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1行初343号 原告徐艮所，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吉桂云，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唐爱方，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刘辉，江苏择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国平，江苏择善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建邺路190号。 法定代表人熊涛，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志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马新波，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5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周兰领、王文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东台支公司，住所地东台市鼓楼西路148号。 法定代表人刘玲，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东台支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殷建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东台支公司部门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虹，江苏天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唐爱东，性别××年××月××日生，××族。 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不服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银保监局）、被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东台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东台公司）金融监管投诉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在法院期限内向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中国银保监会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唐爱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其不同意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追加唐爱东为第三人。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的委托代理人刘辉，被告江苏银保监局的委托代理人王志刚、马新波，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的委托代理人王文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银保监局针对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唐爱东关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违法销售保单的行为，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苏银保监险消复〔2019〕169号《投诉处理决定告知书》（以下简称169号决定告知书），告知原告其投诉的中国人寿东台公司自行办理投保、未向投保人提交保险条款、未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印章为销售人员加盖、联系人为销售人员的事项均不能成立。中国银保监会2019年5月28日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72号复议决定），维持了江苏银保监局的169号决定告知书。 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诉称，2018年6月28日0时10分许，原告亲属唐忙根下班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原告在处理唐忙根死亡赔偿事宜时得知东台市南星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星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在第三人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处购买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险（B型）（2013版），精英计划B1高档1－3类”保险（保单号1144889900135375），唐忙根系被保险人之一。原告于2018年8月24日向中国人寿东台公司申请理赔，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拒赔，原告于2018年10月向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提出书面申诉：1.要求对中国人寿东台公司违法销售保单的行为予以处罚；2.责成中国人寿东台公司给付保险赔偿金30万元。江苏银保监局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苏保监消告〔2018〕1274号《投诉告知书》（以下简称1274号投诉告知书），告知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于2018年11月3日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1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银保监行复决字〔201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1274号投诉告知书，并要求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的申请重新进行处理。2019年3月11日，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作出169号决定告知书，告知原告“根据调查情况未发现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提供产品条款及履行解释说明义务”。原告不服，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再次提起行政复议申请。2019年5月28日，被告银保监会作出72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作出的169号决定告知书。原告认为：一、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以“团体保险投保单”第11项中有授权销售人员王春风为投保单位联系人的内容，投保单印有“贵公司已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作出“未发现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提供产品条款及履行解释说明义务”的行政决定是错误的。投保单是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提供的格式文本，销售人员自行填写的其本人作为被授权人，不合法，涉嫌自我销售，代理人与代理事项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中涉及被保险人职工人身损害作为赔偿要件，涉及人身性，该事项不得由第三人代理。投保单中印制的说明义务不符合作为告知免责条款的约定形式。二、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违法。7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载明:“2018年12月25日投保人召开保险宣讲会”后形成《投保说明》与事实不符。涉案保单是2018年4月23日签订，2018年12月25日宣讲存在错误。2016年、2017年的投保行为不能作为2018年投保来告知行为的法律责任免除。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工作人员的《情况说明》仅是一种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代理人和投保人法定代表人的电话录音可以证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未履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且销售人员不能作为投保人的代理自我销售、自我告知。综上，请求人民法院：1.撤销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作出的169号决定告知书；2.撤销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72号行政复议决定；3.责令被告重新对原告的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投保单、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就涉案的投保单自我投保、自我核保，没有履行免责条款告知义务。两被告未严格履行职责，所作的涉案行政行为违法，应当予以撤销。 证据2、申诉书，证明原告申请被告江苏银保监局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 证据3、1274号投诉告知书，证明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的投诉作出了处理。 证据4、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不服1274号投诉告知书，向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 证据5、2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中国银保监会经复议后撤销1274号投诉告知书，并责令江苏银保监局重新作出处理。 证据6、169号决定告知书，证明江苏银保监局未发现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及履行解释说明义务。 证据7、2019年3月22日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不服169号决定告知书，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 证据8、72号行政复议决定，证明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维持了169号决定告知书。 证据9、手机通话录音内容一份，证明原告代理人于2019年3月20日对涉案保单投保人的单位负责人进行电话录音调查，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所称的已经交付的保单并履行的说明义务，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证据10、2018年8月29日南星公司的证明一份，证明本案所涉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唐忙根于2018年3月至南星公司工作，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以及两被告核实的在2018年的4月已经向相关的工人履行了告知义务存在矛盾。 证据11、2018年8月18日江苏金谷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证明，证明唐忙根2017年8月至2017年12月在该公司工作，佐证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在销售涉案保单时，唐忙根尚未到南星公司工作。 证据12、江苏金谷不锈钢有限公司2017年度压榨车间员工工资汇总表，证明唐忙根在该公司的工作时间是2017年12月。 证据13、2018年8月24日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唐爱林参与调解唐忙根死亡之后与南星公司之间的事后赔偿事宜，被告江苏银保监局向法庭所提交的委托书与本案没有关联。 证据14、东台市人民法院（2018）苏0981民初463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唐忙根在南星公司实际的工作时间以及工资标准，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没有严格按照销售保险的相关规定进行核实被保险人是否作出了书面承诺、以生命为代价而形成的保单。 被告江苏银保监局辩称：一、江苏银保监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的书面投诉事项进行了受理、办理和答复，依法履行了职责，程序合法。2018年10月8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2018年10月19日，江苏银保监局作出1274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对其提出的投诉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中国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1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江苏银保监局作出的1274号投诉告知书，并责令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反映的问题依法重新进行处理。2019年1月12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1月16日，江苏银保监局作出苏银保监消告〔2019〕169号《投诉告知书》（以下简称169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受理其提出的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投诉事项；对其提出的要求理赔的民事诉求事项不予受理并转中国人寿江苏分公司处理。江苏银保监局于2019年1月1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169号投诉告知书。江苏银保监局向中国人寿盐城市分公司作出《投诉案件调查通知书》（苏银保监险消调〔2019〕12号），调阅了投诉所涉保单的相关资料。同时，江苏银保监局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调查的情况，2019年3月11日，江苏银保监局作出169号决定告知书，并于2019年3月12日邮寄送达原告。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等规定，程序合法。二、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的投诉事项进行了调查，查明的事实清楚，处理适当。（一）本案所涉保险业务基本情况。2019年1月16日，江苏银保监局受理了原告的投诉事项。原告在投诉材料中称，徐艮所为唐忙根母亲，吉桂云为唐忙根妻子，唐爱东和唐爱方为唐忙根子女。唐爱林为上述四人申诉代理人。唐忙根是中国人寿1144889900135375号保单的被保险人。原告认为，该保险合同为中国人寿销售人员自行办理投保事宜，合同上载明的投保联系人是销售人员王春风，没有向投保人南星公司提交保险条款，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所有投保单据上的印章均是销售人员加盖。江苏银保监局调取涉诉保单的投保资料。经查，涉诉保单的投保单号为1144889900135375，投保单位为南星公司，2018年4月23日，该单位为其员工在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投保了“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B型）（2013版）“国寿附加绿洲意外费用补偿团体医疗保险”和“国寿附加绿洲意外住院定额给付团体医疗保险”，被保险人均为20人，保费合计6550元，保单生效日为2018年4月24日，保险期间为1年，人均保险金额按投保的三个险种分别是300000元、10000元和9000元。唐忙根为该保单的被保险人之一。（二）江苏银保监局调查核实情况。经核查，涉诉保单的投保资料：投保资料中有南星公司盖章的会议通知，证实该单位于2017年12月25日召开了保险宣讲会。南星公司盖章的《投保说明》确认，已采取通知形式将保单有关事项告知了各被保险人，并已通知各被保险人获取电子保险凭证的途径。在《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中，南星公司盖章确认已收到了保险合同。该保单的投保单和中国人寿东台公司业务系统中记载的销售人员均是翟绍芹。江苏银保监局与翟绍芹进行了电话联系，以核实相关情况。同时，翟绍芹出具了相关《情况说明》。翟绍芹向江苏银保监局表示自己在销售时向投保单位提供了保险产品条款并进行了讲解。在《情况说明》中翟绍芹陈述：2017年12月自己和王春风到投保单位宣传企业团体意外险，投保单位老板周卫平拿出2017年度的保单后，对2018年保单的保额和保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被保险人为投保单位的20名工人，根据投保单位要求设计了保障方案。2018年4月，上年度保单到期后，翟绍芹根据投保单位要求录单，并再次向投保单位老板周卫年和会计王志平讲解了保险条款等相关内容，相关资料加盖投保单位印章后一份留在了投保单位，一份带回中国人寿东台公司。王春风是翟绍芹所在销售团队负责人，也参与了此笔保险业务销售活动。王春风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描述的涉诉保单投保过程与翟绍芹提供的内容基本一致，并表示“（投保单中投保单位）联系人写的是我，是为了方便办理以后人员变更等事项”。江苏银保监局调取的涉诉《团体保险投保单》第十一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声明中有“特授权本投保单所填写的联系人（身份证号：）为我公司日常业务办理人”的记载。在该项下亦有“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记载。该投保单上面有投保人南星公司的印章。江苏银保监局两次拨打南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卫年的联系电话核实相关情况。周卫年承认相关投保资料中加盖投保人南星公司公司印章的事实，并表示该公司年年在中国人寿投保意外险，销售人员简单说了一下，是否提供产品条款其已记不清了。该投保单位2016年和2017年度均在中国人寿投保团体意外险，投保险种均包含2018年投保的险种。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江苏银保监局认为，涉诉保单的投保资料中均加盖投保单位南星公司印章，投保单中有授权投保单位联系人为王春风的内容，此部分内容经南星公司确认，所有用印行为均系南星公司自主真实意思表示，并非销售人员擅自加盖。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中国人寿东台公司的销售人员在2018年销售该保单时未向投保单位提供产品条款并讲解免责条款等事项。三、关于原告诉状中提出的其他事项。原告诉状中提出“本案中涉及被保险人职工人身损害作为赔偿要件，就有人身性，该事项不得由“带”（疑似笔误，应为“第”）“三人代理”、“投保单中印制的说明义务不符合作为告知免责条款的约定形式”的问题，原告在举报投诉材料中并未反映相关问题，已经超出本案审理范围。综上所述，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举报投诉事项根据银保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予以受理、办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169号决定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已经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银保监会辩称：一、本案有关事实情况。2019年4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对复议材料进行审查。2019年4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向江苏银保监局发送《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66号）以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2019年5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72号行政复议决定，并于2019年5月31日寄送原告。二、中国银保监会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予以受理，程序合法。2019年4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经审查予以受理。2019年4月2日，依程序向江苏银保监局发送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66号）、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4月1日对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予以受理，并于法定期限内向被申请人发送了答复通知及行政复议材料，程序合法。三、中国银保监会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作出72号行政复议决定。根据原告的行政复议请求、江苏银保监局的答辩意见以及银保监会法规部的审理情况，2019年5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了72号行政复议决定。中国银保监会对于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依法于法定期限内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并加盖会章寄送原告，程序合法。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江苏银保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有： 证据1、徐艮所等人的《申诉书》; 证据2、1274号投诉告知书； 证据3、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复议答辩通知材料； 证据4、2号行政复议决定； 证据5、169号投诉告知书及相应的邮寄凭证； 证据6、《投诉事项转办函》（苏银保险消转〔2019〕169号）； 证据7、《投诉案件调查通知书》(苏银保监险消调〔2019〕12号); 证据8、169号决定告知书及相应的邮寄凭证。 证据1—8共同证明2018年10月8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原告的投诉材料后，在2018年10月19日作出了1274号投诉告知书，原告不服，向中国银保监会提起复议，经复议，中国银保监会责令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的投诉问题重新进行处理。2019年1月12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该复议决定书后，于2019年1月16日受理了原告的的投诉事项，对其提出要求理赔的民事诉求依法转办处理。2019年3月11日，江苏银保监局经调查核实，作出了169号决定告知书，程序合法。 证据9、从保险公司调取的保单销售资料; 证据10、从保险公司业务系统调取的业务员信息; 证据11、从保险公司调取的相关保险产品条款; 证据12、2019年2月27日江苏银保监局与周卫年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 证据13、2019年3月1日江苏银保监局与周卫年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 证据14、2019年3月1日江苏银保监局与翟绍芹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稿; 证据15、翟绍芹出具的情况说明; 证据16、王春风出具的情况说明。 证据9—16共同证明江苏银保监局自受理原告的投诉后，依法对中国人寿东台公司进行了调查和检查，对相关的投保人、保险公司销售人员等进行调查，并调取了相应的资料。经调查核实，江苏银保监局认定原告投诉事项缺乏证据支持，其投诉事项不成立。 证据17、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报送的投诉处理情况报告，证明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的投诉事项的民事部分进行了转办，且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唐爱林以及投诉的另一投诉人唐爱东在2018年12月18日向江苏银保监局及东台公司出具了撤销投诉申请书，撤销投诉的理由是“所投诉的问题已达成一致，处理完毕，自愿撤销本次投诉，并承诺今后不再就同一事项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诉”。说明无论169号决定告知书的结果，与本案原告均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法律依据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五条；2、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3、《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二十八条。 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有： 证据1、徐艮所等人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证据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66号）； 证据3、江苏银保监局《行政复议答复书》； 证据4、72号行政复议决定及邮寄单据。 证据1－4证明中国银保监会的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有：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三人中国人寿东台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第三人唐爱东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提交的证据1、证据3－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0中王春风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2－13的形式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以认可；对证据14形式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5－1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17形式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原告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据2、证据4形式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证据3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被告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的投保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2、证据4、证据7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申诉书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证据5、证据6、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份证据是形成于169号决定告知书之后，投诉过程中，原告未提交；对证据10－13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江苏银保监局对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一致。被告中国银保监会对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提交的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9及两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10－14与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8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及第三人唐爱东的申诉书，投诉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在销售1144889900135375号保单时自行办理投保、未向投保人提交保险条款、未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印章为销售人员加盖、联系人为销售人员等事项，要求江苏银保监局依法对被投诉人违法销售保单的行为给予处罚，责成被投诉人给付保险赔偿金30万元。申诉书中载明的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及第三人唐爱东代理为唐爱林，并预留了唐爱林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2018年10月19日，江苏银保监局作出1274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对其提出的投诉申请不予受理。原告不服，向中国银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2019年1月7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2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江苏银保监局作出的1274号投诉告知书，并责令江苏银保监局对原告反映的问题依法重新进行处理。2019年1月12日，江苏银保监局收到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19年1月16日，江苏银保监局作出169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受理其提出的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投诉事项；对其提出的要求理赔的民事诉求事项，属于投保人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民事纠纷，江苏银保监局不予受理，且江苏银保监局将投诉中涉及民事纠纷的事项转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处理。江苏银保监局于2019年1月16日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作出投诉事项转办函，于2019年1月17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169号投诉告知书。2019年2月12日，江苏银保监局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作出《投诉案件调查通知书》（苏银保监险消调〔2019〕12号），调阅了投诉所涉保单的相关资料。同时，江苏银保监局还对投保单位南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卫年、中国人寿东台公司销售人员翟绍芹进行了电话询问。根据调查的情况，江苏银保监局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169号决定告知书，载明：针对原告反映的中国人寿东台公司销售人员自行办理投保、没有向投保人提交保险条款、没有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印章均为销售人员加盖、联系人为销售人员的投诉事项，经调查，在“团体保险投保单”第十一项中有授权销售人员王春风为投保单位联系人的内容，投保单上印有“贵公司已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履行了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投保单上盖有投保单位印章，调查人员与投保单位负责人联系后，确认该公司在投保资料中加盖公司印章，而非销售人员擅自加盖。根据调查情况未发现证据证明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提供产品条款及履行解释说明义务，并告知了原告救济途径。169号决定告知书于2019年3月12日邮寄送达原告。原告不服169号决定告知书，向被告中国银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于2019年4月1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并于当日予以受理。中国银保监会于2019年4月2日向江苏银保监局送达《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银保监行复通〔2019〕66号）以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相关材料。2019年5月28日，中国银保监会作出7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江苏银保监会的169号决定告知书。72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31日寄送原告。 另查明，2018年7月5日，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唐爱东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唐爱林代为送交相关材料、代为参与调解，全权处理唐忙根事故相关事宜及理赔等具体事项。2018年12月18日，唐爱林、唐爱东分别向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提交《撤销投诉申请书》，载明：本人唐爱林于2018年10月8日向贵局投诉唐忙根理赔的问题。现经本人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友好协商，就所投诉问题达成一致，已处理完毕。现本人自愿撤销本次投诉，且承诺今后不再就同一事项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诉。2018年12月29日，唐爱东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理赔申请书》，就唐忙根因交通事故死亡事项申请理赔，并提交了相关材料。2018年12月18日，唐爱东出具《协议书》一份，载明：投诉人唐爱林、唐爱东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达成协议，由于唐忙根无证驾驶报废机动车辆身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考虑到唐忙根家庭的特殊情况，中国人寿给予唐忙根身故受益人50000元经济补偿，在申请手续提交后转至受益人账户。此事处理完毕后，投诉人不再就此事至任何渠道进行投诉，同时对此事的处理结果负有保密义务。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监管职责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江苏银保监局具有对原告的投诉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 《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收到完整投诉材料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依照本办法规定，属于本单位负责处理的保险消费投诉，予以受理；（二）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保险消费投诉，但是不属于本单位负责处理的，不予受理，并可以转相关单位处理；（三）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保险消费投诉，但是应当由本单位其他部门负责处理的，转相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四）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保险消费投诉，且不属于本单位其他部门负责处理的，不予受理；（五）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该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受理的保险消费投诉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自受理投诉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处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投诉人延长期限的理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投诉人在处理决定作出前撤回保险消费投诉的，或者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调查中发现，保险消费投诉不是由保险消费者本人或者保险消费者的受托人提出的，终止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并告知投诉人。根据相关规定应当由本单位其他部门负责处理的，转相关部门处理。该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告知投诉人。告知内容应当包括：（一）被投诉人是否违反或者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二）处理意见；（三）投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申请核查。本案中，江苏银保监局2019年1月12日收到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169号投诉告知书，告知原告对原告投诉的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投诉事项的予以受理；对原告投诉提出的理赔要求不予受理，符合《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江苏银保监局受理原告关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投诉后，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作出《投诉案件调查通知书》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包括团体保险投保单、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绿洲团体意外伤害保险（Ｂ型）（2013版）条款、被保险人清单信息确认书、业务系统记录、销售人员翟绍芹、王春风的基本信息等，并与投保人南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销售人员翟绍芹进行电话核实，履行了调查职责。被告江苏银保监局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169号决定告知书，告知原告未发现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在销售涉案保单时未向投保人提供产品条款及履行解释说明义务，并告知了原告救济途径，符合上述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中国银保监会作为江苏银保监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对江苏银保监局的行为进行复议的职责。 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本案中，被告中国银保监会法规部于2019年4月1日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于当日予以受理，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7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江苏银保监会的169号决定告知书，并于2019年5月31日寄送原告，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提出的涉案保险合同系中国人寿东台公司销售人员自行投保、自行核保、自行加盖投保人印章，未对投保人提供保险条款，未对保险免责条款进行释明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江苏银保监局调查中调取的相关资料及调查核实的情况来看，投保人南星公司出具说明，表明其通过通知的形式将保单的相关事项告知了被保险人，并通知各被保险人获取电子保险凭证的途径。投保单第十一条有关于投保单所填写联系人为保险公司日常业务办理人员的表述，亦有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已履行说明义务，并对责任免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的表述。江苏省银保监局电话与南星公司法定代表人核实的情况，表明保险销售人员对相关保险条款进行了说明，且南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表示其已在第三人中国人寿东台公司处投保三年。南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还明确表示其公司印章系公司加盖，并非保险销售人员擅自加盖。综上，原告的上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江苏银保监局提出的唐爱林、唐爱东已针对涉案投诉提交《撤销投诉申请书》，原告与169号决定告知书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意见，本院经审查认为，虽然2018年7月5日申诉书载明了三原告及第三人唐爱东的出具的委托书中载明的代理人为唐爱林，但上述委托书中约定的委托事项表述为“委托唐爱林代为送交相关材料、代为参与调解，全权处理唐忙根事故相关事宜及理赔等具体事项”，并未明确为本案投诉事项。且《撤销投诉申请书》载明的撤销投诉的内容为“唐忙根理赔问题”，亦未明确为本案投诉事宜，故被告江苏银保监局的上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江苏银保局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其作出的169号决定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被告中国银保监会作出的7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艮所、吉桂云、唐爱方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洪 途 审判员 王玉刚 审判员 付 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倪 辉 书记员 储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