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川13行终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永春，女，汉族，1971年8月12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阆中市。委托代理人谢恩，四川纪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阆中市公安局。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七里新区巴都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周拿云，局长。委托代理人刘锋，男，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朱华军，男，该局七里派出所民警。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四川省阆中市七里新区巴都大道。法定代表人杨德宇，市长。委托代理人刘津利，该府工作人员。上诉人张永春因诉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阆中市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阆中市人民法院（2017）川1381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7年4月17日上午九时许，“金碧天下”业主张际秀（案涉被害人）、杨绍胜、罗平等人与该小区业委会成员张永春（本案原告）、魏昌志等人为小区管理事务在南池社区居委会办事大厅发生争吵，张际秀并与原告发生抓扯，抓扯中，原告用手掌打伤张际秀右耳。后经他人报警，被告派员出警后予以制止平息。经民警当时劝解，双方均愿意和解，但因魏昌志以罗平用茶杯盖将其脸部打伤为由，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处理。次日，被告对该起纠纷作为行政案件予以立案。立案后，被告分别对涉案当事人、在场的社区干部进行了询问调查，受伤人员也向被告分别提交了有关医疗及病情诊断证明，其中，张际秀为右耳鼓膜挫伤。5月4日，张际秀向被告提出控告，要求追究原告的法律责任。当日，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原告在告知笔录中签署了“与事实完全不符，要求查监控还原整个事情真像”的申辩意见，被告认为原告殴打他人的行为已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其申辩理由不能成立，考虑其违法情节特别轻微，故对原告作出阆公（七）行罚决字[2017］262号行政处罚决定，处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处罚，并于当日交付执行。原告不服，向第二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要求第一被告承担赔偿责任。经该府组织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阆府复决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阆中市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再次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本案被害人张际秀生于1943年12月15日。在整个案件办理中，被告还以故意伤害他人为由，对罗平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因原告同时要求追究张际秀将其致伤的责任，被告以无确凿证据证明张际秀对原告实施了殴打行为为由，对张际秀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审认为，被告阆中市公安局是本行政区域内依法行使治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行使有关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二被告的行政主体资格合法。原告亦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1.原告打伤受害人的事实，其证据是否充分；2.在纠纷初期双方和解后又反悔，是否应再作出处罚；3.被诉具体处罚行为其程序是否合法；4.被告对原告的处罚是否适当；5复议机关在复议中采信第一被告补充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关于打伤年满六十周岁以上老人的事实，除有被害人的陈述、身份信息证明及伤情证明外，被告还调查了现场双方其他证人及在场的社区干部，其证据间能够相互映证，足以证明原告打伤受害人的事实成立。原告主张被告仅仅采信与其有矛盾一方的说辞应属证据不充分及受害人仅提供了伤情证明的复印件，诊断时间是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不具有排他性，且其伤情未进行鉴定，不能证明该后果的真实性和与纠纷之间的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的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纠纷初期双方和解后又反悔，是否应再作出处罚的问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表明，在被告尚未作为行政案件立案调查前期，为制止纠纷的继续发生和化解矛盾，被告单位接警民警确实对双方进行了劝解、疏导工作，关于原告与受害人张际秀之间的纠纷，双方有和解的表示，但鉴于纠纷中的其他当事人坚决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被告只能进行立案调查，在调查中，原告及张际秀均要求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应视为对以前和解意向的反悔，调解实际并未达成协议。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被告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罚并无不当。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问题。从被告提交的证据看，被告在接到报案后予以受案登记、调查收集相关证据、对双方当事人及证人均告知了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对原告进行处罚前告知、复核原告的申辩理由、作出处罚决定书并进行送达、交付执行。整个办案流程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程序性规定，其行政程序合法。就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传唤、告知义务，剥夺原告最基本的申辩权利的问题，首先，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传唤方式可以是违法嫌疑人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可以是口头传唤、也可以是使用传唤证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从被告提供的询问原告的笔录看，两次均是原告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依法无需再开具传唤证。其次，两次的询问笔录及向原告送达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均表明，被告履行了告知义务。故被告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对原告实施的处罚是否适当的问题。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之规定，原告之行为属于殴打、伤害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行为，对其行为的处罚标准应为拘留十日至十五日、罚款五百元至一千元。考虑违法情节轻微，被告对原告作出拘留七日、罚款二百元的处罚适当。原告以被告既然认定情节特别轻微就不应给予处罚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复议机关在复议中采信第一被告补充提供的证据是否合法的问题。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第二十四条“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之规定精神，在本案复议程序期间，公安机关客观上存在在答复期满前后两次提交的证据的事实，复议机关不加区别地全部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违背上述法律规定精神。综上，被告阆中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其主体资格合法，处罚程序正当、认定违法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适当。该行政行为应予维持。被告阆中市人民政府在作出复议决定时，对证据的认定及采信违法法律规定，但鉴于公安机关在答复期满后补充提交的证据也系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前收集的证据，不是行政处罚后调查收集的证据，且在本案诉讼中，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间内进行了全部提交，应作为本案证据使用，且阆中市公安局对原告所作出的处罚合法，故对其所作出的维持的复议决定不予撤销。原告请求判决撤销二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复议决定及要求阆中市公安局予以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永春要求撤销阆中市公安局作出的阆公（七）行罚决字[2017］2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阆中市人民政府作出阆府复决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要求阆中市公安局予以行政赔偿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人张永春上诉称，一、未能查清案外人张际秀是否有伤。(一)在对上诉人做出行政处罚时，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认定案外人张际秀存在伤情的证据系复印件，无法起到合法的证明作用。(二)即使《病情诊断证明书》所记录的诊断结论属实，也无法证实该伤情达到轻微伤标准。二、未能查清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的严重程序错误。(一)阆中市公安局未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三款的强制性要求，阆中市公安局将《病情诊断证明书》直接用作认定张际秀存在伤情的证据虽有法可依，但是其未能将该诊断证明结论书面告知违法嫌疑人张永春，明显属于程序违法。(二)公安局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实体性权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若上诉人对案外人张际秀的伤情有争议，那么阆中市公安局就不得直接以病情诊断证明作为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因此在做出处罚前，就应当依照上述规定，将案外人张际秀提供的《病情诊断证明书》向上诉人予以书面告知，并根据上诉人是否提出异议来决定是否启动伤情鉴定程序。然而，阆中市公安局不但未向上诉人告知《病情诊断证明书》的诊断结论，而且直接以其为依据，对上诉人做出治安处罚决定，等于是直接将上诉人对案外人张际秀伤情程度提出异议的权利事实上予以剥夺。更何况，案外人张际秀的诊断证明，根本无法证实其伤情足以令上诉人构成治安处罚的条件。因此，阆中市公安局的上述程序违法行为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实体权益。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撤销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阆公(七)行罚决字(20l7)262号行政处罚决定以及阆中市人民政府阆府复决字(201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1518元。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辩称，一、上诉人称未查清案外人张际秀是否受伤的情况。虽然病情诊断证明书是复印件，但经审查和原件是一致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二、我局是以殴打他人对上诉人进行处罚，并不是因为有伤情才予以处罚，故不需要进行伤情鉴定。三、我局是向上诉人口头告知了张际秀的病情诊断证明，已履行了告知义务，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阆中市人民政府辩称，行政复议的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前述事实，有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提交的受案登记表、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执行回执、询问笔录、病情诊断证明书、住院病案、视频截图、出警说明、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视频光盘及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请求信、处罚决定书、住院病案、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证据予以佐证。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之规定，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具有治安管理的行政职权。本案中，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经过询问被害人、发生纠纷的双方在场人员以及社区干部，并结合伤情证明和视频资料，认定上诉人殴打六十周岁以上老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进行了受理、调查取证；作出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上诉人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以及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依法向上诉人进行了送达，处罚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理由如下：一、上诉人认为张际秀的病情诊断证明书系复印件，不能证实张际秀的伤情达到轻微伤标准且未书面向其告知，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侵害其实体权利。阆中市公安局认定上诉人殴打他人的事实成立，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诉人实施行政处罚，即行为人一旦实施了殴打他人的行为,则应依照该条规定受到处罚。至于被侵害人是否受到伤害以及受伤害的程度，并不是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标准。故被上诉人是否书面告知上诉人病情诊断证明书的内容，对行政处罚的效力不产生实质影响。二、上诉人认为其所提供的视频证实只是推开张际秀的手，而未对其实施殴打为。由于该视频资料系由三个片断组成，不能完整、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发经过，故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上诉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阆中市公安局在行政复议答复期满后再次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以及在行政复议期间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和第二十四条“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永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红审判员  庄娟审判员  石炜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刘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