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404民初2806号 原告：徐庆，女，汉族，1977年9月28日生，户籍地上海市南汇区，现住江苏省常州市新**。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春，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波，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倪静，女，汉族，1968年12月19日生，户籍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现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奕辰，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新，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舸文，男，汉族，1971年12月7日，住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原告徐庆诉被告倪静、蒋舸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春、杨洁波，被告倪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奕辰，被告蒋舸文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本案案情复杂，本院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庆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春、杨洁波，被告倪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文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蒋舸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撤销原告与被告倪静2017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2、撤销原告与被告倪静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3、撤销原告与被告蒋舸文于2017年3月1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4、判令两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5、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自2017年1月3日起暂算至2019年5月15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为113736.11元，并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6、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倪静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为原告投资入股常州可至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至公司），原告投资100万元，占该目标公司股权30%。2017年1月3日，原告按倪静要求将100万元汇入目标公司银行账户。原告完成上述事项后，即依约到目标公司，意图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但遭倪静阻挠，同时，原告在目标公司发现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要求原告投资100万元仅占30%股权与公司实况不符。同时，还了解目标公司并非倪静一人所有，还有另一股东蒋舸文，但原告并不认识，为此，原告向倪静提出了质疑。经过口头协商，原告与倪静商定原告汇入的100万元中的3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另70万元作为倪静向原告的借款。为此，原告与目标公司及倪静重新进行还款转款手续。即2017年1月13日目标公司将70万元退汇至原告账户。原告账户收到70万元后，分别于同日及次日两次将70万元汇入倪静个人账户。同日，倪静与原告在工商上办理了格式规范化的股东会议、股权变更登记等手续。原告分别与倪静、蒋舸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交易价格为原告占注册资本的30%，分别收购倪静20%、蒋舸文10%为30万元（以上简称白合同）。2017年3月下旬，倪静又向原告借款30万元，原告即于2017年3月28日向倪静个人账户汇入30万元。原告与倪静合作，先后投入130万元，原告认为其中30万元应作为目标公司注册本金，不得撤回，后两期70万元与30万元则是向倪静提供个人借款。为此，原告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在庭审中，倪静声称原告先后于2017年1月13日与14日汇入其账户的70万元，2018年3月28日汇入其账户的30万元为溢价购买其持有目标公司30%的股权转让款。在证据存疑的前提下，原告撤回对倪静的起诉。2019年5月份，原告通过委托律师查询目标公司内档发现，目标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由两被告申领注册，注册为100万元，注册资本方式为认缴制，目标公司章程中第七条两被告确认的出资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前。本案股权转让商谈时间为2017年1月份，倪静未向原告提供验资报告及其它证据能够证明目标公司的100万注册资本己实收。倪静、蒋舸文将空壳公司股权以实收资本股权溢价转让给原告，明显属于欺诈。众所周知，购买股权购买的是公司的前景预期希望，尤其是溢价购买。本案中，目标公司己于2018年11月26日，即在原告起诉倪静后，尚未开庭前，被告隐瞒原告私自违法炮制目标公司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假冒原告的签名，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了目标公司，现目标公司己于2019年被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所谓倪静称原告溢价收购其股权的本意，且倪静在开庭时，也未主动向原告说明目标公司现状。被告作为目标公司的控制人，控制、隐匿转移了公司资产。两被告的行为同时也造成原、被告双方所订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综上，被告以未实际出资的空壳公司股权，隐瞒真实股权真实价值谎称溢价强卖给原告的方法，与原告签订黑白合同，其后，又假冒原告签名，骗取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目标公司，明显在整个交易的谈判、签署形成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为欺诈原告下订立，应属可以撤销的合同，原告在2019年5月份委托律师查询公司内档才发现诉状中前述情况。被告应将获得的原告股权转让款100万元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为此，现原告将诉至贵院，恳请支持！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依据民法总则规定的撤销权。 被告倪静辩称；1、《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原告称其在2019年5月查询公司内档时才知道目标公司的情况不符常理，在原告购买涉案股权时，其就应当对目标公司进行查询，且其具有对相关情况进行查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因此可以推定原告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情况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另一方面，即使原告确实对此不知，也应认定原告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由原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告未在协议签订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已过法定除斥期间，原告的撤销权灭失。2、案涉协议不存在可撤销情形。从答辩人提供的录音资料可以看出，原告本人陈述“所有库存大概是300多万，100万入股30%是核出来的”，证明原告对于100万购买目标公司30%的股份，对股权价值是明知的，不存在欺诈情形。本案中不存在合同可撤销的事由且原告的撤销权已过法定除斥期间，因此原告请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和利息也没有依据。股权当时双方是认可的，原告投资的100万占30%，开始原告一直到店里参与经营，当时原告是经理，来了几个月就以种种理由不来了，而且几次到店里捣乱，还把店里员工锁在店里，为此答辩人也报过警，清算原告也是认可的，当时吴雷律师在店里做的同意清算笔录。自始至终原告都是参与经营的，经营情况原告都知道，因为她经常到店里来。 被告蒋舸文辩称，答辩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股权转让是事实，原告撤销无正当理由，最后清算答辩人也去了，原告也在场，原告是同意清算的，在股东决议书上签字的，当时请了律师，律师在场的。平时去店里发现经营不善，经营上不是很认同，原告要求清算，觉得经营上是亏损的，答辩人是同意清算的并签字。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3日，常州尚卓家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卓公司）经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被告倪静、蒋舸文，两人出资额分别为60万元、4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前，倪静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2月31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12万元，银行进账单上记载为“股东投资”。2015年7月17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20万元，银行进账单上记载为“投资款”。2015年8月21日，倪静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28万元。2016年1月22日，蒋舸文向尚卓公司银行账户汇入40万元。上述汇款情况尚卓公司均制作了记账凭证，载明对应款项为“实收资本（或股本）。2016年12月22日，尚卓公司经登记变更公司名称为可至公司。2017年1月1日，原告与倪静签订《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原告投资入股可至公司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原告以货币形式投资人民币100万元，占股权的30%，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倪静指定账户汇入该款。原告在完成协议约定义务后，参与可至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在相应时间配合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日后原告增加投资比例提高股权，双方另行协商补充约定。2017年1月3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可至公司账户100万元。2017年1月13日，尚卓公司银行账户分多笔转入原告账户合计70万元，原告收取后即刻全部汇入倪静名下银行账户。2017年3月13日，可至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股权转让，同意由股东倪静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60万元（占注册资本60%股权）转让其中的10万元给新股东徐庆，同意由原股东蒋舸文将其在公司的出资额40万元（占注册资本40%的股权）转让其中的20万给新股东徐庆。股权转让后的注册资本和出资额分别为：倪静出资50万元，占注册资本50%，蒋舸文出资20万元，占注册资本20%，徐庆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30%。公司名称由可至公司变更为尚卓公司。原告及两被告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同日，原告与被告倪静、蒋舸文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倪静将其在可至公司的部分认缴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的股权）以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蒋舸文将其在可至公司的部分认缴出资额2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0%的股权）以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原告，股权自2017年3月13日实施转让，原告应于2017年3月13日支付转让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可至公司的股东出资比例发生变更，即出让方不再享有转让部分的股东权利并不再履行转让部分的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受让后出资比例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同日，上述事项经工商登记备案。2017年3月28日，原告汇款20万元至倪静名下银行账户。次日，原告汇款10万元至倪静名下银行账户。 2018年8月23日，原告与蒋舸文、案外人吴雷作出股东会会议纪要一份，载明吴雷系倪静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本次会议就可至公司是否存续问题进行决议，原告表示如果清算也可以，其只要尽量能够收回投资并分红，大体账目其要知道，到时候对一下账；蒋舸文表示其没有意见，同意清算；吴雷称其转告大股东后沟通三方意见，正式决议另行作出。三人在上述会议纪要上签名。2018年9月11日，原告将倪静诉至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主张其返还借款100万元。原告在该案中陈述：原告与倪静系多年朋友关系，2016年底倪静邀请原告投资入股可至公司，原告基于信任同意入股。2017年1月1日双方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写明原告以货币形式投资100万元，占可至公司股权的30%。2017年1月3日原告依约将100万元汇入可至公司银行账户内。后原告发现可至公司注册资本仅为100万元，且除倪静外还有另外一位股东蒋舸文，原告并不认可蒋舸文，故原告提出异议。后双方重新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汇入的100万元分为两部分，其中3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原告从倪静及其他股东处受让可至公司30%的股权，剩余70万元作为倪静个人向原告的借款，借款用途是公司经营。2017年1月13日可至公司将70万元归还原告，并分16笔汇入原告银行账户，原告在1月13日和1月14日将该70万元分2笔汇入倪静个人银行账户内，剩余30万元依然留存在可至公司银行账户内作为股权转让款。2017年3月13日，可至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可至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不变，倪静向原告转让公司10%的股权作价10万元，蒋舸文向原告转让可至公司20%的股权作价20万元。同日，原告分别与倪静、蒋舸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对可至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后倪静再次向原告提出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原告基于信任又于2017年3月28日分两笔向被告个人银行账户汇入30万元。后原告发现其根本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账目不清，倪静故意阻挠原告查账，也拒不归还其向原告的借款，原告遂诉至法院。后原告申请撤诉，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2019年1月18日，尚卓公司经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会决议解散。后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原告称按照协议约定其需参加可至公司的经营，其自2017年2月14日至3月左右，负责公司费用报销事宜，没有参与实际的经营，后来原告不愿意参与就退出来了。被告倪静称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仅是对工商部门进行形式审查制作，对载明的股权对价不予认可。两被告已完成实际出资义务。可至公司的注销行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明知注销前的清算决议，被告的注销行为发生在原告购买股权之后，并且经过原告闹腾，为避免损失扩大不得已的抉择，并不能作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被告蒋舸文称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形式，当时都在场签字的，原告如果对股权转让价款有异议当时就应该提出。 上述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银行账户流水、记账凭证、银行进账单、客户回单、工商资料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民法总则规定的撤销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以倪静、蒋舸文构成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能否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形式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就本案而言，原告主张撤销案涉《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提出撤销相关协议已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原告自认其于2017年1月1日出资100万元取得可至公司30%股权，2017年2月原告至可至公司参与经营管理时发现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公司还有另一股东蒋舸文等事实，原告认为被告隐瞒了股权真实价值，原告受到欺诈的情形下才订立。本院认为，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对外进行投资，理应在投资前对投资目标进行审查，并在审查后作出价值判断。故本案撤销权的行使时间应从原告应当知道相关事实时即《协议》签订之日起算。即使按照原告所述，也应自原告了解公司实际情况时即2017年3月左右起算，因原告于2019年5月诉至本院请求撤销相关协议，故已超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其次，原告对于其溢价购买可至公司30%股权是明知的，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一方面，商事交易的价格应由合同主体协商确定，但基于当事人的不同商业判断，某一具体交易的价格并不当然与市场价格相符。从案涉协议履行情况来看，原告系在可至公司成立两年后加入，可至公司存在装修、房租等成本，且已积累一定的客户资源，故注册资本并非股权转让价款的唯一考虑因素。另一方面，商业投资本就存在风险，被告并未对原告的投资收益作出承诺，原告以其投资后未达到预期收益目的反推被告在签订投资协议时存在欺诈显然不能成立。对于两被告有无对可至公司实际出资、是否假冒原告签名注销可至公司等，均与两被告是否存在欺诈无关，本院不予理涉，原告可另循法律途径救济。对于2017年3月13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原告起诉内容及庭审陈述，原告对该两份协议内容并无异议，原告主张撤销缺乏依据。因原告主张撤销《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于法无据，原告据此主张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及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蒋舸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由此引起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庆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48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2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徐庆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刘永丽 人民陪审员  李善春 人民陪审员  马 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韩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