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60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曲守章，男，汉族，1962年11月16日出生，住蓬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长元，山东铭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朱成玉，女，汉族，1970年12月23日出生，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永毅，男，汉族，1968年7月24日出生，住蓬莱市。上诉人（一审被告）：郝学敏，男，汉族，1960年2月2日出生，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诉人曲守章、朱成玉、李永毅、郝学敏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鲁0691民初19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曲守章上诉请求：改判曲守章应得补偿款数额增加203150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双方法律关系正确，但对平房、海水井的补偿数额认定错误，且遗漏了曲守章应得的部分补偿。1.一审判决中认定应当给曲守章补偿的平房、海水井的补偿数额比实际补偿数额少16820元；2.一审判决遗漏了曲守章应得的补偿项目，包括大棚一个，102693元；沙滤池一个，89213元；刷板机一个，250元；四种型号PVC管共计560米，6856元；电缆170米，5440元；物资1000元；水泵一个，360元；真空泵两个，280元；厕所一个，3692元；台阶七处，1014.81元；彩钢棚一个，1178.89元；水泥地面六处，17720.4元；围墙三处，3825.1元；铁门一个，84.3元；井一口，6000元；电线杆一个，2000元。以上物品价值共计241607.5元。朱成玉、李永毅、郝学敏答辩称，答辩意见同己方上诉状的内容。朱成玉、李永毅、郝学敏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曲守章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曲守章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诉讼主体错误。郝学敏、朱成玉于2006年3月1日与曲守章签订了《承包合同》，郝学敏与李永毅于2015年6月5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包括涉案大棚在内的养殖场全部转让给李永毅，且本案海水养殖区域的拆迁、补偿均是李永毅作为所有人办理的相关拆迁手续及收取补偿款。尽管郝学敏、朱成玉基于海水养殖区域分别与李永毅、曲守章各自签订了合同，但李永毅与曲守章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曲守章以《承包合同》为依据，将郝学敏、朱成玉、李永毅列为共同被告，诉讼主体错误。二、一审判决违背不告不理原则。本案中，曲守章将郝学敏、朱成玉、李永毅列为共同被告，但其诉请仅为确认李永毅名下的拆迁补偿款80万元归其所有，并未请求郝学敏、朱成玉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诉讼请求，不仅追加郝学敏、朱成玉为本案当事人并将补偿款中的596850元归曲守章所有，并且判令本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郝学敏、朱成玉与李永毅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合同性质为承包合同。1.合同性质注明为承包合同，合同双方分别为发包方和承包方，并非曲守章诉称的《转让合同》；2.关于承包期限，合同第一条约定了承包合同的期限，符合承包合同的一定期间性，而非转让合同的永久性；3.关于承包金，诉争合同第二条约定了承包金为20万元，并非转让款20万元。并且20万元承包金与村委证实涉案养殖区域合同签订时的转让价格为60-70万元的证言相吻合；4.合同第三条约定，承包期内，生产经营及产业的一切费用由曲守章自付。该约定符合承包合同关于承包期内相关费用承担主体的约定；5.关于变更解除合同及损失补偿金，诉争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因国防行为、国家规划变更解除合同给予的损失补偿金甲方按规定给付乙方。该条款不仅明确了涉案区域的所有人仍为郝学敏、朱成玉所有，并且约定甲方是附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支付乙方损失补偿金。如为转让则不存在解除合同后需要甲方向乙方按规定支付损失补偿金一说；6.关于转包，合同第三条约定，合同履行期内，乙方有权进行转包，甲方不得干涉，该条款再次明确该合同性质为承包合同，否则不存在转包的问题；7.关于优先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了合同期限届满后，乙方优先承包的问题。该条款的约定同样符合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后，承包方续包优先的原则；8.本案所涉合同履行过程中，村委发包的海区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为郝学敏，从未变更至曲守章名下，并且涉案海水养殖区域的个体营业执照、海水养殖育苗的相关证件的主体均为郝学敏。综上，本案合同性质为承包合同，一审法院仅依据承包合同第一条就认定诉争合同为转让合同，系认定事实错误。四、一审判决确认补偿款596850元归曲守章所有，证据不足，于法相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证据证据材料。本案中，曲守章对其起诉要求确认80万元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一审法院认定补偿款的数额仅仅是依据当事人庭审中各自的陈述、质证意见拼凑而来，无任何实质性证据予以证明。五、本案诉争被拆迁不动产所有权不属于曲守章所有。1.郝学敏、朱成玉与曲守章签订《承包合同》确立的是债权。即使郝学敏、朱成玉与曲守章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转让合同，因不动产的过户登记行为是直接引起无权转移的法律事实，本案诉争的拆迁房产所有权并不转移至曲守章，该合同确立的也仅仅只是债权，其与物权是截然不同的，物权行为是直接引起物权取得、变更或消灭的交付、过户等行为。对于不动产转让而言，存在着相互衔接却又显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债权行为即订立契约阶段，其后果是引起合同的成立及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第二阶段物权行为即不动产的交付与过户登记阶段，其后果是引起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2.郝学敏、朱成玉是本案诉争不动产所有人。根据我国对不动产采取登记要件主义的物权规则，本案诉争不动产尚未办理相关权证，其物权尚未设立，曲守章尚未取得拆迁房屋的物权，还不享有完整的物权处分权能，从法律上讲，郝学敏、朱成玉依然是诉争不动产的所有权人。3.曲守章不能证实部分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拆迁补偿款属于被拆迁不动产的变形物，被拆迁不动产的物权是其产生的前提，是基于法律规定取得的。即使诉争合同的性质是转让合同，诉争不动产并未转移至曲守章，曲守章拥有的是基于转让合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不应为确认权。综合上述三点，一审判决确认部分拆迁款项归曲守章所有，于法相悖。六、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因被拆迁不动产未转移至曲守章，一审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曲守章答辩称，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从内容上看，性质是对涉案大棚建筑物和附属设施所有权的转让，因此一审判决在合同性质上的认定是准确的。李永毅未到庭答辩。曲守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李永毅名下的拆迁补偿款中80万元归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曲守章与被告朱成玉的母亲系同胞姐弟。2006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朱成玉、郝学敏签订了《承包合同》一份，内容为：“发包方：郝学敏、朱成玉承包方：曲守章以下发包方称为甲方，承包方称乙方一、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将甲方已有的大棚一个、饵料大棚一个、过滤池一个、房屋四间、平房两间、沉井一口、管泵一套，承包给乙方。期限为近19年（2006年3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承包以后一切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二、承包金付款方式（土地承包金已交三年）一次性付款贰拾万元。2007年以后土地承包金，由乙方自付。（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每亩每年贰佰元）按两亩计算。三、在承包期间，生产经营及产业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付。四、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有国防行为、国家规划等时机变更解除合同时，规划行为所给予的损失补偿金，甲方应按规定付给乙方。五、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有权进行转包，甲方不得干涉。六、合同期满后，甲方对外继续承包同等条件乙方优先。如乙方不继续承包并且对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决定放弃的情况下，一切归甲方所有。”上述合同签订后，被告郝学敏、朱成玉一次性收取了原告200000元后，将合同约定的大棚及设施交付给原告经营使用，2008年、2013年原告各给付被告郝学敏2000元土地租金，由被告郝学敏向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解西村村民委员会（原名蓬莱市刘家沟镇解西村村民委员会、简称解西村委会）直接交纳涉案大棚土地租金；2017年8月之前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没有纠纷。2017年9月14日因滨海路建设，包括上述大棚等在内的建筑物被征用，被告朱成玉、李永毅（乙方）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解西村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了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协议约定：解西村养殖用房，视为有证房屋建筑面积702.97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8133.37平方米，由甲方对乙方补偿2474624元，包括：视为有证房屋补偿701643元、室内装修补偿47713元、设备搬迁补偿118428元、附属物补偿100539、其他补偿1506301元，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签订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且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拆除房屋的，甲方以100元／平方米的标准，按有证房屋建筑面积702.97平方米计发奖励给乙方702970元（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发）。原告认为上述补偿款中涉及其签订的《承包合同》中80万元的补偿应归原告所有，原、被告对补偿款的归属产生纠纷，致原告诉来法院。庭审中，朱成玉、郝学敏陈述，1999年二人共同建设了养殖大棚八个，占地面积15亩，土地系郝学敏租赁，2003年，郝学敏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解西村村民委员会补签了一份7.2亩荒地租赁合同。曲守章《承包合同》所涉的大棚只是上述八个大棚的一部分，400立方水体，只占地2亩。郝学敏提交了荒地租赁合同，合同内容有：郝学敏可以在荒地上挖池建棚搞海产品养殖，土地租赁期限为200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租金每年每亩200元；合同到期后，所有地上地下建筑物和相关设备属承租人所有，租赁荒地归集体等内容。庭审中，关于2017年9月14日为何由李永毅签订补偿协议，郝学敏、李永毅陈述，是因为2015年时郝学敏陆续向李永毅借款累计50余万元未还，因还款困难，郝学敏就将包括涉案大棚在内的养殖场全部转让给李永毅，双方于2015年6月5日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载明以下内容：总占地12亩、转让金额230万（其中55万抵消郝学敏的债务，余额175万自2018年6月5日起分三年付清）；协议签字后，以前的对他人的承包合同对李永毅继续有效。郝学敏、朱成玉陈述其二人所建养殖场一共补偿3810000元，朱成玉领走3010000元，现尚余800000元未被领取。朱成玉将领走的3010000元给了李永毅550000元，给了租赁郝学敏、朱成玉另一处大棚的赵淑琴和赵淑梅711000元。2017年10月22日李永毅为郝学敏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郝学敏以前借款人民币共计伍拾伍万元正（￥550000），从此以后，郝学敏与我之间大棚转让事宜从此告一段落，以后所有一切与我无关，并且双方互不追究对方的任何法律责任。”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原告与被告朱成玉、郝学敏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性质。原告陈述2006年其想买个养殖大棚，因与被告朱成玉是亲戚，她说原告买别人的还不如买她的，所以就200000元买了朱成玉和郝学敏的大棚；合同是郝学敏打印的，在原告问到为什么是《承包合同》时，郝学敏说土地是他和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他没有买卖权利。原告主张涉案合同名为《承包合同》，实为“转让合同”，理由有：1、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养殖大棚一切产权归原告所有，被告无权干涉；2、第二条规定，涉案转让合同签订后，原告一次性向被告支付转让款贰拾万元，原告按合同约定已经将转让费全部支付给被告，即是说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并且涉案土地的承包金自签订涉案合同后完全是由原告交纳的，进一步证实该合同的性质为转让合同，如果像被告所主张的该合同系承包合同，那么2006年之后的土地承包金自然而然应由本案的被告（原承包人）支付，所以被告主张涉案合同为承包合同的主张不攻自破。3、按照合同第四条，涉案标的物如遇到政府规划行为所给付的补偿金，被告应按照政府规定的补偿标准将补偿金全部付给原告；合同第六条约定，涉案的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的所有权人系原告，只有在原告明确表示放弃所有权的情况下，上述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才归被告所有。朱成玉、郝学敏辩称，其二人所建大棚一共八个，原告曲守章租的涉案的大棚400立方水体，2006年时价值七八十万，原告开始想买个大棚，但因七八十万的价格太贵，租比较划算，就租了朱成玉、郝学敏的大棚。二被告提供了解西村委会的证明，证明涉案这样规模的大棚当时市场出售价60-70万，200000元根本买不到。朱成玉、郝学敏主张涉案合同性质为承包合同，1、合同注明为承包合同，双方分别为发包方、承包方，并非《转让合同》及转让方、受让方。2、合同约定了承包合同的期限，这符合承包合同的一定期间性，而并非原告诉称转让合同的永久性。3、合同约定承包金为200000元，并非转让款200000元。4、合同约定承包期内，生产经营及产业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本案原告）自付。该条款的约定符合承包合同关于承包期内相关费用承担主体的约定。5、合同约定因国防行为、国家规划变更解除合同，给予的损失补偿金甲方按规定付给乙方。该约定不仅明确了涉案区域的所有人仍为甲方（被告郝学敏、朱成玉）所有，并且约定甲方是附条件的按照相关规定支付乙方损失补偿金。如为转让则不存在解除合同后需要甲方按规定支付乙方损失补偿金。6、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内，乙方有权进行转包，甲方不得干涉。该条款再次明确该合同的性质为承包台同，否则不存在转包问题。7、合同约定了合同期限届满后，乙方优先承包问题。该条款的约定同样符合承包合同的原则。8、本案所涉合同履行中，村委会发包的海区承包合同的承包人为郝学敏，从未变更原告名下，并且涉案海水养殖区域的个体营业执照、海水养殖育苗的相关证件的主体均为郝学敏。尽管合同第一条标注了“合同签订后，产权归乙方”，这是曲守章为了自由经营，避免被告干预其经营所约定，其实际意义是经营权的转让。被告郝学敏提交了2014年其办理的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2015年其注册的“蓬莱市刘家沟镇郝学敏海水育苗养殖场”的营业执照，证明涉案养殖场仍归被告郝学敏所有。原告质证称这些都是养殖场转让给原告以后办理的，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定，而应根据合同内容(主要条款)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本案中，2006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朱成玉、郝学敏签订的合同名称虽然为《承包合同》，但合同内容中所约定的“承包以后一切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无权干涉”、“在合同履行期间，乙方有权进行转包，甲方不得干涉”等内容均表明该合同实际上的性质是建筑物和设施所有权转让。关于涉案范围养殖大棚及设施的补偿款项。庭审中，原告称涉案大棚拆迁前两年一直闲置未经营，其得知要拆迁到现场时才发现涉案两个棚已经被郝学敏私自撬开门放入海参苗了。原告主张结合法院调取的补偿明细和原告自己从拆迁办调取的相关资料涉案补偿价格为：1、水产能力评估补偿527957．88元。2、涉案大棚资产评估为14186元。3、涉案大棚房屋拆迁项目补偿276863元。4、附属物补偿468235元；共计865830.38元。原告提交了其单方制作的补偿明细表。郝学敏、朱成玉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认可，称虽然补偿的评估明细中标注“正在海参”，但实际上全都是空的，计算时，棚已塌也标注“正在海参”；曲守章提供的补偿明细表只是其个人单方出具，没有任何单位、照片或其他可以佐证的相关证据证明，且承包合同中大棚两个，而曲守章提交的补偿明细中大棚是四个，认为曲守章主张的价款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曲守章与被告朱成玉、郝学敏之间没有养殖场的具体交接清单，曲守章起诉时涉案的建筑物因拆迁已不存在，曲守章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承包合同》所涉建筑物的尺寸、结构、新旧程度等；庭审中郝学敏称曲守章《承包合同》包括：大棚两个（共34个池子、面积600平米左右）、沙滤池一个、海水井一个、泵房一个、管道一套、电缆设施、住房四间（95平米左右）、平房两间（50平米左右）；故涉案补偿建筑物及设施项目中按被告已认可项目和面积、体积为准；被告已认可的项目未认可面积的，按面积最小的认定，根据拆迁补偿的标准，认定涉案补偿款包括：1、大棚建筑物补偿款每平米450元，原告主张249.48平米计111019元予以照准；2、住房95.59平米每平米按1148元计算计109737元；3、平房50平米按每平米270元计算计13500元；4、泵房一处5279元；5、海水井一个10120元；6、水渠砌体每立方250元，原告主张11.18立方予以照准；7、两个大棚400立方水体按每立方861元水产能力计算计344400元；合计596850元。原告主张的其他项目的补偿，证据不足，不予认定。综上，本案原告的诉请是请求确认被告李永毅名下的拆迁补偿款中80万元归原告曲守章所有，即本案诉争的标的物是8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包括该款项的补偿协议系李永毅、朱成玉与解西村委会签订，二被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同时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是朱成玉、郝学敏，故原告起诉李永毅、朱成玉、郝学敏三人作为被告于法有据。2006年3月1日曲守章与朱成玉、郝学敏签订的《承包合同》实际是转让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朱成玉、郝学敏收取了曲守章200000元的转让款后向曲守章交付了合同载明的建筑物及设施，曲守章即取得了建筑物及设施的所有权。现涉案建筑及设施被拆迁，补偿款应归曲守章所有；同时曲守章与郝学敏、朱成玉的合同中亦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有国防行为、国家规划等时机变更解除合同时，规划行为所给予的损失补偿金，甲方应按规定付给乙方”，故曲守章诉讼请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判决：2017年9月14日被告朱成玉、李永毅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解西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中的补偿款596850元，归原告曲守章所有。案件受理费11800元，保全费4520元，合计16320元，由原告承担3047元，由被告朱成玉、郝学敏、李永毅承担13273元。本院审理期间，曲守章认可诉争大棚的面积是249.48平方米，同意对一审遗漏计算一个大棚的上诉主张不再坚持。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诉争的80万元拆迁补偿款应否归曲守章所有；二、一审认定补偿项目及补偿款的数额是否合理。关于焦点一，2006年3月1日曲守章与郝学敏、朱成玉签订的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以后一切产权归乙方（曲守章）所有，甲方（郝学敏、朱成玉）无权干涉”。合同名称为“承包合同”，且约定了明确的承包期限，但是合同第四条约定“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有国防行为、国家规划等时机变更解除合同时，规划行为所给予的损失补偿金，甲方应按规定付给乙方”，合同第六条约定曲守章不继续承包且对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决定放弃的情况下一切归郝学敏、朱成玉所有，故一审判决判令涉案土地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款归曲守章所有，尚符合合同的约定。关于焦点二，一审期间，郝学敏对转让给曲守章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种类、面积均做了陈述。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合同约定，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拆迁补偿标准，认定本案土地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款数额，鉴于双方无明确具体的交接清单，涉案建筑物已经拆迁，2006年3月1日曲守章与朱成玉、郝学敏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的建筑物及设施原系朱成玉、郝学敏所有，该合同签订后，曲守章一次性支付朱成玉、郝学敏200000元，郝学敏、朱成玉陈述其二人所建养殖场一共补偿3810000元，扣除法院查封的，剩余的3010000元朱成玉领走，现尚余800000元未被领取，朱成玉将领走的3010000元给了李永毅550000元，给了租赁郝学敏、朱成玉另一处大棚的赵淑琴和赵淑梅711000元等实际情况，一审判决平衡各方权益，认定朱成玉、郝学敏支付曲守章补偿款596850元，裁量尚合理。各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补偿款的数额认定不当，但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补偿协议系李永毅、朱成玉与解西村委会签订，朱成玉、郝学敏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曲守章签订合同的是朱成玉、郝学敏，故曲守章起诉李永毅、朱成玉、郝学敏三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曲守章、朱成玉、郝学敏、李永毅的上诉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147元，由上诉人曲守章负担4347元，由上诉人朱成玉、郝学敏、李永毅负担118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