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3民初19309号原告：王朝基，男，1960年10月8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姬鹏，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培根，广东秦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法定代表人：柳清元。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广东国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朝基诉被告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英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朝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姬鹏，被告义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世卓到庭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于2009年10月20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2.被告向第三人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撤销依据上述《董事会决议》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即恢复原告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的身份；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东莞义英电子有限公司系（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原告占100%股权）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原告任法定代表人。2008年原告因身体原因将（维尔京群岛）义英五金有限公司的55%的股权转让给郭国荣、刘世章，自己保留了45%的股份，退出公司的管理，由郭国荣、刘世章管理。2015年原告得知郭国融要变卖厂房的机器设备，于是原告委托律师到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后得知被告公司于2009年12月2日假冒原告签名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柯庆嘉，且被告提交的变更申请资料中涉及的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及其他有原告签名的资料均为虚假伪造的资料，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是外商独资企业，2009年10月20日之前设有董事会，董事长为原告，案外人吴清水、刘家扬为董事，根据我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原告并未在2009年10月19日、20日召集过董事会；二、案涉《董事会决议》涉及的原告王朝基签名不是王朝基本人所签，是虚假的，被告提交的变更资料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涉及王朝基的签名，经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的康怡司鉴中心【2016】文鉴意字第28号《鉴定书》，及广州市分析测试中心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中广测（2017）文鉴字第013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均为“送检的落款日期为2009年11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的落款王朝基的签名不是王朝基本人所写”；三、关于《董事会决议》涉及董事吴清水签名的真实性。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清溪分局经于2016年7月26日对其进行的询问（调查）笔录可证实，吴清水确认没有参加过案涉的董事会会议，吴清水陈述并不认识参加会议的柯庆嘉，且吴清水在2016年1月22日向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王忠明律师的《调查笔录》也陈述：“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上面我的签名不像我本人所签，那个叫柯庆嘉的人我没有见过，不认识”；四、《董事会决议》显示的2019年10月19日，一般董事会决议都在会议当天结束后，所有参与会议的人员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不可能在会议的次日再召集参会人员签名，因此《董事会决议》在程序上是不符合常规的；五、刘家扬及柯庆嘉根本不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参与此次董事会；六、2009年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中会议决议显示“董事会推选郭国荣为董事长；董事及聘任刘世章为副董事长；原董事长王朝基辞董事长职务专任董事；以上人事任命自2009年10月19日生效”。然而该决议作出仅三天，也就是该决议的生效当天，又出现了本案案涉的《董事会决议》，而该决议内容为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退出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并取消董事会，改设一名执行董事，由柯庆嘉担任。该二份决议相互矛盾、冲突，并且不可能仅三天时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七、原告于2015年得知其法定代表人被违法变更后，曾多次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清溪分局、东莞市政府、广东省工商局及东莞市市长热线反映并要求事工商局作出变更登记，之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该案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裁定驳回诉讼。在此期间，东莞市工商局提交的相关资料存在一定的隐瞒客观事实真相，原告认为案涉《董事会决议》是虚假的、伪造的，理由如下：1.东莞市工商局自2016年3月3日介入调查后，一直未能联系到柯庆嘉，在工商局对被告的现法定代表人柳清元询问（调查）笔录显示“问：请你提供柯庆嘉的联系方式？答：我不知道柯庆嘉的联系方式，只是见过一次面。问：柯庆嘉是哪里人？现居住在何处？答：是台湾人，现居住台湾。”然而在市工商局提交的被告公司于2013年11月申请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资料中涉及的《执行董事决议》、《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所需提交的文件》及相关资料上均有柯庆嘉与柳清元在不同时间在同一文件上的签名，显然，柳清元存在可以隐瞒柯庆嘉的联系方式，或清楚公司相关变更资料存在防签及虚假的证明文件，不希望柯庆嘉到工商局接受询问；2.市工商局在调查阶段，为何询问原告王朝基、柳清元、吴清水能够联系上柯庆嘉，为何不直接询问被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国荣，其用意是不希望柯庆嘉出来面对；3.按照正常的调查程序，市工商局应该对《董事会会议》上签名的当时人柯庆嘉与刘家扬作询问（调查）笔录，以确认案涉《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而市工商局在程序上并没有尽到足够的调查义务。综上原告认为，董事会是被告的权力机构，讨论决定被告的一切重大问题，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中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董事会决议有效的前提条件。而本案中原告从未召集过案涉董事会，第三人刘家扬、吴清水也并未参与案涉董事会，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各方于2009年10月20日并未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决议，而被告向东莞市工商局提交的2009年10月20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为虚假伪造，该《董事会决议》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依据该虚假的《董事会决议》在第三人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处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进一步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义英公司辩称，一、依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当依法驳回。原告于2017年8月25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王朝基与被告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三人义英公司其他行政纠纷一案，原告王朝基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于2009年12月2日作出的变更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柯庆嘉的工商行政登记，恢复王朝基为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本案虽然决定不再通知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参加本案的诉讼，但原告的第二项请求仍然为“判令被告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撤销依据上述《董事会决议》进行的工商登记变更，即恢复原告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的身份”。（2017）粤1971行初523号虽系行政案件，但涉及民事争议可能一并处理，原告构成重复起诉或者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假定贵院认为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鉴于原告诉讼请求的第二项，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已经在（2017）粤1971行初523号民事裁定书做出处理，且被告是否向工商局变更登记也不是民事案件受理的范围，请求法院驳回。二、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东莞市市工商局于2009年12月2日做出对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核准，本次核准登记基于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该登记至原告向东莞市市工商局投诉之日已过7年之久，且原告王朝基明确知道相关变更事宜，原告于2017年9月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普通诉讼时效为两年，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间有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被告关于原告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成立。三、董事会决议（2009年10月20日）签名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王朝基的真实意思表示。董事会决议（2009年10月20日）签名是真实的，其内容也是王朝基和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东莞市工商局没有对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决议进行鉴定，但已经提取了签字人刘家扬、柯庆嘉、吴清水的笔迹作为鉴定样本，原告王朝基拒不配合工商局鉴定，致使鉴定无法进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可以推定董事会决议签名真实。以上有应诉通知书、行政起诉状、行政诉讼答辩状、行政答辩状、现场提取实验样本记录表为证。四、被告还有其他证据证明董事会决议（2009年10月20日）是王朝基的真实意思表示。《董事会决议》缘于有原告和其他董事签字的《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和2009年10月16日董事会会议议程。2008年6月15日，原告王朝基与郭国荣签订了一份《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该协议说明，原告将其持有的股权中的55%转让给良茂投资有限公司，郭国荣以授权代表的身份签订该协议。该合同第1条约定，本公司是指由PARRYGOLDLIMITED拥有百分之百股权之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该合同第2.5条约定，签订本合约后甲乙双方需配合办理本公司及母公司PARRYGOLDLIMITED股权变更之档签署及用印手续。该合同第2.7条约定，在不影响双方之权益及不违背本合约之精神下双方有权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至巨多数股权的关系企业、直系亲属或信托人名下。该合同第9.2条第g项规定，以上开各规定转让股份后，出让人应使其担任或委派之所有董事、监察人或公司职位在过户时自动离职。该合同第10条第a项约定，合约效力优先性：本合约规定与本公司章程间如有矛盾情形，应以本合约之规定为准，全体股东同意于必要时修订本公司章程以使公司章程符合本合约规定。2009年10月16日，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董事会议程，主要内容为：会议决议：…2，董事会推选郭国荣为董事长。5，原董事长王朝基辞去董事长职务，专任董事。6，以上人事任免自2009年10月19日起生效。董事会议程由打印体和手写体结合，并有郭国荣、王朝基、刘世章签字。基于以上《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和董事会议程，最终形成了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并在被告处登记，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是原告及其他董事真实意思表示。从以上可以看出，股权转让后，出让人依照合约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离职，王朝基不再担任被告公司的董事长，被告新任董事长郭国荣依照合约可以指定关系企业、直系亲属或信托人名下。以上有《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及2009年10月16日董事会会议议程为证。五、董事会决议（2009年10月20日）没有瑕疵，提交登记的部分材料虽然有瑕疵，但《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及其他材料是王朝基和其他人真实的签名，王朝基同意股东及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变更法定代表人是王朝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朝基不是法定代表人后，仍然以被告投资方的股东身份参与被告公司的经营会议和不定期会议，这就更说明，王朝基对义英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事实是明知的，其对在办理变更过程中向工商局提供的材料是认可的。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2011年6月20日，在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会议室，郭国荣、王朝基、刘世章召开了一次股东会，会议报告事宜为本公司2010年财务报告及2011年1-5月份财务报告，会议还对公司游戏机生产业务拓展与另外公司策略结盟等事项就行了讨论并形成决议通过。会议还为成立钣金部并添够机器设备拟办理现金增资港币400万元并决议通过，原告王朝基在该会议上签字认可。虽然2009年11月24日《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虽然不是王朝基本人签署，但这两份材料加盖的公司公章印鉴是真实的。《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及其他材料是王朝基和其他人真实的签名。这均说明王朝基同意股东及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变更法定代表人是王朝基的真实意思表示。提交登记是履行董事会决议内容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是王朝基应当履行的义务，故签名的不真实仅仅是瑕疵，根本达不到撤销的情形，此瑕疵完全可以通过补正而使变更资料完整，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变更登记时，已经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该次变更应为有效变更。六、董事会决议属于民法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真实，原告请求确认无效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告因不是公司股东、董事、监事，不具备主体资格，无权提起决议无效的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我国《民法总则》规定了公司法董事会决议属于民法法律行为，结合本案，董事会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就有效，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从本案可以看出，原告王朝基退出董事会及辞去法定代表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其行为有效。原告多次辩称签名不真实与真实意思表示相悖，原告也无法指出决议内容违反哪一条法律、行政法规，故原告请求无效于法无据。依照司法解释规定，原告不是公司股东、董事、监事，故无权提起决议无效的诉讼。七、原告诉称股东会决议程序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况且董事会决议无瑕疵。假定程序瑕疵，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程序瑕疵的法律后果不是无效而是申请法院撤销。撤销决议必须同时具备请求主体为股东且在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鉴于原告王朝基不是被告的直接股东，该决议已经远远超过六十日，因为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决议》载明，召开企业为义英公司，开会时间为2009年10月19日，开会地点在义英公司会议室，参会人员为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决议事项为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仨人退出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并取消董事会，改设一名执行董事，由柯庆嘉担任，外资投资方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朝基变更为柯庆嘉。该决议上董事长处有“王朝基”字样的签名，董事有“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字样的签名。2009年10月20日的《外资企业“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补充章程之七》显示，补充条款如下：一、外资企业取消原董事会，改设一名执行董事，由投资方委派。二、外资企业投资方法定代表人由王朝基变更为柯庆嘉。三、其他事项，仍按历次批文批准的章程条款执行。该《补充章程》上有“王朝基、柯庆嘉”字样的签名。另外，在《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上亦有“王朝基、柯庆嘉”字样的签名。王朝基否认前述《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表示其从未参加该次董事会，且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当时也未入境，董事会实际上并未召开，故决议的内容亦是虚假的。但庭审中王朝基明确不针对该《董事会决议》、《补充章程》中“王朝基”字样的签名进行笔记鉴定。《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显示2009年11月24日义英公司向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董事会及法定代表人，该《申请书》上有“王朝基”字样的签名并盖有义英公司的公章。在同日出具的《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亦有王朝基的签名。后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将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朝基变更为柯庆嘉。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康怡司鉴中心[2016]文鉴意字第28号《鉴定意见书》显示，落款日期为2009年11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中王朝基的签名，以及《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中王朝基的签名与王朝基本人的签名不为同一人书写。2017年8月25日，王朝基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义英公司于2009年12月2日作出的变更义英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柯庆嘉的工商行政登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4日作出《行政裁定书》，认为王朝基提起行政诉讼超过诉讼时效，遂驳回王朝基的起诉。在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年7月26日所做的询问笔录中，吴清水表示没有参与过2009年10月20日义英公司的董事会，其中参加的人员柯庆嘉其也不认识，《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无法确定是否由其所签，也有可能他们开完会后拿给其签其就签了。义英公司称王朝基的起诉属于一事不再理，应当驳回起诉，即使法院受理王朝基亦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外，《董事会决议》的签名是真实性，其内容也是王朝基真实意思表示。义英公司就此提交《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该《合约书》载明王朝基、郭国荣同意由良茂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并持有义英公司及其母公司PARRYGOLDLIMITED百分之五十的股权，该《合约书》上有王朝基、郭国荣的签名。另外，义英公司提交2009年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显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9年10月16日，地点在义英公司会议室，参与人员有王朝基本、刘世章、郭国荣，该次会议达成以下决议：1.总经理刘世章辞职准予辞职；2.董事会推选郭国荣为董事长；3.董事会聘任刘世章为副董事长；4.任命李汉正为公司总经理；5.以上人士任命自2009年10月19日起生效；6.原董事长王朝基辞董事长职务专任董事。义英公司主张根据前述两份材料最终形成了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故此《董事会决议》亦是王朝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朝基确认2009年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及《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的真实性。以上事实，有《董事会决议》、《外资企业“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补充章程之七》、《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指定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证明》、《外商投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所需提交的文件》、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工商局调查笔录、义英公司2009年企业变更资料。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2009年10月16日）（2017）粤1971行初523号民事裁定书、生效证明书、应诉通知书、行政起诉状、行政诉讼答辩状、行政答辩状、现场提取实验样本记录表、《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及2009年10月16日董事会议议程、2011年6月20日股东会议及本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台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关于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本案案涉的公司决议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故案涉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的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王朝基的起诉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理；二、王朝基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王朝基主张义英公司于2009年10月20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是否有依据。关于焦点一，王朝基虽曾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于2009年12月2日作出的变更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柯庆嘉的工商行政登记，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亦就此作出裁定，但王朝基提出的行政诉讼被驳回后，并不影响其就该纠纷首次提出的民事诉讼的权利，故王朝基提起本次诉讼并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关于焦点二，义英公司虽主张王朝基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但义英公司不能充分举证证明王朝基明确知晓其权利受侵害的时间。结合王朝基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2017年8月25日，可以认定该时间为王朝基知晓其权利被侵犯的时间，故王朝基于2018年10月15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三，王朝基主张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决议》并未实际召开，非包括其在内的董事们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决议属于无效，故根据该决议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亦应撤销。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该份《董事会决议》属于无效，理由如下：1.该份《董事会决议》上王朝基、刘家扬、吴清水、柯庆嘉等人的签名无法证实为虚假签名，无法证实该决议并非董事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朝基并未就该份《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提出鉴定，在无其他辅助证据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认定该签名并非王朝基的签名。而针对其他有王朝基签名的文书材料形成的鉴定意见不能直接证明此份《董事会决议》上王朝基的签名即为虚假。吴清水虽称没有参与过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但亦没有否认《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并非其签名，且表示有可能是事后补签。此外亦无证据显示此份《董事会决议》上的其他董事的签名系虚假。即使2009年10月20日并未实际召开过董事会，如各董事通过事后追认的方式认可该份《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该决议亦合法有效。2.有王朝基签名的《股权让售及共同经营合约书》载明王朝基、郭国荣同意由良茂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并持有义英公司及其母公司PARRYGOLDLIMITED百分之五十的股权。此外，2009年10月16日《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董事会议程》显示，当日王朝基、刘世章、郭国荣达成以下决议：董事会推选郭国荣为董事长，原董事长王朝基辞去义英公司的董事长职务。上述材料可以证实王朝基知道义英公司股权变化，并同意辞去义英公司董事长一职。该内容与2009年10月20日的《董事会决议》中载明的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朝基变更为柯庆嘉的处理方式基本相同，结合两份《董事会决议》形成的时间及过程，进一步增强了王朝基知晓并同意义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柯庆嘉之事实。故王朝基主张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并非的真实意思表示理据不足。综上，王朝基主张2009年10月20日《董事会决议》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对王朝基的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朝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王朝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王朝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东莞义英电子五金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 冠审判员 程 露审判员 吉海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异书记员 何丽萍附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