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3089号原告：余繁荣，男，1975年1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广东省。被告：北京兴泰仪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甲13号2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章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秒，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余繁荣与被告北京兴泰仪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仪测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余繁荣，仪测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余繁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余繁荣查阅、复制仪测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等（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2.本案诉讼费由仪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余繁荣系仪测公司股东，出资比例5%。余繁荣自2012年2月始成为仪测公司股东以来，仪测公司未向余繁荣披露仪测公司财务状况。故余繁荣诉至本院。仪测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余繁荣的诉讼请求。一、余繁荣仅仅是仪测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上的显明股东（或挂名股东），并没有实际出资。余繁荣的出资额2.5万元实际是股东潘彬婷为了仪测公司的及早设立，以余繁荣的名义出资的，余繁荣是仪测公司股东潘彬婷的实际代持人，因此余繁荣无权查阅、复制仪测公司成立以来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根据工商注册资料，仪测公司成立于2012年2月27日，注册资本为50万元，并已实际出资到位，仪测公司登记股东五个，分别是北京兴泰学成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成公司）、章啸、潘彬婷、余繁荣和李素云。余繁荣实缴出资金额2.5万元是由股东潘彬婷所支付的，余繁荣实际是代潘彬婷持股，并非真正的股东，无权行使股东权利。二、余繁荣曾在学成公司担任销售经理，在离职时，其与学成公司签订协议书（甲方为学成公司、乙方为余繁荣），协议书第四点约定“乙方承诺自本协议上述款项履行完毕后，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学成公司已于2019年7月9日将协议书中约定的20万元整支付余繁荣。依据工商登记信息，与学成公司唯一存在关联的公司即仪测公司，余繁荣与仪测公司唯一存在可能的关系即工商登记的股东身份，即使余繁荣曾具有股东身份或享有股东权利，学成公司已完全履行了协议书中的义务，余繁荣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仪测公司主张权利。因此，基于上述两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三、仪测公司自2012年2月成立起至2016年7月的会计账簿已经全部毁损并丢失，无法实现提供给余繁荣查阅、复制的可能性，存在履行不能的现实困难。2016年7月23日至24日，北京市通州区持续大暴雨天气，仪测公司股东之一章啸担心仪测公司安全，24日晚冒雨到仪测公司查看厂房情况。当时厂房四处受到严重的渗水、漏水、泡水情形，多出墙皮脱落直接导致仪测公司多处遭受水灾，其中装有仪测公司全部账簿资料的纸箱已经淹没在水中，墙面的石灰混水将纸箱上面和侧面包裹。后在疏通雨水的清洁中，清洁人员将此纸箱当做垃圾处理到厂房下面的垃圾堆中，章啸也曾与员工一并翻找，未能找到。此后，章啸于2016年9月向国税部门书面呈报了相关的情况说明。四、仪测公司并未拒绝余繁荣的查阅请求。余繁荣已于2019年7月15日上午九点半左右到仪测公司处对经历水灾后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自2016年8月起）进行了查阅。五、余繁荣诉请股东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的目的，可能损害仪测公司的合法利益。余繁荣已于2019年7月9日成立中山市惠丰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达公司），恰逢此公司成立前后，余繁荣向本院提起股东知情权纠纷诉请。余繁荣担任惠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为100%持股比例的股东。惠丰达公司与仪测公司不仅在经营范围上有所重叠，并且存在主营业务上的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应当认定股东有“不正当目的”。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仪测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六、再退一步讲，即使仪测公司可以行使股东知情权，对会计账簿也仅限于查阅而不得予以复制，而会计凭证根本不在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内，因此即使作为股东行使知情权，也无权对会计凭证进行查阅或复制。综上，请求驳回余繁荣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仪测公司于2012年2月27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50万元，实收资本为50万元。经营范围为制造水分仪、局部放电检测装置；修理水分仪、局部放电检测装置；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仪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章啸，投资人为李素云、余繁荣、潘彬婷、章啸、学成公司，投资额分别为1万元、2.5万元、7.5万元、9万元、30万元，上述出资均在2012年2月22日设立时以货币形式实际缴付。2019年7月9日，余繁荣通过EMS向仪测公司邮寄《股东余繁荣查账、复制账本函》，邮寄地址为仪测公司注册地，收件人为章啸，后该快递显示于2019年7月11日“本人签收”。另查明，2019年6月26日，余繁荣（乙方）与学成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一份，就乙方与甲方劳动关系纠纷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因甲方存在未向乙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事宜，现乙方依法解除与甲方的劳动关系，经双方一致确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本协议签订之日。二、考虑到乙方在甲方及甲方关联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以及其他实际情况，甲方自愿一次性支付乙方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等费用共计20万元。三、甲方需在本协议书签字生效一个月内向乙方支付50%，次月支付剩余款项，乙方收到每一笔款项，应向甲方出具收条。四、乙方承诺自本协议上述款项履行完毕后，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或甲方关联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协议签订后，2019年7月9日，学成公司向余繁荣转账支付20万元，交易附言为“付19年6月26日北京兴泰学成仪器和余繁荣所签订协议书的补偿款”。再查明，惠丰达公司于2019年7月10日成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认缴）资本301万元。经营范围为研发、销售仪器仪表、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电气设备安装及施工；仪器仪表信息咨询；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咨询；软件开发；仪器仪表租赁。惠丰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为余繁荣。余繁荣称，惠丰达公司刚刚成立，尚未发生业务，与仪测公司不存在业务往来，亦未生产销售；其近亲属亦不存在与仪测公司业务相近的公司，与仪测公司亦不存在业务往来。2019年7月13日，余繁荣曾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公开仪测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内容激进。对此，法庭对余繁荣进行了当庭训诫。庭审中，余繁荣明确其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目的是为了知道仪测公司的盈亏情况，不存在刺探仪测公司技术专利的目的。要求查阅的时间范围为2012年2月份至2019年6月份；同时要求通过委托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进行查阅。仪测公司不同意余繁荣行使股东知情权，余繁荣为股东潘彬婷在仪测公司的代持股人，但是对于代持未向本院提交证据。即使现在工商登记显示余繁荣为显名股东，其对余繁荣的股东身份亦不予认可，亦未向余繁荣进行过分红。仪测公司称，该公司自2012年成立至2016年7月的会计账簿全部毁损，章啸曾向国税部门书面呈报情况，但未向本院提交税务答复及报案记录。另外,仪测公司称余繁荣已经于2019年7月15日上午到仪测公司处对2016年8月起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进行查阅。对此，余繁荣不予认可，称其仅查阅了2016年8月起的财务会计报告，并未查阅该时期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上述事实，有仪测公司工商档案资料、EMS快递详情单、惠丰达公司企业信息、协议书、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微信截图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余繁荣作为仪测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股东知情权。余繁荣已经将查阅申请书邮寄仪测公司，后邮件被签收，余繁荣仅查阅了2016年8月起的财务会计报告。余繁荣为了了解仪测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目的正当。故本院认为余繁荣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关于仪测公司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本案中，其一，仪测公司称余繁荣并非其实际股东，其系代替股东潘彬婷持有股份，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本院认为即使余繁荣系代持股份，亦不能剥夺其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权利。余繁荣至今仍为仪测公司登记股东，故余繁荣基于其股东身份享有股东知情权。其二，仪测公司称余繁荣与学成公司签订协议书，学成公司履行了协议内容后，余繁荣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学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仪测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九条规定：“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的协议等实质性剥夺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查阅或者复制公司文件材料的权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股东查阅或者复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系针对余繁荣与学成公司之间的劳动纠纷达成的，合同相对方非余繁荣与仪测公司，且通过协议剥夺余繁荣的股东知情权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三，仪测公司称余繁荣诉请股东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仪测公司合法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有证据证明股东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股东有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正当目的”：（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四）股东有不正当目的的其他情形。”本院认为，仪测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余繁荣要求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有损害仪测公司合法利益，且未提供证据证明余繁荣实施了损害仪测公司合法利益的行为。综上，本院认为，仪测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余繁荣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范围，本院认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并结合仪测公司的章程行使，不宜对法律规定进行扩大解释。关于余繁荣要求查阅、复制仪测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的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帐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会计帐簿包括总帐、明细帐、日记帐和其他辅助性帐簿。”本院认为，为了保障股东知情权的实现，保证股东对企业财务及运营状况充分、真实的了解，股东有权查阅企业的会计凭证。故余繁荣有权查阅仪测公司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另外，仪测公司称自2012年2月成立起至2016年7月的会计账簿已经全部毁损并丢失，无法提供查阅、复制；余繁荣已查阅自2016年8月起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等。本院认为，仪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2012年2月至2016年7月期间会计账簿毁损丢失后的税务部门答复或报案记录，且余繁荣仅认可对2016年8月起的财务会计报告。故余繁荣有权查阅、复制仪测公司自2012年2月成立至2019年6月的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仪测公司自2012年2月成立至2019年6月的会计账簿及会计凭证。关于余繁荣委托专业人士查询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案件，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在该股东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律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本院认为，由于专业知识和认知领域的差异，在不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情况下，股东很难自行通过会计账簿发现企业财务和运营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委托注册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进行查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行使股东知情权。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兴泰仪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其住所地将2012年2月27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会计报告供原告余繁荣进行查阅、复制；二、被告北京兴泰仪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其住所地将2012年2月27日至2019年6月30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日记账、明细账、其他辅助性账目）和会计凭证（包括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如见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原告余繁荣及其委托的专业人士查阅；三、驳回原告余繁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北京兴泰仪测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刘秉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张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