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2290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鹏基商务时空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83097151。负责人：李建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柳森晓，广东驰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传俊，上海灜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圆明园路**协进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0013687R。法定代表人：欧亚平。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家茵，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桉，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乾泰恒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浪心社区洲石路**石岩物流园**信用代码914403007992200704。法定代表人：徐晓梅。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财险公司）、深圳市乾泰恒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泰恒物流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306民初10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险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支持阳光财险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二、该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众安财险公司、乾泰恒物流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货物托运单背面所书《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为格式条款，乾泰恒物流公司对该条款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涉案托运单背面所书乾泰恒物流公司《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为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的规定，乾泰恒物流公司应当就格式条款内容给予提示告知及说明，然而乾泰恒物流公司对相关条款没有以明显的字体字样等方式进行标识，亦没有进行提示说明，没有尽到告知说明义务，且涉案托运单背面条款处没有阳光财险公司以签章等形式进行的确认，故该条款属无效格式条款，对阳光财险公司没有效力。其次，乾泰恒物流公司不是保险公司，并不是专业的保险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对货物进行保险，其对货物的保价不具有保险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众安财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有误。乾泰恒物流公司在众安财险公司处投保物流责任险，保险期间为2017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18日。本案中货物于2017年7月27日货物运输过程中被盗，本案事故发生在众安财险公司的保险期间内，本案事故属于其保险责任范围。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以及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阳光财险公司在支付全额保险金给深圳市日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博公司）后，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并对众安财险公司请求赔偿金。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阳光财险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望二审法院予以准许。阳光财险公司答辩称：一、日博公司与乾泰恒物流公司之间的托运单是证明双方运输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托运单上的特别托运条款合法有效。首先，该托运单正面已经通过加粗字体郑重提示字样进行了明显提示，并且对条款的约定通过“详见托运单背面第三大条”的字样进行了指示，而托运单背面第三条对货物保价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其次，日博公司与乾泰恒物流公司均是专业运输物流公司，从日博公司与卡尔丹顿公司之间货运单和货物托运书可见相关保价约定。因此，日博公司对保价和不保价的区别是清楚知晓的，其委托乾泰恒物流公司运输的时候选择“自保”并签字确认，应视为对该条款的认可。最后，乾泰恒物流公司承运涉案货物收取的运费仅有480元，一般物流公司在核定运费的时候是根据货物的体积和数量，如果托运人不声明货物价值、不保价，则物流公司不可能知道货物实际价值。在乾泰恒物流公司仅收取480运费的情况下，要求其赔偿货物损失15万余元，显失公平。二、关于阳光财险公司称乾泰恒物流公司不是保险公司，对货物的保价不具有保险效力，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保价条款是双方运输合同中的一部分，应当适用合同法律关系，而非保险法律关系。三、乾泰恒物流公司与众安财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保险法》第六十条并未赋予阳光财险公司直接主张第三人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因此众安财险公司在本案中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乾泰恒物流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阳光财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乾泰恒物流公司、众安财险公司赔偿阳光财险公司损失157,248.38元及利息（利息从保险金支付次日即2018年1月28日起算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4.35%/年计算。二、乾泰恒物流公司、众安财险公司承担该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7月25日卡尔丹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尔丹顿公司）委托日博公司托运货物。货运单及货物托运书注明，托运人姓名为“卡尔丹顿”，收货人名称为“新疆办事处，李燕”，收货人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邮件处理中心3楼”，件数为15件，货物品名为服装，货物保险价值为37.7万元，重量为267.6KG。货物托运书在“储运注意事项及其他”处列明“162876、162864、162873、162866、162872”。同日，日博公司委托乾泰恒物流运输货物至乌鲁木齐。托运单显示，收货人为“李燕”，运输货物名称为服装，地址为“火车南站，地址为“火车南站邮件处理中心”31400-15，包装为纸箱、重量为275，运费为330元，送货费150元，总运费480元，声明价值处打印为“自保”。托运单下方注明：“郑重提示：为保证您托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丢失或产品损伤所造成的损失得到充分的赔偿，建议您声明货物的价值同时保价，如在‘声明价值’栏体现‘不保价或产品自保’字样完全代表发件人对此货无保险，责任自负，《详见托运单背面第三大条》；对此我（发货人）已阅读运单背面的《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以其中的免责及限制条款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且签字确认。”托运单发货人处由个人签字确认。在该托运单背面《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第三条第3点约定：“货物保价：因承运人在承运货物时的运输价格并没有包含托运人托运货物的保险责任，为了保障托运方的运输基本保障，请严格按照货物的出厂成本价格保险，如有虚报影响理赔责任自负。承运人要求：3、不保价：客户选择不保价（托运单上写明不保价），如果发生货物丢失或损坏，按照本单货物运费的平均值的3倍赔偿，（例如：货物5件运费150元，丢失1件，计算（150÷5×1×3=90元赔付责任）；合同客户如没有大合同说明保险责任的，开单注明不保价出现异常按不保价处理。”深圳市佳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就上述运输所涉货物向阳光财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为日博公司。2017年7月27日，乾泰恒物流公司承运涉案货物过程中发生货物被盗。2017年7月31日乾泰恒物流公司出具一份《事故经过》，主要内容为：“鲁Ｑ×××**半挂牵引车，于2017年7月26日承运乾泰恒物流公司货物，运输起止点为乾泰恒物流公司至乾泰恒物流乌鲁木齐分公司，行驶至韶关发生货物被盗案件，2017年7月27日5时40分当时立即报警，乐昌市公安局梅花派出所快速到达现场进行查看，确认货物被盗并开具出警证明。因此车拉运货物共计36单880件，事发地点在高速公路，无法在途清点具体损失，故要求至货物目的地进行清点被盗损失，车辆由雨布和篷布包扎绳索固定完好，顶部有3处被割开，具体损失不详。”同日，乾泰恒物流公司出具一份《鲁Ｑ×××**丢货事故》，主要内容为：“乌市ＳＺ201707-乌市11车，窦传仁：156××××****，丢货明细：李燕服装Ｂ331400-15件少货8箱，具体损失在核实中。”2017年11月27日乐昌市公安局梅花派出所出具《未破案证明》，证明窦传仁2017年7月27日报案至今，大货车货物被盗窃案尚未侦破。事故发生后，日博公司向阳光财险公司提出索赔，阳光财险公司依据卡尔丹顿公司发货单、装箱单、《卡尔丹顿8月3日15箱货品实际收到的及丢失明细》、《卡尔丹顿公司货运索赔函》、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核定涉案货物损失金额为205,038元，扣减税款金额、不足额投保比例及免赔额后，核定赔偿金额为157,248.38元。2018年1月26日，阳光财险公司向日博公司支付赔偿金157,248.38元。经查，卡尔丹顿公司发货单注明交货单号8200162873，数量总计238件，金额总计567,540元；交货单号8200162866，数量总计203件，金额总计458,640元；交货单号8200162872，数量总计23件，金额总计37,540元；交货单号8200162876，数量总计55件，金额总计79,600元；交货单号8200162864，数量总计184件，金额总计116,720元。《卡尔丹顿8月3日15箱货品实际收到的及丢失明细》显示发货数量703件，已到数量261件，丢失件数为442件，吊牌价683,460元，三折后价格为205,038元。2017年8月8日卡尔丹顿公司发出货运索赔函，索赔金额为205,038元。2017年9月19日卡尔丹顿公司向日博公司出具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为205,038元。另查，乾泰恒物流公司在众安财险公司处购买物流责任险，保险期间自2017年6月19日至2018年6月18日。一审法院认为：日博公司委托乾泰恒物流公司运输货物至指定地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损，乾泰恒物流公司作为承运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阳光财险公司作为日博公司保险人，向日博公司支付赔偿款后，依法取得向乾泰恒物流公司索赔的权利。鉴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为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阳光财险公司诉请众安财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金额。阳光财险公司提交的卡尔丹顿公司委托日博公司托运货物的货运单及货物托运书与乾泰恒物流公司托运单上有关物品名称、数量、重量、收货人等信息相互吻合，货运单及货物托运书与卡尔丹顿公司发货单的基本信息亦相互一致，上述证据与丢失明细、货运索赔函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货物损失价值205,038元。阳光财险公司依据其与日博公司的保险合同条款约定，向日博公司赔偿保险金157,248.38元，依法取得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求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博公司与乾泰恒物流公司签订的托运单中，日博公司已明确表示“自保”，即货物不保价，并在托运单上签字确认表示理解并接受背面运输条款内容。日博公司作为运输物流公司，从其与卡尔丹顿公司订立的货运单及货物托运书来看，日博公司清楚知晓保价与不保价之间的区别，在其委托乾泰恒物流公司托运时自行选择“自保”，并签字予以确认，应视为其对该条款的认可。根据乾泰恒物流公司托运单背面《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第三条第3点约定，选择不保价，发生货物丢失或损坏，按运费的3倍予以赔偿。故，乾泰恒物流公司应按托运单中责任条款约定的赔偿方式承担赔偿责任即向日博公司赔偿损失905.38元（442件/703件×480元×3倍）。在阳光财险公司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后，乾泰恒物流公司应向阳光财险公司支付上述赔偿金额905.38元。乾泰恒物流公司所应承担的利息从阳光财险公司主张权利之日即起诉之日2019年1月7日开始计算。阳光财险公司诉请金额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乾泰恒物流公司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阳光财险公司支付905.38元；二、乾泰恒物流公司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阳光财险公司支付利息（以905.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9年1月7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阳光财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元，由阳光财险公司承担1,730元，由乾泰恒物流公司承担1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其一，乾泰恒物流公司是否对《承运、托运双方特别约定协议条款》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其二，乾泰恒物流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乾泰恒物流公司在托运单上专门以“郑重提示”提示说明，已明确“如在声明价值栏体现不保价或产品自保字样完全代表收件人此货物保险，责任自负，《详见托运单背面第三大条》。”日博公司已明确“自保”，并在托运单上签字确认，且日博公司本身也是物流公司，应当清楚保价和不保价之间的区别。乾泰恒物流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一审认定日博公司对该条款知晓及认可并无不当。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阳光财险公司依法享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其权利行使对象为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本案中，众安财险公司并不承担赔偿责任，阳光财险公司请求众安财险公司承担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阳光财险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元，由阳光财险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华审判员 尚彦卿审判员 费 晓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童梦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