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8民初6601号原告：郑艺钊，男，1955年7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萧丽仪、刁勇文，广东杰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岗前西路12号101首层。法定代表人：钟健生。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广东厚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潘小中，男，197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原告郑艺钊诉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安达旅行社)、第三人潘小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艺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萧丽仪，被告安达旅行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婷，第三人潘小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郑艺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本金925000元及利息（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为1241634.53元，从2018年9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7月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由原告与第三人潘小中共同借款本金150万元给被告，其中原告出借本金100万元给被告，第三人出借50万元给被告。同时，协议书约定：甲方（安达旅行社）如果不能收取到延大期费，用收取的管理费支付乙方（郑艺钊、潘小中）的本金和手续费时，甲方（安达旅行社）将优先把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6年内收取到的管理费付给乙方（郑艺钊、潘小中）作为本金和手续费的归还；借款时间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12月31日。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将款项交付给被告。约定的借款期过后，被告仅向原告偿还了74720元。被告不仅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方交付延大期费或管理费，更在原告多次催收后都未能按时足额偿还借款。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主体适格，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至今仍未完全清偿借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安达旅行社辩称：1、原告是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近亲属，涉案《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应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被告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独资企业，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毛带勋是原告的妹夫，换言之，原告是被告当时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因此，被告如未经广州市增城区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同意，不得与原告订立借款协议，故涉案《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增城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2011年8月23日公开印发《增城市公资办监管财务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不得对外借款。如果本系统内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借款须由授权经营公司审核后报市公资办审批。”原告作为毛带勋的近亲属，如不清楚上述规定，说服力不足，可信度低下，因此，可以推测原告是知道被告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有借款审批要求、知道毛带勋有纪律和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愿意冒风险，配合毛带勋制作出涉案《协议书》和《收据》，并计划由被告最终承担后果，从而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侵吞被告国有资产。2、涉案金额巨大，原告未就如何支付涉案借款进行举证，证据不足，应当驳回全部诉讼请求。首先，涉案《协议书》、《收据》因未经审批，被告对其签订的情况并不知情，涉案《协议书》中记录被告“借款目的”是因为“公司急需资金调度”，解决“公司资金较为紧张”的困局，但从被告的利润表可以知道，2011年、2012年及2013年，被告经营状况良好，没对外借款的必要，由此可以说明，《协议书》及《收据》是毛带勋私自使用公章、毛带勋与原告一手操作而成、损害被告合法利益的结果，不是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被告没有收到原告100万元的借款，原告对其如何向被告支付该100万元借款的问题，并未陈述清楚，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根据原告于2018年4月11日交给被告的《请求安达国际旅行社解决贵司欠我个人借款的申请》中陈述及毛带勋本人的交代，原告是委托其亲妹妹郑艺施（郑艺施为毛带勋配偶）先转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再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给被告，经被告自我查核，首先，根据毛带勋向财政局财监科提交《移交清单》中显示，有关2009年1月20日至2016年7月2日的凭证全无，换言之，被告无法核实是否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来的100万元，该转账情况目前仅有原告及毛带勋的陈述，而没有其他证据支持；其次，被告即使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来的100万元款项，不代表该笔款项就是原告的借款，被告与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是否存在其他交易往来，鉴于毛带勋在任期间扰乱被告的财务系统，大量财务资料遗失，被告及增城区财政局仍然在核实、调查中，被告不认为原告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对被告之间的转账有要求返还的权利；最后，据被告了解，原告声称其与其妹妹郑艺施一起经营泰成制衣厂，被告并未查到该制衣厂的登记信息，原告实质工作情况如何，被告不得而知，即使与其妹妹合作经营制衣厂，被告认为其仅为挂名，不认为其有出借款项的能力，而从原告的陈述亦可得知，原告是通过其妹妹郑艺施而非原告。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从未发生过有关100万元的借款关系，涉案《协议书》、《收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属原告与毛带勋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合法利益性质，应为无效合同，甚至原告提交的《协议书》和《收据》属性不仅简单限于民事纠纷，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行为，原告仅凭《协议书》和《收据》要求被告承担清偿借款责任，证据不足，依法应驳回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潘小中述称：原告起诉的事实是属实的。经审理查明：郑艺钊述称安达旅行社以缴纳处罚税、注册资金审计、返还旅游费等需资金周转为由向郑艺钊及潘小中借款150万元。2012年7月3日，安达旅行社（甲方）与郑艺钊、潘小中签订《协议书》，约定：一、安达旅行社向郑艺钊、潘小中筹款150万元；二、由于公司的资金较为紧张，为了保证让借款能够归还，因此，公司将泛亚公司2012年8月1日起15年里的管理费作为抵押的保证；三、在甲方向乙方借入款项的两个月内，甲方如果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收取了延大期费，将把收到的费用的60%作为乙方的手续费（甲方保证不低于90万港币）；四、如果甲方不能在2个月内收到延大期费，乙方将从收取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的管理费中支付本金及手续费；五、甲方如果不能收取到延大期费，用收取的管理费支付乙方的本金和手续费时，甲方将优先把向广东泛亚客运有限公司6年内收取到的管理费付给乙方作为本金和手续费的归还；六、如果在2个月后，甲方又收回了延大期费，乙方仍按本协议的第三条收取手续费；七、借款时间2012年7月3日至2012年12月31日；八、用港币来归还资金时，公司保证按不低于每一百元港币兑换八十元人民币的汇率来计算。协议书落款处“甲方”栏载有安达旅行社的印章以及毛带勋的签名，“乙方”栏载有郑艺钊、潘小中的签名。郑艺钊主张上述150万元借款中的100万元系由其出借，剩余50万元借款系由潘小中出借。对于借款100万元的交付事实，郑艺钊述称其中90万元因需公对公转账，故由郑艺钊委托其妹妹郑艺施从其账户于2012年7月2日先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再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账至安达旅行社；剩余10万元系由于安达旅行社欠郑艺施借款10万元，双方同意将该笔借款债权转让给郑艺钊，并计入涉案借款，合计100万元。对此，郑艺钊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1、广发银行进账单（复印件加盖银行公章）、支付截图（复印件）及账户交易历史(原件)，用于证明郑艺施于2012年7月2日转账70万元至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上述证据仅能证明郑艺施向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转账的事实，但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经查，该款项是郑艺施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贷款所得。2、郑艺施出具的《证明》，主要内容为：“2012年7月2日，安达旅行社与郑艺钊达成借款合意。本人郑艺施受郑艺钊的委托于2012年7月2日通过本人名下广发银行账户将90万元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而后通过公对公方式由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将上述90万元转账至安达旅行社。”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郑艺施经营泰成公司，如果采取公对公方式，可以通过泰成公司转账给安达旅行社，且泰成公司与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有业务往来，则郑艺施转账给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款项存在其他款项用途的可能性。3、安达旅行社盖章确认的收款收据(原件)及郑艺施的账户交易流水，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1月19日确认收到郑艺施借款10万元的事实。对此，安达旅行社认为无法确认该笔借款的真实合法，账户交易流水不能显示转账的对方信息，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笔借款债权转让给郑艺钊并将转让情况通知给安达旅行社。经查，上述郑艺施的账户交易流水中不能显示有转账汇出10万元款项的内容。2016年1月2日，安达旅行社出具一份《收据》交由郑艺钊收执，内容为：“今收到郑艺钊先生2012年7月交来借款100万元，2016年1月还欠借款92.5万元，我司拟于2017年作出还款方案。”《收据》落款处的“收款单位”栏加盖有安达旅行社的印章，“经手人”栏载有毛带勋的签名。安达旅行社表示无法确认该《收据》的真实性。庭审中，安达旅行社提交如下证据：1、安达旅行社的利润表，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于2011年至2013年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对外借款的必要。2、2018年4月11日由郑艺钊向安达旅行社提交的《请求解决贵司欠我个人借款的申请》，用于证明郑艺钊的出借能力可疑。该申请的主要内容为：“2012年，安达国旅经营上资金困难，由小妹郑艺施促成，提出安达国旅向本人借款，并承诺利益回赠，与潘小中合共借款150万元。2012年以来尚欠郑艺钊925280元，恳请贵司迅速按双方协商好的方案将款归还本人。”3、移交清单，用于证明暂时无法核实是否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款项，也无法核实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与安达旅行社是否存在其他交易。4、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银行进账单等，用于证明安达旅行社在2012年1月19日和7月3日分别收到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的25万元和90万元，故安达旅行社与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曾有交易往来，无法证明该笔90万元系由郑艺钊出借给安达旅行社的涉案90万元。2018年4月23日，广州市增城区财政局财监科出具《检查报告》，其中显示：“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7月3日，与郑艺钊、潘小中签订的《协议书》未经审批违规签订，并经核实，安达旅行社账面反映：（1）“其他应付款-郑艺钊”科目余额925280元，其中：2003年12月收到郑艺钊借款25280元；2012年7月3日，郑艺钊通过广州市增城华倡制衣厂汇给增城市安达旅行社90万元，截止2017年4月30日尚未偿还；（2）潘小中于2012年7月借给安达旅行社50万元，安达旅行社于2016年2月至4月分三笔还清。截止2017年4月30日“其他应付款-潘小中”科目余额-113632.34元，是2016年11月将从泛亚公司收取的2018年第一季度管理费117895.5元支付给潘小中，抵减潘小中偿还的代付社保费4263.16元，据了解，潘小中、郑艺钊均是法定代表人毛带勋亲戚，上述借款事项按规定必须经国资办或工交经营公司审批，但安达旅行社未经报批且未规避亲属关系，擅自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支出，未经审批擅自将国有资产收益低价转让给个人，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借款后，郑艺钊述称安达旅行社在收款借款的两个月内没有收到延大期费，但安达旅行社收到了泛亚客运公司2012年10月至2016年6月的管理费2273416.5元，其中郑艺钊仅收到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归还的借款本金75000元，现仍欠借款本金925000元及利息未还。本案中，郑艺钊述称其主张安达旅行社应支付利息的计算方法为：1、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止的利息：涉案《协议书》约定以6年的管理费作为本金和手续费，而郑艺钊认为安达旅行社每月可收泛亚客运公司管理费的数额为51668.55元，因郑艺钊占借款总额150万元中的92.5万元，依照该比例计算郑艺钊可从每月管理费中收取还款31862.27元，再乘以借期68个月，总计2166634.53元，减去出借本金925000元后即应付利息1241634.53元；2、从2018年9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则诉请按年利率6%予以计算。另查，安达旅行社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毛带勋曾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限为2002年3月至2017年7月。郑艺钊与郑艺施系兄妹关系，郑艺施与毛带勋系夫妻关系，潘小中是毛带勋的妹夫。庭审中，郑艺钊申请毛带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经本院询问，毛带勋主要陈述以下事实：“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是我授权办公室人员加盖公章的，当时为处理缴纳罚款及旅行社欠款，曾向上级部门反映但无果，要求安达旅行社自行借款处理，涉案借款未向相关上级主管部门上报审批或备案；对于涉案借款100万元的组成，其中90万元是郑艺施转到华倡制衣厂（郑艺钊两兄妹经营制衣厂的客户），2012年7月再由华倡制衣厂划到安达旅行社公账；剩余10万元是安达旅行社借郑艺施20万元的一部分，该20万元借款安达旅行社已归还10万元，剩余10万元就作为郑艺钊的借款；借款后，安达旅行社归还了涉案借款本金75000元。”再查，潘小中述称在其与郑艺钊出借涉案款项给安达旅行社期间，安达旅行社的很多员工也借款给安达旅行社进行周转，只是其中潘小中和郑艺钊出借的款项较大。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协议书、收据、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增城区民政局财监科检查报告、利润表、请求解决贵司欠我个人借款的申请、移交清单、银行进账单、支付截图及流水清单借据、借款收据及账户流水、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银行进账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郑艺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因此本案属于涉港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参照涉外民事案件确定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没有约定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而安达旅行社的住所地、郑艺钊的经常住所地、涉案借款的出借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一是郑艺钊有无实际交付借款100万元给安达旅行社；二、涉案《协议书》是否应为无效；三、郑艺钊诉请安达旅行社偿还的本息数额是否应予支持。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协议书》载明安达旅行社向郑艺钊借款100万元。首先，对于其中90万元借款的交付，郑艺钊主张系其委托郑艺施将款项先转至华倡制衣厂，再由华倡制衣厂转至安达旅行社，对此提交了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证实，且郑艺施出具的《证明》、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毛带勋出庭作证亦确认上述事实。相反，安达旅行社虽然对收款事实予以否认，但其自行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中亦显示安达旅行社确实收到华倡制衣厂转入的90万元。同时，安达旅行社还主张华倡制衣厂转来的上述90万元并不能证实是郑艺钊出借的涉案借款，但安达旅行社不能对究竟因何事由收取华倡制衣厂的上述款项作出明确且合理的解释，也不能提交其他反证证明上述款项属于华倡制衣厂与安达旅行社之间其他的交易往来，而确与涉案借款无关。另外，安达旅行社虽然还提交2012年1月19日华倡制衣厂银行曾转账25万元给安达旅行社的银行交易凭证，但依然不能合理说明具体的收款用途或事由，凭此也不能达到推翻郑艺钊主张已交付借款的证明目的。故郑艺钊主张其通过华倡制衣厂向安达旅行社交付了借款90万元，本院予以认定。其次，对于剩余10万元借款的交付，郑艺钊主张系安达旅行社将其仍欠郑艺施的10万元借款转为向郑艺钊的借款而来。本院认为，郑艺钊提交的一张《收款收据》虽然载明安达旅行社于2012年1月19日收到郑艺施的借款10万元，但其同时提交的银行交易流水却无法与之相对应，无法证明借款的实际交付，且本案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郑艺施、郑艺钊、安达旅行社之间就上述10万元借款的债权转让达成过一致协议，以及显示郑艺施、郑艺钊将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给安达旅行社，故郑艺钊主张安达旅行社将其仍欠郑艺施的10万元借款转为向郑艺钊的借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郑艺钊向安达旅行社实际交付的借款数额为90万元。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第四十五条规定：“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上述规定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强制性规定，并因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效力性强制规定，违反上述规定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擅自签订借款协议的，应导致合同无效。首先，涉案《协议书》中载明的出借人郑艺钊、潘小中与借款人安达旅行社时任法定代表人毛带勋或其配偶郑艺施为近亲属关系，属于上述法律规定中的关联方，而对于涉案《协议书》的签订，毛带勋明确表示并未向上级主管部门履行上报审批手续，而系其直接指示安达旅行社有关工作人员进行盖章签订。其次，郑艺钊出借的90万元款项实际来源于郑艺施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的贷款所得，而郑艺钊又将上述贷款高利转贷给安达旅行社。再者，结合涉案《协议书》中对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还款数额的约定，经计算显然大大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借款利率保护上限，严重损害安达旅行社的合法利益，如实际履行将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故综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院认定郑艺钊、潘小中与安达旅行社签订的涉案《协议书》无效。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涉案《协议书》无效，故郑艺钊有权要求安达旅行社返还因涉案《协议书》取得的财产即90万元，庭审中郑艺钊自认安达旅行社在借款后偿还了本金75000元，而安达旅行社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还款事实，故本院认定安达旅行社应向郑艺钊返还款项825000元。至于郑艺钊主张的利息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因涉案《协议书》无效，故郑艺钊无权要求安达旅行社依照《协议书》中约定的标准及数额支付利息。其次，作为时任安达旅行社法定代表人的毛带勋，理应知悉安达旅行社与作为关联方的郑艺钊、潘小中签订借款协议，依法应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但其个人无视有关法律规定，超权限直接授权办公室人员盖章签订涉案《协议书》，而郑艺钊作为毛带勋的近亲属，对于涉案《协议书》不经有关部门审批就直接签订可能存在违法，亦应当有足够的认识，故对导致涉案《协议书》无效的过错方应为郑艺钊与毛带勋，而安达旅行社本身对此并不存有过错。第三，对于安达旅行社当时确有需要对外大额借款用于经营周转、涉案所借款项确实用于处理安达旅行社缴纳处罚税、注册资金审计、返还旅游费等事实，本案中均无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涉案借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亦显然不足。综上，本院认为对于郑艺钊出借涉案借款所造成的利息损失，不应由安达旅行社承担。郑艺钊诉请安达旅行社支付利息，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825000元给原告郑艺钊；二、驳回原告郑艺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030.1元，由原告郑艺钊负担12557.1元，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负担9473元。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郑艺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增城市安达国际旅行社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之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包括反诉费），并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黄 晖人民陪审员  杨伟琪人民陪审员  曾秋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徐宝怡黎剑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关联方不得利用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交易，谋取不当利益，损害国家出资企业利益。本法所称关联方，是指本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第四十五条未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同意，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关联方订立财产转让、借款的协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