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2民初7039号原告：李继安，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原告：杨咏，女，196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泉(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力(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白兰兰，女，1956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洪(白兰兰之夫，特别授权代理)，男，195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被告：林萍，女，1972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硚口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伟(特别授权代理)，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郭振林，男，1970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岸区，原告李继安、杨咏诉被告白兰兰、林萍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9日作出(2017)鄂0102民初7578号民事判决，李继安、杨咏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9)鄂01民终374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审理中，本院追加郭振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继安、杨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智泉、黄力，被告白兰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振洪，被告林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伟，第三人郭振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继安、杨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白兰兰与林萍于2003年6月11日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诉讼费由白兰兰、林萍负担。2019年7月17日，李继安、杨咏增加诉讼请求：1、确认白兰兰与林萍于2003年6月11日就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九万方三村3号甲栋3单元6层1室房屋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确认李继安与白兰兰于2003年6月9日就上述房屋签订的《售房合同》合法有效；3、确认李继安、杨咏享有上述房屋的所有权；4、判令白兰兰、林萍协助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至李继安、杨咏名下；5、诉讼费由白兰兰、林萍承担。事实与理由：2003年6月初，我想买二手房，跟公司会计林萍在武汉峰达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达公司)看中房屋有意购买，看了两证(白兰兰的名字)及白兰兰的公证委托书，我要跟白兰兰签字，郭振林解释其不在武汉，我与郭振林签订《售房合同》，约定房价190,000元(含过户手续费)，中介费1,500元，见收件单付尾款等。我当场向峰达公司支付中介费1,500元，向郭振林支付预付款现金20,000元。6月13日，我没有看到收件单，在峰达公司将170,000元现金付给郭振林，中介收回上次收条，郭振林给我出具了190,000元的收条，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7月初，林萍单方到房产局拿证，我发现房屋登记在林萍名下，不想把事态扩大，多次要求林萍把房屋过户到我名下即可。我跟林萍2次去房产局办理房屋过户，都没办成；2004年我填好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了评估准备过户，林萍不同意签字离开了。之后一直向林萍索要房屋，但都没办成。郭振林在明知房屋出售给李继安，没有解除《售房合同》的情况下，将房屋再次出售给林萍，具有明显恶意；林萍在明知李继安已经购买房屋且支付对价的情况下签订购房合同购买房屋，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郭振林与林萍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完成过户登记的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严重侵犯了李继安、杨咏对房屋的期待利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白兰兰辩称，2003年5月29日，跟郭振林签订了买卖合同，收到郭振林房款164,000元。郭振林让我们签订房屋过户手续的委托书，但没有委托买卖。我与中介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跟李继安、杨咏、林萍之前都没见过面，也不存在法律关系。我只认可与郭振林之间的合同，其他都不认可。被告林萍辩称，1、杨咏不是合同相对方，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林萍与郭振林签订的买卖合同双方是白兰兰与林萍，郭振林是代理人，具有法律依据，合同真实有效，李继安、杨咏没有权利主张合同无效；3、李继安、杨咏主张的第2、3、4项诉讼请求，与第1项诉讼请求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故不能在本案合并审理，属于另外诉讼的范畴。事实与理由：李继安是高地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萍是会计。2003年左右，林萍家房屋面临拆迁，准备买房，由峰达公司推荐，跟李继安一起看房。在峰达公司见到白兰兰的代理人郭振林，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价款为190,000元，向中介付定金20,000元。在房产局交易过户时领取了林萍的收件单。当天下午，林萍向郭振林支付了170,000元现金，在香港路的建设银行存到郭振林的银行卡上，之后取得房屋两证。林萍与白兰兰的代理人郭振林通过正常的法律手续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房款，办理交易过户，应由林萍享有本案房屋的所有权，不存在签订合同无效的理由。李继安若认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应该通过侵权之诉提起诉讼。综上，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郭振林述称，跟白兰兰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具体房款记不清楚了，是全款支付的。我作为白兰兰代理人做了公证，如果房屋卖不出去就过户到我父母的名下；如果房屋卖出去，就过户到其他买房人名下。后面的事情白兰兰就没有参与了。2003年6月9日，通过峰达公司介绍买房，在峰达公司我只签订了一份跟李继安的房屋合同，价格是190,000元，约定见收件单付钱。收李继安定金20,000元时林萍在场。同月11日，到房产局办理过户手续，我就在格式合同上签字，李继安明确提出要把房屋过户到林萍名下，收件单是当天就出来了，但李继安没有付钱。同月12日，我、林萍、李继安到中介办理了房屋交接，水电费用结清。同月13日，李继安付给我剩余170,000元款项，现金还是银行转账记不清楚了。在整个买卖房屋过程中，林萍是没有支付任何款项给我，其陈述在中介给我20,000元定金，是不属实的。经审理查明，2003年5月29日，白兰兰、徐振洪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花桥街九万方三村3号甲栋3单元6层1室房屋，以164,000元价款售予郭振林。同日，白兰兰、徐振洪向郭振林出具公证《委托书》，由郭振林代为办理房屋过户、出售事宜。嗣后，郭振林将上述房屋委托中介公司出售。李继安与林萍共同到中介公司询问并查看了房屋。2003年6月9日，李继安与林萍再次共同来到中介公司，由白兰兰的代理人郭振林与李继安签订《售房合同》，约定李继安购买白兰兰名下的上述房屋，首付款20,000元，余款170,000元拿到产权过户收件单时付清。同日，李继安支付中介费和首付款。同月11日，在房地局办理房屋过户时，郭振林与林萍签订了《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由林萍领取房屋收件单。2003年6月13日，李继安向郭振林付清房款，郭振林出具收条“今收到李继安购买白兰兰房改房一套，建面109.64㎡，房屋位于江岸区九万方三村3号甲栋3单元601号，售房价为壹拾玖万元正(含过户费)”。李继安还与郭振林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2003年6月19日，上述房屋登记至林萍名下。另查明，李继安与杨咏系夫妻关系。以上事实，有《结婚证》《房屋权属证明》《公证书》《委托书》《售房合同》《收款收据》《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协议》《企业信息咨询报告》《中国银行存款回单》《收条》《房屋信息查询单》、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李继安与白兰兰签订的《售房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继安、杨咏主张确认白兰兰与林萍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除应举证证明白兰兰或郭振林与林萍构成恶意串通外，还需举证上述行为造成了李继安、杨咏确实享有且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损害。李继安根据《售房合同》取得了该合同的债权，系对特定人的请求权，即相对权、对人权，而非物权。合同明确约定李继安见收件单时付清房款，而在林萍完成房屋过户手续后，李继安仍然向郭振林付清全部房款，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且在此后十多年间不实际控制房屋，与常理相悖。在作出判决前，李继安、杨咏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白兰兰或郭振林与林萍的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李继安、杨咏亦不曾取得争议房屋的物权，即人对物的支配权系绝对权、对世权。李继安、杨咏并非合同的相对方，其主张确认白兰兰与林萍签订的《武汉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确认其享有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以及白兰兰、林萍协助将上述房屋产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李继安与被告白兰兰于2003年6月9日签订的《售房合同》合法有效；二、驳回原告李继安、杨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5,760元，由原告李继安、杨咏负担2,880元，被告林萍负担2,8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敬东人民陪审员  贵汉利人民陪审员  付秀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胡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