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92民初3194号 原告：张鹏，男，198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涛，北京国枫（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任家猛（曾用名：任家锋），男，1989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娴，北京博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鹏与被告任家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元涛、被告任家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任家猛立即偿还张鹏借款本金70500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1月3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原告因主张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6600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4日，原被告合伙共同购买贵阳朱广庆100件红花郎酒，并向其支付141000元货款，因被告当时经济周转问题，141000元货款均由原告全额垫付。但朱广庆收到货款后潜逃，且没有发货，原被告已报案处理。原被告在购买之前协商利润风险均平摊，因此，原告与被告协商处理该事宜，并签署《协议》明确“任家猛欠张鹏现金70500元，货款如果按照现金141000元，全额追回，协议作废。货款如果部分追回，损失部分，二人均摊。欠款需在2018年1月30日前全额还给张鹏”。张鹏在支出前述款项时，可以视为出借给任家猛70500元，按照法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原告主张被告从2018年1月30日起向原告支付利息。截至起诉之日，货款尚未追回，被告亦未按约定还款，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任家猛辩称，1.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任家猛从未向张鹏借款。双方系多年好友，2016年3月，任家猛受邀到张鹏公司工作，入职后的工作内容为开拓酒水的进货渠道。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任家猛的工作内容是联系各地批发出售酒水的客户，在了解酒水品类、数量及价格后，将情况汇报给张鹏，由其决定是否购买。如决定购入，相关货款由张鹏直接转账给客户，任家猛根据张鹏的指示与客户进行下一步对接，张鹏根据任家猛的业绩发放工资和提成，本案所涉贵阳朱广庆141000元货款的交易，也是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的。2.在这笔款被骗之后，张鹏一直认为是任家猛的工作失误，故要求任家猛承担责任，在《协议》签订当日，张鹏约任家猛至公司一仓库协商，并召集了员工、股东、亲戚等7个人左右，将任家猛车辆围堵，抢走其车钥匙。任家猛报警后，民警到了现场，张鹏冷静后民警离开，在民警离开后，张鹏再次逼迫任家猛签订这份协议，该份协议不是任家猛的真实意思表示。3.双方之间真实的基础法律关系为雇佣关系，张鹏依据自己生意情况，向任家猛支付报酬，任家猛不应当承担张鹏的亏损。在任家猛为张鹏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仅负责酒水的进货渠道，对酒水的出售渠道、价格均不知情，后续销售、结算均是张鹏在负责，张鹏也从未向任家猛公布任何账目、盈利情况。任家猛获得报酬的时间、金额，全由张鹏控制。二人既没有对收益的时间、提成比例形成过合意，更没有对亏损达成一致意见。综上，原被告双方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系雇佣关系，被告作为原告的雇员，在原告的胁迫下签订了《协议》，不应当认为是对原告亏损进行承担的意思表示。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任家猛曾为张鹏任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的成都云沣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任职期间负责酒水进货渠道。 2016年6月12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3000元，留言“预支出差费用”，同年6月29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2000元，留言“出差费用”；同年7月4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2100元，留言“提成预付部分”；同年8月19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2000元，留言“预付工资”；同年9月27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3000元，留言“出差贵阳费用”；同年10月3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1000元，留言“老猛预支”。2017年3月6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1000元，留言“吉祥分成”；同年4月17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5000元，留言“1898郎390件1956郎50”；同年4月23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2178元，留言“结清1898.1956”；同年5月8日，张鹏通过微信向任家猛转款2000元，留言“老猛找货分成”。 2016年8月24日，张鹏向任家猛银行账户转款10000元，并附言“工资”；2016年10月15日，张鹏向任家猛银行账户转款6000元，并附言“工资差旅”；2017年1月27日，张鹏向任家猛银行账户转款11393元，并附言“提成清账”；2017年2月25日，张鹏向任家猛银行账户转款1311元，并附言“1月工资”。 2016年12月29日，张鹏向任家猛发消息“这个事情干的非常好，又给公司挽回2万多的损失”；2017年2月4日，张鹏向任家猛发消息“明天正常到公司上班”；2017年3月1日，任家猛向张鹏发消息“明天我和小美去看车哈，请一天假”；2017年4月7日，任家猛向张鹏发消息“兄弟我的工资你是不是忘了”，张鹏回复“哦，就是，我明天喊杨珂把2月份工资算老，直接转你卡上”。 2017年5月22日，任家猛通过微信与微信号为“ｚｈｕｊｕｎｍｉｎｇ225227”的微信用户联系购买红花郎酒，该用户向任家猛发送消息“开户行贵州农信（原农村信用社），卡号62×××30，户名朱广庆，您也知道走对公账户牵扯到票的问题，所以走私人账”，要求将货款转入该账户，随后，任家猛将该信息转发给张鹏，张鹏回复要求任家猛联系运货事宜。同年5月24日，张鹏按“ｚｈｕｊｕｎｍｉｎｇ225227”的微信用户的要求，通过其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朱广庆转款141000元，但“ｚｈｕｊｕｎｍｉｎｇ225227”的微信用户收款后，并未将红花郎酒发出，并且删除了任家猛的微信。任家猛和张鹏随后在成都和贵阳报警。 2017年6月1日，张鹏与任家猛协商向朱广庆进货损失一事，过程中任家猛报警，民警到现场后，了解任家猛和张鹏双方系经济纠纷，建议双方自行协商，或走法律途径解决，后离开现场。民警离开后，任家猛最终签署《协议》，载明“任家猛、张鹏于2017年5月24日合伙共同购买贵阳朱广庆100件53度红花郎酒十年，货款现金141000元。货款全部由张鹏支出。购买之前已经协商好利润平摊，风险平摊。由于贵阳朱广庆在收到货款之后潜逃，且没有发货，构成诈骗事实。任家猛、张鹏分别在贵阳、成都两地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现任家猛、张鹏协商处理结果为：任家猛欠张鹏现金70500元。货款如果按照现金141000元，全额追回，此协议作废。货款如果部分追回，损失部分，二人均摊。欠款需在2018年1月30日前全额还给张鹏。”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的身份证明、微信聊天记录、转款凭证、接（报）处警登记表、协议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为任家猛签订协议是否受胁迫，如何认定协议的效力，以及是否审理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 一、关于任家猛是否受胁迫。任家猛主张协议是在张鹏及其亲友员工的胁迫下签订。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任家猛曾负责为成都云沣酒业有限公司联系进货渠道，领取工资和提成。虽然在2017年2月之后，任家猛不再领取工资，但仍在从事进货工作，并领取张鹏支付的提成款。在向朱广庆购货的交易中，任家猛仍然是负责与货源方联系，将信息报告给张鹏，由张鹏决定购货并直接向对方打款，任家猛在张鹏的指示下联系装货、催促发货，双方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任家猛只负责前期进货环节，货款全部为张鹏支出，协议中载明“购买之前已协商好利润平摊、风险平摊”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之前的任何一次交易中均不存在平均分配利润的事实。因此，本院认定协议中关于双方“合伙购买”、“购买之前已协商好利润平摊、风险平摊”的内容不属实。结合当天协商过程中任家猛曾报警、协议为提前打印等情况，本院采信任家猛的主张，认定该协议是任家猛在受到一定程度的胁迫之下所签订，并非任家猛当时的真实意思。 二、关于协议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以上规定，任家猛即使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协议，该协议也并非当然无效，任家猛若不认可该协议内容，应当依法主张撤销。关于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协议于2017年6月1日签订，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任家猛并未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撤销该协议，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张鹏与任家猛于2017年6月1日签订的协议有效，虽然协议中陈述的“合伙购买”、“利润平摊、风险平摊”不属实，但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三、关于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第二款规定：“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查明事实，协议中的欠款虽然并非由民间借贷行为引起，但该协议系双方对向朱广庆购货一事的损失承担方式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因任家猛未主张撤销，视为双方通过和解达成协议，应当适用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再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因此，任家猛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承担债务，对张鹏要求任家猛支付欠款705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张鹏要求任家猛自还款期限届满次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张鹏主张的律师费，没有约定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任家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张鹏归还欠款705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为：以本金705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8年1月31日起计算至本金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张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7元，由张鹏负担75元，任家猛负担86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穆虹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法官助理 覃春花 书 记 员 赵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