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396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智，女，1975年4月17日出生，彝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联系。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成瑶，男，196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联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世界，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联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余芬（又名陈余芳），女，196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大方县。黄世界和陈余芬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侯惠如，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上诉人杨智、刘成瑶因与被上诉人黄世界、陈余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成瑶、杨智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请求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改判，判决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归上诉人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形成房屋买卖关系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二上诉人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二被上诉人。仅以一份上诉人杨智出具的收条就认定涉案房屋的买卖关系，明显存在证据不足。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为要式合同的现行法规定，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就没有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构成要件，故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作为裁判的依据，而该法条列明的是物权区分原则。根据《物权法》第九条、第十七条规定可知，物权是法定原则，非经物权变动的法定登记程序，物权不发生变动的效力。而一审判决并没有任何涉案房屋权属变更的证据，故一审判决适用《物权法》第十五条错误。据此，一审判决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款归二被上诉人享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购房合意，上诉人杨智收取被上诉人陈余芬的款并不具有公示作用，仅多起到预收款的效力，双方之间的收支款行为，并不能导致涉案房屋权属发生变动。同时，以购房不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不符合常理，且本案中的收条根本不能体现出买卖房屋的基本情况，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原被告双方成立房屋买卖关系错误。三、二上诉人并没有认可涉案房屋买卖的事实，而一审判决却称“双方皆认可房屋买卖事实”无依据。涉案房屋权利登记人刘成瑶对杨智与陈余芬的收款行为并不知情，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刘成瑶作出过出卖涉案房屋的意思表示。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四、依据前述法律规定和事实，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仍然是刘成瑶。一审认为在没有客观证据证实之下，就以二上诉人为同一户籍地就据此认定刘成瑶知情纯属主观判定，并据此断然否定二上诉人分开居住的事实，显然不符合证据采信规则。本案中，二上诉人已经离婚的事实，足以印证上诉人杨智的陈述真实可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请求依法予以纠正。黄世界和陈余芬答辩称：一、黄世界、陈余芬与杨智、刘成瑶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且合法有效，杨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答辩人所提交的证据《收条》是其本人所写，杨智已经按照约定收取了购房款140000.00元，且将房屋交付给黄世界一家居住多年，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已经在履行该购房买卖协议，因此，杨智上诉中所声称的因分歧未达成房屋转让协议，与事实不符。该协议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成立且合法有效，认定事实清楚。二、黄世界、陈余芬与杨智、刘成瑶达成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无论是按照法律规定还是双方约定，杨智、刘成瑶都有及时将房屋过户给黄世界、陈余芬的义务，现在涉案房屋的物权因为拆迁而消灭，不可能再办理过户手续，杨智、刘成瑶不可能履行该义务，黄世界、陈余芬已经不可能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在一定意义上说，拆迁补偿款协议中的权利即杨智、刘成瑶出卖给陈余芬房屋的对价，在此种情况下，黄世界、陈余芬可以选择解除合同，也可以选择主张所购房屋产权；消灭的对价——拆迁补偿款(关于该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判例(2017)最高法民再407号中已经明确），现在黄世界、陈余芬请求确认享有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因此，虽然涉案房屋没有过户给黄世界、陈余芬，但是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属于黄世界、陈余芬所有。三、一审法院依据杨智、刘成瑶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及刘成瑶的消极诉讼行为，认定刘成瑶对房屋买卖事宜知情且同意，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具体理由如下：1.陈余芬与其女儿去看涉案房屋时，杨智、刘成瑶均是在场的，双方还针对房屋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因此，出售房屋及最后的成交价格是杨智、刘成瑶的共同意思表示。2.刘成瑶自称对于出售房屋一事不知情，其只是出租房屋给黄世界，完全不符合常理。如果刘成瑶所说属实，那么刘成瑶就是已经将房屋出租给陈余芬一家五年之后，才发现杨智是将房屋出售给黄世界一家的，作为以前就相熟的邻居，在这五年里，黄世界一家从来没有向刘成瑶交纳过房租，也从来没有因为使用房屋的问题与刘成瑶进行过沟通，难道刘成瑶一点意见都没有？根据庭审时刘成瑶代理人的陈述，刘成瑶的父母尚在大方居住，刘成瑶逢年过节都会回大方对江镇看望父母，刘成瑶回对江镇是必须要经过大方县城的，两地的距离也不远，开车也就是十来分钟就能到。在黄世界一家租住了其房屋后，五年来，刘成瑶在经过大方县城时，竟然从来没有顺便回到涉案房屋附近去走走，看看自己家的房屋情况，这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合理的解释就是，刘成瑶对于出售房屋一事是知情的，其没有理由看房屋的使用情况，也没有理由问黄世界、陈余芬索要租金。3.黄世界、陈余芬在购买了涉案房屋后，对该房屋进行了大范围修缮，重新刮磁粉、重新安装水电，如果如刘成瑶所陈述，其是出租房屋给黄世界、陈余芬，其竟然允许黄世界、陈余芬对该房屋的基装进行大规模整改，这已经涉及到了房屋的安全性，但是作为房东，刘成瑶在过去的五年里，竟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4．在庭审时，刘成瑶的原审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刘成瑶在2012年时，从杨智那里知道将房屋出租给黄世界、陈余芬的，但是在法官要求其明确约定的具体租金是多少钱，租金是怎样支付时，刘成瑶的代理人却无法回答。我认为，杨智、刘成瑶作为夫妻，房屋对于夫妻来说，属于大额资产，无论是房屋的出租还是出售，双方肯定会有交流沟通，如果刘成瑶说的出租房屋属实，那么杨智肯定会跟刘成瑶说涉案房屋出租的租金是多少，租金是怎么支付的，刘成瑶对此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杨智在告知刘成瑶房屋出租的情况下，竟然没有告知最重要的租金及支付方式事项，实在有违常理。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杨智、刘成瑶是将房屋出售给黄世界、陈余芬，而非出租。5.刘成瑶在得知涉案房屋被拆迁有补偿款的情况下，曾积极与杨智到拆迁部门反映情况、去房管局办理交易手续，去办理离婚手续，以达到霸占补偿款的不良目的。但是对于庭审这事情，涉及到最后拆迁款的归属，刘成瑶代理人却仅仅以一句工作繁忙为理由，刘成瑶便不来参加庭审。但是实际上，法庭早已通知刘成瑶开庭时间，刘成瑶完全可以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来参加庭审的。刘成瑶在与其代理人沟通交流时，将孩子们在贵阳生活、父母在乡下生活，逢年过节回乡下探望父母的小事情都告知了代理人，却没有告知与本案有重大关系的租金及支付方式事宜，其代理人在庭审中无法明确告知法官。刘成瑶不参加庭审、其代理人不告知租金及支付方式的行为，属于消极诉讼行为。这些消极诉讼行为，虽可理解为被答辩人刘成瑶行使其诉讼权利的体现，但是诉讼权利的行使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法第十三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负有真是陈述事实的义务。刘成瑶不参加庭审，刘成瑶的原审诉讼代理人对于法官提问的关键性问题不作细致说明，这些持续的、一系列的消极诉讼行为，已令常人对其消极行为及背后的原因、动机不得不产生强烈怀疑，即其不愿意说明的内容或者无法告知的内容对其自身非常不利。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上述消极诉讼行为的存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法庭应当认定在该房屋买卖中，刘成瑶是知情且同意的。6.在庭审时，杨智一直声称其与刘成瑶的感情不好，所以她偷偷背着刘成瑶将该房屋出售，刘成瑶是不知情的，但是这说法也是明显不成立的。黄世界、陈余芬是在大方县桥沟菜场卖肉的，杨智、刘成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大家已经认识多年，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杨智、刘成瑶的感情不好，黄世界、陈余芬肯定知晓，在购买该房屋时，如果刘成瑶不在场，不表态，黄世界、陈余芬作为一个成年人，怎么敢去买该房屋，怎么敢一次性支付房款，现实情况是陈余芬一次性向杨智、刘成瑶支付了140000元，由此从侧面可以看出在就涉案房屋的买卖进行协商时，刘成瑶是有参与的，且是同意的。7.根据我方提交的证据即杨智、刘成瑶于2017年7月3日提交给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的《关于大方民政局宿舍（四楼）房屋权属的情况说明》、房屋交易（转让）确认单（2017年7月3日交易），再结合杨智在庭审中陈述的杨智与刘成瑶在2017年7月办理离婚一事，可以看出杨智、刘成瑶办理以上三件事情，均是在得知涉案房屋要被拆迁有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办理的。无论是杨智、还是刘成瑶的代理人，在庭审中一直强调杨智、刘成瑶从2012年开始感情就不好，两人处于分居状态，却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却在得知已经出售的房屋被拆迁有补偿款的情况下，两人一起去拆迁办反映情况，一起去办理房屋交易（转让）确认单，一起去办理离婚手续。两人对于离婚事宜，迅速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连续性的，不得不让人怀疑，两人的感情是否真的不好，两人离婚的目的只是想让别人误以为杨智是背着刘成瑶出售房屋的，该买卖协议对刘成瑶不生效，从而达到霸占拆迁补偿款的不良目的。而且从被答辩人的户口从2012年4月迁到贵阳市南明区，杨智的户口也于2015年1月迁到贵阳市南明区，两人户口地址一致可以看出，双方从2012年至2015年这段时间，感情是比较稳定的，不存在感情不和的情况。杨智、刘成瑶以两人感情不和，杨智擅自卖房为由主张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刘成瑶不生效，不符合常理，与事实不符。黄世界、陈余芬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１.请求判决黄世界、陈余芬享有位于贵州省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桥沟菜场内民政局宿舍四楼1号（丈量编号1606-013）的房屋、房屋的装饰装修、房屋附属物等相关征收补偿费用279641.49元；２.本案诉讼费由杨智、黄成瑶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是夫妻关系，二被告也是夫妻关系。涉案房屋系二被告向案外人罗永龙购买的民政局职工宿舍。2012年10月16日，杨智将涉案房屋以16万元的价格卖给二原告，并向原告陈余芬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陈余芳购买杨智房款壹拾肆万元整（140000）。办完手术后补20000元（贰万）。”2017年2月9日，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因实施棚户区改造项目，与二原告签订了《大方县2016年红旗片区棚户区改造房屋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书》，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征收（棚改房屋编号为1606-013），补偿费用为279641.49元，包括房屋货币补偿金额184814.96元，住房奖励金额83166.73元，附属物补偿金额4659.8元，货币补偿搬家补助金额2000元，十日内搬家补助金额5000元。2017年7月3日，杨智、黄成瑶向大方镇棚户区改造办公室提出涉案房屋系其二人所有，故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未将征收补偿款发放给二原告，二原告诉来原审法院，二被告则以涉案房屋在卖与二原告时未经过刘成瑶的同意，故杨智处分房屋的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的规定，本案中，杨智与二原告虽然未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双方皆认可房屋买卖的事实，且杨智向二原告交付了房屋，二原告亦按约定向被告杨智支付了房款，故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房屋买卖行为成立并已生效。二被告辩称被告刘成瑶对房屋买卖的行为不知情，房屋转让行为无效的意见，一是二被告是夫妻关系，二是房屋买卖行为发生在2012年，而涉案房屋是2017年被征收的，且刘成瑶的父母皆在大方县居住，二被告在大方县城也还有其他房子，刘成瑶在2017年才提出不知道房屋买卖的行为及杨智辩称的其未告知刘成瑶房屋买卖的行为不合常理。虽然刘成瑶提供了在职证明及杨智的行医许可证及执业证书证明二被告在卖房子前就已经分开了，但不在同一地方工作并不代表二人感情不和，也不代表其不知晓涉案房屋已卖与二原告的事实。且根据二人的身份证上的信息，杨智的户口是2012年4月迁到贵阳市南明区，杨智的户口也于2015年1月迁到贵阳市南明区，二人的户口的地址是同一的，而涉案房屋买卖的时间是2012年10月16日，二被告辩称感情不和的理由不符合常理，同时其辩称的刘成瑶对房屋买卖的行为不知情的抗辩理由也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刘成瑶辩称的房屋所有权的转让系要式行为，不登记不产生所有权转让的物权效力的意见，《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按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但是并没有规定权属登记是买卖房屋合同本身的生效要件，涉案房屋虽未办过户登记手续，但该合同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涉案房屋因棚户区改造项目被征收，故不管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后是因何原因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因涉案房屋现已被征收，不可能再办理过户手续。至于双方在收条中约定的过户后再支付20000元，因二被告未主张，故本案不予处理，二被告可另行主张。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规定，既然涉案房屋已卖与了二原告，且已交付二原告实际居住，那么就应属于二原告所有，是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影响的是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依法转移，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存在及效力。故二原告请求判决享有位于贵州省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桥沟菜场内民政局宿舍四楼1号（房屋编号1606-103）的房屋、房屋的装饰装修、房屋附属物等相关征收补偿费用279641.49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黄世界、陈余芬享有位于贵州省大方县红旗街道办事处桥沟菜场内民政局宿舍四楼1号（丈量编号1606-013）的房屋、房屋的装饰装修、房屋附属物等相关征收补偿费用共计279641.49元。案件受理费2750元，由杨智、刘成瑶负担。二审期间，即2019年11月14日上诉人杨智向本院提交《房屋交易（转让类）确认单》（复印件）（原审已提交），该证据载明的转让方“罗永龙、曾凡义”，受让方“刘成瑶”，房屋明细为“房屋编号5224220012863，结构混合，规划用途住宅，建筑／套内面积70.94／0.00㎡”，附记“原产权人：罗永龙，曾凡义，产权来源：购买，所在层数：4层”，作出时间“2017年7月3日”，盖章为“大方县房事业局证件专用章”。《房产平面图》（复印件，编号00006700），登记在罗永龙名下的房屋产权证办于“2000年8月1日”《离婚证》（复印件，离婚证字号Ｌ520102-2017-002019），载明的登记日期“2017年7月6日”，《税务事项通知书（大方地税核通﹝2017209501﹞号）》（复印件，纳税人罗永龙，买方姓名：刘成瑶-杨智，房产地址：大方镇解放街，事由：二手房，原房产证号：贵州省大方县地方税务局字第370103503，通知内容：你此次申报二手房交易合同价格为24000元，请你在45日内以156674.29元为为计税价格申报纳税），填发日期“2017年6月29日”署盖的印章“大方县地方税务局业务专用章”。《贵州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ＮＯ.02398416》（复印件），购买方名称“刘成瑶-杨智”，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其他住房（370103503）”，价税合计“156674.29元”，日期“2017年6月29日”。《税收完税证明（纳税人名称刘成瑶）》（复印件），金额合计“1566.74元”，填发时间“2017年6月29日”。《大方县房产交易备案证明情况查询》（复印件），内容为，备案证明号2017062900493，业务类别房屋买卖（存量房），申请人刘成瑶，杨＊，房屋坐落大方县，办理状态已归档。《离婚协议》（复印件），协议内容“财产分割”房产“位于贵州省大方县解放路民政局宿舍4楼1号（236号）及贵州省大方县华屹锦城六组团1号楼三单元604号房屋权归刘成瑶所有。”日期“2017年7月6日”。因前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不再组织质证，装卷备查。另，杨智二审庭审询问前提交的《遵医二附院新华路182号集体户常住人口登记表》（复印件），因不是本案的要件事实，未组织质证。除此外，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其他证据。本案二审认定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当事人的争点问题就是案涉房屋征收拆迁补偿款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自合同成立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案位于大方县桥沟菜场内）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房屋产权证号为方房权证2000字第××号，现在的不动产所有权人姓名仍为罗永龙、曾凡义，既非上诉人刘成瑶、杨智，亦非被上诉人黄世界、陈余芬。罗永龙和曾凡义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刘成瑶、杨智占有。2012年10月16日杨智收到陈余芬购买该房屋的款项14万元后，在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不动产所有权人仍为罗永龙、曾凡义的情形下，杨智又基于房屋买卖法律关系将涉案房屋交与陈余芬、黄世界占有。本案杨智将涉案房屋将付与黄世界、陈余芬占有，并非是法律上的不动产所有权人的交付，而是基于与罗永龙、曾凡义房屋买卖合同权利让渡的交付，即是占有人进行的交付，非不动产所有权人进行的交付。本案更简洁的事实可以简言为，不动产所有权人因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交付买受人占有，买受人又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交付次买受人占有，买受人与次买卖人之间因征收拆迁利益的归属引发了纠纷。本案买受人和次买受人的占有皆在没有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的情形下进行的占有。依《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本案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的买卖，未办理物权登记，但罗永龙与杨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杨智与陈余芬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是合法有效的。罗永龙基于与杨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将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转移给了买受人杨智，买受人杨智又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将该不动产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转移给次买受人陈余芬。两次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债权债务为，不动产房屋所有权人罗永龙、曾凡义有权利要求买受人杨智、刘成瑶支付约定的买房价款，杨智、刘成瑶、杨智有义务支付该价款，杨智、刘成瑶有权利要求罗永龙、曾凡义履行房屋变更登记的义务。同理，基于买受人杨智与次买受人陈余芬之间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杨智有权利请求次买受人陈余芬支付合同约定的买房价款，陈余芬有权利请求杨智履行协助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本案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现在的占有人为黄世界、陈余芬夫妇，该占有为基于与买受人杨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合法占有。依照《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从2012年10月16日杨智摁了手印的书证《收条》载明的内容、房屋交付给黄世界、陈余芬装修后占有7年多的时间看，该涉案房屋的使用、收益权是转移给了黄世界、陈余芬夫妇的。刘成瑶以与杨智夫妻关存续期间，以房屋所有权人名义主张杨智与陈余芬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没有向法院提交不动产权利证书，并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所有权人，而仅是该不动产物权的买受人，在罗永龙、曾凡义交付日起至杨智将该房屋交付给陈余芬之日止，为基于合同有关系的合法占有人，因此，刘成瑶主张其与杨智2017年7月6日《离婚协议》中关于涉案房屋不动产的处分，并非是所有权人的处分，是对合法占有人陈余芬、黄世界占有利益的处分，《离婚协议》仅约束刘成瑶和杨智，对于编号为5224220012863的住宅来说，刘成瑶和杨智因未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不具有该不动产物权共有人的法律地位，一审判决中认定刘成瑶父母的居住地、杨智与刘成瑶在涉案房屋交付给陈余芬后至大方县房屋征收与补偿局对案涉房屋征收决定期间，两人是否共同生活，不是本案的要件事实，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房屋交易确认单》不具有不动产物权转移的效力，发生不动产物权效力的是不动产权利证书。本案上诉人提交未质证的有关缴税凭证，仅能证明刘成瑶、杨智与罗永龙、曾凡义房屋买卖双方，履行税法意义上缴税主体缴税义务的事实，不代表获得该不动产的物权效力。因此，没有组织质证。因此，基于征收而产生的合法收益应当归属于该不动产合法占有人陈余芬、黄世界，原审判决以《收条》及交付占有、使用、实际履行的事实等认定杨智与陈余芬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是正确的，符合《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二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综上所述，刘成瑶和杨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智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杨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田 川审判员 张 雄审判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张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