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民终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耿美珍。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芳，山东众成清泰（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庆，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聚起，平度兴德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耿美珍因与被上诉人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7）鲁0283民初39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耿美珍向本院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的情况下，利用自由心证判决错误。1、一方向另一方发送短信，在收信方没有明示确认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欠款的证据。收信方存在不浏览短信的现象，不能证实收信人受达并阅读和理解。上诉人对已经付款的事实认可，并不能直接得出认可被上诉人发货总数的结论。2、公安机关出具的报案记录与本案欠款没有关联性。报案记录仅证明双方存在欠款争议，被上诉人擅自扣车。3、电话录音应由欠款人直接确认欠款数额，方能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录音时车辆已被扣留3天，上诉人被迫和对外承诺给生产企业供货而面临违约风险的情况下，不能正常反映客观情况。该录音存在剪辑，时长不足，上诉人最后说抓紧时间对账，如都对的话，把钱送过去的词语未真实记录。一审法院不知如何得出拖欠16万元货款。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款属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从未认可欠款16万元，也未达成18万元的还款协议。王某确属中间人进行沟通，但不属于证人范某，王某到庭作证，只是对录音真实性进行说明。耿美珍并未到现场，扣车后也未与王某谋面，王某不知道双方交易情况，录音内容仅限表象，不能再由通话另一方对录音内容单方扩大、编辑、演绎。三、原审判决程序违法。被上诉人起诉金额16万元，并未主张违约金，但一审法院超标的查封上诉人20万元。被上诉人庆龙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按照证据规则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提交的短信照片来看，双方存在通过短信对账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依据对账习惯向上诉人发送对账单采信，上诉人已收到，是否阅读不影响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对账行为，即便上诉人不阅读短信也是上诉人自己导致，被上诉人已履行对账义务，上诉人不予回应应视为对被上诉人欠款的默认，如上诉人认为有误，可以通过短信或彩信与被上诉人核实。结合录音证据足以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二、平度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出具的出警记录注明，“耿美珍已委托王某调解，且王国庆、吴秀金分别与耿美珍用电话沟通，通完电话后，王国庆称耿美珍答应现付2万元，剩余款分批付清，后王国庆将扣留车辆放行”。据此，王某是上诉人主动寻找的中间调解人，与上诉人关系更近，其到庭陈述的事实应采信，其称上诉人承诺的还款计划是真实的。如果双方未达成一致，在货款未付清的情况下，王国庆不可能将车辆放行。三、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上诉人无论从谈话内容，还是语气，均对欠款一再认可，且表现出歉意。其辩称录音后还有要求双方抓紧时间对账的说法，与录音内容及态度相违背，明显与交谈内容不符，不符合常理。通话时间与录音时间存在差异，是通信公司将通话接通前来电铃音部分进行记录，与被上诉人无关。这一点从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看，其记载的通话时间与录音时间亦不一致。原审判决按高度盖然性标准认定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四、上诉人在录音中承诺还款计划是：先打款2万元，再付5万元承兑，剩余11万元于4月20日前付清，共计18万元。上诉人已付2万元，剩余16万元未付。王某到庭亦作此陈述，证明上诉人欠款16万元。结合双方对账单记载上诉人欠款金额163848.19元，被上诉人放弃3848.19元，符合常理。五、原审判决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先由法官独任审理，法官助理记录，后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上诉人始终未提出异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庆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耿美珍立即付清拖欠庆龙公司石粉款160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耿美珍承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耿美珍一直不间断派车到庆龙公司处赊购石粉。截至2016年1月27日双方对账时，耿美珍累计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74621.25元。2017年3月18日、22日、23日，耿美珍又派车来庆龙公司处赊购三车石粉，计款9984.8元。为让耿美珍支付货款，庆龙公司只好留住耿美珍所派人员吴秀波的车辆。经耿美珍委托王某从中协调，耿美珍承诺当场支付20000元，余款160000元分批于当年3月底、4月20日前全部付清。庆龙公司放车后，于3月底找耿美珍索要约定的50000元货款时，耿美珍违背承诺，拒不付款。无奈，庆龙公司只好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原审查明，关于耿美珍是否拖欠庆龙公司石粉款160000元问题。庆龙公司主张耿美珍拖欠其石粉款160000元，耿美珍否认该主张。庆龙公司针对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对账单1份，证明：耿美珍所欠货款的数额；2、出警记录1份，证明：因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导致扣车事件发生，司机因此报警处理；同时，证实耿美珍拖欠货款属实，耿美珍通过中间人王某协调，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庆龙公司遂放行相关车辆，派出所据此结案的经过；3、通话录音1份，证明：耿美珍所欠160000货款属实，中间人王某协调成功后，确定了欠款数额、还款方式及数额；4、送货单3份，证明：庆龙公司与耿美珍之间的交易习惯为双方在电话中协商好货物数量及价款，耿美珍派车来拉货。庆龙公司为耿美珍出具送货单，并按耿美珍的要求不注明双方约定的单价；5、庆龙公司会计宋晓玉与耿美珍之间互通彩信的截屏32张，放大后的彩信对账单35张，证明：自2016年4月2日至2017年3月26日，庆龙公司与耿美珍之间通过彩信核对发货欠款、付款明细账目，进而证实耿美珍所欠庆龙公司货款属实的事实。耿美珍质证称：（1）对证据1有异议，该对账单系庆龙公司自行记载，属于单方证据。对其所主张的欠款数额不予认可，但是对于其反映的2017年1月27日耿美珍给付承兑100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销售中每吨货物存在返利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多次交易且具有连续性，并没有对账，也从未确认欠款数额；（2）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出警记录并不能证明耿美珍欠庆龙公司货款，里面记载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事件的认知，派出所对王国庆所称的付款情况属于自行记载，该证据并不能反映耿美珍是否拖欠庆龙公司货款及欠款数额问题；（3）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目前暂就录音内容及书面记录做质证。王某在录音中陈述“那二万块钱打过来叫车走”，庆龙公司整理的笔录此处不对，在录音中耿美珍实际上是对2万元的事情予以确认；对“那五万元他当不了月底过去收账，你把那五万块钱给他”，耿美珍并没有确认；“那个（指5万元）”王某并没有这个意思表示，王某的意思仅仅是等着到淄博的时候他一块去坐一坐；在王某的后续录音当中，也没有确认耿美珍欠庆龙公司160000元的事实，王某陈述也只是说等过去再谈，耿美珍也承诺到4月20日再谈，也并没有确认欠款数额的问题；王某说“剩余那五万、二万，那个十一万吧等过去再谈，过去以后再谈”，其反映的意思是说在4月20日双方对账是否有欠款，以及对欠款的数额做确认，争取把欠款付清，表达的是意愿。通过整体录音来看，只是解决20000元放车先行，后续只是4月20日到淄博再谈，一直没有确认欠款的情况，所以说该录音即便真实存在，也与本案存在直接关联性，并不能得出耿美珍欠庆龙公司160000货款的事实；（4）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无法确认。上面记载的司机并非耿美珍自己的车，短时间内无法确认具体情况，庆龙公司应当提交全部的发货明细、我方全部付款的时间和数额，以及双方自发生交易以来（自2016年3月份至庆龙公司起诉时）所有的交易情况，以便法庭查明事实及我方进行核对；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发生争议的原因就在于双方并未经过任何对账；（5）对证据5有异议，第一，该证据系复印件，庆龙公司应当提交经公证机关公正的截屏资料。第二，从该证据内容看，没有耿美珍的任何确认。因此，凭该证据主张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合法依据，双方也从没有约定以默示的方式进行对账确认。第三，该截屏没有耿美珍对账务的内容进行回复，也从未确认是否欠款。因此，该证据无法证实庆龙公司的主张。2017年6月12日，耿美珍向法庭提交了其对庆龙公司第一次庭审中提交的2016年3月26日的录音证据的书面补充质证意见：第一、电话录音违反最高院《证据规则》第70条的规定，不应作为证据使用，属于没有合法效力的证据。1、该证据存在裁剪。实际上是耿美珍在通话录音最后表示，抓紧对账，假如账都对的话，把钱给庆龙公司送过去都行，庆龙公司将录音后面几句话删除了；2、该证据系非法所得，也不是当事人之间直接对账的电话。根据证据规则，如果仅是录音证据而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一般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特别是录音作为证据，应当建立在直接当事人之间，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应在电话中直接予以明确，不能利用打电话时的一些习惯性用语，诸如“唔”“咹”“嗯”等等的话去推断应承者的意思。在录音中，没有耿美珍直接确认欠款180000元的话语，也没有她自己陈述并确认还款计划的话语，所以该证据并非当事人之间的直接确认欠款的录音；第二、该录音谈话仅能确定支付20000元后，庆龙公司就将非法扣押长达3天以上的运输车辆放行，录音的前提是耿美珍处于被胁迫的境地，对于资金也没有清楚无误的确认支付。电话中提到的50000元承兑，只是一种邀约形式，各方也没有明确的答复。电话里提到的110000元，耿美珍也没有承诺在何时何地马上支付，王某也说110000元等过去再谈。该谈话是耿美珍在及其被动、被胁迫的情形下进行商谈的，如此疑点重重、瑕疵众多的录音证据不应作为证据使用；第三、王某出庭对录音表达不清的事项做单方内心意思表示的陈述，与本案录音证据的审查没有直接关联性。王某当庭对该录音证据补充陈述了很多，说明电话中说的意思就是不明白，也未能取得以通话获得对方明白无误的直接回复。电话录音不可能再由一方利用阐释其内心意思表示，利用补充解释、说明、拓展的形式，进行补强或增减性说明，语音的内容也只能限于录音的现有词语表达的意思。对于耿美珍的以上补充质证意见，庆龙公司补充说明称：第一、耿美珍的质证意见并不能否认庆龙公司所提供的录音的真实性及合法性，录音人作为双方的调解者，为对双方的调解结果做个见证而保留证据，应为合法保留，而并非非法取证；第二、该录音中已明确耿美珍分三步支付欠款，耿美珍也确认“咱说话算数，板上钉钉”，证人王某也把每次的还款数额均做了说明，耿美珍也答复“4月20号清了”。录音证据、王某的证词、公司会计与耿美珍的手机彩信截屏，都证明了耿美珍欠款事实，耿美珍对录音及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是其理屈词穷的狡辩，不是事实；第三、本案第一次庭审中，证人王某说与庆龙公司存在租赁关系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三年前证人王某就将其公司全部交由儿子王德鹏，庆龙公司是租了王德鹏的场地，与王某无关。庆龙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到庭后，提供以下证人证言：耿美珍欠庆龙公司180000元货款属实。我当时从青岛回来，听说庆龙公司把耿美珍拉货的车辆扣下了。因我和耿美珍及庆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均相熟，耿美珍就找我从中协调协调。经我调解，耿美珍承认欠庆龙公司货款180000元，并同意先付给庆龙公司20000元，让庆龙公司放车走。我要求耿美珍将50000元的承兑也一并支付给庆龙公司，但耿美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承诺2017年3月底再将50000元的承兑付给庆龙公司，到2017年4月20日再将剩余的欠款110000元付给庆龙公司。当年3月底，我到淄博去找耿美珍。我多次给耿美珍打电话，耿美珍均不接。耿美珍之前在电话中承诺的50000元承兑和110000元也均没有付给庆龙公司。庆龙公司对证人王某的证言没有异议。耿美珍对证人王某的证言质证称，第一、该证人与庆龙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对于录音做出补充性、增加相关内容进行陈述，不能排除与庆龙公司的特殊关系，不应当作为证人出庭；第二、民诉法规定，证人出庭应当由法庭直接通知的形式，送达出庭作证通知书，而在本案证人出庭的方式，是由庆龙公司直接通知，违反了民诉法的强制性规定，所作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第三、通话录音作为证据，必须有耿美珍直接明确确认的欠款数额和耿美珍自行明确确认的还款计划作为定案的参考证据，而不应由另一通话人当庭另行增加或补充解释，或其内心虽有一定的表示，但在通话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出相关内容，这些形式都不是通话录音作为证据采用的规则；第四、证人也当庭确认，全部内容也囊括在通话录音当中，也仅仅应当从通话录音中确认耿美珍是否已经做出还款承诺，但该通话录音中自始至终没有耿美珍的确认。耿美珍针对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①通话时长记录1份，该证据显示2017年3月26日耿美珍与王某的通话时长为1分54秒，而庆龙公司提交的通话记录，双方通话时长为1分46秒，录音中缺失的8秒实际上是庆龙公司将录音后面几句话删除。实际情况是耿美珍在通话最后说：“抓紧对账，假如账对的话，马上把钱给他送过去”，王某也曾表示“去了再说”，说明双方需要进一步对账和协商；②2017年6月9日上午11时9分，耿美珍打给王某的电话通话录音1份，在录音当中，耿美珍对于王某删减录音的做法十分气愤，并质问王某，而王某在录音中也已经自认没有将录音进行呈现。以上2份证据综合证实庆龙公司所提交录音存在裁剪，不具备合法性。针对耿美珍提交的以上证据，庆龙公司质证称：Ⅰ、耿美珍主张通话录音缺失8秒钟是在录音的后面删除，应当提交证据加以证明。从录音来看，开头缺少通话刚连接时相互“喂”、“喂”的声音，从通话录音惯例来分析，一般是录音方确认电话接通后才按录音键进行录音，缺少的8秒钟很可能是王某按录音键较慢所致，根本就不可能在最后结束时缺少，因为在录音最后从通话内容看都是结束语，不可能凭空出现“抓紧对账，假如账对的话，马上把钱给他送过去”，所以说耿美珍的判断根本不符合常理，也无相关证据加以支持；Ⅱ、耿美珍提交的第2份录音笔录很不完整，其中大部分语言都是耿美珍的自话自说，王某在驾车，只说了“他也没弄那个，你这不，录了个音吧”，这句话只能表示王某否认耿美珍所说的内容，最后因为耿美珍胡说八道气愤地警告耿美珍“别汪汪”。王某在最后说“没有必要，恁俩下来我都没必要”，“下来”实际上是土话“瞎了”，就是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双方死了也跟我没有关系的意思。因此从录音中无法推断耿美珍在录音中所说的真实性，更无法反映王某理屈词穷的窘态和无颜见人的姿态，反而进一步反映耿美珍不尊重事实、胡编乱造，令王某十分气愤的情形。原审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具体到本案中，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双方针对其主张均提交了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但是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均未充分到否定对方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原审法院将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分析如下：一、庆龙公司针对其主张，提交六份证据，即对账单、出警记录、通话录音各1份，送货单3份，证人证言1份，彩信截屏及相应对账单1宗。首先，耿美珍认可证据5中内容记载对账单的彩信所对应的接收方电话号码138××××7631为耿美珍所有，结合耿美珍庭审中的陈述，该彩信虽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仍具有一定证明力。耿美珍作为手机号码138××××7631使用人，对庆龙公司会计宋晓玉与其互通采信的内容应属知情，且该内容亦应在耿美珍的通信工具中有所留存。如耿美珍对该证据存疑，完全可以提交自己手机中的相关信息记录予以否认，而无须通过公证的机关。耿美珍要求公证机关进行公证有拖延诉讼之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耿美珍持有足以核对真伪的证据，而拒不向法院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庆龙公司提交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从庆龙公司提交的彩信截屏照片及相应对账单内容看，在庆龙公司向耿美珍发送相应对账单后，耿美珍虽未明确以言语的方式予以确认，但却以向庆龙公司给付相应货款的方式予以确认。从该对账单记载的耿美珍欠款163848.19元看，已超出庆龙公司主张的160000元。该对账单形式上虽为其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但结合耿美珍在庭审中认可该对账单中记载的付款事实，以及耿美珍在以上通话录音中承认的欠款事实，足以使得该对账单具有一定可能性，其证明效力不应绝对否定，而应当放在庆龙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中进行综合认定。其次，庆龙公司提交的出警记录中明确记载了庆龙公司扣留耿美珍所派车辆的原因系庆龙公司认为耿美珍拖欠其货款，庆龙公司放行车辆的原因系双方通过中间人王某从中协商并最终达成还款协议。平度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其对于处理庆龙公司扣押耿美珍所派车辆事宜的相关出警记录，应是真实可信的，效力较高。在耿美珍无相反证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应系双方就欠款事宜发生纠纷的较早时间记录，可信度相对较高。以上记录虽然没有明确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的数额，但是足以使得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也证明了王某作为中间人协调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双方扣车及欠款如何偿还事宜的事实。如庆龙公司与耿美珍未就耿美珍欠款如何偿还事宜达成一直协议，庆龙公司放行耿美珍车辆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亦不符合常理。因此，对于耿美珍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再次，通过庆龙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内容看，耿美珍对于拖欠庆龙公司货款事实并未予以否认，并称自己对于月底向庆龙公司给付50000元承兑事宜“说话算数”、“板上钉钉”。在王某建议双方待去淄博见面商议剩余110000元欠款事宜的提议明确否决，称其4月20日付清欠款，在王某重复耿美珍于4月20日前付清欠款的承诺后，耿美珍又再次予以确认。王某见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已达成还款协议，便催促耿美珍进而履行还款协议第一项即付款20000元，以便庆龙公司放行车辆，耿美珍又再次予以确认。由此可见，耿美珍对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60000元一事在通话中最少三次予以确认。耿美珍主张该录音只是商谈了耿美珍付给20000元让庆龙公司将所扣车辆放行的事，而并未对耿美珍欠庆龙公司货款160000元，以及还款时间和数额进行确认，明显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耿美珍主张通话录音缺失8秒，庆龙公司将耿美珍最后的要求4月20日对账意见删除了，应当提交完善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不能苛求对方提交的录音证据时长必须与通信公司记录分秒不差，且耿美珍提交的录音时间长度为1分2秒，但通信公司记录的却为1分3秒，之间亦存在时间差。另，耿美珍此主张明显与双方在通话中谈话内容相违背，通话中双方对话已明确还款方案，且对话已明显结束，耿美珍在对话结束后另行添加与前面内容完全相反的陈述，可能性较低。耿美珍称该录音存在剪辑，应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该录音内容不涉及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不能认定为非法取得。耿美珍委托中间人王某从中调解，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均对调解意见予以认可，该意见对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双方即具有约束力。从录音内容看不出耿美珍存在受胁迫的情况。因此，对于耿美珍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庆龙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前，已提交了申请书，原审法院要求庆龙公司通知证人到庭，并无不当。因此，证人出庭作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于耿美珍的相关抗辩理由不予采纳。最后，证人王某作为双方纠纷调解中间人，其对双方纠纷发生、调解过程应属知情，其对庆龙公司扣押耿美珍委派车辆、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就扣车及如何达成偿还160000元协议等相关事实的陈述应是真实的、客观的。王某系耿美珍所指定的调解中间人。调解人应与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双方均熟识，且王某与耿美珍熟识时间较庆龙公司来说更为长久，王某作为中间人亦成功调解了双方之间的扣车纠纷。因此，对于耿美珍主张证人与庆龙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不应当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二、耿美珍针对其主张，提交的证据有录音证据1组、通话时长记录1份，以上证据仅能证明耿美珍因王某对双方协商达成还款计划的过程进行录音而恼羞成怒，妄图以其声讨的语气及较大的声音掩盖王某否认的意见，但王某在通话中并未认可其对录音进行剪辑、作伪证，且明确表示其没有必要做如此行为。加之，此次录音亦出现了时长与通话时长不一致的情况（录音时长为1分2秒，通话时长为1分3秒），因此，该录音的证明力较低。综上，耿美珍在无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况下，仅凭证明力较低的通话录音无法证明其主张，未能完成举证责任。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力的比较分析可知，在耿美珍是否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60000元事实的认定上，庆龙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耿美珍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应确认庆龙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同时，庆龙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如各个拆分单独来看，看似证明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的事实略显不足，但结合以上证据综合来看，报警记录和通话录音足以证明耿美珍欠款事实，对账单和调解中间人王某的证人证言及耿美珍认可的事实等证据足以证明耿美珍欠款数额为160000元以上，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足以使得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6000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对于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60000元的事实，应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期间，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存在透灰石石粉买卖合同关系。2017年3月24日，因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庆龙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将耿美珍派到庆龙公司处拉货的货车扣留。货车司机吴秀波报警，平度市公安局长乐派出所民警告知双方存在经济纠纷应当通过法院解决。次日，因庆龙公司与耿美珍协商不成，致使吴秀波再次报警。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后，耿美珍已委托中间人王某进行调解，双方就耿美珍拖欠庆龙公司货款180000元达成一致还款协议。耿美珍承诺该款分3笔付清，当场付款20000元，于当月月底支付承兑50000元，余款110000元于4月20日前付清。庆龙公司在收到耿美珍打款20000元后应立即将扣留车辆放行。2017年3月26日，耿美珍付给庆龙公司货款20000元。其后，耿美珍拒绝支付剩余货款共计160000元。庆龙公司于2017年5月2日诉至法院，要求处理。原审认为，当事人应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耿美珍从庆龙公司处赊购透灰石石粉，双方形成透灰石石粉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均应按合同履行。耿美珍从庆龙公司处赊购石粉后，应当及时、足额将未付货款160000元支付给庆龙公司。现耿美珍未按双方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货款，庆龙公司要求耿美珍承担付款160000元义务，理由正当，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耿美珍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青岛庆龙陶瓷原料有限公司货款16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费1370元，共计4870元，由耿美珍负担。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6日，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2万元后，上诉人委派到被上诉人处的司机将货物拉走。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金额如何确定。一、自2016年5月至2017年3月，双方当事人有大量石粉买卖业务，上诉人多次到被上诉人处提货，上诉人亦不间断地给被上诉人支付货款。被上诉人每间隔一段时间将其发货数量、时间、等级、单价、已收款金额、返利金额、欠款金额制成明细表，先后40余次以短信、彩信方式发送到上诉人手机号138××××7631。上诉人有时短信回复还款。被上诉人短信、彩信对账明细表与其提交的书面对账明细表一致。上诉人称，其有多部手机，手机短信、彩信内容不一定能看到或阅读。但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通过其他手机号向被上诉人提出异议或收阅短信、彩信内容。在上诉人有付款回复、收到40余次短信、彩信的情况下，上诉人上述抗辩没有说服力，本院不予采信。上述对账明细表证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163848.19元。二、王某系受上诉人委托与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王国庆协商扣车、还款事宜，王某到庭确认该录音的真实性，上诉人除了对录音时长提出异议外，不能提交反驳证据，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采信。从录音内容来看，王某在录音之前与上诉人对扣车、还款事宜已协商好，由王某复述协商确定的内容，怎样向被上诉人答复、解释，上诉人在录音中予以确认；从录音内容中明确有：上诉人支付2万元后被上诉人放车、再支付5万元承兑，剩余11万元于2017年4月20日付清等内容。录音中的欠款金额与被上诉人提交的对账明细表内容基本一致(差额3848.19元，被上诉人放弃)。因此录音内容真实反映了上诉人欠款金额，并得到上诉人的确认。上诉人称录音时长与电信通话时长相差8秒，因此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有剪辑。对此本院认为，王某操作手机录音起始键与电信公司自动记录时长并非同步，存在误差正常。并且从录音结尾内容可看出，王某与上诉人通话结束，整个录音通话内容完整。上诉人也不能提出相反录音内容证实，且上诉人提交的录音证据的录音时长与通话记录时长亦不一致，故本院对上诉人该抗辩不采信。上诉人称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上诉人欠被上诉人16万元货款证据充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耿美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冯 梅审判员 胡金鳌审判员 曲 波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 恬书记员 姚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