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2民终47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开斌，男，197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进、陈旭，福建均融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钟金红，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武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丽玉、吴子华，福建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翠柱，男，197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原审被告：刘连杰，男，1980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夏邑县。上诉人王开斌因与被上诉人钟金红、原审被告张翠柱、刘连杰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7）闽0213民初6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开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钟金红的诉讼请求，或者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王开斌与钟金红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系可撤销合同，王开斌有权行使撤销权，且撤销权除斥期间并未经过。一、钟金红告知讼争协议项下的山地用途为养殖，在明知翔安政府禁养政策前提下，对于合同中重点细节隐瞒，并未向王开斌披露，存在主观故意，构成欺诈，使得王开斌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了上述协议。二、根据合同法可撤销合同的规定，王开斌有权行使撤销权，且撤销权除斥期间并未经过。对于撤销权的起算时间点，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应当从2016年3月16日起算，这不仅不符合正常逻辑与常理，且与法律相悖。签订讼争《农场转让协议书》之后，王开斌分别于2016年3月29日、2016年4月2日合计向钟金红支付转让款15万元。结合《农村转让协议书》第一条以养殖农场未订立该份协议的重要目的，王开斌订立协议时对于因政府禁养政策导致自身出于养殖农场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愿不能实现并不清楚。显然一审法院将2016年3月16日认定为撤销权的起算点，系认定事实错误。然而，也就是在支付部分转让款后，即2016年5月下旬，王开斌才得知协议项下的山地，因为政府出台禁养政策，并不能用于养殖，多次与钟金红沟通，协商解决此事，2016年5月24日，钟金红向王开斌作出声明，承诺负责回收山地所养殖的畜禽。该份证据一审法院未予采信。因此2017年5月9日，王开斌向法院起诉撤销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村转让协议书》，并未过一年除斥期间。钟金红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一、王开斌主张钟金红存在欺诈，据此要求撤销双方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农场转让协议书》无事实依据。1、翔安区人民政府2013年12月10日发布的《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关于畜禽养殖禁养区和禁建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属于政府政策性文件，系公开对外公布，为公众所知悉。2、双方签订《农场转让协议书》旨在于转让讼争农场现有的财物、活物，钟金红无权指定农场用途，该内容是王开斌与发包人之间约定的内容。钟金红转让的活物、财物包括其在经营管理农场期间投入的道路修建、房屋加盖修葺、水电配套设施，几千棵果树的管理所付出的成本，由此产生转让费。钟金红并非出租方也非农场所有者，其无权限定农场的用途。具体农场的承包费用、承包期间、农场用途等内容系由王开斌与农场发包方之间约定的内容。3、王开斌主张其不知情讼争农场为保护区明显与事实不符。双方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第一条载明：“双方经现场查看确认农场现有的财物及活物……”可见，王开斌在与钟金红签订《农场转让协议书》之前已前往农场现场详细查看，即王开斌对于农场的环境及情况是非常清楚的。而该农场入口及路边均立有明显石碑，石碑上刻有内容“古宅水库引用水源保护区”。由此王开斌主张其不知情讼争房产为保护区明显与事实不符。王开斌与发包方签订的《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已明确讼争农场的用途，不存在钟金红隐瞒农场用途的事实。综上，王开斌主张钟金红存在欺诈无事实依据。二、本案王开斌所称协议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其主张撤销协议书的期限也早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其主张无法律依据。1、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农场转让协议书》，之后，王开斌与案外人薛祥杰在厦门市同安县村委会的见证下，签订《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正式承包经营讼争农场。根据王开斌原审提交的两份《收据》可见，王开斌分两次向钟金红支付了农场转让费合计15万，支付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29日和2016年4月2日，而王开斌最迟于2016年3月29日之前已与发包方签订《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上述两个时间距离王开斌2017年5月9日反诉主张撤销合同的均已超过一年。2、结合本案钟金红起诉要求王开斌支付转让尾款15万元后，王开斌才于2017年5月9日向法院提出反诉要求撤销双方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王开斌为逃避债务，恶意缠讼的意图显而易见。3、钟金红交接农场后，王开斌与发包人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其不仅获得农场现有的财物、活物，还实际经营管理农场获益至今。其单想享受权利，却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平原则相违背。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王开斌与钟金红之间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钟金红已经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王开斌依约应支付转让款。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原判，驳回王开斌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张翠柱未作陈述。原审被告刘连杰同意王开斌意见。钟金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共同向钟金红支付农场转让费15万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至实际付清款项止）。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撤销钟金红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2、钟金红向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返还转让费1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址在厦门市翔安区耕地，北至大帽山农场交界，面积约1250亩）系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民委员会所有。1993年10月10日，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村民委员会与案外人薛祥杰签订了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上述果林山地由薛祥杰承包，承包期限为50年，自1993年10月31日至2043年10月31日止，山地承包合同书还对承包金额、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2014年6月23日，钟金红与薛祥杰签订了一份山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将上述果林山地转包给钟金红经营，承包期限自合同签订后至2043年10月31日，合同还对承包金额、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2016年3月16日，钟金红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签订了一份《农场转让协议书》约定：1、钟金红将上述果林山地农场现有的财物及货物（不含原第三方薛祥杰的资源及人员）整体转让给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农场的用途为种植业和养殖业；2、农场转让费30万元，在签订协议之日钟金红将农场正式交接给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同时支付钟金红10万元，在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第三方（薛祥杰）签订协议并清点完活物无误时将余款20万元支付给钟金红等条款。农场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钟金红依约将涉案上述果林山地农场交付给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经营，并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对农场的活物进行清点并交接完毕。嗣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第三方薛祥杰另行签订了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已支付给钟金红转让款15万元，剩余的转让费15万元尚未支付，经钟金红多次向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催讨未果，钟金红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法院撤销钟金红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以及钟金红向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返还转让费15万元。另查明，2013年12月10日，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兽禽养殖禁养区和禁建区的公告，涉案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古宅水库西南面果林山地属公告的兽禽养殖禁养区。一审法院认为，钟金红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未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农场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钟金红已依约将涉案上述果林山地农场及农场的活物交付给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经营，并促成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第三方薛祥杰另行签订了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应依合同约定向钟金红付清农场的转让费，但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至今仅向钟金红支付转让费15万元，尚欠的转让费15万元未付，后经钟金红多次向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催讨未果，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故钟金红请求法院判令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共同向钟金红支付农场转让费15万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6年3月21日）起计至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实际付清款项止】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于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提出钟金红隐瞒事涉案上述果林山地农场属于厦门市翔安区兽禽养殖禁养区的事实，存在明显欺诈行为的主张，因钟金红不予认可，且讼争的《农场转让协议书》是在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10日发布关于兽禽养殖禁养区和禁建区的公告之后签订的，该公告是对社会公开，钟金红是无法隐瞒的，同时，上述果林山地农场的出入口也树立明显的水源保护区的标志，有钟金红提供的照片予以佐证，该标志的内容亦明确载明水源保护区内属于兽禽养殖禁养区，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钟金红交接上述果林山地农场时对水源保护区载明的内容应当是知悉的，故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退一步讲，假使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钟金红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存在撤销的事由，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亦未能在法定一年内行使撤销权，撤销权已消灭。综上，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法院撤销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与钟金红于2016年3月16日签订的农场转让协议书以及钟金红向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返还转让费1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不予支持。另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主张钟金红承诺收回农场财物及活物的主张，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虽提供钟金红出具的声明拟证实其主张，因钟金红提出该承诺并没有实际履行，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钟金红已经收回农场财物及活物，因此，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上述主张并没有实际履行。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向钟金红支付农场转让费1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至实际执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计算）；如果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林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的反诉诉讼请求。本案本诉诉讼费1150元，反诉诉讼费1150元，合计2300元，由张翠柱、刘连杰、王开斌共同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缴交。二审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未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围绕王开斌的上诉理由分析如下：首先，案涉的协议书系在翔安区政府发布关于兽禽养殖禁养区和禁建区的公告之后签订的，政府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且在农场的出入口有明显的禁养标志。因此，无论钟金红是否明确告知王开斌关于禁养的公告，均应推定王开斌当然知晓相关公告内容。并且，王开斌亦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讼争《农场转让协议书》时，钟金红故意隐瞒了相关公告的内容或者存在欺诈的行为。其次，从案涉《农场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来看，转让的系财物与货物，而王开斌与农场山地的发包人薛祥杰另行签订了山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书，可见《农场转让协议书》转让的系相关财物，而并非农场经营权，农场经营权系向发包方承包。即关于农场的用途系王开斌与发包方所签协议的约定内容，也并非案涉《农场转让协议书》的相关转让内容，故王开斌主张以未明确告知禁养规定作为撤销事由，亦不成立。最后，对于行使撤销权的期限，根据前述分析，在签订案涉协议书之前公告已发布，应当推定在协议签订之日即为撤销权的起算时间。王开斌主张其应当知道的时间为2016年5月缺乏法律依据，其提起反诉时已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间。综上，王开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王开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文珍审 判 员 李向阳审 判 员 胡林蓉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代书记员 黄亚君附：本案所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