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沪01民特700号申请人：獐子岛集团上海大洋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251号2幢。法定代表人：吴厚刚，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辉，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大川，公司工作人员。被申请人：李金梅，女，1982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申请人獐子岛集团上海大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洋公司）与被申请人李金梅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大洋公司要求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事实和理由如下：李金梅身为大洋公司人资工作人员，违反流程且未经审批擅自将大洋公司员工岳某、莫某、何某1、何某2、张某2的社保基数调低，给公司造成严重违反社会保险法律规定的风险；同时，为满足其办理上海市外来人员居住证积分需要，李金梅又违反流程且未经审批擅自将其本人的社保基数调高。李金梅的前述违规操作调整社保基数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包括《员工手册》在内的公司规章制度，大洋公司以此作为依据之一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并无不当。其次，李金梅为掩饰其擅自更改社保基数的违规操作行为，伪造了包括《减损举措》、《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证明》、以及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8日的《申请》四份证据，并提交给仲裁委员会且进行了质证，仲裁委员会未对证据形式和内容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核就采信了上述存在明显瑕疵的伪造证据，并据此认为大洋公司解除与李金梅的劳动关系缺乏必要的事实，进而认定违法解除，是明显错误的。综上，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并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存在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这一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四）项之规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李金梅辩称：其系根据《减损举措》要求及领导指示调整大洋公司其他员工的社保基数，其他员工也均签名确认同意按调整后的基数申报，其将据此生成的2016年4月份保险明细连同当月保险明细发送给集团人资中心分管保险负责人，也未收到任何异议；其向集团提出个人社会保险基数调整的申请并得到集团同意调整的批复，且已应大洋公司财务要求于2016年2月16日将因调高个人社会保险基数所涉及到的所有增加的费用人民币2,548元（币种下同）由其本人直接缴纳到大洋公司的社会保险账户内；集团人资中心在审核2016年3月工资表时也知晓社保基数下调并同意作工资审批，在2016年5月10日左右审核2016年4月工资时，又提出要求其以错报名义重新调整社保基数，在OA办公系统申请走审批流程，并要求其将个人承担的保险费用务必体现在工资表内；其不是大洋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的保管人，不可能私自加盖大洋公司印章，更不可能伪造证据。综上，不同意大洋公司的意见，请求法院驳回大洋公司的申请。本院审查过程中，大洋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大洋公司公章、证件使用登记表》；证据2、《印章管理规定》（发布日期2010-05-18和2017-08-16）；证据3、集团公章使用专用审批表样式；证据4、集团公章使用审批情况汇总表（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证据5、《工作移交清单（离职）》；证据6、大洋公司物品《交接书》，上述证据旨在证明：大洋公司公章于2015年9月30日由吴某移交给李金梅并一直由李金梅负责保管，公章使用登记表中未发现《申请》和《证明》两份证据的用章登记记录，结合李金梅是大洋公司公章管理人的事实，足以印证《申请》和《证明》两份证据系李金梅为掩饰其擅自更改社保基数的违规操作行为而伪造的；此外，使用集团公章需要填写并提交《集团公章使用专用审批表》，经审批同意后方可盖章，集团公章使用审批情况汇总表中未发现《减损举措》和《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两份文件的集团公章使用审批记录，可见《减损举措》和《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两份证据也是伪造的；大洋公司和集团公司从未批准同意李金梅调整其个人及其他员工的社保基数。证据7、标题为“李金梅申请保险调整，费用自理，个人担责”的《申请》及其OA协同工作页面截图（以下简称2015年12月14日《申请》）；证据8、时任大洋公司领导战某于2016年12月29日和2016年1月4日处理OA协同工作的页面截图及相应内容，上述证据旨在证明：李金梅关于时任大洋公司领导战某无法在OA系统上审批2015年12月14日《申请》的陈述是虚假的，2015年12月14日《申请》的内容与2015年12月28日《申请》的内容并不一致，2015年12月14日《申请》没有得到张某1和战某的同意批示。因此，2015年12月28日《申请》是伪造的，大洋公司和集团公司从未批准同意李金梅调整其个人社保基数。证据9、落款打印日期为2016年1月7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基数调整核定表》，旨在证明大洋公司对李金梅擅自将2015年6月至12月个人社保基数从4,800元调整到5,500元的事实以及其擅自于2016年2月16日向大洋公司社保对公账户汇入2,548元用于补足社保基数调整到5,500元后自2015年6月至2016年1月共8个月的应补缴金额（按照单位和个人合计应补缴金额318.50元/月为标准）一事完全不知情，大洋公司之前仅发现并对李金梅擅自调整个人社保基数到6,000元的违规操作事实进行了追责；该笔2,548元补缴金额从未经过公司审核批准，公司也不会让员工自行将补缴金额一次性打入公司社保对公账户来处理社保补缴事宜，可见，李金梅擅自调整其个人社保基数的违规操作行为证据确凿，仲裁裁决错误认定大洋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证据10、证人张某1的书面证人证言，旨在证明其从未见过李金梅提供的《申请》和《证明》两份文件，更没有在该两份文件上签名，可见《申请》和《证明》两份证据是伪造的。证据11、证人岳某的证人证言，其当庭陈述：其从未见过李金梅提供的《申请》和《证明》两份文件，更没有在该两份文件上签名；加班申请表上岳某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大洋公司公章由李金梅保管到其离职，离职交接时岳某本人也在场，公章和合同章等物品都是清点好一一交接的；因大洋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所需，集团公司曾邮寄给李金梅几张盖有集团公章的空白纸笺，大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过程中其曾陪同过李金梅一次，但所有与法人变更相关的材料均由李金梅保管，具体其如何使用的并不清楚；大洋公司与集团公司之间的请示与批复事项均是通过OA办公系统处理的，不存在邮寄处理的情况；其对李金梅社保基数调整到6,000元的事实不知情，也不了解大洋公司员工确认和同意将2016年社保基数下调的情况，不存在员工签字确认的情况，《减损举措》这份文件也没有看到过，公司实际上也不存在减损举措；其知道李金梅于2015年12月14日发起过标题为“李金梅申请保险调整，费用自理，个人担责”的申请，但大洋公司领导未同意该申请事项；战某作为大洋公司总经理于2016年1月份离职，2015年12月28日战某是可以使用OA办公系统的。以上证言旨在证明《申请》、《证明》、《减损举措》、《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四份证据是伪造的，大洋公司和集团公司从未批准同意李金梅调整其个人以及其他员工的社保基数。李金梅对大洋公司提交的证据1、5、9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大小问题持有异议，认为公章使用登记表上2015年12月16日至30日显示的领用人签字及30日显示的归还人签字均非李金梅本人所签，且登记表上注明了“公章、法人章保管人：岳某”，工作移交清单（离职）中也没有明确其关于公章移交的记录，故不能证明李金梅是大洋公司公章保管人，更不能证明《申请》和《证明》两份证据系伪造，且调整核定表是张某12016年1月7日回到大洋公司和李金梅说集团公司已经同意其个人保险基数调整的申请，是其在网上操作的调整，这些操作都是取得公司同意的。李金梅对大洋公司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认为当时战某确实不能使用OA办公系统进行审批了，否则战某名字前面不应这样显示，且在审批流程上删除了集团人资中心总监刘某、薪酬主管王姝或李燕的审批流程以及集团董事长吴厚刚的审批意见。李金梅对大洋公司提交的证据2、3、4、6、7、10、11的真实性及证据2、4、6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其从未见过《印章管理规定》及集团公章使用专用审批表样式；《交接书》最后一页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写，但前面几页内容涉及其他公司，与本案无关，且如果是其本人打勾的其会签字；2015年12月14日《申请》的内容已经被修改；证人张某1在2016年1月7日就已口头通知说集团公司已经同意其个人保险基数调整的申请；证人岳某与大洋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证言内容相互矛盾，不能互为印证。本院认为，证据1、5不足以支持大洋公司的证明主张，李金梅关于证明力的异议成立，对该两项证据不予采纳；证据2、4、6对本案系争的事实主张缺乏直接的关联性，李金梅关于关联性的异议成立，对该三项证据不予采纳；李金梅对证据3、10、11真实性的异议成立，且证人张某1未出庭作证，证人岳某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该三项证据不予采纳。李金梅对证据8、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其内容与本案系争的事实主张存在关联性，故对该两项证据予以采纳。针对李金梅关于证据7真实性的异议，本院注意到，证据7和证据8的形成方式和途径相同，即均由OA办公系统后台储存数据经电脑输出打印直接形成，在形式要件上具有一致性；且证据7的内容又能和证据9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而李金梅对证据8、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李金梅曾自认2015年12月14日《申请》的内容与2015年12月28日《申请》上半部分内容（即“大洋公司的各位领导审批：”文字以上部分内容）相同，但当比对发现两者内容并不一致时，李金梅解释为2015年12月14日《申请》的内容已被修改，故对其真实性存有异议。本院认为，李金梅提出证据7内容已被修改故真实性存疑的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李金梅关于证据7的异议不成立，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李金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5年9月20日大洋基地推进事项会议纪要微信截屏，旨在证明《减损举措》第三项第1款内容中的“宿舍关闭”及“宿舍整理、物品晾晒”的加班事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证据2、标题为“李金梅申请保险调整，费用自理，个人担责”的申请的OA办公系统截图，旨在证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8日的《申请》曾在2015年12月14日通过OA办公系统向公司提出，因战某先生提出离职导致OA系统停用无法作审批而改为纸质打印并通过快递方式直接向集团人资中心邮寄申请并得到集团关于同意调整李金梅社保基数的批复，故2015年12月28日的《申请》是真实的，并非伪造。证据3、2016年2月16日工商银行柜台汇款记录，旨在证明李金梅已于2016年2月16日将因调高个人社会保险基数所涉及到的所有增加的费用人民币2,548元缴纳到大洋公司的社会保险账户内，未造成公司任何经济损失。证据4、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李金梅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审计报告、5份合同协议扫描件，旨在证明大洋公司出具的部分文件上同样加盖了公章和合同章，但却未在公章使用登记表中发现相关文件的用章登记记录，可见大洋公司在经营管理中并未实际遵照执行用章管理规定。大洋公司对李金梅提交的证据2、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两份证据恰好能够进一步印证大洋公司提交的证据7、8、9所要证明的事实主张；对证据1和证据4中的“审计报告和5份合同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证据4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李金梅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已经在仲裁阶段进行过举证和质证。本院认为，大洋公司对证据1和证据4中的“审计报告和5份合同协议”的异议成立，对该等证据不予采纳；对证据4中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与李金梅同志解除劳动合同的请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因已在仲裁阶段进行过举证和质证，不属于新证据，亦不予采纳。大洋公司对证据2、3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纳。针对双方在本院审查过程中的整体举证和质证情况及各自的陈述、抗辩、反驳意见，并结合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书中显示的双方诉称、辩称及举证、质证内容，本院综合评述如下：1、李金梅关于个人社保基数调整后单位和个人补缴金额究竟是以用人单位从员工工资中直接抵扣的方式来承担还是由个人自行到银行柜台向用人单位社保对公账户汇款的方式来承担，前后表述不一致。根据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书第2页内容，李金梅在仲裁阶段诉称：“……201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调整，是领导根据公司经营严重亏损及2016年保险预算经费不足的基础上，要求申请人对保险缴费基数进行调整，并经领导签字确认……直到2016年4月底收到集团人资中心提出‘要求保险基数按上年度平均工资报至集团人资审批，同意后做保险基数更正’。5月中旬完成保险基数更正工作，基数更正生效时间是从2016年4月起……申请人的保险基数是按本人的月工资标准6,000元申报，本人的应发工资均高于6,000元，按6,000元作为保险基数不违法。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保险缴费基数偏高，申请人也按要求把高出部分的全部差额费用从个人工资中扣除，并未造成公司任何经济损失……”,同时，根据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书第9页内容，李金梅在仲裁阶段举证并提出事实主张为：“……申请人提供OA系统截屏，证明申请人发起了4月工资的审批流程，多缴的保费已经由个人承担，同时告知单位有关社保更正的事宜……”。大洋公司在仲裁阶段针对该举证和事实主张提出质证意见为：“……对于OA系统截屏被申请人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表示对比其所提供的两份OA系统截屏可以证明事发经过，对申请人主张的多缴社保基数公司承担部分已经在2016年4月工资中予以承担的观点予以认可……”。本院审查过程中，李金梅在提交的书面答辩状中称：“……2016年2月16日，被答辩人财务统计出因提高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所涉及到的所有增加的费用人民币2,548元，由答辩人缴纳到被答辩人的社会保险账户内，并拿走缴费凭证……2016年5月10日左右审核2016年4月工资时，提出要求答辩人以错报名义重新调整社会保险基数，在OA办公系统申请走审批流程，并要求答辩人将个人承担的保险费务必体现在工资表里……”，李金梅并为此提供了2016年2月16日工商银行柜台汇款人民币2,548元的记录以佐证其事实主张。对此，大洋公司表示：在李金梅提供2,548元工商银行柜台汇款记录这份证据之前，大洋公司完全没有发现其社保基数在2016年1月7日已经发生过调整（将2015年6月至12月的社保基数从4,800元调整到5,500元），对该次调整完全不知情，大洋公司原本仅发现李金梅社保基数被其擅自调整到6,000元的事实并仅对该节违规操作事实进行了追责。本院认为：李金梅在仲裁审理阶段和本院审查阶段，对于其个人社保基数的调整次数、每次调整其个人社保基数后是否发生向前追溯补缴的情形、因调整其个人社保基数而产生的公司和个人补缴部分涉及的具体补缴月数、补缴金额和补缴方式及途径、及2016年4月工资中予以承担的多缴保费的性质（即属于向前追溯补缴而导致多缴保费还是原按月缴纳但因后来下调缴费基数而导致先前多缴保费、抑或两者皆有）等基本事实的表述和举证，是相互矛盾的。2、李金梅关于是否明知社保基数调整需经集团人资中心审批这一基本事实的表述前后不一致。根据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书第2页内容，李金梅在仲裁阶段诉称：“……事后申请人将社会保险台账发送给集团人力中心保险管理负责人审核，但对方没有反馈说保险基数要经过集团人资中心审批……”，同时，根据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书第11页内容，李金梅在2017年9月6日仲裁委调查笔录中陈述：“……申请人表示其在2015年12月28日通过快递的方式向总公司人资中心邮寄申请……”。本院注意到：李金梅对于社保基数调整是否需要经过集团人资中心审批以及李金梅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这一基本事实的陈述，亦是前后矛盾的。3、李金梅关于战某当时是否能够使用OA办公系统进行审批这一基本事实的陈述，其立场由肯定明确转变为无法确认，前后不一致。李金梅在提交给本院的书面答辩状中称：“……2015年12月14日答辩人在被答辩人的OA办公系统里向公司提出将个人的社会保险基数调整的事实。因审批流程中分管大洋领导战某先生提出离职，OA系统停用而无法作审批，故答辩人向被答辩人的集团总部提出社会保险基数调整申请……”，李金梅并为此提交了证据2以佐证其事实主张；大洋公司则提交了证据8以证明李金梅关于“因时任大洋公司领导战某提出离职，OA系统停用无法审批”的陈述是虚假的；李金梅对大洋公司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坚持认为当时战某确实不能使用OA办公系统进行审批了，证据8内容显示：岳某、张某1、战某三人对李金梅在2015年12月29日和2015年12月31日发起的标题为“对大洋基地一岗多能的人员进行调岗调薪申请”和“招用一名实习生（代某）的申请均做出同意批示，其中战某对该两项申请的同意批示分别在2016年12月29日和2016年1月4日做出。但是，李金梅在其后提交给本院的补充说明中又称：“……因为时间间隔较长，申请人也有对OA系统修改的能力，本人对战某的审批时间无法确认……”。本院认为，李金梅对战某当时是否能够使用OA办公系统进行审批这一基本事实的表述前后不一致，含糊不清。本院还注意到，本案存在以下几个与常理和习惯不符但李金梅尚未对此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1、基于对《减损举措》和《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的性质、形式、内容、发文目的、受文对象等要素的分析，该两份文件的原件一般情况下应当由大洋公司保管，由李金梅个人持有原件的情形有违常理；且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当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其制作并下发的集团公司与各地子公司之间的内部管理文件，一般情况下在行文格式上应当具备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份数序号、签发人、主题词、抄报、抄送、印制单位、印制时间等基本要素，缺少前述基本要素的情形亦有违常理。2、基于对《证明》的性质、形式、内容、成文目的、受文对象等要素的分析，一般情况下李金梅应当持有原件，李金梅没有持有原件的情形有违常理；且大洋公司在出具《证明》的情况下仍拒不承认和支付加班费的情形亦有违常理。3、李金梅提供2015年9月20日大洋基地推进事项会议纪要微信截屏证据用于证明《减损举措》第三项第1款内容中的“宿舍关闭”事项真实存在，《减损举措》文件并非伪造，但《减损举措》的落款日期是2015年10月12日，要晚于大洋基地推进事项会议召开时间约22天左右，大洋公司作为集团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在集团公司正式发文前就已提前布置实施相关减损举措，在逻辑推理上有违常理。综上所述，李金梅关于调整社保基数系得到公司批准同意这一基本事实的若干举证和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而且部分表述有违一般的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其对《减损举措》和《关于李金梅社会保险基数调整一事的批复》证据原件的来源亦尚未作出合理解释。本院认为，在李金梅的举证和陈述尚存诸多矛盾之处且尚未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直接认定大洋公司违法解除并据此作出裁决，系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浦劳人仲(2017)办字第5724号裁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申请人獐子岛集团上海大洋食品有限公司负担。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沈 强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李 兴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张功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的，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