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云0111行初72号原告：李余，男，汉族，1953年3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志明，男，汉族，1950年4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琼英，女，汉族，1952年7月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志德，男，汉族，1956年2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志能，男，汉族，1963年2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余丽琼，女，汉族，1972年9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号。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红江，女，汉族，1979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号。委托代理人：吕江、李晓莉，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锦绣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4号楼5楼（南楼）。法定代表人：王涛，局长。委托代理人：姜云峰，昆明市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委托代理人：罗天，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杜云华，男，汉族，1968年3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号。委托代理人：俞翼，云南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自然资源局。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关上双桥路322号。负责人：许云华，局长。委托代理人：罗华、乐怡心（实习），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云秀路2898号。法定代表人：周燕，代理区长。委托代理人：罗华、乐怡心（实习），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李余、原告余志明、原告余琼英、原告余志德、原告余志能、原告余丽琼、原告李红江诉被告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第三人杜云华土地管理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7日受理，所立卷号为（2018）云0111行初114号，我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云0111行初11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七原告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云01行终3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我院的（2018）云0111行初11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我院继续审理，我院另立本案卷号，并依法通知昆明市官渡区自然资源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9日、2019年10月3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余、原告余志明、原告余琼英、原告余志德、原告余志能、原告余丽琼、原告李红江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李晓莉，被告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姜云峰、罗天，第三人杜云华及委托代理人俞翼，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的委托代理人罗华、乐怡心，第三人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第三人官渡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华、乐怡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于2001年3月5日向“杨云华”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为官集建（92）字第xx号，现七原告不服该颁证行为，向本院申请撤销。七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的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李余（又名余志忠）、余志明、余琼英、余志德、余志能与余志兴、余淑仙系余藻（又名余早）的子女，余藻于2000年11月2日死亡，儿子余志兴2009年12月9日死亡，育有一女余丽琼，女儿余淑仙1996年1月8日死亡，生前有一女李红。1952年4月，因土地改革，昆明市人民政府向余藻颁发了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余藻全家，取得国有土地十亩之使用权自行耕作或者经营，其中包含水田、旱地若干及海东村瓦楼房八厘。后来因杨贵富、李茂两家没有住房，生活困难，村上将上述余藻家的房产安排给杨贵富、李茂两家人临时居住。杨贵富死亡后其子杜云华（又名杨云华）继续居住。李茂死亡后，其子李永才与候某夫妻及子女李某继续居住在内，后来李永才死亡，其妻子候某与第三人杜云华结婚，婚后仍然共同居住在上述房内。由于房屋年代已久，加之多年失修，余藻名下的房屋早已成危房，余家人协商后，于2006年向村上及相关土地部门申请对房屋进行翻修，并办理好所有相关手续。后因现居住人家拒不搬出，无法翻修，由此产生诉讼，诉讼中，原告才知晓，登记在余藻名下的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早在2001年3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又在同一地块颁发了分别登记在杜云华（又名杨云华）、李永才名下的官集建（92）字第xx、第x1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原告对此毫不知情，向被告调查了解，也没有得到合理明确的答复，而原告持有的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迄今为止，并没有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政策证明该土地使用证已经失效或者依法被撤销。据此，七原告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官渡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认为官渡区人民政府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云0111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七原告的起诉，七原告又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认定本案适格被告应当是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七原告认为涉案土地行政行为违法，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错列被告，并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云01行初4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七原告的起诉，七原告依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行初42号《行政裁定书》，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审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认定起诉人在本案中要求撤销被告颁发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导致了不动产物权变动，应该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并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云0114行初44号《行政裁定书》，七原告认为被告颁发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为严重违法，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答辩称：原告所持的1952年颁发的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并非合法有效的物权权属凭证，本案原告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予以驳回，第三人杜云华申请土地登记的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颁发本案被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不违反国家土地登记制度。第三人杜云华陈述称：本案应当先审查原告是否享有起诉的法定权利，原告在本案中起诉的权利已经丧失，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原告所提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本案属于法律规定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案件，原告只有先申请复议且对复议结果不服的，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三、被告为杜云华办理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为是合法的。四、原告诉状中关于没有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政策证明《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已失效或依法被撤销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的发证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无需撤销发证行为。七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七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基础是已故的余藻取得过的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书就不再成为合法有效的权利凭证，七原告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不是合法有效的物权凭证，七原告与诉请的土地无利害关系，七原告的诉请无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陈述称：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七原告无诉讼主体资格，不能提起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七原告的诉讼基础是余藻曾经取得的昆明市郊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宪法及土地法的实施，该证不是合法有效的权利凭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5日向“杨云华”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发放程序是合法的，经我方落实，发证时确实是第三人杜云华一家在使用。第三人官渡区政府的陈述意见与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一致。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七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八份、《死亡注销证明》，欲证实七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欲证实1952年4月，昆明市人民政府向余藻颁发了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3、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欲证实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在没有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证明该土地使用证已失效或依法被撤销的情况下，2001年3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又在同一地块颁发了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4、（2015）官民一初字第5933号《民事判决书》、（2017）云01民终1790号《民事裁定书》，欲证实因（2015）官民一初字第5933号一案，七原告才知道登记在余藻名下的郊民字第3X号《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又被昆明市人民政府在余藻家的地块颁发了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故民事诉讼中的几原告决定撤诉，另由余藻的法定继承人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5、（2018）云0111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欲证实七原告向官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6、（2018）云01行初42号《行政裁定书》，欲证实七原告向昆明市中院提起行政诉讼，昆明市中院认定属于错列被告，裁定驳回起诉；7、（2018）云0114行初44号《行政裁定书》，欲证实七原告向呈贡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经质证，被告、第三人杜云华、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第三人官渡区政府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并认为居委会对证明事项没有职权进行证明，对证据2无法核实真实性，看不出是本案所指向的土地，不予认可，对证据3、4、5、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本院认为，以上证据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杜云华、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针对本案，第三人官渡区政府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欲证实收到本案诉讼材料后，第三人官渡区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开会了解了当时发证的情况，并由社区及街道根据在世老人了解的情况出具了该份《情况说明》，以前房子是余藻的，后来分给了李茂两户人家进行居住，在重新登记时还是这两户在使用，于是就根据该两户的申请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发给了该两户，当时是谁居住使用证就发给谁，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用特殊的方法处理，不能用20年后的法律来规范特殊历史时期的行为。经质证，七原告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第三人杜云华、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对该份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份证据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本案有效证据和原告、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5日向“杨云华”颁发了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将“杨云华”登记为土地使用者，地址为大口子村，图号xx，地号08-02-03-xx，土地类别50，用地面积41.44m2，用途住宅，东至余聪1.95m，南至空地，西至巷道厕所，北至巷道1.5m。杜云华认可当时登记的时候误将其名登记为“杨云华”，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就是向其颁发的。七原告持有1952年4月昆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余藻全家，取得国有土地十亩之使用权自行耕作或者经营，其中包含水田、旱地若干及海东村瓦楼房八厘。余藻一家在1952年土地改革以后就没有在土地上的原房屋居住。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官渡街道办事处及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海东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7日共同出具《情况说明》，内容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海东大口子村（现海东社区三组）余藻房屋由李茂、杨富贵居住，至1992年海东村开展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试点工作，该房屋仍由李永才（李茂之子）、杨云华（杨富贵之子）居住使用，村组开展宅基地发证登记工作时，李永才、杨云华进行了申请登记，并于2001年领取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余藻于2000年11月2日死亡。案外人余淑珍、余志家、余淑琼、余志国、余洋曾于2015年12月16日向本院起诉李滨、杜云华，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本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了（2015）官民一初字第59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几原告的起诉，余淑珍、余志家、余淑琼、余志国、余洋不服上诉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上诉人与家庭成员达成内部调解协议，就诉争房屋达成内部分割方案，同意结案后更换原告重新起诉，几原告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上诉、起诉，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云01民终17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5）官民一初字第5933号《民事判决书》，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本案原告李余、原告余志明、原告余琼英、原告余志德、原告余志能、原告余丽琼、原告李红江于2018年2月12日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为被告、以李滨、杜云华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官集建（92）字第40、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法，并要求撤销，本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8）云0111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原告起诉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被告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本院不具有管辖权，裁定驳回七原告的起诉。七原告又提起行政诉讼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5日作出（2018）云01行初42号《行政裁定书》，认为适格被告应当是昆明市国土资源局，七原告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错列被告，裁定驳回七原告的起诉。后七原告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法，并要求撤销，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8）云0114行初4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因案件诉争不动产，不在呈贡区辖区范围内，裁定不予立案。现七原告作为余藻的法定继承人，诉至本院，要求本院撤销被告颁发的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并在庭审中放弃第一项请求依法确认被告颁发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经机构改革，原昆明市国土资源局现变更为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官渡分局现变更为昆明市官渡区自然资源局。另海东村因城市改造，已被拆迁征收。本院归纳本案的焦点：1、七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是否应当撤销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本院认为：针对焦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的规定，七原告作为余藻的法定继承人持有《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依法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对被告及第三人的辩解不予采信；针对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土地的权属及土地的管理部门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六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集体所有”，随着土地改变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规定，田地及房屋依附的宅基地的所有权均发生变化，根据现行法律，土地只有国家所有及集体所有，七原告持有的1952年颁发的《昆明市郊区国有土地使用证》不能证实七原告系对应土地的使用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对于第三人杜云华申请办理的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各项申请材料、审批材料，被告不能进行提交，同时第三人官渡区自然资源局、第三人官渡区政府也不能对审批的事实及程序提交证据予以证实，故无法认定被告颁发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行为合法，但鉴于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在的海东村因城市发展及改造需要，海东村的土地及房屋已被征用和拆除，包括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土地也在此范围内，对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进行撤销已无意义，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本院依法确认被告颁发的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法。据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四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官集建（92）字第xx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付宜禾人民陪审员  赵德昌人民陪审员  李 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杨玉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