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4民初1555号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村乡下东村26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4787983038R。法定代表人：肖永红，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佾兰，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庆梓，广东众淼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440114ME1885227K。法定代表人：梁帅伦，该单位主任。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证号：粤农集字第011401036005号。负责人：梁富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乞位红，广东裕信律师事务律师。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陶名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京塘村委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京塘第五经济社）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璇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情需要，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转换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9日、9月10日、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陶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佾兰、杨庆梓，被告京塘村委会以及京塘第五经济社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乞位红到庭参加诉讼。诉讼中，原、被告申请一个月的调解期，期限届满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名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172075.98元赔偿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中，陶名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2.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72075.98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之后，陶名公司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2.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78194.68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2年9月1日与两被告签订《广告场地承租合同》（草头圳地块）设置广告牌，合同第七条约定两被告保证在原告设置的广告牌200米范围内不得给他人设置广告牌，否则按广告牌总造价赔偿给原告。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款项等义务，但在合同存续期间，原告发现在原告的广告牌附近已设置其他广告牌，经测量距离远小于200米，造成原告严重损失。综上所述，两被告的违约行为已造成原告利益严重受损，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请求法院判如所请。被告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辩称，根据我方申请的调查令的证据，涉案的广告牌在强拆范围之内，涉案的广告牌是政府强拆的，属于政府行为。根据草头圳的现场照片显示，草头圳的广告牌已经放置多年，原告一直未与被告协调广告牌拆除材料的归属，原告一直不向被告支付拆除费用。另外，涉案广告牌被拆除后，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被告双方在协商过程中已经解除了双方之间的合同，因为双方只有在确认合同关系解除后才会协商解决争议的办法。从2016年至原告起诉之日止，双方就如何解决本案的争议，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双方的合同尚未解除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我方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在广告牌拆除的时候就解除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另外，我方认为应当考虑双方在签订合同当时的目的和真实意思的表达，根据合同第七条的约定可以得知，之所以约定在200米范围内不得树立其他广告牌，是因为乙方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广告牌在一定范围内独自存在，不被其他同类的广告牌所竞争，因此涉案广告牌在2016年被强拆后，广告牌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在周围200米范围内再设立其他广告牌也不会伤害到原告的设立广告牌的初衷。原告要求被告按照造价赔偿其损失没有相关的依据。原告在广告牌拆除后支付给被告的租金，我方认为该租金为不当得利，因为在广告牌拆除时，双方签订的合同就已经自然终止了，被告愿意返还原告的租金费用。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中，经本院依法释明，若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无效，原告陶名公司是否变更诉讼请求，陶名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表示，若法院认定涉案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为无效合同，其变更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押金2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8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至付清款之日止；2.两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租金及协调费28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至付清款之日止；3.被告向原告支付178194.68元赔偿金；4.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由被告承担。变更的事实和理由：一、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在于两被告，两被告应承担合同无效导致的原告全部损失。1、两被告作为涉案土地的所有权者及管理者，明知涉案土地的性质，还隐瞒欺骗原告签订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存在明显过错。2、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第五条约定，“甲乙方（两被告）必须全力协助丙方（原告）广告牌的设立，并负责解决一切由土地等可能影响施工所出现的问题”，第八条约定“甲方须对丙方广告牌实行安全管理，如广告牌出现损坏或故障，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可见甲乙方对于涉案广告牌的设立承诺解决一切土地问题及其它问题，并负有安全管理及通知义务。因此，涉案广告牌如果因土地性质问题被宣告无效，两被告应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故两被告应返还原告押金、租金、协调费及利息；对原告广告牌造价损失应负责赔偿。二、两被告应返还原告押金、租金及协调费以及广告牌造价的损失。l、原告于2012年8月31日支付涉案草头圳地块押金2500元；2、原告按照《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第二条及第三条的约定每年支付租金2500元、协调费1500元，合计4000元／年。从2012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共七年，合计支付租金及协调费4000元／年×7年=28000元：被告在庭审中确认已依合同收到了原告的租金及协调费，无异议。3、经鉴定，原告广告牌造价是178194.68元；综上所述，如果法院认定涉案《广告场地承租合同》无效，那么因两被告过错造成了原告的上述损失，应由两被告向原告返还押金、租金及协调费及广告牌造价损失。针对陶名公司变更的诉讼请求，被告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补充答辩称，一、在庭审中，原告放弃了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庭审结束后，原告无权变更诉请，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二、涉案土地位于京塘耕地上，根据常识可得出土地为农用地的结论，事实上原告对土地性质是农用地也是知情的，但原告为了追求利润，与被告签订《广告场地租赁合同》，其在签订合同中为过错一方，原告设立广告牌的行为造成了涉案土地植被破坏，目前仍有基座保留，无法耕种，原告应将土地恢复原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告属于过错方，且原告自2012年广告牌设立至2016年广告牌被政府强拆，原告获得了相应的商业利润，应当向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如果法院判决合同无效，原告方将不得再引用《广告场地租赁合同》第五条的规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1日，京塘委会作为甲方，京塘第五经济社作为乙方，陶名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广告场地承租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将位于广州市花都区京塘5队，土名草头圳的土地出租给丙方设置T型立柱广告牌。租赁位置：甲方拥有管理权，乙方拥有所有权，广告牌基础占地面积为5米×7米。租赁期限十五年，从2012年9月1日起至2027年9月1日止，租金为2500元/年，协调费为1500元/年。三、付款方式：先付款后使用，丙方必须在施工前给乙方2500元作为押金（押金可作为第15年租金），同时支付当年即2012年的租金及村协调费，共计4000元，第二年的租金及村协调费在当年8月31日前支付下一年的，以此类推。四、如果丙方不按时交租金超期一年，T型立柱广告牌将由甲乙方处理。六、为确保三方利益，如出现政府干涉或征用该土地等纠纷，甲乙丙三方必须共同协商解决。七、甲乙方保证管理的地方距离丙方广告牌200米范围内不得再出租地方给他人建同类广告牌，否则按广告牌总造价赔偿给丙方。八、甲方须对丙方广告牌实行安全管理，如广告牌出现损坏或故障，甲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陶名公司向京塘第五经济社支付了押金2500元，依约支付租金和村协调费至2019年8月31日。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表示租金及协调费均由村集体及村委统一收取，村集体收取后再将租金按合同约定分配给经济社。陶名公司认为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距离涉案地块广告牌60.14米处设置了其他广告牌，违反了合同约定，对此，陶名公司提交一份《测绘技术报告》、原立广告牌照片予以证明。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确认，认为涉案广告牌已被拆除，无法证明与涉案广告牌底座相对应的广告牌何时设立；原告提交的照片不能证明涉案广告牌的底座和地块不在拆除的范围内。关于广告牌拆除的情况，陶名公司认为其会定期半个月去维护广告牌，于2017年5月得知广告牌已被村民私自拆除。京塘委会以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因涉案广告牌被纳入政府清查和拆除范围，其在接到政府通知后已通知陶名公司拆除，因陶名公司未拆除，其自行进行了拆除，对此，京塘委会以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一份花城管办[2018]35号《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对楼顶违法户外广告和招牌进行拆除整治的通知》及附件、穗花城管[2018]48号《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花都分局关于立即查处并整治违法T型广告的督办通知》及附件，照片予以证明。陶名公司对两份政府文件通知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其从未收到过此通知，被告也未以电话方式通知其；两份通知均是在2018年9月20日下发的，附件中“违法户外广告”汇总表中并没有涉案广告牌，可见涉案广告牌不属于该通知清查范围；事实上，穗花城管[2018]48号通知附件序号6载明的广告牌是被告违约在涉案地块200米内设立的广告牌，2017年已建成，经营者是梁某，可见被告已构成违约；且梁某是京塘第五经济社的社长，梁某均有在涉案合同上签名，可见被告违约行为明显；对于照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来源、拍摄时间、地点。第二次庭审时，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申请撤回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另行提交一张照片、视频及编号为粤穗交责[2016]0005096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拟证明广州市交通委员会要求对京珠高速公路80米以内的广告牌进行拆除，涉案广告牌属于拆除范围，已被相关部门拆除并全程录音录像。陶名公司不同意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撤回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所有证据，对于其当庭提交的照片、视频、《责令改正通知书》不予认可，认为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根据京塘委会的申请，本院准许证人梁某出庭陈述意见。梁某当庭陈述：广州市交通局到京塘要求拆除广告牌，经协调后，村里委托我进行拆除；拆除是在2016年7月6日，广州市交通局、京珠高速公路路政大队以及北兴派出所的执法人员均在场；拆除的费用由我先垫付，村里一直没有支付给我，我与村里协调，但村里没有明确表态，于是，2018年10月我就将拆下来的草头圳广告牌立到了之前位置的80米之外，由我出租收取抵扣我垫付的拆除费用，两个月之后城管又拆除了，就当成废品卖了；我于2018年10月3日曾去北兴派出所做过口供，做完笔录后派出所就没有再找我，其他我也不清楚了。拆除的原因是因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在2016年规定距离高速公路80米以内不能设立广告牌，2018年城管要求高速公路两边设立的所有广告牌都要拆除。对于证人梁某的证言，陶名公司认为：1、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的文件附件中证人有大量的广告牌属于被拆除范围，证人通过消除其他人的广告牌，树立自己的广告牌收租获利，证人自认有设立广告牌的行为；2、证人陈述涉案广告牌于2016年拆除，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的情况说明显示广告牌广告至2017年5月30日止，拆除时间肯定是在此日期之后；原告设立的广告牌是否存在违法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原告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违约责任应当得到支持，原告主张的理由是被告未按照合同的约定在200米范围内不得出现同类广告牌，与相关拆除行为没有关联性；3、证人自认其在涉案合同上签名，其对合同内容知悉，明知200米范围内不能再设立同类的广告牌，仍然设立了多个广告牌，构成违约。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认为：1、证人作为广告牌拆除的见证人，其陈述客观真实，我方对于证人证言予以确认。另外，对于证人陈述广州市交通委员会对于拆除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为查明案件事实，我方申请法院出具律师调查令前往该单位调取相关资料；2、根据场地租赁合同第6条约定，在涉案广告牌被强拆后，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双方的权利义务暂时中止，在广告牌被强拆期间不应再适用该合同第7条的约定，我方不存在违约行为；3、证人在政府部门介入的情况下，根据相关部门的委托对广告牌进行拆除，产生的相应人工费本应由陶名公司承担。诉讼中，京塘委会申请本院向其开具律师调查令，向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调取穗交执[2016]16号文件以及涉案广告牌被拆除的相关材料。根据该单位提供的材料显示，穗交执[2016]16号文件为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于2016年3月31日颁发的《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印发广韶高速公路及街北高速公路花都段沿线违法广告设施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附件的整治工作方案载明“对于经督促仍未自行拆除的违法广告设施，由市交委执法局依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完成强制拆除工作法律程序后，联合花东镇政府、花都区交通执法局、相关村委会、广韶及街北路政大队实施强制拆除。”附件的《广韶高速公路及街北高速公路花都段沿线违法广告设施列表》的第一条第（八）项为南行K2133+100M违法广告设施（花东镇××村）。粤穗交责改[2016]00050976《责令改正通知书》载明“根据《广东省公路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条的规定，责令广韶高速公路南行K2133+100M，广告控制区内擅自放置T立柱式广告设施。业主对该路段设置的广告设施于2016年5月24日前整改完毕，改正内容为立即停止广告设置，并恢复土地原状。”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处备注“当事人不在现场。”所附照片显示拍摄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被拆除的广告牌内容为“德维尔衣柜”。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调取的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陶名公司对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责令改正通知没有送达给原告，被告在收到通知后也未告知原告，导致原告对于广告牌被拆除不知情；2、《责令改正通知书》的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处备注为“当事人不在现场”，可证明被告未通知其；3、即使拆除是基于行政行为的原因，但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也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更不能因此免除被告的违约责任；被告有在涉案广告牌200米范围内树立其他广告牌，且一直收取原告的租金，且解除合同需要有相应的通知和手续，故被告在租赁期限内存在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关于涉案广告牌的造价，陶名公司在第一次庭审时提交了收据57张，拟证明涉案广告牌制作和设立的造价为172075.98元。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诉讼中，陶名公司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地块所立广告牌的总造价进行评估，并预付鉴定费3800元。根据广东建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出具的《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涉案地块所立广告牌的鉴定工程造价为178194.68元。同时，《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第六点其他说明载明：（一）本案鉴定工程造价178194.68元高于原告主张的工程造价172075.98元。参照一般习惯，实际交易的工程造价低于按相关规范、定额计算的工程造价，是有可能的。（二）原告向法院举证了“设计图纸4张”、“草头圳地块广告牌造价单据57张”等。被告对此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由于本案的标的（涉案广告牌等）已经清拆并移除，涉案标的是否与“设计图纸4张”有差异，我司无法确定。原告举证的“现场照片”是否能证实“设计图纸4张”对本案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法院判决为准。陶名公司对上述《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1、根据双方陈述及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涉案广告牌已实际建造使用；2、原告实际支出的广告牌造价成本绝不低于鉴定结论的金额，因涉案广告牌造价单据凭证保管不全，且部分成本也无法全面完整反映在书面单据上，因此原告同意按照鉴定结论主张赔偿；3、涉案广告牌是在原、被告双方的合意下建造立牌的，原告设立广告牌均系按照原告提供的四张设计图纸建造，有图片、造价单据相互印证，至于广告牌已被拆除移走导致无法鉴定的原因在于被告，原告对此无过错；4、导致涉案标的无法鉴定的原因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涉案广告牌被村民拆除后还放在原地，法院委托鉴定后，广告牌已被被告私自处置，导致标的无法鉴定。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权益，妨害司法，应由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于《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涉案广告牌是政府行为的拆除，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对于原告提到的租金问题，原告将租金转到被告的账户时，未通知被告，被告的资金支出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即使退回，程序也很复杂。被告表示愿意将广告牌拆除后的租金返还给原告。在涉案广告牌被强拆后，原、被告双方的义务已然终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约定的200米范围能不能设立其他广告牌的约定没有意义，因此不能适用合同第七条的约定来处理本争议；另外，自2016年广告牌拆除以来，双方多次就广告牌拆除的问题进行沟通，原告不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对广告牌拆除的事实毫不知情，因此，原告对涉案广告牌所做的工程造价与本案无关。为调查涉案土地的性质、用途及使用权人等情况，本院依法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花都区分局发函调查，该局复函表示：……土名为“草头圳”的土地位于花东镇××村，该地块范围内土地已核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登记权利人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三经济合作社农民集体，土地权利性质为集体土地所有权，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地类为农用地。陶名公司对上述复函质证认为，涉案土地的权属及性质由法院依职权审查。京塘委会和京塘第五经济社质证对于复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认为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利人是京塘第五经济社。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因涉案土地属于农用地，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将涉案土地出租给陶名公司立柱广告牌并收取租金，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故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于2012年9月1日签订的《广告场地承租合同》为无效合同。因该合同由京塘经济社、京塘第五经济社与陶名公司签订，押金、租金、协调费由京塘委会及京塘第五经济社收取，合同约定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对广告牌具有管理义务和赔偿责任，故京塘委会和京塘第五经济社均是合同的相对方，该合同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相关法律责任亦应由合同各方承担。涉案合同无效，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陶名公司要求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其返还押金2500元及利息合理合法，利息应自陶名公司提出该项诉请即2019年9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因涉案土地所立的广告牌已于2016年7月6日被拆除，之后陶名公司未使用涉案土地，故陶名公司要求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向其返还2016年7月7日至2019年8月31日的租金及协调费4000元/年×3.15年=12600元及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予以支持，陶名公司超额主张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亦应自陶名公司提出该项诉请即2019年9月1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关于陶名公司主张的广告牌的赔偿金178194.68元，根据陶名公司提交证据显示，其实际投入的涉案广告牌的造价为172075.98元；因广告牌已被拆除，无法核实陶名公司提交的设计图纸与实物是否存在差异；《鉴定工程造价计价书》亦载明该计价书计算的广告牌的工程造价是按照相关规范、定额计算，参照一般交易习惯，实际交易的工程造价低于按相关规范、定额计算的工程造价是有可能的。故对于涉案广告牌的造价，本院采纳陶名公司起诉时主张并举证的实际投入的金额即172075.98元。因涉案合同的无效以及涉案广告牌的拆除，双方当事人均存在一定过错，本院酌定由双方对于广告牌的损失各承担一半责任，即京塘委会、京塘第五经济社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172075.98元×50%=86037.99元。对于陶名公司超额主张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返还押金2500元；二、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支付押金2500元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16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三、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返还租金及协调费共计12600元；四、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及协调费共计12600元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9月16日起计至付清款之日止；五、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赔偿损失86037.99元；六、驳回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30元，由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负担2283元，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担2147元；鉴定费3800元，由原告佛山市陶名广告有限公司负担1900元，被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村民委员会、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京塘村第五经济合作社负担19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璇人民陪审员  黄序洲人民陪审员  黄桂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刘 赟方琢华江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