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黔0321行初407号 原告袁正明，男，汉族，1963年4月3日，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赵洪，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敏，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地址：习水县同民镇同民街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805P。 法定代表人王安印，镇长。 委托代理人普宏旺，该镇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吴世举，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习水县民政局。住所地：习水县杉王街道办事处希望社区湘江西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0095368560。 法定代表人倪军华，局长。 委托代理人夏鑫，该局低保科科长。 原告袁正明诉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被告习水县民政局行政协议、行政给付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1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袁正明及委托代理人赵洪，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委托代理人普宏旺、吴世举，被告习水县民政局委托代理人夏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正明诉称，为解决我因1979年参加红旗村生产队集体劳动中受伤导致手腕折断一事，同民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原告袁正明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了《司法救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同民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给予我10万元司法救助金，在有政策支撑和符合政策条件的情况下，按最高标准解决我家庭农村低保，并且若双方有违约行为，由违约方承担责任金15万元。该协议达成后，我收到了该司法救助金10万元，并且符合条件开始领取农村低保。2014年下半年开始，我发现所领取的低保远远低于最高标准（在2016年的时候还曾被取消过），我于2015年起就以向人民法院诉讼或信访等方式进行维权，但均未果，合法权益未得到相应的维护，故特依法提起诉讼，一、判决被告支付我违约金150000.00元；二、判决被告支付我2014年至2018年低保差价24364.00元；三、判决被告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现有最高标准支付我家庭农村低保；四、判决被告支付我因其违约导致我上访损失80000.00元;五、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因此案已经起诉过，本案属于重复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且本案涉及协议并非行政协议，不属于行政受案范围，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同民政府不存在违约的行为。 袁正明曾因此案，向习水县同民镇政府、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信访，经过三级信访终结，且同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不属于政府行政机构，针对袁正明信访等具体情况，于2014年2月17日，《司法救助协议》中约定的司法救助金10万元已经兑现给了原告，而对于协议提及的低保，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原告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才能享受。本案中，同民镇政府不是合同相对方，且该协议的相对方已经履行了司法救助金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 三、低保属于民政救助事项，需要符合相应的条件才能依法领取，同民镇政府不属于低保给付主体。 四、原告的第四项诉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受案范围。 综上，依法应当驳回原告起诉。 习水县民政局辩称，（一）同民镇综治办和袁正明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司法救助协议书》第五条“在有政策支撑和符合政策的条件下，按照最高标准解决乙方家庭低保”无效。根据《贵州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试行)》（黔府办发〔2010〕16号）文件（以下简称《农村低保操作规程》），第一章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工作的组织实施和保障对象的审批管理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村低保日常管理工作和保障对象的审核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受乡（镇）人民政府委托，协助从事农村低保日常管理工作和保障对象服务管理工作”的规定，低保对象的审批管理权限是县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只负责日常工作管理和保障对象的审核管理工作，因此同民镇政法委无权审批管理农村低保对象，所签订《司法救助协议书》第五条“在有政策支撑和符合政策的条件下，按照最高标准解决乙方家庭低保”，不符合《农村低保操作规程》行政程序。 (二）习水县民政局低保发放金额的行政行为，根据《农村低保操作规程》第六章第十八条“农村低保基本保障金根据审批认定的农村低保保障对象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保口径）与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的差额确定，对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农村低保保障对象增发补助金”规定，属于合法行政行为。获得低保对象及保障金审批程序应当按照《农村低保操作规程》规定程序和标准执行。我局认为，原告提出的按照同民镇综治办和袁正明于2014年2月17日签订《司法救助协议书》，支付2014年至2018年低保差价24364元，及自2019年1月1日起按照现有最高标准支付原告家庭农村低保行政行为,不符合《农村低保操作规程》规定，原告不合理诉求依法应当驳回。 经审理查明，庭审中，针对原告袁正明起诉被告主体及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向原告袁正明释明，即第一项、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属于行政协议的审理范畴，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属于行政给付的审理范畴，根据“一行为一案件，一案一诉讼”的原则，要求原告袁正明在本案选择行政协议或者行政给付作为审理范畴。经本院释明后，原告袁正明选择第一项、第四项诉讼请求是属于行政协议的审理范畴。对此本院就行政协议的审理范畴的第一项、第四项诉讼请求依法进行审理。 经查明，本案原告袁正明诉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袁正明于2015年已经向本院起诉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并经本院于同年11月10日作出（2015)遵县法行初字第97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袁正明的起诉。袁正明不服该裁定，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14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3行终53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2015)遵县法行初字第97号行政裁定。 2017年9月，袁正明再次以同一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向本院起诉被告习水县同民镇人民政府，本院受理后，以袁正明起诉属于重复诉讼为由，于同年11月8日作出（2017)黔0321行初276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袁正明起诉，袁正明不服该裁定，向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8年3月21日，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黔03行终3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2017)黔0321行初276号行政裁定书。 袁正明不服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3行终30号行政裁定书，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黔行申184号行政裁定书，驳回袁正明再审申请。 2019年8月7日，袁正明再次以相同事实及理由、诉讼请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原告袁正明就其讼争的《司法救助协议》曾于2015年和2017年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均被一、二审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且袁正明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也被依法驳回。 现袁正明以相同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被前诉裁判所包含。”的规定，原告袁正明提起本案选择的行政协议诉讼构成重复诉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六）重复起诉的；”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袁正明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原告袁正明。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钱朝友人民陪审员杨先伦人民陪审员杨茂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胡晓松 书记员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