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602民初5162号 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住所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 法定代表人：戴雅松，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繁有，福建罡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代坤，男，1983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习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金珠，福建品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与被告王代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繁有，被告王代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金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7年2月10日至2018年2月9日拖欠的租金224640元，并支付自2018年2月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滞纳金。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租赁厂区内生产楼的三楼用于生产经营，面积为2880平方米，每月租金18720元（不含税价），租赁时间一年，自2017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租金按月缴交，第一个月缴交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第二个月缴交时间为每月期限到达前10日缴清，以此类推至合同期满为止。如果逾期支付租金，原告每日按应缴金额的5‰收取滞纳金。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即依约将租赁标的交付给被告使用。后被告借故一直未向原告支付任何租金。 被告王代坤辩称，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的诉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1、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2017年2月10日，戴雅松与被告王代坤谈油漆加工事宜时，是连同加工厂房一同谈妥的，戴雅松同意将三楼厂房租赁给被告作为油漆加工的厂房，租金、水电费直接从加工费用中抵扣等，所以当天戴雅松与被告签订了两份协议，一份是《采购协议》（实为加工承揽合同），另一份是本案涉案的《厂房租赁协议》。因为两份协议都是和戴雅松签订的，厂区大门就是挂着“胜和大展”四个大字，被告有理由相信自己是跟“胜和大展”签约，两份协议的双方主体是一致的。同时，当时戴雅松在向被告支付2017年2至3月份加工费的时候也对租金、水电费进行了抵扣；在双方就2017年4至5月加工费等进行对账时，也是把“厂房租赁费用”作为“扣减项目”做了相应扣减。加工费已经另案在法院审理，戴雅松成立的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在庭审中，突然主张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5月22日的租金不是它的债权，应与本案原告结算。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对水电费扣减这块予以认可，而本案原告仅主张租金，对于水电费且同意由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收取，存在自相矛盾。因此，虽两份协议第一页打印的公司名称不一致，被告手中的两份协议都是没有盖公章，戴雅松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两份协议的主体应是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2、退一万步讲，即使法院认为原告主体适格，那么，被告也是在另案诉讼中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主张租金不是其债权时，才注意到同一天签订的《采购协议》和《厂房租赁协议》中第一页甲方处写的竟然是不同的公司名称。被告出于相信戴雅松，2017年2-3月份的租金已经被戴雅松在支付2017年2-3月份加工费时进行了抵扣，戴雅松都是合同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平时生意往来等都是与戴雅松交涉的，戴雅松的行为就代表公司的行为，应认定租金已经支付了。3、即使法院仍认定原告主体适格，实际上戴雅松与被告早于2017年4月28日经协商后，戴雅松同意被告撤场，被告也于2017年5月22日完全撤场。自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关系也已经实际解除。而且原告在被告撤场前的2017年5月18日就将讼争厂房三楼出租给何余生（何余生于2017年5月18日就进场了，暂时在一楼作业）。在被告搬出后，何余生就立即搬进了讼争厂房三楼。原告也无任何租金损失。而本案原告却故意违背客观事实，违背诚信原则，提起了本案诉讼，属恶意诉讼，虚假诉讼。4、即使法院仍认定原告主体适格，如前所述，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实际早就于2017年5月22日已经解除了。而2017年2-3月份的租金已经在2017年2-3月份的加工费中进行了抵扣。除此之外，原告起诉主张2017年4月1日-2017年5月22日的租金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退一万步讲，即使贵院认为诉讼时效未超过，被告也仅需要向原告支付2017年4月1日-2017年5月22日的租金。 原、被告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经审理认定主要如下： 1、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成立于2011年7月20日，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戴雅松。案外人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为戴雅松，2018年11月30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泽鹏。 2、2017年2月10日，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甲方）与被告王代坤（乙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协议约定（摘要）：厂房地点为甲方公司厂区生产楼三楼；租赁面积2880平方米；租赁期限壹年，自2017年2月10日至2018年2月9日止；租赁金额每月6.5元/每平方米，每月租赁金额合计18720元，若有开征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及其他所有税费，属于所租赁范围应承担部分由乙方负责缴纳；租金按月缴交，第一个月缴交时间为合同签订之日，第二个月缴交时间为每月期限到达前10日缴清，以此类推至合同期满为止；乙方必须按上述方式按时缴交租赁金，不得逾期，如逾期将按每日应缴金额的5‰收取滞纳金；若逾期超过一个月，则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就乙方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该协议书甲方由戴雅松签字，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上盖有原告公司印章，而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仅戴雅松签字，没有原告公司盖章。 3、2017年2月10日，案外人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甲方）与被告王代坤（乙方）签订了《采购协议》，协议约定（摘要）：（1）乙方进驻被告的生产场所为甲方承揽家具油漆，加工单价按每平方米计价（含税）；（2）乙方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发生总加工面积明细制表交予甲方进行核对并向甲方提供与之相对应的进项发票，甲方经核对正确无误后于当月26日结清加工费，如逾期将按结算总金额的5‰支付滞纳金；（3）乙方将每月总加工面积按每平方米2元核算并将此金额付予甲方，作为甲方设备及水、电的日常消耗，此项金额自每月加工结算总额中扣除；（4）采购时间自2017年2月10日至2018年2月9日止。该协议由被告王代坤提供，甲方签字处仅戴雅松签字，没有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公司盖章。 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被告王代坤提供漳州市佳信公证处作出的（2018）闽漳佳证民内字第3969号公证书，该公证书公证事项为保全证据，内容为微信号×××（绑定手机卡号15×××79）与微信号×××（绑定手机号186××××8968）、微信号×××（绑定手机号186××××5289）进行微信聊天的记录，被告王代坤以此证明即使原告的主体适格，戴雅松与被告早于在2017年4月28日协商后，戴雅松同意被告撤场，被告也于2017年5月22日完全撤场，自此双方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实际解除；同时，也证明被告出于相信戴雅松，2017年2-3月份的租金已经在2017年2-3月份的加工费中进行抵扣。原告质证认为，公证书的形式上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王代坤所抗辩的内容，该公证书已经在另案中举证过，在另案中确认所涉及的是承揽关系，公证书中戴总和小唐的身份是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因此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从公证书的内容看，聊天记录内容涉及的都是加工承揽业务，没有提到厂房租赁问题，而且被告提到2017年5月18日的微信内容，跟厂房租赁也是没有关联性的，“处理”指的是产品喷漆业务的承接，不是提到厂房的租赁，因此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本院认为，聊天记录中“代总”在本院审理的（2018）闽0602民初6715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系案外人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雅松，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因戴雅松同时为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故该公证书中与厂房租赁事宜相关的聊天记录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本院查看公证书中的聊天记录内容，与本案相关的聊天记录为：2017年5月18日，“代总”发送一张图片并称“这些还没有处理”，被告王代坤回复“这些让小何处理一下，我机台什么都搬走了，工人也撤上去上班了，他刚好可以接上去；我只有喷面漆的明天也收完了”，“代总”回复“好”，被告王代坤回复“ＯＫ”。而后续的聊天记录中，被告王代坤多次向“代总”催讨货款，而“代总”并未提起租金及租赁房屋交接事宜。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被告王代坤的租金支付情况。原告诉称被告王代坤一直未向原告支付任何租金。被告王代坤辩称2017年2至3月份的租金已经被戴雅松在支付2017年2至3月份加工费时进行抵扣。本院认为，被告王代坤作为租户，应当按期支付租金，对租金是否支付负有举证责任，被告王代坤抗辩2017年2至3月份的租金在其与案外人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加工费中抵扣，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且案外人与本案原告系不同法人，故该辩解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被告王代坤承认2017年4至5月份的租金确实没有支付，而自2017年6月份起，其已经撤场，无须再支付租金。据此，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王代坤自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后，未向原告支付租金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的诉讼主体问题；二、实际租赁期限以及租金的计付问题。关于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的诉讼主体问题。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提供的《厂房租赁协议》的甲方签字处除戴雅松签字外，还加盖制品厂的公章；而被告王代坤提供的《厂房租赁协议》与原告提供的协议内容一致，但在甲方签字处仅有戴雅松签字，并没有原告制品厂的盖章。被告王代坤认为其在与戴雅松商谈《采购协议》时一并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因此《厂房租赁协议》的主体应与《采购协议》的主体一致，应为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对此，本院认为，双方提供的《厂房租赁协议》内容一致，在协议的第一页甲方处明确载明甲方为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而戴雅松为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故其在甲方处的签字，应当视为履行企业法定代表人职责，故该协议的签订主体为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可认定双方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同时，两份协议也印证戴雅松在签订协议时，其身份同时兼任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和漳州市胜和大展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戴雅松的相应职务行为视为分别代表两法人的意思表示。 关于实际租赁期限以及租金的计付问题。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将厂房交付被告王代坤使用后，被告王代坤应根据协议约定按时支付租金。现原告主张被告王代坤支付该厂房壹年的租金224640元及按月利率2%计付的滞纳金；被告王代坤辩称双方在2017年5月22日已经协商解除租赁合同，租金应按照实际租赁期计付。至于双方租赁期的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租期为壹年，自2017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但在2017年5月18日，被告王代坤在微信中向原告法人戴雅松回复“这些让小何处理一下，我机台什么都搬走了，工人也撤上去上班了，他刚好可以接上去；我只有喷面漆的明天也收完了”，戴雅松回复“好”，因此可认定双方对厂房租赁合同关系解除及厂房交付达成合意，且在被告王代坤与戴雅松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告王代坤多次向戴雅松催讨另案主张的加工费，但戴雅松并未对厂房交付及租金问题向被告王代坤提出异议，可从侧面印证至2017年5月22日，原、被告双方已经实际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被告王代坤已经将厂房交还原告，故租金的计算时间应为2017年2月10日至2017年5月22日，共计102天，即租金金额为2880平方米×6.5每平方米/月×102天÷30天/月=63648元，原告请求租金未超过63648元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超过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滞纳金部分，双方在《厂房租赁协议》中约定按每日应缴金额的5‰收取滞纳金，现原告主动调低为按月利率2%计付滞纳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代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租金63648元，并自2018年2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付滞纳金给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 二、驳回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209元，减半收取2604.5元，由原告漳州市芗城区胜和货架制品厂负担1866元，被告王代坤负担73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郑洪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陈瑞芳 书记员郑颖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间届满时支付。 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