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豫0883民初3170号 原告（申请执行人）：孟州市科达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孟州市大定办事处上作村。 法定代表人：李发青，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祥，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成东升，河南承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案外人）：孟州市国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孟州市韩愈大街中段北侧。 法定代表人：马海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州，河南孟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执行人）：孟州市中港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孟州市湘子路工业区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雷，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琦，河南诤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薛福海，男，汉族，1963年5月24日出生，住孟州市河阳办事处。 第三人：焦作市福乐家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孟州市湘子路南段**。 法定代表人：薛福海，该公司总经理。 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二虎，河南孟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孟州市科达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达公司）与被告孟州市国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行公司）、孟州市中港益民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及第三人薛福海、焦作市福乐家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乐家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原一审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科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豫08民监1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8年11月8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8民再58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庭审前薛福海、福乐家公司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科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庆祥、成东升，被告国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州，被告中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仲琦，第三人薛福海、福乐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福海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二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继续执行被告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2、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本案再审时，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明确为：准许执行孟州市人民法院（2014）孟执字第00289、00289-1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被告中港公司办公楼一幢、生产车间一幢。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18日，原告收到法院送达的（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原告认为案件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根据案外人国行公司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而作出的对被执行人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中止执行的裁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第一，从被告国行公司作为执行案件的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到法院对本案作出的（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其依据仅是2013年5月6日二被告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以及对该协议进行公证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并没有提交二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 第二，法院作出的（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依据的主要证据亦为上述公证文书，而该公证行为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国行公司为投资担保公司，其业务范围根本不包括向社会企业发放借款的项目。从本案二被告签订的上述抵债协议中，关于“乙方（即本案被告中港公司）因借甲方（即本案被告国行公司）债务到期”的表述可知，应系被告国行公司对外发放借款，此行为应属违法违规经营，故二被告之间由此所形成的抵债协议的基础即违规或违法；2、从该协议的第一句“按照借款时（乙方）向甲方的抵押担保承诺，经甲、乙双方多次协商，达成协议如下”可以看出，二被告在签订抵债协议时，明显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权，债务人以厂房设备抵债”的约定，违反了《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禁止双方当事人设立抵押条款的强制性规定；3、二被告在公证的抵债协议中，对借款利息标准约定及利息的计算明显违法，112万元本金利息高达84万元，违反了民间借贷利率不得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4、二被告在对涉案厂房设备没有进行合法评估的情况下私自协商抵债，严重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国行公司明知被告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价值至少为500万元，然而却以196万元的低价予以折抵，即便如抵债协议中约定的国行公司再向中港公司支付104万元，也明显低于500万元的实际价值。《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可见，二被告之间显系恶意串通，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移资产逃避债务；5、二被告在签订“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并进行公证时，被告中港公司对于欠原告款项的事实是明知的。因为2013年1月31日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被告中港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原告作为中港公司借款担保人之一也一并被起诉，因此被告中港公司对于原告的担保债权是明知的，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诉讼期间，本案二被告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仍以协议加公证的方式，将其公司全部资产转移给国行公司，最终达到逃避人民法院对中港公司财产执行的目的，显然属于《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无效民事行为；6、根据《公证法》第31条第7项关于申请公证的事项不真实、不合法的不予办理公证的规定，本案二被告既没有对折抵债务的资产进行评估，被告国行公司也没有按照约定实际向中港公司履行给付104万元的义务，因而本案二被告所公证的事项明显不真实；7、依据抵押财产未经合法抵押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规定，二被告在没有对约定抵押的财产进行合法登记的情况下，妄图通过公证这一合法形式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明显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合法利益，因而二被告之间的抵债协议是违法的；8、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之间厂房设备转让公证，虽早于法院查封的时间，但被告国行公司和第三人薛福海之间的财产转让行为是在法院查封期间，因此第三人对涉案房产设备不属于善意取得；9、对于第三人所谓的对取得的财产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添附,是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的，此时第三人对涉案房产设备正在诉讼之中，涉案房产设备归属存在争议是明知的，因此其扩大损失部分应当由自己承担； 第三，本案中薛福海和福乐家公司不应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8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以案外人和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被执行人不反对申请执行人主张的，可以列被执行人为第三人。由此可知，针对异议之诉案件的第三人，民诉法是有具体明确规定的。本案对于薛福海、福乐家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应不适用民诉法关于利害关系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相关规定。本案为执行异议之诉，薛福海和福乐家公司既不是执行案件的案外人异议申请方，也不是被执行人，因此其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综上，原告认为（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存在严重问题，依法应予以撤销，法院据此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显然不妥，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得到支持。 被告国行公司辩称，1、该公司出借给被告中港公司的款项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二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合法有效；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36%受法律保护。据此，被告国行公司出借给被告中港公司款项时，除应收取利息之外，还有担保费等其他费用的支出，因此双方之间利息的计算并不违反法律规定；3、二被告之间厂房和设备的抵债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转让价格也完全合理。原告称中港公司厂房至少价值50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现在国行公司明确表态，原告只需出250万元，被告国行公司就可以转让给原告；4、二被告签订抵押协议并进行公证的时间，均早于原告申请法院查封中港公司厂房的时间，所以二被告对双方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并进行公证，完全合法有效。孟州市人民检察院对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调查时，张雷完全认可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之间所签订的抵债协议及公证书的真实性。原告如认为公证书违法，可以依法向孟州市公证处申请撤销，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撤销。原告一再声称该公证书无效，却无证据证明，也未采取法律措施，所以原告的相关主张不能成立；5、原告又主张二被告之间抵债协议是双方恶意串通所签订，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期间原告曾提出撤销权之诉后又撤诉，所以本案原告应当先行提出撤销权之诉，然后才能提起执行异议之诉；6、由于中港公司的厂房和办公楼无房产登记证，所以无法进行抵押登记；7、被告国行公司已按照双方约定向中港公司支付了折抵后的差价款104万元；8、因国行公司欠薛福海几百万元，随后将取得的中港公司的厂房及场地转让给薛福海抵账。据了解目前薛福海已在该场地上重新投资2000余万元经营汗蒸、洗浴和游乐园，所以本案之前所查封的房产早已不存在，已不具备可执行性。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港公司当庭辩称：本案在原一审时被告中港公司是为了逃避债务，没有如实陈述公证协议书的内容是虚假的，所以在原一审时是反对原告科达公司的主张的。现因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中港公司的债权人是席恒祥而不是被告国行公司，国行公司只是担保人，所以被告国行公司无权要求被告中港公司归还借款。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之间所达成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及以此为依据所进行的公证均应无效。现同意原告的诉讼主张，法院应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薛福海、福乐家公司述称：1、薛福海与被告国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截止2016年3月被告国行公司连本带息共欠第三人薛福海220万元，国行公司自愿将其公司合法取得的被告中港公司的厂房作价150万元抵债给第三人薛福海，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第三人薛福海接收国行公司转让的资产时，所依据的是公证书的内容，同时被告中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在第三人薛福海建设福乐家洗浴中心时，多次找薛福海协商并从薛福海处得到50万元的补偿款，因此第三人薛福海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国行公司转让给薛福海的资产为被告国行公司所有，第三人薛福海的受让行为系善意取得；3、第三人薛福海在善意取得被告国行公司转让的财产后，又以第三人福乐家公司的名义对国行公司所转让的厂房及场地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了改造和添附，建成了汗蒸、游乐场所，使原厂房、场地完全发生了改变，因此法院不宜执行第三人的财产。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及第三人的述称，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薛福海和福乐家公司应否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2、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3、二被告之间以物抵债协议是否能够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 1、2013年6月24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3）孟民二初字第00042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1月20日孟州人民法院（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书、2015年9月22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4）孟执字第00289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9月6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4）孟执字第00289-1号执行裁定书各一份，证明2012年4月17日，被告中港公司由原告科达公司等提供担保，从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45万元。逾期后经该行催要无果，2013年1月31日该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审理过程中经调解，法院于2013年6月24日作出（2013）孟民二初字第00042号民事调解书，由原告科达公司代被告中港公司向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计210万元，后科达公司于2013年6月28日代中港公司向该行偿付。后科达公司向中港公司多次催要，中港公司一直未予给付。2013年7月25日科达公司向法院提起追偿权之诉，要求中港公司立即偿还210万元及利息，并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2013年7月25日，法院根据科达公司的申请，于同日作出（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裁定，于2013年10月1日查封中港公司东西走向砖混结构办公楼一幢、南北走向砖混结构生产车间一幢。2014年1月20日法院对该案作出（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限中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科达公司21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6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规定计算）。该判决生效后，原告科达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4年4月30日法院向被执行人中港公司发出执行通知，责令港公司于2014年5月10日前按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但中港公司并未履行。2015年9月22日法院作出（2014）孟执字第00289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被执行人中港公司办公楼及生产车间各一幢。2018年9月6日法院又作出（2014）孟执字第00289-1号执行裁定，续行查封被执行人中港公司的上述房产； 2、孟州市人民法院2016年4月1日（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法院在执行原告科达公司申请执行被告中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过程中，本案被告国行公司作为案外人，于2016年1月23日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认为法院在查封中港公司的房产及设备之前，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之间已于2013年5月6日签订了抵债协议，由中港公司将其公司的房产及设备作价抵偿给国行公司，该抵债协议同日并经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予以了公证，故执行法院对该房产的查封侵害了案外人国行公司的合法财产权，要求停止查封。法院对国行公司的执行异议申请经审查后认为，案外人国行公司所提执行异议成立，遂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中止了对中港公司原查封房产的执行。原告认为，案外人国行公司对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续行查封中港公司的财产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3、2013年10月8日被告国行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保全异议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国行公司认可法院查封被告中港公司房产价值500万元； 4、2013年5月6日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之间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一份，证明二被告明知法院查封中港公司的厂房价值500万元，但被告中港公司按300万元的价格抵债给被告国行公司，所以抵债价格明显低于其实际价值，而且国行公司并未将抵债的差价104万元向中港公司实际给付； 5、2016年7月13日孟检控民受第9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认为法院作出的（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违法，于2016年7月13日向孟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该院于2016年7月13日作出孟检控民受〔2016〕9号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立案受理了原告的监督申请； 6、2013年5月3日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复印件一份（该证据来源于原告提起的撤销权之诉中被告中港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2013年5月3日二被告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与二被告于2013年5月6日签订并于同日进行公证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内容不一致，说明二被告关于厂房设备抵债一事存在阴阳协议。双方之间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抵债协议明确表述，被告国行公司是被告中港公司借款的担保人，说明中港公司不是借用被告国行公司的资金，所借用的是私人资金。经公证的抵债协议中表述中港公司借用国行公司债务到期。由此可以说明前、后两个抵债协议关于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表述不一，同时也可证明二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 7、2013年5月4日被告国行公司给被告中港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复印件一份（该证据来源同证据6），证明二被告之间签订的抵债协议所涉及的抵债财产并非中港公司的全部资产，中港公司的其他资产并未抵债给国行公司； 8、国行公司企业登记信息一份（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明被告国行公司的业务经营范围应为“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上述范围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由此可以证明被告国行公司不能开展向社会发放贷款的业务； 9、2017年7月10日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给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签订《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就是为了和被告国行公司串通转移资产，逃避原告对中港公司行使追偿权，以达到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之目的； 10、2016年11月7日孟州市人民检察院孟检民（行）执监［2016］41088300007号检察建议书一份，证明经孟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认为，孟州市公证处于2013年5月6日作出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系在申请人国行公司和中港公司未提供借款合同，公证处也未要求申请人提供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办理的公证文书，属内容不完备、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充分的公证文书，违背了公证法第二十八条第二、三项及公证程序规则第二十四条第三、四项的规定。2016年11月7日，孟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孟州市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孟州市司法局对公证处作出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文书认真复查，不当之处及时整改，并将整改结果一个月内书面回复； 11、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8民监12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经焦作中院审查，认为孟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 12、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8民再58号民事裁定书一份，确认（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被告国行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称：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2013年6月24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3）孟民二初字第00042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1月20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中港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2015年9月22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4）孟执字第00289号执行裁定书、2018年9月6日孟州市人民法院（2014）孟执字第00289-1号执行裁定书，均系在执行过程中的续查封，法院首次查封裁定是2013年7月25日作出的（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裁定书，此前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之间已于2013年5月6日签订了合法的抵债协议并当天即通过公证，完成了对涉案房产的转让。况且被告国行公司作为案外人，已于2016年1月23日对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作出的（2014）孟执字第00289号执行裁定提出了书面异议，法院也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认为案外人国行公司所提异议成立，所以该二份续行查封裁定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 对证据2无异议； 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该被告没有向法院提交过，但认可在（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书下达之前，该公司曾向法院提出过异议，但办案人员称到执行时再提异议； 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指向有异议，理由同答辩意见； 证据5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的抵债协议违法，也证明不了（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违法； 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协议是在二被告2013年5月6日前往公证处公证之前草签的协议，但最终应以2013年5月6日所签的协议为准。该协议的第一条明确写明，中港公司欠国行公司现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196万元整，所以该证据再次表明二被告之间债权、债务是真实的，且该协议有席恒祥个人的签名，也表明席恒祥也认可该债务系国行公司与中港公司之间的债务，与席恒祥个人无关； 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也表明二被告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真实； 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该被告作为投资担保公司，在与其他公司之间进行短期拆借，系公司基本的权利； 对证据9有异议，该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据，而且也推翻了张雷之前多次开庭中的陈述，完全是张雷与原告之间恶意串通所致； 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是认为，公证时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内容不完备、不充分，建议对该公证文书进行审查，并没有指出该文书非法无效，而且原告也没有提供孟州市公证处整改的书面文件，原告若认为公证书确有错误，应当向法院提出公证书撤销之诉； 对证据11、12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仅是焦作中院对本案原一审判决进行程序上审查后下发的再审裁定书，并非实体裁判，所以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 被告中港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并同意原告的证明观点。 第三人薛福海及福乐家公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国行公司，另补充①无论被告国行公司是否知道涉案财产被法院查封，但第三人不知道，第三人是依据公证书而受让，属善意取得；②第三人在接受涉案财产后，张雷明确表示其与国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有效；对证据2、3、4、5、6、7、8、9、10、11、12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国行公司。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国行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 1、2013年5月6日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抵债协议真实合法有效，并于同日经过（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予以了公证，进一步证明二被告之间2013年5月6日抵债协议的合法性； 2、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出具的领款条5张（2013年5月6日分别领款104万元、87万元、49万元的领款条各一张、2013年5月20日领款40万元的领款条一张、2013年7月16日领款20万元的领款条一张），证明2013年5月6日二被告之间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签订后，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五次共收取被告国行公司给付的厂房机器设备购买款300万元； 3、2013年5月8日中国银行转账凭证1张，证明2013年5月8日被告国行公司通过其股东兼财务的台建国账户，向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指定的张芳芳（系张雷女儿）账户转款78万元，又以现金的方式给付张雷26万元，共计104万元，该104万元对应证据2中2013年5月6日张雷出具的104万元领款条，表明被告国行公司履行了给付被告中港公司厂房设备抵债后的差价款104万元的义务； 4、2019年11月2日被告国行公司出具的情况证明一份，证明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2013年5月6日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以及国行公司与薛福海2016年7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债务真实且均已实际履行，完全合法有效; 5、张雷签名的：2010年10月28日50万元借据一张、2011年5月6日10万元借据及同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9.7万元凭证各一张、2011年6月4日30万元借据及同日中国农业银行转账28.2万元凭证各一张、2011年11月15日30万元借据一张，证明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间分四次借用被告国行公司120万元，其中2011年5月6日的借款10万是通过被告国行公司会计台建国的账户转至张雷指定的账户上97000元，2011年6月4日的30万元借款转至张雷指定的高国英的账户上28.2万元，该二份借据与转账凭证日期是一致的，向张雷转账时直接扣除了利息；其余二张借据的转账也是通过国行公司的会计台建国的账户转给张雷的，所以国行公司与中港公司间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的。 原告对被告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 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公证书仅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对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上的签字和盖章是真实的，而不能证明该协议载明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该收据的出具根本不符合交易习惯和财务记账程序，如果被告中港公司向被告国行公司借款的事实存在，那么被告中港公司以资产抵债后，应由国行公司给中港公司出具相应的还款收据，而不应由中港公司再次向国行公司出具领款收据，该收据的出具和支付方式与国行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峰所讲的以2013年5月3日手写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为准的支付方式相矛盾，由此更进一步证明被告中港公司和被告国行公司串通捏造虚假证据进行公证，达到以合法形式逃避对其他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目的； 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做评判，但不能证明国行公司的观点，该证据系台建国个人与张芳芳之间的资金往来，在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目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正在服刑，该证明的出具没有相关授权手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5系张雷个人借款，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中港公司对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 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原告； 对证据2的异议是，该被告均是为了逃避债务而与被告国行公司进行的虚假公证，张雷所出具的领款条是为应付公证使用的，所借用的款项也系私人款项，不是向国行公司的借款； 证据3属实，该78万元是张雷与台建国个人之间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与国行公司主张的抵债差价款104万元无关； 证据4不属证据范畴，只能是国行公司对全案事实的重复质辩意见； 对证据5的异议是，四张借据上张雷的签名、捺印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借据与转账凭证显示的借款人均为张雷，而不是本案被告中港公司，所以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中2011年6月4日借款30万元的借据上显示担保人为中港公司，2010年10月29日借款50万元的借据上显示担保人为被告国行公司，该证据也可以证明出借人并非被告国行公司。 第三人薛福海、福乐家公司对被告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围绕本案争议焦点，被告中港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为： 1、2018年1月16日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2018年1月16日在大定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与被告国行公司委托代理人马长民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及所附的中港公司房屋清单、中港公司厂房设备抵债给国行公司剩余资产清单各一份，证明2018年1月16日在大定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二被告达成调解协议书，仍同意按照双方2013年5月3日所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和国行公司于2013年5月4日向中港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内容执行。两份财产清单同时印证中港公司只是一部分财产抵债给国行公司，剩余的部分财产并没有抵给国行公司。同时证明席恒祥是国行公司的股东，席恒祥2013年5月3日在抵债协议上签字，是以国行公司股东身份表决时签字，而不是以债权人身份签字; 2、关于被告中港公司生产车间照片二张、办公楼照片一张，该三张照片拍摄于2016年，证明被告中港公司2016年被第三人薛福海实际控制之前，生产车间、办公楼各一幢、门岗及大门状况均是完好的； 3、照片一张，系张雷在受到第三人薛福海侵权的情况下，于2017年间40余次报警的最后一次，证明第三人薛福海、福乐家公司通过非法手段将被告中港公司的生产车间、办公楼及设备占有、变卖，违背被告中港公司及张雷的真实意思。 原告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该被告的观点，该证据内容和2013年5月3日、5月6日《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均有矛盾之处，不能证明二被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双方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签订阴阳协议、制造虚假债务，以达到逃避原告对中港公司财产的依法执行，从而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2、3无异议。 被告国行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中港公司的观点：①该协议书一方虽为国行公司，但没有该公司公章，也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峰的签名，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海峰的父亲马长民签的名，但马长民不能代表被告国行公司，故对该被告没有效力；②中港公司房屋没有全部抵债给被告国行公司，与事实不符。该被告与中港公司经过公证的协议已经明确表明，抵债的物品包括全部机器设备及地上房产；③该调解协议书是中港公司提供，中港公司虽否认与国行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该协议的内容为国行公司与中港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约定，所以中港公司提供的该协议推翻了其答辩意见，再一次表明二被告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对证据2的异议是，拍摄时间不显示，仅是中港公司单方批注的时间；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照片没有时间、地、地点且该照片上批注上的“四川地主刘文彩、孟州恶霸薛福海”明显是人格污蔑。 第三人薛福海、福乐家公司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的质证意见同国行公司，并认为该协议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对证据2的异议是，该2016年7月份从国行公司接收原中港公司的相关财产时，第一、二张照片上的生产车间是两层且第三层房顶是石棉瓦已坍塌，而照片上反映是三层且如此之新，应是PS的照片，故不认可。对第三张照片上反映的办公楼状况认可。第三人于2018年3-6月又对生产车间进行了加盖，而且将第三层房顶换成水泥板，加盖后第四层的房顶是钢瓦，又对生产车间进行了外观改造和室内外装修；办公楼也加盖成了三层、局部加盖成了四层，并对办公楼室内外进行装修。门卫室原来是二间，现加盖成三间。对院内绿化改造投资300余万元。总计福乐家公司对该厂房及场地投资了2000余万元进行了全面改造装修；对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中港公司的观点，其他同国行公司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薛福海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2003年3月18日东街村五、六组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土地租约合同书》、2013年5月3日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手写字体）、2013年5月6日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及附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2003年3月18日与孟州市东街村五、六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东街村五、六组位于湘子路南段西侧的土地合法有效。2013年5月3日，被告中港公司为了清偿其所欠被告国行公司的债务，其法定代表人张雷同被国行公司签订《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将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抵债给了国行公司。后双方为了达到抵债的法律效果，向孟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之后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抵债给了国行公司，第三人薛福海受让被告国行公司转让的财产时，被告国行公司也将该公证书原件交付给第三人薛福海，因此第三人薛福海有理由相信被告国行公司转让给该的财产属被告国行公司所有； 2、2016年7月29日被告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签订的《房屋、设备转让协议》、2016年8月6日被告国行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各一份，证明2016年7月29日，被告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签订《房屋、设备转让协议》，由被告国行公司将其2013年5月6日通过抵债协议取得的被告中港公司的办公楼、生产车间及部分机器设备转让给第三人薛福海，第三人薛福海并按转让协议约定于2016年8月6日给付被告国行公司转让价款150万元，国行公司并向薛福海出具了收据，所以薛福海的善意取得行为已经完成，不因今后《公证书》是否被撤销而予以否认； 3、2015年元月1日被告国行公司为甲方，河南好惠多食品有限公司（中港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的《厂房场地租赁协议》一份，证明2015年元月1日，被告国行公司将被告中港公司抵债后归国行公司所有的原中港公司的厂房场地又回租给中港公司使用，因此该证据可以说明被告中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对2013年5月3日、2013年5月6日通过抵债协议将中港公司的资产抵债给国行公司事实的认可。同时结合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2《房屋、设备转让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应当在2016年12月31日之后将租赁费用交付给薛福海，由于张雷并未按此约定向薛福海交纳租金，2017年3月29日张雷在该协议的下面批注并向薛福海承诺：“2017年4月10日前张雷按此协议交清上半年租金，甲方薛福海按此合同履行到协议期满，否则张雷本人及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本协议复印件及原件作废。”之后，由于张雷及被告中港公司并未向第三人薛福海交纳租金，因此第三人薛福海按约解除了该《厂房场地租赁协议》。至此，被告中港公司对原址上厂房所享有的租赁权也不存在； 4、2017年7月31日领款条一张、发货清单两张，证明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一直阻拦第三人薛福海及福乐家的汗蒸时代、欢乐水世界项目的进展，2017年7月31日第三人薛福海给付张雷5万元补偿款，张雷也承诺领款后永不抗议及向有关部门反映薛福海的占厂行为，并同意薛福海对厂区改造装修，永不与科达公司及有关人员配合一切事务及提供一切手续，且该领款条上也有被告国行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长民的签字担保。之后张雷又于2017年8月9日将属中港公司的部分机器设备拉走； 5、2017年10月29日毛红伟出具的承诺书一份、借条三张（2012年元月2日张雷向毛红伟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2012年5月16日张雷和高英向毛红伟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5万元借条、2012年5月17日张雷和高英向毛红伟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各一张），证明第三人薛福海为处理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与其债权人毛红伟之间的欠款纠纷，代张雷归还了张雷及其妻子高英借毛红伟的上述三笔款项计45万元，薛福海并将张雷给毛红伟出具的三张借条原件收回。同时取得毛红伟的承诺，不再干涉薛福海福乐家汗蒸时代及欢乐水世界项目的进展，并配合薛福海与东街村五、六组重新签订租赁协议； 6、中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雷2016年2月26日分别同赵喜德、韩法平、陈春梅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中港公司同意把中港公司抵债给国行公司后剩余的其他资产，分别抵债给中港公司的债权人赵喜德、韩法平、陈春梅； 7、2017年元月15日马长民与薛福海对账单一张； 8、2014年8月29日马长民、马海峰与薛军伟、崔晓飞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 9、2016年8月16日马长民与薛福海签订的抵押协议书一份。 证据7-9证明，2014年至2017年间马长民与薛福海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实际情况，双方2017年元月15日对账后，马长民仍欠薛福海40万元，该对账单中已包含薛福海购买国行公司的原中港公司厂房设备转让款150万元。 原告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质证称： 对证据1中2003年3月18日中港公司与东街五、六组签订的《土地租约合同书》的真实性由被告中港公司进行确认，第三人薛福海虽持有该合同原件，但也不能证明是由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亲手交给薛福海的。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租约生效期间，张雷和东街五、六组作为合同双方无权单方解除合约，因此仅凭第三人薛福海持有该合同原件，而没有张雷与东街五、六组解除该合同的书面协议，所以不能证明第三人薛福海已合法取得该土地使用权。对该证据中《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公证书只能证明公证机关对于协议双方签字、盖章这一行为真实性的确认，而不能证明二被告协议的内容真实合法有效。同时，结合该证据中2013年5月3日被告国行公司及其全体股东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可以看出，该两份协议对于国行公司和中港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表述矛盾：2013年5月3日《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中，明确载明中港公司借用私人资金，截止2013年5月3日本息合计196万元，国行公司系担保人。2013年5月6日进行公证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载明，中港公司借用国行公司债务到期。由此可见，该两份协议中对于二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表述是矛盾的；从第三人提供的公证文书附件之一的《关于中港公司房屋清单》可以看出，被告中港公司的生产楼和办公楼均为三层，如被告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向法庭陈述的中港公司的生产楼和办公楼均为二层，那么公证文书的相关内容就不真实。所以该组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薛福海的观点； 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一是该协议签订于2016年7月29日，处于法院对被告中港公司相关资产的查封期间；二是该协议上明确载明“设备在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的基础上，以国行公司全部股东与中港益民食品公司法人张雷于2013年5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只含饼干线60%，其它设备不含）。”由此可知，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之间除2013年5月6日经过公证的抵债协议之外，仍有其他的补充协议，但第三人薛福海没有向法庭提交该补充协议，所以二被告之间抵债并不是以公证的协议为准，也说明公证抵债协议内容是不真实的；三是第三人薛福海并未提供其向被告国行公司支付150万元购买款项的正式税票及银行转账手续，因此不能证明该协议已实际履行；四是从转让价格上看明显低于市场行情，单是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一项就是5400平方米，而被告国行公司在2013年已认可该房产价值300万元，其实际价值甚至更高。而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的情况下，到2016年7月29日第三人薛福海仅以150万元的价格取得涉案财产，显然系第三人薛福海与二被告串通转移法院查封财产，第三人薛福海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取得涉案财产，不属于善意取得； 对证据3的异议为：一是该协议书是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是该协议只能证明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恶意串通转移2013年10月1日被法院查封了的被告中港公司的办公楼一幢、生产车间一幢，共计5400平方米的事实； 对证据4的真实性均有异议，其中2017年7月31的领款条上有改动和添加的内容，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清单应当由中港公司来确认是否真实，但原告认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第三人薛福海的观点； 证据5与本案无关，对该证据不予质证； 证据6均为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第三人薛福海的观点； 对证据7、8、9的真实性不做评判，但第三人的证明指向也不能成立。其理由是，该证据中除第三人薛福海外，其他的当事方均与本案无关，第三人薛福海与他人之间即使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与本案无关，也不能因此否认国行公司在法院对涉案财产查封期间非法转让给他人的事实。 被告国行公司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同时也可以证明国行公司与中港公司间的公证书所涉及的合同均合法有效。 被告中港公司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4的质证意见同原告； 对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一是承诺书是毛红伟所写，但毛红伟与本案没有关系，其身份也不能确认；二是三张借条真实性作为中港公司的代理人无法作出判断，且该三份借条与本案无关。 证据6均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证据7、8、9均有异议，该三份证据没有任何内容涉及到被告国行公司，因此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证明第三人薛福海的观点。 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为： 1、2016年12月26日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同东街村五、六组签订的《土地租约合同》一份、2018年3月18日福乐家公司同东街村八组签订的《土地租约合同》一份，证明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在第三人薛福海善意取得被告国行公司所有的原中港公司的厂区南院、北院办公楼、车间厂房、部分设备,用于抵偿国行公司欠薛福海的债务之后，于2016年12月26日、2018年3月18日分别同东街村五、六组和八组重新签订《土地租约合同》，合法取得了包括涉案厂房在内的湘子路269号土地使用权； 2、2018年9月26日、2019年2月27日孟州市国土资源局罚没收入统一票据各一张，证明第三人福乐家公司为了汗蒸时代及欢乐水世界项目的正常运营，同意代被告中港公司交纳了未批先建的罚款； 3、福乐家公司实际投资清单一份及对应合同64份，其中第35份无相应合同，但有采购物品发票（由于票据较多、未提供法庭，票据在公司财务保管），证明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在中港公司原厂房上扩建、新建、装修等已投资1900余万元，建成了福乐家汗蒸时代及欢乐水世界娱乐中心。 原告科达公司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福乐家公司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法院查封中港公司的资产没有灭失的前提下，福乐家公司是否投资、改扩建均与本案无关，故对该第三人所提供证据不予质证。 被告国行公司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提供的证据及指向均无异议。 被告中港公司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提供的证据质证称：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东街五、六组与中港公司签订的土地租约合同土地租期未届满，仍然有效，因此东街五、六组在与中港公司没有解除土地租约之前，又与福乐家公司就同一块土地重复签订的租约合同，后合同是无效的； 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第三人福乐家公司的证明指向，该证据能够充分证明福乐家公司对该块土地的占用、使用系非法，且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其作出了处罚。 证据3与本案争执的中港公司原来的资产没有关联性。 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三方的质证意见，综合分析后认为： 二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4、5、6、7、8、10、11、12的真实性无异议，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3未提供证据原件印证，被告国行公司予以否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9系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国行公司及第三人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对于被告国行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原告、被告中港公司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2、3，被告中港公司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采信；对被告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4，被告中港公司所提异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纳，此仅为被告国行公司的陈述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对被告国行公司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对于被告中港公司提供的证据1，原告、被告国行公司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供的证据2，原告无异议，且该证据由本院2013年10月1日查封中港公司的财产清单及2013年5月6日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及附件《中港公司房屋清单》、2018年1月16日在大定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与被告国行公司委托代理人马长民签订的调解协议书及所附的《中港公司房屋清单》及《中港公司厂房设备抵债给国行公司剩余资产清单》相互印证，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依法应予采信。被告国行公司及第三人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对被告中港公司提供证据3的真实性，本院依法应予采信。 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1、2，原告、二被告及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以采信；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3，张雷和薛福海均作有批注，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4，被告国行公司及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及被告中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故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5的真实性，被告国行公司及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没有异议，原告及被告中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所提异议不能成立，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于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6为复印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7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第三人薛福海提供的证据8、9，原告及被告中港公司认为与本案无关的异议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提供的证据1-3，二被告及第三人薛福海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质证。本院结合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实际投入的状况，故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提供的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因国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海峰刑事犯罪，在孟州市看守所服刑，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到孟州市看守所对本案的有关情况向马海查进行了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当庭宣读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该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笔录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1）2012年4月17日，被告中港公司由原告科达公司等提供担保，在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245万元。该笔借款逾期后，经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港公司多次催要未果，该行于2013年1月31日将中港公司及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三担保人诉至本院，本院经调解后于2013年6月24日下达（2013）孟民二初字第00042号民事调解书，其中由本案原告科达公司代本案被告中港公司向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息计210万元，科达公司并于2013年6月28日向该行实际给付。 （2）（2013）孟民二初字第00042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本院诉讼过程中，被告中港公司（乙方）与被告国行公司（甲方）于2013年5月3日签订《厂房设备抵债协议》（手写字迹），由被告中港公司将其的房产抵债转让给被告国行公司，该协议载明： 乙方因借甲方债务到期，按照借款时向甲方的抵押担保承诺，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从二Ο一Ο年三月至今，乙方法定代表人张雷以公司资产（厂房、设备）抵押担保形式，共借甲方（甲方担保、私人资金）现金及利息合计共计人民币壹佰玖拾陆万元整。 二、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以厂房抵债，乙方同意将现有全部厂房（见清单）以叁佰万元人民币抵给甲方。 三、乙方同意把二楼二条饼干生产线交给甲方，若生产甲方占60%股份，乙方占40%股份。如变卖甲方分饼干设备总价的40%，乙方分总价款的60%。 …… 五、除乙方厂房和饼干设备归甲方外（饼干设备见第三条）原材料、包装物以及糕点设备，乙方原其它设备归乙方，乙方应在6个月内拆迁完。 六、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合同生效，双方到孟州公证处公证“厂房设备抵债协议”，次日乙方收甲方180万元、2日内按清单交付标的物。剩余款额甲方给乙方出具欠条，待半年合同无纠纷时付清。 七、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以此协议履行，任何一方违约包赔对方实际损失，并承担违约金壹拾万元。 该合同落款处并由被告中港公司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张雷签名，被告国行公司八股东（马海峰、王和平、宋吉祥、席恒祥、苏荣善、袁天成、台建国、刘玉洪）签名。 该协议后并未附厂房设备清单。 （3）2013年5月4日被告国行公司向被告中港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国行公司全体股东与中港公司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双方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国行公司承诺：中港公司租用东街五组、六组的土地，和抵债厂房抵债后剩余的地上附属物国行公司开发时，给中港公司200万元股份予以补偿，参与分配。或国行公司开发时中港公司配合土地变更后直接一次性给予补偿200万元。如果饼干线生产，国行公司给中港公司50万元流动资金用于合作生产，国行公司占60%股份。 二被告在2013年5月3日签订了《厂房设备抵债协议》，被告中港公司也持有了被告国行公司2013年5月4日出具的《承诺书》之后，双方于2013年5月6日到孟州市公证处办理抵债协议公证事宜。但双方在办理公证时，并不是对双方签订的2013年5月3日由国行公司全体股东签名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进行公证，而是双方又以国行公司为甲方，以中港公司为乙方，在公证之前又重新签订了一份《厂房设备抵债协议》，该协议载明： 乙方因借甲方债务到期，按照借款时向甲方的抵押担保承诺，甲乙双方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从二Ο一Ο年三月到二Ο一二年四月，乙方公司法人代表张雷以公司资产抵押担保形式共借甲方现金一百一十二万元，截止到二Ο一三年五月一日，双方利息结算时，乙方共欠甲方本息合计人民币一百九十六万元。 二、甲乙双方经协商同意以厂房设备抵债，双方认可乙方公司现有厂内地上所有建筑物附属物（包括厂房设备）作价三百万元（厂房设备详见清单）；乙方工厂为租赁土地，租期剩余十四年，地，地上建筑物没有产权手续房为乙方所建，但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租地证明；并保证甲方在同等条件下继续承租；若租金增加由乙方承担增加部分。 三、甲乙双方因厂房设备抵债的差价，甲方在合同签订后五日内付给乙方八十四万元现金，剩余二十万元在半年内合同无纠纷时付清。乙方在收到甲方八十四万元五日内按清单交付标的物。 四、乙方以厂房设备抵债后，为了继续经营，甲方把饼干车间租给乙方，乙方先交租金后使用，租赁协议双方另行签订。 …… 八、本协议一式三份由双方签字盖章，办理公证后生效。 该合同落款处并由甲方国行公司盖章及代表人王和平签名，乙方由中港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张雷签名。 (4)2013年5月6日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对2013年5月6日双方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在孟州市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公证处于同日作出（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确认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章属实。 该公证书附件为：1《中港公司房屋清单》一份、2、《中港公司仓库实物登记》一份、3、《证明》复印件一份、4、《土地租约合同书》复印件一份、5、孟州市万业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作为承租方的《房屋租赁协议》、《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6、河阳艺术沙龙姜晓林《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 （5）二被告2013年5月6日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公证后，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于2013年5月6日给被告国行公司出具104万元、87万元、49万元领款条各一张，于2013年5月20日给被告国行公司出具40万元领款条一张，于2013年7月16日给被告国行公司出具20万元领款条一张，该五张领款条上均加盖有被告中港公司的公章，合计被告中港公司收取被告国行公司厂房设备购买款300万元。由于被告中港公司欠被告国行公司借款本息共计196万元（本金112万元+利息84万元），所以两项相抵后被告国行公司实际给付被告中港公司抵债后的差价款为104万元，见前述被告中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于2013年5月6日给被告中港公司出具的104万元领款条。2013年5月8日被告国行公司通过其股东兼财务台建国的账户，向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指定的张芳芳（系张雷女儿）账户上转78万元，其余26万元国行公司称经张雷同意了直接给付张雷的债权人，被告国行公司已经履行了给付被告中港公司厂房设备抵账差价款104万元的义务； （6）原告科达公司代被告中港公司向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210万元之后，多次向被告中港公司催要代偿款未果，2013年7月25日科达公司将中港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中港公司立即给付代偿款210万元及利息，并同时向本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的申请。本院根据原告的保全申请，于同日依法作出（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裁定，于2013年10月1日查封了被告中港公司院内东西走向砖混结构办公楼一幢(规格11间)、南北走向的砖混结构生产车间一幢（规格15间），被告中港公司人员在本院查封财产清单上批注“此房已经公证抵债给他人”。 原告称2013年10月8日被告国行公司曾向本院提出书面诉讼保全异议申请书，被告国行公司否认向本院提交过书面申请，但认可在原告诉被告中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诉讼期间，该公司曾向本院口头提出过诉讼保全异议，但称被告知到执行程序时才能提出。 （7）对于科达公司提起的追偿权诉讼，本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限中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科达公司210万元及利息等。 （8）（2013）孟民二初字第00264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科达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4年4月30日向被执行人中港公司发出执行通知，责令被执行人中港公司于2014年5月10日前按判决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但中港公司并未履行。2015年9月22日本院作出（2014）孟执字第00289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被执行人中港公司房产：办公楼一幢，生产车间一幢；查封期限三年，从2015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止，在查封期间内未经本院许可，被执行人中港公司不得将查封的财产转让、变卖、赠与他人，不得对该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它行为。 （9）2015年元月1日，被告国行公司作为出租方甲方将中港公司抵债后归国行公司所有的原中港公司的厂房场地，又回租给乙方河南好惠多食品有限公司（实际为被告中港公司），双方并签订了《厂房场地租赁协议》，该协议载明： 乙方因经营需要，租用甲方厂房场地，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本着公平、公正、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一、房产概况及租赁范围 1、该场地位于湘子路269号； 2、租赁范围：乙方租赁甲方厂房场地以公证书“抵债协议”实际厂房和场地面积为准。 二、租赁期限及租金 1、租赁期10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甲方中途转让，受让方要执行完租赁合同。 2、租金每年人民币8万元整，分上半年下半年两次付清。土地租金前三年由甲方承担，以后由乙方承担。 …… （10）本院在执行申请人科达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中港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过程中，国行公司作为案外人，于2016年1月23日向本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认为本院在查封中港公司的房产及设备之前，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之间已于2013年5月6日签订了抵债协议，由中港公司将该公司的房产及设备作价抵偿给国行公司，且该抵债协议并由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予以了公证，故法院对该房产的查封侵害了国行公司的合法财产权，要求停止查封。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案外人国行公司所提异议成立，遂于2016年4月1日作出（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中止了对中港公司原厂房及设备的执行。 （11）2016年7月29日，被告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签订《房屋设备转让协议》，将国行公司通过前述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取得的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转让给第三人薛福海，该协议载明： 甲方为国行公司，乙方为薛福海、薛建卫（薛福海之子），经甲乙双方多次沟通，以经中间人多次协商协调，最终达成房屋、设备转让协议，甲乙双方共同遵守。 一、转让范围：甲方把属于自己公司的湘子路南段路西原中港公司的厂区南院、北院的办公楼、车间厂房、部分设备转让给乙方，具体见房屋清单。设备在2013年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基础上，以国行公司全部股东与中港公司法人张雷于2013年5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只含饼干线60%，其它设备不含）。 二、转让价格：根据现在市场行情，经协商转让价格为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整（¥1500000.00元）。 三、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先付中间人30万元现金，下欠的120万元，待乙方和东街村委签订土地续租协议后十日内付清给中间人殷春光。由殷春光监督协议的执行并协调甲乙方关系、责任和义务。 四、……甲方2015年与张雷签订的租赁协议以2016年12月31日为结点，之前租金归甲方收取，以后租金如被其它方收走，由甲方协调转给或退还给乙方，2017年元月1日以后由乙方收取租金，并愿意与张雷续签租赁协议，若张雷在2017年3月1日前不与乙方续签租赁协议及交清租金，则甲方和乙方随时有权将甲方与张雷签订的租赁协议收回作废。此事由中间人协调，达到团结和谐。 五、国行公司原欠王中的166400元，张雷所欠六组组长租金及伐树款等约15000元，张雷另欠王中款约100000元；所欠款项一律以借条欠条（原件必须收回）或须经双方认可为准，先由乙方垫付；随后统一经过中间人与甲乙双方结账，款项算清后由甲方及时开具150万元收据，由中间人及时转给乙方。 …… 该协议落款处由甲方国行公司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马海峰签名捺印，乙方薛福海签名捺印，中间人殷春光签名捺印。该协议后未附买卖财产的清单。 （12）由于二被告2015年元月1日所签订的《厂房场地租赁协议》仍在履行过程中，因此2016年7月29日被告国行公司与第三人薛福海签订上述《房屋设备转让协议》时，在该协议的第四条，双方明确约定2017年元月1日之后由薛福海向中港公司收取租金。2017年3月29日薛福海向张雷收取租金时，张雷并没有及时给付，并在二被告2015年元月1日所签订的《厂房场地租赁协议》下面批注：“2017年4月10日前张雷按此协议交清上半年租金，甲方薛福海按此合同履行到协议期满，否则张雷本人及乙方承担违约责任，并本协议复印件及原件作废。”之后，第三人薛福海称由于被告中港公司仍未交纳租金，其解除了该《厂房场地租赁协议》； （13）2016年8月6日第三人薛福海按照2016年7月29日双方签订的《房屋设备转让协议》约定，给付国行公司购买款150万元，并由被告国行公司给第三人薛福海及薛建卫出具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薛福海、薛建卫购买办公楼、厂房设备款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1500000.00元，系付国行公司（原中港公司抵账卖给国行公司）”； （14）2016年12月26日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同东街村五、六组重新签订《土地租约合同》，租用被告中港公司原承租东街五、六组的土地（五组土地6.74亩、六组土地10.7亩）。 （15）2017年7月31日由张雷收到第三人薛福海补偿款5万元并向薛福海出具了领款条，载明：“今领到薛福海全院绿化树补偿款五万元整，我张雷及中港公司得到此款特别做出如下承诺，保证兑现执行。 一、待科达公司起诉中港公司、国行公司判决后尽力与薛福海达成和解协议，……（尖括号内为手写体） 二、以后永不抗议及向有关部门反响薛福海的合法占厂行为，同意薛福海对厂区内房屋的合理改造装修。随时配合薛福海办理以后（包括东街）的所有事宜。 三、2017年7月20日以后永不与科达公司及有关人员配合一切手续及提供一切手续资料，原提供过的全部作废。 四、以上表述的几项事宜，我同意使用与国行公司签订的一切手续及相关利益作担保，如有一项我没有做好，放弃我与国行公司签订的所有利益及一切权利利益，永不反悔，永不追偿。 五、如果科达公司被剥（驳）回，三天内达协议给款肆拾捌万元，否则不在（再）补偿。”（该条系手写体） 该领款条的落款处有张雷签名捺印，并由担保人马长民签名捺印。 (16)第三人薛福海称，2017年8月9日张雷拉走月饼机组8个、月饼打饼机1件、月饼注料机1件、月饼包装机1件，但张雷予以否认。 （17）第三人薛福海称，2017年10月29日代张雷归还了张雷向毛红伟的借款计45万元，并将张雷给毛红伟出具的三张借条原件收回。同时毛红伟承诺，不再干涉薛福海福乐家汗蒸时代及欢乐水世界项目的进展等。 （18）2017年11月20日，原告以二被告恶意串通，明知涉案抵债财产远远大于抵债协议约定的价值，却通过公证这一合法形式掩盖其违法转移财产，以达到损害原告合法权益之目的为由，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改判对被告中港公司厂房设备继续执行； （19）2018年1月16日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在孟州市大定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被告中港公司作为甲方，被告国行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该协议载明： “2010年-2013年期间甲方从乙方借款112万元加上利息87万元（应为84万元）本息合计甲方共欠乙方196万元，因甲方向乙方借款时没有担保人担保，注明是用甲方生产大楼和南院厂房做抵押借款，由于甲方还不了所欠乙方的196万元债务，所以2013年5月3日乙方全体股东与甲方签订了一份设备厂房抵债协议，将甲方借款时抵押生产大楼、办公楼、南院厂房以300万元的价格抵给乙方（抵押清单在乙方），二楼的两条饼干生产线若生产乙方占60%的股份；若卖掉，乙方占40%的价款。合同签订后不久乙方又与甲方协商共同开发此地块，要求将原协议中除生产大楼、办公楼、南院厂房抵债外，另增加部分设备，租用东街5组、6组的土地使用权和地面附属物全部转给乙方，要求重新签订协议。协议签订后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公证之前为了公平开发，乙方给甲方出具了一份承诺书，载明： 中港公司租用东街五组、六组的土地，和抵债厂房抵债后剩余的地上附属物国行公司开发时，给孟州中港公司200万元股份予以补偿，参与分配。或国行公司开发时中港公司配合土地变更后直接一次性给予补偿200万元。如果饼干线生产，国行公司给中港公司50万元流动资金用于合作生产，国行公司占60%股份。 双方按照乙方起草的《厂房抵债协议》于2013年5月6日到孟州市公证处办了公证。孟州市公证处于2013年5月6日出具了（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 由于房地产开发形势变化，越来越不好，亏损严重，一直没有开发。现乙方决定不再开发，经大定办司法所调解，甲乙双方同意调解如下：按照乙方国行公司对中港公司的承诺书和甲方不再开发的现实： 1、按照乙方8个股东与甲方2013年5月3日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和2013年5月4日向甲方的承诺书内容执行。 2、甲方租用东街5组、6组的租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附属物等15项权益（附清单）仍归甲方所有。 3、甲方的饼干生产线所占的60%仍归甲方所有。 该《调解协议书》的落款处甲方由张雷签名捺印，乙方由国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马长民签名捺印，调解方（见证方）孟州市大定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加盖公章并由两个调解员韩自仁、杨丕正签名。该协议并附有中港公司厂房设备抵债给国行公司剩余的资产清单、中港公司房屋清单各一张。 （20）2018年3月18日第三人福乐家公司又同东街八组签订《土地租约合同》，于2018年3月18日又另租东街八组的土地约5亩用于扩大经营； （21）2016年9月18日，本院对原告科达公司诉被告国行公司、中港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于2017年3月9日作出（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对被告中港公司的厂房设备要求继续执行的请求。该判决生效后，2017年5月22日原告科达公司又以中港为被告、国行公司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中港公司与国行公司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后科达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同日裁定准许了科达公司的撤诉申请。 之后，科达公司又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申请再审，经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豫08民监1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22)2018年9月6日，本院作出（2014）孟执字第00289-1号执行裁定，续行查封被执行人中港公司原查封的房产，续行查封期限为三年，从2018年10月2日起至2021年10月1日。 （23）2018年11月8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08民再58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本院（2016）豫0883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 （24）第三人福乐家公司自2018年以来在中港公司原厂房、场地上投入资金进行扩建、新建、装修等，建成了福乐家汗蒸时代及欢乐水世界娱乐中心。孟州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2月27日对第三人福乐家公司的未批先建行为分别作出处罚决定，该公司交纳了相应的罚款。 以上为本案事实。 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第三人薛福海和福乐家公司是否可以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据此，本案的处理结果应为是否准许继续执行本院执行裁定及所查封的财产，而薛福海、福乐家公司现正在占有和使用被法院查封房产，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应同其二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薛福海与福乐家公司申请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应予准许。原告所辩两个第三人不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中港公司与被告国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本院认为，被告中港公司虽称涉案借款本息合计196万元，系其与席恒祥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被告国行公司仅是担保人，但其未向本院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席恒祥个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国行公司主张涉案借款本息196万元系二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并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中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雷于2010年10月28日、2011年5月6日、2011年6月4日、2011年11月15日分别给被告国行公司出具的四张借据（合计借款120万元）及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两张，以及二被告之间两次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和2018年1月16日二被告签订的《调解协议书》，该证据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国行公司与被告中港公司之间存在涉案的借贷关系，而席恒祥个人对于涉案借款归被告国行公司所有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被告国行公司应为被告中港公司的实际债权人，二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原告及被告中港公司所辩二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三、对于二被告之间以物抵债协议是否能够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本院认为： 1、二被告之间于2013年5月6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明显是在2013年7月25日原告对被告中港公司提起追偿权之诉及本院2013年10月1日对原中港公司的房产采取查封措施之前，且2013年10月1日，本院在对原中港公司的生产车间及办公楼采取查封措施时，该公司已经将生产车间及办公楼通过抵债协议处分给他人的这一情况告知了本院，因此本院查封的房产所有权已转移归被告国行公司所有，而不再归被告中港公司所有； 2、二被告于2013年5月6日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已经孟州市公证处（2013）孟证经字第11号公证书予以了公证，该公证行为也是抵债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之后被告中港公司也于2013年5月6日向被告国行公司出具收据，收到了国行公司给付的厂房设备抵债差价款104万元，被告国行公司也于2013年5月8日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中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雷指定的账户汇款78万元等，此表明被告国行公司已经按照2013年5月6日二被告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向被告中港公司履行了付款义务，国行公司已取得了对原中港公司生产车间、办公楼的所有权。此后二被告又于2015年元月1日签订转租协议，被告国行公司将取得被告中港公司的原厂房等又转租给被告中港公司使用，并由中港公司按转租协议的约定给付国行公司租金，之后在2016年7月29日，被告国行公司又与第三人薛福海签订《房屋设备转让协议》，将其从被告中港公司取得的房产等又抵账给第三人薛福海，表明被告国行公司在取得中港公司财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又行使了处分权。之后第三人薛福海及其经营的福乐家公司又同东街村五、六组及八组重新签订了《租地协议》，对原中港公司的房产及场地投入资金进行了改建、扩建、添附等，由此可以说明被告国行公司不仅实际占有被告中港公司的生产车间及办公楼，进而又行使了处分权，所以二被告于2013年5月6日所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已经实际履行。 综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国行公司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其与被告中港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2013年5月6日其与被告中港公司签订的《厂房设备抵债协议》也已实际履行，而且该转让协议发生在本院2013年10月1日对涉案房产查封之前，因此被告国行公司对本案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被告国行公司在执行过程中作为案外人所提执行异议成立，本院（2016）豫0883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并无不当，所以原告要求继续执行本院（2014）孟执字第00289、00289-1号执行裁定，继续查封被告中港公司办公楼一幢、生产车间一幢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经本院多次调解，当事人终难达成一致和解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孟州市科达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孟州市科达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赵国勇 审判员  康秀丽 审判员  刘爱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胡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