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1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荣，女，197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姚秋兴，男，1963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系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调解委员会调解室工作人员。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A402号小区。法定代表人：张宪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伟，浙江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妙高镇东城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周会华。原审第三人：陈炳荣，男，196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善县。上诉人王荣、温州超特轧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特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圆公司）、陈炳荣保管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31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荣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超特公司归还王荣钢锭款2866800元和2429697元及逾期利息10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超特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编号0004413、0004216、0004156、0004279的《坯料入库单》所涉钢材王荣无权主张赔偿错误。首先，该四份入库单系（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案件中超特公司当庭提交，经法庭质证后，确定了陈炳荣系上述四份入库单所属钢材的权利人，故王荣当庭向超特公司主张权利。其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明确了陈炳荣已将其在《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概括转移至王荣的事实，故王荣主张涉案钢材权利并无不当。再者，该四份入库单所涉钢材款项陈炳荣和王荣均未收到，且从超特公司本案提交的所谓证据来看，其与正圆公司存在串通处置钢材之嫌。二、一审法院根据分析酌定超特公司对王荣损失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从超特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均不能抗辩王荣对其的主张，超特公司在履行保管合同过程中存在极大过错，应当承担过错导致不利后果的全部法律责任。超特公司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私自将涉案钢材处置给正圆公司及案外人，其分明是被正圆公司及案外人所骗，理应向公安报案，而超特公司与正圆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会华串通伪造所谓证据企图抗辩王荣对其的主张已涉嫌虚假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及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支持王荣的全部上诉请求。针对王荣的上诉，超特公司辩称：王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针对王荣的上诉，正圆公司辩称：1.正圆公司并不认识王荣，与王荣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经营来往。所谓的权属证明是王荣造假的，公章也是王荣私刻的，本案浪费司法资源，应予驳回。2.正圆公司与陈炳荣签订过内部承包合同，陈炳荣在炼钢方面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系代表正圆公司。3.正圆公司委托超特公司加工钢材需支付加工费。超特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2.驳回王荣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案由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案件的案由应受特定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所约束，并不受禁反言原则约束。虽超特公司原代理人同意本案按保管合同处理，但本案中并无保管期限、保管金额等主要保管内容约定，相反本案客观上当事人以完成加工，赚取加工费为目的，故本案的案由应按加工关系处理。二、超特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2014年2月24日，正圆公司向超特公司送达《告知书》，告知车间已被陈炳荣承包的事实，并确定今后公司材料以正圆公司或陈炳荣名义入库。2014年8月1日，陈炳荣与正圆公司将承包关系转为租赁关系，对此陈炳荣并未告知。因此，对外而言陈炳荣仅为正圆公司内部承包人员，应以正圆公司名义行使权利，故超特公司根据正圆公司指令发货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三、涉案货物价值按王荣诉请计算没有任何依据。虽然超特公司未在一审提出价格鉴定，但王荣提供的价格并无依据，故一审对此予以认定错误。四、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的重要依据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现正圆公司依据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向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并已受理，故本案应当以另案审判结果作为依据而中止审理。针对超特公司的上诉，王荣辩称：1.超特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并无依据。2.关于是否中止审理的问题。正圆公司针对（2016）浙民再100号案件提起的抗诉申请毫无法律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并未对该案作出立案决定。针对超特公司的上诉，正圆公司辩称：同意超特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应当等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2016）浙民再100号案件的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行处理。陈炳荣二审期间未作辩称。超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超特公司立即归还王荣钢锭款2866800元和2429697元；2.超特公司归还王荣逾期利息100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超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正圆公司与陈炳荣曾因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诉至法院。正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承包框架协议》和《承包细则》；2.陈炳荣支付正圆公司启动资金220万元；3.陈炳荣支付承包租金8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陈炳荣承担。陈炳荣反诉请求：1.正圆公司立即归还陈炳荣保证金300万元；2.炼钢事业部的炼钢原料、库存和产成品归陈炳荣所有；3.由正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该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正圆公司与陈炳荣签订《承包框架协议》；同年2月10日，双方又签订《承包细则》。同年8月1日，正圆公司代表张洪庆与陈炳荣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撤销2014年元月20日签订的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承包框架协议”，并于同年9月10日签订《租赁补充合同》，约定“甲方（正圆公司）退还乙方（陈炳荣）300万元承包炼钢车间的保证金；自2014年8月1日起甲方（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部归乙方（陈炳荣）所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租赁合同》已明确撤销2014年1月20日签订的《承包框架协议》，但双方并未结算，对租金数额无法确定。故正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陈炳荣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该案一审法院判决：一、驳回正圆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正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陈炳荣保证金300万元；三、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的炼钢原料、库存及产成品归陈炳荣所有。该案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月20日，陈炳荣与正圆公司签订《承包框架协议》，由陈炳荣承包正圆公司的炼钢车间，约定陈炳荣应当于2014年2月20日前出资520万元，并约定租金为“以每年保底生产1.2万吨为任务，每吨收取100元作为承包租金，即上交承包租金120万元，支付给正圆管业公司。若超额完成拟定吨位，超出部分按照100元/吨计算承包租金，以此类推”。同年2月10日，双方签订《承包细则》，约定陈炳荣出资的520万元以货币现金的形式投入正圆公司指定的账户，“承包租金按每年度按季度结算支付，第四季度完成年度的承包总额”。之后，陈炳荣只缴纳了300万元。为此，正圆公司以陈炳荣未按时、足额出资及未按约支付租金，已构成根本违约为由，向陈炳荣提出解除承包合同。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日的《租赁合同》只有张洪庆和陈炳荣的签字，没有正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的签字，也未加盖正圆公司的公章。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租赁补充合同》，只有陈炳荣的签字和正圆公司的公章，并无正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该案二审法院认为，陈炳荣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洪庆的签字是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的职务行为，故陈炳荣主张的张洪庆签字行为系职务行为，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虽然《租赁补充合同》加盖了公司印章，但没有任何经手人的签字，陈炳荣称补充合同系正圆公司员工李建光提供并盖章，陈炳荣既不能证明李建光的行为已经公司授权，也不能说明双方的具体洽谈过程及承包转租赁的清算过程。陈炳荣与正圆公司建立承包关系时，约定承包经营期间为三年，根据双方之间的承包协议约定，陈炳荣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违约，但陈炳荣提供的《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则是对陈炳荣在承包协议中的违约行为以租赁合同方式进行了无对价消灭，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完全不对等，且涉及将正圆公司资产转移给陈炳荣，故陈炳荣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的效力应当不予认定。按照《承包框架协议》、《承包细则》的约定，陈炳荣在履行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上，已构成根本违约。由于陈炳荣的迟延履行，致使双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现正圆公司主张解除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该案二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法院（2015）丽遂商初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正圆公司与陈炳荣签订的《承包框架协议》及《承包细则》；三、驳回陈炳荣的反诉请求。省高院再审对该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1.二审庭审结束后，周会华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4日的《关于公司领导职责分工的通知》和2014年2月23日的股东、董事会决议，其中后一份决议中载明“张洪庆为总经理，李建光为常务副总（主持全面工作）”。2.针对《租赁补充合同》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关系，陈炳荣在再审庭审中称，系以正圆公司炼钢事业部的库存抵扣正圆公司应支付的300万“保证金”。再审认为，陈炳荣有理由相信正圆公司之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后者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均成立并有效。陈炳荣在《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中的全部权利义务已经概括转移至王荣，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之间已不存在租赁关系。陈炳荣不具备反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并非本案适格的反诉原告。省高院再审对上述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该院亦予以确认不再赘述，经查，相关一审法院为遂昌县人民法院，案号（2015）丽遂商初字第149号，相关二审法院为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浙丽商终字第308号。2014年2月24日，正圆公司向超特公司出具一份《告知书》，载明正圆公司与陈炳荣达成合作协议共同投资从事不锈钢炼钢，由陈炳荣担任炼钢事业部总经理，并载明“今后向交由贵司加工的材料均可以我司或者陈炳荣先生名义入库，销售一律以我司销售人员电话通知为准（若有变更的，以书面为准）。应付贵司的加工费将由我司产品的买受方（我司负责通知）直接向贵司直接支付，以减少交易流程。附送《炼钢事业部承包框架协议》、《炼钢车间内部承包细则》（复印件加盖公章）各壹份以作为操作凭证”等内容，且盖有正圆公司印章。此《炼钢事业部承包框架协议》、《炼钢车间内部承包细则》即上文省高院（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述《承包框架协议》、《承包细则》。超特公司于2014年9月21日、2014年9月24日、2014年9月26日、2014年10月13日分别以客户名称为“陈炳荣”开具编号为0004995、0003848、0004688、0004784的《坯料入库单》。其中钢号为G304共计111930kg，其中钢号为TP316L共计101910kg。现该4份《坯料入库单》由王荣持有并提交法院，其中送料人（签字）处为“付强”或“刘松”。超特公司以“陈炳荣”为客户名称开具8份《坯料入库单》，分别为2014年8月22日开具编号为0004413、0004420；2014年8月26日开具编号为0004216、0004219；2014年8月28日开具编号为0004156、0004158；2014年9月14日、9月15日开具编号为0004279、0004256，该8份《坯料入库单》原件王荣均未持有，经查，该8份入库单送料人（签字）处有“刘松”、“付强”、“王占来（因该签名较为潦草，仅为按字迹猜测）”，部分入库单注明有“转国瑞”、“转铉盛”字样，同时期以客户名称为“国瑞”、“铉盛”开具的部分入库单也注明有“陈炳荣转”字样。2014年9月30日，超特公司以“正园”为客户名称开具编号为0006453（送料人签字处为“金少云”）、0006457的《坯料入库单》。超特公司庭审中陈述称“正园”即为正圆公司。同日，超特公司亦曾以“巨隆”为客户名称开具《坯料入库单》（编号为0006458）、《成品出库单》，该《坯料入库单》上有注明“正园转”字样。2014年12月1日，王荣作为乙方与陈炳荣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其中部分内容约定：“转租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止，共九年八个月。甲方将2014年8月1日、2014年9月10日分别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原件交给乙方，乙方持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和租赁补充合同及该转租合同自行征得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自2014年12月1日签订该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之日起，甲方放弃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一切权力和义务。同时，由乙方履行甲方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权力和义务。”王荣还提供了2014年12月12日加盖正圆公司印章的《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炼钢事业部同意书》，载明同意王荣与陈炳荣2014年12月1日签订的炼钢事业部转租合同，并由王荣来履行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于2014年8月1日和2014年9月10日分别签订的炼钢事业部租赁合同及租赁补充合同的权力与义务。2015年3月1日，陈炳荣向王荣出具了一份《钢锭转让凭证》，将其存放于超特公司的钢锭即《坯料入库单》（编号0004995、0003848、0004688、0004784）的G304、TP316C钢锭111930kg、101910kg，按市场价G304每公斤11.5元、TP316C每公斤15.5元转让给王荣，合计转让的钢锭价款2866800元表示已收到。同日，王荣代理人姚秋兴以EMS快递方式向超特公司邮寄了一份由陈炳荣出具的《钢锭转让通知书》，该份通知书内容载明：“就本人陈炳荣委托贵公司存放的G304、TP316C钢锭为111930kg和101910kg（《坯料入库单》编号0004995、0003848、0004688、0004784）。按市场价G304每公斤11.5元、TP316C每公斤15.5元计算全部转让给嘉善县姚庄镇姚庄村北叶湾65号的王荣。合计转让的钢锭为人民币贰佰捌拾陆万陆仟捌佰元整。请贵公司收到通知后将上述钢锭款立即支付给王荣。”该份通知书超特公司于2015年3月3日收到。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25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TP316Ｌ，炉号分别为ZY49047、49048、49049、49050、49053的五炉不锈钢锭销售给亿泰（陈新凯）。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1月21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G304，炉号分别为ZY49033、49040、49041、49042、41001、41012及材质为TP316L炉号为ZY41013的7炉不锈钢锭销售给陈新凯。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铉盛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向我温州市铉盛不锈钢有限公司（陈新凯）提供了G304炉号分别为49033、49040、49041、49042、410001、40012、TR316L炉号为410013，共计112.978吨，货款已根据浙江正圆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的指令支付至邵菊萍、郑琼农行账户；双方经办人为陈新凯、李建光、张德坤”。超特公司向该院提交的转账记录有2014年11月26日陈相清转账72392元给邵菊萍、2014年11月24日陈相清转账700000元给郑琼。该院另查明，郑琼系铉盛公司股东、陈新凯系铉盛公司法定代表人。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2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304，炉号分别为ZY48022（21支）、ZY48023（22支）、ZY48024（21支）的不锈钢销售给“铉盛（陈新凯）”。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6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304，炉号分别为ZY48034（19支）、ZY48035（17支）、ZY48036（19支）的不锈钢销售给“铉盛（陈新凯）”。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304，炉号分别为ZY48031（17支）、ZY48032（16支）、ZY48033（17支）的不锈钢销售给“国瑞”。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5日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载明正圆公司要求超特公司将材质为304，炉号分别为ZY49027（19支）、ZY49028（18支）、ZY49029（19支）的不锈钢销售给“铉盛（陈新凯）”。超特公司持有一份落款声明人为“陆一飞”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0日的《声明书》，该声明书的内容载明“陆一飞”声明炉号为46012钢锭为其所有，因与陈炳荣炉锭一并发货故误报入库人为“陈炳荣”，该事实由陈炳荣合伙人正圆公司予以证明。超特公司持有一份盖有正圆公司印章并有“张德坤”、“李建光”、“施卯生”签字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6日，该情况说明的内容载明炉号为46012钢锭是加工户陆一飞的，由于发货时与陈炳荣的两炉钢锭一车发货，误写为陈炳荣。现把此炉钢锭转为陆一飞。王荣曾于2017年6月2日就本案纠纷以超特公司为被告、陈炳荣为第三人向该院起诉。该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民事判决书。后超特公司不服本院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浙03民终371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原审未追加正圆公司，故撤销原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遂有此诉。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问题，超特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系加工关系，但一方面超特公司在（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案件庭审中已确认本案系保管合同纠纷，应受禁反言规则约束，另一方面本案案涉钢材系加工承揽过程中定作人提供之原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条“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承揽人仍对案涉钢材负有保管之责任，故本案案由定为保管合同纠纷并无不妥。关于编号为0004413、0004216、0004156、0004279的《坯料入库单》所涉钢材，王荣主张其享有所有权，但其并未持有相应入库单原件，且王荣提交的《钢锭转让通知书》、《钢锭转让凭证》均未涉及上述四份入库单所涉钢材，故对王荣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王荣自无权向超特公司主张该部分钢材的赔偿。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编号为0004688、0004784、0004995、0003848的《坯料入库单》所涉钢材（以下简称“诉争钢材”）归属及超特公司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关于诉争钢材归属问题。该院认为（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陈炳荣分别于2014年8月1日、2014年9月10日与正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租赁补充合同》第二条约定“自2014年8月1日起甲方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内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归乙方所有。自2014年8月1日起向新美康公司和超特公司销售及存放的钢锭均由乙方处置”，该部分约定与诉争钢材所涉《坯料入库单》出具时间基本相符，亦与超特公司提交的客户名称为“陈炳荣”并于2014年8月份之后出具的《坯料入库单》出具时间基本相符。因此，该院对陈炳荣在超特公司出具《坯料入库单》时系诉争钢材的实际权利人予以认定。后王荣自陈炳荣处受让权利，并于2015年3月3日即将《钢锭转让通知书》送达给超特公司，故王荣与陈炳荣对诉争钢锭享有的权利转让行为于2015年3月3日对超特公司发生法律约束力。现超特公司作为诉争钢材的加工企业，而所有权归属于王荣的诉争钢材系定作人存放之原材料，故超特公司对诉争钢材负有妥善保管义务。超特公司称其根据正圆公司指示处分钢材，未经当时的权利人陈炳荣追认，钢锭转让后也未经王荣追认，属于无权处分。关于被告超特公司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该院认为如前文所述超特公司对定作人存放的原材料负有保管义务，现各方确认诉争钢材已由超特公司向案外人交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故该问题的核心在于超特公司处置诉争钢材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从超特公司交易流程分析：1.超特公司称其对《坯料入库单》客户联从不回收或销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超特公司向客户交付《坯料入库单》，该客户联单据即为保管凭证。保管凭证对确定保管人与寄存人、保管物的性质和数量、保管的时间和地点等具有重要作用。一旦双方发生纠纷，保管凭证将是重要的证据。编号为0004688、0004784、0004995、0003848的《坯料入库单》，当时原件为陈炳荣持有，超特公司依据正圆公司指示将相关钢材交易时显然未能审核原件，客观上导致了无权处分现象的发生。2.王荣提供的《坯料入库单》“客户名称”栏既有载明“陈炳荣”的，也有载明“正园”的，超特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该“正园”即为正圆公司。“客户名称”即交易主体，超特公司认为钢材权利人均为正圆公司，却在单据交易主体记载上过于随意。3.2014年10月26日的《情况说明》记载“此炉钢锭是加工户陆一飞的，由于发货时与陈炳荣的两炉钢锭一车发货，误写为陈炳荣”，超特公司存在类似失误，也印证其对单据开具不严谨，甚至发生错误。4.超特公司称其已于2014年11月24日前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将12炉钢锭（除炉号为46012钢锭）销售给了陈新凯（铉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提交了盖有铉盛公司印章的《证明》，其证明的内容有铉盛公司将其中7炉钢锭的货款已根据正圆公司的指示通过法定代表人陈新凯的父亲陈相清支付至邵菊萍、郑琼农行账户，并提交了陈相清分别于2014年11月24日转账给郑琼70×××××元、于2014年11月26日转账给邵菊萍72392元的转账凭证予以印证。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收款人郑琼亦系铉盛公司股东，该笔交易真实性存疑。且超特公司及正圆公司不能对上述款项计算得出进行说明，超特公司也不能准确说明其加工费如何区分与收取，显示超特公司在相关费用上也不能清晰列支作账。综上，《坯料入库单》涉及钢材金额较大，且数量较多，超特公司客户也较多，交易比较频繁，超特公司作为保管人，自身工作流程不严谨、不规范，单据开具过程中随意性很大，单据原件不审核，未尽到谨慎、妥善保管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陈炳荣在2014年1月、2月与正圆公司签订《承包框架协议》、《承包细则》，同年8月，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代表张洪庆签订《租赁合同》，同年9月与正圆公司签订《租赁补充合同》。《租赁合同》只有张洪庆和陈炳荣的签字，未加盖正圆公司的公章，《租赁补充合同》只有陈炳荣的签字和正圆公司的公章，并无正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对于《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效力，遂昌县人民法院、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院先后三次审理，相关法院认识不一，最终省高院再审认为，陈炳荣有理由相信正圆公司之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后者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均成立并有效。可见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从承包变更为租赁的过程，法律关系非常复杂、疑难，且争议很大。2014年2月，第三人正圆公司向被告超特公司出具《告知书》并附送《炼钢事业部承包框架协议》、《炼钢车间内部承包细则》，在超特公司处置涉案钢材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超特公司已收到《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之间复杂的法律关系，不同法院尚有不同认识，正圆公司管理层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方超特公司要作出准确判断实属不易，产生错误认识亦属正常，根据公平原则，可适当减轻超特公司一方法律责任。综上分析，该院酌定超特公司对王荣损失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至于正圆公司对诉争钢材无权处分的问题，王荣、超特公司可另案向正圆公司主张。关于赔偿金额及利息问题。该院认为，一方面王荣诉请金额与超特公司于2015年3月3日收到之《钢锭转让通知书》内容一致，另一方面虽超特公司在本案庭审中对钢材价格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亦未申请价格鉴定，故其仍应受其于（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案件中所做承诺之约束，以王荣所述价格为准，超特公司应负担的赔偿金额为2866800元的50%，即1433400元。王荣主张自2014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案诉讼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因超特公司于2015年3月3日收到《钢锭转让通知书》，故应从2015年3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案起诉之日即2019年1月8日期间的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三百六十九条、第三百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超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荣1433400元及逾期利息损失（从2015年3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1月8日止）；二、驳回王荣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超特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55875元【王荣已在（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案件中预缴34534元】，由超特公司负担20147元，由王荣负担35728元。二审期间，王荣向本院补充提供了：1.（2017）浙0421民初364号民事判决书、2.（2018）浙04民终2529号民事裁定书、3.（2019）浙11民终672号民事裁定书、4.（2019）浙1123民初1340号受理通知书及传票一组、5.（2019）浙1123民初74号开庭传票一组、6.龙湾区人民法院笔录、7.《告知书》及四份《证明》、8.（2019）浙1123民初74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另案对正圆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会华出具的确认单不予认定，本案《告知书》与《证明》同另案如出一辙，均系伪造的事实。超特公司向本院提供了一份中止审理申请书及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通知书、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用以证明认定本案的基础事实还在检察院抗诉中，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正圆公司、陈炳荣未补充提供证据材料。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针对王荣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超特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材料1-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相关文书中均未涉及伪造的情况；证据材料7-8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意见，并不存在虚假诉讼的事实。正圆公司质证意见同超特公司。陈炳荣未发表质证意见。针对超特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王荣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仅仅是受理，且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期限，本案不应中止审理。正圆公司质证认为本案应当中止审理。陈炳荣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关于王荣二审补充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中证据材料7即超特公司一审期间提供的《告知书》及《证明》，证据材料1-6、8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无法推定出《告知书》、《证明》系伪造的事实，故本院对其待证事实不予确认；关于超特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仅能反映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对正圆公司就（2016）浙民再100号判决提起抗诉业已受理的事实，该案并未立案，故对其中止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经审理，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争议。超特公司对其与正圆公司或陈炳荣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并无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承揽人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承揽人对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负有相应的保管责任。且本案当事人主要争议的问题即超特公司是否应对涉案钢材处置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在先前诉讼中[案号（2017）浙0303民初2810号]超特公司亦未对本案案由提出异议，故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保管合同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王荣是否有权主张案涉编号为0004413、0004216、0004156、0004279《坯料入库单》项下钢材赔偿权利的争议。王荣主张其享有上述钢材的所有权，但其并未持有相应入库单原件，且王荣提交的《钢锭转让通知书》、《钢锭转让凭证》均未涉及上述四份入库单所涉钢材，故王荣主张该部分钢材的赔偿权利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超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有法院（2016）浙民再100号民事判决书业已确认陈炳荣分别于2014年8月1日、2014年9月10日与正圆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补充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租赁补充合同》第二条约定“自2014年8月1日起甲方公司炼钢事业部厂区内的炼钢原料和库存及产成品全归乙方所有。自2014年8月1日起向新美康公司和超特公司销售及存放的钢锭均由乙方处置”。而本案所涉《坯料入库单》（编号为：0004688、0004784、0004995、0003848）显示客户名称即为“陈炳荣”，出具时间亦在2014年8月1日之后。因此，陈炳荣系超特公司出具《坯料入库单》时诉争钢材的实际权利人。后王荣自陈炳荣处受让权利，并已于2015年3月3日将《钢锭转让通知书》送达给超特公司。现超特公司作为诉争钢材的加工企业，而所有权归属于王荣的诉争钢材系定作人存放之原材料，正如争议焦点一所述，超特公司对诉争钢材负有妥善保管义务。且超特公司称其根据正圆公司指示处分钢材，未经当时的权利人陈炳荣及权利受让人王荣追认，属于无权处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故该问题的核心在于超特公司处置诉争钢材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对于过错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业已详细列明，本院不再赘述。故一审法院认定超特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四、关于一审判决超特公司承担50%赔偿责任是否合理的争议。需要说明的是，超特公司与陈炳荣或王荣之间并未签订正式的保管合同，如前所述超特公司所应承担的涉案保管责任系基于加工承揽合同项下的保管责任。而根据查明的事实来看，超特公司与正圆公司之间很早之前既已存在加工承揽关系，即使在陈炳荣与正圆公司由承包转租赁后，超特公司仍与正圆公司之间存在相关业务往来。同时，正如一审法院所言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之间复杂的法律关系，不同法院对陈炳荣与正圆公司之间的租赁关系是否有效尚有不同认识，正圆公司管理层也未达成一致意见，第三方超特公司对正圆公司所作指示交付行为是否系代表陈炳荣要作出准确判断实属不易，产生错误认识亦属正常，故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超特公司对王荣损失承担50%的损害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而关于涉案钢材的价格的问题。超特公司在一审期间虽提出了价格异议，但并未申请价格鉴定，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且超特公司在（2017）浙0303民初2810号案件中对此业已确认，故一审法院以王荣所述价格计算赔偿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另关于王荣上诉主张超特公司与正圆公司存在虚假诉讼及超特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问题均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荣、超特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5875元，由王荣负担35728元，超特公司负担201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谢 斌审 判 员  王怡然审 判 员  郑建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董孙镇代书记员  杨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