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4民初7185号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2号楼4单元4275室。法定代表人：多杰坚措。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广东四方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德政北路401-409号505房。法定代表人：程伟全。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昌润，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63号1902房。法定代表人：杨粤。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广东伟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滢，女，汉族，1964年10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州市黄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娇，广东杰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港青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口岸公司）、第三人王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龑晖，被告港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雷军、钟昌润，被告口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返还旅游预付款305800元；2.受理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出境旅游合作关系，由原告在青海省当地组团并发给被告由其负责出境旅游（职责包括在目的地联系地接旅行社并支付服务费，负责旅行团的安全组织等），主要目的地为日本，被告的业务联系人为王滢。2018年7月11日原告组织了编号为180711、180718、180808、180810A、B团五个从青海出境日本的旅行团，发给被告并按被告业务员王滢的要求向其转账定金200000元，两被告于2018年7月11日、18日对五个旅行团进行了确认。然而在180711团到日本后，当地负责接团的旅行社以没有收到两被告支付的团费为由拒绝为游客提供任何服务，导致180711团在机场无人接待给游客造成巨大影响。为避免产生更大的事件及损失，原告主动联系日本当地负责接团的旅行社东日国际旅行社并垫付了团费142000元，才把甩团事件平息。由于此次甩团事件也直接导致后续的180718、180808、180810A、B团无法按期出行，原告向已报团的游客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但当原告向被告要求退回未出团费及赔偿损失时，两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推辞拒付。被告港青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港青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合作协议，事实上双方就案涉旅游团也从未有过任何联系，原告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并非是被告港青公司签订，上面的印章也并非是被告港青公司印章。2.被告港青公司是一家国内社，并无出境游资质，被告港青公司没有境外旅游的地接社、酒店、车队、景点等资源，根本无法接受原告的委托为其日本游客安排日本目的地的地接服务。二、原告仅与王滢存在合同关系，原告应向王滢主张权利。1.实际情况是，原告一直是与王滢个人联系的，至于王滢在接受原告的委托后再委托被告预订机票，属于第二个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仅与王滢之间存在委托接待案涉旅游团的合同关系，王滢就预订机票与被告港青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港青公司之间无合同关系。2.原告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上的印章既不是被告港青公司的印章，签名处的文字也不是王滢，而是“王英”，还缺少了应该有的落款日期等重要内容，无从知晓这些文件是何时形成的，故这是一份虚假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三、王滢既不是被告港青公司的员工，其与原告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履行职务行为；也无权代表被告港青公司与原告开展案涉旅游团的业务，王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1.王滢不是被告的员工，被告港青公司也未授权其与原告开展案涉旅游团的业务，而且被告港青公司由于没有出境游资质，也无权授权任何个人开展出境游业务，因此王滢与原告联系案涉旅游团系其个人行为。2.即使根据原告提交的“销售代理合同”，被告港青公司与王滢之间也仅存在销售代理的合作关系，即被告港青公司将公司的国内游包价旅游产品交给王滢去销售，被告港青公司需要先将旅游产品的详细资料、价格及操作要求提供给王滢，王滢再按照资料的内容去为被告居间介绍游客，由被告港青公司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被告港青公司直接向游客收取团费，王滢无权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但案涉的旅游团是出境团，并非是被告港青公司的旅游产品，不是被告港青公司交给王滢去销售的，被告港青公司也没有与游客签订任何旅游合同，没有收到游客的团费。事实是案涉旅游团是原告自己的旅游产品，原告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并收取团费后，联系王滢让王滢为其提供日本地接服务。因此，不能以王滢与被告港青公司之间存在着“王滢销售被告某些国内游包价旅游产品”的关系，来认定王滢有权代表被告港青公司与原告形成“原告委托被告接待日本团”的关系，若原告主张案涉旅游产品是被告港青公司提供的，委托原告去销售，则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旅游产品的资料系被告港青公司提供的，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的主体是被告港青公司。三、被告港青公司在与王滢开展销售代理合作之初就知道王滢是多家旅行社的员工或负责人，王滢一直在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工作，是该公司的员工，从（2019）粤0104民初6588号案的材料可以看出，王滢一直是以该公司的名义与青海的旅行社开展业务的。另外从证人证言可知，王滢还是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是广州地区的负责人。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案涉旅游团的合同相对方是被告港青公司。在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合同，王滢此前又从未借被告港青公司名义与原告联系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王滢有权代表被告港青公司，故案涉旅游团即使是王滢经手的，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四、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港青公司承担任何返还或赔偿责任。被告港青公司仅收到了原告支付的5万元，该款项系王滢以个人名义接受原告委托后，再委托被告港青公司为她的旅游团预订机票而产生，王滢声称机票款由收客社直接支付给被告港青公司，被告港青公司收到该款项后联系机票代理订购机票并支付了机票费用，并向王滢开具了发票。综上，被告港青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无权向被告港青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口岸公司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口岸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1.原、被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合作协议，事实上双方就案涉旅游团也从未有过任何联系，原告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并非是被告口岸公司签订，上面的印章也并非是被告口岸公司印章。2.原告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上的印章既不是被告口岸公司的印章，签名处的文字也不是王滢，而是“王英”，还缺少了应该有的落款日期等重要内容，无从知晓这些文件是何时形成的，故这是一份虚假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二、王滢既不是被告口岸公司的员工，也无权代表被告口岸公司与原告开展案涉旅游团的业务，王滢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1.王滢不是被告口岸公司的员工，被告口岸公司也未授权其与原告开展案涉旅游团的业务，因此王滢与原告联系案涉旅游团与被告口岸公司无任何关系。2.被告口岸公司并未委托王滢与原告委托开展案涉旅游团的业务，被告口岸公司既没有收到游客的团费，也没有收到原告的团费。3.在双方既未签订书面合同，王滢此前又从未借被告口岸公司名义与原告联系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王滢有权代表被告口岸公司，故案涉旅游团即使是王滢经手的，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三、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口岸公司承担任何返还或赔偿责任。被告口岸公司与港青公司为普通的同业合作伙伴关系。港青公司声称有个同行（被告口岸公司之后才知道这个同行就是王滢）手上有个6月份的出境团，询问港青公司是否愿意接，但由于港青公司无旅游出境资质，也无相关的境外地接资源，于是港青公司询问被告口岸公司是否愿意接这个团，并说组团社（原告）需要先收发票再支付地接费，被告口岸公司于是开具了发票，但由于被告口岸公司一直未收到地接费，于是核销了发票，被告口岸公司从未与原告有过任何联系，双方无任何合同关系。综上，被告口岸公司并非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无权向被告口岸公司主张任何权利，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王滢述称，王滢与港青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签订了《销售代理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王滢作为港青公司的旅游销售代理，王滢以港青公司销售代理人的身份开展销售旅游业务事项，因业务需要港青公司可以给王滢印发名片或工作证。《销售代理合同》约定港青公司须与有正规旅游接待资质的旅行社对接合作确保旅游接待合法合规，出境游业务含签证被告港青公司应向王滢提供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客户签订旅游合同。该《销售代理合同》已经由双方的签名或者盖章确认生效。对于原告转到王滢名下的旅游团费。王滢名下收到的团费共计145000元，已经全部在业务代理中用于团队出行所需的费用，不存在返还旅游团费的问题。在180711团之前，还有180618、180625团已经出行，原告还未支付完相应的团费以及王滢为其垫付的机票款，180711团违约，是由于原告违约，没有按照约定支付机票款，导致没有足够资金支付日本地接机票款。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30日，港青公司（甲方）与王滢（乙方）签署《销售代理合同》，载明就乙方作为甲方销售代理事宜，达成本协议，约定：乙方以甲方销售代理人开展销售甲方的旅游业务事项，甲方将其旅游产品的详细资料、价格及操作要求及时提供给乙方；乙方在代销甲方的旅游产品时，乙方要严格按照甲方的旅游产品要求进行销售，不得随意更改甲方旅游产品的内容和价格，不得随意增减旅游项目；乙方在组团收客时，要按照旅游局规定程序进行，并交由甲方派人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因没有签订旅游合同引起的旅游纠纷、投诉和经济赔偿责任，将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由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处理该质量事故而产生的调查费、差旅费、律师费及诉讼费等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收客完毕后，及时将游客所有资料交给甲方，并由甲方收取团费；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收到的团队及散客交由甲方操作，若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无法操作的，应取得甲方同意和游客的书面同意，方能转交其它旅行社操作或并团出发；乙方在销售过程中涉及到签订合同和收团款事宜时，由甲方协助办理；甲方须与有正规旅游接待资质的旅行社对接合作确保旅游接待合法合规，出境游业务含签证甲方向乙方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乙方客户签订旅游合同；甲乙双方仅是业务代理关系，不形成任何劳动关系，乙方不享受甲方的任何福利。2018年5月31日，原告通过其员工王晶向第三人王滢支付12200元。2018年6月13日，原告向港青公司支付20000元，付款交易用途备注“团款180718日本团”。2018年6月21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49900元，交易备注“青海永安国旅180711团款”。2018年6月28日，原告向口岸公司支付33600元，付款备注“青海永安180625团尾款”。2018年7月3日，原告向港青公司支付30000元，付款用途备注“2018.08.08日本团预交款”。2018年7月9日，原告向第三人王滢支付2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8.10日本团预交”。同日，原告向第三人王滢支付30000元，交易用途备注“8.10日本团预交团款”。2018年5月31日至6月28日期间，原告通过其员工王晶的支付宝账户向第三人王滢支付85000元。2018年6月21日至7月3日期间，原告通过其员工王晶的微信账户向第三人王滢支付37300元。上述款项合计318000元。原告称上述318000元是其预付180711、180718、180808、180810A、180810B号五个旅行团的团费。原告认为五个旅行团的合作关系是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发生，由原告在青海省当地组团并发给被告由其负责日本出境旅游，职责包括在目的地联系地接旅行社并支付服务费，负责旅行团的安全组织等。被告港青公司称其并非合作关系一方，也不清楚原告与谁发生合同关。被告口岸公司称五个旅行团与被告口岸公司无关，五个旅行团是原告与王滢之间发生的合同关系。第三人称个人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承接旅行团，必须以公司的名义承接旅行团，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前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对外承接旅游业务，5月31日后以被告港青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并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由于被告港青公司没有承接日本团的资质，所以找了口岸公司，第三人认为是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发生合同关系，案涉旅游团是第三人王滢以港青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的。被告港青公司解释，其收取款项仅是应王滢的要求为其团队预定部分机票，王滢及原告并未要求港青公司负责案涉旅游团的日本地接服务，款项已经支付给机票代理预定了机票。被告口岸公司解释，其与原告没有合作关系，不清楚原告支付给口岸公司的款项所涉的业务，也没有承接原告180625团的接待，也不清楚付款人所属公司是哪一家，口岸公司没有要求付款人支付过该笔款项，目前款项还在口岸公司处。对于上述318000元的付款，第三人认为应以付款备注认定款项的用途，其余未备注用途的款项，其中2018年5月31日支付宝转账的5000元是用于支付180618号团的部分尾款；2018年6月8日支付宝转账的40000元是用于支付180625号团的定金；2018年6月12日支付宝转账的30000元是用于支付180711号团的定金；2018年6月28日支付宝转账的10000元适用于支付180618号团的部分尾款；其余未标注用途的付款，由于原告与两被告的业务合作不限于原告诉请的5个旅行团，因此不能认定为是原告诉请的5个旅行团的团款及机票款。2018年7月6日，口岸公司向原告开出了号码457××××9760（金额70000元）、45769761（金额83600元）、45769762（金额70000元）、45769763（金额59600元）的四张增值税发票。2018年7月16日，口岸公司对上述四张发票予以核销。两被告称发票开具是因为当时王滢有个6月份的出境团，询问港青公司是否愿意接，但由于港青公司无旅游出境资质，也无相关的境外地接资源，于是港青公司询问口岸公司是否愿意接这个团，并说原告需要先收发票再支付地接费，口岸公司于是开具了发票，但由于口岸公司一直未收到地接费，于是核销了发票。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团队确认件》及《出团通知书》（均为复制件）显示：1.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0+1人，金额为120000元，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公司公账为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上加盖港青公司、口岸公司的印章。2.180718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7月18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1+1人，金额为126000元。7月13日15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16日中午12点前付80%团款（即100800元定金-50800元整），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上加盖口岸公司的印章。3.180808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8月8日，团费单价为5500元/人，人数为17+1人，金额为93500元。7月11日前中午12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30日前付80%团款，即74800元-定金50000元=24800元，回团后3个工作日内收齐余款。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港青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无加盖任何单位印章。4.180810A、B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出发日期为2018年8月10日，团费单价为6000元/人，人数为25+1人，金额为150000元。7月11日前中午12点前付50000元定金，7月30日前付80%团款，即150000元-定金50000元=100000元，回团后3个工作日内收齐余款。行程内容为日本本州、北海道10天（西宁往返）。对公账户为港青公司，私账为王滢。该《团队确认件》无加盖任何单位印章。5.180711号团的《出团通知书》记载，发团日期为2018年7月11日，人数为20+1人，行程及天数为10天，住宿为4-5星标准；行程表详细记载了7月11日至7月20日期间，旅行团从西宁至日本往返的观光行程、交通路线及住宿。而第三人王滢所提交的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记载公司公账为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团队确认件》无任何单位加盖印章，其余内容与上述原告提交的180711号团的《团队确认件》一致。第三人称之所以出现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是因为员工工作失误，没有更改《团队确认件》的对公账户名称。此后在180711号团到达日本当地后，因没有安排地接服务，导致纠纷发生，旅行团因此另外寻找了日本当地的旅行社负责地接服务并因此支出了142000元，之后的四个旅行团因此没有出行。原告所提交的经公证认证的《领收书》记载，东日本国际旅行社收到原告支付的团款142000元。第三人王滢称，180711号团的机票款已经支付了241700元，但没有支付地接费所以出现了甩团。第三人王滢因此提交了180711号团的《出票确认函》及王滢代垫机票款的部分交易记录、与航空公司对接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711号团的旅客名单，证明王滢按照航空公司出具的出票确认单付清所有机票款；其中《出票确认函》记载了机票乘客的姓名及具体航班，共计21人，机票款总计241700元；付款交易记录显示为其他旅行团的机票款；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对话人员确认相关确认函已向航空公司汇清全款；旅客名单详细记载了旅客的身份信息及证件号码。2019年2月1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告与港青法定代表人联系记录；2.备案登记证明，证明被告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资质；3.两被告公司对公账户及开票信息，证明两被告发给原告的账户信息；4.报纸公告，证明被告对其代理人身份的确认。被告港青公司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被告港青公司与原告没有任何微信沟通的记录，聊天记录内容并没有显示被告港青公司与原告就案涉旅游团进行沟通。证据2、3，真实性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旅行社的账户及备案登记证明都是公开的，该资料很容易取得，并非是被告港青公司、口岸公司提交给原告。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港青公司发布此声明在于明确被告港青公司已经于2018年7月12日解除与王滢的销售代理合同关系，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王滢就是被告港青公司的员工或是案涉旅游团的代理人。被告口岸公司对原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三性不予认可，与被告二无关。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被告口岸公司越秀分公司的备案证明是公开的。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对公账户信息均是对同行进行公开的，证据2、3并非口岸公司给原告的。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王滢与被告口岸公司无任何关系，被告口岸公司因收到包括原告在内的几家旅行社反馈，王滢擅自利用口岸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合作，又私自收款，为避免被告口岸公司信誉遭受影响，特向公众澄清。被告港青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商事登记基本信息，证明该地址是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办公地址，王滢有在广州达镖大厦1001房办公，与证人证言中王滢的办公地址一致，证明王滢实际上是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员工，而非被告员工。2.业务代理协议书、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微信聊天记录、王滢名片，证明王滢还是青海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与证人证言相印证。3.证人廖某与王滢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证人受聘于王滢，从事行政、后勤等工作，7月底才办理完离职交接工作，证明王滢自己找人刻了很多章，与证人证言相印证。4.被告港青公司向原告开具的预订机票的发票、被告港青公司支付机票款的付款回单、机票代理公司开具的发票，证明被告港青公司仅受王滢委托，为其旅游团代订机票。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2，业务代理书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关联，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告知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名片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证据3，内容与本案无关联，聊天抬头名称存疑，因此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关于代购机票的款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笔费用与原告在2018年7月3日向被告港青公司支付的30000元是对等的，可看出被告港青公司与原告间存在法律上合同关系，该证据证实王滢实际上履行职务行为，从王滢角度，无论是法律规定，或相关规章制度是不允许收客组团的，其行为应当由被告港青公司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第三人王滢为证明其主张还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80618、180625号团的《团队确认件》及《出票确认函》，证明180618号团的团款为84000元、机票款为148710元，180625号团的团款为150000元、机票款为238160元。2.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滢将各个出行的旅行团的团款发送给王晶，王晶没有异议。3.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机票预订单、王滢支付宝收款记录，证明王晶将经原告盖章确认后的机票预订单发回给王滢，王滢要求王晶支付机票订金，王晶实际向王滢支付180618号团机票订金50000元。4.王滢与王晶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晶向王滢确认支付6月18日、6月25日、7月11日团款订金。5.王滢与王晶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王晶将180618、180625的旅行图名单发送给王滢。6.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618、180625号团员名单。7.王滢与其找来负责180711号团出行的地接社的工作人员陈淑怡的聊天记录。8.王滢与昵称“善善”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在180711号团甩团后王滢联系“善善”并确保其所在的地接社开展工作，向其支付了11410元。原告对第三人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3、6，与原告主张的旅行团团款无关；证据2、7、8，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5，不予确认。被告港青公司对第三人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从《团队确认件》及《机票确认函》可以看出第三人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进行合作。证据2，从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是经青海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介绍与王滢认识的。证据3，该机票预订单显示第三人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与原告开展合作，与被告港青公司无关。证据4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证据5-8，港青公司不是当事人，无法核实真实性。被告口岸公司对第三人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口岸公司并非当事人，第三人操作180618、180625、180711团均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进行，被告二未盖章确认，也没有收到对应的团款。以上团队均是王滢个人操作，与口岸公司无关。证据2，真实性由法院认定，第三人可以自行修改填写，无证据证明上述确认单的内容经过口岸公司认可。证据3机票预订单显示王滢是以广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昌岗中分社的名义与原告开展合作，与口岸公司无关。证据4-8真实性由法院依法认定。另查，广州市旅游局作出的穗旅罚字[2019]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港青公司与王滢签订销售代理合同，收取管理费用，在与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旅行社开展相关旅游业务时，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州市旅游局因此对港青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虽原告并未与本案各被告签订书面的合同，但王滢于2018年5月30日与港青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之后对外以港青公司的名义与原告进行业务往来，王滢确认真实性的《团队确认件》部分加盖有港青公司的业务章，先不论印章是否属实，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有《销售代理合同》的情况下，原告有理由相信与其进行业务往来的为港青公司；况且，结合原告的付款记录可知，原告也曾向港青公司有过付款的行为，故应认定港青公司为与原告进行业务往来的合同相对人之一。至于口岸公司的身份，在王滢与港青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约定港青公司向王滢提供具备正规资质的公司（口岸公司）与原告的客户签订旅游合同；另外，口岸公司还收取了原告支付的部分款项并曾向原告开出过发票，虽口岸公司表示进行了核销，但口岸公司表示核销的原因是未收到原告支付的款项，也即口岸公司在开具发票时是有预备收取原告支付的款项的事实，应认定口岸公司与港青公司一同构成与原告业务往来的共同相对人。综上，本院对于原告主张与两被告建立合同关系的意见予以采纳。关于原告诉请所主张返还180711、180718、180808、180810A、180810B五个旅行团的预付旅游款。首先，原告主张其为上述5个旅行团共计预付了318000元。根据原告所提交的相应的付款凭证证实，其中2018年6月13日所支付的20000元实际为180718号团的预付款，2018年7月3日所支付的30000元实际为180808号团的预付款，2018年7月9日所付的50000元实际为180810A、B号团的预付款，由于上述四个旅行团并未实际出行，故相应的旅行费合计100000元应由两被告予以返还。其次，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2018年6月28日原告向口岸公司支付33600元并非案涉五个旅行团的团款，与本案无关，原告要求返还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付款凭证证实，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向第三人支付49900元实际为180711号团的团款。除上述已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外，其余未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134500元，由于原告、被告、第三人均无法举证证明款项付款用途，也无法证明原告付款前当事人就款项性质进行约定，故本院采纳付款方即原告的意见，上述未明确付款用途的款项134500元均系用于支付180711号团的团款，原告实际为180711号团预付团款184400元。第四，关于180711号团的团款结算。180711号团在到达日本当地后出现甩团纠纷，即两被告仅履行了部分义务，应就已履行部分的合同义务进行结算。本案中，180711号团的机票系由两被告负责，第三人提交了180711号团的《出票确认函》及王滢代垫机票款的部分交易记录、与航空公司对接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与《出票确认函》对应的180711号团的旅客名单，举证义务已经完成，原告并未就此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采纳第三人的意见确认180711号团的机票支出为241700元。由于原告为180711号团预付的团费尚不足以抵偿机票款，故对原告要求返还180711号团团费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因就180711号团的结算款相关权利人未在本案提起主张，故本案不予调处，权利人可另寻其他途径解决。至于两被告与第三人的结算，属另外的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调处。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向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返还旅游款100000元；二、驳回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7元，由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4002元，由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885元。财产保全费2230元，由原告青海永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1516元，由被告港青（广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省口岸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7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陈伟清人民陪审员  唐玉文人民陪审员  罗洁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杨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