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521行初203号 原告胡连平，男，196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胡东，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刘雪华，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碧海大道。 法定代表人何万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李进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糜旭红。 原告胡连平不服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下称七星关公安局）治安行政管理一案，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于6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7月16日、7月29日和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连平及委托代理人胡东、刘雪华，被告七星关公安局委托代理人李进军、糜旭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原告处15日行政拘留，并于2019年4月2日执行完毕。原告不服，向毕节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毕节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毕市公复决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在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后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重新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原告认为，《决定书》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严重违法，超越职权，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书》应被确认违法，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依法享有涉案大坡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处分该土地上的树木、农作物等，不存在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2、被砍伐树木系生长于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耕地，无任何证据显示其树木归属胡章琦及胡氏族人；3、《决定书》的程序严重违法。2018年3月18日，原告已被执行行政拘留，而被告2019年3月20日补充提交《价格认定结论书》，该证据不应作为《决定书》合法性的依据；七星关公安局田坝桥派出所的多次询问程序违法，足以影响到行政处罚决定的公正性，在《决定书》作出前，七星关公安局田坝桥派出所对原告的历次询问中，原告及家属均没有收到传唤证或通知书，足以影响到行政处罚的公正性；被告违反法律规定超期办理治安案件，程序违法。4、被告存在超越职权的行为，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在《资产评估报告书》及《价格认定结论书》中认定种植的树木分别属于胡章琦和胡氏族人，与事实严重不符，明显超越职权。综上，被告作出的《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超越职权办理案件且存在利用公权力干预民事、经济纠纷的嫌疑，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应确认违法。请求依法确认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经庭审质证：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毕市公复决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七星拘解字[2019]号解除拘留证明书。拟证明被告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5月31日作出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被告主体适格；原告向毕节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后，毕节市公安局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此后被告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被处罚拘留十五日现已执行完毕。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2、毕市府林证字2009第5224011000209-1／1号《林某1》、黔［2018］七星关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1461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拟证明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11日向原告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了原告依法享有“大坡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四至界限作出明确标识；从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胡章才等4户林某1四至界限来看，涉案雪松栽种位置“石旮旯”为食料地，属于原告林某1范围内；被砍伐树木全部生长于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耕地上，原告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自由决定其耕地是否种植树木，未侵犯任何主体的权益，不存在损毁公私财物的主观故意。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所述的食料地不能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反映。 3、毕兴鉴评[2019]第52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七星价估字[2019]2号（2019年3月13日、2019年3月20日）价格认定结论书。拟证明资产评估报告书第十一条第一款明确指出报告不用于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的确认，而被告在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时，直接认定被砍伐树木的所有权属于胡章琦，明显错误；2019年3月13日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被砍伐树木57棵，被告根据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被告又于2019年3月20日重新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被砍伐树木为37棵，但行政处罚已经于2019年3月18日开始执行，其不能作为行政处罚合法性依据。被告对该组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证据之间的相互抵触不是公安机关造成，并且已经弥补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 4、证人胡某1钧、胡某1兴、胡某2、熊某、胡某3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被告对证人胡某1钧的询问避重就轻，存在明显诱供、骗供行为，严重歪曲证人原某；原告于1980年分得的“大坡顶”土地与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范围一致，包括位于弯腰树公路这一边的土地及石坡坡，即涉案被砍伐树木范围内的全部土地；2009年3月31日召开的家族会议，原告未在会议上表示捐献涉案大坡顶土地。胡某1兴参与1980年大坡顶分山分地，原告大坡顶土地范围内的石咔咔（位于聂绍勇、聂绍才家地这边），属于食料地，并非林地。胡章才等4户的大坡顶山林范围与原告承包的土地范围没有交叉、重合。胡章才、胡某3一直在外地打工，从未参加2009年3月21日家族会议，也没有捐过其位于大坡顶的任何土地，由此大坡顶芳名碑记载错误，胡章群在两次询问笔录中作虚假陈述。原告认为以上证人均系田坝桥村村民，且包含了当时参与分地的人员，以及争议的林地的权利人，能够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被告对证人胡某1均证言的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有异议，并不是认为证人说假话，而是在证词中的“这里、那里”不足以反映客观事实，其中应当注意到证人胡某1均称2009年在大坡顶种树的时候原告的儿子参与其中，该证言达不到原告所谓的诱供、骗供的证明目的；对胡某1兴证言的三性与胡某1均一致，胡某1兴提到在原告的土地范围内不存在雪松，该证言同样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胡某2证言的关联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对真实性有异议，证人称没有参加会议，但知道会议上没有赠送的事实，存在客观逻辑错误，录音内容中胡章琦所述的“找不到”与“没有”不是一个意思，为证实赠送协议的真实性，我方向法庭提交赠送协议原件予以核对，胡某2提到的666平米的事情与本案无关；对胡某3、熊某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胡某3、熊某是否捐赠土地的事实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辩称，1、原告胡连平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违法行为客观存在。经询问原告，原告对砍伐树木的事实予以认可，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坡顶山上的树木系原告所砍伐。因此认定被砍伐树木的权属直接影响到原告行为的违法性。经调查查明，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坡顶山上确实有部分土地的使用权人是原告，被砍伐的柳杉树33棵、桐青树4棵在原告的土地内，但被砍伐的雪松的位置不是耕地，结合林某1的内容，可以客观的证实原告对被砍伐的雪松不具有所有权。胡某1琼提供的胡氏家族于2009年3月开会会议记录载明，胡连平同意将位于七星关区胡家大坡的耕地提供给家族集体使用；胡氏家族功德碑上碑文内容载明胡连平无偿提供土地供家族使用。从上述书证的产生时间、方式，能够客观真实的反映案件情况，证实被砍伐树木的权属，能认定原告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2、经依法调查后，答辩人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十五日行政拘留。3月20日，毕节市七星关区林业局主动更正了其制作的木材检尺记录；同日，田坝桥派出所根据毕节市七星关区林业局更正后的内容进行价格鉴定，被损毁木材的价值由原3836.2元更正为2726元。原告向毕节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毕节市公安局以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七星关（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重做。根据更正后的价格鉴定，再次询问原告后，答辩人重新作出七星关（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答辩人作出的七星关（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3、答辩人询问原告均履行了通知义务，答辩人在办案过程中传唤程序合法。综上，答辩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传唤证、案件集体汇报记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执行回执、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送达回执。拟证明被告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被毕节市公安局依法撤销，撤销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有多处程序违法，正好说明被告作出的该决定书程序违法，严重损害原告的人身权利；对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从文件内容看，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前的内部审批文件审批流程未走完，没有负责人及分局领导签字同意，程序违法；对接处警登记表真实性不予认可，雪松栽种位置确实是在土地上，内容上已经明确，但该雪松是在原告土地范围内；对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从内容看，雪松是在土地上，而非林地，受案时间为2019年1月2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办理治安案件为30日，案情重大复杂经上级批准延长30日，但从审批表可以知道受理时间2019年1月2日至2019年1月31日已经届满30日，期间不存在鉴定，而被告是在2019年2月1日才申请延长办案期限，程序违法，同时根据该规定，延长办案期限应当由办案单位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明确七星关分局是该案办案单位，有权批准延长办案期限的单位应当是毕节市公安局，但被告未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而自己批准延长自己的办案期限，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违法；针对传唤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原因及时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公安机关履行通知家属传唤的原因及处所是其法定义务，不因原告不要求而免除其法定义务，此次传唤被告未通知家属，程序违法；针对案件集体汇报记录，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被砍伐雪松生长位置确系原告土地承包范围内，且原告从未将涉案大坡顶土地赠予他人，也无证据证明树木所有权的归属，其次，土地承包证主体及范围属于人民政府认定的职权范围，对树木所有权争议属于民事纠纷范围，被告超越职权认定相关事实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程序违法，未根据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告知原告享有相关权利，且未提供在场人证明胡连平是否真的拒绝签字；针对行政处罚执行回执、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送达回执，说明原告被行政处罚十五天。关于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毕节市公安局已经在2019年5月8日作出复议决定认定该决定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原被告均未对该决定书提出异议，故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问题毕节市公安局已经作出定论，因此该组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2、人员基本信息表、到案经过、胡连平询问笔录、报案人胡章琦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赠送协议、林某1、会议记录（赠送协议、林某1、会议记录有当事人胡章琦签字，由胡章琦、胡某1琼提供，原件由该三人保存）、鉴定聘请书（1、3、4号）、资产评估报告、送达回执、价格认定结论书、送达回执、现场勘查。拟证明原告故意损害财物的行为客观存在，应当依法予以处罚。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人员基本信息表无异议；对到案经过内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办案单位是被告，传唤证也是由被告作出，田坝桥派出所非本案办案单位，无权出具该证据，也无权决定立即传唤胡连平到被告办案中心进行询问调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无证据证明胡连平拒绝签字，也无在场人证明，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胡连平询问笔录三性均不予认可，在第一次笔录中原告一再强调之所以砍伐涉案树木是为了果树生长，发展生产，且被告砍伐树木全部生长于原告的承包地中，因此原告并无故意损毁财物的主观故意；第二次笔录中被告多次诱供、虚构事实，骗供询问原告，如问大坡顶被损毁的树木57棵进行价格认定，实际被砍伐的树木是37棵，依据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报案人胡章琦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虚假陈述，该笔录与客观事实不符，雪松栽种位置在原告土地上；胡章才提供的林某1范围与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范围没有任何交叉重叠，胡章才亦没有权利将属于他人的土地赠送给胡章琦，胡章才也不是林某1的实际权利人，从报案人表述看，整个事件为民事纠纷，并非治安案件，被告超越职权利用公权力干预民事纠纷；胡章琦的笔录存在虚假陈述，在整个案件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均不知是谁将芳名碑上的字划掉，胡章琦怎么知道；对证人林某2证言，证人所言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虚假陈述，土地林地的权属已经明确，林某2没有权利认定土地上石旮旯的权属，林某2在笔录中陈述分山分地是在1981年，参与人有聂宗林、胡某1钧等人，而聂宗林出生日期为1975年，1981时年仅6岁，客观及实践中是一个无民事能力的自然人，不可能参与分山分地，更加证实林某2的陈述虚假；对胡连军的证言，关于被砍伐树木是谁栽种原告并不知晓，胡连军也只是听说，真实性有待查清；对证人胡某1均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本人表述所说的话与笔录中公安机关记载的不一致；对聂宗林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其系虚假陈述，聂宗林无权认定石旮旯的权属；对胡连元的证言，其所述不属实，原告没有捐地，其所言是听说，不能证明原告将自己的土地捐赠；对胡章群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胡章群笔录中提到原告、胡某3、胡某4等人均在家族会议中明确表态捐赠土地，而原告申请证人胡某4的妻子和儿子及胡某3出庭作证，证明胡章群系虚假陈述，胡章群在笔录中所述的胡连平之子胡东参加栽种系虚假的，胡东2009年在上高四，不可能参加栽种，胡章群与胡章琦系亲兄弟，证言可信度低；对胡章才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虚假陈述，雪松位置已明确在土地范围，土地的产权不是胡章才或原告说了算，要以七星关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土地确权及林权确权为准，同时办案机关未作处罚前就已知林权有纠纷，未查清事实仍然认定胡章才赠送的协议有效，显然滥用职权干预民事纠纷；对胡某1琼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胡某1琼作为记录及收集人员，其仅仅陈述大会上由胡章群宣布胡连平捐出土地，没有表述为胡连平大会上表态捐出土地，同时也没有说明具体捐赠面积，而实际情况是胡章群一人传出胡连平捐赠土地，与事实不符；对胡国林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系虚假陈述，且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胡连元在大坡顶没有土地，何来捐赠，原告从未表态捐赠土地，更不会涉及捐赠多少，而在胡国林证言中陈述到捐赠两亩约1300平米，与被告第29页证据胡章琦所述466平米及46页胡章群所说400左右平米差距过大，相互矛盾，与事实严重不符；对李官明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雪松栽种在林地或是土地产权及土地的归属应由国家相关部门认定，李官明作为个人无权确认属于林地还是土地，若代表单位，其应当提交单位盖章的说明，其所作证言违反相关规定；对胡章群2019年3月1日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是虚假陈述，其说到胡连平、胡某4、胡某3等人捐地，与事实不符;对赠送协议真实性、林某1关联性不予认可，林某1与土地确权证四至界限清晰，无任何交叉，同时从林某1可知，该林权属四户共有，其无权单独将该林权交由胡章琦三兄弟和无权赠予；对会议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胡连平签字且该第68页的记录与证人胡某1琼所述由胡章群宣布捐赠不符。对所有的证人证言被告均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根据证据规则，其证人未出庭应当说明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未到庭作证的应出示相关证据，而本案被告所有证人证言均无证人出庭，无法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鉴定聘请书（1号）真实性无异议，资产评估报告第52号中雪松权属不清，而被告直接认定雪松所有权归属胡章琦，超越职权，明显错误；对价格认定结论书、送达回执（胡章琦）真实性无异议，对胡连平送达回证，被告未提供被送达人拒绝签字的相关证据证明原告拒绝签字，不能视为已经送达；对鉴定聘请书（3号）真实性无异议，也正好说明本案办案机关为七星关分局，并非田坝桥派出所；2019年3月4日（被告提交的第93页证据）两份木材检测记录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复印件内容看，检测的当事人签字处是胡章琦，也就是本案的报案人，我方认为该证据的取证主体是违法的；对第98页的鉴定聘请书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聘请书记录的内容为57棵树木与事实严重不符，价格认定结论书内容有误；对两份送达回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未举证证明胡连平之妻拒绝签字的证据；现场勘验笔录（102页-124页），被砍伐树木确系胡连平土地内。对于赠送协议、林某1、会议记录三份证据的提供人均是本案报案人胡章琦，被告未经核实确认，不应当作为定案证据使用，鉴于被告无法出示原件，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赠送协议及林某1的提供人系报案人胡章琦，系本案利害关系人，且未经被告办案人员核对，无法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于会议记录，也是由个人提供、个人记录，办案机关没有核实原件，且无参会人员的签字，系任何人均可单方制作，因此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认为提交的林某1、赠送协议、会议记录都是由胡章琦和胡某1琼亲自提供的原件，原件在提供人的手里；被告通过核实由提供人和单位民警签字确认后收集的复印件。 3、关于木材检尺记录的更正说明、木材检查记录、鉴定聘请书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情况说明、送达回执、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2份、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胡连平询问笔录、证人证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案件集体汇报记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胡连平询问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拟证明原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撤销后，被告重新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原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根据法律规定，被撤销的行政处罚重新要求作出，不得以同一事实及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行政处罚；对木材检测尺寸更正说明、木材检查记录、鉴定聘请书5号、价格认定结论书、情况说明、送达回执、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执2份的合法性不予认可；57棵树是被告鉴定委托的时候提出的，而现在由林业局更正主体不适格，其次，行政拘留2019年3月18日已经被执行，而该更正说明3月20日出具，不能证明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对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2分、传唤证、家属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行政复议决定书正好确认了785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且被告重新作出的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的仍然是之前错误的证据，因此仍然违法；对胡连平询问笔录，其已被行政拘留且执行完毕，该询问笔录没有任何的依据作出1679号行政处罚，之后形成的证据不能补正原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及证据方面的不足；对古黔海的笔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所述原告土地已经确权；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胡连平）三性无异议，对案件集体汇报记录、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胡连平询问笔录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的真实性、程序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第4组证据中证人熊某、胡某2的证言与被告调查的事实相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符，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胡某1均的证言与被告向其调查时其陈述的内容并不一致，对其与被告调查时陈述相矛盾的部分，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告其余证据和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征要求，各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结合双方各自的证明目的，综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31日，经原告胡连平等胡姓族长胡章群、副族长胡某1均主持召开了胡氏家族会议。会议明确了当年清明节期间对胡氏祖坟进行扫墓活动、以及包括原告胡连平等人自愿捐出部分土地对胡氏祖坟山进行植树造林、绿化和族长胡章群捐献3500元建纪念碑等相关事宜。同年4月，胡章群发动族人在原告等人自愿捐出的“胡家大坡顶”的土地里栽种了一百余棵柳杉、桐青等树苗，对胡氏祖坟进行了绿化。至2018年年底，该批树苗最大的地径已达22厘米。2017年12月25日，案外人胡章才将自己位于“胡家大坡顶”的裸山赠送胡章琦等人。之后，胡章琦在该山上栽种了一棵雪松（胸径40厘米，高8米）。2018年12月，原告胡连平擅自砍伐了以上柳杉33棵、桐青4棵以及胡章琦栽种的雪松1棵，并将所砍伐树木丟弃在现场。被告七星关分局所属的田坝桥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经立案调查查明，原告砍伐的树木所栽种的土地已经赠与当地胡氏家族共同使用，涉及到胡连平原使用土地内的树木系胡氏家族共同栽种和管理，所有权归胡氏家族集体所有。认为原告擅自砍伐树木属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违法行为，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执行期限自2019年3月18日至2019年4月2日。原告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于2019年3月28日向毕节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毕节市公安局经复议后认为被告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2019年5月8日，毕节市公安局作出毕市公复决字［2019］1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被告作出的以上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告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5月31日，被告经补充调查及完善相关程序后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根据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78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执行行政拘留，故不再另行执行。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9年6月1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确认被告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另查明，经被告委托评估，原告砍伐的雪松价值2085元，柳杉33棵、桐青4棵价值641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胡连平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行为；2、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即主要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是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作出，作出的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进行审查。 关于原告胡连平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行为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十一条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一）故意损毁财物价值达到有关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四）损毁多人财物的”；本案中，原告擅自砍伐的树木，除了胡章琦栽种的雪松以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包括原告在内的胡氏家族共同栽种，共同管理和共同所有，属于当地胡氏家族多人的共同财产。尽管其砍伐的树木绝大部分是栽种在其原耕种管理的土地内，但该土地原告已于十年前自愿捐出并作为胡氏家族栽种树木所用。如果原告认为胡氏家族在其原耕种管理的土地内栽种树木和胡章琦栽种的雪松的行为对自己的权益造成了损害，原告应通过协商、诉讼等合法方式和渠道进行维权和处理，而不能在争议未解决之前，擅自砍伐胡氏家族栽种而属于胡氏家族多人所有的树木。原告擅自砍伐胡章琦栽种的雪松和胡氏家族栽种而属于胡氏家族多人所有树木的行为，违反了森林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受到相应的制裁和处罚。且其砍伐的树木价值总计为2725元，以已经超过刑事立案追诉标准5000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之其砍伐的树木绝大部分属于胡氏家族多人的共同财产。因此，其行为达到了“情节较重”的情形。 关于被告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告所属的田坝桥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依法进行了受案登记并将该案作为行政案件立案、调查处理。在经过相应的调查取证、报告、审批、延长办案期限审批，上报被告七星关分局并由其履行被告集体讨论、处罚前告知等程序后作出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胡连平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处罚适当。原告关于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的诉讼理由和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和支持。首先，原告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应确认违法”。被告之前的行政处罚因为证据不足和违反法定程序被撤销后，被告在进行补充调查，补强了证据，并完善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后，重新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但不再另行执行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应受该条款的限制，被告的行政行为不应被确认为违法；其次，原告称“原告有权处分大坡顶土地的树木，被砍伐树木不属于胡章才及胡氏族人，不存在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如前所述，该土地之前确属于原告耕种管理，但其于十年前已自愿将该地捐出作为胡氏家族栽种树木所用，且胡氏家族已在该地上栽种了树苗，在此情形下，原告擅自砍伐胡章琦栽种的雪松及胡氏家族多人所有的树木的行为，显然属于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再次，原告称“被告不应该将补充的《价格认定结论》作为《决定书》合法性的依据”。原告起诉的对象是被告于2019年5月31日作出的七星公（田坝桥）行罚决字[2019]167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是在2019年3月20日七星价估字（2019）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作出之后作出的，被告以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作为处罚证据符合法律规定；第四，原告称“被告多次询问中，原告家属均未收到传唤证或通知书，足以影响行政处罚的公正性”。本案有效证据显示，被告工作人员2019年1月30日第一次对原告询问和5月23日第四次询问均是在原告家中进行的，并未使用传唤措施，此种情况并不需要向其家属送达传唤证或通知书。3月18日第二次对原告传唤时，原告之弟胡连军在场并已知情况，且原告当天明确表示不用通知家属并拒不提供家属联系方式。5月16日的第三次询问时出示了《传唤证》并向其妻送达了《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因此，原告的以上说法并不属实；第五，原告称“被告超期办案违法，超越职权，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所属的田坝桥镇派出所于2019年1月2日接警立案后，因案情复杂于2月1日向被告申请延长办案期限，符合《公安机关执行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并无不当，并不违法。此外，卷内有效证据已经显示原告擅自砍伐的树木系胡章琦栽种及当地胡氏家族多人栽种，被告据此认定原告砍伐的树木并不属于其所有，证据确凿，并未超越职权，并未侵害其合法权益。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连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胡连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萍 人民陪审员 谢 健 人民陪审员 蒙 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 助理 胡国彬 书 记 员 刘 洪 本案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