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2328行初116号 原告：汤荣秀，女，1972年11月25日生，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现住贵州省望谟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杨南雄，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住所地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华侨西路。 法定代表人：王忠仕，局长，未到庭。 出庭负责人：匡唯瑜，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陈纪，法制大队教导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孔勇，该局公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华侨路避险平台。 法定代表人：徐炼，县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龙正刚，望谟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胡朝琴，女，1966年2月1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马孝江，贵州道卫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汤荣秀不服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和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的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8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8月2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9年9月27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汤荣秀的委托代理人杨南雄，被告望谟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匡唯瑜及委托代理人刘陈纪、孔勇，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龙正刚，第三人胡朝琴的委托代理人马孝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5月27日望谟县公安局作出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9年4月20日10时许，胡朝琴因工程款及工程施工问题到望谟县布依之春阻碍布依之春工地施工工人施工，后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汤荣秀及田静到布依之春施工现场劝说胡朝琴离开布依之春施工工地，胡朝琴不听劝阻，汤荣秀及田静两人以拖拽方式将胡朝琴拖离施工现场地，汤荣秀及田静两人在拖拽胡朝琴期间，田静拖拽胡朝琴，胡朝琴背部拖地，导致胡朝琴背部有擦伤，汤荣秀与胡朝琴发生抓扯并相互用脚踢对方，导致胡朝琴右大腿有轻微淤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汤荣秀三日行政拘留。汤荣秀不服向望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的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 原告汤荣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请依法撤销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不服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向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8月2日向原告送达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望谟县公安局对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及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处理结果显失公正，应依法撤销，理由如下：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2019年4月20日，第三人胡朝琴到原告单位施工现场长时间无理阻碍施工，经原告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劝阻无效。由于工程项目系望谟县旧城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工期紧、任务重，胡朝琴在施工重地阻工，其人身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原告所在单位工作人员对胡朝琴劝阻无效后，项目处领导考虑到原告与胡朝琴同为女性，具有沟通上的便利，于是安排原告去劝导胡朝琴停止阻工的违法行为。原告和同事田静一同到现场劝导胡朝琴长达一个半小时未果，胡朝琴依然坐在工地上阻止工人施工。原告出于对胡朝琴人身安全考虑和避免长时间阻工造成更大的损失，原告与田静才准备将胡朝琴拉离施工工地。但胡朝琴却借机发飙，突然躺倒在地并用手将原告身上多处抓伤，更恶劣的是胡朝琴还用嘴乱咬原告，致使原告被咬伤。在胡朝琴不但不听从劝导，反而对原告进行伤害的情况下，原告出于防卫意识，本能用脚轻踢了胡朝琴两下。在胡朝琴停止抓扯和咬原告后，原告并未再对其实施任何伤害行为。二、胡朝琴到原告单位施工场地阻挠施工属明显违法行为。胡朝琴与原告单位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城乡公司）既无合同关系，也无债权债务关系，胡朝琴到原告单位施工场地阻工没有任何理由。本案实际是四川华夏军安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下称华夏分公司）多次违法阻止原告单位施工未达到目的后，利用胡朝琴作为女性的特点，唆使胡朝琴到原告单位工地阻工。华夏军安分公司和胡朝琴的行为均属违法，但公安机关在处理本案时并未调查也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违法阻工的法律责任。三、原告受单位指派处理胡朝琴阻工一事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原告在制止胡朝琴不法行为过程中反受侵害的情况下，用脚轻踢胡朝琴的行为依法属于防卫行为，不应受到治安处罚。胡朝琴阻挠原告单位正常施工的行为属于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软暴力”，具有严重的违法性。胡朝琴对原告单位实施的“软暴力”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已给原告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具有严重违法性。原告当天实施的所有行为仅限于为了制止胡朝琴实施的“软暴力”违法行为和防止胡朝琴继续对原告造成伤害，原告并没有殴打胡朝琴的故意，原告的行为并没有违法性，依法不应承担治安处罚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胡朝琴等人多次阻工，已致使原告所在公司因阻工被迫停工，损失巨大，原告为避免所在公司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制止的行为，本身不具有任何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即或原告所采取的制止行为对胡朝琴身体造成轻微伤害，但原告的行为并未超过阻止“软暴力”违法行为和阻止胡朝琴首先对原告实施伤害行为的必要限度，原告的行为不属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依法不应受到治安处罚。原告是为防止胡朝琴实施的违法阻工造成原告公司项目建设停工以及工期延误等经济损失，才受单位指派到现场对胡朝琴进行劝导。在原告劝导过程中，在胡朝琴首先将原告多处抓伤、咬伤的情况下，原告采取了用脚轻踢胡朝琴的行为，目的是制止胡朝琴的侵害行为。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原告的行为依法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依法不应当受到治安处罚。四、本案的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将原告的行为定性为殴打他人，并据此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明显错误。原告认为，殴打他人违法行为的构成，在主观上必须要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本案中，原告当天的行为属于履行工作职责，原告与胡朝琴也无任何恩怨矛盾，原告在主观上并不存在要殴打伤害胡朝琴的故意。此外，本案中胡朝琴的身体虽有轻微伤情，但由于胡朝琴自己有倒耍泼的行为，胡朝琴的伤情况不能排除自己行为所致的可能。五、被告作出的治安处罚显失公正。胡朝琴实施了阻工违法行为，是本案产生的原因，原告及原告单位相关人员对胡朝琴进行了长时间的劝导，为避免胡朝琴在施工现场遭受危险及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秩序，在没有其他任何办法的情况下才将胡朝琴拉离现场。在刚拉到胡朝琴时，胡朝琴首先对原告进行抓打和口咬，并将原告抓伤和咬伤。根据本案基本事实，即或公安机关认定原告在劝导过程中对胡朝琴有过用脚轻踢胡朝琴的行为，但相比而言，胡朝琴实施“软暴力”的违法行为及违法后果均明显重于原告。可是，公安机关对胡朝琴仅给予警告处罚，对原告却处罚拘留三日，公安机关在同一案件中，处罚结果明显有失公正，其结果是变相助长胡朝琴实施“软暴力”的违法行为，本案存在明显执法不公。六、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本案胡朝琴、田静和原告均为同一治安案件当事人，但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却分别由王母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作出，违反级别管辖。其中胡朝琴、田静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王母派出所作出，而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县公安局作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作为同一案件的当事人的行政处罚理当由同一机关作为，才能保证处罚的公正、公平性。本案未经被告集体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在治安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属最重的处罚，依法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对原告的行为性质认定错误且程序违法。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 原告汤荣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汤荣秀的基本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2．望谟县公安局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望公法缓拘决字［2019］1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复印件），证明望谟县公安局对原告汤荣秀处以3日的行政拘留，并依据原告的申请暂缓执行。 3．望谟县人民政府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不服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向望谟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书维持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的决定。 4．2019年4月20日胡朝琴阻工视频（当时的一个工人拍摄的），证明胡朝琴站在工地的地方，还有其他工人在施工，胡朝琴正在阻止施工。 被告望谟县公安局辩称，1．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判决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第一，汤荣秀殴打胡朝琴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9年4月20日9时23分，胡朝琴因工程款等问题，不顾施工人员劝阻，强行进入位于望谟县王母街道“布依之春”H栋施工工地，妨碍了由望谟康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布依之春”H栋工程的施工。发包人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排工作人员劝说胡朝琴离开工地，胡朝琴未离开。9时59分，受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排，汤荣秀、田静二人相继到达施工工地现场参与劝说胡朝琴离开。因胡朝琴拒不离开，10时26分，田静与工地保安人员欲强行将胡朝琴拖离现场未果。后汤荣秀、田静继续与胡朝琴进行沟通，劝其离开工地，被胡朝琴拒绝。10时45分左右，汤荣秀、田静二人分别抓住胡朝琴的右手和左手，将胡朝琴向公路方向拖拽。在拖离工地的过程中，胡朝琴挣脱被汤荣秀抓住的右手，汤荣秀再次抓向其右手，但未抓住。此时，汤荣秀便冲着胡朝琴的身体踢了两脚，后分别抓住胡朝琴的头发和右手，与田静一起将胡朝琴拖离施工工地。本案中，汤荣秀在客观上实施了拖拽、踢打胡朝琴身体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汤荣秀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其明知拖拽、踢打胡朝琴会给胡朝琴造成身体损害，仍然实施该行为。故汤荣秀拖拽、踢打胡朝琴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不论其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受伤，均可以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第二，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一）望谟县公安局调查处理汤荣秀殴打胡朝琴案程序符合规定。2019年4月21日14时许，胡廷华向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报警，同日16时56分，王母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开展调查。22日，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办理。期间，经过调查取证，获取了录像截图、施工工地监控视频等有关证据，并询问汤荣秀、田静、胡朝琴及相关证人。2019年5月21日，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对胡朝琴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给予行政警告的行政处罚。5月10日，望谟县公安局通过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将欲对汤荣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依法告知了汤荣秀，5月27日，望谟县公安局根据汤荣秀殴打胡朝琴的行为，作出了给予汤荣秀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决定。同日汤荣秀提出暂缓执行申请，经审查后，望谟县公安局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综合全案，望谟县公安局认定汤荣秀殴打他人行为属较轻情节，依法作出了给予汤荣秀三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第三，对汤荣秀、田静、胡朝琴作出的处罚决定非由不同机关作出，王母派出所系望谟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而非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王母派出所对警告和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有权作出处罚决定，故王母派出所根据田静、胡朝琴的行为，分别作出了罚款、警告的处罚。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王母派出所根据汤荣秀的行为经报请望谟县公安局同意后，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给予汤荣秀三日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第四，汤荣秀殴打胡朝琴案非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案件。第五，汤荣秀的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构成要件，本案中，胡朝琴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方式进入施工工地以达到阻碍施工目的，时长近一个半小时。胡朝琴未经允许进入了相对封闭，有可能造成其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施工工地现场，但其采取阻碍施工的方式存在的危险性并没有急迫到需要立即采取私力进行救助以达到消除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达到阻碍到整个施工工地现场都不能够施工的不可容忍的限度。此情况下，原告在劝说胡朝琴离开施工工地现场的过程中，完全有充足的时间通过报警或求助有关部门来处理。但实施了导致胡朝琴受伤的拖拽、踢打行为，强行将胡朝琴拖离施工现场。故汤荣秀、田静的行为不属正当防卫。综上所述，望谟县公安局对汤荣秀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行政诉讼请求并判决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为证实其行政行为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均系复印件）： 第一组证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证明望谟县公安局是行政主体，王母派出所系望漠县公安局内设机构。 第二组证据：1．接处警登记表、报案回执，证明案件来源和办案程序。 2．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证明案件来源和办案程序。 3．胡朝琴、汤荣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处罚前告知了被处罚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 4．胡朝琴、汤荣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望谟县公安局对胡朝琴、汤荣秀对违法事实所作出的决定。 5．汤荣秀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申请书、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执行回执、解除拘留证明书，证明从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至因决定暂缓执行而解除行政拘留过程。 第三组证据：1．胡朝琴、汤荣秀人口信息登记表，证明胡朝琴、汤荣秀的身份信息。 2．对汤荣秀作出的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4月21日对汤荣秀的询问笔录。 3．对汤荣秀的传唤证、2019年5月7日对汤荣秀的询问笔录。 4．对田静作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4月21日对田静的询问笔录。 5．对田静的传唤证、2019年5月7日对田静的询问笔录。 6．对胡朝琴作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4月21日对胡朝琴的询问笔录。 7．对胡朝琴的询问通知书、2019年5月4日对胡朝琴的询问笔录。 8．对胡朝琴的传唤证、2019年5月7日对胡朝琴的询问笔录。 9．对胡廷华作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4月21日对胡廷华的询问笔录。 10．对向建泽作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5月10日对向建泽的询问笔录。 11．对李春学作出的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019年5月3日对李春学的询问笔录。 12．对李清淋的询问通知书、2019年5月14日对李清淋的询问笔录。 2至12号证据证明办案程序，胡朝琴阻碍施工，汤荣秀踢胡朝琴及与田静将胡朝琴拖拽离开施工工地的事实。 13．2019年5月7日胡朝琴辨认笔录，证明汤荣秀系踢打其人，田静系与汤荣秀一起将其拖拽离开现场之人。 14．现场勘验工作记录，证明案发现场情况。 15．行政案件照片说明，证明案发时胡朝琴阻碍施工，汤荣秀踢胡朝琴及与田静一起将胡朝琴拖拽离开施工工地的事实。 16．行政案件照片说明，证明胡朝琴人身检查情况。 17．接受证据清单（胡廷华提供视频录像三段，见所附光盘），证明案发现场胡朝琴被拖拽、踢的事实。 18．接受证据清单（望谟县医院疾病证明书、贵州省医院疾病证明书、解除施工合同通知书），证明胡朝琴疾病情况，解除合同的事实。 19．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民事起诉状、工程承包合作协议、保安服务合同书、四川华夏军安建设公司贵州分公司停工通知书），证明城乡杰和公司与华夏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李欠斌起诉城乡公司、华夏公司支付拖欠款纠纷、华夏公司贵州分公司与浙江东源建设公司西南分公司的工程承包协议，城乡杰和公司与贵州省威远保安服务公司的保安服务合同，华夏公司告知城乡公司停工事实。 20．接受证据清单（向建泽提供：施工土地监控视频（见附光盘）、农行回单、建设施工合同），证明案发现场事实，城乡公司支付李欠斌700万元工程款，城乡公司与望谟康达公司合同事实。 21．光盘1张，证明办案程序中我局在调查过程中汤荣秀有阻碍现场施工的行为，并拖拽殴打胡朝琴的事实。 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辩称，1．判决驳回诉讼请求；2．判决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汤荣秀殴打胡朝琴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望谟县公安局对汤荣秀殴打胡朝琴行为的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经望谟县人民政府复议机关调查，2019年4月20日10时许，胡朝琴因工程款及工程施工问题到望谟县布依之春工地阻碍工人施工，后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汤荣秀及田静到布依之春施工现场劝说胡朝琴离开布依之春施工工地，胡朝琴不听劝阻，汤荣秀及田静两人以拖拽方式将胡朝琴拖离施工现场，汤荣秀及田静两人在拖拽胡朝琴期间，胡朝琴背部拖地，导致胡朝琴背部有擦伤，汤荣秀与胡朝琴发生抓扯并互相用脚踢对方，导致胡朝琴右大腿有轻微淤青。本案中，汤荣秀在客观上实施了拖拽、踢打胡朝琴身体的行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汤荣秀作为正常的成年人，其明知拖拽、踢打胡朝琴会给胡朝琴造成身体损害，仍然实施该行为。故汤荣秀拖拽、踢打胡朝琴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构成要件。综上所述，我府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理，请求依法予以驳回，判决支持我府的答辩请求。 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为证实其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汤荣秀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复印件），证明汤荣秀因不服望谟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向望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2．望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批表及受理通知书、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31日依法受理了申请人汤荣秀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并将通知书送达申请人汤荣秀。 3．望谟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4日依法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并要求申请人在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以及不提交相关材料的法律后果。 4．望谟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的通知书（复印件），证明望谟县人民政府依法通知第三人胡朝琴享有参加复议的权利。 5．第三人胡朝琴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胡朝琴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事实。 6．望谟县人民政府及望谟县司法局的文书处理签（复印件），证明望谟县司法局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望谟县人民政府领导审批同意望谟县司法局提出的意见。 7．望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复印件），证明望谟县人民政府对被申请人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认为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8．望谟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送达回证（复印件），证明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依法将复议决定送送达了申请人汤荣秀、被申请人望谟县公安局、第三人胡朝琴。 第三人胡朝琴述称，1．第三人阻止房地产公司施工，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属于软暴力行为。城乡公司在2013年将该项目全部发包给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并签订了相应的施工合同，按照合同规定，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是唯一合法的施工主体，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组织施工，根据补偿协议约定，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在房开公司拖欠工程款的情况下，阻止施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涉案项目属于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施工范围，城乡房开公司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因施工项目所办理的施工许可证及规划许可证施工单位均为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城乡房开将项目私自发包给他人施工属于违反施工合同。四川华夏贵州分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阻止城乡房开公司施工是合法的，并不属于为了谋取利益。2．本案原告对第三人实施拖拽脚踢等暴力殴打行为，有现场的视频予以证实，原告代表城乡房开公司对第三人阻止施工行为进行拖拽殴打不属于正当防范行为，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胡朝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2013年5月21日、2013年10月8日签订的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补充协议八份（复印件），证明布依之春项目是由城乡房开公司发包给华夏军安贵州分公司，华夏军安贵州分公司是唯一的施工主体，在施工过程中贵州城乡杰和房产开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2016年6月16日还欠华夏军安公司1500万的工程款及1,000万元的工程保证金，华夏军安公司有权停止施工，造成的损失由贵州城乡杰和房产开公司进行承担。 2．胡朝琴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关于管理层任命的通知（复印件）、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证明（复印件），证明胡朝琴系四川华夏军安贵州分公司的员工。 3．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解除施工合同通知书（复印件）、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关于解除施工合同通知的回函（复印件），证明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公司2019年4月23日提出解除合同，四川华夏军安贵州分公司并没有认可。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及第三人的意见和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一、针对原告汤荣秀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及第三人对1、2、3号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对4号证据的质证意见均是视频仅为一段，不能证明发生冲突的事实和拍摄时间。因该段视频的拍摄时间无法核实，并且从被告提交的整段时间发生的监控视频来看，并无该段视频反映的事实，故本院对4号证据不予采信，不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二、针对被告望谟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的受案时间是2019年4月21日并非受案登记表中的4月22日，处罚告知笔录并未告知原告享有听证的权利。对第三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但2019年4月21日汤荣秀的询问笔录中询问人员与签字的侦查人员不一致，胡朝琴和李清淋的询问笔录不客观真实，公安局用照片反映的胡朝琴受伤情况不严谨，光盘反映的视频内容不全面。望谟县人民政府对被告望谟县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胡朝琴对被告望谟县公安局提交的第一、二组号证据无异议；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胡朝琴的阻工是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且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并未同意解除合同，同时对光盘视频不予认可。本院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予以采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三、针对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用于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原告汤荣秀、被告望谟县公安局、第三人胡朝琴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四、针对第三人胡朝琴提交的证据。原告及二被告的质证意见均是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第三人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汤荣秀系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5日出具关于管理层任命通知，任命胡朝琴为望谟县人民路、新民路、芭蕉山片区灾后重建及棚户区旧城改造项目项目部材料员。 2013年5月21日，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望谟县人民路、兴民路灾后重建及棚户区旧城改造安置项目。2013年10月8日，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承建望谟县人民路、兴民路芭蕉山片区四组团灾后重建及棚户区旧城改造安置项目工程。 2019年4月23日，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发出《解除施工合同通知书》。 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解除合同后，该工程由望谟康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 2019年4月20日9时23分，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的员工即是第三人胡朝琴到望谟康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场地拟进行阻工，期间与施工工人发生推搡。胡朝琴于9时55分坐在施工工地的木方上。10时11分，案外人田静到达施工现场，并对胡朝琴进行劝解，要求其到办公室进行商谈，但胡朝琴拒绝。10时26分18秒，案外人田静拉扯胡朝琴，10时26分26秒，胡朝琴跌倒在地背部着地，期间不断用脚踢。10时26分39秒，胡朝琴躺在地上，田静停止拉扯，胡朝琴于10时26秒57分就地坐起。 2019年4月20日10时37分54秒，原告汤荣秀到达现场。10时44分50秒，汤荣秀、田静再次拉拽胡朝琴，汤荣秀于10时45分4秒踢打胡朝琴，胡朝琴也对汤荣秀进行踢打，汤荣秀跌倒在地。10时49分3秒，汤荣秀、田静再次拉拽胡朝琴，并将其拉拽至施工工地旁的公路。10时56分12秒，胡朝琴离开施工现场。 2019年4月21日，胡朝琴亲属胡廷华到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报警。王母派出所于2019年4月22日对该案受理立案为行政案件，并于2019年4月22日送达受案回执给报警人胡廷华。 2019年4月21日，被告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对汤荣秀、田静、胡朝琴进行了第一次询问。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现场勘验。2019年5月4日，对第三人胡朝琴进行了人身检查。 2019年5月7日，使用传唤证对汤荣秀进行了传唤并进行了第二次询问。同日，胡朝琴对汤荣秀、田静进行了辨认。 2019年5月10日，被告对胡朝琴、汤荣秀分别作出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019年5月21日，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对胡朝琴处以书面警告。2019年5月27日，望谟县公安局对原告汤荣秀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同日，原告汤荣秀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于同日2019年5月27日作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书。 原告汤荣秀不服该行政处罚，于2019年5月27日向望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5月31日受理复议申请，于同日向望谟县公安局作出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于2019年6月4日送达给望谟县公安局。2019年5月31日向胡朝琴作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于2019年6月14日送达给胡朝琴。并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的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原告汤荣秀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同前。 本案争议焦点：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之规定，被告望谟县公安局有权负责其辖区内的治安管理处罚，其作出的行政拘留也在法律授权的职权范围，故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为本案讼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主体合法。 关于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首先，传唤证使用程序违法。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7日使用传唤证传唤汤荣秀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的规定，望谟县公安局使用传唤证传唤汤荣秀，应当获得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但其提交的证据中并无相应批准的材料，其传唤汤荣秀的程序违法。 其次，办案期限超期。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的规定，办案期限是三十日，经批准可延长三十日。本案中，汤荣秀、胡朝琴的纠纷发生于2019年4月20日，胡朝琴亲属于4月21日向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报警，王母派出所提交的受案登记表显示受案日期是4月22日，但庭审中，被告望谟县公安局称实际受案日期是4月21日。其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本案，但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办案期限超期。 第三，人身检查程序违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时，人民警察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第八十六条“检查情况应当制作检查笔录。检查笔录由检查人员、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检查笔录中注明。”的规定，2019年5月4日对胡朝琴进行人身检查的时候，应当有不少于二人的人民警察并且应当制作检查笔录，但是对于胡朝琴的人身检查，仅仅进行了拍照，且照片上仅有拍照人一人的姓名，不能确定对胡朝琴的人身检查是否按照上述法定程序进行。故其人身检查程序违法。 关于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是否清楚、处罚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纠纷发生的原因是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胡朝琴系四川华夏军安建设有限公司的职工，因两公司发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遂到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包的工程施工场地进行阻工，汤荣秀、田静系贵州城乡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职工，受公司指派到施工现场劝解胡朝琴。 在胡朝琴与汤荣秀纠纷一案中，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于2019年5月21日对胡朝琴作出了书面警告的行政处罚，查明的事实是：2019年4月20日10时许，胡朝琴因工程款及工程施工问题到望谟县布依之春阻碍布依之春工地施工工人施工，后布依之春工作人员汤荣秀及田静到布依之春施工现场劝说胡朝琴离开布依之春施工工地，胡朝琴不听劝阻，汤荣秀及田静两人以拖拽方式将胡朝琴拖离施工现场地，汤荣秀及田静两人在拖拽胡朝琴期间，田静拖拽胡朝琴，胡朝琴背部拖地，导致胡朝琴背部有擦伤，汤荣秀与胡朝琴发生抓扯并相互用脚踢对方，导致胡朝琴右大腿有轻微淤青，汤荣秀双腿有多处抓伤及一处咬伤，均为皮外伤。 在同一事件中，并且从案发地的监控视频来看，田静先对胡朝琴进行了拉拽，且在后续拉拽途中，田静并未放手一直拉拽胡朝琴。期间，汤荣秀参与了拉拽胡朝琴，在与胡朝琴相互踢打过程中，双方均有受伤。在此情况下，望谟县公安局对胡朝琴作出书面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汤荣秀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属于显失公正的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变更给予汤荣秀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综上，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虽部分程序违法，但对原告汤荣秀的权利义务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适用法律正确，但对汤荣秀作出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明显不当，本院予以变更为罚款五百元。望谟县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未对此进行纠正，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依法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被告望谟县公安局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的望公法行罚决字［2019］2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汤荣秀处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为五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撤销望谟县人民政府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的望府行复决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望谟县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罗 柠 审 判 员  黄金梅 人民陪审员  冷 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杨再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