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龙口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81民初4069号原告：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龙口市。法定代表人：张某，任执行董事。诉讼代表人：某公司及关联公司重整管理人。负责人：纪某，任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任管理人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衣超，任管理人工作人员。被告：某公司1，住所地：烟台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张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原告某公司与被告某公司1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某公司1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0000000元，其中2014年7月11日至2015年7月10日收益为12500000元（按照年利率25%计算），2015年7月11日至2019年3月10日利息为44600000元（按照年利率24%计算），扣除已支付的985443.16元以及4932435.27元，利息合计51182121.57元，共计：101182121.57元；2.判令被告自2019年3月11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5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7月11日，原、被告签订两份《合作协议》，协议分别就《财通基金-某2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某3号资产管理计划》作出约定。双方约定，在基金运作结束所产生的盈亏由被告承担，且保证原告的收益率为25%，现财通基金期限已届满，原告所产生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2018年某公司及关联公司因经营不善，于2018年5月10日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龙口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7日裁定受理。管理人在破产重整期间，发现某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破产企业债务人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某公司1未到庭，在答辩期内亦未进行答辩。原告围绕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了证据，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对证据的认定，本院综合认定的事实如下：2017年6月19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一张“某欠款明细表”。明细表中载明：“单位为集团；理财基金为基金2号、基金3号；金额：基金2号为30264556.84元，基金3号为26317564.73元；备注：6250元减去已收回金额5917878.43元（隆昌记账金额）；说明：1、集团付某2500万元购2号理财，已赎回985443.16元，所以集团2号基金余额为24014556.84元，但隆昌记账金额为30264556.84元（相差625万元即为理财收益，由于收益还未到账，所以还未入账）；2、集团付某2500万元购3号理财，已经赎回4932435.27元，所以集团3号基金余额为20067564.73元，但隆昌记账金额为26317564.73元（相差625万元即为理财收益，由于收益还未到账，所以还未入账）。注：某欠集团欠款为56582121.57元，担保人：王某某。2017年6月19日。”明细表中盖有某公司1的印章。据原告陈述，王某某是被告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实际借款经手人，故王某某才在欠款明细表中作为担保人签字。本案原告在诉讼之初也起诉了王某某，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了对王某某的起诉，仅主张债务人某公司1承担责任。为证实欠款明细表当中涉及的基金2号、基金3号协议的内容，原告向法庭提交了该两份《合作协议》的复印件。根据复印件所载，2014年7月11日，原、被告签订了两份《合作协议》，约定原告分别出资2500万元，以劣后方式投资于《财通基金-某2号资产管理计划》（下称“2号计划”）及《财通基金-某3号资产管理计划》（下称“3号计划”），原告委托被告作为该基金投资顾问，期限为一年。基金封闭运作期间，原告根据2号及3号计划条款协助完成费用支付、收益分配及资产清算方面应尽义务。同时，协议约定，基金运作结束所产生的盈亏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关；被告作为原告投资顾问，保证原被告两份《合作协议》下出资额（分别为2500万元）的年收益率为25%，支付方式为基金运作结束后一周内，利随本清。协议签订后，同日原告向被告支付2500万元。另有2500万元，原告称系涉案协议签订前，原被告达成口头约定，原告于2014年5月26日向被告支付了2500万元后，双方又于2014年7月11日补充签订了合作协议。经查，原告系于2014年5月27日向被告申请财通某2号B基金；2014年7月15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某3号B基金。根据原告某公司“财通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交易对账单中显示，2014年5月24日“财通某2号B基金合同成立”，2015年7月15日“财通某2号B基金合同成立”。本院由此认定，原告支付的第一笔2500万元款项到期时间为2015年5月27日，第二笔2500万元款项到期时间为2015年7月15日。2015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985443.16元（备注:财通某2号B赎回款）；2015年7月31日，被告向原告支付4932435.27元（备注:财通某3号B赎回款)；被告共向原告支付5917878.43元。根据被告出具的欠款明细表，被告将其已经支付给原告的5917878.43元认定为原告对本金的赎回，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被告已经给付原告的该笔款项系利息的给付，故原告认为被告欠原告的本金数额依然为50000000元。本案在事实审理部分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原告仅能提交复印件，在缺乏证据原件的情况下能否认定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提交了被告为原告出具的欠款明细表原件，该明细表中被告对于原告付款的情况、基金的名称、被告支付给原告款项的情况、欠款的事实等有明确的陈述。结合原告提交的其向被告支付两笔2500万元的支付凭证原件、被告向原告支付985443.16元、4932435.27元两笔款项的凭证原件，再结合《合作协议》的复印件，三者相互印证，能够证实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以及实际履行情况。故对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在2014年7月份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作协议的内容为原告出资，投资于《财通基金——某资产管理计划》，并委托被告作为基金的投资顾问。如仅以此判断，原告之间系委托理财关系。然而根据双方在协议中的约定，基金运作结束后所产生的盈亏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关，被告应保证原告出资额的年收益率为25%,基金运作结束后一周内，利随本清。双方之间的此种约定不符合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特征，而符合借贷关系的特征，故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贷给被告资金5000万元，双方约定年收益率为25%。故原告主张借期内的利息应当按照年利率25%计算。对此本院认为，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应予以支持。原告主张逾期利率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则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本案中，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的985443.16元、4932435.27元两笔款项，被告主张为对本金的支付，原告主张为对利息的支付。本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两笔款项均系合同到期后支付。按照合同的约定，基金运作结束后，也就是合同到期后，被告应当连本带息一并支付，然而被告仅支付了部分款项。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该两笔款项应当认定为对利息的支付。故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0万元。自2014年7月11日至2019年3月10日，共计产生利息5600万元（5000万元×月利率2%×56个月），减去被告已经支付的利息5917878.43元为50082122元。截至2019年3月10日，被告尚欠原告本息合计100082122元。原告主张被告自2019年3月11日起仍按照年利率24%承担利息至款项实际给付之日依法应予支持。被告未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综上，鉴于本案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某公司1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向原告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00000元、利息50082122元；并承担自2019年3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以5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二、驳回原告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7711元，原告某公司承担5954元，被告某公司1承担54175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亚男人民陪审员  张治程人民陪审员  吕洪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胡韵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