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66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西南铁路物资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住所地：贵阳市南明区富源中路**。负责人：刘志，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磐，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申宪伟，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东岭物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富源南路**/div>法定代表人：常晓辉，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永春，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丹云，贵州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贵州全贵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住。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贵惠路**贵惠河滨苑********/div>法定代表人：谌波，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开均，男，198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上诉人成都西南铁路物资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州东岭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岭公司）及一审第三人贵州全贵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贵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初7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西南公司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支持西南公司一审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东岭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忽略其财产保全未成功的事实。一审法院在2014年9月9日进行财产保全时，向西南公司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西南公司已告知一审法院: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依法不应当协助执行。一审法院的财产保全措施对西南公司并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时提供2014年7月8日《谈话笔录》、2014年9月10日上午的笔录及2015年8月19日上午《执行谈话笔录》可以佐证。一审法院在2015年5月对西南公司的强制执行行为，是建立在并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财产保全措施的基础上的，“财产保全行为是否合法”是本案的关键事实，但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部分对该内容只字未提，忽略本案这关键事实。（2）一审判决对执行异议处理程序中存在的违法行为，认定事实错误。西南公司于2014年9月9日、2015年7月15日、2015年12月27日分别提出异议，异议内容包括保全异议、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标的异议，一审法院未依法作出相关裁定。执行异议之诉在于审理强制执行阶段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但一审判决对其未做出相关裁定的行为并未认定。(3)一审判决认为由于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因此一审法院有权强制执行西南公司的财产，属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一审判决无视2014年7月8日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西南公司在一审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之前已经不具备协助执行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西南公司是基于与案外人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进而进行债权债务转让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主体合法，意思表示一致，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的协议。且债权转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在市场经济中是极为常见的合法行为，案涉债权债务转让行为应依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一审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之前西南公司与全贵通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一审法院强制执行划款时，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撤销权诉讼，并未发生法律效力。最后，案涉债权转让行为发生在一审法院向西南公司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签订于2014年7月8日，而一审法院向贵阳分公司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是2014年9月9日，此时债权转让早已发生了两个月之久，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具备协助执行的客观基础，不具备可行性。一审法院对《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并未进行审查，而是借用一份本身就属于错误判决的(2018)黔民终906号民事判决做出了本案的一审判决，丝毫没有发挥以事实为基础，客观中立的查明事实的作用。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为由于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享有到期债权，因此一审法院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强制执行西南公司的财产，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一审法院对西南公司强制执行时，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已不享有到期债权，一审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不适用上述规定。其次，一审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违法处分西南公司财产，违反了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1条规定：“审查期间可以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但不得进行处分。正在实施的处分措施应当停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不得对执行标的进行处分”。第五百零一条规定:“该他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申请执行人请求对异议部分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西南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提出执行异议，2016年6月13日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但执行程序中却于2016年7月20日及8月18日进行两次划扣并划付至东岭公司，违反前述司法解释规定。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西南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诉后，应当中止执行，并且不得处分西南公司的财产，但执行程序中却违反法律规定对西南公司的财产进行擅自处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护西南公司的合法权益。东岭公司辩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终906号判决书已撤销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故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自始无效，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仍享有案涉债权，东岭公司有权申请法院执行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的债权，一审法院执行合法。全贵通公司对西南公司上诉请求无异议。西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停止对西南公司7427367.07元款项的强制执行;3.诉讼费由东岭公司承担。后西南公司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排除对西南公司7427367.07元资金的执行，东岭公司返还西南公司7427367.07元执行款，并承担由此给西南公司造成的损失。主要事实和理由：全贵通公司、西南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全贵通公司将其对西南公司享有的债权7427367.07元转让给盈驰公司，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了结。该协议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东岭公司诉全贵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中，东岭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民事裁定：查封、冻结全贵通公司价值1000万元的财产。一审法院工作人员分别于2014年9月9日、2014年9月10日向西南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在1000万元的范围内暂停支付对全贵通公司负担的债务，该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全贵通公司对其享有的7427367.07元债权，全贵通公司已经转让给盈驰公司，现其已经与全贵通公司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2014年10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筑民二（商）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全贵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东岭公司支付货款、加价款以及2014年8月25日之前的违约金共计10024677.83元（2014年8月25日之后的违约金，以9145603.86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三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该判决生效后，东岭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15日向西南公司送达（2015）筑执字第52号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通知该公司收到本通知十五日内直接向申请执行人东岭公司履行西南公司对被执行人全贵通公司所负的到期债务7427367.07元，并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后因西南公司未按通知的内容履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向该公司发出责令协助单位追款通知书，责令该公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如数追回擅自支付的款项7427367.07元，并按（2014）筑民二（商）初字第12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将该款暂停支付。为此，西南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于2014年9月9日前抵销完毕。2016年4月2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黔01执异2号执行裁定，驳回西南公司的异议申请。2016年6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筑执字第52-3号执行裁定：协助执行人西南公司在7427367.07元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东岭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一审法院对西南公司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上述款项已执行到位。另查明：西南公司、全贵通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1.截止2014年7月8日，西南公司欠全贵通公司7427367.07元，西南公司应付全贵通公司的债务转由西南公司向盈驰公司支付；2.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的债权债务抵消，从而形成西南公司对盈驰公司的新债务和全贵通公司对盈驰公司的新债权；3.本协议盖章生效，并作为各方进行账户调整的依据。”2014年9月25日，西南公司进行了调账处理。后东岭公司诉请撤销前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4日作出（2017）黔01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全贵通公司、西南公司、盈驰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8日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将全贵通公司享有的西南公司7427367.07元的债权转让给盈驰公司的行为。西南公司、盈驰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黔民终906号民事判决，驳回西南公司、盈驰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西南公司主张其与全贵通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但（2017）黔01民初153号民事判决已经判决撤销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将全贵通公司享有的西南公司7427367.07元的债权转让给盈驰公司的行为，（2018）黔民终906号民事判决对该判决予以维持，现终审判决已经生效，故西南公司的该项主张已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西南公司主张排除对该公司7427367.07元资金的执行，由东岭公司返还西南公司7427367.07元执行款，并承担由此给西南公司造成的损失的问题。因一审法院在执行东岭公司申请执行全贵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中，被执行人全贵通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但对西南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61条“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的规定，一审法院有权强制执行西南公司款项7427367.07元，故西南公司的该项诉请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61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西南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791.56元，由西南公司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结合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归纳本案焦点为：西南公司主张排除执行的理由是否成立。本院认为，西南公司主张排除对其7427367.07元资金的执行，主要事实与理由是全贵通公司、西南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本案中，（2017）黔01民初153号民事判决已撤销全贵通公司、西南公司、盈驰公司于2014年7月8日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将全贵通公司享有的西南公司7427367.07元的债权转让给盈驰公司的行为，且本院终审作出的（2018）黔民终906号民事判决书，也对（2017）黔01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予以维持，故西南公司仍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西南公司与全贵通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消灭为由，主张排除对西南公司7427367.07元资金的执行，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另，由于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故西南公司关于确认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有效、东岭公司返还西南公司7427367.07元执行款并承担西南公司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案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已经（2017）黔01民初153号、（2018）黔民终906号案件处理，若西南公司认为该案有错误，可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等规定另行主张权利。西南公司主张一审法院在执行中存在违法处分执行标的物等违法行为，可依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等规定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西南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3791.56元，由成都西南铁路物资有限公司贵阳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 飏审判员 罗 宁审判员 潘育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张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