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603民初179号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云信国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巩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山西业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华美奥崇升煤业）。法定代表人：刘某，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云信国贸公司与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2019年5月5日我院裁定驳回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对本院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华美奥崇升煤业不服，提出上诉，2019年8月22日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10月18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信国贸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某，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郑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信国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773314.94元及利息452122.43元（自2014年12月31日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合计2225437.37元。2.请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自2019年4月1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以1773314.94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自2012年开始，原告开始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原告主要为被告生产提供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电工电料等。被告根据生产需要，通知原告进货，原告依照被告的需要和安排，随时为被告提供矿用设备、矿用物资、五金机电、电工电料等，被告在收到相应的货物后，为原告开具经有关人员签字的的物资审领单，原告为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013年上半年以前被告还能正常付款，但是到2013年下半年后，原告多次催要货款时，被告却以种种理由予以推脱。2014年被告向原告发函，确认了欠款金额。多年来，原告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催要欠款，并于2016年两次通过快递邮寄催款函，催要欠款，确认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结算日止，被告至今尚欠原告货款1773314.94元，现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付款。无奈之下，现只得诉诸贵院。被告辩称，一、1.答辩人向各供货商采购的材料设备均会放置在答辩人的材料设备库中保存，如答辩人下述各部门需要使用材料设备库中的材料设备，就按照流程申领物资并填写“物资审领单”并经审批，由答辩人相关人员在物资审领单中签字审批后方可领取。“物资审领单”实为答辩人内部下属各部门的领取材料设备的审批单据，而非被答辩人向答辩人供货单据，与被答辩人无关。2.被答辩人无证据证明“物资审领单”中记载的材料设备均是由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所售。事实上，“物资审领单”中记载的材料设备来源于各个供货商，而非由被答辩人提供。二、被答辩人举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交易实际发生，也不能证明货物已实际交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记载了多种货物名称，但发票金额却大量雷同，违反常理，不符合逻辑，并且发票显示的货物、金额及时间与“物资审领单”无法相互印证。因此，不能以发票作为认定双方实际发生的买卖合同金额。三、《年度审计确认函》的性质仅是对账邀请函，而非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最终对账或结算依据。而仅是会计师事务所向答辩人的对账邀请，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的实际欠款情况应当建立在双方各自举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对账。四、1.根据被答辩人举示的公证书、邮寄单显示，答辩人所称的《催款函》邮寄地址为××区”，收件人系“郭艾东”，而答辩人实际经营及注册地址一直为“朔州市××区”，“郭艾东”并非答辩人公司员工。因此，被答辩人邮寄地址错误，收件人错误，答辩人从未收到《催款函》。因此，即使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存在欠款，涉案债权诉讼早已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债权丧失胜诉权。2.《年度审计确认函》发出时间在2014年1月，而被答辩人主张权利时间为2016年4月1日，已过2年诉讼时效。五、退一步讲，即使认定答辩人收到所谓的《催款函》，被答辩人诉讼请求一的利息应当从被答辩人要求的履行届满之日起算，即应当从2016年4月15日计算，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利息金额应当为249421.67元。六、即使认定利息从2014年12月31日起算，但被答辩人利息计算有误。经答辩人核算，以17733114.94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1日至2019年3月31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应当为368677.10元，本息合计应当为2141992.04元。因此被答辩人计算有误，应当予以更正。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供证据均为复印件，原件根据对方质证要求提供。1.原告的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书，证明原告系合法存续企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企业基本信息卡，证明被告企业基本信息，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3.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年度审计确认函”，证明2014年，被告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函，确认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结算日止，欠原告货款1925989.17元，项目是材料款，而且在金额下明确写明，上列方格内的数额与贵公司相符者，请签押于下列之栏内，回函请直接寄回敝公司的注册会计师，足以证实被告认可截止结算日期尚欠原告材料款1925989.17元，也就是本案诉讼请求的货款，下面有被告的盖章，原告在证明无讹处盖章又邮寄回了被告的注册会计师，用于被告母公司上市。因为当时收到这个“年度审计确认函”积压时间比较久，被告方又给原告方发了一份，所以原告在这一份盖章以后邮寄给回函地址，之后又找到了此“年度审计确认函”原件；4.山西省太原市城南公证处(2016)并南证经字第1410号、催款函、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及山西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都属于公证书书内的内容，证明2016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催款函，该催款函载明被告截止2014年12月31日双方约定的结算日尚欠原告欠款1773314.94元，原告并督促被告在收到该函后15天内将上述逾期未付的货款支付原告，原告向被告邮寄上述催款函的行为并经公证人员公证，被告原来的办公场所就在恒晟大厦，包括法院文书当时都邮寄到这里，我本人也去过那；5.特快专递邮件收据、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及催款函，证明2016年12月7日，原告第二次向被告邮寄催款函，该催款函明确载明被告尚欠原告欠款1773314.94元，原告催促被告在收到快递后15日内将未付货款支付原告；6.增值税专用发票自2012年1月到2013年2月（426张），双方自2012年就开始发生业务，直至2013年2月。证明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原告向被告售卖矿用设备、矿用物资等货物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合计为45170627.05元，证实在此之间被告购买了原告价值45170627.05元的货物；7.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出库单（物资审领单）61支，证实自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期间，原告向被告售卖的各种货物价格达到2567986.8元，且该物资审领单有交易时间、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金额，有被告方的生产矿长、各部门领导签字确认，也有原告方销售人员吴凤英、陈玉祥等销售人员的签字确认，被告在答辩中认为所有的签字都是被告方自己的签字，自己内部审领，明显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再者这仅仅是2012年10月26日至2012年12月25日间的交易情况，因为我们主张1773314.94元，实际自2012年至今的所有的物资审领单如法庭认为有必要，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没有全部提供，只提供了相关部分。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质证意见：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⑴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举示的年度审计确认函显示抬头并非原告，也就是说该审计确认函并非向原告发送，原告无权依据该审计函向被告主张权利，从其主张金额上面可以看出，其主张的金额和审计函上的金额也不一致，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义务，既然原告说其已对年度审计确认函回函并邮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证明。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发送过年度审计确认函，更没有收到过原告发送的审计确认函的回函，因此年度审计确认函不具有证明力。⑵根据原告举示的所谓的年度审计确认函显示，即使年度审计确认函是存在的，此函件中明确记载了此证明书只用于审计账目中做对数之用，而非用作请求付款及结算，那么也就是说该审计确认函并非双方欠款的结算单据，而仅仅只是一个对账邀请函，具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建立在双方各自举证的基础上，由法庭审理查明。而不能仅仅依据年度审计确认函来认定。⑶即使该审计确认函真实存在，那么被告发出审计确认函的时间应当为2014年1月份，而原告直至2016年4月1日才向被告主张权利，已过两年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对证据4，⑴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⑵从公证书及邮寄单可以显示原告向被告邮寄的地址并非被告的实际经营地及注册地，收件人也并非被告员工，因此原告邮寄地址及收件人错误，被告从未收到过催款函，涉案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⑶即使法院认定我们收到了催款函，但催款函早已过了两年诉讼时效，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或者重新计算的效力，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对证据5，邮寄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催款函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从未收到过该份催款函，从邮寄单中可以看出原告邮寄地址及收件人错误，并且原告也没有举示相应的邮寄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该催款函，涉案债权早已过诉讼时效；对证据6，（1）对原告举证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2）通过原告举示的发票显示的货物名称以及金额可以看出原告开具的所有的货物基本上金额均为116999元左右，也就是说不同的货物，但单价基本一致，明显不符合逻辑和实际情况，不能以发票来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货物以及认定双方实际发生的买卖合同金额。（3）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及第八条的规定，在没有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应当通过举示其他能够证明交付货物的事实，仅仅通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货物，并且物资审领单记载的货物名称、金额、时间均与发票不对应，不能相互应证，也就不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实际提供货物。对证据7，（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2）通过原告举示的物资审领单可知，物资审领单与原告提交的发票在时间、金额、货品名称、数量等方面均不能相互印证，不能仅依据物资审领单来认定双方之间的实际交易金额。根据原告举示的物资审领单可知，其仅仅提交了两个月的物资审领单，而发票则是从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期间长达14个月的发票，时间、金额无法相互印证。（3）关于物资审领单的性质，物资审领单又称为出库单，库是指华美奥崇升公司的库，领料单位均是华美奥崇升公司下属的各个单位（如综采队、机运队、物业等），审批人员均是华美奥崇升公司的员工，因此物资审领单仅是华美奥崇升公司下属各个部门从华美奥崇升公司物资库中领取物资的需要内部审批的单据，而非原告向被告供货的单据。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被告从原告处取货，取货主体应当是华美奥崇升公司而非华美奥崇升公司下属各个部门，供货人应当明确写明为原告，而通过物资审领单可以看出上面没有原告的任何信息，因此不能认定物资审领单是原告向被告的供货单。（4）根据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习惯，原告向被告供货是有交接单的，而非此被告内部使用的物资审领单。为了更加明确原、被告之间因购买矿用设备、材料等的欠付款情况，本院要求原、被告双方相关工作人员带上各自的账簿，对云信国贸公司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款凭证进行核实、对账、统计，但被告方华美奥崇升煤业拒不配合，原告方云信国贸公司按要求填写了《2012-2013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购买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发票292支，金额45170627.05元，原告方云信国贸公司按要求填写了《2012-2014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货款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43397312.11元。45170627.05-43397312.11=1773314.94。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内部的审批单据，还是被告向原告购买、领取物资单？被告辩称“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内部下属各部门领取材料、设备的审批单据，不是原告向被告的供货单，与原告无关。1.该“物资审领单”上不仅有被告相关人员的签字，也有原告方相关人员的签字，说明并非被告所述的内部物资审领单。2.若“物资审领单”是被告内部的物资审领单，原、被告之间没有买卖关系，那原告为什么给被告开具2012年至2013年共292支增值税专用发票呢？综上所述，“物资审领单”不是被告内部的审批单据，而是被告向原告购买、领取物资单，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矿用物资的关系。二、被告购买原告矿用物资的欠付款情况如何？1.原告提供华美奥崇升煤业邮寄的年度审计确认函，催款函，增值税发票，部分物资审领单，拟证明截止2013年12月31日，被告欠原告1925989.17元，被告认为，年度审计确认函是复印件，被告也没有给原告邮寄过该函，即使存在，该函也只是用于审计账目做对数之用，非付款结算单，催款函也没有收到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部分物资审领单也不能说明被告欠原告货款1925989.17元。2.被告提出，原告提供的物资审领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况且二者不能相互印证。3.针对上述情况，为了更加明确原、被告之间的购买矿用物资等欠付款情况，本院要求原、被告双方相关工作人员带上各自的账簿，对云信国贸公司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款凭证进行核实、对账、统计，但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拒不配合，原告方云信国贸公司按照要求填写了《2012-2013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购买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已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发票292支，金额45170627.05元。原告云信国贸公司按要求填写了《2012-2014年度华美奥崇升煤业已付云信国贸公司矿用设备等货款对账统计表》，显示共计43397312.11元。45170627.05-43397312.11=1773314.94。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拒不配合，从原告填写的对账统计表上显示，2014年以后，被告再未给原告付款，可认定被告欠原告矿用物资款1773314.94元。况且，在要求原、被告双方对账统计时，已明确告知，如果拒不配合，本院只能做出与你方不利的判断。即使如此，在二次庭审时，原告再次将其全部的增值税票据和被告的已付款票据带至法院，以方便被告方核对、统计。三、被告是否收到原告的催款函？原告提供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的公证书，和2016年4月1日、2016年12月7日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单。被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提出邮寄地址朔州市××区错误，但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的办公地址当时的确就在该处。应当确认被告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催款函。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经审理确定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至2013年期间，原告云信国贸公司为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提供矿用物资，并且在被告华美奥集团下设的三个煤矿都设有销售点，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被告是断断续续从原告处购买并付款，原告也是断断续续为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增值税发票292支，金额45170627.05元，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给原告已付款43397312.11，尚欠1773314.94元。2016年4月1日，原告在太原市城南公证处的见证下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给被告邮寄了催款函，该催款函的内容是请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收到通知函后15日内给付未付货款1773314.94元。2016年12月7日，原告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再次给被告邮寄了催款函，内容一样。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虽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在2012年-2013年期间，双方存在买卖关系，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向原告云信国贸公司购买矿用物资，尚欠1773314.94元货款未付，现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下欠货款及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付利息。原告于2016年4月1日、12月7日两次向被告发送催款函，要求其在收到催款函后15日内给付下欠货款，但被告未支付。该买卖关系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依据《合同法》违约责任的规定，由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不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范围，应予支持。原告于2016年12月7日向被告发送的催款函，其主张是下欠款1773314.94元。未提及前期的逾期付款利息，所以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从2016年12月25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1773314.94×0.0039583×27个月=189521元。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欠货款1773314.94元。二、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逾期付款利息189521元。三、由被告山西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山西云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4月1日以后的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履行清结之日，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予以计算。上述给付内容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604元，由被告华美奥崇升煤业负担22466元，由原告云信国贸公司负担213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海艳人民陪审员 曹晓兰人民陪审员 刘 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杜 瑞书 记 员 路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