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3民初10733号原告：胡岳龙，男，1964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长沙市芙蓉区，居住地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长沙市雨花区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绍生，长沙市雨花区湘江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地标大厦第26-27楼。负责人：樊志江，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诚明，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被告：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508-3号君逸康年大酒店10楼、11楼。负责人：王晓东，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雄贵，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胡岳龙诉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被告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幸福人寿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方群英独任审理，于2019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岳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刘绍生、被告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诚明以及被告幸福人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胡岳龙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继续履行原告与被告信达公司的劳动关系；2．请求判令二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工资709,830元（工资按7,887元/月的标准自2011年10月计算至2019年4月）；3．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00年3月28日与被告信达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07年12月29日，原告被抽调到被告幸福人寿公司工作。二被告系同一系统的两个用人单位，原告的调动属于系统内人事调动，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连续性，原告在被告幸福人寿公司工作期间不存在旷工离职情形。被告以不支付原告工资的方式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不服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信达公司辩称：第一，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于2007年12月29日由信达公司调任至幸福人寿公司。原告此后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由幸福人寿公司支付和缴纳，其受幸福人寿公司的管理，并于2008年、2009年被幸福人寿公司评选为年度优秀员工，其与幸福人寿公司已建立事实劳动关系，信达公司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07年12月29日解除。第二，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系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而本案劳动关系的解除是通过调任的方式实现的，且对调任本身原告以实际行为表明双方已达成合意。事实上，距与原告劳动关系解除已十余年，且原告本人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双方亦不可能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第三，原告与信达公司在2011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信达公司无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幸福人寿公司辩称：第一，原告与幸福人寿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事实解除。根据幸福人寿公司提供的考勤打卡记录、员工考勤管理办法、法院裁判文书等证据可知，原告自2010年开始因个人债务原因四处躲债，已无法按时正常上班，更无法提供正常的劳动。原告在岗期间，幸福人寿公司多次与原告沟通，要求其尽快解决债务缠身问题，但原告在客观上已不能解决。因原告不能正常提供劳动，幸福人寿公司于2011年2月免去原告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的职务。此后不久，原告未再回幸福人寿公司上班。因双方失去联系，且原告自2010年开始未正常上班，自2011年9月后完全未为幸福人寿公司提供劳动，未接受管理，幸福人寿公司不具有向其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双方劳动关系事实终止。第二，原告的仲裁请求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原告自2011年9月开始便未再向幸福人寿公司提供正常劳动，幸福人寿公司无义务向其支付劳动报酬，故原告申请仲裁的时效应当于2012年10月届满，且不存在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第三，劳动既是劳动者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劳动报酬的取得必须建立在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基础上。原告未提供劳动，未履行相应义务，被告出于人文关怀坚持给原告发放工资至被人民法院通知冻结其工资收入，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5月。至此，幸福人寿公司已经尽到了应尽义务。双方事实上解除劳动关系并停发工资后，原告未向被告进行过任何主张，事实上双方已对劳动关系解除形成合意。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案有效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定以下案件事实：1999年9月5日，原告入职信达公司长沙办事处工作。2000年3月28日，原告与信达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起始时间为1999年9月5日，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安排原告在资产管理部工作。2007年12月20日，信达公司作出信长发［2007］25号《关于抽调工作人员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的通知》，通知载明：“根据信总函［2007］304号‘关于配合筹建幸福人寿保险分公司的通知’的精神，经本人自愿、办事处党委统一，抽调胡岳龙等同志参加幸福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筹备组工作。请在2007年12月29日前做好工作交接。2008年7月1日，幸福人寿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自此原告在幸福人寿公司工作，其工资亦由幸福人寿公司发放。2011年2月14日，幸福人寿公司作出幸福寿湘发［2011］11号关于胡岳龙免职的通知，该通知载明：“经研究决定，免去胡岳龙团体/中介部总经理助理职务”。2011年8月2日，幸福人寿公司收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2011）芙执字第7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中请求协助执行事项为：“一、协助冻结胡岳龙在幸福人寿公司的实际工资及收入共计266,465元；二、冻结期限为2011年8月2日至冻满上列款项为止”。2018年8月，原告向幸福人寿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1年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使自己落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恳请组织念及我以往的工作业绩及我身体的现状给予重新工作的机会。”另查明，原告以信达公司为第一被申请人、幸福人寿公司为第二被申请人向湖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湘劳仲案字［2019］066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所有的仲裁请求”。原告对该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本院。还查明，幸福人寿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5月，此后原告自行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幸福人寿公司向原告支付工资至2011年9月。本院认为，原告于2007年12月20日接受信达公司的抽调参加幸福人寿公司的筹备工作。在幸福人寿公司筹备并成立后，原告并未返回信达公司工作，而系接受了幸福人寿公司的管理，从事由幸福人寿公司安排的有报酬劳动，且原告工资、社会保险亦由幸福人寿公司发放和缴纳。因此，原告的用人单位主体已由信达公司变更为幸福人寿公司，原告与信达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自2008年6月30日终止，原告与幸福人寿公司于2008年7月1日建立事实劳动关系。因此，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其与信达公司的劳动合同之诉请，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幸福人寿公司抗辩原告自2011年9月后未再向其提供劳动，并提交了考勤记录、原告朋友圈定位截图，协助执行通知书以及原告的情况说明，可以认定原告自2011年9月后未为幸福人寿公司提供劳动，幸福人寿公司亦未再向原告支付工资，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幸福人寿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8年5月，此后原告自行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亦可视为双方劳动关系已实际解除。因此，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其自2011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工资之诉请，亦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岳龙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胡岳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方群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姚倩书记员冯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