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民终18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阴市和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卞和云，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龙，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湘，江苏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号。法定代表人：孙伟，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政宜，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友邦（江苏）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锦绣路。法定代表人：刘琤。原审被告：江阴市天一气门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穿山路**号。法定代表人：唐建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根华，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忠贤，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江苏盈恒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洪泽县盐化工园区实联大道南侧。法定代表人：刘琤。原审被告：刘琤，男，汉族，1968年6月21日生，住上海市卢湾区。原审被告：陈丽，女，回族，1975年11月4日生，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上诉人江阴市和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商行），原审被告友邦（江苏）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邦公司）、江阴市天一气门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一公司）、江苏盈恒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恒公司）、刘琤、陈丽信用证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2民初3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3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和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湘、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政宜、天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忠贤到庭参加诉讼。友邦公司、盈恒公司、刘琤、陈丽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农商行一审诉称：2014年4月11日，农商行与友邦公司签订《贸易融资主协议》，友邦公司可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盈恒公司为友邦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日，刘琤、陈丽与农商行签订承诺书，承诺在最高债权限额5000万内承担连带责任。2015年3月16日、3月24日、3月31日、4月1日、4月3日，友邦公司分别申请开立183万元、512万元、198万元、819万元、812.8万元、570.18万元、601.6万元和511万元的国内信用证，并在国内信用证《来单付款通知书》上同意对外付款。2015年6月1日、6月8日、7月1日、7月13日，农商行分别为友邦公司垫款42万元、138.6万元、358万元、399.08万元、420.6万元、568.8万元、357.7万元及573万元，总计垫款2857.78万元。请求判令：1、友邦公司归还垫款28577800元和相应利息（按照垫款的次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2、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盈恒公司就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刘琤、陈丽在最高债权额5000万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诉讼费由友邦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盈恒公司、刘琤、陈丽承担。友邦公司一审辩称：开证是事实，但垫付的事实其不清楚。和泰公司一审辩称：1、农商行提交的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虚假合同。首先，该合同显示订立时间为2014年4月11日，而和泰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征信系统）的查询结果显示，上述保证合同的订立时间应当为2014年2月25日，即农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应当为2014年2月25日。按照2014年2月25日《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要求，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合同，但农商行获得了和泰公司签字盖章的两份空白合同后并未将其中一份交还和泰公司，而是将本应属于和泰公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用于炮制“2014年4月11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农商行所提供的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虚假合同。即便该合同系真实的，就该合同中有关保证合同期限、担保债权等重点条款，农商行亦须向和泰公司进行告知，在获得和泰公司同意后，才产生效力，而农商行自始至终没有获知空白合同填补的内容，亦未授权农商行补填该合同，农商行在获得空白合同后自行添加了合同内容，故该合同应为无效；其次，和泰公司在2014年年底办理融资时，经查询征信系统发现，和泰公司在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已经存在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的保证合同，不能再进行融资，故等到2015年2月24日后才开始办理中国银行的贷款手续，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和泰公司所签订的保证合同的存续期间应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再次，2014年2月26日，农商行为友邦公司开具了金额分别为710万元、710万元、710万元、823.6万元，总计2953.6万元的信用证，扣除开证保证金，基本足额使用了双方在2014年2月25日签订合同的开证额度，这一事实也可以证明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2的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应为2014年2月25日。2、友邦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信用证。首先，日邦聚氨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邦公司）实际并不存在，唯一与之相近似的是日邦聚氨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其次，鼎富国际贸易江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富公司）的股东吴伟，是友邦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辰配偶吴鼎富的侄子，上述事实说明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就是为了骗取银行资金。3、农商行对损失的产生存在重大过错。首先，征信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是由农商行申报的，农商行对《贸易融资主协议》及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5日是明知的，且据此为友邦公司办理了业务。上述保证合同在2015年2月24日失效，在2015年2月25日后，和泰公司无需为农商行为友邦公司在2015年3月23日至2015年4月10日期间开具的信用证承担保证责任；其次，农商行向法院提交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而农商行最后一次开立信用证的日期为2015年4月10日，该日期刚好早于上述合同到期日一天，这说明农商行提交的《贸易融资主协议》及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日期系虚假的，农商行因自身的过错所产生的损失，不能让和泰公司承担；第三，日邦公司并不存在，农商行仍然付款，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农商行承担。4、农商行提交的国内信用证来单付款通知书（信用证号码：11030275150013）上无货物收据，审核结果却为单证相符，显然受益人提交的票据与信用证单证不符，农商行在审核时却没有提出不符点，所以该信用证项下的损失是由于农商行自身过错导致，不应由和泰公司承担。天一公司一审辩称：其同意和泰公司的主张，同时认为：1、农商行提供的《贸易融资主协议》及农商行与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伪造的嫌疑。其与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日期应为2014年2月25日，保证期间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对此期间之外所开立的信用证，天一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双方当时约定的担保金额为500万元而非5000万元。2、日邦公司并不存在，不排除农商行存在和相关方面恶意串通，套取资金的行为。3、农商行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进行了垫资。4、即便天一公司为友邦公司提供过担保，由于本案大部分信用证不是农商行所开，明显不属于担保的范围，天一公司亦不用承担保证责任。盈恒公司、刘琤一审辩称：担保是事实，但是担保期限已经经过，故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陈丽一审未发表答辩意见。一审法院查明：一、关于《贸易融资主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承诺书》的事实2013年3月9日，农商行与友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013200S200210的《贸易融资主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1》），该协议第1.1.1条约定，友邦公司向农商行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为5000万元，使用额度的期间为2013年3月9日至2014年3月6日；第2.1条约定，本协议项下客户可申请叙做的贸易融资业务产品包括信用证等；第5.1条载明，客户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应由以下文件担保，该等担保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证人天一公司、和泰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编号分别为2013013200GB200009-1、2013013200GB200009-2（以下简称《保证合同1、2》）；第6.2条约定，如友邦公司未按照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具体业务文件的约定偿还任何本金、利息和其他款项的，银行有权自该等融资本金、利息和其他款项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利率计收利息，直至友邦公司清偿全部融资本息为止。逾期利率为本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文件所约定的利率水平上加收50%确定。2013年3月9日，农商行与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签订《保证合同1、2》，上述保证合同均载明系为《主协议1》项下产生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金额均为5000万元。上述保证合同均约定：1、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13年3月9日至2014年3月6日；2、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汇率损失、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3、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友邦公司依《主协议1》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4、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保证合同1》上有天一公司的印鉴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兰的签名，《保证合同2》上有和泰公司的印鉴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卞和云的签名。2014年2月21日，盈恒公司与农商行签订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3》），为《主协议1》项下产生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该合同内容与《保证合同1、2》的内容相同。盈恒公司及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琤在合同末尾处签字盖章。2014年4月11日，农商行与友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13200S200407的《贸易融资主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2》），该协议第1.1.1条约定，友邦公司向农商行申请使用的贸易融资额度为5000万元，使用额度的期间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第5.1条载明，保证人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分别与农商行签订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2014013200GB200010-1、2014013200GB20001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4、5、6》）。其余内容与《主协议1》内容相同。2014年4月11日，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分别与农商行签订《保证合同4、5、6》，上述保证合同均系为《主协议2》项下产生的全部债权提供保证，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金额均为5000万元，均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其余内容与《保证合同1、2》的内容相同。《保证合同4》上有盈恒公司的印鉴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琤的签名，《保证合同5》上有天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兰的签名，《保证合同6》上有和泰公司的印鉴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卞和云的签名。2014年4月11日，刘琤、陈丽向农商行出具《承诺书》，自愿为友邦公司从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的借款行为，在最高债权限额5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承诺担保的范围为借款金额、利息（含罚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提存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为催讨债务而产生的差旅费等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友邦公司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征信系统显示，编号为2014013200GB200010的保证合同（以下简称《2014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5日，保证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被担保人为友邦公司，保证人为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和盈恒公司。农商行在庭审中陈述，2013年3月9日，农商行与友邦公司签订《主协议1》时，保证人为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在2014年2月21日才增加盈恒公司为《主协议1》的保证人，并签订《保证合同3》。因《保证合同3》在2014年签订，故该保证合同被编为2014013200GB200010。《主协议1》到期后，农商行与友邦公司又签订了《主协议2》，并于同日又与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因盈恒公司在2014年度已经有了保证合同的编号，故《保证合同4》沿用《保证合同3》的编号，并在该基础上将《保证合同5》的编号编为2014013200GB200010-1，将《保证合同6》的编号编为2014013200GB200010-2。认可12份保证合同的原件均在农商行处。二、关于信用证开证及农商行垫款的事实1、2015年3月16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农商行于2015年3月23日开立编号为IL011500036，金额为183万元，受益人为日邦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2015年6月1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6月1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42万元。2、2015年3月24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中国工商银行无锡分行江阴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于2015年3月31日开立编号为11030275150011，金额为512万元，受益人为鼎富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2015年7月1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7月1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358万元。3、2015年3月31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农商行于2015年3月31日开立编号为IL011500054，金额为198万元，受益人为日邦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2015年6月8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6月8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138.6万元。4、2015年3月31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工商银行于2015年4月10日分别开立编号为11030275150015、11030275150016，金额分别为819万元、812.8万元，受益人均为鼎富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7月13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7月13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分别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573万元和568.8万元。5、2015年4月1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工商银行于2015年4月8日开立编号为11030275150012，金额为570.18万元，受益人为江阴市量恒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恒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2015年7月9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7月13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399.08万元。6、2015年4月3日，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工商银行于2015年4月10日分别开立编号为11030275150014、11030275150013，金额分别为601.6万元和511万元，受益人分别为鼎富公司和量恒公司的《国内信用证》。农商行的《来单付款通知书》显示将于2015年7月13日对外付款。农商行2015年7月13日的《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其分别替友邦公司垫付信用证项下款项420.6万元、357.7万元。上述《来单付款通知书》中均显示单证相符，在回复意见中，友邦公司均承诺“同意接受该套单据，将履行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于付款日前在我公司开立在你行的账户中备足款项。”上述《特种转账借方传票》均显示转账原因为友邦信用证到期垫款。编号为11030275150013的信用证，即开证金额为511万元的信用证，其《来单付款通知书》中显示无货物收据。编号为苏A00005027的《信用证来单通知书》、2015年4月14日的《货物收据》、2015年4月15日的《托收凭证》及《国内信用证寄单通知书》显示该笔交易有货物收据。三、关于和泰公司向人民银行投诉的事实2017年3月15日，和泰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银监局及一审法院寄发《投诉信》，投诉农商行恶意删除企业征信系统中的相关信息，涉嫌毁灭证据。2017年3月28日，为查询和泰公司投诉事宜，一审法院至中国人民银行江阴分行（以下简称人行江阴分行）、农商行进行调查。人行江阴分行在调查中陈述，如采用信用证业务，则该笔业务结束后，在征信系统中就没有相关数据了，但是如采用贷款业务，则贷款逾期会有记录。征信系统第一页明确写明该数据仅供参考，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农商行在调查中陈述，涉案保证合同系对方业务经办人填写后拿去盖章的，不存在空白合同的情况，事实的判断应以原始的纸质合同为依据，不能依据征信系统中的数据。保证合同编号的方法并不固定，不能确定该行所有合同均采用同一种方法。2017年4月11日，和泰公司就上述调查笔录发表质证意见，认为之所以《2014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与书面合同所显示的签订日期不同，系因农商行在2014年2月21日追加盈恒公司为2013年友邦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并实际签订了合同。与此同时，友邦公司要求和泰公司为其2014年度至2015年度的借款提供担保，其在2014年2月将盖了公章的空白合同交给农商行，之后，因农商行在2015年3月至4月为友邦公司开具了涉案信用证，而和泰公司拒绝在2015年继续为友邦公司担保，故涉案信用证系脱保，农商行为转移风险，才将实际签订于2014年2月25日的空白合同的日期签订为2014年4月11日。2017年4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无锡支行）向和泰公司出具《信访答复》，载明该支行于2017年3月30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转发的《投诉信》，根据相关规定，对有关问题向和泰公司答复如下：1、企业信用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依据截止报告时间企业征信系统记录的信息生成。除征信中心标注外，信息均由相关报数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征信中心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但承诺在信息汇总、加工、整合的全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地位；2、经核实，征信系统中存在和泰公司2014年2月25日为友邦公司担保的信息。未在系统中发现2014年4月11日和泰公司为友邦公司担保的记录。如和泰公司认为农商行侵犯了其的民事权益，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涉嫌犯罪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5月8日，一审法院对农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政宜进行调查，曹政宜称之所以现在在人行江阴分行的征信系统中查询不到和泰公司涉案合同的担保信息，是因为如采用信用证业务，则银行垫付后，该笔业务就结束了，相关信息不会再出现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农商行已经垫付了涉案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故人行江阴分行的征信系统不再显示和泰公司等公司的担保信息。《信访答复》中所载明的事实，是从央行的系统中查询出来的。对于为何出现能查询到2014年2月25日和泰公司的担保信息，却查不到2014年4月11日的担保信息的问题，可能是在报送信息的时候出现数据遗失，即农商行将数据发送了，人民银行却没有收到，或者农商行就没有将该笔业务上报人民银行，也就是漏报。四、其他相关事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2015年7月29日，日邦公司更名为东曹公司。2017年2月28日，和泰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征信系统的照片大概是2015年3月份拍摄的。一审争议焦点：1、《保证合同5、6》是否为有效合同；2、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刘琤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一、《保证合同5、6》系有效合同1、农商行提供了《主协议1、2》、《保证合同1-6》的全部原件供一审法院核对，上述合同中均有相关公司的印鉴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故其应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上述合同的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2、《保证合同5》上有天一公司法定代表人唐建兰的签名，《保证合同6》上有和泰公司的印鉴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卞和云的签名，依常理，在合同签订后，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应已知晓合同的主要内容，其关于自始至终不知合同内容的主张明显与常理不符，故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保证合同5、6》系无效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3、对于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保证合同5、6》为虚假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就《2014保证合同》的合同编号与《保证合同3、4》的合同编号为何相同的问题，农商行表明，在2013年3月9日签订《主协议1》时，保证人为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到2014年2月21日才又增加盈恒公司为保证人，并与之签订《保证合同3》。因该份合同在2014年签订，故合同编号被编为2014013200GB200010。《主协议1》到期后，农商行与友邦公司又签订《主协议2》，并在同日与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签订《保证合同4-6》。因盈恒公司在2014年度已有保证合同的编号，故《保证合同4》沿用《保证合同3》的编号，并在该基础上将《保证合同5》的编号编为2014013200GB200010-1，将《保证合同6》的编号编为2014013200GB200010-2。农商行的上述解释不仅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且有《主协议1、2》、《保证合同1-6》等证据原件予以佐证，故该解释系真实的具有高度可能性。同时，人行无锡支行在《信访答复》中明确表明，不保证征信系统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故在未有其他证据显示《2014保证合同》系单独存在的合同的情况下，可以认定《2014保证合同》与《保证合同3》系同一份合同。当《2014保证合同》所显示的签订日期与《保证合同3》中所载明的签订日期不一致时，应以合同原件，即《保证合同3》所载明的签订日期为准。因《保证合同3》明确写明合同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1日，故《2014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也应为2014年2月21日。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保证合同5、6》为虚假合同的主张，依据的系《2014保证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4年2月25日，但由上可知，该事实并不存在，合同原件均在农商行的事实亦不能推导出天一公司、和泰公司交付的系空白合同，故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4、在未有初步证据证明《主协议2》、《保证合同4-6》可能系伪造的情况下，天一公司、和泰公司要求对《主协议2》、《保证合同4-6》进行鉴定的主张，不予支持。二、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刘琤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理由如下：1、农商行垫付了涉案款项《来单付款通知书》中载明了友邦公司应对外付款的日期，友邦公司亦表示将履行付款责任，但未有证据显示友邦公司履行了上述付款义务，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显示，系农商行在上述日期为友邦公司进行了信用证垫款，故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农商行已为友邦公司垫付了上述款项。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农商行应提供全部的材料才能证明已垫付涉案款项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2、《保证合同4-6》、《承诺书》规定了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刘琤应承担的保证责任。首先，《信访答复》中虽注明，在征信系统中未发现2014年4月11日和泰公司为友邦公司担保的记录，但在征信系统中未发现担保记录与未发生担保并非同一概念，《主协议2》、《保证合同5、6》可以证明天一公司、和泰公司与友邦公司存在保证关系，保证的期间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农商行开立涉案信用证的日期在上述期间内，故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应承担保证责任，其关于保证期间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天一公司、和泰公司主张编号为11030275150013的信用证所附的《来单付款通知书》中显示无货物收据，审核结果却为单证相符，故其不应承担该信用证项下货款的保证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编号为苏A00005027的《信用证来单通知书》、2015年4月14日的《货物收据》、2015年4月15日的《托收凭证》及《国内信用证寄单通知书》可以证明该笔交易中有货物收据，应为单证相符，故天一公司、和泰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再次，《保证合同4》、《承诺书》中均载明保证期间为两年，自友邦公司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至农商行起诉时，盈恒公司、刘琤的保证期限尚未经过，故其关于保证期限已经经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3、农商行并不存在过错首先，依据查明的事实，日邦公司已于2015年7月29日更名为东曹公司。同时，即便鼎富公司的股东吴伟，是友邦公司实际控制人吴辰配偶吴鼎富的侄子，也不能得出友邦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就是为了骗取银行资金的结论，故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友邦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信用证的主张，不予支持。其次，由上可知，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关于农商行对损失的产生存在重大过错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关于本案大部分信用证并非农商行所开，故其无需承担保证责任的主张亦无法律依据，故其的上述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友邦公司未依约支付农商行垫付的信用证项下款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归还垫款、支付罚息的责任。农商行关于盈恒公司、天一公司、和泰公司、刘琤、陈丽应在最高额5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友邦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立即归还农商行信用证垫款28577800元及相应利息（编号为IL011500036的信用证从2015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编号为IL011500054的信用证从2015年6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编号为11030275150011的信用证从2015年7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编号为11030275150012的信用证从2015年7月1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编号为11030275150013、11030275150014、11030275150015、11030275150016的信用证从2015年7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二、和泰公司、天一公司、盈恒公司对友邦公司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刘琤、陈丽对友邦公司上述付款义务在最高债权额5000万内承担连带责任；四、和泰公司、天一公司、盈恒公司、刘琤、陈丽承担连带责任后可向友邦公司进行追偿。一审案件受理费184690元，由友邦公司、和泰公司、天一公司、盈恒公司、刘琤、陈丽负担。和泰公司上诉称：1、涉案大部分信用证系农商行委托工商银行开具，并无证据证明农商行的委托开证行为与涉案《主协议2》、《保证合同》存在关联性。农商行是否垫款及垫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缺乏依据。2、涉案《保证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是2014年2月25日而不是2014年4月11日，涉案信用证超出了该保证合同的担保责任范围。3、涉案信用证的开立日期集中于2015年3月23日至4月10日，即涉案《主协议2》到期前1个月，有悖常理。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四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农商行承担。农商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和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一公司述称，同意和泰公司的意见。二审争议焦点：和泰公司是否应当对涉案信用证垫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充分证据支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为：和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应当对农商行在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垫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涉案信用证并未超出《保证合同6》的担保责任范围和泰公司称，其是在《主协议1》即将到期的情况下，为友邦公司在农商行2014至2015年度的贸易融资提供担保，并将签字盖章的空白《保证合同6》在2014年2月25日交给农商行的，当时口头约定担保的是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期间农商行为友邦公司开立的信用证。因农商行在2015年3月至4月为友邦公司开具了涉案信用证，而和泰公司拒绝在2015年继续为友邦公司担保，农商行为转移风险，将实际签订于2014年2月25日的空白合同的日期签订为2014年4月11日，故涉案信用证不在和泰公司的担保责任范围内，其不应当对农商行在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垫款承担保证责任。本院认为，和泰公司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理由是：首先，上述主张系和泰公司的单方意见，农商行不予认可，和泰公司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尽管涉案保证合同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备案登记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但征信系统中的信息除征信中心标注外，均由相关报数机构和信息主体提供，征信中心不保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故在该时间与合同上显示的签订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合同上显示的签订时间为准；第三，在《主协议1》项下，农商行开具信用证的期间为2013年3月9日至2014年3月6日。2014年2月25日，《主协议1》的期限尚未届满，如果按和泰公司所述，其系为《主协议2》项下农商行对友邦公司的授信期间，即2014年2月25日至2015年2月24日开具的信用证提供担保，则该期限与《主协议1》存在部分重合，这也意味着和泰公司在《保证合同2》项下的担保责任与《保证合同6》项下的担保责任部分重合，不符合常理；第四，和泰公司认可，为农商行在2014至2015年度开具的信用证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在没有证据证明和泰公司系为农商行应友邦公司申请开具的其他信用证提供担保的情况下，认定和泰公司担保的信用证即为涉案信用证，并未加重和泰公司的负担。故和泰公司以涉案信用证不在其担保责任范围为由，主张其不应对涉案信用证承担担保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农商行开具涉案信用证并对外垫款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第一，涉案信用证虽有部分系工商银行开立，但根据农商行与友邦公司签订的《主协议2》第十条第（2）项的约定，对于该协议中的信用证，农商行有权委托其认为适当的银行开立，因此，在本案中农商行委托工商银行开立信用证符合《主协议2》的约定，该信用证与农商行依据《主协议2》开具的信用证具有同等的效力，农商行在该信用证项下对友邦公司享有的债权应认定为《主协议2》项下的债权。和泰公司在《保证合同6》中明确承诺为《主协议2》项下产生的全部债权向农商行提供保证。农商行有权依据《主协议2》和《保证合同6》要求和泰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和泰公司关于农商行的委托开证行为与《主协议2》和《保证合同6》没有关联性的主张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农商行在2015年3月23日至4月10日开具涉案信用证符合《主协议2》的约定。根据《主协议2》第1.1.1条的约定，友邦公司使用合同约定的信用额度的期间为2014年4月11日至2015年4月11日，农商行在2015年3月23日至4月10日开具涉案信用证并未超出该期间，符合上述约定。和泰公司对农商行依据《主协议2》的约定开具涉案信用证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农商行对外付款均有《信用证》及相应的《来单付款通知书》和《特种转账借方传票》为证，和泰公司对农商行是否对外付款的事实提出质疑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四，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存在不符点，在这种情况下农商行对外付款系其合法履行对受益人的承诺，和泰公司对农商行付款行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和泰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4690元，由和泰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亚男审判员  王天红审判员  陈 亮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杨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