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559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寒雨，女，1977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波，山东嘉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焦春梅，女，196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烟台市莱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勇，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佳倩，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寒雨因与被上诉人焦春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9）鲁0613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寒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通过涉案《转让协议》取得官庄村幼儿园承包管理权之前至今，其和该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姜某1系夫妻，其依法应当回避该幼儿园的承包事宜，且被上诉人取得该幼儿园承包管理权亦未经该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二、虽然被上诉人不承认其丈夫姜某1采取威胁手段强迫上诉人将幼儿园承包管理权转让，但上诉人将其投入桌椅等物品购置费用、耗费时间和资金成本竞价投标取得的该幼儿园承包管理权无偿转让给被上诉人明显不合情理。三、未经官庄村委同意，上诉人将该幼儿园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上诉人无效。该《转让协议》中有姜某1、姜某3、姜某2签字，但姜某3、姜某2作为村委会委员受姜某1领导，他们三人又系亲戚，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姜某3、姜某2的出庭证言不应采信。本院审理中补充上诉理由：依据《幼儿园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幼儿园园长、教师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程度，或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被上诉人既非幼儿师范学校毕业，也未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双方签订的涉案转让协议违反《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无效。被上诉人称2018年度承包费220000元已交给时任官庄村委会计钟某，当时就将该款项存入镇政府银行账户，但其未提供该笔巨款的来源证据，且以现金方式交付不合情理，也未提供镇政府的收据和银行进账单等款项去向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交付该笔巨款现金。且钟某系被上诉人丈夫的亲戚，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不排除其作假证的可能，其证言依法不应采信。被上诉人焦春梅辩称，1、上诉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双方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已经超过了一审中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不同意就上诉人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2、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上诉人称其受胁迫签订《转让协议》，对该主张上诉人负有举证责任，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时存在被胁迫的情形，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双方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上诉人至今未起诉请求撤销《转让协议》，已经超过请求撤销《转让协议》的法定期限，撤销权已消灭。3、官庄村委会作为《幼儿园承包合同》的发包方，对《转让协议》同意并接受上诉人将幼儿园承包权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行为，上诉人将《幼儿园承包合同》中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被上诉人合法有效。上诉人、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已经过作为《幼儿园承包合同》的发包方的官庄村委会同意。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转让协议》的见证人系官庄村委会时任村书记兼主任的姜某1即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村党支部副书记姜某3、村委委员姜某2，该三人代表村委会参与了《转让协议》的签订且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按照《幼儿园承包合同》中约定的乙方义务，于2017年11月20日直接向官庄村委会交纳了2017至2018年度的承包费，官庄村委会收取被上诉人的承包费并向被上诉人出具收据，证实官庄村委会同意并接受《幼儿园承包合同》由被上诉人履行，同意《转让协议》中上诉人将官庄幼儿园承包权转让给被上诉人。4、被上诉人是否幼师毕业以及是否经教育部门考核合格担任幼儿园园长，并不影响涉案承包合同的效力，上诉人该主张于法无据。5、被上诉人已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向官庄村委交纳了2018年度幼儿园承包费，由村委会计收款并出具收据，收取被上诉人220000元承包费的是官庄村委，并不是钟某个人。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原告张寒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的《转让协议》，被告将莱山区官庄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交还给原告；2、判令被告支付欠付原告的转让费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庭审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请变更为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转让好处费100000元。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一、2016年，原告与官庄村委签订《幼儿园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官庄村委同意将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官庄幼儿园承包给原告管理，承包时间自2016年6月30日至2036年6月30日；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11月30日的试运营期间，免除原告的承包费，自2017年11月30日之后，每年度承包费为人民币220000元，承包费须于每年的11月30日前交纳下一年度承包费，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合同还约定了其他相关事项。2016年11月10日，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载明“张寒雨于2016年6月30日承包（叫行）官庄村幼儿园，因各种原因，经友好协商，张寒雨自愿将官庄幼儿园承包权转让给焦春梅管理，原合同精神不变，合同转让后，发生任何情况与张寒雨无关。”原、被告分别在协议转让人、受让人处签字确认，证明人处有姜某3、李某、姜某1、姜某2签字。二、关于上述《转让协议》的签订经过，原告称系2016年11月10日在莱山区附近的一个韩式料理店里签订的，当时在场的有原、被告及见证人姜某3、李某、姜某1；因被告的丈夫姜某1是官庄村委主任，被告强行向原告索要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原告无奈起草该转让协议。庭审中原告还主张，按照原、被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关于承包费的数额及支付的约定，原合同精神不变指的是被告按照原承包合同约定的220000元向原告履行。被告不认可原告的上述陈述，称原告在取得官庄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后，因还另有一个幼儿园要管理，对官庄幼儿园经营不善，村里反应很大，官庄村委多次找原告交涉，原告提出无法继续经营官庄幼儿园，才将官庄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被告还称，《转让协议》是在所有见证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在村委办公室签订的，原合同精神不变是指被告按原合同约定向官庄村委履行。为证明上述各自主张，原告提供证人李某，被告提供证人姜某3、姜某2出庭作证。1、李某(男，汉族，1976年1月23日出生，住海阳市。居民身份证号码：。)到庭作证称：2016年6月，原告通过叫行承包了官庄幼儿园。2016年9月，被告的丈夫姜某1开始想方设法往外撵原告。2016年10月，姜某1找原告协商让原告退出承包官庄幼儿园的事情，原告不敢去，打电话让我回来帮忙，我最后定在轸大路云石亭韩国料理店协商。当时在场的有原告、姜某1和他的媳妇即被告、姜某3及我，姜某2没有参与过此事。在料理店里，姜某1开门见山直接告诉原告，官庄幼儿园你必须退出，如果发生其他问题，我们概不负责。因原告孤儿寡母，心里害怕，同时也了解到当时任官庄村委及书记的姜某1带有黑社会性质，利用村里治安，威胁或胁迫过他人，所以原告害怕、只好妥协。姜某1拿出提前已拟定好的草稿，让原告照原稿抄写，上面转让给谁处是空白的，原告写好后，我、姜某1、姜某3作为证明人分别签了字。我们当时要求被告将每年的220000元承包费交给原告，但姜某1不让写到协议中，姜某1还说每年给原告100000元的好处费，但是原告不敢要，被告也不让写进协议中。2、姜某3(男，汉族，1962年7月30日出生，住烟台市莱山区。居民身份证号码：。)到庭作证称：我在2017年11月之前曾是官庄的党支部的副书记，当时村委成员有姜某1、姜某2、姜远清、姜远虎。官庄幼儿园建成后进行招标，原告以220000元中标通过，原告还管理了千金幼儿园400多人。官庄幼儿园经过原告宣传，但招生一直不多，基于该压力，原告向村主任提出不干了，村主任让原告第二天到村委，同时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共同商议官庄幼儿园的转让事宜。当天我与姜某2、姜某1、原告都在场，原告说愿意把幼儿园转让给被告承包，我就去将被告拉到村委，村主任让我在写好的协议上见证人处签个字，原告也没反对，我知道是转让协议但是我眼花也没看协议上的内容就签了。关于被告是否需要给原告钱，我没听见。之后每年的承包费220000元都是被告交，怎么给也没听见。3、姜某2（男，汉族，1972年8月8日出生，住烟台市莱山区。居民身份证号码：。）到庭作证称：我2012年至2018年期间曾是官庄的村委成员。在协议上签字前一天，村主任姜某1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到村里去一趟，说有事商量。第二天我去姜某1办公室时原告、被告、姜某1、姜某3都在场，告诉我原告自愿把幼儿园的经营权转让给被告，当时都知道原告承包的官庄幼儿园经营不好，招不到学生，原告就不想继续干。姜某1让我在协议上签字，我签字时其他人都签上了，我是最后一个签的。原告与被告是否谈过费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协议中“按原合同精神不变”是被告应按照原告与官庄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履行每一项义务。原告对证人李某的陈述无异议，对证人姜某3、姜某2的陈述有异议，称姜某3、姜某2的证言未针对转让协议的签订经过及具体内容作出陈述和说明，证明意义不大，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予以采信。被告对证人姜某3、姜某2的陈述无异议，对证人李某的陈述有异议，称李某与原告系关系密切的朋友、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证明原告签订《转让协议》并非出于真实意思。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姜某1当时系官庄村委会主任，姜某3、姜某2任官庄村委委员。三、被告主张，其自原告处取得官庄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后，于2017年11月20日向官庄村委缴纳2018年度的承包款220000元。为证明该主张，被告提交山东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收款收据一份，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官庄幼儿园，日期为2017年11月20日，收款项目为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承包土地款，金额为220000元，收据并盖有官庄村委财务专用章。原告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收据载明的收款项目为承包土地款，不能证明该款项系官庄幼儿园的承包费。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人钟某（女，汉族，1983年11月24日出生，住烟台市莱山区。居民身份证号码：。）到庭作证称：我是从2016年起任村里的会计，2018年春节前辞职。2017年11月20日，被告拿现金来我这交幼儿园的承包费220000元，我就给他开具了收据，收据是从镇上领的，事先都盖好了章，村里收的土地承包款和其他的承包款都是在收款项目处记载承包土地款，220000元收取后我到银行存在镇政府的账户上，因为村里没有单独账户。原告对证人钟某的证言有异议，认为钟某的证言与客观事实不符，其关于收款收据中收款项目的说明也与常理不符，且不符合财务记账规范要求，不足以采信。被告对证人钟某的证言无异议。四、2018年12月7日，原告通过邮政EMS向被告发出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5日的《催告书》，载明：“2016年11月10日，我与你就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签订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原合同精神不变，按原合同即我与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来履行，除应支付我转让费外，你应每年11月30日前提前支付给我下一年度承包费22万元。现2018年11月30日支付期限已过，特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5日内按约支付我22万元承包费。逾期未付，我将有权解除转让协议并追究你方的违约责任。”被告于2018年12月12日签收该催告书。一审庭审中，原告主张，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合同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被告收到原告邮寄的催告书仍未向其支付承包费，故原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有权要求解除涉案转让协议。被告不认可原告上述主张，称根据涉案承包合同及转让协议，其每年应当向官庄村委交纳承包费而不是向原告交纳，原告无权向被告催收承包费，且转让协议并没有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原告无权要求解除涉案转让协议。五、关于涉案《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原告主张系转包，被告则主张系转让。原告称，首先，如果转让协议定性为转让合同，由原告退出承包关系并由被告承继，该协议因未经承包合同相对方即官庄村委同意而未生效，即使被告确实向官庄村委交纳了220000元，在村委没有通过会议研究同意原告转让的情况下，不当然构成官庄村委同意幼儿园转让的意思表示。其次，即便转让协议生效，该协议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五十八条关于“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的规定。故，即使官庄村委同意原告退出承包关系由被告承包，因转让协议违背上述法律强制性规定也应属无效，被告应向原告交还涉案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最后，转让协议对转让价款没有任何约定，鉴于幼儿园所需的桌椅、板凳、小床等物品均系原告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负责采购，且该承包管理权系原告耗费时间及成本最终竞价取得的商业机会，原告没有理由无偿转让给被告。综上，涉案转让协议的性质应认定为承包权的转包。被告则称原告上述主张不成立，涉案《转让协议》的性质系承包权转让。首先，原、被告签订的是“转让协议”，合同中也明确约定是原告将官庄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发生任何情况与原告无关，并非转包给被告。其次，原、被告双方已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合同，被告于2017年11月20日直接向官庄村委交纳了幼儿园承包费，当时原告及村委并未提出异议。再次，转让协议的见证人均系当时的官庄村委成员，该三人作为见证人签字可以证明官庄村委同意原告将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且被告于2017年底交纳承包费时，官庄村委也出具了收据，故官庄村委对涉案转让协议知晓且同意。六、一审庭审中，原告称原、被告签订《转让协议》时口头约定被告支付给原告好处费100000元，且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证明该约定。被告不同意支付该费用，称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并未约定好处费，且原告提供的证人李某的证言恰说明双方未就转让好处费的有无及金额达成一致。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关于好处费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系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于庭审中称，其系因被告强行向其索要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无奈才起草涉案转让协议，原告并就其主张提交见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被告不认可原告该陈述，称原告系经营不善才将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因原告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法院对原告系基于被告的强迫而签订的涉案转让协议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涉案转让协议系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关于涉案转让协议的合同性质，一方面，原、被告签订的是“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也是原告将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且合同转让后发生任何情况与原告无关，前述用语及效力约定与原告主张的转包性质不相符。另一方面，原、被告签订涉案转让协议后，被告于2017年11月20日向官庄村委交纳承包款220000元，官庄村委也出具相应收据，虽然收据中载明的项目系承包土地款，但交款单位、费用期间、费用金额能够与幼儿园承包合同相关约定相符，结合证人钟某的证言，本院对该费用系被告交纳的幼儿园承包费予以认定。另外，转让协议见证人姜某3、姜某1、姜某2均系当时的官庄村委成员，可见，官庄村委知晓原告将幼儿园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的事宜且并未提出异议。综上，法院认为，涉案转让协议系原告将官庄幼儿园承包管理权转让给被告而非转包给被告，本院对原告提出的关于合同性质为转包的主张不予支持。承包权转让后，被告应向官庄村委履行承包合同约定的义务，且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承包权转让后发生任何情况与原告无关，故原告无权向被告催收官庄幼儿园的承包费，本院对原告以被告经催告拒不支付承包费为由要求解除涉案转让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转让好处费，因被告对双方曾口头约定好处费100000元不予认可，原告提供的证人李某的证言不能单独证明原告关于好处费的主张，在原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法院对原告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转让好处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6月29日判决：驳回原告张寒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张寒雨负担。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张寒雨提交如下证据：1、烟台市莱山区婚姻登记处出具的结婚登记申请书原件及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与官庄村委当时的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姜某1自1991年10月5日至今一直是夫妻关系，因此在姜某1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和主任期间，其妻子焦春梅取得涉案幼儿园承包管理权，违反相关的党纪和法规。2、网上查询的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6刑终331号刑事裁定书打印件，证明姜某1于2018年6月5日被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后被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其他的法律文书没有查到，证明姜某1在担任官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期间刑事犯罪。3、《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三）项、第（五）项规定：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村集体承包经济项目的承包方案均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被上诉人取得幼儿园的承包管理权，并未经该村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是在其丈夫姜某1利用职权、徇私枉法甚至违法犯罪的前提下取得的，是无效的。《幼儿园管理条例》第9条第（一）项规定：幼儿园园长、教师应当具有幼儿师范学校毕业程度或者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才能担任。被上诉人既不是幼儿师范学校毕业，也未经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合格，违反了法律硬性规定，其取得幼儿园的承包经营权无效。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上诉人对本案据以证明的问题不成立。本案与焦春梅、姜某1系夫妻关系无关，也不存在姜某1参与其中违法违纪的问题。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属实也与本案无关，对本案不具有任何证明作用。对两份法律法规的内容无异议，但本案涉及的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承包合同转让事宜，上诉人所提交的法律法规不适用本案。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2016年，上诉人张寒雨与官庄村委签订《幼儿园承包合同》，同年11月10日，上诉人张寒雨与被上诉人焦春梅签订《转让协议》。一审审理中，上诉人张寒雨以被上诉人焦春梅未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包费为由，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现上诉人张寒雨上诉主张其与被上诉人焦春梅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其上诉请求与一审审理中的起诉请求不一致；本院审理中上诉人张寒雨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其与被上诉人焦春梅签订的《转让协议》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上诉人张寒雨的该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张寒雨主张的转让好处费100000元，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被上诉人焦春梅也不认可有口头约定。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张寒雨提供的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其该诉讼请求，也无不妥。综上，上诉人张寒雨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寒雨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殷连泽审判员  王天松审判员  张莉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赵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