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05民终91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振来，男，1953年4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建英，女，1978年10月2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显俊，浙江日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上述两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章志成，男，1962年3月13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原审被告：ＸＸ勤，女，1952年12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张家港市。上诉人王振来、王建英因与被上诉人章志成，原审被告ＸＸ勤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2民初117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振来、王建英上诉称:一、一审对反诉部分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非法索取34500元的依据就是25万元的欠条，而该欠条的诉求已被驳回，索取的款项已无合法的来源，理应依法返还。2、一审判决推定王振来与被上诉人系合作关系及认为被上诉人陈述王振来撇开自己单独签约解释更具合理性系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认为34500元可视为因王振来原因导致合作失败而对被上诉人的相应补偿，也是错误的。二、一审对反诉部分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王振来、王建英因受胁迫而支付34500元的行为自始无效，一审判决在确认被上诉人本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又驳回两上诉人的反诉请求，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反诉部分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两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章志成辩称:其与王振来存在合作承接工程关系，当时王振来要求被上诉人停止正在建设中的工程，与其一同去山东、云南考察工程项目，并要求其先留住下面的二十几名工人，以待王振来所接工程开工去干活。嗣后因王振来抛下被上诉人单独又与发包人签订了工程合同，导致被上诉人与下属工人无法参与工程项目，造成停工期间产生相应的工人工资费用，以及花费了大量前期考察等垫付费用损失。为此，王振来同意承担部分损失，并于2009年12月27日、2014年2月1日二次向被上诉人出具金额为250000元的欠条，表示会按期归还，王建英也出具了债务加入的承诺，但到期后上诉人并没有按约归还欠款。被上诉人认为，这些债务凭证是合法的，一审理应判决上诉人归还上述债务。原审被告ＸＸ勤未到庭陈述意见。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章志成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王振来、ＸＸ勤支付人工工资25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0年2月3日起至王振来、ＸＸ勤实际归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王建英在债务加入范围内支付20000元；3、判令王振来、ＸＸ勤、王建英支付章志成因本案纠纷导致的误工费等损失合计10000元；4、判令章志成有权对拍卖、变卖王振来、ＸＸ勤、王建英所有的用于抵押的位于张家港市××桥××号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一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振来、王建英的反诉请求为：判令章志成返还其索取的345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每一笔款项的取得之日起至归还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暂计算为5000元），合计395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振来经人介绍与章志成相识，二人（承包人、乙方）与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耿马天生桥电站项目部（以下简称天生桥电站项目部，发包人、甲方）于2009年12月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耿马天生桥水电站，工程内容为洞为主（即包工包料），承包范围为甲方承建的电站导流洞范围内土石方挖运卸、便道修建及其道路附属工程，合同价款为8000万元，乙方属于甲方自行组建的施工班组，乙方指定章志成为现场执行经理，负责施工期间的日常事务，乙方在签订本工程协议书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30万元合同协议定金。2009年12月22日，王振来（承包人、乙方）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发包人、甲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耿马天生桥水电站，工程内容为洞为主（即包工包料），承包范围为甲方承建的电站导流洞范围内土石方挖运卸、便道修建及其道路附属工程，合同价款为8000万元，乙方属于甲方自行组建的施工班组，乙方指定王振来为现场执行经理，负责施工期间的日常事务，乙方在签订本工程协议书后贰个工作日内，支付20万元合同协议定金。同月22日、23日，王振来支付合同定金合计20万元。2009年12月27日，王振来向章志成出具《欠条》一份，主要内容：今由王振来欠章志成贰拾伍万元整，该款在2010年2月2日前归还，如付不清愿意用家产作抵押。2014年2月1日，王振来又向章志成出具《欠条》一份，主要内容：今由我本人王振来欠章志成人工工资贰拾伍万元。此条以2010年2月2日的欠条改写的，此条生效后2010年2月2日的欠条作废，此条二年付清，如付不清本人愿意以房子作抵押：妙桥跃进二组。同日，王振来还向章志成出具便条一份，主要内容：本人同意在2014年5月1日前归还章志成伍万元正。在该便条反面，王建英向章志成出具便条一份，主要内容：我父亲王正（振）来答应在2014年5月1日之前先付章志成伍万元，如果我父亲付不出，我愿意代父付章志成贰万元，落款日期为同年1月30日。一审法院另查明:王振来于2012年先后给付章志成合计15000元，王建英于2013年2月7日、8日、2014年5月12日、22日、31日先后给付章志成合计19500元。以上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欠条》、书写的便条、收条、汇款凭证、调查笔录、证据交换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审理中，章志成对案涉纠纷陈述如下：我与王振来是通过朋友介绍相识的，认识之后，他跟我说有项目要做，我当时手头在张家港市杨舍镇东莱一家私营厂房有正在做的工程，我当时下属工人有27个，他让我把工程先停掉，下属的工人先不要解散，又让我找了29个人，等承接新工程后一起施工。我与王振来先前往山东济南考察项目，在考察时产生的费用是由我垫付的，在考察时经当地村委李书记介绍，与何平等居间人认识，因此得知云南有水电站项目，因为当时工人在家等着，山东的工程没有落实，云南那边究竟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王振来自己没有资金、执照、工人，所以他极力劝说我去云南，争论了一晚之后，我才决定要去。于是在2009年12月15日、16日（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我、王振来与居间人在济南签订了《居间合同》。签订《居间合同》后，我在16日买飞机票从济南飞到昆明，一行有八九个人，住在昆明一家旅馆。同月18日，我、王振来与李长维（代表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了施工协议书，当时协议签订的时候说要交纳订金，我跟李长维说按照《居间合同》不应当交纳订金，王振来说这个工程大，可以赚2000万左右，交个30万也值得。当时我与王振来身上都没有钱，当天晚上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外甥，从上海寄了3万元过来，李长维答应我们7天时间交齐30万元，否则合同作废，所以合同上没有具体的签订日期，待定金交纳后，再把时间补上。19日，我与王振来一起从昆明飞到南京，然后我回张家港筹钱，他带居间人去济南去看另一个工程。到了22日，王振来一个叫郭新华的朋友给了我一份王振来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的协议书，于是我在23日立马从南京乘飞机到昆明找到李长维，他给了我一份王振来要求其出具的《声明》（复印件），因为我在云南找不到王振来，所以又返回了张家港。到了27日，王振来打电话跟我说他回来了，要求我带一名工人去妙桥大酒店商谈他破坏合作之后的事宜，我去了之后，俞全全已经在场，我们谈到当初口头约定付工人工资的事情，当时我还提到了昆明工程的利润，王振来打电话给郭新华，郭新华劝我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协商解决，我们算了一下工程前期费用及留守工人的工资一共三十几万，《欠条》写了25万，王振来在上面签了字，俞全全作为见证人在上面签了字。因为王振来在《欠条》出具后只付了少部分的款项，为追讨债款，我在2012年10月曾到王振来家里追讨债款，但是并没有致ＸＸ勤受伤。后王振来的女儿王建英在我与王振来之间牵线搭桥，约我2013年大年三十去她家与王振来会面，解决欠款归还事宜，到了大年三十晚上七点左右，王振来打电话给我叫我过去，并邀请我吃年夜饭，当时ＸＸ勤、王建英及其丈夫也都在场，王振来口头说5月1日能百分之一百给我钱，至少不少于5万元，王建英也说如果她父亲付不出钱，她愿意分担一部分债务，并写了2万元的便条给我，王振来当天晚上没有给我写欠条，说第二天早上去塘桥镇李王村某茶座给我几千元让我回家过春节。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左右，王振来打电话给我，让我去茶座，我去的时候他有四个朋友在场，他给了我700元，在他的朋友的劝说下，王振来又写了一份《欠条》给我，并同时写了一份承诺在5月1日前先付5万元的便条，并按了手印。因为王振来未按约足额支付欠款，故起诉至法院。王振来对案涉纠纷陈述如下：我与章志成于2009年12月因为要一起去山东看工程而认识，同月15日，我、我的一个朋友、章志成三个人一起到山东承接大坝工程，到了山东后，村里的李书记说云南有工程，当时居间人何平不愿意章志成去，但是章志成自己要求去。同月17日，我、居间人何平、何平的北京朋友与章志成四个人一起从济南飞到昆明，我们的机票是各自自己买的。同月17日到18日，我、章志成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了协议书。因为章志成没有交纳保证金30万元，所以协议未签订成功。嗣后，章志成与居间人何平他们签订了居间合同，我只是他们做好合同之后在上面签了字。由于保证金没有落实，同月20日，我与章志成回到了南京，章志成从南京直接回到了张家港，我与何平他们去了济南。由于何平的劝说，我与何平在同月22日又回到云南，我通过高利贷借了10万元，再加上何平拿出的16万元，给了天生桥电站项目部李长维，于是在当日重新签订了协议书。后来，我才知道天生桥电站项目部是虚假的，我交纳的10万元定金也打了水漂。同月27日下午，因为章志成知道我要回妙桥下车，所以带人等在那里，王振来带来的人说要吃饭，我当时带他们去吃了馄饨，之后那人说要喝茶，于是带我去了一个大酒店的茶座，当时是下午三四点，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没有其他人在场，章志成逼迫我写了一张《欠条》。章志成之后于2012年10月8日、9日到我家要钱，ＸＸ勤被打伤报警，后来派出所打电话给我了解情况，我报警跟公安说自己是被敲诈。农历2013年大年三十，章志成又到我家里要钱，同时给别人打电话问人来了没，让我觉得如果不给钱就有人冲到家里，于是我打电话给朋友借给章志成5000元，我女儿王建英没办法也出了个便条给他。到了2014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我与几个朋友在塘桥某茶座喝茶，章志成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了他地址，王振来带着大儿子过来要钱，当时我口袋里只有700元，就给了章志成，章志成不满足，又逼着我出了一张《欠条》，内容是章志成写好之后让我抄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王振来有无结欠章志成人工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章志成向王振来主张人工工资和相应利息，有责任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无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的，章志成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章志成主张王振来结欠其人工工资，为此以两份《欠条》为据提起诉讼，则其必须陈述两份《欠条》形成的事实，因王振来对于欠条内容及形成过程予以明确否认，则章志成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存在欠条形成的基础事实。章志成主张欠条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其与王振来系合作关系，王振来在合作之初让其下属工人停工，并答应代付停工期间其下属工人工资，王振来对此明确否认，称其与章志成之间并不存在合作关系，也无约定停工及代付工资之事。一审法院认为，就章志成与王振来之间的关系，因两人一致陈述曾一起前往山东、云南考察项目，且两人一起在第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的“承包人”处签名，可推定两人系合作关系。王振来称两人只是想一起承接工程，并未谈到具体合作，该陈述与《建设工程施工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等证据相违，亦与常理不合，对该说法，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就王振来与章志成下属工人的关系，章志成陈述两人合作时其下属工人系两人共同职工，其下属工人与两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合作失败后，王振来与其下属工人形成直接劳动关系，且王振来曾承诺停工期间的工资由其代发。一审法院认为，章志成就该陈述提供曾在其手下干活的徐成亮的证人证言，该证人陈述与章志成陈述内容相违，因该证人曾系其下属工人，且明确自己神志不清，故对该证人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因章志成就其陈述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无法认定。且即使王振来确实有上述承诺，则真正的债权人也应当为章志成的下属工人而非章志成本人。其次，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被证明是客观真实的，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即无证明力可言。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案件事实真实，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当然包括了证据的形式、内容及形成过程。案涉欠条上虽有王振来的签名，但此并不能等同于欠条真实，该欠条的真实性还应当结合欠条内容及形成过程等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综上所述，章志成主张欠条的形成基础是其下属工人与王振来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王振来曾要求其下属职工停工并承诺停工期间的损失由其负担。但对上述陈述，章志成均无法予以证实。因章志成对于欠条形成的基础事实并未提供充足证据，一审法院对此碍难认定，故对于章志成主张王振来结欠其人工工资2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章志成是否需返还王振来、王建英已给付的款项？在2009年12月27日，王振来向章志成出具《欠条》后，其本人及女儿王建英先后给付章志成34500元，对于上述付款金额，章志成本人予以认可，故对于王振来、王建英已给付345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如上所述，章志成与王振来在承接山东及云南工程时系合作关系，对于两人于2009年12月合作失败的原因，章志成陈述系王振来撇开自己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协议书，王振来则解释为系章志成自行退出，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章志成的解释更具合理性：在王振来于2009年12月22日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协议书之后，章志成在同月24日立即从南京飞往云南，如果系章志成自行决定退出合作，则其完全没有立即再回云南之必要；其次，章志成为与王振来合作承接工程，一起前往山东济南、云南昆明考察工程，在已经签订好协议书，且在章志成、王振来均认为承接到一个大工程的情况下，章志成主动自行退出合作，与常理不合；王振来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协议书后5天，章志成即让王振来出具一张金额为250000元的《欠条》一份，如系章志成自行决定退出合作，则其无让王振来出具《欠条》之必要，王振来虽陈述该欠条系章志成逼迫所写，但书写欠条的地方系酒店的开放式茶座，且王振来在书写《欠条》时及事后亦未就此事报警，该陈述不具有合理性。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章志成的陈述更具合理性，合作失败原因应在于王振来撇开章志成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协议书。依照章志成提交的证据材料，可知其为与王振来合作，先行支出了一部分费用并产生了一定的时间成本，且因该两人欲承接的工程能够顺利承建，亦可能产生一定的收益，故王振来及王振来女儿王建英已支付的34500元可视为因王振来原因导致合作失败而对章志成的相应补偿。且王振来、王建英在章志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就该款项要求章志成返还，亦可反证上述款项的性质。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王振来、王建英要求章志成返还已支付的34500元，缺乏相应的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章志成的本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王振来、王建英的反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也不予支持。ＸＸ勤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负。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其他有关法律之规定，判决：一、驳回章志成的本诉诉讼请求。二、驳回王振来、王建英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200元，由章志成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94元，由王振来、王建英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本院认为：章志成与王振来之间存在合作承接山东及云南工程的合作关系。王振来虽向章志成出具过两份金额为25万元的欠条，但王振来认为是在被章志成逼迫下所写，而章志成主张该欠条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其与王振来合作承接工程之初，王振来让其下属的工人停工，并答应停工期间其下属工人工资及费用由其支付，在此基础上王振来向其出具了欠条。因王振来对此不予认可，章志成对其主张的事实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于章志成诉请王振来支付其欠款25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鉴于章志成与王振来原系合作关系，对于2009年12月两人合作失败的原因，章志成陈述系王振来撇开自己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了协议书，王振来则解释系章志成自行退出，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庭审陈述，章志成自行退出二人合作显然与事实不符，否则王振来也不会在单独与天生桥电站项目部签订协议后5天向章志成出具上述欠条。王振来虽陈述该欠条系章志成逼迫所写，但书写欠条的地方系酒店的开放式茶座，且王振来在书写欠条时及事后并未就此报警，王振来对自己的陈述并未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根据章志成提交的证据，表明其为与王振来合作已先行支出了一部分费用，也不排除因实施合作事宜对其原施工工程等利益造成影响，一审法院综合考量本案情况，认定王振来及其女儿王建英在事后向章志成支付的34500元，作为王振来对章志成的相应补偿也无不妥，且王振来、王建英在章志成就本案提起诉讼前，对已支付章志成的款项从未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对王振来、王建英反诉要求章志成返还上述款项不予支持也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振来、王建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4元，由上诉人王振来、王建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施 伟审判员 徐 辉审判员 王小丰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书记员 江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