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当涂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当民二初字第00070号 原告：南京洛通燃料有限公司。 被告：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 被告：刘爱玲，女，汉族，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投资人。 委托代理人：董科宝，安徽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京洛通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通公司）与被告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以下简称：水方加工厂）、刘爱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2年4月6日作出（2011）当丹民二初字第00093号民事判决，被告刘爱玲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马民二终字第0012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7月1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洛通公司法定代表人毛建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海燕，刘爱玲委托代理人董科宝到庭参加诉讼，水方加工厂未到庭参加诉讼；于2013年8月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洛通公司委托代理人刘海燕，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负责人刘爱玲及其委托代理人董科宝到庭参加诉讼。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洛通公司诉称：水方加工厂系刘爱玲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2009年1月至4月间，洛通公司向水方加工厂供应59.44吨煤，计78239元。水方加工厂在收到洛通公司开具的发票后未能支付货款，故诉请支付煤款78239元及支付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至付款之日的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水方加工厂、刘爱玲辩称：水方加工厂与洛通公司间从未发生过业务往来，不存在煤炭买卖关系；水方加工厂接收的以洛通公司名义开具的税票，是案外人张邦永交付的，涉案诉争的煤款已计入张邦永的名下，且已为（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所确认。洛通公司主张的煤款系重复主张，其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洛通公司的诉请。 洛通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 1．NO.15513556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一张，证明洛通公司向水方加工厂供煤59.44吨，煤款78239元。 2．增值税发票签收簿，证明刘爱玲签收增值税发票，以及双方煤炭交易情况。签收簿第4页载明：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煤26.26×1400，12.19×1250，20.99×1250，计78239元。刘爱玲于2009年4月24日签收，并注明煤杂质超标，煤款未付，增值税发票的编号NO.15513556也有记载。 水方加工厂、刘爱玲对洛通公司递交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两份证据都是案外人张邦永交给刘爱玲的，也是按张邦永要求在签收簿上签名的，反映的是水方加工厂与张邦永交易情况，不能证明洛通公司与水方加工厂有过煤炭交易及欠煤款的事实存在。刘爱玲注明“煤的杂质超标，煤款未付”，说明煤的质量有问题，以后与张邦永结算时扣除了吨位。 水方加工厂、刘爱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递交如下证据： 1．（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涉案煤款已计入案外人张邦永名下，并已为生效判决确认。该判决认定：水方加工厂于2008年12月至2010年初向张邦永购买煤炭用于生产，经结算，2010年1月20日，刘爱玲出具一张欠煤款118625元的欠条交张邦永，未约定还款期限，也未约定利息。后刘爱玲分别于2010年2月2日还款20000元，2010年2月12日还款10000元，尚欠煤款88625元。 2．张三煤款明细单据一张、算帐草稿三张、磅码单八张、入库单二张，证明水方加工厂与案外人张邦永（又名张三）发生业务往来及下欠煤款的事实。①张三煤款明细单据注明：2008年－2010年，白煤12月1日26.26T×1400＝36764元，2月19日12.19T×1250＝15237.5元，2月24日20.99T×1250＝26237.5元，4月18日烟煤9.83T×960＝9436.8元，4月24日20.12T×960＝25075.2元，5月30日36.62T×980＝35868元，6月9日35.75T×1000＝35750元。5月30日收现金10000元，6月9日收现金10000元，10月12日付10000元。在该页末尾张三写明：未（付）款118625元，没付张三。②磅码单八张，其中七张表明购买煤炭的时间、吨位及含税价，二张入库单（2月19日、2月24日）与二张同期磅码单对应，与张三煤款明细单据记载一致；一张是退煤磅码单，退煤3.5T。③算帐草稿三张，购三次白煤计78239元，扣除杂质款13229元和退煤款4375元，煤款为60625元；购四次烟煤计106149.6元，按10600元计算，扣除交税款18000元和已付30000元，下欠煤款58000元；以上白煤烟煤合计118625元； 3．张三名片一张，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发票一份，证明张三和张邦永是同一人。张三名片上的手机号码是1333782****，而1333782****交费单上的机主是张邦永。 洛通公司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判决虽能证明水方加工厂与张邦永存在煤炭交易，但并不能否定洛通公司与水方加工厂之间的交易；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张三煤款明细单据上中间小字是复印的，而其他字是手写的，不符合常理，且签字人是“张三”，与洛通公司的诉讼没有关联性；原磅码单上都有送货人签字，而且是很小的纸张，不是水方加工厂现在提交的磅码单。结算草稿更不能说明问题，没有注明时间，由谁计算的；认为证据3中张三名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交费单也不能证明张三与张邦永是同一人，因为电话号码是可以变更的，即使是同一人，也不能排除洛通公司与水方加工厂间的交易。 经过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递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 洛通公司递交的两份证据，水方加工厂、刘爱玲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这两份证据与水方加工厂、刘爱玲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相矛盾，且与当涂县人民法院（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冲突，故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水方加工厂、刘爱玲递交的证据中，证据1是当涂县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且该判决确认的事实与洛通公司主张煤炭买卖合同关系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证据2是张邦永与水方加工厂煤炭交易的情况详细记载，以及双方结算煤款的由来和过程，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3，张三名片和手机交费单客观真实，张三名片上的号码机主是张邦永，结合证人证言，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定。 经法庭许可，水方加工厂申请证人陈永华、江运根、杨万红出庭作证，证明的主要内容：1.水方加工厂与洛通公司没有煤炭交易；2.“张三”和“张邦永”是同一人。陈永华证言：大概在2008年介绍张三与刘爱玲做煤炭，开始两三次是陈永华陪张三去的，煤炭在丹阳本智磅房过磅的，具体多少钱一吨不记得，但是是含税价。洛通公司起诉刘爱玲后，陈永华打电话问张三洛通公司起诉是怎么回事，一笔煤怎么要两次钱，张三说欠的煤款时间长了，等给了钱再谈，后来在丹阳法庭看了张邦永的身份证复印件，才知道张三就是张邦永。 江运根证言：大概在2008年6、7月份至2009年春节前后在水方加工厂任会计。在担任会计期间，水方加工厂只向张三购买过煤炭，经手过张三送达的三次煤炭，都在磅码单或入库单上签过字，当时刘爱玲购买的煤炭要求张三开具增值税发票；有天杨万红交给我一张增值税发票说是张三送来的。之前并不知道张三大名叫张邦永，在丹阳法庭开庭时看了张邦永的身份证复印件，才知道张三即张邦永。 杨万红证言：2009年6月至8月在水方加工厂工作，帮助管理。大概在2009年4、5月份张三送来一张税票，委托交给刘爱玲，杨万红拿着张三交来的税票和本子与张三找到刘爱玲，并劝刘爱玲把税票收下，还在一个本子上签了字，因为张三送的煤有杂质不达标，没有结到帐。当时厂里的会计是江运根。在丹阳法庭看了张邦永的身份证复印件才知道张三大名叫张邦永。 洛通公司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陈永华与刘爱玲是朋友关系，江运根和杨万红是水方加工厂的工作人员，与水方加工厂有利益关系，证言不能采信；三证人的证言不能证明张三送的税票就是洛通公司开具的税票，且证人江运根陈述是2009年春节前后离厂的，他不可能在2009年4月份收到增值税发票。 水方加工厂、刘爱玲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证言真实、客观，符合事实。 经过庭审质证，本院认证意见意见如下：证人关于水方加工厂煤炭交易对象、时间、送煤次数、交付税票人以及张三就是张邦永陈述一致。虽然证人与刘爱玲是熟人或工作关系，但证人证言之间基本内容和主要内容相互吻合，并且与水方加工厂、刘爱玲提交的证据相印证，证人江运根在离厂时间、谁给其税票的陈述上有出入，但由于时间久远，出现时间记忆模糊也符合常理。故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审理查明本案事实如下： 2008年张邦永经陈永华介绍，认识水方加工厂厂长刘爱玲，自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6月9日向水方加工厂销售煤炭七次，其中销售白煤三次：2008年12月1日售销26.26吨，单价1400元，计36764元，2009年2月19日售销12.19吨，单价1250元，计15237.5元，2月24日销售20.99吨，单价1250元，计26237.5元，合计59.44吨，价款78239元；销售烟煤四次：2009年4月18日销售9.83吨，单价960元，计9436.8元，4月24日销售20.12吨，单价960元，计25075.2元，5月30日销售36.62吨，单价980元，计35868元，6月9日销售35.75吨，单价1000元，计35750元，合计106130元。以上总计煤款184369元。2009年4月24日张邦永将开具的销售单位为洛通公司的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NO.15513566，金额78239元）交刘爱玲，刘爱玲在张邦永自带的增值税发票签收簿上签名。签收簿载明：当涂县水方金属构件加工厂，15513566（指税票号），煤26.26×1400，12.19×1250，20.99×1250，计78239元。刘爱玲在签收簿上注：收发票壹张（￥78239元），煤杂质超标，吨位未除，煤款未付。2009年5月30日、6月9日、10月12日水方加工厂各付张邦永10000元。2010年1月20日张邦永与水方加工厂进行结算，白煤扣除杂质吨位款13239元，退白煤3.5吨4375元，余欠60625元；烟煤按整数106000元计算，扣除税款18000元，给付的30000元，余欠58000元，合计118625元，刘爱玲出具118625元的欠条交张邦永。其后，水方加工厂于2010年2月2日付张邦永20000元，2月12日付张邦永10000元，余欠88625元未能支付。张邦永于2011年3月10日诉讼于原当涂县人民法院丹阳人民法庭，请求判令水方加工厂、刘爱玲支付煤款88625元及利息，经审理，当涂县人民法院丹阳人民法庭作出（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张邦永要求水方加工厂和刘爱玲支付货款88625元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业已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诉辩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1.张三与张邦永是否是同一人。首先，水方加工厂自2008年12月至2009年6月进行煤炭交易的对象一直自称张三，其在2008年12月1日的磅码单、2009年12月20日的磅码单（退煤），以及张三煤款明细单据均签名张三，但在与水方加工厂就煤炭款结算时，刘爱玲出具的欠条的债权人是张邦永，欠条上的数额与张三签名的“张三煤款明细单据”数额一致。其次，张三名片上的号码是1333782****，而电信南京分公司交费单上的相同号码的机主是张邦永。再次，证人陈永华、江运根、杨万红通过辨认张邦永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均认定照片上的人就是张三。由此，可以认定张三与张邦永是同一人，张三即张邦永；2.张邦永销售的煤炭与洛通公司主张的煤炭款是否具有关联性。首先，洛通公司递交的增值税发票签收簿上载明水方加工厂购买煤炭的数量、单价、总价，与水方加工厂递交的张三煤款明细单据记载的前三次购买的煤炭的数量、单价、总价完全相同，洛通公司陈述的送货时间与张三煤款明细单据的记载时间也基本一致。刘爱玲在增值税发票签收簿上注明：煤杂质超标、吨位未除，与其后在结算过程中扣除吨位的行为相关联。经结算，刘爱玲出具了一张118625元的欠条交张邦永。其次，证人江运根、杨万红均证明2009年4、5月间，张三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刘爱玲，杨万红证明刘爱玲在张三自带的本子上签了名，在洛通公司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结合水方加工厂递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爱玲于2009年4月领受的张三交来税票和签名的本子即为洛通公司主张的税票和签收簿。因此，洛通公司主张的煤款已记入张邦永的名下，刘爱玲与张邦永已进行了结算。3.当涂县人民法院（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判决有无对争议的煤款进行认定。张邦永于2011年3月10日向当涂县人民法院丹阳人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水方加工厂、刘爱玲支付货款88625元，其诉讼依据就是与水方加工厂结算后，刘爱玲出具的118625元的欠条，结算的煤款中包含洛通公司主张的三次售煤款78239元。经审理，当涂县人民法院丹阳人民法庭以（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判决确认了张邦永主张的事实和依据，支持张邦永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综上，洛通公司主张的煤炭款，水方加工厂已与张邦永进行了结算，且经当涂县人民法院（2011）当丹民一初字第0041号民事判决进行确认，洛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与水方加工厂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京洛通燃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6元，由原告南京洛通燃料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启龙 代理审判员  刘 幸 人民陪审员  夏建新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张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