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326民初926号原告:赵志金，女，1966年3月2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兴仁市人，农民，住兴仁市。原告:黄益，曾用名黄鱼，男，1976年4月14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市人，住兴仁市。原告:李开祥，男，1948年6月29日生，汉族，贵州省兴仁市人，住兴仁市。共同委托代理人：许振娟，贵州驭龙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戴某，男，1959年9月30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住望谟县。被告:詹某，男，1959年12月6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个体户，住望谟县。第三人:杨胜如，男，1968年10月10日生，汉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望谟县。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诉被告戴某、詹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杨胜如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及其委托代理人许振娟，被告戴某、詹某，第三人杨胜如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向本院提起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欠款人民币捌万元整（8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11日，三原告在望谟县纳上处向被告购买被告承包的杉木，经双方协商达成购买杉木的相关事宜，并于当天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协议中约定由被告方办理采伐证。2015年5月2日因被告未按时办理采伐证，于是双方协商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并结算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损失234607元，由于被告当时无钱支付给三原告，在2015年5月3日给三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明确“今欠到李开祥、赵志金付木材等费用贰拾叁万肆仟陆佰零柒元整（234607.00元）。待相关事宜解决后付清，此据，欠款人：戴某、詹某。”现在被告一共向原告支付了欠款154607元，余下80000.00元欠款尚未支付，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无果，原告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戴某、詹某辩称：一、原告提供的两个“协议”的产生及经过。2014年11月11日，被告戴某、詹某、杨胜如等3人与原告订了《杉木买卖协议》，《杉木买卖协议》中约定被告将自己的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原告，出售价为19.8万元。2014年11月12日被告已办理的杉树采伐证转给原告，此后一个多月，原告在被告的承包地中对杉树进行正常的采伐、加工、倒运等施工活动。至2014年12月31日止，原告仅付给被告11万元预付款（2015年2月2日李开祥代表原告向被告借支3万元）。被告因丘碧杰等9户以杉树共有纠纷而被县林业局书面停止采伐和运输，且待解决纠纷后，方能采伐和运输。之后原告向被告、被告向林业局、县人民法院多次提案要求尽快解决此纠纷，以减少原告、被告双方不必要的损失。由于种种原因，被告与丘碧杰等9户的纠纷始终得不到解决，相反进入漫长的法律程序之路。2015年5月2日，原告与被告双方考虑到《杉木买卖协议》在短时间内不能实施和履行。在怎样终止《杉木买卖协议》的问题上，原告提出在杉树采伐等施工活动中产生较多的费用，要求被告给予赔偿。被告也提出了此次被告与邱碧杰等9户的“纠纷”，邱碧杰等9户是无理的，站不住脚的，原告要求的赔偿，被告肯定要向邱碧杰等9户进行讨还赔偿的。最后经双方协商:一是为了了断《杉木买卖协议》，被告愿意承担原告在采伐等施工活动发生的部分费用。二是达成《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以及《欠条》仅为被告与邱碧杰等9户打官司备用(当时原告方承诺在被告解决部分费用后，不与被告打官司，事后从2015年7月至2019年5月原告确实没有找过被告)，而《杉木买卖协议》甲方三人中的杨胜如因担心生怕以后原告无诚意，并以此《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和《欠条》向被告方打官司，故未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和《欠条》签字和按手印。被告愿意承担的部分费用为《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中扣除第五、九、十条(被告方已支付)及第六条款中二分之一外的费用，共176607元，为方便按被告3人(戴镇红、詹某、杨胜如)分摊，则按每人各58900元，共计176700元，各自在近期内赔偿原告。三是《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剩余的有争议的第五、九条款、十条(被告方已支付)及第六条款中的二分之一共计58000元，按与邱碧杰等9户为打官司的结果来逐项解决。二、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原告80000元欠款，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首先，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及欠条认定的总额为234607元，这里是没有争议的。原告打给被告的收据(收条证据清单3)共5张分别是詹某的58900元。戴某为45000元，杨胜如为35600元，以及收到戴某等3人木材款为37000元，共计176500元，怎么能说还欠原告80000元呢?其次，既然是按照《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和《欠条》付清。那么我们就逐条来清理:(1)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倒数第三页是“以上共计发生费用234607元，扣除甲方已付第8、9条共23100元，实际返还乙方现金211507.00元”。我们在这里只认《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金额即23100元，实际上指的是第9加第10条的合计金额，是否正确。请法庭再次确认。(2)争对《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第四条砍工费与第五条的木材技术裁量，在杨胜如的证实材料中提出了价格“是否合理或重复”。被告认为砍工费价格明显过高，并且重复，砍工费中应包括木材技术裁量费。在2015年元月19日原告提供给被告方的《通知》(证据清单3)中没有提到发生“木材技术裁量"的费用。虽然砍工费过高，但被告还是把《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第四条列入承担赔偿之中。(3)驮马运费问题。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中第六条驮运费干包整个(片)树林运费57800元，虽未驮运完毕(仅完成整片树林的一半)但按合同的协议已支付57800元，事实是这样吗?在2016年10月被告准备起诉邱碧杰等9户人，要求邱碧杰9户人赔偿被告在此“纠纷”中整个损失包括《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损失时，原告给被告提供了三份驮马运费的有关材料:一是驮马运费“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写明了驮运整个(片)杉木价格是5300元，且价格上有涂改现象，付款的时间是在将杉木驮运完毕后，全部付清。这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中提到的“按合同协议已付57800元，”说法不一致，互相矛盾。二是付给驮马费55600元的《收条》，请问付这笔费的依据是什么?三是付拉马运从兴仁至望谟来回运费2200元的“收条”，就凭这三个材料被告能拿到法庭上去打官司吗?很显然，在赔偿《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中第六条条款时，尽管在价格上有很大的出入，被告已作了极大的让步，仍按原告提出驮马运费干包整个(片)树林运费57800元的一半(即28900元)赔偿了原告，难道还要被告付清整个57800元驮马运费这样才合理吗?(4)我们再看《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第九条款，看守费的问题。从杉木“纠纷”开始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5月2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再到2016年6月21日收到杉木“纠纷”黔西南州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为止，历时一年半十八个月，原告看守了多少天，被告看守了多少天已经一清二楚了。《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看守上写的150元/天，每月即4500元，是否合理?而被告在杉木“纠纷”邱碧杰等9户人打官司索赔时，从2015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31日的看守费是1500元/月，共计1000元；从2016年1月10日至2016年5月31日看守误工费100元/月，共计5000元，两项共计23000元，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书“场地堆放费用4530元及人工看护费用1800元....酌情支持15000元”。2019年2月1日被告收到《民事判决书》(2018)年黔23民终1177号后，按这个判决，被告也只能按时间、数额的比例赔偿给原告，有《收条》(为据证据清单7)，是否合理请法庭重新认定，(5)被告从始至终是讲诚信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是拿来打官司用的。被告也是按原来约定，凡被告在与杉木“纠纷”的邱碧杰等9户打官司索赔的(以法院判决书认定的)得多少按比例返还原告多少。比如两次上、下车搬运费及误车费共11800元(其中第-次被告已付5200元)在终审判决书上，而法院“酌情支持7000元”被告按比例赔偿4000元(有收条为据证据清单7)。综上所述，被告认为我们已按照《杉木买卖终止协议》退了一大步赔偿了原告该赔偿的条款费用，按约定与“纠纷”的邱碧杰等9户打官司赢的，虽然不多，该补的，该算的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了。总之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于《欠条》，我们已做到问心无愧了，更不用说还欠原告的80000元了。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第三人杨胜如述称：一、本人与本案的关系：本人出现在本案的第一个《杉木买卖协议》中三个甲方（卖方）之一，即也是杉木的卖主之一。本人同时也参与第二个《杉木买卖协议》的讨论草似，作为甲方（卖方）人员之一，本人还赔偿的部分费共35600元（有收据为证）。二、本人是甲方（卖方）三者之一，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本案被告人之列中？就其原因：1、《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主要目的是用供被告来打官司，同时双方认为被告赔偿给了部分发生的费用给原告后；实际已对原《杉木买卖协议》作了断。但《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大部分条款是按照原告方提出来的所发生的费用来落列，部分落列条款并未认真推，有重复或夸大现象。如第四条砍工费与第五条的木材载量费我们认为是重复设置和计算，如果按砍伐的单价来计算，每天每人可有5-600元的收入，且轻轻松松。又如第六条的驮马运费干包整个杉木树林的运费，因到目前为止。整个（片）的杉木树仅砍了一半，且还有砍倒在山场锯断和未锯断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驮运，实际被告已按完成一半数量和金额来赔偿。再如第九条的看守费价格是否合理，且这一费用是双方共同承担的。第十条的上下车费及货车误工（抬班）费是被告已付给上下车人及货车驾驶员的。2、当时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应赔偿原告方为《杉木买卖终止协议》除五、九、十条款以及六条款的一半外，金额为176607.00元，分成三份由被告方各自偿还原告。而其他条款（包括第六条款的一半）作为被告与杉木“纠纷”的邱碧杰等9户打官司得那条补那条，赢得多少按比例补多少，但原告要求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上签字，还要要求另外写一张总欠条作为付款依据，本人当时生怕以后原告不诚信，以此为据反告被告，因而本人就没有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上和总欠款上签字。最后，作为原《杉木买卖协议》的甲方三人之一，本人认为我们没有欠原告的80000.00元。在对承担《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发生费用的条款中，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缺陷和夸大现象，我们已作了很大的让步，赔偿了原告大部分发生的费用，请求法院公正执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所生产的诉讼费。本院根据原、被告诉辩主张，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达成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效力如何？原告主张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主要证明三原告的基本信息及诉讼主体适格。经质证，被告和第三人无异议。2、《杉木买卖协议》、《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欠条》各一份，证明二被告欠三原告欠款的原因及欠款234007.00元的事实（这个3万元，已经转为2015年5月3日出具的收条）。经质证，二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出具协议的目的是打另外一场官司所用，合伙人杨胜如没有在这个上面签字。3万元这个是两码事。相当于这个是他们还没有还我们3万元，所以予以扣减。第三人质证有异议。3、2015年6月20日收条一份，证明收条上面的金额为1800元，2015年6月24日收条为4800元，也证明原告代被告支付的相关费用为6600元（不含在起诉的诉讼标的里面）。经质证，二被告对这个证据是认可的，这个是上下车的抬班费，实际上结算的时候我们已经算过这个费用了（这个费用是已经返还给原告过了）。第三人无异议。4、欠条一份，证明是杨胜如签订的，欠条的金额是2500元，2015年7月2日签订的。这个也是他们已经支付过的。经质证，这个费用是在我们木材结算之前打的，不应该作为证据。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杨胜如没有收回这个欠条。第三人质证称这个钱是木材抵过了，但是我没有要回条子。5、被告和原告的聊天记录和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从2015年5月到2019年2月12日都在向被告主张权利的事实。经质证，二被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认为也按照判决书上面的条款，清算给原告过了。第三人称不清楚。二被告向法庭提交证据有：1、《民事判决书》2018黔23民终1177号，证明被告通过诉讼程序，要求与杉木纠纷的邱碧杰等9户对这次纠纷发生的费用的赔偿判决。经质证，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在这个原、被告和第三人判决书中，这个不能作为被告欠原告的欠款金额。第三人无异议。2、戴某、詹某、杨胜如以及收到戴某等3人木材款的收条，证明戴某、詹某、杨胜如三人已赔偿的费用数额。经质证，原告无异议。但认为这个17万多是包含另外6600元的垫付款和2500元的欠条在里面。第三人对该证据无异议，但说明这个6600元和2500元我们不认可。3、通知一份（原告是在2015年1月19日提供的），证明（1）驮马运费金额与驮马协议驮马运费收条、《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不能相互证明。（2）砍工费：砍伐数据、金额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不一样。（3）没有木材技术裁量工的费用发生。经原告质证，认为不能证实所欠的款项，这些是已经全部除外过的（这些是在中止协议中已经算清楚过的）。第三人无异议，说明还有18000元的看守费，对方也没有看过一天。然后对方也把这个看守费包括在23**面的。4、驮马《协议》、驮马运费《收条》、拉运驮马《收条》共3份，证明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驮马运费《收条》不相符。经质证，原告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内容，这个是原告和其他人达成的协议，这个和被告无关。第三人认为原告说的这个是不符合的。5、两次上下车费，货车误工（抬班）费收条4份，证明两次上下车，货车误工（抬班）费的数额。(共计11800元)。也证明我们开的部分是5100元。经质证，原告不予认可这个证据，是已经扣除这笔费用过的。第三人认为这个是李开祥一直说叫车子来拉，这个费用我们也不承担。6、民事判决书（2018）黔23民终1177号，被告按判决书条款的笔录结算给原告的《收条》，证明尽管判决书还在强制执行中，没有得到邱碧杰等9户的清偿，但被告兑现了承诺，返还给原告的赔偿（共计6600元）。经质证，原告认为这个条子是真实的。但是今年原告和被告重新签字的时候，这个上面附注的这个是后面加上去的，原告之前签字的时候没有这个附注。第三人认为原告说的不符合事实。7、二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二被告身份信息。经质证，原告和第三人无异议。第三人杨胜如无证据提交。经审理查明：1995年底至1996年间，二被告戴某、詹某承包大观纳上林场栽种杉木苗，并进行管护。1997年11月，二被告与望谟县国营纳上林场补充完善合同手续，签订了《国有非耕地造林承包合同书》。由二被告承包纳上林场进行造林，总面积为200亩，承包期限为30年，二被告按每亩6.00元向纳上林场交纳土地承包费。但在林业部门绘制的《纳上林场非耕地开发规划图》上，被告戴某承包的非耕地面积为250亩。后二被告又与第三人杨胜如分别于2001年1月6日、2002年2月16日签订《沙仁种植协议》和《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杨胜如与原告共同合作种植沙仁，并由杨胜如对被告承包地内的沙仁及杉木进行管护。2014年11月11日，三原告作为乙方与二被告及第三人作为甲方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协议中约定甲方将自己位于望谟县大观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乙方，出售价为壹拾玖万捌仟元整（198000.00）。甲方负责向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申请并办理合法采伐手续即采伐证。办理采伐手续（采伐证、运输证等）中的各种税费由乙方按有关规定缴纳。甲方采伐证办理完毕后交给乙方的同时乙方付甲方预付款壹拾壹万整（110000.00元），一个月内（以采伐证时间为准）付清全部购买杉树的剩余金额捌万捌仟元整（88000.00元）。2014年11月16日，原告按照约定支付给被告11万元的预付款。原告在采伐运输过程中，2014年12月17日，案外人邱碧杰、杨胜国等九户向望谟县林业局提交了《请求给予解决纳上林场非耕地造林分成的请示》，提出邱碧杰等案外人有30%、戴某、詹某有70%的分成，请求给予协调解决。望谟县林业局于2014年12月30日向二被告发出望林责通字[2014]第1号责令停止采伐林木通知书，并于2015年1月9日召集争议双方进行协调，因双方各持异议而调处未果，林业局建议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处理。在此期间，二被告向县林业局申请恢复林木采伐运输生产，望谟县林业局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望林复[2015]1号答复，建议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按司法程序进行依法处理，待处理后，及时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采伐或重新办理林木采伐许可，方可继续采伐及运输生产。因无法继续采伐和运输林木，2015年5月2日，经原、被告及第三人协商，均同意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二被告戴某、詹某作为甲方与原告李开祥和赵志金作为乙方进行结算并于2015年5月2日签订《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协议约定，一、办理采伐证和已砍伐的（已运出公路边和运到林场场部）的木材退还给甲方，由甲方自行处理。对此前已出售或加工的木材，另行商议。二、乙方已付木材款11万元，2015年2月2日乙方向甲方借支3万元，实际甲方收到8万元。三、乙方办理采伐证时交林业局木材费用41292.00元；四、砍工费17712.00元；五、木材技术裁量费6000.00元；六、驮运费57800.00元；七、场地堆放等杂用费8133.00元；八、办理采伐证费用570.00元；九、看守费18000.00元；十、付货车放空误工费3400.00元和上下车费1700.00元合计5100.00元。以上共计发生费用234607.00元。扣除甲方已付的八、九条（实际为第九、第十条）23100.00元，实际返还乙方现金211507.00元。2015年5月3日，被告戴某、詹某向原告李开祥、赵志金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李开祥、赵志金付木材等费用贰拾叁万肆仟陆佰零柒元整（234607.00元），待相关事宜解决后付清。按2015年5月2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条款清付欠款人：戴某詹某二0一五年五月三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签订后，2015年5月3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现金30000.00元；2015年5月4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詹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詹某现金58900.00元；2015年6月16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某等三人（詹某、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等三人木材款37000.00元；2015年7月2日，原告赵志金向被告戴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现金15000.00元；2015年7月2日，原告赵志金向被告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杨胜如现金35600.00元；2019年5月21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镇、詹某、杨胜如出具收条收到木材运输台班费、木材看守费共计6600.00元。本案在审理中，原告李开祥对向被告及第三人出具的收条均予以认可。再查明，2014年11月12日县业林局向原告核发的采伐林木许可证载明的采伐许可面积为8.22公顷，采伐蓄积578.31立方米，商品材出材量为404.82立方米。2016年7月22日，二被告委托黔西南州鲲波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已采伐的木材进行核查评估，该公司于2016年8月8日出具评估报告，认定已采伐的杉木林面积为4.09公顷，总蓄积为287.73立方米，出规格材201.41立方米。上述事实，有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附卷佐证。本院认为，2014年11月11日，三原告作为乙方与二被告及第三人作为甲方签订了《杉木买卖协议》，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按照约定履行；（二）合同解除；（三）债务相互抵销；（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五）债权人免除债务；（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七）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本案中，二被告及第三人与三原告达成《杉木买卖协议》，将二被告及第三人位于望谟县大观纳上林场承包地的杉树出售给三原告，双方均按照协议履行了相应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作为出卖人的甲方，根据法律规定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乙方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三原告在砍伐树木过程中，遭到了案外人即部分村民主张权利，致使三原告至今无法正常砍伐和运输树木，双方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居于此，2015年5月2日，经原、被告协商，均同意终止履行《杉木买卖协议》，签订《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并对因此造成原告的损失进行了清理和结算。二被告即戴某、詹某自愿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上同意扣除已付的八、九条（实际为第九、第十条）23100.00元，实际返还乙方（三原告）现金211507.00元。该承诺属于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二被告应履行承诺作出结算条款的支付责任。关于被告及第三人已向原告支付结算损失的问题。原、被告在《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签订后，2015年5月3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现金30000.00元；2015年5月4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詹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詹某现金58900.00元；2015年6月16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某等三人（詹某、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等三人木材款37000.00元；2015年7月2日，原告赵志金向被告戴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现金15000.00元；2015年7月2日，原告赵志金向被告杨胜如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戴某现金35600.00元；2019年5月21日，原告李开祥向被告戴镇、詹某、杨胜如出具收条收到木材运输台班费、木材看守费共计6600.00元。上述共计已支付183100.00元。作为原告之一的李开祥均予以认可原告方出具的收条，按照双方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约定：“实际返还乙方（三原告）现金211507.00元”，扣除被告及第三人已支付的部分即183100.00元，应当尚支付原告损失28407.00元。关于被告抗辩称《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用来打另一场官司用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案件审理中，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系为打官司所用的相关证据。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杉木林承包合同书》在卷佐证，如被告方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结算协议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对该《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如何支付或支付多少另有约定的其他证据予以证实，故从双方签订的《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和欠条足以认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当切实履行《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约定。合同的相对方未能按照约定履行义务构成违约。因此，原告诉请被告支付尚欠的部分欠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尚欠款项应由谁承担的问题，《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甲方即二被告均在协议上签字捺印，该协议无第三人的签字认可，第三人杨胜如对该协议也未进行追认，故该协议并不能约束第三人，且原告仅要求签订结算协议的二被告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因此，《杉木买卖终止协议》的支付责任应由二被告承担。关于原告称向被告出具的3万元的收据实际是向被告借支的3万元的借支款转换为借款的诉称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原告向被告出具的3万元收条并未注明系原告向被告借支款，且在庭审中原告认可收到被告17万多（包含出具的3万元收条在内）的事实。因此对原告的诉称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对原告已运输走的木材折价37000.00元应否扣减原告的损失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对造成原告的损失已进行结算，对原告已运输走的木材使原告产生获利，双方庭审中确认运走部分折价37000.00元，该部分应视为原告获利部分，在计算原告损失时考虑相应扣减符合客观实际。对原告要求支付的其他请求，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签订的《杉木买卖协议》和《杉木买卖终止协议》，均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应当切实履行协议约定。被告应按合同约定赔偿原告未赔偿完毕的经济损失。原告的请求部分应当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戴某、詹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支付三原告赵志金、李开祥、黄益损失人民币28407.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00.00元，由原告赵志金、黄益、李开祥承担580.50元；被告戴某、詹某承担319.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文望审 判 员  李发伦人民陪审员  陈明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罗勋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