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1422号 原告：王锴，女，197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中牟县。现住河南省中牟县。 原告：贺雨，女，1999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 原告：贺某1，男，200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 法定代理人：王锴，系贺某1母亲。 原告：贺某2，女，2007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 法定代理人：王锴，系贺某2母亲。 上述四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德龙，河南吉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极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庙子湖村东渔大酒店209室。 法定代表人：谢幸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俞宏波，浙江星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与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极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极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同年10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的委托代理人李德龙、被告东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俞宏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共计1513914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9489元、丧葬费32949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等暂计1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其他费用。事实与理由：2019年7月21日，受害人贺桂军乘坐被告公司客轮从东极岛码头出发到沈家门半升洞码头，途中发生意外，坠海身亡。后经公安机关确认非他杀，根据客运合同和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应当安全的将受害人送至目的地，由于被告没有认真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运输义务和职责，原、被告经公安机关、人民调解中心调解，赔偿数量不能达成一致。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东极公司辩称：1.原告诉请的事实不实，贺桂军并非坠海身亡，而系排除他杀后的溺水身亡，且溺水前行为反常，本案发生前购买多份人身意外伤害险；2.被告船舶证书齐全，有营运资格，事发当天，处于正常航行状态。船舶管理方面在每航次经营前、中、后均有通过广播形式告知乘船注意事项，同时船上有船员定时进行巡查，不存在任何过失。综上，被告对贺桂军的死亡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证据一、贺桂军购买从东极岛码头返回沈家门半升洞码头船票的手机微信记录截图1份、光盘1份、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桃花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用以证明2019年7月21日，贺桂军购买了被告公司的船票并乘坐客轮，上船后未见下船，其尸体于2019年7月26日12时许在东闪岛南侧海滩被发现，且已经确认死亡的事实； 证据二、舟山市公安局沈家门派出所的调查笔录等案件材料、因贺桂军死亡，原、被告双方调解的相关事实材料，用以证明贺桂军乘坐被告客轮途中落水遇难，并已排除他杀，以及贺桂军家属曾与被告就此进行调解，但未果等相关事实； 证据三、遗体火化证明、交通费和住宿费票据、贺桂军任负责人的餐饮店营业执照、加盟合同书、施工合同、贺桂军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家庭户口本、购水信息表、出生医学证明、学校证明等，用以证明贺桂军遗体火化产生的相关费用和其家属交通费、住宿费等损失；贺桂军生前在城市缴纳养老保险，且其生前从事餐饮经营，被告应按城镇标准给予赔偿损失；贺桂军家庭关系及子女就学情况等事实。 原告庭审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四、投保人为贺桂军的保险单凭证，用以证明贺桂军生前购买的保险情况（2007年开始的富贵人生两全保险2份，被保险人分别为贺雨、贺某2，均为初始保额10000元，每年交1420元，交费期间至2027年；2013年6月开始的人寿保险，被保险人贺某1，每年交4447元，交费期间20年；2015年5月开始的意外伤害险，被保险人为贺桂军，保险费780.5元，保险期间1年；2013年10月开始的人寿保险，被保险人王锴，保险费6320元，交费期间19年；2018年开始的人寿保险，被保险人贺雨，保险费3104元，交费期间20年；2019年1月开始的人寿保险少儿平安福，被保险人贺某1；2018年6月开始的人寿保险，被保险人贺桂军，每年2878元，保险期间20年；2018年9月开始的人寿保险，被保险人贺桂军，每年12809元，保险期间20年）； 证据五、中牟县刘集镇徐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贺桂军的婚姻、子女情况； 证据六、中牟县刘集镇徐庄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贺桂军父母已亡故的事实； 证据七、微信记录截图，用以证明2019年7月21日贺桂军在微信中与其他人交流，状态正常的事实。 被告东极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证1.2019年东极、嵊山航班表及贺桂军乘船信息，用以证明贺桂军于2019年7月20日上午7时45分从沈家门乘船三个半小时11时15分到嵊山，一个多小时后12时20分乘船返回沈家门；次日下午14时30分从沈家门乘船2个小时到东极，随即又于16时45分乘船返回沈家门。从其出行轨迹分析，存在异常，不符合一个正常乘客的行为特征； 证2.王锴询问笔录三份及接警单，用以证明王锴在公安机关报案时的笔录曾提到贺桂军生前存在情绪不稳，有自杀倾向； 证3.被告公司制作的2019年7月3日至8月3日期间的客运日志、东极航线广播稿等，用以证明被告在船舶营运期间，一直对船舶有不间断巡查，对乘客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证4.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船检证书等，用以证明被告船舶是适航船舶，船舶本身不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段船舶处于正常航行状态。 证5.贺桂军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投保的保险明细等，用以证明贺桂军在2019年6月17日在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额630余万元的意外保险。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被告东极公司质证认为：对全部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贺桂军落水遇难的结论有质疑，二是贺桂军赔偿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有质疑，三是贺桂军及其3个子女适用城镇赔偿标准有质疑。对被告东极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质证认为：对证1、2、4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是王锴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不能证明贺桂军死亡是自杀；二是船舶相关证书仅能证明被告船舶有从事航运行业的资格，不能反映船舶在航运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对证据3的真实性有异议，系被告自行制作，且即使内容真实，也不能反映船舶在航运中的真实情况。对证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与原件核对一致，与本案有关联性，对其证据资格予以认定，关于被告提出的证明目的异议，在下文的焦点问题中综合阐述。被告提供的证据除证3、5以外，与原件核对一致，对证据资格予以认定。对原告有异议的证据3客运日志，被告作为旅客运输公司，由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客运日志的记录是应当被认可的、也是通常可行的一种公司管理方式，且工作人员的制作也不等同于被告自行制作，故本院对其证据资格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在下文的焦点问题中综合阐述。对广播稿的证据效力，关键在于被告是否在航行中对旅客进行过广播安全提醒，而广播稿本身不能对此有证明作用，本院对此不予认定。关于证5的保险明细，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从全案证据分析，尚不能判断贺桂军购买保险的事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故被告质证有理，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关于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贺桂军是否在被告船上落水死亡的问题。二、贺桂军死亡可获得的赔偿金额问题。本院分析如下： 一、贺桂军是否在被告船上落水死亡的问题 被告对贺桂军是否在其船上落水死亡的事实存在异议。关于贺桂军于2019年7月21日下午乘坐了被告从东极到沈家门客轮的事实，有船票、视频资料等证据证明，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可以认定。关键是被告认为，目前仅从下船人员的身影分析，没见到贺桂军下船。但从贺桂军留在船上的旅行包可以看出，贺桂军在船上更换了其上船时所穿的白色外衣，不能完全排除贺桂军下船的可能性，故尚不能确定贺桂军系在乘船期间落水身亡。从目前证据看，2019年7月26日贺桂军遗体在另一海岛的海滩上被发现，而能够确认的其生前最后出现的场所即为2019年7月21日下午被告的该航次客轮上，被告作为客轮的管理者，对于船上旅客是否下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现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贺桂军已下船，结合本案事实，本院认定贺桂军在乘坐被告客轮的途中落水身亡具有高度可能性，并据此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二、贺桂军死亡可获得的赔偿金额问题 原告主张赔偿金额共计1513914元（包括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59489元、丧葬费32949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等暂计10000元），被告主要对适用城镇或农村标准、精神抚慰金有异议。本院经审核，贺桂军生前居住在城镇，且以经商为主要生活来源，应当适用城镇标准，对精神抚慰金应调整为50000元，交通费误工费核定为5000元，故本院认定贺桂军死亡可获得的赔偿金额共计1458918元。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19年7月21日下午，贺桂军在乘坐东极公司所有的“舟山群岛幸福”船从舟山东极码头到沈家门码头途中落水身亡。同月26日，贺桂军遗体在东闪岛南侧海滩被发现。2019年9月5日，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沈家门派出所向舟山市普陀区殡仪馆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贺桂军的死亡可以排除他杀嫌疑，其家属对此也无异议。次日，贺桂军遗体被火化。 经查明，贺桂军，男，197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中牟县绿博2号5号院13号楼2103。贺桂军与王锴系夫妻关系，贺雨、贺某1、贺某2均系夫妻俩的3个子女。 本案审理期间，本院对“舟山群岛幸福”船进行了实地查看，主要查明以下情况：一、船舱内墙悬挂有“温馨提示”和舱门边放置有安全提示牌，均载明：为了您的安全，当天气状况不适宜观光，或船长认为影响安全时，旅客将禁止出舱参观，不便之处，敬请谅解。二、船舱内墙悬挂“游客乘船须知”，对旅客安全乘船作出相关提示。三、航行途中船上播放安全宣传片一次。四、旅客上、下船时有安全员或船员多人在旁协助。但航行途中未见安全人员巡视。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关于法律适用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需要对贺桂军的死亡承担责任的问题；二、被告是否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现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被告是否需要对贺桂军的死亡承担责任的问题 四原告作为贺桂军家属，认为受害人贺桂军乘坐被告客轮，双方成立客运合同关系，被告没有采取完善的安保措施，安全将贺桂军送到目的地，构成严重违约，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承运人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不论其是否有过错均不能免除赔偿责任，被告也没有减轻责任的事实和证据，故参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被告应按城镇赔偿标准向原告赔偿损失。被告抗辩认为，贺桂军与被告成立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按我国海商法规定，应当由请求人对承运人的过失负举证责任，贺桂军的死亡非由被告过失造成，与被告无关，被告不需要对贺桂军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合同法和海商法对旅客运输合同分别有相关规定，所不同的是，合同法规定的客运合同没有地域限制，而海商法规定的客运合同专指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本案贺桂军乘坐被告所有的客轮经海路从舟山东极到沈家门，双方构成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合同法和海商法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系同等级的法律，故根据我国立法法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本案应适用海商法的特别规定。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旅客运送期间，因承运人的过失引起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的，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请求人对承运人的过失，应当负举证责任。 本案从目前证据和事实看，被告提供了船舶相关证书等证据，可以证明贺桂军乘坐的“舟山群岛幸福”船符合营运条件。被告还提供了客运日志用以证明其安全管理已经到位，结合本院上船勘查的情况，客轮航行中有视频播放安全须知，在船舱醒目位置也有安全警示、旅客上下船有安全员从旁协助等，证明被告对客轮的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根据原、被告的陈述，排除了贺桂军在上船和下船期间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贺桂军购买的是上舱船票，被告为其提供了船舱内的座位，按正常情况，贺桂军应当在船舱内直到目的地。事发当天，天气状况良好，途中也并无造成航行危险的意外情况发生，客轮处于正常航行状态，且经勘查，船舷高及成人胸口，即使旅客到舱外，在允许旅客到达的场所，在无外力影响的情况下，旅客的人身安全也有保障。贺桂军遗体是在案涉航次的五天后在海滩上被发现，经公安机关勘验，已排除他杀嫌疑，而贺桂军乘坐的航次途中，也并无旅客发现有人在允许旅客驻留的船舱以外场所落水。故贺桂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客轮航行途中在船舱以外的场所落水，落水原因不明，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对此有过失，贺桂军的死亡后果难以直接归责于被告。但另一方面，被告作为对旅客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承运人，本应对运送期间的船上情况承担相应举证责任，而被告未在船上安装有效的视频设施，导致对船上可能发生的危险行为未能及时发现，从而也丧失了及时制止损害发生或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对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据上，本院认定被告对贺桂军死亡后果承担15%的赔偿责任。 二、被告是否享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问题 被告认为，即使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海商法规定，也可以享受最高额为4万元的赔偿限额。原告认为，关于该限额的文件是一个部门规章，已失去历史意义，在本案中不应予以适用。 我国海商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据此，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间海上旅客运输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第三条规定，承运人在每次海上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额，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一）旅客人身伤亡的，每名旅客不超过4万元人民币。该规定系交通部根据法律的授权，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制定，虽然于1993年发布，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但经查证，该规定目前系仍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在本案中予以适用。故根据该规定，被告享有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不超过4万元的赔偿责任限额，本院认定被告在4万元额度内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贺桂军在乘坐被告船舶途中落水身亡，由被告承担15%的赔偿责任，并享受不超过4万元的赔偿责任限额。对原告诉请的合理部分，以及被告抗辩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极海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损失40000元； 二、驳回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425元，减半收取9212.5元，由原告王锴、贺雨、贺某1、贺某2负担8969.5元，被告舟山市普陀区东极海运有限公司负担243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凌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汪姣芬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一百零七条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及其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 第一百一十四条在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期间，因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受雇或者受委托的范围内过失引起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或者行李灭失、损坏的，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 请求人对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应当负举证责任；但是，本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规定的情形除外。 旅客的人身伤亡或者自带行李的灭失、损坏，是由于船舶的沉没、碰撞、搁浅、爆炸、火灾所引起或者是由于船舶的缺陷所引起的，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除非提出反证，应当视为其有过失。 旅客自带行李以外的其他行李的灭失或者损坏，不论由于何种事故所引起，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除非提出反证，应当视为其有过失。 第一百一十七条除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情形外，承运人在每次海上旅客运输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旅客人身伤亡的，每名旅客不超过46666计算单位； （二）旅客自带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名旅客不超过833计算单位； （三）旅客车辆包括该车辆所载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一车辆不超过3333计算单位； （四）本款第（二）、（三）项以外的旅客其他行李灭失或者损坏的，每名旅客不超过1200计算单位。 承运人和旅客可以约定，承运人对旅客车辆和旅客车辆以外的其他行李损失的免赔额。但是，对每一车辆损失的免赔额不得超过117计算单位，对每名旅客的车辆以外的其他行李损失的免赔额不得超过13计算单位。在计算每一车辆或者每名旅客的车辆以外的其他行李的损失赔偿数额时，应当扣除约定的承运人免赔额。 承运人和旅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之间的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九十二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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