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民再29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于爱玲，女，汉族，1954年5月25日出生，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系于爱玲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广杰，河南啸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东太康路24号。法定代表人：高建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林，河南豫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洛阳石化分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大庆路1号。负责人：江寿林，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幸伟，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该公司员工。再审申请人于爱玲因与被申请人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诚房地产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洛阳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石化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56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豫民申100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于爱玲委托诉讼代理人魏静、刘广杰，被申请人华诚房地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姬林、洛阳石化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李幸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于爱玲再审称，其另案起诉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确认房屋行政登记行为违法，该案审理期间于爱玲发现向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案涉房产证的并非其本人。故案涉房屋并未依法登记至于爱玲名下，原审认定案涉房屋已登记至于爱玲名下并驳回于爱玲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请求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支持于爱玲的原审诉讼请求。华诚房地产公司辩称，1.其公司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与于爱玲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相对人是政府。华诚房地产公司未与于爱玲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其没有拆迁安置的义务，于爱玲要求华诚房地产公司承担相关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于爱玲已经实际取得了拆迁安置房屋，其曾于2013年7月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刘英姣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案的标的即是本案的案涉房屋，说明于爱玲认可其已取得拆迁安置房屋。3.于爱玲的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于爱玲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洛阳石化公司辩称，1.同意华诚房地产公司的意见。2.于爱玲在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提起的行政诉讼及法院作出的相应判决，可以证明华诚房地产公司已经将安置房屋交付给于爱玲并进行了不动产登记。3.本案于爱玲在起诉时调取了案涉房屋的登记资料，其已明知该资料中的相关身份信息情况，所以行政诉讼中发现的身份信息情况不属于新证据。4.案涉房屋自拆迁至新房交付、登记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且涉及的被拆迁人并不是于爱玲一户，洛阳石化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于爱玲对拆迁的相关情况是知道的，于爱玲称其不知道案涉房屋已于2003年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直到2013年才从邻居处得知相关情况不符合基本生活常理。综上，于爱玲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请求维持原审判决。2017年7月4日，于爱玲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华诚房地产公司向其交付郑州市××小区××楼××号房产及房产证、钥匙或赔偿房屋差价款100万元（暂计，以最终鉴定结论为主）；2.华诚房地产公司负担本案的诉讼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于爱玲原在郑州市××砦南街4-3有私有房屋一处。2001年因旧城改造，由华诚房地产公司对上述房屋所在区域进行拆迁安置，于爱玲的该房屋被拆迁并安置到郑州市××小区××楼××号房屋（以下简称407号房屋）。2003年9月22日，于爱玲填写《郑州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该申请表载明“房屋坐落管城××区××小区××楼××号，产权来源取得日期于2003年拆迁对换取得”。2003年9月，于爱玲取得407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证书。2001年10月18日，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华诚开发公司、甲方）与郑州长江置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开发建设合同》一份，约定甲方提供位于郑州市××货大楼××、××以北的两块土地，由乙方投资进行开发；合同生效后，成立“项目公司”，甲方承担合同生效前因土地拆迁安置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因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发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项目公司”承担。2008年5月，中国石化集团资产公司财务资产部批复同意《河南华诚房地产开发公司增资扩股实施方案》，该方案载明，对华诚开发公司投入合同项目以外的资产、负债、权益予以剥离，上划至洛阳石化公司，将“项目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纳入华诚开发公司增资扩股范围。2008年12月，华诚开发公司名称变更为华诚房地产公司。2013年7月29日，于爱玲作为原告，以刘英姣和郑州市新东方房产信息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中介公司）为被告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中，于爱玲称其原有位于郑州市××砦南街××附××号私有房屋一座，2001年该房屋经拆迁后产权兑换，其分得407号房屋，房产证一直未下发；其于2013年6月经查询得知，郑州市房管理局已于2003年9月2日为其兑换后分得的房屋颁发了郑房权证字第××号房产证，但2004年3月15日，郑州市房管局依其与刘英姣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契约将上述房屋过户转移至刘英姣名下，并向刘英姣颁发房产证，故于爱玲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刘英姣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郑州市房管局于2003年9月向于爱玲颁发了407号房屋的房产证，2004年3月13日，“于爱玲”与一名叫“李莉”的女子一起与刘英姣签订一份《售房协议书》，约定将407号房屋以106000元的价格出卖给刘英姣；后经鉴定，《房地产买卖契约》上“于爱玲”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但于爱玲、刘英姣及郑州市新东方中介公司均未提供“李莉”的相关线索。该院经审理认为，虽然于爱玲自称没有参与签订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且房管局备案的《房地产买卖契约》上“于爱玲”三字经鉴定非其本人书写，但鉴于案涉纠纷的参与人“李莉”的情况及线索不明，故该案的真实情况无法核实。如果于爱玲未与一名叫“李莉”的女子一起出卖案涉407号房屋，则该案涉及刑事犯罪；如果“李莉”的线索查清，则其与于爱玲之间是否存在代理关系就能查清。另外，于爱玲可以通过房屋拆迁安置部门查清“李莉”的线索。故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管民二初字第1358号民事裁定，驳回了于爱玲的起诉。于爱玲不服，上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2015）郑民三终字第204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根据查明的事实，于爱玲于2003年9月填写《郑州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申请对案涉407号房屋所有权进行登记，并于当月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即于爱玲已经通过向房管部门申请，合法取得了案涉407号房屋的所有权，说明华诚房地产公司已经向于爱玲转移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完成了交付安置房屋的义务。于爱玲作为40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完全可以行使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如果于爱玲认为有人冒用其名义取得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证书，则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另案中，于爱玲起诉请求确认《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是基于其认为其所有的407号房屋的所有权受到了侵害，说明于爱玲认可其系40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故于爱玲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2017年9月19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104民初4545号民事判决：驳回于爱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于爱玲负担。于爱玲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二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承担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于爱玲于2003年9月填写了《郑州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申请对因拆迁兑换取得的407号房屋所有权进行登记，并于当月取得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证书，即于爱玲已经通过向房管部门申请，合法取得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华诚房地产公司作为进行拆迁安置的一方，已经向于爱玲转让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完成了兑换安置房屋的义务。于爱玲作为407号房屋的所有权人，可行使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于爱玲起诉的理由是华诚房地产公司未完成兑换安置房屋的义务，这与于爱玲已于2003年9月在房管部门取得了407号房屋的所有权登记证书的事实不符。于爱玲的请求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2017年11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01民终156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于爱玲负担。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除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外，另查明，1.华诚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拆迁安置通知单》上载明，“……新楼建成后安排在西昌××××）九号楼/单元0407层三开间一套。请办理拆迁证明书和安置手续。”2.于爱玲原位于郑州市××砦南街××附××号的房屋于2001年12月10日经申请被注销。3.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2003年9月2日为于爱玲颁发了郑房权证字第××号房产证，其中显示其房屋坐落于管城××区××小区××楼××号。本院再审认为，于爱玲起诉请求华诚房地产公司向其交付郑州市××小区××楼××号房产及房产证、钥匙或赔偿房屋差价款100万元的依据是认为华诚房地产公司负有向其交付该房屋及所有权证的义务。再审中，于爱玲称其与华诚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其中约定华诚房地产公司有义务为于爱玲代办房产证，但于爱玲未能提交双方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合同》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华诚房地产公司对于爱玲的该主张不予认可，根据原审中双方均认可的华诚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拆迁安置通知单》内容，华诚房地产公司应通知其“办理拆迁证明书和安置手续”，并无约定为于爱玲办理房产证的义务。于爱玲作为被拆迁安置人，负有按通知要求及时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并领取案涉房产证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2003年9月2日已将案涉房屋登记在于爱玲名下并颁发了所有权证书。在此期间，与于爱玲同为被拆迁人的其他居民已领取了房产证并搬入该安置小区内居住，于爱玲称直至2013年其才听其他被拆迁人说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已颁发了房产证，其在此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未到该小区查看被安置的房屋情况，也不知道该房屋已被卖掉，与一般生活常理不符。于爱玲再审称，其没有向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办理房产证与其被安置房屋的坐落位置、拆迁安置单内容及房产证载明内容等事实不符，对其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华诚房地产公司为其办理房产证并交付房屋，或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缺乏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本院再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终1569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太键审判员  韦贵云审判员  肖贺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秦静书记员张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