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4民终458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孝魁，男，回族，1968年9月20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学军，河南向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爱莲，女，回族，1969年11月18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系上诉人吴孝魁之妻。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秀荣（系死者孟宪忠之配偶），女，汉族，1934年5月9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庆国（系死者孟宪忠之长子），男，汉族，1953年9月16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国胜（系死者孟宪忠之次子），男，汉族，1968年9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现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孟杰（系死者孟宪忠之长女），女，汉族，1955年2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玉花（系死者孟宪忠之次女），女，汉族，1963年4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孟庆丽（系死者孟宪忠之三女），女，汉族，1966年6月28日出生，住河南省杞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孟玉华（系死者孟宪忠之四女），女，汉族，1971年5月21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以上七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举功，河南梁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忠阳（曾用名吴忠良），男，回族，1955年10月15日出生，住河南省睢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罡，河南三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海林，男，汉族，1967年1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原审被告：杨卫东，男，1964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丰台区，现住河南省睢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林，男，汉族，1967年1月10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主东路274号。原审被告：商丘市地方铁路管理局，住所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神火大道169号交通局七楼。法定代表人：刘滨，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长伟，男，汉族，1972年2月29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系单位员工。上诉人吴孝魁，上诉人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被上诉人吴忠阳，原审被告张海林、杨卫东、商丘市地方铁路管理局之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吴孝魁和上诉人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吴孝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寇学军、张爱莲，上诉人魏秀荣等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举功，被上诉人吴忠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永罡，原审被告张海林及其作为杨卫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被告商丘市地方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长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吴孝魁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违反既判力的要求，与再审生效判决相互矛盾。二、本案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三、（一）张海林在本案一审的陈词已被再审生效判决否定，一审又采信该陈词明显不当；（二）孟宪忠在干案涉工程时资金短缺，负债累累，吴孝魁将房产证交付孟宪忠系为担保其干完防水工程得到工程款，签订此协议有孟宪忠、吴孝魁、曹彦民在场；（三）上诉人魏秀荣等称上诉人吴孝魁欠其工程款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判决让上诉人吴孝魁支付14万元工程款是错误的；（四）上诉人魏秀荣等不能证明上诉人吴孝魁欠其工程款，一审认定上诉人吴孝魁抵付房屋已不欠工程款毫无道理；（五）2002年11月8日《认证书》并没有显示吴忠良以房抵付后还欠付孟宪忠工程款，2002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无类似意思表示；（六）一审脱离事实，用文义解释等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魏秀荣等上诉称：一、上诉人的被继承人孟宪忠在接收吴孝魁和吴忠阳以房抵工程款的房屋之后，又多次要求与吴孝魁和吴忠阳结算并支付工程款至今未果，由此说明案涉的工程款至今没有结清。二、本案的有效证据能够证明，吴孝魁和吴忠阳共计支付工程款不足三分之二，下欠款项没有结清；（一）案涉工程价款具体数额是102.29万元是不容否认的；（二）吴孝魁和吴忠阳等共计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73万。三、吴忠阳应当与吴孝魁连带支付下欠的29.29万元的工程款。四、吴孝魁和吴忠阳在案涉工程上已经获得较多的利益。被上诉人吴忠阳答辩称：吴忠阳已经付清案涉工程款。原审被告张海林、杨卫东和商丘市地方铁路管理局均答辩称：同一审答辩意见。上诉人魏秀荣等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连带承担拖欠工程款599175元及利息约672000元（利息自2002年11月10日至2018年12月20日止，利率按同期贷款年平均利率7%计算，以后顺延至付清日）。本息合计约1271175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00年5月20日，原告的被继承人孟宪忠（已于2014年5月1日病故）代理的河南省睢县建筑集团城建公司一方，与被告张海林代理的商丘市地方铁路管理局一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商丘地铁局将位于商丘市睢阳区三明路4号的临街营业楼工程发包给睢县城建公司建筑。合同约定：“1、包工包料（不包括铝合金门窗、网架工程），总建筑面积2205㎡，每平方米造价435元，总造价暂定93.5万元。2、工程款支付：乙方完成主体工程付款35%后，下余部分竣工后按工程经甲方审核后一周内付清工程款。……等等”。睢县城建公司将该工程交由孟宪忠的施工队施工，孟宪忠为实际施工人。本案涉案工程采取的是商丘地铁局兑地，四被告出资，房屋建成后分房的方式进行的合作开发，房屋结构是上下两层，共21套，每套约105㎡。到工程竣工交付，被告共支付工程款22万元。2001年4月27日，商丘市地方铁路局（甲方）、睢县城建公司孟宪忠（乙方）、睢阳凤朝集团吴忠良（丙方）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一、乙方与甲方签订的门面房建设合同中的工程款，因责任人变更，其工程款转由丙方支付，乙方保证不再向甲方索要；二、甲、乙双方原工程合同中的有关质量和其他条款不变，乙方不能按规定完成工程质量，甲方有权依法追究乙方责任。”2002年11月8日，被告吴忠良为孟宪忠出具以其名下的三所房子抵偿欠孟宪忠、杨卫东的工程款的《认证书》：“欠承建方地方铁路局临街营业楼建筑工程款，经协商由吴忠良房产权证抵押给孟宪忠、杨卫东房产权证叁所〈叁佰壹拾贰平方米〉至南向北第11、12、13所，签证归属孟宪忠、杨卫东所有”。2002年11月10日，被告吴孝魁与孟宪忠签订《协议书》：“承建方孟宪忠接收甲方吴孝魁应付部分工程款后，至收到之日起将地方铁路局临街营业楼后期工程（壹月内）全部竣工，否则按日罚款。待后期工程竣工后，吴孝魁协助孟宪忠办理房产权证。孟宪忠收到壹所房产权证后永不向吴孝魁、张海林索要地铁工程款”。后被告吴孝魁又向孟宪忠出具委托书：“特委托孟宪忠办理商丘市地方铁路局门面营业楼南头第二所壹所（105㎡）由吴孝魁转交给孟宪忠房产权证（包括所占土地使用权）”。2002年11月22日，由于临街楼的防水工程未完成，商丘市地方铁路局向吴忠良、吴孝魁送达一份《通知》，限其在五日内将临街楼的尾工进行开工完善。否则，商丘市地方铁路局将自己完善，所需费用从其在大门北边的64平方米中支出。为此，2002年11月26日，吴忠良为孟宪忠出具《委托书》一份：“为完善地方铁路局门面营业楼工程，特委托孟宪忠办理原未办64平方米门面楼（以此抵押给孟宪忠房产证）。包括土地使用权证。”后因被告吴忠良、吴孝魁未按商丘市地方铁路局2002年11月22日的通知对临街楼的尾工进行施工，商丘市地方铁路局自己进行完善，并将被告吴忠良抵给孟宪忠的64平方米门面楼收回以抵防水工程款。此后，孟宪忠未再收到过工程款。另查明，抵偿的房屋双方认可当时市场价格大概13、14万元一套，其中被告吴忠良抵偿的3间临街门面房，杨卫东占据2间，孟宪忠分得1间，三间房屋一直登记在被告吴忠良名下，未办理过户手续，后孟宪忠将其分得的1间门面出卖。被告吴孝魁抵偿的1间门面，孟宪忠及家人一直在该房屋内居住、使用，直至2014年5月1日孟宪忠去世。该房屋也未办理过户手续，一直登记在被告吴孝魁名下，后该门面房被拆迁，被告吴孝魁与拆迁方于2016年8月份签订拆迁安置协议，房屋拆迁补偿款62万左右已于2016年12月份由被告吴孝魁领取。再查明，2014年5月孟宪忠去世后，被告吴孝魁以孟宪忠家人居住其房产，对其造成侵权为由，诉至法院，对方亦以吴孝魁侵权为由，提起反诉，该案件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做出（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吴孝魁持有涉案房屋所有权证，法律上应推定其系合法所有权人，并判决：一、驳回孟国胜的反诉请求。二、孟国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上诉人吴孝魁不能占用涉案房屋的房租损失（房租按1500元/月，自2014年7月12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三、撤销“上诉人孟国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出涉案房屋”的内容；四、驳回吴孝魁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孟国胜不服，向商丘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4月24日做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故七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孟宪忠的继承人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欠付孟宪忠的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原告起诉要求各被告连带承担拖欠工程款599175元及利息约672000元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张海林代表商丘市地方铁路管理局与孟宪忠代表河南省睢县建筑集团城建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五被告将其合作开发的三明路4号营业楼工程交由睢县城建公司承建，睢县承建公司又交由孟宪忠垫资施工，孟宪忠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双方构成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孟宪忠按合同约定完成了工程项目并交付使用，被告应依约定支付孟宪忠工程款。本案中，涉案工程竣工交付后，被告吴忠良与孟宪忠签订《认证书》、《委托书》，用登记在其名下的营业楼房产抵付工程款，该房屋已被孟宪忠处置出卖。被告吴孝魁与孟宪忠签订《协议书》、《委托书》，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委托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争议较大，一审认为，受预见能力、语言表达、利益维护等因素影响，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具体内容和用语产生争议，需要法官通过对合同解释予以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对案涉《协议书》双方当事人所争议内容的解释，应以协议所使用词句所表达的文义解释为基础，结合协议文本的相关其他内容，通过整体解释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借助协议目的解释进行判断印证，同时还要以交易习惯、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确定争议内容的真实含义。本案中，案涉2002年11月10日被告吴孝魁与孟宪忠签订的《协议书》中记载：“承建方孟宪忠接收甲方吴孝魁应付部分工程款后，至收到之日起将地方铁路局临街营业楼后期工程（一月内）全部竣工，否则按日罚款。待后期工程竣工后，吴孝魁协助孟宪忠办理房产权证。孟宪忠收到壹所房产权证后永不向吴孝魁、张海林索要地铁工程款。”关于协议书真实含义是否为以房屋抵工程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从协议所使用词句所表达的文义来看，“承建方孟宪忠接收甲方吴孝魁应付部分工程款”，从正常字面理解，该词句表达的意思是吴孝魁应付部分工程款转化为房产权证壹所交付给承建方孟宪忠，即用房屋壹所抵吴孝魁应付部分工程款。该词句后面写到“至收到之日起将地方铁路局临街营业楼后期工程一月内全部竣工，否则按日罚款。”该词句的文义意思是孟宪忠收到房屋壹所后，在一个月内将后期工程全部竣工，否则按日罚款。可以看出，如果孟宪忠没有在一个月内将后期工程竣工，双方约定的后果是按日罚款，并没有约定收回抵偿的房屋或房屋抵偿无效。其次，根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案涉《协议书》中提到的地方铁路局临街营业楼后期工程是指临街营业楼的防水工程，2002年11月22日，商丘地铁局向被告吴忠良、吴孝魁送达了限其在五日内将临街楼防水工程进行开工完善，否则商丘地铁局将自己完善，所需费用从大门北边的64平方米房屋中支出的通知。为了完善门面楼防水工程，被告吴忠良将大门北边的64平方米门面房抵给孟宪忠，并于2012年11月26日被告吴忠良为孟宪忠出具《委托书》一份：“为完善地方铁路局门面营业楼工程，特委托孟宪忠办理原未办64平方米门面楼（以此抵押给孟宪忠房产证），包括土地使用权证”。后由于临街营业楼的防水工程是由商丘地铁局自行完善，故地铁局将上述吴忠良抵给孟宪忠的64平方米的门面楼收回以抵防水工程款。由此可见，孟宪忠没有完成后期防水工程，已经被收回了吴忠良抵偿的64平方米的门面房作为代价，如果被告吴孝魁与孟宪忠签订《协议书》的真实意思真如被告吴孝魁抗辩所称的为后期防水工程作担保的话，那么孟宪忠没有完成防水工程，按常理被告吴孝魁也应当收回抵偿的房屋，但真实情况是被告吴孝魁不但没有收回抵偿，反而将房屋交付给孟宪忠，并让他平静无扰的实际居住了十余年，这有悖常理。故对被告吴孝魁关于《协议书》是对防水工程担保的抗辩，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本院不予支持。退一步讲，即便认定《协议书》是对后期防水工程的担保，该协议是附条件生效的合同，虽然孟宪忠没有亲自施工完成后期防水工程，是地铁局另行找人施工的，但防水工程款却是收回了吴忠良抵给孟宪忠的64平方米门面房抵付的，从这个角度讲，孟宪忠用自己从吴忠良处抵偿的64平方米的房产价值支付了防水工程款项，属于孟宪忠间接完成了防水工程，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所附条件应当已经成就，以房屋抵工程款的协议也应当成立并生效。另对被告吴孝魁提出的孟宪忠拿该门面房抵押贷款以及将房屋借给孟宪忠居住的抗辩，从双方签订《协议书》和《委托书》的内容无法看出任何抵押贷款的意思，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抵押贷款以及将房屋借给孟宪忠居住的事实，且被告吴孝魁的抗辩前后矛盾，不具有可信性，一审依法不予采信。再次，从签订协议的目的来看，协议的最后明确写明：“孟宪忠收到壹所房产权证后，永不向吴孝魁、张海林索要地铁工程款。”双方签订《协议书》和《委托书》的最终目的是以房屋清偿欠付孟宪忠的工程款，孟宪忠得到该房产后，就不再向被告吴孝魁、张海林主张工程款。而实际情况也是，孟宪忠得到抵偿房产后，就没有再得到任何工程款。按照常理，如果签订该《协议书》的真实意思不是以房屋抵工程款的话，孟宪忠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不向被告索要工程款（各被告答辩称长达十几年孟宪忠未向自己索要过工程款）。故从合同目的来看，双方签订协议书的目的也是用房子抵偿欠付的工程款。最后，被告张海林在庭审时陈述：“签订2002年11月10日的《协议书》时我在场，有拿房子抵工程款的事，孟宪忠干的我们四个被告的活，四合伙人以我为代表签的字，孟宪忠一直找我要钱，但活没干完我退出了，所以才在协议书中写上房子抵后不要再找我要钱。”孟宪忠在生前的自述书中陈述：“……我同他俩人（吴孝魁、张海林）又去睢县找到吴忠良、杨卫东。他们共同协商同意以房产权证抵付工程款。并当场写出认证、委托、协议书，由吴忠良出据三所房产，吴孝魁壹所房产权证委托转交给我。让我将房屋完善交验后共同进行工程决算付款。当时我认为（他们）无钱房产权证进行抵付工程款，进行了后期工程完善竣工。……今年4月找到吴孝魁、曹彦民要那壹所房产权证转交时，他们还以房屋未验收为由不给办理（过户）。……”综合上述被告张海林的陈述及孟宪忠生前自述书中的陈述，并结合《协议书》和《委托书》的文义内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常理和交易习惯，应当认定被告吴孝魁与孟宪忠签订《协议书》和《委托书》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房屋抵偿欠付的工程款。本案中，虽然在签订《协议书》、《委托书》后，被告吴孝魁就将该房屋交付给孟宪忠占有使用至孟宪忠死亡，但该房屋一直没有过户至孟宪忠名下。在孟宪忠接收被告抵付的房屋后，虽然没有再另行向被告主张工程款，也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仍下欠其他工程款，视为双方的工程款已经结清。但由于被告吴孝魁在孟宪忠死后，起诉孟宪忠的继承人孟国胜（××）返还房屋、赔偿损失，原审曾做出（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被告吴孝魁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故虽然双方签订以房屋抵工程款的协议书，被告吴孝魁也将房屋实际交付给孟宪忠占有使用，但由于房屋未办理过户，根据物权登记变动原则，被告吴孝魁仍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孟宪忠实际上并未实际得到该以房屋抵工程款的房屋。但双方签订的《认证书》、《协议书》、《委托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依法也应予保护。被告吴孝魁没有实际履行《协议书》的约定，孟宪忠没有得到抵偿的房屋，故该房屋折抵价值的工程款，被告吴孝魁应当返还给孟宪忠。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公平原则，一审认定当时房屋折抵价值为14万元。对被告吴孝魁关于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一审认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间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计算。在被告吴孝魁要求原告孟国胜返还房产之前，原告等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因此不存在诉讼时效起算的问题。在被告吴孝魁要求原告孟国胜返还房产时虽然知道权利受到了损害，但双方均提起侵权诉讼而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侵权案件诉讼程序终结之日起重新计算。侵权案件诉讼程序终结时间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不支持孟国胜的监督申请的决定书送达给孟国胜之日，而该决定书是2018年4月作出的，至原告起诉之日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吴孝魁关于原告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一审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吴孝魁支付工程款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本案中，双方对欠付工程款利息给付标准没有约定，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利息计算时间应从2002年11月10日开始计算为宜。对原告要求被告吴忠良、张海林、杨卫东、商丘地铁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由于该房屋拆迁后的补偿款由被告吴孝魁领取，其他被告并没有领取，故该房屋抵偿价值的工程款应由被告吴孝魁返还，其他被告无义务返还，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吴忠良、张海林、杨卫东、商丘地铁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对原告要求的房屋抵偿价值范围外的工程款，由于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能够证明被告除抵偿房屋价值之外仍欠孟宪忠工程款，故原告主张房屋抵偿价值之外的工程款，证据不足，原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一、被告吴孝魁于原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工程款14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标准计算，自2002年11月1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242元，由被告吴孝魁负担1790元，由原告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负担14452元。二审中，上诉人吴孝魁提供了（2015）商民三终字第359号民事判决书，证实该判决与一审提供的（2017）豫14民再16号判决相互印证，证实该两份判决对本案有影响。上诉人魏秀荣等质证认为该两份判决是侵权纠纷，本案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两个不同的判决。本院认为，该判决不属于生效判决，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院认为，关于另案侵权诉讼对本案是否有影响，本案一审判决是否违反既判力的问题。（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判决认定：“……。也就是说，即使开发方尚欠孟宪忠已完工工程款，孟宪忠也只能向吴忠良追讨，其与吴孝魁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吴孝魁不会拿自己的房屋抵付应有吴忠良支付的工程款。其次，吴忠良于2002年11月8日向孟宪忠出具的认证书，简洁明了，语义明确。（从该认证书看，一般应理解为对全部下欠工程款的抵偿，不然，应该有“仍下欠工程款多少等”类似表述。）而时隔2日，孟宪忠自己书写的‘协议书’，却相对复杂，语义不明确，格式、内容均与吴忠良出具的认证书的内容明显不同，且从该协议书内容来看，不能明确涉案房产抵付的是前期已完工工程款的事实，有为完成后续工程作担保的意思表示。同时，有与双方无利害关系的知情人曹彦民的证言佐证，申请再审人主张‘以房抵债’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以房屋抵偿工程款的理由成立，但因孟宪忠没有实际得到该房屋，故上诉人吴孝魁应当继续支付工程款。对比以上内容，该两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因此，（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判决属于生效判决，其确认的事实对本案有羁束力，原审未予考虑生效裁判的羁束力，直接作出与生效裁判认定事实相矛盾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吴孝魁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关于上诉人吴孝魁、被上诉人吴忠阳以及原审被告张海林、杨卫东是否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以及责任多少的问题。2001年4月27日，原审被告商丘市地铁局与孟宪忠、吴忠阳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工程款由吴忠阳支付，孟宪忠保证不再向地方铁路局索要，该协议明确了被上诉人吴忠阳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生效判决亦认定了孟宪忠与吴孝魁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吴孝魁不应当再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但上诉人吴孝魁、被上诉人吴忠阳以及原审被告张海林、杨卫东之间的合伙关系属于其内部关系，其内部之间的责任依法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因此，被诉人吴忠阳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按照合同约定总价款为2094平方米×435平方=909324元，由于孟宪忠没有对尾活施工，导致商丘地铁局收回了一套面积64平方米的房屋（半间），该房屋原属于被上诉人吴忠阳抵付给孟宪忠的，双方均认可105平方米的房屋当时价格为13万元或者14万元，本院以14万元为标准计算收回的房屋价值应为8.5万元，说明孟宪忠有价值8.5万元的尾货没有施工，因此应当在总工程款中扣除，孟宪忠实际施工的工程量为824324元。再分析孟宪忠得到多少工程款，其自认得到金钱款项52万元（根据上诉人魏秀荣等代理词意见为张海林支付20万元，吴忠良支付2万元，杨卫东投入30万元），抵付一套房屋价值14万元，共计66万元。上诉人吴孝魁以及被上诉人吴忠阳等均没有证据证明其支付的工程款超过52万元，本院按照当事人自认予以认定。关于抵付房屋，因上诉人吴孝魁的一套其已经收回，生效判决认定其为对未完工程的担保，半间房屋64平方米已经被商丘地铁局收回，因此其实际得到的房屋为被上诉人吴忠阳抵付的一套。按照以上计算方式，上诉人孟国胜等作为继承人应当得到的工程款为824324元-660000元=164324元。关于本案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17）豫14民再16号民事生效判决的作出时间为2017年8月16日，自该生效判决认定上诉人吴孝魁以房抵工程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孟国胜等才能继而主张本案工程款，因此其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当为生效判决作出之日，显然不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19）豫1403民初133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吴忠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工程款16432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01年4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魏秀荣、孟庆国、孟国胜、孟杰、孟玉花、孟庆丽、孟玉华在原审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242元，由上诉人魏秀荣等负担13917元，由被上诉人吴忠阳负担23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魏秀荣交纳的3358元由其自行负担，上诉人吴孝魁交纳的1790元，由被上诉人吴忠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恭伟审判员  闫文超审判员  曹燚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陈辰书记员杨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