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行终1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戚跃聪，男，汉族，1963年10月25日生，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住所：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3号楼。法定代表人：刘毅，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杰、何群，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昌路26号。法定代表人：商小云，厅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培臣，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巍，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雨花街道春融西路1168号。法定代表人:瞿勇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仕君、张冬先，系，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戚跃聪因与被上诉人昆明市司法局（以下简称：市司法局）、云南省司法厅（以下简称：省司法厅）、原审第三人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医科大学鉴定中心）司法鉴定行政管理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行初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询问及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于2017年9月19日向被告昆明市司法局递交《投诉控告书》，投诉第三人及其鉴定人张冬先、洪仕君在鉴定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原告在《投诉控告书》中主要观点为：1、认为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为戚守祥提供诊疗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违反医学原则和诊疗规范，导致了患者戚守祥死亡的后果；2、认为第三人及其鉴定人违反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做虚假鉴定；3、认为第三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4、认为第三人及其鉴定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应该终止鉴定而没有终止，第三人帮助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规避责任；5、认为第三人及其鉴定人与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导致鉴定意见不公平不公正；6、认为第三人存在超期鉴定的情形；7、认为第三人及其鉴定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8、认为第三人在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的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导致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鉴定意见的依据；9、认为原告对鉴定意见不服到第三人处递交材料、阐述观点时，第三人存在推诿、敷衍行为导致未解决实质问题。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于2017年9月19日收到《投诉控告书》，后开始调查处理原告的《投诉控告书》涉及的事项，期间，2017年9月21日，第三人针对原告投诉事项向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出具了关于戚守祥案件的情况说明（2017年9月21日），后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于2017年9月22日就原告的《投诉控告书》作出《答复》并将该《答复》邮寄送达原告，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就原告的投诉内容进行了答复，主要内容为：1、原告认为第三人在2015年12月7日收到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委托,在2016年12月2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鉴定时间的规定问题。从该鉴定案卷内材料看,在人民法院委托后该中心第一次收到法院的材料（检材）时间是2016年4月18日（法院通过邮寄）,第二次收到经人民法院密封由你方送达的材料（检材）是2016年7月5日,在2016年9月28日,该中心与原告签订了司法鉴定协议书,司法鉴定协议书有鉴定时间约定为60个工作日。为此,第三人没有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对鉴定时间的规定。2、原告认为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取得方式不合法等问题。经调查了解,此鉴定所依据的检材主要是人民法院提供的材料及投诉方提供的一些材料,2017年3月24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情况说明所提的检材是经法庭质证后提供的。关于检材的问题《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2条第2款规定: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我局在此投诉案的调查中未发现该中心有违反规定的情况。3、原告认为,涉及到的诉讼曲靖市的附属医院,该医院的医生与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及专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应该回避的问题。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0条的规定，原告的认为并不是“司法鉴定回避”的法定条件,在鉴定时原告也没有提出机构或者本鉴定案件的鉴定人需要回避的申请。为此，在“司法鉴定回避”问题上,被告昆明市司法局认为第三人及鉴定人均未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4、原告认为司法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的问题,在调查了解中未发现。5、关于原告在投诉书中提到的一些鉴定实体问题，是对鉴定意见的异议,按照《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12条第3项的规定，不属于司法投诉受理范围。6、若原告还认为第三人及鉴定人张冬先、洪仕君在此司法鉴定中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2017年10月16日，原告因不服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向被告云南省司法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复议请求为请求被告云南省司法厅受理该复议并对第三人及鉴定人张冬先、洪仕君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同日，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云司行复受通字［2017］第2号《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并于同日送达了原告。2017年10月20日，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云司行复通字［2017］第2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并于2017年10月23日送达被告昆明市司法局。2017年10月30日，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向被告云南省司法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目录清单，2017年12月13日，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云司行复停通字［2017］第2号《行政复议决定延期通知书》并于2017年12月5日送达被告昆明市司法局，2017年12月13日邮寄送达原告。2018年1月12日，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针对原告在投诉书中所提出的要求查处第三人鉴定人员违规鉴定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及虚假鉴定的行为，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依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3号）的相关规定,在受理、调查取证、书面答复和送达等环节依法履行了职责。被告昆明市司法局针对投诉反映的有关问题调取了相关材料、调查询问了第三人的有关人员。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作出的投诉答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符合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相关规定。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于2017年9月22日作出的《答复》。2018年1月12日，被告云南省司法厅将《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原告，2018年1月15日送达被告昆明市司法局。2018年2月1日，原告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15年12月7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出具《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鉴定事项为第三人对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戚守祥诊疗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司法鉴定，如有过错，该过错与戚守祥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比例，在《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附送检材料一栏载明“3、住院清单明细一份，ＣＴ片一张（ＣＴ14071533）由患方保管”的内容。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附送检材料一栏载明“住院清单明细”由原告在2016年9月28日提交第三人。另，2016年9月28日，原告戚跃聪、戚跃昌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委托日期一栏注明2016年9月28日，鉴定时限约定为从协议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完成，第三人于2016年12月2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2017年3月24日，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已对案涉病历材料进行质证后封存，交由当事人保管，待鉴定时依法再行拆封。戚跃聪不服市司法局对其投诉所作答复和省司法厅所作复议决定，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对原告投诉昆明市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鉴定人张东先、洪仕君的答复昆司鉴投（2017）23号的行政行为违法；2、确认被告云南省司法厅云司行复决字（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作为本市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具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投诉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在从事司法鉴定执业过程中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于2017年9月19日收到原告的《投诉控告书》，后开始受理原告的投诉事项，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在调查处理过程中，向第三人转发了原告的《投诉控告书》，第三人针对原告的《投诉控告书》涉及的事项向被告昆明市司法局提交了关于戚守祥案件的情况说明（2017年9月21日），被告昆明市司法局调阅了涉及的卷宗，但并未发现第三人和相关鉴定人存在违法情形，遂于2017年9月22日就原告的《投诉控告书》作出相应《答复》。另，针对庭审中原告提出的鉴定超期的问题，我院认为，原告提交我院的2016年9月28日《司法鉴定协议书》，系原告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在该《司法鉴定协议书》明确约定鉴定时限从协议签订之日起60个工作日完成，同时，第三人也在60个工作日内即2016年12月2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故上述第三人与在《司法鉴定协议书》中作为委托人的原告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针对庭审中原告提出的两被告包庇第三人，原告认为在2015年12月7日的《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附送检材料一栏载明“3、住院清单明细一份，CT片一张（CT14071533）由患方保管”的内容，而在第三人向被告昆明市司法局提交的关于戚守祥案件的情况说明（2017年9月21日）中确有“此外，在鉴定会上戚跃聪还提交了住院收费清单和CT片各一份…且该证据也未经过法庭质证，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因此上述两个材料未写入鉴定意见书的患方提交的材料目录中”内容，原告据此认为被告昆明市司法局未对第三人尽到监督管理职责，我院认为，首先，关于戚守祥案件的情况说明（2017年9月21日）是由第三人向被告昆明市司法局提交，该材料对原告权利不产生直接影响，其次，关于鉴定意见书的是与非及具体的技术问题，不属于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处理的职责范围内。鉴于本案中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已就原告的《投诉控告书》的事项开展了相应的监督、调查工作，履行了法定职责，至于鉴定意见的是与非，被告昆明市司法局无权作出判断。据此，我院认为，被告昆明市司法局在其《答复》中针对原告《投诉控告书》涉及的投诉事项已分门别类作出回复,对属于其受理范围的巳按照相关调查情况回复原告;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已依法告知原告并说明理由。故对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昆明市司法局作出的《答复》违法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我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云南省司法厅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受理、告知、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履行行政复议的程序并无不当。原告要求确认《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的诉讼请求亦依据不足，我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戚跃聪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戚跃聪负担。宣判后，戚跃聪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认市司法局所作昆司鉴投（2017）23号答复违法，判令市司法局履行法定职责；改判确认省司法厅所作云司行复决字（2018）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判令省司法厅履行法定职责；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未收取影响本案定性的重要证据。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不当。被上诉人市司法局未提交答辩状。被上诉人省司法厅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认为“病例资料”系被篡改伪造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函，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上诉主张；一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原审第三人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至本院。二审中，上诉人戚跃聪以一审法院未收取上诉人提交的“影响本案定性的重要证据”即“1、医科大学鉴定中心关于撤回[2016]（临床）鉴字第AC80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的函；2、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2019]医函字第43号不予受理函”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二审询问结束后，上诉人向本院邮寄十五组材料，其中第十组即为所称2018年10月30日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撤回鉴定意见书的函、2019年1月17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不予受理函。经审查，因本案行政诉讼审查的是2017年9月22日被上诉人市司法局针对上诉人的投诉所作答复行为的合法性及2018年1月12日省司法厅所作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而上诉人所称两个函件的形成时间均在被答复、复议决定作出后，不是被诉行政行为的作出依据和合法性依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此外经审查两个函件的内容，医科大鉴定中心系在上诉人反复多次反映和投诉的情况下，以之前麒麟区法院未提供、未作为鉴定材料的《住院收费清单明细》可能影响原鉴定意见为由，撤回原鉴定意见并退费，并非自认鉴定违法；华夏物证中心系在患方戚跃聪等主张病历不完整、不真实也即鉴定申请人自己不认可病历真实性的情况下，以鉴定材料真实且完整是司法鉴定的前提为由，不予受理法院的鉴定委托，两项函件的内容对“病历客观上是否真实、完整及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是否明知病历不真实、不完整而强行鉴定”的争议并无证明意义，不应作为本案证据，一审法院不将两函件作为证据并无不当。上诉人向本院邮寄的其余材料，杂乱且无装订，并未对已向法院提供过和未提供过的材料予以区分明确,亦无迟至二审方才提交的正当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原告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接纳。经审查一审中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7组证据材料即“病历资料”虽不完整且有大量勾画涂写，但与投诉答复行为的合法性这一待证事实仍有关联性，在与其他诉讼当事人提交的病历比对属实的情况下，可作为本案证据；一审对其余证据的认定采纳得当，本院予以认可，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亦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戚跃聪以原审第三人医科大学鉴定中心为被投诉人，向被上诉人市司法局提起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其投诉的主要理由是：1、鉴定会时患方提交且经过法院质证的原件曲靖市人民医院《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是本案重要证据）及ＣＴ片并未记录在鉴定书上，实施鉴定过程中没有当证据使用，使本案有头无尾，失去真实情况，伪造鉴定文书；2、鉴定材料中的病历被篡改，没有停药（华法林纳片）却伪造停药，没有处置却伪造处置，没有观察却伪造观察，没有告知却伪造告知等，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明知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取得方式不合法，仍然受理。以上投诉理由，在被上诉人市司法局、省司法厅的投诉处理及复议程序中，以及在本案两审诉讼中，均是核心争议点，关系到市司法局所作答复的合法性及省司法厅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院结合诉辩意见及证据评判如下：（一）关于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未将《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及CT片记录在鉴定书上，是否遗漏鉴定材料而违法这一争议。鉴定行为发生时有效的司法部令第132号《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委托人委托鉴定的，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第二款规定：“诉讼当事人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的，应当向委托人提出”，根据该条款，委托人负有确保鉴定材料真实、完整、充分、合法的职责，除非鉴定材料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鉴定机构可以合理信赖由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是真实、完整、充分、合法的。具体到本案，鉴定系因医疗侵权民事诉讼引发，委托人是麒麟区法院，其应通过当事人参与、庭审质证的方式确定提供给鉴定机构的鉴定材料的恰当范围；戚跃聪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和鉴定申请人，应通过参与民事诉讼，确保委托人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合法的鉴定材料，对鉴定材料有异议（病历伪造篡改、不完整等）则应向麒麟区法院提出，若不认可法院确定的鉴定材料范围，戚跃聪也有权不申请鉴定。本院注意到，戚跃聪申请鉴定后，麒麟区法院出具给医科大学鉴定中心的《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的“附送检材料”一栏中，记载有“1、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书一份；2、病历原件两份（已质证由院方保管）；3、住院清单明细一份，CT片一张（CT14071533，由患方保管）”，除去申请书这一程序性材料，此时医科大学鉴定中心可合理相信法院提供的“2、病历原件两份（已质证由院方保管）”是真实、合法的，可作为鉴定材料。而对于“3、住院清单明细一份、CT片一张”，一方面麒麟区法院并未写明对清单明细和CT片“已质证”；另一方面医科大学鉴定中心主张麒麟区法院实际上未将清单明细和CT片随《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一并邮寄，而是由患方保管，并对此提交鉴定病历启封接收记录予以证明，且戚跃聪在《投诉控告书》中也明确主张是在鉴定会时向鉴定中心提交《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和CT片。此时，因提供鉴定材料的程序原因，该费用清单明细、CT片是由委托人麒麟区法院提供还是申请人戚跃聪单方提供，是否已经过麒麟区法院庭审质证，均存在疑问，而住院费用清单明细通常也并非医疗过错及参与度鉴定的必备材料。在此情况下，医科大学鉴定中心仅将确信已由法院提供并质证过的病历（包括后来鉴定中心要求补充且由法院封存补充的已质证病历）作为鉴定材料，不将鉴定会时戚跃聪单方强调和出示的费用清单明细、CT片作为鉴定材料，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不足以认定其违反司法鉴定程序规则。但仍需要指出，医科大学鉴定中心面对《法医学司法鉴定委托书》所记载的鉴定材料范围和实际提供鉴定材料不一致、鉴定材料是否已质证不明确的问题时，若能在专业之余秉持必要善意，主动与委托人、申请人沟通明确鉴定材料范围，则有可能避免鉴定申请人的误解和后续纠纷。综上，上诉人戚跃聪关于鉴定机构“未将重要证据《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即CT片作为鉴定材料，以致失去真实情况，做虚假鉴定”的投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关于鉴定材料中的病历是否篡改、伪造，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是否明知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取得方式不合法而仍然受理鉴定、出具鉴定意见这一争议。如前所述，医科大学鉴定中心系将法院提供并质证过的病历（包括后来鉴定中心要求补充且由法院封存补充的已质证病历）作为鉴定材料，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第一款，委托人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除非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鉴定中心有理由相信委托人麒麟区法院提供的质证过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有理由相信申请人已经在法院诉讼时解决了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问题故才申请鉴定。医科大学鉴定中心主张在鉴定过程中并未发现病历篡改、伪造，而上诉人戚跃聪主张病历篡改、伪造且已达到不应鉴定的程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上诉人戚跃聪提供证据证明病历篡改、伪造，若缺乏证据则不能得到支持。经审查，上诉人戚跃聪所称的重要证据《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可反映患者家属对本案争议用药华法林纳片的付费情况，其中2014年7月1日、2014年7月5日已支付费用的华法林纳片数量，均比医嘱要求服用的华法林纳片数量多两颗，此种异常可形成对医嘱记载服药量的疑问，但根据常识可知：本案所涉华法林纳片为口服药，费用清单明细记录的交费情况，并不必然等同于患者戚守祥的实际服药情况，故仅凭费用清单明细及戚跃聪的陈述，并不能证明病历伪造、篡改以致不应受理鉴定；况且如前所述，因法院提供鉴定材料的情况，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有理由不将未随同委托书邮寄且未注明“已质证”的《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作为鉴定材料，其自然不可能根据该清单明细而认定病历伪造、篡改。此外本院考虑到：对于病历中与诊疗规范、病历书写规范不符的同一异常记录，例如病历中记录已进行知情告知但无患方签字的知情同意告知书、例如住院收费清单与医嘱用药记录不符，此时是认可病历真实性而将其归为诊疗过错或病历不规范，还是认定伪造篡改病历记录，不同鉴定人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而即便是认定有伪造篡改病历记录的情况，此时是否要否定整个病历的真实性以至于终止鉴定，还是仅仅否定部分病历记录的真实性且推定医方对该部分负有责任即可，不同鉴定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且鉴定人需考虑到“委托人（法院）对鉴定材料真实性负责，若真实性欠缺已达到不堪鉴定的程度则法院不会委托鉴定，患方也不会申请鉴定；鉴定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鉴定委托”的法规规定和常理；再者，若医疗过错和参与度鉴定中的委托人、申请人、鉴定机构对病历的不实记录采取零容忍，稍有不实记录即解读为篡改伪造，否定整个病历的真实性并拒绝鉴定，最终后果可能是患方根据无法在民事诉讼中通过鉴定完成举证。具体到本案，医科大学鉴定中心在其出具的[2016]（临床）鉴字第AC800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中，认定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存在使用华法林时未严格遵循个体化用药原则、缺乏对病情连续动态监测、病情观察不足、评估与处理不到位等过错，认定存在对病情告知、沟通不足，病历书写、记录欠规范等不足，认为戚守祥的死亡原因是大面积脑出血，脑出血是使用华法林的严重并发症等，说明鉴定人员已经审查认定存在医疗过错，存在告知、书写的不规范，这与上诉人戚跃聪自行解读病历后主张的医疗过错、不规范有重合之处，但鉴定人员并不认为该种医疗过错、不足和不规范能否否定病历真实性、合法性并终止鉴定，最终结合戚守祥高龄且自身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事实，出具了“医方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是患者戚守祥死亡的次要原因，过错参与度拟为20%至40%”的鉴定意见；上诉人戚跃聪并不具备法医学专业知识，其自行解读病历后提出的理由，不乏混淆诊疗过错与病历真实性两个概念之嫌；更有先主动申请鉴定，之后不满鉴定意见对原因比例的认定（戚跃聪认为医方应该对80岁、身患多种心血管及呼吸系统严重疾病而入院就诊的患者戚守祥的死亡承担100%的责任）而假借程序问题进行投诉之嫌，所提证据和理由在民事诉讼中未能证明病历篡改伪造，亦不能在鉴定程序、投诉程序、复议程序和本案诉讼中证明病历篡改伪造，更不能证明鉴定人员明知病历不真实、不合法而强行鉴定，相关投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戚跃聪所提“医科大学鉴定中心不将《病人住院费用清单（明细）》作为证据，做虚假鉴定；病历系篡改、伪造，医科大学鉴定中心明知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取得方式不合法而仍然受理鉴定、出具鉴定意见”的主要投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市司法局作为有权机关，所作相关答复程序合法，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正确；戚跃聪提出的其他关于超期鉴定、回避、故意弄虚作假、鉴定实体问题等投诉理由，均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或不属可投诉范围，被上诉人市司法局对此也已依法答复，处理并无不当，对上诉人要求撤销答复的诉请不应支持。在上诉人对答复申请行政复议后，被上诉人省司法厅已依法定程序进行复议并作出维持原答复的决定，其复议结果正确，对上诉人要求撤销复议决定的诉请不应支持。一审审判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二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戚跃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鸿章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颜瑶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保卓成叶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