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2民初22441号 原告：潘玲，女，汉族，1975年1月10日出生，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苓，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文丽，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0号5-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5U599D9X。 法定代表人：侯长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立，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玲与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9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万园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苓，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晖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潘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工资9944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赔偿金59664元（9944元/月×3个月×2倍）；本案诉讼费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两江新区仲裁委）作出的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第843号仲裁裁决，认为：1．仲裁认定原告2019年3月工资7550元有误，原告该月工资应为9944元。原告2018年平均工资为9944元/月，该数据是包含了年终奖等奖金的平均数据。虽然原告2019年继续在被告处上班确实只领到7550元，但由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导致原告本应领到的2019年年终奖中对应部分的丧失，所以应参照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来确定原告的工资基数。2．仲裁驳回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有误。首先，原、被告劳动关系的解除与原告2019年2月1日的辞职申请无关，系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2月1日，原告确实向被告提交了辞职申请，请求在2019年4月10日辞职，但被告提前解除了劳动合同，故本案不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其次，本案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原告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方式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非直接通知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而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中也没有列明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来解除劳动合同，仲裁直接引用该法第三十七条来说明被告解除合同的合法性有违中立原则。综上，原告认为两江新区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遂诉来本院。 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辩称，首先，原告2019年3月实际工资应为2600元，扣除被告3、4月为原告代缴的社会养老保险个人部分及公积金个人部分后已无余额，因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2019年3月的全部工资；其次，原告系自愿辞职，被告并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应支付赔偿金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1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同日，以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自2016年4月1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乙方工作岗位为行政。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约定：甲方对乙方实行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相结合的内部工资分配办法，乙方在岗期间的基本工资确定为每月1500元，以后根据内部工资分配方法调整其工资；绩效工资根据乙方的工作业绩、劳动成果和实际贡献按照内部分配办法考核确定。同日，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的补充条款》，其中第五点载明：本人已了解公司相应岗位的规章制度，并且会认真阅读，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执行，如有违反，可按公司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原告工作期间，其计薪周期为上月21日至本月20日。2019年2月，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年终奖20273元。 2019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落款时间为“2019年2月1日”的《辞职信》一份，载明“……三年期间，同时开展渝长公司和西南事业部机关两个单位的行政事务工作，工作量超大，临时性任务密集，让我身心疲惫不堪重负，加之在现有岗位上工作严重缺乏尊严感、成就感及幸福感。因此，经本人深思熟虑后，决定向公司提出正式辞职申请，本人在1月份已向直属上级口头提出过辞职申请，请领导安排好接替工作人员及交接时间，本人将在2019年4月10日正式离职，希望得到领导的批准”。原告陈述：落款时间写在2019年2月1日是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要提前，所以将通知书落款时间写在该日；原告在2月份的时候曾提出口头辞职，理由是工作压力大，口头提出辞职的时候跟领导明确申请辞职时间是2019年4月10日；原告在2019年3月10日提交书面辞职信是因为法律规定要提前一个月。被告陈述：原告之前口头说过辞职，时间大概在2019年2月。 2019年3月19日，原告所在部门负责人倪某某、分管人事负责人吕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侯长勇在原告提交的《辞职信》上签字同意原告的辞职申请。 被告出具《潘玲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一份，载明“你与我单位订立了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合同期内从事行政工作。根据《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按下列七规定解除或终止你与单位的劳动合同（关系）：……七、因其他原因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主动提出辞职，自动离开工作岗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因其删除电子文档，未办理岗位交接手续，我单位将保留追究权利。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日期：2019年3月20日”。2019年3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该证明书，原告拒绝签收，此后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进行了送达。 被告另出具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19日”的《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载明“您已于2019年2月1日向本公司提出了书面离职，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你于2019年3月19日辞职。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您应履行相应的离职手续义务，及时办理离职手续。请您于收到通知3日内办理离职手续，用书面形式进行相关的交接的事宜，包含工作移交及财务移交，并将公司财产归还。如您到期并未办理离职手续，公司将按照辞职日期自动离职处理”。2019年3月22日，被告通过EMS邮寄方式向原告在劳动合同中填写的本人家庭住址及父母家庭住址邮寄了上述《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邮件查询结果为“退回妥投”。 被告公司出具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的《关于潘玲同志违反相关规定的公示》，载明“综合办公室潘玲于2019年2月1日提出辞职申请，之前曾口头向组织人事部负责人及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提出辞职。综合办公室负责人在潘玲提出辞职后，多次要求办理工作交接，但该同志只移交了后勤部分工作，对核心业务行政管理工作（公司文件管理等工作）拒不移交，且自提交辞职申请书后拒绝接受综合办公室工作安排，不服从部门领导正常工作管理，并在3月14日和3月19日旷工两天，在拒不交接工作的情况下，潘玲将本人工作用的电脑资料进行了删除，影响极其恶劣。……公司将严格按照考勤管理办法和员工绩效考核办法等相关制度对潘玲同志违规事实进行处理。……”。原告称被告在2019年3月21日后已经让原告离开公司，不让原告上班，原告是在离开公司后其他同事将该公示拍给原告，原告才看到的。 2019年4月10日，原告与被告形成《人员离职（调离）交接表》，完成了表中物品的交接，原告在该表“离职（调离）原因”一栏书写“工作压力大”。 2019年4月25日，原告向两江新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裁决被告支付：1.2019年3月拖欠的工资9944元；2．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9664元。2019年8月8日，两江新区仲裁委作出渝两江劳仲案字［2019］第843号仲裁裁决，裁决：1．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3月工资7550元；2．驳回原告其它仲裁请求。原告不服该裁决，提起本案诉讼。 庭审中，关于离职经过。原告陈述：2019年3月15日，原告问原告的领导其辞职信有没有批，领导称问过大领导，大领导在出差，辞职没有什么问题，原告在2019年3月15日就开始办理交接工作，在2019年3月19日得到领导口头通知称辞职已经被批准，2019年3月20日看到纸质的辞职批准，2019年3月21日上级领导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原告传了交接表给同事，此后未再上班。被告陈述：原告提前30日提出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是其法定的单方解除权的行使，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书面通知后与其办理劳动合同解除交接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2019年3月21日并未完成交接手续，直到2019年4月10日才最终完成交接；认可原告的其他陈述。原、被告均认可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 关于工资。原告举示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职工2018年度工资申报明细表扫描件，证明原告2018年月平均工资9944元/月。该表显示原告月平均工资为9944元/月。被告因工资申报明细表为扫描件，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举示工资表一份，显示原告2019年1-3月工资标准为7550元，其中1、2月基本工资为1650元、岗位工资为1150元、月度绩效为4750元，3月基本工资1532.14元、岗位工资1067.86元、月度绩效为0元，合计2600元。原告认可其应发工资为7550元，但认为应加上年终奖的应得部分。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劳动合同书》及其附件、《辞职信》、《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潘玲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关系）证明书》、邮寄凭证、重庆市参加社会保险单位职工2018年度工资申报明细表、文件呈、传阅登记表、人员离职（调离）交接表、关于原告违反相关规定的公示、工资表、银行业务回单及附表等证据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是否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2．原告2019年3月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对此作如下评析：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3月1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书面《辞职信》，载明其因个人原因辞职，并称其在此前已口头提出过辞职申请，请领导安排好接替工作人员及交接时间，本人将在2019年4月10日正式离职。原告庭审中也自述其之所以在2019年3月10日提交该《辞职信》是因为法律规定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可见原告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3月21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劳动合同解除理由为原告主动提出辞职，自动离开工作岗位，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早于原告在《辞职信》中提出的2019年4月10日。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仅赋予了劳动者可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也规定了劳动者应当履行的义务，即提前三十日通知用人单位，目的是给用人单位一定的准备时间，方便其重新招募劳动者或做好工作安排，避免用人单位遭受损失。因此，该条文关于提前三十日通知的义务主要是约束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收到通知后何时确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并未明确规定，故被告于2019年3月21日以原告主动提出辞职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的目的在于规制用人单位，避免其滥用解除权利，在劳动者正常劳动的情形下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本案中，原告已经向被告申请辞职，表明其已经有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意愿。且原告自认其在2019年3月15日主动询问了领导其辞职审批有无批下来，并且在得到对方比较肯定的答复后开始办理交接手续，其在2019年4月10日办理最后一次交接时在离职原因一栏填写的也是“工作压力大”这一个人原因而非被告单方违法解除，可见原告当时对于其在提交辞职信后具体哪一天停止工作并未特别关注。在此种情形下，被告提前确定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不宜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因此，被告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关于原告2019年3月的工资。根据原告的陈述及被告举示的工资表，在不计算年终奖的情况下，原告该月（对应工作日期为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工资标准应为7550元。被告认为原告该月存在违规行为，扣除绩效考核等工资后该月应得工资为2600元，且扣除被告缴纳的社会保险、公积金等已无余额，但被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扣除原告工资的依据，亦未举示有效证据证明其为原告代缴社会保险、公积金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主张其工资应包含年终奖，但年终奖属于公司发给员工针对全年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该部分金额不具有确定性。原告实际并未完成2019年全年的工作，故对原告要求按照2018年包含年终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其2019年3月工资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2019年3月工资755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潘玲2019年3月的工资7550元。 二、驳回原告潘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万园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吕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