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2民终46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耀某，男，苗族，1972年11月15日出生，住融水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呈志，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缘，广西银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凤某，女，苗族，1972年9月18日生，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系死者管某2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妹某，女，苗族，1941年6月7日生，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系死者管某2的母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某1，女，苗族，2012年3月26日生，住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系死者管某2的养女。 以上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镇荣，男，1976年10月3日生，汉族，住宜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菏泽市开发区华英路西侧（菏泽市规划局南邻）。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00706386988Y。 法定代表人：鹿莹某，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启某，男，壮族，1973年5月13日出生，住柳城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德某，男，壮族，1971年2月27日出生，住柳州市柳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覃某，男，壮族，1992年7月28日出生，住柳州市城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召某，男，汉族，1981年9月21日出生，住柳州市柳江区。 上诉人廖耀某因与被上诉人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0221民初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廖耀某上诉请求：一、撤销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法院(2019)桂0221民初50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被告廖耀某赔偿原告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失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仅作为介绍人，未给付任何费用，与涉案人员不构成承揽合同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覃某原有债务往来，为追讨债务及好心介绍涉案人员廖茂成、管某2、管志辉等人与被上诉人覃某认识，便陪同第三人管志辉与被上诉人覃某一同查看现场后，便返乡务农。经第三人管志辉与被上诉人覃某商谈后，达成合作意向。第三人管志辉要求被上诉人覃某预先支付1000元的进场费及锯片、焊条、手套等工具。被上诉人曾召某按要求先后两次向第三人管志辉支付1000元、400元的进场费。案发后由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进行救援，处理善后事宜，垫付医药费，并分别向被上诉人梁向宝赔偿经济损失27443.13元、廖茂成赔偿经济损失18232.91元、廖茂林赔偿经济损失16288.21元、涉案人员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赔偿经济损失75856.82元。案发后上诉人并未在现场，各受害者也未向上诉人要求赔付。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二条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己与涉案人员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管志辉等人达成合作意向，并就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工具的提供等均作出了约定，则其己达成承揽关系并实际履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则无法与上诉人形成承揽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该事实认定不清。上诉人仅介绍涉案人员认识，并未参与其中的工作安排，也未向涉案人员支付任何费用及提供相关作业工具，仅作为信息传播媒介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上诉人是介绍人，未收取任何报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2月27日，山东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同在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时，安排该项目工地的人员撤离，将位于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工地的钢构棚和活动板房以8917.5元的价格直接出售给被上诉人覃启某；2017年3月10日，覃启某以12000元的价格将钢构棚和活动板房转售给罗德某；2017年3月14日，罗德某以18000元的价格将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工地的这些钢构棚和活动板房出售给被上诉人覃某与曾召某，并书面约定由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进行拆除。2017年3月15日，被上诉人覃某通过上诉人介绍认识涉案人员管志辉，被上诉人覃某经过与涉案人员管志辉约谈后，经测量拆除总面积有约1900平方米，经商定按照拆除每平方米10元，安装每平方米13元合计41400元进行拆除和安装。上诉人仅就涉案人员管志辉与被上诉人覃某之间传递相关信息，未收取被上诉人覃某的任何费用，也未组织安排相关施工人员进行劳务分配与向其支付报酬，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覃某为朋友关系，被上诉人覃某告知上诉人近期接了工程，需要找人为其干活。因上诉人与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管志辉等人为同乡，出于好心介绍被上诉人覃某与第三人管志辉（牵头人）认识，而后经过被上诉人覃某与第三人管志辉（牵头人）商谈，双方自行达成合作意向。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等人在庭审中未出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与上诉人达成口头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以每平方米23元的价格向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承揽涉案业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各承包人在本案中均获利，上诉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报酬及利益。一审法院未进行相应事实查明，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覃某、曾召某达成承揽关系的口头约定，该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梁向宝及涉案人员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管志辉等人均未到庭，且也出示任何证据证明与上诉人形成承揽关系，上诉人也并没有向其支付任何的费用。三、涉案人员管某2在未取得高空作业资格，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章冒险作业，切割钢构棚横梁，导致钢构棚倒塌，从高空坠落，发生一死三伤事故，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涉案人员管某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完全判断自己的行为并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自行承担40%的民事责任与其他的涉案人员承担同等比例的民事责任有违公平，被上诉人应承担60%的民事责任。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责任。2017年2月27日，被上诉人山东通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同在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时，安排该项目工地的人员撤离，将位于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工地的钢构棚和活动板房以8917.5元的价格直接出售给不具备高空作业资质的自然人被上诉人覃启某，且对被上诉人覃启某转包给其他没有资质的自然人进行作业，没有尽到安全监管职责，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至柳州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文件（合同编号：三柳-52)第七条第2.6.5款的规定，未按照《施工现场临时建筑技术规范》(JGJ/T188-2009)12.1.2中明确的规定，在他人拆除过程中，未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则被上诉人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责任。五、被上诉人为农村户籍，不应按城镇居民基数计算残疾赔偿金。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为同乡，被上诉人偶尔在异地打零工，季节性务农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在老家务农，且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也没有提交房屋租赁的物业、水电费用的缴纳清单，则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来计算。一审法院未查明事实，判决以城镇居民收入可支配収入进行计算，该事实认定不清。 被上诉人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辩称，上诉人称其只作为介绍人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与一审法院和柳江安监局调查的事实不符，所以应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覃启某辩称，我与梁向宝是不相识的，没有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罗德某辩称，我只认识曾召某和覃某，其他当事人我都不认识。 被上诉人覃某辩称，上诉人称其仅作为介绍人，与涉案人员不构成承揽合同关系，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廖耀某在以23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承揽涉案钢架棚的拆除与安装工程后，又以2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将该工程交给管志辉等民工施工，廖耀某在其中赚取差价，有预期利益存在，即使其尚未收到报酬，也不能否认其与其他涉案人员存在承揽合同关系。 被上诉人曾召某辩称，同意覃某的答辩意见。 某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视为其放弃答辩的权利。 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管某2的死亡赔偿金610040元、廖妹某的赡养费30581.67元、管某1的抚养费119268.5元、管某2的丧葬费33228元、家属处理后事的误工费1295.78元、家属处理后事的住宿费2970元、家属处理后事的伙食补助费900元、家属处理后事的交通费6600元、精神抚慰金40000元，以上合计：844883.95元，覃某和曾召某已共同赔付了440000元，某某公司、廖耀某、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还需连带承担的404883.95元；2、本案诉讼费由某某公司、廖耀某、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项目主体工程由某某公司承建。2017年2月27日，工程基本完工，某某公司安排该项目工地的人员撤离，并将位于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工地的钢构棚和活动板房以8917.5元的价格直接出售给覃启某。2017年3月10日，覃启某以12000元的价格将钢构棚和活动板房转售给罗德某。2017年3月14日，罗德某以18000元的价格又转出售给覃某、曾召某，并约定由覃某、曾召某进行拆除。因廖耀某之前为曾召某制作过钢构棚，故曾召某通过电话联系廖耀某，让廖耀某负责涉案钢构棚的拆除和安装工作。廖耀某又联系管志辉等人具体进行施工。2017年3月月15日，覃某与廖耀某、管志辉三人一同到涉案工地对钢构活动板房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测量，拆除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按照拆除费10元/平方米、安装费13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拆除和安装，总工价为41400元。完成拆除和安装工作后，根据实际完成拆除和安装的面积计算，由覃某和曾召某按23元/平方米，并一次性付清工程款给廖耀某，廖耀某则按20元/平方米的价格支付给管志辉等农民工。谈妥价格后，管志辉要求覃某给工人提供1000元的进场费以及锯片、焊条、手套等工具。曾召某按要求先后两次给了管志辉1000元、400元的进场费。2017年3月21日上午9时，管志辉等七名农民工到涉案工地拆除钢构棚，梁向宝、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梁向田、管志辉在钢构棚顶处同一水平线上作业，管某2持砂轮机切割横梁，其他人员负责将切割下来的钢管放到地面上，廖正社在钢构棚下看管现场。9时40分，当管某2切割到钢构棚第九根横梁时，由于钢构棚缺少横梁支撑棚顶整体下塌，导致梁向宝、廖茂成、廖茂林、管某2四人从9.5米高的钢构棚上坠落。造成梁向宝、廖茂成、廖茂林三人受伤，管某2当场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后，覃某、曾召某支付了死者家属赔偿款44万元。管某2的尸体于2017年4月26日在柳州市殡仪馆火化。2017年7月10日，“柳江区3?21事故联合调查组”作出《三柳高速洛满互通工程工地“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认定“3?21”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意见：1、覃某、曾召某作为不具备高空作业资质的自然人，组织和使用没有资质的人员违规和冒险作业，违反国家安监总局第30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且没有提供登高作业必备的脚手架和安全等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未进行现场监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2、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企业主体责任，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工程工地项目工地的钢构棚、活动板房等直接出售给他人；未履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至柳州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文件(合同编号：三柳-52)第七条第2.6.5款的规定，未按照《施工现场临时建筑技术规范》(JGJ/T188-2009)12.1.2中明确的规定，在他人拆除过程中,未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3、廖耀某违反国家安监总局第30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5条之规定，介绍无特种作业证的农民工实施高空作业，对事故负有一般责任；覃启某、罗德某无特种作业拆除资质，承接三柳高速13标洛满互通上程工地项目工地的钢构棚、活动板房的拆除工程，并倒手转卖，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对事故负有一般责任。4、梁向宝、梁向宝、管志辉、梁向田等工人在不具备高空作业资格、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章冒险作业，对事故负有一般责任。5、……。6、管某2在未取得高空作业资格、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违反国家安监总局第30号令《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5条之规定，违章冒险作业，切割钢构棚横梁，导致钢构棚倒塌，作业从高空坠落，发生一死三伤事故，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2017年7月25日，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作出了《柳江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柳江区“3?21”死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江政函[2017]113号，“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认定为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原则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另查明，管某2不具备高空作业证。 再查明，吴凤某与管某2为夫妻关系，管某2生前与吴凤某于2013年9月27日经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政局登记收养一女取名管某1（生于2012年3月26日）。管某2的母亲廖妹某生于1941年6月7日，廖妹某与其丈夫管庆友（已故）共同生育两子一女，管某2为其长子，其经常居住地为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杆洞村高显屯66号。管某2于2016年1月11日起在柳州市城中区登记居住至事故发生时。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本案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何认定；3、本案当事人各自承担的责任比例及内部责任的分担问题。 一、某某公司作为涉案工地钢构棚、活动板房等临时建筑的所有人,在工程完工后应对临时建筑进行拆除，但某某公司未予自行拆除而是将该临时建筑以8917.5元的价格直接出售给覃启某，最终目的由覃启某自己或雇人、以覃启某己方的设备、技术、劳力完成拆除工作任务，某某公司与覃启某之间的关系形式上是买卖合同关系，法律上符合承揽合同的关系；覃启某承揽该业务后又以12000元的价格将该业务出售给罗德某施工，覃启某与罗德某之间又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同理，罗德某再以18000元的价格将该业务承揽给覃某、曾召某，罗德某与覃某、曾召某之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廖耀某则以每平方米23元的价格向覃某、曾召某承揽了涉案临时建筑的拆除和安装业务，该口头约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据此，应认定廖耀某与覃某、曾召某之间亦形成了承揽合同关系；廖耀某承揽了该业务后，又以每平方米20元的施工价格交由梁向宝等人完成。首先，管某2等人与廖耀某只就涉案临时建筑的拆除和安装有关事宜进行约定，是以完成涉案临时建筑的拆除和安装为工作成果，双方并不存在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其次，双方之间系在完成涉案临时建筑的拆除和安装之后一次性结算报酬的，而非固定地收取劳动报酬，且劳动报酬的性质为拆除涉案临时建筑，并完成指定地点重新安装的工钱，并非以工作时间为标准计付的工资；最后，管某2等人系一次性向廖耀某交付工作成果，而非继续性提供劳务，综上，梁向宝与廖耀某之间不存在监督、管理关系，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管某2的亲属以其与案涉其他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因提供劳务活动自身受到伤害为由向该院提起诉讼与本案事实不符，该院予以纠正，即本案案由应定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并参照参照《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该院确认因管某2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下： 1、死亡赔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管某2虽为农村户口，但从2016年1月至事故发生时居住在柳州市区，故死亡赔偿金计付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依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2元计算，为610040元（30502元/年×20年），该院予以确认。死者管某2生前需扶养人为其母亲廖妹某及养女管某1，其母亲廖妹某生于1941年6月7日，发生事故时年满75周岁，故其母的被扶养年限为5年，由于管某2父母共同只生育两子一女，其提供的相关证据证实其母居住于农村，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为15728.33元（9437元/年×5年÷3）。关于管某2女儿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其女儿管某1生于2012年3月26日，发生事故时年满4周岁，差5天年满5周岁，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主张管某1的被扶养年限为13年，该院予以确认，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没有证据证实管某1在城镇生活、学习满一年，故其生活费参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为61340.5元（9437元/年×13年÷2）。综上，死亡赔偿金合计为687108.83元，对于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主张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某某公司、廖耀某主张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无相关证据佐证，该院不予支持。 2、丧葬费：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为33228元（5538元/月×6个月），该院予以确认。 3、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主张办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等11765.78元，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故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该项损失该院予以支持，但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没能提供住宿费、交通费票据凭证，考虑到被害人因此事故在异地死亡，亲属从老家融水到柳江办理丧事必然发生交通费用、住宿费、误工费，误工费依据职工平均工资每天收入184.6元计算3人各3天共9天，确认金额为1661.4元（184.6元×9天），住宿费依据每天330元计算3人各3天共9天，确认金额为2970元（330元×9天），交通费酌情支持600元，该项费用确认合计金额为5231.4元。对于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主张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某某公司主张该项费用已为丧葬费所包含，不再支持该项费用的辩解，该院不予支持。 4、精神抚慰金：考虑死者管某2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程度，支持请求20000元。 综上，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因管某2在事故中死亡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725568.23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三、某某公司作为涉案工地钢构棚、活动板房临时建筑的所有人未能按照《施工现场临时建筑技术规范》、《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落实“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并遵守“建筑拆除工程必须由具备拆除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施工，严禁将工程非法转包”的规定，而是将存在高空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的业务直接承揽给无资质的个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对承揽人的选任上存在严重过失，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廖耀某无特种作业拆除资质，违反《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承接涉案工地临时建筑的拆除工程后另承揽给他人施工，作为定作人，未能在现场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提醒，在指示上存在一定的过失，应对管某2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管某2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取得高空作业资质，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相关规定，在9.5米高的钢构棚上进行高处危险作业时，未系安全绳及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以致钢构棚顶整体下塌时管某2从棚顶跌落，对此，管某2本人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某某公司应对本案的经济损失725568.23元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5113.64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800元，共计151913.64元；覃启某应对本案的经济损失725568.23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罗德某应对本案的经济损失725568.23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廖耀某应对本案的经济损失725568.23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覃某、曾召某应对本案的经济损失725568.23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覃某、曾召某已支付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440000元；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应自行承担40％的民事责任。 关于某某公司、廖耀某、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是否应当承提连带责任的问题。当事人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且无共同故意或者过失，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要求某某公司、廖耀某、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某某公司认为其不承担连带责任的辩解与本案实情相符，该院予以支持。至于覃启某、罗德某、廖耀某、覃某、曾召某认为其不承担责任的辩解亦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均不予采信。至于《三柳高速洛满互通工程工地“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系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联合纪委、检察院、公安局、政府等部门经调查作出的，调查程序上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梁向宝及其他被告的当庭陈述相一致，廖耀某对报告结论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该院对其辩解不予支持。至于覃某和曾召某多垫付的部分费用，因其未提起反诉，该院不予处理。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145113.64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6800元，共计151913.64元；二、覃启某赔偿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三、罗德某赔偿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四、廖耀某赔偿原告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五、覃某、曾召某共同赔偿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经济损失72556.82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3300元，共计75856.82元（已支付清）；六、驳回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373元(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已预交)，由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承担463元，山东某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担3010元，覃启某承担1300元，罗德某承担1300元，廖耀某承担130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以下事实有异议：1、一审认定“因廖耀某之前为曾召某制作过钢构棚，故曾召某通过电话联系廖耀某”不是事实，是覃某打电话给上诉人。2、一审认定“2017年3月月15日，覃某与廖耀某、管志辉三人一同到涉案工地对钢构活动板房面积进行现场测量”不是事实，覃某、上诉人、管志辉确实到了涉案钢构棚现场，但没有进行测量。3、一审认定“经测量，拆除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按照拆除费10元/平方米、安装费13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拆除和安装，总工价为41400元。完成拆除和安装工作后，根据实际完成拆除和安装的面积计算，由覃某和曾召某按23元/平方米，并一次性付清工程款给廖耀某，廖耀某则按20元/平方米的价格支付给管志辉等农民工。谈妥价格后，管志辉要求覃某给工人提供1000元的进场费以及锯片、焊条、手套等工具。曾召某按要求先后两次给了管志辉1000元、400元的进场费。”不是事实，上诉人跟覃某、曾召某根本没有谈价格，既认定上诉人与覃某谈价格，又认定覃某、曾召某向管志辉支付进场费是矛盾的。被上诉人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对一审查明事实均没有异议。 各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本院对上诉人异议事实的分析与认定，关于第1点异议，因覃某亦认可是其打电话给上诉人，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予以采信。关于第2、3点异议，因被上诉人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对一审查明相关事实均没有异议，且一审认定的相关事实与各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及安监部门联合纪委、检察院、公安局、政府等部门经调查作出的《三柳高速洛满互通工程工地“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一致，在上诉人无相反证据推翻相关事实认定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第2、3点事实异议不予采信。经审查，除前述第1点事实应予纠正以外，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与覃某、曾召某及管某2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2、本案的经济损失应按照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计算。3、本案的赔偿责任应该如何承担。 关于争议焦点一，覃某、曾召某、另案当事人梁向宝、廖茂林、廖茂成的当庭陈述及管志辉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所作的陈述、《三柳高速洛满互通工程工地“3?21”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认定的事实相互印证，涉案钢构棚完成拆除和安装工作后，先由覃某、曾召某与廖耀某根据实际完成拆除和安装的面积按23元/平方米结算，并由覃某、曾召某一次性付清工程款给廖耀某后，再由廖耀某根据实际完成拆除和安装的面积按20元/平方米的价格与管志辉等人结算。可见覃某、曾召某与管志辉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廖耀某取得工程款的前提是向覃某、曾召某交付工作成果，管志辉等人亦需根据实际完成拆除和安装的面积与廖耀某进行结算，因此，覃某、曾召某与廖耀某之间，廖耀某与管志辉等人之间均是承揽关系，本院对廖耀某认为其只是居间人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管某2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提交了《流动人口居住证明》、《房屋租赁协议》证实其自2016年1月11日在柳州市城中区居住至事故发生时，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管某2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被扶养人生活费属于扶养人收入的损失，与扶养人的身份相关联，应当按照扶养人的身份确定适用城镇或农村标准计算。故本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亦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但因被上诉人吴凤某、廖妹某、管某1并未因此上诉，本院不予调整。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某某公司未能按照《施工现场临时建筑技术规范》、《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落实“谁安装、谁拆除”的原则，并遵守“建筑拆除工程必须由具备拆除专业承包资质的单位施工，严禁将工程非法转包”的规定，而是将存在高空作业，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拆除工程直接承揽给无资质的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廖耀某无特种作业拆除资质，违反《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承接涉案工地临时建筑的拆除工程后另承揽给同样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施工，某某公司、覃启某、罗德某、覃某、曾召某、廖耀某作为定作人，均存在选任不当的过失，应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当的赔偿责任。管某2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取得高空作业资质，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相关规定，在9.5米高的钢构棚上进行高处危险作业时，未系安全绳及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措施，以致钢构棚顶整体下塌时从棚顶跌落，其本人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管某2对事故承担40%的责任，某某公司承担20%的责任、覃启某、罗德某、覃某及曾召某、廖耀某各自承担10%的责任并不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廖耀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元，由上诉人廖耀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庆斌 审 判 员 赵舒颖 审 判 员 侯海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廖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