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4刑初177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潘培富，男，1956年12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绍兴市建筑业管理局副局长，住绍兴市越城区。因本案于2016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同年11月8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8年1月22日再次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8年9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倪伟明，浙江中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以绍虞检刑诉〔2018〕1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潘培富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8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即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潘培富及其辩护人倪伟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和恢复审理各一次，本院均予以准许。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00年至2013年，被告人潘培富任绍兴市建筑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建管局）副局长，分管建筑市场、建筑工程招投标、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等工作。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潘培富找到浙江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韩某，提出要购买长业集团下属浙江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业房产公司）开发的凤凰名都小区商品房。韩某遂指派长业房产公司原总经理黄某陪同潘培富选定了该小区9幢501室。10月30日，潘培富让其儿子潘某1向长业房产公司缴纳人民币40万元，但未签订购房协议。2008年7月21日，潘培富提出退房，长业房产公司退还房款40万元。2008年7月28日，长业房产公司将上述退还的房产以1061365元的价格出售，但出于对潘培富长期关照的感谢，将人民币24万元以“溢价款和优惠款”的名义送给潘培富，潘培富予以收受。 被告人潘培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供述了上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事实。 二、滥用职权 2011年上半年，浙江中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实公司）因与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改公司），在香山白莲岙安置房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香白工程）工程款结算方面存在纠纷，其法定代表人陈某1及公司其他人员多次前往市建管局要求该局就香白工程人工、水、电能否计补价差给予答复。同年7月15日，中实公司因该纠纷将城改公司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25日，陈某1向市建管局递交了《关于要求对香白工程计补人工、水、电差价的报告》，市建管局将此件交时任市建管局副局长的潘培富牵头处理。8月初，在召集相关处室负责人商议后，潘培富违反《关于浙江省预算定额（一九九四）版遗留问题的综合解释》（以下简称《综合解释》），不正确履行职权，指示下属拟定了内容为“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原则，香白工程人工、水、电价差应予以计补”的书面回复，并于8月9日报批后签发。2012年7月26日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浙江中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公司）以上述回复为鉴定依据，其中认定香白工程施工用水电补差1666075元。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采信了中汇公司的鉴定意见，并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城改公司败诉，导致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潘培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潘培富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潘培富犯数罪，应对其数罪并罚。被告人潘培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受贿罪行，对受贿犯罪认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提请本院对被告人潘培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潘培富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对受贿部分都认可，但其不是主动要去收这个钱，希望能从轻处理；滥用职权部分，当时是底下两个处室先提出意见，其出于对二个老处长的信任就采纳了，也向局领导进行了汇报，后市建管局出具的回复也是原则性的意见，是否被鉴定机构、法院采纳也不是其们所决定的。因此其觉得法院因为采纳以其们出具的回复为依据的鉴定意见，进而判决政府补给陈某1这么多钱是多方面的责任，不能让其一个人来承担。 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潘培富收取的24万元现金不是贿赂款，潘培富收取该款不是“非法收受”，不应构成受贿罪。1、潘培富和长业房产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关系；2、潘培富并非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长业房产公司购买商品房，不构成受贿罪；3、案涉的24万元款项实际上均为商品房的转手溢价，而非溢价款和优惠款之和，潘培富收取该款，主观上不存在受贿故意；4、潘培富的行为不具有主观故意，其买房子是为了解决儿子结婚的刚需，并已支付了一半左右的购房款，付款目的不是为了炒房，更不是为了受贿。如果法院认定潘培富构成受贿罪，请充分考虑以下从轻或减轻的量刑情节：1、潘培富具有自首情节；2、潘培富主观恶性小；3、潘培富收取的24万元不应全部认定为贿赂款，应将已付的40万元产生的自然增值从24万元中予以扣减；4、潘培富已积极退清赃款。二、潘培富具有以下从轻处罚情节：1、在滥用职权一节中，潘培富的行为与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1）市建管局出具书面回复系经集体讨论作出，在程序上是认真和慎重的。书面回复从形成到签发，先由二个业务处室提出处理意见，经过处室负责人和潘培富集体讨论研究，并向局长作专题汇报，经局长同意后由局长签发；（2）市建管局作出书面回复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利益遭受损失，该书面回复意见仅是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意见，并非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意见，不能直接导致相关差价实际得到计补；（3）相关差价计补是多个部门多个公务人员共同行为和共同作用下造成的，责任不应全部由市建管局承担，更不应由潘培富一人承担，有鉴定机构和两级法院的原因，是多因一果共同促成的。2、被告人潘培富一贯表现较好，认罪深刻、悔罪意识明显。根据审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省高院撤销了原民事一审二审判决，并发回绍兴中院重审，公共财产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处于待定状态。另查实中实公司与鉴定人员郭某事先恶意串通，郭某在明知回复不专业、不慎重的情况下，故意不向市建管局等咨询，也不向绍兴中院反馈，而是将回复作为鉴定依据并出具鉴定意见，导致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作出错误判决，在此过程中，鉴定机构的作用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一二审法院，未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审查，导致错判，可见市建管局的回复作用相对次要。综上，请求法院认定被告人潘培富不构成受贿罪，对滥用职权一节考虑多种原因造成，对被告人潘培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 市建管局系主管绍兴市建筑业工作的市政府部门。2000年至2013年，被告人潘培富任市建管局副局长，协助局长分管建筑市场、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等工作，具体分管绍兴市建筑市场管理处、绍兴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绍兴市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 上述事实，被告人潘培富在庭审中均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告人潘培富供述、绍兴市人民政府干部任免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市建管局文件、绍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所证实，足以认定。 一、受贿 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潘培富找到长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韩某，提出要购买长业集团下属长业房产公司开发的凤凰名都小区商品房。韩某遂指派长业房产公司原总经理黄某陪同潘培富选定了该小区9幢501室。10月30日，潘培富让其儿子潘某1向长业房产公司缴纳房款人民币40万元，但未签订购房协议。2008年7月21日，潘培富提出退房，长业房产公司退还房款40万元。2008年7月28日，长业房产公司将上述退还的房产以1061365元的价格出售，但出于对潘培富长期关照的感谢，将人民币24万元以“溢价款和优惠款”的名义送给潘培富，潘培富予以收受。 被告人潘培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主动供述了上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 另查明，2016年11月9日，被告人潘培富家属代潘培富向绍兴市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44万元，现已转入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人潘培富的供述，证实2007年上半年，因其儿子潘某1需购房，其找到韩某（后韩让房产公司总经理黄某接待）说想购买他们长业房产公司开发的凤凰名都一套5楼1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总价约90万元，韩答应如果其买的话给其优惠8万元。10月，其儿子潘某1先去付了40万元定金，房产公司开了一张收据给其们。后因手里没钱，尾款就没有去付，因为其是建管局的领导，而且是韩某打过招呼的，所以房产公司一直没有催其付款，也没和其签购房合同。2008年下半年，其找到韩某说其儿子不喜欢这套房子，想退房。韩某就说现在房子价格在上涨，退掉可惜了，他可以帮其转让掉赚点钱，还说别人都是这样处理的，其付了定金没有关系的，其就心动同意了。后其儿子去办了退房手续，40万元钱已拿到了。约一个月后，韩某给了其24万元现金，说房子已经转让掉了，其中16万是房子的涨价款，另外8万元是当初答应给其的优惠，其感谢了一下就把钱收下了。 证人韩某（原长业集团常务副总裁）的证言，证实2007年下半年，潘培富订购其公司开发的凤凰名都9幢501室，付了40万元定金，之后没有付过钱。客户在缴纳定金后，一般都要在1-2月内足额交清余款，如果在多次催缴后，还不缴清余款，做违约处理，或者退房，甚至要没收定金。当时经公司领导同意，定下政策，即潘培富缴清全款后，在总购房价款上给予8万元优惠，潘培富缴付40万元定金后，余款就不用去催缴了。2008年6、7月，潘培富来找其说因儿子不满意，这套房子他不要了，想退房。其说房子不要退了，其帮他找个下家卖掉。后其让黄某将这套房子转让给张某，收房款106万元，合同价款是821365元，里面已经减去了原答应给潘培富的优惠款8万元，房屋溢价款是16万元。其将这笔账外的钱，给了潘培富，并和他说清该24万元中16万元是溢价，8万元是之前说好给他的优惠款。 证人黄某（长业房产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优惠政策是长业集团定的，包括在价格上优惠8万元，暂时不对购房余款进行催缴。2008年6、7月份，韩某通知其，说这套房子潘培富不要了，让其帮他找个下家卖掉，后来卖掉，24万元不入账，都给了潘培富，其中16万元是溢价，8万元是给潘培富的优惠价格。 证人张某（后买房者）的证言、记账联，商品房买卖合同，证实2008年7月28日，其与长业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凤凰名都9幢501室，合同价格为821365元，总价是100多万元，其付了80多万元给房产公司，又补了20多万元的差价。 记账凭证、收据，证实2007年10月30日，长业房产公司收取潘某19幢501房款预收账款40万元，收据上款项内容为“房款”。 报告、收条、支票存根，证实潘某1于2008年7月21日向长业集团打报告，载明“本人于07.10.23定购凤凰名都房屋一套，现因资金周转困难，要求退还，归还定购款，由此引发的纠纷由其自己负责”。同日，潘某1收到长业房产公司定房退款40万元。 随案移送赃款物品清单，证实绍兴市检察院将涉案扣押款44万元移送给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市建管局文件，证实市建管局经评审，认为绍兴长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申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绍兴长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申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符合建筑业企业相关资质标准，同意上报省厅审核审批。 情况说明，证实2016年6月6日，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被告人潘培富立案侦查。侦查期间，被告人潘培富主动供述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收受原长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韩某所送贿赂款的犯罪事实。 扣押财物清单，证实2016年11月9日，被告人潘培富家属代潘培富向绍兴市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44万元。 另证人韩某陈述到“长业集团下属长成装饰公司及长宏建设公司装潢资质及建筑资质升级时，其都与潘培富提了一下希望他能关心一下，后市建管局都顺利批下来了。其公司在参与招投标时，有时招标文件上有些瑕疵没法通过招标办审核，其也会和潘打招呼，让他和相关负责人讲一下，尽快通过审核。长业集团一些项目因质量安全、文明施工问题需要处罚整改时，其也会和潘打招呼让他帮忙关心一下。在行业会议上，潘培富表扬长业集团业务精通、工作过硬，客观上提升了其公司的社会认同度和知名度。”被告人潘培富的供述能与上述证言互相印证。 上述证据符合证据特性，且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潘培富支付部分房款买房后又退房，收取房屋转让溢价款的行为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客观上收受的不是贿赂款，不构成受贿罪以及即便构成受贿罪，也应将40万元的自然增值予以扣减的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一，从证人韩某证言与被告人潘培富供述一致部分可以认定被告人潘培富与长业集团之间存在工作上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且被告人潘培富有利用职务便利为长业集团谋取利益的行为；二，被告人潘培富与开发商之间的订房、退房等行为不符合正常的经济交易形式。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只有在交易成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优惠。被告人潘培富在订房时，开发商承诺的优惠8万元系在付清全部房款的基础上所给予的优惠政策，直至退房时，潘培富及其儿子潘某1也未付清全部房款，故不存在给予优惠的基础；且在2008年7月21日退房后，双方的房屋买卖关系解除，潘某1已收到40万元预付房款，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系房产开发商，房屋转让后所产生的利益亦应全部归开发商所有，不存在已付40万元房款存在自然增值应归属于潘培富的合法性基础；被告人潘培富在未付清全款的情况下主动提出退房，开发商至多可退还预付款，而本案中被告人潘培富在收到退房款之后，却得到了以承诺的优惠、房屋涨价等为名的巨额现金补贴，双方交易行为显然违背正常的商品交易规律，是借房产转让溢价款等之名行受贿之实。综上，被告人潘培富的上述行为系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辩护人提出的不构成受贿罪以及已付的40万元房款产生的自然增值应予以扣减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滥用职权 2011年上半年，中实公司因与城改公司，在香白工程工程款结算方面存在纠纷，其法定代表人陈某1及公司其他人员多次前往市建管局要求该局就香白工程人工、水、电能否计补价差给予答复。同年7月15日，中实公司因该纠纷将城改公司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25日，陈某1向市建管局递交了《关于要求对香白工程计补人工、水、电差价的报告》，市建管局将此件交时任市建管局副局长的被告人潘培富牵头处理。8月初，在召集下属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主任杨某、市建管局招标投标办公室主任屠某商议后，潘培富违反《综合解释》，不正确履行职权，指示下属拟定了内容为“按照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原则，香白工程人工、水、电价差应予以计补”的书面回复，并于8月9日报批后签发。2012年7月26日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中汇公司以上述回复为鉴定依据，其中认定香白工程施工用水、电补差1666075元。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采信了中汇公司的鉴定意见，并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1）浙绍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判决城改公司败诉。后中实公司和城改公司均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2013）浙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2015年1月27日止，涉案款项已执行到位，导致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另查明，2017年4月1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02刑初125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某（中汇公司注册造价工程师）收受中实公司的财物，接受请托，违反规定故意作出有利于中实公司的错误的鉴定意见，判决被告人郭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后郭某上诉。2017年6月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5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602刑初1107号刑事判决，认定在中汇公司接受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期间，中实公司负责人陈某1指使中实公司法务办负责人王某多次与中汇公司的鉴定人接触，采用送礼、游说、请托等手段影响鉴定人。后中汇公司鉴定人郭某在明知市建管局出具的书面回复与《综合解释》规定不符的情况下，未经调查核实，计某、电价差人民币1666075元。最终判决被告人陈某1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王某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后陈某1、王某等人上诉。2018年8月21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8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民再21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该院（2013）浙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交、本院依法收集，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人潘培富的供述，证实2011年上半年，中实公司和东湖镇政府关于香白工程工程款结算存在争议，中实公司陈某1等人多次来建管局反映，要其们就该工程能否计补人工、水电等价差的问题给予答复，并扬言如果再不答复，就要告其们行政不作为。局领导在中实公司的书面报告上批示，要求其牵头处理。因涉及工程造价的专业性问题，其叫其分管的造价处处长杨某、招投标办公室主任屠某一起商量，其说陈某1的事情比较棘手，为了要求他们审查认真仔细点，叫他们拿出书面处理意见。过了一周左右，杨某和屠某把各自处室的意见拿过来，造价处的意见是根据《综合解释》的精神可以计补，招标处的意见是该工程的水、电价差按照该项目招标文件的内容予以计补。其看他们两人都认为实事求是应该计补的，就让他们拟个初稿，再向局长汇报。后杨某拟好稿给其看，写的大概是“根据《综合解释》的精神，该工程人工、水、电价差应予计补”这样的话，其就在前面加了一句“依据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后其和杨某一起向林局长汇报，林局同意后由杨某按照发文程序去签发了。后来才知道陈某1拿着这份“回复”去打官司了，法院因为市建管局出具了意见就采信了，判决东湖镇政府给中实公司补了人工、水电的价差。尽管商讨回复过程中，错误意见都是政策业务比较精通的处室负责人提出的，但其作为分管领导没有把好关，对他们提出的意见没有进行考证，所以对出具这样一份不严谨、不客观的回复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领导责任，对后续中实公司利用这份回复给政府造成的损失也是负有责任的。其现在看来至少该工程的水电不应该补差。 证人陈某1（中实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2011年年初，其让王某多次去找市建管局造价处杨某，要求香白工程人工工资和水电等计补，还提供了2006年越城区人民政府的会议纪要，其们说该项目是因为甲方原因才导致工期延误，肯定要补的，好补不好补市建管局一定要给其们一个说法，杨某同意的。后其找了林局长，他让其具体找潘培富。其提出希望市建管局能够对企业予以支持，并对香白工程人工、水电能否补出书面依据，不然以后人大开会时，其要递交提案，或要去打行政官司的。当时潘培富也同意了。大约过了二三个月后，王某说市建管局出了书面回复同意人工、水电计补。后其们就拿着这份回复及其他一些材料去法院打官司了。 证人王某（中实公司法务负责人）的证言，证实其认为造成工期延误有甲方和乙方的原因，也包括一些正常的延长，肯定不属于某一方的单方责任。2011年初，陈某1多次找市建管局领导，希望就香白工程人工、水电价差能否计补给予说法，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其也多次去找过造价处的杨某主任，杨某一直不肯出书面答复。2011年7月，中实公司因香白工程工程款结算纠纷，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了城改公司，法院已立案受理，这时陈某1向市建管局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并要求他们就香白工程能否计补人工、水、电价差的问题给予答复。2011年8月份，市建管局书面回复中实公司，内容大概就是“依据市建管局印发的《综合解释》，该工程人工、水、电价差应予计补。”陈某1很高兴，说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并马上叫人把回复送到法院去了。回复拿到后，陈某1还专门请了市建管局的领导和中层干部吃饭，其和刘德秋都参加了，潘某2、杨某、屠某等人都参加了，饭后每人一个红包，里面是2000元左右的商场购物卡。2010年7月份《综合解释》出台时，陈某1就发现水电不能补差条款对施工企业是不利的，曾多次向市建管局领导反映，说这个解释不合理，建议市建管局修改，市建管局认为这份解释是经过专家多方论证制定的，没有问题，不需要修改，香白工程是在2004年4月签订合同的，不符合计补条件的。 证人杨某（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主任）的证言，证实2011年7、8月份，王某代表中实公司来找其，要求就香白工程计补人工、水、电价差的问题给个答复，其退回去了。十多天后，潘培富找其说中实公司有一份报告送来，让其看看有什么意见。其提出光听中实公司的一面之词，这种回复是不能出的。后潘某2把工程招标办的屠某主任也叫了过来，让其们都回去好好看看报告，可以补差的话各自出个书面意见。过了几天，其拟好书面意见交给潘某2，大致意思是“根据市建管局《综合解释》的精神，可以由双方协商对该工程部分差价予以计补”，具体原话怎么写的其现在记不清楚了。屠某也提出了书面意见，其二人分别解释了书面意见。潘某2结合其和屠某的意见，最后确定了回复口径，就是该工程的人工、水、电价差均应予计补。其想潘某2对这方面也比较内行，对《综合解释》的内容都是了解的，既然他拍板决定了回复的口径，其也只能按照领导的意思拟好了回复的稿子，潘某2对文字改了几次后，最后正式印发出去的。《综合解释》中明确规定“凡在2005年1月1日以前订立合同的工程项目，原则上不得调整”，香白工程合同订立时间是2004年4月21日，明显不应计补，而回复中称“该工程水、电价差应予计补”，这与《综合解释》的精神实质是矛盾的。回复笼统地讲“人工、水、电价差均应予计补”也是有问题的，香白工程是否由甲方造成工期延误，其们依据的是中实公司的单方意见，没有考证也没有听取甲方意见，这份“回复”中的表述太过笼统，不够严谨，存在许多漏洞，导致后来被陈某1利用，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市建管局出具回复后的一个春节前，潘某2打电话给其，说中实公司请吃饭，还叫了市建管局的其他一些人，吃饭后中实公司的董事长陈某1给每人一只红包，里面大概放了1000元的购物卡。 证人屠某（绍兴市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实2011年7月底8月初，分管领导潘培富叫其到他办公室，简单介绍了中实公司向市建管局提交香白工程的人工、水电补差问题书面报告的情况，并说该问题涉及工程招投标政策，要求其办对报告进行研究并提出书面意见，潘培富还说，陈某1这个人比较难缠，这个事情也比较棘手，要其们好好看一下，该补差的还是要补的，但是要提出书面意见。8月5日，其提出了书面意见，大意是“补差应依据该项目招标文件第二章第八条第二款，按照实事求是、双方平等的原则进行补差”。8月9日，潘培富叫其在已由造价处起草好的局文件上签字，其看到稿子上是“应予计补”有点迟疑，潘某2说既然招标办已经提出书面意见了，就在上面签字好了，没有关系的，其就按照潘培富要求签了字。之后市建管局就正式下发了该文件。香白工程合同签订在2005年1月1日之前，根据规定，水电属于次要材料，不应再计补价差了。至于人工方面，要对甲乙双方分别造成工期延误的原因进行界定区分，再来确定是否可以计补、应计补多少等问题。潘培富曾经叫其和杨某一起和中实公司的相关人员在城东开元名都大酒店吃饭，中实方参加的人有陈某1、王某、刘德秋等，吃饭过程中，中实公司曾送给其们每人1000-2000元的购物卡，其们都收下了。 证人汪某（省造价管理总站副站长）的证言，证实具体工程额造价计价纠纷，一般由双方自行协商或采取定额解释的途径解决，作为有行政职能的管理部门，不会主动去干涉市场行为。只有在纠纷方提出调解申请的情况下，其们才会去履行调解职能。市建管局的这份回复语言表述不够严谨，意思表达比较模糊，只是笼统地说了一句应予计补，至于全部补还是部分补、按什么标准补都没有明确说明，这样在实际计补时会留下很大的弹性空间。2005年1月1日前订立合同的工程项目，基本上都不得调整，除非是工程特别复杂，并经甲方认可，才可以调整。这份回复市建管局在出具前从没有来请示过其。 证人沈某1（项目管理公司咨询师）的证言，证实2008年至2012年12月，其受聘为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计价管理专家组成员，《综合解释》在业内是比较权威的。市建管局的这份回复是不合理的，依照《综合解释》的要求，结合施工合同订立时间，很明显水、电价是不能计补差价的，但回复却开了口子，这与《综合解释》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人工差价原则上也是不能计补的，只有出现因甲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这种特殊情况时才能计补，市建管局的这份回复对是否符合这种特殊情况在文字上也没有做出说明，就得出可以计补的结论，起码是不严谨的，而且后面也没有说明差价补到什么程度。 证人陈某2（造价咨询副所长）的证言，证实这份回复不够严谨的，一是水电的计补差价，按照文件精神是不能计补的；二是人工差价也是不能计补的，因为回复上没有相关的资料证明甲方存在过错，或是因甲方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误。就算人工差价需要计补，也要明确甲乙双方对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后，再根据各方责任大小及工程实际情况对人工差价酌情计补。在其们实际工作过程中，全额计补差价的案例基本是没有的。 证人沈某2（招标代理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根据招标文件，香白工程上，甲方只承担定额用量及定额价格，超过定额用量的数量及价格部分是由乙方承担的。其找不到水电差价可以计补的任何依据。人工是否可计补价差，原则上不得调整，但如果造成工期延误的原因是由甲方单方造成的，则可以调整。 证人陈某3（府山街道副主任）的证言，证实由于工期延误，施工单位中实公司与东湖镇政府就工程款结算产生纠纷，陈某1认为是甲方责任导致的工期延误，工程中的人工、水、电差价应予计补，其觉得在工期延误方面，乙方施工单位也是有责任的。2006年6月，香白工程延误了一年多，东湖镇政府、越城区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协商并出台会议纪要。后陈某1以这份会议纪要为由，把导致工期延误的责任全部推给甲方，这是违背会议纪要印发初衷的。会议只明确了二个事实，即拆迁钉子户和新港村住户阻碍施工，并未对导致工期顺延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如何划分等予以明确。 证人蒋某（香白工程项目经理）的证言，证实香白工程项目最早是由其在负责管理的，香白工程施工周期这么长，中实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 证人石某（原中实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香白工程中，乙方在施工管理中存在问题造成工程延误。协调会议时，业主方考虑一些客观情况的存在，同意免除中实公司的责任，并将工期延后至2006年11月。不能理解为是甲方的单方责任，会议纪要只是记录了客观事实，为工期延长至2006年11月找些依据。 证人陈某4（人大副主任）的证言，证实当时其作为东湖镇党委书记参加了香白工程协调会议，会上讨论了工期延误的实情，讲到了受钉子户拆迁、新港村民阻碍施工等事情的影响，导致客观上工期需要顺延，只是客观记录下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会议纪要没有对责任主体进行界定，不能理解为全部由于甲方责任导致了工期延误。 证人沈某3（质量监督员）的证言，证实其作为香白工程土建质检员，在检查中发现该工程质量存在缺陷，整改起来需要时间，对工期多少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证人李某（绍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员）的证言，证实2013年下半年，其参与了由钟市长召集的多方协调会，市建管局出具的这份回复客观上对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市建管局显然没有权力出具这样一份带有裁判性质的函。从《综合解释》的内容来看，结合香白工程的实际情况，这份回复明显是违背《综合解释》相关规定的。在香白工程上，水、电明显是不能计补差价的，而人工的差价能否计补，具体补多少还是要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和甲乙双方过错责任来具体判断的，如果在没有进行调查界定的前提下，简单回复确定人工可以计补差价，明显是不合理的。 证人包某1（香山村村委主任）、包某2（原香山村书记）、陈某5（白莲岙村主任）、包某3（白莲岙村村长）的证言，证实香白工程工期延误原因，一方面，当时存在几个拆迁户不肯搬迁，延误工期；另外一方面，施工企业中实公司也存在责任。 证人章某（绍兴中院审监庭庭长）的证言，证实2007年7月，中实公司起诉城改公司要求支付工程款，当时中实公司提出请求之一就是要对审计遗漏的工程费用进行鉴定，后来鉴定机构依据市建管局出具的一份回复计算出了该工程人工、水、电补差的金额，其们合议庭最终采纳了这份鉴定意见。这份回复是作为该案证据体系中的重要证据之一被法院采纳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份回复，鉴定机构是没有办法计算补差金额的。因为市建管局是建筑业主管单位，对工程造价的意见应该是比较权威，而且是政府职能部门，其们也不可能轻易推翻它的结论，再加上鉴定机构也以这份回复为依据出具了鉴定意见，因此，在被告方没有提出有力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其们最终采纳了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 关于香白工程协调会议纪要（2006年6月22日），证实香白工程建设协议的签订日为2004年3月15日，建筑工期为1年，由于拆迁“钉子户”影响及新港村住户要求住宅安全阻碍施工，部分幢号桩型由沉灌桩改为钻孔桩，最后一幢房子开工日为2005年6月18日，引发工期顺延，会议商定由绍兴经济开发区与市城投公司东湖分公司方共同出具情况说明，由双方认同原因后按规定由国家审计部门确认，同时明确整个香白工程必须在2006年11月底前全面竣工，逾期（不含分配期）开发区不再支付过渡费，一切责任由具体施工单位承担。 中实公司给市建管局关于计补人工、水、电价差的报告，证实报告写明因为甲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会议纪要承认是甲方原因造成。 市建管局回复及市建管局造价处、绍兴市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的书面意见以及绍兴市建筑业管理局的回复初稿（从绍兴市档案馆调取），证实回复载明“根据报告所述内容，并查阅你单位提供的文件材料，结合2010年8月份信息综合解释，我们认为：依据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该工程人工、水、电价差应予以计补”。拟稿纸由两科室负责人、潘培富及林抒局长的签字，以及两科室所拟初稿的情况。 香白工程招标文件，证实施工用水、电由甲方单独设置水、电计量表，一方按定额用量及价格向甲方支付费用，定额用量部分全部由乙方承担。 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2003年9月通知中实公司中标香白工程，2004年4月21日签订合同。 《综合解释》，证实2010年7月27日，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出台《综合解释》，就尚未结算的工程中有关九四定额部分典型问题统一全绍兴市口径，其中就建筑工程中水、电是否可计补价差问题，答复凡在2005年1月1日以前签订合同的工程项目，原则上不得调整。对人工是否可计补价差问题，答复工程合同在2005年1月1日之前订立，原则上不得调整（因甲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除外）。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及证据复印材料，证实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中汇公司以上述市建管局书面回复为鉴定依据，其中认定香白工程施工用水电补差1666075元，人工费补差为19073594元。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采信了中汇公司的鉴定意见，并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城改公司败诉，后中实公司和城改公司均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3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执行款票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执行款划付通知书等执行证据材料，证实判决的所有款项均已经执行到位。城改公司在2013年8月26日立案执行后，已履行32377351元，后于2015年1月27日交款43624306.36元，款项已履行完毕。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214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实2018年8月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院（2013）浙民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及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绍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刑初1259号刑事判决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6刑终249号刑事裁定书，证实2017年4月1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判决被告人郭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等。2017年6月6日，绍兴中院作出二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602刑初1107号刑事判决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刑终383号刑事裁定书，证实2018年5月5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某1等九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认定在中汇公司接受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期间，陈某1指使王某多次与中汇公司的鉴定人接触，采用送礼、游说、请托等手段影响鉴定人。后中汇公司鉴定人郭某在明知市建管局出具的书面回复与《综合解释》规定不符的情况下，未经调查核实，计补水、电价差人民币1666075元。最终判决被告人陈某1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王某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8年8月21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他收集在案，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有： 自书交代，证实被告人潘培富的自述交代情况。 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潘培富的身份基本信息及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上述证据均符合证据特性，证据之间互相印证，能够证明本案相关事实，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辩护人提交的市建管局分别于2013年11月6日、2015年3月12日出具给绍兴市纪委、监察局的《关于“香白组团”工程款结算争议的有关情况汇报》一份、情况说明一份以及相关的发文拟稿核稿签发纸，以证明书面回复是由集体讨论定的，与控方指证的由潘培富事先拟好的稿子的说法不符。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事发后市建管局就涉案书面回复出具经过向有关部门所作的解释，与收集在案的《综合解释》的规定以及被告人潘培富供述、证人杨某、屠某、汪某、沈某1、陈某2、沈某2等人的证言不符，不能用以推翻本案中相关证据所指向的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 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的被告人潘培富病历、荣誉证书，以证明被告人潘培富心脏功能不好，有抑郁症倾向，以及一贯表现较好。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依法不予认定。 辩护人向本院提交的潘培富、杨某、屠某的谈话录音资料及相关摘要，以证明书面回复是集体讨论决定，且杨某、屠某二人也认为回复是合理的。本院认为，该录音资料系被告人潘培富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录制，且无其他在场人印证，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特性，真实性亦无法核实，故依法不予认定。 对于被告人潘培富滥用职权一节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是否系多因一果的问题。本院评判如下：一、被告人潘培富作为市建管局分管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和绍兴市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工作的副局长，对由绍兴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组织专家多方论证后出台的业内比较权威的《综合解释》应当熟悉并掌握，但在与造价处处长杨某、招投标办公室主任屠某一起商量过程中，违背《综合解释》文件规定，凡在2005年1月1日以前签订合同的工程项目，水、电价差原则上不得调整；人工价差原则上不得调整（甲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除外）。而本案中香白工程合同是在2004年4月21日签订的，水、电价差不符合计补条件，作为主要领导仍同意应当计补的意见，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被告人潘培富未进行调查，听信中实公司的一方辩解，未亲自走访或派人调查，在无甲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证据情况下，同意二科室负责人提出的书面意见，违反权限和程序；三、被告人潘培富启动组织二科室负责人讨论，且作为直接分管领导，其的意见对二科室负责人有较大影响，其行为与市建管局书面回复认定“香白工程水、电价差应予以计补”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四、市建管局出具的书面回复实质对城改公司与中实公司的民事纠纷作出了裁决。而法律并未授权市建管局对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权；五、中汇公司注册造价工程师郭某身为涉案鉴定报告的技术负责人，收受了中实公司所送礼品，且有相关人员曾授意其在鉴定中对中实公司的需求予以照顾，故在对市建管局出具的该份书面回复效力始终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仍故意采信了该书面回复，违反规定故意作出有利于中实公司的错误的鉴定意见，因此该书面回复作为主要依据与最后的错误鉴定意见之间依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鉴定意见作为主要证据最终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所采信，并作出判决城改公司败诉，且已执行到位，至本案刑事立案时止，致使公共财产受损是客观的。综上分析，被告人潘培富不正确履行职权，与致使刑事立案时止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因果关系成立，故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潘培富的行为与国家利益遭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显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但因本案审理过程中出现新的证据和事实，中实公司负责人陈某1、法务办负责人王某采用送礼、游说、请托等手段影响中汇公司鉴定人，妨害作证，中汇公司郭某帮助伪造证据等介入因素的出现，致使市建管局出具的书面回复对最终导致的公共财产损失的原因力和作用力相对降低，且原民事判决被撤销，故均可以作为本案的量刑情节，对被告人潘培富从轻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人潘培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4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另被告人潘培富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还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潘培富一人犯二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潘培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受贿罪行，对受贿犯罪构成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已退出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潘培富对滥用职权一节能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潘培富滥用职权犯罪行为主观上并无为自己获利的想法，客观上其犯罪行为的完成与市建管局相关人员在对报告审核和集体讨论时不够认真负责等因素有关，也存在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帮助伪造证据、中实公司陈某1、王某妨害作证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责任相对分散，可对被告人潘培富酌情从轻处罚。采纳其辩护人提出本案受贿一节中被告人潘培富并非主动索取贿赂款，犯罪情节一般，滥用职权一节系集体讨论作出，最终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系一因多果造成，要求对被告人潘培富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采纳其辩护人提出的要求对被告人潘培富免予处罚的辩护意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条、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潘培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起至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潘培富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四万元（现扣押在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孙芳芳 人民陪审员  王 颖 人民陪审员  樊坚峰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施钢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五条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第八条本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包括为挽回渎职犯罪所造成损失而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渎职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债务人经法定程序被宣告破产，债务人潜逃、去向不明，或者因行为人的责任超过诉讼时效等，致使债权已经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的债权部分应当认定为渎职犯罪的经济损失。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