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陕05民终2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伟，男，1982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利玲，女，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文绪芳，女，1944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飞，陕西ＸＸ山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上诉人王伟、张利玲因与被上诉人文绪芳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韩城市人民法院(2017)陕0581民初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伟、张利玲、被上诉人文绪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鹏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文绪芳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伟、张利玲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青苗补偿款1648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补偿问题已做出了明确约定，所有赔偿都乙方无关，双方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从未约定过青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1、被上诉人提供的《土地租种协议》主体错误。本案涉案土地承包人是被上诉人所在五星村八组村民文绪芳，而实际耕种人为上诉人王伟、张利玲。因此，若存在书面合同，主体应为：王伟、张利玲、文绪芳。而不是该协议上的王伟、贺礼成。贺礼成并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在村组的成员，对该土地不享有任何权利，也没有权利对文绪芳的土地进行转让，并且该协商上也并没有出现贺礼成为文绪芳代理人等相关字样。因该合同主体错误，并且损害了张利玲的合法权益，并未履行；2、当事人已经达成新的口头约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协议中第二条约定：“租金以今年小麦价格为据换算，每年乙方给付甲方180斤小麦款额，一年一付”实际该协议因损害了张利玲、文绪芳的合法权益，并且180斤小麦价格明显与实际不符合，当事人也已经撕毁，并且重新达成新的“口头协议”每年租金200元不等。因此，当事人从没有按照该协议履行过，更谈不上对“青苗补偿款”作出任何的约定；3、退一步讲，该《土地租种协议》也没有约定“青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该协议第三条约定：“租种期间，若遇国家国家公益性征地，属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合同即行终止。征地赔偿办理过程中甲方出面实现，在与乙方无关，在乙方当年未见收益的前提下，甲方付给乙方适当补偿。”首先，该协议并没有履行，因此协议中的约定不能作为本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其次，该条中并没有就“青苗补偿款”作出约定，被上诉人出面办理征地赔偿事宜是作为土地承包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本就与上诉人无关。但是双方并未明确就“青苗补偿款”归被上诉人所有，一审法院认定明显有失公平，偏向对方。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因此，本案中涉案的青苗补偿款应归实际投入人王伟、张利玲所有。涉案所征用的土地上种植的葡萄树本就是上诉人辛苦种植所得，与被上诉人无关。并且上诉人租用被上诉人的承包地为有偿租种，每年付有租金。遇到国家公益性征地，青苗补偿款仅仅起到的是“补偿”的性质，并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而“青苗补偿款”也是对实际投入者的一种弥补。而被上诉人已经得到了该土地征用的赔偿款，并非没有补偿。而被上诉人为了一己私利，将本应归上诉人所有的“青苗补偿款”占为已有在道德上、法律上均站不住脚。原审判决有失公允，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使失去经济作物的农民得不到任何补偿。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查清事实后改判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青苗补偿款16480元，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文绪芳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双方于2011年9月10日签订的土地租种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权利义务约定明确，对征地后的青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已经明确约定，应当按照协议应当执行；二、双方对青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已经明确约定，一审判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正确。根本不存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情况。二上诉人从2015年至今不但没有交纳租金，还继续耕种经营至今，并没有给其造成任何损失。王伟、张利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青苗补偿款1648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王伟、张利玲、被告文绪芳均系韩城市新城街道办事处五星村八组村民。2011年9月份原告王伟通过陈万堂介绍，承包了被告文绪芳土地2.15亩，同年9月10日原告王伟与被告文绪芳之夫贺礼成签订了书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载明：土地租种协议，五星村八组村民文绪芳、贺礼成（下称甲方）现有承包土地2.15亩，经与本村村民王伟商议（下称乙方）同意让其承租耕种，协议内容如下：一、承租期限为10年，自二零一一年九月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二、租金以今年小麦价格为据换算，每年乙方付给甲方180斤小麦款额，一年一付，付给实物亦同。三、租种期间，若遇国家公益性征地，属非人为原因造成，此合同即行终止。征地赔偿办理过程由甲方出面实现，再与乙方无关。在乙方当年未见收益的前提下，甲方付给乙方当年适当补偿。四、租种期间，乙方不得私自将土地转租，转让给他人耕种，若要变更租种人，需经甲方同意，除耕种外，不得挪作他用。如遇到政策性调整或集体性变更，均由甲方出面实现，乙方不得自行处理。五、遇有农田基建性改造、投资由乙方负责。六、协议执行。甲方有权指换由其儿子文军鹏或贺军宏代理执行。合同由甲乙方各执一份。签字，甲方贺礼成，乙方王伟。2011.9.10。”原告在该租种土地上种植了葡萄树。2016年IO月份五星村八组盘河路、黄河新区西环路五星村安置等事宜征收了原告王伟承包被告文绪芳的土地2.06亩，2016年10月28日五星村八组将被征收该地的青苗附着物补偿款16480元发放给了文绪芳名下。王伟以青苗附着物补偿应为其所有为由向文绪芳交涉未果，故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文绪芳返还青苗附着物补偿款16480元。另查，双方协议书上承包地为2.15亩，但五星村八组实际按2.06亩给付的补偿款。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青苗补偿款发放表、土地承包协议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被告文绪芳与原告王伟均认可土地征收时，实际耕种者为王伟，地上附着物葡萄树由王伟所有并实际经营管理收益。原、被告双方争议的青苗附着物补偿费应归原告所有，但双方在2011年9月11日签订的（土地租种协议）中第三条约定，租种期间，若遇国家公益性征地，属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合同即行终止。征地赔偿办理过程由甲方出面实现，再与乙方无关，在乙方当年未见收益的前提下，甲方付给乙方适当补偿。原、被告双方对补偿问题已做出了明确约定，所有的赔偿都与乙方无关，双方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之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伟、张利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2元，由原告王伟、张利玲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王伟、张利玲请求被上诉人文绪芳返还被征用土地的青苗补偿款1648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本案争议的青苗补偿费所涉及的土地属于被上诉人文绪芳其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且已经被征用。根据双方在2011年9月11日签订的（土地租种协议）第三条约定，租种期间，若遇国家公益性征地，属非人为原因造成的合同即行终止。征地赔偿办理过程由甲方出面实现，再与乙方无关，在乙方当年未见收益的前提下，甲方付给乙方适当补偿。韩城市新城街道办事处五星村八组基于被上诉人文绪芳其家庭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在2016年10月28日将被征收该地的青苗附着物补偿款16480元发放给了被上诉人文绪芳名下，并无不当。至于被上诉人文绪芳是否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给付二上诉人适当补偿，因二上诉人并无充分证据证明，青苗附着物补偿款所涉及的土地被征用后，当年并没有取得任何收益的事实，故双方约定当年未见收益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综上所述，王伟、张利玲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2元，由上诉人王伟、张利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鱼小强审 判 员  王五喜代理审判员  南 楠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李景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