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38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耽子镇卓里北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李来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兵泽，山西淳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王村南街6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谷建春，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峰，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瑞琳，北京中伦文德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3952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3952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借款关系，被上诉人基于错误的法律关系起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借款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出资400万元是对上诉人公司增资扩股的入股股金。2003年，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公司出资400万元占有7.17%的股权，并签订《股权回购保证书》确认被上诉人的出资额。2014年双方协商后又签订《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由上诉人继续使用该笔股金，使用期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每年按7%支付固定回报，且在2014年至2018年7月均分配固定收益。被上诉人分配的固定收益是基于股权，与借款产生的利息有本质区别。被上诉人已经具备上诉人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工商登记仅仅是形式要件，并非涉权程序，没有进行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双方约定2018年12月31日后，由上诉人收回被上诉人的股权，但因上诉人资金紧张，无法按约定收回，向被上诉人出具《关于延缓归还项目资金的申请》，因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公司增资入股，股金的使用人必然是上诉人公司。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资金借贷关系明显与事实不符。因此，被上诉人基于错误的法律关系起诉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400万元本金和利息的请求应适用《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而不是《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出资400万元的股金是与上诉人公司的所有股东协商一致的合同行为，被上诉人要求归还400万元及利息应与上诉人公司所有股东协商一致后依据《公司法》规定进行股权转让，在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依据《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要求上诉人归还400万元及利息，不应支持，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辩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资金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投资入股法律关系，上诉人应偿还借款本息。1、被上诉人注入上诉人的400万资金是政策扶持性资金，是资金借贷性质，不是入股性质。《增资扩股协议》中明确约定，被上诉人是省政府的出资者代表，其持股行为是阶段性持股，上诉人在经营步入正轨后，应确保省政府的资金顺利退出。对此，双方是明确知晓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使用资金，而非入股；2、增资协议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上诉人收到400万资金后，至今既未向被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及置备股东名册，也未向工商部门登记股权，因此，被上诉上不是上诉人的股东；3、《股权回购保证书》是偿还借款的一种保证措施，明确了400万资金要偿还。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第四条的约定，上诉人应通过收购、回购、转让、上市等多种途径实现省政府资金的退出，为此，上诉人股东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回购保证书》，该回购保证仅仅是400万资金退出的其中一种方式和保证，除此之外，上诉人仍应积极通过其他方式归还被上诉人资金；4、2008年12月31日，资金退出时间到期后，2014年7月3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上诉人继续使用400万的资金，同时承诺按照年息7%的标准向被上诉人支付固定回报，逾期加收5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之规定，上诉人承诺向被上诉人支付固定利息，不承担经营风险，双方就400万元形成的是借贷关系，上诉人应按照承诺还本付息；5、2018年5月2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缓归还项目资金的申请》，明确提出分5年还清被上诉人的借款本息，并明确了还款时间节点和借款利率，虽双方对此还款计划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上诉人是明确承诺归还400万借款本息的，上诉人辩解400万资金为投资款，明显与本案事实不符，也混淆了本案400万元资金的借贷性质。综上所述，本案400万元资金为借贷性质，增资协议未实际履行，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的股东，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本息。一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本金4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1523232.22元(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以400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间欠付借款利息21万元；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以400万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及至还清全部欠款本金之日的利息；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山西卓里集团集体基金会、山西卓里集团合股基金会、临猗县卓里镇人民政府、陈伯稳、文峰、郭亚丽系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2003年1月7日，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甲方，签订合同时名称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与山西卓里集团集体基金会（乙方）、山西卓里集团合股基金会（丙方）、临猗县卓里镇人民政府（丁方）、陈伯稳（戊方）、文峰（已方）、郭亚丽（庚方）签订《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和《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保证书》，协议约定根据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晋计财金发（2002）1121号《关于下达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引进德国商用车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的通知》文件精神，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作为省政府的出资者代表拟向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引进德国商用车项目投入资本金200万元（累计投入400万元），以扶持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的发展与壮大；被告山西卓里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后，实收资本由5180万元增加至5580万元，股东由6家增加为7家，甲方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股权比例为7.17%；甲方作为省政府的出资者代表，在公司的持股行为是阶段性持股，当公司步入正常的运营轨道后，甲方不再继续在公司持股、分享公司利益。应通过收购、回购、转让、上市等多种途径或方式使甲方在公司的股权率先退出。因此，在甲方的资本金出资履行完毕后，公司其他股东方须共同出具回购甲方股权的《股权回购保证书》，确保省股权的顺利退出。作为补充文本，《股权回购保证书》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出资各方足额认缴资本金后，全权委托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办理验资、注册等相关事宜。《股权回购保证书》约定乙方对甲方全部股权的回购（按回购时的每股净资产），须于2008年12月31日前完成，具体回购时间为：（1）2004年12月31日前，乙方回购甲方股权的10%；（2）2005年12月31日前，乙方回购甲方股权的15%；（3）2006年12月31日前，乙方回购甲方股权的25%；（4）2007年12月31日前，乙方回购甲方股权的25%；（5）2008年12月31日前，乙方回购甲方股权的25%。乙方未完全回购甲方全部股权之前，甲方继续享受股东权益。原告于2002年4月3日、4月5日向被告支付两笔各200万元共计400万元投资款。2014年7月3日，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根据2002年和2003年签订的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甲方分别于2002年、2003年以股本金方式向卓里集团注入股本金累计400万元；甲方同意乙方继续使用该笔资金共计400万元，乙方参照“优先股固定收益”的管理模式，每年按7%向甲方支付该笔资金的固定回报，共计28万元。乙方应于每年7月30日前支付甲方14万元，11月30日前支付剩余的14万元。双方约定期限为5年，即2014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后双方再协商本金的回购事项；乙方未按约定期限足额向甲方付清固定收益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约定利率上浮50%支付所欠固定收益部分的金额。2018年5月24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缓归还项目资金的申请》，就被告欠原告股本金400万元，被告提出延缓归还该笔资金的申请，使用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且承诺：1、在2022年12月31日前归还资金200万元，2023年12月31日归还资金200万元；2、期间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每半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次资金占用费连同本金于2023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结清。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庭审中，被告提供记账凭证、银行回单、银行电汇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发票、收款收据等证明其共向原告支付14笔款项，其中2008年10月24日被告向原告支付2007年分红款207600元，原告向被告出具收款收据注明该收款系付分红款；2011年5月17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分红款170907元，原告给被告出具的山西省服务业发票载明被告系付分红款，被告在银行电子转账凭证空白处自行书写“09分红款”字样；2014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支付分红款5万元，原告出具的山西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中载明付款项目为分红，原告在该发票上加盖了发票专用章。被告于2014年7月27日、2014年12月3日、2015年8月4日、2015年12月11日、2016年8月15日、2016年12月分别向原告支付了14万元，2017年9月30日被告向原告支付5万元，2018年3月3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3万元，2018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支付10万元，2018年8月9日、31日被告分别向原告支付两笔分别为4万元、10万元。以上2014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共支付给原告131万元，原、被告双方对其中2014年6月5日支付的5万元系支付的2014年之前的分红款还是2014年之后的股权固定回报存在分歧。另查明，2013年10月7日，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换发营业执照后生效。原告一直未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被告公司的股东。上述事实有《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保证书》、《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缓归还项目资金的申请》、记账凭证、转账凭证、银行回单、银行电汇凭证、银行转账凭证、发票、收款收据等以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可以采信。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山西卓里集团集体基金会、山西卓里集团合股基金会、临猗县卓里镇人民政府、陈伯稳、文峰、郭亚丽签订的《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保证书》，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遵守。原告向被告投资400万元后，被告至今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及置备股东名册，也未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原告与被告的股东均未按《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和《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保证书》的约定履行增加原告为被告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原告又与被告于2014年7月3日签订《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约定原告同意被告延长400万元投资的使用期限，并由被告逐步支付其投资收益并退还投资款，表明涉案400万元投资款由被告使用，而非入股资金。《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约定的资金使用期限已于2018年12月31日届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400万元本金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和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该款项系该400万元是增资入股资金，应与被告公司股东协商一致后才能返还，因原告一直未被登记为被告公司股东，故对被告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主张的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的利息，因原告与被告公司股东签订的《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保证书》未约定要支付原告投资金使用利息，且被告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陆续向原告支付投资分红款，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09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21万元，根据《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被告每年按7%向原告支付资金的固定回报，共计28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收益140万元。被告于2014年6月5日向原告支付分红款5万元，虽然该支付行为发生在《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约定的支付利息期限内，但鉴于被告有2011年支付2008年分红款的先例，且该笔5万元付款发生在原、被告双方2014年7月3日签订《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之前，应视为该款项系按照《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的约定支付的投资分红款。原、被告双方于2014年7月3日签订《股权规定回报协议书》之后，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利息126万元，现尚欠原告140万元-126万元=14万元，根据《股权规定回报协议书》的约定，被告未按约定期限足额向原告付清固定收益时，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约定利率上浮50%支付所欠固定收益部分的金额，现原告要求被告上浮50%支付利息21万元（14万元*150%），未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支付上限，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9年1月1日起至本金400万元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因被告至今未归还原告400万元投资款，基于公平原则，被告应继续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原告主张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应向原告归还投资款400万元，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含逾期利息）21万元，以及以投资款400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1月1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款400万元；二、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款利息21万元，并支付以投资款40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从2019年1月1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232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由被告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8232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从2014年7月3日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签订的《股权固定回报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不参与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不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如何，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可按协议约定的时间、金额收回有关款项。此外，上诉人在收到400万元资金后，既未向被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及置备股东名册，也未向工商部门登记股权，故本案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464元，由上诉人山西卓里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哲审判员 赵四民审判员 成志刚 二Ｏ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程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