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1181行初137号 原告江苏亨鹿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22，住所地丹阳市开发区前艾振前路。 法定代表人虞云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坚，江苏金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85，住所地丹阳市开发区凤凰路85号。 法定代表人施云峰，该局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汤正洪，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伟，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丹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丹阳市开发区兰陵路8号。 法定代表人黄万荣，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思寒，该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蒋燕翔，江苏荣誉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某，女，汉族，1973年6月19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232325197306191621，住黑龙江省兰西县兰西镇向阳村1 组，现住丹阳市陵口镇煦庄村太平庄29号。 第三人刘秋仙，性别：××，汉族，××年××月××日生。 法定代理人吴某，系刘秋仙母亲，身份情况及住址同上。 两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钱卫新，江苏丹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亨鹿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亨鹿公司）不服被告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丹阳市人社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8年11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11月5日向该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2019年3月1日，本院根据原告江苏亨鹿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丹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丹阳市政府）为共同被告，并于同日向该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吴某、刘秋仙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21日、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江苏亨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坚、被告丹阳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张伟、被告丹阳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蒋燕翔及两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钱卫新两次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丹阳市人社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汤正洪、被告丹阳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思寒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2018年6月5日作出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明法系原告江苏亨鹿公司的员工，居住在丹阳市××口镇××号。2014年7月15日21时30分许，刘明法驾驶电动自行车在从公司下班回居住地途中，沿丹阳市陵口镇赵介村村级道路由北往南直行通过该道路与305县道交叉路口处时，与沿305县道由西往东行驶左拐弯通过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受伤，经丹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明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刘明法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江苏亨鹿公司不服，向被告丹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丹阳市政府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江苏亨鹿公司诉称，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事实依据，刘明法所遭受的事故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具体理由是一、刘明法发生事故的时间是2014年7月15日21时30分，地点在丹阳市××县××赵介村路口，其居住地为丹阳市××口镇××号。首先，在事发当晚，属于鞋厂的淡季，原告当晚并没有让职工加班。其次，刘明法发生事故的地点也不在原告单位与其居住地之间的必经路线。二、刘明法发生事故后，其家属向原告出具了声明书，明确说明刘明法并非是工伤死亡，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争议。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仅依据刘明法亲属在交警部门的陈述笔录就草率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明显不负责任。综上，原告请求：1、撤销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撤销被告丹阳市政府作出的[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该决定书提起诉讼； 2、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事故发生经过，但该认定书的结论存在明显错误，刘明法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3、上下班路线图2张，证明刘明法上下班具有多条路线； 4、束某3的证明，证明刘明法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事故； 5、束某3的丹阳农商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在2014年束某3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 6、束某2的证明； 7、束某1的证明。 证据6-7证明刘明法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事故； 8、束某1的丹阳农商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在2014年束某1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 9、丹阳市皮革鞋业商会的情况说明，证明每年6-8月份为制鞋行业淡季，鞋企无需加班； 10、声明书，证明刘明法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事故，并且刘明法家属与原告已经达成补偿协议，明确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 11、[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该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 原告申请证人束某1、束某2、束某3到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证人束某1作证称其于2001年-2016年在江苏亨鹿公司做皮鞋打磨工，刘明法是顺尺码的普工；当时工作不太忙，刘明法做到5点半就下班了，其是6点半下班。证人束某2作证称其于2013年—2015年担任江苏亨鹿公司生产厂长，公司6-8月份是淡季，公司一般上午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最晚是6点半；刘明法那天不加班，该证人还称其下班时车间的门已经锁了。证人束某3作证称其于2000年11月-2016年12月底在江苏亨鹿公司担任车间主任，公司的作息时间是上午7点半至下午6点半，刘明法是做顺尺码、拔钉子、削帮脚工作，刘明法在2014年7月15日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 原告申请本院调取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卷宗材料，本院依法予以准许。本院从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调取了下列证据： 1、对蒋兆生的询问笔录； 2、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 3、2014年7月15日和16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手绘）；4、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 5、丹阳市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摄影卡片； 6、交通事故发生现场监控光盘1张。 被告丹阳市人社局辩称，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1、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了行政行为，认定刘明法所受伤害属于工伤； 2、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明刘明法近亲属向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3、刘明法、吴某的身份证、结婚证，证明刘明法的基本身份情况以及吴某作为其亲属有权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4、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及律师执业证，证明刘明法近亲属委托代理人参与工伤认定程序； 5、丹阳市陵口镇煦庄村民委员会、丹阳市公安局陵口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证明刘明法近亲属的基本情况； 6、公司登记资料查询表，证明原告是合法的用工主体； 7、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刘明法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次要责任； 8、丹阳市人民医院二十四小时内入出院记录，证明刘明法发生交通事故后抢救的情况； 9、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刘明法因交通事故死亡； 10、上下班路线图，证明刘明法发生交通事故是在其从原告单位往其居住地的途中； 11、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对刘明龙的询问笔录及刘明龙的身份证，证明在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明龙进行调查，刘明龙陈述刘明法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12、工伤认定补正材料告知书，证明被告丹阳市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刘明法近亲属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材料不完整，依法通知其补正； 13、丹阳市人民法院（2015）丹民初字第3414号民事判决书、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1民终372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吴某就刘明法与原告是否在2014年7月15日发生交通事故时存在劳动关系提起民事诉讼，两级法院经审理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14、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依法受理了刘明法近亲属的工伤认定申请； 15、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证明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依法通知原告限期举证； 16、声明书； 17、周红芳的证词及其身份证； 18、王晓军的证词。 证据16-18证明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认为刘明法所受伤害不构成工伤而提交了相关材料； 19、丹阳市人社局对王晓军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 20、丹阳市人社局对周红芳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 21、丹阳市人社局对刘明龙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 22、丹阳市人社局对吴某的工伤认定调查笔录。 证据19-22证明丹阳市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依法对相关证人和当事人进行调查，各方对刘明法是否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各执一词； 丹阳市人社局对以上证据经综合分析判断，认定刘明法是在从原告单位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应认定为工伤； 23、工伤文书送达回证、挂号信函收据及邮件查询单，证明相关法律文书的送达情况。 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同时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摘录。 被告丹阳市政府辩称，其作出的[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丹阳市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8月3日向丹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原告对该决定书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丹阳市政府通知丹阳市人社局对行政复议申请进行答复； 4、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丹阳市人社局向丹阳市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 5、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因本案涉及第三人，丹阳市政府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6、延期审理通知书，证明因案情审理需要，丹阳市政府决定延期审理，并通知各方当事人； 7、[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丹阳市政府经审查，依法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 8、送达回证（快递面单）9张，证明丹阳市政府对作出的文件均依法进行送达。 被告丹阳市政府同时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摘录。 第三人吴某、刘秋仙述称，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告丹阳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合法有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提供了以下证据： 1、亨鹿鞋业2014年5月工资单； 2、亨鹿鞋业2014年6月工资单； 3、亨鹿鞋业2014年7月工资单。 证据1-3证明证人束某1在2014年5-7月期间不在公司的工资发放名单中，说明其不在原告处上班，也证明2014年6-7月并非原告所称的淡季，因为职工工资依然高于全年平均水平。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对证据1-2无异议，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原告有关刘明法发生交通事故不在下班途中的主张；对证据4-8，认为并不能证明刘明法发生交通事故不在下班途中，也不能证明当天刘明法不存在加班的情况；认为证据9并未涉及到刘明法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关事实，与本案无关联性；认为证据10与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一致，该声明书所提到的不构成工伤、是单方全责事故等内容，并非当时签署声明的人员所能确认，有关交通事故的定性应由有权机关依法作出，该声明不具有合法性；对证据11无异议。被告丹阳市政府对证据1-3、9-11质证意见与市人社局一致；对证据4、6-7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对证据5、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性。第三人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该两份路线图打印时间是2018年7月15日，距离事故发生时间近4年，道路随着城市发展需要有巨大变化，目前的路线图不能证明当时的合理路线，故不予认可；对证据4-8，认为证人需当庭作证才能确认合法有效；认为证据9严重违背事实，因为当时原告单位工作量很大，7月份一线工人几乎每天都需加班，因此该情况说明是虚假的；认为证据10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11无异议。 对三位证人当庭所作证言，原告无异议。被告丹阳市人社局认为三位证人的证言与其向原告职工王晓军、周红芳所作调查，在下班时间、处于淡季的7月份是否放假以及工人是领取固定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上存在矛盾；对于淡季从不放假以及技术工岗位只有1人的陈述与常理不符；证言都形成于事故发生后至今间隔4年以上，对于当天的情形除了陈述的时间准确外，其余都前后矛盾，尤其是涉及到自己工资收入都记不清楚，与常理不符；三位证人都明确表述没有看到刘明法离开公司的过程，结合工伤认定程序中调查获取的其他证据综合分析，仍不能确定刘明法不是在公司下班之后发生交通事故，故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被告丹阳市政府对三位证人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除了刘明法下班时间一致外，其余内容互相矛盾，也与市人社局所作调查笔录及原告在复议过程中向市政府提供的证人证言完全不一致；对证人证言与本案关联性有异议，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及行政复议程序中，均未提出三位证人作证，因此其证言不能作为确认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的证据。第三人认为综合本案证人证言，包括行政机关对王晓军和周红芳所作调查笔录，可以反映原告单位管理混乱，缺乏必要的考勤制度；根据对王晓军的调查笔录，原告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至下午5点半，而生产车间的员工几乎每天都在加班，他们的下班时间至少延长至6点半甚至更晚，涉及2014年7月15日刘明法何时下班的事实，原告所提供的五位证人均未如实陈述；职工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反映了原告陈述的淡季并非淡季。 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公安机关据此作出的事故认定结论不予认可，证据6可以认定刘明法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主要责任或者全部责任。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逃逸车辆行驶的道路是县道，而刘明法行驶的道路为村道，村道应让行县道，并且在事发路段有明显的让行标志，刘明法应减速让行；现场监控显示事发当晚是21时30分，天色较黑，且没有路灯照明，逃逸车辆已经越过道路中心线向左转弯，并已经接近拐弯路口，且车速很慢，逃逸妇女已经左右观察，可以认为该妇女已经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相比之下，刘明法驾驶车辆速度飞快，在通过事发路段时没有开灯，也未观察路况，直接冲了过去，作为长期在该道路行驶的刘明法来说，应尽到安全注意的义务，在经过该路段时应确认安全后通行，本次事故中其速度飞快，并且逃逸车辆为小型电动车，刘明法驾驶的车辆为大型电动车，接近于机动车，刘明法更应尽到安全注意以及减速让行的义务；刘明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九十二条、《道交法》第七十三条、《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明显瑕疵。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对证据均无异议，认为根据这些证据，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客观的，该认定书程序合法，结论正确，应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有效证据。被告丹阳市政府对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认为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认定的程序和实体部分都是客观公正的，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必须具备专业的素养及现场勘查的实践经验，相关职责专属于公安交警部门，并非每个人都能根据现有的书面材料作出准确的判断，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经过集体通案研究作出的，该事故认定书没有回避刘明法的责任，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也确认了刘明法在本次事故中的责任。 对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认为认定事实错误，刘明法并非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证据2不予认可，据原告调查，吴某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备作出申请工伤认定行为的能力，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市人社局已经发现该情况，仍然决定受理，属于程序错误；对证据3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吴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婚姻属无效婚姻；对证据4认为吴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婚姻属无效婚姻，对其委托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6无异议；对证据7认为事故认定结论是错误的，本次事故发生是由于刘明法在让行路段没有尽到让行义务造成的，其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出院记录记载刘明法具有手术指征，但患者家属表示保守治疗，由于刘明法家属放弃手术治疗，造成刘明法死亡的结果，其家属应对其死亡结果承担直接责任；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不予认可，据原告了解，刘明法上下班具有多条路线；对证据11不予认可，刘明龙与刘明法系亲属关系，其证词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并且刘明龙与刘明法早已分家，其对刘明法的工作及生活情况了解不清楚，其陈述的刘明法上班时间是7时，与吴某在笔录中陈述的上班时间6时相矛盾，其对刘明法的工作时间属于猜测；对证据12无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不直接参与生产，其对工人包括刘明法的情况不太了解；对证据14-15无异议；对证据16予以认可，该声明书记载刘明法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事故，并且原告支付补偿款4万元，刘明法家属承诺不存在任何争议，不再主张任何权利，声明书合法有效；对证据17-1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刘明法并非在下班途中发生事故；对证据19-2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关于下班时间的陈述并不矛盾；对证据2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了签署声明书的详细过程；对证据2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刘明法并非在下班途中发生事故；对证据23无异议。被告丹阳市政府对证据16-18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6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不一致，且该证据内容是打印的，并非声明人书写，对其真实性存有异议；证据17-18证人的证词与其在笔录中的陈述不一致；对市人社局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认为证据16系原告提供，应提供原件；对证据17-20有异议，两人的证词除签名外一字不差，不能证实2014年7月15日刘明法何时离开公司，证词与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互相矛盾，原告单位的正常作息时间是上午7点30分至下午5点30分，两位证人均正常下班，没有亲眼看到刘明法下班；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对被告丹阳市政府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6、8均无异议；对证据7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刘明法并非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丹阳市政府认定事实错误。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和第三人对丹阳市政府的证据均无异议。 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资单中的“束玉军”应为“束某1”，系工资表制作人书写错误，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单也可证明；对第三人的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丹阳市人社局认为该组证据是原告在相应的民事案件中为证明刘明法不是其员工而制作的假证，根据相应的民事判决书以及本案中原告的陈述，刘明法是原告员工并无异议，但该工资单中并无其名字，与事实不符，也可以反证到庭作证的三位证人也对该工资单的形成作了虚假的签名；该组证据显示原告员工在5-7月的平均工资高于全年平均工资，更证明原告以及三位证人有关5-7月属于生产淡季的相关证词与事实不符。被告丹阳市政府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中并无刘明法的名字，而刘明法是原告员工已无异议，该组证据中有证人的签名，故证人已经参与制作假证；其他质证意见同丹阳市人社局。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11、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被告丹阳市政府提供的证据2、7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使用；原告提供的证据2同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7，不能作为认定刘明法在该起交通事故中所负责任的依据，本院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3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9、庭审中三位证人所作证言以及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7-18均系原告为证明刘明法下班时间而提供的证据，因原告在吴某诉其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提供了虚假证据，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9-20系该被告对原告员工所作笔录，本院同理不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0同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6，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否属工伤、承担何种事故责任也应由职能部门进行认定，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2-6、8-10、12-15、21-22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11，因刘明龙与刘明法并不居住生活在一起，其对刘明法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以及上下班时间的陈述系其主观推测，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丹阳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3、5-6、8可以印证丹阳市政府进行复议的过程，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与本案具有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3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故不予确认。本院调取的证据可以印证涉案交通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吴某、刘秋仙分别系刘明法的妻子、女儿。刘明法生前系原告江苏亨鹿公司的员工，居住在丹阳市××口镇××号。2014年7月15日晚上9时35分，刘明法驾驶电动自行车从公司下班回居住地途中，沿丹阳市陵口镇赵介村村级道路由北往南行驶直行通过该道路与305县道交叉路口处时，与沿305县道由西往东行驶左拐弯通过该路口的一名妇女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车辆受损、刘明法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刘明法经丹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明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2015年7月10日，刘明法妻子吴某向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供了相关材料。同日，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补正材料告知书，告知其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完整，要求其补正刘明法与江苏亨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2018年3月28日，吴某又提交了本院（2015）丹民初字第3414号民事判决书和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1民终3724号民事判决书。2018年4月8日，被告丹阳市 人社局决定受理吴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据。原告认为刘明法不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声明书、王晓军与周红芳的证词等证据。被告丹阳市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8年6月5日作出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明法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决定认定为工伤。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2018年6月22日、25日分别将该决定书送达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不服该决定书，于2018年8月3日向被告丹阳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丹阳市政府于同日受理，并向被告丹阳市人社局送达（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2018年8月10日向被告丹阳市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2018年9月20日，被告丹阳市政府向刘明法近亲属送达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因案件复杂，被告丹阳市政府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原告延长复议期限30日，同时告知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和刘明法近亲属。被告丹阳市政府经审查，认为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作出的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年10月27日送达原告、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10月29日送达刘明法近亲属。原告仍不服，诉来本院。 另查明，事故发生地位于丹阳市305县道与丹阳市陵口镇赵介村村级道路交叉路口处，305县道该路段呈东西走向，为设有中心线的机非混合道路；村道呈南北走向。该路口无交通信号灯控制，路口北侧设置治安监控；路口东西两侧均设置导向箭头、停止线、人行横道、十字交叉路口和注意行人警告标志；路口南北两侧均设置“让”行禁令标志。刘明法驾驶的“法拉蒂”牌电动自行车车型较大，照明灯未打开，沿村道由北往南直接冲入该路口；逃逸妇女驾驶小型电动自行车，沿县道由西往东行驶，越过道路中心线左拐弯通过该路口。两车在道路交叉路口中心线北侧相撞后，该妇女驾车逃离现场。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为，该妇女驾驶电动自行车左转弯通过交叉路口时，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靠路口中心点右侧转弯，发生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条第一款和《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其违法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刘明法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未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其违法行为也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故认定该妇女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明法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再查明，在吴某诉江苏亨鹿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中，江苏亨鹿公司否认刘明法系其员工，并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在该案庭审中，江苏亨鹿公司否认吴某提供的谈话录音中的声音为其法定代表人的声音，但经鉴定该声音为其声音。本院（2015）丹民初字第3414号民事判决书、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1民终3724号民事判决书均判决确认刘明法与江苏亨鹿公司在2014年5月至同年7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江苏亨鹿公司向丹阳市人社局提供了声明书的复印件，该声明书与其向本院提供的有原件佐证的声明书相比，除“该事故发生不是在亨鹿公司的下班途中”外，其余内容均相同。在丹阳市人社局向原告员工王晓军、周红芳所作笔录中，两人均承认刘明法系江苏亨鹿公司的员工。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上下班途中”和“非本人主要责任”是职工受到的交通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构成要件，而这也正是本案的两个主要争议焦点。 一、刘明法是否是在从单位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职工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在工伤认定行政程序中对其主张均负有举证义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本案中，第三人吴某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丹阳市人民医院二十四小时内入出院记录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丹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刘明龙的询问笔录等材料，在被告知尚应补充提交刘明法与江苏亨鹿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后，又提交了一、二审民事判决书，故吴某已履行了法定举证义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收到被告丹阳市人社局送达的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后提交了声明书、王晓军和周红芳的证词，但该声明书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声明书相比，增加了“该事故发生不是在亨鹿公司的下班途中”的内容，因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两份证词均由原告在职员工所作，与原告有密切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第（二）项、第（五）项规定，均不能单独作为定案证据。因此，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刘明法不是在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在本案诉讼程序中，原告虽提供了束某1、束某2、束某3的证明及丹阳市皮革鞋业商会的情况说明，该三位证人也到庭作证，但这些证据均未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向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提交，鉴于原告在吴某诉其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二审民事案件中，均作了虚假陈述，否认刘明法系其员工，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又提交虚假的声明书以证明刘明法不是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原告的这些行为让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难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规定，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故对原告提交的这些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因此，被告丹阳市人社局根据吴某提供的证据，认定刘明法是在从原告处下班回居住地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并无不当。 二、刘明法在该起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应当如何判定。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实际上是将发生工伤的情形由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延伸到了上下班途中，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职工的工伤权益。正因为该项规定是对工伤范围的延伸，故在“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上应作一定限制，即应限于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根据职工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程度作出认定，以避免工伤范围的无限扩大，从而损害用人单位的权益；同时，由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并不通知事故当事人所在单位参与处理交通事故，用人单位很难行使参与权、复核权等相关权利，将导致职工受到事故伤害的另一方当事人的逃逸行为作为考量责任认定的一个因素，确定职工承担事故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据此作出认定工伤结论，对用人单位而言是不公平的。因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进行确定，而不宜将当事人的逃逸行为作为考量因素。其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根据《道交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属于一种证据，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其进行审查；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对其有异议的，法院应对该责任认定及其所采用的视听资料、勘验笔录等证据一并进行实质审查，以确认该责任认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责任划分是否适当。根据本案监控录像、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察摄影卡片等证据，刘明法和逃逸妇女通过交叉路口时，均未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刘明法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有让行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时，未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六 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同时刘明法驾车速度明显过快，其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主要原因；逃逸妇女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该交叉路口左转弯时，未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其行为违反了《道交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其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之一。根据2009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逸的，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综合分析刘明法和逃逸妇女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及双方过错程度，刘明法应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逃逸妇女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 综上所述，刘明法是在从原告处下班回居住地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但因其承担该事故的主要责任，故其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和被告丹阳市政府在行政程序中均未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严格审核，导致所作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2018年6月5日作出的丹人社工[2018]627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丹阳市政府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的[2018]丹行复第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被告丹阳市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第三人吴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丹阳市人社局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丹阳市人社局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上诉于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云方 人民陪审员  郦国富 人民陪审员  陈苏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曹 菊 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