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91行初198号 原告何朝兴，男，1979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安县。 委托代理人冯俊，绵阳市安州区花荄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原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住所地：成都高新区交子北二路。 法定代表人王翼刚，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琪，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秀艳，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何清明，男，1953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青川县。 原告何朝兴不服被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原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受理，并依法向被告市交通运输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何清明与被告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依职权追加何清明为本案第三人，并向其送达了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朝兴及其委托代理人冯俊，被告市交通运输局的负责人王宏，被告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代理人李琪、吴秀艳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何清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3月14日，被告市交通运输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主要内容如下：经查，川Ｈ×××××号车辆登记的使用性质为货运，第三人系车主，原告与车内10名乘客以每人90元作为车费达成协议，并交代当事驾驶员代为收取车费，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停止经营，并给予30000元罚款。 原告何朝兴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第三人为川Ｈ×××××号车辆的车主，是依法取得货运资格的经营者，原告不应是行政相对人。其次，川Ｈ×××××号车辆依法享有货运资格，道路运输证过期未年审只是换证备案的问题。再次，认定车载乘客10人与事实不符，从绵阳出发的乘客仅5人，且车上有大量货物，10人是货主，故不是专门从事客运。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执法机关应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而非被告，原告超载的违法行为已由有权机关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何朝兴向本院提交了当事驾驶员陶伟平出具的《证明》，证明当事驾驶员在被告执法过程中提交了其相关证件；川Ｈ×××××号车辆的《四川省汽车技术等级评定检测结论表》、《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验报告单》，证明川Ｈ×××××号车辆拥有合法的运输资格，已通过相关部门的检测。 被告市交通运输局辩称，其作为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查处未经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019年1月29日，被告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通知，于成都市入口处对川Ｈ×××××号依维柯牌中型封闭货车进行检查，查明该车登记的使用性质为“货运”，车主为本案第三人，原告与车内10名乘客以每人90元作为车费达成协议，乘客从绵阳市上车到成都市荷花池进货后返回绵阳市，原告交代当事驾驶员代为收取车费。检查时，驾驶员尚未收取相关费用，并现场出示了车辆的道路运输证，该证过期未年审。被告认为，川Ｈ×××××号车辆业户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权，该车未依法取得经营范围为客运的道路运输证，原告利用案涉车辆实施道路旅客运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给予原告30000元罚款，适用依据正确，处罚额度适当。同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被告向原告送达了《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500055号），告知了拟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原告享有陈述、申辩等权利，且依据《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本案依法无须举行听证，故案涉行政行为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川Ｈ×××××号车辆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四条和《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等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影响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对原告未经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综上，《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交通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合法性的以下证据材料和依据： 第一组证据材料：被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六十三条，《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第四条。以上证据为被告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证明被告具有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 第二组证据材料：《移交清单》和《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执法的视频和照片，询问原告的《询问笔录》、录音整理记录和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送达确认书》，询问当事驾驶员的《询问笔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和《送达确认书》，询问两名乘客的《询问笔录》及乘客身份证复印件，乘客名单和川Ｈ×××××号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以上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的使用性质为“货运”，且道路运输证过期未年审；被告经调查取证，查明第三人为川Ｈ×××××号车辆的车主，原告系其子，原告与车内10名乘客以每人90元作为车费达成协议，乘客从绵阳市上车到成都市荷花池进货后返回绵阳市，原告委托驾驶员代为收取车费，原告与乘客之间具有运输的合意；原告未经许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第三组证据材料：《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500055号）及文书送达回证，《申辩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及文书送达回证、EMS快递单、快递查询单。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适当，保障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 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不认可被告的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主张案涉违法行为是超载，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川Ｈ×××××号车辆是货运车辆，不能申报客运资格，故被告适用依据错误；3.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原告是驾驶员、管理者而非经营者，第三人作为车主应为本案行政相对人；案涉车辆并非仅运客，收取的费用是人货费用；4.对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无异议。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关联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证明其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移交清单》，证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将川Ｈ×××××号车辆涉嫌非法营运案移交被告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于2019年1月29日在成都市入口处对川Ｈ×××××号车辆进行现场检查的事实，以及现场检查的具体情况，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执法视频和执法照片，证明被告于2019年1月29日进行现场检查、调查询问，于2019年3月12日电话询问原告，于2019年3月1日送达《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500055号），以及原告于2019年3月1日提交《申辩书》的过程和具体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询问原告的《询问笔录》、录音整理记录以及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送达确认书》，证明川Ｈ×××××号车辆具有“普通货运”的运输资质，原业户名称为唐任富，第三人现为该车车主，原告作为第三人之子负责车辆的管理，原告让当事驾驶员拉载乘客，并代为收取10名乘客包括从绵阳市到成都市，再从成都市荷花池回绵阳市的车费，车费还未收取等内容，以及原告的身份，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询问当事驾驶员的《询问笔录》，与询问原告后制作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证明第三人为川Ｈ×××××号车辆车主，原告系第三人之子，驾驶员受原告安排接送10名乘客从绵阳市到成都市荷花池进货，再送回绵阳市，乘客与原告商议车费，代收的车费全部交给原告，车费还未收取等内容，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当事驾驶员的身份证复印件、驾驶证复印件和《送达确认书》，证明其身份，以及具有Ａ2类机动车驾驶资质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询问乘客项柳龙的《询问笔录》中，该名乘客陈述的联系方式与原告接受询问时记录的联系方式一致，该份《询问笔录》证明乘客与原告商议了车费，车费包括人员运输和随身携带的货物，车费还未支付等内容，且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询问乘客谭家富的《询问笔录》及乘客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该名乘客的身份，以及车载10名乘客，车费包绵阳市到成都市荷花池的来回，车费是载人的费用，车费没有支付等内容，与询问原告、当事驾驶员、乘客柳项龙后制作的《询问笔录》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乘客名单所载柳项龙、谭家富的信息与相关《询问笔录》一致；被告提交的川Ｈ×××××号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为川Ｈ×××××号依维柯牌中型封闭货车的所有人，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原业户名称为“唐任富”等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交的第三组证据，证明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原告收到案涉《违法行为通知书》后进行了陈述、申辩的事实，以及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等，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与被告认定其未经许可从事客运经营是否正确，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系现行合法有效的行政法规，可适用于本案。 经审理查明，原告是第三人之子。川Ｈ×××××号依维柯牌中型封闭货车的所有人为第三人，车辆使用性质为“货运”，该车辆的道路运输证亦载明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2019年1月29日，被告执法人员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通知，在成都市入口处对川Ｈ×××××号车辆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当日，被告询问原告、驾驶员、两名乘客后，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2019年3月12日，被告电话询问原告，并整理成书面记录。2019年2月28日，被告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500055号），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2019年3月1日，被告向原告直接送达了上述《违法行为通知书》。当日，原告提交《申辩书》。2019年3月14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认定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决定责令停止经营，并给予30000元罚款。2019年3月20日，被告向原告邮寄送达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另查明，川Ｈ×××××号车辆的原业户名称为唐任富。2019年2月1日，第三人经受让取得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川交运管许可广元字510802016496号）和川Ｈ×××××号车辆的道路运输证。 本院认为，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的作出主体是否适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规定，以及该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被告作为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负责组织领导该区域道路运输管理，责令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人停止经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原告主张处罚超载这一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应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的程序是否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规定，被告于2019年2月28日作出《违法行为通知书》（成交执违通[2019]10500055号），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上述规定，原告亦对案涉行政处罚程序无异议。因此，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的程序适当。 关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认定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旅客运输经营是否正确。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关于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的规定，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川Ｈ×××××号车辆的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该车辆未取得客运道路运输证，原告和第三人均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其次，被告提交的询问原告、驾驶员、两名乘客的《询问笔录》等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原告安排当事驾驶员接送乘客从绵阳市前往成都市荷花池再返回绵阳市，并代收车费，驾驶员收取车费后将全部转交原告，乘客与原告联系，并与其商议车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条关于经营者的规定，本案原告是案涉道路运输经营的组织者、实施者、管理者，是从事案涉道路运输经营的主体。原告在案涉行政处罚调查过程中未向被告否认其不是经营者，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不是经营者，故原告关于第三人系车主和经营者，应为行政相对人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再次，关于原告主张未专门从事客运，车上有大量货物，车载乘客是货主，本院经审理认为，询问两名乘客的《询问笔录》均反映出车费与旅客运输有关，原告亦在其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车费包括每名乘客从绵阳市到成都市，再从成都市荷花池回绵阳市的车费，故原告在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川Ｈ×××××号车辆未取得客运道路运输证的情况下，从事了旅客运输经营。同时，被告提交的《交通行政执法现场笔录》和四份《询问笔录》均能证明车费尚未收取，故本案原告没有违法所得。因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于原告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旅客运输的行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成交执罚［2019］10500055号），决定责令停止运输经营，并给予30000元罚款，并无不当。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朝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何朝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燕 人民陪审员  蒲晓凌 人民陪审员  常忠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陶江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