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1364号原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4幢15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957613588。法定代表人：李玮（LIWE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单飞，北京市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工业开发区顺通路1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986G。法定代表人：陈宏良，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智省，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通路18号9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81AT4N。负责人：刘宇，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红，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际恒公司）与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汽车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际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燕平、被告现代汽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智省、被告销售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际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11681203.6元；2、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自2019年1月1日起，以11681203.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7%为标准计算至服务费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11月23日，原告与现代汽车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一份，约定现代汽车公司指定上海际恒公司为其在中国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关服务商。合同有限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合同期限届满，自动顺延，直到现代汽车公司另行通知终止。同日，现代汽车公司、销售分公司与上海际恒公司签订《变更协议》，约定同意现代汽车公司于2016年9月21日起将原合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给销售分公司。上海际恒公司依据委托合同为被告提供了大量服务，在项目结束后及时向现代汽车公司、销售分公司发送活动报告和结算清单，现代汽车公司、销售分公司未对履行情况提出任何异议，对结算金额也做了确认，但至今仍尚有11681203.6元服务费未予支付。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和参照相关规定，故要求被告给付逾期付款损失，销售分公司作为现代汽车公司的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故应当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被告现代汽车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变更协议的约定，现代汽车公司在委托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给了销售分公司，现代汽车公司退出了涉诉委托合同。同时，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销售分公司对原告的欠款事实，且销售分公司作为分公司，拥有自己的人员架构和财产，是适格的被告。即便销售分公司对原告有欠款，现代汽车公司承担的也是补充责任。被告销售分公司答辩称，同时现代汽车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时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不属于服务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的约定，原告为提供的所有服务合同必须经过被告的确认或审核。从活动的创意、策划、总结报告、效果、付款凭证等等均需要经过被告的确认，这也是付款的条件。同时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8.7%支付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诉委托合同中并未约定涉案的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活动项目由其举办或服务。同时原告提供的邮件证据均非原告工作人员，而是际恒集团或者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际享公司）的员工，因此原告并非适格主体。即便际恒集团或者上海际享公司代表原告且涉案活动项目由原告完成，原告也应当向被告提交其实际执行委托事项及符合付款条件的证据材料，现不具备付款条件。且原告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已经严格执行了收款明细中所列的委托项目，同时原告主张的项目费用1118.88万元及媒体资源部分费用398756.6元属于重复主张。另原告主张的欠付媒体集萃制作费用93647元的费用，即便真实，原告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不具备付款条件。同时，原告在计算项目费用的时候均另行计算了6%的税金，根据涉诉委托合同的约定，该税费已经包含于服务费用中，应当予以扣除。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3日，甲方现代汽车公司与乙方上海际恒公司签订《委托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甲方为提高其品牌及产品的认知度和美誉度，加强产品市场活动推广力度，特指定乙方为甲方在中国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关服务商。合同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合同期限届满，自动顺延，直到甲方另行书面通知乙方终止。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合同有限期限内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但甲方应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为甲方提供以下服务：常规公关服务、市场活动、小型媒体活动及项目传播服务、品牌推广行动创意和管理、顾问服务。服务费用及费用支付：一、公关传播部分每月总费用为120万元；二、活动及项目传播部分中服务费用含乙方提供的活动策划费用和执行服务的费用，按活动总体费用的6%收取（不含如运费等乙方不直接执行环节的费用）、资料费按实际资料的印刷情况收取、其他费用为经甲方确认后，按实际发生情况收取、税费按6%收取增值税，已包含于服务费用中；三、其他费用及收费标准，甲方直接发生的第三方费用，经甲方书面确认由乙方代为执行的任何第三方产生的费用，如记者交通费、媒体联谊费等由乙方垫付，乙方请求甲方付款时必须按甲方要求出具合法发票，编制详细预算并与甲方书面确认。第六条，付款条件，3、活动部分，甲方确认活动方案及传播计划后，须在活动开始前预付计划费用的50%作为预付款；活动结束后，乙方于15个工作日内将活动发布的活动报告、包括与活动相关的传播评估报告、费用明细、相关发票复印件或付款证据发给甲方确认，甲方确认活动效果，并收到符合甲方要求的正式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余款。如本合同签订前活动开始或活动结束，则还需满足本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相应款项。4、其他，乙方保证及时高效优质的完成全部公关服务，并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合法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在本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转让或转委托给第三方。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所有服务，均需甲方书面或电子邮件确认后方可执行。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乙方除现有汽车客户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在甲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甲方现有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提供与甲方相同或类似的服务。本合同约定日常宣传费用120万元，并约定活动传播费用、小型媒体活动费用、视频等其他媒体特殊合作传播费用等所有公关服务项目，乙方提报方案及费用，甲方审核并通过邮件或其他书面形式确定后，直接在本合同约束下进行有效的传播并支付相应的费用，不再另行签署协议。2016年11月23日，现代汽车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销售分公司、丙方上海际恒公司签订《变更协议》一份，协议中约定，甲方与丙方于2016年11月23日签订了《委托合同》，三方一致同意甲方于2016年9月21日将原合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履行。2016年8月27日，被告员工杨譞向邮件名为xxx的收件人回复称“永乐：网易云音乐费用398756.6元可以确认，请继续推进！”，同时该邮件抄送邮件名为xxx等数人。在上海际恒公司制作的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2016年）结算汇总表中显示项目名称为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2016年）成都9月2日，项目费用明细中包括媒体部分相关费用、启动仪式等，该项目总费用为398756.6元。在2016年11月9日主题为“第三届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曲大赛预算确认-20161109”的邮件中显示，个人名片为际恒集团的冻丽娜向被告员工常亮发送邮件称“第三届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曲大赛合作费用为1118.88万元，如确认无误，麻烦确认回复，谢谢”。同时该邮件中载明了1118.88万元的明细清单，其中服务费6%、税金6%。同日，常亮回复称“确认按此执行，费用以实际结算为准。”在2017年3月6日主题为“2016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第三届校园歌手大赛项目结算确认-20170306”的邮件中显示，冻丽娜向被告员工常亮发送邮件称“附件为2016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第三届校园歌手大赛项目结算费用，烦请邮件回复确认，谢谢！客户名称：北京现代，项目名称2016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第三届校园歌手大赛项目，项目时间2016年9月2日至2016年12月31日，项目预算：1118.88万元，项目结算：1118.88万元”，同时，该邮件显示附件中为总结报告两份。同日，被告员工刘谅回复称“项目已确认执行完毕，费用待审核后予以确认。”在2017年8月8日主题为“开具发票申请：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合作（2016年）”的邮件中显示，个人名片为上海际享公司工作人员的郁越向被告员工刘谅发送邮件称“现申请开具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合作（2016年）项目发票，烦请确认。客户名称：北京现代，项目名称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合作（2016年），项目时间2016年9月-11月，项目结算：1118.88万元，申请开具发票金额：559.44万元”。同日，刘谅回复称“2016年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合作，总费用1188.88万元，先开发票金额559.44万元，可以确认。”在上海际恒公司制作的1118.88万元费用明细表中显示，其中匹配资源项目中追加权益一栏中包括9月2日校园歌手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会及线上直rotl。该明细表包括项目费用整体打包费用为999万元、服务费6%计59.94万元、税金6%计59.94万元，共计1118.88万元。在2017年5月12日主题为“Re：项目结算：北京现代媒体集萃1月刊-2月刊制作”的邮件中显示，被告员工胡洋向赵静回复邮件称“确认执行费用：1月刊，结算费用：￥93647元，2月刊，结算费用：￥93647元”。在2018年3月7日主题为“‘2017年2-9月（1-8月刊）北京现代媒体集萃’开具发票申请”的邮件中显示，赵静向被告员工胡洋发送邮件称“胡洋，你好！现申请开具‘2017年媒体集萃制作’计算金额50%的发票，其中2-3月实际执行的媒体集萃（1-2月刊）结算给‘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申请开具发票金额：93647元；4-9月实际执行的媒体集萃（3-8月刊）结算给‘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申请开具发票金额：280941元”，同时在该邮件中对数月媒体集萃制作明细进行了列明，同时赵静表示“烦请核对以上金额，以便我方开具发票，谢谢！”。在2018年3月8日主题为“Re：‘2017年2-9月（1-8月刊）北京现代媒体集萃’开具发票申请”的邮件中显示，被告员工胡洋向赵静回复邮件称“项目总预算金额确认为：749176元，现同意开具‘2017年媒体集萃制作’计算金额50%的发票，其中2-3月实际执行的媒体集萃（1-2月刊）结算给‘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申请开具发票金额：93647元；4-9月实际执行的媒体集萃（3-8月刊）结算给‘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申请开具发票金额：280941元”。在2018年8月1日主题为“【开票申请】申请开具‘2017年媒体集萃制作’项目尾款发票”的邮件中显示，郁越向被告员工赵倩发送邮件称“现申请开具‘2017年媒体集萃制作’项目尾款发票，烦请确认。”“客户名称：北京现代，项目名称：2017年1-2月刊媒体集萃，收款公司：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结算金额：187294元，预付款发票金额：93647元，尾款发票金额：93647元，申请开具发票金额：93647元（项目尾款金额）”，同时在该邮件中表示上海际恒公司收款账户发生变更，并将相关账户信息告知被告。同日，针对上述邮件，被告员工赵倩回复称“项目尾款发票金额，93647元，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280941元，上海际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票金额可以确认”。2019年6月24日，上海际恒公司向被告送达了要求被告支付涉诉款项的律师函。庭审中，销售分公司称上海际恒公司与上海际享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故邮件收发件人并不代表上海际恒公司。对此，上海际恒公司辩称，际恒集团并非一家公司，上海际恒公司与上海际享公司均属于际恒集团，原来人员有交叉，现在已经分开。原来每年被告会和上海际恒公司或上海际享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涉诉项目发生时间在2016年至2017年1月、2月期间，此时被告系与上海际恒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庭审中，销售分公司称原告在申请付款前应当提交费用明细、相关发票复印件或付款凭证给被告审核确认，并提交北京现代新伊兰特EV上市项目（2017年）费用总览、北京现代动态品质体验营整体费用明细表及发票等予以证明。在上述证据中本院注意到上述费用总览和整体费用明细表中服务费6%、税金6%均单独计算。对此，上海际恒公司辩称这些项目均是上海际享公司的，与本案无关。同时指出，双方之间存在多年的合作关系，在本案之前从未发生过纠纷，本案源于原告一名离职员工向被告领导邮寄恶意举报信对双方的业务合作进行诽谤和造谣，但经查不存在违法违纪现象。后双方便再无合作，已服务项目被告亦暂停付款，故不得已提起诉讼。庭审中，上海际恒公司称其已经完成了涉诉项目及2017年1月、2月媒体集萃工作，并提交总结报告、发布合同、会议合同、付款凭证、制作报告等证据予以证明。在《网易传媒网络广告发布合同》中显示，上海际恒公司与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就发布现代汽车广告事宜订立了上述合同；在《互动媒体发布合同》中显示上海际恒公司与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就网易云音乐第三届校园歌曲大赛战略合作事宜订立涉诉合同，合同总金额为836.4万元。庭审中，被告销售分公司称对于上海际恒公司提交的其与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互动媒体发布合同》真实性不认可，并申请对该发布合同的签章时间及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同时，销售分公司指出涉诉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不能私自转委托，而上述发布合同转委托标的达836.4万元，原告却要求被告支付1000多万元，相差三百多万元。且不认可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并称上海际恒公司为许多厂家做代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为了现代项目进行的支付。庭审中，销售分公司认可网易云项目已经执行完毕的事实，但称针对该项目并没有与原告签订有任何合同。同时，称由于双方之间的合同是采取倒签的形式签订的，故并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50%的预付款。同时，销售分公司认可在2016年间其只签订有一份委托合同。庭审中，上海际恒公司称由于被告比较强势，涉诉委托合同是采取倒签的形式签订的，另上海际恒公司与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发布合同只是请其他媒体广告公司提供一些服务，而且事实上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也是被告指定的。诉讼中，上海际恒公司称关于网易云项目在9月2日只有一个启动仪式，但是1118.88万元明细表中的9月2日启动发布会费用为线上发布费用。而398756.6元为线下费用，但除了邮件确认和机票、酒店票据外，目前没有其他证据了。上述事实，有原告上海际恒公司提供的委托合同、变更协议、邮件记录、总结报告、发布合同、付款凭证、制作报告，被告提供的费用总览、发票、付款凭证及本案的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论述如下，一、上海际恒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本案中，涉诉委托合同的合同相对方为现代汽车公司和上海际恒公司，变更协议中为现代汽车公司、上海际恒公司及销售分公司。虽然涉诉邮件往来中的冻丽娜、郁越、赵静邮件名片中标记为际恒集团或上海际享公司，但结合上述邮件中沟通的内容、被告认可在2016年仅存在与上海际恒公司一份委托合同的事实、网易云项目开展的时间、邮件中存在同时就上海际恒公司和上海际享公司开具发票事宜的沟通往来、上海际恒公司与北京网易传媒有限公司就网易云项目订立合同等诸多因素，故本院认定上海际恒公司系涉诉网易云项目及2017年1月、2月的媒体集萃项目的合同相对方。二、网易云项目的结算金额确定问题。虽然被告不认可网易云项目结算金额为1118.88万元，并称并未进行结算且未达到付款条件。但从双方之间就该项目所进行了多次邮件沟通内容来看，特别是2017年8月8日被告员工的回复内容，故本院认定双方就该项目的总费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为1118.88万元。三、涉诉项目付款时间的确定问题。庭审中，被告认可原被告之间就网易云项目不存在任何合同，而在论及付款问题时则要求严格依据涉诉《委托合同》的要求上海际恒公司提供相应的材料。且被告亦认可由于涉诉《委托合同》是倒签的，所以被告并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即“须在活动开始前预付计划费用的50%作为预付款”支付预付款。且在涉诉网易云项目及2017年1月、2月媒体集萃项目已经执行完毕的情况下，故本院认定双方在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实际上随意变更了付款条件和时间，被告仍以上海际恒公司先行提供发票等材料作为付款条件的要求不具合理。故本院对于上海际恒公司要求销售分公司支付网易云项目1118.88万元及2017年1月、2月媒体集萃项目剩余费用9364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四、对于网易云项目9月2日发生费用398756.6元与1118.88万元是否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原告上海际恒公司自己提供的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2016年）结算汇总表中显示项目名称为9月北京现代网易云音乐校园歌手大赛（2016年）成都9月2日，该项目总费用为398756.6元。而在上海际恒公司制作的1118.88万元费用明细表中显示，其中匹配资源项目中追加权益一栏中包括9月2日校园歌手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会及线上直rotl，总费用共计1118.88万元，上述两份表格中9月2日项目活动存有重合。现在上海际恒公司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双方就398756.6元启动仪式费用独立于1118.88万元总结算费用达成合意，且结合上述费用明细表中的重合事实，故本院对于上海际恒公司再次要求被告支付网易云项目9月2日发生费用398756.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对于被告主张的6%服务费用与6%税金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自己提供的北京现代新伊兰特EV上市项目（2017年）费用总览、北京现代动态品质体验营整体费用明细表中服务费6%、税金6%均单独计算的事实，且在涉诉邮件往来中针对1118.88万元的明细表中同时存在服务费6%、税金6%的费用项目，被告员工均对此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为服务费用与税金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综上，本院对于上海际恒公司要求销售分公司给付11282447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于上海际恒公司要求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在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中，付款时间及付款条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故本院将逾期损失的起算时间调整为被告收到上海际恒公司送达的催款律师函之日起。对于上海际恒公司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8.7%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本院酌情予以调整。另，销售分公司对上海际恒公司与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的发布合同中的签章时间及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由于被告员工已经就涉诉网易云项目做出确认的表示，故该鉴定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故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之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故本案中，现代汽车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给付原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一千一百二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七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一千一百二十八万二千四百四十七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自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二、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对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的上述给付义务不足部分承担补充责任;三、驳回原告上海际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四万七千六百零六元，被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 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聂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