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0302民初6341号原告杨顺达，男，汉族，1965年10月20日生，身份证码5322251965××××××××,现住麒麟区。特别授权代理人安波曲靖市麒麟区寥廓街道办事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肖国锋，男，汉族，1980年1月4日生，身份证码532201198001046019，住曲靖市。委托代理人陈鹏飞、邹悦，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原告杨顺达诉被告肖国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8日受理后，于2019年1月3日向被告肖国锋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手续，其于2019年1月11日（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收到）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云0302民初634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被告肖国锋的管辖权异议。因被告肖国锋提出上诉，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3民辖终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顺达及委托代理人安波，被告肖国锋及其委托代理人邹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0年7月13日肖茶芬、胡丽仙注册成立华昌公司，股东为肖茶芬、胡丽仙，肖茶芬为法定代表人，该两名股东所持股份及实缴注册资金100万。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协议约定:“杨顺达与肖茶芬入股投资华昌公司，首次注资总额6200万元，肖茶芬出资4030万元占65%，已缴付。杨顺达出资2170万元占35%”。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之后，杨顺达如约履行，在2010年11月9日至2011年9月21日分11次向华昌公司入股和融资3932.3万元，之后经原告杨顺达与被告肖国锋及肖茶芬核算确定杨顺达实际向华昌公司投资入股款为人民币2357.3万元。2012年8月6日在原告杨顺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肖茶芬以华昌公司增资的形式，将华昌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100万元增资到1600万元。肖茶芬将其名下98万元占华昌公司98％的股份转让给其弟弟被告肖国锋，同时将原告杨顺达实际投资在华昌公司的款项转款1470万元转到被告肖国锋的个人账户，转款30万元到胡丽仙的个人账户,然后在转入验资机构，完成了华昌公司由注册资本金100万元增资到16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同时肖茶芬与肖国锋和胡丽仙到曲靖市工商局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为被告肖国锋。2015年7月31日，肖茶芬与被告肖国锋又到曲靖市工商局将华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国锋变更为肖茶芬，华昌公司的股东仍然为被告肖国锋和胡丽仙。原告杨顺达多次找被告肖国锋及肖茶芬交涉，应将被告肖国锋持有的华昌公司98%的股权转让归原告杨顺达。2016年7月4日，原告杨顺达和肖茶芬在平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肖茶芬安排被告肖国锋与杨顺达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载明:“华昌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双方协商决定，达成如下协议:一、转让方肖国锋将其在华昌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人民币，按560万元人民币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二、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三、本协议一式三份，转、受双方各持一份，报工商局一份。股权转让方签章:肖国锋、股权受让方签章:杨顺达，华昌公司加盖了印章2016年7月4日”。同时华昌公司向原告杨顺达出具了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书载明“兹证明杨顺达系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股东，出资560万元占公司股权比例98％，身份证:5322251965××××××××”和华昌公司的股东胡丽仙口头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将其身份证复印后在复印件上书写:“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胡丽仙（加摁手印）2016年7月4日”:华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肖茶芬及被告肖国锋也将其身份证复印并在复印件上亲笔书写:“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肖查芬、肖国锋（加摁手印），2016年7月4日”:同日华昌公司出具委托书，委托杨乔宽到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当日杨乔宽到曲靖市政务大厅因下班未办。第二天，杨乔宽到曲靖市工商局办理股权相关手续后得知，被告肖国锋已到工商局出具不同意办理其股权转让的申请。之后，杨顺达数次要求被告肖国锋履行转让股权变更遭到拒绝配合。2017月5月23日肖茶芬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杨顺达与被告肖国锋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贵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原告杨顺达不服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曲靖中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云03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撤销贵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并驳回肖茶芬的诉讼请求:同时该判决书对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进行了评价。2018年6月6日华昌公司股东胡丽仙以其享有被告肖国锋在华昌公司98％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为由，向贵院提起诉讼，贵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2018)云030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胡丽仙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告认为，原、被告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合同法》第二十四条、六十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据此，被告肖国锋应依法履行协助配合原告杨顺达到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义务。请求法院依据原、被告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登记在被告肖国锋名下的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98％的股权协助原告杨顺达到曲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变更登记为杨顺达持有华昌公司98％的股权；诉讼费用被告肖给锋承担。被告肖国锋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口头答辩，股权转让协议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7月4日原告带领多人胁迫被告签署以560万元转让98%的股权协议，是被胁迫签订，因此被告向麒麟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因撤销之诉未作出判决，股权协议是否具有履行性还未确定，因撤销之诉还未结案，本案审理应以撤销之诉为依据，请求考虑予以中止。另外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华昌公司注册资本为1600万元，原、被告确定的股权协议是以560万元转让98%的股权不合常理，而原告主张从（其原）支付2000多万元中扣除560万元给付被告不合法，经对股东的了解，原告是打过钱（到公司），但具体数额不知道，且没有凭证。转入款项的性质与本案无关系，是原告向华昌公司支付，是原告与华昌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就本案应向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与华昌公司是不同的主体，不能将转给华昌公司的款项作为给被告的款项，股权转让协议的价款并没有向被告支付，根据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根据股权转让的约定，并未约定被告需履行变更登记，股权协议作为双务合同，原告作为先履行方，被告有先履行抗辩权，在原告未支付款项，被告有权不变更股权登记。原告杨顺达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一、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2010年7月12日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1-9页；3.2010年7月12日云南公信会计事务所公司出具的云公信验资报告（2010）第277号及银行进账单、企业登记注册入资证明、股东会议决议、任职证明第10-29页；4.2017年7月13日（2010）1929号准予设立.开业登记通知书第20页；5.2010年7月9日记账凭证二份第23-29页；7.2010年12月8日合伙协议第30-31页；8.2013年12月19日投资清单一份第32页。证明在2010年7月12日肖茶芬申请设立曲靖华昌公司，股东为肖茶芬、胡丽仙，注册资金100万元，该注册资本经云南公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之后公信会计事务所于2010年7月22日将注册资本金100万元转入华昌公司账户，肖茶芬于2010年7月23日将该注册资本金100万元转到麒麟区百乐灯具建材批发部。华昌公司此时的办公地为租赁，属空壳公司，肖茶芬与胡丽仙将其出资的100万元全部抽逃。原告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之后，原告杨顺达履行该协议并在9个月向华昌公司投入股权款3717.3万元，2013年12月19日经核算杨顺达与被告及肖茶芬对账确认，原告投资购股款为2357.3万元。二、1.2012年8月14日华昌公司的会计报销单、记账凭证二份第41-46页；2.2012年8月15日（2012）第187号企业登记注册入资证明及中国银行支付结算单；3.2012年8月16日验资报告（2012）第539号。证明被告和华昌公司的另一名股东胡丽仙欺骗原告，将原告投资在华昌公司款项转1470万元转入被告肖国锋账户、30万元转入胡丽仙被告的账户，然后转入公信会计事务所验资，被告肖国锋及肖茶芬、胡丽仙根本没有向华昌公司出资入股，华昌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是原告。三、1.2016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份；2.2016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一份；3.2016年7月4日华昌公司新股东资格证明一份；4.2016年7月4日华昌公司原注册股东为胡丽仙、肖茶芬、肖国锋身份证复印件签名三份；5.2016年7月4日华昌公司授权书一份及委托人杨乔宽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6.2017年9月20日（2017）2852号判决书及（2018）553号判决书复印件各一份；7.2018年9月6日（2018）3126号判决书复印件；8.2018年7月10日华昌公司的股东决议（杨顺达一个人签名）、任职证明、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在册股东及公司法32条规定，原告就持有华昌公司98%的股权，原告对内进行管理，免除了肖茶芬职务，胡丽仙为监事，该时间公章在原告管理，全体股东没有胡丽仙签字，但是有胡丽仙录音，是刘友江与胡丽仙的录音记录，原始载体是刘友江的手机中）；9.华昌公司召开股东会议通知、胡丽仙的录音记录。证明原告与被告于2016年7月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其名下在华昌公司持股98%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同时原告与被告及原始登记股东肖茶芬、胡丽仙进行了确认，并书面认可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股权变更登记；同时该登记事实经华昌公司认可，并委托杨乔宽办理变更登记；原、被告在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被告拒绝履行到工商登记部门进行变更登记，肖茶芬、胡丽仙通过诉讼方式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但该协议已经人民法院作了确认合法有效；依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告已经是华昌公司在册股东，依法具有股东的实际表决权，原告依法履行华昌公司股东的权利，召开股东会与并修改了公司章程。被告拒绝履行到股权变更登记，依法应予继续履行。四、（2019）467号判决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胡丽仙主张优先购买权，该案确定原告杨顺达享有98%的股权。五、公司登记备案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转让协议签订中，胡丽仙、杨乔宽领取的工商申请表，法定代表人有肖茶芬签字及盖章，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但具体时间记不得（估计是7月4日左右2天）。经质证，被告肖国锋认为证据一第1-29页因没有原件，不认可真实性，关于合法性，据当事人所述原告持有的材料是从华昌公司抢夺非法取得，不认可合法性，因证据1-29页是华昌公司设立的文件，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合伙协议无原件，不认可真实性及合法性，且与本案被告是否履行股权变更无关联，原告出资2170万元，占比35%，而本案涉及的股权是560万元占98%的股权，不具有合理性，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投资款清单（富源县竹园镇顺兴煤矿杨顺达投资清单）真实性及合法性无法核实，与本案无关，属于原告与华昌公司的债务关系，与被告个人无关。对证据二41-59页为华昌公司增资验资证据，因无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不认可合法性，根据当事人陈述为抢夺而来得，且与本案无关，验资款是被告向华昌公司增资，不能证明是原告向被告支付了相关价款。原告向华昌公司支付价款是其与华昌公司的关系，被告不对原告享有债权。原告主张向华昌公司支付款项，根据其提交的清单是2000多万，1470万元款项来源也不能证明是原告支付到华昌公司。对证据三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转让完毕证明未见原件不能确认真实性，不认可合法性，系原告胁迫被告签署；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载明原告为98%的股东三性不认可，述称被告肖国锋在另案肖茶芬诉的确认无效的案件调取的证明载明是受让股份是35%，而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载明98%是抢夺公章后，自行伪造，请求法院依法查明及处理；胡丽仙、肖茶芬、肖国锋身份证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同意转让98%的股权；授权委托书及杨乔宽的身份证三性不认可；关于（2017）2852号判决书因本案现处于云南省高院受理中，判决书的内容不予认可，553号判决书与前面判决书质证意见一致，在553号判决书中载明原告受让份额不作评判，因此不能证明被告同意转让98%的股权给原告；（2018）3126号判决书与467号判决书，被告不同意转让股权，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股东会决议三性不认可，是原告抢夺公章自行伪造；任职证明及原告制作的公司章程的质证意见同股东会决议，涉嫌伪造证据，请法院依法处理，录音三性不认可，是原告私自制作，无法核实真实性及合法性，且与本案无关，公司备案申请书（空白）三性不认可，上面没有写明变更事项。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一、二虽为复印件，但与华昌公司登记的实际情况，双方当事人在历史纠纷案件中的陈述、辩解均不发生矛盾，相互印证，被告主要对证据取得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此前双方多次发生纠纷，华昌公司公章等在原告杨顺达处，对证据内容本院予以采信。证明了华昌公司历史登记的相关情况及原告杨顺达与肖茶芬设立合伙关系、及原告杨顺达的出资情况。关于证据三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转让完毕证明，被告辩解为胁迫签署（另案中主张重大误解、本案中辩解另主张显失公平），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否定，本院予以采信，证明了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被告出具了转让完毕证明；关于（2017）2852号判决书、曲靖中院（2018）553号判决书，因案外人肖茶芬对曲靖中院（2018）553号判决书在云南省高院申请再审已撤回，曲靖中院（2018）553号判决书生效，（2018）3126号判决书与曲靖中院（2019）467号判决书，对原告杨顺达受让份额未作具体评判，因此不能证明被告肖国锋同意转让98%的股权。胡丽仙、肖茶芬、肖国锋身份证为相应人员提交原告杨顺达股权转让登记的相关手续，证明了双方有转让股权的合意，不能证明被告同意转让股权的具体份额。关于新股东主体资格、授权委托书及杨乔宽的身份证、股东会决议、任职证明、录音，本院认为，虽双方当事人委托杨乔宽办理的事实存在，但在上述证据中，证据均无原件，原告杨顺达占有公司印章等事实存在，证据真实性存疑，无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与杨顺达在（2017）3747号案件中被告肖国锋申请调取杨顺达在公安机关提供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及股东会决议（均记载35%）、告知书（记载35%）、在（2017）2852号案件陈述转让35%等发生矛盾，故不能充分证明被告同意转让的股权股权份额为98%。综上，原告杨顺达的举证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未约定转让股权的具体份额，其他证据不能有效印证其主张，不能充分证明该转让协议的转让份额为98%；充分证明了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确定560万元已支付（实际未支付）。（2019）467号判决书一份（本院〈2018〉3126号判决书的上诉案件），证明胡丽仙主张优先购买权，判决书中未明确认定原告杨顺达享有98%的股权，仅属认定双方争议过程。公司登记备案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转让协议签订后，案外人肖茶芬（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盖章拟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印证了原、被告双方约定转让股权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肖国锋为证明其辩解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一、告知书，告知书中有“向华昌公司入股2357.3万元划出560万”等内容，原告实际未支付转让款，证明肖国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二、（2018）553号判决书，证明原告确认没有向被告支付过560万元，另在（2017）2853号庭审中，原告自认没有向被告支付转让款项，（2017）2852号案中，原告自认是转让35%的股权，本案原告陈述是98%是自反言，转让98%不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原告杨顺达对证据一的三性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二的三性认可，认为无法证明被告欲证明内容。原告述称对告知书因时间长，记不得是否出具过告知书，是否在告知书上加盖的公章记不得，转股是我交给杨乔宽办理。庭审中被告肖国锋对告知书申请鉴定，原告杨顺达不同意鉴定，庭审后，被告肖国锋提出书面申请，在本院释明拟同意对告知书予以鉴定，经多次通知后原告杨顺达代理人到本院明确表示不同意申请鉴定，如法院委托鉴定，原告杨顺达已明确表示不配合鉴定工作（痕迹取样等）。本院认为，关于被告肖国锋举证的告知书，虽然原告杨顺达对证据三性不认可，但其对具体理由未能充分说明，该告知书的“杨顺达”签名与其转让协议等中的签名无明显差异且加盖华昌公司印章（此时印章在原告杨顺达处），其中告知书载明“.....由肖国锋转让其所占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中的35%归入股实缴注册资金人杨顺达......。杨顺达实缴注册入股华昌公司的2357.3万元划出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因原告杨顺达在本院释明后拒绝配合拟予以鉴定工作，在质证过程中述称“因时间长，记不得是否出具过告知书，是否在告知书上加盖的公章记不得，转股是我交给杨乔宽办理”，其质证意见含糊，现不配拟鉴定的事宜，否定被告肖国锋举证权利，视为其对该证据放弃抗辩权，且该告知书与原告杨顺达在（2017）2852案庭审中陈述、（2017）3747案中肖国锋举证的原告杨顺达的承诺书、新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及股东会决议（均记载35%）等印证，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该证据证明了2016年7月4日转让协议签订后，原告杨顺达确认受让股权的份额为35%。关于（2018）553号判决书，充分证明原告杨顺达确认没有向被告肖国锋支付转让价款560万元。经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由肖茶芬出资98万元占股98%、胡丽仙出资2万元占股2%，共出资100万元，于2010年7月13日登记成立。2010年12月8日原告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对华昌公司投资，由肖茶芬出资4030万元（65%）、杨顺达出资2170万元（35%）。2013年12月19日由华昌公司会计代晓红、肖茶芬、杨顺达一起对原告杨顺达出资情况结算，原告杨顺达出资额为2357.3万元。2012年3月20日肖茶芬将98%的股份转让给肖国锋代持股。2012年7月26日被告肖国锋与肖茶芬补签代持股协议确定，因被告肖国锋对股份没有出资，约定被告肖国锋代持股的收益等均归肖茶芬所有。2012年8月9日股东会议决议增加注册资本增加到1600万元，被告肖国锋持有98%股份出资额度为1568万元，胡丽仙持有2%股份出资额度为32万元，合计增加注册资本1500万元，其中肖国锋1470万元、胡丽仙30万元，均由华昌公司账户转入，个人对增资部分实际未出资，并对注册资本进行了相应的变更登记。2016年7月4日，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为：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同意变更股东，现经转、受让方双方决定，达成协议“转让方被告肖国锋将其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2016年7月4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完毕证明，内容为：根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已将现金人民币560万元支付给了转让人肖国锋，转让协议履行完毕。案外人肖茶芬、胡丽仙、被告肖国锋分别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均载明此“复印件仅用于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肖国锋与杨顺达股权转让曲靖市工商局备案所用”。2016年7月4日原告杨顺达向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基于2010年12月8日杨顺达和肖茶芬所签订的合伙协议，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股东肖国锋将其名下98%的股权转35%给杨顺达，因股权转让产生的税、费由杨顺达承担。被告肖国锋与股东胡丽仙于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股东肖国锋将其出资56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35%的股权转让给原告杨顺达，内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因被告肖国锋于2016年7月5日到曲靖市工商局否定转让协议是自愿签订，原告杨顺达的股权转让登记未成。2016年7月17日原告杨顺达出具告知书，明确其先后出资11次2357.3元（万元），肖国锋转让其所占华昌公司98%的股权中的35%归杨顺达，股东肖国锋、胡丽仙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杨顺达实缴华昌公司2357.3万元划出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本院认为，案外人肖茶芬诉原告杨顺达、第三人肖国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经本院作出（2017）云0302民初2852号民事判决。原告杨顺达提起上诉，经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3民终55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于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有效协议，驳回案外人肖茶芬的诉讼请求（确认转让协议无效）。本案中，被告肖国锋与原告杨顺达是双方2016年7月4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其内容“转让方被告肖国锋将其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全部出资额1568万元，按56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受让方杨顺达”从字面上理解存在转让股权98%的可能性，但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转让股权份额，现双方当事人就转让35%或98%发生争议；对合同没有约定转让价款560万元如何支付（给付时间、方式）、560万元的转让款是否需要实际向被告肖国锋支付以及与此前原告杨顺达出资2千余万元是否有关联发生争议，本案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内容的理解发生争议。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原因、基础为2010年10月8日原告杨顺达与肖茶芬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对华昌公司由原告杨顺达出资2170万元（35%）。原告杨顺达实际出资额为2357.3万元。被告肖国锋对曲靖华昌公司实际未出资。原告杨顺达主张的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转让股权为98%，其所主张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双方约定转让股权份额为98%。被告肖国锋主张的证据充分证明了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约定转让股权为35%。在转让协议签订后，案外人隐名股东肖茶芬、胡丽仙及被告肖国锋均出具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完毕证明、用于登记的所需身份证复印件，在股权转让完毕证明中明确560万元“已支付”；告知书上载明“...杨顺达实缴华昌公司2357.3万元划出560万元作为杨顺达所占华昌公司35%的股权...”；对2016年7月4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560万元未具体约定任何支付。据以上事实及双方所举涉及本案的相关证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杨顺达对560万元向被告肖国锋不存在实际支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杨顺达与被告肖国锋2016年7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原告杨顺达受让曲靖华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35%的股权归原告杨顺达所有，由被告肖国锋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协助原告杨顺达到股权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二，驳回原告杨顺达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00.0元，由被告肖国锋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刘武强人民陪审员  陈 慧人民陪审员  姜来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雷云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