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井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冀0121行初26号 原告：井陉县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住所地：井陉县孙庄乡孙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21052658840H。 法定代表人：高贵阳，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占祥，北京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井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井陉县城建设南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121000270027L。 法定代表人：李杰，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金淼，河北庄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井陉县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源公司）因与被告井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鼎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贵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星、被告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占江、刘金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鼎源公司诉称：l、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因其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的赔偿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不答复不履行职责的行为违法。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22日，原告依据生效判决确认的被告行政行为违法的结果，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当日收到申请后至今未予答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原告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首先，被告应当向原告赔偿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的相关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九条规定，被告对原告违法实施责令停产停业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行为违法，应当给予原告赔偿。尽管被告于2018年10月18日将《关于撤销的决定》送达至原告，但是紧接着于2018年10月28日又作出《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我县矿山企业继续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事实上自2018年1月30日被告作出《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持证矿山开采及石子加工企业实施停采停产的通告》（以下简称停采停产通告）以来，原告一直按要求处于停产状态，一直没能恢复生产，因此，被告侵害原告的财产权，对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当自2018年1月30日起计算至被告恢复原告生产之日。其次，截止2019年4月，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赔偿违法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期间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及相关财产权损失共计人民币25241845.48元。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六项的规定，截止2019年4月，被告应当依法赔偿原告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共计人民币6816845.48元（其中设备折旧费共计5917170.6元、留守职工工资共计884000元、社保费用损失共计15674.88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截止2019年4月，被告应当依法赔偿原告包含采矿权收益损失在内的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1845000元，其中：采矿权收益损失共计人民币18225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00000元。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要求原告停采停产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截止2019年4月共计25241845.48元，被告应当依法向原告赔偿，原告依法诉至贵院，恳请贵院判如所请。 原告鼎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3、2018年1月30日《停采停产通告》；4、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停采停产通告》的决定；5、2018年10月28日井陉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我县矿山企业继续实施停产整治的通知》；6、《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四份（2015年3月23日、2007年7月23日、2010年12月10日、2010年11月22日）；7、《井陉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2011]14号）；8、《资产登记表》及购买发票；9、《职工生活补助表》；10、《保险费核定表》；11、律师费发票；12、《行政赔偿申请书》及网络查询打印被告的签收单。13、原告给井陉县政府并矿山综合整治办公室的《关于撤销的函》；14、2019年3月29日原告的恢复生产申请两份；15、县政府《关于打击擅自开采加工、运输和无证盗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16、照片6张。另外，原告当庭提交律师费发票两张以替换上述证据11。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被答辩人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权。答辩人所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系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省市党委政府政策要求，针对违法违规企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并非直接送到被答辩人，而是应由各职能部门依据其分工权责予以实施。具体到本案中，答辩人本身并未依据该文件对原告进行关停、封存等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存在相关部门依其职权责令其停产停采的情况，也与答辩人无关。文件作出与实施属于不同的行政法律行为，不能等同。不能因答辩人作出文件的行为被认定违法，便混淆的认为答辩人实施了文件确定的内容。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虽判决认定答辩人作出该《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也仅是因为其认为《停采停产通告》中部分内容涉及影响企业经营自主权，而并未判决认定该《停采停产通告》关于停产整治内容违法，更未判决认定答辩人即为该《停采停产通告》内容的实际实施主体且实际实施了该《停采停产通告》内容。故被答辩人起诉要求答辩人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更不具备事实依据。被答辩人根本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权。 二、答辩人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政行为与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一，被答辩人实际于2017年9月即已停产停采。根据被答辩人企业用电量及供电所巡查记录，被答辩人于2017年9月份即已全面停止用电，企业停止生产运营，至被答辩人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其用电量仍显示为0，且其全部变压器已于2018年9月办理销户，被答辩人作为企业，其生产经营必然不能不适用电力，故其实际于2017年9月份即停产停采，直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仍未恢复。而非如其在本案起诉所称，因答辩人作出《停采停产通告》而停产停采。第二，答辩人不存在造成被答辩人直接损失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答辩人并未具体实施上述《停采停产通告》中停采、封存具体行政行为，且上述《停采停产通告》中停产整治内容并未被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因此，答辩人不存在造成被答辩人直接损失的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答辩人经人民法院认定违法的行政行为与被答辩人所诉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石家庄市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判决结果系确认井陉县人民政府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但两份判决却并未认定答辩人实施了具体责令被答辩人停产停采、封存设备的行政行为，进而认定答辩人因实施责令被答辩人停产停采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因此，在不存在答辩人实施具体侵害被答辩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要求赔偿，不具备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被答辩人于2017年9月份即已停产停采，直至2018年7月份被答辩人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时，其始终未生产经营，而答辩人系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停采停产通告》，从时间顺序上看，显然被答辩人停产停采并非因答辩人作出上述《停采停产通告》造成，其所主张损失与答辩人作出通告这一行政行为之间，也当然不具备国家赔偿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三、被答辩人所诉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确定赔偿的原则是直接损失原则，是既得利益的损失而不是可得利益的损失。被答辩人所诉，要求答辩人赔偿其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生产之日止因答辩人行政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但由第二部分答辩理由可知，答辩人之行政行为与其所诉损失之间显无因果关系，其所主张要求赔偿损失均不属于上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直接损失。另被答辩人所诉的设备折旧费、留守职工工资等各项费用，既与答辩人无关，也无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因此，答辩人所诉损失应予驳回。 被告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173号行政判决书；2、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行终58号行政判决书；3、井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证明；4、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井陉县供电分公司《关于对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和鼎镨矿业有限公司变压器运行状态情况说明》；5、井陉县供电分公司提供的《井陉县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月用电量明细》（2016年1月-2018年12月）；6、原告公司变压器用电查询记录；7、井陉县供电分公司威州供电所提供原告公司企业停电申请明细；8、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向井陉县矿山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提交的主动退出和关闭矿山开采及石子生产加工的《申请》；9、县政府于2018年5月8日印发的《井陉县矿山整合一区、二区矿山及石子加工企业退出关闭补偿奖励办法》（井政［2018］24号）；10、《井陉县矿山整治一、二区矿山企业会议签到表》（有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11、井陉县行政审批局2019年9月20日出具的《关于井陉县污许可的情况说明》；12、2016年2月19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气领办［2016］24号）；13、2016年3月22日《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家庄市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石大气办［2016］4号）；14、2017年3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发［2017］7号）；15、2017年6月15日《中共石家庄市委、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7］15号）；16、2017年9月1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政字［2017］31号）；17、2017年9月15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市2017-2018年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石政函［2017］113号）；18、2018年1月19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字［2018］3号）；19、2019年9月12日井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鼎镨矿业有限公司调查情况报告》；20、2017年2月7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停止违法行政行为通知书》（井国土资停字［2017］01080号）；21、2017年2月20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井国土（2017）01080号）；22、2018年3月16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井国土威［2018］01071号）；23、2018年4月12日井陉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井陉［2018］01071号）。当庭提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行终1004号行政裁定书一份及原告行政起诉状一份。 经庭审质证，原告鼎源公司对被告县政府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一、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法院判决书确认被告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是针对特定主体的特定事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反复性，且具有直接执行力的行为特征，是违法的行政行为，是对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及内容整体确认违法，而非对其中的部分确认违法。二、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份证据是2019年9月19日出具的，也就是说被告是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证据，该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其次，该证据恰恰证明在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后，原告没有进行过生产，没有用电。三、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证据显示内容与事实不符，被告提交的证据6中显示，原告仅向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井陉县供电分公司申请过一台变压器（100KVA）减容，用户编号为0293702168，因此，该证据显示的内容并不属实；其次，该证据被告是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最后，该证据不能够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份就开始停产。四、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被告在作出停采停产通告时未向原告出示该文件，是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其次，该证据恰恰证明在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后，原告没有进行过生产，没有用电。五、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显示与事实不符，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并不包含任何原告提交的减容申请，所有的减容申请都是由第三人提交的，并没有原告加盖的公章或原告法定代表人签字，因此该份证据明显与事实不符，是被告与第三人伪造的证据；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六、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份证据形成于2017年5月23日，与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违法行为没有关系，被告并不是依据此事项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其次，因为大气环保而批准给企业断电的行为，本身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任意行政行为，非法行政行为的结果本身也是非法的，不能作为本案查明事实的依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七、证据8-10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三份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其次，原告做出《停采停产通告》的时间是2018年1月30日，而该三份证据都发生在2018年5月份之后，这些不是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依据；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因为被告对原告采取停采停产的违法行政行为，导致原告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原告在无奈情况下申请参与综合整治。八、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从该文件的落款日期2019年9月20日可知，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的，此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作为判案依据。九、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文件是2016年2月份发出，并且是对2016年6月份之前的要求，与被告2018年作出的的停采停产通告没有关系。十、证据14、15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先，原告从来不知道该等文件的存在，被告也从未将该等文件转达给原告；其次，文件中是要求对经停产整治环保仍未达标的企业继续按照环评要求和排污许可标准实施停产整治，和被告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没有关系，不能作为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依据。十一、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十二、证据17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十三、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并无停采停产的相关规定，也未授权被告实施停采停产的行为，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在该证据中没有依据。十四、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证据内容仅为第三人的陈述，其陈述中涉及到的行政处罚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无从考证；其次，从该文件的落款日期2019年9月12日可知，该证据是被告在诉讼过程中向第三人搜集的，此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是非法证据，不可采用作为判案依据；最后，这些行政处罚即便是真实合法的，也与本案没有关系。十五、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该组证据并没有原告的签字，也没有任何送达的证据，证据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最后，该组证据即便是真实的，也仅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过处罚，但事实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被告当庭提交的证据，原告认为被告提交的行政裁定书与本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案件，被告提交的省高院行政裁定书案中，原告主张的是关闭补偿的相关费用，其中矿山储量损失及企业资产损失均是永久性损失，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是企业的资产折旧费损失及矿产盈利损失，完全是不同的两项损失，被告混为一谈没有依据；两起案件原告是分别委托律师并向律师事务所缴纳费用，原告提交的律师费发票也是不同的，所以原告诉讼请求与他案无重复和交集。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该证据仅能证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作出该《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该判决仅是因其认为《停采停产通告》中部分内容（即决定全县持证矿山企业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涉及影响企业经营自主权，而并未判决认定该《停采停产通告》关于停产整治内容违法，更未判决认定被告即为该《停采停产通告》内容的实际实施主体且实际实施了该《停采停产通告》内容。故两判决系认定《停采停产通告》部分内容及被告作出《停采停产通告》行政行为违法，未判决认定被告具体实施了关停、封存、限制原告生产经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被告没有实际向原告采取通告涉及措施，没有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或行政处罚措施，原告起诉赔偿没有依据。2、证据3-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三份文件系被告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省市党委政府政策要求，针对违法违规企业发布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并非直接送达原告，而是应由各职能部门依据其分工权责予以实施。证据4中只是部分内容表述违法，但停产整治是合法有效的，证据5证明了被告对《停采停产通告》部分表述内容不当行为的主动纠正，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系认定被告做出通告行为违法但并未对证据4、5这两份文件及被告做出两份文件的行为做出认定，也即证据4、5不是违法行政行为，不是原告提起行政赔偿的依据；证据6证明了被告积极响应上级党委政府关于矿山企业停产整治的决定和态度。该三份文件均是被告送达给各下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指导性文件，而非直接向原告实施的具体的行政强制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等。3、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即使备案证为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有四条生产线，取得合法生产的手续；备案证左下角均注明了“本证在建设起止年限内经年审后有效”，原告所提供的备案证未显示年审，依据《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均已失效。另外，该备案证并不能证明井陉县爱斌石子厂与原告的变更关系，更不能证明井陉县爱斌石子厂申请备案的生产线均归属于原告。4、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一，该会议纪要内容表述中，仅表明爱斌采石厂办理了一条石子加工生产线的环评手续，虽有四条生产线，但剩余生产线均不具备环评、排污手续，也恰恰证明了爱斌石子厂私自扩建，违法开采的行为早已存在；第二，该会议纪要中提到的是爱斌采石厂，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原告为同一主体。5、对于证据8-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非《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其据以提起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其所列各项费用，与被告作出通告行为不存在行政赔偿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证据8系原告自行出具，属原告自行陈述情况，未经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审计，无法证明其实际所有的设备情况，不应作为证据；发票多为装载机、挖掘机等，并不能与《资产登记表》对应，且原告未提供相应采购买卖合同、转账流水、实物资产凭证等，仅依据发票，并不能认定购买所涉设备的交易实际发生、完成。证据9也系原告自行提供，原告未提供劳动合同、所列人员身份证明材料、工资发放记录等一系列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资料，不能证明其实际员工人数，以及相应补助的标准、是否发放等，且原告提供的该补助表所列人数多达65人，与其提供的《工伤保险费核定表》中同期所列缴费人数严重不符，依据我国法律法规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员工缴纳保险，但原告缴纳保险人数与其自行列的员工人数不符，也即其自行提交的证据都相互矛盾。证据10，仅为保险费核定表，列明应缴纳数额，而非其实际缴纳的数额，且未列明所列缴费人数对应的员工名单，以及员工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明。证据11，原告所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一个为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另一个为北京市金台（合肥）律师事务所，而所提供的律师费发票均为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代理情况不符；律师费发票同样不能证明律师费已实际支付，也不能证明其对应的是否为原告所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另外，律师费也不属于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的范围，原告将律师费作为行政赔偿范围要求被告给付，不具备法律依据。6、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第一，仅依据快递查询记录，没有关于寄件人、收件人、寄送物品的信息披露，既不能证明寄送方是谁，也不能证明所邮寄的是何物，更不能证明收件人是被告；第二，即使原告所提供的《国家赔偿申请书》系真实的，被告也未收到，同时该申请书赔偿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7、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提供原件予以质证，不能核实其真实性，不应采纳，同时被告并未收到该函，该证据也与本案无关。8、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被告从未收到过原告该申请；第二，该申请也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采取了强制关停措施，其内容恰恰体现出原告是自行停止生产的；第三，该申请内容来看，所申请的供电、炸药、火具等，应当向主管单位申请，而非被告。9、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未提供原件予以核对质证，不应采纳。且被告未见过该文件，原告提供的文件并非井陉县人民政府红头文件，也未加盖井陉县人民政府公章，显然不是井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且该文件内容为各职能部门职责划分，并非直接送达给企业的行政强制决定或行政处罚文件。另外，原告称该证据系井陉县人民政府文件，但却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涉嫌冒用政府名义，虚构政令，如造成社会影响，将依法追究其相应行政或刑事责任。10、证据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通过照片内容不能反应出照片拍摄时间、地点和人员及所拍摄的是否为原告经营场所，不能证明被告对其采取过任何强制措施，照片中的封条不清晰，没有封存时间，不能确定是谁封存的，是何设备。其中，封存原告一线生产设备的照片无原始载体；政府封原告四线生产设备的照片，无原始载体，且照片中不能确定为原告设备，没有时间，封条也未加盖任何印章；2018年2月政府拆除原告四线生产供电线路照片，原始载体中详细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17时31分，与原告所予证明的事实和时间不符，且明显为被告做出通告之前所拍摄，与本案无关；2018年2月5日政府拆除原告输送带照片，原始载体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16时52份37秒，同为被告做出通告前拍摄，与本案无关；2018年2月5日政府封存原告三线机房照片，原始载体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17时15分21秒，为被告做出通告前拍摄与本案无关；2018年2月政府解除原告二线供电线路照片，原始载体拍摄时间为2018年1月1日17时36分27秒，为被告做出通告前拍摄，与本案无关；以上提供原始载体的四张照片拍摄时间与原告所提交的打印照片不符，原告提供的打印照片属于伪造，以上照片均不能证明被告对原告采取过任何强制措施。 针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补充称：证据1、2两份判决均认定的是被告做出通告的行为违法，而非实施具体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违法，原告将做出与实施混同；证据3是井陉县行政审批局出具，而该局为被告下设机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和证人，且该证据内容是对本案诉讼之前事实的陈述；证据4、6，该份证据中明确写明了原告为低压用户，在系统流程中无需纸质版申请，根据用户在系统中的申请即可进行减容暂拆，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所使用的三个户头自2017年9月至今无电量，2017年11月2日已经拆除表计，且2018年9月11日已经进行销户，国网公司井陉分公司所有的操作流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及国网公司规范；证据5，原告在质证意见中表明依据该证据可以体现被告做出通告后原告没有进行过生产，没有用电，可以认为其对该证据予以认可，则该证据体现出原告自2016年1月至2018年的用电情况均属实；证据7能够表现出原告早于2017年5月份便已被有关单位因大气环保原因进行断电，不具备生产能力；证据8-10三份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在2018年5月份之后存在停产停采也是因为其自身行为主动申请，与被告无关，同时也非如原告所述是因为被告对其采取行政行为导致其无法正常生产，依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可以显示原告自2017年9月份开始全面停止用电，其于2018年5月主动参与综合整治，关闭矿山，也不能排除原告在2017年9月全面停止用电停止生产之后，因企业不能正常经营而参与综合整治；证据11也系行政审批局出具，与证据3意见一致，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自2017年后即不具备合法生产的资格；证据12、13，两份文件虽于2016年2月份发出，但根据文件内容可得知原告属于省市两级政府要求进行深度整治的矿山企业，有关单位于2016年即开始对原告进行深度整治；证据14、15两份文件为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做出的关于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该文件为被告履行行政职责的相应依据，而非直接发送给原告的行政文件，与本案中所做出的通告为同一性质，即使被告在2017年对原告采取过停产整治的措施也是贯彻该两份文件的要求；证据16，该份文件提到对拒不停产或擅自恢复生产的依法强制关闭，而原告在2017年存在越界开采等违法行为属于应予关闭的范围；证据17同证据16；证据18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矿山综合治理的意见，具体实施应当由各级政府根据文件精神制定相应措施；证据19系井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而该局为被告下设单位，也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和证人，同时该证据内容为原告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陈述，能够证明原告在2016、2017年均存在违法开采，违法生产的行为；证据20-23，行政行为一旦做出，非经人民法院认定违法均为合法有效，该组证据行政处罚均为合法有效，原告违法和越界开采依法属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要求整治的范围。 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补充称：证据1、2中省高院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确认由于被告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中涉及到诸多影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内容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认定被告做出该通告违法，并非被告所说没有认定该通告关于整治内容违法，整治内容直接影响了企业自主经营权，使企业丧失了盈利的能力，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也是省高院判决书中对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原因的分析；证据3-5，证据1、2的内容已经证明被告做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证据4、5两份证据是对证据3的重复，内容上和精神上一脉相承，完全一致，是同一行为的继续，因此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失是持续进行的；证据6是证明原告有四条生产线，且做了资产备案，无论该备案证是否年检，并不影响证明该四条生产线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7的内容清晰陈述原告由1条生产线扩建为4条生产线，且考虑到两家企业的许可证均在有效期限内，两家企业可以恢复生产，被告对原告的四条生产线的合法性通过会议纪要的形式已经予以认可；证据8-10，资产登记表是原告自行做的统计，购买发票是原告购买资产的法律凭证，被告提出的没有合同、转账流水等意见，不符合交易习惯，是不能成立的；职工生活补助表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行为，企业在停采停产过程中为员工发放生活补贴，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人情；保险费核定表由井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出具，能够证明原告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事实；资产、职工生活补助及社会保险都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国家赔偿中因违法责令企业停工停产的行政行为给企业造成损失的赔偿内容；证据11，律师费发票是原告委托律师且支付律师费的法定凭证，律师费也是由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内容之一，依法应当由被告赔偿；证据12中的快递单显示签收地址是石家庄市井陉县，签收人是李杰，寄送人地址石家庄市井陉县孙庄乡，该快递单件不光有双方的邮寄信息而且还注有快递单号，全部事实都可通过快递单号查询；证据13，被告在他案答辩状中已经明确承认收到了该份撤销申请，被告在此做的陈述为虚假陈述，不可作为定案依据；证据14，原告是在生效的法律文书判决确认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之后，为了恢复生产而向被告提出的申请，如被告不同意原告恢复，原告无法申请供电、炸药、火具等，根本不可能恢复生产；证据15系孙庄乡政府发放给企业，是在被告做出停采停产通告后为了进一步具体的实施通告中的强制措施而制定的，因此被告不仅做出了停采停产通告，还委托其辖区范围内行政单位向原告采取强制措施，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生产经营；证据16是企业工作人员拍摄，拍摄时间就是原始载体上显示的拍摄时间，照片中加盖的公章单位是孙庄乡政府和井陉县国土资源局。 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30日，井陉县人民政府为贯彻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矿山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冀字[2018]3号）文件精神，作出《停采停产通告》，具体要求通告如下：一、停采停产范围：全县持证矿山企业和石子加工生产企业。二、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县持证矿山企业、石子加工生产企业等全部停采停产。各乡镇政府牵头，国土、环保、工信等部门配合，对矿山开采面进行喷涂封闭，对生产设备予以封存，供电部门负责实施断电（包括生活用电）。三、各企业维持现状，不得进行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不得增设新的生产设备，不得新建、扩建生产线，不得擅自对矿区范围内外进行整治、修缮及改造。四、县政府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有资质单位对各企业资产（不动产）进行评估作价，对矿山企业开采情况、资源保有量及固定资产进行核对。五、各乡镇政府和县综合执法、国土、工信、环保、行政审批、公安、安监等部门要协调配合，加大督导检查和打击力度，对擅自开采、生产或出卖转让的，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理，并取消参与整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告鼎源公司属于上述通告中停采停产企业之列。原告不服该通告，于2018年7月19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期间，被告县政府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关于撤销的决定》，内容为：经本政府研究决定，撤销2018年1月30日发布的《停采停产通告》，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冀01行初173号行政判决，认为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决定全县持证矿山企业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等事项，明显限制、剥夺、侵害了相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违法的行为。被告作出《关于撤销的决定》，自行撤销了其作出的通告，对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在原告仍坚持其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确认被告县政府作出《停采停产通告》的行为违法。县政府收到该判决后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4日作出（2019）冀行终5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2日，原告通过圆通快递的方式向被告邮寄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的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的相关损失，损失截至2019年4月共计25241845.48元人民币。被告收到该快递后一直未予答复，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截止2019年4月的损失，共计25241845.48元。 另查明，2016年2月19日，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冀气领办[2016]24号），《河北省露天矿山污染深度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将原告公司列为停产整治企业，整治要求为具备环保生产条件，排放达标。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8）冀01行初173号生效行政判决，认定：被告县政府作出的《停采停产通告》，决定全县持证矿山企业不得买卖、转让、出租和抵押，不得进行法人变更，不得进行企业名称变更等事项，明显限制、剥夺、侵害了相关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是违法的行为。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对其实施了上述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的行为。行政诉讼法保护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原告因环保、排放不达标，于2016年被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停产整顿企业，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经过停产整顿，经过批准、验收，可以恢复正常生产的证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8年1月30日起至恢复原告生产之日止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井陉县鼎源石灰石开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树威 审 判 员  王 莎 人民陪审员  张 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王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