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10民终31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恒云，女，1952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德，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建盛结构配套有限公司，住所在扬州市江都区丁沟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孟国庆。委托诉讼代理人：祁卫，扬州市江都区大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鼎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在扬州市江都区丁沟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马兆桂，该公司经理。上诉人徐恒云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建盛结构配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盛公司）、扬州市鼎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1002民初3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恒云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确认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借债合意，但却认定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已履行了交付款项的义务，是错误的。1、上诉人与韩洪林之间存在较长时间多次的借贷，不可能对每一笔借款都记忆得十分准确，一审法院将上诉人陈述不一致作为不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理由是不恰当的；2、上诉人转帐给孟娟的5.8万元，应由两被上诉人举证证明孟娟与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帐给韩洪林，一方面认为上诉人将家中留存的现金交付给韩洪林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另一方面在上诉人提供了转帐证据后又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债务杂乱而不予认定款项交付的事实，属于自相矛盾。建盛公司辩称，徐恒云与建盛公司无借贷合意，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所作判决正确，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鼎业公司未答辩。徐恒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立即偿还借款25万元及利息7.7万元（利息暂时计算至2015年3月），此后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建盛公司、鼎业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徐恒云之子周海明与被告建盛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韩洪林（已自杀身亡）相识后关系逐渐密切。徐恒云持韩洪林出具的2张借条，要求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给付本金25万元及利息7.7万元（利息暂算到2015年3月份）。2013年11月8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徐恒云人民币贰拾万元正，约定还款日期2013年12月5日，月息2%”，其中“月息2%”的字迹相对于借条上的其他字迹书写的墨色较深，借款人栏有韩洪林的签名，并加盖了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的印章，但同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徐恒云人民币现金贰拾万元正”，收款人栏有韩洪林的签名，仅有一枚建盛公司的印章，且该枚印章与同日出具的借条上建盛公司的印章不一致；2014年2月13日的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徐恒云人民币伍万元正，期限半年，月息2%”，其中“期限半年，月息2%”的字迹相对于该借条上的其他字迹书写的墨色较深，借款人栏有韩洪林的签名，并加盖了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的印章，同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徐恒云人民币伍万元正”，收款人栏有韩洪林的签名，并加盖了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的印章。2013年11月8日的收条和2014年2月13日的借、收条上加盖的建盛公司的印章，在原审中经双方确认不是建盛公司登记备案的公章。一审法院还查明，建盛公司的原始发起人是韩洪林、孟广茂、韩飞，2011年6月30日股东变更为孟广茂、韩飞，韩飞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2月16日经股东会同意韩洪林任法定代表人，并于2014年2月20日进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2013年9月3日，经股东会同意孟国庆成为公司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变更登记。当日，韩飞、孟国庆、孟广茂与韩洪林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2010年11月17日至2014年9月2日，韩洪林以建盛公司名义出具的欠条，如果所借款项进入公司账户且在公司财务凭证上有记载，韩飞、孟国庆、孟广茂同意该债务由建盛公司负责偿还，如未记载则未入账的债务全部由韩洪林个人偿还。鼎业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21日，法定代表人为韩洪林。2014年2月24日，鼎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马兆桂。本案借款的交付，徐恒云在原审时陈述是由其子周海明经手操作，借款交付的全是来源于徐恒云的现金。一审中，徐恒云陈述其分别于2013年10月22日，10月25日，11月1日，11月3日从自己的农业银行的账户中支取1.3万元、1.3万元、2万元、2万元，然后由其子周海明将现金交付给韩洪林；2013年11月8日徐恒云通过自有银行账户向建盛公司的会计孟娟银行转账5.8万元；2013年11月8日徐恒云从自有农业银行账户中支取现金1万元，再加上其家中结余的现金6.2万元，通过其子周海明交付给韩洪林，上述共计款项19.6万元，加之此前韩洪林未支付的利息4000元，故韩洪林向徐恒云出具了20万元的借条；2014年2月13日借款的5万元，徐恒云从其自有的银行账户中向韩洪林的账户转账1.5万元，剩余3.5万元为家中的积余的现金，由其子周海明交付给韩洪林。一审法院认为：韩洪林系建盛公司的发起人，出具条据时虽不是建盛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其此前主管建盛公司日常事务，韩洪林向徐恒云出具条据并加盖建盛公司印章，系以建盛公司名义进行借款。至于韩洪林是否使用备案印章系建盛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方，故徐恒云与建盛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韩洪林出具条据时系鼎业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洪林向徐恒云出具条据并加盖鼎业公司印章，系以鼎业公司名义进行借款，故徐恒云与鼎业公司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但徐恒云没有履行交付款项的义务。首先，徐恒云提供了大部分取现和转账证据，但经办人周海明对款项的交付时间、金额、地点在几次庭审中陈述不一致，按照常理其在原审中陈述的内容应更接近客观事实；其次，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8日金额为20万元的借、收条，徐恒云提供了当日转账给孟娟账户5.8万元的证据，但孟娟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的关系，徐恒云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该5.8万元是不是徐恒云受韩洪林指示汇款至孟娟账户，也无证据提供。徐恒云在借条出具前几日及当日多次少量取款，取款总额远远不足20万元，徐恒云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上述取款已交付建盛公司、鼎业公司；再次，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3日、金额为5万元的借、收条，徐恒云陈述其中3.5万元是家中现金，由其子周海明交付韩洪林，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剩余1.5万元，徐恒云虽提供当日转账给韩洪林账户的证据，但徐恒云与韩洪林、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之间债务杂乱，徐恒云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1.5万元与2014年2月13日金额为5万元的借、收条上载明的债务相对应，亦无证据证明该1.5万元用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尽管韩洪林在出具借条的当天即出具了收条，但徐恒云一、二审及本案庭审中关于交付款项陈述明显不一致，未能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款项交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徐恒云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25元，由原告徐恒云负担。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3日，孟国庆经股东会同意成为建盛公司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同日韩飞、孟国庆、孟广茂与韩洪林签订协议书一份。对此，一审法院认定为2013年9月3日，时间有误。徐恒云与案外人周正安系夫妻关系，周海明为二人之子，周正安系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张纲桥东振安工艺厂个体工商户业主，经营玉器雕刻加工、工艺品零售。徐恒云称其与周正安借款给建盛公司、鼎业公司，均由其子周海明实际操作。周海明陈述周正安和徐恒云自2013年到2014年7月期间通过韩洪林共出借给建盛公司、鼎业公司164万元，其中周正安出借25万元。徐恒云陈述除本案25万元借款，另出借给建盛公司的114万元，全是来源于徐恒云的现金，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徐恒云的诉讼请求后，已发生法律效力。另经本院调查，孟娟是当时鼎业公司的会计，2013年11月8日徐恒云帐户转给孟娟账户5.8万元，2014年2月13日徐恒云帐户转给韩洪林账户1.5万元；2013年12月24日孟娟账户转给徐恒云帐户6.15万元，2014年1月5日孟娟账户转给徐恒云帐户2万元。上述事实，有韩飞等人与韩洪林签订的协议书、徐恒云在关联案件中的陈述、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5）扬江宜民初字第262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农业银行扬州市分行协助查询通知书(回单)、户名徐恒云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等为证。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徐恒云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2、徐恒云是否实际履行了交付义务。本院认为：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借款人有借贷合意，出借人实际履行了款项交付，借贷关系成立，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则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徐恒云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主要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围绕案件事实，结合法律规定，从借贷合意和实际履行交付两方面进行考量，也是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现分析认定如下：一、徐恒云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之间已形成借贷合意。借贷合意是指借贷双方就借款一事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徐恒云持有韩洪林出具的、加盖建盛公司和鼎业公司印章的2张借条，是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合意的直接证据，基于出具借条时韩洪林主管建盛公司日常事务和鼎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该借条在确认双方形成借贷合意上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建盛公司虽辩驳同日出具的借条和收条上的印章不一致或非登记备案的印章，但并无证据证明相对人非善意或印章系他人伪造加盖的情况下，则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能以此对抗善意相对方，不能苛求善意相对人的审慎注意义务，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否定双方已形成借贷合意。鼎业公司未予答辩，也未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徐恒云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之间形成借贷合意。二、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徐恒云实际履行了涉案条据中款项的交付义务。1、根据借款实际操作人周海明陈述，本案2笔借款都是由韩洪林收到款项后，出具借条的同时再单独出具收条，此行为有违一般生活常理和通常做法。2、落款日期为2013年11月8日的同时出具的借条、收条中，建盛公司的印章尺寸大小有明显差异，实际操作人也是在场人的周海明有银行工作经验，应当能够及时发现却未发现，虽然不能苛求其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建盛公司同时加盖2枚不同尺寸印章的合理怀疑不能排除。3、2013年11月8日的收条仅加盖建盛公司一枚印章，徐恒云曾陈述是“因为当日发生的20万元借款仅仅是一笔借款，不可能向两被上诉人同时交付20万元”。此说法与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3日出具的借条、收条中同时加盖建盛公司、鼎业公司印章存在矛盾。4、对于2013年11月8日借条中20万元的交付，徐恒云在数次庭审中的陈述矛盾。一是如果按开始解释为直接交付现金，结合徐恒云关联案件中陈述的出借款项数额、现金交付方式以及银行卡交易明细，其短时间内多次交付大额现金，无其他证据相佐证，也与其陈述的家庭收入来源不相符，本院无法采信。二是如果如果按照徐恒云现在陈述“其分别于2013年10月22日，10月25日，11月1日，11月3日从自己的农业银行的账户中支取1.3万元、1.3万元、2万元、2万元，然后由其子周海明将现金交付给韩洪林；2013年11月8日通过自有银行账户向建盛公司的会计孟娟银行转账5.8万元，2013年11月8日徐恒云从自有农业银行账户中支取现金1万元，再加上其家中结余的现金6.2万元，通过其子周海明交付给韩洪林，上述共计款项19.6万元，加之此前韩洪林未支付的利息4000元，故韩洪林向徐恒云出具20万元的借条”，但本院核查徐恒云银行卡交易明细发现，①2013年10月22日-11月8日该银行卡上余额保持在14-21万元之间，却出现多日多次小额取现现象；②同年10月25日分三次共取款1.3万元，取款地点不在同一处；③同年11月3日共分4次取款2万元，同日又在该帐户存入现金2万元；④同年11月4日-11月6日未发生交易明细，11月7日存入现金500元、11月8日存入9700元，徐恒云却称11月8日家中有结余现金6.2万元。韩洪林作为建盛公司日常事务的主管和鼎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借款项用于经营，却如此多次接受小额借款款项，明显不合常理；如果是徐恒云多次取款后集中交给韩洪林，徐恒云在其银行帐户有较大数额余款的情况下，多次小额取款行为也不合常理。显然，徐恒云对该20万元的款项交付方式，现在的陈述，本院亦无法采信。5、徐恒云提供2013年11月8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孟娟银行帐户转账5.8万元的证据，以证明交付部分款项事实，但经本院调查，2013年12月24日孟娟账户又转给徐恒云帐户61500元。故徐恒云认为转帐孟娟的5.8万元属于款项的交付，证据不充分。6、在本案和关联案件中，徐恒云陈述其通过韩洪林与建盛公司、鼎业公司发生过较长时间多次的借贷、本息未结算过、没有收到过还款，但孟娟作为鼎业公司会计，其账户2013年12月24日转给徐恒云帐户6.15万元，2014年1月5日再转给徐恒云帐户2万元，结合徐恒云汇款给孟娟的事实，显然徐恒云的陈述与实际并不相符。7、2014年2月13日借条中的款项交付，徐恒云陈述其中3.5万元是家中现金，另当日汇款给韩洪林帐户1.5万元并提供了汇款证据。但2014年2月13日徐恒云帐户转帐给韩洪林帐户1.5万元时，徐恒云帐户上余额达4.5万元，如是当日交付借款款项，在给付现金和转帐并用时，常理上应尽可能通过转账交付款项。8、另从现有证据看，2013年10月-2014年2月，徐恒云给孟娟转帐5.8万元，给韩洪林转帐1.5万元，孟娟2次共汇给徐恒云8.15万元，双方资金互有来往，往来数额差距不大。故徐恒云上诉称2笔借款共25万元借款已实际交付，并提供收条，但目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款项实际交付的事实。综上所述，徐恒云向建盛公司、鼎业公司主张本案25万元借款，从借条的形式看，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但综合本案及关联案件的证据综合分析，徐恒云对款项是否实际交付，其目前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的不合理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尚不能达到已实际交付的证明标准，故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25元，由上诉人徐恒云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江厚良审判员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赵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