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824行初67号原告：张祖柳，男，197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吉安市青原区人，住吉安市青原区。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住所地: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文天祥大道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1000716581656P。法定代表人：王剑平，该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任社勇，该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原告张祖柳因不服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治安行政处罚，于2019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张祖柳、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副局长刘晖及委托代理人任社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于2019年3月4日对原告张祖柳作出青公（治）决字[2019]0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为：2019年3月2日下午，张祖柳与卞金钟在赴北京天安门区域上访途中被北京警方在天安门附近一公交站台查获。另查明张祖柳因扰乱公共秩序于2018年6月被分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七日。张祖柳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张祖柳处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张祖柳诉称：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超越权限，是知法犯法故意违法犯罪，是以权乱法的行为。原告因异地迁入，加上家庭贫穷，受到当地和本单位领导的岐视，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暴力报复贪官，而是还相信上级领导和政府那里可以寻求到公平正义，于是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到北京上访维权，被被告行政拘留5日。原告认为公安管信访是滥用职权，于是再次上北京信访反映被告违法拘留信访人员，再次被被告行政拘留7日。原告两次被行政拘留都未收到拘留证。2019年2月28日，原告再次上北京信访反映被告两次拘留不给拘留证的问题。2019年3月3日下午6点到达吉安火车站，原告被被告带走，3月4日晚上9点多钟，原告被送到拘留所。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做出的该行政处罚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理由如下：一、信访是信访局管的事，公安局管信访是职权的错位和越位，是滥用职权；二、原告上访没有违法，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三、被告对原告拘留的主要依据是训诫书，但训诫书不能证明原告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行为。训诫书是一种极度轻微警告，只能证明原告有上访行为，而不能证实有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被告训诫书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北京公安派出所向上访人“出具训诚书”，说明已经对上访人进行了行政处罚，被告再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训诫行为不是一种行政处罚，那么只能说明它只是北京公安机关作出的一种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一项普通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行为是必然违法的。训诫书反而是原告行为合法的证据；四、中央政法委2014年下文规定不可以拘留上访人，各地方没有北京市案发地派出所移交地方处罚的移交手续，各地方就无权进行处罚处理；五、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北京公安没有移送强制措施决定给被告，被告拘留原告就是违法的。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进行行政拘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并且程序违法，其裁决结果与法律相悖，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青公（治）决字[2019]0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辩称，答辩人认为该行政处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原告张祖柳三次前往北京上访的事由。原告张祖柳的父亲于上世纪70年代从外地来到吉安市青原区东固垦殖场租用垦殖场的土地谋生，后购买了垦殖场的房屋，张祖柳一直居住于此。2018年3月，原告张祖柳被东固垦殖场告知其居住的房屋系危房,4月将予以拆除，张祖柳提出自己并无其他住所，希望东固垦殖场提供供其居住的房屋，或提供补助让其重建房屋，东固垦殖场在与张祖柳协商房屋问题期间，张祖柳又提出让东固垦殖场修通一条水泥路至家门，并要求解决其母亲的低保。在认为东固垦殖场近期不会满足自己提出的要求后，张祖柳于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间，三次去北京上访，以此方式给当地政府、单位施压，以期达到其目的；二、我局对原告张祖柳作出的三次行政处罚决定情况。张祖柳于2018年5月31日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区域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北京警方出具的训诫书由负责劝返的东固垦殖场工作人员带回并作为证据提交我局。同年6月2日，我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张祖柳于2018年6月25日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附近一处公安岗亭被查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明其系来北京上访后对其训诫，北京警方出具的训诫书由负责劝返的东固垦殖场工作人员带回并作为证据提交我局。同年6月28日，我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七日。2019年3月2日，张祖柳在明知全国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的情况下，带领卞金钟至北京天安门区域上访，在抵达天安门中心区域前被民警查获，后由青原区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至吉安。同年3月4日，我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三、对原告诉讼理由的回应。1、原告张祖柳称2019年3月2日至北京上访，系因为此前我局两次对其行政处罚但未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实际上，原告的上访事由与前两次上访并无二致，有2019年3月4日对张祖柳的询问笔录证实；2、原告张祖柳称“上访没有违法，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根据《信访条例》第十六条“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张祖柳本应向本级或上一级机关提出，而非赴北京信访。北京市中南海、天安门周边地区属于国家核心区域、政治敏感地带，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条“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2018年张祖柳不遵守《信访条例》中规定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规定，两次在北京中南海、天安门周边非信访区域走访，其行为已对公共秩序产生影响，应当认定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在经过公安机关的两次处罚后，张祖柳于2019年3月无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为发泄不满、给政府施压实现个人无理要求，再次到北京天安门周边地区上访，造成恶劣影响，扰乱公共秩序，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3、原告张祖柳称其在北京两次上访均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说明北京警方已对其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分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训诫并非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故北京警方并未给予其行政处罚；4、原告张祖柳称我局对其2019年3月2日至北京上访的违法行为无管辖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关于依法处理信访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处理在北京信访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信访人，责任主体为该信访人居住地公安机关。行为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处理的除外。故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有管辖权。综上所述，请法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证明被告受理了张祖柳的治安行政案件；2.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给予张祖柳行政处罚；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在正式给予处罚前履行了告知义务；4.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被告在将张祖柳行政拘留后按照法律规定通知了原告家属；5.送达回证，证明被告已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家属；6.执行回执，证明被告已将原告送至吉安市拘留所执行拘留；7.传唤审批表、传唤证，证明被告在调查本案时按法律规定进行了相关的传唤审批手续，且已将传唤证送达给原告，并以此为依据传唤原告至公安机关接受询问；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已履行告知义务；9.张祖柳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去北京的事由、目的等；10.卞金钟传唤证；11.卞金钟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被告对卞金钟已履行告知义务；12.卞金钟询问笔录。13.接受证据清单、报告以及建房申请书，证明原告和卞金钟去上访准备的材料；14.卞金钟承诺声明书，证明卞金钟表明今后会按程序反映诉求，不再越级上访；15.林国安询问笔录，证明林国安去北京劝返原告和卞金钟的过程；16.林国安提交的劝返接离移交单，证明政府工作人员接到上访人员；17.廖邦友询问笔录，证明廖邦友随同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劝返的过程；18.张祖柳询问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对张祖柳的询问过程符合法律规定；19.张祖柳人口信息表；20.青公决字[2018]02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青公决字[2018]02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原告的前科情况。被告明确其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至6无异议，证据7有异议，被告带我走时没有向我出示传唤证，证据8、9、12、13无异议，卞金钟确实带了材料，但我们是去北京反映问题的，不是去上访，证据15询问笔录中说我带卞金钟去的有异议，不是我带卞金钟去的，是他跟我去的，且我没有扬言去大使馆，证据16至20无异议，但我没有收到那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称被告未向其出示传唤证，与其在传唤证上签名的事实不符，故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7予以采信。原告在被告对其进行询问时已认可卞金钟是其带走的，故其对被告证据15的异议不成立。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本案相关事实，合法有效，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处理本案，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查明，原告张祖柳的父亲于上世纪70年代从外地来到吉安市青原区东固垦殖场租用垦殖场的土地谋生，后购买了垦殖场的房屋，张祖柳一直居住于此。2018年3月，东固垦殖场告知原告张祖柳其居住的房屋系危房,4月将予以拆除。为此，张祖柳向东固垦殖场提出多项要求，在其要求没有得到东固垦殖场同意后，张祖柳于2018年5月31日到北京中南海周边区域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同年6月2日，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青公决字[2018]025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祖柳处以行政拘留五日。2018年6月25日，原告张祖柳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附近一处公安岗亭被查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查明其系来北京上访后对其训诫。同年6月28日，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青公决字[2018]02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祖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2019年3月2日，张祖柳带领卞金钟前往北京天安门区域上访，在抵达天安门西公交站时被民警查获。2019年3月3日，张祖柳、卞金钟由青原区政府工作人员劝返至吉安。当日，张祖柳、卞金钟被传唤至被告处接受询问。2019年3月4日17时22分，被告告知原告张祖柳行政处罚事实、理由、依据，并依法告知陈述、申辩权利，原告在告知笔录中签字确认。当晚，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认为原告张祖柳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青公决字[2019]0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张祖柳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原告张祖柳于当日签字确认。2019年3月4日，原告张祖柳被执行行政拘留十日。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第九十一条“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的规定，本案虽因原告在北京信访引发，但其户籍所在地在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可以由原告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被告吉安市公安局青原分局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行政处罚事实认定是否清楚。关于原告张祖柳及卞金钟欲前往天安门地区信访，在天安门西公交站被执勤民警查获的事实有张祖柳、卞金钟及林国安三人询问笔录证实。信访人信访应当依据《信访条例》规定，到有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天安门区域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在东固垦殖场并未对其房屋进行拆除的情况下，张祖柳仍两次到中南海、天安门地区非信访区域走访，在经过公安机关的两次处罚后，原告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再次于2019年全国“两会”前夕，前往北京天安门地区上访，意图给当地政府施压，属非正常上访，且情节较重，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被告在处罚前履行了立案、传唤、调查程序，并向原告告知了对其所作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履行了告知义务，同时将被诉处罚决定书向原告依法送达，其处罚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以被告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并且程序违法为由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告作出的被诉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祖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张祖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罗文小审 判 员  皮继军人民陪审员  胡咏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杨淑芳附本判决适用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