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2民初6664号原告：何尚黎，男，196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道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海波，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勇，男，1975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恒，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梦莹，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1栋401-4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68931915X4。法定代表人：周勇，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利，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原告何尚黎与被告周勇、第三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宝宝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尚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杨、欧阳海波，被告周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恒、唐梦莹以及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尚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转让款20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资金占用损失（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被告将所持有的广州卡贝贝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卡贝贝企业）10%的合伙企业份额以作价2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以间接持有目标公司即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原广州易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被告承诺原告将适时将原告持有卡贝贝企业份额转化为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股份；被告应于原告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12月底前完成原告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手续；等。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转让价款，原告已全面履行协议项下义务。后原告屡次通过微信、电话方式直接或通过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证券事务部相关人员催促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被告始终推托怠于办理，导致原告无法获得受让财产份额，无法行使任何合伙人权利，也无法享有任何合伙人权益。同时，根据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第十六条约定“合伙人入伙，必须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且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据原告了解，卡贝贝企业现有合伙人表示鉴于合伙企业设立目的为员工持股平台，而原告并非公司员工，故不同意原告入伙，且鉴于办理工商变更需全体合伙人同意签字，故该条件无法成就，原告签订该协议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故原告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周勇答辩如下：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了《合伙人出资证明书》，原告的合伙人身份已得到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确认，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不符合解除的条件；2、案外人卡贝贝企业未能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责任在于原告，而不在于被告，原告知道其公务员身份不可能完成在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所以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原告没有催促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3、从维持交易安全稳定的角度出发，即使认为原告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也因原告长期不行使，解除权已告消灭；4、被告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进行融资，即使法院认定需要解除合同向原告退还投资款，该款也应由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返还，而非被告；5、占用资金损失属于债权请求权，该诉讼时效已过，且该损失是原告怠于主张解除合同导致的损失扩大，原告对该部分损失有明显过错，被告不应赔偿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利息。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答辩如下：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的合伙人身份已得到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确认，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不符合解除的条件。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7月16日，原告何尚黎（乙方、受让方）与被告周勇（甲方、转让方）签订了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就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宜达成协议；乙方同意按照人民币2亿元的整体估值受让甲方持有公司的1%股份，转让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鉴于目前卡宝宝公司处于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方便操作，经甲乙双方同意，乙方通过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广州卡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根据需要，经乙方提出，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在适当时候变更为公司股份；经双方确认，鉴于卡贝贝企业在公司持股比倒为10%，因此乙方在卡贝贝企业的持股比例为10%,该部分股份由甲方在卡贝贝企业的股份进行等比例划转，另甲方承诺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而产生的比例变化时，乙方持股比例维持不变；转让完成后，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的转让而转让，但双方约定乙方作为投资人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决策；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甲、乙双方承诺积极配合公司及时办理章程修改、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事宜，甲方承诺在乙方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12月底完成乙方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同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支付了上述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另查，2015年6月11日，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名称从“广州易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更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案外人卡贝贝企业于2015年7月21日核发了编号为201502的《合伙人出资证明书》，载明：合伙人何尚黎出资金额为200万元，出资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所发的股转系统函（2015）6545号《关于同意广州卡宝宝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载明：同意卡宝宝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又因卡宝宝公司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按规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卡宝宝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卡宝宝公司挂牌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再查，原告于2019年6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和要求被告返还转让款、支付损失。本院依法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提供的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162号创意大厦B1栋401-402）邮寄送达相应的诉讼文书，快递物流查询显示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本人签收。庭审中，原告何尚黎陈述：1、原告与被告是经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副总经理杜微介绍认识的，杜微介绍原告向被告购买股权，杜薇仅为介绍人，原告与杜薇之间没有委托代理关系；2、被告没通知原告提供身份资料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有口头催告过被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也通过第三人的副总经理杜微与被告沟通股权转让的后续操作事宜；3、原告曾在2017年向杜微提出过退款的要求，但没直接向被告提出退款；4、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已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而新三板明确禁止股权代持的情形，原告若成为股东存在法律上的履行障碍；5、原告在起诉后才收到《合伙人出资证明书》，原告对该证明书不予认可，该证明书的形成时间存疑。被告周勇陈述：1、第三人卡宝宝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取得了挂牌新三板的资格，正式挂牌上市时间是2015年11月2日，新三板上市规定在上市一年内禁止转让股份，但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实际上已确认原告为卡宝宝公司的投资者，并可参与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壳资源出售后的利益分配讨论；2、因案外人卡贝贝企业实际上是持股平台，故案外人卡贝贝企业所有业务处理都是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员工负责；3、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需提供原告入伙的合伙协议等文件；4、被告口头委托了时任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副总经理杜微办理上述事宜，且被告于2015年7月21日即通过杜微向原告转交了《合伙人出资证明书》。第三人卡宝宝公司陈述：1、案外人卡贝贝企业只是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持股平台，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相关具体事项均由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办理；2、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需要提交合伙人入伙的合伙协议，卡宝宝公司没有通知卡贝贝企业提交。上述事实有经过当庭质证的《股权转让协议》、银行流水、工商登记资料、《合伙人出资证明书》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关于原告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1、《股权转让协议》转让的标的是股权，而股权是基于其股东身份资格享有的，从公司获得经济利益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但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本身并不当然等同于股权转让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的问题，而股权转让的生效是指股权何时发生转移，即受让方何时取得股东身份的问题，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的适当履行问题是重点，本案中，原被告签订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200万元的转让款，被告应依约及时为原告办理相关的股权转让手续；2、被告提交《合伙人出资证明书》证明涉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但因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早在收到股权转让款后及时将该证明书交给原告，且被告同时又是第三人卡宝宝公司、案外人卡贝贝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不能排除该证明书是事后制作的合理怀疑，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3、根据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目前卡宝宝公司处于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为方便操作，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原告通过卡宝宝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卡贝贝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卡宝宝公司股份，根据需要，经原告提出，被告有义务协助原告在适当时候变更为卡宝宝公司股份；并确认原告在卡贝贝企业的持股比例为10%，该部分股份由被告在卡贝贝企业的股份进行等比例划转；原被告双方承诺积极配合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及时办理章程修改、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事宜，被告承诺在原告资金到账后，在2015年12月底前完成原告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手续”，可见，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的义务人是被告，原告有配合义务；4、被告及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卡贝贝企业（有限合伙）实质是一个持股平台，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第三人卡宝宝公司负责办理，被告需向第三人卡宝宝公司提供入伙协议等材料，但被告没有通知原告办理相关的事宜，没有将上述材料交给第三人卡宝宝公司，也没有催促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并没有完成原告在卡贝贝企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并未成为案外人卡贝贝企业的合伙人，也因此没有间接持有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股份，没有成为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被告怠于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5、被告称被告和第三人卡宝宝公司已经把原告认定为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原告事实上已享有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权利，是否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影响原告已经取得股权的认定，但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已实际取得股东身份并行使股东权利。综上，被告怠于履行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义务，原告欲成为第三人卡宝宝公司的股东并享受相应股东权利的这一合同主要目的并没有实现，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法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提供的地址邮寄送达相应的诉讼文书，快递物流查询显示被告于2019年7月17日本人签收，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自2019年7月17日解除。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的损失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被告应向原告返还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原告主张的损失实为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被告在2016年1月1日起怠于履行合同义务确实给原告带来了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但原告没有在该期间内及时行使解除权，对该期间的利息损失亦有责任，故利息损失应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解除之日的次日即2019年7月18日起算。关于被告提出的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是原告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本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何尚黎与被告周勇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自2019年7月17日起解除；二、被告周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何尚黎返还股权转让款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原告何尚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9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何尚黎负担3555元，被告周勇负担26843元。上述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已经由原告预交，原告同意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保全费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芬梅人民陪审员  吴杏娟人民陪审员  罗伟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张靖怡书记员叶丽仪附一：本案判决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附二：申请执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