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71民终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陇海中路**。法定代表人：孙景，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超，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新乡车务段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运峰，河南恒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元运，男，1961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汤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大平，河南观止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肖元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郑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豫7101民初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州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超、韩运峰，被上诉人肖元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大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州局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迳行更改本案案由并进行判决明显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起诉时以索要工程款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是依照“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并下达传票进行审理，但最终一审法院在未通知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将本案案由变更为“劳务合同纠纷”并进行判决，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明显违法。二、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是要求支付工程款，但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劳务费，明显违反“不告不理”原则。三、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进行了案涉工程施工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与上诉人就案涉工程签订了施工合同，亦没有相关工程签证及竣工验收手续。五位证人均不是汤阴车站的相关领导及案涉工程的负责人员，其证词证明效力极低，且被调查人员郑良、薛国义明确表示对被上诉人施工情况不清楚。一审法院仅依据几份调查笔录就认定被上诉人进行过案涉工程的施工明显证据不足。四、通知王长顺到庭不是上诉人的法定义务，上诉人不应据此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被上诉人找到王长顺到庭。同时由于王长顺已经退休多年，已经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联系不上合情合理，一审法院据此让上诉人承担不利后果明显错误。五、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53500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支付资金的依据，是被上诉人提供的工料费发票。首先，该发票系被上诉人在2001年开具，而本案发生在1992-1996年期间，且被上诉人系包工头，应当会承接多项工程，该工料也可能用于其他工程施工，并不能证明是案涉工程所用，故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其次，该发票系被上诉人提供，其在一审时多次私自更改证据并受到一审法院的当庭训诫，被上诉人已经丧失诚信，其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存疑，不应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即使案涉工程存在，根据当年的物价，被上诉人自认上诉人已经支付其的2万元足以支付案涉工程价款。六、一审法院判决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即使案涉工程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由于被上诉人施工队没有相关资质，故双方的事实施工合同也属于无效，被上诉人不能据此要求工程款利息。七、一审法院以诉讼时效中断为由不认定本案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最长时效是不适用时效中断的，且一审法院认定最长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明显不足，本案已经超过了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八、案件受理费承担判决错误。本案的10675元诉讼费的诉讼标的是572978元及利息114475.75元（合计687453.75元），一审判决上诉人最终支付资金是53500元，按照该标的上诉人应当承担的诉讼费为1137元，其余诉讼费依法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5000元诉讼费明显错误。肖元运答辩称，一、关于案由问题。双方的法律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由二审法院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规定来看，本案案由更接近承揽合同，从广义上看，建设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二、不管是什么合同性质，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干活，依法就应得到劳动报酬。被上诉人干活的事实已经被上诉人方车站的五位工作人员所证实。三、上诉人有义务让王长顺到庭陈述事实，其称联系不上王长顺不符合情理。由于上诉人本能举证却不举证，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其承担。四、上诉人推定53500元材料款系被上诉人用于其他工地，却没有证据证明，纯属主观臆断。五、上诉人称已支付的2万元足以支付案涉工程款没有事实依据。六、法律没有规定案涉工程需要招标投标和相应的资质证书。七、如果被告不依约依法支付工程款就属于欠款，依法应支付相应的利息。八、从2002年王长顺调离汤阴车站至今才18年，被上诉人年年找车站要钱从无间断，2016年还提起过诉讼，故本案不超过20年的诉讼时效。肖元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572978元及利息114475.7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1992至1996年期间，原告曾带领民工到被告下属单位汤阴车站采用包工包料的方式干过一些零碎工程和劳务杂活，当时双方未签订合同亦未口头约定价款。施工期间，汤阴车站站长王长顺支付原告2万元。活干完后，汤阴车站未与原告结算。1997年王长顺从汤阴车站调走，原告多次找汤阴车站党支部副书记韩同超解决此事，未有结果。2000年韩同超从汤阴车站调走。2001年肖元运到汤阴县建筑行业税收征收处开具了五张在汤阴车站施工的工料费发票共计53500元。2002年原告曾委托律师对此事展开调查，因证据不足未提起诉讼。王长顺调走后原告多次到汤阴车站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均未得到解决，原告从此走上上访之路。2016年原告曾以郑州铁路局为被告索要工程款363497.59元，后撤诉。2019年1月22日，原告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索要工程款572978元。原告称原汤阴车站站长王长顺、支部副书记韩同超、客运主任王庆海、管理食堂的薛国义、货运主任郑良、装卸队队长康金岭等人了解情况，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为查清事实，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汤阴车站对原告所称九个工程项目进行了现场勘验，车站工作人员认可汤阴车站过去存在肖元运所说的工程杂活，但不清楚是否为肖元运所干，现在这些工程杂活大部分已不存在。原告提供的六个知情人员，王长顺未能找到，其他五人一审法院均作了调查。其中韩同超证实：“1992到1996年汤阴车站搞建线达标时肖元运去干过活，主要是铺地板砖，老站长室楼梯改造，厕所；扳道房他建了1个，修了5个。应该是包工包料，由站长王长顺和他谈具体干什么活多少钱。结算情况不清楚”。王庆海证实：“2002年肖元运拿着一张工程签证单来找我。肖元运1993到1996年确实在客运室干过小的零杂活，但他干活怎么谈的价钱，给没给他结算我不清楚。他说干活没给他钱，我同情他，就签了‘情况属实’这几个字。但这些活当中像影壁墙、围墙等部分我现在也算不清是哪一处的”。薛国义证实：“我管理食堂时不认识肖元运，他干没干食堂的活我也不清楚。2003年肖元运拿着工程签证单来找我，我看他写的工程签证单上有关食堂的活确实都有，就写下了‘根据姓肖的说，他在汤阴站职工食堂干过四回活，可我不知哪一些算没算账’这句话”。郑良证实“不认识肖元运，货场里的货位台我1986年去货运当主任之前就有了，对肖元运是否在车站南北货场干过工程杂活不清楚”。康金岭证实“肖元运在装卸队挖过下水道（不超过20米），建过一个门卫房（不到10平方米），有没有给他结算记不清了，他干的这两项活价值不会超过1万”。由于肖元运称“新乡车务段曾责令汤阴车站对其反映之事进行落实，工程施工情况与其反映情况一致”，一审法院找到了汤阴车站工作人员张改亮，就此事进行调查，张改亮称：“从王长顺算起到现在，汤阴车站先后更换过八位站长，八位站长应该都知道肖元运要钱的事，他是经常来。2009到2012年云天成在汤阴车站当站长时，肖元运来站上要钱特别勤，云天成指派我就肖元运干活的事列个单子，我就按肖元运说的情况列了个他干活的明细，他说我写，不是我们和他核算的结果，就是按照他自己说的，我记录一下而已，之后就交给了云站长。不存在肖元运说的新乡车务段书记陶建强指示韩红生、李福成会同云天成和我进行核算并出具结算报告的事。况且韩红生、李福成两人先后担任段长，不可能有两人共同处理这个事的情况发生”。为找到王长顺进一步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向被告下发了举证通知书，要求其通知王长顺（2012年11月份退休，退休前系被告下属单位新乡车务段副段长）到庭或向法院提供王长顺的有效联系方式以及汤阴车站支付肖元运费用的相关证据。被告至今未提供上述证据。另查明，汤阴车站不是独立法人，其2000年之前归安阳车务段管理，2000年到2015年归新乡车务段管理，2015年到2017年郑州局公司成立了新的安阳车务段，汤阴车站又纳入该段管理，2017年郑州局公司进行机构调整，汤阴车站再次划归新乡车务段管理，新乡车务段的上级法人组织为被告郑州局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勘验笔录及证人证言，可以认定肖元运在汤阴车站做过扳道房、老站长室、老客运室和装卸队下水道、门卫房等劳务杂活。原告称其做了价值572978元的九个工程因没有提供有效证据，不予支持；被告关于不存在案涉工程、肖元运没有施工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关于劳务费用，由于肖元运自认其曾在2001年到税务机关开具发票找王长顺结算之事，根据其提供的税务发票金额，53500元应为他认可的汤阴车站欠付的费用。由于被告未举证证明已付肖元运劳务费的证据，一审法院推定其未支付。关于诉讼时效，虽然原告施工发生在1992年至1996年，距离其起诉已超过20年，但原告自1997年王长顺调走后一直在找汤阴车站各级领导及其上级机关反映拖欠工程劳务费问题，2016年和2019年又两次提起诉讼，索要工程款，说明其一直在采取不同的方式主张该项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被告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不能成立。综上，汤阴车站应该在肖元运完成相关劳务后即支付劳务费53500元，汤阴车站拖延支付是酿成该纠纷的直接原因，除支付劳务费外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1997年1月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原告诉请中超出部分不予保护。因汤阴车站不是独立法人，该笔债务由汤阴车站的上级法人组织被告郑州局公司承担。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郑州局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肖元运劳务费53500元及利息（以535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1997年1月1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肖元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郑州局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75元，原告肖元运负担5675元，被告郑州局公司负担5000元。因肖元运家庭困难，一审法院对其实施司法救助，其负担的5675元诉讼费予以免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民事诉讼贯彻优势证据规则，本案中，根据肖元运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所调取的证据，已足以证实肖元运与汤阴车站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的劳务关系及欠款数额并无不当。因汤阴车站不是独立法人，该笔债务应由汤阴车站的上级法人组织郑州局公司承担。关于诉讼时效，因肖元运自欠款事实发生后一直在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主张其权利，故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上诉人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一审诉讼费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决定对肖元运实施司法救助免交其应负担的诉讼费、决定由郑州局公司负担5000元诉讼费并无不当。本案中，郑州局公司虽提出相应辩解，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证据以证实其主张，故对其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675元由上诉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钟审 判 员  王建平审 判 员  张 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孟岚代理书记员  刘 玮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