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9民初843号 原告（反诉被告）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思功，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传莉、王宁晓，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求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李全，浙江卓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聚公司）诉被告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唤星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依据顺聚公司申请，裁定对唤星公司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唤星公司提出反诉，本院依法受理。因案情复杂，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组成合议庭于同年5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顺聚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宁晓，唤星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李全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限四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顺聚公司诉称：2017年11月4日，唤星公司与开发商诸暨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唤星公司包销诸暨碧桂园项目37套房屋，基础价格共计9480万元，高于基础价格之上的溢价部分的90%作为碧桂园公司支付给唤星公司的销售佣金；合作期间为7个月，即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佣金每月一结；唤星公司需在签署之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向开发商碧桂园公司支付948万元的销售保证金。基于上述《合作合同》，唤星公司找到顺聚公司要求合作。2017年11月6日，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就诸暨碧桂园项目包销事宜进行合作，由唤星公司基于《合作合同》负责包销诸暨碧桂园项目的37套房屋，顺聚公司出资948万元交付给唤星公司，作为唤星公司向诸暨碧桂园项目开发商交付的销售保证金。同时，《合作协议》约定唤星公司在该诸暨碧桂园项目取得的销售佣金由顺聚公司享有优先利润1000万元整，即该诸暨碧桂园项目的销售佣金收入应当由唤星公司优先向顺聚公司支付1000万元后，唤星公司方可自行获取后续项目代理销售利润收益。《合作协议》生效后，顺聚公司依约向唤星公司支付了由顺聚公司出资的销售保证金。后唤星公司完成该诸暨碧桂园项目的销售代理工作，并已退还顺聚公司支付的销售保证金出资款，但未向顺聚公司支付优先利润1000万元。 2018年6月4日，顺聚公司向唤星公司发函，要求唤星公司支付该项目优先利润。经顺聚公司发函催讨后，唤星公司向顺聚公司支付了优先利润中的240万元，尚有760万元未向顺聚公司支付。2018年11月20日，顺聚公司委托律所向唤星公司送达《律师函》，再次向唤星公司催讨剩余的760万元优先利润款，但是唤星公司拒绝付款。2019年1月5日，碧桂园公司向顺聚公司函告确认，其与唤星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已履行完毕，并已按照约定向唤星公司支付佣金12487801元。但是，截止本案起诉之日，唤星公司依然以尚未收到碧桂园公司应当向唤星公司支付的佣金为由，拒绝向顺聚公司付款。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之间《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唤星公司应支付剩余款项，并承担逾期付款造成的利息损失、顺聚公司为解决争议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诉讼请求：1.唤星公司向顺聚公司支付760万元；2.唤星公司向顺聚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1591.23元（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760万元为本金按照央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每年4.35%自2018年11月25日开始计算，暂计算至2019年1月31日止为61591.23元，实际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3.唤星公司向顺聚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53231元。 被告唤星公司辩称：一、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后，与顺聚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顺聚公司仅出资948万元，其他合同义务全部由唤星公司履行等。《合作协议》生效后，顺聚公司支付了948万元，唤星公司完成项目的销售代理工作，且已经全额退还顺聚公司的出资款，支付了“240万元利润”，对此事实无异议。二、双方于2017年11月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关系，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标的项目的佣金款由顺聚公司（甲方）独享1000万元利润；第七条约定唤星公司（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返还甲方已支付本金968万元……以每日按照未返还本金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标准，直接证明了顺聚公司出资实际为借款，且符合民间借贷还本付息的特征。第二，《合作协议》不具有合作的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特征。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顺聚公司仅履行968万元出资（实际出资为948万元）与监督资金的义务。其他合同义务，包括商品房代理销售的主要合同义务全部由唤星公司完成。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过程中顺聚公司根本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在约定时间内只收取固定金额的收益，即所谓“独享1000万元利润”，且该收益的取得与合作结果无关，故不符合合作的特征。第三、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规定，本案唤星公司已全额归还借款本金，且支付240万元利息，远超年利率24%的上限，故顺聚公司再主张760万元利润、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及律师代理费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根据约定，顺聚公司出资968万元，且在3个月归还，其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需独享1000万元“利润”，回报率高达34%。事实上，唤星公司实际取得佣金收入是12487801元，扣除支付给中间人的120万元居间费用、销售成本、第三方的代理费用、人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税金等，根本没有什么利润，却要支付1000万元的利润，明显违反《民法总则》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综上，唤星公司认为案涉《合作协议》纯属虚假意思表示，双方隐藏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民间借贷，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本案应当按照真实的意思表示来审理，故顺聚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反诉原告唤星公司反诉称：2017年11月6日，唤星公司与顺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约定双方拟合作包销诸暨碧桂园项目的商品房，顺聚公司出资968万元，并对唤星公司的银行账户进行共管。唤星公司出资100万元，并全部履行与开发商签订《合作合同》，唤星公司应于案涉《合作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返还顺聚公司本金968万元，逾期日未返还本金的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元利润等内容。合同签订后，顺聚公司支付948万元。唤星公司支付居间费用120万元。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5月28日，唤星公司返还顺聚公司948万元（此款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为806291元）。唤星公司于2018年7月5日向顺聚公司支付“利润”90万元，同年8月23日支付“利润”150万元，合计240万元。综上，唤星公司认为案涉《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协议，实为民间借贷关系。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6条、第31条的规定，顺聚公司应当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因双方无法自行协商解决，故唤星公司提起反诉，反诉诉讼请求：顺聚公司返还唤星公司1593709元，并支付该款从2018年9月1日起至款项返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损失。 反诉被告顺聚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及其中约定的合作方式、由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元利润的付款方式等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非唤星公司所述的借贷关系。在商业合作中的合作模式有很多种，尤其在房地产代理销售行业中，因为要向业主方缴纳金额较大的保证金，资金的合作显得至关重要。若没有顺聚公司的资金合作，唤星公司根本不可能取得项目的销售代理权。双方除资金合作外，还存在其他性质的代理上的合作模式，顺聚公司提供了房产代理销售中驻场的渠道以及财务人员，顺聚公司的多位负责人与唤星公司的人员成立了微信工作群，实时进行了沟通交流，这些都是既定事实。因此顺聚公司认为唤星公司提起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合作协议》系当事人间基于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合意，协议中的付款条件属于缔约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资本运作行使的安排，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无证据显示存在当属无效的法定情形，各方当事人均应据约履行。唤星公司以虚假意思表示为由主张借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请求驳回唤星公司的反诉请求。 原告顺聚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合作合同》（编号20171104HX），证明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之间存在包销房产的事实；2.《合作协议》，证明唤星公司与顺聚公司达成合作的事实；3.《催款函》，证明顺聚公司向唤星公司催讨1000万元利润的事实；4.《律师函》及邮寄面单、投递记录查询，证明顺聚公司再次向唤星公司催讨剩余760万元利润的事实；5.《协助调查沟通函》及回函，证明唤星公司已完成案涉包销项目并已收到包销佣金的事实；6.《委托代理合同书》及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证明顺聚公司为解决唤星公司的争议而实际支付律师代理费153231元的事实；7.扣款业务自助回单2份，证明顺聚公司依约履行合作协议向唤星公司支付诸暨碧桂园房地产项目948万元保证金的事实；8.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证明唤星公司依约向碧桂园公司支付948万元保证金的事实；9.招商银行交易查询和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受理单（2018年8月23日顺聚公司财务总监胡佳燕），系顺聚公司财务总监和唤星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证明唤星公司已支付240万元利润以及唤星公司一直在按照协议支付1000万元的事实；10.微信诸暨碧桂园工作群截图、房屋租赁合同、资金支付凭证、银行卡，证明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除资金合作之外，顺聚公司实际合作参与该项目的销售、策划、推广工作，并派驻现场工作人员的事实。 经质证，唤星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唤星公司的合同义务除提供948万元保证金和代理销售外还需依据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履行其他合同义务，唤星公司在该合同中需要承担经营风险的包括回款保证金收取与退还、合作期满购买未销售商品房，承担违约责任等内容，双方合作期限从2017年11月4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证据2，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同的性质存在异议，该合同实际属于民间借贷合同。合法性存在异议，第五条约定的独享1000万元“利润”远超过民间借贷法律规定的上限，该约定无效。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唤星公司未收到。证据4，律师函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邮寄面单、投递记录查询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无异议，但顺聚公司实际出资金额为948万元，律师函同时证明顺聚公司在该合同中不承担经营管理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证据4的合法性及举证目的存在异议，双方实为民间借贷关系，顺聚公司要求支付的利润实为借款利息。证据5中协助调查沟通函印章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部分内容存在异议：1.顺聚公司未收到利润有异议，唤星公司实际已支付“利润”240万元；2.顺聚公司关于未支付利润的理由有异议，因该利润约定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唤星公司没有进行利润清算，利润金额尚未确定，且事实上案涉项目不可能取得1000万元或者以上的利润，故证明顺聚公司仅履行部分出资义务，但不承担经营管理风险，只收取固定金额的收益等事实；对回函印章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唤星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了全部销售代理义务，对于收到的保证金、佣金金额无异议，但支付时间有部分出入，基本正确；案涉商品房代理销售业务全部由唤星公司履行完成，顺聚公司没有参与经营管理。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举证目的存在异议。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及举证目的存在异议，该款实际属于顺聚公司向唤星公司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唤星公司确收到顺聚公司交付的借款948万元，并用于了约定的用途。证据9中的招商银行交易查询、转账受理单，真实性无异议，举证目的存在异议，该款名为支付“利润”，实为支付利息；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无异议，对于已支付24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一开始唤星公司确实是在支付利润，但后来唤星公司认为合作协议实质上是民间借贷的性质，就没有再继续支付，利润需要项目清算后才能确定，但该项目至今尚未清算。证据10中微信诸暨碧桂园工作群截图的内容无异议，但是不完整的聊天记录，主要内容是唤星公司代理销售情况的汇报，并不能证明顺聚公司参与了委托销售代理活动，故该证据不能证明顺聚公司参与了经营管理，也无法证明顺聚公司承担了《合作合同》中约定的经营风险；对房屋租赁合同、资金支付凭证、银行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但顺聚公司确实是派了一个财务在现场，持续时间一个多月。 经审查，本院认为，顺聚公司提供的证据1、2、证据4－9，证据10中微信工作群截图内容系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合作协议》以及支付款项的性质，将在下文予以详述；证据3，唤星公司质证未收到，顺聚公司未提供原件以及送达依据，故本院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证据10中房屋租金合同、资金支付凭证、银行卡未提供原件，本院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但唤星公司认可顺聚公司曾派驻财务人员在现场，故该部分待证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唤星公司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合作合同》，证明唤星公司与开发商碧桂园公司签订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并约定权利义务等内容的事实；2.《合作协议》、《律师函》、回函，证明唤星公司与顺聚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合同，实为民间借贷，本案应当按民间借贷来审理的事实；3.中国工商银行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顺聚公司于2017年11月向唤星公司支付出资款948万元的事实；4.宁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4份、POS签购单、电子银行汇票证实书、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支出交易明细，证明唤星公司分14次退还顺聚公司出资款948万元及支付“利润”240万元的事实。 经质证，顺聚公司认为，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合同相对方是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唤星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义务与顺聚公司无关。证据2，《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的真实意思是一个配资项目投资合同，唤星公司自身是想承揽碧桂园的包销代理业务，需要向碧桂园公司交纳保证金，在《合作协议》中唤星公司作为劣后方顺聚公司作为优先方，很多房产合作当中都采取这种配资模式，正是基于这种真实的意思表达顺聚公司是不承担项目风险，而是一个资金提供方，事实上顺聚公司在项目合作过程中也委派了工作人员监督资金安全和项目进展，这样的资金合作模式并不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且作为纯资本的项目投资方，获得盈收款清算之前的优先利润，应属合法有效，《律师函》、回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并不能证明唤星公司支付240万元利息的事实。 经审查，本院认为，唤星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至于《合作协议》以及款项的性质，将在下文予以详述。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7年11月6日，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拟就诸暨碧桂园项目（下称“标的项目”）进行合作，为此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标的项目为诸暨碧桂园项目，位于诸暨市城区〔具体房号详见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于2017年11月4日签署的《诸暨碧桂园项目包销合同》附件一，该包销合同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双拼37套；双方拟就标的项目进行合作，顺聚公司出资968万元，唤星公司出资100万元，合计1068万元作为保证金以唤星公司的名义支付给碧桂园公司，取得标的项目的包销资格，且唤星公司作为包销方进行包销，合作期满后，双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共享标的项目的收益；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7日内，顺聚公司出资968万元给唤星公司，唤星公司承诺将其中的948万元作为保证金专项支付给碧桂园公司，不得挪作他用，另20万元与唤星公司出资的100万元一起，作为项目合作居间服务费用，支付给中间人作为介绍业务的佣金；唤星公司承诺碧桂园公司向唤星公司支付的销售溢价款全部支付至以唤星公司名义开立的双方共管账户；双方一致同意，标的项目的销售佣金款由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利润，由共管账户优先支付至顺聚公司指定账户；双方一致同意，项目利润超过1000万的部分，全部归唤星公司所有；唤星公司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返还顺聚公司已支付本金968万元，若未按照约定时间返还顺聚公司已支付款项，顺聚公司须支付违约金给唤星公司，按照未返还本金总额的日千分之三作为标准；双方确认包销合同中约定的向碧桂园公司提供的发票由唤星公司提供；在签署本协议时，双方已认真阅读并知悉了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双方对协议的全部条款均无疑义，并对其有关权利义务条款以及责任限制、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准确无误的理解，双方保证不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或任何其他理由，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本协议及本协议内的任何条款；双方为解决争议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等内容。2017年11月10日、同年11月13日，顺聚公司分别向唤星公司电子汇划碧桂园项目保证金600万元、348万元。2017年11月13日，唤星公司向诸暨碧桂园公司转账保证金合计948万元。 2017年12月14日至2018年8月23日，唤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求华分9次向高玉飞转账合计606万元。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5月28日，唤星公司分5次向顺聚公司返还保证金4821904元。2017年12月30日，顺聚公司收到55万元。2018年3月30日，唤星公司股东王微婷代表唤星公司向高玉飞支付448096元。顺聚公司确认转入高玉飞账户的款项其认可。 2018年8月23日，顺聚公司财务人员向唤星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求华发送微信，要求再结点款，表示还有910万元。同日，吴求华即向顺聚公司指定的高玉飞账户转账150万元。 2018年11月20日，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受顺聚公司委托向唤星公司发送律师函，以截止2018年11月5日唤星公司已完成了诸暨碧桂园的销售代理工作，并退还了顺聚公司968万元出资款，同时向顺聚公司支付了约定1000万元固定利润中的240万元，尚余760万元未予支付为由，要求唤星公司收到函后3日内支付剩余利润760万元。次日，唤星公司收到上述律师函。 2019年1月4日，顺聚公司出具协助调查沟通函请碧桂园公司协助处理与唤星公司间佣金支付确认事宜。次日，碧桂园公司出具回函，就与唤星公司保证金及佣金结算回复该公司于2017年11月4日，与唤星公司签订包销协议，约定由唤星公司封闭式包销诸暨碧桂园双拼住宅37套，截止2018年12月31日，唤星公司已完成包销协议约定的大部分业绩目标，碧桂园公司需退还唤星公司948万元（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9月18日期间分5次退还），支付销售佣金12487801元（2018年1月12日至2018年12月3日期间分7次退还），另因保证金退还及佣金支付事宜，碧桂园公司额外赔偿唤星公司违约金12万元（2018年10月11日）。 另查明，2017年11月4日，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就碧桂园公司开发建设的诸暨碧桂园项目委托唤星公司为部分房源的销售代理人，37套合作房源由唤星公司销售，在委托期限内碧桂园公司无权另行委托第三人代理销售和自行销售，合作期限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唤星公司不得以低于约定的价格对外销售合作房源，但碧桂园公司同意唤星公司在约定的价格基础上提高价格销售（简称“溢价销售”）合作房源，如唤星公司成功溢价销售合作房源的，针对溢价部分，碧桂园公司承诺与唤星公司按照1：9的比例分成，归属于唤星公司的溢价款按约定的佣金计算时间以及方式支付；为保证唤星公司能高效率销售合作房源，以实现碧桂园公司的销售目的，唤星公司同意在签署同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碧桂园公司支付合作房源总房价款10%即948万元的销售保证金；针对唤星公司成功促成销售的商品房，碧桂园公司同意在该商品房购房者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约定付清首期房款的次月15日前，双方核对已销售单位明细，并在确认无误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唤星公司已经缴纳的签署对应商品房的销售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给唤星公司；若唤星公司未能在合作期限届满前将合作房源全部销售完毕的，则唤星公司必须于合作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以唤星公司自身名义与碧桂园公司签署所有未售合作房源的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唤星公司已缴纳但尚未退还的保证金将自动无息转为未售合作房源应付购房款的一部分；同时双方约定了回款保证金、费用划分、工作分配、权利义务等内容（其中570平方米左右的毛坯房包销一口价为300万元、360平方米左右的毛坯房包销一口价为200万元、精装豪装板房包销一口价260万元）。 再查明，顺聚公司工作人员与唤星公司工作人员共11人加有微信诸暨碧桂园工作群，顺聚公司工作人员有部分参与渠道、宣传、策划、财务等事宜。顺聚公司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支出律师代理费153231元。 本院认为：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性质可从争议条款以及款项的性质来分析，第一，关于顺聚公司出资948万元性质的理解。顺聚公司认为系其合作的出资资金，唤星公司认为系出借的本金。首先，依据案涉《合作协议》的主要约定以及实际履行，顺聚公司出资948万元，以唤星公司名义支付标的项目的保证金，取得标的项目的包销资格，唤星公司作为包销方进行包销。因此顺聚公司在双方的合作交易中并不是简单地将资金“出借”给唤星公司，而是在标的项目并未完全落实前承担几乎所有的出资，使标的项目可以成功设立并展开经营，这要承担比一般借款给企业更高的项目失败的风险。其次，虽然《合作协议》未约定顺聚公司的销售义务，但从双方工作人员成立的微信群看，顺聚公司人员有参与标的项目的销售、策划等经营活动。据此，唤星公司948万元的出资并不符合民间借贷仅出借款项的特点。再次，《合作协议》虽约定唤星公司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返还顺聚公司已支付本金968万元，若未按约返还，须支付违约金。但因为协议约定该款是用于交纳保证金，而保证金会依据与碧桂园公司的《合作合同》约定的销售进度予以返还，且上述返还的保证金均系进入唤星公司账户，故顺聚公司解释该条实际系双方依据资金回笼预测达成的一个回款期限也符合常理。第二，《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标的项目销售佣金款由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元利润”是否为约定固定收益。首先，双方均在庭审中认为该条款系顺聚公司从标的项目销售佣金款中享有1000万元的约定，并不存在结算利润的说法。在此前提下，该条款结合其后第六条“项目利润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全部归唤星公司所有”的约定，顺聚公司解释系其在标的项目销售佣金款中优先享有1000万元，超过部分均归唤星公司所有的理解，较符合文义。其次，依据双方履行合同时的微信群记录，当时唤星公司人员在询问“销售360平方米245万元、570平方米345万元的价格是否愿意接受”时，双方人员均表示低了，即便当时依据该价格结合唤星公司与碧桂园公司签订《合作合同》包销一口价以及溢价销售的分成，标的项目销售佣金也可在1500万元左右，更何况此前唤星公司人员要求的销房报价更高。再次，唤星公司在质证中对支付的240万元款项也认可一开始确实是在支付利润，但后来认为实质上是民间借贷的性质，就没有再继续支付了。综上所述，从双方订立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真实目的来看，双方约定“标的项目销售佣金款由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元利润”是对标的项目收入所作的分配，尽管系由顺聚公司先优先享有，其后超过部分均由唤星公司享有，也是双方意思自治一致的结果。故该约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需支付顺聚公司固定收益1000万元，即非利息约定。因此，从合同约定、履行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上分析，《合作协议》作出上述安排的目的，仍在于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利润，并非借贷。在处理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的对内关系上，本院更应尊重合同约定，并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故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真实有效，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有关“标的项目销售佣金款由顺聚公司独享1000万元利润”是对标的项目收入所作的分配，属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该条款公平合理，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属合法有效。依据碧桂园公司出具的回函，其已支付唤星公司销售佣金12487801元。又依据顺聚公司与唤星公司在《合作协议》中的约定，由顺聚公司享有1000万元，现唤星公司仅支付240万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虽协议未约定1000万元的支付时间，但顺聚公司已于2018年11月20日向唤星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三日内付款，且唤星公司未提出异议，现顺聚公司要求唤星公司支付剩余76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1月25日起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合作协议》约定双方为解决争议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现顺聚公司要求唤星公司赔偿其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53231元，合法有据，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唤星公司主张案涉《合作协议》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应按民间借贷处理的答辩以及反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760万元； 二、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760万元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三、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53231元； 四、驳回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 如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6650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1504元，由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9144元，减半收取9572元，由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负担。 杭州顺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杭州唤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夏婧静 人民陪审员  吴晓敏 人民陪审员  冯农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来亚娜 书记员夏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