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02刑初150号 公诉机关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天贵，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东汾**，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8月31日被抓获，次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聚众斗殴罪，于同年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莆田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涂明忠，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元远，福建理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少勇，男，1973年1月30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住福，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洋尾**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11月2日被抓获，次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涉嫌犯诈骗罪，于同年12月8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莆田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王洪辉、李琳肖，福建邹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郑瑞清，男，1964年7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经商，住福建省，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东汾**诈骗罪，于2018年9月1日被抓获，同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月9日被取保候审，于2019年1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志强、沈岚敏，福建律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清英，男，1952年3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小学文化，务农，住福建省莆田市，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于2018年12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沈榕，男，1986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汉族，初中文化，务农，住福建省莆田市，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洋尾**，于2018年12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以莆城检公刑诉[2019]2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天贵犯贪污、职务侵占、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受贿、行贿、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强迫交易罪，被告人黄少勇犯贪污、敲诈勒索罪，被告人郑瑞清犯贪污、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告人黄清英、沈榕犯贪污罪，于2019年5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于2019年6月4日以莆城检公刑变诉［2019］5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起诉。于2019年11月11日以莆城检公刑补诉［2019］1号补充起诉决定书补充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晋雄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天贵及其辩护人涂明忠、王元远，被告人黄少勇及其辩护人王洪辉，被告人郑瑞清及其辩护人陈志强、沈岚敏，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天贵自2000年担任城厢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以来，为控制东进村区域谋取不法利益，通过拉票、举报、揽收工程等方式排除竞争对手，拉拢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在东进村担任村两委委员，长期把持基层政权。2012年以来，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等人通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手段谋取不法利益，逐步形成成员较为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被告人王天贵系首要分子，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均另案处理）等系重要成员，同案人王荣清、沈某等为一般组成人员。 （一）职务犯罪 （1）被告人王天贵作为党委书记，明知其在海堤上未经审批自建的“海景房”依法应自行拆除，却利用其协助人民政府、城厢区海产品加工区项目指挥部开展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郑瑞清获得补偿款和利息共计155.756098万元（人民币，下同）。 2011年9月1日，郑瑞清经招投标向东进村村委会承包144.67亩滩涂地，并于同年12月未经村委会同意私下转包给王天贵。之后，王天贵以郑瑞清翻建管理房为名在海堤上违法自建一栋“海景房”（占地185平方米，建筑面积611平方米）居住。城厢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巡查发现该“海景房”违法建筑后，郑瑞清按照王天贵的要求在接受调查时承认系其占用海堤建房，并签收城厢区水务局发放的《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城厢区水务局在发放停建通知单制止无效后，于2012年2月29日对郑瑞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要求立即停止占用海堤违法行为、自行清除占用海堤的建筑物并处以5万元罚款。2012年12月24日，城厢区水务局申请城厢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上述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4月8日，城厢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2014年10月20日，郑瑞清向城厢区人民法院缴纳由王天贵支付的罚款5万元，但是该违法建筑一直未被拆除。 2015年1月，莆田市人民政府因实施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建设需要拟征用东进村集体的滩涂地，该“海景房”也位于征迁滩涂地范围内，王天贵向城厢区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指挥部提出补偿要求，并请求时任党委副书记、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包村领导即同案人徐晓松及干部、征迁指挥部成员即同案犯许军（均另案处理）对补偿事宜予以关照。之后徐晓松、许军应王天贵的请求，将该“海景房”登记在郑瑞清的名下，并参照笏枫公路拓宽改造项目的房屋补偿标准予以补偿。2016年11月8日，项目征迁指挥部委托和郑瑞清签订了补偿协议，补偿款金额155.7548万元。2016年11月24日，王天贵、郑瑞清和许军一起到邮储银行，许军将补偿款和利息共计155.756098万元转到郑瑞清的银行卡，后王天贵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 （2）2006年至2018年2月间，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谋取ＬＮＧ项目安置区店面地皮、经营沙场、关照“海景房”补偿、征迁补偿、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承建工程等事宜分别送钱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原党委副书记徐晓松、城厢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剑晗、干部许军及原执法队队长兼“两违”办负责人即同案人曾进喜（另案处理）共计32.3万元。其中：被告人王天贵为谋取ＬＮＧ项目安置区店面地皮，分别送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1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3万元；被告人王天贵为承建东进压缩站附属工程相关事宜，送给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2万元；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为请求关照非法占用海域经营沙场，送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3万元、城厢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剑晗1万元；因“海景房”补偿、经营沙场等事宜送给原党委副书记徐晓松2万元；因“海景房”补偿、征迁补偿等事宜送给干部许军共计3.7万元；因请求关照村民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等事宜送给原执法队队长兼“两违办”负责人曾进喜7.6万元。 （3）2015年4月及2017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同案犯许军（已判刑）侵吞东进村村集体桥涵的补偿款6.912万元，以及伙同詹某11等人侵占东进村村财1万元，共计7.912万元。 （4）2015年年底至2018年2月间，被告人王天贵利用协助开展建房审批、巡查、执法等管理及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郑瑞清、詹某10、詹某6等相关人员所送的18万元。 （5）2017年8月至2018年春节间，被告人郑瑞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1-4号养殖池补偿及免交租金继续养殖事宜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现金15.6万元，送给东进村村委会主任詹某11现金2万元。 （6）2017年8月至2018年春节间，被告人郑瑞清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干部许军、东进村委会主任詹某11现金共计5.2万元。其中：因1-4号养殖池补偿事宜送给同案犯许军现金2万元；因1-4号养殖池补偿事宜送给协助开展征迁工作的村委会主任詹某11现金3.2万元。 （7）2018年，在福厦高铁客运专线项目征迁过程中，被告人黄少勇利用职便，伙同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分别虚增海蛎养殖面积套取补偿款62892元、50526元，其中被告人黄清英户虚增海蛎养殖面积6988平方米，套取补偿款62892元（黄少勇分得50000元，黄清英分得12892元）;被告人沈榕户虚增海蛎养殖面积5614平方米，套取补偿款50526元（黄少勇分得30000元，沈榕分得20526元）。同时，还伙同其他村民采用同样手段套取补偿款，累计162978元。 （二）其他犯罪 （1）2015年12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王荣清（另案处理）等人在城厢区村民詹金洪家中吃饭喝酒。期间，被告人王天贵因琐事与被害人郑某1发生口角纠纷，后被在场的村民劝开。当日22时许，被告人王天贵及王荣清等人乘车回城途中，被告人王天贵与被害人郑某1打电话时再次发生争吵并约定在该村“贵龙”轮胎厂门口打架，后被告人王天贵示意同案人王荣清召集人员准备殴打被害人郑某1。同案人王荣清随后让同案人陈某3多叫些人到该村五帝庙等候，同案人陈某3便叫来同案人沈某，同案人沈某又召集同案人柯俊城、翁金明、翁晓杰等人（均另案处理）。被告人王天贵与王荣清、陈某3、沈某等人在五帝庙集中后，打电话联系被害人郑某1并带领众人到“贵龙”轮胎厂。到轮胎厂门口后，陪同被害人郑某1的郑某8、郑某2等人上前劝架，被告人王天贵不予理会，并指使王荣清、陈某3、沈某等人追打被害人郑某1，同案人王荣清便持械伙同同案人追打被害人郑某1并致其受伤。经鉴定，被害人郑某1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2）2012年，省道201工程在城厢区路段施工时，在亩的土地。2012年年底，被害人詹某1、詹某2经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林某4默许，在上述空地投资建设沙场，二人分别占股70%、30%。被告人王天贵发现该处空地适合做沙场后，召集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共同策划赶走被害人詹某1、詹某2后自行经营沙场，分别占股40%、30%、30%。之后，被告人王天贵发现被害人詹某1、詹某2在沙场建设施工，便打电话让同案人王某5和村干部詹某2前往阻止施工，因被害人詹某2不听劝阻，同案人王某5便打电话告知被告人王天贵。王天贵便叫了两个外地人到现场，站在挖掘机前阻挠施工，并称该处空地属于其所有，要求被害人詹某1、詹某2撤走不准施工，并让两个外地人扣留挖掘机。被害人詹某1、詹某2被迫离开沙场后，因先期已投资建设沙场，担心今后无法生产经营，且挖掘机被暂扣期间需要支付租金，便找人向被告人王天贵求情。之后，被告人王天贵允许被扣留的挖掘机离场，并召集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商量同意被害人詹某1、詹某2合伙入股沙场并重新分配股份。其中，被告人王天贵占股40%，同案人王某5占股25%，同案人詹某11占股35%，被害人詹某1、詹某2分别占股20%、7%并挂在同案人詹某11名下。沙场经营期间，于2013年年底、2014年年底、2015年年底分别分红约160万元、160万元、100万元，被告人王天贵、詹某11均按占股比例分红。 （3）2013年3月，福建志博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博公司”）的负责人吴志平通过招投标承包东进村约658亩的滩涂养殖场，在围池建设期间因排洪问题将养殖池西侧一处约20亩三角池预留出来用于排洪。同年10月左右，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村党委成员在明知该三角池已承包给吴志平的情况下，私下讨论并决定将三角池租给被告人黄少勇承包，后由村主任詹某11以村委会的名义与被告人黄少勇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为防止吴志平以后闹事，被告人黄少勇找司法所所长蔡某签字盖章见证，但并未按合同约定向村委会缴纳15万元租金，并开始填土围堰。吴志平发现被告人黄少勇围堰后影响其公司养殖池的正常排水，便开始与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多次协商解决三角池的归属问题。经几个月协商未果后，吴志平迫于该三角池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只得与东进村村委会再次签订承包三角池的合同，一次性向村委会缴纳15万元租金；与被告人黄少勇签订转让合同并支付12万元转让费。 （4）2009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王天贵以其侄子即同案人王荣清的名义先后向东进村12队十几户村民收购一块约3亩的农用果杂地，花费共计约20万元。2014年12月，被告人王天贵明知村民詹某10购买土地用于建设海蛎加工厂，仍以王荣清的名义以110万元的价格将上述果杂地卖给詹某10。 2018年8月31日，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抓获被告人王天贵。次日，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抓获被告人郑瑞清。同年11月2日10时许，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村委会抓获被告人黄少勇。同年11月12日，被告人黄清英、沈榕接到城厢区监察委员会电话通知后，到灵川派出所接受调查。同年12月4日，被告人黄少勇向城厢区监察委员会退出赃款共计10万元。同年12月7日，被告人王天贵退出赃款共计25万元。同年12月26日，被告人黄清英退出赃款12892元。2019年1月7日，被告人沈榕退出赃款20526元。 指控以有关书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为证。认为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以威胁或要挟的方式谋取不法利益，并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恶势力犯罪集团，其中被告人王天贵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是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 被告人王天贵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套取补偿款155.756098万元，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同案人送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共计32.3万元，数额较大；利用担任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套取资金7.912万元，数额较大；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建房审批、巡查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送给的钱款共计18万元，数额较大；利用担任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送给的钱款共计15.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并非法获利约90万元；伙同同案人黄少勇、詹某11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共计27万元，数额巨大；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情节严重；纠集多人持械斗殴，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实行数罪并罚。 被告人黄少勇利用其协助政府开展征迁补偿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黄清英、沈榕等人虚增海蛎养殖面积套取补偿款共计162978元，数额较大；伙同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詹某11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共计2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以贪污罪、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实行数罪并罚。 被告人郑瑞清明知被告人王天贵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征迁补偿款155.756098万元，仍积极提供帮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共计5.2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村基层组织人员钱款共计17.6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实行数罪并罚。 被告人黄清英、沈榕明知被告人黄少勇利用职务便利虚增海蛎养殖面积套取补偿款仍共同勾结实施，分别套取补偿款62892元、50526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均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王天贵对指控的行贿、职务侵占、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事实均没有异议且认罪，但认为指控的职务侵占罪中虚增垃圾清理费用1万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对指控的领取海景房补偿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该款项系其合法所得，不构成贪污罪。辩解指控聚众斗殴不是事实，其未纠集他人去打架，在现场也未看到有人持械，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对指控强迫交易有异议，辩解其未强行参与沙场经营，是被害人詹某1、詹某2自愿同意其入股，其也按所占股份出资，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对指控敲诈勒索有异议，辩解志博公司承包的东进村约658亩的滩涂养殖场不包含20亩三角养殖池，被告人黄少勇承包该三角池及之后转包行为都是合法的，吴志平所支付的15万元租金和12万元转让费都是正常的合同行为，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对指控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指控的金额应该扣减购买土地、果树、修建围墙、利息等费用后，仅获利20余万元，不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同时，辩解其未通过拉票、举报、揽收工程等方式排除竞争对手，也未通过不合法手段长期把持基层政权，也未形成成员较为固定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综上，请求依法判决。 辩护人认为：1、涉案“海景房”系被告人王天贵投资建设，是经东进村和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建设的管理房，不属于两违建筑，被告人王天贵获得的相关补偿款是通过公开方式取得且符合拆迁政策；同时，在同批次拆迁中，其他管理房拆迁也得到政府补偿，故被告人王天贵获得“海景房”征迁补偿款不构成贪污。2、被告人王天贵主动交代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的其向范益腾、戴剑晗、徐晓松、许军、曾进喜行贿的事实且认罪，属自首，对行贿一节建议免予刑事处罚。3、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供述套取桥涵补偿款6.912万元的事实且认罪，同时，套取后在被告人王天贵提议、决定下及时退回东进村，属于犯罪中止，且未给国家和集体造成损害；指控的虚增垃圾清理费1万元并侵吞的行为属违反财务制度，违规招待上级领导干部，不构成犯罪，故对职务侵占一节建议免予刑事处罚。4、被告人王天贵在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供述受贿事实且认罪，系自首，建议对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节从轻、减轻处罚。5、对指控被告人王天贵构成聚众斗殴罪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王天贵未持械或提议、指使同案人持械，故被告人王天贵不应对持械行为负责；同时，聚众斗殴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较轻，且被害人郑某1无端挑事、约架的行为存有过错，建议该罪可对被告人王天贵减轻处罚。6、认为被告人王天贵等人为占用沙场阻碍施工、扣留挖掘机等行为不是刑法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手段，也达不到情节严重；被告人王天贵等人在被害人詹某1、詹某2未取得沙场的合法经营权情况下与之相互争夺占用不属于各自的空地并最终妥协、共同合伙经营沙场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同时，该节发生在2012年年底，至被害人报案已时隔5年余，已经超过该节指控的追诉时效。7、指控的20亩三角池养殖池不属于志博公司承包的658亩养殖池范围内，被告人黄少勇系通过正当途径承包三角池，承包行为也不影响志博公司的经营活动，且该公司的大股东范某亦证实三角池承包问题属于吴志平个人，不属于志博公司。被告人王天贵在该节发包中系履行村书记的职责，其既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和行为，也没有从中获利。同时，也明确告知吴志平对涉案三角池的归属所提出的异议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或向上级部门反映等，综上，该节指控不成立，被告人王天贵不构成敲诈勒索罪。8、涉案转让的约3亩土地原系“酱油场”，出卖后没有改变土地用途，同时，转让款110万元应扣减被告人王天贵支付的土地款234202元、建围墙和护坡花费140904元以及该375106元（234202元＋140904元）自2009年至2014年间的利息34万元，实际获利约39万元，未达到50万元的立案追诉标准，故被告人王天贵不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9、被告人王天贵未通过拉票、举报的方式长期把持基层政权，也未通过揽收工程等方式排除竞争对手。同时，被告人黄少勇及同案人詹某11、王某5未参与本案指控的聚众斗殴；同案人王荣清、沈某等人也未参与本案指控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现指控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等人系恶势力犯罪集团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两高两部关于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行为表现和认定标准。 被告人黄少勇对指控贪污事实没有异议且认罪。对指控敲诈勒索有异议，辩解20亩三角池养殖池不包含在志博公司承包的东进村约658亩的滩涂养殖场内，其承包和转包该三角池养殖池并收取转让费12万元都是合法的，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同时，其从未与村民或他人发生冲突，不是恶势力成员，请求依法判决。 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黄少勇贪污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对指控的敲诈勒索有异议，认为被告人黄少勇系通过正规途径承包涉案20亩三角池养殖池，且该三角池不在志博公司承包的658亩养殖池范围内，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中亦多次否认20亩三角池在志博公司承包的658亩养殖场范围内，各被告人向侦查机关做有罪供述时，侦查机关并未向被告人出示涉案的测绘图。涉案20亩三角池不具有排洪作用，被告黄少勇承包后系用渔网进行围堰，也不会影响志博公司养殖池的正常排水；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回复论证滩涂养殖池排洪功能的函》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作为定案依据。同时，被告人黄少勇没有实施威胁、要挟行为，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与吴志平之间的转包行为系合法的民事合同关系，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郑瑞清对指控贪污事实没有异议且认罪，但辩解其作用较小、情节轻微。对指控行贿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其行贿行为系为莆田市城厢区希忠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单位利益，属单位行为，不是个人行贿，故其不构成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辩护人主要辩护意见：1、对指控被告人郑瑞清构成贪污罪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人郑瑞清系主动交代贪污事实，系自首；被告人郑瑞清在贪污一节中仅起辅助、次要作用，也未分得任何款项，情节显著轻微，系从犯，贪污一节建议对被告人郑瑞清免予刑事处罚。2、被告人郑瑞清对指控的行贿事实及金额没有异议，且是在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供述，系自首。林某2、郑某7、黄某2及被告人郑瑞清系城厢区希忠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股东，黄某2和被告人郑瑞清负责合作社日常经营中的资金使用和经营管理，林某2和郑某7不参与管理，黄某2和被告人郑瑞清的行为即代表合作社的行为。黄某2和被告人郑瑞清行贿行为均有经对方同意，所得补偿款及其他利益均归合作社所有，行贿款项亦在合作社中报销，故被告人郑瑞清的行贿系为单位利益，属于单位行贿，但行贿数额未达到单位行贿的立案追诉标准，故指控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不能成立。3、若认定被告人郑瑞清系个人行贿，则黄某2送给许军的2万元、送给詹某11的3万元与被告人郑瑞清无关，应予以扣减；同时，被告人郑瑞清送给王天贵的10万元系为养殖池补偿款二次评估，申请重新评估是被告人郑瑞清的权利，系正当利益，故该10万元也应扣减，建议对被告人郑瑞清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清英对指控贪污事实没有异议且认罪，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沈榕对指控贪污事实没有异议且认罪，请求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天贵自2000年6月至2003年6月任莆田市城厢区村委主任、2003年6月至2009年6月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2009年6月至2018年7月31日任该村党委书记。 被告人黄少勇自2000年5月至2003年7月间任城厢区共青团书记；2003年8月至2009年7月间任城厢区党委（支部）委员；2009年8月至今任党委委员。 同案人詹某11于2009年8月至2018年9月21日任村委主任，期间2009年8月至2018年7月兼任党委委员。同案人王某5于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任村委委员，2012年8月至今任党委委员。 同案人王某5于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任东进村村委委员，2012年8月至今任东进村党委委员。 被告人王天贵自2000年担任城厢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以来，为控制东进村区域，通过拉票、举报、揽收工程等方式排除竞争对手，拉拢被告人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在东进村担任村两委委员，长期把持基层政权。并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以揽收工程、强行入股沙场等方式谋取利益。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供的以下证据证实： 1.证人詹某3的证言，证明其于1994年下半年东进村换届后当选村委会副主任，2000年后卸任。2003年其参选东进村主任，并以高于王天贵的票数当选。之后王天贵和王天华等人举报其计生问题，其因计生问题不再继续担任村主任。后来王天贵、王天华举报书记黄元发贪污，之后黄元发被判刑，让村主任王天贵担任代村书记、主任，之后王天贵就村主任、书记“一肩挑”。2009年，王天贵支持詹某11担任村主任。王天贵在担任村书记期间将村委干部中不听话或反对他的人清出村支委，其中郑某3因在村两委会议上对王天贵作出的决定提出异议于2012年被王天贵清出村委。之后，王天贵重用王某5、王某1、黄少勇担任村支委，以此形成王天贵、詹某11、王某5、王某1、黄少勇五人固定的村支委，他们都是听从王天贵的事实。 2.证人郑某3的证言，证明因王天贵强行入股其和张建国等人的机砖厂引发矛盾，王天贵便对其不满，认为其不服从领导。2012年村支委选举时，王天贵利用其影响力要求不要将选票投给其，并让党员把选票投给王某1，其因此落选的事实。 3.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东进村换届时，其在王天贵的支持下当选为村党委组织委员兼土地协管员，村里的事务基本都是王天贵说了算。2018年换届选举时，王天贵召集其、詹某11、黄少勇、王某5先后两次讨论选举事宜，王天贵要求他们要各自拉票保证能继续担任村党委委员，但王天贵后来因政审没通过就没参选、詹某11也没去参选村主任；其自己也因为政审问题没有选任村书记。2018年之前的几届换届选举，王天贵也有召集大家进行类似的讨论的事实。 4.被告人郑瑞清的供述，证明2000年左右，王天贵被选为村主任。2003年左右，村主任换届选举时，王天贵和村副主任詹某3竞争村主任，当时王天贵和詹某3双方都有手下及支持者，在竞选拉票时还发生打架，后来詹某3胜选，但詹某3因为计生问题被免，主任位置暂时就空置，黄元发是时任村书记。后来王天贵就开始举报黄元发，黄元发因挪用公款被判刑，王天贵就当选为村书记，接着镇政府决定由王天贵一并兼任村主任。后来王天贵就开始招募自己的人担任村两委的重要岗位，詹某11比王天贵更早到村委任干部，后来詹某11在王天贵手上当上村主任，王天贵还发展黄少勇任村支委、王某1任村支委兼土地专员、王某5任村支委兼民政专员，詹某2任村委干部。他们这些干部主要是在王天贵的带领下以村的名义承包工程，其知道的工程都是王天贵以村的名义找镇里的关系揽过来的，应该都是没有经过招投标；这些村干部还合股在边上经营一个沙场。王某1经营的钢筋厂，村民直接找王某1购买钢筋的建房审批手续才会顺利审批，这在村内已经形成潜规则。王天贵还在东进村成立网格站，并叫了一批外地的地痞流氓来做保安，保安队平时都在网格站里睡觉，偶尔出去巡逻，维持村里的交通秩序、配合镇执法队拆房子。王天贵有叫保安队的队员给他当司机的事实。 5.被告人黄少勇的供述，证明王天贵当选村书记、主任及举报黄元发、詹某3的过程与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的供述基本一致。同时供述村党委委员郑某3因与王天贵有矛盾，王天贵就操作其发展的党员都不给郑某3投票，将郑某3排挤出村党委，并将王某5、王某1选为村党委委员，村里的事务基本都是王天贵一人决定，村党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就是走形式。2018年换届选举前，其与王天贵、詹某11、王某1、王某5有一起商量村党委人选事宜，并利用各自发展的党员互相给对方投票确保他们五个人都能进村党委，后来王天贵、詹某11退出党委选举，王天贵说让王某1做下一届的书记、王某5任村主任。之后他们各自发展的党员按约定投票，其与王某1、王某5顺利当选2018届村党委委员。王天贵、詹某11、王某5在担任村干部期间除了入股沙场外还合股做村里面的工程；王某1在村里经营钢筋店和机砖厂；王天贵安排其承包村里的排洪沟和三角池用于养殖。这些赚钱的项目都是王天贵安排的，这样他们四个村党委委员就更听王天贵的话的事实。 6.同案人王某5的供述，证明东进村党支部每年入党的名额在五名左右，入党需经村支部书记王天贵的审核同意。2004年，其经时任东进村支委的詹某11介绍并经时任东进村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天贵审核同意后入党。2009年，其先在东进村担任聘用村干部两个月左右，后经村民代表投票选为村干部。2012年经村党员投票，其选任村党委委员。村党委委员自2012年换届后就一直由王天贵任书记、詹某11任主任、其与王某1、黄少勇任委员；2015年换届的时候，村党委成员也是他们五个人。2018年换届时，村书记由派干部郑朝阳担任、彭新龙任村主任、王某1、黄少勇和其任委员。其选任村党委委员不是在王天贵的支持下，但党委委员工作安排是由王天贵决定。2012年后因都是村党委委员，所以和王天贵走的比较近。2012年年底开始，其与王天贵、詹某11等人一起合伙作沙场，还和王天贵、詹某11合伙做些小工程以及入股沙场等事宜。王天贵选任村党委成员都是他自己的人，不听话的人就被踢出党委班子，这样王天贵村书记的位置才能牢固，村内事务都是王天贵一人说了算。2016年4月份左右，王天贵成立网格站并叫唐某、骆常伟负责招收了10名左右保安队员，这些保安人员的工资都是村里支付的，没为村里做什么事情，平时都是听王天贵的；后因村民意见大，保安队就解散了。2018年换届选举前，其与王天贵、詹某11、王某1、黄少勇有一起商量村党委人选事宜，并利用各自发展的党员互相给对方投票确保他们五个人都能进村党委，这样王天贵就能控制村党委。后来王天贵因郑某1举报就退出选举，并安排王某1接替村书记。詹某11看王天贵不做了，怕控制不住局面也就不参选。村党委选举前几天，郑某1举报王某1打人的事情。王某1也没有当选，其自己也拒绝当村书记，后来就下派一人当村书记的事实。 7.同案人詹某11的供述，证明其于1991年开始在东进村当村干部，2000年左右任村的组织委员，大约在同年王天贵被选为村主任。2003年左右，村主任换届选举时，王天贵和村副主任詹某3竞争村主任，当时王天贵和詹某3双方都有手下及支持者，在竞选拉票时还发生打架，后来詹某3胜选，但詹某3因为计生问题被免，主任位置暂时就空置，黄元发是时任村书记。后来王天贵就开始举报黄元发，黄元发因挪用公款被判刑，王天贵就当选为村书记，接着镇政府决定由王天贵一并兼任村主任至2009年。2009年村主任换届时，王天贵找其谈话，要求其听从他的指挥并配合工作，其对此表示同意，后在王天贵的支持下其当选为村主任，接着就和王天贵一直搭档至2018年7月31日。黄少勇在2000年的时候就在东进村当一般干部，王某5、王某1两人在2009年由王天贵支持下当上村委会委员，2012年两人都当选村党委委员；2012年，王天贵还聘用詹某2担任村调解员。王天贵是村党委书记可以控制大部分党员的选票，自2003年开始担任村书记，2006年东进村设立村党委，王天贵任党委书记后的15年间，每年发展3-5个党员，发展的这些党员都是王天贵看中的人，这些人也都是听王天贵的，所以王天贵可以决定谁能进村党委。其与王某5、王某1、黄少勇、詹某2主要是在王天贵的带领下以村的名义承包工程，并在东进村环海路边上建沙场，该沙场和他们承包的工程配套，村里的工程用沙都是从该沙场进货，其也是该沙场股东王天贵同时安排王某1在村里经营钢筋厂、砖厂，村民直接找王某1购买钢筋的建房审批手续才会顺利审批。同时，2016年4月份左右，王天贵成立网格站并叫唐某、骆常伟负责招收了10名保安队员，明面上以征地项目需要为由，私下里说是因与吴志平闹矛盾，目的是为了对付吴志平及王天贵平时个人使用。因黄少勇在沙场和村里工程方面都没有股份，所以王天贵安排黄少勇承包东进村新垦海田的闸门附近一水沟养殖及一个20亩的三角池养殖池项目的事实。 8.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证明其于1994年退伍回到灵川，后在何寨开出租车，2000年经东进村原书记詹金聪推荐当上村主任。2003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是村书记和村委主任两个职务“一肩挑”，具体是2003年换届前黄元发是村书记、其是村主任。詹某3与其竞选村主任，选举投票时支持其的张荣坤与詹某3发生争吵，詹某3拿木棍去追打张荣坤，后经报警处理。之后詹某3胜选当上村主任，村委委员还有詹金富，按照规定村委会必须达到三人才能开展工作，在第二轮投票需至少再产生一名村委成员，其当时组织支持他的人不去参加投票，导致村委选不出来，镇里宣布选举不成功，由原班子暂支持工作。后来其举报黄元发和詹某3，经举报黄元发后来被判刑、詹某3候选人资格被取消，其重新当选为村书记，并兼任主任位置至2009年换届的时候由詹某11担任。2012年开始其任村党委书记、詹某11任村主任、委员还有黄少勇、王某5、王某1。其和詹某11、王某5一起在村里面做一些工程，照顾黄少勇去承包村里面的排洪沟和三角池。2018年因郑某1的举报，其自知资格审查不会通过就没参选，但在换届选举前，其召集詹某11、王某5、黄少勇、王某1等人先后两次一起讨论欲让王某1接替其村书记位置，并推选王某1、王某5、黄少勇三人继续担任村党委委员的事实。 公诉机关同时还提供个人简历、违法犯罪经历情况查询表等证据。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一）被告人王天贵的“海景房”获得补偿款155.756098万元的具体情况如下： 2011年9月1日，莆田市城厢区村民被告人郑瑞清在人民政府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承包东进村144.67亩旧垦滩涂半堤式养殖池（以下简称“养殖池”，原张金火、郑玉泉、张亚狮、郑玉清、詹光华承包的养殖池），承包期自2011年9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止，承包期限十五年，每年每亩租金460元，年租金计66548.2元。2011年11月，被告人郑瑞清将其所承包的养殖池私下转包给原东进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王天贵。2011年12月，被告人王天贵以被告人郑瑞清建滩涂地管理房名义占用海堤建“海景房”用于家庭成员居住。 2012年2月29日，城厢区水务局向郑瑞清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莆城水务罚【2012】1号，该决定书载明经调查核实被告人郑瑞清在城厢区东进海堤迎水坡建房，依法作出行政处罚：1、立即停止占用海堤违法行为；2、自行清除占用海堤的建筑物；3、处五万元罚款。 2012年8月28日，城厢区委会出具给城厢区水务局的《关于旧垦滩涂半堤式养殖池管理房说明》中载明：该养殖池原由五户村民承包养殖，每户各有一处管理房；2011年8月23日前一轮承包到期，重新发包时参加投标人反映原管理房已年久失修且电线老化，居住危险，提议重新，居住危险换新；后经参加投标人与村委会协商，村委会负责电线换新及管理房旧房拆除，并负责选址将原五座管理房合并为一处重建，新建管理房的一切费用由承包者承担。 2013年3月2日，作为甲方的城厢区民委员会与作为乙方的志博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乙方承包甲方浅海滩面积658亩，承包地点位于内侧，东至东进村滩涂，东北点为东进村下围村合并池东边闸门，西至东进村新垦海堤，南至，北至东进村旧垦海堤，具体按测量图纸为准；每年每亩租金1260元，年租金计829080元。 2013年7月1日，城厢区人民政府向城厢区“两违”巡查组出具《关于东进村海堤上管理房情况说明》载明：东进村原旧垦滩涂半堤式养殖池由五户村民分别承包养殖，每户各有一座管理房。2011年8月23日前一轮承包到期，同年8月25日，经镇、村同意，新一轮发包在镇政府二楼会议室公开招投标，由被告人郑瑞清竞标成功。后承包人向东进村委会提出原管理房已年久失修，电线也全部老化，居住危险。为保证承，居住危险产安全，经村两委会议研究通过后。2011年12月向镇申请把原五座管理房合并为一处，由村委会负责选址，在原有一处危房的基础上重新翻建；2011年9月14日，经镇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其翻建管理房一座；2012年5月承包人在海堤上建成二层管理房一座。 后因被告人郑瑞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城厢区水务局于2012年12月24日向本院申请行政强制执行，本院于2014年4月8日作出（2014）城执审字第8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一、申请人莆田市城厢区水务局作出的莆城水务罚[201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二、被执行人郑瑞清在收到本裁定之日起五日内自动向本院缴纳罚款50000元及逾期缴款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的罚款。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该行政裁定书生效后，被执行人郑瑞清未按规定履行。城厢区水务局于2014年9月11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标的金额5万元。2014年10月20日，被告人王天贵以被告人郑瑞清的名义向本院代保款账户交纳罚款5万元；同月29日，本院向城厢区水务局干部王俊东制作执行结案笔录中载明：“问：你局申请执行郑瑞清行政处罚一案，现被执行人交款情况（执行情况）？本案可否结案？答：被执行人已主动缴纳罚款五万元，本案可以结案。” 2015年1月20日，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莆田市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纪要》第七点关于项目征迁问题：城厢区政府尽快成立项目征迁工作领导小组，并参照市征迁补偿标准，制定项目征迁补偿方案，尽早完成征迁工作，确保项目能够有序推进。 2015年4月20日，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城厢区笏枫公路（城厢段）拓宽改造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第二条补偿安置条件：被征迁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给与安置：……（四）、历年经国土、建设等部门行政处罚到位（含提供相应票据等），一直作为住房使用且只有一处住房的；……第八条违章建筑处理方法：（一）违章建筑、违法用地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安置；（二）2006年航摄影像图上没有建筑图斑的，且未经有权部门批准进行翻建、扩建、新建、加层的违章不予补偿安置，但凡在通知期限内按时签约、交房的，地上建筑物按建筑面积给予适当的材料费补贴；（三）2009年3月27日（莆田市清理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后的“两违”建筑房屋，一律不予补偿安置及材料费补贴；…… 2015年1月，莆田市人民政府因实施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建设需要征用部分滩涂地，该“海景房”也位于征迁范围内。同年4月，镇长林某1、同案犯徐晓松（已判刑）与海渔办干部同案犯许军（已判刑）负责海产品加工区项目的前期丈量和征迁摸底工作。被告人王天贵在明知其“海景房”系无建房审批手续，征迁时按规定不能获得补偿，应无条件拆除并恢复原状的情况下，被告人王天贵于2015年5月的一天为获得征迁补偿请求同案犯徐晓松对其经营的沙场和“海景房”征迁补偿事宜予以关照，并送给同案犯徐晓松2万元，其中1万元在沙场的经营资金中报销，另外1万元系被告人王天贵自行出资。 期间，经城厢区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指挥部研究，委托城厢区价格认证中心对相关征迁海域滩涂和“海景房”一并进行价格评估。价格评估开始后，同案犯徐晓松告知被告人王天贵该“海景房”作为海堤管理房只能认定为一层，被告人王天贵提出应当按照农村住宅的补偿标准予以认定，同案犯徐晓松答复要等指挥部领导统一确定补偿标准。 2015年10月16日，莆田市城厢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关于构筑物的价格认证结论意见书》莆城价认字【2015】40号，该意见书载明价格认证基准日为2015年9月30日，本次价格认证标的在认证基准日的认证“海景房”价格为1387718元，其中：房屋价格657120元、简易管理房28000元、石桌1套价格800元、埕价格28109元、水泥埕价格20032元、块石基础价格653657元。 2015年11月9日，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成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征迁指挥部【其中包含：笏枫公路拓宽、324国道复线（联十一线）、海产品加工区、灵华线、福厦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林某1（党委副书记、镇长）任指挥长，蒋万顺、同案犯徐晓松等人任副指挥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四个征迁组，其中第三征迁组组长由徐晓松兼任，副组长由杜金发、方晖兼任，成员为东进村、下尾、张边、西墩四个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主要负责项目涉及东进、下尾、张边、西墩村的征迁工作。同时规定各村居积极配合各征迁小组做好项目征迁丈量、登记、复核、内业整理等工作，促进项目有序进展，灵川社会事业和谐发展。 2016年11月3日，福建省莆田海洋丝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甲方）与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简称乙方）签订《莆田市海产品加工园区项目海域征用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用海地点为莆田市城厢区东进、下尾村周边莆田海产品加工园区建设范围海域，用海补偿面积约1713亩；参照莆政综【2013】10号文件及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2015】118号专题会议纪要规定补偿标准；莆田市海产品加工园区项目征用海域内的养殖池构筑物土方价格按15元／立方米、石方价格按市场重置成本价予以评估补偿；海域使用权补偿费及附属物、设施补偿标准参照原项目补偿标准，原项目征迁安置条件按莆政综【2013】10号规定执行。《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莆政综【2013】10号}载明：三、集体土地的房屋征迁安置条件，被征迁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应给予安置：（一）持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有权机关批准的建房用地手续等有效证件。（二）虽无权源证件，但确系建国前建造的旧房或能确认为1982年4月30日前建造的房屋。（三）《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实施前，建房审批手续虽不健全，但经历次清房（1982、1986、1991、1997）或两权发证处理并补办有关手续和补交了款项的房地产。（四）2006年航拍摄像图上有建筑图斑，但不符合上述四款规定条件的居住房屋，三层以下的（含三层），按实际丈量面积的50%予以安置，三层以上部分按房屋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后，只给予货币补偿但不予安置。……六、凡由国土资源部门上报办理土地征收审批手续的陆域土地，适用本标准；由海洋与渔业部门上报办理用海审批手续的海域部分，适用海洋与渔业部门制定的用海补偿标准…… 指挥部在一次日常工作会议时，被告人王天贵提出对“海景房”的征迁补偿方案参照笏枫公路（城厢段）拓宽改造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进行补偿，指挥部参会人员均未提出异议，并同意按该方案予以补偿。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同案犯徐晓松、许军向林某1汇报指挥部已将东进村海域补偿款拨付给东进村委会，但“海景房”的补偿款未发放，拟按照评估价格予以补偿，林某1同意该补偿方案。 2016年11月8日，莆田市人民政府作为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甲方）的受托方（镇长林某1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中签名）与被告人郑瑞清（乙方）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因实施海产品加工区项目需要，甲方对乙方位于征地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迁，为该项目征迁人，乙方为被征迁人；双方确认乙方被征迁房屋的全部补偿款为1557548元，其中：房屋补偿款657120元、埕空地、附属物补偿款及材料费76941元、搬迁补助费3330元、丈量及签约奖励金55500元、安置作价补偿金111000元，其他补偿653657元。2016年11月18日，同案犯许军制作《海产品加工区项目构筑物补偿款发放明细表》并在制作人处签名、同案犯徐晓松在核实人处签名、林某1在签发人处签名。2016年11月23日，城厢区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指挥部将补偿款155.7548万元汇到被告人郑瑞清的银行账户；次日，被告人郑瑞清收到补偿款155.756098万元（包含利息12.98元），后将其中的155.75万元转给被告人王天贵。 2016年，在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补偿时，志博公司对涉案“海景房”补偿款的归属提出异议，认为应当归志博公司所有。2016年12月22日，人民政府《海产品加工区约谈纪要》中载明关于“海景房”权属争议问题可以通过相关司法程序进行裁定。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林某1、蒋某、朱某、王某1、黄某1的证言，个人简历，“海景房”和简易管理房现场图片及相关书证，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承包合同、情况说明，会议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裁判文书，价格认证结论意见书，《货币补偿协议书》，补偿款发放明细单，电子银行业务回单及银行卡交易明细，《莆田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莆政综【2013】10号，《莆田市城厢区笏枫路（城厢段）拓宽改造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莆城政【2015】78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莆田市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纪要》【2015】9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收储省道201线城厢区太湖至下张段北侧三宗海域的批复》莆政综【2015】21号，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收回省道201线太湖至下张边段北侧海域使用权的通告》莆城政【2015】134号，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省道201线太湖至下张边段北侧海域使用权收回工作有关问题的纪要》【2015】118号，《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征迁小组人员名单》，同案犯徐晓松、许军及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二）2006年至2018年间，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谋取ＬＮＧ项目安置区店面地皮、经营沙场、关照“海景房”补偿、征迁补偿、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承建工程等事宜分别送钱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原党委副书记同案犯徐晓松（已判刑）、城厢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剑晗、干部许军及原执法队队长兼“两违”办负责人即同案犯曾进喜（已判刑）共计32.3万元。 1.被告人王天贵为了谋取ＬＮＧ项目安置区店面地皮，分别送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10万元、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3万元。 2006年左右，为安置ＬＮＧ项目被征迁的三户村民，让东进村村委会自筹资金用于建设安置区等需要。2008年，东进村村委会向村民郑瑞清、詹某4借款50万元，购买约20亩土地用于建设ＬＮＧ项目安置区。2009年年底，将ＬＮＧ项目安置区建设资金划拨给东进村村委会偿还了该笔借款。2010年3月22日，时任党委副书记柯某应王天贵的请求，在镇党政联系会议上提议安排8坎店面地皮给上述出资借款的村民郑瑞清、詹某4，时任镇党委书记范益腾提出异议，后会议研究决定暂不能安排安置区店面地皮，原借款利息拟按照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结算。之后，王天贵在不符合安置条件的情况下，为使自己能在安置店面地皮上获利，请求范益腾关照此事，范益腾答应帮忙。同年5月4日，时任党委委员詹志宇应被告人王天贵的请求，在镇党政联席会议上提议安排5套（10坎）店面地皮给上述村民。范益腾对该提议予以同意，后会议研究决定安排10坎店面地皮给上述村民。随后，王天贵要求分得其中3坎店面地皮（经价格鉴定该3坎店面地皮价值共计35.4万元），郑瑞清各分得3坎、4坎店面地皮，后詹某4将4坎店面地皮送给其哥哥詹某5。 2012年，研究决定，上述每坎店面地皮需交纳配套费3.5万元。被告人王天贵考虑之前范益腾和詹志宇在此事上的帮忙关照，遂以感谢镇里有关领导和缴纳配套费的名义要求郑瑞清和詹某5出资，后郑瑞清和詹某5分别出资20万元、28万元。王天贵将上述48万元中的35万元作为10坎店面地皮的配套费交给镇政府，并于2012年春节的一天在家里将其中3万元送给詹志宇表示感谢，同年的一天将其中10万元在莆田市华东城市广场小区内送给范益腾表示感谢。 2.被告人王天贵为承建灵川东进压缩站附属工程相关事宜，送给原党委副书记詹志宇2万元。 2010年5月左右，拟建一座垃圾压缩站，莆田市华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该工程，现场实际施工负责人为被告人王天贵，时任党委委员詹志宇负责该工程项目。2010年10月，被告人王天贵请求时任党委副书记詹志宇关照其以上述华润公司的名义承建灵川东进压缩站附属工程。在詹志宇的关照下，被告人王天贵得以一并承建该附属工程并顺利通过验收。2011年初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在送给詹志宇2万元表示感谢。 3.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均另案处理）为请求关照非法占用海域经营沙场，送给原党委书记范益腾3万元、城厢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剑晗1万元。 2013年上半年开始，被告人王天贵与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合股在经营沙场，非法填海占用海域。期间，上级海洋渔业部门执法人员多次到现场检查并下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并恢复海域原状。为请求时任党委书记范益腾及城厢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戴剑晗关照经营沙场事宜，被告人王天贵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合谋决定由被告人王天贵分别送给范益腾3万元、戴剑晗1万元，相关资金从沙场经营资金中支出。2014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在城厢区政府附近送给戴剑晗1万元，请求关照其在经营的沙场，不要予以执法拆除，戴剑晗当场将钱收下并答应关照。2014年中秋节左右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在范益腾位于的宿舍送给范益腾3万元，请求关照其在经营的沙场，不要予以执法拆除，范益腾收下钱并答应关照。事后，被告人王天贵将送钱给范益腾及戴剑晗的情况告诉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并将该4万元在沙场经营资金中支出。在范益腾及戴剑晗的帮助关照下，上述沙场未被执法拆除。 4.被告人王天贵因“海景房”补偿、经营沙场等事宜送给原党委副书记即同案犯徐晓松2万元。 2013年上半年开始，被告人王天贵和东进村村委会主任即同案人詹某11、村党委委员即同案人王某5等人合股一起在项目南侧非法占地建设沙场和码头。上级海洋渔业部门执法人员多次到沙场现场检查并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并恢复海域原状。2015年5月，为能继续顺利经营沙场，被告人王天贵与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商量，决定从沙场经营资金支出1万元送给党委副书记、东进村包村领导徐晓松。之后的一天，王天贵在“海景房”送给徐晓松现金2万元，请求帮忙关照沙场经营和“海景房”征迁补偿事宜。徐晓松将这2万元钱收下。被告人王天贵将其中的1万元在沙场的经营资金中报销，另外1万元系其自行出资。后在被告人徐晓松的关照下沙场照常经营未被制止，被告人王天贵亦获得“海景房”的补偿款。 5.被告人王天贵因“海景房”补偿、征迁补偿等事宜送给干部即同案犯许军共计3.7万元。 （1）2014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感谢许军对其非法经营沙场的关照，在“海景房”送给许军现金0.2万元。 （2）2015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许军在拓宽项目征迁时将东进村村民王某2等人位于征迁红线外的边角地列入征迁补偿范围，在东进村路边送给许军现金0.5万元。 （3）2016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感谢许军在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时，对其“海景房”进行丈量、评估并办理补偿款发放手续的关照，在农业银行门口送给许军现金2万元。 （4）2017年年初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感谢许军在笏枫公路拓宽项目征迁时，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6一栋未在征迁范围内的房屋纳入征迁并予以补偿事宜，在内将詹某6委托的现金1万元送给许军。 6.被告人王天贵因请求关照村民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等事宜送给原执法队队长兼“两违办”负责人即同案犯曾进喜7.6万元。 （1）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陈某1未办理审批手续建设厂房的事宜，在门口自己的车上，送给曾进喜现金1万元。 （2）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7未办理审批手续加层建房的事宜，在门口自己的车上，送给曾进喜现金1万元。 （3）2017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王某3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送给曾进喜现金1万元。 （4）2017年11月11日，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8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的事宜，通过微信转账送给曾进喜0.6万元。 （5）2018年年初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9未办理审批手续建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送给曾进喜现金2万元。 （6）2018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为请求曾进喜关照东进村村民郑某5未办理审批手续加层建房的事宜，在门口自己的车上，送给曾进喜现金2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郑瑞清、詹某4、詹某5、肖某、柯某、詹某6、王某2、王某3等人的证言，ＬＮＧ项目相关文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关现场图片，银行交易凭证，拓宽新增地补偿表，评估补偿明细单、补偿款发放明细单、价格认证结论意见书，委托鉴定书、关于土地的价格认定结论书，非法占用海域堆砂行为处置情况报告，《城厢区砂场“两违”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执法检查照片，情况说明，会议纪要，会议记录，职务任免的通知，同案犯徐晓松、许军、曾进喜、同案人詹某2、王某5、范益腾、詹志宇、戴剑晗及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三）被告人王天贵伙同他人侵吞东进村村集体桥涵的补偿款6.912万元，以及伙同他人侵占东进村村财1万元，共计7.912万元。 1.2015年4月份，同案犯许军在负责笏枫公路拓宽工程项目征迁期间，向被告人王天贵提出套取部分项目征迁补偿款用于个人开支，被告人王天贵表示同意，并交代同案人詹某11、王某5与同案犯许军对接。之后，同案犯许军在丈量到时，向同案人王某5、詹某11提出将本属于东进村集体资产的海防路底下一座桥涵登记到个人名下，以套取该桥涵的征迁补偿款用于个人开支，同案人王某5、詹某11与被告人王天贵商议后表示同意。之后，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将该桥涵登记在王某5的亲戚詹某7名下，并经同案犯许军办理相关征迁手续后，于2015年9月2日顺利将桥涵的补偿款6.912万元发放至詹某7名下的银行账户中。事后，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因害怕数额太大事情败露，经同案犯许军同意后，王某5于2015年9月18日将已取出的6.912万元补偿款以村公产赔偿款登记错误为由交给东进村财务肖某，并由肖某于同日存入东进村民委员会在莆田农村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中。 2.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徐晓松、陈俊其与被告人王天贵商定，由被告人王天贵负责筹资1万元送给东进片区包片干部作为平时聚餐费用。被告人王天贵与詹某11、王某1等人经过合谋，决定让王某1从东进村垃圾清理费中套取资金1万元。之后，王某1便从自己经营的莆田市城厢区腾鑫建材行多开具1万元垃圾清理装载机租赁费发票，经被告人王天贵及詹某11审批同意后在东进村村财中报销，上述1万元通过银行转账至王某1的腾鑫建材行账户。2017年上半年的一天，王某1在陈俊其位于的办公室将1万元交给陈俊其。之后，徐晓松与陈俊其将该1万元用于东进片包片干部私下聚餐开支。 2019年11月22日，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中载明上述用于包片干部聚餐开支的1万元已由徐晓松退出0.5万元、陈俊其退出0.5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詹某7、肖某、郑某4、詹某6、詹某2等人的证言，《证明》、关于构筑物的价格认证结论意见书、补偿明细单、批量开户清单、存款明细账、银行记账凭证／业务凭证、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情况说明，同案人王某5、詹某11、陈俊其、王某1、黄少勇、同案犯徐晓松、许军及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四）被告人王天贵利用协助开展建房审批、巡查、执法等管理及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相关人员送给的钱款18万元。 1.2015年年底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郑瑞清哥哥郑某7办理新建房屋审批手续的事宜，在位于其万达小区的住处收受郑瑞清所送的现金2万元。 2.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10的嫂子陈某1无建房审批手续建设厂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收受詹某10所送的现金2万元。 3.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6位于汾征迁红线外的两层旧房屋一并纳入征迁范围的事宜，在其“海景房”分两次收受詹某6所送的现金共计2万元。 4.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郑某6超审批加层建房事宜，在其位于万达小区的住处收受郑某6所送现金1万元。 5.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王某4超审批面积及超层数建房事宜，收受王某4通过银行转账所送1万元。 6.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7无建房审批手续加层建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处收受詹某7所送的现金2万元。 7.2018年年初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詹某9无建房审批手续建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处收受詹某9所送的现金5万元。 8.2018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王天贵因关照东进村村民郑某5无建房审批手续加层建房的事宜，在其“海景房”处收受郑某5所送的现金3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詹某8、詹某7、詹某9、郑某5、詹某10、陈某1、詹某6、郑某6、王某4、郑某7等人的证言，相关房屋现场图片及情况说明，农村居民住宅用地和建设审批材料，村委会证明，中共委员会、人民政府关于转发《莆田市城厢区开展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的通知及《实施意见》（莆城委〔2014〕6号）、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管理的通知（莆政综〔2013〕88号），被告人郑瑞清在立案调查前所做的询问笔录及被告人王天贵的自述、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五）2011年8月1日，林某2与民委员会签订《东进村旧垦养殖池承包合同》，合同载明旧垦花蛤池前一轮承包合同期已满，经村民代表决议后，决定再进行发包。由林某2承包该村旧垦内（原1-4号池）114.5亩，年租金288311元，租期10年（至2021年7月30日止）；合同还约定：如遇国家或集体项目建设，政府赔偿池内养殖物损失归林某2，海域补偿金及海域附着物补偿金归东进村村委会……在保持原池现状的前提下，承包者可以对池内设施进行改造或合并池加固，所需费用由林某2自负，但改造后合同期满无代价归给东进村村委会所有。 2013年1月31日，林某2与东进村村委会代表詹某11（未用村委会印章）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因1-4号池全面改造，投入大量资金。承包期内如遇国家或集体项目建设，收回海域使用权时（土地、总水闸、2-4号管理房）归东进村村委会所有，其他海域附着物归林某2所有。 城厢区希忠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希忠合作社”）于2013年7月5日成立，合作社类型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100万元，工商登记的主要投资者有林某2、黄某2、郑某7、肖国华、林亚树，法定代表人为林某2，住所为莆田市城厢区，住所为莆田市城厢区旧垦内**池28的农商银行账户自2015年4月27日至2019年3月21日间仅开户时存入500元的交易记录，无其他资金往来记录。2019年3月20日，希忠合作社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工商登记材料中的股东林亚树、肖国华系为办理工商登记达到股东人数需要所列，并非真正持有股份，实际股东为林某2占股33.3%、黄某2占股16.7%、郑某7占股20%、被告人郑瑞清占股30%。 被告人郑瑞清为因1-4号养殖池补偿及免交租金继续养殖事宜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现金15.6万元，送给东进村村委会主任即同案人詹某11现金2万元。 1.被告人郑瑞清因1-4号养殖池补偿及免交租金继续养殖事宜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现金15.6万元。 2015年，莆田市人民政府在征迁滩涂，征迁范围包含郑瑞清等人合股承包的东进村1-4号池。之后，及东进村委会对1-4号池丈量、评估并确定赔偿金额，并将补偿款转入东进村委会银行账户。因郑瑞清等人认为该赔偿金额偏低，故没有领取补偿款。 2017年7月20日，林某2向东进村委会出具《关于请求拨付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补偿款的函》，载明林某2向东进村村委会申请将浅海滩涂3、4、5号池、海域附着物及原有的虾池再开发建设的养殖海域中附着物、养殖物等第一批次评估补偿金额2309464元支付给林某2，并承诺配合征迁工作；该函中除林某2签名捺手印外，还有黄某2、郑瑞清的签名及捺印。同日，东进村委会向林某2发出《领取补偿费通知书》，通知林某2领取上述补偿款2309464元；该通知书的收件人处有林某2、黄某2、郑瑞清的签名及捺印。 2017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郑瑞清在其哥哥郑某7家里，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现金10万元，请被告人王天贵帮忙与及指挥部的相关人员协调后对1-4号养殖池重新评估，被告人王天贵收下钱并答应帮忙。被告人王天贵在与负责养殖池征迁补偿的干部许军协调1-4号池二次评估事宜后，通知被告人郑瑞清到许军办公室办理补偿款领取手续，期间，许军向郑瑞清提出依据2011年8月1日以林某2名义签订的1-4号养殖池承包合同规定，海域附着物的赔偿金归村委会，需补签一份协议才能将海域附着物的赔偿金支付给郑瑞清、林某2等人。之后在被告人王天贵的帮忙关照下，被告人郑瑞清等人以林某2名义与时任东进村村委会主任詹某11补签一份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31日，协议书第三条规定除土地、总水闸、2-4号管理房归东进村村委会所有，其他海域附着物归林某2所有。郑瑞清将补签的协议提交许军后，郑瑞清、黄某2等人顺利领取到养殖池征迁补偿款230.9464万元，其中种苗补偿款73.3813万元、海域附着物补偿款121.7729万元、其他补偿款35.7922万元。 2017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郑瑞清在被告人王天贵位于东进村“海景房”家里，再次送给被告人王天贵5万元，感谢其对1-4号养殖池征迁补偿事宜上的关照，并希望被告人王天贵关照被告人郑瑞清及黄某2等人免交租金在原址继续养殖，直到征迁指挥部及实际征用。被告人王天贵收下钱并答应关照。在被告人王天贵的协调关照下，东进村村委会主任詹某11也同意郑瑞清、黄某2等人继续在原址养殖，并且不用再支付租金。 2018年春节的一天，被告人郑瑞清在被告人王天贵位于东进村“海景房”家里，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现金0.6万元，以感谢其对领取补偿款及免交租金继续养殖事宜的帮忙关照，王天贵收下现金。 2018年9月29日，城厢区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指挥部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涉及东进村内滩虾池，该虾池在村委会承包合同体现为1、2、3、4号池，承包者为了花蛤育苗，将虾池进行改造，将原4坎虾池整改为3坎。在项目征迁过程中，委托物价评估序列号为3、4、5号池，海产品加工区简称为“3、4、5”号池。 2.被告人郑瑞清因1-4号养殖池免交租金继续养殖事宜送给东进村村委会主任即同案人詹某11现金2万元。 2017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郑瑞清和黄某2请詹某11帮忙关照1-4号养殖池在政府回收前不用交纳租金继续养殖，詹某11答应关照，并在郑瑞清等人提交的一份以林某2名义申请继续管理使用1-4号养殖池的材料上签字以及加盖村委会印章。事后，黄某2经过郑瑞清同意，在詹某11位于东进村的家里送给詹某11现金2万元表示感谢，詹某11当场收下现金。 3.被告人郑瑞清因1-4号养殖池补偿事宜送给干部即同案犯许军现金2万元。 2017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郑瑞清及黄某2为请求许军尽快办理东进村1-4号养殖池征迁补偿款领取手续事宜，在许军位于,送给许军现金2万元，许军将钱收下后向被告人郑瑞清提出依据2011年8月1日以林某2名义签订的1-4号养殖池承包合同规定，海域附着物的赔偿金归村委会，需补签一份协议才能将海域附着物的赔偿金支付给郑瑞清等人。之后，郑瑞清、黄某2等人以林某2名义与时任东进村村委会主任詹某11补签一份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3年1月31日，协议书第三条规定除土地、总水闸、2-4号管理房归东进村村委会所有，其他海域附着物归林某2所有。郑瑞清将补签的协议提交许军办理征迁补偿手续后，郑瑞清、黄某2等人顺利领取到养殖池征迁补偿款共计230.9464万元。 4.被告人郑瑞清因1-4号养殖池补偿事宜送给协助开展征迁工作的村委会主任即同案人詹某11现金3.2万元。 2017年8月的一天，为获得更多征迁补偿款，在王天贵的帮助下，郑瑞清、黄某2等人以林某2名义与东进村村主任詹某11就1-4号养殖池征补签了一份能领取到相关海域附着物补偿款的协议。郑瑞清和黄某2凭补签的协议顺利领取养殖池补偿款230多万元后，经郑瑞清同意，黄某2为感谢詹某11在办理征迁补偿款领取事宜上的帮忙，在詹某11位于东进村的家里送给其现金3万元，詹某11当场收下。 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郑瑞清得到黄某2同意后，在詹某11位于东进村的家里送给詹某11现金0.2万元，以感谢詹某11对其领取养殖池征迁补偿款事宜的帮忙，詹某11收下现金。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黄某2、林某2、郑某7等人的证言，东进村旧垦养殖池承包合同、协议书、纪要、请示、通告；构筑物价格认证结论意见书，评估结果告知书，收回海域使用权补偿协议书，关于请求拨付海产品加工区项目征迁补偿款的函、领取补偿费通知书、承诺函，补偿明细表，海域使用补偿表、相关补偿项目明细，记账凭证、明细登记单、收据、银行业务凭证，情况说明，内资企业登记情况表，同案犯许军、詹某11及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证人林某2、郑某7、黄某2的证言及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可证实养殖池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均由黄某2和被告人郑瑞清负责，林某2和郑某7均不参与管理。被告人郑瑞清的供述及证人黄某2的证言可相互印证被告人郑瑞清、证人黄某2、林某2、郑某7在承包经营1-4号养殖池期间对经营活动均有记账，但股东在每隔一段时间结算后就会将账目销毁的事实。 （六）被告人黄少勇伙同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分别虚增海蛎养殖面积套取补偿款62892元、50526元，还伙同其他村民采用同样手段套取补偿款，累计162978元，具体如下： 2018年，福厦高铁客运专线项目灵川段启动建设，涉及征用海域85.59亩。在福厦高铁项目征迁过程中，由干部陈金楷负责对东进村相关海域和养殖物进行丈量认定，东进村党委委员黄少勇协助陈金楷丈量认定。在丈量时，黄少勇分别找到东进村村民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及黄亚坡、黄武、郑金弟，商量在五人已丈量的海蛎养殖面积基础上虚增面积以套取征迁补偿款，被告人黄清英、沈榕等人均表示同意。之后被告人黄少勇利用职便虚增被告人黄清英等五户的海蛎养殖面积共计18109平方米，并制作丈量情况清单后交给陈金楷，陈金楷根据黄少勇制作的丈量情况清单造册东进村征地补偿款表，经相关人员审批同意后，按照每亩6000元的征迁补偿标准将海蛎的补偿款发放给被征迁的村民。被告人黄少勇伙同上述五人套取补偿款共计162978元，其中伙同被告人黄清英虚增海蛎养殖面积6988平方米，套取补偿款62892元（黄少勇分得50000元，黄清英分得12892元）;伙同被告人沈榕虚增海蛎养殖面积5614平方米，套取补偿款50526元（黄少勇分得30000元，沈榕分得20526元）；伙同黄亚坡虚增海蛎养殖面积2322平方米，套取补偿款20898元（黄少勇分得15000元，黄亚坡分得5898元）；伙同黄武虚增海蛎养殖面积800平方米，套取补偿款7200元（黄少勇分得5000元，黄武分得2200元）；伙同郑金弟虚增海蛎养殖面积2385平方米，套取补偿款21462元，该笔补偿款还未进行私分。以上，被告人黄少勇分得补偿款共计100000元。 城厢区监察委员会于2018年12月4日向被告人黄少勇家属扣押赃款10万元；并于同月26日向被告人黄清英家属扣押赃款12892元、向被告人沈榕扣押赃款20526元、向黄武家属扣押赃款2200元、向郑金弟家属扣押赃款21462元、向黄亚坡家属扣押赃款5898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黄少勇、黄清英、沈榕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陈某2、曾某等人的证言，个人简历，中共城厢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福州至厦门客运专线（城厢段）项目指挥部的通知》，《城厢区人民币政府关于印发新建福厦客专城厢段海域使用补偿方案的通知》，丈量表格、公示照片，福厦铁路莆田段海域面积征地补偿表、福厦铁路莆田段海域征地补偿表东进村、农商银行业务凭证、福建省村集体专用收款票据、福建省农村信用社企业网银电子回单、邮储银行批量开户交易明细，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中共城厢区纪委、城厢区监察局暂予扣留、封存财物清单，情况说明，同案人郑金弟、黄亚坡、黄武及被告人黄少勇、黄清英、沈榕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七）2015年12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王荣清（另案处理）等人在城厢区村民詹金洪家中吃饭喝酒。期间，被告人王天贵因琐事与被害人郑某1发生口角纠纷，后被在场的村民劝开。当日22时许，被告人王天贵及王荣清等人乘车回城途中，被告人王天贵与被害人郑某1打电话时再次发生争吵并约定在该村“贵龙”轮胎厂门口打架，后被告人王天贵示意同案人王荣清召集人员准备殴打被害人郑某1。同案人王荣清随后让同案人陈某3多叫些人到该村五帝庙等候，同案人陈某3便叫来同案人沈某，同案人沈某又召集同案人柯俊城、翁金明、翁晓杰等人（均另案处理）。被告人王天贵与王荣清、陈某3、沈某等人在五帝庙集中后，打电话联系被害人郑某1并带领众人到“贵龙”轮胎厂。到轮胎厂门口后，同案人王荣清拿出一根铁棍，后又从背后将该铁棍交给同案人王超凡（另案处理），随后双方发生争吵、推拉，陪同被害人郑某1的郑某8、郑某2等人上前劝架，被告人王天贵不予理会，并指使同案人王荣清、陈某3等人追打被害人郑某1致其受伤。经鉴定，被害人郑某1体表检见的挫裂伤、挫伤、擦伤，符合钝性外力伤的特征，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被告人王天贵因该起聚众斗殴于2017年11月13日被抓获，同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2日被取保候审。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供的以下证据证实： 1.被害人郑某1的证言，证明2015年12月19日晚，其酒后因村内路灯问题与王天贵在东进村村民詹金洪家内发生口角，后经喝酒的人劝解后就各自离开。过了一会，王天贵电话联系其到“贵龙”轮胎厂喝茶，其到达后发现王天贵纠集了二十多人在轮胎厂，王天贵第一个动手打其，之后其他人也动手追打其。被追的过程中其掉进一条十几米宽的水沟，后其游到对岸的时候在一根电线杆边上被他们抓住围殴，其被围殴时用手挡住头结果就被打晕了，等其醒来发现头被打破了，其他人也不见了的事实。被害人郑某1于2015年12月20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被王天贵叫来的人用刀砍和砖头打伤；2015年12月25日、2017年8月30日、2017年11月19日的询问笔录中对打架现场是否有使用器械表示不清楚；陈述其不清楚王天贵一方是否有使用工具及使用何种工具对其进行追打的事实。 2.证人郑某8的证言，证明2015年12月19日，郑某1和王天贵在詹金洪家发生争吵，后王天贵约郑某1到贵龙轮胎厂喝茶。因担心他们等下又吵架，其和张某1、郑某2一起到轮胎厂。到轮胎厂现场有王天贵、王天荣、王荣清等人，王天贵有指挥在场人员追打郑某1，但不清楚是否有使用工具打郑某1的事实。 3.证人郑某2的证言，证明2015年12月19日，郑某1和王天贵及王荣清发生争吵，王天贵有叫郑某1到轮胎厂喝茶。因担心他们等下又吵架，其和张某1、郑某8一起到轮胎厂。到轮胎厂后发现王天贵及王荣清等人有追打郑某1，但不清楚是否有使用工具打郑某1的事实。 4.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内容与证人郑某2基本一致，但因当时天比较暗，郑某1有没有被打不清楚的事实。 5.莆田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明被害人郑某1头部的枕部、顶枕部、背部、右背部、右上臂等处挫裂伤、擦伤，损伤程度为轻微伤的事实。 6.现场监控录像光盘、监控视频情况说明及视频截图，证明2015年12月19日案发当晚现场追打情况，且现场参与追打一方有人携带一根棍子，该棍子在追打前由该男子从背后抽出并从背后交由他人的事实。 7.辨认笔录，证明证人、同案人辨认案发当晚参与打架人员及携带棍子人员为王荣清的事实。 8.同案人王荣清的供述，证明2015年12月19日，郑某1与王天贵在东进村村民詹金洪家内发生口角，郑某1又与其发生冲突。后王天贵与郑某1相约到贵龙轮胎厂喝茶，其让被告人陈某3纠集人过来帮忙打架，后在轮胎厂其伙同纠集人员对郑某1进行殴打，其虽有带扳手到现场但在追打郑某1前就已交由他人，并未使用工具殴打郑某1。其第一个去追郑某1，现场还有个人去追，在追的过程中，郑某1第一次掉到水沟的时候其还未追上，郑某1第二次掉到大水沟的时候被其一人追了，其追上后用手压住郑某1并用拳头击打郑某1的头部，大约打了5至7下，看到郑某1没有什么反映就停手等事实。 9.同案人陈某3的供述，证明2015年12月19日，其受王荣清纠集叫人到东进村打架。后其纠集被告人沈某，沈某又有叫人到现场，王天贵与郑某1发生冲突，后其伙同王荣清、王荣清的表弟王超凡等人追打郑某1，在追的过程中郑某1跳到一个河道里面直接上到对面的河岸。其去追的时候摔倒在河道里面全身都是土浆就没有再去追了，但王荣清和王超凡继续去追。在现场的时候其有看到王荣清拿一根铁棍，但不清楚王荣清去追打的时候是否有带铁棍。当天晚上林建山要通过微信转5000元给其，当做他们到现场打架的费用，但其没有收该笔钱，后来其请沈某等人吃饭花了1000元左右，王荣清给了其1000元。打架的第二天，王荣清与其聊天时有说当天晚上有拿石头去砸郑某1，但具体怎么砸的没说的事实。 10.同案人沈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5年12月19日，其受陈某3纠集叫翁金明、翁晓杰、柯俊城到现场参与打架；在轮胎厂，其看到有一男子拿一根棍子打郑某1，陈某3对郑某1拳打脚踢。后来其在也有去追郑某1，追到海边一个铁塔下面其看到王荣清拿出一把弹簧刀砍了郑某1头部一下，郑某1的头部就被划出一个伤口。同时，王天贵到了五帝庙后给每人分了500元作为出场费的事实。辨认笔录证实拿棍子的男子为同案人王荣清。 11.同案人柯俊城的供述，证明2015年12月19日，其受沈某纠集去东进村轮胎厂打架，其在现场有和沈某、翁金明、翁晓杰一起追赶郑某1。在网格站沈某有分给其与翁晓杰、翁金明三人每人五百的事实。同时，其通过公安出具的监控看到有人拿一根棍子出来，但是在当晚现场没有看到有人拿工具等事实。 12.同案人黄先超的供述，证明案发当晚其刚到现场的时候有看到王荣清手上拿一个镀锌管，但不清楚王荣清有没有拿镀锌管去殴打郑某1等事实。 13.同案人王超凡的供述，证明2015年12月份的一天晚上9时许，王荣清电话联系其到“红红”家开车送他去莆田市区的家中，王天贵坐王志祥开的车在前面，两辆车开到新塘路段时，王天贵的车掉头往灵川方向开，王荣清就叫其跟过去看一下。车开到门口后，其看到王荣清跟5个左右的男子在说话，其就认识其中一个叫陈某3，当时王天贵也在五帝庙。之后王荣清就叫其开车跟着王天贵的车到了贵龙轮胎厂门口，其和王志祥把车停在贵龙轮胎厂门口，王志祥好像是呆在车上。郑某1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到的，然后把车停在轮胎厂正门口。王荣清下车后站在边上看着王天贵和郑某1，期间王荣清手里拿着一根小铁棍并用带子缠绕在手上，过了一会王荣清卸下铁棍交给其，其拿到铁棍后因害怕会打架就放进袖子里，铁棍有十来公分长，直径2、3厘米。王荣清把铁棍交给其的时候，大家还没围住郑某1。期间王天荣也过来了，之后过来的人越来越多，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气氛有点紧张。之后郑某1把王天贵推倒在地，然后就跑了，期间还撞到王天荣，紧接着有两三个人在后面追郑某1，至于有没有追到郑某1不清楚。在他们追郑某1的时候，其就在马路边把铁棍扔了，现在不记得扔哪里。之后其在灵川派出所的时候见到郑某1头上流血，头发是湿的事实。 14.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证明其与被害人郑某1在案发当晚发生口角后相约在贵龙轮胎厂前打架，后其纠集王荣清、陈某3、沈某等人殴打郑某1致其轻微伤，且事后知道王荣清有带铁棍，同时事后其有拿钱给王荣清去安排参与打架人员等事实。 公诉机关同时还提供以下证据：证人詹某11、张某2、黄金明、詹某10的证言，伤情照片，体表原始伤情记录表，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到案经过，破案报告书，强制措施，户籍证明，同案人翁金明、王天荣、王志祥、林金美、王超凡、郑建锋、詹武添的证言等。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被告人王天贵纠集他人殴打被害人郑某1致郑轻微伤的事实，有被害人郑某1的陈述，证人郑某8、郑某2、詹某11等人的证言及同案人王荣清、陈某3、沈某的供述相互印证，且有现场监控视频、辨认笔录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被告人王天贵辩解其未纠集他人去打架，其不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辩解，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八）2012年，省道201工程在城厢区路段施工时，在亩的土地，项目部在施工期间对该空地享有使用权。2012年年底，被害人詹某1、詹某2经项目施工方负责人林某4默许，在上述空地投资建设沙场，二人分别占股70%、30%。被告人王天贵发现该处空地适合做沙场后，召集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共同策划欲赶走被害人詹某1、詹某2后自行经营沙场，并约定各自分别占股40%、30%、30%；为便于赶走被害人詹某1、詹某2，被告人王天贵与同案人王某5找到林某4，要求林某4在其提供的协议中盖章，林某4在被告人王天贵的要求下在协议中盖章，该协议载明甲方为灵川段201项目部，乙方为东进村王天贵、王某5、詹某11，协议载明甲方在开工建设以来，乙方一直协助支持并及时化解因施工带来的纠纷，保证道路安全畅通，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同时乙方还提供海沙2船，计2900立方，价格27元，还有东进村外滩涂赔偿的海蛎、鱼网等计25000元，下尾村的鱼网赔偿3500元，经201项目部讨论决定，把东进村段3坎排水涵洞西侧现有的土石方作为海沙和赔偿的海蛎、鱼网等价补偿给乙方，本协议自签章后生效。协议书中的落款时间为2012年5月10日。 之后，被告人王天贵发现被害人詹某1、詹某2在沙场建设施工，便打电话让同案人王某5和村干部詹某2前往阻止施工，因被害人詹某2不听劝阻，同案人王某5电话告知被告人王天贵。王天贵便叫了两个外地人到现场，站在挖掘机前阻挠施工，并称该处空地属于其所有且有与项目部签订的协议书为凭，要求被害人詹某1、詹某2撤走不准施工，并让两个外地人扣留挖掘机。被害人詹某1、詹某2被迫离开沙场后，因先期已投资建设沙场，担心今后无法生产经营，且挖掘机被暂扣期间需要支付租金，便找人向被告人王天贵求情。之后，被告人王天贵允许被扣留的挖掘机离场，并召集同案人詹某11、王某5商量同意被害人詹某1、詹某2合伙入股沙场并重新分配股份。其中，被告人王天贵占股40%，同案人王某5占股25%，同案人詹某11占股35%，被害人詹某1、詹某2分别占股20%、7%并挂在同案人詹某11名下。莆田市城厢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0月14日向被害人詹某2颁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为莆田市城厢区众宏建材商行，经营场所为莆田市城厢区东进水闸旁。沙场经营期间，莆田市城厢区海洋与渔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3年3月22日、12月6日、2014年4月11日向涉案沙场发通知书要求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局于2018年4月10日也通知要求涉案沙场停止非法占用海域行为，恢复海域原状。沙场在被告人王天贵及同案人等人的经营下规模不断扩大，并于2013年年底、2014年年底、2015年年底分别分红约160万元、160万元、100万元，被告人王天贵、被害人詹某2、詹某1及其他股东均按占股比例分红。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供的以下证据证实： 1.被害人詹某2的陈述，证明其与詹某1投资经营沙场后，被王天贵、王某5等人通过扣押车辆、言语威胁等方式强行入股，稀释股份。在此期间其找哥哥詹某11与王天贵理顺沙场经营权归属等问题。沙场经营期间三次分红，其分别分得11.2万元、11.2万元、7万元，其中第一次的11.2万元还给詹某1抵之前投资沙场的出资，2018年还没有分红等事实。同时还陈述王某1是东进村管土地的村干部，村民建房要找王某1讲人情，否则建房的时候就会被镇里查，所以要建房的村民虽知道王某1钢筋厂钢筋价格比别人的贵也得去找王某1购买的事实。 2.被害人詹某1的陈述，证明内容与被害人詹某2陈述基本一致，同时陈述沙场经营期间扣除出资本金，其获利52万元等事实。 3.证人林某3的证言，证明被害人詹某2雇佣其在东进沙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挖掘机被王天贵、王某5等人强行扣押，直至第二天下午三四点才被放行，其收取被害人詹某2佣金1200元的事实。 4.证人林某4的证言，证明其在明确告知王天贵等人已答应被害人詹某2在空地上经营沙场的情况下，王天贵仍要求其在出具的协议上盖章，并入股沙场的事实。 5.证人詹某2（村干部）的证言，证明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早上，王天贵发现被害人詹某2、詹某1在沙场施工，还有挖掘机作业，就叫其与王某5前往阻止施工。之后王天贵也到现场不让施工，并叫了两个外地人看住挖掘机不让离开，挖掘机第二天才放行。同时，其经王天贵同意获得沙场5%的股份，并以其名义办理沙场营业执照等事实。 6.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下半年的时候，王天贵联系其是否要合作东进沙场，其同意参股，后因王天贵说合股人员较多，其只能参股5%，股份由王天贵代持。之后其转账8万元给王天贵作为入股沙场的钱。一年后王天贵归还该8万元，第二年其分红5万元等事实。 7.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证明2013年年初，其与王某5、詹某11明知被害人詹某1、詹某2在涉案空地倒沙子占领围堰做沙场,基于该空地是平地，做沙场成本低、投资少，依然找项目施工负责人林某4要求将空地给他们经营沙场，在林某4告知该空地已由詹某1、詹某2在做沙场的情况下，仍要求林某4签转让协议。后以扣押施工挖掘机的方式阻碍被害人施工，强行入股沙场并分配股份给被害人詹某1、詹某2，从中非法获利。沙场股份具体分配为詹某11占股8%、詹某2占股7%、詹某1占股20%、王某5占股20%、村干部詹某2占股5%、王天荣占股10%、王超凡占股10%、陈国兵占股5%、唐某占股5%、其占股10%。其用做工程剩余的石头及部分现金作为占股10%的资金投入，平时城厢区海洋渔业局过来查沙场都是其找关系去解决的事实。 8.同案人王某5的供述，证明2012年年底开始，其与王天贵、詹某11等人一起合伙作沙场，还和王天贵、詹某11合伙做些小工程。其在沙场占股20%，获利52万元左右。王天贵安排其和詹某11入股沙场赚钱，这样他们就会更听王天贵的话。王超凡负责沙场的出纳、詹某11负责会计的事实。其他关于入股沙场的供述内容与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基本一致。 9.同案人詹某11的供述，证明王天贵发现被害人詹某1、詹某2在块空地经营沙场就找其和王某5一起参股进去，并约定王天贵占4成、其与王某5各占3成，其3成中再分配给被害人詹某1、詹某2。刚开始被害人詹某1、詹某2不肯他们参股，后经王天贵、王某5等人通过扣押挖掘机阻碍施工的方式迫使被害人妥协并同意相关股份分配。王天贵的外甥王超凡负责沙场的出纳，其负责会计。被害人詹某2系其亲弟弟，当时入股沙场能赚钱，也就没有考虑很多。同时还供述各股东的出资、沙场经营及其个人获利20万元左右等事实。 公诉机关同时还提供协议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注册登记材料，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收款收据，个人简历等证据。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王某5、詹某11通过采用扣留挖掘机阻碍施工等方式强行入股参与沙场经营的事实，有被害人詹某1、詹某2的陈述，证人林某3、林某4的证言及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的供述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王天贵及辩护人关于王入股沙场系被害人自愿的辩解，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同时，沙场经营至案发，犯罪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辩护人关于该节指控已超过追诉时效的意见亦不予采纳。 （九）2013年1月4日，莆田市涵江区大地测量有限公司受东进村民委员会委托对位于内侧的滩涂地进行测量，测量面积为658.9亩（该测量面积不包含本案三角池滩涂约20亩的面积）。 2013年3月2日，莆田市城厢区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志博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承包合同》，吴志平作为乙方的负责人在承包合同中签字，合同载明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由乙方承包甲方位于内侧，东至东进村滩涂、东北点为东进村下尾村合并池东边闸门，西至东进村新垦海堤，南至，北至东进村旧垦海堤，具体按测量图纸为准。新垦大闸门沿新垦海堤，旧垦海堤至花蛤池闸门，或下尾边界三角池至旧垦花蛤闸门，应留三十米宽为旧垦内1-4号养殖池进出水沟；进出水沟两边新建堤必须砌石，确保旧垦花蛤池进出水沟不受影响，承包面积约658亩,承包期为21年，租金每年每亩1260元,自2013年3月2日至2034年3月1日止，其中第一年为建设期免收租金。 吴志平在围池建设期间，被告人黄少勇发现养殖池西侧一处约20亩三角池未利用，就与被告人王天贵沟通欲承包该三角池；被告人王天贵便同意被告人黄少勇的请求。同年10月左右，被告人王天贵、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村党委成员私下讨论决定将三角池租给被告人黄少勇承包，并由村主任詹某11以村委会的名义与被告人黄少勇签订合同。 2013年10月31日，在未经公开招投标的情况下，莆田市城厢区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被告人黄少勇（作为乙方）签订《承包合同》，合同载明经东进村两委研究，并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以承包形式对东进村的浅海滩面积约20亩进行发包，并由乙方承包，承包地点位于内侧，东至东进村新垦闸门排洪沟，西至新垦海堤，南至应留给扩建后为准，北至东进村新垦闸门排洪沟；新垦闸门至闸门排洪沟应留宽度由甲方决定为准，乙方无权提出任何要求；承包面积约为20亩；承包期为20年4个月，自2013年10月31日至2034年3月1日止，租金15万元一次性支付（合同签订后，村委会未收到被告人黄少勇的租金）。合同第六点约定“乙方应积极主动与福建志博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浅海滩沟通，谈妥协调有关两家进排水问题，做到互利双赢。” 承包合同签订后，为防止吴志平以后闹事，被告人黄少勇找司法所所长蔡某在合同中签字盖章见证，但未按合同约定向村委会缴纳15万元租金，并开始填土围堰。吴志平发现被告人黄少勇围堰后会影响其公司养殖池的正常排水，便与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多次协商解决三角池的归属问题。因吴志平已请求协商三角池的归属问题，被告人黄少勇在围堰施工一天半后，在被告人王天贵的要求下暂停施工。经几个月协商未果后，吴志平认为该三角池围堰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后在被告人王天贵等人的协调下，由吴志平受让被告人黄少勇承包的三角池，并与东进村委会再次签订承包合同。 2014年5月18日，东进村两委全体成员就本案三角池滩涂承包招投标事宜进行商议，议定承包方式为20年一次性缴纳，20年投标起标价为148000元，以最高额中标。同月20日，东进村村民代表、村监会召开会议再次就本案三角池滩涂承包事宜进行商议，并确定承包具体方式。 2014年5月28日，被告人黄少勇（作为甲方）与吴志平（作为乙方）签订《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与东进村委会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承包浅海滩涂一份，面积约20亩，现甲方愿意转让给乙方经营，乙方付给甲方转让费（包括前期施工费用）15万元，甲方转让给乙方后，甲方与东进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自行终止，由乙方再与东进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但乙方与东进村委会承包费以甲方原承包费为准，总额为15万元，承包期至2034年12月31日，由乙方与东进村委会签约日一次性交清15万元租金；甲方转让给乙方后，甲方无任何理由干涉乙方生产经营。东进村民委员会作为见证方在协议书中盖章，被告人王天贵及同案人詹某2签名，并注明“同意并认可以上协议书”。同日，被告人黄少勇向吴志平出具《收据》一份，载明已收到吴志平就东进村滩涂承包转让协议中的转让费15万元，实际转让费为12万元，故只收取转让费12万元，转让费已全部付清。 2014年6月，东进村村民委员会委托福建建发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东进村新垦闸门边三角形浅海滩涂养殖地承包项目（总面积约20亩）进行公开招标，发包标底租金148000元，租赁期限为20年零4个月。2014年6月17日，吴志平以15万元的价格中标。2014年6月20日，东进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吴志平（作为乙方）就该三角形浅海滩涂养殖地承包事项签订《承包合同》；同月22日，吴志平向东进村村民委员会一次性支付租金15万元。 2019年4月3日，莆田市城厢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回复论证滩涂养殖池排洪功能的函》中载明就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提出的关于滩涂养殖池排洪功能的问题论证结果回复如下：1、水产养殖池都需要设置进排水系统，因此福建志博渔业公司承包的658亩滩涂养殖池需要设置排水系统；2、三角池滩涂位于堤坝排洪闸门口右侧，具有排洪功能，村里泄洪及其他养殖池也是从堤坝排洪闸门排水；3、三角池滩涂填土围堰后会影响到福建志博渔业公司658亩滩涂养殖池的进排水，进而影响到其水产养殖。 认定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供的以下证据证实： 1.吴志平的陈述，证明其所在志博公司承包建池期间曾与东进村口头约定建池后在测绘实际使用面积，若实际养殖面积超出658亩的面积也是按658亩计算租金，若实际养殖面积不到658亩，则按实际测量面积计算租金。其因修路等问题与王天贵发生矛盾，在其承包建池还未结束的情况下，王天贵就将三角池承包给黄少勇，三角池是志博公司的进排水、东进村的排洪和1-4号池的排洪以及整个内侧涨退潮的公共区域通道。黄少勇在三角池围堰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经多次协商无果后，迫于压力同意王天贵提出的需要支付15万元转让费给黄少勇，然后再和村委会签订三角池的承包合同并支付15万元租金的要求。后其被迫向黄少勇实际支付12万元转让费并向村委会支付15万元租金承包该三角池的事实。 2.证人范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志博公司的股东，其这一份占股45%、吴志平占股40%、还有一个人占股15%。其、吴志平等人合股经营所承包的东进村养殖池，后因三角池承包权归属问题，其与吴志平等人与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后，其与吴志平说该三角池的事情公司就不参与，吴志平以个人名义跟东进村协商，三角池最终归属属于吴志平个人，不属于公司，后来其得知该三角池被吴志平承包的事实。 3.证人詹某3的证言，证明2013年下半年，王天贵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将三角池承包出去，其在讨论三角池承包时提出一次性收取租金15万元，还提出三角池的位置位于滩涂排洪处应由志博公司优先承包，但王天贵决定由黄少勇承包的事实。 4.证人蔡某的证言，证明黄少勇有拿三角池承包合同找其签名盖章，当时詹某11打电话让其帮忙签名盖章的事实。 5.证人陈某4的证言，证明黄少勇系其二姐夫，是东进村村委会的干部。其跟黄少勇没有一起投资过什么项目，在东进村也没有。大概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1月份期间，黄少勇跟其说他要做一个项目没有钱，需要借20万元，其同意后按黄少勇的要求先后把钱汇给姚雅丽和王天贵，每人各汇10万元，后来黄少勇隔了至少有三个月时间才将20万元归还。不知道黄少勇向其借款投资什么项目。其借钱给黄少勇没有收据或欠条。还钱的时候是黄少勇跟其说提供银行账号，然后姚雅丽和王天贵通过银行转账给其。其不知道黄少勇在东进村承包一块20亩左右的三角池滩涂。黄少勇没有跟其说过一起在角池滩涂。其不认识吴志平，吴志平没有就三角池的转让问题跟其进行协商。王天贵没有找其谈过三角池滩涂事情的事实。 6.证人林某5的证言，证明其系莆田市涵江区大地测量有限公司的员工，2013年1月份左右，其在城厢区测量过一个滩涂。当时是东进村村委委托公司对滩涂进行测量。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其他人一同前往测量了。其在东进村干部带至滩涂后，根据村干部指定的位置用仪器采集所在位置的经纬度，然后将所有数据都采集完毕后带回公司分析计算出滩涂的面积。滩涂的界限的位置是由东进村村干部定的。当时测量除了东进村的村干部没有其他人在场，其不知道为何如此划定滩涂界限。滩涂左下角处有一块类似三角形的区域没有在测量范围内。这个类似三角形的区域没有受委托测量过。其不记得当时村干部是什么人带去测量的事实。 7.证人黄某3的证言，证明其系莆田市涵江区大地测量有限公司的员工，2013年左右受委托，根据村干部要求对东进村滩涂进行测量。其他证言与证人林某5基本一致的事实。 8.东进村两委会议记录、村民代表会议记录，证明东进村村委会讨论研究将三角池出租的事实。 9.指认照片，证明吴志平分别指认东进村“三角池”、黄少勇在“三角池”倾倒沙石子围池以及“三角池”位于志博公司养殖池的西侧，堆放在志博公司养殖池环池路上的垃圾，垃圾位于莆田市海产品加工项目征迁指挥部（王天贵原住处）东侧、西侧的事实。 10.测量图、卫星照片，证明志博公司约658亩养殖池、20亩三角池的位置及排洪闸口的位置等事实。 11.同案人詹某11的供述，证明因黄少勇在沙场和村里工程方面都没有股份，所以王天贵安排黄少勇承包东进村新垦海田的闸门附近一水沟养殖及一个20亩的三角池养殖池项目。该三角池按合同字面描述是属于志博公司承包的，但按测绘图该三角池又不在志博公司承包范围内，因当时操作失误未将测绘图附在合同中。王天贵因平时与吴志平有纠纷，刚好测绘图和承包合同有争议，因三角池在志博公司养殖池旁，三角池的围堰会造成志博公司养殖池内水流排洪压力大，于是王天贵就决定由黄少勇承包该三角池，其目的既可以让志博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也可以借机敲诈吴志平，让志博公司找王天贵协商赔偿三角池事宜。黄少勇承包三角池没有经过招投标，也没有支付15万元租金，承包合同是其与黄少勇签订的；为防止吴志平闹，其打电话给司法所蔡某给黄少勇的承包合同签字盖章见证。吴志平得知黄少勇承包三角池并围堰施工后，带了7、8个人到其家中理论，其告知吴志平等人可以走法律程序。后经协商，吴志平向黄少勇支付12万元的转让费及向村委会支付15万元租金承租该三角池，12万元转让费其均未分得，但事后黄少勇有请其、王天贵、王某5吃饭以表示感谢的事实。 12.同案人王某5的供述，证明黄少勇看到志博公司承包的658亩滩涂养殖池旁有一个三角池空置，就抱着侥幸的心理找王天贵说要承包该三角池，王天贵因当时与志博公司的吴志平矛盾较深就同意黄少勇的要求。其他供述内容与同案人詹某11供述基本一致。 13.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证明2013年上半年，其与吴志平发生矛盾，按吴志平与村委会签订的合同字面理解涉案三角池是属于吴志平承租范围，但合同对三角池是否属于承租范围约定不严谨，其就想通过三角池做文章刁难吴志平。其叫黄少勇承包三角池，并召集村党委委员詹某11、王某5、王某1、黄少勇开会，在会议上由其决定将三角池租给黄少勇，然后在村委代表会上走形式通报该决定。承包合同由詹某11与黄少勇签订，当时黄少勇没有交纳租金，也没有将租金交给其，且该承包合同没有经过招投标是无效的。黄少勇承包后才运了十几车沙石堆放在三角池滩涂准备施工就被吴志平发现并阻止施工。吴志平发现黄少勇施工后就找其和詹某11反映说该三角池是属于志博公司的，但其和詹某11坚持认为三角池是属于村的，后来其以村委会的名义组织吴志平、黄少勇协商解决。2014年上半年，经协商由吴志平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重新与东进村签订承包三角池的合同并缴纳租金15万元，吴志平再私下支付给黄少勇12万元转让费，其未分的该12万元款项。若黄少勇真要投资建三角池成本较高且效益低，同时三角池围堰后对吴志平承包的总池排水流速有影响，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的事实。 14.被告人黄少勇的多次供述中对于是否明知涉案三角池属于志博公司承包范围不一致，其中第五次在莆田市第二看守所的供述证明2013年其发现志博公司旁边闲置一个三角池滩涂，其就去找王天贵表示要承包该三角池，王天贵表示同意。其同时问王天贵该三角池在志博公司承包范围内，到时候吴志平提出异议怎么办，当时王天贵说没关系有异议由他和村里面出面解决，之后王天贵召集村党委委员詹某11、王某5、王某1和起开会，王天贵决定由其承包三角池滩涂，之后去现场丈量三角池滩涂。然后王天贵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大会同意将三角池承包给其，租期20年与志博公司一样，并一次性支付租金15万元，后由其与村主任詹某11签订合同，并由其将合同拿到司法所找所长蔡某盖章公正，但承包合同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其将租金15万元交给王天贵。其承包该三角池后隔了一两个月开始施工，其运了沙石去填土围堰，施工一天半后就被吴志平阻止，吴志平说要承包该三角池，王天贵就叫其暂停施工。后经协商，由吴志平重新跟东进村签订承包三角池合同，并交纳租金15万元给村委会，同时吴志平与其也签订转让协议并支付转让费12万元，12万元转让费全部由其本人收取。同时供述若其围堰后会对志博公司养殖池的进水、排水流速有影响，若挖三角池排洪沟淤泥时会对志博公司养殖池进水的水质有影响的事实。 公诉机关同时还提供承包合同、收款票据、收据、招投标材料、转让协议书、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关于论证滩涂养殖池排洪功能的函及回函、复函等证据。 上述证据经法庭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十）2009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王天贵以自己或其侄子即同案人王荣清的名义先后向东进村村民永久性受让农用果杂地，并签订《合同书》、龙眼树售据等协议，共计支付转让费234202元，其中： 1.2009年8月6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林某6受让0.636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23320元、果杂地转让费31800元，共计55120元。 2.2009年8月6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王某6受让0.483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17710元、果杂地转让费24150元，共计41860元。 3.2009年8月6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王元辉受让0.417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15290元、果杂地转让费20850元，共计36140元。 4.2009年8月16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阿某受让0.48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18513元、果杂地转让费24000元，共计42513元；向村民王国顺受让0.06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2178元、果杂地转让费3000元，共计5178元。 5.2009年8月13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郑某9受让0.12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4356元、果杂地转让费6000元，共计10356元。 6.2009年8月13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詹某12受让0.18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6534元、果杂地转让费9000元，共计15534元。 7.2009年8月13日，以王荣清的名义按每亩50000元的价格向村民郑金祥受让0.186亩果杂地，支付果树转让费6751.8元、果杂地转让费9300元，共计16051元。 8.2010年5月8日，以王天贵的名义向村民王开发受让0.014亩，支付果树转让费1000元、果杂地转让费700元；向村民王开辽受让0.014亩，支付果树转让费1500元、果杂地转让费700元，上述共计3900元。 9.2010年5月21日，以王天贵的名义向村民王金明受让0.069亩，支付果树转让费1100元、果杂地转让费3450元，共计4550元。 10.2011年2月17日，村民詹治母以3000元的价格将3棵果树转让给王天贵。 被告人王天贵受让上述土地后自行修建围墙和护坡。2014年12月1日，被告人王天贵明知村民詹某10购买土地用于建设海蛎加工厂，仍以同案人王荣清的名义将上述果杂地卖给詹某10，并以同案人王荣清作为甲方、詹某10作为乙方、东进村委会作为见证方共同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将以上村民转让地再次自愿转让给乙方作为永久性使用，转让地以甲方已建围墙为准；转让面积约3亩，转让费110万元，其中签约日支付20万元、2015年农历正月十日前支付35万元、元月30日前支付25万元、2016年农历正月十五前支付30万元。2014年11月30日，被告人王天贵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詹某10石碑顶（原酱油场）土地转让费贰拾万元（200000.00）整。” 2019年1月21日，福建省高纬地理信息有限公司受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委托对本案詹某10海产品宗地块进行现场实测，确认该地块占地面积为2084.8平方米，合计3.1272亩。同月23日，莆田市国土资源局城厢分局出具的詹某10海产品宗地地块土地地类面积分类表中载明该地块自2008年度至2017年度均为旱地和果园，2018、2019年度变更成果国家未下发。 2019年6月21日，莆田市城厢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关于围墙和护坡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上述围墙和护坡于2014年12月1日的市场价格为140904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天贵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证人詹某10、林某6、王某6、王某7、郑某9、詹某12、阿某、肖某、王某8等人的证言，《合同书》、龙眼树售据等协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收条，面积分类表、地块测量报告书，《关于围墙和护坡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同案人王荣清及被告人王天贵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2018年8月31日，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抓获被告人王天贵。次日，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抓获被告人郑瑞清。同年11月2日10时许，公安民警在城厢区村委会抓获被告人黄少勇。同年11月12日，被告人黄清英、沈榕接到城厢区监察委员会电话通知后，到莆田市公安局灵川派出所接受调查。 2019年1月17日，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三份《情况说明》中载明：2018年6月6日，城厢区监察委员会成立核查组对城厢区“扫黑办”移送的被告人王天贵涉黑涉恶以及“保护伞”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发现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黄少勇涉嫌违法问题。2018年9月16日，该委对被告人王天贵、郑瑞清涉嫌违反法律法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调查期间，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交代该委已掌握的其贪污“海景房”补偿款事实，并如实供述该委尚未掌握的其本人其他行贿事实。被告人郑瑞清如实交代该委已掌握的其帮助王天贵贪污海景房补偿款的事实，并如实供述该委还未掌握的其本人其他行贿以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事实。2018年11月12日，该委通知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到莆田市公安局灵川派出所接受询问，二人分别如实说明该委已掌握的二人各自伙同被告人黄少勇贪污海蛎补偿款的事实。2018年11月13日，该委对被告人黄少勇涉嫌贪污问题立案调查。调查期间，被告人黄少勇如实交代该委已掌握的其贪污海蛎补偿款的事实。2019年1月17日，该委对被告人黄清英、沈榕涉嫌贪污问题立案调查；调查期间，被告人黄清英、沈榕如实交代该委已掌握的贪污海蛎补偿款的事实。 2018年12月7日，被告人王天贵向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退缴违纪违法所得款项26万元，其中25万元随案移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检察院。 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于2019年5月5日冻结被告人王天贵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12395.33元、冻结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存款225.45元；并于同月8日冻结被告人王天贵在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行3个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分别为32157.69元、276.63元、31.89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在法庭上提供指定办理通知书、谈话通知书、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询问通知书、扣押决定书、清单、情况说明，被调查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冻结明细，到案经过、破案报告书，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黄清英、沈榕、郑瑞清的讯问笔录等证据，证实本案办案程序合法。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黄清英、沈榕、郑瑞清对此均无异议。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内容客观、真实、合法，均予以采信。 经审前调查评估，莆田市城厢区司法局认为被告人郑瑞清、黄清英、沈榕均符合社区矫正条件。 对于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王天贵领取“海景房”补偿款155.756098万元的性质问题 被告人王天贵对指控领取“海景房”补偿款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该款项系其合法所得，不构成贪污罪。辩护人认为：涉案“海景房”系被告人王天贵投资建设，是经东进村和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建设的管理房，不属于两违建筑，被告人王天贵获得的相关补偿款是通过公开方式取得且符合拆迁政策；同时，在同批次拆迁中，其他管理房拆迁也得到政府补偿，故被告人王天贵获得“海景房”征迁补偿款不构成贪污。 经审查认为，涉案“海景房”系被告人王天贵在私下受让被告人郑瑞清的养殖池承包经营权后，以原管理房年久失修需要翻建为由建“海景房”供其与家人居住，且未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旧管理房亦未全部拆除。城厢区党政联席会议系研究同意东进村关于翻建管理房的请求，而非同意新建“海景房”。城厢区水务局亦对“海景房”作出限期拆除及罚款的行政处罚，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定书亦裁定该“海景房”应予以拆除；同时城厢区“两违”巡查发现“海景房”系属违规建房，故涉案“海景房”应属于违章建筑，按照2015年4月20日，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莆田市城厢区笏枫公路（城厢段）拓宽改造工程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通知》第八条违章建筑处理方法：（三）2009年3月27日（莆田市清理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以后的“两违”建筑房屋，一律不予补偿安置及材料费补贴的规定，涉案“海景房”系属一律不予补偿安置及材料费补贴的范畴。同时，涉案“海景房”补偿款中所包含的简易管理房补偿款2.8万元，该简易管理房系原年久失修的管理房，是上一轮5户承包者使用的5个管理房中的一个，与涉案“海景房”无关，亦非王天贵可领取的款项；该简易管理房的补偿款属于东进村委会还是上一轮**承包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至于辩护人提出的同批次其他管理房补偿问题，与本案无关，不予评判。故被告人王天贵借本案“海景房”领取的补偿款155.756098万元于法无据。被告人王天贵担任东进村党委书记期间，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征地拆迁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配合征迁小组做好项目征迁丈量、登记、复核、内业整理等工作时的职务便利，通过行贿等手段骗取征地补偿款155.75609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王天贵及辩护人关于王不构成贪污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郑瑞清行贿行为系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的问题 被告人郑瑞清伙同证人黄某2的行贿行为均是以二人各自名义实施的行贿行为，并非以希忠合作社名义行贿，行贿款项均是由二人先行垫付，补偿款的领取亦是以个人名义领取，而非以希忠合作社名义领取。被告人郑瑞清、证人黄某2在行贿前及事后报销行贿款时均未告知合伙人林某2、郑某7。同时，证人黄某2和被告人郑瑞清均证实会对1-4号养殖池的账目予以定期结算并销毁，该行为与单位正常经营活动不符。上述行贿行为未以单位名义进行，所得利益亦非归希忠合作社所有，而是归被告人郑瑞清等个人所有，故被告人郑瑞清伙同证人黄某2的行贿行为应系个人行贿。被告人郑瑞清及辩护人关于系单位行贿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 被告人郑瑞清系该节行贿行为的主要提议人和具体实施人，在该节行贿行为中的犯罪作用相对较大，应对该节全部犯罪行为负责。证人黄某2送给同案人詹某11的2万元和3万元均事前征得被告人郑瑞清同意，故被告人郑瑞清应对该行贿行为负责。同时，被告人郑瑞清为养殖池补偿款二次评估送给被告人王天贵的10万元，但事后并未进行二次评估，而是采用合同倒签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比原来更多的补偿款，系不正当利益，故被告人郑瑞清的辩护人关于证人黄某2所送的5万元及为二次评估送给王天贵的10万元应予以扣减的辩护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三、关于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获利数额问题 被告人王天贵以其个人名义或同案人王荣清名义购买涉案土地及果树支付的款项共计23.4202万元，同时其在所购买土地建围墙和护坡花费14.0904万元，该37.5106万元（23.4202万元＋14.0904万元）系被告人王天贵倒卖土地给詹某10时所花费的成本，可在收取的转让款110万元中予以扣减，故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王荣清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实际获利72.4894万元（110万元-37.5106万元）。被告人王天贵及其辩护人关于购买土地、果树及建围墙、护坡的成本应予以扣减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提出对于该成本所产生的利息应一并扣减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四、关于聚众斗殴一节是否具有持械的问题 同案人王荣清、沈某、王超凡的供述及监控视频可证实同案人王荣清有携带工具到双方约架的“贵龙”轮胎厂门口，但在追打被害人郑某1前同案人王荣清已将所携带的工具交由同案人王超凡保管，同案人王超凡亦供述其拿到铁棍后就放进袖子里且未参与追打被害人郑某1。被害人郑某1的陈述及证人郑某8、郑某2的证言中均未提及有看到同案人王荣清所携带的工具，且被害人郑某1亦不清楚被告人王天贵一方是否有使用工具及使用何种工具对其进行追打，现有证据虽可证实被告人王天贵一方在聚众斗殴过程中有携带工具，但未能证实有使用该工具或将该工具显示给被害人郑某1一方。同时，同案人沈某关于看到同案人王荣清使用弹簧刀将被害人郑某1头部划出一伤口的供述与被害人郑某1的伤情系钝性外力伤所致的鉴定意见不符，故对同案人沈某关于弹簧刀的相关供述不予采信。被害人郑某1体表检见的挫裂伤、挫伤、擦伤，虽符合钝性外力伤的特征，但不排除在被追打过程中受其他外力撞击或击打所致，故在现有证据情况下，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予认定被告人王天贵一方在聚众斗殴中具有持械情节。被告人王天贵及其辩护人关于该节未持械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五、关于吴志平支付的27万元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问题 根据志博公司与东进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载明承包面积为658.9亩滩涂地，并约定具体按测量图纸为准，测量图纸虽未作为合同附件使用，但从该测量图纸可证实涉案的20亩三角池并不包含在658.9亩范围内，同时吴志平陈述该三角池是志博公司的进排水、东进村的排洪和1-4号池的排洪以及整个内侧涨退潮的公共区域通道，且志博公司的股东即证人范某的证言亦可佐证该三角池不属于志博公司所承包的范围。被告人黄少勇承包该三角池虽未经公开招投标，但承包行为经东进村两委研究，并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且签订承包合同，该承包行为对于被告人黄少勇及东进村委会均具有法律效力。吴志平对该三角池的承包权归属问题提出异议并不当然具有合法性。同时不能仅以该三角池对658.9亩养殖池是否具有排洪功能、是否会影响水产养殖来推定吴志平系受胁迫的情况支付27万元款项，该三角池客观上不属于志博公司承包范围，即使三角池具有排洪功能、会影响水产养殖，志博公司作为养殖池的承包经营者，在承包该658.9亩养殖池时未尽谨慎审查合同义务导致被告人黄少勇承包该三角池并施工的情况下处于被动。 吴志平、被告人黄少勇及东进村委会之间的协商行为应属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吴志平与被告人黄少勇之间存在合同转让关系，吴志平与东进村委会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被告人黄少勇利用其与东进村委会先行签订承包合同的优势条件而收取吴志平的转让费12万元似有不当得利之嫌，但在客观方面无法认定该行为属于对吴志平实行精神强制，使吴志平产生恐惧、害怕心理，不得已而交付财物的情形，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且吴志平在支付12万元转让费和15万元承包费后客观上取得了该三角池的承包权。东进村收取三角池承包费15万元系基于承包合同而合法取得。在案并无其他证据证实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等人采取胁迫手段强行索取吴志平钱财，故公诉机关指控吴志平支付的27万元系被敲诈勒索情况下支付的，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支持。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及其各自辩护人关于王、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予以采纳。 六、关于强行入股沙场是否构成强迫交易罪问题 被告人王天贵辩解其未强行参与沙场经营，是被害人詹某1、詹某2自愿同意其入股，其也按所占股份出资，其不构成强迫交易罪。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天贵等人为占用沙场阻碍施工、扣留挖掘机等行为不是刑法规定的以暴力、威胁手段，也达不到情节严重；被告人王天贵等人在被害人詹某1、詹某2未取得沙场的合法经营权情况下与之相互争夺占用不属于各自的空地并最终妥协、共同合伙经营沙场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同时，该节发生在2012年年底，至被害人报案已时隔5年余，已经超过该节指控的追诉时效。 经审查认为，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王某5、詹某11在明知被害人詹某2、詹某1已先行占用沙场经营情况下，仍要求项目部负责人林某4与其倒签涉案沙场空地使用协议，通过采用扣留挖掘机阻碍施工等方式强行入股参与沙场经营，并将被害人詹某2、詹某1的沙场股权稀释仅共占27%，情节严重，其行为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詹某1、詹某2未取得涉案沙场的合法经营权并非被告人王天贵及同案人能强行入股沙场的理由；同时，涉案沙场的经营活动一直延续至2018年，强迫行为属于持续状态，故被告人王天贵及其辩护人关于王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天贵自2000年担任城厢区村党支部书记、主任以来，为控制东进村区域谋取不法利益，通过拉票、举报、揽收工程等方式排除竞争对手，拉拢同案人詹某11、王某5、被告人黄少勇等人在东进村担任村两委委员，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侵吞集体资产，并通过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揽收工程、强行入股沙场、行贿等方式谋取利益。形成以被告人王天贵为首要分子，同案人詹某11、王某5为重要成员，被告人黄少勇等人为一般成员，成员较为固定，通过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在一定区域内实施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符合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依法应认定为恶势力团伙。被告人王天贵、黄少勇及其辩护人关于不是恶势力的相关辩解及辩护意见，缺乏依据，均不予采纳。 被告人王天贵伙同他人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套取补偿款155.756098万元，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伙同同案人送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共计32.3万元，数额较大；利用担任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套取资金7.912万元，数额较大；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建房审批、巡查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送给的钱款共计18万元，数额较大；利用担任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送给的钱款共计15.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伙同同案人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并非法获利72.4894万元，情节严重；伙同同案人詹某11、王某5等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情节严重；纠集多人斗殴，致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斗殴罪，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相关罪名成立，但指控被告人王天贵伙同他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天贵伙同同案人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获利数额及聚众斗殴具有持械情节不当，均予以纠正。被告人王天贵及辩护人关于王不构成贪污罪、强迫交易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均不予支持；在职务侵占中，被告人王天贵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增垃圾清理费的方式套取村财1万元用于包片干部私下聚餐开支，该行为属于赃款的具体处分，该1万元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被告人王天贵及辩护人关于该1万元应予以扣减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同时辩解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获利数额应扣减利息成本亦缺乏依据，不予采纳。被告人王天贵及辩护人关于王不构成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没有持械情节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予以采纳。 对于贪污一节，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对于职务侵占一节，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供述且认罪，涉案的7.912万元赃款已及时退还村委会6.912万元，并已追回1万元，依法从轻处罚；但辩护人建议该节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对受贿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节，被告人郑瑞清如实供述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的其向被告人王天贵行贿的相关事实，且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载明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供述该委还未掌握的其本人其他行贿事实，故对受贿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节，被告人王天贵均不构成自首；辩护人关于王在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节中均系自首的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但受贿一节，被告人郑瑞清供述为其哥哥郑某7建房送给被告人王天贵2万元，该节其他受贿的16万元均系被告人王天贵在城厢区监察委员会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供述，属坦白交代同种较重罪行的行为，且认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罚；非国家工作人受贿一节，被告人王天贵如实供述且认罪，依法从轻处罚;受贿和非国家工作人受贿一节，被告人王天贵退出部分赃款，酌情从轻处罚。对于行贿一节，被告人王天贵系在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如实供述且认罪，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但辩护人建议对行贿一节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聚众斗殴一节，被害人郑某1积极参与约架行为，对矛盾激化负有过错责任，可酌情对被告人王天贵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该节被害人郑某1有过错的意见予以采纳。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一节，被告人王天贵能如实供述该事实，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黄少勇利用其协助政府开展征迁补偿工作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黄清英、沈榕等人虚增海蛎养殖面积套取补偿款共计16.2978万元，其中被告人黄清英参与套取补偿款6.2892万元、被告人沈榕参与套取补偿款5.0526万元，均数额较大。被告人黄少勇、黄清英、沈榕的行为均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贪污罪罪名成立。但指控被告人黄少勇伙同他人构成敲诈勒索罪，证据不足，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人黄少勇及辩护人关于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黄少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贪污犯罪事实、认罪，且已退出全部贪污款项，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清英、沈榕经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贪污事实且认罪，均系自首，且均已退出全部贪污款项，结合二人在共同贪污中的犯罪作用、地位，均可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郑瑞清明知被告人王天贵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征迁补偿款155.756098万元，数额巨大，仍积极提供帮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共计5.2万元，数额较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村基层组织人员钱款共计17.6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均成立。被告人郑瑞清及辩护人关于郑不构成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于法无据，不予采纳。被告人郑瑞清经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已掌握其为被告人王天贵贪污“海景房”补偿款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依法不构成自首；但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贪污事实且认罪，在共同贪污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辩护人关于郑在贪污一节中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关于郑系贪污从犯的意见予以采纳，但建议贪污一节对郑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郑瑞清主动如实供述城厢区监察委员会未掌握的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事实，系自首，结合其犯罪情节，可对行贿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依法均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郑瑞清及辩护人认为行贿系单位行为属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认定，故对郑在行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一节中均具有自首情节的辩解及辩护意见，均予以采纳。被告人郑瑞清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可依法适用缓刑。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五）项、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天贵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2029年10月17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黄少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2月8日起至2020年4月18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郑瑞清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黄清英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 五、被告人沈榕犯贪污罪，免予刑事处罚。 六、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向被告人王天贵扣押的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的赃款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七、继续向被告人王天贵追缴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尚未退出的赃款人民币八万元六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责令被告人王天贵退出贪污罪中的赃款人民币一百五十五万元七千五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九、责令被告人郑瑞清退出贪污罪中的赃款及孳息共计人民币六十元九角八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十、责令被告人王天贵退出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九十四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十一、莆田市城厢区监察委员会向被告人黄少勇、黄清英、沈榕及同案人扣押的赃款共计人民币十六万二千九百七十八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审 判 长  陈建郭 审 判 员  柯清廉 人民陪审员  陈 琴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林 兵 附所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款的规定处罚。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百二十六条【强迫交易罪】以暴力、威胁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强买强卖商品的； （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 （三）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 （四）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的； （五）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的。 第二百二十八条【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第二百七十一条【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九十二条【聚众斗殴罪】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多次聚众斗殴的； （二）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 （三）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持械聚众斗殴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九十条【行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十七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 （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 （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多次索贿的； （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 （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七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贿的； （二）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三）通过行贿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四）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实施非法活动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一百万元的。 第十一条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行贿罪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javascript:SLC(17010,0)?)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多次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处罚。 第六条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以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亩以上的； （二）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的； （四）非法获利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转让、倒卖土地接近上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如曾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自首的认定和处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成立自首需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分子未被办案机关掌握，或者虽被掌握，但犯罪分子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或者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向办案机关投案的，是自动投案。在此期间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犯罪分子向所在单位等办案机关以外的单位、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2）办案机关所掌握线索针对的犯罪事实不成立，在此范围外犯罪分子交代同种罪行的。 单位犯罪案件中，单位集体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而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或者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应当认定为单位自首。单位自首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未自动投案，但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视为自首；拒不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单位没有自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知道的犯罪事实的，对该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认定为自首。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办案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当予以说明并移交相关证据材料。 对于具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分子，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具体情节，依法决定是否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以及从轻、减轻处罚的幅度。 三、关于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处理 犯罪分子依法不成立自首，但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的；（2）办案机关掌握的证据不充分，犯罪分子如实交代有助于收集定案证据的。 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1）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实，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的；（2）如实交代对于定案证据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