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14944号原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沿江中路****。法定代表人：陈江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福祥，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至2019年5月7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绮雯，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委托期限自2019年5月7日至2019年7月19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自2019年7月19日起）。被告：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利达公司”），住所，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茅岗大涌湾路边**楼房div>法定代表人：李振龙。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简慧君，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至2019年5月17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蕾，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委托期限自2019年5月17日起）。被告：何天青，男，196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明，广西桂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清云，男，197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被告：顾清，男，1966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被告：何天林，男，1976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明，广西桂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侯显均，男，196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明，广西桂金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顾雄飞，男，198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第三人：曹庆泽，男，194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自治区容县。原告诉七被告、第三人合同、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陈绮雯、高海，被告凯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娄永强、简慧君、陈蕾，何天青、何天林、侯显均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小明，被告刘清云、顾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顾雄飞、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凯利达公司与另六被告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就广西容县万力造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力公司”）机械设备处置权益对原告构成共同侵权，赔偿原告损失6861293.90元（即原告已支付1300万元减厂房款200万元，减3200生产线款120万元，再减2938706.10元废旧物资售卖的余款），并承担本案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其未付赔偿金额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二、七被告承担共同侵权导致原告拆运的损失(拆卸费用)1306032.44元，并承担本案起诉之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其未付赔偿金额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七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18日，原告与被告凯利达公司签订了《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原告与凯利达公司合作处置万力公司内的废旧厂房、机械设备等废旧物资（该废旧物资由凯利达公司向第三人购买所得）。该废旧物资价值1500万元，在原告支付1300万元后可进场拆运出售，整体处理完毕超出1500万元的部分作为利润双方均等共享，未能超出1500万元的亏损凯利达公司作成本补偿。2013年9月24日，原告向凯利达公司支付1300万元，原告亦派员进驻万力公司，组织工人对全部机械设备（不含“3200纸机生产线”）作了拆除整理。原告据此支出拆卸费用1306032.44元。2013年10月8日，原告与凯利达公司就万力公司废旧物资办理了转移移交手续，由原告负责看管拆运，并签署了《废旧物资移交书》。截止2013年12月17日，经原告与凯利达公司处置的万力公司机器设备的废旧物资所获取售卖款为2938706.1元，并归其为原告所有。2013年12月9日，凯利达公司与何天青、刘清云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凯利达公司将万力公司的厂房拆除权益以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天青、刘清云。何天青、刘清云支付了定金130万元。被告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与何天青、刘清云是万力公司厂房拆除权益的出资合伙人。由于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关于万力公司的厂房拆除权益是否转让存在争议，基于第三人的阻止，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及其雇佣的工人遂不能拆除万力公司厂房。从2013年12月19日开始，在凯利达公司的应允下，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及其雇佣的工人近四十人对万力公司内原告拆除整理和保管的机器设备等废旧物资进行大肆的哄抢、转移、买卖、销售。至2014年1月1日，厂内的价值1180万元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不含3200纸机生产线）被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等人全部哄抢一空并处置完毕。在哄抢期间，原告曾明确告知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等人原告的机械设备的权益人，不得侵犯，并多次报警均未果，然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等人却对原告的数名驻场人员辱骂、威胁、驱赶和殴打，直至其被迫退出万力公司。原告也曾及时多次催促和联络凯利达公司要求即刻处置该哄抢事件亦均未果。另，2014年11月4日，广西容县公安局对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以聚众哄抢罪立案侦查并抓捕。2015年9月18日，广西容县公安局对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以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为由撤销了案件。原告认为，凯利达公司明知万力公司的机械设备已经转付给原告并办理了实际交付，却仍允许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以解决生活费用为由，哄抢原告占有和保管的机械设备，并私自处置变卖，期间原告向哄抢者明示其为该机械设备的权益人，且原告也多次向凯利达公司要求停止侵害，凯利达公司均不制止、不作为，造成原告损失进一步扩大。凯利达公司与其他六被告据此构成共同侵权。拆卸费用的七被告共同侵权造成原告的直接损失，也应当予以赔偿。被告凯利达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具体答辩如下：一、原告在诉状之诉请1中：以其所支付的1300万元-厂房款200万元-3200生产线款120万元-废旧物资售卖款约293万元=约686万多元，是没有依据的。1、涉案《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体现的是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废旧物资的买卖关系，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为合作拆售万力公司的废旧物资等。2、既然是拆售废旧物资，则所能拆得的废旧物资的售价，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较大的风险。按照常识，废旧物资的拆卸和出卖没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市场，而需视个案销售的情形而确定。废旧物资的拆多拆少、售高售低，需依涉案厂区存有的废旧物资类别、数量、出售时机、对象等而定。而对其中某些大件物资的拆卸方式是否得当、能否按照合作处理合同第6.3款“一定按照先处理能当二手设备使用的部分……”处理，即均是不确定的。原告因对自身这种拆卸行为过程及结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若原告未能采取较合理的方法，将一些尚完整的机器设备合理拆卸并作二手机器设备出售，而是采取不当的切割等损害性措施拆卸，则完全可能将原本可作二手设备处理出售机器设备、作为废铁、以远低于二手机器设备的价格出卖。就前述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原告均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和确定。因此，即使原告已将万力公司的废旧物资全部拆卸，其能够变现的价值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如此，涉案《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第3条、第6.3款作了规定，有关规定是对原告和被告双方就处理废旧物资的原则。因此，原告在本案中直接依据其所支付的1300万元款项，主张为其声称享有“机器设备处置权益”或者所谓物权的涉案废旧物资的价值或者损失金额，是毫无依据的。前述1300万元是原告基于合作处理合同的应付的合作条件款。而原告在本案诉状中诉请1中将1300万元合作款，故意混淆为废旧物资的价值是错误的。原告根本未能举证证明其究竟损失了多少的废旧物资的价值。而原告以其所支付的1300万元的款项来进行加减、进而主张所谓的侵权损失额，完全混淆了侵权之诉的基本概念。3、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四项，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结果（含有明确的数额）、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是一般侵权行为的四个要件。本案中，凯利达公司不存在主观过错。诚然，凯利达公司确与何天青、刘清云签订有《有偿拆除房屋合同》，亦将三个车间的厂房交由何天青、刘清云等拆除，但是该等行为是凯利达公司根据涉案的合作处理合同第6.3款的规定、以及在实际履行该合同中因原告就前述厂房未能找到价高者拆运的状况，经凯利达公司与原告商议后，才确认由凯利达公司与何天青、刘清云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的，并非凯利达公司的单方处置行为。即使根据《有偿拆除房屋合同》，凯利达公司与何天青、刘清云所确定的拆除范围仅为三个车间，根本不是本案原告指称的其已拆卸下的在厂区的废旧物资。即使何天青、刘清云等未按房屋拆除合同的拆运范围、实施了其他的行为，凯利达公司和原告等均加以阻止，根本不存原告称的在凯利达公司应允何天青、刘清云等“哄抢、转移、变卖”涉案物资的情形，且原告也未证明其损害数额。本案中不存在凯利达公司和其他被告的所谓共同侵权。结合凯利达公司与原告于2013年10月8日签署的废旧物资移交书可证明，涉案场地的看管、拆运责任已于2013年10月8日转移至原告，凯利达公司只是协助、监督。本案中，原告未尽看管责任，至于他人得以实施有关行为。但这并非凯利达公司的行为和过错所致。二、关于原告诉请2，要求凯利达公司等赔偿其拆运费130万多元，更是荒谬。依据涉案合作处理合同及废旧物资移交书等证据可证明，原告据以与凯利达公司合作的条件，正是其须支付1300万元的款项并由其负责拆卸、运输。而其现主张的130万多元的拆运费，且不说该费用是否实际发生及发生的数额究竟是多大，本是其依约应支出的拆运成本。原告一方面就其所拆卸下的物资主张享有“机器设备处置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就所谓处置权益本应支出的成本之一的拆运费，是自相矛盾的。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请。并且被告凯利达公司在此请求法庭请原告明确本案的案由和请求的基础，相关的法条和依据是什么。原告涉及到重复诉讼，案件发生在2013年11月至12月，原告在容县法院、天河区人民法院均提出过相关的主张，部分的诉讼请求有相当的重复，同时本案已经长达5年，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被告何天青、何天林、侯显均共同辩称：一、三被告搬运万力公司厂房地面堆积的废铁外出销售的行为对原告并不构成侵权。1、原告未依法取得万力公司机械设备的所有权。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其与凯利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与第三人并无合同关系，凯利达公司虽与第三人存在合同关系，但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之间本身就存在合同争议，即凯利达公司未取得万力公司厂房的所有权及拆除权，凯利达公司逾期未在2013年8月20日前支付剩余合同价款120万元给第三人，凯利达公司逾期未在2013年7月底前全部拆运完毕，导致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发生买卖合同纠纷，也就是说凯利达公司对万力公司的厂房及机械设备的处置权益本身就处在不确定的状态，原告与凯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时间发生在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就万力公司机械设备权属争议期间，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资产转让补充协议》、《资产转让补充协议二》被广西容县人民法院（2015）容民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终止履行，凯利达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财产中的3200纸机生产线机械设备确认归第三人所有，凯利达公司被判决支付违约金30万元给第三人，原告要求确认其对3200纸机生产线、所有室外管线设备、尚存废旧物资等动产物资享有占有、保管、所有权并要求第三人、凯利达公司返还合同价款300万元并赔偿损失20万元的诉讼请求被该判决依法驳回，原告对此服判不上诉，据此，原告未依法取得容县万力公司机械设备的所有权，不具有侵权之诉的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三被告已善意取得搬运万力公司废铁外出销售权。①、凯利达物流与第三人签订有《资产转让合同》，凯利达公司有权全部拆运万力公司机械设备。②、三被告与凯利达公司签约取得万力公司机械设备的处置权益并依约向凯利达公司支付了130万元的权益转让金。③、原告对三被告的工人机械进入万力公司履行《有偿拆除房屋合同》时未提过异议。3、三被告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凯利达公司的原法人周建明知其没有万力公司厂房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虚构厂房已为其出资所购买的事实，骗取三被告与凯利达公司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骗取三被告130万元的行为已构成诈骗（详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容检刑不诉[2017]19号），本案中三被告本身就属凯利达公司诈骗犯罪的受害者，主观上不存在侵权之过错。二、三被告搬运万力公司厂房地面堆积的价值91万元废铁外出销售的行为与原告所谓的损失8167326.34元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基于三被告与凯利达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三被告为履行合同已支付了130万元的对价，三被告搬运万力公司厂房地面堆积的价值91万元的废铁外出销售的行为是因为与凯利达公司签订有《有偿拆除房屋合同》，三被告依合同搬运价值91万元的废铁外出销售的行为不构成任何侵权（这一点从公安机关撤销三被告等聚众哄抢案即可认定），况且三被告搬运万力公司价值91万元废铁外出销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等于对万力公司所有的废旧机械设备的处置,该行为与原告所谓的损失8167326.34元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况且三被告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如原告因此存在损失的，则是因为其与凯利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所致，与三被告无关，故原告无视三被告与凯利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并已支付转让金的客观事实，以其与凯利达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为由诉称三被告侵权，原告依其与凯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拉走的废旧物资侵了谁的权？二、原告诉称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4年1月1日止其厂内价值1180万元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被被告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等人全部哄抢一空并处置完毕不实。1、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存放在厂内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价值1180万元。①、原告诉称其拆卸费用支出1306032.44元本身就属待证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5《万力总开支明细》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该表格上所列的支出均无相应的票据证明，该表上所列的许多开支项目与拆卸无关，该表上有的开支项目的时间在原告与凯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准许拆运（2013年9月29日后准许拆运）之前，由于该表系原告自书打印，属原告自行陈述的范畴，故该表本身就属待证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另外，原告提供的《废旧物资移交书》及讯笔录等证据证明三被告等拉走的价值91万元的废铁是凯利达公司拆下来的，故原告诉称的拆卸费用支出1306032.44元与三被告完全无关。②、原告提供的补充证据2《万力拆卸销售明细》及相应的《磅码单》仅能证明原告在三被告雇佣的工人提取价值91万元的废铁前处置过万力公司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而不能证明其处置过的物资的价值是2938706.1元。基于原告处置的万力公司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的价值及数量因未经任何一方的确认，原告提供的《万力拆卸销售明细》无任何一方当事人签字盖章确认，该证据系原告自书打印，属原告陈述的范畴，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本身就属待证事实，《磅码单》上虽注明有单价，但单上的单价系人为涂改所致，故《万力拆卸销售明细》和《磅码单》仅能证明原告在三被告雇佣的工人提取价值91万元的废铁前处置过万力公司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不能证明原告处置过的万力公司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的价值是多少。也就是说《万力拆卸销售明细》和《磅码单》不能证实原告处置万力纸厂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仅获得2938706.1元。③、原告诉称“凯利达公司移交给其的万力纸厂的废钢铁价值1300万元以上”的说法与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确认的事实不符。原告为证明“被告凯利达公司移交给其的万力公司的废钢铁价值1300万元以上”提供了补充证据1《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出具时间是2013年9月13日，而原告提供的《废旧物资移交书》的时间是2013年10月8日，前者反映的是整个万力公司的价值（含厂房），而后者仅万力公司的处理物资（该物资不包括厂房，《废旧物资移交书》未附有所移交物资清单，亦未注明所移交物资的价值），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况且《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所评估得出的价值不可能等同于凯利达公司移交给原告的处理物资的价值（这一点从原告主张凯利达公司移交给其的价值1300万元以上的物品是废钢铁，而《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的13061535元中就包括不得拆卸的厂区建筑）。另外《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的出具人陈某某不知是何人，该表不附有陈某某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的评估人不经三被告及其他被告共同选定和委托，所得出评估结论未经三被告及其他被告确认，表上所标的资产是否与本案有关未经三被告及其他被告确认，《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出具时间是2013年9月13日，而在原告于2017年6月23日起诉凯利达公司和第三人合作合同纠纷一案时却未出示，《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显属原告在该诉讼终结后炮制，故原告诉后炮制的《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所记载的万力公司的资产内容、重量估算、单价、价值估算的内容与贵院业已生效的（2017）粤0106民初15028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原告与凯利达公司在处理合同中并未明确对于上述废旧物资各个分项的价值进行约定，仅笼统概括的约定总价值约1500万元，现相关的设备、厂房已拆除，重新评估价格的可能性已不具备。”的内容相矛盾，故原告单方自行炮制的《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万力造纸厂资产估算表》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2、在2014年3月2日前原万力公司内仍遗留有设备、设施等物品未撤离。容县国土开发储备管理中心《通知》、广西容县人民法院（2014）容民初字第384-3号民事裁定书、原告另案《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等证据证实在2014年3月2日前原万力公司内仍遗留有设备、设施等物品未撤离，上述设备和物品于同年7月7日被容县人民法院裁定变卖和拍卖，原告于同年1月20日向该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上述设备和物品的所有权，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原告自欺欺人，诉称自2013年12月19日起至2014年1月1日止其厂内价值1180万元的废旧机器设备物资被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等人全部哄抢一空并处置完毕不实。3、凯利达公司在移交厂内机械设备给原告之前就已处置过厂内资产。容县公安局绣江派出所《关于2013年9月7日有群众在原万力公司处闹事的处理情况说明》就足以证明凯利达公司与何天青、刘清云签订《房屋拆除合同》前（即2013年9月5日前）就已开始运出万力公司的废铁。综上所述，原告对三被告之诉无理，请依法驳回原告对三被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刘清云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不属实，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作为国企，还骗取刘清云等人钱财。原告说哄抢其1000多万元的物资。原告是转移了资产之后，再让刘清云等人有偿入场拆迁（废铁），还交130万元的入场费的。被告顾清辩称：同意刘清云的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属实，顾清和凯利达公司签订合同时，进场是12月14日，但是合同是9月签订，签订合同是变卖物资，原告和凯利达公司产生了合作关系，是财产转移完之后，第三人没有把房子卖给原告和凯利达公司，但是原告和凯利达公司强迫第三人把房屋卖给他们。原告的陈经理和现开庭的旁听的人员亲自表态说有问题找周建（凯利达公司的签约代表），所以才在容县的农业银行转款130万元，但是之后又说房屋不能拆卸。他们把合同拿出来之后，顾清才发现房屋不能拆卸，但是他们说没有问题，叫顾清把废铁拉走，而且顾清把废铁拉走时，还有原告和凯利达公司的签名。原告和凯利达公司发生纠纷时，叫顾清参与，在案件的纠纷中原告说顾清哄抢，公安局把顾清关押进去，之后公安局说顾清无罪。被告顾雄飞未答辩。第三人述称：原告将曹庆泽列为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曹庆泽不是讼争《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有偿拆除房屋合同》的当事人，两份合同权利义务与第三人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第三人对该两份合同不知情、不参与、不了解，原告错列第三人。二、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9民终135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对第三人转让给凯利达公司的资产范围作了明确的确认，这些事实证明第三人与案涉两合同无关联。三、原告并未对第三人提出诉请，第三人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凯利达公司（甲方）签订《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不在处理范围内的部分包括生产区内的五金仓库、机修及木工仓库内的设备、车间外地面零星堆放的废旧金属物资，8T汽吊车一台，等。处理范围内的部分包括制浆车间、造纸车间（包括3200纸机生产线等）、碱回收车间、动力系统、变电站、全厂取水、生化废水处理、电气部、所有室外管线，另包括生产区内制浆车间、碱回收车间、动力车间等车间厂房的拆除，上述处理处理物资均以现状交付。基于初步测算，上述处理范围内的废旧物资总价值约1500万元，合同签订后乙方先支付给甲方1300万元，之后由乙方组织施工人员进场进行拆运工作，并可出售处理范围内的物资，待设备拆卸完毕，再付100万元给甲方，另100万元作为乙方的拆运费用，等整体处理完毕结算后，总销售金额扣除1500万元，余额部分定位本次合作的利润，其中利润的50%归乙方所有，利润的50%归甲方所有，若此次合作利润可观，乙方最多只获得150万元（即10%）利润，其他利润全部归甲方所有；如总价值没有超过1500万元，甲方应当补回乙方一部分资金成本费用，等。乙方应在2013年12月底前全部拆运完毕，等。甲方在收到乙方支付的1300万元后，乙方可进行拆运、销售，并负责财产的保管工作，甲方留守人员协助，等；甲方协助乙方处理在拆运及运输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协调为乙方拆除人员提供食宿便利及办公场地；乙方在出售上述范围内的废旧物资时，其售价应提前告知甲方现场负责人员，甲方也可提供销售渠道或更好的销售价格信息给乙方，一定按照先处理能当二手设备使用的部分，再处理废旧物资部分的顺序，总之以最优的价格销售；双方共同监管、登记运货车辆的装货、出货、称重等环节的情况，乙方应定期提供销售记录和报表给甲方；由于造纸车间内仍有相当成品纸，因此造纸车间须先拆除设备后拆厂房、制浆、碱回收、锅炉等车间可设备与厂房同时拆除；乙方必须做好拆除人员及施工安全的管理工作；乙方在拆运过程中不能损坏甲方非转让部分的物资，否则乙方应于照价赔偿。合同签字或盖章并支付1300万元后正式生效。争议协商不成在合同签订地天河区法院诉讼。同日，被告凯利达公司向原告发送《付款函》，凯利达公司通知原告将合同款汇入案外人尾号分别为2037、7599的银行账户。2013年9月24日，原告向被告凯利达公司指定案外人尾号7599账户转账付款300万元。2013年10月8日，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签订《废旧物资移交书》，载明：依据《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要求，乙方经过前期准备，现提出可以进场进行拆运工作，因此，甲方于2013年10月9日正式将合同约定的处理物资移交给乙方，此后由乙方自行负责看管、拆运，甲方协助并监督，其他要求按合同约定的执行。2013年12月9日，被告凯利达公司（甲方）与被告何天青、刘清云（乙方）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约定：拆除范围包括制浆车间内备料、蒸煮、洗选工段；碱回收车间蒸煮、燃烧、苛化工段；动力车间的锅炉房、发电房工段等生产区内厂房及相关配套基础等（大约25000平方米，不包括砖瓦房在内，以现场实际交付为准）。上述拆除范围内的厂房总转让金为2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乙方支付130万元作为定金，之后乙方拆卸人员方可进场施工，且乙方进场拆卸3日内付清所有余款70万元。乙方必须在甲方车间内设备处理完毕后，才能开始房屋拆除施工，另乙方施工拆除顺序须征得甲方同意；若乙方进场拆卸3日内未支付余款70万元，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乙方支付的定金；甲方可协助处理在拆除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后3个月内将上述房屋拆除完毕，等。后何天青、刘清云向凯利达公司付款130万元。2014年1月7日，原告向被告凯利达公司指定的案外人尾号2037账户转账付款3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2015年9月18日，广西容县公安局作出《撤销告知书》，载明：致原告，何天青、刘清云等人聚众哄抢一案，该局认为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予以撤销此案。原告制作提交《万力开支明细》及相关费用记录、发票、收据等，主张总合计金额130多万元。原告提交案外人陈某某《万力纸厂现场评估报告》及估算表，主张凯利达公司移交给原告的废钢铁价值1300万元以上。原告制作提交万力拆卸销售明细、磅码单，主张原告在2013年10月10日至2013年12月17日期间售卖厂里的废旧物资，共得款项2938706.1元、属原告所有，此后未卖过废铁。到庭各被告对原告上述资料均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公安局调查笔录（复印件、不完整）显示：何天青陈述，何天青等在卖废铁过程中有人制止，是凯利达公司的人；凯利达公司没有出来协调，何天青等人认为被人诈骗了；何天青等人已卖了513吨废铁，按每吨1800元计，已得923400元。刘清云述称，据统计共运出去废铁513吨，按每吨1800元计算共收入约923000元；当时万力公司制止，刘清云曾找过凯利达公司的周建，周建说“我里面有那么多废铁，几时都赔得起你130万”；不再搬时，万力公司里剩下的的废铁等财物还有很多，到现在还剩下很多；刘清云等在拆房之前，没有往外搬运过万力公司内的财物资产，而是周建（凯利达公司）的人一直在往外搬万力公司财物资产；刘清云等从2013年12月13日左右开始搬厂里的东西，前后搬有一个星期左右，全部都是有人拆好堆放在厂内的空地内的废铁，当时设备机械已经全部拆走了，只剩下零零碎碎堆放在空地上的废铁；刘清云等与凯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无约定转让这些废铁，搬走是因为凯利达公司和周建拿走了刘清云等的钱款，存在欺骗，刘清云等要挽回损失；搬走废铁时，并没有人阻止，搬了几天后原告的人出来讲，厂内的物资已经卖给原告了，不准刘清云等搬走，并报警，刘清云等停止了搬运；刘清云等认为搬走的东西是凯利达公司的，搬走东西挽回损失并无不妥；搬走东西门卫有记录，门卫有原告的，也有凯利达公司的。顾清述称，刘清云叫顾清出资加入合作拆房，顾清同意；2013年12月14日刚开始拆房子，万力公司阻止，顾清等停工；因为工人有开支，顾清等只能拉厂区的废铁去卖，每吨1800元，卖了大约90多万元。何天林述称，何天林等雇请了六七十人，开支很大，因不能拆除厂房，所以不顾原告和警察制止，继续拉废铁机械设备去卖，总共的销售额七八十万元，每一笔变卖账目都交给了原告，变卖费用全部用于生活开支了；何天林等人已知凯利达公司已将废铁卖给原告；何天林等人打电话给周建问他解决，周建说工地里面拆除下来的机械设备全部是他自己买下来，周建叫何天林等拉点铁去卖、解决生活费用；是刘清云提议卖废铁的，几个股东同意。侯显均述称，拆房被万力公司制止，当时凯利达公司周建在场，周建让侯显均等暂停下来，周建看见工人在闹，跟侯显均这方说，叫侯显均等让工人把万力公司的废旧设施拉出去按废铜烂铁的价格卖掉换钱。顾雄飞述称，顾雄飞只有20000元给父亲顾清投资，顾雄飞只是打工的。凯利达公司周建述称，四川人是凯利达公司叫过来的，原告也知道。原告法律顾问朱清华于2014年1月2日向公安机关报案，述称厂区原告的物资被盗抢，损失超过1000多万；并称2013年12月19日原告得知一伙人到厂区强行运走物资时已向派出所报案，同月30日凯利达公司向原告发函表示凯利达公司对物资被盗抢也不知情，等。万力公司办公室主任莫德文述称，凯利达公司和原告合作对万力公司设备进行处置，2013年10月8日原告派人进场，9日开始动工拆设备，到了12月初厂里的设备基本拆除下来了，12月中旬又有两个负责人何天青、刘清云带了三十多个民工和设备到厂，打算拆除厂房，当时刚开始拆动力车间厂房，拆了大半天，下午听见响声莫德文就带着同事到现场，跟刘清云等人讲，厂房是国有的，刘清云等可以拆，但拆下来的钢材等东西不能带走，刘清云等称与凯利达公司签约、拆除的东西为刘清云等所有，莫德文再次告知万力公司只是买了设备，厂房不卖，是国家的；刘清云等找来凯利达公司周建理论，周建说厂房是凯利达公司买下的，刘清云不得拆屋的话地上拆出来的这么多废铁也可以作抵押，刘清云等不必担心；刘清云等停止拆屋，凯利达公司不出面与刘清云等商量，刘清云等要求周建赔偿订金损失及设备运输费等；后仍然无法商量，刘清云等找车将厂房里的废铁拉走，总数量不清楚，凯利达公司和原告的人计有数目，刘清云等每拉走一车都有登记。曹庆泽述称，凯利达公司曾与曹庆泽协议是否能拆除厂房再搬走机械设备，因厂房已属政府，曹庆泽当时请示开发区的书记和副县长，两位领导表示如果阻碍到拆除机器设备时可以部分拆除厂房，但拆除厂房的建筑物的建筑材料不能搬走、属于政府；2013年12月凯利达公司将万力公司厂房卖给何天青、刘清云是诈骗行为。到庭被告对该公安笔录均不予确认。另查明：2013年3月11日，凯利达公司（乙方、受让方）与万力公司（甲方、转让方）、曹庆泽（个人担保）签订《资产转让合同》，载明甲方将双方共同约定的机器设备、管道、电气电缆、控制仪表、废旧物资等资产作废铁转让给乙方，范围排除了土地、主厂房等。后三方又于2013年5月8日、6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2013年9月6日，容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万力公司及第三人发出《通知》，催促设备设施全部拆除。2013年9月8日，万力公司向凯利达公司发出《再次告知函》，催促拆运，要求2013年9月21日前全部拆运完毕，逾期造成的一切后果由凯利达公司承担。2014年1月26日，广西容县公安局绣江派出所写具《关于2013年9月7日有群众在原万力公司处闹事的处理情况说明》。2014年2月14日，广西容县国土开发储备管理中心向第三人发出《通知》，载明：根据该中心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及县人民政府土地出让计划，要求第三人在2014年3月2日前将第三人遗留在厂区内的设备、设施、青苗等物品撤离厂区，逾期厂区内全部遗留物品均无偿由县政府接管处置。2014年7月7日，广西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容民初字第384-3号《民事裁定书》，载明：法院对现存放于万力公司内的第三人与凯利达公司依本案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采取了实物查封；该物品所存放的场所确为案外人已经收入受让的土地和房屋，物品也不宜长期存放，根据第三人申请对该物品变卖或拍卖，保全价款。2016年4月22日，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09民终13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与凯利达公司签订的合同属另一法律关系，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与该案无关，一审法院不做处理，原告可另案处理。《资产转让合同》约定转让标的并不包括厂房部分，补充协议约定的内容并没有将转让资产的范围扩大至厂房部分，只是为了方便；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转让给凯利达公司的资产并不包括厂房正确；一审判决凯利达公司向第三人支付违约金30万元合理有据；一审法院判决3200mm纸机生产线机械设备所有归第三人所有合法合理；一审法院对其他诉讼请求不作判决不妥，但原告服判不上诉，二审法院不予审理原告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等。2017年6月15日，广西容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容检刑不诉[2017]19号《不起诉决定书》，载明：2013年12月9日，周建在明知其没有万力公司厂房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虚构该公司的产房已经为其出资所购买的事实，骗取何天青、刘清云与凯利达公司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约定何天青、刘清云以总转让金200万元有偿拆除万力公司厂房；何天青、刘清云等人交付合同定金130万元给凯利达公司后进场拆除厂房时遭万力公司阻拦；何天青、刘清云等人遂搬运厂房地面堆积的废铁外出销售，共卖得91万元，实际损失39万元。该院认为，周建实施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但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具有坦白情节，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周建不起诉。2018年6月26日，本院作出（2017）粤0106民初150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与凯利达公司于2013年9月18日签订的《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中关于3200mm纸机生产线和生产区内车间厂房的拆除处理事宜相关条款的约定；凯利达公司向原告返还合作款200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生效。再查明：本案为原告向广西容县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7年9月13日受理。2017年10月12日，该院作出（2017）桂0921民初143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移送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6月7日立案受理。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凯利达公司签订《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合作处理的范围、款项支付、利润分配等，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关系成立。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约定生效条件亦已具备，双方均应依约信守。凯利达公司与被告何天青、刘清云签订《有偿拆除房屋合同》亦为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于2013年9月18日签订后，原告于同年9月24日向凯利达公司支付了部分合同款项300万元。经过原告准备，原告与凯利达公司已于同年10月8日签订《废旧物资移交书》，约定凯利达公司于2013年10月9日正式将合同约定的处理物资移交给原告，此后由原告自行负责看管、拆运，凯利达公司协助并监督。2013年12月9日凯利达公司与被告何天青、刘清云签订的《有偿拆除房屋合同》并未违反《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的约定，何天青、刘清云向凯利达公司支付了约定的部分款项130万元。何天青、刘清云及其合作者、雇工等已于同年12月13日开始进入万力公司工厂拆房，但即遇万力公司阻拦；后开始搬运场地地面废旧物资以收回投资及维持工人生活，直至约一周后原告报警。2014年1月7日，原告另向凯利达公司补足了双方合同约定的合作余款1000万元。《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有偿拆除房屋合同》均已部分履行，《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部分内容判决解除、盈亏款项未能结算，《有偿拆除房屋合同》项下何天青、刘清云的房屋拆除相关权利未能实现。关于各被告是否对原告构成侵权，如何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举证的部分公安笔录复印件为重要证据。到庭被告对原告该部分证据虽不予确认，但作为相关笔录的亲历者，各被告经本院提示并未提出反证，本院对原告该证据依法予以采纳。何天青、刘清云等六自然人被告搬走处分了厂区空地已拆物资，该物资显然并非《有偿拆除房屋合同》项下拆房物资。《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有凯利达公司零星物资不在合作范围内，结合原告报警记录、2014年政府部门对第三人等的拆运通知、法院查封拍卖裁定，地面，地面物资归属情况较为复杂合部分公安笔录来看，该物资大概率为原告所拆设备物资。公安笔录表明，刘清云等人坚持认为自己依照《有偿拆除房屋合同》有权取得凯利达公司地面物资以自保，但该自保行为于法无据；笔录同样表明何天青、刘清云等六自然人被告已经知悉原告可能为场内物资的所有权人；六自然人被告处分场内地面物资的行为具有较为明显过错，已对原告造成损害，本院认定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公安笔录、特别是万力公司莫德文的笔录表明，虽然凯利达公司已向原告交接拆运物资，但凯利达公司主要人员周建对何天青、刘清云等六自然人被告早期搬走地面物资是以“担保”等言辞误导和推动的。原告虽无证据证明凯利达公司与何天青、刘清云等六自然人被告构成共同侵权，该公司共同侵权难以成立，但依法应与六自然人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关于侵权责任赔偿金额的确定问题。原告主张货物损失金额为6861293.9元（即原告已支付1300万元减厂房款200万元，减3200生产线款120万元，再减2938706.10元废旧物资售卖的余款），本院分析如下。一、《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载明双方预估废旧物资价值约为1500万元（含厂房和设备），原告前后已向被告凯利达公司合计支付合作款1300万元（别除后续待付给凯利达公司的物资款100万元和原告可收的拆运费100万元），原告主张该1300元作为认定合同物资价值的参考，可予尊重。二、万力公司厂房和3200生产线款本为《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的处置范围，经第三人起诉确认凯利达公司无权处分；后经原告对凯利达公司起诉，本院作出（2017）粤0106民初15028号《民事判决书》，对该两部分资产不能处分酌情判决凯利达公司向原告返还合作款200万元；原告现主张该两部分对应共减除320万元为原告的自行处分，本院亦应确认。三、原告制作提交拆卸销售明细及磅码单主张仅获得废旧物资销售金额2938706元，到庭被告均不予确认，原告并未提交其他佐证资料经各方确认或客观完整，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不应采信。据此，原告诉请被告凯利达公司等赔偿损失6861293.9元及利息难以成立，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并依法予以驳回。根据公安笔录部分记录，原告亦可能持有六自然人被告运走地面物资的数据，原告未能提交，理应承担此举证证明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公安笔录多人陈述，何天青、刘清云等六自然人被告共搬运地面物资销售513吨，单价1800元，合计金额可确定为923400元，本院对此应予认定。原告主张拆运费用损失1306032.44元及利息并提交开支明细及凭证予以证实，但到庭被告不予确认，原告亦无法证明该资料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认定。根据《废旧物资合作处理合同》约定的物资估价及付款类别、步骤，不予考虑利润及分配，本院酌情认定另计拆运费损失为61560元（100万元*92.34万元/1500万元）。另，原告本案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顾雄飞、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可作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货物损失923400元；二、被告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拆运费损失为61560元；三、被告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就上述一、二项债务与被告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承担连带责任；四、驳回原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请请求。如果七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971元，由原告广东新供销天保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负担60653元，被告广州市凯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何天青、刘清云、顾清、何天林、侯显均、顾雄飞负担83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页无正文）审 判 长  李 江人民陪审员  李杏容人民陪审员  肖建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文静书记员郑苗璇吕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