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9）黔03行赔再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宗林，男，汉族，生于1978年4月8日，贵州省仁怀市人，住仁怀市。委托代理人代杨，贵州省绥阳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仁怀交警大队）。地址：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蔡耿，仁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任轻松，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刘宗林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本院（2018）黔03行赔终17号行政赔偿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2019年5月1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行赔申97号行政赔偿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再审申请人刘宗林及其委托代理人代杨，被申请人仁怀交警大队行政机关负责人蔡耿、委托代理人任轻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刘宗林再审申请：1、撤销本院（2018）黔03行赔终17号行政赔偿判决、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7）黔0330行赔初22号行政赔偿判决；2、判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中型货车购置费用损失95800元；3、判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货车自2011年1月27日扣押之日起至2013年2月27日作出《交通管理决定书》之日止共计23个月的营运损失552000元（每天800元）。4、判决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维权的电话费、打字复印费、劳务代理费共计10000元。事实和理由：1、申请人购买货车的费用是95800元，因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导致申请人丧失了向卖车人蔡邦贵索赔法定追诉期，被申请人应依法赔偿申请人的这一损失。2、申请人货车有行车证、运输证、保险证，可以从事货运经营，申请人不知道被申请人将货车进行质检，而且质检车辆根本不是申请人车辆，被申请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车辆是拼装车。因此，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营运损失。3、申请人在维权、诉讼期间产生了大量费用，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相关损失。被申请人仁怀交警大队辩称，1、涉案车辆未依法登记，且经查证为拼装车，不具有上道路行使以及经营的资格条件。2、涉案车辆已经被收缴，并强制报废，我方于2013年3月1日将法律文书送达给申请人方，申请人未对该法律文书提起诉讼。3、申请人方主张的损失未实际产生，且不属于合法的利益，不应当获得赔偿。4、交警大队作出了2个行政行为。一是对车进行扣押。再就是2013年3月决定收缴并进行强制报废。申请人主张的购车损失是不能依据扣押行为来索赔，而应当要根据导致车辆灭失的行政行为进行诉讼，但是申请人没有根据该行为进行诉讼，申请人就不能在本案中基于我方超期扣押来进行赔偿。5、申请人的损失原本是有渠道可以填平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一方原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起诉买车人，主张民事赔偿。但由于申请人一方没有行使权力，我方认为责任不在我方，并不是因为交警大队导致申请人无法向卖车人进行索赔，所以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原一、二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27日，原告驾驶渝Ｃ×××××号中型自卸货车被被告扣留，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12年5月16日，被告委托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渝Ｃ×××××货车进行检验，该院同年6月12日出具检验报告。被告于2013年2月27日作出《交通管理决定书》，以车辆为拼装车为由，决定收缴并强制报废渝Ｃ×××××中型自卸货车。2012年7月，原告对被告强制扣留原告车辆行为提起诉讼，经一审、二审、抗诉和再审，2017年3月16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以被告扣留原告车辆达两年多时间超过法定期限为由，确认被告扣留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原告申请被告赔偿，被告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被告超期扣留原告车辆期间，原告多次到被告单位要求被告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本案被告超期扣留原告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已经生效判决确认违法，故被告应对超期扣留原告车辆期间给原告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货运损失，因原告被扣留的车辆为拼装车，不符合上路行使的条件，因此不能产生营运收入，故该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电话费、代理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且不属直接损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交通费问题，被告超期扣留原告车辆期间，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单位要求处理，事实上产生了交通费，该费用为被告违法行为直接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虽然原告无证据证明具体数额，但从减少当事人诉累考虑，结合本案被告2011年1月27日扣留车辆、2013年2月27日作出处理决定的超期扣留车辆的实际情况，本院酌情支持交通费3000元。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十日内赔偿原告交通费30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刘宗林上诉请求：撤销（2017）黔0330行赔初22号行政判决书；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渝Ｃ×××××号”中型货车自2011年1月27日被扣押之日起至2013年2月27日作出《交通管理决定书》止（扣除2个月的法定节假日）即23个月的货运损失（每天800元、每月24000元），合计赔偿552000元；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从2011年1月27日至2017年3月16日期间产生的电话费、交通费、代理费，合计60000元。其理由：上诉人的被扣车辆“渝Ｃ×××××号”中型货车是2008年11月5日用自己的一辆“贵Ｃ×××××哈飞赛豹轿车”作价64000元、并补差价31800元，从蔡邦贵处换得的，其取得是善意合法的。被上诉人于2011年1月27日扣押了上诉人的车辆后，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上诉人于2011年10月将卖车人蔡邦贵在仁怀市人民法院起诉，在开庭期间，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对扣押车辆未作出处理结论，就没有法律依据审理本案并作出判决，于是，上诉人只能从仁怀市人民法院申请撤诉。2年后，在2013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对扣押车辆作出（1013）仁公交决字第001号《交通管理决定书》，因被上诉人严重超过法定期限作出处理决定，导致上诉人向卖车人蔡邦贵行使诉权超过时效，无法从蔡的手中追回10多万元的购车损失，这一损失应由被上诉人赔偿。因被上诉人的怠于作为、超期行政行为，给上诉人造成多次诉累，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27日作出《交通管理决定书》，而扣押车辆的解体报废时间是2012年8月7日。其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作出公正判决。二审另查明，1、刘宗林被扣押的渝Ｃ×××××号中型自卸货车系拼装车，未依法登记上户，未检及使用假行驶证。2、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仁公赔决字（2017）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仁怀市人民法院（2016）黔0382行初1号、本院（2017）黔03行终117号行政判决书将刘宗林被扣押车辆车牌号写成“渝Ｃ×××××”，系笔误，应为“渝Ｃ×××××”。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的审查对象是被上诉人作出的仁公赔决字（2017）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争议焦点是，刘宗林诉请的赔偿其货运损失552000元，电话费、交通费、代理费损失60000元应否得到支持。一、关于货运损失552000元应否支持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和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1、国家赔偿适用法定赔偿原则，即法律对赔偿范围、赔偿项目、赔偿方式、赔偿标准予以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国家不予赔偿；2、国家只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予以赔偿，对非法权益不予赔偿；3、国家只对合法的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刘宗林被扣押的渝Ｃ×××××号中型自卸货车已被被上诉人依法认定为拼装车，在2013年2月27日作出（2013）仁公交决字第001号《交通管理决定书》，决定收缴并强制报废，该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未经登记，不得上道路行驶。案涉车辆系拼装车且未经依法登记，无权上路行驶和营运，故刘宗林主张的车辆被扣押期间的货运损失552000元，系按正常营运状态下计算的预期利益，既无证据予以证明且属非法利益，不是合法利益的直接损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依法不应支持。被上诉人及一审判决对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宗林的该项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电话费、交通费、代理费损失60000元应否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宗林主张被上诉人超期扣押车辆行为导致其产生电话费、交通费、代理费损失60000元，依法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60000元已实际发生，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经审查，刘宗林并未向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提交电话费、交通费、代理费损失60000元的证据，故该项请求依法不应支持。但是，一审判决考虑到被上诉人对刘宗林车辆的超期扣押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刘宗林为此多次到仁怀市中枢被上诉人办公地请求处理以及多次往返诉讼，必然会花去交通费的客观事实，酌情支持交通费3000元，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无明显不当，本院应依法维持。被上诉人在仁公赔决字（2017）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中，未对刘宗林的该项赔偿请求予以回应和评判，显然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一审对此未予处理，属于漏判，本院依法纠正。综上，刘宗林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未适用法律对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本院依法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条第（二）项、第（六）项“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六）明显不当的。”的规定，二审判决：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撤销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仁公赔决字（2017）00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再审中，本案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确认原审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仁怀交警大队扣留申请人刘宗林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因超过法定期限被确认违法。刘宗林有权基于该违法行为向被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关于车辆损失赔偿，申请人在原一、二审中并未提出该诉讼请求，鉴于车辆损失和被申请人违法扣留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且申请人就本案车辆维权已进了数年诉讼，再行提起行政诉讼确认被申请人强制报废汽车违法并要求行政赔偿已不具备条件，为减轻当事人讼累，本院对车辆损失赔偿予以处理。仁怀交警大队于2011年1月27日扣留车辆后，于2011年12月12日才对刘宗林进行询问，2012年5月16日，仁怀交警大队单方委托贵州省机械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车辆进行检验，2012年6月12日作出检验报告，仁怀交警大队未提供证据证明检验报告已送达刘宗林。仁怀交警大队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向仁怀市和重庆市的车辆管理所查询被扣车辆的情况告知了刘宗林。2012年8月7日，遵义市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报废汽车回收专营公司将车辆解体，也无证据证明已告知刘宗林。以上行为程序剥夺了刘宗林的陈述、申辩权，刘宗林不认可其车辆为拼装车辆，现车辆已拆解灭失，刘宗林已不可能通过民事诉讼向卖车人追偿车辆损失。因此，被申请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根据刘宗林提供的购车合同，其购车借款为95800元，购车后刘宗林已使用两年左右，车辆可在折旧后酌情确定价值为86220元（95800元×90%），被申请人应赔偿申请人车辆损失86220元。刘宗林主张的车辆被扣押期间的货车营运损失552000元，系按正常营运状态下计算的预期利益，不是直接损失，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考虑到被上诉人对刘宗林车辆的超期扣押行为已被确认违法，刘宗林为此多次到仁怀市中枢被上诉人办公地请求处理以及多次往返诉讼，必然会花去交通费的客观事实，原一、二审酌情支持交通费3000元，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黔03行赔终17号行政赔偿判决；撤销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2017）黔0330行赔初22号行政判决；二、由被申请人仁怀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向申请人刘宗林支付车辆损失赔偿金86220元；向申请人刘宗林支付交通费用赔偿金3000元；以上赔偿金共计89220元。三、驳回刘宗林其他行政赔偿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晓东审判员  张 鹏审判员  吴梦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周益书记员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