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81民初1383号原告：杜立强，男，1968年6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衡水市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琥，河北双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法定代表人：韩永华，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益，河北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喜，河北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杜立强与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立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琥、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村主任韩永华、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文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立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7.64亩的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1500斤小麦的标准）；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杜洪果、杜立顺、杜立旗共同作为承包农户，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土地。1999年3月30日，杜立顺（原告的二哥）作为农户代表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9.82亩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0年至2001年期间，原告的父亲杜洪果、二哥杜立顺先后去世，原告作为该农户成员享有杜立顺名下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因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原告心里受到沉重打击，遂外出打工、出国劳务，9.82亩耕地交由原告的大嫂刘某耕种管理。2018年原告找大嫂刘某要回自己的承包地时，得知其因无力耕种于2002年将承包地退给了被告。2006年村里将杜立旗的2.18亩耕地返还给杜立旗，2015年杜立旗去世，其耕地由刘某耕种，原告的7.74亩耕地由被告收回。刘某管理和耕种原告的承包地期间，只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无权对耕地作出处分，其将原告的耕地退给村里的行为无效。原告遂向被告要回承包地，被告以村里的耕地均已流转为由不予返还。故原告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按照每亩每年1500斤小麦的标准给付原告7.64亩耕地的土地流转费。在庭审中原告补充其本次在本案中仅主张的是2019年的土地流转费用，对于之前的费用原告保留诉讼权利。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证据如下：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杜立强、杜洪果、杜立顺三人的户口注销证明，杜立顺与村里的土地承包合同和以及编号为426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实在1999年3月30日杜立顺作为农户代表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取得了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户成员包括杜洪果、杜立顺、杜立强、杜立旗以及原告母亲半个人，杜洪果是原告的父亲，杜立顺是原告的二哥，杜立奇是原告的弟弟，在2002年6月17日杜洪果、杜立顺因死亡注销了户口，杜立旗名下的耕地由村里转给刘某（原告的大嫂）耕种，杜立顺名下的耕地依法由杜立强享有承包经营权，耕地亩数变为7.64亩，证实原告对7.64亩享有承包经营权，2013年原告所在的生产队（4队）土地流转，流转费的标准为每亩每年1500斤小麦的价格，所以被告应按照该标准向原告支付土地流转费。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注销证明均无异议，对经营权证书和承包合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土地已经刘某自愿退回第四小队。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原告主张的2019年的土地流转费用一直没有发放，所以请求法庭对原告的主张予以驳回。被告围绕其答辩事由，提交证据如下：证一、2006年3月16日的协议书一份，证实原告委托刘某已将7.63亩土地退回第四小队；证二、2019年6月4日会议纪要一份，证明经村委会主持，当时询问刘某将原告耕地退回第四小队的过程；证三、证人刘某、孙某的出庭证言，证实当时原告委托刘某将土地退回小队的情况。（证言内容详见开庭笔录）针对被告的证据，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一的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土地时间与证人描述时间并不一致，两个证人证实的是在2001年找原告说的土地的事，而该协议是2006年3月16日，所以证人对协议内容不一致，对真实性有异议，对合法性刘某作为原告耕地的管理者，只有管理耕种的权利，没有处分的权利，以刘某的名义将属于原告的土地退回村里是无效的，不符合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刘某不是土地承包法的权利人，原告也未出具委托书，故该行为无效；对证二的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首先，并不符合会议纪要的形式要件，而是谈话笔录，从内容上看只是被告方为刘某所做的询问笔录系被告单方作出，不具有证明效力；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从2001年至今已过尽20年，两个证人对于共同去找原告谈退地的事具体细节描述惊人一致，对具体事实记忆由新，显然事先对证明内容进行了沟通。对于刚才刘某的陈述，很明显是收到了村民或者小队的威胁，不具有合法性，故被告证据不能够证明土地是原告委托刘某办理，或者是原告真实意思表述。原告杜立强一直是在冀新宾馆工作，从来没有九龙饭店工作。结合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证据以及各自的质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杜立顺、杜立旗、杜洪果系一个户口上的亲属，杜洪果是杜立顺、原告、杜立旗三兄弟的父亲，本案的证人刘某是杜洪果大儿媳即原告的大嫂，因分家刘某一方与杜洪果一方不在一户口。在1999年3月30日，杜立顺作为杜洪果、杜立顺、杜立强、杜立旗四人的家庭户代表与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一份，按照当时的人均2.18亩确定该家庭户承包土地为9.82亩（多出的部分土地为分家时对杜洪果之妻的土地平分导致）。2002年6月17日，杜洪果、杜立顺因死亡注销户籍。杜立强此后将其家庭户上的9.82亩土地交由其大嫂刘某耕种管理。直至原告起诉前，原告向其大嫂刘某要回土地，其大嫂刘某表示其中杜立旗份额的2.18亩土地由刘某耕种，其余7.64亩土地退回村里。原告向村集体主张要回上述的7.64亩土地上的权利，村里主张该土地经原告大嫂退回，双方发生争议，原告诉至法院。另，上述土地于2013年与冀州镇彭村其他部分土地一同被征收，补偿方式为每年每亩地给予1500斤小麦的收购价值。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与土地经营权承包证书均能反映出原告与其亲属杜洪果、杜立顺、杜立旗作为家庭户承包9.82亩土地的事实，在杜立旗将其名下土地给刘某耕种、杜立顺、杜洪果死亡后，剩余的7.64亩土地由杜立强承包耕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被告主张的刘某代杜立强退地的这一待证事实，从证据上看仅有证人刘某、孙某的证言，而二证人又系被告村民，刘某系自己证明自己具备代理权，存在高度的利害关系，其证言证明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当事人当庭陈述，村委会在刘某退地时并没有核实其代理权限仅是跟刘某确认，未经本案原告的确认或追认，相应不能产生表见代理的法律效果，因而，刘某代本案原告杜立强退地的行为系无权代理，未经本案原告追认，对原告不产生法律上的效果，即对于杜洪果、杜立顺、杜立强、杜立旗四人的家庭户上的承包地除杜立旗转让给刘某的土地外，其余7.64亩土地依然由该家庭户承包（现该家庭户仅有本案原告在世），并享有该土地的收益。考虑到被告提出的2019年补偿款尚未发放的情形，本院认为在对应补偿款发放后，被告应支付原告主张的土地补偿款。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在发放2019年度土地流转款时应按照7.64亩向原告杜立强支付2019年度的土地流转费（土地流转费按照每亩1500斤小麦价值计算）。案件受理费65元由被告衡水市冀州区冀州镇彭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肖玉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刘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