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1民初5910号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街道办事处吴井路378号昆明理想海鲜市场8-2-96号。经营者宋君良，男，汉族，1981年7月23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代理人张泽凯，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李洋洋，男，汉族，1990年12月31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诉被告李洋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经营者宋君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泽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洋洋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予以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欠付货款50778元及从2018年2月12日起至全部货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暂计至2019年5月12日的资金占用利息为3041.74元），暂共计53819.74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7年原被告经介绍认识，被告向原告求购缅甸螃蟹，原告根据被告需求开始向被告供应缅甸螃蟹，从2017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原告不断向被告供应所需货物，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且有效。至2018年2月12日，经原告核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0778元未支付。原告数次联系被告要求其支付拖欠的货款，但被告屡次借故拖延支付，到最后被告直接置之不理，甚至拒绝沟通，被告拒不履行付款义务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原告的经济利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为谢！被告李洋洋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原告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诉讼主体身份适格；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原、被告2017年经介绍认识，被告向原告求购缅甸螃蟹，原告根据被告需求开始向被告供应缅甸螃蟹，从2017年12月11日起至2018年2月12日期间，原告不断向被告供应所需货物，双方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且有效；第三组证据：送货单，证明原告向被告供货的全部情况，至2018年2月12日，经原告核算，被告尚欠原告货款50778元未支付；第四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证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货款，至起诉之日被告总计支付货款56567元，尚欠货款50778元未支付；第五组证据：诉讼费、律师费凭证，证明被告作为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主张权利所支付的全部损失。被告李洋洋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第一组、第五组证据形式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第二组及第四组证据均为微信聊天记录，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其证明效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原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制作，其证明效力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综合评述。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和举证，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系个体工商户，其登记经营者系宋君良。2017年12月8日，一名微信名为“ＦＦ”的人与宋君良通过微信认识，该人在微信中自称姓李，并通过微信向宋君良了解购买螃蟹事宜，之后，其在微信中向宋君良订购螃蟹，2017年12月10日，该人在微信中告知宋君良“肉蟹25公斤，发到郑州接货人李洋洋电话133××××0923”。2017年12月10日，宋君良在微信中要求对方提供身份情况，“ＦＦ”于2017年12月11日通过微信向宋君良发送了被告李洋洋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在微信中表示该身份证系“收货人的”。之后，“ＦＦ”多次通过微信向宋君良订购螃蟹，宋君良多次向“ＦＦ”发送螃蟹，每次均发至郑州，收货人均为李洋洋。宋君良每次发货后均在微信中将自己制作的发货的数量、价格拍照后发送给“ＦＦ”。期间，“ＦＦ”向宋君良支付了部分货款。根据原告所提交的由其自行制作的“送货单”显示，原告在2017年12月11日向郑州李洋洋发货910元、2017年12月13日发货1462元、2017年12月15日发货1917元、2017年12月16日发货2192元、2017年12月19日发货1437元（-死150元）、2017年12月21日发货2530元、2017年12月23日发货3537元、2017年12月25日发货2597元、2017年12月26日发货2597元（25日与26日发货应存在重复计算，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5日23时02分，“ＦＦ”要货肉蟹45斤，原告26日发货肉蟹45斤，并无25日发货记录）、2017年12月27日发货3342元、2017年12月30日发货2849元、2017年12月31日发货3047元、2018年1月2日发货3123元、2018年1月5日发货2350元、2018年1月11日发货2364元、2018年1月24日发货2803元、2018年1月25日发货6625元、2018年1月26日发货2283元、2018年1月29日发货3634元、2018年1月30日发货3323元、2018年2月1日发货6705元（6980-275）、2018年2月2日发货3305元、2018年2月4日发货2195元、2018年2月6日发货11124元、2018年2月11日发货8610元、2018年2月12日发货12765元，上述货款共计97029元。另根据原告所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ＦＦ”共计通过微信向宋君良付款情况如下：2017年12月12日微信转账910元、2017年12月18日微信转账800元、2017年12月19日微信转账2579元、2017年12月30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8年1月4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8年1月24日微信转账2803元、2018年1月27日微信分别转账6475元和2000元、2018年1月30日微信转账3000元、2018年2月1日微信转账4000元、2018年2月2日微信转账6000元、2018年2月4日微信转账5000元、2018年2月6日微信转账1000元、2018年2月10日微信转账8000元、2018年2月12日微信转账4000元，上述转账款共计56567元。另根据原告所提交的与“ＦＦ”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并未对所有的货款往来进行结算，“ＦＦ”在与宋君良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多次提到原告所发货物中存在“死蟹”、“斤两不足”、“账目不对”等问题，其中2018年1月28日“ＦＦ”在微信中陈述“蟹发的质量我真是没法说！单子还是错的，我就是欠你钱咱也不能这样公事吧。之前很多次我都没提，但不能一直这样吧。蟹小、装的有死蟹、发来的蟹和你的单子还不照、不能再这样了。傻子也知道怎么回事呀！”，2018年1月30日，“ＦＦ”在微信中对宋君良陈述“你最近还来石家庄吗？我们俩个真的见面好好聊聊。”另，原告因委托律师支出律师代理费8000元。现原告以其与被告李洋洋存在买卖关系为由，诉至本院主张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现主张其与被告李洋洋存在买卖关系，对此原告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虽可以证实原告的经营者宋君良与微信名为“FF”的人通过微信建立了螃蟹的口头买卖合同，且该人亦向宋君良发送过被告李洋洋的身份证复印件，但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FF”并未直接认可其就是被告李洋洋，仅是在微信中陈述李洋洋系收货人，根据宋君良的陈述及微信记录，原告每次发货均是发至郑州李洋洋收，但在“FF”与宋君良的微信聊天中有“你最近还来石家庄吗？我们俩个真的见面好好聊聊。”的内容，根据常理如果被告李洋洋即是与宋君良微信联系的“FF”，其在微信中要求与宋君良见面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郑州，而非石家庄，而宋君良亦陈述从未和被告李洋洋见过面，对此亦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同时原告亦不能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与宋君良微信联系的“FF”即是被告李洋洋，综上，因原告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系与本案被告李洋洋存在买卖关系，其现要求被告李洋洋支付尚欠货款、利息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5元，由原告昆明市官渡区良驹水产品经营部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勇人民陪审员  汤丽华人民陪审员  郑 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何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