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民终45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银花巷5号。法定代表人：沈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锐，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洪，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沈强，男，197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子锐，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春洪，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凤先，男，1955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锦程，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贵阳振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贵惠路179号A-2-1号。法定代表人：程容容，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川，贵州乾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征收服务公司”）、沈强因与被上诉人蒋凤先及原审第三人贵阳振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坤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征收服务公司、沈强上诉请求：1.撤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24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一，2010年4月1日，上诉人征收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地产投资合同》,合同约定由征收服务公司和被上诉人共同对开阳县农机修造厂地块进行一级开发，项目总投资约3000万元，被上诉人投资850万元，占该项目30%的股份，剩余资金由征收服务公司投资，占70%的股份。合同第6条第3款明确约定，获取收益后，征收服务公司占70%,被上诉人占30%。合同签订后由于开阳县政府招商引资环节出现问题，导致该项目未能顺利开展，因此，该项目并未产生任何收益被上诉人发现项目不能顺利推进后，强硬要求征收服务公司返还投资款，并要求征收服务公司签署相关项目决算资料。上诉人认为，任何性质的商业投资本身都具有潜在的商业风险，被上诉人作为投资人，享受利润的同时，也应按照投资比例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没有尊重该客观事实，导致被上诉人作为投资人，完全不用承担风险而只享受利益，这与商业投资的基本属性不符。第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主要合同依据是征收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房地产投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的法律关系也是合同关系。然而，一审法院根本没有审查《房地产投资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行状况等与《房产投资合同》相关的核心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任何项目盈利的证据材料。审法院仅仅以一份毫无事实依据的项目决算书来得出收益为650万元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第三，征收服务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房地产投资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4月1日，项目决算书的落款时间为011年11月3日，期间共计19个月。即便项目投资失败要返还投资款，基于双方之间的投资合作关系，也应当是返还投资款本金《房地产投资合同》根本就没有约定投资失败时，征收服务公司要额外支付收益或资金占用费等再退一步讲，即便在投资失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要判决征收服务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收益，那也只能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直接认定650万元的“收益”,实在有违投资关系的基本属性，缺乏基本的权利义务对等。第四，被上诉人提供的项目决算书的原文是：,经双方协商，同意按本金850万元，税后红利人民币陆佰伍拾万元整，该表述说的是税后红利有650万元，而不是按照投资比例应当属于被上诉人的收益有650万元。因此，即便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不考虑项目实际的盈亏情况，也无法准确的得出收益为650万元的结论。第五，既然一审法院已经认定650万元属于被上诉人850万投资款的收益，那么按照该逻辑，被上诉人的850万投资款已经获得了非常高额的收益，此时再计算所谓的资金占用费，当然就属于重复计算，明显错误。而且，《房地产投资合同》中跟本就没有资金占用费的相关约定，征收服务公司更不可能对同一笔资金反复给付收益和资金占用费。第六，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沈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上诉人沈强在项目决算书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行为以及出具的承诺书。然而，上诉人沈强出具的两份承诺书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具，而非个人身份，个人不能因此承担责任。而项目决算书中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时间是2015年3月16日，被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3月7日，按照《担保法》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的的规定，早已过了担保期限。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沈强承担责任，即便不考虑案件本身的对错，也不符合担保法的规定。被上诉人蒋凤先辩称：第一，在本案中不仅有上诉人提到的合作开发协议，后面还有补充协议，以及上诉人所提供的结算书，包括房地产开发公司、拆迁公司以及沈强所提供给被上诉人蒋凤先的承诺还款，这是有序的证据组合。上诉人仅强调合作开发协议而没有把后面的补充协议以及相关的承诺还款以及结算书加在里面，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第二，对于被上诉人蒋凤先投入的850万元及认定的收益，一审法院在判决书里详细地列明了所有的证据，并且一审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沈强、房屋征收公司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审第三人振坤物业公司述称：本案的纠纷与我方无关。蒋凤先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支付蒋凤先投资款本金和收益人民币900万元；2.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蒋凤先资金占用费暂计约108万元（从2015年6月3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至本息付清止）；3.本案诉讼费由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4月1日，蒋凤先作为乙方与征收服务公司（即原贵阳市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投资合同》，约定以乙方注资参与，甲方负责具体工作方式对开阳县油脂化工厂和开阳县农机修造厂土地进行一级开发，“甲、乙双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开阳县农机修造厂地块进行一级开发（包括约1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土地的一级开发按开阳县政府指定的农机修造厂地块，全部开发资金约为人民币3000万元，乙方负责投入人民币850万元，占该项目30%的股份，甲方负责开发资金的剩余部分，占该项目股份的70%股份”。该协议签订前，蒋凤先曾于2009年3月19日向第三人振坤物业公司支付款项600万元、向沈强支付款项50万元，于同年8月24日向原贵阳市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支付款项100万元。蒋凤先在庭审中提交的两张日期为2009年8月24日各40万元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凭证，经审查，其中流水号为200356的凭证系其取款凭单、流水号为200137的凭证系其存款凭单，而两凭证所显示的账号/卡号均为6221887010008944269，不能确认系存入至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或振坤物业公司账户。据蒋凤先陈述，另有70万向征收服务公司的转账，因相关邮政银行网点已撤销，故其不能自行调取该流水，同时振坤物业公司曾于2009年3月12日向其出具30万元收条。根据振坤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蒋凤先将600万元支付到该公司后，该公司先后将其中200万元转付至征收服务公司股东兼财务柳俊账户、306万元转付至征收服务公司账户、80万元转付至征收服务公司账户、17万元转付至沈强账户，蒋凤先、征收服务公司、沈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2010年4月13日，原贵阳市房屋拆迁安置有限公司向蒋凤先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为“今收到贵州泰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蒋凤先）交来投资款850万元”。征收服务公司作该收款收据真实性无异议，仅认为其非实际收款人，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强对该收据及款项金额均无异议，仅认为还款由其个人承担。同年12月31日，蒋凤先作为乙方与征收服务公司还签订《协议书》，约定“为简化管理程序，提高管理效率，根据双方2010年4月签订的《合作协议》的相关约定，就乙方委托甲方对乙方在资金进行投资经营的相关事项作如下另行约定：1.乙方委托甲方对其资金共计人民币850万元全权负责进行经营管理（该资金已由乙方交付给甲方）；2.甲方承诺对乙方的资金的安全负责，同时确保乙方在2011年10月份时获得的收益（含本金）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2011年11月3日，征收服务公司向蒋凤先出具《项目决算书》，内容为“根据双方2010年4月1日及2010年12月3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结合目前我方投资开阳项目的情况，经双方协商，同意按本金人民币850万元，税后红利人民币650万元，我方同意支付，但由于其他项目占用资金，公司资金比较紧张，我方暂缓支付”。沈强于2015年3月16日作为担保人在该决算书上签字。2014年3月20日，沈强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兹承诺在2014年6月份退还蒋凤先合作投资款人民币900万元，并在2014年12月份支付上述投资款产生的收益人民币300万元。特此承诺”。2015年3月12日，沈强再次出具《承诺书》，内容为“经双方友好协商，考虑到甲方目前的实际困难，就沈强甲方退还蒋凤先前期投资款的相关事宜做如下安排：1.沈强已退还蒋凤先100万元投资款；2.2015年3月31日退还乙方500万元投资款；3.2015年6月30日退还乙方300万元投资款；4.2016年6月30日支付乙方投资收益300万元；5.如沈强违反本承诺第4条，则需另行支付投资收益300万元，并追加利息。”根据蒋凤先、沈强共同确认，案涉款项曾于2014年还偿100万元、2015年4月归还500万元、2016年10月还款20万元，共计还款620万元，沈强认可该款项属归还本金。另查明，原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5日变更为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约定义务。本案中，蒋凤先与征收服务公司于2010年4月1日签订《房地产投资合同》，约定共同投资开阳县农机修造厂地块的开发，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根据蒋凤先提交的证据，其曾于上述合同签订前通过向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或振坤物业公司支付款项完成了投资款的出资义务，而征收服务公司亦向其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了案涉850万元投资款的交付事实。虽然征收公司陈述称其非实际收款主体，然其对该《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亦对振坤公司收到相关款项后进行转付的事实无异议，同时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强对于850万元款项实收事实亦无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蒋凤先已经完成了合同约定投资款项的出资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蒋凤先与征收服务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委托征收服务公司全权负责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征收服务公司确保其获得含本金在内不低于1500万元收益，现蒋凤先依据双方协议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相对义务方应当履行投资款项返还及收益支付义务。关于投资款项及其收益的支付责任主体及金额问题。首先，对于责任主体。本案投资合同系由征收服务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与蒋凤先签署而形成，虽然部分投资款项系支付至第三人振坤物业公司账户，但振坤物业公司收款后转付给了征收服务公司及其财务柳俊、法定代表人沈强，征收服务公司亦向蒋凤先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投资款项，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与蒋凤先达成《协议》并出具《项目决算书》，确认支付投资款及协议商定的收益，故征收服务公司对本案所涉投资款项及商定收益负有支付义务。而沈强作为征收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决算书上签字担保并《承诺书》形式承诺其承担相关款项的付款责任，故沈强应承担案涉款项的连带支付义务。因此，征收服务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关于付款金额的问题。本案合同相对方系征收服务公司，根据2010年12月31日的《协议书》，双方商定征收服务公司确保蒋凤先获得本金加收益共计不低于1500万元，同时征收服务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向蒋凤先出具的《项目决算书》确认按上述协议付款，其后征收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强又分别于2014年3月20日、2015年3月12日承诺支付蒋凤先相关款项。沈强于2015年3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载明已退还100万元，另于2015年3月31日退还500万、同年6月30日退还300万、2016年6月30日支付投资收益300万，如违反投资收益的付款承诺，则需另行支付投资收益300万元及另加利息。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31日的应付款项500万元已归还，其后又归还20万元，但因其未按承诺如期履行完毕应付款项，故应承担另300万元收益的继续支付责任。无论《协议书》、《项目决算书》还是《承诺书》，所载应付款项总金额均为1500万元（含实际投资本金850万元），该款项已经支付本金为620万元。因此本案实际欠款金额为本金230万元、应付收益650万元共计880万元。鉴于征收服务公司、沈强均未对应付收益金额提出抗辩，收益款项系双方自愿约定，同时决算书载明相关资金被其他项目占用，且自征收服务公司于2010年、2011年同意付款至今，其未完全履行义务构成违约，若以资金占用费用折算损失，该收益金额未超出合理范围（即未超过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范围），应予支持。基于上述，蒋凤先所主张征收服务公司、沈强支付的投资款本金及收益，一审法院据实支持为征收服务公司、沈强连带支付蒋凤先欠付本金230万元、应付收益650万元。对于蒋凤先主张的逾期资金占用费，沈强承诺投资款于2015年6月30日支付完毕，然截止该期限届满，投资本金尚欠230万元未付，故征收服务公司、沈强应当继续支付该款项自逾期之日即2015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而尚未支付的收益650万元，因其本身不属于投资本金，已具损失补偿性质，故该收益款项不应再计算资金占用费。综上，蒋凤先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法院对其成立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沈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蒋凤先投资本金2300000元及收益款项6500000元，并支付以2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该投资本金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蒋凤先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280元，由蒋凤先负担1647元，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沈强共同负担8063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二、沈强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三、上诉人是否应当对230万的本金承担资金占用费。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双方在清算中形成的合同关系。在2010年4月1日，征收服务公司与蒋凤先签订《房地产投资合同》，约定以乙方（蒋凤先）注资参与，甲方（征收服务公司）负责具体工作的方式对开阳县油脂化工厂和开阳县农机修造厂土地进行一级开发，《房地产投资合同》虽然符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特征，但在2010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蒋凤先委托甲方征收服务公司对其资金共计人民币850万元全权负责进行经营管理；甲方承诺对乙方的资金的安全负责，同时确保乙方在2011年10月份时获得的收益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此后，双方又签订了《项目决算书》《承诺书》，约定了就退还蒋凤先投资款及相关收益的具体的权利义务。本案中，蒋凤仙依据《协议书》《项目决算书》《承诺书》主张其权利，因此，本案诉争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因《房地产投资合同》本身产生，而系双方在清算过程中由《协议书》《项目决算书》《承诺书》形成的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之规定，因双方由《协议书》《项目决算书》《承诺书》形成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蒋凤先根据上述协议主张权利具有事实依据，应受法律保护，故对上诉人提出的蒋凤先主张的收益无依据，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项目决算书》中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沈强作为担保人于2015年3月16日签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蒋凤先在本案中起诉要求沈强承担担保责任并未超过期限，且在2015年3月12日，沈强另行向蒋凤先作出《承诺书》承诺分期退还蒋凤先相关的款项，其中最后一笔款项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支付，蒋凤先于2018年3月12日起诉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一审判决沈强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此外，沈强的签名系其个人所签，并未注明其系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提供担保，其辩解只是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因该230万元系双方约定的蒋凤先投资款的本金，沈强承诺投资款于2015年6月30日支付完毕，但截止该期限届满，投资本金尚欠230万元未付，故一审判决由上诉人承担相应资金占用费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的相应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沈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282元，由上诉人贵阳市房屋征收服务有限公司、沈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锐审判员 贾鸿雁审判员 张 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敖丽丹书记员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