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502民初1420号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经营场所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嘎亥图嘎查。经营者：赵金桩，男，1973年出生，蒙古族，个体业主，现住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嘎亥图嘎查4组212号，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仕，内蒙古兴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秀兰，女，1974年出生，蒙古族，系该社职工，现住通辽市扎鲁特旗嘎亥图镇嘎亥图嘎查4组212号，公民身份号码：×××。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河西镇H区瑞丰农资市场8#。法定代表人：陈佳灿，职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悦，北京市道成（通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诉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仕、潘秀兰、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佳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嘉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赔偿原告2018年种植京都五号高粱183亩的收入损失163966.21元；2、请求被告赔偿原告种植京都糯早21高粱285亩的收入损失255357.21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评估费用、交通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代理合作种植糯高梁（京都糯早21、京都五号）订单回收合同，原告种植高梁，被告提供高梁种子，并按约定价格每市斤1.10元回收高梁。于是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京都五号高粱种子603袋（每袋40元），自己种植183亩地用京都五号高粱种子87袋，其余516袋卖给其他村民，原告种植该高粱大面积减产及绝收，被告提供的高粱种子在国家农业部和自治区政府没有备案登记，也没有合格证书，从目前情况看高粱种子质量存在问题；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京都五号高粱种子的同时，还在被告处购买京都糯早21高粱种子700袋（每袋40元），自己种植285亩地用京都糯早21高粱种子170袋，其余530袋卖给其他村民，原告种植该高粱大面积减产及绝收，被告提供的种子在国家农业部和自治区政府没有备案登记，也没有合格证书，从目前情况看高粱种子同样存在问题。以上原告用被告提供的高粱种子种植高粱183亩（京都五号）和285亩（京都糯早21），给原告造成种植高粱468亩收入损失。故诉至法院。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辩称，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原告是基于侵权责任主张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原、被告仅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围绕本案争议的焦点：1、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419323元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方出示回收订单合同书一份、发票（谷雨农资信誉卡）两份、2018年来往明细记录一份、高粱地苗专用除草剂组合配方一份，证明1、被告出售京都五号和21号高粱种子，原告种植高粱，回收保底价1元，实际回收价格向上浮动，被告负责技术指导，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种植高粱，进行田间管理；2、发票和来往明细记录证明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京都五号880袋，购买京都21号种子479袋，被告提供出售给原告方京都五号和21号高粱种子、农药的来往明细；3、高粱地苗专用除草剂组合配方证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每10亩高粱除草剂用量配方。被告质证认为：对订单合同书、信誉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三份证据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而证明原告仅能依据合同约定向被告主张合同权利，而不能作为侵权责任主体进而原告主体不适格，对2018年来往明细记录、高粱地苗专用除草剂组合配方有异议，明细账中没有书写人的记载也没有相关人确认，配方上也没有双方的签字确定无法确认其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原告方出示土地承包合同4份，嘎亥图嘎查委员会证明五份，证明嘎亥图嘎查村民伍拾捌将30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王福生将10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刘贵所将20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胡佳将7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赵金桩承包嘎亥图嘎查村东基本农田10.9亩，证明2018年赵金桩在前述土地上种植高粱。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证明的问题均有异议，该9份证据中所体现的土地承包方均为赵金桩，而非本案原告，其中赵金桩签订的与胡佳的承包合同中连合同的必备条款也就是承包费都没有约定，不符合承包常理，无法证明其真实性，赵金桩与刘贵所签订的合同承包期限为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20日该份证明中所体现的时间与本案原告主张的侵权时间无关因此也不能证明其真实性，赵金桩与伍拾捌签订的合同，伍拾捌为嘎亥图镇萨如拉他拉村村民，嘎亥图嘎查委员会证明本委员会之外的村民土地存在承包关系不具有真实性，上述证据能证明涉案争议的土地权利人为赵金桩而非本案原告，原告不能作为适格主体。原告方出示土地承包合同3份，桑根巴达嘎查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桑根巴达村村民白福占将320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金海将68亩土地承包给赵金桩，赵金桩在前述土地上种植高粱。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三份土地承包合同均为统一模板制作，虽约定了承包基本条款但没有支付承包费发包人收到承包费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中白福占发包的320亩耕地承包人为包布和与赵金桩，且320亩土地在同一四至内，也不符合土地规划以及农村土地承包面积的常理，另桑根巴达嘎查村委会所出具的证明书仅确定承包人为赵金桩而没有包布和，显然该份证明明显有假证的可能，同时上述证据恰恰能说明合同中所承包的土地权利人为赵金桩而非本案原告，原告并非本案适格主体。原告方出示京都五号高粱田现场技术鉴定书一份（复印件，通辽市种子管理站出具），证明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高粱不适宜在扎鲁特旗推广种植。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与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无关，因此与该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方出示关于潘秀兰等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一份（扎鲁特旗农牧业局文件）、扎鲁特旗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询问笔录两份，证明农业执法大队带领被告的负责人对赵金桩种植的高粱地块做了核实，扎鲁特旗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潘秀兰与陈佳灿做过调解，并对亩数核实情况逐一做了拍照处理，对种植户逐一做了询问笔录，赵金桩、潘秀兰种植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高粱83亩、种植糯早21高粱和京都五号高粱385亩（其中有100亩的京都五号高粱）。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据此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三组证据中仅是针对京都五号所引发的争议进行的相关处理，从未涉及过糯早21号，同时三份证据中到现场所检测的土地均为赵金桩与潘秀兰自行提供并没有相对土地承包合同予以佐证，是属于二人承包范围内的土地，在2018年10月11日赵金桩的笔录中赵金桩自认京都五号共种植了83亩，分别为35亩、8亩、10亩、10亩、20亩，从数量上看与之前提供的承包合同中所体现的亩数均不一致，因此能够证明承包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同时该三份证据也能证明涉案争议土地的权利人不是本案原告，进而证明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方出示陈佳灿出具的微信照片二份，证明1、原告种植京都五号高粱83亩（另外种植的京都五号高粱100亩与种植的京都糯早21高粱285亩共同在385亩土地中种植），产量是31390斤，原告种植京都五号高粱和种植京都糯早21高粱385亩，产量121120斤。被告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据此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所记载的所有数字均是由赵金桩报给陈佳灿后由陈佳灿制作成表格后又发回给赵金桩，该证据的内容首先仅体现的是京都五号的面积及收割数量与糯早21号无关，根据表格中的记载农户家所收割的粮食近一半均存放在赵金桩家，赵金桩本人种植面积及收割数量均是由其本人提供，因此不排除虚假以及不真实的可能，同时这二份证据也能证明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告方出示黑龙江求实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发票4枚，证明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种子没有在农业部登记公告，属于违法销售，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种子没有在原告当地规范实验、示范就进行推广应用，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种植风险，京都五号高粱减产量为183亩*804.3斤/亩＝147186.9斤，糯早21高粱减产量为285亩*804.3斤/亩＝229225.5斤，被告2017年销售给扎鲁特旗的种子京都五号和糯早21已经出现问题，2018年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佳灿欺骗原告仍向原告销售上述高粱种子，原告支付鉴定费32208元。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意见书虽然是经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出具，但该鉴定机构所作的鉴定内容不客观、不真实，该案的种植事实发生在2018年5月至10月间，但鉴定时本案已不具备鉴定条件，首先鉴定中所提供的土地面积均为赵金桩单方提供，被告在鉴定时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该意见记录在鉴定笔录中，同时该证据中第12页第6项中所体现的表格与原告在上组证据中所提供的表格除多了部分内容外应为同一份证据，但确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经被告确认上份证据为被告出具但鉴定中的表格内容与被告无关，是由赵金桩个人提供以及制作的，同时双方在刚才的举证质证中已经认可表格中的内容为京都五号的数量记载而鉴定意见中对于第6项表格的记载为是糯早21号的收割数量记载，鉴定机构并据此作出京都五号及糯早21号减产的亩数以及数量显然不具有客观性及真实性，该份鉴定报告从鉴定结点以及程序上均存在违法制作，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张，另外4枚发票的交款人为赵金桩而非本案原告，进而证明该报告不具有真实性与本案原告也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方出示内蒙古众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赵金桩种植高粱减产损失的价格评估报告书”一份、发票一份、收据一份，证明原告种植183亩京都五号高粱2018年减产损失163966.21元，原告种植285亩京都糯早21高粱2018年减产损失255357.21元，两项总减产损失为419323元，原告支付评估费12580元，交通费600元。被告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报告书中的内容是依据黑龙江求实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内容计算所得，且在计算中仅是简单计算没有考虑到种植期间所应产生的种植、喷药、收割成本支出，因此该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也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发票的交款人为赵金桩而非本案原告，该发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交通费票据虽加盖了评估公司财务章，但不属于正式发票另外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费应包括在鉴定费之内，而不应另行收取，因此该部分费用不具有真实性。原告方出示检验报告书二份，证明京都五号和糯早21号净度纯度虽然单项符合要求，但被告没有在原告当地规范实验、示范就推广应用造成原告损失，上述种子没有经过法定的农业部备案登记，属于违法销售，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检验报告能证明被告所销售的京都五号、糯早21号种子的纯度、净度均符合国家标准，且在公安卷宗中潘秀兰的笔录中也自认种子的发芽率也不错，进而证明即便出现了京都五号部分减产情况不排除存在农户种植时间、灌溉、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并非全部是种子的原因。被告方出示原告营业执照一份，来源于人民法院从公安调取的卷宗内，证明原告是具有法人主体资格的单位，其仅能依据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进行经营；出示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工商登记档案三份，来源于扎鲁特旗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原告单位是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于2012年8月29日经工商部分依法登记设立的分支机构，机构负责人是赵金桩，工商档案中的章程及出资明细明确载明了专业合作社所性质及业务范围以及资产来源，嘎亥图分社属于分支机构，自身没有任何资产，涉案土地的权利人也与该分社无关，因此原告不能以诉争土地的权利人作为侵权责任的适格主体；出示2018年代理合作种植糯高粱订单回收合同书一份，证明签订合同的主体是本案原告，进而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进而证明原告不能作为赵金桩个人侵权损失的权利主体，即不能作为本案适格原告。原告质证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以上证据能证明原告的负责人赵金桩可以代表原告进行民事活动种植高粱，赵金桩种植高粱受到的损失就是原告受到的损失，本案是产品质量纠纷不是侵权纠纷，被告的原因给原告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方出示何荣、宝音德力格尔、吴宝泉、巴达马扎布、阿拉坦仓、陈邦、山虎、德尔钦、满全、曹双喜、王瑞辉、戴臣、布仁白乙、金全、乌达胡白拉、赵双权、包布和、徐占军、丛扎拉根白拉、呼格吉乐吐共计20户的民事调解书、民事诉讼状、购种合同、票据、各农户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补偿协议书共计20份，共有12户经过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原告及赵金桩本人也为赔偿责任主体，另有7户农户与原、被告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中均有原、被告双方的签名及盖章，其中呼格吉乐吐单独起诉赵金桩及本案原告，因该案中未涉及本案被告，对于最终的处理结果被告尚不确定，上述证据证明20户农户所购买的京都五号种子实际种植的袋数为606袋，而本案中原告自认在被告处购买京都五号种子总数为603袋，也就是说原告在被告处所购买的京都五号种子已经全部出售给其他农户，并没有自行使用诉状中所称的87袋，进而证明原告针对京都五号部分的主张为虚假诉讼。原告方质证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出售给原告的高粱种子（京都五号）为880袋，其他农户种植完毕后将剩余的高粱种子退回给原告，原告将种植完毕的高粱种子及农户退回来的高粱种子退给了被告，从陈佳灿（陈佳灿本人书写）出具的来往明细、公安调查笔录均能证明原告将剩余的高粱种子退给了被告，所以原告实际购买高粱种子是603袋，其他农户种植的高粱不在本案种植高粱的范围内，原告与被告与其他农户达成的调解书及补偿协议原告保留向被告追偿的权利，在调解的笔录里有明确的记载，其他农户的起诉状原告说的袋数不真实，有一部分高粱种子其他农户已经退回本案原告，调解书及调解协议也均未记载农户购买的实际袋数，和解协议也未记载农户购买的实际袋数，都是根据其他农户种植的亩数达成的赔偿协议。根据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方出示回收订单合同书、发票（谷雨农资信誉卡）、2018年来往明细记录、高粱地苗专用除草剂组合配方相互印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方出示的土地承包合同7份，嘎亥图嘎查委员会证明五份，其中赵金桩与伍拾捌、王福生、胡佳、嘎亥图嘎查委员会、白福占、金海签订的合同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赵金桩与刘贵所签订的合同期限是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12月20日，与本案无关联，不予确认，嘎亥图嘎查委员会五份证明及桑根巴达嘎查委员会证明，是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的证明，予以确认；原告方出示的京都五号高粱田现场技术鉴定书及关于潘秀兰等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扎鲁特旗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询问笔录两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有关联，予以确认；原告方出示的陈佳灿出具的微信照片，由陈佳灿制作并发送给赵金桩，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原告方出示的黑龙江求实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发票4枚，内蒙古众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赵金桩种植高粱减产损失的价格评估报告”、发票，检验报告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原告出示的交通费收据不是正规发票，不具有合法性，不予确认。对被告方出示的原告营业执照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工商登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方出示的2018年代理合作种植糯高粱订单回收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方出示的何荣、宝音德力格尔、吴宝泉、巴达马扎布、阿拉坦仓、陈邦、山虎、德尔钦、满全、曹双喜、王瑞辉、戴臣、布仁白乙、金全、乌达胡白拉、赵双权、包布和、徐占军、丛扎拉根白拉、呼格吉乐吐共计20户的民事调解书、民事诉讼状、购种合同、票据、各农户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补偿协议书共计20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与本案无关联，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系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的分支机构，由赵金桩与潘秀兰夫妻经营，其负责人为赵金桩。2018年，原、被告签订了《2018年代理合作种植糯高粱订单回收合同》，约定甲方（被告）将京都五号、京都糯早21糯高粱种子委托乙方（原告）种植，并回收全部商品高粱，亩数以实际种植亩数为准。保底回收价格每市斤1元，实际回收价随市场价格浮动，上不封顶。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京都五号高粱种子603袋（每袋40元），自己种植183亩地用京都五号高粱种子87袋，其余516袋卖给其他村民，原告种植该高粱大面积减产,183亩京都五号高粱2018年减产损失163966.21元。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京都糯早21高粱种子700袋（每袋40元），自己种植285亩地用京都糯早21高粱种子170袋,原告种植285亩京都糯早21高粱2018年减产损失255357.21元，两项总减产损失为419323元。另查明，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种子没有在农业部登记公告，属于违法销售，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种子没有在原告当地规范试验、示范就进行推广应用，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存在种植风险。再查明，原告支付鉴定费32208元、评估费12580元。本院认为，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系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的分支机构，其负责人为赵金桩，可以代表分社行使职权。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故原告具有本案主体资格。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法律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原告与被告虽然签订的是种植、养殖回收合同，但原告以标的物高粱种子存在质量问题造成财产损害为由，提起侵权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国家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登记制度。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登记。实行品种登记的农作物范围应当严格控制，并根据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证消费者安全和用种安全的原则确定。登记目录由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农业部颁布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列入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的品种，在推广前应当登记。应当登记的农作物未经登记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不得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510号《第一批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中包含“高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向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推广的农业技术，必须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第三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向农业劳动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推广未经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或者安全性的农业技术，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种子没有在农业部登记公告；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如果在原告所在地进行种植，属于农业技术推广，必须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示范证明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安全性，才能推广使用，而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没有在当地进行规范的试验、示范就进行推广应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相关规定，不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存在品种种植风险。关于原告的种植亩数，扎鲁特旗农牧业局扎鲁特旗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原告种植的高粱地块做了核实，并对亩数核实情况逐一做了拍照处理，而且有相关土地承包合同相佐证，原告种植被告出售的京都五号高粱183亩、种植糯早21高粱285亩，关于造成的减产损失，以价格评估部门评估的419323元认定。综上所述，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要求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赔偿种植京都五号、糯早21高粱减产造成的经济损失419323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种植京都五号和糯早21高粱减产损失419323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履行。二、驳回原告扎鲁特旗鑫华龙农资专业合作社嘎亥图镇分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90元，鉴定费32208元、评估费12580元，合计52378元，由被告通辽市谷雨农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若一方拒绝履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由申请人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审 判 长  齐德春人民陪审员  许振安人民陪审员  范景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王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