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2022民初1028号 原告：刘代均，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春，四川精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乐至县巨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乐至县天池镇帅乡大道行政服务中心综合楼五楼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22058229107T。 法定代表人：李吉霞，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鹏飞，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佳灵路9号1栋11楼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67835614XT。 法定代表人：李春花，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世杰，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寰宇，四川蜀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成都市玉沙路12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1917800A。 法定代表人：彭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莉，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学武，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代均诉被告乐至县巨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巨洋公司”）、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明洪公司”）、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成都一建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2日立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对成都一建公司在巨洋公司处的工程款137万元予以冻结，本院经审查，依法裁定对巨洋公司尚未支付成都一建公司工程款中的137万元予以冻结。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代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德春，被告巨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喻鹏飞，明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寰宇、杨世杰，成都一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嘉莉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代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1339869.34元及从2018年12月16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以1339869.34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由被告巨洋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巨洋公司系乐至巨洋五星级酒店及住宅小区项目的业主，将该项目建设施工发包给被告成都一建公司，成都一建公司于2014年10月指派王洪林（系被告明洪公司控股股东）与被告明洪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项目劳务名义上分包给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又以明洪公司名义将项目劳务进行肢解分包，并指派执行经理杨浩（成都建工集团在现场施工公告中为项目经理）以明洪公司名义于2015年4月29日与原告签订《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将项目工程中脚手架分项工程劳务分包给原告，合同对承包方式、承包内容、承包单价、付款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后原告组织民工进行施工，期间还完成了项目部增加的工程和临时派工。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明洪公司指派人员对原告班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原告完成的劳务人工费为3150000元（未包含临时用工费30000元及窝工补贴549669.34元），品迭明洪公司已付款2340000元，明洪公司尚欠原告劳务费810000元。2019年2月4日，成都一建公司支付原告50000元，加上临时用工费30000元及窝工补贴549669.34元，明洪公司共欠原告劳务人工费1339869.34元。 另杨浩既是成都一建公司派驻项目的执行经理，又是明洪公司派驻项目的负责人。2017年8月28日，巨洋公司向成都一建公司书面承诺于同年9月15日拨付工程款1000万元，用于支付民工工资。而杨浩代表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以该笔资金先收到公司再安排为由，强迫原告按其提供的虚假劳务工人名单将应支付给原告工人的100万元挪作他用。综上，明洪公司应对所欠劳务费承担给付责任，成都一建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和转包方应对民工工资负总责，其将应付的民工工资挪作他用，属恶意拖欠民工工资行为，应对其挪用的资金共同承担责任，同时根据建工司法解释的规定，巨洋公司作为发包方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现经原告催收余款未果，特诉至法院。 被告巨洋公司辩称，巨洋公司非本案适格被告，其与原告未签订任何合同，原告要求巨洋公司承担责任于法无据。理由：1、巨洋公司已经与成都一建公司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完工程量的工程款已经结清，现二公司间的经济差欠是垫支利息等费用，与实际工程款无关；2、原告仅向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提供了劳务，本案实际施工方是成都一建公司，建工司法解释条款不适用于原告；3、原告应得的劳务报酬已于2017年9月15日前通过乐至县住建局监督予以支付并结清；4、原告与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合伙编造虚假劳务工人名单欺骗政府监管民工工资的发放，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应自行承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要求巨洋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 被告明洪公司辩称，1、原告未与明洪公司进行结算，原告主张的劳务费金额没有依据；2、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明洪公司办理结算，未达成一致，同日，原告出具书面承诺，同意由成都一建公司委托具有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资质的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咨询意见，作为最终结算，原告劳务费金额应以咨询意见结果为准，为2639528.4元；3、原告班组施工过程中领用的设备设施2300元，应予品迭；4、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法定标准，按照建工司法解释规定，对欠付工程款利息计付标准没有约定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成都一建公司辩称，1、成都一建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与原告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支付过合同款项；2、成都一建公司作为项目总承包方，与具有劳务资质的明洪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违法转包和分包情况；3、明洪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地位的单位，不能以其股东身份而否定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也不能由此认定成都一建公司应对明洪公司所签订的合同承担法律责任。 原告刘代均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三被告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拟证明双方主体资格； 证据材料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劳务分包合同》、《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拟证明被告巨洋公司系乐至巨洋五星级酒店及住宅小区项目的业主，将该项目的建设施工发包给被告成都一建公司，成都一建公司于2014年10月指派王洪林【系明洪公司控股股东】与明洪公司签订了《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该项目劳务名义上分包给了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又以明洪公司名义将该项目劳务进行肢解分包，并指派其执行经理杨浩（成都建工集团在现场的施工公告中为项目经理）以明洪公司的名义于2015年4月29日与原告签订《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将涉案工程项目中脚手架分项工程劳务分包给原告，合同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材料3：短信记录（系杨浩、成都一建公司劳管司经理张家智所发）、成都建工一建乐至巨洋威尼斯项目刘代均班组的申报对账单、脚手架方量单、关于乐至巨洋威尼斯酒店及住宅楼1＃2＃二次搭设的预算情况说明、关于乐至巨洋威尼斯项目人工费结算书、杨浩及王洪林出具的说明、成都一建项目部与原告达成的补贴协议、乐至项目1-3＃楼、酒店建筑面积工程量。拟证明原告除完成承包工程外，另行完成了增加的工程及临时派工。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明洪公司指派人员对原告班组工程量进行了确认，原告完成劳务人工费为315万元（未包含临时用工费30000元及窝工补贴549669.34元），品迭已付款2340000元，成都一建公司于2019年2月4日向原告支付50000元，尚欠原告劳务人工费1339869.34元；2018年12月16日，原告与明洪公司进行了结算，该结算单中未包含临时用工及窝工补贴，项目负责人王洪林在结算书上签字同意支付；2019年1月7日，杨浩及成都一建公司劳管司人员张家智又通知原告到成都一建公司进行最终结算，同月26日，结算后原告的工程量由原告与成都一建公司预算员邹杰签订确认，成都一建公司编制了原告班组对账单，交由原告签字； 证据材料4：《承诺函》、《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关于乐至巨洋威尼斯五星级酒店工程项目部组建的批复》、脚手架班组《工资表》，中国工商银行企业代付明细清单，电话录音整理记录、录音录像整理记录、U盘。拟证明：1、杨浩既是成都一建公司派驻项目的执行经理，又是明洪公司派驻项目的负责人。2017年8月28日，巨洋公司向成都一建公司书面承诺拨付工程款1000万元，用于专门支付民工工资，而杨浩以该民工专项资金先收到公司再安排为由，强迫原告按照其提供的虚假劳务工人名单将应付给原告的民工工资100万元挪作他用；2、2019年1月26日录音证实原告班组的对账单系与被告进行结算的结算单，原件存于被告处； 证据材料5：《乐至巨洋威尼斯商住小区一期与五星级酒店工程建设项目补偿协议（五）》《乐至巨洋威尼斯项目一期工程与成都一建工程款结算付款清单》、成建工一司（2018）函字127号文件、巨洋公司向成都一建公司付款4000万的银行凭证。拟证明经过结算成都一建公司的最终工程价款为1.74亿元，巨洋公司已经向成都一建公司支付1.6022376亿元，尚欠0.1377624亿元的工程款。 被告巨洋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三性无异议，对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项目分包合同，认为与巨洋公司无关系，不发表意见；对证据材料3巨洋公司不清楚，不发表意见，但该组证据证实了原告只向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提供了劳务，本案实际施工方仍系成都一建公司，原告非实际施工人；对证据材料4，不发表质证意见，但该证据证实了原告的劳务费已经结清，原告与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的作假行为造成的损失，应由造假人自行承担；对证据材料5补偿协议、付款清单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巨洋公司已全额结算工程价款，尚欠金额是巨洋公司对成都一建公司的补偿及资金利息，同时成都一建公司将项目工程转包、分包，应支付巨洋公司违约金，最终结算金额尚未确定。 被告明洪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中三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合法性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原告不具备资质，该合同无效；对证据材料3中短信三性不认可，短信没有载明杨浩电话号码，短信内容也可以看出明洪公司一直在要求原告配合进行结算，双方并未达成结算，其他短信是与成都一建公司的内容，不发表意见，对举证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短信内容是要求到成都一建公司结算，该公司是结算地点，非结算主体；对申报对账单三性不予认可，仅有申报单价、申报数量、申报金额及原告方签字，仅为原告单方面的申报，不能视为与明洪公司的最终结算；对签有“王荣”名字的脚手架方量单经公司核实，王荣当时确系公司员工，但现已离职，无法核实方量单上“王荣”名字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关于情况说明，上有涂改痕迹，对三性不予认可；人工费结算书系复印件，根据原告提供的短息及明洪公司提供的承诺书可证实，双方并未在2018年12月达成最终结算，该结算书非最终结算；对杨浩及王洪林签名的关于30000元零星用工费的说明真实性予以认可；对2016年6月4日载有“杨浩”名字的协议三性不予认可，经向杨浩本人核实，杨浩否认出具过该协议，也未签名，且该协议中的“杨浩”签名与其他证据中杨浩签名字迹差别大；对1-3＃楼、酒店建筑面积工程量三性不予认可，表中签名的“邹杰、张家智”二人均不是明洪公司员工，该量表没有得到明洪公司的确认；对证据材料4工资表、付款明细、电话录音、录像资料无异议，录音中杨浩一直强调原告应与明洪公司结算，非成都一建公司，从录音资料中可以看出双方直到2019年4月都未达成最终结算；承诺函、批复系巨洋公司、成都一建公司的资料，明洪公司不发表质证意见；证据材料5系巨洋公司、成都一建公司间的资料，明洪公司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1三性无异议；对证据材料2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三性无异议，《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原告与明洪公司签订，不予质证，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正好证明成都一建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具有劳务资质的明洪公司，不存在违法分包的事实；对证据材料3中杨浩的短信记录不认可，对与张家智的短信内容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短信是基于春节前原告到成都一建公司讨要民工工资，成都一建公司联系明洪公司支付无果情况下，公司从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出发，代垫了部分费用，至于代垫的费用，需原告提供相关依据；申报对账单只是原告单方面申报，没有其他方的确认，不能作为结算依据；脚手架方量单中签名人员非成都一建公司员工，不发表质证意见；情况说明，有涂改痕迹，对三性不予认可；对人工费结算书质证意见与明洪公司质证意见一致，对杨浩及王洪林签名的关于30000元零星用工费的说明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二人均代表明洪公司，与成都一建公司无关；对补贴协议质证意见与明洪公司质证意见一致；对项目1-3＃楼、酒店建筑面积工程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成都一建公司与原告没有结算义务，该工程量需经明洪公司确认后才能作为结算依据；对证据材料4中承诺函、批复三性无异议，工资明细表系明洪公司与原告间发生，不质证，对电话录音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公司未对杨浩赋予结算的权限，杨浩仅是项目聘请的现场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是杨洪林，公司对发放民工工资情况不知情，即使存在串通领取工资，也与公司无关；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付款清单金额有异议，巨洋公司欠成都一建公司金额不止1千多万元。 被告明洪公司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6：《承诺书》、《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原告班组工程造价审核结果(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拟证明2018年12月11日，原告与明洪公司办理了结算，但双方对结算金额未能达成一致，同日，原告向明洪公司出具《承诺书》，同意以成都一建公司委托的造价咨询公司（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结果为最终结算支付依据。该承诺书应视为有效，原告应受其约束，故原告班组的劳务人工费为2639528.4元； 证据材料7：《公证书》（公正录像）。拟证明原告在合同范围内的施工部分存在未完成工程即咨询意见中载明的3号楼外架楼及防护架未拆架，1、2号楼及酒店防护架未拆除； 证据材料8：《承诺书》、原告班组领用设备、设施的签单（附明细清单）。拟证明原告班组在施工过程中领用设施设备费用共计2300元应该在结算款中予以扣除。 原告对明洪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6中承诺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出具承诺书后，明洪公司监事及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成都一建公司项目承包负责人王洪林于2018年12月16日签字确认了人工费结算单，双方对结算方式进行了变更，原告提供的短信内容也证实杨浩、张家智在2018年12月通知原告到成都一建公司处作最终结算；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在案外人郎军诉三被告一案中，明洪公司未出示该合同，原告认为合同系事后补签，不真实，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无异议，对原告班组工程造价审核结果不予认可，审核结果中只有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盖章，未付相应结算依据，也没有工程造价师的签名，不能作为结算依据。后原告就搭设转换梁支架该项工作内容的数量主张以该审核结果中所载的核算数量为准；对证据材料7三性予以认可，未完成的工程系明洪公司不让原告拆除；对证据材料8三性予以认可。 被告巨洋公司对明洪公司出具的证据称不知情，不予质证。 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对明洪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予以认可。 被告成都一建公司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9：《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企业证书信息》。拟证明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已将所涉工程的劳务部分合法分包给了有相应资质的被告明洪公司的事实； 证据材料10：《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工程项目目标管理责任书》、《承诺书》。拟证明案涉工程被告成都一建公司驻派项目的负责人是王洪林的事实； 证据材料11:请款单、付款凭证、转账支票、记账凭证、付款委托、转账凭证、收条等。拟证明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已经按约向被告明洪公司支付了劳务分包费用35938501.4元，现双方还未办理完最终结算，但该金额已超过各班组申报的工程量总额对应的劳务费的事实；此外，证明成都一建公司向原告支付的50000元系受明洪公司委托，成都一建公司与原告间不存在直接权利义务关系。 原告对被告成都一建公司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9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工程劳务合同实系违法转包；对证据材料10认为证实了王洪林系挂靠被告成都一建公司进行的工程施工，王洪林向成都一建公司上交管理费及税费，项目资金由王洪林负责，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社保等都由其发放和购买；对证据材料11中请款单、付款凭证、转账支票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质证，对记账凭证、付款委托、转账凭证、收条三性予以认可。 被告巨洋公司对成都一建公司的证据材料称不清楚，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明洪公司对成都一建公司证据材料质证意见为：对证据材料9、10予以认可；对证据材料11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与明洪公司没有办理完毕最终结算。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证据材料1系国家职能部门出具，来源合法，能证实原、被告诉讼主体资格，予以采信；证据材料2中三份合同均系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真实性予以采信；证据材料3短信记录，被告明洪公司对与备注为“杨总”短信内容不予认可，无法确认短信发送人身份，不予采信，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对与公司人员张家智的短信内容无异议，对此予以采信；申报对账单中虽无被告公司盖章或工作人员签名，但该申报对账单中的工作内容、申报数量中除第15项“1、2＃搭设转换梁支架（地下室）”的申报数量无其他明细资料印证及第13项“酒店二次搭设”申报数量与明细金额不一致外，其余第1-7项、第9-12项、第14项工作内容、申报数量与脚手架方量单及乐至项目1-3＃楼建筑面积工程量所载数据一致，其中脚手架方量单中签署有“王荣”名字，明洪公司质证称王荣当时确系公司员工，但现已离职，无法核实是否为其本人签名，对此，明洪公司应自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方量单中“王荣”签名效力应及于明洪公司，应视为明洪公司行为；此外，乐至项目1-3＃楼建筑面积工程量单经成都一建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故对申报对账单中第1-7项、第9-12项、第14项工作内容、申报数量内容予以采信，对脚手架方量单、乐至项目1-3＃楼建筑面积工程量单予以采信，对申报对账单中第13项、15项申报数量不予采信；二次搭设的预算情况说明虽存在涂改痕迹，但明洪公司对其中签署有“钟祖金”名字的此人身份确认当时系公司员工、成都一建公司对上面签署的“曾光荣”名字的此人身份确认系公司的技术员，签署有“刘舸”名字的经确认系公司副总，对是否系本人所签订二公司亦未给与明确书面答复，对此，应自行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同时该份情况说明中载明的“二次搭设外架，涉及酒店主楼、裙楼四周、酒店内宴会厅、大厅、会议厅、1＃、2＃（A-M交A-1处至A1-A转角处、负一层底部至女儿墙顶部外墙脚手架全部搭设）”内容与原告提供的有明洪公司员工签名的脚手架方量单所载搭设部位一致，能够证实原告进行二次搭设的事实，故对该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人工费结算书系复印件，明洪公司及成都一建公司质证称原件未在公司处，也无法核实结算书上“王洪林”签名的真实与否，故无法核实该证据的真实性，故不予采信；杨浩及王洪林出具的说明经明洪公司及成都一建公司质证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三性予以采信；此外，原告称补贴协议全部内容包括签名均系杨浩本人书写，同时申请进行字迹鉴定，后因杨浩未到鉴定机构采样及未提交其他杨浩本人书写的相关样本，故鉴定机构予以退案处理，对该协议内容是否真实，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以此主张的窝工补贴能否成立，本院将在判理部分进行阐述；证据材料4中承诺函、批复、录音录像资料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工资表、付款明细由明洪劳务公司出具，经该公司质证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材料5均系书证，来源合法，内容真实，经协议双方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材料6承诺书经原告质证无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告对咨询合同提出异议，该合同无其他证据证实其真实性，不予采信，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系书证，来源合法，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咨询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单，无相关附件、无造价咨询人签字，未载明形成时间，不能证实其结算正确合理，对原告主张一致部分，予以采信；证据材料7公证书经原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予以采信；证据材料8承诺书、领用签单系原始书证，经原告质证均无异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采信；证据材料9、10均系书证，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予以采信；证据材料11系成都一建公司向明洪公司付款相应凭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经上述由本院确认的证据证实，并结合原、被告陈述，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4年5月26日，被告巨洋公司作为发包人与原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发包人开发建设的乐至·巨洋威尼斯水城住宅与酒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分三期建设，第一期包括酒店和部分住宅工程，建筑面积约23万㎡，二、三期为住宅工程，建筑面积共约33万㎡。经发、承包人双方协商，发包人将该项目土建工程整体交予承包人施工。工程名称：乐至·巨洋威尼斯商住小区一期与五星级酒店工程建设项目，承包范围：土建，开工日期：2014年6月16日，合同价款：276000000元（暂定价，不作为支付进度款的依据。最终造价以审计结算金额报告为准）。同年10月，原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明洪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就乐至·巨洋威尼斯五星级酒店及住宅小区项目，乙方同意作为甲方的劳务分包输入单位，与甲方建立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承包内容：砌筑工、抹灰工、钢筋工、木工、混泥土、脚手架工总面积暂定230000平方米，承包方式：劳务分包，暂估合同总价60000000元。2015年4月29日，原告作为乙方与被告明洪公司作为甲方签订《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方式：单包人工费及辅材、耗材、机械、低值易耗品及周转材料的维护等综合独立承包，承包内容：乐至巨洋五星级酒店项目工程脚手架分项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本工程所有外脚手架、临边防护架、洞口防护、楼梯栏杆、过道栏杆、门架及施工电梯护身架和通道、一到四层落地平台，四层以上悬挑平台搭、拆及油漆，甲方提供材料只限于架管、架扣、木方、木板、油漆……。承包单价：人工费按建筑面积15.5元/㎡计费（包含第二条规定的所有工作内容），（以上单价包含工程进度达标奖金、工人劳保福利、组长带班费、零星工程补助费、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等保证措施费），其中基价占承包价80%，进度占5%，安全占5%，文明施工材料堆放及清理占5%，质量占5%。面积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规则执行，本分项不发生计时工，如必须发生项目部现场核量后以包工方式签发排工单。付款时间及程序：乙方每月25日前必须向项目部提交当月完成的工作量，未提交月份不予累积产值，不计算在进度款支付范围内。 合同签订后，原告组织人员进场实施了脚手架搭设作业。2018年9月19日，原成都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将名称变更登记为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成都一建公司。2018年12月11日，原告出具书面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刘代均，是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乐至巨洋项目部酒店、住宅脚手架班组负责人，在双方结算中有存在差异，本人同意最终以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请造价咨询公司审核结果，为最终结算支付依据，……。”同月，被告明洪公司项目管理负责人杨浩短信通知另一案原告李万明班组“按乐至县建设局要求及公司领导指示，成都一建劳管司对乐至威尼斯劳务进行审核，请你班组于12月19日上午10:30在劳管司共同进行对账”。2019年1月,被告成都一建公司人员张家智短信通知原告等班组“施工乐至巨洋威尼斯劳务班组，为推动劳务结算工作尽快完成，我司向各班组下发了乐至量差说明，及预算量，为尽快解决争议，请各班组请供详细计算公式复印件，我公司预算也将提供预算计算底稿，双方交换资料，共找差距，并近两天安排核对工作，收到请回复！成都一建劳管司张经理。”同年1月25日，张家智短信通知“各位，12月26日李万明、朗军、刘代均、余彬等四人9:00到成都123号对建筑面积，14楼预算科，对完后以便安排资金，明天公司加班，收到请回复，劳管司张经理。”同年1月28日，张家智短信通知“请各班组将每一个欠款民工的名字，欠款，电话，身份证号码都填写完，明天早上9:30前组长签字确认的原件交到一公司张家智手上，以便安排资金，明天巨洋威尼斯的班组长都要9:30准时到一公司。公司领导要求精确到每个工人的实领款。收到请回复。”涉及到本案，原告与成都一建公司工作人员就其劳务作业工程量进行了核算，形成了相应工程量单。 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班组申报对账单一份，被告成都一建公司称原告等班组就工程量确向公司进行过申报，其他班组原件在公司处，但未找到原告刘代均的申报单。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载明了工作内容、申报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其中：1、酒店标准层申报数量40637㎡，2、酒店地下室申报数量18321.42㎡，3、酒店裙楼申报数量28620.5㎡，4、酒店附属商业申报数量9120㎡，5、1＃楼申报数量10004.07㎡，6、2＃楼申报数量10004.07㎡，7、3＃楼申报数量23108㎡，9、ABC区负二层申报数量16042.59㎡，10、ABC区负一层申报数量20075.33㎡，11、AB区商业7356.8㎡，12、酒店二次搭设（挂网子）申报数量22721.12㎡，14、1、2＃二次搭设申报数量3914.71㎡。以上申报数量与相应的乐至项目1-3＃楼、酒店建筑面积工程量中核对面积一致。此外，关于第13项酒店二次搭设申报数量7991.88㎡与脚手架方量单中记载的酒店搭设未挂网面积6491.88㎡（2896.6㎡+3595.28㎡）相差1500㎡。第15项1、2＃搭设转换梁支架（地下室）申报数量9362㎡，原告未提供相应面积核算单，在被告明洪公司提供的由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原告班组造价审核结果表中载明：工作内容：转换成大梁加固，核算工程量4204.8m³，单价10元，金额42048元。 关于付款情况，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明洪公司均确认已支付劳务费2340000元,2019年2月，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受被告明洪公司委托支付原告劳务费50000元,同年2月4日，原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乐至巨洋威尼斯酒店项目脚手架人工费50000元。此外，原告认可领用设备的费用为2300元。 2018年11月20日，被告巨洋公司、成都一建公司签订《巨洋威尼斯商住小区一期与五星级酒店工程建设项目补充协议（五）》，双方就涉案工程达成如下协议：经建设主管部门协调，双方对乐至·巨洋威尼斯商住小区一期与五星级酒店工程土建和安装工程量一致进行了确认，双方一致确认按照工程现状的最终结算价款为人民币1.74亿元，最终结算价款包括：巨洋公司已经支付给成都一建公司的工程款、巨洋公司应当返还给成都一建公司的履约保证金、巨洋公司应当在质保期届满退还成都一建公司的质保金等。成都一建公司确认本工程实际申报结算价为人民币1.85亿元，为了达成本协议，成都一建公司做出了一定让步，同意按照人民币1.74亿元计算并支付。鉴于此，在成都一建公司提供1.74亿元的工程增值税普通发票后，巨洋公司郑重承诺并保证在2019年1月25日前无条件付清剩余款项，若巨洋公司未在2019年1月25日前全部支付，则巨洋公司无条件同意合同工程总价款按照人民币1.85亿元计算并支付。 另查明，杨浩既是被告明洪公司项目管理负责人，又是被告成都一建公司派驻的项目经理。2017年8月28日，被告巨洋公司向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出具承诺函，载明“致成都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我司承诺在2017年9月15日前向贵司拨付工程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拨付至乐至县住建局指定的民工工资监管账户），由县劳动监察大队督促落实，用于专门支付农民工工资问题，如我司未能按时拨款的，按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2018年12月16日，杨浩向原告出具书面说明一份，载明“乐至巨洋项目架工刘代均组前期用工及零星用工共计肆万叁仟元，经双方协商叁万元，一次性包干。全部结清，不再发生任何费用。特此说明，此金额未包含在结算书”，说明书尾部，杨浩签名，杨浩签名下方，王洪林签名并备注“同意办理”。庭审中，被告成都一建公司陈述王洪林系该公司派驻案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2019年4月10日，乐至县住建局、乐至县劳动监察大队就涉案项目劳务工资问题组织被告巨洋公司、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及原告等劳务班组召开协调会，会上，杨浩曾表示不认可成都一建公司与各班组对的账，认为所有的班组应与明洪公司算账，之后其又说道：我们现在对账的几个班组，除了李波、郎军两个班组外，其他的班组都和我们对了账，他们本人的实际借支是好多，他没拿到钱，我们肯定不得扣，重点是确定实际借支……。杨浩同时认可巨洋公司拨付的1000万元未实际发放给各劳务班组，并称该行为系明洪公司的经营行为，得到各劳务班组的理解，需先对账核实借支。 庭审中，原告申请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告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1603817.23元及从2019年1月27日起至给付完毕之日止以1603817.2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由被告巨洋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劳务费1603817.23元具体包括人工费1024147.89元，零星用工费及窝工补贴。 关于窝工补贴，原告提交协议一份，载明“由于乐至项目进展缓慢，施工人员窝工严重，为保证后续工程施工进展，刘代均架工班组劳务费用每平方米上调3元/㎡（按建筑面积），此款为一次性补贴，后期不再产生任何补贴。成都一建乐至巨洋项目杨浩2016.6.4日”。因被告明洪公司对该份协议质证称非杨浩本人签名出具，故原告于2019年7月25日向本院申请对该协议全部内容是否为杨浩书写进行字迹鉴定。后本院依法组织双方选定四川中信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同年8月16日，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补充材料函，称：经该中心鉴定人员审阅送检资料，还需提供经贵院质证的杨浩本人签名的自然形成的客观比对样本原件三到五份、杨浩本人签名实验比对样本三到五份。后本院将该补充材料函送达给原告方，原告针对补充材料函回复仅能提供本案中经明洪公司质证对杨浩签名无异议的2018年12月16日的情况说明一份，无法提供杨浩本人签名的其他对比样本。后本院承办人员与鉴定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其工作人员表示期间多次与明洪公司联系告知需杨浩配合现场采样，但明洪公司均称杨浩在外出差，杨浩本人电话亦无法接通，导致采集样本工作一直未进行。鉴于此，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向被告明洪公司邮寄送达通知书，告知明洪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之内通知杨浩本人前往鉴定中心完成现场采样工作，明洪公司于同年9月15日签收通知书，但杨浩未在限定期限内（即9月27日前）前往鉴定中心采样。同年10月8日，四川中信司法鉴定中心向我院出具司法鉴定案件退案函（中信函[2019]第362号），载明：我中心收到贵院委托书相关材料，要求对“2016年6月4日《协议》内容的笔迹与杨浩本人笔迹是否一致”进行司法鉴定。我中心于8月16日发送补充材料函，截至今日我中心未收到需杨浩方提供的鉴定材料，无法进行鉴定。现委托时限已到，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司法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鉴定；（三）委托人拒不履行司法鉴定委托书规定的义务、被鉴定人拒不配合或者鉴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之规定，现我中心将该案做退案处理，并将相关资料退回至贵院。 本院认为，被告成都一建公司、明洪公司分别作为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及劳务作业法定资质的企业，之间签订的《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被告明洪公司承包劳务后，将其中的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分包给原告个人，原告作为自然人，不具备劳务作业资质，故双方签订的《脚手架作业分项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应属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投入的人力已经物化为工程，不能返还，且原告提供的脚手架搭设劳务行为已随案涉工程完工结束，故原告有权请求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劳务费。 关于原告与被告明洪公司是否就案涉劳务费已进行结算，以及结算依据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应被告成都一建公司要求就其所完成的分项作业工程量到该公司进行核对，被告明洪公司项目管理负责人杨浩在对账之前亦曾短信通知另一案李万明班组“按乐至县建设局要求及公司领导指示，成都一建劳管司对乐至威尼斯劳务进行审核，请你班组于12月19日上午10:30在劳管司共同进行对账”。在2019年4月10日乐至县住建局、乐至县劳动监察大队组织原、被告召开的协调会中，杨浩曾说道所有班组应该是给明洪劳务算账，之后又说道：我们现在对账的几个班组，除了李波、郎军两个班组外，其他的班组都和我们对了账，他们本人的实际借支是好多，他没拿到钱，我们肯定不得扣……。从上述事实可认定，杨浩作为项目管理负责人对原告等班组到成都一建公司对账行为是知晓并认可的，明洪公司在双方对账时亦未提出异议，且对账之后，明洪公司在同年2月亦委托成都一建公司向原告支付了人工费50000元。故上述对账行为产生的法律效力应及于被告明洪公司。关于结算依据，被告明洪公司主张以成都一建公司委托的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结果为结算依据，原告予以书面同意。对此，本院认为，被告成都一建公司在诉讼前委托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对涉案工程造价的确定出具咨询意见，该行为应定性为民事委托合同行为，原告的书面承诺仅是就委托该机构出具咨询意见这一事项本身与被告明洪公司达成一致，同时原告书面承诺时间是在2018年12月11日，2019年1月份，原告应被告公司要求就其作业工程量与成都一建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对，该行为应视为对结算方式的协商变更，此外，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咨询意见仅加盖公司公章，未附各项工程量的具体明细依据，原告亦未签字确认，该工程量的真实性亦无法核实，故该公司出具的审核结果不能作为结算依据。综上，原告与成都一建公司进行对账，就其作业工程量进行了核对，该行为效力应及于明洪公司，应视为被告明洪公司与原告间已进行劳务结算，由此形成的相关对账资料应作为双方间结算依据。 关于原告劳务费的确定，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第1-7项、第9-12项、第14项工作内容的申报数量均有相应的工程量核对数据相印证，该部分所对应的劳务费具体为：1、酒店标准层款项金额40637㎡×15.5元/㎡=629873.5元，2、酒店地下室款项金额18321.42㎡×15.5元/㎡=283982.01元，3、酒店裙楼款项金额28620.5㎡×15.5元/㎡=443617.75元，4、酒店附属商业款项金额9120㎡×15.5元/㎡=141360元，5、1＃楼款项金额10004.07㎡×15.5元/㎡=155063.085元，6、2＃楼款项金额10004.07㎡×15.5元/㎡=155063.085元，7、3＃楼款项金额23108㎡×15.5元/㎡=358174元，9、ABC区负二层款项金额16042.59㎡×15.5元/㎡=248660.145元，10、ABC区负一层款项金额20075.33㎡×15.5元/㎡=311167.615元，11、AB区商业款项金额7356.8㎡×15.5元/㎡=114030.4元，12、酒店二次搭设（挂网子）款项金额22721.12㎡×14元/㎡=318095.68元，14、1、2＃二次搭设款项金额3914.71㎡×14元/㎡=54805.94元，上述费用合计3213893.21元。 对账单中第13项酒店二次搭设申报数量为7991.88㎡，原告陈述系未挂网部分，但所对应的脚手架方量单中核实未挂网的数量为6491.88㎡（2896.6㎡+3595.28㎡），与其申报数量相差1500㎡，原告陈述该部分的方量单在与明洪公司材料员邓才义核对后对方未向其提交，但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故对超出6491.88㎡的部分，不予认可，由此该项工作内容的款项金额为6491.88㎡×11元/㎡=71410.68元。对账单中第15项1、2＃搭设转换梁支架（地下室）申报数量9362m³，原告未提供相应的明细单据，但被告明洪公司提交的由四川大家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原告班组造价审核结果表中载明有转换成大梁加固该项工作内容，与对账单第15项实系同一项工作内容，能够证实该项工作内容的客观存在，现原告主张按该审核结果表中的核算工程量4204.8m³计算劳务费，本院予以确认，故根据审核结果表中该项工作内容的核算工程量、单价、金额，计算出此部分的款项金额为4204.8m³×10元/㎡=42048元。此外，原告主张前期用工及零星费用30000元，由此提交了有杨浩、王洪林签名的书面协议，被告明洪公司、成都一建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对该部分费用，予以确认。 关于窝工补贴费的问题。原告针对该项主张提交了备注日期为2016年6月4日并签署有“杨浩”名字的协议一份，被告明洪公司质证称向杨浩本人核实，其未出具过该份协议，也未签名，原告为此申请对该协议内容是否系杨浩本人书写进行笔迹鉴定。鉴定机构在接受该鉴定事项后，来函告知需补充提供由杨浩本人签名的自然形成的客观比对样本、实验比对样本三至五份，原告称仅能提供一份由明洪公司确认有杨浩签名的协议。此外，鉴定中心告知如不能提供上述份数样本，则需杨浩本人到现场进行取样。对此，本院认为，字迹鉴定工作的开展需建立在具备杨浩本人书写的样本基础之上，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明洪公司作为案件对立两方，如强行要求原告提交明洪公司管理人员杨浩的签名样本，从客观、情理上分析，存在一定难度，在未掌握有杨浩本人书写的其他样本的情形下，杨浩本人便负有协助鉴定机构提取样本的义务，但经本院书面告知明洪公司限期通知杨浩配合采样工作，但杨浩均以各种理由拒绝协助提样，导致鉴定工作无法开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之规定，杨浩作为掌握鉴定样本一方，在本院已责令其配合采样的情形下，仍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采样，致使鉴定无法继续。对此，本院可认定原告依据该协议主张的窝工补贴客观存在，根据该协议所载按每平方米上调3元/㎡计算出的补贴费用为183289.78㎡（以原告提交的乐至项目1-3＃楼、酒店建筑面积工程量中核对面积为准）×3元/㎡=549869.34元。 综上，原告劳务费为：3357351.89元（3213893.21元+71410.68元+42048元+30000元），品迭已支付的劳务费及已领取的设备费用后尚余965051.89元（3357351.89元-2340000元-50000元-2300元），加上窝工补贴549869.34元，原告尚未领取劳务费用共计1514921.23元，原告主张1603817.23元，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自2019年1月26日与被告公司进行对账结算后至今未收取到劳务费，存在占用资金利息损失，因双方未约定计息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之规定，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9年1月27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原告主张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计算基数，在2019年1月27日-2019年2月4日期间以劳务费1564921.23元为计算基数，之后以劳务费1514921.23元（1564921.23元-50000元）为基数。 本案责任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原告所承包的分项工程已完工并就工程量、价款与被告公司进行结算，被告明洪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劳务费。关于工程发包方被告巨洋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发包方承担责任的对象主体为实际施工人，而实际施工人系指依照法律规定被认定为无效的施工合同中实际完成工程建设的主体，包括施工企业、施工企业分支机构、包工头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民个人等，本案中，原告承包的是脚手架分项劳务作业，系提供的劳务，不属于实际施工人范畴，故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其主张被告巨洋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成都一建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被告成都一建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总承包企业，其将工程劳务分包给明洪公司，应对明洪公司应付民工的劳务费进行监督管理，督促其依法足额支付。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具有被告成都一建公司项目经理及被告明洪公司项目管理负责人双重身份的杨浩，通过相关方式将应支付给原告的劳务费扣留，导致本案纠纷，存在重大过错，应与被告明洪公司对原告劳务费承担共同支付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刘代均劳务费1514921.23元及利息（其中2019年1月17日-2019年2月4日期间的利息以1564921.2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019年2月5日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1514921.2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 二、驳回原告刘代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923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4234元，由原告刘代均负担1066元，被告四川明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都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316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丹 人民陪审员  舒适 人民陪审员  贾雨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书 记 员  谢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