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民申57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田金清，男，197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斐，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高翠，女，195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云粉，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於永帅，山东凡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宏庆，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田金清、高翠因与被申请人陈宏庆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39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田金清申请再审称，一、陈宏庆与高翠签订的《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能依据《确认函》认定陈宏庆与田金清间构成委托关系。陈宏庆主张其与田金清存在委托关系的核心证据是《借款协议》，其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中唯有《借款协议》之证明目的是“田金清等11人代其收购职工股份”。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借款协议》的表述,生效判决也没有对《借款协议》的性质做出任何分析定性。换言之,原审法院并没有认同陈宏庆关于《借款协议》构成委托购股合同的观点,但却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凭空认定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构成委托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诉争的《借款协议》通篇都是关于借款关系的表述，没有一处涉及“委托”的内容，《借款协议》的名称为“借款协议”，内容包括“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利息计算标准、借款期限、还款、违约情况下罚息的计算标准等”，完全符合借款的特征。《借款协议》构成双方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双方不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二、即使《借款协议》被强行认定为委托协议，但田金清已经与职工解除了《有关买卖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份买卖协议》（以下简称股份买卖协议），陈宏庆也不能透过田金清再取得高翠的职工股份。2017年9月，田金清等代表与包括高翠在内的1800余名职工代表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由于田金清与高翠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已解除，陈宏庆透过田金清与高翠建立的联系已被切断，陈宏庆也不能取得高翠出售的股份。此后，高翠等众职工与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产发集团）签订《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权益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将股份卖给了济南产发集团，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也对此作出判决，判令涉案股份归济南产发集团，该新证据也足以推翻原审生效判决。三、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陈宏庆于2017年9月22日以田金清等10人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借款协议》为陈宏庆委托田金清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合同。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通过《借款协议》确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本案审理的前提条件，须以贸仲会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贸仲会对该案尚未审结，故本案应中止诉讼程序。四、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股份转让事宜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有关股份转让事宜,显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对本案再审。高翠申请再审称，一、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高翠与陈宏庆之间构成买卖关系缺乏证据证明。1.陈宏庆与收股代表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已经立案受理的仲裁作出裁决。陈宏庆以其与收股代表存在委托购股关系为前提提起本案诉讼,早在2017年9月22日陈宏庆即以收股代表为被申请人向贸仲会提起确认双方系委托关系的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借款协议》是委托购股合同。陈宏庆与收股代表的关系究竟是委托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取决于《借款协议》的性质,只有《借款协议》确定是委托收股关系,而收股代表又确实完成收购高翠股权的时候，陈宏庆才能对高翠主张有关股权权利。因此,《借款协议》的性质是陈宏庆提起本案诉讼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借款协议》性质的争议,《借款协议》第十四条约定应由贸仲会管辖。目前,贸仲会尚未对该案件做出裁决。因此,在贸仲会裁决《借款协议》是委托合同之前,陈宏庆没有理由主张高翠的股权。2.高翠签署的《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不符,对收股代表无约束力。2017年3月,陈宏庆和维权委员会之间关系破裂,陈宏庆一改之前在香港法院认为《借款协议》是借款关系的表述,开始主张和收购代表是委托收股关系。陈宏庆联合高翠在香港信托诉讼的前任代理律师高盖茨律师所,以香港信托诉讼需要签署调查问卷的方式蒙蔽高翠签署一批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其中就案涉《确认函》。陈宏庆方的工作人员声称签署了就给钱,由于现场时间紧张,高翠在未完全清楚包括《确认函》在内的一批文件的内容及其意思的情况下就签字了。但是该《确认函》的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并不代表高翠认可陈宏庆系买方。尚且不论《确认函》效力如何，高翠所签署的《确认函》仅仅约束高翠和陈宏庆,并不及于未签署确认函的收股代表,也不能为第三方设定义务、认定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能罔顾事实作出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判决。3.高翠已经与第三人解除收股协议,陈宏庆不能透过第三人取得股份。2017年9月,高翠与第三人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双方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权益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无论陈宏庆和第三人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由于高翠与第三人签订的《股份权益买卖协议》已解除,陈宏庆也不能取得职工出售的股份。并且,高翠已经将股权出售给济南市一家国有企业,相关股权和陈宏庆没有任何关系。二、原审未中止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陈宏庆于2017年9月22日以田金清等10人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借款协议》为陈宏庆委托田金清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的合同。截至目前,贸仲会尚未对上述案件作出裁决。陈宏庆与再审申请人之间通过《借款协议》确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本案审理的前提条件,直接决定本案的审理结果,由于本案必须以贸仲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贸仲案尚未审结,故本案应中止诉讼程序。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对本案再审。陈宏庆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陈宏庆与高翠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高翠已通过签署并履行《确认函》的方式予以确认、履行合同，田金清不享有标的股权的权益，非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二、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首先，陈宏庆不仅与高翠本人签订的有《确认函》，还与田金清也签订了《确认函》，两份《确认函》均确认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的委托关系。其次，从案涉购股资金的来源、管理、支配和流向情况看，资金全部由陈宏庆调配、管理和控制，本案职工股东所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为陈宏庆所支付。再次，陈宏庆具有明确的购股意愿，而购股代表自认其不具有购股意向；香港高等法院禁诉令等判词证明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关系。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陈宏庆与田金清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三、原审审理程序合法正当。虽陈宏庆与田金清等购股代表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本案中的职工股东高翠并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且陈宏庆在本案诉请的义务主体是职工股东高翠，而非购股代表田金清，与贸仲案件的主体、纠纷范围、诉请性质不存在重复与先后顺序，本案不应中止审理。事实上，9名购股代表于2019年5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之诉，认为贸仲会对于案件没有管辖权，田金清等购股代表前后矛盾的做法，也证明了其中止审理的主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原审法院主要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双方合同性质及合同项下的义务，并结合《确认函》的明确约定确认双方间的义务和责任，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田金清、高翠的再审申请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本案能否依据《确认函》来确定田金清与陈宏庆之间构成委托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陈宏庆与高翠、田金清均签订了《确认函》，在陈宏庆与高翠的《确认函》中明确载有约于2015年下半年，陈宏庆透过田金清等11人相关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股份买卖协议，按照股份买卖协议及当时汇率，卖方（高翠）已透过买方（陈宏庆）代理人收取股份买卖协议之70%有关售价，已收到款项乃由买方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于签署此确认函时，立即支付股份买卖协议内所提及30%之有关售价余款；于卖方收取上述30%有关售价余款时，卖方将不可撤销地确认对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之股份实质权益及就有关股份实质权益所有相连之所有权益将全属陈宏庆先生等内容。在陈宏庆与田金清签订的《确认函》中亦明确载明有关股份买卖协议内提及买方权益实为给与陈宏庆先生（即此确认函中提及之买方）享有等内容。根据陈宏庆与田金清所签《确认函》及股权出卖人高翠在《确认函》中认可陈宏庆为买方的内容，及陈宏庆已向高翠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生效判决按照优势证据原则，据此认定陈宏庆与高翠间存在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与田金清为委托购股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田金清、高翠关于《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不符，对收股代表不具约束力的主张不能成立。陈宏庆与田金清间的《借款协议》是于2015年8月签订，而本案案涉的《确认函》是陈宏庆同高翠于2017年3月签订，现陈宏庆同田金清因《借款协议》的性质及履行等问题发生争议，并向贸仲会申请仲裁，该纠纷现尚在贸仲会仲裁审理中，故有关《借款协议》的性质及相关事宜的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同时本案主要系陈宏庆与高翠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而《借款协议》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为陈宏庆与田金清，本案与《借款协议》纠纷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生效判决未就《借款协议》进行分析定性，而根据《确认函》等相关证据进行审理认定并无不当。因此，田金清关于原审法院未就《借款协议》做出任何分析定性就认定陈宏庆与田金清构成委托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的主张，以及高翠关于陈宏庆与收股代表之间的法律关系应由贸仲裁决的主张亦不能成立。二、关于田金清与高翠等职工解除了股份买卖协议后，高翠将股权卖给济南产发集团，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亦判决案涉股份归济南产发集团所有，陈宏庆能否透过田金清取得高翠股份的问题。2017年3月陈宏庆与高翠签订《确认函》，2017年8月田金清等10人在济南市泉城公证处提存诉争股份款项，2017年9月田金清与高翠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同日高翠与济南产发集团签订股份权益转让协议。高翠明知其已与陈宏庆签订《确认函》并全额收取转让款，却又与济南产发集团签订股份权益转让协议，其做法是不诚信行为。陈宏庆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济南产发集团与高翠等职工股东间的系列纠纷，济南产发集团最早是于2018年8月向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案涉争议股份处理而言，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在先，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依据本案证据就争议诉请作出裁判并无不妥。故，田金清、高翠关于陈宏庆不能透过购股代表取得股权的主张不能成立。三、关于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本案中，在田金清与陈宏庆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陈宏庆诉请的职工股东高翠并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陈宏庆诉请的内容主要为确认陈宏庆与高翠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基于该买卖合同关系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本案的主体、纠纷范围、诉请性质与贸仲案件并不重复，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田金清、高翠关于原审未中止审理属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四、关于原审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本案诉争转让的标的物系香港公司的股权，属涉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均有权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法律，而本案中高翠、田金清并未在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前就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提出异议，且其在一审中的抗辩理由也均援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相关法律规定，故应视为二人已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生效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相关法律解决本案并无不妥。田金清关于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田金清、高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田金清、高翠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史昶伟审判员  秦世飞审判员  李智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王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