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3民终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民，男，1973年3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波，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郎子君，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石建明，男，1981年9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静，北京融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文平，北京融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民因与被上诉人石建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5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波、郎子君，被上诉人石建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文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民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5543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石建明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石建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李民占有石建明100万元汇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没有查明石建明汇给李民的100万元，不是偿还北京战北小实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站北公司）对北京斋堂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斋堂公司）的200万元借款，而是偿还斋堂公司代战北公司返还北京康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安公司）采购款后产生的战北公司对斋堂公司的欠款。北京仲裁委员会（2016）京仲裁字第0360号裁决书是就斋堂公司请求战北公司偿还本案民事起诉书提及的战北公司向斋堂公司借款200万元所做的审理。在仲裁中站北公司称2014年5月12日石建明通过银行汇给李民的50万元是用于偿还该200万元借款的，但是裁决书第7页第三行书“该笔汇款的时间是2014年7月21日，如果该笔款项为偿还的借款，则《欠条（借款）》之日即2014年7月21日，如果该笔款项为偿还的借款，则《欠条（借款）》上也不应该仍然列明借款为200万元。”即生效的裁决书已经就石建明在仲裁审理中提及的2014年5月12日汇给李民50万元款项认定为不是用于偿还200万元借款。即本案诉争的100万元都不是用于偿还200万元借款。斋堂公司与战北公司有经济往来。其中康安公司根据斋堂公司的指示与2014年3月18日向战北公司支付采购款3290004元，资金使用期是30天，30天后战北公司既没有供货也没有退还货款，根据约定只能斋堂公司代战北公司向康安公司返还了该笔采购款。战北公司也因此欠下了斋堂公司该笔采购款，后经斋堂公司多次讨要战北公司才于2014年5月12日汇给李民100万元作为偿还还尚欠斋堂公司的前述款项的一部分，因此李民占有石建明汇来的100万元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不构成不当得利。该100万元不是用于偿还战北公司于2014年7月21日香斋堂公司的200万元借款。李民一审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斋堂公司代战北公司返还采购款的事实。二、原审判决没有查明石建明对汇给李民的该100万元在两次诉讼一次仲裁中有三种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主张的事实。石建明提供的证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民初3932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石建明曾经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李民，即石建明在通州法院审理中主张该100万元是李民向石建明的借款。在本案中主张李民占有100万元汇款是构成不当得利，李民与石建明“没有发生经济往来，也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石建明提供的证据二证明石建明任法定代表人的战北公司在仲裁中只主张2014年5月12日两笔50万元转款中的一笔是用于偿还该200万元借款的，而在本案中称两笔50万元总计100万元全是用于偿还该200万元借款的。石建明在三次审理中对同一笔汇款有三种互相矛盾的不同说法，只能证明李民占有该100万元一定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原审判决没有查清石建明三种的互相矛盾的主张，只根据石建明在本案中的主张认定李民占有该1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三、原审判决在石建明于两次诉讼一次仲裁中对该100万元有不同主张的情况下没有采纳证人刘某的证言是错误的。李民之所以成为本案当事人是因为石建明按照斋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安某某指示向李民个人账户打了诉争的100万元，在裁决书的封页上写着证人刘某是仲裁案件的参与者，而在裁决书的封页上写着证人刘某是仲裁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是斋堂公司运营经理，原审判决应该充分听取她的证言以查清本案事实，四、石建明主体不适格，应该驳回其起诉。200万元借款是战北公司向斋堂公司的借款，不是石建明个人借款；石建明向李民账户打款系战北公司还斋堂公司该200万元借款，即借款主体和还款主体都是战北公司，请求返还该100万元的主体应该是战北公司而不是石建明个人，本案适格的当事人也应该是战北公司而不是石建明个人。石建明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李民的上诉请求。石建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判令李民返还不当得利款100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5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2日，石建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向李民汇款共计100万元。石建明、李民均确认二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往来。石建明于2017年5月3日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本案的起诉书并交纳了诉讼费。庭审中，李民称其收到的100万元是其妻子安某某所在公司（即斋堂公司）要求战北公司所支付的款项。石建明称在此前斋堂公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战北公司时对该笔款项系向斋堂公司还款的事实不予认可。另，战北公司与康安公司之间未签订有任何书面的协议。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诉争焦点为，李民所获得的石建明转账款100万元是否为不当得利。诉争案情系给付型不当得利，石建明作为主张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举证证明李民取得利益无合法依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在石建明提供证据证明，李民取得利益依据不存在时，李民亦负有对其占有该款项具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石建明向一审法院提交了（2016）京0112民初39321号民事裁定书、（2016）京仲裁字第0360号北京仲裁委裁决书、中国工商银行交易明细打印件以及李民与安某某的结婚证，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斋堂公司在另案中否认石建明向李民支付的100万元系战北公司向斋堂公司偿还的款项，而在本案中李民又称是该笔款项系石建明代战北公司向斋堂公司支付的款项，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另，庭审中，石建明、李民均确认石建明与李民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亦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石建明向李民支付100万元系给付对象错误。李民未就其占有本案所涉100万元具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提供充分的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李民的主张不予采信。据此，李民占有石建明100万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石建明要求李民返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于法有据，故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石建明要求李民支付自2017年5月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因于法有据，故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斋堂公司或康安公司与战北公司之间有尚未结清之费用可以另行解决，一审法院不宜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李民二审期间递交判决书二份、裁决书、协议、转户约定协议、现金单、工商注册信息及欠条两份及协议两份等证据，上述证据所记载之当事人均非李民与石建明，上述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上述证据之关联性均不予采纳。2、李民二审期间递交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石建明曾以民间借贷为由起诉李民。上述裁定系撤诉裁定，石建明已撤回对李民之起诉，法院并未对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作出认定。李民递交该证据与本案诉争之事实并无直接关联，本院对此证据不予采纳。3、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石建明自其个人账户内将本案诉争之100万元打入李民个人账户。李民于庭审中亦明确认可其与石建明之间并无经济往来。石建明以其个人名义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李民并无不当。李民关于石建民与李民均非本案适格当事人之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李民上诉称本案诉争之100万元并非不当得利纠纷，而系石建明所在的战北公司与李民之妻所在的斋堂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款项。李民对此应当提供相应证据。现李民并未提供其已将诉争之100万元用于斋堂司生产经营的相关证据，亦未能就本案诉争之款项与两公司间资金往来存在关联的相关事实进行举证。李民未能就其主张提供充分证据，本院对李民之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现李民并无证据证明其占有本案诉争之100万元具有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一审法院判令李民返还诉争之100万元并支付利息并无不当。李民上诉要求驳回石建明全部诉讼请求之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李民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谷绍勇审 判 员 潘 蓉审 判 员 沈 放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魏 举书 记 员 李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