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1380号原告：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沈威，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荣，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文刚，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邵阳市。法定代表人：粟武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伍黎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佩，湖南湘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8年2月1日、3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荣，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佩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殷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121,452.69元，并按央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从起诉之日算至实际付款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系原告客户，2013年12月3日至2014年11月21日原告向被告供应货物，价值255,690.28元，但被告仅支付134,237.59元，尚拖欠原告货款121,452.69元。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却拒不支付，故原告起诉来院，诉请如前。被告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双方买卖关系属实。双方从2010年开始交易，未签订过书面合同，采用滚动付款形式。历经长期业务后，双方未曾对账，原告无证据证明被告仍欠付货款。从2010年开始并非只发生过25万余元的来往，现原告仅凭25万元发票就要求被告付款缺乏依据。双方最后一笔业务发生于2014年11月，2014年后至今原告从未以任何形式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计算，至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施前，本案的诉讼时效已届满，不能再接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三年时效的规定。针对被告的上述答辩，原告补充诉称，首先，被告收到货物，未提供相应付款凭证，则应认定被告欠付货款。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原告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货款,诉讼时效应从向被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其次，原告曾于2016年通过电子邮件向被告催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为三年，本案应直接适用该新规定。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增值税发票10张，证明2013年12月至2014年11月原告向被告供货价值255,690.28元；证据2、银行承兑汇票，证明2014年12月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4万元；双方从2010年就开始交易，2013年12月2日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了10万元，当时被告的应付货款为10,306.46元，剩余为预付款；双方系滚动结算，2014年3月份被告又支付4,544.05元，上述三笔货款总计134,237.59元；证据3、2016年1月11日、3月21日、6月30日、8月30日的原告前销售人员李某(2016年前已离职)发出的电子邮件。其中，2016年1月11日是发给被告“唐经理”的，“唐经理”的具体姓名、职务不清楚；3月21日是发给被告“杨经理”的，“杨经理”为杨某，附件为对账单，账单金额121,452.69元即诉请金额；6月30日、8月30日是发给被告“李小姐”的，“李小姐”的具体姓名、职务不清楚，邮件中提到的“岳总”是被告总经理岳某；该组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主张过货款；之前的往来邮件已因李某的离职现无法收集。第二次开庭时，原告使用手机登录邮箱@gates.com，当庭演示上述2016年3月21日的电子邮件及附件；证据4、电话录音3段(光盘)及文字打印件，为原告财务人员与手机号XXXXXXXXXXX机主的通话，证明前述2016年3月21日的电子邮件收件人为被告员工杨某。第二次开庭时，原告补充提交以下证据：补充证据1、杨某个人社保缴纳情况表，该证据系由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调取，证明杨某在2016年4月1日之前均为被告在职职工。表格第五列第五行“在职停保”指杨某依然是被告的员工，但停止缴纳社保；表格第五列第六行“转出系统外”指杨某2016年4月1日辞职后，其位于邵阳市的社保转到了长沙市，因超出统筹范围，故社保中心也不知道具体转到何单位。该证据中记载的杨某辞职节点与证据4录音中杨某自述的“2016年年初辞职”吻合，可佐证原告2016年3月向杨某发送电子邮件催讨货款时，其仍是被告员工；补充证据2、移动通信预存话费收款收据，载明被充值的XXXXXXXXXXX电话号码客户名为“杨*”，证明该号码为杨某所有；补充证据3、支付宝转账记录截屏2页，证明XXXXXXXXXXX的电话号码为杨某所有。原告当庭使用手机演示登录个人支付宝APP，在“转账至支付宝账户”页面中输入手机号XXXXXXXXXXX查询账户得到“*彬”，再输入“杨某”后显示姓名校验成功。经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1、2真实性均无异议，增值税发票均已收到且实际抵扣，发票相应货物也均已收到；证据2仅能证明被告已付货款，不能证明除此之外被告没有付过其他货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无法证明邮件收件人的身份，被告处没有叫杨某的员工，也没有叫岳某的总经理；对账单上无被告盖章，不能反映双方真实业务往来情况；不认可证据4的通话人身份，亦不认可XXXXXXXXXXX是被告员工的手机号码。经书面质证，被告对原告补充证据1-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杨某早在2012年4月1日就从被告处辞职，原告的补充证据与本案无关，亦无法达到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明目的。为证明其辩称，被告提交以下证据：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出具的《证明》，证明2012年4月1日杨某从被告处辞职，原、被告经济往来均发生于2013年12月3日至2014年11月21日间，当时杨某已非被告职员，不清楚原、被告经济往来情况。即使原告将催款通知发至杨某个人电子邮箱，被告也无法知晓，原告上述催款行为不能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经书面质证，原告认为，首先，该《证明》内容大部分为电脑打印，小部分为手写，故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且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无权也无法证明杨某何时辞职；其次，该《证明》所述杨某辞职日期为2012年4月1日，与原告补充证据1第五行记载杨某于2012年6月1日办理“在职停保”的日期不符；再次，2012年6月1日办理的是“在职停保”手续，意为仍在职，仅是停缴社保，如杨某真的辞职，正常流程应办理社保转出而非“在职停保”；最后，该《证明》称“2016年4月本人办理转出到长沙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手续”，若无被告提供相关材料是无法办理社保转出手续的，足以证明2016年4月之前杨某系被告在职员工。经审查双方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证据3、4及补充证据3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电子数据。原告已当庭演示证据3中2016年3月21日的邮件及补充证据3，该些证据能够有效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且能保证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对电子数据证据的书面形式、原件形式及真实性考察的法律要求，故本院对原告证据3中2016年3月21日的邮件及补充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对证据3中其余邮件未补强形式，被告亦予否认，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证据4文字稿上的对话人、电话号码均为其单方陈述，原告未提供相应通话记录，故无法确认该录音的对话人是否为XXXXXXXXXXX机主及对话时间等要素，本院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二、因支付宝为实名认证，用户姓名须与其银行卡户名一致，且预留手机号须与银行卡绑定，故原告补充证据3能够证明XXXXXXXXXXX手机号码的使用人为杨某。三、原告证据3中2016年3月21日的邮件发件人邮箱@gates.com为原告的企业注册邮箱，能够证明发件人为原告员工；收件人邮箱XXXXXXXXXXX@163.com为使用手机号码注册的网易个人邮箱，因注册须经由该手机号码接收验证码完成，故可推知该邮箱用户为XXXXXXXXXXX手机号码的使用人，又根据前述第二条，可证明该收件人为杨某。四、原告补充证据1、2系社保部门和电信机构出具的盖章凭证，原告对此已提供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五、被告证据系社保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被告对此已提供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原、被告自2010年以来存在长期买卖关系，采取滚动结算模式，但双方未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2013年12月3日至2014年11月21日，原告陆续向被告供应了价值255,690.28元的货物，并向被告交付了等额增值税发票，被告陆续支付了144,544.05元货款。2016年3月21日，原告员工向案外人杨某发送电子邮件，称“杨经理，您好。我是盖茨公司的销售李某，附件是贵公司的对账单。若无问题，请立即付款，十分感谢。”邮件附件为《客户对账单》excel文档一份，记载自2010年12月2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被告积欠原告货款121,452.69元。另查明，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出具的杨某社保缴纳记录如下：人员变更类型变更原因变更日期转移前所在单位转移前所在社保机构转移后所在单位转移后所在社保机构系统内转出在职人员解除劳动合同2004-07-31新参保在职人员新参保2004-06-30新参保在职人员新参保2009-04-08在职停保在职人员辞职2012-06-01转出系统外在职人员转出统筹范围外2016-04-01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未知单位长沙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再查明，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于2018年3月2日出具《证明》，载明：“杨某……于2012年4月1日在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辞职，公司在邵阳市劳动保障局养老保险科办理停保手续，2016年4月本人办理转出到长沙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中心手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本案中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向原告购货，该合同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双方应予遵守。现原告向被告催讨货款，被告就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则应审查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时效起算点。原、被告均认可双方采滚动结算方式交易，即双方未约定每期履行的期限和数额，原告随时供货、被告随时付款。则该债权债务具有整体性和难以分割性，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现双方均认可最后一次交易发生于2014年11月，鉴于双方未约定具体付款日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但须给予债务人必要准备时间。本院酌情确定被告最迟应于2014年12月31日前付清欠款，则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1日起算。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适用的时限。原告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时效，被告则主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时效。本院认为，如前所述，本案诉讼时效2015年1月1日起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尚未施行，故应适用当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故本案诉讼时效已于2016年12月31日届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年10月1日方才施行，此时原告的时效利益已归于消灭，诉讼时效不能借由新法的施行重新激活起算。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存在中断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权利人提出要求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因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原告起诉时已超过两年，原告主张其2016年3月21日向杨某发邮件催款构成诉讼时效中断；被告则辩称杨某当时已非被告员工。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欲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应当到达相对人；相对人为法人的，受送达人可以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故本节争议焦点在于杨某的在职时间和职务身份。首先，原、被告各提供了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出具的社保缴纳记录和《证明》，原告据前者主张，杨某2016年4月1日从被告处离职；被告则据后者主张，杨某2012年4月1日从被告处辞职。该分歧源于对前表中“在职停保”与“在职人员辞职”的理解，经本院向邵阳市企业养老保险处个人账户科咨询，“在职”是对所有非退休人员的统称；“在职人员辞职”指该人员从当前单位辞职，“在职停保”指单位停止为该人员缴纳养老保险。故本院认为，社保缴纳记录和《证明》的内容不存在矛盾，杨某2012年从被告处辞职，故被告停止为其缴纳养老保险，但又因杨某并未退休，故社保缴纳记录显示其“在职停保”、“在职人员辞职”；后因杨某生活工作地点变动，其社保于2016年从邵阳市转出至长沙市。因此，原告2016年向杨某发送电子邮件时，杨某已不是被告员工，原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到达被告，无法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杨某当时仍是被告员工。其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亦无证据表明其是被告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人员或被授权主体，现有在案证据甚至不能表明杨某在原、被告交易中曾扮演任何角色或负责任何工作。原告认为向杨某主张权利即等同于被告已知悉，缺乏充分依据。综上，原告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被告据此提出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判决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29元，减半收取计1,364.50元，由原告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炜二〇一八年四月二日书记员  乐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零六条本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四条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第五条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第八条审查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生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二）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性；（三）用以鉴别发件人方法的可靠性；（四）其他相关因素。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一十六条……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第二百一十九条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