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2民终227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振球，男，1972年9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汉邦，都安县安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安阳镇安阳大道（二桥头西）北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28669705280E。负责人：陈永欢，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吉盘，广西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覃氏，女，1928年7月24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系死者黄某母亲。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连榜，男，1954年7月2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系死者黄某丈夫。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祖二，男，1975年11月1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系死者黄某儿子。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秋梅，女，1977年5月20日出生，壮族，住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系死者黄某女儿。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培庭，广西培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韦承安，男，1964年5月2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上诉人黄振球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原审被告韦承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桂1228民初6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黄振球上诉请求：改判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覃氏等四人85013元。事实和理由：一审在判决书第七页第二段所陈述的理由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从被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下简称：保险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5中可以看出，该“投保人声明”下内容除“韦承安，2016.5.25”是上诉人所写以外，其余全部是保险公司事先打印的内容，虽然这些内容中有些字是加厚字，但其中没有任何一处明确提示这些内容只要投保人签字就全部明白并应承担责任或保险公司就可直接免责。本来在该声明书中已明确留有空的方格给投保人手书的，但此份声明书中并没有投保人的手书，这就可以证明，当时保险公司的人员根本就没有真正给投保人明确说明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只是简单履行了一个办理保险的手续而已。2、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6是上诉人在一审的过程中才收到的，上诉人在投保时没有任何保险公司的人员向上诉人出示过该份“保险条款”，更无任何保险公司的人员向上诉人明确说明这些条款的真正内容及相关的法律后果。如果保险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向上诉人出示并说明详细内容，那其应当向法院提供上诉人在投保时已收到过该份“保险条款”的相关证据。3、保险公司事后所作录音也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提示或说明的义务，因为投保人投保后，一般情况下在接到保险公司电话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想要说明的事情，有可能投保人也回答了保险公司的问题，但由于当时双方在没有纸质合同在前的情况下，即使保险公司电话询问，投保人也无法详实的了解当时保险合同中是否有过类似的条款。那这样的电话录音就不可能确切的证明保险公司尽到提示之义务，或者能够证明投保人已明知了保险单中的详细内容。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第2条：“（三）……保险公司应当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名。”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投保人，故保险公司所约定的免责条款不能适用于本案。本案保险公司理应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项下赔偿受害人家属的相关经济损失。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外，除了一审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之外，根据广西高院关于交通事故的解答的第二条规定，本案中上诉人驾驶的车辆逾期年检，是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在投保的过程中不仅进行了提示，并且有明确的说明，所以不应赔偿商业险。被上诉人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答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事实。原审被告韦承安述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在被告韦承安向其投保交强险的情况下，因被告黄振球过错造成交通事故致使黄某死亡所��生的经济损失245914元；2.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后，不足部分由被告黄振球和韦承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3月9日11时58分许，被告黄振球驾驶桂Ａ×××××号牌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由都安驶往红渡方向，车辆行驶至国道210线2838KM+490M路段时，由于雨天路滑采取措施不当，致车辆失控后驶往对向道路撞到行走在道路左侧路外（按都安往红渡方向）的行人黄某，造成黄某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7年4月3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都公交认字第45122872017000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黄振球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无事故责任。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被告黄振球垫付了相关费用30000元。再查明，被告黄振球驾驶的桂Ａ×××××号牌五菱牌小型普通���车的车主系被告韦承安；该车已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赔偿限额300000元）。又查明，死者黄某与其丈夫李连榜育有李祖二、李秋梅两名子女，均已成年；死者黄某有兄弟姐妹四人；黄某的母亲覃氏仍健在，生于1928年7月24日，事故发生时89岁。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应受法律保护，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系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都安瑶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黄某无事故责任，被告黄振球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该认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适用法律正确，予以采信。关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是否尽到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是否生效、是否应依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的问题。首先，被告黄振球基于与被告韦承安的口头转让协议以及实际交付情况，取得了本案涉事车辆的使用权，该使用权是法律所承认的合法权利类型之一，且承载了被告黄振球与该车辆有关的财产利益，其在使用过程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这一事实，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的答辩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保险公司对由车辆实际控制人被告黄振球为涉事车辆投保相关保险的事实并无异议，被告韦承安也认可其在将车辆交付被告黄振球的两年多时间内，保险的相关事宜均由被告黄振球全权处理，因此，被告黄振球基于对于涉事车辆享有合法的占有、使用等权力在其实际投保的情况下从而对保险车辆享有保险利益，其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合法有效，保险公司基于该事实向被告黄振球履行告知义务并无不当。其次，被告黄振球与保险公司所签订的保险合同使用的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对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向被告黄振球履行明确告知义务，否则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告黄振球否认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向其进行了告知，但是，纵观全案证据，保险公司与被告黄振球签订的保险合同对免责条款字体进行了黑体加粗以示区别，并且将免责条款制成《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交给投保人，该说明书的最后一页作为回执由保险公司保管，相关材料中署名虽为“韦承安”，但庭审中被告黄振球确认该名字由其签署，且其在保险公司的电话回访中也确认收到了包括说明书在内的相关材料，虽然保险公司在电话回访中仅对几项重要的免责事由进行了明���提示，但其有明确提示被告注意免责条款，据此从保险条款加黑加粗到将免责条款制成《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再到电话回访，就本案而言，保险公司已尽到明确的告知义务，免责条款对被告黄振球产生法律效力。再次，对机动车辆进行定期检验是道路交通安全行驶的保障，虽然机动车未及时检验并不必然表示机动车一定存在安全隐患，但确实会大大增加风险发生的概率。国家对年检的规定以及保险公司对于未年检拒不赔偿的约定也是为了保护所有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一律排除该免责条款的适用，不但会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也会使被保险人心存侥幸，不及时履行自己车辆的年检义务，增加事故风险，危及社会安全。综上，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无须在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关于��告韦承安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查，本案的涉事车辆桂Ａ×××××号牌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系被告韦承安所有，其基于口头转让协议将涉事车辆交与本案另一被告黄振球使用已经两年有余，其对机动车运行不再具有直接的、绝对的支配力，也不再直接享有机动车运行带来的利益，且其在交付过程中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其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被告韦承安在本案中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并参照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对原告主张的各项经济损失确认如���：1.死亡赔偿金9467元/年×17年=160939元、丧葬费4582元/月×6个月=27492元黄某利母亲扶养费7582元/年/人×5年÷5人=7582元；2.交通费，虽无票据在卷佐证，但原告在处黄某利丧葬事宜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一定的交通费，酌定为1000元；3.精神抚慰金，本次事故导黄某利死亡，确实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根据本地生活的实际情况及双方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酌定为28000元；以上各项予以确认的经济损失合计为225013元。被告黄振球驾驶桂Ａ×××××8号牌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在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予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黄振球予以赔偿。本院确认原告的经济损失共计225013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110000元，余下115013元（225013元-110000元）由被告黄振球赔偿，扣除其已垫付的30000元，被告黄振球仍须赔偿原告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85013元（115013元-3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安支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10000元；二、被告黄振球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外赔偿原告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5013元；三、驳回原告覃氏、李连榜、李祖二、李秋梅其他的诉讼请求。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是否对上诉人黄振球尽到了对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本院认为，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签订商业保险合同时未尽到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生效，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覃氏等四人的经济损失。对该主张，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时提供了投保单、投保申明书以及电话回访录音等证据证明进行反驳。从投保单来看，该投保单下方设置“投保人声明”栏目，包含有“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平安道路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的内容，之后有上诉人的签字。从投保人声明书来看，上诉人在投保人签章处亦进行了签名，虽然没有手书其他内容，但只是瑕疵，并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未尽到说明义务。从电话回访录音来看，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公司投保后，被上诉人公司业务员在电话回访中又明确提醒上诉人对合同中免责条款的内容进行注意。综上，被上诉人对合同中免责条款已尽到了合理的说明义务，上诉人虽然有异议，但未能提供证据反驳，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黄振球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5元，由上诉人黄振球负担（上诉人已预交4989元，由本院退回306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涛审判员 韦 媛审判员 覃 阳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杨添华附：本案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