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民申349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蒙启东，男，1957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上列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朗，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再审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迎，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燕英，女，1974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姚建敏，女，1960年12月2日，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再审申请人蒙启东因与被申请人杨艳英、二审被上诉人姚建敏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01民终59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蒙启东原申请再审称，涉案股权转让目标公司南宁鸿基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是一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由改制时全体职工共同出资设立，该公司章程第六十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股东的出资可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但其股东资格不能自动继承，如其有成为本公司股东的意愿，需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公司股东会批准”。上述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并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但书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作为鸿基公司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的处理依据。本案中，蒙启东对于二审判决服判，在何栋死亡后，也认可其继承人杨燕英取得涉案股权的投资收益权，但是根据鸿基公司章程第六十一条第二项规定，杨燕英并不自动继承股东资格，杨燕英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向鸿基公司申请成为股东并获得董事会同意、股东会批准。另外，本案还涉及实际出资人显名问题，未经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法院不应支持杨燕英要求涉案股权工商登记至其名下的诉请。因此，杨燕英作为涉案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仅享有投资收益权，而不具有鸿基公司股东资格，不能登记成为鸿基公司的股东，故二审判决第二项是错误的。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收到再审申请人申请材料后，蒙启东于2019年10月28日向本院提交变更再审请求申请书称，（一）本案案由应当是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不是股权转让纠纷。本案虽因股权转让而起，但杨燕英的诉讼请求不是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有效，也不是请求确认其买受继承了投资权益，而是请求将登记于蒙启东名下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到其名下，因此本案案由应当是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不是股权转让纠纷。（二）鸿基公司是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应当成为本案被告，本案遗漏当事人。蒙启东不是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即使蒙启东与杨燕英共同去工商局递交股东变更申请，工商局也不会受理。（三）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鸿基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鸿基公司也应当成为本案第三人。杨燕英作为何栋的继承人，未按照鸿基公司章程上述规定向蒙启东提出书面申请且未经董事会同意及股东会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不能继承取得蒙启东的股东资格，鸿基公司即使不作为被告，也应当为本案第三人。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请求再审本案。 杨燕英答辩称，（一）二审法院将姚建敏、蒙启东的协助义务对象变更为杨燕英并无不当。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为出让股东与股权受让人，不包括目标公司，合同主给付义务为受让方支付股权价款、出让方转移股权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受让方完成付款义务并取得股权后，有权请求出让方进一步协助其完成股权变动手续。本案中，姚建敏与何栋于2016年3月26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姚建敏取得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合同项下的表决权及相关全部权益属于何栋，何栋也于起诉前完成了全部股权款的支付义务，至此何栋依据合同约定已获得案涉股权，故在何栋去世之前股权的所有权已在合同双方之间完成权利变动，何栋已实际成为案涉股权的所有人。至于原审判决股权出让方姚建敏、蒙启东承担协助相关变更登记的义务，实质上是确认了之前已发生股权转让的合法性以及法律强制执行性，而并非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时才发生股权转移之法律效果。杨燕英作为何栋的财产继承人，二审法院将姚建敏、蒙启东的协助义务对象变更为杨燕英，并无不当。（二）杨燕英能否成为南宁市鸿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鸿基公司）的股东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鸿基公司章程规定涉及的是出资法律关系，利害关系当事人是鸿基公司与股东及其继承人。该章程只是规定股权继承人要完整行使股东权利应当如何，并没有直接否决杨燕英不能成为公司股东。无论杨燕英的申请是否能够获得同意和批准，及其今后与鸿基公司之间如何处理其被继承人名下股权的财产权益，均属于杨燕英与鸿基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姚建敏、何栋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无关。但姚建敏、蒙启东作为股权出让方总是负有相关协议变更义务。（三）蒙启东不是案涉股权实际转让人，只是代持人，无权反对股权变更登记。姚建敏是案涉股权的实际所有人，姚建敏与蒙启东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根据鸿基公司持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蒙启东应该无条件配合姚建敏、何栋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四）同类股权转让纠纷中，其他人的再审申请已经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申1323号民事裁定驳回，本案应同样处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何栋基于其与姚建敏签订的《南宁鸿基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诉请要求蒙启东、姚建敏履行涉案合同义务而发生，故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而非蒙启东再审申请所称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股权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为出让股东与股权受让人，而不包括目标公司，合同主给付义务为受让方支付股权价款、出让方转移股权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受让方完成付款义务并取得股权后，有权请求出让方进一步协助其完成股权变动手续。因此，本案的当事人为股权出让方姚建敏、蒙启东与股权受让方何栋，不包括股权转让目标公司鸿基公司，二审判决并未遗漏当事人。 本案中，姚建敏与何栋于2016年3月26日订立的《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甲方（姚建敏）取得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后，合同项下股权的表决权及相关全部权益属乙方（何栋）”，何栋也完成了全部股权款的支付义务，何栋依据合同约定已获得案涉股权，故在何栋去世之前股权已在合同双方之间完成权利变动，何栋已实际成为案涉股权的所有者。至于原审法院判决股权出让方姚建敏、蒙启东承担协助相关变更登记的义务，实质上是确认了之前已发生股权转让的合法性以及法律强制执行性，而并非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时才发生股权转移之法律效果。杨燕英作为何栋的财产继承人，二审法院将姚建敏、蒙启东的协助义务对象变更为杨燕英，并无不当。至于股权转让目标公司鸿基公司的章程规定“股东的出资可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但其股东资格不能自动继承，如其有成为本公司股东的意愿，需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公司股东会批准”，该规定涉及的是出资法律关系，利害关系当事人是该公司与股东及其继承人。依据该公司章程，杨燕英作为继承人要完整行使股东权利，应书面申请董事会同意，并经股东会批准。但无论杨燕英的申请是否能够获得同意和批准，无论杨燕英在今后与鸿基公司之间如何处理何栋名下股权的财产权益，均属于股东继承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姚建敏、蒙启东、何栋之间的股权转让法律关系无关。姚建敏、蒙启东不再是出资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其二人无权就此提出异议。 蒙启东再审申请主张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是鸿基公司，而不是蒙启东。本案所审理的出让方股权变更登记协助义务来自于案涉《股权转让合同》。鸿基公司《持股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持股小组代表的职责与所在持股小组股东的关系：持股小组代表无条件提供有关材料协助公司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和其他工作，股东与持股小组代表的关系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鸿基公司《董事会决议》（南鸿基董字【2015】02号）规定：“在公司股东对内、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隐名股东（出资人）的权益。在实际操作时，隐名股东（出资人）必须以出资人代表（股东）的名义出现，出资人代表（股东）有义务协助隐名股东行使他们的诉求和权益。”当何栋将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之后，姚建敏应当依约协助何栋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因姚建敏的所持份额登记在持股小组代表（即显名股东）蒙启东名下，蒙启东作为姚建敏的股份代持人，有义务协助姚建敏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变更登记至何栋的名下，故蒙启东基于姚建敏与其之间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对姚建敏所出让的股权总是负有相关协助变更的合同义务，一、二审法院判决其继续履行该协助义务并无不当。 综上，蒙启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蒙启东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兰 曲 审 判 员  黄文臻 审 判 员  黄滔滔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潘玮麟 书 记 员  施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