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4民初53号 原告：余江，男，1985年7月3日生，汉族，农民，住织金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龚昌华，男，织金县龙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余贵林，系余江亲兄弟。 被告：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三甲乡木嘎村（车管所内）。 法定代表人：高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张厚军，男，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春，男，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住所地：织金县文腾街道黔中国际商贸城C栋负一层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4MA6E8TKK4Y。 经营者，党书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谈子强，男，系经营者党书红之丈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毛亚，男，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织金县文贵建材厂，住所地：织金县三甲街道木戛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524MA6GXCWRX8。 经营者：杨文贵。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胜义，织金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余江与被告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公司）、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以下简称书红五金经营部）、织金县文贵建材厂（以下简称文贵建材厂）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贵林、龚昌华，被告山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厚军，书红五金经营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谈子强、毛亚，文贵建材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胜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因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1,568,022.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2018年1月13日，被告山水公司一个姓杨的管理人员电话通知原告，叫当天去其位于木嘎村的工地砖厂换装砖机输送带，双方在电话中就工作量、工资等敲定后，原告于当天下午与兄弟余贵林一同赶到施工场地干活，在安装输送带的过程中，因输送带架蹲处太窄且钭度较大，原告不慎从高空坠地受伤。2018年1月14日至4月8日在贵阳金阳医院住院治疗84天，同年4月8日至4月13日在贵州医科大学住院治疗5天，同年4月24日至5月20日，在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康复治疗27天；同年7月27日至9月18日，在贵阳金阳医院住院治疗53天。以上住院天数合计169天。原告之伤经医院诊断为：一、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1、脑疝；2、脑挫裂伤（颞枕左）；3、脑膜下血肿（额颞顶枕左）；4、颅骨骨折（枕左）；5、头皮血肿（枕部）；二、右眼玻璃体浑浊；三、右眼玻璃体后脱离；四、右眼视神经挫伤。 原告受伤后，多次找被告协商，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敦促下，被告山水公司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一份《承诺书》，承诺愿垫付原告在医院治疗期间产生的一切医疗费用，但到原告的治疗后期，被告即停止了对原告医疗费的支付，为了活命，原告又只得到处求亲告友，共借了6万多元参与治疗。原告治疗过程中，被告山水公司认为原告受伤的担责方应是书红五金经营部，于是将其诉至织金县人民法院，要求由书红五金经营部返还其垫付的医疗费，开庭审理后，被告山水公司又主动撤诉。原告认为，原告在提供劳务时受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告应承担雇主赔偿责任。现诉至织金县人民法院，敬望判如所请。 被告山水公司辩称，一、虽然答辩人为余江垫付了医疗费，但答辩人并非本案的责任主体。2018年1月13日，织金县文贵建材厂（厂址设在答辩人的山水汽车城内）的管理人员杨文书、承包人杨某1向书红五金经营部购买17.5米的输送带尼龙及拼接所需的胶水2套，并支付了安装输送带尼龙的拼接费用600元。杨文书付了货款、材料款及安装费共计2255元。书红五金经营部将余江电话提供给杨某1，杨某1通知余江前去安装，在安装过程中，因接头处起火至余江从高空坠地受伤。事发后，余江家人聚焦数十人在答辩人公司内闹事，相关部门为尽快平息事件，给答辩人负责人高康做工作，高康为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此事，出于仁道，承诺先为余江垫付医疗费，责任事故待其治疗后向相关责任主体主张。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书红五金经营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书红五金经营部与余江系劳务关系，故余江的受伤损失应由书红五金经营部承担赔偿责任。1、文贵建材厂租用答辩人的场地从事水泥砖的加工生产，文贵建材厂系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在从事生产经营中产生的法律责任，与出租方（答辩人）无关。2、文贵建材厂向书红五金经营部购买“输送带尼龙”及安装所需“胶水”，并支付了购买商品的价款及安装费用，该事实有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予以佐证。购买时双方口头协议由书红五金经营部负责安装及调试，同时，书红五金经营部出售的输送带尼龙需专业人员安装，根据交易习惯及商品的特殊性，销售特殊商品，通常包安装、包调试，即安装、调试是销售商品的服务范围。由此可见，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之间形成典型的买卖关系，文贵建材厂购买了书红五金经营部的设备、材料以及安装服务，因此，安装“输送带尼龙”是书红五金经营部的合同义务。3、余江系书红五金经营部的雇员，其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形成雇佣关系。4、余江与答辩人之间无任何关系，余江与文贵建材厂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三、答辩人为余江垫付的医疗费105000元，应当由余江返还，或由本案的责任人书红五金经营部支付。余江受伤后，因伤势严重，急需进行抢救，余江家属与答辩人协商，先由答辩人垫付，待伤者抢救医治后，再配合答辩人追回垫付的医疗费。答辩人共计为其垫付医疗费105000元。这些费用，要求作为原告的损失予以计算，如果法院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则作为赔偿款，如果我公司不承担责任则要求原告予以返还。如本案不能一并处理，答辩人保留另案起诉的权利。四、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法律依据。 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辩称，1、原告余江在民事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与被告山水公司起诉第三人书红五金店一案即（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所陈述的事实一致；2、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山水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所有法定赔偿的项目及金额，应当由被告山水公司进行赔付；3、书红五金经营部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被告山水公司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民事审判笔录中明确认可山水公司经常给书红五金经营部购买输送带，在本案中山水公司辩称与书红五金经营部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互相矛盾，其目的系规避民事赔偿责任。据此，本案山水公司作为被告主体适格。5、原告要求书红五金承担赔偿责任，与其自认事实互相矛盾。 被告文贵建材厂辩称，1、文贵建材厂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原告所述不实，杨某1不是文贵建材厂的管理人员，而是制砖承包人。3、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输送带的安装与调试工作完全由书红五金经营部负责完成，原告与文贵建材厂不存在劳务关系。4、本案中原告余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5、余江相关赔偿费用应以农村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以实际住院天数计算，部分护理依赖期限以20年为限。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余江身份证，原告余江在贵阳金阳医院、贵州医科大学、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的病历，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本院勘验笔录、本院调取的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明细项目汇总报表，本院予以确认。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提供医疗发票8张、预交款收据5张，用以证明原告受伤后自行支付医疗费用106,440.84元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山水公司、书红五金经营部无异议；被告文贵建材厂对医疗发票无异议，但认为预交款收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医疗费的证据，应以医院开具的真实发票为准。 2、原告提供交通费发票23张，用以证明原告因治疗所花费相关交通费1,408.9元的事实。经质证，山水公司对其中的正规车票、发票无异议；书红五金经营部无异议；文贵建材厂对其合法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但认为其交通费已实际发生，请求法庭根据余江治疗产生的必要交通费按照普通客车收费标准酌情认定交通费金额。 3、原告提交承诺书1份，用以证明2018年1月19日被告山水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康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承担原告医疗费用的事实。经质证，山水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承诺书载明余江在山水汽车城砖厂内安装受伤，场地是租赁给杨文贵了的，高康支付医疗费是出于人道主义而先行支付，不能就此推定山水公司就是赔偿义务的承担主体；书红五金经营部对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同时认为该承诺书由山水公司作出，再次证明山水公司系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余江系向山水公司提供劳务受伤，所产生的法定赔偿应当由山水公司承担，这与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民事案件查明的事实互相吻合，而不是被告山水公司辩称的织金文贵建材厂与第三人发生买卖关系；被告文贵建材厂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为承诺书的内容已经明确了无法认定事故责任，暂由高康本人先垫付医疗费用。 4、原告提供户口簿1份，用以证明原告负担的被抚养人的相关情况。经质证，山水公司和文贵建材厂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户口簿载明是农业户口，本案相关赔偿应当按农村标准计算；书红五金经营部无异议。 5、原告提供织金县人民法院（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民事审判笔录，用以证明在该案庭审中原告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书红五金经营部申请证人马某、王某、余贵林出庭作证，证明当时原告是为谁提供劳务的相关情况。其中证人马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与余江是一个村的村民，当时村里有一位老人过世了，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帮忙，当天下午4-5点钟左右，我们一起去帮砍芭蕉树，挨得比较近，就看见余江接一个电话，由于余江是开免提的，就听见对方开口说接输送带尼龙的生产，余江先说了1000元，后又说800元，对方均认为过高，最后讨价还价达成为600元的价钱。当时余江还问谁与我一起去做，后余江就叫上他新兄弟罗幺贵（余贵林乳名）一起去做。王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与余江是寨邻关系，那天刚好有个老人过世，当时我们就与他去砍芭蕉树，接电话时因为电话声音小，余江就把电话开了免提，在电话里对方说请余江去接输送带尼龙，后余江就说要1000元，对方认为过高，后余江就说600元钱不做就算了，对方就叫他过去做，余江就说我们谁愿意和他去做，我们就问他在哪里做，他说在山水汽车城，我们因没有时间拒绝了，后余江就叫上他的兄弟小幺贵（余贵林）一起去做。证人余贵林证言的主要内容：2018年1月13日下午4点左右，因我表伯过世我们都在帮忙，当时我们几个去砍芭蕉树，在此过程中我哥余江就接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请我哥去接输送带尼龙，我哥就说要1000元钱，对方嫌高，后又降至800元，最后我哥就说600元钱不做就算，我哥挂电话后就问谁与我一起去接输送带尼龙，后我就与他一起去做。对方要求6点钟到山水汽车城，我就与我哥余江开起他的车子到安装地点，当时和我们对接的是山水公司的员工小杨，在安装过程中我们在接输送带尼龙，小杨在弄砖机，在粘胶的过程中人要站在输送带尼龙上才能粘，当时我哥在高高的一方，我在下面一方，他在上面做需要什么我就从下面递，没有在矮的一面粘是因为有放料机挡住，所以选择在中间位置粘，我哥是怎样掉下来的我没有看清楚，当时打伤头部。经质证，山水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笔录里面证人的证言出奇的一致，时隔四个多月，还把原告余江与小杨通话内容记得丝毫不差，按三个证人所说，小杨与余江是通过讲价还价达成600元的安装费的，那么在开票时就不可能预判是600元，这与现实不符，其真实情况只能是小杨与书红五金经营部谈好安装费600元并在收据上予以明确，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再将电话给小杨，小杨打电话给余江才合理。且三位证人与原告余江均有特殊的关系，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三位证人的内容出奇的一致，足以说明三位证人有串通之嫌；笔录并未经过判决、裁定予以认定，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使用；证人中余贵林是本案的代理人，又是原告的亲兄弟，其证言更加不可信。书红五金经营部对三性无异议，同时认为该审判笔录证实原告余江认可是被告山水公司工作人员小杨打电话叫其去安装输送带，并在电话中通过双方讨价还价达成600元的安装劳务费的事实；证人马某、王某、余贵林作为原告余江与被告山水公司小杨通电话的在场人，且近距离接触，三人的证人证言能充分证实事发当天系被告山水公司工作人员小杨叫原告余江去安装输送带的事实，尤其是余贵林从余江接电话到事发均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其陈述能反映客观真实情况，不能因为马某、王某与余江系寨邻关系就否定其陈述的内容，不能因为余贵林系余江亲兄弟就否定其证言的真实性，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日常经验生活法则，有且仅有在场的马某、王某、余贵林能证实当时的情况，因此，三人证言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被告文贵建材厂对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其理由是：1、三位证人的证言称杨某1是下午4-5点钟给余江打电话通知安装输送带的，而余江称是中午接到杨某1电话的，时间相差较大，证言内容不吻合；2、他案审判笔录，未经我方质证认可，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3、三位证人均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客观真实性；4、该民事审判笔录并未被织金县人民法院采信认可；5、这三位证人在本案中又未出庭接受询问；6、三位证人的证言不属于直接证据，如果没有杨某1与余江当时通话的录音证据等加以佐证，三位证人的证言均不应采信。 6、被告山水公司提供织金县文贵建材厂营业执照、杨文贵身份证复印件、场地租金收据，用以证明杨文贵租用山水汽车城场地，用于开办砖厂，租金每年33,000元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方未提供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场地租赁时间晚于原告受伤时间，如果建材厂确系是向被告山水公司承包，那么很显然，该建材厂在发生事故后山水公司应将其作为主要责任人，但山水公司当时并未说明其与建材厂的承包关系，因此才产生了愿意承担医疗费用的承诺书，所以原告方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认为该组证据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真实也达不到被告山水公司的证明目的，因为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民事审判笔录中，被告山水公司庭审笔录17页明确载明认可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文贵建材厂无异议。 7、被告山水公司提供《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1份，用以证明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文贵建材厂向被告支付货款1,575元，辅材款80元，安装费600元，安装运输带尼龙是书红五金经营部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原告余江、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1、该组证据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的审判笔录中同样出示在该审判笔录中第七页，被告山水公司的证明目的明确记载为“原告即山水公司与被告即书红五金经营部形成的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均是同一组证据，均是由山水公司在两个案件中出示，而证明目的却不一样，充分证实被告山水公司系给审判造成阻碍，恶意逃避责任的行为，因此，达不到其证明目的。2、收据上600元的接头费是山水公司工作人员小杨与原告余江谈好劳务安装费后，由于余江作为个人无法开具发票，而被告山水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所支出的费用均需要发票作为支撑，因此，山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小杨便要求书红五金经营部多开600元的发票，这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被告文贵建材厂无异议。 8、被告山水公司提供《承诺书》1份、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预交款收据2张、收款单4张、微信转账记录3页，用以证明：1、安装运输带尼龙是书红五金经营部的合同义务，余江是在为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劳务安装输送带尼龙的过程中受伤，因此，余江受伤的医疗费等损失应由书红五金经营部承担赔偿责任；2、高康为余江垫付的105,000元医疗费，应由本案的责任人返还。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恰好证明被告山水公司系履行支付义务。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对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承诺书再次证明山水公司系本案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的主体，不能证实安装输送带系书红五金经营部的合同义务，双方并未有书面的协议，山水公司也未出示其他证据加以证实，据此，山水公司向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交款以及微信转账给原告余江亲属，均是其履行赔偿义务行为的表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根据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相关内容，通过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知的事实不需要举证证实。文贵建材厂无异议。 9、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2018年4月25日贵州本芳（织金）律师事务所律师毛亚、朱璐瑶分别对余江、余贵林所作的询问笔录2份，该组证据来源于织金县，用以证实余江、余贵林的陈述与在该案的陈述事实一致，与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中陈述一致。二人充分证实本案中余江系为被告山水公司提供劳务，被告山水公司应当对余江的所有法定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质证，原告无异议。被告山水公司认为该份笔录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要件，余江是本案的当事人，也是1434号案件当事人，其陈述属于当事人的陈述，应当与其他证据佐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余贵林是余江的亲兄弟，也是本案的诉讼代理人，所作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芳律师事务所作为书红五金经营部的代理人，其对（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的第三人及代理人作笔录存在双方恶意串通推卸责任。经鉴定余江是精神障碍，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该份笔录是虚假的，完全达不到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的证明目的。文贵建材厂对三性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书红五金的证明目的，其理由是：1、他案卷宗笔录，未经人民法院认证采纳，不能直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份询问笔录中的询问人与被询问人均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询问笔录的内容缺乏客观真实性。2、毛亚律师为（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与本案的特别授权代理人。余江系（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的第三人，又系本案原告。余贵林系（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中书红五金店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又与余江系亲兄弟关系，且作为本案余江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由此可见，本案关系复杂，询问笔录的内容应不予采信。3、结合本案原告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余江属于颅脑损伤导致智力缺损为七级伤残，具有意识障碍，不能完全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说话不清楚，不能正常沟通，记忆力减退，不能回忆其受伤经过。所以，该笔录的内容不具有合法性。 10、文贵建材厂提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用以证明文贵建材厂的主体情况。经质证，原告认为营业执照的注册日期在余江受伤之后，因此余江受伤与文贵建材厂没有关系。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对真实性、合法性无意见，对关联性有意见。认为文贵建材厂注册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而原告余江受伤日期为2018年1月13日，因此文贵建材厂营业执照系山水公司投资人为了规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义务通过注册文贵建材厂，达到其规避赔偿的目的。被告山水公司无异议。 11、被告文贵建材厂提供2018年1月13日织金县书红五金经营部开具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1份。用以证明：1、织金县文贵建材厂向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购买输送带尼龙与胶水，并约定输送带安装费为600元的事实；2、案涉输送带的安装工作由织金县书红五金经营部负责完成。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山水公司出示该份证据材料的意见一致；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的质证意见与被告山水公司出示该证据时质证意见一致，同时认为山水公司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案件庭审时曾经出示过该组证据，且证明目的为山水公司与书红五金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而现由文贵建材厂出示证实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为一组证据，山水公司和文贵建材厂其证明目的均不一样，且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庭审笔录中山水公司自认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现文贵建材厂又自认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出现前述矛盾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和推论，系山水公司和文贵建材厂互相推卸责任，据此达不到其证明目的。被告山水公司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据材料1、2、3、4、5、7、8、11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依法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为查清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证人杨某1、杨某2调查，杨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是2017年11月中旬到案涉事故砖厂工作的，是山水公司老板高康打电话给我，请我来砖厂负责机修和代管生产，我的工资是每生产10000块砖提取40元作为报酬。在和高康达成口头协议后，我喊了杨某2、罗华付一起参与我做机修，我们三人负责四台砖机的修理。生产砖的砂料是高康的砂厂自行生产的，水泥是向外购买。我进砖厂以后杨文贵也在厂内干活，从事水电工，杨文贵的工资是由高康另外支付，每月多少我不清楚。高康指派杨文书负责材料采购、销售、砖厂管理，砖厂有五台制砖机器，我协助杨文书管理其中的四台，另外一台制砖设备的管理是高康另外聘请的师傅负责，但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2018年1月份，因我配合杨文书管理的其中一台六型制砖机器的传输输送带尼龙损坏需要更换，杨文书叫我陪他到黔中国际谈子强的五金店购买输送带尼龙，购买中谈成的输送带尼龙价款是1000余元，同时我们要求谈子强家负责安装，谈子强说安装工人在外，要我与安装工人联系，以便确定时间，安装费用是谈子强提出要600元，并由谈子强将输送带尼龙价款和安装费一起开在购买单据上，由谈子强一并结算后支付给安装工人，当天大约16时由我联系安装工人余江，约定在当天18时安装，结果18时余江同另一人进场施工，约21时许因余江用火烘烤粘胶，导致粘胶燃烧，余江就从传输架上跌落而受伤。经我回忆，购货单上的安装费就是接头费，该费用是杨文书和谈子强谈成的，我并没有与余江谈安装费的问题。高康叫我承担余江受伤后的损失问题，高康两次给我共60000元为余江缴纳医药费。余江受伤后，其家人到高康的厂里面闹，高康要我为他顶替责任，就说场地是他租给杨文书，然后又由杨文书租给我，这样签订了两份虚假的租赁合同。我和杨文书签订的合同注明砖厂是属于我的，但我并不是该砖厂的实际投资经营人，合同是一份虚假合同，杨文书也不是该砖厂的租赁人或承包人，因此合同是虚假合同，合同签订后高康没有把合同给我，合同由高康收取保管，至于该合同是否还存在只有高康清楚。杨某2证言的主要内容为：我是杨某1的堂叔，与山水公司的高康、杨文贵、杨文书无亲属关系，也无矛盾。2017年11月份，杨某1邀约我到高康的砖厂上从事机修工作，我来厂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虽然是杨某1邀约我来干活，但是砖厂的老板是高康，我的工资是按计件提成，厂上的机修员是我、杨某1、罗华付三人，我们只负责机修，三人的工资是每生产10000块砖提取40元作为三人的报酬。高康派在砖厂上的管理、销售人员是高康的舅子杨文书，杨文贵在砖厂内是从事电工工作，生产出来的砖销售是由杨文书负责。我在砖厂工作到2018年3月份，因生产发生安全事故后停工。按我平时在砖厂做工的实际情况来看，高康是老板，整个厂的规划、生产、经营都是高康负责，杨文书负责管理、销售、采购，杨文贵仅是砖厂的电工，他不从事管理工作。2018年年初，因制砖机的输送带坏了，需要更换、装接传送带，来接传输带的两个男人，其中年纪大一点的一人在砖机的传输架上，用焊机点燃氧气烘烤粘接的胶水，致粘胶被点燃，这个人就从传输架上倒下受伤，至于这两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当时我离他们只有3米远，这件事发生后高康不管，受伤的家属叫上几十人到高康公司闹，高康叫杨某1为他扛。 经质证，原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证人杨某1打电话叫余江去安装输送带尼龙时进行了讨价还价，称证人杨某2陈述的用氧气点燃烘烤粘接的胶水不真实，是在焊接支架时火花不小心跳去点燃粘接的胶水；被告山水公司认为：1、证人证言不真实；2、询问笔录的调取不符合法律规定，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被告文贵建材厂认为：1、杨某1不是案涉砖厂的管理人员，杨某1是案涉砖厂的承揽人；2、砖厂负责人杨文书承揽给杨某1做砖的单价是每块0.058元，而不是0.054元；3、叉车、机修工以及其他工人都是杨某1个人招聘的工资由杨某1发放，砖厂支付给杨某1的是承揽报酬而不是工资；4、砖厂给杨某1的承揽报酬是以杨某1生产砖的数量来结算的，不是以所销售的数量结算；5、杨某1询问笔录中第4页至第5页表述的其未与余江谈安装费是真实的；6、杨某2的证言不真实，其陈述的内容是虚假的。被告书红五金店对杨某1证言不予认可，理由为：1、杨某1是山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高康所雇用的员工，与高康有利害关系；2、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杨某1所陈述的内容；3、杨某1的陈述与事发当事人余江、在场人余贵林的陈述相互矛盾，余江和余贵林的陈述均充分说明余江系杨某1代表山水公司雇佣去安装输送带尼龙；4、山水公司起诉书红五金及余江不当得利一案中余江及余贵林的陈述与在本案中的陈述保持一致，均自认系杨某1雇佣余江去安装输送带尼龙一事，同时，马某、王某的证言也直接证实杨某1与余江谈论安装输送带尼龙劳务费的经过。基于以上理由，产生的赔偿应当由山水公司承担。且余江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与书红五金无关，不要求书红五金承担赔偿责任。对杨某2证言的质证意见为：1、杨某2的陈述仅与原告自身有无过错存在关联性，与原告余江系为谁提供劳务不具有关联性，但杨某2的陈述能证实砖厂系山水公司所有；2、杨某2的陈述与山水公司和文贵建材厂的答辩意见互相矛盾，山水公司、文贵建材厂在互相推卸责任；3、原告在本案起诉至辩论阶段均一致认可系雇佣于山水公司。对杨某2陈述与本案有关的部分，请法庭依法审查判断。本院认为，证人杨某1、杨某2的证言客观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联，依法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依据采纳的前述有效证据及原、被告陈述，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2018年1月13日，被告山水公司制砖管理人员杨文书和机修管理人员杨某1以山水公司名义向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购买输送带尼龙、胶水，用于更换山水公司位于织金县三甲街道木嘎村公司场地内安装的制砖机器已经损坏的输送带尼龙，因该输送带尼龙系用胶水粘接，被告山水公司不会粘接，杨文书、杨某1要求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安装业务，书红五金经营部认为山水公司购买的输送带尼龙价款未包含安装费，安装费要另行支付，后双方协商安装费为600元后，书红五金经营将安装费以接头名称载明于其出具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上，该收据上载明“输送带尼龙，单位米，数量17.5，单价：90元，金额1575元；胶水，单价80元，数量1，金额80元；接头，单位：次，数量1，金额600元，合计2255元。开票人：谈”，之后，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将原告余江的电话号码告知山水公司员工杨某1，让其自行联系余江确定安装时间。当天下午4时许，山水公司员工杨某1电话通知余江于当天下午6时在制砖工人下班后到山水公司场地内安装输送带尼龙。当天下午5时许，书红五金经营部谈子强将输送带尼龙、胶水送到山水公司后，一并将开好的收据一式二份交公司管理人员杨文书签字，并将其中一份交杨文书收执。杨文书要求谈子强开具发票后再支付价款及安装费。原告余江接杨某1电话后，邀约其弟余贵林一起于当天下午6点半许到达山水公司制砖场地，因停电等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后于7点左右开始进行安装。安装过程中，余江和余贵林先将接头两端削成斜口，因输送带尼龙较沉重，又请了五六个制砖工人帮忙将输送带尼龙用夹子固定在砖机的输送架上，接头斜口拼接处位于输送架的中间位置，距离地面约2米高，最后在斜口上重复三次糊上胶水，每次大约十五分钟，在第二次糊胶水的时候，余江用氧气捍机点燃烘烤刷在接头处的胶水，便于胶水能快速烘干，在烘烤过程中焊机火焰惹上接头上糊的胶水，导致迅速起火，余江受到惊吓，从作业的输送架中间摔下头部着地受伤。 原告受伤后，因伤势严重，被立即送到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金阳医院）住院治疗，由于是在山水公司场地内受伤，原告亲属要求山水公司先行支付医疗费用，山水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康于2018年1月19日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杨某1向哈瓦轴承经营部谭支强购买输送带一事，余江在山水汽车商贸城场地内砖厂安装期间受伤。因目前尚无法明确事件责任方，经山水商贸城高康与伤者家属协商，出于人道主义原则，高康承诺该伤者在医院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暂由高康本人垫付。家属承诺积极配合高康处理该事件后续相关司法责任的追究事宜。”高康及伤者部分家属代表在承诺书上签字。 原告受伤后，于2018年1月14日至4月8日在金阳医院住院治疗84天，同年4月8日至4月13日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5天，同年4月24日至5月20日，在织金县人民医院住院进行康复治疗27天，同年7月27日9月18日，在贵阳金阳医院住院治疗53天。原告之伤经诊断为：一、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1、脑疝；2、脑挫裂伤（颞枕左）；3、脑膜下血肿（额颞顶枕左）；4、颅骨骨折（枕左）；5、头皮血肿（枕部）；二、右眼玻璃体浑浊；三、右眼玻璃体后脱离；四、右眼视神经挫伤。原告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67,562.2元，其中山水公司垫付105,000元。因与山水公司、书红五金经营部未协商处理好赔偿事宜，原告将山水公司作为被告、书红五金作为第三人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申请将书红五金诉讼地位变更为被告，山水汽贸申请追加文贵建材厂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余江申请对其伤残等级、三期、后续治疗、护理依赖程度等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鉴定人余江诊断：脑外伤所致的轻度器质性智能损害；2、被鉴定人余江颅脑损伤导致的智力缺损评定为Ⅶ级伤残；3、被鉴定人余江开放性颅脑损伤后误工期为480日、护理期为480日、营养期为300日；4、被鉴定人余江护理依赖程序为部分护理依赖；5、被鉴定人余江护理人数建议为一人；6、被鉴定人余江颅脑损伤后的后续医疗费约需68,000元。 另查明，山水公司员工杨文贵于2018年4月18日注册成立织金县文贵建材厂，该建材厂性质为个体工商户。 综合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余江系为谁提供劳务，三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因伤造成哪些损失，原、被告有无过错，三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原告余江系为谁提供劳务，三被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原告余江在山水公司制砖场地内安装输送带尼龙时受伤，结合本案证据材料审查，其系为完成书红五金经营部指派的安装任务而为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劳务。书红五金经营部系雇主，余江系书红五金经营部的雇员。书红五金经营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被告。对书红五金经营部辩称原告余江系为山水公司提供劳务的主张，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人证言来看，书红五金经营部在（2018）黔0524民初143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申请证人余贵林、马某、王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余江系为山水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该三人的证言均为证人证言，而被告山水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为书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的规定，被告山水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系书证、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的余贵林、马某、王某的证言，该三人证言所证实的内容均为听到余江使用免提接听电话并与来电人讨价还价达成提供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劳务的事实，该证据材料为证人证言、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且按社会生活常理，接听、拨打电话属于个人的生活隐私，一般人在拨打、接听电话通常不愿让其他人知悉通话内容，除通话内容与在场人员有关，有必要让在场人知道通话内容外，一般情况下拨打、接听电话都不会使用免提。即使三人证实接听电话前原告余江与三人正在帮助同村邻居砍伐芭蕉树属实，但余江在接听电话前并不知道该来电与在场的马某、王某和余贵林是否有关，通常不会开免提进行接听，该三人的证言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非常高，反观山水公司提供的《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该书证系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其明确载明“接头，单位：次，数量1，金额600元，”，书红五金经营部虽解释系应山水公司电话要求开具，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辩解主张，且结合本院调查证人杨某1的证言，其证言内容与《哈瓦轴承经营部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共同证明安装费用系山水公司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协商达成，余江系为书红五金提供劳务的事实。因此，书红五金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该辩解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书红五金经营部出售输送带尼龙并不必然包括安装义务，但其与山水公司就安装输送带尼龙达成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承揽关系，书红五金经营部为承揽人，山水公司为定作人，原告余江作为书红五金经营部的雇员在安装中受伤，山水公司作为定作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如果山水公司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其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被告。对被告山水公司辩称存在买卖输送带尼龙合同关系的相对人系文贵建材厂与书红五金经营部，其与书红五金经营部没有买卖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主张，与其于2018年起诉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要求返还垫付余江医药费的（2018）黔0524民初1434号不当得利纠纷案中的自认及本案查证的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山水公司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余江受伤时，被告文贵建材厂尚未成立，且经本院审理查实，原告余江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制砖机器系山水公司所有，因此，原告余江受伤与文贵建材厂没有事实及法律关系，文贵建材厂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二、关于原告因伤造成哪些损失，原、被告有无过错，三被告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依据原告余江的主张，经本院核实，原告余江受伤造成如下损失：１、医疗费，依据原告提供的医疗发票及本院调取的费用清单，原告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67,562.2元，其中山水公司垫付105,000元。２、住院伙食补助费，结合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原告住院169天，其主张按贵州省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生活补助标准100元/天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6,900元；３、误工费，原告户口为农村居民，其主张按58,198元/年计算，参照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林牧渔业收入标准为52,067元/年，结合鉴定意见误工期为480日，其误工费为68,471.67元（52,067元/年÷365天×480天）；４、护理费，原告主张按38,568元/年标准计算未超过贵州省2018年居民服务业收入标准，结合鉴定意见护理期为480日，护理费为50,719.56元（38,568元/年÷365天×480天）；５、营养费，原告主张按100元/天计算未超过贵州省2018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生活补助标准，结合鉴定意见营养期为300日，营养费为30,000元；６、残疾赔偿金，原告主张按31,592元/年标准计算，原告虽系农村居民，但自2015年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以来，我省已经不再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均统一为家庭户，原告要求按31,592元标准计算未超过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其伤残等级为七级，残疾赔偿金为252,736元（31,592元/年×20年×40%）；７、被扶养人生活费，依据原告提供的户口簿，其长子余兴杰生于2009年9月3日，次子余兴华、三子余兴旺（次子与三子系双胞胎）生于2013年5月6日，自其评残日2019年6月3日开始，法定扶养年限至三个孩子分别年满18周岁时，长子余兴华尚需抚养8年3个月，次子、三子尚需抚养11年11个月。该三人的扶养义务人为原告余江及其妻易中敏，原告余江应承担每个孩子抚养费的一半，参照2018年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0,788元/年，原告主张按8,299元/年标准计算未超过该标准，对原告因伤致残产生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分段计算为：第一个阶段，至长子余兴杰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原告扶养人数为3人，扶养系数为1.5超过其支出扶养费的最大比例1，按最大比例1计算，此阶段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7,386.7元（8,299元/年×8年×40%＋8,299元/年÷12月×3月×40%）；第二阶段至次子、三子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原告扶养人数为2人，扶养系数为1，此阶段为3年8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2,171.76元（8,299元/年×3年×40%＋8,299元/年÷12月×8月×40%），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9,558.37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50,000元，结合其伤残等级为七级伤残，本院酌情支持为20,000元；９、后续治疗费，依据鉴定意见，本院支持为68,000元；10、定残后护理费，依据鉴定意见，原告余江的护理依赖程度为部分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为1人，根据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和《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GA/T800-2008）的规定，护理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部分护理依赖程度所需护理费的比例为50%，原告主张按20年计算符合规定，其主张按38,568元/年计算未超过2018年贵州省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标准43,654元/年，其定残后的护理费为385,680元（38,568元/年×20年×50%）；11、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8,000元，结合原告受伤两次到贵阳住院、到重庆鉴定及提供的相关发票等实际，本院酌情支持1,400元；12、鉴定费，结合原告提供的鉴定费发票，本院认定为4,400元。前述损失共计1,037,427.8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第十一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原告余江作为从事相关安装劳务施工多年的成年人，对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风险、安全隐患应有一定的认识，其在提供劳务中未注意施工安全，未加强安全注意义务、未佩戴安全帽且违反施工常识用明火烘烤易燃物胶水而导致受伤，其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山水公司作为安装输送带尼龙的定作人，其在选任书红五金经营部为承揽人时，未了解施工人员有无相应施工技术，也未审查施工人余江是否有相应的施工资质，其在选任上有一定的过失，被告山水公司制砖机器安装地点为水泥浇灌地面，地面硬度大，余江施工时在离地高度2米以上的输送架上施工，其作为定作人未加强安全注意义务，未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对余江的受伤，被告山水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其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告余江系为书红五金经营部提供劳务，其造成的损失应由书红五金经营部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余江和山水公司均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减轻书红五金经营部的赔偿责任。原告余江的受伤与文贵建材厂没有事实法律关系，被告文贵建材厂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合原告余江和被告山水公司的过错程度，对原告余江因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由山水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由书红五金经营部承担50%的赔偿责任较为恰当。 综上，原告余江在提供劳务中受伤造成的损失1,037,427.8元，由原告余江自行承担414,971.12元的赔偿责任，由被告山水公司承担103,742.87元的赔偿责任，由被告书红五金经营部承担518,713.9元的赔偿责任。 被告山水公司在原告余江治疗过程中垫付医疗费105,000元，扣除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103,742.87元后，尚余1,257.13元，原告余江应予以返还。被告山水公司可自行向原告余江主张返还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条、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余江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518,713.9元； 二、由被告织金山水汽车城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余江提供劳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3,742.87元（从其垫付的医疗费105,000元中扣减）。 三、驳回原告余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912元，由原告余江负担12,672元，被告织金县书红五金轴承经营部负担6,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献明 人民陪审员  喻茂琴 人民陪审员  涂武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吴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