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25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住所地盖州市西海办事处小店村。法定代表人：丁士军，职务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壮壮，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路三段六号。法定代表人：刘功伟，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川川，辽宁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孙生伟，男，1961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原审被告：丁士军，男，196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盖州市。两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壮壮，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州红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顺大公司）、原审被告孙生伟、丁士军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4民初3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曹杰、鞠安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盖州红星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一、二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2月28日，早于其补充的签订于2013年3月20日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机号YC11-05215），一审认定相关协议均签订于2013年3月20日；2.《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4月2日，早于其补充的签订于2013年4月24日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机号YC11-05179），一审判决将二协议书均认定为2013年4月24日签订；3.针对机号YC11-05215号的协议，《担保书》出具的时间为2013年2月28日，一审认定为2013年3月20日；4.机号YC11-05179液压挖掘机系被上诉人以维修的名义拖走后拒不归还，拖走的时间为2013年5月份，且相关的机器系被上诉人拖走，而非出租人收回，设备拖走的原因不是逾期支付款项，而是因为机器设备出现故障，顺大公司拖回修理。上述错误认定影响本案法律关系认定，一审认定双方形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但我方认为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与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系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向相关主体支付款项的数额并未查明，最终影响了上诉人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责任的认定，贵院宜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裁判。本案中，上诉人在一审中即明确提出了我方已就YC11-05215号挖掘机支付了1,278,516元款项的事实，并提供了转账凭证、收据以及存款凭单等证据进行佐证。根据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结合本案中的合同，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追偿权关系，上诉人与案外人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井公司）之间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该假设也是一审判决据以作出的基础。依据上述假设，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书》的规定，上诉人针对YC11-05215号挖掘机需要支付的全部款项为2,061,904元，减去上诉人已经支付的1,278,516元，再减去（2017）辽01民终1100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上诉人应支付的156,592元，则上诉人剩余的应付款项应为626,796元，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730,196元。如果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关系，则上诉人针对YC11-05215号挖掘机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全部款项应为1,840,000元（对于《购车费用表》中的技术咨询服务费、留购价款、公证费、保险费以及担保费等费用，因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从未举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也从未享受相关服务，故上诉人无义务支付），减去上诉人已经支付的1,278,516元和已被判决的156,592元，则上诉人应付的款项应为404,892元，也绝非一审法院判令的730,196元。然而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述关键证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未进行仔细审查，也并未论述是否采信及其原因，而是在一审判决中直接无视了，进而导致本案的关键事实认定缺失。正是因为一审判决对于“上诉人已履行多少支付义务”这一关键涉案事实的认定缺失，才导致了不公正判决的出现。贵院宜在查清上述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裁判。二、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未完成举证义务的情况下，即武断地对案件进行判决，此种做法严重错误，贵院宜依法予以纠正。1.一审判决依据存在重大疑点的证据，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1,773,576元的代偿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用于证明其履行了代偿义务的证据为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证明》。但通过综合考察本案以及2016年的前案的全部证据可知，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款证明》真实性和合法性存在重大疑问。一方面，被上诉人至今仍无法提供其向三井公司付款的最直接证据——转账凭证。鉴于被上诉人与出租人分别位于辽宁和上海，以及相关款项按月支付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通过转账的方式支付款项应为较为合理的选择。然而，被上诉人能提供《收款证明》，却无法提供最简单最直接能够证明其观点的转账凭证，此种做法使得《收款证明》的证明效力存在重大疑问。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在2016年起诉时提供了类似的针对YC11-05179号挖掘机《收款证明》，该证明显示被上诉人从2013年5月28日至2015年5月25日一直在向三井公司履行代偿义务。但实际的事实是，相关的挖掘机早在2013年就已经由被上诉人收回了。被上诉人为其收回的挖掘机代偿了100余万元，此种事情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三井公司针对此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做法却出具了《收款证明》予以证明。综合上述情况看，三井公司出具的《收款证明》是否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值得怀疑。2.一审判决在被上诉人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支持被上诉人索要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在判决第二项判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但上诉人纵观全案也未找到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索要违约金的权利依据。一方面，作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法律关系基础的《补充协议书》对于违约金没有进行约定；另一方面，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上诉人所谓的违约金进行过代偿。对于这样一个既无形式上的请求权基础，又无实际代偿行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竟然予以支持，此种做法实在是让上诉人费解。本部分的论述表明，一审判决在证据认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贵院宜在二审中依法认定证据，对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纠正。三、一审判决未综合考量本案中相关合同的形成顺序、标的物价款的构成、各方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强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认定本案中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要根据“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综合进行判断。而考察本案中相关合同的形成顺序、标的物价款的构成、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本案中并不存在真实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具言之：1.考察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28日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YC11-05215号挖掘机，并应分期支付款项等事实。（2）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28日将上诉人购买的YC11-05215号挖掘机交付给上诉人。（3）上诉人于2013年2月28日向被上诉人的业务员交纳了首付款250,000元，而后在2013年4月8日——2014年9月19日期间向被上诉人及其工作人员共计支付款项924,188元，2014年10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根据被上诉人的要求又向三井公司支付了104,328元。（4）上诉人逾期付款后，被上诉人于2016年和2018年两次起诉上诉人要求支付款项。2.考察上诉人与三井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1）上诉人与三井公司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书》，合同约定上诉人作为承租人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向三井公司承租YC11-05215号挖掘机，并约定了上诉人应支付的首付款和月租金。（2）三井公司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书》之后，并未向上诉人交付过融资租赁的标的物YC11-05215号挖掘机，上诉人也从未收到过三井公司直接交付的融资租赁标的物。（3）从2013年3月20日《融资租赁合同书》签订开始，至2014年10月31日，上诉人既没有向出租人三井公司付过首付款，亦未向出租人三井公司支付一次租金。（4）对于上诉人未向出租人支付首付款以及上诉人逾期付款的行为，作为出租人的三井公司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3.考察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可以认定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为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具言之：（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诉请要求上诉人支付YC11-05215号挖掘机和YC11-05179号挖掘机的首付款，该诉讼请求的依据为《购车费用表》、《欠条》和《还款计划》。但是，《购车费用表》、《欠条》和《还款计划》并非《融资租赁合同书》的组成部分，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针对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单独约定，故此处的诉讼请求表明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认可其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诉状中陈述“被告盖州红星公司（上诉人）以融资租赁方式从原告（被上诉人）处购买挖掘机两台”，这一表述体现了被上诉人对于其与上诉人之间关系的真实理解，即上诉人系从被上诉人处购买挖掘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规定可知，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中，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必须为出租人，而非承租人，承租人即使最终获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也是因为履行融资租赁合同，而非是因为向出卖人支付了价款。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出卖人，明确表述上诉人系在向其购买机械设备，故其真实意思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为买卖合同关系。本部分论述表明，通过考察上诉人、被上诉人以及三井公司在本案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履行情况以及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知，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而非所谓的追偿权关系。一审判决无视各方当事人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真实的意思表示，强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认定本案中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属于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贵院宜依法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进行纠正，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数额计算有错误，依据2013年3月20日YC11-05215号挖掘机融资租赁合同，总数额为2061904元，我方已付1278516元，加2017辽01民终1100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156592元，我方应支付款项为626796元，而不是一审认定的730796元。顺大公司要求支付违约金没有任何依据。被上诉人辽宁顺大公司辩称：1.红星公司所称的关于时间问题有明确的合同落款时间，法院所谓的当天指向的也是这些落款时间，且一审法院实际判决的也仅是YC11-05215号挖掘机的欠款，另一台设备因为经过一审法院及沈阳市中级法院的两级审理，本案的一审并没有处理已经拖回的设备（YC11-05179号挖掘机）及其欠款。2.本案涉及的融资租赁合同是非常正规的，红星公司与顺大公司及出租人是完全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红星公司所称的买卖关系没有依据，也不符合事实。3.关于账目的认定，2016辽0114民初8152号判决经过二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长达一年之久，上面所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该判决中已经确认就本案争议的车辆YC11-05215号挖掘机我方截至2015年5月8日垫付了1043380元，而就该款红星公司偿还886788元，尚欠156592元。YC11-05215号挖掘机合同总额包括首付款184000元、分期租金52164元X36期，合计为2061904元，加上购车费用表中的保险费等费用总和129971元（包含技术咨询服务费40000元、留购价款500元、公证费500元、保险费53190元、担保费32600元，上述费用加首付款184000元即购车费用表中的提车款310790元，另有首付分期费用3181元），共计2191875元。因为红星公司依然没有按照合同还款，从2015年6月15日起我方又为其垫款730196元，而该款盖州红星公司并没有向我方进行偿还。原审被告孙生伟辩称：我认为是买卖合同关系，认同盖州红星公司上诉意见，本案庭审意见均同盖州红星公司意见。原审被告丁士军辩称：本案庭审意见均同盖州红星公司意见。辽宁顺大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盖州红星公司给付两辆挖掘机首付款34,570元（机号YC11-05179为27,998元；机号YC11-05215为6,572元），给付垫付欠款782,276元（机号YC11-05179为52,080元；机号YC11-05215为730,196元），违约金暂计10,000元，合计826,846元；2.判令被告孙生伟、丁士军承担连带偿还欠款的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2月28日，原告向被告盖州红星公司交付了机号YC11-05215液压挖掘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原告签发了《收车回执》。2013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及案外人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井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三井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出租人将神钢牌液压挖掘机（机型SK350LC-8，机号YC11-05215）以融资租赁形式出租给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原告系设备的出卖方，并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出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租赁期限为36个月，约定租金总额2061904元，每月租金52164元，预付款金额184000元。约定逾期损害金费率为年利率14.6%，不满一年的，以一年360日的比例进行计算。约定本合同租赁期满，并且承租人偿清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的，承租人可以以下价款留购该租赁物。留购金额500元。当天，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因乙方（盖州红星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工程机械车辆，甲方（辽宁顺大公司）系乙方融资租赁担保方，乙方负有遵守融资租赁合同的义务。若因乙方逾期支付融资租金，导致甲方产生担保责任代乙方支付融资租金，乙方同意甲方有权行使追偿权。当天丁士军、孙生伟给原告出具担保书，承诺自愿对盖州红星公司所欠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首付款、融资租金、违约金、赔偿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三年（自主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签订合同后当事人履行了合同。2013年4月2日，原告向被告盖州红星公司交付了机号YC11-05179液压挖掘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原告签发了《收车回执》。2013年4月24日，原告与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及案外人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三井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书》，约定：三井公司上海分公司作为出租人将神钢牌液压挖掘机（机型SK350LC-8，机号YC11-05179）以融资租赁形式出租给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原告系设备的出卖方，并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出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租赁期限为36个月，约定租金总额2050680元，每月租金51880元，预付款金额183000元。约定本合同租赁期满，并且承租人偿清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的，承租人可以以下价款留购该租赁物。留购金额500元。当天，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因乙方（盖州红星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购买工程机械车辆，甲方（辽宁顺大公司）系乙方融资租赁担保方，乙方负有遵守融资租赁合同的义务。若因乙方逾期支付融资租金，导致甲方产生担保责任代乙方支付融资租金，乙方同意甲方有权行使追偿权。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多次未按约定期限、金额支付租金，案涉机号YC11-05179液压挖掘机于2013年9月30日被出租人收回。案涉机号YC11-05215液压挖掘机仍在被告处，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具收款证明，证明自2013年4月9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该公司收到辽宁顺大公司租金1773576元。本院作出的（2016）辽0114民初8152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盖州红星公司给付该车垫付款156592元（原告垫付的租金，2013年4月8日—2014年9月19日期间），本判决并就辽宁顺大公司主张的机号YC11-05179液压挖掘机欠款34570元及债权52080元的诉讼请求，认为证据不足，未予支持。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再查明，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分立为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和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述事实，有原告的当庭陈述、原告提供的《融资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书、欠条、还款计划、购车费用表、收车回执、担保书、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款证明、（2017）辽01民终11003号民事判决书、收据、银行汇款凭证、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和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联合出具的设立公告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盖州红星公司、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明确了出卖人、出租人、承租人的权利义务，并已实际履行，原告作为出卖人将机器直接交付承租人，被告接收，系方便交易原则的体现，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原告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垫付租金，系履行合同义务，故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对被告辩解为分期买卖合同，本院不予支持。融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系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关于原告主张的机号YC11-05179为液压挖掘机欠款34570元及债权52080元，本院已经另案处理，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构成重复诉讼，本案应不予受理，受理后应驳回原告起诉。本案是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即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向债务人追偿的权利。原告依据《补充协议书》中关于追偿权的约定，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代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出租方支付了租金。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在承担了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追偿。案涉机号YC11-05215液压挖掘机仍在被告处，上海三井住友总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出具收款证明，证明自2013年4月9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该公司收到辽宁顺大公司租金1773576元，本院予以确认。自2013年4月9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原告为该挖掘机垫付租金1773576元，本院另案已经判决被告盖州红星公司给付该车垫付款156592元（从2013年4月9日—2015年5月8日期间的垫付款）。因此扣除上述款项，原告为被告垫付款730296元的事实成立，原告现请求被告给付代垫租金730196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违约金，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孙生伟、丁士军承诺自愿对盖州红星公司所欠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首付款、融资租金、违约金、赔偿金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责任期限三年（自主债务清偿期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当事人于2013年3月20日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为36个月，至原告提起诉讼，保证期限未届满，因此，被告孙生伟、丁士军为被告盖州红星公司向原告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垫付款730196元；二、被告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73019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被告孙生伟、丁士军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孙生伟、丁士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辽宁顺大机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三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另查明：相对于2013年3月20日《融资租赁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2月28日。相对于2013年4月24日《融资租赁合同书》的《补充协议书》的签订日期为2013年4月2日。上诉人盖州红星公司与被上诉人辽宁顺大公司及原审被告孙生伟、丁士军均未提交新的有效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盖州红星公司与被上诉人辽宁顺大公司之间属担保责任追偿权纠纷。辽宁顺大公司为债务人盖州红星公司提供担保，并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向债务人盖州红星公司追偿的权利。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案涉基础合同为买卖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辽宁顺大公司与盖州红星公司、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书》明确约定了出租人、承租人及出卖人的权利及义务，该合同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当事人实质权利义务上看，均具有融资租赁合同的特征，一审法院以融资租赁合同为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案涉欠款数额如何确定。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及补充合同等证据可以认定，盖州红星公司应付款总额包括：首付款184000元，技术服务费、担保费等费用109971元，36期租借1877904元，合计2171875元。盖州红星公司已偿还1278516元，（2016）辽0114民初8152号民事判决已判决确认的数额为156592元。余额为736767元(2171875元-1278516元-156592元)。一审判决的数额为730196元，未超过盖州红星公司应付款数额。一审法院支持盖州红星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确凿，理由充分，并无不当。关于盖州红星公司提出的两份《补充协议书》签订日期在前而《融资租赁合同书》日期在后存在矛盾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补充协议书签订在《融资租赁合同书》之前，但两份合同的内容并不矛盾，两份合同共同组成了案涉融资租赁关系的权利义务体系，一审法院依据给两份协议审理本案，并无不妥。关于盖州红星公司提出的其他主张，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盖州红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01.96元，由上诉人盖州市红星碎石土矿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曹 杰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刘思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