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21民初222号 原告：王秀兰，女，1957年1月23日生，汉族，住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系原告王秀兰之子），男，1979年11月23日生，汉族，务农，住桓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霞，山东大地人（桓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高爱莲，女，1960年9月5日生，汉族，住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元水（系被告高爱莲之夫），男，1960年9月19日生，汉族，住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原告王秀兰与被告高爱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鲁0321民初150号民事判决，原告王秀兰不服该判决，依法提起上诉，上诉至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12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3民终36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撤销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2018）鲁0321民初150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1月11日重新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5月23日、9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秀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良、于霞，被告高爱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元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秀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欠款11820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1182000元为本金，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至判决书生效之日的经济损失。事实与理由：自2011年7月6日起，被告以投资为名多次向原告借款，原告分四次分别向被告支付款项共计1182000元。后原告因需要资金多次向被告索要欠款，被告均以投资款未收回为由拒不归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贵院依法判允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高爱莲辩称，原告所诉请求根本不成立，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原告为虚假诉讼，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并未向原告借款，被告不是涉案的适格主体。原告与甘肃富鑫伟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富鑫公司”）之间是股权质押借款关系，被告只是按照原告与甘肃富鑫公司的指示，将涉案款打入原告账户后，原告再将全部涉案款项转入甘肃富鑫公司的账户，期间，甘肃富鑫公司为原告出具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一份，收款收据一份，现该材料原告已经于2012年从被告处拿走。被告并非涉案的实际借款人和使用人。应当驳回原告诉求。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能证实被告向原告借款，原告所诉实为虚假诉讼。原告诉称向被告出借大宗借款，但未提供相关的债权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券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备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原告仅仅依据转账凭证主张还款，实为虚假诉讼。三、原告列高爱莲为被告，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实际上，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出借人为原告王秀兰，借款人为甘肃富鑫公司。本案中被告高爱莲未与原告发生借贷行为，也未有任何担保表示，并非本案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只具有向实际借款人请求还款的权利。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认真审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以下事实和证据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被告之间的资金流向情况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转款和被告高爱莲向原告王秀兰转款。其中，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转款明细如下：1、2011年3月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1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8账户转账164000元；2、2011年3月2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1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8账户转账164000元；3、2011年4月2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中信银行62×××38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5账户转账246000元；4、2011年5月25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中信银行62×××38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5账户转账164000元。被告高爱莲向原告王秀兰转款明细如下：1、2011年7月4日，被告高爱莲通过其农业银行62×××15账户向原告王秀兰转账200000元；2、2011年7月24日，被告高爱莲通过其农业银行62×××15账户向原告王秀兰转账200000元；3、2011年8月24日，被告高爱莲通过其农业银行62×××15账户向原告王秀兰转账300000元；4、2011年9月24日，被告高爱莲通过其农业银行62×××15账户向原告王秀兰转账200000元。原、被告之间资金流向第二部分，只有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转款，具体明细如下：5、2011年7月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2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5账户转账410000元；6、2011年7月2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2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8账户转账246000元；7、2011年8月6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1账户向被告高爱莲农业银行62×××15账户转账288000元。原告王秀兰提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城南分理处、中信银行淄博桓台支行相关交易明细对上述原、被告资金流向情况进行证明。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原告王秀兰分别收到上述被告高爱莲4项转款后，上述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1、2、3、4项转款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双方之间的8项往来款项与原告本次诉讼款额无关。 原告王秀兰在庭审中表示放弃向被告高爱莲主张诉讼请求第二项中的经济损失。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2011年8月14日，原告王秀兰通过其农业银行62×××11账户向案外人曹玉平农业银行账户62×××13转账238000元。原告提供银行交易明细主张系根据被告高爱莲指定的该账户转款；被告高爱莲对此予以否认，辩称自己不认识曹玉平，亦未指示原告王秀兰向该账户转款。本院认为，原告无其他证据与上述交易明细相印证，证明系受被告高爱莲指示向案外人曹玉平转款，且从庭审过程看，案外人曹玉平与本案无关联性。因此，对原告主张的上述事实，本院不予认定。2、原告王秀兰提供其与被告高爱莲使用的手机号码189××××5325之间的联系明细，证明一直向被告催要欠款。被告高爱莲的委托代理人曹元水在庭审中认可该号码系其本人登记的，有主卡、副卡，被告高爱莲使用副卡。同时，其辩称原告证据只能证明打电话的次数，没有显示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是要钱。因为原告频繁打电话骚扰被告，所以被告大多时候不接听电话。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高爱莲电话联系记录证明原告在2016年度曾频繁给被告高爱莲打电话，虽然被告代理人辩称被告因原告频繁骚扰，大多时候未接听原告电话，但对原告频繁打电话给被告的原因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结合本案案情，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应当认定原告系因主张债权而拨打被告电话。3、被告高爱莲提供中国华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聘书一份，证明其为中国华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办事处驻桓台地区区域经理，代理该公司桓台区域的投资款，客户将投资款汇入被告账户后，被告再打入公司指定的账户。经质证，原告认为聘书记载时间为2011年3月18日，但原告第一次向被告出借借款时间为2011年3月6日，聘书不能推定涉案借款系原告和中国华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借贷关系。本院认为，被告高爱莲提供的聘书与本案事实无关联性，且原告有异议，因此，该聘书不能认定为有效证据。 本院认为,原告王秀兰与被告高爱莲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原告王秀兰委托被告高爱莲向有关公司投资理财的关系是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尽管原、被告均认可相互间第一部分资金往来情况与本案诉讼无关，但因原告先后向被告7次转款，在款项性质上具有同一性，因此，在确定本案原告第二部分转款是否属于原告向被告出借款项时，可以依据对第一部分资金的性质确定。从庭审查明事实看，没有书面借款合同和借据，证明原、被告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但被告高爱莲向原告王秀兰4项转账款额分别高出原告王秀兰向其转账数额，这些多余的款额与原告陈述的借款期限和利息标准基本相符合，而且被告高爱莲4项转款支付后，因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4项转款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这一事实符合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本息清结后，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特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举证规则，原告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虽欠缺形式要件，但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故本院予以认定。被告高爱莲辩称原告通过银行向其所转款项系投资理财，其收取原告款项系甘肃富鑫伟业矿业有限公司、中国华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的代理行为，仅提供聘书一份，显然证据不足，相比原告主张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而言，被告为反驳原告主张而辩称的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故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基于上述分析，本院认定原告王秀兰向被告高爱莲先后两部分共计7项转款，均是其向被告高爱莲出借的款项，双方在本案中系民间借贷关系。被告是否是适格诉讼主体是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既然本院认定原、被告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被告高爱莲作为借款人，理所当然的是本案承担责任的被告，被告高爱莲辩称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理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案是否为虚假诉讼是双方第三个争议焦点。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该条规定主要是引导出借人在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不仅仅包括借据、收据、欠条，还有以其他形式存在的能够证明借贷关系的证据，本案原告虽然没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这三种证据，但原告提供了相关的银行转账明细，不论原告诉求是否能够得到本院支持，都不能以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证据等形式要件为由，认定本案为虚假诉讼。而且，从庭审过程看，原、被告之间并没有恶意串通，企图侵害他人利益的事实行为。故被告高爱莲辩称本案为虚假诉讼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第四个焦点。本案原、被告双方对借款期限没有明确的约定，原告作为债权人随时可以向被告主张债权，而且原告在2016年连续不断地通过电话向被告催要欠款。因此，被告辩称原告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亦不予采信。 原告王秀兰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高爱莲转款中的5、6、7项，合计金额为944000元，认定为被告高爱莲的借款数额，被告高爱莲应当承担偿还责任。原告王秀兰向案外人曹玉平所转款238000元，无充分证据证明系受被告高爱莲指示形成，不能认定为被告高爱莲的借款。原告请求被告高爱莲偿还该款，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王秀兰可按照该转款产生的客观事实和法律关系，寻求救济途径。原告王秀兰在庭审中，自愿放弃诉讼请求第二项中的经济损失，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不侵害他人利益，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高爱莲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秀兰借款944000元； 二、驳回原告王秀兰要求被告高爱莲返还转入案外人曹玉平账户的238000元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438元，由原告王秀兰负担2198元；被告高爱莲负担1324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何 涛 审 判 员  王少贵 人民陪审员  巩汝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