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502行初259号 原告谢聪明，男，1966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安市。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溪美街道湖中路3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50583003838220B。 法定代表人陈俊杰，局长。 委托代理人叶志皎，南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王清祥，南安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谢聪明与被告南安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于2019年9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谢聪明，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王清祥、叶志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9日作出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谢聪明处以行政拘留七日。 原告谢聪明诉称，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未载明原告谢聪明在中南海周边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手段、情节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没有提供案发地北京市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过程的执法记录资料以及案件移交手续，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超越职权、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具体事实理由如下：一、本案被告在2019年5月9日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2019年5月8日，谢聪明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劝回。经查，谢聪明于2017年7月12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南安市公安局丰州派出所处警告。谢聪明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违法情节较重。”而“中南海周边”的范围非常大，处罚决定书没有载明原告在中南海周边的具体哪个地点实施违法行为，也没有载明原告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时间、手段、情节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未提供现场民警执法记录仪的资料，证明被告没有认定原告“违法情节较重”的事实和依据，应属事实不清。该处罚决定书中,对原告处罚的证据仅有:原告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训诫书、南安市信访局的函、丰州镇政府工作说明、违法前科材料，没有原告违法事实的现场证据，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处罚决定书的被处罚人没有原告的签名确认，被告事先将应当由原告亲笔手写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向我宣告并送达”打印在该《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这恰好证明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故意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原告，应属违法办案。本案被告作出对原告的是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而被告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处罚原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二、关于谢聪明的询问笔录。2006年，原告一幢三层楼房被南安市人民政府违法强拆，相关部门未给予征收补偿。2019年5月8日，原告到国家信访局反映，在南站遇北京警察检查身份证，被北京警察请上车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后被南安市信访局强行带回至被告办案中心。2019年5月9日，原告在被告的办案中心询问期间，一再向被告陈述和申辩以上事实，被告拒绝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如实记录、核查，而采取非法手段强逼原告作虚假陈述，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拒绝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以上情况，原告在被告办案中心期间接受调查的视频监控录像和执法记录仪有真实记载，其证据效力高于笔录。三、《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行为。1.被告所持的《训诫书》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假如原告在北京违法了,北京公安机关必定会依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处罚原告。而案发地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原告的行为没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是出具《训诫书》，可以证明原告在北京的行为并没有违法。因此,《训诫书》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被告用《训诫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等于是用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显然是颠倒黑白。四、关于南安市信访局的函件和丰州镇人民政府的工作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首先，南安市信访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不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其出具的函件无法证明原告有违法的事实。其次，本案的案发地是北京市，丰州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既不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也不具有对本案调查取证的管辖权，其作出的工作说明，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丰州镇人民政府强拆原告一幢三层楼房，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五、关于违法前科材料。原告一生遵纪守法，至今也没有收到南安市公安局丰州派出所送达给原告的处罚决定书，原告被南安市公安局丰州派出所处警告的违法前科材料没有事实依据，属于被告栽赃陷害原告而捏造的证据。六、2019年5月8日，原告到国家信访局反映,在南站遇北京警察查身份证被请上车，当时现场民警有开执法记录仪，该执法记录仪清楚记载了原告遇到北京警察检查身份证并被请上车的全部过程，该执法记录真实、有力地记载了原告当时在现场没有违法的事实，该证据效力高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全部证据。但是，该证据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制作并保存，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该证据，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主动对该证据采取保全措施。七、被告对原告处以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不合法，被告没有管辖权，属于超越职权。本案被告无法提供比案发地北京公安机关更适宜管辖的证据和理由，也就等于说被告不适宜管辖，不适宜自然就等于不可以管辖。八、假设原告确实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实施了违法行为,且被处以训诫，则原告的违法行为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处罚完毕。被告以原告被北京公安机关处训诫为由，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属于重复处罚。综上所述，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且捏造事实、栽赃陷害并超越职权。原告谢聪明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谢聪明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被告违法处罚原告，对原告处以7日的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3.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在北京没有违法，被告超越职权。被告没有原告在北京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时间、地点、情节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后果的证据，也没有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现场证据。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认定原告违反治安管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9年5月8日，原告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劝回。经查，谢聪明于2017年7月12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南安市公安局处以警告，以上事实有谢聪明的询问笔录、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训诫书、南安市信访局的函、丰州镇人民政府的工作说明、谢聪明户籍证明、违法前科材料等证据可以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二、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处以治安拘留七日，适用法律正确且量罚得当。被告认为原告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情节较重，应当给予处罚。据此，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处以治安拘留七日，不仅适用法律正确，且量罚适当。三、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手续完备，程序合法。2019年5月9日，被告依法对原告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立为治安案件，并进行了充分调查取证。被告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前提下，于2019年5月9日依法对原告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权利程序，同日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并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原告。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行为处于行政拘留七日，不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而且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得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谢聪明），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七日；2.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回执（谢聪明），证明被告依法通知原告家属；3.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谢聪明)，4.行政处罚审批报告，证据3-4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5.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于2019年5月9日对该案依法立为治安案件进行调查取证；6.受案回执，7.传唤证（谢聪明），证据6-7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8.传唤审批报告书，9.安全检查，10.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8-10证明被告办案程序合法；11.询问笔录（谢聪明），12.南安市信访局函，1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14.丰州镇政府工作说明，证据11-14证明原告存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谢聪明），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16.前科及户籍证明（谢聪明），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前科情况。 经庭审质证，原告谢聪明对被告南安市公安局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违法对原告作出处罚，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被告没有到案发地取证，没有原告的违法事实证据，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没有原告在北京违法的证据，被告没有管辖权，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属于被告随时可以捏造的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证据属于被告随时可以捏造的证据，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剥夺原告的权利，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原告在办案中心期间一直在陈述、申辩，被告拒绝将原告的陈述、申辩记录，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训诫书的来源不合法;对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本案案发地在北京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既不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也没有调查取证的职权，且跟原告存在利害的关系，其作出的说明明显不利于原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属于被告随时可以捏造的，被告未按照法律规定办案，剥夺原告的权利；对证据16中的前科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户籍证明的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户籍证明上面手写的内容不认可。 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对原告谢聪明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1-16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证据形式的要求，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 经审理查明，南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9日作出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2019年5月8日，谢聪明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劝回。经查，谢聪明于2017年7月12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南安市公安局丰州派出所处警告。谢聪明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违法情节较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对谢聪明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虽然违法行为发生在北京市中南海地区，但原告谢聪明居住地位于南安市，被告南安市公安局对原告谢聪明上述违法行为管辖并无不当。 《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本案中，原告谢聪明不按照法定途径和程序进行信访，曾受到行政处罚，主观上应明知其行为性质及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但其于2019年5月8日再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发现并受到训诫，后被南安市信访局工作人员接回。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受案登记表、询问笔录、南安市信访局关于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依法进行处理的函、南安市人民政府工作说明、前科及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告谢聪明在非信访接待场所非正常信访，其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形，且属情节严重，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被告南安市公安局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询问等职责，作出南公（治安）行罚决字［2019］000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谢聪明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谢聪明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谢聪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谢聪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芳 人民陪审员  洪小春 人民陪审员  林玉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林清波 书记员黄素蓉 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