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9712号原告：广州市黄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44号501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1160583M。法定代表人：许兴记，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徐谡，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光，广东林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泳发，男，1970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长庄，广东引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炎光，男，1967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霞，女，系吴炎光之女。原告广州市黄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与被告林泳发、吴炎光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小光，被告林泳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樊长庄、被告吴炎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物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林泳发、吴炎光赔偿原告支付的生态环境赔偿金人民币83334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1日，原告物资公司（甲方）与被告林泳发、吴炎光（乙方）共同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由原告将其下属的广州市黄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姬堂回收站交给两被告合伙承包经营，承包期为1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林泳发是姬堂回收站的法定代表人（持牌人），吴炎光为合伙经营者，持牌人和合伙经营者共同为姬堂回收站的负责人。合同约定乙方负责一切的经营费用，并在第四条里明确要求“乙方在承包期内应依法经营、按章纳税”，在第五条中约定：“姬堂回收站的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期间为本站的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责任人”，在第六条中约定：“承包期间所发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经营者与合伙人共同对所承包站（场）承担民事赔偿和相应的法律责任”。2018年8月，姬堂回收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经鉴定，属危险废物），吴炎光将废水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戴桂喜处理，戴桂喜又将废水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雷泽晴处理。雷泽晴于2018年9月1日将上述废水装载后运到黄埔南岗后背山路段将废水偷排到集水井。案发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吴炎光、戴桂喜和雷泽晴等三人的偷排废水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上述三人犯污染环境罪，并同时对原告和上述三人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共同承担生态环境赔偿金人民币25万元整。经法院调解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各方当事人达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原告、吴炎光、戴桂喜、雷泽晴同意共同承担生态环境赔偿金人民币25万元整。依据原告方和两被告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约定，原告方要求两被告承担原告方在法院调解书中的共同赔偿责任，但两被告均不予理会。为避免赔偿责任的扩大，原告被迫按照法院和检察院的要求缴纳了83334元的赔偿金。原告多次要求两被告按照《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承担姬堂回收站本次偷排废水的赔偿金，偿还原告支付给检察院的83334元的生态环境赔偿金，均无果，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林泳发口头答辩称：针对本案的赔偿金，应当由原告和实际环境污染人被告吴炎光承担。理由如下：1、检察院和法院针对上述污染案件已经查清了整个事实，2012年4月，林泳发将姬堂回收站转让给吴炎光、陈潮标、陈潮鹏、陈潮亮四人，因为回收行业是特殊行业，在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都以林泳发的名义进行了备案，转让时无法进行变更。本次污染事件，都是吴炎光造成的，应由原告和吴炎光承担环境污染赔偿责任；2、林泳发一直代吴炎光向原告支付挂靠费用，吴炎光把挂靠费用交给林泳发，林泳发按时交给原告。在此过程中，原告没有履行任何的监管责任，没有进行监督，只是每月按时进行收费，针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原告应对环境赔偿金承担失察责任，因此在黄埔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中都是明确由原告和吴炎光承担责任，与林泳发没有任何关系；3、针对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是后续补签的合同，是在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案发后原告找林泳发签订，没有体现双方的真实挂靠时间，是原告为摆脱责任，强烈要求林泳发和吴炎光签订合同，因此该合同没有法律效力。被告吴炎光答辩称：原告因为姬堂回收站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支付的8万余元的赔偿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原告无权向吴炎光追偿。理由如下：1、《承包经营合同》系后续补签的合同，并未真实体现双方合作的开始时间。实际上林泳发与吴炎光承包的姬堂回收站早在2012年4月便开始挂靠在原告名下进行废旧金属的回收、出卖，但双方并没有签订相关的挂靠、承包合同。此次补签相关的《承包经营合同》，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废水污染事件，合同上的签订时间并不是真实的双方开始承包合作的时间。2、《承包经营合同》上吴炎光签名并非其本人签名。签订该合同时吴炎光尚在刑事羁押期间，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实际上合同上的“吴炎光”签名系林泳发所签。之所以发生冒签情况，是因为签订合同时吴炎光因高血压导致眼部出血，奔波于医院治疗，不可能与原告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吴炎光是在所有签名都完成后，才知道该情况。吴炎光对合同的内容并不知晓，对合同的约定也不予承认。3、即使合同对吴炎光有约束力，原告也不能依据合同约定免除相关责任。林泳发与吴炎光自2012年4月开始与原告长达79个月的挂靠合作，双方就挂靠经营的情况、费用作了相关的约定，约定由原告提供给两位实际经营者相关证件，为废旧金属回收提供相关的审批手续所需要的材料，对实际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并且由吴炎光每月向原告缴纳挂靠管理费3000元，直至姬堂回收站注销之日，双方共挂靠经营79个月，共计缴纳了237000元的挂靠费，每月都是吴炎光将所需要的费用（场地租金，其中含挂靠费用3000元）经由陈潮标的帐户或现金交由林泳发指定的代收帐户及当面交，再由林泳发向原告缴纳。之所以需要交由林泳发再由其向原告缴纳，是因为林泳发为姬堂回收站的持牌人，并且相关事宜也是由其管理的。而原告除为姬堂回收站办理相关证件出具材料、证明外，并没有履行一个被挂靠者的义务，从未对姬堂回收站进行监督、指导和检查，也正是原告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后期废水污染环境的情况发生。也是基于该点，黄埔区检察院在提起公益诉讼时，才要求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且吴炎光已经承担了其应当承担的赔偿部分，原告缴纳的8万余元应由其自行承担；4、林泳发作为姬堂回收站的持牌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物资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五份《承包经营合同》、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等作为证据，被告林泳发提供三份收据及费用开支清单等证据；被告吴炎光提供2012年至2018手工记账本、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中山医院眼科中心病历及诊断证明、中国建设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本院经核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月1日，原告物资公司与被告林泳发、吴炎光签订一份《承包经营合同》，约定：一、合同承包方式，采用风险抵押承包，风险抵押金为5000元，无违约抵押金在合同执行期满后退回给承包者。二、姬堂回收站持牌人林泳发，物资公司将该站给林泳发（合伙经营者吴炎光）承包经营，承包期为一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姬堂回收站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资、保险、税费、租金、水电费等一切经营费用由经营者自负，持牌人与合伙经营者共同为本站责任人。四、姬堂回收站在承包期内应依法经营、按章纳税，每月15日前送一份财务报表给公司，每月在20号（前）缴纳承包服务费给物资公司，承包服务费2000元。五、经营者在承包经营期间为本站的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责任人。要遵守有关法规、公安部门的规章制度，做好环境保护，防范污染，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劳动保障法规，制定本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生产；六、承包期内所发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经营者与合伙人共同对所承包站（场）承担民事赔偿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业务管理，合同一经签订，经营者必须履行义务，按月缴纳各项费用，按期报送报表，接受物资公司和行业主管部门（再生办）的监督管理。对该份《承包经营合同》，被告林泳发陈述是后续补签，实际签约时间为2018年9月，是在污染事故发生后补签的。当时因吴炎光在医院，无法亲自过来签名，其电话告知吴炎光补签合同，吴炎光同意补签后由林泳发在合同上代签。此前与物资公司每年一月份都会签订承包合同，2018年因物资公司自身失误，没有在一月份签订合同。被告吴炎光陈述2018年《承包经营合同》上其的签名不真实，合同是在2018年12月补签的，当时吴炎光因高血压导致眼部出血，右眼无视力，左眼可视度极低，正在就医，无法签订该份合同。林泳发确有电话告知吴炎光要补签承包合同，但林泳发未告知合同条款的详细内容。原告物资公司承认201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实际签约时间为2018年10月，至于吴炎光是否签订合同，其无法确认，因为是将合同交给林泳发，由林泳发安排吴炎光签订合同后再交回给物资公司。2018年8月，姬堂回收站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废水（经鉴定属危险废物），吴炎光以1200元的价格安排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戴桂喜处理，戴桂喜又以350元的价格转让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雷泽晴处理。2018年9月1日，雷泽晴驾驶粤Ａ×××××槽罐车去至姬堂回收站装载约1吨上述废水，并于当日17时许将上述废水运至黄埔南岗后背山路段将废水偷排到集水井（该集水井直接排入宏岗涌内）。案发后，广州市黄埔水务局、环保局对涉案现场进行了应急处理，经第三方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审，此次水务局处置费用审定金额为156022.72元，审定费用2000元，广州市黄埔环保局支付应急处置费用55061元。2018年12月12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对偷排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吴炎光、戴桂喜、雷泽晴犯环境污染罪，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物资公司、吴炎光、戴桂喜、雷泽晴连带承担环境赔偿金等，2019年4月8日，在黄埔区法院调解下，黄埔区检察院、物资公司、吴炎光、戴桂喜、雷泽晴达成和解协议，由物资公司、吴炎光、戴桂喜、雷泽晴共同承担本案生态环境赔偿金人民币25万元。2019年2月18日，被告吴炎光向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账户汇入83333元，2019年2月19日，原告物资公司向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账户汇入83334元。另查明：原告物资公司还提供了2013年、2014年、2015年、2017年姬堂回收站的《承包经营合同》，被告林泳发在合同的承包人处签名，合伙人分别为陈潮标、陈潮鹏等人，合同条款基本与上述201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一致。林泳发陈述1994年至2012年期间由其挂靠物资公司经营姬堂回收站，2012年开始其将姬堂回收站转让给吴炎光、陈潮标、陈潮鹏、陈潮亮四个，因回收行业是特殊行业，在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都以林泳发的名义备案，转让时没有变更。挂靠费仍由其向物资公司缴纳。被告吴炎光确认姬堂回收站于2012年4月由林泳发转让给吴炎光、陈潮标、陈潮鹏、陈潮亮四人，此后其他三人均已离开，只剩下吴炎光一个经营，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姬堂回收站的经营者为吴炎光。本院认为，原告物资公司提供的2013、2014、2015、2017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均有被告林泳发及实际经营者（合同中作为合伙人）的签名，合同内容基本一致，能够证实林泳发长期承包原告物资公司下属的姬堂回收站，林泳发承包后再将姬堂回收站转让给被告吴炎光等人实际经营。201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的内容与以前合同内容一致，有林泳发的真实签名，虽然存在倒签时间问题，但林泳发与物资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及吴炎光实际经营姬堂回收站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该承包关系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可。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经营者在承包期内为姬堂回收站的安全生产责任人，承包期内发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由承包人和实际经营者承担。涉案废水偷排事件发生在吴炎光实际经营姬堂回收站期间，物资公司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支付了赔偿款83334元，该赔偿款依合同的上述约定应由作为承包人的林泳发和作为实际经营者的吴炎光承担。林泳发辩称其已将姬堂回收站转让给吴炎光经营，物资公司的损失不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历年的《承包经营合同》均由林泳发签订，承包费由林泳发向物资公司缴纳，物资公司也确认承包人为林泳发，说明林泳发一直都是承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林泳发从未脱离与物资公司之间的承包关系，至于其与吴炎光之间的转让关系仅是其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对抗物资公司，故林泳发作为承包人应对物资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吴炎光作为姬堂站的实际经营者，虽然否认2018年的承包经营合同上其签名的真实性，但确认签订合同时林泳发有电话告知补签合同一事，并同意签订合同，故该《承包经营合同》对吴炎光具有约束力，且吴炎光作为实际经营者本就应对物资公司的损失与林泳发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至于吴炎光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赔偿的83333元，并不影响其对物资公司损失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吴炎光不能以此为由拒绝赔偿。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林泳发、吴炎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黄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支付生态环境赔偿金8333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42元，由被告林泳发、吴炎光共同负担。（上述费用原告广州市黄埔物资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已预缴，原告同意由被告林泳发、吴炎光向其迳付）。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 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何子甜附一：本案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附二：申请执行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在本判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述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逾期申请的，法院将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