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03民初5370号原告：夏继红，女，汉族，1971年1月27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琴，贵州佳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遵义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九路政府**会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01666959197L。法定代表人：雷文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新,云南云之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萍，云南迪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夏继红与被告遵义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奥房开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夏继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被告新奥房开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文进、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宇新、陈艳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夏继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工资1836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原告受聘到被告处担任公司总经理，月工资60000元人民币，但在2014年因被告资金困难，自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未支付原告工资1836000元，为此，被告向原告出具一份书面承诺，但却未按照承诺的时间兑现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新奥房开公司辩称：原告被告双方确实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在诉状中的月工资6万元与事实不符，原告的工资标准在2015年2月以前，每月的实发工资为12005元，从3月份以后，每月工资调整为10885元，支付至2016年4月份，也就是原告离职时，4月份的工资是2016年6月份支付的，被告并未欠原告工资，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是2013年，具体月份不清楚，因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原告到被告处工作，职务为总经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原告认为被告未依约按照月工资600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2014年8月至2017年5月的工资，合计1836000元，遂申请劳动仲裁，遵义市汇川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原告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了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工资标准、离职时间等事实，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夏继红（夏凡）：由于公司资金困难，暂时不能与其结算工资，待公司资金到位，将在第一时间足额补发，经人力资源部核算，公司欠发2014年8月到2015年12月共计17个月工资816000.00元（大写：捌拾壹万陆仟元整），限于2016年6月以前给予足额发放。（每月工资陆万元整，已在新奥工资表中发放壹万贰仟元整）”，该《承诺书》中原告的名字、日期、数字、金额以及最后的括号中的内容系手写，其余部分为打印，落款处加盖有被告公章，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8日。2、原告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了2013年以来资金往来情况，但均不能显示对方户名，具体为：2013年6月20日进账383000元，当日又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7月15日进账10855元，2013年7月24日进账215063元，当日又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8月15日进账10855元，2013年8月21日进账303000元，当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9月13日进账10855元，2013年9月17日进账303000元，次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10月15日分别进账12005元和303000元，2013年10月17日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11月13日进账12005元，2013年11月18日进账303000元，次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3年12月16日进账12005元，2013年12月18日进账303000元，次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1月15日进账11380元，2014年1月22日进账336000元，当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2月17日进账10755元，2014年2月18日进账303000元，当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3月14日进账10755元，2014年3月26日进账303000元，2014年4月2日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4月15日进账9505元；2014年5月15日进账9505元，2014年5月29日进账289200元，次日立即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6月13日进账9505元，2014年7月15日进账12005元；2014年8月14日进账12005元；2014年9月11日进账285000元，当日转出50000元，2014年9月16日又转出多笔几万元不等的款项；2014年10月10日进账12005元；2014年11月13日进账12005元；2014年11月13日进账1011000元，次日和17日转出多笔十几万元不等的款项。原告称被告方未按照双方的实际约定发放工资，是会计人员通过私人账户转到原告的账户，原告再发放给下面的其他职工的工资，工资的发放采取了一些不是很正规的方式。3、证人蒋某出庭证实：原告之前是被告公司老总，我2012年1月至2016年1月底在被告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原告的月工资是6万元，工资表是1.2万元还是2万元记不清了，剩余的工资是通过私人卡转到其账上支付的。大概2014年开始，公司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就开始欠发工资，包括原告在内也是这样。原告提供的《承诺书》中手写部分是我写的，夏凡就是夏继红，之所以出具这份《承诺书》是因为之前离职的员工也同样出具了的，主要是会计查询，我来核实再书写具体内容。当时我即将离职，原告担心我离职后没有人知道她的应得工资是多少，由原告和被告雷文进协商好后，我才写的，我当时写承诺的时候，雷文进不在场，只有我和原告在场，承诺书上的印章应该是原告自己拿去找雷文进加盖的，据我所知，公章一直都是雷文进在保管，原告有没有保管过公章我不清楚。当时这些老总的工资总额有6万元的，8万元的，也有12万元的。工资标准是根据总公司（云南星长征集团公司）领导的通知来确定的，具体是总公司的谁通知的记不清了。《承诺书》的工资数额本来应当是人力资源部来核算，但是当时公司已经没有这个部门了，所以根据惯例，只要是欠薪的都是这样出具的。人力资源部走的时候留下一个清单，每一个人的工资都有记录。原告的工资是由总公司核的，具体谁通知我的记不清了，从原告来的时候发的就是6万元每月。我制作《承诺书》的时候当时并没有盖章，我填写好后就把承诺书给了原告。至于原告是否有直接使用公章的权利，我不清楚。3、证人张某出庭证实：原告是被告公司的一个老总，我是被告下属物业公司的主管，2014年4月入职。我入职时，原告就在被告处工作。原告何时离职的我不清楚，但大概2017年3月左右我还看到过原告到公司来向我了解情况。针对证据1，被告认为其没有授权任何人出具过《承诺书》，《承诺书》上的被告公司的印章是真实的，但是原告本人曾经掌管了一段时间被告公司的公章，原告可能存在给自己出具《承诺书》的行为；证据2被告认为原告出具了2013年至2014年的银行流水，对三性予以认可，但是不认可原告方的证明目的，恰恰可以说明被告已经按照双方的约定发放了应发工资，但是之后的银行流水没有，可以说明原告证据的不完整性，被告方发放工资是通过委托银行代为发放，另外是通过物业管理公司发放。对证人蒋某的证言及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人没有确认原告工资总额怎么确定的，是谁确定，历史发放状况也没有说清楚，按证人陈述是在快离职的情况下，按照原告的要求填写的承诺书，并补充手写原告的月工资为6万元，并没有被告公司的认可和相应的文件。作为财务总监其知道公司人力成本，她应该知道发放的途径和具体金额，但是证人对上述事实均表示不知情，证人张某的证言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庭审中，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收款收据（物业公司出具）、工资凭证、银行转款存根，证明2014年8月至2016年4月，被告已经委托银行将工资足额发放给原告的事实。原告认为工资凭证仅是一张打印的表格，原告未签名，不能反映原告的真实的工资标准。农业银行的转账支票存根是针对发给被告公司的所有高管的工资，不能体现是否包含原告在内，收款收据亦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庭审中，原告认可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每月收到被告支付的12000元工资。关于离职时间，原告坚称是2017年5月离职，被告则称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4月就已经解除。庭审中，关于《承诺书》中的印章加盖的情况，原告先陈述印章是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雷文进自己保管，原告没有保管过，究竟是谁加盖的公章原告本人不清楚，该《承诺书》是加盖好公章后由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直接交付给原告的。在证人蒋某出庭佐证后，原告又称，系蒋某将《承诺书》制作好后，由原告交到相应的印章管理部门，盖好章后再通知其领取的，具体由谁盖章不清楚。另查明，被告的股东为遵义星长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蒋仁波，持股比例分别为99.2%和0.8%，遵义星长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云南新长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杨红，持股比例分别为98%和2%。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曾经成立劳动关系，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离职时间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主张原告的离职时间为2016年4月，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证人张某的陈述，本院确认原告的离职时间为2017年3月。关于原告的工资标准问题，被告对于原告的工资标准作出了相应陈述，其所主张的标准与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每月相对固定的金额（12005元、10855元不等）是相吻合的，而原告亦认可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期间，每月收到被告支付的12000元工资，可以确认原告至少每月有12000元的工资。在此基础上，原告应当就其应得工资为6元／月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虽然几乎每月都有几十万元的进账以及多笔转出的记录，原告亦称系由其代收并转发给他人，但并无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被告亦不予认可，而且这些进账和转账的时间段与原告所主张的欠付工资的时间段绝大部分并不重合，故仅凭交易明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承诺书》，证人蒋某作为财务经理，对于原告的工资总额是由谁确定的，怎么确定的，历史发放状况均没有做出具体说明，仅称是总公司领导通知的，具体是谁通知的也不清楚，在此情况下，其径直在《承诺书》中确认原告的月工资为6万元，可信度较低。至于公章，虽然被告认可印章为真，但加盖的人有有权和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被告作出的相关意思表示。证人蒋某称“公章一直是雷文进在保管，原告是否保管过不清楚”，考虑到原告本身是公司高管（总经理），原告实际拥有使用公司印章的权限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此情况下，应当加重原告关于印章加盖的过程的举证责任。然而，就该过程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其在证人蒋某作证之前和作证之后的陈述也前后不一致，且并未作出合理解释，即便按照其在后的说法，关于其从蒋某处取得《承诺书》后，找谁加盖的印章，其并未作出任何说明。基于此，原告仅凭该《承诺书》，尚不足以完成举证责任。综上，原告主张其每月应得工资为6万元，但其提供证据尚不能令人确信待证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确认其工资数额为12000元／月。被告自认收到了2014年8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工资，而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工资支付情况，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同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规定，该期间的工资12000元/月×15个月=180000元，被告应当足额向原告支付。为此，判决如下：一、被告遵义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夏继红支付工资180000元；二、驳回原告夏继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元（已依法减半收取），由被告遵义新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可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或者与本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审判员  周嵩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何越书记员叶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