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8民初42635号原告：施俊长，男，1975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潢川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昌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年年红（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谭家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君，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东兵，男，住北京市丰台区。原告施俊长与被告年年红（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渔来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增光路分公司，以下简称年年红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施俊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被告年年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文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施俊长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年年红公司向施俊长给付货款143430元以及利息损失（以14343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年年红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自2016年8月26日起，施俊长向年年红公司供应肉类。截止到2017年3月29日，年年红公司欠付施俊长货款143646元，年年红公司监事谭桂英就此出具一张字条。年年红公司工商档案显示，施俊长向年年红公司供货之初，谭桂英为年年红公司的股东，同时兼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随后谭桂英将其股权转让给谭家林并担任年年红公司监事，施俊长向年年红公司所供货物用于年年红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施俊长认为谭桂英出具字条确认欠款事实系职务行为，年年红公司应对谭桂英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年年红公司辩称：不同意施俊长的诉讼请求。谭桂英出具欠条时，已经不是年年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只是监事，其无权代表年年红公司承认对外的欠款。施俊长仅有一张字条，双方没有进行对账。该字条是多家供货商限制谭桂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出具的，字条记载的金额是施俊长提供的，谭桂英为了自身安全才出具的字条，且字条没有年年红公司的印章。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2013年1月4日，年年红公司成立。在年年红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含有以下文件：一份《变更（改制）登记申请表（一）（备案申请表）》（2016年3月10日），载明：申请将公司名称由渔来旺（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海淀增光路分公司变更为年年红公司，申请将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将法定代表人、经理变更为谭桂英，申请将股东变更为谭桂英、谭家林；一份2016年7月7日的《年年红公司股东决定》，载明：股东谭家林作出如下决定：1、同意谭家林成为公司唯一股东，公司变更为一人有限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不变仍为5万元，全部由谭家林一人出资。同意选举谭家林为执行董事任法定代表人。同意选举谭桂英为监事；一份2016年7月7日的《年年红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原股东谭桂英退出股东会，同意谭桂英将其持有的出资3万元转让给谭家林。同意免去谭桂英的执行董事职务及法定代表人资格。同意免去谭家林的监事职务；一份2016年7月7日的《年年红公司执行董事决定》，载明：执行董事谭桂英作出如下决定：同意解聘谭桂英的经理职务；一份2016年7月7日的《年年红公司执行董事决定》，载明：执行董事谭家林作出如下决定：同意聘任谭家林为经理。诉讼中，施俊长提交了若干张《送货单》，送货单上的表格“名称及规格”一栏中手写有“腰子”、“瘦肉”、“五花肉”“肥肉”、“排骨”、“肘子”、“大油”、“通肌”、“肥肠”、“肝”、“肺”等字样，并标明了数量、单价、金额。送货单上有“高娟”、“姚业文”、“邓宝佳”、“李百艳”、“王颖颖”、“刘豪”、“王颖”、“祁倩倩”、“李旭”等人的签名字样。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日期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7年1月11日期间。送货单上“顾客”处均有“增光路”手写字样。对此，年年红公司认可有“姚业文”签名字样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不认可其他《送货单》的真实性，并称姚业文系年年红公司的厨师长，《送货单》上的其他人不是年年红公司的人员。施俊长称每次送货时，年年红公司至少需两名人员签字确认，有时是厨师长、有时是粘板厨师、有时是服务员，谁当班谁签，人员不固定。施俊长称上述《送货单》记载的金额共计143430元，据此要求年年红公司支付货款。诉讼中，施俊长提交一张字条，载明：增光路店欠143646，草桥店欠43423，方庄店欠65321，合计欠252390元。字条下方有“谭桂英”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29日。对此，年年红公司认可该字条的真实性，并称该字条是谭桂英出具，但谭桂英无权出具该字条，字条上也没有年年红公司的印章，该字条上的欠款金额是施俊长提供给谭桂英，让谭桂英书写确认的，双方没有进行对账；当时，施俊长与其他供应商将谭桂英关在一家网吧，限制其人身自由，后谭桂英自行前往派出所寻求帮助，施俊长与其他供应商跟着谭桂英一起到了派出所，警官让谭桂英与施俊长等供货商自行解决，故谭桂英在派出所出具了上述字条。施俊长称该字条系其与其他供应商找谭桂英讨要欠款时，因增光路农贸市场人员认为影响了市场其他店面经营，故让其与其他供应商与谭桂英到派出所解决，谭桂英在派出所看了上述《送货单》后签署该字条，当时谭桂英没有核对实际金额，字条上增光路店欠款金额是估算的；不存在谭桂英所述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情形。诉讼中，年年红公司称其在增光路有店面经营餐饮，施俊长向其供应肉类，2017年1月其不再经营增光路店面饮，现已转由他人经营。诉讼中，施俊长称年年红公司于2016年3月10日改制时，谭桂英是年年红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经理。其自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11日向年年红公司供货期间，谭桂英担任年年红公司相应职务，且所供货物用于年年红公司日常经营，故谭桂英出具字条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以上事实，有施俊长提供的字条、送货单、年年红公司的工商档案查询打印件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相关陈述，可以确认施俊长与年年红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施俊长向年年红公司供应肉类，该合同关系反映了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应确认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施俊长主张的欠付货款金额能否成立。对此，本院作如下评述：一方面，施俊长提交的若干份《送货单》样式相同，大部分《送货单》上均有年年红公司厨师长“姚业文”的签名字样，同时在有“姚业文”签名的这些《送货单》上还有“高娟”、“邓宝佳”、“李百艳”等人的签名，而其他没有“姚业文”签名的《送货单》存在有上述三人的签名的情况，结合施俊长关于年年红公司一般会有至少两名人员签收送货单的陈述，可以认为那些没有“姚业文”签字的《送货单》也应是年年红公司的相关人员在收到了施俊长给年年红公司供应肉类后在《送货单》上的签字确认。另一方面，年年红公司虽主张谭桂英出具的字条系在受到人身限制的情况下书写，但并未举证证明，同时，年年红公司亦认可谭桂英是在派出所与施俊长等供应商解决欠付货款问题时书写的该字条，故年年红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谭桂英在书写字条时，虽不是年年红公司的股东，只是监事，但通过施俊长向谭桂英催讨欠款，且谭桂英签署字条的行为，说明谭桂英知晓年年红公司欠付施俊长货款的情况。同时，该字条上确认的增光路店欠款金额与《送货单》记载的金额基本一致。综上，本院对施俊长提交的《送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施俊长依据该《送货单》主张年年红公司欠付货款金额143430元，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年年红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付款情况，故施俊长要求支付该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虽然双方没有约定支付货款的期限，但依据我国《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价款支付时间的相关规定，年年红公司应在收到货物同时向施俊长支付货款，故施俊长要求支付迟延付款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施俊长主张的利息计算基数、期间、标准，本院不持异议。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故利息计算标准应为自2017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应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年年红（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施俊长支付货款143430元、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4343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79元，原告施俊长已预交，由被告年年红（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焱人民陪审员 郭 焕人民陪审员 闫 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窦文冉-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