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1行初289号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武伟，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周赢，广西双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小高，男，壮族，1977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南宁市武鸣区。 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址：南宁市武鸣区兴武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文胜，该区区长。 委托代理人黄光阳，该区林业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陆学斌，该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所。所在地址：南宁市嘉宾路**/div> 法定代表人周红波，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李世佑，该市政府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文保，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廷海，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言顺，广西国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一村17组）不服被告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武鸣区政府）土地权属行政确权及被告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武鸣区政府，被告南宁市政府及第三人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6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高一村16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一村17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武伟及该组的委托代理人周赢、廖小高，被告武鸣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黄光明、陆学斌，被告南宁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世佑，第三人高一村16组的诉讼代表人潘文保及该组的委托代理人陆廷海、胡言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鸣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作出南武政行决字〔2018〕1号《关于锣圩镇高一村第16村民小组、第17村民小组在地名为“咟犁（渌针）”山林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处理决定）主要内容为：1952年土改、1956年合作化、1962年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均无充分证据证实争议地的权属已划分给争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所有。高一村17组称“四固定”已将地名“谋五”与争议地“咟犁（渌针）”互换未提供事实依据，不予采信。1974年，高一村17组（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发生界线纠纷，经武鸣县代表、朝燕林场代表、锣圩公社代表、高一大队代表、塘局生产队代表共同参加走山踏界，签订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界线协议，该协议涉及争议地“咟犁（渌针）”部分未有高一村15组（渌廖屯，高一村16组当时未从高一村15组析出）参加，1974年10月12日，高一村17组与朝燕林场签订的协议涉及争议地部分，其合法性不予认可。高一村16组称1975年与高一村17组有过界线协议，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1981年林业三定时，锣圩公社林业三定工作组组织高一村16组与高一村17组对“咟犁”林地登记核发山界林权证程序合法，且双方对争议地界线进行造册登记签字确认，高一村16组持有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合法有效，应予认可。高一村16组经调解后愿意割让给高一村17组“咟犁”部分林地权属应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三十四条第六项、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武鸣区政府经过讨论决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一、争议地“咟犁（渌针）”山林总面积约105亩权属划分为：以高程为276.2为定点，东、西走向以山脊为分界线，北面面积约45亩山林权属划归高一村17组集体所有，南面面积约60亩山林权属划归高一村16组集体所有。二、本处理决定生效后，高一村16组可依法注销50470号《山界林权证》，申请换发划归权属地名“咟犁（渌针）”面积约60亩山界林权证，高一村17组可依法申领划归权属地名“咟犁（渌针）”面积约45亩山界林权证。高一村17组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向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于2019年8月6日作出南府复议〔2018〕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武鸣区政府作出的上述被诉处理决定。 原告高一村17组诉称，一、1981年11月29日，武鸣区政府颁发给高一村16组50470号《山界林权证》，是依据1981年11月24日《武鸣县锣圩公社高一大队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以下简称《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第8页编号23号的登记内容。该《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存在以下问题：（一）第8页编号23号内容中“权属代表签章”一栏分别为潘彩权（时任高一大队第16小队队长，健在）、潘文清（高一大队第17小队村民，已经过世）、潘永生（时任高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健在）。由于潘文清己经过世，目前已经无法证实是否为其本人签字，但是签字当时潘文清并不是高一大队第17小队队长，并不具备代表资格，所谓的“权属代表签章”也是流于形式。（二）第8页编号23号内容中的“山界范围（四至界限）”文字表述。本来纠纷双方对争议的地名（高一村16组全部叫“咟犁”，高一村17组叫“咟犁”、“渌针”、“绿旱”三部分）和范围（高一村16组认为纠纷范围105亩，高一村17组认为纠纷60亩）的理解就有不同，文字表述根本无法表达具体范围，应该加上附图同时确认，且该《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登记日期为1981年11月24日，颁发50470号《山界林权证》日期为1981年11月29日，而50470号《山界林权证》附图却是1981年12月份制图，出现了先颁发50470号《山界林权证》后制附图的情况，此外50470号《山界林权证》附图没有合法代表签字认可，附图和文字表述不一致，签字的代表也无从得知。高一村17组自古以来对50470号《山界林权证》北面约45亩已划入50470号《山界林权证》附图的山林经营管理。该45亩山林高一村17组地名叫“绿旱”，该山山脚下是潘文清和其弟弟潘文杰的田地，按常理，潘文清绝无可能将自己田地边的山林签字割让给高一村16组，也无此权利。这反映出林业三定时工作组根本没有现场踏界，仅凭利益相关人潘文保的一面之词就确定了争议地名和争议范围，对当时参与所谓“现场踏界”的潘彩权、潘永生也未进行询问核实。（三）《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内容中的“权属代表签章”栏是否有各队合法代表签字并不是核发山界林权证的必要条件，比如第9页编号25、26号只有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签字，没有高一村17组合法代表签字，照样查有高一村17组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同样是第9页编号27号只有高一村15组、16组的代表签字，没有大队党支部书记潘永生签字，也查有高一村15组、16组的《山界林权证》存根。《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编号25、26号颁发给高一村17组的《山界林权证》是错误的，以上两个编号的山界林权属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所以武鸣区政府在处理高一村16组、17组在地名“咟犁（渌针）”山林权属纠纷时没有调查核实该问题有可能造成第50470号《山界林权证》发证错误的存在。二、武鸣区政府1981年11月29日颁发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没有进行公示、公告，所有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也没有发到各村民小组手中，只是在锣圩镇林业站查有存根。三、武鸣区政府认定1974年塘局生产队（高一村17组）与朝燕林场协议涉及争议地未有高一村15组参加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争议地“绿针”高一村15组和高一村17组已经互换了几年，大家已经公认争议地属于高一村17组所有，当时已不存在争议。武鸣区政府认定互换缺乏根据，但是并没有调查核实互换是否真实存在，其实当时互换签订有协议，写协议的正是潘文保的父亲潘彩康，高一村17组的协议交由潘文杰（已经过世）保管，由于保管不善，已经丢失。朝燕林场与高一村15组也签有协议，协议确定的15组山林范围并不包含争议地，可以到朝燕林场查询到相关档案。综上，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并重新确权；二、撤销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武鸣区政府和被告南宁市政府负担。 原告庭审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974年10月12日《协议书》及附图，证明本案争议的山林权属自1974年即归原告所有，并且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 被告武鸣区政府辩称，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因原告与第三人在地名“咟犁（渌针）”一带发生山林权属纠纷，双方分别向被告提出权属确权申请，被告依法受理，经组织各方进行座谈，组织双方现场勘查确认争议四至范围，各方证据的调查核实，组织双方调解，因达不成和解协议，经被告讨论决定作出被诉处理决定。二、1981年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发〔1981〕61号文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根据国家政策的要求，原锣圩公社组织成立林业三定工作组，由成员韦振强、潘万和、陆志贤具体开展锣圩公社林业三定的推进工作，在高一村16、17组“咟犁”林地权属划定时，经双方队长及代表现场踏界，三定工作组绘制外业工作图。踏界回来后，由韦振强造册登记，潘万和、陆志贤依照外业工作图转绘高一大队山界林权总图，标明各方生产队的山林界线，经由双方生产队权属代表潘彩权、潘文清，高一大队党支书潘永生在《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签字相互确认四至界线后，填写山界林权证本，核发山界林权证。原告未能举证潘文清非高一大队第17队队长，经向原高一大队党支书潘永生证实潘文清为高一大队第17队队长。原告主张颁证程序不合法问题，被告依照国发〔1981〕61号文转发林业部《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三定工作开展的程序进行，并未超越设定程序，原告主观认为潘文清绝无可能将自己田地边的山林割让给第三人，田地与山林权属界线没有关联，拿自己田地主观定义周边林地范围即为自已所有毫无依据。原告主张“权属代表签章”栏是否有各队合法代表签字并不是核发山界林权证的必要条件，举证材料与本案无关联，本案事实是“咟犁”林地的权属经双方权属代表签字确认，被告依法核发给各方属己的山界林权证。另外，国发〔1981〕61号文未设定山界林权证的核发有公示这一过程，山界林权证存根与正本原本为同一整体，核发山界林权证时，在存根与正本之间有竖写的证号，分发时各持一半，权属人持山界林权证正本，发证单位持存根，原告称所有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也没有发到各村民小组手中，并非事实，应从自身查找。三、1974年原告（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发生界线纠纷，经武鸣县代表、朝燕林场代表、锣圩公社代表、高一大队代表、塘局生产队代表共同参加走山踏界，签订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界线协议，绘制界线范围，但踏界“咟犁（渌针）”林地时未邀请涉及当事人高一村15组（渌廖屯，高一村16组当时未从高一村15组析出）参加，争议地“咟犁（渌针）”划入高一村17组林地范围。协议当事人方锦照、陈敏光、曾成美、潘家佑证人证实1974年协议涉及争议地未有高一村15组（渌廖屯，第三人当时未从高一村15组析出）参加，原告与朝燕林场签订的协议涉及争议地部分，其合法性不予认可。潘秀莲、廖恒兴、潘彩权证人证言，是本村民小组成员，其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主张“四固定”已将地名“谋五”与争议地“咟犁（渌针）”互换协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原告未提供事实依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武鸣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身份证明，证明纠纷当事人身份情况；第二组：2.证据目录，证明被告对申请及举证目录无异议；3.《山林土地纠纷调处申请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确权申请理由事实无异议；4.协议图纸，证明被告对原告主张1974年争议地归原告所有有异议；5.《关于高一村17组与16组“咟犁”山林纠纷处理意见》（锣政发〔2006〕15号），证明被告对原告不服该处理意见无异议；6.高一村17组组长身份证明，证明被告对高一村17组组长身份无异议；7.高一大队山界林权图、存根、登记表，证明被告对原告主张争议地在林业三定发证不合法有异议；第三组：8.《答辩书》，证明被告对高一村16组对高一村17组的答辩意见无异议；9.《山林权属确权申请书》，证明被告对高一村16组申请确权理由事实无异议；10.《合同书》，证明被告对高一村16组主张其对争议地有权属凭证无异议；11.50470号《山界林权证》，证明被告对第三人主张其对争议地有权属凭证无异议；第四组：12.现场勘察笔录和附图，证明被告确认双方争议四至范围和经营现状；第五组：13.高一村17组《座谈笔录》，证明被告对原告陈述主张理由和事实依据三性认可；14.高一村16组《座谈笔录》，证明被告对第三人陈述主张理由和事实依据三性认可；第六组：15.高一大队山界林权图、50470号《山界林权证》存根、50472号《山界林权证》存根、《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16.韦振强《调查笔录》；17.潘永生、潘彩权《调查笔录》；证据15~17证明证林业三定时期50470、50472号《山界林权证》按程序依法核发，潘彩权为第三人直接利害人，被告对其证言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七组：18.潘家佑、潘秀连、方锦昭、陈敏光、曾成美《调查笔录》，证明1974年协议情况，协议未有其他队参与塘局屯与朝燕林场界线协议，潘秀连为不知情人，对其陈述不予采信；19.廖恒兴《调查笔录》，证明1974年协议情况及“谋五”山与“渌针”交换没有证据留存，证人为原告直接关系利害人，对其证言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第八组：20.《调解笔录》，证明双方坚持本方主张立场，达不成和解协议，由政府作出处理；21.《补充座谈调解笔录》，证明高一村16组同意割让50470号《山界林权证》部分林地给高一村17组；第九组：22.被诉处理决定，证明被告对争议地处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十组：23.被诉复议决定，证明南宁市政府维持被诉处理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南宁市政府辩称，争议山林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均无划分给争议双方中的任何一方。1981年林业三定，锣圩公社林业三定工作组组织高一村16组与高一村17组对“咟犁”林地登记核发山界林权证程序合法，高一村16组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合法有效。争议山林经营现状为以山脊为界，北面约45亩林地为高一村17组种植的速生桉，南面约60亩为高一村16组于2000年发包给本组村民经营种植的速生桉。武鸣区政府组织高一村16组单方调解，高一村16组同意放弃争议山林北面现状为高一村17村组种植的约45亩速生桉的山林权属。武鸣区政府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结合争议山林实际情况，根据“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的基本原则，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并无不当。高一村17组的复议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答辩人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答辩人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综上，答辩人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复议的时间、事项、请求、事实和理由；2.法定代表人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用于证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和受委托人身份情况；3.被诉处理决定，证明本案行政复议的事项是武鸣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且属于该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级别管辖范围；4.行政复议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案件提交答复通知书、延期审理通知书、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受理本案行政复议申请；书面通知复议申请人相关立案受理情况，通知被申请人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它有关材料，证明行政复议程序合法；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证明武鸣区政府就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所作的书面答复内容，且证明武鸣区政府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内容；6.被诉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认定的时间、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复议决定结果；7.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南宁市政府依法履行了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程序，程序合法。 第三人高一村16组陈述称，一、被告受理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山林权属纠纷程序合法。二、锣圩镇1981年林业三定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依法进行。三、原告所主张第三人50470号《山界林权证》的发证存在问题均不成立。四、原告主张的1974年与朝燕林场界线协议及“互换”均不足以证实争议地属于其所有。五、第三人多年来对争议地合法经营，并持有合法有效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完全可以对全部争议地主张权属。被告按第三人意愿将部分争议地划归原告所有亦无错误。综上，被告依照法定程序，认定事实清楚，所适用法律正确，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正确，第三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高一村16组庭审时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3份《林木采伐许可证》，证明本案争议的山林一直由第三人合法经营管理的事实。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1.（1）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武鸣区政府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根据该协议书第1条规定，渌针已经划归朝燕林场，不在争议地范围内，该证据只能证明争议地不属于朝燕林场，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2）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南宁市政府对其质证意见与被告武鸣区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认为不能证明争议地已经划归原告所有。（3）原告提交的证据，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原件，即使该证据是真实，也只能证明争议地不属于朝燕林场的经营范围，不能明确属于原告所有，且该协议书仅有朝燕林场和原告参与签订，第三人未参与，所以该协议书对争议地权属作出的划分也是无效的。（4）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2.（1）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其中对该组证据中证据2~6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该组证据中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登记表可以证明争议地在林业三定时发证不合法，原告的队长并未在该山界林权图、登记表上签字，且该山界林权图上登记的日期在发证日期之后，程序不合法；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证据8~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证据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该承包合同书与本案争议地有关以及本案争议地属于第三人所有；认为该《山界林权证》存在瑕疵，在该证上县长那一栏没人签字，也没有盖章，该证的四至范围不明确，没有附图，且该证存在先发证后制图，该证只能证明第三人对林木的使用权，不能证明其对林地的所有权，不能作为本案确权的依据；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该组证据证明了争议地存在争议，原告和第三人对所主张的争议地的地名和范围是不一样的，第三人以林权证范围为准，没有在现场进行边界指认，其对自己主张的边界范围并不清楚；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原告对该组证据中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原告对该组证据中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证据16~17中被调查人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调查笔录的内容与发证过程无关，内容不妥，且没有原告方人员参与，该调查笔录不能采信；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七组证据，原告对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证据19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八~十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2）被告南宁市政府对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3）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第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认为争议地是其所有的证明目的；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第三~十组证据，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4）本院对被告武鸣区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3.（1）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3，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证据4~7，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南宁市政府没有进行实地调查，不能证明其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被告武鸣区政府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3）第三人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异议。（4）本院对被告南宁市政府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4.（1）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争议地无关，且第三人在确权阶段未提供该证据。（2）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被告武鸣区政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保留意见；（3）第三人提交的证据被告南宁市政府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没有相关附图，对其关联性保留意见。（4）本院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争议地位于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面积约为105亩，争议地四至范围与被告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认定的争议范围一致。原告高一村17组主张争议地地名为“渌针”，第三人高一村第16组主张争议地地名为“咟犁”。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原告、第三人均无有效证据证明争议地已划分给原告、第三人中的任何一方所有。1974年原告（即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发生界线纠纷，经原武鸣县代表、朝燕林场代表、原锣圩公社代表、原高一大队代表、原告（塘局生产队）代表共同参加走山踏界，后原告（塘局生产队）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签订界线协议并绘制界线范围。同年，渌廖生产队（现高一村15组，高一村16组当时未从高一村15组析出）亦因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发生界线纠纷，亦经原武鸣县代表、朝燕林场代表、原锣圩公社代表、原高一大队代表、渌廖生产队代表共同参加走山踏界，后渌廖生产队亦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签订界线协议并绘制界线范围。1979年，原与高一村15组为一大组的第三人从大组中析出。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第三人取得原武鸣县政府签发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原告取得原武鸣县政府签发的50472号《山界林权证》，两《山界林权证》在锣圩公社高一大队山界林权图上共同编号为23号，其中争议地包含在第三人50470号《山界林权证》范围内。因原告、第三人对争议地权属产生争议，均向被告武鸣区政府提出确权申请，为此，武鸣区政府于2018年2月6日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将争议地以高程为276.2为定点，东、西走向以山脊为分界线，北面面积约45亩山林权属划归高一村17组集体所有，南面面积约60亩山林权属划归高一村16组集体所有。原告对该处理决定不服，向被告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宁市政府于2019年8月6日作出南府复议〔2018〕6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武鸣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处理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两被告答辩、第三人陈述如前。 另查明，经本院现场勘查，争议地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飞播林，现以山脊为界，北面面积约45亩由原告村民小组经营，南面面积约60亩为第三人于2000年发包给本小组村民经营。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高一村17组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武鸣区政府和南宁市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均无异议，本院对以上无争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原告高一村17组与第三人高一村16组均未能提供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等历史时期已经固定或划分的有效证据。1974年原告（塘局生产队）、渌廖生产队均为解决场、队之间的界线争议，均与朝燕林场仙湖分场签订了协议书并绘制界线范围，但两份协议书均未明确本案争议地权属属于哪个生产队。1981年林业三定，锣圩公社林业三定工作组经组织原告高一村17组和第三人高一村16组对争议地进行踏界确认界线，造册登记并核发给第三人高一村16组包含争议地在内的50470号《山界林权证》，高一大队代表、高一村16组、17组代表均在《划定山界林权登记表》上签字确认。被告武鸣区政府根据以上事实和结合争议地的经营管理现状，以及经调解第三人同意放弃争议地部分山林权属的意思表示，作出本案被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亦符合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被告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上述被诉处理决定结果正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原告高一村17组的起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驳回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7村民小组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武鸣区锣圩镇高一村第17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50元（户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帐号：20×××77，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万象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宁 静 审判员 傅朝霞 审判员 戴声长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谢其珈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