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金沙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23民初3931号原告：李纪衡。被告：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金沙县安洛乡阴河村上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3059099113A。法定代表人：刘传阳，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卫，贵州山一（金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纪衡诉被告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至裁判主文前简称“安泰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纪衡，被告安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纪衡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于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不产生自2019年7月10日起停止计算租赁费的法律效力;2.判决被告从2018年11月15日起按约定给付原告租金和违约金到2019年10月14日止，暂计450000.00元（待评估后主张权利）;3.判决被告从2019年10月15日起，以未付租金342000.00元为基数，每日给付违约金680.00元，直到本金和违约金全部给付完毕之日止;4.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案涉进口卡特336挖掘机修复费和折旧费暂计10万（待评估后主权权利）；5.判决被告从2019年10月15日起，每日给付原告挖掘机租赁费1933.00元，直到将原告案涉进口卡特挖掘机完好无损地拖到金沙西站交付原告为止（待评估后主张权利）;6.案件受理费、评估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10月14日，被告安泰公司案涉矿山负责人陈伟民与原告签约了租赁原告挖掘机的合同，次日原告即将案涉挖掘机运至被告位于金沙县安洛乡阴河村的矿山交付被告使用。2019年7月10日，接任陈伟民的案涉矿山负责人许莉莎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下称《通知书》），该通知书称:“……自2019年7月10日起本合同终止，并且停止计算租赁费用，请贵方在7月20日前将挖掘机运出我方场地……”。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提起诉讼。一、被告安泰公司新任矿山负责人许莉莎的解除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达到“从2019年7月10日起，停止计算租赁费用”的目的。被告应当根据《合同法》第113条之规定，按照合同约定计付租赁费到2019年10月14日止。二、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和违约金，直至给付完毕之日止。原、被告签约后，被告案涉矿山负责人陈伟明分别在2018年12月5日支付租金38000.00元（违约金未付），在2019年1月21日支付租金和违约金48133.00元，在2019年3月18日支付租金和违约金29472.00元，其余租金和违约金至立案前经原告催讨多次未果。截止2019年10月14日，被告应付租金为342000.00元（38000.00元／月×9个月），违约金约10万元，合计507281.28元。并应从2019年10月15日起，以欠付租金本数342000.00元为基数，按日承担680.00元的违约金（准确金额待会计师事务所计算后提出），直到给付完毕之日止。三、2019年8月下旬，许丽莎用微信通知原告，称其案涉矿山已全部停工，最快也要2019年以后才考虑复工事宜，其矿山不打算安排工人看守，要求原告速将案涉挖掘机拖离。2019年8月27日，黔西雄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某雇请拖车前往被告矿山拖其己给原告购买的案涉挖掘机，并将该机械开到离被告矿山大约500米处的通组公路上正在上拖车时，许莉莎前往阻止，原告被迫按许莉莎的要求，通知驾驶员将挖掘机开到许莉莎指定的矿山场地上停放至今。原告案涉挖掘机交付被告时机身并无碰挂，各大部件原装未动，但2019年8月27日代某前往拖离时，该机械尾部和门及机身多处被撞坏。原告于事后询问被告雇用的驾驶员，得知在2019年7月中旬，即被告另租挖掘机进场后，该驾驶员离开时，驾驶室门等处完好无损。现因被告占有、使用原告案涉机械时，未妥善保管好该租赁物（日前仅发现机身受损，内件是否被损坏，须交付时检验），为确定该租赁物受损部位修复金额及因该修复导致的折旧和价损，特申请法院组织双方选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又因修复必然产生修复期，故申请对合同期满后和交付案涉机械给原告前每日租金进行评估。待评估之后增加诉讼请求。李纪衡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书证：《挖掘机租赁合同》、《补充合同》、《收条》、《解除合同通知书》、《照片》、《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挖掘机租赁合同》是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要约，并于当时与原告签订《补充合同》后，该《挖掘机租赁合同》得到了原告的承诺，与《补充合同》构成了完整合同，但被告未按两份合同的全部约定履行义务而引起诉争。原告于2018年10月15日将案涉挖机交付给被告时，全机完好无损。被告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使用完毕后完好交还原告。被告的解除行为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达不到从2019年7月10日起停止支付租金和违约金的效力。案涉租金与违约金应依照合同法规定和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被告在使用租赁物期间没有妥善保管租赁物，导致挖机机身多处受到损坏，且严重变形。目前从外观上仅发现机身损坏，其他部件是否损害待交付时另行主张权利。2019年7月1日以前，陈伟民是被告的高级管理人员。以上证据经庭审出示，被告质证对《挖掘机租赁合同》、《收条》、《解除合同通知书》、《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补充合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挖掘机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当依照该合同履行义务，享有权利。《补充合同》没有加盖被告印章，仅有陈伟民的签字，不能代表被告的意思，故对被告没有约束力。《收条》系陈伟民出具，不是被告的意思表示，陈伟民也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作出该意思表示，因此该意思表示不能及于被告。《解除合同通知书》送达给原告后，原告认可于当日收到，依法形成解除效力。对《照片》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即便陈伟民是高级管理人员，也不能代表被告作出意思表示。本院经审查认为，以上证据中，被告对《挖掘机租赁合同》、《收条》、《解除合同通知书》、《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三份证据同时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特征，能够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补充合同》、《照片》的真实性有异议，《补充合同》未加盖被告印章，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陈伟民取得相应授权，不能证明《补充合同》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补充合同》不具备证据的关联性特征，本院不予认定；《照片》仅能证明案涉挖掘机特定时间外观状况，被告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告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该照片形成时间，故该照片不具备证据客观性特征，不能证明案涉挖掘机损坏的发生时间，本院不予认定。李纪衡还向本院申请了证人代某出庭作证。代某的主要出庭证言为：我是黔西雄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和原告在原、被告发生本案租赁关系之前在金沙县化竹煤矿出租挖掘机时认识。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将案涉挖机作价86万卖给我，我交了10万元的定金。次日，我和原告到法院立案，原告派人去被告处开挖机，我的拖车开到离石材厂大概一百米左右的位置，挖机开到拖车停放的位置后准备上车，后因原、被告双方存在纠纷而未拖走挖机。该证人证言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对证言的真实性及部分证言的关联性有异议，称证人并未亲眼目睹挖机被堵的过程，从证人陈述第一次将挖机拖到被告处时，证人开车送原告到被告处，证明原告与证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证人所证实的挖机被被告阻拦不准拖走的事实并不存在。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还存在个人往来，其证言证明力较弱，本院对其证言中原、被告无争议的部分予以认定，其余部分不予认定。安泰公司辩称，一、原告五项诉请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不应当合并诉讼。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形成之诉，原告就合同的解除是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终止而提出的诉讼。第二项诉讼请求是基于租赁合同要求给付租金的给付之诉。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基于租金的给付而产生的违约金给付之诉。第四项诉讼请求是侵权损害的给付之诉。第五项诉讼请求与第二项诉讼请求重复。一个完整的诉通常由三方面要素构成：诉的主体、诉的客体和诉的原因。从诉的主体来看，基于租赁发生的租金及租金违约金的诉讼的主体是租赁合同当事人，出租人的原告与承租人自然是诉讼当事人。但关于侵权的诉讼，作为实施侵权行为的肯定是自然人而不是答辩人，答辩人不应当是适格的被告。侵权之诉与合同之诉的主体不一致，不应当合并诉讼。从诉讼的客体来看，给付之诉与形成之诉的客体明显不一致，不应当合并诉讼。从诉的原因来看，形成之诉及租金和相关的违约诉讼是因租赁引起的，而侵权之诉讼是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引起，不属于同一原因导致的诉讼，不应当合并诉讼。因此，答辩人认为，因为原告的诉讼涉及多个法律关系，多个主体，多个诉讼因果关系，依法不应当合并诉讼。二、答辩人于2019年7月10日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自送达时即发生解除效力，合同权利义务终止。2019年6月，因答辩人所租赁原告的挖掘机多次发生故障导致停工8天，严重影响了答辩人的正常生产。第二次导致停工3天时，答辩人要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更换挖掘机，但原告并未履行合同，后来又连续出故障，原告于2019年7月10日前仍然未履行更换挖掘机的义务，原告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约。2019年7月10日，答辩人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于当日收到该通知，因此，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挖掘机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10日就已解除，且答辩人也就没有使用该租赁物。2019年8月27日，原告安排人到答辩人矿山拖挖掘机的行为充分表明原告同意解除合同，特别是原告称于2019年8月27日前已将该挖掘机卖给了黔西雄峰公司的事实更能充分证明原告对合同的解除没有异议。答辩人送达了解除通知，且原告在异议期内同意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挖掘机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10日原告收到解除通知时即解除，双方权利义务于当日终止。三、原告所提交的《补充合同》不是答辩人的意思表示，该《补充合同》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答辩人不应当据此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答辩人安排陈伟民与原告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该合同是答辩人公司工作人员拟定发给陈伟民的，这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陈伟民的代理权仅限于签订该合同。特别是该合同尾部注明“【以下无正文】”充分说明除该合同条款外不能有其他约定。在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的同时，陈伟民与原告又签订了《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即便真实存在，也不应当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是陈伟民与原告恶意串通所为。首先，答辩人工作人员在发给陈伟民的合同中特别注明“【以下无正文】”，就是为了防范陈伟民超越代理权限与原告签订与答辩人意思表示不一致的合同，充分表明在该合同以外的任何意思表示均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其次，该《补充合同》的出现不符合常理，既然答辩人已经与原告签订了《挖掘机租赁合同》，同日怎么会签订一个加重答辩人责任的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载明：“甲方与乙方于2018年10月14日在黔西县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因该文本系乙方提供。现双方就有关条款的意思达成如下补充”。该表述说明《补充合同》不是2018年10月14日签订，同时也表明该《补充合同》的文本是原告提供。再次，《补充合同》系对双方真实意思实质性的更改，合同的四个条款全部加重答辩人责任，答辩人不可能作出这种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意思表示。根据《挖掘机租赁合同》的约定，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不按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四、原告租金只能计算到2019年7月10日，并应当减除已付部分及误工期。《挖掘机租赁合同》于2019年7月10日已解除，截止解除日，答辩人的实际租期是7个月26天（其中2019年春节期间双方认可放假一个月不能计入租赁期），租金是298,933.00元。答辩人已付115,266.00元，答辩人因原告拖挖掘机导致损失代为赔偿3,800.00元，2019年6月停工8天应减去7,600.00元。答辩人现尚欠原告租金为172,267.00元。五、答辩人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如前所述，答辩人作为法人，不可能实施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侵权行为。2019年8月27日，原告安排人拖挖掘机，并非答辩人工作人员不允许拖走，而是原告拖挖掘机的方式可能损坏竣工尚未验收的公路，要求原告方用正确的方法拖走，答辩人工作人员也没有强行阻拦，而原告方赌气将挖掘机开回答辩人场地。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拖挖掘机时并未提出其挖掘机有损坏的情形，后原告擅自将挖掘机弃置在答辩人场地，答辩人没有义务为其看管。答辩人及答辩人员工也没有实施损害原告挖掘机的行为，故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六、原告有三项诉讼请求要求待评估后主张权利，原告的评估申请不具有必要性。原告的第二、五项是关于租赁费及违约金的主张，租赁费和违约金根据合同可以计算，没有评估的必要性。原告的第四项是赔偿损失的主张，因原告的主张不应当由答辩人承担责任，且原告的挖掘机就在答辩人场地，原告可以随时拖走，不存在评估的必要性。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明确，且诉讼请求没有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当分别诉讼，除答辩人依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租金外，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安泰公司为证明其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挖掘机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三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7页（2019年6月）、《解除合同通知书》、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办公室人员和陈伟民之间）、《关于金沙县安洛乡饰面石材矿山复产（复建）的批复》、金安监[2019]2号文件。拟证明：原、被告于2018年10月14日签订了《挖掘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为十二个月，租金每月38,000.00元，乙方每月15日向甲方支付上个月租金。若乙方不按时支付租金，甲方有权停机。甲方负责设备的维修、保养、液压油、配件。如出现故障时，甲方应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修，以保证乙方正常生产。挖机每个月的维修和保养期为两天，超过两天，甲方应另调一台同等功率的挖机提供乙方使用。从第三天开始按实际误工时间顺延租赁时间”。被告分三次支付了原告租金115,266.00元。原告挖机于2019年6月多次故障造成停工，被告管理人员于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挖掘机租赁合同》是由被告办公室人员制作好发给陈伟民，再由陈伟民带着公章与原告签订的。被告案涉矿山于2019年4月3日才获准复产。以上证据经庭审出示，原告质证对《挖掘机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三份、《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1.38,000.00元确实是租金，第二笔和第三笔包含了违约金和租金；2.《挖掘机租赁合同》是被告发给其矿山负责人陈伟民的被告的单方意思，陈伟民将该合同向原告出示时，是向原告表达被告订立租赁合同的要约。原告对该合同的条款部分存在异议，才与其代表人陈伟民订立补充合同。在与陈伟民签订补充合同后，才在租赁合同上签字。陈伟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其代行被告签约的行为可以完全代表被告；3.“以下文无正文”是被告的单方意思，依法不产生阻却陈伟民签订补充合同的法律效果。对《解除合同通知书》的内容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7页（2019年6月）都不是与原告进行的，被告与其他人的意思表示不对原告产生任何法律效力，故对其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持异议。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办公室人员和陈伟民之间）看不清聊天时间，无法确定内容的真实性，且是被告工作人员之间的聊天记录，并无原告参与，该内容可随时形成，因此不能对抗原告。《关于金沙县安洛乡饰面石材矿山复产（复建）的批复》、金安监[2019]2号文件是被告主动申请停产的行为，应急管理局应被告申请而作出该批复，该行为不能对抗自身应承担的民事义务，且该证据形成于举证期限届满前，在庭审辩论中才出示，不属于新的证据。原、被告签约并占有使用租赁物期间，是否使用该租赁物是被告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对《挖掘机租赁合同》、《中国建设银行客户专用回单》三份、《解除合同通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五份证据同时具备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特征，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对其余证据均有异议，对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7页（2019年6月）、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告办公室人员和陈伟民之间），被告未提交原始微信聊天记录供本院核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金沙县安洛乡饰面石材矿山复产（复建）的批复》、金安监[2019]2号文件与本案无直接关联，不能证明本案原、被告履行案涉租赁合同的基本事实，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4日，原告作为出租方（甲方）、被告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一、设备型号：卡特进口挖机，功率336。二、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为十二个月，每月工作时间为240小时，如果超过时间，价格由乙方追加支付。自2018年10月15日起租用，乙方年终停工放假期提前五天通知甲方，甲方可以自主决定存放矿山或运出施工，存放矿山期间由乙方负责管理，放假期间不计租金，新年过后开工时提前10天通知甲方。三、结算方式：租金每月38000.00元，乙方每月15日向甲方支付上个月租金。若甲方不按时支付租金，乙方有权停机。甲方收款账户信息；户名：李纪衡，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黔西莲城支行，账号62×××81。四、设备交接：设备进场后，双方确认机械状况，公里数，办理移交手续。五、甲方职责：设备的维修、保养、液压油、配件由甲方负责。出现故障时，甲方应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修，以保证乙方正常生产。挖机每个月的维修和保养期为两天，超过两天，甲方应另调一台同等功率的挖机供乙方使用，以保障乙方的生产工作。误工超过两天，从第三天开始按实际误工时间顺延租赁时间。六、乙方责任：驾驶员和燃油由乙方负责。乙方必须以安全第一为原则进行安全施工，施工期间驾驶员和设备的安全由乙方负责。七、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有权向金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实施。【以下无正文】。原告在合同内容下方出租方处签名、捺印，被告在承租方处盖章，被告的时任高级管理人员陈伟民在盖章下方签名、捺印。同日，原告与陈伟民签订《补充合同》，内容为：甲方：李纪衡，身份证号码：5224231968××××××××。乙方：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公司。甲方和乙方于2018年10月14日在黔西县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因该文本系乙方提供，现双方就有关条款的意思达成如下补充：一、对《合同》第二条补充为：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须以应付而未付金额为基数，按日承担千分之二的违约金，直至本金和违约金给付完毕之日止。二、甲方为小本生意人，乙方是有实力的大企业法人单位，绝不拖欠租金，一定诚实信用地信守《合同》和本《补充合同》，一经出现违约，是乙方自愿为之，乙方在此放弃向人民法院主张调整违约金的权利。三、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则乙方另租他人挖掘机，无论租金多少，都由乙方承担责任。四、对第五条补充约定为：全年维修机械总天数不超过二十四天。本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自愿、合法，经双方签字成立生效。原告在合同内容下方甲方处签名、捺印，陈伟民在乙方处签名、捺印。该《补充合同》未加盖被告印章。次日，原告将案涉挖掘机运至被告案涉矿山，陈伟民接收该挖掘机，并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李纪衡运来卡特进口挖掘机（336）一台，全机无碰挂，完好无损。该《收条》未加盖被告印章。此后，被告使用原告案涉挖掘机进行施工。被告于2018年12月5日向原告付款38000.00元，2019年1月2日付款48133.00元，2019年3月18日付款29133.00元。2019年7月10日，被告时任案涉矿山负责人许莉莎以微信方式向原告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称原告提供的案涉挖掘机在2019年6月故障率过高，四次停工维修，误工8天，严重影响被告的生产效率和开采速度，违反《挖掘机租赁合同》约定，构成严重违约，致使被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我方有权解除合同。现我方通知如下：1.自2019年7月10日起本合同终止，并且停止计算租赁费用。请贵方在7月20日前将挖掘机运出我方场地。2.2019年6月的租赁费扣除7,600.00元，计算公式如下：38,000.00元/30天×（8天－2天）＝7,600.00元。3.贵方违约行为造成我司直接误工费8,120.00元，属于直接经济损失，我司保留向贵方追索的权利。该《解除合同通知书》下方加盖了被告印章。2019年8月21日，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次日，本院作出（2019）黔0523财保16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被告的银行存款600000.00元。截止2019年8月26日，实际控制金额为3245.32元。后原告又于2019年8月27日提出补充保全申请，请求对被告的全部生产设备及石材产品进行保全，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黔0523财保16号之一民事裁定，裁定查封被告位于金沙县石材加工厂的生产设备及石材产品，以冻结存款实际控制金额及查封财产价值总额600000.00元为限。2019年8月26日，原告将案涉挖掘机作价860000.00元卖给黔西雄峰公司，黔西雄峰公司法定代表人代某向原告交纳了定金100000.00元。次日，原告雇佣挖掘机驾驶员，代某联系拖车前往案涉矿山拖运案涉挖掘机。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将案涉挖掘机开出案涉矿山后，原、被告因使用何种交通工具拖运挖掘机发生争议，协商未果，后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将案涉挖掘机开回案涉矿山停放至今。2019年9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本院于次日立案。另查明：原告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张的五项诉请是否可以合并审理。二、《补充合同》是否系被告的意思表示。三、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四、原告诉请的租金、违约金、损失赔偿是否成立及如何计算。本院认为，一、原告主张的五项诉请可以合并审理。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其提出的五项诉请均是以双方存在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第1项诉请的目的是确定租赁费用计算的截止时间，第2、3、5项诉请内容为租金、违约金，第4项诉请的理由是被告占用使用案涉挖掘机未尽保管义务而发生损坏，故五项诉请均是租赁合同范围，可以合并审理。二、《补充合同》不是被告的意思表示。陈伟民虽系被告高级管理人员，但其并非法定代表人，对被告事务无法定授权，现无证据证明其代被告签订《补充合同》获得被告相应授权，也无证据证明签订《补充合同》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就现有证据来看，陈伟民的在案涉租赁合同中的工作任务是签订《挖掘机租赁合同》，而非《补充合同》，故其行为不属于职务代理，属于无权代理。现被告对其代理行为拒绝追认，故该行为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而原告作为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律专业人员，在与陈伟民签订《补充合同》时并未要求陈伟民提供相应授权文书，也未要求陈伟民在《补充合同》上加盖被告印章，故该代理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另外，《补充合同》内容共计四条，除第四条外，其余三条均严重加重承租人的义务，对此，根据一般交易习惯，原告应要求被告对《补充合同》加以确认，但原告并未为之。三、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被告以原告在履行租赁合同中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其主张解除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被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即时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四、对于租金的计算。被告于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因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产生即时解除租赁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被告方要求解除合同的要求，原告虽未明示同意，但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将案涉挖掘机卖予他人，并于次日将该挖掘机从被告案涉石材厂开离准备交付买方，该行为符合一般交易习惯，应认定原告同意解除合同，即双方于2019年8月27日达成解除合同合意，《挖掘机租赁合同》于当日解除。至于原告后又将挖掘机开回被告案涉石材厂的事实，不影响原告同意解除合同的认定。原告诉称被告案涉矿山负责人许莉莎阻止其拖走挖掘机，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对挖掘机使用何种方式运出发生争议，但并未证据证明被告存在阻止原告运出挖掘机行为，故原告将挖掘机开回被告案涉石材厂停放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租金，扣除原告认可的2019年春节期间放假8天，应付租金时间为10月5天（根据双方约定的月租金38,000.00元，按每月30日计算，日租金为1,266.67元），计算为38,000.00元/月×10月＋1,266.67元/天×5天＝386,333.35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租金38,000.00元＋48,133.00元＋29,133.00元＝115,266.0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租金386，333.35元－115,266.00元＝271,067.35元。对于被告辩称双方认可春节放假一个月的主张，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诉称2019年1月2日付款48,133.00元、2019年3月18日付款29,133.00元含租金及违约金，其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该两笔款项应认定为支付租金。对于违约金。原告依照《补充合同》主张违约金，因《补充合同》不是被告的意思表示，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故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陈伟民的该无权代理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原告可另案依法向其主张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原告在本案中申请进行违约金鉴定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另，即便本案中需要计算违约金，也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进行计算，不属于必须鉴定的事项。对于损失赔偿。原告以被告占用使用挖掘机期间未尽保管义务致使挖掘机机身受损，被告有异议，原告仅向本院提交了照片一张，该照片并不能证明挖掘机受损发生在租赁期间（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27日），且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从被告矿上开走挖掘机时未就挖掘机发生损坏向被告提出异议，在交付时买方法定代表人代某也未向原告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告损失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原告申请评估挖掘机机身损失修复金额及因修复产生的折旧损失、修复期间、修复期间月租金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综上，被告于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自当日起停止计算租赁费用的法律效力，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8月27日期间尚欠租金271,067.35元，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只欠租金172,267.00元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余答辩主张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向原告李纪衡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不产生自当日起停止计算租赁费用的法律效力；二、由被告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李纪衡租金271,067.35元；三、驳回原告李纪衡的其他诉讼请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00.00元，减半收取计4,650.00元，由原告李纪衡负担1,950.00元，由被告金沙县安泰石材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7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从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算。审判员  祁登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 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