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82民初2537号原告：徐纪林，男，汉族，1949年4月13日出生，住江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啸宇，江苏春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134758829W，住所地靖江市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二圩港。法定代表人：任元林，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该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江苏杨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320281772480980K，住所地靖江市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二圩港。法定代表人：张宏飞，工会主席。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江苏杨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纪林与被告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船厂）、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扬子江船厂工会）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本院2019年4月1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纪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啸宇，被告扬子江船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庆、周冰，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立即支付分红款877496.66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扬子江船厂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负担。原告系扬子江船厂退休员工，持有被告扬子江船厂股份20800股，由扬子江船厂工会代持。2006年因扬子江船厂拟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按照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要求需优化股权结构，原告将上述股权委托扬子江船厂工会代持并进行资本运作，由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独资控股扬子江船厂。2006年3月15日，扬子江船厂工会出具书面承诺原告为上述股权的最终持有人之一，继续享有该股份的权益。该股份在上市前后将根据公司需要和交易所规定统一由公司委托境外机构运作，该股份的全部收益归原告个人所有。后因原告同事黄志高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起诉两被告[案号：（2017）苏02民初74号]，才得知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均有投资分红，但原告并未收到这些分红款项，仅收到两被告以10%或者20%的比例支付的分红。原告已于2013年2月申请退股，被告以1：25的比例清退，现要求按实际分红额扣除已支付的部分偿还原告，两被告的行为系侵害原告作为股东的分红权，请求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两被告辩称，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其不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原告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退休员工，其原持有的股份是内部职工持股，该股是由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下属的职工持股会统一管理，原告也是该持股会的会员。2006年4月，工会将持有的职工股权全部转让后，就不再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对扬子江船厂也不再享有分红权，因此，2007年后，工会并未从扬子江船厂取得分红款，从扬子江船厂享有分红款的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与原告无关；2006年股权转让后，扬子江船厂工会确定支付了原告一些款项，但这些并非分红款，而是股权转让款出借或投资后的收益。且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原告提供了从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初74号（以下简称74号案件）案卷中调取的材料：1、74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在退股之前应予分红的总额。2、制作的历年分红表格，载明扬子江船厂从2007年到2016年每年的所有者权益表，用以证明原告实际应分红的金额。3、2007年7月2日境外转股收汇第一次分配清册，证明原告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持股20800股，应当分红160160元。4、2016年2月24日陆瑞云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陆瑞云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于2016年2月24日办理了退股手续，付款人为扬子江船厂工会，付款金额1859000元，汇款附言载明老办法退股，原告与陆瑞云的情况相似。5、2002年9月15日扬子江船厂公司章程，证明原告作为持股股东享有利润分配权及诉权。6、2005年10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扬子江船厂红筹上市的主要步骤及红筹架构图，证明根据这些规定处理从而实现扬子江船厂原全部股东通过BVI公司取得分红权益。7、2006年4月2日《江苏扬子江船厂工会委员会会议决议》、4月25日扬子江船厂《关于变更设立独资企业的请示》、2006年5月19日江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同意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权及变更为独资企业的批复》，证明扬子江船厂为实现境外融资目的，决定采用红筹模式到新加坡上市，并得到主管部门批准。8、2008年3月扬子江船厂《扬船人的歌1997－2007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10年发展史》，证明被告为实现扬子江船厂的海外红筹上市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动员工作。9、2006年4月24日SPV成立资料、4月25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领事部《认证书》、2007年4月9日招股说明书，证明扬子江船厂高管设立海外SPV公司（新加坡扬子江船业），搭建起红筹架构，以便SPV公司上市，扬子江船厂原股东能继续通过发起人公司间接控制扬子江船厂并利润分红，实现红筹上市第一步。10、2006年3月15日工会给黄志高、严光仁的承诺函、2006年4月3日工会与SPV的股权转让协议，任元林、项建军、王东等人及统宝（香港）船务有限公司与SPV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股权转让协议、扬子江船厂董事会决议，2006年12月4日《关于2007年公司机构编制和经营层的分工》，证明扬子江船厂通过资产重组计划，将全部资产装入SPV用以上市，完成红筹上市第二步，扬子江船厂全体股东的股份均转让到SPV名下，借助SPV完成反向并购，同时通过工会SPV承诺重组后，原股东们继续享有权益，被告对只在名义上转让股权，收益权并不转让均知情，并承诺在SPV上市后分配收益。11、2007年4月18日SPV绿鞋条款行权书、2007年投资分配案、2013年12月9日《新加坡对超额配售权设置和行使的要求及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售股时的超额配售权设置和行使情况、投资分配方案（附表二），证明与原告同样作为扬子江船厂隐名股东的黄志高获得绿鞋行使收益259万元。12、2007年《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金额发放表总表》、黄志高的定期存款存单、严光仁的储蓄存单，证明SPV上市后，与原告同样作为隐名股东的黄志高、严光仁获得分红款的事实，原告也均收到该分红款。13、2010年3月20日被告扬子江船厂出具给黄志高的对账单及陆瑞云的银行流水，因原告与陆瑞云的情况相似，证明SPV上市后扬子江船厂依旧在对原告进行分红。14、2007年5月3日扬子江船厂《关于内部股权转让和增持激励办法》、2010年4月2日《关于下发〈江苏扬子集团公司内部股权管理办法的通知〉》、2010年5月17日《关于内部股权管理办法实施的补充通知》、2010年4月3日《关于内部股权管理办法实施的通知》、2010年6月5日工会通知，证明扬子江船厂自2007年红筹上市后，历年所发文件中均明确认可有内部原始股权益。15、2007年度至2015年度扬子江船厂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证明原告在退股前扬子江船厂的分红情况。16、2006年3月1日任锦华与工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收购股份清单、2007年6月22日情况汇报、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2007年7月9日关于境内居民任元林等7人资本变动外汇收入结汇的申请报告、2007年7月9日委托书、7月10日支付指令、2013年8月29日黄志高与王文珍的通话记录，证明工会与SPV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实现返程投资而做的形式上的股权转让，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职工股通过任元林等七名自然人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所有职工股份分别挂在任元林等七个自然人名下，以实现SPV上市后所有职工股都能享受分红权益，并且在2007年4月上市后被告制作了全体职工股名册申请第一次转股收汇。17、2006年3月15日扬子江船厂工会出具给原告及徐纪林的承诺函，证明原告在股权转让后仍作为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最终持股人之一，继续享有该股份的权益，该股份的全部净收益归原告个人所有。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即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对证据2、3、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这些证据均是黄志高在74号案件中提供的，并没有得到被告的认可以及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采信，且被告扬子江船厂的所有者权益属于其股东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不属于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或者本案的原告。证据3中的多个自然人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所签，是仅供结汇需要办理的，与原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即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及所应分得的利益。证据4即使扬子江船厂工会向陆瑞云支付了款项也不能证明原告即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该款并非分红款。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原告并不是被告扬子江船厂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证据6中对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红筹上市结构图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是74号案件中黄志高提供的说明，并未作为证据提供。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工会的决议进一步证明2006年4月扬子江船厂工会同意将其持有的扬子江船厂股权全部转让给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即股权转让后工会不再是扬子江船厂股东，证据7中的其他两份证据只能证明政府同意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扬子江船厂股权，不能证明原告即是扬子江船厂股东。证据8只是扬子江船厂的宣传品，不是法律文书，宣传的内容也不能证明原告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或扬子江船厂股东，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反映原告对BVI并没有出资，不是BVI公司股东，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0中承诺函及证据17承诺函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承诺函是无效承诺，原告在承诺函出具前出具了委托书，委托扬子江船厂工会将自己持有的扬子江船厂股权转让给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即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告就不再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也不是工会的持股会会员，更不可能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或享有所谓的最终股权收益。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权益只能是其股东享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已经认定，原告的同事黄志高不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所以不可能享有股份权益，工会将股权转让给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后，是无权代表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来决定扬子江船厂的收益权的，更无权将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收益权处分给根本不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东的原告。原告在收到承诺函之前就已经将扬子江船厂的股权委托工会进行转让处置，并且还委托工会将受让的转让款出借给扬子江船厂使用，故原告完全清楚在自己的股权转让后，其唯一的权利就是收取转让款以及转让款产生的收益，而不可能再是股份收益，更不可能享有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收益，原告清楚工会的承诺函是无效承诺。由于出具这份承诺函时，股权转让协议还没有签订，股权更没有办理相关过户手续，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也没有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在此前提下，工会错误理解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最终的股权结构，就无权承诺的事项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持股会成员作出承诺，即使该承诺函在出具时是效力待定的，但在工会和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后，该承诺函就是无效的。对证据10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原告是否享有扬子江船厂的股东权益的争议无关，股权转让协议是在2006年4月3日才签订，晚于承诺函出具的时间，工会将全部扬子江船厂股权全部转让给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并明确股权转让后工会不再拥有对扬子江船厂的任何出资，股权转让完成后，工会不再享有对扬子江船厂的任何权利。股权转让是按照双方约定支付对价的。证据11中对投资分配案（附表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与超额配售权并没有关系，也不享有绿鞋权益。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13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原告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所谓的分红款仅是职工的一种福利形式，发放的标准也是以老持股会会员所有的股份作参考，但前提是职工身份，如果中途离职等原因则福利取消，其他员工在退股后就没有从工会拿到过这笔款项。证据14中《关于内部股权转让和增持激励办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实际并未实施，所提及的内部股就是股权转让前的职工股，法律意义上职工已不再持有扬子江船厂职工股，但为了公司可持续发展，共享公司的发展成果，企业的相关福利以原职工股股份数、工作岗位、贡献程度及服务年限等因素综合考虑后作为标尺。其他证据黄志高在74号案件中并未提供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6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这些证据相反证明工会将代持的股权已全部转让，这些材料仅是为结汇需要，与原告的主张没有关联，不能证明原告即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对录音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在74号案件中也并未提供过该证据。另外，两被告认为原告并不是74号案件的当事人，无权调取相关证据，证据来源是不合法的，请求法院予以排除；74号案件与本案的情况也不一样，黄志高请求起诉确认股东资格身份的案件，在（2011）苏商外字第001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已经明确驳回了黄志高的诉讼请求。在74号案件中，因为考虑到黄志高确实没有收到相关工会的权益退股款，所以与黄志高达成了调解，以25元/股，扣除相关费用后支付了款项。而本案中的原告已经以25元/股收取了退股款，故不存在再要求付款的理由。且原告提供的证据在74号案件中并未经过认证，并不都是真实的，有些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请求法庭在对证据的采纳方面予以慎重。被告提供以下证据材料：1、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澄商初字第002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载明被告扬子江船厂是由江阴市交通局、江阴船厂工会及27个自然人股东在1999年12月22日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证明原告并非公司股东，仅是职工持股会会员。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苏商外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自2006年5月19日起已不是被告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主体是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而不是被告扬子江船厂。3、严光仁、徐纪林的职工持股会持股证以及退股申请，证明原告是工会下属职工持股会的会员、其早已退股。4、扬子江船厂工会主席王文珍出具的承诺函及扬子江船厂与工会签订的借款协议，证明扬子江船厂工会将股权转让款出借给扬子江船厂的情况。5、持股会章程，证明原告是持股会会员，应遵守持股会章程。6、扬子江船厂2006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31日股东分红的辅助明细账及相应的汇款申请书、电汇凭证、回单等，证明扬子江船厂仅分红给其股东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与扬子江船厂工会及原告无关。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是案外人与本案被告的争议，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使工商登记中原告不是股东，但在公司内部纠纷中原告是实际股东，工会仅仅是股权代持平台。证据2的判决结果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该判决中审查的是黄志高是否是新加坡公司的股东，而本案审查的是原告是否持有扬子江船厂的股份，且工会对黄志高的承诺函，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持股职工均收到同样的承诺函。对证据3，原告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不能以此推定原告不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对证据4、5，原告不认可，且认为该借款协议载明的是无息借款，与被告扬子江船厂所述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是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相矛盾。对证据6，原告认为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被告扬子江船厂提供的境外汇款申请书、境内汇款申请书仅能证明被告扬子江船厂曾申请汇款，并不能证明实际汇款的情况，且有些支付凭证上并未载明是分红款，只能证明被告扬子江船厂与境外母公司有资金往来，不能证明是支付的分红款，且从被告扬子江船厂提供的证据看，2011年、2013年也有分红，与所有者权益表相矛盾。针对被告扬子江船厂提供的分红辅助明细表及相关付款凭证，原告认为扬子江船厂在2011年、2013年亦有分红，遂要求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扬子江船厂工会另支付2011年、2013年的分红款，同时要求对被告扬子江船厂2007年至2015年期间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经审理查明，被告扬子江船厂成立于1999年12月22日，注册资本及股东曾多次变更。2002年9月，扬子江船厂的章程载明，公司股东为扬子江船厂工会、江阴华润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及40名自然人（不包括本案原告）。职工持股会代表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作为一个股东，行使权利并以全部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通过职工持股会按持股额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2006年3月15日，扬子江船厂工会出具承诺函给持股职工（含本案原告），载明：按照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要求，你在扬子江船厂的股份已委托本工会转让给新加坡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由其独资控股扬子江船厂，同时你作为新加坡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最终持股人之一，继续享有该股份的权益。该股份在上市前后将根据公司需要和交易所规定统一由公司委托境外机构运作，该股份的全部净收益归你个人所有。2006年4月2日，扬子江船厂工会召开了工会委员会议，形成了会议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暨会评报字（2006）第25号对扬子江船厂所作的资产评估报告，2、同意公司股权重组，采取红筹模式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方案，3、同意工会放弃其所享有的优先购买权，4、同意工会将其所持有扬子江船厂44.6%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新加坡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5、同意工会按暨会评报字（2006）第25号对扬子江船厂所评估的净资产为准，转让股份对价。2006年4月，扬子江船厂工会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扬子江船厂44.6%的股权以15271435.48美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了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同日，扬子江船厂其他股东分别将各自享有的扬子江船厂股权转让给了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2006年5月19日，江阴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批复同意扬子江船厂股东转让股权及变更为独资企业的事宜，扬子江船厂成为由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独资控股的外商独资企业。自2007年起，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从扬子江船厂获取分红。2010年5月17日，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内部股权管理办法实施的补充通知》，载明在册各级人员、协力工负责人及退休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可以经申请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权益，提前兑现未来的权利和收益。每人每年可申请回购退出的数量为2009年底登记的持股权益数量的10%或1万股上限，两者取高者，回购退出价格为25元/股（含税）。持股人员需向集团董事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2010年在6月份集中办理，以后年度统一在每年1月份办理。上述内部原始股权益以现金形式回购退出后将不参加当年内部原始股权益分红。原告徐纪林原系扬子江船厂职工，原持有被告扬子江船厂股份20800股，由扬子江船厂工会职工持股会代持，系职工持股会会员。2006年扬子江船厂工会将股权转让后，扬子江船厂工会每年仍按一定比例支付原告款项，直至2013年2月，原告以每股25元的价格收回了全部股本金。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外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查明：“2006年9月10日，扬子江船厂、扬子江船厂工会、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约定扬子江船厂工会将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271435.48美元借给扬子江船厂使用。”本院认为，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自益权的一种，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是股东通过诉讼保障自己的公司盈余分配权提供救济途径。此种诉讼的原告为权利受到侵害的股东，被告为公司。而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本案原告以其系扬子江船厂股东、两被告侵害其分红权为由主张权利，其请求权基础是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故本案案由应为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我国法律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因此，要看原告能否主张分红权，该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认定：一、从扬子江船厂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原告从未是扬子江船厂的登记股东，2006年前其持有的扬子江船厂的股份是由扬子江船厂工会职工持股会代持的，根据持股会的章程，持有内部职工股的职工通过职工持股会按持股额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原告即使要主张分红，也应当是通过职工持股会主张。二、2006年4月3日，扬子江船厂工会与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扬子江船厂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后，扬子江船厂工会代持的原告的股份也一并转让，扬子江船厂工会自此不再是扬子江船厂的股东，对扬子江船厂不再享有分红权，原告自扬子江船厂工会股权转让后也不再享有通过职工持股会向扬子江船厂主张分红的权利，原告主张股权转让后仍由扬子江船厂工会代持股权也没有相关依据。三、原告依据扬子江船厂工会于2006年3月15日出具的承诺函，主张其在股权转让后，仍继续享有该股份的权益。该承诺函的内容是可作为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最终持股人，假如该承诺函成立，那么原告也只能向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主张因持股而产生的权益，现原告据此向扬子江船厂主张分红权，显然不能成立。且承诺函是在股权转让前由扬子江船厂工会出具的，并未得到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的认可，对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虽然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系扬子江船厂的唯一股东，原告也不能因此而取得对扬子江船厂的分红权。四、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实际取得了扬子江船厂分配的2007年至2015年的利润，而扬子江船厂工会在此期间并未获得利润分配，并未占有原告的分红款而侵害原告的权益。五、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自2006年4月股权转让后，系扬子江船厂的唯一股东，依法享有对扬子江船厂的分红权，其取得扬子江船厂2007年后的分红并未侵害到原告的权益。扬子江船厂将2007年后的分红款支付给唯一股东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更未侵害到原告的权益。六、原告从2006年股权转让后取得的款项，两被告所述系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及该款出借或投资后的收益，这与（2011）苏商外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扬子江船厂工会将股权转让款借给扬子江船厂使用的事实相吻合，故原告收取款项不能证明其即对扬子江船厂享有股东分红权。综上，原告要求扬子江船厂工会支付分红款并要求扬子江船厂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对扬子江船厂在2007年至2015年间的财务状况及利润数额进行审计，因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无涉，故本院亦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纪林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2575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2575元。审 判 长  徐亚华人民陪审员  徐伯先人民陪审员  徐宏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朱盈譞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