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浙01行初277号 原告俞鑫江，男，197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代理人孙金泉，男，196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系原告姐夫。 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桂花路**。 法定代表人吴玉凤，区长。 应诉负责人魏东，副区长。 委托代理人营楠。 委托代理人裘蓉芳，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孝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倪俊卿，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盛君涛，男，1964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第三人吕水根，男，1962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原告俞鑫江诉被告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简称富阳区政府）其他及行政赔偿一案，原告俞鑫江于2019年4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原告的诉请不明确，本院向其进行了释明并作了核实确认。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并向被告发送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城投集团）、盛君涛、吕水根同案件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8日、2019年10月2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第一次庭审时，原告俞鑫江的委托代理人孙金泉，被告富阳区政府的负责人魏东、委托代理人郎晓军、裘蓉芳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俞鑫江的委托代理人孙金泉，被告富阳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营楠、裘蓉芳，第三人城投集团的委托代理人倪俊卿，第三人盛君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俞鑫江诉称：原告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联群弄61号401、601室房产的产权人。2017年7月20日，杭州市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简称秦望指挥部）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为经富阳区政府研究决定，杭州市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先行启动片区一、片区二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工作。搬迁人为城投集团，搬迁实施单位为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人民政府（简称场口镇政府）。原告的房产被列入搬迁范围。后原告的房屋于2018年5月后被拆除，但被告未对拆除的房屋予以补偿，2018年6月19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规定，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要求被告赔偿220万元。2018年6月21日被告收文后，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未征得原告同意拆除了原告的房屋，其行为违法；被告拆除了原告房屋，未予赔偿，且在收到原告的赔偿申请后，作出不予国家赔偿的决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提出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拆除原告的房屋并未赔偿的行为属违法。2.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产损失22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原告明确案涉房屋系指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401、601室房屋，220万元即为案涉房屋搬迁协议约定的补偿款。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富春联群弄61号401、601室房产权归属俞鑫江所有。2.国家赔偿申请书和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拟证明已向富阳区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并收到回复的事实。3.公告，拟证明案涉房屋为秦望区块拆迁区，由富阳区政府组织实施拆迁。4.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购房协议书》无效。5.起诉盛君涛、吕水根购售房屋无效材料清单及情况说明，拟证明原告在案涉房屋拆迁及《富阳日报》公示案涉房屋权属认定结果之前告知被告案涉房屋权属认定错误。6.房屋搬迁协议，拟证明案涉房屋已被拆迁。 被告富阳区政府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2017年7月20日，秦望指挥部发布《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房屋搬迁公告》，启动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片区一、片区二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工作，该项目的搬迁人为城投集团，搬迁实施单位为场口镇政府等单位。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401、601室房屋均被列入搬迁范围。场口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对联群弄61号整幢房屋进行入户调查时发现401室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为盛君涛、601室房屋的实际居住人为吕水根。根据盛君涛和吕水根分别提供的《购房协议书》以及向盛君涛、吕水根的调查反映：401室、601室房屋系原告与案外人孙金泉联建，由原告出面申请审批建造。1998年5月23日，孙金泉与盛君涛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孙金泉将位于联群新村18号地基南面四楼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88平方米，即401室房屋)出售给盛君涛，价格为47500元。协议签订后，盛君涛支付了45000元，对401室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实际居住直至搬迁。1997年1月14日，孙金泉与吕水根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孙金泉将位于联群新村18号地基南侧六楼88平方米的房屋一套（即601室房屋）出售给吕水根，价格为46300元。协议签订后，吕水根共支付38000元，对601室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实际居住直至搬迁。根据买受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和调查信息，搬迁人认定401室房屋的买受人为盛君涛、601室房屋的买受人为吕水根。2017年9月9日，城投集团就401室房屋与盛君涛，601室房屋与吕泽炳(吕水根之子)分别签订《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片区一、片区二住宅房屋搬迁产权调换协议》（简称《房屋搬迁协议》），搬迁补偿协议签订后，盛君涛、吕泽炳足额领取了补偿款（除盛君涛的安置房预留款外）。二、原告并非401、601室房屋的实际所有人，原告要求赔偿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案外人孙金泉已于1998年将401室房屋出售给盛君涛、于1997年将601室房屋出售给吕水根，盛君涛、吕水根已支付绝大部分款项（剩余款项未支付是因为支付条件未成就），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占有使用二十多年。结合401室房屋、601室房屋系原告与孙金泉联建，原告与孙金泉的妻舅关系以及原告曾在联群弄61号房屋的五楼居住过几年的情况，原告对孙金泉出售401室房屋给盛君涛、出售601室房屋给吕水根的事实完全知情并同意。城投集团与盛君涛、吕泽炳分别就401室房屋、601室签订房屋搬迁协议时，房屋分别由盛君涛、吕水根实际占有使用，此时，孙金泉与盛君涛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和孙金泉与吕水根签订的《购房协议书》均未被认定为无效，盛君涛是401室房屋的买受人，吕水根是601室房屋的买受人，且均已在房屋内居住二十多年，城投集团根据搬迁地区买卖联建房屋多的实际情况，以联建房的买受人及实际居住人为权利人，分别与盛君涛、吕泽炳签订搬迁补偿协议，不存在任何过错。相反，原告在房屋出售后二十多年来一直承认盛君涛、吕水根为实际所有人且放弃房屋占有和财产性权益，但在得知房屋即将被搬迁时，认为有利可图，以孙金泉与盛君涛、吕水根签订的购房协议已分别经司法程序确认无效为由，在已将房屋转让多年并已取得对价的情形下，要求取得房屋补偿款或者赔偿拆除房屋损失，严重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和合理原则，不仅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对富阳地区联建房买卖事件的处置有非常严重的不良效应。需要说明的是，邱立成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7）浙0111民初10826号民事判决提起的上诉案件以及孙金泉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1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提起的上诉案件，与本案情形一致，但已由贵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作出生效判决，生效判决明确了搬迁人城投集团在此情形下以联建房的买受人及实际居住人为权利人，与其签订搬迁补偿协议并无过错，未支持出卖人要求进行安置补偿的请求。三、本案并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答辩人未曾作出拆除的行政强制行为，也不应由答辩人承担责任。该项目采取的是协议搬迁的做法，搬迁人城投集团与全体被搬迁人均系平等的民事主体，所签订的搬迁补偿协议亦是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民事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拆除房屋的行为是搬迁人城投集团基于与被搬迁人盛君涛、吕泽炳协商一致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搬迁人给予补偿，被搬迁人自愿腾退并交付房屋后的民事行为，并非行政强制行为。该项目的搬迁人为城投集团，搬迁补偿协议的签订人、履行人以及房屋的拆除人均为城投集团，即使原告认为城投集团的拆除行为导致其权益受损，也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权利救济。四、原告起诉属重复起诉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向答辩人就401室房屋、601室房屋申请国家赔偿，在答辩人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后，也已向贵院提起国家赔偿行政诉讼。该案已经法院一审、二审。原告现再次就同一事实、请求提起诉讼属重复起诉。综上，恳请贵院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房屋搬迁公告及附件，拟证明2017年7月20日，秦望指挥部发布搬迁公告及附件，案涉房屋在搬迁范围内的事实，2.购房协议书，拟证明盛君涛、吕水根向调查人员提供《购房协议书》，协议表明孙金泉就401室、601室房屋分别与两人签订购房协议，将房屋出售给两人。3.析产协议，拟证明吕水根将601室房屋析产给其子吕泽炳。4.房屋搬迁协议两份，拟证明搬迁人就案涉房屋分别与盛君涛、吕泽炳签订搬迁协议。5.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类似案件已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并作出生效判决，明确搬迁人以联建房的买受人及实际居住人为权利人，与其签订搬迁协议并无过错。 第三人城投集团述称：第三人与被搬迁人之间是民事收购关系，双方基于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对房屋和附属设施的收购达成了协议。第三人按照协议对地上建筑物或构筑物予以了拆除。第三人并非行政主体，从《房屋搬迁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不具有优益性。因此不属于行政合同，而是民事合同。第三人对被搬迁人的收购行为和对房屋的拆除行为，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被告并没有分割原告的利益，更没有对原告造成损失。二、被告在搬迁过程中，组织相关部门论证，对搬迁事宜进行讨论决定的行为属于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内部的管理行为，而非具体行政行为，从秦望指挥部发布的搬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来看，该方案并非属于行政命令，征用决定或其他具体的行政行为，主要表现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或强制力。三、从已经作出判决的相关案例来看，如（2018）浙01民终498号案适用了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由，可见，贵院和孙金泉都认可“第三人对搬迁区域的拆除行为”应界定为可能对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民事侵权的观点。特别是对于法院，这一立场不宜轻易改变。民事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侵权人须承担民事责任，而非行政赔偿责任。综上，被告未对原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的内部管理行为与原告所主张的利益损害没有关联性，本案不属于行政纠结，应驳回其起诉。第三人依据民事合同，而非上级机关的拆迁决定，对相关房屋予以拆除，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在实施该行为时，第三人尽到了应有注意义务，没有过错，而原告的赔偿请求有违诚信原则，故第三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人城投集团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盛君涛到庭后没有陈述意见，也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据。 第三人吕水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也没有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或证据材料。根据法律规定，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 经庭审质证，关于原告证据，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赔偿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有异议。对不予赔偿决定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判决书确定出售房屋的事实。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情况说明内容未提及房屋协议无效。证据6没有异议。 第三人城投集团对原告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这两本证已经注销，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告由秦望指挥部作出，并非拆迁决定，不是行政行为。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双方签订的协议时适用老的土地管理法，是有效的。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 关于被告证据，原告对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为证据2-5与本案无关。第三人城投集团对被告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盛君涛对原被告的证据均没有发表意见。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和被告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相关证明内容，均予采信。被告对原告证据1证明内容的异议不能否认原告为证载权利人的事实；对证据2证明内容的异议不能否认原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事实；对证据3证明内容的异议不能否认案涉搬迁工作的行政法律责任应由富阳区政府承担的法律推定，被告提出的前述异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对原告证据1证明目的的异议不能否认原告为证载权利人的事实。对证据3证明目的的异议不能否认案涉搬迁行为应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事实。对证据4证明目的的异议不能对抗法院生效判决。对证据5的异议缺乏证据佐证，不足以对抗该份证据的客观性。 经审理查明：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联群弄61号房屋系建造在集体土地上的六层连排建筑，原告俞鑫江系101-601室即东侧一半房屋权利人。1997年1月14日，孙金泉（甲方暨售房者）和吕水根（乙方暨购房者）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吕水根向孙金泉购买××村××号，地，地基南侧**88平方米售房**（即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国家需要拆迁改建，乙方与甲方一样，应享受同样国家土地属（使）用权房产权等有关政策等内容。2017年8月8日，吕水根与其子吕泽炳签署《析产协议》，将前述房屋析产给其子吕泽炳。1998年5月23日，孙金泉（甲方暨售房者）和盛君涛（乙方暨购房者）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盛君涛向孙金泉购买联群新村18号地基南侧四楼套房一套（建筑面积88平方米，即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401室）等内容。1997年7月，原告取得由原富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14年5月14日，原告取得由原富阳市房地产管理处颁发的富房权证初字第1××2号《房屋所有权证》。 2017年7月20日，秦望指挥部（系被告组建的临时机构）发布公告，公告载明：经富阳区政府研究决定，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权更新项目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先行启动片区一、片区二范围内的房屋搬迁工作，搬迁人为城投集团，搬迁实施单位为富春街道办、春江街道办和场口镇政府。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联群弄61号房屋在搬迁范围内。同年9月6日，秦望指挥部发布《房屋搬迁签约公告》。2017年8月11日，孙金泉向搬迁相关单位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本人是联群弄61号房主孙金泉，当时是协议售房，但下列人员：401盛君涛、601吕水根、302傅友堂、602章如琴因多次讨要未果，不同程度欠款。所以不能析产过户，等事情处理好再定。”同年8月15日，搬迁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洪兴才出具意见：“情况说明已收，房产证复印件是孙金泉、俞鑫江。”2017年9月9日，城投集团（甲方暨搬迁人）、场口镇政府（搬迁实施单位）与吕泽炳（乙方暨被搬迁人）签订《房屋搬迁协议》（该协议全称《富阳区秦望区块有机更新项目片区一、片区二住宅房屋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因协议名称不影响案件处理结果，故亦简称《房屋搬迁协议》），就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601室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作出约定：乙方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补偿金额总计1293278元；乙方应于2017年10月30日前腾空被搬迁房屋，并及时通知搬迁实施单位进行验收。随即吕泽炳根据《房屋搬迁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腾空交付给城投集团并领取补偿款项。同日，城投集团（甲方暨搬迁人）、场口镇政府（搬迁实施单位）与盛君涛（乙方暨被搬迁人）签订《房屋搬迁协议》，就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401室房屋的搬迁补偿事宜作出约定，主要内容为：乙方选择产权调换补偿方式；补偿金额总计1095224元；安置房预留款676800元；乙方于2017年10月30日前腾空被搬迁房屋。随即盛君涛根据《房屋搬迁协议》约定将案涉房屋腾空交付给城投集团并领取补偿款项。 2018年3月5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诉盛君涛、孙金泉请求确认《购房协议书》无效一案（〔2018〕浙01**民初1731号）。2018年5月17日，该院判决确认盛君涛和孙金泉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2018年3月22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孙金泉诉吕水根请求确认《购房协议书》无效一案（〔2018〕浙01**民初2330号）。2018年5月4日，该院判决确认孙金泉和吕水根签订的《购房协议书》无效。 2018年2月8日，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孙金泉诉城投集团、场口镇政府，第三人傅友堂（傅友堂系与本案第三人吕水根、盛君涛情形基本相同的另一购房者）财产损害赔偿一案（案号〔2018〕浙01**民初1342号），孙金泉诉请城投集团、场口镇政府赔偿130万元。2018年6月7日，该院判决驳回孙金泉的诉讼请求。孙金泉不服上诉，2019年4月15日，本院作出（2018）浙01民终4986号判决驳回上诉。 2018年4月20日，本院受理孙金泉诉富阳区政府、场口镇政府请求确认《房屋搬迁协议》无效及行政赔偿一案（案号：〔2018〕浙01行初202号），孙金泉诉请判决撤销场口镇政府和章宏钢签订的《房屋搬迁协议》；判决富阳区政府和场口镇政府向其支付拆迁补偿款120万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孙金泉先以场口镇政府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申请撤回对场口镇政府的起诉，后又以需要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先行申请国家赔偿为由申请撤回对富阳区政府的起诉，本院分别于2018年8月15日、2018年9月7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2018年12月10日，本院受理原告诉富阳区政府请求给予行政赔偿一案（案号：〔2018〕浙01行赔初19号），原告诉请判决富阳区政府赔偿原告房产损失人民币260万元。案经本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起诉。 2018年5月，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房屋由城投集团整体拆除。2018年6月19日，原告向富阳区政府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富阳区政府向其赔偿因拆除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联群弄61号401室、601室房屋造成的损失260万元。2018年8月16日，富阳区政府作出《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认为原告的赔偿申请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明确的赔偿范围，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诉来本院。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原告俞鑫江诉请判决确认被告富阳区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但拆除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应以其存在强制性为前提，即只有强制拆除行为方可进行司法审查，不具有强制性的房屋拆除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诉请判决确认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没有明确为强制拆除行为，表述不够准确；为避免讼累，本院立足“强制拆除”对起诉条件进行审查。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原告应当提供证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存在的证据材料或者对此作出合理说明，本院将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至于是否存在强制拆除行为，或者说拆除行为是否具有强制性，可以通过查明的事实经过作出判断。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认为被违法拆除并要求赔偿的联群弄61号401室、601室房屋，早在1997年和1998年即由原告通过孙金泉与第三人吕水根、盛君涛分别签订《购房协议书》售予两第三人，此后该房屋一直分别由吕水根、盛君涛实际居住使用直至搬迁。秦望指挥部发布房屋搬迁公告及签约公告后，房屋搬迁人城投集团在开展房屋搬迁签约工作过程中，根据《购房协议书》和吕泽炳提供的与其父吕水根签署的《析产协议》的相关约定，及吕泽炳、盛君涛分别实际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现实情况，有理由相信吕泽炳、盛君涛有权实际处分案涉房屋，双方签订的《房屋搬迁协议》应为有效。双方洽签《房屋搬迁协议》后，案涉房屋即由吕泽炳、盛君涛腾空交付给城投集团并领取拆迁补偿款，《房屋搬迁协议》基本履行完毕。 原告因认为购房人欠款而提交的《情况说明》，只能表明其与吕水根、盛君涛之间存在民事纠纷，不足以否定使城投集团相信吕水根、盛君涛有权处分案涉房屋的上述事由，故不足以否定《房屋搬迁协议》的效力。《购房协议书》虽然被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这是城投集团与吕水根、盛君涛签订《房屋搬迁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该协议之后的事情，同时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购房协议书》被判决无效的事实已被告知富阳区政府或者城投集团等单位，故《购房协议书》被判决无效不构成《房屋搬迁协议》的履行瑕疵。在此情况下，相关单位根据有效的《房屋搬迁协议》及腾空移交手续拆除案涉房屋，系基于协议约定实施的拆除行为，并未使用行政强制手段，不能认为是强制拆除行为，不产生行政法律责任，更不需要相关单位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概言之，原告诉请判决确认违法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存在，起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诉请判决确认违法的强制拆除行为不存在，原告基于前述诉请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基本前提，本院不作审查处理。原告与吕水根、盛君涛分别签订的《购房协议书》被判决确认无效后，双方互负返还义务并可予折抵，原告并不存在需要通过行政诉讼加以保护的合法权益。原告与城投集团或者吕水根、盛君涛之间存在的民事纠纷可以另行主张（事实上原告亦已提起过相关诉讼），且不能成为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正当理由。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俞鑫江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还原告俞鑫江。 原告俞鑫江于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银江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李 慧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卢姗姗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