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浙民申299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汪国强，男，196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衢州汇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三衢路508号。法定代表人：方志明，该公司董事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叶志慧，男，1974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开化县。再审申请人汪国强因与被申请人浙江衢州汇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公司）、叶志慧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8民终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汪国强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请求予以再审。（一）汪国强提供的转让协议、收条等证据足以证明其系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原判对该车辆交易的真实性不予认定错误。1．叶志慧在之前其与汪国强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明确承认双方之间的车辆买卖关系，叶志慧当时因其他案件被关押在看守所，汪国强无法对其诱导，故叶志慧在本案中声称“当时是受汪国强指使所作陈述”，并非事实。2．叶志慧在本案中陈述，当时以案涉车辆作抵向汪国强借款，并约定如果一个月不还，车辆归汪国强所有，合同落款日期提前，但即使如此，法院亦应结合其全部陈述认定本案法律关系。根据叶志慧一审中的陈述，本案可以认定其与汪国强之间存在“绝当”的法律关系，不能改变案涉车辆已转让给汪国强的事实。3．叶志慧前后陈述矛盾，且其一审中的陈述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应支持。4．二审根据《汽车租赁合同表》认定案涉车辆至迟自2014年6月实际由汪国强占有、使用、收益，这可以印证案涉车辆已转让汪国强并由其实际使用的事实。5．收条系转让协议履行的补强证据，根据转让协议有关不再另行出具收条的约定，如果叶志慧不另行出具收条，则可以免除汪国强关于其已付购车款的举证责任；但汪国强为稳妥起见，为补强证明合同履行事实，要求叶志慧另行出具收条，并由案外人何铁武以见证人身份签字，虽与转让协议约定不同，也不足以否定转让协议的真实性。（二）汪国强在车辆交易时已让叶志慧出具办理登记的委托手续，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只是由于车辆管理部门要求委托书必须面签，而汪国强当时无法找到叶志慧，才导致登记无法办理，亦即，案涉车辆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叶志慧不配合所致，汪国强对此并无过错。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中的“过户登记”是指以登记为物权取得条件的“产权过户登记”，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中的“转移登记”是指准予或不准予上路行驶的登记，不属于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亦规定，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本案中，汪国强已支付交易对价并实际占有案涉车辆，未办理登记，不影响其已取得了车辆所有权。原判以汪国强对车辆转让未办理登记存有过错为由，认定汪国强对车辆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不当。（三）二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1．汪国强提供的转让协议、收条等证据足以证明其与叶志慧之间的车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原判根据经验法则认定车辆交易真实性存疑，不当。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规定，动产物权自交付时起，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案涉车辆自交付汪国强时起，汪国强即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虽未登记，但可以对抗不属于善意第三人的汇通公司。二审判决认为“即便认定本案车辆交易真实，汪国强也不得据此对抗法院强制执行措施”，缺乏法律依据。3．二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判决依据不当。本院经审查认为，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虽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移登记，但此处的登记制度属于从行政管理角度进行的规定，不是对物权变动效力作出的规定。据此，机动车等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登记仅作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是关于无过错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保护条件的规定，即已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财产，且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无过错的买受人，虽因未办理过户登记而尚未取得财产所有权，但其对该财产所享有的债权性质的物权期待权具有对抗执行的物权效力。可见，该条主要是针对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以交付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登记仅作为对抗要件的机动车的转让情形。而就机动车等特殊动产所有权欠缺登记的对抗效力范围，即物权法第二十四条中“善意第三人”的具体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予支持。依据该规定，本案汇通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叶志慧行使追偿权，并根据相应生效判决申请执行案涉车辆，属于一般债权人，不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善意第三人”，并不能对抗已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但未经登记的车辆受让人。换句话说，如果本案汪国强主张的案涉车辆转让事实成立，即使未办理过户登记，其也已经取得该车辆的所有权，足以对抗汇通公司基于一般债权人身份申请的法院强制执行。质言之，本案汪国强是否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并足以排除强制执行，取决于其主张该车辆被法院查封扣押前已转让交付的事实是否成立，而非该车辆是否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汪国强对未办理车辆转移登记是否存在过错。由此，二审判决在假定案涉车辆转让真实的情况下，依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以汪国强对未办理登记存在过错为由，认定其不享有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权益，适用法律有所不当。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汪国强主张其于2015年柯城区人民法院查封扣押之前即已受让并占有案涉车辆，取得车辆所有权，足以排除对该车辆的强制执行，应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为此，汪国强原审中提供了其与叶志慧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日的转让协议、叶志慧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1日的收条、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的《汽车租赁合同表》等证据材料。但是，叶志慧对汪国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可，且陈述称，案涉车辆系何铁武借用其名义购买，后因借款而“抵”给汪国强，上述转让协议、收条均系车辆被法院查封扣押后应汪国强要求所签，双方并无实际的购车款交付和车辆交接。叶志慧上述陈述虽然与其之前在双方车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陈述不一致，但其中有关案涉车辆系何铁武以其名义购买的内容，与何铁武在叶志慧出具的收条“收款人”处签名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故本案不能完全排除叶志慧上述陈述事实存在的可能性。结合叶志慧向汪国强出具收条与转让协议中有关“乙方交付给甲方现金人民币柒万贰仟元整，双方不再另行出具收据”的约定相矛盾；汪国强主张其于2014年3月1日即已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但在此后长达近一年半时间里未办理车辆所有人转移登记有违常理等情节，本案汪国强主张其于法院查封扣押之前即已取得案涉车辆所有权，依据不足，尚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汪国强请求确认车辆归其所有并排除对车辆强制执行，原判予以驳回并无不当。另外，结合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二审判决依据实际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表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应系笔误，并非适用法律错误，该问题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综上，汪国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虽然有关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的部分申请再审理由成立，但原判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本案没有提审的必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汪国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谢静华审判员  张静静审判员  沈 伟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