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2民初13330号原告：袁美玲，女，195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原告：张慧君，女，197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原告：张守国，男，197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上述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特别授权代理），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26号。法定代表人：彭义香，该院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玲（一般授权代理），女，1977年9月25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处职工，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牛力（一般授权代理），男，1980年6月30日出生，汉族，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医师，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以下简称袁美玲等3人）诉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侯立平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施红星、程晓鸿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立案时，原告袁美玲等3人向本院提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7月4日向本院出具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案于2019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慧君，原告袁美玲等3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万利强，被告中心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玲、牛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美玲等3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中心医院赔偿原告袁美玲等3人医疗费65,799.1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50元、护理费5,861.19元、死亡赔偿金482,370元、丧葬费30,280.50元、交通费3,000元，共计590,060.80元，鉴定费1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按照30%的责任比例，共计242,018.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中心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患者张永胜，男，1950年5月28日出生，患病时年满66岁。2016年12月12日，患者张永胜因“发现血糖升高一周”而到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入院时神智清楚，双肺呼吸音清。入院诊断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性酮症、高血脂症。入院当日进行相关检查，尿常规提示尿糖和尿酮体为阳性，查血肌钙蛋白较高，心电图提示心肌损伤或缺血。13日上午，查患者的心肌酶谱及肌钙蛋白均明显提高，下午患者血压突然下降至71/51mmHg，SPO2为76%，诉心慌，气短，医生考虑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症，遂转入心内科，予以升压治疗，行静脉置管，另行IABP（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置入术+冠脉造影术+冠脉内溶栓术，示三支病变，急性心梗。14日X线示支气管炎伴双肺感染。经治疗，患者心肌酶谱指标出现好转，血压基本恢复正常，无发热，胸痛，遂于29日转入心外科继续调整心功能，拟在心功能恢复以后，行心脏搭桥手术。1月18日患者白细胞明显升高（22.4×10^9/L），19日出现发热症状，最高达38.6度，医生考虑肺部感染，不排除中心静脉置管感染的可能，随拔除中心静脉置管，行抗感染治疗。行CT检察，考虑肺部感染、泌尿道感染、感染性休克，遂于22日将患者转入重症医学科。1月23日，患者心率升高至122次/分，行心电图检查提示有动态改变，请心外科会诊，诊断为新法心梗，随联合心外科再次共同置入IABP辅助，当日心肌酶谱指标均为危急值。1月24日至1月29日，陆续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革兰阳性球菌多种、白色假丝酵母菌、鲍曼不动杆菌。因患者肌酐逐步升高，考虑急性肾损伤，于1月29日行右侧输尿管支架置入术，术中引流出脓性液体。2月2日，患者开始出现双下肢皮温偏低，足趾发紫，尿培养提示真菌，2月5日转入心外科，血压67/43mmHg，心功能无好转。当晚21：35分，患者突发呼吸困难，心率减慢，神志模糊，予以抢救，2月5日22：13分，患者被宣布临床死亡。《死亡记录》记载：死亡原因：心力衰竭。死亡诊断：心功能IV级；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多支病变；急性心肌梗死；泌尿道感染；泌尿系结石，输尿管支架植入后；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袁美玲等3人认为，中心医院在患者入院时治疗不当诱发急性心梗，在出现心梗的早期指标时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发生急性心梗和心功能的损害；治疗不当导致患者再次心梗的发生；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多部位多种病原体感染、未及时进行病原体的培养、抗感染的治疗不及时和不当，最后导致患者死亡。对于患者的死亡，中心医院有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中心医院辩称：本案经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我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并与患者死亡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B级（1%-20%），但是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认定我院存在两次会诊不及时的过错，我院认为鉴定依据不足，该两次会诊前，我院已按照医疗常规及治疗原则进行了对症处理，并未延误治疗，所以我院不应对患者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袁美玲等3人所主张的赔偿项目和标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12日，患者张永胜因“发现血糖升高1周”入住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入院诊断：1、2型糖尿病；2、糖尿病性酮症；3、高脂血症。入院后给予抗感染、升压、抗凝、降糖、抗血小板、调脂及对症支持治疗。2016年12月13日11时30分转出记录：转往科室：心内科。2016年12月13日17时45分诊疗操作记录：手术名称：IABP置入术+冠脉造影术+冠脉内溶栓术。2016年12月29日转入心外科继续调整心功能，拟心脏功能恢复后，手术治疗。2017年1月22日由心外科转入重症医学科，查体：神志清楚，双肺呼吸音稍粗，HR105bpm，心律齐，心音偏低。目前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多支病变；急性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肺部感染；胸腔积液；2型糖尿病，糖尿病性酮症；泌尿道结石，泌尿道感染，感染性休克。转科目的：进一步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如三大常规、凝血常规、生化全套、PCT、血培养、尿培养等。评估患者病情。请泌尿外科会诊以协助诊疗。告病危。2017年1月23日，患者心率快、血压低，监测乳酸增高，行心电图检查提示有动态改变，新发完全左束支传导阻滞，请心外科会诊，不排除新发心梗，遂联合心外科共同置入IABP辅助。患者前期因服用抗血小板药物，停用一周后，与泌尿外科联系，于2017年1月29日行右侧输尿管支架置入术，术后返回重症医学科。继续给予抗感染、IABP辅助改善心功能、CRRT维持内环境稳定等对症及支持治疗。2017年1月30日出院，出院诊断：1、感染性休克；2、泌尿道感染；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多支病变；4、心功能IV级；5、急性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6、心源性休克；7、肺部感染；8、胸腔积液；9、2型糖尿病，糖尿病性酮症；10、泌尿道结石；11、低蛋白血症；12、高脂血症。2017年1月30日11:31，患者张永胜入住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2017年2月5日在患者及家属要求下拔出IABP，并转入普通病房治疗。当晚患者突发心率减慢，神志模糊，予以抢救。家属要求放弃抢救，终呼吸心跳停止，血压测不出。行心电图示无心电反应。于2017年2月5日22时13分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心力衰竭。死亡诊断：心功能IV级，心源性休克，感染性休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多支病变，急性心肌梗死，泌尿道感染，泌尿系结石，输尿管支架植入术后，肺部感染，2型糖尿病。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6日，张永胜在中心医院住院55天，共产生医疗费65,799.11元。立案时，袁美玲等3人向本院提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中心医院在诊疗患者张永胜的过程中有无过错，如有过错，则该过错与患者张永胜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本院委托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9年7月4日向本院出具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载明：结合张永胜死亡过程，分析认为被鉴定人张永胜符合因急性心肌梗死致心源性休克及感染性休克而死亡。因未行尸体解剖检验，上述死因分析具有一定局限性。根据病历资料，被鉴定人张永胜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入院检查提示心梗、束支传导阻滞等，并存在右肾结石、肾孟结石、肾积水，医方予以IABP+冠脉造影+冠脉溶栓术及右输尿管支架置入术治疗，对症治疗，符合医疗常规。医方在对被鉴定人诊疗过程中存在以下过错：①对被鉴定人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与处置欠及时，专科会诊不及时。②对被鉴定人泌尿系感染的诊断、专科会诊时机及处理不及时。被鉴定人自身疾病危重，存在多重高危因素，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多支病变，急性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2型糖尿病、糖尿病酮症，泌尿道结石等，机体状况差，其死亡后果的发生主要为疾病自然转归，医方过错与其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根据送审的文证资料载明，结合相关临床专家会诊意见综合分析，认为中心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张永胜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医方过错与其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B级（1%-20%）。袁美玲等3人支付鉴定费15,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袁美玲等3人申请鉴定人员出庭，本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出庭，针对袁美玲等3人的询问，鉴定人员做以下陈述：1、患者心肌受损有其自身疾病基础，中心医院在补液时，12月12日11:04到21:40的护理记录上的血压、脉搏是正常的，输液量没有确定的量，根据患者病情来确定输液量，经咨询过临床专家，专家陈述这个输液量没有问题。根据临时医嘱单，最后一组补液是在12月12日21:40执行的。关于长期医嘱单上12月13日9:07分医生签名停止时间并非指12月13日9:07分输液完成，而是指医生在此时医嘱停止该治疗方案。2、患者自身存在多种病症，机体状况差，这种情况极易导致感染。IABP的使用是为了抢救生命，可能会引起感染，但是原则还是要抢救生命，患者机体状况比较差，这种情况在医院极易导致感染，但并非是医院的过错，患者出现的肺部感染及感染性休克并非医方的过错。医方的过错主要在于早期诊断及处置欠及时，专科会诊欠及时。3、留置针是临床上常用的，即使不排除感染是留置针引起的，根据临床经验判断，患者感染与留置针留置的因果关系极小。针对中心医院的询问，鉴定人员做以下陈述：中心医院最大的问题在于会诊不及时，会诊的目的在于由更专业的人处理。医院内分泌科对患者早期心梗的处理是合适的。患者情况比较危重，请多科会诊会更好，也反映了中心医院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应及时会诊，作出诊断和处置。另查明，张永胜，男，1950年5月28日出生。袁美玲系张永胜的妻子，张守国系张永胜的儿子，张慧君系张永胜的女儿。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在武汉市居住、生活。2019年公布的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55元/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0,651元/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为23,996元/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人均年收入为38,897元/年。由于双方各执己见，故调解未成。上述事实，有原告袁美玲等3人提交的中心医院出院记录、死亡记录、湖北省医疗单位住院收费票据3份、户口本、结婚证、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等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认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2月5日，张永胜在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张永胜与中心医院形成医疗关系。崇新司法鉴定中心[2018]临床鉴字第44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中心医院在对被鉴定人张永胜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医方过错与其死亡后果存在轻微因果关系，过错参与度为B级（1%-20%）。据此鉴定意见，综合本案案情，中心医院应对因其医疗行为造成张永胜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责任比例为10%。袁美玲等3人系本案的赔偿权利人。张永胜在中心医院住院前一年在武汉市居住、生活，应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应损失。本院认定袁美玲等3人的损失为：1、医疗费为65,799.11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2,750元（50元/天×55天）；3、护理费为5,861.19元（38,897元/年÷365天×55天）；4、死亡赔偿金482,370元[34,455元/年×（20年-6年）]；5、丧葬费30,280.50元（60,561元/年÷2）；6、交通费，本院酌定为1,300元；7、鉴定费15,000元，上述款项共计603,360.80元。根据鉴定意见，中心医院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为宜，即60,336.08元（603,360.8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以10,000元为宜，合计70,336.08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各项损失共计70,336.08元；二、驳回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0元，由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负担1,071元，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负担439元，因上述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预交，被告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支付上述判决款项时，将案件受理费439元一并支付给原告袁美玲、张慧君、张守国。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立平人民陪审员  施红星人民陪审员  程晓鸿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汪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