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民初65号 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延安路111号清波商厦D座301室。 法定代表人：沈建声，董事长。 诉讼委托代理人：刘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王宓，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100号。 法定代表人：李志龙，主任。 诉讼委托代理人：马宏利，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委托代理人：王永皓，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19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9年1月2日作出（2018）浙民初65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双方均未对该裁定提出上诉。本院依法于2019年4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斌、王宓，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宏利、王永皓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疑难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定为：判令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支付土地转让款81784万元及资金利息损失17791万元（以81784万元为基数，按原告实际融资成本年7.3%计息，从2015年12月7日暂计至起诉日2018年11月15日，此后以81784万元为基数，按年7.3%计息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债务完毕之日），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01年7月26日，浙江钱江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同意划出彩虹城建设用地范围内西南角土地49033平方米（折73.55亩，以实测面积为准），由乙方用以安排高科技建设项目。乙方按实际收回的土地面积（至道路中心线）向甲方支付土地费用。地价的计算按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该土地款实测后移交时一次性付清。此后，由于高科技建设项目一直未能落实，双方均未办理所有相关土地权属转移的法律手续，案涉49033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人一直是原告。2014年12月8日，原告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被告寄送了关于解除《协议书》的通知。2015年3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解除《协议书》的行为无效。2017年9月28日，（2017）浙民终427号终审判决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协议书》的行为无效。期间，被告强行调整案涉土地使用权的规划，并于2015年12月7日单方面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及周边配套设施、停车场、绿化、道路等。经多次催告，被告至今未付土地转让款。经评估，案涉土地使用权2015年12月7日的价格为81784万元。被告需按此价格向原告支付土地转让款，并赔偿迟延支付期间的资金利息损失。 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辩称：一、原告主张其一直系涉案土地使用权人无依据。与（2015）浙杭民初字第14号、（2017）浙民终42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法院的认定不一致。案涉土地已通过土地证换证、划出等方式转移了土地使用权，原告对此明知且主动实施，是原告积极履行《协议书》的客观表现。原告称案涉土地使用权仍归其所有，与前述事实不符，也与其向有关部门提交的文书资料自相矛盾。二、原告诉请缺乏依据。《协议书》约定，土地费用的计算以原告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指的是原告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实际支出的费用，而非该地块的市场价值，更不是2015年12月7日的市场价格。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其所谓评估价格支付“土地转让款”，明显违背双方约定和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根据前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被告曾于2012年8月15日、2014年10月23日两次向原告发函，要求其提供截至《协议书》签订之日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原告至今仍未提交任何相关资料。原告不仅未履行自身义务，还将支付该款项的责任推给被告，与事实不符，更缺乏合同上的依据。三、根据杭高新（2000）224号被告对原告拟开发的彩虹城详细规划设计的批复，出让地块范围内可建地上建筑总面积565800平方米（其中住宅501581平方米）。《协议书》签订后，被告收回彩虹城建设用地，原告分别于2002年10月、2003年4月提出请示，以其划出部分用地等为由要求提高总体容积率到2.5，被告予以同意。由此，原告不仅没有因土地建设面积缩小而导致损失，反而通过容积率等调整增加了建设面积，获得了超过原有预期的可观收益。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协议书》，拟证明：双方于2001年7月26日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转让49033平方米建设用地使用权，被告按实际收回的土地面积向原告支付土地费用。地价计算按原告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土地款实测后移交时一次性付清。 2.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原告原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07547平方米。 3.《解除函》，拟证明：2014年12月8日，原告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向被告寄送了关于解除《协议书》的通知。 4.（2017）浙民终4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2017年9月28日，本院终审判决解除《协议书》的行为无效。该判决书认定：2009年6月12日，浙江钱江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原告。2015年12月7日，案涉土地使用权人变更为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 5.《杭州市建设用地勘测定界成果》，拟证明：2015年8月，案涉土地使用权尚为原告名下的城镇住宅用地。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一书一方案”，拟证明：2015年10月20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从原告处收回案涉土地使用权。 7.《关于要求对彩虹城地块进行补偿的函》、《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彩虹城地块补偿问题的报告》，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4月连续发函给被告要求解决地块补偿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 8.《土地评估报告》，拟证明：案涉建设用地使用权2015年12月7日的价格为81784万元。 9.《回函》，拟证明：2012年8月27日，原告向被告回函，基于原《协议书》签订的基础已经消失，建议恢复涉案土地的建设主体和使用性质，继续由原告开发建设。从2012年至2014年，双方一直在协商共同开发事宜。 10.《土地评估报告》二份，拟证明：原告委托杭州永正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在2001年、2015年的价格进行了评估，作为双方协商土地价格的依据。均已送达被告，并非原告不肯提供土地的实际成本致使被告至今未能支付土地费用。 11.贷款合同及借款凭证十套、工商信息三份，拟证明：原告及其子公司2015年至2018年平均融资成本是年7.3%，融资主体杭州钱江正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钱江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钱江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原告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12.中国搜地网2001年7月杭州滨江区10、11、12号地块的成交情况，拟证明：《协议书》签订时，同类地段土地的市场成交价在每亩200万元以上。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如下：原告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协议书第二条明确土地价格按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第四条约定，原告应按彩虹城建设成本提供1万平方米居住用房，但至今未提供，也未提供居住用房建安成本，被告对此保留追偿权利。原告证据2，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证已经作废，前案判决已经认定原告将案涉49033平方米土地划出给被告。原告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前案已确认《解除函》无效。解除理由未包含被告没有提供价款违约解除，说明原告知道款项未支付的原因不在被告。原告证据4，被告无异议。原告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勘测表无法证明案涉土地仍在原告名下。根据附件的土地分类图斑一览表，用地单位是滨江教育局，土地分类是指之前整体规划是城镇住宅用地。被告收回土地用于建设小学、菜场等公共配套设施，没有从中获益；且配套项目对原告房产的增值也有很大作用。原告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根据前案判决，土地早已划出收回。因当时被告收回土地还没有开始做项目，原告要求搭建临时工棚，经过被告同意使用。2015年学校要进场，被告要求强制腾退，原告就拆掉了。原告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收到后双方进行多次协商，但不认可函内表述的内容，这块地在2001年已经划出给被告。原告证据8，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系原告单方委托。对报告定性、定量、用途均不予认可。原告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不认可。从2001年开始双方即多次协商，内容以前案生效判决为准。原告证据10，被告对两份报告三性均不予认可，系单方制作。质证意见同证据8。原告从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交实际收购土地的成本依据。原告证据11，被告认为，贷款合同农业银行三份、华夏银行两份、平安银行一份，均为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提供原件的形式上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从何种渠道融资是其自身商业经营的风险，不能认定为损失，年化7.3%高于同期贷款利率，且十三笔款项的借款用途在合同中均有明确约定，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要求支付8亿余元土地转让款的诉请不合理，所以也不存在利息。对于工商登记信息的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原告证据12，被告对三份土地出让情况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协议书》约定的是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而非当时的市场价格。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土地出让合同》、证据2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据3《补充协议（一）》、证据4《补充协议（二）》、证据5《补充协议（三）》。拟证明：原告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土地出让面积及容积率进行了相应调整，增加地上建筑面积12580.51平方米；调整后的土地已开发完毕并通过土地复核验收；补充协议中均未提及已划出的49033平方米地块。 证据6《协议书》，拟证明原告同意将彩虹城建设用地范围内西南角土地49033平方米（折合73.55亩）土地划出，由被告用以安排建设项目。原告在彩虹城内按建设成本价向被告提供一万平方米居住用房。 证据7《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证据8《宗地草图》、证据9《申请》（2001年10月30日）、证据10《关于公司年检情况的说明》（2001年11月19日）、证据11《换发证申请》（2001年9月12日）、证据12《情况说明》（2001年9月12日）。拟证明：原告根据《协议书》，同意将彩虹城建设用地范围内西南角土地49033平方米（折合73.55亩）土地划出。原告向国土部门申请换发调整后的新土地使用权证，其已不享有对该划出的73.55亩土地使用权。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及宗地草图中案涉地块的西南角由土地权利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土地局指界确认。 证据13杭滨出国用（2001）字第25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拟证明：原告已部分履行义务将73.55亩土地交给被告。换发后的新国有土地权证记载建设用地面积为219035平方米，约折合328.55亩。 证据14杭高新（2000）224号《关于钱江花园城详细规划设计的批复》、证据15《关于要求彩虹城建设规模实行总量控制的请示》（2002年10月18日）、证据16杭高规复（2002）第6号《规划审批简复单》、证据17《关于要求调整彩虹城容积率的请示》（2003年4月17日）、证据18杭高规复（2003）第3号《规划审批简复单》、证据19彩虹城面积总核算、证据20《原告关于土地复核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案涉彩虹城项目土地调整前建筑容积率：多层不大于1.8，中、高层组团不大于2.5，高层组团不大于3.5，建筑总面积约56万平方米；土地调整后，根据上述容积率指标，新用地上总建筑面积为454278平方米；因上述73.55亩土地划出，原告要求将新用地建筑容积率统一调整为2.5，经调整后为555500平方米，实际建成560168.01平方米；考虑到原告已将73.55亩土地（净地57亩）划出，滨江建设局同意将新用地建筑容积率统一调整为2.5；原告实际总地上建筑面积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证据21《函》（2012年8月15日）、证据22《函》（2014年10月23日），拟证明：被告多次发函要求原告提供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但原告至今不肯提供实际成本，致使被告至今未能支付土地费用，相关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证据23杭滨国用（2015）第100086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案涉地块已由杭州市人民政府划拨给滨江区教育局用于彩虹城西小学、幼儿园及公共配套设施项目建设。 证据24（2015）浙杭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证据25（2017）浙民终427号民事判决。拟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履行了《协议书》，案涉地块已经交付被告；被告未支付土地费用系因原告不提供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所致。 证据26《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据27《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证据28《关于浙江钱江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的请示》，拟证明：2002年3月，原告前股东智才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才公司）将其所有的25%股份以23400850元的价格转让给该公司另一股东；2002年3月14日，原告当时唯一的股东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根据土地评估报告及协商结果，将该公司各24%的股份分别转让给杭州坤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坤和公司）及浙江大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间接说明了案涉地块当时的市场价值以及相关主体取得案涉地块的成本。 根据本院要求，被告补充提交： 证据29，杭州市土地基准价格文件，杭政办发（1998）115号、杭政发（2000）12号、杭政函（2002）18号，拟证明：案涉《协议书》签订时的基准地价应适用杭政发（2000）12号为每亩50万元，供法庭参考。 证据30，原告股权沿革的工商登记信息，拟证明原告的股东变化情况。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被告证据1、2，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被告证据3、4、5，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补缴土地出让金与本案无关，划出73.55亩土地与容积率调整没有因果关系，根据《土地出让合同》，彩虹城的土地容积率可以到2.5。被告证据6，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后被告用于教育用地，违反合同目的。被告证据7、8、9、10、11、12，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7、8只是确定案涉土地的范围，原告也按照《协议书》约定将73.55亩土地划出不作开发使用；换证是因为原来管辖的是江南管委会，后来行政区块调整，所以必须换证。申请换证并非把地给被告的意思表示，不等于转让或权属变更的申请。被告证据13，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同意划出待交付状态，并不是表示土地已经转让或收回了。被告证据14、15、16、17、18、19、20，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73.55亩土地划出后，规划肯定要调整，调整后容积率用足2.5有合同依据。被告证据21、22，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1《函》，原告积极回复，并要求恢复建设主体继续开发；证据22《函》，原告发函解除协议引发诉讼，诉讼期间双方也一直在协商。被告证据23，原告对三性无异议。被告证据24、25，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从来没有把地移交给被告。2015年诉讼期间，原告提供了评估报告供双方商讨，未形成调解方案，并非拒不提供。被告证据26、27、28，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案涉《协议书》是2001年签署的，被告证据签署时间是2002年，无法倒推适用。且原告当时作为中外合资企业，是固定收益的特殊情况，与土地价格不匹配。被告证据29，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招拍挂的市场上不可能按照这个价格取得土地。被告证据30，原告对股权沿革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 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核认证如下： 原告证据1、2、3，因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已被前案生效判决认定，本院予以采纳。原告证据4，系前案生效判决，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因被告对原告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具体表述内容不认可，本院对原告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证据8、10，系原告单方委托评估，且被告对三性均有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9，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已被前案生效判决认定，本院予以采纳，证明内容与前案判决一致。原告证据11，被告对原告子公司工商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编号尾号639、454、908的三份农业银行借款合同、编号尾号180、050的两份华夏银行借款合同、编号001的平安银行借款合同均无合同原件，且原告子公司的融资成本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12，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 因原告无异议，本院对被告证据1、23予以采纳。被告证据2即原告证据2，被告证据6即原告证据1，本院予以采纳。被告证据24、25，系前案生效判决，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证据3、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6、27、28、29、30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提交的可相互印证的证据，以及前案（2015）浙杭民初字第14号、（2017）浙民终427号民事判决，本院综合认定事实如下： 1992年7月8日，甲方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江南管委会与乙方钱江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一份，甲方将位于杭州钱江投资区地块出让给乙方，地块总面积约为510亩。土地使用权地价款为每亩16万元。 2000年7月11日，被告作出杭高新（2000）224号《关于钱江花园城详细规划设计的批复》：规划总用地面积为2728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65800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为501580平方米。小区设置24班标准小学一所、6班幼儿园二所，并配置一定数量的配套及社区活动设施。建筑密度：多层组团不大于30%，中高层组团为25%，高层组团不大于22%。建筑容积率：多层组团不大于1.8，中、高层组团不大于2.5，高层组团不大于3.5。绿地率不小于35%等。 2001年7月26日，原告（甲方）、被告（乙方）签订《协议书》，甲方同意划出彩虹城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西南角49033平方米（折73.55亩，以实测面积为准），由乙方用以安排高科技建设项目。乙方按实际收回的土地面积（至道路中心线）向甲方支付土地费用。地价的计算按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该土地款实测后移交时一次付清。该《协议书》还约定，甲方在彩虹城内按建设成本价向乙方提供一万平方米居住用房，考虑到彩虹城启动建设的实际情况，该一万平方米居住用房可在二期工程内明确幢号和面积，乙方应及时支付居住用房的房款等。 2001年9月12日，原告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原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载土地总面积307547平方米，2001年7月26日原、被告签订协议，同意划出建设用地49033平方米（折73.55亩，以实测面积为准），由被告安排高科技建设项目，再扣去周边道路及江堤用地。现经测量，调整后的土地总面积为219035平方米，故申请换证；并提交换发证申请。同日，原告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宗地草图》中指界确认划出该部分土地使用权，注明“高新区用地”，并加盖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屋土地局公章。根据其后颁发的杭滨出国用（2001）字第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19035平方米。2001年10月19日，原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记事栏记载“该公司已换发杭滨出国用（2001）字第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盖“作废”章。 原告分别于2001年10月30日、2001年11月19日向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相关文书，载有划出土地、换发新证及一期工程计划于2001年11月26日正式开工等内容。 2002年10月18日，原告向杭州高新区规划建设局提交《关于要求彩虹城建设规模实行总量控制的请示》，称因配合江堤线南移、支持诺基亚研发大楼、配套建设小学及幼儿园等情况，使实际住宅开发用地比原出让面积减少34%，申请在确保满足杭高新（2000）224号文的技术指标要求（多层组团不大于1.8，中、高层组团不大于2.5，高层组团不大于3.5）的同时，建设规模实行总量控制，即容积率为2.5，总地上建筑面积为56万平方米。 2002年12月3日，杭州高新区规划建设局作出杭高规复（2002）第6号规划审批简复：鉴于沿江城市景观设计中允许该地块沿江高层高度可在天际线高低起伏协调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且考虑企业为支持产业作出一定让步，同意原告保证建筑密度、容积率不变的基础上建筑规模适当增加，具体规模参照原详细规划审批同意的575580平方米扣除诺基亚公司拟建规模后确定，整个地块（含诺基亚公司用地）建筑总容量不变。 2003年4月17日，原告提交《关于要求调整彩虹城容积率的请示》：鉴于（2002）第6号规划单未能明确彩虹城的建筑规模，再次申请在确保杭高新（2000）224号文中有关技术指标要求的前提下，将彩虹城总体容积率调整为2.5。 2003年4月21日，杭州市规划局高新分局作出杭高规复（2003）第3号规划审批简复：你司申请按照彩虹城总体容积率调整为2.5，鉴于诺基亚公司建设规模迟迟未定，导致原有《杭高规复（2002）第6号》未能明确该项目的建筑规模，对开发建设影响较大。参考周边房地产地块的开发强度，同意在保证总体建筑密度28%以下、绿地率40%以上的基础上明确该项目建筑规模按照容积率2.5控制，即允许地上建筑面积为555500平方米（含配套24班小学建筑规模），以后不再予以调整增加建筑面积。 2007年10月18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与原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同意《出让合同》中的地上总建筑面积由547587.5平方米调整为560168.01平方米，增加地上建筑面积12580.51平方米。原告同意因增加地上建筑面积补缴土地出让金，计人民币1304.9761万元。 2009年6月12日，浙江钱江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1年5月11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与原告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二）》，同意《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项下宗地地上可建总建筑面积调整为553380.33平方米，其中住宅495940.64平方米，商服31840.69平方米，综合（办公）14171.78平方米，教育用房11427.22平方米。原告同意因上述调整补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共1993.5843万元。 2012年以来，原、被告就案涉土地进行多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 2014年12月8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关于解除“钱江房产与杭州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彩虹城西南角地块的协议书”的通知》，认为《协议书》履行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协议无法履行，合同目的也已经无法实现，故行使法定合同解除权，解除案涉《协议书》。后经诉讼，2017年4月26日，杭州中院作出（2015）浙杭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认为：案涉《协议书》属于民事协议，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划出了相应土地，并申请换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的使用权人现登记为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并已进行了开发建设。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其行为实质上履行了《协议书》，而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也已实际予以接受，判决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12月8日解除《协议书》的行为无效。2017年9月28日，本院终审判决予以维持。该案一审诉讼期间，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将案涉土地划拨给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并于2015年12月7日颁发杭滨国用（2015）第10008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面积为37973平方米。 另查明，原告原由浙江工商房地产开发公司占股45%、智才公司占股55%。1998年8月8日，经协议变更为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占股75%、智才公司占股25%；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1998年9月3日批复同意。 2001年4月23日，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与坤和公司、大华公司签订《合资开发协议》，约定坤和公司、大华公司各向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支付6089.42万元后，各获得彩虹城项目24%的权益；款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个月内付清。2001年11月28日，三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2001年4月23日的《合资开发协议》，约定待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与智才公司办妥股权转让手续后，本协议正式生效；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同意向坤和公司、大华公司分别转让原告各24%的股权，转让费为各6089.42万元。2002年3月7日，智才公司与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1998年的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及章程，智才公司应享有人民币24795850元的投资收益，双方同意直接作为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受让25%股权所应支付的款项。2002年3月12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智才公司实际收得的投资收益为23400850元。2002年3月14日，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向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报送书面请示，主要内容为：原告成立于1992年9月，营业执照为10年，1998年9月，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通过股权受让的形式入股，调整后占75%的股份，智才公司占25%的股份。按照1998年双方合作章程约定，目前香港方已于2001年收回投资，智才公司的25%股份已归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所有。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与坤和公司、大华公司经过二年多的协谈并参照浙江省地产评估咨询中心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书等，在2001年4月23日、2001年11月28日订立相关协议，原告股权调整为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占52%、坤和公司占24%、大华公司占24%。妥否，特请示。 2004年10月29日，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将持有的原告52%国有股权划转给杭州市城市建设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2005年，坤和公司将原告13%的股权转让给杭州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另11%的股权转让给大华公司。2008年3月21日，城投公司将原告3%的国有股权转让给沈建声。2009年1月5日，杭州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原告1%的股权转让给大华公司。 此外，本院要求原告提交其1992年至2001年的财务成本，2002年3月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向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报送书面请示中提到的土地评估报告，以及原告的股权变更情况。原告书面答复称，由于涉及股东变化，无法提供1992年至2001年的财务成本；经查找未找到2002年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转让公司部分股权时参照的土地评估报告；公司对股权变更的资料掌握不齐备，以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为准。原告于2019年7月向本院寄交《司法评估申请书》，申请对案涉73.55亩土地价值进行评估，估价基准日为案涉《协议书》的签订日2001年7月26日。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土地款81784万元及利息损失17791万元应否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中载明的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307547平方米。案涉《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于2001年9月12日向杭州市高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出具情况说明，按照约定划出建设用地49033平方米（73.55亩），并申请换证。同日，又在《地籍调查界址确认表》、《宗地草图》中指界确认。其后颁发杭滨出国用（2001）字第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19035平方米。2001年10月19日，原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变更记事栏记载“该公司已换发杭滨出国用（2001）字第25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盖“作废”章。上述原告主动申请换证、指界确认及换证后其提交的相关文书中的表述等足以表明，案涉《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于2001年9月12日履行了划出彩虹城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西南角49033平方米（73.55亩）土地使用权的合同义务，被告也事实上予以了接受。换证后，原江南管国用（1993）字第1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经盖章作废，原告主张该49033平方米（73.55亩）的土地使用权仍然在其名下，应以2015年12月7日案涉土地划拨至杭州市滨江区教育局之时视为交付案涉土地，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按照《协议书》约定，乙方应按实际收回的土地面积向甲方支付土地费用，地价的计算按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为准。现原告主张实际收回面积应以《协议书》约定的49033平方米（73.55亩）为准，被告在庭审中亦确认实际收回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9033平方米（73.55亩），故双方对于收回土地使用权面积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双方对划出部分的土地价款如何确定存在争议，涉及到对《协议书》约定的“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如何理解。对此，原告主张系重置成本，即原告另行购买同类地段同样大小的土地所需要的成本。被告主张系原告取得案涉土地实际支出的费用，并在庭审中提出两种理解，方案一：1992年原告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每亩16万元，加上合理财务成本计算到2001年9月；方案二：案涉《协议书》签订前后，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坤和公司、大华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取得彩虹城项目土地使用权，按照当时的股权转让价按比例折算，即6089.42万元除以24%再除以307547平方米为每平方米825元（约每亩55万元）。庭审后，被告还提出了协商方案即方案三：参照杭政发（2000）12号文的基准地价即每亩50万元。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案涉《协议书》的语词及上下文看，“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应指原告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成本，该成本在案涉《协议书》签订时已经发生。故原告主张为“甲方另行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或“甲方收购土地的重置成本”，并诉请按照2015年12月的土地评估价格作为案涉土地使用权价款，超出合同文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对案涉49033平方米（73.55亩）土地2001年7月26日的价值进行评估，既非合同原意，被告亦不同意，故本院不予准许。根据查明事实，“甲方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应当首先理解为原告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成本，即被告提出的方案一每亩16万元加合理财务成本。由于原告称无法提供1992年至2001年的公司财务成本，且原告系为支持被告引进高科技项目同意签订《协议书》划出案涉部分土地使用权，被告在庭审中亦提出可以按照案涉《协议书》签订前后的股权收购价（即港资方智才公司获得固定收益回报退出公司后，原告当时的新股东坤和公司、大华公司对彩虹城地块的收购价）折算约每亩5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2002年3月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向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报送的书面请示中提到的“浙江省地产评估咨询中心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书”，对于确定坤和公司、大华公司收购原告股权时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作价具有直接参照意义；然而，原告称无法找到。在此情况下，被告提出按照当时的股权转让价折算，结合原告虽于1992年取得案涉地块土地使用权但在《协议书》签订时尚未进行实体房产开发建设，本院对被告提出的方案二予以认同。原告又提出，2002年的股权收购价格不能倒推适用于2001年7月签订的《协议书》，存在逻辑矛盾。本院认为，虽至2002年3月，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才向有关职能部门请示将原告股权调整为坤和公司、大华公司各占24%，但按照此前的三方约定，股权受让价格的确定、相应费用的支付等，均在案涉《协议书》签订时已经完成，不存在倒推适用。至于被告提出的协商方案即方案三，参照当时的基准地价每亩50万元，该方案略低于被告庭审中提出的方案二，故综合全案，本院采纳被告提出的方案二即按照每平米825元计算地价。据此，被告应支付案涉49033平方米（73.55亩）土地费用为40452225元。 按照《协议书》约定，该土地款实测后移交时一次付清。现被告在庭审中自认原告换证时移交土地，应视为原告已于2001年9月12日移交土地，被告自应于该日一次性付清案涉土地费用。被告辩称，未能支付土地价款的原因是原告不提供土地收购成本。本院认为，未能在《协议书》中明确“甲方收购土地的成本”的具体金额，双方均负有责任；但在《协议书》签订后，原告已主动履行了划出土地的主要合同义务，且该行为系为了支持被告当时引进高科技项目，被告理应在原告划出土地后积极与原告协商并及时履行付款义务。根据在案证据，被告未能证明其在原告划出土地后即要求原告提供收购土地的实际成本，故对被告提出未能及时支付土地费用的责任在原告，本院不予支持。因被告未能依约及时支付案涉土地费用，本院对原告诉请的资金利息损失予以支持，自被告付款义务产生之日起计算。就资金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原告主张按其子公司的融资成本计算，与本案缺乏关联，本院不予支持。综合本案实际，以应付土地费用40452225元为基数，本院酌定自2001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损失为44621467元，此后的资金利息损失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本案确定的土地费用付清之日止。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土地费用40452225元，及2001年9月12日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损失44621467元；并以40452225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案确定的土地费用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144281元，由原告浙江钱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担4715428元，被告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42885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肖 审判员 苏 虹 审判员 孙 奕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彭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