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民终5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宝玉，男，195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云，女，1956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临沂市兰山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公涛，山东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临沂宗源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后相庄村。 法定代表人：张树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磊，山东宇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宝玉、刘玉云因与被上诉人临沂宗源工艺品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392民初6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宝玉、刘玉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撤销《补偿协议书》。事实和理由：《补偿协议书》是被上诉人刻意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实、采取欺诈手段使二上诉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签定的。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在被上诉人刻意隐瞒上诉人之子刘殿明生前与被上诉人仍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以双方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的虚假事实为前提，显然属于隐瞒事实真相。2、被上诉人还以不接受该协议将会被另外两名伤者追偿相威胁、胁迫，使上诉人产生恐惧和害怕的心理，在被上诉人的欺诈、威胁下，使上诉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补偿协议书》。而事实上上诉人之子刘殿明虽然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但其死亡后，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死者父母继承了刘殿明遗产的情况下，另外两名伤者也无权向上诉人追偿。《补偿协议书》中涉及被上诉人支出的因刘殿明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沈杨桂、徐桂英受伤产生的医疗费及其他费用，事实上也无需作为死者父母的二上诉人负担。显然《补偿协议书》以此作为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也无法成立。不仅如此，被上诉人还在协议中编造“目前两位伤者正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治疗”这一不实之词，而事实上，二位伤者中，徐桂英在2015年6月26日对二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中要求的各项损失不过30609.01元，沈杨桂在2015年6月26日对二上诉人的民事起诉状中要求的各项损失不过6734.39元，总计不过37443.4元。这一点反而恰恰证实了被上诉人虚构了上诉人不签订《补偿协议书》的风险，使二上诉人产生恐惧和害怕心理，成为被上诉人欺诈上诉人的铁证。三、上诉人之子刘殿明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前的当晚是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树宗及其妻子一起吃饭喝酒，事故中的伤者沈杨桂、徐桂英当时也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在驾车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上诉人之子刘殿明当场死亡。这一点在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1392民初962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中已经查明。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树宗及其妻子、以及事故中的乘车者沈杨桂、徐桂英，作为同座饮酒者，明知刘殿明处于酒后状态，没有劝阻刘殿明驾驶车辆，也应当对刘殿明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中被上诉人方刻意隐瞒上诉人之子刘殿明发生单方事故前的当晚是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树宗及其妻子一起吃饭喝酒，然后在驾车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上诉人之子刘殿明当场死亡这一前提事实。因此使上诉人在被蒙蔽事实的情况下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被上诉人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成为其欺诈上诉人的铁证。二、《补偿协议书》内容严重显失公平。不仅否认被上诉人应承担的上述赔偿义务，而且还使用伪善的嘴脸，称自己无任何责任的情况下，“乙方单位领导考虑到甲方的生活状况及家庭情况，就刘殿明死亡之事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的生活补偿费三万元”，完全是一副无需赔偿而是作为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姿态。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23条、第45条、参照《关于调整国有企业因工与非因工死亡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鲁劳发[1993]343号）]、《关于调整企业职工丧葬费补助标准的通知》（鲁劳社[2003]53号）、《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鲁人社办法[2012]74号）之规定，二上诉人因儿子刘殿明死亡应享受的非因工死亡待遇金额共计249620元。即便不计算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张树宗及其妻子、以及事故中的乘车者沈杨桂、徐桂英作为同座饮酒者，明知刘殿明处于酒后状态，没有劝阻刘殿明驾驶车辆，也应当对刘殿明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个数额也与《补偿协议书》的约定的一次性生活补偿费三万元相比显然相差近十倍，严重显失公平。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下达的临经开劳人仲裁[2017]第37号裁决书驳回上诉人落实非因工死亡待遇的仲裁请求，是以《补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表示为由作出的裁决。（2017）鲁1392民初962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鲁12民终40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人落实非因工死亡待遇的诉讼请求，也都是以《补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作出的判决。这些法律文书只是基于上诉人要求落实非因工死亡待遇的仲裁请求，在上诉人没有举证和提出解除、撤销该《补偿协议书》的情况下，基于片面证据和片面认识而作出的超越案件诉讼请求的片面认识，只是法律适用问题而非事实认定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补偿协议书》。 临沂宗源工艺品有限公司答辩：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人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 刘宝玉、刘玉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补偿协议；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3月份，二原告之子刘殿明到被告处从事驾驶员工作，月薪3000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4年9月15日晚22时许，刘殿明驾驶自己所有的大众轿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刘殿明死亡以及乘车人徐桂英、沈杨佳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三大队现场勘察认定，刘殿明负事故全部责任。2014年9月25日，原、被告签订补偿协议书一份，确认由于原告生活条件所限，被告自愿承担事故中受伤人员的医疗费等损失，一次性支付二原告生活补偿费3万元。协议由临沂河东开泰法律服务所见证。同日，被告支付给二原告现金3万元。2014年11月17日，二原告向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刘殿明与被告宗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开发区仲裁委做出裁决，确认刘殿明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刘殿明与被告劳动关系已于2014年9月15日解除，该案经一审、二审、再审判决，确认刘殿明生前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2016年7月8日，二原告向开发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被告落实刘殿明非因工死亡待遇221838.3元，开发区仲裁委做出临经开劳人仲裁字（2017）第37号仲裁裁决书，驳回二原告的仲裁请求。二原告不服裁决诉至法院，经（2017）鲁1392民初962号、（2018）鲁13民终409号民事判决，确认补偿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应认定为二原告主张的非因工死亡待遇的落实，驳回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后二原告以补偿协议书受欺诈、胁迫而签订，要求撤销补偿协议书，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2017）鲁1392民初962号、（2018）鲁13民终409号生效判决，能够认定《补偿协议书》中涉及被告支出的费用包括二原告的生活补偿费及因刘殿明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沈杨桂、徐桂英受伤产生的医疗及其他费用，且乘车人不再向二原告主张权利，上述费用被告均已履行完毕，并经生效判决认定为对非因公死亡待遇的落实，故对二原告主张该协议显失公平，法院不予支持。该协议由临沂河东开泰法律服务所出具见证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履行完毕，二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是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故对二原告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宝玉、刘玉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二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外人徐桂英、沈杨桂分别对二上诉人提起交通事故诉讼，要求其承担因在交通事故中所受损失，在被上诉人向其支付了医疗费等损失后撤回交通事故纠纷一案的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上诉人刘宝玉、刘玉云与被上诉人达成的《补偿协议书》已由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由临沂河东开泰法律服务所见证下，二上诉人在自由状态下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且双方已按《补偿协议书》履行完毕。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其在受欺诈、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刘宝玉、刘玉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宝玉、刘玉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建伟 审判员  杨建义 审判员  崔岩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方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