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5民初7310号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占、许阳，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告：周颖，女，1979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李普生，江苏众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毛丽红，女，198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被告：郑蓬朋，男，1984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与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占、被告周颖的委托代理人李普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毛丽红、郑蓬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诉称：2013年12月，原告与美制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制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美制公司向原告采购一台无轨电动平车，合同价值195000元，付款方式为30%预付款，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付清。原告依约向美制公司交付了设备并全额开具了发票，但美制公司仅支付原告58500元，尚有136500元未予以支付。后美制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于2015年8月25日注销了公司，在此之前，三被告没有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已知债权人的原告，其行为导致原告136500元的债权未获得清偿。另根据清算报告，美制公司股东，也就是三被告承诺公司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若有未尽事宜，三被告愿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综上，原告认为美制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属于该公司注销前的合法债务，该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且三被告在注销登记时已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故以上述136500元债务应由三被告承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清偿原告货款136500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周颖答辩称：1、原告未按采购合同向美制公司履行交货义务。2013年12月25日，原告与美制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作为供方向美制公司出售无轨电动平台车，合同中付款方式约定“30%预付，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美制公司在订立合同后向原告支付30%预付款，后原告向美制公司出具了相应的发票，但是原告并没有将采购合同项下货物送到美制公司。被告认为根据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中，在现实的商业活动中，“先票后款”、“先票后货”的情况大量存在，原告仅凭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抵扣证明不足以证明原告已经交付了货物，增值税发票不是判断收货的直接证据。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第2款“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提供美制公司向原告出具的收货凭证，但原告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2、退一步，假设法院认定原告已向美制公司交付货物，现原告诉请的136500元中的12675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货款和质保金属于两个性质，被告认为质量保证金是由合同双方约定从应付合同价款中预留的，当标的物出现质量问题，需要进行修理时，用于支付修理费用的资金。合同中的5%性质是保证金，保证金不能等同于货款，期限届满后质保金是否支付和支付多少存在或然性，所以被告认为货款和质保金不是同一债务，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分别对货款和质保金作了明确的约定。原告与美制公司在采购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为“30%预付，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被告认为由于采购合同中对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属于定期履行，不属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不应当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诉讼时效应当从定期给付时间届满时起算。假设原告在2014年3月26日向美制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美制公司应在2014年4月10日前履行付款义务，故美制公司逾期付款后，原告应在2014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向美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中，原告诉状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9日，据此可以确定原告并没有在诉讼时效内行使权利，故原告诉请中的126750元不应当得到支持。3、被告在美制公司自行清算过程中履行清算义务。美制公司清算时依法组织了清算组，并委托上海益佳税务师事务所作出了益佳税鉴（2015）004号注销税务登记税收清理鉴证报告，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5年7月6日在上海商报报纸上刊登了公告，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了清算报告等，可以说明被告在美制公司自行清算过程中履行了清算义务。综上，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被告毛丽红、郑蓬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根据到庭原、被告的陈述及有效证据，本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2013年12月25日，美制公司作为甲方（需方），原告作为乙方（供方），双方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美制公司在原告处购买无轨电动平台车（多配一块中性电池）一台，价格为195000元，原告在签订合同后40天内发货，该合同中的付款方式约定“30%预付，货到15天付65%，5%质保金一年”。上述采购合同签订后，美制公司于2013年12月27日支付原告货款58500元。原告亦于2014年3月26日向被告开具了两张号码为XXXXXX、XXXXXX的金额均为975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美制公司在收到该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也已进行了抵扣。另查明，美制公司于2011年10月24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有毛丽红、郑蓬朋、周颖三名自然人股东，后于2015年9月9日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根据该公司在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美制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注销清算报告》显示，美制公司因市场经营环境不好、公司经营不善等原因，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由周颖、郑蓬朋、王佃花担任清算组成员，周颖为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已在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5年7月6日在上海商报报纸上刊登了公告；清算组在清理美制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制定了清算方案，并报请股东确认等。美制公司的股东毛丽红、郑蓬朋、周颖三人均在该份清算报告中签字确认“股东确认上述清算报告，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公司解散后应当依法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与原美制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原告提交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证明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向美制公司交付了货物，但美制公司仅支付了货款58500元的事实。因美制公司于2015年9月9日办理了注销登记，原告于2016年10月27日向原美制公司的股东也即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提起本案诉讼未过诉讼时效。因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作为股东在清算报告中均承诺在公司注销后若出现债权债务纠纷，由全体股东承担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对原美制公司所欠货款承担还款责任，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周颖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毛丽红、郑蓬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可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货款136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30元，由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共同负担。原告杭州格灵电瓶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诉讼费；被告周颖、毛丽红、郑蓬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崔 姗人民陪审员  田伟伟人民陪审员  王敏华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代书 记员  杨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