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22294号原告：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吴烈，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维雄，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子浩，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锡培，男，1963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广东金桥百信（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博佳，广东星英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宏佳铝材不锈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吴烈，任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广东，广东都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世昌公司”）与被告黄锡培、第三人佛山市南海宏佳铝材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佳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维雄、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迟福强、任博佳、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均到庭参加了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世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侵占原告的资金3200万元，以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712万元（暂从2014年11月1日开始按资金占用总额及实际占用天数以月息20‰计算损失，计至2019年9月1日，以后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合共6912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于2013年6月20日经核准成立。注册资本金2亿元，共有6名注册股东，其中，第三人出资6000万元，占30%的股权，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10%的股权，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10%的股权，区英添出资4000万元，占20%的股权，冼绍应出资2400万元，占12%的股权，吴泽成出资3600万元，占18%的股权。2013年5月16日，原告筹备小组召开内部股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烈、张活基、冼绍应、李洁英以及被告黄锡培。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增加黄锡培、黄均培持有公司的股份，黄锡培占20%，黄均培占8%，吴烈将持有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家合共20%的股份减持给黄锡培……”。但事实上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代持股协议》，被告实际持有原告的20%股权是由第三人代持的。上述显名股东中区英添和冼绍应持有的合共32%的股权是代张活基持有的。持有公司82%的股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决议约定：“公司成功设立开业后预留3000万元用于公司营运，其余17000万元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按照股东各自实际出资比例，通过合法、合规程序放贷各股东的下游企业”。（附股东会决议）即在股东作担保而且担保的借款金额累计不超过其在公司的出资额的，原告可以向该股东的下游企业发放贷款。此举的目的在于保证贷款资金的安全，同时，考虑到并非所有股东的下游企业均需要向原告借款，因此，约定所有股东担保的下游企业的借款均以相对优惠的利率即按月息20‰计收利息。据此决议，原告自2013年5月开始，向包括张活基以及被告等在内的显名股东或隐名股东所担保的各“下游企业”发放贷款，其中向张活基所担保的个人和企业发放贷款共7850万，张活基等借款人并按月息20‰向原告支付至2014年10月份的利息。原告自2013年12月开始陆续向被告及其提供的十一个“下游企业”主体共发放3200万元贷款，这些贷款均由被告作出还款保证，附表所列借款人均按约定的借款利率即20‰支付自借款日至2014年10月止的利息。2015年5月13日，被告到辖区派出所举报张活基诈骗其资金，九江派出所受理后予以审查，并于2017年1月4日以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立案侦查，该案由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依据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刑终1248号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张活基是原告的实际股东，所谓担保的“下游企业”实际上是张活基借用他人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借款合同，抽逃其在原告的全部出资，张活基因此被判处犯抽逃出资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及其担保的所谓借款人拒付利息后，原告自2015年9月开始陆续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起诉被告等附表所列各借款人。借款人均辩称所涉借款合同上的签章不真实，并否认与原告发生借贷关系，被告则辩称其“是金世昌小贷公司股东，有实际出资”，其“按公司规定向小贷公司借了人民币3200万元，按年24%的利率支付”利息。同时辩称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案件，所谓“借款”实际上是原告返还其投资款，请求法院将案件移送到公案机关侦查。在原告起诉附表所列借款人系列案中，首先作了一审判决的是借款人为关晓红的案件，一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已对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等进行立案侦查，涉案四份《短期借款合同》亦包括在侦办资料中，且公司股东以虚假借款形式抽逃回出资数额巨大的行为本身涉嫌经济犯罪，“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一并侦查处理”，据此，作出（2017）粤06民终425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丹民二初字第14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附判决书），南海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的原告诉被告等系列案中则认为“公安机关已对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进行立案侦查，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因公安及检察机关已掌握本案短期借款合同等相关材料，故本院不再对相关材料进行移送，在张活基涉嫌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经司法机关处理后，原告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据此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的（2018）粤06刑终字124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张活基犯抽逃出资罪抽逃的资金是6450万元，除此之外，张活基的犯罪不涉及其他任何股东的出资，更与本案所涉即附表所列借款资金无关。公安机关也没有针对附表所列借款人立案侦查。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依照原告股东会决议规定，原告在合法、合规而且在股东担保的情况下，可以向股东“下游企业”发放贷款。如上所述，虽然被告不是原告的显名股东，但根据2013年5月16日的股东决议以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代持股协议》的规定，第三人所持有原告的股权中有20%是属于代被告持有的，被告是原告的实际股东，而且第三人为证明被告是原告的实际股东身份，向原告交付其双方签订的《代持股协议》，从而使得被告以原告股东的身份担保其所谓下游企业，顺利从原告处借入巨额资金，事实证明，附表所列借款主体并非是真实借款人，他们（除被告外）均属于被告借用的主体，依被告的自认所借入的资金合共3200万元全部被被告占有，并且至今拒不归还，被告的行为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公司股东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上所述，被告虽然不是原告的注册登记股东，但依照股东会决议及其与第三人签订的《代持股权协议》的规定，被告实际持有原告20%的股权，因此，被告是原告的实际股东之一，被告正是利用股东的身份，同时利用股东会决议中规定的股东可担保其下游企业向公司贷款的机会，担保其所谓“下游企业”向原告借入巨额资金归其使用，被告的该行为显属滥用股东权利，并且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依《公司法》前述规定，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侵占的3200万元资金，并赔偿原告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因原告是以发放贷款为主业的，原告的该项经济损失实质是经营损失，即应以月息20‰计算资金被非法占用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此外，原告认为：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在对张活基涉嫌挪用资金罪一案立案侦查过程中，调取了原告的全部经营帐册，并委托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对包括“张活基关联帐户”、“黄锡培关联帐户”等在内的所有与原告发生资金借贷关系的帐户资金流向作出专门的司法鉴定意见。自公安机关在对张活基案启动刑事程序并经刑事审判后，公安机关事实上已停止了对张活基以及原告其他股东（含实际股东）涉嫌犯罪的相关侦查工作，特别是在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为将案涉“借款”移送其一并侦查后至今，公安机关未对附表所列借款及有关借款人因涉嫌犯罪而立案侦查。证明案涉资金不在其立案侦查范围，但本案被告非法侵占原告的资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张活基案刑事诉讼程序终结而且证明其犯罪行为与案涉资金无关的情况下，原告有权提出本案诉讼。被告黄锡培辩称：一、《5•16股东会决议》意思表示不真实，该决议系金世昌公司发起人为骗取被告8000万元验资款而订立，属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第一、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合计20%股权系替吴贝代持，这一事实已经（2017）粤06民终3267号及（2016）粤0607民初3665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而吴烈在转让万源公司、云公海公司代持吴贝股权并未取得吴贝追认，且被告此后又与第三人订立了《代持股协议》变更了《5•16股东会决议》内容，所以被告“股权”来源应为第三人。但因第三人系原告发起人法人股东，按照《广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以及原告章程规定，第三人代持股权根本不可能在代持期满过户予被告，所以吴烈根本不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而应由冼绍应减持的8%股权，张活基在刑事案件讯问笔录否认被告股东身份，且在其将冼绍应股权出质给案外人周琰煊时未经被告同意。上述表现均说明吴烈、张活基不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第二、《5•16股东会决议》约定“股权过户费用由吴烈、张活基两人平均分担”、“过户费用由张活基承担”不符合常理，更从反面印证“股份代持”系吴烈、张活基主导，目的在于骗取被告验资款。第三、吴烈、张活基出具《保证书》表明“为了完成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筹）的验资工作，现被告、黄均培分别划入8000万元资金验资……吴烈、张活基先生作为今次验资项目的风险保证”，说明吴烈、张活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为取得被告验资款。第四、金世昌设立后，原告并未将被告方章留作财务印鉴，且将被告排除在公司经营管理之外，这说明吴烈、张活基根本不想履行《5•16股东会决议》，不具有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第五、按照被告持股20%、黄均培持股8%，被告、黄均培需要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对价为5600万元，但被告转账至原告股东账户合计金额达8000万元，填补了金世昌验资款缺口，说明了吴烈、张活基目的在于取得被告过桥验资款。综上，《5•16股东会决议》性质上属于股权转让协议，但吴烈、张活基目的在于取得被告出资款或过桥资金，股权转让意思表示不真实，故该《股东会决议》效力存在瑕疵，属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二、被告与第三人《代持股协议》是第三人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对外转让股权，依法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被告并不当然具有原告股东资格。如前所述《代持股协议》系吴烈为取得被告信任进而取得过桥验资款而订立，意思表示不真实，属于可撤销合同。第二、该《代持股协议》实质上属于发起人股东对外转让股权，但该股权转让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通过，依法不发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第三、为保障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实际出资人显名化需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通过，本案中原告并未举证证明现已经实际出资人显名化的法定前置程序，被告并不当然取得金世昌公司股东资格。三、吴烈让被告仅以2000万元的对价即取得第三人20%股权，有悖于常理；且吴烈、张活基在验资后的清偿行为也证明了被告8000万元系原告的股东借款，与原告无关。被告8000万元资金流向如下：2000万元→吴贝→云东海公司、4000万元→区英添、2000万元→冼绍应，若原告认为第三人代持被告20%股权，则被告应转入第三人账户或者吴烈关联账户4000万元（原告注册资本2亿元），但吴烈却同意被告仅以2000万元（见吴烈、张活基保证书）为对价却取得20%的股权，有悖于常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吴烈为了完成原告验资，为股权转让的虚假意思表示，目的在于取得被告过桥验资款。此外，吴烈、张活基在原告设立后分别归还被告1000万、2000万元及占用被告资金期间利息，这也说明了吴烈、张活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股东借款，而非出让股权。否则，吴烈不可能在被告可能不足额出资的情况下又向被告返还1000万元。第三、吴烈、张活基通过伪造借款凭证、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按照被告不知情的《5.13股东会决议》要求提供借款人名单及身份资料，控制整个放款流程，以发放贷款的形式向被告关联方放贷3200万元（这也是被告及关联方并未在相关贷款合同上签名的原因），并承诺返还被告已支付利息，对于被告未付利息部分则由原告工作人员取现后清偿利息。上述操作无一不说明该3200万元系原告股东吴烈、张活基的个人还款行为，与原告无关。被告不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四、被告不具有抽逃公司出资的主观目的，且对原告影响不大，不符合抽逃出资的法定情形。从①原告与关晓红系列案《民事判决书》中可知借贷合同等文件签名系原告伪造；②抽逃出资的股东会决议于2013年5月13日形成，被告不知情；③公司注册成立后仅是向股东关联方按照《5•13股东会决议》发放贷款，并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从以上表现不难判定：被告不具有抽逃出资的过错且其行为也不构成对原告资本的侵蚀，不影响金世昌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即使认定股东抽逃出资，也是原告实际控制人吴烈、张活基的行为，被告仅是接受原告股东还款3200元，不符合股东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五、原告在《关于退回公司财务账册的要求》中并不承认被告的股东资格，且该法律文件出具给公安机关，该证据证明力较高。六、原告从未向被告提交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股东资格证明文件，其他隐名股东潘建华、张活基均不确认被告的股东资格，原告也从未允许被告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红等股东权利。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被告不具有股东资格。七、从法理方面来讲：实际出资人与公司不具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就股权归属发生争议的情况下，适用合同法调整，公司无权越过名义股东直接起诉实际出资人。《5•16股东会决议》以及两份《代持股协议》系吴烈、张活基为取得被告8000万元验资款而订立，不具有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8000万元系原告股东借款，原告放贷给被告的3200万元系原告实际控制人个人还款，与原告无关；本案不符合实际出资人显名化的法定前置程序，被告与第三人关于股份代持的纠纷适用合同法调整，原告无权直接起诉被告。即使认定被告系原告股东，被告行为亦不符合抽逃出资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据此，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宏佳公司辩称：不确认代被告持有原告20%股份。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或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的举证6，根据黄锡培的陈述，其清楚《短期借款合同》的存在，由于本案不审查双方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故本院对原告持有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对签名的真实性不作认证。对原告的举证7，该答辩状是黄锡培于另案向本院提交的文件，本院对答辩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的举证4、6、10，由于黄锡培已经提供了原件予以核对，在无证据反驳其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被告的举证5、13及举证11中的笔录部分，经核查，上述笔录均为刑事案卷的真实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采信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金世昌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成立，注册资本为2亿元，股东及持股比例分别为宏佳公司持有30%、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持有10%、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东海公司”）持有10%、区英添持有20%、吴泽成持有18%、冼绍应持有12%。2013年5月13日，任东华、吴烈、郑炳飞、张活基作为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在金世昌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内容为：一、金世昌公司成立后，涉及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变更注册资本或股东的公司重大事项，需召开股东会商议表决。二、公司首期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成功设立开业后，预留3000万元用于公司运营；其余17000万元在一个月左右时间，按照股东各自实际出资比例，通过合法合规程序放贷各股东的下游企业。2013年5月16日，吴烈、张活基、冼绍应、李洁英、黄锡培在金世昌公司（筹）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内容为：同意增加黄锡培、黄均培持有公司的股份，黄锡培占20%，黄均培占8%。吴烈将持有万源公司、云东海公司两家合共20%的股份减持给黄锡培，股权过户费用由吴烈、张活基两人平均分担；8%的股份由冼绍应的股份中减持，过户费用由张活基承担。公司账号预留印鉴中预留“黄锡培”方章。同日，宏佳公司（甲方）与黄锡培（乙方）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甲方代乙方持有在金世昌公司占有的20%股份。乙方必须按金世昌公司股东会决议应履行出资义务，并依时将出资额付至甲方账户，由甲方代为办理出资手续。甲方暂代持金世昌公司股份持股期限为贰年，期满后双方必须到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过户变更手续，将相应股东权益转移到乙方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6月10日期间，金世昌公司将11笔金额分别为200万元至350万元的款项转入佛山市南海奇峰调味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峰公司”）、佛山市南海奇亮塑印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亮公司”）、曾振文、曾忠禧、陈俊辉、陈裕强、关晓红、郭菊平、黄俭培、黄锡培、冼惠玲账户，合计2950万元。金世昌公司持有11份与上述转账金额对应的短期借款合同。2014年12月28日，黄锡培在《不可撤销保证担保书》上签字，自愿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金世昌公司持有一份借款人为谢素芹、贷款人为金世昌公司、保证人为黄锡培的《短期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250万元。2014年5月15日，谢素芹账户收到转入款项250万元。后，金世昌公司分别依上述《短期借款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15日，黄锡培向法院递交了书面答辩状，称：2013年4、5月期间，黄锡培经张活基介绍认识吴烈，并谈到他们在筹建金世昌公司。由于金世昌公司资金不足，他们承诺给予黄锡培股份，但必须填补8000万元的验资缺口。黄锡培看好行业并相信吴烈，将8000万元划给金世昌公司。在金世昌公司成立后，吴烈以市道不好、风险增大为由，决定公司不对外营业，各股东各自按股权抽回资本金。黄锡培考虑到资金的安全问题，实际只需支付日常工资、租金、税费等，年终会以“利润”形式返还，以资金的安全为首要，于是按公司规定向公司“借”了3200万元。黄锡培认为其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所谓的“贷款”实为抽逃资金的行为，但金世昌公司的管理者占有黄锡培的资金后，拒不承认其股东资格，使其无法了解自己的资金情况。2015年5月，黄锡培向公安机关报称被诈骗，公安机关其后立案调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或讯问，各人陈述如下：张活基：张活基与吴烈、潘建华、任东华、郑炳飞共同商议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黄锡培在金世昌公司成立后在宏佳公司参与会议，但黄锡培不是股东。张活基一共向金世昌公司出资6400万元，其中6000万元是黄锡培归还给张活基的款项，其余400万元是张活基自有资金。张活基表面上没有在公司担任职务，但实际上是公司管理负责人之一，是流程最后审批人。金世昌公司曾借款予黄锡培，借款的原因是公司认为黄锡培有还款能力，并不是因为黄锡培是股东，黄锡培不是股东。潘建华：潘建华于2013年经张活基介绍认识黄锡培，但不清楚黄锡培是否为金世昌公司的股东。黄锡培：2013年5月，张活基联系黄锡培，邀请黄锡培参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筹备，张活基和吴烈称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后会很赚钱，但各股东无法如期缴纳投资款，请黄锡培帮忙，并承诺给予黄锡培股份，并由股东代持。黄锡培经考虑后，决定借款8000万元给张活基、吴烈作为金世昌公司的验资。吴烈称其减持20%股权给黄锡培，于是吴烈以宏佳公司的名义与黄锡培签订了代持协议，签订后吴烈称没有带公章，要带回公司盖章，但此后一直没有把代持协议给黄锡培。金世昌公司成立后，黄锡培发现自己既不是公司股东，也无经营管理权，公司账户预留印鉴中也没有预留黄锡培的方章，黄锡培感觉受骗，并找张活基和吴烈解决。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黄锡培向张活基、吴烈追回了3000万元。此后，黄锡培又向张活基、吴烈追讨，张活基和吴烈就要求黄锡培提供一些账户和对应人员的证件、公司营业执照等，通过金世昌公司转给黄锡培。黄锡培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材料，张活基和吴烈称黄锡培不用签署任何文件，他们自行处理。后来，张活基和吴烈称需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求黄锡培配合每月划付利息，并以年底分红的方式返还。因此，黄锡培才按照张活基和吴烈的要求采用短期借款合同的方式追回合共3200万元，并根据短期借款合同上的利率支付利息。任东华、郑炳飞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就金世昌公司的筹建事宜进行了陈述，未提及黄锡培。金世昌公司的工作人员刘国华、欧阳樱姬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认为黄锡培是公司客户，未提及黄锡培参与公司经营管理。2017年9月4日，金世昌公司递交《关于退回公司财务账册的请求》，称黄锡培只是金世昌公司的其中一名债务人，不是公司股东。另查，2013年12月，黄锡培曾向金世昌公司报销部分款项。本院认为，本案以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因此，构成损害公司利益，主体须为公司股东或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案中，金世昌公司与黄锡培就黄锡培是否为公司股东存在争议，并各自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或反驳，本院分析如下：一、持股方式角度。首先，根据2013年5月16日的股东会决议，“吴烈将持有广东万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云东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两家合共20%的股份减持给黄锡培，股权过户费用由吴烈、张活基两人平均分担”，故该20%的股权应直接由黄锡培持有，登记至黄锡培名下，但金世昌公司在上述股东会决议作出后没有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其次，宏佳公司与黄锡培签订《代持股协议》约定，宏佳公司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20%股权，由黄锡培将出资额付至宏佳公司账户，并由宏佳公司代为办理出资手续。但是，宏佳公司与黄锡培均否认上述代持协议实际履行，亦没有证据显示宏佳公司代黄锡培办理了出资手续。综上分析，由于黄锡培不是金世昌公司的登记股东，而宏佳公司也否认代黄锡培持有公司股权，故黄锡培是否持有公司股权存疑。二、出资及股东身份确认角度。首先，虽然黄锡培于另案向本院提交的答辩状称，其对金世昌公司进行了出资，是金世昌公司的股东，但也承认公司一直不确认其股东资格。其次，黄锡培主张其向金世昌公司支付8000万元供金世昌公司验资，以获得金世昌公司的股东身份，但金世昌公司的负责人张活基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否认黄锡培向金世昌公司进行了出资，并认为黄锡培所支付的款项是向张活基还款，与金世昌公司出资无关。最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显示，张活基以及其他股东代表、工作人员均不认为黄锡培是公司股东，金世昌公司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文件也否认黄锡培的股东身份。因此，无论金世昌公司还是公司的经营者张活基由始至终均不确认黄锡培的股东身份。综上分析，由于黄锡培与宏佳公司均否认宏佳公司代黄锡培持有金世昌公司股权，而金世昌公司、张活基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期间一直亦否认黄锡培对公司进行了出资且不确认其股东身份，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黄锡培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享受了股东权利，故金世昌公司在本案主张黄锡培是公司股东，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由于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黄锡培的股东身份，故金世昌公司主张黄锡培损害公司利益，本院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金世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937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987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冼文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韦可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