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0191行初85号 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住所地合肥市高新区柏堰科技园杨井路5号综合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100MJA5491055。 法定代表人岳辅金，会长。 委托代理人岳甫军，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玉婷，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黄山路626号。 法定代表人刘群，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学慧，该局执法监督处处长。 委托代理人邓英云，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因认为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于2019年9月6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委托代理人岳甫军、刘玉婷，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委托代理人曹学慧、邓英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11月12日，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拆除了位于繁华大道与森林大道交口北侧内容为“安徽岳飞纪念馆（岳氏宗祠旧址）”三块户外广告牌(指示牌、简介牌、鸟瞰图)。 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诉称，2018年11月12日夜晚23时左右,原告在安徽岳飞纪念馆(原岳氏宗祠遗址)的3块大型招牌(指示牌、简介牌、鸟瞰图)被人蓄意破坏。原告发现后立即向肥西县公安局报案,经肥西县刑警二大队侦查,上述招牌系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强制拆除。被告在作出上述行政强制行为前未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也未向原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的相关文书，被告的行为明显违法；另外，被告选择在半夜拆除原告招牌的行为，不仅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也是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因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实质损失，被告应当予以赔偿。 综上，被告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合肥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三块招牌的行政强制违法；2、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5160元整；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二、报案材料、《来信事项受理告知书》、《合高城管信（2019）3号信访处理意见书》、《复查申请书》、《合高信查字【2019】9号不予受理复查告知书》、（2019）皖0191行初59号行政裁定书、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2019年5月28日答辩状；证明：1、原告于2019年3月21日收到《合高城管信（2019）3号信访处理意见书》，通过该处理意见书知晓涉案标牌系被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强制拆除；在（2019）皖0191行初59号案件庭审被告答辩及行政裁定书中确认，具体行政行为系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所为，故原告所诉被告主体适格。2、被告于2018年11月12日晚23时许拆除案涉广告牌；3、原告于2019年4月22日收到合高信查字【2019】9号不予受理复查告知书后，方知晓享有的诉权，并于法定起诉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4、该组证据共同证明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证据三、广告牌照片（七张），证明：1、照片中三块招牌是原告设置的，招牌属于原告所有；2、被告拆除的招牌的原状、尺寸和材质情况。证据四、《广告制作协议》、安徽意象堂传媒有限公司报价单及收据，证明：1、原告被被告强拆的三块广告牌系原告所有；2、原告的实际损失价值31160元。证据五、《委托律师合同》及发票，证明：原告为向被告主张权利聘请律师的费用4000元。 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以下称高新城管局）辩称：一、本案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广告牌系原告所有。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广告牌系其所有，无法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二、涉案广告牌未经审批，属于违法建设，事实清楚。 首先，涉案广告牌属于违法建设。根据《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九条规定，利用非公共载体设置用于宣传自身服务与商品的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设置前向市城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一）户外广告设置申请书；（二）有关身份证明资料;（三）载体使用权证明；（四）现状图，设施设计图、效果图；（五）利用已有设施的，还应当提供设计单位或者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安全证明。市城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并进行现场勘查；符合条件的，予以行政许可。需要建设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建设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本案中，违法设置的广告牌没有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材料，属于违法设置。 其次，涉案广告牌也不属于可以通过采取补办许可申请或者采取改正措施消除违法状态的情形。 1.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利用非公共载体设置用于宣传自身服务与商品的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设置前向市城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一）户外广告设置申请书；（二）有关身份证明资料；（三）载体使用权证明；（四）现状图，设施设计图、效果图；（五）利用已有设施的，还应当提供设计单位或者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安全证明。本案中，涉案广告牌位于繁华大道与森林大道交口北侧，原告不具有该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属，因此无法提供载体使用权证明，不符合申请条件。 2.根据《办法》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户外广告：（三）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筑物形象的。涉案广告牌损害了周边的市容市貌，与周边环境不相融合，属于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形。 3.根据《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规范》第2.0.2下列情形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2.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1）道路交口自切点起50m范围内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和电子显示屏的……4.利用行道树或者损毁绿地的：1）依附于行道树、影响行道树生长的；2）利用公共绿地、道路绿化分隔带设置的；3）遮挡绿化景观的；4）其他利用行道树、损毁绿地的情形。涉案广告牌位于道路交口自切口起50m及绿地范围内，存在损毁绿地的情形，属于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情形。 综上，涉案广告牌属于违法建设，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答辩人拆除行为并无不当。 根据《办法》第四条规定，区城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本区域内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开发区城管机构受市城管部门委托负责本区域内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本案中，执法人员巡查发现涉案广告牌，但在现场未能发现设置人，无法与其取得联系，且上述广告牌处于交通要道，一旦不能及时拆除，不仅会增加行政机关后续拆除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对道路安全、环境等产生严重影响，势必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正当权利长期处于受损害的状态，有悖于行政法规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立法目的。 四、涉案广告牌属于违法建筑，不应当予以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才能得到国家赔偿。如果所受损害为非法利益，则不能得到法律救济。本案中，涉案广告牌系违法设置，不属于合法权益，故原告诉求不能成立。 综上，答辩人拆除违法广告牌并无不当，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高新城管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一，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执法证据材料登记表；二、《关于合肥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涉嫌擅自设置户外广告有关问题的报告》的回复；三、调查询问通知书；四、行政执法立案审批表；五、调查终结审批表；以上证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对原告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认定涉案广告牌未经审批，原告存在违反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并对违法广告标牌进行了拆除。六、《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九条，证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执法所依据的相关法律规定。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证据一、《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执法证据材料登记表》。1、《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三性均有异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笔录未向原告出示或送达，也没有原告签字，原告此前也从未见过这张表，另外，该表也无法确认笔录形成时间，更无法证明被告依法行政，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执法证据材料登记表》，三性均有异议，该登记表未向原告出示或送达，原告从未见过，也未签字确认过，且该表上仅有被拆除的一张招牌招牌，被告在仅调查了一个招牌的情况下，拆除了原告3块招牌，严重违法。证据二、《关于合肥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涉嫌擅自设置户外广告有关问题的报告》的回复的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也达不到被告的证明其合法拆除原告招牌的目的，该回复从未向原告出示或送达，原告也从未见过，或签字确认过。另，行政机关的内部回复不能代替法律作出原告设置广告牌违法的调查、取证及认定，且该回复的时间原告提出质疑，不认可。证据三、《调查询问通知书》的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且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认，原告从未收到该通知书，更未见过该通知书，被告从未向原告送达。另外，该通知书也恰恰证明了被告的违法行为，该通知书载明“本通知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卷，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备案”，但被告却从未向原告送达过该通知书，故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证据四、《执法立案审批表》的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且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认，原告从未收到该通知书，更未见过该通知书，被告从未向原告送达。原告对其制作时间存在怀疑，认为其系事后补充。证据五、《调查终结审批表》的质证意见：三性均有异议，且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认，原告从未收到该通知书，更未见过该通知书，被告从未向原告送达。原告对其制作时间存在怀疑，认为其系事后补充。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被拆的广告标牌系原告所有。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组证据证明被告基于原告没有履行申请审批手续进而私自设置广告牌的违法行为，根据《合肥市户外广告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法对涉案违法广告标牌进行了拆除，被告行为并无不当。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涉案广告牌的内容，其仅能反映出岳飞纪念馆是由全国岳飞思想研究会、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倡导筹建，但并未明确涉案广告牌的所有者是原告。且照片也不能反映出招牌的实际尺寸、材质等情况，且在无法核实所有权人的情形下，被告只能依据广告牌登记的内容暂将原告作为相对人。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有异议。1、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7月15日，但证据二中“岳氏宗祠简介”的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很明显，广告牌的制作形成时间在协议签订前，且时间跨度有2年半，该协议不能证明涉案标牌就是协议约定的广告牌，更不能证明广告标牌的价值；2、根据协议的内容，协议约定的31160元并非广告标牌的损失，该笔费用除包含宣传栏、简介栏的自身价格外，还包含了实际施工方在履约过程中支出的安装人工、安装辅材等费用，后者不属于涉案广告标牌的实际损失。且广告标牌形成时间推定可能是2016年1月，至今已有3年多，本身也有自然损耗（即折旧），也不可能按原有价值计算。3、协议约定的31160元制作费用系分期、分条件支付，但原告并未提供该笔费用实际支出的证明，如发票、转款记录，现原告仅提供安徽意象堂传媒有限公司收据一份即证明实际损失，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存在伪造的情形。4、涉案广告标牌系违法建设，被告依法拆除并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原告不存在所谓的实际损失。5、协议中未对合同履行地作出约定。不能证明协议约定的广告牌就是涉案广告牌。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合同显示，原告因与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强制违法及行政赔偿一案的需要，委托律师代理参与诉讼，进而支付了律师代理费4000元，该合同及费用的支出系解决原告与高新区城市管理局之间的纠纷，非原告与被告，该笔费用不属于被告造成原告的经济损失范畴。且该合同落款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原告于2019年8月27日向贵院提起诉讼，结合涉案原告提供的行政裁定书，可知该笔费用系原告为处理其与高新区城市管理局之间的纠纷所支出的费用，与本案无关。且通过该发票内容，上面有一个也就是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上面登记的地址是合肥市长江中路369号CBD中央广场18层D座这个与他们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上面约定的地址合肥市政务新区潜山路111号华润大厦B座32层是存在不同的。所以讲也请法院核实一下发票和合同是否是具有一致。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4，真实性存在异议，本院依法不予认定；原告提交的证据5，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认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日，高新城管局长宁中队执法人员在巡查至繁华大道与森林大道交口北侧时发现内容为“安徽岳飞纪念馆（岳氏宗祠旧址）”三块户外广告牌(指示牌、简介牌、鸟瞰图)。2018年11月3日，高新城管局对长宁中队就上述三块广告牌情况予以回复：岳氏宗祠设置的三块广告牌均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属于违规设置。2018年11月12日，高新城管局拆除了该三块广告牌。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利用非公共载体设置用于宣传自身服务与商品的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在设置前向市城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一）户外广告设置申请书；（二）有关身份证明资料;（三）载体使用权证明；（四）现状图，设施设计图、效果图；（五）利用已有设施的，还应当提供设计单位或者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安全证明。市城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查，并进行现场勘查；符合条件的，予以行政许可。需要建设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人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建设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户外广告：…（三）妨碍居民正常生活，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筑物形象的。涉案广告牌损害了周边的市容市貌，与周边环境不相融合，属于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情形。本案中，涉案广告牌位于繁华大道与森林大道交口北侧，原告不具有该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权属，且违法设置的广告牌没有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材料，属于违法设置广告牌。 《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自行拆除，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的，处以500元以上2500元以下的罚款;(二)设置户外广告或者招牌不符合要求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户外广告设置人或者招牌设置人逾期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限期改正、自行拆除义务的，由城管部门依法强制执行。无法确定设置人、设置人下落不明或者设置人拒不配合调查的，城管部门可以通过在新闻媒体、设置现场发布公告等形式督促设置人改正违法行为，公告期限不得少于30日;逾期未改正的，由城管部门依法强制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依据上述规定，被告应当向本院提供已督促原告履行拆除广告牌义务或者在新闻媒体、设置现场等发布期限不少于30天督促原告改正违法行为公告的证据，由于被告未能向本院提供上述证据，应视为被告没有证据，被告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确认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肥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关于强制拆除违章设置广告的程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没有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损害并非国家公权力行为造成，均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原告设置的广告牌未获批准，则属于违法设置广告牌。原告要求被告对案涉违法设置的广告牌给予国家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同时，原告的广告牌系2016年1月设置，但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制作的广告牌合同及制作方出具收据的时间分别是2018年7月15日、2018年8月17日，明显与事实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原告诉请赔偿律师费4000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拆除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设置的三块广告牌（指示牌、简介牌、鸟瞰图）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合肥市岳飞精神传承研究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执法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第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毕    守    国 人民陪审员 仇宁人民陪审员李风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谢        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