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7146号 原告：徐自文，女，汉族，1964年12月2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位禄，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南街16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娜，女，系医院员工，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梅，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徐自文与被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1月20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自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柳位禄、张英，被告六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娜、张雪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自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残疾赔偿金265,728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已发生的医药费27,480.73元、护理费1,6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营养费180元、交通费1,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12,723元（原告父母共计12,723元，12,723元/年×5年÷4人×0.4×2人）、误工费5,000元、鉴定费9,100元（1,000元＋8,100元）、复印费（200元，有票据的金额是123元，其它金额没有票据），共计343,481.73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后续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期间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住宿等相关费用（原告当庭撤回该项诉讼请求，原告陈述待上述费用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 原告徐自文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9日因“左侧腰痛3＋天”到被告处住院治疗。在住院治疗过程中，被告在给原告进行“经尿道输尿管左侧输尿管结石钬激光碎石取石术＋左侧输尿管双J管置入术”前已经检查确定原告盆壁及右肾有肿瘤存在。在出院病情证明书中仅告知原告“1．术后一月后返院拔除双J管；2．多饮水；3．若血尿加重，或出现尿频尿急症状及时就医；4．门诊随访”的常规出院医嘱。原告在出院后依照被告的出院医嘱到被告处取出双J管，但被告在给原告取出双J管前后，不但没有对原告肿瘤进行检查、诊断，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告知原告到其他医院检查、诊断治疗。2017年12月19日，原告因“虹膜睫状体炎”到被告处住院，住院期间（2017年12月24日）出现“腰痛，小便困难”的症状。原告在住院期间到被告处泌尿外科门诊就诊。门诊医生给予彩超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右侧输尿管下段结石伴右肾积水”，为求进一步治疗要求转到被告泌尿科进行住院治疗。转科后，检查发现“右肾前份实质内直径约3.2cm类圆形占位，略突出于肾包膜外，增强扫描动脉期病灶明显不均匀强化，门静脉期及延时扫描病灶仍明显强化，较前均匀，肾癌？”，于2017年12月25日“经尿道输尿管右侧输尿管结石钬激光碎石取石术＋右侧双J管置入术”，术后无好转。2018年1月2日14时48分原告转至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四川省人民医院以“1．右肾占位（肾癌？）；2．右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术后”收治入院，入院后经检查确诊原告位于右肾门的肿瘤为“右侧透明细胞肾癌”，并于2017年1月4日进行了“输尿管镜右侧输尿管支架管拔除术＋腹腔镜下右肾根治性切除术”。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19】书证字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在对被审查人徐自文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首次住院期间对被审查人右侧病肾的情况重视不足，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来对右侧病肾进行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跟进治疗，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等），与被审查人徐自文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16%-25%”。2019年7月8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鼎诚司鉴【2019】书证字第00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原告的身体损伤程度为七级伤残等级。由于被告严重不负责任，在发现原告右肾内有肿瘤后，只是作出错构瘤的存疑诊断，没有给原告进行检查以明确肿瘤性质，也没有告知原告出院后到其他医院进行相关检查，进行明确诊断和及时处置，更没有告知原告错构瘤有癌变的可能，使原告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以致原告右肾肿瘤不断增长和恶化，最终导致原告的右肾完全失去生理功能不得已被切除的严重损害后果。被告的严重不负责任的过错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损害、经济损失和精神负担。 六医院辩称，一、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原告在诉状中将其于2017年12月24日诊断出的肾癌归因于其于2013年12月1日至12月9日在被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处住院治疗期间，被告就检查出有肿瘤存在，却未在出院病情证明中告知原告。根据2013年12月2日《CT检查报告》诊断提示：“3、左侧近盆壁处囊实性占位，大小约4.5x3x3.5cm，实行部分有强化，多系肿瘤或肿瘤转移。4、右肾中极前份不均匀稍低强化结节，直径约2.2cm，多系肿瘤。”2013年12月9日《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出院诊断：“2．右肾占位，性质?错构瘤？”，原告实际上在2013年12月9日就已经知道被告对其的诊断可能是肾脏肿瘤，却迟至2018年6月12日提起诉讼，早已经超过人身损害赔偿一年的诉讼时效，甚至也超过民事诉讼二年的诉讼时效，其起诉应予驳回。原告撤诉后又起诉，仍属于超过诉讼时效，且一事不再理。二、被告的诊断行为符合规范，没有过错，与原告肾癌导致右肾切除无因果关系。1、被告2013年12月CT诊断占位后未明确性质并无不妥。肾占位多为彩超、腹部CT等影像学检查发现，但肾占位是为良性还是恶性需要手术等方式取得标本进行病理检查方能确诊，而临床上则根据影像学检查作出临床诊断。2、2013年12月9日《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上明确诊断肾占位，出院医嘱注明：门诊随访，被告已尽到义务。至于此后四年半之久原告未到被告处泌尿外科随访及复查以明确诊断，也未到其他医疗机构进行诊治，为原告自身选择，被告并无过错。三、原告的医药费、护理费等费用均为治疗其自身疾病所需的必要支出，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医药费等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与原告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的诊疗行为对其精神造成了损害，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后续治疗费已经发生且与被告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后续护理费、鉴定费、诉讼费等费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对原告徐自文的诊疗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被告的诊疗行为与原告损害后果并无因果关系，且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一、徐自文于2013年12月1日至六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2月9日。《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诊疗小结：患者因‘左侧腰痛3＋天’入院。入院时查体：……入院后行CT检查提示：左输尿管中段结石，子宫切除术后改变，宫颈稍大，内多发低密度灶，左侧盆壁软组织密度块影。增强CT提示：残余子宫其内见囊行低密度灶，左侧今盆壁囊实性占位，大小约4.5＊3＊3.5CM，右肾中极前份不均匀稍低。妇科会诊后明确：左侧附件炎性包块。于12月5日在持续硬膜外麻醉下行经尿道输尿管镜左侧输尿管结石钬激光碎石取石术＋左侧输尿管双J管置入术，术后抗感染，对症治疗。复查彩超及腹部平片：双肾盂无积水，双J管安置良好。顺利拔除尿管，今日安排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肾盂积水伴输尿管结石梗阻；2．右肾占位，性质？错构瘤？3．左侧附件炎性包块”，“出院医嘱及建议：1．术后一月后返院拔除双J管；2．多饮水；3．若血尿加重，或出现尿频尿急症状及时就医；4．门诊随访”。 二、徐自文于2017年12月19日至六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2月29日。《住院病人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诊疗小结：患者徐自文，女，53岁，因‘左眼红痛3天’，于2017年12月19日，由门诊收治入院于眼科，……”，“出院诊断为1．右侧输尿管结石，2．右肾积水，3．右肾占位：性质？4．左眼复发性葡萄膜炎”，“出院医嘱及建议：1．门诊随访；2．不适就诊；3．多饮水；4．1月内禁止剧烈运动；5．术后出现尿频、尿急，少量血尿为正常现象，若出现明显血尿，及时就诊；6．术后1月（格式化），返院拔双J管（如果长期保留双J管会导致极其严重后果！）；7．全休两周，壹月内禁止剧烈运动；8．针对患者右肾占位告知需尽快积极治疗以免延误病情造成肿瘤扩散、转移、甚至危及生命；9．咨询电话，泌尿外科病区84332033-8030”。 三、2018年1月2日，徐自文至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至同年1月11日。入院诊断为1．右肾占位。徐自文于2018年1月4日全麻下行“输尿管镜右侧输尿管支架管拔出术＋腹腔镜下右肾根治性切除术”，出院诊断为：1、右侧透明细胞肾癌，2、右侧输尿管支架管置入术后，3．尿路感染。 四、2018年6月12日，徐自文诉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2018）川0108民初4726号】经本院受理。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对六医院的医疗行为1、是否存在过错；2、与徐自文的受伤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在徐自文受伤结果中参与度；4、徐自文的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2019年5月30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鼎诚司鉴【2019】书证字第0039号）（以下简称：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综上分析：被审查人徐自文所患右侧肾癌系自身基础疾病，非意愿过错所致，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在对被审查人徐自文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首次住院期间对被审查人右侧肾病的情况重视不足，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未对右侧病肾进行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跟进治疗。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等），与被审查人徐自文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若医方早期完善检查并告知，定期复查、观察对照，一旦占位病变有癌变可能，即及时手术治疗等，有保留肾单位手术的可能，综合分析，建议乙方过错参与度为16%-25%。”，作出的审查意见为：“根据送检材料：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在对被审查人徐自文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首次住院期间对被审查人右侧肾病的情况重视不足，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未对右侧病肾进行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跟进治疗。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等），与被审查人徐自文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16%-25%”。 2019年6月28日，徐自文申请撤回（2018）川0108民初4726号案件的起诉，同日，本院作出（2018）川0108民初472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徐自文撤诉。2019年8月7日，徐自文再次起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本案。 2019年7月8日，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鼎诚司鉴【2019】书证字第0039-1号）（以下简称：第00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综上所述，根据现有送检材料，被鉴定人徐自文右侧肾脏经手术切除，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标准5．7．4腹部损伤：‘2）一侧肾切除术后：’之规定”，对徐自文伤残等级鉴定为七级。 五、本案审理过程中，六医院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申请作出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员王炜出庭作证，并就该鉴定意见书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 鉴定人员王炜陈述：被告的医疗处置、诊断符合对错构瘤的处置原则。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符合，参与度不会是16%-25%。原告第一次住院，不管主要症状还是主诉，都是结石。被告抓住主要矛盾处理结石没有问题，但被告发现原告右肾有一个占位××变，对占位××变，被告当时的诊断是错构瘤并打了一个问号，问题就出在这，既然已处理了主要矛盾，也发现了其它病变，诊断错构瘤并打了一个问号，对该病预后，医生是否应该与病人告知，并提出注意事项。被告应清楚病人更不清楚错构瘤是什么，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被告都来问我这个专业人士了，病人肯定更不清楚。被告应解释错构瘤的诊断依据是什么，是通过ＣＴ片发现的错构瘤，而图像的分析从诊断来看更符合错构瘤，而不是肾癌。此时，被告应做两个工作，第一、仅用ＣＴ片判断是否十分可靠，用Ｂ超和ＣＴ同时对比，是比较可靠的。ＣＴ和Ｂ超可以进行反向对比，而肾癌不存在这种情况。穿刺、活检可以确定，但对病人而言有风险性。一般来说采取其它相对安全方式。被告不采取活检也是符合医疗原则的。早期的错构瘤如果含脂肪比较低的，在图像上还是不能完全鉴别，需要动态观察，一般主张三个月Ｂ超检查一次，半年或一年Ｂ超和ＣＴ双检查，排除肾癌或转变为肾癌的可能。另外还有体积大小的变化，如果变为恶性，会迅速增长。被告打了问号后，出院证明上没有提及复查，也没有说为什么不进行活检，作为原告来说，其可以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被告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使病人忽略了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后病人由于恶变，导致肾癌。第二次住院，被告发现肾脏包块后及时告知病人有肾癌可能，病人知道了此情况，有了知情权，选择了其它医院手术切除。在这个过程中，所符合的医疗原则不能掩饰第一次的医疗过错。如果第二次住院还未重视此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大小的情况都是需要定期观察，观察手段应该多样，Ｂ超和ＣＴ结合，被告方没有看清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是被告没有尽到充分的告知义务和特别注意义务，而这个是造成病人丧失了选择权，病人两年后自己选择将瘤体挖出，而没有将肾脏切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所以我方继续将被告的参与度降低。所以最后我们写的轻微作用。因为被告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原告只能选择切除肾脏。我认为我方鉴定是出于专业、客观的责任度的划分，而不是随意想象的。参与度比例也是按照司法鉴定关于医疗纠纷双方参与度划分：轻微作用、诱因、同等作用、主要作用、重要作用、直接作用。充分告知的标准是病人知道什么是错构瘤，如何诊断、判定错构瘤以及错构瘤的可能后果是什么，以及病人的注意义务，比如是良性还是恶性？三个月让病人做一次Ｂ超，半年ＣＴ追踪观察以明确诊断，并让病人选择各种治疗可能。但被告只是写了门诊随访，并没有提醒病人应有的注意义务，也未进行详细告知的证据。被告没有和病人达成共识。原告对这个疾病应该注意什么，选择治疗方案。原告还有其它病，被告让其看的是什么。关键是未告知形成了损害后果，被告就有过错。而且这个过错是轻微作用。 庭审中，徐自文提出不同意重新鉴定。 六、徐自文系城镇户口。仁寿县观寺镇勤俭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亲属证明》载明，徐自文的父亲为徐德明，徐自文的母亲为钟淑芳，户籍地均为四川省仁寿县，徐自文的父母共育有徐自文等4子女。徐德明于1942年10月27日出生，钟淑芳于1942年10月22日出生。 七、徐自文产生的医疗费中经报销后自行支付的费用共计20,597．09元。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产生鉴定费8,100元；四川鼎诚司法鉴定中心第003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产生鉴定费1,000元。 庭审中，徐自文举出复印费票据，拟证明：复印病历产生复印费123元。 八、庭审中，六医院举出高建勇的宣传资料，拟证明：高建勇是徐自文的儿子，是乐至县人民医院肾病肿瘤科医生，徐自文对自己的肾脏错构瘤病情是清楚了解的，六医院不存在告知不充分的问题。 徐自文的质证意见为：徐自文2013年生病时，未与儿子住在一起，徐自文的儿子不知晓此事，那时也还不是肿瘤医生。徐自文也没有在意自己的病，并不晓得病情。2017年才知道是癌症，才告诉徐自文的儿子。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身份信息、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病历、鉴定意见书2份及鉴定费票据2份、医疗费票据，鉴定人员证言以及双方当庭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徐自文于201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9日期间在六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12月19日至2017年12月29日在六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1月11日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2018年1月4日全麻下行“输尿管镜右侧输尿管支架管拔出术＋腹腔镜下右肾根治性切除术”。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的审查意见为：六医院在对徐自文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首次住院期间对被审查人右侧肾病的情况重视不足，未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未对右侧病肾进行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跟进治疗。告知义务履行不充分等），与徐自文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16%-25%。 由于作出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人员已出庭作证，且其证言能够说明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因此，对第003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故对六医院提出的重新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因此，六医院应当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根据鉴定结论，本院酌情认定由六医院承担徐自文合理费用的25%。 对六医院提出的徐自文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徐自文撤诉后又起诉，仍属于超过诉讼时效，且一事不再理的答辩主张，虽然徐自文2013年12月9日首次从六医院出院时，出院病情证明书载明“出院诊断为……2．右肾占位，性质？错构瘤？……”，但结合鉴定人员关于“被告打了问号后，出院证明上没有提及复查，也没有说为什么不进行活检，作为原告来说，其可以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被告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和注意义务，使病人忽略了可能造成的后果。最后病人由于恶变，导致肾癌”及“比如是良性还是恶性？三个月让病人做一次B超，半年CT追踪观察以明确诊断，并让病人选择各种治疗可能。但被告只是写了门诊随访，并没有提醒病人应有的注意义务，也未进行详细告知的证据”的陈述，徐自文属于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右肾占位，性质？错构瘤？”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徐自文因“左眼红痛3天”于2017年12月19日至2017年12月29日在六医院住院期间，被明确告知“患者右肾占位告知需尽快积极治疗以免延误病情造成肿瘤扩散、转移、甚至危及生命”，此时，徐自文才明知其病情，并于2018年1月2日至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了相应的治疗。由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故徐自文向六医院主张医疗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自2017年12月29日起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徐自文于2018年6月12日第一次向本院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对六医院提出的徐自文起诉时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规定，2019年6月28日，徐自文撤回起诉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故本案徐自文再次起诉，亦未超过诉讼时效，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徐自文撤诉后又起诉，不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情形。综上对六医院提出的徐自文撤诉后又起诉，仍属于超过诉讼时效，且一事不再理的答辩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六医院提出的徐自文儿子系肾病肿瘤科医生，徐自文对自己的肾脏错构瘤病情是清楚了解的，六医院不存在告知不充分的答辩主张，本院认为，首先，六医院负有的“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的法定义务不应因为徐自文的儿子系肿瘤科医生而免除，其次，徐自文于2017年12月19日至六医院住院系“因‘左眼红痛3天’，于2017年12月19日，由门诊收治入院于眼科，……”，六医院未举出徐自文在此之前对肾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治疗的证据，故对徐自文关于“其2013年生病时，其儿子不知晓此事，2017年才知道是癌症，才告诉其儿子”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对六医院的上述答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徐自文产生的相关费用，本院认定如下：1、医疗费：20,597.09元；2、护理费：徐自文第二次及第三次出院，共计住院19天，其请求计算为1,620元，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3、住院伙食补助费：徐自文请求计算为450元，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4、营养费：徐自文请求计算为180元，属于合理范围，本院予以支持；5、残疾赔偿金：徐自文系城镇户口，经鉴定为七级伤残，故应计算为265,728元（33,216元/年×20年×40%）。6、残疾赔偿金项下被扶养人生活费：徐自文请求按照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其父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其母钟淑芳在徐自文定残时已满76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6,361．5元（12,723元/年×5年×40%÷4人）；其父徐德明在徐自文定残时已满76周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算为6,361.5元（12,723元/年×5年×40%÷4人）；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12,723元。7、交通费：酌情认定为500元。8、误工费：由于误工费是指因误工导致收入减少的损失，由于徐自文未举出其实际务工的证据，故对徐自文误工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9、鉴定费：9,100元（8,100元＋1,000元）。10、复印费：属于徐自文因诉讼产生的费用，不属于人身损害法律关系的赔偿范围，故本院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共计310,898.09元，六医院应承担77,724.52元（310,898.09元×25%）。另，根据六医院的过错参与度，本院酌情认定六医院赔偿徐自文精神损害抚慰金12,000元，不再计算责任比例。综上，六医院共计应支付徐自文赔偿金89,724.52元（77,724.52元＋12,00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徐自文支付赔偿金89,724.52元； 二、驳回原告徐自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117元减半收取1,058.5元，由被告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承担264.6元，由原告徐自文承担793.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喻兰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