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7民初22076号原告：王炜，男，1971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政，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曼君，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李大龙，职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炜与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政、罗曼君,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人民币XXXXXXX.3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团队奖励38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2年11月，原告被任命为被告处总经理职务(集团中层副职)，因被告尚处于企业初创阶段，经营及资金状况都比较紧张，被告原所属上级单位绿地集团有关领导与原告协商一致，即原告薪资暂按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打折发放，待被告经营步入正轨，再按照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正常发放，并承诺就之前打折发放的差额部分进行一次性补发并给予核心团队奖励。随着被告经营状况的好转，2017年11月始，被告按照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向原告发放薪资，但未补发2017年11月之前打折发放的差额部分。为此，原告就补发工资差额及团队奖励事宜多次向被告申报，并经被告以书面形式(加盖公章)向绿地集团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张玉良请示，得到张玉良的签字确认。被告作为独立法人，自2010年11月25日设立起即对外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股权变动不能构成其逃避债务的理由，被告理应对其经营期间已发生、正在发生的债务及原有债务承担责任和义务。被告的行为已经违反有关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债权，仲裁裁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于2010年11月26日入职被告处，2012年11月起担任总经理，负责被告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公章使用的审批、决定人。被告原系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控股股份公司)下属数十家物业公司之一，2017年6月29日，原由绿地控股股份公司及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控股公司)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居乐公司)，雅居乐公司后更名为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生活公司)，公司收购后仍由原告管理运营。2017年9月1日，新股东雅生活设立董事会，后发现公司管理混乱，董事会于2017年10月17日决议收回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公章脱离原告的完全控制。此后原告提出其在2017年9月15日曾得到前股东绿地控股股份公司总裁的签字同意对其个人薪酬补差及对其团队进行奖励，而这些所谓历史欠账被告并不知晓，也未经批准，在股权转让时也未记载在会计负债、应付支出里，原告作为被告公司实际的经营管理者，也从未告知过新股东该笔争议款项。原告证明争议款项的唯一依据是2017年9月8日的请示，而该请示上张玉良的签字属股权转让后的无权签字，从请示用章来看，原告系总经理、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人，根据《印章及证照管理规定》，原告是公章使用的最终审批人，对公章使用有决定权，故加盖公章不代表被告对该请示的认可；从请示程序来看，总经理薪酬依法由董事会决定，被告公司及原告均无权决定；从请示格式来看，被告公司章并没有加盖在“批示方”，而是盖在“请示方”，可见该请示只是申请，而不是确认；从请示时间来看，请示的时间是9月8日，张玉良签字同意的时间是9月15日，均在6月30日股权转让和9月1日公司新董事会成立之后；从请示对象来看，请示对象是前股东绿地控股股份公司，而前股东任何人均无权批复和决定股权已被转让的公司高管或员工的薪酬及奖励，被告也无义务执行前股东在股权转让后的决定或承诺;从请示的内容来看，是基于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奖励请求和补发建议，希望公司以资鼓励，显然属于新产生的争议债务，而非转让前已产生的债务；从证据形式来看，绿地集团张玉良在股权转让后对请示事项已无决定权，充其量只是证人证言。因此，原告用一张前股东总裁签字的请示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已按劳动合同及公司薪酬体系足额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劳动合同书，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绿地集团关于吴韶华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证明绿地控股集团于2012年11月任命原告为被告公司总经理。3、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发放方案，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薪资的依据和工资差额的核算标准。4、关于给予绿地物业核心团队奖励的请示、薪资发放核算表、管理团队激励奖金统计表，证明被告及其上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原告提请的薪资补发、团队奖励发放事宜已经予以书面确认，该请示也已经经过被告公司管理层的讨论和决议，理应有效。5、律师函，证明原告就薪资补发、团队奖励事宜多次向被告提出书面申请予以催讨，并委托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进行催讨，但至今未果。6、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7、对现任公司总经理薪酬发放的报告，证明自原告被任命为总经理职务起，被告对原告薪酬打折发放、逐年递增以及期间差额未发放部分将予以补发的文件。8、律师调查取证笔录，证明被告关于总经理职务有固定薪酬标准，在原告就任总经理之前，被调查人作为第一任总经理的工资标准就是根据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发放方案来发放的。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但证明目的认可。对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这份不是完整的薪酬发放方案，也没有任何的公章；而且原告也不能证明他享有绿地集团一类副职待遇。对证据4认为原告作为总经理，是公章使用的最终审批人和决定人，所以请示上加盖有被告的公章没有任何的意义；至于请示上绿地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玉良的签字，被告庭审中对此表示无法确认，庭审后，被告书面表示因新老股东关系很僵，绿地集团就张玉良签字一事不会出具相关说明，被告认为原告不可能伪造签名，绿地集团也没有否认，为便于审理，被告认可该请示上张玉良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该签字是股权转让后的无权签字，未经董事会及新股东批准或认可，不代表被告的意见；对薪资发放核算表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核算表是根据原告的实发工资，如果要主张的话，应该根据应发工资，其中包括社保等，该核算表不是被告公司制作的，计算金额也是错误的；对管理团队激励奖金统计表，其金额是根据离职后补偿金来计算的，不是奖金，国有企业的管理层都无权来划分国家的资产，管理层自己定自己的薪酬，被告是不认可的。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对证据7没有原件，真实性不确认。这份报告只有被告的公章和原告本人的签字，没有任何上级领导、董事会、上级公司的签字，从内容来看，与实际操作不符，原告的工资一直是按照被告公司的薪酬体系来决定的，不存在参照绿地集团的薪酬标准。从原告之前的工资来看，也不是按照逐年递增发放的，原告2016、2017年的应发工资远远高于一类企业副职100%的收入；从该报告第三条来看，也没有确定需要补差，被告询问过绿地集团，绿地集团表示在股权转让之前从未对原告承诺过相应的补差，所以这份报告绿地集团肯定是不知情的。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但内容不予认可，证人证言必须要经过当庭质证才有可能被采信；需要指出，按照证人的说法，总经理对应的薪酬是110万，证人之前的薪酬是不是110万，而且原告之前的薪酬是30多万，薪酬怎么可能增加到110万。此外，原告为证明其诉称意见还向法院申请证人蒲某某、高某某、郑某到庭作证。证人蒲某某到庭陈述，证人原是被告的员工，原告是证人的上级。2018年11月30日，因公司合并重组原告离开被告。证人在雅生活收购之前担任华北区总监，收购之后担任京津畿区域总经理。2017年8月中旬左右，原告主持管理层会议，讨论议题，一是核心管理团队奖励，二是原告工资的补发。原告说在6月底集团领导对管理团队比较认可，但因为公司要并到雅生活，表示给管理团队奖励。针对这两个议题会议形成一份报告，由人事整理完毕后由原告报绿地集团签批，签批结果是集团总裁同意。证人也在管理团队奖励的名单里。证人不清楚原告的收入，也不清楚公司是否扣发过原告的工资，因为前几年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好，按照录用标准原告没有拿全额工资，关于原告的工资定级是多少当时有约定，该约定应该在集团总裁处，这是听原告说的。证人高某某到庭陈述，证人原是被告的职员，2018年11月9日离职，离职前在被告处担任行政人事中心的助理总经理，原告是证人的上级领导。2017年原告就团队奖励和薪资补发事宜向公司提请过，因为绿地集团和领导多次提到被告公司表现突出，可以给予奖励，经过常规的决策流程召开了管理层会议，后形成报告，报给绿地集团，由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签字确认，其中包括了团队奖励和原告的薪资补发。证人也在团队奖励名单里，因为之前副总经理在广州，所以上海关于行政人事的工作都由证人具体负责，领导可能考虑到这点就把证人放在团队奖励名单里。证人听原告说，团队奖励是集团领导多次与原告沟通时建议的。证人对原告提供的《对现任公司总经理薪酬发放的报告》，表示看到过该份文件的原件，并称原件保存在原告的个人档案里。原告的工资表是由证人核算的，原告的工资是根据逐年递增的标准发放的；原告的薪酬是套用集团的薪酬，与证人的薪酬是不一致的，A3.8和A3.9档是公司的薪酬标准。被告公司有用印制度和专门的公章管理员，根据流程，原告是用章的最后审批人和决定人。证人郑某到庭陈述，证人原在被告处担任风控监审经理，2018年6月离职，和原告原是同事关系。有关团队奖励以及原告以前的工资打折，公司被收购要给予原告补偿事宜，管理层开会进行讨论，证人也参加了该会议，证人不在团队奖励名单中。据证人所知，后来还报集团领导审批，但证人没有看到有奖励发下来，领导的工资也没有补发。公司的公章是有专人掌管的，原告不掌管。经质证，原告认可三名证人的陈述真实性。三名证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均属于被告公司管理层组成人员，也是讨论原告工资补发、管理团队奖励会议的参与者，其证言可以印证两项事宜是经过管理层的讨论和决策，已经形成了被告公司的决策意志，对外产生效力;原告作为时任总经理，完全可以指派财务将相应的奖励发放到位，考虑到被告新老股东的交接期，原告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将管理层讨论后所形成的决议向绿地集团最高负责人进行报备报批，体现了原告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对于涉及本人利益的忠诚原则。被告对三位证人的陈述真实性不予认可，三名证人和被告都有利益冲突，前两个证人就是团队奖金发放中的一员，如果原告诉讼获得支持的话，他们也会向被告主张相应的权利，所以他们是本案的直接利害人。还有一名证人虽然不是获得团队奖金的人员，但他作证过程中陈述他是辞职的，未获得补偿金，故他与公司也存在利害关系。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所有的证人都没有看到张玉良或是其他在职的绿地集团领导作出过任何的相关承诺，也都是听说了向张玉良报批，所有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都是传来内容，不应采信。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7年7月3日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证明2017年6月29日被告股东由绿地控股股份公司、绿地控股公司变更为雅居乐公司。2、2017年9月11日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股东决定、公司章程，证明2017年9月1日被告股东雅居乐公司更名为雅生活公司，被告公司设立董事会，免去吴晓辉执行董事职务，由股东委派刘德明、董亚夫、李大龙组成公司董事会，法定代表人由吴晓辉变更为李大龙。3、印章(鉴)及证照管理规定，证明根据该规定第4.2.3条、第4.2.4条规定，总经理是印章使用的最后审批人，负主要责任。4、2017年10月17日董事会决议，证明被告股东决定收回公章控制权，涉案公章在此后(11月)才脱离原告完全控制。5、关于律师函的回函及快递单，证明被告于2018年5月17日回函告知原告其不应支付涉案款项。6、2018年6月1日董事会决议，证明被告董事会于2018年6月1日免去原告总经理职务。7、工资单，证明被告按照约定已全额支付原告劳动报酬，不存在差额。8、薪金调整审批表，证明2015年原告的薪资标准从A3.8调整到了A3.9，原告的薪资是按照公司的薪酬体系进行管理的，并不存在参照集团待遇；另外，被告根据这个薪酬体系发放薪资，双方是没有异议的。9、管理制度汇编，证明该汇编中薪酬管理规定第3.2条和第3.3条对薪资构成做了规定。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认可，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印章管理规定，原告只是最终的签批人，之前还有部门负责人、相关部门审核、区域行政人事复核，区域负责人批准，所以不代表所有章都是由原告盖的。对证据4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该文件是真实的，也无法证明在此之前涉案的公章是由原告完全控制的，即便根据证据3中的印章管理规定，也只能表明原告是印章的签批人，不能表明原告实际控制、掌握相关公章。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但不能以被告否认律师函中的所偿请求就证明其不应该支付相应款项。对证据6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决议是被告单方面制作和提供的，与本案争议事实不存在关联性，不影响原告追索相应的薪酬。对证据7工资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证明事项不认可，工资单仅仅证明被告按照集团一类企业中层副职标准的6折、7折、9折发放原告的工资，该工资单与原告交张玉良审核批准的核算表是完全对应的。对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仅总经理一栏有原告签字，原告对该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按照正常的审批流程，该表中“调整事由”“区域负责人意见”和“综合管理部意见”栏都是空白的，仅有“同意”二字，该表格即便是属实的，也应认定为空白表格，不具备对原告薪资调整的证据；该表中所载明的薪资数额、岗位津贴也与原告实发金额不一致，所以原告对该证据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另外，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薪资发放核算表已将原告入职以来每月的实发工资总额罗列清楚，与被告提供的明细金额是一致的。对证据9真实性没有异议。根据原、被告的上述举证、质证意见，并结合本院庭审调查，本案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10年11月26日进入被告处工作，担任副总经理一职，2012年11月起担任总经理。原、被告双方签订过期限为2010年11月26日至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及2017年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约定，原告负责物业管理，基本工资为38200元。被告每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月工资至2018年5月。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6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2018年5月23日，原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1、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工资差额XXXXXXX.31元；2、支付团队奖励385000元；3、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20940元。2018年8月20日，原告撤回第三项仲裁请求。该会于2018年8月28日作出普劳人仲(2018)办字第1187号裁决书，裁决：“申请人(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如其诉请。另查，2017年6月29日，被告股东由绿地控股公司、绿地控股股份公司变更为雅居乐公司，雅居乐公司认缴出资额550万元，出资比例100%，股东会决议第五条载明：“公司股东发生变动后，公司原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变”。绿地控股股份公司及绿地控股公司与雅居乐公司签订过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该合同使用说明中第九条规定：“产权转让涉及债权、债务承继和清偿办法的，应当对标的企业相关债权、债务(包括拖欠职工的相关费用)处理进行约定，并将相关的债权债务协议或承继、清偿办法作为本合同之附件”。被告于2017年9月1日召开股东会议，根据被告向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崇明区市场管理局)提交的股东决定载明：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事项：一、免去吴晓晖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二、免去钱铧镕公司监事的职务。三、设立公司董事会，由股东委派刘德明、董亚夫、李大龙组成公司董事会，刘德明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长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四、聘任李大龙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经理，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五、由股东委派冯欣担任公司监事。六、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审议通过新的《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章程》。七、股东由原来的“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雅居乐雅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崇明区市场管理局于2017年9月11日向被告出具了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再查，被告成立于2010年11月25日，2017年9月11日，被告法定代表人由吴晓晖变更为李大龙。绿地控股股份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8日，2015年8月13日，法定代表人由王文杰变更为张玉良。绿地控股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17日，法定代表人为张玉良。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工资差额。原告主张其自2012年11月担任被告处的总经理，被告上级单位绿地集团领导与原告协商，原告薪资暂按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打折发放，待被告经营步入正轨，再按照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正常发放，并承诺就之前打折发放的差额部分进行一次性补发。随着被告经营状况的好转，2017年11月始，被告按照原绿地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标准向原告发放薪资，但未补发2017年11月之前的差额部分。被告则辩称其已足额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不存在原告薪酬打折发放的事实，被告前股东也从未承诺过补发原告薪酬打折部分的差额。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供的《集团一类企业副职薪酬发放方案》不是完整的薪酬发放方案，且没有被告或其原股东公司的公章，被告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本院无法确认该发放方案是否适用于原告；其次，针对原告提供的《对现任公司总经理薪酬发放的报告》，其内容虽载明：“公司领导：……鉴于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及资金情况，经集团分管领导商榷，对总经理薪酬发放意见如下：1、目前薪酬暂时不变。即依据集团一类企业副职发放方案(2010版)确定的原总经理工资奖金金额总额的50%核发，综合福利津贴依据标准发放。2、公司在后续二年实现持续盈利且增长的，则薪酬递增，即依据集团一类企业副职发放方案(2010版)确定的原总经理工资奖金金额总额的60%核发。3、第三年起，公司每年继续实现持续盈利且增长的，则每年薪酬递增，以此类推。最终递增后的工资总额除集团对原有薪酬方案调整外，原则上不超过原总经理核定的薪酬标准。期间差额部分，视后续经营情况另行补发。特此报告。”但该报告从形式上来看仅是一份请示报告。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应由董事会负责，并由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现，原告出示的上述总经理薪酬发放报告仅反映了其个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并未有被告公司董事会的确认意见，故该报告不足以证明原告薪资存在打折发放的事实。至于报告上加盖被告公司的公章，系因原告作为总经理其掌握有公章使用的审批权，故无法说明报告内容已经过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并付诸执行。因此，原告以《对现任公司总经理薪酬发放的报告》为凭主张工资差额，依据并不充分；最后，关于原告提供的《关于给予绿地物业核心团队奖励的请示》，该请示的落款日期为2017年9月8日，请示对象系被告的原股东绿地控股公司及绿地控股股份公司，而绿地控股公司及绿地控股股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玉良签字同意日期为2017年9月15日，但根据崇明区市场管理局出具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显示，被告股东已于2017年6月29日发生变更，绿地控股公司及绿地控股股份公司将其持有的被告公司股权100%转让给了雅生活公司，故2017年9月15日张玉良作为被告原股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其签名同意原告的请示并不能代表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何况，原告在职期间其从未就工资差额问题向被告或其股东提出过补发请求，现却在被告公司股权发生变更后向原股东提出请示，其上述做法亦有违常理。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XXXXXXX.31元，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团队奖励。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团队奖励385000元，并提供《关于给予绿地物业核心团队奖励的请示》以及证人的陈述予以证明。被告辩称，其原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在请示上签字属于无权签字，不同意支付团队奖励。本院认为，原告依据《关于给予绿地物业核心团队奖励的请示》主张团队奖励，缺乏依据，理由同前述，不再重复，故对其要求被告支付团队奖励385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王炜要求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23日期间工资差额人民币XXXXXXX.31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原告王炜要求被告上海绿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团队奖励人民币3850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王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侯 钧审 判 员  孙宏伟人民陪审员  浦 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高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