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黔2301民初5770号 原告：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400157187537X0，住所地：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园艺场六大队。 法定代表人：杨成植，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昌、李荣明，系兴义XXX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郎凤秋，男，1972年12月25日生，布依族，云南省罗平县人，住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光伦，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梁勇生，男，1972年7月8日生，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住XXX。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元（梁勇生之长子），男，1995年9月9日生，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住XXX，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罗平县万峰湖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云南省罗平县罗雄街道办事处新风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30324399812480R。 法定代表人：梁勇生。 原告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科达公司）与被告郎凤秋、第三人梁勇生、罗平县万峰湖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2日作出（2018）黔2301民初3839号民事判决，郎凤秋不服该判决，上诉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黔23民终17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美科达公司委托代理人罗永昌，被告郎凤秋及其委托代理人陆光伦，第三人梁勇生委托代理人梁元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罗平县万峰湖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美科达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青、草鱼亲本鱼种经济损失781340元，其他经济损失200000元，合计981340元；2、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6年3月15日合法购买罗平县万峰湖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网箱13口用于为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代表养殖青、草鱼亲本种鱼，于2016年4月20日投放青、草鱼亲本种鱼苗30000尾开始养殖。2018年1月15日被告以原网箱所有人梁勇生欠款为由，将原告养殖在兴义市洛万乡万峰湖未麻段的青、草鱼亲本种鱼强行拖走20多吨，后经原告的员工王建于2018年1月15日14时07分向兴义市110报警，经兴义市洛万乡派出所出警处警，被告认可拉走原告的种鱼19533.5公斤的事实，因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其他经济损失共20万元，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的种鱼19533.5公斤的损失781340元，及因被告的行为造成原告的其他经济损失的赔偿200000元（因原告与被代养殖方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代养殖协议约定如原告不能按时交回代养殖种鱼，需双倍赔偿被代养殖方所交的保证金，原告已按协议约定赔偿了被代养殖方违约金20万元），被告拒绝赔偿。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经济损失781340元、及因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向被代养殖赔偿经济损失200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财产得到合法的保护，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判令为谢。 被告郎凤秋辩称，一、本案应追加罗平县万峰湖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勇生合作社”)为第三人。被答辩人提供的两份《网箱买卖合同》(时间分别为：2016年3月15日和2017年10月23日)的卖方均是勇生合作社，该合作社与本案的审理结果与重大利害关系。因此，依法应追加勇生合作社作为本案的诉讼当事人(即第三人)。 二、被答辩人与勇生合作社签订的《网箱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被答辩人对案涉网箱等财产依法不享有合法权益。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与勇生合作社之间的买卖行为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理由是：（一）勇生合作社2013年9月17日前根本不存在差欠被答辩人饲料款602636元的事实，《网箱买卖合同》中以物抵债的债务根本不存在，应系虚假债务。两份《网箱买卖合同》中，付款方式中均明确，总转让款76万元，用勇生合作社于2013年9月17日欠到被答辩人的饲料款602636元冲抵网箱、房屋、铁船及设施和网箱所剩鱼苗的转让款后，被答辩人应补157304.00元，即以物抵债务的债务标的是2013年9月17日时勇生合作社差欠被答辩人602636元的饲料款。 答辩人认为，上述债务根本就不存在，应系虚假债务。因为根据勇生合作社的工商登记信息，该社于2014年5月19日才依法登记成立，上述债务产生于合作社成立之前的2013年9月17日，明显系虚假债务。因以物抵债的债务标的根本不存在，基于该债务签订的《网箱买卖合同》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 (二)无真实付款交易行为。被答辩人提供的两份《网箱买卖合同》，均约定除以物抵债602636.00元外，被答辩人须补给勇生合作社157304.00元，但对于被答辩人应付的15万余元转让价款，被答辩人仅提交了一张勇生合作社出具的《收条》(时间为2016年4月5日)，未提供相关的银行交易流水、取款凭证、财务收支账簿等证据来印证确实存在真实付款事实，勇生合作社也未提供银行卡折、交易流水、财务收支账簿等证据来证明确实收到该款的事实。答辩人认为，根据《公司法》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关于财务管理的规定，交易双方的财务管理账簿依法应对上述交易有记载，在双方未提供相关交易付款财务证据的情况下，上述《收条》不能作为交易付款的定案依据，应认定双方之间无真实付款交易行为。 (三)无真实交付行为。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中，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通过交付，成为案涉网箱等财产的经营者、所有人及补偿对象。特别是，本案无任何证据证明，被答辩人从2016年3月签订买卖合同以来，存在从事网箱水产养殖或委托他人养殖的事实。与之相反，答辩人提交的多组证据则相互印证，充分证明案涉网箱等财产在所谓的《网箱买卖合同》签订并公证后，在万峰湖网箱整治拆除过程中，产权登记、拆除登记、补偿款发放时的经营者、所有人和补偿对象均为梁勇生，而非被答辩人，也不是勇生合作社。同时，勇生合作社的工商登记信息也载明，该合作社不存在财产转让并转移交付的事实。因此，本案案涉财产并不存在真实交付的事实。根据《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被答辩人要成为案涉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人，须以发生实际交付为前提。但双方在签订所谓的《网箱买卖合同》后，从未发生交付，故本案案涉财产从未发生过权属转移，被答辩人依法不应认定为该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人。 （四）无真实经营管理行为。综观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无任何证据证明其对买卖的网箱及鱼等资产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或委托他人进行生产经营管理。具体体现在：第一，被答辩人依法不具备水产养殖的合法主体资格。水产养殖须取得相应的养殖许可之后方能从事，被答辩人作为一家饲料企业，无权进行水产养殖。第二，被答辩人也不存在委托他人养殖水产的事实。第三，无任何证据证明自2016年3月被答辩人诉称的案涉财产转让后，被答辩人存在投入资金、鱼苗、饲料、人力进行生产经营和销售的事实，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相关的购买鱼苗付款凭证、饲料款支付凭证、销售收入凭证、劳务报酬支付凭证等生产经营管理证据，明显对其真实经营管理行为的举证不能。反之，答辩人提供的诸多证据充分证明，案涉网箱在事发前后一直是梁勇生在生产经营和销售，选鱼、装鱼、拉鱼、上下饲料等产生的人工劳务报酬均是梁勇生支付，销售过程均是梁勇生与其他客户进行交易，销售款均是梁勇生收取，并不存在被答辩人真实经营管理的事实。 （五）被答辩人与勇生合作社所签《网箱买卖合同》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合同无效情形。 《网箱买卖合同》中网箱等财产的实际价值,按当时的市场价,绝对不低于200万元，双方约定的76万元买卖价款明显低于市场价。结合第三人梁勇生作为勇生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因个人负债较多且因债务纠纷被云南省罗平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实际情况，双方之间存在假借签订买卖合同之名，行转移财产逃避个人债务之实。上述恶意串通的虚假买卖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第52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民法总则》第154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六）《网箱买卖合同》的签订，严重违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勇生合作社章程关于重大财产处置的程序性规定，违反了“禁养限撤”环保政策的禁止性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本案涉及的网箱等财产系勇生合作社的企业财产，而非第三人梁勇生的私有财产。因此，买卖合同的签订，系对勇生合作社重大财产进行处置。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9条、30条的规定，以及该合作社章程的规定，须召开成员大会表决通过、形成决议后才能处置。但从合同的签订情况来看，该合作社并未召开成员大会并进行表决形成决议，明显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合作社章程，根据《合同法》第52条、《民法总则》第153条的规定，同样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同时，早在2016年初，整个万峰湖水域就执行了“禁养限撤”（即禁止养鱼和限期撤除网箱）政策，相邻的三省区6县市均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并在整个库区多次张贴公告，明令公示。《网箱买卖合同》的签订，明显违反了上述禁止规定，依法也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基于以上理由，被答辩人与勇生合作社所签订的《网箱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合法性，应为无效合同，被答辩人因合同无效而不应成为案涉网箱等财产的合法所有权人，其侵权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三、被答辩人与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的《青、草鱼种亲本代养协议》（以下简称代养协议）系虚假协议，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其据此提出的相关赔偿主张不能成立。 答辩人认为，上述《代养协议》系虚假协议，理由是：第一，被答辩人不具备合法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资质，无权代养殖亲本鱼。第二，协议上被答辩人未签名盖章，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该协议因未签订，依法不能成立。第三，无任何证据证明2018年1月15日前，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以下简称良种场）按该协议约定履行了支付20万元预付款的义务（根据该协议约定，良种场应于2017年1月付款5万元，6月付款5万元，8月付款5万元，10月付款5万元给被答辩人）。第四，被答辩人诉称因违约赔偿良种场20万元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被答辩人虽称赔偿20万元，但未提交双方银行账户的交易流水、被答辩人财务账簿、支付凭证等予以证实。第五，被答辩人不存在提供饲料并代养殖亲本鱼苗的事实，良种场也不存在提供亲本鱼苗给被答辩人代养的事实。根据《代养协议》的约定，良种场应提供亲本鱼苗给被答辩人代养，但无任何鱼苗供货凭证予以证实。同时，被答辩人也未提交任何投入饲料及代养方面的证据对该代养事实予以证实。第六，万峰湖水域的水质不具备养殖亲本鱼的条件。万峰湖的网箱水产养殖，因水质原因，根本不具备养殖亲本鱼的条件，鱼苗均是从外地购进并饲养成成品鱼。 基于以上理由，《代养协议》应认定为虚假协议，被答辩人据此提出的相关赔偿主张依法应予驳回。 四、在《网箱买卖合同》确实合法有效的情形下，答辩人拉运的鱼也与被答辩人无关，答辩人的行为也不应构成对被答辩人的侵权。在《网箱买卖合同》确实合法有效的情形下，根据两份《网箱买卖合同》的内容，总价款为76万元，网箱、房屋及渔船等硬件设施价格为70万元，鱼苗价格仅为6万元，即买卖的主要是网箱等养殖设施，鱼苗仅是极少部分。 根据被答辩人的诉称，上述财产于2016年3月交付。《代养协议》签订时间是2016年4月6日，约定的放养时间是当年5月，但如上所述，被答辩人与良种场之间根本不存在代养亲本鱼种的事实，同时被答辩人未提供任何2016年3月起新增投放鱼苗并养殖的证据，故在2016年3月以后，被答辩人未投放鱼苗并进行养殖，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在《网箱买卖合同》确实合法有效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也仅是对70万元的13个大网箱等固定资产和6万元的鱼苗享有所有权。在《网箱买卖合同》确实合法有效的情形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被答辩人未对网箱及鱼苗进行任何养殖经营管理，答辩人在事隔近两年后于2018年1月15日以物抵债拉运19533.5公斤的青鱼、草鱼，并不是被答辩人养殖的鱼，被答辩人对此并不享有所有者权益，不能因为其享有网箱所有权就从而确认其对养殖鱼享有所有权。答辩人提交的诸多证据已充分证明，该网箱一直是梁勇生在生产经营，网箱里的鱼也是其在养殖和销售，不排除被答辩人出租、出借给梁勇生经营的可能性。基于可能存在的出租、出借行为，被答辩人仅是网箱等养殖设施的所有人，而不是养殖鱼的所有权人，答辩人的行为并未对网箱等设施侵权，同时因被答辩人不是养殖鱼的所有人，答辩人以物抵债的拉鱼行为依法也不应构成对被答辩人的侵权。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诉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诉讼主张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其对答辩人的诉请。 第三人梁勇生陈述：我方与原告在2016年3月15日签订《网箱买卖合同》，价格76万元，当时抵债60万，现金支付了15万，是在饲料厂直接支付给梁勇生。梁勇生欠原告60万的饲料款，所谓的《网箱买卖合同》是用来抵梁勇生欠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的饲料款。签订合同后，将网箱交给原告后，梁勇生又在原告公司打工，然后原告就安排王建和梁勇生进行管理涉案转让的网箱，工资待遇和支付方式不清楚，也不清楚涉案网箱是否属于勇生合作社。 第三人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本院查明,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2014年5月19日经登记，登记注册资金为450万元，梁勇生为法定代表人，成员包括梁勇生在内8人组成，梁勇生出资170万元。2016年3月15日原告与梁勇生达成网箱买卖合同，约定用十三口网箱及油桶搭建的房屋及其他设施折价700000元，网箱内的鱼苗折价60000元，抵偿2013年9月17日欠原告的货款602636元，余款由原告支付给梁勇生。2017年10月23日，原告与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并经云南省罗平县公证处公证，同样约用十三口网箱及油桶搭建的房屋及其他设施折价700000元，网箱内的鱼苗折价60000元，抵偿2013年9月17日梁勇生欠原告的货款602636元。2018年1月15日被告以梁勇生欠其债务为由，将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兴义市洛万乡网箱内拉走部分青、草鱼。 本院认为，第一、原告诉称梁勇生欠其货款，协议用梁勇生的网箱抵偿，但其又称办理公证过程中双方协议用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网箱抵偿，从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登记情况来看，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由包括梁勇生在内的8人出资，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梁勇生，原告所主张抵偿的债务发生在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设立之前，系梁勇生个人债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理事和管理人员不得侵占、挪用或者私分本社资产，梁勇生作为法定代表人，不得用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抵偿个人债务。 第二、原告与梁勇生或者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网箱买卖合同》之后，梁勇生仍在经营管理，就在被告拉鱼当天仍是梁勇生之妻在场管理，原告称签订《网箱买卖合同》后聘请梁勇生夫妻为其管理，同时派员工王建参与管理，但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工资支付情况会计凭证等证据充分证明，故即使双方签订了《网箱买卖合同》，也未实际交付。 综上，对郎凤秋拉走的鱼不能认定为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所有的财产，仍应属于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故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不得以原告的资格对郎凤秋未经同意拉走鱼的行为主张权利，在此需要特别说明是本院不是认定郎凤秋未经同意擅自拉走鱼的行为合法，郎凤秋未经同意擅自拉走鱼的行为固然存在侵权，但有权主张侵权责任的主体应为勇生养殖专业合作社。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预收案件受理费13614元，退还昆明美科达商贸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贤斌 人民陪审员  王 飞 人民陪审员  杨 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刘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