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4民初1403号 原告吴某，女，1992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施某1，女，××××年××月××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法定监护人施某2，男，1992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系原告施某1父亲。 法定监护人吴某，身份情况同原告吴某，系原告施某1母亲。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傅艳红、**胜（特别授权代理），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黄昊明，总指挥。 委托代理人夏亮、杜威（特别授权代理），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某、施某1为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钱江新城管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暨原告施某1的法定监护人吴某，原告吴某及原告施某1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傅艳红、**胜，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夏亮、杜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某、施某1依据2010年11月16日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与方某户签订的《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约定的方某户被安置人口为方某、谢某、施某2；吴某于××××年××月××日与施某2登记结婚，吴某与施某2之女施某1于××××年××月××日出生的事实；以吴某、施某1属于方某户正式安置前因婚嫁、出生原因发生的变动人口，其中施某1为独生子女，应当按2人计算为由，要求钱江新城管委会予以安置。吴某、施某1上述要求被钱江新城管委会拒绝后诉至本院，请求判令钱江新城管委会在杭州市江干区花园府安置吴某、施某1建筑面积为165平方米的房屋。 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辩称，一、拆迁安置协议书未约定将吴某、施某1作为方某户内安置人员进行安置，其主张对其安置165平方米房屋无计算依据。二、根据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安置有关政策的规定，吴某、施某1不符合安置资格，不应当进行安置。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案涉房屋的被拆迁人为方某，施某2系因与方某系继子关系享受最多安置一人的福利政策而获得了安置资格，但并没有因此获得被拆迁人的资格和身份，故吴某、施某1不属于被拆迁人增加的安置人口。三、被拆迁人方某户系再婚家庭，随迁子女仅能安置一人。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制定的《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分配方案》规定，再婚家庭的现配偶满足处置条件时，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迁入户口的18周岁（不含18周岁）以下的随迁子女最多可以处置1人。钱江新城管委会对方某户随迁子女仅能安置施某2一人。吴某、施某1不符合安置条件。四、钱江新城管委会已经对方某户进行了回迁安置，方某户已签署了《房屋回迁安置表》和《选房确认书》予以了确认。五、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的临时过渡期为24个月，吴某户籍并未迁入，施某1出生在××××年××月××日，已经超过了约定的临时过渡期。综上，请求驳回吴某、施某1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本院对本案事实依法认定如下： 2010年11月16日，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甲方）与方某户（乙方）签订了《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一份，约定，乙方房屋坐落花园社区×组××号，房屋用途为住宅，房屋补偿面积为455.25平方米（实际丈量总建筑面积为674.59平方米）；乙方家庭常住在册户口人数为3人，为方某、谢某、施某2；临时过渡期内乙方发生人口变动的，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有关规定执行；等等。 方某与谢某系于××××年××月××日登记再婚，施某2系谢某之子，××××年××月××日出生。施某2于2008年9月17日从杭州市上城区复兴里街×××号×室迁入方某户。施某2与吴某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于××××年××月××日育有婚生女施某1。 方某户于2004年12月30日获批对笕桥镇花园村五组××号房屋按“四原”标准修缮，审批表登记在册人口为方某、方琦、谢某。 2018年10月28日，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作出第一次回迁安置人口公示。2019年1月8日作出第二次回迁安置人口公示。吴某、施某1均不在两次安置人口公示之列。 2018年11月22日，吴某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汪村镇人民政府、休宁县汪村镇桃源村村民委员会作出《拆迁安置情况证明》一份，载明，吴某在其社区（村）未享受拆迁安置政策及待遇。 2019年1月11日，吴某、施某1就其未被列入安置人口向钱江新城管委会提出异议。 2019年1月19日，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在报纸上刊登了安置选房公告，载明，安置人口截止时间为2019年1月31日，过渡费发放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等等。 2019年1月23日，方某、谢某、施某2已与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回迁安置表及选房确认书。案涉房屋所在回迁安置地点为杭州市江干区花园府。 另查明，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系由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办公室、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为加强江干区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的组织领导而成立。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工作指挥部制订的《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分配方案》（内部资料严禁外传）载明，再婚家庭中的现配偶满足处置条件时，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且迁入户口的18周岁以下（不含18周岁）随迁子女最多可以处置1人。 钱江新城管委会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系同一事业法人单位。 上述事实，有原告吴某、施某1提交的《杭州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调产安置）》、结婚证（吴某与施某2）、出生医学证明（施某1）、户口本、回迁安置人口公示表（两次）、拆迁安置情况证明、异议书及邮寄凭证、回迁安置选房公告、结婚证（方某与谢某）、出生证明（施某2）、江干区危房修缮审批表，被告钱江新城管委会提交的江委办[2018]6号文件、《江干区笕桥街道花园社区回迁安置分配方案》（内部资料严禁外传）、房屋回迁安置表、选房确认书、安置房选取委托书，本案庭审记录证实。原告吴某、施某1提交的选房确认书、房屋回迁安置表因无公证处盖章，录音材料因无法确认谈话对象，本院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拆迁人与方某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临时过渡期内方某户发生人口变动的，按照《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执行。因此，本院认为关于安置人口身份资格的确定仍应适用该条例。条例规定，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之日起至正式安置前出生的人口应作为安置人口；被拆迁人家庭成员在本市市区虽无常住户口，但属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可计入安置人口。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施某2是否属于被拆迁人，吴某、施某1作为施某2在正式安置前产生的变动人员能否享受安置人口待遇的问题。 就此，本院认为，条例规定，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安置人口按照被拆迁人家庭常住户口人数确定。因此，安置人口并不完全等同于被拆迁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施某2系因母亲谢某与方某再婚，于2008年9月17日作为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随迁至方某户内。而案涉房屋修缮时间系2004年，也就是说施某2并非花园社区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非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施某2按政策被列为安置人口，并不等于其获得了被拆迁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吴某、施某1作为施某2的妻女，再行主张其亦属于安置人口，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某、施某1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28元，由原告吴某、施某1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叶影 审 判 员  朱若君 人民陪审员  许丽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娄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