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521行初236号 原告宋毅，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天河路2巷1号。 法定代表人张正伦，局长。 出庭负责人付煜，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海，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宋毅诉被告毕节市七星关区房屋征收管理局（下称七星关区房征局）房屋拆迁管理一案，原告于2018年5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19日公开开庭与原告宋毅诉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行政赔偿一案进行了合并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8）黔0521行初19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煤棚改建房的行政行为违法。被告不服该判决向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9年5月15日，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5行终15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8）黔0521行初194号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重新立案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0日公开开庭与原告宋毅诉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行政赔偿一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原告宋毅、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的出庭负责人付煜及委托代理人吴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毕节市统计局（原毕节地区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单位将位于毕节市的职工住房分配给原告居住，该住房有附属设施煤棚一个。由于该煤棚临街，经当时的洪山宾馆支书樊秀昌同意后，原告于1989年将该煤棚扩建为商业用房，一直经营至被强制拆迁前，因没有专门的房屋管理机构和规划机构，经营过程中没有任何部门通知对该“住改非行为”提出整改意见和变更注册登记等。1992年5月房改时，根据《毕节地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原告购买了毕节市房屋，并出资100元购买了该房屋的附属煤棚。2016年11月9日，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作出七星府复［2016］179号《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关于毕节市七星关桂花路至处人行道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批复》，将涉案房屋列入被拆迁的范围，因被告拒不按照该房屋的实际使用性质（门面）补偿原告，原告一直不同意拆迁。2017年9月21日，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洪山街道办事处出具情况说明，涉案房屋不能认定为营业用房，原告对该情况说明不服，但因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提起诉讼或复议。原、被告双方因煤棚系门面还是住房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在没有按商铺赔偿标准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情况下，于2018年4月18日就进行了强拆。被告的强拆行为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强制拆迁原告门面的行为违法；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告宋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宋毅户出租给人卖水果的建筑物图片三张。拟证明涉案房子属于商铺。被告认为是否为营业用房应当以产权登记为准，且原告诉称的“煤棚”是房屋的附属设施，在征收补偿合同中已经进行了补偿，原告也予以认可，因此对该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2、《房屋勘丈图》复印件（来源于被告工作人员何怀山，何怀山丈量后拍照发给我的）。拟证明面积与被告所述的不一致。被告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该组证据是复印件无原件对比，并没有丈量人及其他相应人员签字认可，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因此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3、《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2017]西洪字第029号。拟证明被告所说的“煤棚”并不是原告所诉的铺面；当时签订补偿合同时，原告求被告将其所述的7.07m2减除，不是被告所述的储存室，而是原告用煤棚改装后的铺面。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既然认为“煤棚”并非安置补偿合同中提到的储存室应当举证加以证实。 4、房屋租赁合同二份、邹新贵书面证词一份。拟证明涉案的房屋是一直在持续经营的铺面。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租赁合同中未记载门面的具体位置、房号等，不能证明房屋租赁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即为涉案的“煤棚”；即使是涉案煤棚，也不能据此认为是营业用房，因证词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故不予认可。 5、毕节市七星关区洪山街道办事处关于宋毅户出租给人卖水果的建筑物不认定为商铺的情况说明。拟证明该房屋现在就是正在经营水果买卖的铺面。洪山街道办事处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情况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只认可该情况说明中说明建筑物正在经营予以认可，但对不认定建筑物为商铺以及所述面积不予认可，该情况说明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既然原告方将其作为证据，说明即认可相应面积，至于是否用于卖水果等经营行为与认定是否作为经营用房不具有因果关系；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除法定机关依法颁布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外，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均不能证实不动产相应权属及使用用途，因此原告既然主张涉案所谓的煤棚是其享有的商铺，应当提供法定机关颁发的不动产证书。 6、录音光碟（原告与被告单位工作人员何怀山的谈话内容）。拟证明此次征收涉及铺面在未获得补偿的情况下就被强拆。被告认为征收合同签订时间是2018年3月23日，涉案“煤棚”也已经补偿完毕，录音是在合同签订之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录音内容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7、房屋征收局通知。拟证明整个拆迁过程没有评估，没有征收决定书，更没有法院的强制拆迁通知书。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该通知是在与被征收户不能达成一致时，按照法律规定需对房屋进行评估后按照相应法律程序进行补偿，通知送达原告后，因双方达成协议按照征收补偿方案签订了涉案征收补偿协议，因此不需要另行启动评估程序，本案原告并未对征收行为是否合法提起诉讼，因此对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不进行举证。 8、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及补偿的有关规定。拟证明被告本身依据贵州省有关法律法规，但征收补偿方案严重违反了贵州省、七星关区有关法律法规。被告对该组证据文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本案诉请的是强拆行为违法，并非签订合同的行为违法，因此，原告所举的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另外原告所提到的征收补偿方案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并非本案审核范围。 9、鲁宜亚出具的煤棚产权出让合同、收条、转账记录。拟证明涉案煤棚鲁宜亚的部分已经转让给原告。被告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便是真实的，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向被告出示，且被告与鲁宜亚签订征收补偿合同是在2016年11月20日，已对相应的煤棚进行了补偿的，而原告出具的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3月24日，即便该份合同是原告与鲁宜亚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也说明鲁宜亚在其煤棚已经获得征收补偿后又将煤棚出卖给原告，因此原告应当自行向鲁宜亚主张。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0号（2011年颁发）。拟证明被告在没有对铺面进行赔偿和在没有签订铺面征收合同的情况下拆除就是强拆。同时也证明了被告在征拆过程中实行了不公平的待遇，同一区域的拆迁原告的不算铺面，其他的都算铺面。被告认为该590号令属于法规，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因此不予质证。 11、黔府办法[2011]116号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指导意见。拟证明原告的铺面应该是按照营业用房征收。被告认为该指导意见属于政策，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因此不予质证。 12、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言。拟证明原告从1990年以来一直属于持续经营状态。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在1990年的时候身份信息才13岁，即便像证人所述小两岁也才15岁，15岁即租赁门面经营显然不符合常理；宋毅获得涉案房屋的时间是1997年8月28日，显然证人证言是虚假陈述；原告主张涉案煤棚改建是买了鲁宜亚的煤棚，而其与鲁宜亚签订合同的是2017年2月24日，因此显然证人陈述与实际情况不符。 被告辩称，2017年，因棚户区改造项目需征收原告位于房屋，原告所诉的“煤棚”因属原告及案外人林勇、鲁宜亚三人共有，进行丈量时将“煤棚”分别丈量在三人名下，每人对“煤棚”拥有7.07ｍ2，原告亦在房屋勘丈图上签字认可。经被告对相关补偿明细核算后，于2018年3月23日与原告签订了［2017］西洪字第029号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约定被告补偿原告327402.69元，原告于2018年3月30日前将涉案房屋腾空后交付被告拆除。至此，被告拆除涉案“煤棚”系双方在签订征收补偿合同后，按照合法征收的方式依法拆除，并非原告所称的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拆除，原告在领取征收补偿款项后，双方征收补偿合同已经全面履行完毕，现原告又以“煤棚”系在未获得补偿的情况下被强制拆除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告向提交了以下证据并经庭审质证： 1、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原告对该组证据无异议。 2、毕房权证毕地字××号房屋所有权证、宋毅户房屋勘丈图、宋毅户附属设施登记表、宋毅户房屋照片、宋毅户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货币）、［2017］西洪字第029号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林勇户房屋勘丈图、林勇户房屋照片、林勇户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货币）、［2016］西洪字第010号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鲁宜亚户房屋勘丈图、鲁宜亚户房屋照片、鲁宜亚户房屋征收补偿明细表（货币）、［2016］西洪字第005号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贵阳银行行内转账电子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原告所诉的“煤棚”属原告及案外人林勇、鲁宜亚三人公摊共有，在对三人房屋进行丈量时，将“煤棚”分别丈量在三人名下，每人对“煤棚”拥有7.07ｍ2，三人均在房屋勘丈图上签字认可的事实；被告拆除涉案“煤棚”系在对原告作出补偿后，依照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的约定将相应款项支付给原告后依法拆除，并非原告所称的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拆除，被告的拆除行为合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 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质证、听取意见笔录。原告、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第8、10、11组材料属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证据，不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所举其他证据材料和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以及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质证、听取意见笔录，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宋毅系毕节市统计局的工作人员，该局将位于七星关区楼）住房一套分配给原告居住。原告于住房制度改革时购买了该房屋，并于2000年9月11日办理了毕房权证毕地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建筑面积59.65ｍ2。因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需要，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涉案房屋。2016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七星关区房征局工作人员经现场指界并制作《房屋勘丈图》，勘丈图载明住宅面积75.11ｍ2（公推面积8.32ｍ2、储存室面积7.07ｍ2、房子面积59.72ｍ2）。2017年9月21日，七星关区洪山街道办事处出具《洪山街道办事处关于宋毅户现出租给人卖水果的建筑物不认定为商铺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宋毅户现出租给人卖水果的建筑物，面积7.07平方米。该建筑物系原住宅配套煤棚个人改建，改建行为未经批准。原土地使用用途仍属划拨住宅用地，未经法定部门变更，建筑物也未办理为营业用房登记，不符合营业用房条件，因此不能认定为营业用房处理。”。因原告与被告就房屋征收补偿未达成协议，被告于2017年9月27日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原告接通知后3日内与房屋征收工作组协商选定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价值进行评估，逾期后被告将单方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上报七星关区人民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2018年3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2017］西洪字第029号《毕节市七星关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合同约定：住宅面积为75.11ｍ2，房屋补偿费及其他补偿费共计327402.69元。之后，原告领取了12栋1单元16－16号房屋的征收补偿款327402.69元。2018年5月11日，原告认为自己将煤棚改建为商业用房，其征收应按商业用房标准计算征收补偿款；而被告未与原告达成一致意见便将其强拆的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如所诉。 另查明，原告的12栋1单元16－16号房屋配有附属设施煤棚一个；涉案建筑物系由原告、鲁宜亚和林勇三户的煤棚改建而成；之后，原告将该建筑物出租给他人作卖水果之用。被告在征收过程中分别于2018年3月23日、2016年11月20日和12月11日与原告、鲁宜亚和林勇三户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涉案建筑物各按7.07m2住宅面积予以征收，并支付了征收补偿款。2017年3月24日，原告与鲁宜亚签订煤棚产权出让合同，鲁宜亚将位于虎踞山的煤棚出让给原告，原告支付产权出让金贰万元给鲁宜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本案中，宋毅、鲁宜亚和林勇已领取了涉案建筑物的征收补偿款，该涉案建筑物的物权已转移给被告。因此，被告将涉案建筑物拆除的行政行为与宋毅没有利害关系，宋毅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宋毅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回原告。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萍 人民陪审员 蒙丽 人民陪审员 谢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胡国彬                                                                            书记员 刘洪 附本裁定适用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执行告知书 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确定的义务，义务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期限自觉履行。若不按规定履行，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立案后，被执行人仍未按规定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被执行人采取如下措施： 一、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录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并向社会公布；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子以信用惩戒；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 施后，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实施前述行为。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为的，可以向本院提出申请。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本院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三、被执行人若违反限制消费令进行消费，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将予以拘留、罚款； 四、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