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6民终39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红，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锦龙，男，196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法定代表人：梁枫。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卫东，该单位职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泳泽，男，1987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锦龙，系刘泳泽父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益民，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上诉人谢红与被上诉人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6）苏0681民初42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谢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刘锦龙等人于2011年10月14日以谢红有××为由将谢红绑至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在明知谢红与刘锦龙有家庭纠纷且谢红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将谢红羁于床上，强行治疗。该院帮助刘锦龙等开具病情诊断书，并多次出具病假条，行为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的相应条款，属违法行为。2.刘锦龙为霸占夫妻共同财产，伙同被上诉人在明知上诉人没有精神问题的情况下称上诉人有××，并限制本人人身自由，导致上诉人不得已才从家中逃出，故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江苏人扬州市五台山医院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认定本人在2011年时无××，一审法院判决有失公允。刘锦龙、刘泳泽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明显不符。上诉人于2011年7月22日起诉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上诉人的情人李某催促其离婚。两人多次商洽如何通过起诉离婚侵吞、转移被上诉人财产。在被上诉人及家人知道上诉人为李某买车、被李某骗去17万元现金及有存款161万元的银行金卡在李某处的事实后，并且发现上诉人与李某通过QQ裸聊的照片、请求其弟弟在其遇到危险时报警的纸条的情况下，判断当时上诉人可能上当受骗。被上诉人苦苦规劝无果，上诉人反而在家中持刀行凶，乱吵乱摔，故判断其精神可能出现了问题，如此才由其直系亲属上诉人的儿子、上诉人的弟弟一起将上诉人送至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疑似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后即送至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继续诊治，该院建议入院后回家观察，家人心疼她，当即就将其带回家养病，根本无意伤害她或者让她失去人身自由。上诉人离家出走后，经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向警方报警失踪。为避免其因旷工被启东市人民医院开除公职，被上诉人才要求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根据其失踪前的诊断开具病假条。上诉人离婚后的再婚对象李某有诈骗前科，两人在婚后，企图再次以诉讼手段不劳而获。事实证明，给上诉人造成终身伤害的是其本人不理智的行为、偏执的性格而非其他任何人。谢益民辩称，刘锦龙带谢红去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看病不是为了家庭完整，而是为了其与谢红离婚时家产不被谢红分走。本人参与了将谢红送至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就诊的整个过程，两家医院均未确诊谢红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谢红与刘锦龙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5年10月13日离婚，刘泳泽系谢红与刘锦龙的儿子，谢益民系谢红的弟弟。2011年，谢红家人即刘锦龙、刘泳泽发现谢红自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期间与通过网络认识的案外人李某有多次非正常的经济交往，怀疑谢红被威胁欺诈，在与谢红沟通无果情况下，其家人认为谢红行为举止极度异常，2011年10月14日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带谢红去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在诊断证明书载明：“1、建议住院治疗，2、建议休息叁个月”。当日，刘锦龙将谢红带回家观察治疗，当晚谢红离家出走。2011年10月19日，谢红再次出走，家人多方联系、查找无果。2011年10月19日，刘锦龙、谢益民以谢红患有狂躁性××已无正常民事行为能力且谢红不知去向为由向谢红的工作单位启东市人民医院请病假三个月。2012年1月12日，刘锦龙以谢红离家出走三个月查无踪迹为由，请求启东市人民医院给予谢红办理离岗病休手续，可停发谢红的工资、福利，待找到谢红本人后再行办理正式手续。2012年5月3日，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向启东市人民医院申请对谢红暂作长期病假处理，其本人工资、福利待遇，对照相关规定条款处理。另查明，谢红于2011年10月14日前在启东市人民医院从事药剂工作。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己方请求所依据之事实及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之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谢红以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谢红的人身自由权，给谢红造成终身利益受损及精神身心极大的伤害为由起诉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故谢红需就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存在侵害行为、自身遭受损害及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谢红为证明自身受到损害，仅提供了其被送至医院诊断治疗后时间段的工资单，并不能证明其工资、奖金、公积金受到损害，谢红主张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赔偿精神损害金10万元，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致其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实存在，故谢红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谢红家人即本案的刘锦龙、刘泳泽发现并认为谢红行为举止异常时，推测谢红的精神状态可能出现问题符合常理，法律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应当尊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刘锦龙、刘泳泽作为谢红的家人，在推测谢红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连同谢益民将谢红送至医院诊断治疗，其行为属于积极履行家庭成员间基本义务的表现，不应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谢红认为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侵害了其民事权益，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诊疗规范的情形，故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不承担民事责任。谢红辩称自己无精神疾病，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存在错误，并提供了由江苏省扬州市五台山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用以佐证，该鉴定意见为：1、无××，2、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一审法院认为，该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日期为2013年1月17日，距离2011年10月14日较为久远，该份鉴定意见难以作为认定谢红在2011年10月14日精神状况的依据，因此不能认定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治疗存在错误。退一步讲，即使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断存在错误，谢红也无权要求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承担民事责任，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并无怂恿、胁迫谢红长期离家出走的行为，谢红离家出走是其自己非理性选择的结果，无论谢红当时的精神状态如何，在其长期离家出走未与家人、单位联系情况下单位若对其实施扣减或停发工资、福利等措施也属正常，因此谢红即便能够证明自身遭受损害，该损害也是由谢红的非理性选择即长期离家出走带来的结果，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送治、请假行为及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诊疗行为与谢红遭受的损害无法律上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谢红即使遭受损害也应由自身承担不利后果。谢益民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处置，不碍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本案作出裁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谢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0元，依法减半收取1750元，由谢红负担。二审期间，谢红向本院提交了刘泳泽在启东市防暴大队所作的笔录一份，证明并非上诉人不愿去上班，而是被上诉人不让其去上班。本院审查后认为，该份笔录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过，故不属于本案二审中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则其应当就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在案涉送医事件发生之时，均为谢红的至亲家人，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在发现上诉人可能遭人欺骗胁迫及行为举止异常时，推测其精神状态可能出现问题并将其送医就诊符合常情，亦是积极履行家庭成员之间互爱互助的基本义务，即便后来的司法鉴定意见证明谢红精神状况正常，也不能把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产生合理怀疑后将谢红积极送医的行为评价为违法行为。谢红亦未举证证明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诊疗规范的行为，故其要求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事实上，刘锦龙、刘泳泽、谢益民并未将谢红留于医院不管不顾，在送医当日即将谢红接回家中由家人进行看护。上诉人的所谓经济损失是其长期离家出走、不回单位上班所致，与被上诉人的送医、诊疗、请假行为并无法律上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故应当由其自身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亦未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致使其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的后果，故一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谢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上诉人谢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璐审判员 高 雁审判员 陆海滨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邢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