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47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桂英，女，1936年1月8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寿功，招远正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远，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系李桂英儿子。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新树，男，1961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委托诉讼代理人：巨云潭，招远开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义波，男，1980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招远市。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住所地：栖霞市霞光路295号。负责人:李少华，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昀霞，山东一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桂英、王新树因与被上诉人李义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18)鲁0685民初2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桂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互负连带责任共同赔偿上诉人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人民币402007.16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称:“被告王新树主张其与刘某离婚后虽未办理复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应以事实婚姻关系认定王新树对该事故的处分权，并提交了王家大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招远市公安局河东路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王新树的邻居王某1的证明:王新树的儿子到庭证明;。”一审判决认定:“被告王新树主张其与刘某离婚后虽未办理复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应以事实婚姻关系认定王新树对该事故的处分权。”上诉人认为其亲属刘某与被上诉人王新树于1991年10月8日经招远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后刘某至发生事故去世时与被上诉人王新树一直未复婚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原审判决认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新树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认定王新树与刘某系事实婚姻，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相违背。二、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赔偿款159357.53元，于法相悖。(1)原审判决“本院认为”称:“。因刘某死亡应赔偿的款项共计796787.67元，依照与死者生前关系远近和生活紧密程度，原告李桂英得20%为宜，即159357.53元。因李桂英同意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将其应赔偿款付给王新树，故李桂英要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款，法律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这一认为，缺乏事实依据，也于法相悖。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作为刘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依法享有与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刘某的儿子王建超平等的继承权，被上诉人王新树因与上诉人亲属刘某去世前已合法离婚再没有依法登记复婚，被上诉人辩称的理由和提供的证据，均无法律之规定的享有继承权的法定条件，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据此，原判决所谓的依照上诉人与死者生前关系远近和生活紧密程度，刘某死亡应赔偿的款项共计796787.67元，上诉人李桂英得20%为宜，即159357.53元，显然于法相悖。另，原审判决认定刘某死亡应赔偿的款项共计796787.67元，其中由上诉人应合法所得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9226.67元，不应合并在总赔偿款中按20%上诉人所得赔偿款，原判决这一认定明显事实错误。(2)原审判决“本院认为”称:“。因李桂英同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将其应赔偿款项付给王新树，故，李桂英要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款，法律不予支持。”原判决这一认为缺乏有效的事实依据，且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供的电子材料载明:“同意将所有赔款付给王新树。王建超、李桂英、王新树。”来看，该材料并没有写明上诉人同意“保险公司”将赔偿款转给王新树。该材料明显存在瑕疵，且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未提供该原件在庭审中予以质证，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而给予认定，应当依法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理赔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所查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针对李桂英上诉，王新树答辩称，1、一审法院依据村委证明、公安户籍信息表以及证人证言并结合王新树与刘某共同生活状态等，认定王新树与刘某属于1994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前的事实婚姻，并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事实婚姻处理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事实不清的任何情形。2、李桂英认为原判决依据李桂英与死者生前关系和生活紧密程度按未实际取得的赔偿金（796787.67元）的20%的计算错误，与王新树上诉主张该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观点相吻合，理应得以纠正。3、李桂英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栖霞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载明的事项和内容清晰明确，且也能间接证明王新树与死者为夫妻关系的事实，李桂英在上诉状中对该证据的解读明显错误。4、李桂英主张给付402007.16元赔偿金及三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支持王新树的上诉请求。王新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新树、李义波不承担赔偿159357.53元及连带责任或依法发回重审；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不公。李桂英一审的诉求为“判令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原告的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402007.16元”，且本案立案案由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而根据原告的诉求理由及法庭调查的焦点，双方主要围绕一审被告李义波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栖霞分公司与王新树签订的“45万元”的赔偿协议的效力以及“共有”身份的分配进行了质证辩论，而一审判决书也是依据双方与死者刘某之间的关系并以“依据与死者关系远近和生活紧密程度，原告李桂英得20%为宜”确定本案款项赔付金额，这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赔偿应当按照过错责任进行赔偿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必须导致错误判决的产生。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未经质证，上诉人也未依法行使答辩权，属于程序违法。一审认定刘某死亡造成796787.67元的经济损失，但原告并未提交计算明细，也未对损失情况提交证据证实，上诉人更未行使是否承担过错责任的答辩权，尤其是对王新树与刘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共同为家庭生活外出期间发生事故上诉人是否担责等焦点问题，上诉人均未能发表任何辩论意见，显然一审存在程序问题。三、一审判决超出了被上诉人的请求范围，明显错误。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部分载明“原告于2018年12月24日增加诉讼要求,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赔偿原告58613.33元，被告李义波赔偿原告240375.68元，被告王新树赔偿原告103018.15元”，而一审判决书却判决上诉人“给付原告李桂英赔偿款159357.53元”，该判决数额明显超出了被上诉人103018.15元的诉求范围，显然错误。四、一审判决被告李义波对上诉人承担的159357.53元赔偿款负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既然本案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那么法院应当依法根据过错程度由侵权人分别承担赔偿责任，一审被告李义波与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明显错误，缺乏法律依据。另外，一审法院认定李义波与王新树签订的45万元赔偿协议未经李桂英授权更是与事实不符。45万元赔偿款包括李桂英签有书面委托的保险公司赔偿的12万元，且在理赔期间对王新树与刘某为夫妻关系的事实交警大队、招远市人民法院刑庭等与李义波一样均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该协议也不存在无效情形，李义波与王新树签订的赔偿协议合法有效，法院以此为由判令李义波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且判决书对相关事实的认定也明显属于对“两个法律关系”的混合，显然错误。我方证人王某1、王某2均出庭质证，一审法院仅认定2证人均出具了证明而未出庭，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必然导致判决不公。针对王新树的上诉，李桂英答辩称，王新树上诉事实与理由不成立，其上诉状所称，均没有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王新树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义波未到庭答辩。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辩称，涉案赔款我方在征得李桂英的同意后已经全部支付给王新树，故我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法驳回李桂英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李桂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共计人民币280000元；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一审判决查明，被告王新树与刘某于1984年结婚，婚后生男孩王建超，后因双方性格不合，于1991年10月8日在招远县人民法院调解离婚。2017年6月29日18时40分，被告王新树驾驶无牌机动车载着刘某行驶至招远市路口时与被告李义波驾驶鲁Ｆ×××××号二轮摩托车相撞，致原告的亲属刘某受伤，经送往招远市中医医院抢救无效于2017年7月3日死亡。2017年8月1日，招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招公交认字第[2017]04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李义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王新树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刘某不承担事故责任。被告李义波在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2017年11月15日，被告李义波与被告王新树签订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解协议书，约定李义波同意赔偿王新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供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等各项经济赔偿金共计人民币肆拾伍万元（含保险公司给付的款项），于本协议签订时给付二万元（已当场给付），签订协议后七个月内给付二十八万元,剩余十五万元分五笔每笔三万元，自2018年年底给付第一笔，以后四笔于每年度的年底前给付。2018年6月5日，王新树向李义波出具了收据，载明：“今收到李义波现金28万元，其中包括保险公司给付12万元。”另，原告李桂英提交大秦家街道办事处委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李桂英与死者刘某系母女关系。原告李桂英于2018年7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王新树、李义波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应得因刘某去世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28万元。审理中，原告于2018年12月24日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赔偿原告58613.33元，被告李义波赔偿原告240375.68元，被告王新树赔偿原告103018.15元。三被告共计赔偿402007.16元。另，被告王新树主张其与刘某离婚后虽未办理复婚登记，但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应以事实婚姻关系认定王新树对该事故的处分权，并提交了王家大沟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载明：“我村王新树（男，1961年4月23日）于1983年3月与刘某结婚，生育儿子王新超。王新树与刘某夫妻关系问题，村委及全体村民数十年来一直不存在异议和非议，二人对内外关系完全符合正常夫妻关系的特征，我村在日常的管理、统计、户口登记、福利发放等所有方面也均按照夫妻家庭关系处理。”招远市公安局河东路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载明：“根据：王新树申请，经查询认可信息系统/户籍档案，记载：王新树身份证号与刘某（已故）二人为夫妻关系。”审理中，法院依法追加王建超为原告。王建超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另查明，2017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与李义波达成协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500元，该款直接转给王新树。王建超、李桂英书面同意保险公司将上述款项转给王新树。王新树主张其与刘某于1991年10月8日离婚后短期内复婚，应按事实婚姻处理，向法庭提交了王新树的邻居王某1的证明，证明王新树与刘某1983年结婚，30多年，二人与孩子王建超为正常家庭生活，吵吵闹闹不断，但从未分居，我也没听说离过婚。提交了王新树的妹妹王某2的证明，证明王新树与刘某1983年结婚三十多年，二人与孩子王建超有正常家庭生活，吵吵闹闹不断，但从未分居，我也没有听说离过婚。王新树的儿子到庭证明，证明父亲王新树与刘某1991年10月离婚，10天左右又和好了，和好了我们三人一直在一起生活到我母亲车祸去世。提交2019年5月24日招远市温泉街道王家大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补充证明，证明村委2019年3月20日出具的“家族关系证明”中，关于王新树与刘某的婚姻状态，二人1983年3月结婚，1984年4月生育儿子王建超，1991年10月二人协商离婚后又在10月左右复婚的事实，村委事后得知，二人一直正常以夫妻名义生活，与其他村民家庭并无不同。原告李桂英提交《租房证明及证人等》，载明：“招远市大秦家镇村民李学法，温桂臣在1992年11月-1998年12月租房给刘某（刘某和王新树离婚后，没有地方住），在我家西屋借租房子4间，特此证明。租房人：李学法（李桂英的弟弟）、温桂臣（李学法的妻子），证明人：当时书记刘增祥，证明人：当时村调解委员刘宝学（李桂英的妹夫），证明人：村民刘文运（李桂英的侄子）、王海英（刘文运的妻子）。”该租房证明系由刘文远打印。该证明加盖了招远市大秦家街道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刘文远并到庭证明，证明刘某与王新树于1991年10月8日离婚，于1998年左右回王新树家。原、被告对对方提交的上述证据皆不认可。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桂英系刘某的母亲，被告王新树于1991年10月8日与刘某离婚。离婚后是在短期内复合还是自1998年后复合，判断刘某与王新树应否为事实婚姻的时间节点是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时间。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综合分析，原告主张刘某自1992年至1998年在租房居住，到庭质证的证人全部系原告的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明力明显不足，法院不予采信。被告王新树的主张有其儿子及邻居的证明，其采信力高于原告的证明，故该案应认定王新树与刘某系事实婚姻。2017年6月29日，被告王新树载着刘某与被告李义波发生交通事故，致刘某死亡。原告李桂英应当得到赔偿，被告王新树与李义波在2017年11月15日签订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解协议书中约定李义波同意赔偿因刘某死亡给其家属的赔偿金、丧葬费、供养人生活费及精神抚慰金各项经济赔偿共45万元（含保险公司给付的款项），该协议已履行。因刘某死亡，其死亡赔偿金应由原告李桂英和王建超、王新树分得。被告王新树主张其以事实婚姻的关系作为刘某的丈夫，不承担赔偿责任，并应分得赔偿金，于法无据，法律不予支持。因刘某死亡应赔偿的款项为：丧葬费31781元、死亡赔偿金735780元（36789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19226.67元（23072元/年×5年÷6人）、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796787.67元，依照与死者生前关系远近和生活紧密程度，原告李桂英得20%为宜，即159357.53元。因李桂英同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将其应赔款项付给王新树，故李桂英要求保险公司给付赔偿款，法律不予支持。因李义波与王新树达成的赔偿协议超过该数额，且已从李义波处得到含保险理赔款共计45万元，该款应由王新树给付。因被告李义波与王新树达成的调解协议未经李桂英授权，李义波应对王新树的该付款负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判决：一、被告王新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李桂英赔偿款159357.53元。二、被告李义波对王新树上述付款数额负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30元，财产保全费1920元，由原告李桂英负担4500元，被告王新树负担4750元。本院审理期间，王建超到庭作证称，当时达成赔偿协议时，其给李桂英5万元，她也同意了，当时我大舅刘文广也在场；李桂英知道赔偿协议，协议还通过微信转给了我舅舅和姨。李桂英不认可王建超所述。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同原审一致。本院认为，2017年11月15日，李义波与王新树签订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和解协议书，2018年6月5日，王新树向李义波出具收据，有和解协议书、收据为证。2017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与李义波达成协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120500元，该款全部支付给王新树，有王新树签字的赔偿协议书为证。盖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印章、李桂英手印的书证及李桂英与该书证合影可以证实，王建超、李桂英出具书面意见，同意保险公司将所有赔付付给王新树。以上事实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王新树与李义波的赔偿协议，李桂英未签字，王新树的该做法侵害李桂英作为赔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从本案现有证据尤其是盖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印章及李桂英手印的“同意将所有赔款付给王新树”的书证及李桂英与该书证合影等，可以认定李桂英对王新树与李义波的赔偿协议、王新树与保险公司的赔偿协议知情且同意将赔款支付给王新树。现李桂英不认可王新树与李义波的赔偿协议、不认可王新树与保险公司的赔偿协议、要求重新认定赔偿数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的分配份额。本案交通事故导致刘某死亡，一审判决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等确认责任比例，根据刘某的近亲属情况等认定刘某死亡的赔偿数额，合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王新树与刘某虽于1991年离婚，但此后长期共同生活，一审判决结合查明的王家大沟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等，认定双方系事实婚姻，合法有据。一审判决根据与刘某生前关系远近和生活紧密程度，判令李桂英得20%赔偿款，虽偏低，未能考虑到其年老及收入情况，但尚属合法裁量，本院不予更动。综上所述，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李桂英预交7330元，王新树预交3487元，分别由上诉人李桂英承担3158元，王新树承担41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张莉莉审判员  刘海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吕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