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3民初4802号原告：应春丽，女，197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业，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惠玲，女，196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琪，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睿，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应春丽与被告何惠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应春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业、被告何惠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玉琪、王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应春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惠玲立即向应春丽偿还借款人民币252万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30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8月4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人民币100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1月31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人民币5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8月11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人民币5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9月16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人民币2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0月10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以人民币10万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6年10月18日开始计算，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何惠玲立即向应春丽退还人民币45.6万元；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何惠玲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8月4日，应春丽出借人民币130万元给何惠玲使用，约定月息3%；2016年8月11日，应春丽出借5万元给何惠玲使用，约定月息3%；2016年9月16日，应春丽出借5万元给何惠玲使用，约定月息3%；2016年10月10日，应春丽出借2万元给何惠玲使用，约定月息3%；2016年10月18日，应春丽出借10万元给何惠玲使用，约定月息3%。2016年11月30日，在何惠玲的多次纠缠威胁后，经相关人员协调，何惠玲向应春丽书写了承诺，应春丽在收到何惠玲的承诺后，也向应春丽书写了承诺，就股份转让与债权放弃事宜达成协议。何惠玲承诺将其持有的武汉市江汉区铮锋巨业沐足保健店的20%股份按照投资本金45万元转让给应春丽，同时自2016年11月30其起，何惠玲与应春丽之间公司与个人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同日，案外人代继红将对何惠玲的债权100万元转让给了应春丽，詹必想将对何惠玲的债权45万元转让给了应春丽。在何惠玲写下前述承诺，并承诺不再纠缠应春丽，不再骚扰应春丽三个店铺经营的情况下，应春丽支付给何惠玲40万元，再用债权5万元抵消支付股权款后，同时放弃了对何惠玲的剩余债权，并向何惠玲出具了作出了放弃债权的承诺，与何惠玲之间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协议达成后，何惠玲收到款项后，立刻就违反承诺，不停纠缠应春丽，骚扰应春丽店铺经营，以各种方式向应春丽索要财物或店铺股份。应春丽被逼无奈，多次向辖区公安机关反映情况。2018年3月24日应春丽被迫向何惠玲支付了10万元。何惠玲收到款项后，并不满足，又多次向应春丽索要财物。应春丽在自身财务状况不好的条件下，于2018年3月28日，被迫支付10万元；于2018年4月4日，被迫支付2万元；于2018年4月6日，被迫支付2.5万元；于2018年4月27日，被迫支付3.5万元；于2018年5月16日，被迫支付3万元；于2018年5月28日，被迫支付3万元；于2018年5月30日，被迫支付1万元；于2018年6月16日，被迫支付3万元；于2018年8月20日，被迫支付5.6万元；于2018年9月5日，被迫支付2万元，共计支付了45.6万元。此后，何惠玲仍向应春丽索要财物，但是，应春丽已无力支付。何惠玲在已经转让了股份，书面承诺与应春丽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的情况下，等收到应春丽款项后，多次违反承诺，以各种理由纠缠、骚扰应春丽及其店铺经营，索要股份和财物，显然是违反了双方的协议约定。何惠玲违约后，应春丽在何惠玲承诺基础上做出的放弃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应撤回。经应春丽多次催要，何惠玲至今未偿还上述款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春丽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何惠玲辩称，第一，应春丽第一项诉请称252万元，并非都是借款，应春丽与何惠玲当时因合作账目往来很多，后来因为双方合作无法继续，在2016年11月30日经过结算后，均写下承诺，双方的债权债务于2016年11月30日全部结清，其中包含代继红与何惠玲之间的100万债权，此情况也是经过应春丽确认的，何惠玲不仅不差欠应春丽任何款项，何惠玲支付给应春丽的款项也大大超过应春丽支付给何惠玲款项的总和，此252万元的事实基础早已灭失，应春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何惠玲偿还其款项，且并不存在应春丽所称詹必想的债权，及何惠玲纠缠应春丽的情况。第二，何惠玲从未对应春丽进行纠缠和骚扰，应春丽第二项诉求称45.6万元的费用是应春丽为与何惠玲求和，与何惠玲协商一致后主动退还给何惠玲的投资款，应春丽无权要求何惠玲退还。综上，应春丽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何惠玲分别于2015年8月4日向应春丽出具借条载明借应春丽50万元；2016年3月2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应春丽40万元；2016年5月1日，出具借条载明借应春丽30万元；2016年7月8日、7月15日、8月3日分别出具借条，载明借应春丽5万元、3万元、2万元。以上共计130万元。2016年8月4日，何惠玲就上述130万元借款重新向应春丽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应春丽人民币130万元。同时何惠玲在上述借条中均注明2016年8月4日作废，应春丽将此前的借条原件全部还给何惠玲。2016年3月21日，何惠玲向案外人代继红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向代继红借款100万元。何惠玲分别于2016年8月11日，向应春丽出具借条载明向应春丽借款5万元，2016年9月16日向应春丽出具借条载明向应春丽借款5万元，2016年10月10日出具借条载明向应春丽借款2万元，2016年10月18日出具借条载明向应春丽借款10万元。2016年11月30日，何惠玲向应春丽出具《承诺》两份，其中一份载明：本人何惠玲承诺从2016年11月30日起与应春丽之间公司与个人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以前所有的欠条及收条作废。另一份载明：我何惠玲投资北湖店全转让给了应春丽，从今天起，北湖店任何债权债务与本人无关（武汉市江汉区铮锋巨业沐足保健店）。同日，应春丽出具《承诺》一份，载明：本人应春丽承诺我和何惠玲之间公司和个人的所有债权债务于2016年11月30日起全部结清，以前所有的欠条及收条作废。双方作出承诺当天，应春丽将何惠玲向代继红出具的借条在内的上述所有借条原件均还给何惠玲。审理中，应春丽提交一份2017年3月10日代继红与应春丽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代继红将对何惠玲的上述100万元债权本金及利息转让给应春丽。经本院向案外人代继红核实，该《债权转让合同》系事后补签，双方在2016年11月30日进行了债权转让。庭审中，应春丽亦认可其出具的《承诺》中包含了代继红转让给应春丽的100万元债权。审理中，应春丽、何惠玲均认可双方存在合作关系，双方约定何惠玲将其享有的对武汉市江汉区铮锋巨业沐足保健店的份额转让给应春丽。另查明，应春丽分别于2018年3月24日向何惠玲转账10万元、于2018年3月28日向何惠玲转账10万元、于2018年4月4日向何惠玲转账2万元、于2018年4月6日向何惠玲转账2.5万元、于2018年4月27日向何惠玲转账3.5万元、于2018年5月16日向何惠玲转账3万元、于2018年5月28日向何惠玲转账3万元、于2018年5月30日向何惠玲转账1万元、于2018年6月16日向何惠玲转账3万元、于2018年8月20日向何惠玲转账5.6万元、于2018年9月5日向何惠玲转账2万元，共计转账45.6万元。审理中，应春丽向本院申请保全并提供了担保，本院依法裁定对何惠玲价值470万元的财产予以查封或者冻结。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应春丽向本院提交的债权凭证均系复印件，且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应春丽、何惠玲已于2016年11月30日就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双方均确认所有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此前所有欠条及收条作废，应春丽亦将所有债权凭证原件还给了何惠玲。双方作出的《承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于2016年11月30日结清，应春丽现主张何惠玲偿还借款252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应春丽主张的何惠玲立即向其退还人民币45.6万元的诉讼请求，根据应春丽陈述该笔款项系因受到何惠玲纠缠、骚扰向其支付，且应春丽并未举证证明该笔款项系借款，故对应春丽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就该笔款项，应春丽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应春丽的诉讼请求。减半后案件受理费1580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0800元由原告应春丽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温光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