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14256号原告：董柏凤，女，1967年1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宜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贇春，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常海防，上海首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负责人：沈俊华，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佳伟，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朱莉珉，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佼，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玥，上海运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吕智君，男，1978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吕凤发，男，195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夏群英，女，1981年9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被告：吕剑文，男，2003年3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理人：吕智君，系被告吕剑文父亲，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新龙村观音堂66号。上列四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迎春，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董柏凤与被告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七宝镇政府)、上海市闵行第一房屋征收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闵一公司)、吕智君、吕凤发、夏群英、吕剑文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柏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贇春、常海防，被告七宝镇政府委托诉讼代理人沙佳伟，被告闵一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宇佼，被告吕智君(暨被告吕剑文法定代理人)、被告夏群英及被告吕智君、吕凤发、夏群英、吕剑文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迎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董柏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被告七宝镇政府与被告吕智君于2018年9月28日所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无效；2.要求被告七宝镇政府、被告闵一公司按照《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三队地块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协议动迁补偿安置人口及面积认定操作口径》规定的标准对原告进行补偿安置。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吕凤发于2003年12月30日登记结婚,婚后原告一直随同丈夫居住在闵行区七宝镇观音堂66号。被告吕智君、夏群英系吕凤发的儿子、儿媳,两人生育一子被告吕剑文。被告吕智君、吕凤发、夏群英、吕剑文的户籍均落户在观音堂66号内,原告的户籍仍在原籍未迁入。2018年因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房屋被拆迁。2018年9月28日,被告吕智君作为被拆迁人代表与被告七宝镇政府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实施单位为被告闵一公司。协议第十六条第3款中约定“安置人口”为四人,即四名户籍在册的被告。然根据拆迁基地的《操作口径》第一条“有效安置人口的认定标准”中明确,原告作为非本市户籍的配偶,虽然未迁入户籍但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的人员可以作为有效安置人口。而且原告婚后于2016年还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参与村集体企业“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入股集资,并持有股权证。原告认为该安置协议中认定的有效安置人口中遗漏了原告,侵犯原告的权利,故特向贵院起诉,望能准如所请。七宝镇政府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与该户的宅基地证持有人被告吕智君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而且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告吕智君作为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持证人，有权代表该户签订补偿协议。不管基地方案，还是国家对于集体土地补偿规定，都是按户进行补偿，不管原告是以哪种身份提出第二项诉请，都不能对原告单独进行安置。原告户籍不在被拆迁房屋内。关于有效安置人口的条款,该条款在实际操作时需要户内其他人员一致认可。吕智君户对于原告的实际居住情况未达成一致，对于其来说是没有权利强行要求该户来认定一定要多少安置人口。原告确实没有在该户中作为安置人口，但原告是否纳入有效安置人口，不影响该户整个动迁补偿、面积及各项费用。闵一公司辩称，动迁过程中是按户进行补偿，吕智君是户主，被告七宝镇政府及其与吕智君签订协议是合法的，也足额给予了补偿。其作为实施单位，根据安置人口认定表进行操作并无不当。关于是否能作为安置对象，是以合法有效宅基地证为依据，对于原告的情况法律没有规定，是按基地的操作口径规定，原告即使是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可以作为安置人口，具体还需要该户一致同意。其他答辩意见同被告七宝镇政府。吕智君、吕凤发、夏群英、吕剑文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安置协议是合法有效的。被动迁房是建造于原告与吕凤发结婚前，是吕智君的房屋，补偿是对私房的补偿，原告对该房屋没有任何贡献。原告与被告吕凤发虽然结婚，但是截止到拆迁之日，原告已经离开很久。原告无法证明其一直是居住在观音堂66号。原告与被告家庭有矛盾。按照动迁政策原告也不能被认定为安置人员。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董柏凤与被告吕凤发于2003年12月30日登记结婚。被告吕智君系被告吕凤发之子。被告吕智君与夏群英系夫妻关系，被告吕剑文系二人之子。被告吕智君户在本市闵行区七宝镇新龙村3队有宅基地房屋一处。2003年4月8日，被告吕智君登记为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新龙村10组观音堂21号房屋之权利人，并取得沪房地闵字(2003)第021931号上海市房地产权证，该房屋建筑面积174.91平方米。2018年9月3日，上海七宝镇城镇建设动迁办公室发布《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3队地块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协议动迁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补偿安置方案》)。该《补偿安置方案》规定：“一、房屋补偿范围。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3队地块范围内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二、房屋补偿计户标准、人口和面积认定。1.计户标准：房屋补偿应当以合法有效的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计户，按户进行补偿。2.面积确定：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以宅基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或者建房批准文件记载的为准。3.房屋面积及人口认定方式详见《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3队地块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协议动迁补偿安置人口及面积认定操作口径》。……”同日，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上海闵行区七宝镇规划建设和环保办公室、上海七宝镇城镇建设动迁办公室发布《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3队地块集体土地上居住房屋协议动迁补偿安置人口及面积认定操作口径》(以下简称《操作口径》)。该《操作口径》规定：“一、有效安置人口的认定标准。符合下列情况的人口可计为有效安置人口：1、被补偿房屋内户籍人口以所属派出所记载资料为参照依据。……2、一方系本基地范围内的户籍人员,另一方(本市以外户籍的配偶)户籍未迁入,而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的人员可以作为有效安置人口。3、正常户家庭成员中有独生子女的,可增加1名有效安置人口;独生子女有效安置人口以该家庭最小一代计算……”被告吕智君户在册户籍人口有：吕智君(户主)、夏群英(妻子)、吕剑文(儿子)、吕凤发(父亲)。原告董柏凤户籍地址为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凤凰村阳山9号。2018年9月28日，所属于被告七宝镇政府的上海七宝镇城镇建设动迁办公室(作为甲方)、被告闵一公司(作为实施单位)与被告吕智君(作为乙方，被补偿人代表)签订《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1份，约定：“……一、乙方所有的房屋坐落在观音堂66号,居住房屋建筑面积235.40平方米……二、经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评估,乙方居住房屋建安重置结合成新单价为969.28元(人民币,下同)/平方米(建筑面积)。根据本基地搬迁方案的规定,被拆除房屋同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土地使用权基价2,440.00元,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价格补贴852.32元。经计算,乙方居住房屋补偿款为996,219.00元……三、乙方房屋装饰补偿款98,715.00元。四、根据本基地搬迁方案的规定,乙方棚舍及附属物补偿款13,744.00元。五、甲方共计应向乙方支付货币补偿款(大写)壹佰壹拾万零捌仟陆佰柒拾捌元整(￥1,108,678.00)。六、乙方选择产权房屋调换方式的,甲方提供期房安置乙方……安置房总价暂计(大写)壹佰伍拾万零壹仟捌佰肆拾贰元捌角伍分(￥1,501,842.85)。七、乙方应支付给甲方货币补偿款与安置房屋价款差价(大写)叁拾玖万叁仟壹佰陆拾肆元捌角伍分(￥393,164.85)。八、各项补助费合计120,412.00元,其中：搬家补助费7,062.00元,设备迁移费24,500.00元,违章房：38,850.00元;物价补贴：50,000.00元。九、各项奖励费合计318,500.00元,其中：基本奖：8,000.00元;评估奖：10,500.00元;签约奖：300,000.00元。……十三、乙方搬离原址并向甲方完整移交房屋及相关资料后,双方应在30日内,将本协议第八、九、七条应支付的各项费用结算后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合计人民币(大写)肆万伍仟柒佰肆拾柒元壹角伍分(￥45,747.15)结清……十六、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安置人口：吕智君、夏群英、吕剑文、吕凤发。”该协议签订后，被告吕智君向被告七宝镇政府移交了案涉老房，被告七宝镇政府、闵一公司支付了被告吕智君相应补偿款。还查明，2019年5月15日，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出具《情况说明》1份，载明：“兹有董柏凤(身份证号：XXXXXXXXXX*****607，户籍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凤凰村阳山9号)为本社(原新龙村)观音堂66号村民吕凤发妻子，因家庭矛盾，户口未迁入。其本人之前在本社从事村宅卫生工作，应于2017年1月退休，但自2016年起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其家人及周边村民均反映她已回户籍地，之后经过多次电话联系确定其已回户籍地，单位组织的体检、疗休养均未能参加。直至2018年9月动迁期间，其回来要求镇动迁办给予独立的安置面积。董柏凤与吕凤发儿子、儿媳经常发生矛盾，与周边村民也经常发生纠纷”。同年10月18日，该经济合作社对原告的相关情况又出具了《情况说明》1份，载明：“一、当初为了解决新龙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针对董柏凤文化程度低，无专长，家庭较困难等情况，安排其在村卫生队打扫村宅卫生。2016年、2017年村宅卫生工作由第三方市场化公司管理。董柏凤年龄大，无任何技能，虽然关系仍留在卫生队，但未给她安排任何岗位或工作，为保障其基本生活，对其每月发放基本工资一直到退休。二、经核实，2016年董柏凤未参加本单位体检及工会疗休养，2017年未参加体检，但参加了3月的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工会职工西山疗休养。”另查明，原告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XXXXXXX*****6599”账户交易记录显示：2013年10月起至2015年6月期间，几乎每月都有在“宜兴张渚镇人民北路XXX号”取款的记录；2016年2月至8月期间(除4月)，每月都有在无锡地区工商银行通过ATM机异地跨行取款的记录；2017年1月至4月期间，存在多笔异地跨行消费、跨行取款的记录。2017年10月9日至24日，原告因病在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诉讼中，原告董柏凤申请证人卢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卢某某陈述，其与原告董柏凤及被告吕凤发、吕智君系邻居，其住在观音堂23号，两家相隔一条马路。平时双方也有交往，其与吕智君的母亲是同事也是小姐妹。原告于2003年与吕凤发结婚，从结婚开始就一直住在观音堂66号。2004年参加了村清洁工，做了10年，2014年原告退休后到七宝的体育公园做临时工。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婆婆和老公身体不好就不做了。2016年吕凤发的母亲老年痴呆，2017年去世。原告婆婆生病那段时间原告是住在观音堂66号的。2017年吕凤发脑梗，原告就在家照顾吕凤发。原告与吕凤发的关系挺好的，与吕智君一家有点矛盾。逢年过节，原告和吕凤发就回原告娘家去。2018年动迁的时候，原告与吕凤发在松江区九亭镇借了房，后来回了娘家。动迁前1个月，其电话告知原告要动迁，快点回来。后来原告就回沪了。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1份、结婚证1份、《操作口径》1份、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1份、住院费用清单，被告七宝镇政府提供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1份、《房屋补偿安置结算清单》1份、《补偿安置方案》1份、上海市房地产权证1份、《交房验收单》1份、户口簿1份、《人口及面积核定表》1份，被告吕凤发提供的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有效证据证实。本院认为，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案涉七宝镇城中村改造新龙3队地块动拆迁项目，被告七宝镇政府事先就动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制定了《补偿安置方案》和《操作口径》。《操作口径》中明确了“一方系本基地范围内的户籍人员,另一方(本市以外户籍的配偶)户籍未迁入,而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的人员可以作为有效安置人口。”本案中，原告属于非本市户籍配偶，其是否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系双方争议焦点。现原告主张其应按上述标准认定为有效安置人口，应就其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负举证责任。根据原告的工资卡，即其名下中国民生银行卡，自2013年10月以来的大部分交易发生在非本市的记录，与上海新龙社区经济合作社两次出具的《情况说明》中反映的原告回户籍地等事实基本相符，亦与证人卢某某陈述的2018年动迁前电话通知原告回沪等内容相印证。因此，上述证据能证实原告近几年主要居住生活不在本市。现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实际居住在被补偿房屋内并已符合《操作口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被告七宝镇政府、闵一公司、吕智君签订的《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未将原告列为有效安置人口，并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且原告亦无证据证实前述被告签订上述协议时存在恶意串通。因此，该《集体土地居住房屋补偿安置协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之情形，原告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七宝镇政府、闵一公司安置之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柏凤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778.10元，由原告董柏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秉璋审 判 员  沈旺迪人民陪审员  张秉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姜晓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