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兴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526民初280号原告：孙蕾，男，住兴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先，男，住兴山县，系原告孙蕾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柱，兴山县明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覃凤，女，住兴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林，男，住兴山县，系被告覃凤的丈夫。被告：严名勇，男，住兴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勇，湖北神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蕾与被告覃凤、严名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8年5月30日、2018年7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先、万柱、被告覃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永林、被告严名勇及其委托代理人贾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由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的下剩部分425671.38元。原告的各项损失分别为：（1）医药医疗费187905.4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7750.00元（兴山1天×50.00元/天+宜昌77天×100.00元/天）；（3）护理费21997.44元（住院期间78天×96.48元/天×2人+出院后72天×96.48元/天）；（4）营养费3600.00元（120天×30.00元/天）；（5）误工费48000.00元（240天×200.00元/天）；（6）伤残赔偿金191334.00元（31889.00元/年×20年×30%）；（7）鉴定费2200.00元（11张×200.00元/张）；（8）残疾器具费500.00元；（9）后期治疗费24280.00元（取内固定费18000.00元+奥氮平5000.00元+两次复查1280.00元）;(10)交通费1500.00元；（11）住院期间和出院后的其他开支1770.00元（纸尿裤800.00元+网购纸尿裤200.00元+租床费770.00元）；（12）财产损害赔偿（衣、裤、鞋）1000.00元；（13）精神损害赔偿10000.00元；（14）为鉴定复印材料费58.00元；以上费用合计501894.85元，二被告已付76222.47元，剩余425671.38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增加诉讼请求标的额26732.76元：（1）医药医疗费增加370.00元（2018年6月15日去宜昌做三维检查）；（2）护理费增加5499.36元（出院后护理至2018年6月15日去宜昌重新鉴定并检查129天×96.48元/天）；（3）伤残赔偿金增加19133.40元（31889.00元/年×20年×3%，增加一处九级伤残）；（4）鉴定费增加840.00元（2018年6月15日去宜昌进行的肋骨骨折九级伤残鉴定）；（5）交通费增加590.00元（2018年6月15日去宜昌重新鉴定包车的加油及过路费390.00元、司机一天工资200.00元）；（6）增加去宜昌重新鉴定差旅费300.00元（2名护理人员及原告共3人×1天×100.00元/天）。原告诉讼请求变更后损失合计528627.61元，请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各项损失的下剩部分为452405.1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兴山县内长期从事门窗装饰、装潢的工作。2017年11月，被告覃凤将自己位于XX小区XX号房屋顶棚交由被告严名勇施工完成，经由现场勘验，被告严名勇于2017年11月17日叫原告和张德龙三人前去施工。18日下午，被告严名勇离开施工现场，原告在顶棚盖瓦施工过程中、在紧螺丝时用力致使铝合金横梁弯曲，从顶棚上面滑倒摔到地面致伤。原告受伤后立即被送往兴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伤情严重，于次日转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原告因伤致残，尚需后续治疗。原告受伤治疗期间，被告覃凤除给付了2000.00元治疗费和被告严名勇给付了74222.47元费用以外，其余费用未给付分文。原告认为：1、本案无论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义务帮工关系，原告在此起事故中受伤而且多处伤残都是提供劳务者受害，二被告都应对原告受伤致残承担赔偿责任，而原告是无责任的。2、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之间构成加工、定作承揽关系，被告覃凤选任没有安全生产资质的被告严名勇为其房屋顶棚施工，应承担选任不当之责；事故发生时，两被告不在现场，既未提供安全设备也未尽安全监管，违反了安全生产义务。3、被告严名勇作为包工包料的施工方，明知自身缺乏安全生产资质仍然为被告覃凤施工，其提供的原材料存在着承受力的问题，同时也没有给原告等人提供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应当承担原告所受伤的一切损失的赔偿。原告对二被告的诉讼请求合情、合理、合法，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覃凤辩称，1、在此次雨棚定作项目中，被告严名勇提供材料，用自己的技能、设备和劳力为被告覃凤加工定作雨棚。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并不熟识，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建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并不是义务帮工关系。被告严名勇作为承揽人，应当对施工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自行承担责任，与被告覃凤无关。2、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从被告严名勇在事故之后积极救助原告的行为判断，原告系提供劳务者，是被告严名勇的雇工，接受劳务者是本案被告严名勇。被告覃凤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依法不应参加本案诉讼。3、被告严名勇具有合法营业执照，被告覃凤并不存在选任上的过错。4、被告覃凤并未就材料与被告严名勇达成一致，被告严名勇是在事故之后才发材料清单，向被告覃凤催收材料款，被告覃凤在材料选取中无过错。5、原告自己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高空作业，自己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严名勇作为雇主和承揽人，没有提供安全设施，也没有现场监督，责任不可推卸。6、原告主张的部分诉讼请求无依据。被告严名勇辩称，1、被告严名勇是给被告覃凤帮忙施工，原告与案外人张德龙都是在被告覃凤的同意下由被告严名勇叫过来帮忙的，双方对原材料的选用也达成了一致；被告严名勇是在被告覃凤的指示下进行施工的，施工过程也是由被告覃凤提供中饭。故被告严名勇和被告覃凤之间构成义务帮工关系，被告覃凤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2、本案中被告覃凤与原告都存在过错：原告明知没有配备安全措施而施工，过于自信；被告覃凤未尽安全告知义务，在施工过程中对原告无安全措施施工未加以阻止，存在过错。3、原告主张的部分诉讼请求无依据。4、被告严名勇已经垫付费用74222.47元，被告覃凤垫付2000.00元。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综合本案的证据、本院调查核实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15日，被告覃凤请被告严名勇为其房屋制作安装顶棚，被告严名勇在看过现场之后，答应帮其制作安装，但双方并未签订施工合同且未谈及工价等相关事宜。后被告严名勇自行购买材料，按被告覃凤的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并告知被告覃凤，其雇请了原告与案外人张德龙共同帮忙施工。2017年11月18日，原告在施工过程中未佩戴安全绳，爬上刚安装的顶棚盖瓦上拧紧螺丝，因用力致使铝合金横梁弯曲，从顶棚上面滑倒摔到地面致伤。原告受伤后立即被送往兴山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由于伤情严重，于次日转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原告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治疗77天后好转出院，共计支出医疗费187905.41元，其中被告覃凤支付了2000.00元，被告严名勇支付了74222.47元。原告的出院诊断为开放性颅脑损伤重型、多发肋骨骨折、右侧股骨粉碎性骨折、左侧锁骨骨折、右侧肩胛骨骨折、谵妄等伤情。出院医嘱为继续康复治疗、加强营养、加强护理；继续口服奥氮平1年（10mg/次、1次/日），有癫痫及谵妄反复发作可能；术后3月、6月、12月、18月复查X线，视情况行内固定物取出手术治疗；复查头胸部CT；全休三月、不适随诊等内容。2018年3月14日，原告的伤残程度及后续治疗费等经其自行委托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其右下肢肌力Ⅳ级，评定为八级伤残，左锁骨、右股骨骨折需要后续治疗费18000.00元。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200.00元。被告严名勇对原告伤残程度为八级的鉴定意见持有异议，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经原、被告双方共同选定，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委托宜昌仁和司法鉴定所对原告原评定为八级的受伤部位右下肢的伤残程度进行了重新鉴定，2018年6月20日，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八级伤残，被告严名勇支出了本次鉴定费。原告于同日自行委托宜昌仁和司法鉴定所对其其他受伤部位进行伤残程度鉴定，2018年6月20日，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原告因外伤造成左侧2-10肋骨骨折（共9根）并6处畸形愈合的伤残程度为九级，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840.00元。同时查明，原告于1989年3月28日出生，其户籍所在地为兴山县××××号，户籍性质为农业户口。原告的父母在兴山县××××楼购买了他人自建住房，原告随其父母在此居住，已纳入兴山县XX社区居民委员会网格登记常住人口管理。原告在事发前一直在兴山县从事建筑装潢工作，并多次为被告严名勇提供该类劳务。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义务帮工或者其他法律关系；2、原告与被告覃凤、严名勇二人之间的哪一个构成个人劳务关系；3、原告、被告覃凤、严名勇三人在本案中各自是否存在过错，若有过错，各自的过错责任比例；4、本案中原告的具体损失数额的确定。1、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而不是义务帮工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关系与义务帮工不同：第一，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独立完成工作，承揽人与定作人没有隶属关系，定作人对承揽人工作的进行不具有支配性；在义务帮工过程中，帮工人与被帮工人具有较强的从属性，帮工人不仅在工作方式上需要服从被帮工人的指示，在人身方面也受到被帮工人一定程度的支配和控制。第二，承揽人利用自己的设备、技术、劳力为定作人提供工作成果，在施工条件上不依赖于定作人；而义务帮工中被帮工人有提供以上工作条件的义务。第三，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交付的劳动成果通常具有特定性，依赖承揽人的技术支撑，承揽人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业务或者经营活动；而义务帮工更加注重帮工人的劳动过程。本案中，从被告严名勇与被告覃凤的关系来看，被告严名勇在合同中的地位是独立的，不具有依附性；从合同的履行来看，被告严名勇自行购买材料、工具并组织人员施工，被告覃凤并不提供设备、技术、劳力；从合同的标的来看，两被告之间达成口头协议的合同标的是被告严名勇交付按照被告覃凤要求所完成的房屋顶棚，故二被告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二被告在施工前虽未就报酬和材料费达成一致，被告严名勇是在事故发生后才向被告覃凤提供材料清单及价格，但是否事先约定报酬、原材料由谁提供不影响承揽合同的定性，被告覃凤为原告和张德龙提供午饭的行为系情谊行为，并不能说明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之间是义务帮工关系。2、原告与被告严名勇构成个人劳务关系，与被告覃凤不构成个人劳务关系。在个人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一般存在控制、支配和隶属关系；一方指定工作场所、提供劳动工具或设备，限定工作时间，另一方提供劳务。本案中，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之间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定作人并不负责施工过程中人员的安排，施工过程中的材料、工具和设备都由被告严名勇提供。从原告与二被告的关系来看，原告长期从事装潢，为被告严名勇做过多次事情，与被告覃凤并不认识，原告和张德龙系接受被告严名勇的安排进行施工，应当视为给被告严名勇做工；原告与张德龙虽然只和被告严名勇有口头提供劳务的约定，但原告与被告严名勇之间之前就存在过个人劳务关系，二者之间虽未谈及劳务价格，但存在默认的支付劳动报酬的惯例，应当认定原告同被告严名勇成立个人劳务关系。从劳务的直接受益者也可以得出本案的雇主是被告严名勇。承揽合同中定作人只要求承揽人交付特定的工作成果，而承揽人在完成劳动成果过程中是否需要雇佣他人共同施工，属承揽人自己决定的部分。原告与张德龙为承揽人提供劳务，是协助承揽人完成应交付的工作成果的行为。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就施工人员达成一致，是履行承揽合同中的告知义务，被告严名勇对原告及张德龙的工作成果向被告覃凤负责。原告及张德龙提供劳务的直接受益人是被告严名勇，原告是被告严名勇的雇员，被告严名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3、本案被告覃凤、严名勇与原告都存在过错。根据三人各自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应按份由被告覃凤承担30%、被告严名勇承担40%、原告自行承担30%的过错责任较为适宜。（1）被告覃凤作为定作人在选任、指示上具有过错，应按份承担30%的过错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承揽合同关系中，定作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加工承揽过程中承揽人一方受损的责任，除非定作人可能存在对承揽人定作、指示、选任的过失。被告覃凤请被告严名勇、原告与张德龙安装的雨棚位于三层房屋的顶层，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附件的特种作业目录中第3条规定：高处作业指专门或经常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包含高处安装、维护、拆除作业，可以认定原告在案涉房屋屋顶施工属特种作业中的高处作业范畴。依据该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因此，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除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证之外，还应当经过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才能上岗作业。本案房屋顶棚施工属高处作业，被告覃凤并未审查被告严名勇是否对其雇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也未审查原告与张德龙二人是否具有高处作业的资质，原告因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而坠落，被告覃凤存在选任上的过错。再者，被告覃凤与被告严名勇事先进行施工现场勘察时，作为定作人应当对施工的效果、顶棚的设计作出指示，被告严名勇是按照被告覃凤的要求进行施工的；被告覃凤并未对材料的质量与现场施工设计进行审查，具有指示上的过错；原告与张德龙在被告覃凤家施工，被告覃凤未进行有效的安全监督，放任原告与张德龙在安全措施不完备的条件下进行施工，未尽定作人的安全监督义务。因此，被告覃凤在选任、指示上均具有过错，根据其过错程度，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比例为宜。（2）被告严名勇作为接受劳务方，未履行安全生产义务，在选人、选材、安全施工、检查验收等方面均存在过错，应承担40%的过错责任比例。其一，被告严名勇虽然具有营业执照，能够从事案涉房屋顶棚的制作安装，但其请来不具备高处作业资质的原告与与张德龙共同施工，且未在施工前对其雇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违反了安全生产义务。其二，施工现场铝合金横梁强度不够，是被告未对其选取的材料强度加以检查的过失。其三，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第三章第二条之规定，高处作业施工前，应按类别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被告严名勇作为雇主，除应当创造安全作业的条件，在施工前应当检查现场安全措施的完备情况，原告用以支撑的钢架是否性能良好、是否具备支撑架加以保障以及原告自身有没有佩戴安全绳等安全措施的情况需要被告严名勇检查，被告严名勇显然没有履行上述义务。根据被告严名勇的过错程度，其在本案中的过错责任比例占40%。（3）原告作为提供劳务方，违反安全生产规范，疏忽自身安全冒险作业，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承担30%的过错责任比例。其一，原告自身缺乏高处作业的资质而为被告严名勇提供劳务、为被告覃凤的房屋顶棚施工，施工前未接受安全生产的培训，其自身违反了关于安全生产的规定。其二，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防护用品。原告在明知施工现场安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不要求被告严名勇完善现场安全措施、提供安全绳，并且未制作支撑架，反而继续进行施工，同样违反了安全生产的义务。其三，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有长期的装潢经验，完全可以拒绝雇主要求，等待安全措施到位之后再进行施工，其冒险作业不应归责于被告严名勇的安排，而属原告自身疏忽大意的过失。因此，原告对损害事实及损害结果存在过错，应适当减轻二被告的赔偿责任，根据其过错程度，应由其自行承担30%的过错责任比例。4、本案中原告的具体损失数额的确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188275.41元，系原告因伤情检查治疗的实际支出，且二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住院78天，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00元/天，确定为3900.00元。（3）护理费。综合考虑原告住院期间的长期医嘱为留陪1人、原告的出院记录及出院诊断证明“出院后加强护理”以及宜昌大公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原告护理时限为150日的鉴定意见，本院予以确定原告的护理人员为1人，护理天数为150天，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35214.00元/年的标准，护理费确定为14471.51元。（4）营养费。原告出院医嘱有“加强营养”的建议，根据原告伤情、伤残程度及住院时间，其营养费应按78天计算，结合本地生活水平及本地司法实践，酌情按25.00元/天计算，营养费确定为1950.00元。（5）误工费。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原告住院78天，医嘱全休三月，误工时间应确定为168天；原告长期从事建筑装潢工作，但其无固定收入，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平均收入情况，原告所从事行业为建筑安装业，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建筑业在岗职工人均年平均工资收入50199.00元/年的标准，误工费确定为23105.29元。（6）残疾赔偿金。原告虽为农业户口，但其已随其父母在兴山县城镇居住，且其一直在兴山县从事建筑装潢工作，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务工收入，其残疾赔偿金应当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原告伤残程度经鉴定为一处八级伤残和一处九级伤残，被告严名勇虽对原告自行委托鉴定的一处九级伤残持有异议，但未提出相反的证据或充足的反驳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该处九级伤残鉴定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可以认定原告构成九级伤残。原告一处八级伤残，其伤残赔偿系数为30%，附加一处九级伤残对应增加的伤残赔偿系数为3%，参照《2018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89.00元/年的标准，结合原告的年龄应按20年计算，残疾赔偿金确定为210467.40元。（7）残疾器具费。原告提供的淘宝单据仅能证明轮椅费用为338.00元，没有提供购买大便器与拐杖的单据，考虑原告存在该部分的实际支出，本院酌定残疾器具费费用为500.00元。（8）后续治疗费。原告后期治疗即取左锁骨、右股骨骨折金属固定物，必然会发生后续治疗费，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原告经司法鉴定需要后续治疗费18000.00元，该笔费用与原告所需后续治疗伤情相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后期需要服用药物，有出院诊断证明证明原告患有“谵妄”，继续口服奥氮平1年（10mg/次、1次/日）为证，按原告陈述后续需要用药费用约为3325.00元（出院时已拿药4个月，还需8个月，每7天需1瓶，单价97.20元/瓶），二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原告主张复查费1280.00元，有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出院诊断证明为证，是原告进行后期复查必然会发生的检查费用，该数据系由原告提交的2018年3月11日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放射科的票据类推所得，本院予以支持。因此，本案中原告的后续治疗费确定为22605.00元。（9）鉴定费。原告两次鉴定费合计3040.00元，以及为鉴定复印材料费58.00元，系原告为确定伤残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以确定造成的损失后果的合理支出，且有鉴定费及复印材料的票据为证，同时，两份鉴定结论关于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均客观真实，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严名勇因重新鉴定支出的鉴定费因重新鉴定的意见与原鉴定意见一致，由被告严名勇自行承担。（10）交通费。交通费指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转院而实际发生的用于交通的费用，结合本案中原告治疗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予以支持1000.00元。（11）财产损害赔偿。原告所受财产损害为原告事发时所穿戴衣、裤、鞋一套，因原告未提供原物，本院无法判断其价值，考虑原告衣物损坏的实际情况，为减轻当事人诉累，结合原告的陈述，本院酌情予以支持500.00元。（12）原告住院期间和出院后的其他合理损失。原告因伤情需要使用纸尿裤等日用品，并提交了相关票据，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费用1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租床费770.00元，系护理人员因护理需要支出的费用，原告已主张护理费用，不应另行主张，本院对该笔费用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去宜昌重新鉴定差旅费300.00元，系原告为确定伤残程度导致的个人误工及陪护人员护理费用等合理损失，该数额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因此，原告住院期间和出院后的其他合理损失费用确定为1300.00元。（13）精神损害赔偿金，综合考虑原、被告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造成的损害后果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本院酌情予以支持4600.00元，其中由被告覃凤赔偿2000.00元，被告严名勇赔偿2600.00元。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器具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交通费、财产损失以及其他合理损失合计471172.61元；由被告覃凤按30%比例赔偿，确定为141351.78元；由被告严名勇按40%的比例赔偿，确定为188469.04元。前述款项与二被告应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合并计算后，被告覃凤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43351.78元，扣减被告覃凤已支付2000.00元，被告覃凤还应赔偿原告141351.78元；被告严名勇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91069.04元，扣减被告严名勇先行支付的74222.47元，被告严名勇还应赔偿原告116846.57元。原告主张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二被告的责任性质应为分别就其过错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被告不存在应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定事由，原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二被告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覃凤赔偿原告孙蕾各项损失141351.78元（已扣减先行支付的2000.00元）。二、被告严名勇赔偿原告孙蕾各项损失116846.57元（已扣减先行支付的74222.47元）。前述一、二项，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孙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80.00元，由被告覃凤负担384.00元，由被告严名勇负担512.00元，由原告孙蕾负担38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华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法官助理覃樱会书记员韩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