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2行初145号 原告凤山县凤城镇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张忠平，组长。 委托代理人韦业新，广西桂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凤山县凤城镇朝阳大道**。 法定代表人陆嵘，县长。 委托代理人韦洪波，凤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鹏翔，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 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鹰澄，河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罗海瑜，组长。 原告凤山县凤城镇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诉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河池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5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凤山县凤城镇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简称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张忠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韦业新，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简称凤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洪波、黄鹏翔，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简称河池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鹰澄，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简称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罗海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凤山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双方争议的林地地名毛桃湾、后峒坡、哥贤坡，总面积200亩。其中毛桃湾、后峒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150亩，其四至范围：东从A点经B点至C点，南从C点经D点至E点，西从E点至F点，北从F点至A点闭合。哥贤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50亩，其四至范围：东从G点至H点，南从H点至I点，西从I点至J点，北从J点至G点闭合。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拉仁村九组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五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争议地，生产合作化时期，争议地由五户私人所有转属拉仁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地划归拉仁村九组集体所有（详见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由县国土局及长峒村公所、拉仁村公所组成的调查组对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再次进行核定，明确争议地在拉仁村的行政界线内（详见《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长峒村一组提供的《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材料只证实1956年长峒村与拉仁村签订兑换插花的耕地，未涉及荒山、林地。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报告、书证及众多知情人的笔录材料在卷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六）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县人民政府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毛桃湾、后峒坡、哥贤坡200亩石山灌木林地（四至界线详见1/10000地形图，其中毛桃湾、后峒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150亩，即东从A点经B点至C点，南从C点经D点至E点，西从E点至F点，北从F点至A点闭合；哥贤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50亩，即东从G点至H点，南从H点至I点，西从I点至J点，北从J点至G点闭合）所有权属拉仁村九组集体所有。 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诉称，一、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一）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五农户《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土地与实际不符，凤山县政府无勘验材料，该五户土地证上的土地无法证明在争议地内、证上面积就是争议地面积。（二）生产合作化时期，无书面证据证明争议地由五户的私人所有转属拉仁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证人证实争议地属长峒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证实争议地及争议地内的耕地归为长峒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有。当时耕地与荒山是在一起，以方便生产及管理。（三）凤山县政府以《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认定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地划归拉仁村九组集体所有，而该证并无历史及事实依据，原告也没有见到该证据材料。（四）凤山县政府以1989年由凤山县国土局及长峒村公所、拉仁村公所组成的调查组对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认定争议地在拉仁村的行政界线内。但原告也没有见到该权属界线材料，而且原告没有参与该材料制作的任何活动，尤其是该材料仅仅属未公示的所谓行政界线，不是确定土地权属的依据。该行政界线应该参与的村干没有参与，是镇包村干部拿村委公章所办。（五）争议地属原告所有，由原告管护、使用，有退休干部及拉仁村民证实：该地有一部分曾被凤山县大理石厂征用，征地补偿款付给原告，并未付给第三人。二、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凤山县政府没有核实、核对证据材料，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三、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违法。凤山县政府在处理过程当中，没有告知原告相关权利，也没有认真核实相关证据材料，程序严重违法，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四、河池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没有撤销错误的处理决定，违背了有错必纠的原则，属确有错误的复议决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撤销河池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判令凤山县政府对争议地重新确权处理。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凤政处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作出毛桃湾、后峒坡、哥贤坡200亩石山灌木林地所有权属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集体的决定；2、河政复决字〔2019〕29号复议决定书，证明河池市政府维持凤山县政府前述决定；3、村干韦忠全证明；4、退休干部廖仁德证明；5、拉仁村民廖庆高证明；6、长峒一组领取征地补偿款单据。证据3至证据6证明争议地属原告所有，由原告管理使用。 被告凤山县政府答辩称，一、被告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1、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五户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56年《长垌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兑换数目字》、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以及关键证人廖某、何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第三人对争议地享有权属，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六）项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争议地依法应当归第三人所有；2、首先，杨葵英等五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争议地；其次，杨葵英等五户居住在争议地的事实具有第三人相关群众的证言予以证实，而尤为重要的是原告调处过程中也认可该事实（Ｐ12）。3、从《长垌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兑换数目字》的内容看，1956年原告与第三人只是兑换插花的耕地，根本没有涉及荒山、林地，即根本没有涉及争议地。另外，调处过程中，原告的代表人罗仁德陈述“在高级社以来，长峒、拉仁各种各地都是插花地，两个社的社长把产量、地块、地块对平和山界都没有提到是事实”，这就说明了原告是认可当初只是兑换插花的耕地，没有涉及荒山、林地。4、原告提出1981年的《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没有历史和事实依据、没有见到该证作为被告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依法不应采纳。首先，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没有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就一直具有效力；其次，1981年的《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至今未被撤销，依然具有法律效力。该证充分证实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5、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有双方当事人盖章认可，原告的副村长何某也在核定书上签字认可（何某在询问时亦认可该事实Ｐ40）。原告陈述没有见过《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没有参与土地权属界线核定的任何活动不符合事实。6、首先，原告提供的领取征地补偿款单据具有严重瑕疵，该单据载明领款人是长岗村第一村民小组而不是原告，缺乏真实性；另外，该证据属于孤证，即使真实也无法证明与争议地具有关联性；其次，即使原告领取征地补偿款单据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依法也不应当采纳。《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二）项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鉴定意见、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的证明效力高于原告提供的领取征地补偿款单据的效力，原告领取征地补偿款单据依法不应当采纳。最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五）项规定，廖仁德、韦忠全、廖庆高证言的证明效力低于本案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也低于与本案不具有利害关系的廖某的证言。为此，廖仁德、韦忠全、廖庆高的证言依法应当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凤山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一、程序方面证据：1、关于要求协调解决林地纠纷的请示，证明第三人申请调处争议地；2、立案登记表，证明立案调处；3、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案件受理通知当事人；4、调解会议记录，证明该林地纠纷案经过组织调解；5、调查报告，证明办案单位调查后的处理意见；6、案件讨论会议记录，证明凤山县政府经开会讨论同意办案单位的处理意见；7、会议签到册，证明与会人员签名；8、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行文处理该案；9、送达回执，证明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二、事实方面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及1／10000地形图，证明争议林地的位置、面积和地上附着物的情况；2、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五户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记载有争议地，其居住在争议地内；3、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证明第三人的林权证包括争议地范围；4、1989年《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证明争议地在拉仁村的行政界线内；5、1956年《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证明1956年长峒村与拉仁村对换插花地的耕地，未涉及荒山、林地；6、已故离休干部廖仁德《证明》，证明上世纪60年代时任城厢公社副书记，曾组织参加两村划界工作，争议地属原告集体所有；7、退休村干廖某的调查笔录，证明1961年分村划界时任拉仁大队大队长，亲自参加长峒、拉仁两村划界工作，原告与第三人相邻山界以社王庙坳为界，直上两边山梁，争议地划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当时廖仁德没有组织参加过划界工作，两村1956年对换插花耕地未涉及荒山、林地；8、退休村干何某的调查笔录，证明其参加1989年长峒村与拉仁村的土地权属界线核定工作；9、罗海瑜、杨光亮、李定广的调查笔录，证明两村1956年对换插花耕地未涉及荒山、林地，上世纪60年代时任城厢公社副书记廖仁德没有组织参与过两村划界工作，争议地权属第三人集体所有；10、张忠平、何仕昌、杨玉芝、罗登丛的调查笔录，证明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城厢公社副书记廖仁德曾组织参加两村划界工作，争议地权属原告集体所有。 被告河池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予以受理。法定期限内，被告向凤山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及证据材料。同时，原告向第三人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议期间，被告向各方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第三人不同意调解。被告经书面审查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复议期间，被告全面审查了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认为凤山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被告对凤山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维持了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池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凤政处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凤山县政府依法进行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的相关材料；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7、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证明被告已履行调解程序；8、河政复决字〔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9、邮寄单，证明被告已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 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述称，1、争议林地历史以来一直是其所有、使用，并得到凤山县政府确权。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凤山县政府颁发给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五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争议地，生产合作化时期争议地由五户私人所有转属拉仁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争议地划归第三人集体所有（详见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由凤山县国土局及长峒村公所、拉仁村公所组成的调查组对两村的土地权属界线再次进行核定，明确争议地在拉仁村的行政界线内(详见《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2、从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原告没有一张证据证实争议林地是其所有、使用的事实。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原告无法出示人民政府曾经确认争议林地是其所有、使用的权属证据及相关证据。原告提供的《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材料只证实1956年长峒村与拉仁村签订兑换插花的耕地，未涉及荒山、林地。原告提供的《征地补偿款单据》是1989年8月29日大理石厂补偿给原告征地费，并未涉及争议林地。原告出示的廖仁德、韦忠全、廖庆高等人的证明材料均不能证实争议林地曾经是原告所有、使用，因为这些相关证人所提供的证明村料不符合事实、未涉及争议林地，也没有相关证据印证其证言的真实性。第三人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诉求。 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杨胜坤、樊金环、杨秀武、姚再福、李定皇、杨秀科、杨胜曾、杨胜发、杨胜锋、李天德、李大端、彭万田、唐小锋、罗美春、杨胜英、杨春林、李定广、杨秀凡、杨光亮、谢彩菊、万廷国、万显乐、万显培、万显文、万显才2010年的《林权证》，证明第三人在争议地范围内于2002-2006年间种植管护的退耕地在2010年取得凤山县政府颁发《林权证》，其中记载有“后峒坡”3户；面积1.85亩；“毛桃湾”15户，面积18.97亩；“哥贤坡”13户，面积10.75亩。 经庭审质证，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对程序方面证据的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原告不认可证据中第三人提出的主张；二、事实方面的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是复印件，虽填写五人的名字仅是一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并未涉及林地及荒山，证书中记载的是哥贤坡脚，并不涉及争议地，也没有涉及毛桃湾，面积约4亩，相邻人是原告的村民，恰好证实争议地属原告方所有；3、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是一份废止的证书，并未填写颁证时间，所写的参加划界人杨秀德并不存在，领证人签章栏空白；4、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8与该份证据相互矛盾，证据8已经明确争议地属原告所有，既然界线核定书并没有各村民小组参加、没有召开过群众会议讨论，村民委员会不完全知道各村民小组的土地界线，签名的时间不一致，没有经过公示；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应该是1956年材料而不是1965年；6、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7、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廖某的调查笔录陈述当时廖仁德没有组织参加过划界工作是虚假的，内容不真实，无法作为判定争议地属第三人所有的凭证；8、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明被告的证据4不具有真实性；9、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第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人当时年纪较小，对争议地的情况并不知情；10、对证据10无异议，证明争议地属原告所有。 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凤山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及河池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有异议。 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对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根据证据规则，在行政程序中未提交的证据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有利害关系的证据依法不应当采信，第三人提供的林权证证明被告凤山县政府在有争议的情况下颁发林权证，应当依法被撤销，对第三人提供的林权证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3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有异议，原告用以证明争议地的权属不真实；3、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廖仁德已经过世，无法核实其真实性；4、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5、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领款人与本案的双方当事人都无关。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真实性无异议，林权证记载的地块是争议地范围内的退耕还林地，记载了熟地面积，并未包含本案争议的石山灌木林。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对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程序方面第1-9项证据、事实方面第1-10项证据（除了第6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以外）；河池市政府提供的第1-9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提供的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第3、5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第6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对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称为毛桃湾、后峒坡、哥贤坡，总面积200亩。其中毛桃湾、后峒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150亩，其四至范围：东从A点经B点至C点，南从C点经D点至E点，西从E点至F点，北从F点至A点闭合。哥贤坡的石山灌木林地面积50亩，其四至范围：东从G点至H点，南从H点至I点，西从I点至J点，北从J点至G点闭合。争议地四至范围内退耕地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凤山县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等5户共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戈贤坡脚柴山1亩、后峝坡脚柴山1亩。生产合作化时期，争议地由上述5户私人所有，后划入拉仁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1956年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所在的长峒村与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所在的拉仁村对换插花的耕地，并制作有《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取得《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1989年11月凤山县国土局组织凤城镇政府、长峒村公所、拉仁村公所签订《土地权属界线核定书》，记载本案涉及的K9拐点至K10拐点为未定界线。2009年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2010年至2015年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多次要求凤城镇政府调解，凤城镇政府调解未果后，于2015年6月24日提交被告凤山县政府处理。被告凤山县政府经调查，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凤山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林地权属争议有权作出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河池市政府作为凤山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其行政复议主体资格适格。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被告凤山县政府受理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的确权申请后，依据职权调查取证，查明土改时期，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的村民杨葵英、李定广、李定黄、田彩蓉、杨田氏等5户取得《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本案部分争议地。同时查明，1959年时任长峒大队（包括现在的长峒村、拉仁村）干部、1961年任拉仁大队大队长的廖某证实，其1961年参加了划界工作，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与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的荒山界线以社王庙坳为界，直上两边山脊即一边上哥贤坡一边上后峒坡，划分之后双方一直按划分的山界管理至今，证明本案争议地划归第三人拉仁村第九村民小组所有并一直进行经营管护。被告凤山县政府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结合争议地经营管护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提供的《长峒乡一二高级社土地对换数目字》只记载对换的插花耕地，并未记载争议地划归其所有。同时，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提供廖仁德、韦忠全、廖庆高等人的证明，未附有相关身份信息，证明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原告提供了大理石厂土地补偿单据，但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所记载的长岗村第一村民小组是本案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争议地有关。原告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争议地划归其所有并进行经营管护。《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三）组织和解、调解；（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被告凤山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并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及地形图，依据职权向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调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权利的依据亦进行了陈述，调解未果后经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河池市政府复议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凤山县凤城镇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凤山县凤城镇长峒村第一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谭凌云 审判员  梁海亮 审判员  韦荷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吴菊婵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土地、山林和水利工程权属纠纷确权处理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实地调查，核实证据； （二）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 （三）组织和解、调解； （四）行政主管部门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 （五）人民政府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下列书证，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 （一）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 （二）农业合作化时期或者实行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时期，确定土地、林地权属归农民集体所有或者归农民个人使用的决议、决定和其他文件材料； （三）国有农、林场设立或者国有水利工程建设时经依法批准的确定经营管理范围的总体设计书、规划书、说明书及其附图； （四）1966年前划定的国家建设用地，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再办理征用手续，用地单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文件、资料； （五）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人民政府已经明确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一级经营管理的文件；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核发的土地、山林权属证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核发的取水许可证； （七）当事人达成的协议； （八）依法没收、征收、征购、征用土地和依法批准使用、划拨土地（含林地）的文件、规划书及其附图，依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合同； （九）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 （十）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作为证据的书面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