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15915号原告：高英梅，女，1954年6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生，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负责人：陈东辉，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英梅（以下称原告）与被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以下称被告）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任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317482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1日，被告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原告名下价值12252068．33元的财产，并由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当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财保1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原告名下价值12252068．33元的财产，并随之将原告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X房屋（以下称2202房屋）查封。但当时原告已将该房屋转让给第三人、正准备办理过户登记。如果不能依约过户原告需承担巨额违约责任。为减少损失，原告四处筹措资金并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提供反担保，请求变更冻结原告筹措的12252068．33元资金以解除对2202房屋的查封。2017年12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财保1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原告名下12252068．33元存款并解除对2202房屋的查封。2017年11月21日，被告以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为由将原告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原告支付其律师费、逾期利息等共计12252068．33元。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支付被告律师费2020000元。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应当准确把握诉讼请求数额，其明知未代理原告执行阶段却仍主张该阶段的律师费，其明知原告在以房抵债过程中将超过债权部分的金额支付给了执行法院却仍主张该部分款项的律师费，被告这两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均导致原告更多资金被冻结，并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二审判决后被告不积极申请强制执行致使原告经济损失进一步扩大。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第一，在原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原告恶意拖欠律师费，违背了合同约定及诚信原则。被告按照法定程序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担保，同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不存在任何错误。第二，在原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被告始终主张为原告提供了符合约定的代理工作，有权按照合同约定主张律师费并申请财产保全。被告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及过失，虽然客观上裁判结果与诉讼请求存在差距，但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请求未全部获得支持不等同于诉讼请求错误。第三，原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二审判决后，履行判决是原告的义务，其应积极联系被告及法院履行义务，而是否申请执行是被告的权利。事实上被告始终积极配合执行法官确认履行金额、解除财产保全，不存在原告所述的不积极申请强制执行造成其损失的情况。第四，原告所述的被告申请查封的财产金额及查封开始时间属实，但什么时候解封的不清楚，且与被告无关。原告应该举证证明系通过贷款的方式提供的反担保，对于原告主张的贷款年利率不认可，没有其他要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原告提交2017年11月1日本院作出的（2017）京0105财保197号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要求查封、冻结原告名下价值12252068．33元的财产。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交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2017）京0105财保1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证明本院基于（2017）京0105财保197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原告名下的2202房屋，为保证房屋买卖的正常交易，原告提供存款作为反担保，法院裁定查封原告名下账户内12252068．33元存款，并解除对2202房屋的查封。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提交（2018）京0105民初14132号民事判决书、（2018）京03民终1009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起诉原告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律师费202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被告错误申请查封原告1000多万元的财产，且判决认定被告并未代理原告执行阶段，收费标准远超过相关部门的规定。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2018）京0105民初141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记载如下：“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厚大合川律所与高英梅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厚大合川律所是否代理执行阶段及再审阶段，是否有权继续收取代理费并要求赔偿损失；二是高英梅实际取得的执行案款金额及厚大合川律所有权收取的代理费金额。关于争点一。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不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厚大合川律所主张代理执行阶段和再审阶段，则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双方陈述及各自举证，可以认定厚大合川律所向高英梅提供过执行申请书，但执行案卷宗中并无任鹏的代理手续，执行裁定亦未记载高英梅有代理人，询问笔录、送达回证等各项文书中均无任鹏签字，且厚大合川律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昌平法院提交了代理手续并实质代理了抵债房产的解押、拍卖、过户等事宜。任鹏虽在微信中表明向高英梅转交了再审申请并要求高英梅出具相应委托手续，但再审裁定同样未记载高英梅有代理人，厚大合川律所亦未举证证明其向法院提交了代理手续、在再审阶段实施了代理行为。厚大合川律所就其主张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但是，究厚大合川律所未代理执行及再审之原因。第一，现虽无任鹏与高英梅一同申请执行立案的证据，但高英梅采用了任鹏提供的执行申请书的实质内容，现无证据表明高英梅曾出具过授权委托书，要求任鹏代理执行及再审而任鹏拒绝代理。第二，任鹏于2017年3月9日微信催要再审委托手续。第三，任鹏于2017年3月27日微信告知高英梅执行案可获得的违约金数额。第四，厚大合川律所申请保全后，高英梅及亲友在与任鹏协商的过程中表达了歉意并作出支付200万元代理费的意思表示。综合全案，本院有理由相信任鹏对继续代理执行及再审持积极态度、有积极作为。实施诉讼代理、参与诉讼活动以委托人出具符合规定的授权委托书为条件，《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及高英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厚大合川律所的代理范围包括代为提交各种申请和申请执行，未明确厚大合川律所代理执行，但《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的后期费用支付条件为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根据公平原则，应视为高英梅委托厚大合川律所代理执行。高英梅接受厚大合川律所撰写的执行申请书后，并未主动出具授权委托书，现无证据证明其不出具有合理事由，故厚大合川律所有权要求高英梅支付相应的代理费并要求赔偿损失。关于争点二。《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如委托事项超过一年未结的，高英梅需另行支付2万元作为前期费用，现厚大合川律所已代理事务涵盖2015年1月代为立案至2016年3月向高英梅提供执行申请书，且未代理执行及再审系因高英梅所致，厚大合川律所要求高英梅支付2万元前期代理费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委托事项办结且案款执行完毕，超过本金1000万元的部分归厚大合川律所所有。被执行人以评估价2200万元的房屋抵偿其对高英梅的16608961．58元债务，且高英梅已向昌平法院支付5391038．42元差价，故高英梅实际收到的执行案款为16608961．58元，据此高于1000万元的部分，即6608961．58元均应归厚大合川律所所有。《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第二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与委托人约定的财产利益的30%。《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标的额，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立案时有确定数值的诉讼请求额为10302465．75元，据此计算厚大合川律所的收费比例高达64．8%[（6608961．58+70000）/10302465．75],远高于上述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费比例，应予以调减。根据执行案卷宗记载的执行过程，高英梅为获得执行案款，经历了解除被执行人名下房屋的抵押权、房屋一拍但流拍、二拍但流拍、确定以房抵债方案、办理房屋过户等一系列过程，期间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厚大合川律所并未实际代理执行及再审，无相关成本付出，据此代理费亦应调减。综合考量根据《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规定的不同收费办法计算的收费金额，厚大合川律所已从事的代理事项，案件执行及再审过程的复杂程度，双方定约时的合理预期、履约中的态度变化，矛盾磋商中的意见等多重因素，本院酌定高英梅支付厚大合川律所后期费用200万元。关于利息。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高英梅应支付厚大合川律所前期费用2万元及后期费用200万，但并未支付，构成违约。虽然双方没有明确约定逾期付款支付利息的违约责任，但利息应属合理损失范围。2017年8月15日，高英梅签收（2016）京0114执2425号执行裁定，以房抵债的房产财产权于该日转移，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协议》，代理费应于2017年8月18日前支付，故本院将利息起算时间调整为2017年8月19日。利息计算标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保全费及担保费用。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对其财产进行保全。厚大合川律所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为此支出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及担保费用24504元，系因依法追索合同债权而发生的合理损失范围，厚大合川律所要求高英梅负担，本院予以支持。”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高英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前期费用2万元、后期费用2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202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017年8月19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被告高英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保全费5000元及担保费用24504元；三、驳回原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厚大合川律所不服上述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2018）京03民终100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提交其与被告代理人任鹏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被告对原告应获得的具体债权数额是明知的。被告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原告提交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及补充协议，证明在被告申请保全查封2202房屋期间，原告已将该房屋出售，为避免违约损失只能提供存款作为反担保。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原告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证明因被告迟迟不向法院申请执行，其于2018年9月5日主动申请法院履行判决。被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提交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复印件，证明原告名下被查封的存款于2018年9月20日解封。被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提交其代理人任鹏与原告的对话录音光盘及书面整理资料，证明在双方沟通中，原告对于代理费的支付、金额及希望被告能对原告谅解进行表态的过程。原告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本院认为：申请财产保全是法律赋予诉讼当事人的一种诉讼保障性权利，其目的在于防止当事人转移、隐匿、变卖财产，使得法院的生效判决得以顺利执行。本案中，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查封原告名下价值12252068．33元的财产。本院据此作出（2017）京0105财保1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原告名下价值12252068．33元的财产，并实际查封了2202房屋。后原告提供反担保，本院据此作出（2017）京0105财保1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2202房屋的查封，并冻结原告名下账户内12252068．33元银行存款，冻结期限自2017年12月4日至2018年9月20日止。采取保全强制措施对于被保全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行使具有限制性，在一定范围内会影响当事人的财产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存在错误；2、原告是否因诉前财产保全遭受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本质上是侵权责任纠纷，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进行原则性规定外，并无法律对此进行特别规定。故在处理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时应当适用一般侵权责任过错归责原则。实践中，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通过法院最终生效判决予以确认，但当事人认为合理的诉讼请求不被人民法院认定支持的情况亦存在。故判断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属于“申请有错误”的情形时，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与申请人诉讼请求之间存在的差异，即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未能全部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客观方面，另一方面是申请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过错的主观方面。本案中，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起诉要求原告支付代理费12020000元、相关利息及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用24504元。根据已生效的（2018）京0105民初14132号民事判决书，可以确认以下几点：第一，根据双方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应视为原告委托被告代理执行，但原告接受被告撰写的执行申请书后无合理事由未主动出具授权委托书，故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支付相应的代理费并要求赔偿损失；第二，被执行人以评估价为22000000元的房屋抵偿对原告的16608961．58元的债务，原告需要向昌平区人民法院支付5391038．42元的差价；第三，原告实际受偿的债务为16608961．58元，根据《专项法律服务协议》约定，高于10000000元的部分即6608961．58元应归被告所有；第四，综合考量《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人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试行）》的规定、被告已履行的代理情况、案件执行过程、双方定约时的合理预期、履约中的态度变化等因素，本院对原告应支付的代理费进行酌定。最终，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代理费共计2020000元及利息、保全费5000元、担保费24504元。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在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提起诉讼时，对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效力的判断、对于有权向原告主张代理费及损失的判断、对于超过10000000元部分归被告所有的判断与本院的认定是一致的，只是最终本院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对代理费金额进行了酌定。故本案不能简单的以被告的诉讼请求与法院判决结果不一致为由即认定被告申请财产保全错误。被告作为专业诉讼代理人，应知晓原告向昌平区人民法院支付的5391038．42元差价部分不应视为原告实际受偿的金额，被告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将该部分金额列入，未尽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存在主观上的过错。故就该部分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被告应当对原告进行赔偿。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执行延误一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终审判决后，本院实际于2018年9月20日解除对原告名下账户内存款的冻结。综合考虑裁判文书的送达、履行期间、申请执行及解除保全所需要的期间等因素，一个月的执行及解封时间符合常理，亦符合法律规定。故就原告称被告在申请执行中存在拖延造成损失扩大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判断是否存在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造成损失时，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被保全人存在实际损失；二是损失的出现与错误的财产保全申请有因果关系。本案中，因被告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查封原告名下2202房屋，原告为确保房屋得以正常交易提供存款作为反担保。因冻结金额高达12252068．33元，数额巨大，虽被冻结款项仍在原告名下账户中，但此期间原告仅能获得活期存款利息，无法正常使用资金或用于投资经营，影响资金流动，客观上产生了经济损失。原告现主张存款被冻结期间贷款利率和活期存款利率的差额为其损失，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具体计算标准由本院依法酌定。综上，被告在申请查封原告名下价值5391038．42元的财产时存在过错，应对因此诉前财产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即该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差，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高英梅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四日至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期间被冻结存款的利息损失（以5391038．42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减去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之差计算）；二、驳回原告高英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62元，由原告高英梅负担2383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厚大合川律师事务所负担367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文丹人民陪审员  周建菊人民陪审员  武智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贾亚军书 记 员  刘旭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