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10民终9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霍州市。法定代表人：赵东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兆安，山西熙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波，男，1942年7月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忠，霍州市北环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陈峥，男，196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上诉人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波、原审被告陈峥居间合同纠纷一案，霍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霍民初字第564号民事判决，国杰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7日作出（2017）晋10民终388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重审后，霍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晋1082民初532号民事判决，国杰公司对此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兆安、被上诉人成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忠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陈峥经本院合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国杰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支付报酬；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为了判决原告赢，滥用审理权利，故意捏造事实、帮助原告做假证据、违规调取证据。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玩文字游戏，故意将上诉人的意见改为法官想要的事实，判决书关于陈峥、张某等人的内容并非上诉人陈述的内容；关于张某身份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法院就认定张某已加入上诉人，并成为“隐名股东”，还有7%的股份；判决书中认定中盛伟侨、北京五维授权上诉人办理霍州地下人防商业街项目的立项报批手续，并无证据证明，且认为原告起到了引进、协调、服务等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工作是以居间服务的形式存在。2、第二次开完庭后，法官又通知上诉人有遗漏证据需要质证，到庭后法官出示了两份复印件，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是北京五维、中盛伟侨授权上诉人办理立项报批手续；另一份《公司会议决议》内容是张某是股东。法官说是上诉人第一次开庭时提交证据，要重新质证，对此上诉人有理由怀疑法官让原告提供假证据嫁接给上诉人，便于捏造事实。3、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主审法官以非常明显的口气纠正原告自述对其不利的事实，最后变成法官代原告总结并念给书记员记录，上诉人认为合议庭违反法官职业道德，当庭提出回避，回避未答复期间，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另一法官违反法定程序去北京找原告不到庭的证人张某做询问笔录，这种证据及行为如何体现判决公正。二、综观本案，原告提出与上诉人的居间服务、报酬没有任何基础事实，更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先后收取上诉人60万元并出具的材料中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原告与上诉人之间没有居间服务的事实。在原告诉请基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一审判决以糊糊涂涂的酌情上诉人再向原告支付120万元为宜宣判，选择混淆居间与劳务等法律关系，用各种手段达到帮助原告赢的目的。一审的行为及判决结果徇私枉法。三、庭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务、居间法律关系。上诉人提供原告收到60万元时出具的两份材料恰恰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居间服务的事实。被上诉人庭审时陈述他从来不认识赵东东，也不知道国杰公司什么时候成立。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居间关系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张某不是上诉人的隐名股东，在未受到公司授权的情况下无权代表公司进行公司行为。被上诉人成波辩称，一、一审法官审理本案及判决时是依法合情合理的。一审法官审理本案时，因当事人用语不同，为了使双方能够听清表达的意思，重复过意思表达的语言，并不存在将双方的意思改为法官想要的事实。至于本案涉及的张某的身份问题，2013年7月5日上诉人国杰公司编号201301001会议决议决定给与张某7%的股份。被上诉人初审的代理人和霍州法院法官对张某做的笔录，都能够证明张某属于上诉人公司的股东，其一切行为代表的是上诉人公司的行为。一审法院并不存在偏袒被上诉人的行为，被上诉人按标准7800万要求获取报酬360万元（按5%），一审法院酌情才判了120万元，法官是公正的。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居间关系成立是正确的。自2013年初被上诉人就为霍州市鼓楼东大街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工程四处奔走，被上诉人系霍州本地人，通过四处奔波，终于于2013年7月25日使上诉人国杰公司与霍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霍州市鼓楼东大街南街人防综合利用工程建设及管理合同书》，并已投入使用。当时上诉人公司编号201301005决议说明按项目投资总额5%比例的劳务费给被上诉人，拿到施工证后一周内支付被上诉人30万元。有股东陈峥和赵东东签字、有另增加的股东张某书写并加盖上诉人公司公章。先付的30万元已经付，一审判令上诉人酌情再付被上诉人120万元是合情合理的，请二审予以维持。成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国杰公司支付其居间报酬360万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霍州市鼓楼东街地下人防商业街项目为霍州市政府招商引资项目，2013年4月，通过原告成波的介绍引进，中盛伟侨、北京五维与霍州市政府签订了《山西省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投资建设协议书》，并授权原告负责上述两公司欲投资地下人防工程前期工作的相关事宜，但该投资意向中盛伟侨、北京五维两公司未实际实施。2013年7月25日，被告国杰公司与霍州市政府就该项目签订《霍州市鼓楼东街、南街人防综合利用工程投资建设及管理合同书》，由被告国杰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建成的东街人防工程现已投入使用。被告国杰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成立。股东由赵东东、陈峥和廖小宁组成，赵东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2013年7月5日，被告国杰公司以编号201301001号公司会议决议：给予张某7%的股份（该股份份额从公司章程中陈峥所占33%的股份中计提），但未变更股东登记，其中陈峥和张某来自北京五维公司。同日，被告国杰公司以编号201301005公司会议决议：将山西省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整体项目按投资总额5%的劳务费给予原告成波，并在施工许可证下发一周内，先支付30万元劳务费。2013年7月10日中盛伟侨、北京五维授权被告国杰公司办理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项目的立项报批手续。2014年7月11日被告国杰公司向原告支付报酬30万元，并让其保证配合被告国杰公司工作不接受其他人的工作安排，否则被告国杰公司将不再与原告有任何利益关系。2016年7月15日被告国杰公司再次向原告成波支付30万元，总计支付60万元。2015年7月16日原告诉请本院判令被告国杰公司支付原告报酬。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被告国杰公司是否应当向原告成波支付劳务报酬。首先，被告国杰公司成立后，张某以股东身份加入，该行为属于公司股东内部行为，对此股东之间可以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行政手续。国杰公司虽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变更或增加股东登记事项，这仅仅是履行行政手续上的一种缺失，对这种缺失并不直接导致其作为公司股东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改变，张某作为“隐名股东”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具有股东地位，享有股东权益。其次，编号为：201301005《公司会议决议》身份证号码×××，虽与原告身份证号×××，尾数两位数有误差，根据原告所举证据应为笔误。关于该决议中的具体约定说明事项，陈峥作为公司总经理做出承诺，代笔人张某作为公司隐名股东具体书写，均为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且有陈峥、公司法人赵东东签字并加盖有公司公章，其行为应为公司行为。2014年7月11日被告国杰公司向原告成波支付报酬30万元，并让其保证配合被告国杰公司工作不接受他人的工作安排，否则被告国杰公司将不再与原告有任何利益关系。国杰公司与原告所具有的利益关系，在排除原告作为投资人、出借人的地位后，原告以与被告国杰公司存在劳务、居间等法律关系主张报酬，并根据该《公司决议》要求被告国杰公司支付劳务报酬，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第三，被告陈峥所属中盛伟侨、北京五维授权国杰公司办理项目立项报批手续，直至被告国杰公司全面接管该工程项目，原告成波前期为引进项目所付出的劳动成果亦转化为国杰公司接管项目工程的既得利益，在顺利完成该项目的承建过程中，原告起到了引进、协调、服务等作用，成波要求支付报酬具有正当性。被告陈峥向原告承诺支付报酬，为代表国杰公司的职务行为，应由国杰公司承担。综上，由于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务、居间合同，原告主张以7800万元为基数按照5%计算劳务报酬，诉请被告国杰公司支付360万元费用过高，理由不够充分，本院无法予以确认；但原告确因此项工程付出一定的劳务活动，起到了一定的协调和服务的作用，且国杰公司已付60万元，结合本案酌情由被告国杰公司再向原告支付120万元为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六项、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成波报酬120万元；原告成波应按相关法律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二．驳回原告成波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0元，原告成波负担23100元，被告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2500元。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时成波为支持其诉求提供证据有：2013年7月5日《公司会议决议》、张某《证明》、2013年7月25日《霍州市东大街人防地下商业街投资建设及管理合同书》、2015年6月9日霍州市招商局出具的《说明》、照片22张、2013年8月13日临汾日报刊登的《报道》、国杰公司出具的霍州市人防项目投资说明、成波与陈峥的电话录音、原一审成波代理律师对张某的询问笔录、2015年12月1日临汾人防办向省人防办就霍州市东大街人防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授权委托书、通行证、今日霍州的报纸、仁福堂证明、编号为201301001号关于张某股份的《公司会议决议》，用以证明霍州市东大街人防项目是由被上诉人成波引进的，且促成了国杰公司与政府签订合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国杰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及报酬约定，该项目总投资1.6亿元，工程已投资7800万元；张某在国杰公司有股份，其出具证明系真实的；成波的山西省外商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京五维公司和中盛伟侨公司在山西所欲投资地下人防工程的代理单位。对此国杰公司质证认为：人防工程是由霍州市政府和中盛伟侨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伟侨）以及北京城建五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五维）签订的人防建设项目，但由于各种原因，上述公司退出了人防建设项目，退出时其中一个叫陈峥的项目管理人，要求加入国杰公司作为股东与市政府签署人防工程的合同，后陈峥要求他在公司所占的股份要同时分配给5个人，也就是编号1-5的决议，陈峥所持33%的股权包含替其余5人代持股份，其中就有张某，股东廖小宁不同意陈峥代持他人股份，所以一直不同意签署该份会议决议，即该份决议从形式要件及实质上均未生效，公司决议需要全体股东通过，是对内而不对外，更不是居间合同，决议是以股东签字认可的形式才能有效，而非加盖公章证明有效；从会议决议的内容看，空白的股份比例是指谁的股份，手填的身份证部分与成波身份证不相符，公司及股东没有授权任何人填写空白处的约定说明，张某书写内容不能对公司发生效力，不能证明居间合同关系成立。霍州市招商局出具的《说明》没有体现成波介绍引进的是国杰公司。照片不能证明成波提供信息媒介及协助情况，所谓提供信息和媒介，是在国杰公司介入人防项目之前发生的，所谓成果、信息媒介都是与北京五维达成的，而非本案国杰公司。媒体报刊发表的言论不能作为居间合同成立的证据。陈峥在电话录音中所述，正好还原了陈峥33%的股份要给成波代持5%的股份，而非是国杰公司要按照居间给成波5%的报酬，该录音证明居间关系不能成立。关于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奖励事宜与本案无关。成波在收到国杰公司第一次支付的30万元报酬后，进行过一定期限的服务，但不代表参与行为与居间报酬、居间法律关系之间有关联性。国杰公司为支持自己的抗辩，提供证据为：第一组国杰公司企业信息、股东廖小宁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国杰公司有股东三人，会议决议需由全体股东通过，廖小宁并未同意该决议，未在该决议上签字，决议是无效的；第二组2014年7月11日成波为国杰公司出具证明，用以证明双方不存在居间法律关系，成波与陈峥个人之间存在纠纷；第三组2017年3月14日霍州市招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2015年6月9日出具说明当中的内容，只是说明成波介绍过，并不具备居间成立的法律效力；第四组2016年7月6日成波出具的收条、成波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卡号、转账凭证、证明一份，证明成波一直在给国杰公司制造麻烦，经政府出面协调国杰公司支付给成波30万元，赵东东作为国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受公司委托通过银行转款给成波30万元平息事态，成波与国杰公司之间并非存在居间信息媒介等法律关系，成波亲笔手写收条表述了该内容，并表示一次性了结，不再参与人防，可以说明双方并非居间法律关系。对此成波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廖小宁未出庭，根据规定证人应当亲自出庭接受质询，且廖小宁系国杰公司股东，其出具的证言具有倾向性不应采纳；对第二组证据，证明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施工许可证下来后，国杰公司付30万元劳务费，当时国杰公司法人赵东东提出条件，说不答应就不给30万元，成波为了取得30万元就答应了该条件；第三组证据，与成波提供的招商局的证明大同小异，对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第四组证据，体现的是政府奖励。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国杰公司称与被上诉人成波之间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同时被上诉人先后两次收到三十万元中所述的内容也称其与国杰公司没有法律关系，且不再参与政府人防工程；张某不是国杰公司的股东，其手写内容也不符合事实，公司没有给其任何授权；一审判决另查明认定的证据即一审卷宗65页、75页中的公司会议决议及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从来没有提供过，该证据来源不清楚；被上诉人之前提供的其与陈峥的通话记录也可以证明陈峥答应将其5%的股份给上诉人，也印证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居间服务关系。被上诉人成波陈述：最早的时候是北京的中盛公司与五维公司要搞地下工程，被上诉人当时是山西省外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的中盛公司与北京城建五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我在山西省搞人防地下工程，我就把陈峥、张某（两人都是北京五维公司的副总经理）领到霍州见了霍州市委书记陈刚，随即将市长叫来并答应在霍州建人防工程，我与张某、陈峥作三个月的前期调查工作，然后在杭州招商引资发布会上霍州政府通知我与张某、陈峥等人到杭州洽谈会上签订协议书。招商局没有通知我，只通知了陈峥与张某参加，张某代表投资方与霍州市市长签订了投资意向书。2013年7月10日北京五维公司与中盛公司委托霍州的国杰公司做前期的商业街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签订了授权委托书，签了之后怎么签订的合作合同我们就不知道了。北京的中盛公司与五维公司签订授权委托我也没有参与，国杰公司参与进来我也没有参与，后来我才知道国杰公司没有实力投资，所以就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让给北京五维城建集团，之后就形成了国杰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协议。关于被上诉人成波主张与国杰公司成立了居间合同，其提供的关键证据为2013年7月5日编号为201301005国杰公司会议决议的手写部分内容，经查该会议决议系打印的格式，内容体现的是股份比例转让并从股东甲（陈峥）的股份中计提。关于该会议决议的来源，被上诉人成波陈述系陈峥提供的，且手写的约定说明部分系陈峥让张某书写的，地点是忻州的一个宾馆，当时在场人是陈峥、成波、张某，写好后陈峥拿回去让赵东东签字盖章后给的。关于认定张某为国杰公司股东的关键证据也系2013年7月5日国杰公司会议决议，编号为201301001，该证据在本案发还重审之前成波并未提供，该会议决议依然是打印的格式内容，在空白处填写了张某及7%股份比例的内容，张某到庭陈述该会议决议也是陈峥给其提供的，并称其7%的股份体现在陈峥33%的股份中。关于被上诉人成波主张国杰公司系受中盛伟侨公司与北京城建五维公司委托办理霍州人防商业街项目的立项报批手续，国杰公司对其提供的2013年7月10日授权委托书不予认可，成波陈述该授权委托书系陈峥提供的复印件。本院结合一、二审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霍州市鼓楼东街地下人防商业街项目为霍州市政府招商引资项目，2013年4月通过成波的介绍引进，中盛伟侨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城建五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霍州市政府签订了《山西省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投资建设协议书》，但该投资意向中盛伟侨、北京五维两公司未实际实施。国杰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成立，股东由赵东东、陈峥和廖小宁组成，三人持股比例为赵东东52%、陈峥33%、廖小宁15%，赵东东为该公司执行董事。陈峥和张某均是来自北京五维公司，期间股东陈峥意欲将自己名下的股份转让，持2013年7月5日国杰公司编号201301001号公司会议决议交由张某，其中载明：将山西霍州地下人防商业街整体项目中7%的股份给予张某（该股份份额从公司章程中陈峥所占33%的股份中计提）。成波因做了前期的介绍引进工作，向陈峥提出要求支付报酬，在忻州的一个宾馆陈峥、成波、张某三人在场的情况下陈峥持国杰公司编号201301005公司会议决议并由张某手写内容交由成波，手写内容载明：“约定说明：将山西省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整体项目按投资总额5%（百分之五）比例的劳务费给予成波同志计算支付，拿到施工许可证一周内，先支付人民币叁拾万整的劳务费。”2013年7月25日，国杰公司与霍州市政府就该项目签订《霍州市鼓楼东街、南街人防综合利用工程投资建设及管理合同书》，由国杰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建成的东街人防工程现已投入使用。期间成波向国杰公司索要其劳务费，2014年7月11日国杰公司向成波支付30万元，成波签署证明一份，其中载明：“1、成波今收到现金叁拾万元整（300000）。2、此笔款项应有陈峥个人支付，因陈峥不予支付，且成波向陈峥多次追讨后，陈峥仍不予支付，经向国杰公司协商，国杰公司同意先行垫付，日后陈峥索要此笔款项，成波应出面证明此笔款已收，并配合国杰公司拒付陈峥此笔款项。3、成波应配合赵东东工作不接受其他人的工作安排同时对国杰公司一切事务在未得到赵东东的授权时不得对任何人透露。4、成波同意，如果成波不能兑现上述2、3所约定的内容，国杰公司将不再与成波有任何利益关系且追要其收到的叁拾万元（300000）款项。”工程完成之后，成波向陈峥索要其引进项目的居间报酬未果，便持张某书写的国杰公司编号201301005公司会议决议向国杰公司索要其居间报酬，国杰公司不予支付。2015年7月16日成波提起本案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经霍州市政府协调2016年7月15日国杰公司通过赵东东的账户转款给成波支付30万元，成波书写收据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霍州市鼓楼东大街人防工程招商引资奖励及工作服务费30万元，一次性了结，今后不再向政府申请人防工程奖励事宜。不再参与人防工程事宜”。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国杰公司与被上诉人成波之间是否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否支付被上诉人主张的居间劳务报酬。综观本案事实，在上诉人国杰公司成立之前，2013年4月中盛伟侨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城建五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成波的介绍引进，与霍州市政府签订了《山西省霍州市地下人防商业街投资建设协议书》，但该投资意向中盛伟侨、北京五维两公司并未实际实施。此后上诉人国杰公司成立时，来自北京五维公司的陈峥作为股东占股33%加入到国杰公司中，国杰公司成立后于2013年7月25日与霍州市政府签订了《霍州市鼓楼东街、南街人防综合利用工程投资建设及管理合同书》。庭审时被上诉人成波的陈述也印证了从中盛伟侨及北京五维公司签订投资建设协议书，到国杰公司参与其中并与霍州市政府签订合同期间成波并没有参与。关于成波主张2013年7月10日北京五维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盛伟侨公司委托霍州的国杰公司做前期商业街项目的立项审批手续，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系复印件，且该复印件的来源系原审被告陈峥，陈峥在本案诉讼中从未到庭，该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查证，而上诉人国杰公司亦不认可该委托的事实，故北京五维公司及中盛伟侨公司与上诉人国杰公司是否存在授权委托的事实无法予以认定。关于被上诉人成波是否与上诉人国杰公司成立了居间合同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成波提供国杰公司编号为201301005公司会议决议手写部分的内容以证明国杰公司与其成立居间合同并约定了居间报酬，但根据庭审中被上诉人成波及张某的陈述，该会议决议手写部分内容形成的地点、参加人员和过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体内容根本不符合一个公司会议决议形成的要件，也不能体现系国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上诉人国杰公司与被上诉人成波双方成立真实的约定，完全可以单独订立协议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不必在不相干的以打印格式形成的决议中去手写注明该项事实。据此，上诉人国杰公司与被上诉人成波之间并未成立居间合同，以该会议决议的手写内容作为主张居间劳务报酬的依据不足。关于张某是否为国杰公司隐名股东的事实，在本案发还重审后被上诉人成波又提供张某持有的国杰公司编号为201301001公司会议决议以证明陈峥将7%的股权转让给张某，张某系国杰公司的股东，对此被上诉人国杰公司不予认可，且张某到庭也陈述该会议决议原件来源于原审被告陈峥，而陈峥未参加诉讼，结合国杰公司陈述陈峥欲将股权转让且拿走了空白的公司会议决议的事实，对于该决议形成是否合法，亦无法予以认定。因而单独以张某单方持有的公司会议决议不能充分证明张某为国杰公司的隐名股东。另外，2014年7月11日被上诉人成波收到国杰公司30万元款项后所签署的证明中明确了其是与原审被告陈峥之间存在劳务报酬的约定，国杰公司系先行垫付的性质，在被上诉人成波提供的其与陈峥电话录音记录内容中也印证了陈峥欲将其持有的5%股份转让成波作为劳务报酬的事实。在本案形成诉讼后，上诉人国杰公司又支付被上诉人成波30万元，对此，被上诉人成波主张系政府奖励，但对此说法并无相应证据支持，且其书写的收据中体现了一次性了结再不参与人防工程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使被上诉人成波在前期为项目作出了引进、协调、服务等工作，上诉人国杰公司为此也支付其60万元，双方关于劳务报酬也未形成新的约定，成波主张再行支付其费用无充分依据，故其诉求无法予以支持。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成波主张其与国杰公司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要求国杰公司支付其居间劳务费无充分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在没有充分证据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判决由上诉人国杰公司再行支付被上诉人成波120万元于法无据，对此应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法院（2017）晋1082民初53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成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上诉人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11867元，被上诉人成波承担2373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霍州市国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5200元，被上诉人成波承担10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苏立强审判员  董 云审判员  牛凌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焦海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