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渝0243行初60号原告：廖相韦，男，195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黔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梅，重庆光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3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114009130231Y。负责人：陈加旭，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杨少科，该局纪委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该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草原，该局职工。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黄泥磅黄龙路55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0000000927610XB。负责人：邓恢林，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该局职工。原告廖相韦诉被告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黔江区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撤销行政行为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等诉讼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廖相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梅，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纪委书记杨少科、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庆、刘草原，被告重庆市公安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重庆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未出庭应诉，向本院提交了未出庭应诉的情况说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廖相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和理由：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于2019年2月17日以原告阻碍执行公务为由而给予治安处罚事实不清、认定错误、程序违法。原告于2019年3月13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之后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廖相韦在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黔江区黎水镇华阳社区居委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系五保户，属于政府帮扶对象；2.土地承办经营权证。证明本案争议地块平桥系原告承包地，登记在原告承办经营权证上，东至廖碧周田边，南至廖相习田边，西至廖相华田边，北至河沟边；3.廖相云、滕久平证人证言。证明争议地块平桥的土地系原告的承包地，尽管1992年修建公路将该土地一分为二，但仍然不能改变该土地系原告的事实。那么镇政府在没有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在原告承包地上栽种树苗显然是不合法的；4.黎水镇村民廖相云、滕久平等人共同出具的证实。证明案发当天的情况。原告在争议地上种的洋芋，而政府以该地系村道边缘地为由，不准原告继续耕种，强行要栽种行道树树苗，原告上前阻止，双方发生纠纷，政府工作人员报警，派出所民警出警后，使用脚镣手铐将原告铐走后。当场对原告使用警械，对其使用脚镣不当；5.照片三张。证明在案发当天原告的衣服有被撕扯烂的情况，也就说明出警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排除有推拉、撕扯等暴力执法的情形，才会导致原告的衣服被撕扯烂。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行为有过错，公安机关的处罚行为是不合法的。被告黔江区公安局辩称：2019年2月12日11时40分许，重庆市黔江区公安局石会派出所接到黔江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黔江区黎水派出所于2019年2月12日上午11时许在处警过程中遭遇原告廖相韦暴力阻碍执行职务，指令由石会派出所调查处理此案。经调查查明：2019年2月12日上午10时许，黎水镇政府政法委书记郭光荣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毛朝平、孙文斌等人与黎水镇华阳村干部郭德章、廖碧云等人按照2019年1月24日原告与廖兵华土地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到华阳社区小地名“平桥”的纠纷土地上栽种树苗，栽种树苗完成后，恰巧被原告发现，原告当场辱骂政府工作人员，并将栽种的52棵树苗全部拔掉。而后黎水派出所所长李建、民警陶醉接到政府工作人员报警后到达案发现场，经了解情况，李建决定现场传唤原告到黎水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拒不配合，用脚踢打处警民警陶醉。被告认为，原告廖相韦在土地纠纷已经解决的基础上，仍然采用破坏性手段损毁政府工作人员在纠纷土地上按照协议约定栽种的树苗，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原告在涉嫌违反治安管理法的情况下，以暴力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故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于2019年2月13日以故意损毁公私财物、阻碍执行职务依法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八日的行政处罚。2019年2月13日，原告向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依法维持了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综上，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的处罚裁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裁量适当。请人民法院依法维持被告对原告做出的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和3号行政处罚决定。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事实证据：1.接警回执；2.受案登记表；3.受案回执；4.抓获经过；5.延长询问查询时间审批表；6.传唤证；7.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8.廖相韦询问笔录；9.郭德章询问笔录；10.廖碧云询问笔录；11.人民调解协议；12.陶醉、藤素洪等人目击证言；13.黔江区黎水镇人民政府情况说明；14.廖相韦户籍资料；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6.行政处罚审批表；17.行政处罚决定书；18.拘留人家属通知书；19.拘留执行回执。以上证据拟证明在2019年1月14日就涉案土地原告与廖相华在村委和政府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约定该地交由政府种植行道树，因原告不会写字，所以未在协议上签字，但是当时是口头同意的。黎水镇派出所民警执法记录视频，证明民警出警的时候原告已经将树苗拔出了，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原告有暴力抗法的行为。综上，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被告重庆市公安局辩称：一、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受理廖相韦复议案件。2019年3月15日，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重庆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20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答复通知书发送至黔江区公安局。黔江区公安局于2019年3月26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及相关材料；二、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对复议申请以及证据材料全面审查后认为，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重庆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黔江区公安局对廖相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三、重庆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13日以邮寄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2019年5月20日送达原告。综上所述，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在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关于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的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事实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的信封；3.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提交答复通知书渝公复答字（2019）39、40号；4.行政复议答复书；5.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公复决字（2019）39号；6.重庆市公安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渝公复决字（2019）40号；7.送达回执渝公复送字（2019）39、40号；8.挂号信函查询单。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依法受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经庭审质证，原告廖相韦对被告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执法记录仪的视频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程序合法的证明目的，该视频不完整，只是其中一段，在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原告确实有极端行为，但仅能说明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原告属于常见的自卫行为，不能就此认定原告有阻碍执行公务的过错行为，更谈不上情节严重；2.对接警回执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份证据的时间与证据4、6存在矛盾；3.对受案登记表真实性有异议，内容不属实，据原告陈述是在栽种树苗的过程中进行拔出的，并不是栽种完了再进行拔除，在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民警到达现场后，并没有对原告的身份进行确认，就对原告使用了警械；4.送达回执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该送达回执只是报送指挥中心的，报案人，承办人这个地方没有指挥中心加盖的印章，只是有一个手印；5.对抓获经过有异议，笔录时间是存在矛盾的，抓获经过是黎水派出所到指挥中心的，与原告陈述的不一样。明确说了原告无逃跑无反抗；6.对延长查询申请表有异议，本案只是简单的民间纠纷不存在复杂案件，从审批移交来看承办人和审批人是同一个人，不恰当。可以看出超出了接受询问查询时间；7.对传唤证有异议，程序不合法，其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的规定。我们没有看见相应的手续。传唤的地方无原告的签名，也没有注明没有签名的原因；8.对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真实性无异议，证明了原告无其他家属，传唤时村委会书记在场，其刚好与本案有关联，是当事人，由其签字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9.对廖相韦询问笔录无异议，在笔录中也说了村干部通知原告是同意的，是在政府要强行栽种的时候，原告采取阻止的，原告不认识字，就算按手印了也不晓得内容；10.对郭德章询问笔有异议，陈述的内容不真实，有一定的针对性；11.对廖碧云的笔录无异议；12.对人民调解协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没有签字按印，协议无效，对于内容讲，内容是不合法的，政府不能根据协议来强行征收承包土地；13.对陶醉、藤素洪等人目击证言三性均有异议，三份证言内容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后面有一点修改；14.对安监办主任的证实有异议，陈述的内容不属实，争议地块是明确登记在原告的土地权证名下的，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是不属实的；15.对黎水镇政府的情况说明有异议，内容不属实；16.对户籍资料无异议；17.对处罚告知笔录有异议，内容不属实，据原告陈述原告一直在和公安机关进行陈述申辩，在询问结束12分之后就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显然是违法的；18.对申请表有异议，除了领导签字之外全部是打印的内容，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从承办人意见也可以看出建议的是10日拘留的处罚；19.对处罚决定书有异议，处罚是真实的，对其处罚理由不认可；20.家属通知书是不恰当的；21.对拘留回执有异议，黔江区公安局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综上证据都不能达到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证明目的，好几组证据能看出黔江区公安局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不合法的地方。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对被告黔江区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廖相韦对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5、6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复议机关在没有审查清楚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是错误的；对证据7、8无异议。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被告重庆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对原告廖相韦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身份证复议件及社区的证明三性均无异议；2.对土地经营权证登记薄只登记了原告有哪几块承包地，不清楚争议地块是否在承包土地上；3.对廖相云的证实显示不出与本案的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后面只有一个签名，前面的内容不知是谁人所写；4.滕久平证实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黎水镇村民的材料不知道是谁收集的，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7.对行政拘留三天出来的照片真实性不清楚，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对原告廖相韦提交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身份证复印件无意见；对证据2经营权证上原告的土地与本案涉案土地是否有关系不清楚；证据3、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5、6、7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系依法收集，程序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原告廖相韦有一块名为“平桥”的承包经营地，位于黔江区黎水镇华阳村小地名“平桥”处，系土。1990年左右村里修建公路时，占用了该土西边部分。原告廖相韦1998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该地块的编号为“3”，四至边界为：东至岩坎边，南至李治国田边，北至廖碧禄山林边，西至公路边。2019年2月12日早上10时左右，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政法书记郭光荣带领政府工作人员毛朝平、孙文斌等人与黎水镇华阳村干部郭德章、廖碧云等人在华阳村小地名“平桥”地段的公路（至黎水方向）左边靠河沟一侧栽种行道树，树苗栽种好后，原告廖相韦认为该土地系其承包经营权地，于是将地中52棵树苗全部拔除。黎水镇政府工作人员随后报警，黎水派出所民警李建、民警陶醉接到报警后到达案发现场，李建现场传唤原告廖相韦到黎水派出所接受调查，原告拒不配合，李建遂强制传唤原告廖相韦，在强制传唤过程中，原告廖相韦用脚踢蹬处警民警陶醉，随后原告廖相韦被控制并押往黎水派出所接受调查。2019年2月12日11时40分许，黔江区公安局石会派出所接到黔江区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黔江区黎水派出所于2019年2月12日上午11时许在处警过程中遭遇廖相韦暴力阻碍执行职务，指令由石会派出所调查处理此案。同日，石会派出所制作了黔江公（石会）受案字〔2019〕4号受案登记表并向指挥中心出具了受案回执。受案后，石会派出所对原告廖相韦进行了传唤，并通知了黎水镇华阳村支部书记郭德章，传唤自2019年2月12日18时37分起至2019年2月12日23时35分止。传唤期间，石会派出所民警于当日20时02分至22时03分对原告廖相韦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该笔录记载了前述事情经过，原告廖相韦在笔录落款处捺印。22时15分，石会派出所向原告廖相韦告知，因原告廖相韦拔除行道树苗52棵，该行为构成损坏公私财物，拟对其作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并处500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石会派出所告知了原告廖相韦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原告廖相韦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2019年2月13日，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书载明：“……现查明2019年2月12日上午10时许，廖相韦在黔江区黎水镇华阳三组（小地名平桥）的公路边与黎水政府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后将黎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刚种植好的五十二株行道树树苗拔除，不让政府种植行道树苗。廖相韦的行为已经构成毁坏公私财物，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廖相韦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民警现场执法记录视频、到案经过、户籍信息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之规定，现决定给予廖相韦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方式和期限：行政拘留由民警送黔江区拘留所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十六条之规定，行政拘留与阻碍执行职务行为行政拘留八日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行政拘留十三日，期限自2019年2月13日至2019年2月26日止。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公安局或黔江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日，被告黔江区公安局向原告廖相韦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上述处罚现已执行完毕。2019年3月13日，原告廖相韦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于2019年3月20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和答复通知书发送至黔江区公安局。黔江区公安局于2019年3月26日向重庆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以及作出原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及相关材料。被告重庆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黔江区公安局对廖相韦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5月13日以邮寄的方式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另查明，涉案的争议地块和原告廖相韦承包经营权证上的3号土地相隔一条公路，该3号土地的西边边界为“公路边”，原告廖相韦主张此“公路边”指的是公路另一边，因修建公路占用了其土地，故公路另一边相邻的土地仍应当是原告廖相韦的承包经营权地。原告廖相韦在涉案土地上栽种了农作物，黎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在栽树时避开了农作物。还查明，1990年左右修建公路时争议地块是一个土坎，土坎下面是案外人廖碧清的田。后来因镇上搞建设的弃土、房屋建筑垃圾倾倒在该处，田被填埋后与公路齐平，形成了现在的争议土地。廖碧清认为该土地系其承包经营权地，遂将土地赠与村民廖兵华耕种。廖兵华和原告因该地产生纠纷，村民委和黎水镇政府多次组织调解，并于2019年1月24日制作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约定争议土地不属于廖兵华和原告所有，原告廖相韦将土地中农作物收割后不再继续耕种，该地由政府搞公路绿化。廖兵华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原告廖相韦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捺印。本院认为，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处罚原告廖相韦的事实依据为“廖相韦在黔江区黎水镇华阳三组（小地名平桥）的公路边与黎水政府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冲突后将黎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刚种植好的五十二株行道树树苗拔除，不让政府种植行道树苗”，本案中，原告廖相韦的承包经营权证上不包含争议土地，其无权阻止黎水镇政府工作人员在该土地上栽种行道树。原告廖相韦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无权拔除行道树的前提下，仍然拔除了树苗，有毁坏的故意，故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此认定原告廖相韦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与客观事实吻合，并无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原告廖相韦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依照上述规定对其治安拘留五日适用法律正确。石会派出所在调查案件过程中，依法对原告廖相韦进行了传唤，并将传唤情况告知了村委会。石会派出所在传唤期间对廖相韦进行了询问，在询问后向廖相韦告知了拟处罚决定和陈述申辩的权利，依法向原告廖相韦送达了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上亦载明了处罚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救济途径。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程序正当、合法。综上所述，被告黔江区公安局作出的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被告重庆市公安局在收到原告廖相韦的复议申请后，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复议职责，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了复议答复，维持了被告黔江区公安局的行政决定。该维持行为并无不妥，本院对此予以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故对于原告廖相韦要求撤销黔江公（石会）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相韦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廖相韦已预交50元），由原告廖相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 为审 判 员  刘双宏人民陪审员  周 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张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