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黔26民终219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林宝龙，男，1980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市人，居民，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述喜，贵州九紫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明鑫，贵州九紫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华勇，男，197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浙江省宁波市人，农民，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一审第三人：宓能茂，男，198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居民，现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一审第三人:俞国军，男，1969年3月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农民，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嵊州市，现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上诉人林宝龙因与被上诉人陈华勇、一审第三人宓能茂，俞国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锦屏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8民初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林宝龙上诉请求：撤销锦屏县人民法院（2017)黔2628民初3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定《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之目的是合作经营协议涉及的“公孙林场”，实现互利共赢。上诉人基于对被上诉人的信任，约定“林场由乙方（被上诉人）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具体包括人员、资金等一切事务）”，同时约定“……树木卖出后每笔收入留5%作为正常运作资金，其余甲、乙双方按投入股份进行回收”。然而，被上诉人不仅未尽勤勉义务依约经营、管理好林场，而且连最根本的、最基本的依约定期把相关工作（尤其是林场日常经营状况及林场经营账目）通报给甲方（上诉人)，以及分配林场经营利润给上诉人的义务都不履行。被上诉人拒绝履行其合同根本义务、隐藏账目拒绝分配利润之违约行为，使双方合作经营林场、实现互利共赢之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更令上诉人完全失去对其信任，双方无法继续合作。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及“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法定解除合同的事由。鉴于被上诉人根本性违约行为己致《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所签《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依法应当解除。2、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全面负责林场的经营管理，具体包括人员、资金等一切事务，所有核算利润的账目均由被上诉人保管，上诉人在客观上不可能提供林场账目单据，因此，基于举证责任之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提供林场运营账目以核算利润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拒绝提供完整账目进行核算，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评估申请的情况下，上诉人基于从案外人处调取的部分木材检尺码单(详见上诉人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结合林场的实际情况，己合理估算出应分得的利润为2229358元。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林场己砍伐的林木的价值不能确定，未砍伐的林木的价值目前也不能确定，另一方面又拒绝评估，作出“对于不确定的讼争，依法不予认定”的结论，进而直接错误地理解适用民诉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分配利润的诉请，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陈华勇及第三人宓能茂，俞国军二审期间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林宝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2012年4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及2014年10月1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在公孙林场尚未分配的应得的50%利润222935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林宝龙在锦屏县××钟灵村购买公孙林场的活立木，在与被告陈华勇达成共同经营的意向后于2012年4月9日签订一份《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甲方（林宝龙）将其现已承包经营（无纠纷）的”公孙林场”共计1616.6亩（以甲方提供的林场林权原证合计的亩数）以下简称”林场”，作价人民币肆佰肆拾捌万元整与乙方（陈华勇）进行合作承包经营。甲、乙双方约定，甲方以林场实物出资，占林场50%股份，乙方以现金入股出资人民币贰佰贰拾肆万元整给甲方，占”林场”50%股份。二、双方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五、付款方式：自签订合同起，甲方将林权证过户给乙方指定人的名下，且设计工作正常开展后，乙方一次性付清合同款项。六、甲方承诺林场无纠纷，如有一切纠纷由甲方负责处理，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独自承担，如因纠纷引起的林场不能正常经营3个月以上，甲方将让出林场的50%股份给乙方，以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八、经营管理：经双方约定，林场由乙方全面负责经营管理（具体包括人员、资金等一切事宜），乙方有义务定期把相关工作通报给甲方，但甲方不得干预乙方的经营管理。十、其它约定事项：2、本协议签订后，未经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3、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战争、地震、台风、水灾、火灾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可解除本协议。”协议签订后，被告陈华勇即出资224万元给原告，双方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因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发生纠纷，原告林宝龙（甲方）与被告的受委托人宓能茂（乙方）又于2014年10月15日签订一份《补充协议》，主要内容为：1、经双方协商，在签订此协议之日起，乙方全面负责“公孙林场”的日常经营管理，包括林场日常运营安排、林场账目管理等；甲方负责落实林场砍伐指标和当地政府、村民纠纷关系协调处理。2、甲方须在2014年10月20日前把公孙林场所有土地股纠纷处理完毕，否则将按《协议书》第六条处理。3、从2012年4月9日起到签订合同止，在这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和收入按投资比例结清，若有剩余款项，由经营方在15天内支付给另一方，若经营方无法在规定之日内支付这笔款项则按月息3%支付另一方。4、应甲方要求，向乙方借款捌拾万元（￥800000），作为公孙林场的启动资金，利率按照3%结算，若甲方能在2014年11月15日前归还所有借款，利率则按2%结算，结算时间按月（30天）计息。5、甲方归还乙方借款方法：乙方经营公孙林场时所销售的木材款项，甲方应得部分应先归还乙方，直至还清甲方欠乙方的所有借款和利息。6、木材销售方式：在市场允许的前提下，公孙林场木材销售原则为先收钱后卖材。甲方在遵守此原则和市场同等价格的前提下，乙方须把公孙林场的木材卖给甲方的木材加工厂。若甲方无法遵守“先付钱后卖材”的原则或木材销售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指由乙方指定的锦屏县三家木材加工厂的平均价格），乙方有权将公孙林场的所有木材卖给其他木材加工厂。7、经营费用：砍伐指标费和山林设计费，除应缴税费外按50元/立方米的价格结算，由谁争取到指标谁收取的原则，费用支付在砍伐指标文件和山林设计完毕后一次性支付；公孙林场所有经营人员由乙方派遣，工资由甲乙双方共同确定；公孙林场日常经营费用不得超过总木材销售额的15%，不包括：砍伐指标费、山林设计费、造路修路费、砍伐工资、运输费、林场经营人员工资（含奖金）等，此费用主要用于当地乡政府、村领导等业务费和日常运营费等；若特殊情况超出此额度需向甲、乙双方汇报同意后才能支付。之后，双方在履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过程中再次发生纠纷，经锦屏县钟灵乡人民政府召集主持，并在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的见证下，以第三人宓能茂为代表的宁波玖隆公司与以原告林宝龙为代表的天厦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就经营钟灵乡公孙林场发生经济纠纷一事进行调解，经充分调解，达成协议如下：一、2014年采伐的木材出材量1881立方米，木材销售价为950元/立方米，采伐成本由玖隆公司按660元/立方米计算，所得利润宁波玖隆公司（宓能茂）和天厦木业（林宝龙）各占50%。二、采伐林木所需支付土地股由天厦木业（林宝龙）承担34.45万元，剩余款由宁波玖隆公司（宓能茂）负责。三、目前公孙林场山场未采伐林木双方各占一半股份，经双方同意后委托县林业局拍卖。四、天厦木业（林宝龙）欠玖隆公司（宓能茂）42.6142万元欠款，由玖隆公司（宓能茂）在2014年经营木材利润中从天厦木业（林宝龙）的利润中扣除。余款在今后所拍卖林木中属天厦木业（林宝龙）的利润中扣除。五、2015年已采伐木材（线路材）由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六、天厦木业（林宝龙）必须在签订协议30日内，将所欠玖隆公司（陈华勇）欠款还完，逾期不还完欠款的，由林场剩余未采伐林木全部归玖隆公司。同时查明：林宝龙与陈华勇之间的所有协议均与宁波玖隆公司、天厦木业有限公司无关，系二人的个人行为。宓能茂为陈华勇的特别授权委托人，其在调解过程中所签字，被告陈华勇均认可。另查明，对以第三人宓能茂为代表的宁波玖隆公司与以原告林宝龙为代表的天厦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的《调处协议》，原告林宝龙已于2016年7月1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宓能茂与林宝龙签订的《调处协议》，目前，该案尚在审理之中。本案在庭审中，原告又增加解除以第三人宓能茂为代表的宁波玖隆公司与以原告林宝龙为代表的天厦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的《调处协议》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原、被告先后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达成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当事应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一、关于本案的案由确定问题。本案中，原告请求的是解除原、被告2012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4年10月1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不是请求确认《协议书》和《补充协议》无效，因此，本案的案由不应确定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而应确定为合同纠纷。二、关于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原、被告在《协议书》中的第十条明确约定：“2、本协议签订后，未经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3、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战争、地震、台风、水灾、火灾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可解除本协议。”，进而明确了双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虽然原、被告在履行《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过程中出现了纠纷，但是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从本案现有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来看，尚不能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已导致双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且，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并未发生，合同解除条件并未成就，加之被告坚持不同意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至此，原告尚不具有约定和法定的合同解除权，原告提出解除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的诉求不符合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的条件，故对原告主张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诉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在公孙林场尚未分配的应得的50%利润2229358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首先，原、被告对合伙经营公孙林场已经砍伐的林木收益尚未进行结算，不能明确原、被告各自应得的分成利润数额，原告只是估计已砍伐尚未分配的木材利润和尚未砍伐的林木利润约600万元，据此推定原告至少应分得300万元，扣除其间欠被告的土地股费用34.45万元及材款42.6142万元，被告实际应支付2229358元。从原告提供的2014年、2015年大象木业木材检尺码单及2014年天厦木业木材检尺码单来看，也未能确定原、被告已砍伐公孙林场林木的价值，对于不确定的讼争，依法不予认定。其次，原、被告共同经营公孙林场尚未砍伐的林木的价值目前未能确定，原告所应当得到的该部分利润价值也不能确定。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原告在公孙林场尚未分配的应得的50%利润2229358元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四、关于对以第三人宓能茂为代表的宁波玖隆公司与以原告林宝龙为代表的天厦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2日签订的《调处协议》的问题。因原告林宝龙已于2016年7月12日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宓能茂与林宝龙签订的《调处协议》，该案已经本院受理，目前尚在审理之中，故在本案中，对该《调处协议》不予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宝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635元，由原告林宝龙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违约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的上诉理由，第一，按照双方《协议书》第十条：“十、其它约定事项：2、本协议签订后，未经本协议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协议。3、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战争、地震、台风、水灾、火灾以及其它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可解除本协议”的约定，经查，双方并未就解除合同事宜协商一致，且不具有不可抗力因素，故其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理由不符合双方约定；第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九十六条之规定，上诉人林宝龙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亦难以判断该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本案并非被上诉人对解除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或仲裁。因此，上诉人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第三，根据双方《协议书》约定“二、双方合作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案二审中双方合作期限虽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该《协议书》应自然终止。但是，上诉人林宝龙主张的是解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并非主张该协议终止。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一审判决以上诉人提出的解除请求不符合法定和约定解除条件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对于上诉人有关利润分配及《调处协议》的问题，因二审中出现合同期限届满事由，导致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上诉人诉请解除合同的请求已无意义，但结合本案实质是合伙纠纷，上诉人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及第九十八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及《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中有关合伙的规定，通过结算和清理主张权利。基于此，上诉人主张分配应得的50%利润2229358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可通过结算和清理主张权利，但双方再次发生争议后签订《调处协议》对双方相关的权利义务另行约定。上诉人现已以该协议系被胁迫为由向一审法院另行诉请撤销，一审法院正在另案审理。因《调处协议》是否被撤销对双方合伙的结算及利润分配主张有直接影响，加之上诉人主张应得的50%利润2229358元自认系其估算，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利润分配主张；因此，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分配2229358元利润的请求予以驳回和对《调处协议》不予处理亦无不当。至于上诉人所称举证责任分配及申请评估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对其主张解除协议和分配利润的请求应当举证证明。上诉人虽强调有关账目由被上诉人保管，要求被上诉人提供有关账目和检尺单据，并申请对林场运营利润进行评估，但因上诉人对另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的《调处协议》的撤销之诉正在进行，无法准确固定上诉人的利润分配请求。因此，申请评估对本案的待证事实无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当事人可待《调处协议》另案裁判后再行主张。综上所述，林宝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635元，由林宝龙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厚祥审判员  李南楠审判员  沈 智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书记员  王洪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