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5行终2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涛珍，女，194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伦进，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静，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成治路**。 法定代表人李涛，县长。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王涛，金沙县人民政府法律顾问。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朝猛，金沙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邹大勇，男，1974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金沙县。 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徐静，贵州名城（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涛珍因土地行政管理一案，不服大方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6日作出的（2019）黔0521行初9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29日组织各方当事人举行了举、质证，并听取了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王涛珍诉讼代理人陈静，被上诉人金沙县人民政府诉讼代理人王涛、李朝猛，原审第三人邹大勇及其诉讼代理人徐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1952年邹锡清从部队转业后，在金沙县城××××组土改分得周姓地主家的房屋一间半、猪牛圈各一间。1974年正月十五日，邹锡清将分得的周姓地主家的房屋一间半、猪牛圈各一间送给其侄儿邹章华。2001年7月1日，金沙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邹大勇颁发金农宅集建（2001）字第1－24－01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案房屋的宅基地包含在该集体土地证的面积内。2017年涉案房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项目后，王涛珍认为涉案房屋应为其继承的遗产而与第三人发生纠纷。2019年3月11日，王涛珍向一审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撤销给第三人邹大勇颁发的金农宅集建（2001）字第1－24－018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另查明，邹锡清与李世春系夫妻关系，双方婚后未生育子女；邹锡清于1997年死亡，李世春于2008年死亡。夏乾忠与王涛珍系夫妻关系，夏乾忠是李世春与前夫所生，夏乾忠于1981年死亡。邹大勇系邹章华之子。 一审认为，邹锡清于1974年将涉案房屋送给邹章华后，在邹锡清与李世春夫妻二人死亡前均未主张涉案房屋系其所有。王涛珍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邹锡清与邹章华签订的《送字协议》无效的前提下，王涛珍与金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涉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且王涛珍并不是涉案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王涛珍不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王涛珍的起诉。 原审宣判后，王涛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称：一审认定上诉人与涉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许可证没有利害关系错误。王涛珍基于血缘关系和主要尽赡养义务的儿媳，应为邹锡清和李世春遗产继承人，涉案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系遗产的组成部分，颁发的该证侵犯作为遗产继承人的上诉人权益，必然对颁证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涉案颁证行为应被撤销。一是颁证事实依据不足。涉案土地系1950年左右土改分得，邹大勇系1974年出生，邹大勇不可能通过土改分得涉案土地。被上诉人并未对“赠与”协议合法性进行审查，被上诉人未尽注意义务导致依据错误的“赠与”颁证。李世春、邹锡清是在继承法实施后死亡，且王涛珍对两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涉案房屋，享有对该房屋的所有权。二是颁证程序错误。如被上诉人依据“赠与”协议颁证，应先核实赠与是否属实，邹锡清是否同意赠与，李世春是否同意赠与等，被上诉人并未与利害相关人核实，颁证程序错误。三是颁证适用法律错误。邹锡清与李世春于1951年左右结婚，根据1950年出台的《婚姻法》第七条、第十条，该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的处理亦应当由两人共同决定，仅邹锡清一方作出决定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赠与邹章华的行为不发生转让的法律效力，从现行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规定来看，该赠与行为亦属无效，不产生赠与效力。同时。王涛珍对公婆李世春、邹锡清一直履行赡养义务，而邹大勇或邹章华未尽赡养义务，如认定赠与行为有效有违公平原则。涉案颁证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综上，请求：1.撤销（2019）黔0521行初95号行政裁定，判决撤销涉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金沙县人民政府口头答辩称：1.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涛珍的丈夫夏乾忠是李世春与前夫所生，邹锡清与李世春于1956年结婚，婚后二人便在金沙县城关镇××与××一家居住，直到1961年王涛珍与夏乾忠结婚，两人才搬至鼓楼社区与其居住，且邹锡清与李世春婚后未生育子女，王涛珍诉称其系房产唯一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因邹锡清与夏乾忠未形成抚养关系，就连夏乾忠都不对邹锡清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王涛珍作为其妻子更无继承权，无权利提起诉讼。在邹锡清将涉案房屋赠送给邹章华后，王涛珍并未主张涉案房屋所有权。王涛珍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送字文约》属无效协议，应由王涛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王涛珍与颁发涉案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王涛珍不是涉案行政行为相对人，在本案中不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2.王涛珍起诉已过法定起诉期限。涉案房屋早在1953年就赠与并实际交付邹章华，《送字文约》是1974年立下的，在此期间邹章华一家一直对涉案房屋管理使用，王涛珍并未提出异议，直到2017年涉案房屋被纳入棚改后才出面说房屋应属其所有，如涉案房屋真的属于王涛珍，此时她就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在一审诉状中王涛珍也自认其在2018年2月27日就得知涉案房屋登记在邹大勇名下。但其2019年3月3日才起诉，已超诉讼时效。3.涉案颁证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且程序合法，不应被撤销。综上，请求驳回王涛珍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邹大勇口头陈述称：1.上诉人主体不适格，应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涉案房屋系邹锡清1952年分得，1953年就将该房屋赠与并实际交付给邹章华家，邹锡清与李世春于1956年结婚，在此期间，邹锡清与李世春和邹章华一家居住，直到王涛珍与夏乾忠1961年结婚，看两人才搬至鼓楼社区和王涛珍、夏乾忠居住。后邹锡清为避免涉案房屋以后发生矛盾，便于1974年在刘学平等人见证下立下《送字文约》，将涉案房屋赠与邹章华。王涛珍的丈夫夏乾忠是李世春与前夫所生，邹锡清与李世春于1956年结婚，婚后二人便在金沙县城关镇××与××一家居住，直到1961年王涛珍与夏乾忠结婚，两人才搬至鼓楼社区与其居住，且邹锡清与李世春婚后未生育子女，王涛珍诉称其系房产唯一继承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因邹锡清与夏乾忠未形成抚养关系，就连夏乾忠都不对邹锡清的遗产享有继承权，王涛珍作为其妻子更无继承权，无权利提起诉讼。2.上诉人起诉已超行政起诉期限，应驳回其诉请。涉案房屋早在1953年就赠与并实际交付邹章华，《送字文约》是1974年立下的，在此期间邹章华一家一直对涉案房屋管理使用，王涛珍并未提出异议，直到2017年涉案房屋被纳入棚改后才出面说房屋应属其所有，如涉案房屋真的属于王涛珍，此时她就应当知道权利收到侵害。在一审诉状中王涛珍也自认其在2018年2月27日就得知涉案房屋登记在邹大勇名下。但其2019年3月3日才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起诉。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均向法院提交了证据，并经庭审质证、认证。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到二审法院。 经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规定，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主体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涉案房屋就由邹章华家实际管理和居住，且邹锡清于1974年立下送字文约，将涉案房屋赠与邹章华，在此期间王涛珍并未实际使用涉案房屋，也没有能够证明对涉案房屋拥有合法权利或证明送字文约无效的证据。王涛珍与被上诉人颁发的涉案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诉行政行为也并不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侵害。故王涛珍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因王涛珍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裁定驳回起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王涛珍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陆 川 审 判 员  杨静梅 审 判 员  黄塑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黄 珊 书 记 员  吴传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