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2民终1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施振范，男，1952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崇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王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晓东，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晨蕾，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施振范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7)沪0151民初58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振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施振范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团结沙资产移交协议书》。施振范认为，其原系团结沙农场事业编制人员。根据《团结沙资产移交协议书》，事业编制人员与企业编制人员有不同的移交方式。团结沙农场实际移交人员时与《团结沙资产移交协议书》的约定不一致，属违规操作。上实公司是协议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亦清楚实际的移交行为违背了协议的真实意思。施振范同时认为经济补偿金是在移交之后由团结沙农场支付给其的，系对其在团结沙农场期间辛苦工作的一种经济补偿，并非是事业编制人员的赔偿金和买断金。二、关于施振范身份的确认问题。施振范认为，对于职工是否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确认，只有属于政府部门的原劳动人事局可以确定，上实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原崇明县农委作出的《答复意见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施振范在一审中提供的崇农劳人(95)字第14号文件、崇编(92)字第35号文件属于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书。此后，崇明县政府、县劳动人事局、县农委从未为施振范办理过变更或中止事业编制的手续。而中途从团结沙农场调出去的所有干部和职工，原本没有事业编制的在退休时都享受了事业编制身份的待遇。而施振范现反而不能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不公平。三、关于时效问题。施振范认为，在2014年7月15日，其知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直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至今未曾间断。综上，要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上实公司辩称，施振范在团结沙农场转制前就已经不是事业编制人员，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该事实。而且上实公司是企业，不是事业单位，施振范与上实公司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且施振范进入上实公司工作直至其提起仲裁已经间隔十多年，其诉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综上，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施振范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施振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实公司向施振范支付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5,980.40元、事业人员与企业人员退休金差额90,000元(2012年3月至2017年4月)、影响企业与事业基本工资额184,500元(2002年1月至2012年3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1991年12月13日经原崇明县人民政府决定建立团结沙农场，1992年3月1日团结沙农场进行工商登记，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施振范于1991年12月进入团结沙农场工作，期间享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2001年11月29日，原崇明县人民政府(乙方)与上实公司(甲方)签订团结沙农场资产移交协议书第5点“人员安排”约定，考虑到乙方现有干部和员工的特殊性，对愿到甲方工作的原崇明县有关委、局所属的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原人事关系仍保持在原主管部门，由甲方、原主管部门和劳动者本人三方签订借用协议，工资报酬、福利待遇按甲方企业标准发放，应由单位承担的“四金”仍由个人承担。对愿到甲方工作的原企业人员，对其在原企业服务期间的经济补偿按劳动法规所规定的标准由乙方承担，甲方按现行劳动法规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后团结沙农场向施振范发放经济补偿金。2002年1月1日，施振范与上实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3月，施振范办理退休手续。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4月7日，施振范等向原崇明县农业委员会信访。2015年8月6日施振范向崇明县信访办信访，该信访事项被转至原崇明县农业委员会，施振范要求确定事业身份，恢复事业待遇，赔偿相关损失。2015年9月8日，原崇明县农业委员会作出答复，对于施振范的诉求不予支持。施振范不服该答复，向原崇明县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查，2015年10月26日，原崇明县人民政府对崇明县农业委员会作出的信访答复予以维持。2016年2月1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原崇明县人民政府的信访答复作出复核意见，对施振范的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4月28日，施振范向上海市崇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上实公司支付施振范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5,980.40元、退休工资差额90,000元、2002年1月至2012年3月工资差额184,500元。该委以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施振范于法定期间诉至法院，故涉讼。一审法院审理中，施振范表示，团结沙农场的企业性质不能代表施振范的身份变化，施振范的工资审批表均表明施振范是事业编制人员；因施振范是企业退休，养老保险的个人缴纳部分在退休时社保未返还施振范，故上实公司应当支付。上实公司表示，施振范的诉请是认为由于丧失事业编制身份而遭受的损失，施振范应证明其为事业编制，施振范是否为事业编制，应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认定，但上述单位否认其事业编制的身份，故施振范诉请的前提已丧失。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施振范要求上实公司支付事业人员身份与企业人员身份工资差额的诉请，因施振范就身份问题进行了信访，原崇明县农业委员会于2015年9月8日答复施振范不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原崇明县政府、上海市政府均对施振范的诉求不予支持，且施振范的该诉请也已超过仲裁时效，故施振范以其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身份要求相关差额工资，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施振范要求上实公司向施振范支付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5,980.40元的诉请，一审法院认为，该诉请也已超过仲裁时效，故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施振范要求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支付事业人员与企业人员退休金差额90,000元、影响企业与事业基本工资额184,5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施振范要求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25,980.4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施振范于1991年12月进入团结沙农场工作，1993年9月起享受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的一定期限内主张权利。当事人超过时效未及时主张权利的，就丧失了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保护的胜诉权。而劳动争议案件的申诉时效为一年。本案中，施振范2002年进入上实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其对与上实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应当是清楚的。2012年办理退休手续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其认为自己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变更过，应享受事业编制待遇人员的退休待遇，并要求上实公司承担因身份问题产生的工资差额、退休工资差额等，应当在争议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施振范在职期间从未就工资问题主张权利，退休后的一年内亦未提起仲裁，2015年9月8日其通过政府信访被明确答复其不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时，其亦未在一年内提起仲裁，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施振范直至2017年4月才提出本案诉请，确已超过法定的申请仲裁时效，丧失了通过仲裁或诉讼途径解决纠纷之权利。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相关法律之规定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施振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综上所述，施振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施振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官助理徐丹阳审判长  乔蓓华审判员  谢亚琳审判员  浦 琛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郑文浩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