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射洪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922民初2815号原告：北京中酿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58号院8号楼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05356722XW。法定代表人：郝金柱，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兴国，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沱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县沱牌镇沱牌大道9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MA6260T23E。法定代表人:张树平，公司总经理。第三人：四川沱牌舍得供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县沱牌镇沱牌大道9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22795834323R。法定代表人：张树平，公司总经理。被告和第三人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平，四川衡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和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四川衡讼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中酿国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酿酒业公司）与被告四川沱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沱牌贸易公司）第三人四川沱牌舍得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舍得供销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30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彭兴国和被告沱牌贸易公司、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小平、李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归还货款3，920，573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年6月2日起参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的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15日，中酿酒业公司和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签订《定制产品经销合同》，主要约定：1.舍得供销公司为中酿酒业公司定制生产“智慧舍得”白酒，指定中酿酒业公司在酒仙网旗下各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合同执行期限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智慧舍得”白酒出厂价75元/盒，销售总额不低于1.6亿元；3.先款后货，中酿酒业公司提前35天申报计划并将30%货款汇入舍得供销公司指定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4.货物可以自提或代办运输等。2015年1月1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由舍得供销公司代办运输至中酿酒业公司国内五大仓库，每盒酒单价上调1.5元作为物流费用。合同签订后，中酿酒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货款及保证金，完成了合同约定的销售任务。2015年12月21日，舍得供销公司、沱牌贸易公司联名发函给中酿酒业公司告知：从2016年1月1日起，中酿酒业公司与沱牌供销公司的相关业务往来及余款等，全部由沱牌贸易公司承接；中酿酒业公司于同年2月23日认可。2016年4月27日，沱牌贸易公司给中酿酒业公司发来《律师函》声称：接到投诉反映“智慧舍得”酒在四川遂宁、山东等地的线下渠道销售，断定中酿酒业公司违反了销售渠道的约定，要求中酿酒业公司停止违约行为、接收违约处理。中酿酒业公司高度重视，于2016年5月24曰回函声明：1.中酿公司不存在所谓的“窜货”行为，没有违反合同约定；2.沱牌贸易公司对线下货品进行盲目的“清收”，客观上抬高价格，责任自负；3.中酿公司已付货款，沱牌贸易公司却断然停止供货已构成违约。要求沱牌贸易公司：1.停止对中酿酒业公司所谓窜货处罚；2.收函10日内返还已付货款3，907，373元，多收取的货款13,200元。但是，沱牌商贸公司对此置之不理。被告沱牌贸易公司、舍得供销公司辩称，中酿酒业公司累计汇入货款13笔计32，522，500元，发货货款28，355，500元，我方账面约余额为3，907，373元，中酿酒业公司诉称为3，920，573元，与事实不符。根据合同第七条规定，该余款应为履约保证金。2015年3月以来，我方不断接到市场投诉，反映定制“智慧舍得”产品出现在众多线下实体渠道大量违规销售，告知中酿酒业公司自行纠查，但原告拒不整改违约窜货行为，我方不得不组织大规模清收处理，因此支出清收窜货成本1，317，983元。中酿酒业公司违反了合同第二条、第十二条约定，其履约保证金应作为违约金没收并归沱牌贸易公司所有。《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约定条款有效，中酿酒业公司在第一年度没有完成销售目标，双方未续签合同。因中酿酒业公司违约且合同期满，我方停止供货合理合法，中酿酒业公司诉称我方停止供货构成违约显属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5日，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乙方）和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甲方）签订《定制产品经销合同》，主要约定：1.甲方根据市场需求为乙方定制生产“智慧舍得”白酒，承认乙方为一级经销商，通过酒仙网所有直营的电子商务平台独家进行线上销售，不得通过线下渠道直接给批发商、商场、超市、烟酒店供货，不得采取常规渠道的招商运作及专卖店等实体渠道经销模式运作；双方战略合作规划10年，本合同执行期限为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2.“智慧舍得”白酒出厂价75元/盒，本合同销售总额不低于1.6亿元，第一、二季度各计划销售2，000万元，第三、四季度各计划销售6，000万元；3.先款后货，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或银行汇款支付，乙方提前35天申报要货计划，并将30%货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作为履约保证金，发货前需将全额货款汇入指定账户；4.乙方可以选择自提货物或由甲方代办运输，代办运输的货损按照运输行规分别承担；5.合同第十二条第4.1、4.2、4.3项约定：“乙方不得超越合同约定的经销区域和经销渠道进行销售”，“乙方严格执行约定的产品价格体系，……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低价倾销”，“为防止窜货和打击假冒产品，乙方应清楚明确记载所有货物的具体流向，并主动配合甲方的核查，如乙方不配合核查，甲方有权直接扣收乙方履约保证金，作为支付甲方的违约金”；第4.6项约定：“乙方应与下线销售商签订书面协议，要求其必须遵守甲方销售区域管理、价格体系管理、费用管理等其他相关规定。乙方对其下线销售商或员工违反本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6.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十二条的约定即视为违约，甲方可终止合同、取消乙方经销权、要求赔偿损失等；7.双方在合作期内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和往来函件，包括本合同期内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8.本合同为固定格式合同，除其它约定事项即预留填写信息的空格外，在本合同上修改或另行增减的条款无效。2015年1月28日，中酿酒业公司和舍得供销公司签订《关于智慧舍得执行价格的补充协议》，主要约定52%vol500ml×6智慧舍得的出厂价每瓶调高1.50元作为物流费用，执行价格针对中酿酒业公司旗下五大仓库由原合同约定的出厂价调整为到岸价，到岸价格从合作开始即执行。《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签订后，中酿酒业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向舍得供销公司支付首笔货款270万元，其后支付货款情况为：2015年1月22、27日157.5*2=315万元，2月3、4、15日119.25+119.25+270=508.5万元，3月2日160.65万元，5月14日642.6万元，9月29日293.4万元，10月16、26日146.7*2=293.4万元，11月30日200万元,12月9、25日146.7+300=446.7万元，2016年1月1日122万元。共计支付3,252.25万元。舍得供销公司根据中酿酒业公司的预付货款和订单组织生产52%vol500ml智慧舍得酒，予以供货，第一批供货计划中有440件智慧舍得酒在2015年1月28日补充协议之后供给，执行调整后的新价格,中酿酒业公司较原执行价格多支付13，200元。全部供货价款为28，355，500元。2015年12月21日，舍得供销公司、沱牌贸易公司联名发函告知中酿酒业公司：从2016年1月1日起，中酿酒业公司与舍得供销公司的相关业务往来及余款，包括产品经销业务及货款收取、发货、发票开具等，全部由沱牌贸易公司承接。2016年2月23日，中酿酒业公司在告知函上签章予以认可。2015年3月11日，舍得供销公司作出《关于立即停止智慧舍得线下销售的通知》，告知中酿酒业公司：根据市场经销商投诉，甲方在山东、河南、宁夏等市场的线下实体店查出销售智慧舍得，个别地方数量很大，基于销售价格，推定乙方向线下实体店的供货价格低于酒仙网的销售价格或者在酒仙网的销售价格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优惠，已严重违反《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特通知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展开调查，于3月20日前书面回复。中酿酒业公司未按舍得供销公司的通知给予回复。2015年10月中酿酒业公司安排员工于靖到舍得供销公司沟通，配合舍得供销公司督察部人员在遂宁地区等进行窜货清收，对遂宁查证的80件智慧舍得窜货产品进行了回收。2016年1月13日，沱牌贸易公司针对窜货问题再次致函中酿酒业公司要求立即停止违约行为、自查并给予回复。2016年4月27日，沱牌贸易公司委托四川衡讼律师事务所给中酿酒业公司发送《律师函》，声明：1、甲方制订的《客户定制产品管理标准》、《定制产品开发管理执行办法》、《酒类产品窜货管理标准》、《打假维权管理标准》是合同的组成部分；2、乙方定制产品只能进行线上销售，乙方或所属经销商、员工实施通过商场、超市、名烟名酒店、专卖店等实体渠道经销的行为均构成违约，由乙方承担收购窜货的成本和相关费用，依约扣除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3、甲方不断接到投诉反映“智慧舍得”酒在四川遂宁、山东等地线下渠道销售，已于2015年3月11日、2016年1月13日致函要求立即停止违约行为、自查并给予回复；4、要求乙方停止违约行为，接受违约处理。中酿酒业公司收函后于2016年5月25日作出《回复函》，声明：1.乙方的销售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并未通过线下渠道直接给批发商、商场、超市、名烟名酒店供货，不存在所谓的“窜货”行为；2.沱牌贸易公司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乙方存在窜货行为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线下货品“清收”，相关后果和责任应由甲方承担；乙方没有通过线下渠道直接供货，不能因线下店铺有产品销售就推定乙方通过线下渠道直接供货；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乙方员工于靖曾与甲方的遂宁办事处的督察部人员进行市场走访，接触过疑似窜货，发现有人故意哄抬价格，当时收货价格远远高于乙方的零售价格，扰乱了市场；3.乙方依约进行销售，甲方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违反约定单方进行所谓的清收货品、在乙方已付货款的情况下单方断然停止供货，已构成违约，给中酿酒业公司造成了损失;4.要求：正确定位中酿酒业公司的销售行为，停止对所谓窜货的清收，撤销关于所谓窜货处罚,于收函10日内返还已付货款3,907,373元和多收取的货款13，200元。沱牌贸易公司针对《回复函》于2016年6月7日再次致函中酿酒业公司，表示：定制智慧舍得通过线下销售的证据充分，乙方于靖2015年10月到沱牌贸易公司沟通时承认线下销售行为违约；2015年10月底至2016年1月期间和2016年4月以来，沱牌贸易公司继续在遂宁、河南、山东、银川等地实体店清收500ml智慧舍得酒4，981瓶，产生收货成本833，647元；基于中酿酒业公司长期、持续、大量违约窜货已构成违约，沱牌贸易公司不得不暂停供货，原合同已到期，在未签订新年度合作合同前，无法恢复供货；乙方货款账面余额3,907,373元为合同规定的履约保证金，前述窜货4，981瓶予以没收，成本833，647元和清收窜货的其余相关费用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2016年8月4日、10日，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两次致《函》中酿酒业公司，载明窜货产品3，356瓶，收货成本540,154元。2016年9月1日，沱牌贸易公司向中酿酒业公司发出《关于终止定制产品合作的通知》，载明：一、双方签订的《定制产品经销合同》已经期满，不再续签品牌名称含有沱牌、舍得字样的定制产品合同；二、同意自合同期满至2016年12月31日为过渡期，双方配合处理限量生产、库存及解决遗留问题新增订单等事宜；三、请中酿酒业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沱牌贸易公司相关管理制度，严禁窜货，支持经销沱牌核心产品。2016年5至9月，沱牌贸易公司、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等清收窜货支付成本分别为833，647元、4，324元、475，964元和4，048元，共计1，317，983元。后，中酿酒业公司与沱牌贸易公司停止定制智慧舍得酒供销业务，沱牌贸易公司扣收了中酿酒业公司货款3，907，373元。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诉至本院，认为《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第十二条部分约定内容无效，请求判令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归还货款3，920，57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第24条规定按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资金利息，并在审理中提出，在发生违约金且违约金过高时，请求人民法院调整。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第十二条第4.6项的约定是否无效；2、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履行合同中是否具有窜货的违约行为；3、被告沱牌贸易公司扣收履约保证金为违约金是否正当，原告要求返还货款及其利息的请求是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主张《定制产品购销合同》的第十二条第4.6项的约定无效，即是指该购销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的，该合同无效或者相应条款无效。《定制产品购销合同》虽然是供方制定的固定格式合同，但合同第十二条第4.6项的约定并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或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也不具有免除甲方责任、加重乙方责任、排除乙方合同权利的内容，所以该第4.6项不具有无效的情形；即使该条款具有“乙方对其下线销售商或员工违反本合同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按照民法规定，连带责任除了由法律明文规定就是由当事人约定，供需双方约定连带责任是其契约自由，何况该约定并未突破双方之间的合同范畴，没有强加于任何一方的意思，因此，双方对连带责任的约定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律应予尊重。故，本院对原告中酿酒业公司的该项主张不应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智慧舍得酒是原告中酿酒业公司特约定制产品，通过酒仙网直营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即是说智慧舍得酒只能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直接销售到终端消费者，不允许采取线下销售模式或者实体店销售模式等销售给终端客户，原告作为一级经销商既可以自己经销，也有权在电子商务平台内建立二级及其以下销售网店（点）。从案件事实分析，原告已经建有销售网络。从供销双方的往来函件（包括四川沱牌舍得营销有限公司函）和关联证据看，供方的证据载明了原告员工于靖参与了初期窜货的清收并收回了窜货，但原告没有自行组织继续清收窜货；向原告反馈了供方不断在市场的诸多实体店查获智慧舍得酒产品的事实。原告中酿酒业公司虽然否认窜货行为，但没有提供定制产品具体流向的记载、跟踪报告、核查结果等合同约定或许可方式加以证明，其在合同期内的进货没有实现季度目标和年度任务，实际交易率约20%，即使其作为一级经销商没有窜货行为，却不能排除下线基于销售利益突破网络直营或者未审慎确认交易对象为终端消费者而发生窜货销售，按照合同第十二条第4.6项约定，下线经销商存在的窜货行为亦属于原告中酿酒业公司违反《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的窜货行为。比较而言，原告对否认窜货主张缺乏依据，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存在窜货行为具有充分依据。因此，本院认定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在履行《定制产品经销合同》中存在窜货销售的违约行为。关于争议焦点三。《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约定，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应提前申报要货计划并支付货款的30%作为履约保证金，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不配合供方防止、核查窜货，供方有权扣收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由于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存在窜货销售和未完成约定目标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客观上导致经销合同的全部目的不能如期实现，原告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合同履行中出现窜货经销，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仅对2015年10月以前发生的窜货参与清收，对其后的窜货均由供方自行组织清收，按照经销合同第十二条第4.3项约定的意思，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对2015年10月以后的窜货行为有权追究原告中酿酒业公司的违约责任，扣收原告的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因此，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对原告中酿酒业公司计收违约金并不违反经销合同的约定。由于2015年10月以来的窜货未证明发生在某批次定制产品经销中，双方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支付履约保证金的明细，本院不能判定原告是否按照合同的约定分批次支付履约保证金的情况，不能具体计算窜货行为应当承担的违约金；但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将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剩余的货款390余万元全部扣收作为违约金显然过高。鉴于智慧舍得产品的窜货行为对供方市场和产品的负面影响难以估算，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和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等在清收窜货过程中必然付出较高代价，考虑到《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约定的标的额度、合同履行情况，本着兼顾合同双方的利益和公平原则，本院确定被告沱牌贸易公司计收的违约金应以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于2015年10月（不含）以后的履约保证金为限。根据案件事实，原告中酿酒业公司按照“先款后货”的约定在合同期内已支付2015年11、12月货款为6，467，000元，按照应付履约保证金为货款的30%的约定进行计算，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应收取的违约金为履约保证金1，940，100元，高于该履约保证金的部分应当返还。关于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在合同期外支付货款1笔计1，220，000元，因原合同期限届满，供需双方未另签经销合同，被告沱牌贸易公司没有根据该笔货款安排生产和供货，则该笔货款应当返还。关于原告主张的多付货款13，200元，因该多付货款是补充协议之后按照原要货计划的剩余供货数量所发出定制产品的价格高于原合同约定价格的价差所形成，按照《补充协议》约定的调整后“到岸价从合作开始时执行”，则该批货物的价款属于合同约定的正常价款，不存在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多收货款的事实。关于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主张的资金利息，因《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约定了先款后货，没有约定预付货款的资金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是针对逾期付款违约金所作出的规定，不宜用于计算预付款的利息，因此，原告中酿酒业公司对资金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中酿酒业公司与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签订《定制产品经销合同》后，被告沱牌贸易公司承继了舍得供销公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并已实际履行，所以，第三人舍得供销公司不再对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履行《定制产品经销合同》的行为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中酿酒业公司要求被告沱牌贸易公司归还货款的合理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四川沱牌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北京中酿国际酒业有限公司预付货款1,967，273元；二、驳回原告北京中酿国际酒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收案件受理费20,447元，由原告北京中酿国际酒业有限公司负担10，224元，被告四川沱牌贸易有限公司负担10，22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绍松二〇一八年一月五日书记员  何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