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民终9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洪元，男，1953年9月11日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英骏，上海浩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219-223号。 主要负责人：陈苏烨，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小红，系该支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丽君，系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瑛（XUYING），女，1962年9月18日出生，荷兰王国公民。 原审被告：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紫宣路158号2幢1630室。 法定代表人：孙洪元。 原审被告：杭州福聚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荆花路2号1幢1106室。 法定代表人：全长春。 原审被告：万方，男，1982年9月27日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旦祥，浙江萧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沈妮莎（SHENNISHA），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荷兰王国公民。 上诉人孙洪元与被上诉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以下简称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徐瑛（XUYING），原审被告杭州福尔尼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尼公司）、杭州福聚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聚睿公司）、万方、沈妮莎（SHENNISHA）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合议庭评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召集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孙洪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英骏，被上诉人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小红、方丽君，原审被告万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旦祥到庭参加。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福尔尼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43万元及暂计算至2016年12月20日的利息人民币25694元（2016年12月20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方式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止），合计人民币4455694元；二、判令福尔尼公司、福聚睿公司、孙洪元、万方、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判令福尔尼公司、福聚睿公司、孙洪元、万方、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共同承担案件诉讼费、财产保全费。一审审理中，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福尔尼公司、福聚睿公司、孙洪元、万方、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共同承担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因本案支出的公告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0日，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解放路支行（以下简称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编号为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20000542号的《借款合同》，约定福尔尼公司向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借款种类为短期借款，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3年1月9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6.38‰。 2013年1月14日、2013年4月2日、2013年6月14日，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作为贷款人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30000953号、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30007562号、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30013844号的三份《借款合同》，约定：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向福尔尼公司分别发放借款人民币390万元、人民币70万元、人民币40万元；借款种类均为短期借款；借款用途分别为归还临时借款及日常经营周转、日常经营周转、日常经营周转；借款期限分别为2013年1月14日起至2014年1月13日止、2013年4月2日起至2014年4月1日止、2013年6月14日起至2014年6月13日止；三份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均为杭联银（解放路）最保字第8011320120000149号合同。 2014年1月14日、2014年3月26日，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作为贷款人分别签订合同编号为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40001323号、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40008086号的两份《借款合同》，约定：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向福尔尼公司分别发放借款人民币390万元、人民币110万元；借款种类均为短期借款；借款用途分别为日常经营周转和归还临时借款；借款期限分别为2014年1月14日起至2015年1月13日止、2014年3月26日起至2015年3月25日止；两份《借款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为杭联银（解放路）最保字第8011320140000182号合同。 2015年1月14日，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合同编号为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50001371号《借款合同》，约定：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向福尔尼公司发放借款人民币500万元；借款种类为短期借款；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4日起至2016年1月13日止；合同对应的担保合同为杭联银（解放路）最保字第8011320150000208号合同。 2016年1月13日，福尔尼公司、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与案外人杭州萧山金鼎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展期还款协议》载明，原借款合同编号为杭联银（解放路）借字第8011120150001371号，原借款人为福尔尼公司，原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原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结欠贷款人民币450万元，展期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50万元，借款人申请理由为“因原担保企业业务量下降，担保能力减弱，银行要求变更担保，目前在寻找担保企业，因此请贵行给予我公司展期3个月”。孙洪元在《展期还款协议》上福尔尼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字。2016年1月12日，孙洪元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出具《保证函》，载明“本保证人孙洪元同意为贵行向债务人福尔尼公司在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内提供的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的所有融资债权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融资限额指最高融资的本金余额不得超过最高限额，但如因本金计息、费用承担、汇率变化等原因而使债权超过最高限额的部分仍在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 2016年4月13日，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作为贷款人，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合同编号为杭联银（吴山）借字第8011120160013727号的《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如借款借据特别约定了当笔借款还款方式的，则该笔借款的还款方式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人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贷款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停止本合同尚未发放的借款、提前收回未到期借款：一、未按期偿还借款本金或未按期支付利息或未按借款借据特别约定的还款方式归还借款本息的……。借款人未按期归还借款本金，贷款人从逾期之日起在当笔借款实际执行利率基础上加收50%后作为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结息日参照本合同第十六条第四款约定执行。借款人未按期偿付利息，未付利息自合同约定的应付之日起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息，结息日参照本合同第十六条第四款约定执行。借款人应当按本合同第五条第二款之约定在贷款人处开设账户，贷款人将借款划入该账户时即视为贷款人履行了发放贷款之义务。本合同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发放借款人民币（大写）肆佰肆拾伍万元整，借款种类为短期贷款，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借款期限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2017年4月12日止。借款利率为月利率5.80‰，实际放款利率与前述约定不符的，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人选择的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的，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次日为付息日，逾期付息视为违约，本金至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偿还，利随本清。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用于借款发放的专用存款账户，账号为20×××19，实际放款账号与合同约定不符的，以借款借据为准。借款借据及其他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同日，福尔尼公司在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的《借款借据》上盖章，孙洪元作为福尔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借据》上签字，《借款借据》记载：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45万元，还款方式为到期还本、按月结息，月利率为5.8‰。同日，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向福尔尼公司发放借款445万元。 2016年4月，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作为债权人和福聚睿公司作为保证人签订合同编号为杭联银（吴山）最保字第8011320160001917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无论是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关系；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若债权人依约提前收回未到期借款，则视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如借款展期，保证人仍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则保证期间自展期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本合同中最高融资限额是指最高融资的余额不超过最高限额，但如因本金计息、费用承担、汇率变化等原因而使债权超过最高限额的部分仍在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额债权包括债权人自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4月12日融资期间向债务人福尔尼公司所提供的折合人民币445万元的最高融资债权本金及本合同项下融资所产生的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2016年4月13日，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作为保证人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出具《保证函》一份，《保证函》载明：本保证人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同意为贵行向债务人福尔尼公司在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内提供的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肆佰肆拾伍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融资限额是指最高融资的本金余额不得超过最高限额，但如因本金计息、费用承担、汇率变化等原因而使债权超过最高限额的部分仍在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及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所有融资债权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融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借款、票据贴现等。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若债权人依约提前收回未到期借款，则视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如借款展期，保证人仍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则保证期间自展期后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案涉借款发放后，福尔尼公司于2016年6月6日归还本金人民币2万元。福尔尼公司正常支付借期内利息至2016年11月20日，2016年12月20日利息支付发生逾期。2016年11月20日之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于2017年12月19日从福尔尼公司账户扣收利息人民币526.54元，于2017年12月21日从福尔尼公司账户扣收利息人民币0.39元。 另查明，万方在一审审理中申请司法鉴定，支出鉴定费用人民币55100元。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与万方均同意在本案中一并处理鉴定费用的负担事宜。因一审案件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支出公告费用人民币820元。 又查明，2015年10月21日，孙洪元成为福尔尼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并担任执行董事。 一审法院认为，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系荷兰王国公民，案件属于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未协议选择纠纷适用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根据该法律规定，由于案涉《借款合同》和《保证函》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及履行，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系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 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形成合法有效的借款法律关系。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按照约定向福尔尼公司发放了借款人民币445万元，福尔尼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其未能按时支付利息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承担支付复利、罚息并承担因实现债权而支出费用的违约责任。鉴于福尔尼公司的违约行为，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有权按照合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其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通知到达各被告时案涉贷款借期已届满，故该院确认以借期届满日2017年4月12日为案涉借款到期日。综上，该院对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要求福尔尼公司归还本金、支付利息（含罚息和复利）并承担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因实现债权而支出费用的相应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经计算，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1日，福尔尼公司尚欠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借款本金人民币443万元、利息人民币121947.80元、复利人民币10870.34元、逾期罚息人民币319890.30元。 福聚睿公司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出具的《保证函》均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保证函》，福聚睿公司、孙洪元、徐瑛（XUYING）和沈妮莎（SHENNISHA）均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形成合法有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关系。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据此要求福聚睿公司、孙洪元、徐瑛（XUYING）和沈妮莎（SHENNISHA）对福尔尼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符合合同约定，且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孙洪元抗辩称，因案涉借款用途系借新还旧，孙洪元并非旧贷的保证人，故而就案涉借款无须承担保证责任。对于孙洪元的该抗辩意见，该院认为，案涉借款归还的旧贷系2016年1月13日福尔尼公司、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与案外人杭州萧山金鼎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的《展期还款协议》项下借款，该《展期还款协议》上明确载明原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孙洪元作为福尔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展期还款协议》上签字，应当视为孙洪元知晓该《展期还款协议》项下贷款的用途。孙洪元另于2016年1月12日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出具《保证函》，该《展期还款协议》项下借款在该《保证函》的担保范围内。故孙洪元系旧贷的保证人且知晓旧贷的用途系归还借款，同时也系新贷的保证人，即使案涉贷款用途是借新还旧，孙洪元也不能因此免除担保责任。故该院对孙洪元的免责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万方的保证责任问题。经司法鉴定，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提交的《保证函》上万方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要求万方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万方支付的司法鉴定费用人民币55100元，应当由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负担。 综上，该院对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对其余请求予以驳回。福尔尼公司、福聚睿公司、徐瑛（XUYING）和沈妮莎（SHENNISHA）经该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均视为放弃抗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2016）浙01民初139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福尔尼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43万元，并支付利息人民币121947.80元、复利人民币10870.34元、罚息人民币319890.30元（复利和罚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12月21日，从2017年12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复利以人民币121947.8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7‰计算，罚息以人民币443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8.7‰计算）；二、福尔尼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支付公告费人民币820元；三、福聚睿公司、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对福尔尼公司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福聚睿公司、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福尔尼公司追偿；四、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万方支付鉴定费用人民币55100元；五、驳回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868元，保全申请费人民币5000元，合计人民币50868元，由福尔尼公司负担，福聚睿公司、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连带负担。 孙洪元上诉请求：1.案件涉嫌合同诈骗，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撤销一审判决中孙洪元对福尔尼公司的所有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内容。 事实与理由：一、福尔尼公司及福聚睿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瑛（XUYING）、联合银行吴山支行钟怡的相关行为构成合同诈骗。1.2015年年底，徐瑛（XUYING）为了办理转贷，在其办公室叫孙洪元在空白的文件上签字（司法鉴定已经明确孙洪元签字在前，时间落款在后，且保证函上其他内容并非孙洪元所写）。当时徐瑛（XUYING）骗孙洪元说只是履行相关手续，孙洪元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定要签的。后又在签字的第二天以前一天签的文件未盖手印为由叫孙洪元再签一份。这就是两份所谓的“保证函”（落款分别为2016年1月12日和2016年4月13日）一份有手印、一份没手印的原因。之后，徐瑛（XUYING）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员工钟怡串通，制作和提供虚假内容的福尔尼公司和福聚睿公司的财务报表，以福聚睿公司、孙洪元、万方、徐瑛（XUYING）及其女儿沈妮莎（SHENNISHA）提供保证的形式，办理了福尔尼公司的转贷手续。可以明确：徐瑛（XUYING）为了达到孙洪元、万方为福尔尼公司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以孙洪元、万方名下财产偿付福尔尼公司借款的非法目的，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员工钟怡恶意串通，蓄意造假（伪造万方签名，福尔尼公司和福聚睿公司财务报表内容为假），用以获得银行转贷。之后徐瑛（XUYING）出逃境外并失联。根据以上行为，徐瑛（XUYING）与钟怡明显构成合同诈骗。2.能够证明以上诈骗行为的事实还有：福聚睿公司实际为空壳公司，无任何财产；万方在《保证函》上的签字系联合银行和徐瑛（XUYING）伪造；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员工钟怡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即作虚假陈述，称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与福尔尼公司只有本案一笔借款；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起诉就立即对孙洪元名下房产申请了财产保全，并做了大量事先准备工作，故意明显。3.尽管还有部分事实和证据有待公安机关调查查证，但本案不合理之处及疑点是显而易见的：目前任何银行要求自然人担保都是每人单独签订《保证函》，而本案中是四人在同一张《保证函》中签字，从签字的位置看，除孙洪元以外的其他三人都是事后添加。孙洪元是第一个签字的，但该《保证函》所写的手机号却是徐瑛（XUYING）的手机号，很明显空白内容都是孙洪元签字后再添加。2016年4月13日出具的《保证函》经鉴定显示万方签名系伪造，且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显然属于非法证据，不具备证明效力。银行对借款保证人提供担保特别是连带责任保证的，应当履行告知提醒义务，并有合规的操作手续（如拍照、录像等），但本案在一审庭审中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已经明确承认没有此类手续。一审法院对上述不合理之处和疑点视而不见，全部予以回避，对于孙洪元一再提出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孙洪元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相关事实。二、孙洪元系被徐瑛（XUYING）骗取了签名，提供保证担保并非孙洪元真实意思表示。徐瑛（XUYING）与钟怡串通的事实明显，用意就是由孙洪元、万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付福尔尼公司的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孙洪元的保证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或无须承担保证责任。三、关于借新还旧的相关事实。1.案涉福尔尼公司的借款实际上是2015年1月原额度为500万元的借款。孙洪元只是在2015年10月后成为福尔尼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和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不知道案件所涉转贷的事实。原先旧借款，孙洪元也不是保证人。2.一审法院认为孙洪元在2016年1月的《展期还款协议》上签字系知晓旧贷的用途系归还借款，同时认定《展期还款协议》项下借款在2016年1月的《保证函》的担保范围内，均属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签订《展期还款协议》是为了借款延期，并无实际借款重新发生。借款用途在2015年1月前就已经确定，并非在展期时才确定。就算是知晓也是借款发生后才知晓，不是借款发生时就知晓。其次，展期时并无借款重新发生，因此该展期的借款也并不在该《保证函》的担保范围内。再次，《保证函》并非孙洪元的真实意思表示。最后，从本案贷款发生过程看，旧贷指的是2015年1月前发生的旧贷，而不是2016年1月《展期还款协议》项下的借款。 在本院召集的调查中，孙洪元一方口头补充和强调：一、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孙洪元无须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理由：1.本案借款合同双方明显存在互相串通，骗取孙洪元保证的情况。2016年4月13日的《保证函》中，孙洪元的签字在落款时间之前，结合《保证函》上保证人地址和联系方式并非孙洪元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事实，完全能够证实孙洪元签字的《保证函》是事后填写。结合《保证函》格式和万方签字造假等情况，可认定《保证函》是银行信贷人员与徐瑛（XUYING）合谋串通骗取保证人对贷款提供保证的《保证函》。无论本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2.本案借款涉及当事人约定的以新贷还旧贷，孙洪元毫不知情。依据福尔尼公司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的约定，贷款是短期贷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归还借款虽然是445万元，实际是指福尔尼公司于2015年1月向联合银行吴山支行所借的500万元（贷款未偿还部分）。本案旧贷在2015年1月就发生，当时孙洪元并非是保证人，虽然旧贷在2016年1月到期曾被展期3个月，但孙洪元系因被蒙骗在《保证函》上签字。孙洪元认为自己并非是旧贷保证人，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孙洪元对本案所涉借款无须承担保证责任。 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口头辩称：一、孙洪元自2015年10月21日起担任福尔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债务、财务情况应当是了解并知晓的，不存在孙洪元在上诉状中提到的不知晓、不了解贷款的情况。二、孙洪元上诉主张构成合同诈骗，主要是认为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存在恶意串通、蓄意造假、伪造万方签名和福尔尼公司财务报表等情况，这些都缺乏证据证明。孙洪元作为法定代表人对福尔尼公司的财务应当是知晓的，不存在所谓造假的说法。三、孙洪元一直强调两份《保证函》先后签订是为了骗取转贷，事实是，第一份《保证函》是2016年1月12日签订，因为2015年1月发放的贷款在2016年1月13日就到期，在到期时本来要转贷，孙洪元申请了展期，我方发现借款人法定代表人已经变更，我方在展期的同时要求法定代表人追加对该笔贷款的保证，所以当时签订了2016年1月12日的《保证函》。第二份《保证函》即2016年4月的《保证函》的签署原因是，在贷款展期之后，我方要重新进行周转，在周转之前对新发放的2016年4月贷款追加了法定代表人保证。所以本案有两份《保证函》。四、孙洪元提到对借新还旧的事实不知情，从现有证据来看，孙洪元完全知情。理由如下：1.2016年1月13日签订的展期还款协议上有法定代表人孙洪元的签名，该协议上载明了原借款人是福尔尼公司，载明了用途为归还借款，也载明了金额及申请展期的原因。孙洪元在其中签字，说明其对2015年1月发放借款的用途和展期情况是知晓的。2.2016年4月重新周转发放的借款合同上，孙洪元虽然作为法定代表人盖了个人名章，但是在借款借据上签的是自己的名字，借款借据上也载明了用途，这些都能证明孙洪元是知晓或应当知道这笔贷款是借新还旧的。请法院驳回孙洪元的上诉请求。 万方口头辩称：本案万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孙洪元我方表示同情。通过鉴定，《保证函》有很大瑕疵或者伪造成分。万方的签字是伪造的，不排除其他人员签字有伪造的情况。本案所涉的款项要孙洪元承担确实有点冤，请法庭查清事实，依法判决。 二审中，孙洪元向本院提交了两份新证据材料。证据1为银行转账凭证及汇总，待证徐瑛（XUYING）自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间将公司大量资金转移至自己和其亲属的海外账户。证据2为立案决定书和受案登记表，待证案涉贷款发生时，徐瑛（XUYING）实际控制的福尔尼公司存在严重拖欠工人工资的事实，后徐瑛（XUYING）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立案侦查。证据2同时待证徐瑛（XUYING）在2016年9月已经失联了，福尔尼公司因为拖欠工资很久已经不具备偿债能力了。 其他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材料。 就孙洪元提交的新证据材料，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发表质证意见称：证据1是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另，公司的资金转移是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孙洪元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财务情况应当进行一定的了解或控制。从形式上看，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虽然有原件，但是，立案决定书是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出的，加盖的章却是临湖派出所的章。证据从形式上看与本案也没有关联。孙洪元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与福尔尼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以及孙洪元是否要承担担保责任没有关系。万方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证据1真实性认可，每一张都是打印出来的。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至于关联性由法院决定。 本院对争议证据的认定如下：证据1并非原件，孙洪元也未提供原件供核对，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对证据真实性所提异议成立。退一步看，即使证据真实，该证据所显示的资金转移情况也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结果，对证据1在本案中的证据能力不予认定。对证据2的证据能力予以认定，该证据显示徐瑛（XUYING）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立案侦查，立案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 本院二审经审理认定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均系荷兰王国公民，本案属于涉外民事诉讼案件。案件为合同纠纷，当事人未约定适用的法律，一审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确。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除存在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外，第二审人民法院不予审理。结合当事人的二审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二、孙洪元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按照孙洪元在二审中所作陈述，孙洪元主张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具体是指徐瑛（XUYING）和信贷人员钟怡涉嫌合同诈骗，合谋骗取孙洪元为案涉借款提供担保。对照上诉所涉具体事实和理由，孙洪元系主张徐瑛（XUYING）要求其在《保证函》等相关文件中签字，而非钟怡。孙洪元主张徐瑛（XUYING）与钟怡串通伪造虚假的福尔尼公司、福聚睿公司财务报表等资料，缺乏初步证据证明。即使徐瑛（XUYING）提交了虚假资料，也与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合谋骗取担保的行为缺乏直接关联。本案是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作为债权人起诉要求债务人及保证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纠纷，按照现有证据情况，尚难以认定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的情形。另一方面，孙洪元主张自己被徐瑛（XUYING）骗取签名。孙洪元还陈述是应徐瑛（XUYING）要求担任福尔尼公司的名义股东和名义法定代表人，徐瑛是福尔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洪元在二审中提交了徐瑛（XUYING）自2015年3月至2016年9月间将公司资金转移的相关证据打印复印件，还提交了徐瑛（XUYING）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立案侦查的证据。结合徐瑛（XUYING）在一、二审期间不能到庭及主债务人偿债能力等实际情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本院将孙洪元所主张的徐瑛（XUYING）涉嫌犯罪嫌疑的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本案继续审理。 二、孙洪元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对于借款人福尔尼公司与贷款人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及贷款人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签订情况作了详细查明。2016年1月13日，福尔尼公司、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等签订的《展期还款协议》是针对2015年1月14日的贷款进行展期，其中载明原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申请展期的理由是“原担保企业担保能力减弱，银行要求变更担保，目前在寻找担保企业，因此请求展期三个月”。孙洪元在该《展期还款协议》上福尔尼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字。孙洪元在落款时间2016年1月12日的《保证函》上签字，《保证函》载明“孙洪元愿意为贵行向债务人福尔尼公司在2016年1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内提供的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大写）肆佰伍拾万元整的所有融资债权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2016年4月13日，福尔尼公司、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445万元，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孙洪元作为福尔尼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445万元的借款借据上签字。孙洪元在落款时间为2016年4月13日的《保证函》上签字，《保证函》载明“本保证人孙洪元、徐瑛（XUYING）、沈妮莎（SHENNISHA）同意为贵行向债务人福尔尼公司在2016年4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内提供的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肆佰肆拾伍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等”。两份《保证函》中还对担保范围做了约定。 本院认为，按照现有证据，难以认定存在债权人、债务人双方串通，骗取孙洪元提供保证的情况；难以认定存在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孙洪元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况；也难以认定存在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孙洪元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情况。一审法院对孙洪元的免责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是正确的。第一，孙洪元对于上述《展期还款协议》、《借款借据》、两份《保证函》上签字为自己所签的事实，均未提出异议。就公开信息而言，孙洪元于2015年10月21日成为福尔尼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并担任执行董事。联合银行吴山支行作为贷款人要求孙洪元在福尔尼公司作为借款人的上述相关文件上签字，符合通常情理。第二，孙洪元主张系徐瑛（XUYING）骗取孙洪元在相关文件上签字。该主张即使成立，从审理情况看，目前也欠缺联合银行吴山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述欺诈事实的证据。孙洪元主张徐瑛（XUYING）与信贷人员钟怡合谋骗取孙洪元提供保证担保，该主张同样缺乏证据证明。孙洪元称其是在空白《保证函》上签字，而联合银行吴山支行则陈述“是在我们填写完整的情况下让客户签订”。经查，案涉《保证函》除少数内容需手写添加外，大部分内容均为打印形成。即使孙洪元的主张成立，打印内容中有关提供担保的意思清晰。署名栏的保证人姓名和日期均为手写添加，“孙洪元签字在前、落款时间在后”符合正常的书写习惯。万方恰是因未在《保证函》上签字，法院未支持联合银行吴山支行要求万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孙洪元作为债务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保证函》上签字后，以其中填写的手机号码或地址错误、签字过程没有拍照录像、四个人在同一张《保证函》签字不合理等理由主张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目前难以支持。第三，即使2016年4月13日的贷款系以新贷偿还旧贷，孙洪元也不能据此不承担保证责任。一方面，对照2016年1月12日《保证函》及2016年1月13日《展期还款协议》的内容，可以认定该《保证函》所担保的借款与《展期还款协议》中载明的需办理展期的借款是同一笔借款。《展期还款协议》上还明确载明了“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一审法院认定孙洪元是旧贷的保证人，并无不当。另一方面，新贷所涉借款借据上载明了借款用途为“归还借款”，孙洪元在该借款借据上签名，可以认定孙洪元知道或应当知道新贷用途为偿还旧贷。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孙洪元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868元，由孙洪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徐向红 审判员  孔繁鸿 审判员  樊清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徐一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