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84民初3166号 原告：杨波，男，1975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巴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山，男，196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射洪县，由四川省大邑县民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被告：崇州蜀南农业观光有限公司，住所地崇州市大划镇白果村7组。 法定代表人：彭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治安，四川天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子全，四川天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冯继楷，男，196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崇州市。 原告杨波诉被告崇州蜀南农业观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蜀南公司）、第三人冯继楷赠与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刘耿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山、被告蜀南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子全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波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捐赠意向协议书》无效；2.判令蜀南公司向原告返还保证金10万元；3.判令蜀南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73万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蜀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3日，蜀南公司与原告签订《捐赠意向协议书》，约定蜀南公司将位于西蜀南湖项目区湖观音阁寺庙捐赠给原告。同日，原告根据蜀南公司要求，与朱幼彬指定的施工方黄水清签订《钢结构施工协议》，累计花费69万元完成对观音像外框结构的搭建，花费4万元为大雄宝殿内的4尊佛像镀金。2018年9月，原告得知南湖观音像属于违规建筑将被拆除，原告多次找到蜀南公司，要求妥善解决，均未果。原告认为，蜀南公司明知南湖观音像属于违规建筑，该房屋没有产权证、土地证、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建筑物的合法手续，以虚假的意思表示进行赠予，签订的赠予合同无效。而后又提出由原告继续修建，要求原告支付保证金，是隐瞒事实的欺诈行为和严重的加害行为，综上，蜀南公司已侵害原告合法权益，特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蜀南公司辩称，1.我方认为捐赠意向协议是附条件成立的赠与协议，该协议成立有效，只不过赠与的条件未成就。2.杨波提出返还保证金，前提是杨波应当按照捐赠意向协议完成项目的建设，验收达标后退还，但是杨波并没有验收达标，所以退还保证金的条件并不成立，蜀南公司无须退还保证金。3.杨波主张赔偿损失，实际上本案中的损失是杨波自身的行为所造成，与蜀南公司无关，因为在捐赠意向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杨波应当按照市民宗局确定的观音的施工方案启动修建，但是杨波并没有获得任何批准方案，或者按方案实施修建，且也未得到蜀南公司方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认可，因此其违法行为的后果应当由其自身承担。4.杨波的僧侣身份未在成都市备案，不能在成都市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故杨波的损失应当由杨波自己承担责任，综上请法庭依法驳回杨波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冯继楷没有到庭应诉但提交了书面意见述称，其在此事件中仅是中间介绍人身份，与杨波毫无经济利益关系，我不是案件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8年3月13日，蜀南公司与杨波签订《捐赠意向协议书》，双方就蜀南公司在西蜀南湖项目区湖观音阁捐赠事宜约定的主要内容为：1.杨波依据市民宗局确定的观音阁施工方案在3月25日启动修建，工期为90天。施工过程中的一切安全事故由杨波承担。2.工程竣工后双方同时参与项目验收事宜，达到行业主管部门及市民宗局认可视为合格。3.杨波于本协议签订后的40天内，提供关于该区域的寺庙整体规划设计方案，交由蜀南公司审核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4、在杨波满足上述三点后，双方签定正式捐赠书，蜀南公司将西蜀南湖项目区湖观音阁无偿捐赠给杨波。5、杨波应当保证提供的相关文件均真实有效，否则蜀南公司有权单方终止捐赠事宜并可追究杨波法律责任。6.西蜀南湖项目区湖观音阁如涉及债权债务与乙方无关。7.杨波向蜀南公司交纳10万元作为保证金，待项目修建达到验收标准后，该款项如数退还（无资金利息）杨波。上述协议签订当天，蜀南公司收取了杨波交纳的保证金10万元。2018年3月25日，杨波与黄水清签订钢结构施工协议，约定黄水清承接观音塔钢结构工程，工程总造价为690000元。在钢结构工程完工后杨波向黄水清支付了416000元，后双方对工程余款发生争议形成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作出生效判决确认杨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黄水清支付工程款274000元。2018年10月观音阁建筑被拆除，杨波要求蜀南公司赔偿损失无果变起诉来院，纠纷由此产生。 本院认为，杨波在本案诉讼中要求确认为捐赠意向协议无效并赔偿损失和退还保证金，蜀南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捐赠意向协议为附条件已生效合同，双方对合同效力发生争议。对于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合同效力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主动审查，以便确定请求权基础进行审理，故本院应当首先对捐赠意向协议的性质和效力进行评判。 一、关于《捐赠意向协议书》的性质 合同有预约与本约之分，预约的目的在于有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暂无法订立主合同时，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预约合同的权利人仅得请求对方履行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而不得径行依照预约合同的内容请求履行。《捐赠意向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在乙方满足上述三点后，甲乙双方签定正式捐赠书，甲方将西蜀南湖项目区湖观音阁无偿捐赠给乙方。”，该内容的约定表明双方在签订《捐赠意向协议书》后还应当就捐赠的观音阁按照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并满足双方共同进行验收合格等条件，方签订正式捐赠书。因此，本院认为案涉《捐赠意向协议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系为将来签订赠与合同所附条件，而非所附条件成就赠与物就发生转移。 二、关于捐赠意向协议书作为赠与合同的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合同法第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杨波主张蜀南公司赠与的房地产，是集体土地上违章建筑，无土地使用证、无规划许可证、无施工许可证。其在建的“观音阁”旅游景点，本身就以宗教场所命名，未经宗教事务局批准的烂尾楼工程违反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故案涉《捐赠意向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杨波在本案中依据《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关于违反本条例规定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将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处罚的规定，系对违反《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修建者的处罚措施，是对违法者课以的义务，故该规范系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影响杨波与蜀南公司签订《捐赠意向协议书》的效力。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蜀南公司与杨波在签订《捐赠意向协议书》前被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违章建筑并要求限期拆除，此外，并没有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禁止赠与违章建筑物，故，案涉《捐赠意向协议书》为有效合同。 杨波在本案中同时主张，赠与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款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无效。杨波的该项诉讼主张的事实是本案的冯继楷与杨波签订的协议以及黄水清与杨波签订的协议，并进一步明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的第三人为杨波。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的第三人是相对于恶意串通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在杨波与冯继楷以及杨波与黄水清签订的合同中，杨波均系合同一方的当事人，而非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故主张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的权利人应当为利益受损的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合同当事人的杨波。故杨波以法律条款主张案涉《捐赠意向协议书》无效系适用发条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杨波在本案中同时主张，赠与协议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法律也称隐匿行为，一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真实目的或者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二是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取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的进行了掩盖。本院认为，该条并未区分体现合法形式的合同和体现非法目的的合同，其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指向不明。首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中具有“合法形式”的合同系伪装行为，其中的“非法目的”的合同系隐藏行为。其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除法律规定以外合同成立之时即为生效之日。最后，伪装的行为应归于无效，隐藏的行为合同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故隐藏行为是否有效应当考察其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和公序良俗，再做判断。如其所违反的是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规定，则不能因此认定该隐藏行为无效。如上所述，杨波主张隐藏行为违反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无效而本院认为该条系管理性强制规定，故并不《捐赠意向协议书》的效力。 杨波在本案中同时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因此该赠与协议无效。本条是关于通谋虚伪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规定，通某虚伪行为应具备四个要件：一是须有意思表示，二是须表示与内心目的不一，三是须有虚伪故意，四是须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实施。其中要件四是使通某虚伪行为区别于单独虚伪行为的要件，本案中杨波主张其实质是指蜀南公司单独虚伪行为而其没有参与，故杨波的该项主张适用该法律规定不当，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本案系成立有效的赠与合同纠纷，杨波在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案涉《捐赠意向协议书》系无效合同，本院在诉讼中向杨波作出释明，征求其是否以该《捐赠意向协议书》有效为基础提出备用诉讼请求的意见，杨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当庭表示仍坚持其在起诉状中以无效为基础提出的诉讼请求《捐赠意向协议书》，不以该合同有效为基础提出诉讼请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的规定，本院已经告知原告杨波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杨波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也是其行使诉讼权利的正当合理的表现。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杨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050元，由杨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 耿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罗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