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黔0321行初305号 原告沈太环，男，197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代理人赵廷友，贵州大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和谐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152520。 法定代表人辛红利，镇长。 出庭负责人李杰，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周开会，山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汇川大道700号A5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3766097221A。 法定代表人曾征，区长。 委托代理人袁将，汇川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韩宇，该政府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第三人陈艳，女，1978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委托代理人李朝忠，男，1951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第三人沈太文，男，1965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原告沈太环不服被告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沈太环及委托代理人赵廷友，被告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山盆政府”）出庭负责人李杰及委托代理人周开会，被告汇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汇川政府”）委托代理人袁将、韩宇，第三人陈艳委托代理人李朝忠，第三人沈太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山盆政府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1、争议地“锅圈凼”的所有权属高雄村村民委员会村民集体所有。2、争议地“锅圈凼”管理使用权属陈艳。原告不服，向被告汇川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汇川政府于2019年5月7日作出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山盆政府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 原告沈太环诉称，请求判决撤销被告山盆政府作出的山府行处[2018]8号《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汇川政府作出的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和理由：一、被告山盆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依据不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1、争议地小地名为“黑泥坑”，并非第三人陈艳所称的“锅圈凼”争议地是原告的林地。2、第三人陈艳提交的1954年《贵州省遵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及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不能作为本案处理林地争议的有效证据。该两份证据载明地名为“锅圈凼”，并非争议地“黑泥坑”，载明的林地四至界线与争议地实际四至界线明显不符，第三人陈艳所属村民组为柏香湾村民组，但争议地周围土地均属原告沈太环所属的沈家寨村民组。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三人陈艳在其他村民组地域范围内享有林地使用权不符合逻辑。3、原告沈太环现有新证据原遵义县人民政府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能证明争议地的管理使用权属原告沈太环户，该证系以原告沈太环的父亲沈国谈为户主颁发的，载明了小地名“黑泥坑”林地的四至界线与争议林地实际四至界线完全吻合，结合原告沈太环已提交的公元1943年祖辈“分关”，能充分证明争议林地管理使用权属于原告沈太环户且由沈太环户长期管护的事实。4、本案第三人陈艳户并无对争议林地享有管理使用权的有效证据，且从未对争议林地进行过管护。原告沈太环户持有对争议林地享有管理使用权的有效证据。山盆政府将争议林地管理使用权明确给第三人陈艳属适用依据错误。二、原告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交的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系政府颁发的合法有效权利凭证，能充分证明争议地的管理使用权属原告沈太环户。被告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政府以在播州区档案馆未查询到存根及《自留山清册》为由不予采信明显不当。被告汇川政府维持山盆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也属错误。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如前诉请。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依据： 1、1943年1月21日分关，2、原遵义县人民政府1982年12月8日颁发的遵林自字第柒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3、高雄村委会的证明，证明沈国谈与原告是父子关系，且沈太环户持有争议林地自留山证，争议林地小地名为“黑泥坑”，原告沈太环户所持自留山证载明争议林地四至界限与争议地实际四至界限完全吻合； 4、农村承包经营权证，5、现场照片2张，证明争议林地小地名叫“黑泥坑”，原告所持自留山证是有效权证依据。 被告山盆政府辩称，山盆政府2018年9月3日收到本案第三人陈艳的林地确权申请书，2018年9月10日依法受理，同时向本案原告和第三人陈艳、沈太文、沈太环分别送达了行政确权受理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书面告知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举证通知书已载明“权属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逾期不提交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对自己的主张没有相应的证据”、“以上证据请于2018年10月9日前交到山盆镇林业站，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2018年10月11日，本府向本案原告及第三人送达了行政确权听证通知书。2018年10月2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山盆镇人民政府进行了举证、质证、听证。本案原告只提供了一份公元1943年祖辈的“分关”。尚未提供任何证据。经调解无效后，本府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党政联席会会议研究决定，作出了《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本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答辩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请人民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山盆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陈艳的行政确权申请，证明本案依申请受理； 2、受理、举证、质证通知书，证明已告知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3、举证、质证、听证笔录，4陈艳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5、陈艳提供的社员自留山证，6、证人李某1、李某2、李某3的证实材料，7、本案原告提供的分关协议，8、争议地草图，证明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 9、山府行处[2018]8号文件，证明该文件是在调查清楚事实后作出的； 10、汇府行复决字[2019]9号文件，证明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内容。 被告汇川政府辩称，一、本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被答辩人沈太环不服山盆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府提出行政复议，本府于2019年2月18日依法予以受理，审查过程中，发现该案因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期一个月作出复议决定，后本府依法于2019年5月7日作出汇府行复决字〔2019〕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按程序完成了送达。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府查明：第三人陈艳祖父李天国从1954年土地改革时期，管理使用地名为“锅圈凼”的山林地，四至界限为东（上）抵李，西（下）抵沈，南抵沈，北抵李，有1954年颁发的《贵州省遵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至1982年实行农村农民土地山林承包时期，“锅圈凼”林地归陈艳父亲李朝忠管理和使用，四至界限为：上抵李朝伦，下抵沈姓土，左抵沈姓土，右抵李某1，有《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遵义市播州区档案馆调取的《遵义县山盆区高雄公社自留山清册》、山盆镇高雄村柏香湾村民组李某2林权档案以及李某1、李某2及李某3的证人证言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申请人沈太环与笫三人陈艳、沈太文因林地管理使用权发生争议，第三人于2018年9月3日向山盆政府提出行政确权申请，山盆政府于2018年9月10依法受理并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遵义市汇川区山盆镇人民政府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同时，被答辩人沈太环认为争议地为“黑泥坑”并非“锅圈凼”，并提供1943年1月21日的祖辈“分关”、《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及沈某、沈有辉的证人证言予以证明，本府对于“分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沈太环提供的《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经我府安排工作人员到播州区档案馆查询，无该自留山证相对应的存根以及《自留山清册》，被答辩人沈太环所述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不予采信。被答辩人沈太环提供的证人证言无原件予以比对，并且证人沈某表示该证实材料并非自己亲手所写，代写人也没有将证实材料内容念与他听便签字盖章，故本府对沈太环提供的两份证人证言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沈太环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争议地为“黑泥坑”而非“锅圈凼”，故山盆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杈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对于“锅圈凼”的确权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为此，本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笫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山盆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汇川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 1、汇府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本府依法受理本案； 2、汇府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依法对案件延期一个月作出处理决定； 3、汇府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本府按照法律规定作出了复议决定； 4、证实材料2份，证明被答辩人未提供原件； 5、调查笔录，证明沈某证实材料非本人书写。 第三人陈艳述称，一、地名“锅圈凼”林地解放前后直到至今，都属陈艳家享有、管理、使用。并有《贵州省遵义县土地房产证》为据。二、柏香塆生产队1981年土地、山林是按人口比例实行社员承包。我家承包了《土地房产证》上的“沈家岩”、“锅圈凼”、“花尖子”三幅林地，并在1982年颁发了《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其中“锅圈凼”林地四至界线是：上抵李朝伦（李延万之父）,下抵沈姓界（沈太均头道河沟（地名）土，北抵沈姓界，东抵李某1界（李某1、李树臣土）。播州区档案局有我户1982年承包“锅圈凼”林地的清册资料，此与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完全一致。三、李某1的林地、沈国勇的土地以及我家“锅圈凼”的林地均叫做“锅圈凼”，我有1954年的土改依据。原告和我在1982年均属于山盆区高雄公社红卫大队，但其自留山证写的是沈家寨大队，且其山林证上面加盖的印章大小与我的不一致，我不认可。 第三人陈艳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1、本案二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证明争议地属于陈艳； 2、林地平面图，证明陈艳的林地、李某1的林地以及沈国勇的土地均叫做“锅圈凼”且沈国勇的土地就是李树成1954年土改证上的土； 3、陈艳祖父李天国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4、1982年自留山清册及自留山证，证明争议地叫做“锅圈凼”，属于陈艳的林地； 5、县制，证明1976年-1984年，陈艳属于原高雄公社红卫大队柏香湾组，原告属于红卫大队沈家寨组； 6、李某2的林权档案，7、李某2家庭承包合同，证明李某2的西面抵的是陈艳（陈艳之母陈国志）的山林，李某2的西面与我们的东面山林接界； 8、李某2、李廷海、李某1、李某3、杨科华、李庆明的证实，证明：（1）争议地“锅圈凼”是陈艳的林地，（2）林业三定时，政府有将空白的自留山证下发到村民组自行填写，除原告外，原告村民组其余7户均无自留山证，原告的自留山证有可能是自行填写的； 9、李树成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该证上有两幅林和一幅土地均叫“锅圈凼”； 10、遵林自字第22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证明第三人的自留山证与同村村民的自留山证的印章一致，而原告的自留山证与我们的自留山证印章不一致。 第三人沈太文述称，涉案争议地一直以来就叫“黑泥坑”，是划给沈太环的，但是在颁证时没有登记在原告名下，被告处理错误。 第三人沈太文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山盆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2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其没有相应的送达回证予以佐证，达不到其程序合法的证明目的，其应全面收集证据，而不是单由当事人举证；对3号听证笔录无异议，但该听证没有查明事实，陈艳方申请的证人不能证明其对争议林地有管护的事实，且证人证言应以作证时的为准；4-5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该证载明的地名与争议林地实际地名不符，且四至界限与现场勘验的四至不吻合，不是本案处理的有效证据；6号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证明陈艳对争议地有管护的事实；对7号证据无异议；对8号证据争议草图上的四至界限无异议，但地名不是“锅圈凼”，而是“黑泥坑”；9-10号证据是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不质证。被告汇川政府质证意见为：对7号证据不认可，对9-10号证据不质证，对其余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李朝忠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第三人沈太文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争议林地是原告的“黑泥坑”。 对被告汇川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对1-4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5号证据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被告山盆政府、第三人李朝忠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第三人沈太文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山盆政府、汇川政府对1号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根据《林木林地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应以建国成立后的依据为准；对2号证据三性不予认可，原告在我方处理时并未提交；对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不认可；对4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面是土地，本案争议的是林地；对5号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无法区别“锅圈凼”和“黑泥坑”的具体位置。第三人陈艳对2号证据不认可，陈艳持有1954年的土改证，有原始依据，其余意见同被告山盆政府。第三人沈太文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第三人陈艳出示的证据，原告对1号证据不质证；对3-4号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首先“锅圈凼”不是争议林地的地名，不能作为权属依据，其次对原告的自留山证认可，对李廷华等人的自留山证关联性不认可；对其余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山盆政府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汇川政府除对原告的自留山证不认可外，对其余证据均无异议。第三人沈太文对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1号证据是民国癸未年的分关，依法不能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参考依据，2号证据无档案存根、无存档清册予以佐证，对真实性不予认定。二被告、第三人陈艳及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为本案综合定案根据。 经审理查明，涉案争议山林“锅圈凼”位于山盆镇高雄村的柏香湾组与沈家寨组之间，四至为东抵李某2（李朝伦之子）林地、南抵沈太环林地、西抵沈太均土、北抵沈国勇土。 原告沈太环主张争议山林是其祖业，小地名为“黑泥坑”，不是第三人陈艳所称的“锅圈凼”，并提供其祖辈1943年正月21日的分关及其父沈国谈1982年遵林自第柒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在其自留山证上记载“根据国家林业政策规定，划给高雄公社沈家寨大队沈家寨生产队社员（户主姓名）沈国谈自留山叁幅，面积三亩，第一幅地名：黑泥坑，上李、下沈土、左沈土、右沈土”。该证在遵义市播州区档案馆无存根、无存档清册。 第三人陈艳主张争议林地“锅圈凼”权属，并以1954年遵义县人民政府颁发给其祖父李天国的《土地房产所有证》、1982年李朝忠的遵林自第拾玖号《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及1982年11月28日《遵义县山盆区高雄公社自留山清册》等为据。在李天国《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的“锅圈凼”山林四界为：东抵李，西抵沈，南抵沈，北抵李。在李朝忠《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上登记的“锅圈凼”林地四至为（背向山林）上李朝伦，下沈姓土，左沈姓土，右李某1，该四至与遵义市播州区档案馆存档的1982年《遵义县山盆区高雄公社自留山清册》所载四至一致。 经本院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现场查看，争议地与李天国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及李朝忠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四至一致；与争议地南面相邻的林地由原告沈太环在管理使用，该部分林地四至为上抵争议地，下抵沈太均土，左抵沈太均土、右抵沈国其土。山盆镇高雄村柏香湾村民组对争议地及附近的地称之为“锅圈凼”，沈家寨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则称之为“黑泥坑”。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山盆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告汇川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首先，本案第三人陈艳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并提供了其祖父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其父李朝忠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该两份证书中载明的“锅圈凼”林地四至与争议地四至一致，且还与档案馆留存的自留山清册一致，能够证明涉案林地使用权归属第三人陈艳。其次，本案原告以其祖辈1943年正月21日的分关和其父沈国谈1982年《遵义县社员自留山证》作为证据，认为涉案林地系其祖业，但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九条“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的规定，原告持有的1943年的分关不能作为其主张涉案林地权属的依据，且原告提供其父的社员自留山证无档案存根、无林地的存档清册，不能确认其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其享有涉案林地使用权的依据。故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第七条“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的规定，被告山盆政府作出的《关于陈艳与沈太环、沈太文林地使用权属争议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汇川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之规定，应予驳回原告诉请。关于原告诉称争议地地名叫“黑泥坑”，不是“锅圈凼”，并据此主张原告才是争议地的使用权人问题。经本院现场勘查，争议地位于山盆镇高雄村的柏香湾组与沈家寨组之间，柏香湾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称之为“锅圈凼”，沈家寨村民组对争议地附近的地则称之为“黑泥坑”，原告与第三人陈艳之间对争议地称谓的不同不是确定本案争议地使用权归属的依据，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太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远秀 人民陪审员  何德华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罗丽 书记员杨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