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7465号原告：张宗炎，男，1962年11月23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吉首市。原告：陈满珍，女，1963年5月5日出生，土家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吉首市。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勇，湖南生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13号。法定代表人：徐安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曦，该院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晓军，广东永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与被告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以下简称华侨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宗炎及两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勇到庭、被告华侨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曦、林晓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华侨医院给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赔偿张某死亡产生的下列费用：（一）死亡赔偿金1018800元（50940.70元×20年）；（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三）丧葬费40584元（广州市职工月平均6764元×6个月）；（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交通费共计人民币30000元、住宿费20000元。以上四项合计人民币1189384元整。二、被告华侨医院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其他必要的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之子张某系湘西自治州中医院职工，因受被告华侨医院媒体宣传的影响，为提高生活质量于2016年12月5日入住被告华侨医院住院进行手术减肥。2016年12月8日，被告华侨医院在对张某进行严格术前检查，认为张某身体可以耐受手术、该手术不会导致张某死亡的情况下施行了减肥手术。2016年12月10日（术后第二天），张某病情恶化（休克、昏迷）转入该院ICU室进行抢救，2016年12月15日被告华侨医院宣告张某死亡。张某死亡后，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在与被告华侨医院协商赔偿无果的情况下，于2016年12月16日要求当地卫计部门委托广州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张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7年2月24日，该中心出具了中大法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B1012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某因“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后，继发昏迷而致肺部感染等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认为，从被告华侨医院提供的病历看，被告华侨医院在对张某进行手术减肥以及在对张某抢救过程中存在重大医疗过错。一是被告华侨医院对张某极端不负责任，在张某的病历中，爱泼沃斯思睡量表和华南睡眠中心（四茨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均没有填写患者的姓名、年龄、性别，因此，原告张宗炎、陈满珍有理由对被告华侨医院病历的真实性存在重大质疑；二是被告华侨医院对张某作出肺梗阻的诊断严重错误。尸检报告中病理检查证实张某肺部没有梗死灶存在，而是充满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从而有力证明被告华侨医院对张某作出肺梗阻的诊断结论严重错误。因此，正因为被告华侨医院对张某病情的错误诊断，从12月10日2：15张某病情危重进入昏迷状态开始，被告华侨医院完全没有考虑到张某存在严重感染，所以没有及时检查血常规、进行血培养和使用强有力的抗生素，延误了张某的救治时机，最后导致张某死亡。三是被告华侨医院延误对张某抢救时间长达12个小时之久。根据病历记载，被告华侨医院从12月10日2：15开始抢救，到6点才开出医嘱查血常规，9：29送检，14：24才出结果，很明显，从对张某开始抢救起到出血常规报告单被告华侨医院整整延误12个多小时，错过最佳黄金抢救时机。四是被告华侨医院的治疗手段错误。在对张某抢救前，被告华侨医院使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和奥硝唑两联抗炎治疗，但张某血常规检验报告单显示，张某WBC（白细胞）高达43.88×10/L（正常值4-8×10/L），N（中性粒细胞）89.4％（正常50-70％），提示张某存在严重感染，证明被告华侨医院以前使用的抗生素无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华侨医院不但没有更换抗生素，加大抗感染力度，反而将原来使用的抗生素奥硝唑撤出，被告华侨医院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医疗不作为，主观明显存在被告华侨医院不愿救治的故意。综上所述，被告华侨医院在张某病情出现恶化时，由于对张某病情诊断错误，致使采取的治疗手段错误，延误了抢救时机，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这种过错的医疗行为与张某死亡结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被告华侨医院的过错，让原告张宗炎、陈满珍承受老年丧子的巨大痛苦，精神和身心遭受重大伤害。被告华侨医院辩称，一、被告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的诊疗基本符合常规、规范，未违反相关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期间已尽到作为医疗机构应有的谨慎和合理的注意义务。患者张某，男，26岁，因“体重进行性增加20余年，加重3年”于2016年12月5日入院寻求减重手术治疗。现病史为：患者诉自幼肥胖，体重进行性增加20余年，近3年体重增加65kg食量超过同龄人，胃纳好，喜荤食、甜食、油炸食品，有暴饮暴食的习惯，未予重视，其后体重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加，曾进行节食、运动等减肥方法，因效果不明显或难以坚持而放弃，其后体重迅速反弹。伴睡眠打鼾，偶有睡眠呼吸暂停，日常活动后有心悸、胸闷、气促，无关节疼痛，双下肢稍水肿伴色素沉着。诉有“脂肪肝”病史5年，未予特殊处理。有“高尿酸血症、肝功能损害”病史，否认“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史。有抽烟史多年，大约30支/天，有饮酒史。入院体查：T：36.5℃，P：115次/分，R：20次/分，Bp：122/77mmHg。肥胖体型。腹隆起，腹肌软，全腹见皮下脂肪堆积，体重170.6kg，身高169.1cm，BMI：59.7Kg/m2，腰围：162cm，臀围：146cm，颈围：56cm。肝脾肋下未及，无压痛、反跳痛。肝肾区无叩击痛，Murphy'ssign（-）。移动性浊音（一），肠鸣音4次/分，无亢进，双下肢轻度水肿，伴色素沉着。入院后给予完善相关检查，提示重度阻塞性低通气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脏彩超提示全心增大，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心率105ci/分。诊断：代谢综合征、脂肪肝、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高尿酸血症及重度肥胖症，具有明确手术指征。术前进行了BIPAP呼吸支持、嘱患者多运动锻炼心肺功能，后患者一般情况好转，经多学科评估后，于2016年12月8日全麻下行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中予分离胃小囊约15m1，行胃空肠吻合，胆胰支25cm,胃肠支175cm，予同时予关闭peterson孔及肠系膜裂孔，术程顺利，术后予止血、抗炎、护胃、补液、对症及支持治疗。12月9日可下床活动，12月10日01：30开始患者出现烦躁不安，发音不清，口唇及四肢紫绀，不配合查体、测血压及心电监护处理。予面罩吸氧，测血氧指脉氧95％，予抬高下颌部防止舌根后坠及改半卧位后无明显好转，且病人烦躁反抗，无法维持抬高下颌，请示高年资医师后予吸痰、开通静脉通道滴注长源雪安，静推速尿，之后患者神志无明显改变，颜面及口唇紫绀加重，测得指脉氧88％，随后指脉氧无法测出。于03：00请麻醉科协助气管插管，气管插管成功后血氧饱和度上升至60％一70％，心率为零，血压测不出，迅速开始心外按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及碳酸氢钠处理，持续心外按压约20分钟后心律显示为室颤，予电除颤后恢复窦性心率，心率约152次/分，血压124/86mmhg，对光反射不敏感，瞳孔约7一8mm，于3：40转入ICU行进一步治疗。转入时查体：体温37℃，心率120次/分左右，律齐，血压36/15mmhg，血氧80％（纯氧吸入），深昏迷状态，GCS评分3分，双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5mm，对光反射消失，可见自主呼吸，双肺未及明显干湿啰音，深浅反射未引出。急查血气分析示严重酸中毒及二氧化碳潴留。同时立即予肾上腺素3mg静推及去甲肾上腺素泵推后血压上升，呼吸机辅助通气，指脉氧波动在90、95％，升压药维持血压，积极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脑保护及脑复苏、器官功能保护、纠酸、抗感染等治疗。但患者出现急性肾功能不全，无尿，予行CRRT治疗，急性肝功能衰竭，予护肝等对症处理，积极查找病情变化原因，高度怀疑肺梗塞，行心脏超声及双下肢血管检查，并使用低分子肝素治疗。但患者神志未能恢复，瞳孔进一步增大至7mm，行全院会诊后专家一致认为，1.病因考虑为肺梗塞，积极查找影像学证据，并加大低分子肝素使用剂量。2.患者目前脑功能极差，恢复的可能性极低。3.感染进一步加重，出现脓毒症休克，加强抗感染治疗。患者血压需要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并且自主呼吸消失，行TCD及脑电图检查两次，并请院内脑死亡鉴定小组鉴定，认为接近脑死亡水平，后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进一步加重，病情垂危，家属了解病情后要求不行心肺复苏治疗，于2016年12月15日15：42心跳为零宣布临床死亡。患者死亡后经中山医法医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患者符合在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等病理基础上，因“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后，继发昏迷而致肺部感染等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二、经一审法院委托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本医案作出了鉴定意见书。本医案经一审法院委托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3月12日召开鉴定听证会，后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患者系重度肥胖代谢综合征患者，术前检查存在重度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结合其临床病情发展过程分析，其术后发生昏迷除与其自身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的基础疾病有关外，亦应与术后并发呼吸功能障碍有关，患者术前检查未见肺部感染表现，尸体解剖证实肺部炎症，系多器官衰竭、心肺复苏后、卧床等因素所致并发症。至于鉴定人认定的3点过错，被告华侨医院认为：医学存在相当大的风险性和局限性，鉴定人的上述认定更多地属于临床上的经验总结，与所谓的医疗过失行为不能完全等同，希望法庭在责任划分时能充分予以考虑。事实上在对患者进行诊疗的全过程中，被告华侨医院己履行高度的注意及尽责治疗的义务，手术前全面检查，调整患者状态，多学科会诊，告知患者家属手术的风险，充分尊重了患方的知情权，术后抢救及时积极。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5日，患者张某因体重进行性增加20余年，加重3年前往被告华侨医院处就诊，被诊断为“1.代谢综合征2.脂肪肝3.高尿酸血症4.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5.十二指肠球部炎症6.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7.肥胖症”。2016年12月8日，被告华侨医院为患者张某在全麻状态下施行静脉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2016年12月10日1:30，患者张某病情出现恶化，被告华侨医院施行抢救。2016年12月15日，患者张某经抢救无效后宣布临床死亡，被告华侨医院出具的《死亡记录》载明患者张某的死亡原因及死亡诊断为“多器官功能衰竭”、“1.心肺复苏术后（1.缺血缺氧性脑病2.多器官功能衰竭（脑、肺、心、肾、肝））2.脓血症休克3.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4.肥胖症5.慢性浅表性胃炎伴糜烂6.高尿酸血症7.肥胖症代谢综合征”。2016年12月15日的《病人谈话记录》上有“不按压抢救，不作心肺复苏”的字样，原告张宗炎在上述病人谈话记录签字。2016年12月16日，经原告张宗炎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患者张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于2017年2月24日出具穗司鉴17010010100134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张某符合在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等病理基础上，因‘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后，继发昏迷而致肺部感染等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017年10月19日，经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被告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和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参与度比例进行医疗损害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了司鉴院[2018]病鉴字第12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如下：1、关于死亡原因2016年12月5日，患者张某因“体重进行性增加20余年，加重3年”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近3年体重增加65Kg,伴睡眠打鼾，偶有睡眠呼吸暂停，入院体检：身高169.lcm，体重170.6Kg，BMI59.7Kg/㎡,双下肢水肿，伴色素沉着，拟诊为“代谢综合征"，12月6日多导睡眠检测示“重度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12月8日在全麻下行“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后第一天患者诉偶有咳嗽、咳痰，伤口疼痛，手术切口见少许渗血，12月10日凌晨1时30分，患者开始出现烦躁不安，发音不清，口唇及四肢紫绀，给予面罩吸氧，抬高下颌，吸痰等抢救措施，于3时40分转至ICU进一步治疗，患者病情逐渐进展，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等，12月15日15时36分患者血压开始下降，给予静推肾上腺素后仍下降，15时42分患者心电图呈一条直线，宣布患者死亡。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张某符合在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等病理基础上，因“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术后，继发昏迷致肺部感染等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本例被鉴定人张某系重度肥胖代谢综合征患者，术前检查存在重度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结合其临床病情发展过程分析，其术后发生昏迷除与其自身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的基础疾病有关外，亦应与术后并发呼吸功能障碍有关，患者术前检查未见肺部感染表现，尸体解剖证实肺部炎症，系多器官衰竭、心肺复苏后、卧床等因素所致并发。2、关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的医疗行为本例患者因“体重进行性增加20余年，加重3年”于2016年12月5日入院，根据患者主诉及体检结果，诊断为“代谢综合征”，BMI达59.7Kg/㎡，审查病史中记载患者的临床症状，并结合相关检验结果，本例患者代谢综合征诊断成立，具备手术指征，院方予以行精准腹腔镜胃旁路术+肠粘连松解术，符合临床诊疗常规。但审查院方的病史资料发现，其对患者术中麻醉管理以及术后的观察治疗上均存在一定过错，主要表现在：（1）患者麻醉后术中4次行动脉血气分析，均提示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即处于酸中毒状态，此时手术和麻醉的风险均较大，但未见院方予以相应的处理措施，术中麻醉管理存在一定不足。（2）本例患者存在“重度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围手术期出现心肺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障碍风险较高，在患者术中已经出现低氧血症情况下，术后未见院方对患者及时行动脉血气分析检查，也未予无创呼吸机辅助治疗，说明院方对患者病情重视不够，对手术后可能出现的呼吸功能障碍并发症估计不足。（3）本例患者术后于12月10日凌晨1时30分出现烦躁不安，口唇及四肢紫绀，后病情逐渐加重，测得血氧88％后无法继续测出，此时应及早实施气管插管，缓解患者的缺氧症状，但院方直至凌晨3时才请麻醉科协助气管插管，患者插管成功后血氧饱和度上升至60％一70％，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患者的抢救时机。综上所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属于死因构成中的同等作用因素。3、关于医疗过失行为参与度评定。参与度评定的依据应遵循法医学因果关系判定准则，在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参与度评定尚属于学理性探讨内容，参与度大小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鉴定人对于参与度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就本例而言，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患者自身存在心脏肥大、脂肪肝等基础疾病，手术风险性较大，且术后次日一般情况尚可等客观因素，建议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45％一55％。”鉴定意见为“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45％一55％。”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对此支付了鉴定费12900元。经质证，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对上述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合法性无异议，对鉴定结论以及客观依据有异议，由于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收到密封的病历资料后，在患者家属不在场的情况下擅自拆封病历，并丢失几页病历资料，最终表示不能进行鉴定。随后，法院委托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3月12日，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在主持医患双方听证会上，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告知医患双方：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丢失了几页病历资料，并要求从医患双方提供的病历复印件中复印相关病历，补充丢失的病历进行鉴定，由此可见，司法鉴定过程中出现私自拆封病历、丢失病历、变更司法鉴定机构等现象，表明司法鉴定中存在人为干扰因素。此外，鉴定意见书均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为重要依据作出鉴定结论，而被告华侨医院存在隐匿、伪造住院病历关键内容，客观上影响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的死因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意见书对医疗过错行为在死因构成中参与度评估的准确性。鉴定依据不足，患者有心脏肥大和脂肪肝，在被告的手术告知书中无告知脂肪肝、心脏肥大会导致手术后患者死亡的风险，因此鉴定书依据的病历不真实，鉴定结论缺乏公正性。被告华侨医院提交的病历是伪造的，很多关键性的病历是伪造的，特别是隐匿了12月9日的病历，用药情况和治疗情况都不清楚。在我方复印的病历中没有12月9日的病历，所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也没有。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对此提交了重新鉴定申请。被告华侨医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需要强调医学存在大的风险和局限性，鉴定机构对过错认定是临床经验总结，与所谓医疗过错不能完全相等同。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认为被告华侨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对手术指征掌握不准确，手术类型选择错误，术前风险评估不足，禁食后营养支持不到位，最终导致张某术后心脏骤停的严重后果。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认为被告华侨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对术后监测与观察不到位，抢救措施不得力，导致患者张某心脏骤停后心肺复苏抢救不及时，措施不得力，最终因抢救失败而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认为被告华侨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隐匿和明显伪造病历的行为，其称被告华侨医院伪造了患者的入院记录，床位号并非ICU病床号19床，而是胃肠外一区30床；称被告华侨医院伪造了血糖检验结果，被告华侨医院提交的血糖检验结果都是电脑打印，唯独“血糖”系手写的，而生化分析报告中的记载亦与实际情况不符；称被告华侨医院伪造了长期医嘱单与临时医嘱单，认为被告华侨医院只记录了12月5日15时08分医嘱计划，紧接着就跨越到12月8日15时22分“术后医嘱”，而此期间的12月6-7日两天以及到12月8日15:22术前均无医嘱记录，而临时医嘱单却记录了自12月5日与12月7日临时医嘱和护士执行记录内容，却缺少12月6日和12月9日（当晚深夜患者心脏骤停）的临时医嘱记录及执行记录；12月5日至7日3天的“一般护理记录单”均为空白，而且12月5日一般护理记录单眉栏中科室也记录为ICU（见一般护理记录单）；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称被告华侨医院于12月9日给患者实施了注射药物等治疗措施，但被告华侨医院给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复印的临时医嘱单中没有12月9日的治疗用药记录。被告华侨医院主张其诊疗行为合乎规范，称其收治患者后，严格按照《中国肥胖和2型糖尿病外壳治疗指南（2014）》的标准认为患者张某具有手术指征和选择术式样；认为术前术后患者张某禁食是安全手术的需要，符合手术的诊疗常规，术后虽禁食但患者张某是通过补液来获得能量；主张患者张某术后生命体征良好时不需要监测，且心脏骤停后徒手心肺复苏是必须，但除颤并非必须；否认其有隐匿和伪造病历，因病历是双方封存的，没有伪造隐匿的可能，而亦未参与南京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过程。原告方要求被告华侨医院赔偿处理患者张某后事而支出的交通费30000元、住宿费20000元，对此提交证据差旅费清单、证据机票复印件。经质证，被告华侨医院认为差旅发票应是以实际发生的为依据，如果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并无实际发生，由法院酌情考虑，并称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到广州立案起诉、到伤害听证属于原告的诉讼成本，不应计算交通费和住宿费。被告华侨医院事发后与原告张宗炎、陈满珍2016年12月15日了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华侨医院退还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缴纳的医疗费共计人民币110000元，给予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人道主义慰问金（家属来回路费、火化费）60000元并约定由被告华侨医院支付共同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尸检的费用等，而按照上述协议支付的费用不折抵因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依法诉讼应赔偿的款项。另查明，患者张某生前为城镇户籍，未婚。本院认为：关于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主张的鉴材问题。医疗损害鉴定进行前，本院已在庭审中就鉴定事宜进行确认，并对当事人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鉴定材料的异议，应在医疗损害鉴定前提出，现鉴定机构已经依照鉴材进行鉴定并出具了鉴定报告，对于原告张宗炎、陈满珍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批准，故原告方对鉴定材料真实性异议，本院不予采信。患者在医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医疗损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2.患者受到的损害；3.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4.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根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华侨医院在患者张某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书》由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且鉴定意见就本案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在此基础上得出的鉴定结论，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华侨医院的责任问题。医疗行为都会存在医疗风险，医疗行为能否发生作用以及会发生何种后果不但取决于医疗行为本身，亦取决于所患病情等因素。本案中，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认为患者张某除了术后病发呼吸功能障碍等原因外，患者张某自身的重度肥胖代谢综合征，其在术前存在重度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且其自身心脏肥大、重度脂肪肝等基础疾病与术后发生昏迷有一定关联性。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被告华侨医院在对患者张某手术过程中未见被告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的酸中毒状态进行相应处理，存在不足，术后未见被告华侨医院对患者张某的病情有足够重视，并在患者张某病情恶化时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对患者张某的抢救时机，认定被告华侨医院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表现为术中麻醉管理、术后观察治疗以及延误救治。因此，患者张某在接受治疗后出现死亡的后果并非因为被告华侨医院在手术的选择上或者在术后护理上出现重大过错，而是因为被告华侨医院未能对患者张某的病情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及在病情出现险情后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救治，结合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以及患者张某所患的自身疾病，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华侨医院对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的损失承担55%的赔偿责任。原告张宗炎、陈满珍受到的物质性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主张的死亡赔偿金1018800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患者张某病亡时为26岁，故其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20年）。2.丧葬费，因患者张某抢救无效去世，其必然会产生丧葬费用，故其丧葬费计算为46784.5元（93569元÷2），现原告主张丧葬费为40584元系其权利自行处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3.交通费、住宿费，患者张某因故身亡，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为其料理后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住宿费，但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主张上述费用交通费30000元、住宿费20000元（合计50000元），对此并无提交相关的票据，而其请求的数额显然过高，且其所主张一部分费用属于诉讼成本，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酌情支持5000元。4.鉴定费，原告张宗炎、陈满珍主张鉴定费12900元，对此提供了相应的票据，本院予以确认。以上物质性损失合计共计877984元。综上，被告华侨医院承担的物质性损失的55%责任即482891.2元（877984元55%）。另本次事件导致患者张某死亡，给作为亲属的原告方的身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结合事故的具体原因，本院酌情判令被告华侨医院赔偿原告方精神损害抚慰金55000元（100000元55%）。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赔偿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物质性损失482891.2元；二、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被告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赔偿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精神损害抚慰金55000元；三、驳回原告张宗炎、陈满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450元，由原告张宗炎、陈满珍负担3250元，被告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负担32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利斌人民陪审员  叶小玲人民陪审员  刘小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黄金馨池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