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7645号原告：陈向根，男，1975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周海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浙江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XXX号XXX幢二层A区。负责人：冯黎。原告陈向根与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8月20日，追加浙江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向根，被告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鹏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浙江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陈向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92,858.86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5年9月27日到被告处工作，因其在被告与上海顺意丰速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意丰公司”)交叉工作，故具体工作时间无法讲清楚。原告于2012年11月1日至浙江汇海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汇海分公司”)工作，工作地点在莲花南路XXX号。2013年11月原告与汇海分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7月31日原告与汇海分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终结，当日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但原告没有保留该协议。2015年8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期间原告与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2015年9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原告与顺意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过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但该协议和劳动合同原告都没有拿到。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1日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被告签劳动合同，但被告一直拖延，最终双方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为双倍工资差额事项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并诉至法院。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辩称，2005年9月27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在被告处工作，在此期间原告有无在顺意丰公司交叉工作的情况被告不清楚。原告主张期间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与第三人于2013年11月1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被告与第三人属于关联企业，虽然名义上是两家公司，但财务、行政上属于一套班子，且两家公司的工作地址相同。被告与第三人存在混同用工的情况，原告系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工资、社保由被告代缴代发，这是深圳总公司安排的。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浙江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书面辩称，第三人与被告系关联公司，两公司的工作地址均为同一地点，并存在混同用工。原告与第三人自2013年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实际用工为第三人，但社保自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是由被告缴纳，退工证明应原告的要求盖的是被告人事专用章。因此，原告实际上是第三人的员工，双方已经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书面劳动合同，并非没有劳动合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1月7日，原告与汇海分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起至法定或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2016年8月9日，汇海分公司更名为浙江顺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又查明，第三人于2012年11月1日及2015年7月31日，分别为原告办理了招、退工；顺城公司于2015年8月1日及2015年8月31日，分别为原告办理了招、退工；顺意丰公司于2015年9月1日及2018年4月30日，分别为原告办理了招、退工；被告于2018年5月1日及2019年4月1日分别为原告办理了招、退工。还查明，原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顺城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同意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关系……1.劳动合同至2019年4月1日解除；2.甲方同意在乙方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后结清以下款项(均为税前金额)：a)支付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b)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130,000元……5.乙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后1日内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或利益之行为，同时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原告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了被告支付的银行摘要为“0001工资顺丰离职”的钱款130,000元。2019年5月16日，原告以本案讼争事项等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2019年7月3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2961号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对此不服，遂诉至本院。另查明，被告和顺意丰公司的股东为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泰森公司”)；顺城公司和第三人的股东为深圳顺路物流有限公司，深圳顺路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为顺丰泰森公司。仲裁庭审中，关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原告认为：在仲裁请求所涉期间，被告为原告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缴纳住房公积金、办理招退工，且原告持有的工牌，均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了：1、打印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原告之《参保人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内载：“缴费单位名称：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缴费起止时间：2018年05月－至今”；2、打印日期为2019年4月11日，原告之《个人住房公积金查询单》，内载：“查询时间段：从2019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当前单位名称：顺丰速运集团(上海)速运有限公司”；3、工牌，内载：“陈向根XXXXXXXX”(正面)；“丰牌是顺丰人专属的标志……如您拾获丰牌，请交还顺丰人力资源部门”(背面)；4、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内载原告工资发放情况，部分交易摘要中包括“顺丰”字样；5、《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内载：“自2018年5月1日进我单位工作，现于2019年4月1日合同解除”。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被告只是代第三人缴纳养老保险及公积金等，退工单亦因补缴之需而开具，并非对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可；且认为“工牌”上所指的“顺丰”为顺丰泰森公司，第三人、被告均为该公司的子公司，故工牌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诉讼中，原、被告一致确认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剔除加班工资后的平均工资为9,285.80元。原告陈述，被告处负责员工关系的龚清明与原告面谈关于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事宜，其称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历史上有很多抬头，连续工龄无法认定，如果公司不认可，原告就是白干了，拿到的补偿金会很少，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原告当时看到协议的相对方是顺城公司就签了，如果是被告的话，原告是不可能签署的，原告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该协议的。被告则称，该协议书的补偿金是连续计算工龄的，虽然协议上写原告从2015年8月1日入职，但根据庭审陈述原告自2005年就开始在顺丰集团工作，至离职共计13.6年，所以被告支付了13万元的经济补偿金，原告在签署了协议书并拿到经济补偿金后再主张双倍工资差额，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根据原、被告庭审中的陈述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自2005年9月27日开始在被告、第三人、顺城公司、顺意丰公司处工作，该期间原告工作一直是连续的，且上述公司的股东的股东均为顺丰泰森公司，这些公司为关联公司。原告与汇海分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与顺城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双方于2015年8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至2019年4月1日解除，顺城公司支付截止2019年3月31日的工资、为原告缴交社会保险金至2019年3月，同时确认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虽该协议书系原告与顺城公司签订，然该协议书的经济补偿金涵盖了原告自2005年9月27日开始在上述公司工作的工龄，经济补偿金也实际由被告支付。故本院认为该协议书系顺城公司代表包括被告、第三人在内的顺丰泰森公司下属多家关联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关于解除劳动关系事宜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原告称其是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书，然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此难以采信。现该协议书明确“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再无其他争议”，故原告主张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向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陈向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 陈楚书 记 员 陈楚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