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民终9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某，女，1983年3月16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二建，山西诚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男，1982年9月23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华，内蒙古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某因与被上诉人李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初1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某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胡某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两次诉讼当中可以认定一个事实，胡某离婚前是家庭主妇，并不知晓家庭的财产情况；其次，第一次起诉离婚主张50万元，而未主张其余财产，是因为当时咨询律师时，拿着离婚协议，问约定的存款50万元一直未支付，可否向李某主张，律师经过询问离婚协议已经生效，故提出可以起诉主张要求其支付，但是北京市各级法院立案需要写明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的离婚后财产纠纷主要包括四种情形，其中第二条就是“当事人协议离婚时达成了财产分割，离婚后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而发生纠纷”，故只能用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由，所以并不涉及说在2015年起诉离婚后财产纠纷之时未主张其他财产的分割，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案由来认定事实，有失偏颇。2、一审法院明显对于举证责任承担分配不公，一审法院在认定“争议焦点在于胡某、李某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对于财产的处理是否已一并考虑了本案所涉的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及两辆汽车”及“离婚时李某名下是否有50万元的存款，系本案的关键问题”，明显是一审法官对认定事实的理解意思进行扩大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明显偏颇导致。3、一审法院明显违背程序及损害胡某的合法权益。李某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胡某的上诉理由和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双方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对债权债务已经进行了分割并且提到了无其他争议。包括离婚纠纷诉讼中，提到了其他无争议。一审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于整个案件的事实查的很清楚。双方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了证据。胡某在明知各项财产的情况下，对财产进行了放弃，而事后又主张，存在虚假诉讼。胡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在胡某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投资持有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50%股份的二分之一或相应转让股份份额对应的折价款及投资收益；2、请求依法分割在离婚协议时未处理的登记在李某名下的现代牌小轿车（牌号为P××）归李某所有，李某给胡某车辆折价款2万元和离婚后得知登记在李某名下的浙通牌大型汽车（牌号为A××）归李某所有，李某给胡某折价款8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胡某与李某以前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在赤城县民政局协议离婚，胡某作为传统家庭妇女，按照传统相夫教子的习俗，整日在家负责家务和丈夫孩子的饮食起居，李某负责打工挣钱，对于李某在外具体挣多少钱、在外如何经营挣钱从来不向胡某叙述更不用说协商，只有在胡某为了家庭的生活所需时向李某张口，李某才给一部分家庭所需的零花钱，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导致胡某对于家庭共同财产并不知晓，只是听李某的单方陈述，在2015年4月23日双方离婚以后，李某一直不按照双方的离婚协议书约定的财产部分支付胡某50万元存款，胡某于2015年12月28日向法院起诉主张约定的50万元存款，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李某支付胡某存款48万元，在经历此事以后，胡某经多个律师所咨询，确定李某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出资25万和别人投资设立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占有该公司50%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李某对于该公司的出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时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并未完全知晓对于李某投资的公司胡某还可以享有份额，分割相关财产权益，故未针对此事予以解决。对于车辆登记事宜，登记在李某名下的现代牌小轿车（牌号为P××），在离婚时并未予以一并处理，而登记在李某名下的浙通牌大型汽车（牌号为A××）是胡某经过查询才得知，之前李某根本并未提及此事，也更谈不上依法分割。综上所述，胡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李某向一审法院辩称，2015年4月23日，李某与胡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的第三条财产处理，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款50万元归胡某所有……，其他无争议。2015年12月28日昌平区法院作出的（2015）昌民初字第20562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双方就此案再无其他争议。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对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做出明确的分割，并经双方签字认可，再无其他争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本案不属于上述的几种情况。胡某在起诉书中诉称不知道李某在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登记在李某名下的现代牌小轿车（牌号为P××），在离婚时并未一并处理，登记在李某名下的浙通牌大型汽车（牌号为：A××）不知情，事实上胡某对其所请求分割的财产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2009年12月23日购买现代牌小轿车时是和朋友借了80500元购买的，当时的购车款也是由朋友直接支付给4S店的，该笔借款至今未还，由于经济条件一直不好，李某为改善生活条件，向亲戚借款21万元于2013年1月30日购买了浙通牌中型汽车（牌号为A××），用来出租，拉货。2013年6月李某的表哥李某1准备注册公司，李某也想入股，7月注册公司时，李某向朋友借款25万元出资，公司成立后，一直亏损，2015年公司稍有好转，为胡某办理了社会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和胡某的居住地址，两辆车每天也都停放在院子里，截止到2015年5月27日李某和胡某共负债540500元，共同存款66851.41元，2015年4月23日李某和胡某为了孩子能在北京上学，签订了离婚协议书，签订协议时根本没有存款50万元。胡某对上述内容都清楚明白，签订离婚协议时胡某之所以放弃上述财产，因为其知道所有借款至今都未还清，所以胡某放弃了上述财产的分割，只要求分得存款50万元，李某在2015年12月28日支付给胡某的48万元也是借的高利贷。既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的分割做出明确的处理，（2015）昌民初字第20562号民事调解书中也明确双方就离婚后财产纠纷再无其他争议。胡某再次针对离婚后财产分割提起诉讼，也不符合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对于胡某的恶意诉讼，法院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如果胡某执意要求分割上述财产，胡某应先偿还共同债务后再对其主张的财产进行分割，现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保护李某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胡某与李某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5年5月27日登记离婚，民政局存档的双方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财产处理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存款50万元归女方所有。婚前财产个人归个人所有，各自的衣物，行李归各自所有，其他无争议。”之后，因李某未向胡某支付50万元，胡某以离婚后财产纠纷为由起诉至法院，诉讼请求为要求李某按照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支付50万元。双方最终调解解决，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出具（2015）昌民初字第20562号民事调解书，记载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为：“一、李某按照双方离婚协议书约定支付胡某48万元，于2015年12月28日支付；二、双方就此案再无其他争议。”胡某第一次开庭时称离婚时其对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及牌号为P××的现代牌小轿车、牌号为A××的浙通牌大型汽车是知道存在的，但是不清楚可以分割，离婚时为了孩子上学李某说怎么写就怎么写了。第二次开庭时胡某称其离婚时不知道牌号为A××的浙通牌大型汽车。胡某提交《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北京市工商局档案及银行明细为证。《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显示号牌号码为P××的现代牌小轿车和号牌号码为A××的浙通牌大型汽车登记所有人为李某。北京市工商局档案显示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两个，其中李某占50%的股份。银行明细显示李某名下北京农商银行账户2015年3月23日15时余额512580.35元，当天16时又转出500000元，2015年4月23日余额6547.60元；李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2015年3月19日余额109680.12元，2015年3月23日支出50000元，2015年4月21日收入20000元后余额40224.01元。另有李某自行提交的其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015年3月21日余额83174.61元，2015年3月23日支出80000元，2015年4月10日余额4273.94元。李某称离婚时并无存款500000元，当时签订离婚协议是以胡某放弃其他财产及不承担债务为条件的，要的东西写上了，没有要的都没有写。李某对银行明细称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存款余额并无500000元，对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3月23日支出50000元及中国建设银行2015年3月23日支出80000元系办理孩子上学的费用和招待费，共计花费105000元，剩余25000元于2015年4月21日又存入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内；对北京农商银行500000元转出记录称系其代公司的转款行为，并提交《设备租赁合同》、银行交易记录为证。《设备租赁合同》与银行交易记录显示2015年3月15日，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与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承租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械，租赁费用500000元；2015年3月23日由李某北京农商银行账户向北京某股份有限公司转账500000元。胡某对上述证据及李某所述不予认可。李某另提交《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证明其在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份占比已变更，且其股权已质押给方某。《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显示2016年5月30日股东会决议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路鹏恒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李某2为股东等，增资后李某占2.5%的股份。《股权质押协议》及《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显示李某将其2.5%的股权质押予方某，并于2017年10月20日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上述事实，有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机动车综合信息查询、北京市工商局档案、银行明细、设备租赁合同、银行交易记录、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质押协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胡某、李某于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对于财产的处理是否已一并考虑了本案所涉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及两辆汽车。对此李某主张离婚时其名下并无存款50万元，故当时约定其支付胡某50万元实际已包含了所有财产及债务的处理；胡某主张当时约定的50万元仅指存款的处理，不涉及其他财产。故在离婚之时，李某名下是否有50万元的存款，系本案的关键问题。对于李某名下存款情况，经查询2015年4月其存款余额仅五万余元，2015年3月23日李某曾转出50万元，但根据李某提供的证据，该笔50万元系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交易相关。故综合双方的举证来看，无法认定胡某、李某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李某名下有50万元存款；且考虑到根据胡某陈述，其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已知另有其他财产，但在2015年起诉离婚后财产纠纷之时亦未主张其他财产的分割，故法院对李某称离婚协议的约定已对所有财产及债务进行了考虑的主张予以采信，对胡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某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二审期间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胡某在与李某协议离婚后，主张分割李某持有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股份及登记在李某名下的两辆汽车，李晓东不同意分割，主张所有财产及债务在离婚时已经分割完毕。因此，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协议离婚时对于财产的处理是否包含了胡某主张分割的上述财产。根据胡某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胡某在离婚时对于上述公司及车辆的存在是知情的，因此李某并不存在隐藏上述财产的行为。双方在2015年4月2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就财产处理约定为存款50万元归胡某所有，其他无争议。后该款项通过诉讼调解由李某给付胡某48万元并已经履行完毕。而根据在案的证据可以证实，双方离婚时李某名下并无50万元存款，其存款仅5万余元。因此，虽然双方的《离婚协议书》中并没有明确显示公司股权及车辆如何处理，但综合考虑双方《离婚协议书》财产处理中李某给付胡某款项的数额以及李某当时名下实际存款数额，结合胡某在离婚时对于股权及车辆知情，可以认定双方协议离婚时对于股权及车辆已经一并进行了处理，现胡某起诉主张分割股权及车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五十元，由胡某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 磊审 判 员  刘福春代理审判员  吴扬新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张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