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2民终16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萍，女，1983年3月23日，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覃虎，男，1978年11月2日，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 两上诉人共同诉讼代理人：黄超林，广西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柳丹，女，1985年10月22日，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 原审第三人韦勉，男，1985年10月22日，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 上诉人覃虎、韦萍因与被上诉人韦柳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桂1229民初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审原告)覃虎、韦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林，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柳丹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韦勉经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覃虎、韦萍上诉请求：1、撤销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化县法院）（2019）桂1229民初160号民事判决；2、判决终止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化县法院）对第三人名下房屋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3、判决确认上诉人为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判令第三人韦勉配合上诉人将该房屋变更登记为上诉人；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一审认定基本事实错误。2012年5月3日，上诉人以30万元价款向第三人韦勉购买其位于大化瑶族自治县南面（银信公司开发地9号）宅基地一块，并于同年9月在该地建起了一幢4层楼房。之后，上诉人常催第三人配合上诉人到相关部门办理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名下，但第三人每次都是以该地皮是其向他人购买，他人尚未将地皮过户到其名下，无法办理房产证为由，不予配合。2016年12月30日，上诉人得知第三人已将自己的楼房登记在其自己名下并用于抵押贷款后，才向农行大化县支行申请替换第三人偿还银行贷款，以赎回自己的房屋。第三人在原审听证时也认可这一事实，其为了抵押贷款而向背着上诉人将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第三人的自认与上诉人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而原判将有关联的证据割裂开来进行认定，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庭审笔录中上诉人明确修正该地皮款是上诉人分几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第三人，且已经明确陈述支付地皮款资金的来源，即便上诉人自认是其以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冲抵其应付的地皮款，该“自认”行为不影响上诉人购买地皮已经支付了对价事实的存在；而“三证原件转让予以乙方管理”只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三证原件是否已经实际交由上诉人“管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购买地皮到建房、装修的一系列行为完全可以证明第三人名下的房屋为上诉人所建，上诉人为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一审判决没有确认上诉人所举证据的证明力，认定证据有失偏颇；其次，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以上诉人未经房屋登记为由，否定上诉人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权利人，纯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保障了不动产实际权利人对其不动产享有的权利。上诉人的房屋虽未经变更登记，但不影响其为房屋权利人事实的存在。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请求属法律适用错误。综上，上诉人在执行法院查封涉案房地产之前已与第三人签订合法有效的《地皮转让合同书》，并已用该地建房且已合法占有该房、入住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和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相呼应，有力地保护了不动产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韦柳丹辩称，上诉人要求撤销大化县法院（2019）桂1229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解除查封涉案房屋并确认上诉人为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于法无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理由：1、本案执行第三人所有位于大化县南面的房屋，该房屋一直登记在第三人韦勉名下，未进行交易，未变更房屋所有人，第三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房屋所有权证。对上诉人提供的发货清单等材料,被上诉人认为，第一、证据的真实性存疑。第二、与本案房屋所有权无关联性。发货单上只有货物品名和价格,无其他有效信息,购买货物行为是否真实存在？谁去购买的？购买资金是谁承担？货物又是为谁购买，用于谁的房子，哪所房子不明，无法证明是用于涉案房屋,属于无效证据。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房屋是其所建,并代替第三人偿还银行贷款的主张，也只能证明其与第三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房屋权属问题，上诉人举证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来证明其主张。上诉人主张对房屋拥有所有权,要求停止对房屋的查封、拍卖执行行为无依据；2、《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依法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土地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涉案土地房屋均已依法确权和颁证，属第三人韦勉所有,上诉人与第三人系亲属关系，发生执行案后，第三人为转移财产规避执行完全有可能与上诉人合谋签订时间较早的土地转让合同，结合30万的大额转让款通过现金交易、6年时间不办理土地过户登记、且合同约定将“三证”由乙方交由上诉人管理。既然上诉人管理，为何任由第三人办理土地证和房产证。按照《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城镇规划范围内建房，申请人必须是土地使用权人，如果申请人未取得这些证件,如何能够继续建房。上诉人如参与建房，完全知道这些事实。且上诉人还自述在2016年12月30日发现第三人将土地房屋登记在自己名下,至2018年法院査封房屋，近两年时间完全可以办理土地过户，但实际也未着手办理。结合以上不合常理行为，完全有理由怀疑地皮转让的真实性。第二、该土地使用权转让未依法办理过户登记，土地的物权未发生变更，仍属第三人的财产；3、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证据效力的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第三人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均为国家机关依法颁发的且属于直接书证，其证明力明显大于上诉人提供的其他书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的解释》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査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其效力。上诉人和第三人在有亲属关系情况下,自述的主张与法院根据不动产权属证明依法认定土地和房屋权属事实不符，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来证明自己的主张；4、按照《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査封、扣押、冻结。按上诉人所述，房屋是地皮所建,地皮转让时房屋不存在,上诉人不是房屋的买受人,未支付价款也未实际占有,也未过户登记，即使上诉人自述参与房屋建设,但建房行为与房屋权属无必然因果关系,房屋权属与其无关。上诉人在涉案房地产登记后6年的时间怠于行使不动产变更登记权利，属自身有过错，因此法院对其该主张不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覃虎、韦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终止对二原告事实共有的位于大化县南面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大房权证大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大国用（2012）第××号］的执行，并解除对该房屋的查封；2.判决确认原告覃虎与第三人于2012年5月3日签订的《地皮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确认在该地皮建起的前述房屋系二原告共同所建，该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为二原告，并判令第三人协助和配合将其名下的房屋产权过户至原告名下；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0日，该院就原告韦柳丹与被告韦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2015）大民初字第2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韦勉偿还原告韦柳丹借款本金344000元及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7830元。2015年8月28日，韦柳丹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查明韦勉名下尚有其他房产，但因执行条件尚未成就，于2016年11月11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2018年3月28日，韦柳丹向该院申请恢复执行，在恢复执行过程中，该院依法作出（2018）桂1229执恢14号执行裁定，对韦勉名下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大房权证大字第××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2012）第××号）进行查封、拍卖。两原告则认为该院对韦勉名下房屋进行查封及执行，侵害其合法利益，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2018年11月22日，该院作出（2018）桂1229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其执行异议。原告覃虎、韦萍遂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另查明，原告韦萍与第三人韦勉是亲姐弟关系。一审法院认为，因本案为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故依法变更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原告覃虎、韦萍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并获得支持，应判断其是否有依法享有本案讼争房屋的所有权或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一、关于本案所涉地皮及房屋所有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薄时发生效力”。从本案情况看，虽然两原告提供覃虎与第三人韦勉订立的《地皮转让合同书》及涉案房屋的建房费用清单及装修费收据，用于证明两原告在该地皮上建房并装修的事实，进而证明其对该房屋享有合法所有权。该院认为，虽然原告覃虎与第三人韦勉订立的《地皮转让合同书》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两原告还提供了案涉房屋的建房费用清单及装修费收据，但这并不能证明材料是原告提供的，故案涉房屋的承建及权利人即为两原告的事实，对房屋进行修建行为并不能直接证明该房屋即为行为人所有，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故上述的订立合同行为和证据均无法达到证明物权发生变动的效力，案涉地皮及房屋的所有权仍登记在第三人韦勉名下，两原告并不享有其所有权，故两原告关于案涉地皮及房屋的所有权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案涉房屋能否被查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两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两原告主张30万元的购地款是用其对第三人韦勉的债权予以抵充，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而仅依据第三人韦勉出具的收据来证明其已支付全部购地款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故原告请求解除查封涉案房屋并要求第三人协助过户房屋到其名下的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诉讼主张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覃虎、韦萍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本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如下： 1、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不动产查询结果显示，2008年1月30日，出让方（甲方）大化县国土资源局与受让方（乙方）韦柳英签订了《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合同第五条约定甲方出让乙方的宗地位于给乙方；2012年3月31日，韦勉在大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领取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用地位置为兴化路南面（银信公司开发用地9＃），用地面积81平方米；4月9日，大化县人民政府给韦勉颁发了《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为大化市（县）（2012）国用字第0153号，土地座落：大化镇兴化路南面（银信公司开发用地）9＃］；4月13日韦勉向大化县国土局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5月22日该局批准发证［土地证号：大国用（2012）第&tim**;×号］；9月24日，大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给韦勉颁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为建字第451229201200195号），用地面积81平方米，建筑总面积381平方米，层数为5层，建设地点：兴化路南面（小巷），即本案争议房产；9月25日韦勉申请办理涉案房产的房产证，10月10日领证（房产证号：大房权证在字第××号）。 2、调查涉案房自来水开户情况显示，开户名为韦勉，开户时间为2012年10月开户。 3、调查涉案房用电登记情况显示，用电开户名为韦勉，立户时间为2012年8月7日。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关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地皮转让合同》中覃虎的手机号码是2012年6月才办理，该合同签订时该手机号码是空号，故对合同的真实性存疑问题。上诉人在庭审中认可该合同系因之前的合同丢失后补签的。本院认为，该合同和第三人韦勉书写的《收条》不能真实反映覃虎与韦勉之间达成土地转让协议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其效力。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为：二上诉人对涉案房地产主张所有权及对涉案房屋停止执行的上诉请求是否成立。对此，本院评判如下：关于涉案房地产能否确定为上诉人实际所有的问题。首先，上诉人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其与第三人韦勉签订的《地皮转让合同书》和第三人书写的《收条》，合同约定甲方(韦勉)将《建设用地规范许可证》、《私人住宅建设用地审批单》、《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合同》等三证原件转让予乙方(覃虎)管理。但至今韦勉未将合同上约定的三证交付上诉人覃虎所有，且上诉人认可转让合同系其在原合同遗失后补签。对地皮转让款30万元的问题，上诉人在一审的起诉状和庭审陈述和举证时，均陈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上诉人)将30万元地皮转让价款支付给第三人，并于同年9月在受让的地皮上建起了本案的四层楼房”，一审法官在法庭上询问时，韦萍又说“多次支付，其中大部门是现金交易，部分是转账”，至今为此，上诉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转账给韦勉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原告代理人称“在地皮转让合同中韦勉的手机号是第三人女朋友的。”故，上诉人提供的这两份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关于“三性”的要求；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发货清单、发票和记录清单等材料无法证实涉案房地产为上诉人所有。这些发货清单上的购物单位为“韦乐飞”，不是二上诉人，一、二审开庭审理时，上诉人一直未申请韦乐飞出庭作证，也未提交韦乐飞的证明材料，这些发货清单与涉案房产是否有关联无法认定。同样，因为上诉人韦萍与韦勉系同胞姐弟关系，上诉人提供的记录本也不能证实涉案房产为其所建的事实；第三、经过本院调查核实，至今涉案房地产的水电用户名均为第三人，上诉人提供大化县给排水安装工程部的发票和领料单上付款单位分别记载有“韦勉”和“覃虎”的名字；从韦勉在大化相关部门办理涉案房地产的所有手续、证件分析，在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地皮转让合同书》前后，第三人已经或正在办理涉案房产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及土地证、房产证等证书和批准手续，按照《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城区建房必须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等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故上诉人称涉案房产为其兴建的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第四、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或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现涉案房地产的土地证和房产证等均登记在第三人韦勉名下，上诉人自述在2016年12月30日发现第三人将涉案房地产登记在其名下后至今两年多没有申请变更登记。大化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对韦柳丹与韦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恢复执行后，才作出(2018)桂1229执恢14号执行裁定，对第三人名下的房地产，即涉案房产进行查封、拍卖，这期间有一年多的时间，上诉人没有按照《物权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到不动产相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其情形不符合常理。上诉人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和修建涉案房屋等证据不能证实其为涉案房地产的实际权利人，其主张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覃虎、韦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覃虎、韦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蓝国黎 审判员  卢林虎 审判员  曾铁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夏寒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第十九条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在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起诉，异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 （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 （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