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3民初5738号原告：邵天恩，男，1977年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少彪，男，1970年3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荔湾区。被告：钟瑞贞（曾用名：钟穗贞），女，1971年3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广州市荔湾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政宇，广东纵横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0号铺。法定代表人：邹少彪。原告邵天恩诉被告邹少彪、钟瑞贞，第三人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康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天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国斌、被告邹少彪、钟瑞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政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丰康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邵天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并在庭审中变更如下：1.判令两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撤销原、被告双方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6月，原告与被告邹少彪协商由其两人作为股东，成立第三人丰康公司。因被告邹少彪的配偶被告钟瑞贞与原告的前妻梁某有亲戚关系（堂姐妹），原告并未对两被告有任何防范意识。第三人丰康公司成立后，由于原告原本就有工作，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员工，故原告虽为第三人丰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实际却无暇顾及公司的具体管理事务。第三人丰康公司的各项经营事务实际均由被告邹少彪掌控，而财务账是由被告钟瑞贞掌控。从2017年开始，原告陆续发现两被告存在多收少记，甚至不记账等行为，遂多次向两被告交涉，要求其予以纠正，但遭到两被告的无理拒绝。原告一气之下提出要求解散第三人丰康公司。2017年7月，经不住两被告的软磨硬拖，原告在被欺骗的情形下，将名下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两被告，并于2017年8月4日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股权转让后，原告陆续发现两被告不仅存在账目不清、记账数据不属实等问题，而且故意对原告欺骗隐瞒经营收入高达80多万元，原告才意识到自己被两被告所欺骗。随后，原告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两被告依法如实公开第三人丰康公司的财务收入，公平合理分配原告应得红利和股息，但都遭到两被告的无理拒绝。原告认为两被告采取收取营业收入不开发票、不入账的手法，故意谎称营业收入不高、利润低，除为了少报税、少缴税外，也是为了少向原告分配应得红利和股息。原告还向税务部门及公安机关提交证据，其中税务部门查实由两被告掌控的第三人丰康公司存在严重偷漏税行为，作出要求补税款48649.39元，处以罚款23819.54元，加收滞纳金10196.94元的税务处理决定；公安机关也已经受理了相关报案材料。综上，两被告以欺诈的方式，诱骗原告以超低价位转让股权，获得原告在丰康公司的股份，并将转让前应分配给原告的红利和股息隐瞒不分，两被告的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邹少彪、钟瑞贞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两被告在双方签订协议时根本不存在欺诈的事实。原告在公司期间一直担任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并且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经营，原告基本是天天回公司，对账目也基本是天天过目。原告提交梁某的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原告是完全参与公司经营的，原告在诉状中陈述其没有参与公司具体管理事务是完全虚构的，原告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完全了解的，不存在被欺诈的前提条件；2.第三人丰康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000元，原告认缴出资额为250000元，但原告实际仅出资8000元。在2017年是原告闹着要求退股，两被告鉴于与原告之间存在亲戚的感情，想着好聚好散，所以愿意以远远多于原告实际出资8000元的金额向其购买股权。两被告当时向原告支付的30000元，虽然其中22000元写为红利和固定资产折现，但本质上是针对股权支付的对价，因此原告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本案中原告提出对第三人丰康公司进行审计申请，后又自行撤回申请，对于其后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根据合同法第52条、54条的规定，即便存在欺诈的行为，法律规定也是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但原告是以欺诈为由要求宣告协议无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本案中对于是否存在欺诈的事实，其实根本无需进行审理，应当直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第三人丰康公司存在税务问题的期间，恰恰是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及经理的期间，原告作为第一责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关后果，且仅仅是税务问题也不能证明两被告对原告存在欺诈的行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邵天恩提交了如下证据：1.企业设立登记基本信息；2.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证据1、2证明原告与被告邹少彪曾设立第三人丰康公司，后因为被告隐瞒真实经营状况并架空原告，而导致原告在未查明实际盈利的情况下转让股份退出公司；3.营业执照，证明第三人丰康公司转让股权之前的营业执照已经作废；4.营业收入记账流水，证明两被告隐瞒第三人丰康公司真实营业收入，共计达84万余元；5.微信通话记录（一页），证明原告与被告钟瑞贞交涉，被其无理拒绝，原告对实际营业收入并不掌握；6.协议书，证明原告在不了解真实经营收入的情况下，签订了转让股权并退出公司的协议书，后发觉被欺诈；7.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证明第三人丰康公司2017年上半年业务收入达到84万余元；8.编号：20190001的《税收违法行为检举查办结果反馈单》，证明两被告故意隐瞒公司真实收入，并且虚假列支原告与证人梁某的工资137000元，该款项被两被告据为己有；9.个人所得税查询（邵天恩）；10.个人所得税查询（梁某），证据9、10证明两被告利用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虚假报税，恶意虚构支出，编造亏损理由，欺骗原告在不了解公司真实财务情况下转让公司股份；11.报警回执，证明原告在举报两被告偷漏税案件中，发现两被告除虚假报税外，还存在涉嫌侵占公司财物13.7万元的行为，现已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提出刑事控告报案；12.《关于邵天恩反映彭文辉涉嫌受贿乱收费问题的回复》；13.《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据12、13证明南塘大街小学培训班的培训人数和收费数额84万余元，与两被告的证据相吻合并证实存在培训学生及部分缴费数额；14.手机录音；15.手机录音文字整理，证据14、15证明2017年年初原告曾问两被告南塘大街小学的培训班如何收费、交税及支出费用，两被告表示给学校领导送钱不下10万元，事后财务有开支，但送钱之事纯属虚构。另外，原告向法庭申请证人梁某出庭作证。证人梁某陈述：丰康公司主要人员由两被告、原告与我组成。四人分管公司各部分的工作，被告邹少彪是管理业务及主要负责人际关系开发和维系、公司管理；被告钟瑞贞是管理公司财务；原告是有项目后监督和管理项目的进行；我是负责业务项目开发和老师资源、老师培训管理。丰康公司与南塘大街小学达成合作协议，由丰康公司负责学生兴趣班培训、招生、宣传及师资分配等管理工作。培训费用也是由丰康公司收取，通常是由被告钟瑞贞负责，若被告钟瑞贞不在学校，则由原告收取，然后我们四人会利用周末召开会议，原告将收取的费用交接给被告钟瑞贞。虽原告是法人，但是公司运营都是由两被告主管，原告因公司账目不清楚，担心账目出现问题，找被告钟瑞贞查看账目。被告钟瑞贞对原告查账后发现的问题解释不清楚，双方于是慢慢有了矛盾，导致无法经营公司，原告退出公司经营。因我与被告钟瑞贞是堂姐妹的关系，我不好出面，并向他们明确我不管账目，只负责业务。原告主要跟进南塘大街小学的项目，其他项目的运营都是由被告邹少彪在运营，我都是安排一个老师在管理并对其他老师进行监督，老师是向被告邹少彪反馈情况，再由被告邹少彪与学校校长沟通。丰康公司并没有发放工资给原告与我本人，但是被告钟瑞贞有工资，每月3000元；原告与我只是在2016年年底共计分得20000元的分红。被告邹少彪、钟瑞贞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章程》（2015年8月3日版），证明执行董事、经理的相关职责，原告实际管理经营公司；2.第三人丰康公司总账（公司设立至2017年7月31日），证明从第三人丰康公司设立至2017年7月31日，公司经营为亏损；3.2017年1月账目科目汇总表，证明第三人丰康公司2017年1月财务支出明细；4.统计表及收据，证明原告私自收款侵占公司171935元，另公司还为其退费10900元；5.短信记录，证明原告自己并委托朋友威胁、恐吓被告邹少彪；6.银行转账流水，证明从第三人丰康公司设立至原告退出公司，第三人丰康公司向原告、梁某发放工资合计180034元；另外第三人丰康公司于2017年1月25日向原告发放分红28000元；7.调取证据通知书，证明公安机关调取第三人丰康公司财务账册资料。第三人丰康公司未作出答辩也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结合上述证据及庭审情况，认定如下：2015年7月31日，邵天恩与邹少彪共同设立丰康公司，主要经营体育培训。2015年8月3日，丰康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邵天恩，注册资本为500000元。根据丰康公司的章程显示：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元；股东邵天恩、邹少彪分别出资数额：250000元，出资方式：货币，出资时间：2025年8月；股东的权利：按出资额所占比例享有股权和分取红利、有查阅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经营的权利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经理）。邵天恩实际出资8000元，邹少彪实际出资10000元。2017年7月，邵天恩与邹少彪、钟瑞贞就邵天恩退股事宜进行协商。2017年8月4日，丰康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递交办理变更登记的材料。2017年8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丰康公司出具编号为穗工商（荔）内变字【2017】第03201708040021号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载明：“广州丰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经审查，申请变更（备案）：住所（经营场所），股东，出资比例，法定代表人，董事备案，监事备案，经理备案，章程备案。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备案）”。详细变更内容如下：法定代表人从“邵天恩”变更为“邹少彪”；住所（经营场所）从“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1号铺（临时经营场所有效期至2019年10月30日）”变更为“广州市荔湾区兴渔路34号农贸市场自编10号铺”；股东情况从“邵天恩，邹少彪”变更为“钟瑞贞，邹少彪”；组织机构成员名称从“邵天恩，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邹少彪，职务监事”变更为“钟瑞贞，职务监事；邹少彪，职务执行董事兼经理”等等。2017年8月12日，邵天恩（乙方）与邹少彪（甲方）、钟瑞贞（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于2017年7月28日以私人原因退出丰康公司的经营活动，也不再是公司的法人及股东，甲乙丙三方于2017年8月4日在广州市荔湾区工商局办理转丰康公司法人与股东的相关手续。经核算至2017年8月4日止乙方应得丰康公司红利及固定资产折现共22000元，乙方将原出资25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0%）的全部转让给甲方、丙方，转让金额为8000元，合计乙方应得30000元。三方一致确认乙方此次转让给甲方、丙方股份已全部完成，所有红利及固定资产折现已结清给乙方，不存在任何拖欠。甲方分三次将30000元转入乙方账户：第一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3日甲方以支付宝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第二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4日甲方以微信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第三次10000元于2017年8月12日甲方以微信形式汇给乙方，乙方已确认收入。乙方的法人印鉴也于即日交回到乙方手中，由他本人自行处理。2019年5月17日，邵天恩以邹少彪、钟瑞贞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报案，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于2019年5月28日向钟瑞贞、丰康公司调取丰康公司开业至今的会计凭证及账册等相关会计资料。后本院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公安机关在2019年6月19日、2019年6月26日对钟瑞贞的询问笔录，显示：钟瑞贞陈述丰康公司的启动资金是由邵天恩出资8000元，邹少彪出资10000元，钟瑞贞在丰康公司负责做会计账和出纳。钟瑞贞确认在丰康公司的会计凭证上所附的工资表有部分人员的工资是其做大发放工资的金额，丰康公司对于这部分人员是按课酬来计薪水的，并不是如其做的工资表上所列按固定月薪支付工资的；钟瑞贞还确认其通过虚大发放工资额的方式截留了公司大约300000元左右资金，该款项存放在邹少彪农业银行62×××12账户内。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钟瑞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自己作为丰康公司财务人员虚构丰康公司部分人员工资收入并截留丰康公司大约300000元的资金的事实予以确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此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邹少彪、钟瑞贞与邵天恩签订《协议书》，双方的目的在于确认邵天恩退出丰康公司的经营，免去其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将股权转让给邹少彪、钟瑞贞，并结清股权转让款。而钟瑞贞作为丰康公司财务人员，故意隐瞒了丰康公司真实财务状况，使邵天恩误以为丰康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了2017年8月12日的《协议书》，钟瑞贞的该行为构成了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邵天恩在撤销权行使期限内要求撤销涉案《协议书》的主张，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第三人丰康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被告邹少彪、钟瑞贞与原告邵天恩于2017年8月12日签订的《协议书》。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被告邹少彪、钟瑞贞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戴峰奋人民陪审员  杜小玲人民陪审员  黄翠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书 记 员  陈洛彬陈钰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