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初628号原告（申请执行人）：北京青年报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东里**院**。法定代表人：田科武，总编。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锋，女，该社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涵，女，该社员工。被告（案外人）：佛山云鼎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03住所申报）。法定代表人：梁婷，董事长。被告（被执行人）：东莞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新城社区华宇大厦****di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梁婷，董事长。被告（被执行人）：星汇天姬（北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v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法定代表人：梁婷，董事长。原告北京青年报社与被告佛山云鼎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天姬（北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汇北京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青年报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武锋，被告佛山云鼎公司、被告东莞星汇公司、被告星汇北京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梁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北京青年报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准许执行电影《营救汪星人》票房分账款375856.25元。事实和理由：1.东莞星汇公司系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出品单位，主导该电影的项目开发、摄制剧本开发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制作、报批送审推广宣传等各项工作，对该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实体权利。2.梁婷同时是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双方涉嫌互相串通，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妨害执行。在涉案电影已拍摄完成，且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向法院申请对东莞星汇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财产保全的情况下，由新设立的佛山云鼎公司代替东莞星汇公司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公司）签订案涉电影的《影片发行合同》，是东莞星汇公司与佛山云鼎公司恶意串通，委托佛山云鼎公司收取票房分账款进而逃避债务、拒不执行裁判文书的体现。3.退一步讲，如果认可佛山云鼎公司提供的《电影〈营救汪星人〉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根据该协议约定，也就承认了东莞星汇公司对佛山云鼎公司享有到期债权，本次执行回的票房分账款亦应归属于东莞星汇公司，佛山云鼎公司仍无权主张异议。综上，佛山云鼎公司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佛山云鼎公司辩称，不同意北京青年报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佛山云鼎公司与华夏公司签署了《电影发行合同》，约定发行收入应当由华夏公司划付给佛山云鼎公司，佛山云鼎公司系涉案电影的出品单位之一，对涉案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实体权利。东莞星汇公司与佛山云鼎公司彼此独立经营，并无互相投资或控股关系，不属于关联企业。佛山云鼎公司属于独立的自然人企业，与北京青年报社并无任何业务往来。因此佛山云鼎公司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请求本院解除佛山云鼎公司所得票房分账款的冻结。国家电影局颁发的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公映许可证所载的出品单位共三家，即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阳公司）、东莞星汇公司，且该电影片头所列出品单位也包含了佛山云鼎公司，佛山云鼎公司拥有对该电影的出品署名权利。电影在项目立项、筹拍过程中会遭遇各种不可抗力导致需要招商引资才能把电影制作完成，此为行业正常现象。因此，涉案电影立项初期出品方系东莞星汇公司，不意味着东莞星汇公司为唯一的出品方。电影的最终出品方应根据国家电影局颁发公映许可证上标明的出品单位加以判断。佛山云鼎公司系涉案电影的出品单位之一，对涉案电影票房分账款享有实体权利。本院对华夏公司的涉案票房分账款进行冻结，华夏公司也存在严重的过失，佛山云鼎公司保留另行追究华夏公司的权利。虽然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时，佛山云鼎公司尚未成立，但佛山云鼎公司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梁婷，梁婷于2016年开始筹备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最早立项的电影名称叫《爱犬大营救》。由于梁婷个人参与投资的公司出现资金短缺，导致电影项目无法启动，因此梁婷于2016年至2018年期间，以个人名义向浙江东阳公司借款用于涉案电影《营救汪星人》的投资拍摄。梁婷个人向浙江东阳公司借款后，经过长时间磋商，最终达成投资合作的条件，梁婷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独资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投资出品合约，浙江东阳公司对梁婷个人有大量的转账借款汇款记录，及为涉案电影汇入投资制作款、向电影摄制组相关工作人员及机构支付投资款的大量凭证，足以证明浙江东阳公司、佛山云鼎公司对电影《营救汪星人》投资的事实。浙江东阳公司为确保与梁婷个人借款和电影投资制作款项得到保障，要求梁婷把签约时间约定为2017年2月15日，《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条款中，也约定浙江东阳公司与佛山云鼎公司的投资合作是“保本”形式，等同于借款，此事实与浙江东阳公司向梁婷汇入借款的凭证相吻合。本案应当进一步结合证据，审理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从而支持佛山云鼎公司要求停止执行的请求。东莞星汇公司辩称，不同意北京青年报社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东莞星汇公司与北京青年报社因为电影《不可思异》债权投资协议而产生纠纷。东莞星汇公司因为某香港演员原因造成票房失败，未能向北京青年报社返还投资款。东莞星汇公司在涉案电影中享有10%的投资权，该10%的票房分账款应归属于北京青年报社，其他90%投资款则应归属于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星汇北京公司辩称，涉案电影与星汇北京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星汇北京公司不是涉案电影的出品机构，不应该成为本案被告。星汇北京公司不同意北京青年报社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北京青年报社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电影拍摄制作备案公示表，拟证明《营救汪星人》影片筹备初期负责备案的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佛山云鼎公司进行备案不意味着佛山云鼎公司是唯一的出品机构。2．《营救汪星人》片头照片，拟证明佛山云鼎公司并非《营救汪星人》的出品单位。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主张北京青年报社未提交完整的材料，该材料第二页显示浙江东阳公司与佛山云鼎公司为《营救汪星人》的联合出品单位。3．《营救汪星人》的官方微博“电影营救汪星人”的媒体宣传通稿、海报等，拟证明在佛山云鼎公司设立前，《营救汪星人》已拍摄完成，并计划在2018年2月16日春节档上映。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营救汪星人》电影经过了改版改期，该宣传内容系改版之前的信息。4．《营救汪星人》的宣传通稿、海报等，拟证明《营救汪星人》的各大宣传海报、猫眼电影等常见电影宣传网站，均载明《营救汪星人》由东莞星汇公司出品，完全未提及佛山云鼎公司。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佛山云鼎公司对外知名度较高，故《营救汪星人》电影利用佛山云鼎公司对外进行宣传。5．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拟证明三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均由梁婷实际控制。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主张三家公司系独立经营的法人主体。6．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拟证明该协议与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相互矛盾，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协议系虚假合同，目的是逃避强制执行。三被告主张，国家电影总局颁发电影出品许可证时对协议进行了严格审核，涉案合同中并未约定不许加入第三方融资，涉案协议真实有效。7.（2018）京仲调字0120号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书，拟证明北京青年报社申请执行的依据。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8.（2019）京02执异963号执行裁定书，证明本案执行异议诉讼过程。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9.（2017）京02执保295号保全情况告知书。三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鉴于三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1-5、证据7-8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上述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以及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如何认定，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论述。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证明佛山云鼎公司是涉案电影的出品单位；2.《营救汪星人》数字版发行合同，证明佛山云鼎公司有分账实体权利；3.《营救汪星人》公映许可证，证明该电影于2018年9月19日取得公映许可；4.电影《营救汪星人》片头截屏，证明出品单位是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5.浙江东阳公司的股权结构图，证明该公司与梁婷无关；6．佛山云鼎公司工商信息，证明该公司是梁婷个人公司；7．电影剧本《爱犬大营救》（《营救汪星人》立项初期名称）公安部批复文件复印件，证明涉案电影是梁婷个人作品，创作时间是2015年，是梁婷个人借款筹拍，与佛山云鼎公司成立的时间没有必然联系；8．电影审查流程图表，证明涉案电影出品单位已经过规范的审批；9．猫眼APP上浙江东阳公司出品作品截屏，证明浙江东阳公司是案涉电影的出品单位；10．猫眼APP上星汇北京公司的出品作品截屏，证明星汇北京公司是知名出品公司，因此电影对外宣传都用星汇北京公司的名义，但不代表佛山云鼎公司不是出品方；11．猫眼APP上佛山云鼎公司的出品截屏，证明佛山云鼎公司系涉案电影出品方；12.浙江东阳公司就案涉电影与各类供应商签订的合约，证明浙江东阳公司真实投资身份；13．浙江东阳公司向梁婷借款的汇款汇总表，证明浙江东阳公司自2016年开始向梁婷个人提供借款，与佛山云鼎公司的成立无关，梁婷个人借款时间早于佛山云鼎公司成立日期，不影响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条款，也不存在电影投资协议伪造之说；14．浙江东阳公司向梁婷借款的转帐凭证，证明目的同证据13；15．浙江东阳公司向电影《营救汪星人》剧组的部分转帐汇总表，证明浙江东阳公司为电影的投资方；16．浙江东阳公司向电影《营救汪星人》剧组的部分转帐凭证，证明目的同证据15；17．浙江东阳公司向佛山云鼎公司转帐汇总表，证明浙江东阳公司将投资款转到佛山云鼎公司对公账户；18．浙江东阳公司向佛山云鼎公司转帐凭证，证明目的同证据17。北京青年报社对上述证据1-7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佛山云鼎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1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鉴于北京青年报社对上述证据1-7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8电影审查流程图表经查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所载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9-11无法证明来源于猫眼APP，且难以实现其证明目的，故本院对其不予采信；证据12-18中部分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与证明力均难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否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综合认定。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认证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涉案执行过程北京青年报社因与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产生合同纠纷，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在仲裁过程中申请财产保全。北京仲裁委员会据此向本院转送（2017）京02执保295号仲裁财产保全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1日至1月23日对星汇北京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著作权、银行账户存款、所持东莞星汇公司100%股权等财产采取保全措施。2018年3月2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就上述合同纠纷做出（2018）京仲调字0120号调解书，主要内容为：（一）东莞星汇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前给付北京青年报社投资本金10000000元及固定收益，具体付款进度为，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投资本金200万元所对应的固定收益491506.85元；2018年6月30日前给付投资本金5000000元及相应固定收益；2018年8月31日前给付投资本金5000000元及相应固定收益；（二）东莞星汇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前向北京青年报社支付违约金180000元；（三）星汇北京公司就东莞星汇公司向北京青年报社偿付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仲裁费共计125783.29元由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共同承担；（五）如果截止2018年8月31日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履行完毕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则北京青年报社不再向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主张任何其他款项；（六）如果截止2018年8月31日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未能履行完毕上述第（一）项至第（四）项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则星汇北京公司、东莞星汇公司应于2018年9月1日按照《仲裁申请书》中的仲裁请求向北京青年报社履行全部付款义务，一次性足额支付北京青年报社仲裁请求的全部款项；（七）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上述仲裁调解书生效后，因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未依约承担还款责任，北京青年报社于2018年9月6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立（2018）京02执626号案执行。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向华夏公司发出（2018）京02执62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将星汇天姬（北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东莞星汇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授权佛山云鼎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发行的影片《营救汪星人》所得电影票房分账款提交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法院专案账户……”随后，华夏公司将751710.9元交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出具“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载明“缴款人”为“星汇天姬（北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代缴人：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751710.9元。佛山云鼎公司以该笔案款中的375856.25元应归其所有为由，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就其异议立案审理后，于2019年7月29日做出（2019）京02执异963号裁定，中止对电影《营救汪星人》票房分账款375856.25元的执行。北京青年报社不服该裁定，遂提起本案诉讼。二、《营救汪星人》票房分账款权属争议所涉事实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电影《营救汪星人》项目于2015年开始筹备。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向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发函载明“星汇北京公司送审的电影剧本《爱犬大营救》收悉。经审读，剧中涉及公安工作和公安民警之处无明显不当，同意按照流程进行申报立项。”佛山云鼎公司称《爱犬大营救》后更名为《营救汪星人》。此后，该电影取得影剧备字[2016]第4265号备案立项号，完成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电影开机时间为2017年5月18日，拍摄完成时间为2017年9月23日。2018年9月，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华夏公司（乙方）签订涉案电影《影片发行合同》，该合同第五条“分成、统计、结算办法”约定：“1.甲、乙双方同意，本片的院线发行收入汇入乙方账户。……4.甲、乙双方同意，本片的发行收入按以下顺序回收和分配：（1）首先扣除实际发生的数字制作相关费用超出预付款的差额部分（如有）；（2）再扣除乙方应得的发行服务费：（3）剩余发行收入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9月19日，国家电影局于为涉案电影颁发《电影公映许可证》，载明“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佛山云鼎公司、浙江东阳公司。2018年9月30日至2018年10月3日，涉案电影在院线上映。佛山云鼎公司称，因电影拍摄完毕后需制作特效、资金未到位等原因，导致电影推迟至2018年国庆期间上映。影片片头字幕显示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联合出品单位为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佛山云鼎公司主张其与浙江东阳公司和东莞星汇公司分别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其中，落款日期为2018年8月18日的协议由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东莞星汇公司（乙方）签订，该协议约定：双方合作投资制作电影《营救汪星人》，甲方拥有影片摄制剧本的著作权并为影片的承制方。该电影制片人、导演及编剧均为梁婷。该协议第6.1条“合作模式”约定，甲方保证乙方100%足额收回投资本金，并获得投资同比所占利润的50%部分的收益（即获得乙方所占项目总投资同比利润的50%）。如项目未有产生利润，则甲方保证乙方本金100%回收。在乙方全部收回投资本金前，甲方不得收回自身的实际投资。第6.2条约定，影片制作、宣传、发行费用总投资预算为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甲方投资人民币54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90%；乙方投资人民币6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10%。第6.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的投资款由乙方直接向剧组支付拍摄等额成本，累计不少于600万元。第8.3条约定，双方按保本分收益的合作模式，收益分配的时间和计算方式约定如下：乙方投资本金全额收回时间为在影片上映后6个月内，甲方收到各院线回款后，根据投资比例安排相应款项的结算，并向乙方提交制作发行收支明细表，在得到乙方确认并签署相关函件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乙方投资本金的相应款项汇入乙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再次保证在影片上映后6个月内，各院线回款优先用于偿还乙方的投资本金，且承诺乙方全部收回投资本金前，甲方不得收回自身的实际投资。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的协议系由佛山云鼎公司（甲方）与浙江东阳公司（乙方）所签，该协议第4.3条约定，影片摄制周期约130天，开机时间2017年5月18日左右；第6.2条约定，影片制作、宣传、发行费用总投资预算为6000万元，其中甲方投资48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60%；乙方投资240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40%。第6.3条约定，本协议生效日期5个工作日内，乙方的投资款由甲乙方直接向剧组支付拍摄等额成本，累计不少于2400万元，具体支付方式根据《剧组的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协议第6.1条“合作模式”、第8.3条“收益分配”的约定与前述合作协议相同。北京青年报社主张上述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均系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和东莞星汇公司恶意串通所签的虚假合同，主要理由为：两份协议条款基本相同，特别是在均约定总投资款为6000万元的情况下，佛山云鼎公司在一份协议中称其投资4800万元，在另一份协议中却称其投资5400万元，二者明显矛盾；佛山云鼎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5日，当时案涉电影已经制作完毕、行将公映，不可能再需要投资数千万元，亦不可能在2017年2月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佛山云鼎公司主张因浙江东阳公司的款项均系2017年2月以后已经支付，故为方便浙江东阳公司走账而将合同日期倒签。佛山云鼎公司依据其与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分别签订的上述《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主张本院执行的票房分账款中的10%应属于东莞星汇公司，50%应属于佛山云鼎公司，40%应属于浙江东阳公司。佛山云鼎公司为证明其就涉案电影票房款拥有分账权，向本院提交了部分银行转账凭证和合同。其中，浙江东阳公司向梁婷个人的转帐发生于2017年3月20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备注用途包括“往来款”“还款”“备用金”等；浙江东阳公司向北京魔杰克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等其他案外人转账发生于2018年4月11日至2018年12月14日期间，部分凭证的用途标注为《营救汪星人》费用；浙江东阳公司向佛山云鼎公司转账发生于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用途标注为“往来账”。此外，佛山云鼎公司还提交了2016年浙江东阳公司与梁婷个人之间经济往来的记账清单，显示2016年浙江东阳公司与梁婷之间往来款项金额接近1500万元。另查，星汇北京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7日，股东分别为梁婷（实缴出资额750万元）、李君豪（实缴出资额50万元）、梁大江（实缴出资额200万元）；东莞星汇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22日，股东为星汇北京公司（控股比例100%）；佛山云鼎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15日，股东为梁婷（控股比例100%），梁婷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实缴出资时间为2050年1月1日。以上三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梁婷。浙江东阳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梁大江，股东为梁大江（持股比例为40%）、李君豪（持股比例为60%）。梁大江系梁婷的弟弟，李君豪系梁婷的前夫。再查，浙江东阳公司亦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停止对涉案电影票分账款中其所应得的300685元的执行。本院认为，本案系北京青年报社提起的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司法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争议焦点是佛山云鼎公司作为案外人对执行中执行的涉案款项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佛山云鼎公司对其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应负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案涉电影《营救汪星人》的署名，该电影出品单位为东莞星汇公司，联合出品单位为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三公司均对该电影作品享有著作权，且根据行业惯例，出品单位相对于联合出品单位而言，通常对电影作品的贡献率最高，其享有的投资回报亦应最高。本案争议的执行标的系案涉电影的票房分账款，作为涉案电影的著作权人，东莞星汇公司、佛山云鼎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均有权享有。故佛山云鼎公司虽然以自己的名义与华夏公司签订《影片发行合同》，但并不意味着只有佛山云鼎公司有权取得案涉电影的票房分账款。事实上，佛山云鼎公司依据其与东莞星汇公司、浙江东阳公司分别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主张上述票房分账款的10%属于东莞星汇公司，50%属于佛山云鼎公司，40%属于浙江东阳公司。但是，基于以下理由，本院认为两份《电影投资合作协议》存在明显瑕疵，不能作为支持佛山云鼎公司关于票房分账款比例主张的依据：首先，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为2018年8月18日，当时距离案涉电影正式公映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案涉电影应当已经制作完毕，绝大部分投入都已经实际发生，佛山云鼎公司当时成立仅三天，双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照《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其次，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落款日期为2017年2月15日，而佛山云鼎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方成立，该协议落款日期显然与事实不符，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日期不可能早于2018年8月15日，彼时距离案涉电影正式公映只有一个半月时间，案涉电影应当已经制作完毕，绝大部分投入都已经实际发生，佛山云鼎公司与浙江东阳公司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照《电影投资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再次，两份协议的主要条款基本相同，就投资比例的约定显然存在矛盾，无法得出佛山云鼎公司投资比例为50%、东莞星汇公司投资比例10%、浙江东阳公司投资比例40%的结论。虽然佛山云鼎公司提交了部分转账凭证和合同，其中部分凭证备注用途涉及案涉电影支出，但是梁婷作为佛山云鼎公司、东莞星汇公司、星汇北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存在各公司之间及各公司与梁婷个人之间账目混同的可能性；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的股东具有特殊关系，梁婷与浙江东阳公司之间一直经济往来频繁；2018年1月东莞星汇公司和星汇北京公司就在仲裁案件中被采取保全措施，梁婷存在绕过该两家公司，通过其他途径向案涉电影投资的可能性，因此佛山云鼎公司目前证据难以证明案涉电影的实际投入主体和实际投入数额等情况。即使根据佛山云鼎公司与东莞星汇公司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佛山云鼎公司也承诺在东莞星汇公司收回投资本金之前，佛山云鼎公司不得先行收回投资，按比例分账的前提是案涉电影产生利润且东莞星汇公司投资本金已经收回，虽然佛山云鼎公司在其与浙江东阳公司签订的《电影投资合作协议》中也承诺由浙江东阳公司先行收回投资本金，但是佛山云鼎公司未证明东莞星汇公司和浙江东阳公司投资本金的回收顺位，根据案涉电影的署名情况，正常应当优先保障出品人东莞星汇公司的权益。案涉执行标的仅数十万元，明显没有达到东莞星汇公司约定的投资本金，故在东莞星汇公司的投资本金尚未获清偿之前，佛山云鼎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按比例分账，也与其自身的证据相悖。综上，佛山云鼎公司未就其对案涉票房分账款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尽到其举证证明责任，不能阻止本院对该分账款的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对影片《营救汪星人》所得案涉票房分账款375856.25元准许执行。案件受理费6938元，由佛山云鼎天姬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郭 菁人民陪审员 徐 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张 翼书 记 员 宋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