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205民初1869号原告：邱福英，女，1981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广东粤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2，男，195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被告：谭某，女，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被告：刘某1，男，2012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法定代理人：刘某2，年籍等同上。系刘某1外祖父。法定代理人：谭某，年籍等同上。系刘某1外祖母。被告：乔某1，男，2009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方城县。法定代理人：乔某3，男，198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乔某1父亲。被告：乔某2，女，200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乔某3，年籍等同上，系乔某2父亲。被告：杨奕春，男，197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六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锦宝，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邱福英诉被告刘艳红、杨奕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2018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普通程序，由于刘艳红于2019年2月3日死亡，故本案中止诉讼，后原告申请变更刘艳红遗产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刘某2、谭某、刘某1、乔某1、乔某2为被告，本案恢复审理，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海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古锦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邱福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六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并按年利率24%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至被告还清借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2018年11月16日）为19000元；二、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1日，刘艳红（时为杨奕春妻子）和被告杨奕春以家庭开支为由，向原告借款本金50万元，并以刘艳红个人名义立下借条交原告收执，约定借款期限至2017年5月1日止，月利息百分之二（1万元），每月1号支付当月利息。之后，原告于2016年12月2日向刘艳红账户转账49万元（因双方约定每月1号付当月利息1万元，因此双方同意1万元本金无需转账）。借款到期后，刘艳红和被告杨奕春一直拖延不归还借款。原告于2018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刘艳红、杨奕春共同偿还借款及利息。现因诉讼进行中刘艳红死亡，故应由刘艳红的法定继承人刘某2、谭某、刘某1、乔某1、乔某2与被告杨奕春共同承担偿还借款及利息的连带责任。涉案借款行为以及还款期限均在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借款后被告杨奕春家庭有购房、购车、小孩交高价学校学费、旅游等大额消费支出，即涉案借款大部分用于被告杨奕春的家庭消费支出。参照（2018）最高法民申318号案例（裁判日期2018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要旨，如果被告杨奕春不能举证证明双方已经约定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债务归个人所有，应当认定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个人名义进行活动所得财产及债务为家庭共同所有。涉案借款发生在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且被告杨奕春知道涉案借款，并且参与筹措还款资金，应当认定刘艳红的借款行为系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共同意思表示，符合被告杨奕春的利益，系为了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家庭共同利益。而之后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协商决定出卖房产用于归还借款。综上，原告认为涉案借款系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夫妻共同借款，用于被告家庭共同支出，所得利益归被告家庭共同所有。因此，涉案借款及利息应由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的法定继承人共同偿还。被告刘某2、谭某、刘某1、乔某1、乔某2辩称，本案涉案的借款即使是成立的，也是原告与刘艳红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五被告作为刘艳红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我们在庭前已经向法院提交过放弃继承的声明，以及五被告并没有继承刘艳红的遗产，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即使刘艳红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五被告并没有继承遗产，也无需承担任何的还款责任。被告杨奕春辩称，一、借贷关系之辩：我方认为，刘艳红与原告就本案的关系并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委托关系，即原告委托刘艳红对外放款，原告从中收取高额利息。在现实中，原告与刘艳红均是曲江区白沙人，从小一起读书，成年工作后两人关系一直十分要好，各自视各自为最好的闺蜜，经常往来，而答辩人能与刘艳红结婚，也是通过原告牵线搭桥而成，由此可见其刘艳红与原告的关系是如何的要好。既然刘艳红与原告的关系是那么的要好，且是多年的同学，又是答辩人和刘艳红二人的牵线媒人，原告对刘艳红一家的情况肯定是完全知情。答辩人是一名政府公务员，有固定的收入，与刘艳红婚后，两人都没有共同经营企业和生意，家里也没有急需的重大开支，这些事实，原告是完全清楚的。而本案的借款是在三年前发生的，这约三年的时间里，原告通过刘艳红对外放贷，获得每月10000元的高额利息，计算至原告起诉时，原告已获得了约300000元的高额利息。既然刘艳红没有经营企业和生意，那么高额的利息是怎么来的，其实这高额的利息是原告委托刘艳红对外放贷，每月收取利息而来，这事实从原告和刘艳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的反映，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利息每个月我知道很准时的，那么久了还不知道吗？所以我一直不愿意那（拿）回来就是着（这）原因啊，你问我那么多次我都说不拿。2018年7月6日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我们放澳门的不拿先，还要等每个月发工资呢（笑脸）。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你也知道这么久你问了我很多次我都说不拿回来的，如果怕，早就叫你拿回来了。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这次澳门的钱确定要拿回来了？能不能不拿？从上述原告与刘艳红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清晰的证实，原告交付给刘艳红的500000元，就是原告委托刘艳红拿去澳门对外放贷，且长达三年之久，刘艳红生前多次征求原告的意见，原告一直都不愿意收回本金，而是执意继续放贷，刘艳红遵从原告的意见，继续对外放贷，为原告谋取高额利息，后因借款人“跑路”致使该500000元无法收回，原告才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以上陈述可以证实几点，一是这50万元用途为拿去澳门对外放贷，原告每月收取高额利息，二是刘艳红用这50万元为原告对外放贷，获得的利息交与原告，他们之间的关系为委托对外放贷关系，而不是借贷关系。三是这50万元用途为去澳门对外放贷，答辩人完全不清楚，也不属家庭共同经营范畴，答辩人对这50万元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另，原告早就知道这笔50万元是拿去澳门对外放贷的，而在澳门放贷能获得最高利润，最快获利的就是赌场，而风险性也是最高的，原告对此完全清楚。而其是毅然委托刘艳红在澳门对外放贷，刘艳红多次叫原告收回本金，而原告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息，而执意继续放贷，从上述几点可以证实，原告与刘艳红的关系就是委托关系，获得的利润由原告收取，现因借款人“跑路”致使借款无法收回，该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所以答辩人认为，本案的纠纷不属借贷纠纷，而属委托纠纷。二、借贷合法性之辩：（1）、借贷资格不合法，答辩人认为，原告作为个人，并不具备以借款获得高额利息的借贷资质，从前面陈述的事实中，已可反映，该50万元的用途就是拿去澳门对外进行放贷，而原告并没有取得国家法律认可的借贷资格，所以答辩人认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借贷资格，原告并不具备。（2）、借款目的不合法：原告委托刘艳红对外放贷，目的就是为了盈利，为了获得高额利息，刚已说原告不具备以盈利为目的的借贷资质，其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借贷行为，扰乱了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且其多年来获得的高额利息也没有向国家缴纳相关的税费，所以，答辩人认为，原告委托刘艳红对外放贷，目的是不合法的。（3）、借款用途不合法：原告完全清楚，该笔钱就是用于在澳门赌场进行放贷，对在澳门进行赌博的赌客们进行放贷，而赌博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原告明知赌博是违法的，可其毅然让刘艳红为其放贷，就算刘艳红多次叫其收回本金，而原告仍然执意继续放贷，所以答辩人认为，该借款的用途是不合法的。鉴于上述借贷资格不合法，借款目的不合法，借款用途不合法，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不应获得法律的支持，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三、欠款金额之辩：答辩人认为，原告和刘艳红的关系就是委托关系，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退一步讲，就算这50万元要由刘艳红承担，由于原告的借贷不合法，那么原告和刘艳红在借条中关于利息的约定也应当视为无效，从原告在诉讼中只主张19000元的利息及结合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利息每个月我知道很准时，那么久了还不知道吗？所以我一直不愿意那（拿）回来就是着（这）原因啊，你问我那么多次我都说不拿。2018年7月6日原告在微信聊天对刘艳红说，我们放澳门的不拿先，还要等每个月发工资呢（笑脸），以及刘艳红支付利息给原告的银行流水，从这三点可以认定的是，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16日（起诉之日），刘艳红共计支付了21个月即210000元给原告，由于原告和刘艳红在借条中关于利息的约定无效，该210000元应视为还款，另刘艳红在2018年7月7日通过银行转款，支付了5万元给原告，该款也应当在欠款总额中予以兑减，答辩人认为，就算刘艳红要对这50万元承担责任，也只需承担24万元的责任。综上所述，原告与刘艳红的关系为委托关系，该关系产生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原告的借贷行为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应当驳回其的诉讼请求，就算刘艳红要对这50万元承担责任，也只需承担24万元的责任。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辩称主张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1日，刘艳红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借款人刘艳红（身份证号码：4401061982********）向邱福英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元），每月1号支付月息百分之二（壹万元整），上述借款人承诺将对上述欠款承担偿还责任。此笔款项已于2016年12月1号出借人通过银行转帐方式转入刘艳红的中国银行帐户（帐号62×××52），借款人刘艳红在此确认已收悉伍拾万元借款。并承诺于2017年5月1日前还清。如有违约，借款人依照法律向曲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日，原告通过其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向刘艳红指定账户转账490000元未获成功，次日再次通过手机银行向刘艳红转账490000元。2017年1月起。刘艳红每月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10000元，直至2018年9月，2018年10月，刘艳红只向原告支付了利息1000元。另查明，在借款期间，刘艳红曾多次向原告另行借款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亦认可了2018年7月7日向原告支付的5万元是用于归还原告的其他借款。再查明，原告与刘艳红是同学兼朋友关系，被告杨奕春和刘艳红于2016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0月31日登记离婚，婚姻存续期间未生育子女，被告刘某2、谭某是刘艳红的父母，被告乔某2（2007年9月23日出生）、乔某1（2009年2月27日出生）是刘艳红与前夫所生子女，被告刘某1（2012年5月28日出生）是刘艳红儿子（原告陈述是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儿子，但没有证据进行确认）。又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刘艳红于2019年2月3日自杀身亡。其继承人刘某2、谭某、乔某1、乔某2、刘某1向本院作出声明，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另原告于2018年12月14日向本院申请查询了刘艳红、杨奕春2016年12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曲江支行、韶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曲江区支行的账户交易明细。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杨奕春抗辩刘艳红与原告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但法律规定委托代理关系是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所发生的代理，但刘艳红出具的《借条》中并没有委托的意思表示，反而承诺了明确的还款时间，为此，被告的杨奕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刘艳红的借款本金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的规定，本院确定刘艳红欠原告借款本金490000元。对于案涉借款的利息，借贷双方在借条中对借款约定月息百分之二，折合年利率为2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主张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因本院确认的借款本金为490000元，故原告主张刘艳红欠2018年10月和11月的利息19000元（500000元×2%×2个月-1000元），与事实不符，应调整为18600元（490000元×2%×2个月-1000元），后息从2018年12月起按本金490000元，年利率24%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合法的民事权益应受法律保护，被告杨奕春抗辩原告明知借款用于澳门放贷，违反法律规定，但其提供刘艳红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上并未显示刘艳红将案涉资金用于澳门非法“放贷”，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的情形，所以，被告的杨奕春该抗辩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的规定，原告要求刘艳红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鉴于刘艳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自杀身亡，作为刘艳红继承人的被告刘某2、谭某、乔某1、乔某2、刘某1明确表示放弃对刘艳红遗产的继承权，因此，被告刘某2、谭某、乔某1、乔某2、刘某1应承担清理、管理刘艳红遗产，并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偿还刘艳红债务的责任。对于被告杨奕春是否应对刘艳红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问题。原告以刘艳红借款发生在与杨奕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系用于个人治病及家庭开支，且杨奕春知道涉案借款，并且参与筹措还款资金，应认定刘艳红的借款行为系被告杨奕春与刘艳红的共同意思表示为由，要求杨奕春对刘艳红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涉案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由债权人举证。本案中，涉案借款虽发生于刘艳红与被告杨奕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刘艳红所欠债务已经超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原告虽主张涉案借款均用于刘艳红治病和家庭开支，但除了微信聊天记录之外，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而仅从双方聊天记录，并不能证明涉案借款确实用于原告所主张的治病及家庭开支，或者杨奕春对涉案借款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杨奕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某2、谭某、乔某1、乔某2、刘某1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清理刘艳红遗产，并在刘艳红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偿还借款本金490000元及利息18600元（后息从2018年12月起按本金490000元，年利率24%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给原告邱福英的责任；二、驳回原告邱福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990元，财产保全费3115元，合计12105元，由被告刘某2、谭某、乔某1、乔某2、刘某1在清理的刘艳红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建中审判员  梁 红审判员  颜少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赖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