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终482号之二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玉书，男，1959年3月27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民，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殿学，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宾满族自治县兴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坪镇西河掌村。法定代表人：王东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海仲，辽宁铭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玉，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守纯，男，1960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献国，男，1957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男，汉族，1960年12月18日出生，住沈阳市皇姑区。上诉人赵玉书因与被上诉人新宾满族自治县兴盛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的（2017）辽04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赵玉书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2.裁定指令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审理；3.诉讼费用由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赵玉书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事实依据错误，与事实不符。其一，（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中并未将丛兴斌和兴盛煤矿公司认定为《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主体。（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中载明“本院认为，本案是出租人兴盛煤矿公司与承租人因《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履行发生的纠纷，在此法律关系中，兴盛煤矿公司是采矿权人，双方约定兴盛煤矿公司将其下属二井采矿权租赁给丛兴彬经营”。据此可知，（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中表明：法院将“出租人”确定为“兴盛煤矿公司”，但对“承租人”具体是“丛兴斌”还是“赵玉书”并未予以认定。（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判决如下：二、兴盛煤矿公司与丛兴彬于2009年3月8日签订的《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未生效”。据此可知，（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仅对《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作出认定，但并未否认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合同主体地位。其二，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在一审阶段提供的书面材料中承认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合同主体。“证据目录”中明确认可赵玉书是合同的主体。兴盛煤矿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向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显示，“序号1证据名称、证明事项”中明确载明“1.1《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证明赵玉书、兴盛煤矿公司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兴盛煤矿公司在原审反诉中提交的“拖欠工人工资”、“拖欠电费”等证据也充分证明其认可赵玉书的合同主体身份、实际经营者，否则兴盛煤矿公司根本没有理由要求赵玉书偿还兴盛煤矿二井的电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兴盛煤矿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证据目录》、“拖欠工人工资”、“拖欠电费”等证据中均承认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合同主体，是其认可赵玉书合同主体身份的自认，对兴盛煤矿公司和法院均产生约束力。其三，大量的客观事实均证明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主体，与案件具有紧密的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1.2009年3月1日签订的《授权委托书》、2014年10月15日丛兴斌出具的《承诺书》、《关于我在上签字的几点说明》等书证充分证实是赵玉书委托丛兴斌与兴盛煤矿公司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其中赵玉书是委托人，丛兴斌是受托人、代理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从《授权委托书》内容及丛兴斌的书面《承诺书》、《关于我在上签字的几点说明》中可以证实，赵玉书是委托人且在丛兴斌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过程中兴盛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连时知道丛兴斌与赵玉书之间的代理关系。因此，《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直接约束赵玉书和兴盛煤矿公司，即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合同主体。2.结合《加快促进煤矿企业转制和技改进度工作提高煤矿办矿标准的汇报（新宾县政府）》中第54页载明“兴盛二井于1983年由小四平煤矿建设，设计能力为3万吨/年，2001年该井承包给张成志个人经营，2010年8月又承包给赵玉苏个人经营，每年向兴盛煤矿公司缴纳承包费20万元。”2009年1月10日《变更协议书》张成志退出经营，将存放在新宾满族自治县的40万元风险抵押金归赵玉书所有。2009年4月19日《授权委托书》张成志委托赵玉书处理领取抵押金、办理抵押金转户变更手续事宜。2009年5月11日《煤矿产权转让协议书》张成志将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产权转让给赵玉书。2014年10月21日《申请书》赵玉书向新宾满族自治县安监局申请返还安全生产抵押金20万和14万。2014年10月28日《返兴盛煤矿安全生产抵押金明细表》赵玉书领取354893元。2013年7月24日《解决原小四平煤矿职工安置遗留问题的方案》“此项工作需要管理者和经营者全力配合。请管理者和经营者明确表态并签字或者盖章。”文后载有“同意赵玉书”字样。以上事实环环相扣，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均可证明赵玉书是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承租人、实际经营者、投资人，在此过程中包括张成志、兴盛煤矿公司、新宾县政府等在内的各方对此认识十分一致、准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断章取义、仅依据判决书中的只言片语，却无视赵玉书在一审阶段提交的证据、法庭审理中的辩论意见以及客观事实，草率地认定赵玉书不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合同主体，显然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其一，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侵犯物权而产生的纠纷，是侵权之诉，与《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效力问题无关。依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物权纠纷”的一种，是侵犯财产所有权人合法权益的一种侵权模式，因此，本案涉及的纠纷与《协议书》的效力没有任何联系，已生效的（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书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不一致对本案的裁判没有实质影响。1.赵玉书是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实际控制人、承包人、投资人，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对租赁期间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所有投入享有所有权。依据《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第九条之规定“在生产活动中乙方有独立自主经营权，人事管理权，二井的财务支配权，设备的添置及处分权”，故在租赁期间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所有财产归赵玉书所有。根据《地面自评估报表（新宾县兴盛煤矿二井）》、《煤矿井下设备材料评估表（新宾县兴盛煤矿二井）》、《井巷工程自评估明细表（兴盛煤矿二井）》、《井巷工程费用估算表》、《兴盛煤矿二井租赁期间投入资金情况汇总表》、本溪西燕东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本燕专[2016]169号等证据证明，赵玉书自2009年3月1日《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签订后，对兴盛煤矿二井进行地面建筑投入、机电设备投入、煤矿井下设备材料采购、井巷工程改造投入，以上共计人民币30247951.82元。2.兴盛煤矿公司、李献国、王守纯等人在法院查封期内暴力抢夺煤矿，无偿使用赵玉书投入建设的建筑及购买的设备，给赵玉书造成了巨额财产损失，对以上损失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1年7月19日《新宾满足自治县法院关于兴盛煤矿二井被法院查封的通知》中载明“兴盛煤矿公司二井所有的井下巷道、铁轨、地上地下生产设备及一切生产设施，已被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封，任何人或单位不得买卖、转让、出租、抵押、毁损上述资产，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该资产由原始者保管使用”。在兴盛二井被法院查封期间，抚顺中院终审判决下发之前，赵玉书作为兴盛二井的实际承租人、控制人对兴盛二井所有的资产享有保管使用的权利，作为实际投资人，赵玉书对兴盛煤矿公司二井所有投入的资产享有所有权。可通过多人的录音中可知，兴盛煤矿公司、李献国、王守纯明知其不享有兴盛煤矿公司二井资产所有权的情形下，恶意地抢占、霸占、使用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厂房、设备、机器等。此外，以上事实有赵玉书报警记录及公安出警记录为佐证，为查明本案事实，赵玉书再次申请法院调取上述证据。综上所述，法院审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时，应以《侵权责任法》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法理等作为审查案件事实的法律依据，即调查清损害财产的所有人、侵权人、侵权行为及因果关系即可，至于2009年3月1日《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签订的主体、合同的效力对案件审理并无实质影响，应在所不问。其二，驳回起诉是对诉权有无的判断，驳回起诉应当以起诉是否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为判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针对“赵玉书”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签订的主体、是兴盛煤矿公司二井的实际投资者、经营者、财产所有人等依据如上文所述，在此不再赘述，故赵玉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适格当事人”的要求，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另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唐山市中信大酒店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新华支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其裁判要旨载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实体审查。经审理后发现存在应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应当在受理后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不应当直接驳回起诉”。故本案中，一审法院应当对本案件进行实体性审查，查明案件事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该法律条款裁定驳回赵玉书的起诉，属于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第三，一审判决与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立法目的不符。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一个很重要的立法目的，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人民法院不能或者不宜通过民事审判手段来处理，当事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刑事手段来解决，或者通过上述手段来解决更合适。就本案来看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那么赵玉书和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之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将没有任何其他的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赵玉书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综上，赵玉书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和理解法律不对。赵玉书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赵玉书的上诉请求。兴盛煤矿公司答辩，现在兴盛煤矿公司已经被政府责令关闭，时间是2018年初，因为辽宁省文件对中小型煤矿30万吨以下的要执行关闭政策不予生产。王守纯答辩，我购买的是兴盛煤矿公司的股权，不是承包兴盛煤矿公司。购买股权是根据抚顺中院判决，股东大会并且清点后我才进入的兴盛煤矿公司，我进入时只有欠付的电费，我不存在抢矿情况。李献国答辩，关于股权与王守纯意见一致。我们有工人的签字同意我们收购兴盛煤矿公司。在手续上我们是完备的，我们没有抢矿的行为，在我们收购之前是兴盛煤矿公司的所有权，兴盛煤矿公司的股东进行收矿，所有财产进行录像留存等，手续完备之后我们才进入的。我们进入到兴盛煤矿公司之后所有手续得到煤炭办和兴盛煤矿公司董事会同意，并经过非常严格的机关审批。我接手兴盛煤矿公司后，电费是我方补交的。赵玉书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连带赔偿赵玉书损失30247951.82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由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负担。事实和理由：经新宾满族自治县政府招商，赵玉书委托丛兴彬与兴盛煤矿公司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赵玉书投入技术改造、地面建设、地面及井下设备资金30247951.82元。正当赵玉书的投入即将产生回报之时，兴盛煤矿公司看到利润可观，想尽一切办法解除合同。赵玉书坚决拒绝解除合同，兴盛煤矿公司将赵玉书起诉至法院。在法院判决前，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抢占了案涉矿井，导致赵玉书的投入失去价值且无法返还，兴盛煤矿公司、王守纯、李献国应当负有连带赔偿义务。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系因《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履行导致的。因此，有权提起相应主张的当事人应为《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当事人。现仍具有法律效力的（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已将丛兴彬和兴盛煤矿公司认定为《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当事人。故赵玉书现不具有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此外，本案审理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必然涉及到对合同效力的审查判断，而已生效的（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原审法院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赵玉书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65095元，其中赵玉书已预交50000元，退还赵玉书。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赵玉书与兴盛煤矿公司是否存在法律关系、是否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赵玉书与兴盛煤矿公司是否有法律关系以及是否系适格主体问题。赵玉书虽然不是《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但其是丛兴彬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的委托人，在本院审理中，丛兴彬出庭证实：其是受赵玉书的委托签订的《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赵玉书委托丛兴彬签订的《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对兴盛煤矿有约束力。况且，在兴盛煤矿公司起诉赵玉书、丛兴彬案件中，兴盛煤矿公司请求其与丛兴彬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及丛兴彬与赵玉书之间的转租协议无效。此节也可以证明兴盛煤矿公司知道丛兴彬与赵玉书之间的存在转租关系，那么，无论赵玉书、丛兴彬存在转租法律关系，还是委托法律关系，当兴盛煤矿公司与丛兴彬解除租赁关系后，实际的承租人赵玉书或委托人赵玉书对其租赁期间的投入有权请求出租方兴盛煤矿公司赔偿损失。原审法院在（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中认定丛兴彬与兴盛煤矿公司签订《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未生效。本案中，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损害赔偿纠纷，而已生效的（2013）抚中民三终字第00630号民事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原审法院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本案丛兴彬与兴盛煤矿公司签订的《兴盛煤矿二井租赁协议书》是否有效和未成立是实体审理问题，原审法院以合同效力问题驳回赵玉书的起诉属适用法律不当。因此，赵玉书起诉兴盛煤矿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4民初95号民事裁定书；二.本案指令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秀军审判员  苏本营审判员  蒋 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