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10民终57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向东，男，197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爱红，女，1970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均晓，山东海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进永，男，197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青山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Ｘ，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频，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徐向东、杨爱红与被上诉人孙进永发起人责任纠纷一案，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5日作出（2012）威高商初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徐向东、杨爱红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8日作出（2013）威商终字第28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8日作出（2012）威高商重字第303号民事判决，徐向东、杨爱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向东、杨爱红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伙关系并部分履行了合伙协议无异议，根据杨爱红与联合基因（上海）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共同投资的360万元不可能退款，但不代表360万元所购买的产品不存在；2.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双方的经营模式有两种，一是对济南联合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整体项目进行运作转让，二是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组成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司的行为直接销售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产品，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合伙协议的双方只有出资和办理工商登记义务，合伙经营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应为合伙人的共同义务，上诉人已举证证明为合伙事务进行了经营行为，虽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但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的经营行为提出任何意见，而是在上海方面无法退款的情况下直接提起诉讼，导致双方合伙经营行为停滞，合伙损失无限扩大。如果解除合伙协议，应对360万元投资款依法清算。孙进永辩称，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徐向东没有及时履行出资和成立公司义务，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徐向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对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合伙纠纷，持保留意见，被上诉人认为双方纠纷应为发起人责任纠纷。对于一审法院认定徐向东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付款36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可，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应当有明确的账目，并为徐向东提供收据或者发票，但徐向东没有提供该方面的证据，且徐向东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有利害关系。孙进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孙进永与杨爱红于2012年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出资款人民币200万元，并自2011年12月23日起，按银行同期货款利率计付利息。事实与理由：二被告系夫妻关系。2011年12月下旬，二被告告知原告其已经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生物基因产品济南独家经销协议，要求原告合作经营该项目。原、被告约定：被告杨爱红出资300万元，原告出资200万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5年，由被告杨爱红办理公司工商登记手续。达成协议后，原告于2011年12月23日将出资款200万元汇付给被告杨爱红指定的拟成立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孙津娜。双方于2012年1月22日补签了书面《合伙协议》，对上述协议内容予以确认。上述被告杨爱红的行为均由被告徐向东代为履行、签字。二被告至今未按照约定履行缴纳出资、设立公司的义务，更无公司经营行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徐向东、杨爱红系夫妻关系。2011年12月22日，徐向东以杨爱红的名义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一份《联合基因集团授权性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约定：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同意被告杨爱红以有偿取得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特定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和产品经营权的方式专营该公司研发的全系列生物基因领域的产品，将部分基因检测产品在济南市（含所辖县和县级市）的独家经销权及其他产品的非独家经销权有偿授予杨爱红，并有偿许可杨爱红使用该公司的商标、字号及经营标识、企业视觉形象系统，对杨爱红的经营或者活动进行一定的指导；杨爱红在济南市自筹资金组建“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以专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生物基因产品，并在当地工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杨爱红在签订本协议后45天内完成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并在取得营业执照之日将复印件传送给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实际运营资金（含注册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杨爱红以每年支付60万元人民币作为对价的有偿方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取得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约定产品区域独家经销权和其他产品的非独家经销权及“联合基因”商标、标识使用权和“视觉形象统一识别系统”使用权，除了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不能提供基因检测服务的根本性违约之外上述费用不可退还；杨爱红在签署协议后三日内将上述60万元汇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在光大银行闸北支行账户开设的账号为36×××01的账户内，并由付款人出具书面付款确认书；杨爱红确保不低于订购总价值人民币300万元的产品，确保首批订购款与上述60万元同步汇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上述账户，否则本协议不发生效力并无条件自然作废；鉴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不向税务部门申请退税的政策安排，协议期内杨爱红提出退单申请的，在购买该公司产品30日内退单的，该公司将扣除应缴或者已缴流转税6%后退款；购买产品31至360天退单的，扣除应缴或者已缴流转税31%后退款；购买产品满360天的，不再退款。2011年12月23日，原告孙进永分两次共向案外人孙津娜个人账户汇款200万元，徐向东于2012年1月22日以杨爱红的名义出具收款收据，载明收到孙进永款项人民币200万元，事由为联合基因合伙股份款。2012年1月22日，孙进永与杨爱红签订一份《合伙协议》，约定：双方自愿合伙经营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总投资为500万元，杨爱红出资300万元，孙进永出资2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60%和40%，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组成有限责任公司，由杨爱红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所占股份比例同上；合伙企业经营期限5年，如需延长经营期限，在期满前6个月办理相关手续；企业盈利按各自投资比例分配，债务按各自投资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对外偿还债务后，另一方应按照比例在10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应负担部分；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联合基因集团授权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复印件作为本协议附件。该协议中杨爱红的签名系徐向东签署，杨爱红予以认可。原、被告在原审及重审中，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第一、双方纠纷的性质是发起人责任纠纷还是合伙协议纠纷。原告主张原、被告纠纷系发起者责任纠纷，提出根据双方于2012年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及同日被告徐向东向其出具的收取200万元股份款的收据，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上明确显示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且合同附件中也要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被告收据上也清楚的写明是股份款，虽双方的协议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内容为准，双方纠纷为设立公司过程中产生的纠纷，为发起人责任纠纷。二被告主张双方之间的纠纷为合伙关系纠纷，提出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成为公司的发起人，一是为成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二是从公司认购出资或股份；三是履行公司设立职责。双方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是合伙经营济南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成立有限公司，成立之前双方要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且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收条中写明的是合伙股份款，而非股份款，故双方签订的协议系合伙协议。第二、被告是否因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成立事宜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付款360万元。原告主张被告并未因成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事宜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入360万元，即使被告与该公司之间存在款项来往情况，因被告与该公司有其他业务往来，在无发票证实的情况下，无法认定该360万元为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业务往来。被告主张其已经在原告向其出资200万元的当日，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款360万元，用于济南联合基因公司购买产品。对此，二被告提供2011年12月23日威海天信达热力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信达公司）和案外人孙津娜分别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款170万元和190万元的汇款凭证、天信达公司股东决议、天信达公司与邮政储蓄银行的借款合同及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出具的证明予以佐证。经查，天信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被告徐向东，股东共三人，除徐向东外，还有案外人孙津娜和杨维玉，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天信达公司于2011年8月11日与邮政储蓄银行签订的编号为371000400111080001的《小企业额度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人为天信达公司，借款金额为400万元。天信达公司全体股东于2011年11月23日决议同意被告杨爱红以潍坊路43号房产作抵押，以天信达公司名义向邮政储蓄银行借款400万元，杨爱红在借款期内随时具有从公司300万元内借款的使用权。天信达公司汇款凭证显示天信达公司于2011年12月23日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款人民币190万元。案外人孙津娜个人账户于同日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款人民币170万元。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于2013年4月3日出具印刷体书面证明一份，证实被告杨爱红按照其于2011年12月22日与该公司签订的济南区域代理合作协议向该公司支付约定区域独家经销权和其他产品的非独家经销权人民币60万元、货款300万元，合计360万元。被告称支付的货款300万元实际为基因检测指标或称库存，非购买的实物货物。该证明加盖了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印章，没有经办人签名，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人员亦未派员到庭说明情况。二审中，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原工作人员沈生根于2013年9月11日出具书面证明一份，称其是“济南地区协议”签订时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代表人，当时也负责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该部分业务（现已离职），并对济南地区协议的相关事实进行陈述，其中，第2项中写明，杨爱红按照“济南地区协议”约定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付款人民币360万元整,“济南地区协议”是有效的。孙进永签订的德州地区的协议由于没进行付款自动失效……。2014年3月19日，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上海联合基因公司进行调查，其中该公司业务发展部经理肖自力陈述被告杨爱红已经向该公司支付了360万元款项，……在业务账上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360万元是独立的，定期其会和各地公司对账，因为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没成立，账一直挂着，没有对账。其也不可能将该账目与其他地区公司账目混同，或被其他公司使用……，该款项为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业务账余额，威海联合基因公司余额为130余万元，．．．．．．从账目上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账是独立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中天信达公司股东决议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该公司其余两个股东均与二被告有特殊利益关系，且被告徐向东同时经营威海联合基因公司，其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有合作关系，而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没有给被告出具收款收据，书面证明中亦无经办人，因此从天信达公司及孙津娜个人账户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汇出的款项不能证实用于2011年12月22日合作协议中约定的首期货款300万元和商标使用费60万元，更不能说明二被告履行了出资义务；即使该笔款项已经实际支付给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也不能说明该笔款项与拟成立的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之间有关联。对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工作人员的调查笔录及证明，原告主张法官调查要求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提供账本，该公司都未配合，更未曾提供发票、收据，且被告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间存在利益关系，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不愿意出具账目，却愿意出具证明，更进一步证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与被告联合向法院编造虚假事实的情况。第三、原、被告在履行合伙协议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原告主张通过2012年1月22日的协议和附件，被告负有出资义务、办理公司登记义务等，而被告至今没有合法的财务单据证实自己履行了出资义务，也没有履行办理公司登记义务，故被告的行为影响了双方合同目的的实现。被告辩称其按照约定履行了出资义务，按照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其支付给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360万元的款项中，有60%的比例为其出资，故其出资已经到位；另外，对于济南公司未按时成立的原因，被告称，第一，被告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前，已经有其他公司经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授权注册了公司，后放弃经营，但其注册的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未注销，被告再行注册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名称存在障碍；第二，根据被告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协议，被告有权在协议签署后360天内变更经营区域一次，如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成立，则无法进行变更；第三，组建公司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工作，包括市场调研、消除政策性障碍、组建团队等，经被告申请，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同意延长设立公司时间，成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时间不需受协议签订后45天成立的约束；第四，通过前期对济南市场调研发现，济南物价部门尚未将基因检测项目列入医院收费目录，意味着在济南尚不具备在医院开展业务的条件。经过被告多方协调和努力，山东省物价部门同意自2012年10月1日起将基因检测项目列入医院收费目录，此时具备了成立公司的条件。被告多次要求原告签署公司注册所需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书未果，导致公司至今未能成立。为证实上述主张，二被告提供原告于2011年12月22日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拟证实双方共同到上海联合基因公司考察了项目，原告拟成立德州公司，后放弃，转而主动要求与被告合作经营济南联合基因公司。被告提供落款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的《关于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注册相关事宜的申请》的电子邮件，拟证实经被告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协商一致，确定成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时间可不受双方2011年12月22日合作协议约定的45天的时间限制和区域限制，济南联合基因公司迟延注册是经过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批准的。被告提供其称的原告表弟孙进波本人书写的《观点及建议》，拟证实经原告力荐，优先由原告表弟孙进波担任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山东省价格信息网中《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拟证实经过被告多方努力，基因检测项目已经列入医院收费项目表，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已经具备成立条件。提供《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拟证实其已经履行了设立公司的义务，但因原告拒绝签字，导致公司无法设立。被告提供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中没有工商部门的印章，申请和备选的企业名称为“济南市联众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市华康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原告投资额为40万元，占投资比例40%，填表时间填写为2012年12月25日，即原告起诉之日。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有异议，主张被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22日的《合作协议书》中的签名“孙进永”明显与原告本人签名有差异，即使该协议书存在，也无法证实原告参与了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前期考察；被告提交的电子邮件系被告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之间的；被告提供的《观点及建议》无法确认是否系孙进波所写，即便是孙进波所写，其作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意思表示并不能代表原告，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被告提供的《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表》虽列明了将基因检测项目列入收费名单，但不能说明该列入收费名单系被告努力的结果；被告提供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无任何工商部门签章，且其落款时间为2012年12月25日，即原告起诉之日，正好说明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被告是为了应付诉讼而匆忙制作，二被告根本就没有打算成立公司。另外，被告庭审中主张，其经过多方努力在济南找到一个公司的经营住所，在其将该情况告知原告后，原告主张注册资金应为500万元，而非100万元，双方就该问题未达成一致，故原告不同意签署相关成立公司的文件，导致房屋未租赁，公司也一直未成立，前两次庭审中被告对该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最后一次庭审提交了一宗证据，用以主张其在成立公司过程中垫付房屋租金、花费机票、住宿等共计13万余元，要求解除合同，原、被告应当按照合伙比例承担上述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予以确认。被告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联合基因集团授权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作为《合伙协议》的附件，且原告承认知晓，该协议对原、被告具有约束力。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性质是合伙协议纠纷还是发起人责任纠纷；二、二被告向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支付360万元款项的事实及性质如何认定；三、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协议》应否解除；若解除，原告投资款应否返还。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发起人责任纠纷是指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之间就公司设立事宜产生的纠纷，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公司发起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是为公司设立而签署公司章程；二是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三是履行公司设立职责。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和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和名称、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时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公司事宜，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及董事等都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约定根据实际情况，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但公司实际并未注册，双方对公司章程、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数额等具体事项尚未协商，因此，原、被告双方不符合发起人的条件。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是对双方在合伙经营联合基因集团济南联合基因公司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其中对双方的出资比例、盈余分配、债务负担、入伙、退伙事宜作出了明确的约定，由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合伙法律关系，双方之间的纠纷应为合伙协议纠纷，而非发起人责任纠纷。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上海联合基因公司未提供发票、收据，但根据被告提供的付款凭证及该公司及其代表人沈生根的证明、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时对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笔录，可以认定二被告分两次向该公司付款360万元，该付款系为原、被告双方成立后的济南公司购买产品及取得商标等使用权，且相关账目在该公司单独挂账。被告支付该360万元的行为系履行《合伙协议》中的约定，故该360万元为双方的共同投资。被告主张该360万元已全部损失，证据不足。关于焦点三，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伙协议》中的约定，原、被告总投资为500万元，原告出资200万元、被告出资300万元，由被告杨爱红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可以看出，该《合伙协议》中原、被告双方承担的义务有两方面，即出资和办理工商登记。原告已依约缴纳了出资款，被告在收取原告出资款后，应依法申请设立公司登记，根据原、被告合伙协议的附件，其中第三条之3.2第二款明确约定自该协议签署后45日完成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但被告至今未完成公司设立登记的义务，即便其未完成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设立登记系其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协商一致变更注册登记的时间，其亦应及时将上述可以延迟注册登记的情形告知原告，并征得原告同意方可迟延注册公司。被告杨爱红在办理工商登记过程中，即便遇有设立公司障碍时，应在合理期限内设立或征得原告同意后迟延设立或者及时终止设立，原告作为投资人，实际履行了交付出资款的义务，其在被告收取其出资款长达一年多仍未设立双方约定成立的公司的情况下，对双方能否继续合作产生合理怀疑，在被告违反双方约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有权要求解除双方于2012年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庭审中，二被告关于公司未能成立存在客观障碍的抗辩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综上，原、被告关于设立经营济南联合基因公司而达成的合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由于双方合伙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合伙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双方解除合伙协议，应当就合伙过程中产生的债务、利益、利润等依法进行清算，而在本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导致合伙协议无法继续履行，被告应当依法返还原告投资款200万元及相应的孳息，对于其所支出的相关费用等自行承担。综上，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条第四项规定，判决：一、解除原、被告于2012年1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二、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出资款人民币200万元及利息（以200万元为本金，自2012年12月25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义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二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的法律性质如何确定；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返还出资款200万元及利息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但协议明确约定：双方自愿经营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双方共同投资，依法组成有限责任公司，由杨爱红负责办理工商登记，企业盈利按各自投资比例分配，债务按各自投资比例分担。作为《合伙协议》附件的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联合基因集团授权性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将部分基因检测产品在济南市的独家经销权及其他产品的非独家经销权有偿授予杨爱红，杨爱红在济南市自筹资金组建“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以专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生物基因产品，并在当地工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杨爱红在签订本协议后45天内完成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在济南市区域范围内专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生物基因产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拟设立的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发起人，依照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并约定由杨爱红负责办理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双方在设立公司过程中产生纠纷，本案法律关系性质应认定为发起人责任纠纷。其次，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权要求上诉人返还出资款并支付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因部分发起人的过错导致公司未成立，其他发起人主张其承担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过错情况，确定过错一方的责任范围。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双方共同出资设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在济南市区域范围内专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生物基因产品。根据协议约定，孙进永出资200万元，杨爱红出资300万元，合伙人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组成有限责任公司，杨爱红负责办理工商登记。杨爱红与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签订的《联合基因集团授权性分支机构合作协议书》系合伙协议的附件，根据该合作协议的约定，自该协议签订之日（2011年12月22日起）45日内要完成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工商登记工作，但杨爱红未完成该合同义务。徐向东、杨爱红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上海联合基因公司同意其延期成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徐向东、杨爱红就延期成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行为与孙进永达成一致，现《合伙协议》约定的企业五年经营期限已届满，对于济南联合基因公司没有成立，徐向东、杨爱红应承担过错责任。徐向东、杨爱红主张因孙进永拒绝配合签署《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导致公司无法成立，但其提交的申请书没有加盖工商部门的印章，填表时间为一审起诉之日，不能证明系因孙进永的原因导致公司没有完成工商登记。对于徐向东主张其设立公司过程中所支付相关费用共计13万余元，要求孙进永按照合伙比例分担的问题，从徐向东提供的费用单据看，房屋租赁费交纳时间为一审诉讼之前10天，部分交通费、住宿费单据的出具日期在双方协议签订之前，不足以证实用于本案济南联合基因公司的成立。孙进永已依约缴纳出资款，徐向东、杨爱红在收取孙进永出资款后，因徐向东、杨爱红的过错，导致公司没有设立，孙进永拟与杨爱红共同出资设立济南联合基因公司，在济南市区域范围内专营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的生物基因产品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孙进永要求其返还出资款及相应利息损失，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虽适用法律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徐向东、杨爱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于 晶审 判 员  葛俊生代理审判员  薛淑娴二〇一八年一月十日书 记 员  李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