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28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凤丽，女，1974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兴华，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仕强，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盛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创新中心2号楼433室。 法定代表人：徐阳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靖，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阳平，男，汉族，1974年12月14日出生，住四川省平武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靖，四川西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凤丽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盛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澳公司”）、徐阳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9）川070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凤丽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川070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对于被上诉人违法售彩的行为不予处理错误。认为被上诉人违法售彩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错误。被上诉人将竞猜型中国体育彩票命名为“盛澳竞彩”、自行组合比赛场次和结果形成“66号”“亚单”“欧单”等单号、以高赔率、高中奖率并通过微信朋友圈进行宣传、推广，通过微信的方式销售“盛澳竞彩”，其行为明显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却不予审查，其认为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违反该条例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具有关联性而不予采信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之一，行为人的行为违法自然系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的情形之一，因此获得利益的结果自然不得被支持。（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徐阳平收取上诉人款项具有法律上的依据错误。上诉人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向徐阳平转款是基于“盛澳竞彩”客服人员的指示，其转款的最终指向是盛澳公司而非徐阳平个人，上诉人不认识徐阳平，也从未与其有过其他往来。上诉人选择“盛澳竞彩”是基于对盛澳公司的信任和选择，其行为对象是盛澳公司，而对于向“盛澳竞彩”客服人员的微信转款，更是上诉人向盛澳公司的转账而非向客服或徐阳平体彩店，至于所转款项的最终去向一审并未审查。在上诉人与徐阳平不具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徐阳平收取了上诉人相应款项已然构成不当得利。（三）一审判决认定被告盛澳公司未取得财产利益错误。被上诉人盛澳公司辩称其成立至今从未从事体彩代销业务，被上诉人徐阳平从未以盛澳公司的名义开展过任何彩票销售工作，盛澳公司从未与上诉人产生任何资金往来，但事实上，被上诉人徐阳平系盛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阳平对外包括向上诉人进行高赔率、高中奖率的体彩宣传均是以“盛澳竞彩”的名义，而据上诉人通过商标局官网查询“盛澳竞彩”系列商标的专有权人均为盛澳公司。盛澳公司拥有专利权的商标现被用于其法定代表人对外进行彩票代销的业务宣传，并且，与上诉人一直保持联系的所谓的徐阳平体彩店的员工微信头像、微信群的命名均呈现“盛澳竞彩”的字样，此外，贾仲生的朋友圈也发布了一系列带有“盛澳竞彩”的推荐信息，贾仲生系盛澳公司的股东而非徐阳平彩票店的工作人员，其参与“盛澳竞彩”的彩票推荐更能说明盛澳公司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上诉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所购买的彩票系出于盛澳公司，并且基于此情况支付款项。（四）一审认定“盛澳竞彩”相关人员系被上诉人徐阳平彩票代销店工作人员错误。庭审中，被上诉人徐阳平自述其彩票代销店目前有8名店员，5、6名客服，其余工作人员负责出票，工资为3000元到6000元不等。事实上，徐阳平的彩票代销店系个体工商户，其聘请如此多的员工合理性值得怀疑，一审对于该情况的真实性并未予以审查。结合徐阳平与盛澳公司的关系，员工系盛澳公司聘请的更为符合常理。并且徐阳平所称的彩票代销店员工在与上诉人微信来往的过程中均是以盛澳公司的名义，而非徐阳平彩票代销店。（五）对于“盛澳竞彩”与盛澳公司及徐阳平的关系一审未予审查。“盛澳竞彩”系盛澳公司拥有专有权的商标，徐阳平个人及其彩票代销店并不享有相关权利，盛澳公司称其从未从事体彩业务、徐阳平也称从未以盛澳公司名义从事体彩业务，但“盛澳竞彩”却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其推广的案涉彩票中，被上诉人盛澳公司称通过授权或合作方式也可以由被上诉人徐阳平使用该商标，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二、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认定被上诉人徐阳平按照上诉人微信指示实际购彩错误。被上诉人徐阳平称其为上诉人购买了彩票，其应当提供与购彩款相对应票面价值的彩票，虽然被上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大量的彩票，但被上诉人徐阳平系彩票代销者，本身具备提供大量未中奖彩票的能力，并且其当庭提供的彩票并不能与上诉人购彩金额相对应。对于被上诉人称彩票系多人合买的情况，其应当证明合买的人数及金额，此举证责任应在被上诉人，而一审却将实际购彩的举证责任归于上诉人，明显属于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进而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实际为上诉人购买了彩票。另外，被上诉人提供的由其单方制作的统计表格本身不具有证明力，更无法达到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实际购彩的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无法证明其实际购彩。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未形成合同关系，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作为本案判决依据错误。第二，对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购买了彩票的举证责任在于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错误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错误。四、一审程序不当。对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彩票，一审法院仅从数量上进行了推定，并未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对彩票的总张数、总金额等均未审查，而此乃是审查被上诉人有无实际为上诉人足额购买彩票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证据。并且，对于该证据，一审法院并未将其纳入本案卷宗。 盛澳公司、徐阳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应予驳回。1.上诉人称一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违法购彩行为未予处理，一审法院明确指出违法购彩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的审查范围，未对相应的主张作出否定性评价，也并未剥夺本案上诉人通过其他方式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一审法院围绕本案的案由以及一审中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合理合法。2.针对徐阳平收取相应款项，一审法院依据证据认定双方经过协商且实际履行委托购彩，不存在上诉人所述无正当理由收取款项的事实。3.一审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将委托购彩的金额转入徐阳平个人账户，是双方建立委托购彩关系之后形成的具有法律基础的转账行为，客观上与盛澳公司没有关联关系，盛澳公司也并未据此增加任何财产收益。4.“盛澳竞彩”的法律地位和概念并不等同于盛澳公司之间。盛澳竞彩是徐阳平作为体彩代销者所使用的正常的宣传名称，一审原告主张盛澳公司不当得利与本案查明基本事实不符，不应进行支持。5.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一审原告应当对其主张被告不当得利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认证，而不能将所有举证责任全部推到一审被告处。一审被告在庭审中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且通过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电子数据以及银行转账流水等一系列证据证明了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形成的微信聊天记录对购彩的指示以及购彩的金额以及被上诉人制作的相应统计数据表账目等均在微信中进行了来往的确认，彼此能够相互吻合印证。表格形成时间不重要，表格中的数据全部是来自于聊天记录。 罗凤丽向一审法院提出起诉请求：1、盛澳公司与徐阳平立即偿还罗凤丽93万元，并自起诉之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诉讼费、保全费由盛澳公司与徐阳平承担。庭审中，罗凤丽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起诉之日为2019年2月20日，第二项诉请中的保全费为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徐阳平系中国体育彩票代销者，销售场所的地址为绵阳市科创园区元通南路，销售品种为乐透型、数字型、竞猜型、即开型，其代销证的有效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 “体彩竞彩竞彩足球胜平负”的彩票以足球比赛为彩票游戏媒介，由彩民选择竞猜场次并预测比赛结果（胜、负、平三种结果），以实际比赛结果为彩票兑奖依据。彩票出票后无法退换，不记名不挂失。中奖后，中奖彩票的持有人凭票兑奖。庭审中，徐阳平陈述2018年后由代销者负责兑奖，其将已中奖的彩票进行了销毁。案涉彩票中奖是免税的。罗凤丽陈述因其未实际中奖，故确实未因案涉中奖彩票缴纳过个税。 2018年10月17日，罗凤丽（微信名：罗三三）通过案外人陈春意的介绍，添加了微信头像使用了盛澳公司的注册商标“盛澳竞彩”的客服成为微信好友。客服人员将罗凤丽的微信名备注为“罗三三308（陈春意团队）”，并设立了会员账户。10月17日至12月2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罗三三308（陈春意团队）”从10月17日至12月17日每日都通过微信指示徐阳平的员工购买“体彩竞彩竞彩足球胜平负”的彩票。庭审中，关于此陈春意及客服的身份双方各执一词。 10月21日，罗凤丽使用案外人梁虎（梁虎陈述其与罗凤丽系配偶，购彩系罗凤丽的个人行为）的微信账号，添加上述客服为微信好友，客服将该微信名备注为“虎哥342（陈春意团队）”，且设立了单独的会员账户。“虎哥342”此后以微信方式购买彩票。 11月7日，罗凤丽使用了案外人熊丽（熊丽陈述罗凤丽系其小姨，同意罗凤丽提起本案诉讼）的微信账号，添加上述客服为微信好友，客服将该微信名备注为“熊457（陈春意团队）”，且设立了单独的会员账户。“熊457”此后以微信方式购买彩票。 罗凤丽购买彩票的方式为预付款项至徐阳平的银行账户中。徐阳平的员工为购彩者推荐“欧单”、“68号”、“17号”、“88号”、“亚单”、“66号”、“77号”等单号，并告知该推荐单号的赔率。罗凤丽在微信上表明其想要购买的推荐单号，及购买该推荐单号想要获取的奖金数额。徐阳平的员工依照罗凤丽的意愿，计算出需支付的购彩金额，与罗凤丽确认后，为其购买并打出彩票。 推荐的单号对应不同的足球比赛场次和不同的预测结果。购彩者在微信指示购买推荐单号及推荐单号出票时，并不知晓该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在购彩者知晓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时，彩票已出，不能退换。庭审中，关于购彩者何时知晓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双方各执一词。 徐阳平还建立了微信群名为“盛澳竞彩联盟VIP8群”，罗凤丽等百余购彩者均在该群里。庭审中，双方对购彩者何时知晓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各执一词。 罗凤丽于2018年10月17日支付2笔5万元，11月16日支付5万元、10万元，11月20日支付5万元、10万元，11月23日支付5万元、10万元，11月25日支付5万元、10万元，11月26日支付10万元、10万元、3万元，以上共计93万元，至徐阳平的银行账户。该93万元，由罗凤丽指示分别充入其控制的三个会员账户中。庭审中，徐阳平主张三个会员共计充值96万元，“罗三三308”账户的充值金额为55万元，“虎哥342”账户充值33万元，“熊457”账户充值8万元。 客服与“罗三三308”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10月28日，客服微信上告知“罗三三308”：“我们出票是出双不出单，所以如果是单数，我们实际出票就会多一票”。 12月9日，“罗三三308”微信询问“为什么每次出了票后我们才知道买的是哪场比赛，能在出票前提前告知比赛详细场次吗？”，客服回复“公司推荐单子比赛的场次，都是在比赛前发出来的哈”，“您好，关于每个单子的比赛场次是我们公司的核心商业机密，不能提前公开的哈。我作为工作人员，也是跟你一样临场才知道比赛”。当日，“罗三三308”继续通过微信购买彩票。次日，客服微信说“罗姐，按照每天5000的利润递增，再跟15期大概需要50万，注意匹配好资金，降低风险”。 12月17日凌晨00:15，“罗三三308”微信说“这个时候比赛场次才出来，亚、66、88号都选了同一场比赛且都是平，如果错了这三场都错了，怎么会这样？”，客服回复“比赛场次是公司的商业机密，不会提前公布的，只有在快要开始比赛的时候才会发出来。我们即使作为工作人员，也是和大家同时知道比赛场次的”。而在此前的“罗三三308”与客服的私聊中，未显示客服告知了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 12月25日，“罗三三308”微信说“亲：把我余款转给我……”。 12月27日，客服微信告知“罗三三308”“钱款已转，请注意查收”。 客服与“虎哥342”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10月24日，客服微信告知“虎哥342”：“亲，66号出票时赔率降为5.3，请知晓哈”。 12月15日，客服微信告知“虎哥342”：“虎哥，罗三三申请将您账户余额98×××89，转至她账户上，请知晓”。 客服与“熊457”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12月23日，客服微信向“熊457（陈春意团队）”告知“罗三三申请将您账户余额28×××33，转至她账户上，请知晓”，“熊457（陈春意团队）”表示同意。 12月27日，徐阳平向罗凤丽转账支付116396元。庭审中，徐阳平陈述该款系“罗三三308”、“虎哥342”、“熊457”三个会员账户的余额（充值96万元+奖金-购彩）。 此后，罗凤丽主张盛澳公司进行彩票推荐，徐阳平收取了款项，盛澳公司与徐阳平均系不当得利中获取财产利益的一方，均负有返还义务，故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做如下认定：一、陈春意、客服人员与盛澳公司、徐阳平的关系。 罗凤丽主张陈春意、客服人员均系盛澳公司的工作人员此人系盛澳公司工作人员。盛澳公司与徐阳平主张陈春意系徐阳平彩票代销店的资深彩民，客服人员系徐阳平的店员。一审法院认为若陈春意仅是徐阳平代销店的购彩者，客服将案涉的三个会员的微信名均备注为“……（陈春意团队）”，不符合常理，故认定陈春意与客服均系雇员，至于雇主身份，本案中未能查明。 二、购彩者何时知晓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 根据12月9日、12月17日“罗三三308”与客服的聊天记录可知，客服至迟在开赛前通过微信群向购彩者公布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 三、徐阳平是否为购彩者实际购彩。 庭审中，徐阳平为证明其实际购彩，出示了彩票，称系三个会员账号购买的未中奖彩票；提交了其制作的“罗三三308”、“虎哥342”、“熊457”三会员账户的日期、购买推荐单号、会员每日的要求、购彩金额、中奖信息、充值信息，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表格，该表格显示：“罗三三308”购买的17号于10月26日中奖4318元，31号于11月3日中奖2430元，32号于11月10日中奖5742元，58号于10月30日中奖614元，66号分别于10月31日、11月8日、11月26日中奖5893元、4091元、28475元，68号分别于10月22日、于11月11日、11月18日中奖2864元、13583元、560元，77号于10月29日、11月12日、11月22日、11月24日、12月20日中奖5138元、34476元、4690元、1207元、77519元，88号于10月23日、11月6日、11月26日、12月9日中奖615元、30609元、15703元、20777元，欧单于11月1日、11月22日中奖60312元、3204元，共计中奖金额为501650元，均存入了其会员账户中。“虎哥342”购买的欧单于11月1日中奖21562元，17号于10月26日中奖3268元，88号分别于10月23日、11月6日中奖615元、28772元，31号于11月3日中奖450元，66号于10月31日、11月8日中奖5893元、2671元，77号分别于10月29日、11月12日中奖4118元、23419元，亚单分别于10月29日、12月1日中奖551元、70502元，58号于10月30日243元，68号分别于10月22日、11月12日中奖576元、9537元，32号于11月10日中奖2514元，共计中奖金额为174691元，均存入了“虎哥342”的会员账户。“熊457”购买的68号于11月12日中奖1513元，77号于11月12日中奖2774元，亚单于12月1日中奖13370元，共计中奖金额为17657元，均存入了“熊457”的会员账户。 罗凤丽对彩票质证称：1、出示的彩票是真实的，均由徐阳平的彩票店出票；2、徐阳平作为彩票代销者，本身具备提供大量未中奖彩票的能力；3、罗凤丽通过微信从客服处购买彩票，客服头像信息显示其是盛澳公司的工作人员；4、彩票票面金额和罗凤丽购彩金额不一致，有票面金额高于购彩金额，有的票面金额低于购彩金额，依照客服10月28日的微信“我们出票是出双不出单，所以如果是单数，我们实际出票就会多一票”的说法，票面金额只可能高于购彩金额，无法证明盛澳公司与徐阳平为其实际购彩。徐阳平解释称因为存在多人合买的情况，故存在票面金额低于购彩金额的情况。其对表格质证称：系单方制作，不予认可。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徐阳平为其实际购彩。 一审法院认为罗凤丽主张徐阳平出示的彩票并非其微信指示购买的彩票，而是其他购彩者购买的彩票，此系其提出的一项主张，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其未提交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认定徐阳平按三个会员的微信指示实际购彩。 又查明：盛澳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贾仲生系其股东，持股30%。贾仲生的微信号为“myyh007”，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4月10日期间的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系列带有“盛澳竞彩”的推荐单号已中奖的消息，例如：“盛澳竞彩-红两个高赔，恭喜坚持68号和跟77号神单的会员朋友们收米（收钱）”。庭审中，徐阳平陈述盛澳竞彩从未实际经营，也无办公场所。还陈述其彩票代销店目前有8名店员，5、6名客服人员，其余工作人员负责出票，工资为3000元-6000元不等。 庭审中，罗凤丽陈述其在贾仲生配偶开设的美容店消费，贾仲生的配偶推荐说盛澳公司有推单师，推荐的彩票保证赚钱，不低于6%/月，购买彩票通过微信开会员，打钱给客服或者徐阳平，我认为打给法人的账户保险点。还陈述“我中奖过，所有的都在报表有体现。我前期很相信他们的报表，中期的时候我提出个异议我买彩票反而看不到是场次的信息及彩票，对方客服说我只管买就行了。有一天对方客服说给我买了彩票了，我说想要看看彩票，他们客服说是机密不给我透露”。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由此可见，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一、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二、一方受有损失；三、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四、没有法律上的根据，缺少任一要件，均不构成不当得利。 盛澳公司并未取得财产利益，罗凤丽主张盛澳公司进行了推荐购彩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无法律依据，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其要求盛澳公司基于不当得利承担返还责任，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罗凤丽在2018年10月17日至12月17日期间，为购彩向徐阳平个人银行账户先后进行十余次转账，转账金额高达90余万元。控制三个微信号通过微信指示客服购买彩票，而且是每日都在购买。在购彩期间，其一直可以通过客服在微信群中发布的消息得知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其若对案涉购彩方式有异议，在12月9日向客服提出要在出票前知晓推荐单号对应的比赛场次和预测结果无果后，就可以停止购彩并要求返还余款，但其在此之后继续每日进行购彩至12月17日。 由此可见，罗凤丽是认可此种购彩方式的，充值、微信购彩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徐阳平收取罗凤丽的购彩款并非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罗凤丽主张徐阳平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并要求其承担返还责任，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罗凤丽主张盛澳公司与徐阳平的行为有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进行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二）以诋毁同业者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三）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四）以赊销或者信用方式销售彩票”之规定。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的行为是否违反该条例，与本案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不具关联性，故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罗凤丽还主张其上当受骗，一审法院认为该项主张，并非民事诉讼审查的范围，本案不予审查。 为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遂判决：驳回罗凤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655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1550元，由罗凤丽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审理所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罗凤丽向被上诉人徐阳平支付涉案款项的目的是以“跟单”方式购买彩票。罗凤丽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涉案款项，其主张能够成立的前提是该款并未被实际用于购买彩票，而被盛澳公司或徐阳平以欺诈的方式截取，由此产生违约责任与不当得利返还责任竞合。本案的关键在于罗凤丽的以上主张能否得到证实。 本案中，上诉人罗凤丽没有到彩票代销点购买彩票，而是向被上诉人徐阳平预付款项后通过微信联系客服人员进行“跟单”，且与罗凤丽一样“跟单”购买彩票的人数众多，未中奖的彩票必然无法在事后对应到具体购买方。彩票具有不记名、不挂失的特点，开奖后未中奖的彩票不具有任何价值，徐阳平作为彩票代销者掌握大量的未中奖彩票，又不排除存在合买复式投注的情况，故徐阳平现在能否提供完全对应的未中奖彩票并不能成为解决争议的依据。罗凤丽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具备以上常识，其自愿以预付款项“跟单”的方式购买彩票，又未在开奖前索取纸制彩票，自然导致事后无法锁定未中奖彩票的出票情况。罗凤丽理应接受自己所选择交易模式的特点与后果，不能在开奖未中后又以此理由要求返还款项。罗凤丽如果认为徐阳平利用此种交易模式的特点实施诈骗行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其选择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则必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而在罗凤丽“跟单”的过程中，每次中奖后的返奖情况均正常，罗凤丽怀疑未实际出票没有任何的客观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徐阳平或盛澳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的宣传、销售行为，与本案讼争的不当得利没有关联，一审法院对此不作评判并无不当。罗凤丽可以就此向行业主管部门投诉，并根据投诉结果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罗凤丽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罗凤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左 迪 审 判 员  冯安石 审 判 员  罗 琴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欧泳如 书 记 员  刘姜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