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1122民初560号 原告：卢朵，女，汉族，1982年4月5日出生，住河南省息县陈棚乡卢店孜村卢店孜村民组，现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萍，广东优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岑日平，女，汉族，1986年3月24日出生，住广西钟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晚，广西宏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卢朵与被告岑日平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陈萍、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晚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于2019年7月23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萍，被告岑日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卢朵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依法裁决被告支付欠款6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之前均系广州市快大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大公司）的销售部门员工，原告是被告片区的经理，系上、下级同事关系。根据广州快大公司的销售政策，客户所欠货款由销售员承担，由于广州快大公司每个月的销售情况、客户回笼货款等对账情况均是与片区经理即原告核对，因此，被告的销售业绩、客户回款对账均是由原告与广州快大公司核对。在被告开发的客户当中，桂林天凤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凤公司）是被告开发其中的一位客户，由于桂林天风公司拖欠广州快大公司的货款，根据广州快大公司的销售政策即由销售人员负责，2017年8月11日，广州快大公司依据原告与其每月核对的《对账单》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偿还原告负责片区的货款【一审案号：（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其中即包括桂林天凤公司所欠货款190万元，该案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向广州快大公司支付货款179万元及利息；原告、快大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二审案号号：（2018)粤01民终8117号】，判决原告向广州快大公司支付桂林天凤的货款1901199.74元及利息。2018年9月，广州快大公司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2018)粤01民终811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号：（2018)粤0111执9978号】，后原告与广州快大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和解内容如下：由原告向广州快大公司支付桂林天凤公司拖欠货款及利息共计120万元，广州快大公司同意放弃追究原告的权利，并同意将桂林天凤公司欠广州快大公司债权转让给原告追偿，现该执行案己执行终结。鉴于，原、被告是一销售团队，桂林天凤公司货款由原被告共同负责，2017年4月10日，原、被告即达成《货款责任承担协议》，协议约定，桂林天凤公司所欠货款190万元由原、被告共同承担全部责任。2018年12月17日，原、被告达成《确认书》，确认，原告向快大公司执行（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2018)粤01民终28117号《民事判决书》的120万元当中，被告应承担一半的责任即60万元。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偿还所欠60万元债务，但被告却故意推脱不还，无奈，原告只得诉请贵院，请依法裁决。 被告岑日平辩称，答辩人因为原告卢朵诉答辩人追偿权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一、卢朵是快大公司的其中一个股东，也是老板。被告是快大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是销售业务员。卢朵在分派被告工作时，是代表公司的。二、快大公司当时规定公司在给客户发货时，需要员工签订负责收回货款之类的保证书。其实，这类需要员工负责收回货款之类的保证书因为与民法精神的公平正义及收益与风险共存的原则相违背，也在没有任何原则及事实的情况下加重了员工义务，是一种无效的行为。正如本案的原告在（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所述的一样，本案的被告岑日平是快大公司的员工，本案应当适用《劳动法》，而不是适用《民法》及《合同法》。三、由于本案的原告卢朵是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老板，至于卢朵与快大公司内部是一种什么关系，被告是不清楚的。虽然在(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和第9页中，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确认了卢朵与快大公司在事实上是一种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但是，不管卢朵与快大公司内部是什么关系，都不影响本被告是快大公司业务员的基本关系。也不影响卢朵在对答辩人的工作进行指派时，卢朵是代表公司这一基本的法律关系。从快大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中，卢朵从2015年11月13日，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变更中就成为了公司的其中一个老板，一直到2017年的8月18日股东变更中才退出公司。(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快大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向法院提起对卢朵的诉讼，卢朵在2017年8月18日在公司股东变更中退出快大公司。）四、本案所涉及的公司客户桂林天凤公司的销售行为是从2016年1月16日开始至2016年12月27日止，是在卢朵为快大公司股东及为答辩人直接上司及直接领导工作期间。五、2017年4月10日时，桂林天凤公司己经欠了广州快大公司190万元的货款，当时，桂林天凤公司要求快大公司继续发货，但是，快大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同意，此时，卢朵要求答辩人在货款责任承担协议上签字，并对答辩人说，只要答辩人在上面签字，公司就会发货。当时，卢朵是答辩人的直接上司和直接领导，答辩人只有在上面签字。2017年5月开始，快大公司要求答辩人辞去工作。另外，答辩人在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后，曾经打电话给桂林天凤公司的老板，了解到2018年12月之前，桂林天凤公司已经开始重组，但是答辩人由于早就不在快大公司工作，因此，事前并不知道桂林天凤公司重组的事。2018年12月17日，卢朵找到答辩人，要求答辩人在确认书上签字，当时答辩人是拒绝的，后来，在卢朵的反复纠缠下，再加上两人又在快大公司因为上下级工作关系共事多年，因此，答辩人违心地在确认书上签字，但是，同时在确认书上表明，只是承担与卢朵向桂林天凤公司共同追款的工作。并不与卢朵承担由此带来的任何风险。六、答辩人在为公司和卢朵销售产品时，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因为被告自始至终都只是知道卢朵的行为就是代表公司的行为，虽然在（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民事判决书第8页和第9页中，广州市白云区法院确认了卢朵与快大公司在事实上是一种公司与经销商的关系，但是在答辩人看来，公司和卢朵的行为都是代表公司，至于卢朵和公司两者在内部是一种什么关系，答辩人是不知道的。因此，销售行为的结果应当由公司或者卢朵来承担。至于原告在起诉材料中所提到的证据五及证据七，因为违背民法及劳动法的基本精神，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因此，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卢朵原系快大公司的销售经理，被告岑日平原系快大公司的销售人员，天凤公司系被告岑日平开发的客户。2016年1月16日，快大公司与天凤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后快大公司按照约定向天凤公司发货，并由原告卢朵每月月底签对账单予以确认，但是天凤公司不能按时向快大公司支付货款。2017年4月10日，原告卢朵与被告岑日平签订《货款责任承担协议》，协议记载“兹有：桂林天凤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总欠款19000000.00元（大写：壹佰玖拾万元整），此欠款由卢朵（身份证号码：）和岑日平（身份证号码：）二个人共同对此欠款承担全部责任。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具有法律效力，……。责任人（签字加手印）：卢朵，责任人（签字加手印）：岑日平。”2017年8月11日，快大公司依据原告卢朵与其每月核对的《对账单》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原告卢朵及其丈夫卢红偿还包括桂林天凤公司所欠货款共计190万元货款，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11民初106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卢朵及卢红共同向广州快大公司支付货款179万元及利息。原告卢朵、卢红和快大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民终81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卢朵及卢红共同向快大公司支付货款共计1901199.74元及利息。2018年10月10日，快大公司向天凤公司出具一份《函》，记载“贵司多次向我司出具欠条及情况说明，承认截至2017年11月，贵司尚欠我司货款179.5万元（大写：壹佰柒拾玖万伍仟元）。现我司明确，虽然销售合同是贵司与我司签订，货物也由我司发出，该债权实际是卢朵（身份证号码：）享有，请贵公司向卢朵清偿上述货款。我司通过诉讼【一审案号：（2018）粤0111民初10671号，二审案号：（2018）粤01民终8117号】向卢朵追偿的货款中，已经包含贵公司主张上述货款，不会就此货款向贵公司追偿任何责任……。”快大公司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判决书所确定的货款，【执行案号：（2018)粤0111执9978号】，后卢朵与快大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由原告卢朵向快大公司支付1200000元后，2018年11月5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通知书。2018年12月17日，岑日平签订一份《确认书》，记载“依据（2018）粤0111民初10671号和（2018）粤01民终8117号判决书，卢朵和卢红需向广州快大饲料有限公司承担货款责任。其中有179.5万元属于桂林天凤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拖欠的货款。桂林天凤生态养殖有限公司是岑日平介绍的客户，岑日平与卢朵之前约定就该客户的货款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基于此，岑日平应该承担其中的一半责任即60万元。岑日平尽快支付该款项给卢朵和卢红，以让卢朵和卢红可以及时履行判决书。支付后，岑日平和卢朵共同向桂林天凤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追到的货款，一人一半。确认人：承担追款责任，岑日平。”被告岑日平没有按照约定向原告卢朵支付款项，2019年4月原告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请求。 另查明，原告卢朵原系快大公司的股东，2017年8月18日变更后予以退出。 本院认为，一、原、被告分别作为快大公司的销售经理和销售员，对快大公司的关于销售的相关规定理应知晓，被告在答辩状中亦陈述，快大公司在给客户发货时，需要员工签订负责收回货款的保证书。原告卢朵作为销售经理，快大公司在向被告岑日平开发的客户天凤公司发货时，均记在卢朵名下，并由卢朵每月在快大公司的对账确认单上签字。被告岑日平在明知天凤公司不能按时向快大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为了快大公司能向其开发的客户继续发货，于2017年4月10日，与原告卢朵签订《货款责任承担协议》，约定二人共同对此欠款承担全部责任。因此，被告签订该《货款责任承担协议》时是知道并且应当知道其法律后果的。二、根据已生效的（2018）粤0111民初10671号和（2018）粤01民终8117号民事判决书，卢朵从快大公司购买饲料后，再分销客户赚取20%-30%的差价。至于卢朵与岑日平之间，原告陈述其与岑日平之间卢朵没有赚取差价，而是由快大公司按照每吨100元向其支付报酬；而被告陈述，由卢朵按照不同品种每吨300元-500元不等向其支付提成。双方均没有就各自的上述主张提交证据，但是可以确定原、被告均从分销中获得利益。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卢朵与岑日平签订《货款责任承担协议》，约定二人共同对此欠款承担全部责任，亦符合常理。被告认为其被胁迫的情况下才签订该协议，但没有向提交证据，对其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三、通过诉讼程序，法院判决卢朵、卢红向快大公司支付包括天凤公司所欠货款共计1901199.74元及利息，在执行阶段以1200000元达成和解，在此过程中，卢朵亦没有加重岑日平债务承担的行为，且被告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确认书》。被告辩解，其在《确认书》上签字是基于与原告多年的朋友、同事关系，且只表明其承担与卢朵向天凤公司共同追偿的责任，但是结合《货款责任承担协议》和《确认书》来看，内容具体明确，对债权债务的关系表示清楚，没有歧义。故被告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原、被告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主张的其与快大公司是劳动关系，卢朵是快大公司的股东之一，岑日平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对此产生的责任不应由岑日平承担。本院认为，岑日平与快大公司的关系不是本案审查范围，卢朵系快大公司的股东亦不影响卢朵个人与岑日平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被告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所欠款项600000元，现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岑日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卢朵支付欠款60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以实际所欠款项为基数，从2019年4月29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8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岑日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覃渊华 审 判 员  钟丽群 人民陪审员  何一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日 书 记 员  吴记林 附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