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36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女，1937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1，男，1962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2，女，1967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上述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湘，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三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鸳鸯，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3，男，1961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瓯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吴某、蔡某1、蔡某2因与被上诉人蔡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4民初7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某、蔡某1、蔡某2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蔡碎娒、陈乐琴于1985年立下的遗嘱（以下简称涉案遗嘱）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涉案遗嘱在事实和形式上均不符合客观事实。（一）、遗嘱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1、现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曾用门牌号××、20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不属于蔡碎娒、陈乐琴所有，其无权处分涉案房屋。涉案房屋的地基系因蔡成桐参军后村组织给予的福利，该事实有新桥街道新桥村村民委员会盖章确认的证明予以证明。此外，蔡碎娒、陈乐琴在1957年之前一直居住在老宅，且无另行安置地基事由。还有，蔡成桐系于1955年参军，涉案房屋系1957年建造，当时陈乐琴已经五十余岁，无任何经济来源，系蔡成桐每月将参军补贴邮寄给陈乐琴而帮助其建造涉案房屋。原判无视上诉人主张的有关证据和事实而直接认定涉案房屋系蔡碎娒、陈乐琴所有，是错误的。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原判认定涉案遗嘱有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涉案遗嘱中“因儿子分居已久均无照顾”，不符客观事实。蔡成桐实际有照顾蔡碎娒、陈乐琴，只是因与被上诉人的意见不和及多次殴打等原因，蔡成桐和上诉人只能在被上诉人不在家时去探望和照顾蔡碎娒、陈乐琴。在被上诉人无故失踪的三年里，涉案房屋也是由蔡成桐夫妇照顾、打理。因此，蔡碎娒、陈乐琴与蔡成桐夫妇之间感情融洽，不可能在涉案遗嘱中作出“均无照顾”的意思表示。（二）、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且远超过稍有欠缺的程度。1、遗嘱内容不是立遗人口述。遗嘱所载内容意思表达流畅，措辞书面化，而蔡碎娒、陈乐琴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有如此书面化的“口述”，故遗嘱内容不符合“立遗人口述”的客观事实。2、遗嘱的见证人仅加盖个人私章，并没有见证遗嘱的形成过程和签字，故不符合“在场见证”的规定。3、遗嘱上的遗嘱人处仅加盖遗嘱人蔡碎娒、陈乐琴的私章，而没有遗嘱人的亲笔签名，也无捺印，且陈乐琴的私章系被上诉人为了遗嘱而雕刻，并未在其他地方使用过，上述事实不符合代书遗嘱“遗嘱人签名”的规定，且上诉人有理由怀疑该遗嘱系被上诉人伪造。二、原判认定事实中存在超出当事人诉求的情形，属于程序违法。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判令三原告继承涉案房屋的全部拆迁权益”，因被上诉人并未提起反诉，故原判仅对上诉人是否享有继承权予以认定即可，原判在事实认定中直接认定“被告有权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屋”，显然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请请求，属于程序违法。蔡某3辩称，一、涉案遗嘱有效，上诉人对涉案房屋不享有继承权，涉案房屋与上诉人无关，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正确。二、上诉人关于涉案遗嘱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等理由不成立。1、涉案房屋的地基系蔡碎娒和陈乐琴所有，并非村组织因蔡成桐参军而给予蔡成桐的福利。2、涉案房屋的一层系蔡碎娒和陈乐琴建造，并非系蔡成桐以自己参军补贴作为建设房屋资金的来源，且上诉人也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3、涉案遗嘱系蔡碎娒、陈乐琴的真实意思表示，虽无本人签字，但有该二人的印章，符合当时的习惯，依法有效。即便涉案遗嘱无效，但通过事后的行为及证人的陈述来看，蔡碎娒、陈乐琴也是认可涉案房屋归属蔡某3，从未否认过蔡某3取得涉案房屋的权利。三、原判认定“被告有权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屋”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事实认定，而不是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某、蔡某1、蔡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位原告依法继承涉案房屋全部的拆迁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蔡成桐系陈乐琴与蔡碎娒的儿子。陈乐琴与蔡碎娒另有一名养子。陈乐琴于1997年去世，蔡碎娒于2001年去世。蔡成桐系原告吴某的丈夫，二人育有三个子女，长子蔡某1、次子蔡某3、女儿蔡某2。2018年1月6日，蔡成桐去世。蔡成桐于1955年参军。涉案房屋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曾用门牌号××、20号），建造于1957年间，当时为一层砖木结构房屋。蔡成桐与吴某的户籍原登记在涉案房屋，因别居他处于1961年迁出。被告主要由蔡碎娒、陈乐琴抚养照顾。1984年6月11日温州市规划局城西规划管理所发出房屋修建许可证，准予被告对坐落于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西山西路××房屋进行拆建，修建总面积107.44平方，其中新增面积55.49平方。后蔡某3将涉案房屋从一层加建至二层。1985年5月12日，蔡碎娒、陈乐琴在苏某等人的见证下由余镜为代书一份《遗嘱》（即涉案遗嘱），载明：“立遗嘱人蔡碎娒、陈乐琴……于一九五七年在新桥西岸（现西山西路××）建房平房贰间、石轩贰间。因儿子分居已久均无照顾、唯有孙儿蔡某3从小就在我身边抚养长大……今为了祖孙感情，经过反复考虑……今愿将该屋东首正间壹长间、石轩壹间及店面、东首全部产业给予孙儿蔡某3继承……”1985-1986年间，蔡某3补办和办理了涉案房屋相关审批手续，并缴纳了公用配套设施费。其中温州市规划处城西规划管理所未经审批私人建房登记表对于地基来源载明为祖孙关系。1993年、1996年、2004年间，蔡成桐曾以蔡某3殴打、驱赶蔡成桐为由，向司法局、公安局等部门反映，相关部门未做出处理。蔡成桐、吴某在蔡碎娒、陈乐琴晚年与二老来往较少。蔡碎娒、陈乐琴由蔡某3养老送终。涉案房屋已列入拆迁范围并已拆除。蔡某3明确未对蔡成桐尽赡养义务。证人苏某于2019年1月9日到庭谈话，称其与蔡某3系隔壁邻居，其房屋系从蔡碎娒处购买；1985年蔡碎娒、陈乐琴告知其因二老年事已高要将涉案房屋留给蔡某3，请证人对遗嘱进行见证，立遗嘱时蔡碎娒、陈乐琴精神尚可，遗嘱内容由代书人代书，蔡碎娒、陈乐琴加盖私章，这也符合当时写遗嘱的形式，遗嘱上有出现名字的人员在场与其一起对过程进行了见证。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涉案房屋权属来源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蔡成桐于1955年参军，原告主张涉案房屋地基及建房材料是基于蔡成桐参军分配所得，建房款由蔡成桐出资，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根据蔡某3提供的相关审批材料载明的内容，地基来源为蔡某3的祖父母。房屋于1957年建造，此时蔡成桐正在参军，并未参与涉案房屋的建设，同时原告在诉状中也主张涉案房屋为祖产，涉案房屋应当认定为蔡碎娒、陈乐琴所有。关于涉案房屋是否发生遗嘱继承的问题。蔡碎娒、陈乐琴于1985年立下遗嘱，遗嘱见证人苏某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蔡某3长期随蔡碎娒、陈乐琴居住生活，蔡成桐、吴某与蔡碎娒、陈乐琴在二老晚年来往较少的情况，蔡碎娒、陈乐琴立下遗嘱明确涉案房屋在二老死亡由蔡某3根据遗嘱继承，符合情理。我国《继承法》于1985年10月1日施行。本案蔡碎娒、陈乐琴所立遗嘱为代书遗嘱，于1985年5月12日出具，上面有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立遗嘱人的私章，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即便没有立遗嘱人的亲笔签名和捺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第35条的规定，继承法实施前订立的，形式上稍有欠缺的遗嘱，如内容合法，又有充分证据证明确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遗嘱有效。蔡某3有权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屋。另外，蔡某3于1980年代中期经审批对涉案房屋进行加建，从一层加建至二层，房屋已经发生变化。现涉案房屋已经拆迁，相关的拆迁安置权益包括蔡某3加建部分的权益。综上，原告主张涉案房屋由蔡成桐一人继承后，因拆迁转化为拆迁权益再由三原告继承，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负担。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供以下十组证据。证据一、户口登记表，以证明蔡碎娒系1957年11月28日落户涉案房屋，且当时蔡碎娒系入赘蔡家及涉案房屋不属于蔡碎娒所有的事实。证据二、报告、单素霞证明、邵多福证明及叶茂济、叶茂文证明各一份，以证明：1、涉案房屋宅基地系因蔡成桐参军而特批取得；2、蔡成桐出资建造的房屋系三间而非遗嘱所述的“两间平房”。证据三、廖兰英证明、新桥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及图纸、陈连英视频各一份，以证明涉案房屋系由蔡成桐出资建造。证据四、产权调换协议、房屋平面图（均为复印件），以证明拆迁权益中存在遗嘱未涉及且由蔡成桐于1992年搭建的房产（即房屋平面图中的①-2店面）。证据五、郑雅亿证明一份，以证明：1、蔡成桐于1992年在涉案房屋的地基上搭建店面一间并将其租金交给陈乐琴做生活费使用，已对陈乐琴履行赡养义务；2、蔡成桐因遭被上诉人打骂导致无法履行赡养义务。证据六、孙连光证明、林瑞珍证明各一份，以证明：1、被上诉人对父母打骂甚至对祖母陈乐琴也有过打骂行为；2、陈乐琴将遗产留给被上诉人不符合情理。证据七、叶茂济、叶茂文等人证明一份，以证明上诉人等人虽因被上诉人的原因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对陈乐琴、蔡碎娒进行过多照顾，但均有出席参加二老葬礼。证据八、朱爱华和王云云等人的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各一份，以证明上诉人吴某对被上诉人履行过抚养照顾义务并为其安排工作的事实。证据九、叶茂济、叶茂文等30人的证明一份，以证明被上诉人未对蔡成桐履行过赡养义务。证据十、陈某证明一份并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二审举证期限之后提供），以证明陈某当时未在现场也从未在遗嘱上签字等事实。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持有异议，并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涉案房屋不属于蔡碎娒；关于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这七组证据中所有的证明因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询而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且其内容都是上诉人打印后让证人签字，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据二中的报告存在笔迹修改，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报告中蔡成桐称祖业是代代相传的，但叶茂济、叶茂文的证明却称涉案房屋是蔡成桐建造，故两者存在矛盾；证据三视频光盘中的内容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证据四无原件核对，且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八、证据九与本案无关。关于证据十，本案一审证人苏某的证言可证明涉案遗嘱真实有效，针对立遗嘱时陈某是否在场及有无签字等问题法院可以向苏某再次询问核实。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本案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况且：证据一所证明的蔡碎娒户口于1957年11月28日迁入的事实并不足以否定涉案房屋后来归蔡碎娒、陈乐琴夫妻所有的待证事实；证据二、证据三、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证据九中所有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因相应证人未出庭并接受质证，故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故不予采纳；证据二中的报告存在笔迹修改，其内容属于事先打印，报告中蔡成桐称祖业是代代相传与叶茂济、叶茂文等证明中称涉案房屋是蔡成桐建造的主张相悖，故其真实性也无法确定，且也不足以否定涉案房屋后来归蔡碎娒、陈乐琴夫妻所有的待证事实；证据三视频光盘中的内容没有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新桥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及图纸无法以证明涉案房屋系由蔡成桐出资建造；证据四无原件核对，且该组证据即使真实也不能证明其平面图中的①-2店面是蔡成桐搭建，此外，涉案遗嘱中由被上诉人继承的财产中已经明确包括店面，故也不能证明二审待证事实；证据八、证据九不影响本案二审结果的处理；证据十不足以否定涉案遗嘱效力。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在本案二审指定的举证期限之后向本院提供营业执照、温州市动力用户供电证、温州市鹿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证及个体工商户税务登记证（经营者、负责人均为黄慧芬，地址为西山西路20号），以证明上述证据四平面图中的①-2店面是被上诉人自己搭建。上诉人对该证据作为本案二审新证据持有异议，并认为该证据也不足以反驳上诉人的证据四所证明的事实。本院认为，黄慧芬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所在地址与①-2店面是谁所建无直接关系，况且上述证据显示的西山西路20号是整个涉案房屋地址，而不专属于①-2店面地址，故本院也不予采纳。本院审核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证据后，依法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情况，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以下三个方面，分述如下：第一，关于涉案房屋归谁所有的问题。据当事人所述和（2017）浙0304民初8062号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可以认定蔡碎娒在涉案房屋建成之前已经入赘蔡家并有经济收入，陈乐琴、蔡碎娒均有投入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三间平房建设，上诉人称上述三间全部系蔡成桐建设，既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支持，也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此外，上诉人在本案起诉状中也称涉案房屋系祖产，且上述三间平房中的二间转让给案外人时，实际也没有涉及蔡成桐、吴某等上诉方。尔后被上诉人基于地基来源于“祖孙关系”并以自己名义办理涉案房屋加层手续时，相关手续也分别得到当地村民组织的认可，且无证据证明上诉人方就被上诉人对涉案房屋加层一事有及时提出异议。因此，即便蔡成桐对涉案房屋的建成有贡献，但根据上述情况结合蔡成桐与吴某因另居他处其户籍早于1961年已迁出涉案房屋住处及作为亲生儿子的被上诉人主要系由蔡碎娒、陈乐琴抚养、照顾等相关事实，应视为蔡成桐已将自己对涉案房屋相应部分的权益给予了父母蔡碎娒、陈乐琴。原判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蔡碎娒、陈乐琴所有，并无不当。第二，关于涉案遗嘱的效力问题。经审查，涉案遗嘱有余镜如在场代书，有周玉叶在场作为鉴证人并盖章及涉案房屋邻居苏某在场作为证明人并盖章，此外，涉案遗嘱由代书人余镜如一并注明具体年、月、日，俩遗嘱人处均盖有相应遗嘱人的印章，故符合代书遗嘱形式。遗嘱见证人苏某系涉案房屋的邻居，其关于涉案遗嘱形成时的在场人员情况和签名、盖章情况及遗嘱人当时的精神、身体状况情况等有关陈述较为客观，此外，遗嘱还加盖了“温州市郊区新桥乡居民委员会”印章，结合证人潘某的证言、被上诉人长期随蔡碎娒、陈乐琴居住生活的实际及被上诉人随后完成以自己名义办理涉案房屋加层的手续并将涉案房屋进行加层等事实，可以认定蔡碎娒、陈乐琴将涉案房屋全部给予被上诉人继承的意思是真实的。遗嘱虽然存在代书人代签及签章代替签名等问题，但符合当时习惯做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的规定，上述问题不足以否定遗嘱效力的认定。因涉案遗嘱已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陈某实际有无在场及其在遗嘱上有无签字或盖章，亦不影响遗嘱效力的认定。原判认定遗嘱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第三，关于原判是否存在超诉请的违法情形。原判在“法院认为”部分认为“被告有权依据遗嘱继承涉案房屋”，系在查明事实基础上针对上诉人诉讼请求作出判决时的必要说理，不属于超出当事人诉求的程序违法情形，故本院对上诉人的相应上诉理由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上诉人吴某、蔡某1、蔡某2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郑明岳审 判 员 柯丽梦审 判 员 张元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刘颖颖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