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辽0291民初1429号 原告：潘艳，女，1986年6月7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军，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祝，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刘丁铭，男，1987年4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法定代表人：曾真，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胜，北京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艳与被告刘丁铭、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辽0291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告潘艳、 被告刘丁铭均不服，提出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辽02民终7871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德军、被告刘丁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兆巍、被告优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告潘艳与被告刘丁铭签订的《购车协议》；2.判令被告刘丁铭与被告优估公司连带返还购车款254070元并赔偿损失796564.84元(254070元×3倍赔偿+车库租金3600元+二手车市场交易费10000元+抵押费、GPS安装费9000元+商业保险费10866.84元+车辆检测费888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3月22日，原告潘艳通过被告优估公司的二手车直卖网从被告刘丁铭处购买了一辆奔驰GLK级2010款3.0自动GLK时尚型二手汽车。当日，潘艳向刘丁铭支付了首付款70200元，并通过融资租赁合同的方式支付了剩余购车款。2017年3月25日，潘艳向优估公司的业务员支付了机动车商业保险10866.84元；合同签订当日支付了手续费、抵押费等9000元；向机动车市场缴纳了各种费用10000元。 原告潘艳在驾驶过程中发现车辆有异常，联系被告优估公司客服，客服告知去检测。潘艳到利星（大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奔驰4S店，以下简称利星公司）对汽车进行检测，检测发现该车存在发动机电脑故障、GASKET故障、空流故障、前盘故障、后盘故障、转动轴损坏等诸多故障，维修费用为77057.11元。另外通过查询车辆保养记录，发现该车在2014年11月11日保养时的行驶里程数为123325公里，而潘艳购买车辆时被告知行驶里程为109323公里。潘艳对车辆进行检测支付888元；为防止车辆损失扩大租车库花费3600元。 本案中，被告刘丁铭没有向原告潘艳提供315项检测报告，亦没有向潘艳提供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存在公里数篡改、诸多故障、且需诸多维修费用。针对GLK300车辆，按照25万元所购买的车辆应当属于二手车中上等车辆，但案涉车辆情况显然属于中下等，该车辆品质与其销售价格不符。综上，被告刘丁铭以次充好，具有欺诈行为，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被告三倍赔偿原告的损失。本案销售者为刘丁铭，优估公司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故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退车并赔偿未果，故依法提起诉讼。 被告刘丁铭辩称，不同意原告潘艳的诉讼请求。理由：1.潘艳用以证明案涉车辆里程表数字被更改的证据系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依其申请到利星公司调取的该车（以发动机号为准）的维修保养记录单，而该记录单载明的数据自相矛盾，特别是车辆交付以后，即2017年3月30日同一天的表显里程数竟出现两个数字，分别是“119087KM”和“116787KM”，故该份证据不能证实表显里程数被更改的事实。同时，潘艳称案涉车辆有质量问题的证据也是利星公司的检验单，利星公司作为维修公司，系以营利为目的，其出具该车维修项目越多，则利润越高，因此，该份证据不能被采信。相反，该车能过户，证明车辆在2016年经过了年检，不存在质量问题。2.刘丁铭不是案涉车辆的买卖主体，潘艳起诉刘丁铭系主体错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系原车主孙成龙，尽管刘丁铭曾就案涉车辆与潘艳签订过订购车辆定金凭证，但潘艳在庭审中也承认已经解除，因此，刘丁铭再与案涉车辆无关。而车辆转让中潘艳付款的接收人是优估公司，车辆交接人也是优估公司，带潘艳去车管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的仍然是优估公司，可见案涉车辆买卖合同的主体是潘艳和优估公司。3.潘艳自认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潘艳在北京仲裁委提出的仲裁申请以及仲裁裁决书的内容中，明确写明案涉车辆的出售人是优估公司，本次庭审，潘艳没有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否认，法庭应认定潘艳起诉主体错误。4.案涉车辆转让的利润全部由优估公司获取，进一步证明优估公司是案涉车辆的出售人。案涉车辆是2010年4月的车辆，到本案转让时间2017年3月尚不满7年，作为原价100余万元的豪车，历经7年折损到20余万元，显然车价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是刘丁铭代为出售，价款为225000元，而优估公司出售，价款就达到了254070元，显然超出225000元的29070元就是车辆转让的重大利润，而这一利润被优估公司获取。如果不是优估公司出售，潘艳是不会支付高价购买的。5.如果刘丁铭是出售方，则其出售的合同文本就是双方已经作废的订购车辆定金凭证，潘艳的诉请显然超过刘丁铭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到的损失。刘丁铭只承诺“保证车无重大事故、水淹、火烤，如有可全款退车”，因此即使出现公里数更改以及小的维修项目也与刘丁铭无关。6.潘艳放弃低价选择高价购买二手车不符合市场惯例；其从开始咨询优估公司时就采取录音的方式保留证据，也不符合正常的交易习惯；其提供的刘丁铭签名按手印的购车协议，直到刘丁铭申请鉴定时其才承认不是刘丁铭的签名及手印，至今仍不披露谁在冒充刘丁铭；本院调取的利星公司对案涉车辆的维修记录，能够证明案涉车辆一直处于使用状态，潘艳自认购买案涉车辆后发生过交通事故，且表显里程数再次发生更改。综上，潘艳购买的二手车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可以撤销合同的情形，买卖合同发生在潘艳和优估公司之间，请求驳回潘艳对刘丁铭的诉讼请求。 被告优估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理由：1.优估公司与潘艳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而优估公司未与潘艳签订买卖合同，也未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因买卖合同产生的责任应当由合同双方当事人承担，优估公司并未实际参与到案涉车辆买卖当中，潘艳无权要求优估公司承担任何责任。3.案涉车辆并非在优估公司网络平台购买。即使认定优估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优估公司也提供了卖方真实信息。故本案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55条规定的情形，潘艳针对优估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潘艳提供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协议（同优估公司提交证据）、优估公司官网照片、服务协议、融资租赁合同、银联商务签售单四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银行流水、停车费收据、检测发票、机动车商业保险单、交易证明（同优估公司提交证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潘艳与优估公司客服通话录音（同刘丁铭提交证据）、施工单2份、账单2份、大连嘉瑞名车汇订购车辆定金凭证（同刘丁铭提交的证据），被告刘丁铭提供的大连嘉瑞名车汇订购车辆定金凭证（同潘艳提交证据）、银联商务签购单、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潘艳与优估公司客服通话录音（同潘艳提交证据）、潘艳在利星公司的账单3份，被告优估公司提供的交易证明、优估认证售后质量保障协议（同潘艳提交证据）、银行交易凭证，本院依潘艳申请从利星公司调取的案涉车辆自2010年至2017年的维修时间和保养记录、依刘丁铭申请自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案涉车辆的交易记录，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确认以下事实： 1.原告潘艳提供的优估公司的官网照片载明：优估认证的车源符合全国联保、315项检测、无重大事故损伤、无重大改装、30天包退、1年或2万公里保修。其中315项检测载明：车辆交付前，由专业的检测师对车辆进行315项光度检测，确保车辆无重大事故损伤。 2.2017年3月22日，原告潘艳与被告优估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协议载明：甲方（委托方）潘艳，乙方（受托方）优估公司。鉴于甲方拟购买车辆，并希望获得购车资金解决方案及其他相关服务，而乙方及其合作方具有服务经验。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提供车辆交易配套服务事宜达成一致。本协议中乙方包括乙方及其授权的合作公司、分公司等。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即为甲方的购车计划提供解决方案信息；售后服务即协助甲方完成车辆购买、过户、抵押、上牌、投保等一系列服务；车辆检测即乙方通过专业车辆检测技术对标的车辆进行全方位检测，为甲方提供重要车况参数，协助甲方了解真实车况。本协议项下的服务费将按乙方计费标准计算，并包括在甲方支付的车辆首付款中，甲方无需另行支付。嗣后，潘艳与案外人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套系合同》，约定乙方潘艳同意将购买的车辆抵押并出售给甲方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以回租方式租用使用该车辆，并同意套系合同及附录的条款及条件，向甲方交付相应款项及费用（包括甲方为合作方代收代付的款项）并承担相应责任。 原告潘艳与被告优估公司签订《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协议载明：甲方（消费者）潘艳，乙方优估公司（优信二手车）。交易车辆为案涉奔驰GLK级2010款3.0。购买时表显里程数109323公里。优信认证质保服务包含“30天包退”和“一年保修”。“30天包退”包括7项重大事故损伤情形：1）发动机舱前围板有焊接、切割、整形、变形达5厘米以上（含）；2）重量或横梁有焊接、整形、变形、更换；3）避震器塔座有裂痕，或有钣金痕迹达到10厘米以上（含）；4）ABC柱有焊接、切割、整形、变形达10厘米以上（含）；5）曾因撞击造成安全气囊弹出；6）曾遭遇水淹、设计水位超过机盖，并已进入驾驶室，且水位淹过排挡杆下沿（方向盘排挡杆、中控排挡杆车辆均以标准挡杆位置为准）；7）发动机舱内、车厢内或后备箱内有火烧痕迹且面积达到0.5平方米以上（含）。如果认定车辆属于30天包退范围的，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否则，由甲方自行承担。协议下方以黑体加粗方式明确“30天包退”免责范围：1）由于二手车为特殊商品，优信二手车无法精准确认真实里程数，在此优信二手车将尽量提供目前可供查询到的车辆维修保养记录并披露，故该项目不属于优信认证售后保障范围，请在购车时与商家约定该项目的今后保障。……3）优信二手车仅在本协议第二部分所列七项重大事故损伤范围内提供30天包退服务，超出此承诺范围的，优信二手车不提供30天包退服务。潘艳在免责落款处签字确认。该协议第七部分第二条约定：出现争议时，双方应友好协商……如协商无法达成时，任何一方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裁决结果对双方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买受人潘艳签字确认。优估公司加盖公章。 3、被告刘丁铭提供的大连嘉瑞名车汇订购车辆定金凭证载明：“2017年3月22日，潘艳在大连嘉瑞名车汇选定奔驰GLK300车辆，交购车定金人民币10000元。签订本凭证之日起7日内签订购车协议及付清购车余款，此凭证在买方对车况、车手续认可并双方对此协议签字的情况下生效。买方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前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否则本公司有权收回处理该车，并不予返还定金，此凭证作废。该车成交价225000元。备注：保证车辆无重大事故、水淹、火烤，如有可全款退车,潘艳在落款买方处签字、刘丁铭在落款卖方处签字”。定金凭证底部注明：定金壹万元整乙方（即潘艳）已收回；2017年3月22日合同作废。刘丁铭当庭陈述定金凭证标注的“2017年3月22日合同作废”是案外人尹德勤书写的。 4.2017年3月22日12时30分、34分，原告潘艳通过POS机分别向被告优估公司支付首付款、抵押费、GPS费用73200元和6000元；13时00分21秒，优估公司转到案外人尹德勤名下47095元；2017年3月23日，潘艳通过融资租赁回租的方式，由案外人凯枫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向尹德勤的账户支付183870元。 2017年3月22日，原告潘艳向大连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支付手续费、抵押费等10000元。2017年3月24日，潘艳由被告优估公司工作人员带持相关凭证到车管所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2017年3月25日，潘艳支付机动车商业保险10866.84元。潘艳租赁车库产生租赁费3600元。 5.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变更登记记载：2015年2月26日所有权人由孙远基变更为大连中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2月28日，所有权人由大连中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孙成龙；2017年3月24日，所有权人由孙成龙变更为潘艳。 6.2017年3月30日，原告潘艳与被告优估公司客服通话并录音，主要内容：因车辆行驶过程中有异响，按优估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到利星公司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是转动轴的问题，维修费用大约需要2万元。同时查询该车保养记录，发现该车在2014年已经行驶12万多公里。客服回复让当地的维修师傅看一看，是否在保修范围之内。 7.原告潘艳提供其与被告刘丁铭的通话录音。刘丁铭在录音中提到：没事，这个车我收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公里数，你要是觉得不妥到法院起诉都可以。 8.2017年5月27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申请人潘艳与被申请人优估公司因《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引起的争议仲裁案。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认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仲裁事项，超出仲裁范围。可以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进行救济。申请人潘艳主张被申请人优估公司在《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中构成欺诈的主张不予支持，亦不应认定该合同订立显失公平，据此驳回了申请人潘艳主张优估公司返还购车款254070元并赔偿损失773076.84元的诉讼请求。2018年1月18日潘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9.原告潘艳曾就本案纠纷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因为管辖问题，于2018年1月11日被该院裁定驳回起诉。该院依潘艳申请于2017年12月18日向利星公司调取案涉车辆维修保养记录。记录显示：进厂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进厂里程为109387公里，上次维修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表显里程为116787公里。进厂日期为2014年11月5日，进厂里程为123325公里；上次维修日期为2014年11月5日，表显里程为123325公里。维修备忘记载：客户决定不在公司维修。 潘艳提供的利星公司于2017年4月7日的施工单显示：进厂日期为2017年4月7日，进厂里程为109465公里，上次维修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表显里程为109387公里。进厂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进厂里程为109387公里，上次维修日期为2014年11月5日，表显里程为108000公里。 本院依潘艳申请自利星公司调取了案涉车辆的维修保养记录。记录显示：2014年11月11日表显里程为123325公里；2017年3月30日表显里程为109387公里；2017年4月7日，表显里程为109465公里；2017年6月28日表显里程为109981公里；2017年12月19日，表显里程为86715公里。 10．原告潘艳当庭自认，其在使用案涉车辆过程中发生过交通事故，更换了右前灯等。 针对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及事实评析如下： 1.被告优估公司提供的《天威诚信数字认证中心数字签名验证意见书》、《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第三方电子存证报告。该组证据显示：2017年7月27日，优估公司委托天威诚信数字认证中心对刘丁铭与优估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刘丁铭于2015年12月28日签署的《POS领取确认单》两份含签名的pdf文件进行验证。数字证书验证结论为：1）刘丁铭。验证组认定，数字证书序列号为7ec0a8509ab2e4c2442fccf27b943d112f35d0a6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刘丁铭的数字证书由天威诚信签发，数字证书有效期限自2015年12月28日14：51：03开始至2016年12月27日14：51：03，该数字证书在有效期限内处于持续有效状态。2）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验证组认定，数字证书序列号为bf811d6a09e48e1b5763c0442be4b4149be3eb7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证书由天威诚信签发，数字证书有效期限自2015年10月14日17：50：19开始至2016年10月13日17：50：19终止，该数字证书在有效期内处于持续有效状态。电子签名验证结论为：1）20151228《POS领取确认单》.pdf。验证组认定，数字证书序列号为7ec0a8509ab2e4c2442fccf27b943d112f35d0a6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刘丁铭的数字证书和数字证书序列号为bf811d6a09e48e1b5763c0442be4b4149be3eb7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证书共同签署了“20151228《POS领取确认单》.pdf”的电子文件，且该电子文件签署后未被改动。2）20151228《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pdf。验证组认定，数字证书序列号为7ec0a8509ab2e4c2442fccf27b943d112f35d0a6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刘丁铭的数字证书和数字证书序列号为bf811d6a09e48e1b5763c0442be4b4149be3eb7并在其中载明“证书所有者”为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证书共同签署了“20151228《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pdf”的电子文件，且该电子文件签署后未被改动。 2017年3月19日，刘丁铭与优估公司再度签订《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并将该电子合同向第三方江苏买卖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存证。存证编号CZ1489899163378。刘丁铭提交的身份信息为：姓名刘丁铭，手机13×××13，身份证号21×××35。优估公司提供的企业信息为：企业名称优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号91×××45，法定代表人李成彬，身份证号37×××33，手机15×××88。存管人采取的技术手段为第三方可靠电子签名、第三方时间戳。第三方电子证据存管报告结论为：存管方按照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对提交的存管电子数据进行了包含时间戳在内的电子签名技术处理，从提交存管至今，未经篡改。该《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刘丁铭）与乙方（优估公司）为二手车服务战略合作伙伴，甲方作为二手车经销商，乙方作为二手车服务平台，甲方愿意成为乙方会员，享受乙方提供的二手车服务。乙方同意甲方免费开通“优信二手车”汽车经销商发布功能，甲方在乙方平台进行车辆信息发布、推广。乙方提供移动POS机设备给甲方使用。甲方声明理解并认可乙方仅为二手车发布平台，甲方与车辆购买人产生的任何车辆纠纷均由甲方与车辆购买人自行协商解决。 刘丁铭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有利的反证，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 2.原告潘艳提供的《购车协议》。该协议载明：买受人（甲方）为潘艳，出卖人（乙方）为刘丁铭，车辆总价款254070元。双方协商一致，由乙方指定的合作方代乙方收取甲方支付的首付款，金额为72000元，剩余款项在车辆办理完过户及抵押登记手续后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向乙方支付。乙方的收款账户为收款人尹德勤。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62×××28。特别条款约定：乙方承诺为车辆的合法所有人或合法处置人，如果乙方的车辆属于挂靠或委托出售的，则应在交易前提供产权认定验收或委托处置书。协议第十条约定，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原则解决争端事宜，有关本协议的任何争议，如果协商不成，应向潘艳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签字捺印。落款时间为2017年3月22日。刘丁铭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认为“刘丁铭”签名及捺印均不是其本人所留。潘艳对刘丁铭的异议表示认可，但提出该份协议系优估公司工作人员交给潘艳签字的，潘艳并不清楚协议上“刘丁铭”的签名及捺印不是其本人，且协议内容已经履行。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中“刘丁铭”签字捺印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3.原告潘艳提供的估价单。该证据载明：2017年4月7日，潘艳到利星公司对案涉车辆进行全车检查，结果显示发动机电脑、空流、前盘、后盘、拉杆等均需要维修，维修费总计77057.11元，估价单底部备注：上述报价是一种大约估价。刘丁铭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利星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汽车服务公司，其出具的检测结果真实性无法考证。同时认为案涉车辆是二手车，对二手车进行检测评估，应由有资质的鉴定部门进行，而不能根据价格单确认。优估公司认为利星公司不是专业机构，不能证明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潘艳提供的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潘艳在2017年4月7日到利星公司进行了车辆检查，利星公司建议对发动机电脑等进行维修，但利星公司非专业鉴定部门，不能仅凭其估价单得出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的必然结论。 4.被告刘丁铭在原一审中自认：“我借尹德勤的钱买的案涉车辆，车是我的，但车名不是我的，因为买的时间短没有办理过户，然后通过优估公司的平台将车卖给了潘艳，潘艳将款项打给优估公司，优估公司将款项打给我，我和潘艳之间没有直接的买卖合同”。重审中，刘丁铭请求撤回该承认，认为该承认是在法庭询问“尹德勤和本案是什么关系”时，其不想牵连尹德勤而作出的答非所问的陈述。本院经审查认为，刘丁铭的上述承认并非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且该承认与双方均无异议的录音证据内容相符。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1.原告潘艳与被告刘丁铭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被告刘丁铭在涉案车辆的交易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3.原告潘艳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 关于争点1：本院认为，原告潘艳与被告刘丁铭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 1.2017年3月19日，被告刘丁铭与被告优估公司签订的《优信二手车服务合同》系通过第三方存证的电子合同，是二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丁铭为二手车经销商，优估公司为二手车服务平台。优估公司为刘丁铭提供移动POS机设备，并在潘艳购车的过程中，使用该POS机设备收取了潘艳的购车款再将车款转给了刘丁铭指定的代收人尹德勤。 2.被告刘丁铭在庭审中自认的内容可以证明：刘丁铭借尹德勤的钱购买了案涉车辆；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是刘丁铭（买的时间短没有办理过户）；刘丁铭通过优估公司平台将车卖给潘艳；潘艳将车款打给优估公司，优估公司将款项转给刘丁铭的债权人尹德勤。可以认定优估公司是在刘丁铭向其提供了尹德勤的收款账户开户行及账号的情况下完成了向尹德勤的转账。 3.买方潘艳与卖方刘丁铭签字确认的车辆定金凭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丁铭作为案涉车辆的销售方，收取了潘艳购车定金1万元。潘艳虽然没有按照定金凭证约定的车辆价款购买车辆，刘丁铭亦将收取的定金退还给潘艳，但可以证明双方曾存在车辆买卖关系。潘艳最终是按照《购车协议》中的内容实际履行了合同。尹德勤在定金合同上标注的“3月22日合同作废”的内容，可以印证尹德勤对刘丁铭出卖案涉车辆是明知的。尹德勤收款与刘丁铭出卖车辆的行为具有关联性。 4.原告潘艳与被告刘丁铭的录音证据：“没事，这个车我收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公里数，你要是觉得不妥到法院起诉都可以”。可以证明案涉车辆是刘丁铭收来的，与其在庭审中的自认内容相佐证，进一步证明案涉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刘丁铭。 5.因案涉车辆系通过优估二手车平台完成的销售过程，优估公司工作人员按照优估公司与潘艳签订的《服务协议》为潘艳办理车辆交接及产权过户手续并收取相关费用，不能否定刘丁铭是销售方的事实。 6.因案涉车辆尚未过户至刘丁铭名下，仍由原登记所有权人孙成龙协助办理变更登记至潘艳名下，不能否定刘丁铭是销售方的事实。 以上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条，虽然《购车协议》不是刘丁铭签字捺印，但可以认定潘艳与刘丁铭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车辆买卖合同关系。刘丁铭虽未办理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但不影响其作为实际所有人占有、使用和处分案涉车辆。 关于争点2：本院认为，被告刘丁铭在案涉车辆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行为。理由如下： 1.根据原告潘艳与被告优估公司签订的《优信认证售后质量保障服务协议》，潘艳购买案涉车辆时的表显里程数为109323公里，与利星公司车辆保养记录载明的2017年3月30日的进厂里程数基本一致。前述保养记录同时载明该车于2014年11月11日的进厂里程数为123325公里。根据案涉车辆所有权人变更登记，该车的上牌日期为2010年4月13日，在2017年3月24日过户给潘艳前，曾于2015年2月26日由孙远基过户给大连中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由大连中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过户给孙成龙。2017年3月，该车由被告刘丁铭自案外人孙成龙处购买。潘艳主张刘丁铭存在欺诈行为的理由之一是案涉车辆里程表被篡改，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丁铭自案外人孙成龙处购买该车时，知道该车在2014年11月11日行驶里程已达123325公里，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丁铭故意对案涉车辆里程表进行了篡改。 2.如前所述，案涉车辆并非新品，而是刘丁铭于2017年3月从案外人孙成龙处购买的二手车，此前刘丁铭并未占有使用该车。2017年3月22日，潘艳与刘丁铭依据实物现状协商了交易价格，双方在订购车辆定金凭证中约定，该凭证在买方对车况、车手续认可并经双方签字的情况下生效。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潘艳在接收车辆前，要求优估公司的专业人员对车辆的状况进行了查看，系在确认该车辆的现实状况符合其要求及应支付的价款后，才接受该车辆。庭审中，潘艳以刘丁铭没有向潘艳提供315项检测报告及车辆维修保养记录，案涉车辆存在诸多故障，需要诸多维修费用，车辆品质与销售价格不符，刘丁铭以次充好为由，主张刘丁铭存在欺诈行为。鉴于提供315项检测及维修保养记录系优估公司对原告所做的承诺，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刘丁铭存在欺诈行为。同时，在案证据显示利星公司系汽车服务公司，非专业鉴定机构，其所出具的估价单再无其他证据佐证，亦不能作为认定车辆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依据。即使案涉车辆存在质量问题，亦不足证明刘丁铭出售该车时，故意隐瞒事实，以次充好。 3.案涉车辆交付使用后，原告潘艳以车辆存在里程表篡改以及质量问题等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期间，潘艳继续使用案涉车辆，使用中发生交通事故。根据在案证据显示，2017年12月19日，案涉车辆的表显里程数再度发生变更，显示里程为86715公里，对此潘艳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综合以上分析，潘艳在接收并使用案涉车辆一段时间并发生交通事故后，再以车辆里程表被篡改以及质量问题为由，主张刘丁铭构成欺诈理据不充分。 关于争点3：本院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理由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原告潘艳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购买涉案车辆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他人的欺诈或胁迫，亦无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交易价格显失公平，故购车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可以撤销的情形，原告请求予以撤销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潘艳未能举证证明案涉车辆存在合同约定的“包退”情形，亦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刘丁铭明知涉案车辆里程表作了篡改而故意隐瞒，或被告刘丁铭故意隐瞒案涉车辆存在的质量问题，以次充好，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原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55条规定，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损失的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要求赔偿其他损失亦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艳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2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潘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 妮 人民陪审员  徐灵芝 人民陪审员  郑春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松 附法条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