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8）赣刑终156号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邱柯文，男，198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家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7年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辩护人淦述敏，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方鸣，男，1988年l0月2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家住广东省普宁市。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7年3月3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九江市看守所。辩护人黄汉国，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九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邱柯文、方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7）赣04刑初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邱柯文、方鸣不服，均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审阅案卷材料，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邱柯文伙同他人先后在江西省永修县注册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昌公司”）、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鼎公司”），套取其他公司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利用税务系统漏洞在永修国税局进行进项认证抵扣，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上述公司名义大肆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邱柯文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科雅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雅达公司”）的名义租下皇城广场的一间办公室，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指使，在该处通过QQ邮箱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交流传递上下游公司资料、开票信息、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重要资料，接收、发送邱柯文所控制各个公司的网银U盾，控制资金流转，伪造货物买卖资金流，完成资金的回流。经查实，共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70份，票面金额912393480.74元，税额155106892.12元，价税合计1067500372.86元。具体事实如下：一、银鼎公司虚开事实1.向深圳市华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森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3份，票面金额71559375.15元，税额12165093.69元，价税合计83724468.84元。2.向郑州市爱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2份，票面金额56518447.02元，税额9608136.02元，价税合计66126583.04元。3.向华蓥山市高科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7份，票面金额62474871.81元，税额10620728.19元，价税合计73095600元。4.向华蓥山市高科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票面金额10243589.72元，税额1741410.28元，价税合计11985000元。5.向江西创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创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发票金额10835042.73元，税额1841957.27元，价税合计12677000元。6.向深圳市创成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发票金额9955724.77元，税额1692473.23元，价税合计11648198元。7.向深圳市中科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票面金额864615.38元，税额146984.62元，价税合计1011600元。8.向广东高科时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份，票面金额9145426.49元，税额1554722.51元，价税合计10700149元。9.向广州市众达电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票面金额1459311.12元，税额248082.88元，价税合计1707394元。10.向深圳市百纳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6份，票面金额43054487.14元，税额7319262.86元，价税合计50373750元。11.向深圳市冠源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源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份，票面金额16371887.2元，税额2783220.8元，价税合计19155108元。二、华鑫昌公司虚开事实1.向高科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1份，票面金额50607008.46元，税额8603191.54元，价税合计59210200元。2.向高科龙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票面金额32119829元，税额5460371元，价税合计37580200元。3.向四川九州电器公司通信事业部（以下简称“九州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票面金额180151500.44元，税额30625755.54元，价税合计210777255.98元。4.向百纳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72份，票面金额263030413.82元，税额44715170.18元，价税合计307745584元。5.向冠源泰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票面金额39519170.14元，税额6718258.86元，价税合计46237429元。三、冠通公司虚开事实1.向武汉瑞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票面金额19290598.29元，税额3279401.71元，价税合计22570000元。2.向中科诺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票面金额6734649.59元，税额1144890.41元，价税合计7879540元。3.向高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7份，票面金额27522269.22元，税额4678785.78元，价税合计32201055元。4.向众达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935263.25元，税额158994.75元，价税合计1094258元。另查，被告人邱柯文于2017年1月13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方鸣于2017年3月27日被抓获归案。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邱柯文作为华鑫昌、冠通、银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伙同他人套用其他公司农产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作为进项抵扣，在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指使方鸣等人以控制的三家公司的名义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指使，在明知是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参与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邱柯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指示从事，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邱柯文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方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3月31日起至2023年3月30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涉案扣押的手机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原审被告人邱柯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认定其是本案主犯错误，其是本案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冠通三家公司均是以其名义代老板庄某打理业务。其本无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是受其老板庄某安排所致，直接动力是为完成当地政府预交税税收任务，为三家公司获取税收返还奖励，早日完成还清欠税任务；客观上其只安排其自身员工方鸣来与刘某1衔接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相关业务，此三公司涉及本案及上下游各公司的系列业务行为，均由刘某1单独完成或与他人共同完成，上诉人没有实际参与，也不具体知情业务详情。其在本案中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判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明显过重。请求重新认定本案事实，改为认定其为本案从犯，依法减轻处罚。邱柯文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原审判决依据的“事实”并未查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邱柯文伙同他人先后在江西省永修县注册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昌公司”）、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通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鼎公司”）、套取其他公司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利用税务系统漏洞在永修县国税局进行进项认证抵扣，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上述公司名义大肆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错误的。上诉人因九江市永修县政府在深圳招商引资，受其老板庄某安排，于2013年左右前来永修县投资发展。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均是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安排下注册成立，上诉人在与周某1产生矛盾以后，随后该三家公司以上诉人的名义代其老板庄某打理。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因受当地预交税政策的影响，恰逢商人刘某1（外号“独眼龙”）有完成此相关税收的业务，上诉人便安排其深圳市科雅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方鸣与刘某1对接相关业务。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在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相关业务中，上诉人均事先并不知道该相关业务为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直至2015年6月23日刘某1交给上诉人一张手写纸条时，其才知道此事。三家公司在与刘某1合作开展业务期间，相关业务内容、流程及操作，上诉人均不具体知情，也没有具体过问，相关业务均由刘某1直接操作或在他人的配合下操作完成。在三家公司与刘某1业务合作并由刘某1具体操作的期间，上主诉人存在监管失职，其充其量只是存在放任刘某1操作的意图，但没有伙同他人（包括刘某1的在内）大肆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邱柯文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深圳市科雅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雅达公司”）的名义租下皇城广场的一间办公室，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指使，在该出通过QQ邮箱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交流传递上下游公司资料、开票信息、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重要资料，接受、发送邱柯文所控制各个公司的网银U盾，控制资金流转，伪造货物买卖资金流，完成资金的回流。“（见原审判决第6页），是错误的。华鑫昌、冠五、银鼎三家公司，是以上诉人的名义代其老板庄某打理业务，并未具体指使、也未具体过问、参与相关业务。被告人方鸣在皇城广场办公室与刘某1交流上下游公司的资料，上诉人并不知情相关业务性质和情况，只是安排方鸣对接业务，采取的是一种放任态度。所谓“控制资金流转，伪造货物买卖资金流，完成资金的回流”均由刘某1单独或与其他人共同完成，上诉人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参与。3.原审判决评判述称“本院认为，被告人邱柯文作为华鑫昌、冠通、银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伙同他人套用其他公司农产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作为进项抵扣……。”（详见原审判决书第27页），是错误的。华鑫昌、冠通、银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上诉人的老板庄某，虽然在永修县三家公司的老板名义上是上诉人，但实际上该三家公司的真正老板是庄某，三家公司所开展的一切业务均由庄某决定，全部资金均系由庄某提供。针对这一问题，上诉人曾向公安机关及相关办案机构人员陈述，并请求查实，但该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公安机关及相关办案机构人员的重视。本案涉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全部事实及相关行为，上诉人本身并不知情该三家公司在经刘某1之手操作的业务已触犯法律。三家公司涉案业务，即使上诉人在名面上代其老板庄某打理业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涉案全部业务其并不知情，也未从实质安排他人进行操作或帮助、配合操作，伙同他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二、原审判决认定的上诉人为本案的主犯错误，上诉人应为本案的从犯。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上诉人本无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的故意，上诉人之所以“被纳入”到本案中，完全是受其老板庄某的安排所致，直接的动因便是为了完成当地政府预交税税收任务，为三家公司获取税收返还奖励，早日完成还清欠税任务。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上诉人只是安排其自身的科雅达公司员工方鸣与刘某1衔接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相关业务这三个公司涉及本案及上下游各公司的系列业务行为，均由刘某1单独完成或与他人共同完成，上诉人没有实际参与，也不具体知情具体业务详情。从本案涉案的全过程方面看，上诉人在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案件中，虽然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其在共同犯罪活动中的作用是次要的，可依法认定为从犯。三、原审判决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判处上诉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过重，应依法改判，减轻处罚上诉人。首先，通过审查案卷，原审所认定的“事实”并未查实，而是在以相关未完全查实的“事实”基础上，推论得出上诉人伙同他人的相关行为，这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的刑法理论原则完全相违背。其次，本案无论是从犯罪的主观意图、还是从犯罪的客观事实，或是从涉案全过程方面看，上诉人仅仅是代其老板庄某打理当地预交税收政策相关工作，并安排其深圳市科雅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员工方鸣具体处理，上诉人本人均未有直接参与或安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事宜，其对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事宜只是存在监管失职。再次，纵观全案，针对上诉人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所赋予的名义上特定职责，可以推定其在本案中系从犯，应予以减轻处罚。同时也应给予上诉人一个悔罪的机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他进行宽大处理。相信通过本案后，上诉人能够认真吸取教训，加强自身学习和自我修养，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建议重新认定本案事实，改为认定上诉人为本案从犯，依法据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方鸣上诉提出：其对涉案三家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明知，其只是打工者，是受邱柯文及老板指令工作，本案证据只能证明其为涉案公司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证实其对涉案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是明知的，其没有控制资金流和伪造入库单、购销合同等为涉案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帮助的行为。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宣告其无罪。方鸣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方鸣一直否认自己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涉案三家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不明知。同案被告人邱柯文否认自己参与涉案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证实方鸣是个打工者，是受他及老板的指令工作。本案所有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方鸣对涉案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明知的。本案税务稽查报告等书证，只能证实涉案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能证实方鸣系涉案共犯。其他证据如手机短信、QQ邮件只能证明方鸣为涉案公司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证实方鸣对涉案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是明知的。方鸣没有控制资金流和伪造入库单、购销合同的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宣告方鸣无罪。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二审查明与之相同，并有下列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证实：1.国家审计署税收征管审计司出具的审计取证单及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记账凭证，证明广州麦芽有限公司、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渤海科技有限公司与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没有贸易、资金等往来关系；青岛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海粮油工业（防城港）有限公司与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没有贸易、资金等往来关系。2.九江市国税局稽查局出具的海关完税凭证抵扣流程，证明冒抵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企业先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相关企业的海关缴款书信息，利用稽核比对系统中的漏洞，通过稽核进而抵扣进项税额。2017年该漏洞已被堵死。3.九江市公安局从防城海关、广西惠禹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福清海关、广州白云机场、皇岗海关、阿拉山口海关、泰州海关、防城港海关、常州海关、钦州海关、大窑湾海关调取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件及江西省永修县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冠通公司、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海关完税凭证接收情况表，证明冠通公司、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利用其他企业的农产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信息进行进项抵扣的情况。4.九江市公安局调取的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冠通公司发票领取表、发票存根联明细表、发票抵扣联明细表，证明上述三家公司从税务部门领票，对外开票并抵扣的情况。5.九江市国家税务局出具的华鑫昌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证明华鑫昌公司向九州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87份，票面金额182070639.6元，税额30952009.2元；向高科龙公司开出33份，票面金额32119829元，税额5460371元；向高科德公司开出51份，票面金额50607008.46元，税额8603191.54元；向百纳威公司开出272份，票面金额263030413.82元，税额44715170.18元；向冠源泰公司开出42份，票面金额39519170.14元，税额6718258.86元。6.九江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冠通公司下游企业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证明冠通公司向瑞武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向中科诺公司开出8份，票面金额6734649.59元，税额1144890.41元；向高科公司开出37份，票面金额27522269.22元，税额4678785.78元；向众达公司开出1份，票面金额935263.25元，税额158994.75元。7.九江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银鼎电子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统计表及明细表，证明银鼎公司向华森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73份，票面金额71559375.15元，税额12165093.69元；向高科德公司开出68份，票面金额63358338.48元，税额10770917.19元；向爱度公司开出62份，票面金额56518447.02元，税额9608136.02元；向江西创成公司开出11张，票面金额10835042.73元，税额1841957.27元；向深圳创成公司开出12张，票面金额9955724.77元，税额1692473.23元；向高科龙公司开出11张，票面金额10243589.72元，税额1741410.28元；向中科诺公司开出1张，票面金额893378.63元，税额146984.62元；向高科公司开出12份，票面金额9145426.49元，税额1554722.51元；向众达公司开出2份，票面金额1459311.12元，税额248082.88元；向百纳威公司开出46份，票面金额43054487.14元，税额7319262.86元；向冠源泰公司开出19份，票面金额16371887.2元，税额2783220.8元。8.九江市国税局稽查局税务稽查报告及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截止2016年6月30日，冠通公司套用7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非法认证抵扣进项税额50358591.5元；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01份，开票金额653561212.7元，税额111105406.7元，价税合计764666619.4元。华鑫昌公司套用97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及获取2450份虚开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认证抵扣进项税额共计122373041.31元；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19份，开票金额776608955.4元，税额132023523元，价税合计908632478.4元。银鼎公司套用12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及获取348份虚开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认证抵扣进项税额共计32557115.41元；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929份，开票金额814399978元，税额138447996.5元，价税合计952847974.5元。冠通、华鑫昌、银鼎三家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分别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01份、819份、929份，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9.受理案卷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扣押决定书、逮捕证等诉讼文书，证明侦查机关依法立案，并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强制措施。10.个人基本情况，证明被告人邱柯文、方鸣身份信息情况。11.到案情况说明及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邱柯文于2017年1月13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方鸣于2017年3月27日被抓获归案。12.九江市公安局调取的科雅达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及房屋租赁合同，证明科雅达公司2009年4月13日注册成立，邱柯文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09年3月23日，邱柯文租下鼎诚大厦1806作为科雅达公司的办公场地。13.华鑫昌公司、冠通公司、银鼎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及企业信息，证明华鑫昌公司2012年3月9日在永修县涂埠镇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袁某2，2013年3月变更为方某，2013年10月变更为曹某1，2015年1月变更为郑某2。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2013年9月24日在永修县马口镇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某。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2013年11月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周某3，2015年1月变更为付丽萍。公司变更登记经办人显示为张某1。14.九江市公安局调取的冠通公司、银鼎公司、华鑫昌公司账户银行交易明细及蔡某、方某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证明上述三家公司自开户以来与下游企业的资金往来及资金回流的情况。15.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其认识邱柯文，邱说自己在江西永修搞招商引资企业。其老乡郑永坚是做票的生意的，邱柯文说有生意要找郑永坚，其遂安排郑永坚一起吃饭，其听他们在谈关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情。后来邱柯文遂安排他公司的方鸣专门跟郑永坚接触。其知道是郑永坚找来票再卖给邱柯文，听说是2个点的费用。16.证人邹某的证言及支付凭证收据复印件及辨认笔录，证明冠通公司系马口镇2013年招商引进的企业。时任马口镇书记戴某、陈某2安排司机蔡某任法定代表人，村干部李荣邦任企业的股东。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通信终端配件、软件等电子产品销售。当时其分管镇上招商引税工作，由其出面为该企业到工商、税务、质监、银行办理好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等事宜，相关手续及材料交给该企业的会计张某1。该企业每月交税后将税票复印件交其，其按税票票面金额25％通过马口镇账户返还该企业银行账户，张某1会出具盖有该企业印章的收据给其证明已收到镇政府返还给企业的扶助款。冠通公司在马口镇无实际经营，无厂房设备。因镇里为完成任务曾帮该企业两次垫付总计400万元税款，2015年上半年其和时任马口镇镇长史某找邱某1要钱，其遂知镇里引进的冠通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邱某1，联系电话是139××******。经其辨认，邱柯文系其所说的“邱某1”，是冠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邱显聪其曾见过，但不能确定与冠通公司有关系。17.证人史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冠通公司是其到马口镇任镇长之前就已经注册成立的招商引资企业。公司声称是做电子产品贸易。其只和冠通公司实际负责人邱某1打过交道，一般是邱某1到其办公室谈企业借款、补缴税款事，邱某1应是广东、福建那边人，联系电话是139××******。经其辨认，邱柯文系其所称冠通公司的“邱某1”。18.马口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证明为完成财税任务，经协商该镇成立了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财税平台，交给对方（邱某1）自行经营，享受镇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蔡某系该镇原小车司机，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19.证人袁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其2011年到2014年底时任白槎镇镇长，2014年初，白槎镇与广东来的张经理沟通，成立银鼎公司后张经理带广东邱某1邱柯文到白槎镇，付学文陪同。有两个邱某1，另一个叫邱显聪。其未见过银鼎公司发过货，也未见过车辆去该公司装卸货物。经其辨认邱柯文是其所称“邱某1”，邱显聪是其所称另一名姓邱的男子。20.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其2010年到2016年担任白槎镇镇长、书记，白槎镇做引税平台就一个叫邱柯文的广东老板，白槎镇引税公司是银鼎公司。邱柯文在永修肯定还成立了其他公司，但其记不住企业名称。约在2012或2013年，付学文介绍邱柯文给其认识，说邱柯文是做电子的老板，可在白槎镇成立企业，镇里比较感兴趣，遂与邱柯文商定税收优惠政策，邱柯文后注册了银鼎公司。公司成立时，一些手续都是镇里帮邱柯文办的，邱柯文在当地请了个张会计。邱柯文说公司是购进坏手机、淘汰手机，再拆成配件销售，是否有真实生产经营业务其不清楚。邱柯文每次到永修有时一人，有时有人陪同，其记得还有一个姓邱的胖子，邱柯文介绍说也是做电子生意的。21.证人袁某2的证言，证明其与华鑫昌公司没有直接关系，该公司可能是县里的招商企业，公司股东决议书上的签字不是其自己签的。22.证人方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参加华鑫昌公司招聘时，将其身份证借公司的人办理过银行卡，但并未实际在该公司工作，其从未在公司的文件或合同上签过字。23.证人曹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银鼎公司上班时，借过身份证给公司毕主管使用。其工作一个月期间，看公司也没什么事，偶尔看到女工将手机配件组装成成品，其他时间都在打毛线。其没有在公司文件资料上签过字，也未见过其名字的法人印鉴。24.永修县涂埠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支付凭证、说明等复印材料，证明涂埠镇政府为华鑫昌公司垫付税款的情况。25.证人周某1（因其他虚开增值税发票案已判刑）的证言：其与邱柯文在江西到深圳招商引资会上认识。据其所知，华鑫昌公司、冠通公司是另一个姓邱的男子（身材偏胖，广东人）控制的，银鼎公司及永修县深贸电子有限公司都是邱柯文控制的。黄某2让其在永修开设公司为他的威而肯公司开进项发票用于抵扣，黄某2还曾让其拿快递给邱柯文公司的人，说邱柯文控制的公司开的票开错了，让其拿给邱柯文公司的人重新开。26.证人练某（华森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银鼎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业务员操作花十个点（货款的百分之十）的费用买来的，总共七千多万货物发票无实际货物交易。其不清楚华森公司支付银鼎公司的大部分货款于当日最后流转回其银行卡原因，其办卡后放在三木公司使用；流转回其丈夫黄某1的银行卡内是因三木公司还钱。27.证人黄某1（华森公司法人代表）证言及发票明细表、与银鼎公司的往来复印件、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华森公司与银鼎公司没有真实交易。银行流水显示其公司将货款打给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银鼎公司将钱转给周某3，周再将钱转到其本人或其妻子练某的账户。其公司接受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2014～2015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3份，总款金额71559375.15元，税额12165093.69元，价税合计83724468.84元，均已抵扣，其愿意补交税款。28.证人徐某1（爱度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及购销合同、发票清单、记账凭证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其公司与银鼎公司无真实业务往来，纯粹是接受银鼎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公司想多做点业绩，公司财务总监彭某1遂介绍郑某1给其。具体是花8个点从银鼎公司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公司进项做账，购买的钱是郑某1出的，另加海关报关费用、运输费用、资金费用等成本共计13个点，如最后出口退税则有4个点的利润，其公司再和郑某1按四六比例分成。购销合同、进货单、入库单都是为做账虚构的。其公司共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62张，票面金额56518447.02元，税额9608136.02元。29.证人彭某1（原爱度公司财务总监）的证言，证明徐某1让其想办法增加公司销售业绩。后一自称郑某1的找到其说可为公司增加业绩，其遂介绍给徐某1。商定郑某1借用其公司资质进行手机出口做销售业绩，购进原材料、出货、销售结汇、物流运输等都由郑某1负责，其公司仅负责出口退税申报及一些配合工作。扣除运营成本后有4个点利润，待出口退税后郑某1公司与其公司按六四比例分成。其公司与银鼎公司交易是虚假的，签订虚假合同及进货单是为公司做账需要。为伪造资金流，商定由郑某1出资金。其公司2014年11月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62张，发票总金额56518447.02元，发票税额9608136.02元。其公司做了进项转出处理，国税部门做出免税不退税处理。30.九江市公安局调取爱度公司营业执照、增值税申报表、认证结果及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明爱度公司的基本情况、纳税情况及与银鼎公司资金往来情况。31.证人罗某（四川省华金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高科德、高科龙公司是华金润集团子公司，接受华鑫昌、银鼎公司等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所在公司缺少大量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郑某1说他们公司在收取一定比例开票费后可为其公司开票。其征得总经理同意后与郑某1对接，以高科德名义，在未发生实际业务情况下，接受九江市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等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其通过QQ邮件将开票信息发给郑某1，郑某1安排付会计将购货合同盖章做好连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并寄至其公司深圳采购部。郑某1安排其与一方姓广东潮汕籍20余岁男子对接资金走账事，资金走账都是方姓男子负责。方姓男子向其保证其公司资金转到他那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转回。具体操作是其公司将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票面金额全额汇款至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对公账户，由方姓男子扣除开票费后将资金通过私人账户转回其公司账户，或对方出资金通过私账汇款给其公司控制的私账，再通过公账加上开票费一起汇回到对方公司账户。如有实际货物交易，不存在用私人账户走账情形。经其辨认，郑永坚即其所提到的“郑某1”，绰号“扁哥”。方鸣即其提到的方姓男子，负责转款走账事宜。32.九江市公安局从高科德公司调取的合同、入库单、记账凭证、抵扣联等材料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高科德公司的基本情况、纳税情况，接受银鼎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7份，票面金额62474871.81，税额10620728.19；接受华鑫昌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51份，票面金额50607008.46元，税额8603191.54元及与上述两家公司的往来情况。33.九江市公安局从高科龙公司调取的证据材料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高科龙公司接受华鑫昌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33份，票面金额32119829元，税额5460371元；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票面金额10243589.72元，税额1741410.28元及与上述两家公司的往来情况。34.证人杨某（瑞武公司业务经理）的证言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其与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严总认识后，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额9个点的价格从江西冠通公司购买了两千多万元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以11个点的价格卖给深圳其他公司，赚取2个点利润。一般都是一天内完成交易，深圳公司将票面金额相同的资金汇入其公司账户，其立刻扣除2个点的利润将钱汇往冠通公司账户。购销合同由冠通公司邮寄过来，其盖好章寄回，发票是直接邮寄给其。其公司与冠通公司刚开始的一两笔约850000元有真实货物交易，之后的没有真实货物交易。2014年5月至10月，其公司接受冠通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5份，总款金额19290598.29元，税额3279401.71元，价税合计22570000元。均已全部抵扣。35.九江市公安局从瑞武公司调取的证据材料，证明瑞武公司的基本情况，与冠通公司的银行流水及往来情况。36.证人何某（江某1、深圳创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及发票明细表、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深圳创成公司银行流水、付款情况表，证明张姓男子来公司推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公司进项做账，其同意购买。具体是公司经理梁国雄负责。通过深圳创成公司账户打款票面金额10%左右作为买票费用至银鼎公司。江某1公司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1张，发票金额10835042.73元，税额1841957.27元，均已抵扣成功；深圳创成公司接受12张，发票金额9955724.77元，税额1692473.23元，申报退税后留存。37.证人徐某2（九州公司通信事业部职工）的证言，证明因河南新华电子需要手机业务，其公司作为中间商进行贸易，从华鑫昌公司进手机卖给河南公司。货直接从九江公司到河南公司深圳仓库。河南新华公司先打货款给其公司，其公司再打款给华鑫昌公司进行贸易。票应是物流过来的。38.证人唐某（九州公司通信事业部职工）的证言，证明九州公司通信事业部与华鑫昌公司的业务是负责人张某2联系好的。张某2将上下游企业都联系好，华鑫昌公司、河南新华物资做了2亿左右业务。合同都是快递邮寄。其公司作为中间环节，按照采购合同的千分之五收取费用，由下游企业先打款给其公司，扣除千分之五费用后其公司再向华鑫昌公司打款，而货物由上下游企业直接交接，不入其公司仓库。39.九江市公安局向九州公司调取的采购合同、入库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华鑫昌公司向九州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开票金额180151500.44元，税额30625755.54元，伪造出库单、入库单及往来情况。40.证人赵某2（中科诺公司总经理）的证言及中科诺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入库单、记账凭证、纳税申报表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其公司供应商阿龙不能提供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其公司做账，遂提出由他负责购买专用发票，但要支付票面金额8.5%作为买票费用。通过阿龙联系，其公司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票面金额864615.38元，涉税金额146984.62元；接受冠通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8张，票面金额合计6734649.597元，涉税金额1144890.41元；已全部抵扣。其公司与冠通公司、银鼎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购销合同及入库单等都是伪造的。资金由其公司直接转账给冠通、银鼎公司，冠通、银鼎公司扣下买票费用将本要返还其公司8.5个点给阿龙抵扣其公司之前欠下的货款。发票由阿龙直接拿到公司。41.证人俞某（原高科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及发票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其公司供货商无法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操作从其他公司（银鼎、冠通公司）开票到其公司，由其公司将货款及15个点税款打给对方公司。其公司后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为9145426.49元，涉税金额为1554722.51元，接受冠通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752269.22元，涉税金额为4678785.78元。其公司与该两家公司之间无真实货物交易，购销合同及入库单均为供货商事先伪造好，其公司负责盖章。票由供货商拿到其公司。42.证人许某（众达公司主管）的证言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其公司供货商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找到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渠道，要支付开票金额的6个点，其遂让采购部门经理潘某去操作。其公司接受银鼎公司、冠通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张，金额2394574.37元，税额407077.63元，已全部抵扣。43.证人潘某（众达公司业务经理）的证言及银行流水，证明其公司供货商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联系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分别是银鼎和冠通公司。其公司遂按购买物品总价金额通过银行汇款给开票公司，开票公司扣除6个点开票费用后将剩余资金转账回公司法人代表的私账上。44.证人陈某1（百纳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冠源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言及银行电子回单、发票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证明百纳威公司、冠源泰公司与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没有真实交易往来。其公司与印度客户达成合作，由印度客户提供材料并借用其公司出口资质，其公司代加工生产，资金由印度客户提供付款到其公司账户，再转汇给华鑫昌、银鼎公司，待进项抵扣后，印度公司给其公司留一个点的出口平台费。华鑫昌、银鼎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印度客户直接提供的。百纳威公司接受银鼎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46张，票面金额43054487.14元，涉税金额7319262.86元；接受华鑫昌公司开出虚开增值税发票272张，票面金额263030413.8元，涉税金额44715170.18元。冠源泰公司接受银鼎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张，票面金额16371887.2元，涉税金额2783220.8元；接受华鑫昌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2张，票面金额39519170.14元，涉税金额6718258.86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作转出处理。45.被告人邱柯文的供述与辩解：（1）2013年左右，其和合作伙伴林然（真名周某1）一起到永修县，开办了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九江某2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还在共青开办了江西华泰通科技有限公司。林然来后，永修三家公司往外卖配件，应该说一部分有货物交易，一部分没有。没有货物的交易大概有一个点的利润，因为还要交销售额一个点的税。其不知道哪些有货、哪些没货、开多少金额。2014年11月以前三家公司有虚开的情况，林然就是因为向东莞公司虚开被抓走的。其后与林然闹翻，刘某1找到其说希望走其这三家公司做点业务，因当时正要帮政府完成税收任务，其遂答应。其把公司的资料给刘，让他自己去操作。三家公司的进项均是刘某1找来的，没有实际业务，其见过刘某1拿来从海关搞来的海关完税凭证，刘某1用这些票在税务局抵扣后，再把该交的税交上，然后向外开票。刘某1接手其公司后，就是利用永修三家公司，通过海关进口增值税缴款书到税务局作进项抵扣向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以为是正常的进口业务。公安机关扣押的其日记本中的纸张是刘某1写给其的，主要反映2015年刘某1利用其控制的冠通电子、九江华鑫昌、永修银鼎三家公司做票的基本情况。刘某1给其这张纸是告诉其进了多少海关票、开出了多少票，缴了多少税，还可以开多少票。冠通、九江华鑫昌、永修银鼎三家公司均没有进口货物，都是按纸上提到的几个点支付买票费用，公司上的资金往来都是假的。开出去的票也没有实际货物交易，一种情况是刘某1直接卖票给这三家公司的下游公司，一种是票货分离，刘某1卖了一些电子产品给下游公司，通过这三家公司开的票。刘某1说要其好好配合他和老郑（纸上提到的），做海关的业务。三家公司与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相对应的合同也是刘某1一起拿来，业务做完后都拿走了，三家公司账目除刘某1拿走的，其他的应放在永修县租用的办公室里，2015年6月，业务停下来后，账目资料其搞不清去哪里了。刘某1每次拿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和合同都是快递过来，收件人是张某1。其不清楚冠通、华某1昌、银鼎三家公司银行账户，其交代其深圳的办公室文员配合刘某1，资金如何流转都是这些文员直接和刘某1对接。张某1是其安排负责做这些公司的会计，平时工商资料的变更手续都是张某1去经手办理。其在当地找的张某1会计在帮其所控制的冠通、华鑫昌、银鼎三家公司到永修国税部门办理税务事务。2014年11月以后，三家公司全面停下来，都变成纯贸易公司了，不可能有真实业务，张会计和方鸣是清楚知道的。其就留张会计申报纳税，安排深圳办公室的方鸣与刘某1对接。刘某1利用买来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作为进项抵扣后，再把三家公司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出去，留下其中一部分利润由方鸣转到公司账户，张会计在永修直接申报纳税就可以。江西冠通电子、永修银鼎、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三家公司的进项都是刘某1找来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刘直接用U盘寄给张某1会计，由张会计去办理进项抵扣，具体细节其描述不清。销项方面，先由刘某1发订单（三家公司的销售合同，所反映的业务应该是假的）给方鸣，由方鸣在办公室做好合同、开好销项发票（张会计在永修领了会快递寄到深圳），刘某1去深圳的办公室拿。合同所反映的业务应该是假的，都是刘某1联系过来的。刘某1说进口业务是真实的，后来刘某1拿来对账的纸，其看还有点数付出去，就知道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买的，业务都是假的。关于资金流，其没过问，下游公司是不可能真正支付票面金额给其，因为业务都是假的，整个资金操作都是方鸣配合刘某1操作的。刘某1刚开始跟其合作时，说是进口业务，并且保证能正常抵扣，操作了一笔发现没什么问题，其遂安排方鸣和张会计配合刘某1操作这个事情。最开始永修县到深圳招商是其和邱显聪对接的。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后邱显聪负责了两三个月，而后不知什么原因邱不想做这边的业务。由于做开票的事情需要大量的资金，庄某有很多资金，其遂把邱显聪不想做了的事情告诉庄某，庄某同意并安排其出面负责接手邱显聪的公司。因为庄某之前曾问过其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投资，意思就是开点公司向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永修政策好，领票量大，税负率低。其把永修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告诉庄某，庄同意其到永修开公司。其先让邱显聪在永修负责了几个月，然后其再接手。2015年1月12日，公司的业务基本都已经停掉了，而公司还有预缴税款没有用完，刘某1正好有海关凭证的业务，他提出用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开展海关的业务，并找了郑某2做法人代表。海关凭证业务是刘某1说能够搞得到没有问题的海关凭证来永修进行抵扣作为进项，永修公司就可以继续向外开票。这些海关凭证永修的公司都没有业务发生。刘某1拿来海关凭证成功在永修进行了抵扣，后面其遂将所有的海关凭证业务交给刘某1处理。其是在2013年永修公司还没开展海关单业务之前2个月左右在深圳认识刘某1，刘与其聊天，其说在九江有几家公司，刘某1告诉其他有海关单做进项的业务，也有开出去的出处，其遂跟刘说那可以给他做，正好冲抵永修县乡政府对其几家公司预缴的980万税款。海关业务是其安排公司的方鸣和刘某1对接。具体的海关业务就是方鸣在负责，主要就是对接海关单和对外开票的合同，合同都是刘某1拟定，把海关单和合同都交给方鸣，方鸣用快递的方式从深圳寄给永修的张某1，再由张某1在永修进行抵扣和开票，开好的票张某1再以快递的方式寄回给方鸣，方鸣再交给刘某1。永修的银鼎、华鑫昌、深茂、冠通几家公司都有开展海关单的业务。这几家公司的网银在做海关票之后是方鸣管理的。公司的税控机和电脑被周某1拿走了，公司的账本其让张某1开车送到普宁给庄某。海关单由刘某1弄来后交给永修这边进行进项抵扣，之后永修开票出来。如果客户相信刘某1网银就在方鸣那里进行走账，方鸣给刘某1看走账记录，最后资金走回到客户手上。如果客户不相信刘某1，公司的网银就由方鸣交给刘某1，刘再交给客户，由客户自己管理资金安全。庄某是其老板，庄在广州做生意，业务广资金多。其被永修县招商引资，遂找到庄某把其在永修开公司开票的事情告诉庄，庄同意为其提供资金，包括在永修开办公司日常的开销，进销项需要的资金。其在永修开办的这些公司网银U盾都在其这里，平时对应进销项资金的转进、转出都由其操作，如果其有事，会安排方鸣来操作。庄某告诉其那段时间用来做开票业务的银行账户私账都被冻结了，让其多找身份证去银行开户走资金，其知道这是为了躲避追查，可以隐蔽的走动资金，其遂找了以前的邻居邱某2，借身份证到银行开户走账。刘某1告诉其用海关凭证做进项业务时，其跟庄某报告了此事，其告诉庄，永修县的乡政府先期帮其预缴了税款980万元，而永修这些公司当时已经没有业务做了，刘某1能找到进销项，可以帮其把政府预缴的税款还掉，因此庄某也同意了。邱柯文对庄某进行了辨认。永修到深圳招商引资主要是邱显聪负责接待，其来九江办招商引资企业也是邱显聪带着来的，邱将一些乡干部介绍给其认识。后来企业的业务和邱显聪没有什么关系。邱柯文辨认出刘某1、方鸣。46.被告人方鸣的供述、辩解及同步讯问录像：2011年下半年，其在深圳找工作，认识了科雅达公司总经理邱柯文。2013年下半年邱柯文在江西永修开公司，打电话让其从深圳带客户到永修看工厂，永修是张某1来接机，其到永修后就在宾馆休息，张某1带客户出去办事。其还去过共青城市邱柯文开的华泰通公司，白天其打牌喝茶，晚上回永修。两天后，邱柯文让其回深圳上班。半个月后，邱柯文打电话让其去永修，晚上其帮邱柯文刷卡结账，第二天回深圳。第三次其去永修，邱柯文让其提供身份证做华泰通公司的股东，其同意。后回深圳过了一段时间，邱柯文又让其去永修，待了一天邱说深圳有客户，让其去接待，其遂回了深圳，继续负责接待、公司日常用品采购、接发邮件快递、员工工资发放等。收发快递都是使用其自己的手机号（131××××****），有江西、云南、广东、深圳本地邮寄过来的，具体是什么其不清楚，从来没有拆封过，但拿在手上感觉有些是纸制资料，还有一些是公章。收到的快递其都放在邱柯文办公桌上，由他自己处理；其也往江西永修、深圳宝安、广州白云寄过快递，都是邱柯文或者客户包好，其一般丢给前台，让他们通知顺丰来发。其夫妻都是帮邱柯文打工，妻子负责科雅达公司的缴税。科雅达没有任何实际业务，邱柯文在深圳以科雅达公司租下办公室就是为了方便与他的上下游客户见面。那个办公室过手的网银有几百家公司，什么地方的都有。网银流动性很大，寄过来寄出去很频繁，有时候一次就收到十多家公司的网银，转完账还又要寄出去。每次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邱柯文都会和其联系安排的。其经常听到说几个点的事情，但没有人跟其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其在负责网银转账的时候，留钱在公司账户的情况很少，其并未管是什么原因。其知道一个正常的公司，公司账户的网银和密码不会随便告诉他人并到处邮寄。其主要用两个QQ邮箱，103077301和1563260885。邱柯文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是通过QQ邮箱发过来的，其看到的是电子档，收到资料后其就发给邱柯文了。邱柯文让其把深圳办公室的东西全搬到他深圳皇御苑的家。有3台电脑，重要的就是科雅达公司的税控机。邱柯文被抓后，老板娘的弟弟还专门找到其当面讲，要其小心点，最好把以前用的电话都换掉。手机联系人中的“曹某2（江西银鼎）”全名其不知道，电话是邱柯文给的，其仅中间传个话，问曹某2在哪里，方不方便过来之类。“福建柯总（进项）”是欠邱柯文的钱，邱柯文总让其打电话要债。其注明进项两个字，应该是邱柯文叫他发点货到华泰通公司过来抵债。其不负责转账，如果有客户问冠通网银在谁手上，其就会打其手机联系人里的“冠通网银”电话问，如这个电话说网银在江西，客户就会电话联系江西的财务；如果说网银在深圳，客户就会电话联系在深圳的财务。“冠通网银冯某”可能是客户那边的人，客户给其这个电话可能是让其联系冯某，怎么把冠通网银寄到客户手中。这种情况应该是客户对资金安全不放心，希望自己完成资金的走账。“郑某1（关单）”的电话是一个客户给其，意思是需要进口的单子就打电话找这个郑某1。邱柯文让其问这个郑某1单子的价格，其问过几次，最后价钱都没谈拢，反正都是几个点这样来谈。2014年11月29日其发“开冠通发票共387份，总金额为45202079元”的短信给邱柯文，是深圳这边的客户需要这么多的票，其跟邱柯文汇报。邱柯文叫其坐飞机到永修找张某1拿票。邱柯文12月4日发“QQ23×××79黄某139××××****发银鼎，冠通，华鑫昌，深贸的公司资料给他”、“安排提货：银鼎9000万，冠通9000万，华某1昌1.5亿，深贸5000万的公司资料给他提货”的短信给其，黄某3是邱柯文的客户，表面上是从邱柯文这里买货。虽然邱柯文发短信说安排提货，但是其本人从没有见过什么货。其会打电话给客户（比如黄某3）问客户地址，再把地址传给江西四家公司的QQ。江西这边就准备合同、出库单之类的东西。47.九江市公安局从被告人方鸣QQ邮箱中提取的邮件内容截图及光盘，证明方鸣利用其QQ邮箱接收发送对方公司的开票资料、对账单、出库单、合同，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电子版、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档、将有关消息抄送邱柯文，接收利用哪家公司名义开票以及开票金额的信息，查收对账单，核对并安排付款，向他人发送郑某2的身份证扫描件。其中显示有涉案众达公司、广东高科、创成公司、百纳威公司、高科德公司、高科龙公司、中科诺公司、九州公司的具体开票金额和相关开票资料。方鸣与会计张某1的往来信件显示方鸣发邮件告知张某1通过哪个公司名义开票，确订合同送货单的日期、对方公司名称及开票内容、具体金额，将合同、出库单盖章后寄送地址等事项，指使张某1进行开票。方鸣的QQ邮箱中接收了高科德、高科龙公司的合同、开票资料（方鸣发给张某1的邮件主题为“这两家先填好合同给对方看”，主要内容为“高科龙100万……高科德100万，主板组件，单价325元，如果单价高了可以改成275元”，张某1回复内容为“邱某1知道吗？他们是为了发函，这么小的金额不划算的！”）；接收冠源泰公司、百纳威公司的开票资料；深圳创成公司的采购订单及开票资料；接收各类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复印扫描件（缴款单位名称清晰未被遮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扫描件；接收众达公司的联络书（内容为“我司需要贵司开增值税发票，经双方友好协商，平均税点8%，本发票明细会涉及到函调，如有税局发来函调，请及时无误复函给税局”，附开票具体要求）；接收张某1发送的华鑫昌公司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数据接收结果清单、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冠通公司等公司应纳税金额、需补缴的税额及税务局要求缴款的期限，张某1同时将该邮件发送给“邱某1”139×××＠139.ｃｏｍ的邮箱。方鸣将冠通公司、银鼎公司、华鑫昌公司等的开票资料打包多次发送给他人（包括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资料、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代码、银行开户许可证号等）48.九江市公安局从被告人方鸣使用的小米6手机中提取的短信内容截图，证明方鸣通过短信方式与他人联络，确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事宜，包括传送邮寄网银的快递单号，明确发票原件及合同出库单寄送地址、银行转账的户名和账号、开票资料等，使用的转账账户有邱柯文、邱某2、周某3、蔡某等人的银行账户。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证据之间能够形成完整的锁链，足以认定。针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方鸣上诉及其辩护人所提“方鸣对涉案三家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明知，其只是打工者，是受邱柯文及老板指令工作，本案证据只能证明其为涉案公司做了大量工作，但不能证实其对涉案公司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是明知的，其没有控制资金流和伪造入库单，购销合同等为涉案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帮助的行为。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宣告其无罪。”意见。经查，方鸣受邱柯文雇用，在深圳办公室用QQ邮箱传递相应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资料等，利用手机收发短信确定转账账号和户名、邮寄网银地址和快递，确保资金走账完成等事项，该事实有方鸣QQ邮箱往来邮件内容截图及手机短信内容截图在案证实，其QQ邮箱往来邮件中，显示其掌握着大量的公司信息，可根据开票需要确定以哪一家公司的名义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的单价、品名可随意更改，多次提及“走款”“票点”“哪个方便开哪个”等言语，内容仅涉及转款、开票、含税金额、合同等，数额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元，100万都是极小数额且认为不划算，从未提及货物交易。其告诉张某1开票的要求，与张某1沟通进行开票，完成合同、出库单等材料的寄送。其收发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扫描件也非永修三家公司的名称。方鸣QQ邮箱往来邮件内容诸如“王某3间公司开家用电器共1600万”、“黄某3今天要开的，用银鼎开，共2700万”、“黄某3先开2000万，用华某1昌开”、“最好是电子产品之类，直接开电子产品一批”、“洪某50107150元，用华鑫昌开”、“这两家公司共1000万，需走款，公司网银已寄曾总，开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哪个方便开哪个”、“刘某3，银鼎，已开，补合同发票清单出库单”、“黄某3两间公司共111947440元，用华鑫昌开”、“8家公司共2900万，也是用冠通开，这些最后开，剩多少开多少，有开电子产品和电子配件的，要看清楚”。方鸣发给张某1的邮件主题为“这两家先填好合同给对方看”，主要内容为“高科龙100万……高科德100万，主板组件，单价325元，如果单价高了可以改成275元”，张某1回复内容为“邱某1知道吗？他们是为了发函，这么小的金额不划算的！”另证人罗某亦佐证方鸣控制着资金走账的事务，“资金走账都是方姓男子负责。方姓男子向其保证其公司的资金转到他那之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转回。具体操作是其公司将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票面金额全额汇款至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对公账户，然后由方姓男子操作在扣除开票费后将资金通过私人账户转回其公司账户，还有一种情形是对方出资金通过私账汇款给其公司控制的私账，再通过公账加上开票费一起汇回到对方公司的账户。如果有实际货物交易，不存在用私人账户走账的情形。”经其辨认，方鸣即其提到的方姓男子，负责转款走账事宜。被告人邱柯文在侦查机关亦有让方鸣与他人对接所谓海关单业务和合同并操控资金，方鸣肯定知道三家公司不可能有真实业务的供述。方鸣亦供述：2014年11月29日其发“开冠通发票共387份，总金额为45202079元”的短信给邱柯文，是深圳这边的客户需要这么多的票，其跟邱柯文汇报。邱柯文叫其坐飞机到永修找张某1拿票。邱柯文12月4日发“QQ23×××79黄某139××××****发银鼎，冠通，华鑫昌，深贸的公司资料给他”、“安排提货：银鼎9000万，冠通9000万，华鑫昌1.5亿，深贸5000万的公司资料给他提货”的短信给其，黄某3是邱柯文的客户，表面上是从邱柯文这里买货。虽然邱柯文发短信说安排提货，但是其本人从没有见过什么货。其会打电话给客户（比如黄某3）问客户地址，再把地址传给江西四家公司的QQ。江西这边就准备合同、出库单之类的东西。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方鸣主观上明知其受邱柯文雇用所从事的是不存在实际货物交易的纯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而非其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出的对其行为性质不明知。2、关于邱柯文上诉及辩护人辩护提出的意见，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认定其是本案主犯错误，其是本案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华鑫昌公司、银鼎公司、冠通三家公司均是以其名义代老板庄某打理业务。其本无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是受其老板庄某安排所致，直接动力是为完成当地政府预交税税收任务，为三家公司获取税收返还奖励，早日完成还清欠税任务；客观上其只安排其自身员工方鸣来与刘某1衔接华鑫昌、冠通、银鼎三家公司相关业务，此三公司涉及本案及上下游各公司的系列业务行为，均由刘某1单独完成或与他人共同完成，上诉人没有实际参与，也不具体知情业务详情。其在本案中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判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明显过重。请求重新认定本案事实，改为认定其为本案从犯，依法减轻处罚。经查：一审认定邱柯文利用永修三家公司为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平台，雇用方鸣在深圳从事联络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事宜，完成资金流的伪造。该事实有方鸣手机短信及QQ邮箱邮件往来的内容证明，方鸣当庭供述自己的老板系邱柯文，其听从邱柯文安排做事。邱柯文另雇用张某1作为永修三家公司的会计，张某1受邱柯文指使办理永修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事项及在税务机关办理申报纳税等事务，银行流水显示张某1与涉案公司有大量的资金往来，方鸣与张某1的QQ邮箱往来邮件证明方鸣与张某1沟通信息进行开票，且张某1通过邮箱将涉案公司应缴的税款、应补缴的税款，税务局要求缴款的期限等情况发送方鸣和邱柯文，亦证明了邱柯文对永修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张某12015年3月13日发给邱柯文和方鸣的邮件“2015年2月份纳税金额（税务局要求2015年3月15日前交款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永修深贸电子有限公司，纳税金额合计2224388.84元）”。方鸣发给张某1的邮件主题为“这两家先填好合同给对方看”，主要内容为“高科龙100万……高科德100万，主板组件，单价325元，如果单价高了可以改成275元”，张某1回复内容为“邱某1知道吗？他们是为了发函，这么小的金额不划算的！”方鸣亦供述：“2014年11月29日其发“开冠通发票共387份，总金额为45202079元”的短信给邱柯文，是深圳这边的客户需要这么多的票，其跟邱柯文汇报。邱柯文叫其坐飞机到永修找张某1拿票。邱柯文12月4日发“QQ23×××79黄某139××××****发银鼎，冠通，华鑫昌，深贸的公司资料给他”、“安排提货：银鼎9000万，冠通9000万，华鑫昌1.5亿，深贸5000万的公司资料给他提货”的短信给其，黄某3是邱柯文的客户，表面上是从邱柯文这里买货。虽然邱柯文发短信说安排提货，但是其本人从没有见过什么货。其会打电话给客户（比如黄某3）问客户地址，再把地址传给江西四家公司的QQ。江西这边就准备合同、出库单之类的东西。”邱柯文亦供述：“2013年左右，其和合作伙伴林然（真名周某1）一起到永修县，开办了江西冠通电子有限公司、永修银鼎电子有限公司、九江华鑫昌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林然来了后，永修三家公司往外卖配件，应该说一部分有货物交易，一部分没有。没有货物的交易大概有一个点的利润，因为还要交销售额一个点的税。2014年11月以前三家公司有虚开的情况，林然就是因为向东莞公司虚开被抓走的。其后和林然闹翻，刘某1找到其说希望走其这三家公司做点业务，因为当时正要帮政府完成税收任务，其遂答应了。其把公司的资料给刘，让他自己去操作。三家公司的进项均是刘某1找来的，没有实际业务，其见过刘某1拿来从海关搞来的海关完税凭证，刘某1用这些票在税务局抵扣后，再把该交的税交上，然后向外开票。刘某1接手其公司后，具体就是利用永修三家公司，通过海关进口增值税缴款书到税务局作进项抵扣向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以为是正常的进口业务。公安机关扣押的其日记本中的纸张是刘某1写给其的，主要反映的是2015年刘某1利用其控制的冠通电子、九江华鑫昌、永修银鼎三家公司做票的基本情况。刘某1给其这张纸是告诉其进了多少海关票、开出了多少票，缴了多少税，还可以开多少票。冠通、九华鑫昌、永修银鼎三家公司均没有进口货物，都是按纸上提到的几个点支付买票费用，公司上的资金往来都是假的。开出去的票也没有实际货物交易。”另有马口镇、白槎镇政府方面邹某、史某、袁某1、赵某1等证人证言，证明邱柯文系冠通、银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邱柯文供述的合作伙伴林然（真名周某1），于2017年3月被深圳中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也证称银鼎、深贸都是邱柯文控制的，黄某2还曾让其拿快递给邱柯文公司的人，说是邱柯文控制的公司开的票开错了，让其拿给邱柯文公司的人重新开。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足以认定邱柯文伙同他人设立控制公司并指使他人对外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尽管邱柯文在侦查阶段也曾辩解，“其老板是庄某。其被永修县招商引资，遂找到庄某把其在永修开公司开票的事情告诉庄，庄同意为其提供资金，包括在永修开办公司日常的开销，进销项需要的资金。其在永修开办的这些公司网银U盾都在其这里，平时对应进销项资金的转进、转出都由其操作，如果其有事，会安排方鸣来操作。庄某告诉其那段时间用来做开票业务的银行账户私账都被冻结了，让其多找身份证去银行开户走资金，其知道这是为了躲避追查，可以隐蔽的走动资金，其遂找了以前的邻居邱某2，借身份证到银行开户走账。刘某1告诉其用海关凭证做进项业务时，其跟庄某报告了此事，其告诉庄，永修县的乡政府先期帮其预缴了税款980万元，而永修这些公司当时已经没有业务做了，刘某1能找到进销项，可以帮其把政府预缴的税款还掉，因此庄某也同意了。”其中关于庄某提供资金开设公司并委托邱柯文代理的事未能查实，而即使如邱柯文辩解所述，根据邱柯文在本案中的全部行为，包括其向庄某提供永修开公司开票等信息，其在永修开办三家公司，其雇用并指挥张某1、方鸣等从事相关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同环节的事务，其联系刘某1等人解决进项抵扣以领取增值税发票以及寻找下游公司以便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卖出获得不法利益，其在整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中也是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并不因为有另外的“老板”而其作用变为次要的或者辅助性的。本院认为，被告人邱柯文作为华鑫昌、冠通、银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伙同他人套用其他公司农产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作为进项抵扣，在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指挥方鸣等人以控制的三家公司的名义，大肆向下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指挥，在明知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参与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邱柯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方鸣受邱柯文雇佣，按其指示从事，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邱柯文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方鸣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方鸣对于虚开不明知，其行为应认定无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事实、证据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小军审判员  邓扬茂审判员  王松山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四日书记员  俞琳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