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2183号原告：张超，男，1933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应天奎，男，1977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聂永南，男，199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公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妮（聂永南之妻），199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原告张超与被告应天奎、聂永南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超，被告应天奎、聂永南及聂永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雪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家庭财物（包括立式空调、电脑、新大衣柜、橱柜两个、鞋柜、书柜、一柜子高价画册图书、一个摄像机镜头、工艺品柜、三洋洗衣机、一柜子工艺品、容声冰箱、俄罗斯望远镜、日本原装卫星电视机一台、写字台、台灯、笔墨纸砚、花镜、墨镜、笔筒、血压计、双人床、钢丝床、缎被、丝绵被、缎面三件套床罩、丝棉袄、丝棉棉裤、红缎丝棉袄2件、西服数十套、布料毛衣毛裤毛线、羽绒衣数件、折叠桌、俄罗斯刀叉勺数十件、新旧锅数十件、高压锅、电火锅、高温喷射机、烤箱、山羊皮褥子、花瓶两个、金戒指、金项链、珍珠项链、玉镯、数十条裤子料子的和上衣、茶具、玻璃电水壶、双人单人毛巾被、全自动手表、英格手表、女士手表、T恤衫、和背心数十件、dvd唱机、橄榄油、秋衣秋裤、礼帽皮帽数顶、电饼铛、古式挂灯一对、米面枣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9年3月5日，二被告故意欺骗原告之子（有精神分裂症）以1200元低价获取原告家内财物（以清单为准）。二原告因躲避儿子家庭暴力在外居住，回家后发现家内财物被清空才得知上述事实。原告报案后天竺派出所受理报案，查明是二被告以买卖为由低价取得了远超1200元价值的原告所有的相关财物。原告认为二被告欺骗原告患有精神分裂的儿子获取原告的财物行为无效，应当予以返还。遂起诉，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返还原告相关财物。应天奎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19年3月3日，原告儿子叫我去他家收废品，我就去了，收了纸箱子和瓶子，临走说要我电话，过两天要装修，处理一批东西。过两天给我打电话，3月5日上午十点钟左右，我去他家，当时家里有个女的，不知道是谁，我去的时候，已经往外清理了好多东西了。原告的儿子跟我说，阿姨不要的你往外清，要的你别动。跟我说还有家电和家具要处理，我说给你找人，你们自己谈价钱，我就给聂永南打电话，他俩人谈的价格并交易。我们走的时候，这个女的还在那，我拉了破衣服、破床板、监控录像都能看见。我该返还的，已经返还给原告了。就原告的清单，好多我们都没有看见，他儿子之前处理了多少批，我们不知道。聂永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张超的儿子进行的二手家具交易是市场中的正常交易行为，被答辩人主张返还原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长期进行回收二手家具的工作，2019年3月5日，答辩人接到应天奎的电话，称在顺义区×××室有人要出售二手家具电器，故与应天奎一同前往被答辩人家中回收家具和电器。在与被答辩人的儿子进行二手交易过程中，并未发现其儿子有任何不正常的表现，在买卖过程中，其儿子表现和正常人无异，并且还在和答辩人讨价还价，答辩人最初以1300元人民币收购了立式空调一台、衣柜一个、橱柜两个、鞋柜一个、书柜两个，后核对物品时发现少计算一个柜子的钱，故被答辩人的儿子要求增加100元，答辩人共计花1400元收购了上述家具，有微信转账记录为证，被答辩人的儿子在交易过程中并无任何异常，答辩人有理由相信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对家具进行处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儿子之间进行的交易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以及第一百三十五条：“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之规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儿子之间的交易是一个口头约定的买卖合同，被答辩人的儿子已经交付货物，答辩人也已经支付货款，双方交易已经完成，被答辩人主张返还已经交付的家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声称自己的儿子有精神分裂症，但并未举证证明该事实，并且其儿子在处分答辩人所收购的家具时属于正常状态，答辩人并不存在欺骗行为。答辩人事前并不认识被答辩人与其儿子，不可能知道其儿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更不可能存在恶意欺骗，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儿子之间的交易完全是正常、合法的二手家具交易，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儿子在交易过程中均是正常交流，一切与正常人无异，何来精神分裂一说？答辩人声称其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却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儿子是否为精神病患者不能任由被答辩人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被答辩人主张其儿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没有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即使最终认定其系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其也有正常的状态，其在正常状态下处分财产是合法有效的，并且法律不能要求答辩人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去判断交易人的精神状态，答辩人仅仅是从事二手家具交易的人，既没有专业的判断能力，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核对对方的精神状态，答辩人更不存在欺骗的主观恶意，被答辩人以此主张返还原物没有任何依据。三、被答辩人主张的物品清单系其单方制作，没有任何依据，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返还原物的责任。被答辩人主张被收购的物品有高价画册、电脑、金戒指、金项链、珍珠项链、玉镯等各种珍贵物品，但却并未举证证明其之前拥有过这些物品，更何况被答辩人称其儿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何要将如此贵重物品放置到其能够处分的位置，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知道要将贵重物品放在柜子里锁上，但被答辩人却将如此贵重的物品放置到其精神分裂症儿子可以随时处分的地方，明显与常人不符，被答辩人以此要求返还不存在的物品明显就是趁火打劫，诬告陷害。答辩人收购的物品只包括立式空调一台、衣柜一个、橱柜两个、鞋柜一个、书柜两个，并且在交易时也有证人看到交易的家具，答辩人收购家具后第二日即在二手交易市场卖出，被答辩人主张返还原物已没有实现的可能，并且其主张如此多珍贵的物品没有任何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依据，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的儿子之间进行的是正常的交易行为，现交易行为已经结束，被答辩人以其儿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返还原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且其主张的物品清单也系其单方制作，不应得到支持。答辩人只是普通工作的劳动者，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让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家庭，没曾想会因为一次正常的收购行为让自己陷入纠纷之中，而让家人担忧不已。答辩人只希望法官能够尽快查明事实，还答辩人一个公平正义，以保证一个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外，经派出所调解，有两个书柜没有卖，我已经把两个书柜给原告，另外我又给了原告一张床。本院经审理查明：应天奎在蓝海苑小区收购废品，聂永南从事二手家具电器收购。原告张超之子张亦驰（1975年出生）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张亦驰发病会打张超夫妇，张超夫妇在2019年春节之前到张超妻子的老家石家庄躲避。2019年3月5日下午回到居住地×××室，在到楼下后，发现楼下有自己家的东西，然后张超夫妇捡回一些东西，但张亦驰不让张超夫妇搬东西，打二人。张超夫妇回到家中发现家里的财物没有了。张超向张亦驰了解，据张亦驰讲让小时工收拾家里的物品，然后叫来社区收废品的人，还有回收柜子家具的人，直接把家里的东西收走了，没有给钱。在将张亦驰安排送到精神病院后，张超与2019年3月1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9年3月12日对应天奎进行询问。应天奎陈述：和这家老爷子（指张超）之前打过交道，后来3月4号他（张超）儿子来找我，让我去他家收拾旧瓶子和纸箱子。后来他跟我要了联系方式，说过两天要装修，需要处理一下东西，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电话给他了。2019年3月5日9时许，老爷子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收废品，当时现场有一名小时工和老爷子儿子，他们都在大厅收拾屋里的东西，他跟我说，这些东西都不要了，要装修房子，让我都清理，然后我就给收家具的打电话。让小聂（指聂永南）过来收家具，然后我就帮着小时工把东西往下搬，搬的过程中，我还提醒小时工，让她问问男主人（老爷子的儿子），要不要这些东西了，别回头处理了找不回来，然后小时工就去敲男主人卧室的门，问他说：“兄弟，出来看一下，这些东西要不要”后来男主人就出来确认了一下，说不要了，我们才处理。后来小聂就来了，小聂就跟男主人商量柜子的价钱及空调的价钱，然后通过微信支付的钱。后来，忙到了14时才完事。当时看到了卧室床头柜和缝纫机了。开始是男主人让小时工逐一清理，后来确实没用了，觉得好的，就跟男主人确认一下要不要了，不要了，她自己就收起来了，只有确认没用了，我才收拾。我把床头柜里的东西都倒到了垃圾袋里，然后我把缝纫机搬出来，放在客厅了。后来男主人发现我搬到客厅的缝纫机，直接把缝纫机打开，把里面的东西自己装起来了。具体什么我也没有注意。在收拾过程中，没有看见戒指和手镯，没有看见其他贵重物品，当时就是抓紧时间把东西都清走，没有注意看。小聂拉柜子时，柜子里面都是空的，没有东西。缝纫机是我用三轮车拉走的。我们离开时，小时工还没有离开，还在收拾东西。收废品没有向男主人付钱，主要是缝纫机和书共计60元，后来说阳台有一些杂物，说不要了，让我给搬下去，所以就没收60元钱，免费给我了。公安机关在询问聂永南时，聂永南陈述：2019年3月5日10时许，小应（应天奎）给我打电话，说有点柜子，问我要不要，然后我说行，他就告诉我地址，大概11时许。我就开着我的小货车到×××室来收柜子，当时我到的时候，小应就在屋里，然后还有一个阿姨做保洁，还有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房主，然后房主跟我说几个柜子问我要不要，我说要，然后我们就谈价格，最终商量是5个柜子和一个空调，共计1400元，我通过微信给对方支付了1400元，然后小应就帮着我把东西运到了车上。大概14时左右搬完，我就开车走了。当时屋里一团乱，房主让保洁阿姨把屋里的东西都收拾了，正在往下扔。我给了小应400元帮忙搬及介绍费用。我不知道房主精神不正常。现在（指做笔录时）还有两个红色的柜子没有出售，现在房主父母想要拿回去可以配合。当时看见床头柜在卧室里，床头柜抽屉都打开，里面是空的，缝纫机已经搬到客厅，一直摆在那。除了搬我收的东西，没有搬其他东西。笔录中，关于支付给张超儿子的1400元，聂永南详细进行了陈述（略）。因张亦驰在精神病院就诊，属于不稳定期，公安机关没有制作笔录。诉讼中，针对应天奎与聂永南的陈述，张超对部分内容不认可：3月6日，我找到应天奎，他说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参与这件事儿，说是别人干的。他拿了为什么不敢承认，却说别人干的。应天奎不知道有监控。我儿子没有说卖空调、家具，只是处理破烂，儿子当时精神分裂，打我和老伴儿，神志不清，二被告双方勾结。第三天应天奎把存折给我送回来，他说他是捡的。拉东西的时候，应天奎跟我的邻居说，老爷子没了。跟我儿子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二被告说是买东西，但是没有给钱。我儿子出院之后，应天奎给我儿子六十元。应天奎表示：我没有跟聂永南勾结，我没有跟邻居说老爷子死了，存折我给原告了。我跟原告说了，收你的东西，处理的已经处理了。诉讼中张超表示，应天奎我认识，在我们小区待了好几年了，收废品。废品一般都卖给应天奎，不认识聂永南。应天奎表示：我在蓝海苑收废品12年了，我认识原告，认识原告的儿子，但是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原告的儿子有病，从来没有听说过。事发后，应天奎还给张超两床被子和一个缝纫机。聂永南将没有出售的两个柜子还给张超，另送给张超一张床。经本院查看事发时的监控，按监控显示时间大约2019年3月5日11时8分左右，应天奎在张超家门口搬东西，大约11时11分左右，聂永南开着小货车到达张超家门口，此后应天奎或单独或和他人陆续将张超家的部分物品扔到楼门外的垃圾桶。应天奎将自己留用的物品先后用三轮车拉走，经统计，共计用三轮车搬运了12次。应天奎还协助聂永南将聂永南陈述的物品搬上小货车。大约下午14时11分左右，应天奎拉走最后一车东西。大约下午14时15分左右，聂永南的小货车驶离。关于应天奎拉走的物品，由于有包装覆盖或放在纸箱等物中，绝大多数无法判断物品名称和数量。另外根据录像显示，被应天奎等人扔到垃圾桶内的物品，很快被他人又挑拣走部分。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如果张超清单中的东西无法返还，原告要求赔偿30万元。应天奎、聂永南不同意返还，也不同意赔偿。另据张超反映，2019年3月4日，还有人拉走了跑步机等物品，给了张亦驰2600元钱。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张超提交照片等、本院调取的公安机关的材料等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张超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超夫妇作为父母，是其子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相应的监护职责。事发时，张超父母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对其损失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应天奎、聂永南应否承担责任。由于双方对事发时，张超之子与应天奎、聂永南是如何表述的双方各执一词，本院难以认定应天奎与聂永南相互勾结共同欺骗张超之子，本院亦据双方陈述不能确定张超之子在发病期。关于应天奎是否应担承担责任。本院认为，首先，应天奎在此小区收废品已经超过十余年，对等价有偿交易应当有充分的了解。其次，应天奎表示小时工不要的东西，才由他收拾，60元钱是缝纫机和书的价钱，让他搬东西60元钱又不要了，而监控显示应天奎前后用三轮车拉了12车物品，而拉走物品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事发后又向张超之子支付了60元。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废品收购的人，从他人家中把主人不要的物品没有支付任何对价或支付极低地对价把物品拉走不符合等价有偿的原则。最后，张超在事发后的次日找到应天奎，应天奎表示东西均已经被处理，只是返还了两床被子和缝纫机，并把张超的存折还给了张超，在事发后才支付给张超之子60元，表明其没有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虽然无法表明应天奎在交易时明知张超之子处于精神病发作期间，但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应天奎在与张超之子的交易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损失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聂永南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聂永南经应天奎通知到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二人之间事先合谋，其向张超之子支付了对价，由于聂永南进行二手家具家电收购，不能认定双方之间的价格明显失衡，聂永南也只是拉走了收购的物品，且聂永南无法判定张超之子的精神状态，事后亦归还了没有出售的柜子，又在此之外给了张超一张床。从交易的过程及知悉此事后的行为，本院均不能认定聂永南有过错，张超要求聂永南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张超主张返还原物，鉴于返还不具有可执行性，张超提出了赔偿的请求。鉴于在事发时已经有他人在场，应天奎拉走的物品名称、数量不能准确判断，且以上物品属于二手物品、价格难以判定，故对应天奎应当赔偿的金额，本院参照查明的情况、考虑上述因素酌情确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应天奎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张超五千元；二、驳回原告张超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被告应天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商兴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曾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