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3民终21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霍丽英，女，1973年7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智广，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立杰，女，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宏辉，辽宁司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兴昌，男，197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宏辉，辽宁司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治新（与霍丽英系夫妻关系），男，1971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职工，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雷智广，辽宁山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治文，男，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国辉，朝阳市建平县博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李治刚，男，196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建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龙，辽宁司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霍丽英因与被上诉人常立杰、原审被告张兴昌、李治新、李治文、李治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2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霍丽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程序违法。本案系发回重审案件，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应适用一审程序，一审立案时的原告为被上诉人常立杰，重审程序必然应以常立杰为唯一原告进行审理，不能变更，更不能追加，变更原告意味着重新起诉，追加原告意味着强迫他人行使诉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一审法院追加张兴昌为原告参加诉讼，程序违法。另外，被上诉人将原自己出资61万元的诉讼理由变更为与张兴昌共同出资61万元，这一变更更直观说明被上诉人常立杰对所谓的61万元没有独立的诉权，一审法院应直接裁定驳回常立杰的起诉。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本案证据有《合作探矿协议书》、《退款协议》、常立杰银行取款凭条、上诉人的存款凭条、给李治刚汇款凭条及李治文、李治刚的答辩意见及陈述，上述证据表明的事实是：案外人王立海与李治文、李治刚合伙准备经营金矿探矿，在准备阶段李治文、李治刚与王立海签订了《合作探矿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因李治文是国家工作人员，政策不允许经商办企业，故李治文冒用上诉人霍丽英名字顶替自己，但上诉人霍丽英根本不知情。在企业筹备阶段，张兴昌受让了李治文、李治刚的股份，经协商由张兴昌退给李治文、李治刚先期各投入30万元，张兴昌继续筹办金矿探矿。因李治文、李治刚在乡下，收款不方便，于是委托上诉人代收张兴昌退款代签退款协议，张兴昌委托被上诉人常立杰从常立杰银行账户支取61万元后存入上诉人银行账户，上诉人收到61万元后，当日将30万元通过银行转给委托人李治刚，另31万元也及时给付了委托人李治文。然而一审法院却将事实认定为霍丽英与李治新及李治文、李治刚与案外人王立海一起租赁经营探矿井，2011年7月7日霍丽英、李治新通过王立海找到***，张兴昌即与常立杰共同出资110万元转让该矿井，并签订合同，李治新要求写为“退款协议”，并全部由霍丽英签字，李治文、李治刚名字由霍丽英代签。上述认定完全是故意歪曲事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三、一审判决属枉法裁判。事实证据表明：王立海、李治文、李治刚三人合伙筹备金矿探矿经营，筹备阶段李治文、李治刚将筹备阶段的成果转让给张兴昌，上诉人是受李治文、李治刚的委托代为收取张兴昌退给李治文、李治刚的投资款。很明显李治文、李治刚与张兴昌之间系筹备开办企业成果转让性质，根本不是探矿、采矿权转让性质，上诉人与常立杰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是代理收款没有过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常立杰支付的61万元，是代张兴昌支付，法律后果应由张兴昌承担，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将上诉人的代理行为判断为矿权转让行为，同时判定由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61万元，纯属枉法裁判。被上诉人常立杰答辩称，一、2010年10月28日，原审被告与王立海签订了《合作探矿协议书》，合伙经营开采涉案金矿井。后没能实际运行，出现退伙事实，由霍丽英受让退伙人员的股份。至2011年7月7日答辩人出资购买前，涉案金矿井就是案外人王立海和霍丽英的。转让时，始终由霍丽英夫妻二人与答辩人协商洽谈矿权转让事宜，并达成《退款协议》，收款方由霍丽英签字，答辩人将61万元转让款转账给霍丽英，也就是说答辩人买矿时，涉案金矿井的权利人就是霍丽英和王立海，原审被告没参与，也与答辩人不存在合同关系，霍丽英就是本案案涉金矿井股份投资转让者、价款的收款人和占有人。本案的转让行为实质上就是违法变相倒卖采矿权牟利的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依法无效，转让款项应当依法退还答辩人。至于霍丽英与其他原审被告间的法律关系与答辩人无关，与本案也无关。上诉人辩称“冒用其名不知情”和“替原审被告代收”等所有辩解理由都没有事实依据，不是客观事实，也更不符合客观逻辑，是为逃避责任作出的虚假错误辩解。一审判决依据庭审事实作出的认定和判决都是完全正确的。二、一审程序合法。本案发回重审按照一审普通程序审理，张兴昌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也好，为查明案件事实追加原审被告也好，还是变更诉讼请求，都是民诉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本应享有的一审诉讼权利，不存在程序违法。张兴昌代表答辩人签订《退款协议》并拿了11万元给常立杰，常立杰从自己账户中转账支付了转让价款61万元，常立杰当然有权作为原告诉讼主体主张退还案涉转让价款，***对常立杰的诉讼行为认可无异议。所以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常立杰的原告主体问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辩解理由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李治文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常立杰根本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上诉人及原审被告均不认识常立杰，从未与其有过任何业务往来，更不存在合伙关系。案外人王立海在建平县金矿点，2010年10月答辩人和李治刚投资，三人合伙经营，2011年7月由王立海引入投资人张兴昌，经合伙人同意，将答辩人、李治刚投资转让给张兴昌，转让金额61万元，由张兴昌直接退给答辩人和李治刚，这是本案的事实。2011年7月7日王立海通知答辩人和李治刚，由张兴昌退回投资款，当时答辩人和李治刚在乡下，不能当面接收退投资款，答辩人和李治刚共同委托霍丽英与张兴昌签订退款协议，张兴昌在退款方签名，上诉人霍丽英为收款方并签名，为收款方李治文、李治刚签名代收款，张兴昌将退回答辩人和李治刚的投资款打入被委托人霍丽英邮政储蓄账户，上诉人已给付答辩人代收投资款31万元及李治刚30万元。2018年11月20日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霍丽英与被上诉人常立杰合同纠纷一案，答辩人才知道2011年7月7日，按退款协议打入上诉人账户退给答辩人的款项是常立杰汇出的。答辩人认为，常立杰汇款是为张兴昌退答辩人和李治刚的投资款，与答辩人及上诉人无关。常立杰在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明确承认与张兴昌是上下届同学关系，一审法院审理时常立杰又承认与张兴昌为合伙关系，显然常立杰为虚假诉讼。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常立杰的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李治刚称，李治刚在2011年7月7日收到了退回的30万元，不认识常立杰和张兴昌，不知道是谁退回的款项。原审被告李治新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有法律依据。常立杰与李治新之间没有任何接触，不存在矿权转让的关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合同关系，事实上没有，证据上也没有。常立杰以矿权转让提起诉讼，但没有提出合同存在的相关证据。本案历经多次庭审，常立杰的陈述事实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常立杰主张的合同关系形成在2011年，到2017年未向上诉人及其他人主张任何权利，请求驳回一审判决。一审程序违法，原一审中只有常立杰一人提起诉讼，后追加了张兴昌，诉讼主张和事实都发生了变化，应撤回起诉，重新起诉。一审判决与事实相悖。61万元是上诉人接受委托，代收代转的款项，一审判定为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本案的实际受益人是李治刚和李治文，但最后强行判给上诉人，是错误的。重审后，张兴昌与常立杰均承认61万元中有常立杰50万元，有张兴昌11万元，一审判决只给常立杰一人61万元，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常立杰、张兴昌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常立杰、张兴昌与被告达成的矿业权转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霍丽英、李治新、李治文、李治刚共同连带返还原告转让款61万元及利息；3、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霍丽英与其丈夫李治新及李治文、李治刚与案外人王立海一起承租经营位于建平县沟柏芳探矿井一处，该矿井位于建平县源生源矿业有限公司矿区内，无合法开采证照。2011年7月7日，霍丽英、李治新通过案外人王立海找到王立海昔日战友张兴昌，称该矿井可以开采经营，张兴昌即与常立杰共同出资110万元转让该矿井并签订合同，李治新要求写为“退款协议”，并全部由霍丽英签字，李治文、李治刚名字也由霍丽英代签。2011年7月7日，常立杰将现金61万元打入霍丽英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探和开采需经严格审批并办理相关权证，而对权证的转让也需符合相关规定并办理手续，私自将探矿权、采矿权进行倒卖牟利的行为被法律严格禁止。我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对探矿权、采矿权进行转让的情形，其中对采矿权的转让仅限于企业合并、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因资产出售以及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等几种情形，且需经依法审批后方可转让，同时还明确禁止借转让之名对权证进行倒卖牟利。从本案实际发生过程反映出，李治新是涉案矿井的运作者、霍丽英是涉案矿井的转让者、原告转让费的实际收款者。李治文、李治刚不是实际利益取得者。被告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款项的性质问题，退款的含意是将原来收益因为某种原因现在返还原主，而本案原、被告之间原来并未发生过交易，退款事由只能是对出让费的说法不同。因此，尽管《退款协议》名头是退款，而实际性质仍然是出让协议。也就是民间所谓的“买”和“卖”。霍丽英收款后转给他人的事实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对被告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霍丽英将涉案矿井转让给原告，并收取原告转让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有关规定，转让行为无效，所得转让费61万元应予返还原告。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转让费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对协议无效的后果均存在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转让费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兴昌作为原告参加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不具有实体请求权，也不影响本案审理程序。对原告主张五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因五被告并不存在共同侵害行为，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及民事行为特定性原则，涉案款项应由霍丽英返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霍丽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常立杰610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霍丽英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霍丽英、被上诉人常立杰、原审被告张兴昌、李治文、李治刚、李治新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争议事实认定如下：2010年4月30日，王立海与李桂英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李桂英将烧锅营子乡二道营子村井口及探矿设备转让给王立海，张兴昌作为证明人在合同上签字。2010年10月28日，王立海、李治刚、李治文签订《合作探矿协议》，约定三方合作探矿，井口住于沟，探矿范围以井口为中心，东100米、西300米、南200米、北150米，甲方王立海负责矿山设备购买和民事调解，乙方李治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和技术管理，丙方霍丽英负责矿山管理和上级相关部门关系调解，生产过程中一切费用需经共同决定，由王立海负责找回矿山必备相关手续如矿山合同和卖山皮手续原件，如手续不全有权要求退款和相关费用，前期投入由乙方投资30万元、丙方30万元，以后在生产过程中三方共同投资，如三方有意处理矿山，应先将前期投入付清再进行分配。甲方王立海签字，乙方李治刚签字，丙方李治文签名并注明“代签”。李治文称因其本人系政府工作人员，不能参与商业经营，故在协议中写的是“丙方霍丽英”，但实际上是李治文为丙方，与霍丽英无关，霍丽英也不知道此事。李治刚称李治文是合伙人，霍丽英不是合伙人。2011年7月7日，张兴昌与霍丽英签订《退款协议》，内容为“今收到二道营子北沟金矿井退回投资款项61万元整，自收到此款项后，二道营子北沟金矿井以后所发生的任何事由均由退款方自行负责，与收款方无关。此协定一式两份，收款方、退款方各一份。”退款方由张兴昌签字，收款方由霍丽英签字，并代李治刚、李治文签字。同日，常立杰向霍丽英账户存款61万元，霍丽英收到61万元款项后，于当日转账给李治刚30万元，后又付给李治文31万元，李治刚、李治文均认可收到了霍丽英给付的上述款项。2016年4月20日，建平县源生源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包括案涉矿井采区在内的采矿许可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应由谁承担向常立杰返还61万元的责任。首先，退款协议实质上是矿山和探矿采矿权利的转让，是我国矿产资源法明令禁止的，且案涉矿井和实际经营者也并未取得合法的探矿采矿权，故该转让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转让价款61万元应予返还。其次，王立海、李治文、李治刚签订了《合作探矿协议》，虽然在协议条款中写了“丙方霍丽英”字样，但落款处为李治文签字，李治文称此事与霍丽英无关，实际参与合伙经营的是李治文本人，李治刚也认可李治文是合伙人，霍丽英不是。霍丽英在签署退款协议时，虽有本人签名，但同时也代替李治文、李治刚签名。霍丽英在收到常立杰给付的61万元后，将此款分别给付李治刚30万元、李治文31万元，李治刚、李治文均认可收到了霍丽英给付的上述款项。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霍丽英不是涉案矿井的实际经营者和转让款的实际收取人，而是接受李治文、李治刚的委托签署退款协议并接收转让款，在退款协议中已批露了委托人李治文、李治刚，之后又将61万元转让款分别给付了李治文、李治刚，履行了受托人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霍丽英是接受李治文、李治刚委托与张兴昌签署探矿权转让合同的受托人，并在退款协议中明确表明了委托人，在接受常立杰给付的转让款后，又将全部转让款分别给付了委托人李治文、李治刚，故退款协议应直接约束李治文、李治刚与张兴昌，应由李治文、李治刚承担61万元转让款的返还责任。关于上诉人提出的一审程序违法的问题，张兴昌是退款协议的当事人，其与常立杰均称二人系合伙关系，常立杰存入霍丽英账户的61万元中包括张兴昌11万元，故张兴昌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在本案重审期间向一审法院申请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61万元返还给常立杰后，常立杰与张兴昌之间如何处理，由其二人自行协商，不在本案审理范围之内。综上，上诉人提出的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其不应承担返还61万元转让款责任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五）项、第五十八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宁省建平县人民法院(2019)辽1322民初243号民事判决；二、李治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常立杰31万元，李治刚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返还常立杰3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常立杰、张兴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李治文、李治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900元，由常立杰、张兴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昶审判员 郭敬明审判员 张海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