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51民终53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片北畔。投资人：陈敬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智，广东祥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映惠，广东祥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潮州市潮安区********塘池片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沈某1。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健龙，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飞鹏，男，197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洪洞县**********，公民身份号码：142************633。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以下简称红顺发厂）因与被上诉人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松公司）、李飞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3民初7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红顺发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红顺发厂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改判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伟松公司、李飞鹏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撤销。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尚欠其贷款96360元”系认定事实不清。首先，红顺发厂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用于证明伟松公司、李飞鹏尚欠红顺发厂案涉最后一批订单货物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84600元，加上伟松公司、李飞鹏之前结欠货款ll760元，累计伟松公司、李飞鹏结欠红顺发厂货款人民币96360元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足以认定。其次，伟松公司、李飞鹏没有提供充足的合法有效的相反证据推翻红顺发厂的主张及证据。第三，伟松公司先是在法庭上虚假陈述，否认与红顺发厂有买卖往来，一审判决经审理后已经判决认定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可见伟松公司一直违背民事法律行为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应承担其失信、违约责任。第四，红顺发厂在一审中主张的是伟松公司尚欠其货款而不是贷款，一审判决对欠款性质定性错误。因此，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红顺发厂一审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伟松公司尚欠红顺发厂货款96360元，一审判决没有予以认定系对事实认定不清，应予撤销。2.一审判决以红顺发厂与李飞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驳回红顺发厂对李飞鹏的诉讼请求，系对事实认定不清，应予撤销。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的买卖合同的履行中，红顺发厂的交货方式长期是伟松公司派李飞鹏到红顺发厂验收取货，或者是由红顺发厂按伟松公司的指示运到伟松公司的彩塘公司处，由李飞鹏验收。所以李飞鹏是案涉货物的直接领受人，应当对本案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至少也得承担伟松公司不足清偿部分的补充清偿责任。一审判决简单以红顺发厂与李飞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为由驳回红顺发厂对李飞鹏的诉讼请求，系对事实认定不清，应予撤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我国《合同法》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一宗伟松公司以电子订单的方式向红顺发厂购买鞋子引起的买卖合同纠纷，由于伟松公司在合同的履行中，没有恪守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及作为买受方应按合同约定及时履行交付货款的义务。2.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2款的规定及第九条是适用法律错误。还有本案红顺发厂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涉及电子证据等现代证据，加上一审庭审时李飞鹏无故缺席，应属于自愿放弃诉讼权利；而在伟松公司、李飞鹏都没有充足的相反证据推翻红顺发厂提供的足以认定的事实应当得到法院的认定，因此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及第九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二款的规定支持红顺发厂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判决对《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的适用不准确。红顺发厂已经履行了《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的举证责任，而且证据充足，足以证明伟松公司、李飞鹏尚欠红顺发厂货款96360元的事实，一审判决没有按《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全面衡量后支持红顺发厂一审的诉讼请求系对《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的适用不准确。故一审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而且导致作出错误判决，应予改正。综上，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红顺发厂的全部上诉请求。伟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部分不实，但是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二审法院驳回红顺发厂的上诉请求。李飞鹏没有答辩。红顺发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伟松公司、李飞鹏向红顺发厂支付货款9636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还款之日止）；2.判令伟松公司、李飞鹏承担红顺发厂因诉讼而支出的公证费244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伟松公司、李飞鹏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红顺发厂在本案中主张与李飞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李飞鹏在接受潮州市公安局浮洋派出所询问时称其系伟松公司的员工，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对此没有异议，对上述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红顺发厂主张与伟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和伟松公司尚欠其货款96360元，并提供了自称系双方往来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截图，潮州市公安局浮洋派出所对本案红顺发厂投资人陈敬顺、陈敬顺配偶方锐红、李飞鹏的询问笔录。上述截图虽均非来自第三方，但与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可认定伟松公司与红顺发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无法证明红顺发厂主张的伟松公司尚欠其货款9636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规定，依法成立、有效，但红顺发厂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伟松公司尚欠其货款96360元，应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红顺发厂主张与李飞鹏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红顺发厂请求李飞鹏与伟松公司共同付还货款96360元及逾期付款损失、公证费2440元于法无据。综上所述，红顺发厂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红顺发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35元，由红顺发厂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伟松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通过电子邮箱（weisongshoe@163.com）向红顺发厂电子邮箱(czcjs2003@163.com)发送主题为“红顺发：京龙247单”的电子邮件及附件，附件内容为“伟松鞋业订货单”，订单中列明鞋子款式、数量、单价、生产要求和标准等，订单货物共250件，总价合计84600元。2017年10月4日，伟松公司的员工李飞鹏向潮州市公安局浮洋派出所报警称，2017年10月3日红顺发厂投资人陈敬顺叫李飞鹏到该厂谈伟松公司与红顺发厂的事情后，陈敬顺扣其车子。在派出所所做的笔录中，李飞鹏陈述红顺发厂帮伟松公司加工了250件鞋，货款约93000元，伟松公司没有付款是因为之前双方之间买卖的鞋子存在质量问题没有解决。另查明，伟松公司的股东是沈某1、王伟鑫、张小洁，李飞鹏及张伟群均是该公司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各方争议的焦点是：（一）伟松公司是否尚欠红顺发厂货款。（二）如有尚欠货款，金额是多少。（三）李飞鹏是否应对该债务承担责任。关于焦点一。红顺发厂主张伟松公司尚欠其货款96360元，其中包括了单号为238号的订单金额为11760元及单号为247号的订货金额为84600元，对此红顺发厂在一审时提交了经潮州市韩江公证处公证保全的电子邮件、微信公证号内容，出货单、送货单、单号为238号及247号的货款明细、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及支付宝的账户信息截图及向潮州市公安局浮洋派出所调取了红顺发厂投资人陈敬顺及其妻子方锐红、李飞鹏的询问笔录、李飞鹏的社保记录等作为证据。伟松公司对红顺发厂的主张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交反驳证据。上述红顺发厂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1.出货单、送货单均是红顺发厂单方制作，没有伟松公司签名确认，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2.单号为238号及247号的货款明细，红顺发厂陈述是伟松公司的员工张伟群通过微信发出的对账明细，伟松公司虽承认该公司有叫张伟群的员工，但该微信聊天记录无法确认聊天双方的真实身份，从聊天记录上也只体现双方就货款问题进行讨论，无法认定该货款明细是确认尚欠货款的对账明细，对该证据不予采信。3.李飞鹏作为伟松公司的员工，其在本案诉讼之前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陈述的事实具有的可信度较高，其在2017年10月4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红顺发厂帮伟松公司加工了250件鞋，货款约93000元，伟松公司没有付款是因为之前双方之间买卖的鞋子存在质量问题没有解决，该陈述也与陈敬顺及其妻子方锐红在公安机关所述一致，该三份询问笔录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4.红顺发厂所提交的李飞鹏与陈敬顺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是从2017年9月至2017年10月3日双方就货款问题进行磋商，李飞鹏作为本案当事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到庭对证据进行质证，应视为其放弃相应权利，微信聊天内容也与李飞鹏在公安机关所陈述的相吻合，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本案证据予以采信。5.红顺发厂提交的陈敬顺与张小洁的微信聊天记录，微信及支付宝的账户信息截图等，因微信和支付宝是两个不同平台，在支付宝上实名认定并不能证明微信上的真实身份，因此无法确认微信聊天记录上双方的真实身份，对该证据不予采信。6.经潮州市韩江公证处公证保全的电子邮件、微信公众号内容，公证保全的程序合法，可证明该电子邮件及微信公众号内容在网络上确实存在的事实，伟松公司虽然否认了该电子邮件及微信公众号内容的真实性，但电子邮件内容与李飞鹏的陈述相吻合，而微信公众号上多次出现李飞鹏、张伟群的名字，其中“联系人：李经理135*****610”也与李飞鹏在公安机关所留的手机号码一致，本院确认该电子邮件及微信公众号内容的真实性。综上，红顺发厂所提交的李飞鹏、陈敬顺及其妻子方锐红在公安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李飞鹏、陈敬顺的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微信公众号内容综合审查，可确认红顺发厂与伟松公司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后因双方发生纠纷，伟松公司尚欠红顺发厂部分货款尚未付还。至于伟松公司认为伟松公司股东王伟鑫开办了义乌市伟松鞋行，李飞鹏声称与红顺发厂发生买卖关系的可能是该鞋行，而不是伟松公司，经审查，社保记录已证明李飞鹏是伟松公司的员工，李飞鹏在公安机关所做笔录中也明确说是在彩塘镇骊二村上班，该厂与红顺发厂有纠纷，因此可认定李飞鹏所述的伟松鞋厂即是本案伟松公司，伟松公司该辩称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尚欠货款的数额，红顺发厂主张伟松公司尚欠货款包括了单号为238号的订单金额11760元及单号为247号的订单金额84600元，因红顺发厂无法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伟松公司尚欠其238号的订单货款11760元，对该部分货款，本院不予支持。单号为247号的订单共涉及250件货物，与李飞鹏在公安机关250件鞋数量一致，该订单金额84600元，与李飞鹏所陈述的货款约93000元有不一致，伟松公司应按实际订单金额84600元支付。综上，红顺发厂虽然没有提交伟松公司签收250件货物的证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红顺发厂提交的证据已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确认伟松公司尚欠红顺发厂货款84600元。伟松公司怠于履行还款义务，应当承担继续支付欠款84600元及利息的违约责任。红顺发厂请求伟松公司偿付欠款自起诉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为原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综合考虑本案红顺发厂的损失情况及伟松公司怠于还款的过错程度，本院确定本案逾期罚息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加收30%。关于焦点三，红顺发厂以李飞鹏是实际收货人为由，主张李飞鹏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红顺发厂主张伟松公司承担公证费2440元，因双方并没有约定主张债权的支出由谁支付，红顺发厂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红顺发厂在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错将“货款”写成“贷款”，一审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书，对该笔误作出补正。综上所述，红顺发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5103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二、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还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货款84600元及该款利息（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上加收30%利率标准计算）。三、驳回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5元，由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负担163元，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负担9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70元，由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负担326元，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负担194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预交，其不同意垫付，由本院向潮州市潮安区红顺发工艺鞋厂退回1944元，潮州市潮安区伟松鞋业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19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桦审判员 刘建荣审判员 陈 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黄雪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