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06民初27826号原告：广州白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侨燕街1号二层1号铺207。法定代表人：王银平。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段白金，系该司员工。被告：徐连举，男，1969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河南省上蔡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红，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广州白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金公司)与被告徐连举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银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华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白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工资371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18年6月20日向广州市天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作出穗天劳人仲案（2018）283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6年11月8日至2017年5月7日期间工资37100元。原告不服上述裁决，起诉至本院。被告未对上述裁决提起诉讼。被告主张其系由张樟（与原告同时申请仲裁的另一案件当事人）招聘并于2017年1月18日入职原告公司，任职仓库搬货，与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于2017年5月之前离职，在职期间未领取过工资，被告提交《欠条》拟证明原告拖欠其工资的事实。原告对上述《欠条》和被告主张均不认可，其主张当时其原公司法人段白金只是应张樟的要求在空白纸张上签字按指纹后，后面的内容显然是后打印上去的；被告向仲裁委提交的《欠条》复印件与被告提交给法庭的《欠条》复印件落款日期明显不同，法庭的复印件落款为2017年6月6日，但仲裁委复印件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6日，因此《欠条》日期也是经过编造的，故对《欠条》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原告主张从未招聘被告，被告也从未入职原告处亦未提供劳动，双方无劳动关系；被告属于同一专业放贷组织（张樟所在放贷组织“富兴投资”），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段白金曾向该组织贷款用于公司周转，2017年6月，被告所属组织逼迫段白金在空白纸张签名、盖指模并盖公章后再在该纸张上套打印欠条，并以原告欠付其工资的名义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意图将其非法债务合法化。原告向法庭提交《段白金与张樟微信聊天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详情》、《微信转账记录》、《农业银行对账单》、被告在仲裁时提交给其的《欠条》复印件拟证明其与张樟所在的“富兴投资”是借贷关系，其通过原法定代表人段白金之子张记培向马少举工行账户支付原告公司部分房租水电费及偿还借款本息58000元，应张樟指示向“富兴投资”多次转账，且仲裁阶段提交的《欠条》复印件与庭审出示的《欠条》复印件落款日期不一致。被告对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其主张正因为张樟是公司的市场总监，才会有这么多微信往来，且原告房租、电话费等都是由张樟负担的，张樟为公司的市场总监；关于《欠条》日期不同问题，6月6日复印件就是原来原件当中都是写6月6日，后来核对日期不对，才由张樟经过段白金授权更改为6月26日。经查，仲裁阶段提交的《欠条》复印件载述：“段白金欠公司员工徐连举工资款共7个月，每月工资5300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止。合计金额:37100元正。徐连举身份证号：有涂改，涂改为412825196911115797，段白金身份证号：”，落款处盖有原告公章，法人处有段白金的签名及撩印，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26日。被告向法庭提交的《欠条》复印件载述：“段白金欠公司员工徐连举工资款共7个月，每月工资5300元，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止。合计金额:37100元正。徐连举身份证号：，段白金身份证号：”，落款处盖有原告公章，法人处有段白金的签名及撩印，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6日。原告向本院申请对《欠条》落款上的签名“段白金”三个字的书写时间与《欠条》正文打印部分形成时间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后因原、被告双方对提交鉴定机构的鉴定材料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以及缺乏有充分可信力的足够检材，故鉴定依法被本院撤回。原告方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谢某到庭陈述，其系原告公司员工在原告处工作5年多了，其在工作期间没有见过被告，被告不是原告公司的人员，其只在张樟公司门口见过张樟，张樟公司在原告公司同一层的斜对面。被告对上述证人证言有异议，不予认可。被告向法庭提交《照片》、《营业执照》拟证明张樟公司办公地址与原告办公地址是同一层楼，相互连在一起；《微信截图》拟证明被告手机上有原告产品的广告；《公司登记申请表》拟证明原告自己变更法人且其办公电话876×××3一直借用张樟公司电话；《缴费清单》、《收据》拟证明原告办公电话876×××3由张樟缴费且原告办公地点租金水电费一直由张樟经手，2018年3月30日5000元系通过张樟代缴的。原告对上述证据及主张均有异议，认为《营业执照》恰恰证明与张樟形成的劳动关系并不是原告，《微信截图》随时都可以下载；对于办公电话同为876×××3可能系因当时原告到张樟公司所在的商厦办公，借用张樟电话；对于编号为758、786的收据不予确认，对其他收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恰好与其提交的支付宝交易记录详情能够相对应，证明相应的租金、水电费和卫生费都是由原告前法定代表人段白金的儿子张记培通过支付宝帐户转帐给马少举的，而2018年3月30日5000元账单详情显示“扫二维码付款-给张樟”，微信支付凭证显示5000元收款方为“富兴投资”，这个款项就是还被告所在放贷组织的借款。原告向本院申请到相关行政部门调取包括被告在内一起申请仲裁的五人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间在广州办理居住证的登记情况、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间在广州的社保缴纳记录。在本院向原告出具调查令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1年11月至2018年10月张樟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广州曙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打印日期为2019年6月13日并盖有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街道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章，蔡扬（与被告一起申请仲裁的另案当事人）2015年1月至2019年5月的社保缴费单位是广州讯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另被告本人未到庭，庭审时原告代理人和本院有询问与被告一起申请仲裁的张樟和蒋彦明关于原告公司和原告产品的一些情况。另经查明，张樟系广州讯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该公司工商登记地址与原告的工商登记地址为同一层。经本院询问，张樟表示其虽然有自己公司，但自己公司一直没有经营，原告原法人找到其，让其去负责管理和营销，原告原法人自己则出去跑市场，其自己名下的公司因为还有尾数没有结清，还有继续租赁办公场所，原告公司的内部都是其负责打理，其现在没有原告公司的内部文件或者内部制度，因为公司搬迁已经销毁，其负责公司招聘员工、管理员工、安排员工去各个城市销售并管理一些日常销售等。被告确认其系张樟招聘进来，张樟确认《欠条》是同一时间出具。经本院当庭核对五张《欠条》，发现除了张樟的《欠条》以外，其余四人的欠条均有出现日期被修改的情形，有的《欠条》在是否显示有指纹方面与仲裁时所提交的《欠条》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第一，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2011年11月至2018年10月张樟的社保缴费单位为广州曙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且张樟还系广州讯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法人，蔡扬的社保缴费单位一直是广州讯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虽然没有被告的相关社保缴费单位，但上述两人即张樟、蔡扬与被告是一同申请仲裁，所主张的情况基本一致，被告亦主张其系由张樟招聘入职，由此可见被告可能亦与其他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二，从原告提交其公司之前法人与张樟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原告之前法人与张樟的关系并不像是公司老板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第三，从被告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来看，除了《欠条》以外其他证据并无法直接显示被告即是原告员工；第四，被告入职原告处从未领取过工资，假若原告确实拖欠被告工资，但被告在从未领取工资的情形下，长期间没有去劳监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仍然一直工作，此情形并不符合追讨劳动报酬的一般社会常理；第五，关于《欠条》的真实性和可信力问题。虽然《欠条》中“段白金”三个字的书写时间与《欠条》正文打印部分形成时间的时间先后顺序鉴定问题因为检材等问题未能鉴定，但从上述《欠条》的形式上分析，抬头“欠条”两字与下方正文内容相隔较远，根据被告所述是同一日期写下的五张《欠条》显示有修改痕迹甚至有不同版本，故本院认为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上述《欠条》的可信力和证明力均不足，不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本院经综合分析审查双方证据和主张后，认定原告与被告未建立真实有效的劳动关系，故基于此对被告所提交的《欠条》依法不予采信，并认定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工资371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广州白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无需支付被告徐连举工资37100元。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徐连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余 洪人民陪审员  刘小兰人民陪审员  杨国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黄 娟            本判决书于    年  月  日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