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5民初22485号原告：王中立，男，1981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胡家7组7号，公民身份号码330************936。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娟芬，广东华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泽亮，男，197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公民身份号码410************510。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娟芬、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敏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4年5月1日，原告（丙方）与被告（甲方）、案外人王成（乙方）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设立佛山市百思科铁芯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思科公司），总投资额200万元，包括启动资金和注册资金两部分，其中启动资金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其中注册资本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和被告及王成根据协议约定设立公司，2014年7月1日，百思科公司正式成立，登记股东为被告及王成，其中被告持有公司40%股权，登记股权也为40%;王成持有公司30%股权，代原告持有公司股权30%,登记股权为60%。2016年12月，原、被告及王成三方达成合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220万元，三人按照实际持股比例增加注册资本，其中被告增加注册资本48万元，王成和原告分别增加注册资本36万，被告的增资款由原告出借。2016年12月2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出借48万元给被告。2016年12月26日，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借款均无果。原告在庭审中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2014年5月1日，原、被告及案外人王成三方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前期总投资款200万元，包括前期启动资金与注册资金各100万元，其中被告出资80万元，包括40万元启动资金与40万元注册资本，原告与王成各出资60万元，各包括30万元启动资金与30万元注册资本。2016年12月，三方达成合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220万元，其中被告增加注册资本48万元，原告与王成分别增加36万元，被告以增资的名义向原告借款48万元，王成以增资的名义向原告借款36万元，原、被告及王成三方合共120万元。原告根据被告及王成的要求于2016年12月19日向百思科公司转账120万元作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但因为审计机构称百思科公司的登记股东为被告与王成，根据相关规定验资报告必须由登记股东本人转账至公司才能出具。因此，百思科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将原告转账的120万元分24次每次5万元的形式退回原告的账户，原告根据被告及王成的要求分别向王成和被告的账户转账72万元及48万元，完成向王成和被告出借款项。被告辩称，一、原告并未能提交真实、客观的证据证明其与被告存有借贷关系、且有向被告出借涉案48万元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就本案的借贷关系成立和借贷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原告并未能举证证明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和真实发生了借贷的事实，其诉请缺乏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请求。涉案金额巨大，原告却未能提供借据、借款合同等书面凭证，这明显与其交易习惯不符。被告提交的现金收入证明、《融资合同》及银行流水等可充分证明原告向他人出借款项时有要求借款人立下凭证或在划款时备注载明借款的交易习惯，而本案原告的行为明显与其交易习惯不符。在2016年12月20日至起诉前，期间长达两年九个多月，原告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要求被告返还涉案48万元，原告的行为与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行为明显不符。涉案48万元是公司的增资款，是原告协助公司完成增资验收手续而作出的，并非真实的借款，故而原告在长达两年九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还款。二、本案原、被告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应为股东关系，而非借贷关系。原告、被告与王成共同设立百思科公司，双方同是百思科公司的创始股东，《股东协议书》第二条约定，被告应出资80万元(含注册资本40万元及启动资金40万元）,被告于2014年12月31日向公司出资80万元后，公司财务在对账核实后，也向被告出具了盖有公司财务章的收据，证明被告完成了80万元的出资。后因公司工商变更需要，原告、被告与王成共同确认把之前三人各自实际投入到公司的款项转为公司注册资本，因被告早已完成了88万元的出资，故约定由原告负责完成公司验资手续。涉案48万元并非是借款，而是被告前期投入到公司的款项。因此，原、被告作为公司的股东，涉案48万元是被告向公司投入的投资款而非借款，原、被告之间是股东关系，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借款没有事实依据。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1.《股东协议书》（原件），用以证明原、被告与王成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总投资200万元，包括启动资金100万元和注册资本100万元，被告出资40万元，原告和王成各出资30万元。2.百思科公司企业信息公示报告（复印件），用以证明公司现登记股东为被告及王成，其中被告持有公司40%股权，登记股权40%;王成持有公司30%股权，代原告持有公司股权30%,登记股权为60%。3.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复印件）、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用以证明2016年12月，原、被告及王成达成合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至220万元，三人按照实际持股比例增加注册资本，其中被告增加注册资本48万元，王成和原告分别增加注册资本36万元；被告以增资名义向原告借款48万元。诉讼中，被告举证如下：4.现金收入证明、《融资合同》（均为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向他人出借款项时有要求借款人立下凭证或在划款时备注载明借款的交易习惯，该证据原件均保留在破产管理人处。5.收据（原件），用以证明被告早于2014年12月31日已向公司出资80万元。6.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度审计报告、对公账户交易明细（均为复印件），证明2016年增资120万元时公司本期实收资本增减变动数额为341950元，并非120万元；原告在2016年12月19日转存到公司的120万元事实上是原、被告与王成三人共同投入到公司的款项，而涉案120万元由原告转存到公司账户，后转回到原告账户，再由原告账户转存到被告和王成账户内，发生转存的明显为同一笔120万元，故涉案120万元事实上是原、被告与王成三人共有的投资款，而非原告个人的出借款。综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证据1-3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是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关联性在下文论述。证据6内容不完整，故本院不予认定。综合采信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2014年5月1日，被告作为甲方、王成作为乙方、原告作为丙方，三方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设立百思科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三方总投资额为200万元，包括启动资金和注册资金两部分，其中启动资金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该启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前期开支，存放于三方共同指定的账户；注册资金100万元，甲方出资40万元，乙方出资30万元，丙方出资30万元，主要用于公司注册时使用，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存入公司账户。2014年7月1日，百思科公司正式成立，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李长川，其认缴出资额为500万元。工商登记李长川的实缴出资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额为564000元。2014年12月31日，百思科公司向被告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被告投资款80万元。2015年12月31日，工商登记李长川的实缴出资额为185万元。2016年3月24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500万元变更为100万元。2016年4月7日，百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李长川变更为王成，股东由李长川变更为被告与王成。2016年12月19日，原告向百思科公司转账120万元，摘要记载为“增资款”。2016年12月20日，百思科公司向原告转回120万元，摘要记载为“借款”。随后，原告于同日分别向被告转账48万元、向王成转账72万元，相应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交易摘要及交易用途记载为“增资款”。被告及王成收到原告转账的款项后，分别向百思科公司转存48万元、72万元。2016年12月26日，百思科公司的注册资金由100万元变更为220万元，工商登记王成实缴出资132万元，被告实缴出资88万元。2018年4月12日，百思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成变更为被告。庭审中，被告陈述，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启动资金存放于被告的账户；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后，该启动资金存放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长川（被告确认李长川是其侄子）的账户。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案涉48万元是否属于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条是关于缺乏借条、借款合同等债权凭证的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按照该条规定，原告仅凭转账凭证起诉主张借款关系，被告抗辩认为转账系其他债务的，应由被告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被告已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举证责任再转移由原告承担。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16年12月20日向被告转账的48万元属于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条、借款合同等证明借款合意的证据，而转账凭证备注为“增资款”。被告确认收到该款，但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并主张该款连同原告于同日向王成转账的72万元合共120万元实为原告协助百思科公司完成增资验收手续而转账的三股东共有的投资款。本院经分析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一，依据2014年5月1日《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在百思科公司成立阶段投入启动资金40万元用于公司的前期开支，投入注册资金40万元用于公司注册，并用于公司开业后的流动资金。至2016年底，百思科公司成立超过两年，在公司需要增资时把两年前用于公司前期开支的启动资金转为公司注册资本并不符合常理，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被告对此亦不能举证。第二，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前，《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启动资金存放于被告的账户；在百思科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后，该启动资金存放于李长川的账户。也就是说，原告的账户并无接收启动资金。那么，在公司增资时，要从原告的账户转款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账户，以及要由原告来协助完成验资手续并无必然理由。第三，被告在庭审中称，在完成验资手续后，有向原告退回48万元，但不能就此举证。综合以上几点，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相反，原告的举证可以证明，2016年12月百思科公司增资时，被告按照股权比例应出资48万元，而该款是由原告代被告支付的，故转账凭证备注“增资款”可以合理解释为款项用途为增资。增资后，被告的股权由40万元变更为88万元。在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所增加的48万元股权是代原告持有，亦不能举证证明向原告退回该48万元的情况下，本院认定，原告以代为出资的方式向被告交付借款48万元。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相应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李泽亮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本金48万元及以该款为本金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年利率6%为上限）计算的利息予王中立。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500元，减半收取计42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负担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对原告已预交的4250元，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原告申请，本院予以退回。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昭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记员  聂凤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