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31385号原告：刘文，男，197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被告：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营业场所上海市宝山区。负责人：赵愈来，运作副总裁。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健平，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原告刘文与被告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文，被告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健平、李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200元；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5,560元；3、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000元。事实和理由：其于2018年3月14日经人介绍至被告闵行仓库从事理单工作。原、被告间未签订劳动合同。2018年11月28日，原、被告补签了一份只有加盖被告闵行仓库负责人李强签章并无加盖被告公章的临时用工协议。2019年1月6日，被告处仓库经理杨学忠以“景谷路人员都加入紫华了，人员多出来了”为由通知原告次日起无须再去理单了。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与事实不符，原告诉请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6月19日，原告以本案讼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8月7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807号裁决，对原告的请求未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仲裁庭审中，被告陈述，其与上海正蜀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蜀公司)签订了服务外包协议，辜锡国系正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其自行招聘员工。对此，被告提供了两份服务协议、声明书、证词以印证。其中，两份服务协议均约定被告非排他指定正蜀公司为其提供服务，服务内容条目第10项为“计时”，指外出装卸货物、库内理货、打包、货架调整、翻板作业以及其他被告确认的作业服务。两份服务协议的期限分别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声明书落款处加盖有正蜀公司公章，内载“我司就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807号提出声明如下：我司‘上海正蜀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为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装卸及临时用工外包服务商，为被申请人提供所有劳务外包工作。申请人刘文为我司派驻被申请人仓库驻现场主管龙坤祥兄长，由于拓领公司需要我司为其提供单证整理工作，我司现场主管龙坤祥临时通知其哥哥刘文为其帮忙；每月我司按照工资标准以现金形式发放给龙坤祥其个人所得工资。申请人刘文与被申请人‘拓领环球物流(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等内容。署名为龙坤祥，出具日期为2019年7月25日的证词内载“本人龙坤祥身份证号：513************698是上海正蜀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于2014年2月起由公司派至拓领闵行仓库担任现场主管。由于2018年4月接到拓领要求提供装卸服务，由于人员不够，故要求我哥哥刘文临时来现场帮忙，将其工作量和其它现场人员的工作量一起提供给公司，由公司向拓领结算。2018年12月因工作量问题，不需要临时人员，我就通知刘文不用来帮忙了。刘文的工资在其临时帮忙阶段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工资由公司结算给我后，我转交给刘文。刘文是我叫来临时帮忙的，他不是拓领员工”等内容。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称服务协议中并不包含理单项目，且龙坤祥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还查明，上海正蜀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4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辜锡国。庭审中，原告陈述，其系经老乡辜锡国介绍，于2018年3月14日起进入被告处闵行仓库从事理单工作。辜锡国在被告处承包了装卸业务，其称系被告处闵行仓库负责人李强要求其找人从事理单工作。辜锡国口头告知其工资为60元/天，2018年5月至同年10月期间调整为80元/天，之后又调整为100元/天。其入职后，每天17：30前往被告处上班，其不需要考勤，其工作时间与同一办公室另两名被告处从事打单工作的员工一致。其每月工资实际由辜锡国在被告处的领班龙坤祥向其发放。其2018年4月实得工资为1,200元、2018年5月至同年10月期间每月实得工资为1,600元，2018年11月、12月每月实得工资为2,000元。2018年11月28日，原、被告补签了临时用工协议，协议加盖有李强的私章。协议载明原告日工资为200元。按此协议，被告显然未足额支付其工资，故主张工资差额。为此，原告提供了临时用工协议以印证，并另提供了事故通报照片1组以证明临时用工协议中李强私章的真实性。其中临时用工协议载明原告作为被告临时用工，自2018年3月14日起至被告通知原告离开为准。原告日工资为200元，工作时间为每日17点30至理单任务完成时，做五休二。事故通报照片显示事故通报系被告方出具，尾部加盖有被告公章及李强私章，两枚印章系在同一位置加盖。对于事故通报照片的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对于临时用工协议，被告不予认可，并称该协议系伪造，被告方未与原告签订过上述协议，协议中加盖的李强私章亦无法确定系李强本人的私章。被告另陈述，正蜀公司系被告的外包商，从事被告场地的装卸及临时性用工服务，其将理单、清洁、维修都外包给了该公司。龙坤祥系正蜀公司在被告场地的主管。在被告将理单业务外包给正蜀公司后，正蜀公司曾安排龙坤祥从事该工作，但一段时间后因龙坤祥忙不过来，龙坤祥遂叫了其哥哥即原告过来帮忙。原告的理单工作由正蜀公司进行管理。被告每月根据工时情况与正蜀公司结算相应费用。原告何时开始从事理单工作，被告方并不清楚。就离职一节，原告于庭审中陈述，2019年1月6日，被告闵行仓库杨经理告知其景谷路仓库的工作人员会转过来工作，其处人员多了，故不再需要原告工作了。为此，原告提供了短信记录打印件以印证，显示原告向杨经理发送如下短信，内容为“杨总，我是你公司整理单子的，叫刘文，今晚才得知，你带话给小龙叫我从明天起就不要来你公司理单了是吗？？”。杨经理回复道：“景谷路人员都加入紫华了，人员多出来了，以后有仓库人员安排整理，辛苦你半年来的支持，非常感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不持异议，并称上述证据恰好可以证明原告系由正蜀公司管理，原告离职亦由正蜀公司通知。庭审中，原告提供了被告在仲裁阶段提供的临时用工工时记录表、装卸费用明细、临时用工统计表，其中临时用工工时记录表显示工作内容为二楼办公室整理配料单。原告表示上述证据均未加盖被告公章或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且装卸费用明细显示的临时用工费的单价与税金数额显示正蜀公司并无利润可赚取，与常理不符。被告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诉讼中，本院与龙坤祥及正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辜锡国制作了谈话笔录。辜锡国称其与原告间系表兄弟关系，龙坤祥称其系原告的弟弟。两人表示正蜀公司承包了被告处装卸及临时用工的外包业务，龙坤祥系正蜀公司安排在被告处的现场主管。因被告办公室需要一个从事理单工作的临时工，龙坤祥遂介绍原告从事该工作。被告每天向正蜀公司开具临时用工单，并与该公司结账。正蜀公司收到被告的款项后再向原告发放。因被告一个工作点撤销，人手多出来了，不再需要原告从事理单工作了，龙坤祥遂通知原告不要再来工作了。被告仲裁阶段提供的证词及声明书确系两人所提供，对被告提供的服务协议的真实性亦均不持异议。原、被告间对上述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仲裁庭审笔录、服务协议、短信记录打印件、谈话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支其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21,200元、2018年6月19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25,56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000元，原告上述诉请得以支持的前提是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为证明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提供了临时用工协议，然原告并未提供足具证明力的证据证明协议中所加盖的被告工作人员李强私章的真实性。并且协议显示原告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11月28日，协议约定原告日工资为200元，然实际原告所领取的报酬从未达到过上述标准，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原告提供的临时用工协议本院实难采信。原告确曾在被告处从事理单工作，然纵观本案现有证据，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可以认定实际被告系将其处的理单业务外包给了正蜀公司，正蜀公司安排原告在被告处从事理单工作。根据现有证据尚难以认定原、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有关要求被告支付其工资差额、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之诉请，因缺乏依据，本院实难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陆莉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张馥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