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05民初4355号 原告：曲志坚，男，1956年1月26日生，汉族，户籍地：淄博市临淄区，现住淄博市临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淄博市临淄区桓公路17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163049861D。 法定代表人：李玉顺，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颖，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沛鸿，山东德衡（淄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曲志坚诉被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9月3日、11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曲志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培虎、被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褚文颖、魏沛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曲志坚的诉讼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事实与理由：2002年11月起，齐鲁石油化工工程公司（被告改制前的名称）实施改制分流，由全体在职员工认缴公司全部股份，总股本3000万元。由于《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公司指派38位自然人股东代持其他员工的股份。其中，原告工龄折算99840股，每股1元，由郭章顺代持。2005年、2006年，公司实行每10股送6股和每10股送5股的政策。2006年后，曲志坚的股份为239616股。按照公司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2006年起每年每股应分红0.2元或0.25元，直到2016年2月由公司股权办公室回购。2007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会议成立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代表其他全体股东受让由于员工退休或离职退回的股权。《公司章程》和《股权管理办法》未明确股权管理办公室与公司股东的权益对应关系，也未明确股东退出时的补偿办法。截止2016年2月，公司沉淀股已达2449万股。2016年2月1日，原告与公司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以每股4.77元的价格转让全部239616.00份股份给该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原告认为，被告采取回购股权的方式形成沉淀股权，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损害了原告等退休股东的合法权益。原、被告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违反了《公司法》第142条的规定，该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该协议书无效。 被告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辩称：1、原告主张股权受让协议无效，无法律依据。同时，原告本案的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与原告诉被告前一案件（2019）鲁0305民初2904号的诉讼请求相互矛盾。2、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双方对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原告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围绕其诉求和主张，分别进行了举证。其中，原告在2019年9月3日庭审中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委托代理协议》、《股权受让协议书》，证明原告与郭章顺于2005年签订了代理协议，成为公司股东。2016年原告与被告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签订了股权受让协议，被告回购了原告全部股份。 第二组证据：2010年-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稿）》、《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方案》、《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2014年度公司股东会审议议题表决票》、三维工程-第三季度报告、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书，证明2016年原、被告协议回购股权时，公司总股本为6000万股，沉淀股数已达2449万股，超过股份总额的40%，违反了公司法关于回购股权比例和年限的相关强制性规定；同时，由于被告低评资产，且未分配沉淀股权益，原告不同意历年年报和利润分配方案。 第三组证据：股权处置方案、增资扩股方案、公司章程（2018年），证实原告退休后，被告以先注销沉淀股进行减资，再增资扩股的方式处分了全部沉淀股，侵犯了原告对沉淀股的权益。 原告在2019年11月4日庭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告2006年-2012年的审计报告、2013年-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山东省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齐鲁石化工程公司现有房地产、被告不动产价值统计对比表，证实被告为了减少给退休职工的分红，故意做低2006年-2016年审计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中的固定资产净利润。 第二组证据：被告2017年3月28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被告2017年3月29日登记申请书、2017年7月28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公司登记申请书，证实被告直接处分沉淀股权益，未能通过股东会决议，进而先采取先注销沉淀股进行减资，再由在职股东认购新股进行增资的方式私分沉淀股权益。 第三组证据：齐鲁石化工程公司2017年2月9日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公司登记申请书、刘士河股权转让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证实被告原法定代表人刘士河2017年2月9日比退休年龄延迟五年退休、退股，目的是取得沉淀股权益。 此外，原告还申请证人张某1、张某2出庭作证，两证人证实，其均为被告公司退休职工。其退休时为了沉淀股的事情找过 当时公司董事长刘士河，刘士河当时说公司会考虑的，只是多少的问题。2017年公司处置沉淀股时没有分给两证人。 被告对原告2019年9月3日庭审中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股权受让协议书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亦无异议，但该组证据更能证明被告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予以运行。同时，被告一直在解决沉淀股的问题，但因须经公司股东会绝大多数的表决通过而一直未形成绝大多数决议故一直未予解决。三维工程-第三季度报告没有原告主张的评估机构评估被告公司每股资产价值为15元每股的证据。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书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对第三组中股权处置方案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如为真实，则更说明被告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定沉淀股的事由，按照公司法对于减资的程序予以减资。对于增资扩股方案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增资扩股方案明确规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并且经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证明被告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公司自治和合法合规管理。对于公司章程（2018年）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说明被告没有侵害原告的权益。 被告对原告2019年11月4日开庭时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于第一组证据有异议，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合同无效。对于山东省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齐鲁石化工程公司现有房地产、被告不动产价值统计对比表真实性认不予质证。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说明该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第43条的规定。被告将沉淀股予以减资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原、被告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的合法有效。对于第三组证据，刘士河的身份证复印件，真实性不能进行质证，对于刘士河与郝明晓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股权转让系以1：1的价格进行，不存在原告称原法定代表人享有沉淀股权益的情形。证人张某1、张某2没有证明合同无效，且该两名证人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被告在2019年9月3日庭审中提供了下列证据：1、《股权受 让协议书》，与原告所提供的第二份证据内容一致。2、为股权受让明细表、股份回购明细表和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以上证据证明内容为双方所签订的股权售让协议书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公司法52条的其他情形，且已履行完毕至今三年半时间，故不应被确认为无效。被告在同年11月4日庭审中未提供证据。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在双方所举上述证据中，本院认为，原告所举三维工程-第三季度报告、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书、山东省办公楼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齐鲁石化工程公司现有房地产、被告不动产价值统计对比表，或为复印件，或无出具单位公章，或为原告单方制作。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采信；原告所举刘士河股权转让合同及身份证复印件，该证据显示，刘士河将其908.82万元的股权以同样价格转让给郝明晓，并不能证实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予采信；证人张某1、张某2的证言，缺乏刘士河的证言予以印证，真实性亦无法确认，不予采信。双方所举其他证据均客观、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证据和当事人的法庭陈述，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外，对下列事实亦予以确认：2017年，被告先后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此后，被告又进行了增资扩股。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于2016年2月1日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是否有效，应取决于以下各要件：1、签订该协议书的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是否真实；3、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如果同时符合上述要件，则该协议书有效；否则，该协议书无效。就本案而言，签订《股权受让协议书》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没有证据显示一方当事人在签订该协议书时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因此，应当认定，该协议书的签署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协议书符合以上第1、2两个条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对此并无异议。 在本案中，原、被告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该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符合上述第3个条件，即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原告认为，该协议书违反了《公司法》第142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且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该协议书无效。被告则认为，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可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告对原告持有的股份进行回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该协议书有效。 本院认为，应当结合《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有关条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作出准确的理解，尤其是对该条款究竟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正确的判断。《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之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型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根据《合同法》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规定，从性质上来说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理由如下： 首先，按照《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离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该条文中并未规定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则无效。不仅如此，该条款还允许公司在特殊情形下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其次，按照《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无效合同应当以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在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同时，也可以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存在。 再次，按照被告2007年6月8日经该公司第二届股东会第一次会议修订后通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因退休、死亡、失去民事行为能力、辞职、开除等各种原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其股份必须退出。其持有的股份或内部转让，或由公司股权管理办公室代为受让。因此，被告在原告曲志坚退休之际受让 其持有的股份进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最后，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的法庭陈述，被告在收购本公司部分职工的股份后，已经进行了股本注销（注销的股本即原告所称的沉淀股）和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登记。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对本公司股份的收购（包括对原告此前所持有股份的收购）与《公司法》第142条第一款之规定并不冲突，也不违反该条款的规定。至于被告在收购本公司股份后，是否存在未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办理减资登记、是否超过比例收购本公司股份的行为，应当由行政管理机关按照行政法规进行处理，但即便存在上述行为，亦不能成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违反法律规定并导致该协议书无效的理由。 综上，本案原、被告在签署《股权受让协议书》时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该协议书的签订也是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上述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因此，依法应当认定，原、被告所签订的《股权受让协议书》有效。原告主张该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曲志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曲志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张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代理书记员  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