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初219号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邹城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胡永明，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斌，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更乐镇。诉讼代表人：渤钢系企业清算组，天津铁厂管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浩，男，天津铁厂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华，男，天津铁厂管理人工作人员。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公司）与被告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津02民初180号民事判决。后天津铁厂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5日作出（2018）津民终383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发回重审。后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兖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黄斌，被告天津铁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元浩、张建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兖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天津铁厂向兖矿公司支付煤款5296374.9元；2、判令天津铁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兖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5月26日起暂计至2018年1月10日的利息为415103.38元，以及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天津铁厂实际付款之日止、以5296374.9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由天津铁厂承担。事实和理由：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期间，双方当事人就天津铁厂向兖矿公司采购煤炭事宜签署多份《煤炭买卖合同》。上述合同签署后，兖矿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煤炭交付义务，而天津铁厂严重违约，拖欠兖矿公司大额煤款。经兖矿公司多次催要，天津铁厂未偿还，故成讼。被告天津铁厂辩称，其已将所欠货款交付兖矿公司的代理人杨子龙，兖矿公司就终止杨子龙代理权或变更代理人一事并未通知天津铁厂，故兖矿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现天津铁厂仅欠付货款296374.9元。原告兖矿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如下证据（同其原一审中提交证据）：1、《精煤买卖合同》、《补充协议》；2、计量单（后撤回）；3、增值税专用发票；4、《企业询证函》；5、EMS邮寄单及查询回执，《复函》，公证书催告文书、公证书EMS邮寄单及查询回执；6、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济）公（刑）鉴（文）字【2015】第03号鉴定文书。天津铁厂的质证意见为，对兖矿公司提交的证据1、3予以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5不予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天津铁厂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12月10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2、2013年2月5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3、2013年3月31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4、2013年5月13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5、2013年8月9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6、2013年9月27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7、2014年1月26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8、2014年6月17日天铁燃料分款表及相应收据；9、《委托书》及杨子龙身份证复印件；10、受案登记表、立案告知书、调取证据通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本次一审补充提交）。兖矿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于天津铁厂提交的证据1至5及证据9中2013年4月28日《委托书》予以认可；对于证据6，其认为其中的收据系兖矿公司丢失的空白记账联；对于证据7、8，其认为均系伪造，故不予认可；对于证据9中2014年1月5日《委托书》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0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证意见为：对于兖矿公司提交的证据1、3、6，天津铁厂提交的证据1至5、证据9中2013年4月28日《委托书》，因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兖矿公司提交的证据4，因天津铁厂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形式为传真件，亦无其他证据相佐，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于兖矿公司提交的证据5，该组证据项下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天津铁厂提交的证据6，虽然兖矿公司主张其中的收据系其丢失，对于证据7、8中的收据以及证据9中2014年1月5日《委托书》，虽然其上加盖的兖矿公司印章经过公安部门鉴定，与之前形成的《委托书》及收据上加盖的相应印章并不一致，但综合全案证据及合同履行情况，可以证明杨子龙具有足以令天津铁厂相信的收款权限的外观以及杨子龙代为收取相应货款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三组证据予以认定；对于天津铁厂提交的证据10，因该组证据反映杨子龙涉嫌的刑事犯罪尚无最终的处理结果，无法证明与本案诉争事项存在直接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兖矿公司与天津铁厂于2012年9月24日、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2月5日、2013年1月1日签订《精煤买卖合同》，于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10日、2012年10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双方之间存在上述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且一致认可兖矿公司向天津铁厂供煤的货款总额为21296374.88元。关于天津铁厂向兖矿公司已付货款的金额，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其中，兖矿公司认可天津铁厂于2012年12月11日至2013年8月12日期间分五次给付货款，付款金额共计16000000元，且对天津铁厂就上述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证据的真实性均予认可。兖矿公司不认可天津铁厂于2013年9月29日付款2000000元，但对天津铁厂就该笔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的真实性认可，且陈述该收据系兖矿公司丢失的空白票据；兖矿公司不认可天津铁厂于2014年1月27日付款2000000元，2014年6月17日付款1000000元，且对天津铁厂就上述付款提交的相应收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综上，双方之间存在争议的已付货款金额共计5000000元。关于兖矿公司针对案涉买卖合同委托的收款人，兖矿公司认可其于2013年4月28日向天津铁厂出具其对于案外人杨子龙的《委托书》（委托期限为2013年4月28日至2013年12月31日），委托杨子龙到天津铁厂办理煤炭业务的票据和结算事项；但兖矿公司否认曾于2014年1月5日向天津铁厂出具其对于杨子龙的《委托书》。2014年12月3日，天津天铁冶金集团有限公司燃料处就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给付货款问题复函兖矿公司，称经过核实，其尚欠兖矿公司煤款296374.88元。2016年5月26日，兖矿公司向天津铁厂发出《催款通知书》，要求天津铁厂在签收上述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欠付货款，根据兖矿公司提交的邮件查询回执显示，上述通知书已于2016年5月30日由“单位收发章”签收。另查，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的（济）公（刑）鉴（文）字【2015】第03号鉴定文书载明，案涉2014年1月5日《委托书》以及2014年1月27日、2014年6月17日收据上加盖的兖矿公司相关印章与兖矿公司之前出具的《委托书》、收据等材料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再查，2013年3月21日，山东兖矿物流有限公司更名为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8月24日，本院作出（2018）津02破申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原天津铁厂的重整申请；后本院于2018年8月27日作出（2018）津02破13号决定书，指定渤钢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天津铁厂管理人；2019年5月30日，原天津铁厂更名为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本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于天津铁厂有限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均无异议。还查，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会见了羁押于河北省邢台市沙河监狱的杨子龙，并取得对其的询问笔录一份。杨子龙在询问中称，兖矿公司在2013年、2014年两年中委托其作为结算和收款人向天津铁厂收取煤款，其中杨子龙于2012年、2013年收取的煤款即银行承兑汇票基本上已交回兖矿公司，但于2014年收取的煤款大部分并未交回兖矿公司，而是被其挪用作归还其经营的磁县诚信洗煤有限公司对外所负债务。本院认为，兖矿公司与天津铁厂之间订立的《精煤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兖矿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项下的供货义务，天津铁厂对此并无异议，故天津铁厂应当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案涉合同项下货款总额为21296374.88元，且天津铁厂已实际给付兖矿公司货款共计16000000元，故本院对于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就天津铁厂已付货款问题存在两部分争议。第一点争议在于，兖矿公司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2013年9月29日付款200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理由是虽然天津铁厂就该笔付款提交的收据确系加盖有兖矿公司印章的真实收据，但该收据系兖矿公司丢失的空白票据。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兖矿公司对该笔付款对应收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且付款时间在兖矿公司认可的其委托杨子龙向天津铁厂办理结算事宜的委托期限内；其次，兖矿公司虽主张该收据系其丢失，但并未说明该收据的丢失过程，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上述抗辩主张，即使该收据确系丢失，兖矿公司亦应承担因其自身对于财务收据保管不慎而产生的相关不利法律后果。综上，在天津铁厂已就该笔付款提交兖矿公司的真实收据以及由杨子龙签字确认的天铁燃料分款表，且兖矿公司未提供充分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或推翻的情况下，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定天津铁厂于2013年9月29日向兖矿公司付款2000000元。双方就天津铁厂已付货款问题的第二点争议在于，兖矿公司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2014年1月27日、2014年6月17日共计付款300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可。对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兖矿公司认可其曾于2013年4月28日委托杨子龙到天津铁厂办理案涉货款结算事宜，且受托人杨子龙确已从天津铁厂收回货款16000000元，双方当事人对于杨子龙在上述委托期限内的收款行为均无异议，因此天津铁厂存在相信杨子龙在2014年仍有货款结算权限的信任基础；其次，虽然兖矿公司主张在与天津铁厂的整个结算过程中都有其员工杨猛的参与，但在兖矿公司认可的杨子龙的收款过程中，《委托书》中载明的被委托人以及兖矿公司认可的对应收据上经办人处的签字均仅有杨子龙一人，天津铁厂提交的天铁燃料分款表中大部分拿票人签字处亦仅有杨子龙，此外，庭审中关于每次收款的过程，兖矿公司陈述天津铁厂在付款时有时通知杨子龙、有时通知兖矿公司，天津铁厂则称均是杨子龙前来收款并签字、并不认识杨猛，因此纵观上述结算过程及当事人陈述，由杨子龙一人代表兖矿公司收取货款符合双方之间一贯的交易结算习惯；再次，虽然案涉2014年1月5日《委托书》及有关收据上加盖的兖矿公司印章经过公安部门鉴定，与兖矿公司之前出具《委托书》、收据等材料上加盖的印章不一致，但结合双方之前正常且无争议的交易基础以及一贯的结算习惯，在杨子龙于2014年继续持加盖有“兖矿公司”印章的《委托书》及相应收据向天津铁厂收款时，已形成了其仍有权代理兖矿公司继续办理结算事宜的表象，在此情况下天津铁厂对于杨子龙出示《委托书》及收据上加盖印章的真伪并无准确甄别的能力和义务。综上，根据在案证据，本院认定杨子龙的上述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并对天津铁厂主张其于上述期间共计付款300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因杨子龙在本案中陈述，其于2014年向天津铁厂收取的煤款大部分已被挪用作归还其自己经营公司的对外债务，故对于该部分款项兖矿公司可通过其他渠道主张相应权利。关于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天津铁厂未依约履行部分付款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现兖矿公司主张天津铁厂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因兖矿公司在《催款通知书》中要求天津铁厂在签收该通知书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欠款，故本院认定天津铁厂应自2016年6月14日起向兖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故本案项下兖矿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计算至2018年8月24日。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兖矿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对被告天津铁厂有限公司享有如下债权：货款296374.88元以及以货款296374.88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4日起至2018年8月24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80元，由原告兖矿东华物流有限公司负担48882元，由被告天津铁厂有限公司负担289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纳，视为放弃上诉权），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翟均勇审判员  王 晶审判员  王伟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曹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