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0506行初24号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法定代表人梁丽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三才、李圣凡，该公司员工。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住，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div>负责人薛华，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黄新东，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佳、王慧玲，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iv>法定代表人夏兴塘。委托代理人吴泓斌、王燕，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下称上美公司）不服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并于同年7月12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审理中，因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航鸣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3日、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美公司委托代理人李三才、李圣凡，被告吴中城管局出庭负责人黄新东及委托代理人李佳，第三人航鸣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泓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美公司诉称：其于2016年3月18日将石湖西路137号1号楼房屋及场地出租给吕跃（后更换成航鸣公司，吕跃是航鸣公司的股东）。2016年3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来到现场勘查正在装修的航鸣公司，并明确告知现场装修负责人室外不可搭建，但2016年12月8日起航鸣公司于承租场地上擅自搭建室外烤漆房、大棚、美容车间等大量违章建筑。2016年12月29日，被告对航鸣公司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执法现场有吴中城管施建国、航鸣公司店长曹浪。2019年4月20日，其要求被告履行职责，公开2016年12月29日的行政执法等全部案卷信息，被告以“您（单位）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本单位无法提供”为由拒绝公开，但在（2019）苏0506行初20号案件答辩中明确“执法案卷在吴中城管下设执法大队”。2018年11月9日，被告对航鸣公司开出《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WZ2018-01550），2018年11月15日向吴中区规划局发出《关于对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擅自搭建建（构）筑物进行认定的函》，并在2018年11月21日传唤吕跃做调查笔录，以及2019年3月5日吴中区规划局出示《关于对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擅自搭建建（构）筑物进行认定的回函》，均证明被告认定责任人是航鸣公司。被告作为吴中区城市管理机关，于2016年12月29日执法后应立即履行职责将所有违章建筑拆除并对航鸣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然而被告不作为、容留不法、擅自将违章建筑大量保留，致使航鸣公司在被告包庇犯罪下持续违法搭建。2018年11月8日，其向被告举报，被告拒绝履行拆除职责，并持续拖延至2019年6月4日才作为，时间跨度长达7个月，行政处罚必须有即效性，而非随意乱作为。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苏吴综法罚决字[2019]第02265号）更特别载明“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但被告仍乱执法并随后在2019年6月13日以房屋被房东收回为由撤销行政处罚（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并于2019年7月2日作出一张新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根据违章建筑拆除的规定，不是搭建方拆除就是城管组织拆除，而非要出租方拆除。根据（2019）苏0506行初8号、20号案件的内容，被告在明知违法行为人是航鸣公司的情况下，涉嫌乱作为、严重拖延执法、重大职务犯罪。国家规定法不避让非法，更不允许以违法行为获取巨额不法利益，但在被告长期不作为、容留不法下，第三人借由自身违法行为及虚假诉讼取得374299元的巨额法非利益。被告自2016年12月29日起怠于履行职责，借由行政不作为容留不法，长期不作为，与第三人合谋涉入第三人利益，之后慢作为、乱作为，以违法行为人的答辩替自己的违法行为脱罪，撤销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将违法行为赖向房东，以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被告涉嫌滥用职权、贪腐、担任保护伞、包庇犯罪的职务犯罪行为，应当由公安纪检部门介入调查。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开庭审理时，原告称需对诉讼请求细化和完善，将诉讼请求修改为：1、判令撤销被告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3、审查被告作出的苏吴综法罚决字[2019]第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特别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最后一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对抗行政处罚法第45条的合法性审查。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1、苏吴综法罚决字[2019]第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内容经伪造，并对抗行政处罚法第45条，该处罚决定书最后一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次处罚不停止执行”，行政处罚不得停止执行，不只是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期间，被告伪造、变造处罚内容，未依法行政，因此这份行政处罚单据是违法文件，不得用于本案并且应当立即废止。此外，被告涉入包庇第三人违建的犯罪行为，涉嫌滥用职权，以慢作为蓄意拖延九个月，怠于履行职责，掩护第三人获得不法利益，不符合国家行政处罚的时效性。2、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第三人自2016年起的违法行为与其无关，第三人擅自违建，违法行为人就是第三人，被告自2017年起拒绝履行职责，包庇第三人就是不作为，2018年11月9日后，拒绝立即拆除，拖延九个月后，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更是慢作为。不论现有状态如何改变，违法行为人永远都是第三人，拆除的责任只有两个单位，一是第三人，二是被告。被告担任第三人保护伞，包庇违建长达两年半以上，涉入第三人利益374299元，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撤销对第三人处罚，将过错赖到房东身上，对抗国家上位法律规定。3、编号为0001456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证明被告撤销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必须被撤销。被告担任第三人违法行为保护伞，容留不法，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涉嫌贪腐贿赂、利益输送的共谋串通行为，无视国家赋予被告的职权，反而乱作为，滥用撤销权。被告及第三人一系列有关人员必须立即移送公安纪检机关调查。4、上美公司与航鸣公司租赁合同、土地证、房产证、消防合格验收意见书、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消防安全责任书，证明其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具备起诉权，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出租场地是空地，第三人承租场地后，在2016年12月8日进行违建，2016年12月29日被被告执法部分拆除，但被告继续包庇违法行为，让航鸣公司在2017上半年继续违建，以违建向房东榨取374299元，（2018）苏0506民初234号、2019苏05民终4724号判决书中，第三人已经取得违建赔偿374299元，被告先作出违法行政决定再违法撤销，已经重大侵害原告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8-1号司法解释第12条规定，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5、2016年3月30日9:09分被告执法人员施建国（工号05018618）到第三人航鸣公司装修现场查看的执法光盘1张、录像截图2张、书面文字稿1份，证明被告撤销对第三人的处罚违法。3月30日，施建国到现场要求航鸣公司不得违法改变结构、不得搭棚，航鸣公司自承租起知晓不得违法搭建棚子，但是装修后违法私搭乱建导致消防隐患，造成被查封。6、2016年3月30日车牌号为苏Ｅ×××**的城管车辆、2017年2月至2018年7月期间被告苏Ｅ×××**执法车辆进出记录及截图17张，证明被告2017年2月21日、23日、2017年3月4日、20日、2017年5月22日、31日、2017年6月1日、27日、2017年7月3日、5日、6日、10日以及2017年8月3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7月11日多次进出石湖西路137号做检查，被告自2017年上半年起包庇第三人违建长达两年半时间。被告职责是对违法行为、违章建筑的监督管理，不是利用公权力作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的员工权力寻租的工具，担任保护伞。7、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张，分别为2016年8月27日、10月9日、12月8日航鸣公司的场地现况及2016年12月8日、12月29日的现场照片若干，证明被告撤销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担任航鸣公司保护伞，容留不法，导致原告巨额损失。第三人2016年10月以前搭建的是临时帆布棚架，但在2016年12月8日变成固定临时建筑彩钢板及钢架结构，并且现场有大量砖头是要开始违建，2016年12月29日被告执法了一部分后并保留大部分，2017年上半年，航鸣公司持续违建，变成彩钢板建筑，被告17次检查中视而不见，包庇违法犯罪行为。8、2018年10月26日第三人航鸣公司于承租场地上擅自搭建室外烤漆房、大棚、美容车间等大量违章建筑的现场照片打印件2张，证明2017年上半年起第三人的违建情况，被告撤销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涉入第三方利益374299元。9、2018年10月29日函及附2018年10月26日照片2张、2018年11月12日函及附2018年11月12日照片4张、2018年11月14日吴中城管局回函，证明其两次发函至被告要求依法即时处理航鸣公司的违章建筑，但被告以航鸣公司自愿进行整改为由，拒绝拆除违建，导致航鸣公司以违法行为获取巨额非法利益374299元。10、2019年4月8日函告、EMS快递单复印件、快递查询网页截图，证明2019年4月8日其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拆除非法违建，但被告拒绝履行，被告撤销对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11、（2018）苏0506民初234号民事判决书、（2019）苏05民终4724号民事判决书、天衡苏鉴定字（2018）第007号鉴定报告，证明第三人在与其的房屋租赁纠纷案件中主张户外搭建是自己的损失，被告在2016年12月29日对第三人的违建部分拆除并保留建筑物，吴中规划局文件已明确第三人没有任何规划报审，鉴定报告载明户外违章搭建是航鸣公司财产，均证明了航鸣公司自承租后违法违章搭建，就是违法行为责任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改变这一事实，航鸣公司以应当拆除、最终是废弃物的违建，用于另案虚假诉讼作为证据，以违法行为榨取房东合法利益。12、（2019）苏0506行初8号、20号吴中城管局答辩状复印件、（2019）苏0506行初8号、20号开庭笔录，证明被告撤销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以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容留不法，涉入第三方利益374299元，涉嫌贪腐、权力寻租、包庇犯罪及担任保护伞等职务犯罪，必须被追究违法责任。13、2019年7月17日照片1张、2019年8月13日场地现况照片1张、苏州拓耀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情况说明，证明对于第三人所遗留的烤漆、干车棚架等室外违建，被告以及第三人迟迟不拆除，苏州拓耀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承租石湖西路137号后，于2019年7月14日自行拆除，证明被告不作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必须承担一切不利后果。14、编号为WZ2018-01550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现场检查笔录及违章现场照片，证明违法行为人就是第三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改变，被告撤销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对同一处违建执法实行两套标准，2016年12月29日前后接到电话举报可以在两天内立即拆除，不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对2018年11月8日的举报，现场却又开具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调查笔录及现场照片。15、2018年11月21日被告对航鸣公司吕跃做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航鸣公司承认是违法行为人，但询问笔录中航鸣公司自称违建在2016年5月搭建是伪证及虚假陈述，被告容留不法，担任保护伞，是不作为、慢作为的职务犯罪行为，随后又违法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构成乱作为的职务犯罪行为。16、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关于对吴中区××号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擅自搭建构筑物进行认定的回函，证明被告撤销对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航鸣公司自2016年12月29日起至今从未有过任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被告对航鸣公司的调查笔录中，吕跃陈述未经过任何规划审批手续进行违建，并且在被城管部分拆除后，2017年上半年进行搭建，第三人是违法行为责任人，与原告无任何关系。17、苏府办2012-185号《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违法建设快速联动处置的意见的通知》、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吴城组[2019]1号《关于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领导分工的通知》，证明被告撤销对第三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违法。按照该文件，被告应根据违法情形出具相应的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决定书，并抄告公安、消防、国土、住建等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跟踪督办，监督执法；被告对下设大队具有管理职责。被告长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涉嫌贪腐、权力寻租、容留不法、包庇犯罪、蓄意藏匿执法证据，并作为第三人的保护伞。被告吴中城管局辩称：1、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原告起诉。《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所谓“有利害关系”，应指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作为公法之诉讼，上述利害关系系指公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应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本案中，首先，原告并非其作出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其次，其对第三人航鸣公司作出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因此，原告据此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驳回原告起诉。2、其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后主动改正，符合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确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本案中，因航鸣公司存在违法建设，其于2019年6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三日内自行拆除，但2019年6月10日，航鸣公司提出申诉，其认为申诉理由成立，故依据行政处罚法的上述规定，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符合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要求。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包括：1、行政申诉书，证明第三人向其进行申诉，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2、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经审查后，其认为申诉理由成立，撤销了原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提供的法律法规依据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三人航鸣公司述称：1、原告一方面作为举报人，举报其违建（租赁场地上的装饰装修），要求被告执法拆除，而另一方面作为出租人，在被告执法之前就已经自行收回并处置了举报所针对的搭建物，故被告后续发出执法文书即苏吴综法罚决字[2019]第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不当的。因此，被告在查清事实情况下，作出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完全合乎程序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2、其在租赁场地上进行搭建是在原告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告在租赁合同长达两年的正常履行期间从未要求其拆除、整改，也未向有关部门举报。在其与原告之间租赁纠纷中，原告预见到将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才选择举报违建，寄希望一拆了之以此逃避赔偿责任，但该租赁合同纠纷已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判决原告赔偿其租赁场地上的装饰装修损失。因此，其与原告之间的民事纠纷应通过法律途径依法处理，不应牵涉行政纠纷，不应浪费司法资源。综上，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对于被告所举证据，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不论现有状态如何改变，违法行为人永远都是第三人航鸣公司，且航鸣公司的申诉行为实际上是行政复议，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作出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且针对其开具了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系被告容留不法的不作为及乱作为，将第三人的过错转嫁给其承担，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必须立即撤销。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对于原告所举证据，被告对证据1-3、14-16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12、17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4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6真实性有异议，且与本案无关。证据13情况说明真实性请法庭核实，对照片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且该地上建筑物现已经全部拆除，一方面已不具备行政处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证实该违建处于原告的实际控制中，其或其租户可对该建设物进行拆除。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所举证据1-2系被告在调查处理涉案第三人室外搭建过程中形成和收集的文书材料，且证据2与原告举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1-5、7-12、14-17及证据13的照片，本院予以认定；证据6因被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3的情况说明，与本案亦无直接关联性，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关于原告书面申请传唤被告工作人员施建国、程路、黑浩杰出庭接受质询，因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出庭并无必要，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9日，原告上美公司向被告吴中城管局致函称，第三人航鸣公司在吴中区××号场地内有大量违章搭建，要求被告收函后依法即时处理。11月9日，被告下属执法中队前往石湖西路137号航鸣公司进行了调查，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向航鸣公司开具了编号WZ2018-01550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要求航鸣公司接受调查处理。11月12日，原告再次致函被告，称被告虽至现场勘查，但以搭建方不明为由未予处理，要求被告收函后即时拆除航鸣公司的违章建筑，若七日内仍未拆除，其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函称，其已针对该处搭建开具整改通知书，并制作现场勘查笔录，航鸣公司同意自行整改，但请求诉讼程序结束后介入处置。11月15日，被告作出《关于对吴中区××号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擅自搭建建（构）筑物进行认定的函》，请求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对该处建（构）筑物的性质予以认定。11月21日，被告对航鸣公司股东吕跃做了调查询问笔录，吕跃在笔录中确认，涉案建筑物系其公司在2016年上半年搭建，材料为彩钢瓦夹芯板砖混结构，一间108平方米，一间288平方米，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3月5日，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向被告回函称，吴中区××号航鸣公司该处建（构）筑物未至该局办理审批手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4月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函称其与航鸣公司租赁合同已解除，已于2019年3月22日收回承租房屋及场地，该公司的违章搭建不得留在其场地内，要求被告接函后三日内将航鸣公司遗留的违章搭建全部清除。2019年4月16日，被告回函称将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经过履行告知，听取陈述及申辩程序后，被告于2019年6月4日对航鸣公司作出苏吴综法罚决字[2019]第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航鸣公司在石湖西路137号的违法建设，限期三日内自行拆除。6月10日，航鸣公司以涉案搭建物的控制权已被出租方单方收回，不应再作为处罚对象为由向被告提出申诉。6月13日，被告作出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初，被告向原告开具了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要求原告立即改正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清除对城市管理造成的影响并接受调查处理。另查明，2016年3月18日，承租人吕跃（乙方）和原告上美公司（出租人、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南一楼（房屋面积703平方米、场地面积为1123平方米）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8年，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24年3月31日止。2016年3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前往涉案租赁场地检查，告知现场装修人员不得违法乱建。2016年7月8日，航鸣公司（丙方）和乙方吕跃（丙方保证人）、甲方即上美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上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乙方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承继，由乙方承租甲方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南一楼703平方米房屋及场地1123平方米，乙方自愿担任丙方的连带保证人。2016年12月，航鸣公司在租赁场地上搭建起大棚等框架结构。经人举报，2016年12月29日，被告对航鸣公司在室外场地搭建的框架建筑物实施了部分强制拆除。2017年上半年，航鸣公司继续进行搭建，最终形成了室外美容、精洗车间等涉案建筑物。2017年9月5日，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吴中区大队查封了原告位于吴中区××号厂房整体。2018年1月16日，航鸣公司以上美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合同、退还租金、赔偿损失等。本院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2018）苏0506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判决，上诉至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9）苏05民终47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又查明，原告认为被告在其投诉举报后不作为，于2019年3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被告不作为违法并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立即拆除石湖西路137号场地上的违章建筑，案号为（2019）苏0506行初8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第九条之规定，对于城市、镇规划区内的违法建设，应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被告吴中城管局对于辖区内城市、镇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具有依法查处的职责，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第三人航鸣公司在原告上美公司出租的场地上进行违法搭建，原告作为出租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有权向被告进行投诉举报，被告依法负有处理职责，故原告与被告的履职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在原告举报投诉后，被告依照行政处罚程序，对第三人航鸣公司的违法搭建行为进行了调查、认定，在履行处罚告知，听取陈述及申辩程序后，对第三人作出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即限期三日内自行拆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据此，第三人航鸣公司有权针对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申诉，被告应当进行审查。原告认为第三人申诉实际上系行政复议，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实际上，本案最主要的争议在于被告撤销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据此，被告负有提供作出撤销处罚决定的证据，但被告在本案中仅提交了第三人的行政申诉书，未提供相应的事实根据，第三人亦未举证，而该行政申诉书仅为第三人的陈述，不足以证明被告撤销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另外，从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申诉书内容看，被告采纳第三人的申诉理由所依据的事实是第三人在2019年3月22日就已失去了对涉案违法建筑的控制权，但占有、控制的丧失不能改变第三人是违法行为人的事实和认定，第三人也不因此就不是被处罚对象。被告仅以此为由撤销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不充分，依据不合法。因此，被告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欠缺合法性、正当性，原告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本院予以支持。至于原告提出审查2019-02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特别是最后一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的合法性问题，因该请求系原告开庭时提出，属于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准许，且该处罚决定书最后一行内容仅系告知性内容，对原告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本院对此不予理涉。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二、撤销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的苏吴综撤字[2019]第1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周 宏人民陪审员 李 珍人民陪审员 周洪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彭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