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82民初9128号原告：朱杏华，女，1966年2月4日生，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志群（受朱杏华的特别授权委托），男，汉族，住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荣君（系朱杏华丈夫，受朱杏华的特别授权委托），男，汉族，住宜兴市。被告：朱俊华，男，1967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宜兴市，现住宜兴市。被告：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发展总公司，住所地宜兴环科园绿园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250440885J。法定代表人：张丽丽，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新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住所地宜兴环科园绿园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718687913K。法定代表人：顾红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裴淑逸（受该公司及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发展总公司的共同特别授权委托），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杏华与被告朱俊华、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发展总公司）、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新城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拆迁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陆长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杏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荣君、范志群，被告朱俊华，被告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婷、裴淑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杏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确认朱俊华与拆迁公司、发展总公司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无效；判令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对朱杏华依法进行拆迁安置补偿；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朱杏华与朱俊华系姐弟关系，父亲朱福根与母亲张小妹分别于2004年3月、2007年11月去世，父母亲的遗产有坐落于宜兴市.25平方米的房屋。2011年12月6日朱俊华代表已故父亲朱福根与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签订《宜兴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货币补偿协议书）后，朱俊华又于2012年8月2日与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签订《宜兴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安置协议书），朱杏华作为合法继承人并未授权朱俊华签订相关协议，朱杏华与朱俊华曾因继承纠纷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法院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2012）宜民初字第3453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坐落于房屋及该幢13号车库归朱杏华所有，然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未尽注意和审慎义务，在签署拆迁安置协议时未与所有继承人签署，存在明显过错，徐瑛法官在审理继承权纠纷案中也曾前往拆迁公司调查，拆迁公司获知继承纠纷的存在，然拆迁公司、发展总公司在法院判决后仍然私下恶意与朱俊华串通并于2014年3月26日达成新的拆迁安置协议书，造成生效判决无法执行，严重侵害了朱杏华的合法继承权，拆迁条例第七条规定，拆迁调查要所有继承人都签字，根据合同法第51条、物权法第97条、江苏省拆迁条例的规定，案涉拆迁安置协议是无效的，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朱俊华辩称：对于拆迁一事朱杏华事前是知道的，因此协议是有效的，2012年8月2日第一次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时选了三套房屋，但是听别人说拿三套房子不划算因为要拿出30多万元现金，所以在他的要求下于2014年3月26日重新签订安置协议书只拿两套房子，重签协议及出售已安置的房屋确实没有告知朱杏华，也未向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告知有继承诉讼的存在，现同意朱杏华配合办理完房产证手续后对买受人尚应支付的20万元房款归朱杏华收取并再作适当补偿。被告发展总公司辩称：2012年8月2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未盖章未生效，当时房屋尚在建造过程中，安置房应以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为准，与朱俊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并不知晓继承权纠纷也未有串通行为，朱杏华是否列入被安置人并不影响拆迁安置协议书的效力，拆迁前发展总公司先进行了公告，朱杏华并未进行申报，发展总公司还进行了调查，确认该户房屋户口内只有朱福根的儿子朱俊华一人且朱俊华居住于此房，农村宅基地以户为单位，朱俊华代表被拆迁人是符合政策的，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订并不损害朱杏华的利益，对于基于继承发生的房产权益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协商或通过诉讼解决，在继承案件判决后朱杏华理应将判决书送达发展总公司进行备案或请求法院予以协助执行，但从2013年判决生效后到2014年3月26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期间，朱杏华并未履行告知义务，加之朱俊华刻意隐瞒造成朱杏华未能获得拆迁利益，责任应由朱杏华与朱俊华承担，请求法院驳回朱杏华对发展总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拆迁公司辩称：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本案中拆迁主体是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受发展总公司的委托实施具体的拆迁业务，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也明确披露了委托方与受托人，朱俊华也是知晓委托关系的，因此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书直接约束发展总公司和朱俊华，而与拆迁公司无关，请求法院驳回朱杏华对拆迁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朱杏华与朱俊华系姐弟关系，其父亲朱福根与母亲张小妹分别于2004年3月、2007年11月去世。朱福根、张小妹夫妻留有坐落于宜兴市林业组建筑面积为223.25平方米的房屋1幢，2011年12月6日朱俊华以父亲朱福根名义与拆迁公司签订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由拆迁公司拆除朱福根户建筑面积为273.18平方米（房产证面积223.25＋阳台22.35＋阳台2.87＋规认24.71）的房屋、补偿526546元（其中阳台22.35平方米补偿价为43967元）、拆除无证房16.56平方米、补偿4769元、另外补偿装修附着58021元、补偿搬迁费1000元、过渡房6000元、提前搬迁奖10000元，合计606336元。协议签订后朱俊华将所占有的房屋交拆。2012年8月2日朱俊华与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由拆迁公司安置朱福根户坐落于房屋（129.56平方米，价274967元）、44幢404室房屋（100.90平方米）及44幢4号车库（21.96平方米）、44幢13号车库（8.40平方米，价6720元）、西花园五村2幢503室房屋（133.41平方米）及14号车库（16.15平方米），合计价款986655元，扣除朱福根户应得的拆迁补偿款606336元，朱福根户还应付款380319元，前述协议甲方处仅有拆迁公司经办人陈洪才签名、乙方处有朱俊华签名。又查明，2012年11月15日朱杏华向本院提起继承权诉讼，诉请要求对父母亲的房屋及拆迁安置费进行继承分割。该案由本院徐瑛法官主审，该案2012年12月13日庭审中朱俊华承认拆迁安置房西花园五村2幢203室、503室已领取完毕；该案2013年3月25日庭审中朱杏华明确诉请为请求判令对实际安置的房屋各半分割并明确要求分得44幢403室及4号汽车车库，其他的折算成款项进行找补，朱俊华在庭审中表示同意给朱杏华44幢403室及13号车库，庭审中朱杏华提供了其于2013年春节后从拆迁公司复印所得的2012年8月2日拆迁安置协议书，庭审中朱俊华称拆迁公司顾总说交房时面积可能会有变化所以没有盖公章，安置应支付的差额38万多元尚未支付且拿到的现房已出售。该案本院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了（2012）宜民初字第34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福根户所得的安置房中坐落于房屋及该幢13号车库归朱杏华享有，所欠拆迁单位债务由朱杏华承担86748元……；本案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朱杏华负担2920元，朱俊华负担4380元。2013年6月23日甲方朱俊华、乙方岳昕、丙方夏冬青签订《房产过户协议》，约定乙方以57万元的价格购买西花园五村2幢503室房屋及14号车库，乙方需支付丙方45万元，已付31万元，余款14万元于2013年8月31日前付清，否则丙方可无条件收回房屋，甲丙双方应无条件配合过户，办证前的费用由甲方负担，等两证办理完毕后乙方向甲方支付余欠房款12万元。2014年3月26日甲方拆迁公司与乙方朱俊华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朱福根户所得的安置房为五村2幢503室(现房)及14号库、二村三期47幢502室及2号汽车库，朱俊华尚应支付房款17849元。协议签订的同时进行了结算，朱俊华领取了二村三期47幢502室房屋及2号汽车库，双方于当日签订的拆迁安置房结算明细审核表中载明安置房五村2幢现288045元、二村47幢502室房款337990元，应补收17899元。2014年12月15日朱杏华因房屋拆迁一事与拆迁公司负责人顾红军发生纠纷，经环科园派出所调解，达成治安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朱杏华经法院判决的房屋还需要相关手续，由拆迁公司会同相关部门及朱杏华一起办理解决，拆迁公司经理顾红军答应将朱杏华的房屋列入议程。2016年朱杏华、朱俊华及拆迁公司三方在村书记的参与下进行了调解，但未能落实朱杏华的主张。再查明，朱杏华于2015年3月27日向本院起诉朱俊华、发展总公司，要求共同交付西花园二村44幢403室房屋及13号车库的房产，如不能交付则赔偿损失。该案起诉时朱杏华已知房屋已由他人入住无法交付。该案审理中，承办法官也向办理继承案件的徐瑛法官进行了调查，徐瑛于2015年12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称：2012年承办的朱杏华与朱俊华继承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曾三次前往拆迁公司调取安置协议书，与拆迁公司顾红军进行了联系但其未予配合，导致法院最终未能取得拆迁安置协议书。该案2015年11月26日庭审中，发展总公司坚称其在该案发生前并不知晓继承纠纷，签订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因2012年底就知晓朱俊华认为贴补差额太多而需要变更，故而2012年8月2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未盖章未生效，该协议书随着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订而销毁，顾红军并不认可徐瑛曾向其进行调查也不认可曾收到过判决书。2016年8月24日朱杏华向本院申请撤回该案的起诉，本院于当日下达了(2015)宜民初字第15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朱杏华撤回起诉。本院（2012）宜民初字第3453号判决书生效后，朱杏华于2014年11月24日申请执行诉讼费事宜，2015年4月28日本院出具结案通知书，明确朱杏华申请执行的诉讼费4380元一案已经执行结束。2015年7月6日甲方朱俊华与乙方吴耀君签订房产买卖协议，朱俊华将西花园二村47幢502室房屋及该幢2号汽车库以60.58万元的价格，乙方于2015年8月6日前支付房款55.58万元，余款5万元于过户时一次性付清。2019年8月1日朱杏华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并对朱杏华进行安置。本案诉讼中，朱俊华认为2012年12月13日庭审中称收到2套安置房的陈述有误，西花园五村2幢203室从未成为安置房，当时是先拿到了五村2幢503室，在确认可获3套安置房后朱杏华就开始打官司，法院的判决朱杏华没有及时告知发展总公司，否则他也不会更换到房屋，对于西花园五村2幢503室房屋先是出售于小夏，小夏又转让于他人，三人签订了三方协议，因为过户一定要户主参加的，2015年7月出售了另一套安置房47幢502室及车库，虽然知道判决要给朱杏华西花园二村44幢403室房屋及13号车库，但当时他认为房屋并不贵，不要这么多房屋，而且拿3套房屋要多出30多万元，考虑到与朱杏华是姐弟关系相信能够自己协商解决的，因此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更改成只拿2套安置房，对于徐瑛法官是否向发展总公司调查，他并不清楚；发展总公司、拆迁公司则认为在继承纠纷诉讼中朱杏华承认委托朱俊华办理相关拆迁手续，也由于朱俊华称拿不出30多万元，要求变更为安置2套房屋，故而签订了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并于当日履行了交房结算义务，朱杏华的损失应由其与朱俊华承担或自行解决，拆迁时为保障被拆迁人有房可住，并根据朱俊华签名的2012年1月5日拆迁安置结算明细表，可以证明西花园五村2幢503室早已于2012年1月就交付于朱俊华，因为五村的房屋在订立协议时已建设好是现房，五村2幢203室从未安置于他人至今空置，继承纠纷判决后未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或判决书，拆迁公司顾红军与朱杏华发生纠纷后虽于2016年进行调解，但当时房屋已被朱俊华出售，重新安置应由朱俊华配合退还房屋并重新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但朱俊华未予配合，故调解方案无法实施，正是由于朱杏华自身过错导致其损失；朱杏华则认为拆迁安置结算明细表中虽然在2幢503室前有打√，但不能证明该安置房已交接，判决后她曾将判决书送达拆迁公司顾红军，但顾红军拒绝签收，律师也曾帮助根据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房屋，但因法院执行局徐伟明法官称判决书只是确认相应权利并无执行内容，故而未能立案执行，与顾红军发生纠纷后，在2016年曾在村书记参与下进行调解，当时顾红军要求朱俊华拿出原安置协议书原件否则就不让选房，故调解未成，在继承权纠纷时就申请法院进行调查，因此拆迁公司存在过错。以上事实，有房屋权属证明、货币补偿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书、本院(2012)宜民初字第3453号民事判决书、(2015)宜民初字第1510号民事裁定书、质证记录、庭审记录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拆迁公司与朱俊华签订协议时均在协议首部披露了委托人发展总公司，受托人拆迁公司，因此合同相对人朱俊华在签订协议时是明知拆迁公司是受发展总公司委托进行拆迁并安置，案涉协议书对发展总公司具有约束力，发展总公司应对拆迁公司所作的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朱俊华是否有权代表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书，其于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否有效？对此本院持肯定意见，首先朱杏华在继承权纠纷诉讼中请求本院对实际安置的房屋各半分割并明确要求分得44幢403室及4号汽车车库，其他的折算成款项进行找补，该请求提出的前提是朱杏华对朱俊华与拆迁公司于2012年8月2日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内容的认可，本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也是基于认定该拆迁安置协议书有效情形下所作出，因此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判决结果看，能够推定朱杏华对朱俊华代表被拆迁人签订相关协议的行为是认可的，现在朱杏华反言称未对朱俊华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的行为追认过，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也有违诚信原则；第二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订立的合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以合法形式的而订立的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订立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订立的合同才为无效合同。本院于2015年3月27日受理朱杏华要求朱俊华、发展总公司排除妨碍纠纷一案时朱杏华明知判决确认的房屋已不能交付，其诉请也是要求朱俊华、发展总公司共同承担不能交付房屋的损失，该主张也能从侧面映证朱杏华对朱俊华代表被拆迁人与相对人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是认可的，在该案的审理中，继承权纠纷案件主审法官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曾三次到拆迁公司要求调取2012年8月2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未果，但不管是否调取到拆迁安置协议书，都不能推定拆迁公司已明知朱俊华在此后已无代理权，尽管朱杏华坚称其曾将本院确认二村44幢403室房屋及该幢13号车库归朱杏华所有的判决书交于拆迁公司，但其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因此不能认定拆迁公司在签订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已明知继承案件的判决结果，况且朱俊华与拆迁公司对改变安置房屋的原因作出了一致的合理解释即资金方面的原因，本案中并不存在导致拆迁安置协议书无效的法定情形；第三即使朱俊华在签订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时没有代理权，但从货币补偿协议书、2012年8月2日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签订以及判决后的交涉过程与诉讼情况看，发展总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朱俊华有代理权，故本院认定2014年3月26日拆迁安置协议书有效，之所以造成纠纷的主要原因系朱俊华故意隐瞒判决情况且将安置的房屋全部出售所致，本案中发展总公司应当履行的拆迁安置义务已经履行完毕，朱杏华要求再行安置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朱杏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940.5元，由朱杏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长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吴 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