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民终1625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洋兵，男，1965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曦，四川亚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方桥村。 法定代表人：常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将军，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诗佳，四川发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区青羊区鼓楼北三街**。 法定代表人：李胜元。 上诉人李洋兵与被上诉人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府河苑公司）、原审第三人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167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洋兵上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2019）川0124民初1674号民事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李洋兵是受害人无依据，李洋兵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且现仅有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刑事案件尚未经法院审理作出判决，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李洋兵是否系受害人和能否通过刑事追赃程序均无结论。即使李洋兵被判决认定为刑事受害人也不影响其刑事民事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三条、第八条，可以得出结论：单位有责任的应对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且民事诉讼与刑事追偿程序不冲突。最高人民法院的过往案例也采纳了这一认识，（2017）高法民再304号案和（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案中认为，应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即刑事追赃与民事诉讼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在通过刑事追赃、退赔不能弥补被害人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赋予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2017）最高法民申1914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同一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二、本案李洋兵起诉的是交大府河苑公司，主体不是盛源公司，与盛源公司合同诈骗不是同一事实。判断民事诉讼是否与刑事案件为同意事实需以“同一责任主体”为标准，《经济犯罪问题规定》第2至第5条关于区分行为人刑事责任与单位民事责任之规定、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8条的规定，均体现了这一理念。李洋兵是基于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起诉，一审应首先评价的是基础合同是否真实、有效。如果合同公章是真实的，能代表交大府河苑公司意思表示，法律后果应由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如果公章伪造或不能代表交大府河苑公司，交大府河苑公司对合同缔结是否有过错，是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三、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使用的印章系交大府河苑公司曾多次四通的同源印章，且多个生效判决已认定印章订立的合同是有效的，交大府河苑公司应当履行合同义务。首先，本案合同是在交大府河苑公司项目售楼部签订的。其次，李洋兵专门对其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上交大府河苑公司加盖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李幼平”的印章进行鉴定，鉴定结论系交大府河苑公司曾多次使用过的印章与其在另案中使用的印章为同源印章，且多份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该印章订立的合同有效（见（2015）成郫民初字第4333号民事判决）。（2017）川01民终6692号民事判决及该判决的（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2018）川民终1105号民事判决与（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均认同了上述观点。四、一审法院对交大府河苑公司与盛源公司的关系以及交大府河苑公司授权盛源公司使用公章的事实未予认定，故意遗漏这一重要事实。首先，包括本案第一次一审程序及其他多份生效判决均已经查明，交大府河苑公司与盛源公司合作开发府河苑项目，据此可以认定盛源公司使用公章是基于交大府河苑公司的授权（见（2018）川民终1105号民事判决）。其次，李洋兵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签署合同及付款时间是2014年6月26日，而交大府河苑公司是2014年11月12日才向盛源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见（2016）川01民终1729号民事判决），即使交大府河苑公司认为本案合同是盛源公司私自与李洋兵前述的，签署时间也是在交大府河苑公司授权盛源公司的销售及使用公章有效期内。五、本案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并未开庭审理，径直剥夺李洋兵的诉权，系为审先判。 交大府河苑公司答辩称：一、李洋兵起诉的事实与公安机关对盛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所侦查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依法侦查查明，盛源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同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学府名城”项目，为了填补公司自身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利息，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在明知无“学府名城”项目抵押、担保、处置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对民间资金出借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伪造的印章向36个出借人采用虚假抵押、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借款共计603405529.33元，李洋兵为其中出借人之一。根据公安机关所查明的事实，2014年6月，谭红菊与李洋兵商议借款300万元。为了满足出借条件，李胜元、谭红菊等人用伪造的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冒用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与李洋兵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补充协议》七份，并使用同样的方式出具《委托付款书》，使得李洋兵将300万元转入谭红菊账户。基于上述事实分析，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卧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合作为契机，采取伪造印章手段以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与李洋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使其陷入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愿意为借款提供担保的错误认识并出借款项。在此过程中，李胜元、谭红菊等人隐瞒了其无权以交大府河苑公司房屋为其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实，以骗取借款，上述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李洋兵的损失可以由刑事案件追赃程序得到弥补。本案中，李洋兵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中认定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公安机关已经将其列为受害人之一，相关的诉讼请求包含在公安机关侦查范围之内，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李胜元、谭红菊等人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案件已经由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应当驳回起诉，由刑事案件予以处理。而李洋兵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之规定，受理其起诉交大府河苑公司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上述规定第三条适用的对象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显然不是交大府河苑公司的人员，不能适用该规定。上述规定第八条针对的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及借用、盗用单位介绍信空白合同书等引发的责任规定，与本案中李胜元、谭红菊等人诈骗行为不一致。虽然李洋兵起诉的主体为交大府河苑公司，但《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补充协议》的签订是李胜元、谭红菊等人诈骗行为所致，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才是案件责任主体。二、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才作出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在此之前不论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对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参考性。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6年4月19日对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被伪造事宜进行了立案侦查，后于2018年1月30日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所涉嫌合同诈骗行为立案侦查，并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起诉意见书》。在此期间，部分受害人选择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是基于印章被伪造事实进行的裁判说理，故并没有裁定驳回受害人的起诉。但公安机关现已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所涉嫌合同诈骗行为侦查终结，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案涉七份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与李洋兵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补充协议》属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实施诈骗行为的手段，李洋兵认为本案仍属于民事争议的事实及理由不能成立。同时，我们认为在公安机关已经查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犯罪行为的情形下，已经具备同案同判的前提条件，故应对未决案件适用统一标准，以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包括贵院、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均认为同类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相关法律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三、一审法院在立案后发现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后，直接裁定驳回李洋兵的起诉符合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起诉条件的处理予以实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对人民法院就起诉是否符合条件予以程序规定。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属于民诉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并未规定裁定驳回起诉之前，案件必须经过开庭审理。人民法院对是否符合民事案件起诉条件等进行判断，由其按照职权独立进行认定，并非必须依托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也并非必须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质证或进行辩论后才能予以查明，故一审法院通过书面审理后直接裁定驳回李洋兵的起诉并未违背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盛源公司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李洋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交大府河苑公司将其与李洋兵签订的JD-7-1-2501、JD-7-1-2601、JD-7-1-2602、JD-7-1-2701、JD-7-1-2702、JD-7-1-2801、JD-7-1-2802《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办理预售备案登记；2、判令交大府河苑公司为李洋兵办理上述购房合同所涉房屋的产权预告登记。 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4月27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立字【2016】1320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立字【2018】57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盛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李佳川、吴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经审查查明：盛源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同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位于郫都区名城”项目。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高且无创收项目为公司补充资金推动运营，为了填补公司自身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李胜元、谭红菊、吴健、李佳川等人在明知无“盛源·学府名城”项目抵押、担保、处置主体资格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李佳川按照李胜元的安排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其后通过伪造的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向36个出借人采用虚假抵押、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借款共计603405529.33元，后将骗取资金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支付早期自身公司民间借款的本息和累加后新增的民间借款本息，已经支付该涉案出借人345029831.33元，未支付余额258375698元。李洋兵被列为36名受害人之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李洋兵诉请判令交大府河苑公司将其与李洋兵签订的JD-7-1-2501、JD-7-1-2601、JD-7-1-2602、JD-7-1-2701、JD-7-1-2702、JD-7-1-2801、JD-7-1-2802《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办理预售备案登记所依据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盛源公司等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认定的事实属同一法律事实，盛源公司等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范围也包括了李洋兵诉请主张的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驳回李洋兵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洋兵的起诉。 二审中，李洋兵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1、2019年2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交大府河苑公司、刘霞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2019年3月2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1105号交大府河苑公司、周金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3、2019年1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异1714号唐芬、邓洪金、交大府河苑公司等其他案由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4、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6号交大府河苑公司、薛伯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5、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2号交大府河苑公司、詹鹏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6、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0号交大府河苑公司、李林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7、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9号交大府河苑公司、吴敏华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8、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1号交大府河苑公司、陈秀英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9、2019年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5号交大府河苑公司、张继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10、2019年3月2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946号交大府河苑公司、张琪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判决监督民事裁定书。11、2019年4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复360号涂克华、盛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类执行裁定书。12、2018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6489号交大府河苑公司、李翠华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1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14、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交大府河苑公司以盛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伪造其公章签订合同涉嫌犯罪，已经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作出起诉意见书，要求人民法院移交公安处理的诉请全部被最高人民法院、省高级院和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共14个案件予以驳回。本案的情况与这14个案件类似，根据类案同审的原则，本案应与这14个案件一样，由法院继续审理，以此解决交大府河苑公司是否应当对李洋兵承担担保责任。这14个案件也说明了案涉盛源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伪造印章，实施合同诈骗与交大府河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非同一事实。一审适用最高法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是错误的，应当适用第五条及第十条。 第二组证据：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6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即使本案中所涉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印章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印章系同一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因私刻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交大府河苑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因此被免除；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两案中的购房人与本案中李洋兵同为交大府河苑公司所称的36个受害人，但该两案的生效判决作出后，交大府河苑公司申请再审，请求调取刑事起诉意见书，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份起诉意见书所涉事实与该两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据此裁定驳回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提出的再审审理，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采信的刑事起诉意见书，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证据；3、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2018）川078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781执异10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两案中当事人李晓钏实际与张琪林属于同一笔款项，且108号裁定书载明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将情况说明交与利害关系人交大府河苑公司作为证据出示；4、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24执恢242号案件立案信息、（2019）川01执恢289号案件立案信息，拟证明：交大府河苑公司所谓的36个受害人之一的另案已经恢复执行。 经质证，交大府河苑公司对上述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认可。关于第一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序号为1、2、3、10、11、12案件的作出时间均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事宜侦查终结前作出，因此根据个案的情况由各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与本案一审不同的处理结果；而序号为4、5、6、7、8、9案件的事实是交大府河苑公司逾期交房，与真实房屋买受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这部分不是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合同诈骗的受害人，与李洋兵主张的事实及理由完全不一样。关于第二组的质证意见：前述案件作出时间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事宜侦查终结前作出，因此根据个案的情况由各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与本案一审不同的处理结果；本案是基于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与前述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矛盾。 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1民终3940号民事裁定书，及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7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公安机关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终结后，依据新的事实，各级法院已针对同类型案件作出了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本案亦应适用同案同判原则。 李洋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三份法律文书虽已生效，但据了解前述案件的原告都在进行申诉，故不应作为本案的同案同判依据。 盛源公司对李洋兵、交大府河苑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李洋兵、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各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交大府河苑公司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无补充。李洋兵认为一审未经过开庭及举证质证程序，其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李洋兵据以主张办理预售备案登记并对相关房屋办理产权预告登记的诉请，系以案涉JD-7-1-2501、JD-7-1-2601、JD-7-1-2602、JD-7-1-2701、JD-7-1-2702、JD-7-1-2801、JD-7-1-2802《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作为事实基础。而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侦查查明事实，即：盛源公司在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合作开发“盛源．学府名城”项目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等原因，为填补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胜元及股东谭红菊等人伪造了交大府河苑公司的相关印章，并采用伪造的印章、冒用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为出借人出具房屋买卖合同及网签、备案的方式，向36个出借人提供虚假抵押、重复抵押担保，以此方式骗取借款；李洋兵被列为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前述犯罪行为的36个受害人之一。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对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范围包括了李洋兵在本案中诉请所涉的房屋和款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李洋兵诉请的基础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的事实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李洋兵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经查，李洋兵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异1714号执行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6489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01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6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2018）川078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的作出时间均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前。在上述案件的审理阶段，关于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尚未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故，上列案件依据审理终结前的已有事实作出认定，相应的处理结果与本案依据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矛盾。而李洋兵提交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6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0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8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终175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纠纷系因逾期交房的问题产生的，与本案事实不同，不适用“同案同判”的规则。同时，李洋兵提交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1105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执复360号执行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的作出时间虽然在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后，但各个生效裁判文书均以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的立案决定书不能证明与该案所涉纠纷之间的关联性且无侦查结果为由，认定该份新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或者以124号《起诉意见书》不能证明该案所涉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为由，对交大府河苑公司要求调取该《起诉意见书》作为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由此可见，该部分案件亦未查明124号《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且再审审理程序中对于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的处理意见，并不影响本案中基于《起诉意见书》已查明事实作出认定。 关于李洋兵上诉认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在对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的过程中，经梳理发现该局于2019年1月23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涉36个受害人中尹焕青、黄子立、李洋兵、名德置业（赵彬）、寇小平、江山、苏蓉等七人与一审法院的在审案件重合，并认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合同诈骗案件相关情况通报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根据本案在卷的已有证据材料及公安机关的通报事实，经书面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李洋兵起诉的处理结果，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李洋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的受理费，依法予以免收。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龚 耘 审判员 赵 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丁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