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4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余亚勇，男，汉族，1984年9月10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建成，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子豪，男，汉族，1986年2月28日出生，住茂名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伟冠，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阮学家，广东公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被告：蔡嘉丽，女，汉族，1986年12月17日出生，住茂名市。原审第三人：杨东山，男，汉族，1984年6月19日出生，住茂名市。上诉人余亚勇因与被上诉人周子豪及原审被告蔡嘉丽、原审第三人杨东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2民初2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余亚勇上诉请求：一、驳回周子豪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判决周子豪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不是借贷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余亚勇提供了证据证明周子豪主张的诉讼请求非民间借贷行为，周子豪在原审一审和发回重审的一审中都确认《欠条》的金额不是借贷而是对之前款项的结算。可见双方并没有发生《欠条》中的借贷行为，所以本案不是借贷民事法律关系。二、周子豪与余亚勇存在货物运输赔偿纠纷。2014年7月8日，周子豪与余亚勇签订了一份《进口代理运输合同》，约定周子豪委托余亚勇将进口货物从秘鲁利马市运输到香港，运费价格为每公斤110元。2014年9月2日，余亚勇与深圳市信驰运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进口合同》，约定余亚勇委托信驰运通公司从秘鲁进口并运输玛卡到香港。《进口代理运输合同》签订后，周子豪委托余亚勇运输了十多批货物，2014年10月20日周子豪再次委托余亚勇运输了一批货物，据周子豪所称该批货物950公斤，货值约90万元，但该批货物被秘鲁海关查获没收。因此周子豪要求余亚勇赔偿货物损失，双方即发生货物运输赔偿纠纷。三、法院应查证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余亚勇从应诉至今一直抗辩借贷行为没有发生且作出了合理说明，所以法院应查证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四、周子豪与余亚勇不存在借贷事实，周子豪和杨江山支付给余亚勇的款项是运费，借贷事实没有发生。因周子豪委托余亚勇将进口货物从秘鲁运输至香港，周子豪向余亚勇支付了十几笔运费，其中包括了周子豪所称的五笔借款：2014年8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171960元，2014年8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123200元，2014年10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的138205元，杨东山2014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100000元，杨东山2014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的148100元，这五笔款项是周子豪支付给余亚勇的运费而不是借款，理由如下：(1)上述五笔款项总计681465元，与《欠条》写明的借款625000元金额不符。(2)上述五笔款项金额全部精确到个位数和十位数，周子豪于2014年8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尾数是60元，2014年10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尾数是5元，但所谓的借款625000元却不是整数支付，与常理不符，反而支付运费尾数有5元、60元符合常理。(3)上述五笔款项最早发生在2014年8月27日，最后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28日，而《欠条》却是在2015年2月6日出具的，与常理不符。(3)《欠条》写明余亚勇“因生意周转困难”向周子豪借款，但余亚勇除为周子豪代理运输货物外，没有经商做生意，更不存在生意周转困难而向周子豪借款，所以《欠条》载明的“因生意周转困难”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4)《欠条》上的欠款金额巨大，但《欠条》却用深圳市凯利宾馆的便签纸书写，可见《欠条》是余亚勇临时书写的，是就地取材用深圳市凯利宾馆的便签纸书写的，这符合被胁迫的客观事实。五、周子豪对本案借款的陈述自相矛盾。《欠条》写明余亚勇“借”周子豪625000元，但周子豪最开始时主张是余亚勇向周子豪借款，后周子豪又在原审一审和发回重审的一审都主张《欠条》是对上述五笔转账款项的“结算”。“借”与“结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借”是借款，“结算”是结算运费，因此《欠条》载明的“借款”事实与周子豪在庭审时陈述的“结算”事实相矛盾。六、本案《欠条》是周子豪胁迫余亚勇出具的。周子豪要求余亚勇赔偿未果，2015年2月6日周子豪和杨东山等5人骗余亚勇到深圳市凯利宾馆房，周子豪将手机里拍摄的余亚勇家人的图片给余亚勇看，周子豪威胁说知道余亚勇家人住址、上学地点，胁迫余亚勇写欠条，如果不写欠条就伤害余亚勇的家人，因害怕周子豪伤害家人，最终被胁迫写下625000元的欠条，也不敢报警。2015年5月14日晚22时左右，周子豪等5人到余亚勇家里闹事，胁迫余亚勇家人，逼迫余亚勇赔偿，在余亚勇家门喷红油漆，当时已向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东派出所报警，报警回执号：xx。当晚23时25分周子豪与余亚勇电话联系，通话内容可以证实当晚的行为是其所为。另当晚23时28分周子豪与余亚勇再次通话中可以证实：(1)双方存在货运运输关系；(2)周子豪要求余亚勇赔偿625000元；(3)周子豪可能咨询过律师，逼迫余亚勇写下《欠条》来追偿货物运输的损失。迫于威胁，余亚勇于2015年4月15日及4月21日向周子豪分别转款50000元、98000元。2015年5月22日下午18时左右，周子豪派人到余亚勇的妹妹余洁就读的茂名市第十三中学，跟踪余洁，在放学路上的迎宾横街用红油漆泼到余洁头部、脸部和身上，后被送到茂名市人民医院救治和清洗，因头发上的油漆无法清洗，只能将头发全部剃光，当时已向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东派出所报警，报警回执号05250905。本案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即使驳回民间借贷纠纷的请求也不会影响周子豪的合同权益，周子豪可以另案提起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周子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依法应当维持。余亚勇出具的借据真实、合法有效，且余亚勇也没有报警，余亚勇称是被逼迫没有依据，余亚勇也没有证据证明。即使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余亚勇出具的欠条也是对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一种结算凭据，因此即使是这种情况，该借条是合法有效的，余亚勇是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被胁迫的情况下，那么其出具的借条应当得到承认，余亚勇对该事实的否认是完全丧失了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债务是在与蔡嘉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本案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蔡嘉丽应当承担本案债务的责任。综上，余亚勇的上诉无理，应当驳回诉讼请求。本案可能存在两个法律基础关系即民间借贷纠纷和货物运输纠纷，周子豪主张是民间借贷，这一主张有银行转账记录证实，余亚勇主张是货物运输，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一审中余亚勇提交货物运输合同，是跟杨东山所签订的，杨东山否认该合同，所以余亚勇主张该合同是没有证据证明的，即使是货物运输合同，那么出具的借条是对双方的债权债务的结算。真实欠款应该是80多万元，因为是朋友关系，所以减少十几万。杨东山述称，杨东山没有在货物运输合同中签字，也不知道该合同，更不清楚本案的借贷关系。周子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余亚勇、蔡嘉丽返还借款475000元及利息26125元（利息从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3月15日）；二、判令余亚勇、蔡嘉丽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及保全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子豪分别在2014年8月27日通过银行转账171960元、在2014年8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123200元、在2014年10月4日通过银行转账138205元给余亚勇，周子豪委托朋友杨东山分别在2014年10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100000元、在2014年10月28日通过银行转账148100元给余亚勇。2015年2月6日，余亚勇向周子豪出具了欠条一张，欠条载明：“我本人余亚勇今因生意，周转困难现向周子豪借人民币陆拾贰万伍仟元整￥：625000.00，限在2015年4月15日之前还回，如不按时还款，则周子豪向余亚勇向法院起诉。特立此据。欠款人：余亚勇。身份证：xxx日期：2015年2月6日”。欠条由余亚勇本人书写并签名捺印指模，由周子豪收执。周子豪在庭审中主张，余亚勇于2015年2月6日向周子豪出具的欠条是对上述转账款项的结算，并确认余亚勇于2015年5月份已经偿还了150000元，至今尚欠475000元未还。2015年6月1日，余亚勇到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东派出所报案称，上述欠条系周子豪威胁其写下。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派出所对此未作处理。另查明，余亚勇和蔡嘉丽于2013年5月20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5月21日登记离婚。余亚勇抗辩本案为周子豪与余亚勇因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提供进口运输代理合同、委托进口合同、签收单、电话录音等证据佐证；并抗辩本案欠条系受周子豪胁迫而写，提供余亚勇、余洁的报警回执、报案材料等证据佐证，但上述材料未能证实其抗辩的主张。周子豪以经过多次向余亚勇追讨借款但余亚勇尚未偿还上述借款为由，于2016年3月29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诉。一审法院认为，一、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因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二、蔡嘉丽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一、关于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因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首先，余亚勇出具给周子豪的欠条，清晰完整地载明了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借款事实，充分证明了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了合意，依法订立了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的规定，合法有效，自余亚勇出具给周子豪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欠条所载明的借款事实有相关银行转账凭证为凭，而且余亚勇自出具欠条后向周子豪偿还了150000元，余亚勇尚欠周子豪借款475000元未还，予以确认，债务应予清偿。其次，余亚勇抗辩本案为周子豪与余亚勇因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提供进口运输代理合同、委托进口合同、签收单、电话录音等证据佐证，从上述证据的内容来看，周子豪和余亚勇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再次，余亚勇抗辩本案欠条系受周子豪胁迫而写，提供本人及余新明、余洁的报警回执、报案材料等证据佐证，根据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河东派出所的相关材料，余新明于2015年5月18日报警、余洁于2015年5月22日报警、余亚勇于2015年6月1日报警，其报警均已被立案受理，但至今仍没有侦查终结，并未作出处理结果，无法证明报警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对余亚勇的抗辩，不予采纳。二、关于蔡嘉丽应否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对于本案余亚勇因生意周转困难为由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周子豪未能够举证证明上述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对于周子豪请求余亚勇、蔡嘉丽共同返还借款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对本案欠条载明的借款事实及约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余亚勇尚欠475000元借款未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欠条中约定还款期限为2015年4月15日，周子豪请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自逾期还款之日起计算本案借款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余亚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周子豪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75000元及其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475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5年4月16日起计至还清借款之日止）。二、驳回周子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11元(原告已预付)，由余亚勇负担，限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给原告，一审法院不再另行退收。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4年7月8日周子豪作为委托方、余亚勇作为代理方签订《进口代理运输合同》。周子豪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周子豪与余亚勇一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周子豪委托余亚勇运输玛卡950公斤是客观事实，周子豪一直没有收到这笔货物的情况下，余亚勇出具的欠条，说明是双方对赔偿达成的协议，而且在出具欠条之后余亚勇也支付了150000元，余亚勇部分履行了该协议。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还是因货物运输而产生的纠纷以及本案债务是否属实。余亚勇上诉称本案欠条是因货物运输而产生的，不属于借贷法律关系，应按照货物运输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经查，第一，周子豪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承认周子豪与余亚勇一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并称周子豪委托余亚勇运输950公斤玛卡，后因存在货物丢失的情形，经双方协商后形成本案《欠条》，余亚勇对此亦予以认可。虽然周子豪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主张本案《欠条》是双方对5笔经银行转账的借款结算而形成的，但其未能提供证据推翻第一次庭审上的陈述；第二，本案《欠条》载明的欠款金额为625000元，周子豪起诉主张银行转账出借的款项为681465元，上述《欠条》中载明的金额与周子豪起诉主张出借的金额不一致，且周子豪未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说明；三、周子豪与余亚勇确认双方一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周子豪存在向余亚勇转账支付运费的情形，故周子豪主张本案5笔银行转账的款项属于出借的款项应进一步举证证明。综上，在周子豪未进一步举证证明本案欠款为借款的情况下，结合本案现有的证据来分析，本案应是周子豪与余亚勇因货物运输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余亚勇出具本案《欠条》给周子豪是对双方运输合同的结算。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可见，因本案《欠条》是周子豪与余亚勇双方通过结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故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审理。虽然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基础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纠纷错误，但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余亚勇主张本案《欠条》是其在周子豪的胁迫下出具的，但余亚勇对此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余亚勇该上诉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余亚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11元，上诉人余亚勇已预交，由上诉人余亚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春何审 判 员  赖慧嫦代理审判员  巫 钊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书 记 员  梁 哲速 录 员  林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