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9民终133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安，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浩宁，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玲，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奇，广东奇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某安因与被上诉人蔡某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2018）粤0904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某安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904民初320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杨某安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蔡某玲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1.民事交易合同不存在一审法院所称的精神情感因素。一审法院认为，民事交易应考虑精神情感因素，这是一审法院错误理解了民事合同中显失公平的法律规定，或者说，一审法院自行创设了新的法律规定。因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规定应考虑精神情感因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转让房产的《证明》是否有效的问题，但是一审法院却无端考虑蔡某玲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等事宜，这些完全与本案无关，《证明》也从未论及此事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存在民事交易应考虑精神情感因素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也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双方的精神情感因素，而是仅仅考虑蔡某玲的精神情感因素，对杨某安付出的精神情感一概置之不理。双方于2014年初相识后建立恋爱关系，在认识杨某安之前，蔡某玲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举步维艰的，双方相识后，杨某安对蔡某玲有求必应。杨某安抓住其父母亲希望其尽快结婚的迫切心情，多次向父母亲要钱，为蔡某玲解决大额需求：杨某安在2014年1月28日代蔡某玲向蔡滨偿还了10万元债务，支持蔡某玲取得七迳实验幼儿园的所有权，并出资给蔡某玲的幼儿园装修；2015年1月23日及3月14日先后分两笔向何耀武支付23.6万元为蔡某玲购买校车(现在蔡某玲经营的幼儿园所使用校车)，支持蔡某玲经营。2017年杨某安还为蔡某玲出资购买了一台宝马车（蔡某玲现在所开的车牌号为粤K5***6宝马车）。现在，蔡某玲逐渐富裕了，但杨某安却因赌博欠下了巨债，而且杨某安的父亲也严格控制杨某安的各种金钱需求，因此蔡某玲对杨某安产生的厌恶感不断增加。同时，蔡某玲更担心结婚后被赌债债主追到自己头上，甚至追到杨某安给予蔡某玲的上述财物，因而设计谋取杨某安的房屋，并向杨某安提出分手。为何一审法院丝毫不考虑杨某安的精神情感。而且，蔡某玲做试管婴儿时杨某安也支付了大部分相关费用，双方并没有就试管婴儿的费用问题提出任何诉讼请求。更加令人不解的是，蔡某玲在一审中从不提及任何金钱付出要在本案的房屋交易协议中作抵扣，反而是一审法院刻意为蔡某玲罗列出模糊不清的无法量化的精神情感因素，主动为蔡某玲抵扣房屋的价值。可见，一审判决显失公平。杨某安在一审时已多次向一审法院阐明，衡量交易合同是否显失公平，应当从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和履行结果两方面予以考察。如合同内容上明确规定一方享有过多或过于优越的权利，他方负担过重或条件苛刻的义务，甚至一方根本没有享有必要的权利而他方没有承担最基本的义务，就已经构成显失公平的条件。虽然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保证当事人都能获利，但法律可以为交易者创造缔约的公平条件。此外，权利义务明显不平等还包括因履行产生的经济利益上的悬殊，如一方获取的价金或报酬大大超过其交付标的物的价值或大大低于其提供劳务的通常标准，致使一方因此得到利益而他方遭受更大损失，即客观上已发生利益严重失衡的后果。无论从内容还是结果来说，蔡某玲以60万元的价格取得150万元左右价值的房屋，都是显失公平的。2.蔡某玲的行为构成欺诈，依法应予撤销。杨某安当时因参与网上赌球借了约三百万元的高利贷，杨某安想申请信用社在其已经抵押贷款6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贷款至100万元，以偿还部分高利贷，以缓解部分债主的频繁追债。信用社答复：可以增加贷款，但必须还清旧贷款，重新申请。但杨某安又担心还清贷款后至申请新借款期间会被债主逼杨某安卖房或者起诉查封房屋，出现更加被动的局面。对此，蔡某玲对杨某安说：“你写一份证明，证明的内容是偿还信用社的贷款的是我，然后证明该房屋已经不是你的了，已经是我的了，日后你如果被人追债时，就出示该《证明》，追债的人就不敢逼你卖房了，法院也不得查封了。”随后，蔡某玲就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证明》，叫杨某安在上面签字。由于杨某安与蔡某玲是情侣关系，杨某安便信以为真，并且为保住房屋的心情迫切，故对《证明》的内容没有仔细看也没有多加思考就签名了，并交由蔡某玲保管。杨某安并非想把信用社的债务转让给蔡某玲，更加不是想将房屋作价60万卖给蔡某玲。杨某安当时的设想是还清信用社的贷款60万元后，重新将该房屋作抵押，向信用社或者农行贷款100万元，这样就尽量多偿还高利贷欠款，减少高利息。蔡某玲抓住杨某安害怕高利贷债主追债、害怕被债主查封处置房屋的心理，欺骗杨某安说该《证明》可以逃避高利贷债主的逼债，骗取杨某安在事先打印准备好的《证明》上签名。《证明》里面的内容不是杨某安的真实想法，该证明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依法撤销该《证明》。但一审法院不但没有撤销该证明，反而认为该证明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不仅违背法律，也违背常理。在正常的民事交易中，涉及150多万元的金额巨大的房产交易不可能仅仅只有几十个字内容的糊涂不清、错漏百出的《证明》就可以完成。如果杨某安要向蔡某玲转让房屋，那么直接去登记部门办理手续，签订格式《房地产转让合同》即可，无须签什么《证明》，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的问题。关于房产转让，双方务必要对相关内容进行反复、多次的协商，但蔡某玲却自始至终都不能提供双方对转让房屋进行协商的任何相关资料，不能凭一份孤证就认定金额如此巨大的房屋的转让有效。3.即使按照赠与合同的规定，杨某安也有权撤销合同。民事合同中只有一种情形是不需要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对等的，这就是赠与性质的合同。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多数并不处于平衡的状态，这种合同也可以理解成包含了一审法院所谓的考虑精神情感因素。如果将涉案《证明》定性为赠与合同，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从此角度来说，涉案的《证明》也应当撤销。本案定性为房屋转让合同纠纷而不是赠与合同，故审理时应主要考虑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并以此作为判案依据。二、一审判决严重违背事实。1.一审法院故意压低房屋价值。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房屋的价值仅仅为848340元，这是严重违背事实的。848340元是2014年杨某安购入房屋（毛坯房）时的价格，还不包括杨某安支付的税费、办证费、物业维修基金、装修费用及房屋升值部分等。对于涉案房屋的价值，应以《证明》签订时间（2018年1月2日）的市场价值为准，当时同地段的毛坯房至少都要6000元每平方米（从开发商售楼部可以直接了解到这个价格），加上杨某安投入的装修保守估计30万元，房屋价值在150万元以上。一审中杨某安主张房屋的价值不少于150万元，对此，蔡某玲从来没有提出异议。如果双方当时对房屋价值存在争议，那一审法院为什么没有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对《证明》签订时间（2018年1月2日）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呢？一审法院在蔡某玲对房屋价值150万元无异议，也没有要求依法评估的情况下，故意压低房屋的价值，其目的是想让人觉得蔡某玲以60万元的对价取得该房屋具有合理性。但是，即使是按照2014年购买时的裸房价848340元来计算，也比60万元高出了41.39%，两者差距相当明显，一审法院牵强地将两个价值的距离拉近。2.一审法院将蔡某玲强占房屋的行为视为房屋交付。涉案房屋并不是如一审法院所称的一直由蔡某玲使用。杨某安父母在杨某安与蔡某玲相识不久后即计划购买涉案房屋用于杨某安结婚用，并且由杨某安父母出资装修，装修后由杨某安与蔡某玲一同在该房屋居住，这一事实双方在一审庭审中均无异议。杨某安不是“没有提出异议”，当时杨某安因为牵涉很多高利贷及赌债，债主上门讨债，危及杨某安的人身安全，杨某安的父母才要求其必须回老家暂住，蔡某玲趁机更换了门锁，这是强占行为，而不是杨某安将房屋交付给蔡某玲。双方为房屋换锁问题发生了多次争吵，为防止杨某安冲动，出现争吵恶化，杨某安的父母才强行要求杨某安回老家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蔡某玲取得房屋，是在鼓励谁强占了房屋谁就取得房屋产权。此外，蔡某玲截留了杨某安的房产证，也不应视为杨某安向其交付房屋。因为当时双方还是情侣关系，还清贷款时蔡某玲以怕杨某安拿去抵押借高利贷为由，提出由其保管房产证。杨某安没想到蔡某玲的目的是为夺取房产而作的精心准备，否则无论如何杨某安都不会同意将房产证交给蔡某玲的。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蔡某玲参与装修房屋。涉案房屋完全是由杨某安的父母出资装修，杨某安的父母亲考虑该房屋是用作杨某安的结婚用房，全部材料都是选用优质材料，费用也由他们全包。蔡某玲当时没有经济能力，与杨某安也没有结婚，装修中没有任何出资。房屋装修结束后，蔡某玲根据自己的喜好出钱买了小件的家具，这些不属于装修，蔡某玲可以自行搬走处理。蔡某玲根本没有参与装修房屋。三、对蔡某玲代为偿还债务六十万元及利息的支出，杨某安自始至终都愿意偿还给蔡某玲。杨某安原来的打算就是从蔡某玲处借款60万元还清信用社贷款，再以该房屋重新抵押贷款100万元，其中60万元偿还给蔡某玲，余下40万元偿还其他债务。杨某安从来没有占用蔡某玲60万元的想法，现在这一想法也没有改变。杨某安从来不想、也不敢把房屋转让给蔡某玲，因为这是杨某安的父母购买给杨某安结婚用的婚房。综上，一审法院完全站在对蔡某玲有利的立场上去审理本案，违背基本的公平、公正的法律原则，为了维护蔡某玲的利益，不惜违背事实，不惜曲解法律，不惜枉法袒护，而对杨某安的合理观点置之不理，做出极其错误的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蔡某玲辩称：一、杨某安与蔡某玲签订的《证明》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与胁迫。1.杨某安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精神、智力正常，在签订《证明》之前杨某安已经熟知内容，可以说这就是杨某安的意思。在签订《证明》时，杨某安详细看了之后符合其意思才在《证明》上签名。现在杨某安认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蔡某玲骗取杨某安的签名，蔡某玲存在欺诈，这只能说明杨某安是一个极度缺乏诚信和满口谎言之人。2.蔡某玲与杨某安曾是情侣关系，杨某安用涉案房产向银行抵押贷款，蔡某玲就作为贷款担保人帮杨某安还贷款利息，在签订《证明》后蔡某玲就为杨某安还清银行贷款及利息，而且在去银行取房产证时，杨某安在银行签名后银行就将房产证交给蔡某玲，杨某安从没有提过异议，从而可见杨某安签订的《证明》将房产转给蔡某玲是杨某安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杨某安转让房产不存在显失公平。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判断是否显失公平，既要从一般的社会观念角度考虑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同时也应考虑行为人对其权利依法处分的因素。1.杨某安转让房产给蔡某玲的行为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公众交易。杨某安与蔡某玲曾是情侣关系，恋爱期间共同出资装修房屋并在该房屋同居生活多年，蔡某玲为解决双方生育问题而去做试管婴儿，并且在杨某安经济困难时，蔡某玲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更主动为其还款，蔡某玲为爱情做出了巨大的付出。正是基于这些情感因素的存在，杨某安才真实地做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这符合常理及正常的处理方式，不存在显失公平。2.杨某安转让房产行为中，蔡某玲不存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利用杨某安的无经验，而订立致使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的合同，再说蔡某玲也没有什么优势可以利用，杨某安转让房产给曾经的恋人只有愿意或不愿意，不存在有没有经验。杨某安在处分房产时已作了充分的考虑，才作出真实的处分行为，因而更不可能存在显失公平。三、蔡某玲支付的60万元及利息是购房款，不是代杨某安偿还债务。杨某安故意偷换概念，认为蔡某玲支付的60万元及相应利息是代杨某安偿还债务，蔡某玲是依据双方签订的《证明》而支付60万元及相应利息，属于杨某安转让的房款，不是代杨某安偿还债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杨某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杨某安与蔡某玲于2018年1月2日签订的《证明》及内容；2.诉讼费用由蔡某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电白区水东镇**路**号**幢**房是杨某安名下的房产。茂名市诚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在杨某安的委托下对上述房产在2016年11月11日估价为88.26万元。杨某安与蔡某玲原是情侣，杨某安购买涉案房屋后，双方共同出资装修并在该房屋同居生活。同居期间，蔡某玲为解决双方生育问题曾去广州做试管婴儿。2017年5月后，杨某安搬出，涉案房屋由蔡某玲使用至今。2018年1月2日，杨某安出具一份《证明》给蔡某玲。该《证明》内容如下：“**房原本属于杨某安个人房产，因个人债务，杨某安在电白南海信用社贷款60万元整，用房子低押期间蔡某玲一直承担房主的担保与贷款责任人，2017年9月蔡某玲承担了杨某安的债务，杨某安因个人无法交本金及按时还息，现从2017年9月份将债权转给蔡某玲所有，房产权归回蔡某玲所拥有。本份合同有起相应法律保护，请杨某安配合好蔡某玲房产过户手续。原房主人签名杨某安，担任人签名蔡某玲，见证人签名，2018年1月2日。”事后，蔡某玲要求杨某安履行过户手续未果而起诉杨某安，杨某安遂于2018年9月30日诉至一审法院，以上述《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上述《证明》。另查明，杨某安于2017年2月10日与电白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南海信用社签订《个人借款合同》，以涉案房屋作为抵押物向该信用社借款60万元，蔡某玲是该笔借款的担保人。从2017年9月开始，蔡某玲代杨某安偿还上述借款，直2018年5月3日还清该笔借款的本息。事后，蔡某玲持有涉案房屋的房产证。一审庭审中，蔡某玲称涉案房屋是2014年购买的，最终成交价是848340元。杨某安因赌博欠债被人追债。杨某安称蔡某玲还清钱那天，蔡某玲打电话给他说可以去拿房产证了，杨某安签字后，银行把房产证交给了蔡某玲而没有交给杨某安，杨某安因当时其与蔡某玲两人还是情侣关系，因此没有提出异议。但蔡某玲认为双方从2017年5月就分手了。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安与蔡某玲签订的《证明》，虽然不是房屋转让合同，但基本上具备了合同的要素，具有转让房屋的意思表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证明》转让房产是否是杨某安、蔡某玲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本案《证明》以蔡某玲承担杨某安60万元债务取得涉案房产权属是否显失公平。一、关于本案《证明》转让房产是否是杨某安、蔡某玲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本案《证明》签订时，没有存在胁逼等情况，杨某安称其在签《证明》时，没有看清内容就签名，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某安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杨某安以此为由认为蔡某玲欺诈，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签订《证明》之前，蔡某玲作为杨某安在银行贷款的担保人仅仅帮杨某安偿还贷款利息，而在签订《证明》之后，为杨某安还清贷款本息。综合涉案房屋一直由蔡某玲使用及还清贷款后银行将房产证交给蔡某玲而杨某安没有提出异议等情况考虑，一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杨某安、蔡某玲是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证明》转让房屋的。杨某安称其设想是还清60万元后，再用房产抵押向银行贷款100万元，转让房屋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意见，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证明》转让房产是杨某安、蔡某玲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二、关于本案《证明》以蔡某玲承担杨某安60万元债务取得涉案房产权属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判断是否显失公平，既要从一般的社会观念角度考虑权利义务是否对等，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人对其权利依法处分的因素。首先，亲人之间、情侣之间的交易除了金钱因素外还蕴含了精神情感因素，这有别于一般的社会公众交易。本诉涉案合同《证明》发生于多年同居的情侣之间。蔡某玲与杨某安恋爱同居期间在涉案房屋长期居住，并出资参与了房屋的装修。蔡某玲在杨某安经济困难时，不但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更主动为杨某安还款。蔡某玲为解决双方生育问题而去做了试管婴儿。可见蔡某玲为双方爱情做出了巨大的付出。在此情况下，即使是一般社会公众，也有理由相信杨某安是在考虑蔡某玲为双方爱情努力付出的情况下，做出了意思表示真实的处分行为。杨某安以60万的价格处分其以848340元所购的房产，不但包含了金钱因素，更结合了情感因素，明显存在合理性。杨某安、蔡某玲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存在不对等的情形，不存在蔡某玲利用其优势或利用杨某安轻率、无经验等而与杨某安订立显失公平合同的情形。其次，在杨某安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蔡某玲具有欺诈、胁迫行为的情况下，杨某安以涉案房屋市场价值远远大于60万元为由主张《证明》以蔡某玲承担杨某安60万元债务取得涉案房产权属显失公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杨某安在蔡某玲承担其债务后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撤销《证明》，有违诚信原则，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某安要求撤销其于2018年1月2日作出的《证明》是否有依据。首先，杨某安以蔡某玲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涉案《证明》，但是，杨某安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蔡某玲对其实施了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杨某安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杨某安以涉案《证明》的内容显失公平为由要求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依据该条规定，仅当乘人之危或者恶意利用他人弱势而导致显失公平，方得救济。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为本案并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情形，理由是：第一，杨某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转让给蔡某玲的房屋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杨某安在2014年以848340元的价格购置涉案房产，装修后与蔡某玲在该房产同居生活。2016年，杨某安委托茂名市诚成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涉案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结论是该房产在2016年11月11日的估价为88.26万元。虽然蔡某玲通过为杨某安偿还60万元贷款本息的方式受让该房产，受让价格低于杨某安购买该房屋的价格及2016年的评估价格，但是，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蔡某玲受让涉案房产时该房产的市场价值，杨某安在一、二审亦未申请评估，且也没有证据证明蔡某玲在双方协商过程中有故意压低价格迫使杨某安低价转让涉案房产的事实。第二，杨某安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蔡某玲具有感情因素。杨某安与蔡某玲原系同居多年的情侣，结合蔡某玲在杨某安经济困难时为其担保贷款并偿还利息、双方为解决生育问题而做了试管婴儿等事实，可见双方在同居期间的感情较好，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杨某安将其用848340元所购置的房产以60万元贷款本息的价格转让给蔡某玲包含了金钱因素及感情因素具有合理性并无不当。第三，双方达成的转让价格是杨某安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证明》的内容，杨某安是在2017年9月份将其60万元的贷款债务转移给蔡某玲并同意该房产归蔡某玲拥有的，后在2018年1月2日才出具上述《证明》，这与蔡某玲从2017年9月开始代杨某安偿还贷款本息的事实相吻合。从双方合意到杨某安出具《证明》相隔数月，杨某安否认该《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依据不足。第四，杨某安出具《证明》给蔡某玲时不存在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杨某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其在涉案《证明》签名的后果，杨某安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当时处于缺乏判断能力的境况。第五，蔡某玲受让杨某安的涉案房屋存在经济风险。杨某安自称其因赌博对外欠有两三百万元高利贷，害怕债主查封处置其房屋；蔡某玲也确认杨某安当时对外负债被追债的事实。由此可见，蔡某玲在杨某安对外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受让涉案房产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该房产在过户给蔡某玲之前就有可能被杨某安的债权人申请查封，所以双方达成的转让价低于该房产的购置价及2016年评估价也包含了风险因素在内。综合上述五点，杨某安未能举证证明该《证明》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证明》是杨某安综合考量了金钱因素、双方之间的感情因素及风险因素等而作出的，本案并不符合显失公平的情形，杨某安要求撤销该《证明》的理由不够充分，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杨某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杨某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刘浩江审 判 员  曾维海代理审判员  莫 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郑富华书 记 员  潘彦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