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7行初150号 原告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山鸡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黄大任，组长。 委托代理人钟铭，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业旺，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钦州市钦南区金海湾东大街钦南区行政信息中心。 法定代表人胡颎，区长。 委托代理人陈举艺，钦南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劳桂旭，广西金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永福东大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07852417279。 法定代表人谭丕创，市长。 委托代理人翁菽伶，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唐子雯，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圩地坝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苏秀香，组长。 委托代理人潘彩森，钦州市钦南区向阳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埠旺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高明，组长。 委托代理人陆党，广西桂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山鸡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山鸡垌村）因林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区政府）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8】5号《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及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9】57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于2019年7月2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后，向被告南区政府及被告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山鸡垌村的委托代理人钟铭、张业旺，被告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举艺、劳桂旭，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翁菽伶、唐子雯，第三人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圩地坝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圩地坝村）的委托代理人潘彩森，第三人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埠旺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埠旺村）的委托代理人陆党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申请的证人赖某1到庭作证并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两幅金银塘岭在土改、合作化时属荒山荒地，人民公社时由圩地坝村人垦耕，“四固定”时固定给圩地坝村，一直由圩地坝村管理使用，“林业三定”走山定界时，双方已约定金银塘垌的西边岭以炭窑，东边岭以炭窑对面软坳为界线标识，南侧为圩地坝村所有，北侧为埠旺村所有，并按这一约定填报登记在1981年原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证》上，其中，埠旺村《山权证》登记的与“四固定”确权属同一标识，证明与争议地没有重叠。山鸡垌村以田管山和持有与埠旺队共有的1981年《山权证》主张争议林地权属，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圩地坝村在争议地上种植桉树并取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已证明圩地坝村有管理争议林地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部分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以下简称《调处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争议的两幅林地权属圩地坝村集体所有。 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争议林地解放前属邓性人私熟土地，由邓性人耕种。解放后土改、合作化时，邓性人搬迁至米子村居住，遗留山岭土地处于荒山荒地状况，后由圩地坝村村民耕种。1962年“四固定”时，固定给圩地坝村。“四清运动”时，将争议林地下的田地调整给埠旺村。农村体制改革期间，圩地坝村又将田地分给山鸡垌村管理。“林业三定”走山定界时，埠旺村与圩地坝村约定将流水回金银塘垌山岭西边以旧炭窑，东边以旧炭窑对面软坳为界线标识，南侧为圩地坝村所有，北侧为埠旺村所有，并按这一约定填报登记在1981年原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权证》上。2002年，圩地坝村在争议地上种植桉树并取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因此，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确权规定，处理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维持县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原告山鸡垌村诉称，1、被告南区政府将争议的金银塘岭处理给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理决定》错误。2、争议林地为原告山鸡垌村所有，依法应确权给山鸡垌村。（1）争议的林地土改时分给原告山鸡垌村村民黄恒春、黄珠庭及埠旺村村民李可才、李绍初所有和管理使用。合作化时期由山鸡垌村村民带入合作社（包括争议岭下的水田）。1962年“四固定”时时期，由当时圩地坝大队以山跟田走的习俗固定落实给埠旺生产队（当时山鸡垌村已合并入埠旺生产队）。（2）农村体制改革时，争议林地由原告山鸡垌村管理使用。原埠旺生产队分出四个生产队，山鸡垌村也从此时从埠旺生产队分出，原告山鸡垌村把合并时带入的林地和水田也带出管理。（3）争议林地人民政府曾核发《山权证》给原告山鸡垌村。争议的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圩地坝村称金银塘岭）面积约60亩，1981年“林业三定”时，原钦州县人民政府对争议岭核发的《山权证》（证号17—002）给埠旺生产队（即原告合并时的生产队）。但被告南区政府调处本案时，不尊重历史，不顾证据的效力，把本案争议的林地确权属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3、被告市政府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市政府有被告南区政府作出错误《处理决定》时，没有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不认真审查本案原行政行为存在的错误，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错误《复议决定》，请求人民法院应对俩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均应予以撤销，并责令被告南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原告山鸡垌村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1、证明，证明黄大任是原告的村民小组长；2、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明被告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处理错误；3、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明被告市政府维持《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复议决定错误。 第二组：1、证明、身份证，证明黄大任为原告的村民小组长职务；2、证明，证明原告山鸡垌村民小组于1965年与埠旺一队、二队、湴田队合并为埠旺生产队，1981年底分立出埠旺、山鸡、湴山四个村民小组；3、山权证，证明(1)原告的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林地面积（约40亩）在1981年林权登记时登记在埠旺生产队名下（证号17-002）。证明（2）山鸡垌屋背岭、榄子孔山、山鸡垌禾塘岐、社山坳东边岭、屋面麓下水岭、荒花岭、落龙岐派至汤狗窝派等林地合并埠旺生产队后，该林地登记在埠旺生产队名下；4、证明及身份证，证明埠旺生产队于1965年至1981年上半年合并原告（山鸡垌生产队）等为埠旺生产队，合并时原告山鸡垌激昂自己的山岭山鸡垌屋背岭、揽子孔山、山鸡垌禾塘岐、社山坳东边岭、屋面麓下水岭、荒花岭、落龙岐派至汤狗窝派、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等林地、水田及金银塘下段垌水田合并统一由埠旺生产队集体管理使用，1981年林业三定时，山鸡垌队的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林地也登记在埠旺生产队的山权证（证号17-002号）范围内，1981年底分队时由山鸡垌队将自己带入的山岭及水田带出管理；5、略（详见证据材料清单）；6、圩地坝村《山权证》，证明圩地坝村主张林地的四至及面积与争议地点完全不同。 原告山鸡垌村申请的证人赖某1（1977年—1981年担任埠旺村的政治队长）到庭作证证明：山鸡垌村与埠旺村于1965年至1981年合并时，山鸡垌村将争议的“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及岭下面的水田带入合并的埠旺生产队；埠旺村在争议的林地上种植过农作物。1981年“林业三定”时争议的林地登记在埠旺村的《山权证》里；山鸡垌村与埠旺村分出离后，山鸡垌村将带入的林地及水田一并带出；圩地坝村《山权证》登记的“金银塘岭”在圩地坝村住房那边；金银塘岭中间是有个炭窑。 原告山鸡垌村认为证人所证明的内容客观真实，应予采信。 被告南区政府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调处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2、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争议林地在土改时属于荒山状况，合作化时由第三人圩地坝村管理，“四固定”时也是固定给圩地坝村。“林业三定”时由圩地坝村分给其村民黄礼有、苏秀湖等23户耕种。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政策时，圩地坝村与钦南我那思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退耕还林合同》领取了相应的补助金。3、《处理决定》依据的《森林法》和《调处条例》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4、《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在作出裁决前已进行调查，调解并经过南区政府的常务会议集体讨论才作出决定，《处理决定》也向各方当事人进行送达。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山鸡垌村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区政府提供如下证据： 1、钦南区调处办权属纠纷申请处理，证明办理此调处行为程序合法；2、权属纠纷处理申请书，证明被告作出调处是依原告申请作出；3、土地权属权证明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依法接收原告申请确权的材料；4、林地权属纠纷调处通知；5、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6、提出答辩通知书；7、钦南区林业局纠纷处理文书送达回证；8、权属纠纷调处告知书；9、钦南林业局纠纷调处文书送达回证；证据4-9，证明被告对原告申请调处程序合法；10、答辩意见书，证明被告依法接收原告的陈述申辩；11、退耕还林合同，证明那思镇人民政府与那思村委圩地坝村签订的退耕还林情况，说明圩地坝村一直使用争议地；12、林地纠纷现场勘验笔录，证明被告按程序到现场实地勘验，各方当事人到场，勘验真实有效；13、李世杰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为圩地坝村所属；14、苏秀香《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为圩地坝村所属；15、李成林《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为圩地坝村所属；16、那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终结书》，证明争议经调解无果，终结调解；17、高秀《调查笔录》，证明争议地为圩地坝村所属；18、丁某《调查笔录》；19、黄大任《调查笔录》；20、谭有连《调查笔录》；21、黄纹有《调查笔录》；22、苏秀香《调查笔录》；23、苏英伦《调查笔录》；24、苏秀强《调查笔录》；25、苏英德《调查笔录》；26、黄湖有《调查笔录》；27、李高明《调查笔录》；28、李世侗《调查笔录》；证据19-28证明争议地为圩地坝村所属；29、林业局调处办《关于召开山林纠纷调解会议的通知》，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权属关联的单位，召开调解会议，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作出会议纪要；30、调解会《签到表》；31、《调解会议记录》；证据30-31证明被告依法组织各方当事人，权属关联的单位，召开调解会议，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作出会议纪要；32、《钦南区林业局2018年第二十三次领导班子会议纪要》钦南林报［2018］49号，证明钦南区林业局对处理争议林地召开领导班子会议，讨论林地权属的具体情况，同意将调处材料提交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裁决；33、那思镇那思村委山鸡垌队与圩地坝队林地纠纷案调处汇报材料，证明钦南区林业局向钦南区人民政府提交争议林地权属确权请示，并附调查报告，程序合法；34、关于研究林地权属纠纷处理的专题会会议纪要，证明一个号明争议林地确权前经集体讨论；35、《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代拟送审稿）及《权属界线图》，证明被告钦南区人民政府接受钦南区林业局提交的请示后，依法组织专题会议集体讨论争议林地权属确权事情，并依法形成结论稿呈送审；36、《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钦南政处字［2018］5号，证明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钦南政处字［2018］5号林地权属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37、钦南区人民政府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法将处理决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签收完毕。 被告市政府辩称，1、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符合权限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答辩人享有受理复议申请的法定职权。2、被告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争议林地下的田地在“四清运动”时划归当时的埠旺队管理使用。“林业三定”走山定界时，埠旺队与圩地坝队约定将流水回金银塘垌的山岭西边岭以旧炭窑，东边岭以旧炭窑对面软坳为界线标识，南侧（上段）为圩地坝队所有，北侧（下段）为埠旺队所有，并按这一约定登记在1981年原钦州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上。2002年，圩地坝队在争议地种植桉树并取得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性补贴。本案中，原告山鸡垌村与第三人圩地坝村均未能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的确权依据，故本案结合争议地经营管理事实，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圩地坝村集体所有，符合确规定。3、答辩人作出《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4、答辩人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答辩人在受理复议申请后，已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告知、答复、征求调解、和解意见的义务，经审查作出的《复议决定》合法。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山鸡垌村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政府提供如下证据： 1、《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钦南政处字[2018]5号），证明被告钦南区政府对原告的林地权属纠纷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2、《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3、《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9]43-1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3月18日依法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4、《提出答复通知书》（钦政复受字[2019]43-2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要求被告钦南区政府限期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5、《行政复议告知书》（钦政复告字[2019]43-3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通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6、《关于征求行政调解、和解意愿的通知》，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已根据相关规定，按照程序征求原告与第三人的调解、和解意愿；7、《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钦政复延字[2019]49-1号、49-2号、49-3号）证明2019年5月6日，因案情复杂，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延长作出复议决定的期限；8、《行政复议决定书》（钦政复决字[2019]57号），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了复议决定；9、EMS邮政快递实物返单，证明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各项法律文书均已送达原告、被告钦**政府和第三人、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第三人圩地坝村述称，1、《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将争议林地处理给圩地坝村所有正确。争议林地无论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走山定界各个时期均属圩地坝村所有并长期管理使用。这些事实有《退耕还林合同》、证人证言、圩地坝村《山权证》(证号17—013）与埠旺村的《山权证》（证号17—002）等证据证实。2、山鸡垌村主张争议林地归其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山跟田走”与“山跟人走”只是“四固定”时期的做法，“四固定”后就不存在这种做法了。况且，争议林地下面的农田在“四固定”时就不属于山鸡垌村的，是1982年分队时由埠旺村分给山鸡垌村的。《山权证》只是对“四固定”确权基础上的登记，而不是重新确权，不再适用“山跟田走”的做法。而且，1981年埠旺村的《山权证》已明确以炭窑为界，北边林地属埠旺村，南面林地属圩地坝村，现争议的两幅林地在圩地坝村《山权证》登记的范围。3、《复议决定》维持《处理决定》正确，山鸡垌村主张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山鸡垌村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埠旺村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在法庭调查时述称，1、第三人埠旺村认为被告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错误，理由是原告山鸡垌村在1965年-1981年底是并入第三人埠旺村，并入后，包括本案争议的林地是由原告山鸡垌村带入第三人埠旺村的，这是第一个事实。除了争议林地外，争议林地外的水田也是原告鸡垌村带入埠旺村的。2、原告山鸡垌村带入涉案争议林地后，在合并期间，争议林地以及林地下面的耕地都是由第三人埠旺村进行管理使用。3、1981年6月走山定界后，涉案的争议林地是登记在当时合并的第三人埠旺村的《山权证》（17-002号）上面，争议林地有名称是“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这个是在《山权证》上面的名称。4、原告山鸡垌村是在1981年底从埠旺村分离出去的，分离后，原告山鸡垌村将1965年带入的山岭、水田一并带出，埠旺村分为四个生产队，谁带入的林地、水田就由谁带出，当时并没有重新办理《山权证》。因此，原告山鸡垌村的涉案争议林地依然登记在第三人埠旺村的《山权证》里面，而本案第三人圩地坝村主张的金银塘，在1981年《山权证》里面也是这个名称，但是与争议林地的四至是不一致的，埠旺村认为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是错误的。 第三人圩地坝村无证据向本院提供。 第三人埠旺村无证据向本院提供。 当事人对被告南区政府举证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山鸡垌村对证据1-9，无异议。对证据10，认为这是本案第三人圩地坝村的答辩，这份证据不符合事实，按照第三人圩地坝村的答辩，其主张金银塘岭是属于他们的，是土改至“四固定”时一直属于他们，但是本案的证据，在被告南区政府调处时故意未收集第三人圩地坝村的《山权证》（17-013号），因为该《山权证》登记“金银塘”的地名显示的四至是：东至圩地坝村大岭顶；南至金银塘岭顶；西至北古岭顶；北至北古坳。金银塘的地名、四至与争议林地四至是不符合的。原告山鸡垌村根据《山权证》（证号17—002号）登记的内容，在起诉时标明争议的地名为“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而被告南区政府却确权到另外的山岭。我方认为第三人圩地坝村答辩意见书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证据11，与本案无关联，退耕还林没有具体标明在本案争议范围的某个岭上。对证据12，勘验笔录上虽然标有双方当事人的签名，但是我认为被告1在实地勘验时没有告知原告究竟本案的争议地点、命名、四至等。对证据13，该调查笔录调查的单位是那思司法所，时间是2008年4月17日，该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联，因为当时司法所去调解时是调解两个村民，一个叫黄光有，是原告村村民，另一个黄礼友是第三人圩地坝村民，双方在各自种植的农作物坡地纠纷作出的一个调查，并不是对本案争议地的一个调查；对证据14，该调查笔录与本案无关联，这是黄光友与黄礼友因坡地发生的个人之争。对证据15，该调查笔录不符合本案的三性，时间是2008年5月8日，也是围绕黄礼友与黄光友的坡地使用纠纷进行的调处，问话里“圩地坝生产队金银塘的地名你知道吗”“金银塘的山岭是谁的”两句话，被告1在调处时作为证据参考，但是这是不符合本案的实际的，对争议岭的地点一概不知，以上段来概括，是不符合事实的。对证据16，这不是被告1作出的，是那思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因黄光友与黄礼友的坡地之争，调解不成功作出的。对证据17，该调查笔录对被调查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在本案中被告1没有收集到被调查人高旭秀在圩地坝大队驻村做过农村工作，但是在被告1调处问其“土改时如何分金银塘岭？”“分给圩地坝村民耕种，在四固定时以瓦窑为中心，上部分固定给圩地坝管理使用，瓦窑下固定给埠旺村民小组使用”其说这句话哪一向属于上部分，哪一向属于下部分？被告1调处时没有调查清楚，被告1采信这份证据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关联性、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以下简称”三性“）。对证据18，被告1调查问到丁某时，其不清楚土改合作化时如何分岭，但是金银塘一侧岭脚边的田（也就是本案的金银塘1、金银塘2）全部是原告的生产队的，问到其四固定时金银塘岭固定给哪个大队，他说是分给圩地坝队的，以炭窑为界，北向是埠旺队的，这是事实，因为埠旺队与原告有合并的情况，真正本案争议的是原告与本案第三人圩地坝发生争议，并没有说到争议岭在四固定时是如何固定的，那么丁某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对证据19-21，没有意见。对证据22，苏秀香是圩地坝村民小组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这部分调查笔录有异议；对证据23，无异议，但是其说到土改时分给邓姓人耕种，这是没有事实和依据的，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对证据24，苏秀强属于圩地坝村民小组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这部分调查笔录有异议。对证据25，苏英德属于圩地坝村民小组的村民，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对这部分调查笔录有异议；对证据26，无异议。对证据27，该笔录说到被告1告知其参加调处，本案第三人埠旺生产队已经参加诉讼，不参加调处并不代表不参加行政诉讼。对证据28，笔录上说到原告与埠旺生产队的合并等，但是在调查笔录第二页下面，问其“合并时是否把金银塘岭一起带入埠旺队一起管理使用”回答“没有”，这是错误的，因为原告有证据显示原告在合并埠旺生产队时带入了八个山岭和水田管理使用，其回答不符合事实，再问“你对山鸡垌及圩地坝及金银塘岭的争议有什么看法？”回答“金银塘岭是圩地坝的，不应争议”，也有可能被告1没有告知其详细地点，本案争议地是在哪个岭，有可能被告1出示了第三人圩地坝的山权证给被调查人看，因此我认为该笔录不符合事实。对证据29-37，这是程序性的证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证明本案确权的实体； 被告市政府对被告南区政府举证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圩地坝村对证据1—2、4—18、22—25、27—37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3、证据19的“三性”有异议，争议的林地位于南段不在旺埠村的《山权证》范围内，也不存在重叠。证人黄大任陈述的内容不真实，“四固定”时连争议林地下面的耕地都不是山鸡垌村的，何来“山跟田走”的说法。对证据20—21、证据26的“三性”有异议，谭有连、黄纹有、黄湖有等人证明的内容不是事实； 第三人埠旺村对同意原告山鸡垌村的质证意见。补充：第三人埠旺村李世杰的调查笔录，这部分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土地是属于第三人圩地坝村，不能证明其笔录所说的林地就是本案的涉案争议地。 当事人对被告市政府举证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山鸡垌村对证据1，认为不符合本案事实，被告南区政府没有作出公正处理，将争议林地确权给第三人圩地坝村是错误的。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9，这些是程序性的证据，没有意见； 被告南区政府对被告市政府举证的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圩地坝村对证据1-9的“三性”无异议； 第三人埠旺村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据1-2，其证明的目的有异议，这两份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 当事人对原告山鸡垌村举证证据的质证意见： 被告南区政府对第一组证据的1—3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山权证》不包括在争议地范围内，有相邻部分，但是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4，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是“山跟田走”，田是田，山是山。对证据5-6，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市政府对第一组证据的1—3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2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3，对其证明目的（1），我们认为原告山鸡垌村所主张的《山权证》记载的内容是在争议地的北侧，不包含争议地。对证明目的（2），对方只是证明由原告山鸡垌村将其原来的林地带入埠旺生产队，分开后又由其带回，这些林地与争议地无关。对证据4，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5，这份证据只能证明争议林地下段部分是原告山鸡垌村所有，跟争议林地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钦南区政府根据第三人圩地坝村《山权证》作出的《处理决定》正确； 第三人圩地坝村对第一组证据的1—3的“三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认为这组证据是昨天交的，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作为原告、被告都是有举证期限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则，原告山鸡垌村提交的证据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限，但为了让法庭更加明晰判断，对第二组证据提出以下看法：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上面所列的林地，都不在争议林地范围内。对证据4，证明的林地也不在争议岭范围内。对证据5，耕地我们不清楚，但是证明的林地属原告山鸡垌村是错误的。对证据6，我方的《山权证》已经包含了争议林地范围，而且，我方《山权证》登记的范围还要宽广得多。 被告南区政府、被告北区政府及第三人圩地坝村均对到庭作证的证人赖某2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不具备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人旺埠村对原告山鸡垌村的举证证据（包括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对当事人举证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10、12、16、29—35、37，属调处程序上的证据，这些证据符合《调处条例》规定的程序，具备证据采信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对被告南区政府夹在证据10与证据11之间的两份证号17—013与证号17—002的《山权证》，因未在提交的证据目录中列明，也没有提及该两份《山权证》所要证明的目的，为此，本院对这两份《山权证》不在认证中作评判。证据11的《退耕还林合同》中，未标明退耕还林的具体林地名称及四至，不能确定与本案争议的林地有关联性，该证据所要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3、27的证人虽然属第三人旺埠村的村民，但其陈述的内容与作为诉讼第三人旺埠村的陈述及旺埠村的《山权证》登记的内容相矛盾，俩位证人证言缺乏客观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4、19—26属争议双方的村民的证言，与双方均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效力较低，其证据效力待定。证据15的证人陈述“旧炭窑上段山岭是圩地坝村人的，旧炭窑往下的山岭是埠旺村人的。”与证据17的证人陈述“在四固定时，金银塘岭是以炭窑为中心，炭窑上部分固定给圩地坝村管理使用，炭窑下部分固定给埠旺村管理作用”及证据18的证人陈述“四固定时，金银塘岭以炭窑为界，北面固定给埠旺队，南面固定给圩地坝队。”因这些证人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干部，虽然这些证人与争议的双方无利害关系，但其作证的内容相互矛盾，本院对这些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证据28的证人不清楚金银塘岭在土改、合作化及“四固定”的权属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6证明被告南区政府作出了行政行为； 被告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7、9属复议程序性的证据，均符合《行政复议法》的程序性规定，符合“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8证明被告市政府作出了行政行为； 原告山鸡垌村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的证据1，符合“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3属被诉的行政行为，证明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经审理查明，争议的金银塘两幅林地（被告南区政府分为1号林地与2号林地）位于金银塘垌两边，第一幅林地（1号林地）四至：东至本岭小路边；南至本岭岭嘴；西至本岭岭崎分水；北至旧炭窑直上至本岭崎分水。面积约30亩。第二幅林地（2号林地）四至：东至本岭岭脊分水；南至本岭岭崎分水；西至本岭岭脚田边；北至本岭软坳合水。面积约32亩。争议的林地在土改、合作化及1962年“四固定”属荒山，原告山鸡垌村与第三人圩地坝村均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属其所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期间，山鸡垌（现山鸡垌村）、关屋、田山、埠旺四个生产队合并称埠旺生产队，山鸡垌村将原属其生产队所有的林地、耕地带入埠旺生产队，现争议两幅林地下面的金银塘田垌的耕地属山鸡垌村所有，也带入埠旺生产队。山鸡村、圩地坝两个生产队合并称圩地坝生产队。争议的两幅林地在过去的几十年，争议双方均有过管理使用的事实，现争议两幅林地上的桉树为第三人圩地坝村村民种植,木薯等其它农作物为原告山鸡垌村村民种植。1981年“林业三定”时，第三人旺埠村（原告山鸡垌村尚未从旺埠村分出）与第三人圩地坝村分别对属各自所有的林地进行申报并登记在原钦州县人民政府存档的《山权证》档案里，其中，原告山鸡垌村以登记在第三人旺埠村的《山权证》（证号17—002）倒数第四栏，，地名&ldquo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四至：东至社旺岭顶；南至金银塘炭窑对面麓；西至金银塘坳；北至老犁麓岭”来主张争议的两幅林地，而根据勘查的现场及等高线图来分析，只有“南至金银塘炭窑对面麓”与现场吻合，其它登记的东、西、北至的地名，因被告南区政府未作这方面的调查，不能确认具体位置。同样，第三人圩地坝村以《山权证》（证号17—013）第一栏，，地名&ldquo金银塘，四至：东至圩地坝村大岭顶；南至金银塘岭顶；西至北古岭顶；北至北古坳”主张争议的两幅林地，而根据勘查的现场及等高线图来分析，东、南、西、北至的地名，因被告南区政府未作这方面的调查，均不能确认其具体位置。1981年底，原告山鸡垌村从旺埠村分离出来，独立成为新的村民小组集体，原带入旺埠村的林地、耕地均由山鸡垌村带出。第三人旺埠村表示不主张争议的两幅林地。2001年左右，原告山鸡垌村村民与第三人圩地坝村村民为涉案的1号、2号林地权属发生争议，经那思村委会调解未果。2016年10月，原告山鸡垌村向被告南区政府书面申请确权，在申请书申请中只要求根据《山权证》（证号17—002）内地名“社旺岭至金银塘炭窑对面岭”作为确权依据，没有要求根据《山权证》（证号17—002）内地名“老山至李屋金银塘炭麓”作为确权依据。涉案两幅林地经被告南区政府立案受理、调查勘验、组织调解未果，经钦南区林业局集体讨论向被告南区政府提出确权建议，经被告南区政府工作专题会议讨论，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处理决定》，将争议的两幅林地确权属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原告山鸡垌村不服，向被告市政府申请复议，经被告市政府审查，于2019年6月21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原告山鸡垌村仍不服，在《复议决定》告知的15日内向本院起诉。 另查明：争议双方共同确认“北古坳”在等高线图高程95.8往东的岭脚下；根据争议双方的陈述，被告南区政府证人证言及被告南区政府组织有各方当事人签字的现场勘验笔录均证实争议两幅林地之间的金银塘垌有个炭窑，位于争议**林地旁；争议双方共同确认及被告南区政府于2001年10月11日组织当事人到现场勘查在等高线图上标明高程88.3与高程95.8两个山岭之间往东流水到岭脚下的这幅林地称“北古岭（垌）”。 本院认为，原告山鸡垌村与第三人圩地坝村争议的两幅林地，经审查被告南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可认定在土改、合作化及1962年“四固定”时属于荒山，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在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期确权属谁所有。虽然被告南区政府提供了在调处期间调查的证人丁某自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任那思大队支部书记，但无其他证据能佐证该证人属当时的大队老干部，其陈述：1962年“四固定”时将本案争议的两幅林地确权归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金银塘岭以炭窑为界，北面方向是固定给埠旺生产队，南面方向固定给圩地坝生产队。而被告南区政府调查同样没有其他证据能佐证属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队老干部的高煜秀、李成林在证言中陈述：金银塘岭在“四固定”时下部分（下段）固定给埠旺生产队，上部分（上段）固定给圩地坝生产队。这俩位证人陈述的上部分及下部分到底是北面方向或南面方向，被告南区政府调查时未进一步查清楚，造成丁某的证言与高煜秀、李成林证言不能相互印证。被告南区政府仅凭上述的证人证言证明争议的两幅林地在“四固定”时已固定落实给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证实。埠旺村原来的生产队长李世杰，在接受被告南区政府调查时陈述：争议的林地原来是圩地坝村的。现任圩地坝村的组长李高明在接受被告南区政府调查时陈述：争议林地不在埠旺生产队1981年《山权证》登记的范围。但上述埠旺村的这两位证人同样不能证明“四固定”的确权情况，而且，作为本案第三人的埠旺村在诉讼期间已明确表示，争议的林地属第三人山鸡垌村所有的，这样前后矛盾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因此，就本案的证人证言不足予支撑被告南区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所查明的该事实。同时，《处理决定》认定“四固定”与“走山定界”双方约定以“炭窑对面小麓”为同一标识界线，同样证据不足。 就被告南区政府在调处期间收集的原告山鸡垌村与第三人圩地坝村1981年“林业三定”时的《山权证》，因被告南区政府未对证号17—002《山权证》的东、西、北至的地名及证号17—013《山权证》东、南、西、北至的地名座落在争议林地的具体什么位置进行调查，无法确认两证的四至是否包含争议的两幅林地，所以，争议双方的《山权证》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综上，原告山鸡垌村起诉请求撤销被告南区政府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南区政府及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在未查清本案事实的情况下，在确权处理时未充分考虑《调处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综合因素，将争议的两幅林地确权属第三人圩地坝村所有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六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政处字【2018】5号《钦南区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19】57号《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由被告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对本案争议的金银塘1号、2号林地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钦南区那思镇那思村委会山鸡垌村民小组已预交），由被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和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宁 盛 审判员 韦乐熙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