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内04民终4101号上诉人（反诉原告）：松某，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内蒙古丹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反诉被告）：张某，男，1965年1月18日出生，居民，住内蒙古赤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内蒙古恒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娜某，女，1975年2月12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上诉人松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房屋买卖合同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人民法院（2018）内0426民初4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松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由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作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基于被上诉人一审的起诉提出反诉。被上诉人在起诉及第一次开庭时均自认其据以起诉的借据是上诉人2009年购买楼房时因暂时付不起全款，剩余部分房款为其出具了借据一枚，约定月息1.5分，一年后还清，每年都更换借据。并在2016年5月20日再一次更换了借据。由此可见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在一审第二次开庭之前上诉人找到了2010年元月7日还清房款的收据，还原了本案的事实。一审不应根据被上诉人的撤诉申请为其保留诉权，而应根据上诉人一审的反诉来查明本案的真实案情，作出否定被上诉人持有借据的效力。实际上本案已经明确查实，被上诉人持有的借据是在上诉人收据遗失找不到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为其出具的不实借据，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一审在这种情况下允许被上诉人撤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更不符合已经查明的事实，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且一审被上诉人的撤诉与案件的审理程序不符，一审审判程序不合法；2、本案一审第二次开庭后，被上诉人对于我们提供收据后，又作出了与起诉时自相矛盾的解释，完全颠覆了起诉时自认的事实。这种出尔反尔的表现，完全属于恶意诉讼。既然被上诉人已经撤诉，但是一审却对其提供的借据进行了实体审理，认定被上诉人手中持有的借据并非无效。反而以推理的方式解释了借据的性质，作出了毫无道理的推论（2016年5月20日的借据，不排除原告对该笔款项的法律性质认识不清而以拖欠房款为由起诉被告）。这种推论的作出，无视起诉书的起诉内容，更无视本案第一次庭审的当庭陈述和法庭查明的事实，刻意为被申请人找借口而制造虚假诉讼。本案名义上是被上申请人撤诉，实际上判决论理部分却间接保护了其诉讼请求，以达到另案谋取非法诉讼利益的情形，以合法的方式助长了被上诉人恶意虚假诉讼的行为，导致上诉人存在潜在的诉讼风险；3、二审庭审中补充称，一审第二次开庭是2019年3月31日10时至11时，庭审是以原告、被告、反诉人、被反诉人正常审理的，一审却以2019年1月25日原告进行撤诉裁定允许撤诉，显然和庭审程序不一致，一审程序存在严重违法。被上诉人张某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被上诉人撤诉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违法之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案不存在上诉人所谓的“虚假诉讼”，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借款属实，当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偿还所欠的房屋尾款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出具了收据，之后上诉人又向被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同意了上诉人的请求，于是将上诉人刚刚偿还的房款又出借给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借走刚偿还的房款钱就等于没有偿还房款，为此要求上诉人给付房款，这是基于错误的认知。经审理后知道自己起诉的案由错误，为此撤诉，并以民间借贷纠纷从新起诉上诉人。上诉人又称“被上诉人持有的借据是在上诉人收据遗失找不到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为其出具的不实借据”，此点与事实不符，亦不符合常理。上诉人的收据根本没有遗失，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的第二天，上诉人就将收据提交到一审法院要求二次开庭，如果真如上诉人所说的“遗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找到吗？这种找到收据绝对不是巧合，而是想趁被上诉人在错误的认知下赖账不还。上诉人称由于当时还房款时没有收回借据且又找不到被上诉人的收据，此让被上诉人讹诈，更换借据并按5分钱支付利息款近20万元，此言纯属儿戏，根本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承认“这个欠据不是买楼房的钱了，后来换了无数次条了”，又承认“打38万元条的时候只有我和张某在场，在原告张某的车上，在我阿什罕沙场跟前打的”。被上诉人想问，如真如上诉人所说的那样被上诉人敲诈他，上诉人可能多次给被上诉人换条吗？被上诉人可能明目张胆的去上诉人的沙场要求上诉人改条吗？上诉人被敲诈所谓的20万元，这么多年能不报警吗？上诉人按5分钱利息支付了20万元的收据呢？收条这么容易的出现是因为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要求还钱，被上诉人书写的收据是在开庭后第二天上诉人就提交到法院的，可见，收据根本没有遗失，更不存在上诉人在找不到收据的情况下又被敲诈了20万元的利息还多次更改借据。上诉人作生意、开沙场多年，具有多年的经商经验和社会经验，被上诉人的身份系国家工作人员，上诉人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不想还钱。原审被告娜某二审未作陈述。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松某立即给付借款38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5月20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息全部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松某承担。松某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要求收回张某手里的38万元的借据并驳回张某向松某索要16.53万元利息的诉请；2、要求张某返还松某曾为其支付20万元的利息；3、张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4、本案构成虚假诉讼，请求将本案移交给翁牛特旗公安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松某自张某处购买楼房一处，所欠楼房尾款20万元于2010年1月7日全部给付张某，同日张某为松某出具收据一枚。2016年5月20日，松某为张某出具借据一枚，约定金额为38万元，月利率为1.5%并约定还款日期为2017年5月20日。一审法院认为：现松某要求收回张某手持的38万元欠据，并要求返还其曾为张某支付的20万元利息的反诉请求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张某手持的欠据和松某手持的收据形成时间不一致，张某手持的欠据为2016年5月20日，松某手持的收据时间为2010年1月7日，张某的借据在后，双方之间并不能发生法律意义上的债的抵消，也即张某手持的借据并非无效。其次，张某手持的借据未标明该笔借款的性质，是否为松某主张的房屋欠款未予标注，而松某手持的收条已明确标明收条所载款项为“楼房款”且标明“全部付清”字样，对此张某表明其手持的借据为在松某付清房款的当日松某又向张某借款17万元，此后经双方年年结算，松某于2016年5月20日为张某出具了涉案的借据，所以不排除张某对该笔款项的法律性质认识不清进而以拖欠房款为由起诉松某。松某在已经付清全部房款的情况下，又另行为张某出具涉案借据有悖常理，故松某主张的事实该院不予支持。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现松某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曾为张某支付了20万元利息的事实，其要求返还上述款项的诉讼请求该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松某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松某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二审审理查明：张某于2019年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内0426民初4443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张某撤回本诉。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直接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撤回起诉，一审予以准许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一审准许被上诉人撤回起诉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案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所涉的借据即为合同的一种，是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如果上诉人认为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案涉借据所约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借据的形成及其所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应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而不是主张收回借据。因上诉人要求收回借据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因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撤回起诉，故上诉人提出的驳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16.53万元利息的诉请的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返还曾为上诉人支付的20万元利息的反诉请求，因上诉人未提供相应证据，故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80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力德审判员 莲 荣审判员 徐书文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