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240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法定代表人：叶路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晓茵，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新，广东金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威力染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陈伟文，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伟文，男，198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渊，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东杰，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威力染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力公司）、陈伟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7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荔富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威力公司与陈伟文连带向荔富公司支付货款236689.35元及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由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采信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提供的微信记录显然是错误的。首先，微信的“肥人”是否就是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所提的“叶同威”无法确认，其次，微信内容是否真实、微信内容有否被删减也是无法核实的，因此，微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一审法院以该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证据作为依据，认定荔富公司同意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的货款，显然是对威力公司与陈伟文的故意偏袒。根据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荔富公司同意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荔富公司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货款，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荔富公司确实同意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货款，为何荔富公司又要花如此多的精力、时间向法院起诉，追讨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6689.35元呢?（二）荔富公司从未授权任何员工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的货款。荔富公司从未授权任何员工(包括叶同威、叶同安)与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协商，同意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的货款。23万元货款对于荔富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个小的金额，如果荔富公司确实要授权员工减免客户货款的，荔富公司一定会通过书面的形式予以授权。但显然，从本案来看，无论是叶同威还是叶同安都没有获得公司的授权。而且作为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如果确实与荔富公司协商减免23万元的话，应该与荔富公司签订相关的减免货款的书面文书，但威力公司与陈伟文至今也没有提供任何与荔富公司签订减免货款的书面文书，由此可见，荔富公司实际上并没有同意减免威力公司与陈伟文23万元货款。被上诉人威力公司、陈伟文共同辩称：不同意荔富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荔富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中结算金额是清楚的，双方的争议在于2016年7月31日双方结算完之后，2016年6月份付款之后，由于花都区统一整治高污染企业，要求从事布匹漂染的被区政府列为污染企业的威力公司停业，荔富公司对此是清楚的，知道要收回全部货款是困难的。双方合作了有七年，之前都是互相信任的。所以荔富公司的负责人叶同安答应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少收23万元。荔富公司为收齐货款，不仅仅对威力公司与陈伟文采取减免货款的措施，对其他客户也达成了类似减免货款的协议。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已经提供证据，荔富公司的负责人叶同安通过电话和短信与陈伟文确认少收23万元。微信中的“肥人”叶同威一直是负责向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催收货款，并与威力公司股东陈伟民联系。2017年1月6日荔富公司还是主张免掉23万元，要求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支付尾款20万元和税金2.8万元。双方本案的纠纷其实是税金。陈伟民在付货款时要求荔富公司开具70万元的发票。荔富公司认为开70万元的发票需要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支付2.8万元的税金，威力公司与陈伟文当时不同意支付该税金，但“肥人”叶同威在催收时，陈伟民还未支付税金，只支付了20万元。后来陈伟民回家过年了，“肥人”叶同威就认为威力公司与陈伟文不支付税金，1月10日就到法院起诉，主张没有免除23万元货款。威力公司与陈伟文一审已经表达同意支付2.8万元税金，威力公司与陈伟文本来支付的货款荔富公司都应开具发票，双方之前是没有对货款是否包含税金进行约定。一审中，荔富公司的代理人承认叶同安是荔富公司的负责人，只是主张11月底威力公司与陈伟文付款才免除23万元。但从短信和微信记录可看出，过了12月份，荔富公司催收的款项仍然只有20万元货款和2.8万元税金，没有主张23万元。荔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威力公司立即支付货款236689.35元及利息（利息以236689.35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付清之日止）；2.陈伟文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威力公司、陈伟文承担。对各方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对各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证如下：1.付款明细表，各方对该表中的付款金额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由于该表是荔富公司单方制作，对威力公司、陈伟文主张最后一笔款项的付款时间，一审法院予以采信。2.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根据对证据的认定及双方陈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如下：荔富公司与威力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威力公司向荔富公司购买煤。2016年7月31日，双方对账确认威力公司共计欠荔富公司货款1697968.85元。之后，荔富公司于2016年8月11日、25日向威力公司供应煤72.35吨，价款38345.5元威力公司在对账后共向荔富公司支付1499625元（其中2016年12月5日前支付1099625元，2016年12月5日后支付40万元）。2016年12月5日，荔富公司负责人叶同安向威力公司负责人发送短信，内容为：“承诺11月底付清（煤款）、我公司少收23万，现在是12月5日，你看如何?”之后至2017年1月4日的短信显示叶同安多次催促威力公司付款，但未明确是否继续少收23万元。威力公司、陈伟文提供的微信记录（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1月25日）显示荔富公司的员工叶同威代表荔富公司向威力公司、陈伟文催款并提供收款账户。威力公司、陈伟文在其催促下分别于2016年12月10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1月6日向叶同威在微信中提供的账户转入10万元、10万元、20万元（即威力公司最后三次付款）。在上述最后一笔款项20万元支付前，叶同威于2016年1月6日向威力公司、陈伟文发送的微信内容为：“刚刚打明老板电话都系无接，其实卢生，张仔都知道开左70万发票，税金28000元，加剩下20万元，总共228000，如果当初阿明要开发票，我要距比左税金先，就唔存在加下嘅问题，我觉得阿明系故意噤做嘅，我地信得过距，距又系噤对我地”。该段文字为广州市花都区方言，普通话应为：“刚刚打明老板电话都是无接，其实卢先生，张仔都知道开了70万发票，税金28000元，加剩下20万元，总共228000，如果当初阿明要开发票，我要他先给税金，就不存在现在的问题，我觉得阿明是故意这样做的，我们信得过他，他又这样对我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对涉案余款是否达成免于支付的约定。首先，荔富公司的负责人叶同安在2016年12月5日的短信中明确表示荔富公司可以少收威力公司23万元，在其后的短信沟通中（至2017年1月4日止），叶同安也没有向威力公司、陈伟文表示不再少收该23万元。其次，荔富公司的员工叶同威一直代表荔富公司向威力公司、陈伟文催款，其在2007年1月6日的微信中，也明确表示威力公司应付的剩余为20万元，比余款436689.35元少236689.35元，与叶同安承诺少收23万元基本对应。由上可知，双方达成了余款236689.35元免除支付的约定，荔富公司诉求威力公司支付该款，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8日作出判决：驳回荔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后收取2425元，由荔富公司负担。二审中，荔富公司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叶同威的社保历史缴费明细2页，该明细是荔富公司直接从社保局打印出来的，印章是打印出来时就有的，拟证实叶同威在2015年1月份就已经与荔富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是荔富公司的员工，故不可能代表荔富公司向威力公司、陈伟文催款。威力公司、陈伟文共同质证认为：荔富公司提交的证据，没有原件，不确认三性。该证据已经超过举证期限，荔富公司一审就可以举证证明叶同威的身份。而且一审法院也向荔富公司确认过叶同威的身份。社保缴费记录荔富公司可以选择性打印。即使叶同威的社保缴费记录只到2015年1月份，但不交社保不等于就没有劳动关系。经审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威力公司、陈伟文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能否采信？对案涉余款双方是否达成了免于支付的约定？关于威力公司、陈伟文一审提交的微信记录能否采信问题。荔富公司确认叶同威是其员工，有能力提供证据证明微信记录是否完整。且从微信的内容来看，与荔富公司提交的付款明细中的付款金额、收款人相吻合，可以确认微信一方即是叶同威。一审采信该微信记录并无不当。关于对涉案余款是否达成免于支付的约定问题。叶同安2016年12月5日的短信表明，已过了11月底，仍表示少收23万元，叶同威2017年1月6日的微信仍只是催收剩下20万元，上述短信与微信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双方达成了余款236689.35元免除支付的约定。负责催款的荔富公司员工减免货款的行为，对荔富公司具有约束力，是否获得荔富公司的授权，是荔富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荔富公司二审提交的叶同威缴费历史明细不能证明2015年1月叶同威与荔富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不能证明2015年1月之后叶同威不是该公司员工，本院不予采纳。荔富公司诉请威力公司支付上述余款，并要求陈伟文承担连带责任，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荔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850元，由上诉人广州市荔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练长仁审判员  刘革花审判员  张朝晖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本件记员尤方圆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