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4034号原告：曹某1，女，196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曹某2，女，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曹某3，女，1971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同，男，196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马昌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殷某，女，196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曹某4，女，198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曹某5，男，1987年5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平谷区，住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三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升，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晶，北京市方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曹某1、曹某2、曹某3（以下简称三原告）与被告殷某、曹某4、曹某5（以下简称三被告）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某1、曹某2、曹某3及三原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同，被告曹某4、曹某5、殷某及三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金升、李金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10%份额归被告曹某4、曹某5所有，其余的份额判归三原告所有；2.判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的12.5%份额归三原告所有；3.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审理过程中，三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李某的2017年8月9日与2018年2月21日的两份遗嘱有效。事实和理由：曹某6与李某系夫妻，曹某6于2004年去世，李某于2018年9月去世。曹某6与李某生前生育一子三女，儿子曹某7，长女系曹某1，次女系曹某2，三女系曹某3。曹某7与殷某系夫妻，生有一子一女，儿子系曹某5，女儿系曹某4。曹某6与李某拥有×号房屋一处。曹某7与殷某拥有×号房屋一处。曹某7于2014年去世。曹某6及曹某7去世后未对遗产进行分割。2018年2月21日，李某将其拥有的×号房屋份额及其继承份额立下遗嘱归三原告所有。三原告的母亲李某过世后，曹某5及殷某阻碍三原告对上述房屋的管理使用。故起诉至贵院，对上述房屋依法分割。三被告共同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三原告所述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情况属实，但×号房屋不是曹某6和李某的遗产，而是曹某7和殷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房屋是曹某5财产，三原告无权要求分割。殷某的丈夫曹某7是曹某6和李某唯一的儿子。早在2009年李某就已双目基本失明，不具有识别遗嘱的条件。而且李某得了脑血栓拴住的舌头，早已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三原告所述的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述的遗产也不是李某的遗产。三原告提供的两份遗嘱是无效的，日期是伪造的。通过三原告自述与证人陈述，遗嘱的内容不是见证人和被继承人所签，不是真实遗嘱。见证人应该有两人，但只有一个人到庭接受询问，到庭的证人故意做伪证，作证内容前后不一致，不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观真实性。其中遗嘱见证人高某1和高某2（音）是发小，因此见证人有利害关系，高某1与代书人张某也是好哥们，曹某3在大队上班，与高某1是同事关系，不能客观的作为见证人，有作伪证的依据。所以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曹某6与李某系夫妻，二人育有长子曹某7、长女曹某1、次女曹某2和三女曹某3四名子女。曹某6于2004年3月31日去世，李某于2018年9月3日去世。曹某7与殷某系夫妻，二人育有长女曹某4、长子曹某5两名子女。曹某7于2013年2月21日去世。三原告提交两份李某的落款日期分别为2017年8月9日与2018年2月21日的代书遗嘱，要求确认两份遗嘱均为有效。两份遗嘱均为电子版打印件。第一份遗嘱内容为：“遗嘱。李某（身份证号码：×××)，女，194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村农民，住该村。因我儿子曹某7已去世，曹某7之妻殷某对我不履行赡养义务，故我订立遗嘱。我去世后，我的所有财产（包括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房屋）均由曹某1（身份证号码：×××)、曹某2（身份证号码：×××)、曹某3（身份证号码：×××)继承。立遗嘱人：李某（签名处捺有手印），2017年8月9日。代笔人：张某，2017年8月9日。见证人：高某1，2017年8月9日。”第二份遗嘱内容为：“遗嘱。李某（身份证号：×××)，女，194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北京市平谷区×号村民，现居住地为北京市平谷区×号[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房产及院落是曹某6与李某夫妻二人共同财产（曹某6于2004年去世后此房屋为李某一人居住）]。因我儿曹某7已去世，曹某7之妻殷某对我不履行赡养义务，故我订立遗嘱。我去世后，我的所有财产（包括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号房屋院一处。四至：东至郭某1郭某2房墙；南至曹某8房后墙；西至曹某9东房墙；北至本房后墙）此房屋和院内的一切包括东厢房，均为曹某1（身份证号码：×××)、曹某2（身份证号码：×××）、曹某3（身份证号码：×××）三个女儿享有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该房屋院落如遇拆迁、占地事宜时，所有的拆迁补偿款项及待遇都由三个女儿享有，其他人无权干涉。立遗嘱人：李某（签名处捺有手印），2018年2月21日。见证人：高某1，2018年2月21日。代笔人：张某，2018年2月21日。”三原告表示订立两份遗嘱的在场人有李某、见证人高某1、代书人张某、三原告及其丈夫，订立地点均在×号，张某是邻村×村委会的村干部，所以张某拿着草稿去×村委会打印，×村委会离×号有二三里地，打印后又拿回×号让李某签字；两份遗嘱的落款日期全部都是曹某3所写。三被告认为上述两份代书遗嘱均属无效，理由如下：第一，遗嘱提及的殷某不履行赡养义务并非李某的真实意思，而是制作遗嘱的人炮制的；第二，遗嘱中提及的东厢房是曹某7与殷某所建，不在遗产范围；第三，遗嘱中提到的×是殷某与曹某7为其儿子曹某5所购买，对此李某是知晓的，李某不可能在遗嘱中将该财产列为自己的遗产；第四，第二份遗嘱提到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是法律人员所使用的词语，李某在立遗嘱时已经76岁，不可能使用上述专业名词，上述专业名词是书写遗嘱人的意思而非李某的意思；第五，立遗嘱时故意规避而未采用录音录像的形式，无法知晓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证据形式应当受到质疑；第六，李某的财产都留给三个女儿，遗嘱内容不符合平谷的公序良俗；第七，李某有视力和听力残疾，李某不具有定遗嘱的能力，遗嘱是法律人起草的，只能体现出制作人的意思，无法体现李某的真实意思。对此，三原告认为，虽然李某双目失明，但能够书写，立遗嘱时头脑清楚，死亡原因是胆管癌症。为此，三原告提交录音和录像，证明李某口齿清晰、头脑清醒，明确表示名下所有财产归三个女儿继承。庭审中，三原告表示录音时间在2017年立遗嘱之前，三原告及其爱人、高某1等人在场，录音地点在×号；录像时间在2018年4月，当时三原告及其爱人、李某外孙子女等给李某过生日，地点也在×号。三被告认为，录音、录像的时间无法确定；录像时亲友聚会闲聊天，不具有遗嘱效力，不能代表李某立遗嘱的真实意思；立遗嘱时不应当有利害关系人在场；录像能够看出李某系普通农民，说话清晰，不能在语言表明中体现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的词语，遗嘱内容不客观；三原告能够提交两次遗嘱订立之前和之后的音频、视频，但却没有订立遗嘱时的音频、视频，因此遗嘱不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三原告申请遗嘱代书人张某出庭作证。张某出庭作证陈述如下：李某双目失明，李某曾说过将遗产给三个女儿；两次立遗嘱，都是曹某3的丈夫高某2找张某去的，地点都在×李某家中；两次立遗嘱的在场人均有李某、三原告、高某1和张某，没有其他人；从朝北开的后门进院，李某口述，张某书写，再去×大队打印，打完了再回到×路，给李某念一遍，李某签字；从进李某家门到最终李某在遗嘱上签字，前后历时大概20分钟；遗嘱的落款日期并非张某本人所写，而是曹某3所写。庭审中，本院反复询问张某，遗嘱上的内容是否是李某本人口述，是否经过修改，张某回答均肯定是李某本人口述，一字不落，并未经过修改。但在本院询问张某李某在口述遗嘱时，是否适用了“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这些词语，以及是否表述了东西南北至何处时，张某表示大概的内容就是死后把房给三个女儿，不记得李某是否使用了上述词语，李某只说明了两处房屋门牌号，没有说东西南北至哪个邻居家。本院询问张某，李某家至×村委会，路途时长以及打印遗嘱文本所用时长；张某回答开车单程几分钟，张某本人打印遗嘱文本，打字时间十分钟，想象前后历时20分钟，但没有看时间。后在三被告询问张某时，张某承认两份遗嘱电子版均非其本人输入电脑后打印的，而是其助理打印的；李某没有说四至，忘记是谁说的。三原告认可证人证言，认为证言可以证明遗嘱是李某的主观意愿。三被告不认可证人证言，认为证言与遗嘱存在很大冲突，遗嘱是专业人士起草的，并非李某口述，不符合立遗嘱的形式和实质要件；证言前后矛盾，遗嘱不是代笔人打印的，因此证人张某不是代笔人，遗嘱无效。上述事实，有庭审笔录、遗嘱、证明信等证据在案为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两份遗嘱的效力。现本院结合查明的事实，做如下分析认定：第一，遗嘱代书人张某在出庭作证时，对于两份遗嘱是否与李某口述一致、是否经过修改，前后陈述不一致，因此，两份遗嘱无法确认是李某亲口所述，同时考虑到李某当时已双目失明，无法确认是否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张某对于遗嘱签署的前后历时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因此，无法确认遗嘱签署过程；第三，张某作为遗嘱的代书人，在出庭作证时认可遗嘱电子版并非张某本人输入电脑后打印的，因此，代书人张某并未自己完成代书遗嘱的事务，并不符合遗嘱代书人的条件。因此，对于三原告要求确认李某的2017年8月9日与2018年2月21日两份遗嘱有效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曹某1、曹某2、曹某3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百七十五元，由原告曹某1、曹某2、曹某3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黄 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范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