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初5187号原告：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新华街189号4单元2层1号。执行事务合伙人：辽宁科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亚太国际金融中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奇，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凡，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员工。被告：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执行事务合伙人：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div>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居胜，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连银丰泰）与被告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建元）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连银丰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奇、李广凡，被告武汉建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居胜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连银丰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400万元并支付利息626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产生的一切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为有限合伙企业，于2011年7月21日成立，主要开展投资业务。2011年7月21日，原告与其他合伙人商定以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1年7月27日，原告在收到汇款指令后向开户名为“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银行账户汇款1400万元投资款。但在2016年，原告内部投资项目整合时才发现，上述拟发起设立的“武汉建元”并未实际成立；原告通过工商信息查询得知“武汉建元”合伙企业早已于2011年6月3日注册成立，其有限合伙人并非原告，而是杨某2、黄瑾。原告支付的1400万元投资款，汇入到了2011年6月3日已经注册成立并存续的“武汉建元”的账户内。原告认为，原告支付的1400万元是专用于投资拟设立的“武汉建元”的投资款，但该“武汉建元”实际上并未设立。原告支付的1400万元专项投资款汇入到了此前已经存在的“武汉建元”的账户内，原告因此遭受到了实际损失；而被告作为另一个法律主体，获取1400万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告对该笔投资款构成不当得利。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返还投资款，但始终未果。为此，原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项并支付利息，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武汉建元辩称：一、被告取得的1400万元，是大连银丰泰基于合伙协议的约定而履行的出资义务，系大连银丰泰对合伙企业的出资。被告取得该1400万元投资款，有合同依据，不存在无法律根据的问题，不属于不当得利；二、大连银丰泰投入武汉建元的1400万元投资款，早已由武汉建元用于收购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电源）的股权、作为股权转让款的一部分而使用完毕。武汉建元作为善意一方，依法不具有退还款项的义务；三、大连银丰泰的诉讼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原告大连银丰泰提交了合伙协议、大连银丰泰刻章发票联、汇款指令传真件、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及回执、大连银丰泰银行账户流水、武汉建元企业信息咨询报告、2018年4月23日、2018年5月11日武汉建元向大连银丰泰发出的通知函、大连银丰泰向武汉建元发出的函、李广凡因股东行使知情权起诉深圳市信诺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诺泰投资）案件材料（股东行使知情权告知书、EMS邮寄底单、邮件状态信息、起诉状）、李广凡因股东行使知情权起诉深圳市信诺泰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诺泰创业）案件材料（股东行使知情权告知书、EMS邮寄底单、邮件状态信息、起诉状、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先行调解通知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5民初2113号民事调解书、（2018）粤0305民初2113号案原告熊清华出具的免除李广凡承担有限责任的承诺函、杨某1为被告武汉建元执行事务合伙人烽火创投董事的工商登记资料。被告武汉建元提交投资协议书、武汉建元与曹润等26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款确认书、邮科院发展策划部张家强向李广凡等发送的电子邮件、大连银丰泰成立的工商登记资料、合伙协议及各合伙人向武汉建元出资情况的证据材料、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股权变更通知书、大连银丰泰向武汉建元汇款28万元银行流水、湖北永和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鄂永和审字【2012】第036号审计报告、信诺泰创业及信诺泰投资变更为武汉建元合伙人的工商登记资料、2018年4月22日武汉建元向大连银丰泰致函、李广凡系烽火创投董事的相关证据材料、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武汉银泰科技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托管股东名册以及烽火创投、信诺泰投资、信诺泰创业、大连银丰泰、武汉建元的工商登记资料。武汉建元还向本院申请了证人杨某1、杨某2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大连银丰泰对被告武汉建元提交的湖北永和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5月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鄂永和审字【2012】第036号）及其附录《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真实性有异议，对证人杨某1、杨某2的证言有异议，对被告武汉建元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武汉建元对原告大连银丰泰提交的全部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武汉建元提交的湖北永和有限责任公司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5月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鄂永和审字【2012】第036号）及其附录《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原告大连银丰泰对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认为大连银丰泰为拟成立的“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并非是被告的有限合伙人，该审计报告为被告内部认定大连银丰泰的股权份额，报告为被告武汉建元单方提供，原告对此并不知情，审计报告载明的合伙人信息与被告武汉建元工商登记信息载明的合伙人信息不一致，是虚假证据。《武汉建元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载明的“第四、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的第3条关于各合伙人依据合伙协议出资的情况有异议，此内容与武汉建元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出资情况不一致，这是虚假证据。本院认为，上述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中所记载的各合伙人信息及出资情况，与2011年7月21日武汉光谷烽火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创投）、信诺泰投资、信诺泰创业、大连银丰泰四方签订的《合伙协议》所载明的合伙人信息、约定出资情况及各合伙人实际出资情况一致，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2、被告武汉建元申请证人杨某1、杨某2出庭作证，原告大连银丰泰认为上述两人的证人证言除与实际情况不符之外，因两位证人均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人证言不可信。本院认为，杨某1、杨某2与本案原、被告双方均存在利害关系，且武汉建元并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作证，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上述二人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5月25日，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甲方，以下简称邮科院）、烽火创投（乙方）与武汉银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银泰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由银泰公司协助邮科院收购912万股银泰电源股份，协助烽火创投收购1538万股银泰电源股份，烽火创投有权将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移给邮科院或其他投资方，“其他投资方”由烽火创投自行选择确定。2011年6月3日，武汉建元在武汉市工商局东湖分局注册登记，烽火创投为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人陈建华），杨某2、黄瑾为有限合伙人。2011年6月13日，武汉建元与陈舒、曹润等26位银泰电源自然人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款确认书，约定陈舒、曹润等股东将各自持有的银泰电源股份转让给武汉建元。2011年7月18日，信诺泰投资、李广凡、曲峰、夏群、张璐璐、大连慧鑫领航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六方签订《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信诺泰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李广凡、曲峰、夏群、张璐璐、大连慧鑫领航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合伙出资设立大连银丰泰。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委托信诺泰投资为执行事务合伙人。2011年7月20日，大连银丰泰办理工商注册登记。2016年8月4日，大连银丰泰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为辽宁科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11年7月21日，烽火创投、信诺泰投资、信诺泰创业、大连银丰泰四方签订《合伙协议》，烽火创投、信诺泰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信诺泰创业、大连银丰泰为有限合伙人，共同合伙出资设立武汉建元。《合伙协议》第三条“合伙目的”约定：合伙目的为组成投资企业，开展投资业务。第五条“存续期限”约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五年，从合伙企业各合伙人全部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开始计算。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持有二分之一以上合伙企业权益的有限合伙人同意经营期限可延长，最多可延长两次，每次最多延长一年。第七条“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缴付期限及承担责任”约定：烽火创投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首次出资额1000万元，信诺泰投资认缴出资额10万元，首次出资额10万元，信诺泰创业认缴出资额4490万元，首次出资额2400万元，大连银丰泰认缴出资额4500万元，首次出资额1400万元，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实缴日期均为2011年12月31日前。合伙企业注册成立之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前，普通合伙人视项目投资需要，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合伙人缴纳剩余出资，各合伙人应于收到该书面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将普通合伙人所要求的出资额度足额汇入普通合伙人通知的账户中。无论项目投资情况如何，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应在2013年12月31日前缴纳全部剩余出资。第十二条约定：有限合伙人每次出资时按照该次出资额为基数一次性缴纳2年的管理费（即该次出资额的3%），该管理费在出资时同时缴纳。满二年后，再每年缴纳一次。第四十八条约定：合伙企业的管理与经营职权由普通合伙人烽火创投行使，普通合伙人信诺泰投资主要负责项目融资。2011年6年16日，烽火创投将1000万元投资款汇入武汉建元名下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光谷支行41×××07账户（以下简称7307账户）。2011年7月15日、7月28日、10月24日，信诺泰创业分别将1000万元、600万元、800万元投资款汇入武汉建元7307账户，共计转款2400万元。2011年7月26日，烽火创投向大连银丰泰发送传真件，要求大连银丰泰向武汉建元7307账户汇款1400万元。2011年7月27日，大连银丰泰将1400万元投资款汇入武汉建元7307账户。2011年12月30日，大连银丰泰按《合伙协议》约定向烽火创投转账28万元，并备注“管理费”。2012年1月10日，信诺泰投资将10万元投资款汇入武汉建元7307账户。2011年12月20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向银泰电源发出《股权变更通知书》，载明银泰电源于2011年12月19日发生股权变更行为，股权变更后，邮科院持有3280.14万股，占股比例34.17%。武汉建元持有1664.55万股，占股比例17.33%。2012年5月9日，湖北永和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武汉建元2011年度的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后出具鄂永和审字【2012】第036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附件（三）武汉建元2011年度财务报表附注中记载：（武汉建元）合伙人资本4800万元，为合伙人出资款。其中：烽火创投1000万元，大连银丰泰1400万元，信诺泰创业2400万元。本合伙企业新成立，业务尚未展开，2011年度未实现收益。2018年4月22日，武汉建元向大连银丰泰发函，函件载明如下内容：2011年6月，因当时贵企业尚未成立，为了满足与融资方签订的《投资协议书》，烽火创投与杨某2、黄瑾签订《合伙协议》，烽火创投为普通合伙人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某2、黄瑾作为有限合伙人，先行成立本企业，待贵企业成立后再做有限合伙人的变更。在贵企业于2011年7月成立后，各方即签订了新的《合伙协议》，约定烽火创投和信诺泰投资为本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信诺泰创业和贵企业为本企业的有限合伙人。《合伙协议》签订后，各合伙人的首期出资（烽火创投1000万元、信诺泰投资10万元、信诺泰创业2600万元、大连银丰泰1400万元）已实缴到位。现本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信诺泰投资和有限合伙人信诺泰创业要求本企业到工商登记机构变更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请贵企业配合本企业完成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变更。2018年5月3日，武汉建元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合伙人由烽火创投、黄瑾、杨某2变更为烽火创投（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黄瑾（有限合伙人）、信诺泰投资（普通合伙人）及信诺泰创业（有限合伙人）。2018年5月11日，武汉建元向大连银丰泰发出《关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通知》，该通知内容基本与前述函件内容一致，另更正信诺泰创业的实缴出资额为2400万元。2018年6月15日，大连银丰泰向武汉建元复函，称：经查实，贵中心并不是我中心参与签约拟发起设立的“武汉建元”，而是一家早已经成立并存续的企业；得知上述情况后，我中心多次与陈建华协商要求返还1400万元款项但至今未果，现再一次要求贵中心立即返还上述款项、赔偿资金占用成本及其它相关损失。现贵中心发函让我中心配合完成贵中心的工商登记变更，实属无稽之谈。该函件被退回后，大连银丰泰于2018年9月18日再次向武汉建元发函，要求武汉建元返还款项并赔偿相应损失。本院认为：根据已查明事实，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大连银丰泰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本案争议纠纷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针对上述焦点，评述如下：关于大连银丰泰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需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本案中，被告武汉建元虽抗辩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原告大连银丰泰向武汉建元7307账户汇入1400万元投资款，即2011年7月27日起开始计算，故至2019年5月22日原告大连银丰泰起诉本案不当得利之诉之日，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超过。但2018年5月3日，被告武汉建元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登记信息中并未将大连银丰泰作为其有限合伙人进行登记，且大连银丰泰亦自述其于2016年8月查询武汉建元工商登记信息时才发现其并非武汉建元的有限合伙人，随开始向被告武汉建元主张权利，故本院认为原告大连银丰泰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对被告武汉建元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争议纠纷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获利，他方受损，一方受利与他方受损具有因果关系，获利无合法根据。不当得利发生的原因在实践中有多种，如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人身权益受到侵害等情形。不当得利作为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可以存在于多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在这些法律关系中，不当得利不能构成独立的诉存在，而仅作为失衡的法律关系运行的后果。而当不当得利独立构成诉存在时，其应是排除了其他法律关系的存在，作为弥补失衡利益的最后救济方式。纵观本案证据显示的情况：其一，烽火创投、信诺泰投资、信诺泰创业、大连银丰泰四方2011年7月2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作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包括大连银丰泰在内的各合伙人向武汉建元银行账户付款的行为系依协议约定履行支付首期投资款义务，武汉建元取得上述投资款有合同依据。其二、该《合伙协议》约定成立武汉建元的目的在于组成投资企业、开展投资业务，并未限定具体投资项目，根据武汉建元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股权变更通知书等证据所示，武汉建元收取各合伙人投资款后，将该投资款项用于收购银泰电源的股份，并未违背《合伙协议》的约定，大连银丰泰并未举证证实武汉建元从中获取了不当利益。其三，大连银丰泰作为武汉建元的有限合伙人身份虽未进行工商登记，但工商登记仅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大连银丰泰的有限合伙人身份已为《合伙协议》所确认，武汉建元亦明确表示愿意依约在工商登记部门将大连银丰泰变更为其有限合伙人，即大连银丰泰支付1400万元投资款的合同目的仍可得到实现。其四、武汉建元成立时间早于《合伙协议》签订时间，即《合伙协议》签订之时武汉建元已经成立，但大连银丰泰未就此成立时间差异对其造成何种利益损失予以证明。故大连银丰泰仅以武汉建元成立于《合伙协议》签订之前，不属于《合伙协议》约定的拟设立的“武汉建元”为由，主张其依《合伙协议》约定支付的1400万元投资款应由被告武汉建元返还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43100元，由原告大连银丰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 兵审判员 李斌成审判员 周 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