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最高法民终71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冶金轧一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旗良公路东侧。法定代表人：赵晨，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军，天津哲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东明路。法定代表人：邵剑超，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栾景龙，该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礼黎，辽宁三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冶金集团轧一制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928号。法定代表人：王天旭，该公司董事长。原审第三人：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政府北。法定代表人：王天旭，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天津冶金轧一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轧一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国贸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天津冶金集团轧一制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轧一制钢公司）、天津冶金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轧一集团公司）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轧一物流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晓军，被上诉人本钢国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栾景龙、礼黎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轧一物流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本钢国贸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本钢国贸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根据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系刑事诈骗受害结果，有关法律、司法解释明确了刑事案件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仅限于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以及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情形，并不包括案涉诈骗犯罪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应通过在刑事案件依法追赃或责令退赔的方式受偿。（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钢国贸公司对其遭受的损失明显具有主观过错，轧一物流公司管理上的疏忽与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审适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审理合同纠纷，判令轧一物流公司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认定本钢国贸公司与谢建新之间名为钢材托盘业务，实为融资借款，所谓的入库单仅是为了形式上符合购销合同的条件，且本钢国贸公司提供的入库单记载内容虚假，库存物资清单的业务专用章是伪造的。根据仓储合同约定，双方应将有关单据用传真或电子邮件发给指定人员，同时约定了委托代理人，但本钢国贸公司从未与轧一物流公司进行正常沟通联系，确认货物来源公司是否存在真实货物，本钢国贸公司故意避开合同约定的代理人，从犯罪分子手中获取有关单据，存在串通之嫌疑，该公司明显具有主观过错。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认定轧一物流公司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疏失，但该疏失只是客观上给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无意间造成便利条件，与诈骗犯罪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不能据此认定轧一物流公司存在过错而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即便本钢国贸公司依据刑事判决启动民事赔偿诉讼，也应当根据轧一物流公司的过错程度认定其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而不是未经追赃、退赃的全部损失赔偿责任。本钢国贸公司辩称，案涉仓储保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仓储保管权利义务具体明确，轧一物流公司系责任主体，在仓储保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责任应由其承担。本钢国贸公司提供的入库单、储存物资清单、供货钢厂的出库、运输等手续能够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存放于轧一物流公司仓库的货物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轧一物流公司抗辩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是诈骗的结果，但其将仓库租赁给谢建新管理，仍以轧一物流公司名义对外经营，且未对外明示其与谢建新之间的关系，其在合作经营及公章的管理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未提交意见。本钢国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轧一物流公司赔偿本钢国贸公司货物损失75715659.05元；2.轧一物流公司赔偿本钢国贸公司利息损失4331642.58元（暂计算至2013年9月6日，实际截止日期应以轧一物流公司赔偿本钢国贸公司损失之日为准）；3.本案诉讼费用由轧一物流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28日，本钢国贸公司（甲方、存货方）与轧一物流公司（乙方、保管方）签订TPCC-201112-04号《仓储保管合同》，约定：乙方代甲方存储保管带钢，数量以实际入库件数、实物标签标重为准，保管期间，货物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接受甲方货物后应及时验收入库。货物到站（港）为轧一物流公司；货物验收后,在以后的储存和出库过程中发生的残损、短重等数量、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货物入库后，乙方应及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乙方办理货物入库时应填制载有货物品种、规格、数量、日期、车号、批号、船名等内容的入库单。入库单应妥善保存，入库单客户联须及时交给甲方；货物出库时乙方须凭甲方授权代表签字且盖有出库专用章的“出库单”，在与授权签字人及印章签样留底核对无误后，按“出库单”填写的收货人、货物名称、数量、规格、件数及其他载明条件办理出库放货手续，乙方收到甲方“出库单”后应及时安排放货，不能无故拖延；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货物不能按时入库的，甲方应承担相应责任；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品种、数量接受仓储物资入库或者违反货物出库规定并造成甲方损失的，须按实际发生损失赔偿；在乙方仓库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甲方指定的提货人同乙方结算；合同期满后，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返还保管货物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免除相应货物的仓储保管费等，费用标准见附件。合同期限自2011年12月29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在该合同下方双方当事人均加盖公司合同专用章予以确认。上述合同签订后，2012年6月27日及7月29日，本钢国贸公司分别与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签订三份《工业品买卖合同》，分别自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处购买热带钢3000吨、2000吨及1760吨，价款分别为1185万元、800万元及660万元。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分别为轧一联升及津安成品库，交货方式由卖方代办运输，到达站为客户指定地点等。三份合同签订后，本钢国贸公司通过广发银行本溪分行营业部向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汇付了相关货款，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收到本钢国贸公司的货款后，依约交付货物并代办运输送货至轧一物流公司。另外，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分别依约向本钢国贸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轧一物流公司自2012年6月29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期间，陆续在验收货品后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入库单》，确认实际验收入库钢材合计6760吨。本钢国贸公司于2012年5月31日、7月24日与天津市鸿图祥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图祥公司）及2012年6月28日与天津锐创伟业石油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创伟业公司）分别签订了三份《供销合同》，本钢国贸公司分别自鸿图祥公司和锐创伟业公司处购买产地为高盛的带钢4484.98吨、产地为津安的带钢4573.72吨及产地为津安的带钢4004.32吨；价款分别为17188460.25元、16775576.40元、15836957.20元；交货地点均为轧一物流公司仓库。上述合同签订后，本钢国贸公司通过广发银行本溪分行营业部向锐创伟业公司和鸿图祥公司汇付了上述三笔货款。上述合同签订的当日，鸿图祥公司及锐创伟业公司即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了《提货通知单》，将该两公司存放于轧一物流公司仓库的相关带钢货权转移给本钢国贸公司。轧一物流公司据此分别于2012年6月4日及2012年7月24日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入库单》，确认鸿图祥公司及锐创伟业公司出售给本钢国贸公司的带钢4484.98吨、4573.72吨及4004.32吨分别验收入库。2012年9月24日，轧一物流公司向本钢国贸公司确认本钢国贸公司在轧一物流公司仓储的带钢共计20160.94吨。2012年8月28日、9月22日、9月28日、10月18日、及10月27日，本钢国贸公司分别向轧一物流公司出具多份《本钢国贸提货单》，要求轧一物流公司将前述货物交付给本钢国贸公司，但轧一物流公司未交付货物。另查明，本钢国贸公司收到下游客户天津宝泽宏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及中投震泽（天津）商贸有限公司履约合同保证金22606358.77元。再查明，2012年10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向轧一物流公司出具津公济字（2012）89号《告知书》，告知轧一物流公司其举报的谢建新、ＸＸ涉嫌诈骗案，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二支队已于2012年10月10日立案侦查。2012年10月23日，天津市公安局作出的津公济字（2012）35号《鉴定结论通知书》载明，本钢国贸公司提供的《入库单》、《库存物资清单》上轧一物流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入库专用章经与轧一物流公司提供的印模进行了印章印文同一鉴定，鉴定结论是轧一物流公司入库专用章印文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轧一物流公司业务专用章印文非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013年9月6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作出津检一分院刑诉[2013]40号《起诉书》，对谢建新、ＸＸ提起公诉。2015年12月31日，天津一中院作出（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判决谢建新、ＸＸ犯合同诈骗罪，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刑事判决查明：2011年9月，谢建新分别以相关公司的名义与轧一物流公司签订仓库租赁管理协议，合作经营管理位于天津市××××太平村的仓库（以下简称轧一仓库）。实际运营中，轧一物流公司以其名义与客户签署仓储合同、出具仓储单据，轧一仓库的具体经营由谢建新一方负责。谢建新将ＸＸ介绍至轧一仓库负责客户部和结算中心的工作。轧一物流公司在合作期间存在对公司印章管理不善的情况。此后，谢建新分别以天津宝泽宏钢铁销售有限公司、鸿图祥公司、上海睿顿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阳舟商贸有限公司、锐创伟业公司、中投震泽（天津）商贸有限公司以及旭正（天津）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名义与天津市中铁物京钢材有限公司、本钢国贸公司、厦门海翼厦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中铁物贸有限责任公司、中钢集团天津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以及天津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为谢建新以自己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的名义或者指定一家钢材生产企业与托盘公司签订钢材销售合同，向该托盘公司销售一批钢材，由托盘公司支付全额货款。同时，谢建新再以另一家公司名义与该托盘公司签订钢材购买合同，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在约定期限内向上述托盘公司溢价购买该批钢材，所涉钢材存放于轧一仓库。谢建新在此期间请人为轧一仓库的结算中心电脑安装仓储管理系统，用于管理出入库等业务，并设定谢建新和ＸＸ为系统管理员，轧一仓库的财务室电脑亦安装了该系统。谢建新利用上述系统，指使ＸＸ等人将钢材重复登记、出具虚假仓储单据，制造其具备相关合同履行能力的假象，达到从相关托盘公司持续获得资金的目的。谢建新还将其实际控制的部分钢材陆续提出予以变卖，并将所获大部分款项借予他人使用。在钢材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谢建新的部分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未能履行完毕，轧一仓库中亦没有足够的钢材用于相关业务的履行。为掩盖事实真相，谢建新采取指使他人将轧一仓库中的剩余货物堆放在一起的方式应对现场实物盘点，并指使ＸＸ于2012年9月21日晚自行并安排他人将财务室电脑中的仓储数据突击录入到结算中心的系统中，后受时间所限未全部录入完毕。2012年9月，多家托盘公司持盖有轧一物流公司印章的仓储单据向轧一物流公司主张货权，但库存总量与上述公司主张货权的数量差额巨大。案发后，谢建新、ＸＸ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谢建新、ＸＸ的上述行为给各被害单位造成损失总计265365532.10元，涉及本钢国贸公司损失为51853338.48元。公安机关于2013年5月6日将存放在轧一仓库内的25262吨钢材查封。本钢国贸公司在该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出具书证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因与谢建新进行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共计付款74959717.25元，其后收到谢建新控制公司支付款项23106378.77元。一审法院认为，其一，本钢国贸公司与轧一物流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的《仓储保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仓储保管合同上有双方当事人加盖的公司合同专用章，轧一物流公司对该仓储保管合同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持异议，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在仓储保管合同中明确了轧一物流公司对货物的储存、保管责任，并明确约定轧一物流公司“违反货物出库规定并造成本钢国贸公司损失的，须按实际发生损失赔偿”及轧一物流公司“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返还保管货物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免除相应货物的仓储保管费”。本案中，本钢国贸公司在签订上述仓储保管合同后，先后分别与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给付了货款，轧一物流公司对于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货品均向货权人本钢国贸公司出具了《入库单》确认已经验收入库，并于2012年9月24日对上述已入库货品再次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库存物资清单》，确认本钢国贸公司在其公司库存货品总计20160.385吨。虽然轧一物流公司对该《入库单》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经天津市公安局进行鉴定，《入库单》及《库存物资清单》上加盖的轧一物流公司入库专用章均与轧一物流公司提供的印模系同一印章盖印形成；且案涉各份买卖合同、银行转款凭证、增值税发票、《提货通知单》、《过磅单》、《轧一联升发货小票》及《入库单》形成了完整证据链条。轧一物流公司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否定本钢国贸公司的主张和上述证据，故可以确定案涉《入库单》项下的货物已经存储于轧一物流公司仓库内，根据《仓储保管协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钢国贸公司对《入库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本钢国贸公司根据《仓储保管合同》持《入库单》有权要求提取该单据项下货物，在轧一物流公司拒绝给付货物的情况下，本钢国贸公司请求判令轧一物流公司赔偿其货物损失具有事实、证据、合同及法律依据，轧一物流公司质疑本钢国贸公司货权的真实性，缺乏证据支持。其二，根据案涉证据，本钢国贸公司通过与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签订《供销合同》和《工业品买卖合同》，向合同相对人购买钢材，合同签订后，本钢国贸公司依约通过广发银行汇付了货款，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分别依约办理了货权转移手续及货物交付，轧一物流公司亦经验收并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了《入库单》，对合同项下货品验收入库。虽然轧一物流公司仓库实际由谢建新具体经营，谢建新在经营过程中虚登货品实施诈骗，但因轧一物流公司将仓库交由谢建新租赁管理、与谢建新合作的事实并未对外示明，故谢建新使用轧一物流公司入库专用章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即为轧一物流公司的意思表示，对轧一物流公司具有约束力；同时，虽然谢建新存在指使他人重复登记、出具虚假仓储单据的情况，但本钢国贸公司基于各份买卖合同均实际支付了货款，而基于仓储保管合同的约定，轧一物流公司经验收并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了盖有真实印章的《入库单》，现无证据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对谢建新重复登记货品、出具虚假仓单是明知的。因此，轧一物流公司抗辩本钢国贸公司与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轧一制钢公司、轧一集团公司间不存在真实的业务关系，亦缺乏证据支持。其三，虽然谢建新、ＸＸ涉嫌刑事犯罪被提起公诉并已经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但是，该刑事案件所涉及的谢建新等诈骗犯罪事实与本案涉及的本钢国贸公司与轧一物流公司基于《仓储保管合同》引发的民事纠纷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两案的被告亦不竞合。因此，本案不存在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同时，由于本案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已经基于轧一物流公司申请中止了诉讼，现该刑事判决已经作出并已生效，案件所涉相关事实均已经在刑事判决书中载明，故亦不存在需要调取刑事案件卷宗的问题。其四，虽然本钢国贸公司被刑事案件列为被害人，但该刑事诉讼与本案民事诉讼被告主体并不竞合，谢建新基于诈骗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与本钢国贸公司及轧一物流公司间基于仓储合同产生的民事责任属于不同的法律调整范围。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本钢国贸公司有权对轧一物流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轧一物流公司抗辩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是刑事诈骗的结果，其不存在过错，但轧一物流公司将其仓库租赁给谢建新管理，对外却以轧一物流公司名义进行经营，其对外未明示其与谢建新的合作关系，在与谢建新合作经营仓库过程中，轧一物流公司对合作经营和公章使用方面存在的疏漏具有过错，该过错与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在履行仓储合同中存在过错，本钢国贸公司基于仓储保管合同向轧一物流公司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有据。由于本钢国贸公司向其买卖合同相对人购买的钢材已由轧一物流公司出具《入库单》及《库存物资清单》确认已经验收入库，但在本钢国贸公司依《仓储保管合同》约定要求提货时轧一物流公司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返还货物义务，且因谢建新“将其实际控制的部分钢材陆续予以变卖”，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存放在轧一仓库内的25262吨钢材查封”，轧一物流公司已实际交付不能，故轧一物流公司应当依法依约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中已确定本钢国贸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为51853338.48元，本钢国贸公司在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亦出具书证证明“本钢国贸公司与谢建新进行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共计付款74959717.25元，其后收到谢建新控制公司支付款项23106378.77元”，故本钢国贸公司的案涉实际损失数额应确定为51853338.48元，超出该数额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本钢国贸公司将轧一制钢公司和轧一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进行诉讼，而未将锐创伟业公司及鸿图祥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因本钢国贸公司与轧一制钢公司、轧一集团公司间订立的《工业品买卖合同》中约定轧一制钢公司和轧一集团公司对钢材负有交付货物代办运输的义务，而该两公司是否实际将本钢国贸公司购买的钢材交付仓库的事实需要该两公司进行说明，故有必要将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以查明相关事实，且本钢国贸公司明确其存在是否主张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考虑。而锐创伟业公司和鸿图祥公司出售给本钢国贸公司的钢材已经存放在轧一物流公司仓库，轧一物流公司出具的《入库单》即可证明钢材实际交付，不需要将锐创伟业公司和鸿图祥公司列为第三人进行证实和说明。因此，本钢国贸公司在起诉时将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列为第三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列为本案第三人并不存在不适格的问题。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轧一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本钢国贸公司51853338.48元；二、驳回本钢国贸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2037元，保全费5000元，其中案件受理费2973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2324元，由轧一物流公司负担；144713元由本钢国贸公司负担。二审中，轧一物流公司提交了九组证据，其中有部分证据在一审中已经提交并经质证认证，二审中新提交的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证据一，轧一物流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31日、6月28日及7月24日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的货权证明，内容为存放在轧一物流公司仓库的案涉重量分别为4484.98吨、4004.32吨及4573.72吨带钢在仓库存放期间无任何质押及第三方监管情况。证据二，鸿图祥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31日及7月24日向轧一物流公司仓库出具的货权转移单以及锐创伟业公司于2012年6月28日向轧一物流公司仓库出具的货权转移单，内容为鸿图祥公司将案涉重量分别为4484.98吨及4573.72吨带钢货权转移给本钢国贸公司，锐创伟业公司将案涉重量为4004.32吨带钢货权转移给本钢国贸公司，货物在转移前货权无瑕疵。该组证据拟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取得的货权证明上加盖的轧一物流公司业务专用章和货权转移单上加盖的鸿图祥公司合同专用章及锐创伟业公司合同专用章均由谢建新、ＸＸ与提货通知单同日伪造形成。第二组证据：轧一物流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31日、6月28日及7月24日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的《库存物资清单》。拟证明本钢国贸公司所取得的《库存物资清单》和《入库单》系与货权证明及货权转移单同日形成，且《库存物资清单》上的入库专用章系伪造。第三组证据：本钢国贸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向轧一制钢公司出具的发货委托函，内容为本钢国贸公司告知轧一制钢公司相关收货单位、仓库名称等发货信息，其中收货确认人为ＸＸ。拟证明本钢国贸公司早在2011年12月28日就明知且指定其仓库收货确认人为ＸＸ。本钢国贸公司质证意见：对轧一物流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证据在本案一审时能够提交但未提交，轧一物流公司在二审中才提交缺乏合理理由。对轧一物流公司二审提交新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钢国贸公司向轧一物流公司主张损害赔偿的依据是一审本钢国贸公司向法院提交的相关库存证据，相关证据上加盖的印章经鉴定均是轧一物流公司真实印章，对该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其应当据此向本钢国贸公司交付货物。轧一物流公司关于相关印章系伪造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的证据一系轧一物流公司单方出具的三份货权证明，该公司作为保管合同的保管义务人，并不具备向委托保管人证明货权的主体资格，委托保管人存放钢材的数量、规格、材质以及有无监管等事实须经保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无证据证明上述货权证明送达本钢国贸公司并得到本钢国贸公司的确认，故轧一物流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据效力，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一组证据的证据二和第二组证据缺乏与待证目的的关联性，在无鉴定意见认定相关单证上轧一物流公司的公章系伪造的情况下，轧一物流公司提交的真实性未经确认的相关单证不能证明轧一物流公司业务专用章系由谢建新、ＸＸ伪造的事实。第三组证据发货委托函的落款处虽打印为本钢国贸公司，但加盖的是天津本钢板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并无其他证据证明盖章单位与落款打印的单位具有关联性，且该份证据系复印件，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综上，本院对轧一物流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轧一制钢公司及轧一集团公司与本钢国贸公司订立《工业品买卖合同》并收到本钢国贸公司的货款后，依约交付货物并代办运输送货至轧一物流公司，轧一物流公司自2012年6月29日起至2012年8月25日期间，陆续在验收货品后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多份《入库单》，本院依据上述《入库单》记载的数量计算实际验收入库钢材合计7097.90吨，一审认定为6760吨与事实不符。2012年9月24日，轧一物流公司向本钢国贸公司开具《库存物资清单》，确认本钢国贸公司在轧一物流公司仓库的钢材共计20160.385吨。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经征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二、本钢国贸公司是否享有真实货权；三、轧一物流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案涉钢材的损害赔偿责任。一、关于本案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问题本案系因仓储保管人轧一物流公司不能向委托保管人本钢国贸公司交付受托保管的钢材，本钢国贸公司依据双方签订的TPCC-201112-04号《仓储保管合同》，起诉请求轧一物流公司赔偿货物损失的合同纠纷。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为谢建新、ＸＸ两个自然人，该案诈骗对象虽涉及本钢国贸公司、诈骗犯罪事实与本案亦有牵连，但谢建新、ＸＸ的诈骗犯罪与轧一物流公司未履行保管合同义务造成委托保管人的货物损失系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刑事和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权利义务均不相同，谢建新、ＸＸ的诈骗犯罪事实不能免除轧一物流公司基于《仓储保管合同》所负的合同义务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关于“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的规定，以及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的规定，均要求经济纠纷案件与其涉及的不同法律事实的经济犯罪案件分开审理。据此，本案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轧一物流公司关于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钢国贸公司是否享有真实的钢材所有权的问题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查明，谢建新分别以天津宝泽宏钢铁销售有限公司、鸿图祥公司等单位的名义与本钢国贸公司等多家单位进行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为谢建新以自己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的名义或者指定一家钢材生产企业与托盘公司签订钢材销售合同，向该托盘公司销售一批钢材，由托盘公司支付全额货款。同时，谢建新再以另一家公司名义与该托盘公司签订钢材购买合同，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在约定期限内向上述托盘公司溢价购买该批钢材，所涉钢材存放于轧一仓库。基于以上事实，钢材托盘业务包括两个环节：一是托盘公司购买钢材、支付货款；二是第三方向托盘公司溢价购买同批钢材，所涉钢材存放于轧一仓库。可见，钢材托盘业务属于一种融资方式，托盘公司通过此种买、卖钢材业务获取钢材的差价利益，钢材销售方则以此获取资金。本案本钢国贸公司作为托盘公司，是否享有真实的钢材所有权，应依据其是否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存在钢材的交付与所有权的移转等事实予以确定。本案中，本钢国贸公司主张货权损失的钢材包括以下两部分：其一，从卖方购买并由卖方运输至轧一仓库的钢材7097.90吨。2012年6月27日本钢国贸公司分别与轧一制钢公司、轧一集团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另于2012年7月29日与轧一集团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向以上两公司购买热带钢共计6760吨。上述三份买卖合同签订后，本钢国贸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履行了付款义务。轧一物流公司自2012年6月29日至2012年8月25日期间，陆续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入库单》，确认实际收到相应钢材7097.90吨，上述《入库单》均附有对应的钢材发货小票和过磅单，本钢国贸公司据此主张该批钢材系卖方轧一制钢公司与轧一集团公司依约代办运输将钢材运送至买方指定仓库。经天津市公安局鉴定，该《入库单》上轧一物流公司的入库专用章与轧一物流公司提供的印模一致，故《入库单》系真实单据，依法应作为证据采信。据此，应认定本钢国贸公司与轧一制钢公司、轧一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轧一制钢公司、轧一集团公司依约交付货物并代办运输至指定仓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本钢国贸公司取得了上述钢材的所有权。其二，本钢国贸公司从卖方购买已存放于轧一仓库的钢材，卖方以指示交付的方式移转所有权。2012年5月31日、2012年7月24日本钢国贸公司分别与鸿图祥公司签订两份《供销合同》，2012年6月28日又与锐创伟业公司签订《供销合同》，向两公司购买带钢共计13063.02吨。上述三份《供销合同》签订后，本钢国贸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履行了付款义务，对此事实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不持异议。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则在合同签订当日，即依据合同关于交货时间及交货方式的约定向本钢国贸公司出具了《提货通知单》，该通知单上注明货权转移给本钢国贸公司，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本钢国贸公司据此可请求保管人轧一物流公司交付货物。鸿图祥公司、锐创伟业公司交付钢材的方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指示交付方式，即“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本钢国贸公司依法取得13063.02吨钢材的所有权。本钢国贸公司一审提交的轧一物流公司《入库单》记载货主单位本钢国贸公司、钢材入库时间、收货单号、验收单号、入库钢材的车皮号、入库货位等信息，数量合计13063.02吨，加盖有轧一物流公司入库专用章。经天津市公安局鉴定，该《入库单》上轧一物流公司的入库专用章与轧一物流公司提供的印模一致，应认定该《入库单》的真实性，依法应作为证据采信，据此可认定轧一物流公司通过出具《入库单》确认了本钢国贸公司的钢材存放于该仓库的事实。综上，尽管钢材托盘业务属于一种融资业务，但本钢国贸公司与钢材出卖方存在真实的钢材交易关系并实际取得钢材的所有权，仓储保管人轧一物流公司通过出具《入库单》对本钢国贸公司的钢材入库事实予以确认，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入库单》仅是为了形式上符合购销合同的条件以及《入库单》记载事项虚假，亦无证据证明本钢国贸公司与谢建新、ＸＸ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轧一物流公司利益的情形。因此，原审判决确认本钢国贸公司的钢材所有权并无不当，轧一物流公司上诉主张本钢国贸公司购买钢材实为融资借款、并无真实的钢材所有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轧一物流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案涉钢材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本案中，因本钢国贸公司依《仓储保管合同》持提货单向轧一物流公司提货遭拒，而刑事案件中谢建新将其实际控制的部分钢材陆续予以变卖，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存放于轧一仓库内的25262吨钢材查封，轧一物流公司已实际不能履行交付义务，故本钢国贸公司的货物损失客观发生。轧一物流公司作为仓储保管人，负有妥善保管委托保管物的合同义务，依据《仓储保管合同》第八条2.（4）关于“轧一物流公司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数量返还保管货物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约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轧一物流公司应向本钢国贸公司承担不能交付保管物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轧一物流公司虽将仓库租赁给谢建新经营管理，但相关仓储业务对外均以轧一物流公司的名义进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轧一物流公司向本钢国贸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公司与谢建新之间的租赁关系系其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抗本钢国贸公司。本案系仓储保管合同纠纷，谢建新非合同当事人，轧一物流公司是合同责任主体，故本案不存在轧一物流公司对谢建新赔偿不能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问题。同时，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钢国贸公司对其无法提取钢材产生的经济损失存在过错，故不能认定该公司应承担相应比例的过错责任。尽管本钢国贸公司起诉请求的货物损失为75715659.05元，但鉴于天津一中院（2015）一中刑重字第0002号刑事判决已确定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为51853338.48元，该公司在刑事案件审理中亦出具书证自认该公司与谢建新进行钢材托盘和代订货业务共计付款74959717.25元，其后收到23106378.77元，两相抵扣后的款项与刑事判决确定的损失数额一致，故原审判决将本钢国贸公司的损失数额确定为51853338.48元，判令轧一物流公司赔偿上述金额的损失，并无不当。若本钢国贸公司通过刑事追缴追得谢建新的部分赃款赃物，追缴部分可在本案民事执行程序中予以抵扣，或者由轧一物流公司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轧一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2324元，由天津冶金轧一物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 杰审 判 员  骆 电审 判 员  李桂顺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汪传海书 记 员  曹美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