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新2327民初1456号原告（反诉被告）：曾凡成，男，196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街北村112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原告（反诉被告）：黄超明，男，1967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街北村滴水沟天山东路涌泉巷19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原告（反诉被告）：盛君祝，男，1971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滋泥泉子镇何何家湾村56号，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新疆明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李桂艳，女，196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中学家属院，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华，男，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中学家属院，系被告李桂艳之夫。被告（反诉原告）：杨吉华，男，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忠元，新疆北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新文，男，196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修造厂院内煤电家属楼2单元401室，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原告（反诉被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与被告（反诉原告）杨吉华、李桂艳、第三人杨新文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6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被告李桂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华、被告杨吉华、第三人杨新文到庭参加诉讼。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于9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燕荣、被告李桂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吉华、被告杨吉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忠元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新文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土地承包费1040000元，并自2014年1月19日起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按月利率5‰计算，利息为327600元；3、本案诉讼费用、邮寄送达费用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土地承包费681730元，并自2017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5‰承担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25000元，并自2015年10月30日起按月利率5‰承担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用、邮寄送达费用由被告承担。以上2、3项合计：906730元。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1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土地转包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承包被告的土地2300亩，承包期至主合同期满，转包费2000000元，合同生效付1000000元，2014年将完整土地交与原告，原告付清余款1000000元，2014年10月27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当年主合同承包费40000元。但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未能按照双方的补充约定将转包土地中的465亩（已转包给了第三人杨新文）交付原告耕种。且在此期间被告与原合同发包方变更了主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并要求原告按变更后的主合同内容继续履行主合同，致使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同时的情势发生变更。转包土地于2016年年底被列入退耕还林范围，致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双方均于2017年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该转包合同。故原告在扣除实际耕种期间应承担的承包费后，提出如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请法庭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辩称：本案原告起诉为解除土地合同，原告增加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按照民间借贷起诉，实为不同的诉讼请求，诉讼种类不同，第一项诉讼为合同之诉，第三项为借贷诉讼，不能一并审理，如果作为返还承包费可以合并。原告起诉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在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包含的含义是《土地转包合同》目前没有解除，与原告所述2017年双方的行为有矛盾，应当以诉状中所列的诉讼为主，我们认为合同未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在第一条第二项，承包方式按照主合同，附件中说明，双方在法庭中提交的租赁合同书，在第六条中有说明，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时，双方接受了土地和约定的权利义务，所以在2015年被告与国土资源局调整合同后，变更后的合同对原告依旧有约束力，重新签订合同不影响承包土地的方式，只是影响承包期限，2015-2029年，种植期限为15年，原告经营期限缩短，期限不影响原告耕种。与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新合同约定合同期限在2029年到期后，被告是可以续展的，本案并没有原告所述土地性质改变，目前没有文件发布限水和改变土地性质的通知，被告种植红柳是为了不让土地撂荒的而做的补救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原告解除合同没有法定事由。《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说明，本案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有法定解除事由。关于是否应当向本原返还承包费，我们认为合同不存在依法解除的情形，原告签订土地转包合同，接受土地也接受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包括原、被告之间土地转包之间的义务，也包括被告与国土资源局签订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国家土地资源局有权将土地进行调整，原告也应当接受调整，政府在调整合同时，不存在情势变更，原告主张与被告协商但遭拒绝，并且就退耕还林没有达成协议，均是原告单方所述，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应当继续履行，被告不存在返还承包费的义务。原告主张的偿还借款225000元，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2019）新2327民初1039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确认该笔款项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属于民间借贷，原告依旧按照民间借贷主张属于一事两诉，与本案主要争议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告主张的借款应当予以驳回。同理基于本诉与反诉的相对性，原、被告之间签的合同合法有效，原、被告之间应当继续履行，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交付了土地，另协议书中涉及的450亩土地，因第三人杨新文种植苗木，并且三方协商后延期交付，交付时间为2016年年底，但2016年底之前原告已人去楼空，故导致没有按期交付剩余450亩土地，协议中有明确说明，不能按期交付土地可以交付400元/亩承包费，反诉被告撂荒土地迟延交付后续的450亩承包费属于违约，所以反诉被告应当缴纳承包费及违约金。第三人杨新文辩称，其与被告杨吉华达成了协议，当时约定被告杨吉华将费用给第三人后，第三人将所种植的400多亩地及地上附着物交给被告杨吉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无合同关系。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继续履行与反诉原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并向反诉原告支付转包费1000000元；2、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00元；3、判令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4年1月18日，反诉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土地转包合同》，约定反诉原告将2300亩土地转包给反诉被告经营，转包费2000000元，同时约定的合同生效日付转包费1000000元，土地全部交付使用后，反诉被告付清余款1000000元。合同签订后反诉原告按约定交付了土地，反诉被告只支付了1000000元的转包费，余款一直未付，现依法提起反诉，请求审理后支持反诉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针对反诉的请求辩称：反诉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已经解除，反诉原告应当向反诉被告退还超付承包费，不存在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承包费的情形。理由如下：一、原、被告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应为有效合同，被告将从牧民处及国土资源局承包的2000亩土地转包给原告，由原告耕种并履行反诉原告与国土资源局签订的原承包合同中的义务，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转包费，这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二、被告在与原告与2014年1月18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后，分别与2014年4月28日、2015年10月29日与8户牧民及国土资源局签订《草原转让协议》，将双方在2014年1月18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时的原合同（即被告与12户牧民于2011年5月5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与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3月1日签订的《吉木萨尔县国有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重大变更。其中包括：1、给牧民的承包费每年20000元变成了39年转让期，支付补偿费800000元，由原来的承包期至2040年变更转让期至2050年；2、与国土资源局承包期限从原来的2039年止变更为了2029年止，整整少了10年承包期。这就使得原、被告于2014年1月28日签订合同时的基本事实发生了根本变化（此为情势变更）。《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本案中，原、被告的约定是履行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原合同，及变更前的合同。原告要求按原合同履行符合法律要求，被告要求按照变更后的原合同履行，与法无据，也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故变更后的原合同对原告并不产生约束力；三、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合同应当解除，理由如下：1、在本合同的履行当中，发生如上所述的情势变更后，原告要求与被告协商变更转包合同，但被告拒绝，并强势要求原告按变更后的原合同继续履行转包合同。期间，原告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了不同意被告的该项要求：不同意一次性付给牧民800000元，不同意按变更后的原合同向国土资源局交付承包费，这说明双方在发生情势变更后未达成合意；2、按照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第一条8项第二款的约定，被告要在2014年年内将20000亩土地完整交付给原告。后因被告将该块土地上的部分土地转包给了第三人，第三人已经在该地上种植了465亩树木，致使被告不能将土地完整交付给原告。故三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被告给付第三人300000元苗木款后，于2016年年底向原告交付上述土地。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并未履行该项约定，至今该土地还在第三人手中。被告至今未能如数交付原告2000亩土地；3、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2016年年底2017年年初，政府将案涉土地列入退耕还林的范围，这一变更的后果为：原告不能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只能植树造林，政府将按植树造林进行配水，所配的水不够用于耕种。即在客观上原告不能耕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在法庭的陈述也说明了这一点，政府要求退耕还林后找原告商量，原告不愿退耕还林，就把地撂下了，原告已经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因退耕还林的事均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不再履行该《土地转包合同》。综上，案涉合同因客观上不能再继续履行，双方均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故应予以解除；四、合同解除的后果。《合同法》地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合同客观不能履行，被告应当在依照合同约定扣减原告耕种的3年承包费后，将剩余部分予以返还。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有合同及法律规定，请求法庭支持本诉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并依法驳回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就其本诉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土地转包合同一份以及收条两份，证明：原告承包被告的2300亩土地,交纳承包费1000000元,并将2014年需要向国土资源局交纳的40000元已交纳,并且当时承包的方式是按照国土资源局与牧民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为准。2、吉木萨尔县国有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协议、电井承包管理合同、土地承包补充合同各一份，证明：2014年1月18日原、被告签订合同中的,被告转包给原告土地就是基于以上转包合同而来。3、协议书一份，证明：这份协议书是2014年4月10日原、被告与第三人杨新文签订的,原告承包这2000亩土地之前,被告已经将其中的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了第三人,约定2016年年底被告将第三人的土地如数归还给原告,2014年4月8日向第三人交清苗木款,因被告未按时交清苗木款，导致原告至今没有拿到由第三人种植的450亩土地。4、借条一份、（2019）新2327民初130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本诉原告增加第三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依据。被告（反诉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签订合同时原告确实支付给被告1000000元,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主合同项下的一切费用都由原告承担,后牧民要承包费，被告将1000000元中的大概800000元给了牧民,40000元交给土地管理局了。对证据2中的合同真实性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原告在2016年之前就已经不耕种了,再没有向被告催要土地，是因为原告不种植,并且没有按时交纳承包费,原告违约在先。对证据4中的裁定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裁定书可以证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原告依旧按照民间借贷主张，是与本案两诉。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质证后，对证据1、2、3、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1的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就其辩称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草原转让协议八份、吉木萨尔县国有农用地租赁合同书一份、银行取款业务汇单一份、非税收入专用收据三份、吉木萨尔县国有农用地租赁合同书一份，证明:1、原告给被告交纳的第一期1000000元承包费，其中830400元被告收取之后，直接支付给牧民的承包费。2、土管局根据国家的政策需要变更主合同,变更合同不是被告自己想变更合同；3、2014年-2016年土地承包费是被告垫付后缴纳给国土资源局的,原告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向土地管理局缴纳承包费。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2014年10月30日缴纳李桂艳向土管局缴纳的40000元关联性认可。其余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原、被告签订合同时是2014年1月18日,双方合同基于本诉被告向原告出示的原主合同进行协商的,在合同签订后，本诉被告在2014年与2015年变更了与牧民的合同和国土资源局的合同,合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故对原告没有约束力,被告要求原告按照变更后的合同履行转包合同义务,没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这8份草场转让协议我们无法确认与被告和大东沟村委会的村民签订的合同有什么关系,2015年-2016年向国土资源局的费用原告拒绝缴纳,说明原告对被告变更后的合同不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就其反诉的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证据：1、土地转包合同，证明：2014年1月18日，发包方李桂艳、杨吉华，承包方为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土地转包面积为2300亩，费用200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反诉被告应当支付转包费1000000元，土地完整交付后反诉被告支付剩余1000000元，如单方违约，按转包费的2倍支付违约金，合同约定是对反诉原告与国土资源局整体的权利义务转让。2、吉国土租2010,吉国土租33号租赁合同，证明：2010年与国土资源局签订合同，在2015年由于政策的调整，重新签订了国有土地租赁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调整合同期限。3、协议书一份，证明：关于450亩地提前交付的三方协议，450亩地于2016年年底交付，不能按时交付按照每亩400元支付承包费，在本案诉讼之前，2300亩土地已经交付反诉被告。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三性予以认可，但对其中的一个证明目的不认可，土地转包合同的主合同指2014年1月18日前发包方杨吉华、李桂艳与土管局牧民、签订的合同，不包括杨吉华和李桂艳在2014年1月18日以后与牧民土管局变更后的合同。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经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月18日，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反诉被告）作为合同乙方与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作为合同甲方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该合同以被告与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局、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大东沟委会、大东沟村委会十二户村民所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准的2300亩土地发包给原告为内容，约定：1、土地位置面积：承包土地在主合同标注的四至界限内（2300亩）为准；2、承包方式：按主合同范围一次性转包；3、承包期限：按主合同生效日起，主合同期满日止；4、承包费用：按主合同应交承包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向被告交纳2000000转包费；5、经双方约定：原告承包经营期间，该宗土地范围内：水利、电力、道路、林带等所有基础设施归原告管理、使用、维护；6、原告经营期间享有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享有被告所签主合同诸项涉及的优惠政策（如国家建设、石油开采、林业补贴等）在本宗土地内的补偿收益归原告所有；7、甲方与庆阳湖乡水管所签订的（机井承包合同）归属本合同；8、付款方式：每年按主合同日期所涉及承包费用，提前一个月原告向被告交纳；转包费本合同生效之日原告付1000000元，被告于2014年将完整土地交与原告，原告付清剩余款1000000元，历次付款以被告收据为准；9、本合同条款如有与主合同相违背事宜，被告负责解决处理，被噶偶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应取得主合同发包方的书面同意，否则因转包未取得同意引起的经济赔偿，法律责任由被告承担。玲合同第五条违约责任第5项约定：如单方违约，按转包费（200万）2倍，向对方赔付违约金。合同生效之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1000000元转包费。2014年4月10日，被告向原告交付的2300亩土地中，450亩被第三人种植了苗木，经原、被告与第三人约定：1、被告杨吉华赔偿第三人杨新文栽树等费用300000元，第三人杨新文已经栽植的白杨树450亩地由被告杨吉华管护，成活率达到85%，费用由被告杨吉华承担，该林木必须管护到2016年年底，2017年起，林木的产权归被告杨吉华所有，如被告杨吉华管护不力，达不到要求，引起的责任由被告杨吉华承担；2、被告杨吉华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有效，2016年年底，被告杨吉华将第三人杨新文原来耕种的耕地如数归还给原告，如按时不能归还该土地，被告杨吉华每亩每年向原告缴纳土地费400元；3、被告杨吉华于2014年5月8日前向第三人杨新文一次性交清300000元。主合同包含四份合同分别为1、2010年3月1日，二被告与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编号为吉国土农租（2010）第3号《吉木萨尔县国有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2、2010年11月22日，二被告与庆阳湖乡大东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3、2011年5月5日，二被告与庆阳湖乡大东沟村委会12户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4、2010年4月20日，被告杨吉华与庆阳湖乡水管所签订的《电井承包管理合同》。2015年10月29日，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局与被告李桂艳签订了编号为吉国土租（2015）字第033号《国有农用土地租赁合同书》，该合同签订后，原编号为吉国土农租（2010）第3号《吉木萨尔县国有土地租赁经营合同书》作废，且变更后的合同变更了土地租赁期限及土地租赁仅标准，原合同经营期限为30年，自2010年3月1日至2039年12月31日，土地租赁金标准为：2010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每亩20元，计40000元；202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每亩30元，计60000元；2030年至2039年12月31日每亩50元，计100000元。变更后的合同经营期限为15年，自2015年1月1日起算，至2029年12月30日终止，土地租赁金标准为：2015年1月1日-2019年12月30日年，80元/亩.年；2020年1月1日-2029年12月30日年，120元/亩.年（若出台新的土地租赁金标准，本合同土地租赁金标准将随之调整，被告李桂艳须与吉木萨尔县国土资源局签订租金补充合同，作为本合同附件一并执行）。2015年实际种植面积1555亩。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4年向原告交付了1550亩承包地及机井等设施，原告于2014年1月18日向被告交付了第一期土地承包费计1000000元。自2015年被告与国土资源局变更主合同之前，原告种植了三年，自2014年至2016年。自2017年起，该宗土地因退耕还林，原告以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后原告因被告变更了主合同内容，且2017年因政策原因，将该宗土地调整为退耕还林，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并要求被告退还承包费681730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且要求被告偿还在此期间向原告借款225000元，合计906730元。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否应当解除，被告应否向原告退还土地承包费681730元及利息，并偿原告225000元借款。本院认为，原、被告间自愿达成的《土地转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同法有效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原告认为1、在本合同的履行当中，发生如上所述的情势变更后，原告要求与被告协商变更转包合同，但被告拒绝，并强势要求原告按变更后的原合同继续履行转包合同。期间，原告明确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了不同意被告的该项要求：不同意一次性付给牧民800000元，不同意按变更后的原合同向国土资源局交付承包费，这说明双方在发生情势变更后未达成合意；2、按照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第一条8项第二款的约定，被告要在2014年年内将20000亩土地完整交付给原告。后因被告将该块土地上的部分土地转包给了第三人，第三人已经在该地上种植了465亩树木，致使被告不能将土地完整交付给原告。故三方于2014年4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由被告给付第三人300000元苗木款后，于2016年年底向原告交付上述土地。但从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并未履行该项约定，至今该土地还在第三人手中。被告至今未能如数交付原告2000亩土地；3、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2016年年底2017年年初，政府将案涉土地列入退耕还林的范围，这一变更的后果为：原告不能在该土地上进行耕种，只能植树造林，政府将按植树造林进行配水，所配的水不够用于耕种。即在客观上原告不能耕种，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在法庭的陈述也说明了这一点，政府要求退耕还林后找原告商量，原告不愿退耕还林，就把地撂下了，原告已经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就因退耕还林的事均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了不再履行该《土地转包合同》。综上，案涉合同因客观上不能再继续履行，双方均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履行，故应予以解除；四、合同解除的后果。《合同法》地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因合同客观不能履行，被告应当在依照合同约定扣减原告耕种的3年承包费后，将剩余部分予以返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据此，原、被告间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经由双方合意得到解除，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支持。关于争议焦点问题，原告要求返还的200000元土地承包费系针对2018年因水资源调控这一不可抗力客观情况且已提前向被告履行通告后，但因被告未予及时解决水资源问题而导致原告承包的土地在2018年未实际耕种而要求被告返还的费用，被告对此不同意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及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系针对合同履行中因不可抗力使得合同无法履行时对于合同各方责任的处理规定，同时对不可抗力作出规定。本案双方签订的是土地承包合同，而土地的耕种依赖于水资源，故当事人对合同履行中的障碍应有一定的预见和认知，且由于环境资源保护、水资源的分配调控自2015年至今政策已非常明确，并非突然性调整，据此，原告认为国家政策性原因调控水资源属于不可抗力范畴进而适用上述不可抗力的免责或减轻责任规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继续履行合同无益于合同目的的实现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由于双方间的合同系在本案诉讼中协商一致得以解除，对于尚未履行的2019年土地承包终止履行，但对于2018年年度土地承包合同并未在原告向被告交纳承包费后协商变更或解除，故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返还2018年度土地承包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押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被告提出不予返还押金的抗辩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黄超明、曾凡成、盛君祝与被告李桂艳、杨吉华于2014年1月1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二、被告李桂艳、杨吉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黄超明、曾凡成、盛君祝退还承包费681730元；三、驳回原告黄超明、曾凡成、盛君祝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李桂艳、杨吉华（反诉原告）反诉部分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部分受理费17108.40元，由原告曾凡成、黄超明、盛君祝负担元，由被告杨吉华、李桂艳负担元，反诉部分受理费8250元，由被告杨吉华、李桂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剑审 判 员 陶新芳人民陪审员 刘 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闫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