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105民初2618号 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中山北路****。 法定代表人：金文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国良、赵帅，系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div> 法定代表人：周建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旦华、洪练福，系浙江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为与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被告）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帅，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冯旦华、洪练福均到庭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垫付的税款人民币5836804.55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垫付税款而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损失104381.52元（以5836804.55元为基数，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以内商业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35%为计息标准自2017年9月5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要求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8日，原、被告签署《代理出口协议》，约定由原告代理被告出口围巾，双方明确因代理出口围巾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均由被告承担。该业务的具体操作模式为：1、原告与被告或者被告指定的其他国内供应商签订具体的采购合同，并由被告承担采购合同下的全部法律责任。采购合同金额的基本组成为：原始采购货款+17%增值税；2、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按照被告与国外采购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具体的出口合同，并由被告承担出口合同下的全部法律责任。出口合同金额的基本组成为：原始采购货款+出口利润+代理费，但并未包含17%的增值税款；3、上述合同签署完毕后，外商收货并向原告支付出口合同金额款项。原告收到出口合同金额款项后，扣除代理费将剩余的金额支付给被告或其指定的国内供应商，同时另向被告或其指定的国内供应商提前垫付出口退税金额；4、被告或其指定的国内供应商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后，向原告开具包含17%增值税款的发票，原告再凭此向国税局申请出口退税。在上述合作模式中，每笔业务涉及的出口退税，均由原告提前垫付给被告或其指定的国内供应商。因此，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原告累计已垫付给被告出口退税款5836804.55元。其中，原告已从国税局获得的出口退税款为3299188.27元，剩余2537616.28元尚未从国税局获得退税。2017年8月1日，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原告出具《税务行政处理事项告知书》，认为原告在上述出口业务中仅为名义的出口人，不满足出口退税的申报条件，故向原告追缴上述出口业务的已退税款3299188.27元，尚未退的税款2537616.32元不予退还。为此，原告于2017年9月5日向浙江省国税局金额缴纳了已退税款3299188.27元。2017年10月，原、被告双方就历史上的往来交易进行对账，并签署了《围巾业务对账单》，双方确认：截止2017年9月，原告已经垫付的退税额为5836804.55元，已从国税局获得的退税款为3299188.27元，剩余2537616.28元尚未获得退税。 原告认为，原、被告间签署《代理出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应受法律保护。依据该协议，原、被告间系代理法律关系，原告代理被告出口围巾业务中与出口退税相关的一切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承担。现原告已向被告垫付的但最终无法实际获得退税的税款均应由被告向原告返还，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故原告诉至法院。 原告对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代理出口协议一份，以证明2014年5月8日，原、被告签署《代理出口协议》，约定由原告代理被告出口围巾，按照被告的指示与国内供应商、外商签署采购，出口合同；相关业务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被告承担。 2、编号GRR15592007B的《出口产品买卖合同》，以证明2015年2月27日，原、被告签署《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236600条围巾，总价114.7万元。 3、编号GRR15592007A的《出口产品买卖合同》（复印件），以证明2015年3月2日，原告与被告指定的国内供应商德清舒民纺织品有限公司签署《出口产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向该供应商购买20000条围巾，总价12万元。 4、付款委托书（复印件），以证明2015年4月10日，被告指示原告向德清舒民纺织品有限公司付款12万元，承诺一切风险由被告承担的事实。 5、银行付款凭证及记账凭证，以证明2015年4月10日，原告根据被告出具的《付款委托书》向德清舒民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含税货款12万元，其中货款102564.10元，税款17435.90元。 6、出口货物明细单(电脑打印件)、出口货物发票、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货物提单（复印件），以证明2015年4月22日，原告向外商出口毛巾256600条，总价177636.6美元，货物已交付的事实。 7、国际支付收账通知单及记账凭证，以证明2015年5月28日，原告收到外商支付的货款20万美元，折人民币1237340.00元，其中1098984.35元为本单业务项下货款。 8、德清舒民纺织品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二张，以证明2015年6月13日，德清舒民纺织品有限公司就原告向其购买的20000条围巾之交易开具发票，金额为：货款102564.10元+税款17435.90元，合计120000元。 9、记账凭证及银行付款凭证三组，以证明2015年6月至7月，原告向被告付款167万元。 10、记账凭证、审核意见单，以证明167万元中的114.7万元支付编号GRR15592007B的合同，其中货款980341.90元，税款为166658.10元，剩余款项为其他交易预付款。 11、增值税发票十份，以证明2015年11月29日，被告就原告向其购买的236600条围巾之交易开具发票，金额为：货款980341.90元+税款166658.10元，合计114.7万元。 以上证据2-11是例举的一单交易，对操作流程进行说明：在此单交易中，原告向被告及其指定的供应商合计采购256600条围巾，全数出口给外商。原告收到外商的货款为177636.60美元，折人民币约1098984.35元；原告向被告及其指定的供应商支付的采购总价为人民币1267000元（含货款1082906元，税款184094元），差额部分实际为原告垫付了相应的退税款。 12、税务处理决定书，以证明2017年8月22日，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原告追缴已退税款人民币3299188.27元，尚未退的税款2537616.32元不予退还的事实。 13、税收缴款书，以证明2017年9月5日，原告缴纳被追缴的税款人民币3299188.27元。 14、《围巾业务对账单》一份，以证明2017年10月，原、被告就双方的往来交易进行对账，确认截止2017年9月双方交易发生的退税额为人民币5836804.55元的事实。 被告辩称，1、原告诉称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由不能成立，双方于2014年5月8日签署的《代理出口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双方在协议规定的两年有效期限内已得到全面履行，根本就不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由，恳请依法驳回。原告系一家专业的进出口公司，被告是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因自身不熟悉出口贸易相关的规定和流程，将部分出口贸易业务交由原告代理，为此原告提供了合同版本，虽该版本许多条款对被告要求苛刻，但在协议的有效履行期限内，被告严格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了全部义务，原告也按照协议规定代理了被告多次出口贸易业务，被告根据不同批次的出口业务，逐笔扣除代理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后，将货款逐笔支付给原告，直至全部货款结清为止。从2016年5月8日协议履行期满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告没有向被告提出过任何尚未履行的合同义务。2、被告认为原告在诉请中称“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垫付税款580多万元”是无稽之谈，纯属编造。协议中关于纳税、退税事项明确约定纳税、退税的相关权利义务主体都是原告，被告仅仅需要配合而已。在协议履行过程中，被告都是按原告要求积极配合，并没有任何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况出现，协议根本不存在原告为被告垫付税款的说辞。另在协议履行的两年期限满为止，再到履行期满后一年多，原告根本没有向原告主张过支付580余万元的垫付税款。且双方出口代理协议是一种民事代理行为，而进出口纳税、退税是国家税务机关根据税法对进出口公司这一特定主题做出的行政奖励规定，属于具体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法调整范畴。因此，承担纳税义务和享受退税权利的主体只能是原告。3、原告将国家税务机关对其进行处罚的决定，作为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来主张显然不能成立。《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国家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被处罚对象不服处罚，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而不能通过民事审判来改变或转嫁其他任何人。综上，原告诉称的“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案由不能成立，《出口代理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双方无任何纠纷。《税务处理决定书》对纳税、退税主体即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民事审判庭不能改变被处罚对象，或者让处罚责任由其他主体承担，请求驳回原告全部诉请。 被告对其辩称未提交证据。 经开庭审理，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经过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1、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都经过被告盖章确认，但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纠纷；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仅能证明民事责任风险由被告承担，不能证明纳税等行政责任由被告承担，纳税、退税主体是原告。本院确认证据一、证据二的证明效力。 2、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风险责任仅指民事责任。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3、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原告确实付款给德清公司；但记账分两笔，是互相矛盾的，这是原告内部做账的，我公司认可这12万元就是货款。本院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被告认为因系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无法判断；但同时又确认确实有德清这家供应商，且与该德清公司有合作关系，原告确实按照我公司的要求和供应商德清公司签订过合同。本院结合被告的自认陈述以及证据四、证据五，认为能够相互印证，故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5、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六，被告对其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本院对证据六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6、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七，被告对其中的收账通知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记账凭证认为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不能认为其中1098984.35元为本单业务项下货款。本院对证据七中的收账通知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7、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八，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恰能证明税款已经结清，不需要原告垫付税款的事实。本院对证据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8、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九、证据十，被告对已付货款的数额没有异议，但记账凭证、审核意见书是原告单方做账，被告不清楚。本院对证据九、证据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9、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一，被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能够证明被告已经按照法律规定纳税，不需要原告垫付税款的事实。本院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0、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恰能证明行政机关处理的对象是原告，纳税义务人是原告，与被告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1、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恰能证明原告对税务机关的处理没有异议，对处理主体也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2、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十四，被告对其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内容的真实性不清楚，因为出口代理协议约定被告配合原告退税，所以被告应原告要求在对账单上盖章。本院对该证据十四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13、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证据十一，被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原告所支付的款项均为货款，不存在垫付税款的事实。为此，原告庭后补充提供了原告与被告（含被告指定客户）之间涉案围巾业务的汇款凭证、《付款委托书》。本院经核算，原告已累计向被告（含被告指定客户）付款金额已达41224588.76元，该款项恰好是双方对账单中销售成本加上出口退税金额之和。据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二-证据十一，能够证明原告所支付的款项中已包含了出口退税金额的事实。 综合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4年5月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在乙方要求下，根据乙方与外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合同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甲方负责办理订仓、报关等有关文件，帮助实施订仓、报关工作，货物装毕后，甲方应及时取得和制作全套结汇单证交客人收汇用，或送银行议付。甲方不承担收汇责任。如果外商因任何原因不付款，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如果是外商或乙方指定货代，则乙方须主动在甲方的配合下完成此项工作，特别是与货代的合作，及时付清所有相关费用，或者由甲方代收代付。同时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以便甲方及时拿回核销单、报关单等核销退税用的所有必要单据；甲方在收到外汇货款后，在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将外汇相应人民币金额（按外汇当天中国银行美元买入价）凭乙方的付款委托书付给相关的供货商。同时甲方须根据汇率，产品出口退税税率，以及出口费用（包括银行费用/寄件费用/产地证申领费用等等）和代理费用进行结算，及时提供最后结算人民币金额，以便乙方尽早通知相关供货商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收回相关报关单据后，应及时安排核销和发票认证，待退税申报确认后，马上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及时安排；双方同意在收到相应外汇后才能通知国内供货商开具相应人民币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同时甲方在乙方要求下，根据乙方与相关国内供货商的协议和条款与国内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有关合同所有内容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该采购合同只为退税用；甲方收取代理费，代理费按出口金额的每美元￥0.09收取；等等。另双方约定：本协议适用于从2014年5月8日至2016年5月8日期间甲方代理乙方出口的所有业务。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盖章后即生效。上述协议经双方盖章生效后，原、被告均按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2017年8月22日，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浙国税稽处【2017】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关于对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税务处理决定，称该局对原告单位2013年7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的围巾业务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原告单位2013年7月18日至2016年7月31日期间的围巾出口业务，虽然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风险，实质是由原告单位以外的个人操作完成，上述业务共申报出口销售收入35893855.71元，已退增值税3299188.27元，未退增值税2537616.28元。二、处理决定根据国税发【2006】24号文以及财税【2012】39号文的相关规定，追缴已退税款3299188.27元（其中2014年已退税款242832.68元，2015年已退税款2648837.98元，2016年已退税款407517.61元）；未退税款2537616.32元不予退税（其中已申报未退税款938857.68元，未申报未退税款1598758.64元）。2017年9月5日，原告向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缴纳了已退增值税税款3299188.27元。 2017年9月，原、被告对围巾业务进行了对账，双方对具体的销售情况确认如下：自2014年度起至2016年度止，被告通过原告汇达公司出口围巾业务，其中2014年度美元金额达2035197.55元，销售收入为12601969.44元，销售成本1238549.73元，出口退税8847.04元，销售毛利219419.71元；2015年度美元金额达2634285.90元，销售收入为16314870.47元，销售成本16127749.38元，出口退税2882823.62元，销售毛利187121.09元；2016年度美元金额达1107009.60元，销售收入为6977015.80元，销售成本6877485.10元，出口退税407517.61元，销售毛利99530.70元；以上合计美元金额达5776493.05元，销售收入为35893855.71元，销售成本35387784.21元，出口退税3299188.27元，销售毛利506071.50元，2017年未退税金额为2537616.28元。其中销售成本金额以及出口退税金额共计41224588.76元，已由原告根据被告的委托付款书以及供货商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支付（货款）、先予垫付（出口退税款）给被告或被告指定的供货商，且被告承诺由此引起的一切风险责任由被告公司自负。 2018年3月，原告以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为案由将被告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出口退税是指出口的货物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其目的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本案中，原告作为有经营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在与被告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中约定：在2014年5月-2016年5月的合同期间，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根据被告与外商商定的协议和条款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并且由被告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同时，原告在被告的要求下，根据被告与相关国内供货商的协议和条款与国内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该采购合同只为退税用），而被告对有关合同所有内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等。然原、被告双方在按约履行上述代理出口围巾业务过程中，原告虽然以自营名义出口，但不承担出口风险，其出口围巾业务实质上是由被告借原告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即财税【2012】39号文件)第七条第（一）项第7目、《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即国税发【2006】24号文件）第二条第（二）项、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原、被告之间采取的案涉代理出口围巾业务是不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而应当视同内销货物征收增值税；原告作为出口企业则不得将案涉的围巾出口业务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现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就原告在代理被告出口围巾业务中已退增值税税款以及未退增值税税款（包括已申报、未申报）的涉税违法行为已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向原告追缴已退税款3299188.27元，对未退税款2537616.28元不予退税。原告已向国税机关退缴了增值税税款3299188.27元。鉴于此，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其实质系被告借原告出口企业名义出口围巾业务，并以原告公司的名义进行退税，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前述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外贸经营秩序以及国家出口退税机制的平稳运行，并损害了国家利益，故该协议应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合同的任一方不得基于无效的合同而享有合同的利益。根据原、被告双方对于2014年-2016年围巾业务对账单显示，被告通过原告公司出口的围巾销售收入总计为35893855.71元，出口退税金额累计达3299188.27元，2017年未退税金额为2537616.28元。上述经双方对账确认的金额与浙江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浙国税稽处【2017】16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所认定的数额完全一致，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认定。现原告主张其已将因代理被告围巾出口业务的退增值税税款（包括已退税款、未退税款）金额共计5836804.55元根据被告的委托付款书先予支付给被告或被告指定的供货商，且已退税款已被追缴、未退税款国税机关则不予退税一节，有《代理出口协议》、《税务处理决定书》、税收缴款书、《围巾业务对账单》以及《出口产品买卖合同》(部分)、《委托付款书》、银行付款凭证等证据为凭，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被告作为案涉围巾出口业务的直接控制人，原告事先垫付的5836804.55元亦是在被告的指令下支付至指定账户的，在原告已向国税机关退缴已退税款以及未退税款不予退税的情况下，被告已取得的退税利益5836804.55元应向原告予以返还。但原告主张该垫付税款所产生的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因原告在案涉的整个业务过程中亦存在过错，故该利息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对该部分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一款第（二）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5836804.5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338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58388元，由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1026元，由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负担57362元。 原告浙江五矿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杭州奥陆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 判 长  石 红 人民陪审员  田伟伟 人民陪审员  吴晓航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袁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