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黑0722民初1278号 原告：孙鸿运，男，汉族，1978年7月12日出生，黑龙江省巴彦县龙庙镇为民村魏汉二屯居民，现住嘉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发，嘉荫县司法局朝阳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付忠辉，男，满族，1981年11月1日出生，嘉荫县嘉荫农场农垦社区居民，现住嘉荫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坤（系付忠辉妻哥），男，汉族，1978年6月9日出生，中国农业银行嘉荫县稻田支行员工，住嘉荫县。 被告：代慧宾，男，汉族，1985年2月27日出生，嘉荫县朝阳镇居民，现住嘉荫县。 原告孙鸿运诉被告付忠辉、代慧宾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鸿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明发，被告付忠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建坤，被告代慧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鸿运向本院提出要求被告付忠辉、代慧宾返还卖车款及赔偿损失等共计199,600元的诉讼请求。包括：二被告卖我车挣的12万元、被告使用原告挖掘机挣的2万元、挂车按废铁价出售的4万元、12万元从2018年8月1日到2019年10月1日的利息8，400元、轮胎钱9，600元，柴油钱1，600元。 事实与理由：2017年5月，我将拉钩机用的挂车借给第一被告使用，该挂车自重近20吨，他使用一年后，与第二被告未经我同意将我的挂车给卖了，而且还远远低于废铁价，只卖了9,000元；2018年8月份，二被告未经我同意，又将我购买的三一牌、215型钩机卖给他人，卖了26万元。因为我当时没在家，等我回来时两台车都已卖完了。我找二被告理论时，二被告都称不知道车的去向，无奈我向公安机关报案，二被告在公安机关都已承认将我两台车卖的事实。为此，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返还我卖车款及赔偿我损失等共计199,600元。 被告付忠辉辩称，2018年3月25日，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人王祝兰与付忠辉、代慧宾签订《二手设备交易协议》，王祝兰将该挖掘机出售给了我们。我们交付了货款，王祝兰交付了挖掘机。该协议是买卖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我们是该挖掘机的所有权人，依法对该挖掘机享有处分的权利。孙鸿运与王祝兰之间的钩机纠纷应在当事方孙鸿运与王祝兰之间解决。原告的报废挂车不是付忠辉卖的，付忠辉没有收一分钱，不存在不当得利。因原告用代慧宾房产抵押贷款5万元，每月利息约1，000元。原告没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代慧宾将挂车卖了，用以清偿孙鸿运的贷款利息了。原告提供的嘉荫县公安局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原告以询问笔录作为证据形式不合法。民事诉讼证据有8种法定形式，但不包括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故该询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询问笔录来源不合法。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依法侦查刑事案件等，但严禁公安机关介入合同等经济纠纷。而本案原告将刑事询问笔录公开用于民事诉讼，这是错误的。询问笔录在制作过程中并不能排除被询问人因客观原因导致其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真相，甚至与事实相背离的情况。如果没有公安机关的采纳和处理意见的佐证则不应当单独做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原告向法院提交的询问笔录无法直接证明原告对钩机享有所有权。我方当事人在询问笔录中仅以证人的身份陈述了交易钩机的经过，但他并不是交易的当事人，买卖合同的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复杂，本案二被告对其理解也未必准确，表述也未必清楚。原交易的性质不能仅仅凭借本案二被告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而认定原告取得了钩机的所有权。本案被告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未经原交易当事人王祝兰的质证和庭审的认证也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在孙鸿运与王祝兰的交易中，并不存在钩机的书面买卖合同，买卖关系涉及这么大金额（22万）竟然连书面买卖合同都没有订立，有悖常理。本案原告也没有取得钩机任何与所有权有关的凭证，（有关钩机的合格证、发票等）也不符合正常买卖的交易习惯。本案原告无法偿还到期价款后，王祝兰派来两名修理工拖走这台钩机，另行与本案的二被告签订了买卖协议，并交付了钩机。这足以表明王祝兰在与本案原告的交易中并没有转移钩机所有权的意思。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代慧宾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时首付款是我拿的，购买钩机孙鸿运就出了2万元，我出了6万元，卖钩机的理由和过程与付忠辉意见一致。关于卖原告拖车的事情，孙鸿运用我房照担保借款，借款到期后孙鸿运没有偿还，我替孙鸿运偿还了借款，因此我就把拖车卖了，把这笔欠款利息偿还了。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当庭出示了下列五份证据。 证据一，《2019年9月11日嘉荫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付忠辉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2017年5月份付忠辉将原告拉钩机的拖车借走，至今未还。2、证明当时拖车上有价值1600元的柴油，被付忠辉使用了。3、付忠辉承认2017年8月份原告从哈尔滨王祝兰处购买三一牌215型钩机一台。 证据二，《2019年9月11日嘉荫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代慧宾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1、代慧宾承认2017年8月份原告在哈尔滨购买一台三一牌钩机。2、证明代慧宾自己承认将原告的拖车出售他人。 证据三，《拖车的行驶证黑Ｆ×××××》一份，证明拖车重量是39，860千克，证明该车的总重量。 证据四，《2019年9月30日嘉荫县朝阳镇高岭电焊加工厂证明》一份，证明每公斤废铁2.1元，我车废铁价格为4万元。 证据五，《嘉荫县孟雷轮胎修理部收据》一份，证明2017年5月11日原告为拖车购买了8只轮胎9，600元。 被告付忠辉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下列两份证据。 证据一，《二手车买卖协议》一份，证明我和王祝兰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协议，该车卖给我了，车也并且没有其他瑕疵。 证据二，《我和王祝兰的通话录音》一份，证明王祝兰说明了她和孙鸿运是租赁关系，我买卖是合法的。 被告代慧宾为证明自己的抗辩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下列一份证据。 证据一，《和当时孙鸿运的女朋友刘玉娟电话录音》一份，证明，购买车辆的6万元是我拿的，还能证明孙鸿运欠我钱，证明当时去哈尔滨买车我们4个人一起去的。同时表明自己的其他两份证据与付忠辉的证据一、二一致。 经质证，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有异议，付忠辉的异议为，借走拖车之后，付忠辉使用了，但是原告欠代慧宾的钱，车上确实有油，我确实使用了，我给他买的轮胎抵账了。我跟原告一起去买车，但是具体他们怎么约定的我不清楚。有些是事实，但是很多有出入的，刑警队对我进行做笔录时，都是以引导的方式询问的，跟实际情况有出入。代慧宾的异议为，车上的油使用情况跟我没关系，付忠辉用轮胎抵账了，拖车卖了也是事实，替原告还账了，买车时候我也去了，但是我没有下车。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的概况及其他证据，对2017年5月份付忠辉将原告的拖车借走至今未还，以及当时拖车上有价值1，600元的柴油，被付忠辉使用了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孙鸿运2017年8月份在哈尔滨王祝兰处取得三一牌215型挖掘机一台的性质不予评论。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有异议，付忠辉的异议为，是以租代卖的形式，原告没有取得所有权。这车是我的，我有买卖协议。代慧宾的异议为，拖车是我卖了，不是这台车，也不是挂车，没有20吨。本院经审查并结合该案的概况及其他证据，对代慧宾将原告的拖车出售给他人的事实予以认定，对原告孙鸿运2017年8月份在哈尔滨王祝兰处取得三一牌215型挖掘机一台的性质不予评论。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有异议，认为不确定是这车，已经看不来了，我们卖车的时候就剩个平板了，没有这么重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提供的该车的照片，是2005年车辆行驶证上的照片，原告为了运输挖掘机的需要，将该车进行了改装，该份证据已不能证明原告将车辆交付给被告付忠辉时的状态、重量。原告主张的该拖车重量是39，860千克错误，该车未改装前的重量为12，860千克，加上核定载重27，000千克后方为39，860千克。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四有异议，认为车本身经过改装，没有这么重了，废铁的价格也不是这个价。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为原告出具该证明的是嘉荫县朝阳镇高岭电焊加工部，电焊加工部不具备出具该证明的资质，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五有异议，认为轮胎不是新的，是旧轮胎，有裂痕。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上没有购买人姓名，不能证明是谁购买了轮胎，更不能证明当时拖车上安装的是该轮胎，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原告对二被告提供的三份证据均有异议，对被告付忠辉提供的证据一的异议意见为，1、对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王祝兰没有在场。2、2017年8月份原告从王祝兰处购买钩机一台，价值22万，二被告从王祝兰处购买钩机是2018年3月25日，价值148，000元，支付方式是自提，从时间、金额和提车方式不符合，因此这个车不是本案争议的车辆。对被告付忠辉提供的证据二的异议意见为，原告在王祝兰处购买钩机是买卖不是租赁关系。本院综合双方在各个环节的陈述、案件的概况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王祝兰分别作为两份合同的当事人未出庭参加庭审，进行举证和接受质证，故对二被告依据该两份证据拟证明的问题及双方的行为的合法性不予评论。原告对被告代慧宾提供的证据一的异议意见为，当时购车款是我第二天从银行转账给王祝兰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意义，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评论。 经审理，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孙鸿运与被告付忠辉、代慧宾原系朋友关系，因孙鸿运需要一台挖掘机，付忠辉与哈尔滨市阿城区经营挖掘机业务的王祝兰认识，2017年8月，由原告孙鸿运与被告付忠辉、代慧宾以及刘玉娟等四人一同前往哈尔滨市阿城区王祝兰处，经协商，王祝兰将一台二手三一牌215型挖掘机交付给孙鸿运，孙鸿运与王祝兰之间未就双方行为的性质、违约责任等签订书面协议，王祝兰也未将该车的合格证、发票等交付给孙鸿运。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原告孙鸿运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服刑。2018年3月25日，王祝兰与付忠辉、代慧宾签订《二手设备交易协议》，将案涉挖掘机交付给付忠辉、代慧宾。2018年8月，付忠辉、代慧宾又以26万元的价格将该挖掘机变卖给他人。2017年夏季，原告孙鸿运将一台专门用于运输挖掘机的拖车借给被告付忠辉使用，该车未改装前的重量为12，860千克。2018年6月，被告代慧宾以替孙鸿运还账为由，将该拖车以9，000元的价格变卖给他人，该拖车上价值1,600元的柴油被付忠辉使用。 庭审中，本庭依据双方的陈述等，当庭向原被告释明：是否申请追加王祝兰为第三人或者被告参加诉讼，原被告均明确表示不申请。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及双方提供的经本院采信的证据材料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案涉挖掘机的焦点问题是：第一，原告孙鸿运与王祝兰就案涉挖掘机进行交易的性质问题，双方在进行交易时是否有其他特别约定，即：孙鸿运是否已取得该挖掘机的所有权；第二，付忠辉、代慧宾与王祝兰签订的《二手设备交易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庭审中，原告对挖掘机的由来、对挖掘机的权利性质、为什么失去对挖掘机的控制、挖掘机如何被他人占有的过程表述不完整，对挖掘机具有完整权利的举证不充分，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讼主张，本院也无法依据其当庭提供的证据对其是否具有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作出评论和认定。二被告虽主张已和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人签订了《二手设备交易协议》，王祝兰已经将该挖掘机出售给了我们，我们交付了货款，王祝兰交付了挖掘机，我们已经是该挖掘机的所有权人，孙鸿运与王祝兰之间的挖掘机纠纷应在当事方孙鸿运与王祝兰之间解决。并对他们二人是如何取得该挖掘机进行了表述并举示证据，但本院同样不能对其二人与王祝兰之间签订的《二手设备交易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评论。理由为，本案的原被告双方均主张自己合法拥有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且都是在案外人王祝兰处所取得，本院无法在王祝兰不参加诉讼的情况下，确认那份协议有效，那份协议无效，且在本案中，因涉及合同效力确认的问题，必须由一方当事人提出明确的主张，本院无权依职权追加王祝兰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庭审中，本庭依据双方的陈述、举证等，已当庭向双方尽到释明责任：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申请追加王祝兰为被告参加诉讼，原被告均明确表示不申请。据此，本院无法对案涉挖掘机的所有权归属作出认定和裁判。关于案涉拖车所涉的诉讼请求，因该车辆已是报废车辆，原告在诉讼请求中也是按废铁价主张权利，故原告该项请求的焦点问题是：原告将拖车交付给被告付忠辉时是什么状态，是否安装新轮胎，重量是多少，按废铁价计算的价值是多少。庭审中，原告主张的该拖车重量是39，860千克错误，该车未改装前的重量为12，860千克，加上核定载重27，000千克后方为39，860千克。原告提供的该车的照片，是2005年12月车辆行驶证上的照片，原告为了运输挖掘机的需要对该车进行了改装，拖车重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告出具的嘉荫县孟雷轮胎修理部的收据，没有购买人姓名，不能证明是谁购买了轮胎，更不能证明当时拖车上安装的是该轮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该车辆交付给被告付忠辉时的实际重量是多少，以及是否安装新轮胎等，该车被代慧宾变卖后，已被废品收购人再变卖，现本院亦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查验该车的状况。原告提供的废铁价格的证明，因电焊加工部不具备出具该证明的资质，不能证明当时废铁的价格。原告价值1,600元的柴油被被告付忠辉使用，被告付忠辉虽主张给原告买轮胎抵账了，但未提供证据证实，应向原告承担给付责任。综上，原告要求被告付忠辉返还1,600元柴油款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应予支持。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付忠辉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鸿运柴油款1,600元。 二、驳回原告孙鸿运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原告孙鸿运承担3，860元，由被告付忠辉承担4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文书自规定履行最后一日起，申请执行有效期为二年。 审 判 长  庄甲兵 审 判 员  于俊芳 人民陪审员  刘红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吕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