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3民终59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云木，男，1949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东，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聂金雷，江苏龙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嘉一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沛县香城路西侧16号。法定代表人：闫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茜，江苏高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沛县东风路乡镇企业局后侧。法定代表人：马建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强，江苏竞自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云木因与被上诉人徐州嘉一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一公司）、江苏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7）苏0322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云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决，并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合同的效力直接关系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故对其效力的认定至关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一审中，一审法院根本未向李云木释明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的效力，直接在判决中认定无效，剥夺了李云木变更诉讼请求的程序权利，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也与司法实践中的合同效力、性质不一致时释明的惯例相违背，属程序错误，应发回重审。二、一审遗漏重要事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1.一审遗漏2013年9月10日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导致一审判决将原嘉一公司股权转让对价仅认定195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2013年9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当时嘉一公司原各股东与城投公司签订，李云木也在上面签字。工商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形式，应以9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为准。该2013年9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在相关李云木、姚远、刘慧丰的刑事笔录中均有提及，与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相印证，与之后嘉一公司支付股权溢价款1225万元的事实相印证。2.一审遗漏城投公司支付股权溢价款1225万元的事实。股权溢价款是原嘉一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判决事实应予认定。3.一审遗漏姚远、刘慧丰、李云木在刑事案件中的相关陈述，简单认定表面事实，对姚远系城投公司实际控制人，姚远与李云木签订协议后，以城投公司名义收购原嘉一公司全部股权，承诺给李云木新嘉一公司25%股权的事实未作认定，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公安刑事案件证据卷中第53页16行，姚远明确陈述：城投公司是江苏省住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进驻沛县后当地投资的一家公司，我是主要投资方，主要股东；第54页16行姚远陈述：李云木在收购前要求新公司后保留至少25%的股权……2013年11月，李云木找到我提出因经营理念分歧，要求从公司撤出，退还股金及预期收益款，我开始犹豫，刘慧丰建议我让李云木退出，之后我就同意了，李云木开始要价5000万元左右，后我提出了1000万元，双方没有谈成。第56页，姚远陈述：如果没有刘慧丰参与协调，我不会与李云木谈成2200万元这么高的补偿款等等。均一致证明了姚远全程参与原嘉一公司股权收购，后未给李云木新公司25%股权，让刘慧丰出面签订补偿2200万元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4月17日李云木与嘉一公司签订的协议既侵害了嘉一公司的利益，也侵害了公司股东、公司债权��的利益，于法无据，协议无效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该协议基于2013年9月9日协议书面签订，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之情形。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2014年4月17日的协议书不属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而无效的情形。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为：1.行为人双方基于恶意串通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之故意；2.双方具有共同恶意串通行为，即双方恶意通谋之意思已经付诸实施；3.因恶意串通人之间的行为使前述主体合法利益受到损害。首先，从主观恶意来说，李云木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的意图，股权转让补偿款是对于李云木与城投公司2013年协议约定李云木应获得新公司25%股权对价的补偿。其次，2200万元股权补偿款基于25%股权形成属于合理对价范围，客观上不存在对嘉一公司及其股东、债权人的利益损害。嘉一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双方当时基于对项目前景的乐观预期协商得出该补偿款价格属于合理对价范围。最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确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构成要件，但所谋取利益并非必须为非法利益，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以及非国家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管理制度，核心在于所收受财务的非法性而非所谋取利益的非法性，因此，无法就此推断出李云木所主张的股权转让补偿款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应从该股权转让补偿款的产生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定该款项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二）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也不违反公司法规定，不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首先，嘉一公司是一人公司，并非一定需要通过股东会，其唯��股东作出的决定已经代表了全部股东的意见。其次，是否召开股东会是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管理的规定，不应以此作出评价合同效力的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已然明确了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如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将会降低交易效率和损害交易安全。譬如，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谁能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当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未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而判令合同无效，必将降低交易效率，同时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的是交易安全，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即使有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所侵害的是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受害对象是公司，要求股东补足出资及返还财产的权利人也是公司或其他股东，这与本案中的协议既非同一当事人，也非同一法律关系。第三，公司的资产并不局限于注册资金，还应包括公司利润增值、资金公积、股东再投入等等。不仅仅体现为公司现有的资产价值，还体现了未来的盈利预期，故嘉一公司承担责任并不当然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损。从4月17日协议的表述也能看出，嘉一公司偿还债务所动用“账外个人资金”，故这一约定也表明不会导致公司注册资金的减损，该约定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又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有效。因此，无论城投公司���否存在瑕疵或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嘉一公司都不能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以公司享有的权利作为免除自己义务的抗辩理由。四、原审判决依据法律规定认定李云木作为隐名股东向股东所在公司以及股权受让方主张股权转让补偿没有法律依据，而应由实际出资人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系适用法律错误。李云木虽然不是原嘉一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但其作为原嘉一公司的创办人、投资人，其妻子、儿子又均为该公司工商登记股东，故其身份应该认定为是原嘉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妻子、儿子等人仅是名义股东。对这一情况，城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姚远也是明知的，更是认可的。据最高院相关判例：股权转让的受让人明知转让人系隐名股东，且公司及其他登记股东均未对股权转让提出异议，则《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因此，李云木虽为隐名股东，但两被上诉人均知晓该事实，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属合法有效，因此，李云木有权直接主张权利。事实上关于原嘉一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事宜自磋商到最终确定，均为李云木、姚远二人所为。在二人意见达成一致后，首先签订的就是9月9日的协议，再于次日，原嘉一公司其他股东才按照李云木的指示，城投公司按照姚远的指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实际履行了工商变更程序。协议追求的最终目的为原来的挂名股东退出，新嘉一公司由城投公司（姚远）与李云木共同经营。我国公司法并没有股东转让公司股权时不得附加约定他人成为新股东的禁止性规定，9月9日协议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为有效合同。协议中明确表示李云木做为承受新嘉一公司25%股权的主体，其理所当然的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诉讼、主张权利。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中由李云木与嘉一公司签订，李云木作为合同主体当然可以向嘉一公司主张合同不履行的违约责任。被上诉人嘉一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予以维持。一审判决查明了案件相关的所有事实，没有遗漏与一审诉请有关的所有事实，一审判决对李云木是否为股权转让对价款的适格权利人，嘉一公司是否为股权转让对价款的适格义务人的认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将协议书是否有效作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围绕争议焦点查明事实，要求双方陈述各自意见，程序合法。二、我方认为李云木与嘉一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为无效协议，该协议书未区分公司与股东，无视公司独立法人人格，混淆股东债务与公司债务，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以及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双方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李云木非股权对价款的适格权利人，嘉一公司非股权对价款的适格义务人，且该协议书系刘惠丰与李云木恶意串通所达成，损害了嘉一公司及其股东甚至债权人的利益，应属于无效。被上诉人城投公司辩称：一、李云木向城投公司主张给付股权转让补偿款及违约金于法无据，城投公司作为收购原嘉一公司股权的受让方，是与原嘉一公司五股东就转让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股权转让的相对方是原嘉一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已经交接履行完毕。虽然李云木的妻子和儿子是原嘉一公司的股东，但并不能以此认定李云木就是原嘉一公司的隐名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二、城投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已经向嘉一公司原五位股东履行了股权转让的义务，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及股权变更登记后，从未授权过任何单位和个人与李云木签署过有关股权转让事宜的文件及协议，因此，除股东之外签订的任何协议不能约束股权的受让方。三、一审判决书中认定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无效并不违反程序法规定，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结合查明的事实在判决书中予以认定证据效力符合法律规定，李云木的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四、嘉一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无权与李云木签订2014年4月17日的协议书，股权转让事项协议签订的主体应该是股东，而不是转让的目标公司与李云木，该协议书是李云木与刘慧丰恶意串通所为，混淆股东债务和公司债务，损害嘉一公司及股东及债权人利益。法律保护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是在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对外交易行为，而对于股权转让非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的界定及法律关系有明确的规定，李云木无权向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和目标公司主张权利。李云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嘉一公司向李云木支付股权补偿款2200万元及2015年2月1日起至起诉之日止的违约金363万元，之后违约金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城投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嘉一公司于2012年12月5日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云木，股东为黄小琴、陈纪龙、陈明海、李炯、包陈希、郑飞龙，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250万元、1250万元、7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250万元，均系货币出资。2013年9月9日，李云木和案外人姚远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为姚远，乙方为李云木，双方经协商，就嘉一公司股权转让给甲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如甲方成功收购嘉一公司100%的股权后，甲方承诺在完成初次股权工商登记变更���，乙方按变更公司股权的25%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甲方承诺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如发生后续资金投入，则甲、乙双方再另行协商约定。2013年9月11日，上述五股东分别与城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纪龙、李炯、陈明海、郑飞龙、黄小琴分别将其在嘉一公司的25%、10%、15%、25%、25%的股权以1250万元、500万元、750万元、1250万元、1250万元转让给城投公司。2013年9月12日，嘉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云木变更为刘惠丰，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2014年1月22日，城投公司出具通知书一份，内容：李云木、李炯、黄小琴先生（女士）：李炯、黄小琴为原嘉一公司股东，李云木全权代表李炯、黄小琴行使股东权益。2014年1月28日，城投公司支付黄小琴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支付李炯股权转让���500万元。2014年4月17日，李云木与嘉一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为嘉一公司，乙方为李云木，根据2013年9月9日姚远与李云木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款约定，达成如下协议，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同意放弃25%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要求，甲方同意账外个人账户支付给乙方人民币2200万元作为补偿（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购款及溢价利息、各项违约金及预期收益等）。2、乙方同意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如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溢价款所产生的违约金在2200万元中已包含。3、甲方同意2200万元分三次支付给乙方。4、本协议签订后，原甲、乙双方2013年9月9日签订的协议自动废止。5、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两份收回，同时，甲方向乙方支付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溢价款1225万元。2014年9月26日，嘉一公司法定��表人由刘惠丰变更为陆卫军，再于2016年5月12日变更为闫飞。2016年5月11日，城投公司将持有的嘉一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江苏省银泰荣建材实业有限公司，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另查明：2006年9月28日，江苏省富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2010年2月4日，该公司更名为城投公司。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后于2010年5月20日变更为6018万元，股东为马建军、李坚。（2015）徐刑二终字第1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原嘉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惠丰利用担任城投公司经理、嘉一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收受李云木为感谢其在退股及补偿中给付的帮助，送予现金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2014年4月17日李云木与嘉一公司签订的协议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嘉一公司原股东为黄小琴、陈纪龙、��明海、李炯、包陈希、郑飞龙，上述五股东将持有的嘉一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城投公司持有，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且城投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的合同价款，双方股权转让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或已撤销，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应为有效。2014年4月17日的协议系李云木与嘉一公司签订，内容是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后李云木未能在嘉一公司获得25%股权如何进行补偿（即股权转让款、溢价利息、各项违约金及预期收益等）的约定。如上所述，嘉一公司原五股东和城投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变更后的嘉一公司与股东变更前的嘉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云木签订协议约定补偿事项，嘉一公司主张既侵害了嘉一公司的利益，也侵害了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于法无据，协议无效，该抗辩主张成立。二、关于李云木能否向嘉一公司和城投公司主张股权转让补偿的问题。嘉一公司原股东为黄小琴、陈纪龙、陈明海、李炯、包陈希、郑飞龙，李云木称其系原嘉一公司隐名股东，如李云木隐名股东属实，根据法律规定，应由实际出资人依照合同约定向名义股东主张相关权益，因此，李云木向股东所在公司以及股权受让方主张股权转让补偿没有法律依据。该院判决：驳回李云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9950元，由李云木负担。二审中，李云木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1.住建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1份，证据内容显示住建公司股东为姚远、卞美华，姚远任住建公司董事长。住建公司的网站为××；2.住建公司网站新闻截屏、其他网站的截图及公证书。该组证据拟证明，住建公司与城投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姚远是城投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二组：城投公司工商档案，拟证明，城投公司股权转让给马建军、李坚之前，住建公司实际股东为卞美华、姚远，卞美华是姚远的妻子，公司的实际所有人为姚远。工商档案所体现的股权转让协议，马建军的股权转让款5700余万元都是以现金的形式在当日支付给卞美华及住建公司，我方认为以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交易习惯。2006年至今，马建军任住建公司山东分公司负责人，山东潍坊分公司负责人。据我方了解，马建军的配偶姚娟系姚远妹妹。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建军的股权转让款没有实际支付给住建公司和卞美华，城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姚远。第三组：刘惠丰、李云木、姚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姚远是城投公司、嘉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涉案股权转让行为系姚远交由刘惠丰负责谈判，履行相关手续，但关键的���节都是由姚远决定，刘惠丰只是执行人，谈判结果的形成由姚远认可，并指定刘惠丰以嘉一公司的名义签订2014年4月17日的协议。第四组：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商初字第33-1号民事裁定书、银行转款记录一组，拟证明，江玉玲系住建公司员工，黄小琴、李炯收到的股权转让款中有部分款项系江玉玲转款。经质证，嘉一公司认为：一、对住建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报告的分支机构信息及对外投资信息中均反映出，住建公司与城投公司无关联。对网站截屏、其他网站截图以及公证书三性均不予认可。从公证书作出的操作过程看，所有信息均是通过百度搜索方式查询，对于查询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进入的网页看，也不是做公证时的网页，网页显示的时间与公证时间并不相符合，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从显示信息的内容看，城投御园项目的开发商为城投公司，承包方为住建公司，双方只是施工承包关系。历史上，住建公司曾是城投公司的股东，但在案涉协议书签订很久前，住建公司的股份已经转让，双方不再存在投资关系，只是有项目往来，保持着项目上的合作关系。住建公司的宣传与事实不符，是有历史渊源的，信息没有及时更新，另一方面，双方确实还有合作关系，住建公司为了表示其自身实力，加大宣传，使用了不恰当的用词，但住建公司与城投公司是否存在投资关系，应从有效的法律文件上予以认定，不能从与事实不符的宣传托词上推断。二、对城投公司工商档案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李云木的主张。从工商档案可反映出，2011年4月26日城投公司的股东由住建公司、卞美华变更为马建军、李坚，住建公司与城投公司不再存在任何投资关系。三、对公安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从姚远的笔录中可看出，姚远自己陈述“城投公司是住建公司进驻沛县在当地投资的房地产公司”，该陈述与城投公司的历史演变是一致的。我方认为，是否有投资关系，是否是实际控制人，应当由有效的法律文书来认定，而不能进行推断。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的形成是刘惠丰个人与李云木串通形成，无论是法定代表人还是股东还是其他任何人，均无权签订该协议。四、对转款记录与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事实无关联，城投公司借用江玉玲的卡对款项进行走账，与江玉玲本身的劳动身份无关，不能证明城投公司与住建公司存在关系。经质证，城投公司认为：一、对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城投公司与住建公司不存在投资和关联关系。对网站截图、公证书的真���性不予认可。该组证据并非我公司对外发布的新闻信息，我方也未委托任何媒体发布过该新闻信息，网站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符。公证书是通过百度搜索方式查询，查询到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进入网页也非做公证时的网页，网站显示时间与公证时间不符。二、对城投公司工商档案真实性无异议。该档案显示城投公司的历史演变及城投公司现股东为马建军、李坚，与李云木主张的姚远无任何关联关系。住建公司与城投公司之间无任何的投资关系和关联关系。三、对公安机关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同嘉一公司。四、转款记录、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城投公司借用江玉玲的账户转款，与江玉玲的劳动关系无关，不能证明城投公司是住建公司下属的企业，双方之间无关联及投资关系。本院认证认为，对李云木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否证明李云木的主张，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进行综合认定。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案外人江玉玲系住建公司员工。2014年4月28日，江玉玲分别向黄小琴、李炯转款875万元、350万元，合计1225万元。本院认为：一审法院主动对当事人间协议效力进行审查，并无不当。一、关于姚远是否系城投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问题。所谓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城投公司的股东为马建军、李坚。本案中，李云木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姚远与城投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亦无法证明姚远与城投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相关代持股协议。马建军、李坚受让城投公司股权时，与原城投公司股东住建公司、卞美华间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约定亦与姚远无关。即李云木���主张姚远系城投公司实际控制人，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从李云木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姚远系城投公司实际控制人。二、关于2014年4月17日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公司的意志应来源于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或股东会的决议。该协议虽然有嘉一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刘惠丰签字并加盖嘉一公司印章，但在协议签订时，城投公司是嘉一公司唯一股东，城投公司陈述未曾授权刘惠丰签订该协议，系刘惠丰利用其职务便利以嘉一公司名义与李云木签订。李云木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刘惠丰代表嘉一公司签订该协议时得到了公司股东城投公司的授权，或该协议的签订是城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签订该协议应视为刘惠丰个人行为。第二，关于该协议对嘉一公司是否具有约束力的问题。从协议内容来看，李云木为权利人，嘉一公司��付款义务方，协议内容直接关系到嘉一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城投公司的合法权益。李云木虽主张其权利来源于2013年9月9日与姚远签订的协议书，但该协议书仅系其二人签订，协议内容仅对其二人具有约束力，对城投公司、嘉一公司均没有约束力。即李云木对嘉一公司并不享有合法的债权，2014年4月17日协议书的签订，损害了嘉一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综上所述，李云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9950元，由上诉人李云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单雪晴审判员  孟文儒审判员  曹 辛二���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李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