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154民初3909号原告：王东升，男，汉族，生于1958年1月19日，住湖北省宜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发灿(特别授权)，湖北紫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代云，男，汉族，生于1967年2月2日，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文(特别授权)，重庆言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斌(特别授权)，宜昌市夷陵区鸦鹊岭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东升与被告李代云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由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移送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分别于2019年6月11日、2019年7月4日、2019年7月25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东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发灿，被告李代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学文、田斌，证人蒲昌平、向本太、江地平、李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东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18万元。在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将该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680524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2015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及王某某等五人签订合伙协议，五合伙人共同推举原告作为合伙负责人经营宜昌北服务区。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间，被告从原告处支取680524元。2018年4月4日，被告李代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伙，同时请求返还出资款120万元，该案经法院审理已生效，法院判决认定被告自2015年5月后就未参与经营管理，判决其他合伙人返还被告出资100万元。原告认为，被告2015年5月后未参与合伙经营，也未分得盈利，没有享受合伙人的权利，其从原告王东升处支取的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为被告李代云从王东升处取得的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被告李代云辩称：1．王东升在本案中主体资格不适格，宜昌北停车区没有开设银行账户，都是用王东升的个人账户在从事经营、收支。王东升个人的主张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利益。2．原告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王东升每次转款给被告都是有明确的账目和资金去向，被告没有从中获得利益。这些费用都是合伙经营时应当支出的费用，更不存在王东升受损的事实。不符合不当得利构成要件。3．李代云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没有实际退出合伙，虽然李代云没有实际的参与经营管理，但作为合伙人，仍然在联系、招揽长途客车在宜昌北停车区定点就餐，李代云联系的长途客车联营组有万州至上海联运车队，万州至广州联运车队，开州陈家至广东，开州陈家至福建，开州至广州等联运车队，在宜昌北停车区定点就餐，并由李代云负责将车队的资源费支付给相应的联营组，每台客车每年的资源费为3000元。4.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被告因合伙事务相互有转账的事实。5.2015年至2016年期间，原告转账给被告的金额应当为580524元，被告转账给原告的有10万元。6.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李代云负责支出的合伙事务开支，部分用于前述定点就餐联运车队资源费共416000元，其余的用于处理定点就餐车队违章的部分罚款及其他费用。这些开支都是经过王东升的指派并同意的，有据可查。且以上开支，负责合伙人财务管理的原告王东升处有记账。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18日，李代云与王东升、沈某、段某某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四方各自出资100万元，共同经营宜昌北停车区，经营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2015年1月1日，段某某退伙，王某某、姜某入伙，王东升与李代云及王某某等五人签订合伙协议，五合伙人共同推举原告王东升作为合伙负责人经营宜昌北服务区。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原告王东升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李代云转账21笔共计680524元。2018年4月4日，被告李代云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伙，请求判决王东升与其他合伙人共同返还出资款120万元。2018年8月9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李代云退出与王东升、王某某、姜某、马某某、沈某的合伙，由王东升、王某某、姜某、马某某、沈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返还李代云出资款1000000元，王东升、王某某、姜某、马某某、沈某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后，王东升、王某某、姜某、马某某、沈某不服该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2日受理，并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鄂05民终29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1月30日，王东升以生效判决中认定的李代云于2015年5月之后未参与经营管理为由，向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2015年5月后王东升向李代云支付的款项系李代云个人的借款，应当返还给王东升，遂要求李代云返还借款118万元。2019年3月20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鄂0506民初4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4月25日，本院受理本案后，原告王东升申请变更案由为返还不当得利，要求被告李代云返还不当得利118万元。在本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王东升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李代云返还不当得利680524元。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被告身份信息，证人蒲昌平、向本太、江地平、李志勇的证言，银行交易流水，(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2018)鄂05民终2920号民事判决书，(2019)鄂0506民初451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李代云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针对该争议焦点，评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规定明确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1．一方受益。2．他方受损。3．一方受益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4．受益人取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本案的被告李代云不构成不当得利，理由如下：1．原告王东升与被告李代云合伙经营宜昌北停车区期间，系使用王东升的个人银行账户从事经营、收支等，王东升向李代云转款所使用的银行账户，并非只是王东升的个人私人账户。原告王东升在2015年5月至2016年9月期间，通过银行账户向被告李代云转款21笔共计680524元，该21笔转款记录中，既有金额为50000元、30000元、20000元、15000元、10000元、3000元的整数转款，也有26658元、38866元等不是整数的转款。庭审中，原告陈述“向李代云的转款系李代云借支的，该款系原告王东升个人的钱，是因为原、被告一直都在合伙经营停车区就没有催要”。被告李代云辩称“原告王东升所主张的转款系用于合伙经营事务的费用，且原告王东升的转款共计580524元，该转款系合伙经营的停车区的钱”。按照日常经验法则来判断，借支款项一般为整数，一般不会出现26658元、38866元这种零数的借款。若按本案原告所述的向被告李代云的转款系借支，那么基础法律关系应当为借贷关系，而非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关系。故本案诉争的上述转款不属于借款的盖然性更高。2．被告李代云提出“原告王东升向自己的每笔转款，都有明确的账目和资金用途去向，账目在原告王东升处”。从已经生效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被告合伙经营期间聘请了会计，应当建立有账目。2016年12月2日的宜昌北停车区经营股东会议决定由王东升负责把账目整理出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亦于2018年6月19日要求王东升等人提交相关账目材料，王东升等人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相关账目材料。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王东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表示对在合伙经营期间有无账目不清楚。被告李代云也无法提供原告手中经营期间的账目。为查清原告王东升向被告李代云的转款是否记录在经营账目中，本院在2019年7月4日的庭审中，责令原告王东升于10日内向本院提交2015年至2016年期间经营的账目，原告王东升接到本院通知时即对提供经营期间的账目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王东升未在规定时间内向本院提交经营账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已经生效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了如下事实：“李代云与王东升之继女于2015年5月发生纠纷后，宜昌北停车区于2015年6月起由谭银柳、**承包经营，王东升等六合伙人与谭银柳、**签订了《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中对承包费及利润分成进行了约定。2015年10月1日，王东升出示《补充协议》一份，王东升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名，补充协议内容为：1、同意原所签的合同有效，承包人王东升从2015年10月1日起履行承包责任；2、按季度根据承包金330万元任务进行分配等；3、所有股东返聘由承包人根据实际需要聘请，工资待遇由承包人全权决定；4、承包金按季度先交纳，后经营业务。2016年4月1日，王东升等6人与谭银柳、**签订《承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1、解除王东升经营承包所有的《承包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以及2015年6月30日的《授权委托书》；3、将解除后无权利瑕疵的宜昌北餐饮联合经营的经营权重新承包给乙方及谭银柳，承包权为一年，从2016年4月1日起至2017年4月1日止，由乙方自主经营。2016年12月2日，李代云与王东升、马某某、沈某等人在一起就宜昌北停车区经营事项即经营账目等召开股东协议会议”。以上事实，表明被告李代云在2015年5月与原告王东升之继女发生纠纷后，尽管未参与经营管理，但并未完全脱离合伙组织，仍参与了部分合伙事务。从2015年6月王东升等六合伙人与谭银柳、**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看，王东升等六合伙人在宜昌北停车区经营中仍可取得经济利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李代云退出与王东升、王某某、姜某、马某某、沈某的合伙，该判决书于2018年8月9日作出，在此之前李代云能否退伙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该判决书准予李代云退伙的理由是“李代云与王东升之继女于2015年5月发生纠纷后，一直未参与经营管理，已难以继续参加合伙，且李代云至今也未分盈利，没有享受合伙人权利，合伙协议约定的目的难以实现。五被告称原告退伙，损害了合伙人的利益，但五被告既未向本院说明原告退伙带来的损害的事实，亦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加以证实，故原告要求退伙的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2018)鄂0506民初912号民事判决书中支持李代云退伙的主要理由是没有享受合伙人的权利，而非李代云未尽合伙人的义务。该生效判决书尽管认定了李代云于2015年5月后未参与经营管理，但未排除李代云在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是否履行了合伙人的配合、支持等义务。该判决书所指的经营管理，应是指对整个合伙事项的经营状况、账目、盈亏的掌握、知晓情况等，并非是指完全不参与合伙事务。4．根据庭审查明，原、被告等人合伙经营停车区，为争取车源，停车区各合伙人利用自己的关系和资源，分别联系车队，向车队驾驶员支付“好处费”、代为处理违章等事宜属实。证人蒲昌平当庭证实，蒲昌平系负责万州至上海的车队，该车队原有16辆车，分了6辆在宜昌北停车区，和李代云签订了定点订餐协议，每辆每年3000元，这个钱是由李代云给的，给了2年一共36000元。证人向本太当庭证实，向本太为股东的车队一共有20多辆车，来回均是定点在宜昌北停车区吃饭，是李代云联系的，每辆车按3000元每年收取费用，给了宜昌北停车区优惠，只收了16辆车的费用，收取2015年、2016年两年的费用共计96000元，该96000元是由李代云交给车队财务彭某的。证人江地平当庭证实，其车队是自行组建的自律组，与向本太系同一个联营组，江地平负责万州至广东的长途客车发车，该车队有20多辆，定点在宜昌北停车区吃饭，是李代云联系的，谈的是每辆车每年3000元，考虑到与李代云的关系，只收了16辆车的钱，收了两年，这个钱是李代云现金交给自律组财务彭某的，车队负责人和李代云签订了定点就餐协议。证人李志勇当庭证实，李志勇是经营客运车辆的，车队共有26辆车，其中22辆车定点在宜昌北停车区吃饭，是李代云联系的，谈的是每辆车每年3000元，驾驶员每趟有100元小费，这个钱是李代云现金支付给李志勇的，一共给了两年，由李志勇收到钱后再发给驾驶员。从上述证人证言可以看出，2015年、2016年被告李代云实际上仍参与了部分合伙事务，为停车区争取车源做了部分工作。综上，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李代云取得了不当利益现有证据也无法证实原告王东升遭受了利益损失，故原告王东升主张被告李代云构成不当得利的意见不成立，对原告要求被告李代云返还不当得利680524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东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605元，减半收取5302.5元，由原告王东升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曾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姜红书 记 员 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