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23496号原告：马某1，男，200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武清区南湖中学学生，住天津市武清区。法定代理人：马某2（系原告马某1之母），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广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蔡某，女，1954年1月13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阳，北京市两高事务所律师。被告：翟某，女，198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才荆，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某1与被告蔡某、被告翟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的法定代理人马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广宇、被告蔡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阳、被告翟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才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兴都苑2号楼2单元101号房屋（以下简称：101室）及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黄木庄3号楼8层806号房屋（以下简称：806室），确认马某1继承享有两套房屋各六分之一的份额；2.诉讼费用由2名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翟建军和蔡某系夫妻关系，翟某为两人的婚生女。马某1为翟建军的私生子，马某2为马某1的亲生母亲，是马某1的法定监护人。翟建军1952年10月26日出生，2018年5月12日因胃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治疗无效去世。马某1、蔡某、翟某均为翟建军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相同且同等的继承权利。翟建军生前明确表示将806室由马某1继承，并要求蔡某、翟某将房屋过户给马某1。生前翟建军还拥有101室，上述两套房屋马某1依法可以继承相应份额。翟建军在医院治疗期间，马某1和其母亲马某2共同到医院看望，蔡某、翟某也热情招待马某2，在翟建军去世后，蔡某、翟某也同意按照翟建军的遗嘱进行遗产分配，但是，现在蔡某、翟某不同意马某1继承翟建军的遗产。马某1至今并没有成年，属于未成年人，由其母亲一个人进行抚养，生活艰苦。在翟建军生病住院期间，马某1到医院看望翟建军，翟建军担心马某1以后的生活，在翟建军去世后，翟建军家属非常排斥马某1，拒绝其依法继承遗产，对马某1打击很大，严重影响了马某1的成长。现在只有法律依法保护马某1继承遗产的权利，给马某1一个合法的处理结果，才能有益于马某1的成长，故马某1诉至本院，请求依法判决。蔡某辩称，1.马某1未有证据证明其和翟建军之间具有生物学上的亲子关系，系诉讼主体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2.马某1系马某2与隋志文的婚生子，不是翟建军的法定继承人，其关于分割翟建军遗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3.马某1以翟某为被申请人申请亲缘关系鉴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其与翟建军之间的父子关系，其并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责任。4.请求确定亲子关系存在的只能是夫妻一方，亲子关系推定原则仅适用于父母子女之间，不能随意扩大推定的主体范围。5.马某1未能证明其与翟建军之间存在自然血亲关系，应需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6.蔡某提交的遗嘱符合法定形式，有音视频光盘和5位见证人见证，且翟建军在立遗嘱时意识清醒，该遗嘱系翟建军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7.马某1提交的《亲缘关系咨询检测报告》不合法，不构成我国婚姻法解释中所要求的“必要证据”。8.马某1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被继承人赠与或遗嘱的行为。翟建军的书信不具备自书遗嘱法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并非遗嘱，该书信亦不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与实质要件，并非赠与行为。翟建军给翟某的书信内容仅为要求翟某在学业上关照马某1，并未有赠与或遗嘱的形式和实质内容。9.马某1系马某2与隋志文的婚生子，并非翟建军的法定继承人，且其母亲马某2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具有劳动能力，马某1关于需为其保留必要份额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马某1系马某2与隋志文的婚生子，并非翟建军的法定继承人。本案系法定继承纠纷，翟建军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翟建军并非该遗嘱的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因此，马某1主体不适格，其关于分割翟建军遗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全部驳回。翟某辩称，对于马某1的身份不认可，无充分证据证明马某1系被继承人的私生子，翟某没有义务配合马某1进行鉴定，该要求加重了翟某的证明责任，也加重了翟某的负担，做亲缘鉴定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不能随意扩大婚姻法解释三的推定范围，马某1不具有本案法定继承人的资格，不在继承范围内，请法院驳回马某1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翟建军生前与蔡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一女翟某。翟建军于2018年5月12日死亡。马某1系马某2所生之子，马某1称其母马某2与隋志文于2005年结婚，于2014年离婚。马某1主张翟建军系其亲生父亲，并提交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亲缘关系咨询检测报告》、枕套上的血液样本、马某2取得该血液样本的录像、马某1与翟建军一起生活的录像、翟建军写给蔡某、翟某的信件证明。其中《亲缘关系咨询检测报告》载明：“在不考虑同卵多胞胎、近亲及外源干扰的前提下，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以标有“翟建军”字样的血痕DNA分析作为父代样本，以标有“马某1”字样的血痕DNA分析作为子代样本，二者符合亲缘关系，从遗传学角度已经得到科学合理的确信”。二被告对马某1的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其中认为出具鉴定报告的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血液样本无法确定来源于翟建军本人，且该鉴定系在翟建军死亡后2个月进行，不能确保鉴定检材不受污染。案件审理过程中，马某1申请调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保存的翟建军的血液样本，但被告知血液样本超过一周便不再保留。后马某1申请对翟建军和马某1、翟某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该鉴定需要翟某、蔡某的配合，但翟某称因身体原因，无法配合，且认为要求翟某配合做鉴定没有法律依据。2019年8月，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退回此案的鉴定。101室和806室登记在蔡某名下，马某1主张依法继承两套房产中属于翟建军的份额。蔡某提交遗嘱一份以及立遗嘱当时的录像证明翟建军立遗嘱将其名下财产全部留给蔡某。该遗嘱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6医院，由任飞代书，由张怡堃、岳洋、关鑫等4人见证，由翟建军签字捺印确认，落款时间为2018年5月4日。该份遗嘱载明：“本人翟建军，现在立最后的遗嘱。由于我的过错，我神智清醒，留给老伴蔡某，由其全权处理这些财产，还需要日期，今天是2018年5月4日，以此为准，其他的无作用。共同财产包括：房屋、存款、还有车、不动产。房子共3套，全部留给蔡某处理。”针对上述遗嘱的订立过程，代书人任飞出庭作证。根据任飞证人证言，任飞的丈夫与蔡某的弟弟系同事关系，翟某请任飞写遗嘱，立遗嘱当天任飞带着同事关鑫一起来到医院，由翟建军口述，任飞记录，写完之后，任飞念了一遍，由翟建军签字确认，之后再由任飞、关鑫及其他见证人签字。马某1对遗嘱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手印并未在签名处，落款处亦没有翟建军签字确认的具体时间，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求。经询问，蔡某和翟某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其二人继承翟建军遗产的事宜，由二人私下协商，要求法院驳回马某1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定继承是指依据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将遗产分配给合法的继承人的继承方式。参与遗产分配的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本案中，马某1提交鉴定报告、枕套上的血液样本、马某2取得该血液样本的录像、马某1与翟建军一起生活的录像、翟建军写给蔡某、翟某的信件证明亲子关系，首先，鉴定报告、枕套上的血液样本以及马某2取得该血液样本的录像均无法直接证明鉴定的血液样本系翟建军本人的血痕，即该鉴定报告无法确认马某1系与翟建军具有亲子关系；其次，马某1与翟建军一起生活的录像仅反映日常的一些生活情况，该录像和翟建军书信中的自认均不足以证明翟建军系马某1生物学上的父亲，而且马某1出生时，其母亲马某2正处于与隋志文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本案中马某1未能就其与翟建军可能存在亲子关系提供充足必要的证据，即使翟某不配合做司法鉴定，亦不能推定马某1的主张成立，同时，翟建军生前所立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该遗嘱亦表达了翟建军将其遗产交予蔡某的意愿，故马某1主张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翟建军的遗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马某1（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瑶人民陪审员 于 静人民陪审员 李秋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