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26民初3708号 原告:高昇堂，男，汉族，1964年11月17日生，大学文化，国企职工，住云南省会泽县。 委托代理人:马吉颖，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鞋都南路139号8栋2层2号。 法定代表人:隆元刚，公司董事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MA61Y05J1E。 委托代理人:王正兵，男，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高连徽，男，汉族1963年8月23日出生，住云南省会泽县。 委托代理人:杨川，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庄根泽，云南天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第三人:吴开祥，男，汉族，1974年10月24日出生，住云南省会泽县。 原告高昇堂诉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高连徽、吴开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昇堂及其代理人马吉颖、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理人王正兵、第三人高连徽代理人杨川、第三人吴开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为承揽威宁县经济开发区风电园叶片厂房扩建工程项目，解决投标保证金及工程款垫付款项问题，2014年8月，第三人高连徽邀约第三人吴开祥及原告前往威宁经济开发区进行考察后，在威宁明珠苑3幢7号达成口头合伙协议约定：吴开祥及高连徽负责项目实施，原告负责项目融资，需要多少融多少，融资成本为2分或3分，工程利润平均分配。2014年9月两第三人与原告在威宁上帝庙再次确认了合伙人的权利及义务，案外人吴洪贞、陶涛均可证实。2014年10月13日，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隆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中标资格后与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于2014年10月16日签订《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风电园叶片厂房扩建购买公共服务＜建设施工承包合同＞》。该合同价为8257900元，工程完工后，建设工程造价审定金额为11834501.1元，同日，被告将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高连徽。合同文件组成专用合同条款17.3.2约定付款方式为：项目竣工验收后付合同价的30%，结算审计完成后两个月内支付结算审定价的60%（该60%里需扣除已支付合同价30%部分），剩余款项在上一次付款后一年内付清。5.1.1条款约定除5.2款约定由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外，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均由承包人负责采购、运输和保管。以上合同条款的约定，意味着承包人将对该工程垫付大量的资金。但是，被告除收取管理费外并未垫付一分工程款。原告从2014年10月13日其，先后通过亲朋好友融资285.865万元转汇至第三人高连徽个人账户为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风电园叶片厂房扩建工程所用。至今尚有本金1032750.50元、利息738010.76元没有结清。原告与两第三人是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风电园叶片厂房扩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将自己中标的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高连徽，收取管理费并且控制着第三人高连徽所在工程中所得款项，本着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原则，被告既然享受了利益，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为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故诉至威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的工程款1770761.26（其中本金1032750.5元截至2019年5月31日前的利息738010.76元），并按照月利率2%计算利息至上述款项履行完毕之日。 被告辩称，原告与被告无直接合作合同关系，被告并不认识原告。原告主张的工程款是我公司对项目的监管，并不是控制工程款。项目本就是我公司与威宁经济开发区之间的合同，由我公司负责实施。涉案工程款与原告无关。 第三人高连徽述称，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风电叶片厂房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扩建工程）的合法实际施工人是高连徽。根据当庭举证、质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份可以证明与该工程有关联性。原告诉求不存在，原告诉求是原告为达到骗取第三人高连徽的工程款而虚构出来的债权。扩建工程是高连徽受被告四川隆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建设的，与原告无任何关联性，本次施工被告隆生国际也当庭陈述并不认识原告，也未与原告及吴开祥进行过任何合作。高连徽从未与原告及吴开祥商议过合伙事宜，亦未签订过任何合伙协议，原告未对本扩建工程进行过管理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往来。故原告或吴开祥并非本扩建工程的合伙人。高连徽与原告系两个独立的自然人，有亲戚关系，双方有经济往来，2014年，第三人高连徽向原告借款用于自身资金周转，双方对借贷并无利息的约定，原告出借款项后即向高连徽多次追要借款，高连徽四处筹集，于2016年6月全部还清了原告，并且还多还了原告370350元，多还的原因是，2015年5月原告借款给高连徽的第28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多次找到高连徽家讨要借款，高连徽说借钱还不到一个月，你这样就要收回借款怕不对，但原告坚持，高连徽四处筹钱，还了原告部分欠款，后原告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到高连徽家、高连徽女儿家讨要借款，2016年高连徽把原告欠款全部还清。2018年年底，高连徽收回了部分工程款，原告看高连徽经济好转，就想再找高连徽要钱，又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到高连徽家、高连徽女儿家去吵闹。2019年2月，高连徽去贵州省水城县收工程款，被原告及其纠集的社会闲散人员强行的拉上一辆面包车，绑架至水城县野钟方向30公里的地方，对高连徽进行殴打，并要求高连徽写欠条或者叫家属筹钱给原告，遭到了高连徽的拒绝。高连徽家属报警后，在警方出警后才将高连徽送回，后原告高昇堂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8天，罚款200元的处罚。后原告高昇堂又伙同第三人吴开祥想捏造事实，虚构债权，其行为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综上，扩建工程是高连徽承建的，与原告无任何关联，且依法取得被告的合法授权，原告高昇堂或吴开祥既非高连徽的合伙人，也非投资人，原告无权就扩建工程的支付事宜做任何主张。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请。 第三人吴开祥述称，涉案工程是我经手的。涉案工程由高连徽负责是因为我曾欠高连徽款项，便约他来一起做项目，我负责联系项目，高连徽负责施工，原告负责融资。工程款全部由高连徽负责。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3日起，原告便通过建设银行等银行转账人民币2781750元给第三人高连徽。原告主张上述款项系其与第三人高连徽，吴开祥合伙承揽威宁县经济开发区风电园叶片厂房扩建工程项目过程中由原告负责融资的融资款，款项来源于原告自有部分资金及原告向案外人康保国、薛芬等人的借款。第三人高连徽主张上述款项系其向原告的借款，且已经还清。原告认可第三人高连徽于2015年5月25日支付其152100元，2016年2月3日支付1000000元，2016年2月5日支付200000元，2016年6月8日支付1600000元，合计还款2952100元。 另查明，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风电叶片厂房扩建购买公共服务工程系由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发包给四川隆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本案被告）承建的工程，双方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建设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合同价以定额计价方式定价为8257900元。2014年12月4日，四川隆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第三人高连徽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高连徽作为项目负责人。庭审中，被告认可第三人高连徽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工程款约支付了80%，双方之间工程款尚未结清。2016年1月8日，工程经结算审计，审定金额为11834501.1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具有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主张其与第三人高连徽、吴开祥个人之间形成合伙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５０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现高连徽不认可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而原告与高连徽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亦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庭审中，原告仅提供了一份证人证言证明合伙关系存在，故其主张不符合合伙成立的相关规定，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的合伙关系不能得到认定，则原告依据与第三人高连徽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合伙关系，进而要求被告四川隆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工程款范围内向原告支付垫付工程款及利息的主张，也就没有相应法律及事实依据。同时，即便原告主张合伙关系存在，基于合伙关系，原告主张的相应款项也须有证据证明第三人高连徽及吴开祥与原告有约定全额返还原告垫资款，否则应在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事务进行结算后才能明确。另外，庭审中，所有当事人均承认涉案工程项目的合同是被告与第三人高连徽之间所签订，被告也认可高连徽为实际施工人，即涉案工程的合同相对人为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高连徽。原告及第三人吴开祥与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也就不存在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原告主张由被告隆生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向其支付工程款，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昇堂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737元由原告高昇堂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超 人民陪审员  赵庆敏 人民陪审员  龙正学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