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05民终40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啓会，女，1964年3月19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赫章县支行，住址赫章县城关镇前河路65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215630018Ｋ，联系电话0857-32××××1。 负责人：黄龙华，联系方式135××××3548。 委托诉讼代理人：邢连斌，贵州富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方式133××××8570。 上诉人黄啓会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赫章县支行（简称赫章农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7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啓会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赫章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黔0527民初1465号，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赫章县法院（2019）黔0527民初1465号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权益。上诉人通过向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信访的方式主张权利，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37号以及其他最高人民法院案件均有记载）。上诉人一直都主张权利，在上诉人反映其他事项的诉求过程中仍然对本案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权利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六条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被推荐的案例，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应当报请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之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而是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断章取义的主观臆断。 1．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存在中断事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九项“其他与提起民事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及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上诉人黄啓会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黄啓会从被迫与被上诉人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至今一直向有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反应情况，请求解决问题。2.上诉人依法经过劳动仲裁，在劳动仲裁后依法提起民事起诉。2019年4月1日，上诉人黄啓会提出仲裁申请，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赫劳人仲（2019）第31号”不予受理申诉通知书，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事由并非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上诉人根据赫章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依法在十五日内向赫章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3.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对此被上诉人应当对该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做出开除、辞退、除名、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应当承当举证不能的后果。一方面，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反驳上诉人的证据，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主张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系无效合同。申请书内容是赵强写的模试，李松行长、赵军副行长、赵强逼迫写申请，当时他们说这次不买，一样都没有，上诉人到农行上班十多年，还给签短期劳动合同，意味劳动合同到期要么按他们的要求处理，要就是写申请拿钱走人，要不一分钱得不到也沒有工作，当时被骗33万元现金，2005年11月29日农行不但不关心而且上诉人被骗当天就降一个处分文件，同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到2006年7月20日都沒安排工作，也就是农行和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7个多月，这在样的高压态式，只有拿钱走人是最后的出路。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正值上诉人被诈骗三十三万元现金，上诉人当时的生存状况极其艰难，并且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下按照被上诉人要求拟定的申请书模板进行书写，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经济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与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有违法律精神和善良风俗并且存在无效情形，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其次，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的手段和过程有逼迫欺骗的行为，被上诉人以单位效益不好，需要减员增效为由威胁哄骗上诉人单位需要裁员，被上诉人当时的领导说“如果不按买断工龄的渠道退出工作岗位，我们将以末位淘汰的方式淘汰你，到时你什么都得不到”。被上诉人在工作安排过程中总是给上诉人穿“小鞋”，如：1.上诉人已经订好收取的小额贷款，被上诉人另行安排其他员工李斌等进行收款。2.上诉人在赫章县诚达公司收取的十万元工程款存在被上诉人处，在未经上诉人允许同意的情况下将十万元直接划给诚达公司，当时上诉人正与诚达公司因工程款问题正闹纠纷，严重的侵害了上诉人合法权益。3.上诉人收贷款收到了的烟票不给入帐，致今上诉人收到的贷款十万元烟票致今沒有得到，上诉人请与烟站关系较好的范应芬取钱，致今范应芬还欠上诉人十万元烟票款末收回，有赫章县法院对范应芬欠款的判决书为证，请烟站职工高文仙取收贷款时收到的烟票7万多元的烟票，致今此款还是在烟站职工高文仙手中。4.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正常的工作不安排，安排上诉人去收电费卖保险卖移动卡等，导致上诉人客观上就无法完成单位安排的工作指标。5.被上诉人在2005年11月29日给上诉人的赫农银发[2005]113号关于业务发展部员工黄啟会同志违规问题处理决定中①收货不入帐:张德举烟票是赵啟银邦忙收的，打条子也是赵啟银打的，烟票不是张德举的名字，李松行长要求谁家的名字还谁家的款，收条的情况上诉人也不清楚，处分决定是给上诉人强加罪名。②违规向关系人发放货款的问题，借款人李保妹，黄启超，熊正才都是我的亲人，五户联保贷款沒有规定农行的亲属不能货款，而且我也只是填一个表，审核发放都是支行排人去放款的，要处分也只能处分审核发的相关人员，而且贷款全部收回没有给单位造成一分钱的损失，向这样沒有给农行造成损失的都要处分，那农行大部分员工枪毙都处处有余，据我了解过去的贷款大部分信贷员发放的贷款收回率不到百分之十，大部分都是吊帐核销的，例如锌厂贷款6670万元，只是把我们得包料修建的二期工程卖给广弘公司得1040万元，与政府合伙抢了二期工程，是不是相关责任人该不该枪毙。决分是想找借口逼我写申请离开，而且是倒查五年前的问题。从以上多个问题看到，对如此艰难的生存状况强行迫害，上诉人只能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高提交申请书模板书写“本人申请自谋职业，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是按被上诉人当时的领导提供的模板照抄的，根本不是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达。在过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曾经上诉人也参与了相应工程的建设，后因为政治因素导致上诉人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工程款，因为此事上诉人多次的到赫章县人民政府以及其他相应可以主张权利的单位主张权利，上诉人在去被上诉人处工作之前一直都是政府的干部身份，在农行工作十几年，因上诉人1999年9月到锌厂索要二期工程款并堵厂，2000年后一下身份变成农行五年期合同的"临时工"。签订合同2000年12月31曰至2005年12月31日。是农行和政府侵占锌厂二期工程势力″保护伞″的迫害的一个手法，有某种意义上存在行政直接干预被上诉人内部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在上诉人处于困难的生活处境下，在这样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强行买断工龄，上诉人在受到欺诈、胁迫的手段，并且被上诉人在乘人之危的情形下，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综上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之规定，在被上诉人需要裁员的过程中，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按照法定程序听取员工意见，因此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违法性。并且存在以合法的外衣掩盖非法的目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之相关规定，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之规定，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系无效合同。依据劳动部(劳部发1995年262号文件)指出“买断工龄”的做法是错误的；1998年6月9日《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企业不许逃避社会责任，把职工向社会一推了之，要对职工负责到底。”；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之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政策规定。综上所述，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是无效合同。 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合法。上诉人是中共赫章县委组织部（县组发（1982）3号）《关于录用公社干部七十名的通知》确定的干部身份，并非上诉人自愿的要求到农行工作，是农行选上诉人，并不是上诉人选农行，工作是组织调动，被上诉人农行要的是干部，并不是合同制工人，上诉人也不是合同制工人，那里来回那去，而不是主观把上诉人推向社会，签订五年期劳动合同，而是应当和赫章县人事局接洽回辅处乡政府工作，而不是变成农行的五年期合同制员工，应当按照人事关系退回原单位。上诉人于1988年由干部身份进入赫章县农业银行工作，2000年时，上诉人的工龄已超过十年，被上诉人应当与上诉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上诉人2000年与上诉人签订的却是期限为5年的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条“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之规定，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违反法律规定。因为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应当对上诉人进行相应的赔偿。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是无效合同，上诉人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系无效协议，并且违背了上诉人的意愿。因此，被上诉人应当补发上诉人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1727167元，支付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共518150.4元给上诉人。请求撤销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7民初1465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 农行赫章支行答辩称，一、关于黄启会与农行赫章支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黄启会于2006年7月10日向农行赫章支行提出了“本人申请自谋职业，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特此申请，望上级行批准为谢’’的申请书，农行赫章支行同意后，逐级上报农行毕节分行、农行贵州省分行。农行贵州省分行同意后，毕节分行根据农行省分行的批复，2006年10月26日印发《关于郭劲勇、黄启会等5名同志自谋职业的通知》(毕农银人(2006)37号），农行赫章支行根据毕节分行的通知，2006年10月27日印发了《关于下达黄启会同志自谋职业的通知》（赫农银发(2006)118号），同日赫章农行与黄启会签订《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并由赫章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协议签订后，赫章县支行即向黄启会支付了解除劳动合同的离职补偿金105000元，劳动合同自此解除。 在此过程中，黄启会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和农行赫章支行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一方逼迫另一方的行为。农业银行系统没有黄啟会诉称的违法的“买断工龄”行为，农行赫章支行不管在黄启会申请、还是在与黄启会签订《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阶段，自始至终不存在逼迫黄启会“买断工龄”的行为，不存在《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违法的事实。因此黄启会与农行赫章支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时效。黄启会诉称“自2007年起原告一直通过信访程序主张权利”，故黄啟会和农行赫章支行之间的劳动合同争议，产生于2007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黄启会应该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不应该“通过信访程序主张权利”。黄启会申请劳动仲裁的时间是2019年4月1日，因此黄启会即使与农行赫章支行有劳动合同争议，也早就丧失了仲裁时效，故赫章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黄启会2019年4月1日申请劳动仲裁不予受理。即使2008年5月l曰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规定为一年，黄啟会申请劳动仲裁也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同样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条件。因此对于黄启会的起诉，因其在仲裁时效期间内没有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应驳回起诉。 三、关于黄启会具体的诉讼请求。黄启会和农行赫章支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和农行赫章支行没有劳动关系，也没有继续为黄啟会提供劳动，她要求农行赫章支行补发工资和向其支付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所述，黄启会和农行赫章支行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黄启会对农行赫章支行的起诉，在仲裁时效期间没有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不符合劳动争议诉讼需要仲裁前置的条件。黄啟会要求农行赫章支行补发工资和向其支付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贵院依法驳回黄啟会的起诉或诉讼请求，维护农行赫章支行的合法权益。证据：（一）黄启会自谋职业申请书；（二）中国农业银行员工申请自谋职业审批表；（三）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关于郭劲勇等5位同志申请自谋职业的通知》；（四）中国农业银行赫章县支行《关于下达黄启会同志自谋职业的通知》；（五）赫章公证处《公证书》及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取补偿协议；（六）离职补偿金收款单。 黄啓会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农行赫章支行补发原告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2．请求判决农行赫章支行依照工资核算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支付给原告，暂计1727167.8元×30%=518150.4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农行赫章支行承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黄啓会原为国家行政人员，后调入农行赫章支行工作。2006年7月10日，黄啟会向农行赫章支行写出书面申请，内容为：“支行党委：本人申请自谋职业，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特此申请，望上级批准为谢。申请人：黄啓会。”农行赫章支行受理后，同意黄啟会的申请要求，并逐级上报毕节分行和贵州分行审批。2006年8月29日毕节分行和贵州分行批准同意黄啟会的申请。2006年10月26日，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下发了毕农银人（2006）37号文件，通知农行赫章支行按规定办理好相关手续，该通知中涉及与原告相同情形的还有毕节分行二级分行营业部、毕节市支行、纳雍支行的郭劲勇、王文愚、罗涌、徐永光四人等。2006年10月27日，农行赫章支行下发赫农银发（2006）18号文件，通知农行赫章支行的相关部门按规定办理好相关手续。同日，双方签订《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第3条约定：甲方补偿乙方105000.00元；该协议书第4条约定：协议自办理完第1条规定的手续，甲方、乙方、工会及见证人签章后生效；该协议书第5条约定：协议生效之日，甲乙双方即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之后乙方（黄啟会）不得向甲方（农行赫章支行）提出任何要求。协议签订后，原告、被告、工会及见证人谢某均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2007年10月31日经赫章县公证处公证。公证的当天，黄啟会向农行赫章支行出具收款单后，收取了离职补偿金105000元。2019年4月1日黄啟会以农行赫章支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向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农行赫章支行补发其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支付黄啟会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赫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不予受理。2019年4月15日黄啟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处理。上述事实，有黄啟会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仲裁申请书、赫章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赫劳人仲字（2019）第3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2019年3月30日《情况反映》、2000年10月1日颁发的《中国农业银行工会会员证》、劳动合同书、中共赫章县委组织部（县组发（1982）3号）《关于录用公社干部七十名的通知》、2011年3月赫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份颁发的《荣誉证书》、企业职工退休（退职）审批表、城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2006年10月27日《关于下达黄啓会同志自谋职业的通知》，农行赫章支行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审批表、毕农银人（2006）37号文、赫农银发（2006）118号文、公证书、《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收款单在卷予以佐证。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不再敖述。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黄啟会的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二是当事人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对于黄啟会的主张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因黄啟会称双方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是在受农行赫章支行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在法律上黄啟会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就应当是协议签订之日，即2006年10月27日。从黄啟会提供的证据看，协议签订后，黄啟会向有关部门信访反映问题都是涉及“二期工程”、“山鹰公司”、“广弘公司”、“诚达公司”等的债务、施工合同以及黄啟会被处分、被诈骗等的相关问题，并未主张解决与农行赫章支行的劳动争议纠纷。黄啟会的这些信访事项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此，黄啟会2019年4月1日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的时效期间。关于双方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根据协议的内容显示，当事人是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达成的；其次，该过程是通过层层审批，还经过公证，从申请到黄啟会领补偿款之日，历时近四个月。因此，黄啟会称该协议是受农行赫章支行逼迫所签，不但没有证据的支持，而且按照常理不具有可能性。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成立和终止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的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原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黄啟会领取了补偿金105000元，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已全面终止。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黄啓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黄啓会承担。 本案二审期间，黄啓会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赫章县地方税务局《收条》5张（均为复印件），证明目的被告所称的买断工龄的钱被赫章县地方税务局以缴纳税收保证金形式作为保障扣押，实际原告并未取得所谓买断工龄金，其是被告单方作为逼迫的。第二组证据，检查信（打印件，不全，至少可以判断缺签名页），证明被告对原告的处分原告是不服的，其实想要恶意辞退原告，原告便以检查的形式已经向被告提出反抗。第三组证据《关于业务发展部员工黄啓会同志违规问题处理定》（复印件，原审已提交）。第四组证据《情况反映》（复印件，原审已提交）。第五组证据《贵州省赫章县人事干部介绍信》（复印件，原审已提交）。第六组证据《借条及收条》（复印件），证明目的为原告在被告处收到的“烟票”还款凭据，农行应当兑现处理，导致原告该款项至今未消化收回。第七组证据《关于解决黄啓会、赵启银信访问题的意见、调查处理意见、情况报告、情况反映等材料》（复印件），证明目的原告的工作问题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从未停止过。《农业临时劳动合同》（复印件，名称为《劳动合同书》签订日期为2000年11月20日，在劳动用工关系解除之前所签订，装卷备查），证明目的为按相关规定为无效合同。对第一组证据由于是有关税收的，与本案无关，不再组织质证。对第二组证据，第二组证据不完整，不组织质证。第三、四、五组证据，因原审已提交并已组织质证，不再重新质证。第六组证据赫章农行的质证意见为，这个与案件没有关系，并不是新证据。至于说收烟票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银行的工作要求。并且时间太长，还有当时她还在银行上班，但是我们认为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第七组证据赫章县农行的质证意见是没有原件，且落款日期修改过的，不属于新证据，没有办法质证。除此外，当事人未提交其它证据。 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黄啓会向法院起诉主张“1．判决农行赫章支行补发原告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工资；2．请求判决农行赫章支行依照工资核算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社会保险支付给原告，暂计1727167.8元×30%=518150.4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农行赫章支行承担诉讼费。”黄啟会未向法院提交任何其于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在农行赫章支行工作的证据，其主张农行赫章县支行补发2006年12月至2019年2月的工资没有证据支撑。书证《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离职补偿协议书》为原告、被告、工会及见证人均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并于2007年10月31日经赫章县公证处公证。公证当日黄啟会已向农行赫章支行出具收款单后收取了离职补偿金105000元。黄啟会申请仲裁及起诉主张的权利均在解除劳动关系之后，而非在劳动关系之间，其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及二审补充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据只能证据其向有关部门信访反映问题都是涉及“二期工程”、“山鹰公司”、“广弘公司”、“诚达公司”等的债务、施工合同以及黄啟会被处分、被诈骗等的相关问题，未主张解决与农行赫章支行的劳动争议纠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黄啟会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在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内主张了本案起诉主张的民事权利。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黄啟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黄啟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 川 审判员 张 雄 审判员 刘光全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