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2112号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满江片区洱海传奇小区C8-2-7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781671359X。法定代表人：张云青，职务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坤，云南孙剑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上满觉陇69号1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574373113W。法定代表人：金向军，职务董事长。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石房子洱海传奇小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03465935528。法定代表人：黄林虎，职务执行董事。被告：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83、8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301396934E。法定代表人：张斌，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公司）与被告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隐居公司）、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理隐居酒店）、被告上海隐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隐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新大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坤，被告上海隐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新大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告与浙江隐居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及于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已于2018年12月11日解除。2.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隐居洱海物业租赁托管合同》已于2018年12月11日解除。3.依法判决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立即将租赁托管的共计十四套别墅物业钥匙交还原告。4.依法判决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自2018年9月起至2019年2月止的物业租赁托管租金566,886元、水电费34,587元及其他款项93,228元，以及自逾期支付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5.判决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向原告赔偿因原告购买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共享圈会员身份”而造成的损失人民币175万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依法登记注册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的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原告所开发的“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2013年7月29日原告与浙江隐居公司签订《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在“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上输入浙江隐居公司享有的“隐居”品牌以促进原告的房产销售，浙江隐居公司收取相应的品牌使用费并对“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的装修规划设计、酒店管理、业主服务、销售招商等方面全方位介入，项目合作期限为十年，浙江隐居公司有与业主订立《物业委托管理服务合同》、提供隐居酒店运营管理服务、与业主分享运营收益的权利和义务。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2015年12月16日原告与浙江隐居公司签订《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浙江隐居公司通过在大理注册成立的被告大理隐居酒店为原告及业主所托管的物业收益实现分配，且浙江隐居公司保证大理隐居酒店的收入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在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确定的项目合作模式下，原告将自己持有的大理“洱海传奇”项目第39号、50号别墅物业委托大理隐居酒店用于酒店管理运营，并分别与大理隐居酒店签订了《大理洱海传奇隐居洱海物业租赁托管合同》（以下简称《托管合同》)，约定大理隐居酒店应按季度支付租金，支付时间为每个核算季度后的一个月内，租金核算方式为租赁托管物业内产生的综合收入扣除共担成本的50%；另外，“洱海传奇”别墅区第6001-6003、6005-6O07、6101-6103、6105-6107号共12套别墅物业业主均采用委托原告再由原告按上述第39号、50号别墅物业委托方式出租给大理隐居酒店的方式，将前述12套别墅物业用于酒店经营，并由大理隐居酒店统一向原告指定专户支付租金。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托管合同》签订后原告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向浙江隐居公司支付了约定的品牌使用费30万元;为大理隐居酒店办理酒店营业的相关手续;按《补充协议》要求对房屋进行精装全配的标准装修共计投入资金40,194,899.22元，并向大理隐居酒店按约定要求交付上述14套别墅物业；大理隐居酒店开业后为保障酒店正常经营原告又投入约60万元用于日常维修。《补充协议》约定的原告应向浙江隐居公司购买的25席“共享圈会员身份”折合250万元，原告通过以物抵债的形式于2014年12月4日与浙江隐居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向浙江隐居公司过户了“洱海传奇B71幢01号”别墅物业，浙江隐居公司已于2017年12月15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并将该房产变卖，被告的违约致原告购买的乙方25席“共享圈会员身份”权利受到损失。2015年12月至2017年6月，大理隐居酒店按约定向原告支付了应付的物业托管租金，但自2017年7月起大理隐居酒店未按约定向原告支付应付的物业托管租金，经原告多次催要均未付，至2018年8月止大理隐居酒店拖欠原告物业租赁托管租金及其他费用约合人民币叁佰万元（己另案起诉）。2018年10月，被告上海隐居公司任命了新的大理隐居酒店总经理，对大理隐居酒店实施实际管控；从2018年10月起，大理隐居酒店在未经原告同意且未知会原告的情况下，将大理隐居酒店经营收入的账户变更为上海隐居公司的银行账户，且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拒绝支付拖欠租金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致使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托管合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分别向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两被告已收到。原告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原告与浙江隐居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及于2015年12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原告与大理隐居酒店于2015年2月16日签订的《托管合同》依法应当确认解除；合同解除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起至2019年3月15日止的物业租赁托管租金和水电费及其他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赔偿因购买“共享圈会员身份”而造成的损失。浙江隐居公司系大理隐居酒店的独资股东，浙江隐居公司持有上海隐居公司40%的股权，事实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上海隐居公司三家公司的人员、业务、财产存在混同的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公布的第十五号指导案例，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上海隐居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未到庭应诉及提交答辩意见。被告上海隐居公司辩称，一、上海隐居公司不应就案涉的所有债务与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承担连带责任。上海隐居公司与原告间无合同关系，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上海隐居公司非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股东，与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也不构成人格混同。二、原告提出的诉请主张无事实依据：1、物业租赁托管租金需进一步核实；水电费及其他款项，根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第8款、《托管合同》第二条第2款第2点有关约定，水电费等物业日常费用依照合同双方按50%比例分担，前述款项均从经营账户实际支出，因此不存在分配或者给付的可能与前提。2．关于诉讼请求5，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原告主张175万元总价与事实不符；根据《补充协议》第三条第6款约定，会员权益由物业实际业主专享，具有人身性的特点，原告无权主张退费。即使在法院确认《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托管合同》解除的前提下，该项给付因14席会员席位仍然由各业主实际享有而不具备返还的可能性；即使浙江隐居公司有义务返还对价给付，上海隐居公司亦不承担连带责任。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张云青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各1份，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就原告委托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对“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进行前期筹划、品牌输出和后期酒店管理运营达成协议，并对客房运营收益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三、《托管合同》2份、不动产权证书9份，证明原告将自己持有的大理“洱海传奇”项目11套别墅物业委托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用于酒店管理经营，约定应按季度支付租金，支付时间为每个核算季度后的一个月内；四、《租赁授权委托书》3份，证明B6001、B6102、B6006号别墅物业业主授权原告办理出租事宜，并委托原告代理收取租金；五、《公证书》、《商品房购销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各1份，证明原告将B7101号别墅通过以物抵债的形式向被告浙江隐居公司购买了25席“共享圈会员身份”；六、《大理新大陆有限公司（B39、B50、B61-235A、B61-250A）》、《隐居酒店二期工程部软装移交清单汇总表（B60-01、B60-07、B61-03、B61-07栋）》各1份，证明原告履行合同义务投入大量资金装修酒店用房购买酒店用品并在完成后向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移交。七、《劳动合同书》（林煌强）复印件1份、林煌强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及网上银行查询截图打印件15份，以证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向原告指定账户（原告员工林煌强交通银行账户）支付租金的事实；八、《解除合同通知函》、EMS快递单、EMS快递查询电子回单各2份，证明2018年12月1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寄送《解除合同通知函》，函件均已签收；九、《审计报告》1份，证明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财产存在混同，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对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享有848,892.84元应收款；十、《大理隐居洱海酒店客户订房电子截图》2份，证明上海隐居公司与大理隐居酒店存在法人混同、财产混同；十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打印件3份、《关于袁海勇人事任命的通知》复印件1份，《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6份，证明三被告公司的人员、业务、财产存在混同情况；十二、《业主结算表》6份，证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定期将别墅物业经营的利润与原告结算，双方代表签字确认；十三、《大理新大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章程》、《洱海传奇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各1份，证明大理新大陆物业有限公司系原告的法人独资子公司，“洱海传奇”小区的前期物业管理由大理新大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截止起诉时大理新大陆物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大理隐居酒店享有应收127,815元的债权，并将该债权通过协议的方式转让给原告；十四、《云南省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隐居酒店2019年2月水费表、隐居酒店2019年2月电费表、隐居文化交流中心2019年2月电费表、2019年2月停车费统计表、停车券326张，证明大理新大陆物业有限公司转让给原告的债权所包括的项目。十五、《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就被告拖欠的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的物业托管租金已另案主张。经庭审质证，被告上海隐居公司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三中的不动产权证书、十一组中企业信用公示报告、十五组证据无异议，对第四、十、十一组中《关于袁海勇人事任命的通知》的证据三性及证明方向均不认可；对十一组中《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的关联性不认可；对第二、三组中《托管合同》、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组证据表示其不是证据相对方，无法就证据三性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质证，视为放弃举证、质证的权利。原告提交的第九、十组及十一组证据中《关于袁海勇人事任命的通知》来源不清楚，形式要件不合法，第十二组中2019年1月、2月《业主结算表》系原告单方制作，未得到对方签字确认，第十一组证据中《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及十三、十四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其余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相互印证，均予以采信。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上海隐居公司均未提交证据。根据确认的上述证据和审理中到庭当事人的一致陈述，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原名称为“浙江隐居集团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浙江隐居公司系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控股股东。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为被告上海隐居公司股东。2013年7月29日，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乙方）与原告（甲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双方同意对甲方名下的“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进行深度合作，乙方将输出自身品牌及资源，在该项目的装修规划设计、酒店管理、业主服务、销售招商支持等全方位介入。双方合作范围：前期包括项目酒店公共配套用房及设施设备规划设计阶段的专业评估和规划建议；业主物业装修设计建议、前期的专业酒店管理咨询服务、品牌输出及使用管理、楼盘销售支持等；后期乙方将提供专业酒店运营服务及私人管家服务；合作期限为十年，从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算。甲方权利义务如下：双方确定在“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上输入“隐居”品牌，品牌使用费首年度30万元人民币，其后合作年度免收；本协议签署且前述品牌使用费支付后，甲方可在“洱海传奇”的别墅项目中宣称全面引入隐居酒店品牌，楼盘项目中包含有隐居洱海别墅度假酒店。项目合作协议签署后，甲方可以向乙方购买隐居度假俱乐部业主会员挚友共享圈会员身份（每席10万元）；甲方承诺在隐居洱海酒店正式运营前，协助乙方完成相关证照及许可证的办理。乙方权利义务：乙方同意向甲方在“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上输入“隐居”品牌，只收取首年度品牌使用费30万元，其余九年该项费用免收；乙方将针对隐居洱海别墅度假酒店项目提供酒店管理运营的专业策划评估及物业装修设计建议、酒店筹建运营市场调研报告及专业的酒店咨询报告；乙方运营隐居洱海别墅度假酒店时全权负责酒店部门筹建、运营团队组阁、人员招聘培训及日常运营管理；对洱海传奇项目提供全楼盘业主的私人管家专项有偿服务；按照《物业委托管理服务合同》与业主分享运营收益，客房运营收益双方各50%，房间运营动态成本也由双方按各50%分摊；托管收益每一年结算一次（视业主反应，在条件允许时可改为按季度结算）。付款方式：甲方在本合同签署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30万元品牌使用费，其余合作内容的付款方式以双方协商签署的项目合作执行备忘录或其他协议的约定为准；公共配套租金从酒店交付使用之日起，三周年内免费，从三周年到期的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年度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针对未销售别墅，甲方可作为业主与乙方签署托管约。《合作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2015年12月1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对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中部分条款修改与补充：乙方愿意配合甲方促成十四幢别墅的销售，与业主签订物业租赁托管协议；甲方负责托管别墅的装修，是精装全配的标准，即：别墅的装修及室内外软装及物品的配备以达到酒店方不需要进行任何物品及物料的采购酒店就可以直接进行对外运营为标准。基于双方合作业主会员席位由25席修改为14席，将《合作协议》约定赠送的3席业主会员资格含在此14席以内，不再另行赠送。甲方在乙方与第一批业主签订《物业租赁托管合同》的三日内，将价值250万元物业作为甲方为14幢别墅业主统一向乙方购买隐居度假俱乐部业主会员的会费，过户给乙方，不再别行向乙方支付业主会员会费。此250万物业支付中包含了价值140万的14席隐居度假俱乐部业主会员的会费，以及甲方采购私人管家服务费60万元；乙方同时在合作项目上投资采购不低于60万元标准的客房软装、儿童游戏、户外家具、厨房等装饰，该项目由乙方分三年折旧；由于双方的合作期限十年，起始时间早于乙方与业主签订《物业租赁托管合同》时间，故双方约定本合作协议签订的时间自动顺延至乙方与所有业主签订的《物业租赁托管合同》期满为止。乙方为实现物业托管目的，已在大理注册成立大理隐居酒店，甲方及甲方购房客户所托管的物业收益，通过大理隐居酒店实现分配；针对39、50号别墅承担了大部分的公区服务功能，乙方将与业主签署专用的物业租赁托管服务协议，就别墅公建区域在酒店运营中的场地租赁、下午茶歇及餐饮等运营收入分润作特殊约定（详见《39号、50号大理别墅物业租赁托管服务协议》）；在隐居酒店运营前三年，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公共配套用房及设施的使用支持；公共用房第四年至第八年租金为10万元每年。同日，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签订了“39号别墅”、“50号别墅”《托管合同》），约定原告将39号别墅、50号别墅租赁托管给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期限自2015年2月16日至2025年12月31日，租赁托管租金按租赁托管物业内的综合收入（即在托管物业内产生的含客房、场地租赁、下午茶歇、餐饮收入在内）扣除共担成本后余额的50%作为租赁托管租金，按季度支付；以上租金为税前租金，由甲方提供全额租赁发票给乙方或乙方依法代扣代缴税费后，再由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支付给原告。托管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上述《合作协议》、《补充协议》、《托管合同》签订后，原告交付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托管经营的物业为大理“洱海传奇”项目第39号、第50号、第6001-6003号、第6005-6007号、第6101-6103号、第6105-6107号别墅，原告按约于2014年12月4日与浙江隐居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以购房款抵扣原告代14户业主购买隐居度假俱乐部业主会员“共享圈会员身份”款项140万元。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向原告付清了2017年6月30日之前的托管租金，2017年7月起拖欠租赁托管租金，截止2018年8月31日止，经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对账后确认，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欠原告托管以及租赁费用为2,919,466.67元。2018年11月9日，新大陆公司以大理隐居酒店、浙江隐居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审理后作出（2018）云2901民初3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大理隐居酒店支付新大陆公司托管租金2,919,466.67元及利息，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12月11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浙江隐居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明确解除其与二被告分别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托管合同》，并要求二被告在收函七日内搬离。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浙江隐居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12日、13日收到该函件。2019年1月28日，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对账后确认，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欠原告2018年9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托管以及租赁费用为288,682.67元。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浙江隐居公司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签订的“39号别墅、50号别墅”《大理洱海传奇隐居洱海物业租赁托管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大理隐居酒店交付14套别墅用于经营管理，但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未按约定履行义务，自2017年7月起拖欠租赁托管租金，被告的行为已违约，原告于2018年12月11日分别向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和浙江隐居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函》，行使合同解除权，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浙江隐居公司分别在2018年12月12日和13日收到函件，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二被告与原告分别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39号别墅、50号别墅”《大理洱海传奇隐居洱海物业租赁托管合同》在其收到解除函后已经解除，对原告请求确认上述协议、合同已解除的请求本院予以确认，但合同解除时间应分别为2018年12月12日和2018年12月13日。合同解除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依法负有向原告返还14套托管别墅的义务；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经对账，确认欠付2018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的托管租金共计288,682.67元，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应当支付；由于对账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未能及时付款，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按年利率4.35%计算逾期付款资金占用费的主张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举证不能证实2019年1月、2月期间的托管租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支付该期间租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虽约定39号、50号别墅托管租金按季度支付，但其余12套别墅的托管租金原告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按季度支付，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39号、50号别墅的租金具体的欠款金额，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承担所欠租金从2018年10月31日起分段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与大理新大陆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就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达成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大理隐居酒店，其债权转让行为对大理隐居酒店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要求被告大理隐居酒店支付受让的水电费、其他费用合计127,815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向浙江隐居公司购买隐居度假俱乐部业主会员“共享圈会员身份”，按照《补充协议》“此业主会员的权益由业主享有后，新大陆公司不得再向浙江隐居公司提出任何退费要求”约定，会员权益由物业实际业主专享，原告无权主张该项款项，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由于被告大理隐居酒店系由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为履行《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而设立的子公司，且被告浙江隐居公司为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浙江隐居公司对被告大理隐居酒店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浙江隐居公司虽为被告上海隐居公司的股东，但原告举证不能证实上海隐居公司与浙江隐居公司、大理隐居酒店存在人员、业务、财产混同的情况，其要求上海隐居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及《大理“洱海传奇”别墅区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已于2018年12月13日解除。二、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与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签订的两份《大理洱海传奇隐居洱海物业租赁托管合同》已于2018年12月12日解除。三、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大理“洱海传奇”项目第39号、50号、6001-6003号、6005-6007号、610l号-6103号、6105号-6107号共14套别墅交还给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四、由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酒店托管租金288,682.67元，并承担该款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五、被告浙江隐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的上述第四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六、驳回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5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358元，由原告大理新大陆地产有限公司负担27,655元，被告大理隐居洱海酒店有限公司负担3,70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冯晓丽人民陪审员  陈富兵人民陪审员  戴月雄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和雨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