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内01民终31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胜利，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亮，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梓源，内蒙古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凡，个体工商户，住呼和浩特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俪国，内蒙古恒信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飞，内蒙古恒信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庆喜，个体工商户，住呼和浩特市。上诉人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华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伟凡、原审第三人周庆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16）内0102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世纪华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胜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梓源，被上诉人刘伟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俪国、高飞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周庆喜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世纪华盛公司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刘伟凡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伟凡负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世纪华盛公司在设立、增资、股东变更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刘伟凡的名字，从2007年12月30日世纪华盛公司成立至今，公司的股东变更仅为一次，即从最初的付泽宇后增加为周胜利、付泽宇、刘勇三人，期间从没有其他人成为公司股东；(二）同一法院、同一审判庭做出的案件判决明显矛盾。除本案外，王相则同样诉请要求确认其为世纪华盛公司股东，在同一审判庭做出的（2016）内0102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中，《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表》（以下简称《股东出资比例表》）记载有王相则名字，且王相则在该比例表中投资金额为1200万元，占比为15.86%，一审法院同一审判庭认定王相则的1200万元非世纪华盛公司入股款，驳回王相则的诉讼请求，即确认王相则非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但在本案诉讼中，刘伟凡没有记载于该比例表中，且刘伟凡购买的是付泽宇与马忠孝的份额，马忠孝非世纪华盛公司注册股东，其同样为该比例表中记载的人员，依据王相则案的（2016）内0102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同样可以确定，马忠孝也非世纪华盛公司股东。但在本案发回重审一审判决中，确认马忠孝为世纪华盛公司隐名股东与王相则案认定事实明显矛盾，且认定马忠孝为隐名股东的唯一证据就是《股东出资比例表》。那么同样案件同一审判庭同一时期做出的判决结果，王相则案并没有依据该比例表确认股东或隐名股东身份，而马忠孝依据该比例表确认了隐名股东身份明显矛盾。并且，刘伟凡自起诉至今均表述有一半购买的是马忠孝的"股权"，既然马忠孝连股东都不是，何来购买股权一说。因此，刘伟凡购买的并非世纪华盛公司股权，仅为三合村项目投资份额；(三）周庆喜、刘伟凡受让的是三合村项目中的投资份额即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中的份额，与世纪华盛公司股权无关。1、世纪华盛公司与刘伟凡各提交了一份《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其后签名处，一份有张雪签字，一份没有张雪签字。在周庆喜亲笔签字捺手印的《询问笔录》中明确，其1400万元转让款是由周庆喜、刘伟凡、张雪、陶敏四人共同投入，由于张雪是外地人，故将全部三合村项目股份登记于张雪名下。周庆喜明确其购买的非世纪华盛公司股权，仅为三合村城中村项目中的投资份额，与股权无关。2、对于受让标的的性质，无论从付泽宇所出具的收条、周庆喜的询问笔录、付泽宇原二审出庭笔录，还是从《股东出资比例表》中的整体金额、比例、空股分红权及马忠孝发回重审一审证人证言，均明确5800万元与公司注册资本金无关，仅仅为向收储中心提供资金，足以证实受让的标的为三合村城中村项目份额，与股权无关联。(四）《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其中记载的份额比例与同时期付泽宇注册股权比例存在重大矛盾，同样可以证实受让标的非股权，仅为三合村城中村项目投资份额。刘伟凡与世纪华盛公司所举证的《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所记载作出时间为2011年11月8日，记载转让的均为付泽宇、马忠孝全部股份。需要明确的是，上述时间付泽宇工商登记股权为33.33%，与决议的18.7%不符。该18.7%在5800万元比例表中明确记载，付泽宇与马忠孝合计18.7%，因此该18.7%为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合作方出资权益，而非世纪华盛公司股权。(五）2013年4月15日《协议书》标的非世纪华盛股权。刘伟凡、周庆喜受让的付泽宇与马忠孝的份额非世纪华盛公司股权，仅为三合村城中村项目投资份额。刘伟凡与王相则签订的该《协议书》转让的标的同样为三合村城中村项目投资份额。(六）1400万元是由周庆喜、刘伟凡、张雪、陶敏共同出资，非刘伟凡一人所有。刘伟凡无权单独提起诉讼，其诉讼主体不适格。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一条及三十二条的规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该两条法律规定仅针对公司成立后，对已成为公司股东的人员应当签发出资证明书及记载于股东名册之中的相应规定，结合本案世纪华盛公司注册股东仅为付泽宇、周胜利、刘勇，《股东出资比例表（附表一）》因记载出资额5800万元与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存在重大出入，该表各个投资人付款时间与工商登记备案的认缴出资时间明显不一致，依据《公司法》第二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规定，该表绝非股东名册，且该表中并未记载刘伟凡投资数额。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一审中，刘伟凡并未提供与付泽宇的《股权转让协议》，刘伟凡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1"与本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且没有付泽宇、刘伟凡签字确认，并没有完成"已受让取得公司股权"的法定举证义务。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判决刘伟凡持有世纪华盛公司股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一）一审应追加周庆喜为共同原告，但仅追加为第三人，程序违法。刘伟凡提供的《收条》明确载明"付泽宇收到刘伟凡、周庆喜转让款"，周庆喜作为受让一方，在《收条》中与刘伟凡同时出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且依据二审法院（2016）内01民终1275号民事裁定，明知刘伟凡与周庆喜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但一审法院未追加周庆喜为本案共同原告，仅为第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并非案件当事人，二审裁定书明确为追加当事人，因此发回重审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未追加付泽宇继承人参与诉讼，程序违法。本案刘伟凡诉争标的为付泽宇所持有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如果支持刘伟凡的诉请，付泽宇即丧失世纪华盛公司股东资格及所持有的股权，因此该判决结果对付泽宇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同样为处分付泽宇股权，因此在付泽宇去世后，应当追加付泽宇继承人参加诉讼，且一审判决结果直接将付泽宇抹除，直接剥夺付泽宇继承人的上诉权，因此一审判决明显程序违法。综上所述，本案争议焦点为刘伟凡是否具备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股东资格主要看刘伟凡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为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及出资证明书的记载，实质要件为实际交纳出资。无论从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刘伟凡均不符合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资格，一审判决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刘伟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刘伟凡辩称，答辩人受让付泽宇、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权，分为两个阶段。1、2011年3月23日，刘伟凡以人民币1400万元购买了付泽宇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权，世纪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世纪华盛公司的显名股东周胜利、付泽宇、刘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世纪华盛公司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2、付泽宇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告知其转让给刘伟凡的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权中，有一半是隐名股东马忠孝的，并向刘伟凡出示了《出资比例表》，证实其与马忠孝的持股比例。刘伟凡在付泽宇与马忠孝协商未果又拒不返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与马忠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000万元受让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9.35％的股权。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对付泽宇、马忠孝将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权转让给刘伟凡一事作出股东会决议，周胜利、刘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并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结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1、对于马忠孝是世纪华盛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世纪华盛公司及付泽宇均予以认可；2、世纪华盛公司于2011年3月23日、2011年11月8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是付泽宇、马忠孝将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伟凡，股权受让方并不包括周庆喜，因此一审法院追加周庆喜为第三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其次，刘伟凡受让的是付泽宇、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而并非世纪华盛公司所称的投资份额，并且该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1、世纪华盛公司于2011年3月23日、2011年11月8日作出的两次股东会决议中，均载明付泽宇、马忠孝转让给刘伟凡的是付泽宇、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共计18.7％的股权。世纪华盛公司一再表示刘伟凡受让的是付泽宇、马忠孝的投资份额，但是经过多次庭审已经查明，付泽宇、马忠孝除认购世纪华盛公司股权进行过出资以外，再没有以任何形式对世纪华盛公司或世纪华盛公司所称的项目进行过出资，因此刘伟凡受让的是付泽宇、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共计18.7％的股权，而并非世纪华盛公司所称的投资份额。2、刘伟凡向显名股东付泽宇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万元后，又向隐名股东马忠孝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且刘伟凡已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公司章程的规定两次作出股东会决议。因此刘伟凡受让付泽宇、马忠孝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权已经实际履行，是合法有效的。3、因世纪华盛公司工商档案登记付泽宇名下的股权为18.7％，根据世纪华盛公司2011年3月23日、2011年11月8日作出的两次股东会决议，付泽宇已经将登记在其名下的18.7％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刘伟凡，所以一审法院未追加付泽宇的继承人参加诉讼，并不存在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刘伟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刘伟凡在世纪华盛公司持有18.7%的股权；请求判令世纪华盛公司依法确认刘伟凡在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身份并对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进行变更。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世纪华盛公司于2007年12月20日由付泽宇登记设立，成立时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根据世纪华盛公司工商档案显示，2007年12月付泽宇在世纪华盛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公司注册资金本为1000万元。2008年11月11日股权比例变更为付泽宇40％、刘勇30％、周胜利30％，2011年5月25日增资后，世纪华盛公司注册资金本变为1500万元，股权比例为付泽宇33.3％、刘勇33.3％、周胜利33.3％，2012年7月16日世纪华盛公司再次变更股权比例为，付泽宇18.7％、刘勇33.3％、周胜利47.96％。此外，刘伟凡提供的《股东出资比例表》（附表一）载明：股东付泽宇出资550万元（1300万），出资比例为6％，空股所持比例为3.35％；马忠孝出资比例为6％，空股所持比例为3.35％。股东确认处付泽宇、马忠孝签字确认。世纪华盛公司对该表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另查明，2011年3月23日，付泽宇签字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伟凡、周庆喜购买呼市三合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司股份转让款合计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元）。"2011年3月26日付泽宇签字出具了《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刘伟凡、周庆喜购买呼市三合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司股份转让款肆佰万元（400万元）。"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周胜利、屈利平、刘勇、马忠孝、冯生荣、单飞荣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刘伟凡当庭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载明：会议参加人员为：项金平、周胜利、刘勇、单飞荣、马忠孝、屈利平、冯生荣、周庆喜、刘伟凡。会议内容为：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关于付泽宇、马忠孝在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刘伟凡持有，股份占比18.70%（其中，12%表决权，6.7%为分红权），新股东刘伟凡对付泽宇的债权债务全部承担，同时进入股东会。说明付泽宇转给刘伟凡6%的表决权，3.35%空股分红权，马忠孝转让给刘伟凡6%表决权，3.35%空股分红权。庭审中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刘勇出庭作证，证明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付泽宇和马忠孝的股份转让给刘伟凡，转让后刘伟凡持有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份。刘勇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庭审中马忠孝出庭作证，证明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付泽宇和马忠孝的股份转让给刘伟凡，转让后刘伟凡持有世纪华盛公司18.7%的股份，出席会议的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又查明，刘伟凡与马忠孝于2011年11月6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载明："甲方马忠孝，乙方刘伟凡。一、甲方为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股东，持有公司9.35%的股权，并由公司股东付泽宇代持，现甲方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乙方。二、乙方于本协议生效后90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及身体补偿费人民币100万元。三、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即为公司的合法股东，甲方配合乙方进行变更登记。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落款处马忠孝于甲方处签字，刘伟凡于乙方处签字。2012年1月4日，马忠孝向刘伟凡出具了《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刘伟凡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款人民币陆佰万元（6000000.00元）身体补偿款壹百万元整（1000000.00元）。共计人民币柒佰万元整（7000000.00元）。"收款人处马忠孝签字。2012年1月4日，刘伟凡还向马忠孝出具了《欠条》一份，载明："今欠马忠孝在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款肆佰万元整（￥4000000），在一年内还清，月息为3分。"刘伟凡于落款处签字。根据刘伟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及汇款单显示，2011年12月30日，贺莺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马忠强（与马忠孝为兄弟关系）汇款5万元，同日王丽萍（与刘伟凡为夫妻关系）分别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向马忠强转账95万元及400万元。2012年1月4日，王丽萍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马忠强转账100万元。以上四笔款项共计600万元人民币。再查明，2013年4月15日案外人王相则和刘伟凡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是刘伟凡将所持有的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王相则。世纪华盛公司在该转让协议上盖章。同日王相则向刘伟凡出具欠条，记载欠刘伟凡股权转让款1725万元，世纪华盛公司也在此欠条上盖章。此次转让并未实际履行。此外，付泽宇于2016年10月24日即一审法院开庭审理前去世。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世纪华盛公司否认公司存在隐名股东，但刘伟凡提供的《股东出资比例表》显示马忠孝是公司的隐名股东之一，出资比例为6%，空股（分红权）所持比例3.35%。付泽宇出资比例为6%，空股（分红权）所持比例3.35%，世纪华盛公司对该表的真实性表示认可。其次，世纪华盛公司否认刘伟凡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及马忠孝、刘勇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且提交了第三人周庆喜及证人孔婧的询问笔录，以证明自己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2）真实有效，但由于第三人周庆喜及证人孔婧均未到庭接受质证及询问，故其证明力显然低于刘伟凡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同时，世纪华盛公司作为单位具有保存《股东会决议》的法定义务及提供该份证据原件的举证能力，但其未提供该份证据原件，也没有其他有效相反证据来对抗《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的证明力，故世纪华盛公司的抗辩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于2011年11月8日召开的股东会的内容，单凭股东会决议虽无法查明，但《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中记载的内容同证人刘勇、马忠孝的证言，彼此印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内容属实。该份股东会决议表决人中依据工商登记可知当时刘勇占股33.33%，周胜利占股33.33%，合计占比为66.66%，此次股东会内容合法有效。虽然股份转让人付泽宇、受让人刘伟凡均未签字，但此次股东会已向公司其他股东释明了股权转让事宜，其他股东未表示反对，并且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同时刘伟凡已经就股份转让事宜向付泽宇支付了1400万元的转让款,世纪华盛公司对转帐事宜未持异议。虽然付泽宇出具的收条中写明收到的是"呼市三合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司"的股份转让款，但世纪华盛公司成立以来只承建了三合村改造项目这一工程，故结合庭审情况可知所谓"项目公司"即指世纪华盛公司。因此，刘伟凡与付泽宇虽未签订书面股权转让协议，但通过二者的转帐及出具收条的行为，同时结合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会决议综合考虑，刘伟凡与付泽宇之间存在就世纪华盛公司股权的实际转让行为，该行为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规定。再次，刘伟凡提交的其与马忠孝在2011年11月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应《收条》、《欠条》、转账凭证均证明刘伟凡已经从马忠孝处购得世纪华盛公司9.35%的股权，结合世纪华盛公司2011年11月8日的股东会决议及《股东出资比例表》内容可知，刘伟凡从付泽宇、马忠孝处购买了共计18.7%的世纪华盛公司股权。最后，刘伟凡与案外人王相则签订的《协议书》加盖了世纪华盛公司公章，而王相则向刘伟凡出具记载欠刘伟凡股权转让款的欠条，也加盖了世纪华盛公司的公章。通过世纪华盛公司在《协议书》和欠条上盖章的行为，一审法院可以认定世纪华盛公司认可刘伟凡持有股份并知晓股份转让行为（经查，此次转让并未实际履行）。综合考虑全案证据情况，对于刘伟凡主张的事实，其不仅提供了《股东会决议（内世房开字【2011】17号）》（复印件1），刘勇、马忠孝的证人证言，付泽宇的收条，还提供了马忠孝的《股权转让协议》、《收条》、《欠条》、银行转账凭证，其所举证据已经形成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因此刘伟凡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世纪华盛公司虽然对刘伟凡主张的事实和证据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有效的相反证据，其抗辩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此外，一审法院已经依法追加周庆喜为第三人，但周庆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与诉讼，故周庆喜可另案主张其相应权利。同时，由于付泽宇在本案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仅对查清案件事实起辅助作用，故一审法院未追加其继承人参与诉讼。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刘伟凡持有被告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8.7%的股份；二、被告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原告刘伟凡的股东身份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将原告刘伟凡的股东身份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中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伟凡受让的18.7％的份额的性质，应认定为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还是三合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投资份额。本院对双方所举证据分析认定如下：一、刘伟凡举出的证据即2011年11月8日世纪华盛公司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以下简称决议1）与世纪华盛公司所举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以下简称决议2），虽然显示受让人不同，决议1为"刘伟凡"，决议2为"张雪"，但决议内容均为："经股东会研究决定，关于付泽宇、马忠孝在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持有，股份占比18.7％（其中12％表决权，6.7为分红权），新股东......对付泽宇的债权债务全部承担，同时进入股东会。"从以上股东会决议内容的文义表述可以看出，付泽宇、马忠孝转让的是其二人在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份而不是项目投资份额。二、对于该18.7％股份的来源，刘伟凡所举证据为2011年3月23日、3月26日付泽宇所打收条，载明付泽宇收到刘伟凡、周庆喜购买呼市三合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公司股份转让款合计1400万元。另有2011年11月6日刘伟凡、马忠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马忠孝为世纪华盛公司的隐名股东，持有公司9.35％的股权，并由公司股东付泽宇代持，现马忠孝将上述股权转让给刘伟凡。刘伟凡于本协议生效后90日内，向马忠孝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万元及身体补偿费人民币100万元"。2012年1月4日马忠孝给刘伟凡出具700万元的收条一张，尚欠400万元未付，刘伟凡给马忠孝出具400万元的欠条一张。一审期间马忠孝出庭作证，自认是世纪华盛公司的股东，承认将股份转让给刘伟凡的事实。一审期间世纪华盛公司登记股东刘勇出庭作证，证明三个登记股东背后都存在隐名股东，其本人代持冯生荣、屈利平、项金平的股份，付泽宇代持马忠孝的股份，周胜利代持王相则的股份，证实付泽宇、马忠孝将世纪华盛公司18.7％股份转让给刘伟凡的事实。上述书证、证人证言与《股东出资比例表》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马忠孝为世纪华盛公司隐名股东，刘伟凡受让的是股东付泽宇、马忠孝在世纪华盛公司的股权。一审中，世纪华盛公司虽出具了其代理人对证人周庆喜所做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刘伟凡受让的是项目投资份额，因周庆喜未出庭作证，其证言未经质询，故对询问笔录的证明内容不予采纳。三、关于（2011）17号股东会纪要记载的份额比例与同时期付泽宇工商登记股权比例不一致的问题，2011年11月8日股东会决议将付泽宇、马忠孝二人共计18.7％的股权转让给刘伟凡，同时期付泽宇工商登记股权份额为33.3%，登记份额大于转让份额符合常理，付泽宇、马忠孝二人转让的共计18.7％的股权与《股东出资比例表》上记载的份额（包括空股比例）相一致。《股东出资比例表》未标明形成时间，记载付泽宇和马忠孝的出资比例合计18.7％，与2012年7月16日付泽宇名下工商登记份额一致，也与付泽宇为马忠孝代持股份的说法相吻合。四、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因会议纪要系公司内部形成的决议，世纪华盛公司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并负有举证责任。现因世纪华盛公司不能提交股东会决议原件，又无相关报案材料等证据证明文件柜被破坏、文件丢失的事实，故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五、关于诉讼主体，2011年股东会决议记载股份受让人为刘伟凡，付泽宇的收条同时载明收到刘伟凡、周庆喜的转让款，一审法院依法追加周庆喜参加诉讼，周庆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视为其本人放弃了诉讼权利。一审中付泽宇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涉及本案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一审法院未追加其继承人参加诉讼，诉讼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刘伟凡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实其诉讼主张。世纪华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世纪华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白 雪 松审 判 员 吴  芳代理审判员 额日德尼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  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