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4民初2402号原告：邵桂芝，女，195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蔡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田欢，男，1980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超凡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常福新城**地块。法定代表人：蒋明毅，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登亮，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邵桂芝、田欢诉被告武汉超凡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凡家具公司）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审理过程中，2019年9月25日，原告邵桂芝、田欢申请笔迹鉴定，本院组织原、被告协商选定湖北三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原告邵桂芝、田欢于2019年10月16日申请撤回笔迹鉴定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原告邵桂芝、田欢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伟，被告超凡家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登亮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桂芝、田欢共同向本院提出并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合计708319.65元【具体明细：1、医疗费：54041.15元；2、受害人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992.25元（141.75×7=992.25元）；3、护理费：1275.75元（141.75×9=1275.75元）；4、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50元×9=450元）；5、丧葬费：30280.50元(5046.75元×6个月=30280.50元)；6死亡赔偿金：551280元（34455元×16年=551280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8、律师费：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田欢的父亲田传忠，1954年8月15日出生，2008年左右进入被告超凡家具公司工作至2019年2月24日身亡，为超凡家具公司工作11年。2014年，田传忠达到退休年龄后，继续在超凡家具公司工作，并开始享受农村养老保险待遇，超凡家具公司与田传忠形成雇佣关系。另田传忠与超凡家具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超凡家具公司并未给田传忠办理、缴纳职工社会保险。2019年1月23日，被告法律顾问肖律师、被告人事经理吴淑芬向田传忠表示，超凡家具公司预补偿田传忠3000元，准备与其解除雇佣关系，田传忠立即通知其子田欢此事之后，未做任何表示。其后，被告人事经理吴淑芬向田传忠表示，对解除雇佣关系双方随时可以继续磋商。2019年2月16日上午9时许，超凡家具公司工厂报到第一天，田传忠和田欢到超凡家具公司与其人事部经理吴淑芬磋商解除雇佣关系事宜。协商一开始，吴淑芬便拿出离职表要求田传忠填写，遭田传忠拒绝。期间，吴淑芬要求将磋商地点由一楼变更为二楼，田传忠按其指示上楼时摔跤，摔跤后田传忠当着吴淑芬的面向其子田欢表示，自己摔跤后身体非常不舒服。而后，在磋商过程中，吴淑芬对田欢及田传忠的正常诉求百般推脱，严重刺激田传忠，进而因摔跤加上语言的刺激导致田传忠在9时30分左右突发脑出血倒地。田传忠倒地后，在田欢强烈的要求下，吴淑芬才安排一人协助田欢将田传忠送往协和医院西院就诊，初步诊断为：脑出血。18时左右，为让田传忠得到更好的治疗，原告将田传忠转入协和本院就诊，入院诊断为：脑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住院6天，经手术治疗后，病情仍然危重，医生告知家属希望渺茫，建议转院予以保守治疗。2019年2月21日16时许，原告将田传忠转至蔡甸区人民医院，入院诊断为：脑干出血、肺部感染，住院三天。2019年2月24日22时25分，田传忠因脑出血死亡。田传忠就诊至死亡期间，被告不闻不问，医疗费用全部由原告支付。综上所述，田传忠正常上班期间接受被告工作人员吴淑芬指示更换会议室途中摔倒，并明确表示自己不舒服的情况下，受被告工作人员吴淑芬语言及行为刺激诱发脑淤血，在田传忠送医及就医直至死亡的全过程中被告完全不予理睬，全部医疗费由原告支付，被告根本未尽到雇主责任。事后，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未果，现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被告承担雇主责任，望判如所请。被告超凡家具公司辩称，第一、我方与田传忠之间无劳务关系或无事实劳务关系。2016年1月1日，田传忠已满60周岁，劳动关系转为劳务关系，我方也与田传忠签订了书面的劳务协议，该劳务协议终止的时间是2018年12月31日。该协议到期后，被告与田传忠未续签劳务协议，并于2019年1月初主动提出给予田传忠经济补偿，告知其于春节假期之后不再来被告处从事保洁工作，安享晚年。故被告在与田传忠的劳务关系期满后，明确告知与其不再签订劳务合同，故被告与田传忠之间已无劳务关系及事实劳务关系。第二、被告对田传忠的死亡一事无侵权行为，与田传忠的死亡无事实上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19年2月16日上午，田传忠与田欢到被告处协商经济赔偿一事，被告工作人员在接待和谈话之中，并无不当，实属正常语言交流。原告陈述相关事实明显夸大，与事实不符，对其所称事实也无证据予以证明。再者对田传忠的死亡原因是否为突发脑出血，脑出血的原因均无法确定，也可能系自身疾病导致，且田传忠未尸检，其死亡原因无法确定。且据原告提供的田传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出院记录显示“在主治医生的反复告知一再要求下，家属仍要求出院”；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出院记录显示“主治医生多次告知患者危重，但是患者家属表示理解，今要求放弃一切治疗出院回家”，故我方认为田传忠的死亡在于原告不积极治疗，放弃治疗。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田传忠（生前公民身份号码XXXX）与原告邵桂芝系夫妻关系，原告田欢系田传忠与邵桂芝之子。2008年2月18日，田传忠与被告超凡家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聘被告护林员岗位。该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2月19日至2010年2月18日止，其中试用期为30天。合同到期后，双方同意续订劳动合同两年，从2010年2月19日起至2012年2月18日。合同到期后，田传忠继续在被告处上班。2016年1月1日，因田传忠超过退休年龄，超凡家具公司与其签订《劳务协议》，主要约定：本协议期限为两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协议期满劳务关系自动终止。被告根据工作需要安排田传忠从事保洁工作，因生产经营需要调动田传忠工作时，其应服从被告安排。被告暂定田传忠的月工资为计时工资，按公司工资制度内相关岗位工作标准执行，根据公司经营效益情况或者田传忠岗位调动、工作能力及表现，不定期对田传忠的待遇进行适当调整，工资按月发放，并于每月10日足额发放，不得无故拖欠。田传忠在被告处工作期间，超凡家具公司未为田传忠缴纳社会保险费。2019年1月，被告超凡家具公司向田传忠表示解除劳务关系，并同意就补偿事宜与其进行协商。被告超凡家具公司春节假期后报到当日（即2019年2月16日），田传忠及其子田欢前往被告处协商补偿事宜，期间田传忠突感身体不适，田欢将田传忠送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急救，后于同日下午送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救治，住院治疗5天（2019年2月16日-2019年2月21日），其入院记录记载：现病史为患者今天早上突发晕倒，当时患者意识清楚，无恶心呕吐，患者家属立即将患者送至当地医院治疗，当地医院头部CT示“脑干出血”，当地医院予以对症支持治疗，患者为求进一步治疗，就诊于我院，门诊以“脑出血”收住入院。2019年2月18日，该院对田传忠行气管切开插管术（双侧），术后诊断田传忠病情为“脑干出血”。2019年2月21日，田传忠出院，其出院记录单载明：入院诊断为脑出血、高血压3级，极高危组；出院诊断为脑干出血、高血压；治疗经过：病情危重，予以保守治疗，无明显好转，反复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重，现患者家属要求出院，已与家属详细沟通患者病情及出院后若不继续治疗，可能导致病情加重危及生命的风险，家属仍要求出院。出院医嘱为出院后至当地医院继续治疗。2019年2月21日，田传忠转至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住院3天（2019年2月21日-2019年2月24日），入院情况及诊疗经过载明“患者脑干出血，合并肺部感染，多次向患者家属告知危重，预后不佳，患者家属表示理解，今要求放弃一切治疗出院回家，予以签字确认后办理”。在上述治疗住院期间，原告支付医疗费共计54041.15元。2019年2月24日9点45分，田传忠从协和江北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出院，于当日22时25分在家中死亡。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卫生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直接死亡原因为脑溢血。另查明，2019年3月29日，田欢与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田欢委托湖北景盛律师事务所代理其与武汉超凡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代理费用20000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田传忠身份证、中国农业银行卡/活期存折交易明细清单、医疗费单据、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记录、手术记录、病人出院记录单、出院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录音、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提交的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等庭审质证后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各方当事人的自认及当庭一致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原告田欢、邵桂芝在本案中提起侵权之诉，主张被告超凡家具公司侵害田传忠的生命权，而死者田传忠生前与超凡家具公司用工关系如何认定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不宜在本案中作出认定，故本案案由应为生命权纠纷。本案中，田传忠系在与被告超凡家具公司协商解除用工关系的补偿事宜过程中，突感身体不适，经医院抢救并诊断为：脑干出血、高血压，后因病情危重，于2019年2月24日死亡。原告田欢、邵桂芝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要求被告超凡家具公司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田传忠前往被告处与超凡家具公司协商解除用工关系的补偿事宜，并非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被告不承担雇主责任。田传忠死亡直接原因为脑溢血，原告田欢、邵桂芝主张被告超凡家具公司指示更换办公室途中致田传忠摔倒，协商过程中言语及行为严重刺激，诱发脑溢血，但原告并未对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且根据原告提交的录音，被告超凡家具公司员工并无过激言语，田传忠的死亡与被告超凡家具公司间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邵桂芝、田欢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34元，减半收取计5267元，由原告邵桂芝、田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