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桂1423民初1003号原告：何子堪，男，1963年09月20日出生，壮族，广西龙州县人，农民，住所地广西龙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世英，广西法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惠堂，男，1972年04月04日出生，壮族，广西龙州县人，农民，住所地广西龙州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飞，广西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何子堪与被告何惠堂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黎世英，被告何惠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龙飞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何子堪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子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购买捞沙船款8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资金占用费88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被告何惠堂称其与云南省景东县开南沙场的双发公司关系密切，知道双发公司有一艘捞沙船要转让，价款共64万元。其提议让本村村民集资购买，还明确表态，由其代为办理各项购船手续，十拿九稳，经营捞沙生意稳赚不赔。于是原告何子堪和何金生、何子宽、何桂平、何进军、何启华、何万堂共同出资，每人80000元（其中何金生出资160000元），共计64万元。2015年5月15、16日原告将款项转进被告账上，共计80000元。之后由被告带着款项与双发公司联系购买船只事宜。可是原告一直等到2015年底，未见被告购得船只。于是原告向被告提出退还购船款，可是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原告认为，被告诱导原告等人投资购买捞沙船并承诺代办购买船只事宜。在无法买到船只的情况下，应积极退还购船款项。可是被告从2016年元月起，以各种理由拖延至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何惠堂辩称，一、被告没有诱导原告投资购买捞沙船的行为。原告之所以合伙投资购买捞沙船是其得知响水人何某等人在云南搞捞沙生意赚钱而动心，并非是被告诱导。二、被告于2015年初在云南省景东县搞捞沙生意，得知双方公司有一艘捞沙船转让（价格64万元）。被告将此信息告知原告，原告即传播信息寻找伙伴合伙投资购买捞沙船，并极力要求和委托被告代办理购船事宜。同时，2015年5月16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80000元及和何子宽、和桂平、何进军、何启华、何万堂各出资80000元、何金生160000元通过银行汇款或转账给被告。即日，原告等七个股东与被告签订公认书，明确双方公司于2015年5月16日有一条捞沙船转让给何金生等七个股东。签订公认书后2015年5月18日被告将委托购买的捞沙船交付给原告何子堪等人使用。七个股东自行组织安排人员经营和管理。现在，该捞沙船由股东之一何万堂之子何朝平进行管理经营。三、合作《协议书》足够证明被告已将捞沙船交付给原告何子堪七人使用。原告何子堪等七个股东，为了将沙船所捞上来的沙能尽快和大量的销售。于2015年10月5日，捞沙船的七个股东与何某老板签订了合作《协议书》。该合作《协议书》明确规定，沙船所得的沙，除了伙食费、人工费、油费和维修机器费所剩下的按每方伍元租金给甲方何某；剩下每方拾贰元是乙方七个股东所得，结账时双方各派一名到沙场结账，结得多少各分多少。该合作《协议书》原告七个股东全部签字捺手印。据此，如果被告未将捞沙船交费原告等七人股东，怎能有合作《协议书》的产生呢？因此，原告声称：“被告未买得捞沙船，原告提出退还购船款”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四、何金生退股《协议书》更有利说明原告何子堪等七个股东已取得该捞沙船的股权，也说明被告已将捞沙船交给了原告七个股东使用。由于原告七个股东对沙船捞沙经营和管理不善，何金生将其对捞沙船的股份（即40%）转给何某老板，并于2015年12月5日双方签订了自愿退股《协议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协议书》无效。即：何金生在捞沙船当中没有占40%的股权；协议书不经七个股东签名同意。显然，如果被告何惠堂没有将捞沙船交给原告七个股东使用，怎能有退股现象和退股《协议书》无效呢？为此，被告认为，原告等七个股东提起的诉讼属于虚假的诉讼，依法不予支持。五、被告代办的购买捞沙船已交付给原告七股东使用。被告代原告及原告的七个股东办理购买捞沙船于2015年5月18日已交付给他们。当时由股东何金生、何子宽、何桂平代表七个股东到云南接收捞沙船并开始管理经营使用。由于云南景东县区域捞沙卖沙竞争比较激烈，原告及原告的七个股东投靠捞沙老板何某，并于2015年10月5日将捞沙船与何某合作，并在当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且七个股东也在协议书签字并捺了手印。据此可以明确，该捞沙船已交付使用。此外，如果被告未购船只交给原告七个股东，其早就诉到法院了，再说，原告及原告七个股东从来没有交被告退还购船款。六、原告提起诉讼已超过时效。本案中，假如被告没有将代办购买的船只交给原告及原告的七个股东，也没有将64万现金退给他们，原告应当在2017年5月前提起诉讼，现住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答辩，具有客观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与被告各提供的《公认书》一份，双方对其内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形成《公认书》的理由以及证明力不一致，原告认为是原告委托购船并汇款，后因迟迟不见交付船只而让被告书写给原告的；被告则认为是被告已经购船并交付给各原告使用；本院认为该证据能证实原告委托被告购船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2015年10月5日协议书》，被告认为原告等七个股东将捞沙船与何某合作捞沙的事实，原告则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何某雇佣何金生等人做工，按平方数来计算劳务费。本院认为，从《协议书》的形式来看，协议书上有双方当事人的亲笔签名及捺印，说明《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再分析《协议书》的内容，协议书明确规定，沙船所得的沙，除了伙食费、人工费、油费和维修机器费所剩下的按每方伍元租金给甲方何某；剩下每方拾贰元是乙方七个股东所得，结账时双方各派一名到沙场结账，结得多少各分多少。该《协议书》不涉及原告作为务工如何计算所得报酬等内容，反而更能证实双方合伙协议捞沙所得分红内容。因此，该证据与本案存在关联系，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4）《2015年12月5日何某与何金生的协议书》，被告认为原告等七人已经对该船进行支配，才有后来何金生要与何某签订退股的事情出现，原告则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提供的证据（5）《结账单》，认为交付给原告等七人使用的船只现在由何万堂的儿子何朝平管理，该船的日常开支单上有何朝平的签名，原告则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在举证期限内申请证据（6）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明船只已经交付给原告等七人经营的事实。原告认为，何某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能采信。本院认为，证人何某与本案无利害关系，证人证言能与被告提供的证据（3）（4）（5）相互印证，证明原告等七人已收到船只，并对船只经营管理事宜与何某签约，当中尚有股东之一退股的事实。因此，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4）（5）（6）予以采纳。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何子堪等七人从被告何惠堂处得知在云南一艘捞沙船要转让，价款共64万元。何子堪等人口头与何惠堂商定出资购买该船只。原告何子堪于2015年5月15、16日将款项80000元转入被告账上。同月18日，被告在云南将船只交付给原告何子堪等人使用经营。后因经营不善，双方发生纠纷，于2017年10月23日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该款项及资金占用费等。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何子堪等人与被告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原告何子堪请求被告返还船款及资金占用费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本案的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关于原告何子堪等人与被告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何子堪等人委托被告何惠堂购买船只并且已经支付货款的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转账凭证及被告的认可。因此，认定原告何子堪等人与被告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二、关于原告何子堪请求被告返还船款及资金占用费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认定该请求的前提是审查原告委托被告购买的船只是否已经交付。经对证据的分析，虽然证据中并不能表明双方所约定购买船只的型号、大小等外形，但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何朝平在云南管理的船只既是原告何子堪等七人所购买的船只，且从被告所提交的《协议书》等证据均可证实船只已经交付给原告何子堪等人使用经营，被告已经履行的交付的义务。因此，对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购船款及资金占用费的诉请，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称2015年5月18日由何子宽、何东方、何桂平代表原告等七个股东到云南交接船只事宜，原告方对此事表示默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原告认为船只尚未交付，有权利在三年内要求被告履行返还款义务。因此，本院不予认可被告辩称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子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20元，减半收取1010元，由原告何子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农小兰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廖艳玲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