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东门小区5号楼。法定代表人：张世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乔兵，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红，重庆汉尊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十字街。法定代表人：欧宇飞，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柱，贵州盾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莫云富，男，1966年6月27日，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迎春，重庆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州中城建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东门小区一号楼四单元四层。法定代表人：王竞，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互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息烽城投公司）、原审第三人莫云富、贵州中城建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互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480号民事判决，改判确认第三人莫云富以互惠公司名义与息烽城投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以下明显且严重的错误。（一）原审以故意遗漏重要事实等方式，产生8处重大事实认定错误,真实情况如下：1.《关于的处理意见》表明，没收互惠公司840余万元，退还土地出让金1070万元，退还投资款26408499.97元，合计退还37108499.97元，同日，互惠公司及各股东均在该文件上盖章及签名。2.同年9月2日将《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单独交给第三人莫云富，未要求互惠公司各股东对此表达意见；后第三人莫云富在9月20日前未将该《建议》告知互惠公司的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等三位股东。3.《付款委托书》上盖有互惠公司的公章（印章编号为5201220000580）；该《付款委托书》系交给息烽县政府指定的息烽城投公司；2016年9月18日，因转款给陈志祥发现账号错误，陈志祥在该《付款委托书》上修改账号并加盖互惠公司的公章（印章编号为5201220000580）；依据该《付款委托书》退还的投资款只转给了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三名股东，却没有转给刘迎春、莫云富二人。4.互惠公司的公章（印章编号为5201220000580）从2016年2月起一直由总经理陈志祥保管，并未遗失；2016年9月7日，第三人莫云富在《贵阳都市报》刊登《公章遗失声明》，声明互惠公司编号为5201220000580的公章遗失；同日，第三人莫云富依据该登报声明向公安机关报刻互惠公司一枚编号为5201220002818的新公章。5.2016年9月8日，第三人莫云富用前述互惠公司编号为5201220002818的新公章与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6.2016年9月20日，第三人莫云富以短信照片形式将前述9月2日息烽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发给互惠公司总经理陈志祥；9月24日上诉人互惠公司在《法制日报》刊登公章并未遗失声明；9月28日上诉人互惠公司的股东陈志祥、张世文、曹维希委托律师向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发出《律师函》，称第三人莫云富与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是非法的，要求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立即停止该非法转让。其后，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委托律师发函回复，称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7.至2016年10月20日，涉案两宗土地的使用权均变更登记至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名下。同日，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又将涉案两宗土地转让给第三人中城建公司。8.在2016年9月8日签订《国有土使用权转让协议》时，上诉人互惠公司尚未取得涉案两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对涉案土地的投资也远未达到25%的程度。上诉人互惠公司共有5名股东陈志祥、张世文、曹维希、莫云富、刘迎春，该5名股东因分歧分为陈志祥、张世文、曹维希和莫云富、刘迎春二派，陈志祥、张世文、曹维希共持有51.5%的股权，莫云富、刘迎春一派共持有48.5%的股权。2016年6月24日，上诉人互惠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如果对外转让项目或转让股权，转让价款除投资本金外还应有不低于400万元的资金利息。第三人中城建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7日，第三人莫云富在该公司任董事、总经理，莫云富之子莫洋任监事，刘迎春任高管；2017年8月9日，第三人莫云富登记为第三人中城建公司股东，持股25.5%；2018年5月28日，第三人莫云富对第三人中城建公司持股35.8%，是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二）原审以故意不查明的方式，导致以下重要事实未被认定。1.转给上诉人互惠公司股东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的款项并不是来自于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而是来自于第三人中城建公司或其关联主体；2.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并未向上诉人互惠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3.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以同等价格将涉案两宗土地转让给第三人中城建公司；第三人中城建公司也未向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支付任何土地转让款。二、原审在推理评析以及适用法律方面，存在以下明显且重大的错误：1.上诉人及其他股东对政府收回项目的知情，和对莫云富将项目转让给息烽城投公司是否知情，本是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原审却故意将该二者混为一谈。证据证明，9月20日莫云富才将9月2日政府出具《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转给陈志祥。2.莫云富明知公章未遗失，在报上刊登虚假公章遗失证明，刻制假章；莫云富明知公司只是同意将项目交回政府，如对外转让则不但不放弃840余万元且要收取相应利息。在此情况下，原审认为莫云富登报声明遗失公章及在转让协议上签章的行为是“履行股东会决议以及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行为”，明显未考量上诉人一审中主张的事实，与客观情况完全不符。3.股东同意将项目交由政府收回，承认因此让政府扣收840余万元；股东会决议如对外转让项目，不但不丢失840余万元，且要收取合理的资金占用利息。莫云富偷天换日，将政府收回项目的条件替用到转让项目上，且将该项目以低价偷偷转移至自己公司名下，何来“善意”？4.如果是息烽县政府收回了项目，则不应是凭“互惠公司”与息烽城投公司的转让协议办理变更登记；如果息烽县政府收回了项目，则其没有权利（也没有权力）径行通过协议方式将该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给中城建公司。如前述第4点所述，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进行的涉案交易，违背上诉人的意志，将上诉人至少840余万元投资款及超过400余万元的利息等权益非法据为己有，损害原告利益，与原告有关联。5.莫云富将上诉人项目以低价（至少减少840余万元投资本金和400余万元的利息），通过息烽城投公司过桥的方式，转移至他自己控股的中城建公司，难道还不能证明其“因转让土地获得的私利”？息烽城投公司作为政府平台公司，其明知政府收回的土地未经招拍挂程序不得转移至企业，更明知政府在该项目上“没收”的840万元已属国有资产，将其让渡给私营企业属于典型的侵吞国有资产，而仍然通过一买一卖，帮助莫云富实现该非法侵占，这还不能证明其“存在恶意或其他非法目的”？6.如前所述，对于息烽城投公司是否将转让款支付给互惠公司的事实，一审根本没有查清。7.我国法律承认和保护正常合法的土地转让行为。息烽城投公司在10月20日从莫云富手中取得该土地权利，在同一天，又以同等价格把该土地转给与莫云富关联的中城建公司，该转让是否合法？动机是否正常？息烽城投公司是国有企业，其在取得权利的当天又以同等价格将该土地转让给中城建公司，是否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三、原审判决是故意不讲理的判决。对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以下诸多要点，原审法院不作任何评析，完全视而不见，不予理睬：1.如执行政府收回该项目，则政府实现罚没上诉人840万元的收益；息烽城投公司以同等条件与莫云富签订的涉案合同，客观上侵吞了国家该840余万元收益。2.如执行政府收回该项目，政府依法应对该项目进行招拍挂，让众多社会主体参与竞争该项目；涉案合同将该项目以协议方式转让给被告，损害了有权参与竞争该项目的众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3.息烽城投公司与莫云富签订该合同，其实际目的是帮助莫云富将涉案土地以低价转移至与其关联的中城建公司。故该合同完全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息烽城投公司与莫云富的该非法转让，导致涉案项目没有回到政府手中，政府不能重新招拍挂，社会众多主体不能依法竞拍该项目；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被该等主体玩弄于股掌之间；该等主体既不尊重法律，更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肆意侵吞原告的合法财产；在该过程中，其不知损害了多少社会共公利益。因而，涉案合同还构成合同法第52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涉案合同还构成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A.《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不得转让；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时，上诉人还未取得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B.《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不得转让；涉案转让协议签订时，该土地已属政府依法收回土地的情形。C.《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的，不得转让；涉案土地在转让时，其投资远未达到25%且该土地未形成建设用地条件。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严重错误，涉案协议是在上诉人及其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莫云富通过私刻的印章所签署；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明知该印章虚假，明知莫云富是借用其名义，将上诉人的财产低价转移至与莫云富关联的中城建公司；被上诉人明知该行为不但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仍恶意为之。涉案协议已经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至第（五）项规定的各项合同无效情形，应属无效。一审判决故意回避重要事实，不讲法、不讲理，严重错误，请求贵院依法纠正。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一审至二审上诉人陈述的分歧是公司内部股东的纠纷，应当另案进行主张；2.本案诉讼之前，上诉人以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提起对息烽城投公司、息烽县国土资源局的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息烽县开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向息烽城投公司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案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互惠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贵州省高院又驳回了互惠房开的申诉请求，因此，本案互惠房开与息烽城投公司的土地交易是合法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莫云富述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提及的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莫云富认为这些错误是不存在的。莫云富作为互惠公司的法人代表，公章保管人陈志祥将公章带在身边已经不履职，莫云富按照法律规定向公安机关申请原公章作废并已经登报，这些行为是莫云富作为法人代表的职责，为了避免公司和股东利益受到损害，协议转让给城投公司，城投公司作为平台公司，互惠公司股东的利益并未受到损害，一审已经确认股东收取的金额已经收到，公司利益并未受到损害，公众利益受到维护，因为是改造项目，互惠公司不能进行会成为烂尾楼，还迁房屋得不到保障，我方维护了公众利益，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原审第三人中城建公司述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互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第三人莫云富以互惠公司名义与息烽城投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由息烽城投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17日，息烽县国土资源局与互惠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编号为南门A地块，坐落于息烽县南门片区。出让价款690万元，定金500万元。出让人同意在完成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后，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2011年3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编号为南门B地块，该宗地坐落于息烽县南门片区。出让价款380万元，定金300万元。出让人同意在完成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后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因资金短缺，股东意见不统一，该棚改项目进展滞后，在息烽县棚改指挥部督促下，2016年7月11日。互惠公司以书面形式提出将项目整体移交县政府。2016年7月20日，息烽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县城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纪要》载明：一是同意接管互惠公司负责的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二是成立项目接管组和债权债务清算组，由皮世凯总牵头负责工程项目接管和债权债务清算等的综合协调工作。由邹发明担任工程项目接管组组长。接管工作于2016年7月24日完成，清算工作于2016年7月30日完成。2016年8月29日，息烽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于向互惠公司发出《关于〈对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投资）进行清算的报告〉的处理意见》，对土地出让金、管理费、间接开发费等作出了处理意见。并于同年9月2日向互惠公司发出《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此后，互惠公司将《付款委托书》交息烽县政府，明确投资款退还各股东（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刘迎春、莫云富）的具体数额及银行账户，五名股东均签字捺印。2016年9月14日，股东曹维希、张世文亦收到该款项。陈志祥变更账号后于2016年9月18日收到该款项。2016年9月8日，互惠公司与息烽城投公司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约定互惠公司将拍卖取得的息烽县南门棚户区A/B两宗土地原价转让给息烽城投公司公司，息烽城投公司公司7日内支付土地转让价款1070万元以及投资款26408499.97元，共计37108499.97元。2016年10月15日及10月20日，涉案两宗土地使用权人均变更为息烽城投公司公司。2016年10月20日，息烽县国土资源局对息烽城投公司公司将A/B地块转让给第三人中城建公司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公告》。另外，第三人中城建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7日，莫云富任董事、总经理，2017年8月9日，莫云富登记为第三人中城建公司股东。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为：1.互惠公司提交了《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印章保管和责任的说明》、《公章遗失声明》、《声明》等证据，拟证明：互惠公司的合法公章一直未遗失，由公司总经理陈志祥保管。第三人莫云富明知该事实，制造虚假的公章遗失声明，私刻互惠公司的公章。息烽城投公司通过《付款委托书》应当知道互惠公司公章未遗失、莫云富私刻互惠公司公章的事实。第三人莫云富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在印章保管人离职的情况下，才重新刻公章。莫云富履行了法律程序，向公安机关报告，也在报纸上公告了，经公安局调查过，也没有结果。我方行为是合法的。2.互惠公司认为提交了第三人中城建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该公司2016年8月17日成立时，第三人莫云富是董事、总经理；2017年8月9日，第三人莫云富持股25.5%；2018年5月28日，第三人莫云富持股35.8%，是第一大股东，拟证明莫云富实际控制第三人中城建公司。第三人莫云富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在项目收购时中城建公司认为其熟悉项目就把他请进来，达成了股权收购，是一种市场交易的行为，没有恶意串通和受益。第三人中城建公司认为，其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的，为这个项目注册了公司，请莫云富是自己的商业行为，项目经营一年后，莫云富才成为股东。3.第三人莫云富另提交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２日、２０１６年７月３０日的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会议纪要（公章由陈志祥保管）。拟证明项目转让股东均知情并同意。互惠公司公司仅认可2016年6月24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对其余会议纪要不予认可，认为是事后莫云富单方制作的，其他的股东陈志祥等没有签字，且股东仅同意移交政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互惠公司主张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的理由能否成立。互惠公司主张合同无效的主要理由是：1、在互惠公司及其他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第三人莫云富通过私刻互惠公司公章的方式，以互惠公司的名义与息烽城投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将互惠公司该项目AB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息烽城投公司；2、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中城建公司恶意串通，明知涉案地块应当由息烽县政府收回，却恶意串通，将涉案地块转让给中城建公司，莫云富是该公司的股东，并任该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关于互惠公司及其他股东完全不知情的问题，从股东会纪要及2016年8月29日向息烽县政府出具《付款委托书》内容来看，全体股东均知悉政府收回项目并支付相应价款的情况，且已签字捺印，表示认可，并无证据印证不知情。另莫云富在2016年10月31日以前为互惠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于2016年9月7日登报声明遗失公章并在2016年9月8日在与息烽城投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签章，均属于履行股东会决议以及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的行为。互惠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该项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是否存在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中城建公司恶意串通的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全体股东均已在付款委托书上签字捺印，对项目收回予以认可，并均已收到支付的合理对价，股东利益并未受到侵害，故项目交由政府支付合理对价后收回，莫云富的转让行为应属善意。至于息烽县政府安排息烽城投公司收回项目后又将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中城建公司，并未损害互惠公司利益，与互惠公司并无关联。莫云富项目转让一年后才成为中城建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互惠公司并未证明莫云富因转让土地而获得的私利，也未证明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中城建公司存在恶意或其他非法目的，主张恶意串通，依据不足，其该项理由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的保护。本案中互惠公司与息烽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且双方当事人均已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后，息烽城投公司有权将土地使用权再次转让，中城建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也未被法律禁止，担任过互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当事人莫云富在中城建公司任职或作为股东也未被法律禁止。互惠公司主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342.5元，由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提交一份证据：（2019）黔行申255号行政裁定书。证明目的：本案诉讼前，上诉人互惠房开以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对息烽城投公司、息烽县国土资源局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息烽县开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向息烽城投公司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该案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均驳回了互惠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贵州省高院又驳回了互惠房开的申诉请求，该裁定表明本案互惠房开与息烽城投公司的土地交易是合法的，不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互惠房开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裁定结果，互惠房开不服该裁定，向贵州省检察院申请抗诉。该案的审理对象与本案的审理对象不同，行政案件是互惠房开诉息烽县国土局就息烽城投公司将案涉土地转移登记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本案是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两个诉讼的标的内容不同，该裁定结果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中城建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莫云富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行政裁定书中载明，关于息烽县国土局将案涉土地转移登记至息烽城投公司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赖于互惠公司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而该协议是否有效正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故该行政裁定书不能证明互惠房开与息烽城投公司的土地转让协议有效，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互惠公司成立于2011年，法定代表人莫云富，公司股东为莫云富、陈志祥、刘迎春、张世文、曹维希。2011年3月17日，互惠公司与息烽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编号为南门A地块，坐落于息烽县南门片区。出让价款690万元，定金500万元。出让人同意在完成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后，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2011年3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编号为南门B地块，该宗地坐落于息烽县南门片区。出让价款380万元，定金300万元。2016年2月1日，互惠公司出具《关于印章保管的责任和说明》载明：2016年2月1日下午六点后新的“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章”“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章”三章由陈志祥保管，如出现没有登记在册的印章使用产生的责任，由陈志祥负责，登记在册的因印章使用而产生的责任由莫云富负责。2016年6月24日互惠公司发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第一、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同意将其在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对外转让，曹维希名下的股份要计收二十万元的资金占用费，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名下的股份要计收400万元左右的资金占用费，若2016年7月8日前无人来收购股份，则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一致同意将公司息烽县南门片区项目全部移交政府。第二、莫云富、刘迎春一致同意开发现在正在开发建设的B2地块，余下的息烽县南门片区项目（除Ｂ２地块外），全部移交政府。第三，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陈志祥43.5%，曹维希3%，张世文5%），按该决议‘一’执行。”2016年7月11日，互惠公司向案涉项目的指挥部提交《关于“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整体移交的意见》载明：“我公司本着对息烽县人民政府负责，对老百姓负责的企业精神，为了不影响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为了确保对被征收户的安置，我公司召开股东会研究决定，一致同意将该开发项目整体移交政府，就此，我们提出如下意见：一、自本意见递交之日起，即向政府整体移交“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含B2地块在建工程和A1A2B1B2B3B4地块土地使用权），但不移交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请政府派人首先接收该项目在建工程、工程收方结算、合同等相关资料、手续，以保证该工程正常推进不受影响。二、移交的同时，政府同期将我公司已经支付的房屋征收款2680万元退还我公司。三、在建工程移交手续完成后，请政府对我公司对该项目支出款项和费用立即清算，比如土地出让金、工程款、方案设计费、财务费、管理费等。四、我们保证，在工程不停工的情况下，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清算工作，争取于2016年7月30日前完成所移交项目的清算工作，清算完毕后，请政府7日内将应该支持我们的款项一次性付给我们。2016年7月20日，息烽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表明：2016年以来，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资金短缺，股东之间意见不统一等原因，造成南门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进展非常滞后，互惠公司拟将项目整体移交政府，政府同意接管项目，由相关人员组织清算，清算工作于2016年7月30日前完成，并由县住建局牵头，对接管后的工程项目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报县政府研究。2016年8月29日，息烽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向互惠公司发出《关于的处理意见》对互惠公司对案涉项目的相关投资提出处理意见：一、关于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之定金8000000元不予退还，滞纳金3015900元不予退还，退还2700000元土地出让金。二、管理费、间接开发费8005893.63元，同意退还76055988.95元等，水电费96623.5元予以退还，已付的重庆华之美公司模型8230元给予退还，合计退还互惠公司37108499.97元,同日，互惠公司及各股东均在该文件上盖章及签名。2016年8月30日，互惠房开向息烽县人民政府出具《付款委托书》载明：“因贵州互惠房开将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整体移交给了息烽县人民政府，经政府清算组清算，息烽县人民政府应退还互惠公司各项投资款总计37108499.97元，现委托息烽县人民政府分别按以下明细直接退至互惠公司股东个人账户上。收款人陈志祥金额16459697.5元。收款人曹维希金额405255元。收款人张世文金额1891924.99元。收款人刘迎春金额1891924.99元。收款人莫云富金额16459697.5元。”股东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刘迎春、莫云富签字并捺印。2016年9月2日息烽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向互惠公司出具《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载明：“贵公司2016年7月11日交指挥部的《关于‘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整体移交意见》及双方于2016年8月29日达成一致的处理意见，充分表明贵公司是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将南门房开项目尽快移交政府处置，以免造成更多的问题。……我们建议贵公司与息烽县城市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转让协议。”2016年9月7日，莫云富在《贵阳都市报》刊登《公章遗失声明》，声明互惠公司编号为5201220000580的公章遗失；同日，莫云富依据该登报声明向公安机关报刻互惠公司一枚编号为5201220002818的新公章。2016年9月8日，莫云富用前述互惠公司编号为5201220002818的新公章与被上诉人息烽城投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2016年9月20日，莫云富以短信照片形式将前述9月2日息烽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关于尽快解决南门地块处置问题的建议》发给互惠公司总经理陈志祥。9月24日上诉人互惠公司在《法制日报》刊登公章并未遗失声明。2016年9月14日，息烽城投公司依据互惠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上载明的金额向互惠公司股东陈志祥、张世文、曹维希退还案涉项目的投资款项。还查明，中城建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17日，成立时莫云富任该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10月22日互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莫云富变更为张世文。2017年8月9日，莫云富登记为中城建公司股东，持股25.5%。根据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本院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互惠公司与息烽城投公司于2016年9月8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本院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的核心，关键是看互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该协议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因此，对于恶意串通的认定应当由当事人提交充分的证据以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首先，从案涉项目移交程序的启动来看。互惠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向息烽县政府提交《关于“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整体移交的意见》，建议采取政府退还其投资款的方式将案涉项目移交息烽县政府。息烽县政府同意接收项目并及时对项目进行清算，向互惠公司出具了《关于的处理意见》。该《意见》明确载明政府接收项目但不退还800万元土地出让款定金，同时载明了其它应退还互惠公司的款项，互惠公司各股东在该《意见》上签字。其次，从案涉项目的付款情况来看。2016年8月30日，互惠公司向息烽县人民政府出具《付款委托书》载明：“因贵州互惠房开将息烽县南门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整体移交给了息烽县人民政府，经政府清算组清算，息烽县人民政府应退还互惠公司各项投资款总计37108499.97元，现委托息烽县人民政府分别按以下明细直接退至互惠公司股东个人账户上。收款人陈志祥金额16459697.5元。收款人曹维希金额405255元。收款人张世文金额1891924.99元。收款人刘迎春金额1891924.99元。收款人莫云富金额16459697.5元。”股东陈志祥、曹维希、张世文、刘迎春、莫云富签字并捺印。2016年9月14日息烽城投公司根据互惠公司股东共同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将项目投资款退至各股东账户，互惠公司股东对收到息烽城投公司的付款均未提出异议。再次，从案涉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签订主体来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自互惠公司成立伊始至2016年10月21日期间，莫云富一直担任互惠公司法定代表人，莫云富有权以互惠公司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因此，莫云富有权代表互惠公司刻制公司印章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且更进一步，即使该协议仅有莫云富的签字而未加盖公司印章，同样能够对互惠公司产生法律拘束力。况互惠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息烽城投公司明知莫云富私刻公章而故意串通莫云富签订转让协议的事实，不能证明息烽城投公司签订协议存在主观恶意，故息烽城投公司应为善意相对人，互惠公司的内部规定不得对抗息烽城投公司。最后，从案涉项目协议是否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来看。案涉的南门棚户区改造工程本应由互惠公司完成，但因互惠公司经营不善导致工程无法继续施工，在无其它企业承接该项目的情况下，息烽县政府及时接管该项目，正是以保障项目及时推进保护拆迁居民利益为目的。互惠公司自愿将案涉项目整体移交政府并同意息烽县政府没收800万元土地出让定金，在移交付款的过程中，息烽县政府已实际没收了互惠公司800万元定金未予退还，故息烽县政府800万元的罚没收益并未受到损害。同时，息烽城投公司已根据互惠公司各股东出具的《付款委托书》退还了投资款，各股东收到退还的投资款后均未提出异议，互惠公司亦未提交其它证据证明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至于息烽城投公司收回案涉项目土地后，又将该土地转让给中城建公司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案涉项目协议的签订、清算、付款、移交过程均由互惠公司及其股东共同参与并予以确认。无证据证明互惠公司法人代表莫云富与息烽城投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上诉人互惠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7342.5元，由上诉人贵州互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伍 静审判员 贾鸿雁审判员 张 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陈跃霄书记员饶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