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71行终3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法定代表人：陈琳。委托代理人：廖建勋，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艳兰，广东保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姚建明，局长。委托代理人：杜芬、***，均系该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法定代表人：麦教猛，局长。委托代理人：肖纯辉、张华锋，均系该局工作人员。上诉人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钰公司）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市*监督管理局（原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原市质监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粤7101行初26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3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康钰公司的营业执照住所地即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进行现场执法检查。现场检查发现：1.康钰公司主要生产护肤品、洗发液、面膜等化妆品及各类洗衣液产品，该公司持有编号为粤妆20160977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显示该公司具有生产护发清洁类、护肤水类、啫喱类、护肤清洁类、护发类产品的资质。2.现场没有生产并入库、出库各品牌奶瓶清洁剂（餐具洗涤剂）的行为。3.执法人员检查公司相关产销、出入库单据时，发现公司洗涤车间制作有生产周计划（2016.11.14-2016.11.19）一张，该计划单生产计划包括有“红蔓草”洗洁精产品，产品容量1000ml/瓶，订单数量15,000瓶，计划数量15,000瓶；另有出库单、入库单三张。其中，编号为S0-7017-03-00080的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入库单显示，康钰公司于2017年4月28日入库了客户为“搜乐”、规格为“1OOOml/瓶”的“超浓缩洗洁精”20,167瓶，产品生产批号为LC170425、20200424，成品编号为CA-SL-005；编号为SS-2017-04-00462的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出货单显示，康钰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向地址为“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交叉口天华电商产业园”的客户“CYKHA0003”销售出货了品牌为“搜乐”、规格为1000ml/瓶、批号为LC170425的超浓缩洗洁精10,400瓶；编号为SS-2017-04-00540的销售出货单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出货单显示，康钰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向地址为“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交叉口天华电商产业园”的客户“CYKHA0003”销售出货了品牌为“搜乐”、规格为1000ml/瓶、批号为LC170425的超浓缩洗洁精20,167瓶。经执法人员核对，上述计划单、入库单、销售出货单记载的洗洁精属于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的餐具洗涤剂，但该公司未持有相关工业生产许可证。经现场检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初步认为康钰公司涉嫌存在无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列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的洗洁精（餐具洗涤剂）的问题。原市质监局于同日向康钰公司送达了通知书，要求该公司于2017年5月8日携相关材料到场协助调查。2017年5月18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对康钰公司的营业执照住所地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并查阅了康钰公司日常生产所使用的仓库原料领料单、生产日报表（灌包）、包材交接表包材消毒记录表、包装部生产日报表、入库单等资料，上述资料记录了康钰公司生产销售包含餐具洗涤剂产品在内的整个流程，包括原料领料、包材交接、生产（灌包）、包装、物料耗损统计及产品入库登记等环节。仓库原料领料单显示该公司日常生产中有领取洗洁精配料、洗洁精半成品配料的记录，包括EDTA2Na、氢氧化钠、工业直链烷基苯磺酸、AES2Na、6501(赞宇）、卡松、柠檬香精、CAB、氯化钠等原材料。生产日报表（灌包)中记载有生产洗洁精的记录，分别记载有部门、楼层、日期、订单号、产品名称、半成品批号、成品批号、生产数量、入库数量、入库时间、经手人签名。包装部生产日报表显示洗涤车间有包装洗洁精产品的记录，分别记录有洗洁精产品的客户名称、产品名称、订单编号、克数或套盒件数、计划产量、实际产量、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包装人数、包装工时、订单产值及包装工序。包装部生产日报表显示包装工序有打码、消毒、灌装、贴标、套膜、切膜、过膜、组套盒、装箱、打包等工序，记录显示不同的产品工序各不相同，不同品牌的洗洁精的包装工序略有不同。入库单记载有产品的入库日期、品名、规格、入库数量及对应的订单编号、成品编号。执法人员在查阅康钰公司包装部生产日报表时，发现有报表封面显示为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包装部生产日报表，并标注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康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欧阳国鹏对此陈述，康钰公司与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柯公司）同属于广州康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康钰集团公司），蓝柯公司之前也做化妆品的生产，现在转为贸易公司不再生产产品，蓝柯公司之前制作的包装部生产日报表剩余很多，为了不造成浪费，康钰公司就使用蓝柯公司之前制作的包装部生产日报表用于日常的洗涤产品生产记录。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还在康钰公司生产部办公室发现一本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包装部日常生产记录，该生产记录本确认为康钰公司生产部洗涤包装班长谢结开手写记录，记载了多份生产洗洁精的详细记录。据上述资料统计，康钰公司共生产入库洗洁精产品218,063瓶。其中订单编号为S0-2016-01-00001的“晟赢全效浓缩洗洁精”5,419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2-00001的“搜乐全效浓缩洗洁精”18,4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2-00002的“搜乐超浓缩洗洁精”11,6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2-00017的“佳信佰瓜果餐具清洁剂”2,083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2-00025的“红蔓草多效洗洁精”20,425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2-00070的“搜乐浓缩洗洁精”6,76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3-00010的“韩艾妮全效浓缩洗洁精”5,0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3-00049的“搜乐全效浓缩洗洁精”30,006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3-00070的“搜乐多效洗洁精”23,2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4-00017的“红蔓草多效洗洁精”20,0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5-00001的“红蔓草多效洗洁精”30,000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5-00028的“佳信佰超浓缩瓜果餐具清洁剂”2,013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5-00048的“给丽全效洗洁精”9,965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5-00068的“优盛通全效超浓缩洗洁精”4,993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6-00004的“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999瓶；订单编号为S0-2016-07-00019的“佳信佰超浓缩瓜果餐具清洁剂”2,017瓶；订单编号为S0-2016-11-00035的“肯佐超浓缩洗洁精”5,016瓶；订单编号为S0-2017-03-00080的“搜乐超浓缩洗洁精”20,167瓶。同时，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在查阅康钰公司销售订单时发现有洗洁精的销售订单信息，其中一份单号为S0-2017-02-00023的销售订单记载货品编码为CA-SL-005、规格为1000ml/瓶的“搜乐超浓缩洗洁精”50,000瓶。在检查康钰公司的销售出货单时，除之前发现的销售记录外，还有一份开单日期为2016年7月22日的销售出货单（单号：XK-000-2016-07-22-0001）显示康钰公司向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乐公司）销售规格为1000ml/瓶的洗洁精1,499瓶，产品单价为5.384615元/瓶，总货款8,071.54元。现场检查还发现有一份订货方（甲方）为江苏安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公司），销售方(乙方）为康钰公司的销售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按照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及甲乙双方共同确定的‘红蔓草’品牌标准生产以上产品”，并附有红蔓草系列产品价格表，价格表中明确了“红蔓草多效洗洁精”的价格（规格1000ml/瓶，价格6.31元/瓶，运输成本0.53元/瓶，含税总价6.84元/瓶）。当日现场检查过程中，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要求检查康钰公司财务的电脑记录。康钰公司声称财务电脑设有密码，相关人员外出公办。执法人员于当日23时获取密码登录，但是登录之后发现财务软件“速达3000”已被删除，相关销售数据无法正常查询。执法人员遂对该公司备份财务数据库的U盘和相关单据进行登记保存，并出具《登记保存决定书》。2017年5月23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对康钰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公司正在使用一台内燃平衡重式叉车为一辆车牌为赣C2953挂的货车进行装货。执法人员要求康钰公司提供该叉车的《特种设备登记证》和检验证明，但康钰公司无法提供。执法人员认为康钰公司涉嫌存在使用未经检验的内燃平衡重式叉车的行为，遂当即对该叉车进行查封，并送达《查封决定书》。同时，执法人员发现财务室内的电脑与2017年5月18日因财务软件被删除而无法查阅的电脑并非同一台电脑。至此，康钰公司仍不能提供公司的生产销售电子数据。2017年6月1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广州康珂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珂诺公司）进行调查。康珂诺公司提交了委托加工合同、订货单、销售发票、产品图片、康钰公司出货单等材料。委托加工合同约定由康珂诺公司作为委托方，委托康钰公司按照有关国家行业标准及双方共同确定的“康珂儿”品牌标准加工生产合同约定的产品，合同有效期自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订货单记载有洗洁精订货记录，产品名称“康珂儿洗洁精”，规格1000ml/瓶，不含税单价为5元，数量为300。产品实物图显示“康珂儿全效浓缩洗洁精”产品瓶身标注“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康珂儿抑菌丝柔洗衣液”产品瓶身标注“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康钰公司出货单记录了1,019瓶“康珂儿洗洁精”的销售出货记录，记录单日期为2017年4月25日。该份出货单可对应原市质监局执法人员在康钰公司调查的2017年4月25日的包装部生产日报表，该报表显示有“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1,019瓶。2017年7月11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康珂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猛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王猛在调查中陈述，“康珂儿”的商标是康珂诺公司所拥有，康珂诺公司与康钰公司签订了委托加工合同，由康钰公司生产“康珂儿”品牌的洗洁精产品；并陈述康珂诺公司认为康钰公司和蓝柯公司属于同一家公司，其本人去过康钰公司，康钰公司在花都的厂区就是蓝柯工业园。公司销售的“康珂儿”洗洁精产品标注的生产厂家为蓝柯公司，但该批产品实际由康珂诺公司委托康钰公司生产的。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两瓶“康珂儿”洗洁精产品，订单编号为CY17040401，订单日期为2017年4月6日，同期生产的产品数量为800，金额为4,000元，并提供了订货单。2017年6月7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广州市港雄化妆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雄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在该公司发现有该公司为康钰公司生产的包装瓶成品及标签。经该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小俭确认，现场检查发现的洗洁精包装瓶成品是该公司为康钰公司按照双方的购销合同生产，该批成品本应5月份交货，但康钰公司至今未收货仍存放在该司仓库，并提出要求更换新的标签。同时该公司提供了康钰公司与该公司签订的5份洗洁精瓶、盖的购销合同，需方均为康钰公司，以上5份合同均约定运输方式为由港雄公司运送至广州花都区新雅街广塘村蓝柯工业园（即康钰公司营业执照上的住所地）。同日，原市质监局执法人员还对港雄公司成品仓库负责人石光莲进行调查，石光莲陈述港雄公司有将生产好的洗洁精包装瓶、瓶盖等成品送至康钰公司，据其向送货司机询问确认，康钰公司的送货地址为广州市花都区***********，在新雅街卫生站附近。2017年6月12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广州舒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舒雪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舒雪公司提供了编号为粤XK-16-114-00123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名称为餐具洗涤剂，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9月25日。同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舒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蓝梅芬进行询问调查。执法人员向蓝梅芬出示合同编号为20170208的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蓝梅芬陈述该份合同是康钰公司于2017年3月来舒雪公司签订的。根据合同要求，康钰公司提供配方、原材料和包装材料运送至舒雪公司后，由舒雪公司为其生产半成品再灌装、包装。但是舒雪公司在该次调查前并未收到康钰公司的配方、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也未为康钰公司生产过洗洁精产品。同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还对舒雪公司的厂长彭永强进行询问调查。彭永强在调查中陈述有根据合同编号为20170208的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生产洗衣液产品，没有生产洗洁精产品。调查中，舒雪公司向原市质监局提供了车间生产进仓分析表，上述分析表中没有为康钰公司生产洗洁精产品的记录。2017年6月30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康钰公司的经理戴斌进行调查询问。戴斌在调查中陈述，对于标注“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包装部日报表”是康钰公司向蓝柯公司购买的还是蓝柯公司遗留下来的不太确定，但这类表系用于康钰公司日常的生产。并陈述康钰公司有委托舒雪公司等三家企业进行洗涤产品的加工生产，舒雪公司外，其他两家不清楚现在是否仍委托，需要核实。港雄公司是康钰公司的包材供应商。2017年7月13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对戴斌进行调查询问，戴斌在调查中陈述其之前说的三家企业中只有舒雪公司是康钰公司委托的洗涤产品加工企业，其他两家公司是康钰公司面膜产品的委托加工企业，具体名称没有了解，并表示不清楚公司何时开始委托舒雪公司生产洗涤产品，但知道公司于2017年3月1日与舒雪公司续签了委托加工合同。2017年7月25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到舒雪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向公司厂长彭永强进行询问调查。彭永强在调查中陈述，舒雪公司于2017年3月与康钰公司签订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并于2017年7月2日开始为康钰公司生产第一批红蔓草洗洁精产品。彭永强还向执法人员出示了两份日期分别为2017年7月5日和2017年7月17日的康钰公司委托加工采购订单，订单产品数量均为20,000瓶。2017年7月27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第三次到舒雪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向公司生产经理陈小龙进行询问调查。陈小龙在调查中陈述公司在2017年7月之前接到一份康钰公司2017年6月12日的委托加工采购订单，订单中产品名称为“红蔓草多效洗洁精”，规格1L/瓶，共生产3,000瓶，没有其他订单。公司厂长彭永强对2017年6月15日生产3,000瓶红蔓草洗洁精的生产情况不清楚。次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对舒雪公司员工黄安、卢斌、丁文胜、黎诗敏、唐魏峰、汪玉龙、彭永强进行询问调查，调查确认公司于2017年6月有接受康钰公司委托生产3,000瓶洗洁精产品。2017年10月20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再次对舒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蓝梅芬进行询问调查，蓝梅芬向执法人员提供了康钰公司产品加工对账单、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洗洁精委托加工合同、委托加工采购订单、舒雪公司订货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微信聊天截图等材料，并在调查中陈述其是在2017年5月3日晚10时左右通过他人介绍与康钰公司的肖小峰加微信联系，后于2017年6月初与康钰公司签订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0208），康钰公司要求把合同签订日期改为2017年3月，在舒雪公司留底的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落款处的日期可以看出是经修改过的。舒雪公司在2017年6月前并未为康钰公司生产加工洗洁精产品。蓝梅芬还陈述，在合同签订后，康钰公司要求舒雪公司先开具两张总金额为16,000元的洗洁精加工费发票，并要求加工费单价（含税）列为0.4元。舒雪公司按要求开具了两张发票号分别为25652757、25652758的增值税发票，每张发票的含税金额是8,000元。康钰公司在同年6月17日按发票金额支付了款项，但公司实际上未加工这两张发票中的洗洁精产品。2017年10月31日，舒雪公司向原市质监局提供了舒雪—康钰2017年6月-9月税票明细及相应的委托加工采购订单。此后，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分别于2017年11月3日、2018年1月24日再次对舒雪公司进行调查，并对公司委托代理人进行调查询问。舒雪公司再次确认公司2017年6月只为康钰公司生产洗洁精产品3,000瓶，7-10月都有生产；舒雪—康钰2017年6月-9月税票明细显示的产品数量不是实际加工数量，是为了与实际加工费保持一致补开的。2017年7月5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前往蓝柯公司营业执照住所地即广州市花都区***************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没有蓝柯公司，且不具备生产条件。2017年7月24日至26日，原市质监局的执法人员在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的陪同下，对江苏安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公司）及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惠公司）进行调查。执法人员对安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杰进行调查询问。陈杰向执法人员提供了部分洗洁精产品的订货单和康钰公司的销售出货单以及康钰公司为安能公司开具的含洗洁精产品的增值税发票，其在调查中陈述，“红蔓草”品牌系康钰公司授权安能公司独家使用；安能公司于2014年起与蓝柯公司签订销售合同，由蓝柯公司生产并在产品上标注江苏安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总经销；2015年9月1日，安能公司收到蓝柯公司的书面通知，告知申请了新厂房，新公司名称为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能公司从2014年开始销售“红蔓草多效洗洁精”，之前的财务往来是与蓝柯公司发生，从2016年开始所有财务往来都是与康钰公司发生。由于安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杰同时也是安惠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执法人员对其还就有关安惠公司委托康钰公司生产“安菲奈尔”洗洁精产品的有关问题向陈杰进行了调查询问。根据安能公司提供的订货单、销售出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显示，日期分别为2017年4月21日、5月23日、6月8日、7月7日的销售出货单记载康钰公司向安能公司销售出库洗洁精产品20,026瓶、20,000瓶、20,000瓶、18,577瓶，上述批次货物均有对应的订货单及增值税发票。安惠公司提供的日期分别为2017年4月15日、6月26日、7月12日销售出货单记载康钰公司向安惠公司销售出库洗洁精产品20,026瓶、18,579瓶、20,000瓶。原市质监局分别于2017年6月23日、2017年12月5日、2017年12月29日三次发函至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请该局协助提供康钰公司及蓝柯公司于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开具的货物名称为洗洁精、洗洁剂、餐具洗涤剂或购买方为安能公司、安惠公司、搜乐公司、康珂诺公司的增值税销售专用发票。其后，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作出了书面复函并附表格，资料显示康钰公司于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共向搜乐公司及安能公司开具了货物名称为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等增值税销售专用发票共7张，总金额（不含税）为358,992.76元。其中康钰公司向安能公司开具的6张发票内容，与安能公司提供给原市质监局执法人员的一致。2018年1月5日，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于向原市质监局提供书面复函，进一步证实康钰公司、蓝柯公司自2015年6月至20l7年6月间只开具了上述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等发票共7张。案件调查过程中，原市质监局于2017年7月28日将案件办理期限自2017年8月2日延长30日至2017年8月31日止。后又分别于2017年8月11日、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2月21日、2018年2月6日报请原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原省质监局）延长案件办理期限，原省质监局均予以批准。经过上述调查，原市质监局于2018年3月16日对康钰公司发出（穗）质监罚告字〔2018〕17031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康钰公司其未获得餐具洗涤剂产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于2015年6月至2017年6月生产并向康珂诺公司、搜乐公司、安能公司销售列入生产许可证目录的餐具洗涤剂（洗洁精）共83,511瓶，货值476,679.32元，此外还使用了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叉车），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拟作出如下处罚：责令停止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餐具洗涤剂产品的违法行为；对于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餐具洗涤剂产品的违法行为处罚款壹佰肆拾叁万零叁拾柒元玖角陆分（1,430,037.96元）；对于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行为处罚款叁万元整（30,000.00元），合计处罚款壹佰肆拾陆万零叁拾柒元玖角陆分（1，460,037.96元）。并告知康钰公司对于上述处罚事项，其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后经康钰公司申请，原市质监局于2018年4月13日就康钰公司涉嫌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餐具洗涤剂产品和使用未经检验的叉车处罚一案举行了听证。经听证审查，原市质监局决定不予采纳康钰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并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不予采纳陈述申辩意见通知书》。2018年5月4日，原市质监局作出（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8年5月8日送达给康钰公司。康钰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8年6月15日向原省质监局申请行政复议。原省质监局收到康钰公司的申请后，于2018年6月19日受理康钰公司的复议申请并出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8年8月15日，原省质监局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延长复议审查期限30日。2018年9月14日，经康钰公司请求该局就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方面进行居中调解并中止审理，原省质监局作出《中止行政复议审查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决定中止案件审查。其后，因原市质监局对康钰公司提出的调解方案不予接受，省市场监管局（原省质监局）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恢复行政复议审查通知书》，决定恢复案件审查。经复议审查，省市场监管局（原省质监局）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粤）质监行复字〔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市质监局作出的（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1月19日通过EMS邮寄送达给康钰公司，康钰公司于次日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于2018年12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9年1月6日，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下发《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的通知》，方案内容包括：“组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知识产权局的职责，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市商务委员会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法职责等整合，组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留市知识产权局牌子。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不再保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市知识产权局。”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质量监督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原市质监局作为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具有质量监督管理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市市场监管局作为继续行使质量监督管理职权的机关，是本案适格被告。省市场监管局作为市市场监管局的法定复议机关，亦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中，根据该院查明事实，原市质监局根据调查结果认定康钰公司存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餐具洗涤剂（洗洁精）产品及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事实依据充分，康钰公司对此亦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认可。康钰公司对（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异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货值认定的依据是否充分；二是处罚幅度是否适当；三是处罚程序是否合法。首先，关于货值认定依据是否充分及处罚幅度是否适当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擅自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原市质监局提供的仓库原料领料单、生产日报表（灌包）、包材交接表包材消毒记录表、包装部生产日报表、入库单等资料，该院查明康钰公司共生产入库洗洁精产品218,063瓶。考虑到原市质监局在现场检查过程中未发现产品成品在库，无法确认产品有效性及产品货值，原市质监局根据调查确认的已生产并销售的产品认定产品数量及货值符合审慎原则，本院予以认可。原市质监局认定康钰公司于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向搜乐公司销售洗洁精产品21,666瓶，货值116,663.1元；于2017年4月向康珂诺公司销售洗洁精产品1,819瓶，货值9,095元；于2017年4月至6月向安能公司销售洗洁精产品60,026瓶，货值350,921.22元。上述产品数量及货值认定有仓库原料领料单、生产日报表（灌包）、包材交接表包材消毒记录表、包装部生产日报表、入库单、销售出货单、委托加工合同、订货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互相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原市质监局据此认定上述产品数量及货值事实依据充分。康钰公司对原市质监局认定的其向搜乐公司销售1,499瓶洗洁精产品的事实不予认可，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另外，康钰公司主张其向安能公司销售的60,026瓶洗洁精产品中，有40,000瓶系委托舒雪公司生产。对此，舒雪公司予以否认，且从在案证据来看，康钰公司向安能公司交付货物的时间分别为2017年4月21日、2017年5月23日、2017年6月8日，交付货物数量分别为20,026瓶、20,000瓶、20,000瓶，而舒雪公司为康钰公司加工生产洗洁精的生产记录最早是在2017年6月，该生产记录对应的是康钰公司2017年6月12日的委托加工采购订单，且数量仅为3,000瓶。故该院对康钰公司的此项意见亦不予采纳。原市质监局认为康钰公司连续违法时间较长，且在调查过程中隐匿有关账册、单据、记录等资料，故决定对康钰公司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并无不当。其次，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合法性问题。第一，本案中，原市质监局立案后，通过现场检查，向有关人员调查，收集生产销售资料，商请其他行政机关协助调查等方式取证，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市质监局违法取证的情况下，其取得的证据应当认定为依法取得的证据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康钰公司主张原市质监局违法取证，依据不足，该院不予认可。第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不能按期作出处理决定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适当延长办案期限。”原市质监局于2017年5月3日对康钰公司立案调查，此后分别于2017年8月2日、2017年8月11日、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2月21日、2018年2月6日依法办理延期手续，于2018年5月4日作出（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程序合法。因此，康钰公司对（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持异议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此外，省市场监管局作为复议机关，在受理康钰公司的复议申请后，经复议审查在期限内依法作出（粤）质监行复字〔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市质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理适当，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康钰公司请求撤销被告市市场监管局（原市质监局）作出的（穗）质监罚字〔2018〕第170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省市场监管局作出的（粤）质监行复字〔2018〕3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康钰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等情形，具体如下：一、认定涉案的83511瓶洗洁精全部都是餐具洗涤剂产品证据不足。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8年1月公布的《餐具洗涤剂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之规定，餐具（含果蔬）用洗涤剂需要取得生产许可证。上诉人生产的产品多为洗洁精或厨房洗洁剂。厨房使用的洗涤剂包括用于清洗灶具、排气扇油垢的清洗剂。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洗洁精、厨房洗洁剂就是餐具（含果蔬）用洗涤剂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认定涉案的83511瓶洗洁精全部是餐具（含果蔬）用洗涤剂证据不足。被上诉人将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8年1月公布的《餐具洗涤剂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作为处罚依据。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16年9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公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和60类工业产品实施细则的公告”，修订后的60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自2016年10月30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原公布实施细则及修订单失效。被上诉人属于依据已经失效的规范性文件对上诉人作出了处罚。二、错误认定上诉人2016年7月-2017年4月为搜乐公司生产销售洗洁精产品21666瓶的事实。虽然上诉人在2016年7月16日向搜乐公司开具了票面载明为洗洁精1499瓶的增值税发票，但仅根据该发票不能得出该洗洁精就是餐具洗涤剂的结论。在没有发票和搜乐公司证明等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载有“搜乐”字眼的单据，就据此认定上诉人还曾另为该公司生产过洗洁精20167瓶的事实，是严重错误的。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含“搜乐”二字的公司名称在全国就有几十个。单据上记载的“搜乐”二字并非直接代指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三、认定上诉人于2017年4-6月为安能公司生产了“洗洁精”产品60026瓶的依据不足。根据订购单和出货单显示，安能公司在2017年4月6日订购20026瓶“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于2017年4月21日销售出货。而安能公司在2017年4月22日订购20000瓶“红蔓草厨房洗洁剂”和2017年4月25日订购的20000瓶“洗洁精”，上诉人是分别在2017年5月23日和6月8日才销售出货。事实上，在2017年5月3日依法接受被上诉人一的调查后，上诉人已没有生产任何洗洁精产品。此后的2017年5月18日和5月23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工厂多次进行了现场调查，均未发现任何生产洗洁精产品的证据。40000瓶不是小数目，需要时间生产、场地堆放和搬运，而被上诉人调查的时间正是这40000瓶洗洁精的生产期间，被上诉人在没有检查到任何洗洁精产品的情况下，不能仅凭舒雪公司的不合理否认就推定是上诉人自己生产的。上诉人自2017年3月1日与舒雪公司签订《洗洁精系列产品加工合同》及《品牌授权委托书》后，舒雪公司便开始陆续为上诉人生产洗洁精产品。舒雪公司曾在2017年4-6月为上诉人加工生产洗洁精产品60000多瓶，舒雪公司负责人否认相关事实的主要原因是怕多交税款和税务罚款。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五8第1-9页可以看出，2017年6月3日，上诉人向舒雪公司提供了13000公斤的原材料，结合舒雪公司的生产周期为2-3天，因此2017年6月8日上诉人向安能公司出货40000瓶洗洁精是完全合理的。同时，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五11第15-17页，2017年6月7日，舒雪公司向上诉人出具了生产40000瓶洗洁精加工费的发票。虽然，舒雪公司相关人员对这些事实予以否认，但这些证人证言存在着前后矛盾等情形，因此，该部分证人证言并不能否认相关书证的效力。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应该依法予以撤销。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撤销一审判决、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原市质监局未提交二审答辩意见。被上诉人省市场监管局二审答辩称：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洗涤剂（洗洁精）的数量和货值的事实清楚。1、关于上诉人生产并销售给康珂诺公司洗洁精产品1819瓶，货值为9095元的事实认定。原广州市质监局依法提取由康珂诺公司提供的与上诉人的委托加工合同、上诉人销售1019瓶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的销售出货记录，与在上诉人处取得了标称为“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包装部生产日报表显示2017年4月28日上诉人生产了1019瓶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的生产记录相互印证。在后续调查中，康珂诺公司提供了订单编号为CY17040401，订单日期为2017年4月6日，产品名称为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800瓶（规格：lOOOml），货值4000元。对于上诉人共计生产和销售了1819瓶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给广州康珂诺贸易有限公司的事实，上诉人予以认可。对于货值计算，被诉处罚决定按照同类产品同一价格的方式进行计算，即1019瓶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按照订单日期为2017年4月6日的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的价格进行计算，上诉人亦无异议。据此，上述销售记录、订单，足以印证上诉人存在生产并向康珂诺公司销售了共计1819瓶康珂儿超浓缩洗洁精（货值共计9095元）的事实。2、关于上诉人生产并销售给搜乐公司搜乐洗洁精产品21666瓶，货值为116663.1元的事实认定。上诉人用作生产活动记录的《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包装部生产日报表》（日期：2017年4月28日），该表记载了：“客户名称：搜乐；产品名称：超浓缩洗洁精；订单编号：S0-2017-03-00080；克数或套盒件数：lOOOml；实际产量：20167瓶；开始时间：8：00；结束时间：16：30;包装人数：16人；包装工序：打码、消毒、灌装、套膜、过膜、装箱、打包；……，等等。”《广州康钰生物有限公司入库单》，该入库单记载了：“客户：搜乐；品名：超浓缩洗洁精；规格：lOOOml，入库数量20167瓶；订单编号：S0-2017-03-00080；成品编号：CA-SL-005；生产批号：LC170425/20200424;……，等等。”《广州康钰生物有限公司销售出货单》，该出货单记载了：“货品名称：搜乐超浓缩洗洁精；货品编码：CA-SL-005;规格：lOOOml；数量：20167瓶；批号：LC170425；……，等等。”从生产到入库以及销售环节，均能一一印证上诉人存在生产、入库并销售给搜乐公司20167瓶搜乐超浓缩洗洁精的事实。根据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向广州市局出具的复函显示，上诉人曾于2016年7月16日向搜乐公司销售了洗洁精产品1499瓶。据此，被诉处罚认定上诉人共计生产并销售给搜乐公司洗洁精产品21666瓶，并根据同类产品同一价格的方式进行计算，21666瓶共计货值为116663.1元，并无不当。3、关于上诉人为生产并销售给安能公司“洗沽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产品60026瓶，货值350921.22元的事实。上诉人与安能公司签订了销售合同，该合同约定由上诉人按照国家行业标准以及双方共同确定的“红蔓草”品牌标准生产。据此，原市质监局根据销售发票认定上诉人生产并销售给安能公司“红蔓草厨房洗洁剂”40026瓶、“洗洁精”20000瓶，不含税总货值为350921.22元，货值350921.22元，并无不妥。二、被诉行政处罚裁量恰当，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取证、超期办案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存在连续违法时间较长，在调查过程中提供伪证，隐匿有关账册、单据、记录等资料，被诉处罚决定在从重处罚的区间内，给予顶格处罚，即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并无不当。原市质监局立案后，通过现场检查，向有关人员调查，收集合同、生产销售入库单据等方式取证，并依法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有关笔录均经被检查方、被调查人签名或盖章确认，有关单据均经提供人签名或盖章确认，依法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经依法延长办案期限后作出被诉处罚决定，不存在违法取证、超期办案的行为。三、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并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两被上诉人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的职权依据及程序的合法性，原审判决已进行了论述认定，本院二审不再赘述。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洗涤剂（洗洁精）数量和货值的事实依据是否充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未经许可生产销售洗涤剂（洗洁精）数量和货值的事实为：2017年4月生产并销售给康珂诺公司洗洁精产品1819瓶，货值为9095元；2016年7月-2017年4月生产并销售给搜乐公司搜乐洗洁精产品21666瓶，货值为116663.1元；2017年4-6月生产并销售给安能公司“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产品60026瓶，货值350921.22元。以上生产销售的餐具洗涤剂（洗洁精）产口共计83511瓶，货值为476679.32元。上诉人对“生产并销售给康珂诺公司洗洁精产品数量和货值的事实认定”没有提出异议，且该事实也有委托加工合同、生产和销售记录等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该事实不再展开论述，只对其余两单事实进行分析认定：一、关于销售给搜乐公司搜乐洗洁精产品数量和货值的事实认定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经查，1、2017年5月3日现场检查笔录证实，对康钰公司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洗涤车间制作有生产周计划表（2016.11.14-2016.11.19）、相应的入库单和出库单、出货单，证明其未经许可生产销售餐具洗涤剂（洗洁精产品），上诉人对该现场检查笔录盖章确认属实；现场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的入库单记载：“日期：2017.4.28；客户：搜乐；品名：超浓缩洗洁精；规格：lOOOml，入库数量20167瓶（4200旧标、15967新标）；订单编号：S0-2017-03-00080；成品编号：CA-SL-005；生产批号：LC170425/20200424”等内容；现场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的销售出货单（单号：SS-2017-04-00540）记载：“日期：2017-04-29，客户名称：CYKHA0003，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交叉口天华电商产业；货品名称：搜乐超浓缩洗洁精；单号：SS-2017-04-00540；货品编码：CA-SL-005;规格：lOOOml；数量：20167瓶（4200旧标、15967新标）；批号：LC170425”等内容；现场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的销售出货单（单号：SS-2017-04-00462）记载：“日期：2017-04-26，客户名称：CYKHA0003，山东省菏泽市开发区*******交叉口天华电商产业；货品名称：搜乐超浓缩洗洁精；单号：SS-2017-04-00462；货品编码：CA-SL-005;规格：lOOOml；数量：10400瓶；批号：LC170425”等内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上诉人并不否认。根据上述证据的内容看，上述单据所记载的客户“搜乐”指向是唯一的，即经营地址在山东省菏泽市。原市质监局在查实“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经营地址在山东省菏泽市，已经注销无法进一步取证的情况下，综合上诉人向“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开出的号码为12193912的发票等相关证据，认定上述单据所记载的客户“搜乐”即为“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上诉人主张该单据“搜乐”字样不能确定为“山东搜乐日用品有限公司”，但未说明客户“搜乐”指的是哪个公司，且其主张与本案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信。2、2017年5月18日现场检查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确认的《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包装部生产日报表》记载：“日期：2017年4月28日；客户名称：搜乐；产品名称：超浓缩洗洁精；订单编号：S0-2017-03-00080；克数或套盒件数：lOOOml；实际产量：9000、11167瓶（合计20167）；开始时间：8：00；结束时间：16：30;包装人数：14/20人；包装工序：打码、消毒、灌装、套膜、过膜、装箱、打包。”等内容，与提取的该公司生产班长手写《包装部日常生产记录（2017.4.12）》内容基本一致。该次现场检查还调取了上诉人生产21067瓶搜乐超浓缩洗洁精产品的仓库领料单。2017年5月18日现场检查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确认的《销售出货单》记载：“日期：2016-07-22；名称：山东搜乐日用品公司；货品名称第二行：洗洁精，规格1000ml，单位瓶，数量1499，单价5.384615元，货款8071.54元，税率17%，税额1372.16元；开单人朱雪梅”等内容。3、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相关税务发票信息证实，康钰公司于2016年7月16日向山东搜乐日用品公司开具销售发票，货物名称为洗洁精，规格型号1000ml，单位瓶，数量1499，货款8071.54元，税额1372.16元。综上，从生产、入库以及销售环节，本案相关证据之间已形成完整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生产并销售给搜乐公司洗洁精产品21666瓶的事实，该销售产品根据同类型号产品同一价格（单价5.384615元）的方式进行计算，21666瓶共计货值为116663.1元，亦有事实根据。被诉处罚决定作出的相应数量和货值认定，并无不当。对于只有少量证据显示的其他销售给搜乐公司的数量，被上诉人原市质监局根据有利于相对人及审慎原则，并未作出认定。二、关于生产并销售给安能公司“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产品数量和货值的事实认定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经查，1、现场检查笔录及提取的该公司盖章确认的《销售合同》证实，上诉人与安能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于2017年4月起按所附价格为安能公司生产包括“红蔓草多效洗洁精（规格1000ml/瓶，价格6.31元/瓶，含税总价6.84元/瓶）”在内的相关产品；生产周计划、销售订单、生产日报表及生产手写记录、入库单均可以相互印证上诉人于2017年4月为安能公司生产销售红蔓草多效洗洁精20026瓶的相应事实。2、广州市花都区国家税务局提供的相关税务发票信息证实，康钰公司于2017年4-6月共向安能公司开具销售发票6张，货物名称为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规格型号1000ml，单位瓶，数量60026，货款350921.22元。3、安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杰的证言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上半年销售给该公司红蔓草厨房洗洁剂（即销售合同中的“红蔓草多效洗洁精”）的相关情况；安能公司提供的相关发票和康钰公司的出货单证实，康钰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5月23日、6月8日分别向该公司销售上述洗洁精产品20000瓶、20000瓶、20026瓶（共计600026瓶）并开具相应增值税发票；该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订货单、红蔓草厨房洗洁剂库存产品照片、前述三个批次的“红蔓草多效洗洁精”检验记录及样品等证据均可佐证上述事实。据此，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上诉人于2017年4-6月生产并销售给安能公司‘洗洁精’、‘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产品60026瓶，货值350921.22元”，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主张其中5月23日和6月8日出售的40000瓶“红蔓草厨房洗洁剂”产品系由上诉人委托舒雪公司生产。经查，1、舒雪公司明确否认该公司在2017年6月12日前为原告生产过上述系列产品，并提供了康钰公司产品加工对账单、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洗洁精委托加工合同、委托加工采购订单、舒雪公司订货单、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微信聊天截图等材料印证；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蓝梅芬、厂长彭雪峰、生产部经理陈小龙及生产员工黄安、卢斌、汪玉龙、丁文胜、黎诗敏的调查笔录证实，该公司从2017年6月（12日）才接受康钰公司委托生产及6月（12日）接受生产3000瓶红蔓草厨房洗洁剂的事实；舒雪公司提供的《原料生产领料单》《出仓单》《车间生产进仓分析表》及对该公司生产车间及原料车间等现场检查笔录，可印证舒雪公司作出前述否认的真实性。2、对上诉人现场检查提取的原料领取记录、生产包装记录、出货单等证据证明上诉人在相应时间段自行生产“红蔓草厨房洗洁剂”的事实。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舒雪公司作出否认的真实性。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主张涉案83511瓶洗洁精不全部是餐具洗涤剂，不排除部分为清洗灶具等油垢的清洗剂的理由。经查，本案提取的库存产品样品、现场检查笔录、证人证言、生产原料及工艺证明、检验记录等多个证据已综合证明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83511瓶洗洁精是属于需要取得生产许可证的洗涤产品。作为生产方的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证。其该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定清楚，依据充分。被诉复议决定予以维持，并无不当。虽上诉人上诉时未就处罚幅度提出异议，但原市质监局根据上诉人连续违法时间长、不配合调查等情节，考虑到已按照有利于相对人的原则进行了货物数量认定的因素，对上诉人处违法生产产品货值金额3倍的罚款，并无明显不当，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立志审 判 员 杨 芳审 判 员 石晓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 王 石书 记 员 梁绮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