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06行终6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钧，男，1988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凤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陈志雄，局长。委托代理人周建宇，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畅，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吴钧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以下简称顺德公安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行初52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查明：2015年2月11日，新桂居委会向顺德公安局出具一份《关于协助清理大良新桂居民委员会x擅自饲养家畜的行动》的函件，告知新桂居委会将与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定于2015年2月12日对大良街道和桂路和桂四街18号银星雅苑桃花阁4座701号擅自饲养家畜进行清理，请顺德公安局派辖区民警前往现场维持秩序。接函后，顺德公安局指派大良派出所新桂社区民警中队驻区民警于2015年2月12日上午到场协助新桂居委会、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进行清理活动。2018年6月4日，吴钧向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申请公开该局对吴钧所作出的相关文书的信息。2018年6月20日，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作出顺管城管函〔2018〕465号《关于吴钧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认为没有吴钧需要而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吴钧为此不服，对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向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的案号为（2018）粤0606行初790号。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收到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材料后，提交了《行政诉讼答辩状书》，该院将该《行政诉讼答辩状书》向吴钧送达。吴钧认为在收到顺德区环运和城管局的《行政诉讼答辩状书》后，才得知当日其自行录制的视频中戴眼镜穿制服的人员为顺德公安局的民警，该民警在当日的执法活动中存在对吴钧进行锁喉、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动，侵犯了吴钧的合法权益。2018年11月19日，吴钧向顺德公安局邮寄一封《检举信》，检举顺德公安局的民警在2015年2月12日的清理行动中对吴钧实施的锁喉、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动违法。顺德公安局于2018年1月20日收到吴钧的《检举信》后，对辖区民警在2015年2月12日协助维持现场秩序的行为是否存在违法展开调查。在调查后，顺德公安局的民警于2019年2月9日16时12分22秒通过顺德公安局大良派出所的2220913的电话接通吴钧的150*****933的手机，告知吴钧其所检举的事项不存在，吴钧在通话中提出异议，顺德公安局的民警回复再继续调查后回复。因认为顺德公安局没有对《检举信》进行回复，吴钧遂于2019年4月2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吴钧提起诉讼后，顺德公安局曾于2019年5月10日对检举的事项再次通过电话进行答复，但未能接通吴钧的150*****933的手机。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询问，吴钧认为向顺德公安局邮寄《检举信》的目的为要求顺德公安局对在2015年2月12日对吴钧实施了锁喉、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民警进行处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吴钧向顺德公安局邮寄《检举信》，要求顺德公安局对在2015年2月12日对吴钧实施了锁喉、捆绑、限制人身自由的民警进行处分。由于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作出的能够产生行政法律效力的行为。而对于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进行查处属于顺德公安局内部的人事管理行为而非行政行为，顺德公安局是否依法履行受理、查处或者告知职责，并不直接影响吴钧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及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吴钧的起诉，法院应不予受理，鉴于案件已受理，应裁定驳回吴钧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项、第二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吴钧的起诉；案件不收取受理费。上诉人吴钧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协助清理大良新桂居民委员会x擅自饲养家畜的行动》系伪造的证据，不应被采信作为定案证据。2.上诉人在（2018）粤0606行初790号案的庭审时才知道视频中戴眼镜穿制服的人为民警。3.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伪造2019年2月21日10时58分电话回复的事实。案涉电话号码2220913不是110，不能代表顺德公安局。4.一审法院没发传票，且没有人民陪审员在场的情况下向上诉人作询问笔录，不符合法定程序。5.一审法院歪曲《检举信》的检举事项和目的。上诉人在《检举信》中并没有要求对民警进行处分，而是认为民警的执法行为违法，侵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在本案《行政诉讼起诉状》中亦没有要求对民警进行处分。二、一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执法活动违法，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被上诉人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被上诉人未作出处理，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符合法定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裁定；2.确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于2018年11月19日提交《检举信》至今未作出回复的行为是行政不作为；3.责令被上诉人书面回复上诉人《检举信》的检举事项；4.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辩称：一、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吴钧提交的《检举信》后认真履职，全面调查后于2019年2月9日16时12分通过电话拨打上诉人手机（150*****933），对上诉人检举被上诉人大良派出所新桂社区民警中队民警存在执法违法的问题进行了回复。2019年5月10日14时32分至14时35分，被上诉人通过报警服务台电话再次回复上诉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检举信》所述情况的处置认真履职，及时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以电话通知的形式回复上诉人，不存在行政不作为的情况。二、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审期间，上诉人吴钧向本院提交《检举信》(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6日)、快递单及警察照片，拟证明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未对上诉人的《检举信》作出回复属于行政不作为，应确认违法。经查,该证据属于上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无正当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审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且与本案审查的焦点“上诉人的起诉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依法不予接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或者组织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人民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本案中，上诉人吴钧认为被上诉人顺德公安局的民警在2015年2月12日的执法行为中存在违法情形，遂向被上诉人提交《检举信》要求查处相关民警，因认为被上诉人未对其检举事项作出回复故而提起本案诉讼。本案焦点问题是上诉人作为检举人能否对被上诉人是否履行相关查处职责的行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查处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管理行为，无论具有受理、查处职责的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受理、查处或者告知职责，一般不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但这仅是将查处结果告知检举人的程序规定，并非是赋予检举人对处理结果的行政救济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即使是被查处的人员不服人事处理决定也不能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故上诉人不能就涉案检举事项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5年2月12日的执法行为违法，损害其合法权益。但本案审查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受理上诉人检举控告所作出的行为是否可诉，如前所述，对人民警察的违法、违纪进行查处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被上诉人2015年2月12日的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并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予评判。至于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询问当事人程序违法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智扬审 判 员 何丽容审 判 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邓明锋书 记 员 暨晓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