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75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伟，男，汉族，1976年6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锡祥，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建涛，北京市百瑞（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乔中华，男，汉族，1973年7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沈丘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宏辉，男，汉族，1964年8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平舆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林新育，男，汉族，1992年10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社区乌泥工业区水库路******。法定代表人：崔皝。上诉人邵伟因与被上诉人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及原审第三人深圳市汇想联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想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12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邵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邵伟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由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林新育的出资责任，一审法院在其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认定和举证责任分配上存在错误，进而作出错误的责任认定。（一）《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记载，汇想公司于2015年4月2日分别收到两笔1000万元，共计2000万元，摘要记载为林新育投资款。当日，汇想公司又分别将1000万元、5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全部转出，并为此分别支付200元和120元的跨行支付手续费。鉴于收付款时间的同步性、数额巨大以及未办理验资手续等因素，同日转进转出巨额资金的交易行为完全不符合一个公司正常的资金使用习惯，不符合常理。据此，邵伟完全有理由对林新育的行为构成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林新育提供的转账记录并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出资义务。邵伟曾于一审期间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涉案银行账户的部分转账记录，但一审法院完全未予理会和考虑。（二）一审法院将林新育构成抽逃出资的举证责任分配给邵伟，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如上所述，邵伟完全有理由对林新育构成抽逃出资产生合理怀疑，林新育的举证程度尚未达到能够证明其已实际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明标准。林新育还应进一步就其不构成抽逃出资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林新育的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其应在抽逃出资本息2000万元的范围内对汇想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林新育仅提供了银行转账记录，但并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注册资金的合法来源的使用用途，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应认定其构成抽逃出资。林新育抽逃出资的行为违反了资本充实义务，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与危害结果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相当，故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二十条等规定，林新育应在抽逃出资本息2000万元的范围内对汇想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邵伟申请追加林新育为被执行人，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本案所涉债权发生时林新育是否为汇想公司的股东没有必然联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对公司负有资本充实义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股东未尽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得因股权转让而解除，公司仍有权请求转让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为加强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应当享有与公司同样的诉权。本案发生的背景为汇想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即林新育将其持有汇想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乔中华和刘宏辉。本案中，邵伟入职于汇想公司的时间为2015年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署时间为2015年11月23日，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时间为2015年12月9日，离职时间为2016年1月7日，本案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实际上，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之间自股权转让达成意向后，并最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之前，汇想公司曾多次与邵伟就离职事宜进行沟通，但双方最终未就离职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致使邵伟被迫退出工作岗位。可见，本案所涉债权发生时，林新育仍为汇想公司的股东，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二、关于乔中华和刘宏辉的出资责任，一审法院的分析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一）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对公司负有资本充实义务。一旦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即使事后公司股权发生了变动，受让股东亦不再对公司负有出资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既然认定林新育未构成抽逃出资，同时又以股东出资不能加速到期为由保护乔中华和刘宏辉（汇想公司的受让股东）的期限利益，这实际上肯定了乔中华和刘宏辉仍负有对汇想公司的出资义务，两者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二）乔中华和刘宏辉在受让股权时明知转让人未实缴出资或抽逃出资，应在各自受让的股权所对应的资本范围内对林新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一，《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交易见证书》均记载，乔中华和刘宏辉均以1元分别受让汇想公司60%和4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金额分别为1200万元和800万元。如果林新育已足额实缴出资，显然该对价极其不合理。其二，股权转让完成后，汇想公司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就股东出资期限对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了变更。如果乔中华和刘宏辉知晓林新育已足额实缴出资的，那么变更出资期限没有任何意义。其三，对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出资是否足额实缴，受让股东负有谨慎予以核实的义务。在进行股权转让前，受让股东应对汇想公司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包括出资情况以及原股东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等，故在本案中应推定乔中华和刘宏辉应当知晓林新育未实缴出资或抽逃出资的事实。因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乔中华和刘宏辉应在各自受让的股权所对应的资本范围内对林新育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林新育抽逃出资后，即使出资期限未届满，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的期限利益亦不应受法律保护。汇想公司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首期缴纳0万元，剩余部分自2024年11月1日前缴付到位。2015年12月9日，汇想公司在股权发生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记载，全体股东认缴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一次性于公司成立5年内投入。邵伟认为，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后，在无合理理由时不得随意抽逃出资。股东抽逃出资的，即使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未届满，股东亦不得以存在期限利益而免责。本案中，林新育构成抽逃出资，故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的期限利益均不受法律保护，具体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法律规范对抽逃出资作出了具体规定，如第三十五条明确禁止抽逃出资，第二百条规定了抽逃出资的行政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和第二十条规定了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等。上述规定明确禁止并惩治抽逃出资的行为，而不论出资期限是否届满。如果允许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后、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前抽逃出资的，则实际上肯定了抽逃出资的合法性，并纵容了抽逃出资行为。2.只要股东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出资的货币即转为公司资产，股东的货币资产也随之转化为股权。无论股东何时抽逃出资，均损害了公司利益，也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资产的信赖利益。3.股东抽逃出资旨在规避出资义务，主观上存在恶意。现实中，一旦股东实际抽逃了出资，在不存在法律强制性威慑时，即使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股东亦不会主动再次履行出资义务。4.因汇想公司已停止营业，即使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期限届满，不存在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继续向其履行出资义务的可能性。三、关于乔中华的民事责任，一审遗漏了邵伟提出的重要事实和理由。一审中，邵伟曾当庭及在代理词中明确提出，《工厂转让合同书》性质上属于资产并购，并购标的为汇想公司所属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手机装配工厂的全部生产经营权和所有资产。汇想公司作为资产的所有者，理应有权获取资产并购款，而作为汇想公司的股东，乔中华当然无权直接收取资产并购款。2016年6月16日，案外人林新润先后两次向乔中华分别支付了80万元和670805.20元，共计1470805.20元。可见，乔中华侵占了公司资产，直接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因此，邵伟有权要求乔中华在侵占公司资产1470805.20元的范围内对汇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一审判决对上述事实只字不提，应予以纠正。四、一审法院提出的解决邵伟债权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在司法实践中行不通。一审认为汇想公司尚处于存续状态，并未办理注销登记，若邵伟认为该公司已出现解散事由，而公司股东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邵伟作为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法人终止主要分为法人解散和法人被宣告破产两种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和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公司解散分为自行解散、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一审法院提出的解决邵伟债权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具体理由如下：1.关于公司解散清算。本案中，因汇想公司并不具备解散的条件，故邵伟无法向法院申请公司清算来解决其债权问题。2.关于公司破产清算。汇想公司并未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形，不符合破产的受理条件，仅因公司原始股东或现有股东抽逃出资以及侵占公司资产，致使邵伟的债权无法得到实现。同时，除了本案和（2017）粤0306民初12572号案之外，汇想公司并不涉及其他诉讼案件和其他债权人，故不存在公司财产公平分配的问题。另外，在现有的司法体系下，邵伟的债权是可以通过破产之外的途径解决的，譬如通过直接追索股东的出资责任等。因破产程序较为繁冗，将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邵伟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其债权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因此，邵伟只能通过追究公司股东的出资责任等来实现其债权。五、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执行异议之诉是从执行程序中衍生出的一种兼有实体利益目的的特殊类型诉讼，属于审判程序，而非执行程序，应坚持实质审判原则，价值理念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因此，在法律适用上，执行异议之诉应同时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能仅局限于适用与执行有关的相关规定。本案中，相关法律规范主要涉及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林新育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认定以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且遗漏了邵伟提出的重要事实和理由，致使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的民事责任认定出现错误，应予以纠正。林新育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认可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乔中华、刘宏辉、汇想公司未答辩。邵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追加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为（2016）粤0306执843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不能执行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邵伟与汇想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306民初9945号，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4日作出民事判决书。本案生效后，汇想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邵伟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因汇想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邵伟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乔中华、刘宏辉、林新育为该案被执行人，一审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作出（2017）粤0306执异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邵伟的追加申请。邵伟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汇想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24日，成立时股东为林新育，占100%股份，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分期缴纳出资额，首期缴纳0元，于2024年11月1日全部缴清。2015年11月23日，林新育将持有的100%股份均以1元价格分别转让给乔中华60%，刘宏辉40%，注册资本总额2000万元，于公司成立5年内一次性投入。该股权交易由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见证盖章确认。2015年12月9日，林新育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此外，公司章程规定，乔中华认缴出资1200万元、刘宏辉认缴出资800万元。还查明，2016年1月20日，邵伟提起劳动争议仲裁。2016年5月29日，汇想公司与案外人方理忠签订工厂转让书，记载汇想公司将全部生产经营权和所有资产转让给案外人，转让价格80万元，汇想公司股东乔中华、刘宏辉在转让书落款处签名捺印。后方理忠在汇想公司原办公地址成立深圳市汇腾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邵伟主张，汇想公司的原股东林新育出资后抽逃出资，变更后的新股东乔中华、刘宏辉未履行出资义务，现该公司已停止营业，该两名股东亦不会履行出资义务，应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林新育辩称，其已于2015年4月2日（在股东变更前）实际出资2000万元，并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根据该转账记录记载，林新育于当日转账至汇想公司两笔各1000万元。但该2000万元亦于当日转出。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林新育虽为汇想公司原股东，但在其转让股权时已履行出资义务，其出资的款项虽同日从公司账户内转出，但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该转出行为即属于抽逃出资的行为，且邵伟债权发生时，林新育并不是汇想公司的股东，故邵伟请求追加林新育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乔中华、刘宏辉作为汇想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认缴资本的期限为公司成立五年内一次性投入，即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期限尚未届满，邵伟要求追加乔中华、刘宏辉为被执行人亦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邵伟称汇想公司已停止经营，林新育出资期限届满亦不会主动履行出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汇想公司尚处存续状态，并未办理注销登记，若邵伟认为该公司已出现解散事由，而公司股东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邵伟作为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邵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公告费500元，由邵伟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邵伟主张汇想公司的原股东林新育抽逃出资，新股东乔中华、刘宏辉未履行出资义务，应对汇想公司不能执行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故本案为股东出资纠纷导致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即股东出资的期限和金额应当以公司章程规定为依据。汇想公司成立时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分期缴纳出资额，首期缴纳0元，于2024年11月1日全部缴清。2015年12月9日，汇想公司变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全体股东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一次性于公司成立5年内投入。汇想公司成立于2014年11月24日，即股东应当于2019年11月23日之前缴纳出资。邵伟提起本案诉讼时，汇想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出资期限尚未界满，故邵伟主张汇想公司原股东林新育和现股东乔中华、刘宏辉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对汇想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邵伟主张乔中华侵占了汇想公司资产，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应当对汇想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邵伟在本案主张的股东出资纠纷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邵伟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邵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邵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审判员 谢  文  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