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15817号原告(反诉被告)：史咏弘，女，1963年12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上海合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张军，女，1957年7月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脱育红，北京市中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史咏弘与张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张军于2018年8月27日提出回避申请，经审查，本院院长决定驳回申请。后张军于2018年12月17日提起反诉符合规定，本院予以合并审理。本院对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12月17日、2019年4月9日、2019年10月24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史咏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张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脱育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史咏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张军向史咏弘归还欠款港币1,509,720元。事实和理由：史咏弘与张军原系朋友关系。史咏弘通过张军介绍，购买了境外KazakhstanPotashCorporationLimited(以下简称KPC)的股票，该股权由史咏弘通过境外URIKLIMITED(以下简称URIK)代持。然该股票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张军之承诺。2016年4月30日，史咏弘、张军签订《协议书》，约定张军购买系争股份，对价为港币2,156,720元，且该收购行为不可撤销；张军应于2016年5月3日支付股份转让款港币647,000元，另于2016年5月18日支付余款港币1,509,720元。张军仅支付第一笔股份转让款港币647,000元，余款港币1,509,720元始终未付。史咏弘认为，案涉《协议书》系史咏弘、张军的真实意思表示，于法不悖，对双方均有拘束力。现张军到期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史咏弘的合法权利，故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张军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第一，张军与史咏弘并非朋友关系，张军从未介绍史咏弘购买案涉股票，且从未向史咏弘承诺股票价值。第二，史咏弘根本没有购买KPC的股票，也没有通过URIK代持KPC的股票。第三，史咏弘与案外人张某某恶意串通，为达到非法占有张军财产的目的，骗取张军签署所谓的虚假的股票转让协议书，严重损害了其利益，协议书无效。据此，张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第3项的规定，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确认涉案《协议书》无效；2.判令史咏弘退还张军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港币647,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5月3日起至完全退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占用费。事实和理由：张军签署协议书的直接原因是由史咏弘拒绝退还应退认购款引起。2016年3月，张军与朋友想要认购上海一家基金的股票，为便于操作，想找在上海有银行账户的朋友帮助统一收款并转付给基金。经案外人董宇推荐，史咏弘向张军表示其有上海招商银行大客户账号，愿意帮助办理此事。张军遂让朋友将人民币27,000,000元汇入史咏弘账户，史咏弘对此也出具了收据。但史咏弘收款后并未按其承诺及时转付给基金账户，导致认购失败，基金公司对此项认购失败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于是张军要求史咏弘将剩余人民币26,000,000元(以下简称应退认购款)退还，但其一直以种种理由拒绝退还。后史咏弘表示，其急需用钱，若张军购买其持有的KPC公司600,000股股票以解资金之困，会退回上述应退认购款。后经协商，由案外人张华弟和张某某作为保证人，并由张某某作为代收款人，保证在收到30%转让金后，让史咏弘在两周内如数退还应退认购款，若未按时退款，张某某将其代收的30%转让金退还给张军。同时，史咏弘也向张军保证，在收到30%首付款后两周内退还应退认购款，否则，张军无需再支付余款并将已收款项返还张军。在上述情况下，张军在系争《协议书》上签字，并当场与案外人诸燕舟、张某某各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之后，张军按照三份协议书约定向张某某支付30%款项共计港币5,400,000元，其中根据系争协议书支付给张军港币647,000元。然而，史咏弘只退还了人民币15,210,000元应退认购款，其余人民币10,790,000元至今没有退还。此外，张军查询得知，并没有史咏弘购买KPC公司股票的任何记录，也没有史咏弘委托URIK公司代其持有KPC公司股票的证据材料，KPC公司从来没有以史咏弘声称的价格配售过KPC股票。因此，协议书所述内容完全是虚假的，故意欺骗的，是史咏弘为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伙同案外人张某某、张华弟、诸燕舟恶意串通，骗取张军签署。该协议应属无效，史咏弘应退还张军已经支付的款项并赔偿损失。针对张军的抗辩理由和事实，史咏弘辩称，对于张军所述人民币26,000,000元及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与本案没有直接联系，仅可以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史咏弘在KPC是不直接持有股票，但是通过URIK代持。URIK是KPC的股东，至今仍持有KPC的5,166,294股，是代本案史咏弘及案外人张某某、诸燕舟持有的。URIK的唯一董事、实际控制人只是张某某。在徐汇法院的另案中，张某某对代持是认可的，这一点在协议书上也有记载。对于张军的反诉请求，史咏弘辩称，不同意全部反诉请求。第一，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协议书确定的事实是真实的，URIK的确持有5,166,194股的KPC股权。系争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第二，基于第一点的理由，不存在返还款项及占用利息。原告(反诉被告)史咏弘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以下证据：1.协议书。以证明2016年4月30日，史咏弘、张军签订《协议书》，约定张军购买系争股份，对价为港币2,156,720元，且该收购行为不可撤销；张军应于2016年5月3日支付股份转让款港币647,000元，另于2016年5月18日支付余款港币1,509,720元。协议书明确张某某是URIK的唯一股东及投资人，上述股票由URIK代持，实际所有人为史咏弘。协议约定张军支付完毕后才将KPC股权转让给被告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故张军是先履行义务。2.URIK的公证认证文件及其翻译件。以证实URIK真实存在以及案外人张某某系URIK代表人。3.证据保全公证书。以证明URIK公司持有KPC公司500余万股股权，因张某某代表URIK在系争协议上签字，故史咏弘完全具备在张军履行完毕自身义务后将URIK持有的KPC对应股权转让给被告的能力。张军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内容是虚假的，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同时，该协议中没有体现URIK公司的签章。关于代持，也没有代持及购买的协议或记录。对证据2，形式要件认可，但内容及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公证文件3-6页的内容，MISSCHUNYANZHANG，不能完全证明是本案的张某某。公证文件3-8页显示的是CHUNZHANG，和协议上签名显示的股东不是同一人。URIK已停止营业，其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存疑。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合法性、证明目的不认可。一个公司持有某公司股票，应有相关的股票账户材料。对此，史咏弘解释，上述公证认证文件CHUNYANZHANG和CHUNZHANG是一个人，MISSCHUNYANZHANG是全名，但有的地方仅体现了缩写。该公司是离岸公司，故没有注册地址。公证文件3-8页的地址是张某某境内公司的地址，该地址目前是其有使用权的地址。被告(反诉原告)张军围绕其抗辩理由、事实与反诉诉讼请求提供了证据，包括：1.张军与案外人诸燕舟签署的《协议书》一份；2.张军与案外人张某某签署的《协议书》一份；3.张某某《承诺函》一份；以上共同证明协议书中称URIK共持有KPC的5,000,000余股与事实不符。4.法律意见书一份；5.公司登记材料一组；用于证明URIK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已经于2018年9年17日变更为CHUNLEIZHANG，与协议书中所述张某某是URIK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事实不符，涉案股票已被抵押，抵押状态下不能进行股权转让，对于交易有重大障碍，张军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6.股票登记一份，以证明URIK持有的KPC股票中的3,960,000股为普通股禁止交易未上市，1,206,294股为全额支付普通股。7.派遣服务协议书一份；8.邮件及附件一组；9.对账单一份；10.工商档案一份；11.Computershare网站查询材料；以证明URIK持有的700,000余股KPC股票并非通过购买取得，史咏弘所述通过张军介绍购买的KPC股票与事实不符。史咏弘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3无法确认，但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对证据4、证据5的合法性不予认可，证据形成于境外，未经公证、认证，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即使上述文件内容是真实的，股东变更发生的时间也在系争协议签署时间之后，与系争协议的合法性无关,签约时张某某仍是URIK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关于抵押，由URIK持有的KPC股票5,166,194股，没有任何抵押限制，URIK与其他的案外人是否有股票或抵押，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证据来源及合法性均不认可，从形式上看是香港律师的公证件及其自行的翻译件，自行进行的公证不符合要求。对证据7、8、9，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于证据10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关联性。对于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明目的的不同观点，本院将结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对于史咏弘提供的证据，本院经认证认为，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证明目的的不同观点，本院将结合相关事实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对于张军提供的证据，本院经认证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司发通[1996]026号)规定：“在办理涉港案件中，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提交上述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证据6符合上述要求，本院予以采纳。张军提供的证据1、2、3、7、8、9、10无法反映出与本案的关联性，证据4、5、11未经公证、认证，不具备证据的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审理过程中，张军多次申请延长举证期限，需提交相关证据的公证认证件，以及需要补充提交其他证据。本院综合考虑涉案的涉外因素，多次延长举证期限。但在本院多次给予足够举证期限的情况下，张军并未提交新证据，故应视为其无证据提交，相应的责任风险应由其自行负担。此外，张军以反诉诉讼请求所需为由，多次申请追加案外人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对此，一方面，部分反诉诉讼请求不符合反诉之规定，不能合并处理及单独阐述，并未剥夺其合法诉讼权利，且所涉《协议书》效力问题，在本诉部分可一并查明处理；另一方面，所申请第三人之相关事实部分，在其他相关案件过程中均已查明确认，无需另行追加并重复审查。故对于张军之追加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的申请，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30日，史咏弘作为转让方(甲方)，张军作为受让方(乙方)，URIKLIMITED、张某某作为代持方(丙方)，在上海市闵行区签订《协议书》，约定：目标公司KPC系一家在澳洲上市的公司，甲方通过丙方持有目标公司600,000股普通股；乙方要求以其指定人的名义收购甲方持有的上述股票，甲方表示同意，并且该收购为不可撤销；丙方中张某某为丙方URIKLIMITED的唯一股东及投资人，上述600,000股股票系由丙方代持，实际所有人为甲方，乙方知悉该事实；双方确认，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收购甲方持有KPC公司的全部600,000股股票，对价为人民币1,800,000元〔折合为港币2,156,720元〕，该价格中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按0.8346计算；该收购为不可撤销；收购款分2笔支付，乙方须于2016年5月3日向甲方支付港币647,000元，余款港币1,509,720元于2016年5月18日前支付完毕；甲方指定将该协议所涉款项汇入如下账户：户名ZHANGCHUNYAN，开户行永隆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在甲方收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向上述指定账户支付完毕全部款项的五个工作日内，根据乙方的指令，将甲方持有的KPC股票转与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应当友好解决，解决不成的由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即闵行区人民法院管辖；争议解决的法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等等。史咏弘、张军、张某某分别在《协议书》尾部甲方、乙方、丙方处签字。另查明，在与本案相关联案件的审理过程中〔(2018)沪0104民初14298号)〕，裁判文书载明：“URIK、张某某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共同述称，张某某系URIK公司的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张某某代表URIK在案涉《协议书》签字；URIK代诸燕舟(该案原告)持有KPC股票1,120,000股；《协议书》所载第一笔股份转让款港币1,200,000元系由张某某代收；结合在案张某某身份证、《协议书》相关约定及上述公证认证文件关于“CHUNYANZHANG”身份信息的记载，认定“CHUNYANZHANG”系《协议书》中的代持方张某某具有高度可能性。”该案后经张军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3835号〕，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该案二审判决书中另载明，URIKLIMITED自2018年9月17日始，CHUNLEIZHANG成为其唯一的股东和董事。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2016年5月3日，张军支付案涉《协议书》约定的第一笔股份转让款港币647,000元。双方对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均不持异议。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协议书》、(2018)沪0104民初14298号民事判决书、(2019)沪01民终3835号民事判决书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关于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第二，关于张军提出涉案股票无法行使相应权利的问题。此外，被告张军提出的反诉诉请第一项指向的《协议书》，涉及案外人张某某和URIK公司，故本案中对此反诉请求不单独作评价，但本案本诉诉讼请求基于协议书之效力，要求继续履行，故对于协议书效力问题，在涉案相关事实查明与评价中予以一并认定。对于争议焦点一，涉案《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张军认为“CHUNYANZHANG”非《协议书》中的代持方张某某，史咏弘不能证明其合法持有KPC股票，史咏弘与案外人张某某系恶意串通以达到非法占有张军财产的目的，张某某现在已不是URIK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涉案协议应属无效。本院认为，史咏弘提供的公证认证文件反映：2010年3月12日，URIK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成立，系私人股份有限公司；URIK的董事及重大控制权人均为“CHUNYANZHANG”，其出生日期为1974年5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URIK公司章程载明，根据该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负责管理该公司的业务，董事可就此目的行使该公司的一切权力；等等。结合《协议书》相关约定、上述公证认证文件关于“CHUNYANZHANG”身份信息的记载以及前述关联案件〔案号：(2018)沪0104民初14298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本院认定“CHUNYANZHANG”系《协议书》中的代持方张某某具有高度可能性，张某某以双重身份在案涉《协议书》丙处签字合法有效。此外，根据证据保全公证书反映：2018年4月9日，张某某登录Computershare网站，可以查询到URIK持有KPC5,166,294股股份，市值澳元216,984.35元。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案涉《协议书》签署时，张某某是URIK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该协议签订时张军对此并无异议，其对张某某及URIK公司为史咏弘代持KPC股票亦表示知晓。现张军对史咏弘持股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却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同时，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来看，该协议亦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张军对此亦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为涉案的《协议书》具备相关缔约要素，应属合法有效，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当应恪守。因此，史咏弘要求张军继续支付转让剩余港币1,509,720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争议焦点二，张军主张涉案股票已被抵押，对于交易有重大障碍，张军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张军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应尽到核查股权转让标的的谨慎义务。虽然张军提交的股票登记证明URIK在2019年1月21日，持有的KPC股票中的3,960,000股为普通股禁止交易未上市，1,206,294股为全额支付普通股，但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合同签订当时的股票登记状态，未上市的交易受限普通股能否进行股权转让亦需对受限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因此该证据不能独立证明股票的流通和移转与合同效力和后期合同的履行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同时，根据案涉《协议书》约定，张军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在先，且对于股票转让手续之办理义务亦在于张军；而史咏弘仅系配合义务，且其配合受让人办理股票转让手续的合同义务在后，双方对于权利义务的界定是明确的，且对于相应的协议风险是可预见、有预期的。因此本院认为，张军在《协议书》履行过程中，虽主张涉案股票无法交易，却未提供行使相应抗辩权的充分证据，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史咏弘股权转让余款港币1,509,720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张军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831.68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张军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39.13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张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章国栋人民陪审员  张秉馨人民陪审员  邓红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邱译莹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