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77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焦玉海，男，1980年10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宏伟，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富强，男，198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平，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镇长命水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1232461XN。法定代表人：秦曙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庆忠，男，汉族，1987年12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梅县，系公司员工。上诉人焦玉海、钟富强与被上诉人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书郎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上诉人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305民初95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焦玉海的上诉请求为：1、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部分内容，即判令被上诉人钟富强和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共同向上诉人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人民币3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2月20日起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付清之日止）；2、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全部内容，即判令支持上诉人焦玉海在一审民事起诉状中第2-4项诉讼请求；3、依法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全部内容，即判令“驳回钟富强的全部反诉请求”；4、依法判令被上诉人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上诉人焦玉海因本案而支出的二审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上诉人支付之日即2019年2月25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上诉人实际偿付之日止）；5、依法判令被上诉人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人焦于海上诉认为一审民事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应当接受的调查取证申请未予处理存在明显的程序不当。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实际履行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认定存在错误，因此导致对于涉案合同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不完整，应当予以纠正。第一，一审判决第一项理由仅关注合同签署主体、不认可合同签署主体与履行主体不一致的常见司法实践，忽视了“事实合同”的法律规定。第二，一审判决第二项理由关于“原告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之行为系代理被告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为之”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忽视了“表见代理”的法律规定。1、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及其逾30位员工深度参与涉案合同履行及其首期款支付。2、被上诉人钟富强及其涉案具体员工在合同履行中的角色和表现足以使得上诉人焦玉海有理由相信其均系代表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二而为之。第三，一审判决第三项理由关于被上诉人钟富强在庭审中陈述“产品如果成功，可能会转化给被告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使用”的内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且涉嫌虚假陈述。第四，一审判决第四项理由以被上诉人钟富强自己的主张和意愿作为合同履行主体的判断依据，而非双方往来沟通内容、款项支付等客观证据，该项理由过于草率和牵强附会。涉案合同的委托人包括被上诉人钟富强和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涉案合同的实际履约主体包括被上诉人钟富强和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涉案合同的责任承担主体亦应包括被上诉人钟富强和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即应由被上诉人钟富强和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共同向上诉人支付应付款项及逾期利息等。二、一审判决对于涉案技术服务合同剩余技术服务费应否支付的责任归属与支付条件已成就的认定正确，但在此基础上对于合同载明的剩余技术服务费金额向下酌定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严格按照合同载明金额35万元为准。第一，一审判决将涉案合同载明的剩余技术服务费由35万元酌定为25万元没有列示任何法律依据和条文规定，没有说服力。第二，根据一审判决酌定所考量的5项因素也无法得出剩余技术服务费向下酌定且超过10万元的结论。三、一审判决关于电子证据固化服务费、电子邮件公证费、律师费等以“合同并未对此进行约定”明显与合同实际约定不符；该等内容均系由于被上诉人钟富强违约、上诉人焦玉海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被动支出的合理费用，属于上诉人焦玉海既有损失范畴，应当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焦玉海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上诉，恳请法院对于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予以纠正，对于正确认定和判决的内容予以维持，依法支持上诉人焦玉海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钟富强答辩称：一、关于合同主体，答辩人不具有代表公司的权利。双方对彼彼彼此合同主体身份具有明知。被答辩人上诉状逻辑混乱，思路错误。二、关于技术服务报酬，被答辩人未实现合同目的，不符合支付服务报酬的条件。未实现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目的是由于被答辩人原因造成的。被答辩人在2017年8月之后毫毫无作为。三、关于律师费、公证费和电子证据固化服务费的问题，被答辩人主张的律师费、公证费和电子证据固化服务费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依据。被上诉人读书郎公司二审无答辩意见，表示以一审答辩意见为准。上诉人钟富强的上诉请求为：1、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焦玉海一审诉讼请求；2、请求判决支持上诉人钟富强一审反诉请求；3、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焦玉海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焦玉海未依约完成技术服务内容，无权主张服务报酬。1、因被上诉人焦玉海未提供符合约定的技术服务，导致项目样机经过半年多的测试和整改，仍未通过CTA认证。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证明，因被上诉人焦玉海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只是项目样机CTA测试始终存在未能解决的技术问题。2、被上诉人焦玉海主张技术服务报酬的依据与合同约定的条件严重不符。被上诉人焦玉海主张技术服务报酬的依据是《技术服务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第（1）（2）（3）项。第（1）项15万元报酬的付款条件是“合同生效后7天内”。上诉人钟富强在条件成就时已经依约支付；第（2）项20万元报酬的付款条件是“第一款产品样机通过品质部门测试,并且通过CTA认证后7天内”。如上所述，项目样机经品质经理肖礼群测试是不合格的，并已于2017年7月1日在微信群里反馈给被上诉人焦玉海。CTA认证更是层出不穷的技术问题，诸多问题提交给被上诉人焦玉海后一直久拖不决，直至最后推延推倭，致使上诉人钟富强对其完全丧失信心，不得不自己努力寻求解决。直至2017年12月6日，负责CTA测试的泰尔终端实验室还在向上诉人钟富强发送“DSL-W8”检测任务状态报告，要求上诉人钟富强整改。对于项目样机因技术问题未解决而未获CTA认证的事实，被上诉人焦玉海始终予以承认，一审法院对此事实亦予以了认定。第（3）项15万元报酬的付款条件是“第一款产品量产并且产品正式上市后7日内”。由于项目样机（DSL-W8智能手表）遇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最终未获解决，CTA测试始终未能通过，DSL-W8智能手表无法投入量产。在《技术服务合同》有效期届满（2018年2月27日），解决技术问题彻底无望之后，上诉人钟富强不得不于2018年4月13日向CTA测试机构（泰尔终端实验室）发出DSL-W8项目终止通知，取回测试样机。综上，被上诉人焦玉海有关技术服务报酬的主张，不符合《技术服务合同》第三条第1款的第（2）（3）项约定的付款条件，依法应予驳回。3、一审法院对违约责任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归纳三个焦点问题后，对于违约责任的分析和认定存在明显错误。首先，解决CTA认证所遇到的技术问题是被上诉人焦玉海不可推卸的合同义务。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第二条和第三条之规定，被上诉人焦玉海应为合同项目提供软件、硬件、结构等技术支持，直至上诉人钟富强做出第一款通过CTA认证并验收合格的产品。因此，及时有效解决CTA认证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是被上诉人焦玉海不可推卸的合同义务。其次，项目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由于被上诉人焦玉海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技术问题。第三，未能解决技术问题是由于被上诉人焦玉海未能提供符合约定的技术服务内容所致。退一步来说，即使上诉人钟富强未主动提出被上诉人焦玉海提供的技术服务未达到合同要求，但解决CTA认证遇到的所有技术问题是被上诉人焦玉海不可推卸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不能将催促被上诉人焦玉海被动履约转嫁为上诉人钟富强的义务。上诉人钟富强技术团队成员在2017年8月份向被上诉人焦玉海反馈CTA认证测试所遇技术问题后，被上诉人焦玉海理应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主动提交给上诉人钟富强。然而，被上诉人焦玉海没有证据证明其2017年8月份之后曾经向上诉人钟富强提交过任何行之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二、被上诉人焦玉海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如上所述，本案《技术服务合同》未全部履行，项目样机无法通过CTA认证测试，2017年8月14被降低优先等级，直至2018年2月27日合同有效期届满后合同项目被终止，均是由于被上诉人焦玉海未能依约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所致。而上诉人钟富强不仅向被上诉人焦玉海支付了第一期技术服务报酬15万元，还支付了CTA测试费14.7万元以及其他研发材料和成本费用，整个研发团队围绕合同项目前后近一年的辛苦劳作也付之东流，可谓损失惨重。被上诉人焦玉海在合同期满后仍未向上诉人钟富强提供解决CTA认证技术问题的有效方案，导致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和上诉人钟富强严重损失。因此，被上诉人焦玉海依法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上诉人钟富强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正义，恳请二审人民法院全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焦玉海答辩称，一、焦玉海已依约完成技术服务内容，有权主张服务报酬。焦玉海已完成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约定的义务，项目样机未通过测试及CTA认证，与焦玉海完全无关。焦玉海工作内容与涉案合同第二条服务内容完全相符，钟富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焦玉海的服务从未提出质疑或者不满。钟富强载明上诉状中列举的九条微信沟通记录，均属于断章取义，根本不能说明焦玉海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致使项目样机CTA认证测试始终存在未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这一论点。对此，焦玉海就钟富强在上诉状中所列举的九条微信对话记录的前后文内容，均予以了摘录。从聊天内容的前后文完整内容，可以说明焦玉海已经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钟富强和天线厂的金机原因，致使项目无疾而终。钟富强产品未通过测试及CTA认证，主要的原因在于读书郎公司基于对市场形势变化的判断，优先处理其他项目，停止推进涉案项目，以及向涉案项目供应的天线厂无法提供适合产品，并非焦玉海履行合同不当或者存在过错，与焦玉海完全无关。二、焦玉海主张技术服务报酬的依据和合同约定的条件完全相符。其中，涉案合同第三条第四项，已约定在合同有效期满前七日内，甲方全额支付剩余尾款。由此说明无论涉案项目研发结果如何，焦玉海向钟富强的技术知识输出都会于2018年2月26日届满终止履行，同时，根据合同约定，焦玉海并不负责或保证涉案产品的研发必然成功，不应承担相应的风险。由于钟富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的阻止付款条件的成就，视为付款条件已成就。钟富强因为天线厂金机等第三人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焦玉海承担违约责任。三、一审法院对于违约责任的认定正确。其中，解决CTA认证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并不是焦玉海不可推卸的合同义务。项目样机未通过CTA认证，系钟富强自身原因造成，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在2017年8月14日，钟富强调低涉案项目优先级别后，焦玉海仍然于2017年8月14日、9月19日、2018年2月25日等多次向钟富强及其技术经理追问项目进展及焦玉海所需要提供的其他服务内容，但钟富强根本没有予以回复。四、焦玉海不存在违约行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焦玉海的具体工作内容，应当严格以涉案合同第二条的约定为准。具体包括钟富强实现其研发技术中提供技术评审、技术支持、技术指导和经验分享，对于非因焦玉海原因以外的其他事由，不应属于焦玉海的工作范围。同时钟富强有关焦玉海违约的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钟富强先行调低了项目的优先级别，而不是检测测试无望后，才调低的项目级别，因为钟富强调低项目优先级别时间是2017年8月14日，检测报告出具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钟富强在天线厂金机等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盲目对涉案研发项目进行CTA认证检测，其错误决策是检测费用等研发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且钟富强技术经理刘培勇明确承认项目总有成或不成，这很正常。除此之外，就钟富强所提及的涉案证据固化费用、律师费等开支及焦玉海一审诉讼请求二、三、四项，不仅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焦玉海当庭提交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同类民事判决书作为参考，该参考案例的案号已在焦玉海的民事上诉状中以脚注形式列出。原审被告读书郎公司对此未发表答辩意见。焦玉海向一审法院提出的本诉请求为：1、钟富强、读书郎公司向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350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至逾期支付服务费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暂计至2018年4月13日为人民币2854.69元，逾期利息继续计算至被告实际全部付清之日止）;2.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焦玉海因本案而支出的电子证据固化服务费人民币2560元及利息（利息自原告支付之日即2018年4月2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偿付之日止）；3.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焦玉海因本案而支出的电子邮件公证费人民币848元及利息（利息自原告支付之日即2018年4月11日起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偿付之日止）；4.被告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焦玉海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3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原告支付之日即2018年4月4日起7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偿付之日止）；5.钟富强、读书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钟富强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为：1、焦玉海退还钟富强已支付的款项共计150000元；2、焦玉海向钟富强支付违约金250000元；3、焦玉海承担本诉及反诉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7日，焦玉海（合同乙方）与钟富强（合同甲方）在广东中山市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约定乙方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向甲方提供MSM8909W平台项目相关技术开发服务，包括：1.软件（包括但不限于驱动程序、MSM8909W平台的系统层和Framework层等）技术支持、指导和经验分享；2.硬件（包括但不限于原理图、PCB、封装等）的技术评审、技术支持、指导和经验分享；3.结构的技术评审、技术支持、指导和经验分享；射频（包括但不限于模块设计、驱动调试、校准和综测等）的技术评审、技术支持、指导和经验分享；4.乙方使用高通账号提交case并向甲方反馈高通回复内容；5.提供研发、生产过程中相关工具的使用指导和经验分享；6.提供项目研发各个阶段所需要的脚本编写等相关技术支持；7.紧急情况须提供现场开发和调试指导。报酬及支付方式为：项目报酬总金额为人民币500000元。1.合同生效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30％，即人民币150000元；2.甲方第一款产品样机通过甲方品质部门测试，并且通过CTA认证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40％，即人民币200000元；3.甲方第一款产品量产并且产品正式上市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30％，即人民币150000元；4.合同有效期满前7日内，甲方全额支付剩余尾款。乙方声明：1.……2.乙方在项目中交付的任何资料和技术，乙方保证确已归乙方所有并有权支配，不会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任何合法权益的侵害，如由此产生的任何第三方权利纠纷，由乙方承担责任；3.乙方与甲方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服务不会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任何合法权益的侵害，如由此造成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违约责任：如甲方未按约定履行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义务，支付相应款项，并赔偿乙方因此支出的相关费用；如乙方违约，乙方须返还甲方所有已付款项，赔偿甲方因此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及相关损失，并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5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钟富强通过康海燕向焦玉海支付第一期合同款项人民币150000元。焦玉海于2018年4月11日申请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对其邮箱内收件箱的邮件目录进行了公证，在该公证处公证员和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由焦玉海登录其邮箱，输入“readboy”进行搜索，出现于2017年2月23日至2017年7月6日期间，地址后缀为“@readboy”的邮箱给焦玉海发送的邮件，其中有部分由焦玉海备注为读书郎张抗刚、季英会、缪小明、读书郎－吴河林、雷镇喜、李超、区斌、林浩等，邮件主题有“关于高通平台技术支持协议执行情况的提示”、“手表项目09W问题沟通汇总邮件群”、“8909W原理图&pcb板布局初审PDN仿真”、“PCB”问题点、“烧录完成后开机”、“Q861问题点”、“MSM8909W编译选项”和“高通烧写工具问题反馈_20170224”等，2017年2月22日和2018年2月25日，焦玉海与地址为zfq@readboy.com的邮箱互相发送邮件，主题为“关于高通平台技术支持的协议执行情况的提示”。焦玉海与公证处据此制作（2018）深证字第58586号《公证书》。对于上述邮件的具体内容，焦玉海并未进行公证，而是提交了部分邮件内容的网页打印件来显示。焦玉海于2018年4月3日向深圳市版权协会申请对其微信聊天记录进行证据固化，深圳市版权协会利用人民法院TSA电子证据固化系统进行了操作，形成时间戳文件，并据此出具2018深版协电证固字第0391号《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上述时间戳文件经本院庭审时组织双方当事人一起进行了验证。上述时间戳文件固定了原告与相关联系人的微信聊天记录：1.焦玉海与刘培勇的聊天记录。2017年5月25日，刘培勇：“焦总，上午好，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你。高通8909W认证，为什么要wapi，这个是强制要求的吗？……”焦玉海：“是工信部强制要求”，“中国没有wifi只有wapi”，刘培勇：“是只局限于高通平台，还是说所有4G平台都要有此认证”，焦玉海：“所有支持wifi需要入网的设备”；2017年6月6日，刘培勇发微信称：“我们硬件工程师想去贵司优化wifi，软件想去搞一下射频。您看是否方便。”焦玉海：“我和硬件的沟通了一下，你们现在WIFI能达到的性能和我们一直调试的差不多了，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暂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法。要不就把现在的PCB提一下case，看高通那边怎么回复？主要是你们来了要能有实际的效果和作用啊”，“WIFI的我了解了下，目前性能还不太好，先帮提个case给高通”，2017年6月12日，刘培勇：“焦总，上午好，上次那个问题，后面通过降低一点功率，暂时可以满足需求，机器前几天已送CTA”，“硬件这边调匹配还是不太熟悉，您看是否方便让他们过两个人过去你们那请教学习一下”，焦玉海：“刘总，我和内部商量了一下，因为近期我们公司项目比较多，白天基本没时间，能不能辛苦你们的同事晚上来？日期根据你们的方便都可以。”；2017年6月12日，刘培勇：“请看下，明天下午4：00以后，以及晚上，是否有时间，硬件会拿着W8去请你们调一下匹配，优化下性能。”焦玉海：“可以”；2017年6月17日，刘培勇：“焦总，W8硬件校准综测还是过不了，产品急需试产，看能否让工程师辛苦下，来我司紧急解决下。”焦玉海：“先电话沟通一下情况，大家好都有所准备”，刘培勇：“麻烦协调下，现在进度卡在硬件校准综测上，让兄弟们辛苦下”；2017年6月21日，焦玉海：“cta我们也只能针对问题来改，要不就在深圳这边找个摸底实验室测一下，有问题一起改掉。不然没有其他办法，总得先把问题测试出来”；2017年7月19日，焦玉海：“刘经理，现在CTA怎么样了？”刘培勇：“在还在通关中，这两天暂没有再报问题”；2017年7月31日，焦玉海：“刘经理，你们那边cta还有什么问题么？”；2017年8月14日，焦玉海再次发微信询问：“刘经理，手表项目现在什么情况？最近没有什么声音了啊？”刘培勇回复：“另一个项目W7优先处理，W8优先级调低了”，“W8天线调试好像遇到了一点难处，天线厂一直没能搞定，过CTA也卡在天线金机这块。没办法，我只好全力保W7量产，望理解”；2018年1月3日，焦玉海发微信询问：“技术支持的事你们内部有讨论么？”刘培勇回复：“这个事可能你需要找钟富强沟通下才行”；2.高通方案技术支持群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8月24日的聊天记录。参与群聊的有焦玉海、缪小明、周建华、刘培勇、季英会、李超、雷镇喜、朱坤、李红奎等人，由周建华、缪小明以及焦玉海等对其他人针对W8产品所提出的关于屏蔽罩、显示屏的兼容性、电池、电源配置、音频电路图、软件驱动、射频、CTA测试等方面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解答；3.W8手表CTA测试问题反馈群于2017年6月22日至2017年8月3日的聊天记录。参与群聊的有焦玉海、周建华、缪小明、钟富强、张抗刚、朱坤、李超等人，由周建华、缪小明以及焦玉海等对其他人针对W8产品CTA测试所提出的技术问题进行了解答。庭审中，焦玉海称周建华、缪小明系辅助其履行涉案合同的人员，钟富强、读书郎公司均确认钟富强、刘培勇、朱坤、季英会、张抗刚、区斌、康海燕系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钟富强系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钟富强称涉案合同项下的产品如果成功可能转化给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竞标条件，从而转换为给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使用。钟富强还称以上刘培勇、朱坤、季英会、张抗刚、区斌系协助其履行涉案合同的辅助人员，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则称以上员工私自在外承接本案所涉项目，公司对此并不知情。焦玉海为本案于2018年4月11日支出公证费人民币848元，于2018年4月2日支出电子证据固化服务费人民币2560元，于2018年4月4日支出律师费人民币30000元。经查，焦玉海系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手机、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工控模块、无人机、电子产品的信息咨询等。2017年2月6日，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证明焦玉海于2014年3月1日至2017年2月6日在其公司工作，任研发中心总经理，于2017年2月6日与其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焦玉海在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保亦缴至2017年2月份，2017年3月份开始，则是在深圳北斗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缴纳。钟富强、读书郎公司还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焦玉海存在违约行为：1.一张焦玉海的名片，公司名称为思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职务为研发中心总经理，在该名片上，有一行手写的字，内容为“高通方案公司”，以证明原告为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且担任该公司高管职务，与该公司存在利益关系；2.一封由地址为welcome@caoct.ac.cn的邮箱于2017年10月24日发送给读书郎张抗刚的电子邮件打印件，主题为“你的产品型号为‘DSL－W8’的检测任务状态报告”，内容为上述产品在操作系统和预置应用等方面存在多个问题需要整改或无法正常测试；3.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设备进网管理网站查询资料，查询人为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设备名称为TD－LTE无线数据终端，设备型号为DSL－W8，状态为未完成，钟富强认为焦玉海未能按照约定达到合同约定的结果，产品未以如期通过CTA认证及量产上市，故焦玉海存在违约行为。焦玉海认为上述证据1名片为钟富强在其他时间获取，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上述证据3的邮件不符合证据形式，上述证据2和证据3并不能说明未通过测试的原因，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焦玉海存在违约。另查，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已届满。一审法院认为，焦玉海与钟富强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严格遵照履行，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合同签订后，钟富强通过康海燕向焦玉海支付了第一阶段合同款项人民币150000元，之后，合同约定的第二阶段付款条件未成就，即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故钟富强未再向焦玉海支付任何款项。关于付款条件未成就的原因，焦玉海认为是钟富强、读书郎公司将涉案产品的优先级调低了，故未能在合同期限内完成产品的研发，是钟富强、读书郎公司的责任导致该结果的发生，而钟富强、读书郎公司认为则认为焦玉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损害其所在公司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为，且实际上合同约定的目的并未达到，故焦玉海存在违约行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实际履行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是钟富强还是读书郎公司；二、焦玉海提供技术服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三、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何方的责任。一、关于合同相对方是钟富强还是读书郎公司的问题。首先，签订合同的当事人为焦玉海与钟富强，焦玉海在签订合同之前即已明知钟富强的身份，若真如其所述，实际履行合同的相对方为读书郎公司，其应明确提出由读书郎公司与其签订合同，或者要求钟富强取得读书郎公司的委托和授权，但其并未完成上述手续，焦玉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后果并对此负责；其次，在本案中，向焦玉海转账支付第一笔技术服务费用的是案外人康海燕，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向焦玉海提出技术服务要求的还包括刘培勇、朱坤、季英会、张抗刚、区斌等人，虽然上述人员均系读书郎公司的员工，但焦玉海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之行为系代理读书郎公司而为之；再次，将涉案合同项下产品样机送检的主体为读书郎公司，钟富强、读书郎公司亦在庭审中陈述产品如果成功，可能会转化给读书郎公司使用，但产品最终如何使用涉及到的是本案涉案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的问题，与本案涉案合同实际履行并无关系；最后，钟富强、读书郎公司在庭审中亦明确，读书郎公司并非合同实际履行人，钟富强承认其系合同实际履行人，表明其愿意对本案合同履行的后果负责。故本院认定，本案涉案合同的委托方为钟富强。二、关于焦玉海提供技术服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涉案技术服务合同中约定，焦玉海在项目中交付的任何资料和技术，保证确已归焦玉海所有并有权支配，不会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任何合法权益的损害，如由此产生的任何第三方权利纠纷，由焦玉海承担责任，由此，若焦玉海确实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由焦玉海与第三方另循其他途径解决，而与本案无关。关于钟富强提到的焦玉海使用“高通公司”技术的问题，在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焦玉海使用高通账号提交Case并向钟富强方反馈高通回复内容，说明在合同签订的时候，钟富强即知晓并认可焦玉海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使用“高通公司”的技术，钟富强在庭审中提出焦玉海使用“高通技术”违反合同约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钟富强提到的焦玉海侵犯了其所属公司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利益的问题，根据焦玉海提交的离职证明和社保缴纳清单，可以证明焦玉海在与钟富强签订涉案合同之前，已从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离职，且即使焦玉海系深圳思路名扬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其行为是否损害了该公司利益，属于其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钟富强未提交焦玉海未向其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的证据，综上，钟富强并无证据证明焦玉海的行为构成违约。三、关于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何方的责任的问题。根据焦玉海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邮件等证据，合同于2017年2月27日签订后焦玉海及其辅助人员就合同约定项目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向钟富强提供了咨询，直至2017年8月中旬，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持续而顺畅，在此之前，钟富强亦从未提出焦玉海在履行合同中存在瑕疵的问题。2017年8月中旬之后，焦玉海发消息向参与钟富强履行合同的人员刘培勇询问合同项目进展，刘培勇称另一个项目优先处理，合同项目的优先级调低了，之后，刘培勇又称合同项目遇到了问题，只好保另一个产品的量产，望焦玉海理解，直至合同有效期届满，钟富强自始至终未向焦玉海提出焦玉海提供的技术服务未能达到钟富强的要求，或未帮其解决合同约定的技术问题，故亦视为其对焦玉海提供的技术服务予以认可，焦玉海提供的技术服务已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一审法院认定，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责任在钟富强。双方当事人约定涉案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现已届满，虽然合同约定的第二阶段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但该原因由钟富强造成，钟富强仍然应当向焦玉海支付与其提供的技术服务相当的费用及逾期支付的利息。根据合同约定焦玉海应当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兼顾焦玉海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技术含量、质量和数量、合同的履行情况，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等因素，一审法院酌定钟富强还应向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人民币2500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焦玉海要求利息起算时间为合同有效期满前7日，即2018年2月20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罚息利率的规定是可以在贷款利率水平上上浮30－50％，关于焦玉海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关于焦玉海要求钟富强向其支付本案取证费和律师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合同并未对此进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钟富强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六十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钟富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用人民币25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2月20日起算，计算至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焦玉海的其他诉讼请求；二、驳回钟富强的全部反诉请求。二审期间，焦玉海提交了新证据：律师费发票2万元，证明焦玉海为向钟富强及读书郎公司维权，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开支和相应损失。钟富强与读书郎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其认为焦玉海在二审主张律师费超过了一审的诉讼范围，且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钟富强提交了如下新证据：一、电子邮件，泰尔实验室发给读书郎公司的CTA检测费缴费通知，2017年6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团队成员张抗刚的邮箱中的，是张抗刚电子邮箱的截屏，张抗刚在本案焦玉海提交的微信群证据中有显示。二、泰尔实验室收费通知单，来源于张抗刚电子邮箱，是前一个电子邮件的附件。三、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开票日期2017年7月11日，开票金额14.7万元，用途是技术服务费。四、证明，中国通信研究院已办理了法人名称变更。证据一至四均为电子件，没有原件。证据一至四共同证明钟富强已经为合同项目支付了CTA认证测试费14.7万元。五、泰尔实验室检测任务状态报告（电子邮件），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收件人是读书郎张抗刚，型号为w8。邮件内容是反馈CTA测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该证据证明2017年12月6日，在焦玉海未能依约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持后，钟富强仍未放弃合同项目，而是继续通过自身努力，试图解决CTA认证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六、微信聊天记录，证据来源于团队成员刘培勇与焦玉海的微信聊天记录。时间为2018年2月25日。证明钟富强的技术经理刘培勇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焦玉海未能依约完成合同第三条第一款第一至三项服务内容和付款条件，焦玉海对此事实未提出任何异议。七、中国泰尔实验室检验报告，该报告来源于CTA测试机构中国泰尔实验室，证明由于焦玉海未能依约提供有效的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致使合同项目w8检测不合格。该报告的第19、20、21、23、24、25、26、27页一直到第62页，均显示很多项目不合格，不符合要求。八、泰尔终端实验室于2020年3月12日出具的《答复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函》，函件内容显示：由中山市读书郎电子有限公司送检的手表产品，型号为DSL-W8，于2017年6月15日在我实验室开始检测，2017年6月29日，我实验室完成第一次检测，检测结论为不合格。截止到2018年4月13日该项目在我实验室终止时，我实验室对不合格问题进行了多次复测并有25次邮件通知，最后一次复测后的邮件通知时间为2017年12月6日。证明被上诉人未能依约解决CTA测试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在技术服务合同有效期满后，技术问题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钟富强不得不终止DSL-W8项目。焦玉海认为上述证据均在本案一审时已形成，均不属于新证据，依法不应予采纳。其对其中的证据一至证据四的合法性予以认可，对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上述证据只证明读书郎公司支出CTA认证费，该费用的产生与焦玉海无关。相反，焦玉海认为该证据中读书郎公司作为CTA认证的申请主体，也作为缴费主体，足以说明读书郎公司是涉案项目及协议的重要履行主体。其对于证据五、六、七、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是该检测情况邮件未显示具体的检测步骤、方法、环境、条件，无法确认其检测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经查，钟富强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读书郎公司已为合同支付CTA认证测试费合计147000元。另查，中国泰尔实验室验证报告显示到样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检测结论为：第一部分，信息网络安全中不合格项有28项，结论为不合格；第二部分，互联互通和性能要求不合格项有7项，结论为不合格。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焦玉海、钟富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实际履行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是否包括读书郎公司；二、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何方的责任；三、违约赔偿责任的认定。关于焦点一，焦玉海主张钟富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实际履行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除了钟富强还有读书郎公司，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在本案中，钟富强并未以读书郎公司的名义签订涉案合同，根据焦玉海的陈述，在签订合同时其已明知钟富强的身份，因此焦玉海与钟富强签订涉案合同，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的规定。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本案中，读书郎公司数十个员工从那与了涉案项目的沟通、讨论、反馈，对涉案产品进行样机送检单位为读书郎公司，涉案项目DSL-W8的生产单位为读书郎公司，检测费用亦为读书郎公司支付，泰尔终端实验室出具的函也是针对读书郎公司进行复函，结合钟富强二审庭审中提交的技术经理刘培勇与焦玉海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培勇提到“大家都是为了产品服务，为了公司服务，现在产品没能上市，大家都有损失，对我们来说损失更大”,可以看出涉案项目除了钟富强以外，读书郎公司多名员工参与其中，涉案项目的生产单位为读书郎公司，涉案项目成果亦归读书郎公司，读书郎公司实际上参与了涉案项目的开发，因此，涉案合同的签订人钟富强与实际履约主体均为涉案合同的实际委托人。至于钟富强、读书郎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产品如果成功，可能会转化给读书郎公司使用”以及钟富强表明其原意对涉案合同履行的后果负责的陈述，本院认为，由于钟富强本身为读书郎公司员工，存在利益关系，钟富强、读书郎公司的陈述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合同主体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实际履行主体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关于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何方的责任。钟富强于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中国泰尔实验室检验报告（CTA检测报告），该实验报告显示送样日期为2017年6月15日，不合格项共35项，其中网络信息安全项不合格项为28项，互联互通和性能要求不合格项为7项，检验结论为不合格。钟富强据此认为合同约定的产品未通过CTA认证责任在于焦玉海未能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故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的责任在焦玉海一方。本院认为，首先，中国泰尔实验室检验报告并没有分析前述不合格内容的原因构成，其次，涉案合同作为技术服务合同，焦玉海只是提供技术类知识输出，并不负责或保证涉案产品的研发成功，根据焦玉海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邮件等证据显示，合同签订后直至2017年8月，双方履行合同的过程持续而顺畅。2017年8月中旬之后，焦玉海向钟富强方的履行合同的人员刘培勇询问了合同项目的进展，刘培勇答复称另一个项目优先处理，合同项目的优先级调低了，并表示合同项目的天线调试遇到了问题，案外人天线厂一直没有搞定，过CTA检测卡在天线金机这一方面，只好全力保障另一个项目的量产，希望得到焦玉海的理解。虽然钟富强主张根据焦玉海提供的微信群聊天记录可以显示，刘培勇在2017年8月中下旬提出了合同项目存在的技术问题，并表示天线金机可以使用了，但后来在2017年9月中下旬焦玉海询问刘培勇合同项目进展，并没有得到刘培勇的答复。直至合同有效期届满，钟富强至始至终未向焦玉海提出焦玉海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支持或者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的要求，故视钟富强对焦玉海提供的技术支持予以认可，且根据现有证据显示2017年8月后，钟富强并没有向焦玉海提出相关的技术咨询，导致焦玉海无法进行相关的技术指导，故本院认为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的主要责任在于钟富强。至于钟富强二审期间提交了与焦玉海于2018年2月2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刘培勇于该日提出了焦玉海未完成合同约定的第三条第二款的第（2）、（3）项服务内容和付款条件，焦玉海并未否认的观点，本院认为该聊天记录只是片面的，并未展示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的第（2）、（3）向未完成的原因和责任方，且焦玉海并没有肯定该观点，故该证据不能达到钟富强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可。关于焦点三，涉案《技术服务合同》第三条第二款约定，支付方式如下：（1）合同生效后7日内向乙方（焦玉海）支付报酬总额的30%，即人民币150000元；（2）甲方（钟富强）第一款产品样机通过甲方品质部门测试，并且通过CTA认证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40%，即人民币200000元；（3）甲方第一款产品量产并且产品正式上市后7日内，向乙方支付报酬总额的30%，即人民币150000元；（4）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7日内，甲方全额支付剩余尾款。本院认为，钟富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焦玉海未向其提供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亦没有证据显示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是由于焦玉海未提供技术解决方案而导致，而合同约定的产品样机未通过CTA认证的主要责任在于钟富强。根据合同法第362条规定，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与其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因此，一审法院在认定焦玉海没有构成违约的情况下，酌定钟富强支付剩余的技术服务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涉案合同有效期已经届满，根据合同约定，合同委托人钟富强应向焦玉海支付剩余技术服务费人民币3500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但如前所述，读书郎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的实际履约主体，应与钟富强共同承担合同的权利及义务，即读书郎公司应与钟富强共同向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人民币3500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至于焦玉海主张的合理维权费用，包括证据固化服务费2560元及利息、电子邮件公证费848元及利息、律师费30000元及利息以及二审新增的诉讼请求律师费20000元。首先，针对焦玉海一审提出的合理维权费用，根据《技术服务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如甲方（钟富强）未按约定履行义务，乙方（焦玉海）有权要求甲方继续履行义务，支付相应款项，并赔偿乙方因此支出的相关费用，故焦玉海主张的一审合理维权费用合计33408元，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对于其主张支付合理费用的利息，因双方合同并未进行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焦玉海二审提出钟富强赔偿其二审律师费20000元的诉讼请求，系其增加的诉讼请求，焦玉海可另行起诉。综上，上诉人焦玉海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上诉人钟富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本院依法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三百六十条、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8）粤0305民初95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维持第二项、第三项；二、钟富强及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焦玉海支付技术服务费用人民币35000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自2018年2月20日起算，计算至钟富强、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钟富强及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焦玉海支付证据固化服务费2560元、电子邮件公证费848元、律师费30000元共计33408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600元，由钟富强、读书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文  全审判员 骆  丽  莉审判员 钟  小  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范钰玲（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