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民再12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高彦京，男，ｌ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桥西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闫金良，男，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元氏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俊芳，女，1962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元氏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彩环，女，199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元氏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冯素芹，女，1962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元氏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赵军倩，男，1988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元氏县。 以上三被申请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校，河北封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高彦京与被申请人闫金良、高俊芳、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元氏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元民一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冯素芹、赵军倩、高彩环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冀01民终2443号民事裁定，撤销元氏县人民法院（2015）元民一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元氏县人民法院重审。元氏县人民法院依法追加高彦京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冀013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闫金良、高俊芳不服，上诉于本院。本院于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冀01民终937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彦京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冀民申693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高彦京、被申请人闫金良、高俊芳、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及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诉称，原告冯素芹与前夫高俊京是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的父母，四人在野鹿头村分有承包地。根据分单高俊京又分得其父一半承包地，共计8.8亩，这些承包地以家庭承包的方式登记在高连吉名下。高俊京因病去世后，冯素芹带着另外两原告改嫁到东苏阳村，在东苏阳村没有分得承包地。由于当时子女尚小无能力耕种，四人的承包地交由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的姑姑、姑父闫金良代为耕种，现在原告想收回该土地，被告不交还，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交还原告方承包地10.6亩。 一审被告闫金良辩称，土地现在由我耕种，但是我耕种的是高彦京的土地，三原告没有委托我耕种土地。 一审第三人高彦京述称，我认为原告是恶意诉讼，原告明知土地纠纷是和我之间的纠纷而起诉被告是不正确的，原告意图想通过合法的诉讼侵占我的利益，原告不仅给被告带来了损失也虚耗了司法资源，我认为原告诉讼要求耕种第三人父亲名下的土地不符合法律规定，高彩环、赵军倩在我父亲名下没有分着土地，二人现在不是我家庭成员，现在二人要回土地不符合法律规定，冯素芹在1995年改嫁有时候与我有协议，冯素芹放弃了土地耕种权，原告冯素芹在东苏阳村分有土地，冯素芹不应该向第三人要土地。土地现在应该是由我耕种，因为5月份种子是我购买的，费用是我出的，只是由闫金良负责看管。 元氏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原告冯素芹系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的母亲。原告冯素芹的前夫高俊京，系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的父亲。高俊京、被告高俊芳、第三人高彦京三人系姊妹弟兄。被告闫金良、高俊芳系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的姑父、姑姑，是第三人高彦京的姐夫、姐姐。1992年高俊京去世，1995年原告冯素芹改嫁到元氏县东苏阳村，原告高彩环、赵军倩随同原告冯素芹到东苏阳村居住生活，2014年原告高彩环嫁至元氏县野鹿头村，现在野鹿头村居住生活，原告冯素芹、赵军倩自1995年至今一直在元氏县东苏阳村居住生活。原告方提供的原告高彩环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与第三人高彦京提供的原告高彩环的户口页照片，所登记的内容一致，为“2009年7月18日因退学由河北省邢台市迁来本市、服务处所野鹿头村”，提供的原告高彩环的身份证住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原告方提供的原告赵军倩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记录服务处所为，河北省元氏县，提供的原告赵军倩的身份证住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康福街38号;第三人高彦京的身份证住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升胡同11号。 另查明，原告向法院提交的1999年3月20日元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承包方代表为高连吉（高连吉系高俊京、高俊芳、高彦京父亲，原告高彩环、赵军倩爷爷，已去世），所分土地有三块，分别位于南道3.2亩，北至道、南至春、西至金良、东至秋展;生金坟2.7亩，北至春、南至秋展、西至道、东至春;四十亩地3.9亩，北至道、南至连成、西至连付、东至国平，合计8.8亩;被告闫金良庭审时称，当时分地时有高连吉、高俊京、原告冯素芹、第三人高彦京四人的土地，每人7分地，共计有6亩多不到7亩；第三人高彦京认为分到的土地是6.8亩；三方对分地时有高连吉、高俊京、原告冯素芹、第三人高彦京四人的土地，现该土地由被告闫金良、高俊芳管理耕种，陈述一致。 元氏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足，“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向法院提交的元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能够证实分到三块土地，合计8.8亩，承包方代表为高连吉；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当时分地时有高连吉、高俊京、原告冯素芹、第三人高彦京四人的土地，涉案土地现在由被告闫金良、高俊芳管理耕种，陈述一致；因此对以上事实予以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原告方提供的原告高彩环的常住人口登记卡与第三人高彦京提供的原告高彩环的户口页照片，及原告高彩环的身份证住址登记一致，是野鹿头村，因此原告高彩环具备野鹿头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应该成为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原告冯素芹1995年改嫁到东苏阳村，至今在东苏阳村居住、生活，第三人高彦京认为原告冯素芹在东苏阳村分到了土地，并申请法院予以调查，但根据原告提供的东苏阳村委会证明和本院的调查笔录，不能证明原告冯素芹在东苏阳村分到了土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因此原告冯素芹应该成为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原告赵军倩自1995年随其母亲一直在元氏县东苏阳村居住生活，其身份证住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康福街38号，因此原告赵军倩不具备野鹿头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应该成为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第三人高彦京的身份证住址，虽然是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东升胡同11号，但当时分地时有第三人高彦京的土地，且原告没有提供承包期内，发包方收回了第三人高彦京的土地的证据，因此第三人高彦京仍属于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综上所述，原告高彩环、冯素芹及第三人高彦京均是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原告赵军倩不具备野鹿头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应该成为涉案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故被告闫金良、高俊芳应将管理耕种的土地返还原告高彩环、冯素芹及第三人高彦京。一审判决为，被告闫金良、高俊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管理耕种的涉案土地返还给原告高彩环、冯素芹及第三人高彦京。 闫金良、高俊芳上诉称，一、上诉人认为自己只是为第三人高彦京看管代耕，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属于恶意诉讼。一审法院让上诉人负担案件受理费没有法律依据，让上诉人把土地返还给被上诉人高彩环、冯素芹更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高彩环出生后是第三人高彦京的家庭成员，到1995年随母亲到东苏阳村居住生活至今，高彩环已变更成她养父的家庭成员。2014年高彩环从东苏阳村嫁到野鹿头村，又变更成她婆家的家庭成员。第三人高彦京家没有高彩环的地，被上诉人向第三人高彦京要耕种权，不符合法律要求，高彩环应耕种她婆家的土地。高彩环户口迁到野鹿头村只能说她有了野鹿头村集体成员资格。二、被上诉人冯素芹在1983年已在原籍东苏阳村分到土地，她村土地至今没有再分，另外冯素芹改嫁时和第三人高彦京口头协议自己自愿放弃耕种权，根据“增人不增地，去人不去地”的政策，冯素芹无权要地。三、第三人高彦京的家庭成员只有妻子马计英和儿子高立鹏，高彦京的身份证住址是租住地，他们才有权耕种高连吉名下的土地。综上，上诉人认为三被上诉人均没有耕种权。请求：1、撤销元氏县人民法院（2016）冀013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冯素芹、高彩环、赵军倩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诉争土地应归属冯素芹及其子女耕种，上诉人与土地归属没有关系，土地应属高连吉、高俊京、冯素芹、高彦京四人所有，上诉人种诉争耕地属于侵权。上诉人要想承包地只能承包高彦京的地，别人的地不允许承包。高彦京称冯素芹在东苏阳村分到了地，但未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东苏阳村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冯素芹在东苏阳村未分得土地，一审法院也去东苏阳村进行过调查，冯素芹没有分得土地。 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冯素芹提供冯占平、冯占录、冯新录联合出具证明一份，用以证实冯素芹没有放弃自己在野鹿头村分得的承包地，只是交由高彦京暂时耕种。上诉人对该证明的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与上诉人没有关系，上诉人只是代为管理诉争土地，并非土地承包人。 本院二审查明，被上诉人高彩环现户口住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与第三人高彦京户口迁移前在野鹿头村住址一致。其他同一审判决查明事实。 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非农户内的成员。结合农村土地承包中实施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可以认定，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计入分地名册的家庭成员还是后来新增加的家庭成员，只要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都平等的享有承包经营权。被上诉人冯素芹在1995年改嫁到东苏阳村居住、生活，同时户口随之转移到东苏阳村，应视为其取得新居住地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成为新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同时也就丧失了原居住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原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冯素芹在东苏阳村未分得土地，系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高彩环虽在1995年随母到东苏阳村生活，但户口并未随之迁移到东苏阳村，由被上诉人原审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高彩环现在户口登记在诉争土地家庭户中，本人也在野鹿头村生产、生活，故原审认定高彩环系诉争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并无不妥。上诉人以高彩环系其婆家家庭成员不应享受诉争耕地承包权为由，拒绝给付诉争耕地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二审判决为：一、撤销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6）冀013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闫金良、高俊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管理耕种的被上诉人高彩环享有承包权的土地予以归还。 高彦京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问题，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判决认定被申请人高彩环是家庭承包土地的共同权利人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认为该诉争土地承包权应归属申请人家所有。因为1999年3月20日以高连吉（申请人的父亲，已去世）为承包代表与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确定本案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以高连吉为代表的家庭户，但该农户至1999年3月20日时户口成员仅有申请人及高军倩叔侄二人，申请人为户主。申请人的哥哥高俊京、父亲高连吉先后在此之前去世，被申请人冯素芹（申请人的嫂子）改嫁到元氏县东苏阳村并落户，被申请人高彩环自出生并未在该家庭落户。村委会在签订该承包合同时并未根据实际情况将签约代表变更为申请人，申请人侄子高军倩户口随母亲一起迁入元氏县东苏阳村并落户生活，且取得当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并改名为赵军倩。申请人成为该诉争土地唯一承包经营权人，2003年8月6日申请人将自己户口迁入石家庄市桥西区石桥村，但并未取得该村集体成员资格，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保留诉争土地的经营权，交由被申请人高俊芳、闫金良（申请人的姐姐和姐夫）代耕。另，根据被申请人高彩环提供的户口登记证，高彩环于2009年7月18日因退学户籍由河北省邢台市迁至野鹿头村是第一次落户到野鹿头村，成为本村的新户，她是户主，她既不能成为原家庭户及成员，也不能取得原家庭户的土地承包权，二审认定事实错误。二、二审法院庭审程序违法，申请人存在不可归责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冯素芹、高彩环、赵军倩三人认为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应全部归属申请人，三人认为也属于家庭承包土地权利人，但三人未起诉申请人，而是起诉了代为耕种的闫金良、高俊芳，要求归还他们享有承包权的土地。本案发回重审后，申请人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后闫金良、高俊芳向石家庄中院提起上诉，并未将申请人列为第三人，也没有告诉申请人上诉的事，而二审法院开庭时也未追加申请人为第三人，也未通知第三人开庭，但判决书将申请人列为了第三人，程序显然违法。本案诉争的土地实际经营权人为申请人，闫金良、高俊芳只是代耕，二审判决对此事实未做出认定，判令闫多良、高俊芳将代耕的土地归还给高彩环，既是事实错误也是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撤销（2016）冀01民终937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并驳回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原审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高彩环、赵军倩、冯素芹辩称，石家庄中院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一、关于高彩环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问题，1999年3月20日涉案土地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时，高彩环已经出生，但因其父亲病故，其年幼无独立生活能力，才随母亲在东苏阳村生活，但其户籍并未从元氏县野鹿头村迁出，不能认定其丧失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二、高彩环在邢台上学期间，虽将户籍迁至邢台，但因其并无其他社会保障，根据国家农村土地政策规定，其并未丧失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其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仍然存在。三、高彩环自邢台退学户籍迁回到野鹿头村，到2015年或2016年双方因涉案土地发生争议形成诉讼，其户籍仍在野鹿头村，经济组织成员并未丧失，仍享有对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申请人高彦京在2003年已将户籍迁至石家庄市，根据2009年8月27日公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第三款之规定，结合最高院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司法解释的规定，其已经丧失在野鹿头村的集体组织成员，因此并不享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高俊芳、闫金良作为代高彦京看管土地的代管人，自然也不享有相关权利。农村土地政策实行的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其他成员已不享有对涉案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归于高彩环。 被申请人闫金良、高俊芳辩称，高彩环的户口从村里迁到邢台学校没有证据证明，其户口已经迁出去了，什么时候迁回来的没有证据。再说了，我是代耕代种的，务工费谁给我。我是代高彦京代耕的。高彩环的户口怎么来的，怎么出去的我不清楚。打开官司之后，我就把地还给了高彦京了，现在已经把地还给他们了。 本院庭审期间，申请人高彦京提交石家庄市桥西区西留营街道办事处石桥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载明高彦京在该村没有享受村民待遇。高彩环、赵军倩、冯素芹质证称，该证据不是新证据，该证据出具时间是2016年，当时双方之间的一审诉讼正在进行，申请人应该在诉讼期间依法提交。高彦京称，这个证明是在一审完了之后的事，二审开庭没有通知我，所以没有交。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元氏县人民法院一审和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三被申请人冯素芹、高彩环、赵军倩是否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涉案土地的承包过程看，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以高连吉为代表的家庭户承包了诉争的土地，当时人口为四人，分别为高连吉、高俊京、冯素芹和高彦京，对于此事实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对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延包，落实的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高连吉、高俊京已经去世，冯素芹已于之前的1995年改嫁到东苏阳村，因此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虽然土地的亩数没有变化，但承包户的家庭成员已经发生变化，诉争土地的承包合同虽然写明承包方代表为高连吉，由于高连吉已经去世，应认定第二轮土地承包是以高彦京为代表的家庭户进行了承包。高彦京的户口虽然在2003年从野鹿头村迁出，但村委会并没有收回其承包的土地。冯素芹、高彩环、赵军倩向闫金良、高俊芳主张返还承包地没有依据。高彩环称其户口一直在野鹿头村，到邢台里迁出，退学后又落到了野鹿头村，但其并未提供户口是从野鹿头村高彦京的家庭户迁出到邢台学校的证据，高彦京对此也不认可，且该说法与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在起诉状中“冯素芹带着另外俩原告改嫁到东苏阳村”的陈述亦有矛盾之处。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彩环在去邢台上学之前是高彦京家庭户成员、且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到了相应承包地。高彩环的户口现在虽在野鹿头村，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户口是与高彦京为代表的家庭户为同一家庭户。综上所述，原审以高彩环现在户口登记在野鹿头村，本人也在野鹿头村生产、生活，认定高彩环系诉争土地的共同权利人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再审申请人高彦京的再审请求成立，依法应予支持。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冀01民终9372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2016）冀0132民初113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申请人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均由被申请人高彩环、冯素芹、赵军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宗辉 审判员  王彦松 审判员  高玉坡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袁琦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