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1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万惠萍，女，1974年07月0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丽，女，1978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池昀节，女，1977年03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万惠萍与被上诉人张丽、池昀节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2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万惠萍的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丽偿还万惠萍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的担保债务2500000元及利息（暂以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立案之日至判决生效确定的给付之日），判令池昀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张丽、池昀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予以驳回。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万惠萍为张丽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债务到期后张丽作为主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温州银行依合同约定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经法院调解制作（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调解书。由于未履行调解书约定义务，温州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导致万惠萍的上述抵押房屋被拍卖。至此万惠萍已代张丽向温州银行偿还债务，承担了担保责任。故万惠萍已依法履行担保义务，有权要求债务人即张丽承担还款义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同一债务有两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池昀节为张丽上述的《自然人借贷合同》在100万元最高债权余额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但在债务到期后并未履行担保责任，后也未履行（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责任。因此，万惠萍有权要求池昀节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万惠萍在一审中提交了《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调解书以及代偿债务的凭证作为证据，完全能够证明万惠萍已经承担了作为担保人的还款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万惠萍诉请依据不足予以驳回，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二、一审判决中涉及万惠萍与案外人程垣的合作关系以及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属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混淆。一审判决认为案涉贷款实际使用人为程垣，认定万惠萍仅对程垣的债务进行担保，不应向张丽进行追偿。然案涉贷款实际债务人为张丽，（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调解书中也对该事实予以明确。万惠萍也明确表示对案涉贷款不会重复主张，法院应当依法保证万惠萍作为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所享有的追偿权。张丽辩称：一、张丽与程垣构成借名借款关系，张丽仅为名义借款人，程垣系实际债务人。在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张丽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程垣亦明确承认其系实际债务人，承诺由其承担还款责任；而万惠萍在该案庭审中也陈述其对张丽与程垣的借名借款事实是明知的，其主观上就是为程垣提供担保。二、万惠萍已与程垣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明确程垣为付款义务人。2018年7月20日，即程垣在万惠萍的案涉抵押房产被法院查封后向万惠萍出具了一份欠条，明确程垣为付款义务人，免除了张丽的还款义务。万惠萍已另行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起诉程垣，其诉请中包括了本案的250万元债务，也进一步证明万惠萍认为案涉债务应由程垣承担。万惠萍虽称不会重复主张本案债务，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故对其重复主张权利的行为不应予以支持。万惠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张丽偿还万惠萍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的担保债务250万元及利息（暂以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立案之日计算至判决生效确定的给付之日止）；2、判令池昀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3、案件诉讼费用由张丽、池昀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6日，万惠萍公证委托案外人程垣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温银733002013年高抵字00165号的《温州银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万惠萍自愿以坐落于瑞安市的房产（产权证号：瑞安市房权证瑞房字第××号）为被告张丽于2013年11月6日至2016年11月6内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所有主合同项下各笔债权（不论币种）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人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250万元整。上述抵押合同约定担保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等所产生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上述抵押合同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2013年8月12日，池昀节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温银733002013年高保字00094号的《温州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中约定：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债务人张丽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100万元整，担保债权确定期间从2013年8月12日至2015年8月12日。本合同的决算日为2015年8月12日，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决算日后两年为止。上述保证合同约定担保范围除了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等所产生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2015年7月20日，张丽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编号为733002015个贷字00183号的《温州银行自然人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215万元；期限为2015年7月20日起至2016年7月20日；月利率执行固定利率0.6%；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约定的借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对违约使用或借款逾期期间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相应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合同签订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约于2015年7月20日向张丽发放了人民币215万元的贷款。2016年7月20日，张丽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733002016展字10013号的《温州银行借款展期合同》，约定展期借款金额为215万元，展期后的到期日为2017年7月20日，展期后的借款利率按月利率6‰执行，并约定贷款按日计息，利息按月结息。借款人应于每月的20日向贷款人支付利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合同载明融资利率水平上加收50%，债务人不能按期支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2016年7月20日，原告万惠萍的委托代理人程垣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借款展期同意书，继续为张丽展期后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责任不减损。2016年7月20日，池昀节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借款展期同意书，继续为张丽展期后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责任不减损。上述《温州银行借款展期合同》签订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张丽作为主债务人未履行还款义务，担保人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担保责任。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合同约定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经法院调解制作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调解书，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张丽结欠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15万元及利息、复利、逾期利息（截止2018年4月10日止，利息为12894.09元、复利为1016.92元、逾期利息170280元，从2018年4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复利、逾期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该款由张丽于2018年5月15日、5月30日前各付原告50万元，于2018年8月1日、9月1日、10月1日前每月各付30万元，于2018年11月1日前付25万元，于2018年12月1日前结清所有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复利、逾期利息；二、池昀节以100万元为限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丽追偿；三、若张丽未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就万惠萍所有的坐落于瑞安市的抵押财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250万元最高债权余额范围内优先受偿；四、若上述被告未按上述约定履行义务，则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未付款项全额申请执行；五、案件受理费25089元，减半收取12544.50元，由张丽、池昀节、万惠萍共同负担。由于未履行调解书约定义务，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查封了万惠萍的上述抵押房屋，并于2019年3月1日挂网拍卖，抵押房屋于2019年4月2日以353万元成交，万惠萍按合同约定履行了抵押担保责任。后万惠萍向张丽主张涉案款项金额，张丽认为实际借款人系程垣，涉案债务应由程垣负担，张丽的具体抗辩理由如前答辩内容所述，万惠萍遂诉至该院。另审理中，万惠萍本人经该院询问表示其与案外人程垣系10多年的朋友关系，程垣与万惠萍表弟有合作关系，所以通过万惠萍表弟的关系，万惠萍曾对程垣比较信任。万惠萍在大约七或八年前与程垣经表弟介绍有共同出资购买了两处房产，具体为：万惠萍与程垣共同出资购买上海蓝谷路森兰雅苑22号1002室房产，当时万惠萍出资300多万，占2／3份额，程垣占1／3份额，后上海蓝谷路森兰雅苑22号1002室房产被程垣擅自卖了700多万，因万惠萍占2／3份额，故针对上述房产，程垣就欠万惠萍约500万的债务。万惠萍与程垣共同购买的另一处房产是温州市龙湾区雁荡山飞云江路的厂房，当时万惠萍和程垣各自出资750万元进行共同购买，后来程垣又瞒着万惠萍擅自处置了上述厂房，故针对上述厂房，程垣又欠万惠萍债务750万元。万惠萍与程垣共同购买了上述两处房产后，在大约距今几年前一个年关期间，程垣向万惠萍借款请求救急，程垣表示有债主向其讨债，若不还则要被债主暴力追债了，故向万惠萍请求借款进行资金周转。当时万惠萍拥有瑞安市的两处房产（包括本案涉案房产在内）刚好都没有任何抵押，都是干净的无任何权利限制的状态，两处房产的房契、产权证都刚好放在手上未使用，万惠萍就同意把瑞安的两处房产作为融资标的物借给程垣进行融资周转资金所用，程垣表示一年内会还给万惠萍。当时万惠萍考虑到其和程垣的关系还不错，万惠萍和程垣又已经共同出资购买了上海蓝谷路森兰雅苑22号1002室房产和温州市龙湾区雁荡山的厂房了，且考虑到当时程垣还是有很多可观的资产的，当时程垣在上海、广东均有别墅，在温州也有很多的房产。所以当时程垣请求万惠萍借款，万惠萍想着帮他一把，且当时瑞安的两处房产又刚好是万惠萍个人单独所有的房产，所以万惠萍就同意把瑞安的两处房产的处置权交给程垣，但当时说好的是只用万惠萍瑞安的两处房产借给程垣融资300来万的金额。万惠萍表示本打算若程垣还不出这300来万，万惠萍可以把和程垣合作共同出资购买的温州龙湾雁荡山飞云江路的厂房份额拿来抵债。万惠萍表示程垣以前在银行工作过，万惠萍对一些具体的贷款程序不懂，所以就同意把瑞安两处房产的处置权交给了程垣，并签订了公证委托书给程垣。结果程垣擅自抵押贷款了476万元的金额，远超出了当初约定好的贷款金额300万元，万惠萍对程垣抵押贷款融资的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抵押贷款的签字也是程垣凭着万惠萍签署的公证委托书后代万惠萍去跟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万惠萍是直到程垣还不出贷款的476万，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电话跟万惠萍说要拍卖抵押的瑞安的房产的时候，万惠萍才知道程垣实际贷款的具体金额是476万，现在万惠萍瑞安的房产已经被拍卖。另外，万惠萍表示程垣以前也有向其借款，但是基本是小金额的10万或20万左右，借款后都有还款，就是万惠萍所有的在上海浦东新区康沈路1949-1号商铺，万惠萍曾借给程垣抵押贷款80多万用于其资金周转，后来程垣还了几万，但是还有79万未偿还。另万惠萍称被告张丽系程垣公司的会计，管理程垣公司的账务，池昀节是程垣的前妻，平时万惠萍和张丽、池昀节都没有经济往来。但由于张丽是涉案合同的借款人，池昀节是担保人，所以万惠萍追偿这两个被告，万惠萍涉案的房子拍卖前是程垣把万惠萍电话提供给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万惠萍电话联系后万惠萍才进一步明确知道涉案房产进行抵押融资的具体操作模式细节是以张丽作为借款人，池昀节作为担保人的具体模式进行操作。后万惠萍多次催促被告张丽通知程垣去还款涉案瑞安房产抵押引起的债务，但是都没有任何反应。后万惠萍曾想移民香港，就想把上海森兰雅苑房子卖掉，但拿去卖的时候才得知该房子已经被程垣擅自卖出，温州龙湾飞云江路的厂房也被程垣擅自卖出。所以后来万惠萍向程垣追究责任，程垣向万惠萍出具欠条，包括瑞安的涉案房子在内，万惠萍在上海起诉程垣的债务中包括瑞安的两套房子。万惠萍表示其虽然已经向程垣主张，但是因为张丽是合同上的借款人，万惠萍的涉案房子是提供抵押担保，所以现在万惠萍向张丽主张，至于万惠萍为什么又向程垣主张，万惠萍表示因为程垣是实际借款人，程垣向万惠萍所出具的欠条上的1726万元债权是程垣所确认的总债务的金额，但是涉案张丽的这部分债权金额万惠萍会两边主张，张丽不足偿还的部分，万惠萍会去向程垣主张不足部分的权益。另该院查明：2017年8月28日，程垣出具了一份欠条给万惠萍，欠条载明：程垣因债务问题，截止到目前欠万惠萍温州厂房欠款750万元正；2、上海兰谷路1888弄仁恒森兰雅苑22号9层1102室欠款416万元正；3、上海浦东新区康沈路1949弄商业房84万元正；4、温州瑞安安阳路264号一楼、二楼店面抵押贷款476万元正。目前已逾期，现总欠万惠萍人民币1726万元正。以上款项程垣承诺在2017年12月30日前还清。如不及时还清，万惠萍可以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欠条载明出借人为万惠萍，欠款人为程垣。后程垣未按约偿还万惠萍上述债务，万惠萍遂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9沪0115民初33270号），诉请程垣偿还包括涉案房产债务在内的合计1726万元的债务本息，针对该诉请的事实理由表述如下：“原告万惠萍与被告程垣相识多年，曾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等。2018年7月20日，原、被告之间就历年间双方之间往来中被告所拖欠原告的4笔款项进行梳理，明确截止2017年2月底被告拖欠原告各项款项分别如下：1、出售共同购买的温州飞云江路厂房后应支付原告的出售款计750万元；2、出售共同购买的上海蓝谷路1888弄仁恒森兰雅苑22号1002室房屋后应支付原告的出售款人民币416万元整；3、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沈路1949-1号商铺抵押贷款79万元；4、温州瑞安市安阳街道安阳路238弄1幢1单元202室以及瑞安市两处房产抵押贷款人民币476万元整。上述四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726万元。同时依据《欠条》约定，如果被告程垣不能及时还款的，原告有权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欠条》签署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程垣迟迟不予付款，致使原告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期，万惠萍亦向该院提起了对张丽、池昀节追偿权纠纷一案的诉讼，提出的诉讼请求如前述本案诉请一致。以上事实由万惠萍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的身份信息、民事调解书、执行裁定书、拍卖公告，张丽提交的2019沪0115民初33270号民事起诉状、欠条、2018民初字第1076号民事审判笔录、2019沪0115民初33270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送达回证、传票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案审理中，万惠萍本人经该院询问表示其与案外人程垣系多年朋友及合作关系，几年前程垣称资金周转困难要被债主暴力追债故向万惠萍借款，万惠萍考虑到其与程垣存在合作关系（当时万惠萍和程垣已经共同出资购买了上海蓝谷路森兰雅苑22号1002室房产和温州市龙湾区飞云江路的厂房）且程垣资产尚比较可观，故同意把涉案房产的处置权交由程垣处置，用以给程垣进行融资并为此签订了公证委托书给程垣，直到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打电话给万惠萍，万惠萍才知道程垣用涉案房产进行抵押融资的具体金额已经超过了当时约定的300万元的融资金额额度。故该院认为万惠萍对程垣用涉案房产作为融资标的物进行融资一直是知情并且是自愿的，系万惠萍的真实意思表示。万惠萍表示直到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其才知道程垣的具体融资方式细节及金额证明万惠萍委托程垣签订涉案房屋抵押为张丽担保的实质系存在借名借款合同关系，实际借款人和实际使用人均系程垣，万惠萍一直是知情的，这与万惠萍在2018浙0302民初1076号金融案件庭审中的表述亦相互印证（2018浙0302民初1076号民事审判笔录中万惠萍明确表示在涉案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的借款中，万惠萍不是借款人，该笔款项是程垣借款，万惠萍出于朋友情意签订了担保，程垣也是答应了债务他自己承担，这件事跟万惠萍无关）。另外，万惠萍作为出借人又与程垣作为欠款人达成一致债务结算协议，达成的债务结算协议系欠条，欠条第四条所注明的债权明确包含涉案债务在内且万惠萍亦已经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诉讼的方式对程垣进行债权的主张，诉请程垣偿还包括涉案房产债务在内的合计1726万元的债务本息，针对该诉请的事实理由明确表述为“原告万惠萍与被告程垣相识多年，曾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等……”故该院认为张丽提交的（2018）浙0302民初1076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庭审笔录、2019沪0115民初33270号民事起诉状、欠条及传票能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情况相互印证，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及张丽的抗辩理由，可以抗辩万惠萍诉讼请求的主张。在此情况下，万惠萍诉请依法判决张丽偿还万惠萍向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的担保债务250万元及利息并诉请判令池昀节承担连带保证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依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池昀节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该院依法予以缺席审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万惠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3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万惠萍负担。本案二审期间，张丽、池昀节未提交证据，万惠萍提供如下证据：谈话笔录（照片），拟证明万惠萍不存在重复起诉主张本案债权的事实。张丽对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无法证明该谈话笔录系万惠萍在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所制作。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谈话笔录未加盖法院印章，其真实性尚无法确认，且万惠萍是否在另案中撤回针对本案债权的诉请并不影响本案追偿权法律关系的认定，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张丽、池昀节、万惠萍（2018）浙0302民初1076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中，张丽虽作为主债务人就案涉贷款如何偿还与贷款银行达成调解协议，但张丽在该案中也已提出其未使用涉案借款，程垣系实际用款人的抗辩。因此，对于债权人贷款银行而言，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人、保证人应当依约承担还款责任，但回归到借款人、保证人等债务人之间内部责任认定时，仍应当查明真实债务主体，据此确认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两案的认定并不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万惠萍认可其在为涉案借款提供担保时对实际借款人系程垣明知，也正是基于与程垣的朋友和合作关系才以自有房产为案涉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贷款逾期和抵押房产被查封后，程垣也就涉案贷款形成的债务向万惠萍出具欠条，万惠萍也据此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主张。故万惠萍在订立合同时已知道张丽系受程垣委托，作为名义借款人向银行贷款的事实，故本案追偿法律关系应直接约束程垣与万惠萍。综上，万惠萍向张丽行使本案担保追偿权，依据不足，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抵押人只能向债务人追偿，在万惠萍与池昀节之间并未约定可以互相追偿的情况下，万惠萍向保证人池昀节追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万惠萍的相关上诉理由，依据不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800元，由万惠萍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曾庆建审 判 员 李 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