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3行初395号 原告文志远，男，1946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广西兴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美玉，兴安县兴安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兴安县兴安镇三台路**。 法定代表人黄钦，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永忠，兴安县林业局林改办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少忠，兴安县林业局林改办副主任。 第三人兴安县湘漓镇普头村委普头村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文永忠，第1村民小组组长。 诉讼代表人文教建，第2村民小组组长。 第三人文志连，男，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兴安县。 第三人蒋昌逸，男，1948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兴安县。 第三人文德清，男，1952年2月22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桂雄，男，196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志明，男，194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桂华，男，1965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志平，男，195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向义，男，1981年8月14日出生，汉族，农民，兴安县。 第三人文向益，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址同上。 第三人文向益、文向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龙能强，广西灵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文志远不服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林权登记一案，于2018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桂03行初307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桂行终809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本院（2018）桂03行初307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案。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兴林证字（2017）第0209010009号《林权证》（以下简称9号《林权证》）的面积、内容错误，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民事判决认定第三人文向义、文向益在皂角山（小地名儿角山）只有各人2亩林地，另有10余亩林地系原告家庭户的，而被诉《林权证》的共有人中没有原告，剥夺了原告家庭在皂角山林地的承包权，侵害了原告家庭的合法权益。2.第三人文志连、文向义、文向益与第一村民小组组长文志明一起弄虚作假，在被诉《林权证》中随意增加或减少权利人，登记的权利人与客观事实不符。3.被诉《林权证》登记程序不合法。第一，原告与文向义、文向益对承包林地有权属争议，林地位置、四至界线、面积等数据均未确定。第二，文志连与文志明串通一气，对宗地面积确认表内容一再涂改，相互矛盾，核发《林权证》的主要证据材料来源和内容均不合法，不符合“林权证明材料合法有效”的林权登记条件。第三，在公告期30天内，原告提出了书面异议，被告仍然颁发《林权证》给第三人。综上，特诉请法院撤销被诉《林权证》中3号宗地皂角山的林权登记。 被告辩称：1.被诉《林权证》登记程序合法。3号宗地原登记在原告兴林证字（2011）第0209010010号《林权证》（以下简称10号《林权证》）中，2016年11月18日，本政府作出兴政函（2016）100号决定，撤销了原告10号《林权证》中3号宗地内属原告所有的林权登记。2017年6月29日，文志连等8户林权共有人申请对3号宗地进行林权登记，登记前的公示期内原告提出了异议，但无证据支持其异议事实，被告才颁发9号《林权证》给第三人。2.被诉的林权登记事实清楚。1992年，文向益、文向义的母亲李宏明将3号宗地内皂角山的承包经营权和柑橘树所有权转让给原告，2010年11月，双方协商同意，文向义、文向益补偿原告6000元后收回了其母转让给原告的所有林地、林木，有（2015）桂市民一终字443号民事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两兄弟通过协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家庭承包山地的经营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三人文向益、文向义述称：1.原告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原告在2017年8月已知晓第三人申请皂角山林权登记，并提出了异议，因异议不成立，被告便会在3个月内颁发《林权证》，原告2018年8月才起诉，明显超过了6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2.原告在3号宗地没有林地。原告是普头村第2村民小组的村民，3号宗地属普头村第1村民小组所有。1992年原告虽从其母亲李宏明转让取得3号宗地内部分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原告于2010年11月将其返还给了本第三人，自林地返还给了本第三人后，原告在3号宗地内已无林地林木权属，原告无权提起本案之诉，其起诉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1992年11月20日，文向益、文向义的母亲李宏明与原告签订了《立柑橘协议字据》，内容为：李宏明“将皂角山种下的柑橘壹佰陆拾陆棵作现金陆佰陆拾肆元整出卖给本房本族村民文志远，……（包括柑橘以外的草山及黄羊山小菜地共捌亩地在内）”。2010年11月，经家族长辈和村干部协调，原告与文向益、文向义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文向益、文向义给付6000元补偿款给原告，原告将1992年与李宏明签订《立柑橘协议字据》所受让的林木所有权、林地经营权及《立柑橘协议字据》原件退还给了文向益二兄弟，双方钱契两清。但原告于2011年5月20日取得了10号《林权证》，证中登记的皂角山（儿角山）面积25.1亩，林地所有权人为普头村1、2队集体，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人为原告，注记栏记载：“与文桂雄、蒋昌逸、文志平、文德清、文志连、文桂华、文向义、文向益共占，具体份额以实际为准”。2014年11月，原告到皂角山修山，与文向益二兄弟发生皂角山承包使用权纠纷，文向益二兄弟向兴安县人民法院起诉原告侵权，案经本院作出的（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2010年12月22日，经普头村民小组负责人、村委会负责人及乡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填报了《林权登记申请表》，该申请表载明面积25.1亩山林，为8户人共占，宗地农户面积确认表载明的座落地点为皂角山，注明上诉人文向益为2亩，上诉人文向义为2亩”“上诉人二兄弟以现金补偿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家庭承包山地的经营权”，并判决原告“停止对文向益、文向义承包经营的皂角山林地的修山侵权行为”。原告不服，申请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5）桂民申字第1789号民事裁定，认定“兴安县林业局作出《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林权登记申请表》、《宗地农户面积确认表》，以法定的登记形式确认了文向益、文向义在皂角山（小地名儿角山）各有2亩林地的权属”。 文向益、文向义持法院生效判决申请被告撤销原告10号《林权证》中皂角山内属原告所有的林权登记。2015年12月23日，被告作出《关于撤销兴林证字[2011]第0209010010林权证中3号宗地属于文志远所有的林权登记的决定》（兴政函[2015]90号），原告不服，申请桂林市人民政府复议。2016年7月28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作出市政复决字[2016]119号复议决定，认为兴政函[2015]90号决定适用《行政许可法》，错误，遂撤销了兴政函[2015]90号决定，并要求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6年11月18日，兴安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兴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兴林证字（2011）第0209010010号林权证中3号宗地属于文志远所有的林权登记的决定》（兴政函（2016）100号）。原告收到此决定后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行政诉讼。2017年6月29日，文志连申请对皂角山进行林权登记，《林权登记申请表》中“林权共有权利人权利说明”栏中记载“文志连3人、蒋昌逸2人、文德清1人、文桂华4人、文桂雄4人、文向义2人、文向益2人、文志平2人”。该登记表有普头村第1、2村民小组、普头村委、湘漓镇人民政府、兴安县林业局、被告兴安县人民政府的签字盖章。2017年8月13日，原告向兴安县林业局林改办提交《关于林权登记发（换）证异议申诉报告》，认为皂角山的权利人是包括原告在内但不包括文向义、文向益的6户人，要求林业局停止办理林权登记。同年8月29日，兴安县林业局送达《关于普头村委文志远提出异议告知书》给原告，告知原告：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了文向益、文向义在皂角山林地的承包权，原告异议理由不成立。同年10月10日，被告颁发了9号《林权证》给第三人，该证记载的林权登记时间为2017年10月10日，证中3号宗地地名皂角山（儿角山），面积25.1亩，所有权人为普头村一、二队集体，林地使用权人、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人为文志连，注记栏记载：“文志连3、蒋昌逸2、文德清1、文桂华4、文桂雄4、文向义2、文向益2、文志平2，各户管业范围以分山到户为准”。原告称其2018年1月22日才知道9号《林权证》，遂提起本案之诉。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不再是原受让于李宏明的皂角山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其提起本案之诉不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且3号宗地属文向益、文向义的承包经营权为（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生效判决所羁束，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遂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桂03行初307号行政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至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涉案《立柑橘协议字据》表明，文向益、文向义的母亲李宏明于1992年11月20曰将皂角山种下的柑橘166棵作现金664元整出卖给文志远，并于当日起由文志远管业使用并属文志远所有（其中包括柑橘以外的草山及黄羊山小菜地共8亩地在内），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民事判决确认文向益、文向义在皂角山（小地名儿角山）各有2亩林地的权属，且案涉9号《林权证》并无共有人各户林地的四至界限范围登记内容及具体各户林地的亩数，故依据上述事实无法排除文志远系9号《林权证》的利害关系人，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亦未查清”，遂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桂行终809号行政裁定，撤销了本院（2018）桂03行初307号行政裁定，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 本院通过继续审理，从（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民事判决案卷中调取了2010年11月为原告和文向益二兄弟协商返还皂角山林地林木的证人文志明、文志连、文桂雄的调查笔录，文志连明确证实“谈好把柑子地、山场一起退还给文向益、文向义两兄弟”，文志明、文桂雄虽未明确说明当时是否将李宏明转让给原告的林地林木一起退回给文向义二兄弟，但也未提到当时只退还了皂角山中4亩给文向益二兄弟。本院又召集原告、文向益二兄弟并通知证人文志连、文志明到皂角山现场指认，文志连、文志明当场证实2010年11月文向益二兄弟将当年其母李宏明转让给原告的所有土地、林地林木全部赎回，双方钱契两清。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有二个争议焦点：一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二是原告与被诉的林权登记是否有利害关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自称其于2018年1月22日才知道9号《林权证》，其于同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文向益二兄弟认为原告在2017年8月已知晓其申请皂角山林权登记之事，并提出了异议，就一定知道被诉《林权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文向益二兄弟称皂角山系普头村第1村民小组的林地，而原告属第2村民小组村民，因而原告在皂角山无林地林木。本院认为文向益二兄弟这一主张不是事实，因被诉《林权证》中3号宗地登记的所有权人是“普头村一、二队集体”而非只有普头村一队。但是，1992年11月20日前，原告在皂角山25.1亩中是没有林地林木的，在1992年11月20日原告受让了李宏明转让的皂角山林地林木后，才在皂角山25.1亩中有林地林木。前述已查明，2010年11月文向益二兄弟补偿了原告6000元后已将李宏明转让给原告的皂角山林地林木全部赎回，自2010年11月文向益二兄弟全部赎回了其母转让给原告的皂角山林地林木后，原告在皂角山25.1亩中已无林地林木权属。文志连等（包括文向益、文向义）八户于2017年6月申请登记皂角山25.1亩的林权，《林权登记申请表》中载明“文向义2人、文向益2人”，并不是（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林权登记申请表》……注明上诉人文向益为2亩，上诉人文向义为2亩”。被诉《林权证》只载明“文向义2、文向益2”，这里的“2”并未载明是2亩，如果这里的“2”代表的是2亩，那么《林权证》中记载的“文志连3、蒋昌逸2、文德清1、文桂华4、文桂雄4、文向义2、文向益2、文志平2”，共20亩，与3号宗地共25.1亩不相符。显然，“文向义2、文向益2”中的“2”应是指2人而不是指2亩，也不是（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443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兴安县林业局将8户人共占的山场以文志远为代表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以法定的登记形式确认了上诉人文向益、文向义在皂角山（小地名儿角山）各有2亩林地的权属”。原告主张文向益二兄弟2010年11月补偿了6000元给原告后只赎回皂角山各二亩林地，不是事实。 综上，原告于1992年11月20日从李宏明处受让的皂角山林地林木已于2010年11月退还给了文向益二兄弟，原告在25.1亩皂角山中已无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与被诉的9号《林权证》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请撤销9号《林权证》3号宗地皂角山林权登记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文志远的起诉。 本案不受案件受理费，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于接到裁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或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安 涛 审 判 员  陶 明 审 判 员  庾安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静 书 记 员  邓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