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06民初4079号原告：周小梅，女，195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重庆锻造厂退休人员，住重庆市沙坪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伯比，男，系原告周小梅哥哥。被告：重庆锻造厂，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五星村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62030620761。诉讼代表人：何庆，重庆锻造厂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书琪，女，重庆锻造厂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丽花，女，重庆锻造厂破产管理人工作人员。原告周小梅与被告重庆锻造厂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小梅及其诉讼代理人周伯比，被告重庆锻造厂的诉讼代理人熊书琪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申请了庭外和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小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职工破产债权87737元：其中养老保险费22417元，医疗保险费29700元，自2003年11月起应当支付给原告的各种补贴420元/月×61个月=25260元，自2019年起按照每年500元的标准为原告缴纳20年的大病医保10000元）。事实和理由：1981年被告成立时起原告就在被告处上班，被告只给原告缴纳了部分养老保险费用，一直没有给原告办理医疗保险。2013年11月，原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被告没有给原告办理退休，原告只能自己到社会保险局缴纳了22417元，才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开始享受退休待遇。2009年10月，原告又一次性缴纳了10年的医疗保险费用29700元。原告缴纳所有保险后，多次找被告要求解决未果。被告重庆锻造厂辩称，原告实际系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卢志刚聘用人员，至原告退休时卢志刚与原告签订了两份协议，约定卢志刚向原告共计支付12000元用于原告的养老保险费、补贴医疗费，周小梅在领取上述款项后与重庆锻造厂再无经济和工作上的往来。2009年因原告多次上访，沙区信访办与原告签订息诉息访协议书约定区信访办为其募集由社会各界捐助的生活困难补助金20000元，原告保证收取上述款项后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各级相关部门和锻造厂上访。同时，原告在本协议中注明该20000元用于医保费。通过上述协议，被告认为实际上周小梅已经取得各项补偿，重庆锻造厂并无拖欠其养老、医保等费用，且根据上述协议周小梅也明确表示在领取上述款项后不再对重庆锻造厂有其他经济要求。故，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995年12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书》。1993年3月至1997年12月，被告为原告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03年9月22日，原告与卢志刚签订了一份《卢志刚邦周小梅交养老保险金协议》。协议内容为：卢志刚98年元月聘用周小梅送开水，到2003年11月25日止，共六年。经与周小梅及她的哥哥周百比协商，六年须交养老保险金共计柒仟元整，一次性付与周小梅，在无其它经济关系，自行交与沙区社保局。协议落款处除了原告与卢志刚的签字确认外，还有三个见证人的签字。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取了协议约定的款项。2003年9月25日，重庆市财政局出具的（2002）重财票验第（44）号《重庆市社会保险费专用缴款书（收据联）》显示，付款人周小梅，收款人沙坪坝区社保局；费种名称养老保险，单位实缴金额22417元，个人实缴金额0元，合计金额22417日；经济类型国有企业；费款限缴日期2003年9月30日。同日，原告向其工商银行账户存入22417元。2003年12月17日，原告与卢志刚又签订了一份《介决周小梅遗留问题的协议》。协议内容为：由于周小梅已在社保办理退休手续，周小梅提出要求补贴医疗费的问题，经过双方数次商量，达成以下几条意见：一、由卢志刚一次性补贴伍仟元整；二、原有合同退回卢志刚；三、通过此次协商解决，与重庆锻造厂及卢志刚无任何经济、工作上的往来。协议落款处有原告与卢志刚的签字确认。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取了协议约定的款项。2009年7月17日，原告与沙坪坝区信访办公室签订了《息诉息访协议书》。协议内容为：一、周小梅同意并承认之前与重庆锻造厂关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经济补偿协议；二、周小梅接受区信访办为其募集的由社会各界捐助的生活困难补助金20000元；三、双方签字盖章后本协议生效，周小梅保证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各级相关部门和重庆锻造厂上访，彻底息诉息访。同日，原告出具收到20000元的收条。2018年5月2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确认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本院于2018年10月16日作出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从1981年12月4日至2003年11月3日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1994年3月26日，重庆锻造厂作为甲方、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经营承包经济合同》，合同总则约定：企业生产与生活两条线分离，生活部门由行政管理部门变成第三产业；重庆锻造厂决定以原厂属行政科全体员工为主体组建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并对生活服务公司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生活服务公司继续接受工厂统一的宏观管理，成为独立的经营服务单位。合同内容约定：卢志刚同志为承包后的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负责人，负责生活服务公司的全面工作，个人承担对厂部和所属员工双重负责的责任；承包期从1994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生活服务公司定员33人（系1993年10月31日为准的原行政科在岗人员），承包后额定人员不得退回厂里；承包期间，在全厂升级的情况下，生活服务公司在岗人员升级一视同仁，增加工资由公司自理；生活服务公司有责任自觉接受厂部管理，有责任在合法范围内独立经营，有责任向有关部门交纳应交的费、税，并按期上报各种报表及有关资料，有责任按规定支付本公司员工的养老、保险金；生活服务公司实现利润按国家规定进行分配和提留。合同落款处，甲方处由江超签字，乙方处由卢志刚签字。1997年2月16日，重庆锻造厂和重庆锻造厂生活服务公司又续签了承包期限至1999年12月31日的《经营承包经济合同》。卢志刚在接受调查询问时陈述，其是被告的退休职工，2000年12月退休的；其在被告处工作期间，于1989年提升为行政科长，江超厂长上任后将中干分为四个部分进行承包，其就以生活服务公司的名义与厂里签订了承包协议，承包的工作就是为厂里进行维修、后勤，并不对外，行政科管理的资产可以免费使用，自负盈亏；生活服务公司没有工商登记注册，也没有公章，就是签订承包合同时起的名字，当时每个承包的部门都起了个名字，对外还是叫行政科，使用行政科的章；当时和厂里签订过两份书面承包合同，之后没有签合同了，但是一直是承包的形式，直到厂里停产；承包期间在生活服务公司工作的人员由其发放工资，社会保险由厂里出单位应缴部分，其负责代收个人应缴部分，然后交给厂里，以厂里的名义缴纳社会保险。卢志刚还陈述，承包期间周小梅有在生活服务公司挑开水，工资也是由其发放的，但是没有给她交社保，因为她是丹神燃具厂（大集体）的职工，借调到厂里行政科，所以应该是大集体给她交社保；周小梅临近退休时，就养老和医疗保险找厂里及主管单位经信委、信访办等，厂里出于维持稳定的考虑，就要求其将周小梅劝回厂里进行安抚，并根据厂里的要求以其名义与周小梅签订了《卢志刚邦周小梅交养老保险金协议》和《介决周小梅遗留问题的协议》，这两个协议中的款项是厂里以拨劳务款的形式给卢志刚，让以卢志刚的名义支付给周小梅，实际上还是厂里出的钱，当时签了字就给的钱。周小梅对工资是卢志刚发放的，与卢志刚签订了两份协议并从卢志刚处收钱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卢志刚陈述的其他情况均不予认可。还查明，2017年6月6日，被告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2017年12月25日，本院裁定宣告被告破产。审理中，原告明确，其主张的各项补贴为被告每年给其员工发放的过节费、菜篮子补贴等费用，原告的配偶也是被告的员工，每年都有这些费用，原告是比照其配偶每年所得补贴估算的420元/年。原告还坚称，与卢志刚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因为原告是被告的职工，而卢志刚只能代表其个人，不能代表被告，所以卢志刚给的钱与被告无关；原告当时找了被告的上级部门，上级部门要求被告解决原告的问题，被告一直不解决，厂长就找来卢志刚处理，因为当时原告经济困难，出于无奈才与卢志刚签订了协议，收了卢志刚的钱，原告并不知道协议写的什么内容；息诉息访协议和收条虽然也签了字，但是签字不代表问题解决了，且这笔钱是政府看原告困难给的补贴，不是被告给的钱，现在原告是找被告而不是找政府要钱。被告陈述，息诉息访协议第一条涉及的经济补偿协议就是原告与卢志刚签订的两份协议。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涉及了四个合同，即卢志刚与被告签订的两份承包经营合同，卢志刚与原告签订的两份解决原告社保问题的协议。就卢志刚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而言，从合同内容以及卢志刚与被告的陈述可以看出，卢志刚与被告之间属于内部承包。内部承包是企业作为发包方与其内部的生产职能部门、分支机构、职工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就特定的生产资料及相关的经营管理权所达成的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内部承包是企业的一种内部经营方式，内部承包的承包人需是企业的职工，与企业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承包人需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承包人承包经营的资产为企业所有，承包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内部承包的这些特征来看，内部承包实际是企业赋予内部承包人具有包括聘用人员在内的一种职务授权，但内部承包并不能免除企业的用工责任，内部承包人代表的还是企业，最后的结果也由企业承担。因内部承包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卢志刚与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又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是有效的。就卢志刚与原告签订的两份协议而言，第一，两份协议均系双方本人签字确认，且无证据表明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故可以认定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就协议的签订主体，原告认为卢志刚不能代表被告，两份协议都应是无效的。针对原告的该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如前所述，内部承包与劳动关系并不冲突。因此，虽然原告从事的工作是在卢志刚的承包经营范围，且是由卢志刚发放工资，但是因卢志刚与被告系内部承包，故并未改变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生效法律文书亦是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其次，亦如前所述，因卢志刚与被告系内部承包，故卢志刚代表的还是被告，卢志刚本人亦表明其是根据被告的要求而与原告签订协议，协议中涉及的款项实际也是被告所出。因此，虽然两份协议是卢志刚与原告签订的，但是卢志刚是可以代表被告的。再次，从原告签订的息诉息访协议来看，亦表明原告是同意并承认之前与重庆锻造厂关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经济补偿协议，而关于原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的协议，就只有原告与卢志刚签订的这两份协议。故原告同意并承认的与重庆锻造厂的协议也就是原告与卢志刚的协议，亦说明卢志刚是代表被告的。综上，虽然两份协议的签订主体是卢志刚，但是卢志刚是代表被告的，故卢志刚作为协议的签订主体并不构成协议无效的理由。第三，就协议的内容，因周小梅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就应当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包括缴纳社会保险。如果被告没有履行用人单位的义务，原告可以要求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或者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其权益，当然也可以与被告协商进行解决。原告与被告之间确因养老保险和医疗费问题发生了争议，而就发生争议的问题最终原告选择了协商的方式进行解决。从两份协议的签订时间尤其是第二份协议的签订时间来看，是在原告办理退休手续之后，也就是说原告对其权益受损的情况已经可以作出判断，在此情形下原告仍然愿意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其问题，故就原告的养老保险和医疗费问题达成的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所述，原告与卢志刚签订的两份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的内容是在原告已知晓自己权益的具体受损情况后协商达成的，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虽然协议是卢志刚签订的，但是卢志刚是可以代表被告的。因此，两份协议均是有效的，且协议的结果可以及于被告。在第一份协议中，约定了“再无其它经济关系”，在第二份协议中，又明确约定了此次协商解决后“与重庆锻造厂及卢志刚无任何经济、工作上的往来”。据此，在原告收取协议约定的款项后，原告与被告以及原告与卢志刚之间的纠纷也就全部解决了，也即是说原告不得再向被告以及卢志刚主张权利。因此，原告现在又来要求确认对被告享有包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补贴、大病医保等的职工破产债权，缺乏事实基础，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原告主张的医疗保险费损失以及各种补贴，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这些损失是存在且已产生了的，故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而言，原告的上述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而对于缴纳大病医保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据此，因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发生的争议，是征收与缴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不是单一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纠纷，应当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依法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角度而言，原告的该项请求也不能得到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小梅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周小梅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辛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