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4044号原告：孙建文，男，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荣，广东泽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至2019年5月17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闫伟莉，广东泽轩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委托权限至2019年5月17日止）。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威，广东泽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权限自2019年5月17日始）。被告：陈锐球，男，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原告孙建文与被告陈锐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因被告需公告送达，本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威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404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分别以40000元为本金，自2017年11月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以100400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1月21日利息为2900.0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多次向原告借款。2017年8月7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000元，并立下《借条》，定于2017年11月6日归还；逾期不归还，原告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自愿承担原告为追讨借款本息而支出的一切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费用。原告已于被告借款的当天将现金40000元交付给被告。后被告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24日向原告借款13300元、7500元、4600元，合计25400元。原告同意借款，并委托案外人刘瑛代为交付借款，刘瑛分别于借款当日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25400元。同时，被告分别于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8月23日向原告借款35100元、13000元、9200元，合计57300元。原告同意借款，并委托案外人祁效荣代为交付借款，祁效荣分别于借款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账合计57300元。另，被告分别于2017年8月19日、2017年9月3日、2017年9月7日向原告借款4700元、8000元、5000元，合计17700元。原告同意借款，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被告转账合计17700元。以上借款合计140400元。原告已按照约定向被告交付所有款项，但被告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多次追讨均未果，被告拒不还款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经开庭审理，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供答辩意见。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借条》《转账授权委托书》、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转账业务收付款回单（补打）、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予以证明。根据原告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8月7日，被告出具《借条》，载明其因资金周转，于2017年8月7日借到现金40000元，该借款已经收到，并定于2017年11月6日归还等，而被告在落款处签名捺印确认，并注明电话为“138××××3113”。同时，原告自认事后在《借条》出借人一栏补签其名字，并主张当天以现金形式向被告交付该40000元借款。案外人祁效荣分别于2017年8月7日、2017年8月16日、2017年8月23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款35100元、13000元、9200元，共计57300元。而案外人刘瑛分别于2017年8月17日、2017年8月18日、2017年8月24日通过其银行账户向被告的银行账户转账13300元、7500元、4600元，共计25400元。同时，祁效荣、刘瑛分别出具《转账授权委托书》，载明关于被告向原告协商借款一事，原告同意借款，并委托其代为交付上述借款，转账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及义务由委托人享有及承担。原告主张，上述祁效荣、刘瑛转账给被告的款项是代原告交付给被告的借款，由原告向祁效荣、高瑛借款后再转借给被告。另，微信号为“wxid_rh3tkzzouaj422”的用户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分别于2017年8月19日、2017年9月3日、2017年9月7日向微信号为“wxid_s8trk7rgxkwi22”的用户转款4700元、8000元、5000元，共计17700元。原告主张，上述的微信用户分别是原、被告，上述转款均是被告向原告所借的借款。本案涉及的主要事实有：一、原告是否案涉借款的出借人。首先，从原告提供的微信用户信息显示，微信号为“wxid_s8trk7rgxkwi22”的用户载明的电话号码“138××××3113”与被告在案涉《借条》中书写的其电话号码一致；同时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双方称呼“阿球”“陈锐球”“文哥”等，这与原、被告的名字吻合，故本院对原告主张两微信用户是原、被告予以采纳，而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原告在被告主张借款的情况下通过微信转账了三笔款项给被告。其次，虽然案涉《借条》中的出借人是原告事后补写，但原告持有该《借条》原件，且被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原告主张的有借条的40000元借款。最后，虽然案涉银行转账的款项由祁效荣、高瑛转给被告，但一方面，祁效荣、高瑛确认是受原告委托而转款给被告；另一方面，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将祁效荣、刘瑛的五笔转账记录截图（祁效荣于2017年8月7日的转账除外）发送给被告，而被告对原告主张该五笔借款为8月16日15000元、8月17日15000元、8月18日8000元、8月23日10000元、8月24日5000元予以确认；同时，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尽管被告提到请原告找人借款，而借款的来源也是案外人，但并无证据显示被告与祁效荣、高瑛之间形成借款合意。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借款的出借人为原告。二、案涉借款的出借金额及还款金额分别是多少。原告主张的借款金额为《借条》显示的40000元及转账交付的金额100400元，而被告没有归还案涉借款。首先，从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于2017年的8月16日、8月17日、8月18日、8月23日分别确认借款15000元、15000元、8000元、10000元，但实际交付的借款却分别为13000元、13300元、7500元、9200元；同时，原告于2017年8月24日称“陈锐球除借40000元有借条之外，还有四单没写借条，8月16日至17日两单共借三万，8月23日借1万，8月24日借五千元，共计人民币8万五千元，8月25日约好还一万元”，而原告于8月24日仅向被告转账交付4600元，可见双方对上述五笔借款的约定金额与实际交付金额不一致，应认定实际交付金额即共43000元为借款金额。其次，被告于2017年8月20日通过微信向原告分别转账8300元、5000元，并在转款时分别注明“还8月18日借8000元”、“还8月19日借5000元”；而原告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称“8月18日至19日两单借人民币一万三千元已经还清”。虽然原告主张被告上述还款是归还其他借款并非案涉借款，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于8月18日及8月19日另存在案外借款的事实；同时，“还8月18日借8000元”与双方微信确认的2017年8月18日借款8000元吻合。故原告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被告共还款13300元，并认定2017年8月19日实际交付金额即4700元为借款金额。再次，被告于2017年9月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称之前借款为95000元，现借款为101000元；原告回复确认被告借款101000元。而自原告于2017年8月24日称借款共计85000元之后，原告分别于2017年的9月3日、9月7日通过微信向被告交付借款8000元、5000元，可见双方在微信中确认上述两笔借款金额分别为10000元（95000元-85000元）、6000元（101000元-95000元），但应认定实际交付金额即8000元、5000元为借款金额。最后，原告主张《借条》显示的2017年8月7日借款40000元是以现金形式交付，而原告作为出借人应就该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生效以及借款的交付负有举证责任。其一，原告在出具该《借条》的同一天委托他人转账借款35100元给被告，而该转账未注明用途，款项本身性质不明确，原告对此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现金交付40000元或双方达成有关40000元及35100元的两个借款合意，不能排除《借条》载明的借款与转账的35100元属同一笔借款的情况。其二，原告提供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中，包括《借条》及其他转账所涉每笔借款均有显示，却仅有35100元的款项没有被提及并计入双方确认的借款总额中，若该35100元的款项与《借条》的40000元属不同借款，上述情况显然不合情理，况且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巧合地没有中间2017年8月7日至8月15日即涉及35100元转款期间的记录。其三，如上所述，除原告主张《借条》所涉借款外，双方其他所有借款均通过转账方式交付，且双方确认的借款金额比实际转账交付的借款金额多。综合以上分析，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定案涉《借条》载明的40000元及同日转账的35100元属同一笔借款，且实际借款金额为35100元。因此，原告向被告出借金额共计100400元，而被告共还款13300元。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对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金额问题。被告于2017年8月20日向原告归还2017年8月18日的7500元借款及8月19日的4700元借款，实际还款金额共13300元。鉴于本案并无证据显示双方有约定借款利息，故被告无需支付借期内利息；同时，被告对2017年8月18日及8月19日借款的已归还金额超过实际借款本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超过上述两笔借款本金12200元及年利率36%的利息（即日利率1‰）部分还款，应折抵最早的借款即2017年8月7日的借款。即折抵金额为：13300元-12200元-7500元×1‰×2-4700元×1‰×2=1080.3元，故被告尚欠2017年8月7日的借款34019.7元（35100元-1080.3元）及之后的借款53100元（100400元-35100元-7500元-4700元）。债务应当清偿，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归还尚欠的借款共87119.7元。另，双方对2017年8月7日的借款约定于2017年11月6日归还，而对其他借款并无证据显示有约定还款期限，利息是法定孳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认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分别以尚欠的借款34019.7元、53100元为本金，依次自2017年11月7日、2019年1月25日（起诉之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锐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孙建文归还借款87119.7元及支付借款利息（分别以34019.7元、53100元为本金，依次自2017年11月7日、2019年1月25日起，均按照年利率6%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孙建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166元，由原告孙建文负担1187元，被告陈锐球负担197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邓灿标审判员  卢建文审判员  龙泽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叶玉欣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