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29175号原告：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55号3号楼10层1001。法定代表人：王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浩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隗春绿,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26楼13层A1215-A1216。法定代表人：姜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华,男,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职员。原告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盛公司）与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台湾会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保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浩斌、隗春绿，被告台湾会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保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台湾会馆公司向保盛公司支付机票款577251元；2、判令台湾会馆公司向保盛公司支付机票团取消罚金356838元；3、判令台湾会馆公司向保盛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22184.61元（以本金934089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4、诉讼费由台湾会馆公司负担。诉讼过程中，保盛公司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减少为：判令台湾会馆公司向保盛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以机票款577251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其他诉讼请求均坚持不变。事实及理由：2018年3月至2018年10月,台湾会馆公司拟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阿斯塔纳航空）订购团体机票，但由于没有航空运输协会颁发的出票资质，便委托保盛公司向阿斯塔纳航空购买机票:由保盛公司与阿斯塔纳航空签订购票协议，台湾会馆公司将机票款支付给保盛公司，由保盛公司出票。台湾会馆公司后期因团体机票取消产生的罚金也支付给保盛公司，由保盛公司支付给阿斯塔纳航空。保盛公司接受委托后与阿斯塔纳航空签订了购票协议。此后保盛公司依据台湾会馆公司指示向阿斯塔纳航空订购团体机票，并垫付全部购票款。但在前述订票过程中，因台湾会馆公司数次取消团体机票，由此阿斯塔纳航空依据购票协议，要求保盛公司承担相关损失共计2324638元。就此，保盛公司应向阿斯塔纳航空支付取消团体机票的罚金共计2324638元。本案诉讼前，台湾会馆公司已经向保盛公司支付罚金共计1156000元，另，前期台湾会馆公司已支付的团队押金811800元(可用于抵罚金)，剩余356838元台湾会馆公司尚未支付到位。此前，保盛公司多次催促台湾会馆公司支付所欠机票款和罚金，台湾会馆公司也承诺支付并且做出了还款计划，约定所欠机票款于2018年9月付清，团体机票取消罚金于2018年9月底之前支付15万，剩余部分于2018年10月8日起，每天支付三万元，直至付清为止。但此后台湾会馆公司未依约付款，故保盛公司故诉至法院。被告台湾会馆公司答辩称：1、双方无协议；2、款项由来不清楚；3、北京观澜国际公司与保盛公司的打款记录，观澜国际法人是台湾会馆公司业务主要负责人xx，xx以个人名义向保盛公司打过钱，台湾会馆公司没有收到团费，是观澜国际在操作这些事，与我方无关。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6日，保盛公司向台湾会馆公司发送《罚金确认函》，载明：尊敬的高某先生，您委托保盛公司预订的KC团队机票，因不足成团率/整团取消，罚金共计1084000元，客户跟航司沟通后，航司已同意以上罚金数分批支付，本次罚金金额317500元，请于8月20日前全额支付给我司。2018年9月17日，保盛公司向台湾会馆公司发送《欠款通知函》，载明：尊敬的高某先生，您委托保盛公司预订的KC团队机票，截止9月17日，所欠团款共计577251元，请于9月30日前还清全部欠款。2018年9月21日，台湾会馆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载明：本社计划将剩余票款于9月底前付清，罚金9月底之前付款15万元，剩余部分将于10月8日起，每天付3万元，直至付清为止。上述三份文件均盖有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出境业务专用章。庭审中，台湾会馆公司对上述三份文件的真实性均不认可，并提交了其公章刻制证明及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鉴留存卡，证明其公司不存在涉案业务专用章。另查一，庭审中保盛公司提交了台湾会馆公司原票务总监高某的证人证言，载明如下内容：“我原在台湾会馆公司担任票务总监一职，负责台湾会馆公司机票采购等事宜，与保盛公司对接，在我任职期间，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台湾会馆公司拟从阿斯塔纳航空订购团体机票，但是由于没有航空运输协会颁发的出票资质，便委托保盛公司向阿斯塔纳航空购买机票，在此期间由于台湾会馆公司内部财务问题，尚欠保盛公司机票款577251元，并且因台湾会馆公司数次取消机票团位，由此产生机票团位取消罚金共计2324638元，第一批317500元，第二批410000元，第三批356500元，第四批1240638元，上述罚金未全部支付给保盛公司，扣除台湾会馆公司已经委托保盛公司付给阿斯塔纳航空的机票团位定金811800元，后还需再支付356838元给保盛公司。”保盛公司同时申请了证人高某出庭作证，庭审中，高某确认上述证言内容，并称其于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20日期间在台湾会馆公司担任票务总监，职责包括订票、查票、出票、资源采购，后因台湾会馆公司不发工资，其于2018年10月20号左右离职。对于订票流程，高某作如下陈述：“我方提前订好几个月的票，把订票需求发给公司的操作部门去做行程，操作部门做好后发给销售售卖，销售收客成功，人数和名单告知操作部门，然后给我们名单，我们根据人数和名单报给保盛公司代理出票，保盛公司会根据航空公司价格核算出名单给我方账单，我方付款给保盛公司，付款后代理公司把钱打给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出票。如果销售部没有收上来很多人，就会取消团，取消航班，由此产生罚金。”另，高某还称：“对于《还款计划表》、《欠款通知函》、《罚金确认函》均予认可，都是我经手做的，与台湾会馆公司领导确认后，再找领导盖出境业务专用章，出境业务的操作部门和我方部门都是用出境业务专用章，业务确认都用这个章，与其他公司业务也用此章。”台湾会馆公司对高某的上述证言均不予认可，并提交了与高某签署的劳动合同书作为证据，当中载明高某担任票务总监职位，合同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高某称自己于2018年10月才实际离职，且此前的工作均是其与保盛公司进行对接。保盛公司同时提交了2018年7月13日至9月18日的期间，保盛公司职员与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双方针对KC团及押金金额等事宜进行了沟通。另查二、庭审中台湾会馆公司称其与保盛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业务合作，但保盛公司对此提交了台湾会馆公司向保盛公司付款的汇款凭证及转账支票共计10张，汇款凭证及转账支票中载明款项用途均为机票款，另，台湾会馆公司认可曾向保盛公司支付定金811800元，但称款项用途需庭后核实，但截至本案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台湾会馆公司未向法庭作出答复。另查三、台湾会馆公司确认其公司不具备出票资质。另查四、保盛公司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三张台湾会馆公司内部付款审批通知单及相应的机票确认函，三张付款通知单载明金额共计577251元，该金额与《欠款通知函》中载明金额一致，且通知单上有经办人冯xx、部门经理佟xx、社领导康某签字；2、阿斯塔纳航空出具的罚金确认明细、罚金ADM单复印件；3、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送给台湾会馆公司的业务确认文件的复印件，上述文件中均加盖了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出境业务专用章。台湾会馆公司对上述三组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称付款单没有财务审核领导签字，部门审核中签字的佟南南是观澜国际的员工，不能代表台湾会馆公司签字，并称其与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合作关系。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保盛公司与台湾会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涉案争议的合作关系以及台湾会馆公司是否应受盖有台湾会馆公司业务专用章的文件之约束。对此本院意见如下：第一、台湾会馆公司作为一家以旅游为主要业务范围的公司，其本身不具有机票出票资质，因此对于其相关旅游业务，必然均需通过其他具有出票资质的公司购买机票，因此，保盛公司与台湾会馆公司在业务范围内本身具备合作的基础；第二、本案中台湾会馆公司抗辩称与保盛公司不存在任何业务合作，但保盛公司提交了台湾会馆公司向其支付机票款及定金的证据，台湾会馆公司对相应款项的性质及用途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第三、高某作为台湾会馆公司的票务总监，负责订票、查票、出票、资源采购，《劳动合同》载明合同期限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庭审中，高某称其实际工作至2018年10月才离职，虽然保盛公司对于高某的实际离职时间并未提交证据，但即使按照《劳动合同》中载明的2018年8月31日离职时间，本案中的《罚金确认函》亦属在高某在职期间内形成，现高某到庭作证，认可该《罚金确认函》的真实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故结合高某当时的职务、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证言中对订票流程等事项所作的陈述，本院可以认定其证人证言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第四、保盛公司提交了台湾会馆公司内部付款审批通知单及相应的机票确认函，且审批通知单载明的总金额577251元与《欠款通知函》中载明金额完全一致，虽然台湾会馆公司抗辩称该审批通知单上无财务负责人签字，但从该证据的形式、签字人、金额等要素来看，本院认为该证据对于证明双方是否存在涉案合作以及台湾会馆公司是否欠付相应的机票款亦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第五、保盛公司提交的台湾会馆公司与中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合作文件复印件中均盖有台湾会馆公司出境业务专用章，在此情况下，台湾会馆公司未能提交相应的反证证明其与其他公司开展出票业务合作时实际使用的印章情况，虽然保盛公司提交的上述文件均为复印件，证明力较低，但结合该证据的形成主体及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其对于本案事实查明仍具有一定的佐证价值；第六、关于台湾会馆公司抗辩所称的涉案业务专用章未经备案一事，本院认为，商业实践中，公司在开展业务时使用的印章与备案印章不一致，或者使用未经备案的印章开展业务的情形广泛存在，因此对于公司是否应当受相应印章约束的问题，不能仅以是否备案作为唯一的认定依据，而应当结合案件全部证据及相关事实来具体认定，在案件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涉案双方确实存在相关业务合作且公司对于相关未备案印章的使用知晓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存在的业务合作关系以及相关的权利义务。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及事实已经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证明台湾会馆公司与保盛公司之间存在涉案的合作关系，且台湾会馆公司对于尚欠款项、罚金及还款计划进行了确认，此后，台湾会馆公司未依约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已属违约，故本院对于保盛公司要求台湾会馆公司支付欠付的机票款及罚金的诉讼请求均予支持。关于资金占用费，因《还款计划》中台湾会馆公司承诺票款于2018年9月底前付清，现台湾会馆公司未依约付款，故保盛公司自2018年10月1日起主张相应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对于利率标准，本院按照我国目前关于贷款利率计算标准的最新政策，予以调整为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机票款577251元；二、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机票团取消罚金356838元；三、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北京保盛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机票款的资金占用费（以577251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362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北京台湾会馆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周裕财人民陪审员  纪艳红人民陪审员  邱金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柏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