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102民初150号 原告：邹桂霞，女，汉族，1962年2月4日生，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梦恬，女，系邹桂霞女儿。 被告：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红山办事处，住所地在南京市玄武区营苑南路58号。 负责人：徐锴，该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帆，江苏宁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郁焕荣，男，汉族，1956年2月23日生，住南京市玄武区。 原告邹桂霞与被告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红山办事处（以下简称红山办事处）、第三人郁焕荣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桂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梦恬，被告红山办事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帆，第三人郁焕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邹桂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被告与第三人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第三人郁焕荣与原告再婚前，是承租玄武区××路××村××号住宅。2009年9月该地区拆迁时，原告与第三人当时属于夫妻关系，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及住宅房屋情况调查表中，在平面示意图一栏内标示该房屋的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但事实上应为25.40平方米，其余建筑面积是拆迁部门照顾夫妻住房困难所给予的优惠政策，按照拆迁政策郁焕荣最高可以获得45平方米，其余31.18平方米应属于原告。2015年，原告与第三人离婚，郁焕荣认为其婚前承租房屋的建筑面积就是87平方米，属于再婚前的个人财产。原告是经济适用房的申购人之一，但是现在原告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为此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红山办事处辩称：本案属于原告重复诉讼，相同的事实、相同的当事人，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所以原告已经没有起诉权利，原告诉请法院应予驳回。 第三人郁焕荣述称：2009年征地拆迁时，虽然当时与邹桂霞属于夫妻关系，但是邹桂霞的户籍未登记在被拆迁房屋处，所以拆迁安置补偿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拆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数值是由拆迁实施单位人员上门测量确定，没有任何政策照顾或者额外补偿，确定就是实际的87平方米。 经审理查明：1992年7月29日，南京工程机械厂（甲方、出租方）和郁焕荣（乙方、承租方）签订一份公有住房租赁合约，双方约定：房屋座落于栖霞区，结构等级“混二”，层次“1”，使用面积23.6平方米；乙方承租甲方管理的上列房屋作居住使用，房屋租赁期间，乙方不得擅自拆改房屋及其附属设备，不得将承租房屋转租、转借、转让或擅自改变用途及私自交换使用。 2009年4月28日，在一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住宅房屋情况调查表中记载：房屋坐落玄武区，产权人为郁焕荣，有证房屋的基本情况是砖混、一等，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在平面示意图中标示：长14.5米、宽6米。在调查表下方，由郁焕荣和调查人员分别签字确认。 同年6月21日，郁焕荣书面个人申明：××村××号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的房屋为其本人所有，因为历史原因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在申明书的下方，加盖了红山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和红山办事处印章。 同年9月15日，一份由郁焕荣签字且加盖红山办事处印章的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款测算表载明：房屋坐落于玄武区，产权人为郁焕荣，总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原房补偿款32190元、购房补偿款219240元、区位补偿款13050元，总计264480元。 同日，被告红山办事处（拆迁实施单位、甲方）与第三人郁焕荣（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一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约定： 1、根据宁政发（2007）61号、宁政发（2007）143号及宁价房（2004）61号、宁国土资（2004）92号文件规定，经宁征拆字（2009）014号通知同意，甲方于2009年6月13日至10月12日，在红山地块实施“红山商贸”项目的征地房屋拆迁工作； 2、乙方房屋座落于玄武区，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位于本次拆迁范围之内。乙方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款为332655元，包括拆迁补偿款、原房补偿款、购房补偿款、区位补偿款以及装修补偿费、拆移补偿费、搬家过渡费、提前搬迁奖励等等费用； 3、乙方申购拆迁安置房的，甲方按有关规定提供拆迁安置房，乙方按宁政发（2007）61号、宁政发（2007）143号等规定和程序，以拆迁补偿款264480元来申购拆迁安置房，申购总建筑面积为73.47平方米。因房屋结构、套型等原因，造成乙方实际购买的拆迁安置房总建筑面积超过可申购建筑面积1.53平方米的，超出面积的购房款5508元，由乙方支付到所在区拆迁安置房财产专户； 4、在补充协议处，手写注明：“拆迁房屋补偿款所购房屋的面积，以市、区房保办部门核实、审批的面积为准”，郁焕荣本人就此签字确认。 同年9月18日由郁焕荣本人签字的一份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户购买拆迁安置房申请表载明： 1、申购人为郁焕荣，配偶姓名为邹桂霞，家庭人口为两人，原住房地址为××村××号，产权户认定为”区政府认定“，建筑面积为87平方米，拆迁时间为2009年9月15日，拆迁补偿金额为264480元，希望购买的住房套型为75平方米左右； 2、在申购人承诺处注明：本人所提供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住房等真实无误，如隐瞒、虚报、谎报有关情况，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在拆迁实施单位意见处注明：申请人所填报的家庭成员、住房等情况属实，被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为264480元；同时，经办人、负责人签字确认，且加盖了红山办事处单位印章。在区拆迁安置房主管部门意见处注明：经审核，该家庭所填报情况属实，符合申请条件，同意购买拆迁安置房；同时，加盖经办人和南京市玄武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印章。在市拆迁安置房主管部门意见处加盖了经办人印章。 2012年3月2日，一份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出具的南京市征地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存根）载明：购房申请人为郁焕荣，购房位置为小营村，房屋套型为75平方米。 2017年3月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法院）作出的（2016）苏01民终10432号民事判决，载明： 1、郁焕荣与邹桂霞离婚纠纷一案，郁焕荣、邹桂霞两人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鼓楼法院）一审民事判决提出上诉。郁焕荣上诉要求：改判南京市玄武区房屋的所有权全部归其所有；邹桂霞辩称：郁焕荣原承租公房面积为25.40平方米，婚后拆迁前搭建了部分违法建筑，因此获得拆迁安置的上述房屋，所以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 邹桂霞上诉要求：改判邹桂霞享有上述房屋所有权41%的份额；郁焕荣辩称：双方在婚后拆迁前并未进行搭建，在拆迁时被认定有证面积为25.40平方米，其他为无证面积，拆迁房屋整体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2、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08年8月8日登记结婚、均系再婚，2014年3月郁焕荣诉至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但被驳回诉请。2015年1月，郁焕荣再次起诉至鼓楼法院，一审判决郁焕荣享有上述房屋产权的70%、邹桂霞享有30%。判决后两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再查明：2013年7月，郁焕荣购得上述房屋、价款为276588元，郁焕荣另行支付补差款12108元；2015年5月18日，郁焕荣领取该房屋的权属证书。 鼓楼法院再次一审判决，上述房屋由郁焕荣与邹桂霞按份共有，郁焕荣享有90%的产权，邹桂霞享有10%产权； 3、二审认为：郁焕荣婚前个人拥有房产，婚后被拆迁安置新房，且登记在郁焕荣名下，应认定为郁焕荣个人财产；郁焕荣另行补交面积补差款后，增加部分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应予分割。鼓楼法院在一审时综合考虑双方家庭贡献和邹桂霞意见，从照顾妇女权益的角度，酌定双方按份共有及其比例并无不当。所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8月27日，邹桂霞作为原告至本院起诉被告红山办事处、第三人郁焕荣，要求责令红山办事处变更征地房屋拆迁住宅房屋情况调查表中记载的原建筑面积的数值，由原87平方米变更为25.40平方米（院落面积16.49平方米）。本院作出（2018）苏0102民初74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认为： （1）在该案中，邹桂霞的诉请前后并不一致，原诉请是要求法院确认红山办事处和郁焕荣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效，在审理中邹桂霞又将诉请变更为要求法院责令红山办事处纠正郁焕荣原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的错误记载； （2）关于郁焕荣原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记载数据的改动，是行政主体在拆迁工作中履行职务行为的产物，是一种单方的行政行为，该记载数据虽然作为拆迁补偿协议中有关条款的依据，但是不能改变行政行为的性质，所以邹桂霞变更以后的最终诉请，应不属于民事审判范畴，故予驳回。 2019年6月20日，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书面答复本院： （1）因玄武区房屋拆迁，郁焕荣与其配偶邹桂霞以征地房屋拆迁户名义申购拆迁安置房。2009年9月18日郁焕荣申购拆迁安置房时，在申请表中明确邹桂霞为其配偶、家庭人口两人； （2）根据宁政发（2007）143号文件第8条规定，拆迁安置房仍属经济适用住房范畴；第30条规定，凡宅基地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均不具备的，属于违法建筑、不予补偿；对住房特别困难的被拆迁人，符合所在区有关条件的，经区政府出具认定和同意申购拆迁安置房意见书后，可以申购拆迁安置房； （3）郁焕荣申购拆迁安置房时，申请表中明确产权户认定为区政府认定，该家庭属于没有两证的情况，根据上述文件规定、红山办事处、玄武区房产管理局及玄武区人民政府出具的“玄武区红山商贸地块项目认定拆迁面积清册”，予以认定郁焕荣和邹桂霞家庭申购拆迁安置房； （4）郁焕荣和邹桂霞家庭申购的拆迁安置房，经拆迁实施单位红山办事处、玄武区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市住房保障中心（原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对其提供的申购材料审查确认后，于2012年3月2日向郁焕荣家庭出具了南京市征地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 在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书面复函时，所附的档案材料中包括一份“玄武区红山商贸地块拆迁安置房申购汇总表”和一份“玄武区红山商贸地块项目认定拆迁面积清册”：在该份汇总表上加盖了红山办事处、玄武区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局和玄武区人民政府印章；在“玄武区红山商贸地块项目认定拆迁面积清册”中记载，被拆迁地点为××村××号，认定产权人为郁焕荣，认定家庭人口数为2人，认定被拆迁面积为“无证87”，拆迁补偿款为264480元，申购面积为75平方米，备注“四级认定”。 另查明： 1、2016年8月，在答复鼓楼法院协助调查时，红山办事处表示：2009年9月拆迁时，是依据该户所拥有的房屋面积、拆迁标准进行补偿，原有的房屋是否是夫妻共同拥有，依据对方提供的资料无法判定；申购的拆迁安置房邹桂霞是否享有相关权利，应咨询市房改办。 2、2017年1月22日，在答复市法院协助调查时，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表示： （1）被拆迁人申购拆迁安置房时，购房款由被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的原房补偿款、购房补偿款和区位补偿款三部分组成，且必须在购房款总额内申购拆迁安置房； （2）每产权户可申购拆迁安置房的最大面积不得超过220平方米，每产权户认定以一个土地使用证为准；没有土地使用证的，以一个房屋产权证为准；两证均不具备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3）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因同一户籍家庭人口众多、住房特别困难等原因，确需超过规定的面积进行申购的，必须经拆迁实施单位审核同意，并报区、市拆迁安置房管理部门批准。每产权户被拆迁人申购面积人均最多不能超过30平方米，总申购面积不得超过220平方米； （4）郁焕荣和邹桂霞该家庭，属于没有两证的情况，根据宁政发（2007）143号规定、红山办事处、玄武区房产管理局及玄武区人民政府出具的“玄武区红山商贸地块项目认定拆迁面积清册”，予以认定郁焕荣和邹桂霞家庭申购拆迁安置房。 3、2017年2月17日，在答复市法院协助调查时，红山办事处表示：拆迁补偿计算是根据拆迁调查表上87平方米房屋（含25.4平方米承租房）进行测算，结合该户实际情况进行补偿；在拆迁安置房申请表中，记载的申购人为郁焕荣及配偶邹桂霞二人，未明确申购比例。 4、苏（2018）宁玄不动产权第0××3号证书载明：房屋坐落于，房屋所有权人为郁焕荣／邹桂霞，按份共有，该房为征地拆迁安置房，上市须经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批准。 5、一份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确认书载明：房屋坐落于，房屋性质为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发票时间为2013年11月18日，填表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填表单位为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 上述事实有公有住房租赁合约、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住宅房屋情况调查表、个人申明、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款测算表、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户购买拆迁安置房申请表、南京市征地拆迁安置房购买通知书、（2016）苏01民终10432号民事判决、（2018）苏0102民初7494号民事裁定书、南京市住房保障中心书面复函、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上市）确认书、苏（2018）宁玄不动产权第0××3号证书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依照合同法律有关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所订立的合同应当无效。 在本案审理中，原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2009年9月15日，在签订南京市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作为相对人的被告玄武湖办事处和第三人郁焕荣，在主观上和行为上存在上述法定的任意一种情形。在征地拆迁房屋情况调查表中，记载了郁焕荣原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该数据的测量过程、数值记载是行政主体在拆迁工作中履行职务行为的产物，是一种单方的行政行为，虽然在拆迁补偿协议中作为有关条款的依据，但是不能改变其行政行为的性质，即该数据的记载是否客观真实并非民事审判的范畴。 综上分析，由于没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在签订涉案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告红山办事处与第三人郁焕荣存在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相关情形，故原告要求确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请，因不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邹桂霞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29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李海桥 人民陪审员  唐晓妹 人民陪审员  周琪宝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罗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