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4民初16902号原告：袁英华，女，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西省丰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明杰，上海嘉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主要负责人：何兰燕，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江江，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英华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英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明杰、被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江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英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1.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85,610.10元；2.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2018年年终奖23,200元、2018年袁英华休产假期间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共计2,100元。事实和理由：袁英华于2012年11月22日入职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双方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5年11月21日的劳动合同，从事风险管理工作。2015年11月21日，双方续签劳动合同至2018年11月20日止，岗位变更为行政。该劳动合同期内，袁英华的实际工作岗位从之前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风险部”调整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以下简称杨浦支行)的办公室“行政综合岗”，负责行政及财务工作，年薪为115,000元，80%按月发放，其余20%预留作为年终奖发放。2017年8月袁英华怀孕，12月底，杨浦支行行长刘某某向袁英华口头告知“行政综合岗”即将撤销，袁英华将被调岗至外勤的“营销岗位”。2018年1月2日，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谭某某告知袁英华有“法律合规部风险资产处置岗”的竞聘机会，袁英华遂报名参加并填写了《竞聘报名表》，但此后无人通知竞聘结果，袁英华依然在“行政综合岗”从事行政及财务工作。2018年3月28日，袁英华开始休产假，直至7月29日，结束产假回工作岗位，当时支行行长刘某某表示银行所有员工都要兼职销售工作，故至此开始，袁英华除了仍从事之前的工作外，还多了销售工作。但当领取到2018年8月工资时，才发现月基本工资从原来的7,667元降至6,708元，袁英华据此认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擅自将其岗位从“行政综合岗”调至“营销岗”。2018年8月，袁英华通过电子邮件对岗位及薪酬变化提出异议，直至10月30日才收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电子邮件，通知袁英华的劳动合同将延续至哺乳假结束，之后不再续签。11月2日，袁英华回复邮件对此提出异议，并同时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2月26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又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再次告知袁英华合同到期不续签，直至2019年3月双方合同到期劳动关系结束。现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按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14,277.70元(合并计入每月应得工资、年终奖及生育津贴)、按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6.5个月计算，支付赔偿金185,610.10元(14,277.70元×6.5个月×2倍)，上述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数系根据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期间每月应得工资，加上本案诉请2的2018年度年终奖23,000元，再加上已发放生育津贴64,360.70元计算得出。同时，因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袁英华的基本工资由每月7,667元降低至6,708元，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上述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7,667元-6,708元)×7个月]。另，袁英华全年年薪为115,000元，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按20%的比例支付2018年年终奖23,000元(115,000元×20%)。关于福利费，人事经理夏某曾口头告知袁英华，在其2018年休产假期间，银行曾向员工发过包括衣物、充电宝、消费卡等在内的劳动节、端午节福利，价值共计2,100元(袁英华无法区分具体名目及金额)，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袁英华的诉讼请求。双方确实连续签订了两次劳动合同。第二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岗位为行政岗，年薪为115,000元，后袁英华在2018年1月参加公司岗位竞聘失败故而转入营销岗，其原来的岗位并未撤销，但已由其他同事代替。后袁英华于2018年3月28日开始休产假并于2018年8月回岗工作，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通过电子邮件告知袁英华其合同将延续至哺乳假结束。2018年11月，袁英华提出要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银行继而在2019年2月26日告知袁英华合同到期不再续签，2019年3月双方结束劳动关系，系合法终止。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已按年薪115,000元作为离职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计算标准、并按在本单位工作年限6.5个月计算，向袁英华支付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1,802.10元(115,000元×35%/12个月×6.5个月，即月平均工资3,354.17元)，故无需支付赔偿金。如果法院判决支付，亦要求按月工资3,354.17元的标准计算，且2018年4月至7月期间，袁英华休产假，实发工资数为零。关于袁英华调岗的具体情况，袁英华参加岗位竞聘并填写《竞聘报名表》，表上明确写明系自愿参加竞聘，并同意根据竞聘结果调岗。2018年1月24日，竞聘结果在公司内网公示，显示内容为竞聘成功的人员名单，竞聘失败的人员则全部调岗至“营销岗”。袁英华曾在2018年1月10日签署过《承诺书》，承诺知晓银行的内部文件和规章制度以内网发布的形式公布，员工每天至少阅看两次。故袁英华对竞聘结果应当是明知的。袁英华系于2018年1月30日就已调岗至“营销岗”，但办公地点没有变化，工作内容则不再从事原行政、财务工作，而是从事需要有业绩考核的营销工作,岗位系营销经理。关于调岗后的薪酬，袁英华的月工资标准随着岗位变化而变化，根据公司相关规定转岗人员有6个月的保护期，保护期内年薪标准为6万元，但因为袁英华是老员工且处于三期，故公司为照顾她，实际在其保护期内仍按原月基本工资7,667元的标准发放，直至2018年8月其回岗上班基本工资由每月7,667元降低至6,708元，但该变化系基于岗位变动而预留考核指标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并不存在差额，不同意支付。关于年终奖，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对年终奖均无约定，之前确实向袁英华发放过年终奖，但是是否发放，以及如何发放当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对员工的考核而定。认可关于袁英华陈述的关于按年薪一定比例作为年终奖的情况，具体为行政综合岗预留年薪的20%作为年终奖、营销岗则预留年薪的30%，但均必须通过考核方可发放。袁英华在2018年因为生育，在行政综合岗的在职时间只有一个月，故公司是按营销岗的业绩标准对她进行考核的，因其业绩不佳，根据其考核结果2018年年终奖金额为52.04元，已向其发放。关于节日福利，公司以往就没有发过劳动节或端午节的福利，2018年度也从未发放，袁英华并无证据证明存在上述福利，无需支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于2012年11月26日签订了期限自2012年11月22日至2015年11月21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书》，约定袁英华从事风险岗位工作。2015年11月21日，双方签订第二份期限自2015年11月21日至2018年11月20日的《劳动合同》及《岗位协议书》，岗位变更为行政。《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2.0版，2015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十条在合同履行期间，涉及劳动合同约定内容发生变化的，如员工岗位异动等重要事项，应签订相应的书面补充文本作为双方劳动合同文本的补充或变更记录。”“第二十二条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记载变更的内容，注明变更日期，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成立。”“第二十四条劳动合同期满后，用人单位应对员工合同期内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综合表现进行评价，并根据工作岗位需要，决定是否与员工续签劳动合同。”2017年1月13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发布《关于重新印发的通知》，对原期薪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期薪管理办法(4.0版，2017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期薪是指绩效奖金的延期支付部分。”“第十二条期限视考核情况于扣缴期后三年均等支付，支付时间原则上为每年年末与年终奖统一核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请休假及劳动纪律管理办法(2.0版，2018年)》，相关内容显示为：“第二十二条……产假期间基本工资、职级工资照发，月度绩效和其他补贴停发，福利照发……产假、护理假、婚假、丧假、病假期间，年终绩效奖金按实际占用上班天数扣除。”2018年1月2日，袁英华在《上海分行岗位竞聘报名表》上签名，报名表相关内容显示：报名岗位为“法律合规部风险资产处置岗”、现工作岗位为“办公室综合岗”、是否接受调剂选择“是”。报名表下方显示有上海分行员工岗位竞聘报名声明：本人自愿参加分行相关岗位竞聘活动，愿意服从银行根据竞聘结果而对本人作出的工作岗位调整。2018年1月10日，袁英华签署《承诺书》，相关内容显示为：“本人于2018年1月10日收到《浙江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员工管理手册》，对内容已知晓并同意遵守。上海分行员工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手册所规定内容，分行内网http：//www.czcb.com/shfh/index.html中的其他相关制度……分行内网及内网邮箱是分行制度发布、信息告知的正式渠道，要求每位员工每个工作日必须保证一天上班下班时间至少两次查看，以确保信息及时掌握。”袁英华于2018年3月29日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产，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2018年8月7日至2019年3月26日，袁英华与杨浦支行行长刘某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显示，袁英华在回岗工作后仍接受刘某某的指示从事相关的财务、征信、报销等工作。2018年8月16日，袁英华向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谭某某、副主任夏某等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不管是什么理由，没有人事事先通知我，我也未同意降薪。我和分行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岗位，我怀孕期间人事说岗位变动，要求我们适应新的岗位也从未提及要降薪，如果是为了降薪换岗，我是否可以认为这是逼迫我们老员工自己离职？”2018年10月30日，谭某某向袁英华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你于2015年11月21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将于2018年11月20日到期，因你目前尚在哺乳期(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届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将顺延至你的哺乳期结束。”2018年11月2日，袁英华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您好，您发的通知书我今天已收到……由于我已经跟分行签订过2次3年的合同，这次应该按照我的原合同跟我重新签订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在我11月合同到期前跟我按原合同重新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9年2月13日，袁英华向支行副行长朱某某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显示：“这次事情起因是在去年我产后回归岗位，随即被人事告知我原有岗位已撤销，已将我变更为营销岗位……但这次换岗人力资源并未与我达成一致……在我均未同意的情况下，人力就默认我降薪换岗了。从2018年8月开始我每个月被多扣工资1000元，截止今日被扣工资、产假福利及合同年终部分累计30123.15元(参照2017年度)……在此，我向各位行领导提出我的合理正当诉求：1、请将2018年1月-2019年1月所扣除的薪资28123.15元、产假福利2000元，共计30123.15元(参照2017年)在本月月底前给与补发。”2019年2月26日，谭某某向袁英华发送电子邮件，相关内容显示：“你与公司2015年11月2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1月20日届满，因你目前尚在哺乳期(哺乳期至2019年3月28日)，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将顺延至你的哺乳期结束(2019年3月28日)。公司经研究决定，你的哺乳期结束后，公司不再与你续签劳动合同，双方终止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通知后，按照公司规定及时办理工作交接等相关手续。”该邮件同时附与上述内容相同的加盖公章的《通知书》。袁英华2017年1月至2019年2月工资明细表显示基本工资情况为：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金额均为7,667元(除3月3,354元。10月7,917元)、2018年4月2,252.58元、5月2,271.34元、6月2,152.55元、7月2,259.82元、8月至2019年2月均为6,708元。袁英华名下稠州银行2014年1月28日至2019年4月1日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1月28日发放年终奖8,769.75元、2015年2月15日发放年终奖28,479.90元、2016年2月5日发放年终奖20,830.81元、2017年1月25日发放年终奖20,929.98元、2018年2月13日发放年终奖21,788.19元、2019年2月1日交易金额52.04元。袁英华名下兴业银行账户显示2018年4月26日收入生育津贴64,360.70元。2019年4月15日，袁英华向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公司：1、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3个月工资185,610.14元；2、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工资差额6,713元；3、支付2018年年终奖23,200元；4、支付2018年劳动节、端午节福利费2,100元。2019年6月10日，上海市徐汇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徐劳人仲(2019)办字第1426号仲裁裁决：对袁英华的全部请求均不予支持。袁英华对仲裁裁决不服，起诉至本院，即为本案。上述事实，除双方当事人一致的陈述外，另有《劳动合同》、《岗位协议书》、《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2.0版，2015年)》、《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期薪管理办法(4.0版，2017年)》、《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请休假及劳动纪律管理办法(2.0版，2018年)》、《上海分行岗位竞聘报名表》、《承诺书》、内网聊天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工资明细、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庭审中,袁英华主张《上海分行岗位竞聘报名表》确实系本人所签,但签字时没有仔细看,并不清楚关于是否接受调剂选择以及声明的内容。另，关于营销岗的工资情况，袁英华并不知晓，亦不知道关于营销岗的年终奖为年薪30%的说法，也从未看到过关于每个岗位对应工资标准的规章制度。袁英华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2018年1月9日至2019年2月1日期间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计财应某某的RTX(公司内部聊天软件腾讯通)聊天记录，以及2018年1月19日至2019年2月11日期间与计财沈某、徐某的聊天记录，证明袁英华修完产假之后回岗的工作内容还是行政。稠州银行确认上述证据中聊天对象的身份，对其中袁英华与应某某的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他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聊天内容可以随意删减、更改，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特别指出，其中2018年1月23日，袁英华与应某某的内容显示，袁英华自认“这个月我要把我手上的财务所有工作交给客户经理吴某某，以后财务这块就全部由她来做了！我四月份预产期，产假回来后就做业务了，财务这块工作就全部交出去了”，证明袁英华对竞聘结果及岗位调整是知悉并同意的，这与次日即2018年1月24日公司在内网公布竞聘结果及后续转岗安排的时间节点相符。对此，袁英华表示回岗后自己还是从事原岗位工作，此前支行行长刘某某只是在2018年春节前后口头告知其休完产假后要做业务。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8年1月24日发布的《关于普通员工选聘结果及后续转岗的通知》，相关内容显示为：“一、选聘结果：经过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班子讨论，并报经总行审核同意，分行最终确定聘任人员47人(详见附件)，待岗人员5人。”“二、转岗安排(一)待岗截止时间为1月29日，自1月30日正式转岗。原则上原经营单位内部安排营销岗位，原经营单位有异议的，由分行统一分配。(二)转岗人员于1月29日至分行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三)转岗后薪酬、保护期等按照总行《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等规定执行。”后附“上海分行普通员工聘用情况汇总表”上无袁英华姓名，主张该竞聘结果在公司内网上公示，所有员工都可查看，竞聘失败的员工统一分配至营销岗。袁英华竞聘失败，故至此转入营销岗。2、《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营销部门与营销人员管理办法》、《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应向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袁英华营销经理岗位工作鉴定(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间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等，证明虽然根据绩效考核办法，袁英华2018年综合鉴定未达到考核标准，根据规定应当按照每月1,500元的工资标准发放，且转岗人员有6个月的保护期，保护期内年薪标准为6万元，但因袁英华是老员工且处于三期，故公司为照顾她，实际仍按原月工资7,667元即年薪115,000元的标准发放。3、2019年3月28日，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向袁英华转账支付21,802.10元的业务回单。证明公司已按月收入3,354.17元的标准向袁英华支付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2018年2月袁英华与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相关内容为：袁英华：“夏主任，打你电话，你没接，我今年的年终奖只有52.04元，你是不是算错了？”。5、2016年、2017年上海分行部室员工年度考核排名(办公行政组)，以及2015年至2017年袁英华年终奖考核表，显示2015年至2016年，年终绩效均为23,000元，扣税后实发金额分别为20,830.81元、20,919.98元；2017年年终绩效为22,123.55元，实发数为21,788.19元。主张2015年至2016年袁英华年终考核正常，年终奖均按115,000的20%扣税后发放。2017年因袁英华年终考核倒数第二，故打9.5%后并扣税后发放。6、2018年3月6日袁英华与刘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相关内容显示为：袁英华“这个月开始我在陆续交接财务工作给芳芳……我这个月28号开始申请休产假。7月底回来，好好向领导和各位同事做业务。多赚点钱。”结合上述袁英华自行提供的其与应某某的聊天记录，证明袁英华对竞聘失败后的调岗系明知。7、《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安排表》，相关内容显示袁英华以销售经理的岗位参加了小微客户经理考试，上有袁英华的签字；以及袁英华于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发送给刘某某的电子邮件、杨浦支行17个人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证明袁英华在与刘某某及微信工作群中汇报或发布的工作内容及工作日期，均显示其工作内容包括贷款管理、贷款营销、尽职调查等营销经理工作。袁英华对上述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选聘结果没有袁英华的签字，且评议随意，袁英华也从未收到过选聘结果。袁英华的基本工资一直为7,667元，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1,500元的主张自相矛盾。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庭后表示因上述证据只能在办公场所登陆使用，无法当庭演示。袁英华对上述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已经收到上述21,802.10元及52.04元，但坚持认为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当按月收入14,277.70元的标准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年终奖23,000元，同意在诉请中扣除上述已经收到的钱款。袁英华对上述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自行制作，无法证明年终奖与考核挂钩。袁英华对上述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行政综合岗亦有营销业务指标，袁英华亦可以通过业务赚取绩效奖金。袁英华对上述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自己并非营销经理，只能证明其在行政综合岗上从事了一些营销方面的工作，说明袁英华工作态度积极。对袁英华的岗位认定应当以书面的劳动合同或补充、变更材料为准。对袁英华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采证如下：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计财应某某的RTX(公司内部聊天软件腾讯通)聊天记录，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他聊天记录，因袁英华未能当庭演示，本院不予采纳。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采证如下：对证据1《关于普通员工选聘结果及后续转岗的通知》、以及证据2《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营销部门与营销人员管理办法》、《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应向序列人员绩效考核办法(1.0版)2017年》、以及《袁英华营销经理岗位工作鉴定(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关于转岗人员保护期间有关事项的补充说明》因袁英华对真实性不予认可，稠州银行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已将上述文件公示于公司内网，本院对此难以采信。对证据3稠州银行向袁英华转账支付经济补偿金21,802.10元的业务回单以及证据4袁英华与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因袁英华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5稠州银行2016年、2017年上海分行部室员工年度考核排名(办公行政组)，以及2015年至2017年袁英华年终奖考核表，因袁英华对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该些证据系稠州银行自行制作，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对于证据6袁英华与刘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稠州银行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安排表》，以及袁英华于2018年8月至9月期间发送给刘某某的电子邮件、杨浦支行17个人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因袁英华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袁英华的第一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185,610.14元。根据稠州银行上海发出的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袁英华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的劳动关系在2018年11月20日届满并顺延至2019年3月28日哺乳期结束后不再续签。根据相关规定，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情形而续订合同的，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情形指的是双方均有再次续订劳动合同的合意的情况下，则必须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倘若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无续订意愿，则不适用该情形。本案中，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2019年2月26日通知书中已明确告知袁英华合同到期不再续签，即无续签意愿，不符合上述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稠州银行上海分行终止双方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袁英华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5,610.14元的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袁英华的第二项诉请，即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2018年年终奖23,000元以及2018年休产假期间的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2,100元。关于工资差额，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是否对袁英华进行了调岗，及如果进行了调岗，袁英华的薪资随岗位变动是否有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袁英华在2018年1月参加公司岗位竞聘时承诺愿意服从银行根据竞聘结果而作出的工作岗位调整，袁英华竞聘失败，公司将袁英华于2018年1月30日后转至营销岗，故公司在袁英华2018年8月休完产假回岗工作后根据岗位调整后的薪资支付工资符合相关规定，无需支付差额。袁英华表示调岗系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擅自单方行为，且未以书面方式进行变更，对此不予认可。根据袁英华于2018年1月与公司财计应某某表示“这个月我要把我手上的财务所有工作交给客户经理吴某某……我四月份预产期，产假回来后就做业务了”，以及于2018年3月与支行行长刘某某表示“这个月开始我在陆续交接财务工作给芳芳……我这个月28号开始申请休产假。7月底回来，好好向领导和各位同事做业务。”这些聊天记录可见，袁英华对自己将之前的工作移交，并在休完产假后回公司从事业务工作的事实是明知的。同时结合袁英华确认其参加了稠州银行上海分行2018年第三次上海分行销售经理小微客户经理岗位任职资格考试、以及此后与刘某某的工作汇报及工作群聊可见，其亦以实际行动正式接受参与并开始了营销岗的业务工作。虽然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1月袁英华在岗位竞聘失败后是否已将公示内容上网并告知员工，但上述证据证明袁英华在开始生育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即将调岗。袁英华主张因工资于2018年8月发生变化后才知道被调岗，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双方并未以书面方式变更劳动合同，但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双方关于工作岗位的原有约定，袁英华在2018年1月即已知晓岗位变动情况并配合办理工作交接，其也承认当时支行行长刘某某已口头告知其调岗从事业务工作，在2018年8月返岗后实际参加新岗位考试并从事业务工作，这些行为均表明其对岗位调整的认可。综上，本院采纳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2018年1月已对袁英华进行调岗的主张。关于薪资随岗位变动的争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其工资调整系因岗位变化基于预留考核指标的不同而产生，主张行政岗按年薪20%的比例预留年底发放、营销岗则按30%的比例预留发放，但均未能就此举证证明薪资变动的具体依据。同时，稠州银行上海分行主张转岗后有六个月的保护期，保护期内按年薪6万元的标准发放薪酬，但同前本院论证部分所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就此提供证据证明相关制度已通过公示的方式告知员工。更何况，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实际仍按原工资标准向袁英华支付工资直至2018年8月。因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8月之后将袁英华的月基本工资由7,667元调整至6,708元具有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依据或合同依据，也未能对袁英华在从事营销岗工作后的考核情况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袁英华薪资变动的主张不予采信，袁英华要求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支付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工资差额6,713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关于2018年度年终奖，双方一致确认袁英华在行政岗的年薪为115,000元，同时，根据袁英华2015年至2017年期间的银行交易明细以及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上述期间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均按年薪115,000元的20%标准向袁英华支付年终奖。同前所述，现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英华在2018年岗位调整后薪酬发生变化具有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依据或合同依据，故仍应按调整前的年薪标准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的年终奖。同时，根据稠州银行上海分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请休假及劳动纪律管理办法(2.0版，2018年)》中关于“产假、护理假、婚假、丧假、病假期间，年终绩效奖金按实际占用上班天数扣除。”的规定，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应向袁英华支付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115,000元×20%/12个月×8个月)。关于2018年劳动节、端午节的福利费，因袁英华未能举证证明存在上述福利费，稠州银行上海分行对此亦予以否认，本院对此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袁英华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的工资差额6,713元；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袁英华2018年年终奖15,333.33元；三、驳回袁英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王仪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邝 蕴书 记 员 顾 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