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402民初5980号 原告：吴某，男，194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根波，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某1，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被告：谢某2，女，195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原告吴某因与被告谢某1、谢某2继承纠纷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8月1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根波、被告谢某1、谢某2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分割坐落于嘉兴市的房产；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原、被告依法分担。事实和理由：坐落于嘉兴市的房产所有人董瑞玲生前系原告妻子，1999年春原告与丧偶者董瑞玲同居，1999年12月1日董瑞玲购买了上述房产，所有权转移方式为房改，该房产的产证办理时间为2000年9月7日，面积53.82平方米。原告与董瑞玲于××××年××月××日登记结婚，董瑞玲名下的该房产系其婚前财产。董瑞玲于2010年1月去世。原告与董瑞玲结婚前，董瑞玲已有两个子女，分别是被告谢某1、谢某2。原告认为其作为董瑞玲的合法丈夫，与两被告一样均系涉案房产的继承人，但在董瑞玲去世后多次协商无果。 被告谢某1答辩称，原告对涉案房产不享有继承权；房产的取得是基于被告生父的工龄，故被告生父也应有份额，应当在分割时先行排除；原告故意排除董瑞玲的三女儿沈月英参与继承是无效的；原告在被继承人董瑞玲死亡后居住在涉案房产中近九年，应当折算费用；无论法庭如何判决分割，原告均无权继续居住在涉案房屋内。 被告谢某2答辩称，涉案房产是被告生父谢和根与被继承人董瑞玲依据两人的工龄在1998年12月31日买下的，属于谢和根与董瑞玲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有谢和根一半的份额，原告无权继承被告生父谢和根的相应份额。 针对自己的诉请，原告吴某提供了下列证据： 1.结婚证一份，证明原告吴某与被继承人董瑞玲系夫妻关系，于××××年××月××日登记结婚。 2.亲属关系证明及户口本各一份，证明被继承人已死亡，两被告系被继承人在与原告结婚前就已生育的两个子女，分别是被告谢某1和被告谢某2。 3.契证、房产证、土地证各一份，证明涉案房产所有权人为董瑞玲，于2000年9月17日取得所有权的事实。 4.民事起诉状及民事判决书各一份，证明被告谢某1曾有殴打被继承人董瑞玲的情况，故在遗产分割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针对自己的答辩，被告谢某1提供了下列证据： 1.户口登记表一份，证明案外人沈月英也是继承人，原告故意排除其参与继承。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两份登记表显示的“沈月英”和“谢玉英”的出生年月不同，即便确为同一个人，其中也已写明此人已送他人为女儿，故已不享有继承权。 2.被告谢某1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购买涉案房屋时的情况。 经质证，原告认为情况说明中所谓的“父亲谢和根留下的3400元存款”没有证据证实其真实存在。涉案房产确实是被继承人董瑞玲在两被告生父谢和根死后单独购买的，所以涉及该房产的继承事宜与两被告生父谢和根无关。 3．沈月英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案外人沈月英也应当是继承人。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案外人沈月英的父母应以户口本登记为准。 4.董国强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在董瑞玲后不久家中亲属曾协商由原告补偿60000元后取得房产，后原告又反悔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无法体现其证明目的。 被告谢某2对被告谢某1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针对自己的答辩，被告谢某2提供了下列证据： 1.职工购买公有住房申请表、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各一份，证明涉案房产系两被告生父谢和根与被继承人董瑞玲根据各自的工龄向单位购买的职工福利性质的房改房，应属于此二人的夫妻共有财产，故谢和根应对该房产享有一半的份额，而该部分份额原告不享有继承权。 经质证，原告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并认为在申请表中已写明两被告生父谢和根在董瑞玲购买房屋时已故，谢和根对涉案房产不享有共有产权或继承份额。 2.被告本人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涉案房产系被告生父母夫妻共有财产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被告谢某1对被告谢某2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被告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能够证明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谢某1提供的证据1经公安部门盖章出具，可以证明户口登记情况，本院予以确认；其提供的证据2-4均无法核实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谢某2提供的证据1可以反映房产购买过程，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系其本人出具，实际为答辩意见，本院不作为证据认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被继承人董瑞玲退休前系嘉兴电力局职工。1982年嘉兴电力局将坐落于嘉兴市住房分配给被继承人居住。后被继承人当时的丈夫谢和根去世。1994年10月，被继承人董瑞玲根据房改政策购买了上述房产44%的产权。1998年12月31日，被继承人董瑞玲作为买方与卖方嘉兴电力局签订《公有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卖方将上述公有住房卖给买方，建筑面积为53.82平方米，价格按1998年成本价，成交单价为210元/平方米，成交金额为11302元，享受一次性付款优惠20%，应付房价为9041元。买方应于1998年12月31日付清房款9041元，卖方同时停止租赁关系，将房屋交付买方。该合同还约定，买方于1994年3月31日以标准价购房，转购98年成本价房，补足56%单位部分产权购房款，付款5063元取得全部产权；本合同一经签订，买方付清购房款，经有关部门认可并发给房屋所有权证后，房屋产权归买方。《职工购买公有住房审批表》载明：购房人为董瑞玲，配偶为谢和根（并注明已故），房屋坐落位置为解放路19号电力21栋505室、面积为53.82平方米、单价210元/平方米、总价11302元，实际付款金额9041元，1998年现住方折扣为3%，购房人工龄为33年、配偶工龄为31年，合计工龄64年，该审批表经当时的市房改办、市产权管理处盖章审批。2000年9月7日，被继承人董瑞玲办理了涉案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董瑞玲，该产权证中无共有人的登记。××××年××月××日，原告吴某与被继承人董瑞玲结婚。2010年1月，被继承人董瑞玲去世。 董瑞玲与已故丈夫谢和根婚姻期间，于××××年××月××日生育一女谢某2、于××××年××月××日生育一子谢某1，也即本案两被告。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董瑞玲与谢和根还生育有一女，现名沈月英（女，196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张字圩村南浜17号，公民身份号码：3304021961××××××××）。经查，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解放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中载明：谢玉英，女，1966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1966年10月24日送塘汇三阳大队二小队莫育才为女。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塘汇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中载明：户主沈增荣，别（化）名莫育才；妻高寒宝；次女沈月英，别（化）名谢玉英，1961年8月25日出生，该户口“67年迁入”，“1986年1月6日迁张字圩一队”。庭后，沈月英因认为其也具有继承权而向本院申请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起继承纠纷案件。原、被告对董瑞玲已去世以及涉案房产属于董瑞玲遗产并无争议，又因没有证据显示被继承人董瑞玲曾立遗嘱，故应适用有关法定继承的规定。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继承权；二、被继承人已故配偶谢和根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共有产权或继承权；三、案外人沈月英是否对涉案房产享有继承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原告与董瑞玲于××××年办理结婚登记，建立夫妻关系直到2010年董瑞玲去世，故原告作为董瑞玲的配偶依法对董瑞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并系第一顺序继承人。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一）工资、奖金；（二）……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所得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前提，该期间始于结婚登记，终于配偶一方、双方死亡或办理离婚登记。据此，夫妻一方死亡以后，另一方所购的房产不应视为夫妻共有财产，而应视为健在一方的财产。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之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可见继承法规定的遗产认定前提为“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谢和根死亡时，涉案房屋的房改尚未开始，谢和根和董瑞玲仅因职工身份享有单位公房的居住权而非所有权，这一点也可与《公有住房买卖合同》中“…同时停止租赁关系…”的约定相互印证。故认定谢和根死亡后配偶董瑞玲用其工龄所购房屋系谢和根遗产或认定谢和根对其死亡后才设立的不动产权利享有继承权均缺乏法律依据。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可见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经登记发生物权效力，涉案房产的购买、签订合同、付款、办理产权登记等行为均发生在谢和根死亡之后，登记的所有权人仅为董瑞玲，更是无从认定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实际上，享受已故配偶工龄折扣的主体，是已故者的配偶，而非其本人，若非购买房改房，该工龄并未以任何财产或财产权益的形式予以体现，故这样的工龄折扣仅为购房价格的折扣，而非就此确认房屋物权归属的依据。至于被告谢某1书面补充意见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因已于2013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所废止，本院不将该复函内容作为审判依据，对被告的相关意见也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涉案的坐落于嘉兴市产系被继承人董瑞玲的个人财产，谢和根对该房产不享有产权、共有权或继承权，对被告提出的相关答辩意见均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解放派出所和塘汇派出所的户口登记中关于“谢玉英”与“沈月英”的出生日期登记不一致，二者是否是同一人尚无法核实。即便如被告所述，两份户口登记表所涉及的“谢玉英”与“沈月英”系同一人，但解放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中已载明“谢玉英1966年10月24日送塘汇三阳大队二小队莫育才为女”并按印注销户口，而塘汇派出所出具的《户口登记表》中，沈月英也是作为户主沈增荣（别名莫育才）的次女登记入户的，且迁入塘汇沈增荣家庭户口的时间为1967年，两份户口登记表关于户口迁移时间及原因的记载可相互印证。可见公安部门已对谢玉英被送至沈增荣家中为女儿的事实作明确记载。同时，户口登记表中还显示，沈月英户口于1986年1月6日从塘汇三阳沈增荣户中迁往张字圩一队，该记载与沈月英提供的身份证居住地嘉兴市南湖区七星镇张字圩村也可相互印证，加之2019年7月解放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中也没有作为董瑞玲女儿的沈月英的记载，可见沈月英自1967年以沈增荣次女的身份迁出涉案的董瑞玲家庭户口后，再未以女儿的身份重新迁入董瑞玲家庭户口。 这些事实早于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施行时间，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收养法施行前受理，施行时尚未审结的收养案件，或者收养法施行前发生的收养关系，收养法施行后当事人诉请确认收养关系的，审理时应适用当时的有关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收养法处理。”据此，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后，公安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本案中，即使沈月英与谢玉英确系同一人，公安部门已于明确记载了其与养父母沈增荣、高寒宝的养父母、养子女关系并按照这样的亲属关系做出相应户口登记，足见沈月英与沈增荣的收养关系已成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故即使沈月英的生父母确为谢和根、董瑞玲，沈月英对生父母的遗产也不享有继承权。本院对两被告的相关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案外人沈月英提出的参与诉讼申请不予受理。 综上，本院确定被继承人董瑞玲遗产的继承人为原告吴某、被告谢某1及被告谢某2。谢和根及沈月英均不是继承人，不享有继承权。鉴于并无证据证明上述继承人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的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本院确定吴某、谢某1、谢某2均对被继承人董瑞玲遗产享有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而原告与两被告对折价或补偿无法达成一致，故本案确定该房产由原告吴某与被告谢某1、谢某2共有，每位继承人各自的份额均为三分之一。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学习、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通知》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吴某、被告谢某1及被告谢某2均系被继承人董瑞玲的法定继承人，均对董瑞玲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二、登记在被继承人董瑞玲名下的坐落于嘉兴市的房产由原告吴某、被告谢某1及被告谢某2共有，原告吴某、被告谢某1及被告谢某2分别享有该房产三分之一的份额。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原告吴某负担14元，由被告谢某1负担13元，由被告谢某2负担1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海燕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孙涛 书记员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