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13485号原告：广州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海珠区会展南路五路******之十一。法定代表人：陆喜梅，职务：首席顾问。委托代理人：吴伟英，女，原告的运营总监。被告：刘子峰，男，汉族，1984年2月24日出生，住广州市越秀区，原告广州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刘子峰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被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之前与之后并没有辞退被告、也从无辞退被告的意图与行为。被告因误解“劳动关系己被解除”，拒绝与公司协商。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突然单方面向公司提出“我应该不会再参与到以后的所有项目了”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随后在接到原告催促上班通知函后仍然一直旷工拒绝工作，已经形成了长期旷工的事实。因涉及公司知识产权、多项客户保密信息文件都在被告手上，其在本公司长期旷工造成的职位无人替代，至今没有向任何人办理工作移交。被告是策普偲股东与淘宝店合伙人，其与策普偲并非劳动合同关系，其按股比每月获得净利润分红，同时先后以临时顾问的身份兼职至少两家公司的项目。如果要计算补偿金应自2016年3月3日原告成立之日起计算。故起诉要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从2016年3月3日至2108年2月28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从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原告无须向被告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7937.65元。3、判决在被告回到原告处进行书面交接工作手续完毕之日起三日内，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原告于2019年3月4日向被告发送《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声明将被告劳动关系“变更”为兼职工。通知宣称将被告工资待遇大幅度降低到2000元/月。被告只是原告工作的执行者之一，而非决策者。原、被告之间无任何保密协议，并不存在保密义务。工作交接是双方行为，原告自始至今从未与被告联系，或者提出交接要求，至今仍拖欠被告2019年3月1日至3月12日期间的劳动报酬未支付。被告在2011年10月起受策普偲公司管理，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均有为被告在不同时段参保。陆喜梅是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从事的工作岗位未发生实质变更，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对被告交叉用工。被告社保参保单位虽先后发生变化，但并未在任何一家公司办理过离职手续，或领取过经济补偿，故被告在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因此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请求驳回原告诉请。经审理查明：被告就与原告的劳动争议曾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要求：一、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终止劳动关系；三、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15875.3元；四、原告依法向被告出具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穗海劳人仲案字[2019]92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确认被告与原告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确认被告与原告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三、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一次性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四、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原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原告不服上述裁决，提出本案诉讼。仲裁委查明如下事实,被告主张其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策普偲公司，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其亦有为云阶公司工作，但其没有与以上两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社保缴费记录中有以上两家公司的参保记录，2016年1月原告向其发出《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经其同意后，于2016年3月开始在原告处工作，其工作内容包括处理陆喜梅开办的三家企业的日常运营及管理。原告则主张被告在2016年3月入职其单位前，从未在策普偲公司和云阶公司工作，而系陆喜梅的私人助理，受陆喜梅的管理，被告的社保系由陆喜梅委托策普偲公司和云阶公司代缴，被告的工资亦由陆喜梅或陆喜梅委托他人代发，策普偲公司并没有实际经营，被告主要完成陆喜梅安排的工作、搜索资料、整理文书等。庭审中双方确认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均是由陆喜梅实际控制的公司。2019年3月4日被告收到原告发出《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本公司为适应市场变化……与您于2010年7月1日起担任人事专员兼项目助理、2011年10月-2016年2月担任项目助理所处的社会生活和市场条件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经长期观察、多次沟通、多次技能培训后，公司认为业务转型后的新角色（项目经理、人力资源顾问）难以让您发挥所长、感受到工作的乐趣。经慎重考虑，决定变更与您订立的劳动关系，从原来的全职工变更为兼职工。劳动关系变更后，以半年为期，公司仍将支付您职务工资，用以完成创名堂商业频道、公众号、官网……等工作。有合适您专长的项目，也很乐意与您以项目制形式继续合作，日薪另行约定。如无异议，以下是您的待遇明细……基本工资0……职务工资￥2000……项目以日薪核算……应发合计￥2000+按实际工作量核算本通知自2019年3月4日起生效……”。原告称其单位认为全职工是指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需要服从人事管理，按月计薪，兼职工则指按日计薪，按项目取酬。被告以原告未与其协商单方面变更其劳动关系，且降低了工资标准为由，于2019年3月12日其通过微信向原告的负责人之一吴伟英提出离职，之后被告未再回原告处工作。原告主张虽其单位没有与被告就变更劳动关系进行协商，但陆喜梅有多次就被告的工作提出不满，由于被告一直拒绝沟通，其单位才向被告发出《变更劳动关系通知书》，借此促使被告进行沟通，即使变更了劳动关系，按照行业惯例日薪为500元/天，另加上底薪2000元/月，被告的工资标准并未降低。被告与原告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双方确认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725.02元。被告向仲裁委提交《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广州策普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事登记基本信息》《CPC工资方案》、工资单、名片、《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项目津贴调整通知》《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工资卡账户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聊天记录截图等共19项证据。其中两份CPC工资方案，注明处分别显示有“1、员工需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2、在2011年10-12月公司筹办期间，员工自行缴纳社保3、在公司正式成立后，员工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将依照劳动法以无固定合同形式约定……”“1、本方案从2012年2月开始执行2、员工需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3、从2012年1月起，公司按劳动法规定代缴代扣社保4、从2012年1月起，员工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将依照劳动法以无固定合同形式约定……”等内容，庭审中，双方确认CPC为策普偲公司的缩写；被告的名片上有显示“策普偲”及“CPC”的字样；《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您省电信客户服务部下属各项目执行的变动薪酬调整为￥5000/月，并由公司支付您的全额住房公积金……”，落款处显示日期为2013年12月，并有陆喜梅的签名；《项目津贴调整通知》的内容为“刘子峰先生……您将兼任该项目的部分工作，并享有项目津贴￥2000.0/月，其余旧项目津贴与各项基本薪酬维持不变……”，落款处显示日期为2015年6月3日，并有陆喜梅的签名；《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的内容为“刘子峰先生：首先感谢您长达5年的并肩战斗……创名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筹备中）预计在2016年3月正式成立，您将调任创名堂[孵化指导部]项目总监，前期参与公司筹备、试运营工作，在公司产生项目收入后，负责孵化项目的执行。以下为您的即将调整的薪酬结构。如无异议，本方案自2016年2月1日开始生效……”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31日，并显示有陆喜梅的签名字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1年9月至2019年3月），除显示有陆喜梅向被告转账支付工资外，陆喜梅还曾委托曾敏、黄美娴向被告转账发放工资，原告也曾通过公司账户向被告转账发放工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2年2月至2015年6月被告的参保单位为策普偲公司，2015年7月至2018年2月被告的参保单位为云阶公司，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被告的参保单位为原告；聊天记录截图，显示被告曾向陆喜梅发送“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结算表”，并询问云阶公司公章事宜；2018年4月16日黄美娴向被告发出“子峰，云阶，创名堂（扣社保）、U17的奖金已经都发放到你的工行了”；2015年2月15日陆喜梅向被告发出“2014年年终奖金分成2部分……2、CPC的年终奖：计算原则为，1个月的底薪+津贴”；2015年3月26日陆喜梅向被告发出“……例如象你本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2015年4月9日被告发出“不用CPC了吗”，陆喜梅回复“也用啊，先搞定云阶吧，正勤、然道国医的项目，挂云阶比较好”；2016年9月7日黄美娴向被告发出“不过上周我交接了云阶快准备这两天到工行去弄，把你的公积金改由云阶买”等内容。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原告向仲裁委提交《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吴伟英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1月31日至2019年2月1日被告参与项目投入时间统计、原告与外部顾问签的项目确认书、被告工作中出现严重过错被批评的聊天记录、被告工作涣散的聊天记录、陆喜梅约谈被告被推辞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被告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且工作粗心、态度涣散、拒绝沟通。被告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称聊天记录只是摘录不是全部内容，否认其存在原告所称的工作问题，并称其没有拒绝与原告协商沟通。另查，广州策普偲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2011年10月27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张伟翔，股东有刘子峰、张伟翔、陆喜梅；广州市云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陆喜梅，股东有陆喜梅、吴伟英；原告于2016年3月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陆喜梅，股东有陆喜梅、吴伟英。被告于2019年4月15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仲裁委即日立案受理。在本案诉讼中,原告主张在仲裁裁决书中第7页第2行中双方确认CPC为策普偲公司的缩写；被告的名片上有显示“策普偲”及“CPC”的字样的记载有误。实际上被告的名片上所印的是“策普思”字样。策普思与策普偲这是两家不同公司。当时策普偲公司还没有注册。第7页倒数第7行中“本方案自2016年2月1日开始生效……”实际上该方案是没有生效的。策普思与CPC是个工作室，并没有注册。CPC是一个英文的缩写，策普思是它的译音，它们是等同的。但不能代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CPC并不能代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CPC在2007年已经存在，广州策普偲管理有限公司是2011年10月27日才成立。原告还主张在仲裁时其对双方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是有异议的，但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本院认为，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被告与原告在仲裁时对被告自2016年3月3日至2019年3月12日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均不持异议，并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在2019年3月12日后未再开展实际工作，并通过微信向原告的负责人之一吴伟英作出其离职的意思表示。解除权为形成权，一经作出即生效，故双方于2019年3月12日终止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原告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关于赔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于2017年3月2日在原告处工作已满一年，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现原告提出与被告变更劳动关系，从全职工变更为兼职工，实际是是对双方既定劳动权利义务的变更，在未与被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直接向被告发出《劳动关系变更通知书》，将被告的工资标准、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虽原告称该通知并非最终决定，其单位是希望与被告进行进一步沟通，但从该通知书的措辞来看，并没有显示出其单位有与被告继续协商的意思表示。被告提出原告未经协商变更其劳动关系及工资待遇而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本院认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同属于经济补偿的范畴，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被告主张其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策普偲公司，期间其有为陆喜梅开办的关联公司云阶公司工作，后经原告安排调任至原告处工作。被告提交《CPC工资方案》、工资单、名片、《项目变动薪酬调整通知》《项目津贴调整通知》《任职与薪酬调整方案》、工资卡账户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原告则主张被告在入职原告处前一直是以陆喜梅私人助理的身份为陆喜梅工作，原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陆喜梅与被告之间存在个人雇佣关系，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反映其在2011年10月起受策普偲公司的管理，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均有为被告在不同时段参保，而陆喜梅是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的实际控制人，三间公司之间存在关联性。从聊天记录截图可见，被告的工作内容涉及三间公司。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被告从事的工作岗位未发生实质变更，期间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对被告交叉用工，其社保参保单位虽先后发生变化，但并未在任何一家公司办理过离职手续，或领取过经济补偿，故其在策普偲公司、云阶公司及原告的工作年限应合并计算。本院采纳被告于2011年10月1日入职策普偲公司的主张。由于双方确认被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7725.02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7725.02元×7.5个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3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自2016年3月3日起至2019年3月12日止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7937.65元给被告。三、原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给被告。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黎 昕人民陪审员  陈桂莲人民陪审员  钟信耀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殷晓丽陈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