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1民初7239号原告：众力启达（天津）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李七庄街中兴路与光明道交口南300米。法定代表人：程建波，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颖颢，天津耀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津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西苑别墅A区59号。法定代表人：杜世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祥，天津东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安康明祥广播电视线路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北区林容李1-5-513-516。法定代表人：陈迪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祥，该公司总经理。原告众力启达（天津）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力启达公司）与被告天津津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安安全公司）、第三人天津安康明祥广播电视线路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明祥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众力启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洋洋、被告津安安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祥、第三人安康明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众力启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设备租金229464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70498.8元；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4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由被告租用原告高空车等机械设备用于其承揽的地铁5号线梨园头站施工。经双方对账，截至2018年1月16日合同履行完毕，被告共欠原告租金229464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仍拒不支付，故成讼。津安安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没有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的合意。被告与第三人系劳务分包合同关系，第三人公司的范明祥系该公司工地负责人，在双方之间的分包合同约定施工中所需的大型施工设备吊车、升降机由第三人公司负责解决，但租赁上述设备的费用由被告支付。因此，不可能由范明祥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的情况。虽然案涉租赁合同上加盖有被告公司公章，但该公章并非被告公司加盖的，而是范明祥利用被告公章管理人员疏忽事后补盖的，因此案涉设备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应为原告与第三人或范明祥个人。二、关于合同履行问题。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合同约定的设备型号、数量与原告所主张实际履行的设备型号、数量并不一致，且原告所提供的对账单与被告提供给法庭加盖了原告公章的对账单的内容也不一致，与原告提供的《设备进场、出场单》也无法相互印证，因此原告不能证明案涉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三、关于合同租金结算依据问题。案涉合同约定以实际对账单为准作为最终结算依据，但原告并未提供由合同双方签字确认的对账单，原告提供的由其单方提供的对账单上存在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被告对于所欠租金数额不予认可。四、关于违约金问题。案涉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租金的时间、期限和条件，因此原告所主张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另外，原告所主张的违约金数额过高，如法院支持原告该项主张，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15日，被告（甲方）与第三人（乙方）签订《消防系统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含附件1：施工劳务费单价计价办法和附件2：施工队劳务分包费用计算规则说明）一份，工程名称：天津地铁5号线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工程，施工单位为天津安康明祥广播电视线路安装有限公司。该合同约定：协议工期自2017年4月15日开工至2017年12月30日全部完工；乙方驻工地负责人姓名范明祥；乙方在施工中需用的全部施工机具、工具、器具均由乙方自行解决，其中大型设备的租赁费（吊车）由甲方支付，停车场、车辆段内涉及到升降车等大型设备的租赁由甲方支付费用。2017年4月17日，原告（出租方）通过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与被告（承租方）建立起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并签订合同编号为20170417-1的设备租赁合同一份，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租赁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进场时间、租金单价、租赁用途及使用地点等内容，并且在合同备注中载明以实际对账单为准作为最终结算依据。同时，该合同第二部分租赁通用条款中第5.2条约定：若承租方未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预付租金，则出租方有权采取停机、收回设备等措施，若承租方未能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将租金支付给出租方，若逾期过5天，则每迟付一日，应按迟付金额的1‰向出租方支付逾期违约金，但不应超过合同总金额的20%；第5.3条约定：守约方因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差旅费）由违约方承担。庭审中，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案涉租赁合同上被告公司公章的真伪性提出异议，经本院释明，被告表示对公章的真伪性不申请司法鉴定。同时被告主张该合同上其公司公章是由范明祥利用被告公司对其公章管理不严的漏洞事后补盖的，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庭审中，原告提供2018年1月17日由其自行制作的设备租赁结算单一份、对应结算单的被告公司《设备进/出场单》（自2017年4月18日至2018年1月16日期间）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五张，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实际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租赁费、运费、油费）总金额为352494元，被告实际付款123030元，尚欠款项金额为229464元，同时原告为履行案涉租赁合同已向被告开具了总金额为3524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对原告自行制作的设备租赁结算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结算单系原告单方制作，且未经过双方盖章确认，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欠款的依据；被告对设备进出场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认为该证据上显示的租赁设备型号与租赁合同上载明的设备型号不一致，且仅有少量单据上标注的合同编号与案涉合同编号一致，大部分单据上未标注合同编号或标注的合同编号与案涉合同编号不符，另在上述单据上签字的人员均不是被告公司员工；被告对于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异议，确认已经收到全部上述发票，并已按照上述发票金额将费用全部支付给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当庭表示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并不清楚结算单上的具体金额，其表示被告公司并未全额支付所欠原告的相关费用，但是具体支付的数额其亦不清楚。另，第三人表示五张增值税发票其中金额为100000元的一张是由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转给被告公司，其余四张是由被告公司工作人员吴宗迪签收的，同时在进出场单上签字的均系第三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部分未签字单据系因原告提供的设备自身损坏，故没有在相应单据上签字。庭审中，被告提供了由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提供的加盖有原告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两张，其中2017年8月17日的对账单上显示客户名称为范明祥，累计收款金额为251566元；2017年12月31日的对账单上合同编号一栏显示为20171013，客户名称为范明祥，累计欠款数额为100928元。此外，被告还提供了被告公司与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之间的收条四张，用于证明被告已经将租赁设备等相关全部费用支付给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范明祥也在2018年2月12日向被告公司出具了收条载明：案涉项目设备租赁费被告公司已经全部结清，如有未付款项与被告公司无关，全部由范明祥负责。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两张对账单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认可是由其出具的，但主张该对账单为阶段性统计的对账单，是应范明祥要求提供的，目的是为了向被告公司请款，其中2017年8月17日对账单中累收款一项的251566元为记载位置错误，应记载在现欠一项处；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四张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自述曾向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电话核实2018年2月12日收条的相关情况，范明祥当时否认向被告签署过有关租赁费已结清的文字材料。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对账单未提出异议，对被告提供的四张收条上范明祥的签字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这四份收条所证明的内容，其主张2017年10月23日的收条上涉及的300000元租赁吊车费并非案涉原被告之间的相关费用，实际为材料费，而注明租赁吊车费实际是为了便于从第三人公司走账；2018年2月12日出具的两份收条是迫于向其58名施工人员支付工资的压力，为被告公司出具的，其内容并不属实，范明祥也未收到被告公司支付的劳务费100000元。庭审中，被告公司自述向第三人共支付包括劳务费、设备租赁费等共计1217584元，但在付款时未具体区分每笔款项的性质，且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对被告所述的总的付款金额不予认可。另，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微信截图五张及2019年5月21日的委托合同及2019年6月28日的付款凭证，用于证明被告公司通过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向原告支付案涉租赁合同款项总计123030元。同时原告为本案委托诉讼代理人并支付律师费14000元。被告对范明祥向原告支付租赁款的事实予以认可，对委托合同及律师费付款凭证没有异议。第三人对上述证据均未提出异议，并表示是其替被告公司向原告支付的租赁费用。本院认为，结合原、被告诉讼请求、答辩意见以及第三人的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2.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设备租金229464元；3,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律师代理费。关于焦点一，从原告提供的与被告于2017年4月17日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来看，该合同上有双方的盖章确认，虽然被告对于其公司公章加盖的情况表示并不清楚，主张该公章系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利用被告公司公章管理不严的漏洞事后补盖的，未经被告公司授权，故不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公司的公章作为代表一个公司对外确认其意思表示的重要物品，应由其所属公司妥善保管，对被告公司以其管理疏漏为由推断系由他人擅自使用其公章签订合同的抗辩，因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此外，庭审中，被告也表示收到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依据发票金额支付相应的费用，由此也能证明被告是明知与原告之间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否则不可能接收相应的发票并支付相应的租金，故原、被告之间应认定存在设备租赁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二，根据上述焦点一的分析，原被告应依据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享受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于实际发生的租赁费用总金额为352494元均未提出异议。但从被告向法庭提供的2017年8月17日提供的对账单上显示，原告已收到的案涉租赁合同款项共计251566元。虽然原告表示该对账单记载的内容属于记载位置错误，但从该对账单的形式上看，上有原告公司加盖的公章予以确认，因此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剩余的100928元的租赁费用，从被告向法院提供的2017年12月31日的对账单上显示确实未支付，被告主张已将该笔费用全部支付给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并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2月12日由范明祥出具的收条一张予以证明。第三人公司总经理范明祥作为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当庭认可该收条上的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但不认可案涉租赁费用被告已全部结清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既然按照原告提供的发票金额支付相关的租赁费用，其应该明知所付款的对象应为原告而不是第三人，故其向第三人支付租赁款项的行为不应视为向原告公司的付款。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租赁费用100928元。若被告认为第三人已收到剩余应支付给原告的租赁费用而未支付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可另行向第三人主张。关于焦点三，根据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双方结算以实际对账单为准作为最终结算依据，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最终进行对账，无法确定最终的付款期限，故原告主张被告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应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及律师费用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天津津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众力启达（天津）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费用100928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5元，由原告众力启达（天津）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负担2039元（已收讫），被告天津津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负担966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崔 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马彬睿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