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102民初1346号 原告：梁里宁，男，1976年4月22日，汉族，住南宁市良庆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琴，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星星，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韦盛宙，男，1954年7月26日出生，壮族，住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永效，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全，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梁里宁与被告韦盛宙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里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一琴、朱星星，被告韦盛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韦永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里宁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继续履行被告与原告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按合同约定将南宁市三塘镇建新村奇罗坡1队琴敢26亩山坡地出租给原告使用至2040年8月14日，并提供收款账号接收原告支付的租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2010年6月18日，原告和案外人梁红飞共同与被告签订《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承包经营的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1队琴敢38亩山坡地出租给原告与梁红飞使用，租金为每年每亩500元，15年后租金提高至每年每亩575元，租期30年。2010年8月16日，被告到租赁场地现场收取了原告以现金支付的38亩土地租金19000元，并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后被告与原告及梁红飞协商，从租赁第二年起，将租赁土地增加2亩共40亩，原告承租其中26亩，梁红飞承租其中14亩。原告遂单独与被告签订了《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一份，约定被告将其承包经营的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1队琴敢26亩山坡地出租给原告使用，租金为每年每亩500元，15年后租金提高至每年每亩575元，租期30年（自2010年8月15日起算）。双方协商租金支付方式为被告到原告租赁场地处收取。自2011年8月起，被告每年到租赁场地现场收取原告现金支付的土地租金。2018年5月21日，被告收取了原告现金支付的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租金13000元，之后一直未到场收取后续的租金。原告一直催促被告来收租金或提供银行账号给原告转账支付，被告均不予理睬。后被告突然向原告发来一份《通知》，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收回出租场地。原告当即短信告知被告，原告一直按时交租金，不存在违约，不同意解除合同。原告上门到被告的住处现场交付租金，但被告仍拒收。原告不同意解除协议，一直要求被告收取租金，继续履行《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2019年1月30日，原告再次发送短信要求被告提供收款账号接收租金，但被告仍不予理睬。原告认为，被告与原告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双方应恪守信用，诚信履约。原告一直按照被告的要求支付租金，不存在违约行为，2018年11月1日以后租金未能正常支付给被告是被告既未按照先前惯例到租赁场地收租、又不提供收款账号，甚至连原告登门到其住处交付仍无理拒绝接收导致的，因此被告无任何合法理由解除《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 被告韦盛宙辩称：原告的诉求是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1、双方合同是依法无效的合同，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五条规定，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所涉及的土地是村集体所有，所以，原告作为村集体以外的承包，必须经过村集体或者村成员三分之一的同意或村代表同意，但是双方合同并没有经村集体同意，也没有经过三塘镇政府的同意，违背了土地管理法，也违反了广西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依法是无效的。双方签订合同由于违反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是无效的，原告认为合同是有效的，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没有依据的。2、由于原告租赁场地是养殖猪，也违反了环保规定，当地政府已经下令停止经营，搬迁及拆迁场地，所以双方的合同也没有办法继续履行。3、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历年来没有按时交租金，经过被告反复催讨才交租金，所以根据合同里面的第5条第9款明确约定是先交租金才能继续使用土地，原告由于不按时交租金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由于原告不按时交租金，被告已经在2018年12月16日对原告发出解约通知书，原告已经收到，所以该合同已经没有继续履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0年6月18日，被告韦盛宙（出租人、甲方）与原告梁里宁、案外人梁红飞（承租人、乙方）签订《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位于广西南宁市兴宁区山坡地琴敢租给乙方使用，租用坡地面积为38亩，租用期为30年即2010年6月18日至2040年6月18日止，租金每亩每年500元，15年后每年每亩575元。付款每年支付一次，付款后进场即日起计算。双方还就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案外人韦荫宽作为见证人在该合同上签字捺印。 上述合同签订后，经原、被告及梁红飞协商，又另外重新签订了同样以2010年6月18日为落款日期、出租人（甲方）为韦盛宙、承租人（乙方）为梁里宁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除租用坡地面积变更为26亩及租期从2010年8月15日起计算，每年10月份交租金外，其他合同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 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原告实际向被告交纳租金至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12月16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通知》，以原告未按约定在10月份交租金超过一个月为由，单方解除双方合同，要求原告于2019年1月30日前清场，搬出租用地。 因就合同履行事宜与被告发生争议，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1997年1月1日颁发并登记在案外人韦荫宽名下、以建新村奇罗一队为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1210404034）所附《承包土地目录表》记载，地名“琴敢”的地块类别为“荒”，面积为42亩。 1997年1月1日颁发并登记在被告名下、以建新村奇罗一队为发包方的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1210404013）所附《承包土地目录表》中并无地名“琴敢”的地块。 2018年10月9日颁发的以被告为承包方代表、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坡一队为发包方的桂（2016）兴宁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633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地面积为6.55亩。 2018年10月9日颁发的以案外人韦富昌为承包方代表、韦荫宽（韦富昌父亲）为家庭成员、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坡一队为发包方的桂（2016）兴宁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006348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承包地面积为3.17亩。 还查明，2019年5月10日，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坡一队队长韦富昌出具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为：本队村民韦盛宙与本坡以外的梁里宁、梁红飞签订《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并没有经过本队集体开会同意，也没有报经建新村委、三塘镇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民委员会在该《情况说明》上签章注明“情况属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本院向原告释明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效力问题，原告表示坚持诉讼请求、不作变更。 本院认为：一、关于涉案租赁合同的性质及效力的问题。 首先，本案从原告梁里宁、案外人梁红飞与被告韦盛宙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来看，双方的合同目的实际是将案外人韦荫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荒地“琴敢”的部分土地租赁给梁里宁及梁红飞从事养殖经营，故该合同的性质应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 其次，原告梁里宁、案外人梁红飞与被告韦盛宙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其中虽然双方租赁的“琴敢”地块并非韦盛宙名下的承包地，韦盛宙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但当时作为“琴敢”地块的承包经营户户主的韦荫宽在该合同“见证人”处签字捺印，应视为其对韦盛宙该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故该份合同应属合法有效。但又由于梁里宁在前述合同签订后又与韦盛宙就原租赁地块增加面积并分割租赁的事宜重新签订了《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因此原合同应自双方签订新合同时终止。 对原、被告重新签订的《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一方面，由于双方租赁的标的物仍为“琴敢”地块，且租赁总面积也已经扩大，因此韦盛宙仍属于无权处分的行为，原告在明知韦盛宙不是“敢琴”地块使用权人的情况下，仍与韦盛宙签订租赁，在未取得韦荫宽重新追认之前，该合同应属于效力待定的状态，不应因韦荫宽此前的追认或其后的未提出异议而当然有效。另一方面，至本案诉讼时，韦盛宙提供的其家庭承包户与韦荫宽所在的家庭承包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看，两户的承包土地均已调整，并无证据显示其中还包含有涉案的“琴敢”地块，从两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地面积来看，也明显不可能包括“琴敢”地块在内，因此韦盛宙、韦荫宽两户对“琴敢”地块已经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即使韦荫宽的当前承包地中仍包含有部分“琴敢”地块在内，但也因土地面积已经变更，原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需要双方重新达成合意方能继续履行，而现在被告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合意基础。至于原告主张被告可能存在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要求本院依职权调取的问题。由于通常情况下，每个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户如有多处承包地的，都会登记在同一本承包经营证中，不存在另外办理一本承包经营证登记的情形，因此原告应当先就其认为被告持有其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主张进行举证，然后再才能由法院根据举证责任指令被告提交，故此此情形既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也不属于法院依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本院对原告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至本案一审辩论终结前，既无证据证明涉案“琴敢”地块的权利人对原、被告订立的前述合同予以追认，也无证据证明原告获得“琴敢”地块所属集体经济组织即南宁市兴宁区三塘镇建新村奇罗坡一队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将该地块发包给原告，因此该合同违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二、对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问题。 同上所属，由于涉案的两份《租用山坡地合同协议书》，前一份已经终止，后一份则属无效合同，原告无论依据哪一份合同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均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梁里宁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100元，由原告梁里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名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南宁市竹溪支行，账号：20×××28。网银转账先选古城支行，再在备注栏注明竹溪支行）。逾期未预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聂 凯 人民陪审员  雷瑞强 人民陪审员  韦道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陆丹丹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第三十二条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第三十三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 （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 （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四条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 第五十二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 （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九十六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 （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 （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 （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