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111民初701号原告：于琴，女，196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依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黑龙江兴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春龙，男，1988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被告：哈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勤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沈家镇吉堡村。法定代表人：韩晖，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兴，上海华诚（哈尔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于琴诉被告赵春龙、被告哈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洋，被告赵春龙、被告群勤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货款人民币56403元及利息8460.45元，共计64863.45元，并请求继续支付利息按月利5厘计算至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负担。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1.二被告对原告货款55403元及利息8310.45元，共计63713.45元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并请求利息按月利5厘自2019年2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5月至8月，原告通过被告赵春龙的介绍，将自己收购的废旧家电送至被告群勤公司处，货物登记在赵春龙名下。群勤公司出具了群勤环保废旧家电原材料接收单。货款是由群勤公司支付给赵春龙后转给原告。二被告应当在2016年8月份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原告，因其至今未支付，故诉至法院。被告赵春龙辩称：我与被告群勤公司核对过账，核对结果是35404元没给付原告于琴。我不清楚于琴说的三车货是和谁核算的。我不认可于琴所说的货款数额。被告群勤公司辩称：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起诉群勤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群勤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不适格；2.原告与群勤公司之间无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群勤公司没有向原告给付货款的义务；3.原告在起诉状中表示是赵春龙的家电送至群勤公司，因而送货行为不能构成与群勤公司的买卖法律关系；4.群勤公司从未给原告付过货款；5.群勤公司在2016年仅与天津城矿公司存在合法的采购合同，形成了买卖法律关系；6.原告在起诉时明确为个体工商户，现当庭变更为无业，因而申请法庭核实原告是否有营业执照，如原告为个体工商户，应以营业执照的名称起诉，列明经营者，否则其诉讼主体不适格，违反法律规定。原告于琴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哈尔滨市群勤环保废旧家电原材料接收单，证明原告将货物运至被告群勤公司处，群勤公司给原告出具原材料接收单，其中有一张单据明确标注为原告名字，三张单据均有群勤公司财务专用章。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于琴所述的是其与群勤公司的冯胜和张志东有联系，所以此货款只有张志东和冯胜知道。我是在后来对账的时候知道的。被告群勤公司质证意见为：该证据有群勤公司财务专用章确认，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原材料接收单显示货物来源为被告赵春龙，赵春龙是按照天津城矿公司与其签订的送货协议将货物送至群勤公司，履行的是天津城矿公司的合同义务。货物来源于被告赵春龙，不能证明货物归属于原告于琴，不能以送货行为证明于琴与群勤公司有合同关系。证据二、原告名下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证明原告给被告群勤公司送货，群勤公司给原告支付货款。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无异议。被告群勤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群勤公司确实给原告于琴付过款，但付款的原因是群勤公司与于琴在2015年有书面的采购合同。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2016年于琴与群勤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1月1日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群勤公司只能与有资质的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从事相应的业务。此证据即便存在，也是关于2015年的业务，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赵春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名为赵春龙，卡号为2277的56张银行流水。证明原告于琴和其他人的货款被群勤公司张志东挪用了，银行卡流水金额大约是1100多万元。张志东从2016年4月到2016年11月份其转到张志东个人名下银行账号5173。原告于琴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给被告群勤公司送完货之后，群勤公司并未将货款支付原告，其支付给被告赵春龙不代表完成付款义务。被告群勤公司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没有中国农业银行加盖公章确认，另外此份证据中至少有8笔款项是由天津城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向被告赵春龙转存多笔现金，证明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有付款业务，结合群勤公司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具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根据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的合同，群勤公司将款项支付给天津城矿公司后完成了采购合同的付款义务，天津城矿公司向赵春龙转存款项也完成了其双方之间的采购合同，至于赵春龙提供的本份证据中出现的张志东是其个人行为，其没有群勤公司的授权。张志东与赵春龙之间的转款与群勤公司无关。赵春龙将银行卡放在他处保管不符合常理，即使是网银转账，赵春龙也应接到短信通知。赵春龙所述与张志东的多笔交易与本案无关，其本应将款项支付给其下线小供应商，但是没有支付，这与群勤公司无关，群勤公司已经将款项支付天津城矿公司，不应有二次付款义务。根据原告于琴的陈述，其与张志东和冯胜转款，冯胜指示其亲属给于琴转款2万元，以及于琴所述的是由张志东联系其送货的，还有在于琴提交的证据二中2016年2月5日和3月8日张志东向于琴付款，这些证据均表明了张志东的行为是其个人的送货行为并非是代表群勤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群勤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采购合同（编号20160226、20160510号），证明在原告于琴主张的诉争事实期间，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之间存在废旧再生资源的买卖合同关系，与被告赵春龙及于琴均无采购合同关系。原告于琴质证意见为：对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一直是直接将货物运至群勤公司，从未与天津城矿公司发生关系，天津城矿公司也没有向原告购买过货物，因此原告与群勤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原告是2015年将货物运至群勤公司，从未与天津城矿公司有过关系，也不知道天津城矿公司与群勤公司签订过买卖合同。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我没有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这是群勤公司内部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的，代表人是张志东。证据二、明细账、付款回执、发票，证明群勤公司已经和天津城矿公司履行了证据一中的采购合同，群勤公司已将2016年产生的货款支付给合同相对人天津城矿公司，此与原告于琴及被告赵春龙无法律关系。原告于琴质证意见为：对明细及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与天津城矿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没有向天津城矿公司提供过任何货物，天津城矿公司也没有给原告付款。群勤公司不能认定哪笔款是给付原告诉请的货款。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此组证据反映的是天津城矿公司与群勤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我无关。证据三、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的送货协议复印件、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天津城矿公司向赵春龙付款的明细表，证明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送货协议中第三方公司指的是群勤公司。从送货协议的内容来看其完全符合买卖合同的特性，因而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天津城矿公司让赵春龙将货物送至群勤公司，群勤公司的收货行为是履行与天津城矿公司的采购合同。建行的回执单证明了天津城矿公司为了履行与赵春龙的送货协议，已将采购货物的货款支付给赵春龙。原告于琴质证意见为：送货协议是被告赵春龙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的，与原告给被告群勤公司送货没有关系。原告送货是与赵春龙联系的，赵春龙代表群勤公司，该协议对原告没有效力。原告送的货物被群勤公司接收，虽然货物上标注的是赵春龙，但赵春龙也没有支付过原告货款，因此电子回执不能证明群勤公司将货款支付给原告。原告是2015年即向群勤公司送货，天津城矿公司与赵春龙的送货协议均是2016年签订的，原告对此不知情，不能认定送货协议对原告具有效力。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我无关，都是张志东联系的。我和天津城矿公司从来没有联系过，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只知道我送货，张志东给我钱。证据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规范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2015年版），这份指南是根据环保部和工业信息化部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第82号公告制定的，证明根据此指南对供应链管理中的废弃电子产品供应商管理B款（第19页）要求签署规范的回收合同的规定，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的采购合同完全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只有签订了采购合同才可以得到环保部门等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群勤公司与原告从未签订采购合同，原告送货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因而任何人根据他人的指示送货的行为均不能形成与群勤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于琴质证意见为：该文件虽然是规定了要求与供货商签订合同，但群勤公司并不是按照规定执行的。该规定属于行业内部规定，并非国家强制标准。该规定限制了小生产经营者的正当的商业权利。群勤公司跟各个小供应商均有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因此该规定不能证明群勤公司所证明的问题。被告赵春龙质证意见为：我们的货直接送到群勤公司，这个指南是张志东制作的，我不承认这个指南，我们把货物送至群勤公司，所以只认群勤公司。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进行分析认证，结合庭审调查，认定事实如下：哈尔滨市群勤环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变更为被告哈尔滨桑德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案外人张志东曾在该公司任职。2016年群勤公司与天津城矿公司之间存在废旧再生资源买卖关系，双方签订采购合同。被告赵春龙、谢玉彬、王法正、崔立军与天津城矿公司签订送货协议，其联系多名小客户将货物送至群勤公司。群勤公司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将货款转给天津城矿公司。2016年5月至8月期间，原告于琴以被告赵春龙的名义给被告群勤公司供货二手家电。于琴供货后，其与赵春龙对货款进行核对，赵春龙拖欠于琴货款35404元未给付。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群勤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二、原告于琴的货款由谁承担的问题。本院认为，一、本案被告群勤公司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原告于琴以被告赵春龙的名义将货物送至群勤公司，而后其与赵春龙对货款进行核对，赵春龙对此予以认可，于琴与赵春龙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该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仅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拘束力，群勤公司不受该合同约束。于琴提供的哈尔滨市群勤环保废旧家电原材料接收单上虽然有群勤公司财务章，其中一张接收单货物来源显示为赵春龙（于琴），两张接收单货物来源显示为赵春龙，但是结合全案，该证据只能证明于琴以赵春龙的名义将货物送至群勤公司，不能证明于琴与群勤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于琴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只能证明其与群勤公司在2015年有转账记录，群勤公司也认可其与于琴于2015年有买卖合同关系，但是该证据无法证明本案诉争期间于琴与群勤公司有买卖合同关系。于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群勤公司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于琴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群勤公司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支持。于琴要求群勤公司给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二、本案原告于琴的货款由谁承担的问题。本案中，于琴与被告赵春龙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赵春龙应给付于琴货款而未给付，其已经构成违约。赵春龙辩称核对后的货款是35404元，而不是于琴所请求的数额，本院依据该系列案件的哈尔滨群勤环保废旧家电原材料未付款明细（明细上有赵春龙与于琴的签字确认）上所记载的数额认定货款应为35404元。结合全案，于琴要求赵春龙给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主张，本院予以部分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合同双方应当严格按照约定诚信履行，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被告赵春龙与原告于琴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赵春龙应当给付于琴货款。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货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故于琴要求赵春龙给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调整为赵春龙给付于琴货款35404元及利息，利息以35404元为基数，自于琴起诉主张权益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群勤公司不是本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其不受该合同约束，故于琴要求群勤公司给付货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春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于琴货款人民币35404元及利息（以人民币35404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于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2元，因原告于琴变更诉讼请求退诉讼费29元，剩余1393元，由原告于琴负担503元，被告赵春龙负担89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包和全人民陪审员  卫沙沙人民陪审员  韩奕庆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叶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