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明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182民初2938号 原告：黄义河，男，1962年3月7日生，汉族，白米山农场四分场书记，住安徽省明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士国，安徽恒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西峡县菇森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西峡县紫金路国色天香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411323NA000329X。 法定代表人：汪新丽，总经理。 被告：王贵强，男，1965年1月24日，汉族，白米山农场高效农业经营服务公司员工，住安徽省明光市。 被告：明光市花果寺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明光市白米山农场金山花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41182MA2N5K433P。 法定代表人：王贵强，总经理。 原告黄义河诉被告西峡县菇森源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菇森源合作社）、王贵强、明光市花果寺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花果寺合作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8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被告菇森源合作社下落不明，需要公告送达，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义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士国、被告王贵强、花果寺合作社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王贵强向原告返还5万元，保底收益3万元，计人民币8万元；二、被告花果寺合作社对前述8万元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王贵强向原告返还5万元，保底收益2万元，计人民币7万元；二、被告花果寺合作社对前述7万元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21日，原告和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签订《香菇种植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支付5万元用于购买1万袋菌棒和菇森源合作社进行香菇种植合作。协议同时约定：原告不参与经营，风险均由菇森源合作社承担，原告保底收益为每袋菌棒3元，从2017年12月份开始，菇森源合作社按出菇比例返还原告投资款，直到此季香菇结束，一并还清原告5万元及保底收益。被告花果寺合作社作为担保人在《香菇种植协议》上加盖印章。签订《香菇种植协议》后，原告按协议约定和三名被告的要求，于2017年1月21日将5万元交付给王贵强。后来原告和菇森源合作社没有合作种植香菇，王贵强收取原告的5万元后，到菇森源合作社购买菌棒，独自经营香菇种植。王贵强认可自己是原告所支付的5万元款项实际使用人。原告多次向菇森源合作社、王贵强、花果寺合作社主张所诉请的款项，被告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拒付。 被告菇森源合作社未做答辩陈述，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王贵强、花果寺合作社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原告与菇森源合作社签订的香菇种植协议部分无效，因为双方约定合作按保底收益，违反公平原则，该协议部分无效；二、王贵强个人没有提供担保，其签字盖章行为是职务行为。三、王贵强收取原告的5万元资金已经转变为花果寺合作社股份，原告已经成为该合作社股东，应当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四、菌棒损失是由于高温等自然灾害原因造成的，属于不可抗力。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举证据如下： 一、原告身份证、被告菇森源合作社和花果寺合作社信息，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 二、《香菇种植协议》及收条，证明2017年1月21日，原告和菇森源合作社签订协议，协议明确约定了双方权利和义务；证明签订协议当日，原告按照三被告要求，向王贵强交付了5万元，被告花果寺合作社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三、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汪新丽和杨某（被告王贵强雇用工人）于2018年12月19日22时29分微信聊天记录两张，证明被告王贵强在庭前向法庭提供的“香菇种植协议”（2017年1月18日王贵强和菇森源合作社签订）是王贵强伪造，汪新丽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这份香菇种植协议没有加盖被告菇森源合作社和花果寺合作社的公章。 四、明光市2017年6、7、8三个月的气象记录以及2016年和2017年同期的气温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6、7、8月三个月气候正常，适合香菇种植，不存在不可抗力因素。 五、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案涉香菇场经营者、所有者、管理者都是被告王贵强一人。 六、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其在香菇场工作，带工者是杨某。 七、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其在香菇场帮忙干活。 被告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 二、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花果寺合作社提供担保属实，我在协议上盖章签字属于职务行为，我个人不是保证人。对收条真实性无异议，收取原告50,000元属实，我作为花果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收取原告50,000元购买菌棒的预付款只是代为保管。 三、对证据三真实性不予认可，杨某不是我雇佣的工人。这份“香菇种植协议”上有被告菇森源合作社和被告花果寺合作社的公章，我提供原件，请法庭审核。 四、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种植香菇，气温超过33度就会烧坏菌棒。从2017年7月11日开始气温最高34度，到7月27日气温最高达到39度，不适宜种植香菇。 五、对证据五证人证言不予认可，我只是花果寺合作社的法人，收取原告购买菌棒的预付款只是代为保管。杨某并不是我雇佣的工人，而是由黄义河等人安排进入香菇大棚工作，并且黄义河是花果寺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实际负责人之一，社员分工明确。 六、对证据六、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王贵强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举证据如下： 一、2017年6月1日签订的《扶贫资金股民担保协议》一份，证明黄义河、杨满龙、王贵强、杭世兵、王杰、王跃胜、王少军、陈素媛、周爱军、台运风等人均是花果寺合作社股东。 二、2017年6月1日《明光市花果寺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会议签到簿》一份，证明原告等全体股东到会商讨香菇种植前期和后期工作事宜、生产、经营资金支配、合同规定及会后注意事项。 三、《花果寺合作社章程》一份，证明王贵强为该社法定代表人；所有社员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地位平等，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四、《香菇种植协议》一份，证明王贵强与原告等人一样也是支付50,000元购买1万棒菌棒。 五、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告等十人已自愿加入花果寺香菇合作社，成为股东；杭世兵通过微信通知所有股民下午下班后到生态服务公司办公室开会议事；所有股东都共同参与合作社劳动，共同参加销售；高温过后，只剩下30000棒；黄义河等人已实际履行合作社股民义务。 六、余春梅、马小军的收条，证明香菇场制作菌棒163700棒。马小军收到汪新丽制作菌袋加工费17,922元（61800袋＊0.29元/袋），杂工费1,078元，合计19,000元；余春梅收到汪新丽制作菌袋加工费29,551元（101900袋＊0.29元/袋）。两人均已收到制作菌棒费用。 七、明光市2017年7月份天气详情一份，证明2017年7月22日至28日气温均超过37度，对香菇生产属于自然灾害。 八、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菇森源合作社、花果寺合作社共同生产菌棒16万棒，汪新丽提供技术、管理；黄义河、杨满龙、杭世兵共同参与种植、管理。 九、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原告在香菇种植期间已经履行了管理者的义务。 原告质证意见： 一、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扶贫资金股民担保协议》是由于王贵强香菇场生产资金周转困难，需要向白米山农场申请扶贫贷款10万元，按照相关政策的规定，申请扶贫贷款必须有五人以上出面担保，否则不予贷款。应王贵强的要求，黄义河等十人作为担保人，帮助王贵强贷款10万元。该协议上的十位担保人，没有人是花果寺合作社的社员。花果寺合作社只是进行了工商登记，没有进行任何经营行为。 二、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和证据一形成时间是同一天，黄义河等人是按照王贵强要求在该签到簿上签字。王贵强制做这份签到簿的主观动机不良，且黄义河等九人均不是花果寺专业合作社的股东。 三、对证据三真实性无异议，王贵强应当向法庭提供完整的章程。本案原告以及同时起诉的四名原告均不是花果寺合作社的社员，该合作社只是进行了工商登记，没有实际经营行为，王贵强不可能在合作社中履行职务行为。 四、对证据四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王贵强当庭提供的香菇种植协议和他庭前向法庭提供的香菇种植协议内容有所不同。庭前提交的协议无印章，当庭提交的协议又有印章，该份证据系伪造。通过杨某和汪新丽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被告王贵强向法庭所提交的香菇种植协议上的“汪新丽”字样不是汪新丽所书写。 五、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王贵强是香菇场的投资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不能证明原告是股东。微信内容大部分是王贵强自话自说，原告等五名起诉人均是白米山农场中层干部，正常上下班，不可能每天都到王贵强处工作。原告等五名起诉人以签订《香菇种植协议》的方式支付给王贵强相应的款项，不能等同于出资入股花果寺合作社，原告等五名起诉人也没有参与经营香菇场。 六、对证据六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确认收条是否是余春梅、马小军书写。因为王贵强雇佣大量工人在汪新丽的技术指导下制作菌棒，制作菌棒的款项不可能支付给余春梅、马小军两人。如果说余春梅、马小军是带工人，付款人也只能是王贵强，而不可能是汪新丽。王贵强持有这两份收条，说明王贵强是付款人，继而能够证实香菇场的投资者、兴办人及经营者是被告王贵强。 七、对证据七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气温正常，适宜香菇生长。 八、对证据八真实性部分予以认可，涉及到杭世兵及黄义河等内容虚假。杭世兵从来没有找过证人张某2盖香菇大棚，黄义河也不是证人所述的股东。证人张某2真实证言部分可以证实王贵强是香菇场的投资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汪新丽是被告王贵强聘用的技术员。 九、对证据九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王某与被告王贵强系近亲属，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带有倾向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本院认证意见： 一、对于原告提举的证据，被告王贵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证据六、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王贵强对证据二、证据四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证。王贵强对证据三、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因汪新丽没有到庭，对其与杨某的电话聊天内容，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故对证据三不予认定；对证据五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二、对于被告提举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证据七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原告对证据八真实性部分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对证据四、证据六、证据九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经当庭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于2017年1月21日签订《香菇种植协议》，该协议约定：黄义河支付5万元用于购买10000袋菌棒和菇森源合作社进行香菇种植合作；黄义河不参与经营，风险均由菇森源合作社承担，黄义河保底收益为每袋菌棒3元；菌棒制成后可以交由甲方托管或直管，费用为每袋一元；从2017年12月份开始，菇森源合作社按出菇比例返还黄义河投资款，直到此季香菇结束，一并还清黄义河5万元及保底收益。王贵强在《香菇种植协议》上签字，花果寺合作社在担保人处加盖印章。《香菇种植协议》签订后，王贵强于2017年1月21日出具收条，收取了黄义河50,000元。 王贵强收取黄义河等人资金后，由菇森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汪新丽出技术，双方合作生产了香菇菌棒16万棒，在香菇场进行香菇种植。香菇种植期间，王贵强与汪新丽发生矛盾，汪新丽离开香菇场不再进行技术指导。因缺少技术指导，加上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导致香菇种植亏损严重。香菇季结束后，黄义河向菇森源合作社、王贵强、花果寺合作社催要协议约定的款项未果，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是合作的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是否履行了协议？本案民间借贷的主体是谁？二、菇森源合作社与王贵强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三、黄义河是不是花果寺合作社股东？黄义河与花果寺合作社是不是合伙关系？四、王贵强与花果寺合作社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 一、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之间签订《香菇种植协议》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是种植回收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 （一）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之间自愿协商订立的《香菇种植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为有效。合同的性质判断不应仅根据合同名称，而应以合同的内容即合同的权利、义务条款作为依据判断真实的法律关系。《香菇种植协议》第一条第二款约定“如因市场及技术因素，造成香菇收益减少，甲方仍需确保乙方保底收益为3元/袋”，第三款约定“菌棒制成后可以交由甲方托管或直管，费用为每袋一元”，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了“乙方以购买X万袋菌棒与甲方进行香菇种植合作，双方签订协议后付清菌棒费5元/袋，合计人民币X元”。结合协议条款、收条金额、当事人当庭陈述，能够确定双方明确了原告为香菇合作投入金额50,000元，采用托管方式，不参与经营管理，结束后无论盈亏均获取保底收益20,000元。第五条合作模式约定“从2017年农历十二月开始，甲方按出菇比例返还乙方本金，直至此季香菇结束，一并结清乙方本金及保底收益”，明确了还款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是合伙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是一方出借资金，按照约定收取固定利息，不承担借款方经营的任何风险。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之间虽然签订了《香菇种植协议》，但是协议约定黄义河不承担任何风险，只享有固定收益，即期限届满后获取纯利20,000元。故本案《香菇种植协议》名为种植合作协议，实质上是民间借贷。本案不符合合作种植、回收合同的法律特征，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双方之间构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二）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是否履行了协议？合同签订后，黄义河没有履行出借义务，协议并没有履行。黄义河和王贵强均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交付行为得到菇森源合作社的授权，故王贵强收取黄义河50,000元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行为，不能引起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三）本案民间借贷的主体是谁？本案民间借贷实际履行主体是黄义河与王贵强。菇森源合作社与黄义河在借款发生前并不认识，都是王贵强与黄义河等人协商借款事宜，黄义河与王贵强虽然没有签订借款合同，但是黄义河实际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王贵强实际收取了借款，使用了借款。 二、菇森源合作社与王贵强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 菇森源合作社与黄义河等人签订《香菇种植协议》后，王贵强收取借款，并管理、使用资金，由菇森源合作社提供技术，制作了菌棒16万棒进行香菇种植。故菇森源合作社与王贵强应当是合作关系。 三、黄义河是不是花果寺合作社股东？黄义河与花果寺合作社是不是合伙关系？ 黄义河不是花果寺合作社股东，与花果寺合作社不是合伙关系。2017年6月1日，原告等人和王贵强在《明光市花果寺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会议签到簿》签字参加会议，会议议题为“香菇种植前期和后期工作情况（生产、经营等），资金支配情况、合同规范及今后注意事项”。该会议名为花果寺合作社会议，但实际该会议开始前原告不是花果寺合作社社员，会议结束后原告也并没有参加花果寺合作社成为股东。该会议只是“合伙意向会议”，并没有真正形成决议，没有履行入社程序，没有形成合伙关系。分析如下：（一）该会议只有签到簿，没有会议具体内容的书面记录，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会议具体内容，且没有形成书面合伙协议。（二）按照合伙的特征，合伙基本事项应当包括合伙成员资格及入伙、退伙；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合伙投入资金总额；合伙人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出资比例及所占份额；财务管理和盈余分配、亏损处理；解散事由和清算办法等。该次会议并没有涉及合伙基本事项的约定、决议内容。（三）会议议题是香菇场的情况，并不是花果寺合作社的经营情况。（四）如果是入伙，入伙的基础是要清算账目，明确各自出资额、出资比例及所占份额。本次会议之前香菇场的账目以及资金使用都是由王贵强管理、使用，在会议之后，王贵强并没有移交账目，会议参加人也没有清算账目。（五）花果寺合作社设立后没有任何经营行为。 四、香菇场与花果寺合作社是什么法律性质的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条：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第三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第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从花果寺合作社《章程》及“设立大会纪要”记载，花果寺合作社设立于2016年12月12日，成员有六人，分别是理事长王贵强，理事杨满农、杭世兵，监事王其虎、顾开兵、张勇，出资总额35万元，财务负责人为杭世兵。花果寺合作社设立后登记成员没有实际出资，合作社没有设立账户以及会计账，没有固定资产，没有经营行为，没有债务承担能力。花果寺合作社只是一个空壳，王贵强是名义上的理事长。没有证据证明花果寺合作社有设立香菇场的行为，花果寺合作社账户没有投资香菇场资金收支情形，香菇场的账目和资金由王贵强个人保管使用，故本院认为香菇场不是花果寺合作社设立经营的，香菇场和花果寺合作社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综上所述，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之间签订的《香菇种植协议》，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合同签订后，因黄义河没有履行借款交付义务，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故对黄义河要求菇森源合作社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黄义河与王贵强虽然没有签订借款协议，但是借款由王贵强实际收取并管理、使用、支配，民间借贷关系的实际履行主体是黄义河与王贵强，黄义河履行了交付义务，王贵强应当承担返还义务，故对黄义河要求王贵强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黄义河与王贵强的借款行为没有约定保底收益，故对黄义河要求王贵强支付保底收益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黄义河与菇森源合作社虽然签订《香菇种植协议》，但是并没有履行合同，保证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因主合同没有履行，从合同不用履行，故对黄义河要求花果寺合作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菇森源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主动放弃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可以依法缺席判决。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贵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黄义河借款50,000元； 二、驳回原告黄义河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原告黄义河负担675元，被告王贵强负担1,125元；公告费623元，由原告黄义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祁 兵 人民陪审员  台运理 人民陪审员  温福启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任秀娣 本案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二条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 本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