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3民特416号申请人（仲裁被申请人）：深圳市粤鸿盛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外贸轻工大厦1204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4Ｊ。法定代表人：曾旭程，该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志婧，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依致，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仲裁申请人）：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深圳湾段）3239号阿里云大厦S2号楼3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0Ｈ。法定代表人：张阔，该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珊，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辉，广东鹏讯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人深圳市粤鸿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鸿盛公司）与被申请人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达通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粤鸿盛公司向本院申请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7）深仲裁字第48号。事实和理由：一、一达通公司隐瞒了足以影响案件送达及裁判的重要证据。（一）粤鸿盛公司与一达通公司签订了《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和《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其中《合作协议书》“十三、协议生效及其他”约定“3.所有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乙方及乙方关联公司知识产权相关的使用规则等）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通过三份协议才能共同确定双方合作关系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但一达通公司仅向法院提交了《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隐瞒了其他两份关键证据，但仲裁庭仅依据三份协议之一的一份证据作出裁决。（二）粤鸿盛公司已经于2017年1月6日委托案外人李辉文支付了报关单号为5201201605163554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老关缉新违字[2017]0344号）的处罚金55000元，并将该水单发至一达通公司的邮箱。一达通公司故意隐瞒上述事实，导致裁决书就粤鸿盛公司已经承担的部分重复支付，已经影响到了裁决的公正。二、仲裁文书的送达问题。（一）仲裁委未依据粤鸿盛公司法定住所送达仲裁文书，2017年3月20日粤鸿盛公司住所变更为深圳市××街道××路外贸轻工大厦××室，但仲裁委从未向该址寄送过任何文书。（二）共同调整合作关系的三份协议均约定了联系电话及邮箱，《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电话为138××××4447，并且约定了电子邮箱425×××＠ｑｑ.ｃｏｍ，联系人为詹宏伟，联系地址为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座204。《合作协议书》约定电话为138××××4447（同《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联系电话），联系人为曾旭程，联系地址为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座204。《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指定邮箱425×××＠ｑｑ.ｃｏｍ（同《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的邮箱一致），联系地址为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座204。三份协议虽然约定的送达地址均一致，但三份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联系电话，138××××4447为粤鸿盛公司法定代表人常用电话，一直没有变更过，根据仲裁委送达不能的退件原因均为没有联系电话，无法送达的原因系仲裁委未填写协议书已经载明的电话，该原因不可归于粤鸿盛公司。仲裁规则约定可以以当事人约定的地址送达，仲裁委以当事人约定地址送达的同时，也应该履行协议约定地址的审查义务。即使依据唯一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仲裁委在进行约定地址审查时，也足以审查有联系电话，也应该注明联系电话。（三）无法送达的原因证明仲裁委存在送达上的程序过错，仲裁委在邮寄送达时未写明双方已经约定的已载明的粤鸿盛公司联系电话，导致快递因无电话被退件，在仲裁委14次文书送达过程中，EMS“退改批条”明确注明“原址查无此人，无电话无法联系收件人”，在多次收到退件后，明知退件的原因是没有电话及查无此人、此单位的情况下，无论是书记员还是仲裁员，均没有审查约定地址的具体内容，也没有采用其他的补救性送迖方式有效送达。（四）一达通公司一直与粤鸿盛公司就涉及本案的争议保持沟通，故意向粤鸿盛公司隐瞒本案已提起仲裁的事实，同时一达通公司提交的粤鸿盛公司的送达地址并非法定有效的通讯地址，也未向提交双方一直在联系过沟通的电话及邮箱，导致粤鸿盛公司无法应诉。（五）裁决书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但仲裁机构未向粤鸿盛公司的法定通讯地址送达。三、仲裁的举证及质证程序存在瑕疵。（一）本案关键证据存在逾期提供情形，仲裁庭却直接采纳，属于程序违法，仲裁庭审过程中，仲裁庭要求一达通公司庭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公证书，即应当不晚于2017年3月10日提供该证据。然而仲裁庭于2017年9月11日才向粤鸿盛公司寄出该证据，比仲裁委指定的举证时间晚了6个月，且该证据并未经质证，仲裁委直接采信并据此作出裁决，存在程序违法情形。（二）据以作出裁决的多份关键证据未在仲裁委留存备份，一达通公司涉嫌未向仲裁委提供，仲裁委亦有可能未向粤鸿盛公司依法送达，粤鸿盛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向深圳仲裁委申请阅卷，并由李秘书（联系电话258××××2665）将本案的全卷材料复印后交付给粤鸿盛公司。通过比对庭审笔录内容，发现卷内并无庭审笔录中涉及并据以作出裁决书的关键证据。经统计，缺失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庭审笔录中注明的当庭提交的证据1海关保证金专用收据（3份）、证据2海关收取担保凭单、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的律师费发票、证据4三份费用回单、证据5海关认证企业标准、证据6出口订单流程。一达通公司极有可能没有向仲裁委提交。而粤鸿盛公司的所有快递均系退件，至今无法核实仲裁委寄送邮件实质内容是否与快递单注明的仲裁文书名称一致。四、仲裁的审理期限严重超过规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裁决。本案于2017年2月13日成立仲裁庭，仲裁裁决书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已经严重超过审限。五、仲裁员刘振东与一达通公司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该仲裁员应回避未回避。刘振东2010年至2016年工作单为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在本案审理期间，工作单位为深圳市对外企业发展促进会，根据深圳海关官网中显示企业管理处的职责，一达通公司与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还有一定的业务协作基础，而刘振东作为该处领导之一，与一达通公司存在业务协作关系，还与一达通公司保持密切的培训、业务往来活动，可知刘振东所在单位与一达通公司有密切的往来，在2017年4月本案审理期间，刘振东与一达通公司副总裁共同作为主要嘉宾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排除双方有接触。一达通公司辩称：一、仲裁送达不存在问题，仲裁程序正当。1、仲裁送达不存在问题，深圳仲裁委员会最早于2017年1月17日开始向粤鸿盛公司送达仲裁文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以及审理之后多次向粤鸿盛公司以及一达通公司出具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上的约定地址、粤鸿盛公司当时的注册地址以及当时注册地址变更之前的地址，分别送达了仲裁申请书、仲裁组庭通知、仲裁开庭通知、补充证据、仲裁书等案件材料。根据仲裁案件所适用的2011年5月1日施行的《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仲裁委会向粤鸿盛公司送达仲裁文书，粤鸿盛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才变更新的住所。因此仲裁委在最开始送达时已经尽到了仲裁阶段的审查义务，由于粤鸿盛公司自己没有按照注册地址以及合同约定的地址经营，导致无法送达。《仲裁规则》并没有要求必须注明被送达人的电话，《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中约定的联系人是詹宏伟并注明其电话，按照一般的理解，该电话应该就是詹宏伟的联系方式，而不是粤鸿盛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联系方式。2、仲裁审理的期限符合仲裁规则的约定，根据仲裁书第2页由于重要证据即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由海关作出的，根据海关最后作出决定书的时间，经仲裁委员会的主任批准，仲裁期限延长至2018年2月11日。该审理期限符合仲裁规则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二、一达通公司没有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粤鸿盛公司的货物被海关查处后一达通公司一直与粤鸿盛公司沟通海关保证金缴纳的事宜，但粤鸿盛公司拒绝复核，也没有向一达通公司提供任何缴费凭证，一达通公司没有隐瞒证据。三、裁决结果公平公正，根据一达通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一达通公司为粤鸿盛公司提供货物出口服务，粤鸿盛公司以一达通公司的名义完成出口报关等手续。因此，在粤鸿盛公司的出口货物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海关直接进行处罚的是一达通公司。依据一达通公司与粤鸿盛公司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的约定，因粤鸿盛公司的违约行为，给一达通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粤鸿盛公司承担。因此，在粤鸿盛公司没有提交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仲裁委根据海关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裁决由粤鸿盛公司承担一达通公司的损失。本院经审查查明：一、仲裁基本情况2016年4月21日一达通公司与粤鸿盛公司签订了编号为S0094298《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11.2约定，“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纠纷，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提请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一达通公司依据《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仲裁条款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一、粤鸿盛公司支付一达通公司因被海关处罚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24000元；二、粤鸿盛公司支付一达通公司支出的案件处理费用人民币1870元；三、粤鸿盛公司赔偿一达通公司商誉等其他方面损失共计人民币20万元；四、粤鸿盛公司承担本次仲裁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保全费和律师费，合计人民币5万元。该案适用2011年5月1日施行的《仲裁规则》。2018年2月21日深圳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深仲裁字第48号裁决：1.粤鸿盛公司支付一达通公司因海关处罚导致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24000元；2.粤鸿盛公司承担一达通公司赴黄埔老港海关处理案件支出的差旅费人民币1870元；3.粤鸿盛公司承担一达通公司为本案支出的保险费人民币1500元；4.粤鸿盛公司补偿一达通公司律师费人民币15000元；5.驳回一达通公司其他仲裁请求。6.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8674元由粤鸿盛公司承担。二、仲裁送达情况2016年4月21日签订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上记载：粤鸿盛公司的联系地址为“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栋204”，授权联系人为詹宏伟，电话138××××4447。《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13.5条约定：双方确认，按本协议列明的地址、电话、传真及姓名或名称发出和接收的书面文件，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涉案仲裁受理时，粤鸿盛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锦绣大厦A栋10B，该地址使用期限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3月20日。2017年3月20日开始变更使用新的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外贸轻工大厦1204室”。受理仲裁案件之后至2017年3月14日期间，深圳仲裁委员会向粤鸿盛公司同时邮寄了仲裁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仲裁通知书、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格式文书、组庭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一达通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通知书）至以下三个地址：2016年9月2日前使用的工商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凤凰路197号工纺大厦1228房”、仲裁当时的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锦绣大厦A栋10B”、合同约定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座204”，收件人为粤鸿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旭程，单位名称为粤鸿盛公司，联系电话未写。送达材料因“原址查无此人”“迁移地址不明”“无电话”等原因被退回。2017年9月11日深圳仲裁委员会继续向粤鸿盛公司上述三个地址邮寄送达了一达通公司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2份、公证书、质证通知书。2018年1月15日、2018年2月23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向粤鸿盛公司分别邮寄送达一达通公司提交的海关处罚决定书四份、仲裁裁决书至“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锦绣大厦A栋10B”。送达材料因“上门无人、无法电联”、“原址查无此人、查无此公司”退回。粤鸿盛公司称双方之间一直有邮件往来并提交了小小酒桶（粤鸿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旭程）与泗溪（一达通公司王笑赢）wxy@alibaba-inc.com之间在2016年11月14日至2017年1月13日电邮往来打印件。在《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及《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中均有曾旭程的上述邮箱地址。一达通公司对上述邮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但确认王笑赢曾是其员工。对于电邮中没有提到仲裁一事，一达通公司称当时还在沟通保证金缴纳的事宜，还在做财产保全。三、《出口服务委托函》裁决书“仲裁庭查明事实”部分载明：粤鸿盛公司通过一达通公司的一达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2016年8月12日签订了两份《出口服务委托函》（NO.1539052-50、NO.1539052-51）、8月18日签订了两份《出口服务委托函》（NO.1539052-56、NO.1539052-59）作为协议书的补充内容。一达通公司称其在仲裁请求中要求粤鸿盛公司赔偿的损失就是上述四份《出口服务委托函》项下货物因粤鸿盛公司申报不实被海关罚款而造成的损失。这四份《出口服务委托函》上载明：“本《出口服务委托函》，为我方与贵司签署的《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的补充内容，委托函的内容与服务协议中约定不一致的，以委托函中内容为准；其他未尽事宜，以服务协议中内容为准。”四、《合作协议书》和《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本案审理过程中，粤鸿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SZYDTHER-0002062号《合作协议书》和编号为B50YPD-0002064《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拟证明涉案纠纷是《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项下的法律关系，一达通公司隐瞒了上述证据。粤鸿盛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书》记载：粤鸿盛公司的联系地址为“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栋204”，授权联系人曾旭程，电话138××××4447。在“二、合作方式”中约定：甲方与乙方的合作方式主要以甲方作为乙方第三方服务商的合作方式为主，甲方符合乙方相关签约用户准入条件且经乙方审核通过的，也可作为乙方签约用户的合作方式。该两种合作方式的具体业务模式依照以下执行。1、甲方作为乙方第三方服务商的合作方式。该种模式下，甲方负责为乙方的签约客户提供包括客户咨询、准入审核、下单、跟单等服务。甲方所服务的客户，包括甲方引入、乙方自有以及双方共同开发的客户。具体的合作内容以甲方与乙方关联公司签署的《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为准。《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的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2、甲方作为乙方签约用户的合作方式。该种模式下，甲方负责督促境内供应商将货物交付给乙方并向乙方开具税务发票；乙方负责提供货物出口保管、物流、收汇、退税和贸易融资等服务。具体的合作内容以双方签署的《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为准。《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的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第十三条“协议生效及其他”约定：双方确认，按本协议列明的地址、电话、传真及姓名或名称发出和接受的书面文件，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合作协议书》上盖有粤鸿盛公司公章与一达通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未签署日期。粤鸿盛公司提交的《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中记载甲方是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乙方粤鸿盛公司。该合作协议约定合作内容为：乙方入驻甲方提供技术支持的外贸服务市场，发布代理操作服务信息，供一达通用户订购代理操作服务，并按甲方培训要求及标准和用户的实际需要，向委托一达通提供外贸综合服务过程中的用户提供包括用户咨询、准入审核、下单操作、跟单服务等第三方服务。该协议上盖有粤鸿盛公司公章和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未签署日期。一达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并认为即使《合作协议》是真实的，是在《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签订之前一达通公司与粤鸿盛公司达成的一个初步合作意向，并未对具体合作内容及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只是另一种合作方式的具体内容约定，与仲裁案件的代理出口保管业务无关，该《合作协议》和《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是否提交，并不影响仲裁案件的裁决。五、关于交付罚金粤鸿盛公司称其已经委托案外人李辉文支付了报关单文号520120160516355467（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为：老关缉新违字【2017】0344号）的处罚金55000元，并将该水单发送至一达通公司的邮箱。为证明上述事实，粤鸿盛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个人客户境内人民币汇款申请书。一达通公司称其未提供银行流水单及海关收据等凭证，无法证明其缴纳担保金的事实。如果其中一单确为粤鸿盛公司缴纳，一达通公司愿意在执行程序中扣减。六、关于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卷宗保存粤鸿盛公司称其在涉案仲裁卷宗中没有发现一达通公司提交的6份证据，具体包括：一达通公司当庭提交的证据1三份海关保证金专用收据、证据2海关收取担保凭单、证据3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证据4三份费用回单、证据5海关认证企业标准、证据6出口订单流程。2018年9月29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向本院提交了《关于（2017）深仲受字第48号案相关证据的说明》，称：经本会核实，一达通公司当庭向仲裁庭提交了上述证据，仲裁庭进行了核实，并于庭后向粤鸿盛公司邮寄送达上述证据进行质证。案卷中缺失上述证据的原因是仲裁庭秘书在整理仲裁卷宗时遗漏装订该部分证据，现该部分证据已另行装订成卷备查。本院认为，粤鸿盛公司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审查。一、关于涉案仲裁送达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从受理仲裁案件至2018年1月18日之前，仲裁机构向2016年9月2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粤鸿盛公司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锦绣大厦A栋10B”、2016年9月2日前粤鸿盛公司注册登记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凤凰路197号工纺大厦1228房”、《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约定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花园B座204”上述三个地址同时邮寄送达仲裁材料，2018年1月18日之后仲裁机构邮寄送达海关处罚决定书及仲裁裁决书至“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锦绣大厦A栋10B”，虽然该地址不是合同约定的地址，但根据之前仲裁机构的送达情况，即使按照合同约定地址也同样无法送达成功。粤鸿盛公司在《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中约定了联系地址，也约定了送达的法律效力，该约定对其具有约束力。粤鸿盛公司明知合同约定地址已无法收件，却从未向一达通公司通知变更联系地址，存在明显过错。粤鸿盛公司称仲裁机构未在邮寄单上填写联系电话，导致其未收到仲裁材料，本院认为，《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第13.5条并未要求送达必须一并列明“地址、电话、传真、姓名或名称”，各方可以选择通过地址、电话、传真的任一方式与对方进行联系，故未能填写联系电话不能构成送达程序违法的理由。粤鸿盛公司主张其与一达通公司之间存在电邮往来，本院认为，双方约定“按本协议列明的地址、电话、传真及姓名或名称发出和接受的书面文件，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电邮往来不能否定按照合同约定地址进行送达的效力，该理由同样不能构成送达程序违法的理由。根据《仲裁规则》第一百零八条，仲裁文书、通知等案件材料除直接送达外，以邮寄、传真、电报、电传送至被送达人的营业地点、惯常住所地、现住地的通讯地址、身份证载明的地址、户籍所在地、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或者被送达人书面告知的地址，均视为送达。仲裁机构委员会已尽到了充分送达的努力，符合《仲裁规则》第一百零八条关于送达的规定。粤鸿盛公司未能实际收到仲裁材料，这是粤鸿盛公司自身过错而导致，其应承担送达不到的不利后果。二、仲裁员是否存在需要回避而未回避的情形。涉案仲裁的仲裁员系独任，因双方未能在指定期限内共同选定也未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故深圳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刘振东为仲裁员。粤鸿盛公司主张刘振东与一达通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但其所称的刘振东曾在深圳海关企业管理处的工作背景以及深圳海关与一达通公司的联系和接触等均属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不能证明刘振东与一达通公司存在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利害关系，该理由不能成立，上述情形不构成仲裁员的回避事由。三、仲裁过程中的举证及质证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粤鸿盛公司称仲裁庭采信了一达通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且未经质证，违反法定程序。本院认为，根据《仲裁规则》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的，仲裁庭可以允许其在庭审中或庭审后一定期限内提交。逾期提交的证据，仲裁庭可不予接受”，根据该条，仲裁庭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又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条，“书面审理案件的证据和庭审中或开庭后提交的证据，在送达给其他当事人并给予合理的书面质证期间后，亦可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仲裁庭将一达通公司庭后补充提交的证据向包括合同约定地址在内的三个地址进行了邮寄送达，该送达符合仲裁规则，粤鸿盛公司因自身原因未能发表质证意见，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仲裁举证和质证程序并不违反法定程序。粤鸿盛公司称据以作出裁决的六份证据（具体包括一达通公司当庭提交的三份海关保证金专用收据、海关收取担保凭单、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三份费用回单、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出口订单流程）在仲裁机构未留存备份，一达通公司有可能未向仲裁庭提供，或者仲裁庭有可能未向粤鸿盛公司依法送达，仲裁程序违法。本院认为，根据仲裁庭的说明，案卷中缺失上述证据系仲裁庭秘书遗漏装订而导致。从仲裁庭审笔录、仲裁机构向粤鸿盛公司邮寄的详情单及仲裁裁决可以看出，一达通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上述六份证据且仲裁庭已将这些证据向粤鸿盛公司进行了送达，并无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四、仲裁审限超期的问题。根据《仲裁规则》第八十一条，“仲裁庭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裁决”，又根据《仲裁规则》第六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延长审理期限的，由仲裁庭报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因此仲裁审限是否延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涉案仲裁中仲裁庭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延长审理期限至2018年2月11日，该程序符合仲裁规则。五、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粤鸿盛公司主张一达通公司隐瞒了《合作协议书》和《代理操作服务合作协议》，该两份协议和《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共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本院认为，一达通公司基于《外贸代理出口协议书》项下四份《出口服务委托函》产生的纠纷申请仲裁，《出口服务委托函》中明确约定“本《出口服务委托函》为粤鸿盛公司和一达通公司签署的《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的补充内容”，而《合作协议书》仅约定了粤鸿盛公司与一达通公司的合作模式，并不涉及到具体的合同内容，具体合作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是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粤鸿盛公司签订，签订主体与《外贸出口服务协议书》不相同，从上述两份合同本身无法看出与涉案纠纷存在关联，粤鸿盛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该两份合同会影响涉案纠纷的公正裁决，故粤鸿盛公司主张一达通公司隐瞒这两份合同的主张不能成立。粤鸿盛公司主张其已缴纳了520120160516355467的处罚金55000元，裁决未予以扣除。本院认为，粤鸿盛公司自行缴纳了处罚金，其应向仲裁庭提交证据主张扣除，粤鸿盛公司因自身原因未能到庭陈述意见，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粤鸿盛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已将缴纳处罚金一事告知一达通公司，一达通公司并不持有该证据，其在仲裁请求未予以扣除不属于故意隐瞒证据。而且，在本案审理中，一达通公司已确认其愿意在执行程序中扣减粤鸿盛公司已缴纳的处罚金，执行该涉案裁决对粤鸿盛公司并不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粤鸿盛公司关于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粤鸿盛公司的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申请人深圳市粤鸿盛贸易有限公司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申请费人民币400元，由申请人深圳市粤鸿盛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朱    萍审判员 梁  乐  乐审判员 赵  雪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詹伟文（兼）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人民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中作出的裁定，除不予受理、驳回申请、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外，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申请复议、提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