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51民初4255号 原告：史某某，男，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原告：王某某，女，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原告：史某1，女，200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法定代理人：史某某，男，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系原告史某1之父。 法定代理人：王某某，女，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系原告史某1之母。 原告：史某2，男，200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法定代理人：史某某，男，1979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系原告史某2之父。 法定代理人：王某某，女，198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系原告史某2之母。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萍，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顺香，女，1957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重庆天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明文，男，1950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重庆天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某1，女，1986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被告：赖某某，男，汉族，1984年3月6日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清华，男，汉族，1980年6月16日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告：赖某1，男，汉族，2010年7月30日生，住重庆市铜梁区。 法定代理人：王某1，系赖某1之母。 法定代理人：赖某某，男，汉族，1984年3月6日生，住重庆市铜梁区，系赖某1之父。 原告史某某、王某某、史某1、史某2与被告黄顺香、阳明文、王某1、赖某某、赖某1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8月5日、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史某某暨原告史某1、史某2的法定代理人、王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二次开庭前王某某撤销了史某某代理权），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被告王某1暨赖某1法定代理人、被告赖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清华到庭参加了第一次诉讼，原告史某某暨原告史某1、史某2的法定代理人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萍，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东到庭参加了第二次诉讼，被告王某1、赖某某、赖某1经本院合法传唤后，均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史某某、王某某、史某1、史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2016年8月1日签订的《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四原告对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区4-2-6、4-10-4、4-16-5三套房享有120㎡建筑面积的份额；3、依法判令被告依据四原告应得的120㎡建筑面积的份额对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区4-2-6、4-10-4、4-16-5三套房进行重新分割；4、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放弃第2项诉讼请求，将第2、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依据四原告应得的120㎡建筑面积的份额对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2-6、10-4、16-5三套房进行重新分割，分割时将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楼10-4房屋分割给四原告所有，不足120㎡的部分由五被告按市场价赔偿给四原告47804元（3500元/㎡×28.12㎡-1800元/㎡×28.12㎡=47804元）。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均为重庆市铜梁区XX镇XX村XX社居民，2012年3月12日，XX镇人民政府对XX村XX社进行了拆迁，其中四原告与五被告一起作为拆迁安置对象，由XX人民政府进行拆迁安置补偿。本案四原告均为住房安置人员，依据拆迁补偿政策，四原告每人有30㎡限价商品房购买权利，即原告一家四口有权购买120㎡限价商品房。但五被告对四原告隐瞒了住房安置情况，拆迁后四原告一起回到河南老家，未在铜梁居住，故四原告一直不知晓政府已经开始进行住房安置，至2018年四原告回到铜梁后，听他人说拆迁住房安置已经进行，后四原告到政府部门了解情况，才知晓因拆迁安置，原、被告总计可以获得270㎡的住房安置，因被告阳明文在《购买铜梁县限价商品房住宅申请书》上擅自表明放弃30㎡，原、被告获得了三套建筑面积总计240㎡的房屋，其中两套分别为90㎡，另外一套60㎡。2016年8月1日，五被告签订了《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该协议上四原告的签名均不是原告本人签署，且四原告也未委托任何人签署该协议，五被告在未经四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原、被告应得的三套房屋进行了分割，并将四原告应得的120㎡据为己有，该《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应属无效。因五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三套房屋进行了分割，且分割时排除了四原告应得的份额。五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四原告利益，故该三套房屋应当在考虑四原告应得份额情况下重新进行分割。被告黄顺香本应享有的房屋份额面积只有30㎡，但因《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中虚假的意思表示，导致登记在被告黄顺香名下的有120㎡的份额，严重损害四原告利益，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龙庆路19、21号4号楼10-4（面积91.88㎡）在重新分割时作为四原告应得份额，分割给原告所有。综上，五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四原告利益。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起诉来院。 被告黄顺香、阳明文答辩称，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涉及政府行为，要确认协议无效，应当追加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为被告，否则如果要确认协议无效，就缺少相应主体。原告要求分割的房屋实际使用人为王英，是黄顺香、阳明文向政府申请后，由王英出资购买的，应追加王英为被告。原告称其不知道限价商品房选房、付款、登记的所有事实，均不成立。因原告的户籍在河南，被告阳明文将王某某的户籍迁到XX后，进而又将史某某及其子女的户口迁过来，才享有限价房的资格。虽然原告户口迁到XX，但原告还是在河南居住，至于选房、付款、登记等事项都是原告委托被告黄顺香、阳明文办理，当时原告是明确放弃了限价商品房的购买权的，而且当时政策是必须当天选房，过期作废，差价也只是2万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王某1、赖某1答辩称，王某1母亲给姐姐王某某打了电话告知选房的事情，至于王某某是否将情况告知史某某，那是王某某与史某某之间的事情，原告当时是放弃了购买房屋的，但安置款是拿回去了的。 被告赖某某答辩称，同意王某1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史某某与王某某于2013年2月21日登记结婚，二人系夫妻关系，史某1与史某2系二人子女，王某1与王某某系黄顺香女儿，阳明文系王某1与王某某继父，阳明文与黄顺香系夫妻关系,赖某1系赖某某与王某1之子。王某1与王某某于2001年10月15日由重庆市云阳县XX镇XX村迁到铜梁区XX街道XX村XX组XX号，户主为王某1，后史某某及其儿子史某2、女儿史某1以夫妻投靠子女随迁迁入方式于2014年4月21日由河南省商水县迁入XX村XX社王某1户下。 2009年6月9日，陈德贵、管万琴与黄顺香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陈德贵、管万琴所有的房屋的部分出卖给黄顺香，2009年7月24日，双方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房籍号：2009-XX号），该房屋于2012年被征地拆迁。2012年3月21日，黄顺香（乙方）与原铜梁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甲方）签订《铜梁县征地拆迁建（构）筑物补偿及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约定：乙方住房安置对象6人，共计货币安置费324000元，该安置协议书附件《铜梁县农房拆迁补偿安置明细表》载明住房安置人员为黄顺香、阳明文、王某1、王某某、赖某某、赖某16人，该6人均为住房安置对象，安置标准为1800元/㎡，30㎡/人，共计324000元。2014年5月9日，王某1（乙方）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办事处签订《建（构）筑物补偿及货币安置协议》，该协议约定乙方住房安置对象3人，共计安置费162000元，该安置协议书附件《建（构）筑物拆除补偿及货币安置明细表》载明住房安置人员为史某某、史某2、史某1，安置标准为1800元/㎡，30㎡/人，共计162000元。2014年8月左右，阳明文将四原告的住房安置费216000元全部交给原告王某某，黄顺香、阳明文称因王某某称史某某准备在河南老家建房，故其才将住房安置费转给王某某。庭审中，史某某称其于2016年对河南老家房屋进行了改建。2016年2月15日，史某某到重庆市铜梁区公安局蒲吕派出所补办了身份证件。2017年6月，王某某也回到过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 2016年6月27日，阳明文提交《购买铜梁县限价商品住房申请书》，该申请书载明申请人黄顺香，拆迁住房安置人数9人，即黄顺香、阳明文、王某某、王某1、赖某某、赖某1、史某某、史某2、史某1。该申请书申请事项一栏载明，经家庭成员商量一致同意，由本人黄顺香代表全家申请购买限价商品房3套（其中建筑面积60平方米1套，90平方米2套）合计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如因发生家庭纠纷或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申请事项不会改变，由此所产生的经济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由阳明文在申请事项栏申请人签字处签名捺印，并书写“本人代表全家自愿放弃限价商品房30平方，不得更改。”同日阳明文代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购房定金3万元。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1日的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载明：铜梁区XX街道办事处XX社区XX组黄顺香户因实施城市规划建设被拆迁安置。2016年7月10日我户已选购位于XX限价商品房共计3套（其在60㎡1套、90㎡2套）。为明确上述房屋产权，以免以后发生纠纷，经我户所有被安置对象黄顺香、阳明文、王某1、赖某某、赖某1、王某某、史某某、史某2、史某1共计9人协商一致，现就已选购的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事宜达成如下协议：1、将4（楼栋号）4-2-6（房号）（B区），建筑面积92.11㎡，房屋产权由王某1（身份证号码XX）个人持有；2、将4（楼栋号）4-10-4（房号）（B区），建筑面积91.88㎡，房屋产权由黄顺香（身份证号码XX）个人持有；将4（楼栋号）4-16-5（房号）（B区），建筑面积60.97㎡，房屋产权由阳明文（身份证号码XX）、黄顺香（身份证号码XX）所有，属共同财产。所有被安置对象签字（盖印）确认栏有黄顺香、阳明文、王某1、赖某某、赖某1、王某某、史某某、史某2、史某19人姓名并有捺印。阳明文于2016年8月10日还在该协议书最后书写“以上内容属实，若有误，本人将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后果。”，并签具姓名及捺印。庭审中，四原告认为不是其本人签名捺印，阳明文亦认可四原告签名捺印系其代签。2016年8月1日，黄顺香与重庆市铜梁区金龙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其选购的位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办事处XX路19、21号（XX区）4号楼10-4的限价商品房一套，房屋建筑面积91.88平方米，建筑面积单价1800元/平方米，总成交金额165384元。同日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XX区4号楼10-4的前期房款125384元，2016年9月14日，黄顺香向重庆绅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缴纳了XX区4号楼10-4的尾款10000元，并于同日缴纳了2016年9月9日至2017年9月8日全价物业费1323元。2016年8月左右，上述三套房屋均进行了交付。 2017年12月26日，王某1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楼2-6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7-XX），房屋建筑面积为92.11㎡。2017年12月29日，黄顺香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楼10-4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7-XX），房屋建筑面积为91.88㎡。2018年1月2日，阳明文、黄顺香取得了本案争议位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楼16-5的房屋的所有权（证号：2018-XX），房屋建筑面积为60.97㎡。 庭审中，阳明文、黄顺香为证明将案涉黄顺香个人所有的房屋（位于重庆市铜梁区XX街道XX路19、21号4号楼10-4，即XX区4栋10-4号的房屋）转让给王英向本院提交了阳明文与黄顺香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和王英与黄顺香签订的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约定，黄顺香将限价商品房，XX区4栋10层4号住房的安置房分配指标转让给王英出资购买，指标转让金2万元，黄顺香负责办理买房前期缴款，接房等相关事宜，所有购房缴费凭票据全部由王英负担。 庭审中，阳明文、黄顺香为证明四原告放弃了购买限价安置房的事实，依法向本院申请证人王英、旷功余、赵时文、冉萍出庭作证。王英作证称，史某某是我妹夫，被告是我继父、母亲及妹妹。因2016年我在学车，我孩子在读高中，我母亲黄顺香当时在云阳帮我带孩子，当时我母亲给我妹王某某谈过房子的事情，我妹王某某说不要房子。我妈也给我电话问我要不要房子，我当时没得钱买，也没有想过房子，但是因为当时说如果我不买，我们家3套房子就买不了，所以后来去借款买的，而且只买了90平方。《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也是我签的字。我母亲要求我买房子，也是因为王某某明确不要房子。王某某本人也给我说过，她不要房子。旷功余作证称，我跟原、被告之前是一个社的，选房那天，黄顺香给王某某打了电话，至于通话内容，我不清楚。赵时文作证称，我是阳明文的外侄女婿。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王某某一个人回铜梁，是我在高速路口去接的王某某，当时没接到，后来打了几次电话才在政府那边接到的，然后就把王某某接到龙山名居的。冉萍作证称，我和王某1是朋友，2016年，王某1从温州回来的时候，王某1和她二姐王某某视频聊天的时候，我看到的，王某某说要到王某1那边住，但是王某1说房子还没装，当时王某1就说当时叫你买房子，你自己不买。我当时还开王某1玩笑，说为什么王某1你二姐、大姐还有你长得不像。被告阳明文、黄顺香认为证人证言综合起来足以认定本案在选限价商品房之前，作为被告都是通知告诉原告，要他来买房子。房子选好后，王某某本人也到了蒲吕，当时王某某是放弃选房。其余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四原告认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与被告，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采信，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庭审中，四原告称其2018年之前一直住在河南，被告称四原告一直在河南居住，但每年都会来铜梁一次。 另查明，本院曾向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函询问本案是否存在住房安置对象错误的问题，该局回函认为原、被告均应进行住房安置。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双方的陈述，原告提交的户口簿、结婚证、《建（构）筑物补偿及货币安置协议》及附件、《铜梁县征地拆迁建（构）筑物补偿及住房货币安置协议书》及附件、购买铜梁县限价商品住房申请书、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限价商品房资格确认单、限价商品房签约算价单、收据两张、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动产登记申请审批表三份、租房合同；被告阳明文、黄顺香提交的房地籍号2009-XX号房屋产权登记资料、选房序号证书、收据四张、夫妻财产分割协议、限价商品房出让协议书、户口证明、手机截图三张、史某某河南老家房屋照片两张、王英、旷功余、赵时文、冉萍的证人证言及本院移送函、重庆市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复函等证据为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阳明文、黄顺香提交的申请（户口迁入），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作为本案证据采纳。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关于阳明文是否有权代理四原告在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签名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虽然本案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四原告签名系阳明文代签，但因本案涉及征地拆迁的安置行为过程中，住房安置对象对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处分问题。对该问题，因本案原、被告双方均系一并安置，且系同一家庭成员，一般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应当最了解情况。现除原告外，被告及证人王英（王某某妹妹）均称黄顺香在选购限价商品房时曾将相关情况告知了王某某，王某某当时已表示放弃购买限价商品房，且该意见也能够与旷功余、冉萍的证言相印证；其次，本案涉案限价商品房交房后，王某某还于2017年6月左右回到蒲吕并到被告选购的限价商品房处，而当时四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再次，四原告已于2014年8月从被告处领走了四原告的住房安置费216000元（30㎡/人×4人×1800元/㎡），也能表明其对征地拆迁住房安置政策有一定了解，且限价商品房并非无偿获得，而是需要以1800元/㎡优惠价的价格进行购买，四原告也未就本案诉争的限价商品房出资；最后，四原告于选购案涉限价商品房时共同生活于河南史某某老家，在四原告对其所享有的选购指标进行处分后，由其他家庭成员代其签名确认，也符合生活习惯。此外，因史某某与王某某系史某1与史某2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理史某1与史某2实施处分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行为。综上，根据被告阳明文、黄顺香举示的证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并结合相关事实，生活常理等方面判断，本案足以认定在选购案涉限价商品房时，原、被告双方对四原告的限价商品房选购指标的处分问题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四原告将其选购指标交由被告自行处分。在此情况下，阳明文代四原告在《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签名确认对选购的限价商品房的权属分配行为，应当视为阳明文具有相应的授权。现四原告主张未授权他人代为在案涉《限价商品房产权登记协议》上签名，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该协议也不具备其他无效情形，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四原告的其他诉讼求，亦不能得到支持。关于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庭审中请求追加重庆市铜梁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王英为被告，因其与本案处理结果无法律上利害关系，被告阳明文、黄顺香庭审后亦未提交书面申请，本院不同意追加二者为本案被告。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某某、王某某、史某1、史某2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900元（已减半），由原告史某某、王某某、史某1、史某2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晏 恒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黎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