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晋02民终22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住所地大同市南郊区五一街西口泰安门旁。负责人：王武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梅，山西北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凤龙，山西阳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春雷，男，1962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厚子才，山西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丰，大同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原审被告：宋晓波，男，1977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原审被告：安福平，女，1976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原审第三人：肖翠娥，女，194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原审第三人：赵守宏，男，1968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大同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南郊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朱春雷、原审被告宋晓波、安福平、原审第三人肖翠娥、赵守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2016）晋0202民初1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工行南郊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梅、安凤龙，被上诉人朱春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厚子才、刘文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宋晓波、安福平、原审第三人肖翠娥、赵守宏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工行南郊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诉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认定事实缺乏证据支撑。一审庭审中，肖翠娥、赵守宏均未出庭也未答辩，关于肖翠娥的身份和赵守宏出具的证明没有任何当事人举证，也未经过庭审质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一审判决混淆法律事实与主观推定。首先，借条上加盖的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均在空白处，而非“借款人”处，“借款人”处明确记载借款人为宋晓波。其次，所有借条上记载的内容均未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郊支行”字样，明示的借款人只有落款处的借款人，即宋晓波。一审法院判决得出借款是“职务行为”，是进行的主观推测。而且其中一张借款条中明示有“配偶：安福平”，如是职务行为，何来配偶一说。（三）本案是民间借贷。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2015年1月15日的借条宋晓波及配偶均签字摁手印，并附夫妻双方身份证及结婚证复印件。在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安福平签字注明“钱已收到（伍佰万元整）”。根据常理可知，明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且，安福平辩称“从来没有在有单位盖章的文件上签字”、“从来没有见过该章。我从来没有去过被告宋晓波的办公室签过这些东西”，可见民间借贷双方达成成合意时，既不在南郊支行营业场所，也没有南郊支行签章，完全是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二、一审判决逻辑混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宋晓波为借款人，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宋晓波的妻子安福平应承担还款责任，同时又判决工行南郊支行为共同债务人，将宋晓波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将同一法律行为归纳为两种不相容的法律关系，显然属于逻辑混乱。（二）本案无任何证据能证明宋晓波的行为符合职务行为的标准。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据中表明资金用途为“帮助戴岳东短期资金周转”。显然不是个人信贷业务，盖章的借条更不是《个人信贷业务合同》。被上诉人故意接受此盖章的借条，又无合理解释，难说不存在转嫁民间借贷风险的不良企图。银行只有向客户发放贷款，没有客户向银行发放贷款的业务。一审法院混淆民间借贷与银行借贷的区别。三、被上诉人一审诉求的借款数额没有相应证据佐证。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四张借条金额合计1300万元，均未约定利息。从提供的银行凭证中看，汇入李国芳的为500万元，汇入肖翠娥的为97.5万元，其余两份借条（100万元和600万元）未能有相对应的银行凭证予以佐证，不足以证明这四份借条已实际履行，是否已经归还完毕亦未可知。四、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已查明的事实并不符合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的适用情形，反而现有证据能证明借款是宋晓波个人行为。五、本案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中止审理。本案中宋晓波涉嫌违规适用印章、参与民间借贷，上诉人已将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受理。本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是否存在恶意转嫁风险，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等问题，均需以刑事案件的侦破认定的事实为依据。朱春雷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中止审理的理由不成立，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晓波、安福平、肖翠娥、赵守宏未提交书面答辩或陈述意见。原告朱春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连带归还原告借款13000000元；2.判令被告宋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按年利率6%支付7000000元逾期利息875000元，支付6000000元利息，从借款之日到还清之日年利率6%计算。一审法院认定：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复印件、户籍证明、营业执照副本、工银同党发〔2014〕17号文件及情况说明、司法鉴定书等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借条及个人业务凭证，该院认为其内容合法，形式规范且与案件有关，确认借条及汇款凭证真实合法有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是否按借条约定实际履行付款义务；2.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是否为共同借款人；3.被告安福平是否为5000000元借款的共同借款人，是否应对7000000元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对原告是否付款的问题，2014年元月15日的借款金额为5000000元，借款当天，原告向李国芳账户内打款5000000元，被告安福平在汇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钱已收到”，因此可以确认原告已履行5000000元的付款义务。2014年3月3日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借款当天，原告向第三人肖翠娥账户打款975000元。经该院审查，第三人肖翠娥为被告宋晓波岳母，其未出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原告有其他账务往来的关系且收款有合理的理由，因此原告称受被告宋晓波指示将借款打入该账户，合理合法，该院确认原告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1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2014年4月1日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原告于2014年3月28日和29日分两次向第三人赵守宏账户打款960000元，第三人赵守宏未出庭，但提供书面证明确认两笔款项是受被告宋晓波指示收款，因此可确认原告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1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2014年4月2日借款金额为6000000元，借款当天，原告向第三人赵守宏账户打款5760000元，赵守宏亦书面证明确认该款项是受被告宋晓波指示收款，因此可确认原告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6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对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是否为共同借款人的问题，该院认为，借款时，被告宋晓波为该支行行长，所有借款条均加盖有该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此加盖印章的行为对外具有职务行为的公示性，亦表达了其作为企业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现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未提供证据证明借款系宋晓波个人债务，故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应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被告安福平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该院认为，所有借款均发生在被告宋晓波与安福平婚姻存续期间，且被告安福平未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因此应属夫妻共同债务，依法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被告宋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向原告借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其理应按约归还。被告安福平应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借款金额，原告主张借款本金13000000元，但实际付款金额为12695000元，原告虽称其余305000元为现金支付，但未举证证明，故应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为本金。对借款利息，2014年元月15日及3月3日的借款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但约定原告有权随时收回借款，因此原告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被告主张利息，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应按实际借款本金5975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2014年4月1日及4月2日的借款均约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原告要求从借款到期之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向被告主张利息，符合约定及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应按实际借款本金67200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至2016年8月2日，利息为840000元。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要求原告承担鉴定费，其未举证且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原告未主张被告安福平承担借款利息，该院尊重其意见。诉讼费依法由败诉方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宋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朱春雷归还借款本金5975000元，从2016年1月12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全部还清为止。被告安福平对借款本金5975000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二、被告宋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朱春雷归还借款本金6720000元，利息840000元（计算至2016年8月2日），此后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至本金全部还清为止。被告安福平对借款本金6720000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50元，由原告负担2574元，被告宋晓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负担102476元，被告安福平对其中96116元承担共同责任。（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并直接给付原告）。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案争议焦点为：1.朱春雷出借款项的金额如何确定？2.工行南郊支行应否承担还款责任？3.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关于借款金额的问题。朱春雷提供的借条及银行转账业务凭证，证明朱春雷已将款项打入宋晓波指定账户。2014年1月15日的借款5000000元，当天朱雷春向李国芳账户打款5000000元，安福平在汇款凭证上签字确认“钱已收到”，可以认定朱春雷已履行5000000元的付款义务。2014年3月3日的借款1000000元，当天朱春雷向第三人肖翠娥账户打款975000元。经查，第三人肖翠娥系宋晓波岳母，其未出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朱春雷有其他经济往来或收款事由，因此朱春雷称受宋晓波指示将借款打入该账户，可以认定朱春雷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1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2014年4月1日的借款1000000元，朱春雷于2014年3月28日向第三人赵守宏账户打款500000万元，同年3月29日第三人赵守宏账户现金存款460000元，第三人赵守宏未出庭，但其提供书面证明确认该两笔款项均是受宋晓波指示收款，因此可认定朱春雷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1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2014年4月2日的借款6000000元，当天朱春雷向第三人赵守宏账户打款5760000元，赵守宏书面证明确认该款项是受宋晓波指示收款，因此亦可确认朱春雷的打款行为是在履行该笔6000000元借款的付款义务，上述借条及汇款凭证真实有效。综上，朱春雷主张借款本金13000000元，有证据证明的付款金额为12695000元。朱春雷虽称其余305000元为现金支付，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确认朱春雷实际出借金额12695000元。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中止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本案中，宋晓波涉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滥用职权罪一案由大同市公安局南郊分局受理，宋晓波涉嫌违规使用印章行为与本案借款合同纠纷虽有关联，但不影响工行南郊支行按照民事法律规定对所盖印章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本案不属于应当中止审理的情形。工行南郊支行的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行南郊支行应否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宋晓波作为时任工行南郊支行行长，是由法律授权代表该支行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其出具的全部借条均加盖有该支行个人信贷业务合同专用章，其特殊的身份和加盖银行印章的行为使出借人更加确信宋晓波借款系履行职务行为，具有企业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作为不了解银行内部业务的出借人朱春雷，审查宋晓波将款项用于倒贷行为的合规性并非其应当尽到的法定注意义务，且朱春雷也已实际履行出借款项的义务，将款项汇至宋晓波的指定银行账户，故其有权要求工行南郊支行承担还款责任。工行南郊支行对印章管理存在重大漏洞，造成其对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银行应通过内部追偿或刑事报案等方式追究责任人的责任,由行为相对人承担其管理漏洞造成的风险已亦不符合公平原则。一审法院从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认定工行南郊支行应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3010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南郊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胜肖审判员 王艳宏审判员 郑 翔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胡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