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中阳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晋1129刑初3号 公诉机关中阳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建伟，曾因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电视台等地上访，被中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8年6月4日被中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6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柳林县看守所。 辩护人李晓鹏，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忠，北京隆安（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阳县人民检察院以中检刑刑诉〔201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建伟犯敲诈勒索罪，于二0一九年一月四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雪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建伟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8月被告人吴建伟与其哥吴某在中阳县金罗镇工商所注册成立“中阳县华伟养猪场”，兄弟二人共同经营管理。2012年吴建伟去太原负责销售生猪肉，吴某在家管理猪场。2015年后半年吴建伟经营出现资金断裂，合作的客户业务全部停供，拖欠客户欠款200余万元，吴某在家贷款经营猪场，吴建伟拉出去的猪未能回款，兄弟二人由此产生分歧。2016年12月15日，吴某以“中阳县华伟养猪场”年检为由，用“中阳县华伟养猪场”的场址，在中阳县金罗镇工商所新注册成立“中阳富康养猪场”。2017年3月30日开始，吴某用“中阳富康养猪场”接纳村民带资入企的扶贫资金，为“中阳富康养猪场”注入资金60万用于经营。吴建伟得知情况后，以一场两证为由，在省市县信访部门、国务院扶贫办上访。中阳县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2月8日撤销“中阳富康养猪场”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剥离扶贫资金。被告人吴建伟原诉得到满足之后仍不息诉罢访，2018年2月以来到国务院扶贫办重复上访多达12次，期间国务院扶贫办接访人员明确答复此事不再接访，吴建伟仍多次上访，并以此为要挟，要求金罗镇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656万元，并提供损失清单共7项内容，至此抛出其多次非法上访的真实目的。经查证实，吴建伟提供的损失都为2016年12月15日之前因其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 2018年5月30日，被告人吴建伟带母亲曹某、妻子刘某甲一行三人再次到国务院扶贫办上访，金罗镇党委书记王某甲安排张某甲、崔某等人当日赴京劝返。吴建伟再次提出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656万元，或者政府先支付656万元的80%为由，拒绝返回中阳。双方在北京僵持两日，6月1日在张某甲、崔某反复劝说下，吴建伟最终要求给其打款30万元，他同意回中阳。时值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对中阳县脱贫工作展开评估验收，针对这一情况，王某甲为减小吴建伟缠访、闹访对全县扶贫工作的影响，以金罗镇政府的名义向许某借款30万元。许某安排其公司人员分六次给吴建伟提供的浦发银行的账户内转账共30万元。吴建伟收到款之后，与其母亲、妻子返回中阳。 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有报案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证人崔某、张某甲、许某等的证言、被害人王某甲的陈述、被告人吴建伟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建伟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吴建伟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到国务院扶贫办上访以及收到镇政府3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辩称2016年吴某骗取政府作出场地证明，将“中阳县华伟养猪场”变为“富康养猪场”，后政府又撤销该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也计划开听证会，后双方协商赔偿，并不是敲诈勒索。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建伟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并未使用威胁、恫吓、胁迫等手段，没有给政府造成心理恐惧，而政府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的对象，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建议法庭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9年8月10日,被告人吴建伟申请领取“中阳县华伟养猪厂”营业执照，载明经营者姓名为吴建伟，经营范围生猪养殖。2012年3月14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变更成生猪养殖、经政府定点屠宰场屠宰的本厂的生猪肉。2017年营业执照到期换证时经营范围变更成生猪养殖及生猪肉销售。2015年后半年吴建伟因猪场经营与其哥吴某产生矛盾。2016年12月15日，被告人吴建伟哥哥建吴某以“中阳县华伟养猪场”年检为由，用“中阳县华伟养猪场”的场址，在中阳县金罗镇工商所新注册成立“中阳县富康养猪场”。2017年3月30日开始，吴某以“中阳县富康养猪场”的名义接纳村民带资入企的扶贫资金，为“中阳县富康养猪场”注入资金用于经营。吴建伟得知情况后，自2017年8月以来，一直在县、市、省信访局及国务院扶贫办等地信访。诉求为：1、要求注销中阳县富康养猪场；2、带资入企扶贫款办理程序不合法、用途不规范。对于该信访事项，金罗镇政府于2017年12月18日将答复意见书电话通知吴建伟。2018年1月5日至18日，被告人吴建伟与母亲曹某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电视台等地，以悬挂横幅标语的方式上访。2018年1月19日中阳县公安局以涉嫌扰乱单位正常秩序，作出对吴建伟、曹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书。2018年2月8日中阳县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局撤销“中阳县富康养猪场”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吴某将“富康养猪场”的猪卖掉用来偿还扶贫贷款。 2018年2月以来，被告人吴建伟以政府注册登记“中阳县富康养猪场”的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到国务院扶贫办重复上访多达12次，期间国务院扶贫办接访人员明确答复此事不再接访，吴建伟仍多次上访，要求金罗镇人民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并提供损失清单共7项内容。2018年5月3日，中阳县金罗镇人民政府召开关于韩家山养猪场协调会，建议被告人吴建伟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2018年5月30日，被告人吴建伟带母亲曹某、妻子刘某甲一行三人再次到国务院扶贫办上访，金罗镇党委书记王某甲安排张某甲、崔某等人当日赴京劝返。2018年6月1日在张某甲、崔某反复劝说下，与被告人吴建伟签订了一份协议，吴建伟再次提出要求政府赔偿其经济损失656万元，或者政府先支付656万元的80%，否则拒绝返回中阳。经工作人员反复劝说，吴建伟最终要求给其打款30万元，他同意回中阳，付款方式为当日转账，时值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对中阳县脱贫工作展开评估验收，针对这一情况，王某甲为减小吴建伟缠访、闹访对全县扶贫工作的影响，以金罗镇政府的名义向许某借款30万元。许某安排其公司人员分六次给吴建伟提供的浦发银行的账户内转账共30万元。吴建伟与其母亲、妻子返回。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报案材料，证实2018年6月2日中阳县金罗镇人民政府报案称，吴建伟因与其哥吴某养猪场纠纷一事，多次非法上访，2018年5月30日，吴建伟携母亲、妻子去国家扶贫办上访，当时正是我县“脱贫摘帽”之际，政府被迫无奈，给了吴建伟30万元。认为吴建伟四处非法上访，强迫政府买单为其赔偿所谓的损失，其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2、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案发时其是中阳县金罗镇党委书记，负责金罗镇政府全面工作。我现在向中阳县公安局报案，我们金罗镇韩家山村村民吴建伟和他哥哥吴某因在中阳县韩家山村合作养猪场经济纠纷的事情一直在上访告状，最近又去了国家扶贫办上访。我作为金罗镇的党委书记，金罗镇的信访我是第一责任人，出现这种信访事情以后，尤其是在中阳县面临国务院第三方评估脱贫摘帽验收在即，我必须第一时间安排韩家山村的下乡干部和村干部去北京接访。因此我在接到吴建伟又去国家扶贫办上访的通知后，立即安排镇下乡干部崔爱民和韩家山的村委主任张某甲去北京接访劝返。但是他们上去劝返的过程中，吴建伟提出，因为养猪场的事情，他上访告状说政府给他的养猪场造成了656万元的损失，需要由政府补偿。我们的两位接访干部明确告知他说，回来中阳后通过司法途径去鉴定你的损失，吴建伟表示不肯走司法途径。后来吴建伟提出要支付656万元的百分之八十的钱款之后才肯回来解决，后来通过劝返工作，最后答应政府先期支付三十万元后才肯回来处理问题。6月1日上午，我们接访人员崔爱民和张某甲在北京和吴建伟谈好先付三十万元后，和我打电话汇报了这个事情。我当时在镇政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我打电话向许某借款三十万，许某答应下午就安排人员给提供的银行卡打款。我不太清楚在北京劝返的过程。我镇的下乡干部崔爱民和村委主任张某甲他们两个去的北京，他们和我是在电话上沟通的。这三十万元是我在接到他们电话汇报之后，我以个人的名义打电话给许某，以政府的名义替中阳县金罗镇政府向许某借款三十万元。然后他安排的人给吴建伟银行卡分六次打了三十万。我以个人的名义替中阳县金罗镇政府借款三十万元的原因是，我作为金罗镇的信访第一责任人，逼于无奈，去年腊月，因吴建伟在国家扶贫办多次打横幅缠访闹访，中阳县委以金罗镇党委稳控不力，给予了我严重警告处分。如果本次吴建伟非访再次发生意外，将直接影响我县的脱贫摘帽评估验收。因此，我必须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第一时间想办法让吴建伟先回中阳。但是当时北京的情况是，吴建伟收不到钱的话就不肯离开国家扶贫办。没有办法，我当时只能以我出面，替金罗镇政府借款三十万，然后把三十万打到吴建伟的银行卡。这样的话，吴建伟才肯回中阳。 3、证人崔某的证言，证实其从2013年开始任韩家山村的包村干部，主要职责是协助村委支部的工作，传达上级政策，协助处理村内各种矛盾问题。吴建伟从2017年十九大期间，因为猪场的纠纷多次上北京国家扶贫办上访，我曾去接访过他。2018年5月30日，吴建伟和其母亲、妻子去北京再次上访，理由还是因为猪场的纠纷。金罗镇党委书记王某甲安排我和张某甲去北京见他。2018年5月30日19时左右，我们在北京黎明园招待所见到了吴建伟，当晚就开展了劝返工作。据吴建伟本人说，因政府的原因给猪场造成了经济损失共计656万元。我和张某甲劝吴建伟回中阳走司法程序定损，吴建伟不同意，并要求政府给其赔付656万元，他才肯回中阳，否则，将继续在北京上访。在我和张某甲的继续劝说下，吴建伟又要求政府给其损失的百分之八十，否则不回去。我和张某甲劝返了吴建伟一天，最后经过多次劝说，吴建伟要求6月1日当日最少付三十万。三十万到账才答应回中阳。后来吴建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银行卡号并签订了一份协议。签订协议后，我们就定了北京回中阳的火车票。在此期间，吴建伟一直催要三十万，问怎么还不到账。6月1日14时22分，我、张某甲和吴建伟一家三人坐上了从北京开往离石的火车。当时我们的火车票都不在一个车厢，过了保定站后，张某甲收到了一条来自吴建伟老婆手机号码的短信，短信内容为：“张主任，我下车呀，你们慢慢弄，没电话，我们下车呀，你们根本就不是解决”。收到短信，张某甲跑去吴建伟一家乘坐的车厢，通过和列车员沟通，确认吴建伟一家已经在保定下车了。我觉得吴建伟给张某甲发这个信息是因为上车以前吴建伟就一直催要三十万。到保定时这个钱没有打到他的账户上，他就不肯回中阳，当天下午17时许，吴建伟给我打电话告诉那三十万已经到账。我们在和吴建伟签订的协议中，没有明确具体时间，说的是当日。吴建伟先给张某甲发了一个现代支付行号：310161000013,银行卡开户行是浦发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浦发银行卡的卡号62×××65。开户人是吴建伟。我们答应给吴建伟三十万元钱的原因是只有给他钱他才会回中阳来。不给的话，他会继续留在北京到国家扶贫办上访。 4、证人张某甲（张探孩）的证言，证实其现任韩家山村委主任，吴建伟是我们村的村民，一直不在村里居住，以前不是很熟悉，从去年开始吴建伟多次在北京国家扶贫办上访，我因为他上访接触才对他比较了解。吴建伟一直在国家扶贫办上访，据我了解去过最少4次。吴建伟因为和他哥哥吴某合伙开了个养猪场，这个养猪场直到现在还在养猪，他们弟兄两个因为经济纠纷去年就开始闹，一直在国家扶贫办上访告状。吴建伟最近一次去国家扶贫办上访是2018年5月29日。2018年5月30日金罗镇党委书记王某甲给乡镇驻我们村的下乡干部崔某打电话，当时我和崔某在一起，王某甲书记安排我和崔某去北京劝说吴建伟回中阳处理问题。2018年5月30日19时许，我们在北京黎明园招待所房间内，具体房间号我记不得了，当时在场的有吴建伟的母亲和吴建伟的妻子，他们两个也和吴建伟一起在国家扶贫办上访。我们见面后和吴建伟说让他回中阳来，按照正常的程序处理问题，吴建伟说他不回中阳来处理，只要不给处理他就一直在北京不回去，只有将他损失的656万元给他才回去，我们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在做了一天的工作后没有结果，我们继续和他谈，中途吴建伟说过给他赔付损失的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五十、一百万、五十万，我们说太多，最终于2018年6月1日吴建伟和我们说最少也要给他30万元他才会离开北京回中阳处理此事。如果我们不给吴建伟钱的话，吴建伟就继续在国家扶贫办上访，不回中阳处理此事。2018年6月1日吴建伟要求当日最少给他30万元钱，答应给了钱后他就回中阳处理此事，我们逼于无奈和王某甲书记汇报，说今天不给吴建伟30万的话他会继续留在北京到国家扶贫办上访,最后王某甲书记说他来想办法给他打款，吴建伟要求我们和他写个协议，并将他的银行卡号提供给我们，要求打款，我们和他签了协议后一起购买了从北京到吕梁的火车票。2018年6月1日下午2点22分我们和他相跟的三人一起坐上火车，中途吴建伟用他妻子137××××0911的号码给我打电话说钱到现在还没有打过来，他们来下车呀，我反复劝说他几次，说钱肯定会给你的，现在才3点多，过了一会我收到137××××0911号码给我发的信息：“张主任，我们下车呀，你们慢慢弄，”，我回信息说：“给老崔打电话”，接着他回复“没电话，我们下车呀，你们根本就不是解决”。我们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电话了，于是我们就到了他所坐的车厢,发现人己经不在了。晚上20时许崔某告我说吴建伟给他回电话了，说钱已经收到了，明天回中阳处理事情。我们在劝返吴建伟回中阳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吴建伟曾多次说过，只有先给他一部分钱他才回中阳处理此事，要不然的话他会继续留在北京到囯家扶贫办上访。并证实吴某贷的信用社的扶贫款还不了，为了偿还贷款，我和张某丙当时卖猪时在场是为了让吴某卖了猪后及时把卖猪钱还到信用社。 5、证人许某的证言，证实我和王某甲是朋友关系，王某甲是中阳县金罗镇的党委书记。6月1日上午12点左右，我接到王某甲的电话，当时他在电话中和我说,要问我借款三十万元。我问他说借钱干什么？他说金罗镇政府有个紧急的事情急需用三十万元。所以临时问我借用。他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个事情后，微信给我发了一个银行卡号。因为我当时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我从我父亲张天祥的卡中，将这三十万元打到了王某甲给我提供的银行卡中，这个钱是我安排公司的人员打的。他是在中午的时候将卡号给了我，我就告诉了公司的人员。但是在下午打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填对正确的银行行号，所以在打款的时候出现了延误，没有及时打进去。后来又问到了正确的银行行号，才将这三十万元分六次打到了王某甲提供的银行卡中。我可以提供打款三十万元的打款凭证。我将三十万元打到了浦发银行卡，卡号是：62×××65。户名吴建伟。我父亲张天祥的卡是建行银行卡，卡号是62×××81，户名为张天祥。 6、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吴建伟的哥哥，我在2018年1月份在中阳县人民法院起诉了吴建伟。法院当时说我起诉的事实证据不足，不能立案，需要我提供相关的证据。我就是因为我们弟兄二人在中阳县金罗镇韩家山村开个养猪厂，在养猪厂经营的事情上，产生了纠纷，到中阳县人民法院起诉。纠纷主要是起初这个养猪厂是我们弟兄二人合伙经营的，养猪厂的工商注册法人是吴建伟，是因为当时在注册的时候，政府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鼓励政策，吴建伟当时正大学刚毕业，所以法人就写成了吴建伟。到后来，吴建伟就去了太原扩大生猪市场，我一直在村的养猪厂经营厂子。在2018年的时候，吴建伟就我们弟兄之间关于养猪厂的纠纷，在北京上访被公安局拘留了十天。在拘留出来后，我因为养猪厂向信用社货款六十万，我偿还不了，就把猪厂里面的猪卖了一些，一共卖了十二万左右。就因为这件事情，吴建伟就开始闹，说政府把他养猪厂的猪卖了。这个事情出了后，我也叫了他好多次，我作为当哥哥的对他说，卖猪的事情是我吴某个人的事情，和人家政府没有一点关系。吴建伟就是不听，吴建伟还找我的同学来和我说，大概意思就是和我来没矛盾、没意见，他主要是要和政府闹，以后我听人们说他一直还在北京告政府，一直说卖猪的事情，一直告说政府把猪厂的猪卖了。吴建伟开超市赔钱我觉得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政府对我的养猪场一直很支持。2016年开始我就与他分开干，不合作了，他的猪场就没有养过猪，所以更谈不上人家政府与他开超市赔钱有关系。吴建伟在开超市期间，曾在我猪场拉过1000多头猪，就是2018年1月份他被中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以后我还找他要算账，前后两三次，但吴建伟都不同意算账，总和我说猪场是他的，猪也是他的，政府把他的猪卖了。他说对我没意见，他现在就是要找政府要个说法，我说这与政府没有关系，这是咱弟兄两个的事，咱弟兄两个分开干，你要猪场的多少我都可以给你，咱兄弟们自己干自己的，但吴建伟不同意，就是要找政府。而且在我们的谈话中总是说对我没意见，因为这样处理的话与他没利，去国家扶贫办上访就是要找政府闹，向政府要两个钱了。2016年12月15日我以我的名义办理了富康养猪场。因为我和吴建伟在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已经闹得很僵了，互相之间已经连话也不说了，华伟养猪场的法人是吴建伟，他在太原也不管猪场的事，所有的手续包括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章都是吴建伟拿着，猪场每年五一之前年检，就因为以上原因，猪场2016年就没有进行年检，迫于无奈我才以我名义办理了富康养猪场。2016年10月的时候以吴建伟为法人的华伟养猪场已经没有一头猪了，直至现在也没有养过猪。我知道吴建伟2011年10月份去太原直至2015年下半年之前，他就是用华伟养猪厂的名义往太原的超市供生猪肉和用他自己的名义注册的公司代理河北保定的熟肉销售，2015年下半年以后他在太原做什么生意，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已经和他闹翻了，不再给他供生猪了，他做的生意也就与我无关了。吴建伟代理的河北保定的熟肉销售生意与华伟养猪厂没有关系，那是他用他自己的名义注册的公司代理。2018年2月29日、30日我将养猪厂的100多头猪分两次卖给白某和刘某乙，把卖猪的钱拿到信用社还了。 7、证人刘某甲的证言，证实其是吴建伟的妻子。2018年5月30日至6月1日，我、吴建伟和吴建伟他妈去北京国家扶贫办反映问题，我们和国家扶贫办的人已经把我们要反映的问题反映了。工作人员和我们说他们和领导反映，我们就和中阳接访的人在一块。我们先见的公安部门的人，公安部门的人说让我们回来了解决处理。之后我们又见的乡镇的接访人员，乡镇的接访人员也是让我们回来中阳处理问题，让我们回去中阳走司法程序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和乡镇的接访的人说，我们不想走司法程序，这是我的意思，也是吴建伟的意思。原因是民告官太难了，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意思。再有就是金罗镇也说过上访也可以解决问题。吴建伟在2018年6月1日收到了三十万元。这三十万元是金罗镇政府给的。6月1日当天，我们从北京回来，买的是直接回吕梁的火车票，但是坐上火车后，我们从河北保定下了火车，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保定超市有事情，第二个他们在北京说的钱我们没有收到。当时我们在北京已经和乡镇接访的人说好当天给我们三十万元。但是我们上了火车走到保定后，钱还没有到账，所以我担心，一个钱没有到账，再一个怕他们忽悠我们。当天我们到了保定，晚上的时候，吴建伟在收到三十万元后，给乡镇的下乡干部打电话告诉说钱已经收到了。吴建伟当时还说，我们办完超市的事就回去。三十万元是打到了吴建伟的浦发银行卡上。 8、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我和吴某是夫妻，我们结婚后，刚开始是在离石城内开的卖衣服的门市部了，后来吴某的弟弟吴建伟学校毕业，说要养猪了，吴某就和他弟弟吴建伟在村里的院子里养猪，刚开始是弟兄二个人一起弄了，后来养猪厂搬迁到了山顶后，吴建伟就上去了太原，养猪厂里的大小事情就成了吴某的了。他们是2009年开始养猪的，到2010年搬到山顶，吴建伟就上了太原，从2010年开始，养猪厂里的大小事情，就都是吴某在经营的了，包括进饲料、付工人工钱等。吴建伟在2010年去了太原后，说的是上太原让猪肉进超市了，家里养猪厂的大小事情就全部是吴某在管了，刚开始养猪厂里是吴某的母亲曹某和他后老子李某乙在猪厂喂猪。2015年，因为吴建伟在太原超市的生意，他回来养猪厂拉走生猪，但是拉走猪后，不给吴某往下放猪钱，从2015年开始，吴建伟就光拉猪，不给家里的养猪厂往下放钱，这个时间，弟兄两个的矛盾就有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2016年年底，吴建伟的媳妇要在太原生孩子，吴某的母亲曹某就去了太原，后来李某乙也不在猪场做了，2017年2月份因为养猪厂的事情太多，吴某一个人忙不过来，我爸爸李保山去了养猪厂帮吴某喂猪，到现在我爸爸李保山还在猪厂喂猪了。兄弟的矛盾就是从2015年开始，弟兄两个人因为拉生猪，弟弟的拉走生猪，不给哥哥的往下放钱，哥哥吴某在家里又问人们借的钱来经营养猪，哥哥的和吴建伟说这个事情了，吴建伟不管。 9、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吴某是我大儿子，吴建伟是我二儿子。今年5月份我和吴建伟，儿媳妇刘某甲一起去了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去了后，我和刘某甲在外面等着，吴建伟进去办公楼里面，他进去反映养猪场的事情。之后，韩家山村的村主任张某甲和乡镇干部崔爱民在国务院扶贫办找到我们，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了附近的一个宾馆。张某甲和崔爱民和我们说，他们是代表金罗镇来的，因为我们在国务院扶贫办一直上访反映问题，所以他们来接我们回去中阳。之后，张某甲和崔爱民就和我儿子吴建伟说事情，他们和我儿子吴建伟说，让我们不要在国务院扶贫办继续上访告状了，让我们回中阳，说回去中阳后，一定给我们解决问题。他们说这个的时候，我不在跟前，我是后来他们说成后，吴建伟说乡镇让我们回去中阳，说答应给赔偿30万元，剩下的事情回来中阳后再解决。我多次去北京国务院扶贫办上访主要还是我儿子吴建伟的事情，他每次都叫我去，我也就跟着他们两口子去了。30万元是什么钱我不知道，我没有见给钱，谈成事情后，我和吴建伟、刘某甲就一起坐上了火车，但是中途我们在保定下了火车。下了火车后，吴建伟才和我说，他在保定超市有事情。当天晚上，我们在保定住下，我记得当天晚上，钱打到吴建伟的卡上，当时钱打进去，吴建伟说了一嘴来。我们家的养猪场，刚开始是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养着来，到了2010年，养猪场就搬到了山顶，在山顶修建养猪场，猪场到了山顶后，吴建伟就上去太原进超市，家里的养猪场就我和李某乙、还有吴某在打理，一直到了2016年腊月，因为我儿媳妇刘某甲在太原生孩子，我就去了太原照应人家去了，之后就没有再回去，到了2017年正月，我们两口子就不在猪场做了。 10、证人李某乙的证言，证实我和前妻离婚后，和曹某结了婚。我在吴某和吴建伟的养猪厂帮忙过。刚开始，吴建伟要闹的养猪，我和曹某都是不同意的，后来吴建伟学校毕业后，在他们村的老地方院子里养猪，后来养猪厂搬迁到了山顶，养猪厂搬迁到山顶后，我正在煤矿打工，吴建伟和我说，让我不要在煤矿打工了，让回养猪厂帮忙喂猪去，还和我说一个月给我3000元的工资。后来我就回去养猪厂一直在养猪厂喂猪，一直到2017年正月二十五，我才从养猪厂走的，不在养猪厂干了。我在养猪厂干了四、五年。在这段时间，养猪厂由吴某在经营管理。吴建伟不在养猪厂里，他在太原经营超市了。 11、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我从2017年1月4日开始一直在国务院扶贫办保卫室工作，负责进出国务院扶贫办人员登记。我认识吴建伟，我来了之后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吴建伟就来国务院扶贫办开始上访，从去年1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年5月份，吴建伟一直不间断的来上访反映他的问题。我们问他来这干什么，他说他在家养猪场的事情，涉及扶贫办这边，所以他来国务院扶贫办反映问题。从去年到现在，吴建伟前前后后最少也来了有二十次。尤其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吴建伟和他妈、他老婆、带着孩子，在我们这儿还打横幅来，之后被当地接访的人带回去了。刚开始吴建伟来，我们都给他做登记，他就进去办公楼。到了今年3、4月份的时候，国务院扶贫办的刘主任告诉下面专门负责接访的一个处长说，吴建伟的事情，涉及扶贫办的问题已经给他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不归扶贫办管了，接访的处长还因为这个事情和我们保卫科说过，告诉我们说吴建伟再来的话不能给他登记接待了。在这之后，吴建伟还又来过这最少有五次。因为他这个事情，我们保卫科的人都认识吴建伟这个人了，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和他说，你不能在这了，得去外面。我们和吴建伟说了后，吴建伟不肯走，一直在我们这的办公楼大厅坐着，反反复复的不肯走，就一直在大厅说等领导。吴建伟最后一次是在今年5月30日上午，和他老婆，他母亲来的。吴建伟来了以后，还是在我们办公楼大厅坐的等领导，我们告了他好几次说让他去外面，吴建伟一直不肯离开。当天，我们这负责接访的处长还下来大厅，在办公楼门口明确和吴建伟说，他的这个事情不归这管了，让他以后不要来了，吴建伟还是没有走。之后，中阳当地接访的人来了以后和吴建伟一起走了，下午我们上班后，吴建伟又来了。吴建伟这个人吧，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就因为养猪场的事情，反反复复的一直来，刚开始我们正常接待他，之后，给他答复后，告了他说他的事不归这管了，吴建伟还来，来了就在一楼大厅坐着等我们的大领导，我们告他说出去外面，刚开始他还出去，后来，出去一会他又回来了，就是不肯离开。 12、证人张某乙的证言，证实我在国务院扶贫办保卫室工作，负责进出国务院扶贫办办公楼人员登记。我从2018年4月24日开始一直在这工作。我认识吴建伟，我来这上班后，我们的组长郑某和我说，有一个山西中阳县的吴建伟，因为养猪厂的事情一直来我们单位上访，告诉我如果他再来的话，让我给驻京办打电话。我们组长和我说，吴建伟来国务院扶贫办上访，他反映的问题不归扶贫办管，这的领导明确告了吴建伟让去其他的地方，吴建伟反复多次的继续来，不肯走。告诉我说，吴建伟如果再来，就不要接待他，直接给驻京办打电话，让驻京办来接他。今年5月30日那天，吴建伟和他老婆、他母亲来过，来了后他们就进来我们大厅坐的等领导，我们让他出去外面，吴建伟不肯，之后，接访的人来了和吴建伟他们一起走了。吴建伟和接访的人是上午下班的时候走的，到下午三点左右，吴建伟又来了，吴建伟来了后，楼上的领导让我问吴建伟是什么意思？怎么又回来了？我问吴建伟，吴建伟说他待一会就走呀，后来他在办公楼大厅待了一会才走的。 13、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我是北京华联超市太原分公司食品部经理。吴建伟以中阳县华伟养殖厂的名义和我们北京华联超市太原分公司签订供货合同。2016年1-5月份，相对正常，6月份，销售额只有1000多元，从7月份到9月份，没有一点销售，10月份以后才正常。2017年，我们华联超市太原分公司是由吴建伟的中阳县华伟养猪场和我们签的合同，但是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销售柜台的销售员程某和我们说，吴建伟已经不再做了，由程某做。从2016年12月份左右开始，因为吴建伟本人的资金问题，导致供不上货，到了2017年开始，吴建伟的生猪肉柜台，就由他之前的销售程某在做了。程某用吴建伟这个中阳县华伟养猪场的户在华联超市太原分公司做到2017年12月份，就不再和我们公司合作了。所以2017年我们合同是和中阳县华伟养猪场签订的，但是我们具体是和程某在做，不是由吴建伟在做。 14、证人程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北京华联超市府东店经营生猪柜台。我认识吴建伟，我在北京华联超市府东店经营生猪柜台是用过吴建伟的手续。时间是从2016年10月开始，到2017年12月底。之后我就没有再用了。2016年10月份，我和吴建伟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的意思就是说，我程某借用他吴建伟的华伟养猪场的手续和名义，继续在北京华联超市太原府东店经销生猪肉，由我程某支付吴建伟品牌使用费30000元,使用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至2017年12月31日。超市和经销商的销售合同是一年一签订，吴建伟在2016年的5、6月份就不经营了，超市说只认中阳县华伟养猪厂的手续，所以我只能和吴建伟私下签订合同。我接受吴建伟的生猪肉销售点后，销售的猪肉是我自己在外面找的屠宰场给我供应的。吴建伟没有给我供应过生猪肉。我接手这个销售点后，与吴建伟本人，包括中阳县华伟养猪厂没有任何关系了，只不过是我借用了他的养猪厂手续，支付了他30000元的使用费。 15、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我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太原市五龙口万吉海鲜批发市场经营生猪肉销售。我认识吴建伟，吴建伟也在太原市五龙口万吉海鲜批发市场租过一个门面卖熟肉，都是真空包装的莲池的产品，和我也有过业务往来。吴建伟的门面没有卖过生肉。以前吴建伟经常在我的生猪肉销售点批发肉，然后送到超市，具体送哪里了我也不是很清楚。2016年6月份左右吴建伟将他租的门面重新装修了一遍，装好后断断续续在经营。去年还交了房租，但一直没有经营。2016年6、7月份、当时他已经欠了我十几万猪肉款，我一直催，但他一直给不了，所以我就不给他供肉了。 16、证人杜某的证言，证实吴建伟在五龙口万吉海鲜批发市场里开莲池肉食店时，租赁过我的冷库。我是在2015年6月4日签订的冷库租赁合同，合同期限是三年，从2015年6月4日到2018年6月3日，租赁费一年一结，一年2.5万元，三年一共是7.5万元。他租赁我的冷库都是存放他经营的熟肉产品。吴建伟门市部关门的原因，我是2017年向周围的门市部了解才知道，2016年后半年他的资金就周转不动，而且还和我借过几次钱，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是很清楚。 17、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我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肉联厂负责人。吴建伟在之前和我们厂有过合作，销售过我们的生猪肉和莲花牌熟肉制品。吴建伟刚开始是和我们生猪肉那边有生意来往，我是通过我们厂的李某丙认识的吴建伟，吴建伟刚开始和我们厂做生猪肉的生意，后来他在做生猪肉的过程中，才和我们厂有熟肉制品的生意往来的。大概时间是从2014年开始，和我们有莲花牌熟肉制品的生意来往。我们的熟肉制品生意是从2014年开始，到了2016年年初，大概时间是3、4月份，吴建伟开始拖欠我们的莲花牌熟肉制品的货款，我们就不再给吴建伟供货了。我们厂因为和吴建伟的生意，专门进了一批加工熟肉制品的原材料，后来因为吴建伟的资金链出了问题，销售没有刚开始那么好，我们厂进的原材料过于积压，给我们厂造成了损失，我们和吴建伟说过这个事情，吴建伟说会给我们的。我们厂没有和吴建伟签订莲花牌熟肉制品销售合同。也没有与中阳县华伟养猪厂签订莲花牌熟肉制品销售合同。吴建伟欠我厂熟肉制品货款有条子的70多万，没条子的有130万左右。我们多次催要，还给吴建伟下过催要的公函。 18、证人李某丙的证言，证实我是河北省保定市莲池肉联厂负责生猪肉加工和销售的经理。我认识吴建伟，他之前是我们莲池肉联厂的客户，在我们保定莲池肉联厂拿过生猪肉和莲池熟肉制品。吴建伟是在2013年开始在我们厂拿的生猪肉。2013年刚开始，吴建伟是从他山西老家把野猪肉运过来我们莲池肉联厂，我们帮他加工屠宰野猪肉，然后把加工屠宰下的生野猪肉，拿上去保定的超市进行销售。刚开始我们莲池肉联厂和吴建伟就是这样合作的，2013年的时候，吴建伟在保定超市的生猪肉销售生意很好，到了2014年上半年吴建伟在保定超市的生猪肉销售就没有2013年的销售好了，2014年上半年，吴建伟就很少再把他老家的野猪肉拉过来厂里加工屠宰了，2014年下半年，吴建伟直接从我们莲池肉联厂拿生白条猪肉，然后拿到他在保定超市的销售点进行生猪肉销售。吴建伟从2015年年底、2016年农历春节这段时间开始，不在莲池肉联厂拿生白条猪肉。原因是2015年年底、2016年农历春节那段时间，吴建伟就开始拖欠我的生猪肉钱了，他在保定华联超市的生猪肉销售生意也不好了，超市的销售摊点也关门了，资金链出现问题，吴建伟也就不在我这拉生猪肉了。吴建伟在莲池肉联厂拿生猪肉的同时，也在我们莲池肉联厂拿莲池牌的熟食产品，他从厂里拿上莲池熟食产品在太原五龙口销售。2015年年底、2016年农历春节那段时间，吴建伟在莲池肉联厂生猪肉业务和熟食产品业务，开始不同程度的拖欠货款。熟食那边的欠款我不太清楚，生猪肉这边的欠款，现在还欠保定莲池肉联厂生猪肉69万元，还有问我个人借了现金3万元。一共现在欠我72万元。吴建伟在莲池肉联厂的生猪肉销售，我们厂没有和吴建伟签订关于生猪肉销售的合同。吴建伟在生猪肉销售这一块业务中，我厂没有涉及与吴建伟赔偿违约金一事。保定莲池肉联厂与中阳县华伟养猪厂没有签订过生猪肉销售合同。我厂向吴建伟要过欠款，吴建伟一直说快了。2016年农历八月十五前，我向吴建伟要欠款，吴建伟说让我去他山西老家的养猪厂拉生猪，他让我把他养猪厂的大小猪包括母猪都拉走，我之后安排的公司的人，去吴建伟中阳老家拉生猪，过去中阳养猪厂后，碰见了吴建伟的哥哥和嫂子，他们不让拉，就因为这个拉猪的事情，吴建伟和他哥哥嫂子差点打起来。 19、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实我是北京华联超市保定市东风路店和大慈阁店负责采购的主管。吴建伟在2014年、2015年在北京华联超市保定东风店和大慈阁店有生猪肉的销售柜台。到了2015年8月的时候，吴建伟在我们这两个超市的销售柜台销售出现下滑现象，到了9月份，这两个超市的销售柜台因为货源问题，销售柜台供不上货，停止供货了。销售出现下滑的原因我们超市问过吴建伟，他说他的货源供不上超市的销售了。吴建伟生猪肉的来源，我问过吴建伟，吴建伟说他在山西有养猪厂，他把养猪厂的猪拉到保定莲池肉联厂，然后在莲池肉联厂屠宰后，进我们的超市进行销售。吴建伟在这两个超市销售都是屠宰好的白条生猪肉，刚开始吴建伟说他销售的生猪肉有野猪肉，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不认识，因为在销售柜台放着的肉都是已经屠宰好的生猪肉，都是白条肉。吴建伟和超市签订过销售合同。我们的合同是年底签订第二年的合同，两个超市签订过2014年和2015年的销售合同。吴建伟以中阳县华伟养猪厂的名义，和北京华联超市保定东风路店和大慈阁店签订的销售合同。2015年以后，吴建伟没有和我们两个超市签证合同。2015年9月，吴建伟因为供货终止，按照超市的规定，柜台关闭，需要办理清场手续。吴建伟在2015年9月份关闭超市的销售柜台时，没有和我们超市办理清场手续，现在超市还积压他在2015年8月份的销售款2万余元。吴建伟的华伟养猪厂不给我们北京华联超市保定东风路店和大慈阁店两个店供应生猪肉不存在违约。华伟养猪厂不给我们北京华联超市保定东风路店和大慈阁店两个店供应生猪肉后，我们没有拒绝支付吴建伟的华伟养猪厂货款。他自己没有办清场手续，我们给打过电话，他也一直不来办理。 20、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河北省保定市惠友集团超市采购经理。2016年6月份来的公司超市采购，我在和公司上一任采购经理交接的时候，知道吴建伟这个人，他和我们惠友集团下面九家超市有生猪肉销售合作。各个超市的合作时间不一样，他一共和我们有九家超市合作。惠友保定福泰店：2014年4月4日-2016年4月29日；惠友生活广场恒祥大街店：2014年4月3日-2016年6月1日；惠友购物广场军校店：2014年8月17日-2015年8月19日；惠友购物广场乐天店：2014年4月2日-2015年8月31日；惠友保定环西店2016年1月3日-2016年6月9日；惠友保定向阳路店：2014年10月17日-2015年8月31日；惠友购广场十方店：2014年4月3日-2015年4月3日；惠友生活超市阳光大街店：2016年1月1日-2016年2月6日；惠友超市保定七一店：2015年1月8日-2016年2月29日。吴建伟以中阳县华伟养猪厂名义，和我们超市签订的合作合同。在我超市经营生猪肉销售。他在我们这九家超市有生猪肉销售柜台，他雇佣销售员进行零售。吴建伟在2016年前后，均停止在我超市生猪肉的销售，我们问吴建伟，他说是因为资金链断了，导致超市的生猪肉货源供应不上，所以他只能停止在我们超市的生猪肉柜台销售。按照超市规定，吴建伟如果因为自身的原因不再继续超市经销，就得提前一个月向超市提出撤场申请，但是吴建伟在我们惠友超市的福泰店、恒祥大街店、环西店、阳光大街店、七一店均没有和我们超市办理撤场，他也没有和我们超市打招呼就不在我们超市做销售了，到现在，他在我们惠友超市还有3万元左右的货款没有结算清。他不在我们超市做销售时，应当向我们超市提出撤场申请的，吴建伟因为自身的原因，不在我们超市销售生猪肉了，也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导致我们没办法和他结算货款。我们找过吴建伟，我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找过吴建伟清算货款，他当时和我说他要继续和我们超市做合作，之后，我们在2016年年底，和吴建伟签订了这八家超市2017年的超市销售合同，他当时还和我说，这次一定好好做。按照2016年年底签订的合同规定，吴建伟需在2017年1月份进场销售，到现在吴建伟也没有进场销售。相当于我们在2016年年底只签订销售合同，吴建伟并没有进场销售。吴建伟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来找过我，他问我要他之前在超市的销售数据，后来我提供给他一份他之前在我们超市的销售数据，但是我提供的那个销售数据上，数据不是很全。我只给他提供过他之前在超市的销售数据，并没有给吴建伟出具过销售证明之类的材料。 21、证人白某的证言，证实我向中阳一个叫吴某的人收过猪，共拉了37头左右，大概支付了35000元左右。 22、证人刘某乙的证言，证实2017年腊月我买了金罗镇韩家山村吴某五十头猪，一共四万三千多元，把钱给了吴某。 23、证人张某丙的证言，证实当时吴某卖猪我和张某甲在场，张某甲和我说吴某贷了信用社的贷款，还不动，吴某要卖了猪还贷款。 24、被告人吴建伟的供述，证实我是中阳县华伟养猪厂的法人，中阳县华伟养猪厂前身是在中阳县韩家山自己家养猪开始的，2009年在中阳县金罗镇工商局注册“中阳县华伟养猪厂，法人为吴建伟。股东就是我一个人。都是我一个人出资的。后因规模扩大，2012年经当时张子山乡政府批准和韩家山村委同意，在我自己家的耕地，韩家山蛇则焉修建养猪厂5000平米，修建新的中阳县华伟养猪厂，2016年经中阳县土地局批准，我的华伟养猪厂的用地由原来的农业耕地变更为畜牧业养殖地。建厂时，没有问吴某借款。修建了新的养猪厂后，我就把家里的养猪厂，让我母亲曹某、我叔叔李某乙、我哥哥吴某他们三人负责日常管理和猪的喂养。我平常都在太原，因为当时我和太原的超市签订了供货协议，由中阳华伟养猪厂饲养下生猪后，送到太原屠宰进超市，但是华伟养猪厂关键的事情，也就是要做决定的事情，还是由我决定的。上述三人，和中阳县华伟养猪厂的关系，就是自己家的事情，不是每个月我给他们付工资，都是自己家的人，年底了再给他们钱，今年生意好了多给点，生意不好了少给点。中阳县韩家山村就我一家养猪场，我知道中阳县富康养猪厂，这个猪厂的地址也是在韩家山村了，法人是我哥哥吴某。华伟养猪厂和富康养猪厂，实际就是一个猪厂。中阳县出台了一个扶贫户贷资入企的项目，但是在2017年年初，村里的人和我说村里扶贫户贷款下来的钱全部进了我的华伟养猪厂了，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一听这个事情，当时就把我愣住了，我根本没有让扶贫户贷款进过我的华伟养猪厂。我在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去了中阳县金罗信用社了解情况，去了后我查看了这个扶贫户贷款入企后才知道，我哥哥吴某在中阳县韩家山重新注册了一个养猪厂，名叫“中阳县富康养猪厂”，我进一步查看后，知道这个富康养猪厂在中阳县金罗信用社那的企业照片，根本就是我自己的华伟养猪厂的样貌，我这才知道，这个里面有问题。我因为这个事情反映的多了后，在2017年8月份的时候，我哥哥吴某注册的那个“中阳县富康养猪厂”的牌子尽然挂到了我的华伟养猪厂厂门上，是将我原来华伟养猪厂的牌子摘了挂上富康养猪厂的。关于这个富康养猪厂的手续是如何办下来的，我现在只能说,2016年年底，吴某在村里找的村主任张探孩，吴某和张探孩说年底了，要年检华伟养猪厂的手续，吴某就找张探孩开了个场地证明，这个证明里写的“吴某在中阳县韩家山村有养猪厂5000平米”，开出这个证明后，他们两个又找的镇长王志宏签字盖了章，签字盖章后，他们又去了金罗镇工商局，就把这个中阳县富康养猪厂的手续办下来，法人是吴某。富康养猪厂的占地5000平米，其实就是用我的华伟养猪厂。2018年6月1日晚上八点二十我在河北省保定市收到了金罗镇政府转给我浦发银行卡的三十万元。转给我钱的原因是赔偿猪场损失，双方达成了协议。因为我在北京国务院扶贫办反映金罗镇政府和韩家山村委利用我的猪场套取扶贫款六十万元，崔爱民和张探孩到了北京，他们说他们是代表金罗镇政府上来和我谈关于中阳县华伟养猪场的赔偿的，5月31日中午十点，张探孩和崔爱民说关于猪场的损失先给我赔30万，还有公安局的任建伟也在。2018年6月3日，我收到三十万以后从保定回来中阳。崔爱民和张探孩代表金罗镇政府在北京找的我，他们上来就和我说让我回中阳走司法程序解决问题，我和他们说如果北京解决不了不给我钱，我不回去。我会继续去国家扶贫办上访反映问题。后来我们一直在一个宾馆协商这个事情，我和他们谈到了我猪场的损失，在谈到我猪场赔偿钱的问题上，我向他们提出了656万元的赔偿，他们两个和我说他们做不了主，我当时很明确的和崔爱民、张探孩说我不会回去。后来他们和镇政府王某甲书记说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说这个656万元的赔偿，中间先谈到我问政府要百分之八十的钱，再后来又说到了百分之五十，再后来我说要一百万，又说到了五十万，最后，我说最少要给我三十万我才肯回来中阳解决了。就这样，我们就这个三十万写了个协议，我和崔爱民、张探孩签订了协议，之后，6月1日，我就和他们坐火车从北京往中阳走。在我上火车的时候，这三十万还没有给我打到我提供的浦发银行卡，火车走到保定的时候，我依旧没有收到三十万，所以我就在保定临时下车了，下车后，我给张探孩发了短信，在北京签订协议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刘某甲、我母亲曹某都在场，协议我老婆也看来。 25、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实2018年6月4日，中阳县公安局接受中阳县金罗镇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韩家山养猪厂会议纪录复印件、协调会视频光盘，反映了当时的会议情况。 26、被告人吴建伟提供的关于中阳县华伟养猪厂停止生产期间损失补偿的申请，证实中阳县华伟养猪场自2016年12月15日至2018年2月8日由于无法正常生产，给其造成的损失如下:（1）养猪厂本厂经济损失112.5万元。（2）因无法向销售商北京华联超市太原店供货造成的利润损失78万元。（3）因无法向销售商河北保定惠友超市供货造成的利润损失111万元。（4）因无法向销售商北京华联超市保定店2家分店供货造成的利润损失78万元。（5）在太原市五龙口万吉批发市场开设的专卖店无法正常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244.5万元。（6）2018年1月27日，县里有关领导把养猪厂价值12万余元的猪拉走，一直没有归还，导致养猪厂后续供应跟不上，无法正常经营。（7）我为解决此事多次往返北京的路费、住宿、市内交通、饭费等一切开销，已达20万余元。 27、关于吴建伟上访情况说明及照片，证实被告人上访时的情况。 28、中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因中阳县金罗镇韩家山村民吴某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中阳县富康养猪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中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对中阳县富康养猪场作出撤销该场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行政处罚。 29、中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因吴建伟在国家扶贫办、中央电视台等地，多次以悬挂横幅标语的方式，扰乱单位正常秩序，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 30、中阳县华伟养猪厂办证手续，证实中阳县华伟养猪厂于2009年8月10日由吴建伟提出申请并领取营业执照。2012年申请变更经营范围，由2009年经营范围为生猪养殖变更成生猪养殖、经政府定点屠宰场屠宰的本厂的生猪肉。2013年4月24日到期换证，经营范围不变，2017年到期换证时，经营范围变更为生猪养殖及生猪肉销售。 31、情况说明，证实中阳县公安局民警受领导委派去北京做信访维稳工作，其中有吴建伟因猪场事宜上访案件，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吴建伟相跟妻子、女儿、母亲多次在国家扶贫办上访、打横幅闹访，2018年5月30日再次在国扶办上访，我与其他工作人员将吴建伟等人劝至居住的旅馆，次日金罗镇派崔某等人来京接访，后双方协谈，签完协议一起买的火车票回的。 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能够相互印证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建伟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多次到国务院扶贫办非正常上访，在采用拉横幅等方式非法上访被行政拘留后，仍在国务院扶贫办缠访，经工作人员劝阻后仍滞留上访，且在正值国务院扶贫办对中阳县脱贫摘帽评估验收期间，以得不到赔偿就滞留北京继续上访为由，给镇政府施加压力，强行索要钱财，被告人吴建伟的行为严重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同时给中阳县金罗镇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建伟犯敲诈勒索罪罪名不当，应予以纠正。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应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报案材料、证人证言、中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吴建伟上访情况说明及照片等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吴建伟非法上访被行政机关处罚后，仍多次到相关国家机关缠访，以此给镇政府施压，向镇政府索要钱款共计30万元，被告人吴建伟对上述事实也予以供认，其行为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被告人吴建伟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五）项及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建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6月4日起至2021年11月23日止。） 二、追缴被告人吴建伟非法所得30万元依法发还给中阳县金罗镇人民政府。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侯军丽 审 判 员  王志立 人民陪审员  张永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康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