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7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某1，男，1944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金，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詹某，女，1942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33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63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2，女，1971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州市仓山区。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常曈，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胜红，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某1、詹某因与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民0111民初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方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金金，上诉人詹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宇，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常瞳、黄胜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方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方某2的诉讼请求，并由陈某1、陈某2、方某2承担一审及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既采纳“长女”登记认定方秋英和郑依妹是亲生母女关系，又认定“郑依妹收养方秋英”的事实，认定事实前后矛盾，并据此作出陈某1、陈某2、方某2享有继承权的判决错误。二、新店派出所明确拒绝了法院的调查核实，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其出具的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新店派出所在本案中出具了多份证明，与其提供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的内容所记载的人物身份关系相互矛盾、严重冲突，而其又明确了其持有“1964-1979年的户口底册”和“1980-1986年的户口底册”，方某1和詹某均在一审中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调取新店派出所持有的两份户口底册。一审庭审中，法庭明确向各方释明，已向新店派出所调取相关材料，但新店派出所无任何理由拒绝提供相关底册。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新店派出所出具的人口底册和证明，无原始凭证核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公安提供的人口底册和多份《证明》所体现的人物身份关系矛盾混乱，民间俗语不能成为公安机关登记户口信息的依据，公安机关从未表达证明的错误是对人口底册的修正。法院引用“清饭放着酸，冇疼外甥孙”的福州话俗语，没有出处或文献记载，或经民俗专家论证，以一句俗语内容作为认定继承权纠纷中重要身份关系的依据，不具有说服力。三、五凤派出所“孙女”记载错误。本案五份公安证明材料法院均予以采纳。但新店派出所三份，方某2为郑依妹养女，五凤派出所两份，方某2为郑依妹孙女，本案未见登记变更的原因。从证据角度，前三份和后两份证据，对于本案当事人之一方某2的身份认定完全不同，其证明力是不能并存的。四、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方秋英既不是郑依妹长女，也不是养女，而是郑依妹的“外甥女”，该事实也与陈某1、陈某2、方某2的自述一致。方某11968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可证实“方秋英是其表姐”。郑依妹自己生育了二子一女，且自身经济困难，没有收养他人的子嗣需要和物质条件。五、詹某是郑依妹亲生女儿的事实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书予以确认，且本案各方也均认可。 关于方某1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方秋英与郑依妹存在母女关系，证据充分，符合客观和法律事实。陈某1、陈某2、方某2作为方秋英的继承人，有权转继承郑依妹的财产。二、詹某自幼被詹姓夫妇收养，其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法已经解除，已不属于法定继承人。三、詹某无证据证明其对郑依妹尽到抚养义务。四、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合法有效，方某1到目前为止并无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上诉人詹某同意上诉人方某1的上诉意见。 詹某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陈某1、陈某2、方某2的诉讼请求，并由陈某1、陈某2、方某2承担一审及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错误认定“詹某已与詹姓父母形成父母子女关系”，从而认定上诉人詹某对郑依妹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詹某成年后，对母亲郑依妹照料有加，至郑依妹逝世，其生活、疾病治疗、看护及开支均由詹某及胞弟方某1在负责。詹某已完全尽到赡养郑依妹的义务，依法享有继承权。二、一审认定方秋英与郑依妹之间存在母女关系是错误的，且在认定收养关系时适用双重标准。三、一审采信存在疑点且无法核对原始凭据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在一审庭审中，法庭明确向各方释明，已向户籍登记机关调取户籍登记底册，但户籍登记机关拒绝提供相关底册。在已查明的人物身份关系与户籍登记机关出具的户籍登记复印件上所载的人物身份关系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公安机关先后出具的若干份户籍信息之间存在矛盾且无法核对原始凭据的情况下，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仍然将新店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及五凤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作为主要定案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 关于上诉人詹某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辩称：詹某未能提供证明其已与詹姓父母脱离父母子女关系，詹某不享有本案的继承权。 上诉人方某1同意上诉人詹某的上诉意见。 原审原告陈某1、陈某2、方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继承人郑依妹名下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屋的拆迁权益（福州市鼓楼区房产及征收补偿款271078元）由陈某1、陈某2、方某2共同继承二分之一份额；2.依法分割位于福州市鼓楼区的房产；3.方某1向陈某1、陈某2、方某2返还二分之一征收补偿款135536元。 一审重审查明：郑依妹与方有冰婚后生育一子方某1。郑依妹、方有冰夫妇收养一女方秋英。1944年方有冰去世。郑依妹于1998年1月死亡。方秋英与陈某1系配偶，婚后生育二子方某5、陈某2，并收养一女方某2。方秋英于2008年12月2日死亡。方某5未婚，于2011年6月23日死亡。2016年9月10日，方某1代郑依妹与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市鼓楼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征收郑依妹坐落于新店乡××××号房屋，并同意在福飞路改造工程安置房二期一区安置105㎡户型一套，及领取征收补偿款271078元。 一审重审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被继承人的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关于詹某是否具有继承权，一审重审认为詹某自幼被詹姓父母收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詹某已与詹姓父母形成父母子女关系，虽其自认郑依妹于1957年将其认回，但也从未与詹姓父母解除收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詹某自述在郑依妹晚年都由其与方某1照顾，应作为继承人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各方当事人应当为合法的法定继承人，詹某主张其为郑依妹女儿，除了自述及郑婉蓉、方伙金陈述外，没有其他有关机关出具的证明，且郑婉蓉未到庭接受询问，方伙金出具两份矛盾的证词，对郑婉蓉、方伙金的谈话笔录不予采纳，故对詹某辩称其应享有继承权，不予支持。 被继承人郑依妹、方秋英均未留有遗嘱或是遗赠抚养协议，故本案依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郑依妹的法定继承人为方秋英、方某1。方秋英的法定继承人为陈某1、方某5、陈某2、方某2，方某5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为陈某1。故郑依妹的遗产由陈某1、陈某2、方某2、方某1继承。坐落于福州市晋安区产的征收安置权益，即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的房产及征收补偿款271078元系郑依妹遗产，由陈某1、陈某2、方某2继承所有二分之一，由方某1继承所有二分之一。为此，判决如下：被继承人郑依妹位于福州市晋安区产的拆迁安置权益（即位于福州市鼓楼区及征收补偿款271078元），由陈某1、陈某2、方某2继承二分之一份额，由方某1继承二分之一份额。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陈某1、陈某2、方某2负担5900元，由方某1负担5900元。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詹某提交了福建南方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9］物鉴字第20190834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詹某与方某1是亲姐弟关系。上诉人方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被上诉人陈某1、陈某2、方某2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对象均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 一审重审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方秋英是否系被继承人郑依妹的法定继承人以及詹某是否享有继承权的问题。 关于方秋英是否系郑依妹的法定继承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的通知》第二条规定了，“…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了，“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根据公安机关所出具的证明及常住人口登记表、义井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粮油供应证以及证人方某3、方某4、郑某等人的证言，郑依妹与方秋英户籍所在地相同，长期共同生活，生活中以母女相待，亲友群众及基层组织亦认可郑依妹与方秋英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一审重审认定郑依妹与方秋英之间形成收养关系，符合上述规定。因此，方秋英系其养母郑依妹的法定继承人。 关于詹某是否享有继承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詹某自小送养詹姓夫妇，与詹姓夫妇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并因此消除与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且无证据证明詹某与养父母之间解除了收养关系。虽然詹某主张郑依妹晚年由其与方某1共同照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因此，一审重审未认定詹某对郑依妹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重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javascript:SLC(297379,170)?)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111民初33号民事判决。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方某1负担5900元，由詹某负担5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永凌 审 判 员 邱 平 审 判 员 林 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李 薇 书 记 员 陈吓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