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30民初4137号原告：黄某，男，汉族，生于1953年1月1日，住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举，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某某，男，汉族，生于1992年2月17日，住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举，贵州黔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某甲，男，汉族，生于1949年11月6日，住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宏，贵州柏恒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某乙，男，汉族，生于1977年4月12日,习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宏，贵州柏恒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黄某、黄某某与被告黄某甲、黄某乙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黄某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世举，被告黄某甲、黄某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黄某、黄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2.请求判决确认《调解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河扁土地(山林)及地上附着物的收益由原告享有。3.请求判决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黄某与被告黄某甲系亲兄弟,原告黄某某系黄某之子,被告黄某乙系黄某甲之子。1981年之前,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父辈分配山林时,将刀效凤分给了原告、将河边(扁)、双鸭子(苗子坟山)分给了被告,并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登记在册。大约在1990年左右,双方又重新分配上述三块山林,按照每块山林各一半的原则进行分配。近年来,由于习水县城镇发展需要,上述三块山林作为土地被相继征收,因原被告双方对征收分配起了争议,于2013年底,在习水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习酒大道项目部的组织下,原、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对上述三块山林(土地)进行了处理。原告认为该《调解协议书》系原被告之间自愿签订的协议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国人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该原告与被告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该协议书第三条确认的河扁的土地及地上附作物属原告所有,那么收益也应当归原告享有。现被告不认可《调解协议书》,不按照协议书履行,故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支持原告的诉求。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对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无异议；2.对二原告诉请的第2项诉讼请求有异议。该幅山林林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系黄某乙，收益及附作物应属于黄某乙，调解书第三条约定的河扁土地（山林）的补偿款二原告已经领取，该河扁土地是五洲国际征用时候的一小块土地，而非河扁的山林。原告诉请中在河扁土地后面加上山林两个字是对调解书的歪曲理解，主张附作物的收益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3.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以来，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原告对该林地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至今无任何法律文书撤销了黄某乙名下的林地。4.调解书上没有在黄某乙的签字，原告依据调解书主张属于侵害黄某乙的合法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黄某与被告黄某甲系兄弟关系，黄某某系黄某之子，黄某乙系黄某甲之子。1981年时“双鸭子”山林1亩登记于黄某甲名下，“刀效凤”山林2亩登记于黄某名下。后由于原告黄某与被告黄某甲就山林土地产生争议，双方在见证人见证下于1991年2月12日形成了文约，约定双方将全家共有的山林（包括碑咀、刀效凤、河扁三处）分别平均分配，其中刀效凤、河扁一人一半，至于碑咀已被习水公路养护段征用，其全部补偿资金按平均分配弟兄二人各得一半。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在该协议上签名。2008年，按照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于1991年2月12日订立的文约，黄某之子黄某某、黄某甲之子黄某乙分别办理了林权证，其中黄某某林权证上有小地名为双垭子、刀效凤、河边三处。黄某乙林权证上有小地名为双垭子、刀效凤、河扁三处。在黄某乙林权证上河扁载明的四界中东抵河沟一方，在河沟与黄某乙山林边缘之间存在一块土地，该地在2013年7月制作的面积勘测分户图12号上载明该地0.316亩，黄某、黄某甲双方对此存在争议。在2013年测绘图上显示，36号（苗子坟山）黄某甲、养护段存在争议。2013年12月18日，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在五洲国际现场办公室，在项目部工作人员张某、王某、肖某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双方形成调解协议书，内容如下：“1.刀下凤土地面积在习水县人民政府确权认定出下来以后，双方各一半（备注：王某某、王某甲与黄某之间的纠纷确认以后的面积一人一半，面积的丈量（中介）公司出示的面积为准，整块一人一半）。2.刀下凤整块土地上的林木补偿费用属黄某所有，坟墓搬迁补偿费属黄某甲所有，其余附作物按前期处理的为准。3.河扁的土地及地上附作物属黄某所有，苗子坟山由黄某甲处理。4.……”，该调解协议书上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在该协议上签名。碑咀、双垭子、苗子坟山在本案中系指同一地方。2014年2月24日，以二原告为申请人，王某甲、王某某为被申请人，东皇镇关坪村黄平组、东皇镇银龙村一组为第三人。习水县人民政府做出（习府处201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明确申请人黄某、黄某某与被申请人王某甲、王某某争议的“刀效凤”山林其管理和使用权属黄某某的处理决定。2014年黄某、黄某甲分别领取了“刀效凤”各6.39亩耕地补偿款231637.50元。2014年5月7日，原告黄某领取了河扁争议土地0.316亩的补偿款11455元。2016年被告黄某甲儿媳王某乙代黄某甲领取苗子坟山争议地补偿款49961.45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二原告所举的1989年协议书，由于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在1991年双方已达成新的协议，该协议书与本案已无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调解协议书》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签名的下方多出来的内容，由于字迹不清，且无当事人签名，无法证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对于法院调取的肖某证人证言的认定，详见论理部分。本院认为，由于双方对原告黄某、被告黄某甲于2013年12月18日形成的《调解协议书》有效均无异议，且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原告黄某、黄某某诉请确认《调解协议书》有效的诉请，予以支持。二原告的第2项诉请系双方争议的焦点，即《调解协议书》约定的第3条中的“河扁的土地”指的是河扁山林范围内的一块土地还是登记在被告黄某乙林权证上河扁的山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有鉴于此，对合同条款的解读应首先适用文义解释。在《调解协议书》第3条中的确只出现了土地二字，未出现山林的文字。对于二原告述称的由于在第一条内容中“刀下凤”的土地都是指的山林，故该调解协议书中的河扁土地也应指山林。经庭审调查，双方均认可“刀下凤”林地在征收时实际已经变更成了耕地，且该地也是按照耕地标准进行的赔偿，故此处使用土地也是合情合理，但不能就此认定本调解书中的土地均指山林。其次，二原告称苗子坟山的面积远大于河扁的0.316亩，如果不包含河扁所有林地存在价值不等。从庭审查明事实能明确苗子坟山与养护段存在争议，其具体价值当时并不明确，故对于二原告的此意见不采纳。最后，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在2013年时黄某的确领取与被告黄某甲存在争议的面积勘测分户图12号上载明的0.316亩河扁土地补偿款，二原告无法对此补偿款进行反驳举证，该补偿款并未涉及黄某乙名下的河扁山林，结合当时项目部主持调解工作的人员肖某的证言，就《调解协议书》第3条中“河扁的土地”应认定为河扁山林范围内一块已被征用了的0.316亩的土地，而非整个河扁山林。故对二原告的第2项诉请，由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黄某与被告黄某甲于2013年12月18日签订的《调解协议书》有效；二、驳回原告黄某、黄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取计30元，由原告黄某、黄某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小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王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