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鄂民再336号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汉阳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号。负责人：葛翔，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倜，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坦，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原武汉市江堤信用合作社、原武汉市汉阳农村信用合作社）。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号。负责人：何红艳，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明，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武汉中吉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原武汉市汉阳区房屋开发公司、原武汉市汉阳区城市综合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钟华，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庆祥，湖北协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阳农行）因与被申诉人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阳农商行）及一审第三人武汉中吉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吉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38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3月9日作出鄂检民（行）监[2015]4200000023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6）鄂民抗1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廖静怡、邓莹出庭。申诉人汉阳农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坦、被申诉人汉阳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永明及一审第三人中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娟、付庆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汉阳农行在原审诉讼中向法院提交的1996年6月13日三份借款凭证，证明了汉阳农商行（原江堤信用社）向汉阳农行借款4900万元的事实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清差表则证明了汉阳农行当天与其他银行的业务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结算系统，汉阳农行的原始财务账目反映的包括该4900万元借款在内的业务总笔数与总金额与中国人民银行清差表上的总笔数和总金额相吻合，进一步证明了该借款业务的实际发生。汉阳农行提交的汉阳农商行偿还37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证据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该借款事实存在的真实性。依据汉阳农商行于1997年12月31日偿还1200万元借款利息的事实，有理由认为1997年12月31日1200万元借款系由1996年6月13日的借款转期而来。1997年12月31日1200万元借款转期的借据虽有瑕疵（未使用农业银行的借据而使用的是信用社的借据），但借据上盖有原江堤信用社的印章并且借据上已写明借款单位为原江堤信用社，证实了汉阳农商行于1997年12月31日对双方1996年6月13日资金往来形成的债务关系进行了确认。在汉阳农行已提供了上述证据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应转移给汉阳农商行，汉阳农商行应提供借款事实不存在、借款已偿还或该款项系汉阳农行投资失败造成的相应证据，但其未能提供上述证据，仅以该借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有关同行拆借的借款合同形式、借款期限及利率的规定进行了口头反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之规定，应当认定汉阳农行已形成优势证据，对其主张予以采信，由汉阳农商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消同行拆借利率上限管理的通知》规定：“从1996年6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同行拆借利率不再实行上限管理的直接控制方式，而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自行确定同行拆借利率，以强化利率对市场资金供求的调节作用”，由此可见，不能依据利率来否定借款转期事实的存在。同时，实际上，在我国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大量拆借而不签合同、不能按期还款、双方协商予以展期的现象。因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仅从同业拆借的相关规定出发推断汉阳农行“不能举证充分证明本案中的1200万元借款系前述拆借资金4900万元中的一部分”，与证据规则规定和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均明显不符，并导致了实体裁判错误。汉阳农行再审请求：1.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38号民事判决和该院（2011）武民商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2.判令汉阳农商行偿还汉阳农行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汉阳农行称：（一）汉阳农行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汉阳农商行1996年6月13日向汉阳农行拆借资金4900万元，部分还款后尚欠1200万元到期无法偿还，后汉阳农商行于1997年12月31日用自己当时信用社的单据办理了转期手续；（二）汉阳农商行于1997年12月31日开立的借款借据是在双方脱钩后，前述1200万元拆借款未还的情况下，双方办理的对该借款的转期还款手续，汉阳农商行在该借据上所盖公章是脱钩后的新名称和新公章，是对前述1200万元借款的再次确认；（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以同业拆借不能展期，且双方1997年12月31日确认的1200万元借款利率与原拆借资金利率不同为由，对双方1997年12月31日确认的1200万元借款就是拆借资金4900万元中的一部分的事实不予确认，认定事实有误；（四）汉阳农行已经尽到举证义务，而汉阳农商行拒不提供账目进行核对，应当认定1200万元转款成立。汉阳农商行辩称：（一）本案经过多次审理并作出了终审判决，汉阳农行滥用诉权，严重浪费诉讼资源，并给汉阳农商行带来了巨大诉累；（二）本案纠纷因中国农业银行与信用社“行社脱钩”引发，按规定应当由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三）汉阳农行所主张的1997年12月31日的1200万元借款与1996年6月13日的拆借款相隔一年多，没有证据证明两笔款项存在关联性，作为银行专业机构也不会相隔一年多才出具相关材料；（四）汉阳农行称汉阳农商行1997年12月31日向其借款1200万元，但未提交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转账和抵扣凭证，即便该项借款真的存在，也应当是汉阳农行出具借款凭证，加盖汉阳农商行的印章，而不是汉阳农商行出具借款凭证；（五）汉阳农行请求汉阳农商行偿还1996年6月13日的拆借款1200万元，应当另案主张并提交双方在“行社分家”时签订的债权债务确定协议和还款约定，并且该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中吉公司述称，其与本案借款不存在法律关系，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对汉阳农行与汉阳农商行本案争议不发表实质意见。本案原由汉阳农行于2001年3月7日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汉阳农商行，请求：1.判令汉阳农商行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2.判令汉阳农商行支付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所有费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如下事实：1996年6月13日，汉阳农商行分三笔向汉阳农行拆借3000万元、1200万元、700万元，共计4900万元，三笔借款均有借据并加盖了汉阳农商行的公章（当时为江堤信用社）及负责人（信用社副主任陈翠兰）的印章，借款期限为两个月至四个月不等（其中1200万元的借款期限为四个月，利率为11.1‰）。汉阳农商行于同年6月28日、8月2日、8月13日分别还款2004.62万元、710.878万元、1017.49万元（零数为利息），合计偿还借款本金3700万元，尚余1200万元，双方于1997年12月31日办理了还款1200万元手续并支付前期借款利息1003168元。但借款本金1200万元实际未归还，双方于同日办理了1200万元的借款转期一年的手续，该转期手续是使用的武汉市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但注明了借款单位为江堤信用社即汉阳农商行，并加盖了汉阳农商行的公章及负责人的印章。此后，汉阳农商行一直未还本付息，汉阳农行遂向法院起诉。本案在审理中，一审法院要求汉阳农商行提供相应时间的财务明细账目与汉阳农行提交的账目进行核对，但汉阳农商行以各种理由（如时间太长找不到、已过保存期限、举证责任在汉阳农行等）拒不提供。汉阳农行与中吉公司于1992年8月28日签订一份《武汉市汽车配件贸易专业市场投资建设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汽配贸易市场，汉阳农行于1992年至1993年分五次将投资款3000万元通过汉阳农商行账户转至中吉公司。中吉公司并于1996年12月31日向汉阳农行借款1000万元，该款中吉公司未按时偿还，汉阳农行于2001年8月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该案经裁决后汉阳农行胜诉，该款已执行完毕。庭审中汉阳农商行未提供证据证明汉阳农行诉争的1200万元与前述汉阳农行与中吉公司之间联营及借款事实之间有任何关联。在1996年年底之前，农村信用社一直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1996年年底之后，按国家规定行社分离，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1996年9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发文〔武农银发字（1996）第302号文件〕制定了农行与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实施意见，该文件要求：“信用社借农业银行款，要逐笔抄列清单，界定性质，订立协议，确定偿还期限。”本案中汉阳农行、汉阳农商行之间没有订立协议。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汉阳农行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汉阳农商行于1996年6月13日向汉阳农行借款4900万元后，仅偿还3700万元，尚欠1200万元未还。另结合汉阳农商行于1997年12月31日偿还1200万元借款的利息事实，有理由认为1997年12月31日1200万元借款系由1996年6月13日的借款转期而来。没有证据证明汉阳农行与第三人联合投资的事实与本案诉争的1200万元借款事实有任何内在联系，故汉阳农商行辩称汉阳农行诉讼是为转嫁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无事实依据。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0年10月14日作出（2001）阳经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一、汉阳农商行偿还汉阳农行借款本金120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汉阳农商行支付汉阳农行借款利息，从1998年1月1日起，以1200万元为标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业拆借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其中2002年3月6日至2009年8月21日中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予以免除）。一审诉讼费79210元，由汉阳农商行负担。此款汉阳农行已预交，汉阳农商行应将此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付给汉阳农行。汉阳农商行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汉阳农行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汉阳农行负担。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如下事实：汉阳农行与中吉公司于1992年8月28日签订武汉市汽车配件贸易专业市场投资建设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汽配贸易市场后，汉阳农商行分五次向中吉公司支付了3000万元。汉阳农行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该协议的前后曾向汉阳农商行支付过该3000万元,汉阳农商行则在一审期间提交证据拟证明其尚未全部收回该3000万元的本息。199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1996年，国务院为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行脱钩（即“行社脱钩”），作出《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其中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中国农业银行不再领导管理农村信用社”。就两者脱钩时的资金争议事宜，相关部门出台了以下文件:1.《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其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2.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农金改4号文件《关于做好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其第一条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工作，要按《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执行。在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的统一和部署下，各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农村信用社脱钩的具体实施方案，报上一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审核批准后实施。各地脱钩条件，经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检查、验收后，以省为单位宣布脱钩”，第五条规定“确保农村信用社财产和资产负债的完整。脱钩过程中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所有的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平调、挪用和侵占，严禁借改革之际乱分集体钱财。各级农村信用合作管理部门的管理费和其它统筹资金属于辖内农村信用社集体所有，脱钓后统归各级农村金融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用合作管理部门管理和使用，任何部门不得挪用、挤占和平调，划归其他部门的必须予以纠正。农村信用社及其各级管理部门的财产，要登记造册清楚。行社之间资产、负债相互划转以1996年6月30日为界限。各地要在核实无误、登记造册清楚后进行划转。对6月30日至正式脱钩前的一段时期，行社之间在财产、资金等方面有异议的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同中国农业银行协商解决”；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传[1998]39号）,其中载明：一、信用社对农业银行的债务是指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下称行社脱钩）前形成、至今尚未清偿的债务，包括信用社向农业银行借款和已逾期的拆入资金；三、信用社与农业银行之间债权债务的认定。鉴于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相互形成的债权债务成因较为复杂，为使此项清偿工作顺利实施，必须对双方存有异议、尚未清偿的债务逐笔进行认定。（一）认定工作在县级进行。凡信用社联社在人民银行开户的，由联社与农业银行县支行共同认定；信用社直接在人民银行县支行开户的，由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县支行共同认定。（二）对1995年12月29日农银传[1995]68号《关于稳定当前行社工作的紧急通知》下发以后，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1）农业银行通过贷款凭证置换，对同一客户由信用社增加贷款、农业银行同时收回原贷款等方式将贷款资产转移给信用社而形成的债务；（2）农业银行委托信用社发放，后转为信用社自营的贷款，或农业银行作为担保人由信用社发放贷款而形成的债务；（3）农业银行确定贷款项目，未经信用社主任审批，指令信用社贷款形成的债务。（三）认定以行社双方签订的合法、有效的合同（或协议，下同）为基础。已签订合同，且合同合法、有效的，原则上按合同规定由信用社承担；虽已签订合同，但确属前款所指情况之一的，债务不应由信用社承担；未签订合同及对合同的合法、有效性有疑问的，由行社双方协商确定；对行社双方有争议、协商未果的，由人民银行当地支行仲裁。（四）解决行社资金遗留问题，要以1995年12月29日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总行关于维护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有关电报、文件为依据，行社双方应尊重历史、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互谅互让。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当地人民银行应合情合理地进行调解。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可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7月15日前，信用社联社（或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分别填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业银行债务情况表》（附件一）报人民银行县支行，人民银行仲裁后，与信用社联社（或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县支行共同填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业银行债务认定表》（附件二），认定工作于7月20日前完成。七、债务清偿工作结束后，人民银行各省分行要对清偿情况进行汇总，于7月30日前上报总行货币政策司；4.湖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鄂农金改（1996）12号文件，其第四条规定“行、社资产、人员划转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在‘脱钩’后继续由县（市）联社与当地农业银行协调处理。处理不了的仍由同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协调处理”；5.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鄂银发283号文件《关于妥善处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资产遗留问题的补充通知》，其中载明：我分行以鄂银发（1998）260号文件转发了人民银行总行银传（1998）39号《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各地普遍反映只有坚持行、社双方互相清偿债务，才能维持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完整。为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特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一、行社遗留问题认定清偿的原则：严格以人、农两总行有关电报、文件的规定为依据，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推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互谅互让，既要尊重实据又要兼顾当时的背景，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认定和清偿；二、处理资产纠纷的时间范围：以人、农两总行〔1993〕74号电报为界限，重点解决1994年以来发生的债务纠纷，尚未清偿的债务要逐笔进行认定，对1994年以前发生的性质严重、金额较大的纠纷可酌情处理；五、核实认定：在协调处理小组组长的主持下，县农行、县联社双方各自陈述情况并提供文字报告和原始材料，经过充分协商，意见一致的，三方签字后执行；意见不一致的，由人民银行依据事实和人、农两总行的文件规定提出处理方案，做好双方工作，力求统一认识；双方意见仍不一致的，报上级人民银行仲裁；直至报总行。各地同时要认真填制《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债权债务认定表》经认定仲裁后，三方共同填制《农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债务认定表》，认定工作8月20日前完成。六、农行向信用社的借款和已逾期的拆入资金，以存单形式拆放给农行的到期资金，属于此次清偿债务范围。就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前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农村信用社县（市）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前开办贷款业务的效力问题的复函》（法函51号）载明：鉴于农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在“脱钩”前，实际上是中国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农村信用合作社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哈尔滨道里支行债务纠纷一案（案号：〔2000〕经终字第90号）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以《关于哈尔滨市群力信用社与农业银行道里支行脱钩遗留资金纠纷处理意见的函》（银办函[2000]576号）致函最高人民法院，称：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早有独立法律人格，但在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是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的。农业银行受人民银行的委托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即所谓合署办公。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即在这一时期以及行社脱钩过程中形成的农行与信用社之间的资金纠纷。脱钩之前，农行受人行委托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农村信用社所谓独立的法律人格只能是一种名义，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事实上已演变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上述体制引起的行社资金争议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不同于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也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基于体制的影响使得行社之间的资金关系争议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换言之，行社脱钩遗留的资金纠纷，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根本特点表现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平等的民事关系的介入。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很难使以平等为特点的民事关系处于正常状态。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在1996年脱钩前，形成行政隶属关系，“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早有独立法律人格，但在1996年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决定之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是由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的。农业银行受人民银行的委托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资金统一使用，人员统一调配，即所谓合署办公。……农村信用社所谓独立的法律人格只能是一种名义，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事实上已演变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两者之间在未脱钩期间发生的资金往来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此后双方就脱钩时遗留资金发生的纠纷，“基于体制的影响使得行社之间的资金争议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其根本特点表现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平等的民事关系的介入，双方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很难使以平等为特点的民事关系处于正常状态”。汉阳农行起诉要求汉阳农商行偿还1200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双方在1996年6月13日时并未脱钩，而这一天的资金往来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一、信用社对农业银行的债务是指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前形成、至今尚未清偿的债务，包括信用社向农业银行借款和已逾期的拆入资金”的范围，如上所述，双方就该资金往来不形成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另外，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条第〔三〕项，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关于做好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五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湖北省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鄂农金改〔1996〕12号文件第四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关于妥善处理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资产遗留问题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汉阳农行与汉阳农商行之间因诉争资金往来发生的纠纷应由相关主管部门协调解决。经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2011）武民商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01）阳经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汉阳农行的起诉。一审已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9210元，退还给汉阳农行。二审已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9210元，退还给汉阳农商行。汉阳农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2年9月14日作出（2012）鄂民再申字第00240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再审。汉阳农行在该次再审中请求：1.撤销二审裁定；2.改判武汉农商行偿还汉阳农行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相应利息。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应当由人民法院受理的问题。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在“行社脱钩”之前遗留的因拆借资金而产生的纠纷。由中国人民银行仲裁解决这类纠纷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处理方式。国务院相关机构和部门对这类纠纷的处理问题先后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并没有排除人民法院对该类纠纷行使司法管辖权。由于这类纠纷的双方之间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使得双方在业务经营及资金往来关系方面，既可能产生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正常的借贷法律关系，又有可能产生基于一般管理关系而形成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关系。因此，不能因双方之间存在的管理关系而否定其经营活动中基于平等、自愿原则所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更不应剥夺其依法享有的民事上的诉讼权利。故二审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不当，应予以纠正。（二）关于汉阳农行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汉阳农行出具的1996年6月13日的三份借款凭证，证明了汉阳农商行向汉阳农行借款4900万元的事实，该4900万元属同业拆借资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同业拆借资金必须签订合同，且同业拆借只有1-4个月的期限，不能展期。汉阳农行称本案讼争的1200万元是1997年12月31日对时隔14个月的拆借资金再转期，该说法明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的相关规定，而且该所谓转期的利率和原同业拆借的利率亦不同，汉阳农行不能举证充分证明本案中的1200万元系前述拆借资金4900万元之中的一部分。因此，汉阳农行请求返还1200万元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依据不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2）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该院（2011）武民商终字第99号民事裁定和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01）阳经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汉阳农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92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9210元，均由汉阳农行负担。各方当事人在本院再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2.汉阳农商行是否于1997年12月31日确认其尚欠汉阳农行1200万元借款，汉阳农商行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针对以上两个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本案是汉阳农行与汉阳农商行在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之前遗留的资金纠纷，对于此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2年下发《关于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立）明传（2002）10号），要求暂不受理此类案件；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在此前后，国务院及其相关机构和部门就这类“行社脱钩”遗留的资金纠纷处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就包括由中国人民银行对此类纠纷进行仲裁的解决方式，但均未明确排除人民法院对该类纠纷行使司法管辖权。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明传（2005）187号），恢复对此类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程序。因此，本案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的诉权应当获得保障。当然，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在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哈尔滨市群力信用社与农业银行道里支行脱钩遗留资金纠纷处理意见的函》中所述，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早有独立法律人格，但在1996年8月22日《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是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和领导，行社资金争议既不同于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也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因此，双方在此期间所形成的资金关系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应当在查清案涉资金关系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按照尊重历史、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裁判，对于确属双方基于非平等地位形成的法律关系所导致的纠纷，亦可驳回当事人起诉。（二）关于汉阳农商行是否于1997年12月31日确认其尚欠汉阳农行1200万元借款，汉阳农商行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前，中国农业银行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领导和管理农村信用社，双方形成特殊而复杂的关系，这种特殊而复杂的资金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依照普通平等主体之间正常资金往来规则进行判断。即行社脱钩遗留的资金纠纷“既不同于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纠纷，也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比如根据前述已经查明的事实，汉阳农行与中吉公司于1992年8月28日签订武汉市汽车配件贸易专业市场投资建设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汽配贸易市场，汉阳农行应当是出资方，但实际上却是汉阳农商行向中吉公司支付了本应由汉阳农行支付的投资款3000万元，汉阳农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签订该协议的前后曾向汉阳农商行支付过该3000万元。虽然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3000万元的投资款与本案诉争的1200万元借款存在关联，但关于该3000万元投资款的相关事实则是双方在脱钩前特殊而复杂资金关系的明证，足以证明双方在“行社脱钩”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依据财务凭证进行认定。正因为双方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机关均在相关文件中要求“行社脱钩”时对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的，应进行清理认定。《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与所属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意见》中也明确要求“信用社借农业银行款，要逐笔抄列清单，界定性质，订立协议，确定偿还期限”。根据“行社脱钩”的相关实施方案要求，汉阳农行与汉阳农商行在脱钩时相互之间若还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应当抄列清单，界定性质，订立还款协议。因此，汉阳农行虽提交了汉阳农商行在1996年6月13日向汉阳农行借款4900万元的银行同业拆借凭证，但并未提交同业拆借所必须签订的书面合同，基于双方之间当时特殊与复杂的关系，该笔借款的真实性质及双方脱钩时是否还存在未还债务，必须结合双方在脱钩时或脱钩后签订的相关协议综合确定。根据前述已经查明的事实，汉阳农行在与汉阳农商行脱钩之时并未签订协议明确双方之间尚存在未清偿的债务，汉阳农行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双方脱钩时曾就汉阳农商行尚欠该行借款请求过相关主管机关的协调或仲裁。汉阳农行主张双方脱钩后汉阳农商行在1997年12月31日向该行确认了尚欠1200万元拆借款，双方办理了借新还旧的展期手续。汉阳农行主张汉阳农商行作为债务人于1997年12月31日办理了借款手续（向汉阳农行借款）的主要证据是一张《武汉市农村信用社借款凭证》，但该凭证是信用社（汉阳农商行）作为债权人出借款项的银行凭证；汉阳农行主张汉阳农商行作为债务人就1996年6月13日尚欠汉阳农行的1200万元办理了还本付息手续的主要证据是一张《武汉市农村信用社借款偿还凭证》，但该凭证是信用社（汉阳农商行）作为债权人，他人作为债务人向信用社（汉阳农商行）还款的银行凭证，所付利息实际是根据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分行转来的100万元进行的记账。汉阳农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拥有完善的合规审查体系，应当明确知道前述银行凭证的用途与含义，在没有合同及相关资金实际支付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汉阳农行仅以前述凭证主张汉阳农商行在1997年12月31日确认了尚欠汉阳农行1200万元拆借款，双方办理了借新还旧的展期手续，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汉阳农行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汉阳农商行尚欠其12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民商再终字第00038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承审判员 宗澄宇审判员 金莉萍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张 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