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204民初2689号原告：高俊杰，女，1970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任丘市麻家坞镇北马庄404号，公民身份号码132××××××××××××321。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媛、刘海河，河北宾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41××××××××8350。第三人：姜素云，女，196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公民身份号码410××××××××××××400。上述被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展雄，广东余黎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俊杰与被告广东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第三人姜素云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10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俊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媛、刘海河，被告亚鹏公司、姜素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展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俊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散广东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2月20日，原告高俊杰与姜素云发起成立了亚鹏公司，二人作为公司股东，各持有公司50%股权，姜素云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最初两年公司运转还算正常，但之后在公司经营中姜素云日渐强势，处处设障，将原告排斥在公司运营、管理之外，最后就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难以保障，致使我与姜素云之间矛盾和隔阂日渐加深，难以调和。但因原告非本地人，距公司所在地路途遥远，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自身损失，于是便尽量隐忍，委曲求全，终于我与姜素云于2016年9月5日达成一份《和解协议》，双方就亚鹏公司财产清查、投资回收与利润分配、资金共管、独立经营、股权转让、贷款与协助、专利技术、违约责任等进行了协议约定，并在“独立经营”项下约定在前几项按约定成就后原告于2016年9月1日退出公司管理，并最终将原告持有的50%公司股份转让给姜素云或姜素云指定的人。后我二人又于同年9月8日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和解协议》、《补充协议》签订后几个月，姜素云毫无诚信，拒不履行协议约定。为避免亚鹏公司在姜素云操控下，隐瞒公司利润、虚构、增加对外债务弄虚作假的行为，尽可能少的降低原告的经济损失，万般无奈，原告于2017年6月1日书面通知姜素云解除《和解协议》、《补充协议》。之后时至今日，原告被拒公司之外，2016年至今，被告方法定法定代表人一直没有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组织召开股东会议，原告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等一无所知，视若旁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使亚鹏公司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综上，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强烈的人合性特点，公司能否正常运营依赖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关系，若股东之间关系恶化，或当公司经营出现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无法实现公司目的时，法律赋予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权利。被告亚鹏公司在存续期间长期发生严重的内部矛盾，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原告的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并且上述问题通过其他途经已经不能解决。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亚鹏公司、第三人姜素云共同答辩称：1.原告无权实际享有股东权益。根据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肇庆市亚鹏通信设备有限股份转让合同》（证据1）、《中国农业银行网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农业银行网内收付入账通知书》（证据3）充分证明了原告高俊杰与郭国亮签订《肇庆市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转让合同》后，并没有支付转让款、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只是名义浮动、代为持有郭国亮的股权，高俊杰对公司无任何出资，无权享有股东权益。因此，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应当驳回其起诉。2.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立案条件，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扥规定，本案中，亚鹏公司一直以原有方式经营管理，不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经不能解决”情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本案中，亚鹏公司的股东通常是通过电话、信息、电子邮件等灵活的方式进行沟通（包括股东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原告放弃相关权利和怠于履行责任。不存在“无法召开股东会”、“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而原告在诉状中实际上是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3.原告的主张没有理由和证据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原告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和解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完全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并且证明双方仍然有协商，并且签订了协议，不存在无法开会、协商的情况（包括召开股东会），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协议约定自原告自2016年9月1日起，退出公司管理。原告自己放弃权利及没有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公证书》及《公司文件查阅、复印申请书》、《解除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通知书》同样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公司文件查阅、复制申请书》只是原告的要求，一则没有合同等依据，二则要求不明确，三则并没有限制原告的权利，再者是原告制造的假象。《解除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通知书》只是原告提出的主张、观点，以及原告制造的假象，并没有产生法律上的确认和法律上的效果，同时没有经过司法裁判。原告提供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等证据，则不仅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解散公司的主张，反而证明了原告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原告履行了出资义务或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才能享有股东权利，这也是各方原有的共识。至于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提出以亚鹏公司员工人数不多，公司业务量不大（实际上被告亚鹏公司只提供部分业务资料，而不是全部）作为解散公司的理由，则完全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完全站不住脚。综上所述，亚鹏公司正常经营和开展业务，不存在解散公司理由和法定情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亚鹏公司于2011年2月20日注册成立，住所地为肇庆市高要区白土镇九山，股东为郭国亮、姜素云，注册资本500万元。2014年6月23日，郭国亮（甲方）与高俊杰（乙方）签订《肇庆市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持有肇庆市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50%股份转让给乙方。2014年7月3日，公司变更股东为高俊杰、姜素云。现亚鹏公司股东为高俊杰、姜素云，各占公司5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姜素云，系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8月11日，亚鹏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变更为12000万元，增加部分11500万元分别由股东姜素云、高俊杰以货币认缴出资，并于2014年8月25日办理了变更登记。2014年9月1日，亚鹏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肇庆市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亚鹏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并于2014年9月2日办理了变更登记。2016年9月5日，原告高俊杰（乙方）、第三人姜素云（甲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载明“由于甲乙双方在资金使用安排、财务管理等方面发生分歧，影响了亚鹏公司的发展。为此，双方决定由一方独自经营。现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双方在《和解协议书》中对财产清查、投资回收与利润分配、资金共管、独立经营、股权转让、贷款与协助、专利技术、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二条第一项约定“亚鹏公司截止2016年8月31日已产生的利润（包括已下单但未履行的订单所产生的利润）作为双方进行分配的应得利润。”第四条第一项约定“自2016年9月1日起，甲方经营、管理亚鹏公司，并享有、承担亚鹏公司自2016年9月1日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利润及所有的法律责任，乙方退出管理。”2016年9月8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补充协议书》载明“双方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9月5日签订了《和解协议书》，现双方就亚鹏公司资金共管一事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双方在《补充协议书》中对资金共管账户、甲方给付乙方的款项时间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其他事项以原《和解协议书》约定为准。”现原告高俊杰以无法按《和解协议书》退出亚鹏公司，无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亚鹏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款南，亚鹏公司继续存续只会让亚鹏公司和原告利益受到更大损失为由，请求解散亚鹏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解散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规定，原告高俊杰是被告亚鹏公司登记的股东，且投资占注册资本的50%，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要求，故其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但公司解散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经不能解决。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规定了四种具体情形，即：“（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本案中，原告高俊杰、第三人姜素云二股东因个人原因产生矛盾，为便于公司经营管理签订《和解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庭审质证时，双方对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故以上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原告高俊杰提交的解除《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通知书，只有原告一方的签名，并无被告方以及第三人的签章确认，本院不予以确认。根据《和解协议书》第二条第一项、第四条第一项约定，双方分配亚鹏公司2016年8月31日之前的利润，2016年9月1日之后原告退出公司经营、管理，故不存在公司“无法召开股东会”、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定情形。被告对此不认可，并提交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采购订单、社会保险费申报资料等，证实被告亚鹏公司现经营、管理、生产正常进行。故原告高俊杰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亚鹏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原告高俊杰、第三人姜素云作为亚鹏公司的两股东，通过协商解决了公司经营、管理问题，故亦不存在“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综上所述，被告亚鹏公司现经营管理正常，也未给原告高俊杰造成重大损失，不存在解散公司的事实和法定情形，故对原告请求解散亚鹏公司，本院不予以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俊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高俊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石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林子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