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鲁行终16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衣月梅，女，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芝罘区。 委托代理人孙鲁闽，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雨，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市府街**。 法定代表人杨波，区长。 委托代理人王建义，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德龙，山东德衡（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衣月梅因诉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芝罘区政府）行政强制拆除一案，不服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的（2019）鲁06行初41号行政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衣月梅诉称，1992年，山东省烟台市丝绸检验站将坐落于芝罘区的住宅作为福利分配给原告居住。2013年10月15日，被告发布烟芝政征［2013］3号公告,对原告居住的上述住宅进行征收，征收部门为烟台市芝罘区住房和建设局，实施单位为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奇山街道办事处，在未与原告达成任何协议，也未支付躲迁费、装修补偿等，更未取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裁定书的情况下，被告于2014年7月30日组织100多人、4台挖掘机，将原告从居住房屋内强行抬出后，将房屋拆除，造成原告家庭财产全部被毁。被告作为一级政府，是房屋征收补偿的主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委托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进行违法拆迁，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违反了国务院590号《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强制性规定，故请求判令：一、确认被告对原告承租的房屋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坐落于芝罘区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所有，为原告居住使用。2014年7月30日，该房屋被拆除。原告于2014年9月12日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烟台市人民政府予以受理。行政复议期间，原告申请调解处理，行政复议中止审理。后调解不成，原告申请恢复审理并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烟台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烟政复终字［2014］14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并于当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原告于2019年2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复议为提起行政诉讼必经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又经复议机关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在法定起诉期限内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本案中，原告所诉行政行为并非复议前置行为，原告于2014年9月12日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烟台市人民政府同意撤回复议申请后，原告可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但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根据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当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原告在涉案房屋于2014年7月30日拆除时即已知道涉案房屋被拆的事实，其于2014年9月12日申请复议时即知道涉案房屋的征收主体和征收行为，故最迟至此，原告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内容，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最晚应于2016年9月12日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至2019年2月21日方才诉至本院，已远远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对于原告的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衣月梅的起诉。 衣月梅不服原审法院裁定，上诉请求：⒈撤销原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或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2.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于2014年7月30日实施行政强制拆迁行为，组织100多人，4台挖掘机，将上诉人从居住房屋内强行抬出，后将房屋夷为平地，造成上诉人家庭财产全部被毁。2014年9月，上诉人不服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迁行政行为，依法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当时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内部规定要求所有当事人对政府拆迁案件必须先申请行政复议，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按照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要求，于2014年9月12日先向烟台市人民政府提起了行政复议，烟台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以下简称法制办)予以受理，后被上诉人申请调解处理，法制办依法中止审理，并多次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山东省丝绸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丝绸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并给出答复意见。但因2019年该土地出让时，丝绸公司未能摘牌，法制办无法在进行调解，无奈之下2019年1月15日上诉人向法制办申请恢复审理，法制办工作人员告知上诉人可以在申请撤回行政复议后15日内在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于是上诉人按照法制办的要求申请撤回了行政复议，法制办于当天作出了烟政复终字[2014]14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2019年1月24日上诉人在法制办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后15日内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行政诉讼，烟台市级人民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实施的强制拆迁行为中，全部家庭财产被毁，无家可归，原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起诉，使得上诉人巨额损失得不到弥补，有失诚信原则，有失公允。 被上诉人芝罘区政府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衣月梅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本案诉请并非复议前置行为，涉案房屋于2014年7月30日被拆除，衣月梅于2014年9月12日申请行政复议，于2019年2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立案条件。衣月梅不能证实系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不能证明是该房屋被拆除时的合法居住人，既不是行政相对人，也不是利害关系人，其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芝罘区政府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对征收补偿过程中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起诉，应以具体组织实施征收补偿工作的部门为被告。衣月梅应以芝罘区城乡建设局为被告。请求依法驳回衣月梅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法院裁定。 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经质证。二审听证期间，衣月梅为证明其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向本院提交一份烟台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日出具的《关于衣月梅行政起诉未过起诉期限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行政复议期间，双方申请调解处理，本机关依法予以中止审理。调解期间本机关多次与衣月梅、芝罘区人民政府、山东省丝绸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并答复在涉案土地摘牌后给予衣月梅安置。但直到2018年11月涉案土地才挂牌，由于山东省丝绸公司未能摘得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最终调解未能成功。因此2019年1月15日衣月梅向本机关申请恢复审理，本机关告知衣月梅可以在撤回行政复议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衣月梅按照本机关指示申请撤回了行政复议，同日本机关作出了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烟政复终字[2014]14号），造成五年的行政复议期间，是因为上述调解拖延造成......现本机关特向贵院作出情况说明：衣月梅是按照本机关的指示撤回的行政复议，并依法在规定的期间内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行政诉讼未过起诉期限......”。被上诉人芝罘区政府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说明内容和过程属实。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衣月梅为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在原审中提交了1992年山东省烟台丝绸检验站站长和书记徐世英出具的证言、烟台市丝绸公司经理李树成于2013年9月26日出具的整个分房过程证明、2010-2011年的房租费收据、房屋被强拆前后的照片、房屋财产损失单据等证据，结合上诉人一直居住于涉案房屋，及在强拆当日其被强拆人员从房屋内抬出的陈述，可以初步证明在强拆时上诉人居住在该房屋内，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上诉人虽然主张上诉人的陈述不属实，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拆迁时在涉案房屋居住，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反驳。故被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衣月梅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首先，关于起诉期限的起算及时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法定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司法解释该款规定中的2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本案中，烟台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终止决定书未告知上诉人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根据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的陈述，2014年7月30日被上诉人将上诉人从房屋内强行抬出后将涉案房屋拆除，因此上诉人知道被诉强拆行为之日应为2014年7月30日，应由此开始计算2年的起诉期限。 其次，关于起诉期限的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烟台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衣月梅行政起诉未过起诉期限的情况说明》看，2014年9月12日上诉人向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因双方调解处理，行政复议于2014年10月中止审理。调解期间烟台市人民政府多次与上诉人、被上诉人及山东省丝绸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协调，并答复在涉案土地摘牌后给予上诉人安置。但直到2018年11月涉案土地才挂牌，由于山东省丝绸公司未能摘得涉案地块土地使用权，最终调解未能成功。烟台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15日恢复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据此，自行政复议中止至恢复审理的期间，上诉人对烟台市人民政府处理案涉争议具有合理的期待信赖，当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第四十八条有关“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故该部分时间当从2年的起诉期限中扣除。本案系从2014年7月30日开始计算2年期限，扣除2014年10月至2019年1月15日的时间后，上诉人于2019年2月21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出2年的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06行初41号行政裁定书； 二、指令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炎焱 审判员  曲立力 审判员  郝万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王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