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1283民初7548号 原告：泰州江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永安洲镇沿江东路88号。 法定代表人：詹凤兰，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正林,江苏兴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春章，男，汉族，住所地泰兴市。 被告：蒋连珍，女，汉族，住泰兴市。 被告：朱江，男，汉族，住泰兴市。 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保剑，江苏辉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泰州江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洲公司）与被告朱春章、蒋连珍、朱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房正林，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保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撤销泰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泰兴劳人仲案字（2018）第297号仲裁裁决书并判决驳回被告的仲裁请求。事实和理由：泰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泰兴劳人仲案字（2018）第29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前提违法，导致裁决错误，因为朱某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原告从未将江苏江康药业的研发楼工程违法转包或分包给任何人。原告既不存在转包或分包给任何人的事实，也没有与任何人签订任何转包或分包合同。泰兴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查明原告将该工程中的砌体工程发包给钱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所谓钱某与顾某的分包合同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原件，也没有得到钱某的确认，仅仅是顾某的一面之词。没有得到钱某的确认就不能认定钱某签名是否真实，即使签名真实，钱某根本无权分包，其行为违法，钱某在该工程上干活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仅仅是原告的雇员，未能与原件核实无异的合同复印件根本不具有证明力。人社局在工伤认定中的逻辑错误。一、二审判决的逻辑也错误，于是得出错误结论。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7条规定，应当是原告与钱某签订了转包、分包合同，钱某又与顾某签订了转包、分包合同才能认定原告有转包、违法分包的事实，或者至少应当有原告与钱某签订了转包、分包合同才能认定原告有转包、违法分包的事实。事实上原告没有转包、分包给任何人。本案中不存在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原告没有将该工程违法分包给钱某，并且这种逻辑不能反过来，不能因为钱某和顾某签订了分包合同，倒推处原告有违法分包的事实。顾某与朱某、吴某是同村人，有利害关系，其不能仅凭顾某的单方陈述或者记载认定该事实。如果顾某是个包工头的话，不排除顾某同一时期承揽了多个工程，不排除朱某和吴某在其他工地上干活，不排除朱某和吴某当天就没有干活。因为朱某和吴某在原告处从未备案。人社局这种不负责任地认定朱某和吴某为工亡的行为导致了原告承担了最大损失，原告已经向省高院申请再审。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书两份。虽然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被法院驳回，但是原告坚持认为两份判决书依据的事实不存在，与原告在承包工程的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客观事实不一致。在判决书第六页本院认为的部分“根据上文分析判断”，这样的判决显然不是建立在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说理，表面上看是逻辑推理，但逻辑推理的前提需要存在证据，需要存在大前提。原告之所以不断诉讼，就是因为原告的工地上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人，该份判决书第二页上载明了“人社局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上说朱某于2016年9月30日驾驶二轮摩托车下班回家，19时30分左右行驶到某某地方”，而19时30分左右根本不是下班时间。这个时间点要么是证明人社局记载错误，不负责任；要么是证明朱某根本不在下班途中。 2、顺丰快递单、再审申请书，证明原告已经向江苏省高院提起再审。 3、泰兴劳人仲案字（2018）第297号仲裁裁决书，证明该裁决结果错误。因为其裁决的逻辑也在建立在一、二审错误的判决上。原告不应当平白无故承担该后果。 三被告辩称，原告向法院起诉的主要理由是不认可朱某2016年9月30日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的事实。对于该节情况，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泰兴人社工（2017）第65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朱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为工伤。原告对于该工伤认定书不服，先后向泰州市医药高新区人民法院及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审、二审行政诉讼，两级法院均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可了工伤认定决定书的法律效果。泰兴市劳动人事争议和仲裁委员会，据此支持了相关的仲裁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支持被告在申请仲裁时各项请求。 三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泰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第65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一、二审行政判决书，该组证据证明死者朱某2016年9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工伤。 2、泰兴市公安局交通事故认定书、尸体检验报告、户口注销证明，证明朱某2016年9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事实。 3、泰兴市元竹镇潘元村出具的村委会证明及户口底册，证明本案三被告系朱某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具备向原告主张相关权利的资格。 4、顾某和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是从工伤认定材料中复印的，证明朱某生前从事瓦工工作，工资200元/天。吴某从事小工工作，工资100元/天。 5、泰兴市元竹镇潘元村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被告朱春章和蒋连珍无劳动能力，需要死者抚养的情况。据此，我方主张工伤赔偿。 6、泰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8）第297号仲裁裁决书，证明原被告双方的该起纠纷经过劳动仲裁裁决的情况。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6年9月30日17时30分左右，朱某驾驶苏Ｍ×××××二轮摩托车（后载吴某）行至泰兴市交叉路口与谢桥驾驶的苏Ｂ×××××小型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朱某、吴某死亡，泰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朱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2017年8月4日朱某、吴某之子朱江向泰兴市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吴某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江州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交通事故认定书、上下班路线图、砖砌体劳务分包合同、考勤表、顾某出具的情况说明、泰兴市公安局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吴某的户口注销证明和死亡医学证明等证据，泰兴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证局（以下简称泰兴市人社局）同日受理后向江洲公司发送《限期举证通知书》，2017年8月15日江洲公司向被告泰兴市人社局作出书面答辩意见，认为:1.江洲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其没有将工程或者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和自然人的事实；2.第三人所称的的朱某、吴某不在江洲公司的工程上务工，双方之间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在提出书面意见的同时向被告提交了江康公司与江洲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为江康公司研发楼土建工程及安装）、江康公司前处理车间、原药材及饮品库土建工程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备忘录等三份证据。泰兴市人社局于2017年9月11日对顾某制作调查笔录，顾某陈述：朱某、吴某与其是同村人，通过王某介绍到其承包的泰兴市农产品加工园区江康药业工地上干活，工程是由钱某发包给顾某，但总承包方不清楚是哪个公司；发生事故当天朱某、吴某就是在江康公司研发楼工程上工作，下班途中发生事故。同日，证人王某在被告的调查笔录中反映：其和朱某、吴某经常在一起干活，经其介绍一起到顾某承包的江康公司研发楼工地干活；发生事故当天，三人均在江康公司研发楼工地干活，听说下班途中朱某、吴某因发生事故死亡；顾某是从钱某处承包的工程，是通过工地上开塔吊的人认识钱某，顾某直接找钱某接的工程。泰兴市人社局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第652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朱某2016年9月30日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为工伤。 江洲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于2018年3月27日将泰兴市人社局诉至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2018）苏1291行初126号行政判决，认为：“江洲公司是否存在将江康公司研发楼工程违法分包。结合各方当事人在行政程序及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被告泰兴市人社局得出江洲公司将江康公司研发楼工程中部分劳务发包给顾某施工的判断可以得到支持，理由为：原告江洲公司在行政程序中向被告提交其与江康公司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实江洲公司是江康公司研发楼工程的施工单位；第三人朱江在行政程序中，提交了顾某与钱某之间签订的砖砌体劳务分包合同，虽然该分包合同未得到钱某的印证，但根据顾某、王某反映合同签订过程看证人与钱某之前并不相识，钱某对分包合同不予确认符合常理；证人顾某、王某虽然与受害人是同村人，但其证言与分包合同、考勤表、施工日记记载的内容亦能相互吻合，可以采信；上述证据形成初步证据链，可以证实钱某将江康公司研发楼工程中的砖砌体劳务分包给顾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泰兴市人社局系泰兴市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之职权。根据上文分析判断，“江康公司研发楼建筑工程由江洲公司承包施工，江洲公司将该工程中的砌体工程发包给钱某，钱某又发包给顾某，顾某招用吴某在该工程中做杂工”，被告泰兴市人社局的上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事故当天，朱某、吴某是在江康公司研发楼工地工作，该事实有顾某提交的考勤表、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应予认定；17时30分左右，朱某、吴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事故地点在其下班的合理路线，事故时间也属于合理下班时间；被告工伤认定决定中，描述的交通事故时间与事故认定书明显不一致，应认定为笔误。综合以上三点，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此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原告江洲公司至今未能提交有效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吴某丈夫朱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而吴某作为乘坐人员不应当承担主要及以上事故责任，被告泰兴市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之规定，认定吴某是在下班途中发生本人非主要及以上责任交通事故受伤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江洲公司对工伤认定程序未提出异议。经审查，被告泰兴市人社局在受理、取证调查、限期举证告知、决定作出及文书送达行为，均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关于工伤认定程序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泰兴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行政职权正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江洲公司要求撤销工伤认定决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驳回了江洲公司的诉讼请求。后江洲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苏12行终288号行政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2019年7月18日泰兴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泰兴市劳动仲裁委）根据三被告申请，作出泰兴劳人仲字（2018）第297号仲裁裁决书，认为根据《江苏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将工程或者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劳动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将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作为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朱某因工死亡，朱春章、蒋连珍、朱江系朱某的近亲属，且是合法继承人，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裁决江洲公司给付三被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补发蒋连珍2016年10月-2019年7月供养亲属抚恤金48888.6元，并自2019年8月起按月支付蒋连珍供养亲属抚恤金1437.9元/月。 另查明，被告朱春章系朱某之父，蒋连珍系朱某之母，朱江系朱某之子。朱春章、蒋连珍夫妇婚后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女儿朱瑞芳、长子朱某、次子朱红俊。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有依照法律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三被告的亲人朱某已被泰兴市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为工亡，且经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确认维持，三被告作为朱某的合法继承人有权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关于朱某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因江洲公司未依法为朱某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江洲公司应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三被告支付费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江洲公司应支付三被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关于朱春章、蒋连珍的供养抚恤金。泰兴市劳动仲裁委根据朱春章、蒋连珍夫妇婚后生育二子一女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平合理原则，在征求被告意愿后确认蒋连珍由朱某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同时对抚恤金标准按照泰兴市2015年度在岗职工月工资标准4793元计算。本院对泰兴市劳动仲裁委上述对供养抚恤金的计算方式和标准予以确认，江洲公司应按月支付蒋连珍供应亲属抚恤金1437.9元。 综上，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二条，《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十六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泰州江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朱春章、蒋连珍、朱江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23900元。 二、原告泰州江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被告蒋连珍2016年10月至2019年10月供养亲属抚恤金53202.3元，并自2019年11月起按月支付蒋连珍供养亲属抚恤金1437.9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严 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丁佳驹 书 记 员  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