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02民初1329号原告：张爱红，女，1967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志学，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住所地：衡水市桃城区胜利中路102号。法定代表人：刘利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彬，河北志安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宏庆，男，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衡水市桃城区河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被告：李莉，女，1983年9月5日出生，汉族，衡水市桃城区河东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第三人：康玉秋，男，1967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桃城区。原告张爱红与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李宏庆、李莉,第三人康玉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爱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志学，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法定代表人刘利国、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彬，第三人康玉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李宏庆、李莉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爱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2017年8月9日，原告与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所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辩称，原告并未与干马村签订协议书，协议书是康玉秋与干马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因此，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权主张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无效。该协议的签订不存在诱惑，欺骗，威胁等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原告主张确认该协议无效，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李宏庆辩称，李宏庆仅仅是该合同中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经办人，与该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成为被告。康玉秋是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在合同上签的字，该合同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被告李莉辩称，李莉仅仅是该合同中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经办人，与该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成为被告。康玉秋是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在合同上签的字，该合同并未违背其真实意思。围绕争议焦点，原告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张爱红的身份证。证明张爱红的身份。证据2.张爱红与康玉秋的结婚证。证明二人是夫妻关系。证据3.1999年3月16日康玉秋、张爱红与干马村签订的协议一份。证明二人承包经营了本案诉讼的标的。证据4.衡桃河东答复访字[2016]23号答复一份。证明李宏庆作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明知张爱红是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所签订协议中的一方，明确知道康玉秋与张爱红共同经营了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的协议中所指向的土地，张爱红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证据5.关于依法强制拆除干马村村民张爱红房屋的请示。证明对方及其河东区人民政府在张爱红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释放了康玉秋，在此情况下与康玉秋签订了补偿协议。证据6.桃城区复查复核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张爱红反映拆迁补偿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证明张爱红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证据7.2019年6月17日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发的征地告知书。证明被告所说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是事实。证据8.2004年5月14日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与2017年8月9日的协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告怀疑该协议本身的正当性。证据9.2016年9月28日、2016年10月25日，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分别作出的衡桃公（东）行罚决字[2016]0751号、衡桃公（东）行罚决字[2016]078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张爱红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被处罚。证据10.2017年6月19日衡水市环保局桃城分局出具的关于禁养区禁止养殖的通知。该通知开头写的是张爱红的养殖场，证明张爱红主体问题。证据11.2017年8月9日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证据12.衡桃检公诉刑诉[2017]528号起诉书、（2017）冀1102刑初62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张爱红因为争取土地的权利被陷害入狱，被限制人身自由，然后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了补偿协议。证据13.桃城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征拆指挥部会议纪要。证明康玉秋与张爱红的土地以宅基地的标准进行的补偿。围绕争议焦点，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康玉秋与干马村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证明原告并未与干马村签订该协议书，原告并没有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据2.被告与康玉秋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康玉秋签字确认的相关明细表四张及领款的签字表、被告付款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证明涉案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实际履行。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因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上述三份证据予以采信。证据4系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政府河东街道办事处对原告的信访事项进行的书面答复，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证据5没有请示单位的公章，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6系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原告反映拆迁补偿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书，有该委员会的签章，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7、8、9、10、1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与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证据2有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及经办人、第三人的签章及签名、捺印，本院对该两份证据予以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13能够证明涉案土地是按照宅基地标准进行补偿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证据1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系同一证据，且原告及第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康玉秋系夫妻关系，1985年3月24日登记结婚，二人均系衡水市桃城区干马村村民。1999年3月16日，该村村委会与康玉秋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为发展养殖业，将废弃地一块安排给乙方（康玉秋）长期使用。该地东西长30米，南北宽29米，东至郭停占、西至康福言、南至饲料厂、北至大坑。协议签订后，原告及康玉秋开始在该地从事养殖工作，并在该地建有房屋、轻钢厂房等其他设施。按照衡水市政府规划从2011年开始对河东街道干马村进行土地收储工作，其中涉及到地上附着物清表40户，其中30户已顺利完成征收和补偿工作。2016年市政府按照上级要求重新启动土地收储工作。3月底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中心、桃城区住建局，河东街道办事处、干马村成立工作组开展工作，完成包括原告在内的剩余10户的地上附着物清表工作。2016年5月10日工作组会同政府指定的石房房地产评估公司对原告及康玉秋使用的涉案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丈量，并依据衡区政办函【2011】44号和81号文件向其出具了干马村区域土地收储评估明细、干马村区域土地收储评估明细、干马村区域康玉秋扣除部分评估明细、南部新区干马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明细表，原告及康玉秋均在现场，康玉秋对上述四份评估明细表中所列明的丈量尺寸、面积、补偿标准均认可，并在该四份评估明细上签名、捺印。后原告认为上述补偿标准过低，多次向相关部门信访。2017年8月9日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康玉秋（乙方）签订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为加快城市建设和合理利用土地，经市政府批准，对南外环以南干马村土地（南部新区）进行收储。为保障收储工作顺利进行，保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衡区政办函【2011】44号和81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根据现场清点，甲、乙双方确认地上附着物（见附表），按照石房房地产和河北昌泰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结果及有关补偿政策进行一次性补偿。房屋及附属物补偿费934617.38元整。土方4982.8方，金额74742元整。猪268头，搬迁费53600元整。鸡138只，搬迁费1380元整。羊249只，搬迁费49800元整。宅基233平方米，金额535900元整。以上补偿金额合计1650039.38元整。第二、乙方必须对一次性买断补偿的地上附着物保持原貌，如不保持原貌，视情况扣除一定数额的补偿费，且不准在城市控制区内新建。第三、补偿方式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协议签字后，乙方将于2017年8月13日清理完毕地上附着物，并将钥匙交到甲方，办理以上款项拨付手续。第四，协议签订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清理完毕该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理，乙方无权干涉。合同对其他事项亦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康玉秋领取了全部补偿款，涉案土地的征收工作完成。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张爱红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第二、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是否有效。第三、康玉秋在签订该补偿协议时是否存在被诱惑、欺骗、威胁的情形。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康玉秋与干马村村委会签订协议以后，原告及康玉秋在涉案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告与康玉秋均享有处分权，故张爱红作为本案原告主体适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衡水市政府自2011年开始开展涉案土地的收储工作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工作，尤其是在2016年5月10日，工作组在对涉案土地进行丈量及地上附着物清点、估价的过程中，原告也一直在场，对于涉案土地的收储工作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均已明确知晓，应当与康玉秋进行过协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2017年7月9日，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有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的签章及康玉秋的签名、捺印，且康玉秋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故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有理由相信康玉秋在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上签名的行为系其与原告的共同意思表示，原告不得以不同意对抗善意第三人。另，涉案土地被征收后已建成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系为加快城市建设，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且康玉秋已按协议约定领取了补偿款，协议已履行完毕。该协议并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其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称康玉秋在签订协议时被诱惑、欺骗、威胁，因未向本院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对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衡水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康玉秋签订的衡水市土地收储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李宏庆、李莉系涉案补偿协议的经办人，原告将二人列为被告，其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八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送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爱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张爱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嘉琦人民陪审员  王爱新人民陪审员  叶晓权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杜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