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1行终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永，男，汉族，1971年7月7日生，身份证登记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大队。住所：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北路卢家营260号。法定代表人：周晓东，大队长。出庭负责人：汪海波。委托代理人：陈程，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国兵，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国永与被上诉人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九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九大队）其他行政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云0112行初6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调查询问及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国永以交警九大队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请求：1、确认交警九大队5301913910095277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所诉行政行为违法（包括不作为违法）；2、撤销被告阻碍原告办理换领驾驶证证件业务的行政强制措施未裁决限制行为（乱作为违法）3、判令被告承担机动车被扣留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按租赁或者网约车标准每天300元）、误工损失（200元每天）赔偿、被威胁行政拘留遭受的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以及本案全部诉讼费用;4、保护原告其他行政诉讼案件的诉权。在一审庭审中，原告对第二项诉讼请求，称“要求撤销机动车发现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信息录入交警系统管理平台上的行政强制措施,被告已经将信息改成了已裁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特定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九）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单独或者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补偿诉讼的，应当有具体的赔偿、补偿事项以及数额；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应当提供明确的文件名称或者审查对象；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应当有具体的民事诉讼请求。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明确诉讼请求”第三款之规定，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具体明确。本案中，原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措施凭证所诉行政行为违法（包括不作为），是针对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原告提出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阻碍原告办理换领驾驶证证件业务的行政强制措施未裁决限制行为（乱作为违法）系原告针对交警部门在原告的驾驶执照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信息录入交警系统管理平台上的对“录入信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上述诉讼请求系不同行政法律关系，原告欲主张权利，应向法院分别提起诉讼。此外，原告提出的第4项诉讼请求：保护原告其他行政诉讼案件的诉权，无具体明确的、支撑该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综上，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条件，我院庭审后向原告进行了释明，原告坚持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故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对原告的起诉予以驳回。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李国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交），退还原告李国永。一审宣判后，李国永不服一审裁定，以“上诉人根本不存在驾驶机动车的事实；上诉人已依法出具机动车驾驶许可和电子机动车驾驶证资料，交警以未随身携带驾驶证为由实施扣车行为无凭据；被上诉人交警大队在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平台录入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未通知上诉人的情况下擅自改变幅度，发布上诉人行政许可信息，记录上诉人在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91天后才予裁决；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中，对上诉人事实本案被诉强制措施过程中制作和获取的、以统一的形式记录和保存的被诉行政行为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行政行为透明度，监督被诉行政行为公平公正公开依法办理，是被诉行政行为具体形式的表现，属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等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人民法院重审本案，李国永提交的上诉状在文字表述上含混不清。在二审询问中，上诉人李国永主张其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指被诉的强制措施信息已被交警录入系统，法院撤销被诉强制措施的时候应该同时判决撤销录入，与第一项诉请其实是同一回事；李国永主张其第四项诉请，是指因交警十大队以饮酒后驾车为由对其所作罚款和暂扣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尚在其他法院行政诉讼审理过程中，处罚的效力还没有被最终判决确认，故十大队的该次处罚不能作为九大队强制措施的依据，法院应该保护上诉人的诉权，等待该案最终判决后，再对本案做出裁决。被上诉人交警九大队未提交答辩状，其在询问中主张：上诉人李国永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十大队查获并处罚，处罚内容包括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在机动车驾驶证暂扣期间，李国永因驾驶机动车未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及未随身携带驾驶证而被交警九大队民警查获，故作出强制决定而扣留机动车。对李国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交警九大队认为是指因上诉人李国永的违法行为及强制措施信息被录入交管网络平台且长期未接受处罚处理，故对李国永在大理州公安交警部门办理换领驾驶证等造成限制，其对此不服而起诉；对李国永的第四项诉讼请求，交警九大队主张根据行政诉讼法，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上诉人李国永在二审询问时向本院提交医院诊断报告单、村委会收入证明、学校《敦促入学通知书》、《复学通知书》。经审查，所提交材料与本案待证事实及案件受理条件争议等无关联性，且迟至二审提交并无正当理由，均不应接纳为本案证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起诉应当符合“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起诉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八条对何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作了细化和明确，当事人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法院进行审理、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前提。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所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所针对的是被上诉人的信息公开行为还是未履行裁决职责不作为还是强制措施行为还是其他行为，在表述上不清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对该项诉请存在不同理解；因表述不清，法院亦无从判别所诉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更无从判别是否是可诉的行政行为；况且该行为即便可诉亦应分别起诉，方才符合一案一诉的审理原则，故无法将其视为具体的诉讼请求并予以审理。上诉人在一审所提第四项诉讼请求，按其自己的解释，是针对法院的审判行为和本案争议之外的其他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具体诉讼请求，无法予以审理。此外对上诉人所提第一项、第三项诉讼请求，需明确：对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践中可区分为“扣留车辆强制措施的决定行为”（载体是强制措施凭证，争议点通常是案发现场是否满足扣留车辆条件，应否决定扣车）和“扣留车辆强制措施的执行行为”（通常无实物载体，而是对强制措施凭证的执行，争议点通常是扣车后是否妥善保管、应解除强制措施时是否解除，扣留是否超期）两项行政行为，两项行政行为应分别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故对扣留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起诉时，应明确是对决定行为不服还是对执行行为不服，若对两者均不服的也应分别起诉立案处理，附带的行政赔偿诉请亦应与所诉决定行为或执行行为匹配，本案中上诉人起诉时未予以区分，所述事实和理由既涉及决定又涉及后续执行，亦造成诉请的混乱和不具体。综上，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起诉条件，在一审法院给予释明，要求上诉人明确诉讼请求后，上诉人坚持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预交的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李国永。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赵鸿章审判员  张 锐审判员  颜瑶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保卓成叶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