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3民终314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昝秀蓉，女，汉族，1973年7月10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宾，广东君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何远青，男，汉族，1965年3月14日出生，住址：惠州市惠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二）：惠州市康达学校，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办事处上横村。法定代表人：谢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文锋，男，汉族，1979年8月29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陆丰市，系该学校员工。上诉人昝秀蓉与何远青、惠州市康达学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当事人原审的意见原告昝秀蓉诉称：被告何远青因经营惠州市康达学校所需，于2011年10月30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原告当天以现金方式发放了该借款。为此，被告何远青出具借条一份，写明借到原告人民币20万元，月息2%，每月30日付息4000元等。被告惠州市康达学校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盖章，确认为被告何远青上述借款本息提供担保，如有风险用其所收学费首先还款。此后被告陆续偿还了本金26700及至2014年3月的利息，自2014年4月1日起，被告便未再偿还借款本息给原告。为此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还款，但均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现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何远青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3300元及该款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41592元给原告，此后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另计。2、判决被告惠州市康达学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带清偿上述借款本息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负担。原告提供的证据有：原告身份证、被告代码证件、借条（被告何远青出具借条，于2011年10月30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月息2%，每月30日付息4000元，被告惠州市康达学校提供保证担保）、2014年7月份被告一与谢德浩（现在惠州市康达学校新股东、唯一的举办人）签订了《协议书》。补充提供的证据：2010年5月、2014年8月惠州市康达学校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被告一何远青未到庭参加诉讼、未作答辩。被告二惠州市康达学校答辩称，一、本案答辩人向昝秀蓉提供保证担保，是何远青伪造答辩人印章的非法代表行为，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昝秀蓉依法应当知道何远青代表答辩人担保的行为系非法越权事项，故何远青的代表行为无效，答辩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答辩人是经过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依法批准设立，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依法进行登记的民办学校：1.答辩人是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设立的公益性事业组织。2.答辩人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益性事业组织，在法律上答辩人独立享有公益性的办学资产。答辩人一经设立，即与出资人或举办者分离，即独立按照法定的组织原则和决策原则管理办学资产和办学收入，依法实施公益性事业。3.答辩人作为公益性事业法人，学校董事会才是学校的法定决策意思机构，学校董事会对学校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才是答辩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学校负责人未经董事会决议或授权擅自以答辩人名义实施的重大事项是越权行为，不是答辩人行为。（二）答辩人作为独立的公益性事业组织，何远青以答辩人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既违反法律，也违法了答辩人的公益性质和教育事业宗旨，是答辩人依法不应当实施的重大事项。答辩人及决策机构学校董事会从未决定给何远青个人债务向昝秀蓉提供保证担保。本案答辩人的所谓保证担保，是何远青利用其为答辩人工作的机会，伪造答辩人印章行为的非法行为，不是答辩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答辩人不负责任，应由何远青自行对其伪造行为负责。（三）何远青的越权代表行为对答辩人无效。在法律对民办学校的公益性质和决策程序作出如上明确强制规定的情况下，昝秀蓉对于何远青所从事的这类明显超出学校性质和宗旨的法律不当事项，应当知道学校不可能作出此类决定以及何远青行为的虚假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该代表行为显然无效，昝秀蓉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包括保证担保或民事赔偿等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法律责任。二、在法律禁止学校作保证人提供保证责任的情况下，昝秀蓉接受何远青盗用答辩人作为其债权的保证人，也不享有应保护的法律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因此，作为公益事业的答辩人不得为保证人，既是法律常识，也是法律对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法律活动的强制要求。三、答辩人作为公益性事业组织，根据自身性质和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清偿本案何远青个人债务属法律不能。答辩人作为民办学校，依法乃是公益性事业组织，学校资产仅限于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产，收入方面除收取学生的费用之外只有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答辩人办学资产目前仅有为办学必须条件而置办的教育设施设备，办学收入除取学生的学杂费之外只有政府教育财政拨款主要用于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基本无结余产生。让答辩人以办学资产、收取学杂费，或政府教育财政拨款清偿何远青个人债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章关于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本案答辩人实际上没有清偿何远青债务的法律能力，这不仅是事实不能，且是法律不能。故昝秀蓉要求答辩人对何远青个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不成立，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被告二提供的证据有：两张《付款单》（共付款113万元）。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原告与被告一有经济往来。当时被告一何远青是被告二惠州市康达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学校的举办人。被告一何远青于2011年10月30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万元，原告支付借款现金20万元给被告一，被告一何远青出具借条一份，写明借到原告人民币20万元，月息2%，每月30日付息4000元。当时，被告一以惠州市康达学校作担保，被告一在该借条上盖上惠州市康达学校的印章。借款后，被告陆续偿还了本金26700及至2014年3月的利息，自2014年4月1日起，被告一未再偿还借款本息给原告。2015年6月15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一、被告一何远青在2014年前是被告二惠州市康达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是学校的举办人之一，惠州市康达学校的90%股权是被告一所有。被告一通过两次股权转让将其在惠州市康达学校所有的90%股权转让了给谢德浩，2014年4、5月份转让了70%股权。2014年7月份被告一与谢德浩（现在惠州市康达学校新股东、唯一的举办人）签订了《协议书》，被告将其所剩余的20%学校股权转让给了谢德浩，转让价为90万元；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截止2014年7月15日被告一以惠州市康达学校的名义对外欠款有三笔（姚某100万元、许某13万元、昝秀蓉17.33万元），被告一同意将转让款90万元委托谢德浩支付给姚某、许某和昝秀蓉三人，用于偿还相应的上述欠款，不足于支付的剩余欠款由被告一继续清偿。协议签订后，谢德浩支付姚某、许某共113万元。二、被告二向本院申请对“2011年10月30日”借条的落款部位的公章“惠州市康达学校”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经摇珠选定、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作鉴定。由于未能查清2011年10月30日当时，惠州市康达学校所用的备案印章，仅查明2014年8月27日康达学校更换新公章、销毁旧章在公安分局作备案。司法鉴定所于2016年4月28日提供了鉴定结论是：借条上落款部位“惠州市康达学校”惠州市康达学校于2014年8月27日在惠城区公安分局《旧章销毁证明》复印件上的“惠州市康达学校”印文规格与细节特征均本质不符，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和被告一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经协商后被告一出具借款借条，原告向被告一支付借款20万元，对借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一向原告借款后未能及时清偿，尚欠借款本金17.33万元，被告一应当承担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相应法律责任。所以，对原告诉请被告一偿还借款本金17.33万元及其利息，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一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届满后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和辩论的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2011年10月原告基于被告一是学校的创办人、占学校90%股权，原告将款项出借给被告一，当时被告一承诺由学校还款，被告一加盖学校印章作保证担保，但是，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如今，被告一已经将学校的股权转让，原告未能证明借条上的印章为转让时移交并继续使用的印章，学校新的举办人有理由不认可该印章并提出相应的抗辩。被告一在2014年7月份转让康达学校股权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被告一以惠州市康达学校的名义对外欠款有三笔（姚、许、昝各一笔），被告一同意将转让款90万元支付给姚、许、昝等三人，用于偿还相应的上述欠款；同时约定，不足于支付的剩余欠款（90万元之外）由被告一继续清偿。协议中转让款90万元不足支付被告一对三人所欠款项，学校新举办人谢德浩受委托后支付的款项已经超过了90万元，学校新举办人是受委托付款，在付清转让款90万元之后，并没有相应的付款义务。所以，原告诉请被告二对本案被告一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其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一何远青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昝秀蓉支付借款本金17.33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17.33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52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一何远青负担。当事人二审的意见上诉人昝秀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被上诉人何远青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73300元及该款自2014年4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给上诉人；3、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惠州市康达学校连带清偿上述借款本金人民币173300元及该款自20l4年4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给上诉人；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两被上诉人共同负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未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违背事实和法律。案涉债权凭据《借条》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和保证期间，各方也未就还款宽限期达成任何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康达学校的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并未确定，不存在超出保证期间问题。二、一审判决以《借条》所盖公章非康达学校备案公章为由，否定康达学校的保证责任，明显逻辑混乱且违背事实和法律。1、该判决先认定“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即已承认康达学校应承担保证责任，后却以“举办人有理由不认可该印章”否定康达学校的保证责任，明显前后矛盾。2、非备案公章并非必然是伪造公章、无效公章。3、何远青签署《借条》时，既是康达学校90%股份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也是康达学校的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仅其签名便可认定，康达学校为何远青借款提供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何远青又亲自在《借条》加盖康达学校公章。4、康达学校现举办人与何远青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明确确认了康达学校该债务存在。三、一审判决以内部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否定康达学校对外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违背事实和法律。l、康达学校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案涉保证合同的债务人为康达学校。2、康达学校的新、老举办人的股权转让合同对康达学校所欠债务的偿还约定，仅对转让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能对抗康达学校的债权人。一审判决以内部股权转让约定，否定康达学校对外保证责任，违反最基本的法律规定。四、本案借款约定月利率2%，并未超出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4倍标准，也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予以调整为滥用自由裁量权。故，一审判决违背事实与法律，应予改判。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昝秀蓉补充上诉称，第一，借条上的康达学校的印章是何远青加盖的，担保条款是何远青亲笔书写的，而何远青当时既是康达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康达学校的出资人、举办人，其占有康达学校90%的股份，而另外10%的持有者也是何远青的亲属。因此，何远青当时还是康达学校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基于此，上诉人有理由相信何远青是代表康达学校的，而且有权代表康达学校为本案借款，让康达学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所以，本案的康达学校的连带保证担保关系是成立的，并且有效。第二，基于上述理由，康达学校不能以借条上的印章不是其备案公章，或者认为不是股权转让移交给新举办人后继续使用的印章为由而拒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这是没理由抗辩本案其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的。而股权转让后的新举办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也不是保证担保关系的合同主体，其不享有本案的抗辩权，而且刚才所述，康达学校不能以公章并非其备案印章进行抗辩，而且新举办人更不享有抗辩权，因此，一审判决已上诉人不能证明借条上的印章是康达学校备案公章或是股权转让时移交并继续使用的印章为由，认定新举办人可以此为抗辩理由从而否定担保责任，这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的。第三，本案的保证人是康达学校，康达学校是保证合同的直接债务人，其与上诉人关于保证责任的约定，不受康达学校股权变更、举办人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影响，其新老股东、举办人之间关于康达学校债务如何分担的约定，对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而且新举办人支付了90万元后，可以不承担责任，不等于说康达学校也可以免除本案的担保责任，因此，一审判决以新举办人支付了90万元为由认定新举办人不用承担保证责任，以此替代康达学校不用承担保证责任，这个是明显对债务主体的混淆，也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被上诉人惠州市康达学校答辩称：一、本案已超过上诉期限，依法不予上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审判决书，并在判决书上明确规定“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直至2017年9月27日答辩人才收到二审的开庭传票，本案明显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故本案应当依法不予上诉。二、本案上诉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且所谓的加盖学校公章作保证担保的“公章”经委托同法鉴定结论为“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答辩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一，一审法院在（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书的裁决理由和结果部分已阐明：“原告(昝秀蓉)将款项出借给被告（何远青），当时被告一承诺由学校还款，被告一加盖学校印章作保证担保，但足，原告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且昝秀蓉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答辩人主张权利；第二，一审法院判决书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已查明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结论：借条上落款部位“惠州市康达学校”与2014年8月27日在惠城区公安分局《旧章销毁证明》复印件上的“惠州市康达学校”印文规格与细节特征均本质不符，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根据《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第十一条规定：“需要更换印章的，须公告声明原印章作废后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重新办理备案或准刻于续”，因此答辩人具有法律效力的公章有且仅有一枚，旧章销毁也通过合法正当的手续进行办理，《借条》所盖的公章是私自伪造的，不合法的，不存在上诉状所提的非备案公章并非必然是伪造公章、无效公章的悖论。三、本案答辩人向昝秀蓉提供保证担保，是何远青伪造答辩人印章的非法代表行为，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昝秀蓉依法应当知道何远青代表答辩人担保的行为系非法越权事项，故何远青的代表行为无效，答辩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答辩人是经过惠州市惠城区教育局依法批准设立，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依法进行登记的民办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规定答辩人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不是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公司，答辩人不受公司法管辖，答辩人是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设立的公益性事业组织。2.答辩人作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公益性事业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及第三十六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规定，在法律上答辩人独立享有公益性的办学资产。答辩人一经设立，即与出资人或举办者分离，即独立按照法定的组织原则和决策原则管理办学资产和办学收入，依法实施公益性事业。3.依据法律，答辩人既非学校的出资人或举办者所控制，也非出资人或举办者所拥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以及该法第二十条“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规定，答辩人作为公益性事业法人，学校董事会才是学校的法定决策意思机构，学校董事会对学校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才是答辩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学校负责人未经董事会决议或授权擅自以答辩人名义实施的重大事项是越权行为，不是答辩人行为。（二）答辩人作为作为独立的公益性事业组织。何远青以答辩人名义为其个人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既违反法律，也违法了答辩人的公益性质和教育事业宗旨，是答辩人依法不应当实施的重大事项。答辩人及决策机构学校董事会从未决定给何远青个人债务向昝秀蓉提供保证担保。本案答辩人的所谓保证担保，是何远青利用其为答辩人工作的机会，伪造答辩人印章行为的非法行为，不是答辩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答辩人不负责任，应由何远青自行对其伪造行为负责。（三)何远青的越权代表行为对答辩人无效。在法律对民办学校的公益性质和决策程序作出如上明确强制规定的情况下，昝秀蓉对于何远青所从事的这类明显超出学校性质和宗旨的法律不当事项，应当知道学校不可能作出此类决定以及何远青行为的虚假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一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之规定，因何远青的越权代表行为属于昝秀蓉依法应当明确了解的违法行为，该代表行为显然无效，昝秀蓉无权要求答辩人承担包括保证担保或民事赔偿等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法律责任。四、在法律明令禁止学校作保证人提供保证责任的情况下，昝秀蓉接受何远青盗用答辩人作为其债权的保证人，也不享有应保护的法律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因此，作为公益事业的答辩人不得为保证人，既是法律常识，也是法律对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法律活动的强制要求。在法律明令禁止学校作保证人的情况下，昝秀蓉仍违法接受学校为其作保证担保，依法不应因此获得包括保证担保或民事赔偿等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法律保护利益。五、答辩人作为公益性事业组织，根据自身性质和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清偿本案何远青个人债务属法律不能。答辩人作为民办学校，依法乃是公益性事业组织，学校资产仅限于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产，收入方面除收取学生的费用之外只有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答辩人办学资产目前仅有为办学必须条件而置办的教育设施设备，办学收入除取学生的学杂费之外只有政府教育财政拨款主要用于教育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基本无结余产生。让答辩人以办学资产、收取学杂费，或政府教育财政拨款清偿何远青个人债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章关于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本案答辩人实际上没有清偿何远青债务的法律能力，这不仅是事实不能，且是法律不能。综上，昝秀蓉要求答辩人对何远青个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不成立，恳请贵院依法予以驳回。被上诉人何远青未到庭参加诉讼，未答辩。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二审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及结果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惠州市康达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惠州市康达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上诉人昝秀蓉主张惠州市康达学校作为保证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惠州市康达学校辩称其属于公益性事业组织，不能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惠州市康达学校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属于以公益为目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惠州市康达学校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惠州市康达学校可以为保证人。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以《借条》所盖公章非惠州市康达学校备案公章为由否定惠州市康达学校的保证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何远青向昝秀蓉出具《借条》并加盖惠州市康达学校公章时为惠州市康达学校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其出示公章的真实性。《借条》载明涉案借款由惠州市康达学校作还款担保，该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并不影响惠州市康达学校的保证责任。且何远青与现惠州市康达学校法定代表人谢德浩签署的关于股权转让的《协议书》也载明涉案借款系何远青以惠州市康达学校名义对外欠款。何远青与谢德浩虽在《协议书》中约定了偿还借款的方式，但《协议书》仅对合同相对人发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另，《借条》对借款的还款期限没有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也未对履行还款义务的宽限期作出任何约定，上诉人主张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未确定，不存在超出保证期间的问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惠州市康达学校应当对偿还涉案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借款利息，《借条》中明确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未超出年利率24%，故上诉人主张借款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无理部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尽管查明的事实清楚，但实体处理欠妥，其判决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及诉讼费分担部分。二、变更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何远青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昝秀蓉支付借款本金17.33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17.33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三、增加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5)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215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为：惠州市康达学校对上述借款本金17.33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4月1日起至债务清偿之日止以17.33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受理费用4524元，由被上诉人惠州市康达学校与何远青负担。上诉人预交的上诉费4524元，在被上诉人清偿借款及利息时予以抵扣，本院不予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 杰审 判 员  寇 倩审 判 员  黄宇乐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法官助理  李苗苗书 记 员  黄春婷附：相关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