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0127民初4041号 原告：雷大苏，男，1979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闭夏梦，广西金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奇，男，198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宁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燕梅，广西广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卢其源，男，1974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横县。 第三人：李辉聪，男，1962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横县。 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大桂山林场，住所地：贺州市八步区爱民路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1002003412054（1-1）。 法定代表人：邓永胜，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鸣，广西灵丰（平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卢其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受理后，被告石奇于2019年1月22日向本院申请追加李辉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予。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雷大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闭夏梦，被告石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燕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卢其源和第三人李辉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原告雷大苏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追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大桂山林场（以下简称大桂山林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雷大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闭夏梦，被告石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燕梅以及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卢其源和第三人李辉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雷大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自2015年1月17日起终止；2.判令被告将原告已支付的购买木材的货款550万元退还原告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标准：以5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欠款退还完毕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原告的律师费；4.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份，两被告前来与原告磋商，称其已通过南宁（中国·东盟）商品交易所20131226（周四）期标得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大桂山林场活立木，可将其转让给原告。双方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初步意向，且根据被告要求，原告于2013年12月16日向其交付了30万元定金。2013年12月27日，两被告共同指定被告石奇与原告及第三人李辉聪就大桂山林场速生桉林木的采伐和销售事宜签订《木材销售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3000万元，合同签订时原告和第三人李辉聪先行支付300万元，取得采伐证后进行砍伐作业前再支付700万元，余款在取得砍伐证并能正常开工后每月付400万元，开工6个月内付清。合同签订后至2014年3月份，原告雷大苏先后分多笔向被告石奇转账交付了550万元（含2013年12月16日交付的定金）。后因原告雷大苏和第三人李辉聪资金周转困难，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开工后由两被告先行进场砍伐销售，待其收够合同总价款3000万元后（含原告支付的550万元），剩余林木再由原告砍伐。2014年春节后，两被告开始进场砍伐并销售林木。 2014年6月份，因原告的合伙人即第三人李辉聪无能力完成任何出资，经各方同意，李辉聪退出合伙，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自行终止，两被告与原告重新独立签订《木材销售合同》。 截至2014年9月至10月，两被告砍伐并销售所得木款将近1116万元。但2014年10月份后，两被告突然告知原告，因大桂山林场的实际出材量与林场挂牌交易公告以及与林场签订的《林木销售合同》约定的出材量相差将近3万立方米，因此应停止砍伐，否则将越砍越亏，并由其与大桂山林场协调后再将钱退回给原告。但此后，虽经原告催促并要求其退款，两被告均未积极回应。 2015年4月份，原告忍无可忍，再次找两被告讨要说法，两被告告知原告，其需要向大桂山林场提起诉讼，要求其退款并赔偿后，才有钱退还给原告，且由于自身经济困难，暂时无能力聘请律师维护权益。原告为了尽快追回550万元的退款，不得已为两被告聘请律师，由其向大桂山林场主张权益。2015年4月7日，被告委托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以被告卢其源的名义向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为此向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支付了2万元律师费，但对具体诉讼事宜并未过问。直到原告收到八步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原告才知道两被告已于2015年1月16日与大桂山林场签署了解除合同的《协议书》。经过审理，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了（2015）贺八民二初字第1671号民事判决，判决全部驳回该案原告卢其源的诉讼请求。此后，原告雷大苏继续向两被告追讨欠款，但是两被告均以“在此事中，其也亏损几百万，现在没有钱，待日后有钱再退”为由，敷衍拒绝退款。 两被告收取原告首期款550万元后，先行进场砍伐销售，获取1116万元木材销售款。在发现林木出材量存在问题后，又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单方擅自与上一手大桂山林场签订解除合同的协议，致使原告无木可伐、无木可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损失严重，两被告已严重违约。被告虽同意退回550万元，却也迟迟不能兑现，再次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石奇辩称，被告石奇与原告之间存在双重合同关系，一是被告石奇、被告卢其源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分别于2013年12月27日和2014年1月3日共同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及《木材销售补充合同》，该合同已成立生效并实际履行，后双方于2014年6月21日协议解除；二是被告石奇与原告雷大苏两人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该两份合同因未经权利人卢其源承认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该合同也从未实际履行。2015年1月16日被告石奇与大桂山林场解除了《木材销售合同》后，该合同不再具备履行条件，双方对不再履行该合同形成默契。 被告石奇认为区分两份不同的合同进行说明，有利于理清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查清本案的事实。现就两份合同分别展开说明意见如下： 1、被告石奇、被告卢其源（以下简称被告方）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之间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木材销售补充合同》已于2014年6月21日因雷大苏、李辉聪一方严重违约而解除，原告在本案提出要求被告退还履行合同支付的货款无法律依据。1.原告提起诉讼之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根据原告、两被告及第三人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及《木材销售补充合同》提出退还已支付货款55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合同在履行中因未达到预期的采伐量，原告一方累月拖欠货款，至合同解除之时原告及第三人尚欠被告货款共计14098503元，原告和第三人清楚如合同继续履行原告和第三人将拖欠更多的货款，原告和第三人盈利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得到实现，而此时，第三人李辉聪因其他债务被追索，如不解除合同可能连木材采伐权都被查封冻结，将对原告和第三人一方更加不利，在此前提下原告和第三人请求解除合同。因双方对违约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在解除合同时并未就违约责任进行明确，但双方均知道或应当知道基于该合同产生的民事权利此时已经产生损害的结果。被告未主动追究原告和第三人的违约责任，是因为明知原告和第三人无赔偿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到2018年12月才提起本次诉讼，已经超出诉讼时效保护年限。2.原告已经取得支付货款的对价，即已经进场砍伐并销售木材，原告不能以未取得利润而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就已履行的合同部分，原告和第三人尚欠被告共计14098503元的货款，如本案最终认定诉讼时效未超期，被告将追诉原告及第三人要求清偿尚欠的货款。被告认为，双方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及《木材销售补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从合同的相对性来看，原告和第三人仅部分履行了合同义务，却实际享有并使用了入场采伐、销售木材的权利，从合同签订生效到合同被解除期间，根据原告和第三人一方行使合同权利的对价来评判，原告和第三人一方尚欠货款14098503元，原告和第三人一方仍应向被告支付该欠款。虽然因采伐量不足导致原告和第三人一方未取得预期的利润，这属于商业风险，应由原告和第三人一方自行承担，就合同已实际履行部分，原告要求退还货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2、原告与被告石奇之间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因被告卢其源未追认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2015年1月16日被告与大桂山林场解除了《木材销售合同》后，该合同不再具备履行条件。根据双方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及《木材销售补充合同》和被告石奇、卢其源与大桂山林场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被告作为合同附件交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雷大苏应当知道被告石奇不是双方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的唯一权利人，该合同生效必须经权利人卢其源授权或追认。卢其源因对原告履行合同能力存疑，故不同意继续与原告合作，因此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至合同实际上不再具备履行条件之日止，法律效力上属于效力待定状态，也从未实际履行过。被告石奇认为，该合同双方已经实际默认不履行，随时可以解除，但该合同是否解除与原告在本案中要求退还货款不存在关联性，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退还已付货款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且其在超过诉讼时效后提起诉讼的行为增加了被告的诉累，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判由原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第三人大桂山林场述称，2013年12月27日，大桂山林场与卢其源签订《木材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大桂山林场将位于贺州市八步区的林木出售给卢其源，卢其源需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林木转让款2598万元支付给大桂山林场。合同签订后，大桂山林场依照约定将林木交付给卢其源进行采伐，卢其源亦组织人员对部分林木进行了采伐。 合同履行过程中，卢其源未能按照约定向大桂山林场支付所有的林木交易价款，大桂山林场经多次催收无果后，遂与卢其源协商解除合同。2015年1月16日，大桂山林场与卢其源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1）解除双方在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2）卢其源已经支付的林木款归大桂山林场所有，尚未支付部分无需再支付；（3）卢其源未采伐部分的林木归大桂山林场所有；（4）卢其源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与大桂山林场无关。上述《协议书》签订后，大桂山林场与卢其源之间的纠纷已经处理完毕。 本案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卢其源之间的纠纷，系基于双方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大桂山林场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大桂山林场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无关，也不需对原告和被告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卢其源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李辉聪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材料。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双方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效力如何，如有效，原告诉请2015年1月17日终止合同，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3.原告请求两被告共同返还购买林木货款550万元及支付相应的违约金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4.原告诉请两被告支付律师费有何事实及法律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被告卢其源和第三人李辉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被告石奇与原告雷大苏以及第三人李辉聪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大桂山林场与被告卢其源、石奇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银行转账凭证、被告石奇与原告雷大苏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委托代理合同》、《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POS机刷卡单和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被告石奇向本院提交了石奇与雷大苏、李辉聪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石奇、卢其源与雷大苏、李辉聪于2014年1月3日签订的《木材销售补充合同》、《欠条》、《收条》、石奇与雷大苏、李辉聪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合同解除协议》、石奇与雷大苏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接报案登记表》、贺州市森源林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计财股出具的《证明》、《借款协议》、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收据》；第三人大桂山林场提交了被告卢其源与大桂山林场签订的《协议书》。根据原告雷大苏的申请，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县支行调取雷大苏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大桂山林场于2013年12月27日与被告石奇、卢其源（乙方）签订一份《木材销售合同》，合同载明：两被告参与南宁（中国-东盟）商品交易所于2013年12月27日组织举办的林产品销售电子交易的公开竞价，获得采伐销售标的范围内的林木，林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林地界线及四至范围见附图，树种为速丰桉，合同总价款为4798万元，包含林木款（木材纯收入）2598万元和木材生产成本费用包干2200万元，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转包或实际是由第三人完成，否则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造成第三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并视为乙方违约。 被告石奇（甲方，卖方）与原告雷大苏（乙方，买方）、第三人李辉聪（乙方，买方）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一份《木材销售合同》，约定甲方将其从第三人大桂山林场买到的涉案林木卖给乙方，设计范围见图纸，甲方确保实际有林面积不低于8000亩，合同总价款为3000万元，在签订合同时（即2013年12月29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300万元，砍伐手续办理齐全后，进行砍伐作业前再支付700万元，余款在乙方取得采伐证并能正常开工后每个月支付400万元，开工后6个月内付清。甲方为确保收款顺利，在开工后6个月内派出收款员负责木材销售过程中的收款环节的工作直至收完本合同总价款为止，收款时，扣除乙方生产费300元/吨。如乙方未在约定时间内交清上述款项，视为乙方自动放弃砍伐权，即违约，本合同自行终止，甲方可对该片林木另行销售，或差额部分乙方按6%月息支付给甲方。双方约定，由甲方负责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乙方负责办理所需费用。该合同第八条约定“违约责任，本合同签订后，双方需共同遵守，如有单方违约，按《合同法》处理。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履约或不能全部履行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经有关部门证明和双方同意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石奇、卢其源作为甲方（卖方）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作为乙方（买方）于2014年1月3日签订一份《木材销售补充合同》，约定经双方协商一致，就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林木的采伐和销售事宜达成以下合同条款：1.双方约定砍伐手续办理齐全支付700万元，在具体实施后争取在2014年1月15日前先行支付300万元，余额400万元在2014年2月20日前支付。2.甲方在2014年1月15日办妥首期采伐手续，乙方应组织相应的生产，如乙方有困难甲方可以协助。3.在乙方正常生产后，甲方除派出收款员负责收款环节的工作外，在装车过磅环节也应派出相关人员以便准确了解每个工作日的砍伐销售量。4.如木材在当地销售，收款时扣除乙方的生产费用每吨200元。5.为保证双方约定的时间内甲方能收足货款（即每月400万元），双方应逐月对本月销售货款核帐，差额部分乙方按6%的月息支付给甲方（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在下一个月的货款收取中乙方应先补足上月差额货款及利息，然后再支付本月的货款额度。6.销售货款3000万元收齐后，甲方原先向大桂山林场垫付的保证金258.3万元转移给乙方，具体办法是乙方向甲方支付258.3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甲方向大桂山林场出具说明，将乙方收款账户作为保证金的退款账户。如乙方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出现违约违规而被大桂山林场扣款的，由乙方支付。 原告雷大苏于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3月4日期间共向被告支付货款550万元。被告石奇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550万元。 因原告未能按时向被告支付货款，2014年2月20日，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与被告石奇、卢其源签订一份《木材销售欠款协议》，确认雷大苏、李辉聪欠两被告木材款515万元，从2014年2月20日开始按月利率6%计算利息。而后，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变更合同货款支付方式为：由原告组织工人进行砍伐，被告负责木材销售和收取货款，所收货款先扣除工人工资和运费等生产成本后，余下部分用于支付原告及第三人李辉聪应每月向被告支付的林木货款400万元，不足400万元的，由买方即原告和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出具《欠条》。待被告收够原告及第三人李辉聪应向被告支付的林木款2450万元（不包含原告已支付的550万元）后，余下林木归原告所有。 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3月开始进行砍树。2014年4月20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石奇48万元，此款在谢世汉桉木合同定金收款。2014年4月20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欠条》，确认至2014年4月20日欠石奇木材货款1048503元。2014年6月1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欠条》，确认欠石奇2014年5月桉木款400万元。2014年7月13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欠条》，确认欠石奇2014年6月份桉木转让费390万元。2014年7月14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石奇办证费（设计费）共185688元。2014年7月18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石奇桉木出售砍木运输加工费15万元。2014年7月30日，第三人李辉聪向被告石奇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石奇运费和砍木工资525000元。 被告卢其源、石奇作为甲方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作为乙方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一份《合同解除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于2013年12月27日共同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林木），因乙方不能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现经双方协商从即日起解除合同。被告卢其源未在该协议上签字。 被告石奇作为甲方与原告雷大苏作为乙方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一份《木材销售合同》，该合同与被告石奇（甲方，卖方）与原告雷大苏（乙方，买方）、第三人李辉聪（乙方，买方）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内容基本一致。 砍伐过程中，因原告与被告认为涉案林场出材量与被告和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约定的出材量不符，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遂于2014年11月左右停止砍伐。2015年1月16日，被告卢其源与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终止双方的《木材销售合同》。被告石奇、卢其源并未向原告雷大苏告知该份《协议书》内容。 2015年4月7日，原告雷大苏和被告石奇作为甲方与乙方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作为甲方与大桂山林场木材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原告雷大苏于2015年4月8日向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冯真德律师支付20000元。2015年6月3日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的冯真德律师代理卢其源向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八步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三人大桂山林场，诉讼请求为：1.撤销2015年1月16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未采伐部分活立木归甲方所有，与乙方无任何关系；甲方已收到的货款归甲方所有”的条款；2.请求被告对原告退回的青山活立木价值进行确认；3.被告依据原告已伐面积的出材量，据实与原告结算。八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12月1日判决驳回原告卢其源的诉讼请求。 贺州市森源林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一份《证明》，内载明“本公司2014年度收到广西国有大桂山林场位于贺街镇联东村桉木伐区卢其源交来的设计服务费共计人民币：肆拾贰万壹仟贰佰叁拾陆元整（￥：421236）。”贺州市八步区林业局计划财政股于2019年8月22日出具一份《证明》，内载明“本单位2014年4月至9月份收到广西国有大桂山林场位于贺街镇联东村桉木伐区卢其源交来育林金9单共计人民币：壹佰叁拾万柒仟陆百伍拾元整（￥1307650）”。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原告雷大苏认为，被告石奇在该合同中的行为代表着卖方的石奇和卢其源，合同当属有效，且已实际履行。被告石奇则认为，其仅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约，没有得到卢其源的授权，卢其源也未对该合同进行追认，故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本院对该合同作如下分析： 1.在协议的形成及相关事实方面。（1）从石奇、卢其源的身份关系来看，石奇与卢其源系合伙投资的关系，其二人于2013年12月27日共同与大桂山林场签订《木材销售合同》购买了涉案林木。（2）就2014年6月21日的《木材销售合同》的由来来看，原告雷大苏和被告石奇对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李辉聪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和2014年1月3日签订的《木材销售补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上述两个合同足以证明原告、被告和第三人李辉聪有进行林木买卖的合意，且原告雷大苏在2013年12月16日至2014年1月16日期间向被告石奇支付购买林木货款550万元，原告已履行部分合同义务。至2014年6月21日，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和被告石奇签订一份《合同解除协议》，约定解除2013年12月27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均认为该份《合同解除协议》是为了避免双方的合同利益受到第三人李辉聪的其他债务影响而签订的，被告石奇亦认可被告卢其源对该份《合同解除协议》予以追认。而该份《合同解除协议》仅约定合同即日起解除，未对原告已支付的部分货款和前期砍伐销售木材的收入进行结算，也未对违约责任及合同解除后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于签订《合同解除协议》当天（即2014年6月21日）又签订了一份《木材销售合同》，该份《木材销售合同》的内容与2013年12月27日的《木材销售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原告与被告石奇表明其要继续履行2013年12月27日的《木材销售合同》约定的买方与卖方的权利和义务。（3）从2014年6月21日的《木材销售合同》的履行情况来看，原告与被告石奇均认可：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3月左右开始共同在涉案林场进行砍伐作业，至2014年11月左右，原告与被告认为涉案林场的林木出材量与被告和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约定的出材量不符，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遂停止砍伐，期间，被告卢其源也在林场参与砍伐作业，卢其源对原告在2014年6月21日之后仍在林场砍伐未提出异议，双方仍按原来的约定履行。（4）2015年4月7日，原告雷大苏和被告石奇作为甲方与乙方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签订一份《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律师作为甲方与大桂山林场木材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原告雷大苏于2015年4月8日向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冯真德支付20000元。2015年6月3日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的冯真德律师代理卢其源向八步区人民法院起诉大桂山林场。由此可知，被告卢其源不仅知道石奇与雷大苏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了《木材销售合同》，还在双方与大桂山林场存在纠纷时，以自己的名义对大桂山林场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前述四点可以认定被告卢其源对石奇以卖方名义代表石奇、卢其源与原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木材销售合同》是知情和认可的，石奇符合有权代理的法律要件。 2.另一方面，即使如被告石奇所述其仅以自己的名义与雷大苏签订合同，并未得到卢其源的授权，本案中，石奇的行为对原告雷大苏也能构成表见代理。具体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1）两被告系合伙投资的关系。（2）2013年12月27日的第一份《木材销售合同》是被告石奇以其个人名义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签订的，合同上并没有卢其源的签名，而被告卢其源参与签订了2014年1月3日的《木材销售补充合同》，即卢其源知道并认可石奇以其个人的名义与原告雷大苏、第三人李辉聪签订2013年12月27日的《木材销售合同》。（3）原告与被告石奇在2014年6月21日签订有两份协议，一份是《合同解除协议》，另一份是《木材销售合同》，该两份协议的“卖方”均只有被告石奇一人签名，被告卢其源并未签名。（4）原告的购木款550万元系转入被告石奇的个人账户；被告石奇提供的《欠条》、《收条》和本院经原告申请向中国农业银行横县横县支行调取的雷大苏的银行流水记录可以证明本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的财务收支由被告石奇负责代表卖方与买方原告雷大苏和第三人李辉聪对接。根据以上四点，应当认为原告雷大苏有理由相信被告石奇在2014年6月21日与原告签订《木材销售合同》时具有代理权，能够代表包括石奇、卢其源在内的卖方与原告签订协议，代理行为有效。 综上所述，本院认定被告石奇与原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时，石奇系代表包括石奇和卢其源在内的“卖方”与“买方”雷大苏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合同对原告雷大苏和被告石奇、卢其源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应遵守履行。 二、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在履行2014年6月21日的《木材销售合同》过程中，双方均认为涉案林场林木出材量与被告和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约定的出材量不符，为避免更大的损失，遂于2014年11月左右停止砍伐。原告为维护自身权利，于2015年4月7日与被告石奇共同委托广西颂诚律师事务所，以卢其源为原告向八步区人民法院起诉大桂山林场，八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判决，驳回卢其源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雷大苏在其权利受到侵害后，并非怠于行使其权利，原告对案涉纠纷积极与被告进行协商并共同委托律师以被告卢其源名义起诉大桂山林场，该行为足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知道八步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时起重新开始计算，八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对该案作出判决，故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被告石奇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6月21日签订《合同解除协议》之日起开始计算，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该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原告请求两被告共同返还购买林木货款550万元及支付逾期退还货款违约金是否合法有据的问题。在原告、第三人李辉聪与被告履行双方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过程中，原告雷大苏向被告支付购买林木货款550万元，被告石奇确认收到原告支付的货款550万元。第三人李辉聪于2014年6月21日以《合同解除协议》退出双方的买卖合同，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重新订立《木材销售合同》以继续履行双方的交易。在砍伐过程中，原告与被告认为涉案林场出材量与被告和第三人大桂山林场约定的出材量不符，遂于2014年11月左右停止砍伐。被告卢其源于2015年1月16日与大桂山林场签订《协议书》，约定终止被告与大桂山林场之间的《木材销售合同》，林场中未采伐部分活立木归大桂山林场所有。此后，被告卢其源就该《协议书》在八步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三人大桂山林场，八步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3日受理该案，于2015年12月1日判决驳回原告卢其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至此，被告石奇和卢其源已经不是该部分林木的所有人，直接导致被告无法向原告交付未砍伐部分林木，即双方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客观上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完全实现，被告的行为构成违约，原告要求判令该《木材销售合同》于被告与大桂山林场签订解除《协议书》之日起（即2015年1月16日）终止，实为要求确认该《木材销售合同》于2015年1月16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以及上述认定，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于2015年1月16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终止后，被告石奇、卢其源应向原告返还购买木材的货款550万元。被告石奇辩称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支付货款的对价，即进场砍伐并销售木材，原告不能以砍伐量少未获得利润而要求被告退还已支付部分货款。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此前未能按约定向被告支付首期货款，但之后双方已经就付款方式作出变更，根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木材销售补充合同》以及其后双方口头约定变更并履行的货款支付方式，至2014年11月停止砍伐时止，原告所砍伐的林木均由被告负责销售并收取货款，实际上原告仅组织工人进行砍伐，原告并未取得已砍伐部分林木的支配权和收益权，现被告已不能按约定向原告交付剩余未砍伐部分林木构成违约，且原告此前未能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货款并非导致本案合同解除的原因，被告关于其无须向原告退还货款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应否在原告已支付的货款550万元中扣除办证费的问题，原告与被告在《木材销售合同》中约定，办证费由买方即原告方承担。但双方均确认，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砍伐林木实行分批砍伐分批办证，实际上已砍伐部分林木的办证费是由被告从木材销售款中支付，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50万元货款未包含办证费。由于被告存在合同违约，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原告亦未实际支配已砍伐部分林木，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认为不应由原告承担已支付的办证费。根据上述认定，原告主张被告石奇、卢其源全额退还已支付的货款55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未及时向原告退回货款，确实造成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原告主张被告石奇、卢其源按年利率6%，支付自合同终止之日起至欠款退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被告石奇、卢其源应支付雷大苏逾期退还货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以5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5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四、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4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未对律师费的支付作出约定，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实际产生了律师费4万元，且律师费并非原告实现债权所必然支出的费用，故原告主张由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4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雷大苏与被告石奇、卢其源于2014年6月21日签订的《木材销售合同》于2015年1月17日解除； 二、被告石奇、卢其源共同向原告雷大苏返还货款550万元； 三、被告石奇、卢其源共同向原告雷大苏支付逾期退还货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5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5年1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四、驳回原告雷大苏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案件受理费50300元（原告雷大苏已预交），财产保全费1230元，合计51530元，由被告石奇、卢其源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300元（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逾期不交纳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吴少维 人民陪审员  何光明 人民陪审员  刘朝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谢 添 书 记 员  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