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8行初54号原告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郭小金，第一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水泉，村民。原告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第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郭秋根，第二村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一勇，村民。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垣亮，江西秉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吉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县庐陵大道27号。法定代表人解芳云，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吉安县自然资源局干部。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吉安县司法局干部。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市城南新区市行政中心。法定代表人王少玄，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吉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干部。第三人吉安县万福镇余家村委会桥头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周发根，村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宗森，江西文冠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第一、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太山村）因不服被告吉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县政府）作出的林业行政裁决及被告吉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于2019年5月16日依法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吉安县万福镇余家村委会桥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桥头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太山村的诉讼代表人郭小金、郭秋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水泉、郭一勇、刘坦亮，被告吉安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珍，被告吉安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传侣，第三人吉安县万福镇余家村委会桥头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桥头村）的诉讼代表人周发根及其委托诉讼代表人文宗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吉安县政府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吉府山处字〔2001〕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争议山太山村与桥头村双方公认南与万福镇桐园村山以山脊分水为界，西与万福镇江边村山以湿地松小山仚为界，经调查核实西应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交界。经勘核双方提供的土地证，桥头组的004708号土地证登载的“太山”山，虽四至偏位，但所记载的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太山村的000796号土地证登载的二块“大山村”山，其中一块南载“桥头山”，不能包括桥头村的“大山”山，即争议山，另一块南载“白马岭”也不能包括“白马岭”。经勘核双方提供的山林权证，桥头村20409号山林权证登载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和太山村20450号山林权证登载的“太山”山，与实地对照基本相符，虽太山村的“太山”山包括了桥头村的“和平大队雷打坟”，但太山村20450号山林权证备考栏内注明了“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且桥头村20409号山林权证载“和平大队雷打坟”东、北两址分别为“太山山为界”和“太山山沟为界”。清楚地载明了北界与太山山以山沟为界。双方均提出在争议山上栽种过油茶和马尾松，但均未提供有效依据，太山村提供了原井头大队林场的造林验收表（图）和幼林抚育验收表，但查其造林、抚育验收表山名和验收图，都说明不包括太山村所称的现争山“太山”。由此，依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和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之规定，处理决定：争议山归桥头村所有，四至为：东以山仚与太山山为界，南以山脊分水与桐园村山为界，西以小山仚湿地松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为界，北以山仚与太山村山为界。2019年4月11日被告吉安市政府作出吉府复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未送达至太山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视为2018年12月份争议山场建设公墓太山村此时才知道该处理决定，太山村于2019年2月1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桥头村对争议山场有土改、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凭证，权属来源清晰，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山场四至与实地相符，且太山村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权证明确注明了其山场范围内包括了桥头村的山场。吉安县政府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理适当。太山村确权的行政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机关之职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原告太山村诉称，1．两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缺乏事实依据。桥头村提供的004708号土地证记载的四至，明显与实地不符，两被告却以“虽四至偏位，但所记载的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遮掩。因为第三人提供的004708号土地证不包括争议山场，才会出现四至不符的情况，况且土地证的记载不可能出现四至均偏位的情况。原告提供的00796号土地证登载的二块“太山村”山，其山的名称和四至范围完全包括了争议山场，原告1982年的20450号山林权证的登记也源于此。2．两被告对原告和第三人分别提供的山林权证的认定与事实不符。从双方认可的争议山场四至地理坐标看，原告的20450号山林权证记载的四至包括争议山场，该观点两被告的处理决定中均未予否认。根据吉安县政府处理决定的认定，也是证实原告持有的山林权证登载的山场包括了争议山场，而第三人持有的山林权证登载的山场是原告山场中的一部分。原告和第三人分别持有的山林权证记载的北至、西至、南至均相同，争议的地方在于争议山场的东至如何确定。两被告将第三人的山场东至划在从西往东数的第二条山谷处，与事实不符。两被告均以第三人山林权证载明东、北至分别为“太山山为界”和“太山山沟界”及原告山林权证备注栏载有“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为由，将东至确定为“东以山仚与原告山为界”。首先，吉安县政府表述的“仚”从字面理解争议很大，经查《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注》：“仚”指人在山上，引伸为高举儿。因此被告表述的“东以山仚与原告山为界”，可以理解为东以山脊与原告山为界，但处理决定所附图却将东至划在从西往东数第二条山谷处，明显与其自身表述相矛盾。其次，第三人持有山林权证上载明面积为20亩，原告持有山林权证备注栏载明第三人的面积也为20亩。因此，争议山场面积只能是20亩。原告持有的山林权证载明包括第三人的山场在内的总面积为100亩，即第三人山场仅为该块山场总面积的五分之一。经测算，原告和第三人山场总面积为300多亩，而按照两被告确定的争议山场四至计算，第三人的山场的实际面积达到了101亩之多，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显然与登载的信息不符。如果第三人山场的东至确定在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山谷，则第三人面积为70余亩，与总面积占比基本相符。第三人山场的东至确定在从西往东数第一条山谷，不仅面积与登载的信息相符，而且北至也为“太山山沟为界”。3．两被告认定原告与第三人均提交不出在争议山场造林的有效依据与事实不符。原告向吉安县政府提交了1978年至1983年原井头大队林场的造林验收表（图）和幼林抚育验收表等证据。但两被告却以上述表、图未载明其当时造林范围包括现争的“太山”山为由而否定了其证明作用。两被告分别代表一级政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有义务核实其表、图等是否包括争议山场，而不是仅从文字进行审查。4．两被告刻意忽略了原告提供的其他相关可以佐证的证据。原告提供了争议山场葬有原告多座祖坟的证据。第三人在此处的20亩山场是土改时原告与第三人处于同一代表区，原告送给第三人用于葬坟。原告在民国时期就在争议山场有祖坟，不可能会送有祖坟的山场给第三人，所以也可佐证葬有原告祖坟的山不包括在争议山场内。原告提供了原告村民持有的69909号至69933号自留山权证。这些自留山权证是原告取得20450号山林权证后分给本村村民的，村民也长期一直对自留山进行养护、管理，并一直经营。综上所述，两被告将争议山场裁决归第三人所有缺乏事实依据，请求法院查明事实，公正判决。1．撤销被告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和被告吉安市政府吉府复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将争议山场权属确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69909号至69933号自留山使用权证，以上自留山使用权证自东往西排列，最东面是郭广蕃的，其登载的西至应当与第三人的山相交。该证“老虎山”的西至是“江边山”，江边山实际上就是目前的吉新公路所占的这座山，该山往东一点有一条很深的水槽，该水槽就是原告与第三人山场的交界处。郭羊仔自留山权证，其登载的“老虎坑”西至为“江边山龙”，这就是争议山场的唯一一个山脊，也是踩山时原告指认的唯一个山脊。以上自留山权证是原告取得山林所有权证后分给各家各户的，经过了吉安县政府核实并颁发证书予以确认。现吉安县政府重新确权，把分给村民的自留山无缘无故地划归第三人，严重侵犯了村民的山林使用权。2．1974年至1999年期间造林部分凭证，包括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的证明、在争议山场栽种湿地松劳动力工资证明、部分村民领取栽松树的凭证等。证实争议山场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3．部分松树割油承包合书，进一步证明争议山场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吉安县政府质证认为：1．自留山使用权证，登载山场涉及“老虎坑”、“雷打坟”山场。老虎坑记载山场四址及地物标不明确且老虎坑与现在争议的山场没有关联。“雷打坟”自留山仅是使用权证，使用权证应该服从所有权证，至于所有权应当以县政府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2．对经营管业证明，连同2001年处理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造林表格，均未注明山名无法确认争议山场树木属于谁造林。被告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1．对自留山使用权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山场名称与1953年土地证、林业三定时登记不一致，且四址记载不明。本案争议的是山林所有权，并不是使用权，自留山证只是对使用权发证。证明的出具时间可看出不具有关联性，证明内容与林改时发证时间相冲突。吉安县政府林改发证时已经发了林地所有权、林木所有权、使用权证，到目前为止第三人的权证未被有权机构撤销。2．造林的凭证关联性存有异议，未载明山场四至，不能证明山林权属。3．采购合同没有载明山场四至及名称，无法证明与争议山场有关。第三人桥头村质证认为：1．对自留山使用权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登载“雷打坟”山名，据此可确认第三人“雷打坟”就是现场原告认可的位置。“雷打坟”的范围应以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权证为依据。自留山证没有记载明确的四至地物标，无法确认具体的山场范围。既然第三人的“雷打坟”是被原告山场所包围，不排除第三人的“雷打坟”之外也叫“雷打坟”，自留山证不能作为认定山林权属归原告所有的依据。2．对栽树、承包等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均由个人或本村委会签署，村委会证明只有村委会公章，没有负责人或经办人签名，内容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验证，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吉安县政府调处时也已查证了原告对争议山场经营管业没有事实依据。经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1．自留山使用权证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予以确认。2．对于经营管业方面的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且证据无法证明与争议山场有关联，不予采信。被告吉安县政府答辩称，吉安县政府的调处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现争议山场坐落于吉安县至新余公路东端，东以小山脊接山仚流水为界，南以山脊分水与双方公认的桐园村山交界，西至小山仚湿地松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交界，北以山仚与原告村山交界。第三人桥头村提交的004708号土地证登载的“太山”山虽四至偏位，但所载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原告的000796号土地证登载的二块“太山村”山，其中一块南载“桥头山”不能包含第三人桥头村的“太山”山场，另一块南载“白马岭”也不能包含“白马岭”山场。第三人桥头村提交的20409号山林权证登载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山和原告的20450号山林权证登载的“太山”山，与实地对照基本相符，虽原告的“太山”山包含了桥头村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山，但20450号山林权证备考栏注明“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且原告“和平大队雷打坟”山东、北两址分别为“太山山为界”、“太山山沟为界”，清楚的载明了北界与太山村以山沟为界。争议双方均提出在争议山场栽种过油茶和马尾松，但均提交不出在争议山场造林的有效依据，太山村提交的证据也未载明其当时造林范围包括了现争议的“太山”山。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的规定，被告作出“争议山场归第三人桥头村所有”的处理决定，完全客观公正。综上所述，吉县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调处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处理完全客观公正。该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已于2001年8月15日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给太山村时任第一组组长郭满先同志。现时过十多年，该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早已发生法律效力，太山村已过起诉期限。另第三人桥头村在2006年林权制度改革时依照该权属处理决定书申请了新的林权证。请求法院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被告吉安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调处山林权属申请书一份，证实第三人桥头村向政府提出调处申请；2．协商会议记录，证实县政府组织双方协商的过程；3．004708号土地证一份，证明桥头村的山名“大山”，其证载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4．20409号山林权证一份，证明桥头村的山名“雷打坟”，其证载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5．000796号土地证一份，证明该土地证登载的二块“大山村”山其中一块南载“桥头山”，不能包含第三人桥头的“大山”山场，另一块南载“白马岭”也不能包含“白马岭”山场；6．20450号山林权证存根一份，证明原告的“太山”山虽包含了第三人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山，但20450号山林权证备考栏注明“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且第三人“和平大队雷打坟”山东、北两址分别为“太山山为界”、“太山山沟界”，清楚的载明了北界与原告村山以山沟为界。7．勘山笔录，证明县政府勘山过程；8．送达回证，证明该处理决定已于2001年8月15日以挂号信的方式送达给原告。原告太山村质证认为，1．对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义，但该记录中有原告及第三人、山纠办代表参加，其中第三人代表周长根在记录第二项有一段发言，该段话证明争议山场是原告土改时送给第三人的，土改的界址以龙脊为界，林业三定时以水沟为界。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案涉山场取名“大山”可证实争议山场系原告送给第三人的，证载四址与实地不符，虽然县政府以偏位90度解释，原告对此不予认可。4．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山的小名不叫“雷打坟”，当地通用小名叫“狗熊坑”，四址基本相符，但不是县政府处理决定所划的四址。山地类别记载是荒山，实地查看，原告指认原告其他所有山场东址以西的基本上却是荒山，以东的是松山。5．对证据5土地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载两块山除了包含第三人20亩山以外，还包括原告其他所有山场。6．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该山林权证记载的山地类别为松、茶山与原告指认的争议山场东址以东完全相符。备注栏注明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可证明第三人在争议山场只有20亩，现争议山场与原告所诉面积相符。山林权证四址与实地查看相符，南址江边山也能证明争议山场东址为原告指认的山沟。县政府处理决定确定的范围在山林权证之内，包括了三个小山名，从西往东依次是狗熊坑、老虎坑、雷打坟，争议山场仅是老虎坑范围。7．对证据7勘验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笔录中所反应的内容与实际不符。8．对证据8送达回证三性均有异议，原告自始至终没有收到县政府2001年的处理决定，这一事实也被吉安市政府行政复议所证实。被告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县政府的证据在复议阶段均已提供，对其证据予以认可。对证据8确实没有证据证实送达的原件，是否送达无从查证，复议过程中对此也进行了说明。第三人桥头村质证认为，对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并认同其证明目的。对协商笔录，第三人的村代表所述内容是指土改时争议山场就分配给了第三人，且当时分配范围要大于现在山场，并没有表明该山场是原告送给第三人的。林业三定时期，原告利用村大势大侵占了第三人的半面山，从山脊退让到山，却仍不知满足。对送达回证，当时县政府根据合法方式对原告进行了送达，原告明知收到了的情况下还拒绝承认收受文书。当时原告全程参与调处，不可能不过问调处结查，事隔多年再次提出权利要求不符合情理，是浪费司法和行政资源。经质证，本院对被告吉安县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及合法性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定。被告吉安市政府答辩称，吉安市政府在审查吉安县政府提交的证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吉府复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吉安市政府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复议程序合法、到位，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吉安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府复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以上证实吉安市政府的复议程序合法、到位。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经质证对吉安市政府复议程序无异议，但第三人认为吉安市政府本不应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处理决定2001年就送达了当事人，原告的复议申请已过复议和诉讼期限。第三人桥头村答辩称，吉安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结果得当。应当予以维持，吉安县政府的裁决是2001年作出的，当时原告及第三人均参与了整个调处过程，结果也由吉安县政府分别邮寄给第三人及原告，吉安县的调处案卷中也有邮寄的凭证，现时隔18年，原告以未收到裁决为由进行行政复议。林改时期，原告及第三人均依据政府的裁决申领了林权证，说明原告及第三人均认可吉安县政府于2001年作出的裁决。原告就其林改期间申领的不包含争议山场的林权证一直未提出异议。山林权证记载，双方是以山沟为界，第三人的证载四至与实地相吻合，结合两村的山林权证可证明争议山场归第三人所有原告的起诉属于无理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政府的处理决定。第三人桥头村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06年“雷打坟”林权证，证明2001年处理决定双方都已领取，并在林改期间按处理决定确定的界线进行登证，原告在政府公告期间也未提出异议。2．万福镇余家村委会证明，证明争议山场山林历史来源，实际是六、七十年代由大队、村小组统一组织栽种的，由第三人进行管护形成，并非原告所诉为其所栽种、管理。原告质证认为：1．林权证是建立在2001年县政府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的基础上颁发的。因为处理决定书没有送达原告而未生效，所以该林权证没有合法来源，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本案争议山场确权的依据。2．村委会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余家村委会是第三人所在村委会，所列举的事实不存在，争议山场的造林及管护一直由原告进行。吉安县政府质证认为：1．林权证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经我方查证其申请内表，其中附了山林权证、2001年的处理决定书，该发证程序合法有效，权源依据清楚。2．证明的效力存疑问。吉安市政府质证认为：1．林权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处理决定已送达给了原告。2．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案争议的是山林权属而不是林木所有权。经质证，本院对第三人桥头村提供的林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村委会证明因原、被告均提出异议，本院不予采信。综合对上述证据的分析与认定，本院认定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争议山场坐落于吉安至新余公路东端，争议范围为东以小山脊接山仚流水为界，南以山脊分水与双方公认的桐园村山交界，西至小山仚湿地松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交界，北以山仚与太山村山交界。2000年7月桥头村发现太山村村民郭小兵在争议山场建房，遂于2000年10月向吉安县政府申请权属调处。桥头村向吉安县政府提交了004708号土地证，证载“大山”山，四至：东铜园山；南江边山；西大山山；北大山山。该记载四至与实地偏位90度，但所载范围与实地基本相符。1982年（吉）林证字第20409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和平大队雷打坟”，四至：东太山山为界；南桐院山界；西江边山为界；北太山山沟为界。该四至与实地对照基本相符。太山村提交了000796号土地证，证载“大山村”，四至：东桐元山；南白马岭；西中间陂；北堤。证载“大山村”四至：东中间陂；南桥头山；西摇厂圳；北草塘。1982年（吉）林证字第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太山”，四至：东桐园山；南江边山；西江口渠道；北新屋村庄。该证备考栏注明“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吉安县政府经勘核双方的山林所有权证认为桥头村的20409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和太山村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太山”山与实地对照基本相符，虽太山村的“太山”山包括了桥头村的“和平大队雷打坟“，但太山村的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备考栏内注明了“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且桥头村20409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和平大队雷打坟”东、北两址分别为“太山山为界”和“太山山沟为界”，清楚地载明了北界与太山山以山沟为界。虽双方均提出在争议山场上栽种过油茶和马尾松，但未提供有效依据，太山村提供的原井头大队林场的造林验收表（图）和幼林抚育验收表和验收图，都未注明造林抚育的山场名称，无法说明包括了太山村所称的现争议山场。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和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之规定，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吉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山归桥头村所有，四至为：东以山仚与太山村山为界，南以山脊分水与桐园村山为界、西以小山仚湿地松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为界、北以山仚与太山村山为界。该处理决定吉安县政府于2001年8月15日以国内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太山村郭满先。2005年10月6日，桥头村就争议山场以（吉）林证字第20409号山林所有权证为权利依据，向吉安县政府申领宗地林权登记，并取得林权证，证号吉县府林证字（2006）第051703002号，小地名“雷打坟”，东至山仚（与太山村山交界）；南至山脚95.3山脊分水（与桐园村山交界）；西至小山仚（与北源乡青树下村山交界）；北至山仚（与太山村山交界）。该登记四址与吉安县政府2001年处理决定确定的分界线一致。太山村林改期间以（吉）林证字第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为权利依据，申领（编号0362421052004JDS00001）小地名为“铜鼓岺、过中坑、中间陂”东路（与桐园山交界）；南73.7与86.0山脊下山脚至山枧64.0山脚至水库；西山脚；北山脚。面积288.4亩位于争议山场以北面山场的林权证。2018年12月，万福镇政府在争议山场启动公墓建设，太山村以争议山场为其所有进行阻工。2019年2月13日，太山村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将“雷打坟”和“老虎坑”两块山场的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确定归其所有。吉安市政府经核实太山村及桥头村提交的证据认为吉安县政府作出的吉府山处字〔2001〕05号权属争议处理决定未送达至太山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应视为2018年12月份争议山场建设公墓时太山村才知道该处理决定，太山村于2019年2月12日向吉安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桥头村对争议山场有土改、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凭证，权属来源清晰，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山场四至与实地相符，太山村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明确注明其山场范围内包括了桥头村的山场。故，吉安县政府适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定正确，处理适当。太山村确权的行政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机关之职权。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吉府复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吉安县政府作出的〔2001〕05号处理决定。太山村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本案属于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应以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作为处理的主要依据。原告太山村和第三人桥头村均提供了林业三定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主张权属。原告太山村提供的林业三定时期（吉）林证字第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太山”山场四至系大范围登证，从四至界址登记来看包括了争议山场。结合该证备注栏“在此范围内桥头村有山贰拾亩”的记载，可见原告太山村的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登载的“太山”山场包含了第三人桥头村的“和平大队雷打坟”山场。第三人桥头村持有的（吉）林证字第20409号山林所有权证，证载“和平大队雷打坟”山场四至与现争议山场四至基本吻合。被告吉安县政府作出的〔2001〕05权属处理决定确定的裁决线东、北界址符合双方林业三定时期的登证及山场的地形地貌。且林改期间原告以20450号山林所有权证为权利依据办理了争议山场以北范围山场的林权证。由此，原告提出以面积确定第三人桥头村“雷打坟”范围及山仚应在争议山场从西往东的第一条山谷的主张与林业三定时期及林改时期双方登证的事实不符。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的规定，原告的诉讼主张于法不符。综上，吉安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吉安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到位。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第一、二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吉安县万福镇井头村委会第一、二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案件上诉受理费50元，款汇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并将缴费凭证交至本院；户名：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14×××42；开户行：农行南昌市环湖支行；诉讼费缴纳时请务必在用途中注明"诉讼费"。如逾期不缴纳，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长 吴 山审判员 颜 莉审判员 罗英秀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助理胡传义书记员刘铃附：本判决所适用法律条文《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第二十九条：土地证、协议书、判决（裁定）书等有关证据载明的山林面积与实际不符的，以其载明的四至为准，确定权属。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地物标为准，确定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