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申177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添贵，男，197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贻远，广东瀚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易泽友，男，1974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常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兰，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易聚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惠州市易聚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黄西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易泽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厚顺，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海兰，广东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安达科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上海街**东顺商业中心****。代表人：添贵。一审被告：陈文娟，女，198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再审申请人添贵因与被申请人易泽友、广东易聚源塑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聚源公司）及一审被告安达科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陈文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3民终58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添贵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未对本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业务操作流程进行审查，对添贵身份的认定有误。自2012年7月起，添贵已成为博罗县石湾镇易聚源塑胶五金制品厂（以下简称易聚源厂）的员工。添贵受托管理“易聚源外贸部”，添贵本人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不负有支付“易聚源外贸部”各订单项下货款的义务。二审判决未对涉案《合作协议》的条款进行全面审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合作协议》与添贵无关。“易聚源外贸部”未收到货款，是国际制裁的因素及其自身的原因所致，添贵对此并无过错。（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未能公平分配举证责任，未要求易泽友、易聚源公司举证证明添贵系应当支付涉案货款的购买人。二审法院未向添贵送达被上诉人的答辩状，导致添贵无法充分发表辩论意见。（三）易泽友、易聚源公司设计诱骗添贵而套取对其有利的证据，阻碍添贵协助收取货款，践踏添贵的合法权益，涉嫌恶意诉讼。（四）二审判决采信易泽友、易聚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认定事实有误。现经添贵仔细核查，发现对账单中存在以下错误：1．东莞市美迪塑胶颜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公司）并未向添贵公司支付美元30,000元。与该款金额相当的人民币187,422元，不应认定为添贵代美迪公司支付的款项，而应作为添贵自己支付的款项在本案中予以扣减。2．对账单中的未收货款人民币448,510元，系易泽友与美迪公司对账后转作“易聚源外贸部”的债务。该款应由合作双方各担50%。3．二审判决作出以后，添贵发现陈文娟曾于2015年2月12日向易泽友汇款人民币10,000元。该款应当在本案中予以扣减。添贵以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为由申请再审。易泽友、易聚源公司称：不同意添贵的再审申请，坚持一、二审期间所述意见。安达公司提交意见称：（一）认同添贵所述意见。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添贵、安达公司与易泽友、易聚源厂之间形成了买卖关系。易泽友、易聚源公司无权主张安达公司及添贵、陈文娟承担付款责任。（二）2014年7月以后，易聚源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代替安达公司与易泽友进行合作，此后发生的业务均与安达公司无关。涉案订单均发生于2015年，与安达公司无关。陈文娟提交意见称：（一）认同添贵所述意见。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添贵、安达公司与易泽友、易聚源厂之间形成了买卖关系。易泽友、易聚源公司无权主张添贵、陈文娟及安达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二）陈文娟的经济独立，其收入足以支撑家庭生活。涉案债务与添贵、陈文娟的夫妻共同生活无关，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陈文娟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三）2014年7月以后，易聚源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已代替安达公司与易泽友进行合作，此后发生的业务均与安达公司无关。涉案订单均发生于2015年，与安达公司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涉港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二审判决关于添贵与安达公司共同作为《合作协议》的一方及其应向易泽友、易聚源公司支付所欠货款的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是否存在错误；添贵申请再审时提供的证据材料能否推翻原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依据一、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易泽友以“易聚源（惠州）塑胶色母厂”的名义、添贵以安达公司的名义，曾于2012年4月1日签订涉案《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组建“易聚源外贸部”；“易聚源外贸部”由添贵全权负责管理，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货物从工厂出厂后的相关费用，并承担所有外贸订单风险；添贵不领取工资，与工厂之间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协议签订后，双方成立了“易聚源外贸部”，由添贵经营管理，添贵以其个人账户作为“易聚源外贸部”收付款项的主要账户。以上事实表明，虽然添贵系以安达公司代表人的身份签署《合作协议》，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添贵本人已实际享有该协议约定的权利并承担协议约定的义务。现易泽友、易聚源公司亦主张添贵与安达公司共同作为该协议的当事人。原审法院依据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认定添贵与安达公司共同作为协议一方主体，认定事实并无不当。添贵主张其系易聚源厂的员工，但其无法提供协议履行期间易聚源厂向其发放工资等相关证据证明其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二审判决未予支持添贵提出的上述主张并判令添贵、安达公司自行承担其经营“易聚源外贸部”期间欠付的货款，认定事实及处理亦无不当。添贵以其并非涉案《合作协议》的当事人、并非独立的经营主体为由主张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添贵申请再审时提出的对账单中存在错误的问题：1．添贵称美迪公司并未向其支付美元30,000元，并主张与该款金额相当的人民币187,422元应当作为添贵本人支付给易泽友、易聚源公司的款项而在本案中予以扣减。本案再审审查期间，易泽友、易聚源公司提交了美迪公司就其曾经委托添贵、安达公司代为向易聚源公司结算货款而出具的《情况说明》及美迪公司通过色彩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向安达公司汇款美元30,000元的银行凭证。上述证据材料可以与对账单中记载的添贵所付款项中应当扣除人民币187,422元的内容相互印证，进而证明该款并非由添贵、安达公司实际支出，而系添贵、安达公司受托代他人向易聚源公司支付的款项。二审判决未在本案中添贵、安达公司所欠的货款中扣减该款，认定事实及处理并无不当。2．添贵提出的“易聚源外贸部”未收货款人民币448,510元应当由合作双方共同承担的主张，与涉案《合作协议》关于“易聚源外贸部”自负盈亏、自行承担外贸订单风险的约定不符。上述主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二审判决未予支持该诉讼主张，亦无不当。3．添贵称其于二审判决后发现陈文娟曾于2015年2月12日向易泽友汇款人民币10,000元，主张该款应在本案中予以扣减。经查，添贵并未于原审期间主张其曾向易泽友支付上述款项并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依据案件中的现有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并无不当。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二审判决未对该款作出认定及处理，就该款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添贵以该证据材料主张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二审判决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添贵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添贵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杜以星审判员  莫 菲审判员  贺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李金迪书记员胡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