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鲁09民终25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194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泰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兆有，山东鲁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男，1965年5月5日出生，汉族，泰安市××人民武装部主任，住泰安市泰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帅，山东惠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某因与被上诉人刘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902民初39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郭秀英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将泰安市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9号楼1单元5层西户认定为刘培岭和已故妻子尹衍英共同财产明显错误。涉案房产是上诉人与刘培岭的共同财产。首先，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1995年刘培岭通过参加房改取得了位于武装部小区3号楼东单元1层25号房产一套，是错误的。因为该房屋房产证明确载明个人产权71%，单位产权29%，说明本次房改没有完成，刘培岭并没有取得房屋全部产权。2、一审法院认定公证书形式合法内容有效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本人亲自承认所谓的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并不是真实的，涉案房产还是按照其与刘培岭的其他子女分割。3、一审法院认定刘培岭生前将一半房产赠与被上诉人说错误的。被上诉人及其弟妹用虚假的表示骗取的公证书和其与刘培岭订立的买卖协议完成了涉案房产的过户。在本案庭审查明的事实中没有任何证据体现刘培岭将房产赠与被上诉人。其次，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是房改房性质特殊不能按照一般房产对待，进而将涉案房产认定为刘培岭和已故尹衍英的共同房产,该认定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1）民事权利始于出生止于死亡。一审法院将2001年房改取得房产认定为已经于1997年去世的尹衍英的财产，明显违背民法原则。（2）婚姻存续期间获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2004年刘培岭购买涉案房产时的合法配偶是上诉人而非尹衍英。因此上诉人才是涉案房产的共有人。（3）本案涉案房产的建造时间是2002年，刘培岭取得房屋时间是2004年，房屋的物权由此产生。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尹衍英就取得了涉案房产的物权，该认定违背客观规律。2、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意思是，父母参加房改而由子女出钱，房产登记人仍为父母，因此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所出资作为父母对子女的债务处理。该解释的依据是物权法中房产所有权以登记为准的物权法定原则，与所谓资格无关。3、一审法院引用建设部答复函，认定涉案房产为刘培岭和尹衍英共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该答复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法院不能直接引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建设部的答复超出行政职权范围且违背法律的明确规定属于无效答复，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按照国家房改规定，配偶死亡未再婚的可以用已故配偶的工龄折抵购房款，而再婚的则不得折抵，应以现有配偶上诉人共同参加房改。刘培岭在参加房改时已经再婚适用已故前妻的工龄折抵购房款不符合房改的政策，对应折抵的购房款应补缴。一审法院违背法律适用原则。房改是政策，但最终的权利归属应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二、涉案房产虽然现在登记在被上诉人名下，但是通过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使用内容虚假的公证书和虚假的买卖合同办理的房屋过户，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上诉人获得房产利益。被上诉人的行为明显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为无效。三、退一步讲，刘培岭作为涉案房产的共有权人拥有一半的房屋产权，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上诉人必然是房产共有人之一。上诉人有权在房屋中居住。上诉人作为刘培岭的遗属，房改时的房屋居住人，上诉人应当拥有该房产的居住权。同时，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形成法律上的母子关系，但已经形成道德上的母子关系。被上诉人驱逐上诉人离开涉案房产，违背社会公序良俗，这与现行的民法原则相违背。刘某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国家政策正确。房改房是我国实行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是住房制度向商品化过度的形式，购买资格的有限性，具有中国特色。涉案房屋系刘某父亲刘培岭在2001年将其与尹衍英所有的泰山区武装部小区的住房退回后，按照规定在2004年参加房改“更换”所得。泰山区武装部小区的住房是刘培岭与尹衍英在1995年参加房改时取得，1997年尹衍英过世，刘培岭在1999年与郭某再婚。2004年2月19日刘培岭作为申请人用成本价购得涉案房屋，并且在《泰安市城区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套改申请审批表》上明确注明了，本次房改使用了刘培岭及已故配偶尹衍英的工龄。上述事实完全符合国家将申请人利用其与已故配偶的工龄购买的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政策性规定。该政策性规定完全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否则就丧失购买资格的限制性。司法解释明确了房改房应当以购买资格确定产权归属。二、1999年刘培岭与郭某再婚时，刘某已34岁，早已成年且已成家，自己不再与刘培岭共同居住，刘某与郭某不存在法定抚养关系。在刘培岭过世后，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刘某与郭某已不存在任何关系。从1999年1月2日刘培岭与郭某签订的协议书可以看出，郭某名下有住房，其不存在无房可住的情况，并且郭某自己有子女，且子女有正式工作完全具备赡养能力。刘某完全遵照刘培岭与郭某签订的婚前协议的意思，在刘培岭过世一年后才要求的将上诉人从涉案房屋搬离，完全符合社会存在及发展所需要的一般道德，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相反，郭某无视双方的婚前约定，在有房可住的情况下，依然住在刘某的房屋内不走，其行为违背了一般社会道德，违反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腾退原告位于泰安市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的房产；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之父刘培岭与尹衍英于1962年左右结婚，婚后共生育三子女，分别是长子刘某、次子刘东及女儿刘军，1997年11月8日尹衍英去世。后刘培岭经人介绍与郭某相识，1999年1月2日刘培岭与郭某签订协议书一份，表示两人经“长时间交谈、了解，同意结为终身伴侣”，并对婚后相处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约定，协议第二项载明：“双方现各有住房一套（已有房产证），双方均可居住，待百年（老逝）之后，最终交由各方的子女继承各方的住房。其他财产由双方共同商量支配和使用。”协议签订后不久，双方于1999年1月8日登记结婚，后刘培岭于2014年12月19日因病去世。刘培岭原系泰安市泰山区武装部干部，1987年1月份因病退被移送至泰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以下简称泰安市军队干休所）休养，刘培岭的工资、档案等材料一并移交该所。1995年，刘培岭参加原单位泰安市泰山区武装部房改，取得位于武装部小区3号楼东单元1层25号房产一套，同年9月10日，泰山区房地产管理局向刘培岭发放泰山房改私字（95）第0671号房屋所有权证。2000年，泰安市军队干休所开始兴建房改房，刘培岭自愿参加干休所房改，并在2001年左右将在泰山区武装部小区的房改房退还给了原单位。2004年2月19日刘培岭作为申请人，填写泰安市城区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套改申请审批表一份，正式申请参与干休所房改，该审批表获得售房单位（干休所）、主管部门（泰安市民政局）及泰安市住房办盖章同意，另外，该审批表记载刘培岭系用成本价购买的干休所房产，并且本次房改使用了刘培岭及已故配偶尹衍英的工龄优惠转化而来的购房资金补偿额21007.21元，其中刘培岭资金补偿额为10084.54元，已故配偶尹衍英的资金补偿额为10922.67元，刘培岭应付购房款总价为48566元，扣除资金补偿的实际缴纳购房款金额为23424.97元。同年7月6日，泰安市军队干休所作为甲方，刘培岭作为乙方，签订了泰安市城区公有住房买卖契约，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坐落在岱宗大街359号9号楼西单元五层西户房产出售给乙方，乙方占有100%产权，乙方在2004年6月30日前缴纳48566元购房款，甲方在上述时间将房产交付乙方等条款，泰安市军队干休所在该协议甲方处盖章，刘培岭在乙方处签名并捺手印，泰安市房产管理局和泰安市房产交易中心也在该契约上盖章。刘培岭于2004年7月5日一次性将23424.97元缴纳完毕，关于该款的支付，原告称是由原告、刘军、刘东姊妹三人每人出资10000元缴纳的，剩余钱款留给父亲刘培岭自用，被告称对此不知情，被告未支付过该款，但是认为该款应是刘培岭自己支付的，对于己方主张，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实。庭审过程中，刘某向一审法院提交山东泰山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书一份，见证内容为刘培岭于2014年11月7日所立遗嘱一份，遗嘱内容如下：“我拥有位于泰安市岱宗大街359号军队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产一套，房产证号泰字第××号，因我与郭某有婚前协议，约定各自住房最终（最终的意思是任何一方去世即为最终）交由各方的子女继承，所以郭某对我们这套房产不享有任何继承权。在我去世后一年内，郭某可在此房中居住，到期必须无条件搬出，此房交给我的子女。我决定在我去世以后，我位于岱宗大街359号军队干休所的这套房产的30%的份额赠给孙子刘鑫，10%的份额赠给外孙女赵璇，剩余60%的份额由刘某、刘军、刘东均等继承，即他们三人每人继承20%的份额。”据该见证书记载，上述遗嘱的内容、签名、按手印均是由刘培岭本人完成，见证单位在该见证书上加盖公章，见证律师亦在该见证书上签名。另查明，刘培岭在出具上述遗嘱后，又与子女刘军、刘东、刘某作为申请人于2014年12月9日向泰安市泰山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泰安市泰山公证处制作了（2014）泰泰山证民字第635号公证书，该公证书主要内容为，位于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产为刘培岭和尹衍英的夫妻共同财产，尹衍英拥有该房产的一半份额，因尹衍英已于1997年11月8日去世，其所拥有上述房产的份额应为其遗产，其去世前未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其遗产应有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尹衍英的父母先于尹衍英去世，刘培岭、刘军、刘东均表示放弃继承尹衍英的遗产，因此，尹衍英的上述遗产（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产一半份额）由刘某继承。又查明，原告刘某与父亲刘培岭于2014年11月10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刘培岭将自己拥有的干休所房产的一半作价20万元出售给原告，并对定金、购房款支付，房产的交付等权利义务做了约定，2014年12月11日，原告刘某缴纳契税11675.62元，刘培岭缴纳个人所得税3891.87元，2014年12月12日，泰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告刘某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并注明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庭审中，原告承认，虽然其与刘培岭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但真实原因系房产在过户时，房管局要求必须有刘培岭与原告的买卖合同，以确定房产价值，缴纳契税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并未支付相应购房价款。原告刘某主张，刘培岭与被告郭某已签订婚前协议书，就各自房产的归属问题做出了书面约定，即各自婚前所有的房产归各自所有，另一方不享有权利；虽然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刘培岭所指的房产是其武装部小区房改房，而现在的房产为干休所房改房，但该干休所房产系父亲刘培岭将武装部房产退回原单位置换而来的，两套房子的变更属于置换；另外，诉争的干休所房产已经由原告通过继承等方式取得所有权，并取得房产证，原告已经拥有该处房产的完整产权；因此，根据婚前协议书及父亲刘培岭生前遗嘱，被告郭某仅能在刘培岭去世后在涉案干休所房产内居住一年，到期后即应搬离。被告郭某不认可原告上述主张，称婚前协议中所说的各有住房一套实际上是刘培岭1999年居住的位于武装部宿舍的房产，并非现在的岱宗大街干休所房产，而且协议中的该武装部房产产权并不完全归刘培岭所有，另外，该协议中明确约定协议房产双方均可居住，居住的时间为百年之后，即可以居住到双方去世。另外，被告郭某还主张，涉案的干休所房产房产证取得时间为2004年，其与刘培岭于1999年登记结婚，该房产系其与刘培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并对2014年11月7日的律师见证遗嘱、2014年12月10日的泰安市泰山公证处制作的公证书、2014年12月10日刘培岭与刘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2014年12月12日泰安市房管局向原告发放的房屋所有权证均提出异议，认为以上证据内容侵害了被告作为涉案干休所房产的共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对于刘培岭用已故配偶尹衍英的工龄购买涉案干休所房产的行为，被告也提出异议，认为尹衍英已于1997年去世，房改是在2004年，尹衍英没有资格参与房改。刘培岭去世后，关于房屋产权及居住问题，原、被告双方产生分歧，因此原告诉来本院，请求处理。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本案中，刘培岭与被告郭某1999年1月2日签订的婚前协议，载明双方“各有住房一套”，其中刘培岭的房产应是指的其在1995年参加武装部房改时获得的武装部小区3号楼东单元1层25号房产，因刘培岭与被告郭某再婚后，又参加了泰安市军队干休所房改，并将武装部房产退回了原单位，现原告以婚前协议约定“各方的子女继承各方的住房”为由继承干休所房产，并称干休所房产系武装部房产置换而来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泰安市军队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改房，虽系刘培岭与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得，但本院认为该房产性质较为特殊，系刘培岭使用其本人工龄与已故配偶尹衍英生前工龄优惠购买的房改房，而房改房具有销售对象的特定性，住房价格的非市场性，福利性、社会保障性等特点，因此，房改房的出售购买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品房买卖，其购买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有很大的优惠，而这种优惠正是基于房改房极强的人身和家庭属性而来。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这也是刘培岭必须将武装部房产退回原单位，才能重新在干休所购买房改房的原因）。另外，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1999年发布的《关于唐民悦房改房产权认定问题的复函》建住房市函【1999】005号中对于健在一方使用已故配偶工龄等优惠所购公房的产权属性做了相关答复，该答复认为按照目前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以城镇职工家庭（夫妇双方）为购房主体，且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唐民悦（健在一方）按房改房政策购买住房时享受了其配偶的工龄优惠，该住房应视为其夫妇共同购买，应视为唐民悦与其配偶的共有财产。本案中，刘培岭是以成本价购买的干休所房改房，并且在购买时使用了已故配偶尹衍英的工龄优惠，该购买行为获得了相关房改主管部门批准，结合上述房改政策，本院认为该干休所房改房以认定为刘培岭和已故配偶尹衍英的共同财产为宜。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该规定明确了不能仅以出资或者获得房产是否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来确定房改房的产权，而应以购买资格确定产权归属，出资在这种情况下仅具有债权意义。现被告郭某以干休所房产系其与刘培岭婚后房改取得，且尹衍英当时已经去世不能参加房改为由主张享有涉案房产一半份额的主张，将房改房等同于一般商品房，忽视了房改房的特殊属性，无法律依据亦与国家房改政策不一致，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刘培岭支付的扣除其与尹衍英工龄优惠补偿后应缴纳的购房款23424.97元的处理问题，原告刘某主张该款是由原告及刘东、刘军每人出资10000元缴纳的，被告则认为应是刘培岭用自己的钱缴纳的，但对于己方主张，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刘培岭缴纳该款时间为2004年7月5日，当时其与郭某已再婚并共同生活五年之久，在无其他证据证实情况下，该出资以认定为刘培岭与郭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为宜。被告郭某虽不享有涉案房产的产权，但可就该出资向该干休所房产产权人另行主张相关权利。2014年11月7日刘培岭在律师见证下做了自书遗嘱，声明自己去世后由三子女及孙子、孙女分别继承干休所房产的相应份额，在该遗嘱中刘培岭认为干休所房产为其自己单独所有，显然与本院认定的事实不符，其对该房产的处分应仅限于自己合法拥有的份额，超出部分应为无效。2014年12月10日，刘培岭又与刘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只是为了办理房产证需要评估房价、缴纳契税方便所签，并未实际履行，本院认为，刘培岭实际上已经通过上述行为否定了之前律师见证遗嘱中对房产按不同份额由子女继承的遗嘱内容，该行为应认定为刘培岭对自己所有的干休所房产的一半份额赠与了原告刘某。2014年12月10日泰安市泰山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上记载，尹衍英拥有干休所房产的一半份额，已经作为遗产由原告刘某继承，该公证书形式合法，内容有效，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信。2014年12月12日，泰安市房产管理局向原告刘某发放房屋所有权证，至此，原告刘某取得干休所房产的全部产权。综上所述，原告刘某现业已取得位于泰安市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产的所有权，被告郭某在原告要求其搬离该房产后，仍然继续占有使用涉案房屋，侵犯了原告合法的物权，现原告要求被告腾退该处房产的主张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郭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腾退占用的原告刘某所有的位于泰安市岱宗大街359号干休所院内9号楼1单元5层西户房产。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被告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涉案房产登记在刘某名下，且登记为刘某的单独所有房产，故郭某主张其享有涉案房产的共有份额，与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情况不一致，故本院对郭某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郭某认为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存在错误或瑕疵，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主张权利，在该房产的不动产登记未被相关机构撤销或变更的情况下，应视为刘某系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因此，刘某有权要求郭某从涉案房产中搬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郭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献武审判员  屈玉涛审判员  王 玥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