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71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希敏（别名何惠敏），男，195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友玳，福建闽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振锋，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长治市太行西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00602003591E。 法定代表人：何尔官。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贵群，广东瑞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晓雄，男，198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琴，女，198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燕，女，199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省长福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671904916A。 法定代表人：林燕。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杨毅、林倩，北京德恒（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燕珠，女，1966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原审第三人：何小兰，女，196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城区。 上诉人何希敏、山西仁德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德信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福建省长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福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何小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希敏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何希敏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偿还何希敏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从2014年5月6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长福公司无需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与事实不符，也违反法律规定。何希敏受林小强指示将借款转账至余丽瑟账户，结合林小强原系长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丽瑟系长福公司财务人员，且余丽瑟的收款是受林小强指示、收款账户用于公司使用等事实，可以确认该笔借款是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而司法解释只是对款项是否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作出规定，与出借人是否知道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因此，虽然长福公司辩称借款与其无关，但因余丽瑟个人账户的款项与长福公司的款项混同，在长福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该笔借款未用于生产经营的前提下，长福公司显然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案涉730万元的款项是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还款没有依据。1、从款项的用途来看，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一笔具有争议的款项应以款项支付人单方所做的备注或事后所做陈述为准。一审以款项支付人的单方备注和事后陈述认定600万及130万两笔款项系本案借款的还款，既无法律依据，也与事实不符。2、从款项接收人何小兰角度来看，何希敏与何小兰并无私交，两人产生交集仅是因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的部分经济往来会通过仁德信公司财务何小兰的账户。何希敏从未收到过仁德信公司任何人就林小强一方还款730万元的通知，何希敏根本不知道林小强一方偿还本案借款730万元。从客观角度看，法院仅凭推测认定何小兰在收款时必然会看到转账备注，且看到后应该会告诉何某2，何某2听说后，也应会告诉何希敏，故推断仁德信公司一定告知了何希敏相关情况，何希敏肯定对730万元款项知情，这明显是一审主观臆断的结果。3、从当事人的关系来看。（1）一审仅凭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与仁德信公司的何某2存在私交，就认定何希敏通过何小兰账户收取了还款，明显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2）仁德信公司已认可730万元款项均是与长福公司的往来，该款项的性质与用途能否查明与何希敏无关，若有争议，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可以另案再行处理。（3）林燕在转账时已任长福公司董事，此前与何希敏也不存在经济往来，法院可以从林燕是林小强女儿且与仁德信公司此前不存在往来推出该笔款项是林燕作为继承人向何希敏的代理人何某2指示的账户转账的可能性更高，那也可以从林燕是长福公司的董事且与何希敏此前也不存在经济往来推测出该笔款项是林燕作为长福公司的工作人员向长福公司指示的账户转账的可能性更高，一审仅根据可能性推测来认定事实，明显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4、从当事人款项交付方式来看，一审将一笔转账给第三人且备注了相关内容的款项认定为对何希敏的还款，又将一笔转账给第三人且毫无任何备注的款项也认定是对何希敏的还款。一审认定余丽瑟进行备注是符合交易习惯的，也认为林燕不进行备注也是符合交易习惯的，结合一审对一笔有争议的款项用途应以转账人的意思表示为准的主张，显然该部分事实的认定依据不仅是一审的推测，还是基于不同标准与前提的推测。如果讨论款项交付方式，何希敏转出借款时是使用自己账户，除此之外也与林小强及其公司财务均无其他往来。何希敏使用自己账户借款，也使用自己的账户收款才是符合交易习惯，林小强一方通过何小兰来向何希敏还款没有什么必要性，也不符合常理，可能性很低。5、（1）何希敏已向法庭确认过，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之间存在经济往来，除借款外也存在投资款，该表述不存在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与双方提交的证据也不存在冲突。（2）证人证言对于借款过程的表述基本一致是合理的，且被上诉人一方均已确认借款事实，该部分证据不存在任何问题。（3）何希敏确实已经没有就职，在外投资和无业的表述不存在冲突。（4）关于案涉材料借条复印件，何希敏已明确提交时不存在右上角的两行书写字样，该字样是在复印件上直接书写的，既不是何希敏所为，也不是何希敏的代理人所为。而收执该证据的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则明确该证据应以借条原件来准，直接否定借条复印件的内容与效力。一审不顾收执方法院作出的对证据形式与内容的意见，即认定何希敏应对该证据复印件承担不利后果，显然是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的。而无论从正常行为逻辑还是本案事实上推断，何希敏不可能在以1000万本金起诉后，还在借条复印件上故意书写还款内容的举动。三、根据法律规定，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抗辩已偿还730万元，应当对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的主张明显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且仁德信公司已确认收到的730万元款项是其公司与长福公司的经济往来，与何希敏无关。 林晓雄、林琴、林燕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4年11月14日通过余丽瑟账户向何小兰转账的600万元，以及2014年11月26日通过林燕账户向何小兰转账的130万元均系偿还本案借款。1、何希敏向法院自认委托仁德信公司负责人何某2向答辩人催讨本案借款，且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的款项也经常通过仁德信公司何小兰账户转进、转出。何希敏在一审对其制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4年林小强死后不久，我和何某2就向林小强的儿子催讨款项”“我认识何小兰，有时候我借给仁德信公司的款项会打到何小兰的账户，有时候山西仁德信公司还款也是通过她的账户还给我”“山西仁德信公司通过何小兰汇款，还款都是口头讲”的自述可知：仁德信公司的负责人何某2知悉本案借款并受何希敏委托向林晓雄等人催讨过本案借款；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的款项也经常通过何小兰账户转进、转出，且相应汇款、还款都没有书面材料，仅口头告知。2、余丽瑟在2014年11月14日向何小兰账户支付600万元的转账备注中已明确注明“还何希敏借款”，12天后，林燕又向何小兰转账支付130万元。余丽瑟、林燕二人均已确认是向何希敏偿还借款。3、何希敏向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供的借条复印件上，明确写明“第一次付600万元”“第二次付130万元（利息）”，再次印证案涉借款已偿还730万元的事实。该证据复印件是何希敏一方向法院提交，正常推断应是何希敏一方所书写，且林晓雄已于重审一审申请笔迹鉴定，鉴定结果前述字样不是长福公司当时委托人员林泉书写，即已排除答辩人一方填写的可能。因此，该借条复印件可以印证本案的还款事实。二、仁德信公司单方认为该730万元款项系其与长福公司的往来并无事实依据。1、仁德信公司与长福公司之间只有一笔已结清的三千万借款，即本案重审一审时林晓雄等人提交的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2015）城民二初字第441号民事判决书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上述两份法律文书已生效，长福公司已履行完毕，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本案中，仁德信公司一直辩称其与长福公司有其他债权债务，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提供款项往来等相关财务凭证时，仁德信公司却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2、在一审法院多次询问的情况下，仁德信公司提出案涉730万元款项系长福公司用以偿还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即（2016）晋民终97号案件〕，该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1）2015年仁德信公司诉至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长福公司偿还仁德信公司借款2000万元并按月利率2.5%支付从借款之日至付清之日的利息。该案一审阶段，仁德信公司并未提及已收取长福公司借款利息730万元，亦未提供任何书面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利息。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借款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长福公司偿还借款200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仁德信公司收到判决后亦未上诉，故应视为其认可该案借款不存在利息。此后，长福公司提起上诉，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中亦未涉及借款利息。（2）仁德信公司主张其在调解协议中仅对借款本金进行调解处理，并未涉及利息部分，纯属荒谬。仁德信公司在该案一审诉请中并非仅要求长福公司支付本金，其对利息已经主张了权利，只是因为证据不足被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而非仁德信公司所述的未主张过利息。（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系根据仁德信公司的一审诉请，结合长福公司的还款事实，经双方协商一致作出的，故也不存在先搁置利息的说法。3、从各方的履行情况来看，长福公司偿还仁德信公司借款均系通过公司账户或委托平潭长福文化地产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仁德信公司账户归还，并未涉及到何小兰或者余丽瑟账户。因此，仁德信公司主张本案案涉730万元款项系偿还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无事实依据。4、何小兰认为案涉730万元系长福公司偿还仁德信公司的借款，但其主张存在多处矛盾，也不应予以采信。根据一审法院对何小兰制作的《询问笔录》可知：（1）何小兰收到案涉730万元款项时已看到附言内容“还何希敏借款”；（2）何小兰收到款项后已告知仁德信公司负责人何某2；（3）何小兰收到案涉730万元款项后有汇款给何希敏。案涉两笔款项的汇款时间为2014年11月，该时点何希敏已委托何某2追讨本案借款。在此前提下，无论是何某2还是何小兰在收到明确备注“还何希敏借款”的汇款后，迳行认定系长福公司偿还仁德信公司的款项，与常理不符。此外，何小兰在询问时一再否认与何希敏认识，与何希敏本人所述不符，且其对730万元款项系归还仁德信公司何笔借款、收到款项后与何希敏之间的款项往来都语焉不详，故其关于730万元款项的主张不应采信。三、本案系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恶意串通，企图趁借款人林小强不幸身故，继承人不了解情况，混淆林晓雄等人已部分还款的事实，以侵占更多利益。故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行为、陈述存在多处前后矛盾，且不合常理之处，法院应予明查，同时案涉借款应至2019年9月1日止息。1、本案原审一审时，何希敏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包括证人付某、林某的证明，两份证明内容大致相同。此外，在仁德信公司与长福公司的多起诉讼案件中，付某、林某也提供了相似的证明，即“林小强、长福公司在何某2的办公室向何惠敏、仁德信公司借款，用于公司经营，月息2.5。”从这里更能佐证本次诉讼系仁德信公司负责人何某2全权负责提起的，且证人证言系虚构而成的，其目的是通过虚假陈述以帮助何希敏实现不法目的。2、本案何希敏的委托代理人、何小兰均多次陈述何希敏不认识何小兰，重审一审中仁德信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陈述“何小兰名下的账户是公司使用，应该没有接收过何希敏的款项”，这显然与何希敏本人“我认识何小兰，有时候我借给仁德信公司的款项会打到何小兰的账户，有时候山西仁德信公司还款也是通过她的账户还给我”的陈述相互矛盾。明显是为了掩盖何希敏指定何小兰账户用于收取案涉730万元款项的事实，才欲盖弥彰作出虚假陈述。3、仁德信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在重审一审的庭审中，前后存在多处矛盾。（1）第一次庭审中，其陈述“由于林小强及所投资的企业与仁德信公司之间也有经济往来，而林小强与何希敏之间的借款有利息的约定，与仁德信公司之间的借款没有利息的约定”，其已经在庭审中自认林小强及所投资的企业与仁德信公司之间的借款并无利息，此后却又提出案涉730万元款项系长福公司偿还仁德信公司利息；（2）第一次庭审时，仁德信公司代理人认为案涉730万元款项是用于偿还2000万元借款利息；第二次庭审时却改口认为案涉730万元款项不是偿还该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由此可见，仁德信公司明知案涉730万元款项不是用于偿还其借款利息，只是为了配合何希敏所述该笔款项系仁德信公司的，故将该笔款项虚假陈述为借款利息。4、本案重审一审判决作出后，林晓雄为避免承担高额利息，主动要求先按一审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该行为不论将来二审结果如何均有利于何希敏提前实现全部、部分债权，以缓解资金压力。但经林晓雄电联、发函，何希敏均拒绝提供本人收款账户，且何希敏原先提供给法院的账户均已停用，造成林晓雄等人无法还款。作为债权人，何希敏拒绝受领的行为不合常理，且已实质损害了林晓雄等人的合法权益，答辩人有权要求本案的借款利息按林晓雄通知时间止息，即自2019年9月1日起止息。 长福公司辩称，一、长福公司并非本案借款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借条上载明“今借到何惠敏人民币一千万元，借款人林小强”，借条内容并未涉及长福公司，长福公司亦未在借条上盖章确认。故本案的出借人系何希敏，借款人系林小强，长福公司并非本案借款主体，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此外，从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的多起诉讼案件可知，若系长福公司对外借款均由长福公司出具借款借据，由长福公司对公账户收款，而非由其法定代表人对外进行借款。二、何希敏未能举证证明林小强所借款款项用于长福公司生产经营，故长福公司无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仁德信公司对何希敏的上诉没有异议。 仁德信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林晓雄、何希敏、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超越审理权限，错将仁德信公司追加为第三人，本案的判决结果严重侵害了仁德信公司的合法权益。1、本案为何希敏诉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应在何希敏与林小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范围内进行审理，该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合同相对性。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何希敏只具有向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请求还款的权利，仁德信公司不具有请求还款的权利，也不具有返还借款的义务，仁德信公司与本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2、该两笔转款系林小强、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本案无关。2014年11月14日，余丽瑟向何小兰转账600万元，汇款用途“还款”，附言“还何希敏借款”，为余丽瑟单方填写。该600万元的转账交易时间是2014年11月14日，而银行盖章时间是2016年5月8日。根据银行的盖章时间可以确定，该“银行转账凭证”及其内容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5月8日，并非原始证据。说明该“银行转账凭证”在本案诉讼审理期间，其内容被人为变造添加，赋予证据不同的关联性，使其改变了证据的证明力和方向，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仁德信公司无故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2014年11月26日，林燕向何小兰账户转账130万元，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并未提交相关的“银行转账凭证”，从而可以比对推定2014年11月14日的“银行转账凭证”附言部分并无所谓的“还何希敏借款”的字样。余丽瑟是长福公司财务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称在汇款时明确备注“还何希敏借款”的证人证言不应采信。3、关于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移送的案卷卷宗中的《借条》复印件右上方写有“第一次付600万”“第二次付130万（利息）”字样的证据效力问题。原审法院曾两次向立案的城区人民法院发出协查函，以便得到该两行字形成的事实，城区人民法院两次都回复“内容以原件为准”，已说明复印件上的两行字样不具有证据价值，不能作为定案依据。4、关于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007号民事判决、（2016）晋民终字第97号民事调解书与本案的关系。原审认定长福公司不承担本案借款的共同清偿责任，同时又以仁德信公司与长福公司的判决、调解作为审判参考，忽视了两个案件之间主体不同的问题，导致引证的逻辑错误。何况，（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说明调解书仅是对2000万元本金的归还进行了约定，通篇对利息的计算和支付未有提及，对调解书生效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终结都未有约定和载明，可见该调解书的内容仅限于本金而尚有许多未尽事宜。仁德信公司与林小强素有多笔经济往来，不排除长福公司委托余丽瑟经何小兰转给仁德信公司的730万元亦是其中部分还款利息。二、长福公司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原审认为何希敏在《询问笔录》中自述“只是说资金周转困难，用于资金周转，没说具体用途”说明何希敏不知道林小强的借款用途。又引用对比仁德信公司和长福公司一样利用财务的个人账户接受往来款，“故在长福公司否认案涉借款用于其公司生产经营与何希敏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己方的主张情形下，本院对何希敏请求长福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众所周知，个人用钱称谓“钱”，只有公司用款才称谓“资金”。本案借款标的达1000万，属于巨额资金，当然给何希敏造成用于长福公司经营的意思表示，在此无需赘述。原审竟毫无理由引用何希敏《询问笔录》，本来按照两家公司和两个财务的并列关系可以推导出都是代表公司行为的结果，却毫无逻辑规律的运用“你不认，我也不认”的理论，得出“长福公司不承担借款的共同偿还责任”的悖论。三、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错误运用审判推理逻辑。关于原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对案涉730万元款项评判部分仁德信公司在此予以澄清。1、原审认为“从款项支付人角度看，在民事活动中，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及不存在法定与约定情形下，款项的用途应当以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原审这个前提存在逻辑漏洞，没有阐释清楚这里“权利人”的概念，也没有说明由怎样的权利义务产生怎样的法律关系，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下能以“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为准。结合本案事实，何希敏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款1000万元给林小强的银行账户，双方是知道对方账户的，如果是还何希敏的借款，也应转回到何希敏的账户才合理，或者经何希敏的同意转给他人代收。因此，原审由错误的前提推导出错误的结果是在所难免的，才会得出逻辑怪论：余丽瑟转款备注“还何希敏借款”，长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燕也转130万元，未做任何备注，何希敏、仁德信公司均未举证证明林燕代长福公司支付的意思表示，该汇款行为以林燕系偿还何希敏借款的意思表示为准。该款如果是还款，也应当书面或以通讯工具的方式告知何希敏本人，何希敏才有“证有”的举证责任，事实上何希敏并不知情，仁德信公司收到该款也是依据山西省高院（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调而未决的部分利息，而非原审所称仁德信公司未举证。2、对原审判决书第九页倒数第七行至第十二页的评判部分予以事实和逻辑上的概括性纠正。原审认定事实和当事人之间关系的错误表现在：①何希敏认识何小兰，何小兰不一定就认识何希敏；②何小兰身为仁德信公司财务人员对730万元入账能说清楚对使用情况不清楚实属正常，何希敏语焉不详的反应反而说明其不知情的合理性；③何希敏委托何某2向林小强的继承人追讨本案借款应属无稽之谈，对此证据从未在法庭出示并质证过，应为无效证据；④金融机构管理规范和个人、公司财务往来惯例显示，转款人的备注收款人在收款时是无法得知的。何小兰代仁德信公司收到730万元款项时并未看到“还何希敏借款”的备注符合客观事实。⑤林小强、何希敏、何某2本来就是多年的朋友，各自所属公司之间互有经济往来符合客观事实。原审认为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还有其他往来，没有依据否定何希敏一方证人证言，何希敏为无业人员，将已被“立案法院”确认“以原件为主”而放弃使用的“借条复印件”的举证责任强加给何希敏，毫无因果关系的得出何希敏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的错误结论。四、原审审理程序严重违法。原审将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仁德信公司强行追加为第三人，认定林小强已归还何希敏730万元，改变了林小强因其他事由转给仁德信公司730万元款项的法律关系，人为制造了新的纠纷，严重侵害了仁德信公司的合法权益。原审在继承人清偿纠纷案件中审查其他法院的生效判决、调解书并要求仁德信公司再次举证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何希敏辩称，何希敏没有收到730万元款项，该部分款项属于仁德信公司与林晓雄、林琴、林燕、周燕珠、长福公司的关系，与何希敏无关，不应由何希敏承担。 林晓雄、林琴、林燕辩称，仁德信公司系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在一审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有权提起上诉。据此，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的前提是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 周燕珠、何小兰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材料。 何希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偿还1000万元借款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从借款之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由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长福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何希敏别名何惠敏。2014年5月5日，何希敏根据林小强的要求向案外人余丽瑟的银行账户转账10000000元借款。2014年5月6日，林小强向何希敏出具借条一份，约定按月利率2.5%计付借款利息，未约定借款期限。2014年11月14日，余丽瑟向何小兰银行账户转账6000000元，汇款用途记载“还款”，附言记载“还何希敏借款”。2014年11月26日，林燕向何小兰银行账户转账1300000元。2015年10月16日，何希敏以林晓雄、长福公司为被告起诉至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向本院移送的案卷卷宗中的借条复印件右上方（横向）写有“第一次付600万元”、“第二次付130万元（利息）”字样。一审另查明，周燕珠系林小强妻子，林晓雄、林琴、林燕系林小强与周燕珠的婚生子女。林小强原系长福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于2014年8月10日病逝。现长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林燕。何小兰接收案涉款项时担任仁德信公司出纳。一审再查明，2014年12月16日，仁德信公司以长福公司借其20000000元借款未能偿还为由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仁德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长福公司归还20000000元借款及孳息；2.依法判令长福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8日作出（2015）长民初字第007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为：长福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仁德信公司借款2000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长福公司不服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双方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7日作出（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内容为：一、仁德信公司本案所主张的2013年9月10日经中国农业银行电汇给长福公司的20000000元借款，长福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12月12日向仁德信公司归还了10000000元，2013年11月20日通过平潭长福文化地产有限公司归还了1549998元，2014年6月10日归还了1633334元，共计13183332元。剩余借款6816668元及二审的一半诉讼费70900元，合计6887568元，长福公司自愿于2016年5月31日前全部归还至下列账户：……逾期未还，自2016年6月1日起以6887568元为基数按月息2.5%计算利息；二、一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由仁德信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1800元减半收取70900元，由长福公司承担；三、本调解协议签字后即生效。2016年5月25日，长福公司按照调解协议确定的还款义务分别向仁德信公司转账6816668元与70900元。长福公司业已按照调解协议付完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长福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二、案涉两笔汇款计730000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借款。一、长福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可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应当证明所借款项系用于企业生产经营，而根据一审法院对何希敏本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中“只是说资金周转困难，用于资金周转，没说具体用途”的自述可知，何希敏出借本案借款时并不知道林小强借款的明确用途。而且根据一审法院调查可知，不管是长福公司还是仁德信公司以及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总经理何某2之间，在经济往来中均存在利用公司财务人员的个人银行账户接收往来款现象，故在长福公司否认案涉借款用于其公司生产经营与何希敏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己方的主张情形下，对何希敏请求长福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责任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二、案涉两笔汇款计7300000元是否系偿还本案借款。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案涉7300000元款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评判：一、从款项支付人角度看，在民事活动中，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存在法定与约定情形下，款项的用途应当以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为准。案涉6000000元系2014年11月14日从案外人余丽瑟个人账户汇出，在余丽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明确表示该6000000元系受林晓雄委托返还给何希敏的借款，且其在汇款时亦明确备注“还何希敏借款”。案涉1300000元系2014年11月26日从林燕个人账户汇出，何希敏、仁德信公司均未举证证明林燕曾作出该款项系代长福公司支付的意思表示，故该汇款行为应以诉讼中林燕作出的该1300000元系偿还何希敏借款的意思表示为准。二、从款项接收人何小兰角度看，何小兰系仁德信公司的工作人员，何希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不管是在原审诉讼中还是在重审过程中自始至终否认何希敏认识何小兰。而何希敏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自认其认识何小兰，并多次受何某2指示将给仁德信公司的款项汇入何小兰账户，结合何小兰账户亦曾多次向何希敏账户汇款的事实，何希敏本人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存在矛盾，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何希敏与何小兰认识。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对何小兰进行询问时，何小兰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以及与常理不符之处：（一）何小兰否认与何希敏认识，与何希敏的陈述相矛盾；（二）何小兰对发生于2014年11月的案涉7300000元款项细节能够详细陈述，而对接受款项后是否将案涉7300000元向何希敏汇款却语焉不详，明显不符合常理；（三）何小兰否认何希敏在2014年11月至12月期间有指示本案五被告向其账户汇款，并认为案涉7300000元都是返还给仁德信公司，与何希敏无关，而何希敏在接受本院询问时表示其对案涉7300000元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为，在何希敏委托何某2催讨本案借款期间，作为仁德信公司的财务人员何小兰收到备注为“还何希敏借款”汇款后却不与何某2（仁德信公司总经理）确认该款项用途而自行认定为偿还仁德信公司款项，显然与其作为财务人员所应具备的基本财务管理常识常理不符。而何某2受何希敏委托向林小强的儿子林晓雄等继承人催讨过本案借款，在其公司财务人员收到明确备注为“还何希敏借款”时却不告知何希敏或者落实款项性质，亦不符合常理。三、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一）从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及何某2之间关系看，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何某2之间存在以千万元计的款项往来，且何希敏与何某2之间存在密切的私人关系与经济关系。何希敏自认除委托何某2向林小强的继承人催讨本案借款外，其提起本案诉讼除授权委托书等由其签名外其他诉讼事务均由何某2全权代理以及其曾将借条原件交给何某2等细节足以让林晓雄一方认为何希敏与何某2之间存在代理关系。再者，何希敏自认其与何某2、仁德信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口头约定的借款，而从未出具过债权凭证。并且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何某2之间的款项往来除了使用仁德信公司账户，还使用何某2指定的包括何小兰账户在内的其他账户。由此可知，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之间、何希敏与何某2之间、仁德信公司与何某2之间的款项往来均存在使用何小兰账户的情形，则无法排除何某2在受何希敏委托催讨本案借款时要求（指示）林晓雄等人将返还的款项汇往何小兰账户的情形；（二）从仁德信公司与长福公司之间关系看，仁德信公司主张其与长福公司之间存在四千万元的经济纠纷，其中案涉7300000元系长福公司偿还其公司的20000000元借款利息，而与其提交的该20000000元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民事起诉状、以及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长民初字第007号民事判决书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晋民终97号民事调解书中并无借款利息约定的事实明显不符。在长福公司否认以及长福公司已按照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履行完还款义务情况下，仁德信公司关于案涉7300000元是否系其与长福公司的其他经济往来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而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在一审法院责令仁德信公司提交其与长福公司及林小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及往来款项的相关会计凭证时，仁德信公司拒不提供，故不排除仁德信公司为了维护何希敏的利益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诉讼行为；（三）从林燕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仁德信公司主张林燕向何小兰转账的1300000元系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而林燕个人与仁德信公司未存在经济往来，且林燕在2014年11月26日汇出1300000元款项之时并非长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长福公司亦未授权其向仁德信公司支付该款，故仁德信公司的主张依据不足。相反，案涉10000000元借款系林小强与何希敏之间的个人债务，林燕系林小强的女儿，结合前述何小兰账户使用情况以及在林小强去世后何某2受何希敏的委托向林小强等继承人催讨过借款情况分析，林燕作为继承人向何希敏的代理人何某2指示的账户转账款项的可能性更高，亦更合理。四、从当事人款项交付方式看，不管是林小强与何希敏之间、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之间、何希敏与何某2之间，还是林小强或者长福公司与仁德信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均无代为接收（支付）款项的委托或者授权之类的书面资料，均以口头指示的方式交付款项可知，除了作为财务人员的余丽瑟在汇款时有备注外，其他人员如林燕在汇款时未作任何备注，符合相关人员在日常生活与经济往来中对款项的操作习惯，从中亦可判断林晓雄等被告对于案涉7300000元还款性质的主张更为可信。五、本案中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还存在诸多不合理的诉讼行为：（一）何希敏否认其与仁德信公司之间除了借款外不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其提交的业务委托书回执（银行汇款凭证）表明双方之间还存在工程与其他往来款；（二）何希敏提供的证人何某1、林某的书面证言，除了对一千万元数额的书写方式不同外，其它内容如出一辙；（三）何希敏向一审法院陈述其无业，与其提交的业务委托书回执中用途“工程”以及与何某2、仁德信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存在矛盾；（四）案涉借条复印件系何希敏一方作为证据副本向人民法院提交，而对己方提交的借条复印件上出现“第一次付600万元第二次付130万元（利息）”字样既无法作出合理说明，也无法举证证明上述字样系被告一方或者是其他人员添加上去，依法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基于上述评判并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何希敏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述的事实与提供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且何希敏与仁德信公司及其总经理何某2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以及仁德信公司拒不提供证据证明案涉两笔款项与其公司存在关系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林晓雄等被告主张的案涉两笔汇款计7300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更为合理，更符合客观事实。综上，本案系何希敏以林小强生前向其借款为由诉至人民法院并请求林小强的法定继承人予以清偿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债务人林小强生前向何希敏借款10000000元的事实，有林小强生前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等为证，林晓雄等被告亦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何希敏与林小强生前形成的债权债务予以确认。现债务人林小强已去世，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作为债务人林小强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已继承了林小强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规定，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应当在继承林小强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本案债务的责任。林小强生前与何希敏约定按月利率2.5%计付借款利息，现何希敏请求按年利率24%计付借款利息的主张，未违反法律对借款利率的上限规定，予以支持。林晓雄等关于借条中的“月息弍分伍”并非林小强所写，案涉借款未约定借款利息的辩解，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案涉借款系林小强生前个人借款，并未用于长福公司的生产经营，故对何希敏请求长福公司对本案借款亦承担清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规定，在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已返还的案涉7300000元款项性质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定按照法定的顺序抵充即先抵充借款利息再抵扣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规定，林晓雄等人已自愿归还的两笔款项计7300000元，既未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也未造成不良严重后果，依法按照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5%及法定的顺序予以抵充。经计算，截至2014年11月26日，本案借款本金尚有4317694.45元未偿还。何小兰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一、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十日内在继承林小强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何希敏借款本金4317694.45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何希敏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2600元，由何希敏负担62708元，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负担39892元。 二审中，林晓雄、林琴、林燕向本院提交两份证明材料：1、关于提供账户以便我方付款的通知函；2、EMS快递面单、邮件全程追踪查询结果。何希敏质证认为，两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代理人没有接收处置款项的权利，对方发函给代理人没有法律后果；而从通知函可以看出对方不确认何小兰是何希敏的代理人，反过来可以证实何小兰账户不是指定的收款账户。仁德信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明材料与本案无关，但证明了对方对400万元部分是认可的。经审查，前述两份证明材料有原件可供核对，真实性可予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根据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林晓雄于2019年8月27日向何希敏的代理律师寄送《关于提供账户以便我方付款的通知函》，告知“为降低利息负担，林晓雄愿意按照（2018）闽0181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书履行给付义务，请何希敏于2019年9月1日前通过电邮方式提供名下收款账户以便林晓雄付款，若何希敏未能在前述时间内提供，视为何希敏拒绝受领，何希敏应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林晓雄将不承担一审判决借款本金自2019年9月1日之后发生的利息。” 本院认为，因案涉73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与仁德信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仁德信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并无不当。也基于前述原因，虽然仁德信公司在原审的诉讼地位是第三人，一审亦未判决其承担责任，但仁德信公司对一审判决就案涉730万元款项性质所作的认定持有异议，且该认定与其利益存在关联，故仁德信公司有权就本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综合诉争各方的诉辩意见，各方于二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仍为：一、案涉两笔汇款共计730万元是否系偿还本案1000万元借款；二、长福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针对以上争议问题，本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两笔汇款共计730万元是否系偿还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问题。原审已分别从款项支付人、款项接收人何小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款项交付方式及何希敏、仁德信公司所存在的不合理的诉讼行为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评判，认定林晓雄等人主张的案涉两笔汇款共计730万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更为合理，更符合客观事实，本院对前述分析理由均予认同并对此不再予以赘述。此外，对于何小兰所收取的730万元款项，仁德信公司在二审调查中明确述称该730万元是长福公司偿还其另案2000万元借款的利息。但本院注意到，仁德信公司就该笔2000万元借款已于2014年12月16日向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5）长民初字第007号〕，仁德信公司在该案诉请是请求判令长福公司偿还2000万元借款及从借款之日起至付清之日的利息。而前述730万元款项中的600万元早于该案起诉之前（2014年11月14日）汇付至何小兰账户，另外130万元也于该案起诉后十日（2014年11月26日）汇付至何小兰账户，但仁德信公司在该案起诉之时乃至该案一、二审审理终结期间均未就此予以说明，表明仁德信公司确认该两笔共计730万元的款项与该案2000万元借款无关。反之则仁德信公司在诉讼中刻意隐瞒长福公司已还款情况而主张虚高债权数额的行为已然涉嫌虚假诉讼。况且，从仁德信公司在（2015）长民初字第007号一案的举证情况来看，仁德信公司并无借条等书面证据证明该笔2000万元借款有利息约定，仅提交了证人何某2的证言拟证明该笔2000万元借款口头约定月息2.5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该证人证言未予采信，对利息部分仅判令自该案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至付清之日止，仁德信公司在收到该案一审判决后并未提出上诉，表明仁德信公司对该案一审判决就利息部分所作的认定未持异议。综合上述分析，本院对仁德信公司所作本案案涉730万元款项是偿还另案2000万元借款利息的述称不予采信，同时结合一审对730万元款项所作的分析认定，本院认为林晓雄等人所提730万元款项是偿还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抗辩意见可信度较高，本院予以采纳。 二、关于长福公司是否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虽然案涉1000万元款项接收人余丽瑟系长福公司职员，但从一审法院的调查可知，无论是长福公司还是仁德信公司以及何希敏、仁德信公司总经理何某2，相互之间均存在利用公司财务人员账户接收往来款项的现象，故仅凭据余丽瑟系长福公司职员这一关系无法认定案涉1000万元是用于长福公司经营使用。同时，何希敏在一审法院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述称“只是说资金周转困难，用于资金周转，没说具体用途”，亦表明何希敏在出借款项之时并不知道林小强的借款用途。因在案证据不能证明案涉1000万元是用于长福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对何希敏主张长福公司对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 另，林晓雄为减轻利息负担，在本案一审宣判后通过邮件方式告知何希敏其愿意先行按照一审裁判认定的金额偿还借款本息。本院认为，无论本案二审裁判结果如何，先行按一审裁判认定金额偿还债务的行为对何希敏的利益并无损害且有利于双方纠纷的解决。但何希敏在收到告知邮件后并未向林晓雄提供收款账户，且经本院责令亦未于二审庭审调查之后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账户信息，导致林晓雄无法先行偿还债务。在何希敏不存在任何提供障碍的情况下，其拒绝提供账户信息的行为具有恶意增加债权数额的明显故意，基于诚信、公平原则，本院对于林晓雄一方提出案涉借款的利息计付应至2019年9月1日止的抗辩意见，予以采纳。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何希敏、仁德信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基于二审出现的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内容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45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林晓雄、周燕珠、林琴、林燕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林小强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何希敏借款本金4317694.45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自2014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2019年9月1日止）。” 二审案件受理费102600元，由何希敏负担51300元，仁德信公司负担513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执行一审法院的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雷晓琴 审 判 员 魏 昀 审 判 员 田始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陈 曦 书 记 员 江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