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2328行初94号 原告：熊刚，曾用名施小刚，男，1979年6月5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农民，住贵州省望谟县。 原告：吴华米，女，1957年12月5日生，汉族，农民，贵州省望谟县人，户籍地江苏省宜兴市。 委托代理人：熊刚，基本信息同上，系吴华米之子。 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住所地贵州省望谟县王母街道政务中心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326009618587N。 法定代表人：龚义杰，局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龙正碧，贵州甲丁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州省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余姚大道中段王母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黄书梅，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明学，望谟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王定光，望谟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第三人：熊亮，男，1981年11月3日生，布依族，贵州省望谟县人，居民，住望谟县，未到庭。 原告熊刚、吴华米不服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15日颁发给第三人熊亮编号为第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5日向被告送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原告吴华米的委托代理人熊刚，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的委托代理人龙正碧，被告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王母村委会）及委托代理人杨明学、王定光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熊亮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15日颁发给第三人熊亮编号为第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人熊亮、人口2人，承包土地面积0.87亩，地块名称：纳卜、类别：水田、面积：0.87亩。 原告熊刚、吴华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撤销其在1999年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时，强行将原告承包的“纳卜”（注：地名）田0.63亩变为0.87亩，登记给第三人熊亮承包使用的编号为17号的农户土地承包登记卡行政行为；2、判令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及理由：1984年7月2日，原告二人经依法登记承包所在复兴镇第二生产队地名为“纳卜”0.63亩、“路苏”0.37亩共计为l亩水田，有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现为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核发颁给的“望谟县人民政府《耕地承包合同书》”为据。2017年12月25日找到望谟县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核实情况，其出具《证明》证实原告二人于1984年承包上述耕地的事实。 1998年，我与母亲吴华米二人外出他乡时，我曾去村委会要求守土地延包，但当时村领导说要收回我们的土地，理由是我们外出多年，村里有权收回，拒不延包，我和村领导吵了一架，后来将《耕地承包合同书》交由吴华忠（吴华米胞弟）保管，1999年我国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期间，未及时得到望谟的相关消息，没有及时回来办理，第三人熊亮为上院帮黑社会成员，当时上院帮非常有势力，是上院帮猖狂的年代，第三人熊亮乘机从吴华忠处拿到原告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给被告办理延续承包期登记，而被告不问青红皂白，不对承包合同的承包人进行核实，强行将原告承包的“纳卜”水田登记给第三人熊亮承包，且将面积由0.63亩变更为0.87亩，并对“路苏”的0.37亩未予登记，同时，合同签字的日期也没有具体明确，备注上也没有注明土地增减的原因，而第三人熊亮从未与原告在同一户口，且其系非农业户口，其本身不符合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原告承包的上述土地受法律保护，被告无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将原告承包的耕地变更登记给第三人熊亮承包使用。 综上所述，原告于1984年承包的耕地，系原告赖以生存的法规性、政策性、承包地，所进行延续承包的政策是在稳定原承包的基础上进行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原告应享有继续承包的权利；也不能私自增加或减少原先的承包面积，因此，原告于1984年承包的耕地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犯和改变。被告擅自将原告的承包耕地变更给第三人熊亮承包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地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为谢。 原告熊刚、吴华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证明原告的基本身份信息。 2．耕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证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候，以吴华米为户主承包了“纳卜”、“路苏”两块地，总的承包面积为1亩。 3．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明熊亮为城镇居民，我为农业户口。 4．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复印件），证明在1984年吴华米和熊刚承包了土地1亩，其中“纳卜”0.63亩，“路苏”0.37亩，与承包合同书相印证，事实是客观的。 5．望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处理签（复印件），证明因望谟县政府研究决定，并告知原告涉案争议需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所以引起本案诉讼。 6．王母村村委会关于土地确权存在问题的报告，证明根据报告的记载，我们全村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均没有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7．望谟县国土资源厅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复印件），证明在第一轮土地登记上登记的土地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纳卜”跟“路苏”是两块土地，不是同一块土地。 8．望谟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土地登记地块的答复，证明我们要求农业农村局申请过变更登记的。但是农业农村局以该土地存在民事争议为由，不予变更。 9．领款名单，证明“纳卜”争议地的面积在一轮、二轮和土地征收时发放土地征收款的面积均不一致。该证据原件在望谟县公安局经侦科。 10．吴华忠出具的证明，证明在第二轮延包时，熊亮在其处拿了承包合同书办证的事实。 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辩称，一、我局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案中被告没有作出确认土地经营权的行为，诉讼主体不适格。二、第17号《农户承包土地登记卡》将“纳卜”田的承包经营户主登记为第三人熊亮的行为合法。三、原告与第三人熊亮关于“纳卜”承包田的争议属于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如本案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理范围，本案也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第17号《农户承包土地登记卡》将“纳卜”田的承包经营户主登记为第三人熊亮的行为合法，行政目的正确、程序合法，我局与第三人熊亮关于“纳卜”承包田的争议属于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调整的法律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望谟县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农业农村局的诉讼主体资格。 2．王秀芬、刘大发、熊崇喜、熊小五、熊小翠、熊小四、吴华米、熊刚、熊亮户口登记表，证明①第三人熊亮与原告吴华米、熊刚系同一家庭户的家庭成员的事实；②1998年前原告熊刚与吴华米在江苏居住，2006年8月28日因夫妻投靠，原告吴华米、熊刚的户口迁往江苏省宜兴市的事实；③农村土地第二轮延包办理登记手续期间，原告没有在望谟县居住，熊亮作为共同的家庭成员并属于望谟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延包该集体土地程序合法、主体合法。 3．望谟县公安局王母派出所证明（复印件）、吴华米的身份证（复印件）、熊刚户的户口本（复印件），证明原告吴华米、熊刚的户口迁往江苏省宜兴市，熊亮为其申报户口的事实。 4．农户承包土地登记卡（复印件）、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复印件）、耕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证明①争议地块系原告与第三人的家庭共同承包经营权，在原告户口已经迁往江苏省并实际在江苏省长期居住的情况下，仅仅是变更了户主姓名，并未分割或者剥夺原告对该地的承包经营权；②望谟县人民政府将案涉地块承包经营权的户主变更登记为原告的家庭成员程序合法。 被告王母村委会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案诉争的《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的当事人甲方是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现更名为：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乙方是熊亮。原告吴华米、熊刚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请求撤销答辩人与熊亮签订的《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原告申请撤销权期限为一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是1999年，至今已有20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为19年。三、按照原告吴华米、熊刚在《行政诉状》的事实及理由部分陈述的1998年村委会明确拒绝发包，再且已经知晓村领导明确答复收回承包地，原告为何不向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反映？你不仅没有反映，还于2006年8月28日将常住户口从望谟迁移到江苏省宜兴市，入住于后父施正平家庭户口上，此时你又为何不向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呢？上述事实证明，原告系自动放弃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权。四、原告在《行政诉状》事实和理由部分中诉称：“1999年我国进行延长土地承包期间，未及时得到望谟的相关消息，没有及时回来办理”的理由，证明原告到江苏省宜兴市居住生活后，与原户籍地望谟无信息联系，放弃到望谟办理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权利，也是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五、原告在《行政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中诉称：“因第三人熊亮为上院帮黑社会成员，当时上院帮非常有势力，是上院帮猖狂的年代，第三人熊亮乘机从吴华忠处拿到原告的《耕地承包合同书》给被告办理延续承包期登记”的理由，更是谎言，原告为了达到诉讼请求的目的，不顾事实，将亲生子、胞弟熊亮以黑社会成员作没有办理第二轮土地承包的理由。望谟县上院黑社会帮34名成员中没有熊亮，有贵州省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2007）兴中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书》为依据。六、原告诉称熊亮系非农业户口，不符合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不符合本案的客观事实。原告吴华米与第一任丈夫熊丛喜婚后生育子女二人（长子熊刚、次子熊亮），吴华米系农业户口，熊丛喜系非农业户口。根据户口登记管理的规定，子随母登记的原则，吴华米婚生子女熊刚、熊亮均登记为农业户口。熊亮现在户口登记为非农业户口的由来是：因望谟县城建设，一村位于县城区域的农田被征收，其中，有熊亮承包的“纳卜”田0.87亩。望谟县人民政府就征地出台了（望府发（1999）27号）《关于县城建设规划区内土地征用问题的规定》，规定明确指出可以农转非，熊亮被征用土地面积0.87亩，可享受二个农转非指标的政策优惠。由此，村委会于2004年4月将熊亮和熊亮之子熊思平办理了农转非户口登记。在2004年4月前，熊亮及其子女熊思平均为农业户口。熊亮至今还属于王母村村民，享有本村村民的权利，履行村民义务。七、1980年，我国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吴华米户分得两份责任地，面积合计为1亩（有吴华米和熊刚二人）。熊亮出生于1981年11月3日，分承包地时未出生，没有分得责任地。吴华米与熊丛喜离婚后，于1987年携子熊刚到江苏省宜兴市与施正平再婚后，至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与原告居住地望谟县王母村民委员会无联系，就连其次子熊亮都不知母亲下落，吴华米承包地一直由熊亮经营管理。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根据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生不加、死不减”的承包原则，熊亮系吴华米家庭成员，有权使用吴华米的承包地。在第二轮农户承包土地时，将吴华米第一轮承包土地发包给熊亮的行政行为，符合当时农户承包土地的政策规定。八、原告诉称登记的面积由0.63亩变更为0.87亩。因在第一轮承包时，因为国家没有减免公益粮和农业税，农户承包面积采用估计面积发包，到第二轮承包时，实行实地测量面积发包，所以第二轮承包面积比第一轮承包面积多出0.24亩，这一现象在望谟普遍存在，原告提出这一理由，不是诉请撤销合同的理由。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第一，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第一轮土地承包是从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开始，期限为15年，到1997年止。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原告自1987年携长子熊刚到江苏省宜兴市与施正平再婚后，至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前没有对承包地进行经营管理，均由其次子熊亮经营管理，且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与答辩人无音讯联系。熊亮作为吴华米的家庭成员之一，答辩人将吴华米在第一轮的家庭承包土地发包给实际经营管理的熊亮承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答辩人与熊亮签订的《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符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且完成了承包土地的登记、发证手续，熊亮已经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程序合法，合同生效，受法律保护。答辩人与熊亮签订的《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和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是两个法律关系。原告不是第二轮《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的合同当事人，无权诉请人民法院撤销第二轮《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并且熊亮第二轮承包的“纳卜”土地面积0.87亩，在2003年已被政府征收用于城市建设，现该土地是一幢高楼大厦，熊亮的承包地早已灭失，撤销已无实际意义。原告提出本案诉讼已有20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限。 为此，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已查明的本案事实和证据，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母村委会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证明原告吴华米在江苏省宜兴市承包有土地的事实。 2．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复印件）、农户承包土地登记卡（复印件）、农户承包土地任务表（复印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证明：（1）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签订承包合同时，是现在的王母村与熊亮签订的合同；（2）熊亮、吴华米、熊刚是家庭成员，在熊刚、吴华米在户口迁往江苏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该户的土地登记在同一家庭成员熊亮户头上。 3．征地协议（复印件），证明登记在熊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的土地已经被望谟县政府征用，该土地已经不存在。 4．望谟县人民政府望府发（1999）27号关于县城建设规划区内土地征用问题的规定（复印件）、复兴镇第一村城市建设第二轮被征用农田申报农转非名单（复印件），证明原告在行政诉状中说其胞弟是非农业人口，不应当把土地承包给熊亮，但是熊亮是在其土地被依法征收后才进行的农转非。 6．中共望谟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望发（1998）17号文件）（复印件），证明根据该文件规定，本案中，熊刚以及吴华米归于其没有管理耕种的土地，由其家庭成员承包。 7．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7）兴中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熊刚认为熊亮为黑帮成员，其不敢向熊亮要回土地，怕遭到报复，但是该判决书上34个被告中并没有熊亮。 第三人熊亮在举证期和答辩期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及答辩意见。 本院依法调取证据： 1．望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望机编字〔2015〕5号关于设立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和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被告对对方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以及本院的认证意见如下： 一、针对原告熊刚、吴华米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原告提交的1、2、3、4、5、7、8号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望谟县农业农村局对6号证据不予认可，王母村委会对6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证据系王母村委会出具，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二被告对9号证据均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二被告对10号证据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是吴华忠出具的证明，其并未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词的法定要件，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 二、针对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提交的户籍登记表不完善，熊刚的户口并未外迁。被告王母村委会对其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三、针对被告王母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原告对其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熊亮系居民户口并非农业户口。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对其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吴华米与案外人熊从喜于1979年6月5日生育原告熊刚、1981年11月3日生育第三人熊亮。后吴华米携原告熊刚与江苏省宜兴市施正平结婚，并生育施含文。 1984年7月20日，以吴华米为户主人口为2人承包了地名为纳卜、路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人口是吴华米、熊刚。 1989年10月，原告吴华米携原告熊刚外出至江苏省宜兴市，并与案外人施正平再婚。1998年7月原告熊刚从江苏省回到望谟县，并且到村委会要求对以吴华米为户主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再次进行延包，时任村主任回复熊刚因其外出多年，不再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延包。 1998年10月15日，望谟县复兴镇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熊亮编号为第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载明：承包人熊亮、人口2人，承包土地面积0.87亩，地块名称：纳卜、类别：水田、面积：0.87亩。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与熊亮签订编号为17号《农户承包土地合同书》，签订时期为1999年，无具体月日时间。 2003年1月13日，望谟县国土资源局与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签订征地协议，约定征收村委会新世纪广场南侧稻田71.6961亩，并约定被征用的稻田按每0.4亩解决一个农转非指标。 2004年4月1日，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按上述约定申报农转非名单，其中包含了以第三人熊亮为户主的有杨阿朵、熊思平。 2018年全国进行土地确权时，江苏省宜兴市作为发包方，以施正平为户主、家庭成员为吴华米、施含文承包了2.45亩土地。并取得了编号为XX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同时查明，1998年9月7日，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望发（1998）17号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在第二条第3点规定“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必须十分注意这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不准将原来的承包地打乱按现有人口重新发包……今后继续实行‘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第4点规定“在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中，要按规定认真清理并由集体收回下列农户和人口的承包地：一是正式农转非的农户和人口；二是生前无亲属赡养的孤寡去世户及死亡户；三是不按承包合同耕管致使耕地荒芜闲置的农户。集体收回的这部分土地实行招标发包，可以发包给种田能手，可以发包给人多地少的农户。”。 另查明，望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望机编字〔2015〕5号关于设立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和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其中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五年过渡期内，县农业局会同县不动产登记局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统一登记工作。过渡期后，改由县不动产登记局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 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村民委员会后更名为望谟县人民政府王母街道办事处王母村民委员会。望谟县农业局在机构改革中更名为望谟县农业农村局。 综合原被告诉辩称及案情，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2．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3．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的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实行其它方式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经依法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和望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望机编字〔2015〕5号关于设立县不动产登记机构和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的通知的规定，不动产登记虽然已经由不动产机构统一办理，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尚在过渡期，不动产登记机构并不办理，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职权尚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被告望谟县农业农村局作为望谟县人民政府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主体资格适格。 被告王母村委会的主体问题，因王母村委会仅是土地的发包方，并非涉案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其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其被告主体不适格。 关于原告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案被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1998年10月15日颁发，原告熊刚、吴华米首次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9月21日，因该证书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系不动产，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虽然熊刚在1998年7月到村委会要求对以吴华米为户主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再次进行延包，时任村主任回复熊刚因其外出多年，不再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延包。但该回复系王母村委会给的回复，并非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且当时也并未颁发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给熊亮，因此，该时间点不能作为原告计算起诉期限的起算点。 关于被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熊刚、吴华米在提起诉讼时不知晓熊亮已经取得了编号为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仅要求撤销土地承包登记卡的行为，但土地承包登记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的过程性材料，原告的诉请实质是要求撤销编号为17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1989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原告吴华米为户主的有两名承包人口即是吴华米、熊刚，此后，吴华米又于1981年11月3日生育了第三人熊亮，第三人熊亮是第一轮土地承包后的新增人口。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吴华米已经携带熊刚在江苏省宜兴市再婚并居住生活，第三人熊亮作为第一轮土地承包户主吴华米家庭户中新增人员，当时的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将家庭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再进行延包，因吴华米、熊亮并未在望谟县第一村生活，以熊亮为户主进行发包登记，并无不当，符合1998年9月7日望谟县人民政府作出望发（1998）17号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在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据此给熊亮颁发的编号为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政策要求和实际。 并且，吴华米、熊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后，就于1989年10月外出居住生活，并未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耕种管理，时任望谟县复兴镇第一村民委员会将其承包的土地收回再发包，并无不当。并且，吴华米已经在江苏省宜兴市结婚居住生活，并且同时作为家庭户成员承包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丧失了王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丧失了在王母村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资格。 综上所述，原告熊刚、吴华米要求撤销编号为17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熊刚、吴华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熊刚、吴华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提出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罗 柠 审 判 员  黄金梅 人民陪审员  冷 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詹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