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晋民申198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西日照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锐，上海瀛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波，北京市荣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泰和聚鑫供应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法定代表人：刘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璐庆，湖南湘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师世云，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红霞，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山西日照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日照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湖南泰和聚鑫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国合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1民终28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山西日照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山西日照公司已依“THJX-RZ-150804”号《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交付了煤炭，对此一审、二审判决并未认定。现山西日照公司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证明所涉8288吨煤炭是山西日照公司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出售、供应的。1、根据山西日照公司再审证据“山西国合公司原业务经理何晓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何晓于2019年6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经何晓与山西国合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财务总监袁永峰等协商，山西国合公司同意何晓以山西国合公司名义对外承接义务、签署相关合同，并使用山西国合公司办公室。上述事实足以证明何晓有权代表山西国合公司从事涉案业务，清楚知悉业务经过；2015年8月4日，山西日照公司和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另外签订了“THJX-RZ-150804”号《煤炭购销合同》，最后到港数是8288吨，不在山西国合公司和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内，系独立业务；山西国合公司为履行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煤炭购销合同，对外采购了34029吨煤炭（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在一审中的证据19亦能证明此点），并已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发运了3列煤，到港时间及到港重量分别是8月31日8315吨、9月22日8284吨、9月29日8251吨，共计24850吨；山西日照公司的煤站上尚有山西国合公司8829吨煤炭没有发出。2、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与山西国合公司间业务终止后，山西国合公司的剩余8829吨煤炭（根据山西日照公司证据4“货票”，每次发运量为8400吨，34029-8400*3=8829）至今一直堆存在山西日照公司租用的朔州新开渊储运有限公司大新站（下称“新开渊煤站”）。因长期堆存影响了正常营运，新开渊煤站多次口头、书面要求山西日照公司清空（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5），山西日照公司转而多次口头、书面要求山西国合公司清空（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6）。之后，因山西国合公司一直未予清空，为以防山西国合公司日后索赔货物短少损失，山西日照公司委托山西省朔州市国正公证处就存放的煤炭进行了证据保全（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7）。根据山西国合公司在2015年11月19日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出具的解决方案（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8，系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在（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案中作为证据提交，山西国合公司认可真实性），山西国合公司亦承认煤站上尚有一列煤炭。另外，因8829吨煤炭至今一直堆存在新开渊煤站上，山西日照公司已针对山西国合公司提起仲裁反请求，要求山西国合公司支付相应堆存费（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9）。若按照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4列共计33138吨煤均系山西国合公司供应给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加上山西国合公司在煤站上剩余的8829吨煤炭，已经远远超过山西国合公司所购进的煤炭总数量34029吨，与事实情况不符。因此，8288吨煤炭只能是山西日照公司用自己的煤炭单独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出售、供应，与山西国合公司无涉。（二）山西日照公司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8288吨煤炭的交易、开票模式完全不同于山西国合公司和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3列煤的交易、开票模式，进一步印证8288吨煤炭发生于山西日照公司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山西日照公司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签订了“THJX-RZ-150804”号《煤炭购销合同》后，山西日照公司直接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供应了8288吨煤炭，不存在委托山西日照公司代发的情况。湖南泰和聚鑫公司收到煤炭后，山西日照公司根据实际数量和价格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了总计金额为2,531,320.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0），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全额支付了该款项，并就所涉增值税专用发票己进行进项税抵扣。与此不同，山西国合公司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的3列煤炭系山西国合公司依据与山西日照公司间《铁路代发协议》（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1）委托山西日照公司代为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发送。山西国合公司供应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的3列煤炭，开票模式为：山西日照公司依据与山西国合公司间铁路代发模式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3列共计24850吨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7），山西国合公司再依据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煤炭购销合同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3列共计24850吨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一审证据17）。具体交易流程为：根据山西日照公司的证据1“山西国合公司原业务经理何晓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山西国合公司与下游买方湖南泰和聚鑫公司间煤炭购销合同涉及铁路运输，而山西国合公司没有铁路运输计划，故山西国合公司在2015年8月委托案外人内蒙古亿源农牧业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亿源公司”）与山西日照公司签署《铁路代发协议》（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2、13、14），鉴于铁路运输大票（可以抵扣11％的增值税）只能开给具有铁路户头和发运计划的山西日照公司，故为了能够把铁路运输的大票并到对外购买煤炭的增值税发票中，双方采取了代发模式。具体为：山西国合公司对外选择煤炭卖方，交接后将所涉款项支付山西日照公司，再指示山西日照公司对外付款，并要求卖方将煤炭发票开具给山西日照公司（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5）；山西日照公司按照山西国合公司要求发运，对外支付铁路运费，并自山西国合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扣除铁路运费，大秦铁路向山西日照公司开具运费发票（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6“铁路增值税专用发票”）；山西日照公司收到煤炭发票及运费发票后，按照相应煤款及运费总额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17％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与铁路运费大票相差6％的税点，故山西日照公司会自山西国合公司支付的款项中扣除6％税点所对应的金额以及向山西国合公司收取的代发费、财务费等相关费用。按照上述模式，涉案3列煤己代发完毕，山西日照公司已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了煤炭增值税专用发票，山西国合公司亦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了发票。（三）原审认定山西日照公司未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交付货物缺乏证据证明。1、原判决已认定：“THJX-RZ-150804”号《煤炭购销合同》依法有效；湖南泰和聚鑫公司收到了8288吨煤炭；山西日照公司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了8288吨煤炭共计2,531,320.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向山西日照公司支付了2,531,320.96元。上述事实所体现的货流、票流及资金已经形成闭环，能够证明山西日照公司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已完成合同的履行，原审判决山西日照公司未交付货物于理无据。2、二审法院以山西日照公司未提交进港轨道衡计量结果、秦皇岛华正煤炭检验行质检结果、双方驻港单位结算单、货权转移证明、秦皇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报告等为由，认定山西日照公司未能证明己按约定完成供货。该认定实是囿于二审法院未查清煤炭的实际交接过程而产生的误解。整个煤炭交易流程中，无论湖南泰和聚鑫公司抑或山西国合公司，均仅是煤炭交易环节中的其中一环，而煤炭的最终使用人为国电燃料有限公司（简称“国电”）。煤炭通过秦皇岛港进港过衡点后所有权即归国电，上述过程涉及的所有港口资料仅会显示国电，而非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例如，山西日照公司证据4“货票”，即便其中3列煤炭系山西国合公司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供应，但也仅是显示代发人山西日照公司及收货人国电，而不会显示其他任何方。因此，二审判决基于上述理由认定山西日照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与事实情况不符。3、若按照原判决的认定，8288吨煤炭系山西国合公司供应，则山西国合公司因未开具此列煤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会存在偷税漏税行为。4、若按照原判决的认定，8288吨煤系山西国合公司供应，则山西日照公司势必需要按照上文所述的代发模式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发票，而后山西国合公司再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发票，则与山西日照公司已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发票，且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业已做了进项税抵扣的事实不符。5、2019年4月2日，山西国合公司在秦皇岛仲裁委员会针对山西日照公司提起仲裁，其中一项仲裁请求即裁定由山西日照公司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剩余发票。因山西日照公司己向山西国合公司开具了3列共24850吨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山西国合公司上述仲裁请求正是要求山西日照公司开具8288吨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19）。然而，山西国合公司在一审、二审中均承认山西日照公司己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开具了8288吨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山西国合公司的前后主张矛盾，由此进一步说明一审、二审认定事情不清。6、2016年，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基于与山西国合公司间煤炭购销合同，将山西国合公司诉诸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保证金300万元、多支付的煤款749,792.82元等，案号为（2016）晋0106民初1793号，该案判决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提起上诉，认为“其收到的四列煤中有一列8288吨是其与案外人山西日照公司直接发生的合同关系”，最终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20）。重审案号为（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称“我们收到四列货，具体是谁发运的，我们没有判断依据”（见山西日照公司证据21）。由此，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己自认不能证明8288吨煤系山西国合公司供应。7、湖南泰和聚鑫公司证明8288吨煤系山西国合公司供应的唯一证据即一审中提交的证据3“2015年8月场地交货结算清单”。就该结算清单，山西国合公司在（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案庭审中己明确表示不认可真实性，认为通过肉眼即可识别山西国合公司的印章为假章，有所谓李亚平的签字，所对应的合同编号与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完全不一样，进一步说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的证据造假。鉴于此，因结算清单造假而不具有真实性，不能证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与山西国合公司间存在8288吨煤炭的交易。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基于原判决对于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也确有错误。综上，山西日照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的规定，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山西日照公司的全部请求。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原告湖南泰和聚鑫公司诉被告山西国合公司、中国山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山西日照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存在关联关系。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案中，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的诉讼请求之一是要求山西国合公司返还煤炭保证金300万元、预付煤炭款749792.82元，或要求山西日照公司返还预付煤炭款2531320.96元同时由山西国合公司返还煤炭保证金和煤炭预付款1218471.86元。即山西国合公司返还保证金及预付款300万元+749792.82元=3749792.82元，或山西日照公司与山西国合公司共同返还保证金及预付款2531320.96元+1218471.86元=3749792.82元。上述两项诉讼请求为选择性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择一判决，而第二项诉讼请求中“山西日照公司返还预付煤炭款2531320.96元”与“山西国合公司返还煤炭保证金和煤炭预付款1218471.86元”是两个并列的诉讼请求，互为成立的前提和条件。该案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为湖南泰和聚鑫公司收到的第一列8288吨煤是山西日照公司为履行其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而向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发运的，还是山西国合公司为履行其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而委托山西日照公司发运的。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认定该8288吨煤是山西国合公司为履行其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而发运的，将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应向山西国合公司支付的8288吨煤款抵扣之后，判决山西国合公司返还湖南泰和聚鑫公司货款1218471.86元，并告知湖南泰和聚鑫公司应依据其与山西日照公司的法律关系另行向山西日照公司主张权利。即，该案仅就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上述两项并列的诉讼请求之一作出了判决，而该项诉讼请求成立的前提是另一项诉讼请求已成立。该判决生效后，湖南泰和聚鑫公司依据该判决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山西日照公司返还8288吨煤款2531320.96元，故本案标的系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案件的遗留问题，当事人各方的争议焦点仍是8288吨煤的履行主体。因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民事判决对该争议焦点已经进行了审理，并认定该8288吨煤的履行主体是山西国合公司而非山西日照公司，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未被撤销之前，本案的判决只能与其保持一致，否则会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结果。山西日照公司申请再审认为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判决适用法律有误，8288吨煤的履行主体应当是山西日照公司而非山西国合公司，实质是要推翻迎泽区人民法院（2018）晋0106民初1785号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但本案的审理无权纠正或推翻该生效判决。综上，山西日照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山西日照能源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程庆华审判员 门 华审判员 刘 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