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723民初3629号原告：余亚楠，男，汉族，1986年11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汝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扈家齐，河南安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登辉，男，汉族，1986年11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平舆县。被告：李慧芬，女，汉族，1984年10月10日出生，住平舆县。被告：崔华宁，男，汉族，1983年7月3日出生，住河南省平舆县。与李慧芬夫妻关系。原告余亚楠与被告李登辉、李慧芬、崔华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亚楠的委托代理人扈家齐，被告李登辉、李慧芬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崔华宁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亚楠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分计）；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6月20日，被告李登辉向其要求借款17万元用于购买挖掘机，被告李慧芬、崔华宁为该笔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双方签订了借款和担保合同;另外，李登辉又以位于平舆县民政小区3幢2单元5层东3号住房一套的买卖合同进行抵押，该借款到期后经多次催要，被告一直推诿不予偿还。被告李登辉辩称，其与原告在赌场认识，该款是在赌场所借，明知该借款是高利息；借款合同及所有的附件和接收现金的现场拍摄照片都是原告准备好的，同时出借该款的条件是必须将原告“借给”另外一个人梁高全7万元(因梁高全曾在赌场借了原告7万元)，原告借给本人这笔钱的“前提”就是将梁国全的7万元欠款进行抵偿，实际上本人只得到10万元。押给民政局那套房屋的买卖合同是自己签的字，但该房屋早就卖与他人，是余亚楠要求抵押，与本案无关。借款后一个月左右，本人找到原告愿意给其3万元，将该借款“恢复到原样”，但余亚楠不同意（当时梁国全也在场）。被告李慧芬辩称，自己不知道该借款是他们已经商量好的，且借原告的钱要先给其解决梁国全欠原告的款；李登辉两次找自己担保时，本人不同意，李登辉就威胁搬出现住房，并说该借款由他自己一人还，其与李登辉一起到汝南县找到原告签字，但，是欺骗本人签的名字。当该借款到期后，余亚楠带人坐在我们门店里不走，该借款属于“套路贷”，自己不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崔华宁在原一审时隔不久辩称，李登辉打电话让自己担保签名字时，余亚楠说签个字就可以了；借款一个月后，余亚楠去找我们要钱，并将我们的门店门上锁，为此报警两次，派出所出警，才将“锁门”问题解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证据。1.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有：（1）2017年6月20日，原、被告所签订编号为（2017）6-20借款合同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借款事实；（2）由借款人李登辉、担保人李慧芬和崔华宁签名捺印借款17万元、借款期限1个月的借据一张,以证明借款及担保事实；（3）李登辉签名捺印收到17万元的收据一张,证明收款；（4）保证人崔华宁、李慧芬签名捺印的担保（保证函）一份，内容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二年）,以证明借款及担保事实；（5）余亚楠、李登辉、李慧芬、崔华宁均签名捺印的担保借款协议一份,以证明借款及担保事实；（6）三被告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7）“原告交付被告李登辉9万元现金”的合影照片一张（复制件）,以证明交付事实；（8）2017年6月21日，原告通过中国银行转款给李登辉分别3万元和5万元的明细清单一份（借记卡号：62×××18）,以证明转帐事实及金额；（9）2010年10月1日，李登辉与民政小区售楼部、赵旭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被告李登辉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借款合同、担保借款协议、借据、收据上只有自己的名字是本人所写；借款合同等材料上的内容是原告提前准备好的；转账8万；现场拍照时自己拿着现金9万，但拍照后就不在自己手里了，同时利息按8分当场就扣除了9600元；另，因梁国全借余亚楠7万元没有能力偿还，就让本人从该17万元借款中代替梁国全偿还其所欠余亚楠的7万元，这样，余亚楠才同意借款。被告李慧芬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材料上只有自己的名字是本人签的，签字时“合同”是空白的；被告崔华宁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余亚楠说签名字就行了，只有名字是本人所写。2．被告李慧芬向本院提供证据有：（1）2017年6月30日，梁国全向唐某1出具借款7万元的借条及复印件一张；（2）2019年3月12日，唐某1出具的证明一份；（3）证人唐某1、唐某2证明当时原告与被告李登辉的借款经过，借款缘由，及实际获款数额；（4）由被告李登辉向原告通过支付宝的转帐，即3万元（原告余亚楠认可此转款系由其授意转与名为郑平的帐户名下）。原告余亚楠对以上证据之第1项、第2项内容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李登辉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为：第1项、第2项、第3项证据内容均无异议。经开庭审理，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相关证人证言进行了质证，对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认证查明：2017年6月20日，被告李登辉向原告余亚楠约定借款17万元,并签定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期一个月；同日李登辉向余亚楠出据借据，约定利息为0.08‰，李慧芬、崔华宁在此借据的保证人处签名,李登辉出据“收据”，主要内容为：“。借款金额170000元李登辉已经全部收到该笔款项”，李慧芬、崔华宁出据担保（保证函）及“担保借款协议”(约定二人的保证期限为借期期满后二年)。2017年6月21日以客户余亚楠之名，分两次转帐与李登辉计8万元（据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所显示〈借记卡号：62×××18〉，一笔3万元，一笔5万元）。之后，在唐某1、唐某2等在场，由余亚楠与李登辉在余亚楠所在的办公地点，进行了“现金交易”，有证据可证实当时“出借意向”的现款金额为9万元，与此同时，出借人余亚楠以借款人李登辉需将此款中的7万元用以偿还之前他人对余亚楠所负债务为条件，随即便将当时的９万元现金中的７万元直接进行了“扣冲”；即时，被告李登辉获款金额为2万元，连同之前的银行转帐8万元，李登辉向余亚楠实际借款额度可确定为10万元。2017年7月5日，李登辉按照余亚楠所提供的帐号，通过支付宝平台，转账与名为郑平的帐户内3万元。之后，被告李登辉未能如约偿还此借款，为此，双方引起讼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即双方对借款实际总金额这一事实的确定及被告李慧芬、崔华宁是否承担保证责任。有证据证实，余亚楠与李登辉有借贷事实存在。对此李登辉应该承担偿还之义务，并承担相应的利息；原告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关于被告李登辉实际获得借款总额，据当事人陈述和其他有关证据并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可以判定本案原告余亚楠与被告李登辉当时有出借17万借款的合意，但，借款人李登辉实际获得的借款数额为10万元。因，一是原告虽持有被告李登辉的“借条”及“交付现金”现场照片，都不足以成为支付的直接、有效证据（以本案之特殊事实背景）；二是据有关当事人陈述及“现场交付”时的在场人唐某1、唐某2均证实，当时的“实际”交付情况，即“出借人余亚楠以借款人李登辉需将此款中的7万元用以偿还之前他人对余亚楠所负债务为条件”，那么李登辉当时从余亚楠处实际获得借款数额当为10万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被告李登辉是否已经偿付部分借款。李登辉通过支付宝平台，按照余亚楠所提供的帐号，转账与名为郑平的帐户内3万元的事实，可作为其对原告余亚楠所负债务的偿还行为。原告解释此款与本案所涉借款无关，亦无相关证据，显系不能成立。关于被告李慧芬、崔华宁是否承担保证责任。其二人所作的签字行为系由他人威胁及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而不明实情的辩解，一是缺乏相关证据支持，同时，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对自己的所谓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所为的签字行为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理解不能成立。作为正常公民的民事主体，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在经济交往的行为应当审慎为之，不可以其“不知情”而可免除其行为后的责任或义务。那么，其在本案中的在“担保人”后所签字的行为，应为其知道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登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余亚楠借款70000元及利息（从2017年6月20至2017年7月4日以100000元为本金计息，从2017年7月5日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以70000元为本金计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李慧芬、崔华宁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余亚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告李登辉负担1480元，原告余亚楠负担22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晓辉审 判 员  李心春人民陪审员  夏丽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孙占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