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5行初305号原告廖乐君，女，汉族，1985年7月17日出生。住址：重庆市巴南区。委托代理人资云峰，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宾杜芷梦，重庆憬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法定代表人唐良智，市长。委托代理人邓炜，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菲麟，重庆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108号。法定代表人张一兵，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鹏，该局工作人员。原告廖乐君不服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裁决一案，于2019年5月17日起诉来院。本院受理后，因重庆市巴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巴南区规自局）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在法定期限内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权利义务须知等法律文书，向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出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负责人未到庭参加诉讼，并向本院提交了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情况说明。原告廖乐君及其委托代理人资云峰、宾杜芷梦，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邓炜、张菲麟，第三人巴南区规自局的委托代理人陈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渝府地裁[2019]95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简称《裁决书》），查明：申请人廖乐君原系光明村4社农业人员，在2003年巴南区实施征地中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并领取安置补助费21120元，单独成户。申请人持有《重庆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房屋坐落于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原花溪镇）光明村4社，混合结构，住宅第1-3层，建筑面积93.2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6.71平方米。2015年实测面积134.93平方米（证载面积93.28平方米）。申请人提供了1998年办理的《卫生许可证》（巴卫食监证字98第0442号），证载名称为八方酒庄，地址位于花溪光明村，负责人是何宗扬，其载有效期不明，用以证明其两间房屋作为门面用于商业经营。由于申请人未签订安置协议，巴南区征地办核算申请人户的补偿安置如下：一、不涉及人员安置。二、房屋补偿款合计60801元。有证房面积93.28平方米，按600元/平方米（砖墙预制盖）标准计算房屋补偿费55968元；无证房41.65平方米，按20元/平方米计算拆除工时费833元；宅基地综合定额补偿费4000元（4000元/户）。三、住房安置1人（廖乐君），住房安置面积标准30平方米/人，廖乐君适龄未婚（征地实施时），增加15平方米，共应安置面积45平方米。1.选择住房货币安置形式，住房货币安置款135000元，货币安置装修费13500元，搬家补助费800元，搬迁补助费2000元，合计安置补偿151300元；2.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形式，600元/平方米，30平方米，共18000元；600元/平方米（建安造价的50%），15平方米，共9000元；代扣天然气安装费3500元/户；小计应缴纳30500元；搬家补助费1600元（800元/户，按2次计发），合计应缴纳28900元。综上，申请人户若选择住房货币安置方式合计补偿212101元；若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合计补偿31901元。另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方式的被拆迁户需要提前搬迁过渡的,以实际发生过渡费时间计算,第一年每人每月400元,每增加一年过渡费每人每月增加50元,最多不超过每人每月800元。同时，根据巴南国土发【2013】181号文件第六章“农村住宅用于经营和生产的，房屋按农房标准补偿，对具有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明以及其他合法手续的，个体户按1000元/户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小型加工企业按5000元/户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认为：申请人（户）的房屋所在土地性质属于集体土地，申请人要求依法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安置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申请人所称商业门面的产权证为农村房屋所有权证，申请人要求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门面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并就该部分房屋市场评估价的15%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巴南区征地实施单位对申请人户的房屋建构筑物补偿和住房安置符合我市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规定；在批准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中已对搬迁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搬迁过渡费以及个体户一次性搬迁补助等相关费用进行了明确；申请人请求依法办理农转非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因其在2003年巴南区实施征地中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并享受相关补偿安置，且该请求未经巴南区人民政府协调，属于裁决不予受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和《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争议协调裁决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等有关规定，裁决：１、对申请人提出的裁决请求第1项“对申请人位于光明村4社的住房90.64平方米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安置”、第2项“对申请人位于光明村4社用于商业的门面房屋44.29平方米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门面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第3项“请求按照上述商业门面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后，以其总价的15%作为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补偿安置”的裁决请求不予支持；2、对申请人提出的第4项请求，即“请求给予搬迁费、过渡费和奖励费等补偿安置”，在申请人户签订住房拆迁安置协议后，由巴南区征地实施机构按照批准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规定支付；3、对申请人提出的第5项裁决请求，即“依法办理农转非并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予以驳回。原告廖乐君诉称：2011年，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光明村4社农村集体土地因为实施城市规划，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地[2011]19号和渝府地[2011]21号征地批复批准征收，原告的房屋及承包地均在此次土地征收范围之内。2017年5月16日对廖乐君户作出《关于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通知》，原告不服，对《关于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通知》所确定的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协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意见书》，但由于双方争议较大，协调未能成功。被告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了《裁决书》，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不予支持或者予以驳回。原告对该裁决不服，认为：被告针对原告的裁决申请作出的行政裁决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一、原告的房屋依法应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予以补偿，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案中，巴南区政府根据渝府地【2011】19号和渝府地【2011】21号征地批复征收原告房屋所在土地，而《关于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通知》是2017年5月25日才送达，期间长达6年多，故征收原告的房屋依法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适用的法律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等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二、关于停产停业损失的裁决亦是错误的。无论是国有土地上房屋还是集体土地上房屋，只要实际经营的，均应当支付停产停业损失；三、关于无证房屋的补偿问题。原告的房屋必须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只要没有认定为违法建筑的都应依法补偿安置；四、缺乏相应的征地批复。被告在裁决书中认为征收原告房屋所在土地的批复为渝府地【2011】19号和渝府地【2011】21号，但根据相关部门认定，此不属于征地批复；五、被告的行政裁决程序违法。未组织原告和第三人在裁决作出之前进行行政协调。综上，被告作出的裁决是完全违法的，请求：1、撤销被告所作渝府地裁【2019】95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2、责令被告针对原告的行政裁决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裁决决定；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提供并举示的证据有：1、国复[2018]184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行政复议裁决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拟证明本案涉案的征地批文是国土资函【2009】671号，该批复由于下发之后多年没有实施征地，也没有补偿，至2014年巴南区政府发布征地公告时已经失效，进而证明本案没有取得依法审批的征地批复，土地没有被依法征收。2、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拟证明原告的房屋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并办理了营业执照等，故原告房屋中用于商业的部分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给予补偿安置。3、渝府地裁[2018]13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拟证明本案第三人拟定补偿安置协议和2017年对原告实行统建安置的方式是违法的，每个人克扣了9万元。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具有作出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的法定职权；2、被告作出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程序合法；3、被诉《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因政府原因未在征地补偿实施中履行补偿职责，而在本次征地实施中，原告因认为标准低未完善补偿程序并非因政府自身原因怠于行使补偿职责导致，因此不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根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住房补偿”之规定，原告廖乐君用于经营和出租的房屋其产权证为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廖乐君要求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门面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并就该部分房屋市场评估价的15%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对于搬迁费、过渡费和奖励费等费用补偿安置争议，巴南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补偿安置方案已对搬迁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搬迁过渡费等相关费用进行了明确，且符合相关政策的规定，因此，在廖乐君签订住房拆迁安置协议后，由巴南区征地实施机构按规定进行支付。原告请求办理农转非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因原告在2003年巴南区实施征地中已转为非农业户口并享受相关补偿安置，且该请求未经巴南区人民政府协调，应当驳回该项裁决请求。综上，被告作出的渝府地裁[2019]95号《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并举示了以下证据、依据：1、征地补偿安置标准争议行政协调补充申请书；2、协调意见书（巴府行协字[2018]05号）；3、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补正告知书；4、行政裁决申请书及邮寄单；5、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6、EMS快递单及查询网页截图。证据1-6拟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程序合法，且原告申请办理农转非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经前置协调程序。7、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土地征收的通知（渝府地[2011]19号）及附件；8、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通知（渝府地[2011]21号）及附件；9、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的公告（巴南府发[2014]188号）；10、张贴记录；11、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国土发[2015]18号）；12、张贴记录（4份）；13、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府发[2015]42号）；14、张贴记录(3份)。证据7-14拟证明：原告房屋位于李家沱街道光明村4社的集体土地已被征收，批准的安置补偿方案亦载明了各项补偿标准。本次系集体土地征收，原告要求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进行补偿安置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15、常住人口登记表（廖乐君）及户口页。拟证明原告的身份情况，该户只有她一个人。16、巴南建设集团第六分公司征用光明村四社土地劳动力补助安置费用表。17、征地农转非劳动力安置协议书。证据16－17拟证明原告农转非的情况，原告已因其他征地于2003年签订征地农转非劳动力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关的费用。18、征地房屋清理丈量记录表；19、集体土地使用证。20、农村房屋所有权证。证据18－20拟证明征地补偿实施机构已经对原告的房屋进行了清理丈量。21、谈话记录；22、关于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通知及送达回证；证据21-22拟证明征地部门多次与原告协商后，因原告未签订相关安置补偿协议，经测算出其各项应得费用，并通知完善手续，领取补偿费用，亦不存在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的情形。第三人巴南区规自局意见与被告一致。第三人巴南区规自局未向本院举示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除了有补充申请应当还有最初的申请，应当以原始的申请来证明行政协调程序是否合法；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合法，对原告要求的办理农转非人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没有协调是巴南区政府的过错而非原告责任；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5不具合法性；对证据6无异议，但认为被告超期作出裁决；对证据7、8的真实性认可，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对证据9-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且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15-17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6、17不合法，且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原告虽当时是一个人但也不能只按一个人来补偿安置，且应当为原告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对证据18-2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认为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既然对原告房屋实测面积为134.93平方米，就应当全部按有证房屋补偿；对证据21、22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合法。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1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无关；对证据2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上载明的经营者或负责人均不是原告，也未载明经营地点位于原告本案所涉房屋内；对证据3认为系案外人的裁决，与本案无关联。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与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举示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明本案征地补偿安置以及裁决相关事实和程序，予以采信。原告举示的证据1、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不予采信；证据2，被告虽在质证时提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上载明的经营者或负责人均不是原告，也未载明经营地点位于原告本案所涉房屋内，故对关联性有异议。但其作出的本案被诉裁决，对原告提交该证据的事实予以了采信，并在原告户应予补偿的事实部分及本府认为中，对巴南区就农村住宅用于经营和生产的个体户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1000元/户的标准等，均予以表述，视为被告裁决中已对原告房屋用于个体经营可给予一次性搬迁补助费1000元的事实自认。且房屋是否实际用于经营并非要求原告本人实际经营，营业执照上的经营地址虽只记载为原告所在社，但并不能否认就不在原告房屋内。故本院对原告举示证据2予以采信，能够证明原告部分房屋用于个体经营的事实。经审理查明：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重庆市2009年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671号），被告于2011年1月14日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土地征收的通知》（渝府地【2011】19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的通知》（渝府地【2011】21号），同意巴南区人民政府上报的征收方案，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社、4社全部集体土地。2014年12月24日，巴南区人民政府发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的公告》（巴南府发【2014】188号）。2015年3月10日，原巴南区国土分局、巴南区征地办公室发布《重庆市巴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关于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国土发【2015】18号）。2015年4月3日，巴南区人民政府同意并批准了该补偿安置方案，发布《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府发【2015】42号），并组织实施。原告廖乐君原系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光明村4社村民，2003年因其他征地已签订《征地农转非劳动力安置协议书》并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21120元。根据原告2010年的户籍登记，原告廖乐君单独成户，为城镇居民。原告位于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光明村4社的房屋在本次征地红线内，办理有《重庆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和《集体土地使用证》，证载建筑面积93.28平方米，混合结构，住宅第1-3层；土地使用权面积56.71平方米。2015年5月16日，巴南区征地实施部门对原告房屋进行了清理丈量。《征地房屋清理丈量记录表》上载明：原告房屋面积共计134.93平方米，其中有房产证面积93.28平方米；钢混结构13.3平方米，砖混结构121.63平方米；第三层临街。原告在该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原告在征地实施中，向巴南区征地实施机构提交了《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证明其房屋用于个体经营。2017年5月16日，巴南区征地办公室、巴南区政府李家沱街道办事处共同对原告户作出《关于领取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的通知》，并邮寄送达原告。原告对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协调，请求：1、对申请人位于光明村4社的房屋（住宅部分）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安置；2、对申请人用于商业经营并办理了营业执照的房屋参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并给予停业损失；3、地上构附着物根据市场重置价给予补偿安置；4、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标准给予搬迁费、过渡费和奖励费等相关费用。因协调未果，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房屋补偿争议协调意见书》（巴府行协字【2018】05号）。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行政裁决，经书面告知原告补正后，原告于2019年4月8日向被告邮寄《行政裁决申请书》，请求：1、对申请人位于光明村4社的房屋90.64平方米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标准进行补偿安置；2、对申请人位于光明村4社的用于商业经营房屋44.29平方米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用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3、按照上述商业门面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后，以其总价的15%作为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补偿安置；4、依法给予搬迁费、过渡费和奖励费等补偿安置；5、对申请人及家人依法办理农转非并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被告收到原告申请后，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95号）并邮寄送达。原告不服，起诉来院。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据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具有对原告提出的申请进行裁决的职权和职责。原告因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经巴南区政府协调，在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原告向被告申请裁决。被告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程序合法。对于原告房屋是否应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用于商业的门面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门面的标准进行补偿安置、商业门面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后以其总价的15%作为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补偿安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本案中，巴南区人民政府在组织实施征收原告房屋所在的集体土地时，并不存在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形。故原告认为应按照上述规定对涉案房屋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于法无据。《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村民的住房改作其他用途的，按住房补偿。故原告要求对其用于经营的房屋按照国有土地上商业门面的标准补偿并按市场价格评估后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安置等裁决请求于法无据。巴南区征地实施机构对原告的房屋实际清理丈量后，按照补偿安置方案计算房屋补偿部分的标准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调整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13]58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李家沱街道光明村3、4社全部集体土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巴南府发【2015】42号）的规定。被诉裁决书对原告前述裁决请求不予支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诉裁决认定原告属于案涉征地住房安置对象，且征地实施时未婚增加15平方米的住房安置，并由巴南区征地实施部门提供统建优惠购房和货币安置住房两种住房方式供其选择，住房安置标准符合现行征地补偿安置政策规定，该认定也并无不当。关于原告要求给予申请人搬迁费、过渡费和奖励费等补偿安置的裁决请求。按照案涉补偿安置方案，住房安置存在统建优惠购房和货币安置住房两种方式，如选择住房货币安置形式则存在搬迁补助费这一项补偿费，如选择统建优惠购房安置形式则没有搬迁补助费这一项补偿费，但可能产生过渡费这一项补偿费。因原告尚未选择住房安置方式，也未签订住房安置协议，故现在不能确定原告户上述费用的项目，但被诉裁决中已对原告户的统建优惠购房和货币安置住房两种方式的补偿安置明细予以了列明，该标准符合《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巴南府发【2015】42号等的规定，一旦原告户选择了住房安置方式，上述补偿费用则可对应享受。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被诉裁决对原告的该项裁决请求裁决以申请人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选择安置方式为前提，并由征地实施机构据实支付，并无不当。但是，根据案涉补偿安置方案，获得奖励费的条件为：若选择货币安置形式的，在规定时限内拆除旧房的，按住房安置面积给予奖励（300元/平方米）。而在被诉裁决中，对原告户是否可以获得奖励费，或者哪种情况下可以获得奖励费，未做查明，对原告该项裁决请求没有做出裁决，属于遗漏申请人申请的裁决事项，被诉裁决认定事实不清，依法应当撤销，重新裁决。关于原告要求对其及家人依法办理农转非并办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户在本案征地实施时仅原告本人一人，其在2003年的征地中已依据当时的政策签订《征地农转非劳动力安置协议书》、领取一次性的人员安置补助费、由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员，其征地人员安置已经完毕。故原告并非本案所涉征地的农转非人员安置对象，不存在再对其进行征地农转非人员安置，包括为其办理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且根据《重庆市2008年1月1日以后新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渝府发[2008]26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经办工作。各级国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参保资格条件的认定，以及被征地农转非人员一次性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代缴”等规定，征地农转非基本养老保险按照上述规定办理，而不属于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范围。故被告以该请求未经巴南区人民政府协调作为驳回原告该项裁决请求的理由之一虽不当，但裁决驳回原告的该项裁决请求，结果正确。综上所述，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95号）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书》（渝府地裁【2019】95号）；二、责令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封 莎人民陪审员  金祥惠人民陪审员  谢树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 助理  王俞环书 记 员  赖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