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刑初80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董鹏，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湖南省湘阴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邹亚雄，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湖南省湘阴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汝佳，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湖南省湘阴县。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易作为，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湖南省湘阴县鹤龙湖渔场新一分场。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优，男，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湖南省汨罗市屈原管理区。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紫薇，女，X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玉华乡东坪村毛屋组。因本案于2018年1月6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XX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刑诉(2018)10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黄优、杨紫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锐意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至2017年，李浪通过刘正龙、任高锋、余波、周广和被告人董鹏等骨干成员募集一百多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利用微信通讯软件开展针对深圳、长沙、香港等地区的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李浪成立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马来西亚先后设立ＳＺ（顺子）、ＯＫ、ＡＡ、ＡＫ、ＣＨ（彩虹）以及“长沙顺子”等微信平台进行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组织架构清晰，集团人员众多，内部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严密，资金统一归口，牟利数额巨大，分配规定明细。李浪在上述平台分别设立了总负责人、钟房人员（具体管理卖淫女）、经纪人员（招募卖淫女）、业务人员（招嫖）、财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等六类职位。李浪为达到对组织卖淫犯罪集团的有效管理，制定了《钟房管理制度》、《钟房工作守则》、《操作手册》等具体规定，同时还制定了对卖淫女的详细管理规定，对股东实行分红制度，对工作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和业务提成等薪酬制度。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李浪共招收120多名组织卖淫犯罪成员，犯罪集团管理的卖淫女共计2800余人，收取嫖资人民币ｌ．48亿余元。 被告人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开始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至2017年9月，管理ｌ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2017年9月，李浪、刘正龙和董鹏成立“长沙顺子”平台，成为该平台股东，董鹏具体负责平台的运营管理。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长沙顺子”平台共管理卖淫女98人，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人民币473万余元。 被告人**于2017年4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管理1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各自管理3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黄优经董鹏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财务以及后勤保障工作。被告人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0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管理卖淫女和记账。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法庭提交了：1．物证：手机、电脑等；2．书证：立案决定书，身份证明资料，抓获经过，到案经过，出入境记录，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警方报告，扣押决定书，扣押手机清单对应表，记账本，银行流水，非法获利认定情况说明，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行政处罚决定书；3．被告人以及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4．鉴定意见：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补充说明，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文书及补充说明；5．辨认笔录；6．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董鹏、**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组织他人卖淫，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优、杨紫薇为组织卖淫的人充当管账人，情节严重，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黄优、杨紫薇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俊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董鹏的辩护人提出，1.董鹏是整个案件的从犯，而非主犯。平台老板是李浪，李浪在其口供中也认定发放给董鹏的是工资和奖金，从来没有说是股东分红，庭审中相互之间也没有说，在其他辩护人提问中也没有认定他们受董鹏的管理，并且只有刘正龙认定董鹏拿了25%的股份，这个是孤证，公诉人也没有出示这方面的证据。董鹏没有管理任何人，工资、考勤都是李浪通过其他人直接控制，不能因此认定董鹏为主犯。2.关于人数的问题，本案中董鹏为情节严重的10人以上，公诉人说按照最低限度认定，对董鹏、**有很大影响，其他人在10人以下量刑不受影响，在10人以上量刑受影响，公诉人应该明确10人具体信息。3.他们的组织卖淫有被胁迫的成分在，董鹏去马来西亚之前不知道是组织卖淫，去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护照被没收，在陌生地方在当地被控制的情况下，内心都不敢有一丝反抗，不懂语言，请求法庭考虑精神和生命受威胁，被告人是受胁迫的。 被告人**当庭撤回认罪认罚，辩称：1.我没有在ＯＫ平台从事钟房工作过；2.卖淫女的所有安排都跟我们无关。我们没见过卖淫女，更谈不上管理。我们遵循老板的安排，每天做相同的事情，拿工资打一份工，我们工作相同，性质也一样，从事钟房的工作也一样，但检察院给我的建议量刑跟邹亚雄、吴汝佳的相差太大。因我实际获利不到10万元，我认为我的量刑建议太高。我从事钟房3个多月时间，其他时间都是从事打杂。其辩护人提出：1.**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认罪悔罪。2.**对卖淫女并无管理，**本人在马来西亚，卖淫女在国内，**只是按照平台管理者的要求，和卖淫女之间只是一个对接的过程，而非管理行为。3.**只是在长沙顺子平台有从事钟房工作，在ＯＫ平台并无从事钟房工作。董鹏明确**没有在ＯＫ平台做事，其次在本案证据当中也没有**向ＯＫ平台提交转账的情况，ＯＫ平台也没有向**发放过任何非法所得。4.**受到胁迫，并不能像在国内一样可以自主从事某些行为或不从事某些行为，相对失去人身自由，具有胁迫成分。5.认定**管理卖淫女超过10人以上，到底是11、12还是13名，公诉机关没有充分证实她们的具体身份情况，**的量刑应参照和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三人的量刑建议予以量刑。综上所述，请求法庭对**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邹亚雄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行为虽定性为组织卖淫，实质上被告人也是一个被组织者及被管理者。该行为是组织卖淫的从犯还是协助组织卖淫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判例。本案被告已认罪认罚，希望法庭在给予被告量刑上予以适当考虑。2.被告的犯罪活动均通过微信进行，被告人在线下也未实际联系或者接触过卖淫女，是否存在一个卖淫女两个以上微信及艺名或微信被封号后又重新注册其他微信艺名参与卖淫活动并不十分明确。艺名为“红玫瑰”出现在吴汝佳与卖淫女联系的手机中，也出现在被告的账单提取统计中。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钟房一般是有两部手机，一部跟业务，一部跟卖淫女联系，邹亚雄与卖淫女联系的手机是被马来西亚警方收了，因此并没有跟卖淫女直接的联系，但是被告人也是如实陈述相关情况。3.被告人参与该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时间不长，涉案不深，是该组织最底层的人物。4.被告出国前并不清楚是参与这些犯罪活动，到马来西亚后护照又被收走，回不了国，在国外被告人人生路不熟，提出辞职又被拖延，参与其中有被骗被迫的成分。综上，请求给予被告人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汝佳辩护人提出：1.刘正龙以介绍网络客服工作的名义，将吴汝佳等人骗往马来西亚，并扣留护照，迫使其从事组织卖淫的工作，应认定为协从犯。2.吴汝佳2017年9月10日14时51分入境马来西亚，组织四名卖淫女从事工作，其中三名卖淫女的卖淫时间在吴汝佳前往马来西亚之前，应予排除，另外一名没有卖淫成交的记录，吴汝佳组织卖淫人数较少，应酌定从轻处罚。3.吴汝佳仅赚取工资收入，未获取其他非法利益，且在共同犯罪中吴汝佳处于消极的工作状态，从钟房开始业绩不理想，公司决定由其作招聘，从10月份开始到案发吴汝佳只招聘2名卖淫女，系从犯。请法庭考虑这些情节，恳请适用缓刑。 被告人易作为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易作为在本案中只起到协助作用，是从犯。2.易作为从2017年9月到马来西亚，其去的时间比较短，真正招募卖淫女成功的记录只有3人，其得到12500元比较少，以工资和生活费的形式得到的，其犯罪情节较轻。3.易作为对卖淫女没有控制行为，也没有打骂、体罚、限制卖淫女人身自由的行为，甚至嫌疑人同卖淫女之间是不熟悉的，只是通过手机等电子平台作中介行为，这种组织卖淫罪的卖淫女人身自由是没有被限制的，这个是显著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危害性同传统的罪有区别，危害性比较小。综上所述，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易作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黄优的辩护人提出：1.本案的组织卖淫团伙并非独立存在，其实际控制人李浪、刘正龙虽然在另案中被起诉，但不可以认定在本案中剥离李浪、刘正龙的犯罪地位及领导作用，黄优所负责的记账的工作也只是该业务部门的一个工作岗位，并非财务性质。2.负责本案记账、负责本案团伙的财务领导人应属于刘正龙、鲍鱼等人，其实际控制涉案团伙的资金收入，黄优并不具有该项职务及作用，除黄优之外，鲍鱼、刘正龙以及易作为、吴汝佳、邹亚雄、**、董鹏等人都对其交易的卖淫行为进行过转账，而且查明的事实认为杨紫薇仅负责**的记账工作，那么对于黄优所负责的记账工作应该剔除该部分。其次根据查明的事实，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等人所参与的卖淫人数均不超过10人，甚至只有2—3人，黄优对该几个人的记账行为，也无非10人左右，黄优并没有参与除**以外的转账行为，仅仅因黄优有参与记账工作就将黄优认定为管账人，显失公平，如果因记账行为就认定管账人的话，那么本案团伙其他人均有转账、记账、查账的行为，却未认定管账人显失公平。3.本案中黄优参与长沙顺子的时间仅三个月，时间较短，获利金额仅14500元，远低于董鹏、**、杨紫薇，而且其在马来西亚期间持续性的工作是做饭、买菜，属于后勤保障工作，在空闲时间负责转账、记账工作，杨紫薇、黄优均认定为管账人情节严重，但黄优和杨紫薇之间没有任何隶属和工作指导关系，将黄优认定为主犯，杨紫薇认定为从犯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4.根据2017年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卖淫等司法解释，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的情形，包括管账人，对以协助组织卖淫定罪处罚的，不再以组织卖淫的从犯论处。而对于协助组织卖淫中认定情节严重的类型该解释第五条明文进行了罗列，而本案中黄优的行为均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五条任何一条情节严重的情形，包括获利、招募、运送人数等均不符合，而且黄优也不具备招募、运送的行为，因此公诉人认为黄优涉嫌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严重不具有事实基础，更不具有法律依据。5.在本案中，从未协助组织卖淫的杨紫薇同样认定情节严重，但杨紫薇参与的时间比黄优多一倍，获利比黄优多五倍，在量刑上却认为黄优为主犯，明显在适用量刑上存在不公平的行为，应予以调整。同时，黄优作为记账工作是属于可替代的，任何一位其他人员均可以做甚至有直接参与，其情节性质低于直接参与团伙的其他人员，而在量刑上其却高于直接参与的人也明显不公平。综上，请求综合考虑本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被告人的实际家庭困难，依据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被告人杨紫薇的辩护人提出：1.本案的平台实际掌控在李浪、鲍鱼等组织人员，杨紫薇是1998年出生，2017年5月份到马来西亚，刚年满19岁，其年龄轻、法律意识淡薄，社会认识不足，其有可能被胁迫，本案中没有排除被胁迫的可能性，理由认同董鹏、**辩护人的意见。2.杨紫薇涉案的款项金额主要是其男友**给的零花钱，与涉案的行为并无关联，为此应当认定杨紫薇的情节轻微，应予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5年至2017年，李浪通过刘正龙、任高锋、余波、周广和被告人董鹏等骨干成员募集一百多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等地，利用微信通讯软件开展针对深圳、长沙、香港等地区的组织卖淫犯罪活动。李浪成立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马来西亚先后设立ＳＺ（顺子）、ＯＫ、ＡＡ、ＡＫ、ＣＨ（彩虹）以及“长沙顺子”等微信平台进行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组织架构清晰，集团人员众多，内部分工明确，管理制度严密，资金统一归口，牟利数额巨大，分配规定明细。李浪在上述平台分别设立了总负责人、钟房人员（具体管理卖淫女）、经纪人员（招募卖淫女）、业务人员（招嫖）、财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等六类职位。李浪为达到对组织卖淫犯罪集团的有效管理，制定了《钟房管理制度》、《钟房工作守则》、《操作手册》等具体规定，同时还制定了对卖淫女的详细管理规定，对股东实行分红制度，对工作人员实行固定工资和业务提成等薪酬制度。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李浪共招收120多名组织卖淫犯罪成员，犯罪集团管理的卖淫女共计2800余人，收取嫖资人民币ｌ．48亿余元。 被告人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开始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至2017年9月，管理ｌ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2017年9月，李浪、刘正龙和董鹏成立“长沙顺子”平台，成为该平台股东，董鹏具体负责平台的运营管理。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长沙顺子”平台共管理卖淫女98人，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人民币473万余元。 被告人**于2017年4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管理10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募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各自管理3名以上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被告人黄优经董鹏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财务以及后勤保障工作。被告人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犯罪集团，先后在0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管理卖淫女和记账。 认定以上事实，有下列经法庭举证、质证的证据所证实： 一、综合证据部分 1.物证 涉案手机、银行卡、上网设备一批，均已由侦查机关扣押在案。 2.书证 （1）关于做好“9·15”专案核查侦办工作的通知、转发公安部三局关于下发2017年打击黄赌犯罪部督案件的通知。证明：公安部三局于2017年9月19日发电报，拟将本案即“9·15”专案交由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重点经营侦办；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接到公安部三局转来腾讯集团研判线索后于2017年9月22日发电，将本案列为“9·15”专案交由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重点经营侦办。本案被列为2017年打击黄赌犯罪部督案件之一。 （2）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7年9月15日，深圳市公安局接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转来一线索，其中涉及一团伙利用网络微信招揽嫖客在我市辖区进行组织卖淫活动，深圳市公安局于2017年10月6日对915组织卖淫案立案侦查。 （3）身份证明资料。证明：本案七名被告人的基本身份信息，经查，均未发现有违法犯罪前科记录，现场毒品检测均呈阴性。 （4）到案经过。证明：本案七名被告人均于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至深圳机场，深圳市公安局民警王龙、孙鑫在深圳机场、深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的协助下，将该七名被告人分别传唤至福田分局梅林派出所、华强北派出所、福保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 （5）出入境记录。证明：本案七名被告人从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的所有出入境记录。详见以下个人证据部分。 （6）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警方报告。证明：涉案手机、平板电脑、电脑、记账本一批已由马来西亚警方扣押并移交给中国警方。 （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接收从**、邹亚雄、易作为、吴汝佳、黄优、杨紫薇共同居住的马来西亚租住处扣押纸质笔记本2本、记账单5份及上网设备2台。 （8）扣押手机清单对应表，涉案手机、账本扣押情况说明，涉案证据来源、提取工作情况报告书。证明：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8月25日出具扣押手机清单对应表及情况说明，清单对应表将专案扣押在案的涉案手机在马来西亚警方扣押及深圳市公安局扣押的相关物品说明、物品标号、数量及报告编号进行一一对应，后将手机、账本无法对应或对应有误的情况予以说明。其中黄优的黑色华为手机在马来西亚警方扣押清单中，物品标号Ｇ22，手机ＩＭＥＩ码为866150035235339，对应深圳警方扣押清单中的华为手机，ＩＭＥＩ1：866150035235338，ＩＭＥＩ2：866150035278676，其马来西亚警方手机ＩＭＥＩ码填写错误。吴汝佳的黑色华为手机在马来西亚警方扣押清单中，物品标号Ｇ47，手机ＩＭＥＩ码为864751039355259，对应深圳警方扣押清单中的华为手机，ＩＭＥＩ1：864751039355295，ＩＭＥＩ2：864751039392397，其马来西亚警方手机ＩＭＥＩ码填写错误。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11月15日出具涉案证据来源、提取工作情况报告书。证明：侦查机关依法对本案涉案物证、书证、电子等证据进行了扣押、提取。 证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在马来西亚被马来西来警方抓获的被告人的涉案物证、书证、电子证据等，由马来西亚警方扣押后随涉案被告人于2018年1月6日一同移交给侦查机关；涉案被告人及涉案证据移交后，侦查机关对涉案的证据依法重新进行了扣押。马来西亚警方移交证据与侦查机关扣押的涉案证据的一一对应情况详见马来西亚警方扣押手机清单与侦查机关扣押手机清单对应表及关于涉案手机、账本扣押情况说明。 侦查机关抓获本案被告人时依法扣押、提取的涉案物证、书证、电子证据等。 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微信交易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银行交易记录、户籍证明、前科资料等证据。 本案涉案物证、书证、电子证据提取情况： 侦查机关对本案中扣押的手机、电脑委托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对涉案扣押的手机、电脑中的电子数据进行了提取固定，并由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出具了相应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侦查机关根据该所提取的电子数据对涉案电子证据进行了应用，如涉案扣押的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侦查机关将提取的涉案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打印后让被告人进行了确认，打印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双方的微信号、微信昵称、微信聊天内容、时间等信息。 侦查机关对部分扣押的涉案手机中的微信记录、微信基本信息、支付宝记录，电脑中的文件等电子证据通过拍照、打印等方式进行提取固定，提取固定后并让相关的被告人对提取的电子证据进行了确认。 对扣押的涉案账本账单等书证，由侦查机关复印后，将复印件让被告人对证据进行了确认。 （9）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33Ｐ91-114）证明：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内容中含有具体管理、监督、教导卖淫女等信息。 经董鹏指认，这是ＯＫ公司的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据董鹏供述，钟房管理制度是总公司制定的，长沙顺子这边的钟房管理制度是老板让其拿过去向他们宣布的，他们这些钟房必须按照这个管理制度来做事。 经**指认，上述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是董鹏给其看过的。 经吴汝佳指认，上述钟房管理制度是董鹏交给他们学习的。吴汝佳供述称：我们的钟房工作和管理制度是董鹏定的，都写在本子上。我们公司规定我们每天中午12点前必须起来上班，下班的时间是凌晨2点，上班期间不能玩私人手机，这些规定是董鹏定下来的。 经易作为指认，上述钟房管理制度、操作手册、钟房工作守则是董鹏向他们宣读的规章制度。 （10）银行流水。证明：本案被告人用于收取分红及工资的银行账户和交易流水。详见以下个人证据部分。 3.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11份、补充说明7份。证明：对915专案所有送检检材（手机142部、平板电脑3部、电脑主机2台及ｉｐｏｄ1部）的微信、ＱＱ及手机信息等电子数据进行恢复、提取及固定。本案各被告人相关的鉴定意见书详见个人证据部分。 由于涉案送检手机中安装了“微信应用程序分身版”、“ＱＱ应用程序分身版”，“分身版”即同一部手机中可以登陆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微信或ＱＱ账号，是第三方开发的应用程序，非腾讯公司官方提供，由于手机操作系统的权限限制，因此目前无技术条件提取“分身版”数据。 4.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915被告人非法获利认定情况说明、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文书{深检会鉴字[2018]10号}。证明： （1）侦查机关在915专案侦查工作中，因未能全部调取各被告人的银行流水，加上被告人刘正龙供述有一部分被告人的非法获利（工资或股份分经）是通过银行存现的，这样造成了市检司法会计鉴定中心对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审计有误差。据刘正龙供述，不论是银行转账或现金发放，其都是依据财务人员李珊发给其的工资表进行工资发放。因而，在认定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时，采用了从刘正龙邮箱查获的工资表经汇总后的金额认定，若工资表上没有该被告人的工资情况，则根据该被告人的供述情况进行认定。司法会计鉴定中心对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审计结果仅作为证据参考。 （2）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中心根据第三方支付数据，按平台确定指定交易的收付款金额及次数，根据银行对账单记录，确定指定交易的金额，对应的审计结果如下：在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期间（主要根据“取现卡”从2015年6月开始收到“财付通”、“支付宝”账户转入的备付金，警方收网日期是2017年12月12日，相应截止日期是2017年12月），长沙顺子平台使用的第三方支付ＩＤ（指“米号”，报告涉及58个第三方支付ＩＤ，其中微信号36个，支付宝号22个。委托方开始认定是50个，后调整到58个）累计转账收款3738次，金额4734811.27元（注：即本案收取的嫖资），转账付款6548次，金额3921091.49元（注：包括不限于给业务的提成和给卖淫女的卖淫费用）。 根据刘正龙账户期间的交易记录，按指定账户户名汇总的付款情况如下：向户名董鹏付313580.00元。 5.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长沙顺子平台股东有李浪、刘正龙、董鹏、**等人，总负责人董鹏，财务刘正龙、黄优，后勤保障有黄优，“钟房”有邹亚雄（负责ＳＺ1及ＳＺ6）、**、杨紫薇（二人负责ＳＺ2）、吴汝佳（负责ＳＺ5）、黄优（负责ＳＺ7）、易作为（负责ＳＺ8）。自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长沙顺子平台共组织管理卖淫女98人，被告人共组织妇女卖淫3738次，收取嫖资473万多元人民币。 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情况说明：被告人的“犯罪时间”根据被告人及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出入境记录，以被告人供述的“犯罪时间”进行认定；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本案扣押的工资表，工资表中有记录的按工资表的非法获利进行认定，工资表中没有的按被告人供述的非法获利进行认定；被告人“具体管理卖淫女人数”根据扣押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记录、扣押的账本、被告人的供述进行综合认定其具体管理卖淫的人数；长沙顺子平台组织管理卖淫女的总数是根据长沙顺子各被告人实际成功组织卖淫的数量之和统计的卖淫女数量。 6.李浪关于长沙顺子平台的供述：我参与组织卖淫平台主要有彩虹、顺子、ＯＫ、长沙顺子。长沙顺子是我的，董鹏，刘正龙，**是拿工资的，董鹏打杂，**负责钟房。董鹏在马来西亚跟着我干活，处理马来西亚一些公司杂事，工资是2万左右。**负责长沙顺子的钟房，都在马来西亚，平时工资都是不一样，根据每月收入不同，他大概是2万元左右，有时可以拿3万多。 7.刘正龙关于长沙顺子平台的供述：长沙顺子是李浪、**、董鹏和我四个人的，每人占25%的股份。李浪、董鹏和我只占股份，顺子长沙的工作人员（就是钟房）有我找来的吴汝佳、易作为、邹亚雄和董鹏找来的**、黄优。董鹏是顺子长沙的具体管理人，黄优是顺子长沙的财务，吴汝佳、易作为、邹亚雄各负责长沙一个片区，操作一个组织卖淫的作案微信账号；**和杨紫薇操作ＳＺ2微信账号。**女朋友杨紫薇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号，后来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就把ＳＺ1给邹亚雄做了。 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其表示其占ＳＺ1、2、5的25%，**占ＳＺ2的25%利润，表中显示10月份，**两人共获利28686.5元人民币，吴汝佳、易作为、邹亚雄各获利8500元，黄优获利10500元人民币，董鹏和刘正龙都是24400元，剩余的部分都是李浪的。 长沙顺子以前是李浪一个人做，到了2017年6、7月时，李浪让我去找长沙的业务，李浪承诺给我25%的提成，我在长沙和几个业务见了面。后来董鹏找了**和黄优，我找了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我安排这5个人去了马来西亚做钟房，大约在9月份就成立了长沙顺子，一直做到12月我们被抓。长沙顺子的人员结构是：李浪是老板，我负责在长沙和业务联系，董鹏在马来西亚负责管理钟房，黄优负责长沙顺子的财务，邹亚雄负责ＳＺ1和ＳＺ6，**负责ＳＺ2，张亚婷负责ＳＺ3，吴汝佳负责ＳＺ5，杨紫薇是**女朋友，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来听说在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后来就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我不知道ＳＺ3的财务是谁，是张亚婷自己安排的。ＳＺ3应该是和ＡＡ、ＡＫ一起走账的，具体我不清楚，只有李浪清楚。长沙顺子的利润分配：所有的利润都给李浪，我自己拿除了ＳＺ3的利润的25%，董鹏也拿25%，**拿他自己负责的ＳＺ2的利润的25%，ＳＺ3的利润是张亚婷和李浪两个人分，其他人都是拿工资。我分到了7、8万利润，董鹏在长沙顺子跟我分到的是一样的，董鹏还负责ＯＫ1［罗湖］，所以他分的钱比我多。**跟我分到的钱差不多，因为长沙顺子就**的ＳＺ2生意好一些，其他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张亚婷分到多少利润我不清楚，是李浪让我打钱给张亚婷，具体打过几次，多少钱我记不太清了，是用我自己的账号给她打的钱。长沙顺子的工资发放：长沙顺子除了杨紫薇是发一个月ＳＺ1的工资，其他人发了2个月的工资，11月份的工资还没有发，发工资的记录在我的账号上有记录。**分了几万元，其他人都只有1万多。 长沙顺子是李浪、董鹏和我三个人的。长沙顺子里，我跟李浪、董鹏还有**每人占25%的分成，**算不算股东我不清楚，因为管理有点乱。这些股东分成有时是直接从李浪那里直接发给各个股东的，有时李浪会叫我转给各个股东。（33Ｐ55-56） 我招聘了三个人，分别是易作为、吴汝佳和邹亚雄，他们是做钟房的。长沙顺子公司是李浪组建的，我、董鹏和**是股东，各占25%的股份。长沙顺子公司只做长沙的卖淫嫖娼业务，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都是钟房；黄优是财务；杨紫薇是**的女朋友，是陪着**一起做的。长沙顺子公司的工资是由我发放的。张亚婷也做长沙顺子的生意，但她是自己单独做的，不包括在长沙顺子公司里面。她赚的钱全属于她自己的，她有单独财务的，不是黄优记账的。 二、证明各被告人具体犯罪事实的证据 1.董鹏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董鹏于2016年2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其在ＯＫ平台负责“钟房”工作至2017年9月1日，具体操作“金姐”、“ＯＫ1预约号”微信平台，组织管理10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2017年9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其系长沙顺子平台的股东，并担任管理人员。2016年2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董鹏从中获利313580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董鹏分别于2015年11月17日、2016年2月13日、6月14日、11月2日、2017年7月18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ＭＹＳ），于2016年2月6日、6月6日、10月11日、2017年7月12日回国，最后于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了董鹏的黑色苹果手机1部、账单1张。 （4）账单复印件、提取情况说明、账单提取统计表。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董鹏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达10人以上。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于2018年6月5日出具提取情况说明，表示在侦查员根据董鹏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ＯＫ卖淫组织平台工作期间组织卖淫女实施卖淫行为的登记账单（账单时间2017年7月1日和7月2日）。经统计账单，董鹏组织微信昵称或艺名为“糖糖”等15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董鹏账单提取统计表及账单4页。 董鹏对其中2页账单进行指认，表示是其记录的7月1日及2日的ＯＫ1的账单，其中账单内含卖淫女的艺名、业务的代号、卖淫女的底价、给业务的报价、业务给嫖客的报价等信息。 据董鹏供述，这4页账单其中2张是财务记录的7月1日和2日ＯＫ平台各钟房促成的卖淫宗数和获利金额，另外2张是其记录的ＯＫ1当天的账单。以7月1日账单为例，比如卖淫女“糖糖”，其中“糖糖”就是卖淫女的艺名；“女7”就是指卖淫女的低价为700元人民币：“业9”就是平台给卖淫业务的价格是900元人民币；“包经理不收01534”是业务的名字；“1300”就是业务给嫖客的报价为1300元人民币；“400”就是业务获利的金额。一个卖淫女艺名就是代表一个卖淫女。 ＯＫ平台财务蔡亦雄对账单4页进行指认，表示这是7月1日和2日ＯＫ1钟房写给他的账单以及7月1日和2日其本人记录的账单。据蔡亦雄供述，账单分别是统计7月1日和2日各钟房的成交单数和利润总额，并统计了当天的利润情况（如ＯＫ167利13750,意思就是ＯＫ1当天成交了67单卖淫宗数，获利13750元人民币）；另外两张是对应7月1日和2日ＯＫ1钟房的账单，里面详细统计了钟房管理的卖淫女底价、出货价（给业务的价格）、分别成交次数和利润总额等信息。ＯＫ1一开始一直是董鹏使用，高玉是后面接手董鹏的0Ｋ1，具体是什么时候接手的不记得了，ＯＫ1就他们两个使用过。所以7月1日和2日是谁使用也不是很清楚。 （5）银行流水。证明：董鹏用于收取利润的尾号为9974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经审计，共收到刘正龙转来的313580.00元。 （6）董鹏的供述及辩解：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1日，我在马来西亚李浪开的ＯＫ平台做钟房，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12日，我在李浪的顺子长沙平台负责钟房的生活管理。 我是在老家吃饭时认识李浪的，李浪跟我说他在国外生意还可以让我去，当时不知道李浪在国外从事什么行业，我听其他老乡介绍说他混的不错，就去马来西亚找他，到马来西亚就跟李浪从事介绍卖淫的工作了。我出国的所有手续和机票都是李浪帮我办理的。 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1日，我在马来西亚李浪开的ＯＫ平台做钟房，当时我还负责将卖淫女拍给我的图片和视频，用美图秀秀进行拼接，上传到专门看图的微信号朋友圈内，供业务观看并将其转发给嫖客挑选。ＯＫ公司的负责人是李浪；财务是蔡亦雄（“宾哥”），负责通过专门的账务支付宝和微信收取费用，统计交易次数；有13个钟房（是联系业务和卖淫女之间的桥梁，并对卖淫女进行管理），有一个叫“莎姐”的财务，她每个月都来公司找蔡亦雄对账，还有一个外号叫“水哥”的男子应该也是公司的领导，我见过三次，听他和李浪的谈话，感觉他是李浪的上司，具体我不清楚。之前我在公司做钟房，后来没有做了，就在公司负责后勤打杂。我做钟房时负责ＯＫ1，负责管理联系深圳市罗湖区的卖淫女，后来我提出不做了，公司就把ＯＫ1交给高玉负责。我管理和联系的卖淫女具体所在地址有维也纳酒店东门店、火车站店、凤凰路店、春风路店，还有城市天地广场公寓。我做钟房时，业绩好时最多一天能完成40多单，不好时最少也有10几单。我使用的李浪直接发给我的ＯＫ平台3部手机，内有用于联系经纪和卖淫女的微信“金姐”、用于对接业务的微信“Ａ00-ＯＫ1［罗湖］”，还有一个用来推送卖淫女照片的微信“Ａ00-ＯＫ1［罗湖］看图号”，我离开ＯＫ平台后将3部工作手机交给了公司，后来公司将这三部手机分给高玉使用。 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12日，我在李浪的顺子长沙平台工作，负责后勤管理，主要是帮李浪上传下达。 长沙顺子有我，邹亚雄、**、吴汝佳（“阿祖”）、黄优、易作为（“阿天”）和杨紫薇。邹亚雄、**、吴汝佳是钟房，邹亚雄负责ＳＺ1，**负责ＳＺ2，吴汝佳负责ＳＺ5，易作为负责ＳＺ6；黄优是长沙顺子的财务兼做饭；杨紫薇是**的女朋友，具体负责什么我也不清楚。黄优和**是我老乡，他们两个都是我介绍过来的，剩下的是李浪招聘过来的。长沙顺子卖淫女主要在长沙市中心的一个维也纳酒店和潮漫酒店。 长沙顺子平台股东是李浪，我占收入的25%。当时我帮李浪开始管理长沙顺子时，他说要给我股份，我说不用，说让他看着给，毕竟我跟了他一年多。我也不知道李浪给我的是工资还是公司的股份分红。我拿到多少钱具体也不记得了，是刘正龙给我发的钱。长沙顺子的利润都是老板在分配，除了底薪外就看业绩，业绩好工资就高，**在长沙顺子的业绩最好，拿的钱也最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股份，他是我介绍给刘正龙的，具体的是李浪、刘正龙和**谈。 我在ＯＫ平台工作时收入由基本工资8000元和奖励两部分构成，在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时工资是该平台收入的25%作为我的工资，都是用我本人尾号9974的农业银行账户来收取公司给我发的工资和奖励。我在ＯＫ平台收入总共有40万元人民币左右，在长沙顺子平台收入有3、4万元人民币。 公司有相关管理规定和工作守则。管理钟房：李浪制定相关规定，明确要求我们几点上班，如何联系卖淫女和业务，同时也让我们将规定告诉卖淫女，要求他们几点上班和下班，以便管理工作的开展。长沙顺子这边的钟房管理制度是老板让我拿过去向他们宣布的，他们这些钟房必须按照这个管理制度来做事。管理卖淫女：总公司在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卖淫女的上班制度，这个制度保存在工作的手机微信里面，主要内容就是上下班的时间规定、嫖资怎么支付给公司、休息和请假制度等等。我们规定卖淫女每天13时至第二天1时上班，卖淫女会在我们指定的公寓或者酒店事先开好房间，房费自理。嫖客联系业务，我们根据业务的需要向卖淫女派单，将卖淫女的房间号告诉业务，业务转告嫖客，嫖客自己上门到指定的地点找卖淫女。卖淫女见到嫖客后会向钟房的微信发送“上1”，嫖客和卖淫女发生完关系完成交易后会发送“下1”，见到第二个嫖客会向钟房的微信发送“上2”，嫖客和卖淫女完成交易后会发送“下2”，以此类推。钟房需要用记录表记录好卖淫女一天的交易次数，每天将记录表交给财务蔡亦雄。卖淫女和我们应聘的时候，会向我们先报个卖淫的价格，一般卖淫两次自报价格从600至1000元人民币不等，我们也会根据女孩子的相貌和身材评定价格，再进一步联系最终定价；之后我们与卖淫女定价的基础上加上200元人民币，然后再报给业务，而业务又在我们报价的基础上再加300元人民币，报价给嫖客。等于说卖淫女和嫖客完成一次交易，我们公司获利200元，业务获利300元。针对不同的货色的卖淫女和嫖客，获利也会有所上浮。 （7）其他被告人对董鹏的供述和辨认 李浪：董鹏、刘正龙和**是拿工资的；董鹏是ＯＫ公司的钟房，在长沙顺子打杂的，也在马来西亚干活，处理马来西亚一些公司杂事，他的工资两万左右。 刘正龙：董鹏找了**和黄优，我找了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在长沙顺子平台工作；董鹏在马来西亚负责管理长沙顺子的钟房。董鹏拿长沙顺子除了ＳＺ3的利润的25%，分到7、8万利润，董鹏还负责ＯＫ1［罗湖］。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示董鹏从中获利24400元。 **：董鹏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工作，2017年4月我就去了马来西亚做钟房。长沙顺子的管理人是董鹏，李浪都是找董鹏，董鹏再交代我们做事。 邹亚雄：我们平台的负责人是一个叫董鹏的中国人和一个叫“鲍鱼”的马来西亚人。他们两人指挥我们的工作生活，制定了一些我们的工作制度和工作守则，包括我们的起床时间、工作时间。有时也会查我们的工作手机，有时也会查查账。几乎每次过来都是“鲍鱼”载董鹏过来的。 吴汝佳：“鲍鱼”和董鹏是负责管理我们的。我们的钟房工作和管理制度是董鹏定的，都写在本子上。我们公司规定我们每天中午12点前必须起来上班，下班的时间是凌晨2点，上班期间不能玩私人手机，这些规定是董鹏定下来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地方见过李浪一次，他是和“鲍鱼”和董鹏一起来的，问了一下我们，看了一下工作情况就走了。“鲍鱼”和董鹏跟我说李浪是大老板。 黄优：董鹏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工作，我的签证也是董鹏帮忙办好的。到了2017年10月20几日，董鹏让**给了我一部手机，让我帮**转账。我是根据**发给我的微信二维码和一个金额。我就按照这些进行转账，同时我也帮**记录这些转账金额。董鹏和“鲍鱼”会过来看这个记账本。董鹏偶尔住我们这里，是管理我们的吃住和上班工作时间，还有规定我们工作时间禁止玩手机的工作纪律。 易作为：我到了马来西亚后，董鹏和“鲍鱼”（马来西亚人）给了我手机，叫我在网上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和联系卖淫女；用“顺子8”微信号发卖淫女信息给业务和联系业务。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作地点一起住的有**、邹亚雄、易作为、黄优、董鹏、杨紫薇和我，董鹏有时会过来。董鹏负责我们的生活开销，钱不够就会拿钱给黄优，他还制定工作规定，工作怎么干，不能干什么，这些都是他制定、他管理、他监督的。董鹏是公司具体管理人员。我们公司的钟房工作手则、钟房管理制度是董鹏定的，都写在本子上，好像是在2017年9月15至20日之间定的。我们公司规定我们每天中午12点前必须起来上班，下班的时间是凌晨2点，上班期间不能玩私人手机，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这些规定是董鹏定下来的。开始的时候我按照规定做了，后来我不想干了就跟董鹏说要辞职，他说让我们等等。 杨紫薇：董鹏偶尔会来我们工作点吃饭，他会给黄优钱作为饮食开支。 ＣＨ平台负责人周广：董鹏是长沙顺子的管理者，也是ＯＫ平台总号负责人，当钟房与业务发生纠纷时，出面协调解决问题。 ＯＫ平台财务蔡亦雄：董鹏2017年8月负责ＯＫ1钟房，9月份和高玉交接。 （8）辨认笔录。证明：李浪、刘正龙、李珊、**、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杨紫薇、周广、蔡亦雄辨认出董鹏。 2.**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经李浪于2017年4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小耗子”、“ＳＺ2”微信平台，组织管理10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从中获利约14.7万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于2017年4月12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ＭＹＳ），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了**个人的纸质笔记本5本、手机5部、银行卡4张。 （4）记账本复印件。证明：**对其记录的其从4月17日到7月26日交易记录账本共165页；从5月15日至7月22日的成交记录共111页；10月1日至10月31日交易记录账本共33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账本是记录每天的卖淫女艺名、所对应的业务、上下钟的时间、卖淫女底价、成交价、业务收益、开支、利润、转款情况及服务项目等信息。以上均经**签字捺印确认。 （5）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安计司鉴2018计223-227号）。证明：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黑色华为手机（第226号）微信“ＡＯ顺子2［预约号］”数据共1436736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联系客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ＡＯ顺子2［预约号］”与经纪人聊要小姐图片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金色ＯＰＰＯ手机（第224号）微信“小耗子”、“顺子2［雨花］预约聊天号”、“路人”、“Ｃ＆ｓ.阿浩”数据共195791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联系客人”相关；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金色华为手机（第223号）微信“路飞”、“路人”、“经纪-琳”数据共1676757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经纪-琳”要人介绍酒店外围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黑色ＯＰＰＯ手机（第227号）微信“ＡＡ”、“顺子总号不发单”、“顺子长沙［米库］”数据共373988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内容与“财务”相关；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黑色苹果手机（第225号）微信“Ａｏｅ”数据共14395条。 对此，**供述如下：我从马来西亚回国后一共被扣押五部手机，分别是白色和黑色华为各一部、白色和黑色ＯＰＰＯ各一部，还有一部黑色苹果手机。其中黑色苹果手机是我的生活机，微信名叫“ＡＯＥ”。白色（注：应为金色）的ＯＰＰＯ手机是坏的，已经打不开了，是我之前用的，坏了后我就改用黑色的ＯＰＰＯ手机，微信名叫“小耗子”（微信号是ｘｚｃｓ96），这个微信是我专门用来跟卖淫女联系跟嫖客见面卖淫的，这个工作手机没有支付宝。另外在黑色ＯＰＰＯ手机里还有一个跟业务联系的备用微信“顺子长沙［米库］（账号是ｓｚｃｓ86），还有一个支付宝“顺子长沙［收米］”（账号是15116477316），这个支付宝没有用过。还有一部黑色华为手机，微信名叫“ＡＯ顺子2［预约号］”（账号是ｓｈｕｎｚｉｚｏｎｇｈａｏ），这个号是我用来跟业务联系用的微信。白色（注：应为金色）华为手机是“鲍鱼”在2017年12月交给我，我从没用过。工作微信账号没有绑定银行卡。 （6）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片、情况说明。（卷6、33Ｐ145）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达10人以上。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6月5日出具**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表示侦查员根据**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使用的工作手机（微信号“ｘｚｃｓ96”,昵称“小耗子”）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汇总，并根据“上1”、“下1”、“课（客）到”、“收款”等关键词的记录即为成功实施了一次卖淫嫖娼行为。经统计,**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小可爱2303”等72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手机电子数据提取统计表。 后侦查机关于2018年9月1日出具情况说明，表示经再次侦查鉴别原来认定的72名卖淫女中有5名（“阳阳2125”、“ＡＡ艾丽2008”、“冰兰2912”、“雪景2522”、“林心如2703”）没有发现成功交易的卖淫嫖娼事实。因此认定**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小可爱2303”等67名卖淫女进行卖淫。 后侦查机关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表示**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64人。 **对手机相片及内容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指认情况如下： ①对微信“小耗子”聊天记录共19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卖淫女和经纪人联系专用的。 ②对微信“小耗子”与卖淫女的聊天记录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卖淫女的聊天记录，其中卖淫女微信昵称是艺名，微信名后的数字为房号，指认与其有合作的卖淫女聊天记录共75页，指认与其没有合作的卖淫女聊天记录共26页。聊天记录中存在大量关于上、下钟，收款数额，地址链接，转款二维码图等信息6Ｐ3-103。另外对微信“小耗子”与卖淫女的聊天记录共31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卖淫女的聊天记录，其中聊天内容包括“上”、“下”、“客到收”等。 ③对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黑色华为手机（ＩＭＥＩ尾号为4903、1417）是其5月以后所使用的，里面的微信（微信号为ｓｈｕｎｚｉｚｏｎｇｈａｏ,昵称为“Ａ0顺子2［预约号］”）是其专门用于和业务联系的。 ④对微信“顺子2预约号”与业务的聊天记录共13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介绍卖淫的业务的聊天记录。 ⑤对微信“米库顺子”的聊天记录共42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2017年11月底“鲍鱼”给其使用的手机，其用这个手机登陆微信“小耗子”微信号使用，并未使用“米库顺子”这个号。 ⑥对黑色ＯＰＰＯ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ＯＰＰＯＡ57的手机是2017年11月后“鲍鱼”交给其的，之前其是在白色ＯＰＰＯ手机上登陆微信“小耗子”，11月以后就用该黑色ＯＰＰＯ手机登陆微信“小耗子”，11月前并未使用该黑色ＯＰＰＯ手机；另外其并未使用过黑色ＯＰＰＯ手机内的“顺子长沙［收米］”支付宝号。 ⑦对另一部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华为手机是“鲍鱼”12月后交给其的，其未使用过该手机，对手机内微信“经纪－琳”的微信聊天记录共41页及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2017年11月底“鲍鱼”放在其马来西亚工作点的手机，**并未使用此微信。 对此，**供述如下：我手里联系的卖淫女都是公司安排的，我没有招聘过卖淫女，我掌握联系的卖淫女大约有20多人，来来去去变动很大，卖淫女的具体姓名我不知道，在我工作微信号“小耗子”有记录她们的微信号。根据我记录的账本反映跟我合作成功的卖淫女的微信号有ｊ11471465777（徽号名“林心如”）、ａｍｙ15889670865和ｙｉｒｕｊｉｗａｎｇ22808（微信名“超级波”），还有很多我记不过来了，具体情况在我记录的账本和微信号“小耗子”里有记录。 （7）银行流水。证明：**用于收取利润的尾号为2009的建设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分别于2017年7月11日收取27240元；8月9日收取33000元；9月10日收取22737元；10月10日收取35220元；11月9日收取28686元，以上共收取146883元，转账方均为刘正龙。 对此，**供述称：我在马来西亚4月份、5月份在学习，6月份、7月份开始工作后发放了第一笔工资，也就是我学习和工作4个月的时间所获得的底薪加资金共计人民币27000元（具体数字不记得，有银行卡转账记录）；9月份工资约为3300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在68号别墅被马来西亚警察没收的手机、现金、手表等物品，老板所答应的补偿款和被马来西亚警察殴打的抚恤金）；10月份工资约为2300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我为公司两笔垫资将购买物品的费用报销:顺子2钟房号所使用的华为手机约4000元以及吴汝佳从国内代购过来的香烟槟榔3200元，都是我先垫付。10月份发工资时报销给我的,当时明确向刘正龙汇报并得到允许）;11月份工资约为18000元人民币。共计四笔，总额约为10万元人民币工资。 （8）**的供述及辩解：2017年3月我在老家认识了李浪。后来李浪就让我跟他去马来西亚做客服。4月份，我在湖南湘阴办好护照于2017年4月12日和两个马来西亚人一起去了马来西亚。到了马来西亚是一名叫“鲍鱼”的马来西亚本地人接待我，前半个月他们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半个月之后，大概5月份的时候“鲍鱼”就开始安排我学习了，6月份就开始正式上班了。 我到了马来西亚后就先去了吉隆坡ＯＫ公司，一开始是“鲍鱼”负责教我学习的，他们先给我两部手机，每部手机各有一个微信账号，其中“小耗子”微信号是钟房号，“ＡＯ顺子2［预约号］”微信号是用于联系业务的。钟房是管理卖淫女的，负责安排卖淫女每单卖淫行为。业务是有嫖客资源，负责找嫖客的，如果有嫖客需要卖淫女，他们就推荐给我们。我在ＯＫ公司学了两个月后就去了顺子长沙公司。7月到9月期间，我和我女朋友杨紫薇借住在钻石深圳公司，负责顺子公司长沙市的组织卖淫业务。9月份之后，我和我女朋友杨紫薇搬到槟城峰景园52号，就是现在的顺子长沙2公司。我和我女朋友搬到这里前，这里已经有黄优、易作为、吴汝佳、邹亚雄等四个人了。黄优是财务。邹亚雄、吴汝佳和易作为跟我一样都是钟房，但我的业务要比其他人熟悉。我在长沙顺子公司一直是负责ＳＺ2。顺子长沙公司的老板是李浪，管理层有一个叫“鲍鱼”的女的是管理我们工作的，负责我们生活方面的是董鹏，我们的工资都是刘正龙发放的。（后称顺子长沙的老板有两个，一个叫李浪，一个花名叫“鲍鱼”，还有没有其他股东不知道。工作人员一直就我们六个人，老板李浪只来过一次，“鲍鱼”和董鹏时不时会一起过来检查我们工作。）我们公司有管理规定的。每天12点起床，工作到夜里2点。平时工作期间不允许外出及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我们是负责介绍卖淫女在湖南长沙卖淫接客。如果“ＡＯ顺子2［预约号］”有业务联系我说有嫖客需要女孩子，我就用“小耗子”联系被嫖客挑中的卖淫女，把卖淫女告诉我的酒店和房间号告诉业务人员，由业务人员转告嫖客。之后嫖客就按照我们给的酒店地址和房间号自行上门找卖淫女从事卖淫嫖娼的违法活动。如果是嫖客开房的，我们就会让卖淫女上门去找这个嫖客。卖淫女每做成一单卖淫行为，我们公司就从卖淫女那里收200元的提成。嫖资收取方式：卖淫女与嫖客交易后收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卖淫女与嫖客交易后直接收钱，卖淫女留下她应得款后通过或支付宝转钱给我们，收钱的账号由黄优掌管，具体账号我不知道，收钱时我们钟房通过微信发收款账号的二维码给卖淫女，再由黄优直接将业务应得介绍款转给业务。另一种是嫖客直接把钱转给业务，我们钟房把收款的二维码发给业务，业务留下介绍费后把钱转到黄优掌握的微信或支付宝账号，再由黄优把卖淫女应得的钱转给卖淫女。 我在ＯＫ公司学习期间的工资底薪是6000元人民币，顺子长沙公司给我的底薪工资是8000元人民币。我负责顺子2钟房每天大概促成大概有20单左右的卖淫嫖娼，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我负责的顺子2钟房，扣除其他费用给公司带来的纯利润每天有2、3千人民币。我总共收到大约有十二、三万左右工资，都发到我建设银行账户里。我没有股份，也没有分红，就是按月拿工资，业绩好的话有资金。 我手里联系的卖淫女都是公司安排的，我没有招聘过卖淫女，我掌握联系的卖淫女大约有20多人，来来去去变动很大，卖淫女的具体姓名我不知道，在我工作微信号“小耗子”有记录她们的微信号。根据我记录的账本反映跟我合作成功的卖淫女的微信号有ｊ11471465777（微号名“林心如”）、ａｍｙ15889670865和ｙｉｒｕｊｉｗａｎｇ22808（微信名“超级波”），还有很多我记不过来了，具体情况在我记录的账本和微信号“小耗子”里有记录。 董鹏介绍我认识了李浪，李浪让我去马来西亚工作，2017年4月我就去了马来西亚。我到了马来西亚前几个月是在学习，大概2017年7月，公司就给了我两个手机。里面有两个微信号，一个叫“小耗子”，是用来联系卖淫女的；一个叫“顺子2”，是用来联系业务的，业务是有嫖客资源的人。我的工作是联系卖淫女和业务。我总共管理的卖淫女有三、四十个，我以前在公安机关那里确认过我记的账本，以记账本上经我确认的为准。我总共获利大概八、九万元，以银行流水为准。 （9）其他被告人对**的供述和辨认 李浪：董鹏、刘正龙和**是拿工资的，**是长沙顺子的钟房，在马来西亚工作，每月工资不同，**大概拿2万左右，有时可以拿3万。 刘正龙：**是董鹏找来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ＳＺ2，他拿他自己负责的ＳＺ2的利润的25%，**跟我分到的钱差不多7、8万。长沙顺子就**的ＳＺ2生意好一些，其他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示**占ＳＺ2的25%利润，表中显示10月份，**两人（和杨紫薇）共获利28686.5元人民币。 董鹏：**是长沙顺子平台的钟房，平台号为“ＳＺ2”，**是我老乡，他是我介绍给刘正龙的。**在长沙顺子的业绩最好，拿的钱也最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股份，具体的是李浪、刘正龙和**谈的。 邹亚雄：**和我都是做一样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钟房，**是负责“顺子2”微信号。**不管理我们，他有没有公司股份我不知道。 吴汝佳：**是钟房，管理卖淫女，**是负责“顺子2”微信号的。 黄优：**是钟房，就是管理卖淫女，联系卖淫女和业务的人。**负责“顺子2”，到了2017年10月20几日，董鹏让**给了我一部手机，让我帮**转账。我是根据**发给我的微信二维码和一个金额。我就按照这些进行转账，同时我也帮**记录这些转账金额。这些钱是**他组织女孩子卖淫的时候收取的嫖资，这些嫖资里还有要转给业务和卖淫女的。我有一个本子，里面专门记录了转账明细，包括转账金额以及接收钱款的微信昵称。 易作为：**和我是钟房，**是负责“顺子2”微信号的。 杨紫薇：我男朋友**叫我去马来西亚的，**是2017年4月去的，我是5月1日去的。**是钟房，负责顺子2，他管理着一帮卖淫女，数量每天在变，**跟我说他们都是做长沙介绍卖淫的单。我在马来西亚就帮**记账，但不是一到长沙顺子公司就帮**记账的，是后来他忙不过来才帮忙记账的。**的工资大概是几万元人民币，我不清楚。 （10）辨认笔录。证明：李浪、刘正龙、李珊、董鹏、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杨紫薇辨认出**。 3.邹亚雄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邹亚雄经刘正龙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ＳＺ1”、“ＳＺ6”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邹亚雄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邹亚雄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邹亚雄的华为手机2部、ＯＰＰＯ手机1部、银行卡2张、纸质笔记本1本。 （4）提取情况说明、账本复印件。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邹亚雄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6月5日出具提取情况说明，表示侦查员根据邹亚雄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组织卖淫女实施卖淫行为的登记账单（账单时间：2017年9月29日、10月7日、10月16日、10月17日、10月18日、11月1日）。经统计账单,邹亚雄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小妖”、“白百合”、“红玫瑰”、“小琪”、“希希”、“沙沙”、“小娇”、“萌宝”、“小燕子”、“楠楠”等10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邹亚雄账单提取统计表。 邹亚雄对账单共38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和吴汝佳两人写的开单本，其中只有第6、10、15、16、17、25页账单的内容是其写的，其他的其不知道是谁写的。上述6页账单对应的记账时间分别9月29日、10月7日、10月16日、10月17日、10月18日、11月1日。邹亚雄具体指认了账单内容，包括卖淫女艺名、业务的名字、底价、给业务的价钱、实际成交价、业务的赢利等信息。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邹亚雄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8人（除去原本认定的“小琪”和“楠楠”，此二人未发现有成功的交易记录）。 （5）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安计司鉴2018计228-229号）。证明：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邹亚雄银色华为手机（第228号）微信“ＡＯ顺子1［预约号］”、“顺子5［天心］唯一预约聊天号”、“涂涂乐”数据共809215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ＡＯ顺子1［预约号］”与经纪人聊酒店地址和小姐价位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邹亚雄蓝色华为手机（第229号）微信“ＡＯ顺子6［预约号］”、“顺子6［雨花］预约聊天号”、“路人”、“路飞”、“顺子总管理号”数据共1278471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中有“ＡＯ顺子6［预约号］”与经纪人聊小姐的信息。 （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邹亚雄对微信聊天记录的指认情况如下： ①对微信“ＡＯ顺子1［预约号］”的聊天记录共31页和“ＡＯ顺子6［预约号］”的聊天记录共20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使用的两个微信号以及与业务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存在大量关于上班，客到、收款数额、酒店地址定位、房间号、转款二维码等信息。 ②“ＡＯ顺子1［预约号］”的聊天记录共97页和“ＡＯ顺子6［预约号］”的聊天记录共41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业务成功交易的聊天记录，但“ＡＯ顺子1［预约号］”聊天记录中有36页不是其发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存在大量关于上班，客到、收款数额、酒店地址定位、房间号、转款二维码等信息。 （7）银行流水。证明：邹亚雄用于收取工资的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邹亚雄于2017年10月10日收取4000元；于11月7日收取8500元。 （8）邹亚雄的供述及辩解：2017年9月10日，我跟黄优、吴汝佳、易作为一起去马来西亚槟城，是老乡刘正龙介绍安排我们过去的，护照和机票是刘正龙出钱办的。到了马来西亚后，一个叫“鲍鱼”（马来西亚人）和董鹏（外号“矮子”）接我们去了我们被抓获的那个小楼。两天之后，**和他女朋友杨紫薇搬过来住了。一起住的有我、黄优、**、易作为、吴汝佳、杨紫薇，董鹏有时也住在我们那里。我们是顺子平台，只做长沙的卖淫嫖娼业务。平台李浪是老板，“鲍鱼”和董鹏指挥我们的工作生活，黄优是财务，我、**、吴汝佳、易作为是钟房，杨紫薇不是钟房，她有时在我们住的地方打杂的。 “鲍鱼”给我们工作手机，还与董鹏一起教我们工作流程和方法。给我们手机时微信里就有很多群，群里有卖淫女，她们会加我们微信说要工作，有时是卖淫女介绍其他卖淫女来工作。我也有用微信招聘卖淫女，但没有招到。我组织的卖淫女是公司其他人推送给我的，不记得是谁了。我每天会把上钟的女孩子发在朋友圈给业务（就是介绍嫖客的人）看，并注明小姐的价格。我的工作就是拿着“鲍鱼”给我的两个华为工作手机和两个工作微信号（“顺子1”和“顺子6”）。其中一个手机跟卖淫的女孩子联系，另一个手机跟“业务”联系。业务有嫖客了就联系我说嫖客看上了哪个卖淫女，我就告诉他们女孩子的酒店和房间号，让嫖客过去，然后通知卖淫女客人过去了。嫖资是卖淫女转给黄优，黄优负责收钱转钱，黄优转一部分给业务，剩下转给公司，具体谁我不知道。卖淫女各自收的钱不同，我们钟房就是每单赚200元人民币，至于业务跟嫖客谈多少，赚取多少我不知道。 我工作平台下的卖淫女有六七个，真名不知道，艺名有白百合、小葡萄、红玫瑰，其他的记不起来了。卖淫女每天的卖淫次数是看上下钟的次数，如上1就是接了一个客人，下1就是第一个客人走了，上2、下2就对应第二个客人。我组织的卖淫女是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卖淫的，她们平时就住在天心区的潮漫酒店。我对接的业务有几百人，具体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一个管理制度，规定卖淫女下午1点开始上班，上班前要化好妆，要在酒店的房间等待我们安排客人。我们还有一个工作制度，是董鹏写在一个本子上给我们的，也跟我们说了。就是每天中午起床，开始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公司给我们宣布了管理制度，我就是按公司的规定做的。公司要求我们12点钟就要起床，没事不准外出，工作时不准闲聊等，规章制度是董鹏拿来的，他将我们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宣读给我们听的。 我2017年9月份去的，我第一个月拿了4000元底薪，第二月份拿了8000元加上500元中秋节过节费，其他的工资还没有给我结算。我没有提成。工资是刘正龙发到我老婆的农业银行卡里。 我们去马来西亚后，护照就被“鲍鱼”拿走了，我知道快过期了就找她要，但她不给我们。 我使用的工作微信是“顺子1”和“顺子6”，顺子6是我2017年9月10日到马来西亚后开始使用的；“顺子1”是从2017年10月29日左右开始使用，同时还使用“顺子6”，直到案发。我们会告诉卖淫女我们公司的微信支付二维码，卖淫女在扣掉自己应得的钱后，把剩余的嫖资转到这个微信支付二维码内。我管理的卖淫女大概是5、6名，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我们平台的负责人是一个叫董鹏的中国人和一个叫“鲍鱼”的马来西亚人。他们制定了一些我们的工作制度和工作守则，包括我们的起床时间、工作时间。有时也会查我们的工作手机，有时也会查查账。几乎每次过来都是“鲍鱼”载董鹏过来的。 （9）其他被告人对邹亚雄的供述和辨认 刘正龙：邹亚雄是我找来去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ＳＺ1和ＳＺ6，杨紫薇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来听说在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后来就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邹亚雄拿了两个月工资，大概1万多。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邹亚雄获利8500元。 董鹏：长沙顺子有我，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和杨紫薇。邹亚雄是钟房，负责ＳＺ1。 **：长沙顺子的钟房人员有邹亚雄，邹亚雄是负责“顺子1”微信号。 吴汝佳：邹亚雄和我是管理卖淫女，邹亚雄是负责“顺子1”和“顺子6”。 黄优：邹亚雄是钟房，就是管理卖淫女，联系卖淫女和业务的人，邹亚雄是负责“顺子1”和“顺子6”。 易作为：邹亚雄和我是钟房，邹亚雄是负责“顺子1”。 杨紫薇：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点一共有我、**、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我知道**是钟房，黄优是财务，其他人负责什么我不清楚。 （10）辨认笔录。证明：刘正龙、董鹏、**、吴汝佳、黄优、易作为、杨紫薇辨认出邹亚雄。 4.吴汝佳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吴汝佳经刘正龙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祖”、“ＳＺ5”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吴汝佳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吴汝佳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吴汝佳的银行卡6张、华为手机2部、乐视手机（已破损，无法开机）1部。 （4）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安计司鉴2018计214-215号）。证明：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恢复和提取送检的吴汝佳蓝色华为手机（第214号）微信“ＡＯ顺子5［预约号］”、“顺子7［芙蓉］唯一预约聊天号”、“顺子5预约号”、“顺子5预约看图号”数据共1663013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安排上班”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ＡＯ顺子5［预约号］”安排小姐上班时间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吴汝佳黑色华为手机（第215号）微信“阿祖”数据共1200253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中有“阿祖”招聘小姐的信息。 （5）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董鹏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6月5日出具易作为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表示侦查员根据吴汝佳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使用的工作手机（微信号“ｚｕｅｒ11111”,昵称“阿祖”）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汇总，并根据“上1”、“下1”、“课（客）到”等关键词的记录即为成功实施了一次卖淫嫖娼行为。经统计,吴汝佳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菲菲4ｂ09”、“咪咪4Ａ08”、“叶子5Ｂ12”、“红玫瑰”、“4526”、“4422”、“小倩1409”、“美ｂａｂｙ4425”等8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吴汝佳手机电子数据提取统计表。 吴汝佳对微信聊天记录的指认情况如下： ①对微信“阿祖”的聊天记录共20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工作微信号与其合作成功的8名卖淫女的聊天记录，卖淫女的微信昵称为“菲菲4ｂ09”、“咪咪4Ａ08”、“叶子5Ｂ12”、“红玫瑰”、“4526”、“4422”、“小倩1409”、“美ｂａｂｙ4425”。 ②对微信“顺子5预约看图号”、“Ａ0顺子5［预约号］”的聊天记录共147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工作微信号与合作成功的业务的聊天记录。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吴汝佳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7人（除去原本认定的“小倩1409”）。 （6）银行流水。证明：吴汝佳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8680的中国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转款方为刘正龙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显示吴汝佳于2017年10月10日收取4000元；于11月7日收取8500元；共计收取12500元。 （7）吴汝佳的供述及辩解：刘正龙介绍我去马来西亚做网络客服，我办好护照，刘正龙8月份帮我办好签证。我在2017年9月10日和易作为、黄优和邹亚雄一起去的马来西亚，当时是“鲍鱼”（马来西亚人）和董鹏（外号“矮子”）两个人接我们的。我们住在槟城一个四层的排屋里，一起住的还有易作为、黄优、邹亚雄、**和杨紫薇。我的外号叫“阿祖”，**的外号“小耗子”，易作为叫“阿天”，黄优叫“阿兵”，邹亚雄的外号我忘记了，杨紫薇没有外号。 我们公司叫顺子长沙公司。易作为、黄优、邹亚雄、杨紫薇、**和我都是听董鹏和“鲍鱼”的安排做事的，他们是我们长沙顺子公司的负责人，教我们如何跟卖淫女聊天，怎么跟业务部门沟通卖淫女的信息之类的技巧。李浪（外号“家乐”）应该是我们公司大老板，董鹏和“鲍鱼”是听李浪的话的，我就见过李浪一次，他有来过我们这里看了下我们的工作和账目，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样子。刘正龙负责发放我们几个人的工资。我们公司的财务是黄优，负责记账和转账。我第一个月是实习，主要是跟“鲍鱼”和董鹏学习如何记录他们卖淫交易的单据，学习如何跟业务交流沟通以及如何在朋友圈招聘卖淫女。 我有两个工作微信，昵称分别是“阿祖”和“顺子5预约号”。我们这边有招聘卖淫女的群，可以发布相关信息后就等着卖淫女跟我们联系，卖淫女就会把自己的照片和身高体重以及小视频和开工价之类的信息发过来，我们收集完信息之后挑选卖淫女让她们去长沙上班，等符合条件的女孩子到了长沙之后，我们就会让她们去潮漫酒店开房，告诉我们房间号，我们会将资料发到业务群里，看各个酒店经理和酒吧桑拿娱乐会所之类的业务员手里的嫖客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就联系我们，我们就把嫖客看中的卖淫女房间号告诉他，然后嫖客到房间后满意就把钱直接给卖淫女，不满意可以换人或者看下一个女孩。一般一次交易嫖客会付1500-2300元之间，卖淫女有固定的工价，我们公司固定从女孩的工价中收100至200元一单，剩下的就是业务员的提成。嫖资都是卖淫女自己收取的，我给卖淫女发专门用来收款的二维码，卖淫女收完嫖资后，扣掉她自己应得的再把剩下的嫖资转到这个二维码里面。二维码是公司的，扫二维码的钱会打到一部粉红色的华为手机里，这手机平时是我和邹亚雄、黄优、易作为一起使用的。邹亚雄和黄优会把钱提现，提到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里，这个卡是谁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是我们这几个人的卡，连微信是谁注册的我们都不知道。 另外，**和杨紫薇一起负责顺子2，邹亚雄负责顺子1和顺子6，黄优负责顺子7，易作为负责顺子8。我不确定每个钟房手上有多少卖淫女，因为她们上班的时间都很自由，想上班或下班就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一声就可以了，我们就安排她们是否可以接客。我在10月份的时候做了几天钟房，负责顺子5，我成交了3、40单的样子，但由于业绩不佳公司决定让我做招聘。我的工作微信里有4、500个业务。我和业务之间没有约定，有需要他们就会联系。邹亚雄和**会把卖淫女的照片发到工作号的朋友圈，有感兴趣的业务就会来问。卖淫女的地图定位是收藏在微信里，直接可以发出去。我自己手上的卖淫女有两个。有一个是经纪人说有卖淫女想开工，把她的微信号发给我了，卖淫女加了我之后就把资料发给我了，还说了工价和要求等。还有一个是在招聘群里加的我。 我工作了3个月刘正龙向我个人的银行卡里发了一个月工资8000元，还有4000元吃饭补助和500元过节费，一共给我发了12500元。（后称4000元是实习一个月的工资，10月开始正式工作，11月发了10月的工资8000元。） （8）其他被告人对吴汝佳的供述和辨认 刘正龙：吴汝佳是我找来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的钟房的，负责ＳＺ5，拿了两个月工资，大概1万多。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吴汝佳获利8500元。 董鹏：长沙顺子有我，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和杨紫薇。“阿祖”（吴汝佳）是钟房，负责ＳＺ5。 **：长沙顺子的钟房人员有吴汝佳，吴汝佳是负责“顺子5”。 邹亚雄：我和吴汝佳是做一样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钟房。吴汝佳是负责“顺子5”微信号。 黄优：吴汝佳是钟房，就是管理卖淫女，联系卖淫女和业务的人，吴汝佳是负责“顺子5”。 易作为：吴汝佳和我是钟房，吴汝佳是负责“顺子5“。 杨紫薇：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点一共有我、**、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我知道**是钟房，黄优是财务，其他人负责什么我不清楚。 （9）辨认笔录。证明：李浪、刘正龙、董鹏、**、邹亚雄、黄优、易作为、杨紫薇辨认出吴汝佳。 5.易作为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易作为经刘正龙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其在长沙顺子平台负责招聘卖淫女和“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天”“ＳＺ8”微信平台，组织管理3人以上妇女进行卖淫。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易作为从中获利1.25万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易作为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了易作为的银行卡5张、苹果手机1部、华为手机2部。 （4）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安计司鉴2018计216-217号）。（卷31-32）证明：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恢复和提取送检的易作为蓝色华为手机（第216号）微信“ＡＯ顺子8［预约号］”数据共994661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联系客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ＡＯ顺子8［预约号］”发送小姐图片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易作为蓝色华为手机（第217号）微信“阿天”数据共723135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阿天”承认自己做长沙外围生意的信息。 （5）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16Ｐ31-105）证明：经最低限度进行核查，董鹏所管理的并且有实际卖淫行为的卖淫女人数3人以上。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6月5日出具易作为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表示侦查员根据易作为供述及提取了其在马来西亚长沙顺子平台工作期间使用的工作手机（微信号“ｗｘｉｄ_ｇｉｚｂｙｕ4ｇｖ4ｗｆ22”,昵称“阿天”）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进行了汇总，并根据“上1”、“下1”、“课（客）到”等关键词的记录即为成功实施了一次卖淫嫖娼行为。经统计,易作为共组织艺名或微信昵称“Ａ沫颜1421”、“ａ婷婷4509”、“芊芊”、迷路的鱼4523”、“王三岁2712”等5名卖淫女进行卖淫。附易作为手机电子数据提取统计表。 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食品药品及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于2018年12月5日出具的《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补充说明，易作为管理的卖淫女人数为4人（除去原本认定的“王三岁2712”）。 易作为对微信聊天记录的指认情况如下： ①微信“Ａ0顺子8［预约号］”的通讯录共9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工作微信号的通讯录联系人，共360人，都是与介绍卖淫业务相关的人。 ②对微信“Ａ0顺子8［预约号］”聊天记录共21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与卖淫业务联系专用的微信号及部分聊天内容。 ③对微信“阿天”的通讯录共9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微信“阿天”的通讯录联系人，共251人，都是与介绍卖淫业务相关的人员（卖淫女和经纪人）。 ④对微信“阿天”聊天记录共10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招聘卖淫女用的工作微信号及部分聊天内容，指认微信“金哥”就是董鹏。 ⑤对微信“阿天”聊天记录共23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使用的工作微信，其中卖淫女微信“Ａ沫颜1421”对应艺名“晴儿”；卖淫女“ａ婷婷4509”对应艺名“黄圣美”；卖淫女“芊芊”对应艺名“芷若”；卖淫女“迷路的鱼4523”对应艺名“倩倩”；“王三岁2712”是合作没成功的卖淫女。 （6）银行流水。证明：易作为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0042的中国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易作为于2017年10月10日收到从刘正龙银行账户转来的4000元；11月7日收取8501.47元（对手方：财付通745857）；共收到12501.47元。 （7）易作为的供述及辩解：2017年7月底，刘正龙问我和吴汝佳去不去马来西亚做网络客服，8000元每月，时间长有奖金。我们同意后，我办好护照，刘正龙帮我办好签证。2017年9月10日我、吴汝佳、黄优和邹亚雄一起去了马来西亚，当时是“鲍鱼”（马来西亚人）和董鹏两个人接我们的，他们两人没跟我们住一起。我们住在槟城靠海边的地方，一起住的地方有六个人，都被抓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的，到了之后“鲍鱼”告诉我才知道是介绍卖淫，“鲍鱼”让我先学习两个月，我刚做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 我们公司名称叫顺子，听刘正龙和“鲍鱼”说过，老板叫“家乐”（注：李浪）和“水哥”，都是湖南人，我见过“家乐”。我们平时有事就联系“鲍鱼”或者董鹏，他们是直接领导，他们教过我如何跟卖淫女聊天，怎么跟业务部门交接卖淫女信息。我们的财务是黄优。 我工作微信昵称叫“阿天”，微信号码我不记得了。刚到的时候“鲍鱼”发了一部工作手机（华为）给我，手机微信里面原本就有很多群，我每天就在微信群里面发信息问有没有人要上班（卖淫）。如果有女孩子愿意上班，我就跟她谈价钱。长的漂亮就贵一点，长的差就便宜一点，公司定的价钱在600至1500之间。我们让卖淫女告诉我她哪天上班，卖淫时间，然后我们联系嫖客。“鲍鱼”告诉我，卖淫女想上班，就去长沙潮漫酒店，离长沙火车站不远，我工作微信号上面有潮漫酒店的位置，我通过微信发过给卖淫女。我一共找到过三个卖淫女，我给其中两个卖淫女发过酒店位置，三个卖淫女其中有一个卖淫女自己带了另一个卖淫女。 我不知道我属于哪个部门，我没做过钟房，我没有联系业务，我只负责找卖淫女。我和业务之间没有约定，没有对接。我们设立了8个钟房，但只有顺子1和顺子2在做。顺子1大概有3至8个卖淫女，顺子2大概有10至20个卖淫女左右。业务部门负责联系嫖客，如果嫖客选中了卖淫女，卖淫女会给我回复。因为是我找来的卖淫女，所以她接客会告诉我，我再转告业务部门的邹亚雄。如果卖淫女接了一个嫖客，她会给我回复“上1”，接了两个嫖客会回复我“上2”，第一个客人交易完后她会回复我“下1”，第二个客人交易完后，她会回复我“下2”。上下班是卖淫女自愿的，她想上就上，不想上提前跟我们说。嫖资都是卖淫女自己收取的，我给卖淫女发专门用来收款的二维码，二维码是董鹏给我的，里面的钱谁负责我也不清楚。卖淫女收完嫖资后，会把自己应得的扣掉，把剩下的嫖资转到这个二维码里面。 刘正龙介绍我来的时候说，实习6000元底薪，转正8000元底薪，没有说过提成，我刚干了一个多月，发了一个月工资8000元。因为来的时候说包吃包住，所以还发4000元的吃饭补助，500元的过节费。工资是刘正龙打到我中国银行卡里的。 我到了马来西亚后，董鹏和“鲍鱼”（马来西亚人）给了我手机，叫我在网上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和联系卖淫女；用“顺子8”微信号发卖淫女信息给业务和联系业务。业务就是负责联系嫖客的人员。具体就是用“阿天”微信号在群里发招聘广告，招聘卖淫女。如果嫖客有需求，业务就会把招嫖信息发到我的“顺子8”微信号。之后我用“阿天”微信号联系卖淫女，再用“顺子8”微信号把卖淫女报给我的酒店地址和房间号转发给业务，由业务转告嫖客。嫖客就会自行上门找卖淫女进行卖淫嫖娼活动。我用“阿天”微信号招聘的卖淫女有5个，合作成功上过班的卖淫女只有3人。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作地点一起住的有**、邹亚雄、易作为、黄优、董鹏、杨紫薇和我，董鹏有时会过来。**、邹亚雄、吴汝佳和我是钟房，我是负责“顺子8”微信号的；**是负责“顺子2”微信号的；邹亚雄是负责“顺子1”；吴汝佳是负责“顺子5“。黄优负责转账记账，没有做钟房，没看到他用哪个微信号。我不清楚杨紫薇做什么。董鹏负责我们的生活开销，钱不够就会拿钱给黄优，他还制定工作规定，工作怎么干，不能干什么，这些都是他制定、他管理、他监督的。李浪是我们的大老板，董鹏是公司具体管理人员。刘正龙是招我们过来的，工资也是他发的。我们平台叫顺子平台，只负责长沙的卖淫嫖娼活动。我一共获利12500元。 （8）其他被告人对易作为的供述和辨认 刘正龙：易作为是我找来到马来西亚做长沙顺子钟房的，负责长沙的一个片区，操作一个组织卖淫的作案微信账号。易作为拿了2个月的工资，有1万多。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易作为获利8500元。 董鹏：长沙顺子有我，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和杨紫薇。“阿天”（易作为）是钟房，负责ＳＺ6。 **：长沙顺子的钟房人员有易作为，易作为可能是负责”ＳＺ6“，我不太记得。 邹亚雄：我和易作为是做一样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钟房，易作为负责顺子几我就不记得了。 吴汝佳：易作为和我是管理卖淫女，易作为是负责“顺子8”。 黄优：易作为是钟房，钟房就是管理卖淫女，联系卖淫女和业务的人，易作为是负责“顺子8”。 杨紫薇：我们在马来西亚工作点一共有我、**、邹亚雄、黄优、易作为、吴汝佳。我知道**是钟房，黄优是财务，其他人负责什么我不清楚。 （9）辨认笔录。证明：刘正龙、董鹏、**、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杨紫薇辨认出易作为。 6.黄优协助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黄优经董鹏介绍于2017年9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现有证据证实黄优在长沙顺子平台主要负责财务及后勤保障工作，其被平台安排兼做“钟房”工作，具体操作“阿兵”、“ＳＺ7”微信平台，但其供述基本没有使用过配发的“钟房”手机进行组织妇女卖淫，董鹏指认黄优主要负责财务工作，我局在查获的手机和账本中也未发现其使用微信昵称“阿兵”、“ＳＺ7”与卖淫女聊天的微信记录，因此，被告人黄优应当以涉嫌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优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非法获利1.45万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黄优于2017年9月10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了黄优的纸质笔记本2本、银行卡8张、华为手机4部、三星手机1部、魅族手机1部。 （4）记账本复印件。证明：黄优对其记录的转账记账本共43页进行指认，其在账本第1页表示该账本是记载“鲍鱼”让其转的账，大部分是“鲍鱼”转的，其转过几笔，大概5到6笔；在第43页又表示是董鹏要其帮**记录的转账明细，时间为10月22日至12月11日，共42页。对此，黄优供述如下：记录有“支付”、“中信”、“10.22”、“阿海”、“800”这些信息的这个账本是我帮**转账的记录，每次**都是发一个二维码和数额到我使用的“顺子7”微信号上，我就用“平安1”微信号或支付宝号转账到对应的二维码，然后再在这个账本上记录。这个账本我从2017年10月22日一直记录到2017年12月11号。如10月22日共32笔账目，一笔就代表我转出一次，其中一笔“阿海”就是代表一个收款人，“800”代表我转了800元人民币。如11月7日上记录的“微进12000”是指“平安1”微信进账12000元，“支进11100”指“平安1”支付宝进账11100元，“＝23100”是微信和支付宝进账总和，“利5600”指当天进账减支出后剩余的利润。具体数目我是用当天数字减去头一天的余额计算出来的。我只需要二维码和数额，我不知道转账一次是否就代表促成一次卖淫嫖娼。 黄优对另一本账本共23页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董鹏给其的账本，其中第1-2页的内容是董鹏给其时已经有的，第2页内容为公司规章制度；第3-4、8-11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生活开支账目；第5-6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成员发红包的记录；第7页是黄优记录的公司员工在公司支取的钱数；第12-23页是记录公司盈利记录。对此，黄优供述如下：该账本前面我记录的是日常开支，后面记录的是顺子长沙的盈利情况的资金流向。以最后1页的10.22为例，“10.2213：00”是记录的时间，“8440微利1400”指微信余额8440元，比前一天多1400元；同理“9272支利3900”则是对应支付宝的情况；“总利5300”是指一共比前一天多5300元；“提现”是指资金流向，“微提5000”是指微信提现5000元；“支10000（00：25）”指支付宝提现10000元且提现时间是00：25；“共15000”指提现总额；“支付20100”指当天转出20100元给业务或卖淫女。 （5）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安计司鉴2018计218-222号）。证明：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于2018年2月26日至3月6日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黄优黑色华为手机（第218号）微信“阿兵（备用）”、“冰”、“阿兵”、“阿兵ｃｓ”数据共587520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长沙外围”相关；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黄优金色华为手机（第219号，ＩＭＥＩ尾号为3270）微信“ＡＯ顺子7［预约号］”、“顺子［总］”、“顺子1新预约聊天号”数据共1847643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经纪人”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ＡＯ顺子7［预约号］”告知顺子1有对方需要的女孩子等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黄优金色华为手机（第220号，ＩＭＥＩ尾号为3873）微信“平安1”等数据共93410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财务”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与“路飞”汇报提现情况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银色魅族手机（第222号）微信“顺子［总］”数据共528117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记录内容与“财务”相关，其中内容样例中有确认单数和金额的信息；恢复和提取送检的粉色华为手机（第221号）微信“ＴＡＮ顺子《米》”数据共52214条，该检材内微信聊天内容与“财务”相关。 （6）电子数据提取情况说明、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相片。黄优对手机相片及内容和微信聊天记录的指认情况如下： ①对黑色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手机是其使用的，里面的微信（微信号为ｓｚｃｓ7777777,昵称为“阿兵（备用）”）是其专门用于招聘卖淫女的。 ②对金色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华为手机（ＩＭＥＩ尾号为3873）是其使用的。 ③对金色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相册照片进行指认，表示该华为手机（ＩＭＥＩ尾号为3270）是其使用的，手机相册里的图片是记载月利润和开单数的开单记录本，还有**发给其要去转账的微信支付二维码及转账记录。 ④对微信和支付宝号“平安1”及微信支付二维码进行指认，其表示这是其帮**转账的微信号、微信支付二维码和支付宝号。 ⑤对微信“ＡＯ顺子7［预约号］”的微信通讯录及聊天记录进行指认，其确认为其使用的微信通讯录及聊天记录，通讯录中的联系人是与介绍卖淫有关的人。聊天记录中存在与经纪人讨论关于收费、转账、服务项目、酒店地址和房间号等信息；还有其与“路飞”（刘正龙）汇报员工财务支取清单、与“洪金宝”（蒋子尧）讨论取钱等信息。 ⑥对微信“顺子[总]”和其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指认，其表示“顺子[总]”是董鹏要其回复信息的微信号及聊天记录共5页，另外被删除的聊天记录共36页不是其发的。 ⑦对另一部粉色华为手机相片及手机内容进行指认，表示该华为手机是邹亚雄、易作为、吴汝佳用来转账的公用手机。 ⑧对微信“冰”、“阿兵”、“阿兵ｃｓ”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指认，其表示没有使用过这个微信号，里面的聊天记录不是其发的。 对此，黄优供述如下：每个钟房开设有两个专用的微信号，一个女孩号、一个预约号，女孩号用来联系卖淫女，预约号和业务联系。“ＡＯ顺子7［预约号］”是用来组织卖淫的钟房号，我用这个微信联系过业务和在朋友圈发布卖淫女信息，里面有一些与业务联系介绍卖淫聊天内容，我自己是不跟卖淫女和介绍卖淫经纪联系的，但有时也会联系介绍卖淫业务，但都是业务找我，我不主动去联系业务，联系到业务后我会告诉**或其他人叫卖淫女到指定地点跟嫖客见面，具体叫哪个钟房跟进和卖淫女我不记得了。我联系并成功合作后没有提成或奖励，纯粹是帮他们增加业务而已，是“鲍鱼”安排我这样做的。“阿兵［备用］”是“鲍鱼”给我使用的微信号，是用来加卖淫女微信的，要我做一下钟房的业务，要我兼职招聘卖淫女，但我没怎么用过，没有招聘到卖淫女。“平安1”微信号和支付宝是2017年10月22日，董鹏让我找**拿的手机（后改称手机是“鲍鱼”他们交给我的），让我帮**转账给业务、经纪和卖淫女的，微信和支付宝里有很多我转账的记录。有“ＴＡＮ顺子《米》”微信号和“18273179019”支付宝号的粉色华为手机不是我使用的，是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他们自己开单、转账用的，每天我会登陆这个微信号统计盈亏情况，里面的支付宝没有使用过，如果对方需要支付宝转账，他们三人会把对方的支付宝二维码给我，我用“平安1”支付宝转账给对方。这“顺子［总］”是董鹏使用的微信号，是一个投诉号来的，有信息就要回复，2017年11月中旬董鹏交给我，叫我代表老板跟其他员工、业务等沟通，我偶尔上去随便聊几句，这个手机平时就放在我们工作地点的桌子上。“顺子长沙［米库］”应该是**使用的微信号。 （7）银行流水。证明：黄优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4577的农业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交易流水显示黄优于2017年10月10日收到刘正龙账户转来的4000元；于11月7日收到刘正龙账户转来的10500元。 （8）黄优的供述及辩解：2017年9月10日，我经董鹏介绍到马来西亚工作，和易作为、吴汝佳和邹亚雄一起去马来西亚槟城。当时是董鹏和一个叫“鲍鱼”的马来西亚女子开车接我们到一个排屋住下，我们住下来过后没几天，**和杨紫薇就住进来了。后来就是我们6个人住在里面。董鹏和“鲍鱼”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只是偶尔过来检查工作的时候住一下。在这个排屋里的人就是负责组织联系国内的卖淫女进行卖淫。我们这个点主要是做湖南长沙的卖淫活动。 长沙顺子公司的老板是李浪，负责安排我们工作的是董鹏和“鲍鱼”；我负责财务工作；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艾米是钟房，艾米负责“顺子3”（后称我不认识张亚婷，我们点工作人员就我们6个人）；杨紫薇不知道干什么的。我还用微信“Ａ0顺子7【预约号】”做过一段时间钟房，通过在朋友圈发布卖淫女信息组织卖淫，但其没有加到卖淫女。我确定“阿兵（备用）”是我用来招聘卖淫女的微信号，但我没有招聘到卖淫女。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卖淫女安排在酒店里，然后业务联系我们，我们谈好价钱之后，就把卖淫女的照片、价格、服务等信息发给业务。如果业务联系的嫖客看中，我们就告诉业务卖淫女所在的酒店地址以及房间号，之后我们从中赚取几百元的差价。 收取嫖资有两种方式，一是卖淫女收钱，扣除她卖淫底价后转到我们公司财务号，我们再将业务的提成转给业务；另一种是业务收钱，扣除业务应得提成后转账到我们公司财务号，我们再将卖淫女应得的钱转给卖淫女。如果有经纪人的，我们还需要给经纪人一单100元的提成。我们公司的财务号是“平安1”的微信号和支付宝账户以及“ＴＡＮ顺子《米》”微信号。“平安1”是专门给**工作用的，我从2017年10月22日至2017年12月11日使用“平安1”帮**转账和记账；“ＴＡＮ顺子《米》”是邹亚雄、吴汝佳和易作为三人操作转账的。易作为他们几个的钱不用我处理，他们三个人共用一部手机来转账的，我只负责**转账这一块。 2017年10月中下旬，“鲍鱼”（后改称董鹏）给了一部手机给我，里面有已经注册好的“平安1”微信号和支付宝号，专门为**服务，让我用这个手机负责转账以及截屏给**看。**联系业务和卖淫女、经纪交易成功后，需要付款给对方时就把对方的二维码发给我，我上“平安1”微信或支付宝号转账给对方，**说发多少就转多少，一般转100元到1000多元，转完后再将转账记录截图发给**。这些钱是**他组织女孩子卖淫收取的嫖资后要转给业务和卖淫女的部分。之后我就要每天将这部手机里面的收支情况记录下来，我有一个本子，里面专门记录了转账明细，包括转账金额以及接收钱款的微信昵称。有时“鲍鱼”或董鹏会看一下这个账本，“鲍鱼”有时还会和手机记录进行核对。可能是因为**的单比较多，他自己处理不来，所以“鲍鱼”才叫我来帮他转账。 我每天会登陆“平安1“微信号和支付宝号，还会登陆“ＴＡＮ顺子《米》”微信号，统计当天的盈亏情况，月底再统计当月我们这个点总的盈亏情况，当“鲍鱼”和董鹏过来检查时我就拿这些资料给他们看。“鲍鱼”和董鹏叫我把平时营业盈亏情况向微信号“路飞”和“路人”汇报，我也不知道是对方是谁，这两个微信号好像是同一个人，微信头像都是一样的。“鲍鱼”和董鹏”会不定期叫我把上述三个微信和支付宝账号营业额提取到绑定的银行卡里，但相应银行卡在谁的，在哪里我不知道，谁去取钱我也不知道。 董鹏告诉我工资是每月8千元人民币，但直到我们在那工作一个月时，才给我们的卡上打了4000元人民币，第二个月给我发了10500元，第三个月就没有发了，是刘正龙给我发的工资。我们的日常开支都是“鲍鱼”或董鹏直接给我现金的，房租也是他们直接去交的。 （9）其他被告人对黄优的供述和辨认 刘正龙：黄优是董鹏找来去马来西亚工作的，负责长沙顺子的财务，拿了2个月的工资，有1万多。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黄优获利10500元人民币。 董鹏：黄优是我老乡，是我介绍去马来西亚在长沙顺子平台工作的，黄优负责财务。 **：黄优一开始来长沙顺子的时候做过钟房，做的不好，就转做财务，负责记账，具体是负责每天的盈利，业务的转账收钱，黄优还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邹亚雄：我们公司的财务是黄优，但他只记账和转账，不发工资。 吴汝佳：黄优负责记账和帮**转卖淫所得的钱。 易作为：黄优负责转账记账，没有做钟房，没看到他用哪个微信号。 杨紫薇：黄优是财务，负责从卖淫女收钱转一部分给客户经理。 （10）辨认笔录。证明：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杨紫薇辨认出黄优。 7.杨紫薇协助组织卖淫 （1）公安机关长沙顺子平台被告人犯罪情节认定报告书。认定：杨紫薇于2017年5月加入李浪组织卖淫集团，先后在ＯＫ平台、长沙顺子平台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同时协助**“ＳＺ2”钟房卖淫业务成交量的记账工作。从2017年5月至2017年12月12日案发，被告人杨紫薇从中获利约60375元人民币。 （2）出入境记录。证明：杨紫薇于2017年5月1日出境前往马来西亚，直至2018年1月6日被马来西亚遣返移交深圳市公安局处理。 （3）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于2018年1月7日扣押了杨紫薇苹果手机1部。 （4）账本复印件。证明：杨紫薇对其记录的账本复印件2页进行指认，表示这是其帮**记的账，红字是**写的，后面注明“女”的代表卖淫女，没有注明的是介绍卖淫的业务，数字代表钱数。杨紫薇供述，其曾帮**在一本红色封面的大笔记本里登记过一些介绍卖淫女或介绍卖淫女业务的收支记录，当**忙不过来时就帮他记一下账。我从**微信昵称“顺子2”抄当日交易成功的业务微信名，**告诉我卖淫女微信名、底价，业务报给嫖客的底价，应该转给业务介绍费数额，我就登记在账本里。 经侦查机关出示10月10日账本彩色复印件，杨紫薇供述称第一行微信名后注明有“女”字的就是卖淫女，“上”是有上门服务，“女”字后面数字是她的底价，下面对应的几个微信名都是介绍这卖淫女交易成功的业务，“业”字后面的数字是业务跟嫖客谈的底价，业务后面第一个数字是业务实际跟嫖客谈的价格，第二数字是应该返给业务介绍费的数额。账本里红色字体注明利润的是**自己写的，利润他统计。 （5）银行流水。证明：杨紫薇用于收取工资的尾号为0253的建设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及交易流水，显示转款方为刘正龙银行账户，杨紫薇于2017年7月11日收取19600元；8月9日收取15925元；9月10日收取10400元；10月10日收取14450元。 （6）杨紫薇的供述及辩解：我男朋友**于2017年4月去马来西亚吉隆坡，他叫我去马来西亚陪他，我就于2017年5月1日去马来西亚找他，当时是**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的接我到**住的地方。我和**住其中一个房间，同住的还有十几个中国人，绰号有“懒妹”、“九妹”、“宾哥”等（注：系ＯＫ平台的人员绰号），我没有外号，**的外号是“耗子”。 我在吉隆坡住了一两个月，每天就是打扫我和**房间以及这栋别墅的餐厅卫生，**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忙抄写账本。**当时已经负责顺子2了。 大概2017年6月底，我们五人被马来西亚当地警察抓获，当天，李浪（外号“家乐”）出钱将我们保了出来，大概2017年9月，我和**去了槟城一个四层楼的排屋，继续负责顺子2。一起住的有黄优、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等4个人。我们公司的老板是李浪，刘正龙是负责发工资的，黄优是财务，**、吴汝佳、邹亚雄、易作为是钟房，**负责顺子2，其他人具体负责哪一个我不清楚。**跟我说他们都是做长沙介绍卖淫的单，控制着一帮卖淫女，数量每天在变。**每天中午12点起床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5点钟左右，他们每天工作到很晚，大概14个工作时间。工作就是用手机上的微信联系，介绍卖淫。我有加入他们的工作微信群“水果家族”，这个群平时不说话的，就是李浪在上面发红包，我们就抢红包。我没有看过公司管理制度。 **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忙抄写单据、账本。我帮**登记的东西是他让我记录什么，我就记录什么，主要是抄卖淫女的代号，部分是我写的（蓝色笔迹的），剩下是**写的（红色笔迹）。 我每月工资8000元，工资是刘正龙转给我的，转给我超过八千的部分，多出的两至三千元是**的部分工资，作为我的生活费，就是**给我花的钱，平时**也会转钱给我。（后补充：我一共收到了这个集团给的工资报酬5、6万元人民币左右。其中有一笔是**打给我的1万多元，后来刘正龙通过银行卡把我的工资转给我建行的银行卡上。我领了5个月工资，4万元，加上**给我的不到2万，共不到6万元。这是我在**等人工作的地方打杂的工资，打杂就是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等等。） 我从2017年7月开始领工资的，开始是在吉隆坡，我在那里打杂。2017年9月才开始到槟城的长沙顺子公司。我的工资是每个月8000元，我拿了4、5个月的工资，具体几个月记不清楚了，一共收到大概4万多元。我不是一到长沙顺子公司就帮**记账的，是后来他忙不过来才帮忙记账的。 （7）其他被告人对杨紫薇的供述和辨认 李浪：杨紫薇是跟着她男朋友**的，**是在马来西亚工作的。 刘正龙：杨紫薇是**女朋友，负责过一个月的ＳＺ1，后来听说在马来西亚什么都不做了，要回国，所以后来就把ＳＺ1给了邹亚雄做。她拿了一个月ＳＺ1的工资。**夫妻操作ＳＺ2微信号。刘正龙指认其记录的长沙顺子10月份收支情况，表中显示10月份，**两人共获利28686.5元人民币。 董鹏：杨紫薇是**女朋友，我不知道她做什么的。 **：杨紫薇不负责工作，就平时吃完饭时她去洗洗碗，她的工资是从我的工资里发给她的。我女朋友杨紫薇一直跟我住在一起，2017年8月至10月这三个月时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或不在的时候，就由杨紫薇负责顺子2钟房，她也会拿我的工作手机联系业务，然后帮我记单，她拿了三个月工资（8、9、10月）。后来黄优他们过来后，杨紫薇就没有做钟房了。2018年1月25日称：杨紫薇是我女朋友，她是2017年5月上旬到马来西亚找我，刚开始是专门为我打下手做钟房，老板给她发了三个月工资，后来因为我们这个点的盈利能力差，业绩不好，老板就没再发工资给杨紫薇了。她一直都是为我打下手，因为她觉得做钟房经常要熬夜很辛苦，不肯做钟房。她一直是给我打下手，包括后来老板没再给她发工资，她也还是帮我做一些钟房的事。公诉人员提审时供述称：在我休息的时候，杨紫薇就帮我做一下钟房的工作，还帮我记账。 邹亚雄：杨紫薇是**的女朋友，她做什么我不清楚。杨紫薇不是钟房，她有时在我们住的地方打杂的。 吴汝佳：杨紫薇是**女朋友，我不清楚她是做什么的。 黄优：杨紫薇是**女朋友，我不清楚她具体做什么的，只知道她2017年年初就和**到马来西亚了。 易作为：杨紫薇有时帮**登记**钟房号的账本。 李浪、刘正龙、李珊、董鹏、**、邹亚雄、吴汝佳、黄优、易作为、张亚婷辨认出杨紫薇。 本院认为，被告人董鹏、**、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管理他人卖淫，均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董鹏、**管理卖淫女超过10人，犯罪情节严重。被告人黄优、杨紫薇为组织卖淫的人充当管账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董鹏是组织卖淫平台的管理者，是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均是受纠集、指使作案，均是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可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黄优、杨紫薇协助组织卖淫不区分主从犯，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处罚处罚。被告人董鹏管理的组织卖淫平台管理的卖淫女远超10个人，属犯罪情节严重，且是平台的股东之一，是本案的主犯，依法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本案的组织卖淫平台只是李浪犯罪集团属下的其中一个平台，董鹏是受李浪的纠集、指挥作案，且自愿认罪认罚，可在幅度内从轻判处。被告人**参与组织管理的卖淫女超过10人，属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是受纠集和指使的从犯，可减轻处罚。被告人邹亚雄、吴汝佳、易作为参与组织管理的卖淫女3人以上10人以下，依法应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名被告人均是从犯，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减轻处罚，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黄优是平台的管账人，管理涉及的人员多，金额大，属情节严重，其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在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轻判处。被告人杨紫薇是被告人**的管账人，犯罪情节较轻，其认罪认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并处罚金。对公诉机关基于被告人认罪认罚所提的量刑建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对于被告人董鹏辩护人提出董鹏在本案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应认定为从犯，认定董鹏管理的卖淫女人数超过10人的证据不足，董鹏是受胁迫参与本案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董鹏是长沙顺子平台的管理人，应认定为起主要的主犯；董鹏应对长沙顺子平台管理的卖淫女人数负责，证据证明长沙顺子平台管理的卖淫女人数远超10人；董鹏在马来西亚并未受到人身禁锢，不存在被威胁参与犯罪的情形，不属于胁从犯。对辩护理由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在ｏｋ平台工作过，没有管理卖淫女，是受胁迫参与本案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自己供述在ｏｋ公司学习两个月后才到长沙顺子平台工作，而其在ｏｋ公司学习的内容就是如何管理卖淫女卖淫，因此认定其在ｏｋ公司工作并无不当；**的工作是通过互联网接触卖淫女，要求她们的上下班时间和跟嫖客交往应注意的纪律，还有违反了这些纪律将会受到组织的封杀和取消合作关系的惩罚等，对卖淫女进行了一系列的管理行为，组织卖淫活动；本案组织卖淫的被告人和卖淫女是业务依附关系，卖淫女有求于平台，因为其业务来源于平台，如果不与平台合作，其远远没有那么大的业务量，如果其不遵守平台制定的纪律，轻则受罚，重则取消合作，其就将没有那么多的业务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其心甘情愿接受管理的原因；**在马来西亚并未受到人身禁锢，不存在被威胁参与犯罪的情形，不属于胁从犯。对辩解和辩护理由不予采纳。 对于其他辩护人所提的相关被告人的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辩护意见，公诉人已经提出了相关的从轻、减轻量刑建议，不再逐一回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董鹏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三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9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二、被告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八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十四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4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三、被告人邹亚雄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1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四、被告人吴汝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1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五、被告人易作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1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六、被告人黄优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3年1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七、被告人杨紫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6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周  永  鹰 审判员 马  学  平 审判员 王    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林泽钜（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