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赣06民终485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志坚，男，197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住江西省抚州市，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实际经营者，系乐丽丈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白贺路4号容发货运市场**栋自编**号。注册号440115600034535。负责人：乐丽，女，197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抚州市人，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述俩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万克勤，江西汝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潢溪工业园区，组织机构代码74196461－6。法定代表人：彭保太，职务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海水，江西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江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余江县邓埠镇建材北路2号，组织机构代码74853428－0。法定代表人：陈斌，职务公司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久生，男，197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东乡县人，驾驶员，住江西省抚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党花，女，1973年7月4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东乡县人，农民，住江西省抚州市，系被上诉人黄久生之妻。上诉人吴志坚、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以下简称鸿鹏程）因与被上诉人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太公司）、余江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丰公司）、黄久生、黄党花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2017）赣0622民初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认真阅卷并听取当事人意见，对本案依法进行了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志坚、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上诉提出：1、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没有证据证实第三人系货物承运人，上诉人与保太公司也不存在委托承运关系；同时也没有证据证实黄久生系上诉人代理人，一审判决不能以支付费用就认定上诉人为被上诉人黄久生的雇主，上诉人仅仅是居间行为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对上诉人责任确认不适用《合同法》，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进行过错追责。3、本案一审适用程序错误，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原则；本案实际履行人为余青平，一审遗漏当事人。4、承运行为全部完成，受骗系犯罪行为，与上诉人无关。据此，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请。被上诉人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违背法律事实，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应予驳回。1、本案一审中，各方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已为各方共同确认，依法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被上诉人黄久生代表上诉人吴志坚经营的鸿鹏程货运部直接与保太公司签署了货运合同，但上诉人吴志坚及黄久生盲目听从李某，随意变更送货地址、收货人等事项，严重违约。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形成了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黄久生系上诉人的合同承运义务的承担履行人，黄久生的承运履约行为应有上诉人承担法律后果。4、本案合同违约事实的查明与法律适用并不依赖李某诈骗刑事案件的侦破，根本无需先民后刑，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被上诉人余江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黄久生、黄党花二审均未答辩。被上诉人保太公司一审起诉称：被告黄久生持登记为被告三丰公司所有权人的货车行驶证（车牌号赣Ｌ×××××）挂靠从事货物运输业务。2013年3月25日，被告黄久生受第三人吴志坚委托，作为第三人的代理人与原告签署《货运合同》，承运铜排总计净重9490公斤，以当日原告销售给其他客户同类货物的价格计算，单价每公斤59元，合计货物总价值559910元。双方约定：承运方负责把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货物到达时，驾驶员必须负责对货物的数量逐笔核对，客户收到货物后，必须要求出具入库单或在原告的发货清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出库清单》列示托运货物的需方客户为广东门市部，原告工作人员在被告出示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复印件上特别注明拉铜排到广东长安销售部，广东东莞长安原告的销售门市部为运输目的地。但被告黄久生没有将货物运至目的地，而在其他地方交付给与托运人、收货人均无关的其他人，造成原告托运的全部货物损失。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第三人对原告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第三人鸿鹏程负责人乐丽系实际经营者吴志坚的妻子，依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为此，乐丽与吴志坚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告黄久生明知第三人违反合同约定，侵害原告权益，仍听从第三人指令，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应与被代理人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因被告黄久生与被告黄党花系夫妻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黄久生所承担的责任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黄党花与被告黄久生承担连带责任。依据国务院《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一条、二十四条规定从事道路营业须具备法定条件，未经过许可不得从事运输业务。被告三丰公司与被告黄久生签订了挂靠服务合同，收取了被告黄久生的管理费用，为黄久生办理了相关证件，黄久生才能以三丰公司的名义进行货物运输业务，双方系共同经营。为此，三丰公司应当就被告黄久生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并请求：1、要求第三人鸿鹏程、吴志坚共同赔偿原告货运损失559910元及利息139977.5元；2、要求被告黄久生、黄党花就第三人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要求被告三丰公司就被告黄久生所负责任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06年11月15日被告黄久生作为甲方与被告三丰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车辆挂靠服务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乙方将……赣Ｌ×××××靠在甲方，……车辆户籍挂靠在甲方后，车辆的所有权、营运经营权、使用权和占有、处置以及收益权均属乙方……”。2013年3月23日，自称李姓男子（以下简称“李某”）与第三人吴志坚联系，称保太公司需要运送铜材从江西鹰潭到广东东莞，约定运费4100元。2013年3月24日，保太公司门市部职员余青平与自称鸿鹏程员工“李某”（“李某”持有吴志坚传真给其的鸿鹏程营业执照，“李某”再传真给余青平）联系，称保太公司需要运送铜材从江西鹰潭到广东××长安镇。2013年3月25日上午7点左右，吴志坚通过中介杨某联系被告黄久生，指派被告黄久生去江西鹰潭保太公司运送铜材到广州，运费3400元。2013年3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被告黄久生驾驶车牌号赣Ｌ×××××货车到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潢溪镇保太公司，通过与第三人吴志坚电话联系后，由原告员工带领去货车过磅、上货后被告黄久生与原告签订了一份《货运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3、驾驶员要带好自己驾驶证到销售部跟单员那里及时登记，待跟单员核实后按车辆登记到厂时间先后顺序派车装货。……7、到销售部拿过磅单、化验单、出库单、税票、客户的联系方式及出厂证。……8、货物运输：货物在运输中如出现货物被偷或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货物数量短少，由驾驶员负责全部赔偿。……9、货物到达：当货物到达对方公司时，要电话通知跟单员，要求驾驶员必须负责对货物的数量逐笔核对入库。……客户收到货物后，必须要求出具入库单或在我公司的发货清单上签字盖章确认，并带回我公司。……11、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合同有效期壹年”。原告出具0001814－0001818《出库单》5份，载明“领货单位：赣Ｌ×××××广东门市部；T2铜排总重量为9490KG”；原告出具一份《上引车间出库清单》，载明“客户：广东门市部；货物型号、重量为9490KG”。被告黄久生在《出库单》、《出库清单》上签名确认。原告在被告黄久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复印件上注明“铜排拉到广东门市部、司机手机号码、时间”等信息后，为被告黄久生开具放行条。因铜材超重，被告黄久生打电话给吴志坚要求运费加至3500元，第三人吴志坚同意。被告黄久生开车运货时，第三人吴志坚电话指示被告黄久生货运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太和镇锦邦停车场，（第三人仓库）并交待如有人问什么时候到货时，就说要配货到其他地方要第三天才到。2013年3月26日9时左右，原告员工余青平电话催问被告黄久生货物运输状况，黄久生按吴志坚指示回复余青平货要到27日才到广东东莞。期间被告黄久生向吴志坚报告货主催货比较急，吴志坚没有理会。2013年3月26日13点左右，被告黄久生将铜材运至第三人仓库，吴志坚通知“李某”来取货，“李某”指示谢世华驾车转走此铜材至许伟中出租房，之后“李某”与铜材不知踪迹。第三人鸿鹏程出具一份《广州鸿鹏程物流公司送货回执单》，内容为：货物铜材，重量9490KG，运费4100元，收货方：李总。提货人谢世华签字确认。2013年3月27日上午8时左右，原告员工余青平再次询问被告黄久生货运情况，黄久生告之其货已在广州被转运，余青平遂联系吴志坚，并报警。2013年3月28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公安分局作出惠阳（公）立字（2013）00985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江西保太集团门市部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另查明，被告黄久生与被告黄党花系夫妻关系。第三人鸿鹏程负责人为乐丽，实际经营者为吴志坚，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以及第三人的陈述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黄久生与第三人鸿鹏程之间是何法律关系；2、原告保太公司与哪一方成立货运合同关系；3、原告保太公司货物损失的责任应该如何承担。根据案情，本案为加害给付责任，即存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原告可以择一主张。原告选择以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诉讼，经审理认为，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受刑事案件查明的影响，不违背“先刑后民”原则，无需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判。1、原告与第三人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1）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分析：鸿鹏程从“李某”处获知保太公司有铜材需要从余江运送至广东。吴志坚向黄久生发出指令，要求黄完成以下工作任务：“将8吨铜材从保太公司运送至广东东莞，所获报酬为3400元”。发货前，变更为“将9吨货物从保太公司运送至鸿鹏程仓库。所获报酬为3500元”。理由为：证人杨某当庭作证，证实吴志坚有一车铜要运，叫其帮他找车；第三人吴志坚事后两次在公安机关陈述：“我安排了黄久生去拉”、“我公司派车（是公司黄久生运的货）”。并且从吴志坚指示黄久生运货地点和隐瞒真相的事实；黄久生在运输途中向吴志坚报告货主催货的事实；黄久生得知货主货物运送真实地点、货主催货的情况下仍听从吴志坚指挥的事实；吴志坚给付黄久生费用的事实；第三人出具《送货回执单》等事实，均表明此次货物运输是吴志坚指派黄久生完成的工作任务。吴志坚处于管理、指挥的地位，黄久生是听从吴志坚的管理和指挥。为此，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为雇佣法律关系，第三人为雇主，黄久生为雇员。（2）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第一阶段，黄久生到保太公司厂区签订《运货合同》之前。根据《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第二十五条，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有相对人的要约的构成要件为a、系特定人作出的意思表示；b、向特定的相对人作出；c、具有受拘束的意思；d、内容具体、确定。本案从“李某”向原告提供第三人的营业执照以及吴志坚的陈述均证明原告向相对人第三人发出了要约，并且吴志坚知悉要约的内容，即原告的要约已经如实到达第三人。承诺的构成要件有a、只能由受要约人作出；b、向要约人作出承诺的通知；c、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d、必须在承诺期限内到达要约人；e、具有受拘束的意思。以非对话的通知方式的承诺采用到达主义，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结合吴志坚、余青平的陈述、第三人出具的《送货回执单》可以证明，第三人鸿鹏程作出了承诺，承诺的对象是保太公司，也到达了保太公司。要约的内容与承诺的内容是一致的：保太公司需要运输一批铜材，始发地余江县保太集团，目的地为广东东莞，价格4100元。虽然“李某”以欺骗的方式使原告误认为“李某”是第三人的员工，使吴志坚误认为“李某”是原告的员工，但“李某”在现阶段通报的要约、承诺内容信息是真实的。原告、第三人均有向对方发出要约和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且真实、自由。“李某”客观上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即使第三人主张对合同当事人发生重大误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在变更撤销之前依然为有效合同。第五十五条规定，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原告、第三人从2013年3月28日公安立案至今未主张撤销，除斥期间经过，撤销权消灭。综上，第三人的承诺生效，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成立了货物运输的口头合同。第二阶段，黄久生到保太公司厂区签订《货运合同》之后。黄久生系第三人的雇员。第三人吴志坚陈述：“我安排了黄久生去拉”、“我公司派车（是公司黄久生运的货）”。以及黄久生陈述其在与吴志坚电话联系后才得以进厂过磅上货，证明是吴志坚向原告表明黄久生的身份是依附于第三人的。原告有理由相信黄久生是第三人的员工或雇员来履行口头运输合同的，即使黄久生与第三人不构成雇佣关系，也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运输合同的履约承担债务人。此时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签订的《货运合同》，不能单纯认定为是黄久生个人签订的合同。基于雇主吴志坚指示的工作任务与《货运合同》的内容完全吻合以及黄久生已经实际履行职务行为等事实，可以推定吴志坚以默示授权的方式向黄久生完成委托授权，委托黄久生代理第三人与原告将之前的口头合同内容固定，签订为书面合同。原告、第三人、被告黄久生三方符合显名的间接代理的法定构成要件：一黄久生受吴志坚的指派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与原告订立合同；二为了吴志坚的利益（虽然黄久生也有利益在其中）；三订立合同时，原告知道黄久生是吴志坚的代理人。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第三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方，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方的除外。因此，可以认定原告是第三方，鸿鹏程是委托人、黄久生是受托人。《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货运合同》约定了托运方的合同责任，虽附带约定了黄久生的司机义务，所以该合同并非只约束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综上，原告与第三人货物运输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为托运人，第三人为承运人。（3）、原告与被告黄久生签订的《货运合同》性质之分析：该《货运合同》第3条约定：“驾驶员要带好自己驾驶证到销售部跟单员那里及时登记，待跟单员核实后按车辆登记到厂时间先后顺序派车装货”，第7条“到销售部拿过磅单、化验单、出库单、税票、客户的联系方式及出厂证”。说明证件复印件、过磅单、出库单所附内容为合同条款，《出库单》、《出库清》单上载明了“领货单位：赣Ｌ×××××广东门市部；T2铜排总重量为9490KG”，证件复印件上注明了“铜排拉到广东门市部”等信息，是《货运合同》关于货物名称、数量、收货人、运输目的地等必要内容的约定。价格并不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可以根据合同法进行合同的漏洞填补。该《货运合同》符合合同的法定形式。2、第三人存在违约行为，应对原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吴志坚2013年3月28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被告黄久生2013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证实，被告黄久生开车运输货物时，吴志坚擅自变更交货地点。黄久生按吴志坚指示将货物运至第三人仓库，并交付给他人，致使原告货物灭失。违反了《货运合同》关于运输地点、托运人和收货人的约定，对原告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三人应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为货物价款478580元（9490×50.43），间接经济损失为原告未获价款期间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按年利率6%从2013年3月27日开始计算至原告起诉之日2015年1月27日。乐丽系吴志坚的妻子，依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为此，乐丽与吴志坚承担共同赔偿责任。3、第三人的行为仅属民事违约，并非行政、刑事违法，因而不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追究被告黄久生的责任。《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在本案中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因本案为合同纠纷，第三人的根本违约行为对原告造成的是财产损害，虽然第三人也应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但上述法律适用范围是致人人身损害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黄久生系第三人雇员其行为由其雇主对外担任，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党花、三丰公司的责任依附于黄久生，黄久生不承担责任，他们也不担责。第三人与被告黄久生之间的责任承担为另一法律关系，不在本案处理范围。一审法院依据《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四百零二条、《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由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负责人乐丽和吴志坚共同赔偿原告货物损失价款人民币478580元及其利息52643.8元。（利息按年率6%从2013年3月27日开始计算至2015年1月27日）；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在本院二审期间，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本院二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二审对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确认，有：1、保太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三丰公司企业信息表、章程及黄久生、黄党花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各1份；2、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货运合同》1份，0001814－0001818《出库单》5份，《上引车间出库清单》1份；3、黄久生身份证、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各1份；4、2013年3月25日保太公司销售合同4份，2013年3月28日保太公司销售合同1份，增值税发票2份，出库单2份，银行入账凭证3份；5、上诉人鸿鹏程营业执照、乐丽、吴志坚登记信息，上诉人鸿鹏程的《送货回执单》；6、三丰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各1份、《车辆挂靠服务合同》1份；7、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公安分局惠阳（公）立字（2013）00985号《立案决定书》1份，惠阳区公安分局调查材料（黄久生、余青平、吴志坚、谢世华、范帝青、许伟中等人询问笔录各1份），公安调查材料鸿鹏程《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货物运输协议书》、证人杨某书面及当庭证词，以及本案各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且上述证据均一审庭审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本案中虽然“李某”在与上诉人吴志坚、鸿鹏程联系本案所涉货物运输时是以保太公司人员的身份出现，而在与保太公司联系该事项时又以鸿鹏程人员的身份出现的，但其向上诉人一方所发出的保太公司需运送货物的要约和向保太公司一方发出的上诉人一方所作出的承接货物运输的承诺，是上诉人一方和被上诉人保太公司一方当时真实意思表示，且上诉人吴志坚以鸿鹏程的名义承接了该货物运输后，指派了被上诉人黄久生到保太公司承运本案所涉货物，保太公司也将该货物交由了黄久生承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双方均已实际履行了所约的货物运输事项；本案中“李某”假借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名义分别向双方所约定的货物运输事宜，“李某”虽属非法行使他人的民事权力，但在本案中上诉人一方与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实际履行了本案所涉货物运输的事实，是上诉人一方与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对双方成立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认可和承认，故上诉人一方与被上诉人保太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同时，本案已查实的证据均证明本案所涉货物运输是上诉人吴志坚指派黄久生完成的工作任务，吴志坚处于管理、指挥的地位，黄久生是听从吴志坚的管理和指挥，上诉人方与被上诉人黄久生之间系雇佣法律关系，上诉人为雇主，黄久生为雇员；因此，上诉人提出其不是货物承运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本案民事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的认定不受刑事案件查明的影响，因此不违背“先刑后民”原则，无需中止审理或移送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一审法院依法审理本案，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上诉人提出的一审审判程序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黄久生系上诉人的雇员，被上诉黄久为完成雇用的工作任务，而在保太公司厂区提货时签订的《货运合同》，该合同系被上诉人保太公司对其与上诉人一方约定的货物运输事项的具体要求和补充，该合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黄久生的雇主即上诉人一方承担；被上诉人黄久生依照上诉人吴志坚的电话指示，而未按《货运合同》约定的方式和交货地点交货，擅自将所运输的货物送到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太和镇锦邦停车场上诉人一方的仓库，致使货物被“李某”骗走，造成了被上诉人保太公司货物灭失，上诉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一方未按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和交货方式交货，系违约行为，其违约行为造成了被上诉人保太公司托运的货物灭失，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与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二审不予采纳。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可相互印证，并经庭审查证属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准确，处理适当，应予维持。本案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112元整，由上诉人吴志坚、广州市容发货运市场鸿鹏程货运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傅高煌审判员  张文胜审判员  周林昌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徐 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