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浙03民初1381号原告（反诉被告）：胡建达，男，196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瓯海区。原告（反诉被告）：陈孝强，男，196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龙湾区。上列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云南泓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勤奋路广汇商厦1501、15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200030906。法定代表人：李国洪。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仙新、孙文博，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建达、陈孝强与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公司）合伙纠纷一案。胡建达、陈孝强于2018年9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案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于2019年6月20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胡建达、陈孝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九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仙新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胡建达、陈孝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胜、九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国洪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仙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建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胡建达、陈孝强对九洲公司名下的“瑞城公寓”项目享有30%的合伙份额；2.判令九洲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由九洲公司提供资金监管账户及公司印章，胡建达、陈孝强将1050万元汇入监管账户，后续工程施工、监管账户及九洲公司印章等由双方共同管理，直至双方结算完毕；如果九洲公司坚决主张解除合同，且得到法院支持，则请求法院判令拍卖涉案项目，以拍卖所得以及九洲公司已售房产所得之和为基数，由九洲公司按30%的比例向胡建达、陈孝强履行支付义务；3.本案诉讼费由九洲公司承担。审理过程中，胡建达、陈孝强撤回其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7年7月，九洲公司主动找胡建达、陈孝强合伙开发建设塘下镇“瑞城公寓”项目，该项目自2010年开始停工烂尾至今长达八年之久，购房业主不断投诉维权、银行等债权人纷纷起诉，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很大，因此胡建达、陈孝强参与该烂尾项目的投资建设得到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肯定与支持；2017年8月5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由胡建达、陈孝强出资4000万元以获取该项目30%的合伙份额；协议第四条约定项目后续施工所需建设资金由双方共同承担，其中胡建达、陈孝强承担的建设资金以2000万元为限，按照施工进度支付；由于该项目数百套房产悉数被法院查封，如不解除查封，本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及不动产权证等手续均无法办理，更谈不上销售，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因此《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特别约定双方合作以前的债务由九洲公司承担，九洲公司董事长李志豪作为签约代表口头承诺将上述4000万元用于偿还法院执行债务，以解除本项目的查封措施。协议签订后九洲公司以公司账户被冻结为由要求胡建达、陈孝强将款项汇入其指定账户，截止2017年10月，胡建达、陈孝强累计支付了4250万元，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当胡建达、陈孝强付至2000万元时，九洲公司即应当移交财务、印章等由双方共同监管，但九洲公司以各种借口拖延，无奈之下胡建达、陈孝强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九洲公司继续履行协议，后因九洲公司请求和解，并答应由胡建达、陈孝强租赁一间办公室，装修好以后就移交公司印章及财务一起办公、共同管理，胡建达、陈孝强遂撤诉。2018年春节前，九洲公司以发放工人工资为由催促胡建达、陈孝强付款，胡建达、陈孝强以项目施工大局为重，又支付了700万元，累计支付总额达4950万元；春节后胡建达、陈孝强完成了办公室装修工作，遂要求九洲公司按照约定移交印章及财务资料等以共同监管，九洲公司董事长通过短信及微信书面表示同意并通知胡建达、陈孝强派员前往其公司办公场所办理移交手续，但每当胡建达、陈孝强派员到场后其又借故反悔并拒绝；2018年3月，合伙项目工地各施工班组工作纷纷向瑞安市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讨薪并停工，甚至有班组上街游行声讨九洲公司骗取工作血汗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胡建达、陈孝强遂要求九洲公司提供财务，并质问为何在胡建达、陈孝强已付近5000万元的情形下仍欠薪停工，九洲公司以财务支付没有做账，也没有财务资料可提供为由敷衍拖延。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后续施工由双方按合伙份额占比承担出资义务，其中胡建达、陈孝强按照施工进度情况逐步付款，但以2000万元为限；现员工支付的进度款达950万元，而距项目竣工却遥遥无期；根据《审计报告》来看，胡建达、陈孝强的上述950万元中，九洲公司实际用于支付工程款的仅不足500万元，截止目前，工程建设所需资金九洲公司自身分文未付，且至今都没有移交合伙项目财务账目资料，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财务及印章共同监管义务，并最终导致合伙项目彻底停工。另当庭补充事实如下:2003年九洲公司支付77456元竞得涉案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2006年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由中城建设集团开始施工，至2014年工程停工，工程结算造价为969万元，加上九洲公司支付的设计费358万元及零星费用，双方合作之前经核算总成本为1.8亿元。九洲公司在增加诉讼请求时将融资利息3500万元、2003年至2018年共16年期间的公司员工工资1238万元、双方合作后的支出474万元，包括偿还借款在内的与开发建设无关的2300多万元均列为开发成本，所以九洲公司称涉案项目开发建设成本为2.52亿元错误。2017年7月，九洲公司委托中间人将该项目介绍给胡建达、陈孝强投资，经考察及综合评价，双方一致确认该项目市值为4亿元，结合该楼盘烂尾停工达七八年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胡建达、陈孝强的投资收益，防控投资风险，双方一致同意该项目作价4亿元。胡建达、陈孝强按该项目实际造价1.8亿元适当下浮后向九洲公司支付4000万元即取得30%的合伙份额。综上所述，九洲公司已经严重违约，恳请支持胡建达、陈孝强的诉讼请求。胡建达、陈孝强在辩论意见中还表示，若判决解除合同，则要求九洲公司赔偿可得利益损失8000万元，并返还已支付的4950万元。针对胡建达、陈孝强的起诉，九洲公司辩称，第一，胡建达、陈孝强主张工程造价只有1.8亿元没有事实依据，与实际的工程开发成本的支出不符。工程造价是123705539元。胡建达、陈孝强认为融资利息、员工工资不能列入开发成本的说法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成本支出是不符的。胡建达、陈孝强认为4000万元取得30%的合伙股份与实际达成约定的背景相违背。胡建达、陈孝强承认市值为4亿元，应出资1.2亿元，不是其所称的按照1.8亿元计算还要下浮。若按照1.8亿元计算30%也不是4000万元。更何况项目经评估，除去地下室、商业部分，仅住宅部分的价值就达到8亿元。若按照胡建达、陈孝强所讲的4000万取得30%股权，显然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属实。合作协议书中双方明确约定，销售额的前2.5亿归九洲公司所有，超出部分才能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配。本案的审理中未涉及到投资收益问题。第二，关于共同管理的方式，双方只是约定了账户印章以及支出由双方共同管理，并没有约定公章移交，本案最大争议是胡建达、陈孝强主张九洲公司没有交出公章，所以双方发生纠纷。九洲公司认为签订合作协议书后双方一直是在共同管理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体现：1、签订合作协议后，工程的后续施工由胡建达、陈孝强组织，项目后续都是胡建达、陈孝强负责。2、九洲公司负责人曾答应胡建达、陈孝强一起租用办公楼共同行使管理权，没有继续合作的原因是胡建达、陈孝强一直强调并要求九洲公司相关人员签订不平等协议，遭到拒绝后，胡建达、陈孝强停止了对该项目的投资。按照约定应投入2000万元，但实际仅投入950万元。3、依照合同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应足额支付4000万元的股份款以及后期2000万元的投资款，而胡建达、陈孝强仅支付股份款，且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形。胡建达、陈孝强称2018年1月10日后支付的500万元加上后面支付的200万元，一共700万元并非工程款，而是股份款，可以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没有按时支付股份款，而依照股份款的法律性质，九洲公司有权进行处分，如何处分与胡建达、陈孝强无关。若将700万元视为工程款，胡建达、陈孝强在2018年1月10日前支付的工程款仅250万元，显然与双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后续工程需出资相违背。双方于2017年8月份进行合作，合作四、五个月后仅支付250万元的工程款，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第三，胡建达、陈孝强认为按照30%应分到2.5亿元，并主张九洲公司违约，其理由不符合双方合作的本意及初衷，也不符合事实。因为胡建达、陈孝强先违约，造成本项目后续工程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违背了合作目的，九洲公司在无奈之下才提出解除合同。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令解除九洲公司与胡建达、陈孝强于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2.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共同向九洲公司支付违约金445600元；3.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向九洲公司赔偿因工程工期延误造成房价跌落损失暂定1542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4.判令胡建达、陈孝强共同向九洲公司赔偿因房屋外墙、电梯门、花坛绿化被拆除造成的损失暂定450万元（以鉴定意见为准）；5.本案反诉诉讼费由胡建达、陈孝强共同承担。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增加反诉请求：6.胡建达、陈孝强共同赔偿九洲公司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按252185408元，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4.75%计算，自2017年12月6日起算，直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合作协议书》与《补充协议》解除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6月5日止为17968210元）。庭审过程中，九洲公司撤回第4项反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坐落于瑞安市洲公司开发。为了解决开发资金问题，尽快完成该项目工程的扫尾工作，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胡建达、陈孝强（作为乙方）于2017年8月5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乙方出资肆仟万元即享有本项目30%的股份，双方按照股份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乙方两人平均出资贰仟万元，各占15%股份；本协议签订当天支付捌佰万元，14日内支付柒佰万元，25日内支付壹仟伍佰万元，45日内支付壹仟万元；关于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乙方负责贰仟万元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的资金由甲方负责投入，直至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及备案，后续工程内容包括水电安装、会所、配电房、园林景观、装饰、电梯、防雷、人防、消防、高压配电房等配套工程。乙方没有按照约定付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的违约金给甲方，乙方超过30日未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双方还对其他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合作协议书》签订前，2017年7月27日，胡建达、陈孝强支付了800万元。协议签订后，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股份投资款分别为：2017年8月18日，600万元；2017年8月29日，200万元；2017年8月30日，700万元；2017年9月14日，100万元；2017年9月21日，600万元；2017年10月22日，300万元；2018年1月11日，200万元；2018年1月17日，300万元；2018年2月1日，200万元；以上合计3200万元，加上协议签订前的800万元，合计4000万元。协议签订后，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工程款分别为：2017年8月16日，235万元；2017年9月2日，100万元；2017年9月13日，65万元；2017年9月25日，350万元；2017年10月13日，150万元；2017年10月17日，50万元；以上合计950万元。由于签订协议后，胡建达、陈孝强并未依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股份投资款及工程款，九洲公司曾于2017年11月22日分别通知胡建达、陈孝强解除《合作协议书》。鉴于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继续合作，双方于2018年3月10日又签订了《补充协议》，胡建达、陈孝强才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资金（股份投资款）向九洲公司予以支付（即2018年2月1日支付的700万元）。在签订协议后的后续建设过程中，工程主要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实施。并且胡建达、陈孝强将原已施工基本完毕的14栋外墙花岗岩、外墙砖、花坛绿化、25套电梯门其中1套已全部完工的进行了拆除，但却未继续投入资金进行建设。因此，该工程至今成为烂尾楼工程，造成九洲公司重大经济损失。在合作当时，双方曾确认并计划，扫尾工程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之日起三个月左右的期限内完工。现因胡建达、陈孝强一再违约，该项目无法如期竣工，还承担了巨额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截止2019年6月12日，九洲公司已在该项目中投入土地出让金77456000元、工程款123705539元、项目人员工资12381921元、资金财务成本34930580元、设计费3587368元、检测费124000元，共计252185408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利息近1800万元。九洲公司的损失包括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房价跌落的损失及因房屋外墙、电梯门、花坛绿化被拆除造成的损失。其中，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房价跌落的损失，暂按每平方米1000元，面积51400平方米（以瑞安市行政部门规划审批的面积为准），30%股份比例计算，胡建达、陈孝强应承担1542万元。因房屋外墙、电梯门、花坛绿化被拆除造成的损失，大约1500万元左右，按30%股份比例计算，胡建达、陈孝强应承担450万元左右。上述损失，均可通过鉴定进行确认。该项目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又投入建设资金12317833.94元，已经超出950万元。由于胡建达、陈孝强一再违约，双方已无协商解决之必要，故依据双方约定，九洲公司提出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请求，并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及赔偿九洲公司所遭受的巨额经济损失。针对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若解除合同则要求九洲公司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8000万元并返还已支付的4950万元，九洲公司表示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2000万元，再扣除2000万元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计息返还胡建达、陈孝强剩余部分资金。针对九洲公司的反诉，胡建达、陈孝强答辩称，第一，九洲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与合同依据。合同解除有明确合同约定，九洲公司是违约方。1、九洲公司自认至今没有将公章和财务移交双方共同管理，且自认涉案项目的施工由其单方面管理，合作协议书约定项目的施工管理以及印章财务，应当在胡建达、陈孝强支付2000万元时由双方共同管理。胡建达、陈孝强已经付款的金额为4950万元，其中30%的出资款4000万元已经足额支付。工程款已经支付了950万元，而九洲公司在2018年4月前实际用于工程支付的仅474万元。即便按照九洲公司的意见，双方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已经就付款进行了明确约定，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应当自补充协议签订起十日内将原协议未付足的500万元支付到指定账户内，是对双方前面账目进行了结算确认。在签订补充协议前，胡建达、陈孝强仅应支付500万元。而事实上，胡建达、陈孝强不仅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了500万元，还另外支付了200万元。在胡建达、陈孝强已经出资4000万元的情况下，补充协议签订后，胡建达、陈孝强所支付的700万元款项均为工程款。但根据九洲公司账户明细，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700万元在2018年3月工程停工时，余款在650万元以上。显然是九洲公司在有足够工程款及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仍然故意停工，恶意违约。作为违约方，九洲公司无权解除合同。第二，九洲公司提出的反诉索赔，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反诉第2项请求的计算方式是4000万元的出资款逾期履行按照逾期利率计算出来的。在签订补充协议那一刻，已经视为九洲公司对胡建达、陈孝强足额支付4000万元出资款的确认，所以不存在支付逾期利息的问题。第三，在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700万元还剩余650万元以上款项的情形下，九洲公司仍故意停工，是其违约导致合作项目遭受损失，从而导致胡建达、陈孝强的损失。即使存在房价落差，责任应由九洲公司承担。第四，胡建达、陈孝强要求九洲公司对花岗岩外墙进行净化、翻新处理，以节约成本，而九洲公司却擅自拆除花岗岩外墙，给双方合作项目造成损失。至于电梯门及花坛绿化的拆除，胡建达、陈孝强完全不知情。九洲公司对此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该部分损失应由九洲公司承担。第五，胡建达、陈孝强作为出资方，已经投入4950万元，占合同约定总投资的82.5%，九洲公司违约停工，即便按照银行贷款利率，每拖延一年就会造成数百万元的经济损失。涉案项目完工在即，投资收益已经唾手可得，胡建达、陈孝强应得的投资收益是可预期的。更何况九洲公司的楼盘自2003年投标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来，由于其自身原因，导致烂尾十余年，该部分损失，不可能转嫁给胡建达、陈孝强。因此即使存在开发成本的损失，也是由于其自身原因导致。综上，请求驳回九洲公司的反诉请求。胡建达、陈孝强为证明其诉称理由，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拟证明合作协议书与九洲公司提供的合作协议书签章署名的地方是不一致的，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该份合作协议书由九洲公司的法人李国洪以及九洲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李志豪、吴金妹签字，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享有涉案项目30%合伙份额的事实以及合同约定九洲公司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包括项目建设共同管理以及九洲公司印章财务的共同监管；证据2：审计报告，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以及九洲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没有履行财务共同监管的义务，并且挪用相关款项；证据3：4950万元付款清单，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依约于2017年8月20日前支付了1635万元；2017年9月15日前累计支付了2800万元；2017年10月30日前累计支付了4250万元；胡建达、陈孝强付款符合合同约定，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证据4：《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胡建达、陈孝强于2017年10月30日前已经支付了4250万元的情形下，九洲公司仍拒绝移交公司印章和财务给双方共同监管；无奈之下，胡建达、陈孝强于2017年11月10日向瑞安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判令九洲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合同约定胡建达、陈孝强按期限付款的只有4000万元，余下的2000万元是按实际施工进度支付的工程款，在九洲公司拒绝胡建达、陈孝强监管印章和财务、拒绝胡建达、陈孝强参与组织施工的情形下，胡建达、陈孝强都付款至4950万元，足以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一贯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求九洲公司回归合作正轨，继续履行合同；证据5：签订补充协议的现场录音，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起诉九洲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后九洲公司请求和解，胡建达、陈孝强为了顾全大局，尽早完成工程建设以避免财务成本损失因施工延误而无限扩大，因此同意和解。2018年1月10日，九洲公司董事长李志豪、法定代表人李国洪、财务负责人王颖以及委托代理律师与胡建达、陈孝强一起达成一致意见，即：1、补充协议里的文字内容不涉及印章与财务的共同监管事宜，由九洲公司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另外解决；2、由胡建达、陈孝强再支付500万元，余下款项待年后开工后按施工进度支付；3、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租赁办公室并装修，以便双方年后共同办公，共同监管；证据6：工人闹事停工现场照片，拟证明补充协议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在2018年1月21日前再付500万，但胡建达、陈孝强实际在1月17日前足额付款，九洲公司又以为了实现春节后全面开工为由，要求胡建达、陈孝强在春节前（2018年2月15日春节）额外支付200万元；春节过后，没有等来全面开工，反而是在二月底、三月初大批工人向劳动局投诉讨薪，纷纷停工，甚至有工人上街游行；证据7：微信记录，拟证明九洲公司在春节过后，工人讨薪闹事之前九洲公司仅支付几十万元，而胡建达、陈孝强在春节前就支付了700万元，因此胡建达、陈孝强质疑资金去向，并要求九洲公司移交财务及印章共同监管，但九洲公司找各种借口拒绝；证据8：诉讼案件查询、审计报告封面，拟证明九洲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既不提供财务资料，又不移交印章监管，胡建达、陈孝强无奈之下向鹿城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主张追究九洲公司董事长李志豪以及财务负责人王颖的侵占罪，鹿城法院在侦查阶段查询了九洲公司使用的记账银行卡账户流水，胡建达、陈孝强无法取得其他财务资料，只好以鹿城法院取证的资金流水明细申请瓯江会计师进行审计，发现实际用于工程款支付的仅数百万元，其他资金去向不明。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疯狂制作假账，在工程已经实际停工的情形下分多笔以工程款的名义转账给相关人员，以逃脱法律责任；证据9：《温州市网络问政平台》、《温州网“两难四不”系列报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拟证明涉案项目未能通过竣工验收、无法销售的原因在于九洲公司擅自更改设计规划又拒不整改恢复以及违法施工等因素；与胡建达、陈孝强合伙后又拒绝胡建达、陈孝强参与施工管理，拒绝胡建达、陈孝强参与财务及印章监管，擅自变更施工设计，未经胡建达、陈孝强同意就擅自拆除花岗岩干挂，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导致工程无法通过竣工验收；因此九洲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伙项目遭受损失，也给胡建达、陈孝强造成巨额财务损失，因此九洲公司只有回归合作的轨道，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才能互利共赢；证据10：说明1份；证据11:700万元工程款资金流向图；证据12：银行账户收支明细；证据10-12拟共同证明在2018年3月工程停工时还剩余额650万元以上，直到2018年6月，不包括转移到九洲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志豪的胞姐李香妹账户的220万元，余额仍有205万元。该组证据共同证明九洲公司在资金充裕的情形下，仍然恶意停工，以达到激化双方矛盾解除合同，独占收益的目的；证据13：《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在支付了47250万元后，九洲公司仍不履行合同义务，胡建达、陈孝强只好提起诉讼主张继续履行，后双方和解并于2018年1月10日达成《补充协议》；证据14：录音资料，拟证明双方达成《补充协议》后，胡建达、陈孝强于春节前向九洲公司支付700万元，该款用于节后施工，但2018年3月份工人维权讨薪，工程停工；由于九洲公司拒绝胡建达、陈孝强参与项目财务管理，胡建达、陈孝强对支付的700万元工程款资金用途无法知悉，于是双方于2018年3月27日协商，九洲公司口头同意财务共同监管，胡建达、陈孝强同意财务共管后付款至共管账户；2019年3月19日，胡建达、陈孝强到九洲公司办公室落实共管手续时，九洲公司又出尔反尔当场变卦；证据15：《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资金充裕，有诚意也有实力继续履行合同。对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证据，经质证，九洲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关联性作说明如下：1.付款方式约定在合作协议书第二点，4000万元的出资款付款期限分别于合同签订的当天支付800万元，14天内支付700万元，25天内支付1500万元，剩余的1000万元在45天内付完，并非胡建达、陈孝强所讲的最后的付款期限是10月30日。2.出资款与投资款是交叉支付的，并没有约定先支付出资款后支付投资款，在胡建达、陈孝强的举证中，胡建达、陈孝强将其前面支付的款项中都认定为出资款，所以认定没有违约，事实上是支付出资款的同时在某个时间段内要支付投资款，所以胡建达、陈孝强支付的款项中不完全是出资款，出资款存在迟延支付的情形。3.双方协议书中关于印章的管理只约定了双方共同管理，对管理方式双方没有进行约定，故胡建达、陈孝强起诉要求把印章交出来超出合同的约定范围，九洲公司没有义务交付印章。4.项目存在违章的情况，双方在签订协议书的时候是明知的，从协议书中的第五点第五条、第七条可以看出。5.合同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占有30%的股份，并非其只要出资4000万元，因为项目作价4个亿按照30%计算，应该是1.2亿元，表述成出资4000万元是因为在签订合作协议书时，由于资金不足，胡建达、陈孝强要求剩余8000万元按照盈利款扣除，所以才有了协议第七条的约定。2.5亿归甲方所有，约定成2.5亿是经过双方讨价还价，2.5亿包含胡建达、陈孝强应出资的8000万元。6.协议还约定了乙方如果没有按期付款的，要计算违约金。超出30天九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补充协议是2017年11月份，九洲公司向胡建达、陈孝强发出要求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后，双方重新达成的补充。协议中针对的第二点未付足的金额不是工程款，这里的500万元指的就是股份的出资款。截止2018年1月10日，胡建达、陈孝强对出资4000万元的部分仍然没有交足的情况下，才有上面第二点的约定，不是胡建达、陈孝强所说的九洲公司骗取胡建达、陈孝强的投资款，还另外骗取500万元。并且约定了协议不是以签字或盖章作为生效条件，而是乙方支付款到甲方账户才生效，因为之前就是由于款项没有足额支付，导致九洲公司提出解除协议。在该情况下，双方进行协商，要求胡建达、陈孝强一定要先支付4000万元没有足额支付的部分，在该协议书中才约定先支付500万元才能生效；对证据2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存在异议。审计报告不是双方合同委托审计单位审计的。审计的材料没有经过双方确认，是胡建达、陈孝强单方提交的审计材料。审计资料是不完整的，胡建达、陈孝强也是承认的。对关联性也存在异议。审计报告是对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所谓的财务资料进行简单的统计，里面反映的内容是就是流水账，对款项的性质以及来源等等与胡建达、陈孝强诉称的理由毫无关联，更不能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所谓的九洲公司有挪用资金或者转移资金的事实。证据3的清单不属于证据，是胡建达、陈孝强单方制作的书面材料，胡建达、陈孝强在清单上的付款金额与付款时间跟九洲公司收到的款项是吻合的，但2017年8月16日、9月2日、9月13日、9月25日、10月13日、10月17日共计950万元是工程款；对证据4案件受理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事实，并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所以无法得出九洲公司有违约行为的结论。对证据5签订补充协议的现场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录音仅系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对涉案项目销售资金监管等事宜进行协商的过程，无法证明该录音的谈话背景系九洲公司与胡建达、陈孝强就曾经纠纷进行和解的过程，也未达成有关一致意见，更未谈及租赁办公室共同办公等内容。该录音反而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于签订《补充协议》之前，未按《合作协议书》中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投资款；对证据6实质性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九洲公司是否为骗子，不是由民工来确认的。对合法性存在异议，根据现在的法律民工不能自发在街上悬挂横幅，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更不能到街上自行组织。民工闹事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聊天记录中根本未涉及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九洲公司在春节后、工人讨薪闹事之前仅支付几十万，而其在春节前已支付700万元的内容，也未提及上述款项金额。通过该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九洲公司曾告知胡建达、陈孝强已购买保险箱，对相关印章进行共同管理，但因为胡建达、陈孝强提出要求双方签订存在诸多加重九洲公司责任、限制九洲公司权利条款的协议，导致双方对于相关印章的共同管理方式未能协商一致，而非胡建达、陈孝强所述的九洲公司以各种借口拒绝。胡建达、陈孝强一味强调公章监管，要求九洲公司移交公章，但对其未按期足额支付投资款事宜却避而不谈，即使在该情形下，九洲公司董事长李志豪仍多次与其沟通、协商，购买保险箱用于共同管理公司公章，可见九洲公司具有明显的合作诚意。该聊天记录中还可以发现，涉诉项目施工的工地班组负责人、工人等均系胡建达、陈孝强安排，即胡建达、陈孝强已参与了涉诉项目工程的施工管理，且对14栋房屋的屋顶及外墙立面进行了拆除、重新设计、改造；对证据8，胡建达、陈孝强只提供了审计报告的封面，没有提供诉讼案件查询页面经公证的材料，对真实性存在异议，合法性不发表意见，但胡建达、陈孝强如果认为李志豪犯有侵占行为，是否属于自诉有待商榷，如果有也是公司人员行为，属于公诉范围，公诉机关没有进行立案或追诉不能下结论，对其侵占行为不能进行定论。胡建达、陈孝强自诉的案件，法院并没有作出最终的判决，胡建达、陈孝强将这些事实拿到民事庭审上作为证据来质证李志豪的犯罪行为是不妥的，对公民进行定罪必须要以法院判决为准。胡建达、陈孝强在该举证内容中又主张该案在审理过程中九洲公司疯狂制作假账，若仅仅是按照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证据，如何证明九洲公司疯狂制作假账的事实，其提供的证据与待证事实的特征没有联系。在没有经过有权机关认定的情况下，草率的评价九洲公司，不符合法律规定，何况诉求中是要继续合作。关于证据9，没有提供诉讼案件查询页面经公证的材料，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关联性发表意见如下：系列报道是记者与开发商行政机关之间的对话，对于项目的性质、定性没有作用。2、瑞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中写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意思表示不完全，可能是证件的期限逾期。证据10、11不是证据，而是胡建达、陈孝强的陈述及自行制作的图纸。对于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存在异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700万元是股份款，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胡建达、陈孝强才支付了这笔款项，其中500万元在补充协议中已经明确是原来合作协议书未足额支付部分中的500万元，由此可以证明500万元是股份款。因为投资款需要根据工程进行来支付，所以若为投资款就无法明确金额。双方合作后，九洲公司已经投入建设资金12317833元，胡建达、陈孝强称双方合作后九洲公司仅投入400万元与事实不符。700万元是股份款，如何处置与胡建达、陈孝强无关。王颖与李锦林、李香妹之间的转账不能说明九洲公司将胡建达、陈孝强注入的款项进行转移。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存在异议，只能证明胡建达、陈孝强向瑞安法院起诉时，因为违反了级别管辖，所以法院裁定案件移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无法证明其待证事实；对于证据14录音资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合法性有异议，本次录音，开始前并未告知被录音人员李志豪，也未征求李志豪意见，该录音光盘未反映录音的具体时间，且录音内容本身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提交录音书面摘要上的“录音背景”，该录音仅能证明双方对于公司印章、财务章如何进行共同监管的协商意见以及李志豪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利息1050万元资金的意见，双方并未对上述事实达成一致意见；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账户都是案外人的，不能确定真实交易情况，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是否具备资金实力与其是否有诚意继续履行合同没有关联。九洲公司为证明其诉称理由及对胡建达、陈孝强起诉的答辩，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合作协议书》，拟证明2017年8月5日，双方就瑞城公寓项目合作开发事宜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出资4000万元即享有涉诉项目30%的股份，双方按照股份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胡建达、陈孝强两人平均出资2000万元，各占15%股份，该协议签订当天支付800万元，14日内支付700万元，25日内支付1500万元，45日内支付1000万元；关于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2000万元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由九洲公司负责投入，直至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及备案，后续工程内容包括水电安装等配套工程；胡建达、陈孝强没有按约定付款的，九洲公司有权要求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的违约金给九洲公司，胡建达、陈孝强超过30日未支付的，九洲公司有权解除协议。双方还对其他有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证据2：《解除合作协议通知书》，拟证明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以后，由于胡建达、陈孝强并未依照《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股份投资款及工程款，九洲公司曾于2017年11月22日分别通知胡建达、陈孝强解除《合作协议书》；证据3：《补充协议》，拟证明鉴于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继续合作，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胡建达、陈孝强承诺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资金（股份投资款）向九洲公司支付；证据4：建设资金支付清单，拟证明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后，2017年8月5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九洲公司因涉诉项目又陆续投入建设资金12317833.94元；证据5：视频2份，拟证明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后续建设过程中，胡建达、陈孝强将涉诉项目原已基本完工的14栋外墙花岗岩、外墙砖、花坛绿化、电梯门进行了拆除，但却未继续投入资金进行建设，给九洲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证据6：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曾向瑞安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九洲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瑞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依法作出裁定，因胡建达、陈孝强的起诉违反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瑞安市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依法作出裁定，因胡建达、陈孝强未依法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证据7：照片4张，拟证明胡建达、陈孝强参与“瑞成公寓”项目开发后，擅自拆除项目建筑外墙花岗岩、外墙砖，更改外立面；证据8：民事起诉状4份、传票4份，拟证明涉案项目与胡建达、陈孝强合作后，曾经把外墙涂料工程、外立面改造工程分别分包给他人施工，另外还有向他人购买电梯用于涉案项目建设，但由于胡建达、陈孝强未及时支付工程投资款，导致九洲公司无力向债权人支付工程款及货款，从而产生纠纷。相关权利人已相继向法院起诉，追究九洲公司法律责任。据此表明，双方再如此僵持下去，势必给项目及双方利益造成更大损失，这是双方均不愿看到的结果。对九洲公司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胡建达、陈孝强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待证事实不予认可。该合同约定了付款截点在第二条合同签订的当天支付800万元，此后的付款时间虽然是约定期限内，但该约定相互之间都是逗号，并不是顿号。因此后面的付款期限不能以合同签订当日起算，实际上双方在约定付款的时候都是根据金额的情况给予相对性的期限，4000万元付款的截点分别是：合同签订的同时、2017年8月20日、2017年9月15日以及2017年10月底，这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至于所付款项的性质都是合伙份额的出资，并非九洲公司陈述的8月16日、9月2日、9月13日、9月25日、10月13日支付的款项为工程款。因为只有4000万元是附期限的，4000万元是先到期的。根据法律规定，对款项性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应当先支付到期债务，在九洲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款项性质属于工程款的情形下，胡建达、陈孝强所付的款项均为出资款。结合双方的合同，只有在胡建达、陈孝强享有合伙份额后，才会去履行工程款支付的义务，若4000万元没有付足，胡建达、陈孝强就无法取得合伙份额。在不享有合伙份额的情形下，当然不可能支付工程款；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由九洲公司单方制作，胡建达、陈孝强从来没有收到该份通知书，且从形成时间来看，是2017年11月22日正好处于胡建达、陈孝强起诉九洲公司之后（起诉时间是2017年11月10日），该份证据是九洲公司为了应付该案诉讼而临时制作的证据；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待证事实不予确认。补充协议所约定的500万元款项性质是工程款，应当结合胡建达、陈孝强的付款情况、双方的微信记录以及补充协议签订时的现场录音来确定该款项的性质；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中所有的合同以及计算、付款资料中均没有胡建达、陈孝强的签字，恰好可以证明九洲公司违约，拒绝履行工程施工共同管理以及公司印章财务共同监管的合同义务。九洲公司将其公司大量员工工资支出、办公费用支出以及合伙之前的债务偿还，作为本案的证据，该部分支出均与双方合伙以后的工程施工无关。九洲公司实际用于合伙项目工程建设的只有500万元；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胡建达、陈孝强没有参与视频的录制，可以证明九洲公司违反合同约定，在未取得胡建达、陈孝强同意的情形下，擅自拆除外墙干挂，给合伙项目以及胡建达、陈孝强造成了损失；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质证意见与证据5一致；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只有第一个到第三个案件是与本案项目施工相关，第四个案件是九洲公司侵权行为所引起的赔偿纠纷，与本案无关。根据合同约定，涉案项目工程施工管理应当由双方共同监管，九洲公司将胡建达、陈孝强排除在涉案项目的施工管理权限范围之外，可以证明九洲公司违约的事实。且与本案相关的3个案件所支付的款项是包含在胡建达、陈孝强向九洲公司已付的950万元工程款以内的。截止目前，涉案项目后续工程款，九洲公司分文没有承担。本院经审查认为，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证据1真实、合法，可以证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温州瓯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系胡建达，陈孝强单方委托，其中明确载明“所提供资金往来的银行账目等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且该证据与胡建达、陈孝强在本案中所提的诉讼请求不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胡建达、陈孝强单方制作的清单，属于当事人陈述；证据4的真实、合法，但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的待证事实；证据5真实、合法，可以反映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磋商的过程，但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的待证事实，且与胡建达、陈孝强的诉讼请求无关；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实质性关联，本院不予认定；双方对证据7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该证据可以证明在签订《补充协议》后九洲公司的李志豪与胡建达在微信中就后续建设资金、公章共管等事宜进行磋商的过程，但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8、证据9与本案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11系胡建达、陈孝强单方陈述及制作的图标，属于当事人陈述；证据12无法证明待证事实；证据13真实、合法，但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14内容真实，但是无法证明胡建达、陈孝强主张的待证事实；证据15部分为案外人账户，且是否具有资金实力与履行合同是否符合约定无必然联系，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九洲公司提供的证据1真实、合法，可以反映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与本案争议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证据3真实、合法，可以反映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足以证明九洲公司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证据5、7只能反映拍摄时涉案楼盘的情况，无法证明九洲公司的待证事实；证据6真实、合法，可以证明胡建达、陈孝强曾向法院起诉九洲公司要求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的事实；证据8真实，可以证明九洲公司被案外人起诉的事实，但与本案不存在实质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九洲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如下鉴定申请：1.对瑞安市瑞城公寓项目住宅、地下室的房价均价（按每平方建筑面积计价）进行鉴定，鉴定的基准日分别为2017年11月5日、2018年11月3日；2.对上述项目外墙、花坛绿化、电梯门被拆除后进行重做的造价进行鉴定。温州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温华房估（2018）字第Ｆ087-1905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7年11月5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804元／ｍ2，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8年11月3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543元／ｍ2。对于第2项申请内容，由于九洲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缴纳鉴定费用，该申请被本院司法鉴定处建议退回。本院认为，该鉴定程序合法，可以证明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7年11月5日及2018年11月3日的市场平均价值。根据本院认定的证据及胡建达、陈孝强、九洲公司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坐落于瑞安市洲公司负责开发。涉案项目的房屋已基本建设完毕，仍留有部分扫尾工程尚未完工，至今尚未竣工备案。2017年8月5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胡建达、陈孝强（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如下：鉴于甲方开发坐落于瑞安市的瑞城公寓项目（以下将地块和项目统称为“本项目”），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瑞国用（2006）第5-171号，房产预售证号为瑞房售许字（2011）第004号，总建筑面积51495平方米【普通住宅46678.65平方米，商业4816平方米（包括其他）】，其中：2幢（三层）属违章建筑，地下室建筑面积约11000平方米，现本项目基本完工。甲方为了处置本项目，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自愿、平等和诚实守信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执行。一、甲方已经取得股东会同意，本项目整体作价肆亿元人民币（含发票一切缴税费用由甲方自负，如甲方有未披露的债务、未付款项等，均由甲方承担）。双方经协商约定，乙方出资肆仟万即享有本项目30%的股份，双方按照本项目股份比例共担风险，共享本项目收益。乙方出资人如下：胡建达出资人民币贰仟万元，占本项目15%股份；陈孝强出资人民币贰仟万元，占本项目15%股份；二、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当天乙方支付捌佰万元人民币预付款，14日内乙方支付柒佰万元人民币，25日内支付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剩余款过45日付完（即壹仟万元），以上所有款项需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三、项目经营管理乙方支付贰仟万元款项后，甲乙双方共同管理本项目所有印章（包括公章、合同章、财务章、项目部印章、银行预留印鉴等），本项目日常经营管理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本项目所有资金的进出、对外签订合同、结算、付款等任何经济行为均需甲、乙双方共同审批签字及盖章方有效，销售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操盘营销。四、关于后续工程施工建设本项目前期手续具备和主体结构未通过验收，本项目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乙方负责贰仟万元人民币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的资金由甲方负责投入），直至全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及备案，后续工程内容包括水电安装、会所、配电房、园林景观、装饰、电梯、防雷、人防、消防、高压配电房等配套工程。本协议签订后5日内甲乙双反共同择选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房屋销售价格、营销广告、策划、工程设计变更、工程造价由双方共同商定。五、甲乙双方组建的项目管理人员进场后，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本项目的违章建筑补办手续，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登记及房屋销售办理房产证为止，补缴地价款等款项由双方按股份比例负责缴纳。六、本项目合作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乙方不承担一切责任。七、本项目合作后，所占股份比例为甲方占百分之七十，乙方占百分之三十。本项目完成后，盈亏由甲乙双方按照以上股份比例承担。本项目销售金额达到贰亿伍仟万元后，超出部分资金按双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待完成工程竣工备案、办理房产证、房产交付后进行最终清算。八、乙方没有按约定付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违约金给甲方，乙方超过30日未支付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九、甲方签订本协议后未按照协议约定要求履行，导致项目的合作无法继续进行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并立即返还乙方已付款项及支付乙方已付款项每日万分之四的违约金（从实际支付之日起计算），或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十、责任与保证未经双方同意，一方不得将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质押给任何第三人，不得擅自终止本协议或就本项目与第三人合作，签署本协议已取得了合法授权，并且有能力履行本协议。甲方保证本项目包括地下室等在内的实际建筑面积不低于63000平方米。十一、协议各方在履行协议中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提交行政主管部门仲裁，或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十二、此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协议未尽事宜，双方经协商后可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十三、本协议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2018年1月10日，九洲公司（作为甲方）与胡建达、陈孝强（作为乙方）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甲乙双方于2017年8月5日就合伙经营瑞安塘下镇“瑞城公寓”项目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现为了保障双方的合伙权益特补充如下：一、甲方承诺并确认：乙方在整体合伙项目中占有30%的合伙份额，乙方的合伙投入及合伙收益均包含在乙方按照合伙份额占比对本项目最终销售所得总额的结算分配中，合伙项目盈亏的风险由乙方按照合伙份额占比承担。甲方同意在本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由甲乙双方共同申请设立售楼款专用资金账户，所有销售所得一律汇入该专用账户由双方共同监管，该账户的银行U盾由甲乙双方各持一枚，款项支出由甲方制单乙方审核。二、乙方承诺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天内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伍佰万元汇入甲方指定账户（甲方财务人员）：户名王颖，账号62×××47；开户行招商银行鹿城支行；其余部分余款按照原合作协议约定，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仍付至上述账户；三、本补充协议于乙方上述伍佰万元款到甲方上述指定账户时生效。四、原《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与本协议补充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胡建达、陈孝强共向九洲公司支付4950万元，具体支付情况如下：2017年7月26日支付800万元；2017年8月16日支付235万元；2017年8月18日支付600万元；2017年8月29日支付200万元；2017年8月30日支付700万元；2017年9月2日支付100万元；2017年9月13日支付65万元；2017年9月14日支付100万元；2017年9月21日支付600万元；2017年9月25日支付350万元；2017年10月13日支付150万元；2017年10月17日支付50万元；2017年10月22日支付300万元；2018年1月11日支付200万元；2018年1月17日支付300万元；2018年2月1日支付200万元。签订《补充协议》后，九洲公司的李志豪与胡建达通过微信就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进行沟通。李志豪在微信中将工程工资表发给胡建达，并要求胡建达抓紧时间落实资金，尽快支付工程款及工人工资。胡建达在2018年3月21日表示，合同已经约定付款至2000万时应当移交包括公章在内的印章以及公司财务共同管理，现在已经出资至5000万，但九洲公司却仍然拒绝胡建达方参与公章监管。九洲公司拿了5000万却施工进度缓慢，工程竣工遥遥无期。九洲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合伙项目建设进度拉长，损害了共同利益。2018年3月22日，李志豪表示，按照双方协议约定2017年12月30日前工程款投资款全部到位，到现在胡建达还欠1050万元，胡建达方已经违约了很多次，应该追究胡建达方的违约责任。工程竣工验收手续由胡建达方负责办理，到现在7个月一点进展都没有，要求胡建达方抓紧时间把工程款及配电房设备资金支付掉。2018年3月29日，李志豪告知胡建达，“今天保险箱买过来了！请你派财务管理人员过来上班、九洲房开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直接移交给双方一起保管！但是第三次协议我不会给你两人再签订的！”同时，李志豪将移交清单发给胡建达。胡建达于2018年3月31日另外发送了一份移交清单给李志豪。李志豪回复：“老胡你真的好聪明、财务章公章移交给双方共同监督管理是双方协议约定、各方委派财务管理人员1名、现在你提出要求增加很多条文是顾（故）意刁难、昨天下午在你办公室五个人包括你的律师一起讲好了、今天你要变了干吗变来变去呢，工地工人每天都在闹事，塘下派出所民警在调解，你抓紧落实资金到位阿”。2018年3月31日，李志豪表示：“老胡、人在做天在看、节后二个多月了工程款及工人工资款还是不到位、你讲话不算数都是骗人的话、你这样做是害人害己、双方协议约定公章财务章由共同管理现在你们不同意移交、按照你们的安排十个班组在施工、现在每天都有100多名工人要求发工资在工地闹事、做人要厚道不要逼人你这样做对自己真的没有好处！”2018年4月8日，李志豪表示：“我和你讲了很多次印章、财务专用章、抓紧派人到我公司接交。”2018年4月9日，李志豪表示：“老胡、印章、财务专用章、合同章、法人章由双方共同一起管理我一百个同意、你想另外很多条款文字签订第三次协议是不可能的、你只能按照双方二次签订协议约定要求办理交接手续、你现在顾意拖延时间制造矛盾、现在工地全面停止施工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责任只能由你们两自己承担！”2018年4月9日，胡建达表示：“李总，办理移交共管手续是不是要分清责任啊？移交共管前以及未经我方签字同意的印章使用责任由你方承担并且由你们夫妻俩担保是不是你自己答应的？我们作为合伙人，土地证是不是应该共同监管？不然你想拿着土地证干什么用？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可以用于申请克（刻）制印章，移交共管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共管公章还有什么意义？办理移交共管手续我们只有这几点要求，合情合理，也是移交共管手续的一部分，必须照搬，否则移交共管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可能将原本属于你方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合伙双方承担，我们显然是不会再上当的。”另查明，温州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出具温华房估（2018）字第F087-190521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7年11月5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804元/m2，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8年11月3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为16543元/m2。本院认为，结合本案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案应为胡建达、陈孝强与九洲公司在瑞城公寓项目合伙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宜调整为合伙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一，涉案《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当继续履行还是应予以解除；第二，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项目30%的合伙份额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第三，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445600元违约金、赔偿房价跌落损失及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的理由能否成立。第一，关于《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继续履行还是予以解除的问题。《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法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合作协议书》第四条约定，本项目后续工程施工建设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2000万元人民币建设资金投入（超出部分的资金由九洲公司负责投入）。《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没有按照约定付款的，九洲公司有权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未付款项每日按万分之四违约金给九洲公司，胡建达、陈孝强超过30日未支付的，九洲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九洲公司与胡建达、陈孝强共同管理项目所有印章。从九洲公司的李志豪与胡建达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九洲公司并未拒绝共管印章且表示已经买好保险箱，要求胡建达、陈孝强安排管理人员过来上班。目前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九洲公司存在违反协议关于项目印章共同管理的情形。结合《合作协议书》签订背景以及李志豪与胡建达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认为，后续工程建设资金应先由胡建达、陈孝强负责投入。从胡建达、陈孝强之前支付后续建设资金的情况可见，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后续工程建设资金并不需要九洲公司向其出具书面通知。根据胡建达、陈孝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李志豪在微信中将工资表发给胡建达，并多次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后续工程建设资金，但胡建达、陈孝强均未支付，导致项目扫尾工程停工，已违反协议相关约定，故九洲公司可依据协议行使合同解除权。此外，双方在签订《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后，由于印章共同管理、出资款及建设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等问题矛盾不断。自2017年8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后至本案庭审结束时，已历史两年多时间。目前，涉案项目扫尾工程仍处于停滞状态。涉案项目后续建设、办理相关手续、楼盘销售、最后结算等均建立在当事人相互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之上。但从目前状况来看，涉案项目后期工作的信任与合作基础已经丧失。为防止双方损失进一步扩大，本院对九洲公司要求解除《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鉴于胡建达、陈孝强在本案中已提出若解除合同，则要求九洲公司赔偿损失及返还已付款项的主张。九洲公司亦在本案中就合同解除后已支付的款项的处理发表了意见。故为避免诉累和案结事了，结合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市场上融资的成本、合作过程中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九洲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返还胡建达、陈孝强已支付的款项。因本案系胡建达、陈孝强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故对胡建达、陈孝强要求九洲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得利益损失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鉴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应予以解除，九洲公司应返还胡建达、陈孝强已付款项，故胡建达、陈孝强要求确认其享有涉案项目30%的合伙份额，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支付445600元违约金及赔偿房价跌落损失的理由能否成立。双方于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胡建达、陈孝强应当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合作协议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汇入九洲公司指定账户，其余部分余款按照原合作协议约定，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结合《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合作协议书》对出资款的支付有时间限制，而对后续工程的建设资金投入并未约定具体时间。此外，《补充协议》第二条将未付足部分的500万元与按合伙项目工程进度支付的其余款项区分开来进行表述，表明上述500万元应为《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款，而非工程款。胡建达、陈孝强确实存在逾期支付出资款的情形。双方已经通过《补充协议》确认在签订《补充协议》时，胡建达、陈孝强未付金额为500万元。即使胡建达、陈孝强未按照《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及时支付款项，九洲公司也已放弃追究相应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根据双方一致确认的款项支付情况，胡建达、陈孝强于2018年1月11日支付200万元，2018年1月17日支付300万元，已经完成了《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根据九洲公司向本院提供的违约金计算明细，2017年8月19日及2017年8月30日应付款项的违约金的的起算点均为《补充协议》签订之前，故九洲公司主张该两笔款项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九洲公司主张的2017年9月19日应付款项在签订《补充协议》之前的违约金，与前述分析同理，九洲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至于《补充协议》签订后的逾期付款违约金，鉴于目前证据仅显示九洲公司在2018年3月份有催促胡建达支付建设资金的行为，故对九洲公司主张的2018年2月1日前的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九洲公司主张的房价跌落损失问题。首先，房地产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有涨有跌。涉案项目尚未进行销售，温州华信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瑞城公寓项目住宅房地产2018年11月3日的平均市场价值，不能等同于涉案项目住宅房地产的实际销售价格。故九洲公司以此评估价格作为依据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房价跌落损失，依据不足。其次，即使涉案项目进入销售阶段，销售情况也要视当时的市场环境而定，开盘后并不代表涉案项目所有住宅房地产均可售罄，故九洲公司以涉案住宅房地产总面积计算损失，依据不足。故对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房价跌落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问题。九洲公司主张合作时双方曾确认并计划扫尾工程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日起三个月左右完工，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主张。且《合作协议书》中明确涉案项目2幢（三层）属违章建筑，主体结构未通过验收，人防、消防、高压配电房等配套工程均未完工，故扫尾工程实际完工时间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并非双方计划可以确定。故九洲公司要求胡建达、陈孝强赔偿自2017年12月6日起的因工期延误造成的开发成本利息损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胡建达、陈孝强与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2018年1月1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胡建达、陈孝强4950万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800万元从2017年7月26日起算；其中235万元从2017年8月16日起算；其中600万元从2017年8月18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7年8月29日起算；其中700万元从2017年8月30日起算；其中100万元从2017年9月2日起算；其中65万元从2017年9月13日起算；其中100万元从2017年9月14日起算；其中600万元从2017年9月21日起算；其中350万元从2017年9月25日起算；其中150万元从2017年10月13日起算；其中50万元从2017年10月17日起算；其中300万元从2017年10月22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8年1月11日起算；其中300万元从2018年1月17日起算；其中200万元从2018年2月1日起算）；三、驳回胡建达、陈孝强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41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胡建达、陈孝强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76996元，评估费25000元，由温州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 萌审 判 员  曾 慧人民陪审员  戴艾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周婷婷代书 记员  蔡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