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30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延文，男，197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30************511。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舒然，广东道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卫文，男，1968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016，现被羁押于广州花都监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红萍，女，1975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民身份号码440************428。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强华，广东明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敏仪，广东明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朱延文因与被上诉人郑卫文、陈红萍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127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延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陈红萍在321005.03元范围内向朱延文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卫文、陈红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认定陈红萍与郑卫文形成财产混同，陈红萍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一、郑卫文、陈红萍共同生活居住，对外均称其二人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10年共同生育一个孩子，二人之间已存在事实婚姻。郑卫文、陈红萍共同生活期间，二人财产混同，陈红萍应对郑卫文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1.2011年，黄X林向陈红萍购买房屋，但黄X林直接将19万元转账支付到郑卫文账户。陈红萍在一审庭审中称该19万元系借给郑卫文的借款，但仅为陈红萍的片面之词，至今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根据正常的交易习惯，黄X林无故将19万元购房款直接支付给无关系的第三方，会存在交易风险，唯一的解释就是郑卫文与陈红萍对外称其二人是夫妻关系。2.在（2017）粤0606刑初4407号案中，黎X豪陈述，郑卫文于2013年租赁北滘镇都宁工业区的厂房，但合同均由陈红萍签订，租赁厂房期间，租金是由郑卫文或陈红萍支付。由此可知，陈红萍一直在处理郑卫文的各项事务，两人关系密切。二、（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认定郑卫文构成合同诈骗罪，判令郑卫文向朱延文退赔诈骗款56.8万元，但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院向朱延文告知郑卫文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查明，郑卫文在2014年以陈红萍的名义购买了小汽车，2016年又以陈红萍的名义购买了XX402单元商品房，郑卫文合计支付各项费用321005.03元，其与陈红萍关系密切，如同事实夫妻。郑卫文为逃避债务，将车辆、房产均登记在陈红萍名下，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已侵犯了朱延文的债权，陈红萍应在所得利益321005.03元的范围内对郑卫文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经了解，陈红萍已出售XX402单元商品房。一审认定陈红萍将小汽车变卖，但其变卖的小汽车不是郑卫文用朱延文的钱购买的，而是郑卫文买给陈红萍的另外一辆小汽车。陈红萍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陈红萍对郑卫文因合伙协议产生的相关债务没有清偿的责任。陈红萍没有参与郑卫文的合伙事务，也没有与郑卫文形成事实婚姻关系，没有形成财产混同。郑卫文在二审期间未作答辩。朱延文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卫文立即退还朱延文1017779元及利息（以1017779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日起，按年息24%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的利息为652494元）；2.陈红萍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郑卫文、陈红萍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0日，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伙，郑卫文已接获厂家订单和合同，朱延文、李X忠第一次共投入80万元给郑卫文作为项目的流动资金。郑卫文、朱延文、李X忠三方的股份分配为：20%、40%、40%。2015年6月1日，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再次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由于业务所需，郑卫文接获佛山市顺德区利宝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利宝公司）彩印覆膜编织袋的订单，三方商定共同出资投入生产，于2015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投入243万元（郑卫文90万元，朱延文83万元，李X忠70万元），作为顺德利宝公司此次产品订单的投资，三方的股份利润分配为：郑卫文37%、朱延文34%、李X忠29%。2015年6月30日，郑卫文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朱延文投资款83万元。2015年9月6日，郑卫文、朱延文、李X忠三方再次签订《三方合作补充协议》，约定：因其他业务原因，郑卫文、朱延文各抽掉资金30万元用于其他业务发展，三方的出资金额及所占股份重新确定如下：总投资额：183万元（郑卫文60万元、33%，朱延文53万元、29%，李X忠70万元、38%）。2016年5月18日，郑卫文、朱延文、李X忠签订《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约定：股本与利润分配为：利润总数为637250元，郑卫文212673元，朱延文187779元，李X忠236798元，股本利润总数确认如下：郑卫文股利合计812673元，朱延文股利合计717779元，李X忠股利合计936798元。股本与利润返还日期及期限：郑卫文须在四个月内（2016.6-2016.9）按时返还朱延文、李X忠双方的所有股本和利润：第一个月内支付总额的15%（朱延文107666.85元，李X忠140519.7元），第二个月内支付总额的30%（朱延文215333.7元，李X忠281039.4元），第三个月内支付总额的30%（朱延文215333.7元，李X忠281039.4元），第四个月内支付总额的25%（朱延文179444.75元，李X忠234199.5元）。如郑卫文无故拖延及逾期支付则按每日千分之三起计息，或由朱延文、李X忠双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违约方应承担因处理本协议项下纠纷所产生的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一切损失。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害人朱延文在2014年“XX项目Ⅰ”投资了40万元，在2015年“XX项目Ⅱ”中投资了50万元（当中，有30万元是从2014年5月合作的利宝（编织袋）项目中抽调过来的，并再出资20万元），共计投资人民币90万元，扣除后来收回的3.2万元，即86.8万元；因公诉机关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XX项目Ⅱ”中的投入仅以20万元予以指控，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本案中的损失按56.8万元予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郑卫文、朱延文、李X忠三人于2014年5月签订合作协议，三人之间成立合伙关系。至2016年5月18日三人签订《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并确认郑卫文须向朱延文支付股利合计717779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55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上述《关于对利宝公司业务终止合作三方协议》应为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在合伙终止后各方对于合伙财产的协商处理结果。故一审法院确认在郑卫文、朱延文、李X忠三方的合伙终止后，各方经协商确定合伙财产的处理结果为：郑卫文应于2016年9月之前向朱延文支付款项717779元。但郑卫文一直未予支付，故郑卫文应向朱延文支付款项717779元。又因协议约定：如郑卫文无故拖延及逾期支付则按每日千分之三起计息，现朱延文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是朱延文对自有权利的处分，且未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卫文应按金额717779元，从2016年10月1日起按年利率24%的标准向朱延文支付利息。关于未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金额的“XX项目Ⅱ”的30万元投资款，因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7）粤0606刑初4407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在2015年“XX项目Ⅱ”中投资了50万元（当中，有30万元是从2014年5月合作的利宝（编织袋）项目中抽调过来的，并再出资20万元），共计投资人民币90万元，扣除后来收回的3.2万元，即86.8万元；因公诉机关对于被害人朱延文在“XX项目Ⅱ”中的投入仅以20万元予以指控，故郑卫文应向朱延文退还未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金额的“XX项目Ⅱ”的30万元投资款。关于此部分款项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支持从起诉之日（2019年6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红萍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首先，在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履行合伙协议，直至双方终止合伙关系的期间，郑卫文与案外人周少英一直处于婚姻存续状态，陈红萍与郑卫文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虽然陈红萍与郑卫文于2010年非婚生育了一个儿子，但陈红萍与郑卫文属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并非事实婚姻。其次，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三人合伙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本案没有证据证明陈红萍系该经营项目的合伙人。再次，在（2017）粤0606刑初4407号案件中，黎X豪陈述其于2013年6月左右将顺德区北滘镇都宁工业区的厂房出租给郑卫文，但签合同是陈红萍，租金每月11000元由郑卫文或者陈红萍支付。陈红萍于2013年6月左右帮助郑卫文租赁厂房，而郑卫文与朱延文、李X忠三人于2014年5月10日才签订协议建立合伙关系，不能据此认定陈红萍有参与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除此之外，本案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陈红萍有参与经营生产编织袋项目。最后，郑卫文以陈红萍名义购买了商品房及小汽车，但郑卫文已将小汽车变卖并将所得款项向李X忠归还了另案的款项。另外，陈红萍于2011年8月将自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401的房屋出售给案外人黄X林，黄X林将其中的购房款19万元直接转账支付至郑卫文的银行账户，郑卫文于2016年共出资首付款等277794.03元为陈红萍购买商品房亦不违背常理。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朱延文主张陈红萍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一、郑卫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延文支付71777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717779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二、郑卫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延文退还投资款3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30万元为本金，从2019年6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朱延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916.23元（朱延文已预交），由郑卫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因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判决认定郑卫文应向朱延文返还款项以及款项的数额、相应利息均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并不再进行审查认定，本案二审围绕朱延文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朱延文的上诉，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陈红萍应否在321005.03元范围内向朱延文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对于朱延文以郑卫文与陈红萍的财产混同为由主张陈红萍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第一，朱延文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郑卫文、陈红萍的财产混同。第二，陈红萍既没有参与郑卫文与朱延文之间的合伙事务，也没有与郑卫文共同确认尚欠朱延文款项或者承诺对郑卫文的相关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故即使郑卫文、陈红萍的财产发生混同，陈红萍也无须就郑卫文对朱延文所负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朱延文以郑卫文、陈红萍的财产混同而请求陈红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朱延文在本案二审中提出其请求陈红萍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其认为郑卫文无偿赠与财产给陈红萍，损害了朱延文的利益，陈红萍应在所得利益即321005.03元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对此，因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是关于债权人的撤销权规定，当事人基于该规定主张权利时，属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因此，对于郑卫文与陈红萍之间是否存在无偿转让财产、应否对陈红萍的行为予以撤销等，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而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来看，该规定所赋予债权人的权利是当债务人不当处分自己的财产权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关行为予以撤销的权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后果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予以撤销的问题，而并非确定债权人对第三人是否享有债权的问题，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并不能直接得出第三人应向债权人偿还款项或者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因此，朱延文在本案中请求陈红萍在321005.03元范围内向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朱延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15.08元，由上诉人朱延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 珊审 判 员  陈 云审 判 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吕倩倩书 记 员  幸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