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03民初17810号 原告：吴某，男，199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陈忠，福建润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严某1，女，1990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告：严某2，男，1953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告：王某，女，195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任义俊，福建法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某与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陈忠，被告严某2及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义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立即返还原告吴某全部彩礼，包括现金138000元及黄金戒指一枚、黄金手链一个、黄金项链一串；2、判令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向原告吴某支付前述款项（总金额150000元）的资金占用利息（自××××年4月6日起，按年化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严某1于2017年年初相识并于同年年底开始恋爱。2018年9月，原、被告两家开始商谈订婚事宜，后严某1的父亲即被告严某2，向原告的父亲提出结婚聘金的要求，聘金为现金13.8万元、黄金三两，订婚日期为2018年9月30日。在原、被告两家协商好订婚时间及彩礼后，原告及其父母开始准备彩礼事宜。2018年9月29日，原告母亲从其银行账户提取现金9万元，原告父亲从其银行账户提取现金5万元，共计14万元，并将其中的13.8万元现金包好，于第二天订婚时作为彩礼交给严某1家；另有黄金戒指一枚、黄金手链一个于订婚当日一并交付给被告，而黄金项链一串于订婚前一个月已交付给严某1。原告与严某1订婚前后，因被告家人的原因，两家矛盾不断升级，原因包括：第一，严某2、王某要求原告马上装修婚房，且在婚房装修过程中过分干预原告的装修计划，导致装修工程出现各种问题；第二，严某2、王某在订婚前要求原告尽快订婚，但在收到原告给付的彩礼后又称2018年是原告的本命年、××××年被告家中要做法事，不能结婚，并多次跟原告说其能不能成为女婿还是个问题；第三，严某2多次嫌弃原告给的彩礼太低，对原告的家人冷嘲热讽；第四、严某1向原告表示，两人结婚后，严某1不会随原告到外地发展，要和其父母居住在一起。最终，原、被告两家矛盾不断升级，原告与严某1也因生活观念和性格问题导致感情破裂，于××××年××月分手，正式解除婚约关系。原告的家庭积蓄微薄，故原告在与严某1解除婚约后，多次与被告家协商退还现金及黄金饰品等彩礼事宜，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和搪塞，拒不向原告返还任何聘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严某1、严某2、王某辩称：1、原告主张退还13.8万聘金和黄金戒指一枚、黄金手链一个、黄金项链一串没有事实依据。（1）严某2虽曾提出13.8万聘金和黄金三两的要求，但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并未强索，且严某2在2018年9月25日提供其名下的建设银行账号，原告也并未如数汇款。（2）按照风俗习惯，若原告交付13.8万元的巨额彩礼，被告应当交付一份红纸聘金礼单作为凭据，而原告仅凭两次银行取款记录，不足以证明交付事实。（3）黄金项链是严某1第一次到原告家中，原告的奶奶送给严某1的见面礼，属于赠送品，不属于结婚聘金礼品，更不是在订婚当日一并交付的结婚聘金礼品。而黄金戒指一枚及黄金手链一个，是原告赠与严某1的礼物，不是结婚聘金礼，并非于订婚当日交付，而是在2018年4月严某1生日时赠与的。2、原告所述退婚理由不符合事实。（1）对于原告提出的“因被告家人的原因导致两家矛盾升级”，原告与严某1尚未登记结婚，被告与原告家人不存在利益冲突，从未发生矛盾。（2）原告的前女友介入，是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的根本原因。（3）严某1为结婚做好各项准备，但原告于2018年12月19日突然提出退婚，且未提供具体理由。原告所称的严某2干预装修、严某2及王某以本命年和做法事为由阻碍结婚、嫌弃彩礼太低等均属编造，对于严某1表示的结婚后不会随原告到外地发展，亦为原告个人的主观臆断想法和处世态度。3、原告自行悔婚提出退婚，给严某1造成名誉、身心、精神上的损害，婚约财产不应退还。（1）原告提出退婚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与前女友私下生情。（2）原告因为比严某1小四岁而认为丢面子。（3）原告与严某1同居生活六个月，期间两人出行至多地并同居，现原告退婚，严重损害严某1的身心及名誉。（4）婚房装修期间，原告租住在严某1名下的房产6个月，据此产生的10800元租金应予支付或抵扣。（5）严某1在2018年10月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四次给原告转账共计7400元，该款项系原告房屋装修和购买材料的开支，应由原告返还或抵扣。（6）严某1为结婚准备了数十种价值万元的物品，应由原告补偿或抵扣。4、退婚完全是因原告的因素导致的，三被告没有过错。而严某2经手收受的9万元聘金与严某1、王某无关。 原告吴某围绕其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银行取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户口本、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支付宝转账记录。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围绕其答辩意见提交了支付宝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照片。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吴某父亲吴国兴、母亲林美，被告严某1父亲严某2、母亲王某。吴某和严某1于2017年底开始恋爱，双方家庭2018年9月商谈订婚事宜，严某2通过微信向吴国兴提出聘金13.8万元及黄金三两。2018年9月29日，林美、吴国兴分别在银行取款9万元、5万元，取款9万后林美卡中余额3715.06元、吴国兴卡中余额2101.33元。2018年9月30日，吴某与严某1订婚并交付彩礼，××××年××月中旬吴某提出取消婚约，双方分手，未办理结婚登记。 另外，2018年10月20日、11月2日、12月7日严某1通过支付宝向吴某分别转款2000元、4400元、1000元，庭审中被告表示上述款项是借给吴某的装修款。2018年9月2日、9月2日、9月11日、9月18日吴某通过支付宝向严某1分别转款3700元、4250元、500元、5000元。 被告对原告交付9万元现金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本院分析及认证如下： 一、实际交付的彩礼数额和种类。 原告主张，其于订婚当日以现金的形式向被告交付13.8万元聘金，同时交付黄金戒指一枚及黄金手链一个，且另有黄金项链一条，由原告的奶奶于2018年9月5日左右，作为彩礼送给严某1，故彩礼应为13.8万元款项及三件黄金饰品，并提供银行取款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户口本、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为证。被告辩称其仅收到9万元聘金，而黄金项链系原告的奶奶于2018年3、4月左右赠与严某1，黄金戒指和黄金手链系原告于2018年4月5日送给严某1的生日礼物，故三件黄金饰品应是原告奶奶、原告对严某1的赠与，不属于彩礼。被告对于原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银行取款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只收到9万元，并未收到13.8万元；微信记录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虽提出彩礼13.8万元和三两黄金，但并未收到另外4.8万元，且三件黄金饰品不是聘礼；通话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不接电话是被告的自由；户口本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被告在录音中的回复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未承认收到13.8万元和黄金手链、戒指和项链。 本院分析认为，双方均确认原告于2018年9月30日向严某1一家交付彩礼，但双方对实际交付的彩礼数额及种类存在争议。首先，关于聘金给付13.8万元还是9万元的问题。严某2向吴国兴提出聘金13.8万元，在吴某与严某1取消婚约后，吴某的父母多次与严某1的父母就返还彩礼进行沟通，在微信聊天及电话中多次明确提及彩礼包括13.8万元款项，严某2、王某均未对此数额提出异议。若被告仅收到9万元聘金，其在双方家庭的多次沟通中均未进行反驳，有悖常理。且在双方均未提出变更彩礼金额的情况下，若被告在订婚当日擅自将礼金降为9万元却未影响订婚，亦不符合常理。结合原告父母于订婚前一日银行取现14万元的事实，及以现金的形式交付彩礼符合民间习俗的情况，本院认为原告的证据可以形成合理的证据链，具有优势证明力，故本院认定原告已向被告交付13.8万元款项作为订婚彩礼。 其次，关于三件黄金饰品是否属于彩礼的问题。被告虽认可已收到三件黄金饰品，但并不认可三件黄金饰品属于彩礼，且双方对三件黄金饰品的交付时间存在争议。原告主张黄金项链在2018年9月5日左右由原告奶奶作为彩礼交付给严某1，但又表示严某2于2018年9月17日才提出聘礼为13.8万元和黄金三两，也即根据原告主张的交付项链的时间，严某2尚未提出彩礼的要求，故本院认为原告奶奶交付给严某1的黄金项链并非彩礼。对于其中的黄金戒指和黄金手链，原告主张其在订婚当日将戒指和手链作为彩礼交付给被告一家，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黄金戒指和手链是2018年4月5日吴某送给严某1的生日礼物。本院分析认为，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在订婚当日向被告交付的黄金戒指及手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给付黄金戒指及手链是以结婚为条件而非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主张涉案的三件黄金饰品属于彩礼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被告是否应返还彩礼及数额的认定。 首先，关于彩礼是否应返还。吴某与严某1订婚并交付彩礼，后解除婚约未能登记结婚，现吴某要求返还彩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中第（一）项之规定，原告要求返还彩礼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其次，关于吴某与严某1是否共同生活。被告称吴某与严某1曾于厦门市思明区育秀里165号725室同居半年，庭审中表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原告则称该住址为严某1姐姐的家，其仅居住于顶楼搭盖的20平米左右的铁皮房内，严某1并未在此共同居住，并指出被告所提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严某1对吴某说“我在我姐姐家等你”可以印证双方并未同居的事实。本院分析认为，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某与严某1存在共同生活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被告提出的吴某与严某1存在共同生活的情形不予认可。 再次，关于吴某取消婚约是否存在过错及是否对返还彩礼的数额有影响。被告主张吴某取消婚约存在过错，以吴某与严某1微信聊天记录中陈述“刚刚一个前女友加我微信”为证，吴某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双方分手系因性格不合、双方家庭矛盾加剧等原因，并不存在过错。本院分析认为，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某解除婚约存在过错，且婚约期间任何一方均有权改变主意而不与对方结婚，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不幸的婚姻发生。故本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某提出解除婚约存在过错，亦不会因此影响返还彩礼的数额。 根据上述认定，被告应当返还彩礼13.8万元。 三、关于返还彩礼的义务主体。 原告主张订婚当日其父吴国兴将13.8万元及黄金戒指、手链一起交付给严某1，严某1之后把现金13.8万元交付给严某2。严某2主张订婚当日其收到吴某母亲林美给的9万元聘金并无黄金，严某1及王某并不知道这件事。 本院认为，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的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地时候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按照习俗，男女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所给付的彩礼,数额的确定及财产的给付等，均是男女双方家庭的行为，由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共同参与的结果，故在双方未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女方及其父母系退还彩礼的主体，故本院认为吴某诉求严某1及其父母严某2、王某返还彩礼并无不妥，本案主体适格。 四、关于是否应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另外，原告主张彩礼的资金占用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主张为结婚准备了价值万元的物品、其向原告转款的7400元属于借款、因原告房产装修租住被告房产6个月产生租金10800元，上述款项均应从返还彩礼中抵扣；原告则认为物品是否为被告所购买、价值如何及是否准备用于结婚均难以确认，严某1转给吴某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且吴某转给严某1的款项远多于严某1转给吴某的款项。本院分析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严某1为结婚准备价值万元物品，被告提出的借款及租金抵扣彩礼，因原告不予认可，不能相互抵消，且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对原告的诉求，在前述认定的范围内予以支持，超出部分没有依据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某彩礼138000元； 二、驳回原告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严某1、严某2、王某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530元，由吴某负担129元，由严某1、严某2、王某负担1401元，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曾祥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代书记员 黄铠 慧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