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402民初7440号原告：叶某，女，汉族，1979年7月17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杨某1，女，汉族，2015年7月2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法定代理人：叶某，系原告杨某1的母亲。原告：谢惠珍，女，汉族，1942年1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杨定秀，女，汉族，1997年7月2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原告：杨双秀，女，汉族，1999年7月20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电白县。上列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霞，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某2，男，汉族，2002年12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法定代理人：黄某，女，汉族，1969年10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被告：唐小林，男，汉族，1977年1月19日出生，住址：广西全州县。被告：冯卫贞，女，汉族，1978年4月1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博，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佳惠，广东华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黄承良，男，汉族，1971年12月2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化州市。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与被告唐小林、冯卫贞、黄承良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根据原告叶某的申请，追加了杨某2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某，原告杨双秀以及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红霞，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博、陈佳惠，被告黄承良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杨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848337元（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936520元、丧葬费55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8000元、住宿费33750元、误工费384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9836元、鉴定费15660元、汽车租赁费1000元，以上损失共计1413895元，由三被告承担其中60%的赔偿责任即848337元）；2.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26日晚，杨亚辉与三被告在被告冯卫贞经营的麻将馆打麻将，至27日凌晨0点多，后一起到聚友大排档（明珠新村）吃饭，期间被告唐小林自带一瓶五粮液，被告唐小林、被告黄承良与杨亚辉喝完五粮液后在该大排档又拿了三瓶江小白（白酒，每人一瓶），之后又在该店拿了4瓶百威啤酒。吃饭过程中被告黄承良提前离开，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见杨亚辉喝多了亦未进行任何劝阻、照顾，也未通知原告叶某。饭后由被告唐小林结账买单。原告叶某多次致电给杨亚辉，前两次无人接听，凌晨4点零六分由被告唐小林接听电话并告诉原告叶某说杨亚辉喝醉了，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证明及情况说明显示，因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报告的地址错误且未及时在路口等待接车，导致救护车在北京酒店附近一直在兜转，从出车时间3时47分03秒，到4点多才到达，且被告冯卫贞带路又带错，延误了抢救时间。2018年3月30日，原告叶某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杨亚辉的死因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25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大法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Ｂ10973号】一份，鉴定意见为“杨亚辉符合因患心脏器质性病变及酒精中毒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2018年4月10曰，杨亚辉的尸体在珠海市殡仪馆火化。原告叶某是杨亚辉的妻子，原告杨某1是原告叶某与杨亚辉所生的女儿，原告谢惠珍是杨亚辉的母亲，原告杨定秀、杨双秀是杨亚辉与前妻黄某所生的女儿，原告杨某2是杨亚辉与前妻黄某所生的儿子。六原告为杨亚辉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原告因杨亚辉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936520元、丧葬费55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8000元、住宿费33750元、误工费384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9836元、鉴定费15660元、汽车租赁费1000元，上述各项赔偿费用共计1413895元，因三被告对杨亚辉的死亡具有过错，应按赔偿总额的60%即848337元向五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原告当庭补充如下事实：三被告对杨亚辉的死亡具有过错表现为：一、被告唐小林是聚餐资金的提供者，也是白酒（五粮液）的提供者，其作为宵夜的组织者，负有保障杨亚辉人身安全的义务，这种保障义务包括：1、提醒、劝阻杨亚辉不要过量饮酒；2、对杨亚辉进行必要的照顾；3、通知杨亚辉的家属；4、及时护送杨亚辉就医或回家等，但被告唐小林违反上述注意义务，没有尽到提醒劝阻、照顾、通知、安全护送的义务，具有过错。二、被告冯卫贞、被告黄承良与杨亚辉互相碰杯敬酒，互相饮酒并摇色盅，在共同参加一项活动中，因杨亚辉出现了醉酒危险或可能出现了醉酒危险，其他人都有排除杨亚辉醉酒所面临的危险以及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而三被告却违反该义务，具有过错。三、三被告在喝完一瓶白酒（五粮液）后，不仅没有提醒、劝阻杨亚辉不要喝酒了，反而又在聚友大排档拿了三瓶江小白（白酒）和四瓶百威啤酒，并由众人喝完，具有过错。四、被告黄承良在杨亚辉醉酒后自行离开，违反注意和人身安全的保障义务，具有过错。五、杨亚辉喝酒后异常兴奋、与被告冯卫贞搂抱、走路摇摇晃晃、长时间呕吐，在醉酒处于危险的时候，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救助措施，具有过错。六、三被告在杨亚辉醉酒后没有通知其家属即原告叶某，在杨亚辉倒地失去知觉后，叶某与杨亚辉第三次联系，才由被告唐小林接了电话，具有过错。七、清洁工证明，在杨亚辉倒地失去知觉后，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仅自行施救，没有在第一时间报“120”急救，在清洁工阿姨看到并提醒过后才拨打“120”电话，救助措施不利，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具有过错。八、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未按“120”急救中心的专业指导意见将杨亚辉平放并侧身，具有过错。九、因被告唐小林、被告冯卫贞报告的地址错误且未及时在路口等待接车，导致救护车在杨亚辉倒地附近一直兜转，后接到被告冯卫贞后，冯卫贞又带错路，从出车时间03时47分03秒，至4点多才到达，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具有过错。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对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1.结婚证、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证明、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2、“120”出车记录、证明、情况说明、救护车行程示意图；3、照片、录音资料、视频资料、通话详情、电话清单；4、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明；5、鉴定意见书、发票；6、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劳动合同、社保缴费记录、社保卡截图、银行流水记录、居住证信息；7.李剑的证明、陈王安的证明。被告唐小林、冯卫贞提供书面答辩意见，辩称：一、被告并非聚会召集者，聚会过程中未对杨亚辉进行劝酒或与其斗酒，对杨亚辉的身体状况也不了解。2018年3月26日晚，杨亚辉原本约被告唐小林一起吃晚饭，后因被告唐小林已经吃过晚饭，遂改成打麻将后再一起吃宵夜，因此当晚的聚会召集人是杨亚辉。被告在聚餐过程中并未对杨亚辉劝酒或与其斗酒，仅仅是出于礼貌为杨亚辉倒酒，而从黄承良的证言也可得知，杨亚辉经常喝醉酒，因此黄承良对于杨亚辉醉酒的状态是习以为常的，而被告并没有经常与杨亚辉共饮，因此不知道杨亚辉是否有不宜饮酒的疾病，也无法预知特殊情况的发生。二、被告已经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被告在杨亚辉酒醉之后便一直陪同在其身边，并未置其于无人救助的情形。而当发现杨亚辉醉酒后状态不正常，被告也及时拨打了120电话，并配合120救护人员的指示将杨亚辉平躺，在旁照顾杨亚辉。从报警记录可以看出，被告多次拨打报警电话督促救护人员尽快到达现场，并在救护车找不到目的地的情况下，到路口接应救护人员以便尽快到达现场进行救治。因此被告已经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三、杨亚辉并非直接因酒精中毒导致死亡，不应当要求同饮者承担赔偿责任。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杨亚辉的死亡原因系“因患心脏器质性病变及酒精中毒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且杨亚辉心血中检出乙醇含量为126mg/100ml，仅稍稍达到一般个体饮用乙醇的中毒浓度100mg/dl，而远远未达一般个体饮用乙醇致死浓度的400–500mg/dl；从前述鉴定意见书还可得知，杨亚辉“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约50%；房室结动脉狭窄”，可见杨亚辉本身患有冠心病，有因病导致猝死的可能。而当晚杨亚辉仅是轻度酒精中毒，因此虽然鉴定结论中认为酒精中毒是猝死诱因之一，但被告认为主因仍是其自身患有的心脏疾病。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杨亚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对酒精的适应程度，应当清楚过量饮酒的危害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对于是否饮酒及饮酒数量的多少，都取决于杨亚辉本人，因此其应当自行承担酒醉后产生的后果。在被告已经尽到必要救助义务、且杨亚辉并非直接因酒精中毒导致死亡的情况下，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对其辩称均没有提供证据。被告黄承良辩称：原告叶某称每次我与杨亚辉喝酒，都是由我负责送杨亚辉回家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每一次我与杨亚辉喝酒，要么是他朋友，要么是他亲戚送他回家，我没有送过杨亚辉回家。最后一支“江小白”是杨亚辉逼迫我喝的，且我当时也喝醉了，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只有唐小林在旁边，我跟唐小林说“我喝醉了，我要回去了”，当时没有看到冯卫贞和杨亚辉。我喝醉了，就没有意识去劝杨亚辉不要喝酒，四瓶啤酒也是杨亚辉自己要拿来喝的。综上所述，我不同意赔偿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告黄承良对其辩称没有提供证据。根据本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根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茂名市公安局观珠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表》以及茂名市电白区观珠镇石湾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显示杨亚辉生前系农业户口，谢惠珍生育了包括杨亚辉在内共四名子女，杨定秀、杨双秀均与杨亚辉系父女关系。原告提供了叶某与杨亚辉的结婚证，记载其二人于2015年7月9日在电白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原告还提供了杨之倩的《出生医学证明》，记载杨之倩的父母为杨亚辉、叶某。原告还提供了杨某2的《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内容载明杨某2的父母为杨亚辉、黄某（案外人）。原告叶某在庭审中陈述，杨亚辉与黄某于1997年10月7日登记结婚，生育了杨定秀、杨双秀与杨某2三名子女。根据原告提供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杨亚辉于2018年3月27日死亡，死亡地点为珠海市香洲区明珠新村万青医药门口，死亡原因一栏记载为排除机械性暴力损伤致死（以中山医死因鉴定书为准）。2018年4月10日，杨亚辉在珠海市殡仪馆火化。原告提供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8年4月25日出具的中大法鉴中心［2018］病鉴字第Ｂ10973号《鉴定意见书》，内容载明：委托人为叶某，委托事项为杨亚辉的死亡原因，委托日期、尸解日期均为2018年3月30日，检验人员为李某、权某、马钳钳、陈雪兵。其中，“分析说明”记载：1、根据法医系统尸体解剖检验，杨亚辉鼻唇沟、颈部下方、左前臂中段前侧、左前臂下段桡侧及右肘关节皮肤表皮剥落。上述损伤程度轻微属非致命性损伤。死者腹腔内见血液240ｍｌ，未见凝血块，且腹腔脏器未见损伤、后腹膜未见出血、腹主动脉及髂动脉内膜未见损伤，故分析腹腔内出血为尸检过程中产生。其余体表及内部器官未发现机械性损伤征象，故可排除机械性暴力作用致死。2、尸体解剖及组织学检验证实死者存在以下病理学改变：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约50%；房室结动脉狭窄；肺气肿；其余脏器淤血。3、死者心血中未检出敌敌畏、敌百虫、甲胺磷、呋喃丹、硫丹、氯氰菊酯、氟氯氰菊酯、乐果、马拉硫磷、五氯酚、氧乐果、毒鼠强、地西泮、舒乐安定、安眠酮、三唑仑、咪达唑仑、司可巴比妥、巴比妥、苯巴比妥、氯丙嗪、苯丙胺、甲基苯丙胺、氯胺酮、ＭＤＭＡ、ＭＤＡ、哌替定、美沙酮、利多卡因、玛咖、可待因、阿普唑仑、氯氮平、卡马西平、硝甲西泮。故可排除上述毒药物致死可能。死者心血中验出乙醇，含量为126ｍｇ／100ｍｌ。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第3版《法医毒理学》第111页：乙醇中毒剂量因饮酒习惯和个体差异而悬殊很大，一般个体饮用乙醇中毒血浓度为100ｍｇ／ｄｌ，致死血浓度为400～500ｍｇ／ｄＬ，故死者心血中乙醇含量已达中毒血浓度，但未达致死血浓度。鉴定意见为：杨亚辉符合因患心脏器质性病变及酒精中毒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该《鉴定意见书》落款载明的鉴定人员为李某、权某。原告叶某主张为此项鉴定垫付了鉴定费15660元和汽车租赁费1000元，并提供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为证。诉讼中，原告叶某向本院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权某出庭陈述：杨亚辉尸体解剖所见，心脏重400克，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距开口1.5公分处粥样硬化，管腔狭窄约50%，向下延伸0.5公分，其他冠状动脉未见异常。同时，血中检测出乙醇含量为126ｍｇ／100ｍｌ，未检出其他的药毒品，因此根据心脏的病理表现，不能单独成立为死因，酒精血浓度126ｍｇ／100ｍｌ为中毒血浓度，并未达单独的致死量，因此本案应是联合作用引起的死因，无法区分疾病和酒精的比重。根据教科书《法医病理学》第五版（主编为丛斌）第29页联合死因章节的疾病与暴力（中毒）联合，当确实无法区分疾病与暴力（中毒）程度的比重时，可将疾病和外伤（中毒）放在同等的位置。综上所述，因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为杨亚辉符合因患心脏器质性病变及酒精中毒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对于杨亚辉死亡所涉及的这两方面原因，单独疾病不构成一个死亡的原因力，单独中毒也不会构成一个死亡的原因力，只有两者联合作用时才有死亡的可能。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两张发票（2019年5月开具），载明杨亚辉案件的出庭费为2000元、出庭交通费（汽车租赁费）为1500元。上述费用均已由原告叶某垫付。另查明，原告提供了一份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120”出车记录，载明：收单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03：44：27，随车人员为李志贤，现场地址、等车地址均登记为××路××，呼救电话、联系电话均登记为131××******。原告还提供了一份由案外人李志贤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载明：2018年3月27日03:44接120指挥中心命令，前往出车单所报地址：××路××，接命令后于04:00左右到达北京酒店，到达后问酒店服务员有没有人报警，服务员说无人报警。我向中心报告无人报警，于是120中心指示我到周围找。我又开车往酒店后面兜了两圈也找不到报警人，后来接到120中心叫我在原地（花坛红绿灯处）等待，说报警人见到救护车。等了3分钟后报警人上我车带我经过晴朗明珠往田德花园红绿灯调头回北京酒店再转入晴朗明珠停车场，由于停车场无法开车过明珠新村现场，于是医生，护士下车带急救仪器和急救包走路过去现场进行急救。我自行倒车退出停车场，再逆行到明珠新村到达现场。另外，原告提供了一份由案外人李剑出具的《证明》，内容载明：本人认识杨亚辉认识多年，朋友经常有一起吃饭，杨亚辉一般情况下都很少饮酒，偶尔饮酒也都是啤酒一瓶，白酒一两左右，他说饮酒会头痛。原告还提供了一份由案外人陈王安出具的《证明》，内容载明：本人与杨亚辉是同学关系，近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吃饭、宵夜。有时同学聚会也有喝酒，但杨亚辉喝酒不多，啤酒两三杯，白酒半杯，不会超过一杯，杨亚辉说他酒量很差。诉讼中，原告叶某向本院申请李志贤、李剑、陈王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剑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李志贤出庭陈述：我是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出车司机，工作有12年左右。在2018年3月27号凌晨3点40分左右接到“120”指挥中心的电话通知，通知我们出车接病人，说有一个人喝醉酒了，让我们去接人，当时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陪同我一起出车，报案人报的地址是“北京酒店”。大约在凌晨3点46分左右从第二人民医院出车，估计到“北京酒店”大概5、6分钟左右，当天凌晨路上并不塞车。到达“北京酒店”大约是27日凌晨3点50多分，但我们没有接到病人，于是第一时间到了“北京酒店”的大堂去问服务员，服务员答复说没有人报过“120”。我们就向“120”指挥中心汇报了这个情况，“120”指挥中心就继续联系报案人，并且让我们在“北京酒店”周围开车再绕一圈找一下。我们沿着北京酒店前后绕了一圈之后，没有找到人，后来我们往前开了一点又绕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人。后来“120”联系到报案人，说看到我们的车，让我们在北京酒店对开路口天桥底下等报案人过来带路。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才看到那个报案的女士，她上车后就带我们去找人，但兜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路口，中间花了3、4分钟左右，她当时一直指挥我们往前走，但是因为到达路口的时候她没有指示我们进去，所以我们错过了那个路口之后又绕回来才回到原来那个路口。到达现场后发现前面的路被路障堵住了，车子进不去，所以我让医生和护士带着装备走路去现场，我留在车上，从医生下车的位置距离“北京酒店”是比较远的，但能看到“北京酒店”。在平时，也会有报案人或是路人报错地址的情况，但我认为明珠新村和北京酒店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有几百米。陈王安出庭陈述：我和杨亚辉是初中同学，从初中认识至今，平时比较熟，是朋友。在2018年时基本上每周都会见一次面，都是因为工作原因见面，杨亚辉做一个建筑材料的代理，杨亚辉叫我过来帮忙。我平时也会和杨亚辉一起吃饭，2018年喝过两次酒。他喝酒喝得很少，他说自己酒量不好，啤酒两到三杯，白酒喝很少，不到一杯，我平时和他喝的是啤酒。我不清楚杨亚辉的身体健康状况，他没有跟我说过他的身体状况。原告提供了一份视频资料，并称资料中有一段视频是叶某与一位名叫任美勤的保洁员（案外人）交谈的情景，任美勤是事发当天目击事发经过的人，该视频由叶某在2018年4月拍摄录制，视频中的女士陈述“看到那个女的在前面，你老公在后面，你老公喝了酒很大声地说话，他们在车边绕来绕去，不到10分钟，你老公一下子就晕倒了，那个男的来的时候你老公还没倒，那女的当时很大声叫他，你老公没反应，我叫他们赶快打120”。视频资料中还录制有事发当天附近商铺的监控拍摄的场景，原告主张在2018年3月27日2时38分视频中可见杨亚辉连续喝了两杯后，唐小林倒酒。2018年3月27日2时42分视频中显示冯小贞倒酒给杨亚辉继续喝。时45分视频中可见杨亚辉与其他聚餐人在摇色盅，身体摇晃向后仰，在摇色盅时趴在桌边。3时21分视频中可见杨亚辉在呕吐，用手扶脚站立不稳，唐小林过去了一会后走开了。原告还提供了“120”急救中心的报案录音。其中，2018年3月27日3时44分报警录音，内容有“接线员：喂，你好，120。冯卫贞：我在北京酒店旁边这里，他喝醉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线员：你现在是要救护车是吗？冯卫贞：对对，救护车。接线员：在哪里？北京（酒店）是前山还是哪里的？冯卫贞：就前山这个位置。接线员：北京酒店旁边是吗？冯卫贞：对对对。接线员：人是男的女的？冯卫贞：男的。接线员：多大年龄呀？冯卫贞：嗯，四十多岁吧。接线员：叫什么名字？冯卫贞：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我的朋友。接线员：是你朋友你不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呀，那你在北京酒店门口等一下行不行呀？冯卫贞：嗯。接线员：您就在北京酒店等我们救护车，听得懂吗？冯卫贞：我反正就在北京酒店那个华润万家正对面这个地方。接线员：行，您跟救护车招下手，我们先通知救护车过去好吗？电话保持通（畅），稍等一下。”2018年3月27日3时48分通话录音，内容有“接线员：你好，120，喂你好。冯卫贞：来了没有？接线员：救护车在来路上了，你是刚刚报警在前山的北京酒店门口那里，对吗？冯卫贞：对对对，来了没有？接线员：（救护车）是从拱北医院过来的，你们稍等一下好吧。冯卫贞：快点啦。接线员：现在病人情况怎么样呀，已经在路上，他们会尽快。冯卫贞：不省人事。接线员：不省人事啊，那行，让他先平躺，头侧向一边，我们救护车尽快到，稍等一下。冯卫贞：好。”2018年3月27日3时50分报警录音，内容有“接线员：喂你好，120。冯卫贞：来了没有啊。接线员：喂。冯卫贞：到了没有？接线员：哪里呀？冯卫贞：就是北京酒店门口进来。接线员：你叫人在北京酒店门口等下车，是刚才喝醉酒的对吗？冯卫贞：是呀，到了没有？接线员：已经通知救护车从拱北医院去，你稍等等。冯卫贞：快点好吗。接线员：我们已经通知就近救护车过去了，你在北京酒店门口等下我们的救护车好吗，你安静些。冯卫贞：快点。接线员：已经通知车在路上了，你在门口等下车好吗，是刚才喝醉酒那个吗？冯卫贞：快点。接线员：就一个喝醉酒男的，是吗？冯卫贞：是的。接线员：现在你等着，病人现在怎样？是呕了还是怎样不舒服？冯卫贞：没有反应。接线员：有没有呼吸心跳？冯卫贞：没有，快点。接线员：之前有没有什么病，或者突然间是这样啊？冯卫贞：是呀，是呀，快点。接线员：现在叫人别动他，叫人在北京酒店门口等，我催他们快点好吗？冯卫贞：是呀，快点。”2018年3月27日3时53分报警录音，内容有“接线员：喂你好120，喂。冯卫贞：到没？接线员：我们车正在去的路上。小姐，我有催车，你知道车从拱北医院过来需要时间的。你在酒店门口等下车好吗，北京酒店门口。2018年3月27日4时02分报警录音，内容有“接线员：喂，你好120。冯卫贞：你在那里呀？唔该。接线员：小姐你在哪里叫车呀？是不是北京酒店门口那个呀？冯卫贞：是呀。接线员：我们刚才车在北京酒店门口等了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就倒返出去，现在又重新倒返回来了。冯卫贞：快点，等救命的。接线员：这么急又不叫人在路口接车，就兜过头了。男：喂你好？接线员：喂，听到了吗？男：我们在晴朗明珠这里呀！接线员：在哪里呀？男：晴朗明珠。接线员：你不是在北京酒店吗？怎么又跑到晴朗明珠呀？到底是在哪边呀？冯卫贞：现在保安亭那里，快点。接线员：哪里的保安亭呀？男：就是那个晴朗明珠嘛。接线员：晴朗明珠的保安亭。那你在那里站着不要跑好吗，等下车又走过头了。周记16，他们在北京酒店对面晴朗明珠保安亭那里，你留意下。……冯卫贞：快点，快点，快点。接线员：你现在就在晴朗明珠门口等下车好吗？冯卫贞：对。接线员：那你不要再走了，车现在重新兜回来，你等一会。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对原告提供的视频、录音资料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1、两被告已及时呼叫“120”，且并没有报错地址。其一，事发地点在北京酒店附近，当时为何会报称是北京酒店是因北京酒店是个标志性建筑物方便救护人员锁定地点，被告冯卫贞也在第一次报警通话中明确说了事发地点在“华润万家正对面”。其二，从“120”通话记录中也可知被告冯卫贞拨打了六次电话督促救护车尽快到达现场，但救护车一直未能到达正确位置是由于现场路面的设置所致，并非是两被告的过错。另外，在04：02分时，被告冯卫贞正在打电话催促“120”前来，此时正是叶某给杨亚辉打电话的时间，因此未能接听叶某电话也属正常。2、那位保洁员并非专业救护人员，无法准确判断杨亚辉是否已处于危急状态，她也是在杨亚辉倒地后才提示报警，但被告当时即有意识进行了报警，而非经保洁员提示后才报警，该保洁员的陈述证实起初杨亚辉并没有醉倒，在杨亚辉醉倒后被告冯卫贞就立即报警了。3、现场附近的视频显示杨亚辉出现喝醉状态是在02:46分之后，被告唐小林给杨亚辉倒酒是在02：38分，被告冯卫贞给杨亚辉倒酒是在02:42分，可以证明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并未在杨亚辉明显产生醉态后仍继续倒酒。又查明，根据本案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依职权到珠海市公安局前山派出所调取了案涉纠纷的公安卷宗资料。其中，原告叶某于2018年3月27日在前山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今天凌晨4时许，在家拨打我丈夫手机号，是一个男的叫“小林”接听的，他在电话里哭着和我说“阿嫂，你快点来，你老公喝多了，不要害我，你快点过来”。我就从家里出发赶到明珠新村聚友大排档附近200米处，这时我看到医护人员和警察都在场，我丈夫杨亚辉已经躺在地下，我过去叫他，他没有反应，我当时还叫医护人员送医院抢救，但医护说没有心跳了，人没有了。后来公安刑事技术法医也赶到现场处置，我一直停留早上6点多至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将我丈夫拉走。他出事前在微信里发了一个照片给我看，是一张吃宵夜点了菜的照片，里面有一个叫阿亮（男）的朋友在现场。我以前就认识小林、阿亮（男）他们俩，小林是合罗山做修车的，阿亮以前是走车的。我丈夫平时都有喝酒的习惯，几天前回了老家拜山时都喝了两天的酒。他以前多数都是喝啤酒和红酒，偶尔也会喝点白酒。我丈夫没有病史，这两年没体检过。我丈夫以前是做瓷砖胶、防水胶装修材料生意的，近期接了有单，比较忙，要自己搬材料，早出晚归，工作比较辛苦。被告唐小林于2018年3月27日在前山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因我与客户“阿飞仔”在2018年3月27日凌晨3时40分许吃宵夜后，“阿飞仔”在珠海市香洲区××村××商铺门口突然倒地身亡，我不知道“阿飞仔”的真实姓名，我们一共4个人一起吃宵夜，有“阿飞仔”、“阿良”、冯卫贞和我。事情经过是：2018年3月26日晚上19时许，“阿飞仔”叫“阿良”来到我店铺珠海市爱车饰汽车用品行坐一下，“阿良”先到我店铺，接着“阿飞仔”就到了，“阿飞仔”说在我店铺喝酒，我说刚才吃完饭喝不下，然后“阿飞仔”叫我和“阿良”去打麻将，打完麻将便去吃宵夜，我们三人就去到冯卫贞的麻将馆去玩，约玩到27日凌晨0时40分许，“阿飞仔”、“阿良”、冯卫贞和我共4人一起来到明珠新村的聚友大排档吃宵夜，我在店铺里带了一瓶茅台酒（52度，500ＭＬ）去吃宵夜，在聚友大排档里叫了炒花甲、白切粉肠，铁板猪杂、鱼仔和炒粉等菜，除了冯卫贞喝啤酒外，我们3个人就把那瓶茅台白酒喝了，喝完那瓶茅台白酒后，“阿飞仔”又在大排档里拿了3瓶“江小白”我们每人喝了一瓶，喝完这3瓶“江小白”后，我们在大排档里边玩摇骰子边喝啤酒，喝了4瓶百威啤酒后，我叫“阿良”看着“阿飞仔”，因当时见到“阿飞仔”好像喝多了有点晕，我说明天我要开店就先走了，当我走了100米左右，冯卫贞就打我电话说一起走吧，我又回到大排档处只见“阿良”在，“阿良”说想睡觉要先回去，然后我说可以便叫他先走，“阿良”便先离开回家，我接着埋单消费了330元，接着我离开大排档回家，我走到巴士站处时，我打电话给冯卫贞问她走不走，冯卫贞说在我背后处，我转身看到“阿飞仔”跑过去抱着冯卫贞，我就走过去叫冯卫贞一起送她回家，“阿飞仔”突然松开双手便倒地，约3时30分许，我按住他的胸口，冯卫贞按他的人中，当时他还有呼吸，约3时40分许，我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这时“阿飞仔”的老婆打电话给他，我接了电话跟他说“阿飞仔”喝了酒身体不行叫她来现场，之后120急救车来到现场对“阿飞仔”进行急救，现场医护人员说人已经没有呼吸。阿良是广东人，男性，年约40岁，是我的客户。冯卫贞是广东人，在拱北民富花园处开麻将馆的，当时是“阿飞仔”叫我们去聚友大排档吃宵夜的，那一瓶茅台酒（52度，500ＭＬ）是我带过去的，大排档里的3瓶“江小白”和4瓶百威啤酒都是“阿飞仔”叫的，他一直说喝得不够，就在大排档里叫的。“阿飞仔”喝了约4两白酒，一瓶啤酒左右。我们有劝过他别喝酒，当时他还是要喝，我们没办法就陪他喝。他是我的客户，我们认识有7年左右。被告冯卫贞于2018年3月27日在前山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1时许，林仔，二条（死者）及阿良在我铺头打完麻将后，我们一起到前山明珠新村A+连锁商铺旁吃宵夜，期间他们三人喝了自带的茅台酒（51度），我喝了两瓶啤酒，大概4时左右，我们准备离开时，二条就开始呕吐，之后就躺在地上叫也不应，我与林仔就一边按他人中和腹部，一边打电话叫120急救，医生到场后就现场抢救。我与死者不熟，他来我店铺打麻将，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平时都叫他“二条”，广东人。我们4人在前山明珠新村的A+连锁商铺旁的店铺吃宵夜，期间我们有喝酒，我们当时没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平时吃的菜心、炒花甲、粉肠、铁板猪杂。宵夜是死者说他请客并叫我一起过去的，当时我不想去，他说“你不来我以后不去你店里玩了”，所以我跟着过去了。他们三人喝了一瓶茅台酒，之后没喝够就每人要了一瓶江小白酒，我只喝了2瓶百威啤酒。我们离开时不同路，阿良他朝另一个方向已经先走了，我与林仔同行，看见死者呕吐才回来的。我不知道死者有何病史，我与他不是很熟，只是来我店铺打麻将才认识的，这是第一次跟他吃饭。被告黄承良于2018年3月27日在前山派出所作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6日晚，“杨总”微信我叫我出来吃饭，我于晚上7点多去到位于合罗山的爱车饰汽车用品行见到唐小林老板，之后“杨总”差不多晚上8点钟到的和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三人去民富花园附近的棋牌室“肥婆”的铺头里打麻将玩，玩到今天凌晨0时多一点，“杨总”提出去吃宵夜，他就开着银色粤K牌丰田商务车载着我和唐小林、“肥婆”（女）去到前山聚友大排档吃宵夜，点菜吃的期间，我们三个男子将从唐小林店里带来的一支茅台酒白酒喝完，再叫了三瓶“江小白”白酒、我们三个男的一人一支，肥婆她喝啤酒，我们后来还喝了啤酒玩骰子，到了凌晨二、三点的时候我就先离开回家了，他们都还在现场。宵夜时我们三个男的都喝了白酒，之后也喝了一点啤酒。肥婆一直都是喝啤酒。我不知道肥婆的真名，她是民富花园附近的一平房开了一间小棋牌室。“杨总”倒地的时候我回家不在现场，没有看到“杨总”倒地。以前我和“杨总”吃过六、七次饭，偶尔也会喝点啤酒，昨晚是第一次见“杨总”喝白酒，昨晚我们没有相互劝酒或敬酒，偶尔我们也有碰碰杯，酒都是平分的。再查明，原告提供了珠海市拱北宏居物业代理行的营业执照，显示该代理行的经营者为叶某。原告提供了珠海市拱北宏居物业代理行与杨亚辉于2008年10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期限为无固定期限，自2008年10月10日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为止，工作岗位为业务主管。原告还提供了杨亚辉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显示杨亚辉于2008年10月至2018年3月在珠海市购买了社会保险，缴费单位为珠海市拱北宏居物业代理行。根据原告提供的居住证信息表，显示杨亚辉在2010年4月至2017年4月在珠海市办理了居住证，居住地址登记为珠海市香洲区××路××号××栋××单元××房。该信息表加盖有珠海市公安局户籍信息查询专用章。原告还提供了一份房地产权证，显示位于珠海市香洲区××路××号××栋××单元××房产的产权人登记为叶某。本院认为，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同时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健康也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共同饮酒行为系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相互之间不存在约定的或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基于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仍会产生相应的附随义务，也即饮酒过程中和之后的注意义务。对于饮酒后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共饮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系一种侵权责任，共饮者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判断共饮者是否存在过错，应看其在饮酒过程中是否尽到注意义务，即是否尽到采取合理的注意而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损害发生的义务，包括提醒、劝告、及时通知以及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就本案而言，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是否应对杨亚辉死亡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而三被告在本次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是判断其应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对此，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可以认定杨亚辉与三被告之间存在共同饮酒的事实。杨亚辉与三被告之间邀约共同饮酒，对于何人为召集者和组织者，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但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己方主张，应视为都是参与者和组织者。杨亚辉酒后死亡的原因经鉴定为“符合因患心脏器质性病变及酒精中毒共同作用致心源性猝死”，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前述死因鉴定结论可知，杨亚辉生前患有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和房室结动脉狭窄等自身疾病，但在此次事件发生前，其并未发病身亡，可见在没有其他外在因素作用下并不必然导致心源性猝死，而杨亚辉死亡时血液乙醇含量为126mg/100ml，存在酒精中毒，因此可以认定杨亚辉饮酒过度与心源性猝死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原告提供的监控视频以及各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可以反映杨亚辉与三被告共同饮酒过程中，席间已经显现醉酒状态，虽然无充分证据证明三被告对杨亚辉存在恶意劝酒行为，但在察觉杨亚辉可能处于醉酒后，三被告并未对杨亚辉继续饮酒的行为进行有效劝阻，提醒劝告杨亚辉停止饮酒，且被告唐小林、黄承良与杨亚辉共同将自带的茅台酒喝完后，还不加克制继续与杨亚辉对饮“江小白”（白酒）和啤酒，对杨亚辉醉酒应负一定责任，增加了杨亚辉心源性猝死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由于三被告作为共饮者，在饮酒过程中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错，其过错与杨亚辉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杨亚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自身身体状况及酒量应有足够、充分的认知，本应根据自己身体状况决定是否喝酒及饮酒多少，对于饮酒过度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和后果应有所预见，应慎重控制自己的饮酒量，而三被告对于杨亚辉身体情况的了解，显然不如杨亚辉本人，本案也无证据显示其与杨亚辉饮酒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杨亚辉的身体状况不宜喝酒，因此杨亚辉对饮酒后自身安全应当承担首要的、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但杨亚辉未有及时发现自身所患的疾病并加以防范，明知酒精的危害性却不加控制过量饮酒，自身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致引发酒后心源性猝死，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在杨亚辉倒地不醒后存在迟延报“120”以及报称的所在位置有误，救治措施不当的行为，导致杨亚辉救治延误造成死亡。本院认为，饮酒结束后，被告唐小林、冯卫贞与杨亚辉同行返家，期间杨亚辉突然倒地不醒，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已立即对杨亚辉采取按压人中、胸口等措施进行救治，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且在等待救护人员前来时一直陪伴杨亚辉没有自行离开，期间还不断多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催促救护人员尽快到达现场救治杨亚辉，可见，被告唐小林、冯卫贞在杨亚辉出现不良反应的状况后，已经对杨亚辉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予以适当照顾和帮助，并非对杨亚辉不管不顾、怠于履行救助义务。而且，猝死一般为突然发生，即在此之前没有明显死亡征兆，被告唐小林、冯卫贞作为非专业医护人员，事发前对杨亚辉的身体状况亦不太了解，杨亚辉突然倒地不醒以为是醉酒后发生的状况，采取按压人中和胸口、大声唤醒以及拨打“120”急救电话等措施，并无明显不当。虽然原告叶某自行录制的视频中的那名女士称系经她提醒后唐小林、冯卫贞才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原告并未申请其作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该名人员的身份无法核实，其是否亲眼目睹事发经过也未能查明，况且仅凭其个人判断，在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佐证情况下，尚不足以证明被告唐小林、冯卫贞怠于拨打“120”急救电话延误救治时机。此外，被告冯卫贞向“120”报称的所处位置虽然不够精确，但事发时尚未天亮，冯卫贞对现场环境并不熟悉情况下，以其所处位置周边比较显眼的建筑物作为参照物表述所处的大致方位，符合普通人的一般生活经验和判断，主观上并不存在延误救治的过错，而且本案并无相关证据证明杨亚辉准确的死亡时间，故根据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被告冯卫贞的行为与杨亚辉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必然或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主张被告唐小林、冯卫贞的行为延误杨亚辉救治造成其死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原告还主张被告黄承良在杨亚辉醉酒后自行离开，未尽到注意和人身安全的保障义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双方的庭审陈述，被告黄承良虽有参与饮酒，但在散席离开时，黄承良称自己已处于酒醉状态，在其自身难以行动自如的情况下，则不应苛责其能够对杨亚辉的安全尽到谨慎的照顾、注意义务，且被告黄承良并没有与杨亚辉同行返家，其对杨亚辉的照看义务在杨亚辉由被告唐小林、冯卫贞陪同离开时终止，被告黄承良对杨亚辉此后发生心源性猝死也无法预见，故不能认定被告黄承良对此具有须承担民事责任的过错，本院对原告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鉴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杨亚辉与三被告均存在一定的过错，且系由双方的因素共同参与所致，故根据各方的过失大小及原因力比例，同时兼顾公平原则，本院酌定由被告唐小林、黄承良对杨亚辉死亡的损害后果各承担3%的责任，被告冯卫贞承担2%的责任。二、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认定如下：（一）关于丧葬费。丧葬费的计算标准为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2017年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10560元的标准，原告请求的丧葬费55280元，符合规定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虽然杨亚辉生前系农业户口，但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杨亚辉在事发前已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且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城镇，故原告请求死亡赔偿金按照珠海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有合理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珠海市201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46826元／年的标准，本院确定死亡赔偿金计算为46826元／年×20年＝936520元。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杨亚辉死亡时，其母亲谢惠珍的年龄已超过75周岁，故扶养年限应按5年计算，扶养人数计算2人；其女儿杨某1的年龄为2岁零八个月，故扶养年限应计算15年零四个月，扶养人数计算2人。参照《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公布的珠海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34735元／年的标准，本院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309662.53元。另外，由于原告未能出示杨某2的出生医学证明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因此，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尚不能认定杨亚辉与杨某2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且原告在本案中也未主张杨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故本院对此在本案中不作审处；（三）关于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及误工费。由于原告在本案中对其主张的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和误工费，均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但考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必然会支出一定的费用，结合本案的相关情况，本院酌情支持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及误工费为5000元。（四）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杨亚辉死亡确实对原告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但考虑杨亚辉对死亡后果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五）其他费用。原告主张对杨亚辉的死因进行鉴定为此垫付了鉴定费15660元和汽车租赁费1000元，并提供了相关票据证明，考虑该部分费用系为确定杨亚辉死亡原因而实际支出的必要费用，故本院予以采纳。据此，本院核定原告的损失包括丧葬费55280元，死亡赔偿金93652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09662.53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交通费及误工费5000元，其他费用16660元，以及原告因本案诉讼需要垫付的鉴定人员出庭费用3500元，上述损失合计1326622.62元，根据本院确定的责任比例，由被告唐小林、被告黄承良各承担3%的赔偿责任即39798.68元，被告冯卫贞承担2%的赔偿责任即26532.4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唐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杨某2赔偿损失39798.68元；二、被告黄承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杨某2赔偿损失39798.68元；三、被告冯卫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杨某2赔偿损失26532.45元；四、驳回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杨某2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84元，由原告叶某、杨某1、谢惠珍、杨定秀、杨双秀、杨某2负担11300元，被告唐小林负担369元，被告冯卫贞负担246元、被告黄承良负担36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彦薇人民陪审员  孙智群人民陪审员  莫希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李阳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