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10453号原告：朱伟东，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沁心，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陆正明，系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表明，吉林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桂信支行。负责人：李文英，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华，男，系中国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员工。原告朱伟东与被告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商交易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桂信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合同纠纷一案，朱伟东于2019年5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吉商交易中心于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6月24日裁定驳回吉商交易中心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吉商交易中心不服，提起上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伟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卫平，吉商交易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洁、表明，工商银行桂信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广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伟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确认朱伟东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行的全部交易无效；2.两被告共同返还朱伟东损失资金255519元及利息（以255519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1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吉商交易中心通过QQ群向朱伟东招揽业务，声称投资其开设的商品合约电子交易如何容易赚钱。朱伟东在其业务员百般诱惑欺骗下，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完成网上开户注册。朱伟东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在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进行“邮币卡”等合约交易，在很短的时间内朱伟东净投入资金255519元损失殆尽。朱伟东逐步意识到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存在严重欺诈，于是朱伟东开始参加到受骗人的集体维权，在维权中进一步清楚认识到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实际做的是非法期货交易，主要表现在：实行吉商交易中心统一制定的标准化合约交易；实行的保证金交易制度，利用数十倍的资金杠杆放大交易；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在保证金余额不足时，即可强制平仓；实行无货币卖空机制，通过对冲完成交易；实行T+0频繁交易；实行匿名交易，交易过程无交易对手；无实物交割、无流转税（增值税）征缴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期货交易的特征。吉商交易中心所设定的交易模式完全违反了国务院颁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文）、《关于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以及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回头看”前期阶段有关工作的通知》（清整联办[2017]31号）等文件的规定，案涉交易实属非法期货交易。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所从事的交易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涉案交易存在超越经营范围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朱伟东于庭审时补充事实和理由意见如下：1.朱伟东与吉商交易中心存在合同关系或事实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朱伟东的交易资金（入金）支付到吉商交易中心的集中结算账户，朱伟东的出金也是从该账户划付。具体而言，朱伟东涉案资金（出入金、手续费及交易盈亏等）均是通过“集中式银商转账”的方式进行结算的，而该方式得以进行是按吉商交易中心联立合同的安排，朱伟东与工商银行桂信支行银行系统签订银商转账业务相关协议，实现吉商交易中心与工商银行桂信支行银行间的系统连接、相关交易数据共享，同时，朱伟东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客户端）注册开户时，绑定了相应的银行账户（卡）以实现朱伟东银行账户与在吉商交易中心或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处账户资金相互划转。朱伟东在吉商交易中心系统（客户端）注册开户，交易商申请及进行交易。朱伟东通过吉商交易中心授权的经纪会员招揽朱伟东等客户，朱伟东在该会员单位引导下在吉商交易中心的系统（客户端）开户、提交资料，由吉商交易中心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核批准取得交易商资格及吉商交易中心平台的交易账户（席位号）；且朱伟东后续的每笔交易（下单）均是通过吉商交易中心委托开发的交易系统完成。吉商交易中心作为涉案交易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参与者，制定了一系列“交易指南与流程”及“交易规则”等制度在其官网予以公布（目前该官网相关内同已经删除），同时要求其会员（包括朱伟东作为交易会员）遵守其相关规定，因此，依据合同法，朱伟东与吉商交易中心之间构成“要约-承诺”民事法律关系。2.涉案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因而无效。2013年，中国证监会制定《做好商品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活动认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13]111号），规定判断是否属于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应当采取目的要件和形式要件相结合的方式。从目的来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允许交易者以对冲的方式了结交易，而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或者不必交割实物。从形式上看，现货市场非法期货交易一般具备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和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两项主要特征。其中，标准化合约是指除价格、交货地点、交货时间等条款外，其他条款相对规定的合约。该文件对“期货交易”认定的规定并没有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有关期货交易的规定。本案中，从目的上看，朱伟东与吉商交易中心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期间发生过多次多品种交易，但该实物的真实性存疑且交易并不必实际交割。从交易形式上看，根据吉商交易中心制定的交易规则，除商品价格未确定外，其品种、数量、预付款，报价单位、最小变动单位以及交易涨跌幅限制均已在交易前确定，即符合标准化合约的特征，尽管该平台某一套邮币或某种邮币卡单张为所谓“交易对象”，但这实质上是作为一种特别的标准化合约或“交易符号”。同时，该平台的交易模式采取集中竞价以及匿名交易的方式。因此，涉案交易应认定为非法期货交易，并不属于现货商品交易。根据商务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颁布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商务部令[2013]3号），该规定第七条明确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对象包括：实物商品、仓单、可转让提单等提货凭证等法定交易对象。本案中，“邮币卡”并非是合同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意义上的现货商品交易，实际上是非法证券（非法期货）的载体或交易符号，从涉案交易应当依法缴纳商品交易增值税一角度来看，涉案交易对象显然并非所谓的现货商品。具体到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第20条、72条、92条等规定，其内容违法违规且互相矛盾，若是现货商品，朱伟东委托吉商交易中心买卖并进行保管、登记，按照税法规定应当由吉商交易中心交纳增值税，而事实上分文未交，同时，该文第九条规定，商品现货市场交易方式应当是协议交易、单向竞价交易等法定交易方式。吉商交易中心平台交易模式与一般期货交易模式的确有一些差异，但其本质特征上属于期货交易，因为国外（如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所）、国内（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以及国内不同期货交易场所的交易模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由于吉商交易中心没有取得相关证券（期货）经营资质，因而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之规定，涉案交易依法无效。3.涉案交易违反国务院有关文件，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无效。201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决定规定除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或国务院批准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外，任何交易场所均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即T+5）；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同时规定，任何单位一律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即五个“不得”规定）。次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重审并进一步明确了38号文的“五个‘不得’规定”。结合本案，吉商交易中心平台的交易模式明显违反了前述文件的有关规定。后续的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办公室（清整联办）发布的[2016]12号文、[2017]31号文，均指出吉商交易中心等“邮币卡”交易平台涉嫌非法证券期货，直接违反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由此足以认定吉商交易中心的行为导致了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应当认定涉案交易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21条指出，对地方交易场所违法违规交易行为，否定其法律效力，明确交易场所的民事责任。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类似吉商交易中心平台即便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若该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可以依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否定其效力。由于证券期货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此，无论是《证券法》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2011]38号文件均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等立法宗旨，该立法渊源可以追溯到宪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事实上，由于吉商交易中心组织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企图打监管的“擦边球管”进行“监管套利”，与其经纪会员或庄家形成利益共同体，操纵价格，甚至有关藏品托管的真实性存疑，导致包括朱伟东在内的投资者被洗劫一空。4.涉案交易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因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从立法技术来看，该条包含了援引性条款和授权性条款。可见，证券法作为证券规范证券发行、交易及监管等法律关系的基本规范，其调整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股票、债券等品种，还包括国务院认定的其他证券，以及证券衍生品。根据本法条规定结合国务院国发[2011]38号文、国办发[2012]37号文以及清整联办[2016]12号文、清整联办[2017]31号文，涉案“邮币卡”交易也属于非法证券交易（我国将期货交易及证券交易均归属证监会监管也是基于期货的证券属性）。首先，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前述国务院文件的发布主要是针对各类交易场所违法违规问题日益突出的严峻现实，依据宪法和法律法规而作出的决定。尽管该决定是以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的，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国务院的权限，该文件应当具有“行政法规”的法定效力。其次，从法理和法律逻辑分析，吉商交易中心违反了前述国务院“38号”、“37号文”实质上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交易。“38号文”指出一些文化艺术品和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如吉商交易中心）在交易场所的设立和交易活动中“违法违规”问题突出，具体到本案中，是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或《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后续的“37号文”中，明确地指出对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如吉商交易中心）列入清理整顿范围，并要求对“继续从事违法证券、期货交易”的交易场所落实清理整顿工作安排。实际上进一步指出吉商交易中心等交易场所从事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清整联办[2016]12号文、[2017]31号文，均明确指出类似吉商交易中心等“邮币卡”交易平台直接违反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涉嫌非法证券期货，其中“12号文”称之为“类证券”，也就是证券法所规定的其他证券或证券衍生品，“31号文”也指出其违法违规。5.吉商交易中心违反国家有关特许经营的规定，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邮币卡电子盘”业务，涉案交易依法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该条规定中“国家规定”除了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外，当然包括具体国家职能部门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吉商交易中心工商登记经营范围注明：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案中，除了没有取得国务院或授权的部门批准即非法从事证券期货经营活动外，吉商交易中心同时违反特许经营的规定、超越经营范围的开展经营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没有取得从事文化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许可、备案；吉商交易中心经营范围中也没有“增值电信业务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内容，但依据《电信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以及江苏省交易场所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吉商交易中心应当取得《电信增值业务许可证》方可从事涉案业务，事实上其未取得该批文证书。依据《电子签名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规范标准》、《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服务规范》等规定，吉商交易中心或其会员单位应当取得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取得行政许可方可开展相关经营，并将其系统软件向相关机构进行认证和备案，而吉商交易中心或其会员单位均未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尤其是涉案交易主要依靠该系统支持，而该系统的开发单位涉嫌违法违规，因而该系统无法保证交易证交易安全、可靠、公平，吉商交易中心根本没有履行其作为平台的法定的和约定的职责和义务。事实上，朱伟东等大量投资人一当出现有利下单，往往该系统出现所谓“故障”；同时，不排除吉商交易中心的经纪会员或“庄家”修改后台数据，导致朱伟东遭受重大损失。目前，吉商交易中心平台因接受清理整顿，相关的系统也早已关闭，因此，朱伟东无法进行交易也无法提取相应的投资藏品，仅从该事实足以表明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并没有依法依约以及行业惯例保证交易证交易安全、可靠、持续，导致朱伟东交易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即便能持有该藏品，由于缺乏流动性，该藏品的市值也严重“跳水”，吉商交易中心应当赔偿朱伟东损失。6.两被告应共同承担对朱伟东的赔偿责任。上述导致涉案交易无效的事实和理由是竞合的，并不互相冲突，即所谓“多因一果”，吉商交易中心应当对交易无效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即赔偿朱伟东全部投入资金及利息。工商银行桂信支行作为吉商交易中心的职能单位（结算服务），是利益共同体，工商银行桂信支行与吉商交易中心合作协助吉商交易中心交易模式（集中式结算、电子撮合交易）的实现。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应当对吉商交易中心承担连带责任。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在涉案交易中违反法律法规及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主管的相关规定，为吉商交易中心提供资金结算协助涉案交易的实现，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国发[2011]38号及国办发[2012]37号文相关规定、违反银监会《关于做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相关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2]5号以及人民银行《加强交易场所类特约商户资质审核和风险监测严禁卫非法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相关禁止性规定。吉商交易中心辩称，1.关于案涉交易是否非法期货及无效。吉商交易中心是经吉林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合法现货交易场所，朱伟东在平台上买卖藏品的行为实为现货交易投资行为，不受《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调整，交易合法有效。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如果案涉交易行为为非法期货交易，则县及以上人民政府应予以取缔，采取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措施。自2017年清理整顿开始至今将近2年时间里，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对吉商交易中心采取上述行政处罚等措施，主管部门并未界定吉商交易中心的交易平台为非法期货交易场所，因此案涉交易并非非法期货。关于期货交易的构成要件及与现货的区别。《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期货交易的交易标的为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款、第四款对何为“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即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从上述规定来看，期货交易的根本特征是标准化合约的交易，同时，标准化合约不等同于期货合约，标准化合约还必须同时具备“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时间”和“未来某一特定的交割地点”这两个要素。故两个要件缺一不可。涉案交易一不是标准化合约交易，二没有约定在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简单说，持有一份期货合约，在合约确定的交割期到来之前，持有人无法取得合约商品实物所有权；在案涉交易中，持有藏品即意味着拥有藏品实物所有权，持有人可随时申请提取实物，交易对象为实物现货，与期货有本质区别。关于案涉交易模式。朱伟东所称交易模式存在保证金杠杆交易、强行平仓、对冲交易等情形不存在。根据交易明细就可以看出，朱伟东购买藏品所占用的资金、卖出藏品账户所得资金均为占藏品单价乘以数量，为全额实物交易，不存在任何保证金杠杆放大风险的交易方式；因为不存在保证金杠杆交易，所以不可能出现保证金不足强行平仓的情况，朱伟东所有交易均由其本人操作；对冲即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来降低风险，涉案交易模式只能单向买涨，没有对冲交易方式。综上，涉案交易模式与朱伟东诉称的期货交易完全不符合。2.吉商交易中心仅为朱伟东提供交易平台服务，不参与任何交易，并非案涉交易（合同）的相对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朱伟东的亏损也系其自身交易行为导致。吉商交易中心作为现货交易平台，仅为朱伟东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交易设施及服务，主要包括交易系统（IT）服务、交易结算服务、交收服务等，吉商交易中心本身并不参与交易，从朱伟东交易明细中可明确看出朱伟东每一笔交易的相对方均为平台其他投资者，更无朱伟东所称的“通过QQ群向朱伟东招揽业务”等行为。朱伟东系自己自愿办理签约开户手续，并自愿办理银行卡绑定、自愿入金并开展交易。朱伟东开户后在2016年11月23日-2017年1月9日期间共进行了240次藏品买卖，有盈有亏。朱伟东的开户、入金及交易行为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吉商交易中心在官网公示的《敬告投资人会员书》、客户端登录的提示窗口等文件和环节中均对朱伟东进行了风险提示，朱伟东的亏损系买卖时机和市场行情所致，属于正常交易风险，朱伟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投资行为和结果负责。3.朱伟东入金的355001元性质是交易投资款，且均是其自己进行管理和使用，并非向吉商交易中心支付的交易（合同）款，吉商交易中心无返还义务。朱伟东自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1月9日入金共计355001元，该355001元虽从朱伟东的银行流水显示转入了“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账户，但事实上该笔资金是朱伟东自己从其银行账户通过平安银行为该类交易场所提供的“平安易宝”资金通道入到了吉商交易中心“吉林国际交易中心”的尾号7888账户下的朱伟东专有子账户内，该子账户账号和密码只有朱伟东本人知道，也只有其本人凭唯一的账号和密码才能进行资金出入金操作，吉商交易中心无权动用。朱伟东于2016年12月2日、2016年12月5日、2017年1月10日（2次）共进行了4次出金操作，出金金额99482.27元。如果朱伟东入金真的进入吉商交易中心账户，那么朱伟东在不知吉商交易中心账户密码的情况下又如何控制吉商交易中心账户内的资金出金呢？显然违反常理。据吉商交易中心与平安银行的合作协议：“以上三类虚拟子账户都可以执行出金申请操作，同时清收类虚拟子账户也允许执行入金申请操作。市场只能使用绑定的出入金账户接收或发起跨行划转头寸资金。”这意味着朱伟东清收类虚拟子账户的出入金不可能由吉商交易中心划转，只能从朱伟东绑定的出入金账户进行操作划转，吉商交易中心无法控制其出入金。因此，朱伟东自主入金、自主根据行情交易产生亏损应由其自己承担，吉商交易中心无返还义务。4.朱伟东对其主张所依据的国发（2011）38号文、国办发（2012）37号文、证监办发（2013）111号文、清整联办（2017）31号文并非行政法规，更不是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不应以上述规范性文件作为认定案涉交易是否无效的依据。综上所述，吉商交易中心提供的是现货交易平台，而不是期货交易平台，本身不参与交易，不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吉商交易中心与朱伟东并非交易（合同）关系，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朱伟东自主与平台其他客户之间进行的所有交易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完成，交易损失系其自主交易所致，朱伟东要求吉商交易中心返还255519元及利息32401元于法无据，请贵院依法驳回朱伟东的全部诉讼请求。工商银行桂信支行辩称，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并非案涉交易项下的当事人，与吉商交易中心没有任何关系，工商银行桂信支行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侵权，请法院依法驳回朱伟东对工商银行桂信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分析如下：吉商交易中心对朱伟东举证的出入金统计表不予确认，吉商交易中心实际对该表中2016年11月25日入金2000元、11月26日出金2000元不予确认，因朱伟东庭审中同意以吉商交易中心主张的出入金数额为准，故本院对该两笔款项不予确认。吉商交易中心对朱伟东举证的登录页面截图不予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朱伟东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吉商交易中心对朱伟东举证的山东卫视视频内容解说文字不予确认，该证据无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14年8月25日依法登记成立，业务范围：主要从事铂金、钯金、白银、镍、银精矿、铜、锌、铝等贵金属及有色金属产品的订货、转让、交收业务。2016年4月19日，经延边州人民政府同意，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并扩展经营东北土特产（包括黑果、鹿茸、灵芝、蓝莓、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和文化艺术收藏品（包括集邮票品、钱币、艺术品、工艺品等）两大类商品交易业务。2015年10月4日，吉商交易中心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订《平安银行交易资金第三方存管服务使用协议》，约定吉商交易中心为其所属交易会员提供专门的交易平台（交易系统），交易会员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电子商务交易，吉商交易中心向平安银行申请使用平安银行交易资金第三方存管服务，即银行为交易市场开立资金存管汇总账户，同时为每位交易会员建立资金存管明细账户，该明细账户应与交易会员指定的同名银行账户建立出入金转账对应关系（非指账户余额相同），在此前提下，银行发挥账户管理、资金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优势，为交易市场和交易会员提供出入金、交收清算和对账的一种账户资金存管服务。吉商交易中心在平安银行开立了资金存管汇总账户，用于处理会员交易资金的出金和入金、交易资金的交收、交易佣金/手续费的核算、结算账户等相关用途，平安银行基于资金存管汇总账户，为交易会员开立专用用于记载交易会员交易资金变动明细和交易资金余额的资金明细账户，交易会员可通过该账户查询与其他交易会员之间的资金划转明细，但该资金存管明细账户非真实银行结算账户，交易会员与平安银行之间就该账户并不构成实际的存款合同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平安银行仅根据吉商交易中心交易系统的信息反馈为交易会员资金存管明细账户建立出入金明细及其他资金划转明细。吉商交易中心在平安银行开立的资金存管汇总账户110********888，朱伟东在该汇总账户下的资金存管明细账户为888********9779。朱伟东于2016年11月23日在吉商交易中心的吉商藏品中心平台注册成为会员，注册流程为登录吉商官网—进入注册页面—填写身份验证信息—填写开户信息—上传身份证—填写银行信息—注册完成。朱伟东注册时，绑定了其在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处开户的955********12366688账户以及平安银行尾号150******6*194账户（平安易宝专属账户）。朱伟东的会员登录账号为90180********。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月10日期间，朱伟东登录其账户进行操作入金、买卖藏品（邮票）和出金。入金流程为转账到平安易宝账户—登录平安易宝—选择银商互转中的银转商—输入动态口令—入金完成。即朱伟东从其工商银行尾号6688账户转账款项至平安银行尾号3194账户，再从3194账户转至吉商交易中心的平安银行尾号7888账户，由平安银行计入朱伟东的尾号9779资金存管明细账户。出金流程为登录平安易宝账户—选择银商互转中的商转银—输入动态口令—出金完成。即朱伟东尾号9779资金存管明细账户中的款项通过其平安银行3194账户转出至工商银行6688账户。朱伟东买入藏品时，其9779资金存管明细账户资金相应减少，持有藏品增加，卖出藏品时，该账户资金相应增加，持有藏品相应减少。2016年11月25日至2017年1月期间，朱伟东入金355001元，出金99482.27元。朱伟东在该期间进行过多笔的买入、卖出交易，在买卖交易中，有赢利，也有亏损，截至2017年1月10日，朱伟东亏损共255518.73元（因高价买入，低价卖出产生的亏损）。买卖交易的相对方为交易平台的其他会员。朱伟东庭审中陈述其买入的藏品均已卖出，其资金存管明细账户可用余额为零。吉商藏品中心在其官网中发布了《敬告投资人会员书》，主要内容有：提醒会员在交易过程中注意在选择藏品投资之前，综合考虑自身的投资经历、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在充分了解藏品的背景知识及做好藏品投资分析的前提下，慎重选择合适的投资藏品，避免因盲目投资而带来损失；在开户之前，阅读并充分理解《藏品中心交易规则（试行）》、《交易风险提示书》等与投资有关的文件；藏品中心不对任何藏品的投资做市场分析或操作建议，经纪会员单位发布的市场分析或操作建议均与本中心无关，且任何投资分析仅供参考，切勿盲目听从，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项投资藏品并承担投资风险等等。朱伟东在登录账号进行交易时，会弹出《网上交易风险提示书》的内容，在点击“同意”后才进入下一步。另，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系会议办公室于2017年2月3日发的清整联办[2017]29号《关于商清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的附件违规交易场所（含未通过验收地区交易场所）名单中，包括了吉林贵金属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违规事项是“涉嫌违规设立原油、白银等交易品种，涉嫌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地方政府督促整改或查处情况是“正在整改”。本院认为，关于朱伟东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的效力问题，朱伟东以案涉交易属于非法期货交易、违反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等为由，主张案涉交易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朱伟东起诉主张吉商交易中心违反国发（2011）38号文、国办发（2012）37号文、证监办发（2013）111号文、清整联办(2016)12号文、（2017）31号文的规定，但上述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涉交易是否无效的依据，即使吉商交易中心存在违反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亦不能以此认定本案交易无效，况且上述规范性文件并未特指且针对吉商交易中心设立藏品（邮票）的交易。朱伟东主张案涉交易属于期货交易，违反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期货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期货合约包括商品期货合约和金融期货合约及其他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是指期货交易场所统一制定的、规定买方有权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约定标的物（包括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合约。可知，期货交易是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案涉交易的标的物是藏品（邮票），为实物现货，交易达成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交易人持有的藏品会相应增加或减少，对持有的藏品数量，朱伟东可申请提取实物，而持有期货合约，在合约确定的交割期到来之前，持有人无法取得合约商品的所有权，故本案交易不同于期货交易。朱伟东主张案涉交易存在杠杆交易、强行平仓、对冲交易等情形，没有证据证明，本院对朱伟东的主张不予采纳。虽吉商交易中心不具有期货交易经营资质，但案涉交易属于现货交易，并非期货交易。截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朱伟东未能举证证明有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交易性质并否定其效力，朱伟东举证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交易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无证据证明案涉交易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其他法定情形，朱伟东请求确认其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行的全部交易无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案涉交易是由朱伟东个人自行操作完成，系朱伟东的真实意思表示，朱伟东在吉商交易中心交易平台进行的交易中有过赢利，也有过亏损，吉商交易中心已尽到相关风险提示义务，朱伟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投资风险应有一定的预见，朱伟东未能举证证明吉商交易中心对其交易发生的亏损存在过错，故朱伟东应自行承担交易亏损的责任。朱伟东请求吉商交易中心返还资金损失255519元及相应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朱伟东与工商银行桂信支行系借记卡业务服务关系，朱伟东对其账户资金享有处分权，工商银行桂信支行按朱伟东指示操作资金往来，朱伟东无证据证明工商银行桂信支行对其交易亏损存在过错，对朱伟东请求工商银行桂信支行承担返还资金损失255519元及相应利息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伟东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809.4元（朱伟东已预交），由朱伟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麦上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廖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