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01民初3811号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住址：文山市腾龙北路梧桐上河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30000MD01623064。法定代表人：孙建文,职务：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勇，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圆圆。被告：杨菊，女，汉族，1992年2月12日生，文山市人，高中文化，住文，住文山市div>被告：冯明峰，男，汉族，1992年7月9日生，文山市人，高中文化，住文，住文山市div>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凯，云南博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诉与被告杨菊、冯明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黄勇、王圆圆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杨菊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元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冯明峰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83294.8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律师黄勇经朋友介绍，曾无偿为被告夫妇提供过法律服务。2016年10月，两被告因其女儿冯啟潞在文山市医院就医过程中不幸身亡，进而在与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委托原告代理相关诉讼事宜。为慎重、圆满处理案件，原告指派有多年从医经验的洪承武律师，与黄勇律师共同承办此案。原告根据两被告介绍的情况和提供的资料，综合分析文山市人民医院在对两被告女儿的诊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过错，明确告知两被告：此类案件通常的情况，法院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以明确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受害者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以及医院方面过错程度的大小。然后法院才会根据鉴定结论作出裁判，以确定医院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数额。同时，原告还告知两被告：律师代理费有受案时一次性付清，以及按法院判决或调解书确定的标的额的比例提成（即风险代理）两种收费方式，供被告自己选择。2016年10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两被告委托原告黄勇律师、洪承武律师在其与文山市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作为代理人，委托期限为一审、二审，直至执行终结，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律师费约定为：预付3000元差旅费，之后按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书确定数额的20%提成作为律师代理费，兑现之日即时支付。并且约定此协议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不得单方面解除。2016年11月14日，原告律师为被告做好起诉准备后将案件诉至文山市法院，并在诉状中提出：“文山市医院在对冯啟潞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七个方面的过错。1、住院、住院后发生院内感染院未按院内感染处置程序进行抗感染治疗和记录、上报；2、感染治疗不规范；3、静脉输液没有按规范适用微量泵，静脉滴注过快，极易引起急性水肿；4、没有按时巡视，未及时发现病情变化，错过抢救时机；5、血培养报告危急值时应高度考虑败血症，但却没有（采取）规范的抗感染急救措施；6、漏诊新生儿肺炎这一致死疾病；7、没有会诊或转诊。上述过错导致死亡的疾病（新生儿肺炎）未作出诊断，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系统的治疗，最终导致患儿因新生儿肺炎、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原告律师向法院交纳了授权委托手续并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完成了案件的立案程序。2016年12月4日，因文山市医院向文山市法院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要求，原告律师发表意见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是文山州医学会，其有偏袒文山市医院的嫌疑，而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一般地处昆明，地位比较超然；另外，我方主张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是对医院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过错责任的大小进行鉴定，作为法院裁判民事责任的依据，并不追求医院被行政处罚的后果。不同意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只同意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文山市法院采纳了原告律师提出的主张。2016年12月7日，原告律师向文山市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文山市医院对死者冯啟潞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以明确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过错程度的大小。并且，在此鉴定申请书中，原告律师对文山市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7个方面的问题，从法律以及医学的专业角度，进行了进一步地详细说明。2017年1月10日，原告律师在文山市法院刘光辉法官的主持下，与医院代理律师完成了司法鉴定机构的选定工作，确定由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医疗过错鉴定的鉴定人。2017年3月17日上午，在文山市法院王洪元法官的主持下，对原告方提供的作为鉴定材料的一组视频资料进行质证，以完善司法鉴定证据材料提供程序，原告律师洪承武随后赶赴昆明向司法鉴定人送交病历等鉴定材料，并就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2017年4月7日，云南省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中认为：一、死亡原因为新生儿肺炎导致肺突变和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而医院在患儿出现败血症时，未及时查找原因，仅给予对症处理，导致新生儿肺炎这一疾病漏诊；二、医院未按照诊疗常规观察病情，以致新生儿病情变化时未及时发现，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不符合特级护理的要求，医院存在一定过错。鉴定意见为：文山市医院在诊疗中存在过错，过错与冯啟潞之死有因果关系，医院应负主要责任，完全采纳了原告律师提出的事实及理由。2017年4月17日，两被告收到了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2017]司鉴字第0004-FY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此时，原告律师告诉两被告：如果双方不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将作出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判决。承担70%-90%都有可能，但一般为70%。本案所有流程已全部走完，马上就出判决结果了。2017年4月19日，两被告在收到司法鉴定意见书两天后，明知法院即将作出明确的判决结果，为逃避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向原告律师出具《终结杨菊之女与市医院案件委托代理权限告知书》，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对原告律师的授权。2017年4月20日，两被告向文山市法院出具《终止授权委托书》，告知文山市法院已终止原告律师出庭的委托授权。2017年5月9日，两被告在文山市法院与文山市医院达成民事调解，同意文山市医院承担62%的民事赔偿责任，即416474.18元，现已履行完毕。原告认为：诚实信用是国家法律确定的基本法律原则，更是公民间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而两被告与原告签订有委托代理协议，在代理律师已完成绝大部分代理工作，案件结果已经明确，明知法院准备下达判决结果的前提下，故意单方面解除协议终止授权，意图逃避法律及合同约定的付费义务，其行为不仅应当受到国家法律否定性的评判，更是违背了社会生活中通常的公序良俗。原告律师经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为此，原告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主张，向法庭列举了以下证据：1、委托代理协议1份，以证实2016年10月2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两被告委托原告黄勇律师、洪承武律师在其与文山市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作为代理人，委托期限为一审、二审，直至执行终结，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律师费约定为：预付3000元差旅费，之后按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书确定数额的20%提成作为律师代理费，兑现之日即时支付。并且约定此协议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不得单方面解除；2、民事起诉状、《授权委托书》、《代理证》、律师执业证、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回证各1份，以证实2016年11月14日，原告律师为被告做好起诉准备后将案件诉至文山市法院，并在诉状中提出：“文山市医院在冯啟潞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七个方面的过错。1、住院、住院后发生院内感染院未按院内感染处置程序进行抗感染治疗和记录、上报；2、感染治疗不规范；3、静脉输液没有按规范适用微量泵，静脉滴注过快，极易引起急性水肿；4、没有按时巡视，未及时发现病情变化，错过抢救时机；5、血培养报告危急值时应高度考虑败血症，但却没有（采取）规范的抗感染急救措施；6、漏诊新生儿肺炎这一致死疾病；7、没有会诊或转诊。上述过错导致死亡的疾病（新生儿肺炎）未作出诊断，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系统的治疗，最终导致患儿因新生儿肺炎、急性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原告律师向法院交纳了授权委托手续并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完成了案件的立案程序；3、对文山市人民医院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意见，以证实2016年12月4日，因文山市医院向文山市法院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要求，原告律师发表意见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主体是文山州医学会，其有偏袒文山市医院的嫌疑，而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机构一般地处昆明，地位比较超然；另外，我方主张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是对医院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过错责任的大小进行鉴定，作为法院裁判民事责任的依据，并不追求医院被行政处罚的后果。不同意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只同意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文山市法院采纳了原告律师提出的主张；4、司法鉴定申请书，证实2016年12月7日，原告律师向文山市法院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请求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文山市医院对死者冯啟潞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损害过错司法鉴定，以明确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结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医院过错程度的大小。并且，在此鉴定申请书中，原告律师对文山市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7个方面的问题，从法律以及医学的专业角度，进行了进一步地详细说明。5、调查笔录2份、文山市委托鉴定书1份，证实2017年1月10日，原告律师在文山市法院刘光辉法官的主持下，与医院代理律师完成了司法鉴定机构的选定工作，确定由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医疗过错鉴定的鉴定人的事实；6、质证笔录，证实2017年3月17日上午，在文山市法院王洪元法官的主持下，对原告方提供的作为鉴定材料的一组视频资料进行质证，以完善司法鉴定证据材料提供程序，原告律师洪承武随后赶赴昆明向司法鉴定人送交病历等鉴定材料，并就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7、司法鉴定意见书、文山市人民法院送达回证，证实（1）2017年4月7日，云南省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分析说明中认为：一、死亡原因为新生儿肺炎导致肺突变和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而医院在患儿出现败血症时，未及时查找原因，仅给予对症处理，导致新生儿肺炎这一疾病漏诊；二、医院未按照诊疗常规观察病情，以致新生儿病情变化时未及时发现，错过最佳抢救时间，不符合特级护理的要求，医院存在一定过错。鉴定意见为：文山市医院在诊疗中存在过错，过错与冯啟潞之死有因果关系，医院应负主要责任，完全采纳了原告律师提出的事实及理由。（2）2017年4月17日，两被告收到了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的【[2017]司鉴字第0004-FY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此时，原告律师告诉两被告：如果双方不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将作出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判决。承担70%-90%都有可能，但一般为70%。本案所有流程已全部走完，马上就出判决结果了。8、终止杨菊之女与市医院案件委托代理权限的告知书、终止授权委托书各1份，证实2017年4月19日，两被告在收到司法鉴定意见书两天后，明知法院即将作出明确的判决结果，为逃避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向原告律师出具《终结杨菊之女与市医院案件委托代理权限告知书》，单方面解除了与原告的委托代理关系，终止对原告律师的授权。2017年4月20日，两被告向文山市法院出具《终止授权委托书》，告知文山市法院已终止原告律师出庭的委托授权。9、民事调解书（2016）云2601民初3807号、送达回证各1份，证实2017年5月9日，两被告在文山市法院与文山市医院达成民事调解，同意文山市医院承担62%的民事赔偿责任，即416474.18元，现已履行完毕的事实。经过质证，被告杨菊、冯明峰对原告列举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委托期限为一审，授权为一般授权，是格式条款，未约定律师代理费，未约定解除无效；第2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不认可证明观点，是被告自己立案，对第3组三性予以认可，对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原被告共同商议得出的，不是原告单方商议得出的；对第4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以认可，鉴定是被告申请的；对第5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司法鉴定机构的选定是被告委托法院选定，被告未参与；对第6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质证是原告质证，资料不是原告送到昆明，而是由法院送到鉴定机构的；第7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司法鉴定不是参照原告意见而是公正鉴定，对第8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不予认可，被告方解除合同不是逃避律师费义务而是依法解除，对第9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观点予以认可，但认为与原告无关。被告杨菊、冯明峰辩称，（一）答辩人已经支付了律师费。答辩人委托被答辩人时按黄律师要求在委托书及委托代理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当时黄勇律师并未告知答辩人相关部门公布的律师收费标准，当时黄勇律师说我们不会多收你费用的，要求答辩人支付律师费3000.00元，答辩人即按黄勇律师要求将3000.00元现金交给黄勇，并按黄勇律师要求在委托书及委托代理协议上签字，但被答辩人并没有出具发票或收款收据给答辩人，委托书及委托代理协议均由被答辩人保管。当时委托代理协议上并没有“之后按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确定数额的20%提成作为律师代理费，兑现之日即支付，”此段话是被答辩人利用保管委托代理协议的便利条件单方添加上去的，该字迹并不是答辩人所写，也没有答辩人手印，即未经答辩人认可，对答辩人依法不生效。且答辩人在委托时已经交纳了相应的律师费。（二）被答辩人接受委托后未尽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签订委托合同后，答辩人多次催促被答辩人到医院调取相关证据材料，但被答辩人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无耐只能由答辩人自行去医院想办法调取相关的证据材料。答辩人叫被答辩人到法院的立案，但黄勇律师一直说没有时间，答辩人只好到法院询问后自行办理相关的立案手续，被答辩人接受委托后，所做的工作就是只写了一份起诉状而也，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不尽职，答辩人就口头告知黄勇律师不再需要他们去代理答辩人的案件了，但是法官不知情，通知了黄勇去签了一个质证笔录，事实上这个质证笔录及补充的视频也没有作为鉴定的依据，答辩人知道后就正式书面通知被答辩人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三）答辩人依法解除委托合同，被答辩人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答辩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答辩人于2017年4月19日向被答辩人发了书面通知，合同已经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答辩人对答辩人解除合同若有异议应当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被答辩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异议期。（四）被答辩人起诉主张的代理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鉴定意见书与被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在申请法院委托鉴定之前和鉴定过程中，被答辩人没有做过任何工作。所有的鉴定材料均是答辩人单方到医院调取，并亲自将相关材料送到鉴定机构，鉴定费用也是答辩人支付的，鉴定机构依据客观事实和法律公正作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的取得与被答辩人毫无相干，就连最起码的鉴定结论都是事后被答辩人自行到法院打听到的。其次，答辩人虽然从文山市人民医院获得了赔偿款416474.18元，但这是答辩人之女死亡换回来的赔偿，答辩人痛失最心爱的女儿，经过答辩人多次与文山市医院领导协商，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文山市医院同意对答辩人进行部分赔偿，后在文山市人民法院的组织下于2017年5月9日达成调解协议，此时，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委托代理关系早已经结束，答辩人取得赔偿与被答辩人无关。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问题。答辩人解除委托并未给被答辩人造成任何的损失，不存在赔偿损失的问题。最后，解除合同的过错方在于被答辩人，是被答辩人不履行代理义务即不为当事人收集证据、不履行代理职责等行为，答辩人才决定与其解除委托合同的，过错方在于被答辩人。即便产生损失也应当是被答辩人自行承担。综上所述理由，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杨菊、冯明峰针对其辩解主张，向法庭列举了以下证据：1、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以证实漏诊新生儿肺炎是杨菊、冯明峰委托黄勇律师以前就已经由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出来的，并不是黄勇或洪承武律师发现的；2、文山市人民医院病历复印申请单，以证实杨菊之女的病历是杨菊自己到文山市人民医院调查的，并不是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调取的；3、鉴定情况说明，以证实2017年3月17日的质证笔录及资料并不是洪承武律师送到昆明司法鉴定机构的，而是文山市人民法院邮寄上去，且该笔录及视频资料根本没有作为鉴定依据。经过质证，原告对被告杨菊、冯明峰列举的证据质证认为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的事实，该证据只是证明法律、客观事实，证明内容是新生儿死亡原因，新生儿肺炎是我们发现，医院过错行为，并未说死亡原因是我们发现，对证明死亡原因，不能证明其他事实。对第2组证明真实性、合法、关联性有异议，被告调取资料，没直接因果关系，没任何影响。对3组内容上说明鉴定机构新生儿住监护室，巡视资料，当事人不愿意交纳费用，不作为鉴定依据，只是医院存在过错方面，并不是主要方面，主要是漏诊肺炎，过错行为引起，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及观点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1组至第9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列举的第1组至第3组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被告杨菊、冯明峰是夫妻关系，因其女儿住院期间病故，与文山市人民医院产生纠纷，需要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并需要聘请律师。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协议约定：“两被告委托原告律师事务所的黄勇律师、洪承武律师在其与文山市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作为代理人，委托期限为一审、二审，直至执行终结，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律师费约定为：预付3000元差旅费，之后按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书确定数额的20%提成作为律师代理费，兑现之日即时支付。并且约定此协议一经签订，即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不得单方面解除，否则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金。”合同签订当日被告预付了3000.00律师差旅费。合同签订后，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指派黄勇律师和洪承武律师担任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二位代理律师依据二被告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代写了诉状，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等工作。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4月7日作出鉴定意见书，载明：“文山市医院在为杨菊之女冯啟潞诊疗中存在过错，过错与冯啟潞之死有因果关系，医院应负主要责任。”二被告于2017年4月17日签收了该意见书。于2017年4月19日向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黄勇、洪承武律师送达了终止杨菊之女与市医院案件委托代理权的告知书，于2017年4月20日向文山市人民法院递交了终止授权委托书终止对黄勇、洪承武律师的授权。2017年5月9日，经过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并按协议履行完毕，二被告获得了416474.08元赔偿款。因双方对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应收取的代理费产生争议，经过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本院并提出如前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委托合同纠纷是指当事人之间因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委托合同发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该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当遵守诚信原则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虽然双方在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不得单方面解除，否则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但是二被告在医患双方的责任明确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并通知了原告方，有违诚信原则及双方的约定，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庭审中双方对各自的诉讼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庭审中，双方列举的证据能证实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已经解除且原告方对解除代理协议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原告在明知合同已经解除的情况仍起诉要求被告按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计付代理费无法律依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原告认为被告单方解除合同给其造成损失，可以另行主张。被告关于已经支付了律师费的辩解，无证据印证，依据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约定已经支付的3000.00元是属于差旅费，故不予采纳。被告关于原告接受委托后未尽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的辩解理由，无证据印证，其列举的第1组和第2组证据均是在双方签订代理人协议之前产生并持有的，不能证实其辩解理由，故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关于其依法解除委托合同，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辩解理由，因本案并非解除合同效力有异议的纠纷，而是属于委托合同纠纷，故该规定不能适用于本案，该辩解理由同样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被告关于原告起诉主张的代理费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辩解理由，因本案双方签订了代理协议且双方均进行了部分履行，故原告的起诉是有事实依据的，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代理协议已经解除，故原告起诉主张代理费无法律依据，被告的该项辩解不予采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80.00元，减半收取940.00元，由原告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廖玉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阮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