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2850号原告：丁建中，男，1955年7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白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婷、梁楚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668号蓝宝石大厦八层811室。法定代表人：李雄雁。被告：李雄雁，男，汉族，1973年7月24日出生，住址佛山市南海区，被告：梅少华，女，汉族，1981年8月8日出生，住址湖南省竹溪县，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广东法则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现代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686号T804室。法定代表人：何祖敏。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善芳，该公司员工。原告丁建中与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李雄雁、梅少华、广东现代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教育传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建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婷婷、梁楚冰，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李雄雁、梅少华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强，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善芳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丁建中诉称：2017年9月27日，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共同投资合作广州益考传媒集训基地项目，项目所在位置为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北路康和花园8号、37号、39号、41号、43号进行学生培训等教学活动。同时约定，原告以案涉物业前期装修投资作为投入，占用40%股份比例，原告按照该比例取得投资收益（全年整体收入减扣全年整体支出后的剩余所得）。鉴于原告于2015年底已经与案涉物业的业主广州市康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事先达成租赁毛坯场地的合意，而后原告实际对案涉物业进行装修，装修投资额达到800多万元，协议书约定由原告协助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价格为租赁毛坯场地的价格（原告的前期装修投资为项目投资）。双方签订上述协议后，原告按照约定协助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案涉场地进行简单二次装修升级，并实际进行学生培训等教学活动，目前经营状态良好，收益丰厚。根据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统计，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收入为：除了学费收入，其他部分收入，住宿费、伙食费、电费、损坏物品费、超市返点费为5143124.66元；支出为：除了教师工资之外，其他部分支出，员工工资、差旅费、业务接待费、租金、水电费、办公费、伙食费、垃圾费、税金、日常物料费为4583970.16元。根据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供的学生数量、部分学生收费情况以及员工办学经验、相关的规定，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收取的学费收入大概为25164600元，教师工资大概为5031560元。鉴此，2017年10月1日-2018年9月30日的年度投资收益（全部收入减去全部支出）为20692194.5元，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原告应按照40%比例分得该年度投资收益8276877.8元。协议约定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已满一个年度，双方应当进行年度投资收益分配。但原告多次催促，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拒不对上述收入、支出进行审计并进行年度投资收益分配，且拒不按照协议书约定设立项目专户。被告李雄雁、梅少华作为股东、执行董事、经理、监事指令通过张藩丰、张洁玲的私人账户收取项目的学费、住宿费、发放工资等。被告李雄雁、梅少华滥用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转移项目收入，严重损害原告的利益，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系以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经营公司为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的品牌与原告合作，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也从中获益，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履行双方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向原告支付2017年10月1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年度投资收益8276877.8元及相应的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256031.42元）；2.被告李雄雁、梅少华、广东现代教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设立基地的专用账户由原告、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共同监管；4.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答辩称：一、《投资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合作是“共同投资合作广州益考传媒集训基地”，而不是原告入股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展开的合作，学员学费在项目没有开始之前就属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固有收入，原告无权要求对本属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学员学费收入进行分红。涉案合作项目是基于项目所在的物业作为教学使用的基地进行对外出租（含出租给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而产生的合作，项目主要收入为租金及由此而收取的其他一些费用，具体表现为：按学员的具体人数，每人交付的相关住宿费、伙食费、电费、损害物品、超市返点，但不包括学生所交学费。项目所在物业原为原告所租物业，用来与他人合作办学，后因失败而空置。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作为辅导机构，每年均有部分时间需要合适场地以便学员集训所用，经人介绍与原告接触商洽，双方遂商定原告以现有场地及装修为出资，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负责出资后续装修，装修完成后，场地首先满足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学员集训时所用，其余时间对外出租以获得收入。不论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学员所用亦或其他人员租用，均需收取住宿费、伙食费、电费、损害物品、超市返点。上述事实在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佐证。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项目收入包括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属学员的学费收入，就应该对此举证证明，但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此进行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项目收入应包括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属学员的学费，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集训基地项目从来没有招聘过集训教师，也没有负担过集训教师的费用支出。原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5月期间也是作为集训基地项目的事务执行人，在此期间，原告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告也表示没有承担过教师的支出，更没有承担招收学员的广告费用、推广费用、周末集训的场地费用等等。因此，基于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原告无权要求对学员学费收入进行分配。四、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主要业务就是为艺术高考生进行辅导培训，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工作机制和相应股东，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在全省各地均有关联公司进行办公和招生，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之所以和原告合作，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集训场地以及空闲时间集训场地空置浪费问题，双方合作仅仅是项目教育基地的合作，而不是全部业务的合作。如果是全部业务的合作，那么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相关业务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全省各地办公场所的租金、人员工资、水电费用，特别是招生成本等等，原告也必须相应承担，但事实上对上述成本是没有任何承担的。五、涉案参与集训的学员不单是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属学员，也包括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全省各地关联企业招生的学员，各关联企业虽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关联，但均是独立注册的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招生并收取学员学费，而非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收取。此外，很多参与集训的学员在非集训期，每周均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或其关联企业负责在其他场所负责进行培训，其所交费用并非单单限于集训期的费用。因此，原告要求集训学员的所有学费计入涉案项目的收入与情理不符。六、原告在涉案项目的投资仅仅作价100万元，占股40%，而在其起诉状中要求分割的收益却达到了800余万元，如此收益率超出常理。七、事实上，项目合作至今已亏损1266456.26元，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已发《告知函》给原告，要求原告追加投资，如原告未能追加投资的，由此将导致项目陷入停止运营的状态。项目已经发生亏损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进行分红。八、原告现要求分红，也没有合同依据。合同约定项目进行分红必须由双方一致同意后方可实施。现合作项目已陷入亏损，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无法同意进行分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李雄雁、梅少华共同答辩称：同意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意见，被告李雄雁、梅少华不存在滥用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股东、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公司的情形。理由：1.基地项目的经营模式，从项目开始都没有变更过，原告在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5月期间作为基地项目的事务执行人，对基地的经营模式完全知情，原告从来没有对此提供变更和不同意见；2.基地项目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都是明确列明给原告，不存在隐瞒；3.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16可以证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一直都要求基地成立一家公司及聘请专职的财务，但原告对此明确表示拒绝，该后果原告应当自行承担，原告要求被告李雄雁、梅少华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答辩称：同意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答辩意见。另外补充，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与我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直接法律上合作的关系，原告要求我方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27日，原告丁建中（乙方）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甲方）签订《投资合作协议书》，就双方共同投资合作广州益考传媒集训基地项目达成协议，约定：项目所在位置为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北路康和花园康和花园8号、37号、39号、41号、43号；乙方以该项目所在地物业前期装修投资作为投入，占有40%股份比例，甲方接手进行二次装修升级，占有60%股份比例；该项目全年整体收入扣减全年整体支出后，剩余所得由甲方按60%比例、乙方按40%比例分配投资收益；该项目全年整体收入第一优先用以支付全年租金，当全年收入不足以支付全年租金的情况下，由甲方承担支付余下所需租金余款，该项目运营产生的所有费用（包含水电、清洁、安保等等），由甲、乙双方按各自所占股份比例共同承担；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利息及所有投资收益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由共同投资人按前述的比例按份共有；基地设立专户，双方派人共同监管；甲、乙双方执行共同投资事务所产生的收益归甲、乙双方，所产生的亏损或者民事责任，由甲、乙双方按所持有股份比例承担；重大事务的决策，必须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后方可实施，重大事务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款返还、利润分配、亏损弥补等方案，等等。庭审中，双方确认，涉案基地主要用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集训使用，而在场地空闲的时候则对外出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租金。诉讼中，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交了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合作项目的支出和收入明细材料，证实其与原告的案涉合作项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总支出为4795305.16元，总收入为5143124.66元。根据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向原告微信发送的“基地收支明细表”显示，上述收入项目包括了住宿费、伙食费、电费、损坏物品及超市返点，支出项目包括了工资、差旅费、业务接待费、租金、水电费、办公费、伙食费支出、垃圾费、税金、日常物料、基建及其他项目。对于上述收入金额5143124.66元，原告确认为该期间的项目收入，并表示该收入仅仅是案涉合作项目在该期间的部分收入而已；对于支出金额4795305.16元，原告陈述称其中211335元系基建费用，该费用属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的二次装修费用。诉讼中，原告主张，涉案合作项目截止至2018年9月30日的收入，还包括了学员的学费收入25164600元，以及教师工资5031560元的支出。但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对此不予确认，并表示学员学费是其公司及关联公司单独收取的费用，而教师工资支出则是由其公司及关联公司单独负担的费用，并非案涉与原告合作项目的收入和支出。为此，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提交了关联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传媒艺术高考教育信息咨询及考前指导协议书》，拟证实其公司及关联公司与学员签订培训协议的事实，且部分学员在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达成案涉合作协议之前已经招收。根据原告提交的“考前集训学生名单”及“餐费统计表”，可以证实在案涉基地参与培训的部分学员系在双方合作之前就已经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所招生。而对于学生学费收入，原告表示系根据被告方的招生简章上注明的学费标准，并根据“考前集训学生名单”人数统计得出；而对于教师工资支出，原告承认其尚未进行过负担，但表示同意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进行分担。诉讼中，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交了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根据该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26日，被告方表示“葛校为了顾及增加营养收入，打算把集训时间拉长，看起来是增加了住宿费和其他收入，但是益考的老师课酬每个老师每天至少增加了1000元以上，30个老师就增加3-4万课酬每天，而住宿费等毛收入也才3-4万。这样算来，益考肯定不划算，因为住宿费的收入按照现在的约定扣除各项开支成本后是益考跟丁校6:4分账的……但是如果我为了住宿费而拉长集训期，我的课酬增加根本不是分成增加所能补偿回来的”，“该有的集训期应该有，我算入教学成本，但是认为拉长集训，对益考并不是有利的，按照这种分成，倒是对丁校有利，益考一定会因为拉长集训亏钱”。对该微信聊天记录，原告表示微信聊天记录并不连续和完整，而且前述对话是在案涉合作协议签订之前所发生，双方之间的实际约定应当以合作协议为准。诉讼中，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交了分别于2018年6月5日、2019年1月9日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拟证实原告曾以其占有的案涉基地20%股份（即40%股份的一半）、以所占案涉基地26%股份作为抵押，分别向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及基地借款500000元、650000元。被告称案涉项目的收益，已经作为借款出借给了原告，故已无收益可分配；但原告表示该两笔借款与本案并无关联。同时查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的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为美术、舞蹈、音乐、瑜伽、武术、戏剧艺术、工艺美术、表演艺术等辅导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等。股东为李雄雁、梅少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分别以张藩丰、张洁玲的支付宝账号、微信账号及其个人银行账户收取学员的学费。另查，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在签订案涉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之后，至今尚未依约设立共管账户，双方仍继续合作，双方均同意建立专用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上述事实，有《投资合作协议书》、微信聊天记录、合作项目的支出和收入明细材料、考前集训学生名单、餐费统计表、基地收支明细表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案涉的《投资合作协议书》，是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协议，其内容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关于案涉集训基地项目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收支及盈余分配问题。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称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涉案集训基地项目的总支出为4795305.16元，总收入为5143124.66元，收入项目包括了住宿费、伙食费、电费、损坏物品及超市返点，支出项目包括了工资、差旅费、业务接待费、租金、水电费、办公费、伙食费支出、垃圾费、税金、日常物料、基建及其他项目。原告对上述项目收入5143124.66元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收入仅仅是案涉合作项目在该期间的部分收入，主张项目收入还应包括学员的学费收入。根据双方在《投资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项目的整体收入扣减全年整体支出后，剩余所得由双方按比例分配收益，但对于项目整体收入的构成明细，却并未作出明确的约定。而根据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提交的与原告丁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案涉协议书签订之前曾有过磋商，在磋商中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方明确陈述“葛校为了顾及增加营养收入，打算把集训时间拉长，看起来是增加了住宿费和其他收入，但是益考的老师课酬每个老师每天至少增加了1000元以上，30个老师就增加3-4万课酬每天，而住宿费等毛收入也才3-4万。这样算来，益考肯定不划算，因为住宿费的收入按照现在的约定扣除各项开支成本后是益考跟丁校6:4分账的……但是如果我为了住宿费而拉长集训期，我的课酬增加根本不是分成增加所能补偿回来的”，“该有的集训期应该有，我算入教学成本，但是认为拉长集训，对益考并不是有利的，按照这种分成，倒是对丁校有利，益考一定会因为拉长集训亏钱”。根据上述陈述内容中的“课酬增加根本不是分成增加所能补偿回来的”、“益考一定会因为拉长集训亏钱”意思表示，证明集训期延长所带来的教师课酬增加会导致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无法通过分成增加补偿回来，进而将导致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亏损，即可印证教师课酬是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方应当承担的教学成本，与原告无关。同时，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提交的关联公司营业执照及《传媒艺术高考教育信息咨询及考前指导协议书》，以证实在案涉基地参与培训的部分学员系在双方合作之前就已经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所招生。由于在案涉集训基地参与培训的部分学员系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案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达成合作合意之前所招收，故该学员的学费收入应与原告无关。由于教师课酬即教师工资系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方所负担，因此教师工资应当属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自己的经营成本支出，而非涉案项目的共同支出部分。鉴于教师工资系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单独负担，故对应的学生学费亦不应归入涉案集训基地项目的收入部分。如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抗辩，如果学生学费应当计入涉案集训基地项目的整体收入，那么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包括教师工资在内的其他经营性成本支出，亦应当纳入涉案集训基地项目的整体支出当中。然而，双方实际上并未按照该方式对项目的整体收入及支出进行约定，因此原告将学费收入及教师支出列入涉案集训基地项目的总收入和总支出当中，缺乏合同和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由于学员学费不属于案涉项目的收入，故本案项目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总收入应当为5143124.66元。而对于案涉项目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支出金额，双方均称其中有211335元属于基建费用。《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丁建中）以该项目所在地物业前期装修投资作为投入，占有40%股份比例，甲方（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接手进行二次装修升级，占有60%股份比例。根据上述协议，在案涉项目合作前期的物业投入及装修应当由原告承担，案涉项目合作之后的物业投入及装修应当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承担。双方所称的基建费用应当归属于物业投入及装修项目的费用，按照约定应当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承担。另外，通过原告提供的照片及“益考涉外学院基地CPU（4）”的微信聊天内容“工程浩大”均可显示原告在案涉项目合作前期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根据公平原则，在案涉项目合作之后的基础建设和装修费用再由原告共同承担，显示公平。原告主张该基建费用211335元，应当由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承担，不应纳入案涉项目的共同支出，本院予以采纳。对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抗辩原告在微信中有“新增基建费用是否当你摊完”的表述，通过微信内容来看，该表述是原告对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所提的各方面事项进行罗列，原告并未对基建费用的分摊进行确认，该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双方的协议约定，本院不予采纳。故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案涉项目的总支出为4583970.16元（4795305.16元-211335元）。综上，涉案项目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收益应当为559154.5元（5143124.66元-4583970.16元）。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以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利润分配需经双方一致同意方可实施，且该收益已经出借给原告为由，不同意向原告分配上述投资收益。虽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提交了两份补充协议，拟证实原告用其在案涉项目中的相应比例的股份作为担保进行借款，但该借款与本案的投资收益分配主张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以此主张不分配投资收益，本院不予支持。虽双方在协议中确有关于投资利润分配需经双方一致协商一致方可进行，但协议中另有明确约定案涉项目全年整体收入扣减全年整体支出后，剩余所得由甲方按60%、乙方按40%比例分配投资收益。本案原、被告双方截止2018年9月30日已合作满一年且在有利润可以分配的情况下，被告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原告方关于投资收益分配的请求，现原告起诉要求分配投资收益，合情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按照原告方分配40%的比例，本院确认原告可分得收益223661.8元（559154.5元×40%）。关于资金占用费问题。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虽未约定每年度收益分配的具体时间，但在双方合作满一年且有盈利可以分配的情况下，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应当在一年合作期满及时对双方的盈利收益进行分配，但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怠于履行，应当自双方合作期满一年的次日起以原告应分配收益为本金，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关于共同监管的账户设立问题。由于原告与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双方均确认，目前双方之间的案涉合作仍在继续，而协议中所约定的共同监管账户却至今没有设立，且双方均同意设立专户，双方共同监管，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股东李雄雁、梅少华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但原告未向本院举证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告主张被告李雄雁、梅少华对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向原告分配收益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虽与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有合作，但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并未参与原告和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之间的投资合作，原告主张被告现代教育传媒公司对被告益考文化活动策划公司向原告分配收益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向原告丁建中支付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的投资收益款223661.8元及利息（该利息以223661.8元为本金，自2018年10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本金清偿之日止）；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设立由原告丁建中、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双方共同监管的基地专用账户；三、驳回原告丁建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1530.40元，由原告丁建中负担69655.4元、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负担1875元。上述费用原告已预交，其中被告广州益考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司应负担部分，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直接向原告丁建中给付，本院不予退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富长人民陪审员  区丽文人民陪审员  江惠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郑 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