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26民初1979号 原告：石新军，男，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翠芳，女，1978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被告：刘洪梅，女，1972年6月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商河县，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华，山东撼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杨贵芝，女，1963年8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东省商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进贞，山东撼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新军与被告刘翠芳、刘洪梅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作出（2019）鲁0126民初264号民事裁定书，原告石新军不服该裁定，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鲁01民终4286号民事裁定，撤销（2019）鲁0126民初264号民事裁定，指令商河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新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伟，被告刘翠芳、刘洪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卫华，第三人杨贵芝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进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新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刘翠芳、刘洪梅共同返还石新军12720元及利息暂定100元（以1272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起算时间自2017年9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刘翠芳、刘洪梅承担。庭审过程中，石新军请求杨贵芝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事实与理由：2017年4月份，刘翠芳、刘洪梅找到石新军，说只要向其支付15000元，就可以为石新军的孩子办理在商河县城小学就读，石新军本身文化素质不高，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就读环境，向刘翠芳、刘洪梅支付了现金15000元。同年9月份，学校开学后，石新军孩子未能上县城就读，石新军要求刘翠芳、刘洪梅返还15000元，随后刘翠芳、刘洪梅返还了现金2000元，9月5日，刘洪梅又向石新军返还280元。石新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四百零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刘翠芳、刘洪梅辩称，石新军诉刘翠芳、刘洪梅主体错误，双方不存在任何关系，石新军与杨贵芝为办理孩子入学一事，在该事中刘翠芳、刘洪梅只起到中间介绍人的作用，未经手任何款项，欠条也是杨贵芝出具，因孩子未能入学杨贵芝退还石新军2280元，刘翠芳、刘洪梅未收到石新军任何款项，因此，请求依法驳回石新军的诉讼请求。 杨贵芝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陈述，在会见杨贵芝时，杨贵芝陈述以其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所作陈述为准，即2017年3月左右刘翠芳找到杨贵芝，想和杨贵芝合作，意思是刘翠芳联系其幼儿园应上小学的孩子家长，问是否有愿意去县城上学的，然后找杨贵芝办理，刘翠芳从中收取好处费，杨贵芝说可以，杨贵芝就把其如何办理孩子去商河县城学校上学和刘翠芳说，刘翠芳再和家长转达，杨贵芝没有直接和家长见面沟通，这样刘翠芳收取了15个学生家长的钱，其中包括石新军，每个家长收取了15000元，然后刘翠芳将其中13000元转交给杨贵芝，杨贵芝给这15个家长全部开了15000元的收据，杨贵芝将收据开好，交给刘翠芳，刘翠芳又转交给了家长。 石新军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录音光盘及录音文件整理笔录各1份；证据2.刘洪梅微信转账记录复印件1份；证据3.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杨贵芝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证据4.2017年10月13日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刘翠芳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 刘翠芳、刘洪梅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收到条原件1份；证据2.欠条原件1份；证据3.杨贵芝给刘洪梅微信转账截图复印件1份。 杨贵芝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石新军提交的证据3、证据4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刘翠芳、刘洪梅系商河县韩庙镇朱林阳光幼儿园园长，石新军的孩子在该幼儿园就读。2017年3月份杨贵芝找到刘翠芳、刘洪梅让其帮忙联系今年上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只要交上15000元就能办理在商河县城小学上学，承诺若办成一个会给其2000元的好处费。2017年4月份，石新军之妻为给孩子办理在商河县城小学就读一事交付15000元，后因该事未办成退回2280元，至今尚有12720元未退回石新军。另查明，杨贵芝系通过伪造购房合同等材料为学生办理入学手续。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第一，关于交付15000元的事实，石新军主张，其并不认识杨贵芝，2017年3月份石新军的妻子拿着现金15000元，在刘翠芳的家里交给了刘翠芳，并提交录音光盘及录音文件整理笔录予以证实。刘洪梅和刘翠芳辩称，从未收到石新军妻子给的钱，每次收钱时都是杨贵芝现场给家长打个红色的收据，家长直接把钱给杨贵芝，其没有直接拿钱。杨贵芝陈述，其与石新军不认识，与刘翠芳、刘洪梅认识，其没有直接和家长见面沟通，刘翠芳收取了15个学生家长的钱，每个家长收取了15000元，然后刘翠芳将其中13000元转交给我，我给这15个家长全部开了15000元的收据，我将收据开好，交给刘翠芳，刘翠芳又转交给了家长。关于该事实，本院认为，对于石新军提交的录音光盘，该录音系在未办成孩子上学一事后，刘洪梅、刘翠芳、石新军、王在国等人的谈话记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因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录音光盘予以采信；录音文件整理笔录系对录音部分内容的整理，不能体现整个录音的全部内容，故本院对该笔录不予采信。根据石新军提交的录音光盘并结合2017年10月13日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刘翠芳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刘翠芳所作陈述与其庭审陈述相悖，其庭审陈述“收钱时都是杨贵芝现场给家长打个红色的收据，家长直接把钱给杨贵芝，我没有直接拿钱。”而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收了他们每人15000元钱，然后将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一块交给了杨贵芝”，再结合石新军与杨贵芝陈述，在办理孩子入学一事之初，石新军与杨贵芝并不认识，故本院对刘翠芳、刘洪梅庭审关于15000元交付的事实不予认可，本院对石新军陈述将15000元直接交付给刘翠芳的事实予以确认。 第二，关于杨贵芝是否收取15000元的事实，杨贵芝陈述，其只收取了13000元，并给每位家长开具了15000元的收据。刘翠芳、刘洪梅陈述，是由杨贵芝直接收取了15000元。本院认为，根据杨贵芝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记得通过王永和刘翠芳介绍的学生家长，每人收取的是15000元”，“另外当时我还许诺关系人、介绍人办成一个孩子入学，给关系人、介绍人2000元钱”，结合刘翠芳在商河县公安局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联系一个杨贵芝说办成一个给我2000元钱的好处费”，该两份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与杨贵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陈述不一致，且杨贵芝收取13000元，而为学生家长出具15000元的收据明显有悖常理，杨贵芝亦未说明合理原因，故本院对杨贵芝庭审陈述的关于收取13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根据两份询问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证实刘翠芳、刘洪梅在收取15000元后，将该15000元交付给杨贵芝，杨贵芝在收取15000元后办理入学事宜，并承诺每办成一个给刘翠芳、刘洪梅2000元的好处费，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第三，关于退回2280元的事实，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均认可，其中2000元是刘翠芳、刘洪梅转交给石新军，其中280元是刘洪梅通过微信转给的石新军，为此石新军提交刘洪梅微信转账记录，证实刘洪梅退回280元的事实，刘翠芳、刘洪梅提交杨贵芝给刘洪梅微信转账截图，证实杨贵芝退回款项事实。结合刘翠芳、刘洪梅的庭审陈述及提交的收到条，该收到条内容为“今受到杨贵芝退回费用2000！石新军”，可以证实该退回费用系杨贵芝转交刘翠芳、刘洪梅，再由刘翠芳、刘洪梅转交石新军，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第四，关于刘翠芳、刘洪梅提交的欠条，该欠条系杨贵芝在2017年9月4日为学生家长郭富明出具的欠条，证实杨贵芝因未退还12720元为学生家长出具了欠条，刘翠芳、刘洪梅为杨贵芝介绍的15名学生家长包括石新军与郭富明，石新军为回避其与杨贵芝之间的委托关系而故意不向法庭提交杨贵芝为其出具的欠条；石新军称，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欠条系杨贵芝给案外人出具，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及杨贵芝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石新军主张其与刘翠芳、刘洪梅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其并不认识杨贵芝,也从未委托杨贵芝；刘翠芳、刘洪梅主张其是中间人、介绍人；杨贵芝主张本案并非委托关系，系请托关系。本院认为，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故需要通过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定约之初的履行行为判断双方之间形成何种法律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也就是说在居间合同中,居间人为委托人提供的服务表现为报告订约的机会或作为订约的媒介。结合本案需要判断石新军是直接委托刘翠芳、刘洪梅办理入学,还是委托刘翠芳、刘洪梅撮合其与杨贵芝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中，石新军将15000元的委托费用交给了刘翠芳、刘洪梅,刘翠芳、刘洪梅又将钱款转交给杨贵芝,并结合在办理孩子入学一事之初，石新军与杨贵芝并不认识这一事实，无法证实石新军与杨贵芝已经直接建立委托合同关系,故刘翠芳、刘洪梅主张其系中间人、介绍人，本院不予支持,应认定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石新军在将办理孩子入学一事委托刘翠芳、刘洪梅之后，刘翠芳、刘洪梅又将该事项转委托给杨贵芝办理，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形成转委托关系。 第二，关于委托合同及转委托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石新军以金钱请托方式委托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利用不正当手段办理其孩子上学事宜,该委托事项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小学入学规则,扰乱了正常的公共教育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公序良俗”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及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的转委托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第三，关于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应否返还12720元的问题。因石新军与刘翠芳、刘洪梅之间的委托合同及石新军与杨贵芝之间的委托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杨贵芝就未退还的12720元应当返还石新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本案中,石新军并不知晓刘翠芳、刘洪梅将办理孩子入学一事转委托给杨贵芝，刘翠芳、刘洪梅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石新军与杨贵芝双方直接协商相关事宜,据此刘翠芳、刘洪梅因转委托行为造成的12720无法返还,应当承担返还的民事责任。另外,石新军对该委托事项非合法事项属于明知,对合同无效存在过错,故对其要求刘翠芳、刘洪梅、杨贵芝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翠芳、刘洪梅、第三人杨贵芝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石新军款项12720元； 二、驳回原告石新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0.5元，由被告刘翠芳、刘洪梅、第三人杨贵芝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石玉珍 人民陪审员  王昌莲 人民陪审员  李立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王登旺 书 记 员  张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