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2038号原告：温美青，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青松，湖北荆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长城汇T1写字楼第**。法定代表人：周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芳，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青蓉，湖北金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温美青与被告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消费金融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温美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费青松，消费金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晓芳、田青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美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温美青和消费金融公司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无效；2、依法判决消费金融公司向温美青返还其划扣的存款共计11,211.01元；3、本案诉讼费由消费金融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温美青发现其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被划扣，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了解到，温美青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因还款逾期该笔款项被划扣。温美青和消费金融公司联系后被告知，2016年6月29日，温美青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0万元，而温美青对此毫不知情，也没有合同原件。经温美青多次要求后，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了合同原件，经温美青辨认合同署名确实系本人所签，但温美青从未收到过20万贷款。询问消费金融公司后得知，该笔贷款支付给了与温美青素不相识的第三人周惠荣。温美青多次要求消费金融公司提供周惠荣的相关信息，但消费金融公司拒不提供，所以消费金融公司未经温美青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该款项支付给周惠荣，而向温美青追讨的行为违法。根据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合同的签订日期温美青回忆，2016年6月，温美青的朋友曹静称需要温美青协助签个字，温美青碍于情面，在不知情且没有查看合同的情况下在曹静带来的空白合同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现在看来，这个签名应该就是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上的签字，因为该份合同上所记载的温美青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银行卡，温美青曾借给曹静使用，该卡并不是由温美青控制和使用。因此温美青认为，该份《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是消费金融公司与曹静、周惠荣恶意串通，诱使温美青在合同上签字，而且至今也不向温美青说明，也没有以任何方式通知温美青，其行为极大的损害了温美青的合法权益，为此提起诉讼。消费金融公司辩称：温美青与消费金融公司之间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该合同合法有效。温美青诉请确认与消费金融公司之间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无效，温美青无有效证据证明该合同具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故温美青主张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无效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温美青要求消费金融公司返还划扣的存款11,211.01元的诉请的请求权基础是双方之间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无效，而该份合同合法有效，温美青要求返还划扣款的请求权基础丧失。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的约定，因甲方违约导致乙方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应当由甲方承担诉讼费，故本案的诉讼费应由温美青承担。请依法驳回温美青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消费金融公司于2015年4月3日批准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于2017年11月7日向消费金融公司颁发了金融许可证。2016年5月27日，温美青本人填写了消费金融公司的《借款申请表》。2016年6月29日，温美青本人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人温美青（甲方），贷款人消费金融公司（乙方）；借款金额200,000元；借款期限120个月，自2016年6月29日始（实际放款日延后3个工作日内的视为正常放款）至2026年6月29日止；月利率7.5‰，并且按贷款金额的0.6%每月收取月度管理费；贷款采用受托支付的方式进行发放和支付，（收款人：周惠荣，卡号：62×××94，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日为每月1日，最后一次还款日为合同到期日；甲方不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偿还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50%作为罚息利息，计收利息。对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甲方应至少在约定的还款日前一天将应还款项存入其还款账户内（卡号：62×××02，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甲方同意授权乙方从甲方提供的账户上自动划扣当月的应还款额；甲方为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向乙方做出陈述和保证，甲方拥有充分的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订立并履行合同，保证其个人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且未向乙方隐瞒可能影响其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的事件；甲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使用贷款，不擅自将贷款挪作他用；甲方保证向乙方贷款业务的交易背景真实、合法；保证其向乙方提供的本人及他人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且已经取得了他人的同意。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温美青在合同尾部甲方处签名并摁手印，消费金融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公章。同日，曹静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曹静为温美青所签订的上述《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消费金融公司向周惠荣卡号62×××94的账户支付了多笔款项，其中有两笔200,000元，一笔125,000元。温美青向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了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卡号62×××02的银行卡复印件。该账户对账单显示：2016年7月30日至2017年4月28日，曹静每月月底定期向该账户付款，该账户在收到曹静付款的次日，消费金融公司按照上述《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指向的等额本息还款的金额划款。经核对，曹静每月向该账户付款金额与次日划入消费金融公司账户的金额大致相当。2018年1月1日，消费金融公司从温美青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根据等额本息还款的金额划款3,733.52元；2018年4月1日划款3,733.52元；2018年5月21日划款3,766元。2018年5月29日，曹静向温美青名下该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付款3,738元。2018年6月2日，消费金融公司从该账户划走3,733.52元。2018年6月29日，曹静向该账户付款3,738元。2018年7月1日，消费金融公司从该账户划走3,733.52元。2018年8月1日，温美青向该账户付款4,000元，同日，消费金融公司从该账户划走3,733.52元。2018年9月1日，温美青向该账户付款4,000元，同日，消费金融公司从该账户划走3,733.52元。2018年10月12日，消费金融公司从该账户划走3,743.97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消费金融公司的金融许可证，温美青填写的《借款申请表》，温美青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款合同》，曹静与消费金融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消费金融公司的银行账户转账流水，温美青名下中国民生银行卡、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了质证，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了说明和辩论。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院认为，合同之所以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当事人本身的意志，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可见，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合同这一当事人合意进行评价的结果。法律对当事人合意予以肯定性评价时，可以发生其预期的法律后果，即合同生效；反之，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温美青以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请求宣告案涉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否认权利存在之人，应就权利妨碍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或权利受制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举证。即温美青应当就以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表示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非争议表示系与相对人通谋实施；行为人有主观上故意；行为人故意表现出来的形式或故意实施的行为并非其真正要达到的目的，而只是借助合法的合同外表达到非法的目的。但温美青就此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当依法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部分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要依职权审查合同是否存在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关于合同的订立的相关规定，本院对案涉合同评判如下：其一，案涉合同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据此分析，温美青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八条的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温美青显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谓意思表示真实，是指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的真实意志一致，因为合同本质上乃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合意，此种合意是否依法可以产生法律约束力，取决于此种意思表示是否同行为人的真实意思相符合。温美青对其本人在案涉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不能说该行为没有真实的反映其当时的内心的效果意思，不是其当时的主观上的真实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温美青自述的以欺诈的手段订立合同的情形。温美青自述其在不知情且没有查看合同的情况下在空白合同上签字，首先，根据消费金融公司提供的温美青现场签字的照片，清晰显示其在消费金融公司《借款申请表》上签字，温美青的自述与客观事实相悖；其次，即使温美青自述在空白合同上签字属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审判规则和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对方的，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无限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部分可以填写相应内容”，因此，不能以此为由否定合同的效力。其二，案涉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代合同法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就本案判断，案涉合同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三，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我国现行法律对恶意串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民法理论上，通说认为，恶意具有特定的含义，一般认为恶意不过是知道某种事实或者情势的主观状态，是指知道某种事实，是善意的对称。而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双方互相勾结，以某种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为牟取私利而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是主观上当事人须有恶意通谋的故意。所谓恶意通谋的故意，是指当事人双方主观上都具有共同实施通谋行为从而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的恶意，即主观上都具有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不法意图，并且当事人对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结果是明知的，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这种恶意通谋的故意必须是通谋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的，如果其中一方当事人不具有这种主观上的故意，则不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行为。就审判实践而言，一方要以对方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为由而主张合同无效，受害人必须举证证明恶意串通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同时举证证明具有串通行为；二是当事人双方事先存在着通谋。这首先是指当事人具有共同的目的，即串通的双方都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可以表现为当事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作出意思表示，而对方或其他当事人明知实施该行为所达到的非法目的，而用默示的方式表示接受。其次，当事人互相配合或共同实施该非法行为；三是对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具有损害。这种损害既可以是因合同的履行而已经产生，又可以是随着合同在将来的履行而可能发生。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再就本案判断，就证据所反映的事实而言，没有能够证明温美青自称的曹静与周惠荣之间存在有前述所分析的恶意串通行为的证据。温美青指控的恶意串通行为人曹静本人是温美青签订案涉合同的保证人，在案涉合同中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显然难以认定其有恶意串通的主观上的故意。其四，关于案涉合同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民事行为或合同无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未沿袭该规定。审判实务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一否定性规范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以真实的意思表示掩盖或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二是当事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达到规避法律或欺骗他人的非法目的。我国现行法及相关司法审判中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范，兼有避法行为规范与通谋虚伪表示（虚构行为与隐藏行为）的双重功能。两相比较而言，通谋虚伪表示行为的当事人虽在表面上达成一致，但又以掩藏的真实意思使其不发生法律效力或者变更、转移其法律效果，从而其表示内容与真意不相一致，属于意思表示瑕疵的范畴。而避法行为是当事人真正希望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因此避法行为本身乃是出于当事人的真意，因为只有当事人真正希望这一行为，该行为的实施从其规避的目的来看才具有意义。只有以合同旨在追求或实现的“非法目的”为根据，才能否定具有“合法形式”外观的合同的效力。通说认为，“非法目的”具体包括四种情况：一是存在隐匿行为，隐匿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二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意思表示或订立合同，旨在通过该意思表示或合同之实现，达到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三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或订立合同，不是为了真正履行该法律行为或合同，而是想以此实现非法目的，换言之，合同或法律行为只是实现当事人之非法目的的必要手段与方式；四是不存在隐匿行为，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或订立合同之目的，旨在实现该法律行为或合同，从而获得某种利益，但法律行为的实施或合同的订立过程违法。根据上述分析，就本案判断，温美青始终未能指向案涉合同掩盖了何种非法目的。案涉合同没有证据证明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或规避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范，不存在当事人之间订立与实质内容不符的名义合同关系，通过外在合法的虚伪表示掩盖真实的意思，以迂回达到非法目的之情形。法谚云，“照顾公众乃是最高之法律”，就是说，国家或者公共利益有需要的话，个人权利必须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见，我国民事活动基本法是将尊重善良风俗、不违反公共秩序作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加以规定。就本案判断，显然能够得出结论，案涉合同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所述，案涉合同属于“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依法成立，温美青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温美青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温美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王**叡人民陪审员  胡 娟人民陪审员  万 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