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9645号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吴云霞，女，197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驰雨，广东天骅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国龙，广东天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刘登玉，男，1939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北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颜捷，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励，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王益先，女，197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公民身份号码************。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刘思巧，女，199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公民身份号码************。上诉人吴云霞因与被上诉人刘登玉、王益先、刘思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再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该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云霞上诉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5民再10号民事判决；2.维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3.本案原审、再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登玉、王益先、刘思巧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再审判决违反证据法定的审核判断规则，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本案借款关系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联的多项主要证据以各种借口和遁词“不予审查”或“不予确认”，从而导致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一）吴云霞提交的用于提供涉案借款的交通银行账户明细，是本案客观存在的原始证据，该银行流水既如实记载了当事人主张的八次现金取款的借款金额、支付方式等本案主要事实，也客观反映了出借人的经济能力、款项来源、资金变动等情况，是能够查证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借款关系是否存在的本案主要证据。对于当事人从银行打印提供的与涉案借款事实相关联、具有高度客观可信性的银行账户明细，再审判决竟然连该证据的真实性都不予确认，其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二）根据《赡养证明》《矛盾纠纷调解登记》的内容可知，刘登玉夫妻二位老人在过往的二十二年中都是由王益先夫妻负责赡养，其生活开支、住房开支、医疗费用全部由王益先夫妻承担。这么多年来，王益先在赡养过程中负责刘登玉夫妻二老的生活费用和开支远远超过1000000元，却为了侵吞刘登玉1/6的财产继承份额而制造本案虚假诉讼，不符合逻辑和常理。本案中，由刘登玉老人的亲属及其所在的村委会、村干部和村民签名提供的《赡养证明》《矛盾纠纷调解登记》等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应依法确认其证明力。再审判决以“该等证据与本案借款关系的认定没有关联性”为借口和遁词，对《赡养证明》《矛盾纠纷调解登记》所记载的事项不予审查，违反了法律规定。再审判决认定王益先通过虚构债务，以实现非正当的利益作为目的，属于虚假诉讼，显然与王益先和刘登玉之间过往二十多年的翁媳关系、赡养事实、王益先夫妻出钱为二老修坟墓和购买状元府邸供其居住，以及王益先在丈夫去世后主动放弃刘孝堂享有的征地补偿分配款（全部由刘登玉收取）等事实和因素相背悖，不符合逻辑和常理。另外，再审庭审中，刘登玉老人在其子女给他安排的诉讼代理人的调教下虽然认可再审申请书是他的签名，但其同时也当庭确认他是二十多天前才知道本案诉讼的。可见，刘登玉作为一位八十岁老人其并不能真正理解其行为，其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与其内心的真实意志并不一致，请求法院审查刘登玉提起再审诉讼是否意思表示真实。（三）吴云霞起诉状所列被告仅为王益先和刘孝堂两人，诉讼中经原审法官告知，吴云霞才申请撤回对刘孝堂的起诉，追加刘思巧和刘登玉作为被告，该事实也能佐证吴云霞并不具有通过虚构债务以帮助王益先实现侵吞其公公刘登玉财产继承权益的动机和目的。还有，王益先及其女儿刘思巧因本民间借贷纠纷案，此前已被法院发出限制消费令，并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王益先为了让刘登玉不能得到1/6的遗产继承权益，竟然制造虚假诉讼从而给自己母女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和不利影响，这不符合逻辑和常理。二、本案根据银行账户明细，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出借人的经济能力、借贷双方存在的亲戚关系、经济状况、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应当认定当事人主张的借贷事实确实存在和有实际发生。（一）当事人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能够证明借款人王益先、刘孝堂夫妻有在佛山市南海区恒大金碧湾购房导致资金周转困难的事实。（二）王益先提交的送货单及客户对账单，确认星源鞋厂拖欠客户货款980多万元，即其时借款人有近千万元的到期货款未能清偿，证明在此期间借款人财务紧张、资金周转困难，确有借款的实际需求。（三）吴云霞在原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能够证明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出借人具备相应的经济能力和出借条件，二是该银行账户在此期间确实发生了显然并非支付存款人日常生活开支的八次总额为5000000元的现金提取和财产变动。以现金支付提供借款也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交易方式，不能以现金支付就认定“有违常理”，并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涉案借款以现金支付是由两方面的特定事实决定的：一是借贷双方存在特殊的亲戚关系；二是借款人王益先长期在广东做生意，偶尔回去重庆一趟也只是短暂逗留两、三天，而银行提现既要事先预约，每日取款还有限额。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借款是用来支付王益先夫妻在重庆开办工厂的工人工资和货款，而工人工资必须现金支付。可见，就涉案借款的交付问题，当事人已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其诉辩合情合理。（四）关于四份《借款合同》和《收款凭证》，当事人双方虽然一致确认是事后补签，但吴云霞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的八次现金取款事实，结合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能够证明其记载的借款事实确有发生，不能简单地以《借款合同》和《收款凭证》是事后补签就否定其真实性、进而否定当事人双方达成的真实的借款合意。三、再审判决关于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的认定，看似分析入微，实则吹毛求疵、经不起推敲。（一）再审判决对于当事人从银行打印提供的与涉案借款事实相关联、具有高度客观可信性的银行账户明细以吹毛求疵的借口为遁词，连该证据真实性都不予确认，严重违反了证据审核判断规则。（二）关于借款合意的问题。本案中，由于吴云霞夫妻是王益先的哥嫂，妹妹向哥哥嫂子借钱时没有订立借款合同，这很正常。只是由于款项借出后两年的时间都还未能归还，借贷双方才在2016年补签了《借款合同》和《收款凭证》。至于补签的时间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基本一致，只是由于事隔两、三年，双方的陈述即便未能完全一致，这也很正常，并不能因此得出属于虚假陈述的判断。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三）关于借款的次数。吴云霞提交的银行流水已清楚记载了八次现金取款共5000000元，起诉状所称的四项借款是按四份《借款合同》记载的，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四）关于涉案大额款项以现金支付的问题，主要是王益先称其急需现金在重庆付款，并提出由于其在重庆逗留时间短，不方便向银行预约提现（银行每日提现也有限额），要求吴云霞将所出借的款项以现金支付，以方便其在重庆使用。（五）吴云霞提交的交通银行账户明细，用以证明其确有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向王益先提供了借款，刘登玉在再审中主张这些银行取现应当是用于王益全自己开办鞋厂需要。在王益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中，只有巴南区深淇皮鞋加工厂的注册地在重庆，该厂设立时间为2014年7月，而王益全交通银行账户明细在2013年10月10日、12月10日和2014年1月都有同样的大额现金提取记录，从而证明刘登玉的抗辩主张并不成立，反而能够证明该账户的大额取现用于提供涉案借款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六）关于借款的用途。首先，再审判决认定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用途是曲解了当事人的真意，当事人表述的真意是由于借款人在近期购房和星源鞋厂资金周转困难的原因导致手头紧而需要借款。其次，王益先夫妻只是偶尔才回一趟重庆，吴云霞夫妻对其在重庆是否投资设厂、开办的是制衣厂还是鞋厂，并不清楚和了解，这也是正常和合理的事情。事实上，王益先在借款时只是称其急需现金在重庆周转，其并未向吴云霞告知所借款项是用于其在重庆开办的欧莎贝拉制衣厂工人工资这一实际情况，再审判决在该方面的认定毫无事实理据。（七）关于借款的必要性问题。在本案借贷行为发生的2013年至2014年期间，王益先有近千万元经对账确认的货款到期未能支付，这是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在拖欠众多供应商到期货款没有给付的情况下，且当时星源厂尚有几十名员工的工人工资每月都必须支付，还要维持星源厂的运营开支。因此，再审判决认定王益先不具有借款的必要性，没有依据。四、再审法庭依刘登玉申请调取了王益先、吴云霞、王益碧、王益全银行账户流水及其资金往来情况，该等资金往来情况既与本案借款关系的认定没有关联性，也因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之法律规定，侵犯了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而不具有合法性。（一）关于账户反映的吴云霞、王益全多次大额向王益先的银行账户转账的问题。对于刘登玉在再审提交证据中提出的475300元，吴云霞在2019年3月7日第三次庭审中已经作出了解释和详尽的说明。此外，2019年3月15日，王益先向法庭提交了《关于法庭询问银行流水往来情况的书面意见》、吴云霞向法庭提交了《关于吴云霞夫妻向王益先账户汇入款项的情况说明》。对上述475300元之外的其他140多万元的用途，当事人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二）退一万步讲，即使刘登玉主观臆断吴云霞夫妇向王益先支付货款的事实成立，但借贷关系与购销往来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事实和关系，没有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就不能发生其他交易往来。（三）如果王益先多次大额向吴云霞夫妇账户转账，则尚且可以合理怀疑是王益先已归还借款或涉嫌转移财产给吴云霞，但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吴云霞夫妻有多次大额转账给王益先，这只能反映和证明，在涉案借贷关系之外，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另案交易或刘登玉所称的业务往来。（四）在涉案借款期间及其后，吴云霞夫妻有多次大额向王益先账户转账的银行流水记录，这一事实恰恰证明了再审判决认定的当事人通过捏造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虚构债务及虚假诉讼，完全没有理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吴云霞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刘登玉辩称，一、吴云霞捏造事实对刘登玉进行道德批判。吴云霞称刘登玉的大儿子和女儿不履行赡养义务是捏造事实，刘登玉和妻子的生活费是由刘孝堂支付的，其他两个子女也有照顾老人和支付部分费用，吴云霞所述并非事实。王益先、刘孝堂一直生活在重庆，吴云霞称代理人教老人如何进行陈述，这是捏造事实。刘登玉已本人出庭陈述事实，其提起诉讼是本人的真实意思。二、吴云霞在上诉状中陈述了大量与本案无关的事实，对刘登玉及其代理律师造成了道德绑架。赡养证明材料是王益先请村长和村民吃饭，王益先拿出事前做好的证明材料让村长和有关村民签字，据了解，签名的人当时是碍于情面所签，并没有仔细看证明的内容，因此该证明不是客观真实的。刘孝堂为母亲修坟是真实的，具体花多少钱刘登玉并不清楚，但按照重庆的行情，不可能达到100000元以上。因刘孝堂母亲去世而收到的钱款都被刘孝堂夫妻拿走了，刘登玉几十年积攒的70000元也全部给了刘孝堂。三、吴云霞称已给了刘登玉夫妻一百多万元的抚养费，其实最近几年才每年给10000多元，之前只有几千元，这么多年加起来也就十几万元，不可能是一百多万元。四、本案诉讼是刘登玉的本意，刘登玉本人已经进行说明。五、吴云霞认为本案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列刘登玉、刘思巧为被告，以此证明吴云霞不想起诉刘登玉、刘思巧，该失误是吴云霞的问题，不能证明其诉讼目的。六、吴云霞称刘孝堂的鞋厂是负债经营，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事实，只有将鞋厂的负债、收入等内容进行审计，才能知道鞋厂是否负债。七、吴云霞称其与王益先之间有银行转账，并非虚假诉讼，实际上吴云霞本人自己也不知道其与王益先之间有转账，一审法院询问过吴云霞、王益先本人有无其他往来，他们陈述没有。八、案涉借款合同都是虚假的，双方之间没有借款合意。吴云霞对借款用途做过很多次表述，至于款项交付，在申请再审听证的时候，吴云霞代理人陈述用现金支付给王益先，是由于吴云霞和刘孝堂可能涉及诉讼，有被银行查封的风险，不能采取转账支付，只能现金支付。九、吴云霞陈述的理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本案是典型的虚假诉讼。综上，请求驳回吴云霞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被上诉人王益先、刘思巧在二审期间未依法发表意见。2017年5月22日，吴云霞提出诉讼请求：1.王益先归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以及暂计至2017年5月15日的利息330000元（利息从2016年9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10%计至清偿之日止）；2.刘登玉、刘思巧在继承刘孝堂的财产范围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用由王益先、刘登玉、刘思巧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粤0605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王益先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云霞归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尚欠借款本金按年利率10%，自2016年9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刘登玉、刘思巧在继承刘孝堂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益先、刘登玉、刘思巧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受理费减半收取24555元，由王益先负担，刘登玉、刘思巧在继承刘孝堂财产范围内连带负担。上述判决生效后，刘登玉申请再审，请求：1.撤销（2017）粤0605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2.依法驳回吴云霞的诉讼请求；3.吴云霞、王益先、刘思巧赔偿因三人虚假诉讼造成刘登玉差旅费用2461元；4.本案的原审、再审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如有）由吴云霞、王益先、刘思巧负担。法院再审认定事实：（一）涉案的《借款合同》及《收款凭证》的内容、签订情况及利息收取情况。吴云霞向法院提供四份其与王益先签订的《借款合同》、王益先出具的四份《收款凭证》及《补充借款合同》，吴云霞出具的《利息收据》，主张王益先向其借款5000000元，只支付利息1030000元。分别是：1.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王益先因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向吴云霞借款1200000元，用作购买皮料使用；该总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一直到本金还清。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的，吴云霞可在佛山市南海（注：“海”原为打印字体“市”，交给法院的手写改为“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欠款。王益先出具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的《收款凭证》，内容为：现收到出借方（注：出借方为吴云霞）支付的借款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整，是2013年12月14日签订的合同。2.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3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王益先因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向吴云霞借款550000元，用作购买皮料使用；该总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一直到本金还清。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的，吴云霞可在佛山市南海（注：“海”原为打印字体“市”，交给法院的手写改为“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欠款。王益先出具落款时间为2014年1月23日的《收款凭证》，内容为：现收到出借方（注：出借方为吴云霞）支付的借款现金伍拾伍万元整，是2014年1月23日签订的合同。3.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王益先因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向吴云霞借款1200000元，用作购买皮料使用；该总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一直到本金还清。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的，吴云霞可在佛山市南海（注：“海”原为打印字体“市”，交给法院的手写改为“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欠款。王益先出具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3日的《收款凭证》，内容为：现收到出借方（注：出借方为吴云霞）支付的借款现金壹佰贰拾万元整，是2014年9月13日签订的合同。4.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约定王益先在2013年购买恒大金碧湾2栋2302室房屋，还有近段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向吴云霞借款2050000元，用作上面用途；该总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王益先在2013年12月14日借款1200000元，在2014年1月26日借款550000元，在2014年9月15日借款1200000元及今天四次借款共计5000000元。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款，就把刘孝堂的金碧湾2302房以及粤A*****凯宴WP1AG292、粤A*****雷克萨斯JTHBW46G抵债还款。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的，吴云霞可在佛山市南海（注：“海”原为打印字体“市”，交给法院的手写改为“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欠款。王益先出具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的《收款凭证》，内容为：现收到出借方（注：出借方为吴云霞）支付的借款现金贰佰零伍万元整，是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合同。5.吴云霞、王益先再签订落款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的《补充借款合同》，约定：确认双方在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全部四次借款总计5000000元的借款合同继续有效。该总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王益先在2013年12月14日借款1200000元、在2014年1月26日借款550000元、在2014年9月15日借款1200000元、在2014年12月15日借款2050000元；如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款，就把刘孝堂的金碧湾2302房以及粤A*****凯宴WP1AG292、粤A*****雷克萨斯JTHBW46G抵债还款。如果王益先到期不能还清本金和利息的，吴云霞可在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欠款。6.吴云霞出具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13日、2016年9月13日的《利息收据》，确认分别收到王益先支付的借款利息现金300000元、750000元。7.吴云霞主张上述借款均以现金的方式交付，款项来源自其丈夫王益全的交通银行账号为622********、86的账户，分8次共支取5000000元，分别是：2013年10月10日取现850000元、2013年12月10日取现350000元、2014年1月21日取现550000元、2014年8月12日取现400000元、2014年9月10日取现800000元、2014年10月10日取现1050000元、2014年11月11日取现300000元、2014年12月10日取现700000元。对于上述《借款合同》《收款凭证》等的签订情况，吴云霞、王益先在再审诉讼中确认四份《借款合同》、四份《收款凭证》均是借款后一次性补签的。至于补签的时间，王益先在庭前证据交换时称“合同、借条确实是刘孝堂去世后应吴云霞的要求补签的，因此，只有王益先一人的签名。”2019年4月11日庭审中，王益先称“四份《借款合同》在2016年春节左右吴云霞拿给我签的，《补充借款合同》是2016年6月15日吴云霞拿给我签的。”“2015年我付了一次利息，2016年9月13日我又付了一次利息，两份《利息收据》都是2016年9月13日出具的。”王益先称利息是现金支付。吴云霞称是2016年年初补签的。吴云霞在回答刘登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2016年春节前后你已经感觉到王益先夫妻偿还借款存在风险，为何当时补借条、合同不让刘孝堂签字”的问题时称，“我针对的是王益先，王益先和刘孝堂是夫妻。我这边是我在当家，王益先那边是王益先在当家，我认为王益先签名就可以。”（二）王益先、吴云霞、王益全、王益碧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王益先的交通银行账户（账号622*************648）交易流水显示，王益先与吴云霞、王益全、王益碧账户存在多笔大额的资金往来。2014年9月28日至2017年4月18日期间，王益先该账户收到吴云霞8次转入款项共1613660元，收到王益全4次转入款项共605000元，王益先向王益全转入50000元。王益碧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622*************872）与王益先名下的多个银行账户发生多笔大额资金往来，从该账户于2017年2月10日开户至2017年4月30日止（法院只调取了该账户开户之日起至2017年4月的账户流水），王益碧该账户向王益先的交通银行账户（账号622*************648）转账420000元，而王益先的账户（包括交通银行账户及其他账户）共14次向王益碧的该账户转款共2689000元。王益先交通银行账户（账号为622********、02）在2017年5月4日至2018年3月6日间，向王益碧交通银行账户（622*************872）转账1559000元，王益碧该账户向王益先该账户转账280000元。而王益先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也向王益碧该账户发生多笔大额转账。（三）案件其他事实另查明一，王益全与王益碧、王益先为亲兄姐妹关系，吴云霞为王益全的妻子，顾华荣为王益先姐夫的哥哥的儿子。另查明二，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于2008年1月3日设立，该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顾华荣。另查明三，2017年10月10日，刘登玉就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号房屋的继承问题，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起诉王益先、刘思巧，后经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渝0108民初10483号民事调解书，房屋归王益先所有，王益先在2018年2月14日前支付给刘登玉70000元。2018年1月9日，刘登玉以王益先、刘思巧为被告，就刘孝堂的遗产继承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8）粤0605民初503号]，法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判决，并于同年8月28日生效。法院再审认为，再审中，刘登玉再审请求提出因吴云霞、王益先、刘思巧虚假诉讼，请求赔偿因虚假诉讼造成刘登玉差旅费用2461元。针对刘登玉该请求，法院已当庭告知，因其该请求超出原审的诉讼请求范围，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再审审理范围，刘登玉可另行主张。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刘登玉是否授权予王益先代表其参加原审诉讼的问题；吴云霞、王益先之间是否存在本案的借贷关系。关于刘登玉是否授权予王益先代表其参加原审诉讼的问题。原审中，王益先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17年7月30日、委托人为“刘登玉”且该姓名上按捺了指模的《授权委托书》，主张刘登玉委托其参加原审诉讼。刘登玉再审提出其没有委托王益先参加原审诉讼，也不知道原审案件的存在，且在其后，刘登玉在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就继承刘孝堂遗产问题对王益先提起诉讼，不可能委托王益先参加原审的诉讼。再审庭审中，经法院询问，刘登玉本人否认《授权委托书》上“刘登玉”的签名及该签名上的指模是刘登玉所签及按捺，并称对原审吴云霞起诉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不知情。王益先本人确认原审《授权委托书》上“刘登玉”的签名不是刘登玉本人所签，是刘登玉委托王益先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刘登玉”上的指模是刘登玉按捺的，但没有看到刘登玉按捺指模。对于“刘登玉”签名上所按捺的指模，王益先、刘登玉均表示不申请鉴定。对此，法院分析认为，首先，刘登玉否认《授权委托书》上“刘登玉”的签名是其本人所签，也否认“刘登玉”上的指模是其本人按捺。王益先确认《授权委托书》上“刘登玉”的签名非刘登玉所签，也不能确认“刘登玉”签名上的指模是刘登玉所按捺。因此，刘登玉是否授权王益先作为代理人参加原审诉讼存疑。而王益先未举证证明《授权委托书》“刘登玉”上的指模由刘登玉本人按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次，结合刘登玉与王益先、刘思巧的继承纠纷案看,刘登玉因刘孝堂的遗产继承问题,于2017年10月10日、2018年1月9日分别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本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案受理，从上述案件的起诉时间来看，三件案件的起诉时间相隔不远，且刘登玉与王益先的利益是对立的。综上所述，根据刘登玉、王益先的陈述，结合刘登玉提起诉讼的相关案件情况，法院对刘登玉关于其没有授权予王益先参与本案原审的诉讼的主张予以采纳。关于吴云霞、王益先之间是否存在本案的借款关系的问题。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民间借贷合同生效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借贷双方之间签订借款合同达成借款合意，二是贷款人向借款人交付借款。法院经审理分析认为，吴云霞、王益先之间不存在本案的借贷关系，理由如下：（一）关于借款合意问题。吴云霞向法院提交了落款时间不同的四份《借款合同》及四份《收款凭证》，还提供了一份《补充借款合同》、两份《利息收据》，吴云霞、王益先均确认《借款合同》、《收款凭证》是事后同一时间一次性补签的，但是对于补签的时间，双方的说法前后不一致。吴云霞在2019年3月7日的庭审中称涉案的《借款合同》和《收款凭证》都是在2016年6月10日前一次性签订的。而王益先在2018年10月16日的证据交换时称“合同、借条确实是刘孝堂去世后应吴云霞的要求补签的，因此，只有王益先一人的签名。”2019年4月11日庭审中，王益先称“四份《借款合同》在2016年春节左右吴云霞拿给我签的，《补充借款合同》是2016年6月15日吴云霞拿给我签的。”因涉案《借款合同》、《收款凭证》均为事后一次性补签，且吴云霞、王益先对于《借款合同》等补签的时间陈述不一致，因此，法院对王益先、吴云霞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存疑。（二）关于涉案款项的交付问题。吴云霞主张涉案款项均是现金支付，且用于借款取现的王益全的银行账户通常有大额的现金余额，其有出借涉案款项的能力。王益先确认涉案款项其收取现金，再审中称款项用于其与顾华荣合伙经营的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对此，法院经分析，对吴云霞、王益先的主张不予采信。首先，从王益全的账户资金余额看，相信吴云霞夫妻有出借涉案款项的能力，但有出借能力并不能证明出借了涉案款项；其次，对于借款的次数，吴云霞在原审和再审中的陈述不一致。吴云霞在民事起诉书中称：“首先在2013年12月14日借款120万元，借款的利息计算为每年10%，第一笔款借出之后，被告还有资金缺口，不够周转。接着，分别在2014年1月26日借款55万元，在2014年9月15日借款120万元，2014年12月15日借款205万元，四项共计500万元。”而在再审的2019年3月7日的庭审中，法院询问吴云霞“王益先向你借了多少笔款项”时，吴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称：“8笔，现金交付，王益先用款之前会打电话给吴云霞，吴云霞在老公银行账户提现然后王益先去到吴云霞家里取现。”再次，如此大额的款项交付，其中一笔甚至达200多万元，以现金支付有违常理。而且从吴云霞、王益全与王益先的账户交易情况看，吴云霞、王益全曾多次以转账的方式向王益先的账户转账，也说明吴云霞、王益先、王益全间有转账支付的习惯，而那么大额的款项以现金支付不符合双方的款项交易习惯；第四，从吴云霞主张的支付涉案款项的王益全账户的资金取现情况看，吴云霞主张支付涉案借款的现金的提取时间大都是在每月的10日或10日前后，但除此外，王益全的该账户很多月份在10日或10日前后都发生大额的现金取款或大额的支出。对此，吴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2018年11月28日庭审中称：“王益全用来出借款项的账户的开支流水可以清楚反映，在王益全开设工厂前每个月10号左右都有大额的流水发生，因为王益全的厂在2014年7月才成立，证明王益全用来出借款项的账户的现金提款不是用来支付这个厂的工人工资。”该次庭审中，吴云霞称：“我每月10号都给工厂付货款，因为我老公、小孩在重庆，我虽然在沈阳工作，但我的家是在重庆的，每个月底结账，我每个月10号都要给钱出去。”吴云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又补充称：“发生借款时间的八个月之中，因为王益先夫妻出现经济困难，才会优先解决亲戚的燃眉之急，所以这几个月没有按照惯例支付供货商的货款。”吴云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解释不合常理。因为，从王益全该账户流水显示的通常资金用途及余额看，除取现的外，该账户资金多用于购买理财产品，而通常余额有几百万元，不存在借了款项给王益先，吴云霞夫妻就发生无资金支付其自己经营的企业货款的状况。因此，吴云霞主张支付本案借款的取现是否支付给王益先存疑。第五，从吴云霞、王益先主张的王益先借款的用途看，首先，王益先、吴云霞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吴云霞、王益先在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2014年1月23日、同年9月13日的《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用途是王益先经营的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载明因王益先在2013年购买金碧湾2302房，还有近段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用途。但是在再审中，王益先一直坚称涉案借款用于其与顾华荣合伙经营的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的经营。王益先与吴云霞是姑嫂关系，吴云霞理应清楚王益先的家庭情况，也应该清楚王益先的借款用途，但双方的陈述却前后不一。其次，王益先陈述的借款用途没有事实依据。从法院查明的事实看，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成立于2008年1月3日，是顾华荣为投资人的个人独资企业。王益先主张其及其丈夫刘孝堂于2012年起与顾华荣合伙经营该厂，王益先提供顾华荣出具的合伙人证明、顾华荣妻子冯光荣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实。由于顾华荣与王益先存在一定的亲戚关系，双方具有利害关系，证人未出庭作证，王益先又没有提供相关的合伙协议、入股协议、出资证明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因此，王益先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法院对王益先关于款项用于经营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的意见不予采信。而王益先借款是否用于购买金碧湾2302房的问题，《广东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2013年6月26日支付首期款407326元、于2013年7月12日支付余款950426元，距离王益先第一次借款时间2013年12月14日相距接近5个月，且此时王益先账户余额均保持在较高数额水平，且前三次借款从未提及因购买金碧湾2302房导致资金紧张，却在一年多后的第四次借款中提及因购买金碧湾2302房用途需要借款，这明显不合常理。因王益先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法院对王益先的该意见亦不予采信。第六，从王益先借款的必要性看，王益先、吴云霞主张的借款时间点，王益先仅交通银行账户的余额有几十万元，有时上百万元，例如吴云霞主张的取现日2013年12月10日借款350000元，而王益先交通银行账户2013年12月11日的余额是891680.83元；又如2014年8月12日借款400000元，王益先交通银行账户该日的余额是1543319.99元。从上述情况看，王益先主张借款的必要性无法令法官确信。另外，吴云霞、王益全向王益先的银行账户转入多笔大额款项，但对于款项的性质、用途、转账原因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吴云霞、王益全向王益先的仅交通银行账户先后转入共2218660元，吴云霞、王益先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在吴云霞主张王益先向其现金借款期间及之后，自2014年9月28日至2017年4月18日，吴云霞共8次向王益先交通银行账户转账达1613660元，王益全向王益先该账户转账605000元。对此，吴云霞的解释是：吴云霞账户于2014年9月28日至2016年10月24日的向王益先交通银行转账的款项、王益全的账户2015年10月30日、2016年1月28日向王益先交通银行账户转账的款项，是因吴云霞在沈阳开办的皮鞋加工厂需要向广州的供应商采购鞋材料，每次采购鞋材料均要现场验货并及时付款，但吴云霞在沈阳不方便及时前往广州验货，故吴云霞委托王益先帮忙验收鞋材料并代吴云霞垫付货款，待每一批次鞋材料采购完毕后，王益先再与吴云霞结算，吴云霞再向王益先支付其代垫的款项，上述期间的款项即为王益先代吴云霞支付鞋材料款结算后，吴云霞向王益先支付的款项。2016年12月27日王益全向王益先转账的80000元、2017年1月10日吴云霞向王益先转账的15300元，是刘孝堂身故收取亲戚朋友的帛金，办完丧事后剩下的款项，再转给王益先的。2017年3月27日、2017年4月1日吴云霞向王益先交通银行转账的180000元、200000元，是吴云霞通过王益先转账给王益碧，由王益碧代吴云霞支付给客户的款项，以及给顾冬梅的购房款。对此，法院分析认为：一是关于王益碧的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72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方面。王益碧的该账户基本都是用于支付工资，而收取工资人员的姓名与王益先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775账户收取工资人员姓名大部分相同，王益先解释是，王益先不再经营星源鞋厂，由王益碧新开了另一工厂接手了星源鞋厂的工人和客户，此解释合理，也存在此种可能，但是结合该账户的资金来源看，该账户于2017年2月10日16：39开户，接着同日16：54、16：56、16：59，王益先通过网银、转存等方式，向王益碧该账户分别转入600000元、130000元、50000元，其后，王益先的其他银行账户也先后向王益碧的该账户转入大量的款项，而且从法院所调取的王益碧该银行账户流水看，王益碧没有向该账户转入资金，资金基本都是王益先的账户转入的。账户用于发放工人工资，但是账户的户主王益碧却没有转入资金，而是王益先转入，因此，法院确信账户的使用人实际是王益先。二是关于吴云霞、王益先主张吴云霞向王益先转账的部分款项为支付王益先代吴云霞验货、支付货款的款项的问题。吴云霞主张2017年3月、4月转账的共380000元是通过王益先转账给王益碧，由王益碧代付货款，为此，吴云霞提供王益碧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72账户代沈阳国际皮具城思斯鞋类批发部向蔡荣宵等付货款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易用途”注明“思斯付俏妞货款”、“思斯付佳力琪货款”，鉴于法院上述认定王益碧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72账户实际使用人为王益先的事实，法院对吴云霞主张由王益先代付货款的主张予以采信，但根据吴云霞提供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货款共为229831元（24899元+6880元+10212元+27080元+14560元+36680元+34960元+50000元+13200元+11360元）。三是关于吴云霞主张其中的80000元、15300元是向王益先返还处理刘孝堂丧事剩余款项的问题。因王益全、吴云霞作为王益先的哥嫂，帮忙处理刘孝堂丧事符合情理，从刘孝堂火化时间看，吴云霞的该主张合情合理，法院予以采信。除上述款项外，吴云霞、王益先对其他款项的用途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未作合理的解释，法院对其该部分主张不予采信。在王益先仍欠吴云霞借款本金达5000000元的情况下，吴云霞仍向王益先多次大额转入款项，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也是不符合常理的。综上所述，吴云霞、王益先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了真实的借款合意，也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关的款项已实际交付给王益先，吴云霞、王益先在庭审陈述前后矛盾，属于虚假陈述。此外，王益先、吴云霞对于在涉案借款期间及其后吴云霞、王益全夫妻多次大额向王益先的账户转账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由此可知，吴云霞、王益先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据，作出虚假陈述，通过捏造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虚构债务，以实现非正当的利益作为目的，其双方行为不具有对抗性，属于虚假诉讼，并已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本案应驳回吴云霞的诉讼请求，同时移送公安机关予以审查处理。因此，刘登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导致处理错误，法院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2017）粤0605民初720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云霞的诉讼请求。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24555元（吴云霞已预交），由吴云霞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刘登玉已预交），由吴云霞负担。吴云霞负担的再审案件受理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刘登玉预交的再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书面申请，由法院予以退还。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吴云霞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吴云霞与王益先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中，吴云霞起诉要求王益先偿还借款50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刘登玉、刘思巧在继承刘孝堂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中，王益先对该诉请债务没有异议，但刘登玉抗辩认为该债务并不真实，存在虚假情况，故要求驳回诉讼请求。对此，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的要件有二，一是当事人之间有借贷的合意，二是款项已实际交付。关于借贷合意的问题。诉讼中，吴云霞提供了落款时间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12月的《借款合同》及《收款凭证》各四份，经审查，虽然吴云霞、王益先在上述材料中均有签字，但两人在诉讼中均确认《借款合同》及《收款凭证》是事后补签的，而两人对补签时间的陈述前后并不一致，存在矛盾，故双方在2013年、2014年期间是否达成真实的借贷合意，存在很大疑点。关于款项的交付问题。根据吴云霞与王益先的账户交易情况可知，吴云霞曾多次向王益先的账户转账，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存在转账支付的交易行为。然而，对于诉讼请求中的5000000元，吴云霞主张均是通过现金方式支付，而且分多笔取现，有个别现金支付数额高达1000000元以上，该做法与现代交易方式相比较，显然可信程度低,同时也与双方之间存在转账交易的方式不相符。因此，吴云霞认为其已实际交付5000000元借款，缺乏充足的依据，其主张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虽然吴云霞、王益先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该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要件并不存在，当事人并非根据客观事实进行陈述，本院对其主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它方面。一、从借款用途分析，吴云霞与王益先在《借款合同》中表明因星源鞋厂的资金周转、购买金碧湾房屋而借款，但在再审中，王益先却主张借款用于重庆欧沙贝拉制衣厂的经营。然而，该制衣厂是顾华顺的个人独资企业，王益先未能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是该制衣厂的合伙人，故王益先的借款用途缺乏事实依据。另外，购房合同约定2013年6月26日前支付首期款、于2013年7月12日前支付余款，而王益先签订第一份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2月14日，此时已事隔五个月，而且双方是在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中才提及购买房屋的事宜，此时相隔时间更长，故王益先的借款用途缺乏事实依据。二、从借款必要性分析。根据吴云霞、王益先主张的借款时间点，王益先仅交通银行账户的余额有几十万元，有时上百万元，故王益先借款的必要性缺乏事实依据。三、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吴云霞、王益全向王益先的账户转入多笔款项，而对于其中部分款项的性质、用途、转账原因双方均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举证及解释。在双方存在转账交易行为的情况下，吴云霞却以现金方式交付5000000元的大额借款予王益先，对于其中原因两人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举证及解释。因此，吴云霞、王益先在诉讼中的主张不具备客观事实基础，缺乏真实性。综上，本案既不能认定吴云霞与王益先之间达成真实的借贷合意，也不能认定该笔借款已实际交付，且王益先借款的必要性及借款用途均缺乏事实依据。因此，吴云霞与王益先陈述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两人的主张并不真实，综合分析本案原审、再审的情况以及当事人前后的陈述、举证、法院调查的证据等因素，再审判决认定吴云霞、王益先在诉讼中作出虚假陈述，通过捏造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提起诉讼，属于虚假诉讼，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据此，本案应驳回吴云霞的诉讼请求，吴云霞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吴云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再审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110元，由上诉人吴云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