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623号 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星洲商务楼三楼304室。 法定代表人：朱卫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小俐，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张莺，上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方商务中心2幢11号（13-8）。 法定代表人：张为鑫，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财，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覃涛，浙江铭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洲公司）与被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和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友和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提起反诉，本院决定受理该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并于2019年1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星洲公司委托代理人胡小俐，友和公司委托代理人张财、覃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星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友和公司赔偿涉案货款损失美元8308.5元；2.本案诉讼费由友和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星洲公司委托友和公司从中国宁波出运一批货物到印度穆兰德，友和公司接受委托后，向星洲公司提供了编号为HDMUNXAY0119855A的提单，提单上载明的承运人为YHLSHIPPINGCO，LTD（以下简称YHL公司）。货物出运后，星洲公司一直未收到货款，经查，货物已经在目的港被放货，且YHL公司的提单未在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星洲公司认为，友和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未尽到谨慎义务，与未在交通主管部门办理登记的无船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且拒不履行向星洲公司交付正本提单的义务，其行为存在过错，应依法赔偿星洲公司相关货款损失，故诉至本院。 友和公司辩称，一、友和公司与星洲公司之间不存在货运代理关系。友和公司为印度客户VICKY的指定货运代理，根据VICKY指示将星洲公司与案外人绍兴柯桥海隆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隆公司）的货物拼箱后，安排订舱、报关等事宜，故星洲公司为案涉货物的辅助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VIKCY为契约托运人；二、本案中，友和公司不存在向星洲公司交付提单的义务。VICKY明确指示，星洲公司与海隆公司的货物拼一个40尺的高柜出口，承运人为HYUNDAIMERCHANTMARINECO，LTD（以下简称HYUNDAI公司），出一份提单，发货人为海隆公司，货品唛头显示海隆公司的货物唛头。星洲公司对此是明知的。提单只有一份，应该交付给VICKY或者是经过其许可的提单的发货人海隆公司。而且，从星洲公司与VICKY之间的邮件往来看，星洲公司已放弃索要提单的权利，故星洲公司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三、星洲公司诉称的YHL公司的提单，系复印件，为星洲公司因出口退税所需而要求友和公司出具的；四、即使友和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星洲公司的诉请亦不具有合理性，存在虚假诉讼。据了解，收货人已支付货款美元28658元，星洲公司就涉案货物未收到的货款不足美元4000元，又鉴于出口货物品质的问题，星洲公司自愿承担美元1500元，故VICKY应支付给星洲公司的货款为美元711.97元。 友和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星洲公司支付案涉货物代理费用人民币1718.97元。事实和理由：2019年6月19日，友和公司与星洲公司及案外人海隆公司接到印度客户VICKY的邮件通知：由友和公司作为指定货代，将星洲公司与海隆公司的货物拼箱组成一个40尺高柜，出口到印度穆兰德，出一份提单，发货人为海隆公司。接到指示后，友和公司与星洲公司联系，为其完成拖柜、报关、出运等事宜，产生相关费用人民币1718.97元，星洲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后友和公司开具发票给星洲公司，但星洲公司接票后一直未付款。 对友和公司的反诉诉请，星洲公司对其主张的费用金额无异议，但辩称友和公司作为代理人未向星洲公司交付正本提单，未完成代理义务，无权向星洲公司主张相关费用。 星洲公司为支持其本诉诉请，并反驳友和公司的反诉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一星洲公司员工与友和公司员工之间的QQ聊天记录、证二费用明细及两张增值税发票，用以证明友和公司受星洲公司委托为涉案货物办理订舱、报关、拖车等事宜，友和公司出具费用明细清单并向星洲公司交付费用发票两张； 证三、编号为HDMUNXAY0119855A的提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运输的相关情况； 证四、海关预录入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价值美元8308.5元，集装箱号为GCXU5052864； 证五、集装箱流转记录，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2018年7月14日在目的港卸货、7月25日通过铁路运输运至穆兰德，7月31日空箱返回； 证六、星洲公司与VICKY之间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买方已提货但未付款； 证七、装箱单、发票，用以证明涉案贸易买方为FASHIONSHOP，实际货值为美元8387.34元； 证八、领款凭证及星洲公司与VICKY之间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星洲公司向VICKY支付相关款项，第一批出运货物的款项已结算完毕； 证九、绍兴银行转账收款凭证，用以证明星洲公司收到涉案货物定金美元3905元。 友和公司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并反驳星洲公司的本诉诉请，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1.VICKY发给各方的邮件，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系与海隆公司货物拼箱出运，VICKY指示提单发货人为海隆公司，指定货代为友和公司； 证2海关预录入单（同星洲公司证四）、证3提单、证4顺丰标签、证5海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2-5用以证明友和公司报关、出具提单并邮寄给海隆公司，海隆公司确认收到提单并交单给收货人； 证6.VICKY转发给友和公司的电子邮件及附件（涉案销售合同），用以证明星洲公司与VICKY签订贸易合同，单价为美元2.6元/千克，佣金5%（给VICKY），星洲公司向VICKY提供收款账号信息； 证7.星洲公司及海隆公司的海关预录入单、提单、商业发票，用以证明星洲公司与VICKY之间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分2批出运，该证据项下的材料为第一批出运货物的相关单证，该批货物提单载明的发货人也是海隆公司； 证8.VICKY与星洲公司人员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付款水单，用以证明VICKY就案涉贸易于2018年5月22日支付定金美元4000元，于2018年7月17日支付美元24658元，星洲公司对相关款项予以确认； 证9.VICKY转发给友和公司的其与星洲公司之间的邮件往来，用以证明案涉货物因商品质量问题，收货人不肯付款，星洲公司愿意承担美元1500元。 经质证，对星洲公司的证据，友和公司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相关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质疑，指出：证三提单系为了星洲公司出口退税所需而制作，涉案提单只有一份，交付给提单载明的发货人海隆公司；星洲公司的货款损失并非其主张的美元8308.5元；根据星洲公司与买方之间的销售合同，佣金非星洲公司主张的美元756元。对友和公司的证据，星洲公司认为：对证1-6、证8、证9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有关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质疑，指出：根据海隆公司出具的证明，涉案货物已被收货人提取。收货人虽预付定金美元4000元，但星洲公司实际收到美元3905元。涉案货物所涉佣金5%在货款中已经扣除；对证7中的有关海隆公司的海关预录入单、商业发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余证据无异议。 经审查，除友和公司提交的证7中有关海隆公司的预录入单、发票外，双方对对方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对证7中海隆公司的海关预录入单、商业发票等，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分析认定。 基于上述证据认定，结合当事人陈述及庭审调查，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18年4月10日，星洲公司与SANVIKCREATIONS签订销售合同一份，约定：星洲公司出售相关货物给SANVIKCREATIONS，CIF到印度穆兰德，佣金5%，总价值美元30030元。代表买方SANVIKCREATIONS与星洲公司及案涉各方沟通的是英文名字为VICKY的人。该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分两批出运，第一批出运货物价值为9677.1千克×2.6-5%佣金=美元23902.44元，出运时间为2018年6月21日。就该批货物，买方于2018年7月13日向星洲公司支付款项美元24658元，相对于该批货款，多支付美元756元。对多出的款项美元756元，星洲公司通过印度朋友代付、直接退款方式（见星洲公司证八）于当月返还给VICKY。案涉讼争货物系第二批出运货物，价值为3225.9千克×2.6-5%佣金=美元7967.97元。友和公司作为买方指定货运代理负责报关、拖卡、订舱等事宜，货物于2018年6月23日报关，报关单载明成交方式为CIF。承运人HYUNDAI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签发编号为NXAY0119855的正本提单，载明：托运人海隆公司，收货人及通知人为FASHIONSHOP，装运港宁波、目的港印度穆兰德，船名航次NYKTRITONV#070W，Y/CY，集装箱号GCXU5052864，物品名涤纶针织印花布，唛头SVT#330/2018，运费预付。友和公司取得提单后于2018年7月2日邮寄给海隆公司，海隆公司交单给收货人，案涉货物已被收货人提取。就案涉出运货物，友和公司向星洲公司开具代理费用发票两份：一份款项为人民币1300元，内容为代理报关费、拖车费、运费；一份费用人民币418.97元（美元63.33元，汇率6.6157），内容为代理海运费。具体费用明细为：代理海运费美元63.33元（按比例），款项1300元含订舱、拖车、电放、报关等费用。 另查明，VICKY曾于2018年6月19日发邮件给星洲公司、友和公司及海隆公司，就提单所载信息予以通知（见友和公司证1）。星洲公司员工（昵称忽然之间）与友和公司（昵称友和李佳佩）员工之间的QQ聊天记录显示（星洲公司证一）：2018年6月21日，忽然之间：“提单是出另一家抬头的，到时候给我们出一份货代单，海单等我们通知才能放单”，友和李佳佩：“嗯嗯好的”；2018年7月4日，双方通过QQ聊天确认代理费用；2018年9月3日，忽然之间告知友和李佳佩，要求就二批发货做一份备案提单，并询问：“还有这票单子我们货款还没收到，还没放货的吧”，友和李佳佩：“嗯”，并向忽然之间发送制作的有关提单；2018年12月15日，忽然之间：“上次VICKY那票单子我们货款一直没收到，我们老板想来了解下情况”，友和李佳佩：“今天没人上班的哦”；2019年6月10日，忽然之间：“提单号HDMUNVAY0119855这票单子，实际船期是2018年6月27日，当时签单的时候错签成了2018年7月27日，麻烦重签下”，友和李佳佩后发送修改后的提单（即星洲公司的证三）。 再查明，就案涉销售合同，买方于2018年5月22日支付定金美元4000元，星洲公司主张实际收到款项为美元3905元。 本院认为，涉案纠纷应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星洲公司作为讼争货物的实际托运人（友和公司对此予以确认），委托友和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友和公司亦向星洲公司开具发票，主张订舱、拖卡、报关、代理海运费等费用，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友和公司辩称其系买方指定货代，与星洲公司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星洲公司主张友和公司作为代理人，未尽谨慎义务，与未在交通部主管部门登记的无船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且拒不向其交付正本提单，存在过错，应赔偿其相关损失。本院认为，买方在讼争货物出运前已明确告知包括星洲公司在内的各方，承运人为HYUNDAI公司，故星洲公司对案涉货物的承运人是HYUNDAI公司系明知的。现其据以主张友和公司存在过错的提单系友和公司根据其要求向其发送的“备案提单”，故星洲公司主张友和公司与未在交通部备案的无船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星洲公司对案涉货物只有一份提单、提单载明的托运人为海隆公司等事项系明知的，且其自始未向友和公司主张过正本提单，故星洲公司主张友和公司拒不向其交付正本提单亦无事实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然，星洲公司在货物出运后明确告知友和公司“海单等我们通知才能放单”，明确表达了控制货物的意思表示，友和公司对此给予肯定回复。此即，双方此后如无相反约定，友和公司无论是作为星洲公司的货运代理人，还是仅作为买方的指定货代自星洲公司接受货物、安排运输，就均负有协助星洲公司控制货物的义务。然，友和公司却在取得提单后在未告知星洲公司、未对星洲公司货物采取任何控货措施的情况将提单交付给海隆公司，且在星洲公司询问其货物情况时，亦未告知提单流转情况，致使星洲公司对货物的控制权落空，并可能错失相应的救济时机，故友和公司依法应赔偿星洲公司货物控制权所保障的经济利益，在本案中，该利益表现为货物余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故星洲公司诉请友和公司赔偿其货款损失，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金额，星洲公司按其报关价值美元8308.5元予以诉请，本院认为，庭审中，星洲公司明确诉请货物价值扣除佣金后为美元7967.97元，故本院认定星洲公司就诉争货物应得的全额货款为美元7967.97元。买方就案涉销售合同曾支付定金，涉案货物为该销售合同项下的最后一单货物，故在星洲公司未举证证明买卖双方曾对定金处理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定金应在该批货物价款中予以扣除。对于定金金额，友和公司主张为美元4000元，星洲公司对定金金额无异议，但主张实际收到定金为美元3905元，本院认为，根据双方提交的汇款凭证，汇付金额与实际到账差额应为买方汇付时，银行扣除的手续费，该手续费作为汇付成本，应由买方承担，故应以星洲公司实际收到的金额予以扣除。综上，星洲公司尚未收到的货款为美元4062.97元。另，友和公司虽辩称星洲公司因货物质量问题愿意扣除货款美元1500元，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友和公司反诉诉请的代理费用人民币1718.97元，本院认为，基于前述分析认定，友和公司在履行代理义务的过程中存在过错，并造成星洲公司货款损失，故在其未对星洲公司损失予以赔偿的情况下，星洲公司有权拒绝其给付请求。但，友和公司已实际完成代理行为，在其对星洲公司予以赔偿后，星洲公司应支付其相应代理费用。对代理费用金额，星洲公司无异议，予以认定。 综上，星洲公司的本诉诉请，部分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友和公司的反诉诉请，部分合法有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后赔偿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损失美元4062.97元； 二、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后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代理费人民币1718.97元； 三、前述两项判项相抵，就抵冲后的余额，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于本案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人民币费用按照实际履行之日的汇率折算为美元后冲抵）； 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269元，减半收取635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绍兴星洲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324元，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负担311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5元，由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友和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继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王艺融 ?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人民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的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