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703民初2136号原告：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天中街道办事处农贸城**。法定代表人：王金成，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祥玉，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统帅，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焦海军，男，1971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被告：王英，女，1972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商丘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雪，河南广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昱博养殖合作社”）与被告焦海军、王英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昱博养殖合作社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统帅、被告焦海军和王英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迎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昱博养殖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焦海军、王英偿还昱博养殖合作社饲料、兽药、毛鸭款共计107578元；2.请求依法判令焦海军、王英以107578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1月20日起支付昱博养殖合作社利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3.诉讼费用由焦海军、王英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1月30日昱博养殖合作社与焦海军、王英签订养殖回收合同，由昱博养殖合作社赊销鸭苗、兽药、饲料给焦海军、王英，约定鸭苗每只5元，饲料每袋100元，合同药每只0.5元。昱博养殖合作社按照合同约定向焦海军、王英提供了鸭苗、饲料、兽药，经结算，焦海军、王英共欠昱博养殖合作社饲料、兽药、鸭苗款共计107578元。昱博养殖合作社经多次催要未果，为维护昱博养殖合作社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焦海军、王英共同辩称，一、本案属于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昱博养殖合作社却以附条件的买卖合同为理由诉求焦海军、王英偿还饲料、兽药、毛鸭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双方签订的《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合同》(以下简称《养殖合同》)，双方的关系是昱博养殖合作社负责提供技术、种苗产品以及养殖饲料、药品疫苗等以保证成品达到一定标准，焦海军、王英负责提供场地设备及喂养劳动，成品由技术提供方报价回收的合同，本案属于养殖回收合同纠纷。《养殖合同》签订后，焦海军、王英从昱博养殖合作社处领取了鸭苗及饲料、药品、疫苗并开展养殖。养殖过程中，因鸭只死亡的原因，昱博养殖合作社提前回收鸭只，而焦海军、王英向昱博养殖合作社交付的鸭只少于合同约定的计划下苗数量。而昱博养殖合作社基于此向焦海军、王英主张鸭只收益损失、鸭苗成本、相应的饲料、药品、疫苗投入等款项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性质，昱博养殖合作社向焦海军、王英提供鸭苗及饲料、药品、疫苗等，是昱博养殖合作社基于双方合同履行的义务(在《养殖合同》第一条第三小项中有“甲方通知乙方出售毛鸭，如乙方不同意，多用料部分由乙方负责”，也证明昱博养殖合作社所有在合同期内向焦海军、王英方提供的所有物料等都是基于义务)，故请求贵院依法驳回昱博养殖合作社的诉讼请求。二、焦海军、王英与昱博养殖合作社2018年11月30日签订《养殖合同》，根据合同约定，鸭苗的饲养周期为38±2天，而昱博养殖合作社却在2018年12月30日对没有养成的鸭只进行提前回收，且以低于双方约定的单价(这已经给焦海军、王英造成了损失)，原因是鸭苗在饲养过程中大批量死亡而且重量和质量达不到养殖要求的标准。本案的发生也是基于鸭苗的死亡，造成答辩双方的损失，昱博养殖合作社却要求焦海军、王英全额承担其亏损，这明显显失公平。本案中的鸭只因疾病大量死亡，而鸭只的所有权按养殖合同约定属于昱博养殖合作社，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鸭只缺失，只要不是焦海军、王英的过错造成鸭只缺失，鸭只灭失的风险应由昱博养殖合作社承担。本次养殖是焦海军、王英与昱博养殖合作社的第二次合作，在昱博养殖合作社本次起诉之前双方又进行了第三次合作，这已经证明焦海军、王英在其义务范围内其应承担的方法和技术都是成熟的，并经昱博养殖合作社方认可的，故该批鸭只的死亡和不达标应从鸭苗的素质、使用的饲料、药物、疫苗和技术等等方面进行考量。昱博养殖合作社若认为焦海军、王英需对养殖亏损承担责任，需按照合同法及民法的相关规定及原理，证明焦海军、王英存在违约行为及不当行为，焦海军、王英才有责任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赔偿昱博养殖合作社损失，而本养殖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昱博养殖合作社并没有证据证明焦海军、王英存在任何的违约及养殖不当行为。故损失应由昱博养殖合作社自己承担。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养殖合同》，在昱博养殖合作社回收毛鸭后，双方应进行结算，而事实上至今双方并未进行结算，故昱博养殖合作社不能证明本次养殖存在亏损及亏损金额，况且养殖结算并不能等同于昱博养殖合作社主张的焦海军、王英对昱博养殖合作社方的欠款。焦海军、王英按照双方签订的《养殖合同》，在昱博养殖合作社的管理下养殖鸭只，焦海军、王英方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需要提供相应的场地、鸭舍等物力、财力，而根据《养殖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明显免除昱博养殖合作社的责任，加重焦海军、王英责任，饲养风险全部由焦海军、王英承担。鸭只因灾害或疫病被政府捕杀则属于不可抗力，不应由焦海军、王英承担责任。本案的鸭只因疫病大批量死亡(这从昱博养殖合作社对同时段饲养人的起诉可以证实)，这完全是由对鸭只的养殖管理具有决定作用、对饲养风险的控制处于优势地位的昱博养殖合作社承担责任，而焦海军、王英本身就已在该模式的合作中处于劣势地位，如再让其在付出大量劳动后不仅不能获得任何利益，还要替昱博养殖合作社承担亏损，这明显不利于维护市场交易的稳定性，也明显加重处于劣势地位的饲养户的负担，权利义务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养殖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焦海军、王英应承担养殖合同履行后产生的“养殖亏损”，昱博养殖合作社计算得出的107578元并不是养殖合同履行产生的养殖亏损。按照双方签订的《养殖合同》第一条约定计算得出的如果是“养户利润”，合同没有约定昱博养殖合作社与焦海军、王英如何分成这一“养户利润”。显然，这一“养户利润”全归养户，如果养户利润等于养殖合同履行后的利润，那么，昱博养殖合作社在养殖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利润或收益，这显然不可能。那么，按照这条款计算得出的养户的利润或亏损显然不能等同于养殖合同履行后的利润或亏损，那么暂且不说昱博养殖合作社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价款回收鸭只，昱博养殖合作社主张的焦海军、王英应承担按上述条款计算得出的养殖合同产生的107578元款项也显然是错误的。四、昱博养殖合作社基于优势地位，在与文化水平低下的养殖户签订《养殖合同》时，以虚假的意思表述，把本应由昱博养殖合作社向焦海军、王英提供的鸭苗、饲料、兽药等单据，写为“欠款凭证”，以此作为本案的诉求基础，这明显不应是双方的意思表示，而是昱博养殖合作社对焦海军、王英的欺诈和虚假表述，是无效的，不能作为焦海军、王英欠昱博养殖合作社款的证明，若是如此，昱博养殖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已改变成单纯的卖鸭苗、卖饲料、卖兽药，与双方的养殖合同模式相悖。综上所述，昱博养殖合作社不是卖鸭苗和饲料的，也不是回收鸭只的，而是提供一套一体化服务的组织，但在其提供服务的合同中双方的亏损和利润的分担并没有约定或者说是约定不明，故应按照公平原则处理，本案中由于昱博养殖合作社的原因造成鸭只死亡，回收鸭只数量减少故该亏损应完全由昱博养殖合作社承担，与焦海军、王英无关，故恳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昱博养殖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1月30日，昱博养殖合作社与焦海军、王英签订《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合同》（以下简称《养殖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条约定：“1.甲方（昱博养殖合作社）赊销给乙方（焦海军）鸭苗，每只鸭苗按5元计划，合同药为0.5元计价/只，甲方负责将鸭苗送到，鸭苗路耗为1%，乙方接收鸭苗后要精心饲养，在饲养过程中，伤亡鸭苗由乙方负责。2.甲方赊销给乙方指定厂家全价饲料，雏鸭交付后，每只鸭供应饲料在11-13市斤，其中开口料120元/袋，548号料1.25元/斤，549号料1.25元/斤。采用送货制，若因乙方管理不善饲料变质，甲方不承担责任。3.甲方在供料11-13市斤期间，有权回收合格成鸭，乙方也必须按甲方要求将合格成鸭全部交付给甲方，甲方通知乙方出售毛鸭，如乙方不同意，多用料部分由乙方负责。未经甲方同意，乙方私自出售毛鸭，乙方按每只鸭苗30元成本赔偿给甲方。回收毛鸭时甲方负责运输，乙方负责抓捕装车，乙方直接到屠宰厂监磅（甲方需要棚前过磅时，按每只毛鸭扣杂3%）。4.回收重量按屠宰场胴体推算重量为准：平均重量5.8斤（含）-6.3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2，为正常回收价格每斤3.84元，平均重量5.5斤（含）-5.8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5，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05元，平均重量5斤（含）-5.5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1，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13元，平均重量4.5斤（含）-5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1，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45元，平均重量4斤（含）-4.5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1，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1元，平均重量6.3斤（含）-6.5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25，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03元，平均重量6.5斤（含）-6.8斤之间，酮体出成率0.73，为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05元，平均重量6.8斤以上，酮体出成率0.73，回收价格每斤下调0.07元，5斤以下根据当天情况订。……6.在饲养过程中雏鸭出现大量伤亡时，乙方必须填写雏鸭伤亡报告，由甲方现场确认。甲方回收只数按双方签订合同数量的98%计算，超出部分按市场价格回收。……8.自乙方上苗之日算起，每批饲养周期为38±2天，具体宰杀时间由合作社决定。……11.乙方需在甲方提供的鸭苗，饲料，兽药欠款凭据签字，自负盈亏”；第二条：“结算：甲方回收毛鸭后，一周内结算，乙方持供料单、身份证、过磅单、饲养记录、合同等有关手续到甲方结算，乙方退棚，经双方协商同意停止合同，甲方结清乙方所有款项”；第三条：“违约责任：自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天内有效。因季节问题价格以每批签订价为准，合同一旦签订原则不予退改合同，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如火、风、水等自然灾害及特大疫情），甲方同意退合同的，甲方的饲料药品等款项乙方应如数退还并按总金额的10%收取违约金，并且当批苗伤亡作废”。《养殖合同》签订后，焦海军于2018年11月30日从昱博养殖合作社赊销14000只鸭苗，计价70000元（14000只×5元/只）。在焦海军、王英饲养雏鸭到成品鸭期间，昱博养殖合作社向焦海军、王英供应510型号饲料20袋，价格为120元/袋，计款2400元（20袋×120元/袋）；供应548、549型号饲料共计1100袋，548、549价格均为100元/袋，计款110000元（1100袋×100元/袋），饲料总价款为112400元。同时，昱博养殖合作社共向焦海军、王英供应兽药总价款6240元。焦海军将鸭雏养大后，由昱博养殖合作社进行回收，但昱博养殖合作社及焦海军、王英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回收毛鸭数量和金额。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合同约定，焦海军、王英将雏鸭饲养至成鸭后，由昱博养殖合作社进行回收，根据回收成鸭的数量和价值并扣除鸭苗款、饲料款、兽药款后双方结算。昱博养殖合作社在庭审中没有明确陈述回收成鸭的具体数量和金额，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回收成鸭的具体数量和金额；焦海军、王英对回收成鸭的具体数量和金额也没有进行明确陈述，并称双方未进行结算。昱博养殖合作社要求焦海军、王英偿还饲料款、兽药、毛鸭款共计107578元，是根据其已从焦海军、王英处回收成鸭后结算得出的数额，但昱博养殖合作社未举证证明其从焦海军、王英处回收成鸭的具体数量和金额，其主张的107578元是如何计算得出的事实无法查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52元，减半收取1226元，由原告菏泽市定陶区昱博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谢海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曹朕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