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苏0506行初20号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法定代表人梁丽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三才、李圣凡，该公司员工。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住，住所地苏州市吴中区吴中东路**/div>负责人薛华，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佳、王慧玲，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下称上美公司）诉被告苏州市吴中区城市管理局（下称吴中城管局）请求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受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三才、李圣凡，被告出庭负责人黄新东及委托代理人李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美公司诉称：其于2016年3月18日将石湖西路137号1号楼房屋及场地出租给吕跃（后成立苏州航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称航鸣公司）。2016年3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来到现场勘查正在装修的航鸣公司，并明确告知现场装修负责人室外不可搭建，但2016年12月8日起航鸣公司于承租场地上擅自搭建室外烤漆房、大棚、美容车间等大量违章建筑。2016年12月29日，被告对案外人航鸣公司的违法建设进行拆除，执法现场有吴中城管施建国、航鸣公司店长曹浪。2019年4月20日，其要求被告履行职责，公开2016年12月29日的行政执法全部案卷信息，被告以“您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本单位无法提供”为由拒绝公开。被告作为吴中区城市管理机关，理应对行政执法过程全程作出记录，但被告拒绝履行法定职责，并涉嫌非法藏匿及毁灭执法证据、不作为、容留不法、贪腐职务犯罪、包庇犯罪的犯罪事实。据此，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诸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拒绝履行公开执法记录职责的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公开2016年12月29日对航鸣公司的违法处理案卷；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执法现场照片打印件2张、微信截图3张、EMS快递单1张及EMS快递查询打印件1张、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关于对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航鸣公司擅自搭建建筑物进行认定的回函，证明其根据吴中规划局回函以及航鸣公司2016年12月29日被被告现场执法照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布行政执法案卷。航鸣公司非法违建被拆除，自2016年12月29日起，又继续进行违建，吴中规划局已经查明航鸣公司从未有任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被告对航鸣公司的调查笔录中，航鸣公司吕跃陈述未经过任何规划审批手续进行违建，并且航鸣公司在被告的包庇下虚假陈述违建是在2016年上半年搭建，但是根据（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庭审中举证及航鸣公司代理人陈述，违建在2016年12月29日被城管部分拆除后，2017年上半年进行搭建，由此可知，航鸣公司代理人与航鸣公司以及被告涉嫌串供，导致了多方对事实陈述完全对不上。（2018）苏0506民初234号判决书中直接采信了航鸣公司代理律师的虚假陈述，航鸣公司为了获取不法利益374299元，以虚假陈述及虚假诉讼的行为欺瞒司法机关，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系不作为。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结合本案被告答辩状及2019行初8号开庭笔录、2012年9月14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关于违法建设快速联动处置意见》，证明：（1）被告三次撒谎，被告回函执法案卷不存在，但是在答辩状中称案卷在下设城管大队，在（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庭审中回答法官称接到电话举报一两天内拆除，现场拆除没有证据。（2）被告对下设大队负有监督管理义务，吴城组[2019]1号文件载明被告负责管理下设大队，而被告多次撒谎的目的就是为了藏匿和湮灭证据，及滥用行政权力，掩盖包庇不作为、乱作为违法事实，因此法庭必须查明事实。被告在答辩状中明确指出案卷在下设城管大队，执法大队行为必须由被告负责，作为上级管理机关应当调取并公布，但被告以案卷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就是行政违法包庇犯罪，担任航鸣公司的保护伞以及拒绝履行职责的铁证。（3）2016年12月29日被告的确对航鸣公司进行执法，并实施拆除，根据法律规定及苏州市政府文件，行政强制及行政处罚具备的标准程序包含但不限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调查询问笔录、批准拆除文件、拆除公告、相关现场拆除照片、责令停止建设或限期拆除决定书等行政执法有关证据，被告理应制作上述文书，履行行政程序，行政执法证据必须由被告提供。（4）航鸣公司违法建筑物遭到部分拆除后，被告包庇犯罪，自2017年上半年航鸣公司在被告的监管下继续变本加厉扩大违建。3、上美公司与航鸣公司租赁合同、土地证、房产证、消防合格验收意见书、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消防安全责任书，证明原告是本案利害关系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航鸣公司承租的是空地，在2016年12月8日进行违建，2016年12月29日被被告执法部分拆除，但被告继续包庇违法行为,让航鸣公司在2017年上半年继续违建，导致航鸣公司以违建的违法行为获得374299元的不法利益，为此，其作为受害方有权要求政府信息公开。4、2016年3月30日吴中城管录像光盘1张、录像截图2张、文字整理1份，证明被告执法人员施建国（工号05018618）到航鸣公司施工现场要求航鸣公司不得违法改变结构、不得搭棚，航鸣公司自承租起知晓不得违法搭建，但是装修后违法私搭乱建导致消防隐患造成被查封。5、2016年3月30日苏Ｅ×××**城管车辆在航鸣公司现场检查记录以及2017-2018年被告多次进出石湖西路137号场地的图片15张及停车记录1份，证明被告于2016年3月30日开着苏Ｅ×××**的执法车辆要求航鸣公司不得做任何违建，但是该车在2017年2月21日、23日、2017年3月4日、20日、2017年5月22日、31日、2017年6月1日、27日、2017年7月3日、5日、6日、10日以及2017年8月3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7月11日多次进出原告及航鸣公司场地进行检查，航鸣公司是在被告的包庇下完成违建。被告先以行政不作为包庇违法行为人，再以行政乱作为拖延执法，即便在原告举报后仍然故意拖延至2019年6月4日，并随后以乱作为形式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系与航鸣公司共谋侵害房东合法权益的职务犯罪行为。被告开给航鸣公司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第一条载明“立即改正违反城市管理的行为”、“清除对城市管理造成的影响”，但被告自2016年12月29日起包庇违建并在接到举报后拖延时间，不拆除违建，不履行法定职责，就是涉入第三方利益，而作出的拖延行政执法的行为。6、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张，分别为2016年8月27日、10月9日、12月8日的航鸣公司场地现况，结合2016年12月29日的照片，证明被告包庇航鸣公司、担任保护伞、容留不法，导致原告巨额损失。2016年10月以前航鸣公司搭建的是临时帆布棚架，但在2016年12月8日变成固定临时建筑彩钢板及钢架结构，并且现场有大量砖头，要开始违建，2016年12月29日被告执法拆除后并保留大部分，2017年上半年，航鸣公司持续违建，变成彩钢板建筑。7、照片打印件2张，内容分别为2016年12月8日航鸣公司开始砌墙违章搭建；2016年12月29日被告执法人员施建国指挥工人拆除航鸣公司的墙体，保留了航鸣公司的非法违章搭建，容留不法。证明被告实施行政强制拆除行为，必须有一切行政程序及执法文件作为强制拆除执法依据，并且同时应当留下所有的照片录像以及现场负责拆除的人员，被告在本案中先回复案卷不存在，答辩状中提及案卷在下设城管大队，在（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庭审中陈述没有任何执法案卷，就是涉嫌撒谎，违法藏匿证据，不履行法定职责。8、编号为WZ2018-01550的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被告对航鸣公司吕跃做的调查笔录、现场检查笔录及违章现场照片3张，证明：（1）询问笔录中航鸣公司承认是违法行为人，但航鸣公司自称违建是在2016年上半年搭建，是伪证及虚假陈述。（2）航鸣公司未经规划同意擅自搭建就是违法行为人。（3）2016年12月29日被告现场执法拆除部分建筑，航鸣公司在被告拆除部分建筑后2017年继续违建，被告容留不法担任保护伞、不作为，被告必须依法公开2016年12月29日的所有执法记录及一切证据。9、2018年10月29日函，附2018年10月26日照片2张；2018年11月12日函，附2018年11月12日照片4张，2018年11月14日吴中城管局回函，证明其两次发函至被告要求依法即时处理航鸣公司搭建的违章建筑，结合稍后提交的鉴定报告以及（2018）苏0506民初234号判决书，证明被告以航鸣公司要自愿进行整改为由，拒绝履行拆除违建职责，以违法行为人的答辩替其不作为违法行为脱罪并涉入第三方民事纠纷巨额利益，导致航鸣公司获取巨额非法利益374299元。10、（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2019年7月16日、8月19日开庭笔录复印件2份，证明被告及航鸣公司均承认有对违建进行过执法拆除，但是当中内容存在虚假陈述及扯皮过程，导致法院无法查明被告是否进行过执法，执法内容是什么，执法依据是什么，并且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录像等证据记录，以及没有向各级机关抄告的文件内容。被告2016年12月29日的执法流程只要两天，但是在（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中可以拖延九个月以上，并且该案中被告明确有各项的执法流程记录及照片，但以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后又撒谎案卷在下设执法大队，又在（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中陈述没有任何执法案卷，被告三次反言、多次撒谎行为已经构成滥用职权欺骗当事人及无视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借由撒谎拒绝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11、（2018）苏0506民初234号判决书、（2019）苏05民终4724号判决书，证明被告不作为，持续包庇违法建设，容留不法，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导致航鸣公司以违建的违法行为取得巨额非法利益374299元。12、编号为吴城组[2019]1号《关于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领导分工的通知》，证明被告主管吴中区全部城市管理行为，并且在责令停止违反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上有该单位公章，证明原告要求被告公布执法案卷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必须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13、江苏天衡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鉴定报告，证明航鸣公司主张户外违法搭建是自己的损失，同时证明航鸣公司自承租后违法违章搭建，就是违法行为责任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改变航鸣公司是违法行为人的事实，航鸣公司以应当拆除、最终是废弃物的违建，用于另案虚假诉讼作为证据，以违法行为、违章建筑榨取房东合法利益，因此，被告在本案中的不作为、容留不法及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就是涉嫌担任航鸣公司保护伞。14、苏州拓耀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情况说明、2019年4月22、8月13日场地现况照片各1张，证明航鸣公司遗留的烤漆、干车棚架等室外违建经由原告的承租户苏州拓耀农副产品配送有限公司自行拆除。被告吴中城管局辩称：1、原告申请公开行政执法案卷材料未获满足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之规定，原告所提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属违法建设查处执法程序中所形成的案卷材料，故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其已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规定的答复义务，该答复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原告系要求其公开对案外人航鸣公司违法处理案卷未获满足而提起行政诉讼，从原告提交的起诉状和证据材料看，其已向原告告知了所需信息不存在。航鸣公司涉嫌违法搭建的调查处理过程所产生的相关材料由其下属城管大队制作或获取，即原告所需信息的持有者为其下属城管大队，其不持有涉案信息。其在自身不拥有原告所需信息的情况下已告知原告相关信息不存在，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答复义务，且该答复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之规定，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可以不予公开的信息，因此其有权决定是否公开该信息。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起诉。被告提交的证据是：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证明被告已经以书面形式答复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被告提供的法律包括：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滥用职权做虚假陈述，涉嫌非法藏匿执法证据，但称确实收到了该答复书。对于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原告不予认可，认为其是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信息公开，被告负责管辖吴中区内所有城管执法大队，必须依法公开2016年12月29日的执法案卷信息。被告对原告所举证的证据1、2、4、6-13、证据14中照片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2、4、7、8能够证明其已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和信息公开职责，且证据1中回函、6、9、10-14均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3，被告对租赁合同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对于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即使被告执法车辆曾经进入过原告处，也是被告在履行工作职责。对于证据14中的情况说明，真实性由法院核实。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举证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系被告根据原告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所做的答复，原告确认已收到，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原告所举证据2与被告所举证据一致；证据1中除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回函以外之证据、证据3、4、6、7、10、11、12与本案相关，且部分证据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对于证据1中苏州市规划局吴中分局回函、证据5、8、9、13、14，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在本案中不予认定。关于原告于庭审后书面申请传唤被告工作人员施建国出庭接受质询，但未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且无正当理由，亦不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21日，原告上美公司向被告吴中城管局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请求吴中城管局书面公开2016年12月29日对第三人航鸣公司违法违章搭建的案卷处理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现场检查笔录、现场照片、执法视频、责令停止违法城市管理行为通知书、调查询问笔录等全部文件。2019年5月8日，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答复内容是“您（单位）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本单位无法提供。”另查明，2016年3月18日，承租人吕跃（乙方）和原告上美公司（出租人、甲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所有的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南一楼（房屋面积703平方米、场地面积为1123平方米）出租给乙方。2016年3月30日，被告执法人员前往涉案租赁场地检查，告知现场装修人员不得违法乱建。2016年7月8日，航鸣公司（丙方）和乙方吕跃（丙方保证人）、甲方即上美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上述《房屋租赁合同》项下乙方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承继，由丙方承租甲方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石湖西路137号南一楼703平方米房屋及场地1123平方米，乙方自愿担任丙方的连带保证人。2016年12月，航鸣公司在租赁场地上搭建起大棚等框架结构。经人举报，2016年12月29日，被告对航鸣公司在室外场地搭建的框架建筑物实施了部分强制拆除。经本院询问，被告明确表示，原告申请公开的执法案卷信息是不存在的。被告在本案及（2019）苏0506行初8号案件庭审中陈述，2016年12月29日，其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督促航鸣公司拆除了部分墙体，剩余部分墙体及屋顶结构责令航鸣公司自行拆除，后航鸣公司确实将搭建全部拆除，故该案未进入行政立案程序，所以案卷材料不存在。至于为何在答辩状中表示相关调查处理材料由其下属城管大队制作或获取，其不持有涉案信息，被告解释称，其描述的只是一种程序上规定，就是如果存在相关信息，该信息持有者为下属大队或中队，并不意味着本案中存在这些材料。本院认为,政府信息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本案中，原告仅系案涉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并非被告调查处理航鸣公司室外违法搭建行政程序中记载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项所规定的“以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之情形，故原告有权向被告申请公开2016年12月29日处理航鸣公司违法搭建的相关执法信息。但是，被告在《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告知书》中已经明确告知原告涉案信息不存在，且在庭审中坚持确认本次执法未形成执法案卷信息，并说明了理由，原告虽不认可被告的陈述，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12月29日的执法案卷信息确实存在，因此，本院不能认定涉案信息确实存在，被告已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故而，原告请求确认被告拒绝公开政府信息违法并坚持判令被告履行公开职责，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苏州上美摄影文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周 宏人民陪审员  周洪明人民陪审员  董文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彭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