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3民初4276号原告：陈小弟，女，195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原告：衣娜，女，198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原告：衣恬恬，女，198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原告：李永翠，女，1937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安国、高鹏飞，系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大连铭阳镀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普湾新区松木岛化工园区。法定代表人：刘超，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涛，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成江，系吉林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占芳，男，1964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瓦房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霞，系辽宁拓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小弟、衣娜、衣恬恬、李永翠与被告大连铭阳镀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阳公司）、黄占芳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小弟、衣娜及四原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安国、高鹏飞，被告铭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学涛、刘成江，被告黄占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福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小弟、衣娜、衣恬恬、李永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受害人衣丰经济损失750122.38元的50%即375061.19元。事实和理由：四原告为衣丰的继承人。2018年10月，衣丰受雇于被告黄占芳，为其提供劳务，工作地点为被告铭阳公司厂区内。2018年10月26日晚间约23时，衣丰准备下班离开工作厂区时，因该厂区门口没有照明、道闸栏杆没有升起并且栏杆上未贴有反光标识，致使衣丰骑车通过时与大门口道闸栏杆发生碰撞导致身体损伤。于2018年10月27日0时31分入瓦房店第三医院救治，入院诊断为：脑挫伤伴硬脑膜下血肿；脑挫伤伴脑内血肿；脑挫伤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损伤；脑疝；颅内积气；颅底骨折伴颅内损伤、颞骨骨折伴颅内损伤等，意识呈昏迷状态。经治疗后于2018年12月22日出院，出院后直至起诉原告仍呈昏迷状态。衣丰于2019年9月18日死亡，四原告为衣丰的继承人。因被告铭阳公司对其厂区大门及道闸栏杆的疏于管理是导致衣丰人身受到损害的重要原因，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被告黄占芳作为雇主，应就上述赔偿与被告铭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现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铭阳公司辩称，衣丰与被告黄占芳存在雇佣关系，与被告铭阳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黄占芳自2017年7月15日开始承租被告铭阳公司的厂房，衣丰在被告黄占芳承租的厂房已工作一年有余，衣丰应该遵守厂区、厂规、厂法，被告黄占芳对衣丰负有安全教育和监督管理的义务，衣丰工作时间饮酒而导致伤害的主要原因是被告黄占芳监督管理义务不到位所造成。衣丰对厂区的各个部位完全了解，每天上下班路线完全知晓，衣丰所受伤害也完全是个人行为忽视安全义务所致。被告铭阳公司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被告黄占芳承租被告铭阳公司的厂房，应当遵守厂区车辆出入、停放管理规定。被告铭阳公司不存在疏于管理之说，衣丰明知每天上下班必须走的路线和哪个门，事发当天，衣丰个人违反厂区厂规，工作时间饮酒过量并无证驾驶摩托车，是造成衣丰驾驶摩托车速度快而撞击道闸栏杆的原因之一，原因力具有各自的独立性，最重要的问题是衣丰驾驶车辆的安全性能是否合格。车是衣丰驾驶，他对车的各种性能能够预见驾驶不合格车辆可能会发生危害的后果。当时完全是自己行为没有保证车辆安全行驶，正因他个人行为过错，并导致本案发生的悲剧，被告铭阳公司没有过错责任。衣丰的死亡没有事实证据和相关司法公文的鉴定结论证明与被告铭阳公司存在因果关系，本案赔偿主体应为被告黄占芳，被告铭阳公司没有义务赔偿。被告黄占芳辩称，被告黄占芳虽然是衣丰的雇主，但衣丰受伤并不是发生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被告黄占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衣丰受伤的地点是在被告铭阳公司管理的范围内，被告铭阳公司应尽管理义务。四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包含了被告黄占芳垫付的43710.82元，该部分款项四原告应予返还。衣丰已达到退休年龄，原告没有提供衣丰收入减少的相关证据，衣丰的误工费不应得到支持。衣丰在住院期间基本均住在ICU，医院的医疗费中已包含了加强护理费用，原告对此不应重复主张。衣丰在家期间的护理费用每月4000元，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护理票据，如果是家属护理，原告主张其没有工作，不存在护理的误工损失。即使有收入，护理费用的标准应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3元计算。营养费标准过高。衣丰在住院期间基本住在ICU，无进食的需要，依靠输液维持，按照公务员出差标准过高。交通费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费用，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并未提供没有收入的证据，不能因为达到退休年龄而推断无收入，依据规定，原告的该部分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原告清晰的知道衣丰受伤自身存在过错，说明其受伤与被告黄占芳无关，被告黄占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车间租赁经营合同、监控视频、被告铭阳公司门口照片、医疗资料、医疗费收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费用清单、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终止鉴定告知书、户口簿、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大连市金州区复州湾街道王屯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6月1日，被告铭阳公司与被告黄占芳签订车间租赁经营合同，约定被告铭阳公司将位于其厂区内电镀车间租赁给被告黄占芳经营，租赁期间自2017年7月15日至2027年7月14日止。事发前3、4个月，被告黄占芳雇佣衣丰在被告铭阳公司厂区内的电镀车间内做电镀工，每月工资3500元。2018年10月26日23时30分许，衣丰驾驶摩托车出被告铭阳公司大门时，撞到设置在门口处的道闸栏杆上，造成衣丰头部受伤。事发后，衣丰被送往瓦房店第三医院急诊于全麻下行左额颞顶部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术后入ICU继续治疗，诊断为脑挫裂伤，脑内血肿（左基底节），急性硬膜下血肿（左侧），原发脑干损伤，脑疝，颅内积气，颅底骨折（右耳漏），右颞骨骨折，头皮血肿。2018年12月22日，衣丰自ICU病区办理出院，出院情况中记载病人意识呈昏迷状态，出院医嘱为营养支持，气管切开护理，扣背吸痰，对症。该医院于2018年12月26日出具疾病诊断书，诊疗意见为住院期间营养支持（鼻饲），气管切开护理，随诊。衣丰在该医院住院天数为56天，共发生住院医疗费130980.33元（其中新农合报销45658.84元，被告黄占芳垫付42000元），发生门诊医疗费9665.67元（其中含30天的特级护理费6500元，被告黄占芳垫付1710.82元），另购买住院用品及医疗器械支付2425.5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衣丰对伤残等级评定等事项申请司法鉴定。2019年7月31日，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以衣丰伤后未满12个月等为由予以退鉴。2019年9月18日，衣丰于家中死亡，死亡原因为脑挫裂伤及脑内血肿。四原告分别系衣丰的配偶、母亲、长女、次女。本院认为，衣丰在本案诉讼中死亡，四原告作为其近亲属申请参加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案涉事故与衣丰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2.二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3.四原告合理损失的认定问题。针对争议焦点1，案涉事故造成衣丰头部受伤，住院病历显示其病情主要诊断为脑挫伤伴硬脑膜下血肿，行左额颞顶部开颅血肿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后即转入ICU继续治疗，住院期间又多次手术治疗，待病情平稳、临床好转时予以办理出院，衣丰出院时呈昏迷状态。上述情节说明案涉事故造成衣丰的病情危重，其虽经住院治疗，但出院时仍处于昏迷状态，所受伤害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衣丰出院后生命维持了近10个月的时间，这与其本人的意志及家属的有效护理是分不开的，衣丰最终的死亡原因为脑挫裂伤及脑内血肿，与其入院时诊断的病情亦是相一致的，故案涉事故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的，被告主张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针对争议焦点2，四原告主张被告铭阳公司未尽通行安全保障义务，进而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铭阳公司因生产、经营管理以及公司财产安全的需要而设置道闸栏杆，出入大门的人员一般为与公司有关的特定人群，公司门口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不应苛以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从案涉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被告铭阳公司为保障夜间行人及摩托车通行，在道闸栏杆与电动伸缩门之间预留了出入通道，电动伸缩门上还有闪光标志，经常通行的人员只要稍加注意即可顺利通过，应当认定被告铭阳公司已尽到合理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而衣丰已在被告铭阳公司电镀车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于门口设置的道闸栏杆应当是清楚的，其夜间驾驶摩托车已经开启了前照明灯，通过门口时理应减速慢行，顺利避开道闸栏杆是没有问题的。但衣丰驾驶摩托车速度过快，左右晃动，最终导致案涉事故的发生，不应认定被告铭阳公司在此事故中存在过错，四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原告以衣丰离开工作场所是雇佣活动的必然延续，视为雇佣活动尚未结束而要求被告黄占芳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衣丰在工作结束后自行驾驶摩托车回家的行为既非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亦非履行职务，其行为不符合上述从事雇佣活动的认定标准。衣丰在此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无权要求被告黄占芳承担雇主责任。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衣丰驾驶摩托车以左右晃动的路线向前行驶，结合其住院病历中晚饭时饮酒的记载，衣丰饮酒后进入电镀车间工作至晚11点多的事实存在高度的可能性。衣丰饮酒并长时间的工作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夜间行驶的危险系数，被告黄占芳在履行雇主管理职责方面存在瑕疵，应当对衣丰的人身损害承担一部分补偿责任，本院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被告黄占芳承担15%的补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3，对于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的规定，原告针对其花费的医疗费用提交了住院病历、住院及门诊医疗费收据、费用清单等证据予以佐证，故案涉医疗费用扣除新农合报销的费用后均系合理损失，本院予以认定。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是指受害人因在医院治疗期间支出的伙食费用超过平时在家的伙食费用，而由加害人就其合理的超出部分予以赔偿的费用。衣丰住院期间意识呈昏迷状态，通过鼻饲方式给予营养支持，没有发生伙食费用，故原告的此项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营养费，衣丰住院期间及出院后，医嘱给予营养支持，原告主张营养费按照本地每天100元标准共计为32600元（100元/天×326日）符合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护理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护理费用系伤者或其家属支付给除医院医疗所需之外的护理人员或所雇护工的费用，衣丰住院期间一直在ICU病区进行治疗，虽然医院提供了特殊护理，但家属为配合医院的治疗仍需要24小时守护，仍会产生相关的护理费用，故被告关于原告重复主张护理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衣丰出院后直至死亡（共270天），病情较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护理。对于护理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衣丰的护理人员即便没有收入，原告依据上述规定，参照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发布2019年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部分职业（工种）工资指导价位的通知》(大人社发〔2019〕294号)中医院护工24小时护理劳动报酬为200-300元/日的标准，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16800元（300元/日×56天）符合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衣丰在家期间的护理费用，由于原告未提交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本院参照本地一般护理人员每天120元的标准予以认定为32400元（120元/日×270天）。对于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的规定，事发前衣丰每月工资3500元，误工时间共计326天，故衣丰的误工费应为37512.33元（3500元×12个月÷365天×326天）。对于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衣丰死亡时年龄61岁，大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103元，死亡赔偿金应为343957元（18103元/年×19年）。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原告陈小弟及李永翠均为农村常住居民且已超过60周岁，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的认定标准，被告主张二原告不符合被扶养人的条件，但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还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大连市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226元，故陈小弟的生活费应为67356元（11226元/年×18年÷3人），李永翠的生活费应为9355元（11226元/年×5年÷6人）。对于丧葬费，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大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人社发〔2019〕230号文件的通知，2018年大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7110元，丧葬费应为42660元（7110元×6个月）。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案涉事故造成衣丰严重受伤并最终导致死亡，确实给四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但衣丰的人身损害并非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原告主张交通费和亲属办理丧事误工费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交通费及误工费数额，本院依据衣丰的病情、住院天数、护理情况及当地的风俗习惯，对原告主张的交通费1415元及家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1041.54元（18103元/年÷365天×3人×7天）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四原告的合理的损失为：住院及门诊医疗费94987.16元、住院用品及医疗器械费2425.50元、营养费32600元、护理费49200元、衣丰误工费37512.33元、死亡赔偿金420668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42660元、交通费1415元、亲属办理丧事误工损失1041.54元，合计682509.53元。被告黄占芳应按15%的比例补偿102376.43元，扣除已垫付的43710.82元，还需补偿58665.61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占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偿原告陈小弟、衣娜、衣恬恬、李永翠58665.61元；二、驳回原告陈小弟、衣娜、衣恬恬、李永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陈小弟、衣娜、衣恬恬、李永翠负担2941元，被告黄占芳负担51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宋兴臣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