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民再230号抗诉机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陈洪足，男，汉族，1963年7月21日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泉，湖北晨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艳，湖北宁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被申请人）：周胜，男，汉族，1975年4月6日出生，浙江省永康市人，住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峰，湖北秋筠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诉人陈洪足因与被申诉人周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作出鄂检民（行）监[2018]42000000234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9）鄂民抗2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黄炎子、检察官助理袁园出庭。申诉人陈洪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迪泉及夏艳、被申诉人周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慧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如下：一、再审判决依职权解除陈洪足与周胜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其一，根据当事人处分原则，人民法院应当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审理及裁判依据。本案中，周胜的诉讼请求是返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再审中，法院再次向周胜确认其诉讼请求，周胜确认为“确认合同无效，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虽然周胜的代理人坚持其诉讼请求为解除协议，但在当事人自己出庭并坚持诉讼请求为确认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释明当事人更换诉讼请求，如果不更换，则应当按照当事人而非诉讼代理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权由合同当事人行使，其他主体不享有对合同解除的权利，法院的判决只能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效力予以认定，所享有的是后继性的确认权。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第3期公报中关于“崂山国土局与南太置业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的裁判摘要写明：“解除权在实体方面属于形成权，在程序方面则表现为形成之诉。在没有当事人依法提出该诉讼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径行裁判。”本案中，再审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股份转让协议》有效，周胜的两项诉讼请求均失去了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能在周胜未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围绕周胜订立《股份转让协议》的目的是否实现进行审理，并以周胜签订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判决解除合同。由此，再审判决明显超出了周胜的诉讼请求。二、再审判决认定陈洪足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其一，《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本股份转让后公司上市前换发股权证时一并换发股权证给受让方”，并未约定将周胜变更登记为湖北共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赢公司）股东的义务在陈洪足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应由共赢公司完成。其二，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的约定，换发股权证时间节点为“能一郎公司上市前换发股权证时”，由于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一郎公司）迄今未能上市，也没有开始“换发股权证”，显然约定履行义务的时间尚未到来，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就登记股东的时间达成了新的约定或者周胜对此进行了催告。在《股份转让协议》对于变更登记义务归属未予约定，变更登记时间尚未到来的情况下，再审判决认定陈洪足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明显缺乏证据证明。三、再审判决认定周胜与陈洪足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明显缺乏证据证明。其一，《股份转让协议》中关于能一郎公司上市预期的内容已清晰表明周胜签订合同的目的。周胜受让陈洪足在共赢公司股份的目的不是急于登记为共赢公司的股东、行使登记股东的相关权利，而是为了通过持有共赢公司的股份继而获取能一郎公司上市后带来的股票增值收益。再审判决将周胜受让股份的合同目的解释为“将周胜登记为公司股东，以股东身份享有、承担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错误认定了其合同目的。其二，周胜与陈洪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实质是投资行为。投资意味着收益与风险并存，风险自担。正因如此，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中明确约定“本股份已经转让后，受让方享受转让方在能一郎公司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且风险自担”。能一郎公司是否必然能够上市以及上市后的股值如何均是不确定的，周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能一郎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应当遇见其投资风险，并承担风险后果。其三，即使按照再审判决认定的周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目的为“将周胜登记为公司股东，以股东身份享有、承担公司的权利、义务”，原审查明的事实也不足以认定该合同目的存在难以实现的情形。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在陈洪足与周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的2011年1月27日，周胜与共赢公司已签订过一份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周胜投资450万元，共赢公司向周胜出具了200万元的《收据》，注明为“投资款”。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资合性和人合性双重特征，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向公司的出资行为，要么是投资要么是借款，在没有证据证明周胜以上款项为借款的情况下，足以证明周胜与陈洪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已经是共赢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所以，陈洪足与周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实质是公司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在共赢公司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适当形式将周胜登记为公司股东。再审判决认定周胜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缺乏证据证明。陈洪足称：（一）再审判决对周胜在受让陈洪足股份之前是否为共赢公司股东这一事实未予查明，导致判决错误。再审开庭时，周胜提交了2011年1月27日周胜出资200万元受让谢某在共赢公司股份的收据及投资入股协议，2011年7月31日周胜出资40万元受让袁晓玲、曾秀弟在共赢公司20万股股份收据及股权转让协议。前述证据与陈洪足提交的法院的调查笔录内容一致，足以证明周胜在受让陈洪足股份前已是共赢公司股东的客观事实。此外，从周胜提交《关于本案再审的意见》来看，周胜对前述事实亦予以了自认。再审法院对周胜提供的多份证据只字未提，却以陈洪足提交的调查笔录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为由，对周胜在受让陈洪足股份之前已经成为共赢公司股东这一基本事实不予认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二）再审判决以共赢公司工商登记未载明周胜的名字为由认定周胜非共赢公司股东，属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只是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而不能仅因工商登记未载明周胜的名字就否定周胜的股东资格。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我国法律承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3、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的原因在于周胜，而非陈洪足。周胜看重的是正在筹备可能上市的能一郎公司，并不要求在共赢公司行权，也未要求办理股权转让登记变更手续。4、共赢公司章程规定，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均属于公司的义务，不属于陈洪足的义务。5、本案系因股权转让登记而发生的争议，应以共赢公司为被告，以陈洪足为第三人。周胜直接主张陈洪足返还股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三）根据共赢公司内部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周胜、陈洪足均是共赢公司的股东，其相互之间转让公司股权无需其他股东同意。（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的规定，即使周胜不是共赢公司的股东，因陈洪足转让股份给周胜时通知了共赢公司的其他股东且征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故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五）再审判决混淆了股东资格与股东权益的概念。1、周胜与陈洪足签订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时间和收付款的事实发生在2011年8月31日，而周胜起诉时间为2015年4月2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2、周胜在受让陈洪足股权之前，受让了谢某、袁晓玲、曾秀弟的股权，均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3、周胜认可其共赢公司股东身份，再审判决认定周胜未能以股东身份享有及承担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及（2016）鄂12民终296号民事判决、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2015）鄂咸安民初字第00973号民事判决，驳回周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均由周胜负担。周胜答辩称：（一）原再审判决未超出周胜的诉讼请求。本案中，周胜的诉讼请求为要求陈洪足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并赔偿周胜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二、再审法院均没有作出解除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判项，判决结果没有超出周胜的诉讼请求。此外，陈洪足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再审判决认定陈洪足向周胜返还相应款项，属于陈洪足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方式，符合法律规定。（二）原再审判决认定陈洪足未履行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义务，致使周胜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综合分析合同条款，可以看出双方订立合同的真实意图为：周胜通过受让陈洪足在共赢公司所享有的100万出资股权，成为共赢公司股东，再通过共赢公司间接持有能一郎公司的股份并获得未来能一郎公司上市后的相关股份收益。在周胜不被登记为共赢公司股东的情形下，周胜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2、周胜最终能否成为共赢公司股东，应根据共赢公司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由共赢公司股东会作出最终决定或由经全体股东签名的决定文件确认。此外，因周胜已依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陈洪足应当协助周胜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截止本案诉讼时，陈洪足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协助周胜办理过股东变更登记手续，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共赢公司召开了股东会或共赢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了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胜已经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参与了共赢公司的经营管理。从始至终，陈洪足及共赢公司的其他股东都没有认可周胜的股东身份。3、周胜虽于2011年1月27日与共赢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但这仅仅是周胜向共赢公司的投资，而不是周胜收购共赢公司任何一股东的股权，即周胜并没有因为该笔投资而成为了共赢公司的股东。4、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本股份一经转让后，受让方享受转让方在能一郎公司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且风险自担。”但如前所述，在签订该协议时，陈洪足只是共赢公司股东，并不是能一郎公司的股东，其只能通过共赢公司在能一郎公司行使其股东意志，这与直接在能一郎公司享有股东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此可见，陈洪足根本不能保证周胜在能一郎公司享有权利义务，也不能给周胜换发所谓的能一郎公司股权证。因陈洪足根本违约，原再审判决认定其向周胜返还相应款项证据充分，于法有据。综上，请求维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周胜向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陈洪足返还股份转让款人民币200万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200万元；由陈洪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1年8月31日，周胜、陈洪足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陈洪足将其在共赢公司100万股份转让给周胜，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万元。陈洪足在协议上载明“本转让协议如因转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给受让方造成经济损失，概由转让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周胜以转账的方式支付200万元给陈洪足，陈洪足出具了收据。2015年3月1日，共赢公司、能一郎公司、共赢公司大股东谢某共同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陈洪足转让共赢公司100万股份给周胜未告知公司其他股东并经股东会同意，共赢公司对股份转让事宜不予认可。另查明，共赢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谢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占公司股权51%，陈洪足占公司股权10%。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本案中，陈洪足、周胜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仅有作为该公司股东之一的陈洪足签字，并无其他股东签字同意，也未形成股东会决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和证据综合认定，陈洪足与周胜之间股权转让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股权转让的生效条件未取得。因此，陈洪足、周胜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因双方未按法定条件转让股权，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双方均有过错，故各自承担损失。为此，对周胜诉讼请求中赔偿损失部分不予支持。关于陈洪足提出诉讼时效问题，因共赢公司在2015年3月出具证明，周胜才知道股权受侵犯事实，诉讼时效应从周胜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故对陈洪足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洪足在本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周胜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二、驳回周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00元，由陈洪足负担。陈洪足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胜的诉讼请求。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事实：2007年9月21日，陈洪足等七个自然人与深圳能一郎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湖北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能一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能一郎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份总数3000万股，每股金额1元，陈洪足认购股份450万股。2008年9月21日，陈洪足将其持有的能一郎公司450万股份作价450万元转让给深圳能一郎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2月8日，陈洪足与谢某等六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共赢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陈洪足认缴出资100万元，占共赢公司10%股权。在此期间，能一郎公司已增资至5500万元，深圳能一郎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700万股，每股1元，2010年6月2日，深圳能一郎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能一郎公司4700万股份共4700万出资额，以4700万元转让给共赢公司。2011年因能一郎公司准备上市，周胜欲购买原始股，2011年8月31日与陈洪足签订了一份《湖北共赢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经双方协商，并经相关证人证明，就湖北共赢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方（陈洪足）将其在共赢公司的4122654.1元股份中的100万股的股份（人民币100万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周胜）。二、受让方同意接受该转让的股份。三、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00万元。四、本协议签订后，受（转）让方在收到转（受）让方的转让价款后，应同时打出收款收条，并加右手食指掌印。五、本股份一经转让，受让方享受转让方在能一郎公司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且风险自担。六、本股份转让后公司上市前换发股权证时一并换发股权证给受让方。陈洪足在协议单方载明“本转让协议如因转让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效，给受让方造成经济损失，概由转让方承担”。协议签订后，周胜以转账的方式支付200万元给陈洪足，陈洪足出具了收据。后因能一郎公司并未如期上市，2014年12月8日共赢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王珍梅占股70%，左小腊占股30%，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左小腊。另查明，一审诉讼中，陈洪足提供一张共赢公司2010年1月1日出具的收据，收据载明内容为：收陈洪足投资款4122654.1元，收款事由2007年至2009年本金及利息，每股1元。2015年3月1日，共赢公司及能一郎公司联合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陈洪足2011年8月31日私下将其名下共赢公司股份和能一郎公司股份权利转让给周胜，未告知公司其他股东并经股东会同意，共赢公司及能一郎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一概不予认可。二审审理过程中，陈洪足、陈秋生、陈中华、江诗雄、王能平、吴作剑以谢某、左小腊、王珍梅为被告，以李绍样、刘启贤、王晓彬为第三人向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谢某、左小腊、王珍梅2014年12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收购协议》无效之诉，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决定立案受理。同日，陈洪足向二审法院提交《中止诉讼申请书》。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周胜与陈洪足之间签订的共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无法履行，周胜有权要求陈洪足返还股权转让款。理由为:一、合同标的物约定不明，无法确定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合同标的是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标的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没有标的，合同不能成立，标的的条款应特定化，才能确定权利义务。合同标的物，并不受制于当事人之间合同的外观和名称，应由当事人真实意思来决定，并使之特定化。1.股权转让时，共赢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能一郎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共赢公司系能一郎公司法人股东，持有4700万法人股份。陈洪足为共赢公司股东，仅持有共赢公司10%股份，并不持有合同中约定的共赢公司4122654.10元股份，即便其在共赢公司投资为4122654.10元，超出其认缴出资100万元的出资，应计入资本公积，性质属于出资人对公司的债权，而非股权，故陈洪足并无共赢公司4122654.10元股份对外转让。2.根据陈洪足在答辩状中的陈述、以及证人谢某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共赢公司持股的能一郎公司于2011年准备上市，周胜找陈洪足购买原始股，合同目的是购买能一郎公司股份，待公司上市后，获取股票增值收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亦约定，股份一经转让，受让方周胜享有转让方在能一郎公司同等权利和义务，公司上市前换发股权证时一并换发股权证给受让方，上述事实及约定均表明双方交易的合同标的物应是能一郎公司股份。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标的物意思表示不明确的情形，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不能确定。二、按当事人真实意思确定合同标的物，陈洪足无权处分共赢公司持有的能一郎公司股份。陈洪足在共赢公司投资4122654.10元，该投资款已转为共赢公司法人财产，共赢公司在能一郎公司投资所取得的4700万股份亦属于共赢公司法人财产，陈洪足并非能一郎公司股东，即使其因在共赢公司投资4122654.10元而享有共赢公司在能一郎公司的4122654.10元股份收益，该权利也只是股份收益权，而非股权。退步而言，即使共赢公司因内部治理，向陈洪足分配了能一郎公司的4122654.10元股份，但并未依法办理股权转让手续，陈洪足尚未成为能一郎公司股东，陈洪足转让能一郎公司股份未经权利人共赢公司追认，订立合同后也未取得处分权，股权转让协议为无效协议。三、按合同约定确定合同标的物，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陈洪足在共赢公司持有的10%股份现已全部转让至左小腊名下，陈洪足既不持有共赢公司股权，亦不持有能一郎公司的股份，合同已无法履行，周胜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陈洪足返还股权转让款。陈洪足提出其与左小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非其签名，已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为由，请求本案中止审理，经审查，该份合同中陈洪足的签名与陈洪足在共赢公司章程等多份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签名相同，且还涉及左小腊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有权取得受让股权的问题，该份合同如确属无效，陈洪足有权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赔偿，该案件的审理结果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案件中止审理情形，二审法院对此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陈洪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以周胜、陈洪足之间股权转让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但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陈洪足负担。陈洪足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鄂民申1755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再审继续予以确认。该院再审同时查明，2011年1月27日周胜与共赢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入股协议，约定周胜投资450万元，以每股3元的价格通过共赢公司持有能一郎公司股票150万股。同一天共赢公司向周胜出具收据，载明内容为：购买公司股票，收款200万元，注明为投资款。另查明，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6）鄂1224民初1250号民事判决，判决2014年12月3日转让方为被告谢某、原告陈洪足、陈秋生、第三人李绍祥、刘启贤、王晓彬，受让方为被告左小腊、王珍梅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等。本案周胜受让陈洪足股份的目的是成为共赢公司的股东，继而享有获得能一郎公司上市后的利益。但是周胜在支付转让款之后是否就具有了共赢公司的股东资格，还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登记等是如何规定和记载来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股东之间可以转让股权，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应如何转让股权，而第七十一条第四款又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周胜与陈洪足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有效。根据共赢公司的章程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股东会行使的职权之一：“审议批准股东的股权转让”。第二款规定：“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故共赢公司对股权转让有明确的章程规定，根据该规定，本案被申请人周胜是否能成为共赢公司股东仍由股东会作出最终决定或者有全体股东签名的决定文件确认。另外，共赢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本案中陈洪足不能提供共赢公司召开了股东会或者共赢公司全体股东以书面形式同意陈洪足与周胜的股权转让的证据，也无证据证明周胜已经实际享有了股东权利，参与了共赢公司的经营管理。从目前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名册中可以得知，共赢公司的股东构成及股东名册上均未有针对周胜的变更登记，虽然周胜与共赢公司在2011年1月27日签订有投资入股协议，共赢公司并向周胜出具了收据，但仅能证明共赢公司收到了周胜交付的投资款，不能证明周胜在与陈洪足签订协议之前就已经成为共赢公司股东的事实。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公司的工商登记公示情况还是公司内部的文件记载等，均无法得出周胜在与陈洪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或是之后已然成为了共赢公司股东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附随义务。从2011年8月31日周胜与陈洪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至周胜提起诉讼四年时间，经周胜多次催告，陈洪足均未按公司法及共赢公司章程的要求，协助周胜完善及办理相关手续，通过适当形式将周胜登记为公司股东，周胜亦一直未能以股东身份享有、承担公司的权利、义务。因此陈洪足的合同义务并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直至目前，陈洪足与周胜的股权转让行为仍没有得到共赢公司全体股东的同意和出具书面认可文件，致使周胜不能实现其成为共赢公司股东的合同目的，故周胜不再愿意成为共赢公司股东，要求陈洪足返还相应款项的诉请可予支持。综上，陈洪足的再审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维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12民终296号民事判决。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周胜与陈洪足于2011年8月31日签订的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未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陈洪足将其在共赢公司的4122654.10元股份中的100万股的股份（人民币100万元）依法转让给周胜。该协议签订时共赢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陈洪足作为共赢公司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为100万元，其仅持有共赢公司10%的股权而并不持有协议约定的4122654.10元股份。本次再审庭审中，陈洪足主张其对共赢公司总投资额为4122654.10元，其将该总投资额中的100万元转让给周胜，故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的标的应按比例折算为陈洪足享有的共赢公司2.43%的股权；周胜则主张，工商部门登记资料显示陈洪足对共赢公司的出资为100万元，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明确约定陈洪足将100万元出资转让给周胜，故周胜受让的应为该100万元出资对应的10%的共赢公司的股权。考虑到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存在明显歧义，且与工商登记资料及共赢公司章程不符，亦无法通过文义解释规则或结合合同目的推断出该条款的明确含义，加之对该条款的理解陈洪足与周胜各执一词，应视为双方对陈洪足拟转让共赢公司股权的具体指向未能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其二，《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本股份一经转让后，受让方享受转让方在能一郎公司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且风险自担；第六条约定，本股份转让后公司上市前换发股权证时一并换发股权证给受让方。从前述条款的具体内容来看，双方交易的合同标的应指能一郎公司股份而非共赢公司股权，否则合同条款将无法履行。再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亦一致确认合同第六条中“股权证”应为能一郎公司的股权证。由此可见，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合同第一条指向的合同标的为共赢公司股权，第五条及第六条指向的合同标的又为能一郎公司股份，合同本身前后矛盾。综合前述分析，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存在合同标的约定不明的情形。鉴于合同标的是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具体明确的合同标的系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故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未能成立。对周胜向陈洪足支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周胜有权要求陈洪足返还。值得说明的是，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周胜向陈洪足支付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一直由陈洪足实际占有。周胜于2015年4月2日以合同无效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陈洪足返还该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赔偿损失，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经审理后虽认定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并非无效合同，而是自始未成立，但周胜关于陈洪足向其返还2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仍应得到支持。综上，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以涉案《股份转让协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认定周胜有权解除合同，适用法律确有不当，但该判决主文并未超出周胜的诉讼请求，故其判决理由部分存在的瑕疵未影响实体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12民再14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卫逊敏审判员  李成林审判员  陈 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刘清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