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民终1218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兆棠，男，1962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刘军，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放，广东捷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连好，女，1963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黎桂花，广东港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杜秋霞，女，198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系郭连好女儿。原审被告：陈桂英，女，197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南沙区。委托代理人：杨江波，广东德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兆棠因与被上诉人郭连好、原审被告陈桂英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5民初34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兆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郭连好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连好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杜兆棠与陈桂英之间的民间借贷、以房抵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认定杜兆棠与陈桂英之间的借贷关系虚假，双方不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基础错误。杜兆棠与陈桂英在一审分开询问时对于借款时间、金额的陈述存在偏差是因为双方之间的借贷，发生交易的次数多、金额不等、时间不固定、借新还旧且没有签订书面借条，当事人均为文化程度较低人群。其次，两份《房屋转让合同》实际签订时都未填写日期，于2014年连同《红海村用地协议》一起倒签，因当事人记忆模糊，且实际签订时间与合同所载明的时间本身存在倒签的差异，导致当事人对时间的记忆存在混乱和偏差。二、一审对涉案土地、房屋的转让合同不具有管辖权。根据广州市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复函可知，涉案房屋未取得权属证明，也没有办理用地和房屋报建手续。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对上述土地、房屋的合同效力应当由行政机关以职权和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进行认定。法院不应直接予以受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应当驳回郭连好的起诉。三、杜兆棠有权处分涉案房屋，虽该房屋属于杜兆棠、郭连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但杜兆棠所欠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夫妻财产偿还并不侵犯郭连好个人利益，且郭连好知悉对外债务，杜兆棠转让房屋也取得郭连好口头同意，因此杜兆棠的处分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转让行为真实有效。四、杜兆棠与陈桂英之间的房屋转让合同真实有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属于民间借贷中以物抵债的法律关系，合同签订后杜兆棠已经将涉案房屋交由陈桂英使用，且房屋转让行为经过红海村民委员会确认，一审中村委会的调查笔录也可证实交易的真实合法性。被上诉人郭连好二审辩称：一、杜兆棠与陈桂英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和以房抵债的事实。房屋买卖交易是恶意串通，损害了郭连好的利益，应属无效。1.杜兆棠与郭连好因离婚事宜经过多次诉讼，对于涉案房屋出售的情况，杜兆棠一审中的陈述与(2014)穗南万民初字第417号案、(2015)穗南法南民初字第403号案、(2016)粤0115民初1742号案及(2017)粤01民终6157号案中的说法不同。2.一审向广州市公安局调取陈桂英的劳教记录资料可以显示，杜兆棠与陈桂英陈述的借款期间有部分是在陈桂英的劳教期间，陈桂英在劳教期间是不可能向杜兆棠出借款项的。3.杜兆棠和陈桂英称他们存在借贷关系，但借贷关系存续时间长达3年多，郭连好却从未听杜兆棠提及过，陈桂英也从未向郭连好或杜兆棠追还借款。二、杜兆棠与陈桂英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杜兆棠在（2016）粤0115民初1742号案中提交的《房屋转让合同》中，主张其已经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陈桂英，但杜兆棠与陈桂英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存在真实转让房屋的行为。而且杜兆棠与陈桂英一直以夫妻名义居住在涉案房屋的二楼。涉案房屋为郭连好与杜兆棠的夫妻共同财产，杜兆棠在转让房屋时并未征得郭连好的同意。因此，杜兆棠与陈桂英转让房屋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了郭连好利益，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杜兆棠与陈桂英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属无效合同。三、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对本案有管辖权。原审被告陈桂英二审述称：陈桂英不服一审判决，事实理由与杜兆棠上诉状事实理由基本一致。1.陈桂英因经济能力没有办法支付上诉费。在拿到一审判决后，陈桂英代理人联系到杜兆棠代理人确认其会上诉，而且上述请求目的一致。陈桂英考虑到，即便本案败诉，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杜兆棠所欠陈桂英的款项是属于杜兆棠与郭连好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陈桂英可以向他们主张，所以没有提出上诉。2.关于陈桂英在一审中陈述其劳教时间有偏差的问题，由于陈桂英代理人一审不清楚陈桂英有劳教经历，一审期间郭连好代理人提出后陈桂英代理人才知道，当时一审要求陈桂英3天内补充关于其劳教时间的相关事实，由于陈桂英劳教这一段经历对于她打击比较大，因此于其只记得劳教大概时间，而且法院要求核实时间比较短，陈桂英手上没有相关资料，因此其事后作出情况说明。郭连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杜兆棠与陈桂英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连好与杜兆棠原为夫妻关系，双方在1985年6月12日登记结婚。2004年3月8日，杜兆棠（乙方）与红海村经济合作社（甲方）签订《红海村用地协议》，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使用位于《万顷沙镇红海村拆迁安置小区规划》第伍拾叁号地块（面积168平方米，其中可建基底面积93.5平方米，绿化用地面积48平方米；总金额85000元）。由于乙方不是甲方的村民，按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不能使用甲方的土地建房。因此甲方暂不负责为乙方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等用地手续，待将来政策允许，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有关用地手续，费用由乙方负责支付。乙方用地必须按当地建设办公室规定办理报建手续和符合镇的总体规划进行施工建设。乙方应按规定一年内投资建设，连续一年内不投资建设的，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2004年3月，红海村经济合作社向杜兆棠出具《现金收入凭证》，确认收到杜兆棠支付的红海新村土地款85000元。之后，杜兆棠与郭连好在上述土地上兴建了涉案房屋。因夫妻感情破裂，杜兆棠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粤0115民初17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许杜兆棠与郭连好离婚，并认定涉案房屋是郭连好、杜兆棠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土地上兴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郭连好不服该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8日作出（2017）粤01民终61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郭连好及杜兆棠对涉案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异议。杜兆棠与陈桂英分别在2013年1月10日以及2013年10月10日签订两份《房屋转让合同》，两份合同均约定杜兆棠将涉案房屋永久性转让给陈桂英，自签订合同之日陈桂英一次性付清转让款。其中2013年1月10日的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450000元，而2013年10月10日的合同约定房屋价款为680000元。杜兆棠与陈桂英均确认上述交易并未实际支付对价，而是用于抵偿杜兆棠对陈桂英的欠款，起初双方同意涉案房屋作价450000元，之后杜兆棠认为作价太低，故重新约定房屋价款为680000元。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过程，杜兆棠在2014年12月10日（2014）穗南法万民初字第417号案《简易程序开庭笔录》中陈述：“我以45万出卖了该房屋，45万元已经还了建房借的30多万，剩下的钱还了我经营鱼塘亏损的钱，现在已经全部用完”、“我方坚持该房已经卖出，卖出所得45万元已用于还款”。在2015年8月5日（2015）穗南法南民初字第403号案《简易程序开庭笔录》中，杜兆棠陈述：“现在该房屋已于2013年1月出售，折价45万元用来还债，用于偿还建房和承包鱼塘欠了别人的钱，现在我租回该房屋的二楼用来居住”、“（房屋售价是）68万元，因为我欠陈桂英5万元，已经分多次收取其现金63万元”。在2016年6月7日（2016）粤0115民初1742号案《普通程序开庭笔录》中，杜兆棠陈述：“（涉案房屋）已转让给案外人，并且收取房款，房款也已经用于偿还多年债务以及个人生活”、“于2013年把房子卖给了陈桂英，还有十几万没有收回来，卖房子之前我身体不好，也和陈桂英有借款，因为生活要用，就卖给了陈桂英”。在2017年5月12日（2017）粤01民终6157号案《庭询笔录》中，杜兆棠陈述：“所获得的卖房款68万元也已经用于偿还当年盖房子所借的钱，以及最近经营鱼塘和耕地”。一审法院就涉案房屋的交易过程分别向杜兆棠、陈桂英进行询问。杜兆棠陈述：其于2010年至2013年期间，因经营鱼塘多次向陈桂英通过现金方式借款，合计680000元。由于无力还款，就将涉案房屋抵偿给陈桂英。当时每一笔借款都有写借据，后因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杜兆棠当面撕毁了借据。陈桂英陈述：杜兆棠因经营鱼塘和海鲜生意，于2010年至2012年8月期间多次以现金方式向其借款，金额合计五十余万元，双方在2012年10月进行结算，确认本金和利息合计680000元。杜兆棠因无力偿还欠款，将涉案房屋抵给陈桂英。陈桂英就部分借款出具了借据，在双方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后，杜兆棠收回了借据。2017年9月22日，陈桂英就上述借款以及合同签订过程向本院出具《事实补充说明》，确认以下事实：1、杜兆棠在2010年至2012年8月期间合计从陈桂英处借款五十余万元，借款次数超过十次，每次金额不等，双方在2012年10月经结算确认本息合计680000元；2、杜兆棠与陈桂英在2012年10月签订《房屋转让合同》，为给杜兆棠及其家人留出三个月的搬家时间，双方将合同签订时间写为2013年1月10日；3、陈桂英因开办娱乐场所涉嫌违法，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11月在白云区××××。2018年3月30日，陈桂英再次向一审法院提交《事实补充说明》，确认其劳教时间为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底。根据本院依职权向公安部门调取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及《被劳动教养人员送交执行回执》，陈桂英因提供场地供他人赌博、从中牟利，于2011年12月12日被抓获，并于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12月13日被劳动教养。2014年，陈桂英与红海村经济合作社签订《红海村用地协议》，协议内容与杜兆棠、红海村经济合作社在2004年3月8日签订的《红海村用地协议》内容一致，该协议落款时间也为2004年3月8日。为查明上述《红海村用地协议》的真伪，一审法院于2017年10月19日前往红海村经济合作社进行调查，并与该村村委会主任陈荣森（即《红海村用地协议》的签约代表）制作了《调查笔录》。陈荣森在笔录中确认了上述《红海村用地协议》为真实协议，并陈述因涉案土地没有办理相应的权属证书，不能通过一般方法在市场上流通，村民在需要出售土地时，新买家会与村签订用地协议。2014年，杜兆棠与陈桂英找到村里，杜兆棠表示因为欠钱，需将涉案土地出售给陈桂英，并要求将落款时间倒签为2004年3月8日。涉案房屋未进行确认登记，也未完成相应的房屋报建手续。郭连好提供穗南规地证[2003]2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主张涉案房屋所在地块在该证用地红线范围内。为查明涉案房屋所在土地的性质、权属等问题，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南沙开发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征询函》，该局于2018年2月17日复函称：经现场核查，涉案房屋不在穗南规地证[2003]2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红线范围内；涉案房屋所在地块为国有建设用地，未查询到该地址的确权登记信息；穗南规地证[2003]2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指向的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该地块未办理确权登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杜兆棠与陈桂英通过签订《房屋转让合同》将涉案房屋转让给陈桂英的行为，是否恶意串通，损害郭连好利益。根据杜兆棠与陈桂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双方之所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由于杜兆棠多年来向陈桂英借款但无力偿还，故以涉案房屋抵偿欠款。在一审法院单独就借款以及交易过程向双方分别进行询问时，双方就借款时间、借款金额的陈述不一致，而双方确认发生借款的2011年12月14日至2012年12月13日，陈桂英正在被劳动教养。陈桂英在2017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事实补充说明》中陈述，双方在2012年10月签订《房屋转让合同》，而该时间也在陈桂英被劳动教养期间。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杜兆棠与陈桂英之间的借贷关系虚假，双方并不存在以房抵债的事实基础。此外，关于转让涉案房屋的房款情况，杜兆棠在与郭连好的离婚纠纷中所陈述的内容，与在本案中的陈述不一致，且多有自相矛盾之处，进一步佐证了《房屋转让合同》内容虚假。综上所述，杜兆棠在未征得原配偶郭连好同意的情况下，虚构借贷事实与陈桂英签订《房屋转让合同》，该行为显然并非善意，已明显损害郭连好的利益，杜兆棠与陈桂英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应属无效。关于杜兆棠认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并不明确，本案应由相关行政机关处理，不属于法院裁判范围的答辩意见。虽然涉案房屋未进行权属登记，也未完成报建手续，但本案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并不涉及处理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以及使用权问题，对于杜兆棠的上述答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如下判决：确认杜兆棠与陈桂英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杜兆棠、陈桂英负担。本院经二审审理，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二审中，陈桂英述称知道杜兆棠与郭连好是夫妻，在与杜兆棠协商将涉案房屋以物抵债时并未询问郭连好是否同意以房抵债。关于涉案房屋的使用情况。郭连好述称：2005年建好涉案房屋后，是一家人居住，由于陈桂英是杜兆棠的情人，所以她也能够入住涉案房屋。现在郭连好没有在涉案房屋居住，涉案房屋的二楼就是陈桂英和杜兆棠居住，一楼和三楼出租，四楼堆放杂物。陈桂英同时述称其取得涉案房屋后，从2013年开始将涉案房屋二楼以每月1200元的标准出租给杜兆棠，租金是现金支付，有时候开收据，有时候没有开收据。杜兆棠则称其承租的是涉案房屋第二层，其他楼层是由陈桂英出租，是以现金方式交租，陈桂英从来没有开收据。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仅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陈桂英与杜兆棠之间的租赁合同是否真实有效。首先，陈桂英与杜兆棠自称是杜兆棠是将涉案房屋抵偿转让给陈桂英，但双方借款总金额合计50多万元，都是现金给付，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借款款项给付之行为，且双方在多个场合对借款数额的陈述都不一样；其次，杜兆棠和陈桂英对借款时间的发生陈述不一，且陈桂英自认的涉案《房屋转让合同》签订的时间，恰好是其在劳动教养期间；最后，房屋抵债给陈桂英后，杜兆棠却还在涉案房屋的二楼居住，虽然双方陈述是基于租赁关系入住，但双方都表示是现金支付租金，且对于陈桂英是否出具租金收据给杜兆棠一事，双方陈述不一，故本院对杜兆棠和陈桂英的关系以及杜兆棠居住涉案房屋的二层的缘由予以存疑。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陈桂英与杜兆棠之间的租赁合同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杜兆棠的其他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杜兆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00元，由杜兆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民审判员 何 佐审判员 柳玮玮二〇一八年九月七日书记员 李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