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2行终2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旭辉，男，197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夏君，男，198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301。上诉人（原审原告）江安毛，女，1952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桃江县**************民小组。上述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肖艳平，广东江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法定代表人曾东，局长。出庭负责人王新光，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朱文峰，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工伤待遇核发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冯水清，广东向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夏旭辉、夏君、江安毛（以下简称夏旭辉等三人）因与上诉人韶关市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以下简称韶关市社保局）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9）粤0203行初2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3日，夏松良入住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治疗。2013年1月31日，该院对夏松良的出院诊断为：1.症状性癫痫（继发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2.病毒性脑炎恢复期?3.器质性精神障碍;4.右肺病变:肺癌?5.肺癌脑转移?2013年2月7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夏松良胸科临床检查、诊断为:右肺小细胞肺癌,症状性癫痫。2013年6月13日，湖南省桃江县高桥乡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证明》，内容有“兹有湖南省桃江县******辖区，退休后返回老家常住居民夏松良，因肺癌于2013年6月13日在家中去世。”2013年9月24日，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对夏松良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核定如下：1.丧葬补助费﹦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215元×3个月﹦12645元；2.一次性抚恤金﹦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215元×3个月﹦12645元；3.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均工资4215元×6个月﹦25290元；4.个人账户余额2456.16元。核定养老保险死亡待遇总额53036.16元，审批意见:经审核,夏松良同志属正常因病、非因工死亡，同意一次性支付其死亡待遇，从2013年10月起终结养老保险关系。2013年11月1日，夏旭辉领取上述款项53036.16元。2014年6月26日，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对夏松良出具粤职诊[2014]179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记载内容有“用人单位名称：七四一矿留守处，职业病危害接触史：1975.4-1988.7，国营七一五矿，从事井下采掘工，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1992.1-1994.11，国营七四一矿，从事井下采掘工，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1998.1-2004.8，核工业七四一矿，从事井下安全员，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粉尘。诊断结论：职业性放射性肿瘤，依据：1.有明确的职业性电离辐射照射史，工作中接触放射性铀矿、氡气；2.临床确诊为右肺小细胞肺癌；3.经偏倚系数校正后的95%可信限上限的病因概率大于50%。处理意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处理。”2015年3月31日，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韶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查明夏松良于1969年11月至1991年12月在核工业七一五矿从事井下采掘工工作，1992年1月调入核工业七四一矿，在704工区从事井下采掘工，2014年6月26日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放射性肿瘤。认为夏松良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2015年7月31日，夏旭辉等三人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核定夏松良工伤保险待遇，为此提交了夏松良居民死亡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亲属关系证明、江安毛未享受养老保险证明、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证明等资料。2015年8月19日，韶关市社保局受理后作出《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以夏松良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为由，将申请材料通过七四一留守处退回给夏旭辉等三人。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6年3月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夏旭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6月17日，本院作出（2016）粤02行终5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韶关市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没有叙明退回的事实根据和具体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告知相关的救济途径，故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申领退回通知书》。2016年8月29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等三人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3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7）粤0203行初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夏旭辉等三人的诉讼请求。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7年8月28日，本院作出（2017）粤02行终6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夏松良的尸体已经火化，不可能从尸体上重新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但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鉴定，韶关市社保局未提供证据说明。在此情况下，韶关市社保局以夏旭辉等三人未提供伤残鉴定报告作出不能核定工伤死亡待遇，理由不充分。遂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6年8月29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017年10月18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等三人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明确:夏松良被认定为工伤，但其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其近亲属不能享受该条规定的第4项因工死亡待遇（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21日，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韶人社行复[201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韶关市社保局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夏旭辉等三人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8年9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8）粤0203行初112号、行赔初1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能否认定为因工死亡，是能否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韶关市社保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夏松良的死亡不是因工死亡，因此，其于2017年10月18日所作《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认定夏松良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主要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7年10月18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韶关市社保局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4日，本院作出（2018）粤02行终170号、行赔终2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患职业病职工最后死亡的，是否属于因工死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应尽举证义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夏旭辉等三人认为夏松良因职业病去世应认定为因工死亡，为此提交了记载夏松良因肺癌去世的《居民死亡证明》及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工亡待遇。韶关市社保局认为夏松良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因工死亡，应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但其未完成举证义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2月15日，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经审核，夏松良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因此，夏松良患职业病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规定无法核发其待遇。2019年5月31日，夏旭辉等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1.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2.确认夏松良属因工死亡；3.韶关市社保局依法按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4.韶关市社保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夏松良的妻子是江安毛，夏松良生育了二个儿子，分别是大儿子夏旭辉、二儿子夏君。一审法院认为，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对七四一矿留守处退休死亡职工夏松良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不合法，理由如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六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百分之四十，其他亲属每人每月百分之三十，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当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按照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规定执行。（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二十倍。”的规定，若职工属因工死亡，则其近亲属可依据上述规定领取相应的工伤保险补助。也就是说，能否认定职工为因工死亡，是死亡职工近亲属享有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条件。本案中，夏旭辉等三人认为夏松良属因工死亡，为此提交了记载夏松良因肺癌于2013年6月13日死亡的《居民死亡证明》及记载夏松良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肺部）职业性放射性肿瘤的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的韶人社工伤认字[2015]218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向韶关市社保局申请工亡待遇。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认为夏松良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只是将其职业病认定为工伤，并没有将其死亡认定为工伤；未提供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死亡的相关资料；未提供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结论书。因此，夏松良患职业病死亡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根据现有材料无法核定其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的规定，韶关市社保局作出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无法核定夏松良工亡待遇的认定，则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如夏松良患职业病死亡不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工死亡的三种情形的规范性文件。由于韶关市社保局未提供该相关规范性文件，因此，其作出的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关于夏旭辉等三人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夏松良属因工死亡的问题。因认定夏松良是否属于因工死亡，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一审法院只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对夏旭辉等三人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夏旭辉等三人请求一审法院判决韶关市社保局按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因本案需先由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松良是否属因工死亡进行核定后，才能确定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目前不具备迳行作出给付判决的法定条件。因此，对夏旭辉等三人的上述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一、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对七四一矿留守处退休职工夏松良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二、限韶关市社保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对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重新进行核定。三、驳回夏旭辉、夏君、江安毛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夏旭辉等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夏松良因工死亡认定的职责主体认定错误。我国法律、法规只赋予了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认定为工伤”、“视同工伤”、“非工伤”、“不视同工伤”四种工伤认定职责，并未赋予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因工死亡的职责。一审法院认为“认定夏松良是否属于因工死亡，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属于通过判决形式赋权韶关市社保局法律规定以外的职责，系错误。而且，因工死亡作为工伤的一种情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认定工伤时，按照法定要求有权对工伤造成职工伤、残、死的情形予以核实。本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认定夏松良工伤时即已经核实了其因工死亡情形。二、本案应当对夏松良是否构成因工死亡予以确认。夏松良是否因工死亡，不是审查行政行为，而是对已有的法律事实予以确认。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授权，对因职业病致死后的夏松良进行了工伤认定，并作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法定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包括因工死亡；《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所规定的“经工伤认定的”是否就是指《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包括因工死亡；夏松良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否包括夏松良是因工死亡的事实，均需由法院进行释明。在韶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履行完法定职责，而韶关市社保局并无职权认定因工死亡，且已经连续三次坚持无法核定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下，应由法院确认夏松良是否因工死亡。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确认夏松良属因工死亡；三、判令韶关市社保局依法按因工死亡工伤保险待遇标准核发夏松良的工伤保险待遇；四、判令韶关市社保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韶关市社保局对夏旭辉等三人的上诉未作答辩。上诉人韶关市社保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就是韶关市社保局作出涉案《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二、本案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韶关市社保局已经提供了夏松良不属于因工死亡的证据。夏松良于2004年8月退休，退休后未再从事有职业危害的工作，直到2014年6月26日才诊断出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夏松良死亡不属于《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因工伤事故、职业中毒直接导致的死亡，经抢救治疗无效后的死亡和停工留薪期内治疗中的死亡情形，无法享受因工死亡待遇。三、夏松良的死亡与其患的职业病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现有病历，最后导致夏松良死亡的是多种其他伴生病，其死亡与肺部职业性放射性肿瘤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四、夏松良的近亲属或单位未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应当向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但截至目前，用人单位及夏松良近亲属均没有启动劳动能力鉴定程序，无法证明夏松良属于“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因此不能领取《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工伤待遇，也不能领取须依鉴定等级而确定的其他工伤待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驳回夏旭辉等三人一审该部分请求。夏旭辉等三人对韶关市社保局的上诉答辩称,《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没有规定因工死亡的情形，韶关市社保局认定职工因工死亡只包括职工因工伤事故、职业中毒直接导致死亡，经抢救无效的死亡以及停工留薪期内治疗中的死亡没有法律依据。夏松良所患肺癌经职业病诊断机构认定为职业病，不存在韶关市社保局所称的停工留薪期内治疗中的死亡及需要进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的情形。夏松良的死亡与所患的职业病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有相关的医学死亡证明和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予以证实，韶关市社保局认为没有因果关系却未提供相反证据。对夏松良因职业病死亡的情况，工伤认定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也不持异议，韶关市社保局无职权无证据否认夏松良死亡与职业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既不符合法律关于因工死亡实体规定要求，也不符合程序要求。上述因果关系已被工伤认定决定书予以行政确认，韶关市社保局应当依照法定职权对因工死亡的夏松良核定其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韶关市社保局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不合法。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四）患职业病的……”职工在工作岗位中，无论是否发生特定事故，只要确诊为职业病，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关于患职业病职工在退休后死亡是否属于因工死亡，应区分不同情形加以认定。如果职工的死亡与职业病有直接因果关系，即潜在的职业病因素直接导致职工死亡，应当认定为因工死亡情形。如果无法确定职业病与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则不能予以认定属于因工死亡的情形，死后近亲属则不能领取因工死亡的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夏松良作为患职业病职工已经被认定为工伤，无需对是否为工伤进行举证，但其死亡是否为因工死亡的工伤情形仍应当由相关部门予以证明。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退休职工应先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然后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以及伤残等级鉴定，在认定伤残等级及工伤后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工伤职工夏松良的用人单位或者近亲属均未启动劳动能力鉴定程序，韶关市社保局重新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并未出现新的证据、新的事实，作出该行政行为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与被撤销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事实基本相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一审法院撤销韶关市社保局2019年2月15日作出的《工伤保险待遇核定通知书》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因社保部门尚未核定夏松良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夏旭辉等三人上诉要求判令韶关市社保局按因工死亡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进行核发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夏旭辉等三人、韶关市社保局的上诉理由均不充分，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夏旭辉等三人、韶关市社保局各负担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万 靖审 判 员  徐肇廷审 判 员  邹征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  吴文才书 记 员  郑翠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