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辽07行初79号原告董桂芝，女，汉族，1951年2月18日出生，住锦州市凌河区。委托代理人李大军，男，汉族，1966年1月1日出生，职员，住锦州市凌河区，（系原告董桂芝女婿）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锦州市市府路68号。法定代表人于学利，市长。委托代理人陈立鑫，政府法律顾问科科长。委托代理人韩东，锦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告董桂芝与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违法一案，原告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董桂芝的委托代理人李大军，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立鑫、韩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争议的行政行为：2000年4月23日，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与董桂芝签订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原告董桂芝诉称，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和行政协议义务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处理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等在拆迁和强制拆迁原告等的房屋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违法违规的问题；3、判令被告履行行政协议的义务，处理和承受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于2000年4月23日，与原告签订的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的法律后果，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处理因不能履行协议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等问题；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之夫胡某山是国有企业锦州市化学制药厂职工，1976年因公致残。1980年工厂为照顾其生活出工出料为其援建一平房，南北走向共三间，约60多㎡。一年后胡某山又在院内建20多㎡小房。1999年2月，原告居住的锦州市××区XX号房屋公告拆迁，拆迁人为锦州市政府成立的临时机构——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被告成立的指挥部将原告等的房屋毫无根据的胡乱贴上“违章房”的标签，拒绝安置补偿。同时采取停水、停电、拆毁临房、封堵道路，日夜施工袭扰等野蛮手段逼迁，给原告及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障碍，胡某山不堪屈辱和折磨于拆迁五个多月后惨死于被拆迁房屋中。在指挥部的主导下，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委员会伪造生效的《强迁令》，并捏造强迁令己送达原告，原告拒不执行的虚假“事实”等，骗取古塔区法院强制执行其《强迁令》。2000年4月18日，指挥部、住建委和古塔区法院三方突然对原告等采取强制措施，强行拆除了原告等居住的房屋，将原告董桂芝和女儿强迁至XX区XX号房屋，强制拆迁的现场，原告女婿李大军强烈要求确定“安置”房屋的所有权。指挥部等将明确写有产权人为白某华的XX号房的房产执照，强行甩给李大军，声称：“房照在谁手里，房子就是谁的，无需更名”，等等误导和欺诈原告。2000年4月23日，遭强迁一周后，原告董桂芝被迫接受现实，与指挥部签订了《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将原告安置于XX号房屋。XX号房屋直至2007年底才再次拆迁，因为该房屋及其附属煤棚依法属于白某华所有，而且只有7、8平方米的煤棚根本就不符合安置条件，最终导致原告及原告女婿李大军与指挥部签订的两份安置协议均未能实现合同目的。指挥部等将原告等强行迁入XX号房屋的理由是：其工作人员周某军购买了该房屋，并向原告出示了周某军与蔺某林的房屋买卖协议。明显与白某华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其明显买不到对该房屋的任何权利。指挥部明知XX号房屋依法属于白某华所有，却强行将该房屋作为原告等的安置房屋，恶意将原告等强行迁入该房屋，迫使原告签订上述显失公平的协议。2018年10月，原告将被告起诉至锦州市中级法院要求解除安置协议，2019年4月2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告超过起诉期限驳回原告诉求。如今二审判决己经二个多月，被告始终没有表现出对原告提出的问题做出认真处理的态度，拒不纠错并采取补救措施赔偿原告等损失，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无奈起诉至法院，恳请人民法院支持原告等的合理诉求，依法维护原告等的合法权益。原告提交证据：证据1．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锦政办机【1999】16号关于调整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的通知，证据2．锦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于2000年3月17日作出锦建强字（2000）40号强迁令，证据3.2000年4月13日古塔区人民法院（2000）古行非执字第36号公告，证据1-3证明我是被强制迁入XX号，被迫签订的协议，两者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证据4．锦州晚报截图，证明安置房屋不符合当时的安置政策。证据5．胡某山死亡证明。证据6.1996年3月28日锦州市人民政府为白某华颁发的房产执照，证明该房屋XX号，依法属于白某华所有，被告没有处分权。证据7．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证明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当履行。证据8．锦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契约）表，公证书（2009）锦证房字第××号，收条2张，证明XX号是原告向白某华购买，取得拆迁后的补偿房屋，与被告强制拆迁和协议没有关系。证据9．房权证（锦房权证01字第××号），证明原告向白某华购买的XX号并依法登记取得拆迁后安置房屋的合法权益。证据10．白某华的证明（白某华与周某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及蔺某林收条），证明周某军与蔺某林签订的协议与被告和白某华没有发生关系，收条证明是蔺某林实际收取了购房款，与白某华没有关系。证据11．锦州市政府信息公开交办单（编号XX），文件传阅单（收文号XX），锦州市建委文件阅办单，批复，待迁证，限期拆迁请示报告，锦州市基本建设拆迁登记表，证明被告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对原告进行强迁，其所谓申请法院执行的强迁令，纯属伪造。证据12．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8日作出（2014）古民一初字第00326号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7民终1179号，（2017）辽民申1432号民事裁定书，（2018）辽07行初44号行政判决书，（2019）辽行终241号行政裁定书，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证据13．安置协议，证明房屋属于白某华所有，原告不能依据与被告的协议获得房屋安置补偿。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辩称，原告诉锦州市人民政府无法律依据。本案中，原告与锦州市古城改造指挥部签订无照（证）房屋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以为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有效，并且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认为房屋被强迁后签订的协议违反意思表示自治的原则，理由并不充分，并无相应证据。故锦州市人民政府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做出判决。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认为，证据1没有意见，没有关联性；证据2、3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强迁令和公告不能说明被迫签订协议的事实；证据4、5、6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利害关系，证据7证明双方签订协议；证据8的证明目的有异议，通过证据8更说明了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进行了履行；证据9证明被告已经履行了协议；证据10、11与本案焦点没有直接关系，证据12法院的民事和行政裁定均认可了协议的有效性和被告已经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协议；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原告主张政府存在违法违规没有关联性。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1-13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采信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1999年之前原告董桂芝一家居住在锦州市××区XX号无照平房，1999年2月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对该地段房屋拆迁，2000年3月17日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向原告下达锦建强字【2000】40号强拆令。2000年4月23日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与原告签订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经与产权人董桂芝协商达成协议，将原董桂芝居住的违章房直接调入XX号有照私有房屋（私产），产权人名为白某华，建筑面积25.5平方米。协议由董桂芝女婿李大军签字，董桂芝对协议予以认可。经查，白某华于1996年将XX区XX号房屋卖与蔺某林，蔺某林于1999年4月又将此房卖与周某军，周某军当时系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职工。2007年11月，锦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处委托锦州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原告居住的XX区XX号房屋拆迁，安置房屋为XX区XX号。2009年9月17日，原告与白某华在产权监理处以房屋价格29788元，以买卖交易的方式办理了XX号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锦州古城改造指挥部作为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下设临时机构，在古城改造拆迁安置过程中与原告董桂芝签订的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属于行政协议。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锦州市人民政府承受。本案中，原告与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签订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已为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有效。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按照协议约定，调换XX区XX号房屋交与原告，原告实际管理并使用。现该房屋又被拆迁，原告再次被安置到锦州市XX区XX号。综上，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原告认为房屋被强迁后签订的协议违反其意思自治理由并不充分，原告也没有相关证据可以佐证该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锦州古城改造指挥部）在签订和履行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违法的行为。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桂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董桂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学毅审判员  张小凡审判员  李 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宋启林书记员张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