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6853号原告：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1号楼15层1822。法定代表人：范琳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欣欣，男，1982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国生，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京电广源公司）与被告王国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京电广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范欣欣,被告王国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智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电广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国生退还不当得利金额480万元；2.判令王国生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分五笔，其中以15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7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7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50万元为基数，2013年9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2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3.判令王国生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我公司为一家专门从事电力工程建设及安装的公司，王国生曾为我公司职工，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承揽、接洽及追讨工程款等工作。2013年，王国生找到我公司商议离职事宜，为了收回我公司所负责接洽项目的工程款，并完成与我公司的结算，王国生于2013年6月24日召开股东会，之后又于2013年10月10日与我公司签署《协议书》，对王国生的补偿金额及公司债务清收工作进行了约定，王国生已在上述文件中签字确认。会议纪要签订后，2013年8月至10月间从我公司处取款480万元，具体为：2013年7月8日，王国生从我公司处领取150万元支票一张；2013年8月13日，王国生从我公司处领取175万元支票一张；2013年8月15日，王国生领取75万元支票一张；2013年8月23日，由其儿媳瞿香雪领取补偿款30万元；2013年9月26日，王国生领取50万元支票一张。后双方因合同纠纷，王国生起诉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要求我公司支付款项。我公司提供上述会议纪要及王国生的取款凭证，证明我公司已向王国生支付部分补偿款，上述款项应从我公司需支付给王国生的款项中扣除。但由于会议纪要原件在王国生手中，王国生拒不交出，并主张只承认在2013年10月10日《协议书》签订后其从公司领取的款项，据此，大兴法院在2017年5月19日作出判决，并未将上述款项认定为我公司向王国生支付的补偿款。我方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王国生否认其从我公司处领取的款项为部分补偿款，则其领取上述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当返还我公司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我公司多次向王国生索要上述款项未果，只得向法院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王国生辩称，不同意京电广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如下：1.我与京电广源公司存在长期合伙关系，在合伙期间均有大量账目往来，双方在合伙经营期间均各自从京电广源公司或债务方领取款项，本案中所涉及到的金额就是在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且均发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属于正常账目往来。双方在2013年10月10日签订了协议书，即散伙清算协议，就该时间之前的账目往来做了结算(清算)，故本案所涉款项不属于不当得利；2.合伙期间，合伙事项的财务均由另一合伙人梁青控制和管理，我领取的支票亦经过相关人员(梁青的人)的审批和同意，该数额较大且多次发生，京电广源公司在2013年10月10日与我签订协议时，不可能不知道该款项不应支付给我；3.本案中所涉款项在上一诉讼中，京电广源公司及梁青均提出了该款项的性质，该款项的性质在上一诉讼中法院进行了认定，在一审判决第6页本院认为部分“就上述存在争议的款项本院确认如下”第7页上数第6行“关于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主张被告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也属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本院认为不属于协议书的约定，对此不予认可”，也就是说在原先的诉讼当中，对方主张予以扣除，这个合伙的事实、款项的计算，法院已经算过账了，没有认可京电广源公司的主张，现在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就一个事实起诉两次，本着一事不二理的原则，法院应当驳回京电广源公司的起诉。综上，我方认为京电广源公司提起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此外，补充一点：双方矛盾的起源就是双方合伙经营的项目，经营的主体是王国生和梁青二人，由经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收益等也应当由王国生和梁青承担及享有。本案的京电广源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对外经营方，无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之前一审判决第8页本院认为部分，争议焦点有三个，法院就第一个争议焦点认为梁青与王国生之间存在着合伙关系，“故当事人各方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各方的关系也应以《协议书》载明的为依据”，即王国生与梁青之间最终确定为合伙关系。京电广源公司就双方之间的案件已经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且法院已经受理了。本案京电广源公司起诉的事实与原先的判决事实一致，不应另行提起诉讼，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解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2013年7月8日，瞿香雪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150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13日，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175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15日，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75万元的支票；2013年8月23日，瞿香雪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30万元的支票；2013年9月26日，瞿香雪代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一张限制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2013年10月10日，京电广源公司作为甲方、梁青作为乙方、王国生作为丙方签订了《协议书》，其中载明：乙方是甲方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经营人，乙方和丙方长期合伙经营，共同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就丙方退出合伙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乙方共同给付丙方补偿款，共计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元）；甲方、乙方对丙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二、甲方、乙方授权丙方以甲方名义催缴下列工程款项，并以实际收回的工程款抵扣第一条约定的补偿款数额，工程款项应以实际结算的金额为准。工程名称：（略）上述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不足支付丙方补偿款的，甲方、乙方应于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超出支付丙方补偿款的部分，归甲方所有。三、甲方、乙方应协助丙方进行工程款催缴，并提供含合同、授权委托书、发票等相关材料。四、甲、乙、丙三方再无其他争议。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2016年3月23日，王国生作为原告就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向大兴法院起诉并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立即向王国生支付钱款16720673.84元，支付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2014年6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梁青和京电广源公司承担。2017年5月19日，大兴法院作出（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的款项，确认“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的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及银行对账单在《协议书》之后支付的166.8万元都包括在王国生认可从京电公司领取的款项内。关于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也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本院认为不符合《协议书》的约定，对此不予认可”；在该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确认了王国生与梁青之间的合伙关系，“当事人各方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各方的关系也应以《协议书》载明的为依据”。后梁青与京电广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2017年10月30日，二中院作出（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驳回了梁青与京电广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5月29日，京电广源公司、梁青因不服二中院（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及大兴法院（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对本案提审或指令再审。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立案审查。庭审中，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3年6月24日的股东会第二次预备会会议纪要复印件，以证明针对王国生退伙事宜双方进行探讨并形成初步意见，同意王国生收回1500万元；针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王国生均不认可。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支票领用单及支票存根，以证明王国生自己或者委托其儿媳瞿香雪以履行会议决定内容、收回款项为由通过领取支票的方式从京电广源公司分5笔共领取480万元；针对该份证据王国生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这是其作为合伙人的正常收益，基于与梁青的合伙关系从公司领取的钱。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3年10月10日《协议书》复印件，以证明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的补偿款金额进行了调整，并明确由王国生在一定期限内追讨工程款，以实际收回的工程款抵扣补偿款；针对该份证据王国生认可其真实性，但认为这份协议书是对梁青与王国生多年合伙以来的最终确认，包括双方的关系以及应支付金额，并非是进行的调整。京电广源公司向法庭提交（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及（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以证明法院经审理认定发生在2013年10月10日签订《协议书》之前的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的取款，与京电广源公司向王国生支付退伙补偿款无关，故在判决时未将上述款项予以抵扣，故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上述款项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王国生向法庭提交了民事再审申请书、（2019）京民申4102号应诉通知书，以证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京电广源公司就之前双方案件提出的再审申请；对于该份证据，京电广源公司认可真实性，但认为其提出的再审申请并不涉及本案的五笔款项。此外，经法庭询问，双方当事人对2013年7月8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王国生工程款”、2013年8月23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邮局房租”、2013年9月26日支票领用单用途一栏的“王国生工程款”各执一词。京电广源公司认为上述款项均系王国生以领取补偿款的名义领走；王国生则认为“工程款”字样的支票领用单，不排除是王国生通过京电广源公司名义对外揽活领取的应属自己的款项，“邮局房租”字样的支票领用单，系王国生将自家房子租给邮局，邮局将租金以支票形式入到京电广源公司账上，而后又由王国生从京电广源公司处领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其中，没有法律依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实质性条件，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王国生取得涉案款项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责任。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责任应遵循此举证规则。在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中，作为给付钱款的一方，应承担证明接收钱款一方没有合法依据的举证责任。接受给付一方应对给付人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提供相反的反驳证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王国生通过支票形式从京电广源公司领取480万元。但对于款项性质存在争议。在王国生与梁青、京电广源公司之间的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经(2017)京02民终943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王国生与梁青系合伙关系；双方共同以京电广源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王国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不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但鉴于涉案款项的领取均发生在王国生作为合伙人以京电广源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期间，双方亦认可除本案所涉款项之外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且京电广源公司应当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实王国生取得涉案款项没有合法依据，但其未能提供，故王国生领取涉案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京电广源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王国生返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494元，由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 盈人民陪审员  姜永江人民陪审员  武秋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孙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