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521民初4534号原告：王桂兰，女，1942年4月11日出生，蒙古族，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丛广君，男，1972年11月1日出生，蒙古族，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王秀兰，女，1973年3月2日出生，蒙古族，人，小学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丛金荣，女，1996年2月26日出生，蒙古族，人，初中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原告：周丹，女，1994年6月30日出生，蒙古族，人，初中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腰伯日吐嘎查村委会（以下简称：腰伯日吐嘎查），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伯日吐嘎查。法定代表人：罗日喜，职务：嘎查达。被告：邵凤国，男，1975年6月5日出生，蒙古族，人，初中文化，农民，现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玲（简称：被二代），内蒙古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诉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腰伯日吐嘎查委员会、邵凤国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丛广君、王秀兰及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文学到庭，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腰伯日吐嘎查委员会嘎查达罗日喜到庭，被告邵凤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玲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确认2010年11月15日被告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腰伯日吐嘎查委员会与被告邵凤国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五原告系家庭成员，与另外两位家庭成员丛万财、丛雅君（均已去世）共七人以家庭为单位，在1996年第二轮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分得土地39.6亩，登记在丛万财名下，承包期限自1996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承包期限为30年，现有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腰伯日吐嘎查委员会颁发的合同编号为09012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颁发的合同编号09126《哲里木盟耕地承包合同书》为证明。2015年因政府修建高速公路征地，五原告家庭承包的39.6亩土地中有10亩土地被征用，根据2015年7月2日旗政府《拟征收土地补偿通知书》征地补偿标准为28500元，五原告家庭应得征地补偿款共计285000元。五原告向被告主张该笔补偿款时被拒绝，被告邵凤国依据承包鱼塘的合同得到了鱼塘补偿款，因此五原告就不能得到征地补偿款了。五原告认为：五原告承包的39.6亩土地是根据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依法承包的土地，并有嘎查委员会和旗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非经承包人同意或者国家政策调整，任何机关无权将五原告依法取得的土地收回再发包给被告邵凤国，因此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将五原告依法承包的土地发包给被告邵凤国是违法的。现五原告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确认2010年11月15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无效。被告腰伯日吐嘎查辩称，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的现任嘎查达是2018年8月当选的，之前的涉案土地是怎么发包的不清楚，五原告所述的合同编号09012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实，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家都有，嘎查委员会接到传票之后，没有开会研究，没有开会的原因是嘎查委会没有账也没钱，现任嘎查达上任之后所有嘎查委员会关于土地的账没有过目被告邵凤国辩称，一、确认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原告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进行了调整和变更。1996年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丛广君的父亲丛万财系户主，1999年引起家庭缺少一口人地进行增补时，嘎查采用“抓阄”方式，其抓到“诉争地块”，该地块为“盐碱地”，不适合农业种植，丛万财始终没有经营而要求调整，经嘎查委员会研究决定便同意丛万财将此地置换成被称为“牧业地”的地块，且其家一直耕种经营。由于“诉争地块”不适于耕种，长期撂荒，村民盖房垫地等需要用土时就在此挖取，持续多年后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深坑，无法进行农业种植，成为荒地。从苏木经管站登记备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账簿台账”和“科左中旗敖包苏木腰伯日图嘎查登记表”记载，丛广君所承包的土地没有“诉争地块”，相对应的是“牧业队”地块，而且土地经过嘎查委员会和承包人确认进行了实地测量和备案，其涉案承包地与五原告家庭没有关联性。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形成并发放，以原告丛广君为延包人的土地证记载其承包土地为四块，共计48.44亩，较原证多出8.84亩，不包括“诉争土地”，承包期限为1996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足以说明五原告家庭承包地经过置换比原承包权证面积增加；二、被告邵凤国与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合法有效。2010年嘎查为加强土地利用、鼓励发展养殖业，经两委班子研究决定，利用“诉争土地”土坑的事实，因地制宜，对土地进行经济开发和利用，将该土地方圆17亩承包给被告邵凤国搞池塘养殖。双方于2010年11月15日签订《养殖用地合同》，期限为50年。被告邵凤国一次性缴纳了承包费，并向苏木经管站依法备案，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更不存在侵权行为；三、在合同履行期间和征地补偿期间无人提出异议。自《养殖用地合同》签订至2015年修路征地公示期间，均无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或产生纠纷。该地在2015年如期征收完毕并按设计建成公路，土地性质已经改变，因此不论从《养殖用地合同》成立还是“征地补偿公示”，都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综上，被告与嘎查两委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完全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依法驳回五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王桂兰与丛万财系夫妻关系，原告王秀兰与原告丛广君系夫妻关系，原告丛金荣系原告丛广君的长女，丛雅君系原告王桂兰的女儿，原告周丹系丛雅君的女儿，原告丛广君与原告王秀兰系原告王桂兰的儿子儿媳，丛雅君与丛万财均已去世。五原告与丛万财、丛雅君系同一家庭联产承包户。1996年国家实施第二轮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以丛万财、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雅君、丛金荣、周丹等七人组成的一个家庭联产承包户，1999年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为本嘎查缺地补足土地的村民通过“抓阄”的形式确定土地位置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予以注明，丛万财“抓阄”取得后补土地的位置即本案诉争的土地，该地块在腰伯日吐嘎查村民中称为“温荣和井内”地，因该地土质不好，丛万财未对本案诉争土地进行耕种，而是通过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将土地调整为“牧业队地块”，本案诉争土地撂荒而成为村民取土用地。2010年11月15日被告邵凤国与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签订《养殖用地合同》，承包本案诉争土地位置处因村民取土而形成的土坑用于池塘养殖并向花吐古拉镇经营管理站备案（注：腰伯日吐嘎查原行政隶属于花吐古拉镇，后因敖包苏木成立而划归敖包苏木），承包期限为50年。2015年7月2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因通鲁高速公路建设用地，而发出左拟征告字【2015】第47号拟征收土地补偿告知书，决定征收包括诉争土地在内的部分耕地，由此被告邵凤国就该地块获得补偿款285000元。为此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于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无效针对诉讼请求，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举证：证据1、2010年11月15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证明该合同中17亩土地包括五原告依法承包的10亩土地的事实；证据2、科尔沁左翼中旗腰伯日吐嘎查委员会颁发的合同编号090126《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附卷）、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颁发的合同编号09126《哲理木盟耕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附卷）各一份，证明五原告主张被告腰伯日吐嘎查承包给被告邵凤国养殖用地中的10亩是五原告依法承包的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地名是“温荣和井内”，应该受到依法保护；证据3、介绍信、死亡注销证明，证明承包时共计7名家庭成员，现在丛万财、丛雅君已经去世的事实。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的质证意见是：对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所举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邵凤国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指向有异议，这份合同不能证明被告邵凤国17亩池塘用地包括五原告的10亩土地；二、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温荣和井内”已经在承包之初就经腰伯日吐嘎查和丛万财协商调整为为“牧业队地块”，原因是“温荣和井内”是盐碱地，没有产量，不适宜耕种，“温荣和井内”地块五原告家庭联产承包户根本没有耕种，五原告家庭联产承包户实际上是承包了“牧业队地块”，从1999年变更后一直在经营到现在，且有新的土地确权证可以佐证；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举证。针对答辩意见，被告邵凤国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举证：证据1、2010年11月15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缴纳承包费收据一枚、敖包苏木经营管理站证明一份、涉案土地卫星图片，2010年11月15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签订《养殖用地合同》的事实，同时证明被告邵凤国承包土地用途是养殖，承包时的土地状况为多年形成的大坑地，而非耕地的事实，合同签订当日，被告邵凤国按约定缴纳承包费的事实（17亩×25元/亩×50年，合计21250元），该合同并于2011年5月19日在花吐古拉镇经营管理站备案的事实。2004年下载的涉案土地卫星图片证明涉案土地当时是一个坑，无法进行耕种；证据2、营业执照一份（复印件附卷）、税务登记证一份（复印件附卷），证明被告邵凤国承包后，办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依法经营的事实；证据3、腰伯日吐嘎查承包经营登记簿台账（复制件附卷）及公示表各一份，证明腰宝日吐嘎查对1996年至2026年土地延包情况重新确认调查登记的事实，确认丛广君家实际耕种土地不包括涉案土地，并经丛广君予以签字确认，腰伯日吐嘎查对土地承包的实际登记情况证实丛广君家的地块中的“温荣和井内”已经在承包之初就变更为“牧业队地块”；证据4、原告丛广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延包方丛广君家庭方是五人，承包期限是2016年10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地块是四块，面积为48.44亩，不包括诉争土地，本案五原告起诉合同无效主体不适格；证据5、丛广君延包土地测绘图表，五原告土地承包的位置及面积中，不包括诉争地块，五原告承包证中“温荣和井内”在承包之初就变更为“牧业队”地块；证据6、征收土地补偿告知书，证明征收土地公告时间是2015年7月2日，证明公告中的养鱼池的价格即指本案被告邵凤国的养鱼池。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的质证意见是：一、对证据1中《养殖用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该合同不能对抗五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哲理木盟耕地承包合同书》，对承包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是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出具的白条，并不是正规发票，并且“注李永喆工资”，对敖包苏木经营管理站出具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指向有异议，不能证明已经备案，证明形式不合法，与本案没有关联；二、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三、对证据3中登记台账来源没有异议，但是台账没有形成日期，该台账并不完整，丛广君承包土地是否变更体现不出来，即便变更并没有经过原告本人认可及家庭成员的签字，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丛广君所持有的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未被收回或取消，因此证明不了所要证明的问题。对公示表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表是在2018年4月形成的，不能对抗本案争议的2015年的事情，该签名并不是丛广君本人签字及捺印，因此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四、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此份证据是2018年11月20日审核确定的与本案争议的2015年的土地是没有关联性的；五、对证据5及证据1中的图片有异议，来源不合法，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腰伯日图嘎查的质证意见是：对被告邵凤国递交的证据没有异议，但是登记台账中丛广君的签名既然不是本人所签，应该是无效。被告邵凤国申请证人温要和、李永喆、罗建出庭作证。证人温要和证实：1999年我任腰伯日吐嘎查嘎查达时，丛万财及不少村民家里缺地，通过抓阄的方式将涉案土地确定给丛万财，因涉案土地土质不好，丛万财要求将土地调整为“牧业队土地”，放弃诉争土地，因两块土地面积差不多，嘎查就同意了，当时腰伯日吐嘎查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就没有在承包合同上变更。因这块地没有人种，村民取土将涉案土地变成土坑，2005年开始我任腰伯日吐嘎查支部书记，2010年时双委班子开会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了被告邵凤国，变成养殖用地，并且与被告邵凤国签订合同，并报到花吐古拉镇经营管理站备案，我是在2013年卸任，之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证人李永喆证实：1996年我任腰伯日吐嘎查会计，当时二轮延包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1999年完善二轮延包时缺地户按照抓阄的形式补地，丛万财抓阄就抓到了“温荣和井内”的土地，当时因为土地质量不好，有些盐碱，这块地以前有人种过，后来弃耕了，丛万财家就没有种，丛万财自己更换为“牧业队土地”，嘎查委员会也同意了。当时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于1996年、1999年、2003年都进行过土地变更，在土地证上没有变更。因为当时也有村民弃耕十多年后回来要求分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嘎查就小调整土地了。后来村民在诉争土地上陆续取土形成了坑，2010年经嘎查委员会研究决定向外承包，被告邵凤国就承包了涉案土地。被告邵凤国承包后没有人向嘎查委员会找过该地块的事证人罗建证实：我是于2015年8月份任腰伯日吐嘎查达，2015年之前的事我不清楚，2015年3月份高速公路占地，通过公告的形式，被占地群众去嘎查委员会登记取钱，公示7天后没有争议的，是在2016年发放的补偿款，2017年政府进行土地确权，由第三方和嘎查委员会、农民一起到地里进行勘界核实，现在土地确权证已经发放至村民手中，2018年8月我不再担任嘎查达。我在任期间，有人对土地确权提出异议，就是土地面积不足，土地边界指定错误。没有人提出地块分错了，也没有人对被征收土地的使用权人提出过异议，2015年征地、2016年发放征地款前后，五原告没有找我反映过问题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基本上没有异议，基本能够反映涉案土地的前前后后的事情，但是三位证人证言不能对抗五原告依法取得使用权证书的客观事实，调整土地的行为并非是嘎查委员会的行为，而是五原告承包户自身的行为，并且五原告所耕种的“牧业队土地”本身就是二轮土地延包前依法承包的林地，且五原告缴纳了林地承包费用，因此五原告实际并没有多种其他地块的土地，属于在自家地范围内耕种的行为。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之前嘎查委员会的事现任嘎查达不知情。被告邵凤国的质证意见是：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真实客观反映了土地变更及性质，能够证明五原告对涉案土地从未耕种而弃耕的事实，并且五原告承包户自己要求变更的“牧业队地”一直在以耕地性质进行耕种，没有向嘎查委员会缴纳过承包费。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当庭向法庭举证：牧业队地缴纳承包费的收据一枚，证明1、五原告自行种的“牧业队土地”是四荒地，并非是嘎查委员会将涉案土地调整的另一块土地，五原告已缴纳承包费。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的质证意见是：没有异议，现任嘎查达不知情。被告邵凤国的质证意见是：对其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其关联性有异议，“牧业队土地”与该收据上的土地不是同一块土地，是相邻的土地，而“牧业队土地”已经被依法确权为人口地。本院审查认为，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向法庭出示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对其证明指向本院不予采信，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当庭向法庭出示的证据无法证明该块土地与庭审中“牧业队土地”是同一块土地，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邵凤国向法庭出示的证据1、2、3、4、5、6及证人温要和、李永喆、罗建的证言客观真实、能够互相印证以丛万财（已去世）为户主的家庭联产承包户在承包诉争土地后因土质不好将土地经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同意调整至“牧业队土地”的事实，以及诉争土地后经村民取土形成土坑后，被告邵凤国依法与被告腰伯日吐嘎查签订《养殖用地合同》，并报花吐古拉镇经营管理站备案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虽然丛万财在1999年做为承包户户主通过抓阄方式取得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因该地块土质不好，经与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协商将地块调整为“牧业队土地”，而放弃对本案诉争土地的耕种，虽然未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哲理木盟耕地承包合同书》进行注明变更，但此行为是丛万财为户主的承包户与被告腰伯日吐嘎查达成的合意，对土地承包合同履行的实际变更，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010年11月15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将因村民取土而成为土坑的本案诉争土地承包给被告邵凤国进行池塘养殖，并签订《养殖用地合同》，此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同时经本院审查，被告腰伯日吐嘎查与被告邵凤国于2010年11月15日签订的《养殖用地合同》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认定合法有效。因此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邵凤国的答辩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桂兰、丛广君、王秀兰、丛金荣、周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志远人民陪审员  孟长青人民陪审员  李国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谭宏志附：本判决书所引用的法律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