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9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丽。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冬梅，广东鹏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婧姝，广东鹏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楚彬。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卫国，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思航，广东绿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小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晏新荣，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周汉平。上诉人杨丽、上诉人刘楚彬因与被上诉人李小勇、原审第三人周汉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李小勇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李小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在同一事实及证据面前就（2016)粤0391民初988号案件（以下简称998号案件）、（2016)粤0391民初1702号（以下简称1702号案件）两案做出结果矛盾的判决。李小勇于2016年9月6日起诉要求判令杨丽及刘楚彬提供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和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供李小勇查阅、复制；请求法院判令杨丽、刘楚彬提供凯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歌深圳）自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完整的财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内帐、外帐）供李小勇查阅。该案原审法院立案号为（2016)粤0391民初988号。2016年9月8日，李小勇又另外提起本案诉讼。李小勇之所以提起以上两个诉讼，是想通过998号案件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以实现查阅凯歌深圳财务状况，试图以其结果证明杨丽存在欺诈行为，从而作为1702号案件的证据，诉求得以支持。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杨丽在988号案件的诉讼请求。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没有上诉，已经生效。杨丽将988号案件判决书作为证据提供给了1702号案件的法官。但原审法院在已经认定了李小勇的诉求是于法无据的情况下，违背各方当事人一揽子协议的法律性质，对李小勇违约在先的事实不予查清，而推定杨丽及刘楚彬有故意隐瞒公司的真实情况，虚假陈述，诱使李小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明显欺诈行为。二、原审法院许多没有查明的事实足以证明杨丽无任何欺诈行为。（一）原审没有查明李小勇在2015年9月8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前已经对凯歌深圳进行了各方面经营信息的调查，李小勇在该行业具有几十年的从业经验，对收购此类公司也是经验丰富。在此次收购股权过程中，杨丽已经按照李小勇的要求逐一做了详细的信息披露。1.2015年6月，杨丽与李小勇、案外人吴某开始协商凯歌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歌国际）的股权转让事宜。2015年8月27日，三方签订了一份“关于2015年6月26日沟通会议协议”。李小勇要求杨丽将其他三人（刘楚彬、周汉平、王继勇）总共占42%股东沟通劝退，当时定价是将股东实际投入资金2210万元打五折收购，确定了以最近一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各项数据为标准，偏差不超过10%，约定了增资的方案及公司的初步管理方式，明确了新股东团队接手后启动核算。同时强调进入公司内部的审计人员必须是与三方均没有关联关系的专业财务人员（原审质证时，出庭作证的两个财务人员一个是给李小勇服务的在职财务人员，另一个当庭承认与李小勇是朋友关系，具有关联关系），而且要求委派人员审计之前为了凯歌国际的相关风险需要签订相关协议来跟进各自权利和责任。最后强调了该份文件的备忘录的性质，其后可以修改完善。该份协议凯歌国际的其他三个股东均未签名。根据988号判决的结果，该协议约定的李小勇的审计要求没有法律依据。2.2015年9月2日，杨丽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李小勇提供的“需要的数据进行如下拆分披露”的邮件内容以应答的方式详细地逐一披露了设备权属、应付债权总额、应收债权总额、现在的产能状况、每月的工资、水电费支出、目前的生产状态下的一些情况、现在的案件诉讼情况、股东增资款及到账情况、公司其他情况等八项内容。3.2015年9月3日，杨丽电邮给李小勇一份关于“20150902资金需求计算表”。该邮件发给吴某及李小勇后，吴某提出了一些问题，杨丽当日回复数据的差异是两次数据的结点不同。4.2015年9月4日，杨丽给李小勇发出一份“0Ｋ股权确认函”，内容是关于凯歌国际的“股权收购意向书”。该意向书的本意是需要李小勇作为收购方在审计前应当支付100万元的保证金。吴某回邮给杨丽及李小勇陈述，因他们过去的经验，决定此类重大项目会比较谨慎，故对细节要求披露比较多。同时附件发给杨丽一份“凯歌需要增加披露信息”。该份意见书双方没有签署成功。5.2015年9月5日，杨丽将凯歌深圳的财务人员根据李小勇“凯歌需要增加披露信息”表格中要求披露的信息又进行了逐一披露的文件转发给李小勇。同时在表格最后特别注明误差不超过10%，而且强调此表可以作为披露的主要附件。李小勇收到以上邮件后，又给杨丽发了查封设备清单、融资租赁设备清单、压合工序外租设备清单三个附件，要求杨丽继续增加信息披露。当日杨丽及时回邮给李小勇，将李小勇索要的信息逐一披露，并告知李小勇属于绝密文件。6.2015年9月6日，李小勇发来邮件，要求杨丽在9月5号的披露文件中再增加信息披露。杨丽在回复给李小勇的邮件中声明，李小勇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此时应该的范围（意思是指在未签订任何意向书及支付保证金的情况下），并告知李小勇，如果有诚意，在意向书签订后，杨丽将会无所不答。为了表示诚意，当天最后一封邮件中仍然附上了“凯歌需要增加披露信息终”的邮件。7.2015年9月7日，李小勇发邮件给杨丽要求回答最后有关销售及前20名客户的问题。杨丽当天回复邮件将已发送邮件中的截图部分发给了李小勇。当天双方再没有邮件往来。客户资源是属于凯歌国际的绝密文件，因为李小勇本人也有另外公司在做同样的业务。杨丽为了表达双方的合作的诚意，杨丽还是带着信任按照李小勇的要求提供。8.2015年9月8日，杨丽发给李小勇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新”的附件。李小勇没有再回复邮件给杨丽。当日在李小勇的办公室对杨丽发给李小勇的这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仅对付款的比例条款进行了一点修改，其他没有变动。然后合同中清楚地注明“因此两个新进股东对工厂各项资产负债表数据准确性确认”的条款，当天全体凯歌国际的股东及收购股权的股东均签署了该份合同书。9.2015年9月9日，签署合同后第一天，李小勇要求杨丽提供“凯歌在职人员明细表”。杨丽如实提供，当天还提供了凯歌参加12月份展会的相关文件，作为工作的汇报，李小勇还在展会的确定方案中参与了讨论。10.2015年9月11日的股东会议记录证明，李小勇已经开始担任凯歌国际的董事长，而且还决定了凯歌国际与李小勇的关联公司艾永特公司之间的ＵＬ互相使用的事宜。参会人员有杨丽、李小勇及吴某。李小勇同时也召开了全厂高层大会，通知全厂员工，李小勇已经正式接管凯歌国际。根据以上杨丽与李小勇之间的前期沟通及邮件往来的股权收购磋商，到李小勇已经开始担任凯歌国际的董事长职务过程可以证明如下事实：第一，李小勇陈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此类重大项目收购是比较谨慎，要求更多细节披露的做法。证明了李小勇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之前是完全有经验判断杨丽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是否具有欺诈故意认知的判断；第二，签订合同前李小勇通过电邮的方式获得了凯歌深圳的所有经营往来的数据资料，而且杨丽的信息披露均是对应了李小勇的要求给予的；第三，在2015年9月8日签署协议中清楚地注明了该份协议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为了保障李小勇入股后的实体利益不会因为依据该资产负债表数据的偏差造成损失，还在合同中明确了若资产负债表中各项数据偏差低于90%数值，杨丽负有90%以下的补差责任，同时为了表示诚意还约定如涉及补偿的话，用杨丽的股权先担保。可以说，无论从收购协议签署前的披露义务履行及合同签署后，为保障李小勇审核处财务数据真实低于约定数值的补差责任约定，均证明了杨丽不仅遵守了诚实的信息披露义务，而且还有对诚信披露的担保义务。各方在签署的该份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本次收购是打包价收购，而且没有约定审计的内容。9月8日签署完股权转让合同书后，李小勇已经开始进入凯歌国际管理，并且担任了董事长的职务，但是原审法院对以上事实不予查清。（二）原审法院没有查清2015年9月15日停止对李小勇委派人员在凯歌深圳的审计工作是因李小勇违约导致，是杨丽依据2015年8月27日三方签订的一份“关于2015年6月26日沟通会议协议”及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依法行使的抗辩权。审计行为仅是对披露数据的核实过程，以确定是否会涉及到杨丽的补差问题，而与欺诈没有丝毫的因果关系。1.2015年9月8日，凯歌国际的全体股东与李小勇、吴某签订的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并没有约定对凯歌深圳的审计内容，但是约定了股权过户时间是协议生效后5日内。尽管如此，李小勇还是依据8月27日的三方协议在2015年9月10日派驻人员对凯歌深圳进行了审计。鉴于李小勇对未签署三方协议的股东刘楚彬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不予配合，再继续允许李小勇审计已经严重侵害了凯歌深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988号的判决可以证明该停止审计的行为是正确的，继续让李小勇审计下去无法律依据），故此就于2015年9月15日停止了李小勇委派人员的继续审计。停止审计当日杨丽、李小勇、吴某三方签订了一份“补充更改协议”，吴某退出，股权由杨丽承接，李小勇的股权比例缩减，故此才出现了2015年9月17日的由李小勇、王首民、杨丽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降低了增资的金额，约定该协议签订后5日内，三人按照股权比例先增资300万，重新约定了审计的完成时间在2015年10月30日前，约定股权变更在10月10日前。证人陈某关于停止审计的证明内容，已经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协议中重新约定告一段落，该事实已经不能够再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2.2015年9月17日股权转让合同书签订后，李小勇并没有按照此份新签订协议再派员进行审计。其后既不配合2015年10月10日凯歌国际股权变更文件签署，也不依照约定支付增资款。故此，2015年10月12日凯歌国际及凯歌深圳共同书面致函给李小勇一封《立即履行股权变更及支付增资款及违约金通知书》，明确告知李小勇违约的责任后果。2015年10月15日，李小勇虽然回函提出审计要求，由于李小勇对2015年9月8日及9月17日股权转让合同书的违约，凯歌国际及凯歌深圳均没有再接受李小勇的审计要求，对此事实原审法院未能调查。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9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和9月17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主体还有案外人，原审法院在没有追加其他几个合同主体的情况下撤销该两份协议严重侵害了其他已经完成股权变更的合同主体的实体权利，属于程序违法。四、原审判决认为杨丽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承诺对其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偏差超过10%的部分负责，相当于为刘楚彬提供了保证，判令杨丽对刘楚彬全部股权转让款的90%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一）2015年9月8日的合同中，李小勇股权转让的合同方是刘楚彬，而非杨丽，李小勇在该份合同中处于债务人的法律地位。根据担保法规定，保证责任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的约定，而不是跟债务人的约定。杨丽关于低于90%以下的凯歌深圳公司资产的补偿责任仅指向的是公司的法人财产，而不是刘楚彬个人应得的股权价值。公司的法人资产并不能混同于股东的个人资产，何况凯歌深圳的资产本身不仅有固定资产，还有环保许可证的无形资产价值在内(当然本次打包定价没有单独对无形资产进行估价）。而且各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清楚地约定了股权定价的打包收购价格。之所以如此约定，将固定资产大幅度打折就是考虑到公司还有外债，以及环保许可证无形资产的不可估价性。刘楚彬向李小勇出让的股权价格远远低于股权的原始价格。原审法院将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与公司法人资产的混同是严重违法的事实认定，让杨丽承担连带支付责任更是于法无据。（二）9月8日补差条款约定的是凯歌国际100%的全部资产数据，李小勇只要愿意履行合同成为凯歌国际的股东是没有障碍。凯歌深圳的数据是完全可以核对的清清楚楚的，那时作为李小勇不会遭受任何的损失。杨丽只是依据股权转让合同书承担约定的责任，而不是承担连带责任。（三）杨丽仅在9月17日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对李小勇因降低股权而多支付给刘楚彬的股权款5.58万元同意由杨丽退还给李小勇。虽然杨丽同意代为退还该笔款项，因为杨丽与刘楚彬之间存在另外的债权债务关系，杨丽并未承诺承担其他的返还责任。（四）9月8日股权转让合同中杨丽对低于90%数值对应额补差的约定仅是针对凯歌深圳公司的资产2015年8月份月度资产负债表中数据部分，与各个股东实际因转让股权发生的对价没有关系，更不存在任何连带担保。（五）公司除杨丽以外的其他股东当时并没有签署文件同意李小勇的审计行为。由于李小勇未支付股权对价，无依据地进行内部审核，审计被停止，双方又达成新的9月17日合同，李小勇理应当依法履行合同约定，成为公司股东后通过合法程序实现对凯歌国际的财务账册进行审核权利。如果有低于90%的情况出现，杨丽仅负有对李小勇的差额补偿的义务，而不是对股权转让款返还的连带责任。上诉人刘楚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予以改判，并驳回李小勇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刘楚彬的反诉请求。2.上诉费用全部由李小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法院对2015年9月8号刘楚彬与李小勇之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中的协议收购、打包收购理解错误。1.结合股权转让协议整个内容，此次的股权转让，就是一揽子协议，各方当事人所确定的股本价格就是930万元。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不能脱离文义的本身和整个合同内容的关联性。2.内部审查不是股权转让的必要要素。即便是在2015年9月17日的刘楚彬没有参与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内部审计的时间点也只是在李小勇支付股权转让款、办理股权过户之后。3.内部审查仅是杨丽是否承担补差义务的条件。有关内部审查的内容，是约定在2015年9月17日《股权转让合同书》之中，刘楚彬并没有签名，这是杨丽和李小勇之间的约定,与刘楚彬无关。因此，原审法院将杨丽和李小勇在2015年9月17日约定的内部审查溯及到2015年9月8日的多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作为在先的合同义务，没有事实依据。（二）原审法院认定刘楚彬有过错于法无据。1.刘楚彬在股权转让前，仅持有凯歌国际34%的股权，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凯歌深圳的经营，更没有控制过该公司。原审法院认定刘楚彬控制凯歌深圳的经营，没有事实依据。2.凯歌深圳是否按法律规定制作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是公司的法人行为，与母公司的股东无关。即便是凯歌深圳存在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也是凯歌深圳而非其母公司的股东。3.原审法院认定刘楚彬不提供凯歌深圳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并认定刘楚彬有过错，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刘楚彬对李小勇无任何欺诈行为。1.刘楚彬仅与李小勇签订了2015年9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各方并未对内部审查的事项进行约定，因此刘楚彬也无义务配合李小勇进行所谓的内部审查。2.刘楚彬和杨丽虽然同是凯歌国际的股东，但各自是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李小勇同时受让刘楚彬和杨丽的股权，是各自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李小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楚彬对其进行了欺诈。3.2015年9月17日,当杨丽因种种原因中止内部审查、吴某退出后，李小勇还与杨丽、王首民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合同书》,这充分说明，在李小勇知道了凯歌深圳的财务状况后仍愿意在股份调整后继续受让股权，欺诈不能成立。4.李小勇在先提起的另案（2016）粤0391民初988号案中,其中有一项诉讼请求是“约定股权转让份额为30%，即人民币2760000元”。也就是说，直到李小勇提起了本案的起诉，李小勇还是想成为凯歌国际的股东，并要求把股权比例调整为30%。二、原审法院的前后两份判决自相矛盾。李小勇先后因股权转让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了两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粤0391民初988号，（2016)粤0391民初1702号。关于李小勇是否有权请求刘楚彬提供凯歌深圳的会计账簿及相关资料的问题，前案中原审法院认为：刘楚彬虽系凯歌深圳母公司凯歌国际的股东，但两家公司各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母公司股东无权直接查阅、复制其所持股公司子公司财务财簿及相关资料。故李小勇请求刘楚彬提供凯歌深圳的公司章程、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中，原审法院不但要求刘楚彬补充提供凯歌深圳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还认为刘楚彬隐瞒了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不提供，存在明显的过错，并武断地认为刘楚彬故意隐瞒公司的真实情况，虚假陈述，诱使李小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这前后两份判决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三、原审法院程序违法。刘楚彬既未收到李小勇提交的2015年8月7日凯歌深圳与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联合发函等证据，也未对该部分证据材料进行质证。对于未经质证的证据材料，原审法院直接用作认定“事实”的证据，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损害了刘楚彬的诉讼权利。李小勇答辩称：杨丽、刘楚彬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无法成立，应当驳回。一、本次股权收购标的实为凯歌深圳，凯歌国际的价值全部体现在凯歌深圳，一审法院在此基础上判定杨丽、刘楚彬是否存在欺诈合理、合法。(一）本案股权交易系以凯歌国际的子公司凯歌深圳为定价标准。众所周知，基于税务、政策、股权架构等诸多方面因素，投资人往往通过收购标的公司上层公司的股权达到收购标的公司的目的。同理，李小勇收购凯歌国际的股权完全为了取得凯歌深圳的权益。李小勇基于对杨丽、刘楚彬披露的凯歌深圳的财务、经营状况的信任才作出受让凯歌国际股权的意思表示。李小勇与杨丽多封往来邮件、2015年9月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都可印证前述事实。因此，本案一审判决中作出的“以凯歌国际子公司凯歌深圳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标准”、“双方当事人均明确凯歌国际的股权转让须以凯歌深圳财务状况的核实为必要要素”的事实认定系清楚准确的。在此前提下，杨丽、刘楚彬隐瞒李小勇凯歌深圳真实的财务状况，诱使李小勇签订凯歌国际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李小勇有权起诉至法院撤销该合同。(二）杨丽、刘楚彬在上诉状中主张一审判决与（2016)粵0391民初988号案件完全矛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李小勇原是想通过（2016)粵0391号民初998号案件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凯歌深圳财务状况，以证明刘楚彬、杨丽存在欺诈行为，李小勇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完全系因为李小勇并非凯歌深圳的股东，与本案中杨丽、刘楚彬是否隐瞒凯歌深圳的真实状况并无直接联系，不存在矛盾。再者，李小勇作为一个外部投资人，凯歌深圳的财务数据完全掌握在杨丽等人手中，李小勇无法取得杨丽是否虚构财务数据的有利证据，企图以股东知情权取证也是符合常理的做法，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综上，一审判决对杨丽、刘楚彬是否如实披露了凯歌深圳真实财务状况的认定系准确的。二、李小勇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杨丽、刘楚彬有欺诈的行为及故意，而杨丽、刘楚彬并未举出反证，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李小勇已经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杨丽、刘楚彬披露虚假的财务数据,有欺诈的行为及故意。1.李小勇一审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实杨丽、刘楚彬财务造假，欺诈李小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在签订2015年9月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之前，杨丽向李小勇表达的内容是：“凯歌深圳公司经营状况是如何的好，公司从2015年8月份已经开始盈利，净资产为正数，凯歌深圳前途光明，并提供了一些财务数据给原告”，李小勇在此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并按合同约定以及杨丽的指示支付了款项。杨丽、刘楚彬收到李小勇的款项之后，态度马上就转变，在2015年9月22日与李小勇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出“否则月底凯歌付不了款真会倒闭”，后续又多次要求李小勇继续投资进来，否则凯歌深圳即将停业，无以为继，结果在2015年11月12日就张贴《告知书》在大门口，内容主要是凯歌深圳因在2014年6月起欠下巨额外债，停止经营，遣散了所有的员工。会计人员陈某、戚广浩（本案证人）作出的证人证言及《审计说明》指出杨丽、刘楚彬在李小勇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并付款后提供的财务资料已经存在诸多疑点问题，比如：固定资产随意的调增14068966.29元人民币，股权认购金莫名溢价800万元，股东投资款有200万元入了杨丽的私人银行账户，以及应收应付、库存金额等财务数据均有造假的行为，其后还制止会计人员开展审计工作。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前，杨丽、刘楚彬于2015年8月7日发函给凯歌深圳所有的客户，提出深圳凯哥所有业务均由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继续同时经营，从2015年8月7日起要求将凯歌深圳的付款全部转至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在2016年4月18日变更名称为：深圳市富翔电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丽。可见，杨丽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之前就对凯歌深圳的资产进行非法转移。综上，可以看出杨丽是有预谋诱导李小勇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明显属于欺诈。2、李小勇签署第二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之时仍不知道凯歌深圳真实的财务状况。李小勇在吴某退出之后仍签署第二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不能得出李小勇已经知道凯歌深圳真实的财务状况还自愿保留部分股权的结论。第一，李小勇在一审中反复提到系因杨丽拒绝返还股权转让款，李小勇无法抽身而作出的无奈之举。第二，此时李小勇还不知道自己受到了欺诈，在杨丽微信明确告知凯歌深圳要倒闭及得知停业通知之时，李小勇才意识到受到欺诈。(二）杨丽、刘楚彬一审中未能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欺诈，应承担不利后果。1.杨丽、刘楚彬认为其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主张已经被现有证据推翻。杨丽、刘楚彬主张李小勇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前已经遵守了诚实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杨丽、刘楚彬的主张全无证据支持。李小勇前已论述，凯歌深圳在李小勇入股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宣布停止经营，说明杨丽、刘楚彬披露的财务数据根本不可能是真实的，其根本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杨丽、刘楚彬主张拒绝审计系因李小勇的违约导致,实属混淆事实。首先，一审法院及李小勇均认同作财务审计，系为了证明杨丽、刘楚彬是否存在欺诈的行为及欺诈的故意。现有充分证据证明杨丽、刘楚彬披露的财务状况不真实，李小勇如要反驳，应当举出反证，即应当同意审计。其次，杨丽、刘楚彬是凯歌深圳的实际控制人，掌控了凯歌深圳的经营权及真实的财务资料及信息，杨丽、刘楚彬作为股权转让方也承担着如实向受让方披露财务信息的义务，而且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进行了约定。杨丽、刘楚彬有义务也有能力进行审计并进行举证，但二人不仅拒绝审计，也不提供凯歌深圳的财务资料让法庭查验，其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因此，杨丽、刘楚彬主张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制止李小勇委派的人员进行审计系因李小勇违约在先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杨丽、刘楚彬承担不提供审计报告的不利后果实则是两回事。三、一审法院认定相当于杨丽为刘楚彬提供保证是正确的，故杨丽与刘楚彬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首先，在整个股权交易过程中，杨丽充当刘楚彬的代言人，刘楚彬收款的银行账户是其提供，持股比例从55%降到30%也是经其同意，多出的股权转让款也是其同意返还。杨丽的上诉状中也自认“在2015年6月26日沟通会议协议上，李小勇要求杨丽将刘楚彬在内的其他三个股东劝退”。其次，《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若资产负债表中各项数据低于90%数值时，杨丽本人负有90%以下的补差责任。本是刘楚彬在内的几个老股东共同出让股权，但只有杨丽一人作出该承诺，再结合杨丽在股权交易整个过程当中的行为，一审判决认为相当于杨丽为刘楚彬提供保证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李小勇作为第三人难以知晓其二人内部关系，为保护善意第三者，判决杨丽对股权转让款的退还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四、一审判决撤销第二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并无不当。杨丽、刘楚彬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涉及第三人王首民，法院在未追加王首民的情况下判决股权转让合同属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尚且不论王首民是否认可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即使其认可并已履行完毕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李小勇受让股权本身与王首民是否受让并无直接关系，李小勇受让股权系杨丽一手操作所为，撤销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中李小勇参与的部分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因此，一审判决撤销“李小勇与杨丽、刘楚彬之间于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及“李小勇与杨丽、刘楚彬之间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并无不当。李小勇一审诉讼请求：1.撤销其与杨丽、刘楚彬于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以及其与杨丽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2、杨丽、刘楚彬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4.58万元；3、杨丽、刘楚彬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刘楚彬一审反诉请求：1.李小勇支付刘楚彬股权转让款31.62万元及相关利息；2.双方履行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凯歌深圳系凯歌国际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凯歌国际的股东有杨丽、刘楚彬、周汉平、王继勇，持股比例分别为58%、34%、4%、4%。2015年9月8日，出让方杨丽、刘楚彬、周汉平、王继勇与受让方李小勇、吴某共同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杨丽将所持凯歌国际股份的21%转让给李小勇、2%转让给吴某，刘楚彬将其所持的34%股份全部转给李小勇，周汉平、王继勇将所有股份共计8%转给吴某。本次新股东团队收购是协议收购，即为提升决策效率采取打包价收购......受让方以最近一个月份即2015年8月月度资产负债表中总数据作为标准和另外出让方签字确认的披露数据作为参考，偏差不超过10%，若资产负债表中各项数据核算得出为低于90%数值对应金额全部由杨丽女士负责承担并补偿全部差额......经过以上协议转让后，实际上的股东及股权持有比例杨丽持有股份35%，李小勇持有股份55%，吴某持有股份10%。双方确认：一、股权出让价格。凯歌深圳股本总作价930万元人民币；二、收购股权款的支付期限及方式：按930万签订本合同2日内支付90%，过户完毕后付款10%，逾期视为违约。三、配合义务：1、该份协议为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任何为配合该份协议的履行所需按照国家、政府等部门规定范本签订的书面文件均属于本协议的配合义务，对外公示文件中所书写的任何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地方均按照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生效后，出让方应当5日内开始配合受让方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凯歌国际股权变更依香港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规定为准。2、各方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由凯歌深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9月10日，李小勇向刘楚彬在招商银行62×××55号账户内汇入人民币284.58万元，并附摘要：“李小勇购买凯歌国际国内股份刘楚彬34%的股权。2015年9月17日，杨丽、李小勇与案外人王首民另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三方约定：一、股权出让价格及增资约定：1、凯歌深圳股本总作价930万元人民币，在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杨丽、李小勇及王首民把股权款转给以下约定的相应原股东；股权比例如下：杨丽占51%、李小勇占30%、王首民占19%。将来公司众筹成功则优先用王首民和李小勇的股份。杨丽由原股份58%转为51%不需再付现金。李小勇在原约定已支付刘楚彬人民币284.58万元，另5.58万由杨丽退还给李小勇。王首民付给杨丽人民币176.7万元。4、杨丽、李小勇、王首民各方在签订本协议前所签署的法律文件均视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6、因为股东和股权变更，于2015年9月8日签订合同废止。7、内部审查于2015年10月30日内审查完毕，依据2015年8月份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为准超出10%以上的误差由杨丽承担，以利于公司财务健康发展。8、股权变更和营业执照于2015年10月10日完成。9、各方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由凯歌深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015年9月2日，杨丽曾就标的公司财务状况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李小勇和吴某，其中包括：公司涉诉金额及抵押设备共计234万元、截至2015年7月应收债权总额和应付债务总额分别为20195528.43元和3278979.93元、每月应付应收款额等情况。2015年9月4日，吴某要求杨丽进一步披露凯歌深圳财务数据。2015年9月5日，杨丽就吴某要求披露的信息予以反馈，其中记载：截至到2015年8月31日应付款、应收款、总货币资金分别为3253万元、2480万元、270万元，截至到2015年7月的库存及在制品403.8万元、设备账面价值2127万元。2015年9月6日，杨丽通过电子邮件将2015年8月份凯歌深圳的资产负债表发送给吴某和李小勇，该份资产负债表记载：流动资产期末余额合计42649562.94元，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合计21518995.50元，资产总计64168558.44元；流动负债期末余额合计50953064.30元，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合计51452131.30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期末余额合计12716427.14元，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期末余额总计64168558.44元；杨丽提供的8月份利润表显示8月份净利润为-4420466.91元。2015年9月10日，证人陈某接受李小勇和吴某委托，对凯歌深圳2015年8月以前资产负债情况予以审计并形成审计说明，其中记载：2014年8月固定资产净值8444052.87元、应收账款20048759.58元（凯歌深圳自报坏账365多万元，另有暂估对账中有7417518.20元没确认，其中有部分金额客户已经不认可，确认有坏账，但无法确定坏账确切金额数目）、库存商品637953.84元（其中有大量尾数，多半当废料处理——没有客户订单的库存）、待摊费用和低值易耗品共782700.31元、应付账款转杨丽股本200多万元。其后，李小勇要求杨丽、凯歌深圳提供凯歌深圳的财务会计报告并配合其派驻的财务人员进行审计核查，以全面了解凯歌深圳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但均遭凯歌深圳和杨丽拒绝。2015年10月15日，李小勇向告杨丽和凯歌深圳发出催告函，再次提出对凯歌深圳进行财务审计要求，并请求杨丽、凯歌深圳配合其所指派的审计人员进行全面审计核查。此外，凯歌深圳与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曾于2015年8月7日联合发函，函件载明：“由于公司发展需要，原公司名称‘凯歌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已经于2015年8月7日在工商局登记增加‘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原凯歌深圳所有业务均可以由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继续经营，该函件另明确，自该日凡是转账付款的转至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2016年4月18日，深圳市凯歌环球电路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富翔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为杨丽、范庆兰、尚娟娟，出资比例分别为50%、25%、25%。另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要求杨丽、刘楚彬与凯歌深圳提供凯歌深圳在2014、2015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杨丽、刘楚彬与凯歌深圳未提交相应报告，仅提供了一份电脑打印的2015年8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争议系基于香港公司的股份转让产生的纠纷，该案属涉港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未对适用法律进行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争议适用的法律虽然没有约定，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居所地均在深圳，且案涉财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亦与深圳企业经营状况相关，故一审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作为本案适用的准据法。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合同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基此，一审法院将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评判：1、议定的股本价930万元人民币是否可视为一揽子协议条款；2、本案的股权转让杨丽、刘楚彬是否存在欺诈情形，即杨丽、刘楚彬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并尽最大诚信原则，如实披露了案涉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一、议定的股本价930万元人民币是否可视为一揽子协议条款。本案中，案涉2015年9月8日受让方李小勇、吴某和出让方杨丽、刘楚彬、周汉平、王继勇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凯歌国际的股权转让系属协议收购，并采取打包收购的方式，以凯歌国际子公司凯歌深圳股本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标准，双方议定股本作价930万元人民币。同时，该合同另约定了李小勇、吴某以凯歌深圳2015年8月月度资产负债表中总数据作为标准衡量公司价值，若该数据低于出让方签字确认的披露数据的90%，杨丽负责承担并补偿全部差额。另李小勇与杨丽、案外人王首民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亦明确了对凯歌深圳的资产状况进行内部审查，并于2015年10月30日内审查完毕。可见，双方当事人均明确了凯歌国际的股权转让须以凯歌深圳财务状况的核实为必要要素，并以2015年8月31日为基准日所反映的凯歌深圳资产状况、债权债务情况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依据，杨丽亦需根据核实后的公司价值决定是否承担补偿差额的义务。因此，本次案涉股权转让“一揽子”协议成立的前提是各方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实披露了凯歌深圳真实的财务数据状况的情况。故，杨丽、刘楚彬关于案涉股权转让系一揽子框架协议的辩词，理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二、杨丽、刘楚彬是否存在欺诈，即两人是否如实披露了凯歌深圳真实财务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须遵循公平、诚信原则履行权利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制作。”在该案的股权转让中，李小勇之所以愿意接受股权转让，是基于其对刘楚彬、杨丽提供的相关财务数据的信任。如果刘楚彬、杨丽故意提供不真实的财务数据诱使李小勇签订合同，那么刘楚彬、杨丽的行为属于欺诈。因此，对刘楚彬、杨丽向李小勇披露的相应财务数据真实性的核查是确认刘楚彬、杨丽是否构成欺诈的重要环节和要素。按照合同约定，转让方须负有提供标的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义务，受让方亦有权要求转让方提供或自行开展审计核查。李小勇要求对标的公司开展财务审计，属客观合理情形。转让方凯歌国际股东应本着诚实信用、遵循公平的原则提供客观真实的财务数据或为受让方开展内部审计提供相应便利条件，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财务会计报告、相关会计凭证、审计报告等有证明力的证据供李小勇核对。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杨丽虽将公司财务数据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李小勇，但考虑到相关材料均为其单方制作的，并未经过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审计认可，所载内容不具有公信力和客观准确性，其提供的财务数据不足以反映标的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且其提供的数据资料与李小勇派驻的财务人员陈某审计后的数据有一定的出入偏差，在李小勇、吴某要求进一步核实凯歌深圳财务状况时，杨丽仍未予理会。此外，在一审法院要求刘楚彬、杨丽及周汉平补充提供凯歌深圳相应财务会计报告时，刘楚彬、杨丽称除其已提供的自行制作的电脑打印文件外，没有其它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从上述事实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刘楚彬、杨丽控制经营凯歌深圳期间，该公司要么未按法律规定制作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要么隐瞒了相应的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不提供。不论是哪种情形，刘楚彬、杨丽都存在明显的过错，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可以认定，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刘楚彬、杨丽故意隐瞒公司的真实情况，虚假陈述，诱使李小勇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存在明显的欺诈行为。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杨丽、刘楚彬在转让合同履约过程中未如实披露公司财务状况、虚假陈述，构成欺诈。李小勇据此请求撤销相应合同有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2015年9月8日和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中除涉及到杨丽、刘楚彬与李小勇之前相互股权转让部分还涉及到刘楚彬、杨丽与其它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内容，由于其它主体并未提出相应请求，故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合同中涉及到杨丽、刘楚彬与李小勇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本案中，李小勇根据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于2015年9月1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刘楚彬股权转让款284.58万元人民币。故，李小勇关于刘楚彬返还股权转让款284.58万元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上述284.58万元属于李小勇购买刘楚彬的股权的款项。但杨丽在上述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承诺对与其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偏差超过10%的部分负责，相当于为刘楚彬提供了保证。本案杨丽、刘楚彬欺诈故意明显，且无法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财务会计、审计报告证明凯歌深圳的实际价值，故杨丽应对上述284.58万元（相当于刘楚彬全部股权转让款的90%）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上述认定，刘楚彬关于李小勇支付股权转让款31.62万元和相关利息、以及继续履行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的反诉请求，无事实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李小勇与杨丽、刘楚彬之间于2015年9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二、撤销李小勇与杨丽之间的于2015年9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三、刘楚彬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李小勇人民币284.58万元；四、杨丽对上述刘楚彬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李小勇的其它诉讼请求；六、驳回刘楚彬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66元，由杨丽、刘楚彬连带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法院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处理本案纠纷，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从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7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可以看出，李小勇等人拟通过受让凯歌国际的股权收购凯歌深圳，因此凯歌深圳的资产状况是影响涉案股权收购的重要因素。股权受让方应通过合理途径对公司资产状况进行审慎调查，股权转让方负有如实披露凯歌深圳资产状况的义务。本案中李小勇主张杨丽、刘楚彬未如实披露凯歌深圳的财务状况存在欺诈，杨丽、刘楚彬辩称其已履行了披露义务。本院认为，虽然杨丽根据李小勇的要求披露了公司资产状况，但这些披露均属于杨丽、刘楚彬的单方披露，李小勇基于自身需要委托相关人员对公司资产状况进行核查，是股权受让方的合理要求，也符合2015年9月17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内部审查的约定。杨丽、刘楚彬辩称李小勇委托的审计人员不是专业审计人员，与李小勇存在利害关系，但在一审法院要求其进一步提供财务资料进行审计时，杨丽、刘楚彬未能提供且拒绝审计，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李小勇委托的审计人员作出的审计说明，凯歌深圳财务资料存在“凯歌科技固定资产随意调增1400多万元、股权认购溢价800万元、股东投资款200万元转入杨丽个人账户”等问题，这使李小勇对公司资产状况产生了合理怀疑，又因杨丽、刘楚彬不同意审计，公司资产状况无法通过审计作出评估，故一审认定杨丽、刘楚彬未能如实披露公司资产状况并无不当。因杨丽、刘楚彬未能如实披露凯歌深圳资产状况，导致李小勇对股权受让作出错误判断，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书并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84.5万元，上述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李小勇有权请求撤销其与杨丽、刘楚彬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该两份合同涉及到的当事人除了本案当事人之外，还有吴某、王首民，该二人在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中均是股权受让人，与李小勇在两份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独立，李小勇仅诉请撤销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中涉及到其与刘楚彬、杨丽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对王首民、吴某的权利义务并无影响，故一审未追加该二人参加诉讼，程序上并无不当。杨丽、刘楚彬根据998号案件判决主张其无披露义务，本院认为，998号案件是股东知情权纠纷，李小勇基于股东身份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簿及财务会计报告，而本案是李小勇与杨丽、刘楚彬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杨丽、刘楚彬作为股权受让方，负有向股权转让方如实披露公司资产状况的义务。无论998号案件中李小勇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都不影响本案中杨丽、刘楚彬的披露义务。刘楚彬主张其与杨丽相对独立，不存在欺诈，本院认为，李小勇取得的涉案股权是从刘楚彬处受让而来，该股权转让是凯歌国际股权转让的一部分，在凯歌国际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前后，均是由杨丽与股权受让方进行沟通，刘楚彬从未提出异议，故杨丽的行为应是经过刘楚彬的授权，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刘楚彬与杨丽共同承担。而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刘楚彬作为本案当事人也与杨丽共同表示无法提供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该行为表明其已拒绝履行披露义务，故刘楚彬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杨丽、刘楚彬未能如实披露公司资产状况导致李小勇受误导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构成欺诈，李小勇据此主张撤销其与杨丽、刘楚彬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李小勇依据股权转让合同实际支付了284.58万元，杨丽和刘楚彬应对该笔款项共同承担返还责任。一审依据股权转让合同书要求杨丽承担连带责任，但在该合同约定的杨丽对于资产负债表的补差责任是基于双方继续履行合同而作出的承诺，不能推定杨丽对合同撤销之后的刘楚彬返还股权转让款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杨丽、刘楚彬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对杨丽的责任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对本案其他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170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三、上诉人刘楚彬、上诉人杨丽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李小勇返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84.58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566元，由上诉人杨丽、上诉人刘楚彬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2479.5元，人民币32913.5元由上诉人刘楚彬承担，人民币29566元由上诉人杨丽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