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42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蓉蓉，女，1992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福建联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慧，福建联合信实（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荣山，男，1973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荣基，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强，福建安荣律师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雪萍，福建安荣律师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杨辉，男，1981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原审第三人：许长征，男，196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 原审第三人：福建恒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金狮上汤1号。 法定代表人：杨辉。 原审第三人：周文灶，男，195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系陈蓉蓉丈夫的父亲。 上诉人陈蓉蓉因与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原审第三人杨辉、许长征、周文灶、福建恒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4民初19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蓉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志强、张雅慧，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志强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许长征、杨辉、周文灶、恒邦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蓉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名下的恒邦公司10%的股权归属上诉人，且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应在判决生效后协助上诉人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判决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曾经口头约定股权应当变更在上诉人名下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辉，被上诉人收到的每一笔转让款的50%应当汇入上诉人的账户。协议书上确实没有约定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的10%应当变更给上诉人。但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若在短时间即2-3个月内，被上诉人没有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辉，被上诉人名下的10%股权应当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上诉人该主张有《承诺书》证明。正是有这个口头约定，被上诉人才会在2019年4月4日写下“本人在恒邦公司21%的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一审法院对《承诺书》关于股权确认的事实视而不见。 二、一审法院认定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的股权全部由吴荣基出资，而上诉人没有出资与事实不符。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的原始出资确实上诉人没有出资，但是，上诉人将其卖出的20%股权的一半股权转让款支付给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要确权的10%股权，上诉人是有出资的。 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的股权，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持有的20%股权转让款的一半给予被上诉人，这说明上诉人取得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的10%的对价，也是上诉人继受10%股权的表现。上诉人持有的20%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辉之后，已经实实在在支付给被上诉人890万元，加上被上诉人欠上诉人的货款，上诉人已经支付了1000多万元给被上诉人。并且，被上诉人也确认“本人在福建恒邦置业有限公司21%的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上诉人已经以受让的方式或者以其他形式取得恒邦公司10%的股权的。 四、《承诺书》是被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持有其名下恒邦公司10%股权的确认，上诉人拥有恒邦公司10%股权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上诉人没有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2-3个月内没有将股权转让给杨辉；那么，《承诺书》也可以说明事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变更了原来《协议书》的约定，重新确认上诉人拥有恒邦公司10%的股权。这一个合同的变更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五、《确认函》并没有否定《承诺书》的承诺内容，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确认函》与《承诺书》系同一天签约，被上诉人不可能在既承认10%股份归属上诉人的情况下，又通过《确认函》否认该事实。《确认函》提到的10%股利本意就是股权转让款二分之一，是上诉人继受被上诉人名下恒邦公司股权10%的股权的有力佐证。 六、一审判决违背公平原则。上诉人取得恒邦公司10%的股权与《协议书》约定的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50%并没有矛盾。若被上诉人一直都不出让其持有的股权给第三人杨辉，或者第三人杨辉不购买，上诉人永远无法取得50%的款项。可是，上诉人早就已经支付给被上诉人1000多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显然，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公平的原则。此外，一审仅以2019年4月4日承诺书中的内容为法律依据，但是确认函是对事实的确认，并不是法律，不可成为法律依据，既然是对事实的确认，就应依法对确认的事实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进行审查，一审并没有进行审查。 综上所述，涉案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上诉人实际享有被上诉人名下10%的恒邦公司股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吴荣山、吴荣基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陈蓉蓉的上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上诉人陈蓉蓉诉称双方口头约定“若在短时间即2-3个月内，被上诉人没有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辉，被上诉人名下的10%的股权应当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完全违背事实，缺乏依据。双方不可能也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口头约定，上诉人陈蓉蓉的上诉理由依法不应支持。依据双方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确认函》约定：上诉人陈蓉蓉和吴荣基在恒邦公司股权如转让愿意拿出10%股利（纯利润50%）给对方。该约定非常明确吴荣基只有在把持有的恒邦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扣除投资成本、利息及相关费用后，方才把纯利润的50%分给上诉人。从上诉人陈蓉蓉的上诉主张也可以清楚，上诉人也认可承认这一事实，实际上双方也是按约定履行。这从《确认函》对账内容就足以说明，上诉人也只是把其持有恒邦公司股权转让后所得的纯利润的50%分配给被上诉人，而非把股权转让款的一半给被上诉人。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方才改口称双方存在口头约定。同时，上诉人的诉讼本身就前后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包括起诉时明确以2019年4月4日的《承诺书》和《确认函》为主要依据主张权利，一审庭审中却以《确认函》是被上诉人强加为由不予认可。可见，上诉人为了达到侵吞被上诉人股份目的，随心所欲捏造事实进行诉讼，其上诉无理，依法不应支持。 二、上诉人陈蓉蓉主张支付原其持有恒邦公司20%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一半给被上诉人完全违背事实，以此主张其有对吴荣基持有21%股权的出资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陈蓉蓉对吴荣基持有的21%的股份没有出资完全正确。1.上诉人主张支付890万元款项给被上诉人违背事实。按照《确认函》对账内容和对账金额，被上诉人实际只有得到上诉人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中的71.15万元。双方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的《确认函》对账内容可以清楚，上诉人出让恒邦公司股权所得款为2107.20万元，扣除上诉人实际出资810万元（未到位出资312万元），纯利润为1297.20万元。按照约定，被上诉人可以分享该笔纯利润的50%即648.60万元。同时，周文灶转付吴荣山790万元，吴荣山转付周文灶160万元，但上诉人未到位资金312万元应向许长征（钟文强）支付利息690.23万元（该笔利息已由被上诉人代为向钟文强结算支付，由于该笔利息690.23万元利息是上诉人未到位资金产生，依法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没有理由要被上诉人分担50%，确认函约定各承担50%存在误解和出入）。据此，上诉人或周文灶应支付给被上诉人1498.83万元（被上诉人可分享纯利润648.60万元+吴荣山支付给周文灶160万元+吴荣山代垫付利息690.23万元），扣除周文灶支付吴荣山790万元连同货款抵付131.38万元计921.38万元（《确认函》第八条约定白茶款1108800元是周文灶强行向上诉人推销，可以说属于强买强卖，周文灶现也只给10多万元的茶叶，尚有近100万元的茶叶至今没有供给被上诉人），实际上诉人尚应支付给被上诉人577.45万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实际只有得到上诉人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的71.15万元（可分享纯利润648.6万元－未付577.45万元）。退一步说，假设按照确认函约定，上诉人未到位资金产生利息690.23万元由被上诉人承担50%，上诉人也尚应支付给被上诉人232.22万元。但上诉人在2017年4-5月份就收到杨辉的全部转让款，至今已有二年多的时间，却以种种理由不支付给被上诉人。以此计算，被上诉人实际也只有得到上诉人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的461.15万元，并非如上诉人主张的890万元。如果按上诉人主张，其分给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半，那应该是1903.83万元【（2107.20万元÷2）+吴荣山转付给周文灶160万元+吴荣山代垫上诉人未到位资金产生利息690.23万元=1903.83元】，扣除周文灶支付给吴荣山790万元及连同货款抵付131.38万元（合计921.38万元），上诉人尚应支付给吴荣山982.45万元，而不是《确认函》第九条确认的尚应支付给吴荣山232.22万元（应为622.22万元，232.22万元+吴荣山不应承担的利息390万元）。可见，上诉人主张分给被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的一半违背事实，上诉人只是把其持有恒邦公司股权转让后所得的纯利润的50%分配给被上诉人。 2.双方于2019年4月4日签订《确认函》约定的内容及对账明细非常明确，上诉人是把其持有恒邦公司20%的股权转让后的纯利润的50%分享给吴荣基，作为对等条件，吴荣基持有恒邦置业公司21%的股权转让后产生的纯利润也应分享给上诉人50%。因此，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款项是被上诉人按约定可以分享的纯利润，而不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持有21%股权的出资。这从《确认函》第十条“吴荣基所占21%股份，至今全部由吴荣基全额出资，并交纳相关税费及出资其他运营费用”约定内容就足以证明，即上诉人对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的股权没有任何出资。 三、2019年4月4日《承诺书》是在周文灶（实际出资人）等人施压下签订的，《承诺书》依法无效。上诉人以该《承诺书》主张其持有吴荣基21%股权中的10%理由不能成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确认函》记载内容为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不享有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中10%正确合法。 恒邦公司开发土地位于安溪县××镇××村，也就是上诉人及其公公即第三人周文灶的所在村落。上诉人在恒邦公司的股权实际控制人和出资人其实是其公公周文灶，该股权自始都是周文灶一手操控。在一审庭审中，周文灶也明确承认其本人是实际投资人（书面笔录又再否认，但可查看开庭视频录像得以证实）。而且恒邦公司从购买土地到后期运行，大部分资金都是被上诉人筹集。2017年4月17日，上诉人或是周文灶把自有20%股份转让给杨辉后，上诉人或是周文灶在恒邦公司就不再拥有股权，之后，恒邦公司及股东之间的有关协议、决议，周文灶至多是以见证人身份参与。2018年底，恒邦公司开始动工建设时，周文灶一再唆使周边群众无理阻扰，阻扰理由是他们与周文灶合股投资恒邦公司，周文灶帐目没有和他们算清。周文灶并扬言，如果没有其同意，恒邦公司的土地就没法顺利开发建设，并于2019年4月4日带领多人强行要求被上诉人签下上述《承诺书》。该《承诺书》真实意思应是《确认函》抬头表述的即吴荣基转让恒邦置业公司21%股份时，拿出纯利润的50%给上诉人，而不是上诉人拥有被上诉人持有21%股份中的10%。但当时周文灶明确提出，如果被上诉人不按期意思在《承诺书》上签名，他就无法向其他投资人交差，那些群众再去阻扰不关他的事。被上诉人为了恒邦公司项目顺利开发，避免损失扩大，在要求同时签订《确认函》并在《承诺书》上备注“原3月21日写的承诺书作废，同时以2019年4月4日双方所签订确认书为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无奈违心签下上述《承诺书》，但承诺书备注明确约定以双方签订《确认书》为法律依据。而按《确认函》记载，只有在吴荣基把持有股份转让给杨辉或其他人的情况下，方才把股权转让所得的纯利润的50%给上诉人，并非是上诉人拥有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中的10%。因此，该《承诺书》系被上诉人被迫签订，违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无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哪怕该《承诺书》有效，鉴于承诺书明确备注：“原3月21日写的承诺书作废，同时以2019年4月4日双方所签订确认书为法律依据”，故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以《确认函》记载内容为准，也才能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不享有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中10%正确合法。 四、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属于吴荣基所有，全部出资一千二百多万元由吴荣基承担支付，该股权上诉人没有任何出资和份额，上诉人请求确认其中的10%股权归属其所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1.从恒邦公司成立到竞买土地及至今，整体投资近一亿万元（尚有部分费用没有计入），基本由吴荣基先行投入和吴荣山及现有股东代为筹借。上诉人原出资的810万元资金是陆陆续续投入（已转让收回），上诉人股权转让后就没有再出资。根据双方签订确认函确认，哪怕上诉人公公周文灶以茶叶、家具抵账，上诉人持有20%股份也尚有应到位出资312万元没有出资，导致需要支付给许长征利息690.23万元，如果扣除茶叶、家居抵账，未到位资金达到443.38万元。至于上诉人是如何取得恒邦公司20%的股权及恒邦公司为何需要支付上诉人公公周文灶170多万元的费用，上诉人和其公公自身也是心知肚明。但不管如何，吴荣基持有21%的股权截止2017年8月实际已经出资1165万元，后期尚在继续出资，所有出资全部由吴荣基承担。上诉人自行举证第七组证据即双方于2019年4月4日的《确认函》第十条也明确载明，吴荣基在福建恒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21%的股份，至今全部由吴荣基全额出资，并交纳相关税费及出资其他运行费用。也就是说，上诉人对吴荣基在恒邦公司持有21%的股份应出资1300多万元没有任何的出资。那么，既然上诉人没有任何出资，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上诉人又何从能分得吴荣基10%的股权？2.2017年4月间，吴荣基和上诉人陈蓉蓉一致同意把各自持有合计41%的股权转让给杨辉。由于杨辉只能先行付款办理20%的股权转让手续。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当时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因素，共同商定先行办理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手续给杨辉，吴荣基的股权待后办理转让，并签订协议约定双方股权转让所得扣除成本、利息及费用后，纯利润部分各分享50%。这从《确认函》记载内容就足以证明。可见，被上诉人只有在把持有股份转让给杨辉或其他人的情况下，方才把股权转让所得的纯利润的50%给上诉人，双方合意事实并非是上诉人拥有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中的10%。上诉人主张拥有吴荣基持有恒邦公司21%股权中10%的份额，理由不能成立。 五、本案一审判决正确合法，上诉人主张一审判决违背公平原则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作为股权确认纠纷，审理的是上诉人是否拥有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的股权。鉴于吴荣基没有转让10%股权给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上诉人对吴荣基持有股权也没有任何出资。依据双方签订《确认函》记载，吴荣基只有在把持有的恒邦置业有限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扣除投资成本、利息及相关费用后，方才把纯利润的50%分给上诉人。按照双方约定，吴荣基持有恒邦置业公司21%股权是要转让给杨辉，目前由于杨辉资金问题，故而未能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现被上诉人也在积极寻找转让对象，一旦转让成功，被上诉人将信守双方约定，把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的50%分配给上诉人或周文灶。一审判决只是驳回上诉人请求确认持有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股份的诉讼请求，并没有否认上诉人可以分享吴荣基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的50%的权益。故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显示公平不能成立。 总之，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属于吴荣基所有，全部出资一千三百多万元由吴荣基承担支付。吴荣基没有把自有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该股权上诉人也没有任何出资和份额，上诉人请求确认其中的10%股权归属其所有理由不能成立。按照双方约定，只有在吴荣基把持有的恒邦公司21%的股权转让给他人并扣除投资成本、利息及相关费用后，方才把纯利润的50%分给上诉人。 原审第三人许长征、杨辉、周文灶、恒邦公司未到庭亦未作书面陈述。 陈蓉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荣山、吴荣基名下的恒邦公司10%股权归属陈蓉蓉，即陈蓉蓉拥有恒邦公司10%的股权；2.吴荣山、吴荣基在判决生效后5日内协助陈蓉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恒邦公司10%股权登记在陈蓉蓉名下；3.吴荣山、吴荣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经法院释明，陈蓉蓉明确第3项诉讼请求中“财产保全费等费用”为“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恒邦公司由吴荣基、陈蓉蓉、许长征共同出资于2016年3月15日成立。2017年4月17日，吴荣山、吴荣基与陈蓉蓉、周文灶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吴荣基、陈蓉蓉均为恒邦公司的股东，吴荣基持股21%，陈蓉蓉持股20%；经吴荣基介绍，陈蓉蓉决定将股权转让给杨辉；陈蓉蓉实际持有20%股权，以人民币2107.92万元的价款转让给杨辉，双方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陈蓉蓉实际取得的每一笔转让款的50%款项应在收款之日向吴荣基指定账户汇入，吴荣基提供收款凭证；吴荣基以同样的方式将其持有21%的股权转让给杨辉，转让价格依据前款规定，双方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吴荣基收到的每一笔转让款的50%款项应于当日汇入陈蓉蓉指定账户，陈蓉蓉提供收款凭证；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同日，陈蓉蓉、周文灶与杨辉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陈蓉蓉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2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杨辉，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107.92万元；陈蓉蓉已实际缴纳出资810万元，尚有312万元土地成交费用未缴纳，该部分费用仍应由陈蓉蓉承担，直接从本次股权转让款扣除；转让款分两次支付，协议签订当日杨辉向陈蓉蓉指定账户支付首期转让款1000万元，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办理完成且杨辉正式成为恒邦公司股东后，杨辉向陈蓉蓉支付二期转让款795.92万元等内容。2017年4月28日，恒邦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陈蓉蓉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20%股权转让给杨辉。2017年7月27日，恒邦公司变更企业登记，原股东陈蓉蓉变更为杨辉。2019年4月4日，吴荣山、吴荣基与周文灶进行对账，双方签订一份《确认函》。该《确认函》约定，经双方共同确认，陈蓉蓉(周文灶)、吴荣基(吴荣山)在恒邦公司股权如转让愿意拿出10%股利(纯利润50%)给对方，现对账如下：一、2017.7.20陈蓉蓉(周文灶)转让股份给杨辉，转让款87.8亩*120万元*20%=2107.2万元；二、2017年4月至8月陈蓉蓉(周文灶)实际出资恒邦公司到账款810万元，吴荣基1165万元；三、陈蓉蓉(周文灶)转让20%股权所得余额2107.2万元-810万元=1297.2万元；四、按所得分配股利各50%，周文灶应支付吴荣山1297.2/2=648.6万元；五、周文灶转吴荣山明细：2017.4.18金额470万元，2017.5.26金额50万元，2017.7.26金额100万元，2017.8.11金额100万元，2017.10.9周文灶转恒邦公司65万元，2018.9.28金额5万元，合计790万元；六、吴荣山转周文灶明细：2015.10.9付周文灶10万元，2015.11.24付周文灶20万元，2016.6.29付周文灶20万元，2016.8.29付周文灶10万元，2017.5.26吴荣山从恒邦公司对公转给周文灶100万元，合计总金额160万元；七、陈蓉蓉(周文灶)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20日应出资的未到位312万元的利息结算支付陈长征(钟文强)690.23万元利息，陈蓉蓉(周文灶)10%股权应承担690.23万元，双方协商各出345万元；八、吴荣山应付陈蓉蓉(周文灶)白茶款110.88万元，红木家具款20.5万元；九、周文灶应付吴荣山：648.6万元+345万元+160万元-周文灶付吴荣山790万元-货款110.88万元-家具款20.5万元，尚应付吴荣山232.22万元；十、吴荣基所占股份21%，至今全部由吴荣基全额出资，并交纳相关税费及出资其他运营费用。此外，《确认函》还写明“如账目有出入以真实汇款为准”。同日，吴荣山、吴荣基与周文灶共同出具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本人在恒邦公司21%的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备注：原3月21日写的承诺书作废，同时以2019年4月4日双方所签确认书为法律依据。”2019年4月12日，陈蓉蓉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陈蓉蓉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及提供的担保，一审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闽0524财保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禁止过户吴荣基持有的在恒邦公司的10%股权，冻结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案件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由陈蓉蓉负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陈蓉蓉是否享有吴荣基名下恒邦公司21%的股权中10%的股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首先，陈蓉蓉提供的《确认函》可以直接证明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全部由吴荣基全额出资，而陈蓉蓉并没有出资；其次，陈蓉蓉提供的《协议书》只能证明吴荣基将其持有21%的股权转让给杨辉，吴荣基收到的每一笔转让款的50%款项应于当日汇入陈蓉蓉指定账户，《确认函》只能证明陈蓉蓉(周文灶)、吴荣基(吴荣山)在恒邦公司股权如转让愿意拿出10%股利(纯利润50%)给对方，而均不能证明陈蓉蓉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股权；再者，陈蓉蓉提供的《承诺书》虽有吴荣山、吴荣基承诺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但该份《承诺书》备注又声明以2019年4月4日双方所签确认书为法律依据，故该份《承诺书》也不能证明陈蓉蓉以其他形式继受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10%股权；最后，陈蓉蓉、周文灶主张2017年4月17日，陈蓉蓉、周文灶与吴荣山、吴荣基口头约定协议书签订后2-3个月，如果吴荣基没有将股权转让给杨辉，吴荣基、吴荣山就把10%股权登记给陈蓉蓉，因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吴荣基、吴荣山予以否认，故法院不予认定。综上所述，陈蓉蓉请求确认吴荣山、吴荣基名下的恒邦公司10%股权归属陈蓉蓉，即陈蓉蓉拥有恒邦公司10%的股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陈蓉蓉请求确认吴荣山、吴荣基名下的恒邦公司10%股权归属陈蓉蓉不能成立，故其请求判决吴荣山、吴荣基在判决生效后5日内协助陈蓉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恒邦公司10%股权登记在陈蓉蓉名下，并承担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不能成立，法院亦不予支持。吴荣山、吴荣基关于陈蓉蓉主张其拥有吴荣基持有恒邦公司21%股权中10%的份额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的答辩，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纳。杨辉、许长征、恒邦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陈蓉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陈蓉蓉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审中，上诉人陈蓉蓉提交如下证据：1.银行交易明细，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了890万元的事实；2.承诺书（2019年3月21日），证明吴荣山于2019年3月21日向上诉人出具承诺书，该承诺书中明确，吴荣基在恒邦公司中的股权21%中10%是陈蓉蓉的股份。 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质证称：银行交易明细在一审已经进行质证。承诺书（2019年3月21日）不管是否真实，已经作废，应以确认函为依据；1.该承诺书还有配套的对账单(承诺书第二行明确记载“具体见双方对账单”)，上诉人没有全面提供；2.吴荣山是在上诉人公公即第三人周文灶等人的施压下被迫签订该承诺书，依法无效；该承诺书真实意思应是吴荣基转让恒邦公司21%股份时，拿出纯利润的50%给陈蓉蓉(周文灶)，而不是陈蓉蓉持有被上诉人21%股份中的10%，这只要上诉人提供当时配套对账单，从对账内容就足以说明；吴荣基收取的只是上诉人股权转让所得纯利润的50%，而不是股权转让款的50%；3.该承诺书没有持股人吴荣基签名，吴荣基没有授权吴荣山出具该份承诺书，故该份承诺书依法无效；4.承诺书（2019年4月4日）已明确“原3月21日写的承诺书作废”，因此，不管该承诺书是否有效，也已经被承诺书（2019年4月4日）所取代，属于无效承诺；5.承诺书（2019年4月4日）明确注明以双方签订《确认书》为依据，而按《确认书》记载，只有在吴荣基把持有股份转让给杨辉或其他人的情况下，方才把股权转让所得的纯利润的50%给上诉人，并非是上诉人拥有吴荣基持有的21%股权中的10%。可见，该《承诺书》已经作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对上诉人陈蓉蓉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已对上述银行交易明细进行审查，本院不重复审定。承诺书（2019年3月21日）具有被上诉人吴荣山的签名，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承诺书载明“本人承诺收到周文灶先生8033800（捌佰零叁万叁仟捌佰元正，具体见双方对账单），其中股权转让款790万元（柒佰玖拾万元正）货款1633800元（壹佰陆拾叁万叁仟捌佰元正）。其中吴荣基在恒邦置业股权21%中10%是陈蓉蓉的股份（双方按比例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鉴于承诺书（2019年4月4日）已明确“原3月21日写的承诺书作废”，因此，承诺书（2019年3月21日）不能作为本案争议焦点的定案依据。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陈蓉蓉认为“《确认函》中记载的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确认的事实没有任何一条推翻吴荣基、吴荣山承诺的10%的股权是陈蓉蓉的，《确认函》中记载的纯利润与协议书的条款不一样；上诉人支付的金额有相关的转账记录为证”。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无异议。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事实将结合争议焦点予以阐述。 本案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陈蓉蓉主张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名下的恒邦公司的10%股权归其所有是否有依据？ 上诉人陈蓉蓉与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对争议焦点的意见与各自的上诉、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中，吴荣山、吴荣基与陈蓉蓉、周文灶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吴荣基、陈蓉蓉各自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转让给杨辉，并收到的每一笔转让款的50%款项汇入各自指定的账户。其后，上诉人陈蓉蓉依约将其股权转让给杨辉，并将收到转让款的50%支付给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吴荣基至今未将其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转让给杨辉。上诉人陈蓉蓉以《承诺书》（2019年4月4日）等为据，提起本案诉讼。被上诉人辩称系被迫签订上述两份《承诺书》，并以《确认函》为据，主张双方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被上诉人如转让其持有的恒邦公司股权愿意拿出10%股利(纯利润50%)给陈蓉蓉(周文灶)。上诉人陈蓉蓉诉讼中主张周文灶受迫签订《确认函》，且上诉人未在《确认函》签字，而周文灶不能代表上诉人，该《确认函》对上诉人陈蓉蓉不发生法律效力。鉴于《承诺书》（2019年4月4日）、《确认函》对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名下恒邦公司的10%股权是否归上诉人所有的问题作了不同的约定。因此，本案当事人争议的核心问题即《承诺书》（2019年4月4日）、《确认函》的证据效力问题。 1.关于《确认函》、《承诺书》（2019年4月4日）是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分别主张系受迫而签订《确认函》、《承诺书》（2019年4月4日），但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受迫情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依法认定《确认函》、《承诺书》（2019年4月4日）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2.关于《确认函》是否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原审第三人周文灶系陈蓉蓉丈夫的父亲；并且，吴荣山、吴荣基与陈蓉蓉、周文灶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恒邦公司的相关股东会决议以及《承诺书》（2019年4月4日）均具有周文灶的签字。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亦自认上诉人在恒邦公司的业务全权委托其公公周文灶代为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综合上述事实，被上诉人作为善意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周文灶系代表陈蓉蓉在《确认函》上签字。上诉人陈蓉蓉二审中以其未在《确认函》签字、《确认函》内容违背客观事实且与本案无关等为由，主张《确认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对《确认函》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3.关于上诉人陈蓉蓉主张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名下的恒邦公司的10%股权归其所有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吴荣山、吴荣基虽在《承诺书》（2019年4月4日）中承诺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但是，该份《承诺书》又备注：“原3月21日写的承诺函作废，同时以2019年4月4日双方所签确认书为法律依据”；而同日签订的《确认函》第一、二行又明确写明：“经双方共同确认，陈蓉蓉(周文灶)、吴荣基(吴荣山)在恒邦公司股权如转让愿意拿出10%股利(纯利润50%)给对方。”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吴荣基关于其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份其中10%的股份归陈蓉蓉所有的意思表示不明确。因此，上诉人陈蓉蓉以吴荣山、吴荣基在《承诺书》（2019年4月4日）中的承诺为据，主张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份，其中10%的股份是陈蓉蓉的股份，理据不足。如一审判决所述，上诉人陈蓉蓉亦未能举证证明其有对吴荣基持有的恒邦公司21%股权进行出资。因此，上诉人陈蓉蓉主张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名下的恒邦公司的10%股权归其所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此外，上诉人陈蓉蓉诉讼中主张，其曾与被上诉人口头约定，若被上诉人在短时间即2-3个月内没有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杨辉，则被上诉人名下的10%股权应当变更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是被上诉人不予认可，而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存在该口头协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鉴于上诉人陈蓉蓉主张被上诉人吴荣基、吴荣山名下的恒邦公司的10%股权归其所有，于法无据；其提出的关于吴荣山、吴荣基应协助陈蓉蓉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恒邦公司10%股权登记在陈蓉蓉名下的相关诉求，无请求权基础，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陈蓉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陈蓉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郑丽阳 审判员  尹立新 审判员  刘志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木火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