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8853号原告：莫锦泉，男，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钟浩源，系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启正，男，198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邹灵珊，系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海颖，男，196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第三人：李志华，男，1984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代理人：何丽秀，系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莫锦泉诉被告何启正、第三人李海颖、第三人李志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莫锦泉及其委托代理人钟浩源，被告何启正的委托代理人邹灵珊，第三人李海颖，第三人李志华的委托代理人何丽秀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莫锦泉诉称：我于2010年向银行借款150000元。2015年1月20日，我想找贷款公司办理赎契再贷，故经朋友介绍到被告何启正及第三人李海颖、第三人李志华共同开设财务公司处拟委托其帮忙办理银行贷款。财务公司承诺可代办向银行贷款500000元，收手续费2500元，我就当场交款2500元。财务公司又称可先借给我250000元急用并代为作赎契再贷（2个月内办妥），于是我就与财务公司签署一系列文件（包括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公证书等），手续办妥后，财务公司向我转账220000元。我与财务公司签的合同和借据载明借款250000元，但实际仅收到220000元，并约定月利息7点，借期2个月。2015年4月10日，财务公司通知说可以帮我做银行贷款，我在办理完相关借款手续后，财务公司指令案外人转100000元给我偿还银行贷款，约定月利息5点，并诱骗我向李志华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债权数额为900000元），其后至当年7月财务公司仍未帮我办理贷款，我也未收到财务公司一分钱。因为财务公司要求我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未果，财务公司便多次派人上我家中催收、滋扰，我无奈之下只能同意按财务公司意思办理“转单”。于是我与2015年7月30日前往财务公司办理转单手续，即将我的债务转给下一间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带我办理公证和房屋抵押手续（债权数额470000元、债权人何启正）。手续办妥后，我回到财务公司处将银行卡交给财务公司员工手上由该员工操作，先由何启正转入430000元至银行卡中，再马上将该款项转至案外人劳某婷处。我签借款合同和收据载明借款430000元（含违约金），财务公司讲明其中250000元无抵押月利息7点，100000元有抵押月利息5点，分两件借款利息，每月共付利息16500元。期间我未收到财务该公司一分钱。其后，因我无能力还款付息，2015年9月23日早上财务公司又派五六个人带我办理公证手续和房屋抵押手续（债权数额500000元、债权人李海颖），然后又办理转单手续，即将我的银行卡交给财务公司员工手上由该员工操作，李海颖将500000元转到银行卡中，再马上将该款项转至何启正处。我签借款合同约定借款500000元，月利息3点，但期间未收到财务公司一分钱。由于何启正和李海颖、李志华的行为，导致我从借款320000元虚增至500000元，我已经支付217500元利息给李海颖，仍被李海颖起诉至法院。基于李海颖完整的证据，我无奈之下唯有和李海颖调解还款500000元[（2018）粤0104民初12569号民事调解书]且产生利息。为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何启正向我返还款项70000元，并对该款项按每月3%的利率自2015年9月23日向我计付利息损失至清偿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何启正承担。被告何启正辩称：我方不确认与李海颖、李志华共同开设财务公司向原告出借款项，原告主张的前两次借款均是原告与案外人之间发生的借款关系，我对该两次借款不知情，且与我无关。我确实在2015年7月30日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并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原告提供430000元借款以及40000元现金。原告于2015年9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我归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等其他费用共计500000元。我认为我与原告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原告向我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时已经消灭。对于原告向李海颖借款的事实，该民间借贷关系属于原告与李海颖之间的借款合同，与我无关。我不认识劳某婷，原告向劳某婷转账的事实也与我无关。我认为原告与李海颖的民间借贷纠纷已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达成民事调解，属于原告与李海颖之间对于其诉讼权利的处分，与我无关。我对于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综上，我认为原告要求我返还相应款项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第三人李海颖辩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已经写得很清楚，我觉得应当按照该调解书执行。第三人李志华辩称：我与何启正、李海颖三人之间并不认识，没有微信或电话联系。三人并没有共同开设财务公司。原告诉称歪曲事实，也是断章取义的。事实上我有委托王某通过银行转账代为付款220000元，另外向原告支付30000元现金，均是属于借款。第二笔借款也是我委托他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付款100000元，同时以现金支付20000元给原告。我一共向原告出借370000元本金。我有提供委托付款的证明以及委托收款的证明。最后原告是于2015年7月30日还款给我指定的收款人劳某婷本金加利息430000元。亦即原告在诉状里承认收到的220000元及100000元是我出借的。我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双方没有任何经济纠纷。至于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及其提及的事实，均与我无关。经审理查明：案外人王某于2015年1月2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220000元。李志华提供其与王某签署的《委托付款证明》，证明其当时委托王某向原告支付220000元借款。原告确认其向李志华借款，但表示其仅收到220000元借款，并非如李志华所述另通过现金收到30000元借款。原告与李志华于2015年4月29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李志华借款900000元。原告与李志华同日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原告提供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路凤凰三街北二巷2号102房（以下简称102房）作为上述《借款合同》的抵押。李志华表示其委托他人向原告转账支付借款100000元，另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借款20000元，即在该《借款合同》项下其共向原告出借120000元。原告则提供其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主张其仅于2015年4月10日收到借款100000元。原告与何启正于2015年7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何启正借款470000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即自2015年7月30日至2015年8月29日；若原告逾期还款，须按日计付借款总额的违约金直至清还全部借款。原告与何启正同日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原告提供102房作为上述《借款合同》的抵押。何启正于2015年7月30日向原告转账支付430000元，其后该款项于同日转至案外人劳某婷的银行账户。原告主张当时其将银行卡交给何启正等人，由其财务公司工作人员操作上述转账，对此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不予确认。何启正表示其另通过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借款40000元，对此原告不予确认。李志华提供其与劳某婷签署的《委托收款证明》，证明当时其委托劳某婷收取原告返还的借款本息共430000元。原告表示该劳某婷就是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等人开设的劳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且其不清楚劳某婷是否有将430000元支付给李志华。原告与李海颖于2015年9月23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原告向李海颖借款500000元，借款期限为180天，即自2015年9月23日至2016年3月22日，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若原告逾期还款，须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并每日按借款总额的1%计付违约金直至还清全部借款、利息，原告还须承担李海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原告与李海颖同日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约定原告提供102房作为上述《借款合同》的抵押。李海颖于2015年9月23日向原告转账支付500000元，其后该款项于同日转至何启正的银行账户。原告主张当时其将银行卡交给何启正等人，由其财务公司工作人员操作上述转账，对此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不予确认。原告表示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持续按每月3%的利率向李海颖支付利息。其后因原告未能依约向李海颖还款，李海颖遂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原告还本付息。该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粤0104民初1256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调解协议：一、莫锦泉于2018年12月11日前偿还李海颖500000元（其中2018年9月11日前偿还250000元、2018年12月11日前再偿还250000元），如原告未按该约定按期还款，李海颖可申请执行全部未偿还款项，并以5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24%的标准从2017年6月1日起计算利息；二、该案受理费11050元减半收取5525元由原告负担，原告于2018年7月1日前将该受理费迳付给李海颖。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其与何启正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在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等人的胁迫下签订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且该三人合伙开财务公司骗取其借款，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虚增债务、获取高额利息的非法目的，故其主张该《借款合同》无效。原告基于该《借款合同》无效，进而主张其仅从何启正处获得430000元，故其向何启成偿还500000元是多支付了70000元，因此其要求何启正返还其多付的7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法庭向原告释明，若法庭经审理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则原告若认为何启正多收取了还款，其可另循法律途径向何启正主张权利。对此原告表示同意。因原告陈述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等人形成团队经营借贷业务，存在违反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形，还在催收欠款时多次上门骚扰，其在该三人胁迫之下签订《借款合同》，该三人存在虚构银行交易流水及以暴力行为强迫形成借贷关系的行为。故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发出《犯罪线索移送函》，建议该分局对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是否涉嫌犯罪依法进行审查。后经与该分局工作人员联系得知，该案线索已于2019年9月20日移送至刑警队及辖区派出所处理。但至今未有该案被正式立案侦查的信息。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其与何启正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则原告应举证证明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该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原告以该借款是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胁迫之下签订，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本院已建议公安机关对该三人是否涉嫌犯罪进行审查，但至今公安机关并未正式立案侦查。另外，原告确认曾向李志华借款，李志华亦提供委托收款证明证实其委托劳某婷收取原告的还款，故原告向何启正借款用于偿还其向李志华的欠款符合常理，即原告当时具有借款需求，其向何启正借款应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告又主张其与何启正签订《借款合同》是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原告称何启正、李志华、李海颖共同设立财务公司向其提供借款的陈述缺乏依据，不应予以采纳。原告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在李志华的授意下向何启正借款用于偿还其向李志华的借款，更未能举证证明其收到何启正支付的430000元后立即向李志华指定的收款人支付430000元的付款行为并非其操作。故即使原告实际无须向李志华偿还430000元，但原告未能证明何启正向原告出借430000元的目的是为了让李志华获取违法的高额利润。另外如前所述，公安机关亦未就该三人是否涉嫌犯罪正式立案侦查。因此原告该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借款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存在法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原告主张该合同无效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据此，原告以《借款合同》无效为由主张何启正应返还其多付的7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的主张，已缺乏请求权基础，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若原告在认定《借款合同》合法生效的前提下，认为其与何启正在履行该合同时多向何启正还款，其可另循法律途径向何启正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莫锦泉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414元由原告莫锦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曹子彦人民陪审员  庄红胜人民陪审员  凌娟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杨晓燕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