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6民终13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武绍英，男，汉族，1958年12月16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杨云秋、王凤（均特别授权），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大珍，女，汉族，1971年4月5日出生，云南省镇雄县人，住镇雄县。委托代理人陈桂鲜（特别授权），云南南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武绍英因与被上诉人罗大珍排除妨害纠纷,不服镇雄县人民法院（2016）云0627民初2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经审理查明：1996年，原告武绍英请朋友罗某帮忙出卖五谷路15号地基，被告之夫王世成与罗某原系镇雄县公安局警察，经同事罗某介绍，王世成与原告武绍英协商，双方口头达成原告将自己位于间地基转让给被告家新建住房居住，相关用地手续和房屋产权证由原告负责办理的协议。1996年11月7日，罗某在场，双方为规避法律，就由罗某执笔书写一张内容为“今借到王世成同志现金10000元（壹万整），用款时间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七日至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止，到期不还用自己的65平方米的房子作抵押”的借条给王世成，武绍英在借款人处签名，王世成在出借人处签名。后被告家便请宋焱和李忠才等人在该地基上修建房屋，大约1997年初，房屋建好后，被告家便搬进去居住。后王世成因玩忽职守被判刑入狱，出狱后不久因病已于2006年7月14日死亡，被告罗大珍曾经外出打工，但一直居住管理使用该房至2012年。2012年罗大珍回家，双方协商相关办证事宜未成。同年10月，被告罗大珍将该房出租给王天艮做生意，租期为四年，被告便继续外出打工。2015年7月至10月期间，原告家以王天艮向被告罗大珍租住的门面房是其借给被告家居住的为由多次逼着王天艮搬出该房屋，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被告罗大珍回来后，双方又多次协商给付相关办证费用未成，双方便多次发生打架纠纷，被告武绍英儿媳郎学端因随意殴打他人和毁坏他人财物构成寻衅滋事罪，被本院以寻衅滋事于2016年9月23日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期自2015年12月31日至2017年12月30日止）。双方的房产纠纷经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解决未果，此间，争议房的房租一直由被告罗大珍收用。另查明，2001年10月18日，原告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将原乌峰镇南广路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及其房屋后面转让给被告家修建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原告武绍英名下，使用权面积为153.6平方米，四至界限为：东至南大街，西至五谷路，南至王德章住房和过道，北至马应举住房，该宗土地使用年限为20年，即2001年9月29日至2021年9月29日。2002年3月4日，原告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把乌峰镇南广路的房屋及其背后临五谷路一方约63.8平方米的一层门面房的所有权全部登记在原告武绍英名下，建筑面积为360.01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四层。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相关票据载明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时共计产生费用7868元。另查明：2002年5月31日，原告武绍英将该房产向镇雄县农业银行抵押贷款50000元，2008年11月3日，原告武绍英将该房产向镇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抵押贷款100000元，2014年2月14日，原告武绍英将该房产向镇雄县农业银行抵押贷款500000元，用款期限为三年。三笔贷款已偿还，抵押登记均已注销。在此期间，双方为该房办证费事宜多次协商未果。原现更改为221号。本案审理中，被告罗大珍拒绝对争议房进行评估，作价进行补偿。本案经原审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告武绍英与被告罗大珍诉争房屋属被告罗大珍夫妇向原告武绍英购买地基修建，该房屋建成后，被告罗大珍家实际居住使用该房屋十五年左右，自2012年10月以来，被告罗大珍将该房出租给他人居住做生意，原告家于2015年才提出异议，双方发生纠纷后至今，该房屋的租金均是被告罗大珍收取，说明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被告罗大珍。原告武绍英在办理争议房相关权属登记时，被告不知情，该争议房屋相关权属虽登记在原告武绍英名下，但登记事项与该房实际由被告罗大珍家组织修建并实际控制使用二十余年的事实不符，被告罗大珍一直对该房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精神规定，原告武绍英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不是争议房的实际所有人，故对原告武绍英诉称争议房系其修建好后借给被告家居住，要求被告罗大珍停止侵害，将争议房腾交给其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为维护社会的和谐，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武绍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武绍英承担。上诉人武绍英提起上诉称：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对证据效力的认定相互矛盾且对证据的采信未作任何说明，即一方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另一方面又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违法收集的证据具有效力，原审认定证据效力违反了证据规则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从而造成认定事实错误。1、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武绍英提供的镇房权证乌字第××号和镇国用（2001）第234号是镇雄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武绍英的，其证明力不言自明。2、被上诉人提供的公安机关在郎学端寻衅滋事一案中调查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首先，侦查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不客观公正，除了调查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外，没有到土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调取争议房屋的土地来源、施工许可、规划许可等能够直接证明房屋归属的相关证据。其次，郎学端寻衅滋事一案中，侦查机关一方面积极主动地为罗大珍调取对罗大珍有利但又不客观的证据，另一方面又不向武绍英调查说明有关情况，表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已经先入为主，侦查机关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罗大珍丈夫王世成原系镇雄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负责人，而证人罗某又是王世成同在行政拘留所的同事。再次，罗大珍提供的借条（系复印件而非原件）不具有客观真实，更与其诉讼主张相互矛盾，因为该借条载明借款人武绍英用自己的65平方米的房子作抵押，这就说明该房屋是武绍英修建的，而不是罗大珍之丈夫王世成修建，其能证明武绍英在出具借条时争议房屋已经建成，这不仅进一步证明罗某等人证明后王世成自建争议房屋以及所谓武绍英高利息索要办证费完全是虚假的，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在郎学端寻衅滋事一案中侦查机关调查的所谓争议房屋是王世成修建的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3、武绍英认为，镇雄县人民政府的登记行为有严格的程序，如到拟登记的房屋现场入户丈量，并通过媒体给异议人提出异议，罗大珍可以说自己没有注意到媒体的公告，但现场丈量时其完全可以提出异议。原审认为“被告不知情”完全不符合常理，根据原审判决，现武绍英提出如下疑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予以重视，也请罗大珍对这些疑问予以答辩：⑴既然原审不采信武绍英提供的镇房权证乌字第××号和镇国用（2001）第234号的效力，为什么还要告知罗大珍就镇房权证乌字第××号和镇国用（2001）第234号的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⑵既然罗大珍对争议房屋主张所有权而且信誓旦旦，罗大珍为什么三次主动向人民法院撤回其已经提起的诉讼？罗大珍为什么不让人民法院对镇雄县人民政府的登记行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以此达到其由人民法院撤销该两证的目的？⑶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罗大珍主动起诉后有主动撤回起诉？⑷为什么原审对于罗大珍主动起诉后又主动撤回起诉的原因不进行审查？撤诉是放弃权利的表现，因此，第2、3、4项都是常人会提出的疑问，上诉人的理解是：罗大珍除了担心败诉外，还会有什么原因会主动撤回起诉？因此，对于常人都会有的疑问，原审为什么不予以关注呢？二、原审适用法律与其认定证据效力相矛盾矛盾的一方面：原审认为武绍英提供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来源合法，真实有效”，故足以证明争议的房屋所有权属于武绍英，但却又以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驳回武绍英的诉讼请求；第二方面，什么是物权法的精神，物权法第六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从武绍英一家要求罗大珍交还争议的房屋开始，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阻碍武绍英主张权利。武绍英寄希望于二审人民法院的公正处理，武绍英也将不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二审中武绍英的委托代理人杨云秋补充提出：一、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我方是无偿提供房屋给罗大珍家，罗大珍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我方转让土地使用权给罗大珍家建房使用。2.房屋修建，罗大珍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房屋是她家修建的，我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诉争房屋是武绍英修建。3.原判决争议房屋土地房屋面积与我方提供的房产登记信息不符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争房屋登记在武绍英名下，退一步讲，即使该房屋是罗大珍修建，罗大珍应当以县人民政府登记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登记行为。在土地证和房产证未被人民法院撤销和人民政府改变的情况下，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武绍英属于当然的权利人，原判决认定该房屋不属于武绍英所有，否定了不动产和房产证的效力，违反了城市房屋管理法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人民政府颁布房屋产权证书相悖，因此，若罗大珍认为登记行为错误，建议提起行政诉讼。三、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该案原审法院严重超审限，合议庭成员没有在第一次庭审笔录上签字。综上，请法庭支持我方的上诉请求。罗大珍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首先，证人罗某证实，罗大珍于1996年将五谷路15号地基转让给答辩人之夫王世成，为规避法律，双方将10000元转让款的收条以借条的方式书写，该借条由证人罗某执笔，武绍英在庭审中虽矢口否认借条上的签名，但却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不仅如此，答辩人出示的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对宋燚和李忠才的调查笔录予以证实答辩人家于在15号地基上修建房屋，大约1997年初修建好房屋并搬进居住的事实，根据物权法原则，答辩人对自己修建的房屋在房屋封顶时即享有所有权，并不受未登记而排除其权益，且答加辩人对该房屋居住使用长达十五年左右，自2012年10月以来，答辩人将该房屋出租给他人做生意收取租金，上诉人于2015年才提出异议，说明该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答辩人。其次，上诉人虽然出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国用（2001）字第23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镇房权证乌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经法庭查明，争议的临五谷路一层门面房与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南广路122号（现更名为221）房屋背靠背，2002年3月4日，上诉人在办理房屋所有权时，将答辩人修建的门面房的所有权全部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答辩人并不知情，争议房屋虽登记在上诉人的名下，但登记事项与该房屋实际由答辩人管理使用二十余年的事实不符，因此，上诉人只是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不是争议房的实际所有人。综上二点可以看出，原审认定本案事实是根据上诉人和答辩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的证据及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综合作出的，合理合法，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二、上诉人说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与认定证据效力相互矛盾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就当然房屋的实际所有权属于上诉人，却忽略了答辩人提举的多组证据与法院的勘验笔录形成证据锁链，证实了争议房实际由答辩人修建、管理使用并收益，答辩人对该房屋才享有所有权，法院对上述事实的认定完全依据法律关于证据规则的合理运用，同时也遵循了物权法物权保护的精神。关于本案中罗某、罗大珍的询问笔录和宋燚、李忠才、王天艮的调查笔录的效力。以上证据均是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取的，上诉人虽认为以上证据不客观、不真实，却未提举相应证据对自己的主张予以证实。并且，本案上述证据记载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还由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提取，能够充分说明答辩人是已经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所以，原审法院上述证据不存在任何违法之处。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依法有据，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维持。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武绍英除认为原审对证据效力的认定相互矛盾且对证据的采信未作任何说明，其对镇雄县人民政府颁证确认给其的房屋享有所有权外，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并无异议，故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武绍英是无偿将争议房给罗大珍家居住还是出让土地使用权给罗大珍建房。二、罗大珍是否实施了妨碍武绍英行使物权的行为需要排除。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四、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评判如下：一、关于武绍英家是无偿将争议房给罗大珍家住还是出让土地使用权给罗大珍建房的问题武绍英提起诉讼主张“约于1997年，武绍英将自己修建位于间房屋（砖混结构，约60平方米）无偿给罗大珍一家居住，后因罗大珍一家遭受过一些变故，武绍英便让罗大珍居住该房至今，现因武绍英需要收回房屋自行使用，罗大珍却以曾经向其借款并已将该房抵押给她为由拒绝将房屋腾交武绍英，而且还擅自将该房门换取了卷帘门，双方为此发生纠纷，经在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调解未果。罗大珍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武绍英的房屋所有权，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罗大珍立即将争议房屋腾交给原告，并赔偿原告房租损失20000元”，为支持其主张主要提交了：镇雄县人民政府于2001年10月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镇国用（2001）字第234号］》、2002年3月4日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镇房权证乌字第××号］》、《云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收款收据》二份、《云南省预算外资金收缴分离专用缴款书（收据）》二份，总金额为7868元。《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武绍英，使用权面积为153.6平方米，四至界限为：东至南大街，西至五谷路，南至王德章住房和过道，北至马应举住房；《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房屋所有权人为武绍英，建筑面积为360.01平方米，房屋总层数为四层。罗大珍质证称，对《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四张票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四张票据的费用包含了帮罗大珍家办理产权证的费用。二审中，武绍英提交了《（武绍英2001年9月10日）镇雄县县城个人建设规划审批表》复印件、镇雄县计划建设环境保护局2001年9月10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2001—141）》复印件、《房屋分户平面图》复印件为证。罗大珍质证认为，《镇雄县个人建设规划审批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是后来补办的，上面王德章、马应举的签名不是他们本人所签，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房屋分户平面图》与前审批表及许可证不一致，许可证是一至四层，而平面图争议房屋是一层，建筑面积有涂改痕迹，故和前面的质证一样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罗大珍反驳主张“争议房子的地基是罗某介绍（其夫）王世成去买的，买地基之前不认识武绍英，是经罗某介绍才认识武绍英的，武绍英还说帮我家办理建房手续，王世成还把办理建房手续的钱给武绍英”“是武绍英转让宅基地给罗大珍夫妇修建的，所有权属于罗大珍，武绍英帮罗大珍家办理登记手续的时候将该房产登记在武绍英自己的名下，房屋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有违法行为，因此，罗大珍的行为是行使房屋所有权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请求法庭驳回武绍英的诉讼请求”，为支持其反驳主张主要提交了1996年11月7日由罗某执笔借款人武绍英、付款人王世成签名的《借条》记载“今借到王世成同志现金壹万元整，用款时间1996年11月7日至1997年11月7日止，到期不还用自己的65平方米的房子作抵押”；1996年11月7日由罗某执笔没有交付款人、收款人签名的《收条》记载“今收到王世成同志交来购买地基款壹万元整，作一次性付清”；《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2015年12月16日询问罗某笔录》《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2015年12月15日询问宋燚笔录》《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2015年12月15日询问李忠才笔录》《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2015年12月15日询问王天艮笔录》等为证。武绍英质证认为，《借条》《收条》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收条没有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签字，借条没有任何作用，武绍英没有向罗大珍家借过钱，同时罗大珍出示的借条与其主张相矛盾，借钱的时候房子已经存在，之后为什么还有罗大珍家自建房屋之说，罗大珍出示的罗某证言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罗某说武绍英帮他垫付了办证费并索要利息，我方出示的证据证明房屋的所有权属于武绍英，不存在为罗大珍家垫钱办证，因此武绍英方没有向罗大珍方索要过办证费和利息，我方认为公安机关对罗某等人的调查不合法，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对于房屋的所有权和来源进行调查，同时在调查中也不公正，他们为什么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调取我方在建设房屋过程中，留存在这些部门的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及武绍英家建房的申请等证据。至于《借条》上借款人处“武绍英”的签名问题，武绍英称“不是我自己签的。1992年-1998年都有我在法院的签名，可以拿去鉴定，如果鉴定了不是我签的，一切后果由罗大珍方承担”，第二次庭审中武绍英称“（第一次庭审你说借条上的签名不是你所签，是否要求鉴定？）不需要鉴定”。二审中，罗大珍提交了《借条》《收条》原件及其复印件给武绍英核对。武绍英核对认为，《借条》《收条》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但《收条》上没有武绍英本人的签字，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武绍英自始至终未收到过罗大珍及王世成的借款；《借条》上面武绍英的签名并不是其本人所签署，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借条》真实，这是双方的民间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认为，武绍英起诉主张其约于1997年将自己修建位于间房屋（砖混结构，约60平方米）无偿给罗大珍一家居住，但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罗大珍反驳主张争议房子的地基是罗某介绍其夫王世成去买的，房子是武绍英转让宅基地给罗大珍夫妇修建的，但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反驳主张。但罗大珍提交1996年11月7日由罗某执笔借款人武绍英、付款人王世成签名的《借条》记载“今借到王世成同志现金壹万元整，用款时间1996年11月7日至1997年11月7日止，到期不还用自己的65平方米的房子作抵押”的证据与镇雄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询问罗某的笔录以及罗大珍长达19年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并出租收益的事实形成证据链，证明罗大珍家是基于合同关系占有该房。二、关于罗大珍是否实施了妨碍武绍英行使物权的行为需要排除的问题本院认为，排除妨害纠纷是指因为物受到他人的妨碍而引发以排除这种妨碍为目的的纠纷，排除妨害是物权保护的重要方法，它主要是针对妨碍物权行使的行为或者事实状态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物权的行使受到现实或者可能的妨害时，物权人均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本案不论是武绍英所主张的无偿将争议房给罗大珍一家居住，还是罗大珍所反驳的受让土地使用权，以及前述双方当事人或者家人签名《借条》上所载的“抵押”，均是武绍英行使物权的行为，罗大珍家基于与武绍英之间的合同关系占有该房，不属于妨碍武绍英行使物权的行为，故不存在排除妨害的事由。一审评析认为罗大珍一直对该房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精神规定判决驳回武绍英的全部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二百四十一条“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的规定。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武绍英诉讼代理人杨云秋提出，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该案原审法院严重超审限，合议庭成员没有在第一次庭审笔录上签字。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的规定，上诉人武绍英诉讼代理人杨云秋提出的该事由不属于法律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事由，且一审认为本案属于疑难复杂案件经批准延长了审限，尔后又因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以及当事人申请中止审理等原因，致使本案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判决。市县两级法院就上诉人武绍英诉讼代理人杨云秋提出超审限以及合议庭成员没在庭审笔录上签字的问题，定在今后工作中依法严格执行。四、关于一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上诉人武绍英诉讼代理人杨云秋提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争房屋登记在武绍英名下，退一步讲，即使该房屋是罗大珍修建，罗大珍应当以县人民政府登记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登记行为，在土地证和房产证未被人民法院撤销和人民政府改变的情况下，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武绍英属于当然得权利人。本院认为，本案是武绍英提起的排除妨害纠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以及国家所有权可不登记的规定；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是对不动产登记簿与不动产权属证书关系的规定，不属于排除妨害纠纷的适用条款；一审判决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判决，适用实体法不具体，但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对此本院已在第二个争议焦点中进行了适用。综上，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罗大珍依据合同实际占有该房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上诉人武绍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武绍英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寿斌审判员  周应彪审判员  陆 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赵声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