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苏02行终25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群英，女，1969年1月16日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仪陇县，住江阴市。委托代理人罗倩（系上诉人女儿），女，1991年1月23日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大英县，住江阴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公安局，住所地江阴市澄江中路110号。法定代表人王庆春，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张荣，该局法制大队指导员。委托代理人龚雨宸，该局法制大队科员。上诉人王群英因与被上诉人江阴市公安局治安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江阴市人民法院（2017）苏0281行初10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2月26日，王群英向江阴市公安局下属君山派出所报警称，其于2015年2月17日上午9时许前往江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阴市政府）信访时，在江阴市政府西门卫被保安和特勤以掐脖子、拉手等方式殴打致伤。同年4月27日，王群英向江阴市公安局信访，提出针对其上述报案，君山派出所只做了笔录，但一直未有明确说法。同年4月29日，江阴市公安局向王群英出具了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告知书，认为王群英诉求已向君山派出所转交，不再按信访程序处理。2016年11月，王群英以上述事实和理由向江阴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要求江阴市公安局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81453元，江阴市公安局于同年11月27日受理了王群英申请，并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了国家赔偿决定，认为王群英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的规定，决定不予赔偿。王群英对不予赔偿决定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了本次行政诉讼。另查明，君山派出所分别在2015年2月26日、4月27日对王群英进行了调查。王群英在2月26日的笔录中述称，王群英在2015年2月17日上午，与其丈夫、老乡为其工伤的事情前往江阴市政府上访，江阴市政府西大门保安看见王群英后关上了大门，不让他们进去，王群英强行要进去，保安就拉住了王群英手、掐住脖子，后来警察一起过来将王群英连推带拉到了旁边的信访局。王群英中午回去后，感觉脖子痛、胸闷、头晕，一直躺到25日才能起床活动。后王群英在4月27日的笔录中改称，事发当天其并未强行进入江阴市政府，当时西大门大门开着，王群英就跟着别人的汽车一起走进去，后来就被保安拉住，被特警拉到了信访局。2015年2月26日，君山派出所对江阴市政府西门岗保安恽晓宝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恽晓宝陈述称，2015年2月17日，王群英等三人不肯登记，也不说要去找谁，强行要进入江阴市政府，保安就把王群英等人拦住了，并通知了特勤。特勤就将王群英劝拉到了旁边的信访局就回来了，在此过程中，特勤没有打人，并且已经很注意动作，就怕发生摔倒、受伤等意外事故，不存在任何殴打等过激行为。后来王群英又从信访局回到了西门岗，还喊着“警察打人了”，保安和特勤也没再理她，王群英就自己报警，后被处警民警劝离了现场。2016年11月29日，君山派出所对江阴市政府保安队长唐剑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唐剑陈述内容与恽晓宝一致。在本案原审庭审中，王群英述称，其曾在2015年2月26日报警时申请君山派出所调取江阴市政府西门卫监控视频，后来也委托过钟新国律师去派出所看过监控视频。对此，江阴市公安局提供了一份君山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派出所确实曾去江阴市政府西门卫调取过监控视频，但因当天监控设备处于损毁状态未能调到。庭审后，原审法院也向钟新国律师进行了调查，钟律师称其曾接受王群英委托两次前往君山派出所协调相关事宜，但在派出所未看到过相关监控视频。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第二十二条规定，王群英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上述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殴打、虐待他人致伤致残，受害人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但受害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殴打、虐待等行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群英主张其在2015年2月17日前往江阴市政府信访时被特警殴打，但其提供的病历资料、工资证明等证据不能证明殴打行为的存在，其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2月17日当天其被特警殴打致伤或存在殴打致伤的可能。因此，王群英提起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王群英的赔偿请求。上诉人王群英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清因果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从江阴市公安局提供的讯问笔录来看，本案事发时有三名保安和两名公安特勤人员，而江阴市公安局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中仅有两名保安的笔录，尚未提供两名公安特勤的笔录，并不能全面反映案件发生的事实情况，退一步讲，两名保安作为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具有利害关系，其证明效力较低。本案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事发时位于江阴市政府西门卫监控视频，而江阴市公安局拒绝提供相关视频，却以一份《情况说明》来证明派出所曾去事发地调取，并以“当天监控设备处于毁损状态未能调取”来拒绝提供，而作为江阴市政府、信访局等附近人流较多的地方，以视频监控处于毁损来抗辩，显然该理由牵强附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江阴市公安局对做出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当其不能证明该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真实性，即由其承担败诉的后果，上诉人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证明行政行为违法而必然败诉。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江阴市公安局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上诉人王群英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四份录音证据：《朱东平所长与王群英的对许录音》《朱所长与亲戚的电话对话录音》《潘加明与王群英、罗明通的对话录音》《钟新国来我家的录音》，证明涉案监控视频存在。被上诉人江阴市公安局质证认为：《朱东平所长与王群英的对许录音》《朱所长与亲戚的电话对话录音》《潘加明与王群英、罗明通的对话录音》产生于2016年上半年，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二审判决的依据，上诉人整理的文字资料未标明具体的对话时间、地点，且内容不完整、不准确。《潘加明与王群英、罗明通的对话录音》第1页第1行“王群英你发生在市政府门口被打伤的事情”，对话中并无这句话；该录音第2页第14行“潘加明：没关系的市镇府有监控录像的，领导说也说的过去的”这段话系潘加明在接电话处理所内其他事务，与本案无关；该录音第4页第17行“但是有些事强行的话会拉推肯定动作有点大，他们是执法，你伤掉了，这个是事实，我们所里又不是不处理”，该句并非对话原话，系上诉人自行归纳概括，不是事实。《钟新国来我家的录音》第4页14行“派出所你做了笔录派出所不拿出来，我有什么办法，监控看了也不拿出来，公安局的东西是假的，我的工作也不想干了。”以及第3页9行“我从头到尾只说帮你看监控，我不出庭，我看到了，他们不拿出来，我没办法”，并非对话原话，系上诉人自行归纳概括，不是事实。经审查，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经过庭审质证。关于上诉人王群英二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形式上均未注明制作时间，根据整理的对话内容能够明确确定发生于一审之后的仅有《钟新国来我家的录音》。另外，王群英整理的对话内容文字记录中有关监控视频的部分，与实际录音内容均存在出入，并不能推翻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据此，本院确认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无异。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3）、（4）项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王群英所主张的江阴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其殴打的行为，目前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行政行为存在，当然也更无证据证明该行政行为已经被确认为违法。因此王群英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符合法定条件。原审法院经过审理后以判决方式驳回王群英的诉讼请求，裁判方式不妥，但鉴于该实体审理的结论并无不当，未对王群英的有关权利造成减损，因此本案亦无改判驳回起诉的必要，为避免诉累，原审判决可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群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学雁审判员  何 薇审判员  马 云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书记员  吴頔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