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4民终319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春艳，女，1969年1月20日出生，住平顶山市卫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芳，河南博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予平，女，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平顶山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祥，河南春来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赵兰英，女，1976年4月26日出生，住平顶山市新华区。上诉人张春艳因与被上诉人杨予平、一审第三人赵兰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春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宽芳，被上诉人杨予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建祥，一审第三人赵兰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春艳诉称：请求撤销（2019)豫040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杨予平的诉讼请求。理由：一、（2019)豫040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逻辑思维混乱、结果错误。本案的案件性质，卫东区法院第一次审理时，即确定为债权转让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既然是债权转让纠纷，审理的重点和适用的法律，就与民间借贷并不相同。平顶山中院以基本事实不清发回的案件，但是这次并未查清基本事实。本案的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部分，多次出现“XXX称”，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一审判决第六页，查明赵兰英2017年元月撤诉，没有查明撤诉的原因。与此相关的事实是，赵兰英、张春艳元月14日、元月22日分别领取撤诉裁定，仅仅间隔1个月的2月17日，张春艳就出具债权转让文书，把己经胜诉的55万元反而加价到80万元同意转让，有悖常理，一审没有查明原因。2、一审判决第七页，杨予平接受询问时所称的内容，没有证据来证实，庭审中没有这部分内容的审理记载、没有进行质证。3、一审判决第八页，因张春艳没有提起撤销之诉，所以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以前的庭审中，张春艳及律师己经多次陈述过这个问题：2017年黑恶势力泛滥，张春艳不可能预计2018年、今年的良好形势。当时，张春艳多次向公安机关求助，都没有任何结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春艳只有躲债外出、只能逃避（这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张春艳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诉讼。4、一审判决第八页认为，合作协议的实际履行存在较大的争议。所有的合作协议都履行了，既然存在合作协议，就证明了双方款项来往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双方合作的标的。5、一审判决第八页下半部分，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5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论述错误。①第15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也即基础法律关系纠纷的双方，不适用于本案中杨予平和张春艳之间。本案是前后两个法律关系并不相同，这也是不适用的原因。②既然是按照债权转让法律关系进行受理，即排除了第15条第二款的适用。既然是债权转让，就应当审查基础法律关系。③适用本条就应当按照民间借贷处理。④如果使用这一条，一审法院就只要审查80万元凭证的真实性即可。6、根据与30万元凭证相连的“合作协议”约定“资金系甲方借款”以及多份同类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本案的其他相关事实可以认定，赵兰英属于职业放贷人，她和张春艳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规定，民间放贷应当是自有资金，一审应当查明赵兰英所称的600万元的资金来源。7、既然赵兰英、张春艳之间的转款业务，因为职业放贷、非自有资金放贷不受法律保护，同时80万元凭证是由暴力逼债所产生，就应当属于原判决第九页中段论述的、合同法第79条第三项规定的不得转让的情形，转让行为也就不受法律保护。8、一审判决认定的利息，完全错误。①在80万元债权中，25万元属于利息，因为属于职业放贷人的无效行为，所以不受法律的保护。②这25万元的利息，也并非30万元本金和25万元本金所产生的（被告证据34,原告提供证据五同时证明）。③25万元利息，超过2分而且没有实际支付，法院不应当保护。④赵兰英主张的利息，前后矛盾。⑤判决结果是80万元计算利息，对25万元来说就是计算复利，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二、基础债权不存在。本案最根本问题是，张春艳、赵兰英之间是否存在80万元民间借贷，然后再论其他问题。依据80万元凭证备注记载：80万元由三部分构成：30万元、25万元、利息25万元。关于30万元，虽有银行流水证明，但双方签订有合作协议，这笔钱不属于民间借贷。关于25万元，双方一直以银行流水为凭结算，这笔钱无银行流水，无法证实，虽有张春艳出具收据，但出具这类手续很多，张春艳记不起来这一笔。至于利息，本金无法认定利息就无从说起。利息25万元，仍然是上次撤诉的诉讼中赵兰英的主张，包括其他所谓债权的所有利息，并非55万元的利息。而且包括法律不予保护的超过2分的利息。三、转让债权行为无效。1、转让无对价，转让行为不真实。杨予平及代理人多次声称杨予平拥有对赵兰英超过80万元的债权，但从未提供任何证据。在2017年2月17日转让债权之后，赵兰英仍然作为债权人向张春艳主张债权，这由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可以反证转让无对价。本应由张春艳收取的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的房租，赵兰英强行收取（证据17、18),赵兰英在出具的收条中注明是因张春艳与赵兰英有纠纷躲债不还她才强行收取，这也反证了转让行为无对价、不真实。2、转让债权行为无效。如果转让无对价，杨予平出面讨债，就有暴力讨债和代为讨债属于恶势力的嫌疑。为掩盖暴力讨债和代为讨债的非法目的，为杨予平寻找一个“正当”的名义，才有了赵兰英和杨予平之间的虚假的“债权转让”。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规定，这种债权转让合同是无效的。四、债权转让凭证（80万元借条及备注）取得方式不合法。根据上诉人提供第一部分15组证据，充分证明杨予平和赵兰英的行为属于暴力讨债。80万元借条出具之前，就有暴力讨债行为的存在。张春艳出具80万元借条是被逼无奈，是在对方逼迫下抄写对方己拟好的材料（证据6)。五、张春艳出具80万元借条及备注并非自愿，不符合转让债权的常理。一审判决结果是对非法行为的支持。2017年元月22日，经过九个月诉讼，张春艳才领取了上次诉讼的胜诉文书，不可能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对本己胜诉的55万元，又加上利息成为80万元，在无对方暴力逼迫下、心甘情愿的给杨予平出具80万元及利息的借条及还款计划。上次诉讼法院不支持的民间借贷，经过暴力逼债后，以转让债权的方式出现，一审法院不应认为合法，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杨予平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赵兰英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原告杨予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及2017年7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7日，被告张春艳向原告杨予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杨予平现金捌拾万元整（800000元）；借款人：张春艳；2017年2月17日。我的身份证号：；备注：此笔款项由张春艳借赵兰英原2015.6.7日贰拾伍万元收据号（5001003）2014.5.4日叁拾万元整（300000）收据号（365325）共计本金伍拾伍万元整，利息截止2017.2.17共计贰拾伍万元整，本金加利息共计捌拾万元整。磨账给杨予平的，其中利息是按月息2分计算的，原始借款收据两张在我处存放，此笔款项未结清前，本人不允许撕毁，等到款项还清后，收据再处置。本人同意将此笔捌拾万元（￥800000）款项磨账给杨予平。同意人：赵兰英张春艳。”其中，两笔款项30万元与25万元均出具有收据，显示交款人均为赵兰英，收款人均为张春艳；赵兰英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张春艳转款30万元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日期为2014年5月3日。同日，张春艳出具“还款计划”一份，内容为：“自2017.3.1日起开始归还此笔捌拾万元借款至2017.9.1日止还清（此笔款期间不再计算利息），其中前3个月（2017.3.1日至2017.6.30日）计划归还欠款1/3金额。但每月均得有诚意归还部分，到日若不能归还此款，自愿将卫东区建设路东段贸易广场C6栋南区二街80号房屋及恒大名都6#楼1703室作抵押。在还款期内未按时还款可由对方对该房屋自行处置，我本人自愿配合办理有关事宜。如我方在还款期内筹款困难，不能按时还款，需出售上述两套房产，对方也必须无条件配合。承诺人：张春艳；2017.2.17日。”张春艳提供的合作协议、借款合同、情况说明及证明对象、委托书、河南天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以及收据等证据，其中显示签订日期为2014年5月4日的“合作协议”（甲方赵兰英、乙方张春艳）主要内容有：“由甲方筹集资金叁拾万元整，于2014年5月4日交于乙方打理，月息3%，利息按月支付，此资金系甲方借款，实际按月2.2%的利率支付借款人利息，差额部分由甲乙双方平均受益，该款如果存在风险，则有甲乙双方共同承担。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益，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该协议随着款项的撤出自动作废。”另多次签订有不等金额或利率标准的“合作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关于该“合作协议”中“该款如果存在风险，则有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的内容，赵兰英称“签完就没有履行过，张春艳写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就是利息风险共担。”张春艳称“说的是资金给出去之后，风险共同承担，对于第三人筹措资金，出现问题，我两个共同承担。”赵兰英（出借方）、河南某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方）、张春艳（担保方）签订有“借款合同”若干份，标的金额有60万元、270万元不等。河南某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赵兰英出具有“收据”若干，显示金额有30万元、300万元不等，收款事由显示为“短期借款”。2015年6月7日，赵兰英作为委托人向河南省某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有：“兹有贵公司于2015年6月7日借我款项贰佰伍拾万元（2500000元），期间贵公司按协议和计划所支付的利息和本金均全程委托朋友张春艳代理，所付款项均转至张春艳个人建设银行卡上，卡号：43×××94望给与配合办理，谢谢。委托人：赵兰英。”河南省某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同日向赵兰英出具“收据”一份，金额为250万元，加盖该公司财务专用章。另，赵兰英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向本院对张春艳提起诉讼，后赵兰英于2017年1月11日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2016）豫0403民初1389号民事裁定，准许赵兰英撤回起诉。期间，2016年12月13日，赵兰英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显示有内容：“2013年3月27日给张春艳50万元，7月3日转给张春艳30万元，7月5日转给张春艳208000元，7月17日转给张春艳504333元，上述打包150万元。2015年6月7日，张春艳欺骗赵兰英将该款项转入河南省某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了一张250万元的收据，张春艳称其中125万元是其本人的，另外125万元是赵兰英的，张春艳另外向赵兰英出具了25万元的借据，上述共计150万元。即起诉中本金55万元中的25万元。2014年5月3日转给张春艳30万元，张春艳于5月4日出具了一张借据，利息按照2.6分支付，即起诉的55万元本金中的30万元。”但其中，2013年3月27日银行转账50万元显示收款账户名为杨玉春，张春艳在庭审中述称“没有转给我”、（杨玉春是否向张春艳转该笔款）“记不清楚了。”再，在杨予平、张春艳、赵兰英关于上述争议80万元债权债务转让的“借条”、“还款计划”出具前后，杨予平或赵兰英曾多次向张春艳催要上述借款，张春艳所在社区的河南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平宝港湾物业服务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及证明、平顶山市公安局东安路分局出具证明，以及接处警登记表若干等证据均显示有催要借款情况。其中，接处警登记表中多次显示有“张春艳与赵兰英有经济债务纠纷”、“经了解报警人称自己跟他人存在经济纠纷，已经告知报警人去法院解决”等表述。杨予平接受询问时称，“这我不清楚，我没有让赵兰英再去找张春艳。因为后来我问张春艳要求还款几次都没有履行还款，我给赵兰英说这样不行，张春艳一直不还，你还是第一债务人，张春艳要是不还，你还脱不了关系，可能是这样，赵兰英自己又去找张春艳要求还款了。”在庭审中，赵兰英称，“30万元是转款，详见证据第10笔转账。25万元的流水是在之前我给张春艳转账的150万元中包含的。125万元是张春艳磨帐给天尊房地产的，然后张春艳把150万元的欠条抽走了。我与被告清算后，剩余81万多，磨帐给杨予平80万元，同时张春艳把25万元，30万元的借条抽走了，张春艳重新给原告出具了80万元的借条，就是本案起诉的80万元。”张春艳称，“30万元我们认可，25万元没有银行流水不认可，25万元的利息根据被告提供证据34，可以看出这25万元属于超过2分的高息，还超过55万元的本金。这两笔都不属于民间借贷，属于合伙。”另，张春艳在庭审中提交“关于请求将本案已送公安机关追究杨予平、赵兰英团伙涉黑涉恶刑事责任的申请书”一份。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合同应遵循公平自愿、诚实信用等基本法律原则。毋论当事人采取何种形式订立合同，均应按照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确定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经协商一致，被告自愿出具“借条”及“还款计划书”，承认对第三人负有借贷债务，并同意将该笔债务磨账给原告，即将第三人对被告所享有的借贷债权转让给原告。被告虽提出受到胁迫的抗辩理由，并提供接处警登记表及书面证明等证据材料主张受到胁迫，但未显示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或刑事立案等处理，因此，这些证据仅能证明向其主张过债权。张春艳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故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在庭审中虽主张其与第三人之间关于争议款项是合作关系，并提供“合作协议”、“借款合同”（与房地产公司）、“收据”、“委托书”等证据证明其主张，但是关于“合作协议”等文书材料的内容及是否实际履行等均存在较大争议，且“合作协议”亦中载明“由甲方筹集资金叁拾万元整……此资金系甲方借款”、“该款如果存在风险，则有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等内容，可知其之间多笔款项经由被告进行所谓的“合作”以谋取利息收益。根据庭审中被告与第三人的陈述，除争议款项外另有多笔款项以所谓“磨账”等方式进行处理，而争议款项进行“磨账”方式处理亦符合其之间的惯例，至于“磨账”后由谁承担债务可由被告与第三人双方之间乃至于加入其他债务人等方式进行协商。即便被告与第三人双方之间起初确为“合作”关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并不妨碍或禁止双方协商一致后变更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双方其后以“借条”及“还款计划书”的形式变更达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属于“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被告再以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借贷进行抗辩，依法不应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以及第八十条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在被告与第三人通过“借条”及“还款计划书”的形式进行清算达成债权债务协议后，第三人将该重新达成的借贷合同权利转让与原告享有，符合法律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债务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按照其出具的“借条”及“还款计划书”内容承担债务责任。而被告主张的所谓“合作”关系，即如果投资或出借给案外人以谋取利息收益，可以由被告向被投资人或借款人主张权利。根据被告于2017年2月17日出具的“借条”及“还款计划”显示，争议款项80万元的来源构成为2015年6月7日本金25万元、2014年5月4日本金30万元及截止2017年2月17日的利息25万元，其中载明“利息是按月息2分计算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15年6月7日本金25万元与2014年5月4日本金30万元分别按照月息2分利率标准计算至2017年2月17日利息之和已超出25万元，但双方协商确定至此的应付利息为2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被告应当按照2017年2月17日重新确定的本金80万元向原告偿还。虽被告向原告出具有“还款计划书”，约定有分期还款的期限及金额等，但其并未按照该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现原告诉请要求其偿还本金80万元，应予支持。关于原告诉请的利息即自2017年7月1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诉请按照约定的借期利率标准即月息2分计算逾期还款利息的，可以支持。但是，因双方在“还款计划书”中约定“自2017.3.1日起开始归还此笔捌拾万元借款至2017.9.1日止还清（此笔款期间不再计算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应当自2017年9月2日起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原告杨予平的诉讼请求，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应予支持，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依据的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张春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杨予平偿还借款本金800000元，并自2017年9月2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付利息至本金偿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予平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张春艳与一审第三人赵兰英为赚取利息，赵兰英通过张春艳向外出借款项，每笔出借款项张春艳先给赵兰英出具格式收据且针对该款项二人签订合作协议。张春艳于2014年5月3日给赵兰英出具案涉30万元收据及二人签订30万元合作协议，协议内容：“甲方：赵兰英；乙方：张春艳；甲乙方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公平、自愿、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由甲方筹集资金叁拾万元整，于2014年5月4日交于乙方打理，月息3%，利息按月支付，此资金系甲方借款，实际按月2.2%的利率支付借款人利息，差额部分由甲乙双方平均受益，该款如果存在风险，则有甲乙双方共同承担。本协议一式两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益，因本协议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该协议随着款项的撤出自动作废。”张春艳于2015年6月7日又给赵兰英出具案涉25万元收据。2016年赵兰英持本案二张收据本金55万元及利息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月赵兰英对该案提出了撤诉。2017年2月17日赵兰英让张春艳向杨予平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借条今借杨予平现金捌拾万元整（800000元）；借款人：张春艳；2017年2月17日。我的身份证号：；备注：此笔款项由张春艳借赵兰英原2015.6.7日贰拾伍万元收据号（5001003）2014.5.4日叁拾万元整（300000）收据号（365325）共计本金伍拾伍万元整，利息截止2017.2.17共计贰拾伍万元整，本金加利息共计捌拾万元整。磨账给杨予平的，其中利息是按月息2分计算的，原始借款收据两张在我处存放，此笔款项未结清前，本人不允许撕毁，等到款项还清后，收据再处置。本人同意将此笔捌拾万元（￥800000）款项磨账给杨予平。同意人：赵兰英张春艳。”同时，张春艳出具“还款计划”一份，内容为：“自2017.3.1日起开始归还此笔捌拾万元借款至2017.9.1日止还清（此笔款期间不再计算利息），其中前3个月（2017.3.1日至2017.6.30日）计划归还欠款1/3金额。但每月均得有诚意归还部分，到日若不能归还此款，自愿将卫东区某房屋某小区x楼x室作抵押。在还款期内未按时还款可由对方对该房屋自行处置，我本人自愿配合办理有关事宜。如我方在还款期内筹款困难，不能按时还款，需出售上述两套房产，对方也必须无条件配合。承诺人：张春艳；2017.2.17日。”另查，张春艳所在社区的河南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xx物业服务中心出具情况说明及证明、平顶山市公安局东安路分局出具证明，张春艳报警的接处警登记表若干张，赵英兰强行收取张春艳门面房租金等证据显示赵兰英在张春艳出具上述借条、还款计划前后曾多次向张春艳采用过激方式催要案涉款项的情况。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理由，本案二审审理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张春艳与一审第三人赵兰英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及杨予平、赵兰英与张春艳之的债权转让关系是否成立。经查，赵兰英为收取利息将其款项通过张春艳向外出借时与张春艳每笔款项都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也签订了案涉30万元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内容显示张春艳、赵兰英二人是平均受益，风险共担，故张春艳与赵兰英之间并非债权债务关系。案涉25万元款项仅有收据，赵兰英未提供交付该款项的相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在赵兰英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与张春艳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赵兰英、杨予平与张春艳的债权转让法律关系无法成立。张春艳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9）豫0403民初43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杨予平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由杨予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529元，由杨予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文平审判员  宋 娟审判员  赵 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李梦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