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02民初5118号原告：于新宝，男，1985年4月11日生，汉族，住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王燕（实习），云南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华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北市区烟草路美伦花乡二期（彩信园）20幢一单元50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209536325XB。法定代表人：李军华，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骏熙、蒋林丽，云南颐高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李军华，男，1974年4月16日生，汉族，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第三人:吴宗集，男，1977年11月14日生，汉族，住昆明市西山区。原告于新宝与被告云南华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春电力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6日立案。原告于新宝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追加李军华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经审查依法予以同意，后又经本院审查，依职权追加吴宗集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新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忠，被告华春电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骏熙，第三人李军华、吴宗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占有被告华春电力公司26%的股份；2.判令被告华春电力公司、第三人李军华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即将26%的公司股份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3.被告华春电力公司、第三人李军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第三人李军华、吴宗集原为同一单位同事。2014年，第三人李军华看中原告具有的资源优势和自身业务能力，便邀约原告、第三人吴宗集作为股东成立一家电力设计公司进行经营，后三人协商一致，达成了成立公司共同经营的合意，第三人李军华出资31万元，占公司股份31%，第三人吴宗集出资26万元，占公司股份26%，原告出资5万元，同时以技术、资源入股，占公司股份26%，剩余17%的公司股份作为激励股，对有贡献的员工和相应人才进行奖励。由于当时一些客观原因，三人都未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作为公司股东，而是由案外人郑斌代三人持有公司全部股份，并作为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他本人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活动。三人同时签订了一份《云南华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对三方的股东权利义务及其它事项作了约定。被告华春电力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在五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原告作为公司副总，主持公司经营活动，招揽业务，因第三人吴宗集的经营理念与第三人李军华发生矛盾，公司成立三个月后便退出了公司经营，不再作为公司股东。后公司有了发展，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第三人李军华便想把公司占为己有，首先是未经原告同意，也未召开股东大会的情况下，私自把郑斌代持的100%的股份和法定代表人于2016年12月22日在工商登记机关变更到其一人名下，尔后，于2018年3月6日彻底将原告排挤出了公司。截止到2018年3月原告被排挤走时，公司应收账款已超过1000万元，产生了巨额利润，但原告并未分得任何股份红利。综上，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特诉诸法律，依法提起诉讼。被告华春电力公司答辩称：原告已不是被告华春电力公司股东，不持有任何公司股份，理由如下：1.2014年7月4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原告仅持有公司5%的股份，出资5万元；2.2017年3月29日，原告已将全部股份转让给第三人李军华，其对公司出资5万元转为投资款，并已经计算利息予以退还；3.2017年3月29日之后，原告以员工身份在公司工作，接受公司管理。2018年3月6日，由于原告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被告华春电力公司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双方再无任何关系;4.2017年11月21日,被告华春电力公司发布公告明确原告不再是公司股东。第三人李军华陈述称：原告于2012年8月进入被告华春电力公司做实习设计员，之后自动辞职，在职期间骗取了股东资格以及大量资金，后因为在职期间不遵守公司规章制度退股后免除股东资格，保留副总职位。被告华春电力公司自成立就是第三人李军华个人百分之百持股，股东股本也在股东大会解散后就已经全部退回，原告的5万元是其强烈要求才留下的。第三人吴宗集陈述称：1.被告华春电力公司法定代表人郑斌是由第三人李军华确定的，其仅为公司挂名的法定代表人，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参与公司利润分配，不参与涉及公司的任何纠纷；2.三人的协议写得很清楚，原告、第三人李军华及我方均是公司原始股东；3.协议中约定的入股资金是以支付公司各项开销的方式缴纳，有公司流水账、对账单及说明可以印证；4.原告所述我因与第三人李军华经营理念不同退出公司，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是第三人李军华突然要求我退出，我不想继续在骗局当中，就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当即表态退出，我退出时公司还有大量盈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依职权调取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近年经营情况（内部账本）》即银行流水系单方制作，无被告签章且非被告公账账户流水，被告亦不认可上述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2.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四份《会议签到表》（共5页）系原件，原告虽不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对其签字无异议，亦无证据证明上述证据系伪造，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3.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的（2018）五劳人仲字第102号《仲裁裁决书》与本案诉争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信，其余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4.被告申请调取的《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案件审理笔录》与本案诉争事实有关，本院予以采信，其余证据与各方当事人于本案中提交证据一致的，以本院证据认证为准，其余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2014年3月26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100万元，被告章程载明出资时间为2015年3月24日，案外人郑斌（已于2018年12月17日死亡）为被告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2016年12月19日，案外人郑斌作出《股东决定》将被告全部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李军华，并与第三人李军华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办理了变更登记、修改了被告公司章程，变更后被告仍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另查明，1.原告（丙方）及第三人李军华（甲方）、吴宗集（乙方）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云南华春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对三方合作依据及宗旨、合作期限及前提、股东合作方式及其出资入股情况、公司名称和经营地点、职务和分工、出资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利润分配方式、经营运作资金的增加、股份退还及转让方式、公司的解散和清算、违约事项、保密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其中“合作期限及前提”约定，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合作三方根据占股比例进行分担；股东合作方式及其出资入股情况约定，甲方以现金出资31万元及自身资源入股，所占股份为31%，乙方以现金出资26万元及自身资源入股，所占股份为26%，丙方以现金出资5万元及自身资源入股，所占股份为26%，公司预留下17%的原始股份采用售配结合的方式转给公司主要骨干，以上现金出资主要用于公司的经营开支，包括办公及住所房屋租赁和装修，购买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开支办公费用，员工工资；公司注册完成后，九十日内，注册资金62万元按照各自股份比例打入公司账户作为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不得撤回，另外38万元在公司注册之日起半年内按照各自股份比例打入公司账户，如不能按时出资者视为自动退股；职务和分工约定，甲方为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整体的经营与管理兼公司主网（35kV及以上）工程设计任务技术管控及攻关人，乙方为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主网（35kV及以上）工程设计任务（生产）组织实施及兼公司城农网土建设计技术负责人，同时负责财务、人事、市场策划等具体事务的管理，同时协助总经理的经营管理，丙为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农城网工程设计任务（生产）组织安排及资源调配，收集员工各种建议和意见，同时协助总经理的经营管理；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责任约定，新公司严格按《公司法》进行运作，公司形成的财产收益及附属物为甲、乙、丙合作三方共有财产，由三方按其比例共有等主要内容；2.原告及第三人李军华、吴宗集于2014年8月8日签订《合作退出对账单及说明》对第三人吴宗集投入资金的本金及利息进行对账，并确认由第三人李军华将对账金额347795元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支付给第三人吴宗集等主要内容。再查明，1.2015年9月29日，第三人李军华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签到表》中载明：“2014年6月30日所发文件（2014）02号及类似合伙协议均废止”，原告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2016年2月1日，第三人李军华第二次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签到表》中载明：“另明确，公司原股东解散，于新宝不再任股东”，原告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2016年3月1日，第三人李军华第三次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签到表》中载明：“而于新宝申请留借给公司的伍万元，按所用时间及年利率8%给予计结”，原告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2017年5月31日，第三人李军华再次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签到表》中载明：“而于新宝原担任的职务继续担任，所得待遇将根据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给予适当兑现。至于初期他投借给公司的那伍万元整钱已于2017年3月27日退回到他的工资卡上，并按约定8%的年利率支付了利息。”，原告在《会议签到表》上签字；2.第三人李军华于2017年3月29日向原告于新宝账户分别转账5万元及1.1万元，转账摘要为“退回20140704所借款”及“付所借款2年9个月的利息”；3.原、被告双方因劳动争议向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被告在审理过程中自认2014年12月1日至2017年3月29日期间原告系其股东，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017年3月29日原告与第三人李军华达成口头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将股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李军华；生效《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于2014年6月30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副总经理，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2018年3月6日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本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原告主张其实际持有被告26%的股权，并诉请法院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及第二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本案中，首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虽原告主张其于被告公司成立之后向被告实际出资5万元，被告予以认可并自认原告为其公司股东，但原告出资并未进入公司账户，不符合法律对股东出资强制性规定；其次，被告公司登记信息显示，公司成立时的登记股东为案外人郑斌，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实缴，公司依法成立，案外人郑斌因实际向被告公司出资成为公司股东，公司成立后股东是否抽逃出资不影响其股东资格的认定；另，涉案《合作协议》由原告、第三人李军华、吴宗集签署于被告公司成立之后，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各方当事人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且对共同经营的资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三，虽原告诉称《合作协议》中所约定的公司股权实际由案外人郑斌代为持有，但并未举证证明其与案外人郑斌之间就股权代持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过约定；最后，第三人李军华于2016年12月19日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被告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后，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其与第三人李军华之间存在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的权利义务关系。综上，原告无证据证明其依法向被告出资，其与第三人李华军、吴宗集依据《合作协议》所为行为亦不符合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主体地位的法律特征，故其诉请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于新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于新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符雅琪人民陪审员  杨建平人民陪审员  罗淑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段格书记员周雪莲和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