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231刑初106号公诉机关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孙某某，男，1966年11月2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拜泉县，汉族，初中文化，系拜泉县兴农镇XX村村民小组长，住黑龙江省拜泉县。2019年4月3日因涉嫌犯贪污罪被取保候审。2019年11月2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拜泉县看守所。辩护人孙世英，黑龙江法佳律师事务所律师。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检察院以黑拜检诉刑诉[2019]1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某某犯贪污罪，于2019年8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次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金花、书记员刘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某某及其辩护人孙世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孙某某在任拜泉县兴农镇XX村村民小组长期间，利用协助兴农镇政府统计大豆种植亩数的职务便利，2016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85.1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10091.16元（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被其用于生活花销；2017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117.8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20433.59元，被其用于生活花销；2018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98.5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31520.00元，上述款项30524.75元被其用于生活花销。案发后，其将赃款62044.75元依法上缴拜泉县监察委员会。经调查，被告人孙某某于2019年3月11日被监察机关通知接受谈话时到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某某利用职务之便，虚构事实，骗取国家大豆种植补贴款，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向本院提出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以下，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有异议,对量刑建议有意见。认为2017年认定的数额中含有2015年应该补贴给其的76亩土地的钱，2017年的报表里面有2015年其少得的76亩补贴，后来村里让其填到2017年的。2018年是村里输入土地面积产生错误，钱其没支取，是县纪委支取的钱，2018年其的报表底单和村里的是一致的，其没有虚报。此外，其不是干部，只是骗取，不能构成贪污罪。辩护人孙世英提出，一、被告人孙某某2017年多报的大豆种植面积中含2015年漏报的76亩大豆，而且对补报事宜村委会知情，孙某某对该笔补贴款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该76亩补贴款不应计贪污的犯罪数额。2015年，被告人孙某某种的都是大豆，当年玉米没有补贴，由于村委会的失误，误将孙某某种的大豆，报成76亩玉米，造成孙某某当年少得76亩大豆补贴，孙某某多次找到村委会，村支书王某某让村会计在2017年报补贴时将该76亩的大豆补贴进行了补报。有村委会王某某出据的证言可以证实，为此孙某某2017年只虚报了41.8亩，另外76亩是经村委会同意之后对2015年漏报的大豆补贴的补报，孙某某对该补贴的取得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孙某某只是想将自己2015年应得的补贴款要回来，如果说对于己发生的漏报不允许这样补报，孙某某的76亩补贴款的取得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性，该数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而且在本案公诉之前，孙某某已将该76亩的补贴款返还。二、2018年被告人孙某某申报的大豆种植面积与其实际种植面积一致，不存在虚报，2018年多出的补贴款不应计入孙某某的贪污数额。首先2018年，孙某某所在的兴农镇要求按二轮土地承包台帐面积申报补贴面积，孙某某按规定申报了自己的大豆、玉米种植面积，其手中持有的申报表面积与村委会的上报表面积一致，并没有虚报，但为何上传的电脑表面积会多出98.50亩，孙某某并不知情，而且在发现错了之后还找过村委会进行复核，会计的表确实也没多，多出的补贴款孙某某也未支取，到户就立即要求村里收回，村里拒绝收回后，孙某某又找纪委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要求上交，对此笔补贴款孙某某既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没有虚报骗取的行为，为此该数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孙某某虚报了种植面积，根据监察委的说明可以看出，所谓的虚报是一种推测，理由是以前孙某某手里都有原始底子，2018没有，所以是虚报。这是一个假设的推论，从2017年的原底看，也是孙某某自行抄录而己，2018年孙某某也有同样模式的原底，孙某某的申报表虽有涂改，但看不出怎么多出98.5亩。照相馆的统计表是手工计算填报，也无单项明细，无从认定是孙某某报多了，还是录入时统计错误或输入错误造成的，为此认定孙某某虚报大豆补贴证据不足。三、孙某某虽然有虚报行为，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获得的补贴款数额不足三万元，没有达到贪污罪的起刑点，且孙某某已全额退还了非法取得的补贴款，为此不应追究孙某某刑事责任。四、孙某某一直如实供述，积极退赃，具有坦白情节，有悔罪表现，其已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假设2016、2017的虚报数额都被认定为贪污的话，人民法院应对其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孙某某的贪污数额未达到三万元的起刑点，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处。辩护人量刑建议：对孙某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法院最终认定孙某某的贪污数额超过三万元，也应考虑其法定从轻、酌定从轻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依法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孙某某在任拜泉县兴农镇XX村村民小组长期间，利用协助兴农镇政府统计大豆种植亩数的职务便利，2016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85.1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10091.16元；2017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117.8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20433.59元，上述款项共计30524.75元被其用于生活花销。案发后，其将赃款30524.75元及多得的国家大豆补贴款31520.00元依法上缴拜泉县监察委员会。经调查，被告人孙某某于2019年3月11日被监察机关通知接受谈话时到案。上述事实，有经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孙某某的自然身份情况；2.拜泉县公安局兴农派出所证明，证实孙某某于2015年11月2日因危险驾驶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4月29日该案移送审查起诉；3.拜泉县兴农镇XX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任职证明，证实孙某某于2015年1月至2019年4月期间担任该村民小组组长，在任期间协助村委会从事日常管理工作，协助兴农镇政府从事粮食补贴、种植补贴等各项补贴款的上报、发放工作；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说明、黑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票据，证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于2019年3月28日收缴孙某某62044.55元；5.孙某某种植土地面积统计表、土地台账、2015年土地实拉实测统计表，证实孙某某及其种植的雷某某、雷某1等17人机动地按1998年分的土地的面积共计325.2亩，2015年实测面积为339.9亩；6.总账、机动地发包款收据，证实孙某某承包村里机动地2016年至2018年交费情况，25.7亩土地价格共计23130.00元；7.孙某某2015年种植面积统计表，证实孙某某2015年实测面积339.9亩，其中种植玉米115.4亩，种植黄豆224.5亩；8.2015年大豆种植面积统计表、XX村大豆补贴明细表，证实孙某某2015年上报大豆种植232亩，补贴共计30316.84元；9.2016年主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公示表，证实孙某某2016年种玉米160亩，种植黄豆265亩，共计种植425亩；10.2017年农户种植面积统计表，证实孙某某2017年种玉米160亩，种植黄豆279.7亩，红小豆种植12亩，共计种植451.7亩；11.2018年农户种植面积统计表，证实该表系保存于孙某1处原始报表，孙某某上报的其2018年种玉米123.6亩，种植黄豆161.1亩，共计种植284.7亩，但该表内有部分数字有改动；12.2018年农户种植面积统计表，证实XX村向乡里上报孙某某2018年种玉米123.6亩，种植黄豆269.1亩，共计种植392.7亩；13.补贴公示表、补贴公示照片，证实兴农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9日至11月15日在XX村公示栏公示XX村2018年种植面积及补贴情况，其中孙某某大豆种植面积269.1亩，补贴标准320.00元，补贴金额86112.00元，玉米种植面积123.6亩，补贴标准25.00元，共计3090.00元；14.2016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明细表，证实孙某某2016年大豆补贴面积265亩，补贴标准118.58元，补贴金额31423.70元；15.2017年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发放明细表，证实孙某某2017年大豆补贴面积279.7亩，补贴标准173.46元，补贴金额48516.76元；16.2018年大豆生产者补贴，证实孙某某2018年大豆补贴面积269.1亩，补贴标准320.00元，补贴金额86112.00元；17.拜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农信用社客户账理事明细查询、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存/取款凭条，证实孙某某拜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账户内2016年至2018年粮补发放及取款时间，其中2018年11月22日收到大豆补贴86112.00元，12月3日取款45000.00元，12月7日收到轮作补贴17400.00元，12月14日支出27000.00元，剩余35129.47元；18.拜泉县兴农镇XX村委会证明，证实2015年至2017年拜泉县兴农镇XX村各组按照2015年实拉实测土地面积上报各项补贴，2018年按照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土地面积标准统计上报各项补贴。（二）证人证言1.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实，孙某某是其村村民小组长，主要职责是代表村里向村民传达上级各种惠农政策、文件精神，协调村民出工出劳、基础数据报表，协助镇政府统计上报农户种植补贴面积等工作。2016年、2017年村里规定上报种植补贴面积依据2015年其村里对所有耕地的实拉实测面积。2016年孙某某流转了本村共计17户农户的土地并承包村里两块机动地，加上其自家土地，按照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其实际耕种339.9亩土地，包括：孙某某21亩、雷某某28.9亩、雷某119亩、雷某26亩、雷某310.8亩、雷某47.3亩、许某某31.8亩、刘某某25.3亩、赵某某36.7亩、刘某112.5亩、张某某14.8亩、张某119.4亩、张某29.1亩、孙某226.5亩、冯某某18.8亩、孙某35.4亩、杨某某10.6亩、吴某某10.3亩、机动地25.7亩，这些土地种植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2016年孙某某获得种植补贴面积为425亩，其中大豆265亩，虚报面积85.1亩，2016年大豆每亩补贴118.58元，其得到补贴金额31423.7元，多得补贴款10091.16元。因其村里是由劝业、兴业、远见合并而成，户多、人多、地多，主要依靠村民小组长统计汇总上报，然后通过公示来维护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2017年孙某某流转了本村共计16户农户的土地并承包村里两块机动地，加上其自家土地，按照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其实际耕种333.9亩土地，包括：孙某某21亩、雷某某28.9亩、雷某119亩、雷某310.8亩、雷某47.3亩、许某某31.8亩、刘某某25.3亩、赵某某36.7亩、刘某112.5亩、张某某14.8亩、张某119.4亩、张某29.1亩、孙某226.5亩、冯某某18.8亩、孙某35.4亩、杨某某10.6亩、吴某某10.3亩、机动地25.7亩，这些土地中有12亩种植红小豆，其余种植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2017年孙某某上报的种植补贴面积为439.7亩，虚报面积为117.8亩，且应该均虚报在大豆面积中，2017年大豆每亩补贴173.46元，其多得20433.59元。2016年、2017年共套取补贴资金30524.75元，都已经打入孙某某的直补折中。2018年孙某某共得到392.7亩的种植补贴，补贴金额是89202.00元，其中玉米是123.6亩，每亩补贴标准25.00元，补贴金额3090.00元，大豆269.1亩，每亩补贴标准320.00元，补贴金额86112.00元。因为孙某某是小组长，种植面积是其自己上报的，具体补贴面积明细为，孙某某18.6亩、雷某某30亩、雷某119.5亩、雷某312亩、雷某46亩、许某某24.1亩、刘某某24亩、赵某某6.5亩、刘某112.1亩、张某某13.1亩、张某115亩、张某29.5亩、孙某225.8亩、冯某某14.9亩、孙某36亩、杨某某12亩、吴某某10亩、机动地26亩，以上共计284.7亩。种植补贴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其也想不通，其保管的2018年全村种植补贴原始纸质申报明细表上，涉及孙某某名下的种植补贴面积明细合计出确实是284.7亩，2018年其村决定按照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农户分得的土地面积进行种植补贴面积上报，其也不清楚为何出现2018年孙某某实际种植面积与原始明细表中上报种植面积不相符的事情，但其怀疑此表中孙某某的上报面积是被人偷偷篡改，而且相关数字有改动痕迹，不可能存在村里因为工作疏忽而将孙某某的种植面积多报亩数的事情，因为表中每块地都有坐落明细，差一块地可以理解，不至于差几十块地还发现不了。向镇里上报各户种植面积时，是由村里的党建文书夏某某拿着纸质明细表去镇里委托光明照相馆老板崔某录入，上传至镇里的，输入环节也不可能出现如此不可想象的疏忽，造成多报的失误。2018年11月9日至15日，镇里要求将2018年种植补贴公示表张贴到各屯，让村民进行监督，XX村的公示表就张贴在孙某某家门口，但公示期间孙某某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种植面积多报的情况，村民对孙某某种植面积也未提出质疑。2018年11月孙某某知道其村村民曲某某告他虚报种植补贴的事后的一天，孙某某找到村书记王某某说是村里把他2018年大豆种植面积多报了100多亩，王某某核算后发现报表中孙某某的大豆种植面积比村里给孙某某报的种植面积少了100多亩，王某某就找到其问为什么给孙某某多报了100多亩大豆种植面积，其说表都是孙某某自己报的，其不可能多报，而且其和孙某某没有整事，但孙某某就说村里多报了。孙某某找其和王某某时，《2018年农户种植统计表》原件中孙某某名下的土地面积数字有改动，孙某某找其看过几次他自己的原始报表，其中有一次其把报表给他之后，因为镇里开会其就着急走了，报表在孙某某手中，他有机会改动报表。孙某某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豆种植面积上报到村里之后，由其派人按照表上的数字一个一个的统计，不可能出现100多亩的误差，另外每年各屯屯长上报种植面积之后，都会把自己的报表复印一份，孙某某也这么做了，但是现在孙某某能提供其他年份的复印件，偏偏只有2018年他提供不出来，所以其认为是他自己多报了。其平时将原始报表就放在办公室不上锁的柜子里，各村民小组长都可以随时找出来翻阅。孙某某来村里提出将多打的3万多元退缴到村里，但其与村书记王某某没有同意，因这笔钱性质不清楚，村里不敢接收，等以后由镇纪委或者县纪委来处理。2017年上报种植补贴之前，孙某某找到村书记王某某，说村里把他2015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少报了六、七十亩，他少得补贴，让村里想办法给他补上，因为王某某是2017年开始担任书记，对具体情况不了解，他打电话问其此事，其当时说好像少了，得回村里算账，王某某就对其说要是少了就想招给孙某某补上，如果没有少报大豆种植面积的话肯定不能再补。之后其找孙某某，问他到底少报多少大豆种植面积，具体是哪些地块少报了，孙某某也说不出来，事情就放下了。2017年孙某某统计上报XX村种植面积时，以2015年村里少给自己报76亩大豆种植面积为由，以其名义多报了76亩大豆种植面积的事情其不知道，因为2017年孙某某报完面积后其没有认真审核，就上报到镇里，是否多报了76亩土地其不知道，直到今年监察委办案时其才知道此事。据村里统计，按照2015年实拉实测的面积，孙某某实际种植大豆224.5亩。2015年孙某某的种植面积由其自己统计，《2015年大豆种植面积统计表（八、九组）》中黑体字是村里统计，圆珠笔是实际种植人签字确认或者修改的，该表中“孙某某”的签字是他本人所签。2015年村里根本没有少报、漏报孙某某的大豆补贴。2.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孙某某是其村九组村民小组长，主要职责是代表村里向村民传达上级各种政策、精神，协调村里日常工作，协助镇政府统计上报农户种植补贴面积等工作。2016年、2017年其村里规定上报种植补贴面积依据2015年其村对所有耕地的实拉实测面积。2016年、2017年孙某某实际种植的面积享受的种植补贴其不清楚，具体面积以村里的土地台账为准，种植补贴以统计报表为准，2016年孙某某种植了玉米和大豆，孙某某实际种植应该是339.9亩，这个以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和调查组统计的数字为准。补贴款都打入孙某某的直补折中，大豆补贴款是2017年下发的。因其村里是由劝业、兴业、远见合并而成，户多、人多、地多，主要依靠村民小组长统计汇总上报，然后通过公示来维护数据的真实性与准确性。2016年孙某某虚报的85.1亩都是种植大豆的面积，多得补贴款10091.16元。2017年孙某某应该实际种植了333.9亩，这个以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和调查组统计的数字为准。2017年孙某某种植12亩红小豆，其余的全部种植玉米和大豆，其种植补贴的面积以发放表为准。孙某某虚报种植大豆面积117.8亩，多得20433.59元补贴款，2016年、2017年共套取补贴资金30524.75元，都已经打入孙某某的直补折中。2018年11月份兴农镇纪检书记王某1把其叫到办公室，告诉其XX村九组村民曲某某上访告孙某某虚报大豆种植补贴，其才知道这个事情。2018年11月孙某某知道其村村民曲某某告他虚报种植补贴的事后的一天，孙某某找其说是村里把他2018年大豆种植面积多报了100多亩，其说孙某某的大豆面积是他自己报的，村里不可能多报，然后孙某某就到会计孙某1那里，将《2018年农户种植统计表》原件拿到其这里，其按照上面的数字统计并用笔在表上记载“合计161.1亩”、“合计123.6亩”的字样，其发现统计表原件中体现孙某某上报的大豆种植面积比村里给他报的种植面积少了100多亩，甚至比孙某某实际种植面积还少，其就找到孙某1问他为什么给孙某某多报100多亩大豆种植面积，孙某1说表都是孙某某自己报的，村里不可能多报，其又问孙某某怎么回事，孙某某说是孙某1多报了。其看《2018年农户种植统计表》原件时，孙某某名下的土地面积数字有改动，其听孙某1说孙某某找他看过表。每年补贴面积在发放之前镇里和村里都一起张贴公示表，公示期间，孙某某未对自己的大豆种植补贴面积提出质疑，村民也未对孙某某的种植补贴面积提出质疑。之后孙某某要把打到其粮补折的2018年大豆补贴款退给村里，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笔钱，就没有收，一直在孙某某的粮食直补折存放。2017年上报种植补贴之前，孙某某找其，说村里把他2015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少报了六、七十亩，他少得了补贴，让其想办法补上，其给孙某1打电话问2015年是否少报了孙某某的大豆种植面积，孙某1说好像是少了，其就对孙某1说要是少了就想办法给补上，如果没有少报大豆种植面积的话肯定不能再补了，当时孙某某听其这么说也认可了。今年监察委办案时其才知道当时根本没有少报孙某某的大豆种植面积。2015年孙某某实际种植和上报的大豆面积其不清楚，实际耕种面积村里有统计，上报的大豆种植面积以镇里的发放表为准。3.证人夏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在XX村负责党建工作，其不负责各项补贴报表。2018年5月的一天，其要到镇里开会，村报账员孙某1把各村民小组组长报给村里的种植补贴纸质明细表交给其，让其到镇里委托光明照相馆老板崔某将数据录入电脑并上传至镇里，其到光明照相馆把纸质明细表交给崔某后就到镇里开会，崔某具体怎么操作其不在场。2018年11月根据镇里要求，村里将2018年种植补贴公告表张贴到各屯。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兴农镇财政所主要负责出纳工作，其检查过2018年兴农镇XX村九组的粮食作物补贴公示情况，当时县财政局要求全县各乡镇要将农户作物补贴面积于2018年11月9日至15日在各屯进行公示，并要求各财政所工作人员务必进村入屯调查公示情况，11月9日其走了4个村，XX村九组的公示表张贴在小组长孙某某家的门口公示牌上，看到有公示表，其让随行去的孙某1给其拍照留存，回来存档了。吴某某系其岳母的前夫，他有10亩地由其岳母委托给其对外发包，近三、四年由XX村九组小组长孙某某承包，直补归其岳母，作物补贴归孙某某。5.证人杜某某的证言证实，赵某某是其女婿，他现在河北省唐山市务工，赵某某的土地由其负责对外发包，他名下30余亩土地于2016年、2017年由XX村九组屯长孙某某承包耕种，2018年赵某某妹妹将自己的6亩土地单独承包给孙某某，余下24亩土地由其收回耕种。孙某某所承包土地的种植补贴归孙某某所有。6.证人雷某4的证言证实，其在兴农镇XX村分得过6亩土地，其在敬老院待了十多年，不清楚现在这6亩土地由谁经营，其只知道是孙某某送其来的，孙某某说村里把其送到敬老院，其土地就由村里抽回，他从村里承包了这6亩土地。其以前在村里居住时，有个小名叫“雷某5”。7.证人冯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家在1998年实际分得16.9亩，2015年村里对土地进行重新实拉实测，这样其家土地被确定为19亩左右。自2013年开始其将土地流转给XX村九组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其是按照19.5亩包给孙某某的，土地的种植补贴归孙某某领取，其家直补款是按照19.3亩领取的。其家原有一块1亩左右的树地，确权时没有给我们顶数，后期经过其找村里，将1亩来的树地又算入其的土地面积。8.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家在1998年实际分得24亩土地，自2006年左右，其将土地流转给XX村九组的孙某某耕种，其按照24亩包给孙某某的，种植补贴归孙某某领取。9.证人刘某某的证言证实，刘某1系其父亲，三年前已经去世，其父亲名下有12亩土地，由其负责管理，近几年一直承包给XX村9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土地的直补归其，作物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0.证人许某某的证言证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其家应分得土地30亩，其家按五口人分的，每人应分6亩，因其儿子是独生子女，按政策多分一份地，实际其家是32亩土地。因其常年在哈尔滨务工，这些地自2014年以后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直补归其，作物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1.证人孙某3的证言证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其家三口人应分得6亩土地，实际情况多出来0.4亩，因其常年在哈尔滨务工，这些土地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其是按6.4亩包给孙某某的，直补归其，粮食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2.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其家分得土地12.7亩，因其家搬离XX村，2011年左右开始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我们约定每亩承包费300.00-350.00元，直补、作物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3.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杨某某是其父亲，已经于2007年去世，其父亲名下有土地12亩，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时，因其父亲是兴农镇政府干部，按规定家里只能每口人分得2亩口粮田。这些土地现由其负责管理，分得土地后其家种过几年，后来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直补归其，作物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4.证人雷某6的证言证实，雷某某是其父亲，其父亲名下有土地30亩，由其负责管理，从其到天津市之后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每年承包价格随行就市，我们约定所有补贴归孙某某。孙某某是其表哥，雷某3是其爷爷，已经去世十多年了，雷某3名下原有12.4亩土地，其中其爷爷的6亩地由其负责管理，其奶奶的土地听村里说被村里抽回去了，具体情况其不清楚。15.证人孙某4的证言证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其家应分得土地25亩，因为其是独生子女，按政策多分一份土地，而且其家分地时，因为地边就多分到1.5亩，这样实际是26.5亩土地。因其常年在天津，这些土地应该是2010以后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其家只是每年随行就市收取承包费，涉及土地的所有补贴都归孙某某。16.证人雷某7的证言证实，雷某1是其父亲，其了解到的是其父亲名下有18亩土地，由其负责管理，从其家到天津市之后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前些年是其父亲承包给孙某某的，价格具体不清楚，近三、四年是其承包给孙某某的，每亩每年300.00元，所有补贴都归孙某某，这些年其家就是按18亩土地承包给孙某某的。17.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期间，其家应分得土地16.9亩，因其儿子是独生子女，所以按政策多得一份地，但当时分地时因其土地挨着树带，加上这部分和其后来自己多开的，实际其家现在一共是21.5亩。因其常年在燕郊镇务工，这些土地自2006年以来一直承包给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孙某某耕种，其只是每年随行就市收取承包费，各种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张某2是其弟弟，也是多年前来燕郊镇务工的，张某2分得4.1亩土地，加上其父母的土地共计12.5亩，一直由其负责承包给孙某某耕种，其也是只收取承包费，各种补贴归种地人孙某某。18.证人仲某某的证言证实，雷某2是其丈夫，于2004年去世，雷某2名下有土地6亩，由其负责经营，雷某2活着的时候这6亩土地由孙某某承包过一年，雷某2去世后，这6亩土地其自己经营，但涉及的直补款一直打入孙某某的折上，再由孙某某将直补款以现金的方式交给其。2017年其自己开通了一个直补折，之后直补和种植补贴就直接打入其自己的折上。2016年这6亩地的直补与大豆种植补贴是打入孙某某折上，他支出后给其的现金，大概给其700.00多元。2017年其种的红小豆，没有种植补贴，2018年种植的大豆，大豆补贴款直接打入其自己的直补折上。（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孙某某供述称，其任兴农镇XX村九组村民小组长期间，主要负责协助村两委宣传上级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各种涉农补贴的统计上报等工作。2016年、2017年XX村九组农户的种植补贴面积由其负责统计上报，当时村里规定上报种植补贴面积依据2015年其村里对所有耕地的实拉实测面积。2016年其流转了本村共计17户农户的土地，并承包村里两块机动地，加上其自家土地，按照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其实际耕种339.9亩土地，包括：孙某某21亩、雷某某28.9亩、雷某119亩、雷某26亩、雷某310.8亩、雷某47.3亩、许某某31.8亩、刘某某25.3亩、赵某某36.7亩、刘某112.5亩、张某某14.8亩、张某119.4亩、张某29.1亩、孙某226.5亩、冯某某18.8亩、孙某35.4亩、杨某某10.6亩、吴某某10.3亩、机动地25.7亩，这些土地种植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2016年其上报自家的种植补贴面积为425亩，其中大豆实际耕种179.9亩，其虚报面积为85.1亩，且均虚报在大豆面积中，因此其享受的大豆补贴面积为265亩，2016年大豆每亩补贴118.58元，其多得10091.16元。其当时只是想利用自己统计上报的种植补贴的机会，虚报面积以此多得些补贴资金，其是利用几户农户随便填写的亩数凑成425亩，并没有按照一家一户土地面积去虚加亩数。2017年其流转了本村共计16户农户的土地并承包村里两块机动地，加上其自家土地，按照2015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其实际耕种333.9亩土地，包括：孙某某21亩、雷某某28.9亩、雷某119亩、雷某310.8亩、雷某47.3亩、许某某31.8亩、刘某某25.3亩、赵某某36.7亩、刘某112.5亩、张某某14.8亩、张某119.4亩、张某29.1亩、孙某226.5亩、冯某某18.8亩、孙某35.4亩、杨某某10.6亩、吴某某10.3亩、机动地25.7亩，这些土地中有12亩种植红小豆，其余种植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2017年其上报自家的种植补贴面积为439.7亩，虚报面积为117.8亩，且均虚报在大豆面积中，2017年大豆每亩补贴173.46元，其多得20433.59元。其当时只是想利用自己统计上报的种植补贴的机会，虚报面积以此多得些补贴资金。2016、2017年，其共骗取国家作物补贴资金30524.75元，这些钱都打入其个人直补折，主要用于其购买农资、四轮车加油与日常生活支出等。这件事情村里没有发现，因为其村是由XX村、劝业村、兴业村合并而成，户多、人多、地多，其实际流转土地种植多少亩村里相关人员并不详细掌握，补贴面积在发放之前在村屯公示期间，没有村民对其种植面积提出质疑，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的补贴面积，不太注意别人的补贴面积。其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其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政策和法律，其愿意积极退赃，争取宽大处理。2018年XX村九组农民的种植补贴面积是由其负责统计上报，上报的依据是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时的农户土地面积。2018年其流转了本村共计16户农户的土地并承包村里两块机动地，加上其自家土地，按照1998年确定的土地面积，其实际耕种294.2亩土地，包括：孙某某18.2亩、雷某某30亩、雷某118亩、雷某312.4亩、雷某46亩、许某某29.9亩、刘某某24亩、赵某16亩、刘某112亩、张某某12.7亩、张某116.9亩、张某212.5亩、孙某225亩、冯某某16.9亩、孙某36亩、杨某某12亩、吴某某10亩、机动地25.7亩，这些土地种植了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其得到了392.7亩土地的种植补贴款，多出来的98.5亩其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其虚报的，其应该多得31520.00元，现在其直补折中，不知道钱怎么处理，所以一直没有支取。2018年11月中旬，有村民向兴农镇纪委举报其骗取大豆价格补贴，其就找到XX村党支部书记王某某和报账员孙某1，向他们提出这件事，并且重新核算其上报的种植面积，这时其发现其名下补贴面积确实多了100亩左右，其当时提出这个面积不是其报的，多出来的大豆补贴是因为村里输入微机错误造成的。2018年11月末，其到兴农信用社查看其粮食直补折，直补折中打入大豆补贴款8万余元，几天后，其找到镇纪委书记王某1，承认自己的直补折里多打入大豆补贴款3万余元，表示要退还给镇里，王某1回复其，等县纪委调查核实后再做处理。之后其找到王某某，要求将多得的3万余元补贴款上缴村里，王某某要其等县纪委调查核实后再做处理，所以2018年多出的大豆价格补贴款3万余元一直存于其粮食直补折中。因其从来不看公示表，所以公示期间未对超出面积提出异议。其提供不了2018年XX村9组全组补贴面积的原始报表。被告人孙某某于2019年10月31日当庭供述称，其在2015年至2019年3月份担任XX村九组的小组长，期间协助过政府统计大豆种植亩数，2016、2017年时按照实拉实测的面积计算大豆亩数，2018年按照1998年二轮土地应分配面积计算的。其记不清2016年种植多少土地，有个单子能够证实2016年的土地面积，其除了种自己家地，还承包大概300多亩土地，2016-2018年其所种植土地面积没有大变化。其2016年有虚报行为，虚报多少记不清了，其默认了。2017年其虚报的数额里面有76亩是其2015年少报的，除去这76亩，其实际虚报30多亩。2018年其没有虚报土地面积，其也不清楚是何原因导致多报，可能是别人在将统计报表输入微机时工作存在疏漏。2017年-2018年其有备份，向村里交表时复印了一份，2018年的备份交给纪检监察委，交完经纪委核实，和村里的原始报表一致。其上报的农户种植作物的种植亩数在屯里的公示栏进行公示了，因是其自己报的表，其没去看。2018年粮补下来时，其知道多了就找村里了，还找过兴农镇纪委王某1。2018年多得的粮补钱是和纪委一起支取的，2016年、2017年多的粮补钱被其支取自用了。（四）其他证据到案经过，证实拜泉县监察委员会办理孙某某涉嫌贪污一案，系群众实名举报至拜泉县监察委员会，该委于2019年1月9日进行初核，同年3月11日通知孙某某接受谈话，孙某某到案后，供认了其侵占、贪污犯罪的事实，拜泉县监察委员会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调查，破获此案。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书证没有异议。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书证提出以下意见：对证据来源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2015年村委会土地实拉实测表有异议，其中关于孙某某承包土地里面有76.6亩实际种植的是大豆，但是在实拉实测的时候记录成玉米，分别体现在21页张某某面积3.5亩，第22页孙某34.9亩，张某14.7亩，23页孙某23.4亩，25页张某某5.5亩、孙某28.8亩、张某16.6亩,26页冯某某3.8亩，张某某2.5亩，张某13.9亩，第30页许某某5.4亩,33页雷某某12.7亩，雷某16.9亩，刘某14.0亩，一共十四块地，有76.6亩土地实际种植大豆，被记录成玉米；对于2017年孙某某自己申报的报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孙某某在个人申报2017年补贴时其所提供的明细和最后总数差距是76亩，由此可见被告人所述经过村里同意在2017年补报2015年错误申报的76亩地补贴是符合事实的；关于2018年报表，虽然有改动，但是请法庭注意，改动内容可以看出是书写错误，比如说玉米记到大豆上重新勾画，或者是亩数填串了，并没有看出多出的地是虚报的情形，另外孙某某手中复印件与村里的报表是一致的，而且他自己的还少了10几亩地，因此孙某某在2018年没有虚报的行为，公诉机关仅从报表存在有改动就认定孙某某有虚报行为，证据不足。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孙某1的证言有异议，认为村里确实答应把2015年少的补贴款从2017年给其补回来，其余的没有了。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证人孙某1的证言有异议，提出以下意见：第一，2015年少报的76亩补贴从2017年补贴补回来他没有说实话，确实是村里同意孙某某填写上去的；第二，关于2018年的报表，证人不能从推测来陈述证词，关于2018年报表的错误发生他也是主观推测，他并没有看到孙某某在交到村委会后进行涂改，所以他的这部分证言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第三，关于孙某某虽然听说有村民告他，他才去村委会要求核实表，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次核实，在纪检委找他谈话之前，他经过核查家里的表不多，才去找的村里和会计和书记一起核实，村里和他手里的表也不多的情况，怎么多的孙某某并不知情，当时会计也很诧异，在公示还没开始的情况下，举报人怎么知道电脑上传的表多了，补贴打回来之后和村里说钱多了，村里看电脑上传的确实多了，就这个过程。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王某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76亩地补贴这事儿确实是他答应的，他也知道。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证人王某某的证言有异议，提出以下意见：第一，76亩地补贴的事儿是他同意加到2017年的，而且他还给孙某某出了证言；第二，2018年的他陈述不完全属实，有主观臆测，实际上孙某某报的表和村里留存的表是一致的，都不多，不存在虚报，最后上传电脑的文件并不是孙某某最后核算的总数，孙某某只是统计明细，没有汇总，汇总是电脑上传时做的。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夏某某、王某2的证言没有异议。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证人夏某某、王某2的证言没有异议，但提出以下意见：夏某某并没有把表直接报到镇里，而是还有统计上传的步骤，关于王某2证言，王某2证实内容不能证实孙某某报的表和上传的表不一致是由孙某某造成的。另外据向当事人了解，公示张贴照相之后就把表撤下去了，没有达到随时想看能看的程度，第二孙某某对自己报表有底单，他不去看公示。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杜某某、雷某4、冯某某、刘某某、刘某某、许某某、孙某3、陈某某、杨某1、雷某6、孙某4、雷某7、张某1、仲某某的证言没有异议。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证人杜某某、雷某4、冯某某、刘某某、刘某某、许某某、孙某3、陈某某、杨某1、雷某6、孙某4、雷某7、张某1、仲某某的证言没有异议。被告人孙某某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孙某某的供述与辩解没有异议。辩护人孙世英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孙某某的供述与辩解有异议，并提出以下意见：第一点，关于76亩补贴的辩解，监察机关没有记入笔录，但是从监察机关给孙某1和王某某所做笔录中看出，孙某某确实对这76亩补贴的事儿做过解释，否则监察机关也不能向王某某等人询问；第二点，关于2018年补贴，孙某某向监察委提供过自己手中2018年报表的原件，并不是笔录中所说的没有，这点记录不属实，其他没有了。公诉机关针对辩护人孙世英就被告人孙某某的供述与辩解发表意见如下：孙某某差的76亩补贴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提出的，所以才由监察机关进行补充侦查的，孙某某只有是在当庭时说他有2018年的报表，之前他的供述中没有提到原底的情况，也没有提到拿原底和书记会计核对的情况。被告人孙某某的辩护人孙世英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1.王某某证言，证实76亩补贴，确实是经过村委会同意补的漏报的2015年的大豆补贴；2.孙某1证言，证实孙某某在得知补贴可能出现差错之后，那么持手中的原件跟会计对过账，然后还在纪委监察机关找他之前就已经提出要还钱的问题，然后以及怎么联系的纪委等等的这些情况；3.2018年孙某某报表原底复印件，证实孙某某的申报表和村里存档的表是一致的，并没有多报。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孙某某的辩护人孙世英提供的以上证据提出异议，对以上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和来源存在疑问，首先孙某某是取保候审阶段，按规定他不能接触证人，在形式上不合法，现在的证言与办案人员取的笔录内容是不相符的，并且不排除收买证人的情况，不应采信。公示表的方面在侦查阶段，孙某某并没有提过原表的事情，孙某1的这份证言也没提出孙某某拿手中原始表和孙某1进行核对过，XX村协助的是兴农镇政府，孙某1也好还是村书记王某某也好，均无权决定用当年的补贴来弥补上一年错报的部分，只能说明村干部和孙某某一起共谋骗取国家补贴资金，谁工作上有失误，谁承担相应责任，孙某某报错了应当承担报错的责任，但是无权决定用当年的补贴来弥补上年补贴，而且2017年和2015年还存在差价，2017年的补贴要高于2015年的补贴，所以对这三份证据是存在异议的。辩护人孙世英补充发表意见如下：关于2018年报表，孙某某留存的底表是在上报村委会之前复印的，村委会收到报表之后对全村的报表进行统计，从监察机关复印的报表可以看出村委会报表不是单张的，可以看出孙某某手中的报表必然不是交到村委会又复印的，与村委会报表相比，涂改地方和细节都是一致的，可以看出是向村委会提交之前的留底的，孙某某之前确实向监察机关提交过，但是监察机关没有记录是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关于王某某和会计孙某1的证言，他们都是村委会成员，孙某某是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对他们构不成影响，只有在证言内容是事实的情况下，二人才能给孙某某出证言，虽然王某某没有权利决定错报的补贴用来弥补，但是至少证明孙某某2017年申报76亩补贴的行为是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尽管这种行为国家不允许，但是孙某某并不是要非法取得，而是对自己应得的补贴进行弥补，即便不恰当，但是也将这部分款项予以返还，至于两位证人所做陈述与监察委笔录不一致，首先笔录证言内容之间有关联性，事实确实存在，不管是会计还是书记在调查的时候没有否认过孙某某曾找过他们说过这个事情，如果法庭认为有必要，可以传二位证人出庭进行当庭质证。被告人孙某某对其辩护人所提证据没有异议。结合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人孙某某所提出的异议认定：虽然被告人孙某某对证人孙某1、王某某的证言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用以证实其主张，且在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对其于2019年3月11日13时25分、2019年3月28日10时52分所作笔录中均未提及“村里确实答应把2015年少的补贴款从2017年给其补回来”一事，证人孙某1、王某某等人在纪委、监委对他们所作的笔录中也未提及此事，故其对证人孙某1、王某某的证言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对辩护人孙世英所提出异议的认定：针对辩护人孙世英对2015年村委会土地实拉实测表所提出异议，虽然辩护人孙世英在庭审中提交了王某某、孙某1的证明，但王某某在证明所述内容与其在2019年5月5日10时32分由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所作笔录中的供述相互矛盾，而其所提供的该份王某某出具的证明在其来源上无法确定具有合法性，故该份王某某出具的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至于辩护人所提供的孙某1出具的证言，因其内容涉及2018年种植面积的问题，与部分事实无关，故并不能佐证辩护人想要证明的事实，那么单就此份报表来看，即使结合2017年的报表，仍无法直接确认给被告人孙某某少报补贴的情形，故辩护人孙世英所提异议并不能成立。至于对2018年报表所提异议，本庭将在之后认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虚报种植面积的部分予以综合分析。关于辩护人孙世英对证人孙某1的证言所提异议，其主张的“2015年少报的76亩补贴从2017年补贴补回来他没有说实话，确实是村里同意孙某某填写上去的”一事，因其该项主张并无合法、有效的依据予以证实，结合本案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对证人王某某、孙某1所作的笔录，此项异议不能成立。对于2018年报表所提异议以及针对孙某1证言所提的第三项异议，本庭将在之后认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虚报种植面积的事实部分予以综合分析后，对证人孙某1的相关证言和针对孙某1证言所提的第三项异议予以考虑，对被告人孙某某及辩护人孙世英未提出的证人孙某1所作的其他的证言内容，因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予以认定。关于辩护人孙世英对证人王某某的证言所提异议，其主张的“76亩地补贴的事儿是他同意加到2017年的，而且他还给孙某某出了证言”一事，此前论述中已经否定辩护人孙世英提交的有关王某某出具的证明效力，在其该项主张并无合法、有效的依据予以证实的情形下，结合本案中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对证人王某某、孙某1所作的笔录，此项异议不能成立。对于针对王某某证言所提的第二项异议，将在之后认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虚报种植面积的事实部分予以综合分析后，对证人王某某的相关证言予以考虑，对被告人孙某某及辩护人孙世英未提出的证人王某某所作的其他的证言内容，因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故予以认定。对于辩护人孙世英在对证人夏某某、王某2的证言质证所发表意见，其中有关“另外据向当事人了解，公示张贴照相之后就把表撤下去了，没有达到随时想看能看的程度”的主张，并没有证据加以证实，无法认定其主张的真实性，故其此项异议不能成立，意见中的其他主张将在认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虚报种植面积的事实部分进行综合分析后予以考虑。关于辩护人孙世英对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所提异议，因被告人在拜泉县纪委、监委所作笔录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且被告人孙某某在质证时未提出异议，故其异议不能成立。对被告人孙某某的辩护人孙世英所提证据的认定：对于辩护人孙世英所提供的证人王某某的证言，因其证言与其此前所作笔录相互矛盾，又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同时该份证据的来源无法保证具有合法性，故不予认定。对于辩护人孙世英所提供的证人孙某1的证言，其证言所述内容系2018年孙某某粮食补贴面积多报一事，虽然无法保证该份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且与此前其所作笔录存在矛盾之处，但在认定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被告人孙某某虚报种植面积的事实部分，可以对此份证言酌情予以考虑。对于2018年孙某某报表原底复印件，在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有关2018年被告人孙某某虚报种植面积的事实部分，可以对此份证据酌情予以考虑。以上其他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被告人孙某某及其辩护人孙世英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孙某某及其辩护人有关被告人孙某某2017年多报的大豆种植面积中含2015年漏报的76亩大豆，而且对补报事宜村委会知情，孙某某对该笔补贴款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犯罪故意，该76亩补贴款不应计入贪污的犯罪数额的主张，首先按照现有证据无法证实76亩土地存在漏报的事实；其次，即使存在漏报的事实，被告人孙某某通过在2017年虚报种植补贴以弥补自己2015年少报补贴的做法，无论其动机如何，无论村委会是否知情，其行为本身都不具有合法性，2017年的补贴款是国家在2017年对种田农户进行的补贴，具有特定性，而被告人孙某某采取这种虚报的行为，应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76亩补贴款应计入贪污的犯罪数额。被告人孙某某作为协助兴农镇人民政府统计上报农户种植补贴面积的村民委员会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虚构事实，骗取国家大豆种植补贴款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有关被告人孙某某于2018年虚报自家大豆种植面积98.5亩，骗取国家大豆补贴款31520.00元的指控，因证人孙某1担任拜泉县兴农镇XX村报账员，其所保管的2018年全村种植补贴原始纸质申报明细表上，涉及被告人孙某某名下的种植补贴面积明细合计为284.7亩，而且证人孙某1在纪委、监委对其所作的笔录中表示解释不清实际种植面积与原始明细报表中上报种植面积不相符的事情，在辩护人孙世英所提交的孙某1的证言中，孙某1也表示当时没有看到孙某某对表格进行改动，同时再考虑到在整个种植面积统计和报送的工作环节中，上报材料由多人经手，另外结合本案中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无法认定多报种植面积一事系被告人孙某某所为，故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不能成立。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孙某某贪污数额较大，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被告人孙某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坦白，被告人孙某某系初犯，且其赃款已经全部上缴，综合考虑以上量刑情节，决定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孙世英在辩护词中所述的第二项及具有积极退赃、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不当，不予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七）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20日起至2020年5月19日止。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二日内缴纳。）二、对被告人孙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30524.75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肖 雁审 判 员  张 莹人民陪审员  王京一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马志春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被告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的，以自首论。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六条受贿罪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