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粤0104民初37927号原告：罗丹丹，女，1989年2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湖南省澧县。委托代理人：林志爽，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恒，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惠敏，女，1958年7月10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被告：罗家杰，男，195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海珠区。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晓玲，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乐媚，女，1979年6月1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大埔县。第三人：潘梓森，男，198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清新县。第三人：赵红梅，女，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原告罗丹丹诉被告李惠敏、罗家杰，第三人陈乐媚、潘梓森、赵红梅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张恒，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晓玲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乐媚、潘梓森、赵红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丹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3152100元及利息（以31521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10月8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30000元；三、原告有权以两被告名下的位于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的房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50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2日，被告李惠敏与陈乐媚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编号：LC借字第201705191号），约定被告李惠敏向陈乐媚借款300万元，月利率1.8%，还款方式为按月付息，到期还本，借款期限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2018年7月22日止，原告和被告罗家杰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日，陈乐媚向被告转账300万元。2017年5月22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反担保合同》，约定两被告自愿采用保证和抵押两种形式向原告为被告李惠敏借款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两被告提供位于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的房产设定抵押反担保。上述借款到期后，因被告李惠敏未能还款，2018年7月23日，赵红梅与陈乐媚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陈乐媚将《个人借款合同》（编号：LC借字第201705191号）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转让给赵红梅。2018年10月8日，赵红梅要求原告履行担保责任。同日，原告向赵红梅代偿了被告李惠敏所欠借款本金300万元、违约金152100元，合计3152100元。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共同辩称：一、被告李惠敏与案涉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原债权人陈乐媚之间不具备借款的双方真实合意，不存在借款事实，该《借款合同》未成立并生效。则该《借款合同》相应的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的《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的《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LC）保个字第201705191号及（LC）保个1字第201705191号的《个人保证合同》等从合同均未成立并生效，均不具备法律效力，该等从合同中所约定的全部担保责任亦不存在，原告声称依据该等合同擅自向赵红梅还款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不应当享有追偿权，其请求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承担代偿款及利息、律师费、诉讼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李惠敏与案涉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二人为好友关系。该二人声称因潘梓森投资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东良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有提升业绩及资金规模需求，请求被告李惠敏为事项提供协助，被告李惠敏亦同意予以协助。此后，被告李惠敏依据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指示，首先通过与原债权人陈乐媚形式上签订《借款合同》，并在其二人介绍下与本不相识的，但知悉此情况且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行事的原告，形式上签订与该《借款合同》及相关的《担保合同》，被告李惠敏、罗家杰提供名下两套案涉房产用于配合原告办理相关的房产抵押登记手续，以此方式“刷业绩”。但该《借款合同》项下约定的借款由原债权人陈乐媚或其丈夫潘梓森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后，均由被告李惠敏向原债权人陈乐媚或其丈夫潘梓森银行账户即时汇回。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在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每月向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3万元，作为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协助其二人签订该等合同并配合原告办理相关房产抵押登记的“手续费”。因此，自2016年5月23日起，被告李惠敏在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指示下，按照上述方式，共计协助签订了三次《借款合同》及相应的从合同。各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次《借款合同》：2016年5月23日，被告李惠敏与原债权人陈乐媚签订编号为（2016）借字第LJ024的《借款合同》。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在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指示下，并在其二人介绍下与本不相识的，但知情且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行事的原告签订了与该第一次《借款合同》相关的下列从合同：编号为（2016）保个字第LJ024《个人保证合同》；编号为（2016）担字第LJ024《委托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抵个1第LJ024《抵押反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抵个2第LJ024《抵押反担保合同》。由被告李惠敏、罗家杰提供名下两套案涉房产用于抵押担保，并配合原告办理相应的不动产权抵押登记。该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由原债权人陈乐媚银行账户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号后再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向潘梓森银行账户即时汇回。第二次《借款合同》：2016年11月18日，被告李惠敏与原债权人陈乐媚签订第二次《借款合同》。被告李惠敏、罗家杰继续依照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指示，未要求与知情且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行事的原告办理解除名下两套案涉用房产的抵押涂销登记。该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亦由潘梓森银行账户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号后，已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向原债权人陈乐媚银行账户即时汇回；后从原债权人陈乐媚银行账户再次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后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向潘梓森银行账户即时汇回。第二次《借款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配合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办理其二人名下两套案涉房产的涂销抵押登记手续，有相关不动产权登记记录可予以佐证。第三次《借款合同》，即案涉《借款合同》：因前两次《借款合同》中被告李惠敏、罗家杰顺利协助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合作基础，被告李惠敏基于对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信赖，再次应其二人的请求，与原债权人陈乐媚签订签署日期为空白的案涉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且被告李惠敏、罗家杰继续在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指示下，与知情且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行事的原告签订与该案涉《借款合同》相关的签署日期均为空白的从合同，即编号：（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编号：（LC）保个1字第201705191号《个人保证合同》，编号：（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由被告李惠敏、罗家杰继续提供名下两套案涉房产用于抵押担保，并配合原告再次办理相应的不动产权抵押登记。该次《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由原债权人陈乐媚银行账户向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汇入后，已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于同日分别向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银行账户即时汇回。上述三次《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内，即2016年5月23日至2018年7月25日，原债权人陈乐媚或其丈夫潘梓森均持续每月向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支付人民币3万元，作为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协助其二人签订上述合同并配合办理相关房产抵押登记并即时汇回借款的“手续费”，并有相应的银行流水凭证予以佐证。由此可见，被告李惠敏在原债权人陈乐媚、其丈夫潘梓森的指示下，与原债权人陈乐媚先后签订上述三次《借款合同》，包括案涉《借款合同》，及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与知情且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行事的原告签订与案涉《借款合同》相应的《担保合同》，均是基于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请求，出于向其二人提供协助的意愿，该等合同均仅为形式上的签订，被告李惠敏与原债权人陈乐媚之间均不具备借款的双方真实合意，被告李惠敏也未曾实际获取其中任一笔借款，不存在实质上的借款事实。因此，案涉《借款合同》未成立并生效。与案涉《借款合同》相关的全部《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均不能成立及生效，均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所约定的全部担保责任均不存在。二、假定认为被告李惠敏与原债权人陈乐媚之间签订的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相应的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依据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及编号为（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约定，原告提供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及被告李惠敏、罗家杰为原告提供反担保保证责任范围仅限定为对特定债权人陈乐媚，原告向特定债权人陈乐媚以外的第三人赵红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并擅自作出代偿行为，已经超出该等合同约定的担保及反担保保证责任范围，是原告的个人行为，不应由被告李惠敏、罗家杰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原告主张其有权将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名下用于设定该反担保保证责任抵押的两套案涉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假定合同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则相应的从合同成立并生效。其中，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第一条第1.1款约定：“本合同所称授信是指乙方为甲方向债权人陈乐媚借款时提供还款的保证担保。”编号为（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中约定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同意以其名下两套案涉房产作为抵押，对合同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提供反担保，因此，该反担保合同担保范围应当为编号（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中约定的，即原告罗丹丹为被告李惠敏向特定债权人陈乐媚借款时提供还款的保证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即使原债权人陈乐媚与新债权人赵红梅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成立并生效，但提供保证责任的原告，及提供反担保保证责任的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均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向特定债权人陈乐媚以外的新债权人赵红梅承担保证担保责任并擅自还款行为，已经超出该等合同约定的担保及反担保保证责任范围，是原告的个人行为，不应由被告李惠敏、罗家杰承担反担保保证责任。原告主张其有权将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名下用于设定该反担保保证责任抵押的两套案涉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由被告李惠敏持有的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签署落款日期均为空白，由原告提交的《债权转让确认书》上显示的通知日期被告李惠敏签署为2018年7月23日，但被告李惠敏自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期间不在中国境内，与该显示的签署日期明显相矛盾，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债权转让确认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不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或债权转让确认效力。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基于对原债权人陈乐媚信赖及其协助请求，在其指示下签署了签署时相关主要内容及日期均为空白的案涉《借款合同》及相应《担保合同》，后被原债权人陈乐媚以办理归档所需，归档后方可涂销房产抵押登记的借口所哄骗，继续在其指示下签署了签署时相关主要内容及日期均为空白，与被告李惠敏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的《债权转让确认书》，且该确认书中所声称的借款事实亦不存在。确认书上显示的通知日期签署为2018年7月23日，但被告李惠敏《护照》显示自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被告李惠敏不在中国境内，与该显示的签署日期明显相矛盾，该《债权转让确认书》缺乏真实性、合法性，不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或债权转让确认效力。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的借款、担保行为，及原告的代偿行为不具备合理性、不符合一般借款担保的交易规则及习惯。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在三次《借款合同》签订过程中，提供用于设定反担保抵押的两套案涉房产中的任一套市场评估价格均高于被告李惠敏与原债权人陈乐媚签订的任意一次《借款合同》所约定的借款金额。如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具备真实借款目的，首先，其二人无须同时提供两套案涉房产设置抵押权；其次，也具备其他更为便利低息的途径通过直接设置房产抵押权获取贷款，如直接向银行抵押贷款，被告李惠敏无须费尽周折通过与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原告签订该等繁复繁琐的《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原告作为保证人在知悉可能需要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况下，首先，未有事先与被告李惠敏进行沟通、核对债权转让及债权人变更情况是否真实或催促被告李惠敏还款等合理行为，而是擅自向新债权人赵红梅还款，其还款行为不具备合理性、不符合一般借款担保的交易规则及习惯；其次，原告在明知被告李惠敏、罗家杰是为应原债权人陈乐媚及其丈夫潘梓森的请求多次形式上与原债权人陈乐媚签订了《借款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期间原告也多次在原债权人陈乐媚授意下对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名下两套案涉房产设立抵押登记、涂销抵押登记，实际上并不存在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仍擅自向新债权人赵红梅还款，涉嫌存在与原债务人陈乐媚、潘梓森、新债权人赵红梅恶意串通，损害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四、陈乐媚、潘梓森、罗丹丹、赵红梅的行为符合“套路贷”中的常见的行为步骤及模式，且基于同一类型行业相互认识，彼此间存在密切联系，涉嫌“套路贷”犯罪。请法院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第三人潘梓森述称：我方不是原告诉请的相对人，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发表意见。第三人陈乐媚、赵红梅均无作陈述。经审理查明：被告李惠敏与罗家杰为夫妻关系。第三人潘梓森和陈乐媚为夫妻关系。原告罗丹丹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落款日期为2017年5月22日、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的《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其中载明：甲方（借款人）为被告李惠敏，乙方（债权人）为第三人陈乐媚，甲方因经营资金周转等原因向乙方借款，乙方同意在甲方提供约定担保的情况下，借款给甲方；借款最高额度为人民币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5月22日起至2018年7月22日止；每月利息按借款金额的1.8%计算；未按约定还款，每逾期1个自然日按借款本金0.1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等等。二、《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回单》、被告李惠敏出具的《（个人）借款借据》，电子回单显示2017年5月22日14时32分陈乐媚向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三、原告罗丹丹（甲方、保证人）与陈乐媚（乙方、债权人）签订的《个人保证合同》（落款日期2017年5月22日），其中约定：为实现编号（LC）借字第201705191号《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的目的，确保主债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债务，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乙方所出借的借款的本金、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四、原告罗丹丹（乙方、授信人）与被告李惠敏（甲方、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落款日期2017年5月22日），约定本合同所称授信是指乙方为甲方向债权人陈乐媚借款时提供还款的保证担保；乙方同意在最高授信额度人民币300万元内，根据甲方未履行偿还义务的借款情况向债权人代偿甲方所欠借款本金和利息等。五、原告罗丹丹（甲方、抵押权人）与被告李惠敏、罗家杰（乙方、抵押人）签订的编号为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落款日期2017年5月22日），其中约定：鉴于甲方同意给予李惠敏、罗家杰（下称债务人）一个综合授信担保额度，并签署了合同编号为LC保最字第201705191号的《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在授信期限内一次或者数次向债务人提供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乙方自愿为债务人向甲方提供房产抵押的反担保；最高综合授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17年5月19日到2020年5月18日等，该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载明抵押物地址为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和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六、粤（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2208707号和（2017）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02207658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记载抵押房产分别为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和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权利人均为原告罗丹丹，义务人为罗家杰、李惠敏，抵押方式为最高额抵押，最高债权数额为人民币300万元。七、第三人陈乐媚（甲方）与第三人赵红梅（乙方）于2018年7月23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其中约定甲方同意转让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乙方同意受让上述协议相关的所有债权、权利及其从权利；截止2018年7月23日，该借款待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万元；等等。该协议附件二为《交割确认函》，载明陈乐媚与赵红梅确认协议项下标的交割完毕。八、陈乐媚作出的《债权转让确认书》（落款日期为2018年7月23日），显示原告罗丹丹、被告李惠敏及第三人赵红梅均有在该确认书上签名及捺指印。九、《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显示原告罗丹丹于2018年10月8日向第三人赵红梅银行账户转账3000000元和152100元。十、赵红梅于2018年10月10日出具的《担保代偿证明》，确认罗丹丹已代李惠敏偿还拖欠的借款本金3000000元及违约金152100元。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编号为（2016）借字第LJ024《借款合同》、编号为（2016）保个字第LJ024《个人保证合同》、编号为（2016）担字第LJ024《委托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抵个1第LJ024《抵押反担保合同》、编号为（2016）抵个2第LJ024《抵押反担保合同》以及《不动产登记证明》，拟证明被告李惠敏应陈乐媚、潘梓森夫妇为潘梓森投资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东良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升业绩及资金的请求，与陈乐媚于2016年5月23日签订第一次《借款合同》；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在陈乐媚、潘梓森的指示下，与原告罗丹丹签订了两份《抵押反担保合同》，提供被告李惠敏、罗家杰名下的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和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两套房屋，并协助原告办理相应的不动产权抵押登记。二、《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凭证》（显示2016年5月23日陈乐媚向李惠敏转账300万元、李惠敏向潘梓森转账300万元），拟证明第一次《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由陈乐媚银行账户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号后，再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向潘梓森银行账户即时汇回，被告李惠敏并未实际获得该笔借款，其实际借款事实不存在。三、李惠敏与陈乐媚于2016年11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拟证明李惠敏继续应陈乐媚、潘梓森之请求，与陈乐媚签订第二次《借款合同》。四、2016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9日李惠敏《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凭证》（显示潘梓森于2016年11月18日向李惠敏转账300万元，同日李惠敏向陈乐媚转账两笔合计300万元，陈乐媚于2016年11月19日向李惠敏转账300万元，同日李惠敏向潘梓森转账300万元），拟证明第二次《借款合同》所涉借款在此两日内由潘梓森银行账户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号后再由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向陈乐媚银行账户汇回，从陈乐媚银行账户再次汇入被告李惠敏银行账户后由李惠敏银行账户向潘梓森银行账户汇回，被告李惠敏并未实际获得该笔借款，其实际借款事实不存在。五、《不动产登记证明》《涂销证明》，拟证明第二次《借款合同》到期后，原告罗丹丹协助两被告办理了上述抵押的两套房产的涂销抵押登记手续。六、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个人（最高额）借款合同》、编号为（LC）借字第201705191号《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编号为（LC）保个1字第201705191号《个人保证合同》、编号为（LC）保最担字第201705191号《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上述合同的落款日期均为空白），拟证明被告李惠敏继续应陈乐媚、潘梓森之请求，与陈乐媚签订第三次《借款合同》，即案涉《借款合同》；并继续在陈乐媚、潘梓森的指示下，与原告罗丹丹再次签订了两份《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继续提供被告李惠敏、被告罗家杰名下的越秀区沿江中路203号1103房和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两套房产，并协助原告办理相应的不动产权抵押登记。七、2017年5月22日李惠敏《招商银行户口历史明细清单凭证》《招商银行个人银行专业版转账汇款单笔对账单》（显示陈乐媚于2017年5月22日14:32:04向李惠敏转账300万元，李惠敏于同日14:43：42向陈乐媚转账300万元，同日14：56:27陈乐媚向李惠敏转账300万元，同日15:06:27李惠敏向潘梓森转账300万元），拟证明该笔借款由陈乐媚银行账户向李惠敏银行账户汇入后，由李惠敏银行账户于同日向陈乐媚和潘梓森银行账户汇回；被告与陈乐媚之间实际借款事实不存在，相应的《担保额度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反担保》（抵押/保证）合同》作为该《借款合同》从合同，所约定的担保责任并未实际产生。八、《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收款）》，拟证明被告李惠敏为应陈乐媚、潘梓森之请求为潘梓森投资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广东良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升业绩及资金提供上述协助后，陈乐媚、潘梓森在上述三次《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间（2016年5月23日至2018年7月25日）每月向被告李惠敏支付人民币3万元作为手续费。九、李惠敏拍摄的签署《债权转让确认书》的照片，拟证明在被告签署《债权转让确认书》，该确认书中手写文字部分及落款日期处均为空白。十、李惠敏护照，拟证明李惠敏在2018年4月至9月12日期间不在中国境内。十一、《不动产登记证明》，拟证明第二次《借款合同》到期后，原告协助被告办理海珠区敦和路怡雅街1号804房产的涂销抵押手续。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对案涉借款经过的陈述及提交的相关证据，本案当事人的借款行为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本院不宜在本案中作出判决认定，应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审查处理，故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罗丹丹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赖丽恂人民陪审员  何燕雯人民陪审员  邓 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麦楚瑜孔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