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20890号 原告：黄加，女，1989年6月12日出生，仫佬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张灵，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厦门思明良德口腔门诊部，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路506-508号“国金广场”A栋14层03、0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31KT2E9Y。 法定代表人：林弘恺，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钧、黄燕婷，福建懿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加与被告厦门思明良德口腔门诊部（以下简称良德门诊部）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黄加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良德门诊部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钧、黄燕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良德门诊部向黄加支付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20000元。事实与理由：一、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建立劳动关系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良德门诊部依法应向黄加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良德门诊部拟成立之时，良德门诊部唯一股东林弘凯邀请黄加至良德门诊部处担任职业医师，并口头承诺给与股权激励等福利待遇，故黄加于良德门诊部开业前即已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转入良德门诊部处，并于良德门诊部2018年4月2日取得营业执照起即持续在良德门诊部处作为执业医师提供劳动，但在黄加提供劳动的长达一年多时间里，良德门诊部迟迟不与黄加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含劳动合同），也从未兑现其股权激励等承诺，仅按月向黄加支付固定金额薪资并参保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而已。基于良德门诊部长期不与黄加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以及不兑现其口头承诺的行为，导致黄加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黄加与良德门诊部之间已经失去基本信赖，故黄加于2019年6月向良德门诊部提出辞职，并要求良德门诊部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黄加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后经双方协商签署了《解除劳动关系协议》，该解除协议中明确确认了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确认了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14日解除，并保留了黄加要求良德门诊部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权利。黄加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第十四条第三款以及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故黄加主张良德门诊部向黄加支付2018年5月2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220000元，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未支持黄加仲裁请求的理由于法无据，且认定事实时刻意忽略了黄加提交的录音等重要证据，该裁决明显有误。在仲裁阶段良德门诊部坚持认为其与黄加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基于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签订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已经明确双方劳动关系存续的期间，且良德门诊部为黄加参保社会保险并按月支付工资，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显然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属于谁的过错。黄加认为，黄加、良德门诊部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明显是用人单位的过错，理由如下：（一）直至本案双方发生仲裁纠纷，良德门诊部仍坚持认为其与黄加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了本案未签劳动合同的原因是良德门诊部的过错，而非黄加的过错。良德门诊部在仲裁庭审以及书面答辩状中均坚持主张：良德门诊部与黄加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该观点与良德门诊部主张黄加故意不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是存在内在逻辑矛盾的。显然，在良德门诊部持有上述观点的情况下，已经明确表示了是不同意与黄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该观点这正说明了：本案未签劳动合同的原因正是因为良德门诊部对于双方法律关系的错误理解。也正说明了黄加事实上并没有权利代表良德门诊部或越过良德门诊部的意思擅自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从良德门诊部的该答辩意见就可以看出，本案未签劳动合同的原因确实是良德门诊部的过错，而非黄加的过错。（二）黄加不是良德门诊部单位的人事主管，黄加在收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时的第一时间已经对职位记载提出质疑（有录音证据为证），且黄加也只是签收而非确认其内容，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刻意忽略黄加录音证据，直接依据良德门诊部单方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认定黄加属于人事管理人员明显有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是良德门诊部单方出具的，而非黄加、良德门诊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记载。且从黄加提交的证据6（即：“解除关系协议书和离职证明”形成过程的录音）就可以看出：黄加并非事后否认离职证明中的工作岗位，而是在签收离职证明时就已经明确提出质疑，并明确自己的岗位只是医生，不是副总。但因为黄加已经离职，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是黄加寻找下一家工作的必需资料，才予以签收。且良德门诊部也只是要求黄加“签收”，而非确认对事实记载无误。故在黄加当场已经明确对其内容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该签收仅意味着黄加收到了该离职证明，显然不意味着黄加对其记载岗位及职责的认可。并且，黄加在发现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记载会对自身权利构成影响时，也第一时间“在良德门诊部的场所”要求与良德门诊部及相关人员对质，共同确认真实的客观事实（也有录音为证），但良德门诊部及相关人员均已于回避，均不敢与黄加当面对质。且从录音证据、黄加的看诊截屏（黄加证据11）、良德门诊部微信公众号宣传内容（黄加证据12）以及黄加医师职业资格证（黄加证据2）均可以看出：黄加的岗位确实是医生，而非人事负责人或主管。上述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在仲裁阶段黄加、良德门诊部双方均予以确认，但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对于录音所还原的事实却完全无视，也未进行记载与分析，直接依据良德门诊部单方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认定黄加属于人事管理人员明显依据不足，黄加实难信服。本案不属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条意见中“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不支持黄加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于法无据。首先，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故黄加主张良德门诊部向黄加支付2018年5月2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即使是依照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条意见，只有在劳动者利用主管人事等职权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用人单位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如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工作职责的情况下，才可认定为确系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才不依法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的请求。且在此情况下，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有证据证明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予以拒绝的，用人单位仍需支付双倍工资。暂且不论黄加的岗位是否属于人事主管人员，良德门诊部至今不认可与黄加存在劳动关系，即意味着良德门诊部根本不同意与黄加签订劳动合同，显然就不符合“劳动者利用主管人事等职权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另虽黄加离职时向良德门诊部移交其代为保管的他人的三份劳动合同，但良德门诊部的员工显然并不仅有此三人，黄加代为保管过三个人的劳动合同显然不能证明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就是黄加的职责，故本案也不符合“劳动者有义务证明曾主动向用人单位提出签订劳动合同要求”的前提，更何况直至本案发生纠纷时良德门诊部都在否认与黄加之间劳动关系的存在，也说明良德门诊部确实是拒绝与黄加签订劳动合同的。故本案不属于“确系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不适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条意见。综上，黄加的诉讼请求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不支持黄加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遗漏重要证据及事实且于法无据，黄加实难信服，于法定起诉期内起诉，恳请予以纠正！ 良德门诊部辩称，一、因黄加原与良德门诊部的股东商议，以技术入股或其他形式成为良德门诊部的股东之一，所以黄加在良德门诊部开业之前就把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转入良德门诊部处，且双方一直在沟通和协商具体的合作细节。也因此，黄加参与良德门诊部的前期筹备和开业工作，开业之后参与经营管理，也正因为黄加参与经营管理，所以自良德门诊部成立一年多以来黄加是除良德门诊部的投资人林宏恺之外的各方面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劳动仲裁阶段仲裁庭认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因为：1、黄加在良德门诊部处交社保，2、良德门诊部每月发一笔钱（金额为20000元）给黄加，3、良德门诊部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给黄加。虽然仲裁庭不采信良德门诊部关于黄加是原本打算技术入股良德门诊部的意向股东的主张，但良德门诊部有必要明确如下情况：（一）黄加是原本打算技术入股良德门诊部的股东，作为股东在公司缴纳社保很正常。（二）良德门诊部每月发一笔钱给黄加，是因为良德门诊部还在创业前期阶段，尚未盈利，无法给股东分红，如果不每月发一笔钱给黄加的话，黄加则没有生活来源。（三）良德门诊部给黄加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是因为良德门诊部经营一年多，盈利难以确定，黄加欲另寻财富之道不想继续参与经营。但考虑到黄加一年多以来付出的经营管理工作，所以愿意配合黄加的需求，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因当初黄加办理社保是需要先做用工报备手续的，日后如果黄加要到别的单位缴纳社保的话需要一份解除劳动关系证明，良德门诊部为成人之美就配合黄加出具该证明。二、黄加在良德门诊部处的工作职责副总，负责业务、人事、行政等工作。黄加作为人事方面工作的最高负责人，签订劳动合同本就属于其自身的职责，黄加从未提出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办理签订劳动合同手续，是黄加未妥善履行岗位职责所致，此情况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须支付劳动者二倍工资的情形。（一）黄加具有医师执业证书，也参与良德门诊部的管理工作，除了平时挂诊看病外，还负责良德门诊部处的业务、人事、行政管理工作。负责人事工作与黄加的医师身份并不冲突。黄加离职前办理工作交接事项时，交接的其中一项材料是黄加管理的良德门诊部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另外，良德门诊部在仲裁阶段提交的“2019年7月1日交接事项”一份证据中明确记载了黄加的交接事项包括考勤、五险一金、人事招聘、各类合同等，虽然黄加在仲裁庭审中否认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但解释其中记载内容时非常了解其中情况，在庭审中也确认有做过考勤统计、五险一金增减员统计、发布招聘广告并面试护士、拿合同给员工（张婉瑜、连文珍、魏倩微）签等一系列人事工作，足以说明黄加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良德门诊部的人事工作。（二）黄加与良德门诊部于2019年7月14日协商时要求良德门诊部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从黄加提交的谈话录音可以看出，是黄加急需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用于下一份工作的入职需要。良德门诊部应黄加要求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要求黄加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存根上签名，黄加已经详细阅读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内容后确认签字，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上写明黄加的职责之一是负责人事工作。黄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签字确认行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从黄加提交的谈话录音可以知道黄加签字确认前咨询过自己的律师。另外，黄加在录音当时提出异议的也只是对副总的身份。黄加事后认为其职位不是副总，工作职责不包括人事工作，是因为事后了解到2017年12月31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中第8条的内容，认为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内容对其不利，所以极力否认。因此黄加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内容的否认不符合客观事实。（三）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过错在于黄加。黄加作为良德门诊部处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手中又掌握着良德门诊部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要与良德门诊部签订劳动合同。而且黄加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加曾经向良德门诊部提出过要签订劳动合同而良德门诊部拒绝的情况。显然，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过错在于黄加。根据2017年12月31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条“用人单位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向用人单位主张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如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订立劳动合同属于该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或主管人员工作职责的，不予支持。”黄加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三、黄加诉讼请求中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7月17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已经超过时效，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良德门诊部认为黄加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恳请驳回黄加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2日,良德门诊部成立。同日，黄加入职良德门诊部，岗位医师。2019年4月1日，黄加将张婉瑜、连文珍及魏倩微等三人的劳动合同、中信银行网银U盾移交给良德门诊部的员工王菲。双方有办理工作交接。2019年6月30日，黄加申请离职。黄加与良德门诊部签订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载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14日解除。2019年7月14日，良德门诊部出具一份《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载明：”兹证明黄加身份证号码：，任职副总，负责公司业务、人事、行政工作等。”黄加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存根联）签收处签名。 另查，自2018年5月13日起，良德门诊部每月10日左右以银行转账支付黄加20000元。良德门诊部为黄加办理了社会保险缴纳手续并缴纳2019年3月份至5月份的社会保险。 2019年7月17日，黄加因签订劳动合同与良德门诊部发生劳动争议，而向厦门市思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良德门诊部：支付2018年5月2日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20000元（20000元/月×11个月）。2019年9月18日，厦门市思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厦思劳仲案[2019]72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黄加的全部仲裁请求。良德门诊部认可上述裁决，黄加不服上述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审理中，良德门诊部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交接清单》共2页，证明黄加交接的事项涉及人事招聘、五险一金，黄加交接的材料和工作项目当中涉及人事工作的众多事项，而良德门诊部系单位很小，黄加的工作职责包括人事内容。黄加对上述证据质证如下：对《交接清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内容复印模糊不清，且该原件应当在良德门诊部处，良德门诊部提出模糊不清的拍照件有误导的嫌疑。 一、关于黄加与良德门诊部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良德门诊部作为用人单位为黄加办理了社会保险缴纳手续并缴纳2019年3月份至5月份的社会保险，良德门诊部亦每月10日左右转账支付给黄加20000元的款项,且在良德门诊部出具给黄加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亦载明：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7月14日解除。其次，良德门诊部认可黄加在良德门诊部参加经营管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的有关规定，黄加与良德门诊部都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黄加在良德门诊部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工作内容也属于良德门诊部业务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认定黄加与良德门诊部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虽然，良德门诊部辩称黄加仅是股东，非员工，但未提交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依法采信黄加的主张，即确认黄加与良德门诊部之间系劳动关系。 二、关于支付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 本院认为，首先，《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载明：”兹证明黄加身份证号码：，任职副总，负责公司业务、人事、行政工作等。”黄加签收《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应视为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记载内容的确认。现黄加主张签收仅仅意味着收到该证明、并非认可相应内容的说法，没有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其次，黄加向良德门诊部员工王菲移交的工作资料中包括其他员工的《劳动合同》，显示黄加确有从事人事的事务。因此，即使良德门诊部未主动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作为从事人事事务的黄加也应当提出与良德门诊部签订。黄加是劳动合同签订事项的负责人，不与良德门诊部签订劳动合同，显然是其本人在主观上存在着较大的过错，其本人应当承担其个人过错产生的不利后果，而非归责于良德门诊部。现黄加要求良德门诊部支付2018年5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黄加的全部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误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黄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冯 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书记员  黄婷婷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 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 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 （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三）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 （四）考勤记录； （五）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 其中，（一）、（三）、（四）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