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3民终495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国选，男，汉族，1980年7月24日生，住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金峰，河南蓝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炎强，河南蓝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杨湾村**。法定代表人：李占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秋爽、耿祎辉，河南博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国选因与被上诉人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311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国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杨国选不应当向义顺公司支付211643.45元的货款；2、该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义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依据错误的材料及其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应当给予撤销并改判，改判杨国选不应当向义顺公司支付任何货款。1、杨国选系义顺公司义顺公司的员工，系销售人员，同时杨国选也是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的法人（负责人），即杨国选系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义顺公司依法为杨国选缴纳社会保险，杨国选因作为销售人员、作为分公司的负责人，其销售出去的货物款项由于没有按照义顺公司的要求及时向客户收回货款，最终义顺公司停交了杨国选的社会保险。3、义顺公司为了开发湖南市场，其法人李占平、股东袁韶轲于2014年9月29日在长沙市注册成立长沙分公司，并让员工杨国选担任分公司的负责人，依法登记注册成立，同时任命杨国选为分公司的管理人员，义顺公司因分公司效益不好，客户货款回款慢，资金运作出现困难等原因，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的股东同时也是义顺公司的股东李占平、股东袁韶轲决定注销长沙分公司，同时告知杨国选，让杨国选办理分公司的注销事宜，同时也督促杨国选在分公司注销后继续向客户催要所销售的货款，杨国选于2017年11月份办理完毕了长沙分公司的国税、地税注销手续，长沙分公司于2017年11月27日注销。4、2017年2月8日，杨国选作为义顺公司的员工及其长沙分公司的负责人，义顺公司经过对通过杨国选本人以及长沙分公司所售出的没有收回的货款的核对，让杨国选书写了一张“欠条”，欠条的内容为：“今欠义顺公司货款435690元，截止2017年2月8日之前账已对，欠款人杨国选”，该欠条虽然由杨国选签名，但是杨国选系代表员工身份、代表长沙分公司的负责人身份所写，当时义顺公司的用意：一是用于内部账目核对、二是同时督促杨国选尽力向客户催收货款。5、义顺公司依据其员工书写的销售货物而没有回款的欠条，向员工主张权利、让员工个人还款实为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二、一审判决程序存在问题，有失公正。1、一审庭审过程中，义顺公司对其主张的款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表述不清且混乱，义顺公司代理人当庭说明随后让财务人员到庭或出具清单向法庭说明，然而直到庭审结束义顺公司也无法向法庭说明白其主张款项的来源、明细，庭后直接收到判决，一审法庭也没有通知杨国选对其所提交的明细进行质证。2、一审庭审结束后，杨国选通过查找之前长沙分公司的材料，找到了国税、地说的注销材料，就向一审李村法庭提交，而一审对于杨国选庭后所补充所提交的关键证据，置之不理，最终导致所查明的事实严重错误，同时也做出了错误的判决。综上所述，恳请二审法院支持杨国选的上诉请求。义顺公司辩称：一、杨国选不是义顺公司工作人员。原审庭审中义顺公司提交了多份《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销售单》，销售单中约定明确：“本公司产品实行社会外销制度，购货人为独立经济责任人，其行为与本公司属债务关系，购货人外出销售产品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本公司概不负责”。这一事实，在原审庭审中已查明，因此杨国选根本不是义顺公司员工，杨国选系个人经销，其与义顺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这从杨国选向义顺公司出具的“欠条”也可以得到证实。另杨国选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出具过程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应清楚明白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所以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义顺公司帮杨国选代缴社保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只有劳动合同或者生效法律文书。原审中，杨国选没有提交任何证明该观点的证据，甚至连义顺公司给其是否发放过工资的证据都没有，双方之间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试问，有哪位员工工作不要工资？哪位员工工作是为了给单位打“欠条”？至于义顺公司帮杨国选缴纳社保的原因，原审中义顺公司已解释清楚：“因杨国选与义顺公司多名管理人员是同村居住的朋友，而杨国选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其投标时必须要有社保缴纳记录等材料，所以义顺公司出于帮忙的心态，答应在当地帮杨国选垫交社保，但社保的费用，一直都是杨国选自己负担的。”这从原审中义顺公司提交的“财务清单”即可证明，该项费用要么是杨国选转账，要么是经杨国选同意，在其支付的货款中扣除，但费用均是杨国选自己承担的。另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只有劳动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且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可知领取报酬是劳动关系最基本的条件，因此杨国选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原审对双方2017年2月8日之后形成的债务不做处理，明显不当。原审法院以2017年2月8日后双方账目未进行核对为由对杨国选2017年2月8日后欠付的货款不予处理，明显不当，尤其是其中的两笔货款（2017年4月23日39760元，2017年8月22日24400元），销售单对货物、金额标注清楚，请二审法院予以认定，以免义顺公司另案另诉，增加诉累。四、本案判决程序合法。综上，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杨国选应当向义顺公司支付欠付的货款。另请二审法院对原审部门遗漏货款予以确认，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义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杨国选向义顺公司支付欠货款296480元。利息从2017年2月8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利率至还款之日止，本案诉讼全部费用由杨国选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国选与义顺公司一直有业务往来，直至2017年2月8日，双方算账后，杨国选向义顺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货款43569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叁万伍仟陆佰玖拾元整，截止2017年2月8日之前账已对。另查明，2017年2月20日，义顺公司收到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公司政府采购保证金专户打来的16800元；2017年3月21日，杨国选向义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平转款20000元；2014年5月16日，洛阳义顺投资有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杨继波借款人民币柒万元整，期限共12个月，自2014年5月16日至2015年5月15日止；2017年3月17日，案外人杨继波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我自愿将此据转让给杨国选抵现金；2017年5月28日，案外人振龙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因杨国选拿杨继波投资公司投资款柒万元正抵账，直接从业务账抵减柒万元正，不下收入账，此条付到业务账页上；2017年7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化县支行向义顺公司转款82114.4元；2017年10月28日，杨国选向义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占平转款20000元；2018年8月3日，杨国选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新化县支行向义顺公司公司转款5132.15元；2019年2月3日，杨国选向袁韶勇转款10000元整。以上七笔款项共计224046.55元，系义顺公司、杨国选双方2017年2月8日算账后即杨国选出具欠条后应当抵扣的杨国选所欠的货款。以上事实由当事人出具的欠条、转款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资证。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杨国选从义顺公司处进货并销售，双方买卖关系成立，义顺公司向杨国选供应了货物，杨国选应当承担向义顺公司支付货款的责任，根据杨国选给义顺公司出具的欠条可以认定杨国选欠义顺公司货款，欠条为欠款凭证，双方算账后杨国选自愿出具欠条，杨国选应当按欠条数额偿还欠款。杨国选出具欠条后又以多种形式向义顺公司偿还了多笔货款，义顺公司庭审中也予以认可，应当予以扣除，余211643.45元货款未清付。关于利息问题，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及逾期利息，因此一审法院参照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按年利率6%从欠款之日起计算。关于义顺公司代杨国选所交社保款项，本案为货款纠纷，因此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依法不予处理，另案另诉。关于义顺公司要求的2017年2月8日之后的货款，因为双方未算过账，关于货物的数量、金额以及是否有质量问题都无法确定，双方也没有进行结算，杨国选也未出具欠款凭证，因此本案不予处理，可另案另诉。杨国选辩称自己是义顺公司员工，但其没有出示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并且义顺公司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对于杨国选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杨国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货款211643.45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从2017年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杨国选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747元，由杨国选承担5000元，由洛阳市义顺办公机具有限公司承担747元。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审理中，杨国选提交如下证据：1、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国税、地税清税证明及通知书；2、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出具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3、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营业执照（扫描打印件）及章程修正案（复印件）。拟证明：从2014年9月29日至2017年11月27日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经营期间杨国选系该分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杨国选并不是义顺公司及其分公司的股东，长沙分公司具体的业务由杨国选负责，杨国选所出具的欠条系按照义顺公司及其股东的要求所出具的具体欠款，系长沙分公司的相关账目，杨国选系职务行为，并不代表本人个人所欠义顺公司的款项。义顺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1、杨国选所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2、杨国选提供的证据与本案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判决的依据是双方所签订的销售单以及杨国选所出具的欠条。3、在营业执照上为什么会由杨国选作为负责人，杨国选在长沙本地系个人经销，当时杨国选为了进行招投标，让公司把营业执照以及法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邮寄给了他，所以他在当地私自办理一个分公司，并且私自刻了分公司的公章，后来公司知道这一情形后，立刻通知其办理注销手续，当时杨国选不仅仅是办理了分公司，而且还有一个售后服务部，公司知道后全部让其予以注销，这个是营业执照上为什么会有他作为负责人的一个背景。4、杨国选所称的上诉理由以及提供的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国选是我单位员工，也不能证明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出具欠条的过程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以及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所以其应当对出具欠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双方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2017年2月8日，杨国选向义顺公司出具欠条，欠条载明欠义顺公司货款435690元，截止2017年2月8日之前账已对。杨国选在欠款人处签名，且欠条附有杨国选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审法院结合上述欠条、转款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认定杨国选与义顺公司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并无不当。双方对账后杨国选出具欠条，扣除其出具欠条后支付的款项，义顺公司主张剩余货款，应予支持。杨国选一审中辩称其是义顺公司的销售人员，二审上诉认为其出具欠条的行为系代表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的职务行为，但根据其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注销时间为2017年11月27日，而杨国选出具欠条的时间为2017年2月8日，出具欠条在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注销之前，杨国选并未在欠条上加盖义顺公司长沙分公司公章，且欠条附有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故其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2017年2月8日出具欠条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关于杨国选认为其系义顺公司员工的主张，杨国选于一审中提交了义顺公司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据，义顺公司不认可杨国选为其公司员工，对于其为杨国选缴纳社保作出了解释，杨国选亦未提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或工资发放关系的证据，且法律并未禁止公司员工向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故杨国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关于义顺公司提出的2017年2月8日之后的货款，一审未予处理，义顺公司并未提起上诉，依法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范围。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75元，由上诉人杨国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惠谦审判员  王 睿审判员  蔡美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