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07民初3825号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襄阳市襄州区石桥镇加岗村6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道兴，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霞，男，1975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高新区。被告（反诉原告）：赵汝聪，男，197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仁怀市。二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坡，襄阳市襄州区浩然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机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徐鸿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道兴，被告李霞及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坡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一个月，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8175元；2、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00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主要约定了如下内容：被告方订购原告方的“红缨子糯高梁”，数量为1000吨，订购价为5400元／吨等。关于质量标准，双方约定水分在13以内、超13的按照一扣二扣减数量，15以上的拒收；不完善粒3%以内，杂质1%以内，并且符合感观指标，颗粒饱满、色泽气味正常、无虫蛀、无生芽粒、无霉变、无污染，不得掺杂其他高粱品种。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履约金300000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等。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如被告不按时支付原告货款，原告可停止供货，可以选择将高粱卖给第三方，如低于合同价被告应补足差额价款；除以上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0000元等。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在高粱收获后，先行将被告订购的1000吨红缨子糯高粱备货在仓库，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即2018年10月30日前来提货。可是，被告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只提取收获的高粱五车183.185吨，其中第一车32.64吨，按2.1元／斤，价款136800元（价款己付）；第二车38.81吨，按2.5元／斤计算，应付未付原告货款194050元；第三车38.825吨，按2.5元／斤计算，应付未付原告货款194125元。后因市场红缨子糯高粱大幅度降价，被告方便不再提货，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方提货，被告以市场红缨子糯高粱大幅度降价为由与原告协商第四车35.75吨，按2.48元／斤结算，第五车37.16吨，按2.3元／斤结算，共计货款335386元，该款直接由被告方支付给农户王琴抵付了原告的租地款。尔后，由于市场高粱价格持续下跌，被告方拒不提货，也未将所提货物的货款支付给原告，导致原告收获的红缨子糯高粱积压在仓库。原告不仅要支付仓库管理费，而且现在高粱价格严重下跌为1.4元／斤，给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李霞、赵汝聪辩称，同意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二被告不欠原告货款，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霞、赵汝聪同时提起反诉，称合同签订后，反诉被告农机专业合作社分别于2018年9月14日、10月3日、10月15日交付红缨子高梁五车184.185吨。由于反诉被告交付的高粱存在质量问题，反诉原告多方协调亏本向厂家交付了红缨子高梁三车106.5吨，该款己付给反诉被告。剩余两车77.635吨厂家拒绝接收，现在仍存放于贵州省茅台镇反诉原告租赁的库房内。反诉原告在与反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协商是否继续提货，支付货款和解决质量问题时，明确提出反诉被告的高梁质量不合格，要求解除合同。加俊晓在给反诉原告的微信回复中，认可高粱存在质量问题，并表示责任在反诉被告一方。但反诉被告却于2018年11月5日向襄州区法院起诉，要求反诉原告支付货款和违约金等。反诉原告在应诉答辩时，提出高梁有质量问题，双方同意选定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对反诉被告三个库房中库存的红缨子高梁进行检验。经鉴定，三个库房库存的红缨子高梁不完善粒和霉变粒均为不合格，反诉被告接此报告后于2019年2月19日撤回了起诉。综上，反诉被告交付的高粱质量不合格，致使厂家拒收，己构成了违约。该违约行为给反诉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现依法提起反诉，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返还订金款300000元，并判令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被告农机专业合作社辩称，反诉原告交付的300000元履约金，反诉被告在起诉要求支付剩余货款时已扣减；反诉被告交付的高粱不存在质量问题；前次诉讼中进行的质量鉴定，时间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届满二个月之后，其检验结果不能证明交易时反诉被告的高粱质量不合格。反诉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根据当事人所举有效证据及庭审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被告李霞与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是同学关系。2018年9月11日，被告李霞、赵汝聪（甲方）与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乙方)签订《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一份，主要约定：一、甲方向乙方订购高粱，品种为红缨子糯高粱，订购数量为1000吨，订购价为5400元/吨，此价格为乙方仓库车板交货价，不受市场价格波动改变。二、质量标准：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质量标准要求供货，保证所供品种是红缨子糯高粱；水分在13以内、超13的按照一扣二扣减数量，15以上的拒收；不完善粒3%以内，杂质1%以内，并且符合感观指标，颗粒饱满、色泽气味正常、无虫蛀、无生芽粒、无霉变、无污染，不得掺杂其他高粱品种。三、质量验收办法及地点分两种：第一种由甲方指派人员在乙方仓库装车验货，乙方按照甲方质量要求供货，如抽查发现有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甲方有权拒收或协商扣减办法。甲方指派人员由乙方免费提供食宿；第二种由乙方装车时自行按质量标准要求装车，货到甲方仓库，甲方按约定质量进行检验，如质量达不到标准，甲方有权拒收或协商扣减办法。因质量问题带来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四、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履约金300000元，此合同履约金打入乙方公司帐户，合同履约金在最后一批供货款中逐步扣除。货款乙方装车过磅后，甲方按过磅数量以转帐方式支付乙方货款。五、运输方式：乙方负责协助甲方调配车辆，运费由甲方认可。六、交货时间：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按质量标准供货，如因天气原因造成无法按时交货，双方另行协商。七、违约责任：1、如乙方不按双方约定质量要求及供货时间供货给甲方，乙方无条件返还甲方所打合同履约金，乙方还应承担对等的合同履约金处罚，另外给甲方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2、如乙方不按订购数量供货给甲方，并按所订购数量每吨高粱500元支付甲方损失费。3、如甲方不按时支付乙方货款，乙方可停止供货，乙方可以选择将高粱卖给第三方，如低于合同价甲方应补足差额价款。4、乙方所供红缨子高粱不得掺杂其他品种高粱，如有此行为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乙方承担。5、除以上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违约应支付守约方违约金1000000元。八、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协议签署地法院管辖。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免责。合同签订当天，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履约金300000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于2018年9月14日向二被告供应了第一车高粱共32.64吨，被告派车到原告仓库装货。由于此时原告储备的“红缨子”糯高粱数量不够，双方协商装载了其他品种的高粱，故双方约定该批高粱按4.2元/公斤结算，价款共136800元，被告已全部支付。2018年10月3日，被告派车到原告仓库又装了两车货，即第二、三车“红缨子”糯高粱，数量分别为38.81吨和38.825吨，直接发往贵州仁怀。考虑到高粱灰尘、杂质等因素，双方约定该两车高粱按5.0元/公斤结算，发货当天被告未付款。2018年10月4日和5日，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通过微信让被告李霞安排货款，2018年10月5日下午，李霞通过微信回复“昨天装的那车是霉烂的粮退货”，并附有高粱的图片。2018年10月11日，加俊晓再次通过微信催款,其后双方进行了语音沟通。10月12日，加俊晓给李霞发微信，内容为“李总，何以为堪呀！我相信你！货发给你！给你难堪了！我的错！不怪你！你把那一车货款给我！还有一车货运费多少？我付！我找车运回来！可以吗？”10月14日，双方就付款、解除合同、继续发货等问题进行微信交流。2018年10月15日，被告再次到原告仓库拉了两车“红缨子”糯高粱，即第四、五车高粱，重量分别为35.75吨和37.16吨，结算价格4.6元/公斤，价款合计335386元，由被告直接向农户支付，用于抵付原告的土地租赁费用。2018年11月21日，被告李霞给加俊晓发微信，再次提出原告方的货物有质量问题，水分、霉变超标，酒厂拒收。次日加俊晓微信回复李霞“李总，质量问题！你我皆大欢喜！你退我高粱！我退你定金！你给你们公司一个完美的交待。我给我的股东一个合理有力解释！不是我同学不收，而是质量问题拒收！不埋怨我了！不到之处，实属无奈！你懂得！”。由于厂家拒收，第二、三车高梁仍存放在二被告在贵州省租赁的仓库中，其后双方的高粱订购合同未再履行。另查明，2018年11月5日，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霞、赵汝聪支付货款388175元、价款差额300000元和违约金50000元。本院于2018年11月7日立案，11月22日原、被告双方共同到法院就高粱质量鉴定问题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11月26日，被告李霞、赵汝聪提交了鉴定申请，12月12日，双方共同选定贵州省怀仁市酒鉴中心为鉴定机构。2018年12月13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现场抽样并制作了取样笔录，在原告存放高粱的古驿马腾飞商贸有限公司仓库（1号样品）、襄州区张罗岗原种场仓库（2号样品）、古驿镇下涂村烘干场仓库（3号样品）各抽取样品三份，原、被告双方各一份，另一份由法院送检。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加俊晓及被告李霞在取样笔录上签名。其后本院将样品送往选定的鉴定机构贵州省怀仁市酒鉴中心，由于该中心不能满足鉴定要求，送检人员在贵州省与加俊晓电话联系，在说明情况，征得加俊晓同意后，于2018年12月17日将样品送往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进行鉴定。2018年12月25日，原、被告双方在法院补签了重新选定鉴定机构的笔录。2018年12月27日，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出具《食品安全检验报告》三份，其中1号样品的不完善粒为5.2%，霉变粒为3%；2号样品的不完善粒为5.2%，霉变粒为2.6%；3号样品的不完善粒为5.8%，霉变粒为3.9%，均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2019年2月11日，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以需要收集新证据、双方协商解决为由申请撤诉，同日本院制作（2018）鄂0607民初582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2019年7月，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再次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形式要件完备，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交付的高粱质量是否符合约定的问题。本案双方签订的合同对订购高粱的质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约定，对质量验收的地点和方式约定了两种方式，一是在原告仓库由被告装车时验货，二是原告自行按质量标准装车，货到被告仓库，由被告按约定质量进行检验。审理中双方对采用何种检验方式陈述不一致，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主张按第一种方式进行检验，被告李霞、赵汝聪主张按第二种方式进行检验。理由是合同约定的水分、不完善粒、有无霉变等均需用专业设备和仪器进行检测，而原告仓库并无相应设备，不可能进行检测。根据本案双方在第一次诉讼中进行过鉴定，特别是原告亦单方委托过鉴定的情况看，被告方关于水分、不完善粒、有无霉变等需用专业设备和仪器进行检测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被告在收货时签署了货单，应视为完成了感观指标和外观瑕疵的检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对高粱感观指标和外观瑕疵的检验，按第一种方式在交货时进行，水分、不完善粒等检测按合同约定的第二种方式进行。双方没有约定水分、不完善粒等的检验期间，被告在2018年10月5日收货当天下午即通过微信通知原告“昨天装的那车是霉烂的粮退货”，并附有微信图片，系在合理期间内提出了质量异议。在其后的微信交流中，原告法定代表人明确认可交付的高粱存在质量问题；第一次诉讼中，双方先对进行质量鉴定达成合意，再由被告方提出鉴定申请，然后在本院主持下，双方共同选定鉴定机构，共同到场取样鉴定。在此情况下进行的鉴定，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意志的体现，鉴定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鉴定意见证明高粱的不完善粒和霉变粒均超出合同约定标准，本院予以采信。本次诉讼中，被告又以鉴定时间超出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间为由，认为不应当采信鉴定意见，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本次审理中，原告提交了其自行委托遵义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出具的检验报告一份，用以证明经同一家鉴定机构鉴定，原告交付的高粱质量合格。因原告不能证明其送检的高粱系双方共同到场情况下抽取的样品，该鉴定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在双方因第二、三车高粱质量发生争议后，双方于2018年10月15日又发生了两车交易（即第四、五车高粱），被告将价款直接支付给了土地租赁户，用于抵付原告的土地租赁费用。对该次交易的原因双方陈述不一致，原告认为是双方按照订购合同继续履行，证明原告的高粱没有质量问题。被告陈述该次交易是碍于同学情面，收购两车高粱交到贵州的其他小酒厂，帮助原告缓解支付土地租金的压力，故其将价款直接支付给了土地租赁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在双方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双方因质量问题产生争议后再次发生交易，不能认定为被告放弃了质量异议。二、关于双方诉讼请求的处理。本案中原告农机专业合作社要求解除合同，二被告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在2019年8月12日的庭审中达成了解除合同的合意，双方签订的合同在2019年8月12日业已解除，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对已经履行的部分，视合同性质和履行情况，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已经履行的第一、四、五车高粱不再相互返还，本院予以确认。原告交付的第二、三车高粱，因质量不符合约定被拒收，二被告要求解除的，应由二被告将该两车高粱返还给原告，由此产生的运费由被告负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两车高梁价款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提供的高粱质量不符合约定，原告方存在违约行为，其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第七条第1项的约定，反诉被告不按双方约定质量要求及供货时间供货给反诉原告，反诉被告无条件返还反诉原告所打合同履约金，反诉被告还应承担对等的合同履约金处罚，其他经济损失由反诉被告另行承担。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要求反诉被告农机专业合作社返还合同履约金300000元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反诉原告还要求反诉被告支付违约金1000000元，由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同时双方还对合同履约金约定了定金属性，本院比照合同履约金的约定，将违约金调整为300000元，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签订的《红缨子高粱订购合同》于2019年8月12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返还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第二、三车“红缨子”糯高粱共77.635吨，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退还被告（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合同履约金300000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原告（反诉被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违约金300000元，于履行本判决第二项时一并付清；四、驳回原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反诉原告李霞、赵汝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4594元，减半收取729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8250元，合计15547元，由原告襄阳市田之禾农机专业合作社负担8000元，被告李霞、赵汝聪共同负担754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鸿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陈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