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1124号原告：上海金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杨剑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雷，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相伟，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洪高明，男，1974年9月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昀，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盟盟，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上海金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洪高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答辩期内，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同年7月24日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被告不服本院裁定，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查于同年8月1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同年9月23日和10月2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剑平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相伟、徐春雷，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姜昀分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金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95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系朋友关系。2012年8月6日，被告以资金紧张为由向原告借款400万元。同日，原告通过财务人员苏灵志个人账户将400万元汇给被告。2013年10月24日，被告再以急需用钱为由向原告借款550万元，同日，原告将550万元汇给被告。被告共计向原告借款950万元，未约定还款时间。后原告多次通过电话与被告沟通还款事宜，被告均以资金紧张为由拖延，故原告起诉。被告洪高明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借款证据仅有转账凭证，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成立。950万元的款项确实收到了，该款项系原告支付台州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绿城公司”)所开发的台州海棠花苑三标工程的居间报酬。原告在汇款用途中标注为“工资”和“预支款”，也明确非借款。依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应进一步提供借贷关系的证据。2.被告已经提供了有关的工程对外邀请投标、会议纪要、结算报告、其他居间人收款记录等证据，证明原告主张的所谓“借款”实为被告作为居间人为原告向台州海棠花苑三标工程投标并中标的居间费。被告证据只要达到“合理可能”或“表面可信”的标准即可构成对原告主张的充分抗辩。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被告提供“相应证据”并不要求直接且充分。3.依据最高院有关判例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不禁止工程承包领域的居间行为，被告为原告投标和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提供居间服务，项目中标、施工完成并已审核结算完毕，被告收取居间费不违法。原告是明显的虚假诉讼，应予惩处。4.原告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一、双方无争议的基本事实。1.2012年8月6日，原告通过其工作人员苏灵志向洪高明转账支付400万元，转账用途中记载为“工资”；2013年10月24日，原告向洪高明转账支付550万元，转账用途中记载为“预支款”。本节事实有原告提交转账凭证、苏灵志社保记录、劳动合同等书证证实，被告洪高明对上述书证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2012年初，台州绿城公司就其开发的“绿城·台州海棠花苑三标总承包工程”招标。经调查，台州绿城公司于2012年4月21日作出《考察报告》载明包括原告在内四家企业有投标意向，并且符合招标要求，故拟邀请该四家企业参与招标。后原告参与投标，投标报价17,620万元，计划2012年7月1日开工，2014年6月30日竣工。2012年5月24日，台州绿城公司开标，通知原告中标。2013年1月28日，原告与台州绿城公司签订《绿城·台州海棠花苑三标总承包工程施工合同》。2017年12月5日，台州绿城公司委托案外人浙江科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绿城·台州海棠花苑三标总承包工程”结算审核，在审核报告中记载：本工程中标价17,620万元，工期729日；实际开工日期2012年12月9日，竣工日期2015年2月9日，工期793天；送审结算金额214,194,715元，审核后结算金额180,830,100元；该核算金额经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签证认可。上述招标文件、中标通知、施工合同中，台州绿城公司所使用公章均为防伪码后四位编号为“3672”的公章。杨斌与徐友声于1983年8月10日登记结婚。2019年5月10日，杨斌于家中死亡。2012年12月5日，原告向徐友声账户转账支付杨斌居间费100万元；2013年6月9日和8月30日，原告向杨斌账户转账支付60万元和100万元；2014年1月22日和6月16日，原告向杨斌账户转账支付30万元和50万元。原告确认上述340万元，系支付杨斌2%标准计算的居间报酬。本节事实有被告提交工程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单位考察报告、原告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书、杨斌居间费用收款凭证、杨斌与徐友声结婚证、杨斌死亡证明，原告提交的中标通知书等书证及双方陈述证实。双方对上述书证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核予以采纳。二、关于双方争议的950万元资金性质，双方举证、质证如下：1.原告主张所交付洪高明950万元系借款，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剑平到庭说明情况及苏灵志出庭作证。苏灵志证言称：其于2010年入职原告至今，职务出纳。2012年12月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剑平告知洪高明要借款，要求其向洪高明转账400万元，当时原告通过支票支付，因原告大额网银转账无法给个人，所以就将支票400万元入账到苏灵志个人账户，然后由苏灵志个人账户转给洪高明；转账凭证上注明的“工资”是根据银行工作人员指示顺手写上的。杨剑平到庭述述：2011年通过其姐夫认识杨斌，其姐夫与杨斌配偶徐友声是电信局同事；杨斌称可以介绍台州绿城公司项目，而后通过杨斌介绍认识洪高明；台州绿城公司的项目是杨斌介绍的，杨斌原来提出要一起做这个项目，杨剑平担心日后利润分配纠葛，故同意按中标价2%固定回报支付给杨斌；招投标是通过杨斌操作的，并不知道被告是否提供过帮助；原告向洪高明支付的950万元都是借款，当时洪高明电话称要临时调个头寸就支付了，这是台州人生意上的习惯，也没约定还款期限；杨剑平于2014年初在洪高明的台州绿城公司项目办公室里向洪高明主张过还款，无其他人在场，此后几次见面，也都口头催要过还款；原告与台州绿城公司或绿城集团无其他业务合作，目前台州绿城项目除质保金，其余工程价款均已收取。原告另提交短信记录及相应公证书，公证书显示：2016年11月7日，杨剑平向137****9696号码(杨剑平手机上注明的联系人为洪高明)发短信，称“我的收款不行，资金太紧了，中旬你帮我准备个300W吧，让我把贷款还掉”；2017年8月16，杨剑平又向该号码发短信，询问是否资金出来了，要求还款；2018年1月4日，杨剑平再给该号码发短信，称12、13年你两次向我金茸公司借款950万元救急，至今未还款，股东限定今年收回该借款，请尽快回复；期间，杨剑平还多次电话联系该号码，或短信要求回电。但该号码未对杨剑平请求作出答复。审理中，根据本院要求，原告提交案涉400万元和550万元转账的相应记账凭证，记账凭证上将该两笔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其他”科目中，摘要注明为“洪高明暂支”或“洪高明款”。被告洪高明质证称，苏灵志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存在矛盾，作为公司出纳也不应将“借款”记录为“工资”；杨剑平系虚假陈述，双方并无借贷关系，在400万元“调头寸”一年多未归还情况下，继续“出借”550万元，而且没有任何借条等单据，有悖常理，2013年之后几年内未见原告催款，如果按杨剑平陈述，有过催款，则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对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确定该号码是否为被告使用，而且短信内容中也未有确认借款的表示；原告的记账凭证系其自制，不予认可。审理中，洪高明向本院提交函件称：其因突发重要安排，未按法院要求出庭，但根据最高院的规定，法院审查借款细节时，要求的是出借人本人或出借单位经办人等到庭陈述交付的原因、用途等细节和经过，并不要求被告要到庭说明；本案中，被告提交了相应证据可充分说明案涉款项系介绍费而非借款；2012年4月，台州绿城公司因开发海棠花苑三标工程需要，请洪高明推荐合格投标单位，故通过杨斌认识了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剑平；经协商，杨剑平和原告请洪高明与杨斌作为居间人，如原告中标，同意按中标价6%和2%支付洪高明和杨斌居间费；在洪高明大力引荐下，原告中标，按中标价1.7亿元计算，居间费分别为1,000万元和340万元；之后海棠花苑三标工程顺利完成，工程款也顺利结清；2019年5月，因杨斌病逝，而原告经营也陷入困顿，资金紧张，故捏造借款事实提起本案虚假事实。2.被告洪高明主张所收950万元系收取原告中标台州绿城公司所开发项目的居间费，被告提交徐友声证人证言，台州绿城公司《情况说明》并通知该说明形成的经手人王官敏到庭接受质询。徐友声证言称：徐友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剑平的姐夫马某均在台州电信部门工作；杨斌系台州当地企业家，与洪高明系朋友关系，徐友声与洪高明的姐姐也是朋友；洪高明在台州建筑行业具有较高知名度。2012年4月，台州绿城公司请洪高明推荐合格企业参与海棠花苑三标工程投标。徐友声知道后就询问马某原告是否有意向，遂介绍杨斌与杨剑平认识，再由杨斌介绍洪高明与杨剑平认识；当时，原告中标可能性较低，但在杨斌与洪高明工作下，原告中标，所以原告承诺支付杨斌和洪高明分别2%和6%的介绍费，即340万元和1,000万元，当时均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之后，经杨斌多次催讨，原告才于2012年至2014年间支付杨斌340万元。台州绿城公司《情况说明》载明：2012年4月，因海棠花苑三标工程需要，通过洪高明和杨斌推荐投标企业，后二人推荐了原告并促成台州绿城公司与原告进一步会商、洽谈、考察，后原告中标与台州绿城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洪高明与杨斌还多次督促台州绿城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洪高明与杨斌的居间服务费各方初步约定按中标价取整1.7亿元的6%和2%即1,000万元和340万元计算，按行业惯例，由原告支付。该说明落款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加盖防伪码后四位编号为“3672”的台州绿城公章。王官敏到庭述称：其于2010年入职台州绿城公司，负责工程事务；台州绿城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及微通知综合管理部出具，用印后，由王官敏交寄洪高明律师；《情况说明》上台州绿城公司的印章一直在使用，因公司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过，可能有更换过印章；目前海棠花苑三标工程款除部分质保金尚未到期，其余合同款均已付清。王官敏同时提交加盖防伪码后四位编号为“3672”台州绿城公章出具的《在职证明》及台州绿城公司未缴纳社保的参保记录。原告对徐友声证言、《情况说明》及王官敏陈述均不予认可，并提交台州绿城公司档案资料及向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调取的台州绿城公司印章刻制记录。其中台州绿城公司档案资料显示该公司使用过防伪码后四位编号分别为“3672”“3877”和“2736”的三枚公章；椒江公司分局印章刻制管理部门证明，台州绿城公司于2009年12月16日刻制“3672”的公章，于2013年4月19日报废，同日刻制“3877”的公章，又于2015年1月5日报废“3877”公章，同日刻制“2736”的公章。原告据此称，洪高明及王官敏提供虚假证据，意图逃避950万元还款责任，要求追究二人法律责任。被告洪高明对此解释称，防伪码后四位编号为“3672”台州绿城公司公章是真实的，台州绿城公司因股东更迭而刻制过新公章，但这是基于管理需要，并不能否定原公章的真实性；公安部门所谓“报废”公章并非销毁原公章；王官敏的社保记录是真实的，其作为台州绿城公司工作人员已明确《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台州绿城公司工商档案资料另显示：2009年12月9日，台州绿城公司董事会决议聘请洪高明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2014年9月26日，台州绿城公司董事会决议免去洪高明总经理职务；2013年之前，台州绿城公司工商档案中亦存在使用“3672”公章文件。洪高明称其担任总经理仅是挂名的，而且是否在台州绿城公司任职不影响居间报酬的收取。双方提交的其余证据或真实性无法确定，或与本案缺乏关联或证明内容可由其他采纳证据证实，本院均不再采纳。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主张被告归还借款，被告则称所收款项系居间报酬，且原告起诉超出诉讼时效。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或居间关系，原告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就此，本院分析裁断如下：一、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原、被告间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则应就双方借贷合意举证证明。原告虽未提交借据、欠条、借款协议等可以证明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已提交相应转账凭证，结合原告陈述，完成初步举证。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抗辩称所收950万元系原告支付其的居间报酬，被告亦提交徐友声证言，台州绿城公司海棠花苑三标工程有关招投标、施工合同文件，台州绿城公司《情况说明》等证据。原告则称，被告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间存在居间关系。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现本案中，双方就系争950万元款项的性质分别提出相反证据，结合全案情况，本院判断被告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原告证据的证明力，足以对抗和抵消原告证据证明力，原告不能就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理由：1.徐友声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剑平与被告认识的中间介绍人之一，亦系原告认可支付过居间费用的杨斌的配偶，而且徐友声使用自己账户收取过原告所称支付杨斌的居间费用，徐友声系直接参与者，其证言并非传闻，具有较高可信性。2.按杨剑平的陈述，其认识被告在2011年，至原告支付被告第一笔400万元时也不过一年左右，在无书面合同、借条或担保人等情况下，杨剑平就同意原告“出借”被告400万元，有违常理；而且按杨剑平陈述，被告“借款”目的系调头寸的短期借款，期限通常不应超一年。在第一笔“借款”400万元未归还情况下，一年多后，原告同样在无任何书面凭证等情况下再“出借”550万元，更有悖逻辑；杨剑平称调头寸系台州商人习惯，即便如此，原告也应对借款的用途、背景等进行调查，原告却对此未做任何合理说明与解释。杨剑平的陈述证明力严重不足。3.原告付款时的转账凭证上备注款项性质均非借款，而在原告的内部记账凭证中亦未将该两笔款项记载为借款，而是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中，并且注明系“洪高明款”或“洪高明暂支”，可以推定原告在款项支付时就不认为系被告借款。4.两次转账发生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未有证据显示原告向被告催讨过还款，如此巨额资金，按原告所述如系“调头寸”的短期借款，原告理应在2014年、2015年间向被告积极主张。原告所能提供催款证据，即2016年11月开始的短信催讨，即便该短信被告收到了，未见被告对原告所主张借款有过任何确认或商议。5.被告确认支付杨斌居间费340万元，同样未签订书面协议；按双方的陈述，被告无论在台州绿城公司是否实际任职，对台州绿城公司在项目招标上均有较大影响力，被告为原告中标项目提供便利，存在较大可能性，而原告支付被告的第一笔400万元时间在海棠花苑三标工程开标后，已确定原告中标，原告因此支付被告“居间费用”，不存在逻辑上矛盾之处；6.台州绿城公司在招标及和原告签订施工合同时所使用的公章都是防伪码后四位编号分别为“3672”印章，该印章在台州绿城公司其他档案文件中亦有出现过，虽然台州绿城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过该印章已“报废”，但未明确该“3672”印章已销毁，故不足以否定台州绿城公司《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该说明作为单位的证明材料，加盖了台州绿城公司印章，且经手该证明材料的人员王官敏到庭陈述过说明的形成过程，而台州绿城公司确实为王官敏缴纳过社保。考虑到实践中，企业因股东变更或业务需要等确实存在使用一枚以上印章的情形，仅凭公安部门备案印章与说明上印章不一致不足以否定该说明的证明效力。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结合其陈述，虽完成其主张的双方间借贷关系主张的初步举证，但在被告提出款项系清偿其他债务抗辩，并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原告应当对双方间借贷关系继续举证。双方关于系争950万元款项的性质所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力均未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所规定“具有高度可能性”标准，本院对双方主张款项性质，借贷或居间报酬均无法作事实上认定，但被告举证足以抵消或削弱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加单方陈述所产生的证明力。原告无法就双方间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的，本院不能认定双方间存在借贷关系，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双方间时效争议，原告称2014年间即催讨过还款，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原告作出不利于己的自认，但被告亦自认2014年、2015年间原告未曾催款。因原告不能证明双方间借贷关系，主张不成立，本院无需对时效问题再予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金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300元，减半收取39,1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诉讼费44,150元，由原告上海金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虞增鑫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蒋丽萍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