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102民初8900号 原告：范燕琼，女，汉族，1960年12月6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告：福建省立医院，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134号。 法定代表人：朱鹏立，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福建志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群，主任医师。 原告范燕琼与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燕琼，被告福建省立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秀玲、陈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范燕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福建省立医院赔偿范燕琼医疗费53485.10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事实与理由：1988年，原告患多发性大动脉炎、肾萎缩等病到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处治疗，因此认识了经治医生陈群。2015年6月8日，原告因左腰部疼痛而到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处就医，陈群医生开了一个星期的药，并要求用药完后住院检查；6月15日，原告遵医嘱前往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处住院检查。次日陈群医生在对原告作造影检查之中突然提出原告右肾萎缩的很利害、需马上做支架。当时原告感到非常意外，但因人躺在手术台上身不由己，在惊恐之中右肾被置入了支架。术后原告感到身体非常不适、疼痛难忍，2015年6月26日出院后原告的身体每况愈下。2018年9月12日，教会对原告作免费彩超后发现原告的右肾未探及。之后原告即到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处复查，检查结果也是右肾未探及；表明被告福建省立医院对原告所置入的右肾支架有害无益，导致原告的右肾功能完全丧失，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之后原告多次找被告福建省立医院要求承担医疗过错责任、予以救治，但被告福建省立医院拒不承认错误。 福建省立医院辩称，1.原告的起诉明显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既然原告主张的损害是其在被告医院住院期间发生的，那么原告最迟在2015年6月15日出院时即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但从原告出院至起诉之日已达3年半的时间，明显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人身损害规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2.被告对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常规、不存在任何的过错。范燕琼于1988年12月7日(当时年龄27岁)，因头晕、头痛、发现血压升高1年余，收住福建省立医院心研所内科。患者入院前7年血压140/80mHg，入院时血压160~190/80~110mmHg，下肢血压明显高于上肢血压。眼科检査见眼底动脉痉挛。肾血流图：左肾正常，右肾波幅明显降低。胸、腹主动脉造影示右肾动脉狭窄伴萎缩，右肾功能减低，诊断多发性大动脉炎，右肾动脉狭窄，肾血管性高血压出院。出院后即长期失访，未再来诊治。2015年5月27日，患者以反复高血压20余年为主诉，就诊于福建省立医院金山南院内科，查血压150/90mg，诊断多发性大动脉炎，高血压，申请双肾动脉彩超，口服安内真2.5mg，Qd治疗。腹部彩超示，右肾萎缩，纵径8.2mm，横径3.6mm，腹主动脉中段斑块形成。2015年6月8日患者转诊于福建省立医院心血管外一科，患者有腰痛症状，予查血沉、C反应蛋白等，口服阿司匹林0.1，Qd×7，波力维75mg，Qd×7，做置入支架的药物准备，拟诊右肾动脉狭窄，右肾萎缩，多发性大动脉炎，在门诊病历处理项上写：候床住院动脉造影，必要时介入治疗。2015年6月15日患者住院，医方通知患者需要支架治疗，南平异地患者费用人民币5万元左右，若福州市医保患者则自付三分之一左右，患者同意并备齐了5万元款。入院后，医方第二次告知患者手术都有风险，包括出血、感染、栓塞、术后复发，不可预料的意外以及知情同意书中所列的问题，……等等。患者在阅读知情同意书后，在有“手术”标题的知情同意书上签名，患者的女儿手术当天上午到心外一科病房，在委托书上签名。2015年6月16日12:26腹主动脉造影，见右肾动脉中段扭曲及折叠,90%狭窄，右肾中重度萎缩，按导管室工作常规，造影结束后将造影图像让患者家属、患者本人看阅，问患者要不要做支架治疗，患者无提出患方意见不一致，无提出要某某人来决定置入支架，也无家属出来反对支架置入，经患者同意，电脑査账户已交支架等材料费及手术费，右肾动脉置入球扩式支架一枚，测量直径4.15mm，狭窄消失，血流通畅，右肾远段小动脉见动脉炎造影时常出现的痉挛性改变，无造影剂渗出血管外。当天14:26返回病房。术后按常规予低分子肝素(克赛)0.4ml，iH，Bid，抗血小板药西洛他唑50mg，Bid，心电监测、血压监测(Q6小时)，当天血压、心率、血氧饱和度正常。2015年6月17日上午8:23患者出现右腹痛，伴呕吐胃内容物2次，查体生命征平稳，全腹软，右侧腹轻度压痛，无反跳痛，对症止痛并申请双肾及泌尿系彩超检査，继续输液观察。9:00停低分子肝素及西洛他唑,10:24予鱼精蛋白100mg静脉滴注，复査血常规及血凝全套。患者当天上午做腹部彩超时腹痛基本缓解。为明确病情，当天上午11:02医方与导管室联系好，动脉造影复查，但患者及家属拒绝，坚持要药物保守治疗。术后第二天肾彩超检査，右肾动脉显影，内径5~7m，部分肾实质可见显影，右肾动脉前外侧分支，延伸至血肿下部62×17m。报告：右肾血肿形成，右肾动脉分支可疑出血声像，请结合临床。经输液、抗感染处理，患者腹痛逐日减轻，病情好转，生命征稳定。2015年6月24日输红细胞悬液2单位，新鲜血浆200ml,6月25日腹痛基本缓解,6月26日无诉明显不适，査体全腹无压痛、反跳痛，患者要求岀院，带药多糖铁复合胶囊14天岀院。患者岀院后不到1个月，复查血红蛋白、血压及肾功能肌酐正常，日常生活及工作照常，开始口服拜阿司匹林0.1Qd，患者术后2个月基本失访。3.患者出院3年后肾萎缩系由于其自身的疾病的病程的自然转归，同时也与其术后未遵医嘱来复诊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与被告的诊疗行为无必然联系。患者在28岁时就存在多发性动脉炎，且存在高血压等疾病，由于该病的病程的不断发展、加重，可能导致右肾动脉90%狭窄及萎缩。同时，在此三年期间未见有任何的肾脏的部位的治疗情况，同时其也自诉其在此阶段长期没有正规降血压药，并通过自身理解频繁针对动脉炎而进行药物治疗，该部分药物而导致的肾脏负担问题也不能排除系导致其肾萎缩的原因。且患者术后两个月未在复诊也系导致其未能及时发现病情及最佳治疗的的时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肾萎缩治疗时机的错失。4.原告主张的医疗费系由于其自身因素导致，原告主张的该项赔偿均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综上，被告的诊疗行为均严格依照医疗常规、规范。原告的主张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范燕琼于2015年6月15日因“反复左腰背部疼痛6年，再发并加重7天”入住福建省立医院，入院诊断“多发性大动脉炎，双肾动脉狭窄，右肾萎缩，肾性高血压”等，并于次日行“双侧下肢动脉造影+溶栓+球扩+支架植入手术”，术中见右肾动脉中断折叠及扭曲、狭窄，右肾中重度萎缩。术后诉有腹痛，超声检见右肾血肿形成，考虑右肾动脉出血，给予镇痛、解痉、扩容、拮抗肝素抗凝及营养支持等对症处理。2015年6月26日出院诊断“多发性大动脉炎，双肾动脉狭窄，右肾萎缩，肾性高血压；右肾血肿”等。后于2018年3月先后行超声检查示右肾未探及、腹部CT诊断右肾萎缩。范燕琼为此花费医疗费53485.1元，其中，票面金额为50000.37元、发票号为3960698的收费票据已由范燕琼向南平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申请报销，报销金额合计13147.78元，并于2015年9月23日汇入范燕琼银行账户。 审理中，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被告在范燕琼的诊疗过错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范燕琼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其过错的参与度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9月3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复医[2019]医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福建省立医院对范燕琼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原因（参与度拟为60%-80%）。被告申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周月琴、周旻出庭接受质询。原告认为复医[2019]医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完整性、科学性、公正性，被告的行为是滥用支架造成原告生命损害，其医疗过错参与度应为100%。理由在于：被告在没有做任何必要检查的情况下，对仅入院一天的原告强行植入不必要的支架，造成原告右肾功能萎缩，后亦不将原告的病案材料输入医院电子档，未对当时处在病危中的原告（注：2015年6月22日病程记录血红蛋白68g/L，24日输血之后的病程记录血红蛋白仍然是68g/L，仅为正常人的一半，说明原告体内仍大量出血，处于高危状态）积极救治，而是驱除出院。在被告始终未出示2015年6月24日彩超报告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径直作出结论，存在袒护被告之嫌。原告的损害后果是被告过度医疗——滥用支架行为造成的。医学证明：即使动脉狭窄高达90%，也没有必要植入支架，因为侧枝循环已经建立。正如原告1988年12月14日右肾彩超显示为7.2×3.4×4.0CM，二十七年后的2015年6月5日右肾彩超显示为8.2×3.6CM，上述事实说明原告右侧侧枝循环建立良好，且经过漫长的近三十年的运作，不仅毫无萎缩，而且增大不少，多发性大动脉炎早已停止，不应植入支架。被告对复医[2019]医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为：一、鉴定人使用的医学依据是错误的；二、鉴定人所谓的采用可CTA鉴别患者是否处于大动脉炎症活动期是无医学依据的，所以以医方未进行该检查为由，认定医方存在过错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三、鉴定人所谓的医方“未充分评估范燕琼肾功能及个体特征并排除其大动脉炎活动期”，认定医方存在过错也是不能成立的；四、鉴定人采用的血压数值存在问题，因患者的血压值系在服用降压药即医疗干预后的结果。考虑患者收缩压160mmHg，还服降血压药的情况，高血压至少2-3级。2017年、2018年中国指南规定，评级不能取服降血压药后的血压。同理，肾动脉狭窄致高血压患者分级不能以球囊扩张术后（实为医疗干预措施后）的血压，应取术前的血压。据此，患者应评3级或2-3级。鉴定人所谓的血压数据来看，本案不具有介入治疗指征的结论是错误的；五、鉴定人将血压数值未达到某个值而机械的认定为不具有介入治疗指征是非常荒谬的；六、关于手术告知的问题，本案手术对于患者而言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若不行术，其最终解决将是右肾失去，所以显然手术是必要的。同时，患者在多年之前也在医院行同种治疗方式治疗，且在行术时的告知也是采用本次行术的告知方法，以上情形可以印证本案不存在未行告知的过错。所以对于鉴定人在此方面存过错的认定，医方也是不能认可的。且退一万步而言，即使告知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也达不到该鉴定结论中的如此高的参与度；七、关于鉴定人所谓的“泌尿系彩超医嘱（2015年6月24日）且已执行，但未见其书面检查结果，不排除医方对其术后并发症的复查随访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的过错，医方也是认为不能成立的。综上，患者所谓出现的损害后果的原因系基于其自身疾病，显然与医方的诊疗行为无关。医方无论在术前还是术中、术后都是已站在患方的角度而实施的诊疗行为。被告认为该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不能证明与患方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被告不应当对本案承担责任，为此被告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本院认为，《复医[2019]医鉴字第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符合鉴定规范，鉴定人员均有鉴定资质，可作为证据使用，被告在本次诉讼中提出的要求重新鉴定申请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查，原告申请鉴定支出费用14000元，已由原告垫付。 本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在其遭受到其他公民、组织非法侵害时，有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原告至被告医院就诊，双方由此建立了医疗法律关系。被告作为医疗机构，据此应负有特定的注意义务，亦即诊疗义务。作为医务人员执业义务的核心内容诊疗义务要求，医务人员对患者生命与健康利益具有高度责任心，在实行医疗行为过程中，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保持足够的审慎，以预见医疗行为结果和避免损害结果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亦进一步明确“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医疗行为是一种复杂而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动，病员出现的最终后果，往往与病员自身疾病的发展、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局限性等事实密切相关，所以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必须综合考虑：患者的损害后果与被告的医疗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该损害后果是否系被告在医疗行为中的过错行为导致、医疗过错对损害后果发生所起的损害作用比例。由于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对该上述情形作出合理判断，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外，还需由相关的权威机构做出鉴定，从而科学地、理性地分析结果产生的原因。对此，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认为：福建省立医院对范燕琼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原因（参与度拟为60%-80%）。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因诊疗行为所引发的相关经济损失应由被告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原告主张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53485.1元，扣除范燕琼医保统筹报销的费用13147.78元，范燕琼实际支付的费用为40337.32元。根据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福建省立医院对范燕琼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与其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过错原因力大小为主要原因（参与度拟为60%-80%）。本院认定被告福建省立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70%。故对范燕琼的医疗费损失共计40337.32元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共计赔偿范燕琼28236.12元。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原告于2018年9月12日才发现其右肾未探及，故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该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福建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范燕琼28236.12元； 二、驳回范燕琼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1137元，由原告负担341元，由被告负担796元；鉴定费14000元，由原告负担4200元，由被告负担9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梁文鸿 审 判 员  梁旭丹 人民陪审员  王建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郑怡馨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