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21民初3551号 原告：张传果，男，196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莒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维坤，临沂经济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贺可福，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沂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玉，沂南传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张传果与被告贺可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本案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传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贺可福支付张传果毛鸭款679887元及利息。诉讼过程中，张传果变更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贺可福支付张传果毛鸭款661844元及利息（以661844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2016年6月、7月、11月，张传果分别销售给贺可福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沂南县福润食品厂（以下简称福润食品厂）毛鸭多批，该厂分别为张传果出具福润食品养鸭户毛鸭结算单，但却一直未支付相应款项。2018年12月7日，福润食品厂被贺可福决议注销，贺可福作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应继续承担相应支付义务。为维护张传果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贺可福辩称，我与张传果不认识，不存在业务往来和拖欠款项的事实，请依法驳回张传果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为证明福润食品厂与张传果存在交易额为1066717元的买卖毛鸭事实，张传果提交福润食品养鸭户毛鸭结算单16份、毛鸭过磅单14份、福润公司总账单1份，贺可福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没有加盖福润食品厂公章，亦没有经办人及贺可福本人签字确认，且贺可福与养殖户均不认识，无法证明贺可福拖欠张传果毛鸭款的事实。为证明福润食品厂经营模式和开具结算单等单据不加盖公章及经办人、负责人不在结算单等单据签字确认的交易习惯，张传果提供其朋友腾云胜、养殖户任某、夏某、曹现辉及同为福润食品厂中间商林兆科证人证言（其中腾云胜、任某、夏某出庭接受质询）各1份，林兆科农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1份，福润食品厂为林兆科出具的养鸭户结算单3份。贺可福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要账过程或卖鸭过程，无贺可福本人签字和福润食品厂公章，不具有法律效力。为证明福润食品厂已支付毛鸭款404873元的事实，张传果提供其女儿张玉雪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贺可福认为交易明细清单为复印件，未加盖银行公章，且付款人为许星邦，贺可福并不认识许星邦，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本院认为，张传果提供的福润食品养鸭户毛鸭结算单16份、毛鸭过磅单14份、福润公司总账单1份，除应付养殖户杨爱杰毛鸭款结算单、过磅单与总账单有所出入，载明养殖户为陈伟宝、数为366元的结算单及载明养殖户为曹现辉、数额为5452元的结算单无过磅单对应，其余结算利润额、时间、毛鸭数量等信息三组证据均一致，能相互印证。贺可福辩称上述单据未加盖福润食品厂公章，且无负责人、经办人签字确认，不具有证据效力，但结合养殖户任某、夏某、曹现辉证人证言及证人林兆科辅助提交的由福润食品厂出具的结算单及付款记录可知，在结算单和过磅单上不加盖单位公章、负责人和经办人不签字、通过其工作人员许星邦转账支付毛鸭款符合福润食品厂的交易习惯，在收购毛鸭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出卖人无法选择或变更处于优势地位的福润食品厂的交易习惯，不能因此否定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且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充分证明福润食品厂与张传果之间存在买卖毛鸭的事实。载明养殖户为杨爱杰、利润额为130354元的结算单，毛鸭数量等数据与过磅单中能相互对应，但与总账单中利润金额132033元有所出入，结合付款记录可知杨爱杰毛鸭款福润食品厂已与张传果结清，可按132033元计入总额；载明养殖户为陈伟宝、数额为366元的结算单及载明养殖户为曹现辉、数额为5452元的结算单，无过磅单相互对应，故该两份结算单所涉毛鸭款不计入总额。经本院再次核算，福润食品厂与张传果因买卖毛鸭产生的交易总额共计1062578元。 贺可福辩称其不认识许星邦，否认许星邦代福润食品厂支付毛鸭款的事实。虽贺可福否认福润食品厂与张传果之间存在买卖毛鸭的事实，但根据张传果提供证据，本院已对双方之间买卖毛鸭关系的事实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贺可福仍应对支付毛鸭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相反，对支付款项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张传果提交证据证明福润食品厂通过许星邦向其支付404873元，系对不利于己方事实的自认，对此本院予以认定。 为证明福润食品厂系贺可福投资创立并由贺可福决议注销，张传果提交其向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调取的福润食品厂投资人注销决定、负责人信息、个人独资企业注销情况、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各一份。贺可福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授权委托书中签字并非本人所签。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由张传果向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申请调取，加盖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印章，证明效力较高，贺可福对此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交证据以证明其主张，从而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力，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福润食品厂系经营肉鸭屠宰、销售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和负责人为贺可福，成立于2013年3月13日，后因经营不善决议解散，并于2018年12月7日注销登记，在由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存档的《福润食品厂投资人注销决定》中，贺可福承诺2018年12月6日企业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对外无任何经济遗留问题，若以后出现本企业的债务，由贺可福承担。 福润食品厂经营期间，经营模式为福润食品厂通过中间商向养殖户提供鸭苗，中间商为养殖户提供饲料、药剂，养殖户负责养殖，待鸭苗长成肉鸭后由中间商销售给福润食品厂，福润食品厂结算后将相应款项付给中间商，再由中间商与养殖户结算。2016年5月31日至2016年7月29日期间，张传果作为中间商多次向福润食品厂供应其联系的包括任某、夏某等在内的养殖户养殖的肉鸭，经福润食品厂结算应付毛鸭款为1062578元，福润食品厂分别于2016年6月4日、2016年6月5日、2016年7月15日、2016年7月17日、2016年8月26日通过其工作人员许星邦向张传果支付404873元，至今尚欠657705元。 本院认为，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福润食品厂由贺可福投资注册，于2018年12月7日注销登记，在福润食品厂经营期间所产生的债务，应由贺可福继续承担偿还责任。贺可福辩称并非本人申请注销登记，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抗辩主张，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不能因此免除其偿还责任。对张传果要求贺可福偿还毛鸭款66184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支持数额为657705元。双方在涉案买卖合同中未约定具体付款时间、逾期付款违约金及计算方法，但福润食品厂迟延付款行为必然给张传果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现张传果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相应利息，应予支持，自向本院起诉之日即2019年7月1日起，以657705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贺可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传果毛鸭款657705元及利息（以657705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99元，减半收取计5299.5元，由被告贺可福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孝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谢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