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158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蓝某1，男，1962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蓝某2，男，1965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大埔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蓝某3，男，1970年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大埔县。上列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雄，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某1，男，1952年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荣鹏，吴文光，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某2，女，1950年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大埔。上诉人蓝某1、蓝某2、蓝某3因与被上诉人廖某1、廖某2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69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蓝某1、蓝某2、蓝某3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改判为蓝某1、蓝某2、蓝某3共同继承广州市天河区37号房（以下简称37号房屋）的全部份额，廖某1和廖某2不分得37号房屋的任何份额；3.廖某1和廖某2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1.蓝某作为廖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并且蓝某对廖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应多分遗产；蓝某去世后，其继承遗产的权利依法应转移给蓝某1、蓝某2、蓝某3。2.廖某1虐待及遗弃廖某，廖某2遗弃廖某，其二人有抚养能力和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依法应不分或少分遗产。廖某1及其配偶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对廖某、蓝某夫妇进行了虐待，并且在1985年之后再没有跟廖某联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的规定，廖某1丧失了继承权。廖某2移民香港后，既没有对廖某日常生活提供过任何扶助，在廖某患病、临终期间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探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遗弃行为，应当丧失继承权。并且，在蓝某1、蓝某2、蓝某3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廖某1、廖某2曾有虐待、遗弃行为的情况下，廖某1、廖某2如主张其已与廖某关系和解，且适当履行了赡养义务，则对该主张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廖某1辩称：1.廖某1作为被继承人廖某的儿子，毫无疑问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享有继承权。2.37号房屋虽然登记在廖某名下，但实际上是廖某1于1977年出资购买材料并建设，廖某当年在沙河从事个体经营的营业执照也是廖某1帮其申办，开业时的资源和资金也都是廖某1提供的，廖某1一直对廖某承担着生活扶助的供养责任。虽然在廖某再婚后，廖某1曾不满其再婚双方有过不和睦，但双方仅仅是言语上有过争执，并且廖某1后来也对其再婚后的生活表示尊重和理解，根本不存在虐待行为。后在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及廖某1叔父的调解下，廖某1也认可37号房屋由父亲居住，与父亲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趋于正常。此后，廖某1虽未与廖某共同居住，但也经常回沙河看望廖某，并对廖某尽了应尽的赡养义务。3.1983年廖某再婚时已经在沙河档口经营多年，其有较好的经济能力才有能力再婚。再婚后，蓝某才从梅州到了广州，与廖某共同居住在37号房屋，事实上是廖某在生活经济上照顾蓝某，而非蓝某照顾廖某，而且当时蓝某1、蓝某2、蓝某3也并未与廖某共同生活居住。4.廖某1因不愿诉累，故没有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廖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最多只有廖某1、廖某2以及在廖某晚年时提供房屋给其居住的蓝某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廖某1应当继承37号房屋三分之一的产权份额。5.蓝某在本案发生时已经去世，不再具有继承的民事权利。被上诉人廖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廖某2没有虐待、遗弃廖某。廖某2很小就已经到海南岛，回来后有供养廖某。2016年9月26日，廖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廖某1、廖某2对廖某所有的37号房屋有继承权，该房屋由廖某1、廖某2各继承50%。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被继承人廖某于2004年1月28日死亡，死亡时83岁，无订立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廖某××××年与黄兰英结婚，××××年离婚，二人共生育子女两名即廖某1、廖某2；××××年廖某与苏某结婚，两人无生育子女，1980年经法院调解离婚；××××年××月××日，廖某与蓝某结婚，二人无生育子女。蓝某与前夫蓝伟天共生育子女三名蓝某1、蓝某2、蓝某3。2016年6月17日，蓝某死亡。37号房屋建于1978年，登记在廖某名下，双方均确认现价值500000元左右。1980年10月23日，廖某与苏某经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约定37号房屋归廖某所有，廖某补偿苏某700元。蓝某1、蓝某2、蓝某3主张廖某补偿给苏某的700元系向廖某1所借，后廖某与蓝某共同偿还了700元给廖某1，故37号房屋是廖某与蓝某的共同财产。该房屋现由蓝某2管理。蓝某1、蓝某2在廖某与蓝某结婚时已成年并参加工作；蓝某3主张其曾与廖某、蓝某共同生活。双方均确认廖某晚年与蓝某共同居住在蓝某1提供的位于天河区骏景花园的房屋。蓝某1、蓝某2、蓝某3提供了登记在蓝某1名下的骏景路1002房产权登记证，双方对此均无异议。蓝某1、蓝某2、蓝某3主张廖某1、廖某2虐待、遗弃廖某，为此提交了廖某的控告投诉信件等。另查，廖某1曾于1984年向广州市郊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廖某返还借款700元。一审法院认为，廖某死亡，继承开始。其生前未订立遗嘱，对其遗留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蓝某1、蓝某2、蓝某3主张廖某1、廖某2虐待、遗弃廖某，为此提交的系廖某控告投诉信件，即属于廖某单方的意思表示，并未经相关部门确认情况属实；至于廖某1与廖某曾因纠纷于1984年诉至法院，仅能证明二人当时的矛盾未能调和，并不能证实蓝某1、蓝某2、蓝某3上述主张。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廖某1、廖某2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行为，故对蓝某1、蓝某2、蓝某3主张廖某1、廖某2不应分得廖某的遗产，不予采纳。蓝某1、蓝某2、蓝某3均系廖某的继子女，廖某与蓝某结婚时，蓝某3仅13岁，尚未成年且无经济来源，故认定其系与廖某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现有证据，蓝某1在廖某晚年时提供房屋给其居住，故可以认定蓝某1尽了赡养义务。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认定廖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廖某1、廖某2及蓝某1、蓝某3共四人。关于37号房屋。该房屋登记在廖某名下，在廖某与苏某离婚时也确认归廖某所有；至于廖某补偿给苏某的700元，无论是否向他人所借，均属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因此改变37号房屋的所有权，故认定该房屋系廖某的合法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因此，廖某1、廖某2及蓝某1、蓝某3各继承37号房屋25%产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7年9月18日判决如下：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路花生寮37号房屋由廖某1、廖某2、蓝某1、蓝某3各继承25%产权。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廖某1、廖某2、蓝某1、蓝某3各负担22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37号房屋建于1978年，登记在廖某名下，此时属廖某与苏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37号房屋本属廖某与苏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但在1980年廖某与苏某离婚时，双方确认37号房屋归廖某所有，故37号房屋应属于廖某的个人财产。2004年1月28日廖某去世，37号房屋是其合法遗产，因其生前没有订立遗嘱，故适用法定继承方式分配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公民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因此,廖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子女廖某1、廖某2；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蓝某3、尽了赡养义务的继子蓝某1；配偶蓝某。因此，上述五名继承人应各继承37号房屋的1/5产权份额。2016年6月17日蓝某死亡，其对37号房屋的应继份额即1/5产权份额转由其子女蓝某1、蓝某2、蓝某3继承，各取得该房屋的1/15产权份额（1/5÷3）。综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各自继承取得的37号房屋产权份额应为：廖某1、廖某2各占1/5，蓝某1、蓝某3各占4/15(1/5+1/15)、蓝某2占1/15。一审判决遗漏了蓝某作为廖某的配偶应享有的继承权利和继承份额，未能认识到本案存在的“转继承”法律关系，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蓝某1、蓝某2、蓝某3上诉提出，蓝某对廖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应多分遗产，对此本院认为，蓝某作为廖某的配偶，两人共同居住生活，互相扶助照顾，此乃夫妻关系的应有之义，不构成多分遗产的理由；蓝某1、蓝某2、蓝某3上诉还提出，廖某1虐待及遗弃廖某，廖某2遗弃廖某，应不分或少分遗产，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本院均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蓝某1、蓝某2、蓝某3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遗漏计算了蓝某的继承份额，处理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变更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16904号民事判决为：广州市天河区花生寮37号房屋由廖某1、廖某2各继承十五分之三产权份额，蓝某1、蓝某3各继承十五分之四产权份额，蓝某2继承十五分之一产权份额。本案一审受理费8800元，由廖某1、廖某2共同负担4800元，蓝某1、蓝某3、蓝某2共同负担4000元。二审受理费8800元，由廖某1、廖某2共同负担4800元，蓝某1、蓝某3、蓝某2共同负担40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文劲审判员  苗玉红审判员  徐俏伶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雅慧黄慧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