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87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伟，男，1966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蜀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卓，女，1966年5月17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蜀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皖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昆明市官渡区关雨路东聚汽配城大车配件市场B3（14）号。法定代表人：钟伟，系该公司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倩、文清龙（实习），云南典传（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彪，男，1980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宣威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建婷、蔡恒，云南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钟伟、徐卓、昆明皖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9）云0103民初6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伟、徐卓、皖达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一审王彪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依法应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一审王彪的起诉。一审判决显示王彪的身份证住址是云南省宣威市，其在一审法院辖区没有经常居住地，一审法院审理该案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徐卓对债务不知情也没有签字确认，一审法院仅凭上诉人夫妻系同一公司股东，并据此认定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显然混淆了公司与家庭的区别，再说皖达公司对外举债也没有股东会决议，仅仅就是依照被上诉人要求钟伟加盖了公章，一审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纯属主观臆断，事实上钟伟、徐卓分居多年，并于2019年5月14日离婚，根据最高院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共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而本案债务虽然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钟伟以个人名义且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却又不能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一审未将上诉人银行转账扣抵借款，导致诉累，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违背了诉讼效益原则。双方发生的高利贷长达数年，一审原告极有可能是职业放贷人，只是上诉人碍于客观条件无法提供相应证据，除此之外双方别无任何经济往来，一审法院未将上诉人银行转账抵扣借款，必然导致上诉人另案起诉。庭审中王彪虽否认上诉人的银行转账不是归还借款，但却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对转款性质进行备注，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显然过于苛求。上诉人通过微信转账给被上诉人的金额高达162000元，一审法院简单以“未提交银行转账记录予以佐证”为由不予采信，显然过于教条，只要通知被上诉人到庭即可核实清楚。故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王彪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王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钟伟、徐卓、皖达公司向王彪连带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并支付该款项自2018年6月10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截止立案之日为人民币64666.68元；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由钟伟、徐卓、皖达公司共同承担（上述金额合计人民币564666.68元）。一审查明以下事实：2014年7月4日，钟伟向王彪出具《借条》一份，载明王彪出借人民币500000元给钟伟，出借款项汇至钟伟名下尾号为0325的平安银行账户中。同日，王彪通过其尾号为7777的交通银行账户将上述出借款项汇入钟伟指定账户。2018年6月10日，钟伟签订《还款承诺书》一份，载明：“兹有钟伟于2014年7月4日向王彪借款人民币伍拾万元（￥：500000.00元）用于公司经营需要。经双方结算，截止2018年6月10日，尚欠王彪款项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元），现钟伟与王彪协商一致，将该笔款项分12期还清，月利率为2%……”。钟伟在该份《还款承诺书》中的“承诺人”一栏签名并捺印，皖达公司在“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章。王彪于2019年1月11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诉请中的权利。另查明：1、钟伟、徐卓于1989年4月12日登记结婚。2、皖达公司于2008年10月20日成立，钟伟、徐卓皆为皖达公司的自然人股东。3、钟伟提交的银行流水中向王彪钟伟尾号为7777的交通银行账户共计转入七十一笔款项，分别是：2014年7月17日转入人民币500000元、2014年7月18日转入人民币30000元、2014年7月18日转入人民币46550元、2014年8月8日转入人民币33000元、2014年8月18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8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8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8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8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9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9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9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8月19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4年9月11日转入人民币34000元、2014年9月22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9月22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9月26日转入人民币6000元、2014年10月8日转入人民币49000元、2014年10月8日转入人民币16000元、2014年10月11日转入23000元、2014年10月12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4年10月17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0月23日转入人民币4000元、2014年11月27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1月27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3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3日转入人民币106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4年12月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5年1月7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5年1月7日转入人民币13000元、2015年1月20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2月11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3月9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3月17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5年3月23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5年4月19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5月19日转入人民币21000元、2015年6月16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5年7月2日转入人民币22000元、2015年7月17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8月28日转入人民币21000元、2015年10月9日转入人民币21000元、2015年10月15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5年10月23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入人民币20000元、2015年11月30日转入人民币1000元、2015年12月29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6年1月6日转入人民币11000元、2016年3月21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6年4月14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6年5月6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6年6月4日转入人民币50000元、2016年12月31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7年1月14日转入人民币7000元、2017年1月20日转入人民币13000元、2017年2月15日转入人民币9000元、2017年3月26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7年4月3日转入人民币6000元、2017年4月10日转入人民币4000元、2017年4月18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7年5月22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7年6月25日转入人民币10000元、2017年7月26日转入人民币8000元、2017年8月2日转入人民币4000元、2017年8月15日转入人民币5000元，上述金额共计人民币247815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借款是否已经清偿？二、若本案借款没有清偿，徐卓及皖达公司是否应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针对第一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王彪主张与钟伟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向一审法院提交转款凭证及钟伟出具的借条，一审法院确认王彪已完成借款交付义务，王彪与钟伟的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关于钟伟主张的已经清偿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虽然从钟伟提交的2014年7月17日至2017年8月15日期间的银行流水中反映出钟伟在此期间向王彪转款共计人民币2478150元，但上述转款均没有对转款性质进行备注,仅从银行流水内容看无法确定转款性质，且转款金额与本案借款金额不符，结合钟伟、皖达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向王彪出具的《还款承诺书》的内容来看，钟伟于2014年7月17日至2017年8月15日期间向王彪的转款与本案借款不具有关联性，故一审法院对于钟伟主张的已经归还借款款项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对于王彪主张的钟伟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及以人民币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的诉请予以支持。因钟伟在庭审中主张于2018年6月6日及6月21日分别通过微信向王彪分别偿还本案借款人民币5000元、10000元，对于2018年6月6日转账的人民币5000元，王彪表示不是归还本案借款，钟伟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2018年6月21日转账的人民币10000元，王彪明确表示系归还本案借款，但因双方未约定债务人给付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系偿还本金还是利息，故该笔金额应为钟伟支付的一个月的利息。双方在《还款承诺书》中约定“自2018年6月10日起，每月20日前……”故钟伟的第一期最后还款日应为2018年6月20日，扣减已经支付的一个月利息后，钟伟支付逾期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7月21日。针对第二个焦点，一审法院认为：1、皖达公司在《还款承诺书》中“共同还款承诺人”处签章，且钟伟系皖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故《还款承诺书》对皖达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应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关于徐卓是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如上所述，皖达公司已经作为本案共同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次，从本案事实看，借款时钟伟、徐卓是夫妻关系，并且皖达公司有且仅有两位股东，分别是钟伟及徐卓。最后，在《还款承诺书》中已经明确该笔借款用途为公司经营需要。故足以认定涉案借款用于钟伟、徐卓夫妻共同经营，故一审法院对于王彪主张的徐卓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诉请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钟伟、徐卓、皖达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彪共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二、钟伟、徐卓、皖达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彪共同支付以人民币5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利率按月利率2%计算。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447元由钟伟、徐卓、皖达公司共同承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审程序是否违法？涉案借款是否清偿？徐卓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管辖权异议和应诉管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案上诉人在一审法定期间内未提出管辖权异议，故本案一审不存程序违法的情形。对借款是否偿还的问题，钟伟、皖达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向被上诉人出具《还款承诺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系钟伟、皖达公司对2014年7月4日向王彪借款的结算，该还款承诺书是王彪向钟伟、皖达公司主张权利的债权凭证。对于上诉人主张的微信转账的部分发生在2018年6月10日双方结算前的金额，因双方在结算中已经进行过扣减，故上诉人该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2018年6月21日微信转账的10000元，按照还款承诺书约定属于借款的一个月利息，一审法院已经对该利息作了扣减。对徐卓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钟伟、皖达公司向王彪出具的还款承诺书上明确所借款项用于公司经营，而皖达公司的股东为钟伟和徐卓，钟伟和徐卓在借款及皖达公司向王彪出具的还款承诺书时属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本案债权人王彪已经尽到证明皖达公司系钟伟和徐卓共同经营的举证义务。徐卓应承担本案款项的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钟伟、徐卓、皖达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447元，由钟伟、徐卓、皖达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龚 庆审判员 姚 丹审判员 古维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王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