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15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阳市海阳路208号。法定代表人：孙益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伟、郝昀（实习），山东鲁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进德(曾用名潘进高)，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海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锦秀，山东善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姜家安，男，195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阳市。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阳农商行）因与被上诉人潘进德及原审被告姜家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阳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7民初39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上诉请求：1、撤销海阳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7民初3990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潘进德对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潘进德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收条证明不了其和上诉人之间存在存款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判决错误。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一审法院未予认定错误。本案一审已查明，本案所涉的款项并未办理存单。而以下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储蓄存单和存折为金融机构与个人之间成立存款合同关系的书面凭证：1、《储蓄管理条例》规定，储户要求储蓄机构支付存款的惟一合法凭证是储蓄机构开具的存折或存单。2、《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一般记账凭证、“白条”作为支付存款权利凭证等问题的批复》明确“储蓄存单和存折为金融机构与个人之间成立存款合同关系的书面凭证”，“至于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出具的收条和借条等称为白条的书面凭证，不属于金融机构在办理业务中使用的凭证”。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持有人以在样式、印鉴、记载事项上有别于真实凭证，但无充分证据证明系伪造或变造的瑕疵凭证提起诉讼的，持有人应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合理的陈述。如持有人对瑕疵凭证的取得提供了合理陈述，而金融机构否认存款关系存在的，金融机构应当对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是否存在存款关系负举证责任。如金融机构有充分证据证明持有人未向金融机构交付上述凭证所记载的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不存在存款关系。”一审已查明，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交付款项，上诉人更未向被上诉人出具存单。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还款义务是错误的。二、上诉人与姜家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姜家安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显然错误《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1、无权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才有可能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从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来看，该收条为姜家安个人出具，没有上诉人的储蓄业务专用章，也无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签章，仅凭该收条无法认定是姜家安以上诉人的名义出具的，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2、一审法院对姜家安身份认定错误，对其揽储业务的实际操作认定错误。姜家安并非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上诉人提交了2013年7月13日与南水头村委签订《农村金融服务点建设合作协议》，2013年7月22日姜家安与南水头村委签订《助农服务点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2013年7月23日，姜家安与南水头村委及潘进德、于建刚三方签订“连带责任保证书”等材料，能够证明南水头村委根据与上诉人签订的《农村金融服务点建设合作协议》，指定姜家安为南水头村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设备管理员、助农取款服务点经办员、金融服务信息员为社区内居民提供各类惠农金融服务。并委托上诉人代为向姜家安支付应由其支付的劳动报酬。据此，应认定姜家安与上诉人无关，不存在能够证明姜家安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或存在表见代理的身份。姜家安作为南水头村委聘任的金融信息员，揽储业务为介绍本村村民向上诉人处存款，根据存款量计算存款信息费，无权以上诉人名义开具存单。其打白条的行为实属于个人行为，在上诉人与南水头村委、村委与姜家安协议中对姜家安业务均有规范性规定。《助农服务点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明确载明“3：乙方(姜家安)应向广大农民宣传妥善保管存折、银行目前主密码，不得随意掌管他人存折银行卡和密码，不得私自挪用他人账户资金，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他人打白条”。上诉人虽然根据与南水头村委约定代为南水头村委向姜家安计付存款信息费，这属于姜家安根据自己的劳动成果应得报酬，并非代理费。3、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必须是善意相对人，且无过失。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存款，且持有合法有效的存款凭证，被上诉人应当明知上诉人存单的样式。在明知存单样式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接受姜家安出具的收条，且持有长达近五年时间，没有索要存单。因此，即使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委托姜家安办理存款，其主观过错也十分明显，其没有正当理由相信姜家安出具的为信用社合法存款凭证。因此，本案姜家安的行为无权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亦不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与合同诈骗不能共存，同一当事人不可能即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当事人又是合同诈骗的被害人，本案姜家安不是为了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将行为的效果归于上诉人的意思，庭审一直确认系其本人的借款与上诉人无关。因此姜家安的行为与表见代理的制度是相悖的，构不成表见代理。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姜家安个人犯罪行为的后果显然不当。姜家安与上诉人无劳动关系，也无权代表上诉人履行职务。庭审笔录中，姜家安承认本案所涉款项是姜家安个人所借，系其个人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行为，该借款行为已被海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鲁0687刑初360号判决认定构成诈骗罪。因其个人诈骗行为，一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认定姜家安为上诉人直接责任人员实属不当。相反，一审法院应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或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径行作出上诉人为姜家安个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判决显然不当。四、上诉人存取款业务均在柜台办理，即使潘进德所称其委托姜家安办理存款业务属实，也应认定为被上诉人与姜家安个人形成的委托代理存款的法律关系，与上诉人无关。《储蓄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除储蓄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办理储蓄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百零六条第一项规定：“有偿委托的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与姜家安不存在劳动关系，亦未授权其代为办理存款支取业务，上述存取款业务均在农商行柜台由柜员专门办理。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所称其委托姜家安存款属实，也是被上诉人与姜家安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其结果应由姜家安与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非该委托存款关系的当事方，当然不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辩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决上诉人海阳农商行返还本金50000元；2、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至判决之日；3、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海阳农商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潘进德起诉上诉人及姜家安所提供的证据是姜家安书写的一张白条，其内容为：“潘进高存1年期伍万元正50、000元从2015年元月1号至2016年元月1号姜家安”。被上诉人称，上述款项是其到原审被告姜家安处存款，原审被告姜家安给其出具的白条，其村的人到姜家安处存款都是打的白条，其款项的来源是做生意和他人借他的的款偿还给他而去存的。原审被告姜家安称，其自1994年起任上诉人原徐家店信用社南水头村代办员，2010年改任徐家店信用社南水头村协理员至2015年12月，2015年年底，海阳农商行在南水头村张贴公告，撤销其姜家安代办员资格。2013年7月13日，以原徐家店信用社为甲方与海阳市徐家店镇南水头村民委员会为乙方，双方签订《农村金融服务点建设合作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二、合作内容：甲方提供农民金融自主服务终端、系统内电话POS等自助设备，并对乙方聘任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指导、监督、管理和技术支持；乙方指定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设备管理员、助农取款服务点经办员、金融服务信息员协助甲方为社区内居民提供各类政策性补贴、各种公益性代收代付等小额支付业务领取服务。三、甲方的权利：1、有权对乙方聘任人员的金融服务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和管理；2、有权要求乙方对违反金融服务规定的聘任人员予以解聘。3、有权在乙方聘任的人员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民间借贷时，要求乙方与其解聘，并扣发金融服务费，同时减少或取消退出补助。甲方的义务：1、对乙方聘任的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和指导；2、对按照约定向乙方支付金融服务费。四、乙方的权利：1、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发放金融服务费；2、有权对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乙方的义务：1、组织推选聘任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设备管理员、助农取款服务点经办员、金融服务信息员。2、督导聘任人员遵守甲方金融服务管理规定，接受甲方检查、监督。五、金融服务费约定1、乙方委托甲方将金融服务费支付给其聘任的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设备管理员、助农取款服务经办员、金融服务信息员。2、甲方根据乙方聘任人员的金融服务质量和工作量大小按月即时支付金融服务费。存款信息费率的标准由甲方制定。3、甲方可给予以金融服务质量好的聘任人员资助性质的退出补助，具体补助方式、补助标准由甲方制定。4、农民金融自助服务服务终端设备管理员、助农取款服务点经办员，金融服务信息员存在参与民间借贷等违反甲方金融服务管理规定等行为，视情节甲方有权扣发其金融服务费，并减少或取消其退出补助。九、本协议期限为3年，协议到期后，若双方均无异议主，本协议自动再延续3年。2013年7月22日，海阳市徐家店镇南水头村民委员会作为甲方与原审被告姜家安为乙方，双方签订《助农服务点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聘请乙方为本村助农服务点电子机具管理员，甲方聘任乙方的行为，须接受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审核和监督。由乙方依托农村信用社布设的金融电子机具，向当地农民提供在农村地区延伸的电子银行渠道相关业务的劳务服务，使广大农民享受安全、便捷、丰富、高效的金融服务。乙方义务3：乙方应向广大农民宣传妥善保管存折、银行目前主密码，不得随意掌管他人存折、银行卡和密码，不得私自挪用他人账户资金，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他人打白条；乙方义务5：乙方不得同时代办其他金融机构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民间借贷等活动。劳务报酬标准与支付：甲方按朋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具体劳务报酬标准由甲方与农村信用社另行协商确定；甲方委托家村信用社通过乙方在信用社开立的结算账户向乙方支付上述劳务报酬。特别提示：电子银行渠道相关业务包括自动取款机、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POS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非柜台金融业务。2013年7月23日，南水头村民委员会为甲方与姜家安为乙方、潘进德、于建刚为丙方，三方签订《连带责任保证书》。该保证书的内容为：为确保乙方在南水头村提供金融服务期间(自2013年7月23日起至2016年7月23日止)合法、合规的开展工作，丙方自愿承担以下责任：1、协助甲方对乙方进行经常性教育，并对乙方的业务行为进行监督。2、发现乙方在开展金融服务工作时有违反《助农服务点电子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的规定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负责及时向甲方报告；3、不单独或者与乙方串通损害村委的经济利益或社会声誉；4、对乙方聘用期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给甲方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连带保证责任范围包括乙方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损害赔偿金以及甲方为此支付的调查取证费、案件代理等费用。丙方声明已详知《助农服务点电子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管理聘用合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存款白条有异议，认为该条不能证实是姜家安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即使收到也是姜家安的个人行为，不能证实姜家安与其行存在代理关系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关系，依据就是原审被告姜家安的陈述以及其行答辩状中所抗辩的理由和提供的《农村金融服务点建设合作协议》、《助农服务点电子电子机具管理员劳务协议》、《连带保证责任书》、海阳市公安局讯问姜家安笔录等证据。原审被告姜家安认可被上诉人起诉的白条是其所写，并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是其个人借款。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鲁06民终2344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主张，该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部分不能作为免证事实而采用，姜家安自认是借款足以证明系原审被告姜家安个人行为，与我行无关。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协议、连带责任保证书及海阳市公安局讯问姜家安笔录等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上述证据不能掩盖姜家安作为代办员揽储的事实，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原审被告姜家安是为上诉人履行揽储职责，上诉人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姜家安在海阳市公安局讯问笔录中供述：其系农民，每年只有种苹果有点收入，因买彩票上瘾赔了47-48万元，所以就利用信用社协理员身份，对村民到他家找其帮忙存钱，他就都打了白条给存款的村民，然后用村民的钱去买彩票或者出去借款承担高利息去买彩票，期望能中大奖把钱付上，或者用村民存钱的去偿还以前村民的存款，结果未能如愿，致使家中的房子也抵押了，不得不离开村去打工挣钱偿还债务。被上诉人起诉请求上诉人偿还其本金为50000元，被上诉人请求的利息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之日止。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请求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该请求没有依据，原审被告姜家安对利息的起算时间及利率没有提出异议，只是主张不承担利息。本案在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依法追加了姜家安为本案的被告。在一审法院调查被上诉人过程中，了解到原审被告姜家安被海阳农商行辞退协理员后，现有南水头村委会计潘永强代办村民的存取款事宜。2019年1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鲁0687刑初350号刑事判决书，以原审被告姜家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000元，责令退赔25人款项共计650570元，被上诉人不在退赔之内。该判决因原审被告姜家安不服所判刑期而上诉，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从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调查的情况来看，原审被告姜家安自1994年以来从事信用社的揽储业务，其业务范围及工作流程，让储户有理由相信姜家安是徐家店信用社的代办员、协理员，代表徐家店信用社履行职务。尽管上诉人提供其与南水头村委、南水头村委与姜家安、潘进德、于建刚签订的两份协议，一份连带责任保证书，但上述证据隐含有存款（揽储）业务，上述协议所涉及的业务，一是揽储（存款），二是农金通；揽储业务是其主要业务，实际操作过程是储户将存款提交给姜家安，由姜家安再交到徐家店信用社，信用社出具存单后交给姜家安再由姜家安将存单转交给储户。上诉人下属单位原徐家店信用社按照原审被告姜家安揽储的金额计酬，这种计酬方式、方法是针对相对人姜家安的，其他储户是无法享有，上诉人农商行下属的原徐家店信用社对原审被告姜家安金融服务行为有检查、监督和管理职能的权利和义务。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姜家安之间虽未形成劳务关系，但系原审被告姜家安履行代办员、协理员的职责的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上诉人承担。尽管原审被告姜家安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刑事案件的审理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审理，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据此，上诉人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其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原审被告姜家安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揽储行为，未向被上诉人交付存单或者存折，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返还本金50000元，事实清楚，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被上诉人请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请求的利息应以存款白条载明的数额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日止。本案被上诉人所起诉的款项未在一审法院(2017)鲁0687刑初350号刑事判决书责令退赔之内，原审被告姜家安虽然愿意偿还被上诉人的款项，但被上诉人基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起诉上诉人，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根据被上诉人的申请依法追加姜家安为被告参加诉讼，储蓄合同的相对人是上诉人，而非原审被告姜家安，上诉人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依法向原审被告姜家安行使追偿权。理论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裁判规则：因同一法律事实分别产生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聚合，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刑事案件没有执行终结也并不影响民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避免民事权利人(同时为刑事被害人)双重赔偿，可在执行中对于刑事追赃与民事责任，依据实体责任的认定进行综合处理。在民事案件已经执行完毕、刑事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全部救治的情形下，因罪犯是民事责任的最终责任人，民事案件的责任人承担完民事责任后有权向罪犯追偿。综上，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支付的存款本金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承担的利息，以存款白条载明的数额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照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上诉人判决日止，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一、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潘进德本金50000元，并自2016年1月1日起以本金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期定期存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判决日止所产生的法定利息。二、驳回被上诉人潘进德其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提交山东省高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民申3935号裁定书一份，证据来源裁判文书网，证明：上诉人针对该类型案件向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出该民事裁定书认定海阳市法院、烟台市中院适用法律正确，事实清楚，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可以证明该案事实正确及后续多起案件法律判决正确。上诉人质证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依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法院查明的客观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法院认为的部分是审判法官的观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承担偿还责任？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审被告姜家安并非代表上诉人进行业务，姜家安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姜家安从事信用社的揽储业务多年，工作流程中也有储户将存款交给姜家安，姜家安出具收条，待姜家安将存款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出具存单后，姜家安再将存单交给储户，故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姜家安是信用社的代办员而将存款交付姜家安。并且根据徐家店信用社与被上诉人所在的南水头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及南水头村民委员会与姜家安签订的劳务协议，结合原审法院调查姜家安和上诉人工作人员笔录，可以认定姜家安受上诉人聘任担任徐家店信用社代办员、协理员并由信用社根据姜家安所揽存款业务量进行提成。综上，虽然姜家安与上诉人之间无直接的劳务关系，但被上诉人将储蓄款项交给姜家安，并由姜家安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条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姜家安的行为后果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虽未向被上诉人出具存单，但不影响双方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成立，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被上诉人本息。上诉人主张姜家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其犯罪后果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本院认为，姜家安接受上诉人委托开展业务的后果，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即使姜家安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也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故上诉人主张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波审判员  孙 威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战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