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8民初5150号 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8号江苏大厦23层。 法定代表人：陆义保，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晨，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双双，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虎池路8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廷刚，执行董事。 被告：胡春霞，女，197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被告：姜廷刚，男，1976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利君，江苏寒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地品，江苏寒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放公司）与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立案后，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盈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双双、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利君、殷地品、被告胡春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盈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神锐公司于2018年4月至7月签订的四份《订购合同》，即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4101288《订购合同》、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51811289《订购合同》、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订购合同》、2018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70601315《订购合同》；2、判令被告神锐公司向原告退回货款合计34062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自2018年7月23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判令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对上述债务承担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补充清偿责任；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8年4月至同年7月，原告为购买电子秤系列产品，与被告神锐公司签订多份《订购合同》，并向神锐公司支付货款360万元。但神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量履行发货义务，实际向原告提供的电子秤仅有114台，含税总价为193800元。剩余大量的货物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按期发货，被告神锐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要求解除《订购合同》。被告胡春霞、姜廷刚作为被告神锐公司的股东未全部履行实缴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应当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神锐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共同辩称：我方认为本案系虚假诉讼，原告与被告神锐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本案的案涉四份《订购合同》，均系为满足双方合作需要而签订的书面材料，目的在于原告向被告神锐公司支出相应的款项，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对被告神锐公司的出资系认缴，认缴时间为2040年12月31日，到目前为止尚未届满，被告胡春霞、姜廷刚无需以尚未到期的应缴出资对被告神锐公司对外债务承担责任，原告主张被告胡春霞、姜廷刚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11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4101288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1000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具体设计参数等要求详见乙方已经提供的样品及其书面材料。以上单价为到达甲方指定现场价格，税率为17%或16%，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2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6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乙方免费运送至甲方指定国内用户现场。2018年4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170万元。乙方延长交货日期须经甲方书面盖章同意，否则乙方应该在收到订金一周内向甲方无条件退回订金。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170万元，备注为衡器采购订金。 2018年5月18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51811289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178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5月20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3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30万元，备注为订货款。 2018年6月15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235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2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6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4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4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同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40万元，备注为订货款。 2018年7月6日，盈放公司（甲方）与神锐公司（乙方）签订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的《订购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生产制造智能农产品溯源电子秤系列产品合计905台套，含税单价为1700元，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20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一批500台交货，其余按约在本年7月底前全部交货，交货时由甲方确认，并在乙方的送货单上签字。2018年7月15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订金120万元。其余内容与前述合同一致。2018年7月16日，盈放公司向神锐公司转账120万元，备注为支付货款。 上述合同签订后，盈放公司自认收到电子秤114台，2018年4月26日神锐公司通过苏州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发货26台电子秤至北京项目，2018年7月13日神锐公司通过苏州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发货85台电子秤至湖南项目，另有3台样品是神锐公司人工携带至项目的。 神锐公司、胡春霞在庭审中陈述：除了盈放公司说的苏州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运送的111台电子秤以外，神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运送90台显示器至衡阳，2018年9月7日运送60台电子秤、65台显示器到衡阳市，2018年5月24日运送61寸显示器（具体数量不详）运到北京。其中，衡阳市地址是当时湖南深锐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深锐公司）和湖南衡贸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共用的办公场所地址，发货至办公地点后员工会通知各农贸市场领取电子秤。发货是由神锐公司原财务总监方小峰负责的，2018年11月15日起盈放公司不让胡春霞继续在湖南项目上了，领取电子秤的材料即使有，也在胡春霞湖南办公室内，无法提供。 2018年8月15日，盈放公司（卖方）与新合作供销一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买方、以下简称新合作公司）签订《智能电子秤采购框架协议》一份，约定新合作公司向盈放公司采购电子秤600台，型号为神锐-SR200，数量为预测的采购参考数量，实际数量按订单的采购数量为准，预估采购货物总金额为155万元。同日，新合作公司向盈放公司转账155万元，摘要为GX邻里中心设备购置。2019年7月18日，盈放公司向新合作公司转账1203885.20元，摘要为退款。盈放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笔退款即为因神锐公司未按约交货，我方在《智能电子秤采购框架协议》项下退还新合作公司的货款，其他违约责任双方仍在协商中。 2018年3月26日，盈放公司股东陆义保（甲方1）、吴某（甲方2）与神锐公司、苏州深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锐公司）股东胡春霞（乙方1）、姜廷刚（乙方2）、深锐公司（乙方3）签订《合作意向书》一份，约定甲方促使盈放公司向乙方合计定向增发700万股，用于收购神锐公司100%股权、专利、知识产权等。定向增发股份的前提是乙方将所有智慧农贸农批行业全部业务（包括信息化及其增值业务）与资源统一置入盈放公司，并将以往以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名义签订并正在履行或正在签订的智慧农贸农批行业业务合同主体变更为盈放公司，前述相关业务置入后，乙方向盈放公司承诺在2018年实现不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的营收收入、1200万元人民币合并报表后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400元人民币销售回款。甲方促使盈放公司为智慧农贸农批信息化业务提供预算范围内正常的流动资金支持。鉴于乙方的智慧农贸智慧农批行业全部业务统一转让至甲方名下，经尽职调查的专业机构依据收支配比的原则进行新旧业务划断鉴别后转至盈放公司名下的项目，其正常运营管理、资金支持统一由甲方负责。若各方就本次合作达成正式协议或本意向书项下合作方案获得正式通过，则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工商登记正式变更确认之前，乙方开展正常经营、工作所产生的生产成本及费用支出经尽职调查的专业机构确认后由盈放公司在业务合理范围内予以承担。本意向书仅为各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本次合作准备工作如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收购条件谈判等就绪后，各方将正式签订相关交易合同。本意向书仅表明各方合作意向，除第二条（保密和信息披露）外，本意向书条款对各方不具有法律效力。后双方并未签订正式的合作协议，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并未在2018年实现8000万元以上的营收收入。 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在庭审中陈述：涉案4份《订购合同》的付款行为均是因为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后，经胡春霞、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义保、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某三人协商，盈放公司通过此方式来负担神锐公司的日常开支及智慧农贸湖南、北京项目的投入资金。且意向书签订后，胡春霞、深锐公司将其作为股东的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盈放公司，即将湖南项目转给盈放公司，双方已开始履行《合作意向书》。 另查明，湖南深锐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廷刚，股东为胡春霞、深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均为认缴出资。2018年6月5日，股东变更为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陆义保，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 盈放公司法定代表人陆义保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胡春霞介绍自己是农贸管理的专家，她说2018年就能做出8000万元到1个亿的业绩，《合作意向书》是双方签订的对赌协议意向，但该意向书不是正式协议。签订本案《订购合同》的背景是我公司的客户新合作公司有在2、3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开设2、3千家农贸市场的发展计划，新合作公司需要大量信息化相关设备的采购。签订4份《订购合同》是因为胡春霞说电子秤有生产周期，需要提前备货，采购的货是用于北京的农贸市场、湖南农贸市场，且新合作公司有收购湖南项目的意向，所以当时我公司就预定了很多台。关于湖南项目，是深锐公司和另一家湖南公司中标了10个农贸市场改造项目，后胡春霞成立了湖南深锐公司，胡春霞没有资金继续做中标项目，而我公司不熟悉农贸市场，我公司带新合作公司去考察，新合作公司有购买意向，我公司即与胡春霞办理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转让手续，边投入边等待客户正式收购，因湖南深锐公司当时成立实缴出资为0元，故胡春霞与我公司转让股权亦为0元转让，转让后我公司陆续向湖南深锐公司投入注册资本，用于湖南项目开支，胡春霞在湖南项目上待至2018年10月底左右离开。本案双方是真实的买卖合同，不存在胡春霞说的三人协商确定以买卖合同名义转账的事情，微信聊天记录中，胡春霞单方面提到神锐公司的支出工资等，但我方并未承诺付款，且微信内容胡春霞有意将湖南项目上开支与苏州公司开支搅在一起，我公司向湖南项目上的投资都是通过盈放公司打款至湖南深锐公司账上进行开支，从未通过向神锐公司打款来对项目投资。 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胡春霞的神锐公司是生产电子秤的，当时考虑到新合作公司发展计划涉及2000到3000家农贸市场连锁集团，电子秤需求量很大，所以我公司陆续向神锐公司采购电子秤。公司向湖南项目的投入是从我公司打到湖南深锐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开支投入的，没有通过神锐公司转账投入的。不存在胡春霞说的三人协商确定以买卖合同为名，实际是支付投资款的事情，我公司从未向神锐公司转款来用于神锐公司的开支。湖南深锐公司股权转让是0元转让，是在受让股权后陆续向该公司打入注册资本的。 神锐公司、深锐公司原财务总监方小峰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盈放公司和北京一家公司谈了数量较多的合同，所以盈放公司第一次采购数量就是1000台，且当时采购数量多会给予优惠单价，且在第一笔钱到位以后我去过几次南京，因为神锐公司资金链已经断了，我去南京让盈放公司追加采购，这样通过支付定金，神锐公司可以继续运营生产。合同签订后神锐公司没有足额发货，盈放公司口头催过货，但不是特别急，因为北京项目延后了很多农贸市场尚未开始运营。电子秤都是由我发货的，2018年9、10月份，我作为代表与朱某对账，他说北京收到26台，湖南收到85台，但我发往湖南的数量不止这些。当时神锐公司在湖南有一个仓库，收货人也是神锐公司员工，胡春霞名下的公司在湖南衡阳市除了农贸市场项目，还有其他的客户，货物到底有没有到盈放公司的农贸市场项目里我没有继续核实。湖南项目转手给盈放公司后，盈放公司没有通过神锐公司打款投资在湖南项目上，但2018年5-7月，湖南深锐公司曾经打款给神锐公司、深锐公司，总额大概70万元左右，2018年7月，盈放公司财务总监朱某说要平账，双方就协商再签订订货合同，要盈放公司再预付120万元采购款，朱某要求这笔钱付给神锐公司后要优先用于两家公司与湖南深锐公司平账，需要将款项归还给湖南深锐公司。 再查明，神锐公司于2016年12月3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廷刚，股东为胡春霞（占30%股权）、姜廷刚（占70%股权），注册资本10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为2040年12月31日。2017年4月20日，股东变更为股东为胡春霞（占17%股权）、姜廷刚（占51%股权）、周雷（占32%）。2019年2月2日，股东又变更回胡春霞（占30%股权）、姜廷刚（占70%股权）二人。现神锐公司、胡春霞、姜廷刚作为被执行人涉及本院数起执行案件，目前均未能履行执行款项。 胡春霞在庭审中陈述：谈合作意向时，神锐公司、深锐公司账目上就亏损2000多万，当时我把该情况如实告知盈放公司。在公司缺乏资金时，我个人在外借款，我和姜廷刚名下确有多套房产和店面，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将房产多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抵押了。目前我和姜廷刚、神锐公司的资金都很困难。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订购合同》4份、银行转账凭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信息、物流公司出货单、《智能电子秤采购框架协议》等证据，三被告提供的《合作意向书》、微信聊天记录、物流公司出货单等证据、方小峰的证人证言、本院对陆义保、朱某作的调查笔录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盈放公司与被告神锐公司签订的四份《订购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履行各自义务。被告神锐公司在签订合同后仅履行了部分供货义务，致使原告盈放公司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未供货的货款。合同解除时间应以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确定，本案起诉状等应诉材料被告神锐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收到，即涉案四份《订购合同》于2019年3月27日解除。 关于退款金额，涉案合同中约定电子秤单价为1700元/台，原告自认收到114台电子秤，被告神锐公司虽提供了物流公司出货单，但2018年9月7日运送的60台电子秤是送至胡春霞的湖南办公地点，由其员工签收，被告神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该60台电子秤交付给原告或原告指定用户，故本院认为涉案合同已供货数量为114台，已供货金额为114台×1700元/台＝193800元，原告已付货款订金总额为360万元，故被告神锐公司应退还货款金额为360万元-193800元＝3406200元。根据合同约定，乙方（神锐公司）延长交货日期须经甲方（盈放公司）书面盖章同意，否则乙方（神锐公司）应该在收到订金一周内向甲方（盈放公司）无条件退回订金，原告最后一次订金支付日期为2018年7月16日，原告主张以3406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对于三被告辩称的涉案买卖合同并未真实交易关系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涉案买卖合同并非真实交易，《合作意向书》中未约定意向书签订后原告盈放公司要开始负担被告神锐公司的日常开支，并湖南深锐公司的股权转让后已成为原告盈放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原告盈放公司亦无需通过转账给被告神锐公司来支付湖南项目的投资款。故三被告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且不符合商业逻辑，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对被告神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但是本案中三被告目前资金困难，涉及数起执行案件存在未履行执行款项的情形。据胡春霞陈述，被告神锐公司在《合作意向书》签订前即存在巨额账面亏损，在公司运营中需要股东个人对外借款、抵押房产。综上，现被告神锐公司已资不抵债，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当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应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被告神锐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提出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4101288《订购合同》、2018年5月18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51811289《订购合同》、2018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061501311《订购合同》、2018年7月6日签订的编号为YF2018070601315《订购合同》于2019年3月27日解除； 二、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南京盈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3406200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34062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被告胡春霞、姜廷刚分别在未出资金额300万元、7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481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9814元，由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负担，被告江苏神锐计量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黄 瑶 人民陪审员  刘永菁 人民陪审员  张 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卞文华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十三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