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82民初1231号原告：王中斌，男，1954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义，湖北锋范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汪成荣，男，1979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当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时明，当阳市正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授权代理。被告：国红喜，男，197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务农，住当阳市。被告：李承刚，男，1977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摩托车修理工，住当阳市。原告王中斌与被告汪成荣、国红喜、李承刚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30日受理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中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义，被告汪成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时明，被告国红喜、李承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中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原告损失590041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当阳玉泉办事处金沙村（以下简称金沙村）七组约50亩精养鱼塘的承包养鱼专业户。三被告承包经营的约70亩蔬菜大棚及露天蔬菜基地与原告鱼塘毗邻。2019年4月8日夜间至4月9日凌晨，当阳普降中到大雨。次日，原告即发现鱼塘中养殖的美国斑点叉尾鮰鱼、长吻鮠（江团鱼）陆续死亡，数量越来越多。原告即向当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经当阳渔政监督管理站及当阳水产技术中心技术人员现场勘验，查明系水体污染所导致，污水来源于三被告私自开挖原告鱼塘大堤后埋设的过水涵管。蔬菜种植基地产生的农业面源污染物在雨水的夹杂下短时间内大量冲入原告鱼塘，严重破坏鱼塘的水生态环境，导致鱼类死亡。原告同时向专业人士寻求解决方案，在专家指导下购买了相应的药具，对症施治。原告在打捞死鱼的同时，加紧用药物解毒，启用大水泵抽水稀释有毒水体，至2019年4月21日，死鱼现象才基本消失。死亡鱼类经原告及雇工的逐日清点称重、当阳公证处现场公证，美国斑点叉尾鮰鱼死亡5266.50千克，长吻鮠死亡11276千克。经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鉴定，死亡鱼类价值453890元。众所周知，因时间间隔，活鱼与死鱼在计重上有显著区别，鱼类死亡后重量必然缩水。故民间有云：鲜鱼不过街，过街折四两。因称重记录的均为死鱼的重量，故考虑重量缩水的原因，统一按减重20%修正。修正后的重量应当为美国斑点叉尾鮰鱼6583千克，长吻鮠14095千克。按修正后的重量计算，损失为567361元（5266.5千克/0.8×17.67元+11276千克/0.8×32元）。该事故另造成原告如下损失：购买药物12730元、处理死鱼（水中打捞、转运、称重）人工工资4950元（33人/次×150元）、电费（增氧、抽水、夜晚照明打捞）820元、拖死鱼的运费400元、修理拖死鱼三轮车费用80元、公证费900元、鉴定费2800元，损失总计590041元。原告认为，三被告以邻为壑，未经许可，擅自开挖鱼塘大堤埋设过水涵管，导致污染物流入原告鱼塘是导致损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事发后，三被告亦挖出并取走了涵管恢复大堤原状，但对赔偿事宜无法协商一致。三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原告一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汪成荣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原告虚假诉讼，隐瞒防洪堤20米外不得挖沙、开挖养鱼池（塘）的约定。二、原告隐瞒汪成荣耕种的农田是国家农田重点保护区，依法应优先保护农田防洪、排涝。三、原告隐瞒了靠近鱼池（塘）防洪堤的西北侧早就安装有两根防涝、排涝的涵管，以及防洪堤养鱼池（塘）西北侧有几百亩、上千亩山坡上暴雨积水倾泻王中斌养鱼池（塘）的事实，且原告也隐瞒了汪成荣安装涵管是经原告本人同意的事实，汪成荣后来挖出涵管，也是应原告要求挖出的。四、王中斌的养鱼塘池（塘）无洄水通道，缺乏清水灌溉周转又投放鱼苗过密，加上2019年4月8日天气急剧变化，暴雨成灾，造成原告鱼池（塘）内涝过度，鱼不能适应生存环境而死亡，并非是汪成荣农田内涝排水所致。五、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有限公司及鉴定人没有取得鉴定资格，该鉴定不合法，应属无效。六、本案不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汪成荣承包的农田地势北高南低，王中斌的养鱼池（塘）与河道接壤，水往低处流符合常理，汪成荣农田的内涝积水不可能造成养鱼池（塘）的鱼死亡。汪成荣未使用农业法中禁止使用的肥料、农药。王中斌至今未完整地提供养鱼池（塘）的环保鉴定结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国红喜辩称：请求驳回原告对国红喜的起诉。理由：一、国红喜未与任何人合伙种植大棚蔬菜，国红喜是汪成荣雇佣的人员，原告错列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二、国红喜未排放过任何污染物，原告的损失与国红喜无任何关联。三、原告涉嫌虚假诉讼，转嫁自身过错，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李承刚辩称：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原告起诉时，未提交李承刚的身份证号码，不符合受案条件。二、原告起诉的李成刚与被告李承刚不符，不符合受案条件。三、李承刚专业从事摩托车修理业务，未参与汪成荣种植蔬菜。四、原告胡编乱造，滥用诉权，系违法行为。五、原告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权益，应受法律制裁。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关于本案争议的事实，本院在以下分别认定。一、关于汪成荣、国红喜、李承刚是否合伙经营蔬菜种植基地的问题。原告诉称三被告合伙经营蔬菜基地，并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一）当阳玉泉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杨杰的调查记录，杨杰陈述其为金沙村党支部副书记，该村七组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是汪成荣（本村人）、李成（承）刚（焦堤村人）、国红喜（坝陵办事处人）合伙经营的，每人投资200000元。（二）金沙村治调主任记载的书面说明，主要内容如下：李成（承）刚（焦堤村人）、汪成荣（金沙村人）、国红喜（坝陵办事处人）三人，系2019年4月22日上午玉泉司法所和玉泉派出所工作人员在调查××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合伙人时，汪成荣提供的三个合伙人姓名、电话及住址。（三）原告在立案时向本院提交的当阳玉泉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据调查了解，玉泉办事处金沙村七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系汪成荣、李成（承）刚、国红喜合伙投资经营。为核实相关事实，本院依法传唤时任当阳玉泉司法所所长尹诗超出庭接受询问。尹诗超陈述，当阳玉泉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是当阳玉泉司法所，尹诗超系该委员会副主任。尹诗超另陈述，出具上述证明前、没有查看经营合同，只调查了村组干部和汪成荣本人，当时有村治调主任和其他干部以及派出所、司法所的人员在场，当时汪成荣介绍是三人合伙经营，并提供了三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住址。三被告在庭审中均表示当阳玉泉办事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属实，汪成荣另陈述，汪成荣去的时候尹诗超和村干部已经谈完了，汪成荣只是和尹诗超见了面，汪成荣没有说蔬菜大棚是三被告共同经营的。汪成荣向本院提交了汪成荣与金沙村委会、冯友华等农户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证明汪成荣是从该村22户农户手中流转的60多亩土地，用于经营蔬菜大棚和露天种植蔬菜，承包经营权人是汪成荣。国红喜向本院提交了汪成荣妻子向其支付工资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国红喜只是汪成荣雇佣的劳务人员。李承刚向本院提交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李承刚有长期稳定的工作，和汪成荣不是合伙关系。本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提交的证据，审查后认为，原告主张三被告系合伙关系，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原告提交的证据，均非能够证明三被告系合伙关系的直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蔬菜基地系三被告合伙经营的事实，且三被告对原告陈述的三被告合伙经营蔬菜基地的事实予以否认，故本院认为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陈述的上述事实，本院难以确认。二、关于汪成荣开挖鱼塘大堤并埋设涵管，事前是否经原告同意的问题。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开挖鱼塘大堤埋设涵管，以致污染物流入鱼塘致鱼死亡。汪成荣则陈述其开挖大堤、埋设涵管系经原告同意。证人黄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为金沙村七组组长。汪成荣埋设涵管后，汪成荣的田和原告的鱼塘就连通了。汪成荣的田边有灌水渠，水源来自黄家湾电站水库，原告找到黄某，希望将灌水渠连接到鱼塘，以便鱼塘补充水源。本案四名当事人均对黄某的证言予以认可。结合黄某的证言，及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庭审陈述，本院无法确认汪成荣在埋设涵管前已征得原告的同意，只能确认在汪成荣开挖大堤埋设涵管后，原告未表示反对这一事实。三、关于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否采信的问题。王中斌于2019年4月16日向当阳公证处提出申请，请求对鱼塘现状进行保全。同日，当阳公证处工作人员到达金沙村七组王中斌经营的鱼塘，对鱼塘塘面、周边环境、河流注水口、园田与鱼塘间已经坍塌的涵管通道等进行了记录和拍照，王中斌安排人员对鱼塘塘面的死鱼进行了捕捞，公证员对死鱼进行了检查、测量、拍照、过磅称重，死鱼净重7430千克。受王中斌委托，2019年4月22日，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鄂仲价评字[2019]39号价格评估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以2019年4月16日为价格评估基准日，按总重量7430千克计算，王中斌饲养的鱼类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205820元。在当阳公证处公证之后，因死鱼现象继续发生，王中斌雇请刘继洲、何传江、蒋元新分别于2019年4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对鱼塘死鱼进行了打捞，上述五天共计打捞死鱼11581斤。刘继洲、何传江、蒋元新对打捞死鱼的重量进行了记录，并签名捺印。刘继洲出庭接受了询问，对其打捞死鱼的事实进行了陈述，并认可其签名。2019年5月10日，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鄂仲价评字[2019]39-1号补充价格评估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以2019年4月16日为价格评估基准日，按公证之后死鱼总重量9112.50千克计算，王中斌饲养的鱼类后续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248070元。本院审查后认为，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相应鉴定资质，对其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确认王中斌饲养鱼类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453890元（205820元+248070元）。四、关于王中斌其他损失金额确认的问题。王中斌称，自2019年4月9日其鱼塘开始出现大量死鱼后，为减少损失，自行购买药品施药，并提交有当阳新特渔药水产批零部、汇丰源水产农资配送中心出具的药品销售清单等证据，其陈述较为可信；王中斌称利用水泵抽水稀释塘水，并雇请人员打捞死鱼，当阳公证处工作人员所作的现场记录亦有记载，对上述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王中斌陈述的具体损失，王中斌提交有当阳新特渔药水产批零部、汇丰源水产农资配送中心出具的药品销售清单，载明药品金额合计4095元，李爱平出具的送（销）货单，载明药品金额合计6045元，中博水产鱼药批零部出具的药品清单，载明药品金额合计2590元，上述药品金额合计为12730元，对上述损失本院予以确认。关于雇人打捞死鱼的劳务费用，王中斌提交的记载清单中载明，刘继洲签名确认为1860元，蒋元新签名确认1130元，何传江签名确认450元，以上共计3440元，本院予以确认；另记载陈姓人员劳务费用465元，该记载无明确姓名，也无人签字，本院不予确认；另记载王中斌劳务费用1048元，本院认为，王中斌作为鱼塘经营者，养鱼、捕鱼为其本职工作，其劳动价值在产品出售时得以体现，现王中斌已经以鱼类损失为基础请求赔偿损失，故其上述劳务费本院不予支持。另孙国祝、杨中权于2019年4月16日出具领条，载明拖鱼等劳务费400元，当阳公证处工作人员所作的现场记录中，记载有拖鱼车辆驾驶人孙国祝、小型装载机驾驶员杨中权，故对孙国祝、杨中权出具的领条予以采信。王中斌提交的维修三轮车票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采信。王中斌提交的电费缴纳票据显示，2019年4月2日王中斌缴纳电费150.85元，2019年5月2日缴纳电费865.43元，2019年8月1日分两次缴纳电费865.43元、150.85元。本院认为，以2019年4月2日缴纳电费为基数，2019年5月2日缴纳电费的超出部分，可视为王中斌为减少损失抽水稀释塘水等所支出的电费，本院支持714.58元（865.43元-150.85元）；2019年8月1日缴纳的电费，虽然电费数额较高，但缴费时间与死鱼事故发生时间间隔较长，难以认定上述费用与死鱼事故发生后的减损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对王中斌2019年8月1日缴纳的电费不予支持。本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29日，金沙村委会与乔军签订协议书，金沙村委会允许乔军在该村七组河滩地进行采砂，采砂后形成的空闲地，由乔军在约定期限内自主经营。2016年7月26日，乔军与王中斌签订协议书，乔军将金沙村河滩挖沙后形成的鱼池（塘）约50亩租赁给王中斌经营。王中斌承租鱼池（塘）后，投放了鱼苗。2016年10月1日，金沙村村民汪成荣与金沙村委会、冯友华等村民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汪成荣从上述村民处流转土地，用于建设蔬菜大棚。汪成荣在庭审中陈述流转土地面积有60多亩。汪成荣流转所得土地，用于建设蔬菜种植基地，其中部分土地用于建设蔬菜大棚，剩余土地用于露天种植蔬菜。上述蔬菜种植基地与王中斌经营的鱼塘相邻，两者间隔一道大堤。2018年10月，汪成荣请人将蔬菜种植基地与鱼塘之间的大堤挖开，埋设通水涵管，用于排涝，田内积水可排入鱼塘。王中斌知悉后，未表示反对。2019年3月，汪成荣在蔬菜种植基地耕作时施用了复合肥和鸡粪。2019年4月8日夜间至9日凌晨，当阳普降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当阳气象站玉泉办事处官道河观测站观测的12小时降水量为45.3毫米。观测记录显示，2019年4月8日该站日最高气温为31.2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3摄氏度；4月9日该站日最高气温为20.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0.1摄氏度。4月8日2时至4月9日2时，当阳气象站观测的极端最高气压为994.9百帕，极端最低气压为987.9百帕。降雨发生后，蔬菜种植基地的积水通过涵管排入王中斌经营的鱼塘。2019年4月9日，王中斌发现鱼塘内所饲养的鱼开始死亡后，雇请刘继洲、蒋元新等人打捞死鱼，并用水泵向鱼塘内抽水稀释池水。2019年4月12日，王中斌向当阳渔政监督管理站打电话投诉，称鱼塘出现大量死鱼现象。当阳渔政监督管理站安排执法人员到鱼塘现场进行了勘验。王中斌投放鱼药后，死鱼现象仍在继续。2019年4月15日，当阳渔政监督管理站和当阳水产中心派人到鱼塘现场进行勘验。2019年4月23日，当阳渔政监督管理站出具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养鱼池（塘）面积约50亩，鱼池（塘）东北边安装涵管的地方被冲毁。鱼池（塘）水体颜色较深。鱼池（塘）出现大量死鱼现象，死鱼品种为鮰鱼和江团。2019年4月16日，王中斌向当阳公证处提出申请，请求对鱼塘现状进行保全。同日，当阳公证处工作人员到达王中斌经营的鱼塘，对鱼塘塘面、周边环境、河流注水口、园田与鱼塘间已经坍塌的涵管通道等进行了记录和拍照，王中斌安排人员对鱼塘塘面的死鱼进行了捕捞，公证员对死鱼进行了检查、测量、拍照、过磅称重，死鱼净重7430千克。王中斌支付公证费900元。受王中斌委托，2019年4月22日，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鄂仲价评字[2019]39号价格评估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以2019年4月16日为价格评估基准日，按总重量7430千克计算，王中斌饲养的鱼类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205820元。2019年4月16日之后，鱼塘死鱼现象仍在发生。王中斌继续雇请刘继洲、蒋元新、何传江打捞死鱼，并对死鱼重量进行称量。王中斌委托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2019年4月16日之后死鱼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2019年5月10日，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鄂仲价评字[2019]39-1号补充价格评估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以2019年4月16日为价格评估基准日，按公证之后死鱼总重量9112.50千克计算，王中斌饲养的鱼类后续死亡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248070元。湖北仲智衡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王中斌因死鱼造成的经济损失两次进行评估，评估损失总计为453890元。王中斌共支付评估费2800元。王中斌在死鱼事件发生后，为降低损失，共购买12730元药品投放鱼塘；用水泵向鱼塘抽水等支付电费714.58元；雇请人员打捞死鱼、拖鱼共支付劳务费3840元（3440元+400元）。王中斌认为，与鱼塘相邻的蔬菜种植基地系汪成荣、国红喜、李承刚合伙经营，其鱼塘死鱼系因蔬菜种植基地排涝所致。因对赔偿问题调解、协商不成，王中斌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本案是否为环境侵权纠纷；二、国红喜、李承刚是否应当对王中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汪成荣是否应对王中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关于本案是否为环境侵权纠纷的问题。该争议直接涉及本案案由的确定以及本案应当适用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裁判的问题。王中斌诉称蔬菜种植基地产生的农业污染物在雨水的夹杂下短时间内大量冲入原告鱼塘，严重破坏鱼塘的水生态环境致鱼死亡，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按其本意，该案应为环境侵权之诉。被告汪成荣则辩称，本案不属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汪成荣承包的农田地势北高南低，王中斌的养鱼池（塘）与河道接壤，水往低处流符合常理，汪成荣农田的内涝积水不可能造成鱼死亡。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本案原告认为正是蔬菜种植基地内产生的污染物冲入鱼塘，导致鱼塘水体发生变化致鱼死亡，该事由符合上述水污染的定义，故本院应当依照原告提出的请求及权利基础规范进行审查，至于其请求是否应当予以支持，则属实体审查内容。综上，本院根据原告诉请的基础规范，及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确定本案案由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项下的水污染责任纠纷。二、关于国红喜、李承刚是否应当对王中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王中斌诉称蔬菜种植基地系三被告合伙经营，但未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照证据规则只能确认汪成荣系蔬菜种植基地的经营者，故王中斌请求国红喜、李承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三、关于汪成荣是否应对王中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王中斌已向本院提交了蔬菜种植基地积水排入鱼塘的相关证据，包括2019年5月7日当阳玉泉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汪成荣所作的人民调解调查笔录，该笔录记载，汪成荣陈述“下雨之前……在露地我只拖了两车鸡粪，肥料都是复合肥……，我承认我大棚的水下到了渔池……，冲进去的泥沙待九月份大挖机去挖上来。”王中斌已经尽到了因果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汪成荣应当就其田内积水冲入鱼塘与鱼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汪成荣并未向本院提交上述相应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另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故对王中斌所遭受的损失，汪成荣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蔬菜种植基地与鱼塘间原本大堤相隔，互不连通，本不至于发生田内积水冲入鱼塘的情况。但汪成荣挖开大堤、埋设涵管，致使蔬菜种植基地与鱼塘连通，对可能发生的田内积水大量冲入鱼塘的后果，王中斌作为渔业养殖人员，应当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对汪成荣的上述行为，王中斌并未阻止，故对于已经产生的损害后果，王中斌自身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另考虑到2019年4月8日、9日的极端天气状况可能对渔业养殖产生的影响，本院认为，对于王中斌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汪成荣赔偿40%的份额较为适宜。王中斌的经济损失合计为474874.58元（鱼死亡损失453890元+公证费900元+评估费2800元+购买药品费用12730元+电费714.58元+劳务费3840元），汪成荣应当赔偿189949.83元（474874.58元×40%）。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五条、六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汪成荣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中斌经济损失189949.83元。二、驳回原告王中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700元（原告王中斌已预交），由原告王中斌负担4700元，由被告汪成荣负担5000元。保全费2520元（原告王中斌已预交），由原告王中斌负担1220元，由被告汪成荣负担1300元。鉴定人王鑫、周建萍的出庭费用600元，由被告汪成荣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份，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和代表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冯建伟审 判 员  马宝华人民陪审员  蔡祖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狄 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