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03民初2399号 原告：陈爱军，男，汉族，生于1969年10月5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晓霞,系原告表妹。 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邻水县。 法定代表人：郑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四川建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首明，男，汉族，生于1964年1月1日，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陈爱军与被告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公司)、王首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爱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晓霞、被告正大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园园、被告王首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爱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90750.00元货款，并支付从欠款2017年10月29日起占用原告的资金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7年10月29日至付清货款之日止)；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等所涉及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对前述诉讼请求，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由正大公司承担直接全部付款责任，王首明承担补充连带付款责任。事实及理由：被告王首明系正大公司在青莲城乡统筹发展综合体游客接待中心的项目负责人，因工程需要于2013年1月6日开始，在原告陈爱军处釆购砂石建筑材料，原告陈爱军陆续供给该项目砂石建筑材料2409.8方，共计人民币190750元整，王首明并于2013年2月3日、2013年8月3日向原告出据材料结算清单，后被告王首明以正大公司资金紧张为由未向原告支付该材料款。在原告多次催收的情况下，在2017年10月29日被告王首明向原告出据欠条一张，该欠条载明：“今欠到正大建设集团青莲城乡统筹新农村综合体（三）项目部陈爱军沙石料款壹拾玖万零柒佰伍拾元整（190750.00元)”。而后，原告多次向被告王首明催收该款项，被告王首明都以目前正大公司资金困难为由拒不支付。为维护原告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 被告正大公司辩称：一、正大公司没有与原告协商、达成买卖协议，也没有与原告建立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原告要求正大公司付款缺乏事实依据。原告提交的结算单和《欠条》，均是王首明个人签字，未加盖正大公司印章，王首明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购买了原告货物，与正大公司无关。因此，原告依据结算单和欠条，要求正大公司支付货款本金和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二、王首明不是正大公司的员工，其对外购买材料，对正大公司不能构成其履行职责的代理行为。案涉青莲统筹城乡发展实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工程，正大公司已分包给王首明，王首明以个人名义或其设立的项目部名义对外购买材料，应当由王首明个人承担付款责任。三、王首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一，王首明没有以正大公司的名义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不符合《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第二，原告没有向法院举证证明其相信王首明有代理权；第三，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无代理权，而相对人误认为行为人有代理本人之代理权，引起相对人产生错觉的原因不是相对人自身过失，而是行为人具有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才构成表见代理。四、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名为内部承包，实为工程分包关系。第一、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内容来判断，不能仅凭合同名称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也明确规定，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第二、认定是否属于内部承包，应当从人员雇佣关系、管理监督、资金技术人力支持等方面进行判断。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规定，只有将工程交由存在隶属关系的下届分支机构或存在雇佣关系的项目经理等本企业职工个人承包施工，并且建筑施工企业对工程施工过程及质量进行管理，并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的，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才属于内部承包。第三、本案中，首先王首明不是正大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社保关系；其次，从《内部承包合同》的内容来看，王首明在组织施工过程中，正大公司并未对施工过程和质量进行管理，也未在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因此，《项目内部承包合同》虽然名为内部承包，但是相关法规规定的内部承包要求的三个要件，《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均不满足，《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实质上是分包合同。五、正大公司作为承包人，对于分包人对外欠付债务，无需承担支付责任。第一，正大公司在案涉工程中的法律地位是总承包人。第二，王首明作为分包人，其以个人名义、工作人员名义或个人设立的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劳务合同，依法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支付责任。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必须要有法律明确规定，现有法律并未规定总包方应当对分包方对外购买材料承担支付责任。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的分包合同关系与本案的材料买卖合同关系，属于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各方的权利义务应当根据各自签订的合同分别处理。 被告王首明辩称：一、正大公司各项目部负责管理的工地全部都是以正大公司青莲城乡统筹新农村综合体（一）、体（二）、体（三）第一项目部或第二项目部等对外宣传或作的广告，并非个人对外做广告宣传。各项目部所负责管理的工程都由正大公司报审。各项目部的人工费、材料费都是由正大公司直接支付，各项目部负责人只是负责给各个材料商把控多少而已。各项目部工地材料报检，都是各材料商直接与正大公司材设部联系。各项目部负责人只是负责谈单价、数量及结算。《内部承包合同》中第28条中正大公司全权授权项目部购买材料和设备。案涉工程是正大公司的BT项目工程，项目部的组建是正大公司在《内部承包合同》中全权授予我的，我是正大公司任命的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总负责人，我有权代表项目部购买工地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并签订合同、进行结算，我的行为就是代表正大公司，所以欠的款就该由正大公司来承担责任，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审理查明：2012年2月25日，被告正大公司（乙方）与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政府（甲方，以下简称高坪区政府）签订了《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综合开发项目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移交（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以下简称《BT投资合同》），合同约定的工程主要内容为：（1）318国道拓宽工程、新建市政道路工程；（2）3个安置小区工程（包含还房工程，统筹城乡聚居点工程、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3）高速路两旁绿化带工程；（4）广场及游客接待中心工程；（5）市场建设工程；（6）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电网、水网、路网、田网；（7）项目区内供水、污水管网系统工程等。工程投资建设方式为：乙方负责工程的投融资、施工总承包工作，工程完工后，通过竣工验收，并在政府有关主管部门通过备案，将符合设计各项要求的完好的工程移交给甲方，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条件以收购项目资产的形式支付回购价款。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暂定为20亿元，还约定投资额达到2亿元作为一个结算单元。 2012年11月10日，被告正大公司（甲方）与王首明（乙方）签订了《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新点子村村级活动中心土建工程）项目内部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内部承包合同》），合同载明：为加快南充市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甲方决定采取项目内部承包的方式，明确责任、权利与义务，并由乙方负责组建“正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莲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新农村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以下简称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工程地点：南充市高坪区白山沟。工程内容：基础、主体、屋面找平层、塑钢窗、外墙、栏杆、室内消防安装等工程内容，建筑面积约1.07万平方米。合同金额：暂定金额为1100万元，最终以双方签字认可的结算为准。另外，虽然该合同在通用条款第27条中约定了“甲方供应材料设备”条款，在第28条中约定了“乙方供应材料设备”条款，但合同中甲方未对乙方购买哪些材料作出授权约定。该合同在专用条款中约定，本工程项目总负责人为被告王首明，计价确认为甲方按政府审计部门最终审定的工程款总造价下浮10%（含税金）后作为甲方与乙方双方的工程结算总价。 合同签订后，王首明负责组建了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并担任该项目部总负责人。王首明并非正大公司的内部员工，正大公司也未向该项目部派驻任何工作人员。随后，被告王首明向原告陈爱军采购沙石材料，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王首明以正大公司游客接待中心项目部负责人名义于2013年2月3日向原告出具《沙石料方量清单》一份，其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原告提供的2013年1月供应的沙石共计733.8方，又于2013年8月30日向原告出具《沙石料方量清单》一份，其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原告提供的2013年2月至8月供应的沙石共计1676方。2017年10月29日，被告王首明以正大公司游客接待中心项目部负责人名义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其内容为“今欠到正大建设集团青莲城乡统筹新农村综合体（三）项目部陈爱军沙石料款壹拾玖万零柒佰伍拾元整。（190750.00元）。欠款人：正大建设集团游客接待中心项目部负责人王首明”。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正大公司、王首明要求结清材料欠款未果，双方因此产生争议，原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就案涉工程，被告正大公司与被告王首明尚未结算。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身份信息、《BT投资合同》、《内部承包合同》、2013年2月3日《沙石料方量清单》、2013年8月30日《沙石料方量清单》、2017年10月29日《欠条》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证明上述事实。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中由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在本案中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本案中，原告却未举证证明原告与二被告之间有关于承担连带责任的相关约定和具体的法律规定。而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除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合同仅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才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请求，而不能向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原告陈爱军只能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主张货款及相应利息。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陈爱军究竟是与正大公司还是王首明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对于该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根据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的性质、效力，无论当事人是否存在争议，都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于合同性质，主要应当从合同内容出发，根据合同主体在合同中约定主要事项的性质进行判断，而不能仅根据合同名称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确认。本案中，一方面，在案证据显示，被告王首明并非被告正大公司在册的项目经理和企业职工，双方之间也没有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正大公司也没有派驻其公司员工在王首明负责的项目部参与相关技术、设备、财务管理；另一方面，依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第十一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违法分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把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施工的行为。”、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一）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个人的；”。因此王首明与正大公司之间的所谓“内部承包关系”并非合法的内部承包关系，而是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违法分包。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王首明与正大公司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且属全部无效。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被告王首明与正大公司之间形成的并非是挂靠关系，因为依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号）第九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挂靠，是指单位或个人以其他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的行为。前款所称承揽工程，包括参与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有关施工手续、从事施工等活动。”，而本案中既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王首明参与了正大公司与高坪区政府签订《BT投资合同》过程中的投标、订立合同、办理施工手续等活动，王首明所承包的工程范围也仅是正大公司所总承包的工程范围中的一部分。 第二，被告正大公司作为法人，其对外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只可能通过代表制度表达或代理制度表达。本案中被告王首明显然不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故本案只需考虑是否存在适用代理制度的可能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代理分为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本案中显然也不存在法定代理的适用条件。故本案中需分析的是，被告王首明与原告陈爱军订立口头买卖合同及结算的行为对正大公司是否属于委托代理（包括职务代理），如系无权代理则是否存在被代理人追认的情形，以及在系无权代理的情形下王首明的行为对正大公司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本案中，被告王首明与原告形成了口头上的沙石买卖合同，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王首明是以被告正大公司或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名义订立该合同。被告王首明在《沙石料方量清单》、《欠条》上签字没有被告正大公司的盖章，也没有加盖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的印章，而现有证据却并不能证明被告王首明系被告正大公司的正式员工。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被告王首明向原告购买沙石的行为不属于被告王首明履行职务的职务代理行为。 同时，根据《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建建﹝1995﹞1号）规定：“项目经理在承担工程项目施工的管理过程中，应当按照建筑施工企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与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订项目承包合同，并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以下管理权力；……（二）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处理与所承担的工程项目有关的外部关系，受委托签署有关合同；”，也就是说即使作为项目经理其也应当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在对外签订合同时也应当得到企业的委托授权。本案中虽然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王首明负责案涉相关工程施工，正大公司支付工程款，但并没有明确授权王首明购买案涉工程材料，更没有授权王首明代正大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被告王首明无权代表被告正大公司对外订立材料买卖合同。 更重要的是，委托代理关系因被代理人的代理权授予行为而发生。一般情况下，产生委托代理权的基础关系是委托合同，即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签订委托合同，而签订合同则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但委托合同的成立并不当然产生代理权，而是被代理人将代理权授予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才产生代理权。关于委托授权的性质，通说认为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因此委托授权行为如使用的书面形式，则应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本案中，首先，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实系违法分包合同，显然不是委托合同；其次，没有证据证明正大公司给王首明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即正大公司没有对王首明作出过委托授权成立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的行为。同时，由于正大公司与王首明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本身属于无效合同，即合同双方签订《内部承包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之规定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即使扩张性的将《内部承包合同》视为包含有委托合同的内容和作出了委托授权成立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的行为，则所谓“委托合同”和“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即使存在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授权。自然，被告王首明不可能基于无效的委托授权行为而取得对正大公司的代理权，王首明与原告订立口头买卖合同的行为对正大公司也应属于无权代理。因此，被告王首明设立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的行为应属王首明为完成其分包工程的个人行为，其并没有得到被告正大公司的有效授权，该项目部对外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设立人王首明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案涉《沙石料方量清单》、《欠条》系被告王首明以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项目负责人名义作出的，但《沙石料方量清单》、《欠条》上并没有盖有正大公司的印章或项目部印章，即被告王首明与原告订立口头买卖合同并结算的行为并未得到正大公司的追认。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该意见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因此，构成表见代理，必须要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一是须是无权代理；二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三是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而且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应当以合同签订时是否构成作为判断的节点。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王首明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一、被告王首明系无权代理，在前文分析时已经阐述，此处不再赘述。二、从《沙石料方量清单》、《欠条》内容来看，被告王首明是以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负责人名义签字而不是以正大公司名义，但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王首明在向原告购买材料时具有有权代表正大公司的客观表象的相关证据（如加盖了“正大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介绍信、授权委托书等），其相信王首明有代表权的理由不足，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三、在王首明与正大公司签订案涉《内部承包合同》之前与正大公司之间没有长期业务交易关系。正大公司也从未委托过王首明代表正大公司与原告发生过交易，即三方仅有一次交易，原告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理性的材料商，理应核实被告王首明的实际身份和授权范围，且应当要求与项目部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并加盖正大公司印章或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印章，原告却仅仅与被告王首明形成口头合同，原告自身也存在重大过失。另外，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将案涉买卖合同项下的沙石如实交付到了综合体三第一项目部，即无法证明合同的真实履行情况。因此，本案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原告应当就其主张的表见代理情形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因此，本案被告王首明向原告购买沙石及结算的行为对被告正大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 第五，至于原被告所举出的其他案件的判决，本院认为，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即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与本案相类似时才应当参照裁判，而原被告庭审中所举出的其他案件的判决，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属于本案应当参照的案例；另一方面，其他案件的案情与本案案情存在诸多不同之处，而被告王首明和正大公司究竟应由谁承担法律责任则应当是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所作出的法律适用，原被告所举出的其他案件的判决中对王首明和正大公司在责任承担方面所作出的认定并不属于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对本案不具有约束力。 综上，本案中正大公司与王首明之间形成的是违法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原告作为材料供应商，其与实际施工人王首明之间建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与买卖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各自的合同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原告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向正大公司主张合同债权。正大公司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与被告王首明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所对应的合同责任只应由被告王首明承担，而不应由被告正大公司承担。而被告王首明与原告达成的购买沙石的口头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王首明供应沙石，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收取货款。被告王首明向原告所出具的《欠条》应视为王首明和原告之间就结算形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被告王首明应当按照《欠条》上确认的金额向原告支付欠付的货款。至于原告所主张的欠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原告主张从2017年10月29日（即被告王首明出具《欠条》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首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陈爱军支付货款190750.00元并以此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2017年10月29日起至本金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陈爱军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58元，由被告王首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任 恋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何显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