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14888号原告：刘惠文，男，197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被告：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中路****科研楼101内**，机构信用代码：91430100MA4LJLJXY。法定代表人：曾经营。原告刘惠文诉被告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猪托邦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惠文和被告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惠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100303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112053.92元（293773元按月息2%标准即每月5875.46元从2019年3月2日计算至2019年10月1日为41128.22元（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709257元本金按月息2%标准即每月14185.14元从2019年4月25日至计算至2019年9月24日为70925.7元（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及理由：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陆续要求原告为被告垫付公司运营各种费用开销。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3月2日进行结算，原告为被告共计垫付人民币293773元，被告因此向原告出具金额为293773元的借条，并约定：此笔借款以月利息2%计算支付给原告，六个月内本金利息一次性还清。被告与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关系，截止2019年3月25日，双方经结算，被告尚欠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09257元，被告与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第七条第6款约定：乙方（即被告）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每月二十五日前），每延迟一天，按应付货款总额的3%月利率支付给甲方（即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是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对被告的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一并向被告主张权利。综上，被告共欠原告人民币1003030元。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还上述欠款金额，被告总以资金紧张为由拒付，严重侵害了原告合法权益，故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被告猪托邦公司辩称：1.原告是我公司的股东，现在都还是股东。我公司与湖南怡生堂公司未签订购销合同，因为没有合同章。签订合同是要授权的，但是我没有授权的。2.我们是提供技术，所以不存在买卖合同。3.对账单签署主体错误，上面是没有猪托邦的名字。4.原告垫付费用是事实，但是没有结算，不确定垫了多少钱，所以起诉的过早。5.借条不是事实，没有法人签字也没有授权，只有一个财务章，但是这个财务章都是在原告的手里的。经审理查明：被告猪托邦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注册工商登记并开始经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猪托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经营认缴110万，监事洪维认缴60万，股东刘琼认缴30万。后曾经营邀请原告刘惠文入股猪托邦公司，刘惠文通过与曾经营和洪维口头协商，同意出资60万受让了曾经营手中7.5%的股权与洪维手中7.5%的股权，并于2018年3月16日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猪托邦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分工是由曾经营担任总经理，洪维担任监事，刘惠文管理公司内务及财务，此外公司还聘请了杨沅超负责公司后勤事务。自2018年7月16日至2019年3月2日期间，猪托邦公司支出费用报销单26张，金额共计407588.2元，曾经营进行了审批，杨沅超予以复核，刘惠文在部分报销单的出纳上予以签字确认。上述款项部分为原告刘惠文垫付，部分由公司收入支付。2019年3月2日，猪托邦公司出具了一张《借条》给刘惠文：“今借到刘惠文同志人民币贰拾玖万叁仟柒佰柒拾叁元整。本借款用于本公司付饲料应付款、办公费用、发工资，支付诉讼费用、律师代理费及本公司其他开支。本借款由刘惠文同志直接支付给本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或者直接用于本公司开支（以账本记录及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原始支出票据为准）。本公司承诺本笔借款以月利息2%计算支付给刘惠文，六个月内本金利息一次性还清。”猪托邦公司在落款处加盖的是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2019年9月23日，原告刘惠文与杨沅超再次就上述金额进行了确认，双方在《现金日记账》上对相关明细进行了记载，由杨沅超签字并注明与原件一致，《现金日记账》上加盖了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另查明，原告刘惠文系案外人湖南怡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生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怡生堂公司（甲方/供方）与猪托邦公司（乙方/需方）签署了《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怡生堂公司向猪托邦公司提供兽用药品。刘惠文在甲方处签字，杨沅超在乙方经手人处签字，并加盖了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签订该份合同时，原告刘惠文并未看到猪托邦公司对杨沅超的委托授权书，也没有联系猪托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营对合同的签订事宜进行确认。原告刘惠文称，《购销合同》签订后怡生堂公司向猪托邦公司提供了共计709257元的货物，但并未提交出货单或送货单等证据予以证明。此后，怡生堂公司以往来对账单的方式与猪托邦公司就所欠货款进行核对，对账单上都加盖了湖南猪托邦农牧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并有杨沅超的签名。但是，怡生堂公司仅在2018年12月25日金额为705657元的对账单上加盖了公章，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25日的两张金额都为705657元的以及2019年3月25日金额为709257元的对账单上没有怡生堂公司的签章。2019年9月28日，怡生堂公司（甲方/债权出让人）与其法定代表人刘惠文（乙方/债权受让人）签署了《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债务人猪托邦公司拖欠甲方货款共计709257元未还；二、现甲方将以上债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当天，怡生堂公司出具了一份《债权转让通知书》，并将该通知与《债权转让协议书》通过微信与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给了猪托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营，曾经营并未予以回复。上述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借条》、《费用报销单》、《现金日记账》、《购销合同》、对账单、《债权转让协议书》、《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一、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原告虽向本院出示了《借条》用以证明与猪托邦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但却并未提交相应的银行流水或现金收据等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仅是猪托邦公司内部财务文件，并不能证明原告为上述报销费用进行了垫付，且原告提供的借条借款金额与报销单费用并不一致。同时，原告出具的《借条》加盖的是猪托邦公司财务专用章，既不是猪托邦公司的公章，也没有猪托邦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经营的签字，被告猪托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营在庭审中对上述《借条》也并未予以认可。故原告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与猪托邦公司之间存在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猪托邦公司支付293773元欠款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二、在本案中，原告还以受让了案外人怡生堂公司的债权为由，要求被告猪托邦公司一并偿还拖欠的货款共计709257元。经本院庭审查明的事实，怡生堂公司转让给原告刘惠文的债权是依据怡生堂公司与猪托邦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产生的，但该份《购销合同》的效力尚且存疑。债权转让行为虽具有无因性,但必须真实有效。原告的该项诉请尚不宜在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进行处理，原告可以另行起诉或寻求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惠文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418元，由原告刘惠文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许朝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廖若莎书记员喻可妍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