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8民初1604号原告：孙红艳，女，197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楼****。代表人：孙以川，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杰，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以川，男，1964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杰，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红艳与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红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被告华夏研究院的代表人被告孙以川，被告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雅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红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签署的《合作协议》；2、华夏研究院返还孙红艳投资款2000万元；3、华夏研究院支付孙红艳投资款的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4、判令孙以川对上述第二、第三项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孙以川、华夏研究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11月21日，华夏研究院与孙红艳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就“工厂化现代农业生产装备制造”项目进行合作，由孙红艳投资2000万元与华夏研究院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孙红艳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30%股权，华夏研究院以相关知识产权和前期投入入股，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70%股权，合作公司负责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的施工组装与调试；所得利润双方共同商定。项目发展计划：1、试点阶段，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项目试点建设；2、大面积推广阶段。试点成功后，大规模推广。并特别约定：本项目合作框架下，保证项目公司始终拥有项目所述相关技术使用权；本项目技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完全达到生产设计要求，保证项目正常生产使用。双方在洽谈签约过程中，孙以川声称自己享有本项目所涉及的有关专利技术。协议签订后，孙红艳于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8日分两笔各汇款1000万元共计汇款2000万元到华夏研究院账户上；华夏研究院出具了收款收据。华夏研究院收到该款之后，既没有实际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也没有保证项目正常生产运营，也没有产生经济效益。孙以川作为华夏研究院的唯一投资人、负责人，不仅没有勤勉尽责地推动该项目，反而将孙红艳汇到华夏研究院的款项划出另作他用。华夏研究院、孙以川的上述行为，致使双方订立本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故孙红艳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求判令解除该协议，并要求华夏研究院、孙以川返还孙红艳投资款、赔偿利息损失。被告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辩称，2012年10月13日，孙红艳的弟弟孙红利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孙红艳为找孙以川处理该事，以合作为由接近孙以川。2013年1月22日，孙红利委托孙以川代理该案，赔偿受害人及支付办案经费共计500万元。孙红艳于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8日向华夏研究院汇款共计2000万元，其中500万元即为处理上述事项，其余1500万元为投资款。华夏研究院并未违约。孙红艳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盗取、抢夺、占有华夏研究院的高新技术、高科装备、专利成果。2013年3月12日，孙以川由于研究需要到新疆现场实验，临行前华夏研究院作出股东会决议，将北京上庄基地交给孙红艳管理。2013年年底孙以川从新疆回来时，辛苦创建的基地、设备都没有了。孙红艳的行为给华夏研究院造成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71087126元，并导致研究工作停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华夏研究院保留追诉的权利。孙红艳的起诉为虚假诉讼。孙以川长期致力于人类生命科学研究。合作协议是华夏研究院与孙红艳签订的，孙以川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请求驳回孙红艳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华夏研究院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孙以川。2012年11月21日，华夏研究院（甲方）与孙红艳（乙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一、合作双方。二、合作原则。三、内容：双方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合作公司负责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的施工、组装与调试。四、合作具体方式：乙方投资2000万元与甲方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30%股权。甲方以相关知识产权和前期投入入股，占装备生产制造公司70%股权。合作公司负责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的施工、组装与调试。所得利润双方共同商定。项目发展计划：1．试点阶段。工厂化现代农业工厂项目试点建设。2．大面积推广阶段。试点成功后，大规模推广。五、特别约定。双方对本合作项目所述相关技术达成以下共识：本项目合作框架下，保证项目公司始终拥有项目所述相关技术使用权。本项目技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完全达到生产设计要求，保证项目正常生产使用。双方对本协议之内容，包括补充协议保守秘密。六、其他。2012年12月28日，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汇款1000万元。2013年1月17日，孙红艳使用其父孙来成账户向华夏研究院汇款1000万元。华夏研究院向孙红艳开具收据两张，其上各载明今收到孙红艳投资款1000万元，时间分别为2012年12月28日及2013年1月18日。收据上盖有华夏研究院财务专用章，并有财务人员万歆签字。2012年底，华夏研究院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设立了一个示范基地，用于展示立体植物工厂设备等，基地存续至2013年3月。后，双方未依约设立公司。另查，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审理中，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本案所涉2000万元中有500万元为处理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提交一份《全权委托书》及孙红利案件相关资料。全权委托书上记载：孙红利委托孙以川全权处理“2013年1月22日孙红利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费用500万元人民币左右，资金由我姐孙红艳全部负责支付，争取做到撤销案件或不追究刑事责任。”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委托处理孙红利案件一事与本案无关，且费用并非500万元，投资款中不包含处理该案的款项。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其将收取的孙红艳1500万元投资款均投入到上庄基地的建设与运营中，提交了自制财务报表、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上庄基地的各种资料和照片等。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从未同意华夏研究院、孙以川将其2000万元投资款用于上庄基地的开销。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认可双方就将孙红艳投资款用于基地建设并无书面约定。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提交一张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最末一项为2013年5月24日余额11364634．10元，表上有孙红艳与孙以川签名及华夏研究院财务专用章，以此主张孙红艳对投资款的流向知情并同意。孙红艳主张，因其想了解自己投入的2000万元是否还在账上，对方给其看了账户明细，其发现只剩11364634．10元非常吃惊，要求华夏研究院、孙以川不得再动用账户上的钱，双方签字确认是为了确认账上还有这些钱，并非认可已经花掉的投资款。华夏研究院与孙以川主张，孙以川因工作需要要去新疆，故华夏研究院于2013年3月12日作出决议将上庄基地委托给孙红艳管理；孙以川20**年冬天回到北京后，发现基地及设备均已不在。孙红艳主张，其从未参与上庄基地的管理，建基地时其从老家给基地找了工人，工人工资由孙以川发，孙以川去新疆时，工人还在基地工作，但之后孙以川未继续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就离开了。因孙以川与基地的房屋所有权人有纠纷，基地被房屋所有权人收回。孙红艳提交2017年6月12日其与孙以川电话录音一份，包含以下内容：孙红艳说：“上次通电话，你说后半月给钱，怎么又没音讯了？”孙以川说：“到时候给安排好，国家有好多资金要进来。”孙红艳说：“咱们从2012年合作，这都5、6年了，这2000多万元别不当回事，你说有钱，这多年一分钱也没还过我，能不能少打一部分？”孙以川说：“再过半个月吧。”孙红艳说：“别老推了。”孙以川对录音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这是孙红艳设计的陷阱中的一环。庭审中，华夏研究院表示同意解除案涉《合作协议》，但认为孙红艳支付的投资款已投入基地建设，图纸设备也已被孙红艳拿走，不同意退还投资款。以上事实，有原告孙红艳提交的《合作协议》、收据、银行汇款凭证、电话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被告华夏研究院和孙以川提交的收据、委托书、孙红利案件相关资料、自制财务报表、华夏研究院银行账户明细、上庄基地的各种资料和照片等证据材料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孙红艳与华夏研究院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孙红艳依约投资系为了与华夏研究院共同成立目标公司，但华夏研究院至今并未履行设立目标公司的义务，孙红艳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现孙红艳要求解除合同，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华夏研究院于2018年1月15日收到本案应诉材料，孙红艳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于当日到达华夏研究院，双方《合作协议》于当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支付2000万元系为了合作成立装备生产制造公司，该公司并未设立，《合作协议》解除后，华夏研究院应当将收取的款项退还给孙红艳。华夏研究院未及时退还该款，给孙红艳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孙红艳要求其自2013年1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主张已经将孙红艳的投资款用于建设上庄基地，但就孙红艳同意将该投资款用于上庄基地建设未提供有效证据，孙红艳亦明确表示不同意其将投资款用于建设该基地，故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以此为由不同意退还投资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主张孙红艳向华夏研究院所汇的2000万元中有500万元为处理孙红利所涉案件的花费，孙红艳对此不予认可。考虑到，华夏研究院盖章的收据载明2000万元性质为投资款，与《合作协议》约定的投资款2000万元相对应，故华夏研究院及孙以川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以此为由不同意退还2000万元，本院不予支持。孙红艳要求孙以川对华夏研究院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孙以川对华夏研究院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华夏研究院系个人独资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四条规定，非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上述条款规定的责任形式亦非连带责任。故孙红艳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提举的其他证据材料或发表的其他意见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院不予一一评述。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孙红艳解除合同的行为有效，其与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于2012年11月2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1月15日解除；二、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孙红艳投资款20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0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标准，自2013年1月18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三、驳回原告孙红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800元，原告孙红艳已预交，由被告北京华夏九州农业科技研究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盈盈人民陪审员  闫 静人民陪审员  朱**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宫 颖书 记 员  黄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