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桂12行初129号原告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4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万显谷，组长。原告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5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万显庞，组长。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万显恒，男，194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凤山县。两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潘合根，广西源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凤山县凤城镇朝阳大道**。法定代表人陆嵘，县长。委托代理人韦洪波，凤山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鹏翔，广西弘生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江北东路**法定代表人唐云舒，市长。委托代理人苏鹰澄，河池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廖庆达，组长。委托代理人韦业新，广西桂旭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河池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3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4村民小组（简称拉仁村第14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万显谷、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5村民小组（简称拉仁村第15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万显庞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万显恒、潘合根，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简称凤山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洪波、黄鹏翔，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简称河池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苏鹰澄，第三人凤山县凤城镇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简称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廖庆达及其委托代理人韦业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凤山县政府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双方争议的林地地名后峒水湾坡，包含头台堡，二台堡，三台堡、烧鸡湾、乱石窝、水湾堡、雷打岩等地，其四至界线：东从A点至B点；南从B点经C点、D点至E点；西从E点至F点；北从F点经G点至A点闭合，面积416亩。其中拉仁村13组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八角、油茶、杉木4块，面积共计172亩；拉仁村14、15组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八角、杉木、油茶9块，面积共计213亩；天然杂木林1块，面积31亩。1953年，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拉仁村13组廖源相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水弯山林1块，面积3亩，后峝头台堡坡荒地1块，面积0.5亩，1953年廖源相户的《自报表》记载头台堡坡荒坡1块，面积5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沟、廖熙益、廖源河、依盘路，后背荒山，面积10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廷恒大山、平地、大平梁和至林嶺，雷打石茶油林1块，面积4分，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廖源河、廖源勇、山脊、山场；廖源河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山林1块，面积2亩，廖源河户的《自报表》记载后背荒山，面积8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廷怀大坡、至平地、大平凹和大山嶺，头台堡坡脚荒地1块，面积5分，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廖源相、廖熙益、廖熙益、依盘路；廖熙芳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水弯山林l块，面积5亩，廖熙芳户的《自报表》记载后背荒山，面积5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弄汪大梁山、至平土、白石凹和二区森林；廖熙潘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头台堡油茶林2块，面积共计2亩，后峝莫蓝山林面积4亩，廖熙潘户的《自报表》记载后峒荒土，面积10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韦明祥、沟、白石坡和上山嶺；廖源勇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山林3块，面积4亩，廖源勇户的《自报表》记载后峝荒山面积1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头台沟、平地、黄泥坡和大山林，莫蓝山林面积6分，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脑望歹、平地、黄泥坡和大山林；廖熙福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湾山林1块，面积5亩，廖熙福户的《自报表》记载后背荒山，面积5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韦明松、平地、韦家坟山坡和登嶺；廖熙荘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烘莫蓝山林1弯，面积2亩，廖熙荘户的《自报表》记载后背荒山，面积8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大必枟、明富、明祥登山顶、红泥坡和大平梁；廖源洪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水湾弯土茶油林l块，面积1亩，后峝头台弯桐林1块，面积1亩；廖源洪户的《自报表》记载头台堡茶林面积l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廖源潘、沟、沟和盘路，水湾三角土茶油林1块，面积1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沟、沟、沟和山嶺，头台弯桐林荒地，面积1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沟、沟、沟、牛塘；廖熙益户的《土地证》记载后峝莫蓝山林1块，面积2亩；廖熙益户的《自报表》记载后汪荒巴荒土，面积2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沟、廖源河、廖熙谋和路，后峝荒山面积2亩，四至界线即东南西北分别接韦明祥、平地、韦家坟山坡和登山嶺。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是否划分给争议双方集体所有，无法查实认定，1973年粮林大会战时期，争议双方因经营使用争议地发生争议，1973年5月15日，拉仁大队革委会组织争议双方代表参与处理该争议，并形成文字记录，争议双方自那时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经济林至今。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县人民政府未发《林权证》给拉仁村13组，拉仁村14、15组持有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3月1日颁发的《林权证》记载牛场450亩为号羊、廖家、堡上、弄色四个队共有，但没有记载牛场位置及四至界线，1981年3月1日，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拉仁大队的《林权证》记载拉仁村集体山权的地名及其四至界线，没有含争议地，1990年5月15日，凤山县坡桃林场与拉仁村公所订立的《山界林权协议书》约定凤山县坡桃林场与拉仁村山界线即从长梁子al起沿山脊（防火线）往西北方向至大鼻梁a2高程点1232米处止。此段界线的东北边属凤山县坡桃林场，西南边属拉仁村后洞（即廖家队、号阳队、堡上队），该协议不能证明争议地属争议双方集体共有。1995年11月2日，凤城镇人民政府与凤山县扶贫开发服务公司订立的《联营开发荒山种植八角合同书》约定联营开发地点及其四至界线，没有含争议地，1995年11月4日，拉仁村委会与凤城镇人民政府订立的《联营造林合同书》约定联营地点及其四至界线，没有含争议地。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申请、书证及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在卷证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县人民政府认为，争议地位于农村辖区内，一直是农民集体经营使用，应依法将争议地确定为集体土地。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一般是按土改、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定论为依据。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所有权归属尚未明确；本案应按土改时期的定论确定争议地所有权。拉仁村13组9户《土地证》记载争议地名、地类、地类等内容未删除民政府未撤销拉仁村13组9户的《土地证》记载争议地名、地类、地类等内容拉仁村13组9户《土地证》和《自报表》记载争议地名、地类、地类及其四至界线等内容，应依法将争议地所有权确定给拉仁村13组集体所有。鉴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国发(1980)135号文第三条第（二）点，《广西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二）项，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第26号文第十九条、第五十六条，《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县人民政府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双方争议的416亩（四至界线详见1／10000地形图）后峒水湾坡林地所有权属拉仁村13组集体所有。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诉称，一、处理决定、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第三人无论在解放前、解放后至今均未有证据证明占有争议地的权利凭证或经营管护的事实。(一）、行政复议决定认为第三人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自报表》涉及争议地，且具有长期管护的事实错误。凤山县调处办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地进行现场勘界，确认争议地已经形成争议双方长期经营管护的事实，争议地中的林木、经济作物即为明证，其中第13村民小组占有172亩，第14、15村民小组共占有213亩。在案的证据至少可证明第三人及原告自1973年以来已经形成对争议共同管护的事实。(二）、两被告采信的证据无法证明争议地的权属归属第三人所有。1、原告对第三人廖源湘等9户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合法性、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组证据无法证明权属争议地归属第三人所有。第三人廖源湘等9户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关于记载在争议地权利的文字内容已被删除，已无法证明待证的事实。被告以上述证书未被撤销为由，作为有效证据进行定案，但“行政撤销”属于现行的行政法中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回顾至1953年期间，我国行政法尚未出台，关于权利证书在内容上进行更改、撤销或变更的行为，未有相应的实施办法和细则，仅能以当时大众的通常理解的处理方式进行删除处理。被告要求时任填证单位和负责人在处理《土地房产所有证》内容变动上按照现行的行政法规定和要求处理，未考究当时历史条件形成的行政方式和水平，与历史发展的观点相悖。2、原告对被告采信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人口自报表》进行确权有异议。（1）在形式上《人口土地自报表》属于复印件不应成为有效的证据。经查询，凤城镇拉仁村委并未存有该证据的原件，经办人也未将复印件和原件进行核对，随即加盖印章确认。原告具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被告也未要求第13村民小组提供原件核对，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在行政复议期间，复议机关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未作任何评判。（2）在效力上《人口土地自报表》属于第13村民小组村民1953年自行上报的资料，未经当时的长洞乡公所或上一级的政府部门确认或存档，不属于土地权属的凭证，不具有合法性。（3）在内容上《人口土地自报表》与《随征带购粮食入库付款清册》记载的内容上不相一致，在《随征带购粮食入库付款清册》中未反映以第三人《人口土地自报表》的“后峒”土地面积交粮纳款的凭证，无法证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期间第三人经营《自报表》记载的争议地。实际上，当地人从未将争议地命名为“莫蓝水湾”。9户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记载的面积总计30.5亩、《人口土地自报表》记载的面积总计69.2亩，二者相加99.7亩，且有可能重叠的情形，至多为69.2亩，被诉的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确定争议地416亩归第三人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人9户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土地在争议地内水源林有31亩（6小班），廖熙芳户在《自报表》中土地范围在二区，争议地位于一区。二、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自报表》中确有记载第三人部分农户在争议地范围占有林地的记载（部分删除），但两机关未明确各农户占地的四至范围后，采取拼接的方式，确定所有农户占地范围是否形成闭合圈？闭合圈的范围是否包括416亩的争议地？各农户的占地范围是否形成连片？闭合圈或片状的土地是否与争议地有关联？两被告将争议地416亩确定归第三人所有，未查明事实。三、争议地自1953年以来至今存在权属争议且从未进行正式的确权，但土地的利用现状已经形成原告及第三人共同经营管护的事实，应考虑以土地利用现状进行确权。(一）、政府的工作报告。1954年工作队干部赵有勤向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第7页提到后峒屯存在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但还有遗留问题，其中就是关于第四、五组在争议地有权属纠纷，文中显示：“不过尚有第四（现为第13组）、五（现为第14、15组）组牛场未解决，一边说有契约，而另一边说没有契约，经过说服，动员思想，互相互让的精神，但结果无效。”此报告反映争议地在历史上属于第四、五组共同使用的牛场，未进行确权，第四、五组在当时均要求将争议地确定归各自所有，但均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契约），结果被当时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十六条规定划为后峒屯共同使用的公共牛场。(二）、1973年的会议记录。1973年粮林大会战时期，争议各方因经营使用争议地又发生边界争议，1973年5月13日，拉仁大队革委会组织各方处理该争议进行划界，并形成文字记录，争议各方自那时起在画界的范围内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经济林至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七）、（九）项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证据。（三）、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县人民政府未就争议地颁发《山界林权证》。(四）、1990年5月15日，凤山县坡桃林场与拉仁村公所订立的《山界林权协议书》规定凤山县坡桃林场与拉仁村山界从长梁子al起沿山脊（防火线）往西北方向至大鼻梁a高程点1232米处止。此段界线的东北边属凤山县坡桃林场,西南边属拉仁村后洞（廖家队、号阳队、堡上队），该协议由村公所代表各组签订，意味着属于共同共有。四、本处理决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适用错误的情形。(一）、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争议地在“合作化”具有入组的记录、也未有证明证明在“人民公社”时期具有入社的记载。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1995)国土（籍）第26号文第十九条“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依照第二章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根据本条规定，在1995年之后的土地权属纠纷的确权案件中，必须满足以下的两个条件，1、在土地改革时期，争议地的权属必须经过人民政府确认并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2、实施《六十条》时，将私人的土地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以上两个条件作为适用《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的前置条件。具体到本案中，争议地从未有入社（第13组的前身第四组)、入队（第13组的前身为廖家队）的记录，被告将争议地确定归第13小组所有无依据。被告适用第三十四条规定以《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并无不当，但是未考虑到适用该证据确权的前置条件，属于机械性和教条化地适用法律法规。另据该条规定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意指农户将《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的土地曾有归入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的记录。(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书证材料记载东、西、南、北四至（以下简称四至）方位范围清楚的，以四至为准；四至记载不清楚，而该书证材料记载的面积清楚的，以面积为准；书证材料面积记载、四至方位不清又无附图的，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具体到本案中，第三人持有的权利凭证无法证明自解放后曾占有争议地416亩的事实及具体的位置和四至范围，属于“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的，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由人民政府按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的情形。(三）、第三人提起确权请求已经超过时效，依法不应受理。根据（1995）国土（籍）第26号文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第13、14、15村民小组因该地的权属纠纷发生于1954年和1973年期间，直至2001年9月16日，第13村民小组才正式向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已经超过20年的时效，各小组在争议地上的经营利用已然不可逆转的现实情形，其中第13村民小组经营使用172亩，第14、15村民小组经营使用争议地合计213亩，县人民政府应优先根据本条的规定及土地的使用现状确定权属，次之以《土地房产所有证》确权。第13、14、15村民小组就争议地的权属纠纷产生由来已久，各层级的政府部门多次介入处理无果，尤其是在1954年期间，相关的证据比现阶段更为充实，民众的维权意识比现阶段低，均无法解决，无非就是各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各自的主张，凤山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本案仅凭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自报表》的书面材料进行定案错误。四、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违法。在处理本案中，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活动，履行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利，在程序上未体现公开的原则，在实体处理上，未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河池市政府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凤山县政府重新确权处理。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一、2019年5月7日的证据：1、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02）18号处理决定，证明争议地确定给原告及第三人共同所有，即以1973年的会议记录为确权依据，未有相关撤销的程序，被告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书违法法定程序；2、凤政处字（2002）18号处理决定的送达回证，证明该处理决定已经送达；3、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对权属争议作出处理；4、河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河池市政府维持了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5、1973年5月15日大队处理的后峒水湾坡边界争议的决定书，证明大队曾经作出过处理；6、1981年政府颁发给堡上队的《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证明该证记载有450亩共有牛场；7、1990年5月15日凤山县坡桃林场与拉仁村公所订立的《山界林权协议书》，证明记载有廖家队、号洋队、堡上队三个队共有牛场；8、1954年2月24日赵有勤的工作总结报告，证明当时长峒乡第四组（现在称为第13组）、第五组（现在称为第14和15组）有牛场争议。二、2019年5月27日的证据：1、弄色12组韦锦暖自报表，证明后峝荒山4亩的四至范围，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2、弄色12组韦锦元自报表，证明后峝荒山8亩的四至范围，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3、后峝13组廖熙福自报表，证明后背荒山5亩四至范围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4、后峝13组廖熙芳自报表，证明后背荒山5亩四至范围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5、后峝15组万廷宣土地证存根，证明后峝枫木湾荒山5亩四至边界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6、后峝14组樊仁现土地证存根，证明后头坡土1.3亩四至边界覆盖450亩公共牛场，不是私有土地；7、拉仁村党员队长的证明，证明拉仁村2004年1月14日的证明是伪造，牛场在争议地，不在村林场；8、刘永贤、崔道臣、道标、廖庆思、廖庆秋1992年的要求书没有450亩牛场，证明13组的证据伪造，牛场不在争议地，不在村林场；9、2008年7月29日的村委会议记录有12组组长杨胜广的签字，证明通过笔迹对比、说话对比，杨胜广是汉族不会把偏岩脚说成偏岩着，杨胜广称争议地属于13组是假的；10、2002年3月8日易坤龙证实，证明争议地是他和姚茂书处理，是几个队各自经营；11、县调处办副主任袁智证用手盖住廖熙潘家自报表指挥勾画13组自报表图纸的证据，证明13组9户每户的自报表四至边界全覆盖，每户450亩9亩共有4050亩，原告后峝13、14、15组总共不到4000亩，证明自报表和土地证填有在争议地的也就是那450亩牛场；12、13组9户的1952年自报表，证明自报表违反土改第十六条规定填在公共牛场的内容，到正式填土地证时已被县政府取消，没有填在土地证上，不是他们9户私有土地，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13、13组9户农户1954年的土地产权所有证，证明填公共牛场的30.5亩被删除，13组和县政府已对土地证进行篡改，没有四至边界，30.5亩与416亩相差太大，不能作为确权的依据；14、1981年山界林权证书的说明，证明争议地是12、13、14、15组的450亩牛场；15、图纸1张，证明争议地是土改时的公共牛场。2019年9月25日的证据：1、《中共城厢公社委员会一九六0年各大队管委会名单及各大、小队干部花名册》，证明证人易坤尤在1960年并非长垌大队长（拉仁大队未成立），证言的内容并非真实；2、廖熙机（时任村支书）证言，证明易坤尤在1964年才任拉仁大队长；3、协议书，证明争议地是双方公共牛场，大队林场450亩在另外一处；4、拉仁村委会证明，证明凤山县政府案卷第118-134页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权利人崔少文等16人籍贯属第14、15组。被告凤山县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合法。1、被告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原告以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不履行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听证的权利作为程序瑕疵的理由不能成立。2、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质证活动可以举行而不是必须举行，行政主管部门具有选择权，原告以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活动作为程序瑕疵的理由不成立。二、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争议地依法应当属于第三人所有。首先，政府颁发给第三人9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及《人口土地自报表和随征代购粮食入库付款清册》（以下称自报表）充分证实第三人在土改时期在争议地范围内对土地享有权利。其次，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尤其是廖熙文（Ｐ148）、韦彦刚（Ｐ152）、彭凤云（Ｐ162）的证人证言与第三人相关集体成员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争议地归第三人所有。最后，原告主张对争议地享有权属是依据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和1973年的协议（该协议依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权属纠纷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据。本案争议地应当认定为第三人所有。三、原告起诉理由不成立。（一）、1、结合第三人9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自报表》及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利害关系的韦彦刚、彭凤云等人的证言，充分证实争议地在1973年前由第三人经营管护、归第三人所有，而原告没有任何充分证据证明1973年前经营管护争议地的事实。2、原告在诉状中自认第三人对争议占有172亩、原告占有213亩，自1973年以来已经形成对争议地共同管护的事实。该自认的观点与原告以上所述的“第三人无论在解放前、解放后至今均未有证据证明占有争议地的权利凭证或经营管护的事实”的观点完全自相矛盾。（二）原告对第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自报表》进行分析而得出的观点是片面和错误的。1、关于争议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在地名、种类栏具有划线的痕迹（亩数等栏目没有划线），而划线不能等同于权利的删除、撤销。这从与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利害关系的长垌村第6组廖熙双的证言及第三人集体成员廖庆顶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实。从这两个人的证言来看：《土地房产证》中在地名一栏划线的原因是当地对地名的叫法不一致，当时大家认为这样填写不妥，填证人员某将原填写的地名涂掉，后来大家又认为反正是同一个地方，怎么喊都一样，这样工作人员又将涂去的地名圈回来。对于证上把坐落、土名、种类等各栏全部删除的，是不算数的。对于证上只涂掉地名、种类两栏是因当时认为是重复地块，后来发现是种有不同树种的两块地，故又将涂改的地名、亩数圈回来，意思是还算数。从事实角度看《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在地名、种类栏划线的痕迹不能等同于权利的删除、撤销，从法律上看《土地房产所有证》至今未被撤销，当然具有法律效力。2、原告对被告采信《自报表》具有异议的观点不能成立。首先，土地确权过程中，第三人已提供原件，到行政复议阶段第三人再次提供原件给复议机关和原告核对。其次，《自报表》虽然属于第三人村民自行上报的资料，也存在与《随征代购粮食入库付款清册》不完全一致之处，《自报表》记载的面积为69.2亩。结合没有利害关系的廖熙文（Ｐ148）、韦彦刚（Ｐ152）、彭凤云（Ｐ162）的证人证言，争议地依法就是属于第三人所有。3、原告认为被告与河池市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同样是错误的观点。首先，原告在该观点中承认《土地房产所有在》和《自报表》中确有记载第三人部分农户在争议地范围占有林地。其次，原告以第三人各农户占地范围是否形成闭合圈、闭合圈范围是否包括416亩争议地等作为被告和河池市政府认定事实部分不清的理由同样是忽略了关键证人的证言，还是属于只看部分不看整体的片面论断。（三）、原告以1954年工作队干部赵有勤向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作为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工作报告中的公共牛场并不属于争议地，该事实具有与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易坤尤、彭凤云的证言、拉仁村委的证明、联营造林合同书、联营开发荒山种植八角合同书等证据材料证实。其次，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2行初143号案件中，被告提供联营造林合同书、联营开发荒山种植八角合同书用以证明争议地不属于公共牛场，而原告不具有任何异议。这说明原告承认了公共牛场不是争议地，另外（2016）桂12行初143号案件亦对该事实进行了确认。（四）、原告以1973年会议记录主张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错误不成立。首先，1973年会议记录不具有双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签名盖章，该记录作出后也没有交由双方当事人持有存档。该份记录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符合证据规则。其次，当事人不签字说明当事人不同意该记录的内容，该会议记录不能作为确权依据。（五）、原告以1990年5月15日的《山界林权协议书》作为被告处理决定错误的理由不成立。该协议书中所述的廖家队、号阳队、堡上队共有的土地不是争议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易坤尤证言可以证实。（六）、原告对《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理解错误。首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依照第二章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从该条规定看，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意味着满足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都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七）、原告认为第三人持有的权利凭证无法证明自解放后占有争议地416亩的事实及具体的位置和四至范围从而得出“根据权属参考凭证也不能确定具体位置，由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原则确定权属”的观点错误。本案中，除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还有《自报表》、不具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证实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八）、第三人提起的确权请求未超过时效。首先，《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该条是关于权属划分的规定而不是起诉期限的规定。其次，原告认为已经连续使用第三人的土地超过二十年，从而认为使用的争议地归自己所有的观点本身意味着原告认可争议地曾经属于第三人所有。最后，原告在1973年使用争议地时就产生争议，该事实具有易坤尤、姚茂书的证言予以证实。为此，本案不能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作为确权的依据。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凤山县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一、程序方面证据：1、凤政处字[200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于2002年12月30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曾对争议地进行处理过；2、河池市政府河政复建字[2003]4号行政复议建议书，证明河池市政府建议凤山县政府对该案重新调查处理；3、拉仁村14、15组的调处报告（2003年10月），证明原告于2003年报告要求处理争议地；4、拉仁村13组的调处报告（2008年7月），证明第三人于2008年报告要求处理争议地；5、拉仁村13组关于要求尽快履行河政复建字[2003]4号行政复议建议书的报告，证明第三人要求重新调查处理；6、凤山县政府撤销凤政处字[200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明凤山县政府于2009年6月17日撤销凤政处字[2002]1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7、《拉仁村13组的调查报告（2011年10月），证实第三人要求重新调查处理；8、立案登记表，证明凤山县林业局于2011年12月4日立案调查处理；9、调解会记录，证明办案单位于2014年12月4日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10、调查报告，证明2015年12月18日办案单位经调查形成处理意见，双方争议林地的面积180亩的使用权归原告；11、案件讨论记录，证明2015年5月22日县三大纠纷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办案单位对本案的处理意见；12、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凤山县政府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凤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将争议的180亩林地的所有权确定为第三人所有并送达当事人；13、行政处理决定书更正通知及送达回执，证明凤山县政府对决定书适用法律进行更正；14、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复议机关维持行政决定并送达；15、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2行初143号行政判决，证明法院判决撤销凤政处字[2016]1号处理决定和河政复决字[2016]80号行政复议决定；16、调解记录，证明县调处办于2018年9月19日组织争议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17、调查报告，证明县调处办处理意见是将争议的416亩后峒水湾坡林地使用权确认给第三人集体所有；18、案件讨论记录，证明凤山县政府经集体讨论决定按县调处办处理意见行文处理；19、凤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凤山县政府将争议的416亩后峒水湾坡林地所有权确认给第三人集体所有；20、送达回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已收到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2行政处理决定书。二、事实方面证据：21、现场勘验笔录及1/10000地形图，证明①争议地名为后峒水湾坡；②争议面积416亩；③争议地上附着物的情况；22、拉仁村15组1981年《山界林权证》，证明没有记载争议地；23、拉仁村14组1981年《山界林权证》，证明没有记载争议地；24、拉仁村13组（后峒屯）廖源洪、廖熙莊、廖熙福、廖源勇、廖熙藩、廖熙芳、廖源河、廖源相、廖熙益等9户持有凤山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9户《土地房产所有权》共记载争议地水湾坡面积30.5亩；25、万显和的调查笔录；26、万廷均的调查笔录；27、万廷标的调查笔录；28、万显庞的调查笔录；29、崔道标的调查笔录；30、万显平的调查笔录，证据25-30证明争议地为13、14、15组共有；31、廖熙文的调查笔录；32、廖庆顶的调查笔录；33、韦彦刚的调查笔录；34、廖熙双的调查笔录，证据31-34证明争议地为13组集体所有；35、姜秀珍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为14组集体所有；36、易坤尤的调查笔录，证明1973年会议记录不能作为确定所有权的依据；37、彭凤云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不是13、14、15组的公共牛场；38、杨秀庭的调查笔录，证明争议从1973年开始；39、拉仁村委证明（2004年1月14日），证明拉仁村12、13、14、15队的共有牛场不在争议地；40、易坤尤的证实材料，证明争议地不是13、14、15队的共有牛场；41、姚茂书的说明，证明争议地所有权尚未划归任何一方所有；42、杨胜广的证实，证明争议地为13组集体所有；43、刘永贤、崔道标、廖庆思等人的证明，证明争议地不是13、14、15队公共牛场；44、拉仁村委与凤城镇人民政府的联营造林合同书，证明争议地不是13、14、15队的公共牛场；45、凤山县扶贫开发服务公司与凤城镇人民政府的联营造林合同书，证明争议地不是13、14、15队的公共牛场；46、1973年5月15日会议记录，证明没有对争议地所有权进行确定；47、凤山县城厢区长峒乡土地人口自报表，证明1953年土改时期争议地属拉仁村13组农户私人所有；48、1/10000地形图叁份，证实①双方确认争议的地名、面积及四至界线；②拉仁村14、15组代表现场指认其《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记载450亩牛场的地名及四至界限；③拉仁村13组代表现场指认其9户土地人口自报表记载争议地地名、位置及四至界限；49、韦忠胜、杨胜广的询问笔录，证明拉仁村12组自愿放弃主张争议地权属。被告河池市政府答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原告因不服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予以受理。法定期限内，被告向凤山县政府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复及证据材料。同时，被告向第三人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复议期间，被告向各方当事人送达《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未收到第三人签字确认的《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视为其不同意调解。被告经过听证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复议期间，被告全面审查了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经审查，被告认为凤山县政府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能够证明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被告对凤山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采信，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法维持了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河池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凤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证明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2、土地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审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被告通知凤山县政府依法进行答复并提交证据、依据和其他的相关材料；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实被告依法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6、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凤山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7、行政复议调解意愿确认书，证明被告已履行调解程序；8、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述称，一、发生争议后原告的部分村民擅自强行占用第三人的土地，双方从未达成共同管护协议。原告以其占争议地林木、经济作物213亩，第三人占172亩为由，主张双方自1973年后对争议地共同管护，无证据证明。原告主张争议地自1953年至今未确权，其有1954年政府的工作报告、1973年的会议记录、1981年的《山界林权证》、1990年的《山界林权协议书》证明，这是错误的。无1954年政府的工作报告确定涉案争议地未处理，当时我国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划分集体公共牛场事实；所谓1973年的会议记录，无相关方签字认可、无负责人签名确认、无相关办案单位盖章确定，内容含糊不清，形式不合常理，没有载明争议地实情。1981年的《山界林权证》不属确权凭证，仅是登记行为，无证据证明该《山界林权证》属按规定的进行登记，无证据证明该《山界林权证》属争议地作为公共牛场的权属凭证；1990年的《山界林权协议书》与本案无关，没有第三人签名认可，该《山界林权协议书》不属争议地作为公共牛场的权属凭证。非权属方的强占行为，不属与权属方共同管护争议地的行为，否则就是强占。二、第三人有廖源湘等9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土地自报表》、及按该《土地房产所有证》和《人口土地自报表》到现场对照核实的材料的作为法定土地确权凭证，有涉案争议地内存在第三人农户林木和经济作物的事实依据。（一）《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争议地权利的文字内容并未被删除，也无删除的注明。原告提出当时无行政法律规定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应“以当时大众的通常理解的处理方式进行删除处理”的主张，无法律依据，无实际基础，更不符合逻辑。《土地房产所有证》与《人口土地自报表》对应，《人口土地自报表》没有删除，无法推定《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内容被删除。（二）《人口土地自报表》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书，应作定案依据。《人口土地自报表》并非孤证，其与《土地房产所有证》相对应。当时政策或法律并未要求《人口土地自报表》上报确认或存档，也没有要求《人口土地自报表》与《随征带购粮食入库清册》内容完全一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存根联无土地四至界限的记载，《人口土地自报表》有土地四至界限的记载，在出现记载面积与实际面积不一致时，以土地四至界限的实测面积作为确认土地的面积，是土地行政、司法实践的做法，也有法律依据。第三人廖源湘等9户《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土地自报表》中记载的土地，在进入集体后，土地就自动归为集体，无需登记载入集体和以文字固定为集体的必要。法律没有规定必须有合作化、实施《六十条》时期的土地记载才能确认土地权属。三、第三人的确权要求未超过时效。涉案土地争议后未经确权处理过，请求确权的权利就存在，(1995)国土（籍）第26号文第二十一条并不适用于本案。在争议中进行强占，不能成为强占者取得权属的依据。综上所述，原告无法定权属凭据，第三人持有法定权属凭据，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河池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原告的诉请的理由无事实、法律依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河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4）河地经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公共牧场叫布老山，曾由拉仁村公所交由国营坡桃林场承包造林，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称的公共牛场就是该民事判决书中涉及的450亩牧场，该牧场与本案无关，现该地由拉仁村委与凤山县扶贫开发办联营；2、450亩牛场界线踏界签名单，证明450亩牛场的位置情况，公共牛场不在争议地范围内；3、地图、地图双方确实有公共牛场，但450亩公共牛场并不在争议地范围内。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程序方面证据：1、对证据1-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中缺少第三人书面申请确权的送达回执。二、事实方面证据：1、对证据2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24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证明涉案土地归属第三人所有，9户土地房产证的权利人不是第三人的村民；3、对证据25-3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4、对证据31-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5、对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6、对证据3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7、对证据37有异议；8、对证据38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9、对证据39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出具证明人员身份，主体不适格，原告有证据证实该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10、对证据4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出证人的身份与客观事实不相符；11、对证据41、42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出证人员未到庭接受质证，证据的形成和来源不明确；12、对证据4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所写的“450亩”原先没有，是之后被人为添加；13、对证据44、4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及关联性有异议；14、对证据46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可以作为确权的依据；15、对证据4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未经政府部门确认，不属于确权的档案清册资料，来源不合法，内容与第三人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人证言等内容不一致；16、对证据48的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第三人的陈述有异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对原告陈述的内容无异议，符合客观事实，对双方确认争议地的范围无异议；17、对证据4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可杨胜广陈述争议地属公共牛场的意见。对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无异议，但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但证据上的笔迹不一致，因此，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存在质疑，由法院进行核实确认；2、对证据2有异议，由法院确认其真实性；3、证据3是第三人单方提供，对其来源及证据当中记载的内容都有异议。被告凤山县政府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凤山县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2019年5月7日的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3、对证据5有异议，该份证据不是决定书，没有各方当事人签字不能作为确权依据；4、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书中提及的450亩牛场不在争议地范围内；5、对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协议书的当事人是村公所及林场，其中对小块土地并未确权，未明确是共有；6、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虽记载牛场有争议，但并不是本案的争议地。二、2019年5月27日的证据：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2、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3、对证据5、6的关联性有异议；4、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队长证明与2016年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结论相互矛盾；5、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6、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该份证据中陈述的内容没有依据；7、对证据10的真实性有异议，内容不真实，与政府调处阶段制作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与易坤尤的证言也相互矛盾，称易坤尤所在的村民小组在土地上种植有油茶林，由此可知争议地并不是公共牛场；8、对证据11有异议，主办人袁芝让未到场；9、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10、对证据14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11、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三、2019年9月25日的证据：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认可证明目的，无法证实易坤尤的证言虚假；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3、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按照山界林权协议书看，牛场在争议地的西北面（山梁倒水的背面）；4、对证据4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出具证明人的签字。被告凤山县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河池市政府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河池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被告河池市政府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1、对程序类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事实方面的证据中证据25-30、证据35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3、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一、2019年5月7日的证据：1、对证据1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违法；2、对证据2-4无异议；3、对证据5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本身并不是决定书，没有相关材料佐证及相关当事人签字确认；4、对证据6的关联性有异议；5、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真实性无法确认；6、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该报告是个人所写。二、2019年5月27日的证据：1、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2、对证据5、6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土地证存根无法确定范围，无法确定是否包括争议，所记载的地名不是争议地的地名；3、对证据7、8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4、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有异议；5、对证据11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凤山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6、对证据12、13的真实性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中记载的亩数与实际面积有差距，但有四至范围的；7、对证据1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8、对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三、2019年9月25日的证据：1、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证明易坤尤的证言虚假；2、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无法核实是何人所写，证明中并未附有证明人的身份情况；3、对证据3的来源无异议，不认可证明目的；4、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没有制作人及单位负责人的签名，材料中的内容无法核实，形式不合法。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被告凤山县政府提供的程序方面证据第1-20项，事实方面证据除了第24项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以外，第21-49项证据及河池市政府提供的第1-8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2019年5月7日提供的证据：对第1-5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对第1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6、7项证据的关联性、第8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原告2019年5月27日提供的证据：对第1-4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5、6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第7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第8、9、10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11项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第12、1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14的合法性、对15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原告2019年9月25日提供的证据：对第1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2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4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对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第1、2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第3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双方争议的林地地名后峒水湾坡，包含头台堡，二台堡，三台堡、烧鸡湾、乱石窝、水湾堡、雷打岩等地，其四至界线：东从A点至B点；南从B点经C点、D点至E点；西从E点至F点；北从F点经G点至A点闭合，面积416亩。2018年5月18日现场勘查争议地时，经双方当事人指认，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经营使用9个地块，用于种植八角、杉木、油茶，面积共计213亩；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经营使用4个地块，用于种植八角、油茶、杉木，面积共计172亩；天然杂木林1块，面积31亩。1953年，凤山县政府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给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的村民，同年村民填报《人口土地自报表》，均记载有部分争议地的地名和部分面积。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是否划分没有文字记载。1969年-1979年拉仁村第12村民小组（原称弄色队）与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原称后峒队）合并为9队，原告拉仁村第14村民小组（原称堡上队）和第15村民小组（原称号羊队）合并为10队，1979年又分队。1973年粮林大会战时期，双方当事人因到争议地开荒发生争议，1973年5月15日，时任城厢公社干部驻拉仁大队包村工作队姚茂书、拉仁大队长易坤尤组织双方当事人代表参与处理该争议，并形成《会议记录》。之后，双方当事人经营使用争议地种植经济林至今。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凤山县政府未颁发《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给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1981年3月1日凤山县政府颁发《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给拉仁大队堡上队，记载牛场，廖家队、堡上队、号洋队共有，面积450亩，但没有记载牛场的位置及四至界线。1981年3月1日，凤山县政府颁发《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给拉仁大队号羊队，记载牛场是450亩，号羊、堡上、廖家、弄色四队共有，亦未记载牛场的位置及四至界线。1995年11月2日，凤山县凤城镇人民政府与凤山县扶贫开发服务公司签订《联营开发荒山种植八角合同书》，约定在凤城镇拉仁村十二盘坡至布老山一带联营开发荒山。1995年11月4日，拉仁村委会与凤城镇人民政府签订《联营造林合同书》，约定在靠布老山至十二盘水库一带联营造林。2001年9月，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向凤山县政府提出争议地权属调处申请。2002年12月30日，凤山县政府作出凤政处字[2002]18号《凤山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争议地的52亩林地属拉仁村第14村民小组集体所有，47亩林地属拉仁村第15村民小组集体所有，81亩林地属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03年作出河政复建字[2003]4号《行政复议建议书》，建议凤山县政府调查核实清楚后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009年6月17日，凤山县政府作出凤政函[2009]30号《凤山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凤政处字[2002]18号行政处理决定的通知》，决定撤销凤政处字[2002]18号行政处理决定。凤山县政府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凤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将双方争议的180亩后峒水湾坡土地所有权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6年8月12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6]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不服，于2016年10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桂12行初143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凤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被告河池市政府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6]8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由被告凤山县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凤山县政府经重新调查取证，调解未果后，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凤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不服，向河池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河池市政府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河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被告凤山县政府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有权作出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河池市政府作为凤山县政府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其行政复议主体资格适格。《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土地改革时期依法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或者登记发证的档案清册或者林木、林地等权属登记的档案清册，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中，第三人拉仁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载有争议地部分地名，且在凤山县档案馆存档。同时，保管在拉仁村民委员会的《人口土地自报表》记载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在争议地内有土地。根据上述书证记载的地块、面积，证明1953年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取得争议地内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庭审时，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亦认可上述书证记载的地名在争议地范围内。因此，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土地自报表》可以作为争议地确权的依据。1954年工作队赵有勤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内容是否涉及本案争议地无法确认，且无其他材料佐证。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提供的堡上队、号羊队1981年《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记载450亩的公共牛场没有位置及四至界线。拉仁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实公共牛场不在本案争议地范围内。原告拉仁村第14、15村民小组以上述报告和《凤山县社队山界林权证》主张争议地是公共牛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原告提供的1990年5月25日《山界林权协议书》是国营凤山县坡桃林场与凤城镇拉仁村公所签订，并无双方当事人参加并签字确认，原告以此主张争议地是双方共有，本院不予支持。1973年粮林大会战时，因双方当事人均到争议地开荒引发争议，时任城厢公社干部驻拉仁大队包村工作队姚茂书、拉仁大队大队长易坤尤组织调解并形成会议记录。虽然各方当事人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但自1973年始原告及第三人一直在争议地经营种植至2001年第三人申请调处，双方当事人均有在争议地经营管护的事实。同时，被告凤山县政府于2016年4月13日作出凤政处字[2016]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时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土地面积是180亩，重新处理时于2018年5月18日形成的现场勘查笔录和地形图确认争议地面积扩大至416亩。诉讼中，凤山县政府提供的调查笔录多数是2016年前形成，虽然有部分证人陈述解放后至1962年争议地是后峒廖家队管辖，但调查时证人所指的土地范围与凤山县政府重新调处所确权的土地范围是否一致无法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土改、生产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争议地全部划归己方独自所有。第三人拉仁村第13村民小组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人口土地自报表》仅记载有部分争议地，被告凤山县政府将全部争议地确权归其所有，所作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凤山县政府在调处过程中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查、对书证进行现场指认并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同时，被告凤山县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争议地权属的依据和凭证进行了陈述，对对方当事人的书证和主张亦进行了辩解，原告主张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的程序违法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印发的通知》(1995)国土（籍）第26号文第二十一条并不是规定申请土地权属纠纷调处的期限。凤山县政府调查中及庭审时，原告陈述双方当事人是1973年开始发生争议，并主张1954年发生争议、第三人申请调处超过二十年的期限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凤山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河池市政府复议维持凤山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所作的行政复议决定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的凤政处字（2018）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河池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9）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凤山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该院开户银行：农行南宁市万象支行；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账号：20×××77），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谭凌云审判员  梁海亮审判员  韦荷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吴菊婵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