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3民初3716号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大连路与航天大道交汇处航天大厦主楼**01、06、07、08号写字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795277061K。主要负责人：潘国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鑫，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红，该公司员工。被告：何多源，男，1984年10月6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凤冈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承利，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海珠广场**壹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3697514326H。主要负责人：李宁波。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保公司）与被告何多源、第三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以下简称贵阳银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鑫、陈红以及被告何多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承利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贵阳银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阳光财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人民币40688.5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保费12261.3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以上述赔偿款总金额及保费总计53053.34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1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一标准计算（暂计付至2019年5月16日共3天，违约金共159.16元）。事实及理由：被告向原告申请办理保险事项，并签订《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保险单号码为P8303201607223482，用于被告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银行)办理个人货款，双方在保险单中约定，被告每月应支付保费人民币3344元，直至理赔之日止，且发生理赔事宜后，被告应在30天内归还全部赔偿款项，否则视为违约，并应以尚欠全部款项为基数，从原告赔偿之日起，按每日千分之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向贵阳银行申请贷款并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贵阳银行个人贷款合同》，货款金额22万元，贵阳银行按约定向被告指定账户放款。但后因被告未按期还款，原告依据以上保险单约定于2019年5月13日向贵阳银行赔偿人民币40688.52元，且截至理赔日，被告尚欠原告保费12261.33元未付。上述欠款经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无果，故无奈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诉。被告何多源辩称：一、原告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及推销货款过程中，确实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销售行为。原告销售人员向被告销售保险产品时，也推销贵阳银行的贷款，而且，其以推销贷款的行为捆绑销售原告的保险产品。其销售因为违反了《中国保监会关于严格规范非保险金融产品销售的通知》的规定“(四)保险公司、保险专业中介机构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应当向客户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得采取违背客户意愿搭售产品的方式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不得向客户销售超出其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非保险金融产品。”同时，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还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被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银行的贷款资金，但被原告公司的销售人员捆绑推销了与原告的目的明显不符的多份保险产品。而且，原告的销售人员，在销售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无任何费用，且综合费率为1.81％，但被告实际偿付过程中，支付的费用已远远超过了1.81％的综合费率。连销售人员自己都无法明确说明综合费率1.81％的计算方式，按照《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原告采用格式条款进行的销售，未向被告进行明确说明，甚至连一份保险合同都不交付给被告。2016年7月投保后，在被告多次要求下，原告才于2018年底交付其中一份保险合同及发票，明显不符合商业惯例。原告销售人员的种种违规销售行为，导致被告额外承担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基于其违法行为提起的诉讼请求，不应获得支持，应依法予以驳回。二、被告提前结清银行贷款，但原告一直拒绝配合，导致损失扩大的责任，也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被告在发现其支付的综合费用远远高于原告在销售过程中明确说明的费用标准后，多次与原告进行协商，一方面要求原告提供保险合同及贷款合同，但原告一直拒绝配合提供，被告与原告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足以证实，且因被告一直未获得保险合同及贷款合同，根本无法提前结清贷款本息。被告提前偿还贷款本息，原告的保险责任即可结束，就不存在欠付原告保险费的问题。同时，按原告提交的保险单，保险期限截止日期也就在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如果被告已结清银行的贷款本息，剩余未发生保险事项的责任，被告完全可以作退保处理，但因原告一直未提供保单给被告，完全剥夺了被告退保的机会。因此，导致原告存在损失及被告欠付保险费的责任，在于原告自身，并非被告的责任，因此，原告的诉讼主张不应获得支持。三、原告应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违约，导致原告额外承担责任的证据。被告已按其获得贷款22万元为基数，1.81％的综合费率向原告及贵阳银行支付了相应的贷款本息，至于原告超过综合费率进行计算的部分，本就不应由被告进行承担，导致原告额外承担任何费用或造成理赔事项的发生，均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同时，原告也未提交充足的证据证明，其额外承担其他费用。被告提交了电子回单证明其代被告偿还了贵阳银行的贷款本息金额为40688.52元，但该电子回执单显示的付款方和收款方均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明显存在原告故意制造证据的嫌疑。四、被告在原告销售人员的错误引导下订立保险，存在重大误解，而且该保险条款显失公平。原告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并未向被告提供任何保险条款，到目前为止，被告均未明确知晓保险责任究竟是什么。被告一直只知道申请了一笔贷款，综合费率是1.81％，而且一直未拿到贷款合同，只是在还贷款利息的过程中发现，利率远远高于原告所承诺的利率，方知上当受骗，原告以欺骗方式进行的销售，其违法行为不应获得保护。综上所述，本案原告以欺骗的方式与被告订立保险合同，导致被告承担远远高于原告承诺的费用，被告提交的多份通话录音，也能证明被告以各种方式维权未果，事实上已导致被告的损失，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贵阳银行未提交书面意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22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第三人借款220000元，借款用途为生产生活所需，借款期限为2016年7月22日至2019年7月21日。约定被告与原告签订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担保。约定的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在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上上浮40%，如遇调整，则在借款期限每届满一年时的次日调整。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法，即被告从贷款发放的次月开始，按月偿还贷款本息。计算公式为：月还本付息=贷款本金×月利率×（1+月利率）n/（1+月利率）n-1，n=以月为单位计算的还款次数。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同日，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一份，该《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以下简称《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分行，投保人：何多源，保险金额：261580元，保险期间：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约定的清偿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保费交纳方式：每月按时缴纳，每月保费率：1.52%，每月保费金额：3344元，付费约定：投保人应按投保时约定，每月交付保险费，付费日期与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日期相同，特别约定：1、投保人委托贷款发放人从投保人指定的账户中每月扣除每月应缴保险费；2、投保人拖欠任何一期的应偿而未偿还贷款达到80天（不含），保险人将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进行赔偿；3、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赔偿相关款项后，投保人需向保险人归还全部赔偿款项和应付而未付保费，从保险人赔偿当日开始超过30天，投保人仍未向保险人归还全部赔偿款项，则视为投保人违约。投保人需以尚欠全部款项为基数，从保险人赔偿当日开始计算，按每日千分之一，向保险人缴纳违约金；4、应付而未付保险费是指投保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至理赔之日止未支付的应缴保险费；5、投保人发生逾期、提前还款，保险人均有权催回应付而未付保费，投保人还款应按照保费、银行规定的相应费用、利息、本金的顺序进行；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拖欠任何一期的应偿而未偿还贷款达到80天（不含）而向被保险人理赔后，投保人同意保险人向投保人催回应付而未付保费、赔偿款项、违约金、理赔及催收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咨询费、律师费等）；6、贷款申请人是投保人，发放贷款的银行是被保险人，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当投保人不能及时归还贷款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至被保险人，保险人将相关赔款赔付至被保险人后，保险人有权对全部赔偿款项和应付而未付保险费进行追偿。投保人声明：本人已知悉、理解、认可并仔细对本保险单的全部内容，愿意按照本保险单的约定投保本保险，没有异议。本人认可，如果本保险合同中《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投保单》的内容与《阳光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险单》的内容有出入，将以本保险单内容为准。本人已详细阅读所附保险条款，尤其是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的规定。”被告在该保险单落款投保人签名处签字捺印。当日，被告还向第三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第三人在每月还款当日从其在第三人处开立的个人账户将前述保单项下的保险费3344元划至原告公司账户。当日，第三人向原告发放了220000元贷款。但在贷款期限内，被告未依约还本付息，导致贷款逾期，原告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于2019年5月13日向第三人代偿了被告所欠的贷款本息40688.52元。后原告就所代偿的贷款本息以及被告欠付的保险费，提起本案诉讼，提出前述主张。另查明，被告在第三人处开立的贷款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7月22日该账户进账220000元，2016年8月22日存入10110元，当日，分别被扣款3344元和6757.81元，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接下来的每月均有1万余元的存款，同样是每月分别被扣款3344元和6757.81元，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从2019年2月起，被告未再向该账户存款用于支付保费和偿还贷款，被告共欠付保费12261.33元。庭审中，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投保单》（以下简称《投保单》），载明了被告的基本信息、职业信息、联系人信息、房产信息、车产信息等，落款处有手写的“何多源”字样的签名和捺印；2、还款计划表，载明了被告每月应向第三人偿还的本息数额以及每月应向原告支付的保费比例。下方有手写的“何多源”字样的签名和捺印，签名下方手写填写了被告亲属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3、《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保险条款》），该条款载明了涉案险种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被告称证据1、2中的签名和捺印均不是其本人所签。原告坚称系被告所签，但不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被告称从未收到证据3中的《保险条款》。原告还申请证人罗某出庭作证，罗某证实：我是原告公司的销售人员，通过微信认识的被告。办理贷款业务时，我向被告告知了相关利息、保费、本金及每月还款额度。办理贷款时我只负责前期资料的收集，我是在签订合同前告知被告是等额本息方式还款，保费加综合利息是1.81%，其中保费是1.52%，我当时给被告说的是1.81%左右，签订合同时我不在场，有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签约事宜。针对证人证言，原代称证人作为我公司的销售人员，只负责对外销售不负责合同相关事项，所以对相关合同并不清楚；证人陈述的1.81%的综合费率，是指的是客户的保费3344乘以36期，加上被告３年内应当还给银行的利息23281元，合计金额143665元除以贷款本金22万元，再除以36期，就是1.81%的费率。被告则称证人证言陈述的月利率1.81%就是双方约定的费率，签订合同时证人也在场，证人陈述的与我的意见相吻合，证人口头陈述费率是1.81%，签订合同时我就没有再计算，我就只负责签名，也确实疏漏了。庭审中，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录音文件四份，录音中，原告工作人员告知被告贷款合同被银行收了，被告还称仅收到保险发票，自始至终都不知道保单号。双方就对等额本息的理解发生分歧。被告又与另一工作人员通话，向其询问保费、利息、每月还款额的问题，对方答复应还额度是3344元加上银行本金和利息。利息可能是1.81%，银行利息不确定是多少。2、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主要内容为2018年11月，原告工作人员罗某告知被告银行的利息只有三厘，银行把这个业务拿给保险工作做，保险公司肯定要从中赚取利息，这个利息就是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这个利息不是1分8的利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被告拟证明原告工作人员罗某告知被告是等额本息的标准为1.81%，被告认为若按照该标准计算，其已经偿还的金额已超额清偿。原告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原告签发的《保险单》明确约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费率、保险责任及其他权利义务，被告在该《保险单》上签字，双方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被告否认原告提供的《投保单》、还款计划表中被告签名捺印的真实性，原告应当就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其表示不申请笔迹和指纹鉴定，故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即便如此，并不影响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成立的认定。关于涉案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被告的抗辩理由主要是原告以欺骗的方式与被告订立保险合同，被告基于重大误解与其订立的保险合同显失公平，即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认为该保险合同存在可撤销的事由。首先，关于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被告签署的《保险单》上明确载明了保险费率，特别约定中也载明了保险人和投保人的主要权利义务，即便没有交付保险条款，被告对这些权利义务的约定应当是清楚明确的。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对借款利率也进行了明确约定（在贷款实际发放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水平上上浮40%，即月利率为4.75%×140%÷12=0.55%）。但正因为是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所以，在整个借款期限内的每一个月，被告在依约偿还本金和利息，每月所还本息合计数额固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会发生变化。前期利息所占比重大，本金所占比重小，后期本金所占比重大，利息所占比重小。这种还款方式决定了其实际的借款利息不同于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的还款方式，所以不能以月利率0.55%和到期一次性还本相结合，来计算原告实际支付的利息。事实上，被告在整个借款周期内应还的正常利息总计为23281元，折算下来的每月的利率实际为23281元÷220000元÷36期×100%=0.29%，加上保费费率1.52%，就等于1.81%，这与证人对被告介绍的费率是相吻合的。被告称其当时误将1.81%理解为银行贷款利率，并且在此利率基础上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方法来计算其应还的借款本息总额，但其本人签署了《保险单》和《贵阳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其中对于银行利率、还款方式、保费费率均作了清楚明确的约定，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本不应产生此种误解。实际中，被告也是明知每月保费为3344元，这从其向第三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而且其在实际的还款过程中，每月所还款项数额也是基本与每月保费和每月应还本息的总和相当，款项的用途也是相对固定地用来支付保费3344元和每月应还本息。所以被告称其在原告工作人员的误导下，对涉案保险合同产生重大误解，缺乏事实依据。被告认为涉案保险合同显失公平，但被告之所以购买涉案保证保险，就是为了向第三人贷款，若没有该保险作担保，第三人不可能发放贷款，被告支付的保费实际上就是原告为其贷款提供保险服务所支付的对价，保费的费率是被告签字所认可的，被告认为该保险合同显失公平，同样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尚且不足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显然更未达到“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欺诈的事实，本院亦不予确认。综上，涉案保证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对被告具有约束力。根据原、被告双方《保险单》中的特别约定，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理赔款40688.52元并支付所欠保费12261.33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双方约定的计算基数是“尚欠全部款项”，故应指理赔款和所欠保费的总和，至于计算标准，考虑到原告实际支付了大部分保费作为保险合同的对价，原告主张的日千分之一明显过高，本院酌情调整为年利率6%，起算时间根据双方约定，应当从2019年5月13日起延后30日的次日，即自2019年6月12日起算，支付至理赔款和所欠保费付清之日止。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多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支付理赔款40688.52元及保费12261.33元，合计52949.85元，并支付违约金（以尚欠的理赔款和保费的总和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从2019年6月12日起支付至理赔款和保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元，由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中心支公司负担140元，由被告何多源负担1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 判 长  周嵩松人民陪审员  宋贵遵人民陪审员  张春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何越书记员叶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