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2939号原告：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琴台钢材市场****。法定代表人：陈正红，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硕，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雷天宏，男，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被告：阮小兵，男，197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第三人：咸宁市宏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咸宁市体育路法定代表人：杜正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黎琼楼，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昭阳，湖北海舟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昌源公司）与雷天宏、阮小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赵春琳与人民陪审员陈菊芳、陈敏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3日、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昌源公司代理人刘硕、被告雷天宏、阮小兵及第三人咸宁市宏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公司）代理人黎琼楼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代理人刘硕、第三人代理人黎琼楼、毛昭阳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被告雷天宏、阮小兵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昌源公司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货款2,217,598元（包括加价款）；2.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截止2019年5月1日违约金2,040,190.16元，并自2019年5月2日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违约金（以2,217,598元基数按年24%计算）；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以上共计4,257,788.16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3月22日，两被告以第三人名义与原告签订钢材买卖合同（以下简称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因“余佐商住楼”项目工程需要从原告处购买钢材，同时对价格、计量方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约定供应钢材，但被告未按时支付款项。原、被告于2015年6月29日签订业务往来对账表，对金额及违约金等做了确认。后原告于2016年1月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三人。庭审中第三人宏鑫公司以被告私刻公章为由提出抗辩，两被告也承诺后期款项由其支付。经各方协商，原告于2017年7月14日向法院申请撤诉。但两被告至今未支付任何款项，原告催要未果，遂诉至法院。被告雷天宏、阮小兵辩称：对加价款、违约金有异议，应不存在违约金，欠款金额为1,270,749元，2016年2月6日又支付了给刘勇现金30,000元。我们最开始与第三人宏鑫公司签订了书面挂靠协议，但后来由于余佐商住楼项目的建设单位武汉绿源置业有限公司到约定时间未付款，该挂靠协议在我们与原告签订钢材买卖合同前解除了。涉案钢材买卖合同上使用的项目部公章是我们与第三人有协议期间刻的。我们向原告购买钢材是用于余佐商住楼项目建设，款是我们付的，收货人是我们请的工作人员。第三人宏鑫公司述称：原告的起诉没有要求我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我公司没有付款义务。余佐商住楼项目不是我公司承建的，我们与两被告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协议；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加盖的公章是被告私刻，我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合同，也未收过货，付款责任应由两被告承担；赊购钢材款的加价款约定过高。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22日，雷天宏以甲方宏鑫公司代表的名义与乙方金昌源公司签订涉案钢材买卖合同。该合同称“就甲方余佐商住楼项目所需钢材”约定，乙方为甲方提供指定厂家各规格钢材约800吨、总金额约280万元，供货期4个月，2014年8月1日前供货完毕；每次定价以到货日武汉意达钢材信息网上对应厂家价格为基准价，结算价为基准价加100元/吨（含运费、装费、采购费等），带肋钢筋在对应规格武钢、鄂钢高线价格基础上每吨另加加工费300元为结算价，下车及费用由甲方负担，如开钢材发票每吨另加150元；货款结算方式为“乙方先垫资300吨，超出部分由甲方现款结清每次到货货款”；并就垫资加价商定“所有欠款部分自供货之日起按每月每吨100元计算加价，2014年8月1日前结算全部欠款（含加价款），逾期自2014年8月2日起垫资加价款由每月每吨100元增加到每月每吨200元，垫资加价款计直到双方货款结清为止”；合同还约定了交货地点、质量标准及检验方式，并约定“违约责任，按合同法执行”。该合同由雷天宏签字并加盖了“宏鑫公司余佐商住楼项目部”印章，金昌源公司加盖了公章。2014年3月29日至同年7月12日，金昌源公司先后6次按雷天宏的要求向位于湖北省的余佐商住楼项目工地提供钢材，但相关货款并未结清。根据送货确认清单关于当天网价和供货数量的记载，相关钢材“当日网价”在每吨3330元至3850元间不等，每次供货数量分别为：2014年3月30日111.076吨、同年4月19日105.798吨、同年5月10日56.39吨、同月14日51.394吨、同年6月11日111.708吨、同年7月12日55.453吨，共计491.819吨（以下简称涉案钢材）。2015年，雷天宏与阮小兵在金昌源公司提供给宏鑫公司的业务往来对账表（以下简称涉案对账表）上签字，落款日期为“2015年6月29日”。该对账表显示，截止2015年7月2日，应付钢材款1,780,749元，加价款916,849元，扣除已支付的“2014年5月30万元、2014年9月20日10万元、2014年9月27日8万元”后，尚欠总金额为2,217,598元，注明“按照双方约定我方给贵公司垫资钢材最多不超过300吨，垫资时间从我方给贵公司供应第一批钢材之日起算，送货满300吨之日起的钢材全部为现款现货，当批次货款在乙方送货之时甲方应即时付清，垫资货款应在垫满之日起2个星期内付清”，“如贵公司逾期付款，应当按照逾期付款总额为基准承担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雷天宏与阮小兵分别在该对账表上签字。2016年，金昌源公司以宏鑫公司拖欠钢材款为由诉至本院，宏鑫公司抗辩称与涉案钢材买卖合同无关、雷天宏使用的“宏鑫公司余佐商住楼项目部”为私刻，金昌源公司于2017年以收集证据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6）鄂0105民初1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撤诉。金昌源公司认为，雷天宏与阮小兵至今未如约支付货款，遂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以上事实有原、被告与第三人的当庭陈述、涉案钢材买卖合同、送货单、送货确认清单、涉案对账表、（2016）鄂0105民初128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予以证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采信。雷天宏与阮小兵自称与宏鑫公司签有挂靠协议、持有金昌源公司工作人员出具的30,000元现金收款收条及余佐商住楼项目工程款支付协议书，但经两次庭审至今未提交。本院认为：原告金昌源公司与自称“宏鑫公司余佐商住楼项目部”代表的被告雷天宏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涉案钢材买卖合同，约定由金昌源公司提供钢材及报价、“宏鑫公司余佐商住楼项目部”支付货款，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证据与各方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雷天宏于2014年以“宏鑫公司余佐商住楼项目部”为名向金昌源公司购买涉案钢材分批运至该项目位于咸宁的工地使用，又于2015年与被告阮小兵共同在金昌源公司提供的涉案对账表上签字认可了交易应付、已付和欠款金额。故，本院对雷天宏与阮小兵关于二人共同购买钢材用于该项目施工建设并共同支付了部分货款的自述予以采信。但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人宏鑫公司曾授权两被告代为购买钢材、在事后追认这一行为或与两被告间存在挂靠关系，且宏鑫公司为否认这一说法提交了余佐商住楼项目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证明该公司不是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故本案对两被告与第三人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不作认定，被告雷天宏、阮小兵应依法履行涉案钢材的买受人的付款义务，即共同向金昌源公司按双方约定支付货款、加价款及违约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及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对加价款的计价方式有明确约定，金昌源公司也如约提供了垫资服务。雷天宏与阮小兵在未能如约支付货款的情况下签字认可了金昌源公司依据合同向其主张的包括加价款在内的货款金额。此后，双方并未另行达成协议。故，二人仅以金额过高为由拒绝支付加价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但是，涉案钢材买卖合同关于垫资期内“每月每吨100元”、“2014年8月2日起每月每吨200元”的加价款约定，反映的不是已交付钢材的价值、而是对因买受人推迟付款导致供货方垫付资金的利息损失予以补偿，其目的是促使买受人及时支付货款。除计算至2015年7月2日的加价款外，金昌源公司还要求雷天宏与阮小兵按年利率24%支付从2015年7月3日计算至付清为止的违约金。该公司所主张的加价款与违约金应当属于不同时期的资金占用费，即2015年7月2日以前表现为加价款、此后表现为逾期付款违约金。金昌源公司的要求形式上不违反法律规定，也有涉案对账表作为依据。但相对当时约每吨3600元的交易钢材价格而言，每月每吨100元的加价款约合年利率33.33%、每月每吨200元的加价款则达到年利率66.67%，超过了年利率24%，与涉案对账表中“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的约定均属于明显过高。其中，金昌源公司仅要求按年利率24%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予以支持；但加价款计算标准过高，有违公平原则，应予以调减。本案中，加价款以重量计算、违约金以货款计算，但买卖双方未约定同一批次货物结算顺序，也未在确认应付钢材款的同时确认总交易钢材重量。且原告金昌源公司称，涉案对账表确认应付钢材款时已经进行了部分优惠，故与送货单的记载无法吻合。原告与两被告在事后对相关欠款的结算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可。按照送货单的记载认定本案每次供应钢材的重量与时间，酌定按照每次送货单记载的钢材重量与总交易钢材重量之比计算其货款。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根据涉案对账表确认的雷天宏与阮小兵已付款项与付款时间、约定付款时间、按照先息后本的原则冲抵还款。经计算，从供货数量与单价来看，垫资期内“每月每吨100元”的加价款未超过年利率36%，且两被告已经支付，故按该约定计算加价款；因“2014年8月2日起每月每吨200元”的加价款约定超过年利率36%，对已支付的该阶段加价款按年利率36%计算，对未付的部分按年利率24%计算。按照如下原则计算：每批钢材货款=总货款×该批钢材重量/总交易钢材重量，按每月每吨100元标准计算的钢材加价款=该批钢材重量×垫资天数×100元/吨/30天，按年利率36%计算的加价款=该批钢材货款×垫资天数×36%/360天，按年利率24%计算的加价款=该批钢材货款×垫资天数×24%/360天（计算方式详见附表）。因雷天宏与阮小兵2015年5月支付300,000元的具体日期不明，按金昌源公司在涉案对账表中认可的“垫资货款应在垫满之日起2个星期内付清”的标准，雷天宏与阮小兵按期支付了当月应当结清的24.658吨钢材和2014年6月11日交付的111.708吨钢材中约43.22吨的货款，此两批钢材不产生加价款；至2014年9月27日，金昌源公司已供应491.819吨、价值1,806,724.54元的钢材，而雷天宏与阮小兵已支付计算直至当天的全部加价款202,351.92元及货款277,648.08元，尚余货款1,503,100.92元未付；2014年9月28日至2015年7月2日，前述1,503,100.92元货款按年利率24%计算，约产生加价款277,572.64元。因将上述未付加价款与货款一并作为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基数必然导致雷天宏与阮小兵承担的加价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的平均年利率超过24%，违反了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对金昌源公司的这一请求不予支持。但该公司依法有权要求雷天宏与阮小兵支付2015年7月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中，2015年7月3日至2019年11月2日产生逾期付款违约金约（1,503,100.92×0.24×1583天/360天≈）1,586,272.51元。综上所述，金昌源公司有权要求雷天宏与阮小兵共同支付未付货款1,503,100.92元、加价款277,572.64元以及2015年7月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其诉讼请求部分成立。因原告金昌源公司与两被告雷天宏、阮小兵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依法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及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雷天宏、阮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503,100.92元及加价款277,572.64元；二、雷天宏、阮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支付自2015年7月3日至2019年11月2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586,272.51元及自2019年11月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503,100.92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862元（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已预交），由雷天宏、阮小兵负担33,736元，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负担7126元（雷天宏、阮小兵应负担的部分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武汉市金昌源物流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春琳人民陪审员  陈菊芳人民陪审员  陈 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漆诚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