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20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志学，男，1962年5月15日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代理人：李白，山西德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现生，男，1966年4月6日生，汉族，住山西省临汾市。委托代理人：赵弘璋，山西佳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沈丘县东环路西侧商务中心区管委会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张培才。原审被告：山西大丰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尧都路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刘志清，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周志学因与被上诉人付现生、原审被告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一公司）、原审被告山西大丰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略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民初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志学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白，被上诉人付现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弘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华一公司、大丰略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6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华一公司（原称为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驻临汾第二项目部签订一份《施工劳务合同》，约定由原告以劳务清包的方式承包滨西锦绣城三期工程的建设。该工程的建设方为大丰略公司，施工方为华一公司，被告周志学为该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原告的工资都是由周志学个人负责支付。工程完工后，由于承包方欠原告的工资，原告及被告大丰略公司、周志学到临汾市××区处理。经临汾市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协调处理，大丰略公司分两次垫付了工人工资共634000元。同时被告周志学于2018年3月30日向原告出具了两份欠据，其中一份载明“今欠到付现生事故处理费用贰拾万元整，等中院判决下来协商多退少补（原结算单作废），周志学”，另一份载明“今欠到付现生保证金贰拾捌万陆仟捌佰元整，所欠付现生款2018年8月30日以前没有质量问题全部付清（原结算单作废），周志学”。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一份，于2018年4月22日又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一份。庭审中原告主张自己于2018年3月30日出具的50万元、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50万元收据系同一笔钱款，都是在临汾市××区出具的，根本没有在周志学家拿过钱；被告周志学则主张2018年4月22日自己根本没有去过临汾市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是原告于当天晚上在周志学家拿了50万元现金，才给周志学出具的收据。针对该情况，庭审后本院向临汾市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调查，该执法大队向本院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3月30日原告向周志学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但由于50万元款项一直未能到账，2018年4月22日原告与周志学又到执法大队继续处理此事。同时经法庭调查，周志学出具的欠据中体现的事故处理费是指与原告一同在工地上干活的工人付田玉在施工过程中受伤产生的赔偿费用，该赔偿事宜付田玉已提起民事诉讼，经二审终审判决由华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以上为本案事实。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主张的是被告周志学欠原告的事故处理费及工程保证金，并不是原告施工后所欠原告的工程款。而且在庭审中被告周志学也认可欠据的真实性，同时主张自己已将原告主张的费用支付给原告，所以本案欠款的主体应是被告周志学，被告华一公司、大丰略公司不应承担支付责任。周志学向原告出具欠据中体现的事故处理费，已经法院终审判决由被告华一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周志学应将提前扣除的事故处理费20万元支付给原告。关于周志学主张自己已将50万元于2018年4月22日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一节，首先50万元的大额钱款，以现金方式交易不符合常理；其次周志学向原告出具的保证金的欠据中明确表示待2018年8月30日以前没有质量问题全部付清，所以尚未到双方约定的时间周志学提前支付的可能性存在怀疑；第三周志学两份欠据钱款数额共计486800元，而周志学支付给原告50万元不符合常理；第四周志学陈述自己在2018年4月22日没有去过执法大队，但经执法大队证实，原告与周志学在2018年4月22日确实又去执法大队协商处理50万元的支付问题。综上可以认定原告两次出具的50万元收据体现的是同一笔款项，被告周志学提供了虚假陈述，对该被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欠款利息的主张，由于双方并没有约定，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志学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付现生486800元。二、驳回原告付现生对被告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山西大丰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周志学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2元，由被告周志学负担。上诉人周志学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付现生工资的说法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以劳务清包形式承包了滨西锦绣城三期部分工程，其在本案中的实际身份是包工头和工程承包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分包关系，不是雇佣关系，不存在上诉人拖欠被上诉人个人工资的问题，双方在2018年3月在临汾市××区处理的是付现生手下工人工资的问题，一审判决在第4页中称“由于承包人欠原告的工资”的说法与本案事实不符，应予纠正。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支持被上诉人所称“2018年3月30日与2018年4月22日，被上诉人出具的两份收据是同一笔款项”的虚假陈述和说法是错误的。1、本案的核心问题是，被上诉人付现生所起诉的欠条中所涉及的债务，上诉人是否已经清偿完毕。对此，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被上诉人收款后所出具的收款收据，时间为2018年4月22日，证明上诉人已经将所有钱款全部支付给了被上诉人，债务已经消灭。被上诉人也承认该收据是由其本人出具，但称没有付款，如果没有付款，被上诉人怎么可能会向上诉人出具收据？2、被上诉人付现生作为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和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本次工程中，向上诉人几十次出具了收款收据，他居然会一笔钱向上诉人出具两张收据，其说法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为上诉人没有支付被上诉人钱款的说法与本案事实及证据内容完全不符。1、本案客观事实是，2018年3月30日，经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大队调解处理，由大丰略公司代为垫付付现生所要求的农民工工资，共两笔，634000元（包括一笔50万，一笔134000元），该两笔钱款由大丰略公司直接付至劳动监察大队账户内，再由劳动部门直接支付给农民工，当日由付现生向劳动部门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和保证书。据中国银行付款回单显示，2018年4月3日，大丰略公司已经将50万元以转账形式支付给尧都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另一笔134000元于2018年10月25日转账支付后，付现生于2018年10月26日向劳动部门出具了收据和保证书。以上两笔款项是劳动部门收取后直接发放给付现生及农民工的，收据和保证书也是付现生向劳动部门出具的，不经过上诉人周志学之手，更不可能向周志学出具收据。2、2018年3月30日，上诉人周志学与被上诉人付现生因事故处理费和工程保证金，周志学向付现生出具了两张欠条。2018年4月22日的收据，正是付现生收到该钱款后提供给上诉人的，原件也在上诉人处。该款与劳动部门发放的农民工工资，付款主体、性质、时间、地点、内容均不一样，由此产生了2018年4月22日的收据也是付现生分别给劳动部门和周志学分别出具的。绝不可能是一审判决及被上诉人所认为的2018年3月30日与2018年4月22日，劳动部门的一笔50万分贝出具了两张收据。3、上诉人一审就被上诉人收款的事实，提供了收款收据，证人证言等，就资金来源问题已充分说明，并反复向法庭表态，付现生确实在上诉人家中拿走50万元现金，如作伪证或虚假陈述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一审法院对全案证据不作考虑，对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视而不见，在判决中对该部分证据未作评议。4、临汾市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部分陈述与本案事实不符。该证明称“2018年3月30日，付现生向上诉人周志学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但由于50万元款项一直未能到账，2018年4月22日付现生与周志学又到执法大队继续处理此事”。但根据付款证明及银行流水显示，该50万元收据是付现生向劳动部门出具的，该款在2018年4月3日已付至劳动监察队账户，怎么可能存在钱款一直没有到账，并继续处理此事的问题？四、一审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付现生拒不归还上诉人的欠条，并捏造事实，隐瞒债务已经清偿的事实，违法进行虚假诉讼，在一审开庭前，上诉人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要求进行虚假诉讼审查的书面申请，但一审法院未予处理，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付现生答辩称，一、本案的纠纷是在尧都区劳动监察大队处理的，劳动监察大队自始至终参与了各项款项的支付，在2018年3月30日各方在劳动监察大队达成协议后，当天劳动监察大队要求付现生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虽然出具了收据，但是并没有收到钱，所以付现生带工人继续找劳动局，劳动局在4月22日继续组织各方处理此事，当天劳动局又要求付现生出具了一张50万元的收据，因劳动局说款项已经进入劳动局账户，直到4月24日付现生才收到了50万元款项，这就是本案一笔款项出现两份收据的原因。在原审和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内容是一致的。二、上诉人称其支付给付现生50万元的现金完全不是事实，首先在4月22日双方在劳动局处理完纠纷天已经黑了，根本不存在付现生再到上诉人家取钱的事实，原审法院问4月22日的情况，上诉人称他没有去过劳动局，显然上诉人在说谎。其次，50万元的现金无论是支付还是筹集都需要银行流水的证明，原审中上诉人既无法提供支付的银行流水也无法提供取钱的银行流水，所以上诉人指的50万元现金支付没有证据支持。再次上诉人总共欠我方48万元，上诉人竟然还款50万元，金额不符。在劳动局的时候出具13万元的欠条是指在5月30日支付，约定了期限的钱款没有支付，没有约定的钱款反倒支付是违反常理的。我方在一审开庭之后寻找到一份借据，在4月22日当天劳动局问周志学要纠纷的处理费用，周志学没有1.8万元的处理费用，还向付现生借了1.8万元，而上诉人的家里还存有50万元完全是矛盾的。综上，周志学给付现生付款50万元现金完全没有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华一公司与原审被告大丰略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意见。经审理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又查明，上诉人周志学对于2018年3月30日其给被上诉人付现生出具的两张欠条均予以认可，但一审时辩称“2018年4月22日我已经将所欠付现生的上述工伤处理款与质保金两笔款项计486800元以及付现生进行暖气沟施工产生的1万余元工程款，共计50万元以现金的方式全部支付给了付现生，并由付现生出具了收款收据，双方债务早已结清”。二审中，被上诉人付现生述称“上诉人所说的2018年4月22日支付给我50万元不属实，我虽然于2018年3月30日及2018年4月22日均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但实际就拿到一笔50万元款项，事实是2018年3月30日劳动局处理工人工资的时候，让我先打了一个50万元的收条，因为当时没有拿正式的收据，所以就打的是便条，到了2018年4月22日劳动局让我过去并说工人的工资已到了劳动局的账户内，我过去后周志学让我再打一个正式的收据，我就又给周志学打了一个50万元的正式收据，我向周志学要3月30日的便条，周志学说便条没用了，有正式收据就行了”。被上诉人付现生认为，“上述两张欠条中写明了事故处理费用200000元等中院判决下来协商多退少补，保证金286800元约定2018年8月30日以前没有质量问题全部付清，但2018年4月22日中院关于工人受伤责任纠纷的判决还没有作出，保证金所约定的期限2018年8月30日也还没到时间，上诉人怎么会提前支付上述款项，且2018年4月22日当天上诉人与我一起到劳动监察大队处理2018年3月30日达成的工人工资事宜，劳动监察大队要收取上诉人周志学18000元的罚款，上诉人还向我借款18000元缴纳了罚款，上诉人给我出具了18000元的欠据，上诉人又怎么会在当天处理完纠纷天已经黑了的情况下又在其家里支付给我50万元的现金，何况50万元的现金无论是支付还是筹集都需要银行流水的证明，上诉人无法提供取钱的银行流水，其主张没有证据支持，并且欠被上诉人486800元，竟然还款50万元，金额不符，也违反常理”。上诉人周志学针对被上诉人付现生的上述质疑意见辩解称，“2018年4月22日我向被上诉人支付工伤处理费是因为我当时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我和付现生要打工伤事故款的官司，我打不赢，所以我就把这个钱给他付了；质保金提前支付是因为我后边还有个134000元的工人工资还没给对方付，在2018年4月22日前我问过原审被告大丰略公司工程质量如何，该公司说质量没有问题，房子已经交给住户，所以我就把质保金提前付给了被上诉人；2017年我欠付现生瓷砖款2万余元，后来我们商谈加上486800元我一共给他50万元；2018年4月22日我到劳动监察大队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任红星让我交18000元，当时也没说什么钱，我说我不交，任红星就说不行的话让付现生给我垫上，等我有钱了再将18000元还给付现生，我同意后就给付现生打了一张18000元的欠条，但是我并没有拿他的18000元，付现生把18000元直接给了任红星，之后到了2018年11月份左右，任红星过来找我，说没有罚款，18000元不用交了，他已经把18000元给了付现生，付现生也把18000元的欠条原件交给了他，任红星就把该欠条原件给我了”。本院认为，民事行为与民事诉讼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周志学对被上诉人付现生所持有的两张欠条上的486800元的债务是否清偿完毕，本案是否存在被上诉人付现生2018年3月30日与2018年4月22日分别出具了50万元的收据，但只收到一笔50万元款项的事实。依据本案查明事实以及双方诉辩，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付现生以2018年3月30日上诉人周志学出具的两张欠条主张其486800元的债权，虽然上诉人周志学提供了被上诉人付现生2018年4月22日出具的50万元的收据用以辩驳其已经将上述486800元的债务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但根据两张欠条内容与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以及临汾市尧都区劳动保障监察综合行政执法队2019年4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看出被上诉人付现生所陈述其在2018年3月30日劳动监察大队调解处理工人工资事宜时未拿到钱就先打了50万元的收条，之后2018年4月22日与上诉人一起又到劳动监察大队再次处理同一笔50万元工人工资款项事宜时其再次出具了50万元收款收据的可能性较大，而相比之下，上诉人周志学在其所出具的2018年3月30日的两张欠条所约定的给付条件尚未成就以及给付期限2018年8月30日尚未到期时，就提前于2018年4月22日晚上一次性向被上诉人付现生支付50万元现金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何况当天上午上诉人周志学还向被上诉人付现生借款18000元并出具了欠条，当晚若给付50万元现金也不抵扣该18000元有违常理，并且上诉人周志学在本案一、二审庭审中对于欠款486800元为何给付50万元的两次解释存有差异，故此上诉人周志学的说辞难以使人信服，亦有悖常理，在其没有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两者相较，被上诉人付现生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显然大于上诉人周志学所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对于上诉人周志学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周志学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诉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602元，由上诉人周志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琼审判员  张涛审判员  申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