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2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盂县陆腾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盂县秀水镇北关村。法定代表人：李跃峰。委托代理人：赵海山，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建华，山西鼎信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志国，男，1979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忍红，女，197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委托代理人：张民辉，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安琪，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惠众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山西惠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306号火炬创业大厦B座1006室。法定代表人：裴定远，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民辉，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安琪，山西国晋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盂县陆腾物资有限公司（“陆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志国、南忍红、山西惠众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惠众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2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陆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海山、张建华，被上诉人赵志国，被上诉人南忍红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民辉、王安琪，被上诉人山西惠众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民辉、王安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陆腾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被上诉人返还本息共计17917479.17元。2、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忽略了案件的关键事实，错误归纳争议焦点,违法分配举证责任,事实认定不清,导致裁判结论错误。本案的客观事实脉络非常明确,即被上诉方收到上诉方一笔金额为1500万元的转账,因为双方不存在任何合同或交易关系,故上诉人以不当得利主张返还。该诉请之下被告抗辩,该笔资金系上诉人代王建忠偿还王建忠欠付被上诉人之前的借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确立的举证规则:“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据此,被上诉人应就“代为还款的事实”举出充分证据证明。然而,一审法院纠结于主观认识的“转款目的”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本身就是错误的。退一步讲,上诉人转款目的非常明确,也有充分的事实予以证明，----为了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认可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如认定原告转款是为办理银行承兑事宜，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如否定原告转款是为办理银行承兑事宜,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对其陈述的转款行为提供确定、排他的证明效力,原告转款是否存在其他目的,不得而知”。上述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综合全案证据考察,首先,在盂县公安机关对王建忠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6月8日询问笔录中,王建忠向公安机关陈述的核心内容有二:一、王建忠与赵志国联系询问办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相关事宜，并告知其是为石晶办理,赵志国表示打1500万保证金可为其办理;二、王建忠明确否认案涉款项为石晶代其偿还借款,明确表示其支取南忍红1250万元和借1250万元是其自己的事情,与石晶缴纳1500万元办理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在盂县公安机关对石晶2015年1月21日、2015年6月5日询问笔录中,石晶向公安机关陈述的核心内容为:石晶听从王建忠的指令打款,是为了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与贴现;最后,在盂县公安机关对杨学宏2015年6月2日、6月3日的询问笔录中,杨学宏向公安机关陈述的核心内容为:原告打款用途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而非代偿王建忠的借款,综上可知,在没有书面承兑协议的前提下,上诉人、王建忠及杨学宏的询问笔录内容一致,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转账1500万元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目的,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经检察机关查证,不排除南忍红与王建忠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其主张的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能支持",继而以南忍红与王建忠之间的借贷关系否定上诉人的资金返还请求权明显违法。首先,被上诉人南忍红与王建忠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对抗被上诉人惠众公司因未能办理银行承兑并贴现业务而对上诉人承担的资金返还义务,如被上诉人南忍红与王建忠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无法获取清偿,应另案主张,其次。从王建忠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11日、2015年6月8日询问笔录,石晶2015年1月21日2015年6月5日询问笔录及杨学宏2015年6月2日的询问笔录可知,上诉人听从王建忠向被上诉人转账是由于上诉人认为王建忠作为居间人能够促成其与惠众公司之间3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并贴现,而非听从王建忠的指令为其代偿所欠债务,王建忠于2015年6月8日询问笔录中明确表示:“我支取南忍红1250万元和借1250万元是我的事情，与石晶缴纳1500万元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没有任何关系”,在原一审出庭作证时也明确表示:“办理3000万元承兑汇票需缴纳1500万保证金,我和赵志国谈好后赵志国通知我,我通知石晶转钱”,因此,本案款项实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业务保证金而非代偿王建忠所欠被上诉人的款项,并不能因未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业务而转化为上诉人对王建忠的代偿款项,三被上诉人依法应当返还上诉人案涉款项;最后,上诉人与案外人王建忠之间并未达成就1500万债务转移或代偿的合意,也不存在债务清偿法律关系,上诉人缺乏承担代偿义务的法律基础,双方不存在任何书面协议或口头约定,故上诉人没有代偿王建忠所欠债务的义务。综上,该款项支付的目的是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在未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对本案款项的收受已丧失法律基础,依法应予以返还。三、公然枉法保护明显的违法民间借贷关系,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本案一个突出的事实疑点是,如认定上诉人2014年1月7日划转的1500万系代王建忠归还其2013年11月10日对南忍红的1250万元借款,则相当于对1250万的借款本金在58天内(2013年11月10日-2014年1月7日)保护了高达250万元的利息,年利率为126%,远超法律规定最高保护限额24%/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视如此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不见,以双方借款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就达30%即使不计算利息总额也超过1500万元为由,不予采纳上诉人对该借贷关系的质疑,实则变相地保护了严重违法的高利贷行为。四、一审法院遗漏了应当查清的关键事实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1民终1110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南忍红主张该1500万元是王建忠偿还借其的1250万元本息,而王建忠对此否认。鉴于此，须对石晶及上诉人与王建忠是否存在债权债务的事实予以查清”。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提交证据,用于证明王建忠与陆腾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但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王建忠尚欠上诉人1600万元,在王建忠未偿还上诉人借款之前,陆腾公司代其偿还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明显违背常理,而一审法院并未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遗漏了应当查清的案件的关键事实。综上,该款项支付的目的是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在未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形下,被上诉人对本案款项的收受已丧失法律基础，依法应予以返还,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陆腾公司的诉讼请求。赵志国辩称，我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与王建忠也无任何口头协议,我只是王建忠向南忍红借款的中间人,已完成中间服务,也没有占有上诉人款项,不应列为一审被告,充其量应是第三人。上诉人陈述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纯属虚构。上诉人受到损失应向王建忠主张,与被上诉人无关,请求驳回陆腾公司的上诉请求。南忍红、惠众公司辩称，上诉人将1500万打入赵志国的个人卡不构成不当得利。一、上诉人主张的委托赵志国办理承兑汇票一事不成立。1、生效的法律文书(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已经确认案涉1500万元并非办理承兑汇票。2、只有王建忠称转款1500万元是办理承兑汇票，陆腾公司实际控制人石晶也是听王建忠所说。3、石晶在汇入1500万元之前与赵志国根本不认识,也没有联系过。4、王建忠所称办理承兑汇票无任何载体予以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规定，上诉人委托办理承兑汇票一事成立，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在行为上，上诉人并非支付行为错误，款项没有打错，不构成不当的利。三、上诉人的实际控制人石晶与王建忠存在借贷关系，王建忠指令石晶付款符合常理。四、南忍红与王建忠存在借贷关系，南忍红收到1500元后，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南忍红取得1500万元是基于王建忠的还款，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共同向原告退还票据贴现保证金1500万元,并自2014年1月7日起至实际退还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暂计算至起诉前2017年6月27日止利息为2917479.17元,本息合计17917479.17元);2.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7日,原告陆腾公司向被告赵志国的银行账户(盂县农村商业银行城关支行×××)汇入1500万元,被告赵志国自认,该银行卡为本人使用,不是被告惠众公司的公用卡。次日,被告赵志国将该笔款项转给了被告南忍红,被告赵志国自称该笔款项为案外人王建忠偿还被告南忍红的借款。被告赵志国时任被告惠众公司副总经理,被告南忍红时任被告惠众公司总经理,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与被告赵志国、南忍红、惠众公司之间均未签订过书面的协议,三被告否认与原告存在合同关系,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有合同关系。2013年11月10日,案外人王建忠与被告南忍红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王建忠向被告南忍红借款1250万元,期限一个月,从2013年11月10日至2013年12月10日,借款利率为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如逾期还款,须按照借款金额的30%承担违约金。被告赵志国提供有一份《居间合同》,王建忠在合同上签字捺印,被告赵志国虽然未在合同上签字,但合同中注明的居间人为赵志国,合同中居间费的内容未填写。案外人石晶为原告陆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显示,石晶与被告赵志国、南忍红互不相识,以前并无业务往来。2015年2月,石晶向盂县公安局报案称赵志国诈骗其1500万元,赵志国被刑拘。阳泉市检察院于2016年5月11日作出阳检诉刑不诉[2016]5号《不起诉决定书》,理由:经审查在案证据证实,王建忠与南忍红之间存在1250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现有证据无法排除“1500万元是用于归还借款”这一合理怀疑,杨学宏与马文杰的证言相互矛盾,导致事实不清。石晶不服,向山西省检察院提起申诉,2017年3月16日,山西省检察院作出晋检刑申复决[2017]1号《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证据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为由,维持了阳泉市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三个焦点问题。第一、原告转款的目的?原告认可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三被告也均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办理银行承兑的委托关系。如认定原告转款是为办理银行承兑事宜,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如否定原告转款是为办理银行承兑事宜,则原告为何转款、为何向赵志国转款、转款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原告提交的证据,无法对其陈述的转款行为提供确定、排他的证明效力,原告转款是否存在其他目的,不得而知。第二、原告是自愿转款还是受人指使?1.原告的实际控制人石晶与被告赵志国并不相识,也无业务往来,如果原告是自愿转款,原告是如何知晓被告赵志国的个人账号?又为何向其转款?按照原告关于办理银行承兑的说法,该款项应支付到为其办理银行承兑的被告惠众公司账户上,原告为何不向惠众公司转款而向只是公司副经理(非法定代表人)的赵志国个人转款?即使如原告所述,被告赵志国的个人账户被惠众公司使用过,原告误将赵志国的个人账户当成了公司账户,那么,原告在知道不能实现办理银行承兑目的的情况下,放任1500万元的巨额资金被不相关的个人长期占用,直到一年后才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进行追讨,不符合常理。2.如果原告是受人指使转款,排除原告与指使其转款的人之间就转款目的有过其他约定的情形,按照原告办理银行承兑的说法,还可能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指使人为达到办理银行承兑的目的,在没有合同,没有落实对方履行能力,不具备办理银行承兑的条件下,仓促要求原告转款;另一种情况是指使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诱使原告转款,用以达到个人目的。无论哪种情况,损失既然已经产生,原告均应积极主张追索权利,履行举证义务,及时披露促成其转款的指使人,证明转款的过程、性质、目的等客观事实,追究实际收款人及指使人的责任,如实还原真相,尽快挽回损失。本案中,被告赵志国将原告转来的款项,偿还了案外人王建忠的借款,王建忠是事实上的受益人。按照一般逻辑,原告不应当在追索时遗漏王建忠,如不是有人从中“介绍”,原告的损失又从何而来?可原告只是以被告赵志国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未将“协助”赵志国“诈骗”的指使付款的人一并举报,有违常理。原告是否自愿转账,无法证实,其与王建忠之间是否就转款目的有过其他约定,不能排除。第三、被告南忍红与案外人王建忠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1.被告提供有南忍红与王建忠签订的《借款合同》,王建忠签字捺印的《居间合同》,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2.检察机关在经过查证后,无法排除王建忠与南忍红之间存在1250万元的真实借贷关系。3.原告以实际还款数额1500万元与借款本金1250万元相差250万元,超出应支付的利息数额为由,对借贷关系提出异议,但根据《借款合同》中关于逾期付款应支付30%违约金的约定,如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在王建忠逾期还款的情况下,即使不计算利息,借款本金1250万元加上30%的违约金,其数额也已经超过了1500万元,原告否认双方借贷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双方提供的证据及陈述的理由,不能否定王建忠与南忍红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转款的真实目的,在检察机关经查证,不排除南忍红与王建忠存在真实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其主张返还的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能支持。判决:驳回原告陆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中，赵志国提交了一份王建忠签字捺印的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王建忠，身份证号×××，我于2014年1月7日汇入赵志国的盂县农商行壹仟伍佰万元（卡号：×××），是用于偿还南忍红2013年11月10日借给王建忠的壹仟贰佰伍拾万元的本金、利息及违约金，不做他用。”，王建忠的质证意见为，名字是我签的，手印也是我摁的，但内容是他们在我给其提供的空白纸上打印的，对承诺书内容不予认可。因王建忠的抗辩不合常理，也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对承诺书载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收取1500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在认定不当得利中的给付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时,应就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加以区分,并由当事人据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陆腾公司所称基于票据办理及贴现的需求给被上诉人赵志国,即惠众公司副总经理转款1500万元,在惠众公司无法为其办理该业务后主张返还款项。因原有的给付理由消灭而使该款项变为不当得利,该事实为积极事实。上诉人陆腾公司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主动给付1500万元,是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陆腾公司诉称支付1500万元是作为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保证金均来源于王建忠的陈述，而王建忠签字捺印的承诺书,证实该笔款项系偿还南忍红借款。显然，承诺书与王建忠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陈述自相矛盾。故对陆腾公司主张与被上诉人存在办理银行承兑的委托关系的意见不予采信。作为被上诉人南忍红、赵志国,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是说明其接受给付,即接受该笔款项的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赵志国提供了甲、乙双方为赵志国与王建忠签订的居间合同和甲、乙双方为南忍红与王建忠的借款合同,该合同对金额、款项性质、期限、利息及违约金均有约定，南忍红履行出借1250万元的义务后，收取王建忠偿还的150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关于合同违约金过高的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王建忠可另行主张。基于上述，被上诉人接受1500万元有合法依据，故陆腾公司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陆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305元，由盂县陆腾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补年审 判 员 王丰毅审 判 员 申延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葛智飞书 记 员 田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