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25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负责人：魏中伟，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剑勇，北京德恒（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三招，女，194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连娣,女,199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绪,男,201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法定代理人:谢连娣,本案被上诉人之一，系朱绪的母亲。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林福，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豪，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歌，男，196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国煌，男，1981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紫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中心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70P，住所地广东省河源市新市区××××××××××××××××××××××××。负责人：叶志水，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黄礼春，该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梅，该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进，江西微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负责人：黄金龙，该政府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明，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旺，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重石乡人民政府。负责人：欧阳天飞，该政府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爵峰，该乡政府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敦昱，男，198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远支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86，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负责人：唐远生，该公司经理。上诉人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简称天心镇政府）因与被上诉人廖三招、谢连娣、朱绪、廖歌、黄国煌、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中心支公司（简称天安财保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安远县卫计委）、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简称长沙乡政府）、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重石乡人民政府（简称重石乡政府）、杨敦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远支公司（简称人民财保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心镇政府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根据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赣卫办字[2018]12号文件、赣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赣市计生领字[2018]2号文件、安远县委办公室安办字[2018]46号与48号文件，安排当地重石乡、长沙乡、天心镇抽调8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小组，远赴潮州市凤塘镇开展区域协作的宣传工作。上述工作人员搭乘2辆私车（其中有一辆赣B×××××号的汽车，为本案肇事车辆）于2018年5月21日从江西安远县启程赴潮州开展上述活动。在当日17：10，廖歌驾驶的赣B×××××号的汽车（车主为被上诉人杨敦昱），与黄国煌驾驶的粤L×××××号汽车发生碰撞，引发交通事故，导致赣B×××××号汽车的后排两位乘客死亡（其中一名死者为原审原告的亲人朱谦浩）。交警部门认定：廖歌承担主要责任，黄国煌承担次要责任，朱谦浩不承担责任。此后，朱谦浩被评定为工伤，依法领取了工伤赔偿金。对于一审判决，上诉人认为：一、原审法院未查明事实。（一）廖歌在帮什么工。1.是不是帮忙开车，也许是。但是，上诉人没有车，且不需要廖歌开车。2.也不一定是帮忙开展计划宣传工作。因为被组织去开展宣传工作的地点是潮州市，距离本案事发地还有几百公里。（二）廖歌在为谁帮工？绝对不是为上诉人帮工。上诉人无车辆，不存在请廖歌开车的条件。上诉人仅是一个镇政府，与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同为科级单位，不存在由上诉人组织长沙乡、重石乡政府开展计生宣传工作的情形，三个单位都在执行县卫计委的工作部署。本案涉及的计生宣传工作的组织者是被上诉人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上诉人的工作人员系被依法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属于“雇员”，与廖歌、受害人、车主、其他几位副乡长、主任一并是远赴潮州进行计生宣传的组员。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的“帮工”依法属于“履行运输合同义务”中的帮工，不是“计生宣传过程中”的帮工。（一）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预定的宣传工作尚未开始。1.本次去潮州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有8名，包含了廖歌、受害人、车主、其它几位副乡长、主任。2.目的地是广东省潮州市凤塘镇。3.活动的组织者是安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4.活动是依照上级文件规定执行。5.时间是2018年5月22日至23日。6.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是2018年5月21日。一审法院不能提前将本次交通事故列为“计生宣传过程中”的工作事务。交通事故不会伴随“计生宣传工作”，两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只存在意外或偶然因素。交通事故与“履行运输合同义务”才存在因果关系。（二）本次交通事故系“运输合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中，只存在旅客与“承运人”的关系。受害人是乘客，驾驶员廖歌是“承运人”的一小部分。2.上诉人不构成承运人。因为上诉人无车也未提供车辆；既未安排廖歌开车，也未与肇事车辆的车主杨敦昱达成任何约定。3.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廖歌与另外一部分“承运人”，形成了帮工与被帮工的关系。廖歌的帮工发生于“履行运输合同义务”中。三、一审法院违反了“不告不理”的法定原则，属于审判程序违法。被上诉人廖三招、谢连娣、朱绪的一审民事起诉状未将上诉人列为被告。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了上诉人为被告参加诉讼。此后，廖三招、谢连娣、朱绪未变更诉讼请求，更未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主审法官曾询问廖三招、谢连娣、朱绪是否变更诉讼请求，是否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其回复，不变更诉讼请求，相当于不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主动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程序违法。廖三招、谢连娣、朱绪辩称，本案廖歌基于天心镇政府工作人员的邀请，陪同开展涉案计划生育工作。廖歌的帮工行为，不单是针对县卫计委的独立行为。从廖歌起程就属于帮工行为，上诉人将廖歌的驾驶行为割裂成运输行为，属对法律的误读。廖歌经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刘苑明认可，参与涉案计划生育工作。一审法院认定廖歌与上诉人建立帮工关系，符合事实。虽然答辩人在一审未直接将上诉人作为被告，但是答辩人未调整诉请项目和金额，一审判决也没有超出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责任主体的承担要通过法庭查明的事实来认定，一审法院追加了上诉人为被告，一审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除对一审没有判决保险公司因私自理赔行为需在本案承担相应理赔责任外，答辩人对一审判决的其余部分没有异议。鉴于答辩人没有上诉，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安远县卫计委辩称，一、答辩人与本次交通事故的肇事方（即本案被上诉人廖歌）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廖歌既不是答辩人的雇员，也不是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廖歌受上诉人的邀请参加计生宣传活动，廖歌的开车、引路行为应属于给上诉人帮工，与答辩人不构成无偿帮工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将廖歌开车的行为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廖歌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驾驶车辆应谨慎小心，遵守交规，因其疏忽大意导致事故的发生，理应由廖歌承担事故责任。二、答辩人既没有参与本次计生服务宣传活动，也没有组织、领导本次计生服务宣传活动，答辩人与本次活动无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任何关系。答辩人与三个乡政府之间都是执行上级的有关文件，依职能独立开展的计生服务宣传活动，不存在由答辩人部署安排工作的问题，答辩人与三个乡政府仅仅系业务指导关系。上诉人与长沙乡人民政府、重石乡人民政府，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人单位，有权利在其职能范围内开展各项工作，并依法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三、一审原告并没有将答辩人列为被告，一审法院擅自将答辩人列为被告，明显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长沙乡政府辩称，一、廖歌与答辩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帮工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是廖歌的被帮工人符合客观事实。1.帮工行为是要约承诺，需双方意思一致，方可形成帮工关系。一审判决根据杨敦昱、长沙乡政府、天心镇政府卫计办主任董世金的陈述，查明了廖歌原是天心镇仰湖村支部书记，因廖歌更熟悉广东省潮州市凤塘镇情况，经董世金向天心镇政府的分管领导刘苑明请示同意后，叫廖歌一起前往潮州市凤塘镇开展工作，未谈及报酬的事情。可以看出，廖歌与上诉人形成帮工与被帮工关系，廖歌的行为视为其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的行为。2.答辩人与廖歌之间无达成任何的要约意思表示，不存在帮工关系。答辩人及其他原审被告均无权决定廖歌可否参加活动，答辩人在发生事故之前与廖歌无任何工作交集。上诉人安排谁参与涉案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答辩人与其他原审被告事先不知晓，也根本无法决定。3.廖歌开车肇事的行为，应视为廖歌代表被答辩人履行帮工义务过程中的侵权行为。上诉人承认其安排廖歌参加区域协作活动，但不能无视廖歌受其安排参加活动与开车肇事的关联性，廖歌开车肇事行为理应视为活动的一部分。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一审判决上诉人与肇事人廖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无不当。答辩人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二、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也不存在帮工关系，双方行政级别相同，案发时是根据安远县安远卫计委统一部署，共同参加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根据县卫计委一审提交的天政发[2018]9号安远县天心镇政府文件、赣市计生领字（2018）2号、赣州市人口和计算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文件等文件，能够证明答辩人是根据上级安排履行行政职能参加本案的区域协作活动。长沙乡人民政府与天心镇政府案发时是共同履行行政职能的行政行为，并非进行民事活动。行政协调、协作关系与民法规定的帮工关系有明显区别，行政协调、协作关系是行政机关之间为提高行政效能协同一致的行为，不能将行政协调、协作关系等同与帮工关系，因行政协调，协作关系发生争议应当由行政机关内部协调解决或请示共同上级行政机关协调解决。三、上诉人主张廖歌参加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实际受益人是上诉人、答辩人及其他原审被告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受益应以存在帮工关系为前提。答辩人是否属于受益方，应以答辩人与上诉人或者廖歌之间是否形成帮工关系为前提。如上所述，答辩人与上诉人及廖歌均不存在帮工关系。认定答辩人是受益人的前提，不存在。2.廖歌是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受益人实际是上诉人。重石乡政府辩称，事发当天，答辩人自带一辆小车派了两人去潮州出差，答辩人的出差人员是驾乘自己的车辆，廖歌不是答辩人的人员，与答辩人的公务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及答辩人的出差人员事先根本不认识廖歌，没有邀请廖歌参加本次活动，更没有安排廖歌开车。廖歌驾驶的出事车辆不是答辩人的，车上也没有答辩人的出差人员。在出事时，答辩人的出差人员驾乘车辆还在后面8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到广东潮州市凤塘镇开展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区域协作活动，是各乡镇各自开展活动，不是天心、长沙及答辩人等作为一个整体开展活动。廖歌原是天心镇仰湖村支部书记，因廖歌更熟悉广东潮州市凤塘镇的情况，被天心镇政府叫廖歌一同前往开展工作，廖歌是为天心镇政府做事，廖歌的行为是代表天心镇政府履行职务的行为。廖歌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天心镇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廖歌与答辩人不构成任何关系，答辩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杨敦昱辩称，答辩人是本次事故车辆的所有人，在事故当中一直坐在副驾驶位置，是在场见证人。廖歌是由上诉人叫去参与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先是乘坐答辩人的车辆出发，后因受害人朱谦浩途中疲劳，廖歌主动接手驾驶车辆继续前进。答辩人未叫廖歌开车，且事故之前答辩人与廖歌并不熟悉。答辩人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廖歌拥有ClE机动车驾驶证,且不存在吸毒、酒驾、精神病及其他不适宜驾驶的情形，答辩人对廖歌驾驶车辆不存在过错。2.答辩人的车辆投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车辆也通过了年审、年检。3.答辩人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答辩人与受害人不存在运输合同或雇佣关系。人民财保公司述称，答辩人同意在商业险内承担10000元的理赔责任。答辩人不是直接侵权人，不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鉴定费。天安财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答辩人已将11万元理赔款支付到黄国煌账户，在一审庭审中已提交答辩人与黄国煌的调解书及对应支付凭证，黄国煌也承认已收到答辩人的赔款11万元。粤L×××××号车辆，在答辩人处仅购买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廖歌、黄国煌未提交答辩意见。廖三招、谢连娣、朱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天安财保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原告55000元；2.被告人民财保公司在座位险范围内赔偿原告10000元；3.被告廖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870993.05元；4.被告黄国煌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77568.45元；以上合计1313561.5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1日17时10分，被告廖歌驾驶赣B×××××号牌小型轿车搭载杨敦昱、钟兆洋、朱谦浩三人沿济广高速行驶至济广高速K1673KM+980M处时，与被告黄国煌驾驶的粤L×××××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相撞，造成钟兆洋当场死亡、朱谦浩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直接财产损失2000元、两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2018年6月6日，梅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五大队作出第441××××××××××××00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廖歌负该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黄国煌负该事故的次要责任，朱谦浩、钟兆洋、杨敦昱不承担该事故的责任。根据被告安远县卫计委的统一部属，安远县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天心镇政府需要派人到广东省潮州市凤塘镇开展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区域协作活动，当时派了六名乡镇干部乘两部车前往，被告廖歌所驾驶的赣B×××××号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是长沙乡政府计生办主任杨敦昱。廖歌原是天心镇仰湖村的支部书记，且其比较熟悉潮州市凤塘镇的情况，于是天心镇计生办主任董世金经向天心镇分管领导刘苑明请示同意后，叫廖歌一同前往潮州市凤塘镇，但并没有谈及报酬的事，当时赣B×××××号牌小型轿车乘坐有廖歌、杨敦昱、钟兆洋、朱谦浩四人。肇事车辆所有人及投保情况、事故发生后理赔情况：赣B×××××号牌小型轿车的驾驶人是被告廖歌，实际所有人是杨敦昱，该车在被告人民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10000元/座的座位险；粤L×××××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人是被告黄国煌，该车仅在被告天安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后被告廖歌并未向原告垫付费用，被告黄国煌支付给原告受害人尸体处理费35000元。另查明：1.受害人朱谦浩户籍地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生前于2010年9月至2018年3月在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工作，事故发生时任职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副乡长；2.原告廖三招是朱谦浩的母亲，谢连娣是朱谦浩的妻子，朱绪是朱谦浩的儿子，朱谦浩的父亲朱永发已去世，原告廖三招还抱养了一个儿子朱谦经；3.朱谦浩的被扶养人母亲廖三招，1944年9月24日出生，还需扶养6.33年；儿子朱绪，2017年4月19日出生，还需扶养16.92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被告双方对事故认定书均无异议，故认定被告廖歌负此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黄国煌负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被告廖歌与被告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天心镇政府是否构成义务帮工关系;二、原告诉请项目及赔偿标准是否适用城镇标准的问题;三、本案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廖歌主张其在事故发生时,开车的行为属于义务帮工行为，被帮工人系被告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天心镇政府，故本案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天心镇政府共同承担。被告安远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天心镇政府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与廖歌之间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本案赔偿责任应由被告廖歌、黄国煌承担。根据杨敦昱及长沙乡政府乡长黄金龙、天心镇政府卫计办主任董世金的陈述，廖歌原是天心镇原仰湖村支部书记，因廖歌更熟悉广东省潮州市凤塘镇的情况，为便于顺利开展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区域协作活动，于是经董世金向天心镇政府的分管领导刘苑明（任天心镇政府宣传委员）请示同意后，叫廖歌一同前往潮州市凤塘镇开展工作，但并没有谈及报酬的事。由此可见，廖歌的行为是一种义务帮工行为，天心镇政府是被帮工人，廖歌是帮工人，廖歌的行为视为代表天心镇政府履行公务的职务行为。故，对于廖歌作为义务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过程中致人损害造成的损失，天心镇政府作为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廖歌在此次交通事故过程中负主要责任，存在重大过失，因此廖歌应与天心镇政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廖歌与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之间不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因此被告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不需承担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主张受害人朱谦浩生前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长沙乡副乡长，属公职人员，应按城镇标准计赔相关赔偿项目，并提交了长沙乡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1日出具的证明、2018年3月28日安远县长沙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任命书、养老保险缴费个人台账及江西省社会保险个人参保缴费证明拟证明其主张。被告廖歌、黄国煌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应按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受害人朱谦浩生前所任职务是长沙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是一名公职人员，生活居住在城镇范围内。被告廖歌与黄国煌主张适用农村标准计算相关赔偿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相关赔偿项目应适用城镇标准进行计算。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中，被告廖歌负本案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黄国煌负本案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相关规定，确认被告天心镇政府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黄国煌对原告的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因被告天安财产保险公司作为肇事车辆粤L×××××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被保险人，其在事故发生后已将交强险项下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全额支付给被告黄国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规定，结合被告黄国煌已支付原告受害人尸体处理费35000元及本案事故造成2人死亡（朱谦浩和钟兆洋）的事实，需给另一名死者预留一半的交强险份额55000元（110000元÷2人），被告天安财保公司在本案中不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另，因赣B×××××号牌小型轿车的所有人杨敦昱在被告人民财保公司处投保了10000元/座的车上人员责任险，故在扣除交强险赔偿限额55000元及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10000元后，原告的其余损失应由被告天心镇政府承担70%的赔偿责任，被告黄国煌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杨敦昱虽然是赣B×××××号牌小型轿车的车主，但其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的规定，核定原告的赔偿项目及相关数额如下：1.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受害人朱谦浩生前是公职人员，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结合朱谦浩死亡时未满60周岁，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城镇居民一般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的标准核算死亡赔偿金为：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事发时原告母亲廖三招还需扶养6.33年；儿子朱绪还需扶养16.92年；因被扶养人有数人，故依法应当分段计算：①前6.33年被扶养人有2人，在此阶段原告廖三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年×6.33年÷2人=95576.67元；原告朱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年×6.33年÷2人=95576.67元；此阶段内2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191153.34元（95576.67元+95576.67元）未超过6.33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限额191153.34元（30198元/年×6.33年），所以在此阶段内2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91153.34元；②第6.33至第16.92年，此阶段被扶养人有1人，在此阶段内原告朱绪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年×10.59年（16.92年-6.33年）÷2人=159898.41元，在此阶段内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59898.41元小于10.59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限额319796.82元（30198元/年×10.59年），所以在此阶段内1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59898.41元。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191153.34元+159898.41元=351051.75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丧葬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本案中朱谦浩因此次事故死亡，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93569元/年，核算丧葬费为：93569元/年÷12月×6月=46784.5元。4.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本案中，朱谦浩因此次交通事故受伤送医抢救无效后死亡，其近亲属在此期间必然产生此项费用。虽然原告未提供相关发票证实，但交通费用属必然产生的费用，结合原告居住地与事故发生地相距遥远的事实，酌定2000元。5.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本案中，原告是受害人的近亲属，其诉请处理受害人丧葬事宜的住宿费，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第十五项“处理丧葬事宜费用”的规定，虽然原告未提供相关发票证实，但住宿费用属必然产生的费用，酌定2000元。6.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本案中，原告是受害人的近亲属，其诉请处理受害人丧葬事宜的误工费，理由正当，应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及《广东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试行）》第十五项“处理丧葬事宜费用”的规定，结合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办理丧葬事宜的亲属的职业及收入状况，按照广东省2017年度国有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0578元/年的标准，按3人、10天计算，核算为：40578元/年÷365天×3人×10天=3335.18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了朱谦浩死亡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结合当地生活水平，核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原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合理损失有：死亡赔偿金8195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51051.75元、丧葬费46784.5元、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2000元、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2000元、受害人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3335.1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合计1254671.43元。因被告天安财保公司已将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110000元全额赔偿给被告黄国煌，由于本案事故造成2人死亡，需预留一半交强险份额55000元（110000元÷2人）给另一死者。因被告黄国煌已支付给原告尸体处理费35000元，故被告黄国煌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再支付给原告20000元，此20000元在划分责任前应先扣除；被告人民财保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限额内赔偿给原告10000元；余款1189671.43元（1254671.43元-35000元-20000元-10000元）根据责任认定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廖歌在此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被告黄国煌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结合本案案情，确定被告天心镇政府负担70%的赔偿责任计为832770元（1189671.43元×70%），被告廖歌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国煌负担30%的赔偿责任计为356901.43元（1189671.43元×30%），故被告黄国煌合计应赔偿给原告376901.43元（356901.43元+20000元）。被告杨敦昱虽然是赣B×××××号牌小型轿车的车主，但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不需承担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9日判决：一、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廖三招、谢连娣、朱绪832770元，被告廖歌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黄国煌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给原告廖三招、谢连娣、朱绪376901.43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远支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在赔偿给原告廖三招、谢连娣、朱绪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廖三招、谢连娣、朱绪对被告廖歌、黄国煌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廖三招、谢连娣、朱绪对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源中心支公司、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赣州市安远县长沙乡人民政府、赣州市安远县重石乡人民政府、杨敦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68元，由被告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与廖歌负担4948元，由被告黄国煌负担212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赣州市工伤保险工伤亡待遇申报审核表》《工伤认定决定书》《安远县医疗保障局支付结算委托书》，拟证明朱谦浩不是天心镇政府的雇员，其作为长沙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被认定因工死亡，其家属获得了工伤赔偿金，所以天心镇政府不是本案事故的组织者或者雇主。经出示上述证据，廖三招、谢连娣、朱绪及安远县卫计委、长沙乡政府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经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天心镇政府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天心镇政府应否承担本案交通事故致害的赔偿责任。首先，根据天心镇政府的天府发【2018】9号、赣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文件（赣市计生领字【2018】2号）等文件，天心镇政府负有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的工作职责。天心镇政府作为独立的机关法人，应承担履行该项工作职责所产生的相关责任。即使在涉案事故发生当天，天心镇政府与长沙乡政府、重石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一同集合前往潮州市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但是并不改变天心镇政府履行自身工作职责的性质。上诉人主张安远县卫计委是涉案活动的组织者，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其次，涉案事故车辆的驾驶员廖歌因熟悉目的地情况，由天心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叫去陪同前往。按天心镇政府的陈述，其不向廖歌支付报酬。应认定廖歌系与天心镇政府之间形成帮工关系。再次，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前往潮州市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区域协作活动的途中。廖歌的涉案驾车行为，与天心镇政府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存在关联性，属于廖歌为天心镇政府履行工作职责提供帮助的一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天心镇政府应对廖歌驾车发生的涉案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最后，本案受害者亲属将廖歌作为被告，诉请赔偿损失。在一审法院将天心镇政府追加为被告后，本案受害者亲属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请求天心镇政府赔偿的权利，一审法院依法认定天心镇政府与廖歌对本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违反“不告不理”原则。对于天心镇政府主张廖歌另行赔付的10万元问题。按本案受害者亲属主张，该款作为交通肇事罪刑事案件的谅解费，廖歌已明确表示不在本案损失赔偿中抵扣。而廖歌作为承担本案损失赔偿的责任主体，服从一审判决，未提起上诉。天心镇政府主张在本案扣减该款项，依据不充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天心镇政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68元（已由上诉人预交），由上诉人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天心镇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小艾审 判 员 陈恒山审 判 员 曾园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范宜洪书 记 员 朱红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