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12行初130号 原告凤山县凤城镇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朝进，组长。 委托代理人吴良述，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凤山县凤城镇朝阳大道**。 法定代表人陆嵘，县长。 委托代理人韦洪波，凤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覃顺乾，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 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 委托代理人苏鹰澄，河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杨朝飞，组长。 委托代理人罗邦龙，广西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凤山县凤城镇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河池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5月1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凤山县凤城镇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简称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朝进及其委托代理人吴良述，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简称凤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洪波、覃顺乾，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简称河池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鹰澄，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简称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杨朝飞及其委托代理人罗邦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凤山县政府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双方争议的林地地名黑湾，其四至范围是东从A点至B点，南从B点至C点，西从C点至D点，北从D点经E点至A点闭合，面积169亩。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县人民政府颁发给良利村七组杨云辉、杨云章两户的《土地证》分别记载争议地15亩，生产合作化时期争议地由杨云辉，杨云章两户私人所有转属于良利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是否固定给争议双方集体所有，无法查证认定。但是“四固定”之后争议双方曾经营使用争议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凤旁林场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杉木，因管护不善，杉木未长成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凤旁林场砍伐争议地内的杉木之后又种植杉木幼苗，良利村二组提出争议，后凤旁林场将争议地及其地上的杉木幼苗让给良利村二组经营使用，良利村七组得知此事后，自1992年10月以来多次报告要求县人民政府调处，县人民政府委派县调处办调查，并几次组织争议双方调解未果。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报告、书证及众多知情人的笔录材料在卷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位于农村辖区内，解放后土改时期已经政府确权，而且双方当事人曾经营使用争议地，应确定为集体土地，应按“三个有利”原则，结合土改时期的定论及双方当事人曾经营使用争议地的状况来确定争议地所有权。鉴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点第（二）项，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文第十九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五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县人民政府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双方争议的169亩黑湾林木林地中84亩（四至界线详见1/10000地形图即东从A点至B点，南从B点至g点，西从g点至f点，北从f点至A点闭合）林木林地所有权属良利二组集体所有，85亩（四至界线详见1/10000地形图即东从f点至g点，南从g点至C点，西从C点至D点，北从D点经E点至f点闭合）林木林地所有权属良利七组集体所有。 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诉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本村“黑湾”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发生过诉讼，凤山县人民法院（简称凤山县法院）审理过程中，凤山县政府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凤政撤决字[2013］1号《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后原告连续多年不间断的要求其依法对国有凤旁林场于1992年自愿划给原告的169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确权、登记、发证，凤山县政府法制办、调处办、林业局等部门互相推诿，长期拖延拒不依法及时公正处理。后第三人个别群众不服申请重新处理争议地权属，凤山县调处办和法制办违背之前作出的系列文件决定，在未依法撤销凤政撤决字[2013］1号《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的情况下，未经县委、县府和法制办、调处办、林业局、镇政府等单位主管人员、领导进行集体讨论的情况之下，即由法制办和调处办于2018年12月25日违法重新作出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盖章发送当事人。凤山县法制办、调处办和林业局在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前，经多年粗略调查后，只简单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因缺乏调解工作态度和调解智慧，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如下违法问题：一、凤山县政府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的凤政撤决字[2013］1号《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凤山县政府未经合法程序撤销该决定，又于2018年12月25日以相同的事实、证据和理由作出与2008年11月14日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完全相同的处理决定，查明事实理由和法律法规以及处理决定部分，均完全相同。二、本案争议地属于国家所有，而非集体所有，被告将国有土地确权给集体所有违法。国有凤旁林场通过当地政府于1970年之前已经征用该土地，第三人几十年未提出任何异议。1991年原告及良利村一组、弄者村二组邀请第三人共同向国有凤旁林场提出土地使用权异议，第三人经过群众开会讨论决定不参与，且明确表示放弃权利，该事实良利村所有村民众所周知，第三人自此时开始己经丧失再行提出争议的任何理据。1992年凤山县政府及国有凤旁林场依据当时的法律和政策法规将国有土地划给原告使用，第三人无权主张权利，凤山县政府亦无权重新处理给第三人。原告从原凤旁林场得到国有土地的用益物权（使用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属于初始取得，第三人亦无权争议。原告认为依据下列规定争议地已经属于国有土地和原告合法拥有使用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实施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的；4、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5、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6、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七年《土地管理法》开始施行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违反规定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了清查处理后仍由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确定为国家所有。凡属上述情况以外未办理征地手续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按当时规定补办征地手续，或退还农民集体。一九八七年《土地管理法》施行后违法占用的农民集体土地，必须依法处理后，再确定土地所有权。《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一九六二年九月《六十条》公布以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的华侨农场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含合作化之前的个人土地)，迄今没有退给农民集体的，属于国家所有。第十七条：一九八六年三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发布之前，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租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后，能够恢复耕种的，退还农民集体耕种，所有权仍属于农民集体;已建成永久性建筑物的，由用地单位按租用时的规定，补办手续，土地归国家所有。凡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处理了的，可按处理决定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第三十六条：农民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其使用权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划拨文件确定;没有审批、划拨文件的，依照当时规定补办手续后，按使用现状确定;过去未明确划定使用界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参照土地实际使用情况确定。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五条第一款：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三、两被告作出行政行为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行政机关处理土地权属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进行。本案中，两被告完全没有按照前述法律的规定对山林土地纠纷进行调解，对不属于行政调处范围、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受理后未依法驳回第三人的确权申请，违法越权继续进行调处。现场勘验检查、调解、听取意见、审查采信证据均没有依法进行，将原告的合法、有效、充分、客观、全面的证据故意予以忽略，却对第三人虚假的、牵强附会、片面的、不合法的证据予以采信，处理决定书中毫无任何说理明法的陈述和理据。在处理过程中，对土地的性质不加区分，对程序完全忽略，无故拖延多年不结案。被告作出处理决定未取得任何审批。第三人的《土地房产证》记载的内容根本不涉及争议地带的荒山和林地，且面积只有区区二三十亩，不能用于与原告争议数百亩的山林。1981年的《社队山界林权证》明显与1970年前国有凤旁林场已经取得涉案土地使用权的事实相互矛盾。众所周知1981年各地政府自行发放给各村、屯、村民小组的空白《社队山界林权证》都是社队自行填写，根本没有经过政府调查核实确认，也没有任何档案依据，《社队山界林权证》没有任何存档、存根可供查询，效力低下，不能用于对抗原告自1992年从林场获得该169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立即划分给本村民小组各家各户承包经营管理、种植杉木的事实。原告也有1953年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证》，该证书记载的面积涉及涉案土地范围内的大多数山林土地，双方的《土地房产证》均因1970年政府征用该片土地而归于无效，不能再作为确定国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属的凭证。四、两被告作出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严重违法。1、依据土地争议调解处理的法律法规，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争议，或者争议双方存在分歧的重大事实、基础事实，应当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并取得证据。两被告重新处理该案时，原告均书面向其提供了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的十几位知情人名单，两被告拒不调查。2、两被告均不遵守办案期限，凤山县政府在多年后才重新作出处理，河池市政府行政复议超过三个月。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1月21日受理，却到4月底才倒签日期到3月21日，实际上是4月24日才作出处理决定，然后25日才送达原告，因为原告4月22日打电话催促，其还说未作出处理。3、凤山县政府案件的主办人袁芝让与第三人村民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其老家是北所屯，第三人有约七户农户的祖辈与袁芝让的父亲是亲兄弟，因此袁芝让应当主动回避。袁芝让未回避参与办案并作出与之前相反的处理结果，明显违法。4、争议地在第三人饮水源下方，林木采伐未影响第三人饮水及生产生活，第三人居住地不在争议地附近。综上所述，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河池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撤销河池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判令两被告依法重新作出土地行政确权决定。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一、2019年4月28日的证据：1、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违背事实将林场无偿划分给原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违法确权给第三人所有，侵犯原告的林木所有权；2、凤政撤决字[2013]1号《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证明原告起诉请求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处理决定后，凤山县政府自行撤销了违法错误的决定；3、原告的诉讼答辩材料，证明1992年林场将169亩地划给原告使用经营，并于当年分包到户，承包种植杉木，当地群众众所周知，第三人个别人绑架群众，无理争议；4、（2013）凤行初字第8号行政裁定书、（2012）凤民初字第53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自行撤销错误的处理决定，第三人无理诉讼；5、凤政处字〔2018〕7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法制办、调处办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既未撤销凤政撤决字[2013]1号文，又以相同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作出该处理决定属非法；6、凤政调发[1997]5号通知，证明凤山县政府、法制办、调处办之后又作出与之完全矛盾和错误的处理决定；7、询问笔录，证明林场自愿将国有土地划给原告使用，同时将土地上原有杉木一并无偿划给原告所有，后原告分包到户再行补种杉木并管护成材；8、山界林权协议书、原告划分承包到户草图，证明1992年4月23日林场在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协调下，将涉案的169亩林地自愿划给原告使用，第三人无异议，原告并于当年承包到本组农户管护；9、凤旁林场、罗庆茂证实材料；村民会议决议；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李某、黄家亮、黄某、良利村委证明及证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凤政处字〔2018〕7号文违背政府本身和林场意愿，且违背事实、证据和法律政策规定；10、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争议双方手中持有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均因1970年政府征用争议地为国有土地后而失去权属证明意义，凤山县政府采用违法，且故意忽略原告提交的证据。 二、2019年5月5日的证据：11、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复议机关未依法踏勘争议地、未进行调查取证、未对原告提供的知情人名单进行调查核实、处理时限严重超期、程序违法、适用法律完全错误；12、证明，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所有，土地上的林木属于原告种植并管护，两被告作出的处理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处理决定与事实、证据、法律不符，应当予以纠正。 三、2019年5月18日的证据：1、国营林场山界林权证，证明争议地的169亩土地属于政府征用变为国有土地，国营凤旁林场自愿将该169亩土地划拨给原告无偿使用，两级政府将该土地划分给第三人违法，不仅认定土地性质错误且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侵犯原告的用益物权和林权等合法权益，应撤销两级政府错误的行政行为，责令其重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2、山界林权协议书及凤山县国营凤旁林场与良利村都益生产队界线接壤草图；3、凤山县国有凤山林场证明；4、吴言标的证人证言，证据2-4的证明内容与证据1的证明内容一致，另外证据4证明争议地169亩土地上的林木全部为原告群众种植并管护成材。 四、2019年5月24日的证据：1、良利村委会证明，证明：①国有土地；②国营林场自愿划拨；③划拨林地面积大约120亩；④两个被告处理行政纠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证明，证明：①国营林场70年代曾大面积征收良利村各生产队林地变为国有土地；②1990年双方曾重新勘界发证定权；③1992年国营林场从1990年已勘界发证定权的范围内再划拨大约120亩土地给原告，该土地性质属于国有无疑。 五、证人出庭作证：黄某、李某、黄世强、彭彩秋、彭春荣、李大情，主要证明林场用地前一直是原告经营管护争议地，1992年凤旁林场与原告签订协议后将争议地退给原告，原告将土地分到户由农户种植杉木。争议地是国有土地。袁芝让与第三人存在亲属关系，罗汝辉砍草地点不在争议地。即使原告砍伐争议地的林木，对第三人的水源和生产生活不产生影响。 被告凤山县政府答辩称，一、原告诉讼请求中的第三个请求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对本案争议地的确权及权属纠纷调解属于被告的行政职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果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和河池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则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而不能判决两被告重新作出土地行政确权决定。二、原告诉讼请求中的最后一个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到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可以作出变更判决的仅包括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情形，不能直接判决变更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也不能对相关物权直接作出确权判决。因此，原告诉请法院要求河池市政府直接将案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确权归原告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三、被告不存在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首先，2013年原告因争议地山林权纠纷诉至凤山县人民法院时，凤山县人民法院并未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其次，2017年4月根据第三人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的申请，被告对案涉山林权纠纷再次立案调查后，已经重新组织了调解、现场勘验、实地调查，并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所收集的调解会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调查笔录等多项证据成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的主要依据，属于新证据。四、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1、本案争议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非国有土地。理由如下：(1)解放后土改时期，争议地上有良利七组杨云章、杨云辉两户的私人土地，有当时凤山县政府颁发给杨云章、杨云辉两户的《广西省凤山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良利七组杨云辉、杨云章、冯际恩、杨芳乾、陈泽街等人的调查笔录证实。本案原告的成员彭彩秋、杨芳笔、黄世强、陈永召在调查笔录中也承认这一事实。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2)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均属集体所有。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六十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全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因此不论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是否划分给第三人或原告，均属于农民集体所有。(3)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凤旁林场使用争议地之前，原告和第三人在争议地上均有耕作，有无利害关系的良利一组村民黄某的调查笔录证实（详见凤山县林业局2019年4月案卷材料第51页）。原告的村民杨方笔在调查笔录中也陈述解放前，黑湾是杨云章、杨云辉家的祖业地，解放后五十年代二队与七队共同耕作，六十年代大队罗汝洲给二队耕种黑湾给七队耕种那塘（地名（地名十年代被林场占用造林，两个队都不得种……（详见凤山县林业局2019年4月案卷材料第72页）。(4)七十年代，凤旁林场占用争议地进行造林时未经合法手续，因此争议地仍属农民集体所有。《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的；4、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5、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6、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凤旁林场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使用争议地，当时并没有上述六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既没有签订土地转移协议，也未见任何县政府批文批准其使用争议地，也没有进行过补偿或安置，更没有接受过农民集体的馈赠。因此，争议地并没有因为凤旁林场的使用而变为国有土地。(5)原告主张争议地为国有土地，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争议地为国有。综上所述，本案争议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告根据争议地的历史沿革及现实利用情况，根据“三个有利于”原则对争议地进行确权，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五、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在受理第三人的调处申请后，重新组织了调解、现场勘验、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意见，并经行政主管部门（县林业局）集体讨论提出确权建议，人民政府集体讨论作出处理决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原告的第三个请求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最后一个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范围，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凤山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2013年4月证据：一、程序方面证据：1、报告，证明良利七组申请调处黑湾争议；2、立案登记表，证明2007年7月23日陈泽阶（争议地的**承包人）携带七组的报告到县调处办信访，同日县调处办立案调查；3、三次调解会记录，证明县调处办三次组织双方的组长及代表就黑湾争议进行调解；4、调查报告，证明县调处办工作人员组织当事人调解后，就黑湾山林权争议向县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5、案件讨论会记录，证明凤山县三大纠纷领导小组在黄文建副县长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良利二组与七组黑湾林木林地纠纷的讨论会；6、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作出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7、送达回执，证明[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曾于2008年11月28日送达良利二组组长李大成，后由于良利二组称未收到，于2013年2月5日再次送达良利二组。 二、事实方面证据：1、现场勘验笔录及1/10000地形图，证明2007年9月14日县调处办会同县林业局，组织良利二组、七组组长及代表对争议地进行现场勘验、并绘制地形图，二组、七组组长及代表在现场勘验笔录及地形图上签字；2、杨云辉、杨云章两户《土地房产所有证》及县调解办的证明，证明县调处办曾派人去县档案局调查档案，查出杨云辉、杨云章两户在1953年土改时期在争议地内有私人土地，其私人土地面积合计31.48亩；3、凤旁林场以及罗庆茂的证明材料，证实1991年间县领导曾前往纠纷地调解处理良利二组与凤旁林场的纠纷；4、良利二组彭彩秋、杨芳笔、黄世强、陈永召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1994年12月至1995年1月期间县调处办对良利二组相关人员进行访问调查，良利二组众人认为：①解放后至五十年代初期，争议地上确实有七组杨云章、杨云辉二兄弟的祖业，但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划分给谁不清楚；②六七十年代二组群众在争议地上种植油桐、油茶林、玉米等作物；③由于争议地是二组与凤旁林场争来的，当年曾邀请七组一起去争，但七组不去所以争议的权属归二组；5、良利七组杨云辉、杨云章、冯际恩、杨芳乾、陈泽街等人的调查笔录，证明1994年12月至1995年1月期间，县调处办对良利七组相关人员进行访问调查，良利七组众人均认为：①土改时期争议地上有杨云章、杨云辉的祖业，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仍划归七组；②六七十年代七组在争议地上开荒种玉米；③争议地上有七组的水源林，凤旁林场造林时毁掉的是七组的堰沟，争议地的权属应归七组；6、造林合同，证实1993年5月10日，良利七组将争议地发包给七组农民陈泽街造林；7、罗宏福、余长青、袁世召、邹先强等人调查笔录（2007年8月），证明：①原凤旁林场与二组签订协议，把争议地让给二组经营；②地上林木是凤旁林场种植；③退给二组后，七组提出争议；8、《山界林权协议》，证明：①1990年9月11、12日，凤旁林场与良利村一队（都益队）签订山界林权协议书；②原凤旁林场山界不包括争议地；9、良利村委证明，证明良利七组曾在黑湾造林；10、《关于凤城镇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与第二村民小组对黑湾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意向书》，证明1997年6月5日县调处办就争议地作出处理意向：①1991年划给二组的169亩黑湾地有120亩属争议地，其余的49亩原属二组，留给二组继续经营；②争议的120亩中从七组水源边起划出60亩给七组，其余的60亩由二组管理使用；③原凤旁林场已付给二组的2000元水利修复费由二组用于维修水利；11、县调处办凤政调发[1997]5号文件，证明1997年8月8日县调处办向相关部门及当事人就争议地纠纷处理意见发出通知；12、《山界林权协议书》，证明1992年4月23日凤旁林场与良利二组签订《山界林权协议书》，林场将争议地给二组经营。 2019年2月证据：一、程序方面证据：1、转办函，证明良利七组再次申请调处争议地；2、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明县调处办受理良利七组的调处申请；3、调解会议记录，证明争议地纠纷经过组织调解；4、调查报告，证明办案单位调查后作出关于良利七组与良利二组林地纠纷案件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5、案件讨论会议记录，证明县政府经开会讨论，同意办案单位县林业局的处理意见；6、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2018年12月25日县政府行文处理该案；7、送达回执，证明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8年12月28日送达良利二组，2018年12月29日送达良利七组。 二、事实方面证据：8、现场勘验笔录及1/10000地形图，证明2017年4月21日县林业局会同凤城镇政府、良利村委、组织良利二组、良利七组的组长和代表进行现场勘验；9、杨云辉、杨云章两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杨云辉、杨云章两户在1953年土改时期在争议地内有私人土地；10、《承包全垦开荒造林合同书》，证明争议地是原凤旁林场造林；11、原凤旁林场以及罗庆茂的证明材料，证明1991年间县领导曾前往纠纷地调解处理良利二组与凤旁林场的纠纷；12、彭彩秋、李大成调查笔录（2017年4月-5月），证明良利二组与良利七组均曾经营争议地，争议地的林木是二组种植管护；12-1：黄某调查笔录（2007年5月9日），证明黄某（良利**村民）表示：①争议地上的杉木是二组群众种植；②凤旁林场开始经营争议地时未办理任何手续；③在凤旁林场使用争议地之前，良利二组与七组均在争议地有耕作；④争议地的权属应归二组；13、陈泽刚、杨芳怀、杨芳南、杨芳乾、陈泽街（阶）等人的调查笔录（2007年5月-8月），证明良利七组众人表示：①七组曾经营争议地；②争议地的杉木是凤旁林场种植；③发生争议后七组将争议地分到各户管护，于1993年承包给本组陈泽阶。 被告河池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凤山县政府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予以受理。法定期限内，被告向凤山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及证据材料。同时，被告向第三人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议期间，被告向各方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均未收到签字确认的《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视为其不同意调解。被告经书面审查，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二、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复议期间，被告全面审查了凤山县政府作出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认为凤山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被告对凤山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维持了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河池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凤政处字〔2018〕7号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2、土地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凤山县政府依法进行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的相关材料；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实被告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7、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证明被告已履行调解程序；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9、邮寄单，证明被告已向当事人送达相关文书。 第三人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述称，一、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受“不得以同一事实、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制约。为调处该林地林木权属纠纷，凤山县政府于2008年11月14日作出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决定书》（简称3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后，原告向凤山县法院起诉。庭审后凤山县政府认为3号处理决定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凤政撤决字[2013]1号决定(简称1号处理决定）撤销3号处理决定，于是原告向凤山县法院申请撤回起诉。凤山县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3)凤行初字第8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凤山县政府是主动撤销3号处理决定，并经进行认真、充分的调查后才作出与3号处理决定基本事实相同、处理结果相同的7号处理决定，该行政行为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二、凤山县政府作出1号处理决定后，原告及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诉讼，该行为已发生效力。至此3号处理决定处理的林地林木仍处于纠纷状态，所以凤山县政府没必要也没有法律依据先行撤销之前的行政行为后，再作出7号处理决定。三、原告认为本案土地属国家所有没有事实根据。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己经法定程序，办理征收手续从而变为国有。争议地在1953年土改时已登记为杨云辉、杨云章两户私人所有。后来入社时根据地随人走的原则，该土地亦随杨云辉、杨云章户转入第三人集体所有。第三人根据当时生产条件零星去种植油桐、玉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凤旁林场开始经营，第三人考虑是国家办林场才予以默认。因林场经营不善，未造成林，经改造后重新造上林时，原告趁机召集第三人一起提出异议并要回该林土地，但第三人仍希望凤旁林场把林场办好，而没有介入该纠纷。可凤旁林场竟然把这片林地及其已造的幼林让给原告，第三人知情后理所当然地出来向原告主张林地林木权属。四、没有实际证据证实案件主办人袁芝让与第三人存在亲属关系。因纠纷持续多年，凤山县政府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依法作出本案被诉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经认真审查后认为7号处理决定有事实根据及法律法规依据予以维持。基于上述事实，原告提起本诉讼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诉求。 第三人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罗汝辉视频光盘及其文字说明；2、罗汝辉身份证复印件；3、砍草监伐幼林协议书，三份证据证明第三人对“黑湾”林地经营使用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总体质证意见认为，首先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并不是当时处理本案件时所收集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被告依据在2018年之前调查取得的材料作出被诉的处理决定，是依据旧的事实与证据作出与之前的处理决定的证据、事实与理由完全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论被告作出何种处理意见，都能证实被告的处理程序违法。 2013年4月证据：一、程序方面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1）诉讼状并不是调处申请书，被告依据该份诉讼状受理本案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规定。诉讼状的落款是机打并不是手写，违背了法律的形式要件，被告的证据未有原件可以进行核对，应当不予采信；（2）报告与本案无关，若与本案有关也只能证实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超过规定的处理期限9个月。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被告一直在反复打报告，明显拖延时间，超过规定的调处时间，违反程序；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未能反映陈泽阶当时是受第三人的委托或者经群众同意，其不能代表第三人的意见，被告依据陈泽阶的个人信访事项予以立案没有法律依据；3、对证据3有异议，（1）各种不同时间段的记录证实被告的调处程序违法，若与本案有关也只能证明被告拖延本案时间长，未能及时调查处理。（2）被告调处纠纷时必须邀请基层组织代表、乡级政府等参加，被告的调解记录均未能反映邀请了当地的村组织、乡政府代表等基层组织参与，程序违法。（3）1994年12月26日的记录中，杨芳乾明确表态从1981年开始第三人未填有任何的山权证，在2007年9月14日的调解会笔录中杨芳笔提到在1991年原告与国有凤旁林场在县政府的组织下协商将争议地169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划归原告方使用，当时原告在主张权利时找到第三人的组长及杨芳乾，当时的党支书、村主任冯际恩开了三四次证明给政府，要求林场适当的划拨退还土地，第三人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主张划拨得到的土地权属。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1）第三人已经明确表态放弃主张凤旁林场退回土地的权属，被告为何还要通知其参加相关的协调会议。（2）在报告中也记载争议地属国有土地，但被告在处理决定中认定涉案土地属于集体土地，相互矛盾。（3）调查人员袁芝让、韦昌志、黎耀阳、罗国首的签字笔迹一样，明显看出是一人所写，该签字是伪造；5、对证据5有异议，应当记载有出席人的名字，但该份笔录中只有主持人黄文建一人的名字不符合规定；6、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合法性有异议。（1）该调处决定书证实被告逾期多年未受理第三人的调处申请，未作出处理，程序违法。（2）该决定书将经县政府划拨为国有的土地确定为集体土地，将原告从国有林场取得的85亩土地及林木划归第三人所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案件主办人徇私舞弊，相关材料中没有基层组织、现场见证人的签字；7、对证据7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证明被告的程序严重违法，处理决定作出后四五年没有送达给原告。 二、事实方面证据：1、对证据1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没有到现场进行勘查，是办案人员黎耀阳、罗国首等人在良利村一组党支书李某的家中制作，程序严重违法；2、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1）该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存根没有县档案局盖章的原件，“黑湾”一栏有涂改痕迹，没有原件核对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县调处办的证明，是为自己出具证明，不符合证据的法定程序；3、对证据3中凤旁林场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证明争议地是国有土地并于1991年划拨给原告，当时第三人知情但表示放弃不参与要求林场返还土地，当时经过村民讨论；4、对证据4中彭彩秋、杨芳笔、黄世强、陈永召等人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不同意被告的证明目的，证明争议地已经被划拨为国有土地，杨芳笔、黄世强陈述第三人已经放弃参与要求林场返还土地的事实，陈永召是文盲，笔录没有原件也没有显示已经向其宣读过，同时陈永召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5、对证据5有异议，（1）杨云辉是文盲，其笔录是他人代签，并未显示宣读过内容并得到其认可。（2）杨云辉的两份笔录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调查人员在杨云章家中制作，但笔录的内容不相同，明显的违法。（3）对冯际恩笔录中陈述第三人的户主及人数予以认可，对其他内容不予认可，袁世宽与办案人员袁芝让有亲属关系。（4）杨芳乾未出庭作证，两份笔录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制作人员，但内容不同，证实该笔录是伪造。（5）陈泽街的笔录，其名字有两种，其中一个叫陈泽阶，另外一个叫陈泽街，不知是否是同一人或者是不同的人，本案的纠纷是由陈泽阶引起，但其不能代表第三人，同时陈泽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未出庭作证，对其的笔录不予认可；6、对证据6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原件核对，1991年在相关领导的协调下凤旁林场将争议地划拨给原告使用，第三人已经明确表态不主张权属，第三人主张将争议地发包给陈泽阶造林不符合事实，同时杨方乾与陈泽阶陈述发生争议时间是1992年，那为何1993年还在争议地上种植林木，两级政府还认可其所种植的林木行为合法违反规定；7、对证据7中（1）罗宏福、余长青的笔录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2）对袁世召、邹先强的笔录有异议，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袁世召与办案人员袁芝让有亲属关系，袁芝让未回避违反规定；8、对证据8无异议，但该图纸证实争议地在国有土地范围内，已无偿划拨给原告使用，第三人及县政府认为争议地属于集体土地错误，第三人主张1993年在争议地种植林木不符合事实；9、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1991年林场与良利村已经划分清楚界线，1991年第三人还可以到国有土地上种植林木证明该证据虚假；10、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将争议地划归第三人不符合事实，第三人没有任何的权利主张土地的权属；11、对证据11无异议，证明当时林场无偿将土地划拨给原告使用；12、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原告认可的证据外，其他证据没有原件，原告不予认可，法院应当不予采信。 2019年5月证据：一、程序方面证据：1、对证据1有异议，没有原件核对；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未送达给原告，2016年已经转办，被告在2017年4月立案，2018年作出处理决定超过法定的最长期限；3、对证据3中除了陈泽阶的陈述，原告予以认可；4、对证据4的质证意见与证据3的质证意见相同；5、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调查人的签字与单位盖章，没有讨论人员发表意见的记录，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要求；6、对证据6有异议，超过办案期限，将国有土地认定为集体土地、认定第三人在争议地种植有林木与事实证据、证人证言严重相悖。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与被告在答辩状中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完全不符，所附的地形图没有双方代表人的签字，也没有基层人员的签字或者盖章，不符合调处条例的规定；7、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在2018年9月送达违反法定的期限；8、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将证实2017年原告未有人到现场进行过勘查；9、对证据9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10、对证据10的关联性有异议，所造林的位置是玖碰，不是在本案争议地；11、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与原发表的意见一致；12、对证据12、12-1没有异议；13、对证据13有异议，证人未出庭作证，也没有证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所证明的事实与其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互矛盾。被告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视为其作出的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所有的调查内容都虚假；2、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3、对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4、对证据6不予认可，未在规定的十日内答辩，市政府采纳该答复意见书违法，市政府并未向法庭提交当时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及依据，应当视为市政府在复议期间县政府并未提交任何证据及法律依据；5、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市政府已经向当事人送达意见书；6、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未在60日内作出，在本案中并未存在案情复杂等需要延长审限的情况，从行政复议决定落款的时间及原告签收复议决定书的时间，明显存在倒签的情形。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①罗汝辉是在第三人的那塘坡砍草监伐林木，不在争议地；②协议书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伪；③从协议书内容看与本案无关，签订的时间是两年，如砍草及监伐争议地169亩的幼林，费用不可能只是600元；④1990年凤旁林场已经与良利村各队划定国有土地的界线并签订山界林权协议书，1991年原告与凤旁林场、县政府提出协调，第三人方明确表示放弃权利，1993、1994年第三人没有依据到争议地内种植林木；⑤出庭的证人证实当时陈泽阶花了100元让罗汝辉作虚假证言；⑥当场进行录音录像并未得到罗汝辉的同意，不符合法律规定；⑦1991年年底县政府及林场已经同意将争议地划拨给原告使用，原告分到各个农户进行承包并种植杉木，间种玉米，第三人方不可能对争议地有管护事实；⑧第三人并未提供原始的载体，并未载明制作人的签字及在场人，不符合证据规则。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4月28日的证据：对证据1-10无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 二、5月5日的证据：1、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12有异议，没有原件，所记载的内容是主观推断，经办人王成刚身份不明，没有相关证据佐证，且村委会没有职权证明林木所有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5月18日的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3、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形式不合法，单位出具的证明应当有负责人签名，所盖公章真假难辨，林场无权将土地以划拨形式划给任何一个集体或者个人；4、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证人未出庭，没有身份证明无法核实身份。 四、5月24日的证据：1、对证据1有异议，没有证明人及负责人签字，公章真假难辨；2、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5月18日提供的证据3的质证意见一致。 五、对出庭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所陈述内容与凤山县政府在调处阶段调取的证言相矛盾，证人黄某对其调查笔录中的签字是否本人签字含糊其辞，该证言不能采用；2、证人李某之前都是在外帮工，所作的陈述都是道听途说，陈述本案争议地与其集体土地隔条沟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3、彭彩秋等证人都是原告的村民，有利害关系，所作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用。 被告凤山县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协议书是约定两年期间监伐边界的林木和杂草，并不是砍草监伐169亩的林地。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证人出庭所作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2019年2月的证据：1、对证据11中罗庆茂的证明有异议；2、对证据12中彭彩秋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第三人关于争议林木是原告种植有异议，争议地内林木不是原告种植，对其陈述土地是第三人所有无异议；3、对证据12-1有异议，黄某称争议地内林木是其联营所造有异议，当时凤旁林场将土地及其种植的林木一并退还；4、对证据14有异议；5、对证据17有异议，对原告主张是将土地划拨为国有不予认可；6、对证据21有异议；6、对证据22有异议，山界林权协议书没有单位盖章，没有原件。第三人对凤山县政府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4月28日的证据：1、对证据1、2、4、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2、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不能作为证据，且落款的对象模糊；3、对证据6有异议，证据内容记载涉案土地属国有土地不真实，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4、对证据7有异议，记载争议地属国有土地不予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5、对证据8有异议，①第三人不知当时将土地划归原告，且协议书并未加盖凤旁林场的公章，草图是单方勾画并未得到第三人认可，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②彭彩秋也只是原告的会计，并不是组长，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6、对证据9中（1）凤旁林场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2）对罗庆茂的证明材料有异议；7、对证据10无异议。 二、5月5日的证据：1、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2、对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三、5月18日、5月24日的证据：对证据1-4、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四、对出庭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1、证人黄某陈述的事实不存在；2、证人李某陈述1991年原告全垦种植杉木，但在1992年退回土地时林场已经种植了林木，其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3、其他证人是原告的村民，为自己作证，违反证据规则的规定，不能采信。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2013年4月证据的第1-12项证据、2019年2月证据的第1-13项证据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第1-9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4月28日证据：1、第1-7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对第8项证据中的山界林权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原告划分承包到户草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3、对第9项证据中罗庆茂证实材料、村民会议决议、李某、黄家亮、黄某、良利村委证明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4、对第10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二、5月5日证据：1、对第1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对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三、5月18日证据：1、对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对第3、4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四、5月24日证据：对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信。五、证人出庭作证证言：与被告凤山县政府调查证据相矛盾的部分不予采信，有凤山县政府调查证据相互佐证的部分证言予以采信。 对第三人提供的第1-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双方争议的林地地名黑湾，其四至范围是东从A点至B点，南从B点至C点，西从C点至D点，北从D点经E点至A点闭合，面积169亩。1953年土地改革时期，凤山县政府颁发给良利村七组杨云辉、杨云章两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黑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凤旁林场经营管护争议地。1991年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提出争议，要求凤山县政府调处。1992年4月23日凤旁林场与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签订《山界林权协议书》，约定从玖碰防火线下约120亩的荒山全部划归原告。第三人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得知黑湾林地划归原告后，自1992年10月开始多次报告要求凤山县政府调处，凤山县政府组织争议双方多次调解未果。被告凤山县政府于2008年11月14日作出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确认将争议地黑湾的85亩林木林地所有权属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集体所有，84亩林木林地所有权属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维持了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向凤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过程中，凤山县政府于2013年10月31日作出凤政撤决字[2013]1号《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决定》。原告申请撤回起诉，凤山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2013）凤行初字第8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撤回起诉。被告凤山县政府经重新调查取证，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凤山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有权作出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河池市政府作为凤山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其行政复议主体资格适格。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案情需要可以组织调查、收集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必要时可以举行质证。第三十七条规定，权属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提供其与凤旁林场签订的《山界林权协议书》，主张争议地是国有土地。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国有凤旁林场经营使用过争议地，确定争议地应为集体土地。本院认为凤山县政府对当时凤旁林场所使用土地的来源、过程、所使用的土地是否已经变更为国有土地没有调查清楚，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调处工作人员进行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现场实地调查、勘验，应当邀请当地基层组织代表参加，通知权属纠纷当事人到场。勘验的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绘制权属争议区域图，由勘验人、权属纠纷当事人和基层组织代表签名或者盖章。本案中，凤山县政府分别在2007年9月14日、2017年4月21日组织权属纠纷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制作有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勘查图，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亦组织凤山县政府、争议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核实情况。之后，凤山县政府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在其组织权属纠纷当事人到现场勘查时是在争议地对面坡指认争议地四至范围，所以在绘制争议地四至范围时发生偏移，将案外人弄者村民小组的林地勾画在争议地四至范围内。争议地面积、四至范围和林地争议现场勘验图是处理决定认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告在调处阶段绘制的林地争议现场勘验图发生偏移，亦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被告凤山县政府在2013年10月31日下文撤销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后，至2018年12月25日才作出本案被诉的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反行政高效的原则。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工作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权属纠纷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其回避。本案中，原告良利村第二村民小组提出凤山县调处办的工作人员袁芝让与第三人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存在亲属关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未主动回避违反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袁芝让及其直系亲属在良利村第七村民小组享有集体土地使用权或者在该村民小组享有其他利益，原告主张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凤山县政府作出凤政处字[2008］3号行政处理决定后，在诉讼过程中自行撤销该处理决定，之后作出本案被诉的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争议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并将调解贯穿于受理、办理、决定全过程。本案中，被告河池市政府是行政复议机关，第三人认可在复议过程中河池市政府已经征求其调解意见，因此原告主张河池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被告河池市政府复议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21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谭凌云 审判员  梁海亮 审判员  韦荷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吴菊婵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