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2民初6968号原告（案外人）：朱国飞，男，195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咏，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洪建政，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申请执行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温州市鹿城路42号。负责人：李霞，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星星，女，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婷婷，女，系该公司员工。第三人（被执行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雁荡西路350号开发区大厦16楼1603、1604室。法定代表人：朱参平，董事长。原告朱国飞与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及第三人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国信房开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国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咏、洪建政，被告稠州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星星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国信房开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朱国飞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不得执行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西的房产；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朱国飞系原温州市鹿城区乘凉桥17号房屋（地籍号：252-481，建筑面积33.77㎡）的所有权人。因旧城改造，原告朱国飞与原温州国信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原国信房开）达成拆迁安置协议，同意将上述房屋交由原国信房开拆除，并认购了一套营业安置房，即涉案的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号西。原国信房开于2005年经承债式改制为现国信房开公司，但是原国信房开曾开发建设的胜利路改建拆迁安置遗留的45套房源属于政策性安置的历史遗留房源和原国信房开的改制资产，并非属于第三人的资产，只是由于改制原因而暂时登记在第三人名下，最终要用于安置原国信房开的拆迁户。同时，根据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一分局、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和现国信房开公司（2011）1号会议纪要，为充分保障拆迁安置户的合法权益，对上述房屋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包括：由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在房屋登记簿中注明为“原国信房开拆迁安置房源”，“除代为履行拆迁安置义务外，现国信房开公司无权对上述拆迁安置房源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但是原告通过查询得知，鹿城法院于2018年11月6日查封了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号西房产。该套房屋正是上述45套房源之一，因此该套房产不能作为执行标的。为此，原告于2019年4月18日向鹿城法院提出执行异议。鹿城法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浙0302执异47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原告的执行异议。后原告于2019年6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支付了剩余购房款。故原告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款项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请。被告稠州银行辩称，根据《拆迁协议书》第九条约定：“乙方购买营业安置房在缴清全部房款后，产权属乙方所有。”原告在诉状中已经自认因个人原因未按《拆迁协议书》履行支付房款的义务。在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原告就涉案房产长期未与拆迁人结算，且未按约定足额缴纳房款，系因原告违约在先，导致涉案房产产权未转移，至今产权仍在第三人处，故原告非涉案房产的登记权利人和实际权利人。第三人国信房开公司未作陈述，亦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稠州银行与浙江金略工业防腐有限公司、现国信房开公司、三门国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参平、周小珍、张金杰、岑小萍、钱文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浙0302民初40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浙江金略工业防腐有限公司偿付稠州银行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国信房开公司在47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等。该民事判决书生效后，权利人稠州银行于2018年10月11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浙0302执7211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被执行人现国信房开公司名下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号西的房产。原告朱国飞知晓后向本院提出异议。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2019）浙0302执异47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朱国飞的执行异议。原告朱国飞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1995年11月24日，温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朱国飞（乙方）签订一份《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约定：乙方同意将坐落温州市乘凉桥17号房屋（建筑面积33.77㎡）交甲方收购拆除；乙方认购营业房面积33.77㎡；认购需缴纳第一期预收款47098.34元。1998年3月5日，原告朱国飞认购金都商厦121号西商铺，并预付了购房款，原国信房开将上述房屋交付原告朱国飞使用至今。又查明：原国信房开系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下属全资子公司，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2002年3月29日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撤销，温州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4月3日决定成立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行使被撤销的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职权。原国信房开于2005年公开挂牌出让国有产权，改制为现国信房开公司（私营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月26日，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一分局、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现国信房开公司达成《会议纪要》，载明，原国信房开在胜利路改建区尚遗留有未安置和已安置未开发票的安置房源50套，初始登记房屋所有权人均为原国信房开，故在国有产权承债式转让时，已将上述50套房源一并转为现国信房开资产，仍用于拆迁安置，并由国信清算组负责监督；除已开具发票的9套房屋外，余下41套房源均应先将房屋所有权变更至现国信房开公司名下，拆迁安置户凭现国信房开公司开具的购房发票、拆迁协议书、完税凭证等资料办理安置房的所有权转移手续。为充分保障拆迁安置户的合法权益，对上述房屋所有权变更至现国信房开公司后的41套房源采取以下监管措施：“1.由市房屋登记中心在房屋登记簿中注明为‘原国信房开拆迁安置房源’。现国信房开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后，交国信清算组保管、处置，今后国信清算组如发生机构变化，应由其后续机构继续行使保管、处置的权利。3.除代为履行拆迁安置义务外，现国信房开无权对上述拆迁安置房源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温州市人民政府[2014]151号专题会议纪要就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有关清算遗留问题进行协调，其中确认包括涉案房屋在内的45套房源属于政策性安置的历史遗留房源和原国信房开改制资产。关于45套房源开发票及办理产权证问题，按照先核税产权变更为“新国信房开”（即现国信房开公司）名下，后由“新国信房开”向安置户开具发票办理转移登记的流程，由温信公司清算组负责将上述45套房源清单时报市住建委（市房屋登记中心）备案，并向市地税局直属一分局报送分批安置计划后，分批定量申请领购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一批已具备条件的11户17套安置房（包括涉案房屋在内）予以一次性办理，房管部门负责监督，确保安置房交到安置户手中。后朱国飞于2019年6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支付了剩余购房款。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身份证、温州市区旧城民房营业房拆迁协议书、温州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胜利路改建区营业房结算表、会议纪要、（2018）浙0302民初4087号民事判决书、（2018）浙0302执7211号执行裁定书、（2018）浙0302执7211号之二协助执行通知书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案外人朱国飞与原国信房开签订的《温州市区旧城民房拆迁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有效，且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早于涉案房屋被本院查封的时间。原告朱国飞已缴纳全部购房款，并且已实际取得对涉案房屋管理及支配的权利，应认定原告朱国飞已合法占有涉案房屋，且该占有早于本案的查封时间。其次，根据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直属第一分局、温州市房屋登记中心、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现国信房开公司达成的［2011］1号《会议纪要》以及温州市人民政府［2014］151号专题会议纪要的内容表明，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号西的房产属于政策性安置的历史遗贸房产和原国信房开的国有资产。因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撤销，作为其全资子公司的原国信房开的资产应归属于案外人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统一清算处理，第三人现国信房开公司对涉案房产除代为履行拆迁安置义务外，并不享有实际的所有权及处置权。综上，原告朱国飞享有的权利能够对抗本院对涉案房屋采取的执行措施,其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不得执行温州市鹿城区金都商厦121号西房产。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雄伟人民陪审员  戴飞虎人民陪审员  杨丽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黄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