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4440号原告：伍江峰，男，汉族，1989年9月2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大治市还地桥镇马石村上伍湾**，公民身份号码：420************553。委托代理人：梁嘉蔚，广东海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珠海市**********会展中心1#三层1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846A。法定代表人：吴启权，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琳，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作伟，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伍江峰诉被告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谢健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伍江峰的委托代理人梁嘉蔚和被告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作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8年5月10日入职被告公司任软件工程师一职，双方签有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21年5月31日。2019年1月31日，被告软件中心总监袁立宏在微信工作群“达明软件中心”转发人力资源部向各部门主管发送的2018年年终奖发放规则，规则内容为：……2、设立2018年年终奖，约占奖金50%，1月底前发放；3、设立2019年继续服务奖，约占奖金50%，分4、7、10月发放；4、奖金低于1万元的一次性发放。2019年2月1日，原告收到被告发放的税后奖金10429.44元。2019年2月3日，袁立宏在微信上告知原告“江峰，你收到的年终奖金是50%，请知悉”。“因为总额超过了一万，所以公司分开发了”。2019年6月，由于原告迟迟没有收到被告于年前承诺的2019年继续服务奖奖金，也了解到别的同事已经收到，原告向直属上司及公司薪酬管理人员多次沟通，公司薪酬绩效主管殷瑜向原告主张原告的2018年年终奖及2019年继续服务奖总额为10752元，已于2019年2月1日发放，并向原告发送相应表格，表格上表述为“1月发放50%”。2019年7月9日原告因被告未按其公布的规则发放奖金的克扣工资行为主动辞职。其后申请劳动仲裁，原告于2019年9月16日收到仲裁裁决书，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原告认为，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有自主安排奖金发放的权利，被告在2018年年终奖发放规则后，应严格按照其公布的规则足额发放相关奖金。原告在2019年2月1日收到50%奖金10752元后，被告软件中心总监袁立宏于2019年2月3日告知原告收到的是一半奖金，2019年6月26日，在被告向公司多个上司沟通反映后，最终公司薪酬绩效主管殷瑜向原告发送原告的年终奖表格上表述的也是“1月份发放50%”，与袁立宏于2月3日的说法一致，说明被告的确没有按自己公布的规则足额向原告发放奖金，被告应当在2019年4月按照规定向原告支付奖金，鉴于未发的奖金为2019年继续服务奖，而原告已于2019年7月9日离职，对于该部分奖金原告现按未发奖金10752元的一半5376元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原告在2019年7月9日以被告未及时足额发放奖金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应支付经济补偿金1.5个月离职前月平均工资28777.87元。原告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现起诉至法院，请法院依法判决如诉讼请求。原告请求：⒈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未足额支付的年终奖金（2019年继续服务奖）5381元；⒉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8777.87元。庭审中，原告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继续服务奖5376元，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23406.95元原告为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1.劳动合同；2.工资条、工资信息邮件、银行流水；3.微信记录；4.被告公司行政架构图。被告辩称：第一，被告公司未拖欠原告任何的工资、奖金等劳动报酬。原告2018年度度奖金总额为10752元，已经一次性发放完毕，公司原计划将年终奖金额超过一万元的员工奖金分两次发放，但考虑公司部分员工奖金总额仅稍稍超过了一万元，为便于员工如额获得劳动报酬，被告公司对该部分员工的奖金统一做一次性发放处理，被告公司不存在克扣原告奖金的情形。第二，公司的年终奖是对员工一个年度工作情况的奖励，员工的工作时间、绩效考核、职位、基础工资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其奖金的数额，每个员工上述因素存在差异，其年终奖数额就会不同。本案中，原告在2018年5月份才入职被告公司，在2018年度并没有提供整年服务，如果折算成全年的奖金数额为16000元左右，该数额并不低。原告没有考虑自己2018年的服务年限问题，仅简单的和其他员工作对比，才会出现奖金较少的情况。第三，被告所在的达明软件中心微信群，在奖金发放之前，软件中心的负责人袁立宏于2019年1月31日在群中通知“因为今年行业情况和公司业绩都比去年低，所以整体奖金都会相对下降，前面规则中最后一条说的奖金低于1万元的不一定是严格的1万，可能1万元出头的也会一次性发放，整体分配参考了服务时间和工作绩效”，因此，关于年终奖发展放的情况，事前也有向原告通报，不一定是严格的按照1万元以上两次发放的通知执行，而实际情况是包括原告在内的几位员工均是因为奖金刚超过1万元多一点，但实际做了一次性发放处理。被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雇员辞职申请表；2.离职证明签收回执；3.离职交接结算单；⒋伍江峰2018年奖金计算表；⒌关于年终奖发放情况的说明；⒍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约定：期限从2018年5月10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工作岗位为软件开发工程师。工资单显示原告2018年5月至2018年12月（缺11月）的应发工资分别为：9351.57元、13400元、13400元、14095.66元、14400元、14400元和14400元，实发工资分别为：6966.01元、10280.20元、10280.20元、11764.80元、11764.60元、11764.60元和12125.18元。原告主张2018年11月实发工资为：10836.73元。被告确认原告上述应发、实发工资情况。2019年1月7日，被告公司任命袁立宏为软件中心总监。“达明软件中心群”微信聊天群记载：2019年1月31日，袁立宏转发公司文件：“各位部门Leader，2018年终奖将于1月30日之前发放，发放规则为：1、2018剩余未调休加班费+2017年未休年假清零工资一次性发放；2、设立2018年终奖，约占奖金50%，1月底前发放；3、设立2019年继续服务奖，约占奖金50%，分4、7、10月发放；4、奖金总额低于1万元一次性发放。”袁立宏接着说：“大家好，以上为人力转过来的今年的奖金发放规则。”袁立宏（LeoYuan）又称：“另外，总体而言，达明唐家的奖金，参考全年十三薪的方式，服务没满一年的，会按照相应比例计算，……。”、“达明参加了斗门主要项目的同事，斗门会分享部分项目的奖励，具体额度视情况而定，目前我没拿到最终的发放明细，有疑问的同事，可以年后找我确认。”及“因为今年行业情况和公司的业绩都比去年低，所以整体奖金都会相对下降，前面规则中最后一条说的奖金低于一万的不一定是严格的一万，可能一万出头的也会一次性发放，整体分配参考了服务时间和工作绩效。”2019年2月3日，袁立宏通过微信告诉原告：“江峰，你年前收到的年终金奖金是50%，请知悉。”及“因为总额超过了一万，所以公司分开发了。”2019年6月26日，被告公司人事薪酬主管殷瑜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EXCEL表格，载明：伍江峰，18年奖金额度（不含加班费+年假）10752，2018年加班清零+2017年年假清零工资总额0，1月发放50%10752，1月发放合计10752，1月一次性应发10752，……。该EXCEL表格各列第一行中均显示筛选标志。同时，殷瑜还表示“你的18年终奖年前一次性发放大的，没有拆成几部分发。”、“公司开始是规定1W以上的年前先发50%，剩余的按季度发放。”及“你的金额是10752，只超一点点，财务就没有拆分你的金额。所以一次性发了。”庭审中，被告向本院提交原告2018年奖金计算的方法：2018年合同工资总额14000元，2018年折算年资后工资总额：8960元，2018年资系数0.64，2018年绩效考核系数（A：1.2，B：1.0，C：0.8，D：0-0.2），18年奖金系数为1.2，18年分配奖金额度为10752元。被告陈述的计算方式为：14000元×0.64×1.2=10752元。被告解释称：因原告参与了斗门项目的工作，可以享受部分项目奖励，故将原告的绩效考核系数定为A级，即按1.2倍计算。原告认为该计算方法系被告事后才做出的，不予认可；且被告在发放第一笔款项后告诉原告还有50%没有发，但最后却说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了，前后明显矛盾，原告亦不予认可。2019年7月5日，袁立宏（LeoYuan）在“达明软件中心”微信群中回应原告：“年终奖之前说的刚好过1万出头的会分两次发，但你和另外几个同事的都刚好税后在1万以内了，所以最终在年前一次性发了，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跟你沟通过了，也跟另外几个同事当面解释过，年前我也没有拿到最终税后版本的奖金发放表，我当时看到的是税前的版本，这个问题也说过，而且出现这个情况的，一直都不只你一个人，而你如果有疑问，可以直接找HR（人力资源）来确认。”2019年7月9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辞职原因为：“达明软件中心2018年度剩于（余）50%的年终奖未按时支付且多次沟通拒不支付，故本人声明离职属被迫离职。希望申请有关部门的劳动仲裁。”同日，原告确认已经收到被告发出的《离职证明》。再查明：关于伍江峰申请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2019年7月8日，伍江峰向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度未足额支付的年终奖金10752元；2.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3.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28777.87元。庭审时，申请人申请撤回第2项仲裁请求，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已予准许。珠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9〕1866号仲裁裁决：驳回申请人所有仲裁请求。裁决后，伍江峰不服，故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被告公司年终奖发放规则的理解问题。原告认为被告公司年终奖发放规则中明确年终奖分两部分发放，其中50%在年前发放，其余的作为继续服务奖在2019年4、7、11月分次发放。原告的直属领导，即软件中心总监袁立宏在年前已发放50%，即10752元的情况下，向原告发送微信信息，称年前收到的年终奖金为50%，证明原告收到的款项仅为年终奖的一半，被告应按照规则于2019年4月开始发放剩余款项，但被告未能按时发放，应属拖欠工资，导致原告被迫离职。对于原告的上述观点，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袁立宏转发的被告公司2018年年终款项发放规则包含四项内容，其中第二、三项确定奖金分两个部分发放，各占50%，一为2018年终奖，一为2019年继续服务奖。上述两项规则应视为被告公司对所有员工奖金发放的原则。第四项则为例外，即奖金总额低于1万元一次性发放。其次，根据原告的表述，原告是基于被告公司年终奖发放规则和袁立宏的言论得出上述结论，亦即原告是认可袁立宏关于被告公司年终奖发放方面的言论。袁立宏在传达公司年终奖发放规则后，又提到“前面规则中最后一条说的奖金低于一万的不一定是严格的一万，可能一万出头的也会一次性发放，整体分配参考了服务时间和工作绩效。”袁立宏的上述意见对被告公司年终奖发放规则中的第四条作出了扩大性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奖金总额为一万元左右的都会作一次性发放，而不在分批之列。再次，袁立宏还曾说过“另外，总体而言，达明唐家的奖金，参考全年十三薪的方式，服务没满一年的，会按照相应比例计算，……。”因原告未能提交2018年11月的工资表，本院仅能参考其他月份相近金额进行计算。原告2018年5月至12月的平均应发薪酬为13480.90元（9351.57元+13400元+13400元+14095.66元+14400元+14400元+14400元+14400元）。按照被告提供的计算方法，如果原告在2018年度为被告提供了整年服务，且绩效考核合格，原告应发年终奖与其应发月薪酬标准应该是一致的，该结果与袁立宏在2019年1月31日在微信群中的“十三薪”的表述相符。鉴于原告参加了斗门项目，被告将原告的绩效考核等次定为最高等级，按1.2比例进行发放。被告计算的工资基数也采用了2018年期间原告的最高应发工资标准而非平均薪酬标准，因此原告最终年终奖数额已经高于其应发月薪酬标准，被告并未少算原告的年终奖。最后，被告公司人事薪酬主管向原告发放的EXCEL表格中各列的第一行中均显示筛选标志，亦即被告人事薪酬主管在制作员工年终奖金时采用的是批量制作方式，按照的标准即如年终奖发放规则第二、三项，但对于年终奖仅在一万元左右的员工，比如原告，制作人员在制表时已作为例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表格中原告“18年资金额度（不含加班费+年假）”一栏与“1月发放50%”栏、“1月发放合计”栏中的数额其实是一样的，表明了原告的全部奖金已经一次性发放完毕。人事薪酬主管也在微信中说“你的18年终奖年前一次性发放大的，没有拆成几部分发。”如按照原告所言，被告1月时仅发放50%，“18年资金额度（不含加班费+年假）”一栏的金额应为“1月发放50%”栏、“1月发放合计”栏中金额的2倍。综上，本院认定原告2018年年终奖为10752元，被告已向原告发放完毕。原告主张被告尚须向其发放2019年继续服务奖，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经济补偿金。基于前述认定，原告因自身认识错误，以被告拖欠年终奖金未发放为由向被告申请离职，且双方已办理了相关离职手续，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原告主张被告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的上述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不符，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伍江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伍江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健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李阳升杨集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