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971民初20352号原告：蔡人盛，男，1981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委托代理人：徐彪，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梓炜，广东莞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世强，男，197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高州市。委托代理人：许红，广东理正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梁蔚豪，男，1955年9月6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代理人：王梓婷，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人盛与被告陈世强、第三人梁蔚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0日作出（2018）粤1971民初19171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该判决，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粤19民终18号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人盛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彪、周梓炜，被告陈世强及其委托代理人许红、第三人梁蔚豪的委托代理人王梓婷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人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陈世强向蔡人盛归还借款3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蔡人盛起诉之日起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陈世强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7日，陈世强因资金周转所需，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后梁蔚豪以银行转账方式向陈世强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2018年3月26日，梁蔚豪将其对陈世强的债权转让给蔡人盛，并通知了陈世强。蔡人盛多次向陈世强催讨借款无果，故蔡人盛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陈世强辩称，陈世强从未向梁蔚豪借款，也未在2017年8月7日向梁蔚豪出具借条。2017年8月7日当天，陈世强在东莞石排，若陈世强向梁蔚豪出具借条的，陈世强会在借条上直接签名，而不会在借条中加盖私章。梁蔚豪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8月7日有离开香港。故本案不存在陈世强向梁蔚豪借款并出具借条的事实。案涉款项是梁蔚豪的投资款。陈世强原经营自动化设备，有相应的生产技术、销售渠道及人脉。2017年初，梁蔚豪找到陈世强，称其自己的公司准备上市，缺乏自动化设备方面的业务，让陈世强以现有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入股，梁蔚豪自愿投资250万元与陈世强共同成立新的公司。因梁蔚豪是香港人，故梁蔚豪只能找蔡人盛挂名。2017年7月，陈世强与梁蔚豪在陈世强原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东莞市诺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发公司）。陈世强以设备、技术入股，占30%的股份。因梁蔚豪承诺投资250万元，故陈世强同意梁蔚豪占诺发公司70%股份。诺发公司成立后，陈世强将自己的生产技术、销售渠道及人脉关系均奉献给诺发公司，尽职尽责管理诺发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但梁蔚豪仅向诺发公司投资了200万元，没有兑现投资承诺。当诺发公司步入正轨后，梁蔚豪企图赶走陈世强，故梁蔚豪的行为是不诚信的，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债权转让协议是梁蔚豪与蔡人盛编造的，梁蔚豪交付给陈世强的30万元是投资款，不属于梁蔚豪的债权。梁蔚豪的签名一般是英文签名。案涉债权转让协议的签名与梁蔚豪的真实签名不同，且梁蔚豪没有在签名上按捺指模，不符合常理。债权转让应当有相应的对价，但债权转让协议没有显示对价信息，足以证明该债权转让协议是蔡人盛和梁蔚豪编造的。陈世强从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书。蔡人盛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有人签收，故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对陈世强不发生法律效力。请求法院驳回蔡人盛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梁蔚豪述称，梁蔚豪与陈世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真实存在的。梁蔚豪将债权转让给蔡人盛是自愿、合法、有效的。经审理查明，陈世强曾开办东莞市创丰五金机械加工店（以下简称创丰店）。东莞市诺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发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诺发公司是在创丰店原经营地址上成立的新公司。2017年期间，梁蔚豪与陈世强洽谈合作开办诺发公司事宜。诺发公司的工商登记内档资料显示，诺发公司的公司章程于2017年7月3日签订，其中第七条约定诺发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蔡人盛与陈世强。诺发公司章程第九条约定，蔡人盛以货币出资认缴70万元，认缴期限为2035年12月31日；陈世强以货币出资认缴30万元，认缴期限为2035年12月31日。但该公司章程落款处无蔡人盛、陈世强二人的签名。蔡人盛与陈世强均确认没有签署诺发公司章程。2017年8月8日，案外人贺婉玲向陈世强名下的个人账户转账30万元。2017年8月11日，陈世强向诺发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贺婉玲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确认从其个人账户转账给陈世强的款项是替梁蔚豪转账，与贺婉玲本人无关，且表示不会以贺婉玲的名义向陈世强主张还款。2017年8月9日，案外人贺婉玲向蔡人盛名下的个人账户转账30万元；同日，蔡人盛向诺发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30万元。2017年8月10日，案外人贺婉玲向蔡人盛名下的个人账户转账40万元。2017年8月11日，蔡人盛向诺发公司名下的账户转账40万元。蔡人盛在向诺发公司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上述两笔款项时均注明为“投资款”。蔡人盛在庭审中确认其向诺发公司转账的上述两笔款项合计70万元均是由梁蔚豪提供给蔡人盛的。蔡人盛在2018年1月至3月期间与陈世强的微信聊天中称，诺发公司的事务由冼伟明与梁蔚豪决定，蔡人盛仅是在诺发公司“挂名”。贺婉玲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确认其是梁蔚豪的秘书，并称贺婉玲从其个人账户转账给蔡人盛的款项是替他人转账，与贺婉玲本人无关，且表示不会以贺婉玲的名义向蔡人盛主张还款。后梁蔚豪与蔡人盛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梁蔚豪将陈世强在2017年8月7日的借款30万元及其利息转让给蔡人盛。2018年3月29日，梁蔚豪通过东莞公证处分别向陈世强的身份证地址及诺发公司经营地址邮寄《债权转让通知书》，称已将陈世强拖欠的2017年8月7日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转让给蔡人盛，要求陈世强自接到该通知后将上述债务全部直接支付给蔡人盛。但快递记录显示该两份快递因“拒收”而被退件。2018年2月6日，诺发公司起诉案外人冼思荠，要求冼思荠返还货款216319.44元。2019年1月7日，本院作出（2018）粤1971民初467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诺发公司的起诉；诺发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蔡人盛称该案二审结果为撤销一审裁定、指定继续审理。2018年4月3日，蔡人盛起诉陈世强与公司有关纠纷一案，要求陈世强协助办理诺发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手续、交付诺发公司的相关印章。2018年7月30日，本院作出（2018）粤1971民初85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蔡人盛的诉讼请求。该一审判决已于2018年8月17日生效，该两案至今仍在审理过程中。又，蔡人盛以诺发公司另有向梁蔚豪、黄仲逊借款后未还款，梁蔚豪、黄仲逊将相关债权转让给蔡人盛为由，另案起诉诺发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2018）粤1971民初9176号、（2018）粤1971民初9178号。本案中，对于梁蔚豪与陈世强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各方存有争议。蔡人盛认为，陈世强与梁蔚豪之间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借款金额为30万元，梁蔚豪已通过贺婉玲在2017年8月8日向陈世强交付借款30万元。蔡人盛对此提供一份盖有陈世强私章的2017年8月7日借条予以证明。该借条内容为“陈世强先生于2017年8月7号从梁尉（蔚）豪先生借人民币30万（大写：三十万元整）”。陈世强在庭审中确认其有使用私章的惯例，并确认该借条落款处“陈世强”私章的真实性。但陈世强认为，陈世强的私章一直由冼思荠保管使用；陈世强未见过案涉借条，也不知道案涉借条的存在，案涉借条上的私章是冼思荠私自加盖的；陈世强不清楚案涉借条是如何形成的；梁蔚豪与陈世强洽谈合作成立诺发公司时，梁蔚豪承诺出资250万元，陈世强则以创丰店的机器设备及技术向诺发公司出资，陈世强没有以现金方式出资入股诺发公司；故贺婉玲转账给陈世强的30万元是梁蔚豪对诺发公司的出资款的一部分，陈世强收到该30万元后已将款项全数转入诺发公司名下的账户，故该30万元不是陈世强向梁蔚豪的借款，陈世强与梁蔚豪不存在借款关系。陈世强对此提供了技术入股合作协议书予以证明，但该技术入股协议书没有梁蔚豪、陈世强、蔡人盛的签名确认。陈世强确认该技术入股合作协议书没有经过各方签名确认，但认为已实际履行。梁蔚豪则认为，梁蔚豪确实曾经与陈世强洽谈过由陈世强以创丰店的机器设备出资诺发公司，但双方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陈世强因资金不足无法向诺发公司缴纳出资款，故陈世强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诺发公司的出资款，从而形成案涉借条；2017年8月7日，陈世强将案涉借条交付给冼伟明，冼伟明再将案涉借条交付给梁蔚豪；梁蔚豪不清楚该借条是谁制作的。本院在庭后向冼思荠、贺婉玲、陈桥、冼伟明分别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诺发公司成立之后，梁蔚豪派案外人冼伟明管理诺发公司；冼伟明的女儿冼思荠在诺发公司担任出纳，负责相关财务单据的整理、确认及操作诺发公司账户的款项支出；贺婉玲是梁蔚豪的秘书；陈桥是梁蔚豪的财务总监。冼思荠在接受法庭调查时表示其从未保管及使用陈世强的私章，陈世强的私章由其本人或其妻子关桂坤保管。冼伟明在接受法庭调查时称，冼伟明与梁蔚豪认识多年，是很好的朋友关系；诺发公司的注册资本账目是陈世强制作的，诺发公司的登记注册事宜是陈世强委托会计师办理的；冼伟明发现诺发公司在登记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便将该情况上报给梁蔚豪，故梁蔚豪按照70%的比例向诺发公司投入注册资本70万元；因陈世强称其资金不足，故梁蔚豪同意向陈世强出借30万元用于陈世强注资诺发公司，并要求陈世强出具案涉借条；案涉借条是在诺发公司的办公楼里出具的；案涉借条是陈世强亲手交给冼伟明的，该借条在交付时已加盖了陈世强的私章，故冼伟明没有要求陈世强在借条上签名；冼伟明收到借条后即将该借条邮寄给梁蔚豪的秘书贺婉玲或财务总监陈桥；梁蔚豪与陈世强原曾协商过由陈世强以机器设备出资诺发公司，但因陈世强上报的机器设备价格过高，梁蔚豪不接受，故梁蔚豪最终未同意陈世强以机器设备作价入股诺发公司。另，蔡人盛向本院提供一份冼伟明与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其中显示，陈世强向冼伟明发送的两条微信均显示“……当初我十几年前经营创丰到现在花了不少心血，希望你能体谅我处境，以前呢个（这个）地方装修费及注资设备，花了一大笔资金，希望你能（给我）补给45万我后，我自动退出法人和放弃股权，公司成立时候我写了份借条当作注册资金的金额，我希望可以取消后，我地（我们）双方签好合同，以后我再从新（重新）加入公司担任设计职务……”，并显示陈世强要求冼伟明将上述微信内容转发给梁蔚豪；冼伟明回复称“那换句话说，全数你要求梁生补七十万给你”；陈世强回复称“回复：总共是七十五万，不是七十万”。陈世强确认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认为其在上述微信聊天内容中所称的“借条”不是指案涉借条，而是另外一张由陈世强在2017年5、6月左右向陈桥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手写借条，该笔15万元借款是用于生产机器设备，且借款后不久即已还清；因冼伟明在与陈世强洽谈诺发公司事务时，多次称有借条显示陈世强借款作为诺发公司的注册资金，陈世强当时比较混乱，误以为冼伟明所称的借条是陈世强因借款生产机器而向陈桥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陈世强还称，陈世强在上述微信聊天中要求梁蔚豪合计向陈世强补75万元，是包含创丰店投入给诺发公司的固定资产价值45万元及创丰店的厂房、宿舍装修款合计30万元，该75万元中不包含有案涉借条的30万元。蔡人盛则认为，陈世强在上述微信聊天中要求梁蔚豪合计向陈世强补75万元，是包含陈世强在微信聊天中要求梁蔚豪另补的45万元及陈世强向梁蔚豪出具的案涉借条中的30万元。本案中，蔡人盛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陈世强价值30万元的财产。后本院作出（2018）粤1971民初191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扣押陈世强价值30万元的财产。以上事实，有蔡人盛提供的借条、银行电子回单、说明（由贺婉玲出具）、公证书、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书、快递查询结果、诺发公司章程、（2018）粤1971民初9176号案件及（2018）粤1971民初9178号案件的诉讼材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陈世强提供的银行对账单、护照、微信聊天记录、技术入股股东合作协议书、公章备案回执、诺发公司与黄仲逊签署的借款合同、诺发公司章程、诺发公司印鉴卡、收款委托书、（2018）粤1971民初4675号案件诉讼材料及民事裁定书、（2018）粤1971民初8524号案件的诉讼材料、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录音资料，本院的法庭笔录、调查笔录及本院向陈桥、冼伟明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书证附卷为据。本院认为，梁蔚豪将其对陈世强的债权转让给蔡人盛，蔡人盛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陈世强还款，而陈世强抗辩其与梁蔚豪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案实际是因原合同履行发生的纠纷，本案的争议标的是梁蔚豪与陈世强之间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故本案案由应为民间借贷纠纷。债权转让的条件有三点：1、存在有效的债权；2、债权依据法律和合同不存在不得转让的情形；3、债权人与受让人的转让意思表示一致。根据蔡人盛、陈世强、梁蔚豪各自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梁蔚豪对陈世强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2、梁蔚豪与蔡人盛之间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该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对陈世强产生效力。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陈世强称2018年1月29日时因冼伟明多次提到陈世强有出具借条的情况，其误以为冼伟明所称的借条是陈世强在2017年5、6月因借款用于生产机器设备而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而该笔借款15万元已在借款后不久即还清，故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向冼伟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借条”是指金额为15万的借条，而不是指案涉借条。对此，本院认为，陈世强清楚知道2017年5月、6月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已经全部还款，若其误以为冼伟明提到的借条是指该借条的，则陈世强应当在微信中明确表示该借条的款项已还清，而不会在微信中要求取消该借条中的借款。且陈世强清楚知道2017年5月、6月的借款15万元是用于生产机器，并非用于注册诺发公司的资金；现陈世强发送的微信聊天内容显示其要求取消的是用于诺发公司注册资金而出具的借条，可见陈世强清楚知道冼伟明所称的借条就是指陈世强向梁蔚豪借款用于诺发公司注册资金的案涉借条。另，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向冼伟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明确以花费装修费、设备款为由要求梁蔚豪补偿45万元，并要求取消注册诺发公司时的借条，合计要求梁蔚豪补偿75万元。从该微信聊天内容的形成过程来看，陈世强要求梁蔚豪取消借条，实际是要求梁蔚豪免除其还款义务，从而将该笔借款作为给予陈世强的补偿，再另行补偿45万元，进而得出合计补偿75万元的结论。即陈世强在微信中主张的补偿75万元实际是包含其要求梁蔚豪取消因缴纳诺发公司注册资金产生的案涉借款30万元。综上，陈世强主张其在2018年1月29日向冼伟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所称的借条是2017年5月、6月因借款生产机器而出具的金额为15万元的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与其自行发生给冼伟明的微信内容相互矛盾，故本院对陈世强该主张不予采信。其次，蔡人盛提供的2017年8月7日借条盖有陈世强的私章，陈世强对该私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向冼伟明发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可以看出陈世强清楚知道其有向梁蔚豪借款作为诺发公司的注册资金，故本院对蔡人盛提供的案涉借条予以采信。陈世强称其从未见过案涉借条、未在案涉借条上加盖私章，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陈世强该项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的调查情况来看，陈世强向梁蔚豪出具案涉借条之后，梁蔚豪通过贺婉玲向陈世强转账30万元，陈世强随即将该30万元转账至诺发公司的银行账户，该资金流向与陈世强出具的借条、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向冼伟明发送的微信聊天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陈世强清楚知道其有实际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诺发公司的注册资金并已实际收到借款。故本院认定，梁蔚豪已实际向陈世强交付了借款30万元。再者，陈世强主张其与梁蔚豪约定，陈世强是以创丰店的机器设备、技术入股，无需现金入股，并据此否认其有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诺发公司注册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根据陈世强、梁蔚豪的陈述，结合法庭向冼伟明、陈桥调查的情况来看，陈世强与梁蔚豪在洽谈成立诺发公司时，确实有提到陈世强以机器设备、技术入股诺发公司，但双方并未实际签订技术入股合作协议。且根据本院向陈桥调取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陈世强是在2017年12月之前将原创丰店的机器设备价值报价给梁蔚豪，但并未明确书面约定陈世强上报的创丰店机器设备价值占诺发公司的股份比例。且如上所述，若陈世强实际仅以原创丰店的机器设备出资诺发公司的且未以现金出资入股诺发公司的，则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微信中向梁蔚豪索要的补偿则应为45万元，而不是陈世强在微信中强调的“75万”。由此可以反证陈世强清楚知道其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且应当还款的事实。故本院认为，即使陈世强在2018年1月29日之前有与梁蔚豪洽谈过以创丰店的机器设备入股诺发公司或已实际以创丰店的机器设备入股诺发公司的，也不足以否定陈世强在2017年8月7日向梁蔚豪借款30万元用于缴纳诺发公司注册资金、需承担还款义务的事实。综上，本院认为，梁蔚豪与陈世强存在真实、有效、合法的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30万元。陈世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有向梁蔚豪归还借款，应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梁蔚豪已将该笔债权转让给蔡人盛。即使陈世强没有收到蔡人盛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但陈世强收到本案应诉材料时已知道债权转让的事实，可视为债权转让通知已送达给陈世强，已对陈世强发生法律效力。故蔡人盛要求陈世强归还借款30万元及其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结合蔡人盛的主张，陈世强支付给蔡人盛的利息应当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7月16日蔡人盛起诉之日起计至陈世强实际付清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陈世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蔡人盛归还借款3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7月16日起计至陈世强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800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原告均已预交），均由被告陈世强负担。如不服本案判决，蔡人盛、陈世强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梁蔚豪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袁浩权审 判 员  李铮铮人民陪审员  吴凤如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黎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