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6662号原告：易建成，男，197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涟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发，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桂，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南安村委会东缙物流园A12-513室。法定代表人：招海欣，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华，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惠珍，女，系该公司员工。原告易建成诉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运物流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李欣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易建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金发，被告安运物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浩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易建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63199.26元（10533.21元/月×3个月×2倍）；3.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保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5040元；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第3项变更为：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保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3360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被告处，担任货运司机一职。入职后，被告一直没有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保，且在入职时收取了原告交付的保证金6000元。2018年2月28日，原告在开车送货时，因车辆装载货物严重超载，导致原告驾驶证被扣分，准驾车型也被降低。2018年4月16日，被告在未经法定程序提前通知或与原告协商，亦未出具合法理由的情况下，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经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大岗司法所调解未果，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亦未为原告补缴社保。原告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在仲裁阶段，被告提交的原告签署的《离职书》上的日期并非原告签署，即使该《离职书》内容真实也不意味着原告于2017年11月11日提出离职申请。为此原告在仲裁阶段提出鉴定申请，但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对原告的鉴定申请不予采纳，直接依照《离职书》认定原告于2017年11月11日提出离职申请，而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作出错误裁决。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安运物流公司辩称：一、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穗增劳人仲案(2018)1818号《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中有部分清楚，有部分澄清如下。1.原告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答辩人处，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并出具《离职书》。后又于2018年2月23日重新入职，但入职后原告一直不服从答辩人工作安排，故答辩人于2018年4月16日对其作出辞退处理。双方工资已结清。该部分事实认定清楚。2.关于原告工资部分，答辩人澄清如下：首先，《支付证明单》中记录的司机工资一栏，虽然标注为“司机工资”，但实际上司机工资部分是包含加油费用的。每次司机出车来回所产生的油耗，由司机填写《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油费单，确认油耗金额，公司审核后，该部分油费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司机，并在《支付证明单》合计金额下方注明扣除油费后应发数额。该应发数额与银行转账记录相对应。其次，应发数额中还会包括“桥费”、“回瓶”等其他项目，并非全额均为工资。根据答辩人提交的《支付证明单》以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油费单可知，司机工资应为银行转账记录再扣除《支付证明单》中包括“桥费”、“回瓶”等其他项目所得数，即原告2018年2月份工资应为855+745-771+580+465+745-749=1870元，而非仲裁裁决书中认定的3390元。3.答辩人并未在收到仲裁裁决书后15天内起诉，并非认可其中全部事实认定正确，只是不愿意去计较那点钱，愿意按照仲裁裁决数额进行补偿而已。二、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正确。三、关于原告起诉状中提到的部分内容做如下回应。首先，关于原告驾驶证被扣分而降级的事宜与答辩人及本案无关。原告亦未举证证明是驾驶答辩人车辆期间被处罚。事实上，根据答辩人了解的情况，是原告在2017年11月11日离职后至2018年2月23日重新入职前在他人处开车期间遭受的处罚。其次，关于《离职书》中内容，原告是知悉内容并自愿签字确认。其三，答辩人已经提交证人证言以及图片，足以证明原告故意阻挠答辩人的车辆正常作业、维护和维修，不服从答辩人管理，对答辩人运作造成严重影响，仲裁裁决中不予认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根据原告提交的《驾驶员守则》规定，答辩人有权辞退原告，无须补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曾在被告处担任司机一职，负责运送货物，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工作期间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被告亦没有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原告的工资与工作量挂钩，无底薪，原告送货后，被告会在有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抬头的表格上填写油耗，并会制作《支付证明单》，用以计算支付原告的工资。原告在上述油耗单及《支付证明单》上签名后，由被告支付工资。2018年11月30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增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105000元；三、被申请人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期间未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165000元；四、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代通知经济补偿金15000元；五、被申请人支付因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而损失的失业保险金5040元；六、被申请人依法补缴在职期间欠缴的社会保险。在仲裁阶段，原告主张其在2015年5月20日入职被告处后，期间并未离过职。被告则主张原告曾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并提交《离职书》为证。原告在仲裁阶段确认《离职书》中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在《离职书》上写上个人银行账号是为了发放工资而非作出离职的真实意思表示。仲裁委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穗增劳人仲案[2018]181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3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赔偿金10533.21元；三、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该裁决书于2019年4月24日送达原告，原告于2019年5月6日到本院申请诉前联调，被告未提起诉讼。本案中，双方对原告的首次入职时间、原告中途离职的时间、原告重新入职的时间以及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的原因有争议。被告辩称记不清原告第一次入职时间，但提交了原告签署的《离职书》、《驾驶员守则》主张原告曾于2017年11月11日签署《离职书》后离职，后又于2018年2月24日再次入职。原告则认为，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离职书》系于2016年2月28日签订的，签订后回家休息，后又于2016年4月底接被告通知回公司上班。经查，《离职书》上除姓名、身份证号码外，其余内容均是打印的，记载易建成以个人原因申请离职，该《离职书》有原告签名和手写的银行账户，落款日期为2017年11月11日；《驾驶员守则》第四点约定“本守则经公司和驾驶员双方签字即时生效。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底部有原告签名。对上述两份证据，原告确认《离职书》上除了日期外其余手写内容均系其本人亲笔填写，并主张其填写《离职书》的时间是在2016年2月28日，故向本院申请对《离职书》上的手写落款日期“2017.11.11”的笔迹形成时间及是否为原告签署进行鉴定。原告确认有效期从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驾驶员守则》系其于2018年2月签订的，但其不记得签署的具体日期。对于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的原因，原告主张被告以原告无法驾驶大货车为由通过工作微信群及口头方式开除原告，被告则主张因原告不服从被告管理，更用车辆阻碍被告运输车辆的正常维修，因此才会辞退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被告提交照片、证人罗某和证人史某作出的《证人证言》为证，并申请该两名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证言均主张原告在2018年4月16日将一辆小轿车停放在车辆维修区内，阻碍正常的维修工作。证人罗某在庭审中称，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期间，具体工作安排受其管理，原告在2017年11月11日曾在其面前亲笔签署《离职书》后离职，后又重新入职；被告的维修区能同时修理两辆牵引式大货车；被告的员工用杂物把原告停放的小轿车围起是为了防止维修车辆时损坏原告停放的小轿车。证人史某在庭审中称，其在被告处任车辆维修工一职，不清楚原告有无中途离职过，被告的维修区面积大概为二十平方米，一次能维修一辆牵引式大货车。原告确认该两名证人均系被告的员工，但认为被告用各种阻碍物阻碍其把小轿车驶离，而且原告即使把小轿车停放在车辆维修区影响维修工作，亦不足以严重至被告于当天辞退原告。庭审后，被告还向本院提交多份《驾驶员守则》，主张入职被告的员工均需在入职当天签署《驾驶员守则》，有效期至当年最后一天，如连续任职的员工，则需在次年的一月一日重新签署《驾驶员守则》；提交原告离职前的部分《支付证明单》、油耗单以及2017年6月起的公司账册，主张原告曾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后于2018年2月24日再次入职。根据被告提交的《驾驶员守则》显示，原告还曾在一份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的《驾驶员守则》上签名；驾驶员“钟细明”的两份《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分别从2017年2月5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0日止；驾驶员“彭海辉”、“李政宇”的两份《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分别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21日止；驾驶员“秦冠华”、“王中伟”、“朱全福”等的《驾驶员守则》的期限起始日并非当年1月1日；根据被告提交的公司账册显示，在2017年6月至11月11日期间每月均有原告运货记录，在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无原告运货记录，在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2月27日均有原告运货记录，而且公司账册记载原告运货产生的油耗与油耗单记载的一致。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书面质证意见：《驾驶员守则》中的有效期不排除是被告为应诉而临时填写，无法确认签名是否为驾驶员本人签署，亦无法必然推导出原告的入职时间；对《支付证明单》和油耗单不予确认，无法证明被告主张工资中扣除“油费和其他费用”的合理性；对公司账册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又查明：结合原告提交的其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开具的账户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银行流水、被告提交的油耗单和《支付证明单》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原告在2018年2月28日收到2018年2月24、25日的工资共852元，其中“桥费”为23元；2018年3月3日收到2018年2月26、27日的工资共1208元，其中“桥费”为127元。原告在庭审中确认，2018年以前的工资均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从2018年起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为劳动争议纠纷，适用劳动法律法规。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提交的证据材料，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的劳动关系的存续期间。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被告处工作，任职司机，被告确认其与原告易建成存在劳动关系，但辩称不记得原告入职时间。对此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应就原告的入职时间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5月20日入职予以采信。原、被告对原告在职期间曾离职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中途离职时间及重新入职时间问题，双方存在分歧，本院作如下认定：首先，原告在仲裁阶段和本案中对签署《离职书》的用途和其有无中途离职的陈述并不一致，其对陈述不一致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第二，被告主张入职该公司的员工需在入职当天签署《驾驶员守则》，期限至当年最后一天，如员工继续在公司工作，则需在次年的一月一日重新签署驾驶员守则，为此提交了多份其他员工签署的驾驶员守则为证。根据被告提交的《驾驶员守则》显示，《驾驶员守则》的期限并非必然是当年的一月一日，与被告的主张相符，原告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相反证据推翻，而且原告在本案中亦自认其曾于2018年2月签署《驾驶员守则》，故本院对有效期从2018年2月24日起的《驾驶员守则》予以采纳。第三，被告提交的公司账册虽为被告单方制作，但该账册为手写制作，日期连贯，且与其提交的油耗单等相互对应，原告虽对该账册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公司账册予以采纳，根据公司账册显示，原告在2017年11月12日至2018年2月23日期间并无运货记录。第四，原告自认从2018年起工资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但原告提交的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的银行流水显示原告仅在2018年2月28日和2018年3月3日收入了2018年2月24日至27日的工资，在其他时间无工资收入。综合上述四个原因，本院认为被告主张原告于2017年11月11日离职，于2018年2月24日重新入职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确认。因双方均确认原告于2018年4月16日离职，故本院认定，原告与被告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提出对《离职书》上手写落款日期“2017.11.11”的形成时间及是否为原告本人签署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原告仅申请对《离职书》上的手写落款日期的形成时间及是否为其本人签署进行鉴定，并未对《离职书》上其本人书写内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而对手写落款日期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不足以推翻被告主张的原告签署《离职书》的时间，故原告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与待证事实并无意义，本院不予准许。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仲裁委认定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裁决被告按10533.21元/月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被告在本案中虽对原告的月工资标准及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作出抗辩，但被告未就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其服从仲裁裁决。而原告在本案中亦主张其月工资为10533.21元，故本院确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按10533.21元/月的标准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和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在被告处工作时间不足两个月，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533.21元（10533.21元/月×0.5个月×2倍）。至于失业保险金，因被告未对仲裁裁决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仲裁裁决，而原告在本案中的主张亦与仲裁裁决一致，故本院确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综上所述，原告易建成部分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原告易建成合法合理的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易建成与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20日至2017年11月11日及2018年2月24日至2018年4月1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易建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0533.21元；三、被告广州市安运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易建成支付失业保险金损失3360元；四、驳回原告易建成的部分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易建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李 欣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莫小惠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