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皖刑终229号 原公诉机关安徽省六安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强，男，汉族，1957年8月26日出生，出生地安徽省芜湖市，本科文化，原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2017年9月退休，户籍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住所地合肥市长丰路68号元一美邦国际小区2幢804室。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8年4月3日被安徽省监察委员会留置，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8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六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孙广智，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行江，北京中银（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六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强犯受贿罪一案，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8）皖15刑初1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赵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期间，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二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判决查明：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赵强利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以上共计折合人民币（以下所涉货币除注明外，币种均指人民币）499.585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北京方正奥德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奥德公司）、合肥合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和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黄某1、陈某1财物共计折合223.2018万元的事实 2006年至2009年，赵强利用职务之便，为方正奥德公司承接的安徽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以下简称省交警总队）小型机存储维修服务等项目施工、验收、付款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方正奥德公司副总经理黄某14.5万元购物卡。 2009年2月，合和公司成立，黄某1受合和公司总经理陈某1邀请担任该公司品牌副总经理，并占有47.5%公司股份，主要从事品牌推荐和维护与省公安厅的关系。在黄某1的请托下，赵强同意合和公司借用方正奥德公司等业界知名公司名义承接省交警总队信息化建设项目，或直接与合和公司签订采购项目合同。在赵强安排下，省交警总队以自行采购、单一来源和邀标等形式，使得合和公司实际承接省交警总队服务器和网络设备采购、数据分中心设备采购、小型机维保等多项信息化建设和服务项目；赵强并向各地交警部门打招呼，对合和公司承接项目的验收工作给予催办，使合和公司得以及时结算工程款。 为感谢赵强的帮忙和关照，2009年至2017年，黄某1送给赵强共计28万元购物卡，赵强均收下。 2008年7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强之子赵某1支付1.368万元上海新东方学校ＶＩＰ一对一ＩＥＬＴＳ强化走读班培训费用。 2009年9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强妻子张某1到英国旅游支付费用20万元。 2010年下半年，黄某1请赵强和张某1等人到浙江省莫干山旅游期间，在赵强夫妇入住的酒店，送给赵强夫妇一枚价值12.7万元的白金钻戒，赵强夫妇收下。 2012年2月至2012年9月期间，应赵强要求，黄某1为赵某1支付英国伦敦至上海和上海至英国伦敦国际航班机票费用4.5525万元。 2012年4月6日，张某1向黄某1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两年，并约定利息为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2个点。张某1将向黄某1借款一事告诉了赵强。2014年4月借款到期后，张某1将本金200万元和利息35万元转给黄某1指定的银行账户。不久，黄某1将利息35万元以现金形式送给张某1。之后，张某1告诉了赵强，赵强并对黄某1表示感谢。 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经赵强同意，黄某1为赵某1支付北京租房费用18.12万元。 2015年上半年，黄某1向赵强提出可以安排正在北京大学读博的赵某1以“兼职”的方式获取报酬，为赵强家庭在北京购买住房提供帮助。赵强同意，但提出不得影响赵某1的学业。黄某1答应。2016年4月，黄某1授意其外甥林某（法国人）安排赵某1与法国ＣａｐＶｉｔａｌＳａｎｔｅ公司（林某持有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法国ＣＶＳ公司）签订入职协议，约定聘用期至2019年1月，年薪4万欧元，法国ＣＶＳ公司首个在华合作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后，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按照聘用协议，赵某1工作职责是为法国ＣＶＳ公司及其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等。但赵某1未实际从事上述工作。为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检查，以及防止法国公司总部管理人员发现赵某1未实际工作，林某将另聘的翻译人员和专业机构已翻译的中英文“成本”材料通过其个人邮箱转给赵某1个人邮箱，再由赵某1转发到公司或林某邮箱，充当赵某1的工作量。至2018年4月被解聘，赵某1以“挂名”领薪的形式，从法国ＣＶＳ公司共计领取13万欧元，折合96.9613万元。在赵某1两年聘用期内，黄某1通过出资为林某另行聘用翻译、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中国大陆合作对象和法国ＣＶＳ公司管理人员等方式给林某130万元左右。 为取得和感谢赵强对合和公司的关照与帮助，2011年中秋节期间，陈某1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2万元购物卡，赵强收下。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黄某1、张某1、陈某1、开某、赵某1、林某、吴某、李某1、黄某2等证言，书证项目说明书、合同书、会计财务账据、培训学籍表、航空售票信息、借据、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房屋租赁合同、合作协议书等证据证实。 二、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力公司）谋取利益，收受王某1财物共计折合51.445万元的事实 自2004年至2017年期间，赵强利用省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长的职务便利，收受科力公司董事长王某1多次所送购物卡46万元、油卡5万元、价值0.22万元蛇年金银纪念币、价值0.225万元马年金银纪念币，以上财物折合51.445万元，为其在项目采购、科研与培训基地共建、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申报等方面谋取利益。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王某1、开某、王某2、陈某2、张某1等证言，扣押物品清单、物证照片及检验报告书、价格认证结论，书证采购合同书、省交警总队关于申报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工作请示及公安部的相关通知、财务凭证等证据证实。 三、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林公司）及刘某1谋取利益，收受刘某150万元的事实 2004年、2006年，赵强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受奇瑞林公司实际控股人刘某1的请托，为刘某1办理“吉祥号码”车牌照，为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办理省直机关小号段车牌照。 安徽省环宇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宇公司）系原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省交投集团）全资子公司。环宇公司借助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的人脉关系和业务能力，在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等方面为环宇公司提供帮助。2007年上半年，赵强要求刘某1帮助其妻张某1从事道路施工项目，刘某1称张某1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之后，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经刘某1安排，环宇公司同意刘某1、张某1共同参与投标，并约定三方不管谁中标，刘某1和张某1都不要从环宇公司获取分包业务，由环宇公司送给刘某1一笔“信息咨询费”。后来刘某1告诉赵强，张某1陪环宇公司参与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其会帮助张某1找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环宇公司中标后，其安排环宇公司向张某1支付一笔“信息咨询费”，赵强同意。2007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并约定依据环宇公司水泥实际供应量，向刘某1支付共计约126万元“信息咨询费”。刘某1决定将环宇公司先期预付的“信息咨询费”50万元送给张某1，并与赵强约定现金支付。2008年5月、8月，环宇公司通过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以下简称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公司提现20万元和30万元。之后，刘某1在其家中将20万元和30万元现金交给赵强、张某1。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尤某1、朱某1、章某1、刘某1、王某3和、张某1、王某4、张某2、戎某、刘某2等证言，书证机动车车牌登记资料、投标保证金进退账单、评标资料及中标通知书、合作协议书、会计账据等证据证实。 四、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皖安交通标牌厂（以下简称皖安标牌厂）谋取利益，收受朱某2财物共计折合11.1万元的事实 皖安标牌厂是安徽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安徽省交警总队与该厂系业务合作关系，同时负责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进行检查监督。2005年至2014年期间，赵强利用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在业务开展、货款催要、保持汽车牌照唯一定点生产企业等方面，为皖安标牌厂提供帮助和关照，收受该厂法定代表人朱某2多次所送购物卡和提货券共计11.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朱某2、王某2、陈某2等证言，书证关于结算机动车号牌货款的申请及汇缴、支付机动车号牌货款的通知，财物凭证等证据证实。 五、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合肥金凤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谋取利益，收受王某5财物共计折合17.519万元的事实 2008年2月、2009年6月，赵强在担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接受金凤凰公司总经理王某5的请托，为金凤凰公司两部车辆办理了“吉祥号码”车牌照。为感谢赵强的帮忙，王某5于2009年、2010年春节期间，送给张某1价值0.98万元的50克金条、价值1.205万元的50克金条和2万元购物卡。张某1收下并告诉了赵强。2009年下半年，王某5在其合肥经营的上海老凤祥银楼店送给赵强夫妇价值分别为4.667万元、8.667万元两件翡翠挂件。以上财物共计折合17.519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王某5、张某1、陈某2等证言，扣押物品清单及物证照片，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书，书证机动车档案资料等证据证实。 六、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光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钱某财物共计折合13.32万元的事实 2006年，省交警总队招标采购ＬＤＲ-5证眼（测速）雷达项目。蓝盾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认为招标公告设置了对其公司不利的条件，找到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希望赵强主持公平，赵强答应过问。后赵强以保证系统统一性、便于设备维护保养为由，决定以单一来源性谈判方式采购蓝盾光公司的设备，2006年5月，双方签订了30套ＬＤＲ-5证眼雷达设备合同。为感谢赵强的帮助和继续对蓝盾光公司的关照，200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钱某共送给赵强六块金条，重量共计450克，价值13.32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钱某、陈某2、张某1等证言，扣押财物清单及物证照片，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书，书证厅机关建设项目招标申请表、关于“交警总队ＬＤＲ-5测速雷达项目”采购谈判的情况报告、电子产品订货合同、关于“证言雷达”购置费用转款的请示及财务凭证等证据证实。 七、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复兴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复兴汽车公司）谋取利益，收受何某1财物共计折合5.1万元的事实 复兴公司系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品牌销售服务商。2005年上半年的一天，复兴汽车公司董事长何某1到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办公室，请托赵强在省交警总队采购警用汽车数量上给予奇瑞汽车关照，赵强答应。2005年至2013年期间，省交警总队多次与复兴汽车公司签订车辆采购合同。在此期间，何某1借节日之机多次送给赵强购物卡共计5.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何某1、金某、王某2等证言，书证奇瑞汽车许可销售服务合同、车辆采购合同等证据证实。 八、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夏阳机动车辆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阳检测公司）谋取利益，收受姚某1财物共计折合3.3万元的事实 夏阳检测公司自2006年开始经营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等业务。2009年6月，安徽省交警总队根据有关规定，要求机动车安全检测站与车辆管理所核心软件联网。夏阳检测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1到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办公室，请赵强给予支持。2010年9月，姚某1通过赵强取得了皖Ａ×××××车牌号。为了得到赵强对公司业务的关照、帮助及对赵强的感谢，2007年至2017年春节期间，姚某1每年均到赵强办公室送给赵强0.3万元购物卡，共计3.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姚某1、陈某2证言，书证关于做好机动车安全检查站与车辆管理所核心软件联网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资料等证据证实。 九、被告人赵强利用职务便利为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金某财物共计折合0.6万元的事实 2007年至2009年期间，赵强利用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便利，收受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金某多次所送购物卡0.6万元，为其在车辆销售等方面谋取利益。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金某证言，书证金某的任职文件等证据证实。 十、被告人赵强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合肥远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望公司）及其持股的安徽三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三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王某6、李某2财物共计折合124万元的事实 2000年11月，赵强的妻子张某1与李某3、李某4共同投资50万元注册成立安徽三立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2004年3月，张某1出资收购安徽三立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2005年，张某1将安徽三立公司10%股份赠送给时任安徽三立公司副总经理邢某，张某1实际持股90%，邢某实际持股10%。 2006年5月、2007年王某6、李某2实际控股的远望公司先后两次收购张某1实际所持的安徽三立公司40%、45%股权，收购价均以收购前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数计算。此后，张某1实际持有安徽三立公司5%股权。 2012年，安徽三立公司整体资产转移到王某6、李某2实际控股的合肥三立公司（由远望公司实际控股）名下，经过划转安徽三立公司股东的股份，及归还远望公司拖欠张某1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和利息，张某1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 2007年2月，赵强通过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认识时任无为县人民医院院长李某3，帮助远望公司代理的医疗设备及生物制剂供应无为县人民医院；2007年5月，赵强通过时任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下简称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找时任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芜湖二院）院长何某2帮忙，在何某2的关照下，芜湖二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011年7月，赵强通过时任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找时任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安医二附院）院长张某3，帮助远望公司入股的安徽省新安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公司）与安医二附院建立科研及临床应用合作项目，并约定无期限合作，以及竞业禁止，排斥潜在相同类似业务合作单位；2011年11月，赵强通过时任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认识时任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合肥三院）院长王某7，帮助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供应合肥三院；2013年7月，赵强通过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认识时任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戴某，帮助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供应铜陵市人民医院。 2010年，远望公司、张某1及王某6朋友董某决定以1200万元收购福建山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并约定由远望公司主投和牵头，一切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和山河公司通过法院拍卖所得的“红色诺卡氏菌细胞壁骨架制剂”生产文号取得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张某1、董某按照各自股份再向远望公司支付投资款。同时，王某6告诉张某1，为感谢赵强的帮助和关照，远望公司代张某1出资24万元。截至2012年2月，远望公司为山河公司日常运转支付600万元费用，为此收购费用共计1800万元。2012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加上远望公司之前承诺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张某1名下总投资款为270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股权。2014年4月，张某1以1490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山河公司15%股权转让给董某。由远望公司代为出资24万元的孳息为108万元。 2016年初，经张某1与远望公司实际控股人王某6、李某2协商，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以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权买卖价格，即为400万元。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张某1提出赵强对远望公司及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贡献，要求收购价不低于500万元，李某2、王某6考虑后同意以500万元收购，并先后向张某1表示溢价100万元收购，是为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张某1将上述情况告知了赵强，赵强向王某6、李某2表达了谢意。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的被告人赵强供述，证人张某1、李某2、王某6、彭某、李某3、谈某、何某2、栾某、刘某3、张某3、姚某2、王某7、赵某2、戴某等证言，书证医疗设备、药品采购及财务资料、合作协议、会议纪要、合同协议书、全自动生化流水线项目合同书、安徽三立公司注册登记资料、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赵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黄某1、陈某1、王某1、刘某1、朱某2、王某5、钱某、何某1、姚某1、金某给予的财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利用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黄某1、李某2给予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赵强受贿折合499.5858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但其中依据张某1到英国旅游费用发票记载的1.966万英镑作为指控赵强受贿数额不当，应以行贿人所送的人民币直接计算受贿数额。赵强到案后主动供述大部分犯罪事实，动员亲属积极退赃，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赵强受贿所得赃款赃物折合499.5858万元及转让远望公司代为出资24万元股份所获得的孳息108万元，依法应予追缴。根据赵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赵强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被告人赵强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四百九十九万五千八百五十八元及孳息人民币一百零八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赵强上诉主要提出：一、一审法院认定其收受黄某1、陈某1旅游费20万元、“挂名领薪”96.9613万元以及房租费18.12万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为：（一）一审判决仅根据黄某1证言认定黄某1为张某1支付旅游费20万元，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反一审辩护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张某1在英国旅游根本花不了那么多钱。（二）租房之初，黄某1称是自己单位的房子，不愿意让其夫妇出钱，但其夫妇多次表示要出房租，并在知悉具体数额后主动支付，没有受贿故意；黄某1、吴某证明其知道真实房租的情况没有事实依据，内容虚假。（三）一审辩护人提供的大量证据材料证明，赵某1为法国公司实际从事了翻译材料、法务文件、订单追踪、私人秘书等工作，不能仅依据林某、黄某1的证言即予以否定。二、一审判决认定其收受刘某150万元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刘某1、王某3和没有直接给付其夫妇财物，只是间接创造了某种获利机会，所获取的陪标费并非贿赂。三、一审判决认定其收受王某6、李某2财物124万元，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一）其为妻子张某1的公司帮忙联系业务，跟自己职权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请托人为远望公司。（二）其与涉案的五家医院既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也没有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无法利用相关医院院长职权为张某1的公司或其他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三）张某1从安徽三立公司撤股时获取500万元属于溢价转让，并非在协商好转让款400万元之后多要100万元。（四）王某6送给张某1的24万元干股，是考虑收购山河公司的商业风险和感激张某1没有催要数年前股份转让款，给予张某1的股权激励。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二审期间，赵强对一审判决认定其通过张某1收受黄某1退还35万元借款利息的行为构成受贿提出异议，认为这是黄某1履行免收利息的承诺，不构成受贿。 赵强的辩护人除提出与赵强的上诉理由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还提出：一、一审判决认定黄某1送给张某1的钻戒价值12.7万元证据不足。理由为：（一）在案证据中没有价值12.7万元的物证价格鉴定及扣押手续。（二）黄某1妻子陈志燕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所提供的财务凭证无法证明涉案白金钻戒的价值。二、黄某1送给张某135万元系返还张某1借款利息，一审判决认定赵强收受黄某135万元贿赂错误。理由为：（一）黄某1送还35万元的行为并未使赵强的个人财产增加。（二）张某1仅与黄某1达成借款合意，从未达成就此支付利息合意，故该款自始就不是有息借款。三、赵某1兼职领取的13万欧元由与赵强没有任何权钱交易的法国ＣＶＳ公司支付，不能成为认定赵强收受黄某1贿赂的理由和根据；在案证据及辩护人新近掌握的证据线索能够证明赵某1实际完成了相关兼职工作。四、赵强收受王某5、钱某的部分财物不在案，一审判决认定赵强收受王某5于2010年所送的一根50克金条价值1.205万元，收受钱某于2008年、2009年春节所送的两枚金块价值分别为1.07万元、0.93万元，共计3.205万元证据不足。五、综前所述，在一审判决认定赵强受贿所得全部赃款、赃物折合499.5858万元中，有341.8663万元或因证据不足，或因适用法律不当，不能计入赵强的受贿数额。赵强的受贿数额应为151.7195万元，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一审判处赵强有期徒刑十年明显量刑不当。赵强归案后主动供述办案单位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相关经济往来事实，上缴全部涉案资金，请求对赵强减轻处罚。 二审期间，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专家论证意见书》和赵某1出具的《关于本人2016至2018年间与证人李某1之间工作关系的说明》及附件《本人与李某12016-2018微信聊天记录截屏》。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据以认定本案全部事实的证据，均由办案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且经一审庭审示证、质证属实后依法采信。赵强及其辩护人在本案的诉讼阶段，从未提出本案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的申请。赵某1作为赵强的直系亲属，且与本案处理有直接利害关系，所出具的《关于本人2016至2018年间与证人李某1之间工作关系的说明》与其之前在办案机关所做的证言严重不一，但没有作出相应解释，附件《本人与李某12016-2018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内容与其之前在办案机关的证言基本相同，即其仅从事了少量辅助性工作，并不能证明已完全履行或基本履行协议书约定的职责。因此，赵某1的说明及附件不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专家论证意见书》系相关专家接受本案辩护人的委托，在既未参加庭审，亦未全面听取控辩意见的情况下，依据单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所作出的学理判断，对本案仅具有参考价值，而非定罪量刑的依据。 二审期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赵强及其辩护人均没有提出异议的第2起、第4-9起受贿事实（除第5起中王某5于2010年所送一根价值为1.205万元的金条，第6起中钱某于2008年、2009年春节所送的二块价值分别为1.07万元、0.93万元的金块外），以及第1起中赵强利用职权为方正奥德公司、合和公司公司谋取利益，收受黄某1购物卡32.5万元、支付培训费1.368万元和机票费用4.5525万元，收受陈某1购物卡2万元等受贿事实，依法进行了全面审理，对相关受贿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 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赵强及其辩护人提出异议的相关事实，本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黄某1为张某1赴英国旅游支付20万元的事实 2009年，张某1胞弟张某2的儿子张天舒到英国谢菲尔德留学，赵强、张某1商定由张某1陪同前往，顺便为儿子赵某1留学英国作前期考察。因张某1之前没有独自去过英国，两人在接受黄某1宴请时提及此事，询问在伦敦有无熟人帮忙接待。黄某1称有个朋友在伦敦经营旅行社生意，由其负责安排。之后，黄某1联系长期在英国经营旅行社生意的温州同乡包聪，称自己有个重要客户要到英国旅游，包聪称女儿包瑶华在伦敦经营旅游公司，将按照最高档的价格安排，并提供了包瑶华的手机号码，约定费用由黄某1支付。黄某1将包瑶华的手机号码提供给张某1，让张某1自行联系，费用无须支付。张某1与包瑶华取得联系后，包瑶华根据张某1所提供的行程，初步测算以ＶＩＰ方式接待的费用为20万元左右，遂与黄某1商定由黄某1先行支付10万元，俟张某1旅行结束后，再根据实际费用支付尾款，后黄某1在杭州将现金10万元交给包瑶华指定的人。同年9月20日左右，张某1陪同张天舒赴英国，包瑶华安排他人陪同前往英国谢菲尔德完成入学手续，后作为Ｗ.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Ｌｔｄ.的ＶＩＰ客户前往伦敦旅游数日（期间张天舒提前返回谢菲尔德）。旅游结束后，包瑶华对黄某1称最终费用为1.966万英镑，黄某1按照前述方式，又向包瑶华支付10万元。张某1、赵强获悉旅游费用为20万元后，分别向黄某1表达谢意，同时抱怨费用太高，黄某1称张某1开心就好。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黄某1证明：2009年上半年，其在合肥宴请赵强夫妇时，张某1称想到英国旅游，为以后赵某1出国做准备，问其在英国伦敦有没有朋友安排接送。其称有一个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没有问题。事后，其打电话给长期在英国经营旅行社生意的温州朋友包聪，说有一个重要客人要到英国旅游，让他安排。包聪称他女儿包瑶华在伦敦经营旅游公司，答应以最高档的价格安排，并提供了包瑶华的手机号码，两人当时还约定费用由其支付，不要客人付款。不久，其打电话告诉张某1已安排好，并将包瑶华的联系方式给了她，让她自行联系，费用不用管。包瑶华根据张某1提供的行程，初步测算以ＶＩＰ方式接待需要20万元左右，让其先行支付了10万元，旅行完毕后再根据实际产生的费用支付尾款。后包瑶华称最终费用为1.966万英镑，根据当时汇率折算20万余元。张某1从英国回来后，其又支付了10万元。两次都是其在杭州以现金形式交给包瑶华指定的人。之后，张某1电话称其朋友安排得很好，但20万元太贵了，赵强也讲太贵，其表示只要张某1开心就好。 （二）证人张某1证明：2009年左右，其大弟弟张某2的孩子张天舒要到英国谢菲尔德读书，其准备送他，顺便考察英国环境，为赵某1出国做准备。其首次独自去英国，赵强问黄某1在英国那边有无熟人帮忙接待，黄某1说他有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后安排他朋友的女儿鲍（音）女士负责在英国为其提供服务。到英国后，鲍女士安排一男生陪其到谢菲尔德，在那里大约五六天，餐饮、住宿费由其自理。办理了入学手续后，其与张天舒在鲍女士陪同下，到英国伦敦旅游四五天，鲍女士付的旅游、餐饮、住宿费用，张天舒玩了两天就回谢菲尔德了。回国时，鲍女士将其自己订购的机票升级为公务舱，差价大约0.8万元。回国一段时间后，其知道为了自己这次去英国，鲍女士收了黄某120万元，其与赵强对黄某1表示感谢。 （三）W.SolutionsGlobalLtd.于2009年9月28日提供发票证明：豪华奔驰（8天7夜，车+司机+每英里燃油附加费+停车费）费用6000英镑；宴会用餐（22餐）费用5000英镑；海德公园顶级宾馆（国际长途、宽带、旅馆费）费用4660英镑；陪同经理（8天7夜）费用4000英镑；消费等级为贵宾4级，陪同导游YahooBao,费用累计1.966万英镑。 （四）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关于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协查信息复函》证明：2009年9月28日，英镑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080.21。 （五）上诉人赵强供称：2009年左右，张某1的侄子张天舒要到英国谢菲尔德留学，希望张某1送到英国，同时赵某1已快大学毕业，其与张某1想让他去英国留学，便商量让张某1送张某2到英国，顺便考察一下，为赵某1出国做准备，因张某1对英国不熟悉，想让黄某1帮忙看看有没有熟人接待。之后，黄某1在合肥宴请其与张某1时，张某1对黄某1提及此事，黄某1说有朋友在英国伦敦开旅行社，没有问题。不久，张某1说黄某1已安排好，费用不用管。张某1在英国旅游了10天左右，回来后说黄某1肯定被骗了，费用要20万元，她花最多几万元。其听后没有说什么，后也对黄某1说张某1到英国旅游太贵了，黄某1说张某1开心就好，费用的事情不用管。张某1曾说她问过在英国接待她的鲍小姐多少费用，鲍说大概2万英镑。 二、关于黄某1代赵某1支付房租18.12万元的事实 2014年上半年，赵某1即将到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法博士学位，认为北京大学住宿条件不好，想在附近租赁住房，赵强为此找黄某1帮忙。黄某1答应，后联系其担任方正奥德公司副总裁时的下属吴某帮助在北京大学附近租赁住房，房租由自己支付。吴某几经查找后，拟租赁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主为宁某的住房，租期三年，月租金第一年为7000元，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递增500元，并征求黄某1意见后，与宁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为2014年8月21日至2017年8月20日。黄某1告诉赵强房子已安排好，房租不用管，并提供了吴某的联系方式。同年8月底，赵强夫妇送赵某1到北京做入学的前期准备，吴某陪同三人前往到租房处，并表示房租已由黄某1妥善处理。赵某1自此正式入住，2017年8月底搬离，期间赵强夫妇在与吴某闲聊时，获悉第一年每月房租为7000余元，之后逐年适当增加的情况。在租赁期内，吴某先后共向宁某支付房租26.8879万元，代为支付整理房屋和维修家具费用1121元，两项共计27万元；黄某1安排妻子陈志燕或陈志燕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浙江辰立实业有限公司先后共向吴某转款27万元。2016年初，赵强夫妇感到党和国家的反腐力度加大，觉得房租一直由黄某1支付不妥，遂由张某1坚持向吴某提出自行支付房租。吴某在征求黄某1意见后，让张某1按照每月3700元支付租金。之后，张某1先后共向吴某汇款8.94万元，其中8.88万元为房租，600元为水电费。2017年初，在赵强的提议下，张某1安排吴某制作了一份出租人为宁某、承租人为赵某1，月租金3700元，租赁期限为2017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黄某1证明：2014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赵强称想在该大学附近单独租房供赵某1居住，其表示自己原单位方正奥德公司的员工宿舍就在北京大学附近，由其安排腾出一间，赵强同意。后其电话联系方正奥德公司行政人员吴某安排宿舍，吴某称员工宿舍是租赁的，入住员工每月需支付4000余元房租，其表示没关系，费用由其支付，吴某同意。之后，其告诉赵强已安排好，让他与吴某联系，房租不用管。后吴某确定租赁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6号宁某的一套住房，商定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每月7000元，第二年7500元，第三年8000元，租金半年一付。其同意，让吴某签订租赁协议，三年房租由其支付。同年8月底，赵强、张某1、赵某1到北京做入学准备，其安排吴某陪同，让他带赵强一家到租房处。2017年8月，三年租期临近届满时，赵某1自行租房至海淀区橡树湾小区。自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其分多笔共向吴某转款27万元，由吴某交给房东。赵某1入住后，赵强夫妇多次到北京看望，其安排吴某以适当方式告知租房费用，赵某1入住后从别的租房户那里也能知道。2016年初，吴某称张某1坚持要自己缴房租，其回称若张某1坚持，就按照每月3700元象征性收一点。之后，张某1向吴某转了2016年、2017年两年房租，共计8.88万元，后吴某应其安排，将之用于在北京接待其朋友。因此，在三年期间，其实际共支付房租费18.12万元。 （二）证人张某1证明：2014年上半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因学校住宿条件不好，想在附近租房。赵强找黄某1帮忙，租赁了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6号院，租期三年。同年8月底，其与赵强、赵某1到北京，黄某1安排方正奥德公司员工吴某陪同到租房处。北京大学附近的房价和房租都很高，赵某1入住后的前期房租是黄某1安排吴某支付的，其与赵强没说什么，认为这点钱对黄某1不算什么。2016年初，党和国家反腐势头越来越严，其和赵强到北京看望赵某1，与吴某闲聊时，得知应黄某1安排，由吴某和房东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每月7000多元的租赁费用也以吴某名义支付，费用每年都会增加。其与赵强觉得一直让黄某1支付房租不合适，赵强让其给吴某打电话，提出要为赵某1支付房租。吴某称黄某1已经安排了，其和赵强一直觉得不妥。之后，在自己坚持下，吴某让其按实际房租的一半，即每月3700元支付，其同意并告诉了赵强。2016年和2017年，其几次共向吴某转款8.94万元，其中8.88万元为房租，600元为水电费。2017年，赵强说自家支付了房租要有个材料，以后能说得清楚。其联系吴某，让他按每月3700元的房租制作一份租赁合同，后吴某提供了一份由赵某1、房东宁某署名的房屋租赁合同。2017年8月，赵某1搬离了关村东路16号院，其按照每月3700元多交四个月房租，旨在弥补黄某1之前为赵某1缴纳的房租。 （三）证人吴某（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职工）证明：黄某1担任方正奥德公司副总裁时，其是他下属。2014年6月，黄某1电话让其在北京大学附近租一间房，说他有一个重要客户要住。其经多方查找，联系到出租人宁某，并与宁某商定了租赁条件，即租期三年，第一年租金每月7000元，第二年7500元，第三年8000元。其告诉黄某1后，黄要求马上订下来，租金27万元由他本人支付。同年8月21日，其与宁某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同月底，赵某1、赵强、张某1到北京，其陪同看了所租房子后，他们表示满意，当时，赵强夫妇提到了房租的事情，其称黄总已安排好了，他们客气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赵某1的房租由其经手支付给宁某，三年六次共支付给宁某27.5879万元。其中，其请人整理房屋和维修家具花费1121元，已从房租中比除；7000元押金，宁某于2017年8月已退还，故其支付房租26.8879万元。2016年初，张某1向其提出要支付房租，其说不需要，黄某1已经安排了，后其又电话请示黄某1，黄说如果她坚持要付，就象征性地收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张某1又电话提及房租的事情，其称实在不行，就按每月3700元支付。后张某1共向其转款8.94万元（其中微信转账2.4万元），8.88万元为房租，600元为水电费。赵强夫妇多次到北京看望赵某1，其与他们闲聊时提到过房租费用，称每月大约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赵某1入住后，从别的租房户那里也能知道具体房租费用的金额。张某1以每月3700元，支付了2016年和2017年的房租，但他们心里一定明白这肯定是不够的。2017年，张某1还要求其提供了一份以每月3700元的房屋租赁协议。2014年7月至2017年3月，黄某1先后六次共向自己的招商银行账户转款27万元，赵某1搬走后还有8.88万元，其根据黄某1的安排用掉了。 （四）证人赵某1证明：其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黄某1安排吴某帮其租了宁某的房屋，2014年8月承租，租期三年，其不知房租多少，只知道每半年结算一次，每次都是吴某交给宁某，张某1也曾给过吴某钱作为房租。 （五）两份房屋租赁合同证明：2014年8月12日，吴某与宁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宁某座落于北京市海淀区院的房屋，租期自2014年8月21日至2017年8月20日，每月租金第一年为7000元，第二年为7500元，第三年为8000元，每半年一付，银行打款，租赁保证金7000元；赵某1与宁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自2017年2月22日至2018年2月21日，每月租金3700元，年租金共计4.44万元。 （六）招商银行历史交易明细表及微信截图证明：2014年7月21日、2015年1月31日、2015年9月13日、2017年3月28日，陈志燕分别汇入吴某银行卡8万元、3万元、8万元、5万元，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志燕）汇入3万元，共计27万元；2014年8月21日至2017年2月21日期间，吴某共付宁某房租27万元；2016年2月21日、2017年3月30日，张某1通过银行卡分别转给吴某2.1万元和4.44万元，2016年3月21日通过微信转给吴某2.4万元，共计8.94万元。 （七）上诉人赵强供称：2014年上半年，赵某1要到北京大学读博，了解到北京大学住宿条件不好，想在附近租房。其向黄某1提及此事，黄提出让他原单位方正奥德公司人员帮助租房，一居室，租金不贵，其同意了。不久，黄某1称房子已租好，在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6号院，租期三年，届时联系方正奥德公司工作人员吴某。同年8月底，其与张某1、赵某1到北京，黄某1安排吴某陪同，并看了租的房子，其家人与吴某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其夫妇到北京看望赵某1，如有需要，直接联系吴某。赵某1入住后，其要求自己支付房租，黄某1没有告知房租数额，说由他来支付。后来，吴某与其夫妇闲聊时，说实际租金每月7000多元，每年都会增加一点。2016年初，党和国家反腐势头越来越严，其夫妇觉得一直让黄某1支付房租不合适，由张某1联系吴某，强烈要求自行支付房租，后吴某让其夫妇按照实际房租的一半支付，即每月3700元。2017年，省委巡视组进驻省公安厅，其考虑自家支付了房租得要个说法，便让张某1给吴某打电话，安排吴某以每月3700元，制作了一份赵某1作为承租方、宁某作为出租方的租房协议。 三、关于赵某1在法国ＣＶＳ公司“兼职”领取13万欧元的事实 2015年上半年，黄某1与赵强夫妇闲聊时，提及赵某1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北京房价逐年递增，赵强家应该考虑在北京购买一套住房，如果资金困难，其可以给予帮助，并提出利用自己北京的人脉资源，帮助赵某1兼职获取报酬。赵强同意，同时提出兼职不能影响赵某1学业。 同年11月，黄某1的外甥法国人林某（母语法语、精通英语）出任法国ＣＶＳ公司中国区域总经理，全权负责该公司调查中国医疗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招聘必要工作人员等事宜。林某不懂汉语，委托舅舅黄某1帮忙推荐一名懂国际法、英语水平较高的人担任翻译。黄某1准备推荐赵某1，就此征询赵强的意见。赵强担心此举影响学业，黄某1称法国ＣＶＳ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目前仅处于寻找合作伙伴阶段，事务不多，赵某1也不用真正从事翻译工作，主要是通过兼职让他有赚钱的成就感，其会妥善处理，赵强同意由黄某1安排，之后黄某1向林某推荐了赵某1。林某到北京面试赵某1后，非常不满意，向黄某1表示不能录用，黄某1称他父亲赵强系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对其生意多有帮助，安排他当翻译只是借此送与赵强财物，请林某务必设法录用，并不要安排他从事具体工作，支付赵某1的薪酬由其负责弥补。2016年4月，赵某1（甲方）与法国ＣＶＳ公司（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协议有效期三年，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甲方为乙方及其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乙方向甲方按照每年4万欧元（税后）支付报酬，乙方首个在华合作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后每年支付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乙方授权林某全权代表乙方签订及履行本协议。2018年4月，法国ＣＶＳ公司与上海美中安医院合作项目Ａｌｍａｇｅ集团正式运行，林某基于翻译工作需要，在征求黄某1意见后，提前与赵某1解除合作协议，黄某1为此向赵强作了解释。 在两年聘用期内，赵某1学业任务繁重，并赴德国、美国、瑞典等国家参加学业交流数月，既没有到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或该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上班，也没有为林某的商务活动或法国ＣＶＳ公司来中国从事公务的人员提供翻译，仅在北京与林某见过几次面，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做了少量的辅助性工作，先后共从法国ＣＶＳ公司领取薪酬、一次性奖励13万欧元。黄某1基于之前承诺，多次出资另行为林某聘请翻译，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合作对象，共耗资约130万元。林某为避免赵某1没有实际工作却领取薪酬的事实被法国ＣＶＳ公司发现，通过电子邮件将其他翻译人员或相关法律事务所制作的在华业务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材料发送给赵某1，再由赵某1发送给林某或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等，作为赵某1完成的工作。 2017年8月，黄某1的合作伙伴陈某1因涉嫌行贿犯罪遭查处，为应对可能面临的组织调查，赵强、张某1、赵某1与黄某1先后两次就赵某1在法国ＣＶＳ公司领取薪酬事宜进行商议，统一说法为赵某1实际兼职所获取的报酬。同年12月，双方再次就此统一口径。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黄某1证明：2015年上半年，其陪同赵强夫妇到北京看望赵某1，想到赵强多年来对自己的帮助和关照，赵某1在北京大学读博士，毕业后肯定会留在北京，而赵强家在北京又没有购买住房，便向赵强提出赵某1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北京房价逐年递增，赵强家应该为赵某1在北京购买一套住房，缺钱的话，其可以支持。赵强表示非常感谢，称能否留京工作、生活得看赵某1自己，作为父母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其提出利用自己北京的人脉关系，以帮助赵某1兼职领取薪酬的方式，间接为赵某1在北京购房出资，赵强同意。同年下半年，其外甥林某被法国ＣＶＳ公司任命为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中国区域总经理，林某不懂中文，让其帮忙寻找一名能熟练使用法语或英语的翻译。其考虑赵某1曾留学英国，又在北京大学就读国际法博士，符合林某的要求，就将林某选聘英文翻译的事情告诉了赵强夫妇。赵强称赵某1的课业非常紧张，担心影响学业，其称林某的公司只是处于寻找合作伙伴阶段，事情不多，况且该公司或合作公司有中英文翻译，赵某1不用真正从事翻译工作，主要让他有赚钱的成就感，其会操作好的，赵强同意。 林某对赵某1面试后非常不满意，称赵某1的翻译能力不行，不符合他招聘翻译的条件，公司不能录用。其告诉林某一定要想办法录用，并说他父亲赵强是安徽省公安厅领导，对其生意有很大帮助，安排他当翻译只是种形式，主要是让他赚钱，即使符合条件，也不会真正从事翻译，这么安排是为了送给赵强一笔钱，以取得赵强以后对其生意的帮助，并答应林某录用后，其会在经济上予以弥补，包括出资帮助林某另在市场找翻译人员，再三嘱咐一定不要安排赵某1从事具体工作。鉴于这种情况，经林某安排和操作，法国ＣＶＳ公司于2016年与赵某1签订了三年聘用协议。2018年4月，法国ＣＶＳ公司与上海美中安医院合作项目爱默智公司正式试营业，因赵某1不能从事实际翻译工作，另行从市场聘请的翻译也不能满足林某需要，林某向其提出解聘赵某1。其考虑赵某1两年内已获得13万欧元，基本实现其资助赵强家在北京购买住房的承诺，同意提前解聘。之后，其就提前解聘及没有足额给予一次性奖励的事情，向赵强作了相应解释。 在赵某1的聘用期内，其为林某在大陆书面或口头的翻译事务，出资另行聘请翻译人员十余次，多次出资给林某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合作对象和法国ＣＶＳ公司老总家人等，共付费用至少130万元左右，远多于赵某1从法国ＣＶＳ公司领取的薪酬总额。林某向其吐苦水时称，两年聘用期内，赵某1有七个月时间在国外干他个人事情，法国公司董事长两次到中国视察时都不在大陆，没能参加商务洽谈活动并现场提供口译服务；另外，赵某1英语水平一般，不能胜任他公司的书面或现场翻译工作，也没有有效地帮助搜集、整理或翻译在华业务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2017年8月、12月，赵强一家三口先后与其针对赵某1“挂名”领薪问题串供，统一说是赵某1实际兼职工作所获得的劳动报酬。 （二）证人林某证明：2015年11月，其出任法国ＣＶＳ公司大中华区首席代表、中国区域总经理，具有三项职权：对中国老年人医疗市场进行调研、在中国寻找医疗合作伙伴、为在华业务发展招聘必要的工作人员。其母语是法语，英语也非常熟练，但不会说写中文，而与中方合作会涉及许多大陆方面的涉外商业法律及文书资料等，请舅舅黄某1帮忙推荐一名懂国际法、英语水平较高的翻译。黄某1应允，同年底向其推荐了赵某1。其约见了赵某1，使用英语交流、面试，发现他头脑反应很慢，英语口语的翻译能力不好，不能准确翻译其所说的意思，不能胜任翻译职位，便告诉黄某1不能录用。黄某1让其一定想办法录用，称赵某1的父亲赵强是安徽省警察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他生意会有很大帮助，他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找赵强帮忙，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并说法国ＣＶＳ公司支付给赵某1的薪水，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弥补，包括出资另聘翻译，不会给其工作带来不便。同时，黄某1还交代不要为赵某1安排具体工作，当翻译只是挂名，就是给赵某1送钱的一个平台。鉴于此，其向法国公司总部汇报聘用赵某1，公司总部不知道赵某1不从事实际工作。聘期从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实习期三个月，只付生活费和差旅费三个月，实习期满后签订聘用协议，年薪4万欧元，公司首个项目落地后，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 赵某1没有实际履行为其书面和口头翻译的职责，他反应慢，不管口译还是书面翻译，能力都不合格，无法胜任工作岗位，他本人也没有想要从事翻译的意愿，从没有到法国ＣＶＳ公司在大陆分公司或合作公司上班，没有出席过其本人或有其公司代表出席的商务洽谈活动并现场提供口译服务，也没有实际为其公司及Ａｌｍａｇｅ集团搜集、整理或翻译过相关文件资料等。在两年的聘用期内，其与赵某1只是在其北京入住的酒店见过二三次面，没有聊什么内容，其有时给赵某1安排一点工作，他都说很忙，搞不了。为了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对其在大陆聘用人员的检查，以及防止公司总部发现赵某1没有实际工作的问题，其将另外聘用的翻译人员或相关法律事务所已制作好的在华业务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成本”材料发送给赵某1，再由赵某1发送给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赵某1翻译的材料。 2018年4月，爱默智公司开始正式运行，需要一名称职且能够每天到上海办公室上班的翻译人员，其向黄某1说明情况、商量后，于2018年4月解聘了赵某1。在两年聘用期内，其共支付给赵某113万欧元，其中5万欧元是一次性奖励；黄某1共给其130多万元现金用于支付聘请翻译费用、接待商业伙伴和法国ＣＶＳ公司管理层人员等。因赵某1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其根本不想发给他一次性奖励，但考虑黄某1对自己的弥补，便告诉法国ＣＶＳ公司财务部门给他发了5万欧元。从表面看，赵某1的薪酬是其公司支付的，但实质等于黄某1支付的。 （三）证人张某1证明：2015年上半年，黄某1建议其家在北京购房，缺钱的话，他可以支持。赵强说非常感谢，说能否留京工作生活，得看赵某1自己，黄某1提出可以给赵某1介绍兼职，既可以积累工作经验，以后在北京购房也可以付首付款，让他有成就感。赵强同意了黄某1的这种方案，但说不能影响学业。2015年11月，黄某1对其夫妇称他外甥林某任职的法国公司想在北京或上海寻找合作伙伴，林某全权负责公司与中方的合作事宜，因语言不通，让他推荐一名懂国际法、英语水平较高的翻译，他可以推荐赵某1，并称合作项目还只是处于寻找合作伙伴阶段，事情不多，赵某1如果没有时间，林某就不会安排事务，赵某1当翻译其实不用干什么，主要是让他能有赚钱的成就感。赵强同意了，说由黄某1安排。经黄某1、林某安排，赵某1于2016年4月入职林某的法国公司，2018年4月被解聘。在两年聘用期内，林某的公司共向赵某1发放薪水8万欧元和一次性奖励5万欧元。赵某1的课业比较紧张，难以完成公司交付的翻译任务，收入和实际工作不对等，可以说是“挂名”领薪。黄某1要不是有求于赵强，不可能安排赵某1到这家法国公司兼职并领取高额报酬。 （四）证人赵某1证明：2015年底，赵强称黄某1的外甥林某需要招聘英文翻译，最好懂法律，他安排黄某1推荐了自己，让其做好面试准备。过了一段时间，林某约其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进行了面谈。2016年1月，其以实习身份被聘为法国ＣＶＳ公司翻译，工作职责是为公司及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其实就是为林某进行中英文口译和书面翻译，双方约定在实习期间，法国ＣＶＳ公司付其部分生活费和差旅费1000元，2016年4月实习期满后年薪4万欧元，聘用期至2019年1月，另约定首个在华项目落地，每年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至2018年4月被法国ＣＶＳ公司解聘，其共领薪水8万欧元，一次性奖励只发了5万欧元。 其是兼职，还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平时课业比较紧张，两年聘用期内因学业交流有五个月在德国、美国、瑞典，没有在法国ＣＶＳ公司在广东惠州、上海等地的分公司上过班，没有陪同林某完成口译任务，主要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电子化方式与林某沟通，只是在林某来北京时见面沟通，总计大约四次，其根据林某安排，从事了一些翻译资料的校对等工作，主要是将林某通过邮箱发送的已翻译好的相关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中英文版材料，校对后再发送给林某或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其只是在学习之余从事了少量辅助性工作，既未开展实质性工作，也未取得相应工作实绩，不好评价自己在该公司的工作，如何评价应以林某评价为准。林某安排其从事上述工作，可能是为了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检查等。在其身边，还没有人兼职能拿到如此高的报酬，就算专职也很难拿到，其能拿到这份兼职并领取高额报酬，实际上是黄某1感谢赵强帮忙的一种形式，应该是“挂名”领薪行为。2017年8月、12月，其与父母三人先后两次与黄某1串通，统一在组织谈话时的说辞为：其家人与黄某1之间交往仅限于吃饭、喝酒等，从未收受过黄某1所送财物，兼职法国公司为正常的兼职获薪，而不是“挂名”领薪。 （五）证人黄某2证明：其系致达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致达公司）。2016年，致达公司与法国ＣＶＳ公司商谈合作过程中，其安排李某1具体负责。李某1是原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英语很好，法国公司的林某只会说法语和英语，都是直接用英语和李某1商谈，其没有见他带过翻译。合作项目涉及到在华业务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主要都是以李某1翻译为主，有时涉及法律这块的，会自费邀请涉外律师事务所。其公司兼职翻译的年薪应该不超过10万元，法国公司的人员工资由他们自己决定，两边工资应该差不了太多。 （六）证人李某1证明：其大学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在与法国ＣＶＳ公司商谈合作成立爱默智公司过程中，具体负责和法国公司的林某商谈。林某不会说中文，在几次商谈中没带翻译，其用英语和林某交流、洽谈，与法国公司其他人员也是用英语直接交流，他们也都没有带翻译。一般情况下，做国际生意的法国人英文水平非常高，国际生意基本也是以英文为语言。双方合作项目涉及的在华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资料，基本都以英文资料为准，主要由其将中文版本翻译成英文版本，或将法国人提供的英文版本资料翻译成中文版本，有的涉及法务资料翻译，请专业的涉外律师事务所审核、翻译。 （七）关于协助ＣａｐＶｉｔａｌＳａｎｔｅ公司在华业务的合作协议书证明：2016年4月30日，赵某1与法国ＣＶＳ公司签订协议，协议期限三年，自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约定赵某1为法国ＣＶＳ公司及其业务合作伙伴Ａｌｍａｇｅ集团在中国洽谈养老行业合作事宜提供语言和信息方面的支持，包括尽力帮助法国ＣＶＳ公司搜集、整理或翻译与后者在华业务相关的商务、法律文本及其他背景资料、媒体信息等，以及在确实必要且不与赵某1本职工作时间相冲突的前提下，参加有法国ＣＶＳ公司代表出席的商务洽谈活动并现场提供口译服务；法国ＣＶＳ公司在协议生效期内，向赵某1每年支付4万欧元的报酬（税后），待法国ＣＶＳ公司首个在华合作项目合同正式签订后，每年一次性向赵某1支付7万欧元的奖励金等。 （八）银行流水单据证明：2016年6月8日至2018年3月9日，法国ＣＶＳ公司分五次共支付给赵某113万欧元。 （九）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分局的复函证明：根据法国ＣＶＳ公司每次支付给赵某1欧元的具体日期的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13万欧元折合人民币为96.9613万元。 （十）上诉人赵强供称：2015年上半年，黄某1对其夫妇称赵某1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可能性非常大，北京房价逐年递增，其家应该为赵某1在北京购买一套住房，如果缺钱，他可以支持。其表示感谢，称能否留京得看赵某1自己，父母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黄某1说把钱直接给下辈，不利于下辈成长，他在北京认识的人多，赵某1又比较优秀，可以让赵某1兼职赚钱，这样既可积累工作经验，以后也可付购房首付款，有成就感。其同意黄某1的这种方案，但要求不能影响学业。2015年11月，黄某1称他外甥林某任职的法国公司想到北京或上海寻找伙伴，全权委托林某负责公司与中方的合作事宜，因语言不通，让他推荐一名翻译，赵某1符合林某的人选，可以推荐。其夫妇担心影响赵某1的学业，黄某1称该公司的合作项目还只是处于寻找合作伙伴阶段，事情不多，如赵某1没有时间，林某不会安排事务，况且他公司还有懂中英文的，赵某1当翻译其实不用干什么，主要是让他能有赚钱的成就感。其同意了，说由他安排。2016年4月，赵某1与林某的法国公司签订入职协议，约定聘用期至2019年1月，年薪4万欧元，并约定法国公司首个在华项目落地，另外一次性奖励7万欧元。按照合同，赵某1的工作职责为该公司在华合作项目从事翻译、法务、帮助招聘中国员工等，但根据其与黄某1的约定，赵某1没有有效地从事上述工作职责。直至2018年4月被解聘，赵某1以“兼职”形式，共计从法国公司领取13万欧元。黄某1为法国公司提前解聘赵某1的事情，还专门提前向其作了解释。其觉得赵某1所获取的报酬与他在该公司的工作实际不对等，黄某1要不是有求于己，其没有帮助他公司获得一些利益，他是不可能安排赵某1兼职并领取高额报酬的，这是黄某1以迂回方式送给其13万欧元。 2017年8月份左右陈某1被抓后，黄某1到其家中，称要商量赵某1兼职的事情，如果组织调查的话，大家该如何说。其与张某1、黄某1商量后，约定说法是赵某1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了赵某1任职的法国公司人员，法国公司到中国开展业务时找到赵某1，赵某1自行与法国公司联系、协商，不要提到黄某1和林某，同时约定以后组织找其与张某1、黄某1核实相关问题时，不要讲双方之间有经济交往的问题。同年12月，其与张某1和黄某1在北京赵某1租住房屋对面的一家商场一层咖啡店见面，又进行了与上次基本相同的串供活动。 四、关于黄某1送给张某1一枚价值12.7万元钻戒的事实 2010年底，黄某1请赵强、张某1夫妇等数人到浙江省莫干山旅游。旅游期间，黄某1独自到赵强、张某1夫妇入住的酒店房间里聊天，临行前当着赵强的面，将事先准备好的、装在盒子里的一枚价值12.7万元的Ｃａｒｔｉｅｒ白金钻戒连同购货发票送给了张某1。张某1当场试戴，赵强表示太贵重了，黄某1笑称张某1戴段时间后，可以送给儿媳妇，后张某1收下。该枚戒指由黄某1于同年11月23日在杭州大厦有限公司用现金购买，后以礼品、办公用品名义在其妻子陈志燕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报销。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黄某1证明：2010年下半年，其请赵强、张某1等人到莫干山旅游时，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枚价值12万余元的白金钻戒带在身上，准备送给赵强夫妇。旅游期间，其单独到赵强夫妇入住的房间，将该枚戒指（带包装盒）送给了张某1。当时张某1还试了试钻戒的大小，赵强说太贵重了，其开玩笑说张某1戴一段时间后，可以送给儿媳妇。该枚戒指是其在杭州大厦用现金购买，后以开具的礼品、办公用品发票在妻子陈志燕实际控制的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报销。 （二）证人张某1证明：2010年下半年，黄某1请其与赵强等人到浙江莫干山旅游。旅游期间，黄某1单独到其与赵强入住的酒店房间聊天，临走前送给其一枚白金钻戒（带盒子）。其当时还试了试这枚钻戒的大小，赵强看到后说这太贵重了，黄某1开玩笑说戴一段时间后，可以送给儿媳妇。其记忆中，装白金钻戒盒子内还有发票，购买价为12.7万元。之后，其多次提出退还，但黄某1坚决不要，也就没有退，这枚钻戒案发前仍放在其家里。 （三）营业执照、会计账据、陈志燕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明：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陈志燕；2010年11月23日，黄某1在杭州大厦卡地亚专柜用现金购买一枚价值12.7万元的白金钻戒，开具两张礼品、办公用品的发票，次日在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报销。 （四）移送查封/扣押、冻结财物清单、涉案财物出库清单证明：2018年8月17日，安徽省监察委员会将查扣的一枚印有“Cartier”商标的戒指移交至六安市人民检察院；同年9月12日，六安市人民检察院将该枚戒指移交至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上诉人赵强对其于2010年下半年在浙江省莫干山旅游期间，在酒店房间里收受黄某1价值12.7万元的钻戒的事实，做了与黄某1、张某1证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供述。 五、关于黄某1退还张某135万元借款利息的事实 2012年4月，张某1因经营生意需要资金，向黄某1提出借款200万元，黄某1同意并提出不要利息，但张某1坚持支付利息。同月6日，张某1向黄某1出具了借据，称借到黄某1200万元，借款期限二年，利息为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2个点。赵强对此知情。之后不久，黄某1从其妻子陈志燕的银行账户汇款200万元至张某1提供的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4月16日，张某1将200万元本金连同35万元利息汇入陈志燕的银行账户。黄某1发现张某1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后，提取35万元现金到赵强、张某1家还给了张某1。后张某1将黄某1退还35万元利息的事情告诉了赵强，赵强向黄某1表示了感谢。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黄某1证明：2012年上半年，张某1向其提出借款200万元，其与张某1签订了两年期借款凭据，约定以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2个点作为借款利息。同年4月，其从妻子陈志燕的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到张某1提供的个人工商银行账户。2014年4月借款期满后，张某1将本金200万元和35万元利息汇到陈志燕的银行账户。其发现张某1按照约定支付利息后，就想把这35万元利息退还给张某1。之后，其与张某1约定见面时间，将事先准备的35万元现金送到她家，她收下了。次日，其到赵强办公室聊天，赵说其真是客气，其称这没什么，不可能收张某1利息。 （二）证人张某1证明：2012年上半年，其生意需要资金，电话向黄某1提出借款200万元，周期2年，并约定利息。黄某1同意，表示不需要利息。其告诉了赵强，后与黄某1签定借款单据，约定以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2个点为借款利息。同年4月，200万元到其银行账户，其告诉了赵强。2014年4月借款到期后，其将200万元和利息35万元一起转入黄某1提供的工商银行账户。之后不久，黄某1到其家中，把35万元利息以现金形式退回，其把此事告诉了赵强。 （三）借据证明：2012年4月6日，张某1向黄某1借款200万元，借款时间为二年（24个月）；借款利息为本金还款时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2个点，并附有张某1银行卡的开户行和卡号，该卡尾号为8512。 （四）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证明：2012年4月9日，陈志燕从其银行卡账户中汇出200万元；2014年4月16日，尾号为8512的银行卡账户汇入陈志燕银行卡账户235万元。 （五）上诉人赵强供称：2012年上半年，因张某1经营需要用钱，其向黄某1借钱，黄某1同意。后张某1联系黄某1，黄某1出借200万元，并约定了利息，签订了借据。当时，黄某1提出不要利息，但张某1坚持支付利息，并写进借据。2014年4月借款到期后，张某1称她已将本金200万元及利息35万元还给了黄某1，但之后不久，又称黄某1到其家中退还了35万元利息。后其向黄某1表示感谢，说怎么退还利息，黄某1说他不可能收张某1利息，其就没有坚持把这35万元退还给黄某1。 六、关于刘某1安排环宇公司支付张某1“陪标费”50万元的事实 2004年、2006年，上诉人赵强在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受奇瑞林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某1请托，利用自身职权或者通过省交警总队原总队长尤某2的职权，为奇瑞林公司办理了皖Ａ×××××车牌，为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办理了皖Ａ×××××和皖Ａ×××××车牌。 环宇公司系省交投集团全资子公司。2006年左右，环宇公司董事长王某3和在围绕公路建设项目拓展业务时结识了刘某1，希望借助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的人脉关系和业务能力，获取在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等方面的帮助。2007年左右，赵强请求刘某1帮助张某1承接道路建设工程业务，刘某1同意，并介绍赵强、张某1夫妇与王某3和结识，张某1提出与环宇公司合作做水泥供应业务，王某3和应允。 2007年上半年，环宇公司拟投标由省交投集团招标的安徽省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王某3和与刘某1具体洽谈合作投标事宜时，刘某1提出由其负责联络数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合作投标，其中包括其帮助张某1找的公司，王某3和同意，两人约定无论哪一家公司中标，都以环宇公司为主，刘某1、张某1为辅，实际承接工程。后刘某1将由其帮助张某1找一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陪同环宇公司投标水泥供应业务，张某1需要交纳投标保证金的事情告诉了赵强，赵强同意。张某1邀请张某2参与该水泥供应业务，但张某2在考察水泥供应市场后，表示该项业务风险大、难以把握。之后，王某3和虑及刘某1、张某1参与投标公司的履约能力、环宇公司由此可能承担的风险，向刘某1提出不管谁中标，刘某1和张某1都不要实际分包业务，环宇公司给刘某1一笔“信息咨询费”，由刘某1分配，刘某1同意。后刘某1告诉赵强在环宇公司中标后，根据行规，其将安排环宇公司向张某1支付一笔“信息咨询费”，赵强在询问这样做是否合法合规，刘某1予以肯定回答后同意。同年5月，刘某1以其外甥李某的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若环宇公司中标，根据实际供应水泥量向李某支付“信息咨询费”，自环宇公司实际参与水泥供应之日起一个月内预付50万元，余款待工程结束后付清。同年6月底，刘某1安排张某1通过其联系的公司缴纳了投标保证金50万元。环宇公司、安徽省高速经贸有限公司、安徽省交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家公司参与了水泥供应业务投标。同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在此前后省交投集团相继退还了各投标单位的保证金。 根据与刘某1之间的合作协议和实际供应水泥量，环宇公司预计需要向刘某1支付“信息咨询费”126万余元。刘某1决定将环宇公司预付的“信息咨询费”50万元送给张某1，并与赵强约定现金支付，并称环宇公司为了“信息咨询费”的财务处理，需要与张某1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同年12月，赵强、张某1商议后，安排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与刘某1和环宇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基本相同。2008年5月，经刘某1数次催促并要求现金支付，王某3和向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戎某借款20万元现金交给了刘某1，后刘某1当着王某3和的面，在自己位于世纪佳缘的住处，将该20万元现金送给了应约前来的赵强、张某1。同年8月，环宇公司向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汇款50万元，戎某安排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财务人员分别提现20万元和30万元，20万元用于归还戎某之前的借款，30万元交给了戎某，戎某应王某3和安排将该30万元交给了刘某1，后刘某1采取与前次相同方式，将该3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强、张某1。同年9月至2009年1月，环宇公司又以“信息咨询费”名义支付刘某150万元，因刘某1之后未再催要，余款26万余元未支付。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人尤某2（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证明：2003年后，安徽省大部分市的车牌都实现了选号机选号，但合肥市有部分所谓的“吉祥号码”车牌未进入选号机，需经省交警总队审核、授权后，合肥市车管所才能核发。2003年底或2004年初，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赵强请其审批一副合肥市“吉祥号码”车牌，其同意后让交警总队审批，在系统中授权合肥市车管所办理，印象中车牌号是皖Ａ×××××。 （二）证人朱某1（时任合肥市车管所副所长）证明：2003年其任合肥市车管所副所长后，合肥市机动车车牌大部分由车主在选号机上选号，但有部分所谓“吉祥号码”车牌未进入选号机，需经省交警总队审批同意后，由合肥市车管所核发。2003年底或2004年初，赵强向其电话了解到皖Ａ×××××车牌尚未登记入户后不久，又电话称他已与省交警总队领导协商好，将该号码车牌给合肥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使用。其将该车牌号码登记入电脑系统，看到省交警总队已授权合肥市车辆管理所发放，便按照正常程序核发给了合肥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三）证人章某2（时任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副局长）证明：2003年左右，其担任省公路局副局长后不久，刘某1经常到省公路局走动，与自己结识并熟悉。2005年下半年的一天，刘某1询问其是否想给其在省公路局的专车搞副小号码牌照，他有能力搞到，其答应了。2006年3月份，刘某1帮其搞到了皖Ａ×××××车牌。刘某1主要想与自己拉近关系，有事情可以找自己帮忙。 （四）证人刘某1证明：2004年左右，其结识了赵强，有时会在一起吃饭、打牌。这也是一笔重要的人脉资源，与赵强搞好关系，以后有什么事情或者撑面子的场合，他都会尽力帮助。2004年，其找赵强帮助，取得皖Ａ×××××车牌照，登记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合肥奇瑞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之后转到自己个人名下。2006年，其应省公路局副局长章某2所托，通过赵强帮助省公路局取得皖Ａ×××××、皖Ａ×××××车牌照。 其认识许多交通建设领域的人，说话也有些分量，赵强多次称张某1做生意辛苦，让其帮助她在交通建设领域找事情做，挣点钱，其答应。当时张某1在从事医疗器械行业，从未做过交通建设领域的事情，其明白赵强是想让其安排以虚假经营方式让他家赚点钱，肯定不会让张某1真做交通建设领域的事情。2007年，其想承建环宇公司等交通建设类公司材料运输生意，找到环宇公司董事长王某3和，王某3和同意合作。不久，其对赵强说张某1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赵强请其介绍认识王某3和，后其约王某3和与赵强、张某1一起吃饭，席间张某1提出以后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做点水泥生意，王某3和同意。 2007年上半年，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的水泥采购，其找王某3和谈具体合作。王某3和询问其能否找到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合作投标，其称会找单位与环宇公司合作投标，其中有一家是由其帮助张某1找的有投标资质的公司，王某3和同意，并约定不管谁中标，都由环宇公司实际承接为主，环宇公司分点活给其与张某1。投标过程中，王某3和又让其与张某1不要具体分包业务，环宇公司给其一笔“信息咨询费”（通俗说法是陪标费），由其分配。其想承接水泥运输生意也是为了赚钱，就同意了。其告诉赵强张某1参与该项目的水泥采购，根据行规，环宇公司中标后，张某1可以拿到一笔“咨询服务费”。赵强同意，并问这样做是否合法合规，其称合规，由其协调环宇公司，不用张某1操作。什么事情不做就能赚到钱，天底下不可能有这种合法合规的事情，但其为了让赵强放心收下这笔钱，才这样说，赵强心里也明白，只是为了求得心理安慰，以后组织询问时好应答。之后，其与张某1都找了一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参与投标，并缴纳投标保证金，后来保证金返还给了张某1。 2007年5月，根据王某3和安排，其以外甥李某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若环宇公司中标，根据实际供应水泥量，以每吨6.3元支付其“信息咨询费”，自环宇公司实际参与水泥供应之日起一个月内，先向其预付50万元，余款待工程结束后付清，税款由环宇公司支付。同时，其电话通知赵强，与环宇公司合作投标，能获得100余万元的咨询服务费，为了环宇公司出账，需要张某1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赵强称他会安排张某1和她弟弟张某2操作。同年6月，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公开开标，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按照合作协议预计要支付给其126万元，先期支付50万元。其要求环宇公司将其中50万元直接转给张某1，作为张某1的“信息咨询费”，王某3和同意。同年12月，张某1安排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之后，其告诉赵强环宇公司向张某1支付的50万元“信息咨询费”近期会落实，赵强提出现金支付比较好，其要求王某3和用现金支付。2008年3、4月，其担心赵强认为自己办事不力，就催促王某3和将50万元给张某1，王某3和称环宇公司无法支付现金，出账流程也比较慢，可找一个公司过账、提现，后来找到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总经理戎某。大约一个月后，王某3和称环宇公司准备了20万元现金，其就通知赵强到其家中来拿，当天，王某3和带着装有20万元现金的手提袋到其世纪家园家中，赵强、张某1也来了，其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强。2008年8月，以同样的方式，在其联络下，赵强夫妇到其世纪佳缘的家中，其与王某3和将事先准备好的30万元现金交给赵强。同年9月至2009年1月，在其催要之下，环宇公司分三笔向李某银行账户转款总计50万元，剩余26万余元未支付。 环宇公司是省属国企的下属公司，对外支付钱款需要理由，赵强家以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协议就是为了方便兑现之前环宇公司承诺给赵强的“咨询服务费”。张某2没有按协议履行职责，赵强、张某1也没有履行协议上的职责，其协调环宇公司以虚假合同方式送给张某150万元，是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环宇公司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看其和赵强的面子，以后有事情好找其二人帮忙。 （五）证人王某3和证明：环宇公司是原省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2005年，其任环宇公司董事长，根据要求，除了继续开展公路管理、养护、收费等传统业务，还要围绕公路建设开发、建材等方面拓展业务。其朋友刘某1一直从事公路开发建设及建材供应、运输等业务，具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及业务关系，其请求他帮助环宇公司承揽公路建材供应业务。刘某1同意帮忙，并要求合作共赢，其同意。2007年上半年，刘某1称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妻子张某1希望与其合作，其考虑是刘某1安排的，又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妻子，就同意了。之后，经刘某1联络，其与刘某1、赵强夫妇一起吃了饭，张某1提议以后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做点水泥生意，其同意。 2007年上半年，环宇公司拟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刘某1称他找两家单位与环宇公司合作投标，其中有一家张某1的公司，其称如果环宇公司中标，就分点活给他们干，要是刘某1和张某1的公司中标，他们分点活给环宇公司干，但以环宇公司为主，刘某1同意。投标过程中，其发现刘某1、张某1找的投标公司实力不够，而环宇公司规模大、资金充裕，中标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刘某1、张某1分包后出现履约风险会由环宇公司承担，就告诉刘某1如果环宇公司中标，刘某1和张某1就不要分包了，其会以“信息咨询费”名义给刘某1一笔钱，由刘某1分配。环宇公司中标后，根据与刘某1以他外甥李某名义签订的协议，预计要支付给刘某1126万元，先期支付50万元，刘某1要求将该50万元现金支付给张某1。为了环宇公司财务出账需要，2007年12月，经刘某1协调，环宇公司与张某2签定了一份合作协议书，但张某2没有履行协议内容，张某1、赵强也没有履行协议上的职责。2008年3、4月，刘某1总是向其要钱，但环宇公司又无法支付现金，其让刘某1找个熟悉的公司过账、提现，刘某1找到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总经理戎某帮忙，其告诉戎某环宇公司欠刘某150万元，刘某1需要现金，环宇公司财务制度难以现金支付，希望从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过账提现，戎某同意。不久，其对戎某称刘某1急用钱，但环宇公司出账流程还没有走完，提出向戎某借款20万元，等环宇公司50万元拨付流程走完后一并转至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几天后，戎某20万元现金送到其办公室，其直接给了刘某1。又过了段时间，其应刘某1之约到他家，见证他收环宇公司的钱是要分给赵强夫妇的。其到达后不久，赵强、张某1也到了刘某1家，刘某1将一只手提袋交给了赵强。同年8月中旬，环宇公司向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转款50万元，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提现30万元，其安排戎某将30万元给了刘某1。几天后，与上次20万元一样，赵强、张某1到刘某1家拿走这30万元。2008年9月开始，在刘某1催要下，至2009年1月，环宇公司分三笔向李某银行账户转款总计50万元。后来，刘某1未向环宇公司催要剩余的26万余元，环宇公司没再支付。 环宇公司是水泥供应商，经常与交通建设承包商打交道，而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环宇公司通过刘某1引荐，认识许多交通建设领域的公司，有利于环宇公司获取商业客户信息以及水泥供应业务，刘某1给了环宇公司帮助和关照。环宇公司根据合作协议，要给刘某1约126万元的信息咨询费，其中50万元受刘某1所托支付给张某1，表面看来自环宇公司，但实际是刘某1收益资金的去向。其听刘某1说张某1参与投标的公司是他找的，张某1既没有实际参与招投标行为，也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工作，只是缴纳、接受返还的投标保证金，50万元不是她从环宇公司领取的劳动报酬。 （六）证人张某1证明：刘某1是赵强的朋友，长期从事交通领域的材料供应、运输业务，在该领域具有良好的业务关系和能力，曾找赵强办理过车牌。2007年上半年，赵强称刘某1安排其以一个公司名义与环宇公司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刘某1帮助其找具有投标资格的公司，其不必做任何事情，只要按照招投标规定支付投标保证金，环宇公司中标后，会给其一笔“信息咨询费”。之后，经刘某1联络，其将保证金50万元现金给了刘某1帮其找的具有投标资质公司的人员，由该公司账户转入招标机构账户，这家公司没有中标后返还了自己50万元保证金。其参与招投标是为了拿到刘某1承诺的“信息咨询费”。 同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中标单位。刘某1对赵强称他安排环宇公司代他向其支付的“信息咨询费”为50万元，环宇公司系省属国有企业，为了财务处理，需要与其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同年12月，其与赵强商量后，认为以其名义签订不合适，便以其弟弟张某2名义与环宇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份协议是虚假的，所规定的义务或者说工作职责，其都没有做，只是为了配合环宇公司支付资金的需要。2008年上半年，接刘某1通知，其与赵强先后两次到刘某1家共领取50万元现金，一次20万元，另一次30万元。环宇公司受刘某1所托给其50万元，只是刘某1以招投标为名完成向赵强的利益输送，不可能是参与招投标的劳动报酬。这50万元从表面看来自环宇公司，但实际是刘某1的，他肯定是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权力给他带来的好处。 （七）证人王某4（时任环宇公司财务部副部长）证明：2007年，环宇公司按照董事长王某3和的要求，跟李某、张某2签订合作协议，草拟协议中有预付50万元的条款，因合同中规定李某、张某2的义务十分模糊，没有实际职责，其对此提出异议，但意见没有被采纳。后来，环宇公司需要支付给李某、张某2二人预付款，其认为公司尚未实际供应水泥，财务风险太大，此二人对此水泥采购项目没有实际贡献，白拿这些钱不合适，提出需要拖一段时间，待对方拿票过来再付款，王某3和同意。后按照王某3和的要求，公司财务部分别把50万元汇给李某、张某2二人，其中给张某2的50万元，按照他的要求，汇入了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八）证人张某2证明：张某1是其大姐。2007年左右，张某1邀请其参与泗宿高速公路水泥投标项目，其为此到徐州黄河水泥厂询问水泥价格、供货量以及账期等后，考虑风险太大，空白点太多，这个水泥生意难以把握。其把实际情况向张某1说了后，她就没有再提做水泥的事情了。2007年12月9日与环宇公司的合作协议书是张某1拿给自己签的，委托付款至公路建设监理公司函上的签字是其按照环宇公司要求签字的。其没有向环宇公司供应过水泥，也从未履行合作协议书中规定的义务，没有收到环宇公司预付的50万元。 （九）证人戎某（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总经理）证明：2008年5月，王某3和称环宇公司欠刘某1的钱，刘某1急着要，但环宇公司拨付资金流程没有走完，无法给刘某1现金，向其公司借款周转。其同意后，从公司财务上借20万元现金交给了王某3和。同年8月，王某3和称他将从环宇公司汇款50万元到公路建设监理公司，其中20万元用于归还之前的借款，另外30万元让其取现后给他交给刘某1。其安排财务人员刘某2将20万元现金归还公司财务平账，另30万元由王某3和安排的环宇公司人员取走。 （十）证人刘某2（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出纳会计）证明：2008年5月，戎某从公司借出20万元现金。同年8月，环宇公司向其公司转款50万元。其根据戎某安排，分别开具20万元现金支票和30万元现金支票，20万元支票取现后再存现到公司账户，用于归还戎某的借款，30万元支票取现后交给了戎某。 （十一）机动车车牌登记资料证明：奇瑞林公司于2004年1月15日申请办理登记车牌皖Ａ×××××，朱某1签批“经上级同意，换发小车牌一副（肥西小车）”；2011年2月19日该车牌变更至刘某1名下。2006年2月和3月，省公路管理局注册登记别克轿车牌皖Ａ×××××和皖Ａ×××××。 （十二）投标保证金及退还投标保证金进账单等书证证明：环宇公司等公司为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项目向招标单位省交投集团提供、返还保证金等情况。 （十三）评标资料及中标通知书等书证证明：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招标情况，以及2007年9月24日环宇公司中标ＳＮ-02合同包。 （十四）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合同协议书证明：环宇公司向泗县至宿州供应水泥，总价7176.7665万元。 （十五）合作协议书证明：环宇公司与李某、张某2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分别向李某、张某2预付50万元。 （十六）会计账据等证明：2008年5月16日，戎某向公司借款20万元；8月11日，环宇公司向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转账50万元；8月13日，戎某归还借款20万元，省公路建设监理公司提取现金30万元退回环宇公司。 （十七）上诉人赵强供称：2003年，其结识了从事公路建设、材料供应和运输生意的刘某1，后受他所托，2004年初帮助他取得皖Ａ×××××车牌，2006年初帮助省公路管理局取得皖Ａ×××××、皖Ａ×××××省直单位小号段车牌。刘某1在交通系统说话有分量，有广泛的业务关系，其希望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安排一点事情给张某1赚钱。同时，像刘某1这样热衷于搞关系的人，结交自己这样的朋友，是一笔重要的人脉资源，帮助省公路局取得小号车牌，是为了显摆能量，与省公路局领导搞好关系。2007年，其与刘某1闲聊时，称张某1做生意非常辛苦，刘某1说由他协调张某1在道路施工项目做点事赚钱，其同意了，后刘某1介绍其结识了王某3和，其向王某3和表示能否让张某1与环宇公司合作做点水泥生意，王某3和同意了。同年上半年，刘某1称张某1可以与环宇公司合作投标泗县至宿州基工程项目水泥采购，他为张某1找了一家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让张某1准备一笔投标保证金，以这家公司名义陪标，并称他会安排环宇公司在中标后向张某1支付一笔“信息咨询费”。其同意，再三问这样做是否合规，刘某1称行规如此。这种事情赚钱太容易了，其一直心中忐忑，认为有违法违规嫌疑，询问刘某1合规与否，表面看是不懂这行门道，实质是求得心理安慰。2007年9月，环宇公司被确定为招标项目02合同包的中标单位后，刘某1称环宇公司会支付张某1“信息咨询费”50万元，通知张某1与环宇公司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其与张某1商定让张某2出面参与。之后，刘某1与其约定该50万元以现金支付。在刘某1的联络下，2007年12月，其安排张某2与环宇公司签订了虚假合作协议。2008年5月、8月，其与张某1先后两次到刘某1家领取了20万元和30万元现金，当时王某3和在场。 张某2或张某1没有按照协议履行约定职责，但是张某2为了投标曾到山东的一家水泥厂进行考察、初步洽谈；张某1缴纳投标保证金，提高了环宇公司中标率。张某1不从事水泥供应生意，既没有投标资质的公司，也没有实际参与招投标行为，没有从事任何实际工作，投标也不是真正想中标承接业务，刘某1安排张某1参加招投标，打着“合作”的旗号，将他能从环宇公司拿到的钱送给自己，以感谢和继续取得自己的帮助和关照。 七、关于王某6、李某2在收购公司股份时送给张某1124万元的事实 2000年11月，张某1与李某3、李某4共同投资50万元注册成立安徽三立公司，张某1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于2004年3月出资收购了该公司其他股东的全部股份。2005年，张某1将该公司10%股份奖励给该公司副总经理邢某，至此张某1实际持股90%，邢某实际持股10%。2006年5月、2007年7月，王某6、李某2共同成立的远望公司先后两次分别收购张某1所持安徽三立公司40%、45%股权，2012年收购邢某10%所持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收购价均以收购前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基数计算。至此，张某1实际持有安徽三立公司5%股权。2012年，安徽三立公司整体资产及业务转移到合肥三立公司（由远望公司实际控股）名下。经划转安徽三立公司股东的股份，及归还远望公司拖欠张某1的股权转让款本金和利息，张某1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 张某1作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股东期间，实际参与了两公司的经营管理，每月领取1.5-1.8万元的薪酬，并获取54万元的分红；赵强利用其担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何某2、李某3、张某3等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以及远望公司在医疗器械销售、医学合作研究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具体为： （一）2007年上半年，安徽省无为县人民医院准备采购一批医疗设备，张某1前往该医院推销其公司所代理的产品，时任该院院长的李某3对此不置可否，张某1将此事告诉赵强，问能否通过他人联系上李某3，后赵强请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帮忙向李某3打招呼。无为县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伤者救治都在无为县人民医院，彭某由此与李某3结识，在答应赵强后电话联系李某3，称张某1的丈夫赵强是无为县交警大队上级单位的领导，且是自己同县老乡，请李某3帮忙，李某3答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经彭某居间联系，赵强、张某1夫妇专程到无为县宴请了李某3。在李某3的帮助下，安徽三立公司、远望公司代理的医疗设备及生物制剂长期供应无为县人民医院。 （二）2007年5月，芜湖二院准备采购一台全自动生化仪。张某1获悉后，想推销其公司所代理的产品，让赵强尝试能否关系联系上时任该院院长的何某2。赵强遂请时任芜湖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以下简称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帮忙向何某2打招呼。谈某在担任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期间，赵强对其及芜湖交警支队的工作多有关照，且芜湖二院因开展道路交通事故伤者救治业务与何某2熟识，在答应赵强后对何某2称省交警总队是芜湖交警支队的上级单位，张某1的丈夫赵强是总队长，他对芜湖交警支队的工作很支持，请何某2帮忙。何某2也想借此与赵强搞好关系，答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谈某又向何某2引荐了张某1，再次提出请托。在何某2的关照下，同年6月，芜湖二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合同，以14.6万美元的价格采购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一台。 （三）2000年左右，省药监局开展药品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需要省公安厅的支持和配合，时任省药监局局长的刘某3因此与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的赵强结识。2011年左右，远望公司与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新安公司想与安医二附院合作建立干细胞科研及临床应用项目，王某6询问张某1是否联系上时任安医二附院院长的张某3。张某1将此事告知赵强，赵强请仍任省药监局局长的刘某3帮忙。刘某3在担任省药监局局长前，曾长期在安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担任领导职务，与张某3熟识，为此向张某3打招呼，并称此事由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妻子所在的公司经办。张某3虑及该项目的前景、刘某3打了招呼，也想借此与赵强搞好关系，同意与新安公司合作。在张某3的帮助下，同年7月，新安公司与安医二附院签订科研及临床应用合作项目协议，并约定无期限合作，以及竞业禁止，排斥潜在相同类似业务合作单位等内容。 （四）2011年2月底，合肥三院准备采购全自动生化仪等一批医疗设备。张某1获悉后，想推销其公司所代理的产品，对赵强称该医院时任院长王某7是安徽泗县人，让赵强联系上王某7。赵强了解到时任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的姚某2与王某7熟识，遂请姚某2帮忙向王某7打招呼。姚某2向王某7推荐了张某1和合肥三立公司，并称张某1的丈夫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之后，姚某2还陪同赵强、张某1到合肥三院考察、联系业务，宴请了王某7。在王某7的帮助下，同年12月，合肥三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协议，以157.2万元的价格采购安徽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一套。 （五）2012年9月，铜陵市人民医院准备采购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一批医疗设备。合肥三立公司获悉后，张某1了解到该医院时任院长戴某的妻子陈某在铜陵市公安局工作，与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是同学，遂让赵强通过赵某2帮助联系戴某，为合肥三立公司与铜陵市人民医院建立业务关系提供帮助。赵强向赵某2核实后，与张某1、赵某2专程到铜陵市宴请了戴某、陈某夫妇，铜陵市公安局的部分领导参加。在戴某的帮助下，2013年7月，铜陵市人民医院与合肥三立公司签订全自动流水线项目合同，以500万元的价格采购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一套（含价值500万元的配套试剂），并约定合作期限7年，期间该医院所有生化试剂、耗材及西门子配套化学发光试剂盒耗材，都必须从合肥三立公司采购。 在此期间，王某6、李某2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在远望公司收购福建省山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河公司）股权时代张某1出资24万元，收购张某1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时“溢价”100万元，共送给张某1124万元，赵强对此知情。具体为： （一）2010年初，远望公司、张某1及王某6的朋友董某商议后，决定以1200万元的价格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其中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为便于融资等业务，以远望公司名义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等，各股东私下签订协议确定股权比例，并约定由远望公司主投和牵头，在一切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山河公司通过参加拍卖取得的“红色诺卡氏菌细胞壁骨架制剂”（简称艾克佳）生产文号取得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张某1、董某再按照各自股份，向远望公司支付投资款。同时，王某6告诉张某1，为了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帮助和关照，远望公司在第一期收购款1200万元内，送给她2%股份，即代为出资24万元，张某1同意并转告了赵强。截至2012年2月，远望公司除支付山河公司原股东1200万元的股份转让款外，又为山河公司的日常运转支付费用600万元，共计1800万元。同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实际持有山河公司15%股权。2014年4月，张某1以1490万元的价格，将该15%股权全部转让给董某。 （二）2015年底，张某1因倦于商海，且经营投资理念也与王某6等存在分歧，提出从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退股，王某6、李某2同意。此时，安徽三立公司此时已是无资产、无业务的“空壳”公司，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所持有5%股份，仅需办理变更登记，无须支付价款；对张某1持有的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李某2与张某1商定，参照之前惯例，以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4005.968863万元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权转让价格为400万元。之后，张某1提出多年来赵强对远望公司及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帮助应予考虑，要求转让价格不低于500万元。李某2、王某6商议后，同意增加100万元，即以500万元价格收购股份，并向张某1明确表示这是为了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2016年1月，王某6、张某1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张某1在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所有权益，以净得款500万元转让给王某6。同年2月、12月，远望公司分别支付了张某115万元、485万元。张某1将上述情况告知了赵强，赵强向王某6、李某2表示感谢。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关于安徽三立公司成立及股权转让等情况的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东会纪要、股权转让协议、验资报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等证明：2000年11月，安徽三立公司注册成立，张某1持33%股份，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03年8月，经营范围增加医疗器械（三类）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2004年3月，张某1、张某4收购其他股东股份（张某4为张某1代持34%股份）。 2、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2001年11月，远望公司成立，王某6、李某2分别持股53%和47%，法定代表人王某6，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咨询、科研成果转化。 3、股权转让协议书、收款证明等证明：2006年5月23日，王某6与张某1分别代表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远望公司收购安徽三立公司60%股份，股权计价依据为转让之日的净资产；远望公司支付张某1股权转让费，转让费为净资产的15%。同年6月2日，张某1收到远望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费30万元。2007年7月3日，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张某1作为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拥有人，同意将其2006年从远望公司借款80万元作为安徽三立公司40%股权，自起转让给远望公司；远望公司2006年6月付给张某1的30万作为购买股权增值费（税后）；远望公司以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收购安徽三立公司45%的股份，转让费为税后164.7381万元。 4、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证明：2010年9月，合肥三立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侯忠（实际控股人为王某6、李某2），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等。 5、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协议等证明：2009年11月，张某1将其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股份95%（包括张某4代持部分）转让给王某6指定的侯忠，由侯忠担任法定代表人，张某1持股5%。张某1将其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5%的股份转移至合肥三立公司，加上远望公司欠收购安徽三立公司张某1股份转让费和利息，张某1实际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份。2016年1月18日，张某1与王某6约定，将其在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所有权益，以净得款500万元转让给王某6。 6、证人张某1证明：2000年10月，其与李某3、李某4（潘秀英代持）共同投资50万元成立安徽三立公司，主要从事代理经营各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2003年，经其洽谈，安徽三立公司与美国德灵临床诊断医疗器械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取得德灵临床诊断医疗器械安徽省总代理资格，安徽三立公司开始转型为一家医疗设备贸易公司。2004年3月左右，其收购李某3、李某4所持的安徽三立公司股份，安排张某4代持34%股份，其实际100%控股安徽三立公司。2005年左右，其为了感谢和激励，承诺将安徽三立公司10%的股份送给副总经理邢某，但工商登记未变更。2006年，其通过行业会议，结识同样从事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试剂销售的远望公司股东李某2，当时远望公司也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其把出让股份的想法告诉了李某2，李某2经远望公司另一股东王某6同意后，双方开始洽谈，后同意以安徽三立公司当时的净资产200万元为基数，按收购60%股权比例计算股权转让款，并按照净资产的15%作为股权转让费。远望公司只是向其支付30万元股权转让费，向安徽三立公司转款80万元，并派侯忠与其共同管理安徽三立公司。因在经营中产生分歧，其想彻底退股，王某6也想取得管理权，进一步收购股权，但为了发挥其与美国德灵临床诊断医疗器械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利用其人脉关系，帮助安徽三立公司建立与医院的关系，双方协商其保留5%股权，并对两次转让股权进行了界定，即第一次远望公司实际收购股权40%，以2006年6月安徽三立公司前月末净资产为基数；第二次收购股权45%，以2007年5月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366万元为基数。2009年，安徽三立公司股权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侯忠持股95%（代表远望公司、邢某分别持股85%、10%），其持股5%。2012年，远望公司收购了邢某10%的股份，也是以收购前安徽三立公司前一月末的净资产为基数计算股权价格的。 2010年9月，远望公司成立合肥三立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试剂销售。2012年1月，几人决定将安徽三立公司与合肥三立公司业务整合，将安徽三立公司业务转移到合肥三立公司，把安徽三立公司变为无资产、无实际业务的“空壳公司”。当时，安徽三立公司净资产为670万元，原股东按照净资产计算股权对应价值投资合肥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以1500万元为基数计算股份，其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5%的股权，加上远望公司还欠自己的89万余元本金及利息，总计折合150万元投资到合肥三立公司，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 7、证人李某2证明：2000年6月，其与王某6共同成立远望公司，其在公司主要负责业务，王某6主要负责公司融投资和相关项目。2005年底或2006年初，其通过医疗供销商的相关会议，认识了安徽三立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1，2007年通过张某1认识了赵强。李某2对远望公司于2006年5月、2007年7月以净资产为基数收购安徽三立公司的股份、成立合肥三立公司以及张某1持有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的具体经过，作了与张某1证言一致的证明。 证人王某6对相应事实，也作了与张某1、李某2证言一致的证明。 8、上诉人赵强对张某1与他人成立安徽三立公司，其通过张某1认识李某2、王某6，以及安徽三立公司股份转让等情况，也作了相应供述，与张某1、李某2、王某6的证言相吻合。 （二）关于赵强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 1、证人张某1证明：2007年上半年，其告诉赵强无为县人民医院正在采购设备，其已找该院院长李某3，但李没有直接答应，问赵强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李某3。后赵强通过无为县公安局的关系（印象中为公安局长彭某）找到李某3，李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赵强还出面在无为县宴请了李某3。此后，远望公司与无为县人民医院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2007年上半年，其了解到芜湖二院正在采购生化仪，让赵强试试能否通过关系跟该院院长何某2联系，后赵强通过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向何某2打招呼，何某2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后来在谈某的引荐、陪同下，其结识了何某2，成功让该院采购安徽三立公司的一台全自动生化仪，金额十几万美元。 2011年左右，王某6称远望公司与山东一家公司合作搞干细胞工程，想与安医二附院合作，但该院院长张某3一直没有表态，问其有没有关系找找张某3，后其将此事告诉了赵强，赵强通过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向张某3打了招呼，张某3同意帮忙。后远望公司入股的新安公司成功与该医院合作干细胞工程项目，约定无期限合作，以及竞业禁止、排斥潜在相同类的业务合作单位。 2011年左右，其得知合肥三院需要采购生化仪后，让赵强找该院院长王某7。赵强通过王某7老乡、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向王某7打招呼，王某7同意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经其与王某7洽谈后，安徽三立公司成功中标，合同金额150万余元。 2012年左右，其了解到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戴某的妻子陈某在铜陵市公安局工作，与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是同学，其请赵强通过赵某2让自己认识戴某，以便让合肥三立公司业务进驻铜陵市人民医院。之后，在赵某2联络下，其与赵强在铜陵宴请了戴某。2013年7月，在戴某的帮助和关照下，铜陵市人民医院采购合肥三立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一套，金额500万元左右。 赵强作为省交警总队总队长，像谈某等地市公安局人员，为了工作能得到赵强的关照和帮助，只要不违法违纪，肯定帮助赵强；省公安厅的姚某2、赵某2与赵强同事多年，为了与赵强处好关系，一般情况下也会愿意引荐他们熟悉的医院院长。王某6、李某2在2016年前一直让其保留在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就是为了便于其找赵强办事。赵强帮助其，也就帮助了王某6、李某2，公司赚了钱，他们获利更丰。可以说，赵强利用职权或职权的影响力，帮助远望公司及控股的公司排斥竞争对手，由小变大，成为行业界的明星企业。 2、证人李某2证明：赵强在张某1的请求下，为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和合肥三立公司联系医院领导，让医院使用他们公司的产品。远望公司与山东脐血库在合肥成立新安公司，其请张某1找安医二附院建立科研合作。张某1在赵强的帮助下，向他们引荐了该院院长张某3。经洽谈，新安公司与该院开展了干细胞储存科研合作项目。 3、证人王某6证明：2007年以来，赵强帮助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与相关医院建立业务联系，主要是将代理的相关生化分析仪、生物制品供应至无为县人民医院、芜湖二院、合肥三院、铜陵市人民医院。2011年7月，其通过张某1请求赵强帮忙，通过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找安医二附院院长张某3，帮助远望公司入股的新安公司与安医二附院建立合作项目。 4、证人彭某（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证明：2007年夏天，赵强让其跟无为县人民医院打招呼，让张某1公司的产品进入该医院。无为县交警大队管辖的交通事故中伤者救治都在无为县人民医院，其因工作关系结识该院院长李某3。其答应后向李某3提及此事，并且着重谈到省交警总队为县交警大队的上级单位，赵强作为总队长与自己是和县老乡，请他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李某3讲会尽力办，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后其把李某3的电话号码给了赵强，让他们自己联系。其帮助赵强，主要是想与他处好关系，请他有机会在平时的工作中多关照。 5、证人李某3（时任无为县人民医院院长）证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管辖的交通事故中伤者救治都在其医院，其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彭某。2007年，其医院检验科需要采购一些医疗设备，张某1到其办公室推荐过三立公司和设备，其不认识她，没有立刻答应。过了几天，彭某打电话称他与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是和县老乡，省交警总队是县交警大队的上级单位，张某1是赵强的妻子，请其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其讲会尽力办，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又过了几天，彭某请其吃饭，其到饭店房间后看到张某1，经介绍知道张某1旁边的人是赵强。之后，张某1给了打了二三次电话，其称医院要议标，她公司一定要在由医院设备科、使用科室、分管副院长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分时通过，后来张某1公司通过了专家委员会评审，其医院采购了张某1公司的一至二台设备和后期配套试剂。 6、证人谈某（时任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证明：2005年，其担任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时，芜湖二院本来做路面交通事故伤者救治业务，但是量不大，之前找过其想扩大业务，经支队集体研究后，芜湖二院的救治量扩大了，其和该医院院长何某2的认识加深。2007年夏天，赵强电话称他妻子张某1做医疗器械生意，问其在芜湖二院有没有熟人，其称认识院长何某2，赵强让其帮忙向何某2介绍张某1，让张某1所在公司的产品进入芜湖二院。其答应后，到何某2的办公室称张某1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妻子，省交警总队是芜湖交警支队的上级单位，赵强对芜湖交警支队的工作很支持，同时把张某1公司的实力和产品夸了一下，请他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何某2说此次是芜湖二院单独组织招标，医院自主权很高，在同等条件下会优先采购。其给赵强回话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张某1就到其办公室，其带她到何某2的办公室，称张某1的公司是外国品牌，质量过硬，请何某2多帮忙，何某2答应在同等条件下肯定会优先采购，之后赵强和张某1没有再找其。其通过侧面了解，张某1的公司与芜湖二院合作成功。赵强平时对其支队工作很支持，支队的业务和资金都由省总队领导，其给张某1帮忙，就是想和赵强处好关系，继续获取支持。经赵强的关照，在其任期内，芜湖交警支队的工作每年都是全省前三名，车管所的驾驶证考试费，省交警总队都及时足额返还。 7、证人何某2（时任芜湖二院院长）证明：其担任芜湖二院院长期间，为扩大路面交通事故伤者救治业务量，曾找过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后来芜湖二院的救治量扩大了，其和谈某认识加深。2007年，芜湖二院需要采购全自动生化仪。在这期间，为了采购张某1医疗设备的事情，谈某到其办公室找过自己，称张某1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爱人，省交警总队是芜湖交警支队的上级单位，赵强对支队的工作一直很支持，同时把张某1公司的实力及产品夸了一下，请其在这次设备采购上多费心。其称医院这次采购医疗设备的自主权很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谈某带张某1到其办公室，再次说了与前次基本相同的话。后赵强和张某1到芜湖请其吃饭，赵强表示希望能多用张某1公司的医疗设备，以后其单位在安徽省内开车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就给他打电话，都能解决。其表示会尽量帮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虽然好几家公司参与投标，但因招标前已确定购买张某1公司代理的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医院给招标公司提供的参数偏向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参数，其他公司没能中标。其印象中张某1的公司全称为安徽三立贸易公司，采购金额为十几万美元。其想和赵强搞好关系，以后如果有事情，也好找他帮忙。 8、证人栾某（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证明：2007年，芜湖二院在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全自动生化仪的招标时，其是这个招标项目的负责人。开标之前，芜湖二院给了相关技术参数，招标集团据此发布了招标公告，有五六家公司参与投标，最后安徽三立公司中标。其私下曾听说安徽三立公司的负责人很有能量。 9、证人刘某3（时任省药监局局长）证明：2000年左右，其担任省药监局局长时，因省药监局开展药品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需要省公安厅的支持和配合等工作联系，与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赵强认识并熟悉。2011年左右，赵强为张某1参与经营的一家公司和医院合作干细胞工程项目找其帮忙，其向安医二附院院长张某3打了招呼。张某3是其学生、老下属，其称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爱人的公司在办理此事，希望他多关心、多支持，张某3答应帮忙。 10、证人张某3（时任安医二附院院长）证明：大约2007年，张某1曾到其办公室介绍她公司代理的医疗设备，后来获悉她丈夫是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2011年的一天，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电话称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妻子的公司想和安医二附院合作一个项目，希望其多多关照。刘某3是其领导，其称先了解一下情况，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不久，张某1到其办公室推介干细胞库合作的事情，其同意考虑合作。后来张某1约其吃饭，赵强也参加了，赵强谈到合作的事情，其称能帮忙一定帮忙。其找医院里的专家了解情况后，同意并与张某1推荐的新安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中有关“竞业禁止”的规定，就是为了保障新安公司能够顺利推进干细胞库项目，防止以后其他公司与安医二附院合作干细胞库项目，确保长期独家合作，排斥其他竞争对手。这种无期限合作模式对该公司是非常大的优惠，能保证投资取得长期收益。当时干细胞库项目在安徽尚属空白，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对新安公司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都是很大的提升，安医二附院还为此给该公司提供研究基地。其之所以同意合作，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做成，对其医院发展很有好处，另外刘某3打了招呼，其也想借此与赵强搞好关系，以后有事好找他帮忙。 11、证人姚某2（时任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证明：其与合肥三院院长王某7的妻子是泗县同乡，由此与王某7比较熟悉。数年前，与己同事多年的赵强请其引荐认识王某7，称合肥三院在扩建，需要采购大量医疗器械，他妻子张某1公司是销售医疗器械的，其同意了。其经联系王某7后，带着赵强、张某1到合肥三院，王某7陪同，介绍了合肥三院的基本情况，并就合肥三院采购医疗器械的业务与张某1进行了初步商谈。一段时间后，其应赵强请求，为赵强夫妇约王某7一起吃饭。 12、证人王某7（时任合肥三院院长）证明：大约2011年，合肥三院需要采购一批医疗设备，姚某2电话称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的妻子张某1做医疗器械，想和合肥三院合作，请接待一下。之后不久，张某1到其办公室，说她公司做进口医疗设备，省交警总队总队长赵强是她丈夫，他们夫妻和姚某2很熟悉。之后，姚某2还带赵强、张某1到合肥三院考察过，其作为院长全程陪同，介绍了医院的基本情况，并就采购医疗器械的业务与张某1商谈，印象中姚某2请其和赵强夫妇一起吃了一次饭。后来，安徽省招投标集团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招标，除了张某1公司外，还有两家公司参与投标。之前合肥三院已经决定用张某1公司代理的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一些招标时的技术参数上，检验科依据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性能，给安徽省招投标集团提供了一些倾向性数据，其作为评委参加评标，推荐张某1的安徽三立公司中标，后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顺利中标。 13、证人赵某2（时任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证明：2012年的一天，赵强问其是不是有一个铜陵同学的丈夫在当地医院当院长，其称同学陈某的老公叫戴某，是铜陵市人民医院（或中医院）院长。一天，赵强约其去铜陵吃饭，说约了陈某和戴某。吃饭时，除了其、赵强夫妇、戴某夫妇外，还有几个自己不认识的铜陵市领导。张某1做医疗器械生意，赵强是想借此拉近张某1与戴某的关系，后和他谈业务方面的事情。 14、证人戴某（时任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证明：其妻子陈某在铜陵市公安局任出入境管理科科长，与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同学。大约2012年，赵某2称赵强妻子张某1的公司与铜陵市人民医院有业务合作，主要是检验器材和辅材，希望予以关照。不久，铜陵市公安局领导安排其与赵强、张某1、赵某2等人一起吃饭，感谢并希望其对张某1公司的帮助和关照。 15、医疗设备、药品采购及其财务资料等证明：无为县人民医院采购远望公司、安徽三立公司医疗设备、生物制剂的情况。 16、内贸合同等书证证明：2007年6月，芜湖二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14.6万美元美国德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情况。 1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新安公司章程等书证证明：2010年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远望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安新安公司的情况。 18、合作协议、安徽省干细胞研究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安医二附院情况说明、会议纪要等证明：2011年7月，安医二附院与安新安公司签订成立安徽省生物医疗研究中心、建设安徽省干细胞库的合作协议，并约定“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另有书面约定外，甲、乙任何一方不得单独与第三方合作或支持第三方从事与‘院中心’、‘院干细胞库’和‘省中心’、‘省干细胞库’业务范围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业务”。 19、合同协议书、医疗设备采购文件、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2011年12月，合肥三院与安徽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157.2万元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情况。 20、全自动生化流水线项目合同书等书证证明：2013年7月，铜陵市人民医院与合肥三立公司签订采购价值500万元西门子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一套，合肥三立公司向铜陵市人民医院提供价值500万元的配套试剂供铜陵市人民医院使用的情况。 21、上诉人赵强供称：2007年，张某1称远望公司了解到无为县人民医院正在采购设备，她找到时任院长李某3，但他没有直接回答，问其在无为那边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李某3。其电话联系时任无为县公安局局长彭某，说了这件事，后彭某回话称李某3表示同等条件下会优先考虑。之后，因李某3没有直接答应，其还通过彭某在无为县宴请了李某3，后来远望公司建立了与无为县人民医院之间的业务合作。其作为彭某的和县同乡，时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有困难找他帮忙，彭某为了与其搞好关系，只要能帮到肯定帮。 2007年上半年，张某1称安徽三立公司获悉芜湖二院正在采购生化仪,让其跟芜湖那边联系，看能否联系上院长。其打电话给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谈某，后谈某电话称他已经找过芜湖二院院长何某2，何某2同意同等条件下会优先采购。其转告张某1后，她提出让谈某带她去见见何某2。之后，经谈某引荐、陪同，张某1与何某2初步谈了合作，后来张某1称芜湖二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的一台全自动生化仪，金额为十几万美元。其为了感谢谈某的帮忙，在他担任芜湖交警支队支队长期间，车管所的驾驶证考试费等都由省交警总队及时足额返还给芜湖交警支队，有利于该支队工作的开展。 2011年左右，王某6通过张某1请其为远望公司入股的一个公司与安医二附院合作干细胞工程项目事宜，向安医大二附院院长张某3打招呼。其请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帮忙，刘某3称张某3是他的学生和老部下，一段时间后回称张某3同意帮忙。后来，远望公司入股的公司与安医二附院成功合作了干细胞工程项目。 2011年左右，安徽三立公司获悉合肥三院需要采购生化仪，张某1问其有没有熟人能联系上该院院长王某7，并称王某7为泗县人。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政委姚某2也是泗县人，其把这件事跟姚某2说了，请他帮忙联系王某7，让张某1到王某7办公室见个面。没过几天，姚某2称他已联系，让张某1去见王某7。张某1与王某7见面后，通过姚某2相约，其和张某1宴请了王某7。过了段时间，王某7还请其和姚某2到合肥三院参观，表态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2011年底，合肥三院采购了安徽三立公司的一台生化仪。 2012年左右，合肥三立公司人员获悉铜陵市人民医院院长戴某的妻子陈某在铜陵市公安局工作，陈某和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赵某2是同班同学，张某1将此情况告诉自己，其向赵某2作了核实，赵某2称他与陈某关系还不错。为了合肥三立公司的业务得到戴某的关照和帮助，其约赵某2一起到铜陵宴请了戴某。在戴某的关照和帮助下，合肥三立公司供应铜陵市人民医院生化仪器设备。 （三）关于远望公司在共同收购山河公司股份时，代张某1出资24万元的证据 1、证人张某1证明：2010年上半年，其与王某6、董某经洽谈，约定以1200万元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其中远望公司持股77%、其持股15%、董某持股8%，为方便办理相关融资等业务，以远望公司名义工商登记，私下签订股东会决议确认各自股权比例。在签订决议时，王某6称为了感谢赵强多年来对他公司的帮助，远望公司在第一期1200万元投资款内送给其2%股权，即24万元出资款，以后增资时按照各自实际持股比例投资，其同意并表示感谢。远望公司接管山河公司后，截止2012年2月，共为山河公司日常运转支付600万元。至此，收购山河公司共计支付1800万元，按照之前约定，其于2012年4月向远望公司支付246万元，远望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条。2014年4月，其以1490万元价格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董某。 2、证人王某6证明：2010年，获悉山河公司的股东正在出售公司股权，其与李某2、张某1及浙江佐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某商量购买。在与山河公司股东洽谈后，同年3月，几人决定由远望公司、张某1、董某以1200万元价格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其中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为便于办理融资等业务，工商登记都以远望公司名义，私下签订股东会决议确认股权比例。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其公司或相关项目的关照和帮助，其提出在1200万元的收购款中，送给张某12%股权出资款24万元，张某1只付13%股权出资款156万元，张某1同意。几人还约定，收购山河公司股权由远望公司主头和牵头，一切股权转让手续办妥后，其他股东按照各自股份再向远望公司支付投资款。截止2012年2月，远望公司为收购山河公司共计支付1800万元。同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 证人李某2对相应事实，也作了与张某1、王某6证言一致的证明。 3、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10年3月1日，山河公司股东将山河公司100％股权以1200万元价格转让给远望公司。 4、股东会决议证明：2010年4月8日、9日，远望公司股东王某6、李某2决定由张某1拥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其中张某1个人出资购买13%，远望公司赠送2%即24万元，董某购买山河公司8%的股权。 5、收条、记账凭证证明：2012年4月16日，远望公司收到张某1银行转账款246万元，用于购买远望公司截止至2012年2月29日在山河公司15%的股权。 6、股权转让协议、银行转账回单证明：2014年4月9日，张某1将其山河公司15%的股权转让给董某，转让价格1490万元，同年4月15日至30日，收到董某银行转账款1490万元。 7、上诉人赵强供称：2010年，远望公司、张某1、董某决定以1200万元价格收购山河公司100%股权，远望公司持股77%、张某1持股15%、董某持股8%，三方约定由远望公司主投和牵头，支付先期收购款，股权转让手续办妥、艾克佳药品生产文号落户后，张某1、董某再按照各自股份向远望公司支付投资款。同时，王某6告诉张某1为感谢其多年来对他们公司的帮助和关照，在1200万元收购款中，远望公司送给张某12%股权，即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张某1同意并告诉了其。2012年4月，张某1向远望公司转款246万元，她名下的总投资款为270万元，持有山河公司15%的股权。2014年4月，张某1以1490万元价格将15%的股权转让给董某。 （四）关于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合肥三立公司股权时，在以净资产为基数，商定转让价格400万元后，增加100万元的证据 1、证人张某1证明：2015年底，王某6、李某2向股改合肥三立公司，引入投资公司。此时，其想从实体经济中脱离，从事一些小额投资项目，另与远望公司合作多年，在投资理念等问题多少存在争议，就提出彻底从安徽三立公司和合肥三立公司退股。当时，安徽三立公司已是空壳公司，不涉及转让价款，从合肥三立公司退股是需要支付自己价款的。其先与李某2洽谈，双方同意远望公司以合肥三立公司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数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股权转让款，即其在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的转让款为400万元。达成一致意见后，其提出这400万元是其股权转让应得的，考虑到其夫妇这么多年对公司做了不少贡献，赵强的付出还没有计算进去，希望增加收购款，不低于500万元。李某2与王某6电话商量后，同意溢价100万元。当时，李某2说愿意增加100万元，是为了感谢其和赵强这么多年来对他们的帮助和关照。与王某6签订协议后，其将相关情况告诉了赵强。2016年2月，远望公司向其付款15万元，同年12月汇入其指定的张某2银行账户485万元。2017年春节期间，其与赵强及王某6、李某2聚餐时，王某6提及退股一事，对赵强多年来的帮助和关照表示感谢。 其持有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股权期间，按月领取1-2万元的薪酬，总共分红大约50万元。其如果觉得合肥三立公司具有价值很大的品牌效益或发展前景，也不会主动提出退股。2015年双方约定以净资产为基准数计算股权价值时，均认同当时净资产的真实性，是真实意思表示，2006年、2007年王某6、李某2收购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时，均以净资产为基数计算转让款。远望公司溢价100万元，并非基于其为合肥三立公司的付出、公司的品牌、发展前景等劳动和商业因素，而是基于赵强对公司的付出，是远望公司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的关照和帮助，与股权转让没有关系，只是借此机会完成利益输送。 2、证人王某6证明：2015年底，张某1提出从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撤股。当时，安徽三立公司已是没有资产的空壳公司，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5%的股权无须支付转让款。为此，李某2与张某1洽谈后，双方同意以该公司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4000万元为基数计算转让款，即以400万元收购张某1合肥三立公司10%的股权。之后，张某1提出赵强对远望公司及远望公司控股的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付出和贡献还未计算，想借这次机会一并算算，要求收购价不低于500万元。其与李某2考虑后，同意以500万元收购，并先后都向张某1表示，之所以同意溢价100万元，是为了感谢赵强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后远望公司先后共支付张某1500万元。 证人李某2对相应事实，也作了与张某1、王某6证言一致的证明。 3、资产负债表证明：2015年12月，合肥三立公司净资产为4005.968863万元。 4、协议证明：2016年1月，张某1以净得款500万元价格将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股权转让给王某6的情况。 5、会计账据、借款协议等证明：2016年2月2日，远望公司付张某1股权款15万元，借张某1485万元；同年12月16日，陈晓天向张某2银行账户汇款485万元。 6、证人张某2证明：2016年12月，其因投资项目需要资金向张某1借款，张某1安排王某6向其转款485万元。 7、情况说明及银行个人转账电子回单证明：张某1在三立公司任职期间的月薪及分红情况。其中2006年为月薪1.5万元，2007年后为月薪1.8万元，每月交通费800元；分红三次，共计54万元等情况。 8、上诉人赵强供称：2016年初，张某1与王某6、李某2协商，双方同意合肥三立公司10%股权收购价以合肥三立公司财务报表显示的2015年度末净资产4000万余元取整数4000万元为基准数计算，即张某110%股权的收购价为400万元。以公司净资产为基数计算股权转让价格，也是远望公司收购张某1股权的惯例。之后，王某6、李某2向张某1表示，为了感谢其多年来的关照和帮助，他们决定在已约定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基础上，增加100万元送给自己，即共给张某1500万元。其听张某1说，李某2明确称之所以溢价100万元，是为了感谢其多年来对他公司的关照和帮助。截至2016年12月，远望公司将500万元都支付给了张某1。在张某1告知相关情况后，其没有拒绝，后于2017年春节期间与王某6、李某2聚餐时就此表示了感谢。 八、关于赵强于2010年收受王某5一根质量50克、价值1.205万元金条，于2008年、2009年共收受钱某二块质量均为50克、分别价值1.07万元、0.93万元金条的事实 （一）关于2010年收受王某5一根50克金条的事实 上诉人赵强在担任省交警总队总队长期间，接受合肥金凤凰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凤凰公司）总经理王某5的请托，为金凤凰公司办理了ＡＫ8000、ＡＰ1999车牌照。为了感谢赵强的帮忙，王某5数次共送给张某1价值17.519万元的财物，其中2010年春节期间所送财物中包括一根质量50克、价值1.205万元的金条，赵强对此知情。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5（曾用名王林）证明：为感谢赵强的帮忙，2010年春节期间，其到张某1家附近送给她一根50克生肖（虎）的金条和1万元合肥百货大楼的购物卡，金条的形状、纯度、重量与2009年所送的生肖（猪）金条相同。 2、证人张某1证明：2010年春节期间，王某5约其在自己家附近见面，给了其一个盒子，回家后发现是一根50克生肖（虎）金条和1万元购物卡，其告诉了赵强。该金条为长方形，长约50毫米，宽约15毫米，刻有虎的图像，可能被自己打成首饰送人了。 3、委托鉴定书、《关于皖价[2018]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中每克黄金平均价价格认定测算情况的说明》证明：2010年2月，每克黄金平均价格为241元。 4、上诉人赵强供称:2010年，王某5通过张某1送给其一根50克生肖（虎）的金条，记忆中被张某1打成首饰送给了亲朋好友，具体是谁确实记不得了。其对该金条的形状、图案、纯度等，做了相应供述，与张某1、王某5的证言相一致。 （二）关于2008年、2009年收受钱某二块50克金条的事实 为感谢赵强对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盾光公司）的帮助和继续关照，200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蓝盾光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先后6次到赵强办公室，以拜年为由共送给赵强质量450克、价值13.32万元的六块金条，其中2008年、2009年春节期间各送一块50克的“周大福”金条。 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钱某证明：为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蓝盾光公司承接道路测速、监控项目的关照和帮助，2008年至2013年春节期间，其共送给赵强质量450克的六块金条，其中2008年、2009年春节期间，各送了一块50克的“周大福”金条，长方形，长约100毫米，宽约30毫米，分别刻有农历年和生肖鼠、牛的图像。 2、证人张某1证明：其知道在赵强带回家的金条中，有的是铜陵一家公司老板钱某送的。2009年左右，其将赵强其中的二块大约50克的金条打成首饰送给了亲朋好友。 3、委托鉴定书、《关于皖价[2018]9号价格认定结论书中每克黄金平均价价格认定测算情况的说明》证明：2008年2月，每克黄金平均价格214元、2009年1月每克黄金平均价格186元。 4、上诉赵强供称:2008年、2009年春节期间，钱某都以拜年为名到其办公室，每次送给其一块“周大福”的50克黄金。其记忆中，这二块黄金被打成黄金饰品，送给了亲朋好友的小孩。赵强对二块金条的形状、图案等特征，做了相应供述，与钱某的证言一致。 对上诉人赵强提出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依照刑法相关规定，综合评述如下： 一、关于黄某1为安排张某1在英国旅游支付旅游费20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并不限于货币、物品，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旅游、会员服务等也应包括在内。旅游作为一种商品服务，因服务档次、行程安排、食宿条件等因素，价格悬殊很大，实践中也很难予以评估，通常按照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认定。在本案中，虽然张某1对该起旅游花费颇有微词，但就该次旅游服务来看，专人陪同、高档用车、食宿、机票升舱，消费档次远非普通出境旅游可比，相应花费远高于普通旅游消费符合常理，相关发票业已证明旅游费用为1.966万英镑。一审判决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依据黄某1实际支付的20万元，而非依据1.966万英镑折算的21.2369万元，作为赵强此次受贿的数额并无不当。 二、关于黄某1代赵某1支付房租18.12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赵强在赵某1欲在北京大学附近租房时，求助于曾长期在北京市的公司就职、人地熟稔的黄某1符合常情，但在黄某1通过吴某转告房租已由他处理，其家庭无须支付，其没有提出异议时，即具有由他人代为支付房租，赵某1无偿使用他人住房的故意，之后从吴某处获悉房租的具体数额侯，也没有自行支付后期房租并偿还先期房租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仅是后来慑于日趋高压的反腐败态势试图掩饰犯罪，以及对黄某1长期支付高额房租心存些许歉疚，才安排张某1支付了部分房租，并制作虚假房屋租赁协议应对将来可能的组织调查。黄某1与赵强之间存在长期权钱交易，黄某1借帮助赵某1租房之机，共代为支付房租27万元，而张某1仅通过吴某间接向黄某1支付房租8.88万元，一审判决以两者之间的差额18.12万元，认定、计算赵强受贿的数额并无不当。 三、关于赵某1在法国ＣＶＳ公司领取13万欧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赵强在黄某1准备推荐赵某1到法国ＣＶＳ公司兼职事宜征求其意见时，即对赵某1无须真正承担翻译任务，黄某1只是借此资助赵某1在北京购房具有明知。林某原本不愿意聘用赵某1，但在黄某1明确告知他与赵强之间关系，要求务必设法录用，所支出的费用会予以补偿后，聘用了赵某1，并为了防止赵某1没有实际工作的真相被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发现，通过收转电子邮件的方式，将以他人的翻译业务充作赵某1的业绩。在两年聘用期内，赵某1从未到法国ＣＶＳ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工作，仅在北京与林某见面寥寥，既从没有陪同法国ＣＶＳ公司代表出席商务活动、完成口译任务，也没有按照协议约定开展相应的信息搜集、整理及翻译工作，仅为应付法国ＣＶＳ公司总部检查，配合林某完成邮件接受、转发等毫无实际意义的工作，所从事的少量辅助性工作与获取的高额薪酬严重失衡。在此期间，黄某1另行出资为法国ＣＶＳ公司聘请翻译、接待法国ＣＶＳ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商业伙伴等，前后花费约130万元。从表面上看，赵某1所获取的薪酬源自法国ＣＶＳ公司，但究其实质源自黄某1，即黄某1通过林某假法国ＣＶＳ公司“雇佣”赵某1兼职，以较为隐蔽的方式，兑现其之前作出的资助赵强家在北京购房的承诺，与直接送与赵强财物并无本质区别。赵某1被提前解聘时，黄某1专门向赵强作解释，案发前赵强家人与黄某1就此实施两次串供、串证活动，也证明双方对此具有明确认识。赵某1应林某安排，所从事的少量辅助性工作旨在应付法国公司检查、掩饰赵强受贿犯罪，所领取的“薪酬”全额计入受贿数额。 四、关于黄某1送给张某1一枚戒指的价值问题。本院认为：相关物证已由办案单位依法提取并经赵强、张某1辨认无误，虽因历时久远、赵强在被查处前曾转移赃物等因素，黄某1随戒指一并交给张某1的购买发票未能提取，但对该枚戒指的价值，除了浙江宸立实业有限公司财务凭证外，黄某1、张某1均做了相应证言，赵强也做了相应供述，相关细节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五、关于张某1收受黄某1退还借款利息35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对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有偿还是无偿，实行意思自治原则，从实践中看，与借贷双方之间关系密切关联，无偿提供借款的，多基于亲情、友情，或因互利互惠等因素。就本案而言，张某1因商业逐利而非生活需要向黄某1借用巨额资金，实际支付年利率不足9%的利息既符合情理，也符合借款协议的约定。黄某1基于赵强的职权地位及双方之间长期的权钱交易关系，无论从最初提出的免收利息还是之后的退还利息，均为藉此向赵强输送财产性利益，与直接给与赵强财物并无本质不同，仅是采取了手段更为隐秘、情感更易于被接受、实际效果通常更好的方式，这种接受他人免除债务的行为，应以受贿论处。 六、关于张某1收受刘某1“陪标费”50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经营的风险由市场主体自行承担。张某1在王某3和碍于刘某1的情面，答应与她合作水泥供应业务后，曾邀请胞弟张某2共同参与，张某2为此赴外地做了前期考察，在虑及业务风险因素难以把控后作罢。此举显然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环宇公司或刘某1的利益，环宇公司或刘某1对此无需承担任何费用。王某3和借助刘某1在交通建设领域的“能量”，帮助环宇公司拓展业务，并通过投标实际承接泗县至宿州基工程水泥采购项目。在此过程中，王某3和为感谢刘某1的帮助并征求他的意见后，将之前分包部分工程给刘某1、张某1的承诺，变更为按照水泥的实际供应量，支付刘某1一笔“信息咨询费”，由刘某1自行处理。赵强曾多次利用职权帮助刘某1办理特殊车牌，并要求他帮助张某1从事道路工程项目，而刘某1凭借赵强的职权显摆“能量”，联络、疏通社会关系，故在没有安排张某1承接部分水泥供应业务后，以安排张某1参与投标为由，将自己从环宇公司获取的“信息咨询费”中的50万元送给了张某1。招标投标行为作为市场交易的一种重要方式，旨在促进市场主体自主竞争，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损害，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投标者串通投标，抬高或者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结排斥其他竞争对手，均为违法犯罪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借此所获取的投标报酬均为非法利益，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劳动报酬”。在涉案的投标活动中，张某1既无具有投标资质的公司，又无制作标书、参与投标的具体行为，仅是按照刘某1要求如期缴纳、接受返还投标保证金，其他参与投标行为均由刘某1操纵完成。从保证金的缴纳至返还，前后不足三月，张某1由此“获利”50万元，周期短，利润大。从表面上看，张某1的获利源自环宇公司，但究其实质源自刘某1，即刘某1为了感谢和继续获得赵强的帮助，将环宇公司本应支付自己的部分资金转送给了张某1。 七、关于张某1收受远望公司代为出资款24万元、股份“溢价款”100万元是否构成受贿的问题。本院认为： （一）赵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远望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省交警总队具有组织、指导和监督全省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以及对故障车辆的施救，做好维护交通秩序和公路治安秩序，机动车车辆安全检验、牌证发放和驾驶员考核等多项工作，职权范围非常广泛。赵强作为省交警总队总队长、副厅级领导干部，无论与作为下级公安机关或部门负责人的彭某、谈某，还是与省公安厅同事姚某2、赵某2、省药监局局长刘某3，抑或通过前述人员所联系的李某3、何某2、张某3、王某7、戴某，均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具体内容不同、程度大小不等的横向或纵向制约关系。在此期间，张某1仅分别持有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5%、10%的股份，远望公司为绝对控股的股东，赵强接受张某1、王某6等人请托，分别通过前述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积极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远望公司在医疗设备与制剂销售、干细胞及免疫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等经营活动中确立竞争优势，实际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二）远望公司在共同收购山河公司股份过程中，代张某1出资24万元，并非基于股权激励。王某6、李某2、张某1均证明在共同收购山河公司股份时，远望公司在第一期投资1200万元内代张某1出资2%股份即24万元，是为了感谢和继续取得赵强对远望公司和相关项目的关照和帮助，赵强对此也做了相应供述。股权激励多是企业为了激励和留住核心人才而推行的一种长期激励机制，目的是通过附条件给予员工部分股权权益，使之与企业具有共同利益，促进企业与员工的稳定发展。就本案而言，在共同收购山河公司过程中，由远望公司主投并实际牵头，三方约定在股权转让完毕、艾克佳药品文号落户后，另两名投资者始按照股份比例向远望公司缴纳投资款，收购风险实际多由远望公司而非张某1、董某承担；张某1系山河公司股东之一而非员工，在实际出资两年后即将所持股份悉数转让给董某，获取极为丰厚的利润，且现无任何证据证明远望公司在共同收购过程中，具有单独给予张某1而非董某股权激励的必要；远望公司对数年前收购张某1持有的安徽三立公司股权时延迟给付的部分款项均计算并支付相应利息，故不存在王某6出于收购山河公司的商业风险和对张某1没有催要之前股份转让款的感激而给予股权激励。 （三）远望公司在受让张某1在合肥三立公司的股权时，在以净资产为基数确认转让价400万元后，“溢价”100万元并非基于公司品牌、市场前景等商业因素。实践中，如何确定公司股份转让价格，多由转让各方自行磋商，通常以净资产为基准，既可直接按照股权比例计算，也可在衡量商业品牌价值、行业前景、个体资金需求等因素后，溢价或低价转让。就本案而言，王某6、李某2、张某1均证明转让合肥三立公司股份时，双方在以公司净资产为基数，确认转让价格为400万元后，张某1提出鉴于赵强数年来给予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及远望公司的帮助，转让价应不低于500万元，王某6、李某2经商议后同意，并向张某1说明“溢价”100万元的缘由，赵强事后对此知情。张某1作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的股东、主要实际经营者之一，对两公司的经营作出相应贡献，但也借此获取了较为可观的薪酬和分红，后基于投资管理理念等因素，与其他股东意见日趋分歧，谨慎决策后自愿退股，在双方确定以公司净资产取整为基数，对照相应股权比例计算转让价时，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提及公司品牌价值、行业前景等无形资产价值问题，且与之前远望公司受让其安徽三立公司85%的股份、邢某10%的股份时确定转让价格的方法相同。二审辩护人提出的“张某1基于自己对合肥三立公司经营现状、发展前景及未来若干年现实存在的预期可得的利润”，主张高于4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符合情理的意见，并无相应事实依据。 综上，赵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安徽三立公司、合肥三立公司、远望公司谋取了不正当利益，通过张某1在贯通收购、转让公司股份时，收受远望公司代为出资24万元、“溢价”受让款100万元，共计124万元，应以受贿论处。 八、关于赵强收受王某5于2010年所送的一根50克金条价值1.205万元，收受钱某于2008年、2009年春节所送的二块金条价值分别为1.07万元、0.93万元，是否证据不足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三块（根）金条虽然没有提取在案，但王某5、钱某、张某1对所涉金条的种类、质量、成色等，均做了较为详细的证明，赵强对此也予以供认，相关细节均能相互印证，相关检验部门、价格认证机构对王某5、钱某送给赵强并提取在案的其他金条所做的检验报告、价格认定结论也予以佐证，故一审判决依据赵强收受所涉金条时的黄金平均价格，计算相应财物价值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赵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共收受黄某1、刘某1、王某6等人给予的价值499.5858万元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赵强到案后主动供述大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赃，认罪态度较好，部分财物系其亲属代为收受后知情。一审判决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予以从轻处罚，刑罚裁量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赵强及其辩护人关于本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刑罚裁量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华舒 审判员  张玉芹 审判员  吴春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明恒传 书记员操婷婷 附：主要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 （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五条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十一、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