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01民初3745号原告何某（曾用名何某1），男，1969年8月2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委托代理人杨锋，云南聚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王某（曾用名何某2），男，1967年9月29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被告何某3，男，1993年10月22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第三人何某4，男，1937年12月19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第三人赵某，女，1939年6月4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农民，住大理市。第三人何某5，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大理州××××预防控制中心事业编，住大理市。原告何某诉被告王某、何某3、第三人何某4、赵某、何某5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万清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杨锋，被告王某、何某3，第三人何某4、赵某、何某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何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所订立的《立分家文约书》有效。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三人何某4、赵某夫妇生育子女四人，长子即第三人何某5（在外工作）、长女何某6（招婿王某在家），次子即原告何某（结婚在家），次女何某7出嫁在大理城。何某6与丈夫王某生育儿子即被告何某3。何某6不幸于2008年去世。2005年农历正月十一日何某4、赵某在村干部、亲戚多人见证、参加下，在原告、被告王某、何某6及第三人何某5的参与下，就二老的财产等立下《立分家文约书》，载明：北院主房3间（即一格半：楼上二间、楼下一间）分给何某6（王某），南院草房2间、瓦房2间分给原告何某，园地一块分给何某5管业。何某4由何某6负责生养死葬，赵某由原告何某负责生养死葬。立此分约书时，当事人均无异议，并形成书面文约。长期依此执行。上述财产来源也是清晰的，父亲何某4这一辈在1989年元月21日立有《兄弟房产分家文约》，已明确：上述坐落于××××社北院西方主房3间（南耳房楼上下及堂屋计一格半）分给何某4，上述南院草房坐东向西瓦房2间是父母何某4、赵某向何某9购买的。2005年农历正月十一日的《立分家文约书》后，各方依此管业、父亲随被告户生活，母亲随原告户生活。何某6去世后，王某续弦再婚。近年来原告所分的草房因年久失修，随时有塌翻的可能，原告着手进行翻盖，不想被告王某突然提出干涉，其称草房何某4无权分割，《立分家文约书》因上面的“何某2印”不是其亲手所盖的，而是其妻何某6擅自用其章盖印，故不认可《立分家文约书》的效力。遂形成纠纷。经过村委会调解无效，被告方又凭暴力干涉而不是提起诉讼进行主张。故由原告方提起诉讼。我认为，对于前述房产，原被告本无权利是因父母的分配才产生的，被告方在管业父母所分财产的同时，却又对父母分给我的草房提出异议，干涉我的物权，完全不能成立。《立分家文约书》已执行多年，也是父母的真实意思表达，是有效公平的，被告方无据提出异议不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故提出上列诉讼请求，请予确认《立分家文约书》的法律效力。被告王某辩称，《立分家文约书》依法不能成立，应确定无效。我系何家上门女婿，当年经媒人介绍后于1990年与何某6结婚，于1993年10月22日生育儿子何某3。婚后我才发现何某6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大概两三天就发作一次，发作时大脑都是不清醒的，而何家并没有将何某6早就患病的事情在婚前就告知我，故从我上门一开始，何家就存在明显的欺瞒情况，因为何某6患有疾病，故我们夫妻二人一直生活非常艰苦。本案诉请的《立分家文约书》签订时我并不知情，何家人也没有提前告知过《立分家文约书》的内容，签订当天我也并不在场，同时我也从来没有授权过何某6代为签字或是给予其私章，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签订的《立分家文约书》依法不能生效。在签订《立分家文约书》三四天后，何某6才告诉我，我当时即表示在其没有看过《立分家文约书》，不清楚具体的分家内容，我不认可这份《立分家文约书》，此后至今，我也没见过这份《立分家文约书》。本案诉称的分给原告的南院草房2间其实并不是何某4、赵某的财产，而是何某4哥哥何某8和嫂子杨某的，当年何某8和杨某都明确表示将此草房赠予我一家所有，全家人对此事实都是知情的。从我上门之后，草房都是由我使用及管理，草房的水泥地是我浇灌的，门边砖墙也是我请人修葺的，这么多年原告从未提过任何异议。多年来，何某4的赡养问题一直都是由我负责，如果按照原告起诉所言，那么我按照《立分家文约书》只能分到一间半，而原告却能分到4间，这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公平，也有违当地的习俗习惯。综上，我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认定《立分家文约书》无效。被告何某3辩称，属于我母亲何某6的财产我爷爷（即本案第三人何某4）无权享有，我爷爷将房子分给我叔叔（即本案原告何某）是不对的。第三人何某4辩称，《立分家文约书》是有效的，我父辈均已经不在世了，我大哥也不在世了，现就剩下我及我大嫂了，我们这辈已经进行了分家了。第三人赵某辩称，我们这辈分家是我丈夫何某4和我大哥何某8的妻子杨某分的，北院西主房我们和大哥家各占一格半。《立分家文约书》是有效的，按照上面书写的为准分。第三人何某5辩称，2005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一日），父亲何某4、母亲赵某本着“树大分枝、分家析产是为了更好地各自发展”的良好愿望，也是为明确子女的赡养义务，落实二老“老有所养”的历史传承，在村干部、家族长及亲戚多人的见证下，召开了家庭会议，就二老的财产和赡养问题进行协商，经原告何某、被告王某及其何某6和我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后，在家族长和村社干部、亲戚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立下了《立分家文约书》，此举并不有违公序良俗，是农村常见的一种分家方式，应当是有效的。《立分家文约书》的签名虽不是各当事人亲笔所签，但就当时各方已均无异议，原被告双方都签了章认可，事后也一直没有哪一方提出过申诉，现已过去14年，远超诉讼时效。《立分家文约书》中的房产均为父亲何某4、母亲赵某所有，分割处置权在父母，原、被告和第三方并无权利，立下的《立分家文约书》已充分考虑到了子女各方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是父母的真实意愿表达，是公平有效的，我完全支持父母的意见。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作为长子的我，因在外工作，并未分得任何房产，只空有一块自留地的管理权，但我仍然一直力所能及地在尽着赡养父母的义务。作为人子当以孝顺父母，让双亲安享晚年为重，而作为兄弟姐妹一家人，应以团结和睦、互帮互扶为要，切不能以刁难、威逼、说谎、恐吓等手段，昧着良心使年迈的双亲为难。经本院审理查明：第三人何某4、第三人赵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原告何某、第三人何某5、何某6（已于2008年去世）及何某7。被告王某与何某6系夫妻关系，被告王某与被告何某3系父子关系。1989年1月21日，第三人何某4户与其大嫂杨某户订立《兄弟房产分割文约》，第三人何某4户分得位于大理市××镇××村委会××社北院坐西向东3间及南院坐东向西2间。1993年6月13日，第三人何某4户向何某9户购买了位于大理市××镇××村委会××社南院坐东向西2间。现原告持《立分家文约》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该《立分家文约》有效，《立分家文约》中就赡养、房产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另查明，被告王某并未在《立分家文约》签字或捺印，且现其对《立分家文约》不予认可。审理中，经本院释明后，原告坚持以确认原告与被告、第三人所订立的《立分家文约》有效为诉讼请求，故本院以确认合同有效纠纷立案审理。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立分家文约》、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兄弟房产分割文约》、契约、大理市房屋产权转移申请书、大理市房屋契证，被告提交的云南省大理县土地房产所有证榆证字第×××××号，房屋现状图片及当事人的陈述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立分家文约》属于合同的一种,其内容一般包括共有物分割、赠予及赡养关系等综合性法律关系。当事人签订合同系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立分家文约》需家庭共同成员签字或捺印予以确认。本案中，被告王某并未在《立分家文约》签字或捺印，且现其明确表示对《立分家文约》不予认可，即并非被告王某意思表示真实，原告亦未举出其他证据证实被告王某对《立分家文约》予以追认，《立分家文约》成立的主体要件缺失,且没有足够证据予以佐证其效力，故对于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何某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万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段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