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7860号原告（反诉被告）：郑某，男，1991年8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鼎盛飞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亮，北京广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某1，女，195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国家民委民族出版社退休职工，现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王某2，女，195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邮电局西城区阜成门邮电局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王某2之姐），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王某3，女，1964年1月27日出生，汉族，LERCHENFELDGRUNDSCHULE教师ALTENSCHUZENHOF20，22083HAMBURG。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华，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郑某（以下称姓名）与被告王某1、被告王某2、被告（反诉原告）王某3（以下各称姓名）赠与合同、遗赠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郑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亮、王某3（亦为王某2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瑞、李林杰（亦为王某2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3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王某1、王某2、王某3协助将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2号、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3号两处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至郑某名下。事实和理由：王某某与尹某某为夫妻关系，育有三女，即王某1、王某2、王某3，郑某为王某1之子。王某2自1993年左右患精神分裂症在回龙观医院治疗至今。王某3自1997年左右到德国定居至今。王某某与尹某某生活一直由王某1照顾，王某2病情也是由王某1照顾。郑某成年后，协助母亲照顾姥姥姥爷及姨妈。2015年3月2日，王某某、尹某某与郑某签署书面协议，约定将王某某名下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2号、303号两处房屋赠与郑某，因当时尹某某生病，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5年6月17日，尹某某去世。2018年10月18日，王某某去世。郑某要求王某1、王某2、王某3将上述房屋过户至郑某名下，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郑某合法权益，特此起诉。王某1辩称，同意郑某的诉讼请求。王某2辩称，同意郑某的诉讼请求。王某3辩称，一、郑某起诉的案由错误，本案不是赠与合同纠纷，而是继承纠纷。赠与合同纠纷的合同相对方是赠与人与受赠人，郑某如果想要通过赠与方式获得诉争房产，应该起诉的是王某某与尹某某，而不是本案的被告。本案的被告全部为王某某与尹某某的继承人，应适用的案由为继承纠纷。继承的财产除了郑某诉讼请求所说的两套房子外，王某某和尹某某还留有银行存款，以及二人的丧葬费，总计约50万元，都被王某1取走。王某1应将存款及丧葬费中属于被告王某3的部分返还。二、郑某起诉书中说王某某与尹某某生活一直由王某1照顾不符合事实。王某3虽然从1997年开始去了德国，但是在去德国之前就将自己卖房子的钱拿出一部分给父母，帮助父母买了涉案两套房屋以及王某某赠与给王某1的一套房屋。去德国以后，王某3的生活并不容易，有时候没有工作打零工，但不管怎么样，王某3都会托前夫的会计按照每月1000元的标准给家里送钱，有时候一个月送一次，有时候三个月送一次。王某3有时候也会给家里寄钱，最大的一笔大约是2001年前后给母亲尹某某寄了7万马克。王某3每次回国，也都会再给父母一笔钱。因为年代久远，母女之间也不会刻意去记每次给多少钱，但王某3给家里的钱总数最少上百万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王某3在经济方面做的贡献最大。王某3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委托前夫代表她经常去父母家，前夫对父母和王某2的生活多有照顾。王某3自己也经常给家里打电话，有时间就回国看父母。2014年9月母亲尹某某重病，王某3一急之下请假，没有经过单位的同意就回国照顾母亲，返回德国后发现因此失去工作。不管从经济上、生活上、情感上王某3都对父母有照顾，并不是郑某所说的父母都有王某1来照顾。三、郑某起诉书中所说的2015年3月2日王某某与尹某某将涉案房屋赠与给郑某的情况不符合事实。1、从王某某2015年7月6日所做的遗嘱公证视频来看，王某某并不知道他在2015年3月2日写了该份赠与合同。王某某在视频中明确表示，他把房子给郑某是“去世以后给”，并不是之前的3月2日就已经给了。另外，录视频的时间是7月6日，王某某在那时还坚定的认为涉案房屋是他一个人的，没有尹某某的份。而郑某提供的赠与合同，是王某某和尹某某两人的签字，也就是说，王某某在3月2日就已经知道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王某某在3月2日就已经知道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会在7月6日还认为房屋是他一个人的。2、王某某、尹某某的签字与郑某打印的内容并不能直接对应。涉案房屋的财产价值巨大，王某某、尹某某如果要赠与给郑某，不会直接在打印件上签字这么草率。王某某在7月6日能去做遗嘱公证，说明他对财产的处分还是比较慎重的。郑某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完全可以合理怀疑郑某是拿到王某某、尹某某的签字后在上面添加的打印内容。3、退一万步讲，即便该合同是真实的。根据合同法规定，不动产的赠与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后才生效，该赠与合同并不生效，王某某本人也已将赠与撤销。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王某某于2015年7月6日所做的遗嘱就是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如果王某某认可赠与，不会再去做遗嘱公证。王某某做了遗嘱公证，说明他并没有生前就将房子赠与给郑某的意思表示。四、王某某于2015年7月6日做的公证遗嘱，是受被告王某1提供的错误信息误导，并不是王某某基于真实情况做的遗嘱。公证员询问王某某为何要将房屋给郑某，王某某说：“我那个大闺女的房子也是我给的，二闺女现在住院呢，三闺女自己有房子，在外国有房子。”但在2015年王某某做遗嘱时，王某3在德国租房住，并没有自己的房子。王某3给父母打电话时，因为怕父母担心，一直说自己过的挺好的，但并没有说过自己在德国有房子。王某某说王某3在国外有自己的房子，只能是同住的王某1误导的。五、作为王某2的妹妹，王某3希望法院在判决中能体现对王某2利益的保护。2019年4月23日的谈话中，王某2同意王某1作为她的代理人，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但是王某2放弃继承权的前提是王某1承诺涉案房屋王某2有居住权。鉴于郑某郑某继承涉案房屋后，有可能不让王某2居住，损害王某2的利益，建议法院能够判决王某2对涉案房屋有居住权，或者由郑某给与王某2对应的补偿款。综上，建议法院按照法定继承对王某某、尹某某的遗产进行分配，在分配中能多照顾没有劳动能力的王某2。王某3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撤销2015年3月2日王某某、尹某某与郑某签订的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302号、303号房屋的《赠与协议》。事实和理由：王某某、尹某某与郑某于2015年3月2日签订对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302号、303号房屋的《赠与协议》，但直至王某某、尹某某去世都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解答，被继承人生前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财产赠与受赠人，死亡时尚未履行的，受赠人有权请求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继承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撤销该赠与合同。我方提起反诉的主要理由为：一、赠与协议是在尹某某病重时所签，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乘人之危”情形，该赠与协议不能反映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可予撤销。王某3等人的父亲王某某对郑某比较偏爱，但是母亲尹某某一直对王某3比较好，尹某某之前表示过，因为王某3对家庭的贡献较大，想把房子留给王某3。赠与协议中将两套房子都给郑某，与尹某某的一贯表现不一致，签字可能不是尹某某本人的。即便签字是尹某某的，也是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下签的。二、王某某2015年7月6日所做的遗嘱是对整个赠与协议的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王某某订立遗嘱的前提是否定之前的赠与，认定自己对涉案房屋有所有权。在做公证时，公证员对王某某有两次明确的询问，一次问“活着给，死了给呀？”王某某答“我去世后给呀”，一次是问“你以前是否立过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王某某答“没有，没有”。由此可见，即便王某某之前签过赠与协议，后来也反悔了，以做遗嘱的行为撤销了该赠与。且该赠与是王某某、尹某某“一致同意”所做的，因此王某某的撤销行为可视为对整个赠与协议的撤销。三、王某3作为王某某、尹某某的继承人，对赠与协议也享有任意撤销权。法律并没有规定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具有人身专属性，在王某某、尹某某去世后，王某1、王某2、王某3是法定继承人，有权利继承王某某、尹某某的遗产，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也应当由王某3等三人继承。因此，王某3有权对该赠与协议进行撤销。郑某针对反诉辩称，不同意王某3的反诉请求。继承人不仅仅只有王某3一人，继承权是不可分割的，另外两个继承人并没有主张撤销赠与行为。另外，老人写过对王某3的评语，说王某3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房子是要赠与给郑某的。王某3已经没有继承权了，王某3出国在外很多年，对家庭没有贡献，对老人和王某2也没有尽到扶养义务。经审理查明：王某某与尹某某为夫妻关系，育有三女，即王某1、王某2与王某3。郑某为王某1之子。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2房屋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3房屋均系王某某、尹某某夫妻共同财产。郑某提交2015年3月2日王某某、尹某某与郑某共同签署的协议一份，内容为“本人王某某、本人尹某某，一致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302号一居室49．52平米、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303号两居室67．1平米两所房屋赠与外孙郑某”。庭审中，王某3认为上述协议并非尹某某本人所签，且内容系打印，过于简单。上述协议签订过后，王某某、尹某某未向郑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2015年6月17日，尹某某去世。2015年7月6日，王某某订立公证遗嘱，内容为在其去世之后，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3房屋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2房屋中属于其的份额全部遗赠给郑某（排除其配偶的共有权）。2018年10月18日，王某某去世。庭审中，郑某另提交王某某、尹某某于2004年11月20日签署的“对王某3的评语”，表示“我家里的所有房屋财产都与她无关。她没有资格继承权。所有继承问题我和尹某某另有遗嘱”。王某3对该评语不认可。以上事实，有人事档案摘抄表、赠与协议、公证遗嘱、死亡医学证明等书证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2015年3月2日王某某、尹某某与郑某共同签署的协议，从内容上看应认定为王某某、尹某某对郑某的赠与合同。关于该赠与合同是否王某某、尹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王某3虽对尹某某的签字真实性有异议，但未能提交任何反证。结合郑某提交的王某某公证遗嘱、2004年11月20日尹某某夫妇签署的“对王某3的评语”，本院认为涉案赠与合同并非孤证，故对该赠与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王某某订立公证遗嘱的行为是否是对赠与合同的撤销。本院认为并无证据表明王某某表达过撤销赠与的意思，从王某某公证遗嘱的内容来看，其将其房屋份额遗赠给郑某，毋宁说是对其赠与意思的确保和强化，故本院对王某3所持公证遗嘱意味着对赠与合同的撤销之观点不予采纳。王某某、尹某某去世后，该赠与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继承，由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无法律规定具有人身专属性，故该任意撤销权也应由上述法定继承人继承。本案赠与合同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王某3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故本院对王某3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相应地，郑某要求王某1、王某2、王某3协助办理上述赠与房屋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王某某、尹某某与原告（反诉被告）郑某于2015年3月2日签署的就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2号、北京市朝阳区安慧里二区X楼X门303号两处房屋的赠与协议；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郑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4700元及反诉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郑某负担（已交纳14700元，剩余735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反诉被告）郑某、被告王某1、被告王某2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反诉原告）王某3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蔡 峰人民陪审员 于 杰人民陪审员 吴爱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马 悦书 记 员 赵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