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6民初652号原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青王村特1号。负责人：周赤刚，段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铁军，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曦，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律师。被告：周发元，男，1970年8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团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诚，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以下简称武昌东车务段)与被告周发元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万捷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周发元认为武汉博来达加固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来达公司）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向本院申请，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鄂0106民初652号《参加诉讼通知书》，依法追加博来达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019年7月3日，因博来达公司注销，周发元向本院申请追加博来达公司股东吕新章、厉新火为本案被告。2019年10月9日，周发元向本院申请撤销其对博来达公司、吕新章、厉新火的追加申请。本案由审判员万捷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5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武昌东车务段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铁军、彭曦，被告周发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祝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武昌东车务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武昌东车务段与周发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周发元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周发元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期间。周发元向仲裁委提交其2002、2005年所签劳动用工合同载明的终止期限分别为2003年11月1日和2006年12月3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周发元最迟应分别于2004年10月31日、2007年12月30日提出仲裁申请，而周发元却迟延至2018年9月才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其仲裁申请显然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期间多时，依法应当不予受理；二、武昌东车务段与原武汉铁路分局及其所属基层单位没有法律上的承接关系，将武昌东车务段视为周发元的用人单位，主体不适格。（一）武昌东车务段系由原武汉铁路局变更而来，而原武汉铁路局则是依据原国务院铁道部的行政命令而依法注册成立的，与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没有法律的承接关系。原国务院铁路部《关于成立武汉铁路局的决定》（铁劳卫[2005]34号）第一条规定：“撤销郑州铁路局所属武汉铁路分局和襄樊铁路分局，组建武汉铁路局”。原武汉铁路局筹建机构即据此向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武汉铁路局开业登记手续，2005年5月18日，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登记注册证明》称“经我局办理公司开业登记注册”，并向武汉铁路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此，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当认定原武汉铁路局自2005年5月18日方告成立。原武汉铁路局系于2005年5月18日重新设立的企业法人，与原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没有法律上的承接关系。（二）周发元提供劳动用工合同载明的用人单位是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是原郑州铁路局武汉分局设立的基层单位，与2005年5月18日新设立的武汉铁路局没有法律上的承接关系，武昌东车务段则是原武汉铁路局设立的分支机构，自然也就不可能与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存在法律上的承接关系。据此，将原武汉铁路局武昌北站视为武昌东车务段的下属单位，进而认定武昌东车务段与周发元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背离本案事实，于法无据；三、本案不具备认定武昌东车务段、周发元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定要件。（一）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成立，必须同时具备如下三个法定要件：其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其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其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二）武昌东车务段已举证证明铁路装载加固材料安装或安置工作，不属于武昌东车务段的业务范围。《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1986年11月8日国务院批准，1986年12月1日铁道部发布)第八条第四项规定：“托运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四、对整车货物，提供装载货物所需的货车装备物品和货物加固材料”。《铁路货物运输规程》（铁运[1991]40号）第28条规定：“装载整车货物所需的货车装备物品（禽畜架、篷布支架、粮谷挡板、饲养用具、防寒棉被、苫垫物品)和货物加固材料由托运人准备，并应在货物运单托运人记载事项栏内记明其名称和件数，在到站连同货物一并交付收货人。”《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50条规定，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现违反政府法令或危及运输安全的情况，承运人应按下列规定分别处理。承运人无法处理的意外情况，应即通知托运人或收货人处理。……4.托运人自装货车，发站接收时发现货物装载、加固危及运输安全时，应由托运人进行整理、换装。足见，对送交铁路运输企业承接货物的装载加固，系货物托运人而非铁路运输企业的义务，实际操作中，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承运货物所需装载加固材料均由供应商博来达公司提供，其安装或安置由博来达公司提供售后服务解决，所需费用由货物托运人向博来达公司支付。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没有也不可能安排周发元从事装载加固材料安装或安置工作并向其支付报酬。据此，周发元从事的是铁路装卸加固材料安装或安置工作，属于铁路装卸加固材料供应商售后服务的范畴，诚如博来达公司所述，周发元接受了博来达公司的劳动管理（有事就来，没有事就不来），从事了供应商有报酬的劳动，所提供的劳动是博来达公司业务活动的组成部分。综上所述，周发元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过时效期间，将武昌东车务段作为仲裁被申请人属于主体不适格，仲裁委认定武昌东车务段与周发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背离本案事实，有悖于国家劳动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提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周发元辩称，一、周发元的仲裁申请未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一)周发元的仲裁申请在法定时效内。周发元自1997年起在武昌北站货运车间即武昌徐家棚月亮湾货场从事铁路货车货物加固工作至2018年。其间在工作场所、工作内容均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因武汉铁路局机构调整，被迫在长达21年的工作时间内分别与武昌北站货运车间、武汉中力物流有限公司武北分公司、武汉铁路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武汉铁路局武昌北站劳动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直至2018年4月周发元被口头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立即搬离月亮湾货场。此时，周发元才知晓劳动合同签订的对象是不同的法人主体，并不是自己认为的“一直与铁路局签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周发元2018年4月才知晓权利被侵害,2018年9月即向武昌区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周发元请求合法合理，在法定的仲裁时效内。(二)确认劳动关系的诉求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确认劳动关系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确认之诉是确认劳动关系成立，是形成权，而非行使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债权请求权性质的民事权利适用诉讼时效。因此，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本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更不存在超出法定诉讼时效之说。(三)人民法院不应支持武昌东车务段以超出仲裁时效为由的抗辩周发元在劳动仲裁阶段并未向仲裁部门提出时效问题，武昌区劳动仲裁部门已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实体裁决。根据《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中27条，武昌东车务段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武昌东车务段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该不予支持。因此，不论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民事诉讼法》还是审判工作纪要，武昌东车务段诉称周发元诉请超出诉讼时效的主张均不成立；二、武昌东车务段是周发元劳动合同相对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武昌东车务段是在国家工商信息系统可查询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其总公司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即原武汉铁路局。本案中周发元劳动合同签订对象是武汉铁路局武北站货运车间(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变更而来)，该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系武昌东车务段下级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原武汉铁路分局被撒销后，新设的法人武汉铁路局作为一个新的用人单位承继了原用人单位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原用人单位对其劳动者的权和和义务。因此根据本条的规定，武昌东车务段继承了原合同主体的全部权利义务，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三、本案是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周发元与武昌东车务段下属机构在平等自愿情形下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该合同对双方均有合法有效的约束力。合同效力以及劳动关系的建立受我国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保护，不能因原合同相对方违反铁道部内部制定管理办法而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及劳动关系的建立。根据《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因此周发元与武昌东车务段之间劳动关系成立，双方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武汉铁路局武北站货运车间由原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变更而来，该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系武昌东车务段的下级单位。周发元分别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签订了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11月1日的货运车间加固人员聘用合同，与武汉铁路局武北站货运车间签订了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货运车间加固人员聘用合同，周发元从事火车货物加固工作。在2012年10月10日至2018年4月12日期间，由博来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发元按月支付工资。2018年4月开始，周发元未再上岗工作。2018年9月13日，周发元（申请人）向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请求裁令：一、确认周发元与武昌东车务段、博来达公司自1997年至2018年存在劳动关系；二、武昌东车务段、博来达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66601.5(1585.75元的2倍计算21年)；三、武昌东车务段、博来达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1715元(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1585.75元×20个月)。该委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昌劳人仲裁字[2018]第50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周发元与武昌东车务段分别在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11月1日期间、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周发元与博来达公司在2012年9月至2018年3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周发元其它仲裁请求事项。武昌东车务段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以上事实，有武昌东车务段提供的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昌劳人仲裁字[2018]第508号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聘用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流水、活期历史明细清单，周发元提供的聘用合同、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昌劳人仲案字[2018]第1239号庭审笔录等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在卷佐证。本院认为，周发元、博来达公司在收到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昌劳人仲裁字[2018]第508号仲裁裁决书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视为其对仲裁裁决结果的认可。故本院对仲裁裁决书未支持周发元仲裁申请的事项不予处理。武昌东车务段仅对其与周发元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裁决内容不服，诉至本院，视为武昌东车务段对于其他仲裁裁决事项予以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周发元分别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签订了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11月1日的货运车间加固人员聘用合同，与武汉铁路局武北站货运车间签订了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货运车间加固人员聘用合同，其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基本特征,且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货运车间变更名称为武汉铁路局武北站货运车间，该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系武昌东车务段的下级单位，其用工主体责任应由武昌东车务段承担。故本院认为周发元分别在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11月1日、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与武昌东车务段存在劳动关系，对武昌东车务段要求确认武昌东车务段与周发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庭审中，武昌东车务段主张周发元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超出时效。本院认为，劳动关系确认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确认,并不涉及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纠纷的处理，且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讲,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确认,属于民诉中的确认之诉,亦不适用仲裁时效的限制。周发元请求对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认定,就确认劳动关系这一诉讼请求来说不涉及周发元具体的权益,即无“诉的利益”,不存在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故本院对武昌东车务段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确认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与周发元分别在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11月1日期间、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应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昌东车务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万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赵茜书记员涂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