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305民初350号原告：山东华洲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齐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1630463028。法定代表人：李永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山东稷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明，男，1962年2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淄博市临淄区，山东华洲建设有限公司副经理。被告：淄博东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齐城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7207611741。法定代表人：王新生，经理。被告：临淄区闻韶街道东王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齐城路**机构代码：B4762900-9。法定代表人：王新生，主任。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广，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汉族，系淄博东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临淄区闻韶街道东王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现住淄博市临淄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岗，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山东华洲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洲公司）诉被告淄博东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公司）、临淄区闻韶街道东王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王居委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日作出（2017）鲁0305民初2697号民事判决。东兴公司和东王居委会不服，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鲁03民终343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9日、6月14日、8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同、李金明，被告东兴公司和被告东王居委会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广、李玉岗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一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确认2010年4月2日东兴公司与东王居委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事实与理由：2004年11月8日，华洲公司与东兴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华洲公司承建东兴公司开发的位于临淄区辛三路北侧、齐园南侧的商业房二栋，2005年10月工程竣工验收完毕，2005年11月东兴公司资金紧张，经与华洲公司协商以所建设的辛三路75甲28号商业房抵顶华洲公司的工程款539671元，该房屋一直由华洲公司李金明占有使用至今，2013年1月17日华洲公司与东兴公司最终结算，扣除东兴公司供材、支付的工程款及房屋抵顶款外，东兴公司尚欠华洲公司工程款23704.33元，为索要工程款，华洲公司于2016年11月9日起诉，经临淄区人民法院（2017）鲁0305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书及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3民终785号判决书判决东兴公司支付华洲公司工程款23704.33元并赔偿经济损失。因抵顶给华洲公司的房屋东兴公司一直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华洲公司于2017年1月5日起诉，案号为（2017）鲁0305民初69号，要求东兴公司为华洲公司办理位于临淄区辛三路75甲28号商业房不动产登记手续并赔偿经济损失100元，临淄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5日、4月19日、5月16日三次开庭审理，东兴公司均到庭参加诉讼，在第三次开庭审理时，东兴公司提交了2017年5月8日临淄区辛三路75甲28号商业房所有权人为东王居委会的不动产登记证，经华洲公司到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相关资料显示，位于临淄区辛三路**商业房东兴公司与东王居委会于2010年4月2日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东兴公司是东王居委会出资90%和东王居委会全额出资的临淄区闻韶办事处东王劳动服务公司出资10%设立，三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新生，存在人格混同和财产混同的情形，在华洲公司要求东兴公司办理上述房产不动产登记手续过程中，双方恶意串通，将所有权为华洲公司的商业房使用2010年4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产权登记，严重侵害了华洲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东兴公司辩称，1.华洲公司的诉讼请求为确认两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是确认原告与两被告或两被告之一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因此，本案案由应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两被告与原告根本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与两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临淄区人民法院将案由定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不符合法律规定；2.华洲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原告与两被告均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两被告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两被告，出卖人为东兴公司，买受人为东王居委会，华洲公司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洲公司无权对两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3.华洲公司与东兴公司不存在以房屋抵顶工程款的事实。华洲公司与东兴公司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经双方对账，东兴公司欠华洲公司23704.33元，华洲公司已另案诉讼，经临淄区人民法院及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生效判决，东兴公司应支付华洲公司工程款23704.33元及相应的经济损失，但没有认可华洲公司提出的以房屋抵顶工程款498157元的事实。华洲公司诉称东兴公司以辛三路75甲28号房屋抵顶工程款并非事实，如果用房屋抵顶工程款，双方应当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或者签订以房屋抵顶工程款的协议书，对抵顶房屋情况、抵顶工程款数额、房屋办理产权证的时间、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具体约定，否则，没有房屋买卖合同就无法到房管部门办理产权证。另外，如果以房屋抵顶工程款是真实的，华洲公司应当给东兴公司开具收到相应工程款的收款收据，东兴公司也会做财务账，在财务账上有体现，东兴公司也会给华洲公司开具收到华洲公司房款的发票，否则，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截止华洲公司起诉，双方既没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或房屋抵顶工程款的协议，也未开具收据和发票，不符合常理，不是事实。华洲公司的说法与事实相互矛盾。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中，华洲公司述称是2006年以房屋冲抵工程款，如果属实，双方在2010年4月16日对账时，应当在所欠工程款减除相应的冲抵工程款金额，但双方在2010年4月16日确认的对账单上并未扣除冲抵所谓的以房抵款的金额。事实是双方协商用房屋租金抵顶部分工程款，2013年对账前，经双方财务协商，以辛三路75甲28号和辛三路75甲33号房屋租金抵顶部分工程款，由华洲公司对外出租房屋，收取租金，因此，至2013年1月17日对账时，以房屋租金抵顶工程款后，东兴公司尚欠华洲公司工程款23704.33元；4.两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两被告均是独立的单位，虽然存在出资和被出资的关系，但法律并未禁止两被告之间进行房屋买卖，且两被告之间完全按照规定办理了房屋的权属登记手续，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法有效，东兴公司与华洲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两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与华洲公司无关，并不存在华洲公司诉称的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华洲公司无证据证实其主张；5.华洲公司提起的诉讼为确认之诉，并非金钱给付之诉，其申请冻结东兴公司的银行存款498157元或等值财产无依据；6.法院应当将本案与（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同时审理。东王居委会辩称，除上述东兴公司辩称意见3外，其余同东兴公司辩称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围绕诉求，原告华洲公司举证如下：1.2015年3月2日两被告共同的法定代表人王新生给原告的项目部经理李金明发的短信，证实：本案合同中涉及的房屋已经抵顶给了原告的事实。该短信内容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第一次开庭时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认可。2.房屋租赁合同，证实本案合同中涉及的房屋的被告东兴公司给原告顶账后，一直由原告对外租赁并收取租赁费。原件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卷中。3.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等，证实由于在涉案的房屋抵顶给原告后，被告东兴公司一直没有为原告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要求为原告办理手续及已经开庭审理的情况。本案经过三次开庭审理，其中第一次开庭，两被告的共同法定代表人王新生到庭参加诉讼，并认可了为原告的项目经理发短信的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在2017年2月份第一次开庭时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新生并没有提出涉案房屋已经签订任何的买卖合同或者是两被告之间已经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也证实作为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的王新生对69号案件原告要求被告东兴公司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这一诉讼的事实非常清楚。4.2017年5月8日不动产登记证、2010年4月2日房屋买卖合同各一份，证实：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原告要求被告东兴公司为原告办理本案合同涉及的房屋的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诉讼过程中，两被告恶意串通，就涉案合同中的房屋于2017年5月8日办理了买卖手续并将房屋登记在被告东王居委会名下，该买卖合同无效的事实。5.根据原告申请，法院对原东兴公司经理孟繁华所做的调查笔录一份，印证了原告主张的在最终结算时用涉案房屋抵顶给原告工程款的事实，符合双方结算时的真实情况。75甲28号房屋是孟繁华在担任两被告法定代表人时抵顶的工程款，75甲29号房子是2008年王新生担任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时用此房屋抵顶给原告作为工程款，抵顶后原告将该房屋出让给他人，已经办完了手续。28号顶账53万多，29号顶账49万多。6.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75甲2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2017年2月15日庭审时被告主张过从未用房屋抵顶工程款，2017年4月10日主张过王新生任职期间从未与原告协商过房屋抵顶工程款事情，本案在2018年4月19日庭审中主张2005年出卖过四套房屋，其中甲29号买受人为孙新国，并提交了被告东兴公司与孙新国的房屋买卖合同，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被告曾主张孟繁华在任职期间曾以一套房屋为原告抵顶工程款但并非是75甲28号，而是75甲29号房屋，其陈述前后不一，从我们调取的相关证据看，75甲29号房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为傅明玲，签订合同的主体是被告东兴公司与傅明玲，但是被告东兴公司中的签字（盖章）为王新生，从历次庭审中被告陈述的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任职情况看，2006年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孟繁华而非王新生，因此合同中的2006年3月24日时间为倒签，从傅明玲办证的时间为2009年4月20日缴纳契税之后，因此不动产登记中心记载的买受人与被告东兴公司在2018年6月14日向法庭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买受人孙新国不一致，也说明被告提供虚假证据。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75甲24号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被告东兴公司在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提交了被告东兴公司与孙卫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证实75甲24号房屋买受人为孙卫栋，但是不动产登记中心记载的买受人为朱素霞，签订合同时间是2010年3月12日，办证时间是2010年3月22日。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75甲19号、13号、25号房屋记载情况，证实被告东兴公司用房屋两次为原告抵顶工程款的事实，抵顶的款项与当时被告出卖的其他房屋的价格相一致。7.申请证人李某1（李某2）出庭作证，证实75甲29号房屋的真实交易情况。以上证据充分证实两被告行为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两被告2010年4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被告东兴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如下：对1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短信中所涉及的并非涉案房屋，与本案无关。至于被告未提出两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是由于两被告很明确的确定被告东兴公司与原告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并没有规定东兴公司必须提交两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且两被告也没有法定义务。对2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从而证明原告将涉案房屋出租，收取租赁费，证实以房屋租赁费冲抵工程款的事实。对3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4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两被告认为这是属于两被告之间的合同，与原告无关。正因为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新生，因此两被告很确定原告与东兴公司并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在此之下，两被告才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对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部分有异议。原告给东兴公司建设的房屋竣工时间并非2005年10月，实际竣工验收日期2005年12月12日。孟繁华曾经用一套房抵款，具体哪一套忘记了，但并非是涉案的75甲28号房屋，是75甲29号房屋。被告开始卖房并非是2005年，而是自2006年开始。孟繁华从2007年之后的事情不了解，本案涉及的事情是2007年之后。孟繁华称公园的房子与两被告无关是错误的，实际是与居委会无关，但与被告东兴公司有关，因此孟繁华所作笔录不能证明被告用涉案房屋抵顶原告工程款。对于6号证据。关于在房产登记中心备案合同与被告东兴公司提交合同不一致问题，2006年3月24日被告东兴公司用75甲29号抵顶了部分工程款，原告将上述房屋又卖给他人，在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原告也认可开始的买受人是孙新国，是由原告带孙新国到被告东兴公司处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是没有要求办证。2008年4月原告又带领傅明玲到被告东兴公司处要求将孙新国的房屋买卖合同改为买受人为傅明玲，因当时的房屋价格与2006年有差异，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仍然为2006年3月24日。2008年4月法人代表变更为王新生，因此房屋买卖合同法定代表人的盖章只能为王新生，时间是真实的，被告并未提供虚假证据。被告东兴公司提交了孙卫栋的房屋买卖合同，当时2007年7月3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为孙卫栋，但是一直没有办证。2010年3月要求将房屋买卖合同名字变更为朱素霞，办理房产证的买受人为朱素霞，因此出现在房屋登记中心备案的合同与被告东兴公司提交的合同不一致的情况。原告提交的75甲19号、13号、25号房屋买卖合同出卖价格为3400-3500之间，而抵顶给原告的28号房屋价格为3705，并不一致。且此三份证据，被告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7，证人与原告是业务关系，双方存在经济往来，应当属于利害关系人，不具有证人资格。被告对证人证言部分有异议。证人证言只能够证明被告之前主张的以75甲29号房屋抵顶给原告，抵顶价格是539671元，并非498157元，且是2006年孟繁华任职期间办理的。这与被告东兴公司之前提交的记账凭证、发票收据能够相互吻合。证人也承认孙新国是跟他干活，是负责财务，给他办理的相关手续。至于是孙新国收钱还是他本人收钱如此重要的事情忘记了，那孙新国是否与被告东兴公司签订过合同，证人也不可能记清楚。再者，顶抵房屋肯定要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此被告东兴公司提交法庭的与孙新国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并非虚假证据。被告东王居委会对以上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东兴公司。围绕诉求，被告东兴公司举证如下：1.2013年1月17日工程价款结算表一份，证明右上角没有原告提交所注明的内容，证明原告与东兴公司并不存在以房屋抵顶工程款的事实。2.淄博市建设委员会出具的建设工程验收备案表，证明涉案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05年12月12日。3.2007年7月3日东兴公司与孙卫栋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证明孟繁华于2007年10月离任前共出卖四套房屋，其中包括75甲24号、26号、29号、30号，此份合同涉及是75甲24号。4.东兴公司2006年3月27日记账凭证一份，2006年3月27日东兴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发票一份，2006年3月27日原告给东兴公司开具的收款收据一份，证明东兴公司用75甲29号房屋抵顶了工程款，抵顶价值是539671元，也就是孟繁华在笔录中所称的用一套房屋抵顶工程款。5.2006年3月24日被告东兴公司与孙新国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2006年10月28日与孙新国的淄博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一份，证明开始是与孙新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办理了转移登记申请，因孙新国将房屋转给了傅明玲，因此转移登记申请没有提交房屋登记中心，也可以证明与孙新国的房屋买卖合同是真实的。原告华洲公司对以上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本身无异议，但该证据认定应当结合2010年4月16日工程价款结算表相对照，但东兴公司无证据证实在2010年4月16日至2013年1月17日之间向原告支付过498157元工程款事实的情况下，完全能认定498157元工程款抵顶房款的事实。在该证据中，王丽英是被告东兴公司的财务人员，王子华是原告项目部的财务人员，双方的财务人员签字确认，原告与被告东兴公司也加盖了公章，如果被告东兴公司否认用房屋抵顶工程款498157元这一最基本事实，那么截止到现在，被告东兴公司应当提交已经向原告支付了498157元工程款的事实及证据，无法提供就不能否认和推翻该笔款项抵顶房屋的事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这只是一个备案表，备案表一定在验收之后。3号证据24号房屋与本案无关。4号证据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记账凭证是被告东兴公司单方制作的，被告想证实其主张应提交75甲28号记账凭证。关于收款数额539671元我们主张是75甲28号而与最初498157元不一致的问题，也属于被告自己调整账目的问题，在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并没有记载是28号或者29号。对5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根据证人陈述75甲29号是在2008年底2009年初由原告的李金明项目部用所欠的工程款抵顶给他，也说明被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备案登记申请并没有到当时的房管局办理备案登记，也无法证实被告主张的是由孙新国将29号房屋转让给了傅明玲，也与刚才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进行质证时所称的是原告带傅明玲到被告东兴公司处签合同相互矛盾。被告东王居委会对以上证据无异议。围绕诉求，被告东王居委会举证如下：2017年5月10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以及2017年4月18日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各一份，证明东王居委会已经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支付东兴公司房款，且东兴公司为东王居委会开具了购房发票，两被告完全按规定办理了房屋买卖手续。原告华洲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进一步证实了原告的主张，两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在2010年4月2日，原告诉东兴公司要求办理不动产登记证是在2017年1月份立案，在2017年2月15日和2017年4月10日两次开庭审理，且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作为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新生到庭参加诉讼，并没有提及涉案房屋已经在2010年4月2日两被告已经签订了买卖合同的情况，且王新生也认可了在2017年春节期间发给原告项目经理短信的内容，要求将涉案房屋不要转让给他人，给他本人留着，也说明涉案房屋并没有进行转让过的事实。通过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涉案房屋是2017年4月30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是在2017年5月10日出具的收据和转款，两被告的上述行为均是发生在原告诉东兴公司要求为涉案房屋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的诉讼过程中，因此两被告恶意串通的情形非常清楚，也进一步证实了原告的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被告东兴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结合本院对时任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东王居委会书记和主任孟繁华调查笔录、原告主张、被告东兴公司自认和2006年3月发票、收款收据能够认定原告与被告东兴公司存在以房抵顶工程款事实。对于具体抵顶情况，本院认为，孟繁华证实：其在职期间共卖房4套，其中包括交给华洲公司李金明的一套，交给李金明后，李金明立即使用了，并证实抵账的房屋不可能要租金，当时就算是卖给李金明了，不存在拿房租抵工程款的事情，当时抵债价格与出售价格一致。公园的房子（75甲33号）与被告无关；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75甲28号商业房的租赁合同也印证了孟繁华的证言，房屋抵顶工程款后交给李金明，涉案的75甲28号一直由李金明对外出租至今，2006年3月发票、收款收据为539671元，价格也与2017年5月16日本院在审理69号案件时被告东兴公司提交的出售的75甲26、30号房屋的价格相同，且有孟繁华和于家庆的签名。被告东兴公司提交的孟繁华在任职期间的四套房屋中75甲29号在2006年3月24日卖给了孙新国，但在2018年6月14日庭审中又以记账凭证（2006年3月27日）的摘要中记载“付售齐园商业房75甲29号款”来主张是孟繁华用75甲29号房屋抵顶给原告工程款539671元，但与其提交的合同相矛盾，且摘要记载内容为东兴公司单方记载，华洲公司收款收据并未注明房号。双方对2010年4月16日和2013年1月17日两次对账确认无异议，确认已付工程款数额为3502133元，工程款余额为23704.33元。对于以房抵顶工程款已予扣除的539671元双方也无争议。但对于498157元工程款是否也以房屋抵顶存在争议。被告东兴公司主张是经双方协商，以涉案房屋和75甲33号房屋租赁费抵顶，租赁费和租期从2006年开始到2012年12月底共7年。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且东兴公司未能提交书面租赁协议和租金折抵工程款期满后向原告主张收回房屋的证据，结合本院对孟繁华的调查笔录，东兴公司的主张既无证据证实也不符合常理，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该工程款498157元系王新生任职后用75甲29号房屋抵债，结合证人李某1证言，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75甲19号、13号、25号房屋记载情况，特别是东兴公司向本院提交的75甲29号房屋买卖合同与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的同一房号合同买受人不一致，且后合同落款时间与王新生任职时间矛盾，东兴公司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东兴公司也无证据证实已付工程款498157元，原告的主张符合常理和实情，能够认定被告东兴公司用75甲29号房屋为原告抵顶工程款498157元，且与当时被告出卖的其他房屋的价格相一致。至于原告对涉案75甲28号房屋抵顶价格主张前后不一问题，原告解释由于被告东兴公司在对工程款进行下账时，将用房屋抵顶的工程款进行肢解，导致原告和被告财务人员在进行结账的时候对两套房屋价格混淆，但从实际情况和相关证据可以印证28号房屋是孟繁华在任职期间抵顶给原告的工程款，29号房屋是王新生任职期间抵顶给原告，因此在庭审中出现两套房屋时间有差错的问题可以理解。本院认为结合上述证据和事实认定，原告的解释符合情理。综上，原告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待证事实有关联，且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本院予以采纳。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并无异议，对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原审双方无争议的案件事实和（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4年11月8日，华洲公司与东兴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华洲公司为东兴公司建设临淄辛三路北侧、齐园南侧商业房二栋，该工程于2005年10月通过竣工验收，双方于2010年4月16日经对账确认，工程总价款为5498246.67元，东兴公司供材1960975.28元，水电费51434.06元，已付工程款3003976元，工程款余额为481861.33元。2013年1月17日，双方财务再次对账确认，工程总价款增加了40000元的安全增补费，已付工程款数额为3502133元，工程款余额为23704.33元。2016年11月9日，华洲公司向本院起诉东兴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23704.33元及经济损失13155元，本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鲁0305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书，东兴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鲁03民终7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月5日，华洲公司以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东兴公司案号为（2017）鲁0305民初69号，要求东兴公司为其办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并赔偿经济损失100元。该案分别于2017年2月15日、4月10日二次开庭审理，两次庭审中，东兴公司均未提及涉案房屋转移登记及协商用涉案房屋的租金抵顶工程款事宜，在第二次庭审结束后的5月5日，东兴公司将涉案房屋已经转移登记到东王居委会的不动产登记证提交法庭，因华洲公司要求东兴公司办理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的目的无法实现，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再次开庭进行审理。涉案房屋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4月2日，完成房产分户平面图测绘时间是2016年12月22日，缴纳契税的时间为2017年4月。2017年4月18日，东兴公司为东王居委会开具了538942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2017年5月10日东王居委会通过山东省农村商业银行临淄支行向东兴公司转账538942元，东兴公司并为东王居委会出具了金额为538942元的农村财务专用收款凭证。另查明，2006年由时任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孟繁华与华洲公司达成口头协议，以临淄区辛三路75甲28号商业房抵顶东兴公司所欠工程款539671元给华洲公司，华洲公司和东兴公司分别于2006年3月24日和3月27日开具了收款收据和发票。该房屋一直以华洲公司副经理李金明名义对外出租至今。2008年王新生任职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和原告达成协议，以临淄区辛三路75甲29号商业房抵顶东兴公司所欠工程款498157元给华洲公司李金明，后李金明又将该房屋抵顶给李某2（李某1），李某1又卖给傅明玲，傅明玲自2009年办理了75甲29号房屋房产证后一直对外租赁至今。2010年4月16日，华洲公司给东兴公司出具了金额为498157元的工程款收据。再查明，2005年至2007年10月份，东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东王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均是孟繁华，2007年10月至2010年4月均为王新生，2010年4月至2014年10月东王居委会主任为于家庆，东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新生。东兴公司是东王居委会出资90%和东王居委会全额出资的临淄区闻韶办事处东王劳动服务公司出资10%设立，三个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新生。本院认为，本案为华洲公司起诉要求确认东兴公司与东王居委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纠纷，并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故本案的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两被告在答辩中提出华洲公司提起的诉讼为确认之诉，并非金钱给付之诉，其申请冻结两被告的银行存款498157元或等值财产无依据，与本案的诉讼请求无关。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原告主体资格是否适格和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关于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本案案情，2006年华洲公司已以房屋抵债的形式取得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该房屋一直以华洲公司副经理李金明名义对外出租至今，只是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登记。华洲公司对案涉房屋享有期待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华洲公司认为涉案房屋已经抵顶了工程款，诉讼要求东兴公司为其办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在诉讼期间，东兴公司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给东王居委会，双方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行，侵害了华洲公司的利益，导致华洲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实现，其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虽以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为由，但本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和本院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能够确认原告对涉案房屋享有期待物权，该期待物权即为原告提起本案的请求权基础。本案无需与（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同时审理。根据上述民事诉讼法规定，两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履行行为，与原告密切相关，原告作为对涉案房屋享有期待物权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本案的诉讼，其原告主体适格，东兴公司、东王居委会辩称华洲公司无权对其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问题，纵观全部案情，从（2016）鲁0305民初4606号和（2017）鲁03民终785号案件到（2017）鲁0305民初69号和（2017）鲁0305民初2697号案件，东兴公司始终未主张同华洲公司有过任何的以房抵顶工程款的事实，本案重审中其又主张用临淄区辛三路75甲29号商业房抵顶东兴公司所欠华洲公司工程款539671元，明显有悖常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东兴公司与东王居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新生一人，其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的第一次庭审中出庭应诉，对东兴公司与华洲公司之间的纠纷明知，东兴公司在第一次、第二次庭审中均未提出已于2010年4月2日已与东王居委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涉案房产卖给东王居委会事实，在（2017）鲁0305民初69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使用2010年4月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于2017年4月缴纳了契税，两被告之间虽有银行转账凭证和收款收据，并办理了产权转移登记，但结合本案案情，被告法定代表人王新生明知涉案房屋已经抵顶给原告，且一直由原告副经理李金明对外出租，双方在2010年4月16日和2013年1月17日对账确认时已将抵顶的工程款539671元予以扣除，又以所谓的2010年4月2日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本院解决涉案房屋争议诉讼中办理付款和转移产权登记，一则签订合同后长时间无合理理由未办理付款和转移登记，而恰在原告起诉要求东兴公司办理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后才履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明显不符合常理；二则从本案证据看，东兴公司提交的相关商品房买卖合同与临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备案合同不一致，且有矛盾之处，东兴公司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两被告2010年4月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东兴公司的行为既违背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又是对公正严肃的法律和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挑战，其主观恶意明显，东王居委会主观上也不存在善意，两被告存在出资和被出资的特殊关系,其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新生，主观上明显存在串通恶意，客观事实上损害了华洲公司的利益，该损害后果与两被告的串通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当属无效。综上所述，原告华洲公司作为对涉案房屋的期待物权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两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无效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两被告的辩解意见，除案由外其他意见均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2010年4月2日淄博东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临淄区闻韶街道东王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淄博东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临淄区闻韶街道东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海红人民陪审员  于海坤人民陪审员  王春涛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代理书记员  边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