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2刑初95号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被告人乔惠生，男，1955年8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辩护人占庆华，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励敏，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万轶锋，男，1978年2月3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辩护人肖晗、谢淑芳，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陆雅敏，女，1964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辩护人狄国鸣，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沪检二分诉刑诉〔2018〕10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1日、2019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冯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乔惠生在经营其实际控制的上海森鸿金属有限公司、上海泉豪物资有限公司、上海儒云金属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称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过程中，为牟取非法利益，结识了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刘明宇”、“王培成”、孔令印(均另案处理)等多名开票上家及中介人，双方采取固定模式进行合作，由实际销货企业每天以低于市场价人民币10元至2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的价格向乔惠生经营的上述三家公司大量抛售有色金属现货，乔惠生通过上述低价优势，在当日迅速抛售；实际销货企业先后使用靖江瑞伟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六十余家开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乔惠生的公司在确认所收到发票可以认证抵扣后，再向下游购货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作案期间，部分已经结清货款的开票公司因无法足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乔惠生遂采用退款后更换其他开票公司开票的手段以补齐虚受金额，并另行制作更换开票抬头后的虚假购销合同等以备查。为达到该目的，乔惠生指使其公司员工万轶锋、陆雅敏等多人，相互配合，进行操作，乔本人亦直接与虚开上家进行联络，上述人员共同完成伪造森鸿公司与新开票公司的资金账目往来、提单、合同等业务痕迹，以及认证、开具进、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中，被告人万轶锋主要负责与各开票公司的资金收付操作及信息沟通，并与陆雅敏等人衔接需重新开票的内容信息等，被告人陆雅敏主要负责核对需重新开票业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销项差额，与万轶锋等人衔接，以及财务做账、税务申报等。经审计：2014年1月至2016年4月，森鸿公司共收受64家开票单位17,15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7,310,795,421.26元，税额1,242,836,961.97元，价税合计8,553,632,383.23元；2014年5月至2016年4月，泉豪公司共收受21家开票单位2,09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127,936,227.66元，税额191,749,157.38元，价税合计1,319,685,385.04元；2015年12月，儒云公司共收受2家开票单位6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505,891,977.65元，税额86,001,636.23元，价税合计591,893,613.88元。上述乔惠生以其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合计收受他人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9,688份，金额9,001,452,841.08元，税额1,530,248,722.92元，价税合计10,531,701,564.00元；并合计用他人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1,530,248,722.92元。万轶锋、陆雅敏在森鸿公司任职期间，参与森鸿公司再将资金转付给其他开票公司金额为1,417,921,077.42元，税额为206,022,720.65元。2017年9月5日，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分别被公安人员抓获。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如实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乔惠生供述不诚。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了查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合同、提货单等凭证，涉案人孔令印、吕元伟、郝宁宁、吕健等人的供述笔录，证人钱某某、李某某、陈某某、丁某某、吴某某、林某某、曾某某、历某、乔某某等人的证言笔录，相关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上海市司法会计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工商登记材料，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及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的供述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乔惠生作为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伙同他人，共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受的税款数额巨大，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作为森鸿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伙同他人，共同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受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万、陆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可减轻处罚。据此，提请依法分别追究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乔惠生及其辩护人提出，乔惠生经营的公司与签订购销合同的上家公司都是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乔的公司也支付了价税合计的货款，接收上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依法在税务机关认证后抵扣税款，乔的公司未少缴国家的税款，也不明知上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购买的裸票，虽然有部分上家公司存在开票不足而让第三方公司开票的情况，让第三方公司开票的行为也是上家公司的行为，非乔惠生的行为。因此，乔惠生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万轶锋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万参与收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事实没有异议，但提出万无谋利的目的，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依法可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陆雅敏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陆参与收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事实无异议，但提出陆参与共同犯罪主观恶性小，系从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建议对陆依法减轻处罚，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乔惠生在其实际控制经营的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购销各类有色金属过程中，于2014年、2015年分别结识了“刘明宇”、“王培成”等，后公司的有色金属货源主要由“刘明宇”、“王培成”二人分别提供，且二人各自以相关数十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名义与乔经营的公司分别签订每一笔货物的购销合同，交付提货单，由乔经营的公司持提货单至货物储存处本市相关仓储公司办理货物过户交割手续，被告人万轶锋按货物价税合计的全额货款汇至签订购销合同的上家公司，接收该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再由被告人陆雅敏等财务人员在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后，抵扣税款。乔惠生经营的公司对此类购销有色金属的价格确定方式是，先由乔惠生经营的公司参照各类有色金属的现时现货价格，以比该现货价低的价格寻找买家公司，在与买家公司确定有色金属种类、价格、数量后，再以每吨比买家公司低10元至20元的价格按约定向“刘明宇”、“王培成”报价购货。乔惠生经营的公司在每月下旬核对上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发现有部分上家公司未足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第三方开票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补足的情况。被告人陆雅敏对此现象向乔惠生提出，以其他公司名义补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做到货、款、票相一致。乔惠生认同并指使，由陆雅敏核对缺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由乔惠生及万轶锋负责告知“刘明宇”、“王培成”，“刘明宇”、“王培成”联系第三方开票公司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由第三方开票公司补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乔惠生指使万轶锋负责让上家公司先退还该部分价税合计的货款，并全额转汇至补开发票的相关开票公司，相关业务人员重新制作由第三方补开发票的公司与己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刘明宇”、“王培成”及其派遣人员更改原上家公司的货物提单或在原货物提单上加盖补开发票公司的背书印章，以备税务检查。被告人乔惠生经营的公司采用如此购销定价模式，及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现购现售大量各类有色金属获利。“刘明宇”、“王培成”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十家公司与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保持关系的时间一般在个月左右。被告人乔惠生以其控制经营的三家公司，于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共计接收由“刘明宇”、“王培成”提供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00余亿元，国家税务机关证明已抵扣的税款金额为10余亿元。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在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由“刘明宇”、“王培成”联系让第三方开票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0亿余元，国家税务机关证明已抵扣的税款为0.7亿余元。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分别证明了三家公司各自设立的时间、法人代表及经营范围。证人历某、乔某某等人的证词笔录证明了三家公司实际由被告人乔惠生一人控制经营。2、查获的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销合同及银行付款凭证、货物提单等书证分别证明了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分别购买各类有色金属而与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支付对应价税合计的货款，并收取签订购销合同的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3、证人钱某某、李某某、陈某某、丁某某、吴某某、林某某(均为乔惠生控制经营的三家公司出纳、业务员)及上海广琛实业有限公司经理曾某某等人的证词笔录分别证明，涉案的有色金属货源由乔惠生联系的“刘明宇”、“王培成”提供，业务员负责销售，并按乔惠生确定销售各类有色金属价格的方式定价等。4、证人钱某某、李某某、陈某某、丁某某、吴某某、林某某等人的证词笔录还分别证明了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在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内具体负责的工作，还证明了签订购销合同的上家公司在开票不足或不能开票时，是由其他公司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公司有退款、重新制作购销合同、汇款、更改提货单等具体操作行为。5、相关税务机关的证明材料证明了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对接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相关税务机关抵扣的金额。6、上海司法会计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证明了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对应的货款资金往来的金额，接收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及抵扣税款金额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根据查实的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接收数十余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公司的开票时间统计，各公司持续开票时间，短的仅一天或数天，一般只有一个月左右，长的不超过数月。7、涉案人员吕健供述笔录证明，其控制的靖江七家公司及通过孔令印、王涛、王彬等人联系的其他开票公司为中介人吕本凯、“王培成”联系的森鸿公司、泉豪公司等受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公司与受票公司之间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其收取开票费，具体操作由其手下人员吕元伟与开票方、受票方的中介人对接，其不与森鸿公司、泉豪公司的人联系。8、涉案人员吕元伟的供述笔录证明，吕健与吕本凯就具体的开票数量和价格谈好后，具体操作由其和吕本凯手下人员郝宁宁等人联系对接，在开票前，吕健就定下来从哪个开票公司给吕本凯开票，其把开票公司的网银、证照资料、公章先送到吕本凯处，他们自己先做合同、走账，然后郝宁宁会把具体的开票内容发给其，其转给开票公司，发票开好后，其都送到吕本凯处。发票开给森鸿公司和泉豪公司等公司，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公司与吕本凯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都是为他们虚开，收取开票费。2016年1月，吕本凯找吕健开票，吕健联系不到开票公司，吕本凯先借用吕健控制的一家公司跟森鸿公司或泉豪公司签订合同，把业务先抢下来，森鸿公司或泉豪公司会付款到签定合同的公司走账，等吕健找到开票公司后，再把钱款退回森鸿公司或泉豪公司，他们再用开票公司的网银重新走账。吕健掌握靖江的七家公司，其负责记账和走账，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森鸿公司、泉豪公司等公司，中间介绍人是吕本凯、“王培成”。吕健先是用吕控制的公司开票，后找王涛、孔令印等人开票。据说吕本凯手里有货无票。9、涉案人员郝宁宁的供述笔录证明，吕本凯是其老板，听吕本凯讲，吕本凯、吕健、“王德生”等人合伙开公司，“刘明宇”听“王德生”的，叫王为表舅。其主要是根据“刘明宇”的安排记账和对账，刘在外跑业务，其记录刘联系的买货和卖货的账。买货流程，“刘明宇”买了货告诉其记账，若货在上海买，就安排“尚哥”去上海物贸大厦找人拿上家开出的提货单，提货单交上海的仓储公司，仓库直接根据提货单将上家的货进行过户交割；若货不在上海买，就要制作一份“入库通知书”传真给上海仓储公司，通知仓储公司接收这批货物。其没有见过上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卖货流程是，“刘明宇”卖了货，也打电话告诉其记账，并把卖货的品名、重量、单价等内容报给“金坦”或“黄金雨”，由他们制作提货单和购销合同，购销合同传真给上海的下家，提货单由“尚哥”送上海的下家。每个月的20日之后，其将记录卖给下家货的内容制作成电子表格发给“刘明宇”，目的是方便刘明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月底前会收到开给上海买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尚哥”送给买家公司，主要是森鸿公司和泉豪公司等公司。“八哥”根据“刘明宇”的安排操作网银转账。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大连的公司、南京的公司、靖江的公司等开出，用过的公司抬头大概有四、五十家，每个公司正常用半个月至一个月，最长用过半年的，也有二、三个抬头公司同时使用的，每个公司基本上都租仓库场地存放铜等材料，并且购销货物都有相应的提货单、仓储回单等凭证。2016年春节之前，收到一些开给森鸿公司、泉豪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之前记的流水账，这些发票应该是从上海金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开出的，但收到的是其他九到十家公司开出的发票，当时听吕本凯讲，上海金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领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了，就找人从九、十家不相干的公司开出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寄过来，让人送给了森鸿公司、泉豪公司。由于之前做的业务合同、提货单都是以上海金信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名义与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发生的，吕本凯又安排“黄金雨”、“金坦”根据后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内容重新补做合同、提货单等手续。向上家客户购货是不含税的，上家不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刘明宇”他们以哪个公司抬头对外做买、卖货物业务，就以哪个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森鸿公司或泉豪公司等这些下家公司。10、涉案人员孔令印的供述笔录证明，其受马纯喜指使，通过其控制的公司为马联系的受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无真实的货物交易，收取开票费，其中也有吕健联系的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等受票公司，吕提出要开户，就是要凭开票公司的资质到仓库去开户，之后才好有出库单之类的。马纯喜就把开票公司的资质转给吕健，并将开票公司的网银一起交吕健，用于走账，吕认可后就把需开票的资料发给过来，马纯喜将开出的发票给吕健。吕健需要开票公司的资质开户，其觉得是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但不是开票公司的，最多只能说是吕健自己卖货，由开票公司开票，所以吕要付开票费。11、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出具的《案发经过》证明被告人乔惠生、万轶锋、陆雅敏到案的经过。12、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的供述分别证明了二人各自在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内担任财务管理、出纳工作及共同在公司购销有色金属过程中，受乔惠生的指使，接收、掩饰更换无实际货物交易的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报税务机关认证后予以抵扣等事实。13、被告人乔惠生的供述，其控制经营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在经营中认识“刘明宇”、“王培成”后，货源主要由刘、王提供，且由其与刘、王联系，并商定货物的购买价比其销售价每吨低10元至20元的购价原则。在购销中，每次的价格都是与上、下家同时进行商定，参照现时的现货价格，以低10元的价格与下家确定销售价，同时以销售价与上家确定购入价。“刘明宇”、“王培成”会提供公司的名称与其经营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刘明宇”、“王培成”共提供了五、六十家公司的名称，他们的货来源是不明的，需要发票进行匹配。在月底核对“刘明宇”、“王培成”开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会发现发票抬头与供货公司抬头不一致的情况，公司开会讨论，当时财务、出纳、业务员都认为要货、款、票一致，必须让上家公司将收到的开票金额的货款先退回公司，再打到上家指定的开票公司，并和上家指定的开票公司重新签订购销合同和在提货单上背书，其将这一要求告知了上家公司，并得到同意，以后就这样由公司工作人员操作了。以上证据均经当庭出示、宣读、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应予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乔惠生作为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明知系开票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仍伙同他人收取并抵扣公司的税款，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作为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受被告人乔惠生的指使，在收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帮助实施掩饰虚开事实，抵扣税款，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税款数额巨大，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乔惠生在与万轶锋、陆雅敏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针对被告人乔惠生及其辩护人提出乔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辩解与辩护意见，评判如下：现已查明：第一、涉案的具体联系操作开票人员吕健、吕元伟、孔令印及郝宁宁等人的供述分别证明，通过他们分别开具给森鸿公司、泉豪公司、儒云公司等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虚开的发票，开票公司与受票公司均无真实的货物交易，开票公司向中介人吕本凯、“王培成”、“刘明宇”收取开票费。由此证明，与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货公司，实际上均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公司。第二、吕健、吕元伟、孔令印及郝宁宁等人的供述还分别证明，中介人吕本凯、“刘明宇”、“王培成”均要求开票公司提供公司的资质材料、公章、网银等，在上海相关仓储公司开户，租赁场地，存放出售的有色金属，开具提货单等。由此证明，“刘明宇”、“王培成”等个人有真实货物提供交易，但不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第三、乔惠生所控制经营公司在购销涉案有色金属的订价方法上违反常情，即先以比市场现货价低的价格与其下家确定销售价，再以比该销售价每吨低10元至20元的价格与供货者“刘明宇”、“王培成”确定购货价。第四、乔明知“刘明宇”、“王培成”是个人行为，不是开具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十家公司法人代表或该数十家公司的销售人员，仍与“刘明宇”、“王培成”操弄的该数十家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且该数十家公司在不断频繁更换，一般在个月左右。第五、乔惠生在发现其中部分开票公司因开票不足，或不能开票，“刘明宇”、“王培成”让其他第三方开票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乔不仅未提出异议，且为掩饰其他公司开票，又联系“刘明宇”、“王培成”，让其他开票公司与其公司重新签订购销合同，重新资金走账，更改提货单等。第六、被告人乔惠生到案后，供认“刘明宇”、“王培成”提供了五、六十家公司的名称与其经营的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他们的货来源不明，需要发票进行匹配。综前事实，被告人乔惠生应当明知其是与“刘明宇”、“王培成”个人提供的有色金属进行真实的货物交易，也明知“刘明宇”、“王培成”提供的数十家与其签订购销合同、交付提货单、交付货款、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实际上就是刘、王联系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公司，且客观上刘、王支付了开票费用，系偷逃税款，乔惠生控制经营的公司虽支付了价税合计的货款，但其不正常的低价购货款使货款含税下降，且购货数量极其巨大，同时乔惠生也起到帮助“刘明宇”、“王培成”偷逃巨额税款的作用。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乔惠生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人乔惠生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均可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社会危害性等，可对万、陆宣告缓刑，故对被告人万轶锋、陆雅敏及各自辩护人提出对万、陆适用缓刑的要求予以采纳。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监督管理制度和国家税收征管制度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乔惠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治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5日起至2028年9月4日止。)二、被告人万轶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陆雅敏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追缴。万轶锋、陆雅敏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管，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法官助理宋文健审 判 长  何仁利审 判 员  章丽斌人民陪审员  胡正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胥保平附：相关法律条文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七条……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五十五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外，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三条……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