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3民终48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士生，男，196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永芝，女，1967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海华，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律师。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兵，湖北君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寿旺，男，196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柱，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徐斌鹏，男，1993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郑士生、周永芝与被上诉人徐寿旺、原审被告徐斌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永嘉县人民法院（2017）浙0324民初34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易景寿、王怡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决定本案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士生、周永芝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徐寿旺返还上诉人郑士生、周永芝货款992032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徐寿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证据及事实部分错误。1、证据《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未说明上诉人具体是什么时间投资76万元，也未说明是以什么方式投资，更没有其它证据予以补充，一审法院根据该证据认定郑士生于2016年5月8日投资76万元，入股徐寿旺经营的莎车县新龙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龙公司”）2号线30％的股份，实属认定错误。2、郑某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郑某在作证时明确知道当时是襄阳市银絮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絮公司）汇入农十四师800万元，其中包含证人郑某的260万元，被骗后是通过银絮公司向农十四师主张权利，农十四师也是通过公对公账户直接将款汇入银絮公司的账户，但在作证的过程中虚假说成是郑士生的个人行为。郑某不是协议当事方，也不是协议的起草人、执笔人，协议中各个条款的真实含义其并无解释的权利。在双方没有条款约定将棉花款转作投资入股款的情形下，郑某解释将棉花款76万元转作投资款并无证明力。双方在协商签订协议中各自表达不同的主张，徐寿旺提议将76万元转作投资，郑士生不同意并强调各归各事，是最为正常现象。对此，郑某的证词恰恰能予以证明。证人的证词自相矛盾，在没有其他证据补充的情形下，不能采纳。3、郑士生并不欠徐寿旺23万元，双方也没有协商一致以棉花款232032元抵欠款23万元及利息2032元。徐寿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仅是凭徐寿旺的虚假陈述认定2016年5月8日双方协商确定郑士生交付的棉花款992032元，其中232032用于抵销郑士生欠徐寿旺的欠款23万元及利息2032元，另76万元转为郑士生入股新龙公司的投资款，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货款是货款，投资款是投资款，各就各事。双方签订协议后，郑士生等徐寿旺提供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股权证明再决定是否投资该协议，后经郑士生多次找徐寿旺索要上述资料，徐寿旺才通过微信向郑士生发出“新龙公司徐寿旺生产线承包协议”，这时才发现徐寿旺又再次欺骗了郑士生。于是郑士生放弃了投资，该协议也就没有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与双方之间棉花买卖关系无关联性，更没有将棉花买卖协议中的棉花款约定变更为“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中的投资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双方之间棉花买卖关系成立，郑士生向徐寿旺支付992032元棉花款，但徐寿旺没有向郑士生交付棉花，事实清楚，法院认定双方买卖关系解除应当由徐寿旺举证证明。在徐寿旺没有举证证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9l条规定判定双方棉花买卖合同经双方协商解除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徐寿旺答辩：一、关于郑士生在新龙公司生产线投资76万元的问题。双方签订的“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具有真实性，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该协议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下，郑士生称该协议不成立，没有依据。二、关于郑某的证人证言问题。证人郑某证言客观真实，且证人证言的说法郑士生本人在一审中是认可的。郑士生称“证人只对所见作客观陈述”，未免对证人范某的理解过于狭隘。郑士生称其入股从同意到不同意的转变是自相矛盾的，是将事情发展的过程割裂成独立事实来看。郑士生签署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三、关于郑士生欠徐寿旺23万元，并以棉花款99万余元抵债23万元及利息后，剩余76万元投资新龙棉业问题。郑士生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没有证据，但本案书证即新龙棉业合伙协议有郑士生认可的签名，由在场证人郑某的作证及郑士生在庭审中的自认，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郑士生认为协议中并未写明这些事实，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协议可简单可详细，并不等于简单的协议就不是事实，未写入协议的事实就不存在。郑士生称徐寿旺不是新龙公司股东，但徐寿旺承包新龙棉业生产线却是不争事实。郑士生签署合伙投资协议后，称放弃协议、并未履行协议，显然缺乏必要的诚信。郑士生称新龙棉业投资协议与棉花买卖合同无关联性，与事实不符。正因为徐寿旺未履行交付棉花的合同，所以郑士生才叫了郑某、李某来温州与徐寿旺反复协商，之后将棉花款抵债后转为投资款。一个合同协商解除，转为签订并履行另一个合同，怎么会没有关联性？四、关于棉花买卖合同协商解除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郑士生主张的举证责任，徐寿旺已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并已提供投资协议等予以证明。在徐寿旺已提供证据的情况下，郑士生反驳徐寿旺的主张需要提供反驳证据。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审被告徐斌鹏没有陈述意见。2017年6月27日，郑士生、周永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徐寿旺、徐斌鹏归还货款992032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3月22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2.徐寿旺、徐斌鹏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3月9日，郑士生通过微信向徐寿旺订购棉花，货款共计992032元。2016年3月22日，郑士生委托妻子周永芝，向徐寿旺指定的收款人徐斌鹏转账992032元。郑士生付款后，徐寿旺收款后未提供相应的货物。2016年5月8日，郑士生与徐寿旺协商确定，郑士生交付的棉花款992032元，其中232032元用于抵销郑士生欠徐寿旺的欠款23万元及利息2032元，另76万元转为郑士生入股新龙公司的投资款。同日，郑士生与徐寿旺签订一份《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约定郑士生在新龙公司2号线入股76万元，徐寿旺出让30%股份给郑士生。另查明，2010年12月14日，新龙公司与徐寿旺签订一份新龙公司B生产线承包协议，约定新龙公司将公司B生产线承包给徐寿旺，承包期限为10年。郑士生于2015年间尚欠徐寿旺债务2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虽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徐寿旺认可郑士生主张的棉花买卖事实，故对郑士生与徐寿旺之间的棉花买卖事实予以确认。郑士生与徐寿旺一致确认，徐斌鹏系徐寿旺指定的收款人，并非棉花买卖合同的相应方。因此，郑士生将徐鹏斌列为被告，并要求其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郑士生已经按约支付货款，徐寿旺应当按约向郑士生提供货物，但根据证人郑某的证言及徐寿旺提供的《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等证据可以证实，郑士生于2015年间尚欠徐寿旺债务23万元；郑士生与徐寿旺于2016年5月8日协商确定，棉花货款992032元中232032元用于抵销郑士生欠徐寿旺的债务23万元及利息；另76万元转为郑士生的投资款，入股徐寿旺承包经营的新龙公司2号线。由此可见，郑士生与徐寿旺已经协商解除了棉花买卖合同，并就货款992032元用于抵销债务和投资新龙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因此，郑士生与徐寿旺之间就棉花买卖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已经终止，郑士生请求归还货款992032元及利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关于徐寿旺主张郑士生未按《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的履行约定义务，视为自愿放弃投资权益，系双方因履行《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并非本案审理范某。双方如有纠纷，可另案处理。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于2017年8月27日作出判决：驳回郑士生、周永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720元，减半收取6860元，由郑士生、周永芝共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郑士生、周永芝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即：1、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6）民初744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13民撤1号民事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民终795号民事裁定书各1份，欲证明郑士生在向新疆仙桥公司主张被骗的1200万元保证金系代表银絮公司，而非个人行为，原审法院认定郑士生是个人行为系错误认定；徐寿旺称自己不知道郑士生代表的是银絮公司，客观事实是其不仅知道郑士生是职务行为，且还与他人以银絮公司名义签订中介服务协议，徐寿旺的该陈述虚假。2、郑士生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欲证明郑士生没有将购棉花货款作为投资款，其投资与购棉花货款没有关系。证人李某陈述，因为其与郑士生、徐寿旺都存在过合作关系，而郑士生、徐寿旺两方互相不往来，所以郑士生通过我和郑某到温州找徐寿旺，解决购买棉花款的事。2016年5月8日的投资入股协议是其根据郑士生、徐寿旺双方的意思起草的；郑某全程参与了事情的协商过程，因为他不识字，我将起草后的协议读给他听后，他和我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我不是担保人。协议签订之前双方说了他们之间的很多事（经济纠纷），郑士生讨要棉花款的事没有解决好，一个要钱，一个没钱。协议约定投资入股76万元，但没有直接说明就是购买棉花的款项，也没有说明郑士生需要另外交付76万元投资款；对协议约定的该76万元就是否为原来的棉花款，双方当时态度都不是很明确，所以协议上没有把76万元予以明确。双方确实提到了之前的23万元债务，后来徐寿旺提到30%的股份给郑士生，所以协议写的是76万元。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被上诉人徐寿旺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公司与个人财务混同的情况，徐寿旺认为郑士生个人欠款是很正常的；但该组证据恰恰能证明确实存在因为之前银絮公司贷款，徐寿旺提供了400万元的保证金，双方之间存在长期的债权债务变化发展情况。对证据2即李某的证人证言，郑士生认为，证人证言陈述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虽然他回答到当时双方来温州的目的是为了解决99万元货款，但也说到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好，双方没有对99万元怎么处理达成一致意见，证明了双方没有就棉花款转作投资款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解决好99万元棉花款的事情，也证明了另一证人郑某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应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徐寿旺认为，证人陈述的基本事实是客观的，特别注意的是李某和郑某是受郑士生邀请来温州处理棉花款，最终出了投资协议；至于证人郑某没有参与起草协议，并不影响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况且证人郑某是全程参与协商讨论过程，李某还将协议读给郑某听了；对于李某自己不明确的事实，要结合本案的债权债务发生发展过程、协议本身及郑某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定。因为郑某提出99万元有23万元抵债抵掉，还有2000多的零头双方算利息了，然后才算将99万元的棉花款处理完毕。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及证人证言，证据1虽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郑士生主张的待证事实，故本院不予认定；双方对证人李某的证言均可予以确认，虽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郑士生主张的待证事实，但能进一步证明证人郑某的证言具有真实性，故作为二审补强证据，本院予以采用。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郑士生因购买棉花于2016年3月22日向被上诉人徐寿旺的指定收款人即原审被告徐斌鹏支付992032元预付货款，而此后徐寿旺未向郑士生提供相应货物，徐寿旺应当返还该货款的事实清楚，应予以认定；但是，根据证人郑某的证言及徐寿旺提供的《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等证据可以证实，郑士生于2015年间尚欠徐寿旺债务23万元；郑士生与徐寿旺于2016年5月8日协商确定，棉花货款992032元中232032元用于抵销郑士生欠徐寿旺的债务23万元及利息；另76万元转为郑士生的投资款，入股徐寿旺承包经营的新龙公司2号线。由此可见，郑士生与徐寿旺已经协商解除了棉花买卖关系，并就预付货款992032元用于抵销债务和投资新龙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就棉花买卖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已经终结。一审法院对郑士生要求徐寿旺、徐斌鹏归还预付货款992032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双方之间因履行《新龙棉业入股合伙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并非本案审理范某；如有纠纷可另案处理。综上，上诉人郑士生、周永芝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720元，由上诉人郑士生、周永芝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俊审 判 员  易景寿审 判 员  王怡然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