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02民初14157号原告：詹海生，男，汉族，1984年5月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公民身份号码：445************633。被告：刘志扬，男，汉族，1984年2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公民身份号码：441************514。原告詹海生与被告刘志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詹海生、被告刘志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詹海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欠款6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从事土石方运输的，与被告2016年经朋友介绍认识。当时在珠海见面，被告说他手上有个工地的土石方工程可以承包给原告做。要求我们支付给他居间费陆万元。原告在没有看到工地的情况下不愿意先支付居间费。被告就想尽办法，让我以借款的形式先支付四万元给他做所谓的“活动经费”。原告遂于2019年9月28日支付四万现金给被告，并要求他出具收条。2016年10月4日，被告和原告说再支付贰万元给他，就马上可以带原告去看工地。原告又在当天分别通过支付宝和银行转账向被告支付了贰万。至此，被告共从原告手里拿走了陆万（所谓的居间费）。此后一直没有兑现诺言，根本就没有带原告去看什么土石方工程的工地。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子虚乌有。此后，原告一直与被告交涉，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推脱，拒不退还所收款项。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原告詹海生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收条》及转账记录；2.微信聊天记录截屏3.《借款协议》。被告刘志扬辩称，被告不欠原告借款本金6万元，原告起诉状中所指被告名字与被告不符，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借原告款项属实，但不是借了6万元，而是借了4万元，第一笔款项的转账时间是2016年9月28日，由原告在珠海市****、海洲路口建设银行柜台转账给我公司同事邓国祥建行账户名下2万元，在场人员有原告和其合伙人翁慧明、黄德权和被告等四人，转账成功后由被告担保写了一张2万元收条给黄德权（当时被告因业务关系只认识黄德权）；第二笔款转账时间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时间一致，此款确实转入被告名下（此笔款项原告没有要求被告写收条）。此两笔款项是原告和其合伙人翁慧明、黄德权等三人同意支借此款性作为被告所在公司的项目运作费用，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达成投资合作关系，因原告等中途单方退出与被告所在公司的合作关系，因此导致了本案纠纷的主要因素在于原告等人对其本人的主观意识动机不纯。二、原告所持证据材料《收条》和照片是于2019年3月份原告和其合伙人翁慧明、黄德权等三人来珠海协商还款事宜时以2016年所签的2万元收条和2万元银行转账凭证交换要求被告重新签了一份4万元的收条，照片拍摄地是被告住处附近的香洲区东坑珠海一号酒店大堂。原告起诉状中所提到支付给被告六万元居间费一说与本案原告所提到的借款4万元作为活动经费是自相矛盾的，根据法律规定，居间费是属于合法收入，不存在借贷关系，因此原告所提供证据材料与事实不符，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回应被告答辩意见称，我在2016年9月28日给了4万元现金给被告，然后被告带我去银行将其中2万元存给邓国祥，本来有银行小票的后面弄丢了。我9月28日当晚我就回惠州了，被告让我筹备车辆做备案。2016年10月4日被告打电话给我叫我转多2万给他说国庆回来就可以开工了，我就通过支付宝转账1万元给被告，通过网上银行转账1万元给被告，共计转账2万元。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是：“今收到出借人詹海生交来人民币肆万元整，该款为我作为借款人向初级而詹海生的借款。并协带有借款协议合同，合同编号：NO：05850505”借款人处有“刘志扬”签名、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原告主张《收条》是2016年9月28日下午在怡海酒店写的。原告持有编号为NO:05850505《借款协议》一份，该协议甲方（出借人）处空白，乙方（借款人）处空白。乙方处有“刘志扬”签名、捺印。主要内容是：“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肆万元，期限4个月，自2019年4月30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注：分四期还清，每月须还10000元整。借款期间按照本金总额2%月利率计息”落款时间为2016年9月28日，其中“2016”字样可以看出是从“9”修改而来。原告庭审陈述《借款协议》是2019年3月份签署的。“因为协议书上的4万元被告要拿回公司报的，被告不愿意让他老总知道另外的2万元，所以只写了4万元。”被告则称《收条》及《借款协议》均是2019年3月份签署的。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2019年7月6日被告称“……。按借条最后时限8月30号之前我如果还不能把这事情处理好，你再做这事都不迟，有些事情做是要负责的，……”关于款项交付，原告称2016年9月28日向被告交付现金4万元，2016年10月4日向被告转账支付2万元，被告承认收到现金2万元和转账2万元。以上事实，有以上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持有被告出具的《收条》、《借款协议》，内容表述清楚，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亦承认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对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本院予以认定。本案的焦点是借款金额的认定。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万元，被告承认收到原告2016年10月4日的转账2万元，否认收到原告于2016年9月28日现金出借的4万元，只承认当天收到现金2万元。分析如下：1.《收条》中双方未明确借款的付款方式，故原告应对如何支付借款负有举证责任，原告未举证证明其向被告实际支付现金4万元，应承担不利后果；2.《收条》备注“并协带有借款协议合同，合同编号：NO：05850505”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编号正是NO：05850505”，如原告所述《收条》和《借款协议》签署时间属实，一份2016年签署的《收条》附一份编号相同的2019年签署的《借款协议》，不符合常理；3.《借款协议》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签署时间是2019年，《借款协议》所载借款金额为4万元，原告解释称是因被告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双方还有2019年10月4日的2万元借款。本案中，被告欠款长达3年，原告多次催款被告仍分文未还，而在此情况下，原告仅对4万元借款签订协议，对2万元借款不做处理，原告解释缺乏合理性。综上所述，原告主张案涉借款本金6万元，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万元。原告庭审陈述，原、被告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协议》约定被告应在2019年8月30日前偿还借款，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亦承诺8月30日前还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以年利率6%为限。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志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詹海生偿还借款本金4万元；二、被告刘志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詹海生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年利率6%为限）从起诉之日（2019年9月22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原告詹海生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0元，由被告刘志扬负担450元，由原告詹海生负担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柏文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曾子璇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