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6行初104号原告鲁建伟，男，197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委托代理人王佳浩，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凯旋名苑**。法定代表人黄松如，局长。委托代理人余楚清，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倩，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div>法定代表人刘艳红，厅长。委托代理人刘发洪，该厅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黄燕，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武东街**/div>法定代表人马聚勇，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徐雪莉，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朱晓洋，该公司工作人员。原告鲁建伟不服被告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被告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于2019年4月11日向被告市人社局和被告省人社厅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2日召开了庭前会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佳浩，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余楚清、刘倩，被告省人社厅的委托代理人刘发洪、黄燕，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徐雪莉、朱晓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批准扣除审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武人社工险决字（2018）第347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不认定工伤决定），内容如下：“我局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鲁建伟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内容为，2018年3月6日下午，鲁建伟得知公司处罚公告后，于当晚就开始失眠，一连几天后由于头痛欲裂，内心狂躁不安于2018年3月13日前往医院就诊。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2018年3月13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鲁建伟因‘情绪低落、睡眠差’前往医院就诊。医疗救治和诊断：武汉市武东医院（以下简称武东医院）2018年3月13日、协和医院2018年4月2日诊断其重度抑郁。鲁建伟的抑郁症工伤认定申请，因其抑郁症不属工作时间及场所内的事故伤害，也不属于职业病，故其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范围，现不予认定工伤。”原告不服，向被告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省人社厅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鄂人社复决字〔2019〕2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诉称，原告与第三人因工伤认定纠纷事宜，不服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后向被告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省人社厅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不认定工伤决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不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采信有偏差，原告所造成的重度抑郁症与第三人有直接因果关系，具体理由如下：原告是第三人的员工，职务为检验员，自2002年7月1日进入公司工作，在多年的工作中原告始终以高尚的职业操守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常年加班，任劳任怨，认真履行自己作为一名船机人的责任和义务。到公司l6年来，原告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努力做好每一件事，作为老员工原告对公司有了极大的情感，这就是原告的家，原告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原告为公司奉献一辈子，原告以在这家公司工作为荣。但2018年3月6日当原告在公司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对事情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在公司内网上公布了对原告的处罚，使原告遭受了领导和同事非议的压力。原告为公司付出了16个春秋，然而公司却这样对待原告，给原告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原告对第三人倾注了太多的情感，原告常年在公司加班，极少有休息时间调整状态，而公司在原告工作期间对原告违规公开处罚的不当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得了重度抑郁症(有武东医院和协和医院诊断报告为证)，无法正常上班，无法正常生活，给原告造成了严重困扰。公司将原告的考勤记录全部消除不让原告查询，是为了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阻碍工伤认定的进展，妄图避免为原告提供工伤福利救济措施。因此原告在工作期间因公司违规处罚直接导致原告得了重度抑郁症，对原告身心造成了严重侵害，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且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应当20日之内将决定书送达原告，但实际是2019年1月2日才通知原告，超出了规定时间，让原告对程序的合法性产生质疑。原告不服，向被告省人社厅提起行政复议，但被告省人社厅复议维持了被告市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在工伤评残目录中，依据工伤伤残等级评定，如果边缘智能，××性症状有人格改变者，通常可以定八级工伤与职业病鉴定标准。轻度智能减退，××性症状影响职业劳动能力者，是六级工伤与职业病鉴定标准。原告是重度抑郁，完全治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2018年3月6日，因工作原因受到处罚至精神彻底崩溃导致原告患上重度抑郁，现在无法正常上班，无法正常生活，这给原告造成了严重困扰，原告所患重度抑郁症与第三人有直接责任，应该认定为工伤。综上，原告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事实采信有偏差，原告的重度抑郁症与第三人有直接因果关系。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不认定工伤决定；2.撤销复议决定；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第三人作出的武船机〔2018〕64号《关于浆82D-3返修油管质量问题的处罚决定》（以下简称64号处罚决定）；2.原告病历及诊断报告单；3.不认定工伤决定；4.复议决定；5.签收复议决定的邮政短信；6.原告残疾人证。被告市人社局辩称，我局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随后向第三人寄送了《协助调查通知书》《申请表》《受理决定书》等文件，第三人向我局出具了《关于我司员工鲁建伟申请工伤一事情况说明》及证据。我局根据双方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为：2018年3月13日，第三人员工鲁建伟因“情绪低落、睡眠差”前往武东医院就诊，2018年4月2日到协和医院就诊，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我局认为，原告因抑郁症申请工伤认定，但抑郁症不属于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内的事故伤害，也不属于职业病，故其工伤认定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条件，我局于2018年12月5日对其工伤认定申请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不认定工伤决定；2.向第三人送达不认定工伤决定的寄送凭证；3.向原告送达不认定工伤决定的送达回证；4.个人工伤认定申请书；5.工伤认定申请表；6.原告身份证、上岗资格证复印件；7.第三人营业执照；8.第三人作出的64号处罚决定；9.原告病历资料；10.原告提供证人鲁某身份证、工作证复印件；11.原告提供证人王某身份证复印件；12.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接收凭证；1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14.《工伤认定申请协助调查通知书》存根；15.向第三人寄送《工伤认定申请协助调查通知书》《申请表》《受理决定书》等文件的寄送及签收凭证；16.第三人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关于我司员工鲁建伟申请工伤一事情况说明》及证据：原告门诊病历及票据。依据：1.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2.程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3.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被告省人社厅辩称，一、我厅复议程序合法。我厅于2019年1月16日收到并受理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不服提出的复议申请，2019年3月15日我厅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被告市人社局所作的不认定工伤决定，并于2019年3月18日向相关各方送达复议决定。我厅的复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二、我厅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经审查行政复议当事人提交的依据、证据，我厅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系第三人员工。2018年3月13日原告因“情绪低落、睡眠差”就诊于武东医院，后转入协和医院，医院SDS结果报告单评价：重度抑郁。2018年9月19日，原告以“因工作原因受到处罚致精神彻底崩溃”为由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第三人作出的64号处罚决定及有关医疗病历资料。64号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因桨82D-3返修油管质量问题，对自副总经理至品质部检验员等人分别给予扣罚5000元至1000元的处罚。其中，原告为品质部检验员，被扣罚1000元。被告市人社局2018年10月31日受理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第三人寄送《工伤认定申请协助调查通知书》，第三人提交了《关于我司员工鲁建伟申请工伤一事情况说明》、武东医院病历及门诊收费票据。2018年12月5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不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原告和第三人。我厅认为：原告在个人工伤认定申请书、工伤认定申请表中陈述，2018年3月6日，因工作原因受到处罚至精神彻底崩溃，3月13日在武东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据第三人64号处罚决定，原告所述因工作原因受到处罚人员共5人，分别受到第三人5000元、3000元、1000元不等的扣罚处理，其中，原告被扣罚1000元。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发生事故伤害，亦无证据证明其所患疾病系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所致，也未有该疾病被鉴定为职业病的鉴定结论，被告市人社局认为原告的抑郁症不属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内的事故伤害，也不属于职业病，不予认定工伤，我厅予以支持。对原告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关于在工作期间因公司违规处罚直接导致原告得了重度抑郁症，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主张，我厅不予支持。被告市人社局2018年10月31日受理原告工伤认定申请，12月5日作出不认定工伤决定，2019年1月3日送达原告。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不认定工伤决定超出《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令第8号）第二十二条、《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75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的20日时限，对此我厅予以指正。因被告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结论并无不当，送达超期对当事人实体权利未产生实质影响，故对被告市人社局工伤认定结论我厅予以维持。被告市人社局根据工伤认定程序中收集的相关证据材料，认为原告的工伤申请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伤认定条件并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厅决定：维持被告市人社局所作的不认定工伤决定。综上，我厅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省人社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复议决定及送达凭证；2.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材料；3.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接收回执；4.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凭证；5.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清单及邮寄凭证。依据：1.职权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2.程序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3.法律依据:⑴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⑵《工伤保险条例》；⑶《工伤认定办法》（人社部令第8号）第二十二条；⑷《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75号）第二十四条。第三人述称，一、对于原告诉称的“事实”，我公司认为：1.原告称公司在没有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该陈述不实、不认可，公司所有处罚都是经过一些流程的。2.原告称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在内网上公布了对原告的处罚，该陈述不属实，厂里出了这个事情，肯定是跟当事人沟通过后才进行处罚的，处罚也是根据规章制度来的。原告所在部门的人与其沟通，具体谁沟通的不清楚。3.在内网上发布64号处罚决定是事实，但处罚未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且经过了严格的调查，内部、外部军方都有调查。4.我公司认可原告所称极少有休息。5.原告所称我公司将其考勤消除及公司逃避法律责任均非事实，我公司提交过证据，是原告请病假了。6.确有64号处罚决定，原告受到处罚肯定是因工作原因，但原告的抑郁症与64号处罚决定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处罚对象包括原告部门领导和其他部门，不仅仅是原告一个人，公司也不是针对原告本人有不合理的决定。7.关于原告称其现在不能正常上班，不能正常生活。从2018年3月至今，我公司都给原告办理了病假，前面几个月都是按重症给原告扣除了很少的工资，后期按正常的规定给其办理了病假。8.原告其他意见与我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不发表意见。二、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我公司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二级部门员工出勤管理考核落实表；2.病历资料；3.考勤记录。以上证据拟证明第三人按规定对原告在病假期间给予公正待遇。经庭前交换证据和庭审质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认证如下：一、各方当事人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3及证据2中2018年12月5日之前出具的材料，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中2018年12月5日之前出具的材料均取得方式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能够证明：1.不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的事实属实；2.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原告申请后，履行相应程序，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不认定工伤决定，于同年12月12日邮寄送达第三人，于2019年1月3日送达原告的程序事实属实。二、原告提交的证据4、证据5，被告省人社厅提交的证据证明复议决定认定的事实属实、程序合法，本院予以认定。三、原告提交的证据6出具时间为2019年7月2日，系不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作出并送达后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中2018年12月5日之后出具的材料和第三人提交的证据2中2018年12月5日之后出具的材料均系不认定工伤决定作出后的证据，且不能证明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向被告省人社厅提交，均不能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或违法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四、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3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系第三人员工，从事检验员工作。2018年3月5日，第三人作出64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等五人在桨82D-3返修油管质量问题中负有责任，决定对原告等五人予以处罚，其中对原告扣罚1000元。第三人作出64号处罚决定后，在其内网上予以公开。2018年3月13日，原告因情绪低落、睡眠差等原因到武东医院就诊，该院当日病历载明原告2000年已有情绪低落、时好时坏等症状，该院初步诊断原告患抑郁症。同日，该院作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结果分析报告单，结果解释载明原告“可能为重度抑郁”。2018年4月2日，协和医院作出SDS结果报告单、SAS结果报告单，对原告的“结果评价”分别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2018年9月19日，原告向被告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申请材料，请求依法认定其在2018年3月13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为工伤。原告认为其因64号处罚决定导致患重度抑郁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工伤。被告市人社局于2018年10月31日受理原告申请，于2018年11月8日向第三人邮寄送达（2018）第2499号《工伤认定申请协助调查通知书》，第三人于次日签收。此后，第三人向被告市人社局提交《关于我司员工鲁建伟申请工伤一事情况说明》，称：1.原告对产品质量检验把关意识不够，标准不高，压力未上肩，是导致产品带问题出厂的直接原因，鉴于该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及所造成的后果，公司依据《质量奖惩制度》第五条相关规定，决定对原告扣罚1000元。2.64号处罚决定作出后，原告反映身体不适，并在医院进行了相关检查，诊断为精神抑郁。3.原告从3月26日连续请病假在家休养至今。2018年12月5日，被告市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于同年12月12日邮寄送达第三人，于2019年1月3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被告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15日，被告省人社厅作出复议决定，对原告认为关于在工作期间因公司违规处罚直接导致原告得了重度抑郁症，完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主张不予支持，对被告市人社局送达不认定工伤决定超出规定的20日时限予以指正，认为不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决定维持不认定工伤决定。2019年3月18日，被告省人社厅分别向原告、被告市人社局、第三人邮寄送达复议决定，被告市人社局于次日签收，原告、第三人于同年3月20日签收。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第三人以原告检验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为由对原告予以处罚的事实属实。但原告诉称其患抑郁症是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不实，且原告诉称其患的抑郁症亦不属于职业病，故原告诉称其患的抑郁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原告请求依法认定其患抑郁症为工伤的理由不成立。至于原告诉称第三人违规对其公开处罚不当，原告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寻求救济。综上，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不认定工伤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但被告市人社局作出了不认定工伤决定后未在《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20日内送达，属于程序瑕疵，不影响其合法性，本院予以指正。被告省人社厅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请求撤销不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鲁建伟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鲁建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廖君跃人民陪审员  徐绪秋人民陪审员  孙艳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姜沛琪书记员邓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