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2民终3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号5栋206。法定代表人：庄恩达，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素芝，女，云南天素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江燕，女，云南天素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天天家园3号楼3层304。法定代表人：汪朝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中俊，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振峰，吉林刘春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刘国强，男，1968年8月12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乐良，北京市同一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营力，北京同一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素投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培超信息公司）、原审第三人刘国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325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素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培超信息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培超信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遗漏了本案重要事实。1、天素投资公司并未在培超信息公司提交的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公章。股东会决议上的日期、应到人数及实到人数均为手填不符合公司重要文件的严谨性；应到股东人数为11人，却错填为10人，属于常识性错误；在文档有足够位置让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的情况下却直接空白，单独附一份仅盖有天素投资公司公章的签字页，又单独附一份部分股东签字的签字页，且未加盖骑缝章，不符合常理。而且刘国强在一审庭审中也表述并不知晓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系拼凑而成。一审判决认定“刘国强和天素投资公司在决议后签名和盖章。在该股东会决议尾部还有北京博创家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创家和公司）的其他股东李景玲、孙建涛、李瑛签名的字样。”与客观事实不符。2、因为刘国强不配合且股东徐徐弯弯在国外无法签字，导致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未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判决只认定“标的股权未能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系因为博创家和公司的一名股东在境外，一直无法完成公司内部的法律程序。”该认定片面且含糊其辞，未明确区分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股权转让。3、一审判决遗漏认定培超信息公司出借1520万元给刘国强，培超信息公司要求与天素投资公司签署《北京博创家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并办理出质设立登记作为担保的事实。培超信息公司提交的其与刘国强于2015年4月12日签署的《借款合同》（合同编号：BJMJJDHT-20150415-001),无论是合同编号的编排，还是合同内容的约定都与合同名称一致。培超信息公司提交的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显示其支付给刘国强152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其与刘国强签署及实际履行的都是借款合同。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2015年1月2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因无钱支付，遂向培超信息公司借款支付股权转让款。培超信息公司在知晓刘国强向天素投资公司购买股权的情况下，与刘国强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借款用途是用于购买天素投资公司持有的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除了要求博创家和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还要求与天素投资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并办理出质登记作为担保。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借款合同》与本案争议无关，进而遗漏认定本案事实。二、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偏袒培超信息公司。根据相关法律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中：1、培超信息公司应举证证明其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生效并履行，但培超信息公司并未提交相关证据，其提交的成都银行电子银行交易凭证恰恰证明其与刘国强签订的《借款合同》已生效并履行；2、培超信息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已知悉并同意刘国强代其购买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但培超信息公司对此只有口头上的牵强说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3、培超信息公司应举证证明李晶代天素投资公司收款，但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且在天素投资公司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李晶收取的470万元与天素投资公司无关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错误认定“对于李晶收取的470万元应视为是天素投资公司收取的培超信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对培超信息公司无证据证明的事实仅依常识推断即予以采信，忽视法律规定，一味偏袒培超信息公司。三、一审判决颠倒因果关系，混淆事实。一审判决认定“关于天素投资公司出具的1050万元的收条，天素投资公司认为该收条写明是‘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的30%转让款1050万元’因此该款项的收取是基于履行天素投资公司与刘国强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其与培超信息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颠倒了因果关系。并不是因为写着刘国强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是履行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因为是在履行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所以才在收条上写明“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的30%转让款1050万元”，且1050万元的金额也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一致，实际履行与协议约定相符。至于李晶出具的收条的内容、形式并非天素投资公司所能控制，该收条并不能认定是天素投资公司收取的款项。四、一审判决断章取义，为作出有利于培超信息公司的判决故意曲解合同文义。《股权质押协议》第四条约定：“1、乙方是标的公司30%股权的合法所有权人，并有权力、权利和能力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依据本协议质押及（或）转让给甲方；4、乙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法人内部行动，以批准本协议下的股权质押交易及批准和授权一切代表签署及交付本协议。”该条款的文义是天素投资公司享有处分(包括质押、转让）30%股权的权利和能力，但并无将股权转让给培超信息公司的文义，有权利和能力转让并不等于要转让。一审判决却据此认定“由此可见，该质押协议是以将标的股权变更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为目的和保证的”，只因有转让的权利和能力，一审判决就认定为要转让，该认定系歪曲理解，断章取义。五、一审判决未厘清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支持培超信息公司的诉讼请求，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罔顾客观事实，忽视培超信息公司与刘国强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约定由刘国强代培超信息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将培超信息公司与刘国强履行《借款合同》，后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履行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认定为刘国强代培超信息公司履行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认定不仅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同时也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六、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未生效、故无解除之必要，天素投资公司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一致约定，协议“须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协议在仅仅加盖了公章，没有双方代表签字的情况下，尚不满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故该协议并未生效。未生效的合同，无需解除，天素投资公司也无相应的合同义务，故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培超信息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天素投资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博创家和公司股东会决议分页盖章签字并不影响股东会决议的效力。2015年4月12日，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天素投资公司同意转让其持有的博创家和公司30%的股权，该协议书加盖了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的公章，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股权转让协议》也是对股东会决议内容的进一步确认，故即使股东会决议是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因不能同时到场而分页签字也不会影响该决议内容的合法效力。二、培超信息公司与刘国强签订的购买股权的《借款合同》第二条明确约定“乙方（刘国强）将借款只用于代甲方（培超信息公司）收购天素投资公司在博创家和公司持有的30%的股权。”同时，第三条又具体约定收购股权过户的时间是2015年4月30日，股权转让价款为1520万元。三、刘国强的银行卡是在培超信息公司控制下支付出去的1520万元，所以收条上写为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而不是刘国强投资的。鉴于刘国强也不敢认领这1520万元，而天素投资公司当庭认可李晶告知其除公账收了1050万元之外，另收有470万元，即共计1520万元。因此，退一步讲，作为天素投资公司即使不认可这1520万元是培超信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也己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将上述款项返还给培超信息公司并承担损失。四、培超信息公司在一审中已经充分履行了举证义务，所提交的证据相互关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培超信息公司的主张，而天素投资公司尽管对培超信息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提出了异议,但却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五、根据培超信息公司与刘国强签订的购买股权的《借款合同》及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涉案股权转让价格为1520万元，股权过户时间为2015年4月30日。经培超信息公司多次催促，天素投资公司均以股东未在国内无法签字，不能完成股权转让义务答复培超信息公司。培超信息公司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天素投资公司却没有履行相应的股权交割义务，培超信息公司也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力，培超信息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培超信息公司依法向天素投资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要求天素投资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1520万元并承担相应损失于法有据。刘国强述称，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与刘国强没有关系，虽然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也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但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12日又重新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付款虽然涉及刘国强，但在实际付款过程中，刘国强并没有自己操作过付款的银行卡，该银行卡在办好后就交给了培超信息公司，由培超信息公司来付款，与刘国强没有任何关系。培超信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天素投资公司立即返还培超信息公司股权转让款1520万元，并向培超信息公司支付利息（自2015年4月16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3、天素投资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12日，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天素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博创家和公司30%的股权（557.14万元货币出资）转让给培超信息公司，合同中未对股权转让价款进行约定。双方约定该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后双方仅在合同上加盖公章，并未有授权代表签字。同日，博创家和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培超信息公司接收天素投资公司转让的在博创家和公司的30%股权（557.14万元货币出资），享有并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2、同意培超信息公司接收徐徐弯弯转让的在博创家和公司的15.08%的股权（280万元货币出资），享有并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3、同意公司新章程。刘国强和天素投资公司在决议后签名和盖章。在该股东会决议尾部还有博创家和公司的其他股东李景玲、刘清春、孙建涛、李瑛签名的字样。2015年4月14日，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合同约定如下内容：鉴于乙方（天素投资公司）依法拥有博创家和公司的30%股权，为保证甲方（培超信息公司）权益，乙方拟将上述股权质押予甲方，作为其对甲方的还款保证；乙方是标的公司30%股权的合法所有权人，并有权力、权利和能力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依据本协议质押及（或）转让给甲方；乙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法人内部行动，以批准本协议下的股权质押交易及批准和授权一代表签署及交付本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至标的公司股权登记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或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质押；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完成登记手续之日起生效。后双方在合同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同年4月16日，双方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2015年4月16日，案外人邓华兰受培超信息公司的委托向博创家和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刘国强支付1520万元。同日，刘国强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培超信息公司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转让款1520万元”。同日，刘国强收到该款后将其中的1050万元支付至天素投资公司账户，天素投资公司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转让款1050万元”。另外470万元刘国强当日支付给了李晶，李晶出具收条写明“今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转让款470万元”。2015年1月20日，天素投资公司与刘国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如下：鉴于甲方（天素投资公司）合法拥有博创家和公司30%的股权，乙方（刘国强）合法拥有博创家和公司46.36%的股权，乙方为博创家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乙方同意受让甲方上述股权；双方商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050万元，乙方同意在该协议双方签字之日起10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协议第七条关于协议的变更和解除双方约定，如果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一审法院另查，博创家和公司工商登记现有股东有：李景玲、刘清春、孙建涛、李瑛、天素投资公司、刘国强、徐徐弯弯、赵磊、赵觅、汪春焕、周云新。天素投资公司名下仍持有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培超信息公司未被登记为博创家和公司的股东。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博创家和公司未召开股东会，天素投资公司和培超信息公司均未享受过股东权利，亦未承担过股东义务。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培超信息公司、天素投资公司和刘国强均陈述，标的股权未能办理变更工商登记，系因为博创家和公司的一名股东在境外，一直无法完成公司内部的法律程序。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三、违约责任的承担。一、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并生效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而本案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可以确定当事人的名称、标的和数量，因此该合同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天素投资公司关于该合同因没有约定价款而未成立的意见，于法无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根据查明的事实，培超信息公司、天素投资公司于2015年4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后双方代表并未在合同上签字，仅是加盖了公章。但在当日博创家和公司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上天素投资公司就向培超信息公司转让股权事宜盖章表示同意并知晓；同年4月14日，培超信息公司、天素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天素投资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质押给了培超信息公司；4月16日，天素投资公司收到培超信息公司通过刘国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0万元（包含李晶收取的470万元），上述行为都应视为天素投资公司已经接受了培超信息公司履行的主要的合同义务。因此，天素投资公司辩称该合同由于欠缺双方代表签字而没有生效的意见，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培超信息公司提交的2015年4月12日博创家和公司股东会决议，天素投资公司认可该印章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曾在该股东会决议上加盖印章，认为没有加盖骑缝章说明该股东会决议是培超信息公司拼凑而成。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骑缝章并非法律规定的必备要件，天素投资公司在签字页盖章的行为理应审慎，其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天素投资公司主张该股东会决议系培超信息公司拼凑而成并未提供反证加以证明，亦未证明该次用章系用于其它用途；而且，2015年4月12日，培超信息公司、天素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日天素投资公司即在股东会决议上盖章，并将股东会决议原件提交给培超信息公司的行为，符合常理。所以，对天素投资公司的此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李晶签字的470万元的收条，天素投资公司辩称李晶已于2014年9月离职，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并非天素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员工，李晶收取该款也并未入到天素投资公司帐上，李晶无权代天素投资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项，其收取的470万元不应视作天素投资公司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依常识可知，合同的订立一定有双方代表经手，但天素投资公司经一审法院询问后仍不能明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经办人。其虽对李晶签字的收条的真实性未予认可，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李晶签字的收条写明“今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转让款470万元”，该收条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均与天素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条一致，两张收条的原件均由培超信息公司持有，结合培超信息公司和当事人刘国强的陈述，可以认定李晶就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天素投资公司一方的经办人。一审法院据此将核实李晶在收条上签字真伪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天素投资公司，但天素投资公司并未证明李晶签字为虚假，亦未证明在其与培超信息公司订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过程中经办人另有其人。因此，对于李晶收取的470万元应视为是天素投资公司收取的培超信息公司的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天素投资公司辩称李晶已离职，不是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经手人的意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天素投资公司出具的1050万元的收条，天素投资公司认为该收条写明是“收到刘国强支付的购买博创家和公司30%股权转让款1050万元”，因此该款项的收取是基于履行天素投资公司与刘国强于2015年1月2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而非其与培超信息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鉴于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刘国强均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该收条并不能反映合同履行的全貌，需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结合天素投资公司签署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及博创家和公司股东会决议和李晶签字的收条四份证据来看，天素投资公司收取该款在履行时间和金额上更符合是对其与培超信息公司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关于2015年4月14日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天素投资公司辩称该质押协议系为刘国强向培超信息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而不是为了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质押协议约定：乙方是标的公司30%股权的合法所有权人，并有权力、权利和能力将其拥有的上述股权依据本协议质押及（或）转让给甲方；乙方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法人内部行动，以批准本协议下的股权质押交易及批准和授权一代表签署及交付本协议；甲乙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至标的公司股权登记机关办理质押登记或以双方约定的方式进行质押。由此可见，该质押协议是以将标的股权变更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为目的和保证的，天素投资公司辩称该质押协议系为刘国强向培超信息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缺乏证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解除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守约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以上述理由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若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则合同解除时间为解除通知到达合同相对方之日，当事人一方未先行通知即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原告递交起诉状并经由法院向被告送达的行为应视为向合同相对方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此时如果确认合同解除有效，则合同解除的时间为起诉状副本送达至被告之日。本案根据查明的事实，培超信息公司向天素投资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标的股权至今尚未具备办理变更登记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的条件，可见天素投资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培超信息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对培超信息公司要求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的时间应为一审法院向天素投资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的时间，即2017年1月4日。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合同解除后对于培超信息公司主张返还股权转让款15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三、违约责任的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天素投资公司收取培超信息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理应积极履行合同义务，将标的股权变更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但天素投资公司却未举证证明标的股权已经具备条件变更登记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致使培超信息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就迟延履行义务约定违约金，故一审法院判定培超信息公司因天素投资公司迟延履行义务所造成的损失为培超信息公司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即以1520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培超信息公司诉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关于刘国强提出的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第三人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根据查明的事实，刘国强收取了培超信息公司支付的1520万元款项，并就本案诉争的标的股权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这些行为的法律后果都需要在诉讼过程中通过举证质证及法庭辩论来加以查明和认定。并且，本案的处理结果也会影响培超信息公司、天素投资公司后续同刘国强之间解决争议的法律后果，因此，对刘国强提出的其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应成为本案第三人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12日签订的《北京博创家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1月4日解除。二、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退还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一千五百二十万元。三、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以股权转让款一千五百二十万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四、驳回北京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如下：一、关于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天素投资公司上诉主张，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一致约定，该协议“须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生效”，因双方代表未在协议上签字，尚不满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故该协议未生效。对此，本院认为，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虽无双方代表的签字，但双方均不否认协议上各自公章的真实性，且天素投资公司上诉称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质押协议》系应培超信息公司要求为刘国强向培超信息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可见，天素投资公司对于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知情并同意的。因此，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天素投资公司关于该协议未生效的上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培超信息公司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问题。天素投资公司上诉主张，其于2015年1月20日与刘国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刘国强支付的105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履行刘国强与天素投资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刘国强不配合且博创家和公司的另一股东徐徐弯弯在国外无法签字，导致涉案股权未能变更至刘国强名下。对此，本院认为，天素投资公司与刘国强和培超信息公司分别签订有《股权转让协议》，刘国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究竟履行的是哪份《股权转让协议》应结合案件的其他事实来综合判定。首先，刘国强自称其与天素投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其名下银行卡的付款系培超信息公司操作；其次，刘国强在收到案外人代培超信息公司支付的1520万元的当日向天素投资公司账户支付了1050万元，向李晶支付了470万元，天素投资公司和李晶出具了两张内容和形式相一致的收条，且该两张收条原件均由培超信息公司持有。天素投资公司虽主张李晶无权代表其收取股权转让款，但认可李晶系其委派的处理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经办人，培超信息公司一直与李晶接洽，有理由相信李晶能够代表天素投资公司，故李晶收取的470万元亦应当认定为天素投资公司收取的款项；最后，天素投资公司与培超信息公司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天素投资公司将涉案股权质押给培超信息公司，作为其对培超信息公司还款的保证，但双方均认可双方之间并无借款关系，天素投资公司解释称该《股权质押协议》系为刘国强向培超信息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但该解释缺乏证据支持，也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事实，可以认定培超信息公司已经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了向天素投资公司支付152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培超信息公司已经按照协议约定向天素投资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天素投资公司所持有的涉案股权至今未变更至培超信息公司名下，致使培超信息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一审法院对培超信息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并判令天素投资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天素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3000元，由北京天素绿色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岩审 判 员  闫 飞审 判 员  张 君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杜彦博书 记 员  曹颖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