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7民终30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蚌埠市朝阳路**（**）。 负责人：张蔚靖，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安徽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生，男，1976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华，山东能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民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永生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2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人民财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被上诉人刘永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中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人民财险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人民财险公司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事故不符合人民财险公司免责条款情形”属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中两份事故认定书均认定刘永生在事故发生后，知晓事故发生，但驾车驶离事故现场，没有对现场进行保护，也没有及时救助伤者，致伤者被其他车辆碾压致死。刘永生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禁止性规定。（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约定很明确，事故发生后，应先依法采取措施抢救伤者等，合理地减少损失。在上述情形没有采取的情况下，分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和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两种情形，刘永生违反了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该种情形。一审法院却将刘永生的行为理解为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显系认定事实错误。（二）人民财险公司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免责。刘永生在事故发生后，没有采取保护措施驾驶被保险机动车驶离事故现场，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人民财险公司已尽到提示义务，故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采纳编号尾数为3913号事故认定书属认定事实错误。1.编号尾数为3912号事故认定书于2019年9月30日下发给双方当事人，如当事人不服，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书面提交复议申请，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而不是原经办警官直接撤改事故认定书。故一审法院直接认定办案交警个人所说作为定损依据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取该起事故认定的档案材料，档案中是否有办案民警作陈述的复核交通事故原办案机关就可以，不需要上级机关申请复核。2.人民财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了刘永生于2019年1月22日向人民财险公司要求理赔时提供的编号尾数为3912号事故认定书来进行理赔，如该事故认定书被撤销，刘永生于2018年10月2日自己申请的复核，按办案警官所说已收回，盖上作废章，刘永生何来后来要求理赔时事故认定书的原件。3.菏泽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2018〕030687号检验报告中记载死者被其他车辆碾压，死者全身从头到脚多处碾压痕迹，如是刘永生陈述自己的车后部碾压，当时办案民警及技术部门能查验不到？单县公安局行动技术大队出具的鉴定文书，绪论（四）案件摘要中死者李臣满被其他车辆碾压，造成李臣满当场死亡。尸检和认证部份3显示死者李臣满从头到脚，头部有颅脑缺损、胸部塌陷、胸骨肋骨骨折、背腰部多发骨折以及鉴定报告中说李臣满右小腿碾压骨折，可以看出李臣满死亡前不是一辆车辆碾压。4.从上述证据可以判断，编号尾数为3913号事故认定书是交警个人违规作出的，不是正规程序作出的，也不是集体领导研究作出的，该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法院应采纳3912号事故认定书作为判案依据。 刘永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刘永生的行为不属于免责范围，人民财险公司也没有尽到明确说明和告知义务。人民财险公司利用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刘永生发生事故时是在凌晨三点的施工路段，发生事故时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故意逃离现场，是在疑惑中随后拨打报警电话，之后按照警方指示返回事故现场，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交警部门对刘永生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表现和行为综合分析后，在两份事故认定书中均认定刘永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而非第七十条之规定。人民财险公司没有提供刘永生未依法采取措施的证据，其提出刘永生属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是错误的。人民财险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中包含“未依法采取措施”对肇事车辆的挂靠公司和实际车主作出过具体包含哪些范围作出解释，故刘永生也不存在未依法采取措施驾驶车辆离开现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刘永生的行为不属于保险合同免责范围。（二）一审法院采信3913号事故认定书并作出判决，完全正确。1.无论是3913号还是3912号事故认定书，均认定刘永生和李臣满承担同等责任。2.刘永生对3912号事故认定书结论没有异议，没有申请复核，只是对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经过的表述有异议。交警部门在案发后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无法查实有无其他车辆碾压，其表述有其他车辆碾压是不准确的，故交警部门对3912号事故认定书中有瑕疵的部分作出修改，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人民财险公司也没有提出证据证明有其他车辆碾压，两份事故认定书对责任的划分没有任何变化，故事故认定书应当采信。3.人民财险公司主张采信3912号事故认定书，也是对刘永生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以及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的认可，故一审法院按照3913号事故认定书判决人民财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永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人民财险公司在商业险保险范围内支付刘永生保险金3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人民财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9日，刘永生将其所有的皖Ｃ3××××货车挂靠在怀远县顺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汽贸公司）名下经营。2018年6月20日，刘永生以顺发汽贸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人民财险公司为皖Ｃ3××××货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其中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不计免赔率等，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保险期间自2018年7月1日0时起至2019年6月30日24时止。 2018年8月11日3时10分许，刘永生驾驶皖Ｃ3××××货车沿省道351定砀路自东向西行驶到单县××镇××村路段时，将在路中间护栏南侧最内侧机动车道内自东向西行走的行人李臣满撞倒（该路段路北侧施工，向西行驶车辆借道路中间护栏南内侧机动车道行驶）。事故发生后刘永生驾车驶离现场，随后立即报警，并驾驶肇事车辆返回现场。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单县大队出具了第37172212018000039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永生承担同等责任，李臣满承担同等责任。2018年11月5日，经单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刘永生与李臣满近亲属达成交通事故调解赔偿协议书，约定由刘永生赔偿李臣满近亲属各项损失共计42万元，先期已支付3万元，协议签订之日支付28万元，余款11万元（交强险赔偿款）由保险公司直接打入李臣满近亲属指定的账户。刘永生于达成调解当日将31万元全部履行完毕。后人民财险公司支付交强险保险金11万元。刘永生称李臣满因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663605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为30236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53379元（父亲李德运为82736元、母亲崔桂丽为103420元、儿子吕嘉兴为67223元）、丧葬费为428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为60000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为5000元〕，依照《山东省实施办法》的规定，刘永生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应当承担70%的赔偿责任，扣除交强险部分，刘永生应赔偿387523.50元，其实际赔偿31万元，不超过应赔偿数额。 人民财险公司称案涉交通事故存在两份事故认定书，且认定不一致，交警部门涉嫌滥用职权，应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刘永生计算的李臣满被抚养人生活费错误，多计算了6.5年、其计算的精神抚慰金过高、亲属处理丧葬事宜费用5000元没有依据。人民财险公司提供的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均记载了保险人已就免除其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等内容，顺发汽贸公司在投保人签章处加盖了公司印章予以确认；其提供《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均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向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单县大队民警张建军进行了调查。张建军称其和苏成坤系案涉交通事故的值班出警民警，其二人于2018年8月11日凌晨接到刘永生的报警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确认刘永生驾驶车辆将一名女子撞倒；通过勘查，在现场发现有不同车辆的车轮印迹，但又查找无果，故于2018年9月30日出具第37172212018000039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认定事实部分记载“李臣满又被其他车辆碾轧”的内容；后刘永生提出异议，称事故认定书记载的“李臣满又被其他车辆碾轧”不符合事实，不能排除本人车辆后轮碾轧李臣满的可能，故对刘永生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了案件研究分析，认为上述事故认定书记载的“李臣满又被其他车辆碾轧”的内容在表述上存在瑕疵，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李臣满被其他车辆碾轧，亦存在被刘永生车辆碾轧的可能；故经大队分管领导及事故科集体研究，将上述事故认定书及时收回并进行作废处理，重新出具了第37172212018000039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叙述事故发生经过时记载了“致李臣满倒在该机动车道内，被碾轧致当场死亡”的内容。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加盖作废章的尾号为3912号事故认定书、认定书复议变更申请书、鉴定文书。人民财险公司称张建军的陈述不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另查明，李臣满的父亲李德运于1954年8月出生，其母亲崔桂丽于1964年4月出生，系智力残疾人二级，其子吕嘉兴于2012年10月出生，三人均系农村户口。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5118元，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为10342元，国有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9305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永生虽不是皖Ｃ3××××车辆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但其是保险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及使用人，顺发汽贸公司仅是名义车主，并不对挂靠车辆的运行具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不从车辆运行中获取利益，且发生交通事故后刘永生已对受害方进行了损害赔偿，刘永生有权向人民财险公司在保险限额范围内主张理赔。 本案交通事故致李臣满死亡，此事故经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单县大队处理认定，刘永生承担同等责任，李臣满承担同等责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人民财险公司称本案存在尾号为3912号和3913号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通过向交警部门核实，交警部门称因表述存在瑕疵、刘永生提出异议，而将3912号事故认定书做出作废处理，依照法定程序重新作出3913号事故认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在本案中，人民财险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足以推翻3913号事故认定书的相反证据，一审法院确认3913号交通事故认定书相应的证明力。人民财险公司如果认为交警部门有滥用职权的嫌疑，可向相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本案中对此不予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该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此次事故造成李臣满死亡，死亡赔偿金为302360元（15118元×20年），丧葬费为34652.50元（69305元÷12×6）。《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次事故造成李臣满死亡，给其近亲属精神上造成严重伤害，一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为10000元。李臣满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产生费用，但刘永生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酌定处理丧葬事宜费用为1000元，对刘永生计算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臣满的被抚养人李德运生活费计算为：10342元÷2×16年＝82736元、被抚养人崔桂丽的生活费为：10342元÷2×20年＝103420元、被抚养人吕嘉兴的生活费为：10342元÷2×13年＝67223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53379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被抚养人生活费为186156元，对于刘永生计算的超出该数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李臣满的各项损失共计534168.50元。《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赔偿责任。在案涉交通事故中，扣减人民财险公司已支付的交强险保险金11万元，根据行人李臣满承担责任比例，一审法院酌定由机动车一方刘永生承担百分之六十五的赔偿责任，即275709.52元，且该数额不超过刘永生已赔偿的数额，故人民财险公司应赔偿刘永生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275709.52元。对于刘永生主张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财险公司辩称刘永生驾驶车辆发生事故后，没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造成受害者的死亡，依据保险条款约定法律规定，其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人民财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约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该约定应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能适用：一是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二是未依法采取措施。在本案中，刘永生在事故发生后，虽驾车驶离现场，但随后立即报警，并驾车返回现场，不符合上述约定，亦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一审法院对人民财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山东省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人民财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永生保险金275709.52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0元，减半收取2975元，由刘永生负担258元，人民财险公司负担2717元。 本院二审期间，人民财险公司提交两份证据，证据一为电脑打印件及录音光盘一份，拟证明刘永生在2019年1月29日录音中要求不要向人民财险公司上传3912号事故认定书，看看能否修改事故认定书，从而证明3913号事故认定书是刘永生和他人合谋做的假材料；证据二为单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9年9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在调解时3912号事故认定书没有被撤回，3913号事故认定书出具时间为2018年10月3日即国庆节放假期间，张建军陈述大队领导集体研究是虚假的。经质证，刘永生称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人民财险公司没有提供原始载体及通话详单，证明是该公司理赔员与刘永生在2019年1月29日的通话，通话中也没有说明是修改更正哪一份事故认定书和哪一方面的内容，该证据不应采信；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明中并没有显示事故认定书的字样，与两份事故认定书没有关系，单县交警大队在10月3日进行研究并出具3913号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对于人民财险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电脑打印件仅显示录音编号，与录音光盘通话内容的关联性无法确定，且刘永生提出异议，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录音的录制时间。证据二的真实性双方均无异议，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不显示关于事故认定书的内容，故对人民财险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另查明，人民财险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本院前往交警部门调取受案登记表、当事人询问笔录及证人证言、事故现场视频监控录像资料、两次交警部门集体研究案件材料及变更事故认定书的会议纪要。 又查明，一审中人民财险公司提交的投保人声明显示，“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顺发汽贸公司在投保人签章处予以盖章确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约定，“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 再查明，二审法庭调查中，刘永生委托诉讼代理人称“从事故发生到我方报警约10分钟，到折返现场约半小时左右”。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永生将其所有的皖Ｃ3××××货车挂靠在顺发汽贸公司名下经营，顺发汽贸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人民财险公司为皖Ｃ3××××货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保险，其中商业险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险和不计免赔率等。一审中人民财险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顺发汽贸公司作为投保人盖章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故人民财险公司应否承担保险责任，关键在于案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的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该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精神相符，对双方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关于案涉交通事故，菏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单县大队先后出具了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尾号为3912号事故认定书被收回作废处理，双方由此产生争议。但无论是哪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均认定“事故发生后刘永生驾车驶离现场”及李臣满被碾轧致当场死亡的事实。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的约定，事故发生后，刘永生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人民财险公司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具有合同依据。从引导正确社会价值取向的角度出发，刘永生在事故发生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而是驾车驶离，客观上使被撞倒的李臣满遭受致命损伤，其行为亦应当从法律上给予否定性评价。因此，刘永生要求人民财险公司承担商业险保险责任，不应予以支持。因根据现有在案证据，人民财险公司的上诉主张成立，故人民财险公司的调取证据申请，于本案的实体处理已无意义，本院不再另行调取。 综上，人民财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单县人民法院（2019）鲁1722民初212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永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950元，减半收取297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36元，均由刘永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淑梅 审判员  王媛媛 审判员  姜 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杨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