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480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市联鹏服装有限公司，住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西溪村下栏基路5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92370163U。法定代表人：刘连贵，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粟东，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润，广东君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瑞君，男，1973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洋，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波，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杏玉，男，1945年8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平洋，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晓波，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联鹏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鹏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罗瑞君、罗杏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联鹏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从本案一审的庭审情况来看，罗瑞君对本案案涉微信的所有者、以及与联鹏公司通话的人员，都确认是罗瑞君本人。但罗瑞君认为微信使用人不是罗瑞君本人，也认为通话录音有截取片段的嫌疑，也否认电话号码150××××7991的所有者是其本人。而从所有微信记录中，可以看出罗瑞君有多次转账付款的情况，按正常的逻辑当事人是不可能将银行密码和微信转账密码都提供给他人使用的;罗瑞君称微信的使用人为周恋，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也不符合逻辑，因为仅仅在聊天记录的一张转账凭证图片上有周恋的名字；而对于罗瑞君称的录音存在造假的说法，罗瑞君当庭回应不申请鉴定。据此，足以认定案涉微信及微信所绑定的号码150××××7991为罗瑞君所有并由罗瑞君实际使用。（二）本案一审中联鹏公司提交的付款付款记录、微信记录、对账单中，显示罗瑞君已经收到联鹏公司发送给他的对账单，并且对账单上显示“截止2016年11月16日收到罗杏玉货款58000元，下欠461306元”。一审庭审期间罗瑞君也确认已向联鹏公司支付58000元。并且庭审时确认周恋的转账是罗瑞君委托支付本案货款的，但在庭审中又反言称，该周恋的8000元转账与本案无关。依据禁止反言原则，可以认定罗瑞君已经确认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三）联鹏公司提交的通话录音CD碟、文字档中，显示2017年12月28日罗瑞君对于联鹏公司所催促的货款“四十多万元”是确认的。并且该通话内容与微信记录、付款记录中的内容是相互印证的。罗瑞君在电话中回复称“我现在找不到钱，追又追不到钱回来，哪里能这么快？”并且向联鹏公司表明他的名字叫罗瑞君，罗杏玉负责收货。（四）本案证据2016年现金往来记录中，显示罗瑞君的微信涉及多次与联鹏公司货物买卖交易、对账、转账付款的情况，其中，从2016年8月8日至2016年9月5日期间联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连贵与罗瑞君的聊天记录可知，联鹏公司与罗瑞君的交易习惯是：罗瑞君通过电话下单，联鹏公司按照罗瑞君的要求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送到广州，之后通过微信对账，再由罗瑞君向联鹏公司付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一审中联鹏公司已经高度盖然的证明罗瑞君、罗杏玉欠联鹏公司货款461306元未支付的事实，罗瑞君、罗杏玉却未能对自己的主张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罗瑞君、罗杏玉对于其“否认事实”的主张也不向法院提出鉴定申请。结合本案的证据和庭审的情况，依据上述证据规则，法院应当认定罗瑞君、罗杏玉尚欠联鹏公司货款461306元未支付的事实。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举证责任分配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改判支持联鹏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罗瑞君辩称，不同意联鹏公司的上诉请求，其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一）罗瑞君从未确认涉案微信号是其所有，只是借用他人的微信号。（二）尾号7991的电话并非罗瑞君本人所有，联鹏公司没有证明录音是拨打该号码所形成的录音，因此不能证明该号码是罗瑞君本人所有。（三）罗瑞君在一审时并未反言，是与罗瑞君本人有关，但与本案所涉联鹏公司主张的相关交易无关。已支付58000元的交易已经完成，与联鹏公司主张的欠款无关，一审当庭已经作出解释，并不存在反言，也从无承认该58000用于支付货款。（四）按正常交易习惯在2015已经欠40多万，在2016也不可能正常交易，明显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罗杏玉辩称，不同意联鹏公司的上诉请求，罗杏玉与联鹏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联鹏公司始终认为其与罗瑞君在交易且与其联系，联鹏公司要求罗杏玉承担责任并无法律事实依据，罗杏玉只是退休老人，一直在中山生活，从未为罗瑞君接收过货物。上诉人联鹏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罗瑞君、罗杏玉向联鹏公司支付货款461306元、逾期付款利息54750.07元（以461306元为基数自2015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货款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罗瑞君与联鹏公司于2015年7月开始进行买卖交易。罗瑞君与罗杏玉为父子关系。联鹏公司称罗瑞君通过电话向联鹏公司下单，联鹏公司按罗瑞君要求委托物流公司送货至位于罗瑞君、罗杏玉共同经营的广州市站西路金都服装城5A15号档口，由罗杏玉签收。联鹏公司提交12张环城货运公司货运单、2张海珲物流货物运输收款收据、微信转账记录、2张名片予以佐证。经查，以上14张单据均载明收货人为罗杏玉；12张单据载明单位地址为站西路金都服装城5A15号、2张单据载明单位地址为广州金宝7A001，但14张单据上未有罗瑞君与罗杏玉签名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反映抬头备注为广州罗瑞君的人与联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连贵在2016年8月8日至9月5日期间进行买卖交易并支付货款的过程，备注为广州罗瑞君的人向刘连贵转账4笔，合计10455元。两张名片主要载明姓名为罗瑞君、罗杏玉；地址均为金都国际服装城5A15；电话均为150××××7991。联鹏公司称罗瑞君拖欠其货款461306元，并提供微信转账记录、对账单、微信聊天记录、两份通话录音CD碟予以佐证。经查，微信转账记录载明周恋向联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连贵转账8000元。对账单主要载明2016年11月16日收到罗杏玉货款58000元，欠461306元。对账单上并无罗瑞君、罗杏玉签字确认。微信聊天记录反映联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连贵向抬头备注为广州罗瑞君的人追讨货款的过程，其中刘连贵说“罗总对账单发给你了，请查收”，备注为广州罗瑞君的人说道“收到”。通话录音CD碟反映联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连贵2017年12月28日与罗瑞君（刘连贵、罗瑞君以下简称刘、罗）通话。刘：“你去年12月给了8000，还有个5万，一共给了58000元。我这几十万，你总要给我一点啦！四十多万不是小数字的。”罗：“我知道，你要等才可以呀”。罗瑞君称与联鹏公司的交易习惯是其现场下单，联鹏公司将其需要的货物邮寄至世贸服装城，还称涉案微信使用人为周恋，其对完整的聊天记录不清楚，也未拖欠联鹏公司货款，但罗瑞君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罗杏玉称对罗瑞君与联鹏公司间买卖交易并不知情。一审诉讼中，罗瑞君确认在2016年8月8日至9月5日期间与联鹏公司交易的事实，还确认曾委托周恋通过微信转账向刘连贵支付8000元的事实，但其认为上述事实与本案无关。罗瑞君确认通话录音是其本人，但不确定通话内容录音有无被剪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关于罗瑞君与联鹏公司是否存在送货地址为金都服装城5A15号档口的买卖交易问题。联鹏公司主张其按照罗瑞君的要求委托物流公司送货至金都服装城5A15号档口，并提交14张物流货运单予以佐证，但上述货运单未有罗瑞君与罗杏玉签名确认，联鹏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档口由罗瑞君经营，故一审对联鹏公司称向罗瑞君送货至金都服装城5A15号档口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罗瑞君是否拖欠联鹏公司货款的问题。联鹏公司主张涉案微信、电话150××××7991是罗瑞君所有。涉案微信绑定电话确为150××××7991，但微信转账记录反映付款方为周恋。罗瑞君虽在庭审中承认通话录音是其本人，但录音文档中罗瑞君的电话150××××7991是由联鹏公司输入，且联鹏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涉案微信、涉案电话是罗瑞君所有，故一审不予认定涉案微信、涉案电话是罗瑞君所有，微信聊天记录对罗瑞君没有约束力。通话录音中刘连贵虽反复提及罗瑞君拖欠货款未支付，但罗瑞君未在通话录音中直接承认欠款具体金额，联鹏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联鹏公司要求罗瑞君、罗杏玉支付货款及相应利息的请求，证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联鹏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联鹏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联鹏公司向本院补充提供了其法定代表人刘连贵与标注为“广州罗瑞君”之间的全部微信记录，并对微信内容（包含周恋支付8000元交易明细的截图）及其中的语音聊天文字提取进行了公证，拟证明罗瑞君实际使用该微信，并与联鹏公司通过微信对买卖交易进行沟通、付款的事实。罗瑞君质证后认为：对微信记录及语音聊天内容、周恋支付8000元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不确认关联性，认为该微信号不是罗瑞君个人使用的微信号，罗瑞君只会偶尔借用他人的微信号使用，对该微信号的聊天内容无法完整了解，且罗瑞君从未在微信聊天中明确承认具体欠款数额，仅表示收到对账单，联鹏公司应举证经罗瑞君签收的收货或对账凭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罗瑞君曾委托周恋向联鹏公司支付8000元，但该付款与本案欠款无关。罗杏玉质证后认为：对微信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不确认关联性，对微信语音内容的合法性确认，不确认真实性、关联性，对周恋支付8000元交易明细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该微信号不是罗杏玉所有，罗杏玉对微信记录不知情，其中的记录与罗杏玉无关。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上述微信记录中显示：2016年8月5日，“广州罗瑞君”向刘连贵发送信息“发货地址：广州站西路金都服装城5A15，周恋，18320141093，020-61113282”。一审期间联鹏公司提交的通话记录还显示：刘（刘连贵）：“上次打电话，怎么没打电话给我呢？”罗：“我说我这个星期再打给你呀，什么事呢？”刘：“就是那个钱呀！伍拾多万块，后来给了5万多块，现在钱一点也不安排，搞得我现在急死了！”罗：“不是不安排，是现在暂时是没有钱的嘛。逼也是逼不出钱来的，不是有钱不给。啊，我也在追呀，现在。”鉴于罗瑞君不确认标注“广州罗瑞君”的微信号及绑定的手机号码150××××7991为其所有，仅偶尔借用，本院询问罗瑞君上述手机号码及微信由谁使用？罗瑞君称是周恋使用，本院要求罗瑞君提供周恋的身份资料，罗瑞君表示无法提供。本院询问罗瑞君已支付的58000元是支付什么款项，罗瑞君表示与本案无关，大概是买卖衣服的货款，但未提供证据佐证相对应的交易信息。又查，联鹏公司因催收货款未果，于2018年6月15日向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后因罗瑞君提出管辖权异议，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至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的事项，本院不作审查。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联鹏公司主张罗瑞君、罗杏玉拖欠货款461306元理据是否充分。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联鹏公司主张罗瑞君拖欠货款461306元，提供了微信记录、物流货运单、付款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其中经过公证的微信记录完整的显示了标注“广州罗瑞君”与联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连贵之间就案涉交易进行沟通、下单、支付部分款项的经过，物流货运单记载的收货地址与微信记录中“广州罗瑞君”发送的收货地址能相互印证，刘连贵在微信中发送的对账单记载了尚欠货款金额，罗瑞君明确表示收到，未提出异议；且通话录音中刘连贵催收货款时再次提出尚欠货款金额及已付货款金额，罗瑞君也未对货款金额提出异议，仅表示暂时无钱支付。罗瑞君确认曾借用该微信号与联鹏公司联系及通话录音中的相对方是其本人，不确认该微信号及绑定的手机号150××××7991是其所有，并主张该微信号及手机号使用人为周恋，本院要求其提供周恋的身份资料，罗瑞君表示无法提供，有故意规避本院查明事实之嫌；罗瑞君也未能对其向联鹏公司支付58000元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罗瑞君部分承认部分否认涉案微信记录的主张不予采信。在罗瑞君对其主张未能提供反驳证据的情形下，联鹏公司提供的证据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已构成基本的证据链，高度盖然地证明了罗瑞君拖欠联鹏公司货款461306元的事实，本院对联鹏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至于逾期付款利息问题，联鹏公司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未超出合理范围，应予支持；因联鹏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联鹏公司主张从2015年12月1日起计算理据不足，本院认定自联鹏公司起诉之日即2018年6月15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关于罗杏玉是否应承担本案货款支付责任问题。因联鹏公司提供的微信记录及通话录音均显示与其交易的是罗瑞君，罗杏玉仅是部分物流货运单上标注的收货人，并非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故，联鹏公司请求罗杏玉对涉案货款承担支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联鹏公司的上诉请求，有理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理据不足的部分，本院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2071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罗瑞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上诉人东莞市联鹏服装有限公司支付货款46130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461306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全部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东莞市联鹏服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被上诉人罗瑞君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被上诉人罗瑞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姜新林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蔡惠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曾颖珩书记员黄铭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