存在工作人员和案外人恶意串通欺诈的情形，但其并未对银行工作人员提出诈骗报案。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评析如下：李鑫宇和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双方签名真实，虽该合同中的最高放款额度是手写的，但经李鑫宇的配合，该份合同中的抵押物设定了抵押登记手续。肖晓伍、李军玲和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各方签名同样真实，且该份合同中的最高放款额度是打印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述合同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判令肖晓伍、李军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认定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对李鑫宇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维持。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主张上述合同中的最高放款金额是中信银行增城支行后面自行手写，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主张各方在2015年8月26日签署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的签署日期是伪造的，并认为一审法院未予接纳其对此提出的鉴定申请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因上述合同中的签署日期是否伪造并不能否定上述合同签署是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的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未予接纳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主张涉案形成实际上是中信银行增城支行与刘建璋、刘国燕串通诈骗所致，但其并无证据证明该事实，也未对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的职员提出欺诈报案，故本院对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的该说法不予认可。至于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提出其与刘建璋、刘国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房屋置换还款协议书》中约定，刘建璋、刘国燕负有归还880万借款的义务，属于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与刘建璋、刘国燕之间的内部约定，并未获得中信银行增城支行的认可，故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不能以此主张其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本院对此不予审查。综上所述，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6878元，由李鑫宇、肖晓伍、李军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民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