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460号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贵阳路宝祥里吉利花园B区三层。法定代表人张鸿文，经理。委托代理人刘磊，天津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路38号，实际办公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11号创新大厦。法定代表人张月田，局长。负责人韩文起，副局长。委托代理人李锦，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慧苗，天津共融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朱全才，男，1967年8月出生，汉族，住甘肃省西和县。委托代理人张强，天津聚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案件后，于2019年9月30日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朱全才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扬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磊，被告天津市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和平人社局）的负责人韩文起、委托代理人李锦、李慧苗，第三人朱全才的委托代理人张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名扬公司诉称，被告于2019年5月22日做出编号为S112010120190167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涉案人朱某的过世与其从事的工作无直接因果关系，且被告认定工伤的程序违法，综合以上情形，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0120190167)；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名扬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本案的诉讼标的。（以上证据为复印件）被告和平人社局辩称,一、我局依法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及《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一条工伤认定管辖规定，我局依法负责天津市和平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原告的市场主体基本信息显示其登记注册地为和平辖区内，故我局依法具有作出本案中《认定工伤决定书》的主体资格及法定职权。二、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及《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2019年3月12日第三人朱全才向我局提交受伤害职工朱某工伤认定申请，我局根据第三人朱全才递交的相关书面材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及《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于2019年3月25日予以受理并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我局于2019年3月27日依法向第三人朱全才签收送达，于2019年3月25日向原告邮寄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于2019年3月26日予以签收。我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原告及第三人朱全才履行了送达程序。综上，本案中我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且适用法律正确。三、我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前依法履行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调查核实职责，我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根据工伤认定申请人朱全才提交的《户口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显示，朱全才系死亡职工朱某之父，朱全才委托朱某1作为授权代理人办理死亡职工朱某的工伤申报工作，朱某1系合法代理人。2、根据工伤认定申请人朱全才提交的案号（2019）津01民终396号《民事判决书》，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死亡职工朱某与原告间存在劳动关系。3、根据《工伤认定申请书》、朱全才（朱某之父）《工伤认定自述材料》、李彦超、王亚娟《证明材料》、（2019）津01民终396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急救中心《证明信》、《诊断证明书》、《天津市公安医院门诊手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显示，2018年7月28日19:50分左右，原告处职工朱某与同事郭庆枝，在原告处的厨房修理风扇时，朱某从梯子上摔下倒地，后朱某被120急救送至天津市公安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7月28日21时宣告死亡，且后经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为不除外死者心源性猝死。综上，死亡职工朱髙峰情况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视同工伤的情形，我局适用该条款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员工不属于工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综上，我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法律准确。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被告和平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证明根据第三人朱全才递交的原告《私营公司基本情况(户卡）》，被告依法具有对第三人朱全才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主体资格和职权；证据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S112010120190167)、第三人朱全才签收送达回证；证据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S112010120190167)、《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原告EMS快递单及签收记录；证据2-3证明：1、第三人朱全才于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递交的材料，被告经审查符合工伤受理的条件，于2019年3月25日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予以受理,第三人朱全才委托代理人、原告分别予以签收；2、证明被告按照法定程序、时限对于工伤申报依法受理，在法定时限内送达双方，并向原告下达了举证通知书。证据4、《认定工伤决定书》(S112010120190167)（第三人朱全才在决定书上签收）、EMS快递单（认定工伤决定书左上角粘贴，单号为1101777585878）及签收记录。证明：1、被告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第三人于当日到被告处签收领取该材料,原告于2019年6月7日依法签收该材料；2、被告在法定时限内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双方；证据5、《工伤认定申请表》；证据6、《户口本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据5-6证明：1、工伤认定申请人朱全才系死亡职工朱某之父，朱全才作为死亡职工朱某的近亲属，依法具备向被告处申请工伤认定的资格；2、工伤认定申请人朱全才依法委托朱某1办理死亡职工朱某办理工伤相关事宜，朱某1系合法代理人。证据7、朱全才（朱某之父）《工伤认定自述材料》、李彦超、王亚娟（原告单位职工，与朱某系同事关系）《证明材料》；证据8、《民事判决书》(2019）津01民终396号；证据7-8证明：1、死亡职工朱某与原告在2018年7月28日即事故发生时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2018年7月28日19:50分左右，死亡职工在原告处厨房修理风扇时从梯子摔下倒地。证据9、天津市急救中心出具的《证明信》、《天津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诊断证明书》、天津市公安医院门诊手册。证明：1、2018年7月28日19:59分，天津市急救中心在接到报警后，前往贵阳路老四海居，病人为朱某；2、天津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处理意见为朱某临床死亡。证据10、《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据11、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营门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奴12、《户口注销证明》；证据10-12证明朱某死亡时间为2018年7月28日21时。证据13、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证明明经鉴定朱某不除外心源性猝死；（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依据2、《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依据3、《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津人社局发[2017]14号）。第三人朱全才辩称，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与客观事实不符，其是为了拖延履行工伤赔偿责任，希望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朱全才未向法院提交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认为可以证明被告依法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被告一致。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据4中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对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依据系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朱某系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职工，系第三人朱全才之子。2018年7月28日近20时，朱某在原告公司工作时摔倒，经120送医后抢救无效，于2018年7月28日21时死亡。2019年3月12日，被告和平人社局收到第三人朱全才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经审核后于2019年3月25日受理，同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及第三人朱全才提交的材料副本，于2019年3月27日向第三人朱全才直接送达了《受理决定书》。被告和平人社局经调查核实，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一）项之规定，认定朱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并告知了复议及诉讼的权利。被告和平人社局于当日向第三人朱全才直接送达了该《决定书》，于2019年6月6日向原告邮寄，邮寄查询记录显示2019年6月7日他人代收。原告不服该决定，向我院提起诉讼。又查，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13日对朱某尸体进行死因鉴定。鉴定结论为可排除因暴力打击死亡；可排除因掐勒颈部、闷堵口鼻等所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可排除因乙醇、常见毒品、常见安眠药、杀虫剂、毒鼠强中毒死亡；可排除电击死亡；不排除心源性猝死。再查，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津0101民初6505号民事判决，确认朱某与原告名扬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经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民终396号民事判决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及《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和平人社局作为天津市和平区区域内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第三人朱全才于朱某2018年7月28日死亡后的一年内，即2019年3月12日向被告和平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和平人社局经审查，于2018年3月25日受理，并将《受理决定书》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未超过《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的15日受理期限。被告和平人社局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并依法进行了相关调查核实，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未超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60日作出期限。被告和平人社局于2019年5月22日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直接送达第三人，于2019年6月6日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邮寄送达原告，未超过《天津市工伤认定操作规程》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20日。其工伤认定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告虽主张其于被告所述的时间段内没有收到《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送达程序违法，但原告认可其实际收到了该《决定书》，对收到时间没有证据证明，同时被告提交了EMS邮寄查询记录证明了邮寄及签收时间，因此，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于朱某系原告公司职工，死亡前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事实，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朱某是否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根据不除外心源性猝死的死因鉴定结论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写明的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可以认定朱某是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因此，被告和平人社局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主张朱某死因不是唯一性，其死亡与从事工作无直接因果关系的意见，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和平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天津市名扬四海餐饮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智鑫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王 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杨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