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89276号原告：顾立群，女，196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立刚，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宏南，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花旗集团大厦**。法定代表人：吴瑞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顾立群与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季立刚、唐宏南，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顾立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3月至4月，陈某某伙同王某、林某某(曾用名郑小陈)等人虚构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联众公司)“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二期一标工程”“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一期)工程Ⅱ标段”项目，伪造项目施工《协议书》，与被告委派的信托业务部总经理杜玉琳、经理崔琳商谈签订信托合同事项。陈某某、王某、林某某为此注册了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寅浔)、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涵淼)等七家有限合伙企业。以上七家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是陈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杭州中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楚公司)。2013年6月，被告在上海寅浔无自有资金、不清楚且未查实其是否拥有自有资金的情况下，经过“内部层层审批”程序，与上海寅浔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与浙江联众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与辽阳红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红美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在《信托合同》中约定上海寅浔“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贷款方式进行运用”。2013年8月8日，原告根据《信托合同》《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产品说明书》等文件，购买了“华澳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以下简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认购金额为140万元，并将投资款汇入上海寅浔开立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为XXXXXXXXX********的“银行托管账户”。该账户共有原告等一百六十多位投资者资金288,960,000元，其中2.8亿元由上海寅浔于2013年6月25日至2013年8月16日分八次转入被告账户，该账户资金主要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后陈某某等人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构成集资诈骗罪。原告认为，被告在《信托合同》《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存在如下过错：其一，被告对上海寅浔未做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的调查亦流于形式，在明知信托产品必须是自有资金并且要出具自有资金说明的情况下未对自有资金情况加以审核，也没有对委托人上海寅浔的经营情况进行有效审查，对于委托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以及委托人是否涉及非法集资情况未予以有效识别。其二，涉案项目经被告层层内部审核，被告放任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以销售被告信托产品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进行集资诈骗，配合上海寅浔、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实施犯罪行为，甚至在投资者购买所谓“华澳信托产品”而向被告进行核实时，被告予以默认。其三，被告未审核保证人辽阳红美公司的资产状况、担保能力，听从陈某某等人的安排，未订立“抵押合同”，未设立任何抵押物，违背金融机构贷款管理的基本准则，置其所发放贷款的资金安全于不顾。被告除在上述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过错外，在履行信托责任的过程中也存在如下重大过错：其一，被告不仅没有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规定的受托义务，没有依照《信托合同》第二十二条第一项“按季将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定期书面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定期书面报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信托资金管理的情况和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的约定履行义务，却于2013年11月、12月出具《项目风险排查报告》，称“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项目、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项目均在建设开发中，建设进度顺利，无重大异常情况”，通过王某等人继续欺骗原告等投资者。其二，《信托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约定系向浙江联众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但被告在明知辽阳仅存在保证人辽阳红美公司，而根本没有浙江联众公司任何实体的情况下，仍在《贷款合同》中按浙江联众公司的安排将2.8亿元划入在地域上与浙江联众公司住所地毫不相干的辽阳红美公司账户，未尽基本的注意义务，且在资金划付过程中违规，部分资金违背《贷款合同》的约定划入浙江联众公司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杭州分行的银行账户，足见其对信托义务的漠视，也反映出被告明知信托资金的使用与《信托合同》的约定不符。其三，被告对信托(贷款)资金的用途疏于管理，严重违背《信托合同》第八条、《贷款合同》第三条有关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的规定，致使信托资金未使用于浙江联众公司，流入辽阳红美公司后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其四，被告违反信托义务，涉案信托贷款根本没有形成应以流动资金使用方式形成的信托财产，也不存在对“信托财产“的分配情形，被告亦不可能依照《信托法》《信托合同》作出合规的“信托计划清算报告”，信托财产已完全灭失。在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相关刑事案件侦查中仅追回赃款500万元，保证人辽阳红美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等资产均被抵押或司法查封，原告等投资者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受偿机会。综上，被告收取了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高达560万元的报酬，放任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怠于履行《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责任，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直接造成原告无法收回投资的经济损失。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银监局)《关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意见》(沪银监发〔2015〕175号)对被告的违规、违法行为已作出认定。上海寅浔、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发后，原告等投资者要求被告追讨信托财产，减少原告等投资者的损失，但被告置若罔闻，无视自身的信托责任。据此，原告起诉至本院。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主体不适格。本案系侵权之诉，被告并未参与陈某某等人的集资诈骗活动，对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募集和设立毫不知情，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均没有参与陈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骗取投资者资金的犯罪活动。因此，被告及其工作人员均没有实施由犯罪而引发的侵权行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第二，被告已根据《信托合同》履行受托人的义务，没有过错，不存在侵权行为。首先，被告作为事务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并无义务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穿透性审查，所有信托资金均来源于上海寅浔合法设立的银行账户，被告已经履行了核查信托资金的义务。被告收到的委托资金由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向被告银行账户划付，基于对银行的信任，被告有理由认为该等资金来源合法，委托资金由银行汇入已经阻断了被告作为侵权人的可能，且该等资金来源于经过反洗钱审查的合法银行账户，被告也无法继续穿透核查资金来源。其次，涉案信托贷款是流动资金贷款而非项目贷款，被告对保障房项目既不知情，也无义务对陈某某等人虚构的项目是否真实进行核查。再次，被告已充分履行信托管理的义务，对于贷款资金的最终流向，被告无义务核查，也无法核查。最后，即使被告存在原告所称的“未尽审慎义务”，也不构成侵权法上的侵权行为，该义务的履行对象是委托人而非不特定的投资者，且该义务仅是原告推测的行业惯例，并非为了保护特定对象的特定权益。第三，原告的损失目前仍无法确定，担保人辽阳红美公司名下仍有相关土地未处置，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最终损失的情况下，即使被告存在侵权，也不应予以赔偿。第四，原告的损失是因陈某某等人的集资诈骗行为所导致，与被告接受上海寅浔的授权进行的存款、划款、发放贷款等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产生损失系因其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原告本人未与上海寅浔签订合伙协议，而是与上海涵淼签订的合伙协议，其资金打入上海寅浔，被告并不知情，原告即使有损失也是基于其与上海涵淼之间的关系。而被告是与上海寅浔签订的《信托合同》，之间还存在与银行的存款关系，故与原告无关。第五，原告轻信陈某某等人的非法宣传，被高额利率所诱惑而盲目投资，在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过程中疏于审查和核实上海寅浔提供的资料，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果陈某某等人无法退赔，原告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第六，上海银监局内部监管规定属于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仅系维护金融秩序的行业内部合规管理规定，不属于保护原告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法规，故原告无权援引其作为认定被告侵权行为的依据。第七，被告作为合法金融机构对其正常业务范围内的行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否则金融机构均将面临不可预见的赔付风险。合法金融机构只有违反了保护投资者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才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要求穿透性核查的金融监管规定旨在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并非保护投资者人身和财产权利的法律，即使违反该类金融监管规定也不构成侵权行为。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协议书》(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二期一标工程)；证据2、《协议书》［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一期)工程Ⅱ标段］；证据1、2共同证明陈某某、王某等人虚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杭州保障房项目”)实施犯罪，涉及的案件不是非法集资，而是集资诈骗;证据3、《信托合同》，证明：(1)上海寅浔与被告签订该合同用于欺骗投资者；(2)被告未依法履行信托义务，主要包括：该合同封面约定了信托公司的义务，其中包括对信托财产管理的风险，而本案中信托财产不存在，属于显著处理不当，应当由受托人进行赔偿；第一条第三项对指定管理信托进行了约定；第二条约定委托人应当提供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且以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的方式进行，但涉案资金未用于流动资金，说明被告违反了《信托合同》的约定；第八条约定贷款发放对象是浙江联众公司，而不是辽阳红美公司，但最终是由辽阳红美公司的股东瓜分了资金，也说明被告违反了《信托合同》的约定；第十条约定委托人陈述信托资金为其合法所有，也应符合《信托法》的规定，但本案《信托合同》于2013年6月设立之时，光大银行专款单真假未知，当事人资金均于2013年6、7月才转来，因此委托人转来的资金是否合法未知；虽然《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不做实质性尽职审查，但被告工作人员已经明知项目是虚构的，且即使存在该保障房项目，也不能将涉案资金投入其中，因合同约定是发放流动资金贷款；被告工作人员在核查报告中还汇报该保障房项目运转正常，更说明被告没有尽到审慎核查义务；第十五条约定的是报酬条款，被告收取了合计560万元的信托报酬，但是单一信托收费的行规是0.13%-0.15%，被告却收取每年1%的管理费，说明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等，被告收取了高额报酬，却未尽到对应的谨慎核查义务；第二十一条约定的是赔偿责任，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全部直接、间接损失，其中原告的直接损失为140万元，间接损失为收益；证据4、《贷款合同》，结合证据16等，共同证明：(1)该合同签订于辽阳，与浙江联众公司住所地毫无关系，故被告明知涉案信托资金并非用于浙江联众公司；(2)被告未按此合同履行监管贷款资金的用途，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鉴于”条款的(A)项约定了流动资金贷款用途，也说明被告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第十条第二项“乙方的权利义务”约定，贷款方应当采取法律措施追回贷款资金；第十二条“违约责任”约定，借款人未按约使用流动资金的，贷款人可以提前收回贷款，采取措施追回贷款；证据5、《保证合同》，证明被告未谨慎管理信托财产，对使用信托财产仅设立保证，未调查保证人资产情况，未对贷款设定任何抵押物，不符常理；证据6、《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募集文件》，结合证据16等，共同证明陈某某、王某等人以发售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名义欺骗投资者，被告对此知晓并予以默认，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7、《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证明陈某某、王某等人以发售涉案有限合伙基金的名义欺骗投资者；证据8、付款凭证，证明原告损失金额为140万元；证据9、上海寅浔档案机读材料，证明上海寅浔是陈某某、王某等人实施集资诈骗的主体之一；证据10、上海涵淼档案机读材料，证明：(1)上海涵淼是陈某某、王某等人实施集资诈骗的主体之一；(2)原告从未成为上海涵淼的合伙人，所谓的《合伙协议》《入伙协议书》等均系诈骗工具；证据11、陈某某2015年9月8日上午《讯问笔录》第3页、第6页、第8页、第9页、第10页，证明：(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事件发生时辽阳红美公司的股东状况；(2)陈某某等人伪造“杭州保障房项目”的情况；(3)陈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的目的是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投资，事实上赃款也被胡国华、陈某某、胡正伟、张春生、吴荣波瓜分，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4)本案不存在信托财产；证据12、陈某某2015年9月8日下午《讯问笔录》第5页、第7页，证明：(1)关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二期一标工程”的《协议书》和关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一期)工程Ⅱ标段”的《协议书》的伪造过程；(2)赃款全部进入辽阳红美公司及其股东账户，由于被告的过错，信托资金被胡国华、陈某某、胡正伟、张春生、吴荣波瓜分，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3)第10页证明被告发放信托贷款无需陈某某提供抵押，说明被告没有尽到谨慎义务；证据13、陈某某2015年9月18日《讯问笔录》第2页，证明陈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的目的是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自身欠款，由于被告的过错，信托资金被胡国华、陈某某、胡正伟、张春生、吴荣波瓜分，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14、陈某某2016年2月23日《讯问笔录》第2页、第3页，证明：(1)关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二期一标工程”的《协议书》和关于“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一期)工程Ⅱ标段”的《协议书》的伪造过程；(2)陈某某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的目的；(3)对犯罪所得进行分配的决策人；证据15、王某2015年7月25日《讯问笔录》第12页，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明知信托资金来源于非法集资，具体包括：第4页描述了《信托合同》的订立过程，证明被告早已从王某处得到了关于“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基础资料；第6页证明被告在合伙企业成立前已经同意做单一信托项目，纵容犯罪分子进行集资诈骗；第7页证明被告在辽阳红美公司的办公室签订《信托合同》，不符常理，且根据王某的供述，被告对于信托资金来源也没有特别过问；第8页证明王某等人于2013年6月初开始销售产品，最早于6月13日收到资金，直至8月中旬才收到共2.8亿元资金；第12页证明王某如实向被告工作人员说过该资金需要向大众募集，而不是上海寅浔的自有资金；证据16、王某2015年9月10日《讯问笔录》，证明：(1)各方签署《信托合同》《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的地点在辽阳红美公司，被告明知信托资金并非用于浙江联众公司；(2)王某下属销售虚假项目产品的渠道；证据17、王某2016年2月24日《讯问笔录》第3页，证明被告工作人员明知信托资金来源于非法集资，也没有特地作出以“华澳”名义进行的募集与被告无关的声明；证据18、被告向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部分投资人来华澳信托闹事相关情况的说明》，证明被告违反信托义务；证据19、被告向公安机关提供的《陈某某与华澳信托公司对话翻录》，证明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未审核保证人辽阳红美公司的资产状况、担保能力，未设立抵押物，对信托资金是否安全采取放任态度，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20、被告副总裁杨宇浩2015年11月18日《询问笔录》第2页、第3页，证明：(1)《信托合同》及信托项目经被告审核批准；(2)被告明知信托资金应为上海寅浔自有资金，但在《信托合同》签署时未审核上海寅浔的资金来源，放任非法集资的发生，以便取得信托管理报酬；(3)被告收取信托管理报酬560万元而未尽信托责任，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21、被告员工崔琳2015年10月20日《询问笔录》，证明：(1)被告在订立《信托合同》时未审核上海寅浔的资金来源，对上海寅浔是否具有自有资金表示“不清楚”；(2)《贷款合同》签订地为辽阳，与浙江联众公司住所地毫不相干，甚至与虚构的“杭州保障房项目”所在地亦不相同，被告明知信托资金并非用于浙江联众公司；由于被告的过错，信托资金被胡国华、陈某某、胡正伟、张春生、吴荣波瓜分，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22、被告员工杜玉琳2015年10月20日《询问笔录》，证明被告明知设立单一信托所需条件，信托资金需为其自有资金，但被告疏于审核上海寅浔的资金来源，对实际资金情况表示“不清楚”；证据23、被告《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证据24、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出具的(2015)沪徐证字第6518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被告《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证据23、24共同证明被告虚构项目及项目运行情况，谎称“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朱家角高层农居项目、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泉漳高层农居项目均在建设开发中，建设进度顺利，无重大异常情况”，通过王某欺骗投资者，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证据25、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沪司会鉴字[2015]第228号《关于陈某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第1页至第6页及附件《关于寅浔中心收取林莉、詹征雄等157人资金的情况》，证明：(1)投资者被诈骗的金额；(2)被告收取上海寅浔2.8亿元资金后的划款情况；(3)被告资金拨付过程存在违规；(4)因被告的过错，信托资金未按《信托合同》使用，而被胡国华、陈某某、胡正伟、张春生、吴荣波瓜分，造成原告等投资者损失；(5)该账户资金入账时间为2013年6月13日至2013年8月21日，均在《信托合同》签订之后，说明《信托合同》签订时光大银行不可能开具证明委托人具有自有资金的说明；(6)原告因被告侵权而损失的金额；证据26、辽阳红美公司他项权利及查封情况汇总表，证明涉案信托贷款的保证人无清偿债务的履行能力；证据27、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沪金检金融刑诉〔2016〕17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2017年6月27日《法庭审理笔录》，证明：(1)上海寅浔、陈某某、王某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犯罪；(2)2.8亿元资金汇入辽阳红美公司，浙江联众公司没有使用任何资金，也不存在流动资金的用途，被告未尽对信托资金来源的审核义务；(3)《法庭审理笔录》第11页说明陈某某认可为融资提供虚假材料；第12页说明陈某某等人外债有5亿多元(包括2.8亿元)；第13页说明被告在辽阳签订《信托合同》时其公章已经盖好；第14页说明被告将终止清算的函寄给了辽阳红美公司，不清楚是否寄给浙江联众公司；(4)原告等投资者的损失能够确定，应为扣除退赔的500万元后剩余的金额；证据28、上海银监局出具的沪银监访复〔2016〕443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证明被告在信托资金管理中存在过错：(1)被告对委托人是否提供合法资金、是否涉及非法集资未予以有效识别；(2)被告对资金划付未予以有效执行；(3)被告对项目管理存在漏洞，未按季向委托人、受益人进行书面报告；(4)《提前终止通知函》载明信托终止时应以信托财产原状分配给委托人，但本案中信托财产不存在；证据29、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陈某某等人已被判处集资诈骗罪；证据30、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书》，证明陈某某等人的刑事判决已生效。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6、7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定，且浙江联众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与该项目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该合同权利应由上海寅浔主张；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本案保证人住所地在辽宁，故该合同在辽宁签订也是合理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认为双方是否设定不动产抵押是商务协商的结果，亦无法律规定所有贷款必须设立抵押，故被告没有违法；对证据8的真实性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定，且原告的损失在刑事案件中仅能主张本金，对利息不应支持；同时，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向上海寅浔汇入140万元资金，不能确认该资金与涉案《信托合同》有何关联；对证据9、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1-17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取得该等证据违反常规，不应复制和公开，其真实性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定；对证据18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17，对其证明内容也不予认可；对证据19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定；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反而证明了被告无过错；对证据21、22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3、24的形式真实性应根据《公证书》来认定，但电子邮件为非正式文件，因被告没有加盖过公章，故不予认可；对证据25的真实性应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确定，附件是投资者与上海寅浔的关系，与被告没有关联性，且应以法院核实的集资诈骗的人数和金额为准；证据26只是一份统计表，未加盖有权房地产部门的公章，不能作为证据，且辽阳红美公司是有财产的，不能以其涉及抵押来推断其丧失偿还能力，又因其偿还能力处于不确定状态，故也说明原告的损失也是不确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诈骗的受害人对于相关财产具有优先获赔权；对证据27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17，刑事案件也明确说明了被告没有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过程，证明被告没有过错，其中第31页说明被告不知情；对证据28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认可，上海银监局对信访的处理意见不能作为被告责任的唯一依据，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认定；对证据29、3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判决书中均没有提及被告及工作人员参与了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浙江联众公司向被告出具的《告知函》，证明被告在管理信托过程中变更支付账户是根据借款人的指示，已与借款人达成书面合意，并不违反《贷款合同》的约定；证据2、经公证的《提前终止通知函》；证据3、经公证的《提前终止通知函》《清算报告》；证据2、3共同证明被告已将《信托合同》和《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是浙江联众公司向被告出具的函件，原告不清楚；该函反而能证明被告擅自变更收款账户，怠于履行信托义务，存在过错，具体过错见原告证据28；对证据2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可寄送过程的真实性，但对该函本身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明知《信托合同》约定的义务是以信托财产原状向受益人分配利益，但本案信托财产不存在，即使存在《提前终止通知函》，也是被告在规避自己的责任，该函中虽有“剩余信托财产分配给委托人”的表述，但未明确“剩余信托财产”具体是何等财产；对证据3寄送的事实无异议，但不认可《提前终止通知函》《清算报告》的真实性，被告寄送的对象是胡国华，其不是合同相对人，反映被告明知胡国华分得了信托财产；上海寅浔的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和闫引军，不是被告寄送的对象，被告应调查合同的主体，与原告所述没有寄给陈某某相符；《清算报告》是在上海银监局督促后补寄的，该报告中关于分配事项的第1项所述与事实不符，并不存在向受益人分配财产的事实，第2项所述“存在信托贷款债权与担保从权利状态的信托财产”亦与事实不符，相关财产实际不存在，抵押财产亦不存在，实际信托财产的现状是以现金形式存在的2,662.71元，故该《清算报告》没有列出财产清单。综上，被告证据1-3均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无关联性，且其陈述均非事实。经审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上海寅浔(作为委托人)与被告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其中第一条“释义”约定：“……3、指定管理资金信托：指委托人向受托人交付资金设立信托时，在信托文件中就信托财产的运用方式、运用期限等进行明确指定，由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的资金信托业务。”第二条“信托目的”约定：“委托人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合法所有的自有资金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本着‘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理念，将信托资金以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方式进行运用，以获取收益。”第三条“信托类别”约定：“本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委托人指定将信托资金由受托人管理，用于向浙江联众建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第五条“信托资金及其交付”约定：“1、本信托项下信托资金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亿捌仟万元……”同月，浙江联众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被告(作为贷款人)签订了《贷款合同》，辽阳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与被告(作为债权人)签订了《保证合同》。2013年8月8日，原告作为有限合伙人在《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上海涵淼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入伙协议书》上签名。前述协议书载明：“……普通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确认投资人之出资款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纳至合伙企业以下募集账户：户名：上海寅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真新支行，账号：XXXXXXXXX********……”同日，原告向前述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40万元，后该140万元被陈某某等人用于归还辽阳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3年8月10日，“杭州保障房项目”与杭州中楚公司共同向原告发布《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成立公告》，载明：“尊敬的顾立群女士/先生/公司：感谢您投资由杭州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本项目对接《华澳信托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计划》，本期募集资金于2013年8月9日正式成立并起息。我公司已确认您认购的金额：壹佰肆拾万元正。本项目期限为24个月(可提前12个月结束)，自成立之日起计算，每半年分配投资收益，项目结束返还本金。根据合伙文件的约定本项目可提前终止，具体以本项目的公告为准……”根据工商登记信息记载，上海寅浔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5月30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某某)。上海涵淼的成立日期是2013年6月18日，合伙类型是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杭州中楚公司(委派代表：陈某某)。原告并未被登记为上海涵淼的有限合伙人。在涉案信托项目进行期间，被告内部曾于2013年12月出具过《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载明：“……六、项目风险判断：浙江联众财务状况良好，由建设的多项目保障营收稳定；保证人辽阳红美的现金流充足，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担保意愿正常，担保实力佳。该项目为单一被动管理类信托项目，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2016年5月27日，上海银监局出具沪银监访复〔2016〕443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主要内容有：“……3.关于我局的相关检查结论与监管意见。我局对浙江联众项目的现场检查结论与监管意见体现在《上海银监局关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意见》(沪银监发〔2015〕175号)中。其中涉及浙江联众项目的相关内容如下(以下均为检查意见原文引用)：(一)关于华澳信托存在的问题：1.‘你公司(指华澳信托，下同)对同业业务中的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亦流于形式。’‘又如在浙江联众单一资金信托中，你公司未对委托人经营及财务状况进行有效审查，委托人在《信托合同》中承诺委托资金为其合法所有的资金，但你公司对于委托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性以及委托人是否涉及非法集资等情况未予以有效识别。’2.‘你公司部分项目资金划付等未严格按照协议执行。’‘如在浙江联众单一资金信托中，你公司认可借款人发送的变更收款账户《告知函》，而未严格遵照《贷款合同》约定：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如需变更……甲乙双方须达成书面变更协议，书面协议达成之前，本合同继续执行。’3.‘你公司部分项目事务管理存在漏洞。’‘如在浙江联众单一资金信托中，你公司作为受托人未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按季向委托人和受益人书面报告信托资金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且在宣告提前终止时，向委托人、借款人和保证人寄送《提前终止通知函》采用一般快递形式，未采取公证等有效措施，在监管部门现场核查后才补做公证程序，事务性管理存在漏洞。’(二)针对上述情况，向华澳信托提出的监管意见：1.‘责令你公司暂停经营范围中含投资管理、资产或资本管理、财务或财富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财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服务咨询等字样或其他类似字样且未实际从事实体产业的非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的单一信托业务，并对此类存续业务进行专项排查，对委托人适格性及委托财产合法合规性等进行后续评估。’2.你公司‘应科学设定业务准入标准，完善项目尽职调查，同时认真做好事中事后管理，严格资金支付，严格贷(投)后管理。’3.你公司‘开展事务管理类信托时，除关注风险职责界定外，还要特别关注项目背景以及委托资金和项目用途合规性审查，不得向委托人转移信托计划合规风险管理责任，同时应梳理信托公司在事务管理类信托中面临的各类风险，制定并完善事务管理类信托专项管理制度及操作程序，严格做好事务性操作。’……”2016年7月16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涉嫌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某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同月21日立案，经审查后以该院不具有管辖权为由，于2017年4月11日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报请移送管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同意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移送管辖。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遂退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7年5月22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沪检一分诉刑诉〔2017〕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查明：“联众公司系被告人陈某某于2007年通过变更注册方式成立，陈某某系实际控制人，被告人林某某担任挂名的法定代表人。红美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法定代表人胡国华，被告人陈某某系股东之一。2014年4月，红美公司股权变更后，陈某某成为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2015年9月，红美公司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于建洪。2013年初，被告人陈某某因红美公司有融资需求，遂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被告人王某等人，在王某等人的帮助下确定了以联众公司为融资主体的信托融资方案。其间，陈某某自行伪造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指使被告人林某某伪造联众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授权王某成立并控制了寅浔中心等7家有限合伙企业(均由陈某某控制的中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某控制银行账户和网银)。嗣后，陈某某、林某某等人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2013年6月签订了《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寅浔中心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受托人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作为贷款人将资金贷款给借款人联众公司，红美公司作为保证人为联众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6月至8月间，被告人王某使用寅浔中心等有限合伙企业的名义，以年化利率9.5-12.5%的高额利息为诱，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销售‘浙江联众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非法集资2.8亿余元。嗣后，王某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划款2.8亿元至华澳公司，华澳公司再贷款给联众公司。联众公司收到后，划款2.53亿余元至红美公司，划款558万余元至被告人陈某某银行账户，上述钱款主要用于归还红美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至案发，各投资人共计收到5,308万余元，尚有2.3亿余元经济损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千万元”；判处被告人林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被告人王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同时判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亿三千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二百元，发还被害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沪刑终65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犯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上诉人林某某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因怠于履行《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责任而应对原告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故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应否对原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对此，根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本院认定如下：首先，从损害后果来看，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书》的认定，因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的犯罪行为已经造成了原告等投资者231,875,200元的实际损失，其中原告投入的140万元尚未追回，因此，原告存在经济损失的事实应予认定。其次，从被告的过错来看，应当综合考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陈某某等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浙江联众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成立并控制了上海寅浔等七家有限合伙企业，与被告签订了《信托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保证合同》。在信托项目进行过程中，根据被告自行出具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被告作为信托受托人，并没有发现、排除涉案信托项目的各种风险，反而出具报告认为“项目保障营收稳定……项目去化速度令人满意……项目风险可控，本次检查未发现重大风险事项”，由此可见被告对信托项目管理流于形式，存在信托失责的情况。第二，根据上海银监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被告存在“对同业业务中的机构委托人未作充分调查”“对其委托资金来源的调查亦流于形式，部分项目资金划付等未严格按照协议执行”“部分项目事务管理存在漏洞”三项具体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是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所不应当存在的行为，因此被告在进行涉案信托业务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第三，被告辩称，其作为事务管理型信托的受托人，不对信托资金的来源和性质进行穿透性核查。本院认为，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即使本案的信托履行属于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也应当审慎尽职地履行受托业务的法定责任，把控业务准入标准，完善项目尽职调查，同时认真做好事中事后管理，严格资金支付，严格贷(投)后管理，还应特别关注信托项目背景以及委托资金和项目用途合规性审查，不得向委托人转移信托计划合规风险管理责任，而被告在签订及履行涉案《信托合同》的过程中并没有尽到上述责任，故存在一定过错，因此，对被告该项辩称，本院难以采信。再次，从被告行为的违法性来看，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应当遵守《信托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信托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因此，被告作为“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的受托人应当忠实、勤勉地履行自己的信托义务。从前述被告的过错行为来看，被告违反了《信托法》所要求的受托人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法定义务，因此存在违法行为。最后，从被告违法行为和原告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其一，根据原告等投资者陈述，原告等投资者在投资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时，因案外人宣某某与被告信托产品有关，所以原告等投资者有理由充分信赖被告作为专业信托机构而作出的投资决策。原告等投资者还陈述其专门与被告客户服务人员进行了电话求证，可见若没有被告的信托产品作为信赖依撑，原告等众多投资者可能不会轻易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其二，本案所涉法律关系虽为单一资金信托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被告是信托受托人，原告等投资者是作为有限合伙投资人进行出资，但是在信托项目的实际运营中，若被告能够按照相关信托法律和规定，谨慎严格地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对信托资金来源进行认真审查，对信托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对信托贷款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账户进行发放，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就无法将信托委托人的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进行转移和占有，原告等投资者的资金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失。因此，虽然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本案中原告等投资者损失的根本和主要原因，但是被告的过错行为无疑也为前述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具有“源头性作用”，故被告的侵权行为和原告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关于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失的范围问题，本院认为需要综合考量涉案各方的行为对原告损害后果产生的原因力。第一，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来看，陈某某、王某、林某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犯罪分子并非被告工作人员，其行为亦非执行被告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因此，被告并不是原告损失的直接侵权人。第二，本案所涉信托为指定管理单一资金信托，被告作为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接受委托人的指定发放贷款，此类被动事务管理型信托文件中约定的内容并不违反合同签订时的信托业务相关规定，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何况，原告只是作为有限合伙人在涉案合伙协议上签名，并且向收款人户名为上海寅浔的账户汇款140万元，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成为有限合伙人，更遑论是本案信托合同关系的委托人，因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投资或信托等合同法律关系，被告相关行为并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主要原因。第三，原告作为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自身所投资产品的交易对手和交易风险，并不能片面追求收益(无论是稳定或者激进)而漠视投资风险。本案中，根据原告等投资者陈述，其是经案外人介绍购买涉案有限合伙基金产品，但是由于涉案信托产品属于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关系，委托人是上海寅浔，原告并非本案所涉信托合同关系的直接委托人，也不是涉案信托产品的投资人，没有直接投资被告发行的涉案信托产品，原告在进行投资时并没有甄别清楚其投资标的，过于轻信他人的推荐，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故不能将由此产生的损失均要求由被告承担，原告应当对自己的投资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案外人陈某某、林某某、王某等人的犯罪行为是造成本案原告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且原告自身对其损害发生亦具有过错，故应自行承担相应损失。但被告在管理涉案信托业务的过程中亦存在一定过错，故综合前述意见，本院认定被告应对原告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即原告应自行根据前述生效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向犯罪分子追索其全部损失，但对其损失中不超过28万元的部分，在原告追索不成的情况下，应由被告向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顾立群根据(2017)沪01刑初50号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8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原告顾立群负担11,900元，被告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负担5,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顾 权审 判 员  黄 婧审 判 员  孔燕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丁 祎书 记 员  顾 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