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106行初111号 原告叶海江，男，197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海宁市。 委托代理人朱峰、龚甜甜，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司法厅，住所地杭州市省府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马柏伟，厅长。 委托代理人周志远，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陈洵熙，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叶海江诉被告浙江省司法厅司法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6月3日立案后，于当日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朱峰、龚甜甜，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志远、陈洵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4月4日，被告作出浙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2013年12月,周某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海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家属急于让周某获得取保候审,通过郭跃良找陈建海帮忙,由陈建海介绍原告担任周某的辩护人，陈建海向周某家属声称能够通过走关系来解决周某所涉合同诈骗罪一案。2013年12月23日,周某家属与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协议》,委托叶海江担任周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律师费25000元。2014年1月，叶海江得知周某即将取保候审后,在看守所会见周某时，对其隐瞒即将变更强制措施的消息,并将周某出具的载明愿意在取保候审后支付50万元律师费的“欠条”带出看守所交给陈建海。周某家属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周某被释放后将50万元现金交给郭跃良；陈建海当天从郭跃良处取走该笔现金，同时将从叶海江处取得的“欠条”交给郭跃良,并要求当着周某的面予以销毁。2015年,原平湖市公安局民警高秋渊因涉嫌犯徇私枉法罪被平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期间其向检察院检举了周某可能被郭跃良、叶海江等人诈骗的情况。2015年5月25日,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就该举报内容为高秋渊制作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2016年4月8日,平湖市公安机关根据相关线索以及周某的报案，对周某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0月25日,平湖市人民法院就郭跃良犯诈骗罪、危险驾驶罪和原告犯诈骗罪一案作出（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认为叶海江在应当知道陈建海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的情况下,主观上与陈建海达成默契,客观上利用辩护人身份，对周某隐瞒公安机关正在办理其取保候审手续的实情,取得“欠条”并交给陈建海,为陈建海骗取周某50万元提供实质帮助,该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系从犯,并据此判处叶海江犯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上述司法裁判文书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以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对违法违纪律师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有效问题的通知》等规定，决定对叶海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叶海江的律师执业证书（执业证号：13304200110726924，该律师执业证书同时予以注销）。 原告诉称，一、被告对原告在为周某提供刑事辩护的律师执业中有违规行为认为违反《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原告处罚，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一）从法理上分析,原告受托办理刑事案件中的违法行为不符合该规定的内容。因为:1、该项规定第一层级是“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不存在以律师身份接受刑事合同诈骗案件委托人周某对应的被害人即“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情况。2、该项规定第二层级是“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恶意串通”必须要有相应的行为,更何况律师在刑事辩护法律服务中没有“第三人”概念。陈建海是原告违法行为所涉的诈骗罪案的主犯，不可能是“第三人”，被诉行政处罚将陈建海认定为“第三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该项规定第三层级“侵害委托人的权益”,原告当时作为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法维护委托人周某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享有的合法权益。更何况,《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和对应的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内容是“层次递进、同时满足”的关系,而不是被诉行政处罚认为的“并列、可择其一适用”的关系,否则其法律规定中应以“或者”来表述,而非仅以逗号来断句。（二）从司法部规章对法律细化规定上讲,原告当时受托办理刑事案件中出现的违法行为也不符合司法部规章列明的情形之一。原告在为周某提供刑事辩护中的违法行为虽然被刑事追责,但违法行为本身不属于规章明确规定的可以认定为违反《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和对应的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可以处罚的情形。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律师的执业违法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应当在《律师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进行查处,现司法部的具体规章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被告的行政处罚认定超越司法部规章明确的具体规定作扩大化理解与适用是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二、被告适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四十二条第二款对原告进行处罚,属于对规章规定进行了扩大化理解下的适用规章错误。（一）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对《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下位法细化规定,因此必须遵循《律师法》这一上位法的规定,只有同时满足“故意犯罪”+“受到处罚”这两个条件,才能进行“吊证”,否则就是违反了《立法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系违法对上位法法律进行了超范围规定扩大,加重了原告的义务。故《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只是将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违规行为区分为执业和非执业事由引起,但该违规行为“吊证”的前提是“受到刑事处罚”。（二）原告被刑事追责但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不属于“律师因违法执业构成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原告虽然犯诈骗罪,但该故意犯罪并非因违法执业而构成的,典型的因违法执业构成的犯罪应是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原告犯罪行为显然不属此类。且“在执业过程中发生的犯罪”也应严格区别于“因违法执业构成犯罪”,不可混淆作扩大化理解与适用。（三）原告被刑事追责但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样也不属于“因非执业事由构成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原告虽构成诈骗故意罪,但法院最终判决对原告免予刑事处罚,故同样显然不属于该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章规定可处罚原告的情形,否则该法规强调“受到刑事处罚”这一并列条件就失去了意义,也不符合《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立法规定。补充：原告的违法行为发生在2014年1月到2016年4月8日，被害人周某2016年4月8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已超过两年行政处罚追诉时效。诉请判令：1、撤销被告于2019年4月4日作出的浙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浙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行政处罚的内容。 2、（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平湖市人民法院就原告协助郭跃良诈骗原告的委托周某一事，判决原告构成诈骗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3、（2014）嘉海刑初字第70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法院采纳了原告以律师身份为周某提供刑事辩护时提出的减轻处罚等辩护意见，原告在履行辩护人职责方面没有侵害周某的刑事辩护权益。 4、（2015）嘉平刑初字第587号《刑事判决书》、（2016）浙04刑更186号《刑事裁定书》。证明高秋渊在2015年3月因周某的咨询掌握了犯罪线索，但因为他是司法工作人员，不能被认定为是举报行为，所以在刑事判决及减刑裁定中都没有认定立功情节。 被告辩称，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2017）浙0482刑初445号生效判决显示原告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7）70号第三条的规定，被告可以直接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适用依据正确，量罚得当。原告在担任周某辩护人期间,与案外人陈建海达成默契，利用辩护人身份，对周某隐瞒公安机关正在办理其取保侯审手续的实情,取得支付“律师费”名义的“欠条”并交给陈建海,为陈建海骗取周某50万元提供实质帮助,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性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并被法院判定构成诈骗罪,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规定的违法执业行为，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等规定,应当吊销原告的律师执业证书。三、程序合法。嘉兴市司法局向被告提交了情况报告及平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年1月8日,被告决定立案调查。被告经过调查,于2月19日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于2月26日送达原告。原告要求听证,被告于3月14日依法组织了听证会,听取原告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对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进行了质证和辩论。被告于4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给原告。四、原告的起诉理由不成立。（一）首先，适用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并不需要同时构成三种行为,只要符合“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侵害委托人权益”或者“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或者同时具备“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并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等情形之一的,均可适用上述条款。《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八条对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作出了解释,列举了符合该项规定的三种情形,但并未穷尽列举。其次，上述该条款中“第三人”应该理解为“他人”，律师法并未就“第三人”给予明确定义,不应直接套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关于“第三人”的定义来缩小“第三人”在本处的解释,也不能将该条款理解为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案件。在原告担任周某辩护人一案中,陈建海帮助周某疏通关系,同时实施欺骗周某的行为,符合第三人的身份。原告与陈建海恶意串通,骗取周某50万元,符合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权益的规定。（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既是对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解释,同时也是对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情节严重”的解释,即律师故意犯罪情形下,处罚分二种情形:1、律师因违法执业构成故意犯罪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2、律师因非执业事由构成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在律师违法执业情形下,只要构成犯罪无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均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即把因违法执业而构成犯罪认定为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情节严重”。原告因为违法执业触犯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受到刑事处罚，属于“依法应当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情节严重情形。补充：本案发现违法行为时间是2015年3月。受害人周某向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高秋渊反映了被害事实并提供了相关材料和证据，里面包括录音资料。高秋渊因考虑管辖问题当时没有立案，但同年5月25号。高秋渊因另外案件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主动向相关部门举报。高秋渊曾在两次笔录中确认该事实。一次笔录是2015年5月25日平湖市人民检察院的笔录，他举报了周某被叶海江等人诈骗。2018年9月7日平湖市人民法院的笔录对该事实再次予以确认。从违法行为发生到发现违法事实没有超过两年，没有超过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 1、《关于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叶海江律师违法执业构成故意犯罪的情况报告》。证明嘉兴市司法局建议被告吊销原告律师执业证书。 2、（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平湖市人民法院就原告诈骗周某一案判处原告构成诈骗罪,免于刑事处罚。 3、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5日对高秋渊制作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 4、平湖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对高秋渊制作的《询问笔录》。 证据3-4，证明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5月25日已发现原告涉嫌诈骗的案件线索。 5、平湖市公安局当湖派出所于2016年4月8日制作“平公（当湖）受案字[2016]11104号”受案登记表。 6、平湖市公安局当湖派出所于2016年4月8日对周後琴制作的《询问被害人笔录》。 7、平湖市公安局当湖派出所于2016年6月23日对周某制作的《询问笔录》。 证据5-7，证明原告诈骗周某。 8、被告于2019年1月23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对原告进行调查。 9、周彩菊与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 10、周彩菊授权叶海江担任辩护人的《授权委托书》。 11、浙江湖乡律师事务所开具的律师辩护费发票。 证据9-11，证明周彩菊委托原告担任周某涉嫌合同诈骗案代理人。 12、叶海江的个人身份信息和律师执业档案信息。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13、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2019年1月8日立案。 14、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15、送达回证。 证据14、15，证明被告事先将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等告知原告,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也可以要求提出听证要求。 16、《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原告提出听证。 17、《听证笔录》。证明2019年3月14日被告举行听证。 18、《厅长办公会议纪要》。证明被告集体讨论。 19、浙司罚决字（2019）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书》。 20、邮寄凭证。 证据19、20，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对违法违纪律师行政处罚追诉时效有效问题的通知》。 经庭审质证，双方对对方的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 对原告的证据，被告发表意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4，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存在前后两个阶段问题，叶海江从一开始让周某写欠条就是为了骗取费用，写明律师费只是利用辩护人身份掩盖，尽管免予刑事处罚仍符合吊销执照情形。公职人员不履行公职时是群众，以群众身份举报。 对被告的证据，原告发表意见如下：证据1、2，三性无异议。但从报告内容可以看出原告是在2014年1月发生违法行为，有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看守所会见周某时，原告未将此要求收取律师费的情况报备律师事务所，是违规收费，第二个阶段是原告将这个在会见时后取得的纸条交案外人陈建海，然后由陈建海从周某处骗得了50万元，提供了便利，从而导致违规收费的行为性质在第二阶段中转变成诈骗犯罪，该传递纸条的行为违反的是看守所管理规定。原告是被免于刑事处罚，不符合吊证的规定。证据3、4，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在听证时，叶海江方并没有看到。该笔录并非检察院在就高秋渊举报叶海江犯罪的时候制作的，只是在查其他案件时高秋渊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且他没有指名道姓叶海江是谁，他的检举对象是郭跃良，在非工作场合周某跟他聊起，不构成举报。2015年时检察院并没有展开调查，也没有立案。不构成行政处罚时效中断的事由。证据5-7，三性无异议，到周某举报时已超过两年行政处罚的时效。证据8-12，三性无异议，原告接受周某委托，提供的是刑事辩护法律服务。原告的行为属于违规私自收费。证据13，合法性有异议，承办人的意见因果关系错误。证据14-18，三性无异议，处罚错误。证据19，事实查明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证据20，三性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的证据1和被告的证据19一致，为被诉行政行为，其合法性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原告的证据2和被告的证据2一致，为相关生效刑事判决，无需认证。原告的证据3、4，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被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均具有真实性，与本案有关联，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 2015年,原平湖市公安局民警高秋渊在被平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期间，向检察院提出有情况检举。2015年5月25日,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制作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高秋渊称，其朋友侯闯和他老婆周某跟其吃饭的时候讲起，周某之前因为合同诈骗被海宁公安逮捕了，当时海宁公安那边跟周某讲，只要他积极退赃，承认罪行就可以取保候审，而周的律师是叫他咬死不要承认诈骗。因为周某家人想尽快取得取保候审，所以想方设法找关系，通过介绍，他们找到了平湖市质检局郭跃良。郭跃良声称他在海宁司法系统有关系，可以把人捞出来，但要50万费用。周某的母亲就领出50万元交给郭跃良。之后周某按照公安人员的建议承认罪行并让家人积极退赃，后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但是郭跃良又对周某讲，之前你不承认罪行也能办取保的，现在周承认罪行了，虽然被取保候审但最终还是要被判刑的，要想不被判刑就要打通检察、法院的关系，还要再给40万元。周某家人觉得郭跃良在撒谎就没有再给。郭跃良声称这50万都是打点司法工作人员的，自己没有拿。这件事情有录音录像的，侯闯那里有保存。2016年4月8日，周某向平湖市当湖派出所报案，称被郭跃良、陈建海、叶海江诈骗。平湖市公安机关于次日作出立案决定，对周某被诈骗一案立案侦查。 2018年10月25日,平湖市人民法院就郭跃良犯诈骗罪、危险驾驶罪和叶海江犯诈骗罪一案作出（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中载明经审理查明：2013年12月20日,被害人周某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被海宁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家属急于让周某获得取保候审,通过郭跃良找陈建海（已死亡）帮忙,由陈建海介绍叶海江担任周某的辩护人，陈建海向周某家属声称能够通过走关系来解决周某所涉合同诈骗罪一案。2014年1月14日上午，叶海江得知周某即将取保候审,于当日下午在看守所会见周某时，对周某隐瞒即将变更强制措施的消息,并将周某出具的载明愿意在取保候审后支付50万元律师费的“欠条”带出看守所。次日周某家属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周某随即被释放。当晚，郭跃良赶至周某所住宾馆，要求周某尽快向陈建海付款。同月16日，周某等人赴海宁向陈建海及叶海江提出以转账方式支付50万元，遭到拒绝，并被要求支付现金。同月17日中午，周某在平湖将50万元现金交给郭跃良；陈建海当日赴平湖从郭跃良处取走该笔现金，同时将从叶海江处取得的“欠条”交给郭跃良，并要求当着周某的面予以销毁。郭跃良将“欠条”用其手机拍照后，在平湖名典咖啡店与周某等人见面时，当场将该“欠条”烧毁，又向周某提出还需支付40万元，因故未得逞。判决认为：郭跃良、叶海江在应当知道陈建海采用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他人钱财的情况下,主观上与陈建海达成默契,客观上由叶海江利用辩护人身份，对周某隐瞒公安机关正在办理其取保候审手续的实情,取得“欠条”并交给陈建海,郭跃良以介绍人身份代收并向陈建海转交现金，为周某收回“欠条”，均为陈建海骗取周某50万元提供实质帮助,属数额特别巨大，郭跃良、叶海江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系共同犯罪。判决认为在共同诈骗犯罪中，郭跃良、叶海江均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叶海江当庭能自愿认罪，也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同时同伙陈建海已将50万元退还给周某并取得谅解，也可酌情从轻处罚。判处叶海江犯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上述裁判文书已生效。 2018年12月28日，嘉兴市司法局向省司法厅提交《关于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叶海江律师违法执业构成故意犯罪的情况报告》。2019年1月8日，省司法厅予以立案调查。2019年1月23日，省司法厅对叶海江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2月19日，省司法厅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告知原告听证和陈述、申辩权利。2月28日，原告提出听证申请。3月14日，省司法厅组织召开了听证会，叶海江及其代理人参加听证。4月4日，省司法厅作出案涉处罚决定书并送达叶海江。叶海江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处罚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对于“二年未被发现”的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提请明确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二年未被发现”认定问题的函的研究意见》中，表示同意司法部认为“《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的发现违法违纪行为的主体是处罚机关或有权处罚的机关，公安、检察、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是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机关，对律师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现都应该具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上述任何一个机关对于律师违法违纪行为只要启动调查、取证和立案程序，均可视为‘发现’；群众举报后被认定属实的，发现时效以举报时间为准”的意见。根据（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叶海江的违法行为系与郭跃良、陈建海共同犯罪，对周某实施诈骗。其中，叶海江利用其担任周某辩护人的身份，在得知周某即将被取保候审后,在看守所会见周某时对其隐瞒即将变更强制措施的消息,并将周某出具的载明愿意在取保候审后支付50万元律师费的“欠条”带出看守所交给陈建海。该违法行为发生时间为2014年1月。2015年,原平湖市公安局民警高秋渊在被平湖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期间，向检察院检举周某被诈骗50万元的情况，其中提到郭跃良、周某的律师。2015年5月25日,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就前述举报情况对高秋渊制作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因此，周某被诈骗50万元一事已于2015年5月被检察机关发现。叶海江系与郭跃良、陈建海共同犯罪诈骗周某50万元，因此叶海江的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时间应认定为2015年5月。故，叶海江的违法行为在二年内即已被平湖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叶海江认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超过处罚时效的意见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接受对方当事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权益的”。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律师法》规定的违法情节严重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应当在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及幅度的范围内从重处罚：（一）违法行为给当事人、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二）违法行为性质、情节恶劣，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同时有两项以上违法行为或者违法涉案金额巨大的；（四）在司法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期间，拒不纠正或者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拒绝提交、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伪造的证据的；（五）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因违法执业构成故意犯罪或者因非执业事由构成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因过失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在其服刑或者执行缓刑期间应当停止履行律师职务，刑期届满后可再申请恢复执业。”根据已生效的（2017）浙0482刑初445号《刑事判决书》，叶海江与郭跃良、陈建海共同犯罪，对周某实施诈骗，叶海江利用辩护人身份，对周某隐瞒公安机关正在办理其取保候审手续的实情,取得“欠条”并交给陈建海,为陈建海骗取周某50万元提供实质帮助,属数额特别巨大。刑事判决判处叶海江犯诈骗罪,免予刑事处罚。《律师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制定本法。叶海江作为执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利用其辩护人身份与人同谋诈骗其委托人50万元，侵害委托人权益，违反了《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违法行为性质、情节恶劣，严重影响律师的行业形象。叶海江在律师执业中利用其辩护人身份实施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已经上升到需要依据刑事法律规范来进行制裁，且已被司法机关判定构成故意犯罪，司法行政机关基于行政处罚的认定标准认定叶海江的违法行为构成情节严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被告经过调查依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对叶海江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经调查、告知听证及陈述申辩权并组织听证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叶海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叶海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俊洁 人民陪审员  盛林芳 人民陪审员  狄建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冯宏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