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60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季清壮，男，196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季清元，男，1969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现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上诉人（一审被告）：季清虹，男，196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秀敏，女，1963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政，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因与被上诉人王秀敏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0691民初14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分家协议书中诉争房产约定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分家行为的法律性质，应为财产所有权变更。至于财产所有权如何变更，则根据财产所有权原有状况，发生赠与或分割的问题。即用于分家的财产，如属父母所有的，则属父母对其所有的财产以赠与方式处分的问题；如属原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则属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如家庭财产中既有父母所有的财产，又有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则赠与、分割均包括在内。因此，要认定本案分家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产的约定属于赠与还是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应依据该房产是属于父母所有，还是属于家庭共同共有。本案分家协议书是由父母与三个儿子达成，每人保留一份，涉及三处房产，是父母对三个儿子分别赠与不同的房产，包含了三个赠与合同关系。其中，涉及诉争房产的约定明显属于父母对季清壮的赠与，并非家庭共有财产分割。一审判决认定分家协议不是赠与，而是“关于家庭财产、债务的一种财产处分、债务承担的协议”，即认定属于家庭财产分割协议，明显定性错误。1.上诉人的证据足以证明分家协议书涉及的三处房产包括诉争房产均由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出资建造，三个儿子均没有出资，房屋所有权属于其夫妻共同共有，并非父母与儿子家庭共同共有。一审判决也认定了“季名辉和刘明娥二人共建有三处房屋”，即认定诉争房屋属于其夫妻共有，该认定正确。2.根据分家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产的赠与内容，充分证实季清壮不承担任何债务，是单纯接受房屋赠与。3.分家协议书中季清元也获赠一处房产，其自愿帮助父母承担叁仟元债务，与诉争房产没有关联，根本不影响父母将诉争房产赠与给季清壮的定性。4.被上诉人在其举证的2013年5月8日协议书中的签名，能反证被上诉人认可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与季清壮就诉争房产形成的是赠与法律关系，并非家庭共有财产分割法律关系。5.诉争房产的赠与附赡养条件。一审判决认定“分家行为与家庭成员之间应承担的赡养义务等并无直接关联”，明显违背协议内容、协议订立目的、背景等客观事实，且判决内容自相矛盾。首先，协议内容中有明确的赡养条款约定。原审判决认为分家与赡养无关联，与合同约定不符。其次，原审判决认定“分家协议通常不仅包括房产、土地等家庭财产的处分，还对父母的赡养、……等一并做出约定”，就是认为分家行为与赡养有关联，但后面又判决认定“分家行为与家庭成员之间应承担的赡养义务等并无直接关联”，判决内容自相矛盾。再次，原审判决认定“分家同时……签订了赡养协议书”。分家协议书与赡养协议书同时签订的事实，能直接体现父母订立协议的真实目的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需要子女对父母赡养，要订立以子女赡养为条件的赠与房屋协议，即三个子女必须履行赡养才能获赠三处房产。有居委会证明以及两份协议见证人的证言为证。最后，赡养虽然是法定义务，即便子女不分得财产也应承担赡养义务，但法律没有禁止将赡养义务作为赠与房产的条件，这种约定也符合农村风俗习惯。二、关于诉争房产的赠与是否被撤销。按照合同法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赠与财产交付前的撤销权，即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二是赠与财产交付后的撤销权，即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认为：1.诉争房产在交付前已经被撤销赠与。首先，诉争房产虽然暂时没有办理房产证，但土地使用权是登记在季名辉名下，而不是季清壮名下。且根据小季家居委会保管的2003年3月3日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的档案材料显示，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人将来也是登记在季名辉名下，而不是登记在季清壮名下。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均登记在季名辉名下，符合房地产权利相一致原则。其次，一审判决也认定了“季清壮所分的老房一直由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居住，2005年季名辉死亡后刘明娥独立居住在该房屋内”，说明该房屋没有交付给季清壮。再次，因季清虹、季清元履行了赡养义务，土地使用权已登记在其名下，二人各自获赠房屋的2003年3月3日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的档案材料也显示，二人获赠的房产权也将登记在二人名下，能从侧面印证二人获赠的房产业经父母同意交付并办理了权利转移，而季清壮获赠的房产业经父母撤销赠与。最后，季清壮的答辩意见以及刘明娥生前的答辩意见，能证实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早已撤销对季清壮的赠与，季清壮对撤销赠与明知且无异议。针对上述事实，上诉人已提交充足证据，足以证明诉争房屋既没有交付，也没有发生房产权利转移，早已撤销赠与。因此，分家协议书中关于诉争房产的赠与约定已失去法律效力。被上诉人依据已失效的赠与协议约定主张享有诉争房产所有权，没有事实根据。2.即便能认定赠与房产已交付，本案也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应认定房产赠与已被撤销。该条第(二)项规定的“扶养”，其立法本意涵盖了赡养关系。且前面已陈述，诉争房产的赠与属于附赡养条件的赠与。因季清壮没履行赡养义务，没有依照赡养协议书约定支付养老费，父母有权依据该条规定撤销赠与。3.季清壮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认定“三被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季清壮未履行赡养义务”，完全违背客观事实。首先，季清壮自认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其次，刘明娥生前在原审诉讼中有答辩意见，明确指出季清壮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没有支付养老费；最后，有居委会证明、律师调查笔录等证据，以及季清壮户口早已迁出小季家村、常年在外居住工作的客观事实。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季清壮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未提交充分证据”，实属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过于苛刻。4.本案涉及的撤销权不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而应适用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与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撤销权，适用的情形不同，一审判决明显混淆了法律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权是针对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特定情形，而本案涉及房屋赠与的撤销，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撤销权。5.因季名辉、刘明娥夫妻早已撤销对季清壮的房屋赠与，季清壮对于撤销赠与明知且无异议，应当认定分家协议书中涉及对季清壮的房产赠与关系业经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解除，因此，根本不需要再通过诉讼的程序撤销。原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撤销的法定程序”，认为需要依据合同法五十四条“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适用法律错误。6.被上诉人不是分家协议书的合同当事人，协议中涉及诉争房产的撤销赠与，只需要季名辉、刘明娥夫妻单方行使撤销权，或者由季名辉、刘明娥夫妻与季清壮双方达成一致即可解除赠与，根本不需要征求被上诉人同意。且撤销赠与行为也根本不损害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任何第三人权益。三、关于离婚协议约定的房产是否包括诉争房产的问题。1.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处理：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自愿不要”与“其它协议：经双方协商房产权由女方所有”系并列表述。按照常识、常理应理解为“家庭全部财产”是指家中的浮财即动产，男方自愿放弃。而房产作为价值较大的不动产，房产的处分事宜是在“其它协议”一栏中单独作为一个条款作出约定。将房产和家庭浮财的处分并列表述，也是实践中达成离婚协议的通常做法。2.“经双方协商房产权由女方所有”中的“房”是指什么房，协议没有明确约定和表述。根据当时其夫妻居住生活状况，从常理上分析，明显指的是季清壮与被上诉人结婚后一直居住的、以季清壮名义购买的锁厂房屋，并非诉争房产。3.离婚协议中并没有写“小季家村房产”几个字。《离婚证》中的“其它协议”一栏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写上这几个文字，但却没有写上，可以推定不是指的诉争房产。且按照常理分析，如果是指诉争房产，照此计算，季清壮应当有两处房屋财产，又为何在离婚协议上没有书写“两处房产归女方所有”呢？因此，进一步证实离婚协议提到的房屋并非诉争房屋。一审判决认定离婚协议约定的房产包括诉争房产，明显依据不足。4.退一步讲，即便离婚协议约定的房产包括诉争房产，该约定也因父母早已撤销对季清壮的赠与、季清壮无权处分父母共有房产而无效。四、被上诉人举证的2013年5月8日的协议书明显涉嫌伪造、编造，存在重大瑕疵，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内容无效，不应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原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有效，违背客观事实，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没有公平、公正审理。1.上诉人针对该协议书在原审中已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书面质证意见。虽然被上诉人作出补充说明，但没有对该协议书形成过程作详细陈述，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印证，明显是在编造事实和理由，甚至在庭审中编造出三个儿子都不赡养母亲的荒唐理由，信口开河，完全违背客观事实。2.2013年时刘明娥已经80岁，不识字、没文化。2010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频繁住院治疗，其病历不仅记载其患有多种疾病，还明确记载每次均因“精神不振”而入院。其患有“视网膜病变”看不清东西。居委会也证明其身体状况以及精神意识较差，丧失部分行为能力，由儿子监护。在上述客观事实和背景下形成的这份协议书打印件，明显存在重大瑕疵，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应采信其真实有效。一审判决认定“未丧失意识表达能力，不能证明刘明娥系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人”，违背客观事实。3.一审判决认定“通过这两份证据也能够看出原告与季清壮离婚后与刘明娥多有往来，并非三被告主张的十几年没有往来”，明显属于错误认定。被上诉人举证的“这两份证据”，除了上述协议书外，还有一张2011年1月26日的9千元借条。该借条是要证明刘明娥办理农转非手续向被上诉人借钱9千元，而上诉人已提供刘明娥农转非的缴费单据以及居委会证明，足以证实儿子季清虹于2011年1月23日为其母亲刘明娥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全部缴纳了27162元费用的事实。既然儿子已经在1月23日为母亲足额缴清了农转非27162元的费用，母亲怎么可能再以农转非为由在之后的1月26日向被上诉人借款9千元？明显违背常识、常理，被上诉人涉嫌虚假陈述。因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交付借款、借款用途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借条，且借条内容、签名有瑕疵，该借条内容也与上诉人的证据相矛盾，该借条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原审判决采信了这两份均存在重大瑕疵的材料，并因此认定被上诉人与刘明娥多有往来，进而认定上述协议书也真实有效，违背事实。4.对于该协议书存在的重大瑕疵和诸多漏洞，本应产生合理怀疑并予以排除，但原审法院没有进一步调查，仅依据上诉人不申请笔迹鉴定就盲目采信该材料真实有效，实属武断，明显偏袒被上诉人。本院审理期间，三上诉人提交补充上诉意见：一、被上诉人举证的那份《协议书》的真实性，一审没有查清。任何书面协议的形成必然有个磋商的过程，尤其是书面打印件，肯定是先经过双方口头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才打印制作形成，因此，应当调查这份书面打印件形成的背景、经过，包括：磋商的时间、地点、在场人、打印材料的人员和地点、具体磋商的内容、制作该协议的目的或用途、谁提出要制作该材料、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受到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是否向文盲不识字的刘明娥宣读以及刘明娥是否对协议书内容完全明知等情节。一审中，被上诉人仅是简单做了陈述，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原审法院也没有对该材料的形成进行仔细调查。且这份书面打印件落款处有一个法律服务所的公章以及两个人的签名，公章和签名是否真实，是否与这份协议书同一时间形成，一审也没有调查。如果是当时形成的公章和签名，说明这两个人签名人在场，应当或者能够对这份协议的形成调查落实清楚，但是一审未进行任何调查，被上诉人也没有让这两个人出庭作证，更没有该打印件形成过程的录音或录像，考虑到刘明娥当时是年满80岁的老人，她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人在场，因此，这份协议书打印件是否真实足以引起合理怀疑。针对如此重要的材料，一审法院未仔细调查，仅依据上诉人没有申请笔迹鉴定就草率的采信，并以此判决涉案房产归被上诉人所有，难以令上诉人信服。二、刘明娥是否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一审没有查清。上诉人提供了居委会证明及刘明娥多次住院的病例资料，证明刘明娥不识字，文盲，年满80岁，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日常生活由居住本村的儿子监护，且患病多次住院治疗。虽然刘明娥是否限制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经过法院特别程序确认，但是上述客观证据足以说明她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或者仅有部分行为能力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或者说刘明娥很可能就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明娥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直接影响到那份《协议书》打印件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对此也没有进行仔细调查。三、一审判决认定分家协议书的性质不是赠与，而是家庭财产分割，该观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毫无事实根据。该观点仅是一审法官的个人主观意见。被上诉人王秀敏答辩称，一、诉争房产在分家协议书中的财产性质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一部分，对其分割和处分不应单独衡量，应结合家庭共有财产的处分及债务的分担进行认定。季清壮在分家时分得父母居住的老房，而季清元、季清虹分得的是新房。季清壮是长子，参加工作早，其对家庭的贡献相对较大，综合上述情况，该分割行为不属于赠与。该分家协议书是协议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且协议内容已经实际履行。被上诉人及季清壮在房屋分割后未实际入住的原因是当时另有住处，且协议书中约定季清壮分得的老房由老家住到底，并非上诉人所说一直没有交付，更未依法撤销。二、分家协议合法有效，诉争房产在处分时并未附条件，季清壮及其父母并未就撤销事宜提起诉讼或仲裁，上诉人主张赠与以及已撤销均不成立。上诉人对于分家协议被撤销的陈述以及相关证据，包括有利害关系的上诉人方居委会的证明，均是在诉争房产面临拆迁之时，出于对之前行为的反悔，恶意串通，企图以撤销为借口收回已被合法处分的财产，是不应得到支持的。三、离婚协议书是经婚姻登记部门确认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对财产的分割约定明确。协议中“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的约定，是对全部财产项目中个项的着重强调，并非约定不明。“全部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是不争的事实。四、2013年5月8日的协议书是当事人在法律工作者的见证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一直以来与公婆存在来往，同时被上诉人对公婆的照顾从未停止。包括平时的探望，农转非手续代季清壮垫付三分之一的费用都能说明上述事实。实际上刘明娥办理农转非手续需要27000余元，当时季清元、季清虹不同意由其二人分担，认为应该包括季清壮三家各分担九千元。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为季清壮垫付了9000元交给刘明娥。刘明娥后来向被上诉人出具借条的时间与实际缴费时间不吻合，不能否定被上诉人代替季清壮垫付分担费用的事实。所以，刘明娥能签署协议书，确认诉争房产及将来拆迁权益归被上诉人所有，同时2013年5月8日的协议书能够侧面反映上诉人及刘明娥通过其代理人在一审陈述分家协议书已经撤销是事后编造的，更能说明上诉人在诉讼时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秀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三被告及季名辉于1993年2月11日签订的《分家协议书》合法有效。依法确认1995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季清壮之间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依法确认被告季清壮于1993年2月11日分得的季名辉名下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季家村民房一处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根据各方陈述、无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三被告父亲季名辉、母亲刘明娥，二人共婚生三个孩子，即三被告。原告王秀敏与被告季清壮1988年之前均系蓬莱县制锁厂职工，二人1989年1月29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1988年10月22日被告季清壮与蓬莱县制锁厂（以下简称锁厂）签订契约一份，内容为“今有锁厂（甲方）卖给本厂职工季清状（乙方）宿舍房间，总建筑面积41.6平方米，按每平方米建筑造价壹佰叁拾〇元〇角〇分计算，合计价值人民币伍仟肆佰零拾捌元〇角〇分。根据上级房改精神，结合本厂具体情况，经厂委会、职代会研究确定，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特订立条款如下：一、根据一次性买卖的方法，甲方负担工程总造价的30%，乙方负担70%。据此，乙方需交买房款叁仟柒百捌拾伍元陆角〇分。二、交款方法：自立约之日起，乙方一次性交纳应交款的2/3，即贰仟伍佰贰拾叁元柒角叁分，余额壹仟贰佰陆拾壹元捌角柒分应在立约之日起一年内付清。逾期不付者则按月利率5倍计息加收。三、房屋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有居住权、继承权以及限于对本厂职工范围内的转卖权，但转卖的具体事宜需与甲方协商，在甲方研究同意的基础上方可生效，否则，不予承认。四、转卖时，转卖额随人民币币值的高低而上下浮动。若转卖额高于原购房额，则甲方提取转卖余额的30%······”原告王秀敏与被告季清壮结婚后住在上述房屋内。季名辉和刘明娥二人共建有三处房屋，均位于，其中“老房”一处为0015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蓬集建1996字第062204090015，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在季名辉名下；“新房”两处，一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蓬集建1996字第062204090170，一处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上述三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至今未办理，已办理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均不在原、被告处保存。1993年2月11日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与三被告签订了分家协议书，由季清竹执笔，村调解主任季清欢、村民季名昌、季名和、季名康、名太在场，蓬莱市大季家镇小季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小季家村委会）盖章确认的分家协议书记载“一、房屋：长子季清壮分得老房一处，东至季清录、西至大道、前至小河沟、后至大道；次子季清元分得新房一处，东至大道、西至季清乾、前至大道、后至大道；次子季清宏分得新房一处，东至大道、西至季清国、前至大道、后至大道；······三、赡养、扶幼及家庭基本建设责任：子女都有赡养老人的权力；四、债务与债权：季清元分得债务叁仟元正，老家分贰仟元正；五、其他：季清壮分的老房由老家住到底”。分家同时经蓬莱市大季家镇小季家村村民委员会见证，季名辉和刘明娥与三被告签订了赡养协议书，约定“长子季清壮不负担粮油、付养老费250元，粮油清元、清宏均分担，每人付养老费150元”。1995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季清壮在蓬莱市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证上“子女安排”、“财产处理”、“其它协议”项下分别记载“子女安排：女儿由女方抚养、父亲负责抚养费······”“财产处理：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自愿不要”“其它协议：经双方协商房产权归女方所有”。离婚后，原告在锁厂房屋内住了几年后搬走将房屋转卖；分家时季清壮所分的老房一直由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二人居住，2005年季名辉死亡后刘明娥独立居住在该房屋内。因确认该处老房的所有权事项，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和刘明娥。诉讼中，刘明娥辩称，与被告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的答辩意见相同，补充意见：因大儿子季清壮不按照《赡养协议书》和《分家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支付养老费，不尽赡养义务，被告刘明娥夫妻多次向村委会反映情况，决定撤销对被告季清壮的房产赠与，收回房屋。这处房产登记在季名辉名下，没有交付给大儿子季清壮。季清壮没有权利处分刘明娥夫妻所有的房产。刘明娥夫妻曾经在1988年左右出资4000元帮助大儿子购买了蓬莱市潮水锁厂的家属房，这处房就给了大儿子，由大儿子和原告结婚居住使用，他们离婚只能协商处理这处房，不能处分刘明娥夫妻所有的小季家村房产。原告诉请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完全属于无理要求，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请。本案诉讼中刘明娥于2018年10月15日因病死亡。各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分家协议的性质。原告主张从分家协议中季清元承担建房债务来看，季清元不是从父母那里白白得到房产的，不完全是一种赠与，其他兄弟也不可能从父母那里白得房产，为防止兄弟之间有不公平，分新房的债务就多摊一些，分老房的对家庭贡献大一点的就少摊一些债务，甚至老家自己摊一份债务，这充分说明这是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分配，而不是单纯的赠与，更不是附条件的赠与，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但是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并没有设定一个所附的成就的条件。三被告则辩称，1、分家协议书体现的是赠与法律关系，并非家庭共有财产分割，分家协议所涉及的三处房产包括涉案房产均由季名辉和刘明娥出资建造，房屋所有权当然属于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共有，并非家庭共有；分家协议书的内容体现的是父母将房产赠与给儿子，其中季清壮作为涉案房产的受赠方没有承担任何债务，更加说明是赠与关系；2、分家协议书和赡养协议书同时签订，内容相辅相成，充分证实父母和三个儿子同时签订协议的本意是对房屋附赡养条件的赠与，且赡养本身就是法定义务，只不过通过签订协议书方式进一步明确而已。一审法院认为,父母主持为子女分家是中国社会长期沿革的传统习惯。分家是原来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家庭成员之间,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的家庭,而将原有家庭财产分成份额给分家后的各个家庭所有的一种法律行为,具有确认物权归属的效力,分家协议通常不仅包括房产、土地等家庭财产的处分,还对父母的赡养、家庭债权、债务等一并做出约定,该种协议与赠与协议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协议，分家行为与家庭成员之间所应承担的赡养义务等并无直接关联。换言之，如果约定子女不分得财产就不承担赡养义务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本案中分家协议虽然与赡养协议一并签订，但并不是附赡养条件的赠与协议，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法定的，该义务并非基于协议而产生，赡养协议只是对三被告的赡养方式和赡养费数额进行的约定。二、关于1993年2月11日的分家协议内容是否撤销。庭审中，被告辩称1993年2月11日签订了《赡养协议书》和《分家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被告季清壮每年支付给季名辉和刘明娥250元养老费，要履行赡养义务，季名辉将位于小季家村的老房一处赠与给被告季清壮所有；后来，因被告季清壮没有支付养老费，也不回村里看望和照顾父母，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在分家协议书签订的第二年就以口头方式撤销了对被告季清壮的房产赠与；该房产既没有交付给被告季清壮，也没有登记在被告季清壮名下，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仍然登记在季名辉名下，该房产不属于被告季清壮所有，更不属于原告所有。被告提交了小季家村委会的证明及小季家村委会保存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证明季名辉和刘明娥撤销对季清壮的房产赠与，没有将房产交付，故2003年3月3日登记时，老房还登记在季名辉（季铭辉）名下，而被告季清元和季清虹履行了赡养义务，故房产调查时他们各自受赠的房产登记在各自名下。原告对三被告辩称不认可，提交了2013年5月8日原告与刘明娥经蓬莱市潮水法律服务所见证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刘明娥认可季清壮离婚时“将老家赠给的房子分给王秀敏所有······上级赔偿的楼房搬迁费附属物补偿金及其他赔偿金全部归王秀敏所有”。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认可：1、协议书中的刘明娥三个字是否其本人书写被告不能确认。2、协议书中有“老家赠给的房子”这句话，能证明原告认可房产系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共有，其二人与季清壮之间系房产赠与法律关系，并非家庭共有财产分割的法律关系。3、这份证据内容明显对原告有利，但原告在起诉和第一次庭审没有陈述有这份证据，而现在刘明娥去世了原告此时才拿出这份材料，完全不合常理。4、该材料内容与刘明娥生前的答辩状的意见明显存在矛盾，明显涉嫌伪造。5、该材料内容与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也存在矛盾。根据被告举证的小季家居委会证明、律师对两位证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均能证实季名辉和刘明娥夫妻早就撤销了将涉案房产赠与给季清壮的事实，涉案房产属于其夫妻共有。既然两位老人早就撤销了赠与，刘明娥个人怎么可能还在2013年签订这份协议书认可季清壮离婚时把这处房产分给原告所有。6、该协议的形成以及内容明显违背常识常理和基本生活经验法则。原告离婚后一直居住在蓬莱市区，既没有与季名辉刘明娥夫妻共同居住生活，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二老履行了养义务，双方已经没有交往，既然刘明娥、季名辉更不可能将房产赠与给原告这个和自己儿子离了婚的外人。这份协议的形成以及内容均完全不合情理，违背客观事实。7、2013年刘明娥已经80岁，已丧失了部分行为能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这份协议书既未告知刘明娥监护人或其近亲属，也没有通知小季家村委会，即便协议书中的刘明娥签名是真实的，也不具有法律效力。8、原告未能提供协议书落款处的见证单位的营业执照以及两个见证人的身份证明和证件，对于见证的具体经过和程序被告均有异议。9、原告离婚后与刘明娥十几年没有往来，但是在2013年的一天，可能就是落款协议书的这天，原告突然乘车来到小季家村，在没有征求刘明娥近亲属同意，也没有通知小季家居委会情况下，秘密的将刘明娥接走，去向不明，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后才将刘明娥送回住处。刘明娥事后陈述，曾经被原告要求在纸张上签名，而纸张上的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从常理上推定得出，原告在获知涉案房产将拆迁，为达到个人获得房产所有权以及全部拆迁补偿款的动机和目的，采取胁迫或其他不正当、不合法的方式和手段制作形成了这份虚假的协议书，因此，即便这份材料中刘明娥的签名是真实的，该协议书也不具有合法性。10、涉案房产属于季名辉和刘明娥的夫妻共有。在季名辉去世后发生继承，未经共同共有人同意，刘明娥单方无权擅自处分涉案房产。因此，即便刘明娥签名是真实的，该协议也是无效协议。原告解释称，1、协议书中讲季清壮将老家赠给的房子分给王秀敏所有，这句话并不代表原告认可分家析产的房子是赠与，只是在起草协议时起草人对法律关系的理解错误。2、原告提供该协议书证据的时间是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刘明娥去世之前，刘明娥也是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不存在原告伪造证据的情况。被告可以对协议书中书写的时间及签名进行鉴定。3、原告与季清壮离婚以后一直未间断去探望刘明娥，经常捎东西回去。2011年1月份刘明娥因为农转非需要交钱，在家的两个儿子不给交，刘明娥让原告借钱给她，原告于2011年1月26日借给刘明娥9000元用于交农转非，至今该笔钱未还。4、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权应该在一年内行使，而且应该诉讼，撤销权行使的理由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涉案房产并非赠与，被告也未按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其提出撤销赠与的理由和事实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提交了2011年1月26日刘明娥为原告出具的借据。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刘明娥借款交农转非的事实和借条均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分家协议是关于家庭财产、债务的一种财产处分、债务分担的协议，并不是附条件的赠与，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分家协议签订成立时生效，即处分和确认本案诉争房产所有权归属发生法律效力，而如果家庭成员不履行分家协议所确定的债务分担或赡养义务时可以由权利人依法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而三被告亦未提交的充分证据证明季清壮未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分家协议也不符合上述可以撤销的情形；同时被告辩称季名辉夫妻在第二年就口头撤销对季清壮的赠与，亦不符合合同撤销的法定程序。三被告提交的刘明娥2010年-2013年多次住院记录记载刘明娥“胸闷、气短20余年”，患有冠心病、糖尿病，但未丧失意识表达能力，不能证明刘明娥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2013年5月8日协议书和2011年1月26日刘明娥出具的借条上刘明娥的签字有异议，但不申请笔迹鉴定，故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应予确认；通过这两份证据也能够看出原告与季清壮离婚后与刘明娥多有往来，并非三被告主张的十几年没有往来。关于原告王秀敏与被告季清壮离婚时约定的房屋产权问题。原告主张，与被告季清壮离婚约定房产权包括涉案房产，而二人婚后居住的锁厂宿舍只有居住权及居住权的转移，产权归锁厂所有。被告季清壮则辩称季清壮与锁厂系买卖法律关系，离婚约定房产权就是指锁厂宿舍，且离婚后原告也将该房产转卖给他人，按照离婚协议行使了权利。1988年10月22日被告季清壮与蓬莱县制锁厂签订的契约系房屋买卖合同，原告王秀敏与被告季清壮离婚证中记载的“财产处理：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自愿不要”、“其它协议：经双方协商房产权归女方所有”内容即约定了1988年10月22日被告季清壮购买蓬莱县制锁厂41.6平方米房屋的相关权益和1993年2月11日分家协议书中被告季清壮分得的老房一处产权均归原告王秀敏所有。综上，原告诉讼请求中提出了确认分家协议书和离婚协议有效的请求，但同时提出了确认诉争的季名辉名下房产归原告所有的请求，即原告的诉讼目的是确认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归属，故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1993年2月11日季名辉、刘明娥、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所签订的分家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王秀敏系分家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其请求确认分家协议的效力于法有据。原告和被告季清壮的离婚协议已经民政登记机关确认合法有效，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该离婚协议自然有效，其效力无须再经人民法院确认。原告与被告季清壮均应按离婚协议约定履行。季名辉、刘明娥居住的老房在1993年2月11日以分家的形式分给被告季清壮，分家时系被告季清壮与原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诉争房产为原告与季清壮夫妻共同财产。1995年9月4日原告与被告季清壮离婚时约定“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房产权归女方”，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季清壮于1993年2月11日分得的季名辉名下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季家村民房一处归原告所有，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判决：一、1993年2月11日季名辉、刘明娥与被告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签订的分家协议书合法有效；二、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一处（土地使用权证号登记在季名辉名下、证号为蓬集建1996字第062204090015）的所有权归原告王秀敏所有。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三被告负担。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1993年2月11日的分家协议书性质如何认定，该协议书是否被撤销，应否采信被上诉人举证的2013年5月8日的协议书；二、上诉人季清壮与被上诉人王秀敏的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房产是否包括本案诉争房产。关于焦点一，子女成家后，父母通过分家析产的形式分配家庭财产、分担家庭债务，是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的风俗习惯，并不能简单认定为父母财产对于子女的赠与。从本案《分家协议书》的内容来看，除有对于被上诉人家庭财产的分配之外，还包括对家庭债务的分担，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法规。一审法院对本案《分家协议书》的性质及效力的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分家协议书》中对于涉案房产的处分系父母对上诉人季清壮的赠与，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分家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主张，季名辉和刘明娥口头撤销了对上诉人季清壮的房产赠与，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再结合《分家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应认定上诉人季清壮根据本家协议的约定，取得本案诉争房产。被上诉人一审举证的2013年5月8日的协议书，上诉人提出了种种质疑，但无充分证据和理由反驳，本案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刘明娥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书进行调查核实之后予以采信并说明了采信的理由，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二，上诉人季清壮与被上诉人王秀敏离婚时的财产约定为“财产处理：家庭全部财产归女方所有，男方自愿不要”、“其它协议：经双方协商房产权归女方所有”。且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前，如上所述，上诉人季清壮已经根据分家协议取得了本案诉争房屋，故在上诉人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推定离婚协议中的“房产”包括本案诉争房屋。综上，上诉人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季清壮、季清元、季清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