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24民初672号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永定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247998555785。法定代表人：杨家存，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忠、崔桃，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蒋某某，男，汉族，浙江省温岭市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冕，云南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蒋某某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5日、10月21日和11月1日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桃，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6月11日解除，及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2.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的工资；3、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垫付的社会保险8，315元；5.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2年1月1日，被告进入原告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富民xxxx项目的项目经理及副总经理，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其购买了5险。2015年5月8日起，被告无故旷工，且口头向被告提出离职，说完转身就走，之后未到公司上班，也未与公司就其负责的事项做任何工作交接，致使其负责的富民xxxx整个项目一度陷入混乱，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后患，随后，富民xxxx项目停工。原告曾与被告多次交涉工作交接及办理离职手续问题，其却一直置之不理，在此期间，原告一直为其代缴社保费用。被告自2015年5月8日起就未向原告提供劳动，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6月11日解除；原告无义务向被告支付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和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及其经济补偿金等费用共计812，315元。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富劳人仲书字第20号裁决书的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服，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被告蒋某某辩称，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正确裁决。事实和理由：原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杨某，杨某目前涉及相关刑事案件长期滞留境外；原告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杨家存是杨某的婆母，高级管理人员吴某某是杨某的姨父；被告于2011年6月被杨某聘用为公司高管，先担任原告公司副总经理，后转任为总经理。被告与原告签订了劳动合同并购买了社保。在工作期间，原告办了一张户名为被告的交通银行卡为发工资所用。被告在工作上直接对杨某负责并汇报工作，主要负责地产开发过程中与相关部门和相应单位及人员的协调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被告不需要在单位坐班，也无需打考勤，只需完成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故而被告在原告公司没有考勤记录。在被告提起劳动仲裁之前，被告一直为原告公司从事相应工作，付出自己的劳动；即便是在劳动仲裁结果出来，原告不服提起诉讼以后，原告公司开发的富民xxxx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还打电话给被告就地产相关问题商谈工作。被告从未向原告公司书面或口头提出过辞职，更没有办理过任何形式的离职手续。富民xxxx项目出现问题是杨某的资金链断裂所致，与被告负责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为原告付出了劳动，理所应当获得相应的薪酬；在原告公司长期拖欠被告薪酬，被告垫付社保费用情况下，被告迫不得已向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被告的合法合理申请请求，仲裁委的裁决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原告提起的诉讼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人民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正确裁决。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有争议的，本院认定如下：一是2019年8月15日庭审，（一）原告共提交出示8组证据（内容详见其提交在2019年8月15日庭审时出示的证据清单）；被告对原告出示的上述8组证据或多或少均有异议（内容详见2019年8月15日庭审笔录）。本院对原告出示的上述8组证据审查，其第1组，就劳动纪律制度（第六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对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就《旷工辞退通知书》、《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辞退蒋某某的决定》和《昆明市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且其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等矛盾，对上述通知书、决定和证明书的合法性等不予采信。其第2组，就个人补收单据，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被告对其真实性也认可，对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就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7月、8月、9月和10月工资表、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8月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6年1月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被告对工资表认可并对银行转账凭证发放事实也认可，对上述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的三性予以采信。其第3组，就友盟文（2013）17号《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部往来办理流程的通知》及xxxx项目0A系统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关于富民xxxx项目的审批流程表打印件，仅对此组证据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其第4组，就（2019）0124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书》及其庭审视频复印件（有庭审视频光碟1碟附卷），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对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其第5组，就吴某某和张媛的《证明》，仅对该组证据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其第6组，就昆明瑞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情况说明》、瑞寰2017年1月份工资表（友盟保安）、网上银行交易详情单、云南万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情况说明》、云南万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7月工资表、中信银行业务凭证/客户回单、xxxx保洁人员贺某身份证复印件及其《证明》，仅对此组证据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其第7组，杨某身份证复印件及其《证明》、跨行汇款和同城跨行消费复印件，对该组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及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其第8组，就台州欣威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云南莲印贸易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和云南壹贰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打印件，对此组证据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原告出示的上述8组证据，除特别注明是复印件或打印件以外的是原件，但其原件已当庭退还原告。（二）被告共提交出示3组证据（内容详见其2019年8月7日提交的证据清单）；原告对被告出示的上述3组证据或多或少均有异议（内容详见2019年8月15日庭审笔录）。本院对被告出示的上述3组证据审查，其第1组，就《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原件，共4张纸共8面（首张纸封面和背面未标注页码），第2、3张纸与首张纸和第4张纸存在用订书针两次装订的痕迹等情况，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和案情等分析，仅对该合同的首张纸和第4张纸的内容予以采信（其具体理由将在本院认为中做评析）；就《人事任命书》原件，原告对该证据有异议，且其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等矛盾，被告又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对其证据的关联性等不予采信。其第2组，就个人补收单据复印件，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就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原件，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其第3组，就交通银行个人客户交易清单打印件，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对其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三）原告申请2个证人出庭进行了作证，原、被告也分别对证人进行了发问。本院对2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审查，对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二是2019年10月21日庭审，（一）被告出示证据：1、台州欣威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情况说明》原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3份；2、云南壹贰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情况说明》原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3份；3、云南莲印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云南元真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情况说明》原件1份、身份证复印件3份；上述1、2、3组证据欲共同证明被告均没有参与三个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原告对被告出示的上述1、2、3组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被告是否参与到上述公司经营并不是上述公司内部各出一份《情况说明》就能讲清楚的；另外，原告认为，被告是否参与了上述公司经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被告出示的上述证据审查，对被告出示的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但就其上述证据中的《情况说明》，被告凭3份《情况说明》分别欲证明其均未参与上述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其是证明不了的，对其上述证据的共同证明目的不予采信。（二）本院出示证据：1、调查令申请书和调查令原件各1份；2、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复印件1份；3、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复印件1份。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认可。被告对调查令申请书不认可，对其他的三性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审查，对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采信。（三）原告出示证据：1、《宜良县人民检察院通知书》、《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和《宜良县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复印件各1份，欲证明被告于2017年10月10日在配合宜良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调查宜检反贪[2017]76号案件的询问笔录中其自述，2012年6月到原告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负责房地产前期开发的相关手续报批工作，并由杨某向其发放工资，2015年9月就离开原告公司；证明被告的实际入职时间为2012年6月，且其的工资是已经实际领取，其离职时间是2015年9月。被告对原告出示的上述证据质证，称是杨某叫其这样说的（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1日庭审笔录），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对此组证据审查，被告称是杨某叫其这样说的，其并无相应的证据佐证；对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三是2019年11月1日庭审，（一）原告出示证据：1、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表和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城镇职工工伤保险缴费明细表打印件各1份，欲证明原告公司自2015年10月份后公司资金链断裂，员工全部解散、自动离职，项目全面停盘；因对外欠付大量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在富民县人民法院诉讼案件激增，原告公司因行政人员离职，疏于管理，自2015年12月才到社保局办理李某某和杨某等员工的社保停保；被告虽已离职，但富民xxxx项目部分事情需要被告做交接，所以，原告公司与被告就达成帮其代缴社保的合意，然后，被告来配合原告公司做好富民xxxx项目的交接工作，前提条件就是可以帮其代买社保；期间，以前公司的员工杨某就为被告代缴7，233元的社保，分别缴纳2016年1月至同年6月的养老保险6，693.12元（与杨某刷卡数额相符），以及工伤保险279.66元、生育保险215.16元和补缴44.67元合计539.49元（与杨某刷卡数额相符）。2、被告于仲裁申请时提交的保险缴费发票复印件10份，欲证明被告在仲裁中主张其垫付了社保费用要求原告向其返还11，501.82元，并提供了发票要求原告承担该笔社保费用，其中载明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缴纳的保险费用为11，501.82元，其中工伤保险466.1元、生育保险358.6元和养老保险10，677.12元，为其个人缴纳的，证明该笔社保费用为被告自行缴纳，被告已确认自身的离职行为。被告对原告出示的上述2组证据质证，说公司资金链断了，员工全部离职，实际是没有，就是因为公司搬家搬到新的公司去，然后，员工是没有离职的，有部分员工一直都有流动的，后杨某帮我代缴，是因为公司没有钱，资金全部断了，社保缴纳必须要公司，所以由杨某帮我垫，然后钱是我出的，是公司因为没有钱，就让我自己代缴，是这么回事；针对原告提交的2组证据，我方对这2组证据上面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不持异议，事实上，被告没有离职，为原告公司工作；所谓的代缴社保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正是因为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购买社保是原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反正就只是由于原告缺乏资金，被告垫付了购买社保的资金；原告一直说我离职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签订离职的手续，到现在原告都提供不出证据来，我一直在公司工作。本院对原告出示的上述2组证据审查，对被告认可的及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二）被告出示证据：1、《情况说明》原件2份及身份证复印件2份，欲证明被告在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之前一直在为原告工作，履行管理者的职责。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及其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因为这两份《情况说明》来源不明，且其内容模糊不清，并不能证明被告2017年年底还在原告公司工作的事实；且《情况说明》里所述的协商解决山体滑坡、村民赔偿和xxxx项目土地纠纷等相关事宜，如果被告参与了这些事情，那么，为什么在2015年10月停工以后，就在那边上班的保洁员从未见过被告；且项目停工后，工地上并没有做过任何的工程，也未发生过山体滑坡等事情。本院对此组证据审查，仅对其能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予以采信。本院经庭审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被告于2012年1月1日与原告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即入职原告公司工作，其具体负责富民xxxx项目与相关部门单位等的协调工作；被告2013年7月是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其工资10，000元，从2014年3月至2015年10月被告的工资每月为12，000元左右；2015年9月被告就离开了原告公司，后原告曾要求被告办理离职手续及其工作交接手续，但被告不予理睬；2015年11月原告公司开发的富民xxxx项目经营困难而停工至今。这期间，原告公司为被告补缴和缴纳了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社会保险（其中，个人（被告）当前缴费基数3，984元），发放了被告2013年7月至2015年10月的工资。原告认为，2015年5月8日起，被告无故旷工，且口头向被告提出离职，说完转身就走，之后未到公司上班，也未与公司就其负责的事项做任何工作交接，致使其负责的富民xxxx整个项目一度陷入混乱，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后患；随后，富民xxxx项目停工，原告曾与被告多次交涉工作交接及办理离职手续问题，其却一直置之不理，在此期间，原告一直为其代缴社保费用；被告自2015年5月8日起就未向原告提供劳动，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6月11日解除；原告无义务向被告支付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和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31日的工资及其经济补偿金等费用共计812，315元。富民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富劳人仲书字第20号裁决书的裁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不服，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另查明，2016年1月1日后，原告公司先后委托昆明瑞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云南万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富民xxxx项目进行维护管理。2016年1月，原告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某某的工资6，200元（其2013年7月份时作为原告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工资和当时原告公司副总经理被告的工资一样为10，000元；现原告公司经营困难，项目停工，员工工资调整）。2015年12月原告公司到社保局办理了李某某和杨某等员工的社会保险停保；2016年6月1日，被告转账7，233元给原告公司员工杨某（现已离职），杨某为被告代缴了其2016年1月至6月的养老保险6，693.12元、工伤保险279.66元、生育保险215.16元和补缴44.67元；2017年4月13日，被告自行为其缴纳了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11，501.82元，其中工伤保险466.1元、生育保险358.6元和养老保险10，677.12元。被告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于2016年3月24日成立云南莲印贸易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成立云南壹贰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1日成立台州欣威贸易有限公司。本院认为，本案中，首先，就被告提交出示的《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原件，共4张纸共8面（首张纸封面和背面未标注页码），首张纸和第4张纸（其实际上是1张纸折成首张纸和第4张纸，看是较新的纸张）与第2、3张纸（其实际上是1张纸折成第2、3张纸，看是较旧的纸张）新旧颜色明显不一样；第2张纸背面即标注页码为2页中用笔填写的“2”的写法与第4张纸背面即标注页码为6页中用笔填写的“2”的写法也不一样；第2、3张纸与首张纸和第4张纸存在用订书针两次装订的痕迹（为此，为保护该两次装订的痕迹，一是用承办人的手机拍照了该合同共5张照片复印件附卷，二是装订卷宗时用该合同复印件装订，该合同原件装袋附附卷）；第4张纸的内容中有原、被告的签字或盖章等，其与首张纸实际上是1张纸折成首张纸和第4张纸，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综上，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和案情等分析，仅对该合同的首张纸和第4张纸的内容予以采信；其证实被告于2012年1月1日与原告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就入职原告公司工作。其次，针对被告的抗辩，一是其辩称，其于2011年6月被杨某聘用为公司高管，先担任原告公司副总经理，后转任为总经理。为此，被告所提交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于2011年6月为原告公司高管，后任过原告公司总经理。二是其辩称，其在工作上直接对杨某负责并汇报工作，主要负责地产开发过程中与相关部门和相应单位及人员的协调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其不需要在单位坐班，也无需打考勤，只需完成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其从未向原告书面或口头提出过辞职，更没有办理过任何形式的离职手续；其在提起劳动仲裁之前，一直为原告从事相应工作。对此，被告并未就其在工作上直接对杨某负责并汇报工作提供相应的证据佐证，以证明其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不需要在单位坐班，也无需打考勤等；被告虽未向原告书面或口头提出过辞职，也未办理过离职手续，但本案中有《宜良县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等证实被告于2015年9月就离开原告公司，并根据本案已查明的法律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确信“后原告曾要求被告办理离职手续及其工作交接手续，但被告不予理睬。”（原告诉称）这一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依法应认定该事实存在；被告虽然提交出示了李秉政等的《情况说明》等，但其并不能足以证明被告所辩称的“其只需（已经）完成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更不能证明其在提起劳动仲裁之前，一直为原告从事相应工作；相反，原告方的证据已能证明，原告公司所开发的富民xxxx项目因经营困难，其已于2015年11月停工至今，并于2015年12月到社保局办理了李某某和杨某等员工的社会保险停保，2016年1月，其又下调还在原告公司上班员工的工资；当然，虽确实存在原告公司员工杨某（现已离职）为被告代缴社会保险一事，但其是发生于2016年6月1日，且被告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6月期间其仍为原告从事相应工作；而从被告所提交出示三个其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所先后成立的公司，可以证明其离开原告公司后已另有打算并付之行动；至于原告主张原、被告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6月11日解除，根据其所提供出示的相关证据是不能证明其主张依法成立的。综上，从劳动力的交换形式及其从属性特征等方面综合审查，结合本案案情等分析，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是于2015年11月1日起才不存在的。第三，就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提出，被告主张2012年和2013年拖欠的工资已过时效等，原告无义务支付被告；但其（被申请人）在仲裁阶段并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等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做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然，就被告（申请人）在仲裁中请裁决原告（被申请人）等支付其2011年6月至2013年10月的工资348，000元（合计29个月，平均每月12，000元），对被告请裁决原告支付其2012年1月1日之前的工资，这与原告公司无关，因为在本案中已查明，被告是于2012年1月1日与原告公司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即入职原告公司工作的；对被告请裁决原告等支付其2013年7月至10月的工资，这4个月的工资，在本案中已查明，原告已支付给了被告。综上所述，一是对原告请判决其不支付被告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的工资的诉求，结合被告在仲裁中请裁决原告等支付其2011年6月至2013年10月的工资348，000元的请求，鉴于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有缺失，根据本案查明，原告公司为被告补缴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的社会保险中的个人（被告）当前缴费基数为3，984元，以及被告2013年7月至10月的每月工资为10，000元等事实，依法仅可在本案中酌情判令原告支付拖欠被告2012年1月至2013年6月的工资（每月8，000元）合计144，000元。二是对原告请判决确认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6月11日解除及判决其不支付被告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的诉求，可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1月1日解除，并对原告主张其无义务支付被告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依法应当予以支持。三是对原告请判决其不支付被告垫付的社会保险8，315元的诉求，根据本案查明，2015年9月被告就离开了原告公司；2016年6月1日，被告转账7，233元给原告公司员工杨某（现已离职），杨某为被告代缴了其2016年1月至6月的社会保险7，233元；2017年4月13日被告自行为其缴纳（包含补缴）了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的社会保险11，501.82元；上述被告转账7，233元给杨某为其代缴了社会保险以及其自行为自己缴纳了11，501.82元社会保险的行为，其性质属于被告在其自动离职后依托原用人单位自行为自己缴纳社会保险，以及上述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1月1日起不存在了等事实；故依法对原告主张其无义务支付被告所谓垫付的应由单位（原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8，315元，依法应予以支持。四是对原告请判决其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求，根据本案查明，被告系自动离职，而原告却存在拖欠被告工资的行为，所以，对原告主张其无义务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诉求，依法应当不予支持；根据被告在原告公司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12个月每月工资在12，000元左右及被告在原告公司工作近4年的情况，依法可酌情判令原告支付被告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补偿金48，000元。综上，原告的诉求依法不应得到全部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三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十六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蒋某某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11月1日解除；二、限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拖欠被告蒋某某18个月的工资（每月8，000元合计144，000元；三、限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被告蒋某某经济补偿金48，000元；四、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蒋某某2015年11月至2018年12月的工资456，000元；五、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支付被告蒋某某缴纳的社会保险8，315元；六、驳回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原告已预交），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昆明友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健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刘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