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5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智华，女，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小燕，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帆，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大忠，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承乔,浙江中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董大良，男，194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上诉人董智华因与被上诉人董大忠、原审被告董大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智华上诉请求：1、撤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402民初12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大忠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大忠负担。事实与理由：案涉补偿款的取得必须以董智华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前提。补充协议的签订又须以葡萄正常存活为前提，原审对拆迁协议签订时的葡萄状态未作任何审查。董智华及其父董大良在全村拆光的情况下继续看管葡萄达11个月之久，并为拆迁事宜付出大量精力、费用，而董大忠为此未付出任何代价，相反还无偿占用着董智华的土地。实际上，《水田转包协议》期满后，董大忠未平整土地，即应视为其已放弃了对相关葡萄的所有权，董智华依据先占取得了葡萄的所有权，故补充款应归董智华所有，董大忠无权再主张返还。董大忠答辩称，葡萄补偿款早在2017年7月土地征迁启动之时就已确定造册，根据双方签订的《水田转包协议》约定，如遇征用作物补偿款应归董大忠所有，故董智华应当依约支付针对葡萄及设施的补偿款。董大良答辩称，同意董智华的上诉意见。董大忠一审起诉请求：1、董大良、董智华支付董大忠葡萄作物征用补偿款134320元；2、案件受理费由董大良、董智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10月25日，董大忠与董大良签订《水田转包协议》一份，约定：董大良将5亩水田转包给董大忠，用于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转包期为十年，自2007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1日；董大忠每年支付董大良转包费500元/亩，转包期到十年董大忠应初步平整地块；如遇国家建设征用该田的作物费补偿归董大忠，土地指标享受归董大良，其中补偿董大良每亩按政府征用稻田青苗补偿。协议签订后，董大忠在案涉土地上种植葡萄作物至2017年12月31日，租赁期限届满后，董大忠未对葡萄等作物及设施进行平整。在转包期限内，2017年7月11日，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的通知》（大政〔2017〕62号），将案涉土地所在东洋浜村列入征迁范围，规定：征迁采取模拟征迁方式；征迁工作时间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10月31日止；土地作物补偿标准为：水田种植常规作物补偿2000元/亩、盛产的设施葡萄补偿30000元/亩（包括设施补偿）。2017年7月11日，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人民政府发出《告知书》，告知征迁范围、征迁方式、征迁时间等。2018年11月26日，董智华与嘉兴市南湖区万通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另，案涉土地根据实际共计4.44亩，设施葡萄补偿款133200元已发放至东洋浜村并登记在董智华名下。根据董大良陈述，其系代董智华签订《水田转包协议》，对此董大良直至第一次庭审时才向董大忠披露。董智华对董大良代其与董大忠签订《水田转包协议》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之规定，在第二次庭审中，依法向董大忠释明，要求其选择董大良、董智华其中之一作为合同相对人承担义务，董大忠选择董智华作为合同相对人。一审法院认为，案件争议焦点为：诉争补偿款应如何进行处置分配。第一、依据《大桥镇东洋浜村、八里村土地作物补偿标准》规定，补偿的内容系水田、旱地上的青苗及地面附着物，因此，设施葡萄补偿款系对葡萄作物及相关设施的补偿，而双方均确认案涉土地上葡萄架及设施均系董大忠种植及搭建，虽然董智华抗辩称转包合同到期后，董大忠未对葡萄及设施进行清理，也未进行管理，系对葡萄及设施的抛弃，但结合上述拆迁启动均发生在转包期限内的事实，双方均知晓土地征迁即将到来，抛弃葡萄即意味着丧失获得补偿的权利，董大忠抛弃葡萄及设施明显不合常理，故对董智华的抗辩，不予采纳。第二、《水田转包协议》约定如遇国家建设征用，作物费补偿归董大忠，其中补偿每亩按政府征用稻田青苗补偿。虽然，董智华与嘉兴市南湖区万通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时《水田转包协议》已届满，但董大忠种植的葡萄、搭建的设施仍处于《水田转包协议》履行期限内的状态，并进行评估，共计价格133200元，扣除按征用稻田青苗补偿2000元/亩，合计8880元外，剩余补偿款项124320元，应归属董大忠。第三，根据法院释明后，董大忠选择董智华作为合同相对人，且董智华作为拆迁对象，已与嘉兴市南湖区万通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定拆迁协议，该拆迁款项亦已发放至于东洋浜村民委员会，并登记在董智华名下，故应由董智华将上述124320元支付给董大忠。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董智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董大忠设施葡萄补偿款124320元；二、驳回董大忠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493元，由董大忠负担100元，董智华负担1393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董智华提供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东洋浜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董大良、董家逵、董智华三户存在同一块宅基地上，董智华未于2017年10月31日前签订安置协议的原因在于家庭内部就房屋分配未达成一致，青苗赔偿须确认田地种植青苗的事实。董大忠质证对《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认可。董大良质证认可董智华的证明目的。经董智华申请，本院向大桥镇东洋浜村村民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调查，该负责人称：“拆迁是按照镇里通知于2017年7月开始，先采用模拟征迁摸底，摸底时确认董智华家庭有4亩多地，因董智华家庭内部意见不一，至2018年11月26日才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后村里又去4亩地里查看了葡萄作物的生长情况，最终确认了13万多的作物补偿款；确实要根据实际情况，如果生长情况较差，按道理要减掉一点，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按原有情况补偿的。具体要看签订安置协议，若干年后田里无作物的话，也按实际情况补偿青苗费用”。董大忠、董智华、董大良质证，均认可上述情况属实。经审查，本院认定《情况说明》与村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一致，据此可以确认相关事实存在，至于能否支持董智华的主张成立，将于说理部分中阐述。本院除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17年7月，案涉土地就被纳入政府模拟征迁范围，相关征迁单位于此时已对农作物的补偿情况进行了摸底确认，《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之所以至2018年11月26日签订，乃是董智华一方的家庭内部原因所致。本院认为，转包土地被政府征迁之后，承租人董大忠与出租人董智华就转包土地之上的农作物补偿款应归何方所有产生本案纠纷。首先，《水田转包协议》约定的转包期间为2007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转包土地于2017年7月被纳入政府模拟征迁范围，农作物补偿款也于此时得到了征迁单位的摸底确认。根据《水田转包协议》第五条约定：“如遇国家建设征用该田的作物费补偿归乙方（董大忠），土地指标享受归甲方，其中补偿甲方每亩按政府征用稻田青苗补偿”。因此，董大忠现向董智华主张农作物补偿款，与协议约定内容相符，应予支持。其次，董智华辩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于2018年11月26日签订，转包期间已于2017年12月31日届满，董大忠应退租平整地块，未平整地块则相应作物应转归董智华所有。但，《水田转包协议》约定的转包期间届满之后，董大忠并未退租平整地块，董智华称董大忠抛弃农作物也无确凿证据可予证明，直至《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签订之时，案涉土地仍然用于葡萄种植，董大忠作为葡萄及相关设施的所有者，当然有权向董智华主张与此对应的补偿款。再次，以常理观之，转包土地已于2017年7月被纳入政府模拟征迁范围，农作物补偿款于此时就已得到了征迁单位的摸底确认，对于董大忠而言，可谓已有履行利益产生。嗣后，《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之所以未能在《水田转包协议》约定的转包期内签订，乃是董智华一方的家庭内部原因所致，若以此剥夺董大忠的合法权益，显然有失公平。据此，董智华的上诉请求无法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986元，由上诉人董智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超审判员 毛 彦审判员 王世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婉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