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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19）辽0102民初19845号 原告：梁立军，男，197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易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乐岛路73号（8-3）。 法定代表人：赵莹。 原告梁立军与被告沈阳易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进行了审理。 原告梁立军诉称，原告是被告处的派遣职工，于2003年进入该公司，后被派遣到沈阳市电信工程公司（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华翔路25号），担任司机以及日常作业工作，且被告2007年12月份开始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缴纳至2018年12月份。2018年2月23日7时，在上班途中，原告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趾骨、股骨部位受到严重伤害。原告受伤后，在沈阳市骨科医院治疗，诊断为趾骨骨折、股骨远端骨折，住院治疗28天。2019年1月21日，原告向沈阳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2019年3月12日，沈阳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沈和人社工认字[2019]第010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申请人在上班途中所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2019年7月11日，沈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职工工伤、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结论通知单，就原告致残程度鉴定，经医疗专家组鉴定，其残情评定为：“右足第1、2趾末节趾骨骨折，右股骨外踝撕脱骨折”，评定级别“伤残九级，无生活自理障碍”。根据《辽宁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一）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三）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工伤职工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及第三十九条:“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九级为12个月，……”被告应当依法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8820元，停工留薪期间工资待遇38820,且被告有义务为原告办理工伤待遇申请等事宜。故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8820元（3235元/月X12个月），停工留薪期间工资待遇38820元(3235元/月X12个月），共计77，640元；2.判令被告为原告协助办理工伤待遇申请事项。 被告沈阳易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辩称，同意调解解决。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沈阳易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梁立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8820元； 二、原告梁立军放弃停工留薪期工资待遇的诉讼请求，撤回协助办理工伤待遇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梁立军与被告沈阳易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10元（已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梁立军负担。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员  彭瑞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刘崇 书记员邢邵男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0214民初4818号 原告：青岛宏裕百利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即墨区经济开发区宅子头村村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82061059487N。 法定代表人：于康，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兴涛，山东康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为刚，山东康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青岛众泰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北万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690337638E。 法定代表人：韩玉钰，该公司经理。 本院在审理原告青岛宏裕百利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青岛众泰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原告青岛众泰服饰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出申请，撤回对被告青岛众泰服饰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提出的撤诉申请，是对自己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的撤诉条件，应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青岛宏裕百利纺织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2809元，减半收取1404.5元，由原告负担。 审 判 长  徐 鹏 人民陪审员  黄兆良 人民陪审员  黄 燕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吕紫瑶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69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少英，女，193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桂妹，女，1955年5月2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平果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余小宇，女，1977年12月1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平果县。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蒙群芳（系一审原告余海滨的妻子），女，1980年7月2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平果县。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余某1（系一审原告余海滨之子），男，2011年8月4日出生。 被申请人（二审被上诉人）：余某2（系一审原告余海滨之女），女，2016年10月20日出生。 再审申请人黄少英因与被申请人陈桂妹、余小宇、蒙群芳、余某1、余某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0民终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黄少英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房屋是房改房，不能否认黄少英丈夫夏文兴的财产权益。房改房属特定历史时期国家福利政策分房，具有补偿性、社会保障性、国家统筹性、享受权利的一次性等。平果县马头镇朝阳街81号食品公司院内第1幢301房（即旧301号房）是根据1993年房改政策，黄少英和夏文兴夫妻作为购房的主体，以双方工龄，参与分配购买的家庭福利购房，夏文兴没有在本单位买房，夫妻双方是选择在黄少英工作的单位购买福利房，旧301号房是黄少英和夏文兴共同取得、共同享有，不能排除夏文兴的产权。夫妻双方有一方过世的，健在方为房产证上单独名字的也不能直接售卖，需要办理继承手续，如果子女同意放弃继承，确认了房屋产权归属后，健在方才能得到房屋所有权，才有房屋转让处分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房改房的房产证只有黄少英一人名字，就认定是黄少英一人所有，没有夏文兴的产权属适用法律错误。二、房改房首次交易必须依法上市，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国家建设部1999年第69号令、桂政发【1999】74号规定：房改房未经申请批准，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房改房首次交易要依法上市，这就必须到房改部门办理上市审批，审核是否符合国家房改政策交易的相关规定。黄少英将旧301房号不过户房屋，低于成本价转让给余荣贵使用，2005年房屋整幢楼被列入危房，2006年拆除旧3层楼房，在拆除之前，余荣贵未对房屋有主张，也未向房改办交纳相关的公摊面积费用和其他费用，所使用的标的物已丧失，合同无法履行。原审法院却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旧301号房所有权属余荣贵，属于程序违法。三、代交房屋扩建款是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认为代交款项者是产权所有者。黄少英年老体弱，自从夏文兴病故后，一直住在外地跟随子女生活，2004年之后都没回过广西。余荣贵未经黄少英本人同意，以黄少英的名义代付扩建房款和地款的费用，这是债权债务关系，不应与房屋所有权混为一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房产证认定旧301号房为黄少英一人所有，否定夏文兴无财产权益有误，旧301号房房屋转让为无效合同，原审法院判决黄少英将新301号房所有权协助变更过户至被申请人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申请再审本案，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黄少英与余荣贵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黄少英于1999年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系完全产权），房屋所有权人一栏登记为黄少英。黄少英又于2003年取得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权人一栏登记为黄少英。依据上述两证的公示效力，黄少英于2004年与余荣贵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系双方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属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余荣贵依据协议向黄少英支付了对价，黄少英将该房屋及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交付余荣贵，而后一直由余荣贵及家人居住使用。2014年旧301号房重建，余荣贵以黄少英的名义与平果县食品公司签订《协议书》，并按要求缴纳了地价款和超面积差价，房屋建成后平果县食品公司将新301号房交付给余荣贵使用，由余荣贵及其家人居住使用至今。即便黄少英主张该房屋属于房改房性质的福利分房，含有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权益，但黄少英将该房屋交付余荣贵居住使用多年，黄少英未提交证据证实有其他共有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过异议，现黄少英主张其他共有人不同意转让该房屋有悖常理，应不予采信。由于涉案房屋交易后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现陈桂妹、余小宇、蒙群芳、余某1、余某2要求黄少英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至于黄少英主张该房屋属于房改房，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得上市交易的问题。该类房改房在转让过程需办理何种行政手续，属于行政管理性规定，并不影响双方签订合同的效力。至于转让房屋所需交纳相关税费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因此，原审认定黄少英应协助陈桂妹、余小宇、蒙群芳、余某1、余某2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无不当，应予支持。黄少英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黄少英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英伦 审 判 员 黎兆丰 审 判 员 张 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蔚 书 记 员 陆 璐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2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荣和路2号华侨创业大厦六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罗仕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银河路26号华侨投资区鸿华小区2号楼银河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凤，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3民终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凤凰申请再审称，（一）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广西来宾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来宾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独资），金凤凰公司是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为方便一般公务出行需要，金凤凰公司与朋成公司于2017年6月至11月先后签订了六辆车的《车辆租赁合同》。2017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推进全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桂车改〔2017〕2号），明确要求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随后，2018年7月13日，来宾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来车改〔2018〕1号），明确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于方案印发实施后一个月内完成车辆的封存停驶工作。金凤凰公司被列入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范围。为贯彻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金凤凰公司于2018年6月初与朋成公司协商，提出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在朋成公司拒绝协商的情况下，金凤凰公司根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于2018年6月25日发函告知朋成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于6月27日将六辆车全部退还给朋成公司。金凤凰公司终止与朋成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完全是按要求严格执行自治区和来宾市两级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符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有政策和合同依据。（二）二审判决对以下几方面认定错误：1.双方于2017年6月至11月签订《车辆租赁合同》。2018年初，自治区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才出台。这一客观情况的巨大、紧急变化，是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能预料到的，属于“情势变更”。二审判决却认定为应当预见的风险，从而判决金凤凰公司承担赔偿朋成公司损失的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2.《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均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不可抗力因素和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调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上国企车改的重大政策变化，双方可协商解决。金凤凰公司按政策要求封存车辆并交给朋成公司后，曾要求朋成公司协商，但被朋成公司一口回绝。在此情形下，金凤凰公司才向朋成公司发函终止合同，符合合同约定。二审判决认为“调整”不能终止或解除合同，是机械式的理解。3.《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是普通条款，第七条是特别条款，应当优先适用。二审判决优先适用第六条约定处理本案纠纷错误。4.国企车改政策实施，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终止履行，金凤凰公司在合同终止后已经将六辆车交还给朋成公司，朋成公司完全可以将车辆另行租赁，并没有产生其他损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朋成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正确。综上，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六辆车已交还朋成公司支配的情况下，判决金凤凰公司赔偿给朋成公司六辆车停租的经济损失高达514800元，使朋成公司获得了双重利益，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朋成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仅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双方可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调整，并未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金凤凰公司主张依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因政府政策变化其可单方解除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7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在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大形势下，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对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将按照国家政策推进全区、来宾市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应有所预料，故金凤凰公司主张在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签订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出台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属于情势变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朋成公司与金凤凰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内双方不能提前解约，如一方解除合同，须向对方赔偿余下租金。2018年6月25日，金凤凰公司向朋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车辆租赁合同的函》，单方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朋成公司起诉要求金凤凰公司赔偿因合同解除导致的租金损失，二审判决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由金凤凰公司对朋成公司的租金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金凤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艳斌 审 判 员 唐海波 审 判 员 赵元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尧 书 记 员 梁新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70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文某1，男，1934年12月28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秦某1，男，196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秦某2，男，1967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一审第三人：文某2，男，1959年11月13日出生，壮族，住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一审第三人：文某3，女，1964年12月2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 一审第三人：文某4，男，1966年8月19日出生，壮族，住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 一审第三人：文某5（曾用名文某6），女，1995年10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德保县。 再审申请人文某1因与被申请人秦某1、秦某2及一审第三人文某2、文某3、文某4、文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0民终1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文某1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法院认定案件争议焦点有遗漏。本案的案由为法定继承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应是本案讼争的房屋是否为陶丽娜的合法财产，是否为陶丽娜与文某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但在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的一审、二审中，均未对本案的实质争议焦点进行论证，而都是只停留在文某1与陶丽娜的“离婚证”是否发放的问题上，仅仅是根据“离婚证”的签发人前后不一致的证言而武断的否定了文某1与陶丽娜之间的婚姻关系，以文某1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是严重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对讼争房屋出资的认定有误。本案的讼争房屋建于1996年，1997年建成。房屋是由文某1及陶丽娜通过多年经商积累的收入建成的。虽然该不动产权证登记在秦某1名下，但实际出资人为文某1及陶丽娜。秦某11996年出狱，因无处居住，也无任何收入，陶丽娜与文某1商量后，一致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建成，建成后一家人均居住该房内，直至陶丽娜离世后，秦某1将文某1赶出该房屋，达到其独霸房屋的目的。原审法院对这一事实仅仅一笔略过，都未在判决书内阐明，属于遗漏案件事实的误判。三、原审对讼争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有误。原审法院对于文某1与陶丽娜的“离婚证”是否已经签发问题，阐述过多，并未论述讼争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文某1与陶丽娜于××××年××月××日结婚，于1998年3月31日申办离婚，后因离婚条件协商未果，未领取“离婚证”。而本案讼争房屋1996年起建，1997年建成，均在文某1与陶丽娜的婚姻存续期间，无论双方1998年3月31日办理的离婚手续成功与否，该房屋都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也应该在析产后作出法定继承的判决，而不是简单的将与本案并无重大利害关系的“离婚证”作为能否支持文某1诉请的依据。故申请再审本案，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文某1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文某1起诉要求对陶丽娜的遗产按法定继承的方式进行分配，该法定继承的请求应以陶丽娜生前与文某1存在合法的夫妻关系为前提，而夫妻婚姻关系的产生和消除都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进行确认。文某1与陶丽娜于××××年××月××日重组家庭并领取了《结婚证》，但文某1与陶丽娜已于1998年3月31日办理离婚手续并领取了《离婚证》，双方解除了夫妻关系。至于文某1是否与陶丽娜办理了复婚手续的问题。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文某1曾经于××××年××月××日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过《结婚登记申请书》，要求与陶丽娜登记结婚，该《结婚登记申请书》上没有陶丽娜的亲笔签名，申请人签名处所签“陶丽娜”的签字系文某1代签。虽该《结婚登记申请书》的审查意见栏有“同意”字样，但在“同意”字样上又有划除的痕迹，原审法院依职权向当地民政部门的经办人员杨彩莲调查询问，但杨彩莲的证词内容前后有出入，对文某1与陶丽娜办理复婚手续程序上的问题解释不清。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需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文某1与陶丽娜是否已经办理复婚手续，文某1未能提供《结婚证》加以证实，本案的其他证据亦未能充分证明双方已经恢复了婚姻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文某1与陶丽娜实际上并未领取《结婚证》，夫妻关系并未恢复，文某1对陶丽娜的遗产没有继承权并无不当，应予支持。至于登记在秦某1名下的讼争房屋是否属文某1与陶丽娜夫妻共有财产的问题，与本案法定继承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一并处理。综上，文某1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文某1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英伦 审 判 员 黎兆丰 审 判 员 张 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蔚 书 记 员 陆 璐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民申40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卢耀，男，汉族，1962年6月12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茶店子柑桔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先兰，男，汉族，1946年3月11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观音堂村十四组。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昌英，女，汉族，1946年12月5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观音堂村十四组。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金坪，女，汉族，1996年2月1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茶店子柑桔场。四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昌玖，男，汉族，1986年9月19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茶店子柑桔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东城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郭家湾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郭家湾村一组。法定代表人：邓华，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再审申请人卢耀、朱先兰、杨昌英、刘金坪因与被申请人宜昌市夷陵区东城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郭家湾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郭家湾村委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05民终1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卢耀、朱先兰、杨昌英、刘金坪申请再审称：1.二审判决关于“即使涉案道路修建有路侧护栏，重量以吨计的车辆从坡上俯冲而下横穿公路时，因惯性作用必然产生巨大动能和冲量，此时护栏所能起到反作用力微乎其微，根本无法有效阻止车辆冲出道路坠入水库”的主观推断没有事实和科学依据。2.二审判决认为“本案受害人朱**琼、吴廷先死亡与涉案村级道路两侧是否安装有护栏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当。3.二审判决认为车辆是从“非道路”驶入公路后坠入水库，不属于在道路上行使，与公路上是否安装护栏无关的观点不能成立。4.二审判决结果引发不当的引导作用。卢耀、朱先兰、杨昌英、刘金坪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六项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十六条，“公路建设必须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第10.2.4条，“公路路侧护栏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2桥梁与高路堤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3路侧有悬崖、深谷、深沟、江河湖泊等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的规定，本案事故发生路段路侧即是水库，根据技术标准该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而路侧护栏是一种通过自体变形或车辆爬高来吸收碰撞能量，从而改变车辆行驶方向、阻止车辆越出路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乘员伤害的一种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在特定路段依法要求强制设置，其虽不能完全避免本案事故的发生，但必然会一定程度上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害，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虽然朱**琼自身过失是导致本案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该道路未依法设置必要的交通安全设施（路侧护栏）与朱**琼的死亡结果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及《湖北省农村公路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其交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在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范围内，并在交通主管部门的组织指导下，负责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村民委员会在县级人民政府及交通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帮助下，做好本村村道建设和日常养护的组织实施工作”的规定，案涉道路是郭家湾村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路，郭家湾村委会仅自认负责了该道路建设的具体实施工作，而其所属的县级人民政府是法定的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的责任主体，并由其交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因此，在再审阶段，可对本案是否需追加当事人一并进行查证。综上所述，卢耀、朱先兰、杨昌英、刘金坪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指令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审判长  严开元审判员  陈继良审判员  王 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连冰雪书记员李肖慧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68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美芳，女，196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东亮，广西顺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健，女，1955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南宁市江南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梁守荣，男，196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容县。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容县油麻建材厂，住所地广西容县容西镇西山村油麻队。 负责人：陈戈,该厂厂长。 再审申请人陈美芳因与被申请人陈健，二审被上诉人梁守荣、广西容县油麻建材厂（以下简称油麻厂）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9民终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陈美芳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首先，一、二审判决认定陈健于2015年7月31日退出合伙，并以该日期作为分割合伙财产的基准日是错误的。按照法律规定，退伙必须经合伙人结算，结算完毕才能正式退伙。2015年7月31日陈健并未主张退伙，陈美芳也未同意其退伙，双方更没有于该日期开始清算。陈美芳只是于2015年8月1日恢复生产，恢复生产时陈健也没有提出退伙，所以二审法院认定2015年7月31日陈健退出合伙并让陈美芳支付相应利息是错误的。其次，一、二审法院在判决退伙时，对合伙财产的价值总额是多少没有查清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陈美芳在二审审理期间向二审法院提出委托评估合伙财产总额，但二审法院没有依职权查清事实，并以没有鉴定的基础、不具备鉴定条件为由不准许陈美芳的评估申请。再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明显偏袒对方。二审法院认定“本案的《合作协议书》虽然约定了经全体股东会议同意方可退份，但仅有两名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合伙人享有同等表决权”，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无论是当事人的约定、法律的规定还是社会交易习惯，均是按股份比例行使表决权。（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退伙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退还实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陈美芳作为合伙企业占多数股份的人，在一、二审期间均明确表示不同意按货币的形式退还陈健财产，而是主张拍卖分割或是其他形式退还财产份额，应按陈美芳的意见来退还财产份额。故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审判决认定陈健于2015年7月31日退出合伙是否正确的问题。陈美芳在一审期间对陈健退出合伙并未提出异议，同时陈美芳2015年8月将双方合伙的原油麻厂更名为油麻页岩砖厂，重新经营，并辞退陈健派驻合伙企业的会计，即是以实际行动表示不再与陈健合伙经营油麻厂。一、二审判决根据以上实际情况认定陈健于2015年7月31日退出合伙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二审判决陈美芳退还陈健3203959.56元是否正确的问题。虽然合伙企业在解散时应当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清算，一审法院也委托了两家鉴定机构对合伙企业从筹建期间至2015年7月31日的股东出资、开支、收入、库存、债权债务、亏损等情况进行审查，但两家鉴定机构均作出无法审计的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陈健、陈美芳于2013年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第一条第2点第四款约定“若出资后自动弃股的，一方只赔偿另一方所出资金本金。”，此应视为双方关于一方主张退出合伙后，对于合伙财产该如何处理的约定，即双方在签订《合伙协议书》时已经约定退伙时以货币方式退还合伙财产，故陈美芳主张以拍卖分割或以其他形式退还合伙财产份额，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合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及双方的出资比例情况，认定陈健承担出资比例范围内的债务为796040.44元，最终在陈美芳应返还陈健出资本金4000000元的基础上扣减陈健应承担的债务796040.44元，判决陈美芳应从2015年8月1日返还陈健3203959.56元并支付未按期返还的资金占用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陈美芳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美芳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英伦 审判员  黎兆丰 审判员  张 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陆 璐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22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荣和路2号华侨创业大厦六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罗仕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银河路26号华侨投资区鸿华小区2号楼银河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凤，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3民终1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凤凰申请再审称，（一）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广西来宾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来宾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独资），金凤凰公司是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为方便一般公务出行需要，金凤凰公司与朋成公司于2017年6月至11月先后签订了六辆车的《车辆租赁合同》。2017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推进全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桂车改〔2017〕2号），明确要求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随后，2018年7月13日，来宾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来车改〔2018〕1号），明确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于方案印发实施后一个月内完成车辆的封存停驶工作。金凤凰公司被列入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范围。为贯彻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金凤凰公司于2018年6月初与朋成公司协商，提出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在朋成公司拒绝协商的情况下，金凤凰公司根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于2018年6月25日发函告知朋成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于6月27日将六辆车全部退还给朋成公司。金凤凰公司终止与朋成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完全是按要求严格执行自治区和来宾市两级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符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有政策和合同依据。（二）二审判决对以下几方面认定错误：1.双方于2017年6月至11月签订《车辆租赁合同》。2018年初，自治区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才出台。这一客观情况的巨大、紧急变化，是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能预料到的，属于“情势变更”。二审判决却认定为应当预见的风险，从而判决金凤凰公司承担赔偿朋成公司损失的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2.《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均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不可抗力因素和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调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上国企车改的重大政策变化，双方可协商解决。金凤凰公司按政策要求封存车辆并交给朋成公司后，曾要求朋成公司协商，但被朋成公司一口回绝。在此情形下，金凤凰公司才向朋成公司发函终止合同，符合合同约定。二审判决认为“调整”不能终止或解除合同，是机械式的理解。3.《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是普通条款，第七条是特别条款，应当优先适用。二审判决优先适用第六条约定处理本案纠纷错误。4.国企车改政策实施，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终止履行，金凤凰公司在合同终止后已经将六辆车交还给朋成公司，朋成公司完全可以将车辆另行租赁，并没有产生其他损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朋成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正确。综上，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六辆车已交还朋成公司支配的情况下，判决金凤凰公司赔偿给朋成公司六辆车停租的经济损失高达514800元，使朋成公司获得了双重利益，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朋成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仅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双方可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调整，并未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金凤凰公司主张依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因政府政策变化其可单方解除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7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在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大形势下，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对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将按照国家政策推进全区、来宾市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应有所预料，故金凤凰公司主张在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签订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出台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属于情势变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朋成公司与金凤凰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内双方不能提前解约，如一方解除合同，须向对方赔偿余下租金。2018年6月25日，金凤凰公司向朋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车辆租赁合同的函》，单方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朋成公司起诉要求金凤凰公司赔偿因合同解除导致的租金损失，二审判决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由金凤凰公司对朋成公司的租金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金凤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艳斌 审 判 员 唐海波 审 判 员 赵元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尧 书 记 员 梁新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68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罗全，男，1953年6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融安县。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周海明，男，1979年4月10日出生，住广西融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覃启美，男，1967年1月1日出生，壮族，住广西柳城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斗玉，男，1975年3月5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融安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罗继山，男，1970年8月10日出生，住广西融安县。 再审申请人周罗全、周海明因与被申请人覃启美、罗斗玉、罗继山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2民终34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周罗全、周海明申请再申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未查明清楚，没有注意对本案实质性问题和疑点问题进行审理，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二、申请人实际有三块林地，卖给被申请人的林木是三块林地中的两处，且申请人办理了该两处的采伐证，面积分别是1亩和0.1亩，出材分别是4立方和1立方，两块地之间的距离是30米左右，两块地均没有与莫荣光的林地相邻。申请人没有卖给被申请人的另外一块林地距离卖给被申请人该两块林地约200米，该块林地与莫荣光的林地相邻，但该块林地没有办理采伐证（三块地均还有采伐现场)，被申请人在该林地砍伐林木属乱砍滥伐，不应该由申请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被申请人赔偿给莫荣光的7000元钱不应该由申请人赔偿。三、从本案双方交易的情节可以看出，申请人卖给被申请人的林木价是5000元，而案外人要求赔偿的是10000元，且被申请人实际赔偿达到7000元，由此可知该交易不符合常理和规则习惯，申请人把总价值至少12000元价值的林木变成5000元卖给被申请人，也就是说把自己的5000元的林木送给被申请人，然后还要自己拿出2000元送给被申请人，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严重地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申请再审本案，请求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申请人将其两块林地的林木卖给被申请人。林木买卖成交后，申请人将自己填好的林木砍伐申请表和身份证交给被申请人，由被申请人代为办理采伐林木手续，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向申请人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被申请人亦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的范围进行了采伐，但此次的采伐造成案外人莫荣光林木的损失。本案林木采伐申请书和申请表系申请人填写的，被申请人按照申请表的内容进行了申报，并未对申请表的内容进行更改，同时也是按照林业部门发放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的范围进行采伐，被申请人在采伐过程中虽客观上造成案外人莫荣光林木的损失，但主观上并未存在过错。而申请人的林地至今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发放的权属证书，造成林地和林木的四至界限不明确，且在办理采伐林木手续中，申请人将相邻村民的林木申报在自己的采伐范围内，最终导致被申请人错砍他人的林木。因此，申请人在申报采伐林木手续中存在明显过错，其行为构成侵权，对由此引起的损害后果，申请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申请人不同意赔偿的情况下，案外人莫荣光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申请人追偿。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属超范围砍伐无证据证实，林业主管部门亦未予认定，原审法院认定两申请人构成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应予以支持。至于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支付的赔偿款已经超过双方林木买卖的价格不合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林木买卖是合同关系，与被申请人因错砍导致他人林木损失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被申请人因错砍导致他人的财产损失已实际发生并进行了相应的赔偿，被申请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申请人进行追偿有法律依据。综上，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周海明、周罗全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张英伦 审 判 员 黎兆丰 审 判 员 张 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蔚 书 记 员 陆 璐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申259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某，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丙浩，北京市华德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1，住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2，住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秦某，住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3，住太原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4，住太原市。再审申请人刘某因与被申请人张某1、张某2等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11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刘某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未能厘清1950年太原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张有成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书载明院落与极乐街4号和极乐街5号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将极乐街4号与极乐街5号认定为两个独立的户是认定事实错误。极乐街4号和5号是由1950年颁发给张有成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书中载明的院落（以下称1950年房产）发展而来。1950年房产由三间窑洞及院子组成，证载面积5.99分，加上三间窑洞面积，共计7.5分。其中最北侧窑洞及院子共2.47分，中间窑洞及中里间窑洞及其院子为5.03分。后来在三间窑洞的南侧又造一间窑洞，此时共四间窑洞。1955年张有成之母秦三妮组织分家，再审申请人刘某的配偶张连科分得北面土窑一间，秦三妮分得中间土窑一间，张富成分得中里间土窑一间，张德成（被申请人之父）分得最南面土窑一间。此后刘某与张连科又在分得的最北面土窑北侧自行建造一间土窑，在1950年房产的基础上形成了共计五间窑洞的状况并保持至今，即现今的极乐街4号和5号是由上述五间窑洞及院子组成的。关于4号和5号的现状及其权属关系。本案中秦三妮与张富成分得的两间窑洞及院子因秦三妮和张富成分别于1964年、1969年去世而成为遗产，但有继承权的张连科、刘某夫妇与张德成并未就秦三妮、张富成的两间窑洞及院子进行分割，而一直保持了共有的状态。此共有状态至少可以从两点看出：1、极乐街4号、5号因两家存在纠纷一直到拆迁时都没有取得宅基地权属证书，而西铭村其他没有纠纷的村民均在1987年左右拿到了宅基地权属证书；2、2007年因张某1擅自在1950年房产所涉的院落内盖房，张连科向村委会及上级土地部门反映情况，得到了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令其邻居停止施工，办理翻建手续。张连科出示宅基地使用证，但其（即张某1）没有。请开会研究处理此事”的批示。后张某1在1950年房产提及的北侧窑洞与秦三妮窑洞间盖房，擅自将秦三妮、张富成的窑洞及院子占据，将极乐街4号与5号分隔开。但是到此时，再审申请人刘某与被申请人就秦三妮、张富成的遗产并没有具体分割，一直保持了共有状态。即使后来张某1在院内加盖房屋，也不能改变秦三妮、张富成的遗产由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等共有的事实。因此，极乐街4号与5号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院落，极乐街5号中秦三妮、张富成原有的窑洞及院子一直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有的。综上，极乐街4号、5号均是由1950年房产发展、演变而来，其中5号院内的秦三妮、张富成原有的窑洞及院子一直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有财产，至今没有分割。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判决对极乐街5号院内秦三妮、张富成原有窑洞及院落的现状未厘清，对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纠纷的法律性质认定错误，继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继承纠纷是因继承人的主体资格问题、继承的遗产有哪些以及继承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等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但是本案中继承人的主体资格、继承遗产有哪些、继承人能够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均是明确的，不存在纠纷，极乐街5号院内原属秦三妮、张富成所有的窑洞及院落为其遗产，享有法定继承资格的人为再审申请人与各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应按照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各享有极乐街5号院内原属秦三妮、张富成所有的窑洞及院落的一半。上述有关继承的内容不存在纠纷。秦三妮、张富成在1964、1969年相继去世后均没有留下遗嘱，法定继承就已经开始了，二人原有的窑洞及院落就变成了合格的法定继承人共有的财产，即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按各自享有一半的方式共有的财产。此时因双方对此共有物具体怎样分割产生纠纷，导致双方一直对该共有物没有分割完成。双方对上述共有物分割上存在的纠纷也导致再审申请人的4号院与被申请人的5号院一直不能取得宅基地权属证书。又因2007年被申请人在秦三妮、张富成原有的院落内建房，侵害了张连科及再审申请人对共有物的合法权益，张连科才向村委会及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并取得了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此事的批示。再审申请人在原审提起诉讼是因为共有房屋及院落面临拆迁，共有财产随时面临灭失的风险，再审申请人基于此对争议的共有房产提起诉讼是对上述共有物的物权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与继承已无任何关联，故不能适用《继承法》的规定，而应依据《物权法》等相关规定对争议房产的权属判定归属。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刘某主张对极乐街5号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的补偿款进行分割，应当举证证明其系该标的物的共有权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合法有效的基础法律关系及物权变动登记。刘某需举证证明其已通过合法有效的法律关系取得了诉争院落的共有权，并且作为共有权人对诉争院落的权属进行了登记。但在原审中，刘某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诉争院落中原有两间房系已故的秦三妮及张富成的遗产，而张某1等人否认刘某对该两间房有继承权，双方对该两间房的继承权尚有争议，刘某尚未依法确认其继承份额，不能证明其已经合法取得了诉争院落的共有权，且刘某在原审中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作为共有权人已经进行了物权登记，不符合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两个要件，不能证明其是诉争院落的共有权人，故原判决未支持其要求分割诉争院落的主张。刘某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成立。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刘某主张其取得诉争院落共有权的依据是继承了秦三妮及张富成的遗产，因秦三妮及张富成分别于1964年、1969年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刘某无权再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继承份额，故原判决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未认定其为诉争院落的共有权人。刘某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刘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某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孙成宇审判员 王荣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静宇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23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荣和路2号华侨创业大厦六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罗仕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银河路26号华侨投资区鸿华小区2号楼银河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凤，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3民终1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凤凰申请再审称，（一）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广西来宾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来宾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独资），金凤凰公司是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为方便一般公务出行需要，金凤凰公司与朋成公司于2017年6月至11月先后签订了六辆车的《车辆租赁合同》。2017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推进全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桂车改〔2017〕2号），明确要求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随后，2018年7月13日，来宾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来车改〔2018〕1号），明确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于方案印发实施后一个月内完成车辆的封存停驶工作。金凤凰公司被列入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范围。为贯彻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金凤凰公司于2018年6月初与朋成公司协商，提出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在朋成公司拒绝协商的情况下，金凤凰公司根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于2018年6月25日发函告知朋成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于6月27日将六辆车全部退还给朋成公司。金凤凰公司终止与朋成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完全是按要求严格执行自治区和来宾市两级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符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有政策和合同依据。（二）二审判决对以下几方面认定错误：1.双方于2017年6月至11月签订《车辆租赁合同》。2018年初，自治区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才出台。这一客观情况的巨大、紧急变化，是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能预料到的，属于“情势变更”。二审判决却认定为应当预见的风险，从而判决金凤凰公司承担赔偿朋成公司损失的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2.《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均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不可抗力因素和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调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上国企车改的重大政策变化，双方可协商解决。金凤凰公司按政策要求封存车辆并交给朋成公司后，曾要求朋成公司协商，但被朋成公司一口回绝。在此情形下，金凤凰公司才向朋成公司发函终止合同，符合合同约定。二审判决认为“调整”不能终止或解除合同，是机械式的理解。3.《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是普通条款，第七条是特别条款，应当优先适用。二审判决优先适用第六条约定处理本案纠纷错误。4.国企车改政策实施，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终止履行，金凤凰公司在合同终止后已经将六辆车交还给朋成公司，朋成公司完全可以将车辆另行租赁，并没有产生其他损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朋成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正确。综上，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六辆车已交还朋成公司支配的情况下，判决金凤凰公司赔偿给朋成公司六辆车停租的经济损失高达514800元，使朋成公司获得了双重利益，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朋成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仅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双方可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调整，并未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金凤凰公司主张依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因政府政策变化其可单方解除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7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在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大形势下，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对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将国家政策推进全区、来宾市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应有所预料，故金凤凰公司主张在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签订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出台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属于情势变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朋成公司与金凤凰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内双方不能提前解约，如一方解除合同，须向对方赔偿余下租金。2018年6月25日，金凤凰公司向朋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车辆租赁合同的函》，单方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朋成公司起诉要求金凤凰公司赔偿因合同解除导致的租金损失，二审判决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由金凤凰公司对朋成公司的租金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金凤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艳斌 审 判 员 唐海波 审 判 员 赵元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尧 书 记 员 梁新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15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谢裕富，男，196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象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荫春，广西独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仕强，男，198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宾好凤，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李福苗，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宾林凤，女，1992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丽，广西中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谢裕富因与被申请人黄仕强、宾好凤、李福苗、宾林凤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3民终26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谢裕富申请再审称，（一）有新证据证明涉案房屋过户后还是宾林凤交纳物业费，即房屋的名义所有人为黄仕强、宾好凤，实际所有人仍是李福苗、宾林凤。（二）涉案房屋过户后，黄仕强、宾好凤未入住环境更好的涉案房屋，反而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出租房，有违常理。（三）宾好凤与宾林凤系姐妹关系，宾林凤于2017年8月28日使用宾好凤的银行卡向谢裕富转款一万元，宾好凤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宾林凤使用，是在为宾林凤规避债务风险，明显是串通行为。（四）李福苗明知自己有巨额债务，与宾林凤协议离婚时，将夫妻共有财产处置给儿子，儿子归宾林凤抚养，自己承担每月5000元的高额抚养费，明显是为了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五）李福苗、宾林凤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有支付购房款的能力并实际支付购房款，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基本要件。李福苗、宾林凤与黄仕强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涉案《房地产买卖契约》，在黄仕强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于2015年8月25日将房子过户至黄仕强名下，明显是串通损害谢裕富的利益，恶意逃避债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理应维持，二审改判明显偏袒四被申请人。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审、二审、再审诉讼费由四被申请人承担。 黄仕强、宾好凤提交意见称,（一）黄仕强、宾好凤与李福苗、宾林凤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已在桂林市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过户登记。（二）黄仕强、宾好凤向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有支付购房款的能力，且黄仕强、宾好凤于2016年3月19日向宾林凤转账20万元，余款李福苗、宾林凤同意以原欠债务抵充，黄仕强、宾好凤已全部付清购房款。（三）涉案《房地产买卖契约》签订于谢裕富与李福苗、宾林凤的债务诉讼发生一年以前，黄仕强、宾好凤对李福苗与谢裕富之间的借款情况不知情，购房行为属于善意取得，应受法律保护。（四）由于涉案房屋转让后，一直没有办理物业和水电过户手续，所以黄仕强、宾好凤委托宾林凤代交物业费用，不能据此得出“恶意串通”的结论。（五）黄仕强、宾好凤已于2019年3月将涉案房屋出售给他人，2019年5月完成产权变更登记，谢裕富的再审申请已无实际意义。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宾林凤提交意见称，（一）宾林凤对李福苗向谢裕富借款并不知情。（二）涉案房屋转让行为合法有效，转让发生在谢裕富起诉债务纠纷一年以前，并无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故意。（三）由于宾林凤购买涉案房屋时，亦未与前一手转让人办理物业、水电过户手续，故涉案房屋转让给黄仕强、宾好凤后，未能及时将物业、水电过户至黄仕强、宾好凤名下。宾好凤与宾林凤系姐妹关系，宾好凤委托宾林凤交物业、水电费是情理之中，且2015年8月18日之前的物业、水电费本就理应由宾林凤交纳。（四）黄仕强购买涉案房屋目的是为了居住还是投资，愿意住哪里，与宾林凤无关，也与本案无关。请求依法驳回谢裕富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谢裕富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李福苗、宾林凤就涉案房屋买卖分别于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18日与黄仕强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地产买卖契约》。其中《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买卖价格68万元，自付20万转入宾林凤账号（62×××76），余款48万元李福苗、宾林凤以原所欠黄仕强欠款48万元来冲抵，双方约定2015年8月18日过户。《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房屋的成交价为65万，分两次支付，首付款45万元到房产局过户当日支付，再付款20万元到银行贷款下放当日支付，上述契约现存于桂林市房产档案馆。李福苗、宾林凤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经协商与黄仕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出售给黄仕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双方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谢裕富以黄仕强与李福苗、宾林凤恶意串通订立房屋买卖合同、损害其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应就黄仕强与李福苗、宾林凤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二审法院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购房款的支付问题，黄仕强已作出合理说明，先以李福苗、宾林凤所欠债务冲抵首付款，后向宾林凤转款20万元。该付款方式符合李福苗、宾林凤与黄仕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之约定，与《房地产买卖契约》亦不矛盾。黄仕强与李福苗、宾林凤订立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时间在谢裕富与李福苗因民间借贷纠纷引发诉讼前，谢裕富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仕强与李福苗、宾林凤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有帮助李福苗逃避债务、损害谢裕富债权的恶意，二审判决对谢裕富请求确认李福苗、宾林凤与黄仕强于2015年8月18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谢裕富申请再审提交了涉案房屋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物业费交费凭据及黄仕强、宾好凤现居住房屋与涉案房屋的对比照片，拟证明其主张。但黄仕强购买涉案房屋后，是否入住涉案房屋与其购买涉案房屋并不矛盾；关于物业费的交纳问题，黄仕强、宾好凤、宾林凤在答辩意见中亦作出了合理解释，故对谢裕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谢裕富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谢裕富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艳斌 审 判 员 唐海波 审 判 员 赵元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尧 书 记 员 梁新华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宁民终474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负责人：张某。一审被告：何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审被告：兰某，住宁夏回族自治区。上诉人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及一审被告何某、兰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4民初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院审理过程中，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出撤回上诉申请。本院认为，上诉人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固原经济开发区瑞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于雁滨审判员 杨 烨审判员 蔡明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马风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2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荣和路2号华侨创业大厦六楼西面。 法定代表人：罗仕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明，广西桂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来宾市兴宾区银河路26号华侨投资区鸿华小区2号楼银河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海凤，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来宾市朋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成公司）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3民终1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凤凰申请再审称，（一）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广西来宾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来宾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设立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独资），金凤凰公司是其下属的一家子公司。为方便一般公务出行需要，金凤凰公司与朋成公司于2017年6月至11月先后签订了六辆车的《车辆租赁合同》。2017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推进全区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桂车改〔2017〕2号），明确要求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等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随后，2018年7月13日，来宾市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也印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来车改〔2018〕1号），明确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于方案印发实施后一个月内完成车辆的封存停驶工作。金凤凰公司被列入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范围。为贯彻落实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金凤凰公司于2018年6月初与朋成公司协商，提出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在朋成公司拒绝协商的情况下，金凤凰公司根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于2018年6月25日发函告知朋成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于6月27日将六辆车全部退还给朋成公司。金凤凰公司终止与朋成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完全是按要求严格执行自治区和来宾市两级政府关于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精神，符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之约定，金凤凰公司终止双方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有政策和合同依据。（二）二审判决对以下几方面认定错误：1.双方于2017年6月至11月签订《车辆租赁合同》。2018年初，自治区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才出台。这一客观情况的巨大、紧急变化，是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能预料到的，属于“情势变更”。二审判决却认定为应当预见的风险，从而判决金凤凰公司承担赔偿朋成公司损失的责任，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2.《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均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不可抗力因素和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调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上国企车改的重大政策变化，双方可协商解决。金凤凰公司按政策要求封存车辆并交给朋成公司后，曾要求朋成公司协商，但被朋成公司一口回绝。在此情形下，金凤凰公司才向朋成公司发函终止合同，符合合同约定。二审判决认为“调整”不能终止或解除合同，是机械式的理解。3.《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是普通条款，第七条是特别条款，应当优先适用。二审判决优先适用第六条约定处理本案纠纷错误。4.国企车改政策实施，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根据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应终止履行，金凤凰公司在合同终止后已经将六辆车交还给朋成公司，朋成公司完全可以将车辆另行租赁，并没有产生其他损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朋成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正确。综上，二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在六辆车已交还朋成公司支配的情况下，判决金凤凰公司赔偿给朋成公司六辆车停租的经济损失高达514800元，使朋成公司获得了双重利益，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的合法利益。特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朋成公司承担。 本院经审查认为，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仅约定租赁期内如遇上政府政策变化导致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或伤害某方利益的（如以后实行的费改税政策等），双方可协商解决，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调整，并未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金凤凰公司主张依据《车辆租赁合同》第七条第一款约定，因政府政策变化其可单方解除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7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至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在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大形势下，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租赁合同时，对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将按照国家政策推进全区、来宾市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应有所预料，故金凤凰公司主张在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签订后，自治区及来宾市政府出台涉及国有企业的车改政策属于情势变更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朋成公司与金凤凰公司签订的《车辆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涉案《车辆租赁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内双方不能提前解约，如一方解除合同，须向对方赔偿余下租金。2018年6月25日，金凤凰公司向朋成公司发出《关于终止车辆租赁合同的函》，单方解除合同，违反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朋成公司起诉要求金凤凰公司赔偿因合同解除导致的租金损失，二审判决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各自的过错程度，确定由金凤凰公司对朋成公司的租金损失承担6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综上，金凤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来宾市金凤凰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何艳斌 审 判 员 唐海波 审 判 员 赵元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尧 书 记 员 梁新华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983民初3007号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492C），住所地广东省信宜市金垌镇径口开发区。负责人：张宏伟，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龙，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3878030。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平，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220。被告：黄**南，男，1972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告：武海霞，女，198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湖南省衡南县，经常居住地广东省信宜市。被告：陈新广，男，197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与被告黄**南、武海霞、陈新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撤回起诉处理。审判员  黄方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许晓敏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19）辽0102民初20233号 原告：芦某，女，196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被告：宋某，男，1962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 案由：离婚纠纷。 原告诉称：原告有各种不良嗜好，为了孩子那会忍下了，把自己亲弟弟砍伤，我抢菜刀被划伤，因为弟弟有××，血液我胳膊破了，染上××住院，一直没治疗好，跟他因为赌博、喝酒、吵架，肝硬度9.7，医生说了继续情绪波动，不好好养肝，容易肝硬化、肝癌。我吃药一个月2000多，这么多年赚钱不给我，都是我自己养家、养孩子、交学费。把自己家的房子卖了几十万，赌博都输了倾家荡产，没对于，在外面打工一个月赚4000左右全部花光，还赌博有外债。喝酒回家耍酒疯、打人，前几天回家喝多了煤气打着了、着火，还好女儿发现了关闭。与人打架，结果被扎一刀抢救，没人管，医院打电话给我，花了几十万。喝酒、酒后驾驶开车，撞了人，警察局打电话给我，实在我也没啥钱攒工资，赔偿2万多，我自己每月看病吃药。老了，管他，不让打麻将，就打我，要杀我，上次在外面打我，拖在地上打我、踢我，我报警110警察不管，让我起诉离婚，经常夜不回家，或者下半夜回家，吵架骂架耍酒疯，全家不得消停。多年夫妻关系破裂不合，喝完酒耍酒疯，打人，说要杀我。我经常菜刀藏起来，现在孩子大了成家了，我俩没房子，住孩子家，怀孕期间，总闹腾，女儿心脏吓的不好，生完孩子双胞胎先天性心脏病做的开胸手术19天，我实在受不了精神、肉体折磨，请求法官受理离婚。诉讼请求：请求解除原告与被告婚姻关系。 被告辩称，同意法院调解解决此案。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芦某与被告宋某离婚； 二、双方无其他纠纷。 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原告预交），由原告芦某承担。 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审判员  耿玉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申 杰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5民初8955号之六原告：某某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北大街。法定代表人:赵某，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某某医院，住所地邯郸市峰峰矿区通安路。法定代表人：白某，该医院院长。本院在审理原告某某医药有限公司与被告某某医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银行存款23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并以提供担保。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冻结被告某某医院银行存款23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审判员 凌 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鹏飞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605民初27497号原告：霍艮珠，女，197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20。被告：俞理军，男，1972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360××××××××××××539。本院在审理上列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9年11月15日以被告已还清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撤回对被告起诉的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霍艮珠撤诉。审判员 何 桢 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欧阳余国力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0102民二预129号 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住所地：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 负责人：刘国忠，该行行长。 被申请人：吴书秀，女，196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被申请人：石进仓，男，1970年1月25日出生，汉，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被申请人：行唐县广汇农用车销售中心，住，住所地：行唐县龙州大街/div> 法定代表人：吴书秀。 被申请人：赵金水，男，1965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 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被申请人吴书秀、石进仓、行唐县广汇农用车销售中心、赵金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于2019年10月26日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依法保全被申请人吴书秀、石进仓、行唐县广汇农用车销售中心、赵金水名下财产2435653.71元。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吴书秀、石进仓、行唐县广汇农用车销售中心、赵金水名下银行存款2435653.71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案件申请费5000元，由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预交。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审判员  夏琳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王静静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5民初22号之六原告石家庄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北大街。法定代表人张某某，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某某水利局水利信息中心，住所地保定市莲池区东风东路。法定代表人张某某。本院在审理原告石家庄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保定市某某信息中心招标投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银行存款52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并以提供担保。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冻结被告某某中心银行存款52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审判员 凌 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刘鹏飞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5民初9091号之六原告：李某,女，汉族，1955年2月11日出生，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植物园街于底小区。被告：某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植物园街。本院在审理原告李某与被告某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被告银行存款50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并以提供担保。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冻结被告某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5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同等价值的财产。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审判员 凌 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刘鹏飞
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23民初1775号 原告：康建庭，男，1981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代理人：韦金芬，石家庄市正定恒州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献杰，该公司经理。 被告：河北聚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磊，该公司经理。 被告：王慧聪，女，1987年4月18日生，汉族，住藁城区。 被告：王红亮，男，1976年4月27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告：王健，男，1967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 被告：赵建华，男，1953年8月27日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被告王慧聪、王红亮、王健、赵建华委托代理人：李宝来，河北联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康建庭与被告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凡第琳琅公司）、河北聚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富公司）、王慧聪、王红亮、王健、赵建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建庭及其委托代理人韦金芬、被告赵建华及被告赵建华、被告王慧聪、被告王红亮、被告王健的委托代理人李宝来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凡第琳琅公司、被告聚富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建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购房协议书》；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共计140000元及利息（暂计算至起诉日约为2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及一切必要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10月3日，就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位于正定新区房屋，原、被告签订了《购房协议书》，约定了房屋计价方式和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房屋交付期限等。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共支付140000元购房款。但至今，由于被告的原因，被告开发的房屋尚未动工建设。2018年12月20日被告凡第琳琅公司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截止到2019年4月10日原告可以选择购房或全额退款，被告无条件退还14万元购房款，现约定期限已过，被告拒不退款。被告2-6均系凡第琳琅公司的股东，并且至今还没有完成出资义务，有责任对公司行为承担退款责任。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已经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予以解除。经与被告多次协商，被告迟迟不予退还原告所付购房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凡第琳琅公司、被告聚富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王慧聪、王红亮、王健、赵建华辩称，第一、原告没有与被告三四五六签订购房协议书，原告是否与被告一、二签订购房协议书，被告三四五六并不知情；第二、被告三四五六没有收取原告的认可款项，不存在返还款项的义务；第三、原告所称的房屋所在项目据被告三四五六了解，被告一并未取得任何相关的准建及销售手续；第四、被告三四五六对凡第琳琅公司认缴出资，期限至2036年。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三四五六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3日，原告康建庭（买受方、乙方）与被告凡第琳琅公司（出卖方、甲方）签订《购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原告认购被告凡第琳琅公司《石家庄传媒大厦二期》项目B号楼8单元802室，总房款569400元；被告凡第琳琅公司应当在2020年5月31日前将房产交付原告。”康建庭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7年10月3日向凡第琳琅公司交付购房款共计140000元，凡第琳琅公司向原告出具收据两份。2018年12月30日，康建庭（买受方、乙方）与凡第琳琅公司（出卖方、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一、石家庄传媒大厦二期项目到2019年4月10日，如甲方仍未办全项目施工手续（规划变更手续、土地手续、施工证等）没有实质性进展，甲方保证全额退款，金额140000元；二、如果甲方项目规划有变更，从板楼变更为墩子楼，改变了原合同的户型结构，甲方保证全额退款，金额140000元；三、截止2019年4月10日，乙方自愿选择购房或全额退款，甲方无条件退还金额140000元；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019年6月10日，凡第琳琅公司向原告出具《退款计划书》，载明：“经协商双方同意壹拾肆万房款（￥140000）在三个月内退还给业主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印章）彭献杰2019.6.10”。 另查明，被告凡第琳琅公司现有股东为被告聚富公司、被告王红亮、王慧聪、赵建华、王健。各股东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36年7月12日前。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购房协议》、《补充协议》、《退款计划书》、收款收据、凡第琳琅公司工商登记情况表为证。 康建庭称，合同所涉项目至今并未动工，故请求解除合同，要求被告凡第琳琅公司返还购房款，利息自缴款之日起至偿还清为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王慧聪、王红亮、王健、赵建华称，凡第琳琅公司没有合法建设手续，项目没有动工。 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康建庭与被告凡第琳琅公司签订的《购房协议》中约定的房产交付期限虽未到期，但凡第琳琅公司至今尚未动工建设，无法按期交房。原、被告于2018年12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截止2019年4月10日康建庭可自愿选择购房或全额退款。2019年6月10日，经协商，凡第琳琅公司承诺在三个月内向康建庭退还购房款。据此，康建庭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本院对其要求解除购房协议、返还购房款1400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因合同解除的过错在于凡第琳琅公司，故康建庭要求按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对于康建庭要求聚富公司、王红亮、王慧聪、赵建华、王健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实行的是认缴登记制，公司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期足额缴纳其认缴的出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有明确规定，康建庭要求凡第琳琅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等同于该公司股东提前缴纳未到期的出资，加重了股东的个人责任，于法无据。同时，在公司未出现重大经营困难、可能解散或者破产的情况下，允许股东仅就部分债权人的主张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势必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康建庭要求聚富公司、王红亮、王慧聪、赵建华、王健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康建庭与被告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3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 二、限被告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康建庭返还购房款140000元，并赔偿损失（以14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0月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康建庭要求被告河北聚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王慧聪、王红亮、王健、赵建华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00元，由被告凡第琳琅河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苗雪魁 人民陪审员  蔡玉坤 人民陪审员  高翊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韦利华 ——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502民初4003号 原告位全祥，男，199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阳谷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立，聊城高新三名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聊城市昌润北路与兴华西路西南角的临街楼商务楼1-2。 主要负责人桑海鹏，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泽强，山东群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位全祥与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大地保险公司赔偿原告保险金200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30日原告所有的鲁ＰＧ××××号冷藏车在被告处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保险金额200000元并投有不计免赔率险。2018年8月10日原告驾驶该车在安徽省明光市境内与陈强驾驶的鲁Ｑ6××××／辽Ｄ××××挂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发后，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赔未果。 被告辩称：对事故发生无异议，该车在被告处投保车上人员险（司机）200000元且不计免赔，在核对原告的行驶证、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营运证，若不存在免赔事项，同意对原告的合理合法损失,在扣除三者车辆交强险无责限额12000元后进行赔付，诉讼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被告不予承担。 经审理查明：鲁ＰＧ××××号车辆登记在聊城市东昌府区××里马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该车在被告大地保险公司处投保车上责任险（司机）等，保险金额2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18年9月1日。2018年8月10日原告驾驶该车沿Ｇ104线由南向北行驶，行驶至967公里＋20米处未靠右侧行驶，与对向行驶的陈强驾驶的鲁Ｑ6××××／辽Ｄ××××挂号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原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明，原告位全祥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其受伤后在明光市人民医院住院18天，支出医疗费39030.44元，后原告在聊城市人民医院住院46天，支出医疗费56779.17元。原告住院期间由李钦才护理，李钦才具有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伤残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及人数、营养期限进行鉴定，经本院依法委托，聊城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2019年7月4日出具聊医司鉴中心（2019）临鉴字第28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位全祥左踝关节功能丧失约61.1%属于十级伤残，位全祥受伤后的误工时间约为8个月；受伤后的护理时间约为3个月，其中受伤后住院期间（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10月14日）需要2人护理，其余时间需要1人护理；营养期限约为3个月。 上述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单、挂靠合同、医疗费单据、诊断证明书、住院病历、从业资格证、聊城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当事人的陈述等为证。 本院认为：聊城市东昌府区××里马物流有限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与被告大地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其效力应予确认。保险事故发生后，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范围内依法向原告支付保险金，被告辩称应扣除三者车辆交强险无责限额12000元的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相关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原告的损失为医疗费95809.61元、误工费63014.4元（262.56元／天×240天）、护理费18767.62元（262.56元／天×64天＋75.53元×26天）、住院伙食补助费2280元（50元／天×18天＋30元／天×46天）、营养费2700元（30元／天×90天）、伤残赔偿金32594元（16297元×20年×10%）等，以上各项损失已超过200000元，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位全祥保险金200000元。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原告位全祥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金200000元。 案件受理费215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孙云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 慧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5民初7905号之六原告：石家庄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新华区红星街。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该公司总经理。被告：王某某，男，汉族，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明珠北苑。被告：高某某，女，汉族，住所地石家庄市新华区明珠北苑。本院在审理原告石家庄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某某、高某某物业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9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石家庄某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负担。审判员 凌 惠二０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刘鹏飞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冀民辖终19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河北水木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20号栗新小区自由港公寓1-2-2303。 法定代表人：史海弘，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蔚华，女，1973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河北水木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蔚华委托创作合同纠纷管辖异议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48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河北水木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诉称：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1知民初48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事实及理由：上诉人只是注册地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但常年不在注册地办公，而是在北京市海淀区办公。对此已提交《订房协议》和自2018年9月以来向出租方支付房费（租金）的发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条规定，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裁定驳回管辖异议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 被上诉人王蔚华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上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其住所地的认定问题。从其提交的订房协议来看，合同相对方为“北京糊涂宾馆有限公司”，合同序言部分虽然有“办公用房”字样，但在合同第一条中列举了各种房型的收费标准，在第二条写明“乙方所需客房的房型、数量、时间等以乙方剧组的实际需要为准”。考虑以上合同内容以及上诉人系文化传媒公司、经常性需要组织剧组拍摄剧目的行业特点，本院认为，仅凭上述证据无法确定该订房协议是用于其主要办事机构办公还是临时性剧组工作，上诉人以此主张其主要办事机构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因此，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河北水木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所在地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贤勇 审判员  张 岩 审判员  张守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浩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102民初19781号 原告：尹某，女，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焕宇、吴浩泽，系辽宁宇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祁某，男，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沈河区。 原告尹某与被告祁某离婚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耿玉发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焕宇，被告祁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尹某与被告祁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2001年5月3日，因原告发现被告出轨行为，从此原、被告感情破裂。原告于2018年6月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作出（2018)辽0102民初892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判决后至今8个多月，原被告关系依旧没有改善。现原被告因感情不和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连续分居时间已长达6年，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已无存续的必要，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祁某辩称：同意离婚，原告所说被告出轨行为，纯属虚构、不是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尹某与被告祁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婚生女祁钰淘于2000年9月6日出生，现已成年。原、被告婚后感情尚可，现原告起诉来院，要求与被告离婚。 原、被告均当庭确认关于子女抚养、共同债权债务、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 原告曾于2018年6月向本院起诉离婚，本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辽0102民初892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的离婚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结婚证、出生证明、民事判决书等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审查，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夫妻感情系夫妻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关爱、互相尊重的真挚情感，也是维系婚姻家庭关系的基础。原告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起诉来院，诉求离婚，被告亦明确表示同意离婚，说明原、被告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本着尊重婚姻自由自主的原则，本院对原告的离婚诉求予以准许。原、被告均当庭确认关于子女抚养、共同债务债权、财产分割等问题另行处理，故本案中不予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尹某与被告祁某离婚。 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承担75元，被告承担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耿玉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申 杰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983民初3004号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宝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692G），住所地广东省信宜市××××××。负责人：谢高山，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龙，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3878030。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平，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220。被告：巫本林，男，196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告：蔡金兰，女，1966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宝支行与被告巫本林、蔡金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宝支行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宝支行撤回起诉处理。审判员  黄方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许晓敏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冀0105民初7382号之六原告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负责人常某某，该分行行长。被告康某某，女，汉族，1976年8月18日出生，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被告陈某某，男，汉族，1972年6月19日出生，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本院在审理原告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被告康某某、陈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原告在规定期限内不预交诉讼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审判员 凌 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鹏飞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驳 回 申 诉 通 知 书（2019）豫9001刑申1号翟帮红：关于被告人王建中故意伤害罪一案，你对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的（2018）豫9001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诉。申诉的主要理由是：因清扫门口积雪问题，王建中与其发生冲突，将其打成轻伤二级，后其共支出医疗费21780.55元，还给其造成其他损失，包含误工费6316.44元、护理费3634.2元、伙食补助费1080元、营养费1080元、交通费60元、复印费20元，以上共计33971.19元。原审审理期间，经法院调解，王建中仅赔偿其25000元，远不能弥补给其造成的所有损失。现其治病又支出医疗费2000余元，其头疼、头晕、耳朵和头嗡嗡响，双手间断发麻，不能正常工作，也无钱治疗，请求撤销1、（2018）豫9001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书；2、撤销2018年10月22日其与王建中达成的民事赔偿协议；3、对其的病情进行伤残等级鉴定；4、强制王建中给付其20万元，用于前期治疗；5、强制王建中给其购买太合镜，保护大脑；6、其后期做头部的手术费由王建中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翟帮红虽要求撤销（2018）豫9001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书、2018年10月22日其与王建中达成的民事赔偿协议、对其的病情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强制王建中给付其20万元，用于前期治疗、强制王建中给其购买太合镜，保护大脑、其后期做头部的手术费由王建中承担。但其申诉的主要理由系针对民事赔偿部分，而该部分系翟帮红与王建中在原审审理期间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王建中按照调解协议赔偿翟帮红后，翟帮红就其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向本院申请撤诉，故翟帮红的申请再审的理由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现依法予以驳回。特此通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河北省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冀0491执590号被执行人：邯郸市峰峰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邯郸市峰峰矿区滏阳东路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30406799591533N。负责人：柴慧宗，该局局长。被执行人：峰峰矿区富通市政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峰峰矿区西固义乡西固义村，组织机构代码60115595-6。法定代表人：李春生，该公司经理。本院在执行对被执行人邯郸市峰峰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被执行人峰峰矿区富通市政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2017）冀0421刑初26号刑事判决书罚金及追缴违法所得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邯郸市峰峰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存款6271995.38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峰峰矿区富通市政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存款30万元，或者查封、扣押上述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财产。本裁定立即执行。审 判 长  赵伟平人民陪审员  刘 杰人民陪审员  孙贾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赵冯光
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983民初3014号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492C），住所地广东省信宜市金垌镇径口开发区。负责人：张宏伟，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飞龙，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3878030。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军平，男，该行资产保全部办事员，电话：189×××××220。被告：黎荣信，男，1965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告：范贵凤，女，1968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被告：黎雄威，男，1981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信宜市。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与被告黎荣信、范贵凤、黎雄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在本院依法送达交纳诉讼费用通知后，未在七日内预交案件受理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原告广东信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径口支行撤回起诉处理。审判员  黄方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许晓敏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222民初4329号原告：冯伟露，女，汉族，1983年8月20日生，住河南省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猛，系通许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石霞，女，汉族，1964年6月2日生，住河南省通许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博、赵洪涛，系河南子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冯伟露诉被告石霞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冯伟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小猛、被告石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洪涛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冯伟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扣押原告的车牌号为豫Ｂ×××**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一辆（车辆价值2万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扣押车辆期间的可替代交通工具损失2000元。3.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9年10月17日，被告以原告与自己有经济纠纷为由，强行将原告所有的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车牌号为豫Ｂ×××**号）进行扣押，现被告扣押原告车辆已近半个多月，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如诉。被告石霞辩称，一、原告冯伟露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根据《物权法》第24条规定，机动车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原告虽然给张治伟签订的车辆买卖协议，但这个协议是虚假的，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协议。二、原告不存在扣车侵权行为，根本谈不上赔偿损失。张治伟2015年2月2日成立了通许县亿存商贸有限公司，法人是张治伟。原告系张治伟经商合伙人，平时听从张治伟的安排。2019年3月9日被告和通许县亿存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红薯种植收购合同》，回收价格高于市场价格10%，被告还联系了其他几户农民，也签订了合同。今年秋后红薯收获8000斤，张治伟却拒绝回收，委派原告象征性的回收了6000斤（每斤0.38元），压级压价。张治伟自知理亏，为避免损失，在被告等农户的要求下，用张治伟的豫Ｂ×××**号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自行销售。由于张治伟拒绝回收，造成被告等农户自行销售过程中低价出售，给农户造成巨大损失。因红薯不好卖，所以张治伟的车辆一直占有使用着，说好的啥时把红薯卖完啥时再把车辆返还给张治伟。按照《红薯种植收购合同》约定，张治伟拒绝回收，必须赔偿被告等农户每亩1000元违约金。当前正准备起诉通许县亿存商贸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没想到原告和张治伟串通，捏造虚假车辆买卖合同，起诉被告赔偿损失，简直是黑白颠倒，混淆是非。三、被告等农户坚决要求通许县亿存商贸有限公司赔偿损失。通许县亿存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红薯种植收购合同》后拒绝回收，系违约行为，应当赔偿损失。综上，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不享有车辆所有权，原告和张治伟的车辆买卖行为无效，望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8月21日，原告冯伟露与案外人张治伟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案外人将涉案车辆车牌号为豫Ｂ×××**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一辆以38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本案原告冯伟露，2019年10月17日，原告冯伟露将涉案车辆交给被告石霞让其卖红薯，2019年10月18日，原告冯伟露要求被告石霞返还该涉案车辆，被告石霞以红薯没有卖完为由拒不返还。以上事实有车辆转让协议、证人证言、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予以认定。本院认为，涉案车辆车牌号为豫Ｂ×××**的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系原告冯伟露从案外人张治伟处购买所得，被告石霞主张原告冯伟露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辩解理由，证据不足，依法不予采信。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被告石霞占用原告的车牌号为豫Ｂ×××**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拒不返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被告石霞依法应予返还。对原告冯伟露要求被告石霞承担扣押车辆期间的可替代交通工具损失2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未提供证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石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原告冯伟露车牌号为豫Ｂ×××**号的长安牌轻型普通货车一辆；驳回原告冯伟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0元，减半收取175元，由原告冯伟露负担16元，被告石霞负担15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厉从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李金刚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605民初28280号原告：李达林，男，197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公民身份号码440××××××××××××519。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军，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毅锋，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瑞华楼A601房，公民身份号码440××××××××××××730。本院在审理上列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于2019年11月20日以双方庭外达成和解方案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认为：原告撤回对被告起诉的申请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李达林撤诉。审判员 何 桢 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欧阳余国力
广州海事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72民初1992号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住所地上海市***********。主要负责人：唐瑞平，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卓君，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剑平，广东敬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被告：福建千祥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与被告福建千祥船务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原告于2019年9月12日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申请撤诉，是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撤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负担。审 判 长 谢辉程审 判 员 尹忠烈审 判 员 邓非非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张唯权书 记 员 梁景樱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苏1302执2569号申请执行人：王**,女,1970年12月15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被执行人:周维超,男,1957年9月2日生，住宿迁市宿城区。本院在执行王**与周维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的（2018）苏1302民初606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于2019年6月3日向本院申请执行，要求被执行人给付7100元。执行过程中本院采取了以下执行措施：1.本院于2019年6月5日通过EMS司法专邮形式向被执行人邮寄送达执行通知、财产申报表、廉政监督卡、信用风险惩戒提示，但被执行人未实际履行。2.本院于2019年6月5日开始，多次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及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财产信息，被执行人名下仅有少量存款。被执行人名下无未查封房产。3.本院已对被执行人适用限制高消费措施，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本院经查找未能发现被执行人下落，申请人也未能提供准确信息。4.上述执行情况及信息，本院通过谈话方式将被执行人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调查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并要求其提供财产线索，申请执行人认可法院的调查结果，不能提供有效财产线索，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综上所述，因本案被执行人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经本院向申请执行人释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申请执行人明确表示提供不出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并在本院穷尽财产调查措施之后，对本院认定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表示认可，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行）》第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具备履行能力时，可以再次申请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期限的限制。审判长 朱 洋审判员 沈金龙审判员 李 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蔡为明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25473号原告：谭韵珊，女，1994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29。被告：白家明，男，199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716。上列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韵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白家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原告与被告认识，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后就在一起谈感情。2016年7月，被告称急用钱周转就叫原告以原告名义在网上贷款，于是原告就在“宜信贷”(这个网贷是被告找的）贷款30000元。当时，被告承诺以后的每个月还款（本金加利息）由被告偿还，直至还清为止，可是被告以没钱为由一直拖欠不还款。直至一年后原告从朋友处才得知被告早已结婚并有一女，原告确认后马上跟被告分手并要求被告还网贷。但几年来都是原告一个人还清所有网贷债务。2019年5月，原告上门催收未果。同年8月，双方发生口角并报警。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收借款，被告承诺还款但一直未还。被告没有答辩及举证。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供了原告身份证、被告广东省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微信聊天截图、支付宝转账记录、原告及其朋友与被告母亲的聊天记录（光盘一张及翻译文档）等证据。被告没有到庭反驳，也没有举证推翻，依法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经审查，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原告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分别于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16日通过其本人支付宝账户向被告银行账户转账75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27500元。2018年6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原告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催收借款。诉讼中，原告陈述：原告在收到“宜信贷”小额贷款公司拨下的贷款30000元后分别于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16日通过其本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被告银行转账75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27500元。另原告于2016年7月将当时手上的2500元现金交付给被告，但因时间久远，已经没有办法提供证据。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案涉的借款本金为30000元，但仅能提供27500元的转账凭证，并不能举证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交付现金2500元的义务，且双方未签订借据等债权凭证，被告亦未在微信聊天中确认借款金额，因此，本院以原告实际转账金额即27500元认定为借款本金。原告有关本金的诉讼请求超出本院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白家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27500元予谭韵珊；二、驳回谭韵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计275元（原告已预交275元），由原告负担31元，被告负担244元并应于支付上述款项同期迳付原告，本院不另收退。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 桢 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欧阳余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