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321行初294号 原告宋德珍，女，1938年3月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组。 委托代理人邱学艺，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 法定代表人陈钊，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冰雪，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汝强，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 法定代表人魏树旺，市长。 委托代理人昌元燕，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吴柳娟，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黄乾华，男，1937年9月1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黄元生，男，1968年12月1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黄元福，男，1971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共同委托代理人周雷，贵州名城（习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谢同祥，男，1963年4月1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邓换刚，男，196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李仕分，女，1950年4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刘中碧，女，1952年5月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第三人王真华（系原告宋德珍之子），男，1965年9月1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组。 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住所地：习水县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 负责人邓宦江，组长。 第三人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村民组，住所地：习水县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组。 负责人张辉先，组长。 原告宋德珍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4月18日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6日裁定移交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4日、月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宋德珍的委托代理人邱学艺，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刘冰雪、王汝强，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吴柳娟、昌元燕，第三人黄元生、黄元福及委托代理人周雷，第三人王真华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谢同样、邓换刚、李仕分、刘中碧、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村民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如下事实：申请人主张争议地小地名叫“高坡”，被申请人主张叫“磨子山”。该争议地位于习水县，包含了部分林地、耕地和退耕地，面向争议地，自上而下将争议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1-1号争议地，现状为荒山，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黄乾华发生争议，四界为（面向山定位，下同）:上抵磨子山岩伦至石敢当横大路，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右抵桥沟河沟。二、1-2号争议地，现状为退耕地，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黄元生（黄乾华之子）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黄元福退耕地以岩轮为界，下抵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左抵宋德珍与谢同祥争议地，右抵宋德珍与黄乾华争议地。三、1-3号争议地，现状耕地，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刘中碧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宋德珍与谢同祥争议地，右抵宋德珍与黄乾华争议地。四、2号争议地，现状为荒山，系申请人宋德珍与被申请人谢同祥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岩轮，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谢同祥山林以岩轮为界，右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五、3-1号争议地，现状为耕地，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邓焕刚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下抵邓焕平田，左抵桥沟至老公路的人行路，右抵宋德珍与李仕分争议地、宋德珍与黄元福争议地。六、3-2号争议地，现状为耕地，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李仕分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下抵宋德珍与黄元福争议地，左抵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右抵宋德珍山林。七、3-3号争议地，现状为耕地，系申请人宋德珍与第三人黄元福（黄乾华之子）发生争议，四界为:上抵宋德珍与李仕分争议地、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下抵邓焕平田，左抵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右抵宋德珍山林。申请人宋德珍为主张权利，提供了土地改革时颁发给王树清（宋德珍丈夫之父，第三人王真华祖父，已故）《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载明“桥沟”土一块，四界为:东黄银山岩，南邓显坤岩，西其岩Ｘ（字迹不清，无法辩认），北罗银臣岩，该“桥沟”土的东、南、西界有改动痕迹。申请人宋德珍提供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王树清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和《两路公社永利大队红心生产队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发放清册》，均记载有“高坡”山林一幅，四界均为:上抵马路，下抵土边，左抵岩伦，右抵土边，经现场勘查，该存根和清册记载的“高坡”山林位于寨坝至江津老公路（该公路修建于1981年林业“三定”以前）以下和3-1号、3-2号、3-3号争议地之右，未包含7幅争议地。申请人宋德珍提供的第三人王真华（系宋德珍之子）和第三人黄乾华发生纠纷后，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永利村民委员会和原两路乡人民政府共同作出的《处理意见》，记载了王真华持有1954年土改证，黄乾华无证件说明，以证件为凭，将双方争议地处理给王真华，四界:东抵石敢当大路，南抵石敢当河沟直下，西抵桥沟大路直上寨门横大路，北抵磨子山岩伦直下至河。申请人提供的两路乡人民政府于同日（即1988年4月18日）作出的另一份《山林纠纷处理意见》，记载了“一是王真华自留山界按村委处理意见不变，四至界址以现场指定位置；二是王真华有自留山证为凭，此片山林属王真华所有，长期管理不变，黄乾华无任何证具说明此片山林权属，黄乾华无任何管理权和使用权等”内容。上述两份处理意见处理归第三人王真华的山林四界包含了1-1号、1-2号、1-3号、2号争议地，未包含3-1号、3-2号、3-3号争议地。申请人宋德珍还提供了其本人于2008年12月25日取得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0068-1／1号《林权证》，未登记争议地，其登记的“高坡”山林（四界为:东抵杨华财土壁，南抵杨华财（即杨文兴之子）土壁，西抵大路和本人土壁，北抵邓昌福（即李仕分丈夫）土边）位于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以下，**、3-3号争议地之右，未包含7幅争议地。被申请人谢同祥提供了1981年林业“三定”时《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载明谢福贵（谢同祥之父）“大庆沟”山林一幅，四界为:上抵杨华相（即杨华香）界，下抵堰沟壁，左抵桥沟土别，右抵磨子山土别。经现场勘查，该清册记载的“大庆沟”上界、左界、右界均与2号争议地一致，下界无“堰沟”或痕迹。第三人黄乾华提供了1981年林业“三定”时颁发的习府自山字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记载有“立石头”山林一幅，四界为上抵石敢当路、下抵集体土、左抵河沟、右抵还路，包含了1-1号争议地。第三人黄乾华还提供了2008年12月25日颁发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6173-1／1号《林权证》，登记的“立石头”山林四界为:东抵石敢当路、南抵河沟、西抵立石头土边、北抵还路至老公路，包含了1-1号争议地。第三人黄元生提供了1998年8月1日寨坝镇人民政府填发的《土地承包证经营权证》，证上载明“立坡”土地一幅，四界为:东抵本人山，南抵杨德金（即刘中碧丈夫）土，西杨德金土，北抵黄干九（即黄元福）土。第三人黄元生还提供了2004年取得的习府林证字（2004）第××号《林权证》，登记有“桥沟”退耕还林地一幅，四界为:东抵荒山、南抵杨德金（即刘中碧丈夫）界、西抵荒山、北抵本人山。上述两份证书均包含了1-2号争议地。第三人刘中碧提供了1998年8月1日寨坝镇人民政府填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有“乔沟马路外”土地一幅，四界为:东抵荒土、南抵荒山、西抵杨文兴土、北抵公路。经现场勘查，结合该土地登记的地名为马路外，该证未包含第三人刘中碧主张的1-3号争议地，但第三人刘中碧对其有耕种的事实。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未提供争议地书面权属依据，但分别对1-1号、1-2号、1-3号争议地有长期耕种的事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发生林权争议，申请人于2016年12月25日提起书面确权申请，习水县林业局受理后组织双方现场勘查过程中，申请人对第三人黄乾华、邓焕刚、李仕分、刘中碧、黄元生、黄元福等人的山林或土地均提出权利主张，为提高行政效率，习水县林业局遂将上述利害关系人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一并作出处理，并将追加情况告知了相关当事人。 并认为:一、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处理林权争议，应当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作为处理依据。尚未取得林权证的，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以及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可以作为处理依据。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可以作为处理的参考依据。同时，处理林权争议，应当遵循“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结合本案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权利依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与本案相关，以及当事人耕种管理争议地的情况，应当是处理本案的焦点。二、申请人提交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明显改动痕迹且部分界址模糊，且其上记载的“桥沟”属性为土，与申请人主张争议地为山林的实际不符，故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其提交的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和2008年《林权证》登记的“高坡”山林，未包含7幅争议地，亦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申请人另提交的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永利村民委员会和原两路乡人民政府共同作出的《处理意见》及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于同日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以第三人王真华持土改证、自留山使用证作为处理依据，并认定第三人黄乾华无权利凭证。经本府调查，申请人及第三人王真华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自留山使用证》，不能作为处理依据，第三人黄乾华实际持有相应权利凭证，且其处理的范围不仅包含与第三人黄乾华争议地，还包括申请人与其余当事人争议地。故该两份《处理意见》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结果均存在错误。对于第一份《处理意见》，其性质属于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共同对当事人的林权纠纷作出的调解意见，在未经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而第二份《山林纠纷处理意见》，系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和结果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依法应予撤销。 三、对于1-1号争议地，第三人黄乾华持有合法有效的《自留山使用证》，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对于1-2号争议地，第三人黄元生持有1998年《土地承包证经营权证》和2004年《林权证》，该两份证书合法有效，应当作为处理本案依据。对于1-3号争议地，第三人刘中碧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予以登记，但其对该争议地有耕管事实，且申请人权利凭证未包含该部分争议地，按照“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对第三人刘中碧的权利主张，应予支持。对于2号争议地，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山林界址的纠纷，申请人山林位于被申请人山林之下。《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上记载的被申请人“大庆沟”山林虽然存在下界不清，但结合申请人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高坡”山林上界抵“马路”的事实，且经调查，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已存在，故双方山林应确定以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为界。对于3-1号、3-2号、3-3号争议地，主张权利的申请人及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均没有持合法有效证件，但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分别对该3幅争议地长期耕种管理的事实，按照“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对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的权利主张，应予支持。 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一、撤销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二、1-1号争议地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黄乾华所有，四界为:上抵磨子山岩伦至石敢当横大路，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右抵桥沟河沟。三、1-2号争议退耕地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权归第三人黄元生所有，四界为:上抵黄元福退耕地以岩轮为界，下抵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左抵宋德珍与谢同祥争议地，右抵宋德珍与黄乾华争议地。四、1-3号争议耕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由第三人刘中碧管理使用，四界为:上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宋德珍与谢同祥争议地，右抵宋德珍与黄乾华争议地。五、2号争议地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林木使用杈归被申请人谢同祥所有，四界为:上抵岩轮，下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左抵谢同祥山林以岩轮为界，右抵宋德珍与黄元生争议地、宋德珍与刘中碧争议地。六、3-1号争议耕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由第三人邓焕刚管理使用，四界为:上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下抵邓焕平田，左抵桥沟至老公路人行路，右抵宋德珍与李仕分争议地、宋德珍与黄元福争议地。七、3-2号争议耕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由第三人李仕分管理使用，四界为:上抵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下抵宋德珍与黄元福争议地，左抵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右抵宋德珍山林。八、3-3号争议耕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集体所有，由第三人黄元福管理使用，四界为:上抵宋德珍与李仕分争议地、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下抵邓焕平田，左抵宋德珍与邓焕刚争议地，右抵宋德珍山林。 原告宋德珍不服上述决定，向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宋德珍诉称：1、请求判决撤销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和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请求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作出变更判决,确定原告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经营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违法,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未进行实质调查,未认真考虑原告向其提交的争议地的现场历史照片、现状照片和现场查勘实图,仅依靠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维持事实错误。2、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未经调查核实和未经法定撤销程序的情况下撤销了1988年4月18日原永利村村民委员会和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程序违法。3、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在未经调查前仍以黄乾华、黄元生、邓焕刚、李仕芬、刘中碧、黄元福等人为第三人，违反了裁判原则，超出申请复议范围，事实错误。4、只有在基本事实清楚，权属没有争议，争议地来源合法的前提下才能适用“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但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却在争议地基本事实不清,权属尚存争议的情况下适用该原则,并以此为由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二、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认定错误。1、原告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时提交的原习水县两路乡人民政府及两路乡人民政府永利村民委员会1988年4月18日出具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及习水县寨坝镇友谊村村民委员会和习水县寨坝镇凤凰村村民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6日联合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经营权。2、第三人谢同祥的山林地与原告宋德珍申请确权的争议地四至完全不同。原告中请确权的争议地位于高坡（又称磨子山）南面岩伦以下，第三人谢同样的林地位于高坡（又称磨子山）岩伦以上往磨子山以北，其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中载明的“大庆沟”山林与原告申请确权的争议地四至不同,相离甚远，且2008年政府已另行颁发《林权证》,在无《林权证》的情况下,该证据也不能作为争议案件的定案依据。3、第三人黄乾华的山林地与原告申请确权的争议地无关。第三人黄乾华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6173-1／1号《林权证》登记的地名为“立石头”，与原告申请确权的争议地四至不一致,且中间相隔黄元生“桥沟”退耕还林土,双方不存在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4、第三人黄元生的山林地与原告申请确权的争议地无关。黄元生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1998年8月1日寨坝镇人民政府填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指的土地已于2006年长东公路扩建时被征收。黄元生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习府林证字（2004）第××号《林权证》所指的退耕还林土地与原告申请确权争议地相邻，但并不重复。5、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刘中碧、黃元福、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村民组与原告宋德珍、第三人谢同样争议地没有任何关系,不应作为行政处理时的第三人。三、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于1988年4月18日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事实清楚，合法有效,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予以撤销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恳请贵院依法做出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和诉讼主体资格； 2、遵义市人民政府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事实； 3、习水县人民政府习府处[2018]48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的事实； 4、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自留山使用证，证明原习水县两路公社向原告的公公填发了包含争议地高坡山林在内的自留山使用证的事实； 5、承包土地明细登记表一、二，证明：（1）1998年以后原告以自己的名义承包了人口为9人的承包地，王真华是其中一人；（2）原告对争议地“高坡”山林具有经营和管理使用权的事实； 6、习水县两路乡永利村委会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两路乡人民政府山林纠纷处理意见，证明原告所在的村集体已经将争议地处理给原告承包经营和管理使用的事实； 7、习水县寨坝镇凤凰村民委员会、友谊村民委员会联合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经营和管理使用的权利，因原告长期外出，导致争议地未填在山林证内； 8、现场查勘实图、现场历史照片和现状照片，证明：（1）争议地现场的历史和现实概况；（2）证明争议地与第三人四至不同，没有关系的事实； 9、土地流转协议书及村委会、财政兑现土地征收款的流水，证明原告在争议山林内有两幅土地已被村委会征收流转，并支付土地补偿款的事实。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告与第三人因“磨子山”林地权属发生争议，原告向答辩人申请行政裁决,经县林业局立案后进行调查，收集证据，现场勘验，形成处理建议报答辩人，答辩人经审查后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进行送达，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1、原告为主张权利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明显改动痕迹且部分界址模糊，其上记载的“桥沟”属性为土，与主张争议地为山林的实际不符，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同时，其提供的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和2008年《林权证》登记的“高坡”山林，未包含7幅争议地，不能作为处理依据。原告提交的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永利村民委员会和原两路乡人民政府共同作出的《处理意见》及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于同日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该两份《处理意见》认定的事实及处理结果均存在错误。第一份《处理意见》其性质属于村民委员会和乡政府共同对当事人的林权纠纷作出的调解意见，在未经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第二份《山林纠纷处理意见》系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和结果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依法应予撤销。2、第三人黄乾华持有合法有效的1-1号争议地的《自留山使用证》，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第三人黄元生持有1-2号争议地1998年《土地承包证经营权证》和2004年《林权证》，应当作为处理本案依据。对于1-3号争议地，第三人刘中碧持有的1988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虽未予以登记，但其对该争议地有耕管事实，且原告权利凭证未包含该部分争议地,按照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该争议地使用权应属刘中碧。2号争议地系原告与第三人谢同祥之间山林界址的纠纷,原告山林位于第三人谢同祥山林之下，在《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上记载的第三人谢同祥“大庆沟”山林虽然存在下界不清，但结合原告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高坡”山林上界抵“马路”的事实,可以确定以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为界。3、原告及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均未持有3-1号、3-2号、3-3号争议地合法有效证件，但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分别对该3幅争议地具有长期耕种管理的事实，按照“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原则，对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的权利主张，应子支持。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 1、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调查报告，证明本案由县林业部门调查后报送林业部门意见； 2、林地纠纷处理申请、山林确权答辩书、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3、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理通知书、追加第三人通知书；4、争议现场草图及照片。证明：（1）本案启动告知程序合法；（2）当事人诉求及主张；（3）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适格； 5、原告提供的王树清《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其上记载“桥沟”土地，有明显改动痕迹且部分界址模糊，与原告主张争议地为山林的实际不符，不能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且该证据属土改时期颁发，历经多次林业改革变动后，只能作为参考依据； 6、原告提供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王树清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和两路公社永利大队红心生产对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发放清册，均记载有“高坡”山林，经查，该存根和清册记载的高坡山林位于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以下和3-1、3-2、3-3争议地之右，未包含7幅争议地，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7、原告提供的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永利村民委员会、原两路乡人民政府共同作出的处理意见及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于同日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证明：第一份处理意见的性质属于调解意见，在未经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份处理意见，系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据以作出处理的主要依据系王树清自留山使用证，但经查，王树清自留山使用证未包含争议山林，原两路乡政府处理意见在事实认定和结果存在错误的情况下，依法应予撤销； 8、原告提供的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0068-1/1号林权证，证明登记的“高坡”山林位于3-2号、3-3号争议地之右，未包含7幅争议地，不能作为处理依据； 9、第三人谢同祥提供的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证明：经现场勘察，该清册记载的“大庆沟”山林上界、左界、右界均与2号争议地一致，虽存在下界不清，但结合原告1981年自留山使用证登记的“高坡”山林上界抵马路的事实，结合寨坝至江津老公路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已存在的情况，双方山林应以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为界； 10、第三人黄乾华提供的习府自山字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和习府林证字（2008）第5203300206173-1/1号林权证，证明其上均记载有“立石头山林”一副，四界包含了1-1号争议地； 11、第三人黄元生提供了1988年8月1日寨坝镇人民政府填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2004年取得的习府林证字（2004）第××号林权证，两份证据均包含1-2号争议地； 12、第三人刘中碧提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该证未包含第三人刘中碧主张的1-3号争议地； 13、友谊村村委会、凤凰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当事人身份情况； 14、黄乾华、封明开、杨华荣、王真华、邓焕平、张学华、刘中碧、黄元生等人调查笔录，证明第三人刘中碧、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分别对1-3、2-3、3-3号争议地有长期管护耕种的事实； 15、更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程序合法。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答辩人2018年12月21日受理了原告宋德珍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法定程序向相关当事人送法了法律文书，并对案件事实进行了审查，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正确。 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2、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手续证明；3、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7、行政复议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8、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 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述称，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1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与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二、争议地“立石头”是第三人黄乾华自1964年土地四定时期即取得权益，一直由其管理使用，同时1981年习水县人民政府向黄乾华颁发的《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和2008年习水县人民政府向黄乾华颁发的《林权证》均确认了黄乾华对该地享有权属，另外，第三人黄元福、黄元生与原告之间的争议地一直由两第三人耕种管理，习水县人民政府已查明属于两第三人。三、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认定事实错误及处理结果错误,习水县人民政府予以撒销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所有第三人均与原告的主张有直接利害关系，习水县人民政府依法追加第三人的程序合法。 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1981年颁发的自留山证，证明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中载明的内容符合事实； 2、2018年颁发的林权证，证明该证是1981年的延续，四界与1981年的一致，黄乾华对争议地享有权属； 3、寨坝镇友谊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黄乾华历史以来对1-1号地有管护的事实； 4、习水县人民政府向黄元福颁发的林权证，证明第三人对争议地享有权属，小班号008号体现了黄元生对112号地块享有权属，112号地块属于原告与黄元生的争议地。 第三人王真华述称，宋德珍是我母亲，意见和原告意见一致，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第三人王真华无证据提交。 第三人谢同祥、邓换刚、李仕分、刘中碧、寨坝镇友谊村双山村民组、寨坝镇凤凰村高铺子村民组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述称意见和证据。 本院出示了下列证据： 1、本院对胡顺会、黄元福、王真华的询问笔录。 2、第三人谢同祥的林权登记申请表，习府自山字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1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习水县林业局向习水县人民政府呈报过调查报告，没有习水县政府的签收依据；对2-3号证据三性无异议；对4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该草图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符，上面申请人列的是王真华，在处理决定中又将王真华列为第三人，且实际申请人是宋德珍，与申请事实不符；对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并未提交此证据，原告在得到该证时就已经有改动痕迹，不能证明改动是原告所为；对6号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山林与3-1、3-2、3-3没有关系，原告申请确权时并未将其列为争议地，也未列第三人；对7号证据三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处理意见是调解后作出的意见，符合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3、51条的规定；8号证据并非原告提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面登记的“高坡”山林不是原告所说的争议地，该地的四至与原告的四至不一致；9-12号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上面列明的地名及四至与争议地不存在重合、包含，与争议地无关；对1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对14号证据三性不认可，该调查笔录中的被调查人均是本案利害关系人，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且上面列明的1-3、2-3、3-3号地与本案争议地没有关系；对15号证据无异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无异议。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质证意见为10-11号证据证明了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依法取得了争议山林的权属，对其余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王真华要求法院依法核实。 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为：对所有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本案案情复杂，遵义市政府在受理原告申请后，未经听证程序、未进行实体调查就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第三人王真华均无异议。 对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所有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对原件后认定，且该证据载明的土地地名及四至与原告所诉的争议地不相同，与本案无关。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三人王真华认为友谊村与凤凰村没有利益关系。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1-3号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其对争议山林享有权属；对6号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有异议，我府已经将其撤销；对7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争议的事实；对8号证据三性有异议，现场照片证明是争议现场没有异议，但对其自行标注和绘制的内容有异议；对9号证据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质证认为，对1-3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4-5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00439号林权证中载明的土地四至不包含本案争议地；对6号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村委会处理意见不是协商调解的结果，没有争议当事人的签字，乡政府不具有处理土地权属的主体资格，已经被依法撤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7号证据三性不认可，涉案土地登记在原告名下，但该证明中的主体不正确，该证明系复印件，法庭核实原件后综合认定；对8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系原告自行绘制，与我们提交的现场勘验图不一致，且我们提交的有各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对9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不能反映被告作出的确权决定错误。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的质证意见同二被告，并补充认为6号证据山林纠纷处理意见查明的事实和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县政府撤销并无不当；两份流转协议书与本案无关，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核实。第三人王真华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本院出示的证据，原告对胡顺会和黄元华询问笔录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对王真华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对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及谢同祥林权档案申请表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其载明的四至与原告的地名四至不一致。第三人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谢同祥、邓焕刚对胡顺会的询问笔录三性无异议，其与黄乾华、黄元生、黄元福无利害关系，对黄元福的笔录三性无异议；对王真华询问笔录调取的合法性认可，但是其与原告是母子关系，对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调取的1070号自留山使用证三性认可，正好证明黄乾华1981年以来就对争议地享有权属；对谢同祥的林权档案由法院依法核实。第三人王真华除对其本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外，对其余询问笔录不认可；对在档案馆调取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本院现场勘查及审理查明事实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载明的事实一致。另经本院调查，第三人黄乾华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在习水县档案馆有存根。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中八项处理决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是否正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对其予以维持是否正确。 关于第一项处理决定，虽然本案争议地1－1号、1－2号、1－3号、2号均包含在1988年4月18日原两路乡永利村民委员会作出的《永利大队红心生产队王真华与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黄乾华山林纠纷处理意见》和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中，但上述两份处理意见中记载的“黄乾华无任何证据说明此片山林权属”与现习水县人民政府及本院查明的第三人黄乾华持有1981年颁发的习府自山字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的客观事实不符，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为原两路乡人民政府的上级部门，其根据查明的事实有权撤销下级人民政府即原两路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纠纷处理意见》，且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关于第二项处理决定，首先，虽然原告宋德珍及第三人王真华持有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但该证有明显改动痕迹且部分界址模糊，且其上记载的“桥沟”属性为土，与原告主张争议地为山林的实际情况不符，故该证据不能证明争议地1-1号属原告管理使用。其次，原告宋德珍及第三人黄乾华均持有1981年颁发的《自留山使用证》，故该两份自留山使用证应当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原告宋德珍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上登记的“高坡”山林四界为“上抵马路，下抵土边，左抵岩伦，右抵土边”，第三人黄乾华持有的习府自山宇第1070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上登记的“立石头”山林四界为“上抵石敢当路、下抵集体土、左抵河沟、右抵还路”，经本院现场勘查，原告自留山使用证上登记的“高坡”林地位于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以下，不包含1-1号争议地。第三人黄乾华自留山使用证上登记的“立石头”林地包含1-1号争议地，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第二项处理决定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 关于第三项处理决定，第三人黄元生持有的1998年《土地承包证经营权证》上的“立坡”土地及2004年的习府林证字（2004）第××号《林权证》上登记的“桥沟”退耕还林地包含了1-2号争议地，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第三项处理决定亦正确。 关于第四项处理决定，虽然1-3号争议地未登记在第三人刘中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但第三人刘中碧对其有耕种的事实，且征地补偿款已实际发放给刘中碧，而原告之子即第三人王真华对此也无异议，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该项处理决定亦正确。 关于第五项处理决定，原告宋德珍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上登记的“高坡”山林四界为“上抵马路，下抵土边，左抵岩伦，右抵土边”，第三人谢同祥提供的1981年林业“三定”时的《两路公社两路大队友谊生产队社员集体山林管护证发放清册》中登记的“大庆沟”山林四界为:上抵杨华相(即杨华香)界，下抵堰沟壁，左抵桥沟土别，右抵磨子山土别。经本院现场勘查，第三人谢同祥提供的清册中记载的“大庆沟”上界、左界、右界均与2号争议地一致，下界虽无明显“堰沟”或痕迹，但第三人谢同祥之妻胡顺会及第三人黄元福均称“堰沟”即为寨坝至江津的老公路边的边沟。结合原告1981年习府自山字第00439号《习水县自留山使用证(存根)》上登记的“高坡”山林上界为“上抵马路”，而寨坝至江津的老公路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已存在，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将原告与第三人谢同祥之间的林地以寨坝至江津老公路为界亦并无不当。 关于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处理决定，虽然第三人邓焕刚、李仕分、黄元福未提供争议地书面权属依据，但分别对3-1号、3-2号、3-3号争议地有长期耕种的事实，故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处理决定亦正确。 综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8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遵府行复[201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也并无不当。原告诉称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程序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宋德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人民陪审员  毛成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