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4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刚，男，1957年8月2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凯，北京市高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海昶，北京市高和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1号楼23-32层。负责人：赵松来，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娜，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秦自强，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员。上诉人刘永刚与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永刚上诉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7)京7101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刘永刚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遗漏重要事实，刘永刚购买的涉案保险背景是：刘永刚从光大银行领取拆迁款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简采莲自称是银行的理财经理，承诺涉案保险每年的收益在7.4%-7.7%，每年还有红利。事后刘永刚发现，简小莲的实际姓名是简采莲，并就此向北京市保监局进行了投诉。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在刘永刚领取拆迁款的银行进行保险销售本身就对刘永刚是否购买保险造成了误导，并且保险公司的保险销售人员不使用真实姓名。保险公司手写了每年滚存，应当认定为对涉案保险的特别注释，如果就是六年后一次收益，也就并不存在滚存之说。2、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刘永刚从未收到过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对其内容也毫不知情，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为还包括其他保险保障在内的情况，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将刘永刚未认可的事实作为了定案依据。3、刘永刚所全部收益低于定期存款利率，刘永刚保险期满后所得的全部收益（保险金及红利）仅不到3%，远远低于央行五年定期存款利率3.6%。刘永刚如果不是被保险公司以高收益诱导，绝不会购买。综上，请求贵院判如所请。保险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刘永刚陈述的事实和上诉意见。刘永刚说没有收到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不认可，电话回访，刘永刚确认收到保险单和保险回执，是签署收到的。刘永刚说保险公司承诺收益高，对此保险公司不认可，没有事实依据。销售人员名字的问题，在刘永刚投诉和一审中，保险公司向监管机关和一审法庭进行了说明，简小莲是简采莲曾用名。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京7101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驳回刘永刚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在投保过程中，投保单为刘永刚本人亲笔签名，说明保险公司对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等事项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一审法院判决仅以字体没有加黑加粗，就认定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属事实认定错误。2、保险公司在犹豫期内对投保人进行了电话回访，对免责条款等进一步做了说明。3、刘永刚在保险公司同时投保了六份相同的保险，保险费共计300万元。通常情况下，在处理如此大金额的财产时都是经过详细了解后才作出的决定，不存在投保人存在误解的事实。4、本案不存在利息损失的说法。保险公司已经依据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保险责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依据保险法解释（二）第九条，明确了保险法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将红利事项作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事实上红利条款亦不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一审判决却适用保险法十七条规定，认定红利事项也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改判，驳回一审刘永刚的诉讼请求。刘永刚答辩称，不认可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保险公司上诉状中所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刘永刚没有收到过保险合同也不知道保险合同的内容。本案中的投保单经过保险公司宣传，刘永刚认为是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刘永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142221.47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原、被告签订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于2010年5月22日成立，2010年5月23日生效。合同（组）号码为2010-118102-437-01505281-8，保险金额为538500元，保险期间为6年，标准保费为50万元，交费方式为趸交。本案保险合同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栏中记载“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分红、万能、投资连结保险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但该条款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该条款下方投保人签名处有刘永刚的签名。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二载明：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责任三载明：被保险人乘坐火车、轮船或航班班机期间因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3。被保险人乘坐火车、轮船或航班班机期间外因意外伤害身故，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性交付保险费的，身故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2。第六条红利事项载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保险公司称其向刘永刚送达过上述保险条款，刘永刚称并未收到该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也未提供相关送达凭据。本案所涉投保单背面附有保险合同送达书，该送达书记载：保险合同构件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保单费用扣除及权益表、保险条款、保险费交费凭证等；如您对保险合同内容及构件检查无误，请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内签名确认后，交经办员转送我公司存档备查。经法院询问，保险公司称刘永刚已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签字确认，但《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保险公司并未留存。庭审中，刘永刚认可“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栏中签字系其本人书写，但不认可保险公司向其送达过本案所涉保险条款，亦不认可其收到过《保险合同送达回执》并在《保险合同送达回执》上签名确认。二、被告提交的刘永刚新单回访录音记载：保险公司：“保单回执也是您本人签收的对吗？”刘永刚：“是。”保险公司：“好的，请您抽时间仔细阅读以下保险条款，特别是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退保犹豫期等以及红利分配等相关规定，保单自签收之日起有10天的犹豫期，请问犹豫期撤单以及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有关规定都了解吗？”刘永刚：“没有，没看。”保险公司：“……特别提醒一下，您投保的是分红型的保险，宣传材料的演示是基于精算假设，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具体的分红水平根据公司当年的经营状况而定。那我们最后核对一下地址，留的是金盏乡长店村851号对吗？”刘永刚：“对。”刘永刚认可上述回访录音是其本人回答。三、保险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数据查询结果显示：2016年5月24日，保险公司向刘永刚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0278.53元，向被保险人刘洋银行账户转账支付538500元，保险公司称538500元为合同约定的满期保险金，46800.34元为红利，3478.19元为红利利息，合计588778.53元。庭审中，法庭询问刘永刚所主张的诉讼请求142221.47元的依据，原告称以50万元为本金，6年为期间，年利率为7.7%（7.7%=38500元÷500000元），原告刘永刚应得利息为231000元，扣除其已得到的38500元利息及50278.53元红利，剩余金额为142221.47元。上述事实有投保单、保险单、回访录音、银行转账数据查询单、保险条款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为刘永刚因误解而导致的利息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做如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系体现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基本要求，并应具体包括订约说明义务和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两方面内容。与此同时，因保险合同具有专业性，故拥有专业技术优势的保险人特别应当对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经济利益的条款进行说明，以使最终成立的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含义的基础之上。结合本案，涉案保险产品因涉及红利分配，较之一般保险产品更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投保人对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等保险术语的含义均不甚了解，故保险人更应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全面、客观、明确、有效地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但是，本案“投保人声明与授权栏”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且法院注意到保险公司并未提交类似刘永刚手书的“本人已阅读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合同条款及红利的不确定性”等确认性证据，再者，刘永刚新单回访录音上刘永刚的回答并非针对保险公司关于保险条款和红利不确定性提醒的确认，而是对其地址的确认，故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明显瑕疵，且未能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客观上使投保人刘永刚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进而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保险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刘永刚主张按年利率7.7%计付红利，法院认为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但如法院分析，被告的行为确实给原告造成了一定损失，法院结合涉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仅包括满期给付保险金及红利，还包括其他保险保障在内的情况，酌定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刘永刚损失15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永刚损失一万五千元；二、驳回原告刘永刚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永刚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北京保监局对保险公司的处罚信息披露单，证明保险公司在平常销售保险时有过欺诈、误导投保人的行为。经本院庭审质证，上诉人保险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永刚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且不属于新证据范畴，故对刘永刚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刘永刚自银行处购买涉案保险产品，尽管刘永刚在投保单上签名真实，但保险公司的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部分的内容并未加黑加粗，且字体偏小，不易看清。现有证据显示，刘永刚确认并签字的内容仅为“保险人已经向投保人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尚没有达到明确说明的标准，不能据此认定保险人向刘永刚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涉案保险产品的说明义务的目的是让投保人理解与其权利义务相关条款如红利分配条款的概念、内容、法律后果，其标准是投保人实际理解或者明了。投保人是否实际理解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难以衡量。形式上，只要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对红利分配条款、免责条款等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附有“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签字确认并同时表示对相关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可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本案“投保人声明书”的内容并未采用加黑加粗等显著标志，且刘永刚对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的认知与保险条款不一致，故本院可认定保险公司对于涉案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条款并未向刘永刚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至于刘永刚陈述“每年自动滚存”等同于“高息”，因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向刘永刚销售涉案保险产品时，未能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使刘永刚产生误解，将涉案保险产品误认为是高息理财产品加以购买，进而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保险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保险公司的行为确实给刘永刚造成了一定的利息损失，故一审法院酌定保险公司赔偿刘永刚损失15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刘永刚和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均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19.43元，由刘永刚负担2844.43元（已交纳），由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负担175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 翔审 判 员  温志军审 判 员  崔智瑜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法官助理  茹 莹书 记 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