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房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325行初13号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市府路1号万象国际城1单元1105室。法定代表人：王大虎，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可鑫，湖北瑞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包括提交申请书、证据，代为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等。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神龙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李文海，男，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绪，湖北邦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秋实，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代理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房县城关镇诗经大道东125号。法定代表人：纪道清，男，房县人民政府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庭，房县精诚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参与诉讼、答辩，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收法律文书。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天萍，房县政府法制办主任。代理权限：参与诉讼、答辩，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代收法律文书。第三人：余孝宽（余明父亲），男，生于1953年8月12日，汉族，市民，住湖北省房县。第三人：向承君（余明母亲），女，生于1956年1月13日，汉族，市民，住湖北省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天斌（余孝宽女婿），男，生于1973年4月5日，汉族，市民，住湖北省房县。委托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包括提交申请书、证据，代为参加诉讼，代收法律文书，调解、和解等。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不服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和被告房县人民政府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6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8月6日向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可鑫，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承绪、陈秋实，被告房县人民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广庭、王天萍，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蒙天斌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3月6日，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申请，对余明的死亡作出了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余明于2018年12月30日所发生事故的情形因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不能视同为工伤（亡）。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因不服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7日，房县人民政府作出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十二份证据和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证据一：工伤认定决定书一份，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6日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二：工伤认定申请表一份，拟证明：原告于2018年12月30日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于2019年1月7日提交了申请材料，被告于当日受理；证据三：对彭华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当天订餐的人员就是当晚出事的人，就餐地点，就餐时饮酒情况。证据四：对刘俊坤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余明当晚就餐饮酒了。证据五：对曹飞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当天在返回时余明就已经把当天的工作情况汇报给王某了，王某让他们一起吃饭，并非工作安排。证据六：对张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当天张某和王某一起在外面吃便饭，当晚听说是袁某请吃的饭，受王某邀请一起去吃饭。余明吃完饭之后没有要向张某汇报工作的迹象。余明吃饭时确实是喝了二两酒。证据七：对王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王某请他们一起去吃便饭，当天晚上袁某请吃饭，余明喝酒了，袁某找余明帮忙订餐。证据八：对袁某的调查笔录一份。拟证明：当天是袁某准备请吃饭的，桌子是余明定的，余明当天晚上喝酒了的。证据九：晚餐菜单一份。拟证明：当日的用餐标准。证据十：120指挥中心电话受理登记、急诊科登记、患者病情证明及死亡记录各一份。拟证明：接警时间为20点25分，出警时间是20点32分，出诊时的病情以及余明死因。证据十一：汪永金、曹飞、王某、张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当晚7点多，余明和曹飞回交警队了，已经脱离了岗位，当晚席间及用餐后也没有汇报工作的迹象。证据十二：送达回证一份。拟证明：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伤认定并向原告完成了送达。作出决定的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九至十一条。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为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十二份证据和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拟证明：2019年3月20日，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不服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向房县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证据二：房政复受字[2019]4号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审批表。拟证明：2019年3月20日，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不服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复议，予以受理。证据三：房政复受字[2019]4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房县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了复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证据四：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答辩状及作出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的证据材料。拟证明：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及其事实依据。证据五：房政复延字[2019]4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审批表和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一案，经审批予以延期，并依法告知了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及其职工余明家属。证据六：听证申请书和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依法申请听证和申请证人王某、张某、袁某出庭作证。证据七：房政复听字[2019]1号听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应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决定举行听证，告知了听证权利、义务。证据八：听证纪律、听证笔录及听证申请人递交的证据材料。拟证明：依法举行了听证会，询问了证人，充分听取了申请人、被申请人、职工家属的意见。证据九：案件讨论笔录、行政复议案件审批表。拟证明：答辩人依法对案件进行了集体讨论、并报有关领导予以审批。证据十：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房县人民政府依法作出了复议决定，维持了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作出决定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诉称：一、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不清或错误，应尊重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客观或法律事实方面：余明自2015年7月至2019年7月与第三人签订有书面的劳动合同，并派遣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从事协警工作。2018年12月30日下午3时左右（当日为国家法定休息日），受工作单位的安排临时加班处理紧急公务（即同曹飞一起沿途护送2018年10月31日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尚进辉到房县××古寺镇，避免次生事故的发生，同时也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先前尚进辉家属拒绝安葬，给政府有关部门造成了负面影响。）因往来路途遥远大约需要4-5小时，整个护送过程当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休息，返程时天已完全黑了，返程途中余明告知一同前往的曹飞身体极其不舒服---胸闷、心慌、乏力、出虚汗等（其实此时已发病），并没把当回事，认为直接可以抵抗的住，等返回到工作单位交警大队时，早已过了正常的工作餐时间。由于交警职业的特殊性，都在工作单位吃加班工作餐和住宿（事发前约15天左右，余明均处在工作岗位，没有休息，吃住均在单位），交警大队餐厅重建未开伙食，处于对下属的关心及了解护送情况，中队长王某安排曹飞、余明在南宁老瓦房餐馆就餐，后因曹飞有事没有参加，期间余明也给同去的曹飞提到当天护送返程身体不舒服的事情，但曹飞和余明当时均未在意。工作餐完毕后，余明在向直接领导王某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病情突然加重，从座椅上滑落，经房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21时45分宣布死亡，原因猝死。两被告不尊重相关调查情况：其一、被告1没有全面了解事实则无端称：当晚，袁某约定王某一起吃饭，当天将聚餐的地方定在南宁老瓦房农家乐，属于私人聚餐。这与复议机关被告2了解到的情况也不一致（复议机关即被告2了解到是王某安排曹飞与余明到老瓦房吃加班晚餐），听证程序当中袁某陈述说当晚不是其请吃饭，餐前迟到，餐后早退，并没有买单直接离开，这不符合请客吃饭的常理，所以，被告1均没有全面客观的了解事实及事发经过，该调查仅是单方面的臆测或不客观，对就餐性质认定存在事实上的错误。其二、两被告仅仅片面的了解到就餐的过程，并没有了解从2018年12月30日下午3时许至8时许的整个过程，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余明在整个工作中，尤其是返程途中多次提起身体极不舒服（胸闷、心慌、乏力、出虚汗等），该阶段尚处于工作阶段，并且已经发病，只是余明自认为无大碍，忍住没有及时去医治，这一事实两被告均没有去调查核实，这属于对事实的不客观、错误认定。其三、被告2主观臆测：余明已通过电话向王某汇报完毕工作。这一点与直接当事人王某的陈述不一致，被告2怎么知道汇报完毕工作了呢？被告2完全错误的歪曲事实，作出了不客观的认定。其四、被告2仅因为买单的主人是他人及饮酒就推定为余明参加的是私人聚会，这种推理完全不符合逻辑。所以，两被告认定的事实不客观，属于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应尊重客观与法律事实。二、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是对法条的错误理解，不符合立法目的，应予以纠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两被告对突发疾病的起算点认定错误，也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疾病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初期出现身体不适，没有及时救治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不能仅仅从出现严重后果无法救治时起算，况且从余明返回出现身体极度不适，到严重到无法抢救时间也就2-3小时左右的时间，这符合疾病突发的特征。从现有证据及调查查明的事实可知余明发病初期是在护送完毕返回工作的途中，只是在就餐及汇报工作过程中加重，抢救无效死亡，并非两被告片面的从椅子上滑道起算突发疾病。单从两被告的片面调查也可以证明余明行为符合视同工伤的构成要件，具体分析如下：关于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方面法律理解：“为了单位利益”是理解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核心。主要理由为：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和实施该条例的目的在于对“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因此，理解“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首先应当要看职工是否为了单位的利益从事本职工作。在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突发疾病死亡视为工伤，为了单位的利益，将工作带至其他合理场所，占用个人时间继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其权利更应当受到保护，这才符合倾斜保护职工权利的工伤认定立法目的。第二，“工作岗位”不同于“工作场所”，《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二）、（三）项认定工伤时的法定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而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相对于“工作场所”而言，“工作岗位”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的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职工加班工作及就餐并汇报工作，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当然应当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具体到余明的工作行为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余明的行为符合“工作时间”这一条件。事发时，余明是加班归来就餐过程中向直接领导汇报当天护送工作（因为护送对象多次信访、上访，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加班就餐是劳动者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行为，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其次，余明的行为符合在“工作岗位”这一条件。余明事发前半个多月，吃住均在工作单位，事发前就餐是加班归来直接领导安排加班晚餐并汇报工作，从就餐行为本身来说并不能因为其他非单位参与人不是本单位就否认晚餐的性质，且在单位对就餐地点无禁止性规定情形下发生，就餐行为实为工作之合理延伸。仅因职工突发疾病地点的不同，就排除对职工主要权利的保护，显失公平，明显与保护职工权益的立法精神相悖。再次，更重要的一点，余明此次的工作行为并非常规的工作，是突发性、临时性、特殊性工作安排，加之交警协警工作与一般工作存在较大区别，作息也不规律，错过正常就餐时间在外就餐并汇报特殊工作合情合理。所以，两被告根据片面的不客观的事实，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法律理解也存在错误，应予纠正。三、依据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应当对其作出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被告1既是取证者又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者，对原告有利或者可以再现客观事实的证据不予采信或选择性调查，这不能体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全面客观调查事实的要求。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法对相关举证采信，单独向其他人员了解情况，其公信力较低，在法律上等于自行取证，不应采信单独采信。其一、两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与直接当事人或证人的证言不一致，出现了相互矛盾及不符合生活习惯及常识的情形。在听证阶段证人“袁某”等均客观的描述了当晚吃饭的前后经过，以及其迟到、早退，离开时也没有买单，其走后余明等人均还在汇报工作或者说没有离开餐馆，而被告1则说当晚袁某约吃饭，这严重违背基本的生活常识。被告在向“王某”等直接安排工作人员调查时，对直接人员的陈述并没有采信，而是直接主观推断，譬如余明直接领导称，当晚是其安排工作餐，并听余明汇报并安排元旦期间加班情况，被告的推断属于“私人聚会”，工作已电话汇报结束，到底调查人员是工作安排者，还是被调查人是工作安排者？其二、同时根据行政诉讼证据原则，缺乏证据时应推定有利于职工。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其三、违反规章制度并非工伤排除情形。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符合十四条认定工伤或者十五条视为工伤法定条件的，排除认定或视为工伤的是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三种情形。职工发生伤亡事故，是否存在违反单位相关规章制度的情形，并不是工伤认定应当考虑的因素。被告2认为余明在就餐时饮酒了就认定不属于工伤，这明显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告这种不尊重客观事实，有选择性的选用证据实属错误。四、被告作出具体行政程序违法或者说欠妥，应依法予以纠正。被告1于2019年3月6日作出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第1号决定书，但在该天被告1尚在调查过程中（当天还在向袁某取证），按照作出行政决定的法律流程来看，调查完毕应当制作调查报告，并经集体研究拟作出认定结果并报送审核签字批准，上述裁定书当天尚在调查等同作出决定，显得草率，可能导致错误，不能体现集体意志。在被告2复议阶段，均没有列举第三人，告知第三人相关权利义务，如非专业人士就不知道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救济程序，被告的行为等于剥夺了原告的诉权。五、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利于对公众利益的的保护，也不符合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请求贵院依法责令被告重新调查事实并作出正确的认定。受害人余明是受单位安排从事非本职工作（余飞本职工作是从事交警协警），即当时信访局接待信访人员，化解社会矛盾，避免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影响，安排余飞等护送相关信访人员，避免出现其他不可预测的事情。这属于为了社会公众利于而做出的行为，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行为，如果伤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工伤行为。同时工伤保险条例最大程度上保障职工利益，余明也确实是在积极履行工作单位指派的任务工作当中收到伤害，不能主观推定事实，作出对职工不利的决定，否则有违立法目的。余明事件在整个劳务派遣的交通协警中引起了广泛讨论与影响，勤勤恳恳工作，如果不能依法享受应有的工伤待遇，必然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时该事件也给余明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整个家庭几乎深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为了避免激化社会矛盾，请求贵院依法做出正确的判决。综上，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贵院查依法予以审查并纠正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精神在本案得以体现，请求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第一组证据：2019年1月2日王某、张某的证人证言、2019年3月14日王某的证明一份，心源性猝死的说明一份。拟证明：从二位证人证言上可以看出当晚是王某安排的工作餐，而非是私人聚会。第二组证据：王某、袁某、张某当庭作出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当天事情发生的经过，余明当晚去吃的是工作餐，不是私人聚会，晚餐不是袁某请的客。第三组证据：2019年6月25日的会议记要复印件，拟证明：余明当晚去吃的是工作餐，是受王某的安排去吃的，余明在返回途中就已经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给曹飞说了的，余明的死亡应认定为工伤（亡）。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一、答辩人做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案的客观事实是:2015年7月余明与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7月续签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派遣到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从事协警工作。2018年12月30日,袁某邀交警大队中队长王某当晚一同吃饭,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农家乐预先订好888包间,下午3:00左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中队长王某安排余明、曹飞临时加班,前往门古镇沿途护送之前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尚进辉的尸体(起因:2O18年10月31号,尚进辉驾驶装载机在门古仙家坪路段发生翻车死亡事故,其家属拒不将尸体拉回安葬,后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死者家属同意于2018年12月30日将尸体运回,为防止运回尸体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临时安排余明、曹飞驾车沿途护送。)。当晚19时许,余明和曹飞完成工作后回到房县县城。余明在完成工作后,直接赶到南宁老瓦房吃饭,当晚就餐的除有交警队张某、王某、余明外,其余人员有请客的袁某好友何立兵、袁强(余明妻哥)。席间余明喝了2至3两白酒,晚餐结束后约8:10左右,袁某和何立兵先行离开,其余4人在888包间喝水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昏迷,立即拨打房县120指挥中心急救电话，说有人醉酒。在等待救护车期间,袁强给余明做人工呼吸。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房县中医院的救护车赶来,实施急救措施后没有效果,又把余明直接送到房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后,余明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房县人民医院于当晚21:45向余明家属告知病情,宣布余明死亡。房县人民医院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猝死?。原告在起诉书中诉称:余明在返程途中告知曹飞身体极其不舒服(胸闷、心慌、乏力、出虚汗),这完全是事后为达到其能认定工伤的单方臆测,在答辩人对曹飞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中均未提到余明在全程往返中有身体不适的陈述,结合当晚就餐的情况,证人王王某袁袁某张张某证实余明当晚就餐喝了二三两白酒,如果身体不适,在就餐时就不会饮酒。答辩人认定当天余明参加就餐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虽然交警工作性质特殊,但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做无限扩大的解释。余明当天和曹飞护送尚进辉尸体回门古,其主要职责是将尸体从县城安全护送到目的地即可视为工作任务的完成,返程至交警大队住地可视为工作时间的延伸,在曹飞的证言中余明在返程途中即已电话告知中队长王王某送工作已圆满完成,而且并未安排有其他工作任务,否则曹飞不会因事直接回家。关于工作岗位的界定,工作岗位是因与工作因素相关联的工作场所的延伸,很显然,从余明和曹飞返程电话汇报完当天安排的工作任务到交警大队后,即视为已脱离工作岗位,如果按原告的逻辑,劳动者的任何一个私人空间均会被作为工作岗位做无限解释。从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订餐的经过,就餐的人员,就餐的用餐标准来看,老瓦房老板彭华证言证实,晚上出事的人就是当天下午订餐的人,交警队王王某张张某陈述当天晚上是袁袁某他们吃饭,而且张张某王王某接受答辩人第一次调查时均未提到用餐完毕后在一起听取余明当天的工作汇报和安排次日工作的情况,所以答辩人认定余明当天晚上属私人聚会就餐,有充足的事实依据。二、答辩人做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即:“职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显然余明突发疾病死亡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余明突发疾病死亡时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才是能认定工伤(亡)的关键,对余明出事时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答辩人已在答辩意见第一条中进行了充分阐释。《工伤保险条例》固然倾向把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作为其立法宗旨,但也不能无原则的保护。法律是社会关系利益的平衡器,此条立法在用语表述中没有用“工作场所”这个词汇,就是考虑到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工作岗位特殊性,但关涉到本案,如果将个人私家聚餐行为也能认定为工作岗位的话,所有的劳动者就没有工作和休息之分了,这显然与立法目的不相符。三、原告认为答辩人违反举证规则,完全是主管臆断。答辩人在对原告申请认定工伤过程中,一直秉承客观公正,依法取证采证。《工伤保险条例》及《工伤认定办法》均赋予答辩人的调查取证权,本案对当晚用餐认定为私人聚会有充足的事实和证据,老瓦房老板彭华陈述,当天下午订餐的人就是晚上出事的人,而且余明当天下午订餐的经过非常详实,袁袁某一次陈述、王王某张张某一次陈述均表示是袁袁某客,而且从用餐标准来看,只有个人请客才会点那么贵的菜品。四、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以当天调查笔录,当天下发行政决定书推断未履行集体讨论报送审签,就主观推断程序违法无任何法律依据,无论是工伤保险条例还是工伤认定办法均没有规定集体讨论、领导审核签批、作为工伤认定的必经程序,答辩人在调查取证完毕后,即可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作出行政决定,这正体现了答辩人行政效率高效。五、答辩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依法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工伤保险条例不光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如果答辩人不依法正确履责,对不符合工伤的违背原则认定为工伤,势必会侵害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因无原则认定会导致社会保险基金不合理支出,将无法确保正当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势必会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隐患。综上所述,答辩人在此次工伤认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房县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做出的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余明为原告派遣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的员工,2018年12月30日15时许，余明驾驶白色越野车前往房县老瓦房农家乐餐馆预定了888包间，当晚宴请客人，在这期间，房县交警大队事故中队中队长王王某排余明、曹飞二人护送2018年10月31日交通事故死者常进辉尸体至门古镇，二人于当晚19时许返回县城，余明通过电话向王王某报工作完成情况。王王某排余明和曹飞前往南南宁瓦房餐馆用餐，曹飞因当晚有事未一同前去，余明前往南南宁瓦房餐馆888号包间用餐。当晩聚餐的人员有余明(交警大队协警)、王王某交警大队民警)、张张某交警大队民警)、袁袁某姚坪乡西坡村副书记、余明妻哥)、袁强(质监局干部、余明妻哥)、何立兵(个体户)。席间余明喝了2至3两白酒，晚餐结束后，袁袁某何立兵于20时10分许离开老瓦房餐馆，余明、王王某张张某袁强四人在就餐的888号包间内饮茶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并昏迷,20时25分，手机号为1150××××5096打120急救电话称有人醉酒。在等待救护车急救期间袁强为余明做胸外按压，直至房县中医院救护车到达现场，出诊医生刘坤初步判定患者余明状态为饮酒后产生，且在抢救过程中闻到酒气，在抢救无效果后，出诊医生将余明直接送往房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房县人民医院抢救后余明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心跳，于21时45分宣布余明死亡，死亡原因为猝死。上述事实，有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案件卷宗和原告提供的材料为证，足以认定。原告诉称余明在返程途中告知曹飞身体极其不舒服（胸闷、心慌、乏力、出虚汗），不属实。在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曹飞的调查笔录及证人证言中均未提到余明在全程往返中有身体不适的陈述，结合当晚就餐的情况，证人王王某袁袁某张张某证实余明当晚就餐喝了2-3两白酒，也未诉说其身体不适的情况。可见，答辩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余明参加就餐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认定为工伤，答辩人维持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2019年3月4日，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曹飞的调查笔录证实在返程途中余明电话向中队长王王某告护送工作已圆满完成，当时领导并未安排有其他工作任务，只是让二人一起去吃个便餐，因曹飞有事就没去。如果需要汇报工作，应该是二人一起向领导汇报，而不是因个人有私事就不汇报工作。因此，从余明和曹飞返程中电话汇报完当天安排的工作任务到交警大队后，即视为已完成了工作，脱离工作岗位，其他时间应是个人空间，私人时间，不再是工作时间。从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订餐的经过，就餐的人员（有余明的亲属和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部分人员间相互不认识），就餐的用餐标准和饮酒的事实，以及老瓦房老板彭华证言来看，当晚聚餐是提前计划好的，晚上出事的人（余明）就是当天下午订餐的人，交警队王王某述当天晚上是袁袁某他们吃饭，余明订桌，张张某证实事后听说是袁袁某吃饭，其中一同用餐的人中有一人他不认识。张张某王王某接受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一次调查时均未提到用餐完毕后在一起听取余明当天的工作汇报和安排次日工作的情况，而且王王某曹飞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是便餐，所以答辩人认定余明当天晚上参加的是私人聚会就餐，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之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因此，答辩人经审查集体讨论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之规定决定予以维持。三、答辩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不服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申请复议后，答辩人依法予以了受理，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依法举行了听证，充分听取了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的陈述和意见，经审查并集体讨论，报领导审批后依法向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送达了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综上所述，答辩人做出的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余孝宽、向承君述称：余明是因单位领导安排临时加班去吃的工作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而死亡，应该认定为工伤（亡）。余明不是因为饮酒致死，是因为突发心梗而亡。经庭审质证，原告、第三人对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的证据一的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对其关联性无异议。因为该调查不真实不客观。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调查笔录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为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证据规则，且该证人证言不客观、不真实，有很多疑点，所以该份证人证言不应当予以采信。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证据正好可以证明是领导安排余明去吃饭的，是吃的工作餐。该设问方式是先入为主，设阱提问，所以被调查人是被迫把工作餐说成了是私人聚会。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询问调查时间是2019年3月4日，该证言晚于2019年2月的调查笔录，张张某了二份不同的证言，原因请法庭调查。被告工作人员的设问方式有问题，调查不客观不全面，设问没有询问是否安排工作的问题，张张某可能回答没有问道的问题，所以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七同证据六的质证意见。对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订餐是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应该做客观实际的全面的调查。当日就餐，袁袁某迟到的，也没有买单，而且是提前走的，说是袁袁某客是不真实的，袁袁某身也没有陈述，不能证明是袁袁某客，是私人聚会。对证据九有异议，这是被告的主观臆测，点贵了的菜就不能作为工作餐，没有法律依据，工作餐不是必须出具发票，工作餐性质不是谁买单和价格来决定的。用餐违规由相关单位去处理，不能因此否认工作餐的性质。被告调查单位是对王王某张张某行施压，说这份菜单太贵会受到纪委追查，所以证人做了不真实的陈述。对证据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余明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对证据十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交警队是管食宿的，曹飞和余明加班回来时已经错过了工作餐的时间，是受领导安排下去吃的工作餐。余明在吃饭过程中可能向领导汇报工作。对证据十二无异议。对被告出示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九至十一条也有异议，被告对法条的理解有误，基于错误的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原告、第三人对被告房县人民政府提供的据一、二、三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七、八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九有异议，证据九中的汇报不客观，所以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被告机关应该有集体讨论制度，应该有审批表，被告在3月6号调查当天就出具了结论，程序上有瑕疵。对证据十无异议。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王王某张张某情况说明与我们提交的是一致的。我们在2019年3月6日已经作出工伤认定，王王某019年3月14日王王某补充说明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到的。这份证据不能作为法定证据，因为原告没有在法定时间内向行政机关提交。会议纪要没有提供原件，而且内容断章取义，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心源性猝死的病因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被告房县人民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张张某王王某证明及补充说明，案发之后原告申请工伤认定时提交的有书写的证人证言，2019年3月4日人社局对张张某王王某行询问时，是先让二人进行陈述，后才询问的，他们二人的陈述是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补充说明是在认定书下达之后形成的，而且是复印件，真实性存疑。心源性猝死的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于诉讼各方提供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全部证据和案件事实综合分析后，在查明事实和裁判理由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作出认定。经审理查明：余明于2015年7月与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7月又续签了2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被派遣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从事协警工作。2018年12月30日,袁袁某交警大队中队长王王某晚一同吃饭。当天下午余明前往老瓦房农家乐预先订好888包间。当日下午15时左右,房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心中队长王王某排余明、曹飞临时加班,前往门古镇沿途护送之前因交通事故死亡的尚进辉的尸体，为防止运送尸体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故临时安排余明、曹飞驾车沿途护送。当日19时左右,余明和曹飞返回房县县城，余明电话将护送情况告知了王王某王王某其直接赶到南南宁瓦房吃饭,曹飞因有事未去。当晚就餐人员有张张某王王某余明、袁袁某何立兵、袁强等六人。余明就餐时饮用了白酒。晚餐结束时间约为20时10分左右,袁袁某何立兵先行离开,其余4人在888包间喝水休息时,余明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昏迷。在场人员立即拨打了房县120指挥中心急救电话。房县中医院的救护车赶来后立即对余明实施了急救措施，无效果后又把余明直接送到房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抢救后,余明仍未恢复自主呼吸、心跳,房县人民医院于当晚21:45向余明家属告知病情,宣布余明死亡。死亡原因:猝死?。2019年1月7日，原告因余明死亡一事向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亡）认定申请。2019年3月6日，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原告十堰市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申请，对余明的死亡作出了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为余明于2018年12月30日所发生事故的情形因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不能视同为工伤（亡）。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因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3月20日向被告房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6月17日，房县人民政府作出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房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及第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原告及第三人认为余明的死亡应认定工伤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即视同工伤条款，该条款涉及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突发疾病”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首先，关于工作时间。一般是指法律规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用人单位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用人单位延长的加班时间；用人单位没有明令禁止加班，劳动者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主动延长的工作时间；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开展的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时间；劳动者在工作中合理的暂时性休息或者解决生理需要的时间。其次，关于工作岗位。通常是指用人单位能够对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或者职工为完成某项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相关区域，包括职工日常的工作岗位和受单位指派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及单位为解决职工在工作过程中的合理生理、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场所等。第三，关于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不论是自身的身体机能障碍导致的疾病或者是工作原因导致的疾病都可以认定。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描述的是职工突发疾病时应处于合法的工作状态，这是认定工伤最本质的特征，突发疾病死亡是认定视同工伤的重要条件。本案中余明突发疾病死亡没有争议，符合“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这一要件。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余明的死亡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根据庭审查明情况，余明死亡当天确实是星期天，也确实是受王拥王某排，加班与同事曹飞一起护送尸体到门古寺镇，下午7点钟左右返回县城，这一客观事实双方没有争议。那么返回县城后，也意味着加班护送尸体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终结，而且与其一起护送尸体的同事曹飞7点钟返回县城后就直接回家了，也说明工作任务到此已全部结束。从接受工作任务开始到完成工作任务结束期间，余明并没有发生突发疾病问题，说明余明的死亡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那么，余明完成护送任务后去就餐的行为是否是延续性和收尾性工作？原告诉称余明、曹飞因护送尸体从门古返回县城错过了晚餐时间受领导安排在外吃工作餐，餐后汇报工作时突发疾病死亡，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续，应该属于工伤。但从一般常识来看，护送尸体应是一项比较单一的工作任务，将尸体护送到门古再安全返回房县县城工作任务即已结束，护送的情况仅凭电话即可汇报完成，无需再安排一餐饭来作专门的工作汇报。同时，也无证据表明吃饭过程中和吃饭结束后要继续向领导汇报工作，或者还需继续回单位加班。因此，当晚的就餐不属于收尾性工作，也不是加班工作的一种延续。再者，从当晚就餐的性质分析，是工作餐还是私人聚会？其一，从晚餐的安排时间上看，根据证人王拥王某述，交警大队的食堂当时是在重建中无固定就餐场所，因交警工作的特殊性就餐也无固定时间，故其工作餐在一般情况下应是根据工作任务完成时间的早晚临时安排的，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但据当庭查实，在当天下午余明便在老瓦房预定了888包厢，当晚就餐提前就作了安排，不符合工作餐的临时性特点；其二，从就餐人员上看，当晚就餐有余明、王拥王某高张某斌袁某强、何立兵等6人，除交警队的余明、王拥王某高波3人外，其余3人均是交警队以外人员，且袁斌袁某强与余明还属亲戚关系；其三，从菜品和酒水上看，菜品和酒水的价值也较高，包括余明在内的就餐人员还饮用了酒水，也不符合工作餐的要求。综合来看，当晚的这餐饭明显具有私人聚餐的特征。综上所述，余明在就餐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能视同为工伤（亡）。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以及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政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十堰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人社工不认字（2019）1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和被告房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政复决【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令被告限期重新作出认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十堰市源资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17×××01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广场支行。通过邮局汇款的,款汇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邮编:442000;地址:十堰市张湾区浙江路66号。上诉人应将注明一审案号的交费凭证复印件同时交本院。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之次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也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院不再另行送达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审 判 长  蔡 政审 判 员  万少峰人民陪审员  许连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 员代  晓 阳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