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21民初438号 原告：李勇，男，生于1972年1月28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青神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平，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虹宇，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龙香君，女，生于1967年12月16日，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告李勇与被告龙香君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立案后，被告于2019年3月5日向本院申请中止审理，但因其不符合申请中止审理的理由，本院对此未予准许。2019年3月14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进行了庭前质证。2019年7月24日，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建平、朱虹宇、被告龙香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90,000元，原告将持有的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49%的股权返还被告；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4,338,229.7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审理中，原告撤回了第3项诉讼请求，即撤回了要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4,338,229.70元的诉请。事实和理由：原告长期经营烟花爆竹产业，被告系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庆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被告得知原告准备在仁寿筹建新的烟花爆竹公司后，主动提出与原告合作。经协商，双方于2015年8月5日《签订合作协议》，约协议定，双方同意以互相换股的方式参与对方公司，被告先将其持有的民庆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待原告在仁寿成立新的公司后按对等条件转让49%股权给被告。原告成为民庆公司股东后，原、被告对民庆公司的财物进行了清点确认并确定投资金额，在合作经营期间双方按所持股权比例投资，盈亏及风险共担。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共同管理公司、共同决定产品采购、专人负责财务等内容。2015年8月6日，民庆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并签署《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同意变更股东、股权和修改公司章程，同意被告转让其持有的民庆公司49%股权给原告，选举原告为民庆公司监事。随后民庆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取得民庆公司股东身份。2015年10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违反《合作协议》第二条“管理”和第三条“产品的进购”的行为按《合作协议》的违约责任处理。第三条又补充约定：“甲方（龙香君）未还清乙方（李勇）借款时，甲方将公司应得利润的70%由乙方领取（还款）”。2015年10月28日，仁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原告公司出具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原告公司取得仁寿县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报权；2015年11月1日，原被告双方以手写的形式在《补充协议》上增加第6条，约定：“乙方（即原告）已取得仁寿烟花爆竹公司经营权，为减少管理费用，双方同意以现有公司进行经营，暂不申办第二个公司。”同日，民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纪要》。该纪要决定了公司的管理机构负责人，同时确定公司购销、财务支出及固定资产投资等事项需经股东会决议后方可执行。然而，自原、被告合作以来，被告否认原告民庆公司股东身份，全面把持民庆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管理、产品进购、公司收益，以个人名义进行民庆公司的财务收支、挪用资金，拒不向原告分配股东红利等违约行为。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不仅不能按照协议约定参与公司管理经营和参与利润分配，甚至连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被告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原告订立合作协议的目的不能实现。原告于2017年1月6日向被告发出了关于要求被告纠正其违约行为，否则将解除合同的通知书，在被告收到并回函表示拒绝纠正后，原告于2017年1月18日向被告送达了正式解除合同关系的《解除合作通知书》，告知被告自即日起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依法追究违约责任。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法定解除情形，原告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通知书的行为，完全符合该条对解除权行使的规定。《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在双方未约定异议期间的情况下，解除相对方应当在解除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诉讼，而被告收到解除通知后至今未提起确认之诉。故，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自原告《解除合作通知书》送达被告之时已经发生效力，依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解除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通知解除合同，仅起诉请求确认解除合同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确认解除合同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自通知到达相对方时解除”之规定，贵院应依法确认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被告时，原被告之间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已经解除。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双方之间的关系与民庆公司的股权结构理应恢复至《合作协议》签订之前的状态，并由违约方承担赔偿守约方损失的民事责任。合同解除后，被告依法返还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原告依法退出民庆公司，将持有的民庆公司49%股权返还给被告，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至于因被告行为导致合同解除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原告在本案中暂不主张。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龙香君辩称：1．龙香君确实与李勇于2015年8月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合作经营仁寿县境内烟花炮竹市场，但李勇至今从未支付过49%股权的对应价款；2．仁寿县政府在关停了三家炮厂（成润炮厂、勤乐炮厂、大化炮厂）后，希望龙香君出价2,000万元来处理关闭炮厂后的善后，若龙香君愿意出价2,000万元，则政府承诺仁寿市场不再开第二个炮厂，且给予一些优惠条件；3．此时，龙香君与李勇协商合伙事宜，经过多次协商，李勇决定购买民庆公司49%的股份。但当时龙香君持有民庆公司63%的股份，另外四位股东（陈俊明、黄勇、柳茂雄、王成中）共持有37%的股份。李勇向龙香君承诺，由龙香君向另外四位股东收购37%的股份，其收购价格由李勇按原价再从龙香君手中收回。在李勇授意下，龙香君以37万元一股的价格收购了其中27%的股份，另以37万元再加420元的价格收购了10%的股份，最后花去1,439万元将四位股东37%的股份全部收购，龙香君再将自己持有的63%股份中的12%同样以37万元一股的价格（共计444万元）转让给李勇，至此李勇以1,88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民庆公司49%的股权。但是，李勇至今并未完全支付对应股权价款；4．李勇于2015年7月支付龙香君400万元订金，该400万元系李勇向龙香君支付的购买龙香君12%股权的444万元中的400万元；5.2015年8月3日，李勇向龙香君转款300万元，在转款该300万元后，李勇便反悔不再收购民庆公司股权，要求与龙香君进行股权互换，即李勇享有民庆公司49%的股权，龙香君享有李勇即将新成立公司的49%的股份；6．随即，李勇与龙香君于2015年8月5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当天，李勇向龙香君转款一笔49万元和1,051万元。李勇之所以在股权互换后仍转款给龙香君是因为李勇知道龙香君还未付清因收购其他股东股权的钱。加上之前李勇转款的一个400万元、一个300万元，李勇共向龙香君转款1,800元；7．以上的1,800万元以龙香君夫妇的名义向李勇出具了一张《借条》，李勇扣除自认为的49万元股金款剩下的1,751万元，李勇作为民间借贷起诉了龙香君夫妇；8．虽然工商登记的是1万元一股，那是因为和李勇说好了股权互换才这样登记的，民庆公司一股的对应价值绝对不会是1万元，这个情况另外四个股东可以作证；9．李勇新成立的公司名称为：仁寿县既喜来烟花炮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既喜来公司）。李勇并未按约定将该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龙香君；10．龙香君认为《合作协议》并未解除，要求李勇按协议约定将既喜来公司49%的股权给予龙香君；若李勇不同意将既喜来公司49%的股权给予龙香君，那么李勇应将民庆公司49%股权的对应价款1,883万元支付给龙香君。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李勇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第一组：原、被告身份信息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主体适格；被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 第二组：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聘书，拟证明原告系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与被告也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 第三组：2015年8月5日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及2015年10月14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原、被告在解除合同前，对于合作经营仁寿县的烟花爆竹产业进行了相关约定，该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本院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予以采信； 第四组：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公司股东会决议（2015年8月6日）、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公司章程、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5年8月6日银行转账凭证（49万元）、仁寿县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报权拍卖公告、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仁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成交确认书、2015年11月1日股东会议纪要、催促函（2016年3月30日）、通知书（2016年4月14日），拟证明原告始终按照《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包括公司股东、监事、章程及工商变更登记，支付49万元股权转让对价，积极筹建仁寿县新的烟花爆竹公司等，但被告却违反《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单方面掌控民庆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等，拒绝原告参与，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被告对该组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49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该49万元应该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有《借条》佐证，民庆公司的股权不可能才1万元一股，从原告自己举证的申办新的烟花爆竹公司的金额就可以看出，原告没有将新公司49%的股权交给被告，被告自然不会分配民庆公司的利润给原告，况且民庆公司对外有几千万的债务，并没有利润可分；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于原告的举证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并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性违约并致使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 第五组：通知书（2017年1月5日）、2017年1月18日向被告发出的《解除合作通知书》、快递单、关于往来函件，通知、文书接收地址与方式确认书、邮箱截图，拟证明原告依法主张解除合同，并向被告送达了书面通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自通知到达时已经解除；被告认可原告向其送达了《通知书》及《解除合作通知书》，但并不认为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要求原告继续履行合作协议；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向被告送达了《解除合作通知书》并不代表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对于原告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第六组：原、被告签字确认的股东权益表（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拟证明由于被告控制民庆公司，致使原告无法参与利润分配，原告基于此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并无不当；被告认可该股东权益表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该表格系原告的会计人员制作，表格里的利润金额属实，但并没有扣除公司开支，该表格也不是公司年终的结算，而且该表格上载明的几家业务往来公司也是原告洽谈的，比如金池、富利恒、青神、乐宇，可见原告并不是没有参与公司管理，被告也没有一人掌控民庆公司；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龙香君本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但为佐证其辩称，申请本院调取了如下证据： 1．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变更前后的全部股东名单及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拟以此证明股东变更情况；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力，认为不能反映股权价格；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 2．本院对民庆公司之前的股东王成中、黄勇、陈俊明、柳茂雄的询问笔录，被告拟以此证明以370,000元/股的标准收购股权一事是真实的；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力和关联性，认为仅能反映龙香君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但本案与股权转让无关；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 3．仁寿县既喜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章程，被告拟以此证明其辩称事实，但又称对该公司章程不清楚；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 4．龙香君的银行卡明细，被告拟以此证明其银行卡明细中有一部分款项是支付股东的款项，一部分系债务；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实原告的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被告系民庆公司的股东。2015年8月5日，原被告双方为了合作经营仁寿县境内烟花爆竹市场产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第一条“合作方式”载明：“1、甲（即被告，下同）、乙（即原告，下同）双方各转让本公司49%的股权给对方作为互换，每股以工商注册资金支付对方，共同合作经营两家公司；……股权转让前的债权、债务均由各自承担受让方无关。2、甲方在乙方新建公司各项建设设施未完善时，按合作方式第一条先转让甲方公司49%股权给乙方，与乙方形成股东合作关系。3、……乙方取得证照后，按合作方式第一条约定转让乙方公司49%股权给甲方。4、甲、乙双方成为股东后，对甲方公司的财物进行清点确认，并确定投资金额，同时在合作经营期间甲乙双方按所持股权比例投资，并做到盈亏及风险共担。5、如果乙方申办新公司未成功，甲方互换给乙方的股权乙方按每股30万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第二条“管理”约定：“1、由甲、乙双方共同商议成立新的管理机构，并确定主要负责人及部门负责人。2、由甲乙双方商议成立财务机构，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重新建立公司账册，公司所有财务及费用开支，必须经甲乙双方专门负责财务监管的负责人审核、签字方能报销。3、公司成立专门的财务监查小组，对财务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第三条“产品的进购”约定：“1、公司所有产品的购进，须经甲乙双方共同研究确定……2、公司产品的定位及购进价、销售价由甲乙双方共同研究决定，任何一方不得私作主张，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及缺失”。2015年8月6日，民庆公司召开股东会，通过并签署《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同意变更股东、股权和修改公司章程，同意被告转让其持有的民庆公司49%股权给原告，选举原告为民庆公司监事。随后民庆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原告取得民庆公司股东身份，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原告持有公司49%股权，为公司监事，被告持有公司51%股权。2015年8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署了民庆公司新《章程》，该《章程》第四条规定，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第五条规定原告李勇认缴出资49万元，持有公司49%的持股比例。2015年10月14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违反《合作协议》第二条“管理”和第三条“产品的进购”的行为按《合作协议》的违约责任处理。第三条又补充约定：“甲方未还清乙方借款时，甲方将公司应得利润的70%由乙方领取（还款）”。2015年10月28日，仁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原告公司出具了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原告公司取得仁寿县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报权。2015年11月1日，原、被告双方以手写的形式在《补充协议》上增加第6条，约定：“乙方（即原告）已取得仁寿烟花爆竹公司经营权，为减少管理费用，双方同意以现有公司进行经营，暂不申办第二个公司。”2015年11月1日，民庆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纪要》，该纪要决定了公司的管理机构负责人，同时确定公司购销、财务支出及固定资产投资等事项需经股东会决议后方可执行。2016年3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催促函》、2016年4月14日被告又向原告发出《通知函》，要求原告于十日内将新公司的资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等文件）提供给被告，否则视为原告未取得新公司经营权，将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2017年1月5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通知书》，要求被告纠正违约、违规、违法行为，否则将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并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2017年1月1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告知被告自即日起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将依法追究被告的违约责任。以上函件原、被告均已确认收到。 另查明，原告曾多次向被告转款，具体时间及金额如下：2015年6月24日转款400万元；2015年8月3日转款300万元；2015年8月6日转款1,051万元；2015年8月6日转款49万元；2015年10月14日转款600万元，以上共计转款2,400万元，其中2015年10月14日的600万元转款已在（2017）川14民终1482号案件生效判决中被支持，现已进入执行程序。2015年8月6日，被告龙香君及其丈夫冯志刚向原告李勇出具了《借条》1张，载明：“今借到李勇的现金：1,800万元，大写＜壹仟捌佰万元整＞。注明：利息年利按10%计算支付。用民庆公司的股权质押。借款人：龙香君、冯志刚2015.8.6” 再查明，2015年5月左右，被告持有民庆公司63%的股权，另外四位股东陈俊明、黄勇、柳茂雄、王成中共持有37%的股权。被告以37万元一股的价格购买了另外四位股东37%股权，收购金额共计1,369万元。被告在收购完毕四位股东股权后，便持有民庆公司100%的股权，再之后，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被告将自己49%的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成为民庆公司合法股东。在工商登记资料上显示，民庆公司每股股价为1万元。原告于2017年11月8日成立仁寿县既喜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既喜来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原告占公司90%股权，案外人黄晓红占10%的股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聘书、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仁寿县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报权拍卖公告、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仁寿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拍卖成交确认书、2015年11月1日股东会议纪要、催促函（2016年3月30日）、通知书（2016年4月14日）、通知书（2017年1月5日）、《解除合作通知书》、仁寿县既喜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章程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李勇与被告龙香君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李勇、龙香君签订《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后，龙香君将自己持有的民庆公司49%股权转让给李勇，并召开了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及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李勇任民庆公司监事职务。按照协议约定，李勇在成立新的烟花爆竹公司后，应将新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龙香君。 因为要对股权的变更进行工商变更登记，需要股权转让的合同和支付依据，故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按照工商注册资本载明的每股1万元互相转让自己公司49%的股权。李勇于2015年8月6日向龙香君转款的49万元应当属于李勇支付的股权置换对价。但是，该49万元并非是民庆公司49%股权的实际价值，从2015年8月5日的《合作协议》第一项第5条约定：“如果李勇申办新公司未成功，龙香君互换给李勇的股权李勇按每股3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龙香君”可以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勇于2017年1月18日向龙香君送达的《解除合作通知书》是否导致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合同的约定解除，其具体内容为：“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法条规定两种情形可以解除合同，一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了解除合同的一致意见，二是双方当事人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该条件成就时，可以解除合同。但是，本案李勇、龙香君没有达成解除合作协议的一致意见，协议中也没有约定解除合作协议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赋予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是基于违约方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根本性违约，且因其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守约方当事人才能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合同解除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对解除权相关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和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如果合同目的可以通过继续履行、承担违约责任等途径得以实现，则不属于必须解除合同的范畴。从本案看，李勇与龙香君签订《合作协议》约定股权互换，龙香君已经将其持有的民庆公司49%的股权转让给李勇，且通过工商变更登记予以确认，龙香君的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属守约方而非违约方；而李勇的合同义务系在仁寿成立新的烟花爆竹公司后将新公司49%股权转让给龙香君。经调查，李勇已经于2017年11月8日成立既喜来公司，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李勇占公司90%股权，故李勇实际是能够继续履行《合作协议》约定义务的。综上，龙香君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不存在根本性违约行为，故李勇不享有法定的解除权，况且龙香君已经履行了主要的合同义务，即将民庆公司49%股权转让给李勇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在李勇应当履行合同义务，即将既喜来公司49%股权转让给龙香君之时，李勇却主张解除合同，此举属不当。 从公司法的角度分析，公司的股权变动涉及公司、公司债权人、公司股东及员工等众多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应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的稳定性，保护既成的交易关系。在本案中，李勇系民庆公司的股东，享有民庆公司49%的股权，并任公司监事一职，其诉称龙香君否认原告的股东身份，拒绝李勇参与民庆公司经营管理和参与公司利润分配等权利，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即便李勇的股东权利行使发生障碍，李勇也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要求龙香君严格履行股东义务，或者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及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之规定，李勇作为公司股东应当通过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维护自己在民庆公司的合法权利，而不能回避公司法的规定直接退出民庆公司，这与公司法的立法目的相悖。 综上，在既无合同约定，亦不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况下，李勇无权解除其与龙香君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李勇于2017年1月18日向龙香君送达的《解除合作通知书》并不能导致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的法律效力。故，原告李勇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已经解除，并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490000元，原告将持有的仁寿县民庆烟花爆竹连锁有限公司49%的股权返还被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勇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8,839元，由原告李勇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徐伦强 审判员  陈 琳 审判员  陈 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黄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