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7764号原告：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四平市。法定代表人：曲风采，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环，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法定代表人：董训作。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栋，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春制药公司）诉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为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越海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吉春制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光环，被告大为医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春制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大为医药公司支付吉春制药公司货款195440元；2、请求判令大为医药公司赔偿吉春制药公司逾期支付货款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大为医药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6月份开始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进行药品买卖，吉春制药公司将药品出卖给大为医药公司。2019年3月28日大为医药公司经过对账后确认共欠吉春制药公司货款195440元，大为医药公司并在对账函上盖章予以确认。对账后吉春制药公司多次向大为医药公司催要货款，但大为医药公司至今未支付分文货款。大为医药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吉春制药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之间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吉春制药公司是位于吉林省××一家制药企业，其为了打开在广东省的医药市场，吉春制药公司主动提出与大为医药公司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吉春制药公司实际是利用大为医药公司在广东的平台销售其药品。吉春制药公司的药品在广东省的销售，无论是人员还有资金都是吉春制药公司负责，销售给终端客户的药品回款，也是由吉春制药公司负责去收款。大为医药公司只是按照吉春制药公司的销售额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并非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是合作经营法律关系。2、吉春制药公司要求大为医药公司支付货款19544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吉春制药公司销售给终端客户的药品回款，都是吉春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销售给终端客户，吉春制药公司甚至连大为医药公司的管理费用也没有结清，大为医药公司也从来没有确认过欠吉春制药公司货款195440元。综上所述，大为医药公司认为吉春制药公司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予以驳回。吉春制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吉春制药公司营业执照、大为医药公司企业查询信息，证明吉春制药公司、大为医药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证据2、对账函，证明2019年3月28日，大为医药公司对账后确认欠吉春制药公司货款195440元；证据3、2018年6月29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17张），证明2018年6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8520元；证据4、2018年7月7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据5、2018年7月24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据6、2018年7月12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据7、2018年7月24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据4-7证明2018年7月6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7720元。证据8、2018年8月22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明2018年7月13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2600元；证据9、2018年8月17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9张），证明2018年7月20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41711.8元；证据10、2018年9月15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明2018年8月16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290元。证据11、2018年8月28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6张），证明2018年8月24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3252元；证据12、2018年9月5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9月7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9月15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8张），证明2018年8月31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61720元；证据13、2019年1月21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红票、退货），证明2019年1月21日大为医药公司退货3680元；证据14、2018年9月4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6张），证明2018年9月3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85050元；证据15、2018年10月25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9月29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9月28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9张），证明2018年9月6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1250元；证据16、2018年9月10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5张），证明2018年9月8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80000元；证据17、2018年9月23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明2018年9月22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5400元；证据18、2018年10月10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明2018年10月8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2600元；证据19、2018年11月9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3张），证明2018年10月8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6270元；证据20、2019年1月21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2018年11月16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5张），证明2018年11月5日、16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4880元；证据21、2018年11月28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共9张），证明2018年11月27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发送的药品货款金额为19585元；证据22、2019年1月18日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红票、退货），证明2018年12月25日吉春制药公司向大为医药公司退回的药品货款金额为282728.8元；证据23、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购销合同，证明吉春制药公司、大为医药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大为医药公司对吉春制药公司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对账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吉春制药公司所出具对账函的下方盖有大为医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大为医药公司不清楚这个章吉春制药公司是找谁盖的，只有公章能代表一个公司的意志，财务专用章不能代表大为医药公司的意思表示，如果大为医药公司是盖财务专用章，一定会有大为医药公司的经办人签字，但事实是该函件里面并没有大为医药公司的经办人签名。对证据3-2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大为医药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也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经营的法律关系，吉春制药公司是利用大为医药公司的平台在广东省区域内销售自己的医药产品，因为医药行业有监管，吉春制药公司提供的票据肯定要做成好象是真正的买卖关系一样的票据，实际上吉春制药公司生产的药品都是由自己的营销人员在广东省区域销售。双方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上第一条明确约定，大为医药公司只是负责库存及打单、出库等工作，不参与吉春制药公司的产品在终端上的销售，即吉春制药公司发货到大为医药公司的仓库，但由吉春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进行销售，后又由其负责将药品货款回收，大为医药公司负责与吉春制药公司进行结算，最后收取协议约定的管理费用。对证据23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同上，大为医药公司坚持认为双方并非真正的购销关系，只是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大为医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证明吉春制药公司和大为医药公司不是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是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另外还可以证明吉春制药公司产品的销售，都是由吉春制药公司自己负责。大为医药公司在双方的合作经营里面只是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并且吉春制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债权债务，也是与大为医药公司无关的。因为吉春制药公司销售给终端客户的药品货款还有很多没有回收，所以大为医药公司也没有办法跟吉春制药公司进行结算。吉春制药公司对大为医药公司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大为医药公司提交的合作经营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协议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该份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8年11月19日，与本案的货款是无关的。经审理查明：吉春制药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签订的《对账函》，吉春制药公司在该函中认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吉春制药公司应收大为医药公司193915元，在对账结果的“余额不符栏”加盖有“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注明核对后金额为195440元。大为医药公司对该《对账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只有公司公章才能代表一个公司的意志，财务专用章不能代表大为医药公司的意思表示。吉春制药公司为证明其与大为医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药品购销合同》，大为医药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双方并非真正的购销关系，只是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吉春制药公司在诉讼中还向本院提供了其在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期间向大为医药公司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多张以及相对应的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大为医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又查明：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降低实体利率水平，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本院认为：根据吉春制药公司提交的《药品购销合同》，结合吉春制药公司提交的其向大为医药公司开具的吉林增值税专用发票多张以及相对应的发货清单、收货回执单，本院确信吉春制药公司与大为医药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吉春制药公司提交的《对账函》中加盖有大为医药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大为医药公司对该财务专用章真实性虽提出异议，但并无明确否认是该公司所使用，也无申请本院对该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吉春制药公司对其诉讼主张已初步完成举证义务的情形下，大为医药公司对其反驳意见未尽举证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对账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予以采纳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对账函》载明的内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吉春制药公司应收大为医药公司金额为195440元，现吉春制药公司起诉要求大为医药公司立即支付货款195440元，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支持，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问题，吉春制药公司要求大为医药公司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损失合理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又因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标准已经取消，故本案利息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9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应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吉春制药公司要求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该利息计算标准的表述不准确，本院在此予以明确。大为医药公司主张其与吉春制药公司之间存在的合作经营法律关系，可另案解决，本案不作调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95440元；二、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的利息（利息从2019年9月2日起至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以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拖欠的货款金额为计算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04元，由被告广东大为医药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原告已经预付，原告同意本院不再退回，由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越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梁晓明古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