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16行初241号原告安栋梁，男，汉族，1983年11月21日出生，无业，住山西省浑源县。公民身份号码：1402251983××××××××。被告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66号。法定代表人鲍官发，局长。出庭负责人罗晨波，副局长。委托代理人石俊峰，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委托代理人巩雪，该局法规处干部。第三人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空港经济区经四路139号。法定代表人JURGENSCHLOTE，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崔洋，该公司人事主管。委托代理人卢嘉亮，天津拓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栋梁诉被告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保税区人社局）、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劳动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9年8月30日向二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安栋梁，被告保税区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罗晨波、委托代理人石俊峰，被告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巩雪，第三人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洋、卢嘉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保税区人社局于2019年6月3日作出S11201922019006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安栋梁诊断证明所列症状与外伤无关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3月27日安栋梁发生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原告不服，诉至本院。原告安栋梁诉称，原告于2016年10月17日入职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从事手检操作工一职。从2017年6月开始，领导让手检操作工在吃饭期间去终检岗位从自动线体上搬卸工件半小时，一直持续到原告出现事故才停止这项本不属于手检职责的工作。原告于2018年3月27日夜班在车间内吃饭时间段，在终检岗位搬卸工件时，突然腰部严重疼痛。当时在场的其他同事建议原告休息，原告去找班长要求去医院检查，班长由于没直接看到外伤，就拒绝原告去医院，建议原告在车间内休息。原告系农民工，不懂法律，只能同意在车间内休息，下班后回家休息。因原告腰部一直伴有疼痛感，遂于2018年3月29日前往空港医院诊治，诊断结果为腰背部肌筋膜炎。医生建议预约核磁检查，此时第三人仍然未给原告上报工伤。经过核磁检查，最后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之后第三人仍未给出合理解决。原告于2019年1月22日申请认定工伤，保税区人社局于2019年6月3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随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维持原《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请求：1、撤销被告保税区人社局作出的S11201922019006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原告从公司公示牌上拍摄的工牌照片；证据二、原告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录制的的录音光盘及文字说明材料。被告保税区人社局辩称，被告依法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原告的自述、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并经被告调查核实，本案中原告自述于2018年3月27日在公司搬运工件时扭伤腰背部。2018年3月29日，原告前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就医，主诉腰背部不适一月余，同日该院出具了腰背部肌筋膜炎的诊断证明。2019年2月19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出具诊断证明，载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因对上述诊断难以区分是否为本次事故伤害直接导致，故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鉴定通知书》，要求原告进行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鉴定，同时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2019年5月15日，原告提交了津保劳鉴[2019]0179号《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工伤认定决定时限恢复。该鉴定结论书显示：腰背部肌筋膜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与外伤无关联性。因诊断证明所列症状与外伤无关联性，现有证据也无法证明原告在2018年3月27日发生事故伤害。据此，被告认为原告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也不符合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因此，被告根据上述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原告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证据材料，于2019年1月29日予以受理并作出《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并于2019年1月31日和2019年2月1日分别送达第三人和原告。2019年1月31日，被告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第三人于2019年2月11日提交了《关于安栋梁申请工伤的单位处理意见》及相关证据。因对原告提供的诊断证明难以区分是否为本次事故伤害直接导致，被告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鉴定通知书》，要求原告进行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鉴定，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2019年5月15日，原告提交《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工伤认定决定时限恢复。后被告于2019年6月3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9年6月5日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行政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保税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一）程序类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三人的市场主体信息、《工伤认定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二、《工伤认定申请（证据）材料接收清单》；证据三、《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送达回证》、EMS邮寄详情单及查询记录；证据四、《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证据五、《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旧伤复发）鉴定通知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证据六、《工伤认定申请（证据）材料接收清单》；证据七、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工伤认定送达回证》。（二）事实类证据：证据一、《工伤认定自述材料》；证据二、《工伤认定证明材料》、王龙、郭权涛书写的《关于安栋梁工伤申请内容澄清》；证据三、《劳动合同》；证据四、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门诊初诊记录》；证据五、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证据六、津保劳鉴[2019]0124号、津保劳鉴[2019]0179号《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证据七、《关于安栋梁申请工伤的单位处理意见》；证据八、第三人提交的《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防评价报告》；证据九、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被告市人社局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被告作为被告保税区人社局的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复议。2019年7月4日，被告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被告予以受理并要求保税区人社局答辩。2019年7月15日，保税区人社局作出答辩意见并提交相关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人社局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一、证据：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二、《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据三、《行政复议答辩书》及证据材料；证据四、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EMS快递详情单。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人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述称，原告的伤情并非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与工作并无直接关联性。另外，2018年3月29日原告前往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就诊时，其向医院陈述腰背不适，医院诊断为腰背部肌筋膜炎，与其本人陈述在2018年3月27日搬运工件时扭伤腰背部相矛盾，其伤情应该是长期形成的，并非是一次工作之中受到的伤害，同时也有工伤鉴定报告予以认定，所以原告的伤情并非工伤。并且，从工伤的定义来讲，原告的伤并非一次受到的伤害，也非长期受到的职业病伤害，第三人的所有岗位均经过职业病鉴定机构测评，仅有噪音污染一项职业病潜在因素，不存在腰伤的职业病风险，第三人认同工伤鉴定结果。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施洛特汽车零部件（天津）有限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二被告对证据一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本案争议核心是原告是否于2018年3月27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这个问题与其究竟从事何工种并无实质关系；对证据二录音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录音的对方究竟是谁无法确认，虽然录音中有关于劳动能力鉴定内容的争论和辩解，但不能确认录音对方就是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原告无法证明录音是否经过了谈话对方的同意，原告用录音想证明鉴定委员会工作人员在鉴定中对其刁难，但从录音中没有听到原告称的刁难内容，反而是原告在录音中宣称“我对结论不服，我就要闹”，一直纠缠于对结论不服的问题上，因此不认可该录音的证明目的。第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第三人不允许在车间内拍照，因为涉及商业机密，对证据来源不认可；原告的岗位就是操作工中的手检操作工，合同上写的是“操作”，其入职时是终检操作工，终检岗位需要资格认证，原告没有取得相关资质证，所以没有入职终检岗位，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从事了不符合其工作岗位的工作。对证据二同意二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因原告对鉴定结论不服，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经应其申请重新进行了鉴定，不违反《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和《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贯彻落实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证据二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于被告保税区人社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认为证据七中送达回证上并非原告本人签名，被告打电话让原告去取文书，原告也从被告处拿到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当时签没签字记不清了，具体日期也记不清了；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存在刁难原告的情况，在第一次做鉴定时就问了原告几句话，叫什么，在哪个单位上班，现在腰还疼不疼，看了一下诊断证明就让原告走了；原告提出二次鉴定时，被告让原告提交新的材料，否则就不给做鉴定，后来原告没交材料，被告也给做了鉴定；2019年4月30日作出的鉴定结论，过了半个月才让原告去取，原告让改成领取的日期，对方说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不同意改，原告认为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提前知道的权利。本院认为，对于证据七，因原告认可从被告处领取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且无证据证明非其本人签字，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根据《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案涉伤与非伤界定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用人单位代表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表组成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而非由被告保税区人社局作出，适用单独的鉴定程序，有单独的救济途径，原告并无证据证明鉴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保税区人社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第三人均无异议；原告对证据一、三、五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的《工伤认定证明材料》无异议，对王龙、郭权涛出具的《关于安栋梁工伤申请内容澄清》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工作岗位就是操作工，有入场时发的工牌为证，合同写的是操作工岗位，但实际上从事的是手检工作；对证据四无异议，但原告去医院前不知道能不能报工伤，也不懂法律，在检查时随口向医院说背部有点疼，疼了一个多月，后来做核磁时查出腰椎膨出；对证据六中的鉴定结论不认可，对其他证据无异议；认为证据七不符合事实，回复第一条中写“在3月27日工作时间内，并未出现任何事故伤害”，与原告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其说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次性事故，原告认为只有医生、专家才可以鉴定，用人单位无权认定；第三条的陈述与医院的诊断证明有出入；对证据八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评估报告的第二页显示有效期至2018年1月28日，而原告的事故是之后发生的；对评估结论有异议，认为除了噪音之外，厂子里还有其他职业病的潜在因素；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结论错误。被告保税区人社局解释称，原告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岗位“操作-终检操作工”，就是操作工岗，所以原告对工作岗位的异议不成立；原告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又申请了再次鉴定，鉴定机构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所以鉴定结论是准确的；鉴定并非被告作出，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其由被告、卫健委、工会、企业代表共同组成，是一个多方的平台，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聘请专家作出鉴定结论；证据八中的有效期是指作出该评价报告的天津世纪天源安全卫生评价检测有限公司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的有效期，该评价报告本身没有有效期。第三人解释称，操作岗分为操作工-终检、操作工-手检，和原告说的没有矛盾，与劳动合同也保持一致。因上述证据系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法取得，具备客观性，且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被告和第三人也作出了合理解释，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于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及真实性均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原告原在第三人处从事操作工工作。2019年1月22日，原告向被告保税区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相关申请材料，主张其在2018年3月27日夜班期间，因从事班长指派的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工作导致腰背部受伤应为工伤。保税区人社局于2019年1月29日决定予以受理，于2019年1月31日向第三人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于2019年2月1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第三人于2019年2月11日向被告提交了《关于安栋梁申请工伤的单位处理意见》，称原告当天从事的工作未超出其本职工作范围，原告2018年3月29日就诊时主诉腰背部不适一月余，明显并不是3月27日上班时间造成的伤害；腰背部肌筋膜炎和腰椎间盘突出均为长期损伤或缺乏运动所致，并非一次性事故伤害可以造成的后果，不应认定为工伤；第三人所有岗位经过职业病鉴定机构测评，不存在腰伤的职业病风险。因对原告提交的诊断证明中“腰背部肌筋膜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难以区分是否是事故伤害直接导致，保税区人社局于2019年2月19日分别对原告及第三人作出《工伤认定前伤与非伤（旧伤复发）鉴定通知书》，告知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在认定前需进行伤与非伤的界定，请在10日内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在作出鉴定结论前，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2019年3月27日，天津港保税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津保劳鉴[2019]0124号《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腰背部肌筋膜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与外伤无相关联性。原告对该鉴定结论不服，申请重新鉴定。后该鉴定委员会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津保劳鉴[2019]0179号《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结论仍为：腰背部肌筋膜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与外伤无相关联性。2019年5月15日，原告向保税区人社局提交了上述《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保税区人社局遂恢复工伤认定决定时限。2019年6月3日，保税区人社局经调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原告诊断证明所列症状与外伤无关联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3月27日原告发生伤害，故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后该局于2019年6月5日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分别送达第三人和原告。原告不服，于2019年7月4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主张第三人没有其他能够证明原告不是在上班期间受伤的材料，应当予以认定工伤；鉴定委员会存在弄虚作假、欺辱职工、糊弄职工的情形，鉴定不真实。被告市人社局受理后，经审查，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另，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中对天津港保税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不予审查。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及《天津港保税区条例》第六条第五项之规定，被告作为天津港保税区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对辖区内发生的工伤事故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被告保税区人社局在2019年1月22日收到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受理决定并送达了原告和第三人，向第三人告知了举证的权利义务，扣除伤与非伤界定的期限（自2019年2月19日至5月15日）后，经调查于2019年6月3日作出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6月5日送达原告和第三人，不违反《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其行政程序合法。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18年3月27日在公司从事搬运工作时突发腰背部疼痛，后经医院诊断为腰背部肌筋膜炎和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但根据天津港保税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两份《伤与非伤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均为：腰背部肌筋膜炎，腰4/5、腰5/骶1间盘膨出与外伤无相关联性。并且，2018年3月29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为原告出具的诊断证明中载明“腰背部肌筋膜炎，原告主诉腰背部不适一月余。”故保税区人社局综合上述情况，认为原告诊断证明所列症状与外伤无关联性，现有证据无法证明2018年3月27日原告发生伤害，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者第十五条视同工伤之规定，决定不予认定或视同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7月4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履行通知、答辩等程序，于2019年8月19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于当日邮寄送达原告和保税区人社局，未超过60日法定期限，其复议程序合法。综上，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安栋梁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安栋梁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秦秀敏人民陪审员  王金菊人民陪审员  赵忠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沈祯旸附：法律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