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9310号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新科村五社“田岭”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李勇，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太林，广东昂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革商行，经营场所广州市越秀区站西路****宏运皮革市场**铺。经营者：蔡永盟。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铭，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春雨，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革商行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太林、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革商行的经营者蔡永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铭、黄春雨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加工费592905元及利息（以59290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原告为被告加工牛皮，2019年4月8日，被告确认尚欠620849元加工费未付，但以种种理由拒不付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革商行辩称，我方对原告主张的金额592905元没有异议。但我方认为该592905元并非加工费，该592905元是自2014年开始，原告交付给我方，由我方代原告销售货物的货款。这些货物因为存在质量问题无法销售出去，所以一直存放于被告的仓库中。因为原告、被告合作多年，是朋友，一直都是原告让我方代为销售，我方就帮忙销售了。在原告、被告合作期间，我方有让原告加工，但是仅是少部分的内容。其他大部分的都是代为原告对外销售货物的货款。我方不欠原告任何加工费。另查明，自2016年起被告提供皮料给原告加工，原告完成加工后将货物发送给被告，双方每月对账，无签书面合同。2019年4月8日，被告经营者蔡永盟在原告制作的《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客户签名处签名。《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载明：上次未付加工款590050元，3月李总收3万元，-30000元；分别于2019年3月3日、3月10日、3月11日、3月17日、3月27日、3月28日、3月30日发货的单号、货物名称、颜色、数量、单价、金额，4月4日缩尺折扣-1800元，本月小计16537元；总计（未包含代卖44262元）576587元；以上项目如有异议请于三日内回复，如无回复我方即确认账目正确。《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载明：发货日期分别为2014年6月15日、6月22日、7月2日、2014年11月11日、12月22日，金额合计44262元。被告认为，对《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记载的“上次未付加工费590050元”金额无异议，但认为该款不是加工款，而是被告代原告销售成品的货款，因代卖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无法销售现放在被告仓库内；对2019年3月的加工费16537元没有异议，但该款被告已支付，并提供3万元收款收据为证。被告对《3月请款明细表（代卖）》予以确认，称货物尚在被告仓库，被告未向原告支付该款。2019年5月8日，被告经营者蔡永盟在原告制作的《4月请款对账明细表》、《4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上客户签名处签名。《4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与《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相同，载明：上次未付加工款576587元；分别于2019年4月2日、4月3日、4月13日、4月16日、4月30日发货的日期、单号、颜色、数量、单价、金额，本月小计11457元；总计（未包含代卖44262元）588044元。《4月请款明细表（代卖）》下方载明未付款总计632306元，其余内容与《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一致。被告对《4月情况对账明细表》没有异议，确认尚欠原告2019年4月加工费11457元，同意支付该款。2019年6月，原告与被告对账，要求被告在原告制作的2019年6月8日的《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上签名，被告不同意，故原告诉至本院。《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载明：上次未付加工款588044元；2019年5月4日发货金额为2018元、2019年5月12日发货金额为2843元，本月小计4861元；总计（未包含代卖44262元）592905元。《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下方载明未付款总计637167元，其余内容与《3月请款明细表（代卖）》一致。被告确认2019年5月加工费为4861元，但因为加工质量有问题故不同意支付该加工费。原告明确本案仅主张尚欠的加工费，关于代卖款44262元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其将另案主张。另，原告提交自行统计的加工费明细表，载明2017年7月至2019年5月的加工费合计为592905元，但对此被告不认可。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证明：证据1、被告妻子与原告法定代表人于2019年1月，被告妻子与原告业务员戴新忠于2018年6月，以及被告与对方为“陈聪”、“洋宇鞋业”、“发平洲丝绸系列”、“鑫”、“王总丝绸，珠光渐变”、“依家”、“升利双赢”、“华辉”、“俊高”、“沉淀中”“金萝莉鞋业”“榴莲”、“红颜韵女鞋工厂款到发货”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被告帮原告代卖皮料给鞋厂，鞋厂表示皮料质量有爆皮等质量问题，被告将该问题反映给原告，但原告没有改进。证据2、由原告制作并有被告签名的2016年4月、5月、6月、7月、12月的请款对账明细表，拟证明被告在交易期间一直都有将代卖货物销售所得货款支付给原告，被告已多次向原告提出原告货物有质量问题，但原告没有将质量问题的货物拿走，有质量问题的货物一直存放于被告仓库中。证据3、原告于2019年3月31日出具给被告的3万元收据，拟证明被告已支付2019年3月加工费16537元，余款用作支付之前累计的代卖款，但现在已说不清楚对应的是哪一单的代卖货款。该收据载明收到“同业加工费叁万元”。证据4、律师函，拟证明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发过律师函，但律师函内容与原告起诉事实前后矛盾。该律师函是原告委托律师于2019年5月16日向被告发出，载明被告于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欠原告货款632306元未付，要求5日内付款等等。证据5、销售发货单4张，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的大部分皮料是由原告自行生产成成品后委托被告代卖，且发货单记载的“单价”是原告建议销售价。证据6、被告法定代表人妻子与对方“周”、“华美鞋业”、“邓仔荣”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自己统计的《质量不合格成品表》9份（共计金额283287元，被告主张统计是自2014年开始至2018年年底的货物，无法区分具体时间），拟证明被告为原告代卖皮革，被告收到货款后再交付给原告，且原告提供的皮革存在质量问题导致代卖货款迟迟未能足额收取。证据7、被告自行统计的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对账单，载明2016年度成品数量、金额，其中总金额427837元，已付款746220元；2017年度2月份有成品数量和金额、无加工，3至12月份有成品、加工的数量及金额，其中成品总金额664441元，加工金额312300元，总金额973618元，已付款1320000元。付款。2018年度1至9月份有成品及加工数量和金额、10月至12月份无成品、有加工，成品金额236514元，加工金额311214元，总金额547728元，已付款913000元，下方备注六月份质量问题退回工厂，金额合计37590元，减货款31743元，六月份负5847元。原告对被告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证明被告妻子是共同经营被告店铺，而被告代卖皮料不仅仅是原告的供货，被告销售单皮料是很多厂家供货，无法确认是原告提供的皮料，戴新忠确实是原告业务员，关于聊天记录内容真实性庭后再确认。证据2，予以确认，该明细表清晰写明是加工费。证据3，确认该付款属实，但支付的是之前所欠的加工费。证据4，属实，由于原告称是货款，所以律师以为是货款。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该销售单是货物买卖发货单，与本案无关。证据6、7，不确认。庭审中，原告陈述：1．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三种合同关系：代卖合同关系（2014年6月15日至2014年12月22日）、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12月22日至2018年9月30日）、加工合同关系（2017年3月至2019年5月），均无签订书面合同；2．双方是通过销售发货单的内容每月对账，加工费和货款是统一结算，没有具体区分，且被告已付款无备注款项性质，已开收据但无写付款性质，其中买卖合同关系的货款已经结清，代卖合同关系的货款没有结清将另案处理，本案处理的是加工费。被告陈述：1．原告、被告之间仅有代卖合同关系、加工合同关系，均无签订书面合同；2．双方是通过销售发货单的内容每月对账，销售发货单所写金额10元以下的是加工费、10元以上的是代卖，加工费、代卖货款是统一结算没有具体区分，被告已付款无备注款项性质，已开收据亦无写款项性质。以上事实，有请款对账明细表、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销售发货单、微信聊天记录、收据、质量不合格成品表、年度对账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明。本院认为，本案为加工合同纠纷。原告和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成立。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加工费为592905元（即2019年3月之前累计欠加工费590050元-2019年3月30日付款30000元+2019年3月加工费16537元+2019年4月的加工费11457元+2019年5月的加工费4861元）是否成立的问题。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对于上述争议，分析如下。首先，原告提供的3月、4月的请款明细对账表载明欠款明细，有被告签名。该表中写明“上述项目如有异议请于三日内回复，如无回复我方即确认账目正确”。既然被告已签名确认，其签名即视为认可表中内容。况且被告无举证证明在对账签名后3日内有向原告提出过异议。原告提供的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虽然无被告签名，但被告在诉讼中已确认表中所写的5月加工费为4861元。故，本院认定2019年3月加工费为16537元、2019年4月加工费11457元、2019年5月加工费为4861元。其次，目前双方最大争议在于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所写的“上月未付加工款金额590050元”，是原告主张的2019年3月之前累计尚欠的加工款，还是被告辩称的是代卖货款而非加工费。第一，根据原告提供2019年3月、4月、5月的3张请款对账明细表所写的“（未包含代卖44262元）”、原告提供的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的内容，以及被告提供2017年5月请款对账明细表（代卖），足以证明双方对于代卖货款是有单独对账和确认。其中，对于上述提及的代卖44262元，由于原告表示不包含在本案诉讼请求中，故对该代卖款本院不予处理。第二，双方既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又存在代卖合同关系，但无签订书面合同；被告又是混合付款，双方无明确每笔付款是加工费还是代卖款，且目前均表示无法区分；双方亦无提供加工和代卖的全部发货、对账、付款单据，以便进一步甄别加工费、代卖款问题。第三，被告提供的不合格成品及年度对账单是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而被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上次未付加工款590050元”就是代卖款。综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采纳原告主张“上次未付加工款590050元”是加工费的意见。退一步讲，即使该款包含了代卖款，但既然被告已签名确认欠款金额，且无法区分两者明细，现原告在本案中一并主张并无不妥。按照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载明“3月李总收3万，-30000元”，此与2019年3月30日被告付款30000元的事实一致。对于原告主张的“上次未付加工款590050元”是2019年3月之前累计所欠加工费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按照3月请款对账明细表的内容，上次未付加工款590050元-2019年3月30日付款30000元=560050元。故560050元+2019年3月加工费16537元+2019年4月加工费11457元+2019年5月加工费4861元=592905元。即被告欠原告加工费592505元，本院予以认定。原告已履行加工义务并交付货物给被告，被告应当及时付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加工费592505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由于双方无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故原告主张被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从起诉之日即2019年8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革商行向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支付592905元及利息（利息以59290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8月16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0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负担225元，由被告广州市越秀区盟业皮具有限公司负担4779元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州信彩皮具有限公司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月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黄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