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浙0424行赔初12号 原告高金甫，男，196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宁市。 委托代理人王杰娉，北京圣运（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海宁市许村镇人民大道2688号。 法定代表人朱燕刚，镇长。 出庭负责人吴勤波，党委委员。 委托代理人钟雪庆、李应龙，浙江峻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金甫诉被告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金甫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杰娉，被告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许村镇政府）的出庭负责人吴勤波及委托代理人钟雪庆、李应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胜利村村民，在本村有合法房屋，原告的房屋2003年建成。2017年11月20日，被告向原告作出《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2017年12月17日，被告对原告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将原告的房屋拆毁，给原告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案涉的《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及《许村镇人民政府乡村违法建筑认定书》已经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予以判决撤销，同时被告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也已经被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2018年5月10日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5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因此被告的行政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因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具体损失数额合计人民币3862400元。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三十六条等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向被告提起赔偿申请。2019年4月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1.判令被告许村镇政府对因强制拆除原告房屋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数额合计人民币3862400元；2.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支付原告赔偿款利息（自实际行政行为发生之日2017年12月17日起，直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6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已判决撤销许村镇政府作出的《许村镇人民政府乡村违法建筑认定书》。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57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已判决撤销许村镇政府作出的《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4.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58号，证明已判决确认许村镇政府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行为违法。5.国家赔偿申请书，6.EMS邮寄面单，证据5-6证明原告按照法律规定向被告邮寄《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赔偿。7.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8.赔偿明细清单，证明强拆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及依据。9.录音及文字稿，证明案涉地块涉及征收事宜，被告前期与原告就赔偿问题进行过协商，因协商不成而以拆违来促征迁。10.分户申请及其附件，证明原告的家庭户满足分户情况，因被告及相关部门不作为，导致至今未落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所拆除的建筑系原告未经审批，擅自建造的本应拆除的乡村违法建筑，该拆除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的赔偿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行为的侵害并造成损失。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建筑的合法性，而被告所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虽被法院生效判决[(2018)浙0481行初58号]确认违法，但该生效判决已查明，被告所拆除的建筑系原告至今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在其住房周边建造的建筑，故案涉所拆除的建筑本身为应当拆除的乡村违法建筑，原告对该乡村违法建筑没有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被告所实施的拆除行为没有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原告要求获得国家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原告对其所主张的损害负有举证责任。在未确定《赔偿明细清单》是否真实及相关项目是否存在、数量及价值是否正确、是否被损害及损害损失的情形下，被告根据相关法律及国家标准的规定，针对原告《赔偿明细清单》所列的40项“损失”（如有），提出如下意见：（一）、案涉违法建筑的范围应当包括违法建筑工程营造活动成果的全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五条的规定，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GB/T50504-2009）第2.1.3条、第2.1.4条、第2.1.5条的规定，建筑的定义为：既表示建筑工程的营造活动，又表示营造活动的成果——建筑物，同时也表示建筑类型和风格；建筑物的定义为：用建筑材料构筑的空间和实体，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场所；构筑物的定义为：为某种使用目的而建造的、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其内部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设施。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T50300-2013）第2.0.1条的规定，建筑工程：指通过对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线路、管道、设备等的安装所形成的工程实体。该国家标准第4.0.1条规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该国家标准之附录B对建筑工程的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作了具体划分，明确建筑工程的分部工程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屋面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建筑智能化和电梯，并列明了各分部工程下的子分部工程和子分部工程下的分项工程。该国家标准之附录C还对室外工程等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进行了划分。根据上述相关法律及国家标准的规定，一个建筑工程由建筑活动中的各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组成；作为建筑工程营造活动成果的建筑物及构筑物的范围，也应当包括上列建筑活动范围内形成的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等全部成果；该成果是建筑活动主体为实现生产、生活、经营等使用目的而通过建筑活动形成的一个整体。根据《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筑活动或建筑工程的营造活动应当取得建设规划许可。《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所规定的违法建筑，就是指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建设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超过规划许可期限未拆除的建筑物和构筑物。该违法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内涵和外延，也应当是违法建筑活动范围内形成的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等全部成果。由此可见，原告在《赔偿明细清单》中所列的被拆除房屋及相关建筑材料、装饰、装修即便存在，也因其已混同于违法建筑，系违法建筑的组成部分，原告对此不具有合法权益。因此，原告对其《赔偿明细清单》中所列序号除下述（二）、（三）项之外，均不具有合法权益。2017年12月17日,被告对原告部分案涉违法建筑实施了拆除，其中：S3（占地面积41.8㎡、建筑面积41.8㎡、一层砖混）、S4（占地面积72㎡、建筑面积72㎡、一层砖混），及位于住房北面、占地面积为41.8㎡房屋东面（即S3东面）的一处彩钢棚（测绘图中未标示）。（二）、关于原告《赔偿明细清单》中序号16至20项物品损失问题。首先，如前所述，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相关物品确在被拆现场，以及相关物品的采购价值及拆除时的价值。其次，被告在案涉违法建筑被拆除前已经尽到通知义务，并给原告留出必要的、合理的自行搬迁期限，不存在被告突然强制拆除的情形。被告曾在2017年11月20日发出《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告知原告应在2017年11月23日前自行拆除；而且，被告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拆除前，已多次通过口头、电话等非书面方式，通知原告（包括相关承租人），案涉违法建筑将于2017年12月17日被强制拆除，要求其提前自行搬空。虽然上述《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原告系在2018年2月5日，即案涉违法建筑被拆除之后才就该通知书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不能据此否认被告在事前已尽到通知义务并给原告留出必要的、合理的自行搬迁期限，以及原告（包括相关承租人）在案涉违法建筑被拆除前已停止使用并自行搬走物品及自行撤离的事实。最后，被告在案涉违法建筑被拆除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在拆除现场，违法建筑内仅有原告自行搬离后的剩余抛弃物，且对该抛弃物，被告仍组织相关人员予以搬移腾空。在被告对案涉违法建筑进行安全拆除时，原告户相关人员在场，其并未表示需要将剩余抛弃物搬离或者仍需使用该物。且拆除后的残余物留存于现场，被告拆除行为并未对其造成不合理的毁损，原告可自行处置或利用。综上，对于案涉违法建筑内的相关物品（如有），被告在拆除前已经尽到通知义务并给原告留出必要的、合理的自行搬迁期限，在拆除过程中也已经尽到注意义务，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案涉违法建筑内的剩余抛弃物予以搬移腾空。故本案并不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原告自身疏于管理导致损失（如有）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三）、关于原告在《赔偿明细清单》中所列的序号38出租费不属被拆建筑本身的直接损失，故不属《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的赔偿范围。综上所述，案涉房屋系本应拆除的乡村违法建筑，原告对该违法建筑不享有合法权益，被告的拆除行为并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于案涉违法建筑内的相关物品“损失”（如有），被告在拆除前已经尽到通知义务并给原告留出必要的、合理的自行搬迁期限，在拆除过程中也已经尽到注意义务，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案涉违法建筑内的剩余抛弃物予以搬移腾空，因原告自身疏于管理导致损失（如有）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关于原告所主张的租金，不属建筑本身的直接损失，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畴，据此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提交了以下证据：1.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证明2019年4月16日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决定不予赔偿的事实。2.现场测绘图、地籍资料册，证明原告户占地面积，以及建筑分布和状况。3.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0481行初61号、（2018）浙0481行初57号、（2018）浙0481行初58号三份行政判决书，证明原告户相关建筑的审批、建造、状况等事实，被告实施拆除的时间，拆除房屋占地面积，拆除状况以及拆除的系违法建筑等事实。4.《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证明案涉违法建筑的范围应当包括违法建筑工程营造活动的全部成果，即包括上列建筑活动范围内形成的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等全部成果。从工程施工而言，违法建筑包括为实现生产、生活、经营等使用目的所需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屋面工程、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建筑电气、建筑智能化和电梯”等各分项的组成部分。5.照片、《海宁市政府采购合同》、民工清单，证明被告为谨慎安全拆除，依法组织有资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规范拆除涉案建筑；涉案建筑在拆除前，原告包括其租户已基本腾空，并在现场抛弃部分遗留物；案涉建筑在拆除前，被告已排查拟拆除建筑内是否有人员，在原告的抛弃物中是否有按日常生活经验仍需搬离腾空的物品；被告组织拆房公司人员采取“先行断电，主动腾空遗留中的电器或可用物品”等保护性措施；被告对核查、保护性措施、拆除等现状过程，予以拍照、录制视频；拆除后的残余物留存于现场。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4.《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5.《浙江省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6.《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第三条。 经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未提出异议。对证据2-7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10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1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的现场测绘图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地籍资料册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3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也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中的照片未提供原始载体，认为可以证明原告的房屋在被拆除时屋内是有货品，并没有腾空的状态，被告存在以其违法强拆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损失的事实。证据5中的采购合同和民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1-7，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未有异议，本院对其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8是对其要求赔偿损失所列的具体内容，系本案争议内容，在判决理由中予以说明。原告提交的证据9有关拆迁安置的录音稿与本案原告因被告违法强制拆除而请求行政赔偿不具有关联性。原告提交的证据10有关分户的材料与本案原告请求行政赔偿不具有关联性。被告提交的证据1、3与原告提交的证据2-4、7一致，不再重复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方的建筑已经获审批的情况，被告提交的证据4，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5中的照片，现未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虚假情形，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交证据5中的采购合同，经与原件核对且结合庭审陈述，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民工清单因未提交具体身份信息，本院无法确认。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以及双方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据已经生效的（2018）浙0481行初58号裁判文书认定，1993年海宁市农村地籍调查时，原告户在许村镇××乡××联组拥有占地面积89.4平方米的合法住房。该住房于2003年拆除重建，即现海宁市。同年，原告户陆续在上述住房周围建造建筑物，建筑占地面积共计125.28平方米，建筑面积共计125.28平方米，该建筑位于海宁市规划区内，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对此，2017年11月2日，被告作出《许村镇人民政府乡村违法建筑认定书》，2017年11月20日，被告又作出《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责令原告户在2017年11月23日前自行拆除或者申请被告组织拆除上述违法建筑。该通知书通过张贴在原告家门或围墙的方式予以告知。因原告既未自行拆除上述建筑，也未申请被告组织拆除，被告于2017年12月17日拆除了原告位于海宁市住房北面的占地面积为41.8平方米及72平方米的两幢房屋及位于住房北面、占地面积为41.8平方米房屋东面的一处彩钢棚。原告对上述强制拆除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经法院审理，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判决，确认上述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原告于2019年3月1日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赔偿请求内容与本次诉请内容一致，被告认为案涉建筑未依法取得规划审批，属乡村违法建筑，赔偿请求人主张案涉建筑为合法权益申请获得国家赔偿无法律依据，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不予行政赔偿决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赔偿之诉。 另查明，被告具体实施的拆除行为系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与杭州余杭鼎立拆迁有限公司海宁许村分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实施。2017年被告作出的《许村镇人民政府乡村违法建筑认定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撤销，2017年被告作出的《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违法。另外，与原告户类似情形被拆除建筑物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共有31户。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该规定，获取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原告被拆除房屋系未办理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建造在其住房周边的违法建筑，故被拆除房屋本身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依法不予赔偿。关于原告请求的房屋装修损失，因装修部分已经与案涉房屋形成一个整体，不具有独立价值，且被拆除房屋不具有合法性，亦未有证据表明被告对拆除后的残余主动进行清理，该部分损失依法不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造成损害的，系对直接损失予以赔偿。原告请求的租费以及对损失数额计算的银行利息，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不予赔偿。关于室内外物品，原告列举了清单，而被告答辩中明确相关有价值的物品已搬空，仅剩些许抛弃物，但是双方对各自的主张均不能予以明确证明。通过原、被告的陈述及查明的事实可知，被拆除的建筑物建造在原告住宅周边，基本是房前屋后，被告在拆除案涉建筑前曾向原告送达《许村镇人民政府乡村违法建筑认定书》及《许村镇人民政府限期拆除乡村违法建筑通知书》。在原告户周边，与原告情况类似由被告拆除违法建筑物的约有30余户，该30余户位置集中，建筑物被拆除的时间段亦较为集中，采用的拆除模式也一致，即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由拆迁公司具体实施。经8月15日合议庭成员现场勘查，与原告一同诉讼的30余户被拆除建筑材料，被告并未主动清除。有的尚残留原处未拆除的墙体上能明显看出窗户已拆卸，有机器设备的个别户能看出系拆除房顶，保留墙体，亦有部分户被拆除的建筑明显系机器设备无法进入操作拆除，甚至需经进入户内才可拆除，对此与被告在庭审中描述基本一致。从30余户现场看，残留于现场的是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并无有价值物品被压。庭审中，对于30余户此次诉讼被拆除建筑中的物品，被告陈述搬出后放在原告户住宅旁，虽有相关案件原告提出并未看见搬出的物品，有可能被拾荒者捡拾，但从现场看被拆建筑实际位于住宅前后的位置，该理由并不符合日常实际。经上分析，对于原告请求的相关室内外物品损失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赔偿三百余万元的损失及以此为本金计算的银行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原告申请案件中止诉讼，但现未有证据表明本案的审判须以相关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的中止诉讼情形，本院不予准许。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金甫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金春荣 审 判 员  李阿盈 人民陪审员  沈新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冬琦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