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9)陕0622行初46号 原告：白缠臣，男，197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无业，现住延安市宝塔区平房。被告：延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局，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法定代表人：刘广荣，系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折磊，该局征收大队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玉娥，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XX大道原延安市。法定代表人：何德智，系该办公室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杰，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白缠臣诉被告延安市房屋征收管理局（以下简称“征收局”）、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城改办”）房屋征收补偿一案。原告于2018年5月3日诉至本院，本院经过审理，作出了（2018）陕0622行初4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延安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作出了裁定，由本院继续审理。2019年9月25日，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白缠臣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征收局法定代表人刘广荣未到庭，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玉娥、该局征收大队工作人员折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城改办法定代表人何德智未到庭，委托诉讼代理人陕西德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俊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决定和征收补偿实施方案，经房屋征收局、城改办与原告协商于2016年3月17日签订了《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对原告位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周边的房屋予以征收。原告白缠臣诉称，2015年10月，被告征收局组织丈量了原告的位于王家坪革命纪念馆后山上“两孔窑洞，三间瓦房”实用面积是200平方米，且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约定，拆迁的两孔窑洞，三间瓦房，被告以货币的方式进行补偿且为原告提供补偿安置住房。但是被告于2016年3月11日又向原告提出拆迁按照每平方米600元的价格对原告所拆迁的住宅地方进行补偿。原告不同意被告提出的补偿方案，不同意拆迁。2016年3月11日，被告以通知的方式（名义上为通知，实质上为强制的方式）向原告发出限期签订房屋征收协议通知。原告被迫无奈与被告首先协商好，被告同意废除原协议货币补偿再给原告重新第二次签订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协议书，被告完全同意第二次达成“房屋征收产权调换两套保障房屋协议书”，即被告当时向原告提供了安置房源情况表，XX沟XX小区XX号楼XX、XX两套中间最小的楼房，安置楼房当初是每平方1200元价格一套6万元，两套12万元。当时被告征收局工作人员名叫王利，总指挥领导当时结算结清，还长17000多元，而且被告征收局职工王利给原告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办理相关产权证书。但是2016年3月16日被告打电话通知让原告来到亚圣大酒店七楼办公室与其第二次重新签订了产权调换两套保障楼房协议书。原告当时就问王利，签订的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协议书拒绝给还，说他们要审计合同协议合格再给原告，不合格还要从签协议。两次协议都没给过，原告两次房屋征收评估报告书都没给过原告，也未曾依法送达给原告，严重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和异议权。时到今日，原告住宅地方已经被非法强行拆除近两年之久，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征迁款，也未给原告提供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反而是以营利为目的，安置保障楼房每平方米1200元，涨到每平方米2000元。原告被征去的地方也要涨价才是公平的，原告也未曾在被告处领取任何房屋征迁款，当初的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废纸一张。原告现在定无住所，不得己在延安市宝塔区XX镇XX花园后大门租房居住。原告认为，被告征收局和被告城改办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应为原告安置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和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被告延安房屋征收工作人员，指挥给原告又弄虚作假，滥用职权，伪造了与原告签订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且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主体不正确，依法撤销。  综上，被告应当依法全面履行其与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产权调换两套保障房协议书，但被告却拿出作废的货币补偿协议说事，原告不能接受。无奈，现原告只好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给原告签订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判令被告给原告重新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和赔偿给原告经济损失费和违约金。被告征收局辩称，一、征收局不是征收补偿协议签订主体。 2016年3月17日，原告与被告城改办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书，征收局作为鉴证单位在合同上盖章。因此征收局不是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原告不应起诉被告征收局。二、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1、原告诉称其房屋实用面积200平方米与事实不符。本案实际情况是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前，征收局工作人员对原告的房屋面积进行过勘丈，原告也在勘丈表上签订确认过面积，实际面积并不是200平方米。2、原告诉称征收局同意给其产权置换两套保障房，保证每平米1200元，拆迁以后给原告办理房产证手续与事实不符。房屋征收补偿有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选择货币补偿的办法，另一种是选择产权调换的办法。本案中，征收局工作人员征求原告选择安置方式时，原告明确要求选择货币补偿，并在《延安市房屋征收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安置方式下明确写下：“我要求货币补偿”并签字捺印确认。原告选择的安置方式是货币补偿，没有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原告所说的保障房与产权调换的安置方式毫无关系，征收局无权给原告调换两套保障房，也无权保证保障房每平米的具体价格。按照延安市人民政府制定的《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第十七条规定：“在房屋征收后，被征收人需要住房保障的向房屋征收部门申请，经审核，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由房屋征收部门书面通知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在廉租房、公租房或经济适用房内予以解决。”原告提出保障房申请后，征收局最多只能给原告提供保障房的购房资格，至于每平米价格多少，由政府部门定价，最终是否购买仍然由原告自己选择。至于原告的房屋补偿款，征收局同意原告按照规定领取。三、原告要求签订产权置换两套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城改办签订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一年多后，原告又要求签订产权置换两套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且限定每平米价格为1200元，该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没有任何依据，不应当支持。 四、原告诉讼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征收补偿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3月17日，原告应当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因此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一年的诉讼时效计算，也早已超过期限。    综上所述，被告征收局不是本案争议的行政协议的签订主体。经了解，在签订协议后，原告主动履行该协议，但在两年多后，原告又要求撤销已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重新签订产权置换两套房屋的补偿安置协议，原告的要求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城改办辩称，一、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行政协议撤销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原告请求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的，理由成立的，判决解除协议或者确认协议无效，并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处理”。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仅限于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订立合同等五种情形。本案涉案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局与城改办严格履行了法定程序，对相关的政策、法规、方案等信息进行了充分的公示。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时，原告对补偿协议书的内容是充分知晓的，签订补偿协议书时选择货币补偿，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撤销的任意一种情形。本案中，该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原告亲自签字，原告手里有该协议的复印件，对于协议的内容原告明知，而且原告在本协议签订后，主动腾空房屋，交给城改办拆除。原告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行政协议的义务，因此该征收补偿协议书不应撤销。二、原告主张撤销征收补偿协议书已超过法定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征收补偿协议书签订的时间为2016年3月17日，原告应当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因此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即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一年的诉讼时效计算，也早已超过期限。 三、原告主张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置换两套房屋）》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房屋征收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货币补偿，另一种是产权调换。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在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以下简称征收补偿协议书）时，原告自愿选择货币补偿，并签字捺印确认。其次，在房屋征收补偿的两种方式中，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且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选择货币补偿的行为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原告已经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选择货币补偿的情况下，无权再主张产权调换。    综上所述，本案中征收补偿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已经生效并已经履行。该征收补偿协议书不存在法定解除或者撤销的情形，且已超过了行政诉讼法的法定起诉期限。原告要求签订产权调换的补偿协议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限期签订房屋征收协议通知、XX户住房保障申请表、安置房源情况表各一份。证明原告选择的是产权调换。证据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货币补偿）一份。证明被告把原告的房屋征收的事实。证据三：原告白缠臣残疾证、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宝塔区XX镇XX社区居委会函各一份。证明原告家庭贫困。证据四：延安市房屋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2015年11月6日）、征收管理局延征房保北区（2016）第112号（存根）各一份。证明2016年3月11日原告收到限期签订房屋征收协议通知书后没几天，就和被告签订了2016年度的延安市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证据五：举报投诉信一份。证明产权调换和房价上涨的情况。证据六：延安市宝塔区法院2017陕0602民初1904号民事裁定书、延安市中级法院2018陕06民终97号民事裁定书、中国邮政国内标准快递单据凭证各一份。证明2017年3月13日向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通过邮局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及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起诉期限。被告征收局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证据一：1、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延政征发[2015]27号）；2、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延政征发[2015]26号）；3、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公告》各一份。证明本案被告征收局是房屋征收部门所实施的征收行为是合法的。证据二：1、延安市房屋征收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2、延安市房屋征收基本情况登记表；3、延安市房屋征收附属物及家用设施勘丈表；4、延安市房屋征收勘丈表各一份。证明征收公告发布以后原告主动配合征收工作，自愿选择了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并配合对房屋附属物进行了勘丈登记。证据三：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一份。证明2016年3月17日经房屋征收局、城改办与原告协商，原告在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基础上与被告城改办签订了上述协议书，该协议书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是原告自愿签订的，不存在原告可撤销的情形，在签订该协议以后，原告主动配合将房屋腾出、移交房屋征收局，随后，房屋被拆除，不存在被告非法强拆房屋的事实，同时，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城改办之间仅签订过一份补偿协议书，不存在原告选定了货币补偿安置方式后同时又选择产权调换方式，也不存在被告通知原告另行签订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的事实，故原告的主张不符合事实。被告城改办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 1、延安市房屋征收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2、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各一份。证明原告在征收局实施征收工作时明确要求货币补偿，2016年3月17日原告与二被告自愿签订该补偿安置协议，签订补偿协议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经当事人举证、质证，现法庭认证如下：原告提供证据。被告征收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申请要求安排保障房两套，城改办的介绍信上写的是一套，最终保障房能够安排一套还是两套,是由房管局决定的，保障房最终的签订是否符合保障的条件，不是由二被告决定，同时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选择的是产权调换说明，根据房屋征收的方案及陕西省保障房相关的办法，符合保障房条件的，政府给提供，因为原告没有缴纳房款，至今没有解决房子问题。对证据二、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在收到限期签订房屋征收协议通知后，于2016年3月17日与二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可见该协议是原告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原告在选择安置登记表上明确选择了货币补偿方式。对其中的住房保障申请表、征收局致城改办的函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表和函不能证明原告选择了产权调换的方式。因为原告符合申请保障房的条件，在其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以后，征收局又致函城改办要求给原告解决一套保障房，当时保障房房源充足，完全可以解决，但是由于原告对保障房的价格提出异议，不缴纳房款，导致现在没有房源，无法落实，所以原告没有取得房子。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份投诉信反映的内容不符合事实，诉求不合理，反映出原告对房屋征收补偿方式理解错误，对保障房政策理解错误。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向宝塔区法院及延安市中院提起的是民事诉讼不是行政诉讼，因此超过了起诉期限。被告城改办，对证据一、二、四、五、六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征收局的质证意见。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因为本案审理的行政协议撤销一案，是行政单位根据法律法规依法与原告签订协议，原告生活困难是事实，但是与本案行政协议撤销没有必然联系。 本院认为，在证据一中，从XX户保障申请表的内容看，原告“因房屋征收，经济特别困难，无住房，特申请保障房二套”、“住房保障类别包括公租房、廉租房”，据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选择了是产权调换，故二被告的异议成立，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支持。证据二，《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与二被告提供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属同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二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要证明原告家庭困难，与本案无关系性，不予采信。证据四，二被告异议成立，对真实性予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支持。证据五，二被告的异议成立，对证据不予采信。证据六，对真实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不予支持。被告征收局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但对文件中的时间有异议，因为应该在2015年10月份公布。对证据二中的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的时间有异议，同时 2016年也签订过相同的房屋征收选择安置方式表，但是被告只提供了2015年的；对其中的房屋征收基本情况登记表确定的房屋等级有异议，对延安市房屋征收附属物及家用设施勘丈表无异议，对延安市房屋征收勘丈表中的等级有异议。对证据三协议没有见过，名字也不是其写的，不认可，对其中电户150元的赔偿有异议，因为为了拉电花费了几百元，对其中的等级有异议。XX城XX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征收局提供的证据一，延安市人民政府的房屋征收决定、安置实施方案通知、政征收公告，真实、合法，能够证明其目的，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二，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征收基本情况登记表、征收附属物及家用设施勘丈表，均有经原告签名按印，虽然原告提出的异议，但无相应证据支撑，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的定依据；证据三，《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结合证据二（原告的签名按印），及原告虽然认为，该协议不是本人签名按印，但无证据证实，综合分析，该证据真实、合法，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被告城改办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被告城改办提供的证据有异议，因为被告城改办应提供2016年选择安置方式登记表，但是其却提供的是2015年的。同时，对该证据中的协议有异议，因其没有签过字，谁也没有给过其。被告征收局无异议。本院认为，结合已认定的证据事实，对证据予以采信，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19日，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延政征发[2015]27号）;同日作出《关于印发革命纪念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延政征发[2015]号）。2015年10月23日，延安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革命纪念馆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的公告》，原告的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之内。2015年11月6日，被告征收局对原告的房屋、附属物及家用设地进行了勘丈登记，原告对房屋基本情况及勘丈情况进行签字按印确认：2孔土窑中，1孔建筑面积为21.7平米，另1孔建筑面积为21.12平米等；原告在安置方式栏中填写“我要求货币补偿”，并按手印确认。2016年3月11日，延安市XX房XX小组及被告征收局，共同向原告发出《限期签订房屋征收协议通知书》，其内容为“……限你（单位）在接到通知起3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逾期不签订协议的，政府将依法作出补偿决定，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2016年3月16日，原告填写《延安市XX户住房保障申请表》，申请理由为“因房屋征收，经济特别困难，无住房，特申请保障房二套。”延安市城区改造指挥部北城区指挥部意见，为“同意申请”并加盖公章；被告征收局意见为“属实”并加盖公章。原告在申请住房保障类别中选择了宝园小区的廉租房。2016年3月17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城改办（乙方）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协议主要约定：房屋补偿费47102元、奖励费9420.4元、附属物补偿及家用设施折装费79962.3元、搬迁补助费500元，共计136984.7元；协议签订后，原告腾空房屋交经房屋征收部门（被告征收局）验收合格后，房屋征收部门将总补偿费136984.7元，一次性付给原告；本次房屋征收为一次性永久货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后，原告（甲方）须在五日内房屋腾空搬迁，交房屋征收部门验收拆除，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房屋拆除工作，确保建设工程不受影响。后涉案房屋拆迁。2016年8月5日，被告征收管理局向被告城改办发公函，称原告白缠臣系征收动迁户，在该项目房屋征收中积极配合搬迁，保障了房屋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因其家庭人口较多，经济和住房十分困难，经本人申请，该户符合住房保障条件，同意给予住房保障，请你办给予该户解决一套保障房。2017年3月13日，原告通过中国邮政国快递方式向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状村料。2017年10月30日，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陕0622民初190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属行政协议，原告就该协议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逐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20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陕06民终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原裁定。2018年5月3日，原告向延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涉案补偿费136984.7元的领取,需要原告前往被告征收局的财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由该局开具现金支票。原告自2016年3月17日签订补偿协议至今，未履行领款手续。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是否有效；二、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可见，在房屋征收与补偿过程中，征收部门有权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同时，在补偿方式中被征收人有权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本案中，被告城改办与原告签订了《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及原告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符合该条例的规定，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应法律保护。故，原告应当按照协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可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非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才可以在起诉期限内扣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城改办于2016年3月17日，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时，就应当知道被告房改办作出了行政行为。原告却于2018年5月3日，向延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时已过去二年之久，且没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形。据此，原告起诉已超起诉期限。二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主张成立。综上，原告与被告城改办签订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合法有效，原告应当按照协议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的起诉已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据此，原告起诉要求撤销被告与其签订的《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同时判令被告给原告重新签订《延安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产权调换两套楼房）》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白缠臣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白缠臣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刘 虎 森人民陪审员   刘 金 合人民陪审员   刘 亚 楠 二0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改 艳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第六十九条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第二十五条规定  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