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2民终69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永政，男，1966年2月19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邱凤利，男，1960年4月25日生，汉族，农民，住玉田县。 上诉人刘永政因与被上诉人邱凤利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9民初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政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玉田县人民法院（2019）冀0229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为：由被上诉人赔偿给上诉人8400元违约金。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1.5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属效力待定合同，不产生解除问题属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庭审中上邱凤利承认当初签合同中没告诉刘永政此地是其父亲的。但根据合同法第48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一审认定邱凤利没有代理权，其父亲邱桂明也没有追认此合同。当然对被代理人邱桂明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邱凤利承担责任。邱凤利是代理或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理由如下：1、一审认定被告认可该地向原告出租前由其实际经营。2、出租该地时，签合同收取第一年的租金是邱凤利。3、刘永政实际经营一年多，邱凤利的父亲也没有向刘永政主张过任何权利。4、在得知此地即将被征收时，邱凤利及妻杨玉梅拒收租金，毁麦栽树。5、父亲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作为儿子理应替父经营，以及应尽各种义务尽孝，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见，邱凤利的行为，在任何人看来完全是代理和表见代理。而刘永政无任何过错，有充足理由相信邱凤利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此1.5亩的合同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而是有效合同。行为人邱凤利应承担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受合同约束。二、一审时，刘永政提供了与邱凤利夫妇的录音光盘，文字说明和原始录音手机并当庭播放。由于刘永政以为提供的录音能够证明邱凤利夫妻在2017年春节前拒收租金的事实，而没有请当时的见证人出庭作证。邱凤利夫妇在录音中承认合同未法定解除前，毁麦栽树收走麦种只想给少量补偿的事实。承认在租出第一块地1.5亩之后，又出租了1.3亩的土地并收取了2块地的租金。第2块地的合同，是后补的，是共同后补的。只写在刘永政的一个合同上，2018年8月，刘永政与民发农场签订了育种合作合同，10月种植了育种用种小麦，11月众出租户听说涉案土地将被征收，便扬言合同规定的租金太少不收了，要大量提高租金或收回土地。刘永政与众出租户反复协商了五次，同意适量提高租金，交租金时均遭拒绝。2016年11月的一天下午在王明铺村委会的门口，刘永政召集了众出租户集中发放第二年的租金，邱凤利之妻杨玉梅也在现场，她也和别人一样，拒收每亩600元的租金要求增加至每亩15000元，否则收回土地，自己栽树，只给刘永政少量的补偿致使刘永政没有成功交付租金。2017年清明前后邱凤利强行在此2.8亩的育种麦田里，机器开沟栽树。麦秋时强行收走了被其破坏后剩余的麦种致使刘永政颗粒无收，无法向民发农场交售种子，导致与民发农场违约。为了免除民事责任刘永政被迫向民发农场赔付了违约金，刘永政实际损失每亩近3000元。土地被征后，邱凤利实际领取了每亩近3万元的青苗补偿款。 邱凤利答辩称，答辩人认可一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二审法庭予以维持。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提出答辩人有代理权属于表见代理问题，答辩人认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答辩人与自己的父亲虽说是父子关系，但答辩人父亲有三个儿子，而且承包地也并未在一个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书上。答辩人父亲的地完全是答辩人父亲自己掌握着承包经营权，答辩人与其弟弟二人只是负责帮助其父亲种植，因此上诉人种植答辩人父亲的承包地属于效力待定合同，是完全正确的，一审法院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二、上诉人并没有按合同约定按时给付答辩人等所有村民承包费，而且答辩人所有的承包地被国家征收这一事实，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属于合同法规定相互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上诉人一审中没有提交其按时交纳承包费的证据。 刘永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其与被告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违约金8400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否符合解除条件。原告主张，最初其从被告处租赁1.5亩土地，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了权利、义务，一个月后被告又另向其出租1.3亩土地，原告将在后租赁的土地面积、租金补写在此前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现承租土地被国家征收，合同已不能履行。被告主张，原告仅租赁1.5亩土地，且该地块的承包经营权人是被告父亲，其没有另外出租给原告1.3亩土地。原、被告均向本院提交了土地租赁合同，以证明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另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其出租给原告的1.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被告的父亲。经审查，原、被告提交的土地租赁合同，就租赁土地面积的记载不一致。被告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土地名称，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1.5亩出租土地名称一致，应确认该地块为被告父亲邱桂明承包经营。被告认可该地块向原告出租前由其实际经营，但事实上被告并非承包经营权人，不具有出租处分权。在权利人追认之前，关于该1.5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属效力待定合同，不产生解除问题。关于双方争议的另1.3亩土地，原告就该地块的四至描述，与被告的描述基本吻合，且被告认可该地块在2016年由原告耕种，说明原告经营该土地是被告允许的，与原告陈述的向被告承租该土地的事实相符，应认定被告另向原告出租了1.3亩土地。因租期内该1.3亩土地被国家征收，双方均同意解除相应合同，因此，原、被告关于租赁被告1.3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应解除。2.原、被告在合同履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原告主张，其分别于2016年11月、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六七、2017年2月20日三次向被告交纳租金遭拒，2017年3月被告在原告承租土地中挖沟、植树，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主张，原告未如期交纳租金，违约在先，因此其在出租土地上植树。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录音资料，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租金被拒收的事实。经审查，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对话内容是对原告育种小麦的损失及机井补偿事宜进行协商，没有明确体现原告按期向被告交纳租金的内容，证据不能体现原告证明目的。双方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租金交付方式为每年春节前交清。我国农历春节为每年正月初一。按合同约定，原告应于2017年1月28日前向被告交付2016年至2017年度租金。被告认可原告曾于2017年2月20日交纳租金，当时已超过约定的交付租金时间。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确实充分证明其按时向被告交纳租金，其行为构成违约。而被告在原告未交纳租金的前提下，不考虑原告在承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进行挖沟、植树，其行为亦构成违约。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租赁被告承包经营的1.3亩土地，双方并签订合同约定权利义务，现相应土地被征收，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合同，相应合同应解除。被告另外将自己不具有处分权的1.5亩土地出租给原告，相应达成的合同效力待定，不存在解除问题。双方在1.3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均有违约行为，且违约责任相抵，因此互相主张违约金不应支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原告刘永政的诉讼请求应部分支持，反诉原告邱凤利的反诉请求不应支持。遂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刘永政与被告邱凤利所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关于租赁1.3亩土地的合同部分；二、驳回原告刘永政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邱凤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元，由原告刘永政负担50元、被告邱凤利负担8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邱凤利负担。被告邱凤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本院交纳8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永政申请证人范某出庭作证证明：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邱凤利妻子杨玉梅承包费，杨凤梅拒收（以书面证言为准）。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不会写字，证言是上诉人替证人写的。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致。 本院认为，刘永政与邱凤利签订的关于1.5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刘永政亦实际使用了1.5,亩土地，由于租赁合同属于确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合同，而不是以产生物权变动效果为目的的合同，租赁合同内容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由承租人占有、使用，承租人支付相应的租金，租赁合同的效力并不以出租人对于租赁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必要条件，本案中，刘永政向被上诉人给付了一年的租赁费，一审法院认定1.5亩土地的租赁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不妥，但上述1.5亩土地已经被征收，标的物已经不存在，合同已无法实际履行。现案涉土地已经被征收，上诉人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其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承包地第二年租金，故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违约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未按期支付租金，被上诉人不顾上诉人在承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事实，进行挖沟、植树，其行为亦构成违约。一审法院考虑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进行责任相抵并无不妥。综上所述，刘永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永政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毕雪维 审判员  徐万启 审判员  沈 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郑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