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626民初1805号原告：余美珍，女，1943年1月11日生，壮族，农民，文盲，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文，云南立文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李树林，男，1973年8月22日生，壮族，农民，小学文化，住丘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兴，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余美珍与被告李树林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余美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之子何仕华死亡而导致的各方面的损失（即1、丧葬费52，038.5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45，615元；3、死亡赔偿金21，536元；4、运尸费600元；5、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363，613.5元。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属于农村房屋建设的小老板，今年年初，原告之子何仕华为了生活开支跟随被告建房、施工。2019年4月26日在到被告本村进行建房施工完毕后于当日下午6时许被被告领到自己家里吃饭和喝酒。在被告明知何仕华不能喝酒的情况下而强迫劝酒，致使何仕华饮酒过量，在被告饮酒过量后，被告未把何仕华安全送达到家里，在失去人员照顾的情况下于2019年4月27日被他人发现何仕华已死于距被告家不到100米的大路上。后经他人报警，警察赶到现场后并对现场及死尸进行了检查、侦查和勘验。2019年7月29日何仕华被丘北县公安局丘公（刑）鉴通字﹝2019﹞13号《丘北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为：死因系何仕华饮酒后诱发冠心病猝死；同日，丘北县公安局丘公（刑）鉴通字﹝2019﹞15号《丘北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为：从L912401检材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1.69㎎/ml；同日，丘北县公安局丘公（刑）鉴通字﹝2019﹞16号《丘北县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为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Ⅲ级，卵圆孔未闭；2、脑水肿；3、肝、脾、肾淤血；4、肾上腺未见异常；5、胰腺自溶。何仕华死后，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心里创伤而痛苦不堪。故原告提出前列诉请。李树林辩称：原告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属实，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理由主要是：2019年4月26日上午，何仕华、王某1、王某2、何某来到丘北县和答辩人一起为李绍刚的家建房施工。中午一起在李绍刚的家里吃过午饭后，何仕华、王某1、王某2、何某、答辩人一起在李绍刚家继续施工至下午6点左右收工。收工后，何仕华自称要先回家，并自行回家，没有和答辩人等人一起在答辩人家煮晚饭吃，根本就不存在答辩人强迫性劝酒，被答辩人诉称“何仕华于2019年4月26日在跟被告到被告本村进行建房施工完毕后于下午6时许被被告领到自家的家里吃饭和喝酒。在被告明知何仕华不能喝酒的情况下而强迫性劝酒……”纯属编造，毫无根据。余美珍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一、户口簿复印件，证明死者何仕华与原告余美珍是母子关系，原告是本案适格主体。二、鉴定通知书（13号-16号），证明：1、死者何仕华系饮酒后诱发冠心病猝死，无其他外来因素导致死亡；2、与被告李树林询问笔录中所称没有吃晚饭就走互相矛盾,被告在询问笔录中作虚假陈述。三、询问笔录，证明：1、李树林询问笔录能够证明死者何仕华受雇于其从事雇佣劳动，作为雇主具有管理、安排、保障等义务；2、从雇佣劳动过程中让雇工饮酒作业，雇主死亡当晚被告一概不知，被告未尽到合理保护义务；3、笔录中作虚假陈述与公安局死亡鉴定结果相互矛盾，被告推卸责任，被告应承担责任。经质证，被告对第一组证据认为因未见原件，对其三性及证明观点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陈述与鉴定意见互相矛盾的事实。对第三组证据三性认可，但对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死亡是施工结束，雇主没有保护义务。被告申请证人王某1、王某2、何某出庭作证，证明死者何仕华当天没有吃晚饭就走了。经质证，原告认为证人证言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不真实，证人证明当天中午何仕华没有喝酒是真实的，与当天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是不相对应的；不真实的部分就是三个证人异口同声说当晚死者没有在被告家吃饭是不客观真实的。本院经审查，原告所举第一组证据来源合法、真实，能证明原告拟证事实。原告所举第二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证明死者何仕华的死因，但不具有完全排他性不能单独证明被告在询问笔录中作虚假陈述。原告所举第三组证据被告对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能证明被告与何仕华是雇佣劳动关系，何仕华在2019年4月27日中午吃饭时饮酒。被告的证人证言，部分与被告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相吻合，能证明何仕华当天中午在房主家吃饭，晚上六点多钟收工后没有在被告家吃饭就走了；但证实中午在房主家吃饭何仕华没有喝酒的证言与被告的询问笔录及公安机关的鉴定意见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承包农村房屋建设，原告之子何仕华不定期为被告打工，被告按出工日计付劳务费给工人，并供工人午餐和晚餐，有时午餐也由房主家供给。2019年4月27日8时许（原告在诉状中称是26日，庭审中原告及证人均误认为是26日）何仕华来到被告承建房屋的双龙营镇文告村民委光穴老寨的工地上为被告做活，负责挑砂浆。中午在房主李进刚家吃饭时被告要求务工人员不准喝酒，但何仕华喝了白酒。吃过中午饭又继续做活到晚上六点多钟收工，收工后，工人都到被告家中准备吃晚饭时，何仕华向被告提出他不干了，要求被告将他之前做工的工钱结算给他，他要走了，被告回答何仕华说主人家没有付钱，现在没有钱给你。何仕华说等他们（指其同村的工人）回去时把工钱带给他。接着就收拾他的东西离开了，没有在被告家吃晚饭。被告没有理会他。第二天（4月28日）早上六时三十分左右，何仕华被人发现躺在光穴村新寨寨头的公路边，疑似已经死亡。村干部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确认何仕华已经死亡。公安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对何仕华死亡原因及静脉血乙醇含量检验等鉴定，鉴定意见是饮酒后诱发冠心病猝死，乙醇含量为1.69mg/ml。公安机关未作刑事案件处理，原告提起本诉。原告共生育七个子女，其余六人均健在。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收工后被告对何仕华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履行了该义务，被告未履行相应义务是否是何仕华死亡的成因，被告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首先，基于被告与何仕华的雇佣关系，作为雇主的被告在雇员何仕华务工期间对何仕华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由于是务工期间雇员收工后都是统一在被告家就餐，雇主对雇员仍持续负有管理和安全保障义务，故本案被告在收工后吃饭毕对何仕华仍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次，在何仕华中午喝过白酒且做完一天下午的活、到晚上六点多钟已经处于饥饿状态却不吃饭就要走的反常情况下，被告没有询问何仕华因何原因不吃饭就走，要到什么地方吃、天黑了一个人回家是否安全等，并有针对性的给予适当的劝阻及安全提醒，故被告对何仕华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何仕华是因饮酒诱发冠心病猝死，饮酒和冠心病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发病时没有被发现并及时救治也是原因之一。经公安机关检验，何仕华死亡时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69mg/ml，已属偏重的醉酒状态，按常理被告应该觉察，在何仕华不吃饭、天渐黑，却要回去时，给予适当的约束照顾和劝阻，待其酒醒后再放行，何仕华发病时便会被及时发现并及时救治，可能不至于死亡。第四，由于被告对何仕华听之任之、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不尽安全保障义务，在能够预见何仕华有可能出现意外后果的情况下，放任何仕华独自离去，其主观上有过失存在过错。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虽没有存在强迫性劝酒的事实，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鉴于当天中午被告已要求务工人员不许喝酒，已尽到了雇主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何仕华因饮酒而产生的损害后果不承担责任，被告在何仕华收工后吃饭前要离去时应负的义务仅是劝阻、适当约束和安全提醒义务，对其生命健康并不负有完全的保障义务。综合上述各类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承担10%的责任。原告主张的丧葬费52,038.5元、死亡赔偿金215,360元符合有关规定，运尸费600元在合理范围，本院均予确认。被抚养人生活费应为9,123元×5年÷7人=6,516元，精神抚慰金因何仕华的死因是其自身的病因诱发，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应承担（52，038.5元+215,360元+600元+6,516元）×10%=27,452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由李树林赔偿余美珍因何仕华死亡的各项费用共计27,452元，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余美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4元，减半收取计3,377元，由李树林负担337元，由余美珍负担3,0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审判员 刘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杨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