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506民初2373号原告：周继红，女，196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安阳市文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雷，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住所地安阳市中州路南段。负责人：李先广，该公司经理。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安阳市文峰区彰德路南段100号。法定代表人：齐吉忠，该公司董事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路凤云，该公司员工。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怀中，河南师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继红等七人与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运十分公司）、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豫0506民初655号民事判决。两被告均不服提起上诉，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2017）豫05民终356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7）豫0506民初2438号民事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9）豫05民终247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及原重审时，将七原告合并在一案中，本次重审时，分别予以立案。2019年8月21日分别立案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雷，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安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怀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次重审时，原告周继红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赔偿原告购车损失6万元,并自2013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利率支付利息至被告实际赔偿原告损失之日;2.被告安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周继红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是被告安运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2013年上半年，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承接了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一露天煤矿的渣石土方外运业务，但因其自身无营运车辆，为了吸引外来车源，被告安运十分公司领导号召职工购置车辆参与经营，并要求公司中层干部带头购车。经协商，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与职工达成协议，采取由职工出资6万元，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万元，余款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购买车辆，所购车辆挂靠在被告安运公司名下，并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在山西工地经营，经营的前两年原告不要利润，但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偿还原告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达成协议后，原告将6万元交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并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出具了10万元的借据。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购买了车辆，由被告安运公司下属安阳市平安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汽贸公司）办理了银行贷款，并于2013年7月4日办理了入户登记。原告车辆的车牌号为豫Ｅ×××××，2013年7月10日，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将包括原告车辆在内的共10辆职工自购车统一带往山西工地开始经营。2014年3月20日，原告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双方明确约定：乙方（原告）所购车辆必须在甲方（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工地干活，统一管理，统一结算；乙方车辆在甲方工地所产生的利润应先偿还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不再有欠款以后所产生的利润甲方应及时给乙方结算；乙方车辆在甲方工地运输期间未能按两年约定期限偿还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甲方可以向乙方协商延长还款时间；甲方在延期后还未能偿还乙方车辆所有借款，甲方应承担乙方车辆所有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2014年10月，因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不按时偿还银行贷款，后续分期贷款是由平安汽贸公司支付，共计90671.27元。上述款项于2015年12月通过被告安运公司财务以列账方式列至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记为原告个人借款。2015年底，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结束了山西的工程，但至今未向原告交还车辆。原告认为，根据原告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的约定，且原告在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在山西经营近两年半时间内也未获得收益，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应承担原告全部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在山西工地工作结束后，未及时归还原告车辆，应赔偿原告购买车辆损失60000元及相应利息。被告安运公司作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的母公司，应对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辩称，1.原告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从事实上讲，被告从没有与原告约定其请求的6万元由被告支付，也从没有与原告约定在山西经营期间必须获得收益，原告诉状也认为被告在山西工地没有获得收益。既然如此，既没有约定原告的购车款要被告承担，被告又没有获得收益，让被告承担原告的购车款6万元缺乏事实依据。2.原告的车辆与被告是挂靠合同关系，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贷款不论多少都应当由原告自己偿还。原告诉状所称的山西工地结束后，被告没有及时归还原告车辆，与原告请求的6万元是两个法律关系。而且车辆的管理是原来诉讼中7原告之一的董志飞负责车辆管理，也就是说自己管理自己的车辆，与被告是否返还没有关系，且如果是要求返还车辆是侵权法律关系，与原告主张的6万元依据的是约定是两个不同的案由。原告购买的车辆原告仅仅出了6万元，而购车费用约30余万元。原告购车支付6万元后的剩余款项全部是由原告从被告处借款或是从银行贷款被告担保，最终原告支付了6万元之外的剩余款项全部由被告进行了垫付或者偿还，给被告造成了重大损失，在此基础上，再让被告给付原告6万元也明显不公，原告要求总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与现行民法总则的规定不符，也不应支持。原审认定事实：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是安运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原告闫军伟、徐边疆、王晓娟、周继红、程霞、董志飞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原告马文彬非安运十分公司职工。2013年上半年，安运十分公司承接了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一露天煤矿的渣石土方外运业务，因公司自身没有营运车辆，安运十分公司领导号召职工，购置车辆参与经营。七原告与安运十分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约定：职工个人出资6万元，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万元，剩余资金向银行贷款的方式购买车辆，所购车辆挂靠在被告安运公司名下，并交由安运十分公司统一在山西工地经营。前两年职工不要利润，但安运十分公司负责偿还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达成协议后，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各自出资6万元交给安运十分公司，董志飞出资12万元（两辆车）交给安运十分公司，王晓娟与马文彬共同出资12万元（两辆车）交给安运十分公司，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分别向安运十分公司出具了10万元借据，原告董志飞、王晓娟分别出具了20万元借据，并由安运公司下属安阳市平安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担保向安阳银行洹滨北路支行办理了汽车分期贷款，其中，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贷款金额为21万元，原告董志飞、马文彬贷款金额为42万元。由安运十分公司统一购买了车辆，2013年7月4日办理了车辆入户登记。所购车辆均为豪泺牌自卸车，车辆的价格为304800元/辆，缴纳车辆购置税26051元。2013年7月10日，安运十分公司将包括七原告购买的车辆在内的共十辆车统一带往山西工地开始经营。2014年3月20日，七原告（乙方）分别与安运十分公司（甲方）补签了书面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车辆在甲方工地期间所产生的利润应先偿还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不再有欠款以后所产生利润甲方应及时给乙方结算，第三条约定乙方车辆在甲方工地运输期间未能按两年约定期间偿还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甲方可以向乙方协商延长还款时间。第四条约定甲方在延期后还未能偿还乙方车辆所有借款，甲方应承担乙方车辆所有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等车辆欠款）。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安运十分公司依照其与原告之间的协议，以山西工地的经营业务所得偿还了14期的银行贷款，后未再进行偿还。14期之后的银行贷款，原告闫军伟偿还了1期，原告程霞偿还了6期，剩余分期贷款及其他原告的分期贷款均由安阳市平安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偿还，数额分别是周继红90671.27元，徐边疆90671.27元，董志飞90671.14元，马文彬两辆车为181342.28元，闫军伟81338.30元，程霞35570.18元。2016年2月，安运十分公司结束在山西渣石土方外运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司机撤回，本案案涉车辆因拖欠修理费被山西的车辆修理厂扣留。原审认为，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依法登记并领取了营业执照之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安运十分公司作为安运公司的分支机构，有权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在总公司授权的经营范围内独立对外签订合同。本案中，安运十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表示，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存在，所签订合同内容也未超过自身的经营范围，故该合同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安运十分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完全偿还七原告购买车辆的借款（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原告闫军伟、程霞主张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支付其偿还的银行分期贷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按照七原告与安运十分公司达成的协议，安运十分公司应在七原告所购车辆的银行分期贷款、公司借款偿还完毕后，或在山西的业务结束后，将案涉车辆返还所有权人即七原告，现案涉车辆因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拖欠修理费问题被扣留在山西，致使七原告无法实际占有车辆，车辆的使用价值产生贬损，七原告主张按照车辆折旧标准计算2017年1月31日以后的车辆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七原告主张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营运损失，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符合营运条件，故对七原告主张的营运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但其损失客观存在，本院亦按照车辆折旧标准保护其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车辆损失。关于损失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固定资产中，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为4年，按照直线法计算折旧，残值率为5%，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故涉案车辆的车辆折旧费应计算为车辆购置价304800元+购置税26051元=330851元，残值330851×5%=16542.55元，净值为330851-16542.55=314308.45元，月折旧额为314308.45÷48=6548.09元，折旧从购买车辆的次月2013年8月1日开始计算至被告应返还七原告车辆的当月2016年2月，共计31个月，6548.09×31=202990.79元，故一辆车的损失为：净值314308.45元-折旧202990.79元+残值16542.55元=127860.21元。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故原告要求安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一、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闫军伟垫付分期贷款9332.97元，车辆损失127860.21元，合计137193.18元；二、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徐边疆车辆损失127860.21元；三、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王晓娟、马文彬车辆损失255720.42元；四、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周继红车辆损失127860.21元；五、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程霞垫付分期贷款55101.09元，给付车辆损失127860.21元，合计182961.3元；六、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给付原告董志飞车辆损失255720.42元；七、上述判决内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重审时，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给付原告车辆损失272000元；2.判令被告安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重审查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是被告安运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原告闫军伟、徐边疆、王晓娟、周继红、程霞、董志飞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其中周继红是办公室主任，程霞是财务科长，闫军伟是技安科副科长，王晓娟是生产科科长，董志飞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原经理岳秋林的司机，徐边疆是车队队长，马文彬与王晓娟系夫妻，不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2013年上半年，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承接了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一露天煤矿的渣石土方外运业务，因该公司自身没有营运车辆，其领导号召职工购置车辆参与经营，并承诺：职工个人出资60000元，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0000元，剩余资金以向银行贷款方式购买车辆，所购车辆挂靠在被告安运公司名下，并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在山西工地经营。前两年职工不要利润，但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负责偿还银行分期贷款和公司借款。七原告予以响应，其中，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各自出资60000元、董志飞（两辆车）出资120000元、王晓娟和马文彬（两辆车）共同出资120000元分别交给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又分别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0000元，董志飞、王晓娟共同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200000元，均出具了借据，同时，原告由被告安运公司下属平安汽贸公司担保向银行办理了汽车分期贷款。其中，原告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贷款金额分别为210000元，董志飞、马文彬贷款金额为分别420000元。之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购买了车辆，并于2013年7月4日办理了车辆入户登记。原告出资所购车辆均为豪泺牌自卸车，车辆价款为304800元/辆，缴纳车辆购置税26051元。2013年7月10日，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将包括七原告购买的车辆在内共计10辆车带往山西工地并统一进行经营。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按照其承诺，以山西工地的经营所得偿还了原告前14期银行贷款，其后银行贷款未再偿还。之后的银行分期贷款，原告闫军伟偿还了1期为10000元，原告程霞偿还了6期为55174.01元，除此之外的原告剩余分期贷款均由平安汽贸公司代为偿还，其中代原告周继红偿还90671.27元，代原告徐边疆偿还90671.27元，代原告董志飞偿还90671.14元，代原告马文彬偿还181342.28元，代原告闫军伟偿还81338.30元，代原告程霞偿还35570.18元。2015年年底，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结束在山西渣石土方外运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司机撤回，原告所购买车辆因拖欠修理费至今尚被山西的修理厂留置。同时还对该合同的签订时间、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公章加盖时间、落款时间何人书写、原告签字地点等合同签订经过，原告取得该合同的时间、地点、在场人等情况进行了查证。原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订立的《合同》是否真实有效；二、原告基于该合同要求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给付车辆损失、垫付分期贷款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三、被告安运公司是否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合同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基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虽然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但该规定的意旨在于表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其形式如果是采用的合同书形式，那么一般情况下，其成立的标志是当事人的签字或者盖章。签字或者盖章在此仅具有证据上的意义，否则，便难以解释当事人以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订立但却没有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成立的认定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并不能依此规定推出，凡是签字或者盖章的合同一定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同一定成立，因为签字或者盖章的真实并不等于合同的真实。合同形成行为与签字或者盖章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合同内容是双方当事人合意行为的表现形式，而签字或者盖章行为是各方确认其合意内容的方式，二者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证据意义上，签字或者盖章真实，一般即可推定合同真实，但在有证据否定或者怀疑当事人合意形成行为真实性的情况下，即不能根据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真实性直接推定合同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在证明合同真实性上，尚属初步证据，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真实性需综合考虑其他证据及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合同的真实性即存在如下不足，值得合理怀疑。首先，关于公章加盖问题。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可知，2014年3月20日合同上面加盖的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的公章刻制于2014年5月6日，该公章上面刻有编码，且是单排文字，而原公章上面没有编码，且是并排文字，前后两个公章明显不同。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所说的该合同是在2014年3月20日签订，且当时加盖了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公章的话，那只能是原公章，而不可能是后来刻制的公章。如果按照原告在重审时所陈述的公章加盖时间，一则表明公章加盖时间并非是在2014年3月20日，而是应在2014年5月6日以后的某个时间。如是则又说明岳秋林签字与加盖公章时间相差一个多月，这种情况显然不符合一般人签订合同的习惯做法，令人产生合理怀疑；二则表明原告该陈述与其在原一审时的陈述内容不一致，尤其是对签订时间这一关键事项在起诉状及本院重审时被询问前原告均未提及，也容易让人产生原告在有意规避这一问题的合理怀疑。其次，关于岳秋林的签字问题。岳秋林于2016年6月退休，在2014年3月20日前虽然系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经理，即使是其在合同上签字，但是否如原告所讲在2014年3月20日或之前所签，从本案查明事实来看，也不无疑问。一是其仅在甲方处签了姓名，并未同时书写上落款时间，该处时间或者未填写或者为原告所写，这明显不符合一般人的习惯做法。二是被告对此问题两次申请司法鉴定，后由于鉴定机构不具备相应的鉴定能力和技术条件等原因而未能鉴定成，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被告认为岳秋林签字为事后补签，并非在2014年3月20日所签，并认为该合同系伪造。如果被告相信岳秋林的姓名系其本人所签，则以一般生活经验常识判断，被告是不会一次再次申请司法鉴定的。最后，结合原告对该合同签订的原因、时间、地点、在场人，合同的取得以及原有合同的名称、内容等其他有关情况陈述可知，原告除了对于其在合同上签字时，当时合同上已有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经理岳秋林的签字但未盖章和写落款时间，数月之后原告拿到该合同时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已在上面盖章内容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外，对于其他问题的回答，或者称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或者避而不谈、含糊其辞，这明显与原告在公司的职务、职责等身份及应具有的认知水平不相称，也有违常情常识常理；同时也表明原告在陈述案件时，避重就轻，只讲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没有做到客观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甚至有虚假陈述的情况。因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该合同上虽然有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盖章及经理岳秋林签字，但其真实性令人产生合理怀疑，故本院对其真实性难以认定。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首先，关于车辆损失问题。原告在本案重审时明确表示其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是2014年3月20日的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该合同的真实性难以认定，故原告基于该合同而产生的诉讼请求，也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该合同真实有效，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也不应支持。所谓车辆损失，顾名思义，应是指车辆因损坏或者毁灭而产生的损失。而本案原告购买车辆并未毁损或不存在，只是由于在山西承接工程时欠修理厂修理费而被留置，而原告提交的合同上并没有关于车辆修理费的承担、车辆损失的赔偿等约定，故原告虽然系车辆实际所有人，但并无证据证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应赔偿其车辆损失。另，原告关于车辆损失数额的计算方法亦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原告并未对车辆损失依法申请司法鉴定，在原审时计算车辆损失，是按照财务上资产的折旧年限来进行计算，重审时又根据工程车辆的强制报废年限是15年，进而将车辆的价值按15年进行平均分摊得出来其主张的车辆损失数额。诚如原告自己所讲，其计算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本院认为，原告的该计算方法只是一种理论的、简单化的计算，缺乏实践根据，与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认识不符，且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银行分期贷款问题。本院认为，原告闫军伟、程霞要求被告给付其垫付的银行分期贷款的主张也不能成立。理由为：第一，原告该项诉讼请求的事实根据是其提交的2014年3月20日的合同，如上所述，该合同依法并不成立，故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第二，即使按照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当时的承诺内容和其代原告支付银行分期贷款的事实，也仅能得出原告车辆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在山西工地统一进行经营期间，原告前两年的利润不要，而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用以偿还其向银行的分期贷款，并不能得出不管原告车辆运营是否产生收入或利润，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均应无条件或有义务代原告偿还银行分期贷款。否则，该承诺内容明显对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不利，而对原告有利，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明显有失公平。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我国民法总则第七十三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即使应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给付原告车辆损失和垫付的银行分期贷款，但根据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本案责任承担也仅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告的损失直接由被告安运公司承担，二是原告的损失先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以其管理的财产承担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承担的，才由被告安运公司承担责任即给付原告车辆损失和垫付的银行分期贷款，而非原告请求的由被告安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安运公司对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原重审判决：驳回闫军伟、徐边疆、王晓娟、马文彬、周继红、程霞、董志飞的诉讼请求。本次重审时，原、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审、原重审时提交的证据相同，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本次重审查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是被告安运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闫军伟、徐边疆、王晓娟、周继红、程霞、董志飞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其中周继红是办公室主任，程霞是财务科长，闫军伟是技安科副科长，王晓娟是生产科科长，董志飞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原经理岳秋林的司机，徐边疆是车队队长。马文彬与王晓娟系夫妻，不是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职工。2013年上半年，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承接了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一露天煤矿的渣石土方外运业务，因该公司自身没有营运车辆，其领导号召职工购置车辆参与经营，并承诺：职工个人出资60000元，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0000元，剩余资金以向银行贷款方式购买车辆，所购车辆挂靠在被告安运公司名下，并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在山西工地经营。前两年职工不要利润，但被告安运十分公司负责偿还银行分期贷款和公司借款。原审中的七原告予以响应，其中，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各自出资60000元、董志飞（两辆车）出资120000元、王晓娟和马文彬（两辆车）共同出资120000元分别交给被告安运十分公司。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又分别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100000元，董志飞、王晓娟分别向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借款200000元，均出具了借据。同时，原告由被告安运公司下属平安汽贸公司担保向银行办理了汽车分期贷款，其中，闫军伟、徐边疆、周继红、程霞贷款金额分别为210000元，董志飞、马文彬贷款金额分别为420000元。之后，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统一购买了车辆，并于2013年7月4日办理了车辆入户登记。所购车辆均为豪泺牌自卸车，车辆价款为304800元/辆，缴纳车辆购置税26051元。2013年7月10日，被告安运十分公司将包括原告购买的车辆在内共计10辆车带往山西工地并统一进行经营、管理、结算。2013年8月至2014年9月，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按照其承诺，以山西工地的经营所得偿还了原告前14期银行贷款，其后银行贷款未再偿还。之后的银行分期贷款，闫军伟偿还了1期为9332.97元，程霞偿还了6期为55174.01元，除此之外的剩余分期贷款均由平安汽贸公司代为偿还，其中代周继红偿还90671.27元，代徐边疆偿还90671.27元，代董志飞偿还181342.28元，代马文彬偿还181342.28元，代闫军伟偿还81338.30元，代程霞偿还35570.18元。2015年年底，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结束在山西渣石土方外运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及司机撤回，原告所购买车辆因拖欠修理费至今尚被山西的修理厂留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本案中，被告安运十分公司承接了山西省灵石县段纯镇一露天煤矿的渣石土方外运业务，因公司自身没有营运车辆，安运十分公司领导号召职工，购置车辆参与经营。原告根据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的意思表示出资购买车辆，并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经营、管理、结算。依据上述规定，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将车辆交由被告安运十分公司经营管理，在运输经营结束后，安运十分公司本应将车辆返还原告，但该公司未能将车辆返还原告，给原告造成损失，安运十分公司应承担责任。原告主张安运十分公司赔偿购车损失6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购车损失60000元的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故被告安运十分公司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由被告安运公司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赔偿原告周继红购车损失60000元；二、对上述赔偿款项，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由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承担；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80元，由周继红负担4080元，被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十分公司、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负担13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八份，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靖文人民陪审员  孙新平人民陪审员  赵玉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袁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