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411民初1070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营业场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攀枝花大道东段492号。 负责人：余平，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310339206）。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宇，四川卓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仁和支行，营业场所：攀枝花市仁和区迤沙拉大道1282号。 负责人：曹健，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210544296）。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琼，四川民慷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511325898）。 第三人：杨开玉，男，汉族，1966年7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现住攀枝花市。 第三人：陈侃，男，汉族，1976年9月2日出生，住四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第三人：雷瑶，女，汉族，1975年10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第三人：黄建国，男，汉族，1963年3月16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康，攀枝花市东区（执业证号：32303021100016）。 第三人：周成菊，女，汉族，1963年6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程，四川森焱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01810062809）。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攀枝花分行）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仁和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仁支）、第三人杨开玉、陈侃、雷瑶、黄建国、周成菊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8日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存良，被告农行仁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邱琼，第三人杨开玉、雷瑶、黄建国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陈侃参加了第一次庭审，缺席第二次庭审，第三人周成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锦程参加了第二次审庭，缺席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期间，双方向本院申请了两个月和解期。 原告工行攀枝花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2.请求撤销（2019）川0411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并判决恢复对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土城南街20号商屋（价值约200万元）的执行程序；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第三人黄建国确认，诉争的房产从未登记在攀枝花市仁和区龙潭大酒店（以下简称龙潭大酒店）名下，2010年4月21日，攀枝花市房管局登记确认初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黄建国，初始权证号为：攀房权证仁私字第××号。2010年6月21日，国土资源部与市国土资源局就上述房产颁发了相关土地证书。该房屋在向农行仁支抵押前，黄建国再次将上述房屋进行变更，变更后的权证号为ＲＳ××××××××。此外，黄建国称其对仁和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将房产按照以物抵债形式抵给农行仁和支行的裁定并不知情，因此，农行仁和支行将房产拍卖给杨开玉、吴太山的合法性存在瑕疵，所谓的拍卖委托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且从竞拍起至今已长达12年，两被告却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而黄建国作为合法的物权人，将争议的房产抵押给工行攀枝花分行后，工行攀枝花分行作为诉争房产的抵押权人，对涉案商屋具有优先受偿权，被告不足以排除原告对涉案商屋行使优先受偿权。 被告农行仁支辩称，一、本案属于执行异议之诉，原告在本案中提出撤销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的诉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认为原裁定错误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同时作为生效法律文书，也不属于本案审理审查范围。原告诉请撤销236、237号裁定属于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原告只有要求撤销（2019）川0411执异14号裁定的，法院才应当继续按照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以执行异议之诉开展审理。二、虽然农行仁支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无权提出撤销236、23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也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但为了便于查明本案事实，针对236、237民事裁定书的内容及程序合法性仍然做如下答辩意见：1、仁和法院于2002年5月22日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及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该裁定书内容已全部履行完毕并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原告无权提出要求撤销236、237号民事裁定书。首先，贵院于2002年5月22日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是我方和黄建国、周成菊协商一致的结果。房屋经过二次评估后，双方协商同意按该房折价1,410,000元折抵给我方，双方各项费用相抵后由我方退给龙潭大酒店房款53,163.24元。2002年5月27日我方将裁定书中确定应当退给龙潭大酒店的房款53,163.24元支付给了龙潭大酒店，我方履行完毕了裁定书的退款义务，周成菊作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以及黄建国的妻子向我方出具了收条，并书面承诺于2002年8月30日前将以物抵债的房屋交给我方。周成菊既是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中涉及房屋的共有人，也是黄建国的妻子及被执行人龙潭大酒店的合伙股东之一，其到贵院办理执行事务的身份既是代表龙潭大酒店，也是以夫妻身份代表黄建国。同时因为黄建国未履行236号民事裁定书约定的房屋交付义务，我方申请恢复执行，黄建国及周成菊后于2003年9月7日将房屋履行交付给了我方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黄建国也积极履行了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从黄建国交付房屋至本次起诉前黄建国均未提出任何异议。2002年7月16日和2003年9月15日我方还根据黄建国的要求向市房管局出具了两份证明，同意黄建国将236号裁定书以物抵债范围以外的房屋办理过户，也充分说明黄建国对236、237号裁定书已履行并生效的事实是知晓并认可的。由此可见，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已全部履行完毕，且黄建国也积极履行了裁定书中的事项，原告提出的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合法性存在瑕疵及黄建国不同意以物抵债的起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2、原告工商银行认为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载明的权属人为攀枝花市仁和区龙潭大酒店为基本事实错误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房屋虽然登记在黄建国名下，但其为合伙企业财产。我方同龙潭大酒店在1997年12月18日签订的两份《定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中黄建国以其所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号×××××#，面积1820平方米的房屋抵押给我方作为担保物，为龙潭大酒店借款提供担保，我方与黄建国就抵押物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证号为×××××。2001年7月因龙潭大酒店逾期履行还款义务，我方向贵院提起诉讼，后双方在诉讼中达成调解，贵院分别作出了（2001）仁和经初字第94、9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时黄建国以龙潭大酒店负责人身份参与了调解。调解书生效后，龙潭大酒店仍然未履行还款义务，我方依法向贵院提出了执行申请，并要求对黄建国抵押的抵押物进行强制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十七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我方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合伙企业财产，黄建国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在法律上承担的是无限连带责任，无论是从实现抵押权的角度，还是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角度，案涉房屋处置均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根据本案的客观事实，我方作为抵押权人要求对黄建国抵押的抵押物实现抵押权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工行所谓的龙潭大酒店不是所有权人，认为裁定书裁定内容错误的起诉事实不能成立，没有证据证明其已被人民法院撤销，且236、237号裁定书属于生效法律文书，本身也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司法既判力和执行力。三、仁和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产生案涉房屋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可以成为阻却并排除原告执行的法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分割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等案件中作出并依法生效的改变原有物权关系的判决书、裁决书、调解书，以及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拍卖成交裁定书、以物抵债裁定书，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二十八条所称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根据上述解释的规定，可以确认本案中的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属于物权法第二十八规定的法律文书，能够成为发生物权特殊变动法律效果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动产、有登记的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拍卖成交或者抵债后，该不动产、特定动产的所有权、其他财产权自拍卖成交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时起转移”。本案中贵院作出的236、237民事裁定书已生效，符合该条法律的规定，已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力。四、仁和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属于生效裁判文书，其作出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仁和法院在2002年5月22日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是根据我方与龙潭大酒店之间的协商一致作出的，且当时贵院作出该民事裁定书的依据是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14日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条的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作出的民事裁定书，具备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变价处理时,应当首先采取拍卖的方式,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判定,人民法院在处置财产时应当拍卖优先,但亦可直接变价以物抵债。五、原告工商银行不构成善意抵押权人，黄建国、周成菊明知案涉房屋已经以物抵债给我方的情况下，仍然通过补办房产证并将房屋抵押给原告的行为属法律规定的无权处分，因此黄建国同工行之间的抵押合同属无效合同，工行在案涉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应当依法予以解除，其依据有以下几点：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贵院作出的236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相关条件已经成就，黄建国、周成菊应当履行过户义务，案涉房屋的产权过户虽尚未完成，但黄建国、周成菊对该房屋已不具备事实上的物权。在此情况下，黄建国、周成菊对案涉房屋没有处分权，其通过补办房产证方式恶意与工行订立的房屋抵押合同系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我方对该处分行为当然不予追认，其处分行为无效，不发生法律效力。2、从本案的抵押合同办理时间来看，本案案涉房屋在贵院2002年作出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之日即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2003年我方申请执行后，黄建国、周成菊也于2003年9月履行了房屋的交付义务。在我方实际取得房屋长达七年之久后，黄建国、周成菊在明知房屋已实际转移给我方且自身已不具备处分权的情况下，与工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并到房屋管理部门对案涉房屋设立抵押权登记的行为明显是以签订抵押合同的合法形式，通过欺诈方式骗取工行信任，达到骗取工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其二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三）项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本案中原告工商设定的抵押因黄建国、周成菊的抵押合同无效而无效。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受让人主张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取得所有权的，不予支持：（一）转让合同因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认定无效”。本案中黄建国、周成菊同原告工行签订的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无效情形，因此属于法律规定的排除善意取得的情形。第四、从举证责任分配上来说，工行主张善意取得的应当就其主张举证证明其同黄建国、周成菊签订抵押合同时属于善意，即使有证据能够证明工行存在善意，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中工行也不构成善意取得。第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六条：“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原告作为抵押权人在贷款调查、审查时未对抵押物现场核实现状、实际控制人情况及租赁等情况，存在严重过失，（也未尽到审查该抵押物的合法性）其不构成善意取得。六、本案第三人黄建国、周成菊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人民法院抵债给我方的情况下，恶意补办房产证并办理抵押登记，采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通过欺诈手段向被告骗取贷款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当移送公安机关侦办。 第三人杨开玉述称：1、攀房权证仁私字第××号及ＲＳ××××××××号产权证书，该两份产权证书实为黄建国采取欺骗隐瞒的手段非法获得，系无效证书，不能以此证书为依据确定涉案房屋产权人是黄建国；2、黄建国在明知自己的涉案房产早已经自己同意并由法院裁定抵给农行仁和支行，又由农行拍卖给杨开玉、吴太山占有使用多年，自己没有向任何人或单位表达异议，更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3、工商银行自称为善意抵押权人，杨开玉、吴太山对此不但不能认同，还认为工行银行是恶意抵押，与黄建国内外勾结骗取工行巨额贷款的嫌疑；4、杨开玉、吴太山一直未能办理过户手续，主要是因为黄建国极不配合所致；5、杨开玉、吴太山才是真实的涉案房屋善意获得者，也尽到了对涉案房屋拍卖合法性审核的责任；6、黄建国未在（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上签字，并不足以否定当年黄建国自愿以涉案房屋抵押的事实，更不能否定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合理合法的裁定。综上，黄建国、周成菊明知房屋已经法院以物抵债裁定抵给农行还向工行抵押贷款已涉嫌犯罪，应驳回原告的诉讼，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第三人雷瑶、陈侃述称，对原告工行攀枝花分行的诉讼请求无异议。 第三人黄建国述称，认可并同意原告工商银行的诉讼请求及其相关的事实和理由。除此之外，法院作出的（2019）川0411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未查明案件事实，其所裁定事项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自始至终是黄建国，黄建国依法享有排他的权利。（1）案涉房屋早在2001年10月25日就登记在黄建国的名下了，从未登记在龙潭大酒店名下，房屋权属及其土地使用权均与龙潭大酒店无关，也与农行、杨开玉、吴太山无关。（2）基于上述法律事实，（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中所载明的案涉房屋的权属人为攀枝花市仁和区龙潭大酒店，缺乏事实依据。在未征得黄建国同意的情况下，法院无权将属于黄建国的房产作为该案执行标的物进行执行，且黄建国本人从未收到过该民事裁定书，故其作出的“以房抵债”裁定应属无效，应依法予以撤销。而（2019）川0411执异14号《民事裁定书》所裁定的事项，是依据（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和依据无中生有的事实而作出的，故（2019）川0411执异14号《民事裁定书》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二、法院于2002年5月22日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两份《民事裁定书》，黄建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两份《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至今未送达给黄建国。这两份《民事裁定书》是在被告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时才知道的。三、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两份《民事裁定书》，执行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且裁定的内容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条明确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由此可见，当事人达成合意是非经拍卖程序“以房抵债”生效的前提条件。而这两份《民事裁定书》均是依据2002年5月21日作的“执行笔录”中的“以房抵债”协议内容作出的，而该笔录中没有攀枝花市仁和区龙潭大酒店和黄建国参加，没有龙潭大酒店盖章，也没有黄建国的签字，只有周成菊参加并签字。整个案卷中龙潭大酒店或黄建国均没有对周成菊有任何授权。周成菊既不是被执行人，也不是代理人，其无权处分案涉房产。在房屋所有权人黄建国并未对“以房抵债”作出书面同意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法院就作出“以房抵债”的裁定，显然于法无据，应当予以撤销。四、农行仁和支行无权处分案涉黄建国的房产，其委托拍卖公司将黄建国的房产拍卖给杨开玉于法无据，其行为无效。因此，（2019）川0411执异14号这份《民事裁定书》是依据前述错误的裁定书作出的，显然该裁定违背了法律事实且与法律相悖，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第三人周成菊述称，同意黄建国的意见，并补充理由：1、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执行裁定作出前，本案的第三人周成菊也没有被追加未被执行人；2、案涉房产登记在黄建国名下，在黄建国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执行裁定处分了他人的财产，内容违法；3、在（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执行案件中，周成菊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代理人，也无授权，不能代表龙潭大酒店作出以物抵债的意思表示，且周成菊在该执行笔录中也表示“等黄建国回来再说”，因为周成菊不懂法，其后面的发言纯属个人想法，完全是建立在第一句话是“等黄建国回来再说”这一前提基础之上的，事实上黄建国回来后没有作任何表示，该执行笔录没有任何事实意义，法院依据该笔录作出的236、237号执行裁定没有法律效力，因此，从而作出的（2019）川0411执14号《执行裁定书》同样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效力。第三人周成菊、黄建国仅是把房屋交给农行仁支出租，是为了用房屋租金抵债，这才是二位第三人的本意。请求法院查清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1年，农行仁支因借款合同纠纷将龙潭大酒店诉至本院，本院于2001年7月25日作出（2001）仁和经初字第94、9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农行仁支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02年5月22日作出（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被执行人龙潭大酒店位于攀枝花市仁和区商屋（房屋所有权证号：攀房产权证仁私字第××号）作价1410000元，折抵给申请执行人农行仁支，被执行人应当协助申请执行人办理有关过户手续和交接手续。2003年9月7日，案涉商屋移交给农行仁支并由其管理出租至2007年9月。200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华联拍卖行有限公司发布《拍卖公告》，受农行仁支委托，将案涉商屋原龙潭大酒店1-2层商业用房拍卖，杨开玉及其合伙人吴太山以杨开玉的名义于2007年9月21日在拍卖会上以98万元的价格拍得案涉商屋后占有、使用、收益至今，双方未办理过户手续。2010年3月18日，黄建国在攀枝花日报登报遗失ＲＳ449号房产证，并于2010年4月21日补办了房产证（产权证号：攀房权证仁私字第××号）。 2013年7月5日，陈侃、雷瑶向工行攀枝花分行贷款300万元，黄建国、周成菊以攀房权证仁私字第××号房屋进行抵押担保。双方于当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金衡公证处申请对《个人借款／担保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该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四川省攀枝花市金衡公证处于2013年7月5日作出（2013）攀金衡证字第185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该公证书发生法律效力后，根据工行攀枝花分行申请，本院立案执行，案号为（2017）川0411执1422号。在该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2017）川0411执142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对被执行人黄建国名下的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权证号：攀房权证仁私字第××）予以查封”。农行仁支、杨开玉及吴太山于2019年3月11日、2019年3月7日提出执行异议。本院在进行异议审查后，作出（2019）川0411执异14号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本院（2017）川0411执1422号执行裁定及（2017）川0411执1422号查封（扣押）命令的执行行为；二、中止（2017）川0411执1422号执行案件对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商屋（权证号：攀房权证仁私字第××）其中第一、二层商屋的执行。现工行攀枝花分行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1.请求撤销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2.请求撤销（2019）川0411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并判决恢复对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土城南街20号商屋（价值约200万元）的执行程序。 上述事实有（2001）仁和经初字第94、95号民事调解书、（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411执异14号《执行裁定书》、个人借款/担保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房屋信息摘要、《执行证书》、拍卖公告、拍卖确认书、拍卖标的说明书、转款凭证、产权证、协助执行通知书等等书证及原、被告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基于（2017）川0411执1422号案件在执行过程中，被告对执行标的提出执行异议后，原告对本院作出的（2019）川0411执异13号裁定书裁定的内容存在异议所提出的执行异议之诉，本案应当对异议人所提出的异议是否能排除执行进行审查。本院作出的（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民事裁定书》是生效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原告及第三人黄建国、周成菊若认为（2001）仁和执字第236、237号裁定书错误，应当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不属于本案审理审查范围，本案不予处理。本案应当对是否撤销（2019）川0411执异13号裁定书并恢复对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土城南街20号商屋（价值约200万元）的执行程序继续审理。本案中，依据生效的以物抵债法律文书，农行仁支实际占有案涉商屋后，杨开玉、吴太山又通过合法拍卖的方式购得案涉商屋，支付了全部价款并合法占有、使用、收益至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攀房产权证仁私字第××号商屋虽全部登记在被执行人黄建国名下，被告农行及第三人杨开玉提交的证据能够排除本院执行，原告要求撤销本院（2019）川0411执异14号裁定书并判决恢复对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土城南街20号商屋（价值约200万元）的执行程序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28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松涛 审 判 员  李 琳 人民陪审员  王远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沙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