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0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73年12月14日出生，布依族，教师，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建忠，男，1977年9月23日出生，布依族，公务员，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素，女，1954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安龙县建筑社退休职工，现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林（系余素姐夫），男，汉族，1948年12月12日出生，退休职工，住贵州省安龙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茂奇，兴义市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李建忠因与被上诉人余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6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建忠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判决未认定案涉《承诺书》是余素逼迫李建忠作出非自愿承诺，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未予以采纳错误。1、一审认定李建忠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并非取决于余素的阻止过户行为，与客观事实相悖。2010年7月李建忠由于个人原因产生了很大的债务，急需办理房产抵押贷款用于偿还债务，不能及时偿还债务将影响到李建忠是否能保住工作，余素利用此在李建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用于贷款的过程中，向房管部门递交申明，意图恶意拖延使李建忠不能尽快办理过户手续，乘人之危胁迫李建忠作出承诺，余素目的达到后才向房管部门提交撤销申明，余素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了李建忠受胁迫的事实；2、一审认定***在承诺书上签字，是自愿行为，与事实不符。承诺书是余素事先准备好的，因担心李建忠由于债务过多无力支付其钱款，在逼迫李建忠签字时也要求***一并签字，***念及兄弟情义及事态紧急也不得不签，但其签名后发现有不妥之处要求增加“在余素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支付生活费”的条款被余素拒绝，***未在承诺书上按手印，而***无奈之下才捺印交给余素；3、李某在承诺书上签名是出于保护李建忠的原因也是被余素要挟的结果，并非是出于担心其先于妻子余素过世后余素的生活保障问题。若李某是出于担心其过世后余素的生活保障问题，《承诺书》应出现在李某作出房产公证之前，余素是瞒着李某向住建部门提交“不能办理变更产权的申明”，一审法院没有从各个当事人的角度考虑承诺书的出现条件。余素对李某及李建忠、***刻意隐瞒有社保养老保险的事实造成其没有生活来源的假象，上诉人直至2019年4月26日才知道真相。4、一审认定，即使余素提交申明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会迟延办理过户的时间，但主管部门在核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后必将会依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李建忠并未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案涉房产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与事实不符。余素向房管部门提交“申明”，不是导致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而是余素利用“申明”迟延房产过户的方法，逼迫李建忠不能及时办理房产抵押贷款用于偿还债务，将影响李建忠工作籍的紧急状况来要挟。对此情形，双方提供的证据逻辑印证完整，但一审判决仍要求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案涉房产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未考虑实际及当时的行政环境，如果不是急于还债李建忠不会在有公证遗嘱继承权利的情况下还要办理赠与过户手续；5、一审将***、李建忠给余素提供房屋居住的行为“认定为按承诺保障余素的居住权的行为，具有真实性和自愿性”属于道德绑架，李建忠、***是因为同情给予的帮助，但余素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利用要挟得的承诺书对现今仍存在大量债务的李建忠、***苦苦相逼。一审判决根据上诉理由武断的得出“余素试图阻止李建忠变更涉案房屋权过户登记的行为并非因李建忠、***出具《承诺书》的因素”对上诉人的答辩及客观事实证据不予采信，不顾上诉人是受胁迫作出的承诺的客观事实进行判决；6、一审判决上诉人应向余素支付生活费数额所给出的相关理由，印证李建忠受要挟的相关事实，也客观承认承诺书是在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过程中签订的，却得出与认定理由相悖的判决结果，是道德绑架的行为。二、一审判决于法无据，有失公允。一审判决未对《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认定，整个判决都在谈所谓的道德，无法律依据。 余素辩称，余素与李某系夫妻关系，李某生前在望谟县有栋楼房，2010年8月5日二被答辩人趁李某身体不适期间，用谎言请求余素及李某将房屋过户给二被答辩人，二被答辩人为及时得到房屋产权请多名亲人做二老的工作，并立下承诺书，请在场的人签字，余素放弃产权继承股份。2010年至2015年李某病重期间只有余素一人在照顾，二被答辩人提出早上7点至晚上8点不准打扰二被答辩人。李某离世后，二被答辩人也未履行承诺给余素的生活费。二被答辩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承诺书是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非胁迫，二被答辩人欲用胁迫推翻承诺是不合理的。余素将自己应得继承的部分赠送与二被答辩人，二被答辩人对余素的承诺书具有合法有效，应按照该承诺书履行，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予以维持。 余素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原告从2015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45个月)每月1000元的赡养费共计45000元。2、判决二被告从2018年12月2日起每月支付原告的赡养费1000元至原告生命终结止。3、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本案***系李某之长子、李建忠系李某之次子；李某丧偶后，于1999年4月22日与本案余素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共同生活直至2015年2月23日李某因病去世。另查明，李某在与余素结婚前，在望谟县建有砖混结构三层房屋一栋，该栋房屋土地使用面积为209.45㎡，建筑面积为293.68㎡，于1996年建成。同时查明，案涉房屋因望谟县人民政府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被征收并于2018年9月已被拆除；案涉房屋拆除后，政府提供了两套过度性安置房屋，其中一套目前由本案余素居住使用。 2008年10月24日，李某订立书面《遗嘱》，明确：“案涉房屋第四屋为李建忠出资增建，归李建忠所有，案涉房屋第一层至第三层及其附属物由***和李建忠共同继承”，并于当日在望谟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08）望证字第145号。2010年8月19日，李某重新出具《赠与书》并于当日在望谟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为（2010）望证字第409号；《赠与书》明确：“案涉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赠与***和李建忠共同所有和管理，经协商一致，***自愿放弃受赠的份额，该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李建忠个人所有和管理”；受赠人***、李建忠均在该《赠与书》上签字捺印。 李建忠在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过程中，余素以产权变更损害其利益为由于2010年8月5日向望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了《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声明》，不同意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为及时、顺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经双方协商，***、李建忠于2010年9月2日向余素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兹有我兄弟***、李建忠二人郑重承诺：在我父亲李某健在时，门面房租收入均由我父亲主持二老使用；若我父亲先于继母余素过世，我兄弟二人保证在继母不再改嫁的前提下，每月支付人民币壹仟元给其用作生活费用，直至其过世为止。此证为一式两份，均保存于见证人处。特此承诺。补充：二老虽无产权，但有居住权（包括继母）。承诺人：***、李建忠见证人：李某、黄某、王延安、张永林、余敏2010年9月2日”。在***、李建忠作出上述承诺的当日，余素向望谟县住建局提交了《撤销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申明》，在该《申明》中，余素明确表示：“我余素对该房地产无共有份额，同意李某将该幢房地产赠与李建忠”。 又查明，***参加工作时间为1998年9月1日，李建忠参加工作时间为1998年10月1日，在李某1999年4月22日与余素登记结婚时，***、李建忠均已参加工作、独立生活，余素与***、李建忠之间不存在抚养、教育的事实，不构成继父母与继子女的法律关系。同时查明，在李某死亡后，余素至今未改嫁，***、李建忠自认未按照《承诺书》向余素支付过生活费。 再查明，余素系贵州省安龙县建筑社退休职工，余素向法庭陈述其目前领取的退休工资为每月2370.00元。同时，余素自述在与李某结婚之前，于1984年生育有一个儿子，名叫梁志（音），但未提交该子女的具体身份信息。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赠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本案中，二被告***、李建忠向余素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行为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和生效要件，且具有道德义务性质，在赠与人***、李建忠不交付赠与财产的情况下，余素有权要求其支付，理由如下：一是在李某出具的《赠与书》已明确李建忠作为案涉房屋的受赠人且已经公证的情况下，李建忠对自己有权依照李某的赠与行为请求变更案涉房屋产权是明知的，余素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递交的《声明》虽然会导致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核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产权变更时间，但最终并不能导致案涉房产不能正常过户的结果；因此，李建忠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并非取决于余素的阻止过户行为。二是《赠与书》及与之对应的《公证书》（［2010］望证字第409号）均已明确***自愿放弃就案涉房产的受赠份额，案涉房产全部归李建忠个人所有和管理，且***从未对该《赠与书》及《公证书》提出过异议；居于此，余素是否阻止案涉房产过户以及案涉房产能否正常过户均与***无利害关系，而***在此前提下仍然在向余素出具的《承诺书》上“承诺人”处签名，应属自愿行为。三是李某作为案涉房屋的原权利人，其本人也在***、李建忠出具的《承诺书》上的“见证人”处签字；由此可知，李某是出于担心其先于妻子余素过世后余素的生活保障问题，故希望子女在其过世后为余素的生活提供帮助。四是李建忠关于系因余素向房管部门递交“不能办理变更产权的申明”致使其不能尽快办理贷款，从而迫使其在非意愿的情况下作出承诺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理由是：即使余素提交声明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迟延案涉房产过户的时间，但主管部门在核实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状况后必将依法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但李建忠并未提交主管部门出具的案涉房产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五是在李某去世后，余素至今并未改嫁，虽然案涉房屋的产权人已变更为李建忠，但余素仍然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内，李建忠从未提出异议，这实际上是其履行了《承诺书》中关于“二老虽无产权，但有居住权（包括继母）”的承诺内容；另外，在案涉房屋被征收并拆除后，被告也将政府提供的两套过度安置房中的一套提供给余素居住使用，也属于被告在案涉房屋被拆除后按承诺保障余素居住权的行为。六是在***、李建忠作出上述承诺时，余素已与李某办理结婚登记并共同生活长达11年，虽然余素与***、李建忠不构成法律上的继父母、继子女关系，对余素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但毕竟余素与李某共同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陪伴李某度过了人生的晚年时光，这种陪伴不仅仅是简单的共同生活，而是包含了生活上的相互照料和扶持、精神上的相互依偎和支撑，是作为子女的二被告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二被告向余素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其父亲李某过世后对余素的生活给予帮助符合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二被告在李某过世后仍然为余素提供生活帮助及住房的事实，足以证实二被告作出承诺时系居于道德伦理的综合考量，具有自愿性和真实性，余素试图阻止李建忠变更案涉房屋产权过户登记的行为并非二被告出具《承诺书》的决定因素。综上，被告辩称系受到余素的逼迫而作出非意愿的承诺，但未提供余素的逼迫行为足以导致案涉房屋不能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的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余素要求二被告支付生活费的主张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二被告应向余素支付的生活费数额，一审法院认为，一是二被告作出《承诺书》虽然并非取决于余素对案涉房屋过户的阻止行为，但余素的该行为的确对被告顺利、及时过户案涉房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告为及时过户案涉房屋且为了避免因此而产生家庭纠纷影响家庭和睦及父亲李某的身体健康，从而向余素出具《承诺书》；由此可知，虽然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的行为对***、李建忠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不能产生强制作用，但***、李建忠的确是在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的情形下才出具该《承诺书》，并非居于单方完全自愿而作出；因此，在确定二被告应支付给余素的生活费数额时，应适当考虑该因素。二是在李某去世后，二被告仍然对余素的住房等提供了帮助，部分履行了承诺内容，余素予以认可。三是虽然***、李建忠与余素之间的赠与合同合法有效，但该赠与合同是在余素阻止案涉房屋过户过程中签订的，且余素在2010年9月2日向望谟县住建局提交的《撤销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申明》中也明确表示对案涉房地产无共有份额，表明其在实施阻止案涉房屋产权变更的行业之前就明知其并无阻止的合法依据。四是虽然二被告出具的《承诺书》指向的给付内容具有生活保障和道德义务性质，但余素自身有退休工资且远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另外，余素有亲生子女，对其有法定赡养义务，二被告承诺支付的生活费并非余素生活保障的唯一来源。五是***、李建忠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履行承诺义务的条件和能力；虽然二被告与余素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但仍应遵守诚信原则，履行承诺义务。综上，综合考虑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关系、《承诺书》作出的背景、原告的生活来源情况、望谟县本地的生活水平及被告的支付能力等因素，酌定由二被告***、李建忠每月支付余素生活费800.00元，支付时间从李某去世的次月即2015年3月起至余素死亡之月止；按照承诺书的约定，若余素改嫁，则从其改嫁之月起二被告有权停止支付。 关于被告在庭审中辩称，未向余素支付生活费的原因是余素已私自领取李某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一次性补偿金及李某死亡时的丧葬补助费等10万元左右并据为已有，并明确表示将另案起诉余素返还，故对该事实，原审法院不作处理。 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李建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余素2015年3月至2019年6月之间的生活费每月800.00元共计41600.00元；二、被告***、李建忠从2019年7月起每月支付原告余素生活费800.00元；三、驳回原告余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00元，减半收取2900.00元，由被告***、李建忠承担。 二审中，***、李建忠向本院提交《撤销关于有关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的申明》影印件一份，证明：余素利用系李某妻子的名义，向房管部门递交“不能办理变更产权的申明”的方式无理阻拦并恶意拖延，使李建忠不能尽快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用于抵押贷款，以用于趁人之危胁迫李建忠做出非意愿的“承诺”。经质证，余素对该证据的三性认可，但对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并不存在胁迫的情形。本院认为，对于该证据三性予以采信，但对于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其他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本案所涉《承诺书》是否系上诉人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上诉人是否应按照《承诺书》履行义务。 案涉房屋于1996年修建，余素与李某于1999年4月22日领取结婚证，兹证明案涉房屋属于婚前财产，李某于2008年已经立下遗嘱并且公证，申明房屋由***、李建忠共同继承，故余素对于房屋不享有份额，其无权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将本案定性为赠与合同纠纷失当，本案应定性为合同纠纷，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2010年9月2日李建忠、***向余素出具案涉《承诺书》，该承诺书上有承诺人***签名、李建忠签名捺印，见证人李某、黄某等五人签名，该承诺书体现的***、李建忠仅有给付义务，并不享有权利，故该承诺书的性质应定性为单务合同。***、李建忠上诉提出其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的承诺书，其作出的承诺书并非其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驶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的规定，即使本案承诺书是在***、李建忠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该承诺书作出距今已九年之久，其二人并未诉请撤销该承诺书，故撤销权已消灭。***、李建忠应按照承诺书作出的承诺向余素履行每月支付1000元的给付义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望谟本地的生活消费水平，酌定由***、李建忠每月支付余素生活费800元，并无不当，且余素对此并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李建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李建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婷婷 审判员  刘金洲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岑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