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627民初2223号原告：田某，女，1952年11月20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又全，贵州贵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某1，女，1969年11月19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军，贵州一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黎某2，女，1953年6月18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贵阳。被告：黎某3，女，1956年2月9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铜仁市。被告：黎某4，女，1962年1月29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被告：黎某5，女，1964年1月13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被告：黎某6，女，1966年10月25日出生，土家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现住。原告田某与被告黎某1、黎某2、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又全，被告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军，被告黎某2、黎某3、黎某4、黎某5、黎某6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沿河县道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房屋（100.16平方米，折价15万元）归原告所有。事实和理由：六被告是同胞姐妹,被告的母亲去世后,被告的父亲黎年永需要人照顾,于是经人介绍,原告与被告的父亲黎年永于2001年共同生活；××××年××月××日，原告与黎年永登记结婚；原告与被告的父亲黎年永结婚以来,不仅对被告的父亲黎年永起居生活照顾得非常好,而且夫妻感情也非常和谐；原告与黎年永夫妻共同生活间,有一套100.16平方米的安置房（安置合同是以黎年永和原告共同名义签订）,位于沿河县道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2018年9月16日,经黎年永与原告以及六被告达成《赡养协议书》,协议约定:黎年永去世后,该房屋由原告所有。2019年1月黎年永去世,该房屋安置合同原件保留在被告黎某1处,原告要求被告黎某1将安置合同交给原告,被告拒绝交出安置合同导致原告不能办理产权登记。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据此,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请求。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房地产公司的通知、申请表、安置合同，拟证明被告的父亲黎年永补给房产公司差价23419.50元，该房属于原告和被告父亲共同所有；2.结婚证，拟证明原告与被告的父亲于2002年12月9号结婚，夫妻感情很好；3.户口注销证明，拟证明被告的父亲于2019年1月19日去世的事实；4.《赡养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对被告的父亲一直照顾的很好，被告的父亲去世后，涉案房屋产权应归原告所有，该合同是被告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黎某1辩称：1.被告的母亲去世前，已经立下遗嘱，老房屋由黎某1享有，并于2002年与全家人签订协议，进行了公证，老房屋归黎某1所有，涉案房屋系老房屋征收赔偿而得，征收合同因为户头是黎某1的父亲，所有签订合同的户头也是黎某1的父亲，并非原告陈述的与原告共同签订；涉案房屋至黎某1母亲去世时就确定全部归黎某1。2.本案的《赡养协议书》中对涉案房屋的条款是赠与，根据合同法中赠与的相关规定，黎某1有权撤销该赠与。3.原告在与黎某1父亲生活期间有虐待老人的行为，在签订赡养协议后，黎某1的父亲3个月后就去世了，原告有违反公序良俗、道德伦理行为，因此，黎某1有权随时撤销该赠与。因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黎某1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于2001年订立的《遗嘱》一份、于2002年签订《关于房产继承意见》和公证书一份，拟证明2001年被告的父母亲立下遗嘱，涉案房屋征收前的老房屋由被告黎某1享有，原告的父亲认可并签字；被告黎某1母亲去世后，特意签订了《关于房产继承意见》，再次明确了涉案房屋由被告黎某1享有。2.收据、证明各一份，拟证明因为涉案房屋系黎某1享有，所以当时黎某1向房开公司补了差价。3.照片4张、起诉状、传票，拟证明原告虐待被告父亲，被告父亲诉至法院要求离婚的事实。4.被告的父亲于2018年9月病历一套，拟证明被告的父亲在2018年9月生病后出院并非重病，但是在2019年1月19日去世，才相隔短短3个月，也就是在《赡养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并没有认真照顾被告父亲，签订协议反而让被告的父亲加速死亡，并没有安度晚年。5.抚恤金通知、进账单各一份，拟证明原告领取了73829元，其中10000元教龄工会费我方没有拿到依据，丧葬费等原则上应当用于安葬被告的父亲，充分体现了当时签订的赡养协议具有胁迫性质。6.协议书，拟证明离婚诉讼撤诉过后，约定被告父亲去逝后，原告无条件搬出房屋。被告黎某2辩称：1.被告母亲是××××年××月××日去世的；2.公证合同签订的时候原告和被告父亲没有结婚；3.签订家庭协议时，原告承诺会尽心尽力的照顾被告的父亲，但是原告常辱骂、殴打被告的父亲，签订该协议的前提是被告父亲说摆脱不了原告，被告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为尊重父亲才签订的，条款极端不公正，被告方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作出了很多妥协。在被告父亲生病的情况下，原告没有带被告的父亲去医院治疗，导致被告父亲去世。被告黎某4辩称：我有一份父亲的遗书，证明原告骂被告过世的母亲，原告可恨可恶。签订这个协议，是为了让被告的父亲能好过一点，迫不得已才签订的，是被告父亲要求被告方签订的。被告黎某4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一份被告父亲的遗书，拟证明原告方辱骂被告的父亲。被告黎某5辩称：父亲和我说过，和原告结合是没有办法，父亲与原告闹过离婚，父亲说离了原告生活没有着落，最终没有离婚。协议要求原告不能虐待父亲。被告父亲生病原告没有照顾，是被告方照顾的。被告父亲出院后才3个月就去世了。被告黎某6辩称：《赡养协议书》是被告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的，被告父亲生病应该是原告来照顾，因为他们是夫妻，并且被告方作为女儿照顾父亲有诸多不方便。被告黎某3辩称：与以上被告的辩称意见一致。通过庭质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2001年8月6日，六被告的父亲黎年永、母亲张珍禄立下《遗嘱》，载明“我妻张珍禄患病，六女黎某1在服侍，三年中尽职尽责，服待周道，目前病危，经我俩共同慎重确定，将我俩位于丁字口的木质房屋一座（以下简称旧房）由六女继承享受，继承后望其在我俩走前克守孝道，以后年年扫墓为望”。二、××××年××月××日，张珍禄去世，2002年8月1日，黎年永又立下《关于房产继承意见》，载明：“根据亡妻张氏临终前遗嘱并征得众女同意将我和亡妻的产业,位于.4平方米面积的木质房屋一座确定由六女黎某1继承享受,继承后。一、房屋产权,不得转让。二、若改建新房,应留壹通间住房给父亲在生居生,住后归还六女,产权他人不得争议。三、若父亲需另居,在外租房一套,其租金由继承人负责,直至生前。四、继承人对在生父亲应克守孝道，经常看望,关心疾苦有病痛应为主负责照料服侍。以上条约望其照办,如违约则此作废”，黎年永及六被告均在《关于房产继承意见》的尾部签名捺印，该《关于房产继承意见》经黎年永申请，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公证处于2002年12月4日作出公证。三、××××年××月××日，原告与黎年永登记结婚。四、2007年5月7日，黎年永与重庆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沿河分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合同，约定安置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房屋，面积为100.13平方米，其中旧房建筑面积68.94平方米，超出面积31.64平方米，超出面积应付差价23419.50元，同日，被告黎某1将差价23419.50元交给重庆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沿河分公司，虽然收据上的交款人为黎年永，但是被告黎某1持有该收据，而且重庆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沿河分公司于2011年7月16日出具的《证明》也证明了该款是黎年永女婿肖忠甫及女儿黎某5、黎某1办理的，在原告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原告称该款是黎年永交纳的理由不成立；2011年12月1日，重庆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沿河分公司通知黎年永将办理房产证、国土证的手续交公司，并填写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其中共有人栏填写为黎年永和田某，但是最终黎年永和田某未取得房产证；黎年永的其他旧房面积约45平方米已经安置给被告黎某1。五、2011年6月13日，黎年永起诉与原告离婚，后来撤回起诉。诉状中列举的事实如下：“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年纪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差异造成两人间矛盾渐显,特别是被告对原告经济的过度索求与不履行妻子应尽义务之间的矛盾导致纠纷四起,双方感情日趋破裂。2007年7月,由于被告强烈要求管理原告的经济即管理原告工资卡的使用,原告无奈,只得同意,但被告在管理经济事务中,由于使用不当致使原告的工资每月不足半月就用完。原告现已年满81周岁,体弱多病,经常急需一定的医药费用,于是将工资卡收回管理,为此,被告与原告发生争吵,引起夫妻关系恶化随后发生的以下一些事情,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直至夫妻感情完全破裂。2010年8月,原告因眼睛患白内障到贵阳医治达半月时间,被告在没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尽妻子之责,没有前往探望和护理,甚至在原告子女将汽车开到原告家门口,希望接被告一道前往贵阳看护原告时,被告都以种种理白推诿不去。2011年4月,原告因高血压复发严重,与子女前往贵阳医治一个月左右,期间被告在原告及其子女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去贵阳看望原告,但被告不顾原告已81岁的高龄,且正处于疾病中的情况,再次为经济问题与原告发生激烈争吵,并在原告还躺在医院医治的情况下,去到贵阳后的第三天就独自一人返回沿河。2011年6月10日,原告出院返回家中,发现被告在其工资卡上实际支取了8800元,而被告到贵阳去看望原告时讲支取的是8000元,而只带了1500元上贵阳。对此,原告希望被告说明情况,但被告又与原告发生剧烈争吵,袁野为帮被告,用湿水瓶向原告砸来,同时,被告还将其前夫子女、儿媳叫来家里与原告争吵,事态直至原告子女报警,110到来才平息”。2011年10月10日，原告与黎年永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1.黎年永与田某不再离婚；2.田某以后在与黎年永的生活中,要做到尽心尽力照顾黎年永,田某负责黎年永的生养死葬，不得以任何借口虐待黎年永,如田某有虐待黎年永的行为,则田某必须无条件与黎年永离婚；3.田某以后在与黎年永生活中,经济由黎年永掌管,但生活费用的实际支出由黎年永负责；4.田某在黎年永病故后,必须无条件自觉搬出现与黎年永居住的房屋,不得以任何借口主张该房屋的所有权；5.田某应与黎年永的子女和睦相处,不得在任何场合下乱讲是非。六、2018年9月16日，黎年永与田某签订《赡养协议书》，六被告均以丙方身份签名认可，约定：黎年永如有重大疾病，医疗费报销差额部分由其子女共同承担；田某在黎年永在世期间须对其衣食住行悉心照料，黎年永去世后财政补贴的安葬费和一次补助费为田某一人所有，丧葬事宜由黎年永子女操办并承担费用；黎年永去世后，现居住的约100平方米房屋，产权属田某一人所有；田某在黎年永在世期间，需对黎年永进行精心照料并不离不弃，否则自愿放弃以上权益；此协议签订后，黎年永与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方式所签订的任何依据（针对现居住的房屋），皆不受法律保护，且不影响本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七、2019年1月19日，黎年永去世，黎年永亲人按国家政策享受的各种费用共63829元，已于2019年5月7日打入原告账户。八、被告黎某4提供书证，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无法证明系黎年永所留下，本院依法不作为证据采用。本院认为：位于丁字口的木质房屋是黎年永与张珍禄夫妻生前的共同财产，夫妻二人的所有权份额原则上均等，二人于2001年8月6日立下《遗嘱》后张珍禄去逝，张珍禄去逝后，张珍禄应当享有的财产份额开始继承，根据该《遗嘱》，张珍禄享有的财产份额应当由被告黎某1继承，即被告黎某1应当享有约57平方米旧房的继承权；张珍禄去逝后黎年永又立下附条件的《关于房产继承意见》，该《关于房产继承意见》虽然经过了公证，但被之后黎年永与原告及六被告三方共同签订的《赡养协议书》所取代，《赡养协议书》也是附条件的，由于义务履行人已经从《关于房产继承意见》的被告黎某1变更为《赡养协议书》的原告，《赡养协议书》是三方协议，既不属于自书遗嘱，也不属于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不得撤销变更公正遗嘱的规定，而且原告实际上在履行《赡养协议书》，因此《关于房产继承意见》应当认定为已经被该意见的当事人自行撤销；同样，原告与黎年永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因《赡养协议书》的最终签订，也应当认定为被《协议书》当事人自行撤销；拆迁时，黎年永取得的68.94平方米旧房安置，实际包括了被告黎某1应当继承的12平方米旧房，同时超出旧房面积的31.64平方米的差价23419.50元也是被告黎某1支付的，因此，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房屋应当是黎年永与被告黎某1共同所有，填写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中共有人栏虽然填写为黎年永和田某，但黎年永和田某最终未取得该房的房屋产权证，该房屋不能因此认定为黎年永和田某的共同财产；从黎年永起诉与田某离婚，到黎年永撤诉后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和最终签订《赡养协议书》，证明黎年永和田某一直为黎年永的财产怎么处理和如何对黎年永进行照顾反复发生争执；《赡养协议书》中处理的房屋虽然包括了被告黎某1的份额，但是签订《赡养协议书》时被告黎某1不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作为丙方签名认可，应当视为黎某1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分，该《赡养协议书》是附条件的民事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该协议，只有在原告完全履行对黎年永精心照料后才能取得《赡养协议书》中约定的财产，由于“精心照料”没有具体标准，导致履行中容易产生分歧，最终导致本案原、被告发生纠纷，也正是因为“精心照料”没有具体标准，导致诉讼中原告对自己是否履行了精心照料黎年永的义务无法举证，为了化解双方之间的纠纷，本院着重考虑到原告与黎年永共同生活近十六年之久，同时考虑被告黎某1是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共有人的情况，本院酌情确定由原告支付被告黎某13万元房屋份额后，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房屋归原告所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沿河县道德润商业中心Ｆ幢一单元3层4号房屋（100.16平方米）归原告田某所有，由原告田某支付被告黎某13万元房屋份额。案件受理费1650元，由原告田某负担800元，被告黎某1负担85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田景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袁有伟书记员田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