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71行终224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葛再利，男，195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2，公民身份号码210************97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增城区**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增城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法定代表人：邓海军，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勇立、姚灏俊，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姚建明，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露、邝俊凌，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葛再利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增城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增城区市场监管局）、广州市市*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广州市市*监管局）举报答复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8）粤7101行初557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增城市*******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6日经原增城工商局核准登记设立，现法定代表人是袁凤英，主营项目类别是房地产业，注册资本21000万元，现股东是股东增城市新乐房地产有限公司、增城市金日纺织实业有限公司、袁凤英、李警师、葛再利。2018年2月8日，葛再利向广州市增城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邮寄举报信，反映增城市*******有限公司未办理注册资本出资方式变更登记，擅自将出资方式由设立时的货币和实物出资变更为全部货币出资，认为该局未履行职责的行为，导致该公司资产被相关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受到侵害，要求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查处该公司擅自变更出资方式行为，将其工商登记档案恢复至未变更出资方式前的状态。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收到上述材料后，对葛再利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查明以下事实：一是被举报人于2002年6月6日经核准成立时，注册资本是20000万元，由增城市新乐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1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出资1270万元，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14730万元）、增城市佳景贸易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其中，人民币出资251.2万元，房屋作价出资1748.8万元）、增城市好景贸易有限公司人民币出资2000万元。二是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于2003年1月办理了被举报人注册资本增至21000万元，新增股东葛再利出资1000万元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被举报人提交了由股东增城市新乐房地产有限公司出资16000万元、增城市佳景贸易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增城市好景贸易有限公司货币出资2000万元、葛再利出资1000万元的公司章程和验资报告。三是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于2004年、2005年、2006年多次办理了被举报人股东、营业期限、法定代表人等变更登记手续。被举报人于2006年9月6日股东会决议修改的最后一份章程记载，公司由增城市新乐房地产有限公司货币出资7000万元、增城市金日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葛再利出资1000万元、李警师出资3150万元、袁凤英出资4850万元，上述股东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根据上述核查情况，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认为，被举报人办理上述变更登记事项，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此外，由于目前出资方式并非公司登记事项，因此，决定不予采纳葛再利要求被举报人的意见，于2018年3月27日作出穗增市监举复〔2018〕81号《关于葛再利来信事项的答复》（以下简称81号答复），将上述处理结果告知了葛再利。葛再利收到该答复件后不服，于2018年4月23日再次要求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处理被举报人擅自变更出资方式问题。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于2018年4月28日作出穗增市监举复〔2018〕96号《关于葛再利举报事项的答复》（以下简称96号答复），将已作出的81号答复以及不服该答复行为的复议诉讼等救济途径，告知了葛再利。葛再利不服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96号答复，于2018年6月4日向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广州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该答复，原广州市工商局依法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并于6月8日作出《行政复议受理案件通知书》，并书面通知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提交答复书、证据、依据及其他有关材料。2018年9月3日，原广州市工商局作出穗工商行复〔2018〕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2号复议决定），维持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所作81号答复、96号答复。2018年9月4日和10日，原广州市工商局通过邮寄方式将复议决定书分别送达葛再利和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葛再利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亦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葛再利的起诉是因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作出的96号答复，该答复仅是告知葛再利:对于增城市*******有限公司涉嫌存在擅自变更出资方式的问题，该局已于2018年3月29日通过81号答复向葛再利进行答复。而81号答复亦告知葛再利:一、经查询档案,该公司(被举报人)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根据2016年2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及201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广州市商事登记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出资方式不属于公司的登记事项。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的上述答复告知行为均未对葛再利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况且本案是否立案查处的对象是被举报人，并非葛再利。原增城区市场质监局、原广州市工商局的行为，并未创设葛再利的权利义务，并不对葛再利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规定，认为葛再利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裁定驳回葛再利的起诉。葛再利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作为案涉举报事项所涉公司的股东，二被上诉人对举报事项是否进行处理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被诉行政行为对上诉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本案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被上诉人就上诉人所举报事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依法应当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被诉行政行为及复议行为均有违法律规定，应予撤销，被举报人其他股东存在非法变更出资方式的相关事实，股东变更出资方式本身即应禁止，即使允许也应依法向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办理相应手续，上诉人所举报事项发生在2014年前，但二被上诉人均以2014年3月1日后生效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作为答复的主要依据，有违法律一般常识。综上，二审请求：1.撤销原审裁定；2.改判立即撤销案涉81号答复、96号答复及82号复议决定，并判令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所举报事项重新作出处理；3.判令二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被上诉人增城区市场监管局二审答辩称：上诉人在上诉中新增了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提出的撤销81号答复这一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作出的81号答复、96号答复均未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上诉人诉请实际指向被上诉人是否应对增城市*******有限公司出资方式变更负有监管责任已过起诉期限，且该公司申请变更登记的事项均未涉及变更出资方式，被上诉人没有职责对未申请的事项进行审查和监管，且该公司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业务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出资方式已不属于公司的登记、备案事项，被上诉人已无必要责令涉案公司限期办理公司章程备案，上诉人要求将该公司的工商档案恢复至未变更出资方式的登记状态于法无据。原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合法有据，请求二审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广州市市*监管局二审答辩称：增城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96号答复未对上诉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涉案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经审查，原审裁定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因机构改革，原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职权现由广州市市*监督管理局继续行使，原广州市增城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的职权现由广州市增城区**监督管理局继续行使。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没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确定的法律关系，没有对行政相对人已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带来新的影响的行为，故不具备可诉性。本案中，上诉人葛再利起诉针对的是被上诉人增城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96号答复，该答复的内容仅是告知上诉人对于其反映的问题已经通过增城区市场监管局81号答复进行了回应，该96号答复实际上是在81号答复的基础上默示拒绝了葛再利再次提出对其举报事项进行答复的要求，属于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丁 玮审判员 余树林审判员 闵天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罗子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