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6民初3488号 原告：廖红燕，女，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秀明、蔡慧红，福建东方格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国奖，男，汉族，1979年3月21日出生，住福建省石狮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志军、王荣栋，北京中银（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福建省定佳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尚路****。 法定代表人：董南，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民、郑昕，福建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廖红燕与被告李国奖以及第三人福建省定佳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佳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廖红燕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尤秀明、蔡慧红，被告李国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荣栋，第三人定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红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依法撤销（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2.判令不得追加廖红燕为李国奖与定佳公司拍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3.判令廖红燕无需在225万元的范围内，向李国奖偿付债务保证金80万元、报名费100元、利息（以80.0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之日）。事实和理由：2019年2月21日，廖红燕收到法院作出的（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追加廖红燕为申请执行人李国奖与被执行人定佳公司拍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廖红燕在抽逃出资225万元的范围内，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奖偿付债务保证金80万元、报名费100元、利息（以80.0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之日）。廖红燕认为：李国奖追加廖红燕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一、定佳公司有财产能够执行，执行法院在尚未对定佳公司提供的财产进行处置、无法确认定佳公司的财产是否能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直接裁定追加前股东为被执行人，明显错误。 1.定佳公司已向执行法院申报债权，提交了一份《长期字画投资明细表》，但执行法院未对上述财产启动评估拍卖程序，未对定佳公司的财产进行处置。 2.定佳公司尚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定佳公司名下尚有定佳公司福州分公司、定佳公司莆田分公司两家分公司，执行法院未对两家分公司予以执行，定佳公司尚有商标名称为“海西艺术指数”的注册商标，均具有一定价值。 如前可知，定佳公司显然仍有财产可供执行，对于定佳公司是否已确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李国奖未提交相关财产执行情况予以证实。因此，不能直接认定该执行案件追加廖红燕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情形即定佳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已经具备。 二、（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廖红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抽逃出资的构成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廖红燕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抽逃出资的行为。 综上，执行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廖红燕存在抽逃出资，该认定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该执行行为侵害了廖红燕的合法权益，并将造成廖红燕财产的重大损失。据此，廖红燕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如所请。 李国奖辩称，首先，李国奖申请对定佳公司的强制执行案件，作为被执行人的定佳公司至今未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债务，且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未执行到款项。廖红燕称定佳公司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定佳公司提供的长期投资字画，未能提供该批次字画的取得方式、系合法持有、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该批次字画的价值，同样商标的价值无法确认、两分公司是否具有财产定佳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基于此，无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定佳公司现有财产足以清偿对李国奖所付的债务。 其次，企业法人以其所有的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是企业法人财产原则的核心。因此，当出资人向企业出资后抽逃出资的，应当对企业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廖红燕将应履行的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后，款项便属于公司所有。廖红燕利用其管理公司上的职务便利，将属于公司的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廖红燕未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将款项转入其个人账户系经过合法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应当认定廖红燕的行为系属于抽逃出资。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将廖红燕追加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系符合法律规定。 最后，廖红燕在与李国奖案件的诉讼期间，将定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变更给董南，将定佳公司的全部股权也过户给董南，而根据李国奖查询了解，董南系因涉嫌犯罪于2017年11月16日刑满释放，且不论董南不具备担任公司公法定代表人的资格，廖红燕的行为明显系属于恶意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行为。另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定佳公司为一个有限公司，廖红燕系该公司的全资股东，结合执行阶段调取的银行流水，我们认为廖红燕与定佳公司财产严重混同并抽逃出资，应驳回廖红燕的诉讼请求。 综上，廖红燕在起诉状中的诉求和事实与理由，均系狡辩，明显滥用执行异议和诉讼程序，其恶意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拖延阻碍执行，致使执行效力降低，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鉴于（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廖红燕的起诉，维持《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 定佳公司述称，从廖红燕据以提起诉讼的（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内容来看，认定廖红燕抽逃出资的事实是“定佳拍卖公司3510××××4860验资账户”从开户至2019年1月转至廖红燕名下的款项为749.1575万元，而廖红燕转至该账户的款项为576.65万元，认为廖红燕取得款项金额超过其付款款项金额，并据此认定廖红燕抽逃出资225万元。对此认定，定佳公司认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明显是错误的。因多件执行案件，法院查封、冻结了定佳公司的多个银行账户。也就是说，无论是执行机构，还是李国奖，均定佳公司有多个银行账户。但（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却仅以定佳公司其中一个账户与廖红燕之间的款项往来为依据，并以其中的差额作为认定抽逃出资的数额。事实上，廖红燕作为定佳公司的原股东及原法定代表人，不仅与定佳公司的上述验资账户有资金往来，也与定佳公司的其他账户有资金往来。此外，廖红燕还有大量受托向定佳公司的客户代为支付款项的行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为定佳公司代垫款项等行为。这些并不是仅仅以廖红燕与定佳公司之间在银行的款项往来就能够确定的，而需通过对财务账册的审计、清算才能确定。事实上，根据“厦和祥会所（2019）审字第Ｎ1113号”《审计报告》，廖红燕是定佳公司的债权人，而不是定佳公司的债务人，定佳公司拖欠廖红燕265701.76元。从该事实足以证明，廖红燕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及事实。 综上，（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是错误的。廖红燕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成立，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廖红燕提供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的真实性可以确认，但是其中的验资报告只能证明2012年2月14日当时定佳公司的股东已经足额缴纳出资，并不能证明后续股东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本院依法对其证明对象不予确认；2.定佳公司提供的2019年5月6日的审计报告中明确载明“长期投资-字画投资12719952.00元按其账面入账价值体现，由于专业水平所限，我们无法确认上述字画现在的市场公允价值，是否发生减值无法做出判断”，并且与之前在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定佳公司的年检报告、审计报告的内容不符，本院依法对其证明对象亦不予确认。另外，审计报告“其他应付款”中显示“廖红燕265701.76元”亦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本院亦不予采信；3.定佳公司提供的其与陈少青签订的协议书以及刑事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足以推翻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李国奖对定佳公司的债权，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定佳公司申请调取李国奖与陈少青的交易明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准许。定佳公司对生效法律文书有异议，可另行主张权利；4.定佳公司提供的书画买卖合同系事后补签的，询征时间更是发生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并且部分合同相对方与定佳公司的股东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合同也是单列的，没有附在相应记账凭证的后面，不符合会计规范；支票存根显示用途为“备用金”，无法确认与字画交易之间的关联性；记账凭证系定佳公司单方制作的，“主管”、“复核”、“出纳”、“经办”等相关内容是空白的。其中，大额现金交易未附单据，银行存款凭证或者没有记载用途，或者记载用途为“退拍卖款”，而非支付购买价款。简言之，定佳公司提供的该组与书画交易有关的证据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5.证人范干平并非定佳公司的员工，并未参与定佳公司所述的相关字画交易，其证言亦不足以证明定佳公司所述相关字画交易的真实发生，本院亦不予采信;6.关于2015年1月31日记账凭证与2015年1月16日的收据，其与定佳公司向王月英转账的时间（2012年2月28日）间隔近三年的时间，并且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李国奖与定佳公司拍卖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的执行依据为本院作出的（2015）湖民初字第9165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该份民事判决书确定李国奖的债权为保证金80万元、报名费100元、利息（以80.0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之日）。该份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定佳公司未履行债务，本院也未执行到款项。李国奖遂以廖红燕抽逃出资为由，申请追加廖红燕为被执行人。2019年2月2日，本院作出（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追加廖红燕为申请执行人李国奖与被执行人定佳公司拍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廖红燕在抽逃出资225万元的范围内，在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国奖偿付债务保证金80万元、报名费100元、利息（以80.01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9月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退款之日）。廖红燕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再查明，定佳公司设立于2003年5月16日，设立时股东分别为郭菲、余卫强，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2005年7月12日，定佳公司股东变更为郭菲、廖红燕，郭菲实缴资本80万元，廖红燕实缴资本20万元。2007年11月5日，定佳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306万元，郭菲实缴资本244.8万元，廖红燕实缴资本61.2万元。2009年12月15日，定佳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6万元，郭菲实缴出资额404.8万元，廖红燕实缴出资额101.2万元。2011年10月19日，定佳公司变更股权登记，变更后郭菲实缴出资额247.94万元，廖红燕实缴出资额258.06万元。2012年2月27日，定佳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006万元，郭菲实缴出资额492.94万元，廖红燕实缴出资额513.06万元。之后，定佳公司多次变更股东，具体为变更股东廖红燕、郭菲为股东廖红燕，变更股东廖红燕为廖红燕、付强，变更股东廖红燕、付强为董南。截止2018年10月15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私营公司基本信息显示，定佳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自然人股东为董南，实缴出资额1006万元。 又查明，2012年2月14日，因定佳公司增资500万元的需要，郭菲向定佳公司尾号4860的账户存入投资款245万元，廖红燕向定佳公司尾号4860的账户存入投资款255万元，定佳公司尾号4860的账户存款达到5027405.28元。之后，定佳公司尾号4860的账户只有两笔进账，合计4万元。2012年2月28日，定佳公司以退保证金的名义分多笔共向郭菲的母亲王月英转账200万元。2012年2月29日，定佳公司以退保证金的名义向廖红燕转账60万元，向案外人温志达转账240万元。 另查明，与本案关联的（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中，本院向建设银行厦门吕岭支行查询定佳公司3510××××4860验资账户从开户至2019年1月转至廖红燕名下所有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2月14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定佳公司汇款至廖红燕名下的款项为749.1575万元，廖红燕汇款到定佳公司名下的款项为576.65万元（包含2012年2月14日汇至定佳公司的出资款255万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执行（2019）闽0206民初348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廖红燕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产以及位于厦门市××巷××号××室房产。之后，本院依法执行（2019）闽0206民初3488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解除对廖红燕位于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产的查封。之后，廖红燕提供现金担保826850.50元，本院依法执行（2019）闽0206民初3488号之三民事裁定书，查封廖红燕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路××号××室房产，并解除对廖红燕名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巷××号××室房产的查封。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由此可见，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前提条件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并且股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 本案中，首先，定佳公司是否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定佳公司对此负有证明责任。然而，如前所述，定佳公司提供的《长期字画投资明细表》、书画买卖合同、记账凭证以及证人证言等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不足以证明相关字画的价值，其也未向本院申请对相关字画进行评估，依法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廖红燕主张定佳公司还有其他两家分公司的财产以及商标价值可以执行，亦未提供证据佐证，自行承担相应不利后果。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定佳公司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 其次，廖红燕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2012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期间，定佳公司的验资账户除了郭菲、廖红燕的投资款500万元外，其他进账只有4万元。郭菲、廖红燕缴纳出资后半个月左右，定佳公司验资账户的存款即以退保证金的名义分别转给郭菲的母亲、廖红燕以及案外人温志达，合计500万元。该部分转出的款项明显来源于郭菲、廖红燕之前转入的投资款。定佳公司以及廖红燕辩称上述付款行为实为支付相关书画的购买价款，但是部分交易发生在亲属之间，金额较大，且定佳公司所述的用途与银行交易明细备注的用途明显不符，也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又，廖红燕提供的2015年1月31日记账凭证与2015年1月16日的收据缺乏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无法证明王月英将50万元返还给定佳公司，依法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此外，廖红燕申请对定佳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亦无必要，本院依法不予准许。 另外，根据（2018）闽0206执异94号执行裁定书查明的事实，2012年2月14日至2015年12月15日期间，定佳公司付给廖红燕的款项远远超过廖红燕付给定佳公司的款项。定佳公司辩称验资账户的交易明细不足以反映其与廖红燕的款项往来，并未提供其他账户交易明细，也未就其提供的2019年5月6日的审计报告中记载的其他应付款“廖红燕265701.76元”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定佳公司与廖红燕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股东出资转出，李国奖以此为由主张廖红燕抽逃出资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廖红燕依法应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定佳公司因（2015）湖民初字第9165号民事判决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廖红燕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廖红燕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艳斐 审 判 员  范功怡 人民陪审员  杨静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陈钦红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二条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八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被申请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理由成立的，判决不得变更、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或者判决变更责任范围； （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本案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