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12民初4330号原告：孙建敏，女，1954年7月2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孙建华，男，1957年8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原告：孙建月，女，1959年4月2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烊旭。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南丹。被告：孙瑞祥，男，1935年11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安，系被告孙瑞祥之子。被告：孙文俊，男，1972年6月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耀，系被告孙文俊之继父。原告孙建敏、孙建华、孙建月与被告孙瑞祥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5日立案后，应原告的申请通知孙文俊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裁定转为普通程序，于同年8月8日、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建敏、孙建华、孙建月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烊旭、南丹、被告孙瑞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建安、被告孙文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学耀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确认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归三原告所有，被告将该房屋清空后交还给三原告。二、判令被告返还拆迁补偿款13335元。三、判令被告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72000元（500元/月×12个月×12年）。四、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三原告系案外人孙浩忠（曾用名孙才坤、孙瑞坤）与陆仙琴的子女，被告孙瑞祥系孙浩忠的弟弟。孙浩忠系常州市湖塘镇北庙桥村城庄组宅基地（地籍号12-03-05-12）房屋所有人，孙浩忠于1999年4月19日死亡，陆仙琴于1996年8月19日死亡。2004年，前述房屋被常州市武进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武进国土局”）纳入拆迁征收范围。孙浩忠作为被拆迁人，因孙浩忠此时已经去世多年，被告在没有告知三原告拆迁事宜的情况下伪造了三原告的委托书，进而与武进国土局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安置房屋即案涉房屋，该房屋于2006年完成交付。孙浩忠在房屋拆迁时虽已经去世，但三原告作为其合法继承人，故相应拆迁利益应当归三原告所有，被告孙瑞祥伪造委托手续，将拆迁利益归孙文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利益。请求法院支持三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孙瑞祥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被拆迁房屋是土改之前的老房子，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兄弟俩共有的财产，都是土地使用人。当时老家打电话来通知原来的房屋动迁，并有安置房分配，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孙建敏，告诉她动迁以及需要支付一定的钱款才能拿到房子，她答复不需要这套房子。后来老家又来电话通知签订协议的截止日期，如果限期不签订视为放弃。然后我又跟孙建敏通电话告知这个情况，并特别提醒要通知另外的弟妹，但原告一口回绝。到了签订协议的截止日期那天中午，我就到了签字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三点，三原告都没有来，三点半签字就要截止。为了保全这套房子，我就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出具委托书并签订了安置协议。案涉房屋归谁所有应当按照拆迁协议来确定，而拆迁协议上确实是三原告的父亲，原告也没有理由说本人侵占了案涉房屋。协议上被拆迁人栏内签字的孙文俊是本人堂兄弟孙友成的孙子。被告孙文俊辩称，安置房的安置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我没有通知原告拿房，则是我的错，应该无条件退还。事实上，我当时及时通知了原告，他们没有到常州来，相当于放弃安置房屋。我拿到案涉房屋是在原告放弃的前提下，且领取安置房的时间又将到期，被告孙瑞祥为了保住孙家的财产，才会与拆迁办、村委协商处理，由其写了委托书，委托书现在存在档案内。因此，我是通过付款取得了合法手续，不存在房产纠纷。如果原告要这套安置房，就应按照原告在起诉状中认可的价款40万元支付给我，才可以将案涉房屋给原告。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孙浩忠于1925年2月12日生，陆仙琴于1926年9月3日生，孙浩忠与陆仙琴系夫妻，孙建敏、孙建华、孙建月系其三子女。孙浩忠曾用名孙瑞坤，与被告孙瑞祥系兄弟。被告孙文俊之祖父孙友成与孙浩忠、孙瑞祥系堂兄弟。1991年8月28日，原《武进县鸣凰乡（镇）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正表）》记载：北庙桥村城庄村民小组户主为孙才坤、孙才祥有房屋三间，分别为平房30.6平方米、楼房26.4平方米、平房14.7平方米，合计71.7平方米（表中笔误为70.1平方米），并在四至栏注明：东孙有才，南场地，西孙建东，北河。1996年8月19日，陆仙琴死亡。1999年4月19日，孙浩忠死亡。三原告系孙浩忠与陆仙琴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2004年6月21日，武进国土局与已经死亡的“孙才坤”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一份，约定对孙才坤名下的上述房屋进行拆迁，拆迁房作价8998元，合计的补偿款为13335元，照顾安置2人，户型为80平方米房屋1套，安置价款60000元。被告孙文俊在被拆迁人代理人栏内签署“孙文俊代”。被告孙瑞祥也与武进国土局签订了另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06年3月17日，被告孙瑞祥向所在村委及拆迁公司出具《受托书》一份，载明“兹有常州市鸣凰乡城庄村孙才坤、孙瑞祥名下动迁房中孙才坤的份额，其子女已全权委托本人处理，其遗留问题由本人负责处理。受托人：孙瑞祥”。同时，被告孙瑞祥还向所在地村委出具《委托书》一份，载明“兹有常州市鸣凰乡城庄村孙才坤、孙瑞祥名下动迁房中孙才坤的名额，其子女已全权委托本人处理，现委托侄孙孙文俊代签。委托人：孙瑞祥”。2006年3月17日，武进国土局又与已经死亡的“孙才坤”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一份，约定给“孙才坤”的安置房为案涉房屋，安置房总价64761元，被告孙瑞祥在被拆迁人代理人栏内签署“孙瑞祥”。“孙才坤”的《拆迁安置结算单（多层）》确定的内容与上述拆迁安置协议一致。此后，被告孙文俊凭上述手续接收了案涉房屋，并进行装修后出租，鉴于协议约定的被拆迁人是“孙才坤”，案涉房屋未能和同一批次的安置房屋一起进行权属登记。被告孙文俊在诉讼中称，案涉房屋扣除补偿款的差额部分由其缴纳，但未能提供付款证据。诉讼中原告称，孙才坤即孙瑞坤，也即三原告的父亲。被告孙瑞祥对此不持异议，被告孙文俊以没有证据证明为由对此不予认可。2019年6月，三原告委托律师对安置情况进行了调查后，要求被告孙瑞祥返还案涉房屋、补偿款和支付占有使用费。被告孙瑞祥以其未接收、占有案涉房屋为由，对原告的要求不予同意。原告遂委托律师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解决争议。在被告孙瑞祥抗辩以及被告孙文俊认可接收、占有案涉房屋后，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述事实，由户籍证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受托书、委托书、拆迁安置人员调查表、拆迁安置结算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当承担因举证不能而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案涉的房屋系集体土地上的拆迁安置房屋，现尚未进行物权登记，原告要求确认物权，尚无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告经本院释明后，仍然坚持要求确认物权，而不同意要求确认享有相应的安置权益，其法律后果由原告承担。事实上，安置权益与房屋所有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三原告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原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被拆迁为由取得购买符合所在地安置政策规定的安置房屋的资格（包括安置户型、面积等），即通称的安置权益。其支付相应的价款后，才能接收并占有、使用房屋，进而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登记而取得物权。根据确认的证据，并考虑到吴方言与普通话发音的差异，可以认定《武进县鸣凰乡（镇）民房宅基用地登记表（正表）》中孙才坤即孙瑞坤，即三原告之父。《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抬头上孙才坤，即是三原告之父。三原告明知孙才坤夫妻在2004年6月21日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已死亡，由于所在地村委、拆迁人及拆迁实施人审查把关不严，导致了本应与三原告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误以“孙才坤”的名义签订。事实上，即使原孙才坤名下的房屋被拆迁，由于未能查明留有遗嘱或遗赠，也应当与其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签订，故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认定不当。三原告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径直以该《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取得安置权益。虽然被告孙瑞祥向所在地村委、拆迁人及拆迁实施人出具了《受托书》和《委托书》，但未能提交孙才坤生前书写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能提交三原告的授权委托书，其所称的受委托权限缺乏合法依据。既然被告孙瑞祥的受委托权限缺乏合法依据，其再委托被告孙文俊代签协议更无依据。因此，由于所在地村委、拆迁人及拆迁实施人审查把关不严，造成了被告孙文俊接收、占有、使用案涉房屋的不当后果，故应当通过正当程序及时依法纠正，进而从源头上解决当事人的争议。综上，由于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孙才坤（孙浩忠）夫妻已死亡，三原告没有与拆迁人及拆迁实施人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所谓的安置权益也缺乏合同依据，其主张房屋所有权更无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孙建敏、孙建华、孙建月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81元，由孙建敏、孙建华、孙建月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纪华人民陪审员  朱亮峰人民陪审员  蒋春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羊容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