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04行初111号 原告阮晓宇，男，1966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所地杭州市西湖区。 被告杭州市司法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解放东路**市民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声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士凡、詹昀刚，该单位工作人员。 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住所地杭州西湖区省府路** 法定代表人马柏伟，厅长。 委托代理人陈书宏、邓晓群，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阮晓宇不服被告杭州市司法局作出的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及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阮晓宇诉称，因对被告市局履职作出的《告知书》不服，依法向被告省厅提出行政复议，省厅作出维持决定，因此依法提起诉讼。 一，被告市局、省厅未核实两律师非杭州市卫康委正式“法律顾问”身份，已涉嫌非法代理行为，明显前提程序不当。 依据浙江省政府2017年11月发布的《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第2条第（四）项《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履行下列职责》明确行政机关正式聘用为“法律顾问”的律师方有资格参与被聘机构的行政诉讼案件。 杭州市政府杭政办函(2015)137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意见》第2条明确“政府部门法制机构是政府法律顾问，是政府法律顾问队伍的主体力量，法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的首席政府法律顾问”，杭州市卫康委编制有“政策法规处”存在，其行政负责人，法规处处长，法务专职干事本应有能力和职责承担该机关行政应诉。不得违规临时聘用周德海、周良循参与行政诉讼。 2019年1月30日，针对原告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杭州市卫康委拒绝公开其聘用周德海、周良循律师的行政法律法规依据，聘用协议，提交上级机关备案，支付代理费的财政开支凭证等政府信息资料，证明其涉嫌违法聘用两律师参与行政诉讼的事实。 依据市政府《意见》第3条第（二）项明确“各级各部门聘请专家、律师…，应当自聘任、变更、解聘之日起15天内报市法制办备案”。 市政府《意见》第6条第3项《经费保障》明确“聘任政府法律顾问及其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政府法制机构或聘任单位的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给予保障……按次或按年向其支付合理报酬”。 杭州市卫康委若合法合规聘用周德海、周良循两人，应有合法程序性政府信息事实存在，没有则说明其聘用的非法性。两被告作为执业律师主管行政监督机关，对省、市政府有关推行政府“法律顾问”相关政策不可谓不知晓，没有依法进行前期基本核实，明显程序不当。 二，被告市局认定事实错误，断章取义，没有全面核对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无原则庇护两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明显丧失执政执法立场。 2014年2月25日患者马黎术后发生重症胰腺炎，红会医院因无手术资质，为推卸医疗违法违规责任，拒绝病症止损、民事赔偿，采取伪造病历、组织杭州市一医院张啸“冒名顶替”等系列行为，目的是制造“我们已聘请省级专家给予手术，出现病症，是患者体质不好”的虚假结果，欺诈患者，手段恶劣，直至2018年10月15日该院党委书记何革粗暴大拍桌子，辱骂患者家属即原告，拒绝对患者进行××病症入院保守治疗等系列性事件发生。 因医疗鉴定、民事赔偿及违法查处的需要，原告多次申请市卫康委（原市卫生局、市卫计委）履行行政确认、行政查处及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市卫康委均无原则庇护红会医院违法违规行为，引发双方多起行政诉讼（仅2019年已立3案），而两代理律师明显存在违法违规事实，具体表现已在《申请书》中一一例举，市律协拒绝核查、举证，两被告拒绝核对、验证，逐一正常回应。 1，在案涉红会医院伪造病历，张啸违法行医案件中，原案三级法院判决文书中根本没有确认“张啸是对患者马黎行消化内镜ERCP主刀医师”的任何表述内容，因此根本不存在此结论判决产生所谓法律效力问题存在，纯属两律师在后期诉讼中捏造。 该案省高院(2015)浙行申字第335号第2页最后结论是“从手术前潘锋曾致电张啸…根据证据盖然性标准判断，张啸参与了会诊手术的事实应予认定”，最终只是认定张啸有“参与手术”事实，没有确认其具体“参与度”，是主刀？指导？观摩？协助？记录？打麻药？均没有进一步认定所谓“张啸主刀”表述事实，而手术时参与人员众多，没有所谓“参与手术”就是“手术主刀”的诡异身份推论逻辑。 2，2017年12月底上城区法院启动对(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及(2015)杭上行初字第91号复查程序，副院长周莹、行政庭长及主审法官向申请人及患者马黎均明确行政审理只是审理行政机关程序合法性，对医疗纠纷实体（包括参与度），不予审理，由民事法庭专门审理确认，因此原判决书中我们没有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表述，也不另行出据证明，该笔录迅急上报市中院。 行政诉讼不审理民事纠纷实体，这是《行政诉讼法》的根本原则，涉嫌在(2017)浙01行终563号、564号案件审理中错误采信两律师所谓“张啸主刀”意见，导致枉法判决，中院一直拒绝按时作出复查结论上报省高院。一年多来原告己多次向省高院、市中院催促。 3，省高院2017年11月核查原案三份判决书后，答复：原判决确实没有相关表述事实，杭州卫计委故意曲解判决文书，由杭州市政府进行监督、纠正。高院网有相关记录。 4，原判决没有“张啸是主刀医师”表述。因此原案判决不认同原市卫计委2014在《答复》及《再次答复》中所谓“潘锋当日电话邀请张啸主刀”的主张，在认定环节均没有体现，三级法院未撤销《答复》及《再次答复》，并等同有所谓三级法院“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已发生效力”的事实，这是法院判决常识，法律人都懂的。后期两律师昧着良心进行捏造该结论，两被告作为司法机关没有进行基本的甄别，属渎职。 5，2015年在审理红会医院手术资质案件(2015)杭上行初字第91号，(2015)浙杭行终字第648号时两律师在诉讼中捏造原案“有确认张啸是主刀医师，已发生效力”的事实发生。在有关张啸“冒名顶替”对质案、信息公开案(2016)浙0104行初152号、(2017)浙0104行初21号，(2017)浙01行终563号、564号诉讼等过程中多次捏造“张啸是主刀医师，已经法院判决发生效力”的表述，在市律协两次调查阶段仍坚持该观点并被引用，而其副会长、惩戒委员会主任刘恩在接待原告时，核查资料后明确“张啸不可能是主刀医师”。 6，原案三级法院判决文书均没有具体表述，两律师在后期多起诉讼案中敢肆意捏造法院结论，即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事实。 被告市局仅仅认定两律师代理一个案件三级审理，无视后期多起案件诉讼中两律师代理的事实及捏造法院判决文书事实，没有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断章取义，概念不清，为两律师违法违规实际行为制造逃避通道，明显丧失执政执法原则。 三，被告故意回避两律师再三捏造“《手术记录》不是病历，只是统计资料”这一重大虚假陈述和违法违规事实，这是案涉医疗纠纷纷焦点，印证“谁是主刀”的核心证据，明显存在动机不纯。 两律师在2014年至2018年多起代理市卫康委与申请人行政诉讼案件中，多次发表“《手术记录》不是病历，只是医院统计资料”的谬论。《住院病案首页》及《手术记录》是法定主要病历，相关法规不再累述，红会医院自己盖《病历复印专用章》给予确认，绝非申请人“单方认识和看法”，这是医学常识，是社会共识，周德海作为一个执业律师，曾经的执业医师，为捏造“张啸是主刀医师”结果，而规避《手术记裂》这一铁证已完全证明“主刀医师只有潘锋一人”的真相，居然无耻地加以否认，再于法无据捏造“院外会诊专家主刀不用在《手术记录》上签字确认”加以否定，完全丧失律师、医师职业道德，没有基本人性。 两被告故意回避该事实，目的十分明显，该《手术记录》是本医疗纠纷中核心证据和焦点问题，原始证据能印证一切问题，揭示手术事实真相。因此明显丧失司法执法的原则立场。 四，被告市局确认“市律协引用《律师法》37条给予解释不够准确，但也不存在错误”，观点明显错误，判定依据已错误，何来结论是正确的荒谬推定逻辑？ 律师，其代理行为受《律师法》及司法部门多项行业规范约束，是维护国家公平正义的法律工作者，不是无约束无底线的职业“讼棍”，市律协应用《律师法》第37条明显不能支持其《答复》结论，被告因此必须撤销其(2018)46号《答复》。 五，律师代理行为可以“无底线”！被告执政执法是否可以“无底线”？正确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律师作为法律人，其代理行为必须遵循《律师法》及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在法庭上陈述的事实和阐述的法律法规必须遵循《律师法》第2、第3条规定，标准是在线之上，而不是线之下；不可采用地痞、无赖行径，于法无据，肆意捏造是由，亵渎法庭。 被告宽泛地认定“被投诉人作为代理人在行政诉讼中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答辩或陈述意见，该意见是否客观和正确，应由法院审查认定并决定是否采纳”，明显违背设立《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基本初衷，即认同两律师可以无底线，不设线，再由法院进行初步判断，而事实是两律师发表答辩或陈述意见必须先行遵循相应法律法规，无权非法即不能发表无底线、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答辩意见，更不能有否认彻底医学科学常识、卫生法律法规的事实行为存在，一味地去维护委托人所谓的“合法权益”，否则属明显不当行为，没有基本职业素养及标准。2，市卫康委作为行政机关所被赋予的权益，实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原告与其双方利益本不对立。两律师不能将委托人市卫康委充当一般社会自然人，因此其代理行为必须恪守执政党基本执政“底线”，其发表答辩或陈述意见本必须客观和正确，依法有据的。 两被告明显将市卫康委一个政府行政机关认同或混同与一个普通自然人或法人，可以无拘无束。 3，由于法院不具备卫生医疗专业知识，往往倚重卫生行政机关正确的确认与解释，两律师因此答辩或陈述否认医学科学、卫生法律法规的意见，制造虚假事实，法院没有天然的免疫力，因部分采纳而作出错误判决。 六，红会医院、张啸2018年翻供是想为市卫康委及两律师捏造法院判决文书刑事后果解围；陈建永撰写常规手术场景，还原手术真相，无意间证实不存在所谓“潘锋插管、张啸主刀”的事实可能性。 1，因原告不认同两律师及市卫康委捏造三级法院判决文书有所谓“张啸是主刀医师，已判决生效”等多种的违法违规行为，多年来向各级党委、政府、纪检、法院等部门进行举报申诉，各部门已有相应表态。因此2018年8月21日，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红会医院、张啸的共同代理律师浙江省天卫律师事务所赵丽华突然否定原“张啸是主刀医师”的所谓结论，变更为“潘锋、张啸共同手术，不分谁是主刀”，目的十分清晰明了。 因此本不存在两律师捏造的原案判决有“张啸是主刀医师，该判决已生效”事实，也不存在被申请人所谓“我局认为…在法院没有撤销前仍然有效…”事实，本就没有那回事，何来所谓那回事？被申请人没有如此简单的判别能力，明显存在问题。 2，红会医院消化科主任陈建永（其是张啸“冒名顶替”行为的主要始作俑者）2018撰写规范ERCP手术（红会医院自我认定该手术难道高于2014案涉手术）操作范例，该复杂疑难的手术只要一个主治医师陈某独立主刀操作，而患者马黎一个简单手术却要一位主任医师（潘锋）插管，一个省内专家（张啸）主刀“共同手术”，岂不怪哉！鬼信吗？这是贵厅、被申请人查证两律师违法违规行为的最好证据，还原了手术事实全部真相。 七，被告市局依履职申请作出的本《告知书》最后没有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明显程序不当。 八，被告省厅多次角色错误，明显行政乱作为，前期拒绝履行复议主体职责，后期充当记录员，未履行主体资职责，未进行实体审查复议，结论没有任何依据，明显丧失执政公信力。 因对被告市局处理结果不服，原告2019年2月17日依法向被告省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其作为省级司法机关违背《行政复议法》基本要求，无视自己行政复议机构主体事实，竟拒绝履职，欲糊弄原告，经原告向省政府强烈投诉，方于3月8日被迫受理，但拒绝出具《受理通知书》，4月11日出具《延期通知书》，5月16日方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明显程序违法。 被告省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以下原则错误。 1，未正常记载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详细例举的有关第三人周德海、周良循违法事实和理由，只是象征性进行了简单概括，明显程序不当，掩盖了本行政复议的问题所在。 2，仅对2018年5月16日以来原告对当事人周德海、周良循违法投诉事件全过程进行了冗长的描述。而对原告《申请书》中例举第三人的违法事实根本没有正面逐一进行分析，核查；对第三人存在的违法事实没有出具相关卫生行政法律法规让原告信服，根本没有复议事实，进行空转。即刻意绕开第三人违法事实，无原则地程序性例举了一番案件一年的“时间表”，亵渎了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戏剧性地没有履行裁判员职责，却充当了“记录员”，明显丧失执政公信力。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4月11日出具《延期通知书》，根本没有因“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必要性，纯属是拖延时间，这不是在履行《行政复议法》，而是在戏弄原告，丧失执法严肃性。 3，针对原告《申请书》提出的焦点问题，证据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彻底回避第三人有关突出违法事实，“有关张啸是否是主刀医师”问题，刻意回避省高院（2015）浙行申字第335号最终“参与手术”结论，更没有核实一、二审法院《判决书》原文，明显是选边战队，无视原告正当行政复议权益，为第三人伪造法院判决文书犯罪行为进行开脱，丧失被告作为省级司法机关的原则立场。 综上所述：本案焦点是：周德海、周良循非原杭州市卫计委正式“法律顾问”身份，不可被“特别授权”，非法参与行政诉讼，其严重违法《律师法》，违反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在应诉过程中陈述、发表不当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辩护意见，伪造法院判决文书等突出行为是否应两被告依法查处，追究违法责任（其绝非原案司法审判程序中应于解决的问题，不可随意混淆）。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市局作出的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责令其严肃查处两律师案涉违法违规行为，撤销被告省厅作出的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杭州市司法局辩称，一、被告具有投诉复查的职权。依据《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三条“……对律师协会不予受理或者调查处理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人不服的，由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复查”的规定，被告具有处理原告阮晓宇投诉复查的法定职权。 二、被告对原告的投诉复查处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被告于2018年12月20日收到原告邮寄的复查申请书。经审查，原告因对市律协《关于投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的答复》(杭律纪复〔2018〕46号）不满意申请的复查符合受理要求，被告于2019年1月4日根据《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予以受理，并向原告和被投诉人分别发放受理告知书和被投诉事项告知书。经调查取证，被告于2019年2月3日作出《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并书面送达原告和被投诉人。综上，被告的处理行为程序合法，符合《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六条之规定。 三、被告对原告的投诉复查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调查，被告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4月15日，原告向原杭州市卫生局（杭州市卫健委，下同）提交查处申请，要求调查张啸违法行医问题。同年6月16日，原杭州市卫生局作出杭卫访复〔2014〕30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因原告提出异议，7月2日，原杭州市卫生局再次答复。7月9日，原告不服原杭州市卫生局作出的信访答复，向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月9日，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行政判决书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中国确认的事实中，认定原杭州市卫生局的答复已告知了原告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包括对病历材料、张啸违法行医及参与手术问题的事实认定及处理意见。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12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二审判决书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并明确原告要求原杭州市卫生局查处的是：张啸在市红会医院进行ERCP手术涉嫌行医违法，市红会医院后补会诊单涉嫌伪造病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原杭州市卫生局调查发现张啸未按规定到市红会医院会诊违规，并进行了相应处理，处理并无不当；伪造与后补并非同一概念，会诊单形成于2014年4月，无证据证明会诊单记载的内容是虚假的，故原杭州市卫生局不认定医院伪造病历并无不当。原告又提起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浙行申字第335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再审申请。被投诉人作为原杭州市卫生局的代理人，代理了上述案件。 2018年5月16日，原告向浙江省司法厅发出行政查处申请书，请求对被投诉人代理杭州市卫计委行政案件中发表和捏造不当代理意见的行为进行查处。根据投诉查处工作原则，本案由市律协调查处理。2018年7月25日，市律协出具《关于投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的答复》（杭律纪复[2018]24号）。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复查。2018年9月7日，被告认为市律协对本案处理不当，作出杭司律投复字(2018)14号《律师投诉复查结果告知书》，责令市律协重新调查处理。2018年10月9日，市律协立案调查，先后听取了原告和被投诉人的意见，并查阅相关证据，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了杭律纪复〔2018〕46号答复，告知：周德海、周良循律师的相关代理行为并未违反律师执业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其投诉不成立，对其投诉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答复，再次向被告提出复查申请，请求撤销该答复。 针对原告的投诉复查理由，被告认为：一是关于市律协的投诉处理程序问题。原告在复查申请中认为，市律协重新处理程序错误，理由是市律协要求原告重新提交有关材料并做笔录，属于错误重复办理，浪费资源，再次立案程序违规，而且杭律纪复〔2018〕46号答复中没有说明原答复被撤销的事实，缺乏基本办案程序制度和行业自律能力，概念模糊，明显不当。被告认为，根据《律师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市律协有受理对律师的投诉的法定职责，并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履行投诉查处和惩戒职责，其依据被告作出的杭司律投复字(2018)14号《律师投诉复查结果告知书》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进行立案，重新调查取证，程序并无不当。市律协重新处理，在答复中没有写明案件来源，确有不规范之处，鉴于律师行业规则并无具体规定和要求，故不属于违规。市律协答复中没有引用规则依据，没有告知救济途径，确有不当。鉴于原告已申请复查，没有影响原告的复查权利，故予以指正。 二是关于市律协的事实认定是否错误的问题。原告在复查申请中认为，市律协认定事实错误，未核实并提供两律师代理意见合法性的法律依据。两名被投诉人关于“病历封存后是否可以病历后补”、“红会医院执行有关规定是否规范”、“红会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手术有无资质”、“《手术记录》的性质认定及院外专家主刀是否需要签名”、“《消化内镜诊疗技术操作指南》是否诊疗指导标准”等问题的代理意见没有法律依据，且有捏造法院生效判决内容的行为，市律协未经调查核实即作出了错误认定。被告认为，原告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属于司法审判中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且法院的生效判决中对病历是否伪造、张啸违法行医及参与手术问题已做出相应认定。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被投诉人作为代理人在行政诉讼中针对上述问题发表了答辩或陈述意见，该意见是否客观和正确，应由法院审查认定并决定是否采纳。最后，根据目前证据，并未发现被投诉人的答辩或陈述意见属于虚假或违法的情况。因此，市律协对此问题作出的答复并无不当。 三是关于三级法院裁判的效力问题。原告在复查申请中认为，红会医院、张啸在民事庭审中翻供，推翻了杭州市卫计委的全部结论，原三级法院判决结论已自动作废。被告认为，对法院裁判文书效力的问题，应由相应法院依法作出判断，法院裁判文书在没有撤销前仍然有效。如果原告认为无效，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寻求救济。 四是关于市律协适用依据问题。原告在复查申请中认为，律师代理必须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可逾越底线，市律协应用《律师法》第37条“不予支持投诉，，是完全错误的。被告认为，如上所述，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被投诉人存在虚假陈述或发表违反法律法规、医学科学的代理意见，以及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情况。 五是关于市律协是否失职问题。原告在复查申请中认为，市律协没有认真调查周德海、周良循违法违规事实，特别是捏造法院判决文书支持张啸涉嫌犯罪的调查，属明显失职，行为不当。被告认为，市律协于2018年10月9日立案后，进行了调查，先后听取了原告和被投诉人的意见，并调取相关证据，没有发现周德海、周良循存在违法违规以及捏造法院判决文书支持张啸涉嫌犯罪的情况，最终作出答复意见。市律协在投诉处理中无明显失职情况。 综上，被告经调查，作出维持市律协答复意见的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应予支持。原告提出被告程序不当等诉讼理由，依据不足，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省司法厅辩称，一、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 原告不服杭州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3日作出的《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申请行政复议。 被告经行政复议审理查明：行政复议案涉第三人（以下简称复议第三人）周德海、周良循原为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其中周德海后转所至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系原告与原杭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杭州卫计委）系列行政诉讼案件中原杭州卫计委方的委托代理人。 2018年5月16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行政查处申请书》，诉求为“1．调查周德海、周良循在原告诉杭州市卫计委多个行政案件中，违背法律法规、医学科学的无节操的诡辩意见；2．调查周德海捏造(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行政判决书》两级法院有所谓认定2014年2月25日‘杭州市第一医院医师张啸是患者马黎行ERCP+EST+EMBD手术’具体表述内容的事实”。2018年5月24日，被告将上述投诉事项转交杭州市江干区司法局办理。2018年5月30日，杭州市江干区司法局将上述投诉事项移送杭州市律师协会处理。2018年7月25日，杭州市律师协会作出《关于投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的答复》(杭律纪复(2018)24号），告知原告：复议第三人的相关代理行为并未违反律师执业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对其投诉不予支持。原告不服上述答复，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复查申请。2018年9月7日，杭州市司法局作出《律师投诉复查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8]14号），决定撤销杭州市律师协会作出的上述答复并责令其重新调查处理。 2018年9月26日，杭州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接待原告，并制作《投诉接待笔录》。2018年10月9日，杭州市律师协会分别向原告及复议第三人发出《立案通知书》，告知其对原告投诉复议第三人涉嫌在法庭上发表歪曲事实、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的代理意见一案予以立案。2018年10月31日、11月16日，杭州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分别向原告和复议第三人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还调取了原杭州市卫生局处理原告投诉杭州市红会医院的案件材料、复议第三人代理相关行政诉讼案件的材料等。2018年10月12日，复议第三人向杭州市律师协会提交陈述意见。2018年11月28日，杭州市律师协会作出《关于投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的答复》(杭律纪复〔2018〕46号），告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根据你提供的证据，被投诉人在代理杭州市卫计委行政诉讼案件中并未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因此，被投诉人的代理行为并不属于违规行为。综上所述，周德海律师、周良循律师的相关代理行为并未违反律师执业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你的投诉不成立，本会对你的投诉不予支持”。 2018年12月18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向杭州市司法局提出复查申请，请求撤销杭州市律师协会作出的《关于投诉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的答复》(杭律纪复〔2018〕46号）。2019年1月4日，杭州市司法局受理原告的上述复查申请，并告知原告和复议第三人。2019年2月3日，杭州市司法局作出《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告知原告：1.关于杭州市律师协会的投诉程序问题，其根据杭州市司法局作出的复查决定进行立案并重新调查取证，程序并无不当，其在答复中没有写明案件来源虽不规范但并不违规，其未告知原告救济途径确有不当但原告实际已申请复查，未对原告的救济权造成实际影响；2．关于杭州市律师协会的事实认定是否错误问题，原告提出的该问题属于司法审判程序中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且生效裁判已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复议第三人发表的答辩或陈述意见是否客观正确，应由审判机关审查认定并决定是否采纳，根据目前证据未发现复议第三人的答辩或陈述意见存在虚假或违法的情况；3．关于三级法院裁判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是否有效，应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断，在生效裁判未被撤销之前依然有效；4．关于杭州市律师协会适用依据问题，杭州市律师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七条予以解释虽不够准确，但也不存在错误；5．关于杭州市律师协会是否失职问题，杭州市司法局经调查未发现其在涉案投诉处理中存在明显失职情况；综上，杭州市司法局认为，杭州市律师协会重新启动调查程序予以处理，未发现被投诉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根据调查事实进行答复，处理并无不当，根据《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决定维持杭州市律师协会的答复意见。2019年2月13日，杭州市司法局将上述告知书邮寄送达原告和复议第三人。 另查明，2014年7月9日，原告不服原杭州卫计委对其作出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杭卫访复〔2014〕30号）向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0月9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4)杭上行初字第64号），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12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书》((2014)浙杭行终字第37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告认为，根据《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杭州市司法局对原告提出的涉案复查申请具有调查处理职责。本案中，杭州市律师协会经调查后认定原告的投诉事项不成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杭州市司法局经复查后作出《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决定维持杭州市律师协会的答复意见，符合《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投诉举报工作规则》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但杭州市司法局于2019年2月3日作出涉案告知书，至2019年2月13日才将该告知书邮寄送达原告，不符合行政效率原则，被告对此予以指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被告作出浙集复09〔2019〕9号决定，维持杭州市司法局作出的《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 二、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被告行政复议机构于2019年2月18日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延长30日行政复议期限。经审理，被告于同年5月10日作出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原告邮寄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 综上所述，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杭州市司法局申请查处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周德海律师、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周良循律师涉嫌在法庭上发表歪曲事实、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的代理意见，该事项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对被告杭州市司法局作出的杭司律投复字(2019)1号《律师投诉结果告知书》及浙江省司法厅浙集复09〔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本院不作审查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阮晓宇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韩 涛 审  判  员  杨佩林 审  判  员  易 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代）书记员  戚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