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3民终24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良伟，男，1988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颖杰，福建安凯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贤山，男，1978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涵江区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琛，福建辉扬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庆泉，男，1974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莆田市涵江区新县。 上诉人阮良伟因与被上诉人黄贤山、黄庆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阮良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阮良伟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歪曲客观事实，致成错判。1.投资额及合伙时间认定不实。2016年8月中旬，由阮良伟与黄庆泉、黄贤山及案外人刘一洲共同筹资合伙承包在河南淮阳县后家村“帆顺石化加油站”，初步规划筹资110万元，并以此为股东总额认定合伙体各人投资的股权（其中阮良伟为35万元，黄庆泉、黄贤山各27.5万元，刘一洲20万元），后因加油站接手需要装璜和进购石油资金不足，于是由合伙人在股权份额外再行筹资，以月利率1.5%计息。于是阮良伟从2016年8月16日起至2016年8月28日先后汇付13笔款项到黄贤山为出纳的银行卡号上，总数额为363601元。除股东权35万元外，超出的13601元，黄贤山于2016年10月8日付还3000元，于2016年10月18日付还1万元，于2016年12月15日付还600元（后均不计利息）。黄庆泉、黄贤山投入总额为53万元+5万元+4万元，共62万元；刘一洲共22万元；这是合伙体投资时间和实际数额的客观事实，均有证据证实。一审避而不谈，反而妄听黄庆泉、黄贤山荒谬伪词妄作认定是错误的。2.所谓《退股协议书》的由来，全是由黄贤山一手操办，旨在把刘一洲踢出而设置的花招。四合伙人合伙后，从2016年8月30日起试行营业二天，于2016年9月1日正式开业。经营三个月零20天后，因刘一洲与黄贤山多次摩擦，互不信任，彼此视为劲敌。为此，黄贤山策谋赶出刘一洲，逼迫其退出股东，并承担亏损2万元。为了让刘一洲接受，于是黄贤山与阮良伟较议设计把阮良伟名字同时列作“退伙人”一并签名用于欺瞒稳住刘一洲。其《退股协议书》内容笔字全部由黄贤山一手制作。就这样，刘一洲表示自愿退伙并承担2万元亏损款。而阮良伟的所谓“退伙”纯属虚构。从以下几点足以证实：①如果阮良伟果真退伙，必然要同样负担10%的亏损款，起码3万多元。②如果阮良伟果真退伙，根本不需要对刘一洲退伙款20万元中承担8万元的债务责任而向黄贤山出具“借据”。同时，黄庆泉也出具6万元的借据给黄贤山。③如果阮良伟果真退伙，其必然与刘一洲享有同等权利即时取回退伙款。这是容不得伪词抵赖的客观事实。一审明知黄庆泉、黄贤山诡词狡辩，不但不戳破谎言，反而无中生有地协同编造“2016年12月20日，三方散伙并进行结算”的不实之词。无论多次庭审，均无只字证据证实。竟然背着客观事实妄作认定：“黄贤山与阮良伟、刘一洲达成退伙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受法律保护”。这是极端错误的认定。3.本案中黄贤山、黄庆泉是合为一起的股东，应当共同承担所欠阮良伟11万元分红款的支付责任。阮良伟应得的35万元系是继续合伙后的分红款，虽然与原始投资股权款35万元雷同，但该款绝不是“返还投资款”，更不是“退伙款”。一审判决偷换概念是错误的。由于阮良伟始终没有中途退伙，自刘一洲一人退伙后，阮良伟一如既往地与黄贤山、黄庆泉继续合伙经营至2017年3月7日。有以下铁证证实：①有阮良伟向法院提供的“账目记录册44页”为凭，证实其中2016年8月30日－2016年12月16日由刘一洲负责记账；2016年12月17日－2017年1月16日由黄庆泉负责记账；2017年1月17日－2017年3月7日由阮良伟负责记账。黄贤山在庭审答辩中声称“该记账册都是为了防止其挪用加油站资金，为对账所用而记录的小账”。并对刘一洲、黄庆泉记账没有异议，而对2017年1月17日之后则称“由其记账”，但认为“其所记的账是要经过三方确认”，这是不打自招的谎言。如果阮良伟早在2016年12月20日就退伙，其为什么还要自我记账以备作为“今后对账”之用？如果阮良伟已退伙，其所记的帐为什么还要“经三方确认”？故足以证实阮良伟是继续与黄庆泉、黄贤山三方合伙的事实。②庭审中，黄贤山最终承认“2017年3月7日的结算单确是其亲笔所写”。③从该2017年3月7日结算单内容进一步证实：总账款结余101.0139万元，除去被欠未到位的10万元外，实余91.0139万元予以分红，按股东出资比例，阮良伟的股东份额为35/90，黄庆泉、黄贤山的份额各27.5/90（二人共55/90），按此比例分配，阮良伟应得的分红款为35.3943万元。加上阮良伟代垫的税款1000元和工资700元（黄庆泉、黄贤山在庭审中也已确认），阮良伟实款为35.56万元。黄贤山在2017年3月7日结算中仍对阮良伟认账为35万元，而5600元账尾零钱由黄贤山于2017年3月9日结算后的第三天另行分作二笔汇款给阮良伟，其中一笔5300元，一笔300元；而35万元大账中，黄贤山于同天作另笔汇付24万元。至此，黄庆泉、黄贤山尚欠阮良伟11万元的分红款本金是铁证如山，容不得信口雌黄。4.阮良伟应得分红款35.56万元，除黄庆泉、黄贤山于2017年3月9日一天内付三笔共24.56万元给阮良伟，尚欠阮良伟分红款11万元是双方共认的事实。①黄贤山在2018年2月6日以“8万元借条”为由，恶意向仙游县人民法院提起“借贷关系”的虚假诉讼。仙游法院以（2018）闽0322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错误支持其诉求。该案在2018年3月14日庭审中，黄贤山对该笔所欠的11万元的归还已怀诬赖之心，声称：“11万元已还清了”，理由是：“阮良伟手中有加油站压金10万元，加上原告汇款24万元时加现金1万元”，因此不存在尚欠11万元的事实。（详见2018.3.14庭审笔录第5页），白纸黑字，容不得信口雌黄。这是黄贤山对所欠阮良伟11万元诬赖的陈述理由。进一步证实阮良伟继续合伙事实。如果阮良伟于2016年12月20日退伙，2017年3月7日转让时的“压金条10万元”不会诬称是在阮良伟手中。②黄贤山在本案庭审中，承认其所书的结算单中的1400元工资系是阮良伟与黄贤山二人的工资（黄庆泉没有参与），代交税款（840+160）1000元是阮良伟代垫，所以黄贤山于结算后的第三天2017年3月9日分二笔汇付给阮良伟5600元。但又编造了所欠11万元的偿还经过是以双方来往款项计算。一审认定阮良伟已于2016年12月20日散伙退股，并袒护顺从黄贤山伪词认定“从2016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3月9日止黄贤山共支付给阮良伟21笔共98870元”，以此作为“偿付”所欠11万元欠款的理由和依据，从而判决黄贤山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11130元及自2019年1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息是错误的。③本案中，双方的合伙时间是从2016年8月16日投资款支付之日起至2017年3月7日加油站转让、合伙终止结算之日止。双方来往的款项都是合伙期间往来的账目。期间不但有阮良伟应得的工资款，而且还有阮良伟负责支付的购油油款、税款和酒店的消费款。一审认定阮良伟付给黄贤山的款项截至2016年12月23日以前，那么阮良伟所投资的款项仅有159400元，黄贤山何能认可阮良伟投资35万元。④本案中的所有款项往来及所谓的“借据”都是合伙账务所致，既然一审在“借贷关系”中以年利率24%计息，理所当然对黄贤山所欠的11万元分红款（根本不是退伙款，一审恶意偷梁换柱篡改当事人意志）同样按年利率24%计息支付，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二、由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实，导致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黄贤山辩称：1.关于本案的投资金额和合伙时间不实问题。阮良伟所述的投资额与起诉状中陈述的投资额有矛盾，一审时主张投资额35万元，这与退股协议书载明的阮良伟35万元是吻合的，所以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退股协议书》是合伙三方真实意思表示，阮良伟没有证据证实《退股协议书》是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的，该协议合法有效，阮良伟的第二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3.黄庆泉、黄贤山是在刘一舟及阮良伟退伙后与黄庆泉共同经营加油站，黄贤山只负有根据协议返还35万元给阮良伟的义务，退伙后黄贤山通过支付宝转账98870元给阮良伟，仅差11130元未支付。2017年3月7日黄贤山书写的结算单据不是黄贤山、黄庆泉及阮良伟之间的结算凭证。该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阮良伟应得的退伙款是35万元，黄贤山已实际支付338870元，仅欠11130元。阮良伟所称其应当分红款35.56万元缺乏依据，阮良伟与黄贤山关于8万元的借贷纠纷已经做出终审生效判决。阮良伟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认为黄贤山是恶意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阮良伟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黄庆泉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阮良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贤山、黄庆泉偿还给其加油站散伙分红款11万元及自2017年3月7日起按年利率24%计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阮良伟与黄贤山及案外人刘一洲于2016年9月1日共同筹资110万元合伙向河南淮阳县后家村业主承包经营“帆顺石化加油站”。其中阮良伟出资35万元、黄贤山出资53万元、刘一洲出资22万元。2016年12月20日，三方散伙并进行结算，签定《退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刘一洲、阮良伟退出合伙，黄贤山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35万元，加油站由黄贤山独自经营。黄贤山还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3月9日止支付给阮良伟21笔款项共计98870元，黄贤山于2017年３月９日又通过银行支付给阮良伟24万元。黄贤山共计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338870元。余款11130元，黄贤山尚未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黄贤山与阮良伟、刘一洲达成退伙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约定处理退伙财产。因此，黄贤山负有及时支付约定的退伙款35万元给阮良伟的义务。黄贤山扣除已支付给阮良伟338870元，还应再支付11130元。阮良伟超过该部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阮良伟关于要求黄庆泉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亦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黄贤山关于双方在散伙之后没有继续合伙经营涉案加油站、双方没有在2017年3月7日进行结算、未付款不能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的辩解意见有理，予以采纳；但其关于已付清全部退伙款给阮良伟的辩解意见无理，不予采纳。黄庆泉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视为其主动放弃参加诉讼的权利，可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限黄贤山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11130元并支付以该款项为基数自2019年1月3日起按年利率6%计至付清该款项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阮良伟对黄庆泉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68元，由阮良伟负担3224元，由黄贤山负担244元。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阮良伟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提出异议如下：1.对“阮良伟与黄贤山及案外人刘一洲于2016年9月1日共同筹资110万元合伙向河南淮阳县后家村业主承包经营‘帆顺石化加油站’有异议，认为是于2016年8月16日-8月28日就开始筹款，8月30日-8月31日试营业，9月1日是正式营业；2.对“2016年12月20日，三方散伙并进行结算，签定《退股协议书》一份，约定刘一洲、阮良伟退出合伙，黄贤山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35万元，加油站由黄贤山独自经营”有异议，认为阮良伟并没有退伙，只是刘一洲退伙；3.对“黄贤山还自2016年12月23日起至2017年3月9日止支付给阮良伟21笔款项共计98870元”有异议，认为不是黄贤山支付给阮良伟的款项，是合伙期间阮良伟的工资和阮良伟支付给商家的尾款其他经济往来；4.对“黄贤山共计支付给阮良伟退伙款338870元”有异议，认为不应将黄贤山支付给阮良伟的款项定性为退伙款，阮良伟只收到24万元的分红款。阮良伟对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没有异议。黄贤山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黄庆泉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提出书面异议，视为其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没有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黄贤山应再支付给阮良伟款项35万元，各方对该事实是没有异议的。阮良伟上诉称该款项系合伙分红款，黄贤山辩称该款项是返还给阮良伟的投资款。双方对上述35万元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该争议的实质问题是阮良伟于2016年12月20日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字后是否与黄贤山、黄庆泉继续合伙。阮良伟上诉称其与黄贤山、黄庆泉继续合伙，双方于2017年３月7日结算，其应得分红款35万元。黄贤山辩称，阮良伟退伙后未继续合伙，其应退还投资款35万元给阮良伟。经审查认为，首先，从黄贤山在不同案件中对该款项的陈述来看。2018年３月14日法庭笔录中黄贤山陈述：“阮良伟手中有加油站压金10万元，再加原告（黄贤山）汇款24万元加现金1万元共计35万元，该24万元款项，就是被告（阮良伟）加油站结算分红款”；（2018）闽03民终1605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黄贤山陈述：“如果是加油站为了资金周转共同举债，由阮良伟签字，那么在合伙关系终止时结算应当予以剔除，因为后面双方有一个101万元的结算就应当予以剔除，所以合伙举债是不能成立的”；2018年６月29日询问笔录第２页黄贤山陈述：“35万元是加油站合伙的结算款项”；2019年２月１３日法庭笔录第５页黄贤山陈述：“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阮良伟）确实是分红35万元”及第7页“那35万元是返还投资款，不是分红的款项”。以上陈述可以看出黄贤山关于35万元款项性质的表述不一，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其次，从阮良伟提供的黄贤山对真实性没有异议的《油站转让总结》来看黄贤山辩称的不合理之处。一是时间与结算内容不吻合。若该结算单落款时间“2016年3月7日”是真实的，这个时间点在阮良伟与刘一洲退伙之前，那么当时合伙人应为阮良伟、黄贤山及刘一洲。但该结算单里记载的股东为：阮良伟、黄贤山、黄庆泉，没有关于刘一洲这个合伙人的相关记载，明显与事实不符。二是结算内容。若按黄贤山主张的仅返还投资款35万元给阮良伟，但结算单里却载明“油站转让后：余额910139元加上压金10万未付”。该载明与阮良伟主张的合伙体按91万元（扣除押金10万元）进行结算的主张一致，也与黄贤山在（2018）闽03民终1605号民事判决书第3页第二段中的陈述（上文已摘抄）一致，那么黄贤山既主张仅返还投资款35万元，又不否认双方还有101万元的结算，哪个事实是真实的？再者，从黄贤山于2016年12月23日至2017年３月９日支付给阮良伟的款项来看，款项有300元、1100元、10000元、1070元、400元、5300元、1800元、100元、200元、600元，上述偿还款项数额不整，大小不等，相差悬殊，不符合债务人偿还款项的一般常理。最后，黄贤山主张阮良伟于2016年12月20日退伙，其应支付给阮良伟35万元投资款，在其未支付阮良伟该投资款时，黄贤山出借给阮良伟8万元，却让阮良伟出具借条，该8万元为何不在其应当支付的35万元里予以扣除，不合常理。同样的，在阮良伟尚欠借款的情况下，黄贤山于2017年3月9日支付给阮良伟24万元时，又未予以扣除8万元，反而大费周章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显然有违常理。故综合以上分析，阮良伟提供的证据及诉称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故阮良伟上诉称其在2016年12月21日退伙后再与黄贤山、黄庆泉继续合伙及案涉款项35万元是分红款的主张有事实依据，应予以采纳。则黄贤山于2016年１２月23日起至2017年３月９日支付给阮良伟的款项98870元在双方结算之前，非用于偿还案涉款项。故黄贤山应再支付给阮良伟分红款35万元－24万元＝11万元。阮良伟请求黄庆泉一起返还案涉款项，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因双方结算时未约定利息，故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 综上所述，阮良伟的上诉请求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予以纠正。黄庆泉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19）闽0322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 二、黄贤山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阮良伟分红款1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１月3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 三、驳回阮良伟对黄庆泉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阮良伟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68元，由阮良伟负担1320元，由黄贤山负担214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468元，由阮良伟负担1320元，由黄贤山负担214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鹏程 审判员  许秋红 审判员  李 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高小福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的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