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824民初2853号 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女，生于1957年6月14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 原告（反诉被告）：侯天平（曾用名戴德平），男，生于1945年3月8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锦，四川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原告：高常清（反诉被告），女，生于1980年11月23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重庆市渝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天平，系原告高常清的继父。特别授权。 被告（反诉原告）：苍溪县歧坪镇寨堡村第一村民小组。住所地苍溪县歧坪镇寨堡村。 代表人：李长永，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林，男，生于1973年10月16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住四川省苍溪县，系被告的村民。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群连，苍溪县歧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一般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与被告（反诉原告）苍溪县歧坪镇寨堡村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侯天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锦和被告的代表人李长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万林、向群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2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6年高松（原告何其秀前夫、高常清生父）与被告签订《渔业生产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将和平水库承包给高松养鱼,每年2500元,承包期10年。合同签订后高松依约进行养殖。2008年6月高松因溺水死亡。后原告侯天平与何其秀结婚,原告侯天平与何其秀又共同投资经营鱼塘。2010年4月原告因无力管理鱼塘,通过商量后请任才邦代管,约定水库的鱼由任才邦捕捞出售,鱼款用于放鱼苗、买饲料和支付工资以及后期承包款等。2016年3月水库承包到期,任才邦只将少部分鱼进行了捕捞。2016年4月被告没有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就将水库承包给了他人,事后他人在2016年9月开始打鱼出售,至2017年8月共捕鱼四车,约120000元。原告认为鱼塘的鱼仍然属于自己所有,被告将鱼塘承包给他人,造成自己养殖损失,被告理应赔偿。后原告多次找相关部门解决未果。2017年9月，原告以养殖鱼被盗为由报警追究相关人的责任,苍溪县公安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决定不予立案。现原告只好提出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原告主张120000元的损失的计算方式为：四车共14吨（280000斤）×5元/斤－开支20000元=120000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本案与被告苍溪县歧坪镇签订渔业承包合同的相对人是何其秀前夫、高常清的父亲高松,而不是何其秀、高常清,也不是原告侯天平。高松死后,何其秀、高常清又将合同转包给了案外人任才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任才邦才是合同的主体,三原告均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2.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在高松、何其秀、高常清、任才邦与被告的合同到期后,被告方按正常程序将鱼塘承包给现业主罗光军。按原告诉状中所称，打捞鱼的人是他人,而不是被告。根据侵权法的规定,有直接侵权时,原告应当起诉直接侵权人,而不是鱼塘所有人,因此被告也不具有主体资格。3.原告诉称被告打鱼的事实不存在。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同时，被告（反诉原告）镇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赔偿反诉人损失20240元。2.本、反诉诉讼费用均由被反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2006年3月1日,被告（反诉原告）（甲方）与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的前夫,高常青的父亲高松（乙方）签订了《渔业生产承包协议书》,该《渔业生产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期定为10年,在协议期满的最后两年,乙方必须向库内投放三寸小鱼苗1000尾,由甲方点数,协议期满时,库内1斤以下小鱼不得捕捞”。高松死后,被告（反诉原告）何其秀、高常青与任才邦在反诉人同意的情况下签订了《转包协议》。该《转包协议》约定:“双方协商一致,甲方（高松、何其秀、高常青）将寨堡水库的承包权力和义务完全转包,转包时间为2010年4月24日,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甲方（原承包方）负责,转包后的债务及安全事故由乙方（任才邦）负完全责任。乙方（任才邦）按原高松和寨堡一组的各种条约执行。有未尽事宜由乙方与寨堡一组负责人协商。”合同主体由原高松变更为任才邦。而原告（反诉被告）侯天平根本不是合同相对人。综上,原告（反诉被告）现均不是权利主体,但却以权利主体的名义多次举报、控告和起诉反诉人,致使反诉人损失了误工、生活、差旅、律师代理等费用20240元，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对被告（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提出答辩：1.被告反诉状中提出的转包协议与事实不符；2.被反诉人候天平的反诉地位有待商榷，庭审中举证证明；3.反诉人在反诉状中提出被反诉人多次举报、控告反诉人，被反诉人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非无理取闹。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反诉被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三原告身份证复印件及侯天平何其秀结婚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拟证明2010年9月20日侯天平与何其秀登记结婚，原告系适格诉讼主体。 证据2、《渔业生产承包协议书》原件、证明原件，《渔业生产承包协议书》拟证明被告与高松于2006年签订水库承包合同，高松承包被告村组的水库用于养殖各种鱼类，高松系何其秀前夫，高常清生父；证明拟证明侯天平与何其秀于2010年登记结婚系合法夫妻，以及二人共同投资经营鱼塘，因此三原告均是本案合法诉讼主体。 证据3、苍溪县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苍溪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苍溪县公安局刑事复议决定书、苍溪县人民检察院答复函，拟证明2016年至2017年期间，原告向苍溪县公安局、检察院、政府主张权利，追回损失的事实。 证据4、律师调查笔录，调查人系张文锦，被调查人系任才邦，拟证明合同期限截止后，原告承包的鱼塘内的鱼没有打捞完，由被告打捞四车鱼共计10余万元的事实。 证据5、证明原件两份，包括李卫山等11位证人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被告在2016年至2017年8月期间在原告承包的鱼塘内前后四次共计打鱼14吨的事实；第二份证明系证人郑某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在歧坪场的鱼类销售情况和单价。 被告（反诉原告）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及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1、歧坪派出所对侯天平控告李长永盗窃案一系列证据，包括受案登记表、不予立案通知书、苍溪县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予立案理由，拟证明侯天平控告李长永盗窃案，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事实，后苍溪县人民检察院要求说明不予立案理由并由苍溪县公安局答复。歧坪派出所对李长永做的询问笔录，证明2016年3月30日由任才邦请合川的人到和平水库打鱼并贩卖，同年4月3日村组通知参加竟标会，李长永通知任才邦到场，任才邦表示每年交纳5200元承包费太贵，就没有继续承包和平水库。2010年4月24日，由高常清书立转包协议时李长永和任才邦均在场，任才邦按照高松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执行合同权利义务，合同权利义务实际从原告转移给任才邦。歧坪派出所对任才邦做的询问笔录，证明任才邦于2010年4月24日从何其秀处转包和平水库养鱼，转包协议是高常清书写的，李长永和任才邦均在转包协议上面签字；2016年3月30日和31日，是任才邦将放养的鱼打捞完，由于鱼太小，没有打起来，按照高松与的约定，一斤以下的鱼不能打捞，所以就留在水库内。在询问笔录中，任才邦答道“我之前提供的由李长永打捞价值120000元的鱼的证明一份，是由侯天平书写后给我，并不是我写的”。歧坪派出所对侯天平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侯天平在庭审中所主张的事实与该份笔录相反；歧坪派出所对李华山、李文山询问笔录，证明任才邦在2016年3月30日、31日打捞鱼塘内的鱼，留下一斤以下的小鱼。 证据2、转包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10年4月24日，本案案涉鱼塘已经由原告转包给任才邦。 证据3、侯天平与何其秀结婚、离婚登记信息，拟证明2008年二人登记结婚，2010年4月14日二人协议离婚，离婚时对双方的财产未作任何分割，后何其秀将鱼塘转包给任才邦，2010年9月二人又登记结婚，2015年2月26日再次协议离婚，该份协议内也未提到本案的水库承包分割问题，故侯天平不是本案适格原告。 证据4、2016年4月3日竞标会议记录，拟证明原被告合同期满后，经过公开竞标，被告将水库承包给罗光军的事实。 证据5、侯天平向苍溪县人民检察院提交的报案材料和向苍溪县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信访件，拟证明侯天平因控告李长永盗窃罪，苍溪县公安局不予立案后，侯天平向苍溪县人民检察院提供报案材料及向苍溪县人大常委会信访的事实。 证据6、歧坪派出所出警记录，拟证明原告组织人捕鱼，后任才邦向被告主张损失的事实。 证据7、被告损失相关依据，拟证明被告因本案损失共计20240元。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三性无异议，对结婚证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当时二人系夫妻，经核实二人于2015年已登记离婚。对证据2中《渔业生产承包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滑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三性有异议，经办人是否为村组主任或书记有待核实，该份证明只能证明侯天平、何其秀二人系夫妻，不能证明何时登记结婚，也不能证明侯天平与何其秀共同承担了原告承包的鱼塘的债权债务，因此不能证明侯天平系本案适格诉讼主体。对证据3中所有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只能证明原告在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但其中提出的120000元损失是否与本案有关从中看不出来。对证据4的律师调查笔录三性均有异议，该份笔录与公安机关向任才邦所作的询问笔录恰好相反。对证据5中李卫山等11位证人出具的证明三性均有异议，证明内容、签字不真实，系书立证明的人签字；对郑某出具的证明三性有异议，是否为郑某出具有待核实。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中对侯天平的询问笔录，该份笔录中所述事实不真实，侯天平拒绝签字，对歧坪派出所对任才邦的询问笔录真实性不予认可，任才邦在接受歧坪派出所询问后称歧坪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不真实；对证据2中的转包协议属于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协议上只有高常清和任才邦、李长永签字，无何其秀签字，何其秀对该份协议不知情。对证据3中的结婚、离婚档案三性无异议，但事实上侯天平与何其秀于2008年登记结婚后至今未离婚，二人的结婚证原件在侯天平处，并且在2015年二人离婚未果。对证据4三性有异议，被告未通知原告参与竞标，剥夺原告优先承包权。对证据5三性有异议，达不到被告证明目的，反而证明原告采取合法措施维护原告合法权益。对证据6三性无异议，但原告的初衷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7三性不予认可，被告的损失应由被告自行负担。 经审核，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结合庭审情况，本院认定如下： 2006年3月1日，苍溪县岳东镇文庙村三组的高松(原告何其秀前夫、高常清生父)与苍溪县歧坪镇寨堡村一村民小组签订《渔业生产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和平水库（又称寨堡水库）的水面和水坝田承包给高松养鱼，每年上交利润2500元,承包期定为10年。2008年6月，高松因溺水死亡。2008年11月12日，侯天平与何其秀登记再婚。2010年4月14日，侯天平与何其秀协议离婚，双方在协议离婚书中称无债权债务、无财产；2010年9月27日，侯天平与何其秀又登记结婚。2015年2月26日，侯天平与何其秀再次登记离婚，在离婚协议书中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存款5000元归何其秀所有，房产一套归侯天平所有；无债权债务。 2010年4月20日，原告高常清与任才邦签订了转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寨堡水库原承包人高松因故去世，现因各种原因，何其秀、高常清无力继续承包，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何其秀、高常清）将寨堡水库的承包权利和义务完全转包给乙方（任才邦），转包时间为2010年4月24日。之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原承包方（甲方负责），以后的债务及安全事故由乙方（承包方）负完全责任。乙方按原高松和寨堡一组签订的各种条约执行，有未尽事宜由乙方与寨堡一组负责人协商。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高常清和乙方任才邦在协议上签字捺印。签订协议时，组长李长永在场。此后，寨堡水库一直是任才邦实际管理、养殖和交纳承包费。 2016年3月水库承包到期，任才邦在派人监督的情况下（主要是防止捕捞一斤以下的小鱼），于3月30日和31日将水库中的鱼捕捞4000多斤，卖了10000余元。2016年4月3日，经过公开竞标后，将寨堡水库承包给罗光军，罗光军重新与寨堡一组签订了承包合同。任才邦以承包费过高放弃继续承包。 2017年9月29日，原告侯天平以李长永盗窃其承包期养殖的鱼向苍溪县公安局控告，苍溪县公安局歧坪派出所先后对于李长永、侯天平、任才邦进行调查后，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不立案通知书。侯天平不服申请复议，苍溪县公安局于12月7日作出刑事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决定。2019年5月24日，侯天平向苍溪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警称，在歧坪镇滑石村和平水库有人强行捕鱼，歧坪派出所接警后出警处置，该所的接（报）处警登记表中记载经查：侯天平与罗光军因水库承包问题发生纠纷，罗光军捕鱼时，侯天平阻止，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处警人意见为作纠纷调解处理。 本案在审理中，被告（反诉原告）于2019年11月28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反诉，本院已经另行作出裁定，准许被告（反诉原告）撤回反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 一、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的诉讼主体问题。 本案案涉渔业承包合同的原承包方高松在承包水库养鱼后不久因意外事故死亡。本案原告何其秀、高常清作为高松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实际履行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被告并无异议。2010年4月24日，原告何其秀、高常清将合同转包给任才邦，虽然合同形式上为转包，但从合同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何其秀、高常清将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了任才邦，发包方的负责人李长永在场并同意，该转让合法有效，故此后任才邦为合同承包人，何其秀、高常清不再是承包人。原告侯天平既非高松死亡后的法定继承人，而且与何其秀再婚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无证据证明其与何其秀参与了共同投资经营；在两次离婚时明确表示无夫妻共同财产和债权债务，故在侯天平亦非合同的相对方。即使按原告所称任才邦系其雇请的人员，原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通过公开方式招标后将水库养鱼承包给他人，原合同终止，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也不再是合同承包人。因此，不论是原告已将原合同转让给任才邦还是合同期满后被告又承包给他人，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均不再是合同当事人。虽然原告不具备对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认为水库中的鱼归其所有，被告侵害了其财产权利，原告实际上是以侵权责任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故原告以此为由提起诉讼的主体并无不当。 二、案涉水库中的鱼的归属及被告是否侵权的问题。原告何其秀、高常清在承继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后，在发包人的认可的情况下将水库和水坝田的经营承包权完全转让给了任才邦，从经营承包权移交给任才邦起，原告完全丧失了水库的经营、管理、收益权利；之后，无论是任才邦还是罗光军在其承包期内捕鱼，是承包人在其承包期间经过养殖所取得的合法收益，均与原告无关，故原告诉称罗光军所捕捞的鱼系其全部所有的事实不成立。原承包合同到期后，被告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水库养鱼承包给罗光军。如前所述，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已不再是合同承包人，被告没有义务通知原告，原告称在没有通知他们的情况下将水库养鱼承包给他人的说法没有道理。且被告和组长李长永并未捕捞，不存在侵权行为，没有损害事实，故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原告的主张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理应不予支持。希望原告合法理性维权，避免造成自身和他人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也浪费国家行政和司法资源。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50元，由原告何其秀、侯天平、高常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孟益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王 坤 书记员  黄帮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