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04民初14059号原告（被告）：陈阳，女，1962年9月8日出生，汉族，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退休干部，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原告之姐），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雪梅，天津恩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东路宁汇大厦B座写字楼三层301、302、303、305及四层整层。负责人：赵荣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蒙蒙，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子冀，天津津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被告，以下略）陈阳与被告（原告，以下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劳动争议两案，原告陈阳不服仲裁裁决于2018年11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同一裁决，于2018年11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两案合并审理，因原告陈阳立案时间在先，故本案以陈阳作为原告，双方互为原、被告。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于雪梅，被告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蒙蒙、郭子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拖欠工资128047.3元及25%经济补偿金32011.83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期间拖欠工资188137.76元及25%经济补偿金47034.44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管理费17200元；4.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职级待遇。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的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原告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管理费200678.14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5年12月底入职被告处，从事销售管理岗工作，于2017年10月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被告自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的工资一直低于向税务机关为原告申报的收入额，存在工资差额。自2014年1月开始被告承诺按照专业经理级为原告发放工资即每月6600元，但被告并未实际履行承诺。根据保险行业惯例，客户缴纳保费有相应折扣，出保单后需全额缴纳保单标注的保费，由保险员垫付其中差额，出保单次月由保险公司返还保险员，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原告代被告为客户垫付的保费被告未能全额返还原告。综上，原告于2018年8月6日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63号《裁决书》，原告不服，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辩（诉）称，原告于2006年1月1日入职被告处，从事保险销售管理工作；于2009年10月1日变更为销售岗；于2017年10月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被告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等形式按照为原告申报的纳税收入足额发放原告工资，不存在拖欠情况，且被告并未承诺原告2014年1月起按照每月6600元标准支付工资。同时，被告亦不存在拖欠原告管理费的情况。综上，被告认为，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63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不支付原告2006年至2017年工资差额40434.89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本案有关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自述于2005年12月入职被告处，担任销售管理岗；于2017年10月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诉讼过程中，双方均确认2006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4956.02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060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7377.24元，被告通过现金形式于2006年6月向原告发放30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6年全年收入额83536.95元。2007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85192.42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060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12928.69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7年全年收入额111992.63元。2008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36092.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07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2993.56元，被告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1月向原告发放80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8年全年收入额71165元。2009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64168.6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513.7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96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8140.3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09年全年收入额102403.73元。2010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60791.09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3552.8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104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5290.98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0年全年收入额81186.35元。2011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8067.5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2470.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704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5505.71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1年全年收入额72352.04元。2012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3620.38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2847.9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80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4849.49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2年全年收入额89431.92元。2013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31320.23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5186.9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477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232.31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3年全年收入额53992.15元。2014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5308.89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7129.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537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4年全年收入额30282.69元。2016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共计9666.24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8812.15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7746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341.65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6年全年收入额38966.04元。2017年1月至9月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0元，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4276.24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6849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0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7年1月至9月收入额23160.8元。庭审中，原告主张2015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其发放工资共计2397.68元、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共计18816.56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共计6180元、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共计1559.78元，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5年全年收入额76135.61元。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5年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总额、被告向税务机关申报原告2015年全年收入额认可，但主张2015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发放工资22337.68元，2015年6月原告通过现金形式向被告补缴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24540.12元，被告将上述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计入当月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原告收入额。被告同时主张2012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名下另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45）中支付工资19936.85元。被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申请律师调查令，申请查询原告名下2006年1月至今的所有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流水。工行天津谦德庄支行于2018年12月21日回函本院并提供2018年12月19日打印的原告名下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1月1日起的银行账户流水。上述流水显示2012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另一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62×××45）中支付19936.85元，备注信息为工资；2015年被告通过其名下账户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账户向原告支付22337.68元，备注信息为工资或奖金。另查，被告主张2006年第一季度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6913.31元并提供2006年第一季度奖金发放同制表复印件；主张2006年5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300元并提供星光乍现及千万保单激励人员明细单复印件；2008年2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4000元并提供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8年4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800元并提供的2008年五一过节费发放表（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金蝉”）；2009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200元并提供2009年元旦春节过节费发放标准（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钱娜”）；2009年6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400元并提供2009年度五一过节费（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陈晶”）；2009年9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6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国庆中秋过节费发放表（其中原告处签字为“陈晶代”）；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18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900元并提供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2010年1月通过现金形式向原告发放250元并提供天津市分公司机构福利费申请表复印件。原告对被告提供的2006年第一季度奖金发放同制表复印件、星光乍现及千万保单激励人员明细单复印件、天津市分公司机构福利费申请表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否认收到上述表格记载款项；对被告提供的2008年五一过节费发放表、2009年元旦春节过节费发放标准、2009年度国庆中秋过节费发放表、2009年度五一过节费真实性不予认可，并主张并非本人签字亦未收到表格中记载的款项；对被告提供的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原告曾认可收到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中记载的4000元，但随后的询问过程中原告否认收到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中记载的4000元并申请对上述三份表格中“陈阳”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进行笔迹鉴定。后原告申请撤回对2009年度年终奖发放表中“陈阳”是否为本人签字的笔迹鉴定申请，同时申请对被告提供的2007年年终奖励发放表、2009年度年终奖励（创业奖）发放表中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诉讼过程中，依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9年8月27日原告向本院邮寄《关于延期鉴定笔迹及形成时间的申请》，以被告未提供完整工资台账无法确认关联性为由撤回司法鉴定申请。此后庭审中，本院多次询问原告是否继续申请司法鉴定，原告均坚持不申请。庭审中，被告主张2010年10月至2017年7月期间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名下银行账户发放父母津贴200元，2017年8月至2017年10月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名下银行账户发放父母津贴500元，被告同时主张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向税务机关为原告申报的收入额。原告确认其父每月收到被告发放的父母津贴，但不认可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向税务机关为原告申报的收入额中。同时原告向本院提交的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条中显示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每月工资构成中包含父母津贴，总额为9900元；工资条中亦显示2015年6月原告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数额明显高于之前及之后月份，2016年9月原告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数额与之前及之后月份基本一致。另，原告于庭审中陈述月工资构成以其提交的工资条记载为准。再查，原告主张根据保险行业惯例，客户缴纳保费有相应折扣，出保单后需全额缴纳保单标注的保费，由保险员垫付其中差额，出保单次月由保险公司返还保险员，但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原告代被告为客户垫付的保费差额被告未能全额返还原告。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被告南开公司财务部给原告打印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及对应的银行流水、百世快递邮寄凭证照片打印件1页、与陈园的短信截图打印件1页、与被告公司相关人员录音及文字资料等证据。其中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中标注“车险手续费及贴票两栏画勾处已核对。李金17.8.11”。被告否认存在该制度，同时对原告提供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中李金签字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陈园发送的表格及李金当时核对的表格与原告提供的管理费对账单复印件存在诸多差异。又查，原告因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拖欠工资113803.81元及25%经济补偿28450.95元、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拖欠工资162717.29元及25%经济补偿40679.32元、管理费17200元、确认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级职级待遇问题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委于2018年11月2日作出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263号《裁决书》裁决：“一、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06年至2017年工资差额40434.89元；二、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原告主张的工资差额问题。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发放的工资数额结合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与其向税务机关申报的原告收入额存在差额，被告应予以补齐，被告虽主张其已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等形式按照为原告申报的纳税收入足额发放原告工资，但诉讼过程中经双方核对的已发放工资、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部分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确存在差额，故原告主张的合理部分，被告应予补发。第二，原告主张2014年1月1日起被告承诺按照每月6600元标准向原告支付工资，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被告亦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三，被告主张2012年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名下62×××45的中国工商银行账号发放工资共计19936.85元，该款项亦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认可上述账号为本人账号，同时主张上述账号发放的并非工资而是被告返还原告的手续费、管理费，但原告未能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且上述款项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备注信息均显示为工资，故对被告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第四，被告主张2015年6月曾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原告向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个人负担部分共计24540.12元，该款项亦计算入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主张该部分费用系原告自行垫付，被告应予返还。对此，本院认为，原告向被告缴纳的该部分费用系其按照法律规定应担负的社会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其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被告的主张与原告提供的工资条中反映的事实基本一致，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第五，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6年第一季度向原告发放6913.31元、于2006年5月向原告发放300元，于2010年1月向原告发放25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原件证明其主张，且原告否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六，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4月向原告发放800元，于2009年1月向原告发放1200元，于2009年6月向原告发放400元，于2009年9月向原告发放1600元，但其提供的领取记录签字处并非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亦否认收到上述款项，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七，被告主张通过现金形式于2008年2月向原告发放4000元，于2010年1月份别向原告发放1800元和900元并提供现金领取记录对此予以佐证，原告虽否认签字真实性，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第八，被告主张自2010年10月起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原告之父支付父母津贴，该款项亦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确认原告之父收到父母津贴，但不认可该款项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工资条中显示自2014年1月起工资构成中包含父母津贴，而原告亦于庭审中陈述工资构成以其提交的工资条为准，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2014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予以支持，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4年1月前向原告之父发放的父母津贴包含于被告为原告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收入额中，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综上，结合双方诉讼过程中确认的已发工资数额、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数额、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数额、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数额及本院的上述认定，被告阳光保险天津分公司应支付原告陈阳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39521.73元。至于原告主张的25%经济补偿金问题，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管理费问题。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中虽有被告处员工签字，但该签字内容仅表示“车险手续费及贴票两栏画勾处已核对”，至于是否应当发放原告管理费及发放数额并无表述，被告亦对此不予认可，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确认退休时享受专业经理级职级待遇问题。因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案不予涉及。由于原、被告均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一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故本院应当一并做出裁决。｛(2018)津0104民初14059、14440号案件一并做出裁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支付原告陈阳2006年1月至2017年9月期间工资差额39521.73元；二、驳回原告陈阳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锦辉审 判 员  王馨蕊人民陪审员  孙玉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贺 玮杨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但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宣判后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一、上诉权的行使。当事人不服我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权在判决、裁定书指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逾期不上诉，我院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提出上诉的，应在上诉期内，将上诉状正、副本递交本院，并按照相关规定预交上诉费用。未在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经对方当事人申请，该案件即有可能进入人民法院执行程序。二、申请再审权的行使。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我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三、主动履行。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主动向对方当事人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也可与主审法官联系主动履行事宜。四、申请执行权的行使。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该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人逾期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