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32民初1504号 原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坝街社区光明村抗寨组(以下简称抗寨组)。 代表人：石国辉，男，1975年8月8日，水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才，三都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以下简称县林业局）。地址：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三合街道办事处商贸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H324303603058。 法定代表人：饶文祥，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绍智，男，1982年4月30日，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该单位职工。 被告：杨秀桃，男，1970年6月25日生，水族，贵州省三都县人，农民，小学文化，户籍地贵州省三都县。居住地贵州省三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征，贵州义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抗寨组与被告县林业局、杨秀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抗寨组组长石国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才、被告县林业局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绍智、被告杨秀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雯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抗寨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二被告于2010年1月10日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和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造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2.依法判决被告县林业局付给杨秀桃的造林款和抚育款扣除已退的之外还有34568元加上利息1023.21元，共计35591.21元退还给原告；3.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二被告赔偿原告购买树苗款、追查费用、请诉讼代理人费用等共计经济损失5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自己长期管理使用的责任山、自留山地名叫“故梅共坡”的土地上自己买苗、植造、抚育的杉木林，到2018年上旬才知道自己植造、抚育的林木已被被告杨秀桃领取了造林款和育林款。经追查，被告杨秀桃于2018年6月21日退回12000元。再次追问杨秀桃不得已又于2018年7月8日退14932元给原告。为此，原告于2018年7月20日深入调查才得知二被告恶意串通于2010年1月10日签订了《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合同》和2010年4月30日签订了《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造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被告签订的这二份合同的甲方代表人是被告县林业局当年副局长杜波涛，乙方代表人是被告杨秀桃。当年被告县林业局的法定代表人（正局长）是杨秀标，被告杨秀桃是当年杨秀标局长的胞弟。二被告恶意串通签订的这二份合同把原告在自己长期管理使用的自留山、责任山内原告自己买苗、植造、抚育的杉木幼林绘图编号为4号班面积204亩发包和承包造林、抚育。事实上被告县林业局没有该山坡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无权把原告长期管理使用的山坡土地发包给被告杨秀桃。被告杨秀桃也从来没有在该承包合同内的土地上造过林，也从来没有雇请民工在合同承包土地内造林、抚育过。被告杨秀桃单凭与被告县林业局签订的合同领取造林款、抚育款共61500元占为己有。经原告追问多次，被告杨秀桃二次才共退回26932元，还有34568元未退给原告。尚未清退的款项利息从2011年1月算起至2019年1月起诉时止共计8年时间，按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3.7%计算，每年利息是127.90元，8年共计1023.21元利息，这笔利息依法连同本金共计35591.21元应一次性返还原告。二被告恶意串通所签订的合同如果不被确认无效，那么今后年长日久林木长大后，被告就可以凭着已签订的合同把原告自己管理、使用的土地和植造、抚育的杉木认定为被告自己的去了，所以请求判决该合同为无效合同。综上所述，二被告恶意串通，把原告长期使用、经营、植造、抚育的林木，利用签订合同的手段，进行发包与承包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集体利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向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确认二被告已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并依法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 被告县林业局辩称：一、2010年1月10日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只包含都江镇中明村，并未包含光明村抗寨组“姑梅共”大坡，结账时是以实际验收面积为准，结账金额涉及光明村，此合同为临时施工结账合同，属于劳务合同。二、2010年4月30日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幼林抚育承包合同》属于劳务合同，并未涉及权属内容。三、补助资金数额不符。造林面积204亩，按75元/亩计算，补助金额为15300元，按80元/亩计算，补助金额为16320元，两项共计补助31620元，扣除劳务税费（按百分之七计算）2213元，实际被告杨秀桃领到的补助费约为29000元。并不是原告所说的被告杨秀桃领取造林款、抚育款共61500元。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之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已明显超出“诉讼期间为三年”的规定。综上所述，恳请法院驳回原告的民事诉讼请求。 被告杨秀桃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因这个林地是光明村的林地，不是抗寨组的林地。2、原告起诉请求撤销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撤销就返回原样，那么原告的第二项请求就不成立。即使第二项请求成立，原告诉请的金额也达不到其的要求，理由如下，被告杨秀桃跟县林业局所签订的合同，光明村的造林费的面积204亩，每亩的造林费是75元，抚育费80元每亩，加起来总的费用31620元，现在原告已经得到了28932元，所以原告的款项已得清楚，那么这31620元产生的税费是2689.8元，加上税费，原告已经全部得到所有的造林费、抚育费。基于原告已经得到的款项，若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应将已得到的款项返还给杨秀桃，由杨秀桃返还给县林业局。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国家实施珠江流域生态防护林工程，号召植树造林，当年政策规定在珠江流域造林、育林并经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国家给予补助、育林经费。被告杨秀桃利用国家这个政策与被告县林业局签订合同，即2010年1月10日签订《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以下简称造林合同）和2010年4月30日签订《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以下简称育林合同）。县林业局作为合同甲方，杨秀桃作为合同乙方，二被告在造林合同上约定造林地点为坝街乡光明村人工造林4号小班，面积共204亩（以验收面积为准），约定造林林地清理、整地、植苗每亩共补助75元。二被告在育林合同上约定抚育地点为坝街乡光明村人工造林1号小班面积204亩，约定抚育价格为，抚育2次，共计80元/亩，即抚育一次一亩40元。实际上造林合同上的4号小班与育林合同上的1号小班是同一片山林即当地地名叫古梅共坡，且二被告造林、育林验收单亦填写古梅共坡，古梅共坡是大地名，古梅共坡是原告坝街乡光明村抗寨组的责任山与自留山。古梅共坡除了自然林外的林木是原告抗寨组群众自己种植和抚育的。而被告杨秀桃是都江镇羊瓮村上里古组的组民，没有任何委托手续，从来也没有到古梅共坡即4号小班造林和在1号小班植树造林和育林。县林业局依照与杨秀桃签订的造林合同，按照204亩每亩支付75元计算支付杨秀桃15300元，杨秀桃于2010年9月27日到三都县地方税务局开税务发票，除去交税款1293.45元后，杨秀桃实得14006.55元，杨秀桃于2010年10月28日将14000元交给当年任光明村支书的石林昌。县林业局依照与杨秀桃签订的育林合同，按照合同约定面积204亩，抚育一次1亩40元价格支付杨秀桃第一笔抚育款8160元，杨秀桃于2010年12月22日到三都县地方税务局开发票，除交税款698.18元后，杨秀桃实得7461.82元。按照二被告育林合同约定，古梅共坡的第二笔育林费，被告杨秀桃拿古梅共坡的204亩参与中明村747亩育林款共计951亩一起办理，于2011年11月7日开税务发票，于2011年11月8日取得银行支付小票，银行支付小票的金额与税务发票上的金额都是38040元，育林验收单上记载光明村抗寨组古梅共坡只有204亩，即204亩ｘ40元/亩＝8160元，即2011年11月8日的银行小票上的38040元，只有8160元是原告抗寨组的育林费，扣除去交税款698.18元后，杨秀桃实得7461.82元，其余的款项是中明村的747亩的抚育费。综上，被告杨秀桃以原告抗寨组古梅共坡的造林、育林为合同标的，与被告县林业局签订的造林、育林合同，套取国家补助款共计31620元，除去应交税款2689.81元后，被告杨秀桃实得28930.19元。原告抗寨组得知造林、育林有国家补助款，就到县林业局追问，经原告追问后，当年任光明村支书的石林昌于2018年6月21日给付原告12000元。经原告再追查后，被告杨秀桃于2018年7月8日给付原告14932元，即28930.19元－12000元（石林昌退）－14932元（杨秀桃退）＝1998.19元。至此，被告杨秀桃差1998.19元尚未退给原告抗寨组。原告抗寨组认为被告杨秀桃还有国家的造林、育林补助款项尚未退清，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二被告退还原告34568元，判决二被告赔偿利息1023.21元，并在庭审中，原告抗寨组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决二被告赔偿原告购买树苗款、追查费用、请诉讼代理人费用等经济损失50000元。 上述事实有2010年1月10日二被告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2010年4月30日二被告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造林育林验收图、林权证、2010年5月12日验收单、2010年9月27日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石林昌于2010年10月28日写的收条、2010年12月8日验收单、贵州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2011年9月15日验收单、2011年11月7日税收通用完税证、2011年11月8日银行付款小票、2018年7月8日石国辉写的接收条及原被告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原告提出合同无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规定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或者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的合同无效。本案被告杨秀桃利用国家鼓励造林、育林政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与县林业局签订造林、育林合同。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的被告县林业局既没有审查被告杨秀桃身份主体资格，亦没有履行审查被告杨秀桃是否真实在合同上的4号小班与1号小班即古梅共坡植树造林、抚育林木，就与被告杨秀桃签订造林、育林合同，并填写验收单，支付造林、育林款给杨秀桃。两份合同各自约定为4号小班和1号小班的都是同一片山林即古梅共坡山林，而古梅共坡的林木除自然林外是原告抗寨组种植并抚育，并不是被告杨秀桃在古梅共坡造林与育林，且古梅共坡的权属是属于原告光明村抗寨组的责任山和自留山。二被告所谓签订的造林、育林合同，不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且还造成了第三人即原告抗寨组没有按时享受到国家补助的造林、育林款利益，故原告提出的请求确认二被告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和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返还造林、育林款给谁以及返还数额多少问题。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二被告签订的造林合同。该合同上约定造林面积204亩，每亩劳务价格75元，县林业局造林验收单上填写面积亦是204亩，按照造林合同约定即204亩ｘ75元/亩＝15300元，且原告向法庭提供的2010年9月27日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上亦记载金额为15300元，税款为1293.45元。二被告的造林合同、验收单、税务代开发票相互印证，证实按照二被告所签订的造林合同面积计算造林补助款是15300元，扣除税款1293.45元后，被告杨秀桃依照签订的造林合同实得国家造林补偿款14006.45元。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二被告签订的育林合同，该合同约定育林面积是204亩，约定抚育2次，即在2010、2011年5-6月各抚育一次，共80元/亩，即抚育一次40元。2010年12月22日贵州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上记载开票金额亦填写金额是8160元，税款698.18元，数据与原告提供的合同、抚育林验收单上的亩数、税务发票上的金额相互一致，即204亩ｘ40元/亩＝8160元，证实除交税款698.18元后，被告杨秀桃于2010年12月22日实得育林款7461.82元。原告向法庭提供的2011年11月8日的银行支付小票，小票记载金额是38040元抚育费，与被告向法庭提供的2011年9月15日幼林抚育验收单上所记载的亩数、2011年11月7日税收通用完税证上记载的金额相互吻合，但是，幼林抚育验收单上清楚地填写中明村的山林是747亩、原告光明村抗寨组的山林是204亩、同时记载抚育次数1次，即747亩加204亩等于951亩，即951亩ｘ40元/亩＝38040元，原告抗寨组204亩ｘ40元/亩＝8160元，所以，银行小票上支付的38040元款，属于抗寨组只是8160元，扣除税款698.18元后，杨秀桃实得款7461.82元。综上，被告杨秀桃以原告地名叫古梅共坡的造林、育林为合同标目所签订的造林、育林两份合同，国家共计补助造林、育林款即15300元（造林补助款）+8160元（第一次育林补助款）+8160元（第二次育林补助款）＝31620元，减去应交税款即31620元－[1293.45元（造林补助款税款）+698.18元（第一次育林补助款税款）+698.18元（第二次育林补助款税款）]＝28930.09元。杨秀桃依虚假造林、育林合同共计取得28930.09元。杨秀桃于2010年10月28日交给当年任光明村村支书的石林昌14000元，经原告追问、追查，石林昌于2018年6月21日付给原告12000元，经原告再次追查后，被告杨秀桃于2018年7月8日付给原告14932元。原告到过政府部门反映要求处理，至今未见政府有任何处理意见，本着按照现状，尊重事实原则，古梅共坡的林木除了自然林外是原告种植与抚育，所以造林、育林补助款退给原告抗寨组，故被告提出的合同无效后，造林、育林款应返还被告县林业局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退还数额多少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九条即“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的规定。被告杨秀桃拿原告古梅共坡山林签订造林、育合同取得28930.09元，扣除已支付原告抗寨组26932元，杨秀桃还应退给原告抗寨组1998.09元。被告杨秀桃于2010年10月28日付给石林昌的14000元是另一法律关系，杨秀桃可以与石林昌协商解决亦可以通过其他程序解决，本案不予处理。故原告提出请求退还34568元的数额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古梅共坡是原告的责任山和自留山，故原告是古梅共坡山林的受益人，且国家补偿的造林款项只是造林林地清理、整地、植苗，合同并没有另约定支付购苗款，即使购买树苗亦包含在每亩75元内。诉讼代理人是为原告服务的，没有规定一要请诉讼代理人。扩大损失不应该赔偿。但因为是被告杨秀桃以原告的古梅共坡的造林、育林作为合同标目与被告县林业局签订合同，作为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的被告县林业局亦没有履行好审查职责，导致被告杨秀桃冒领国家的造林、育林补助款，致使原告到被告县林业局追查，造成原告一定的路费损失应予以赔偿，故酌情判决二被告共计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0元，即被告杨秀桃赔偿原告1000元，被告县林业局赔偿原告1000元。因此，原告提出的二被告赔偿利息1023.40元、其他经济损失50000元请求的数额，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主体不适格问题。被告提出合同上约定造林、育林地点是光明村并不是抗寨组，故抗寨组没资格当原告，但是，二被告当庭认可造林合同上的4号小班与育林合同上的1号小班是同一片山林即古梅共坡，二被告的造林、育林验收单上填写古梅共坡，而古梅共坡是原告抗寨组的自留山和责任山，故原告抗寨组享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虽然在起诉状上写成抗寨组全体村民，但经法庭释明后，原告以抗寨组为原告。抗寨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而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故被告提出的原告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即“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发生在2009年至2011年间，不管原告追查是否持续，追查时间是否间断，但是在追查期间，原告并未明确知道是谁以原告的古梅共坡的造林、育林为合同标的与县林业局签订合同，直到2018年6月21日与7月8日，原告收到杨秀桃退的造林、育林款时，才知道是被告杨秀桃造假合同侵犯了原告享受国家造林、育林补助款利益，故原告起诉依法不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提出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与被告杨秀桃于2010年1月10日签订的《三都县2009年扩大内需珠防工程人工造林施工承包合同》和2010年4月30日签订《三都县2009年珠防工程人工林幼林抚育承包合同》无效； 二、被告杨秀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退给原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坝街社区光明村抗寨组国家补助的造林、育林款共计1998.09元； 三、被告杨秀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坝街社区光明村抗寨组经济损失1000元； 四、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赔偿原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坝街社区光明村抗寨组经济损失1000元； 五、驳回原告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坝街社区光明村抗寨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40元，由原告抗寨组承担1690元，被告三都水族自治县林业局承担25元，被告杨秀桃承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颖 审判员 罗正科 审判员 王秀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莫飞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