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301行初27号原告龙昌义，男，汉族，1977年2月16日生，农民，小学文化，住贵州省普安县。被告：普安县高棉乡人民政府，住所地普安县高棉乡嘎坝社区细寨组。法定代表人纪绍奎，乡长。出庭负责人郑金江,副乡长。委托代理人蒋鑫，普安县司法所所长，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普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普安县南湖街道西街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龙强，县长。委托代理人代兴建，普安县司法局主任科员，特别授权代理。第三人罗勇，男，1968年10月12日生，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贵州省普安县。原告龙昌义诉被告普安县高棉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棉乡政府）、普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与第三人罗勇土地行政确权及行政复议一案，本院2019年5月30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高棉乡政府、县政府和第三人罗勇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并于2019年8月22日依法使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龙昌义，被告高棉乡政府的出庭负责人郑金江、委托代理人蒋鑫，被告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代兴建和第三人罗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高棉乡政府于2018年12月20日，经第三人罗勇申请，作出（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行政处理决定》），经向相关当事人送达后，原告龙昌义不服1号《行政处理决定》，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县政府于2019年5月8日作出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1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遂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诉讼。原告龙昌义向本院起诉称，2013年3月，原告将自家自留地周边毛墙撤出，在原有墙基位置重新修砌围墙，砌墙施工至2013年7月结束。2014年1月25日（农历腊月25日），原告准备外出打工，刚走出门约20米到谭龙海家住房侧时，就被第三人和罗成义拦住，第三人手持杀猪刀，罗成义拿着铁拗棍（地方俗称钢钎），异口同声的大声吼闹着说：原告修围墙时侵占了他家宅基地，若不赔偿清楚，就别想出门。第三人手持杀猪刀直逼原告，罗成义提着铁拗棍要去拆围墙，原告迫于无奈跑去喊来早年任组长的老干部龙昌海看现场识别界限。第三人将老干部龙昌海赶走。拒不看现场，用刀逼着原告要赔偿，这是明目张胆的敲诈行为。第三人用刀逼着原告要赔偿钱，但是原告已经没有钱，家里仅有的钱己被原告妻子陈红艳于当天早上拿去普安车站买票等候原告一起出门，原告一人在后面收拾家务迟后，出门时才被第三人及罗成义拦住，且持刀逼着不放原告走，在场的原告丈母娘和老组长易烈明为避免出恶果，劝原告拿地抵给第三人。第三人得寸进尺，并说若拿地抵给他，就要拿两块地。第三人为了使该事件合理化，他丢请来了村干部计划生育专职员孙鹏，把这一系列敲诈情节演变成为村组干部解决土地争议的程序。原告砌围墙时丝毫没有占第三人的宅基地（实为空闲地），因此也就不会答应给第三人任何赔偿，只是因为被威逼无奈，且着急赶妻子已经买好票的下午班车，也为了避免遭第三人手持杀猪刀可能引起更加严重的伤害，只好暂且答应以求安全脱身。实为原告为了得以脱身的一种说辞，完全不是原告自愿拿地给第三人。2014年底，原告夫妇外出打工回来，对长田（当时被迫抵给第三人的两块土地）两块责任地进行管理，并将该事件向普安县高棉乡派出所进行反应，高棉派出所于2015年7月5日进行治安调解。此后的2年多时间，原告和第三人各自管理自己的土地，双方没有过任何争议。2017年末，第三人罗勇在他家住房正门口将建房墙基砌接着原告围墙，原告进行阻止，接下来，第三人罗勇又在他家房屋正门左侧侵占龙昌义家约40公分宽的土地修基脚墙（现在被列为9.8米×1.5米=14.7平方米的争议地）。原告又立即进行阻止，第三人施工才停下了。2018年7月2日，高棉乡调解委员会对原告与第三人的墙基纠纷一事进行调解。经调解达成部分协议，龙昌义同意罗勇墙体在距离龙昌义家围墙5公分距离的情况下，同意砍掉核桃树枝给予罗勇建房，罗勇同意建房时墙体距龙昌义围墙5公分（含5公分）。（见人民调解协议书第2页第4自然段）。2019年1月6日，高棉乡政府下达了1号《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处理决定对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确凿，受理程序有不合法性，具体列举如下：1、该决定书中第3页7-12行所描述的：“2013年，龙昌义将李秀珍砌的毛强撤出修建围墙，与罗勇、罗成义发生土地纠纷，罗成义、罗勇说龙昌义修建围墙侵占到其土地，要求龙昌义撤出围墙，经罗勇、罗成义、龙昌义找许打村委会干部孙鹏、原组长易烈明等人参与协调双方纠纷，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龙昌义同意将自己管理的长田土地给罗勇管理，以解决双方土地纠纷”的调查情况与事实不符；①在时间上，2013年3月原告龙昌义修砌围墙时到2014年l月25日期间，第三人及罗成义从未提出异议，没有发生任何纠纷。②原告被第三人持刀威逼强行要求补偿，原告不得不暂时拿地抵偿的事实在上述调查中被改写为“经罗勇、罗成义、龙昌义找许打村委会干部孙鹏、原组长易烈明等人参与协调双方纠纷，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龙昌义同意将自己管理的长田土地给罗勇管理”。2、该决定书倒数第二行“罗勇家门口院坝与龙昌义家自留地争议的共两块，约32.86平方米”的描述与事实不符。罗勇家住房门口左侧9.8m×1.5m的争议地不属于自留地，而是属于龙昌义家倒塌房屋房檐滴水范围。因被罗勇试图侵占成为争议地。被该决定书糊涂地描述成自留地，且被裁定与罗勇家平均划分。3、罗勇家住房门口正前方17.3m×1.05m的争议（含毛墙）地原属于龙昌义家自留地边界，由于墙体外缘与罗勇家门口（空闲地）接壤，久而久之墙体被视为两家分界，但也仅是靠近罗勇家一侧。2013年龙昌义将原有墙体拆除，在原有墙体上砌了一道新墙，由于墙体变窄而与自家自留地内的核桃树距离增加而被罗勇强行说成侵占他家宅基地（注：原墙由于是乱石堆砌，宽约1米，重砌后宽约0.4米）。乡政府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把龙昌义砌新墙节约出来的0.6米作为争议地界，糊涂的从中间划分界限。这样一来就把龙昌义重新砌的新墙及其靠近龙昌义自留地一侧0.3米划给了罗勇。该决定完全不符合事实。4、龙昌义与罗勇的土地界限纠纷，高棉乡派出所于2015年7月5日进行治安调解，截止到2017年底，双方均无任何纠纷，罗勇也没有向相关部门提起其他请求。直到2018年初，罗勇因想再次霸占龙昌义家地界不成，将3年多前的事情向乡政府反应。反应时该事件自高棉派出所治安调解后己超出2年诉讼时效期（注：2017年10月1日之前诉讼时效期为2年），乡政府不应该受理。受理该事件具有不合法性。因该决定书严重偏离事实，原告龙昌义于2019年3月19日向普安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请求，经复议，原告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普安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对《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予以维持。其事实不清主要体现在以下2点：1、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普安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第6页倒数第四行：被申请人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认定争议地的范围是经申请人与第三人对绘制的平面草图无意见签字确认的，本机关应予采信。”描述与事实不符，争议地分为平面草图无意见签字仅是第三人单方签字，申请人当时并未认可签字。2、该决议书第7页第7行至11行对：“罗勇家门前争议地界，以现存核桃树跟脚靠罗勇家房屋方向边缘为基准，距离核桃树0.3米（宽0.3米，长17.3米）以内归龙昌义家管理和使用，距离核桃树0.3米（长17.3米，靠罗勇家房屋门前方向）以外归罗勇家管理和使用”的粗暴简单平均划分的裁决方式并未重新考察审理。况且2018年前月2日高棉乡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部分协议，“龙昌义同意罗勇墙体在距离龙昌义家围墙5公分距离的情况下，同意砍掉核桃树枝给罗勇建房，罗勇同意建房时墙体距龙昌义围墙5公分以上（含5公分）”（详见《人民调解建议书》第2页第4段第4-6行），此达成协议内容随后包村干部谭礼成及村负责人严涛等进行落实，该情况高棉乡政府在《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中不应该给予否决。而决定书第7页第7行至11行内容明显与此事实相矛盾。原告和第三人争议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二三十平米，争议是从原告2013年砌墙7月份砌好，2014年外出遭到第三人阻拦双方产生争议，争议的二三十平米以前系我的祖母砌的，没有争议，争议地没有取得承包证，是分给我祖母的自留地，没有登记，也没有办证，我认为争议的自留地在我祖母去世后由我继承，因为我父亲去世得早，在我祖母之前就走了，所以应该由我继承。我用我祖母留下的自留地，以前叫屋基，现在被分出去一部分我不服。因此原告特向兴义市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申请，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普安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和(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龙昌义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高棉乡政府答辩称：答辩人作出的裁决是在充分调查取证后依法作出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贵院依法予以维持。2013年，原告修建围墙与罗勇、罗成义发生土地纠纷，罗成义说原告修建围墙侵占到其土地，要求原告拆除围墙。经罗勇、罗成义、原告找原喜打村委会干部孙鹏，原组长易烈明等人参与协调解决双方纠纷。经协调，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同意将自己管理的地名为“长田”的土地划给罗勇管理，以解决双方的土地争议，协议达成后原告夫妇外出打工，罗勇开始耕种“长田”土地。2014年，原告夫妇外出回来后，对原来的口头调解协议反悔，重新在“长田”栽种农作物，罗勇将农作物破坏，2015年7月5日双方再次发生纠纷，高棉派出所进行了治安调解，7月23日出具一普公高调字[2015]105号治安调解书。2018年年初，罗勇到高棉司法所反映，申请帮助调处与原告的矛盾纠纷。为做好群众工作，高棉乡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做好土地纠纷的调查取证工作，2018年5月9日至12月20日期间，高棉乡党委、政府领导及高棉乡调解委员会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均未成功。划“长田’’土地赔偿罗勇家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龙昌义家侵权事实的存在。第三人罗勇向高棉乡人民政府递交《土地确权申请》，要求对争议土地进行确权。在确权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有力证据支撑自己的主张。高棉乡工作组通过调查知情人、现场勘查，罗勇家门口院坝与原告家自留地存在争议的共两块，约32.86平方米，调查取证中除当事人外，共调查确证8人，其中，5人证实原毛墙距核桃树有30-40公分。2018年12月20日乡长办公会议研究，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按照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原则，综合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及现场实地堪查情况，根据罗勇与龙昌义家过去实际管理使用的事实，认定双方争议的土地，不属于双方的承包责任地。决定罗勇家门前争议地界，以现存核桃树根脚靠罗勇家房屋方向边沿为基准，距核桃树0.3米（宽0.3米，长17.3米）以内归原告家管理和使用，距核桃树0.3米（长17.3米，靠罗勇家房屋方向）以外归罗勇家管理和使用，北面（现罗勇房屋门前左面）的1.5米宽争议边界，双方各占一半，即各占0.75米。本案争议土地作为一个整体，在相邻界线问题上双方观点不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是在第三人罗勇提出申请，在收集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依法作出的。原告与第三人罗勇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在该村村干部孙鹏、组干部易烈明及其他村民的调解和见证下达成的，且已将长田土地交由罗勇耕种了一年，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已产生法律效力。一是原告提出自己与第三人罗勇达成的口头协议与事实不相符，是被威逼的，但乡工作组在2018年12月18日对原告进行调查时，原告亲口说：“当时发生纠纷时，罗成义去请村干部孙鹏，他本人去请龙昌海（当时未到现场）和原组长易烈明进行调解”，如果原告是因为受胁迫才达成协议，完全可以在去请原组长来调解的时间或脱离危险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惩处相关人员，或者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协议。该口头协议达成后原告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在相隔近一年之久后反悔，采取粗暴方式导致矛盾的激化；二是原告提出争议地两块中，一块是原告的倒塌房屋房檐滴水范围，这仅仅是原告的一面之词，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决定书中将这块争议地边缘原告的空闲地描述为原告的自留地实有不妥，但不影响双方均认可的争议地，且双方均在《高棉乡喜打村喜打组罗勇与龙昌义土地纠纷平面草图》上签字确认，并不影响确权的真实性。三是原告提出乡政府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把龙昌义砌新墙节约出来的0.6米作为争议地，糊涂的从中间划分界限，这与事实是不符的。乡政府决定罗勇家门前争议地界，以现存核桃树根脚靠罗勇家房屋方向边沿为基准，距核桃树0.3米（宽0.3米，长17.3米）以内归原告家管理和使用，距核桃树0.3米（长17.3米，靠罗勇家房屋方向）以外归罗勇家管理和使用，是综合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及现场实地堪查情况作出的，有相关印证资料，且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也说了假话，乡工作组在2018年12月18日对原告进行调查时，原告亲口说：当时地界毛墙有六、七十公分宽，而在行政诉讼书中说成是1米宽。四是原告提出乡政府不应该受理诉讼时效过期的问题。事实是针对争议土地，被告组织原告及第三人罗勇多次调解，并提出过调解建议，但原告及第三人罗勇并未接受，达成的部分共识并未实际履行或完全履行，原告的核桃树枝丫影响相邻第三人罗勇的居住环境和安全，根据《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原告有义务消除危险、排除妨害。出于安全考虑，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喜打村村委将有安全隐患的核桃树枝清除，争议土地是一个持续的现状，在此并不存在超出2年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不服我乡依法作出的1号《行政处理决定》，于2019年3月6日向普安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普安县人民政府复议，于2019年5月8日作出普府行复决宇1号《行政复议决定》，对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答辩人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恳请贵院依法予以维持，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高棉乡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1、罗勇土地确权申请书；2．罗勇关于请求省州领导帮我有效解决龙昌义侵占我宅基地的请示；3．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普安县高棉乡喜打村村民罗勇信访反映土地纠纷问题的调查报告，证明高棉乡人民政府作出土地确权决定原由：1．当事人罗勇申请；2．州县领导批示要求。第二组证据：1、关于争议土地的相关调查笔录10份；2、送达土地确权决定书给龙昌义视频1段；3、音频材料12段；4、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回证2份，证明高棉乡人民政府实地了解争议土地现状，走访知悉群众，了解争议土地历史根源，揭示争议土地的实际归属；乡政府作出和送达决定书程序合法，无欺骗。第三组证据：1．调解建议书；2．贵州省普安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证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纠纷达成过协议，但龙昌义反悔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书。第四组证据：1．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2．关于龙昌义未在土地争议平面图签字的情况说明，证明高棉乡政府结合第一、二、三组证据以及《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面对现实的原则依法作出土地确权决定。被告县政府：一、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答辩人龙昌义不服高棉乡人民政府作出的《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向普安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其提交的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县司法局向被答辩人龙昌义、高棉乡人民政府以及第三人下达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相关附件，并送达原各方当事人。高棉乡人民政府收到《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其相关附件后，按时限要求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当初作出(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县司法局承办该复议案件的人员书面审理结束后，拟写出《普安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按程序送审，经相关领导审核审签，才依法作出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二、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适当，适用法律正确一是根据《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高棉乡人民政府具备处理该案的主体资格，其处理程序合法合规；二是经对高棉乡人民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其当初作出(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进行审理，高棉乡人民政府在调查核实过程中，认定争议地的范围是经被答辩人与第三人现场指界并对绘制的平面草图无意见签字确认的，本机关应予以采信；三是被答辩人与第三人均未能提供争议土地四至界限、土地具体面积、土地权属登记的有力证据。根据调查笔录、视频、音频资料等相关证据及现场堪查情况，高棉乡人民政府共调查除当事人外的8名知情群众及原村组干部，其中5人反映被答辩人与第三人争议地的地界线为原毛墙或核桃树，原毛墙靠着核桃树，距核桃树有40公分左右，本机关应予以认可。因此，高棉乡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按照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原则，决定“罗勇家门前争议地界，以现存核桃树跟脚靠罗勇家房屋方向边沿为基准，距核桃树0.3米（宽0.3米，长17.3米）以内归龙昌义家管理和使用，距核桃树0.3米（长17.3米，靠罗勇家房屋方向）以外归罗勇家管理和使用，北面（现罗勇房屋门前左面）的1.5米宽争议边界，双方各占一半，即各占0.75米”。其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答辩人才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以上事实，有被答辩人提交的复议申请书及其相关证据、高棉乡人民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其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证据、依据和有关材料在卷为据，足以佐证。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依法应当予以维持，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县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行政复议申请收件清单、行政复议申请书、龙昌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2018）高府行决字(2018)第1号、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答辩状、行政复议案件结案审批表、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证明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高棉乡罗勇与龙昌义土地确权纠纷举证清单、罗勇土地确权申请书、调查笔录10份、调解建议书、普安县公安局治安调解协议书、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高府行决字（2018）第1号送达回证、关于龙昌义未在土地争议平面图签字的情况说明、高棉乡许打村上许打组罗勇与龙昌义土地纠纷平面草图，证明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适当，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罗勇述称：我们争议的面积有30多平米，争议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左右，2014年1月我们找过村组调解未成功，对两级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我没有意见，争议的地块是原告祖母的自留地，现在原告侵占的部分是30多平米。第三人罗勇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被告高棉乡政府和县政府所举证据，经各方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相互质证意见如下：原告对高棉乡政府所举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提出政府土地确权将其从祖辈直接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划出去给第三人使用不服；对县政府所举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认为不合法，理由为将其使用的从祖辈取得的土地划出去一部分给第三人使用不服。被告高棉乡政府对县政府所举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被告县政府对高棉乡政府所举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第三人对被告高棉乡政府、县政府所举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二被告所作出的的1号《行政处理决定》和1号《行政复议决定》没有意见。本院对各方所举证据认定如下：对被告高棉乡政府所举第一组证据中罗勇关于《请求省州领导帮我有效解决龙昌义侵占我宅基地的请示》、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普安县高棉乡喜打村村民罗勇信访反映土地纠纷问题的调查报告》，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对本组其余证据和第二、三、四组证据，经当庭质证，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产生纠纷后经有关组织进行调解、被告高棉乡政府经第三人申请后开展相应调查，直至最终做出1号《行政处理决定》的过程。对被告县政府所举证据，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原告龙昌义与第三人罗勇均是普安县高棉乡喜打村上喜打组村民，两家系邻居。在四十至五十年前，案外人张会凡栽种在两家使用的地块上栽种了核桃树，以此作为界线，目前核桃树还留存一棵，树龄约四十至五十年。龙昌义耕管使用的土地为其从祖父、祖母李秀珍等祖辈处直接取得，李秀珍在世时，曾将一部分自留地交与罗勇之母陶兴美管理使用。在李秀珍管理地界之间砌有一堵毛墙，2013年，龙昌义将李秀珍所砌毛墙拆除修建围墙，与罗勇和案外人罗成义发生纠纷，罗勇、罗成义称龙昌义修建的围墙侵占到其所使用的土地，要求龙昌义拆除，双方争议经时任村干部孙鹏、原组长易烈明等人召集和协调下，达成由龙昌义自愿将其所耕管的小地名为“长田”的两块地交与罗勇耕管的口头协议，以此解决双方土地纠纷。2014年，龙昌义外出务工返乡后继续在“长田”的土地上耕种，双方发生纠纷，之后经高棉乡派出所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其内容为：1、龙昌义自行管理和负责其在高棉乡许打村上许打组长田（小地名）的责任地；2、土地纠纷问题未明确之前，罗勇不得再生纠纷；3、双方在该地引发的财产损失，自行协调处理或通过法院等渠道解决；4、龙昌义家围墙是否占用罗勇家土地纠纷，由双方请乡政府主管部门或通过法院解决。双方争议范围有二处，一是龙荣发（龙昌义之父）瓦房门前，龙昌义现住房左侧，龙荣发垮塌房屋垮塌瓦砾、石块占到的长9.8米，宽1.5米的土地；二是罗勇现住房门前，龙昌义砌筑墙体宽度范围0.4米和该墙体距离核桃树0.65米，共计1.05米宽，长17.3米部分。另根据现场查看及案外5名知情人员调查证实，原毛墙宽0.7米，栽种核桃树时树距离毛墙0.3-0.4米，核桃树经过四十至五十年的生长；现龙昌义砌筑的墙体本身宽0.4米，长17.3米，距离核桃树0.65米。2018年12月20日，经罗勇申请，高棉乡政府作出的1号《行政处理决定》，内容为：以现存核桃树跟脚靠罗勇家房屋方向边沿为基准，距核桃树0.3米（宽0.3米，长17.3米）以内归龙昌义家管理和使用，距核桃树0.3米（长17.3米，靠罗勇家房屋方向）以外归罗勇家管理和使用；北面（现罗勇房屋门前左面）的1.5米宽争议边界，即各占0.75米。另查明，原告和第三人对争议土地均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其权属归属。第三人所取得的土地是从其堂哥、案外人罗成义处取得。本案所涉及的小地名为“长田”的两块土地未包含在本案争议地块之中。本院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以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本案被告高棉乡政府和被告县政府具有作出1号《行政处理决定》和1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资格。本案中，高棉乡政府根据第三人罗勇的土地确权申请，开展向有可能知悉案涉地块原始使用情况的老村干部、村民的调查和走访，再进行实地调查和绘制现场草图并经原告和第三人签字确认，经过组织双方调解未果的情况下，作出1号《行政处理决定》；县政府根据原告申请，依法立案，开展书面审查，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书面审查原则，二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本案中，原告对二被告作出的事实认定并无异议，仅认为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和复议决定将其耕种管理的土地，部分划给了第三人，所以不服。首先，原告对二被告作出的事实认定，明确表示没有意见，证实二被告所作出的事实认定清楚，经过向有关老村干部和可能知悉争议地块使用情况的村民调查，能够确定案涉地块的历史渊源，包括：原告祖母李秀珍将其所耕管的土地部分交与第三人大妈陶兴美耕管，案外人张会凡在双方地界处栽种有核桃树，靠近双方地界线的毛墙（该毛墙系龙昌义之祖母李秀珍所修建），毛墙之外系龙家使用，里面是罗家晒粪；在集体是自留地时期，当时下许打的罗忠堂将龙家的地踩给罗家进出、堆粪；其次，龙昌义之父龙荣发在施工过程中，将罗家使用的土地上建筑物挖倒，双方虽未就此事产生争议，但原告并未否认该事实，且存在将部分地块让与罗家使用的情况。再次，刚栽种的核桃树距毛墙0.3-0.4米，结合核桃树经过四十至五十年生长后的现状，其与毛墙距离变小应靠近毛墙，而将毛墙改为围墙能节约0.3米左右（毛墙按0.7米、围墙0.4米），现核桃树距离龙昌义的新筑围墙却有0.65米，即新筑围墙相对于毛墙位置已向罗勇家方向移动。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原告主张在二被告调查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将其所耕种管理的土地划一部分给第三人，但其并未提出有效证据证实其主张，通过被告的调查，反而可以证实争议地块的历史渊源和使用沿革，故被告高棉乡政府作出的1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其结论尊重历史事实、面对现实，其结果并无不当。最后，原告所主张认为其“长田”的地块一定要要回来，其所称并不涉及本案争议地块，也并非本案所涉行政行为所涉及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县政府收到原告复议申请后，根据书面审查的原则作出的1号《行政复议决定》其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应予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龙昌义撤销被告普安县高棉乡人民政府（2018）高府行决字第1号高棉乡人民政府《关于罗勇与龙昌义土地使用权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原告龙昌义撤销被告普安县人民政府普府行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龙昌义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启剑人民陪审员  王德萍人民陪审员  黄恩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赵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