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0）鲁商终字第1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安凯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华龙街道东环二路。法定代表人：黄琪，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赵献朋，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殷平，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安市金龙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泰安市东岳大街**建设大厦**。法定代表人：韩毅，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邹永盛，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将安国，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安徽安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与佛掌路交叉口/div>法定代表人：朱德法，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好典，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安凯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星凯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泰安市金龙住房置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泰安金龙公司）、原审被告安徽安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安徽安凯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泰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星凯龙公司委托代理人赵献朋、殷平，泰安金龙公司委托代理人邹永盛、将安国，安徽安凯公司委托代理人邓好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2009年7月16日，泰安金龙公司与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鉴于：1、第三方安徽安凯公司因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尚欠泰安金龙公司代垫人民币近2100万元，2、深圳星凯龙公司因车辆买卖合同尚欠安徽安凯公司车辆购置款人民币500余万元至今尚未归还，3、深圳星凯龙公司因财产租赁合同纠纷，在（2009）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19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具有对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债权人民币4646488元。三方一致达成意见：深圳星凯龙公司将其拥有的在（2009）深宝法民二初字第1190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人民币4646488元直接转让给泰安金龙公司所有，用于清偿安徽安凯公司所欠泰安金龙公司债务的一部分。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三方当事人均在协议上加盖公章。上述协议生效后，由于深圳星凯龙公司4646488元的债权被人民法院查封，三方当事人经协商另行达成补充协议，约定：一、解除三方于2009年7月1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二、鉴于深圳星凯龙公司已经通过向合肥新美景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付款方式偿还了所欠安徽安凯公司的购车款420万元，鉴于深圳星凯龙公司所欠安徽安凯公司剩余车款不会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事实，三方一致同意：安徽安凯公司因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尚欠泰安金龙公司代垫款人民币近2100万元（具体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由安徽安凯公司根据该法律文书继续向泰安金龙公司偿还，深圳星凯龙公司在200万元数额内承担共同偿付责任。协议由三方当事人加盖公章。2009年7月28日，泰安金龙公司提起诉讼，以深圳星凯龙公司为被告，安徽安凯公司为第三人，请求判令深圳星凯龙公司立即支付债权转让价款4646488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8月26日，泰安金龙公司又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安徽安凯公司由第三人变更为被告，诉讼请求的标的变更为20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2009年7月16日，泰安金龙公司与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同年8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当事人加盖了公章，形式要件齐备，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2009年8月16日的补充协议虽然约定了原债权转让协议不再履行，但原协议对债权的发生、转让等事实作了明确约定，证据充分。深圳星凯龙公司欠泰安金龙公司的款项应当偿还，安徽安凯公司负有在200万元数额范围内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法定义务，此义务系对深圳星凯龙公司欠泰安金龙公司的债务加入式的债务承担，因此安徽安凯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泰安金龙公司的诉讼请求成立，应当依法予以支持。虽然经传票传唤，深圳星凯龙公司与安徽安凯公司均未到庭应诉，但本案的全部证据原件均已经当庭审核无误，本案事实，足以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泰安金龙公司20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97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负担。深圳星凯龙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2009年8月16日，泰安金龙公司与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其中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系他人伪造，该公章不具备合法的手续，在公安机关没有备案记录。在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系他人伪造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协议无效。二、雎先荣一直在泰安金龙公司工作，后被安排到深圳星凯龙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其间，在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雎先荣于2009年7月29日、10月1日，分别从深圳星凯龙公司向泰安金龙公司和其法定代表人汇款190万元和10万元，泰安金龙公司于2009年8月10日归还30万元，至今尚欠170万元。雎先荣利用掌管深圳星凯龙公司公章的权利，在明知深圳星凯龙公司不欠泰安金龙公司款项的情况下，与泰安金龙公司恶意串通签订补充协议，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说该补充协议有效，该补充协议为何不将上述转款190万和归还的30万元予以抵销。三、补充协议说“安徽安凯公司因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尚欠泰安金龙公司代垫人民币近2100万元，”调解书的实际债权人是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泰安金龙公司受让该债权，但是根据其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泰安金龙公司向该信用担保公司支付全部转让款后才享有转让债权；并且，该转让行为没有通知安徽安凯公司，泰安金龙公司不享有该债权，深圳星凯龙公司也谈不上部分共同偿还的责任。四、雎先荣在离职前恶意签订补充协议，具有诈骗和职务侵占的犯罪嫌疑，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综上，请求二审判决驳回泰安金龙公司的诉讼请求。泰安金龙公司答辩称：一、2009年7月16日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叙述了三方当事人以及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内容真实，该协议因无法履行而解除并签订补充协议。本案当事人之间以及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多份合同和法律文书予以佐证，因此本案中的协议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原审判决应当予以维持。安徽安凯公司陈述称：一、同意深圳星凯龙公司的全部上诉理由。二、原审法院存在超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的问题。三、泰安金龙公司没有取得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本院经审理查明：本院除认定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一、深圳星凯龙公司向本院提交其委托西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结论为：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上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与样本印纹不是同一枚印章形成。泰安金龙公司认可协议上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与其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二、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共同提交合肥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安徽商报》登载的遗失声明，证明：安徽安凯公司申请补刻该公司财务章、合同章和法定代表人个人私章，但是并不包含公章，合肥市公安局未审批安徽安凯公司补刻公章，《债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中安徽安凯公司加盖的公章不是其合法公章，该合同无效；安徽安凯公司正式声明申请补刻财务章的经办人魏东从来不是该公司的员工，其系山东济宁市人。三、2009年8月7日《安徽商报》，载明安徽安凯公司仅声明其合同章和财务章遗失。证明其没有登报声明安徽安凯公司法定名称公章遗失。四、深圳星凯龙公司提交的付款申请书，记载在补充合同签订之前的2009年7月29日雎先荣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从深圳星凯龙公司汇到泰安金龙公司190万元，而在随后的补充协议中没有将该笔汇款抵销，说明付振华和雎先荣与泰安金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深圳星凯龙公司的利益。泰安金龙公司质证意见为，这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五、深圳星凯龙公司申请本院对补充协议上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申请本院到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分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调取雎先荣因涉嫌职务侵占罪接受上述机关调查的询问笔录，深圳星凯龙公司在个该申请书中表述：“经公安机关初步审讯，雎先荣已经交代，他和付振华原先都在被上诉人处上班，后有贾秉城分别派往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担任负责人，他们在职期间也要听从贾秉城和被上诉人的指令，而贾秉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之一，（本案）这两份合同是他们事先沟通过的，付振华盖好章后寄给雎先荣，雎先荣盖好章后又寄回去。”六、泰安金龙公司提交两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原件。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质证意见为：1、该证据与其在一审时已提交了两份《债权转让通知书》相比，左下方处均多出了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和“收到并予以执行。2009.3.11”字样，安徽安凯公司未曾收到过该通知书。2、这两份通知书上安徽安凯公司的印章和该公司的真实公章不同，该证据是被上诉人在2010年6月12日开庭后伪造的，要求对该证据所加盖公章真实性和“收到并予以执行。2009.3.11”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七、泰安金龙公司提交了2009年8月3日的《安徽商报》，证明其除公司合同章、财务章外，也登报声明了安徽安凯公司法定名称公章遗失。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质证认为，报纸不具有公告效力，登报行为是付振华的个人行为；并且，该行为没有获得相关公安机关的批准，行为无效。八、泰安金龙公司提交了2009年1月22日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2000万元收款收据。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质证意见为，该收据记载付款方式为转账，对方还应当提交银行转账凭证。九、本案三方当事人均认可雎先荣于2009年2月份至同年9月份在深圳星凯龙公司任法定代表人、付振华于2009年2月份至同年9月份在安徽安凯公司任法定代表人之事实。十、深圳星凯龙公司随后补交了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在当地工商银行帐户的对账单，证明泰安金龙公司没有支付2000万元的债权转让价款。深圳星凯龙公司还补交了深圳市公安局于2010年6月22日对雎先荣的调查笔录，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科在该笔录上盖章确认，该笔录记载雎先荣认可向泰安金龙公司汇款190万元以及向其他公司汇款数笔的事实，并表示汇款行为都是根据付振华的安排进行的。安徽安凯公司认可该证据和深圳星凯龙公司的主张，泰安金龙公司以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由没有到本院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本院认为：一、关于补充协议上安徽安凯公司所盖公章的真伪问题。泰安金龙公司认可该公章与安徽安凯公司在相关机关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并提交了安徽安凯公司声明原公章遗失作废的公告报纸，证明因原公章遗失而刻制了新的公章；其刻制新公章的行为没有获得相关公安机关的批准，涉及其是否应当接受相关公安机关的处罚问题，但这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时，经办人付振华是安徽安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应当确认该公章是能够代表安徽安凯公司的真实公章。虽然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上安徽安凯公司的公章与其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但是付振华作为法定代表人，当时在合同上加盖新公章的行为，是代表当时的安徽安凯公司作出的意思表示。应当确认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已经成立。因泰安金龙公司已经认可安徽安凯公司公章经过了重新刻制，深圳星凯龙公司申请对该公章进行鉴定没有实际意义，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补充协议的效力问题。深圳星凯龙公司主张泰安金龙公司与其派出的雎先荣、付振华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本院认为，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任职以前，是泰安金龙公司的员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职以后三方签订的合同必然是恶意串通；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对三方当事人以及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有叙述，相互吻合；深圳星凯龙公司提交付款申请书，证明在补充合同签订之前的2009年7月29日，雎先荣从深圳星凯龙公司汇到泰安金龙公司190万元，而在随后的补充协议中没有将该笔汇款抵销，说明付振华、雎先荣与泰安金龙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深圳星凯龙公司的利益。对此本院认为，该190万元汇款的付款申请书上注明付款原因是暂借款，债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处理以前的债权债务，不是必然的一定要将刚刚发生的借款进行关联处理，两笔债权债务可以合并后相互抵销，也可以分别处理；在签订补充协议时没有抵销该笔借款，不应作为认定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行为致使补充协议无效的依据。对该190万元借款，深圳星凯龙公司没有在本案中提起反诉，仍可另行主张。因为对雎先荣任职期间的深圳星凯龙公司经营情况没有进行全面审计，所以目前无法确认雎先荣任职期间的公司盈亏情况，也无法确认泰安金龙公司是否与雎先荣、付振华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补充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泰安金龙公司是否享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问题。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将其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合民二初字第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连同告知债务人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经交给了泰安金龙公司，即使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由泰安金龙公司向安徽安凯公司出示，亦可产生债权转让协议生效的法律后果。更何况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付振华在补充协议上签章，已经证明安徽安凯公司作为债务人，知晓该债权转让事实。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与泰安金龙公司之间针对转让价款的约定，双方有权在实际履行转让合同过程中予以变更。即使泰安金龙公司没有足额支付转让价款，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将债权转让通知书和2000万元债权转让价款的收款收据交给泰安金龙公司之行为，也能说明双方实际变更了债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债权转让合同已生效并履行完毕。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关于泰安金龙公司没有支付转让价款，不享有该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要求本院调查泰安金龙公司向合肥市创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事实的申请，对于确认泰安金龙公司是否享有该86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债权问题没有意义，对该申请本院不予支持。四、本案的争议内容，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证据证明涉嫌刑事犯罪，不存在应当移送相关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形。五、深圳星凯龙公司在其调查取证申请书中表述：“经公安机关初步审讯，雎先荣已经交代，他和付振华原先都在被上诉人处上班，后有贾秉城分别派往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担任负责人，他们在职期间也要听从贾秉城和被上诉人的指令，而贾秉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是被上诉人的股东之一，（本案）这两份合同是他们事先沟通过的，付振华盖好章后寄给雎先荣，雎先荣盖好章后又寄回去。”从上述内容看，即使本院调取了该调查笔录，也仅能证明雎先荣和付振华的来历、本案两份合同的大概签订过程；而签订合同之前的沟通，是所有合同签订之前的必经过程，该笔录内容不能证明恶意串通事实的存在。对其调取该笔录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深圳星凯龙公司提交的深圳市公安局于2010年6月22日对雎先荣的调查笔录，记载雎先荣认可向泰安金龙公司汇款190万元以及向其他公司汇款数笔的事实，并表示汇款行为都是根据付振华的安排进行的。本院认为，该笔录涉及汇款190万元以及雎先荣是否都是根据付振华的安排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六、本案在原审法院立案后，泰安金龙公司申请减少诉讼请求至200万元，应当收取案件受理费22800元，对此，原审判决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深圳星凯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深圳星凯龙公司和安徽安凯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深圳星凯龙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庆林代理审判员  马向伟代理审判员  安景黎二○一○年七月二十日日书 记 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