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23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章佑，男，1985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球、陈菁菁，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永嘉县瑞申阀门配件制造厂。住所地：永嘉县南城街道外山村。投资人：黄祥龙。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建白，永嘉县瓯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章佑因与被上诉人永嘉县瑞申阀门配件制造厂（以下简称瑞申制造厂）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2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章佑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瑞申制造厂一审诉讼请求，支持章佑一审反诉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瑞申制造厂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涉案《厂房租赁协议》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租赁合同无效的，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支付占有使用费的主体应当是厂房实际占有使用人，而章佑并非实际占有使用人，瑞申制造厂提供的证据也未能证明章佑系实际占有使用人，一审判决章佑支付占有使用费，错误。二、根据瑞申制造厂提供的诉状及确认，章佑的手机号码尾号为888，而瑞申制造厂的投资人黄祥龙系向139××××5672的手机号码发送催缴电费的短信，上述电话号码系章棒所使用。故瑞申制造厂明知涉案厂房的实际占有使用人系章棒，结合一审认定的涉案厂房内生产的产品曾有章棒经手出售给浙江迦南泵阀有限公司、章棒于2017年8月21日向程学成转账电费2500元以及注明送货单位为“章棒”的《送货清单》，一审法院应当追加章棒为本案当事人而未追加，系程序错误，本案应当发回重审。三、一审法院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系对案件事实的主观推定，瑞申制造厂应当提供证据证明章佑系实际占有使用人，但其未能提供。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的规定，判定瑞申制造厂提供的证据明显大于章佑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而认定章佑（或指派、携同他人）使用涉案厂房至2018年8月份，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章佑当庭补充，根据一审提供的照片，可以查明涉案厂房的实际占有使用人除章棒外，还有章光五，本案应当同时追加章棒与章光五参加诉讼。瑞申制造厂辩称：一、涉案厂房的实际占有使用人就是章佑，而非章棒或章光五。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是章佑与瑞申制造厂签订的，2016年10月7日至2019年10月7日期间应由章佑占有使用，不可能未经章佑同意，就由章棒使用。2018年8月18日注明送货单为章棒的送货清单，上面涉及的部分货款，是由章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连玉阀门有限公司收取，从中可以反映章棒与章佑存在必然的关联。本案一审证人尤某、陈某的证言也反映章棒或是章佑的财务人员，或是合伙人。二、瑞申制造厂出租给章佑的不仅是厂房，还有价值100余万元的生产设备，章佑若于租赁期内中途停厂或搬离，应该通知章佑办理退厂交接手续。本案中，章佑从未与瑞申制造厂提出退厂，也无告知将设备转给章棒的意思表示，更无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书面解除函。三、章佑提出反诉，称租赁协议于2016年12月30日因政府拆迁通知下达而中止，主张瑞申制造厂应当返还已付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7日的租金108333元。但直到瑞申制造厂起诉追偿尚欠租金后才反诉，不符合常理。鉴于章佑与章棒的合伙或是财务劳务关系的相关证据均由章佑掌控，而章佑为了规避事实，在一审中故意不提供，瑞申制造厂确实难以收集。本案证据已经高度概然性的予以证实，涉案厂房因涉及违章，政府于2017年2月7日下达拆除通知，但事后因该厂房系招商引资的厂房，并未实际拆除，章佑一直占有使用至2018年9月份，应当支付占有使用费。四、章佑以原审遗漏当事人章棒为由主张程序错误，不成立。基于上述分析，章佑事先明知与章棒存在利害关系，有义务提供章棒的信息，但却知情不报，导致原审法院无法追加章棒为被告。甚至在一审庭审中，章佑对于是否认识章棒，作了前后矛盾的陈述。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瑞申制造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章佑支付瑞申制造厂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1日期间的厂房租金1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瑞申制造厂起诉之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章佑承担。一审审理过程中，章佑提起反诉，请求：1.判决确认双方于2016年9月12日房屋租赁协议于2016年12月31日终止；2.判令瑞申制造厂返还章佑2017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1日止的租金计人民币108333元；3.反诉诉讼费由瑞申制造厂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瑞申制造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黄祥龙。2016年9月18日，瑞申阀门投资人黄祥龙与章佑签订《厂房租赁协议》。2017年2月7日，永嘉县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上塘规划局、上塘国土资源所在该厂粘贴违法建筑强制拆除通知书，但厂房至今未拆除。该厂房内生产的产品曾有章棒经手于2018年8月份出售给浙江迦南泵阀有限公司，而迦南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向章佑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连玉阀门有限公司转账货款22400元。瑞申制造厂房电费明细记账显示2018年6-9月产生明显的用电，9月份瑞申制造厂投资人多次向手机号139××××5672发短信催促交纳电费。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是2017年以后章佑是否还有继续使用厂房，或章佑在2016年12月份是否已经搬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就是否继续使用或是否提前搬离的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现一审法院结合双方举证对争议的事实综合评判如下：首先，瑞申制造厂房电费明细显示2018年6-9月产生明显的用电，可见该厂房至2018年8月份（因9月份交纳的电费是8月份使用产生）仍然有生产使用。其次，虽然瑞申制造厂电费明细中有部份时间（忽略损耗后）没有用电费用，但是瑞申制造厂陈述称系挂接在该厂旁边养殖场用电。为证明该陈述，瑞申制造厂于庭后提供的程学成的录音及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程学成的银行明细，银行明细表明章棒于2017年8月21日有转给程学成2500元。程学成的录音得到银行明细的印证而具有真实性，故对瑞申制造厂的陈述予以采信。第三，2018年8月18日注明“送货单位”为章棒的《送货清单》也能证明章棒有具体生产供货的事实。同时部分货款是支付给以章佑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连玉阀门有限公司。可见涉案厂房的生产与章佑存在某种关联。第四，对证人所称的是“章朋（音）”、即便是看了《送货清单》后其他人员还认为是“章捧”时。然而章佑在庭质证中陈述不认识“章棒”。如若真的不认“章棒”，且能在他人听来是“章朋（音）”或“章捧（音）”的情况下且能听出“章棒”的姓名来？在庭后对补充证据的质证中章佑承认认识“章棒”。可见，章佑的陈述有存在不真实的情况，难以让人充分相信。第五，章佑称从2016年12月份起就已经搬离而不再生产，并提供政府决定于2017年2月份拆除的通知为证。然而，虽然有拆除通知，但是现实中并没有拆除。因此不足以证明有拆除的事实导致不能继续生产而已经实际搬离。相反事实上到2018年8月份仍然还有生产。故章佑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搬离。第六，《厂房租赁协议》是章佑一个人所签订，如若早已经终止或解除，按常理应该早就向对方索取多余的“租金”，现等到对方起诉后，才反诉索赔不符合常理。第七，根据两个到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章佑与“章棒”等人合伙经营。结合章佑认识“章棒”而章佑试图否认该事实的情况来看，章佑显然在试图隐瞒某种事实。故反推可以相信证人的陈述为真实，而厂房后期的“租用”也与章佑也有关系。综上，瑞申制造厂为证明章佑有继续使用厂房事实提供证人证言、供货单、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录音、转帐明细、电费交纳清单、手机短信为证据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印证，但尚不足以否定章佑已经搬离；而章佑为证明自己已经搬离却只提供了政府拆除通知为证据而事实上并没有拆除，故也不足否定厂房仍然有在使用的事实。结合案件情况，瑞申制造厂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章佑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对瑞申制造厂的证据予以确认，进而认定章佑（或指派他人或携同他人）有使用瑞申制造厂的厂房至2018年8月份的事实。故对章佑的反诉主张不予以支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本案中，涉案的厂房因政府要拆除，可见该厂房系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故双方于2016年9月12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无效。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本案中，章佑（或指派他人或携同他人）有使用瑞申制造厂的厂房至2018年8月份，而可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虽然按证人证言章佑与“章棒”等四人均为“老板”而可能存在合伙关系，如若构成合伙关系，合伙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但是章佑否认有与他人合伙、提供的证据也不足证明其已经于2016年底搬离，且瑞申制造厂认为“章棒”是章佑的账务人员，从目前掌握的情况也只知道“章棒”的姓名及其手机号，其他身份信息不清楚而无法明确当事人更无法依职权追加章棒为当事人。同时，瑞申制造厂按协议约定起诉索取租金可视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而且该的租赁合同相对人是章佑亦可参照。故对瑞申制造厂要求章佑承担责任的合理部分（2018年8月份以前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因9月份之后没有电费产生而不宜认定为还有占用，即在瑞申阀门诉求中最后一个月不予以支持）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于2019年7月22日判决：一、限章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瑞申制造厂房屋占有使用费1375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3月2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到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瑞申制造厂其他的诉讼请求；三、驳回章佑的反诉请求。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瑞申制造厂负担137.5元，章佑负担1512.5元；反诉受理费1230元由章佑负担。二审期间，瑞申制造厂未提供新的证据。章佑提供了机动车所有人查询单、身份信息，证明涉案厂房实际占有人是章棒、章光五。瑞申制造厂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章棒、章光五系实际占有人。本院经审查认为，瑞申制造厂质证意见成立，本院对章佑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认定事实如下：瑞申制造厂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黄祥龙。2016年9月12日，章佑（作为甲方）与黄祥龙（作为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甲方由于生产需要，租用乙方在上塘镇外山村翻沙场厂房，厂房和厂房内的所有设备作为甲方生产所需；租赁期限为三年，即2016年10月1日至2019年10月1日止；租金为每年壹拾叁万元，每年一次性付清，第二年起以壹拾伍万元每年；甲、乙双方三年合作过程中，乙方必须妥善提供甲方水、电正常使用，水、电费等其他金费一切由甲方自负。合同签订后，章佑占有使用涉案厂房。2016年9月20日，章佑向瑞申制造厂投资人黄祥龙转账130000元，用于支付涉案厂房第一年租金。后，涉案厂房被张贴盖有永嘉县南城街道办事处、上塘规划局、上塘土资所印章且落款时间为2017年2月7日的《违法建筑强制拆除通知书》，该通知书上载明：“你位于南城街道外山村存在非法占地、违章建筑行为，决定于2017年2月23日进行强制拆除。”截至2019年3月，涉案厂房尚未被拆除。涉案厂房用电户于2018年5月暂停恢复，在2018年6月至2018年8月期间产生电费。瑞申制造厂投资人黄祥龙在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向139××××5672的手机号码发送短信，催讨涉案厂房电费。双方均确认139××××5672的手机号码系章棒所使用。2017年11月11日，章佑向瑞申制造厂投资人黄祥龙账户转账10000元。章佑自认与章棒、章光五相识。一审审理过程中，黄祥龙与章佑一致同意本案原告由黄祥龙变更为瑞申制造厂，一审法院口头裁定予以变更。二审中，瑞申制造厂自认涉案厂房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厂房租赁协议》系由章佑签订、章佑于2017年11月11日向瑞申制造厂投资人黄祥龙转账10000元、涉案厂房在2018年6月至8月间仍产生电费、截至2019年3月涉案厂房尚未被拆除、一审中在证人出庭作证前后章佑对于自己与章棒之间的关系作了前后矛盾的陈述等事实清楚。现章佑主张自己于2017年2月18日搬离涉案厂房、此后涉案厂房系由章棒和章光五实际占有使用，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章佑未在一审中申请追加自己相识的章棒、章光五为本案当事人，且基于一审的证人证言和章佑的矛盾陈述，并不能排除章佑与章棒、章光五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因此章佑二审申请追加章棒、章光五参加诉讼，依据不足，且违反诉讼诚信原则，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况且，无论章佑与章棒、章光五之间系雇佣还是合伙关系，均不影响其应当向瑞申制造厂承担的责任，本案也无需追加章棒或章光五为案件当事人。章佑主张一审程序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显然不能成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瑞申制造厂亦在二审中自认涉案厂房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本案《厂房租赁协议》明确记载租赁标的物还包括“厂房内的所有设备”，因此章佑主张《厂房租赁协议》整体无效，不能成立。同时，即便本案有关厂房部分的租赁关系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当事人请求按照租赁合同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的主张，仍应当获得支持。故一审判决涉案租赁合同的承租人章佑参照涉案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占有使用费至2018年8月，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章佑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283元，由上诉人章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启东审判员  杨宗波审判员  刘宏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周婷婷书记员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