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21刑初230号公诉机关台安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徐永爽，男，1967年5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台安县，捕前住辽中区。因敲诈勒索嫌疑，于2019年5月1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6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鞍山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钧，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台安县人民检察院以台检刑检二部刑诉（2019）20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永爽犯敲诈勒索罪，于2019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台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景成、检察官助理李鸣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永爽及其辩护人**钧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台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2年11月至2018年5月，牛某2(另案处理)、徐某2(另案处理)为勒索周边棚菜收购人员钱财，合谋共同出资成立“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网罗徐某3(另案处理)、牛某3威(另案处理)等人，在台安县周边区域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采用恶意抬高蔬菜收购价格，堵截、跟踪收菜车辆，打骂威胁棚菜收购人员及阻止菜农向棚菜收购人员出售蔬菜等手段，先后多次向棚菜收购人员马水利、佟碧等人强行索要“代收费”。期间，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被告人徐永爽伙同徐某3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从牛某2、徐某2手中承包下此蔬菜收购站，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采用威胁、恐吓、滋扰等方式向谢某、樊某、曹某、董某2、郭某1、朱某1、徐某1、董某3、杨某、牛某1、田某、朱某2和刘某等棚菜收购人员强行索要“代收费”共计人民币56500元。2019年5月18日，被告人徐永爽被抓捕归案。公诉机关为上述指控向法庭举证，即证人黄某、孙某、董某1、王某1、魏某、郭某2、门长满、郭某3的证言，被害人马某、佟碧、谢某、樊某、陈某、姜某、遇林、曹某、董某2、郭某1、朱某1、徐某1、董某3、杨某、牛某1、田某、朱某2、刘某的陈述，同案犯牛某2、徐某2、牛某3为、牛某3威、徐某3、徐某4、王某2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徐永爽的供述和辩解，徐某3辨认作案现场笔录，无犯罪记录证明，刑事判决书，死亡注销证明，人员档案，调取证据通知书，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营业执照，证明，牛某2、徐某2经营的收菜站，地磅，办公室以及现场概貌照片，情况说明，扣押清单，场地出租合同，证明，户籍证明，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永爽为谋取非法利益，以牛某2、徐某2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成立的蔬菜收购站为依托，采用滋扰、纠缠、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徐永爽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辩称我承包的是场地，不是菜站。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用威胁、恐吓的手段向收菜车主收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徐永爽不应该按“恶势力”犯罪处理。其行为仅与徐某3合伙承包菜站，不听从纠集者安排，没有纠集他人，没有具体参与，犯罪数额较小。本案的菜站均由徐某3经营，“代收费”由徐某3收取，被告人徐永爽在本案中起得作用很小，属从犯。本案的犯罪数额应为46000元。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为攫取经济利益，同案犯牛国伦与时任台安县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的同案犯徐某2借用营业执照，合谋共同出资，在台安县建立了“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以下简称菜站），开始对周边棚菜收购人员实施勒索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至2018年5月的6年间，同案犯牛某2、徐某2以血缘、家族关系为纽带，网罗、组织、指挥有前科的同案犯徐某3、徐某4，社会闲散人员同案犯牛某3威、王某2及同案犯牛某3为等人，在台安县周边区域逐步形成了以同案犯牛某2、徐某2为首要分子，同案犯徐某3、牛某3威为骨干成员，同案犯徐某4、牛某3为、王某2为积极参加者，人员固定、分工明确、配合协作，有组织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通过长期的恶意抬高蔬菜收购价格，跟踪、堵截收菜车辆，故意伤害、打骂、威胁棚菜收购人员及阻止菜农向棚菜收购人员出售蔬菜等暴力、威胁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对黄沙坨镇下薄村及周边区域棚菜收购行业实施非法控制，给从业人员及周边群众造成较大的心理威慑，致使人民群众安全感下降，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2012年11月至2018年5月，该犯罪集团以收取“信息费”、“代收费”、“保护费”、“保价费”为名，以每斤1分、2分、5分等不同标准多次向被害人马某、佟碧、谢某、樊某、陈某、姜某、遇林、曹某等18名棚菜收购人员强行索要人民币718200元。期间，同案犯牛某3为辅助同案犯牛某2恶意抬高菜价。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间，被告人徐永爽伙同同案犯徐某3以人民币100000元的价格，从同案犯牛某2、徐某2手中承包该菜站，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同样以上述方法向被害人朱某1索要人民币12000元、被害人牛某1索要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谢某索要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董某2索要人民币4500元、被害人曹某索要人民币5000元、被害人郭某1索要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徐某1索要人民币6500元、被害人董某3索要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杨某索要人民币10000元、被害人田某索要人民币2500元、被害人朱某2索要人民币3500元、被害人刘某索要人民币500元。2019年5月18日，被告人徐永爽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我外甥牛某3威找我去菜站做饭，我比黄某晚去一阵，干到2013年大棚的黄瓜结束。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牛某3威、徐某4、王某2、黄某。徐某3、牛某3威、徐某4经常去大棚看收菜情况，督促车主回来过磅检斤，王某2开具记帐小票、收钱，黄某收拾卫生。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1月2日开始，牛某3威找我到牛某2的菜站工作2年，负责打扫卫生，每个月给我1500元，每年大概干5、6个月。菜站还雇佣了徐某3、“大双”、徐某4、王某2、孙某。孙某和我主要做饭，徐某4没干多长时间，他在菜站看着车过磅，大多数是王某2过磅收钱，他要是不在，就“大双”、徐某3帮着代收，收完的过磅小票和钱每天晚上结算时给牛某2，牛某2不去菜站由“大双”带回去。3、证人董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刘某的舅舅。牛某2要求拉菜的车主到他的菜站收菜，并要求我们棚户用小车将菜运到菜站装车。刘某是收菜的车主之一。2013年4月的一天，我把菜运到菜站，正往车上装菜，听到刘某跟徐某3在那吵吵，徐某3手里拿把一米左右的砍刀，刘某吓得跑到车里，我问徐某3咋回事，他也没说啥，拿着砍刀突然砍到我的右后背，当时我就直不起腰，蹲在一边说不出话。后牛某2和“大双”送我去医院。2013年5月1日，我去恩良医院做检查发现有根肋骨被徐某3砍折了。后牛某2给我20000元医药费。因害怕我家大棚被烧，就一直没报警。下薄村的大部分村民都知道我被徐某3砍伤。从牛某2的菜站成立后，到下薄村拉菜的车主都要给牛某2交钱，否则不能在下薄村收菜。这个收菜站对我们菜农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我们还得搭上车脚钱。有时牛某2控制菜价，把菜价压低，有时抬高菜价，逼迫其他车主交钱，老百姓没受益。4、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我是下薄村的村民，牛某2菜站刚成立，他让我帮着收钱。王某2负责开票、收钱，开的是两联单，把其中一个票和钱给我，晚上我给牛某2送去对账。后因牛某2给我1500元太少，我也觉得收费不怎么合理，干1个月就不干了。我在菜站那个月，因黄瓜没下来，收入比较少，能收10000多元。我在菜站时，徐某3、牛某3威、徐某4、王某2也在那，孙某做饭，黄某打扫卫生，牛某2不经常在那。5、证人魏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前后，徐某3介绍我在牛某2菜站工作过一段时间。徐某3在收菜站开个饭店，让我帮忙送餐，平时没事帮着看看哪台车进收菜站过磅，告诉徐某3，他给我工资3000元。牛某2不怎么来菜站。6、证人门长满的证言：证实牛某2从2012年开始租用我家的土地经营菜站，每年租金5000元。我与牛某2有书面协议，现在找不到了。第一年牛某2开车带我到徐某2的木材厂，给徐某2打电话后，给我拿5000元钱，以后每年我都去菜站取钱。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是牛某2找我谈的。2014、2015年分地时，徐某2整事儿，把我的地分到别的地方，想不给我地租钱，我和他吵了一架，他又把地还给了我。7、证人郭某3的证言：证实我在下薄村种了两栋大棚。三年前，因周边的大棚有被人损坏或者着火等情况，我们6组组长徐士发组织棚户安装监控设备，硬盘安装在我家。安装一年左右，摄像头陆续被人偷走。8、证人郭某2的证言：证实我是牛某3为的妻子，牛某2是我公公。地利超市是沈阳的一家超市，牛某3为在2018年4、5月往这家超市送黄瓜。9、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11月，牛某2把我们收菜的车主朱某1等人找到大张街里一家饭店吃饭，告诉我们他成立收菜站了，要求我们收菜后必须到他的菜站过磅，以每斤2分钱的价格收费。如果谁不去他就抬高菜价，还扬言不交钱就砸车。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12月，牛某2不让我们自己开车到大棚收菜，车必须停到他的菜站，雇三轮车到大棚收菜，收完拉回菜站统一过磅交钱，每月交1500元至2500元。从2014年开始不用过磅，每月直接去菜站交800元至1200元不等。牛某2不出具收据，自己有帐本。这几年，我大约交了40000元“保护费”。收钱人员有牛某2、王某2。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没看到过徐某2。牛某2没有提供任何服务。牛某2的儿子“二双”、侄子“大双”、徐某4、徐某3，还有几个小痞子帮他收钱。谁要是不交钱他就让手下的人砸谁收菜的车，我的车在菜站被徐某4砸过。2013年，刘某和他姨夫因过磅交钱的事被徐某3打了。朱某1的收菜车因收菜的事被牛某2雇的徐某3、“大双”、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开着老普桑追过。我们收菜的车主不给牛某2交钱，大棚的菜农都不敢卖我们菜，害怕牛某2这伙人破坏他们的大棚。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10、证人佟碧的证言：证实我干收菜这一行已经九年，开始在下薄村收菜时，牛某2没要钱。2012年，牛某2成立菜站前，把我们这些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饭店，吃饭时他提出要成立菜站，要求我们这些车主到他的菜站检斤，然后按重量每斤提1分钱的“税钱”。当时包括我在内很多车主没去，不想给他钱，他就挨个给我们打电话催要，也给我打电话了，我看大部分人都去交钱了，不想找麻烦，所以才给他这份钱。2012年菜站成立至2018年中旬，我向菜站交50000元“代收费”。开始两年去菜站过磅，按每斤2分钱或5分钱收，第一年交了8000元，第二年交了10000元。后几年不去菜站过磅，牛某2根据我们每人收多少棚子，每月拉多少斤菜，向我们要钱，后几年每年大概交8000元。每个菜季从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6月，正常情况每年向菜站交7个月“代收费”，我们在沈阳批发市场租的车位都是到6月末。钱交给牛某2、牛某4、牛某3威。牛某2没有给我出具凭证。2016年徐某3承包的一年，我没交过钱。据我所知，有20多人交钱。如果不交钱牛某2就会抬高菜价，增加收菜成本，但牛某2没有提供什么服务。听说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11、证人樊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至2018年，牛某2大约收我“保护费”39000元。牛某2没提供什么服务，如果不交钱就不让收菜。他收了20多人的“保护费”。菜站是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代收费”的标准由牛某2定。1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我是2009年开始收菜的，那时就向牛某2交钱，每月收300至500元。2012年他在村上开个菜站后就收得多了。2012年至2013年，牛某2按每斤2分钱收“保护费”，2013年至2017年，每月固定收1500元，2018年1月，每斤2分钱，2月到5月每月收15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王某2。这些年，大约收我“保护费”50000元。我们交“代收费”的标准都是牛某2定的。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伙经营的。牛某2雇了牛某3威、徐某4、徐某3、黄某及姓孙的小伙。牛某3威开票收钱，谁不过磅交钱，就打电话催要，有时帮助牛某2给收菜车过磅，有时开车溜道看哪台车没过磅，徐某4、徐某3及姓孙的小伙和牛某3威干一样的活，黄某打扫卫生。牛某2没有向我们提供服务，如果不交钱就不让收菜，或者让他儿子牛某3为抬高菜价。我们交“代收费”的标准都是牛某2定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13、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我报案是因牛某2恶意抬高菜价，在我们收菜车上收取费用。我从2014年开始交钱，2018年年前每收一车菜就去牛某2菜站称重，每车5000斤，交100元。2018年年后，按月收费。这些年，我大约每年被敲诈5000元，共交了约200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徐某3、“大双”等。我们不敢不交钱，如果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3为抬高菜价，我们就没有利润了，还有牛某2雇佣的牛某3威、徐某3等几个人，我们都挺害怕的，谁也不敢不交钱。14、证人遇林的证言：证实我从事收菜行业10多年，一直自己收菜。我们收菜的车主每年给牛某2交钱，他就不抬高菜价，我们正常收菜，不交钱，他就抬高菜价，从而影响我们收菜，我们不收菜了，他也不收菜，从而影响菜农。我从2012年年底菜站成立到2018年向菜站交了5年钱，徐某3承包那年，我没交钱，共计交了40000元。每年按月交钱，每月交钱不等，年前交800元，年后交1000元。钱交给牛某2、王某2、王某3，都是现金交付。我知道有大约20人向牛某2交钱。菜站是由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买家。15、被害人谢某的陈述：证实2015年年底至2018年我自己在蔬菜大棚收菜到市场卖菜。我2015年大概交牛某24000元。2016年大概交4000元。2017年徐某3和徐永爽承包一年，我向徐某3交1000元，向牛某2交3000元。2018年向牛某2交8000元。这些年，我大约交了20000元的“保价费”，钱给过牛某2、牛某3威，2018年时还有个男的收钱。有时是出车就给钱，有时是按月交钱，牛某2按我在大堑村有多少个棚子向我要钱，不固定。刚开始我不想交这份钱，牛某2天天打电话，告诉我去他的菜站唠唠，我没去，也没搭理他。牛某2的儿子牛某3为就在我收菜的村抬高收菜价格，目的是让我收不到菜，连续两个月，我提高收菜价格2、3毛某收到菜，成本提高了很多。这时牛某2还是给我打电话让去他菜站谈谈，我被迫去了，见面后他让我交“保价费”，不交钱就让他儿子抬高菜价，我被迫同意交钱。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我没给牛某2“保价费”，“大双”多次到我收菜的棚户，要求棚户将菜拉到牛某2的菜站，称牛某2的收菜价格比我的高，不让我收菜，逼我去给牛某2交“保价费”。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客户。16、被害人曹某的陈述：证实我们收菜的车主每年给牛某2交钱，交钱他就不抬高菜价，我们正常收菜，否则他就抬高菜价，从而影响我们收菜，我们不收菜了，他也不收菜，从而影响菜农。2012年菜站成立我就交钱。第一、二个菜季分别交了7000元，都是去菜站过磅，出一趟车交一回钱。之后的几年不去菜站过磅，都是按月交钱，每月月初给我们打电话收钱。牛某2按我们收的大棚个数收钱，每年都向他交7000元。徐某3和徐永爽承包的一年，我交了5000元。这些年共交了40000元。钱给过牛某2、牛某3威、王某2、徐某3。2018年时，我看到过王某3的车，没见过他人。我知道大约20人向牛某2交钱。菜站是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没有固定买家。17、被害人董某2的陈述：证实2011年至2018年，我在蔬菜大棚收菜去市场卖。2012年菜季（11月至次年6月中旬），牛某2等人采用过磅收费的方式，每斤菜1分钱，我交了12000元。2013年菜季也是过磅收费，每斤5分钱，我交了10000元左右。2014年菜季、2015年菜季、2016年菜季按重量估价收费，没有固定收费标准，我分别交了10000多元。2017年菜季是徐某3承包，我交了4500元。2018年菜季是牛某2承包，我交了10000多元。牛某2没有给我提供任何服务。每拉一车菜都到菜站用现金结算，钱交给王某2、牛某2、牛某3威、王某3。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3为抬高菜价，不让正常收菜。开始徐某4在菜站干一阵。徐某3干了几年，后他承包这活一年。牛某3威一直帮牛某2收钱。牛某2刚开始收钱时，有些人不交钱，他雇佣的人就开车追到大棚去阻止菜农将菜卖给收菜车主。我知道的有谢某、马某。我知道牛某2收了22人的“保护费”。2012年至2015年我和我前妻董玲一起收菜，我去菜站交钱。我收菜运到沈阳盛发市场批发给不固定的客户。18、被害人郭某1的陈述：证实我2009年开始和我妻子一起收菜、卖菜。2012年年底牛某2和徐某2成立菜站，让我们这些车主都去菜站过磅检斤交费。2012至2013菜季，我向菜站交了大概13000元。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大概交了10000元。前两年都是按斤收费，每斤2分钱或4分钱，之后不去菜站过磅了，估重按月交钱，我每年大概交7500元，如谁报少了，牛某3为在盛发市场看我们实际装了多少货后向牛某2报数，牛某2会打电话问我们到底拉了多少货。徐某3和徐永爽承包那年，我交了4000多元。从2012年至2018年共交了50000多元。钱给过牛某2、牛某3威、徐某3、王某2、王某3、牛某4。牛某2雇佣一些人开车溜道，如果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这些人就吓唬菜农，菜农害怕这些人，担心大棚被放火。2012年至2013年间，我经常少给牛某2过磅的钱，牛某2就让徐某3、“大双”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菜站过磅。有一次在菜站，因牛某2收钱太多，我跟他吵吵起来，过几天晚上，我家玻璃被人砸了。我问牛某2是不是他干的，他不承认。牛某2雇佣的这些人经常溜道，看见有人直接到大棚收菜就骂骂咧咧不让收，让把菜送到菜站。牛某2一共收了20人“保护费”。我收的菜都在沈阳盛发批发市场销售，没有固定客户。19、被害人朱某1的陈述：证实2012年年底时，牛某2他们的菜站成立后，牛某2让我们这些车主都去菜站交“税钱”，他不让我们开车到大棚收菜，收菜车必须停在菜站，我们雇三轮车到大棚收菜，称重后到菜站再过磅一次，他还雇佣几个人开车在村里溜道看着收菜车，不让直接到大棚收菜。开始按每斤2分钱收费，11月、12月每月交1000多元，1至4月每月交2000元，这段时间下来的菜多，所以交的钱也多，5、6月菜量又小了，所以每月交1000多元。2014年1月，牛某2不用我们过磅，每月直接交1500元的费用，从11月到次年6月，每年交8个月。2016年11月到2017年6月，归徐某3收钱。2017年11月，牛某2又开始收费，一直到2018年的6月。后来不称重的几年里，钱数也没什么变化。总体算下来，每年得交他们12000元左右。我共向牛某2等人交70000元左右。我在我亲哥哥朱某3、侄子朱明家收的菜都要向牛某2交钱，甚至在辽中收的菜，也要向他交钱。如果收菜车主不交钱，牛某2就联系大棚菜农，抬高菜价，菜农都害怕他们，他不让菜农把菜卖给我们，菜农也不敢卖，害怕大棚着火。我有几次直接去大棚收菜，牛某2雇佣的人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不能“偷税漏税”，不要破坏规矩，徐某3也打电话告诉我，别自己收菜了，影响大伙不好。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大双”、徐某4及一个小伙。我知道有20多人给牛某2交钱。有一年徐某3干的时候，钱都给了徐某3。20、被害人徐某1的陈述：证实从我开始收菜，牛某2就向我要钱，从11月到第二年6月。2016年菜季交给牛某27000元“代收费”，没称重。2017年菜季交徐某36500元。2018年菜季交牛某26500元，也是分三期，年前交2500元，后2期都是2000元。共交了20000多元，每次都是现金交付。如果不给钱，牛某2就在我收的几个大棚抬高菜价，菜农都害怕他。牛某2不让菜农把菜卖给我，谁都不敢卖，都害怕自己的大棚着火。我听说大堑有一个收菜的因没给牛某2钱，在朱家房被牛某2雇佣的几个人打了。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大双”及几个不认识的小伙。我知道有15人向牛某2交钱。大家都不想给牛某2交钱，但没办法，不交钱收不了菜。菜站是由牛某2与徐某2合伙经营的。我和妻子肖群英一起收菜和交钱，菜运到沈阳盛发蔬菜批发市场批发给不特定买家。21、被害人董某3的陈述：证实下薄村的村民都叫我董某4。我在下薄村从事收菜行业7、8年了。2012年年底，牛某2把我们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跟我们说他在大堑成立菜站，让我们收完菜都去他的菜站过磅交钱。开始牛某2不让我们大车到大棚收菜，雇佣小车去大棚收菜，然后把菜拉回菜站过磅交钱。后来让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但也得去菜站过磅交钱。大约2014年，我们就按月交钱，我给牛某2每月1000元。2016年，徐某3承包一年，我给徐某3大约4000元。这些年我共交了40000元左右，都是把钱送到牛某2菜站。如果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牛某3为抬高菜价。牛某2雇佣了徐某3、牛某3威、徐某4。我听说，徐某3把董某1砍了。牛某2除了报个菜价，别的没有什么服务。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经营的。我自己拉菜，将菜拉到沈阳盛发市场摆摊出售，没有固定客户。22、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实我与丈夫牛某3明都是收菜车主，我家从事收菜行业20多年了。在我拉菜期间，牛某2强行收过我的钱，他刚成立菜站时，打电话告诉我们所有收菜的车到菜站收菜过磅交钱，收费标准为每斤2分至5分不等。过了一年，就让我们按月交钱，记得有一年被敲诈约14000元，还有一年被敲诈约10000元。收钱人员有牛某2、徐某3。大概2016年，徐某3承包了菜站一年，后来又是牛某2收钱。这些年，我共交了60000多元。如果谁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儿子“二双”抬高菜价。有一次，朱某2没交钱，牛某2给我打电话说：“让你小姑子（朱某2媳妇）赶紧交钱，不交钱就让你小姑子没有菜收”。因车主都怕没菜收，所以就给牛某2交钱。有时我们交钱了，第二天，牛某2还抬价让“二双”收菜，让我们车主赔钱。我收的菜销往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卖给谁记不清了。23、被害人牛某1的陈述：证实我在下薄村的大棚收了20年菜。2012年年底，牛某2把我们下薄村的收菜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说他在大堑成立菜站，让我们收完菜都要去他的菜站过磅检斤。开始牛某2不让我们的车直接到大棚收菜，必须雇佣小车去大棚收菜，然后把菜拉回菜站。2012年11月至2013年5、6月，我交了6000元左右，按每斤0.02元收钱。第二年往后，我陆续给的少了，每年大约3000元左右。黄瓜下来少时是淡季，即11月、12月和次年的4、5、6月，1、2、3月都是旺季，开始收钱按菜重，后来按月收钱，没有固定数。2016年徐某3承包一年，交给徐某33000至4000元。我共给他们20000元左右“代收费”或“税钱”，基本上都是现金，有时钱给“大双”，有一年王某2干时，他收钱，有时给牛某2。牛某2以提高菜价的方式威胁我们，要是按牛某2等人提高的价格收菜，我们都得赔钱，所以只能每个菜季给他交钱。牛某2雇佣的人员有徐某3、牛某3威、徐某4、王某2。24、被害人田某的陈述：证实我和我媳妇吴某从2009年开始收菜。刚开始收菜时，牛某2就让我交钱，那时交的少，每年给他2000元至3000元。我们收菜车主统一把钱交给曹红岩，他再给牛某2。到2011年，我共交了8000元左右。2012年冬天，牛某2将20多个收菜的车主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吃饭，告诉车主他成立菜站，让大伙去他的菜站收菜，每斤菜他提2分“税钱”。因车主们都交过钱，大伙被迫同意。我也去他的菜站称重，每次都给他200元到300元不等，每月交给他2000元至3000元。2012年至2015年，交30000元左右。2016年菜站承包给徐某3，我交给徐某32500元。2017年至2018年，又给牛某213000元左右。这些年我共给牛某2、徐某353000元左右。徐某3、“大双”、徐某4都在菜站工作，专门负责开车跟着没按时交钱的收菜车主，发现哪个车主没交钱，直接找车主，或去大棚区堵车主的车，逼着车主要钱。2012年，菜站刚开业后，我去辽中于某收菜时，徐某3、“大双”就跟着我的车到于某找我，说我在下薄村收菜时没去菜站称重交钱，让我把“税钱”补上，因自家有大棚，再加上牛某2菜站开业时，下薄村有好几家大棚被点着了，徐某3、“大双”在村里挺横的，我担心大棚被点着，被迫去交钱。有车主不交钱牛某2就让他的儿子“二双”抬高菜价，车主没有生意做，被迫交钱。牛某2、“二双”、“大双”、还有个50多岁的男的，都收过我的“保护费”。我听说徐某3在菜站将刘某的姨夫用刀砍伤。“二双”在菜站收过“税钱”、检斤，配合他父亲抬高菜价，逼迫车主交钱。有时“二双”还到沈阳市场看车主都拉多少菜，跟他父亲对账，发现少报重量的车主，汇报给牛某2，牛某2打电话给车主要“漏税”的钱。后来的几年里，如我没按月交钱，牛某2给我打电话催要。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经营的。我和我媳妇将菜运到沈阳盛发批发市场批发，没有特定客户。25、被害人朱某2的陈述：证实2012年11月，牛某2将我们收菜车主找到大张饭店吃饭，告诉我们他成立菜站，让我们收菜去他的菜站，不让我们直接到大棚收菜。开始大伙以为他会将蔬菜从棚户手里收上来，我们直接去菜站拉就行。后来才发现是我们正常到棚户手里收菜，交易完到菜站再次称重，他按每斤2分钱收“代收费”。实际上他什么服务也不提供，就是变相敲诈钱财。开始没有车主愿意称重交“代收费”，牛某2就挨个车主打电话，让我们赶紧去菜站称重交钱，不交钱就别在下薄村收菜了。怕找麻烦，我交了几回，每次200元左右。2013年3月，我联系好棚户，先每家少装菜，剩下的菜等从菜站称重后再继续装车，我去菜站称重后，按照当时的斤数给了“代收费”，牛某2说我给得少，实际上收了很多菜，但大部分都没装车，我知道被人跟踪了，后来知道跟踪我的人是“大双”。牛某2说剩下的菜不过来称重，他就让人高价收走。牛某3为跟他父亲牛某2抬高物价，逼我们车主到他家菜站称重交钱。菜站成立那年过磅收钱，我交的多，交了10000多元，剩余的都按月收钱，平均9000多元，中间有一年承包给徐某3，我交了3500元。这些年大概交了50000多元，都是现金交付的，交给牛某2、牛某3威、王某2等人。我收的菜卖到沈阳盛发蔬菜批发市场，没有固定买家。26、被害人刘某的陈述：证实我10年前开始收购大棚蔬菜，就是跟棚户谈完价钱，直接交易。2012年冬天，牛某2将我们收菜的20多名同行找到大张街里的饭店，他说要在下薄村建个收菜站，要求大伙再收菜时去菜站过称，他收点“代收费”。后我们在棚户收菜称重后都得去菜站过磅交钱，实际上菜站啥作用没起，整个收菜过程跟菜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收的就是“保护费”。当时徐某3在菜站上班，他开着车天天在村里转悠，发现有车主收菜后不去菜站称重，就开车去大棚区不让车主装菜，逼着车主去菜站交钱。这种情况我遇见过，因徐某3是“进去过”的人，我怕过后遭报复，不想惹麻烦，装完车就去菜站称重交“代收费”。后又按每斤菜2分钱收取“代收费”，不交就采取上述手段让车主交，后徐某4也到菜站上班，听说他和徐某3一样都挺横，大家图消停，就更不能差牛某2的“代收费”了。再后来，牛某2就按月收钱。我在下薄村和3、4个棚户交易，牛某2按每年3000元左右收取“代收费”，2014年-2015年我共给牛某26000元左右。2016年菜站承包给徐某3，徐某3向我要了500元的“代收费”。2017年牛某2又自己干，安排给车主打电话催要“代收费”，我给他2000元。从2012年菜站成立开始，我被牛某2等人敲诈勒索“代收费”共计10000元左右。2013年春节后，我在五间房收完菜走到菜站时，徐某3要求我上磅称重，我说菜不是从下薄村拉的，他说必须称重，我没称，他回到车里拿把片刀，直接奔我砍去，我吓得躲到车里，正好董某1来给我送菜，问他为啥砍人，他转手用片刀砍董某1后背一刀，董某1被砍倒，后牛某2出面说啥条件都答应，不报案就行。后牛某2跟董久林去董某1家给了20000元。事后，大家对牛某2、徐某3他们更害怕了。我再也没因收菜和牛某2他们争论过，因担心被打。开始没人听牛某3威的，后哪个车主不交钱，他和徐某3就开车跟在收菜车后面，并到大棚区堵截正在收菜的车主，后来大家就怕他了，他主要是在前期经常开车跟着车主、威胁车主，不让没交钱的车主去大棚收菜。因怕牛某2他们报复，破财免灾，这些年被他们吓怕了，所以大多数人不敢报案。27、同案犯牛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我和徐某2去周边市场考察，在我们村棚区附近建立个蔬菜收购点，我俩共投了450000元左右，每人投一半，收益一人一半。我和徐某2合伙干菜站的目的就是想借着他在下薄村的声望，他和这些车主说话比一般老百姓好使。菜站的土地是门长满家的，给门长满7000多元，徐某2允许我用那块地建菜站，地磅、房子是徐某2找人建的。菜站成立时，我和徐某2商量人员安排和经营模式，菜站的各项制度都是他制定的，收费标准是我俩想出来的，菜站有什么事，如哪些车主不想交钱，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让大车进来收。徐某2督促徐某3、牛某3威、徐某4溜道。菜站的人员职务分工板是徐某2做的，我是总经理，王某2是副总经理。徐某3他们应该听王某2安排。因我高价收购棚户家的蔬菜，拉菜的车主利润就没平时多了，他们集体找到我不让我从外界找买主，他们给我一些“代收费”或“信息费”等无实质性服务的费用。2012至2013年菜季，我让车主到菜站过磅，按每斤1分钱收费，参与人有我、徐某2、牛某4、徐某3。徐某3每月工资3000至4000元，牛某4每月1000元，黄某打扫卫生从2013年1月至5月，每月1500元。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让车主到菜站过磅，按每斤5分钱收费，菜站参与人员有我、徐某2、徐某3、徐某4、牛某3威、王某2。徐某3每月4000元，徐某4参与1个月，每月3000元，牛某3威每月3000元，王某2每月3000元，打扫卫生的黄某、做饭的孙某每月分别1500元和2000元。2014年至2015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徐某2、徐某3、牛某3威。徐某3每月4000元，牛某3威每月3000元。2015年至2016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牛某3威，牛某3威在菜站打更，没给工资。2016年，徐某2不想干了，就找我说把菜站承包出去得了，说承包给徐永爽。我的本意不想承包给徐永爽，怕他整出别的事。后来徐某2跟我说承包的人是徐永爽和徐某3。2016年11、12月份，我、徐某2、徐某3、徐永爽在徐某2驾校的办公室签的合同，我们四人都在场，都签字了。合同是三份，我一份，徐某2一份，徐某3、徐永爽一份。合同上签的承包费是100000元，当时徐永爽从他兜里只拿20000元给我，剩余的25000元徐某3分3、4次送到我家里，具体什么时候给我的，每次给我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最后我得了45000元。因为我儿子牛某3为作为车主得向徐某3、徐永爽交钱，一年费用5000元，就从我应得的承包费里扣除了。徐某2在签合同当时肯定没得到钱，后来徐某3、徐永爽又给徐某2拿多少钱我不清楚。2017年至2018年菜季，菜站参与人员有我、王某3、牛某3威。2017年年底，徐某2给我打电话说把菜站包出去，他今年包给王某3，我说行。每月的钱我和王某3一人一半，他每月大概分3000元。牛某3威每月3000元。他俩在菜站负责收钱，我不经常去菜站，车主也不来过磅，牛某3威帮我拢钱算账。2015年至2018年，每个菜季我都按每斤2分钱收费，车主不到菜站过磅，按我们估算的重量为基准收费，每人每月按500元至8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费。我第一年收30000元，最多的一年收70000多元，最后一年我和王某3共收30000多元。我建菜站，向朱某1、郭某1、董某2、马某、陈某等人索要“代收费”共计400000元左右。收菜车主月初或月末交钱，没交的，我打电话让他们来交钱。今年过年前，我跟杨某的小姑子（朱某2家）说过，如果她小姑子不交“信息费”，我就让别的车收菜，别的车收菜行高，他们就没有生意做了。徐某3有一次在菜站用刀把董某1砍伤了，我打电话给徐某2，他让我从菜站拿出20000元给董某1。今年收菜快结束时，我联系东北地利超市和内蒙古的一家超市，直接到棚户手中收菜，我不再收取收菜车主的“信息费”，这些车主和我产生矛盾，才举报我。牛某3威一直在我的菜站，他大部分工作是收“信息费”。徐某4、徐某3、王某2是徐某2找的，徐某3、王某2都给徐某2送过小票。徐某4、徐某3、牛某3威都负责检斤。牛某3为是我儿子，他也是收菜人员，没参与我菜站的事。28、同案犯徐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我2010年任下薄村副书记主持工作，2012年任书记，2013年至2018年任村主任、书记。我是台安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中共党员。2012年冬天，牛某2找到我，想成立个蔬菜市场，方便棚户卖菜。我刚刚进入村委班子，一心想为村上做点事，就和牛某2去古城子市场考察了两次。回来后给牛某2拿了120000元左右，让他组建市场，菜站是2012年冬天筹建，2013年建完，2014年又建个房子。菜站给我留个办公室。菜站的承包土地、手续、采购都是牛某2自己办的。菜站成立之初，老百姓把菜送到菜站公开交易，海拉尔的几台收菜车来菜站收菜一个月，收不到菜就不来了。周边的车主来收菜，我们收取“代收费”，我和牛某2说收个三分、二分不赔钱就行。菜站的规章制度是牛某2定的，标准是我俩定的。牛某2让下薄村的收菜大车在菜站等着，小车到大棚收菜运到菜站，给大车装车。菜站按每斤收取1分钱或2分钱的“代收费”。我不知道谁出雇佣小车拉菜的费用，都是牛某2安排的。我跟牛某2合作三年，2015年后我就退出了。菜站的帐目都是牛某2管理，我不知道他收取多少“代收费”，王某2、徐某3给我送过小票，徐某3给我送过“代收费”，我都给李某了，李某有帐。牛某2是否给我送过，记不清了。牛某2和我说过用菜站收益平息徐某3砍人的事，我让他自己拿主意。我听本村的老百姓反映过牛某2在不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收取车主费用。2015年，我听说车主直接把钱给牛某2，菜站不运营了，我便找牛某2说把菜站兑出去得了。2016年承包给徐某3一年，我在合同上签字是因我的投入还没有收回。我听说徐某3给牛某250000元，但肯定没给过我钱。王某3给我开了一年的车，我没给他工钱，2017年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我把菜站的股份当50000元顶给他。菜站雇佣了徐某3、牛某3威、徐某4、王某2。王某2是李某找的，其他人都是牛某2找的。29、同案犯牛某3威的供述和辩解：证实牛某2是我二叔。菜站由牛某2和徐某2合伙，但牛某2安排工作，徐某2是否安排不清楚。菜站开设第一年我没去。2013年至2014年菜季，我在菜站上班4个月，牛某2每月给我3000元工资，我在菜站帮着过磅、装车，督促过收菜车主去交“代收费”，按每斤2分钱交费。同时在菜站上班的还有徐某3、徐某4、王某2，徐某3每月3000元，徐某4干了1个月，工资3000元，徐某4、徐某3和我干一样的活，谁找的不知道。王某2在磅房负责开票收钱，工资不知道。还有打扫卫生的黄某，工资1500元，做饭的孙某工资1500元。2014年至2015年菜季，我在菜站干4个月，每月工资3000元，帮着过磅。同时上班的还有徐某3，工资3000元，不知道他负责什么。2015年至2016年菜季，菜站没有工作人员，我在菜站住，顺便打更，牛某2每月给我1000元生活费。这年车主不到菜站过磅了。2016至2017年菜季，我去广州打工，没在菜站干活，菜站的事不清楚。2017至2018年菜季，我在菜站干4个月，每月工资3000元，这年车主不到菜站过磅，我和王某3负责在菜站收钱、开票，我给牛某2和王某3各一份小票。我在菜站工作期间，不知道每年收车主多少钱，最后一年收的少，每天300元左右。我在菜站大约赚了48000元。雇佣三轮车的费用都是车主出。我看过菜站有个公示板，内容不知道。我在菜站几乎没看见过徐某2。我听说有人因收菜的事在菜站打起来过。30、同案犯徐某3的供述和辩解：证实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合开的。2012年年底，牛某2找我去菜站，每月多时给我6000多元，少时给我1000多元，平均每月4000多元。如有车主不去检斤，我负责在车后面跟着，给牛某2打电话，他再联系车主。牛某2就自己雇大车高价收菜，别的收菜车就收不到菜，挣不到钱。我给朱某1、陈某、田某打过电话让他们来检斤，否则就是给我上眼药。菜站还雇佣牛某3威、徐某4、王某2，徐某4从2013年11月干到2014年3、4月，他因故意伤害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在大张村片很出名，老百姓都怕他，牛某2雇他就想震慑老百姓，我们三个负责在杨树卧子桥看着过往收菜车，没事时回菜站过磅检斤。第一年车主到菜站过磅，每斤按2分钱收钱。下薄村1组王什么柱、张某负责开票过磅，给牛某2和我各一份，我每晚拢小票，每月跟牛某2对帐后告诉我哥徐某2。徐某2不到菜站取钱，是牛某2送去。2012年11月不收钱，12月至2013年2月，每月大概10000元，3、4、5月每月大概15000元。我父亲徐某5在菜站干过一年，徐某2安排他每天拢小票，向徐某2报帐，徐某2给他开工资。我家在菜站开个商店，我爸忙时，这活我帮着干了。第二年车主到菜站过磅，每斤按2分钱收钱。徐某2找王某2拢小票，孙某和黄某开票，给王某2和牛某3威各一份，王某2向徐某2报帐，牛某3威向牛某2报帐，这年牛某2不怎么来菜站，都是王某2张罗事。牛某2曾经告诉我和牛某3威、徐某4，他不在菜站，让我们三个听王某2的，王某2有时让我们没事就下村子里转转,监视收菜车主是否有不检斤的行为。2014至2015年菜季，我参与了3个月，这年牛某2、牛某3威、黄某经常在菜站。车主不到菜站过磅，月初或月末直接给牛某2交钱，大概是按车主每月拉多少车，每车多少斤。2015至2016年菜季，我没参与菜站的事，牛某2、牛某3威经常在菜站，听说牛某2收了不少钱，车主也不去过磅，直接给他交钱。2016年中旬的时候，徐某2给我打电话问我牛某2向收菜车主收多少钱，我打听车主后告诉了徐某2，徐某2问我想不想承包，我说不包。2016年年底，徐永爽找我要跟我一起承包菜站，我不干，后来他又跟我说给牛某2拿45000元，给徐某2拿35000元才答应。一天晚上，徐永爽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徐某2汽校，牛某2、徐某2、徐永爽都到了，当时还有一个人，不是“大双”还是“二双”，我记不住了。我们在办公室签的合同，我没看上面的承包数额，我们四个人分别在上面签字，每人一份合同。徐永爽先给牛某2拿了20000元，让我再给牛某2拿25000元就行。我一共给牛某2拿了三次钱，第一次是2017年春节之前给牛某2拿了12000元，第二次是春节之后我给他拿了8000元，第三次是收菜快结束时我给他拿了5000元，每次我都是去他家给的。徐永爽在签完合同后就回辽中了，告诉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月底的时候，徐永爽给我打电话问我收多少钱，平时偶尔也给我打电话问问收得怎么样。开始的承包费用是他出的，承包各方面的事都是徐永爽谈的。徐永爽知道以什么形式向收菜车主要钱，他也知道牛某2以什么形式向收菜车主要钱。我是从2017年2月开始向车主要钱的，一共要了61000元。给牛某2拿了25000元，给徐永爽分三次拿了37000元，第一次是2017年春节那个月，徐永爽在我黄沙坨镇街里的饭店取了20000元，第二次是2017年3月，徐永爽到我家下薄村的商店取了20000元，第三次是4月，徐永爽到我家下薄村的商店取了8000元。我不知道徐永爽是否将剩余的钱给没给徐某2，后期我听徐永爽说，一开始徐某2答应徐永爽承包后赚钱就给徐某2，赔钱就不用给徐某2了，但承包结束后，徐某2还向徐永爽要钱，因为这事，他俩闹得挺不愉快的。徐永爽没有直接向车主要钱，但车主都知道我是与徐永爽合伙承包的。我没参与2017至2018年菜季，听说车主也没去过磅，直接给牛某2交钱。每年11月至第二年5、6月是一个菜季，淡季是每年的11、12月和第二年的6月，每月大概收7000元左右，旺季是每年的3、4、5月，每月大概收15000元左右，每年的1、2月中等，每月大概收10000元左右。牛某2的儿子牛某3为也帮着收钱、检斤，我在菜站听到他俩商量如有车主不来菜站过磅检斤，就抬高菜价。牛某3为向自己收菜的菜农抬高菜价，这样其他菜农也都按这个价格向车主出售。后几年牛某3为把品质好的棚户都垄断自己收了，他一抬高价格，其他车主收的品质差的黄瓜更卖不上价了。牛某2雇佣的人与老百姓之间因收菜的事发生过矛盾。2014年1月，下薄村6组的安元洪把自己的菜卖给马某，徐某4跟马某吵吵起来，把马某的收菜筐都扔了。2014年左右，下薄村6组徐志博要组织种大棚老百姓安装视频监控，徐某4听说了，跑到徐志博家把徐志博骂了。下薄村的郭某1，在菜站因与牛某2吵架后，自家的窗户玻璃被砸。2017年，我听说牛某2有抬高菜价的行为，把收菜价格抬高2分钱，然后他儿子牛某3为去沈阳市场卖。还听说我和徐永爽承包期间，牛某2跟收菜的中间商董某4、董某2要过钱。徐某2肯定知道菜站收取“代收费”一事，至于他是否明知菜站的经营模式，我不清楚。2013年12月，李某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取人员分工公示板，让我钉菜站墙上。我回到菜站钉在菜站磅房旁边的墙上。上面写着：董事长牛某2、总经理王某2、巡逻队长徐某4、巡逻组员徐某3、牛某3威。我、徐某4、牛某3威中徐某4负责，他是队长，牛某2任命的。31、同案犯牛某3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我是农民，在下薄村扣栋大棚，平时还从菜农手里收蔬菜。2012年，我爸牛某2在下薄村2组大棚附近建个蔬菜代购点，投资100000多元，执照是我爸的名，经营范围蔬菜代收代购。刚开始好像是我爸、徐某3和徐某4合伙干的，雇的“大双”，后来徐某4不干了，2014年徐某3也不干了。2016年徐某3从我爸那承包了一段时间。今年春节前，我爸把菜站收回来继续收菜。我爸没向收菜的车主要钱，是他们主动给我爸的。刚开始，每斤2分钱，后直接按车给的，根据拉菜的多少，拉得多多给。菜站刚成立时，我爸给长春货主收菜，比这些收菜车主的价高2、3毛钱，他们收不上来菜就主动找我爸给他“代收费”，让他不给长春货主收菜，收“代收费”后我爸就不给长春货主收菜了。我在下薄村收菜没有交过“代收费”，我收的都是周围邻居和亲戚的菜，而且价高，基本上和我爸收的一样高。收菜的车主在菜农的大棚收菜时称重，在菜站也称重。我不参与我爸收取其他收菜人员的“信息费”、“代收费”的事，不清楚他收了多少钱。我也交“代收费”。我收完菜在沈阳盛发批发市场出售。下薄村的大多数车主都在盛发批发市场卖菜，如郭某1、曹某、徐某1、田某、朱某1、马某等。32、同案犯王某2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我是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去牛某2收菜站的，是徐某2厂子的会计李某找我去的，我负责过磅、检斤、开票。开完票都交给现金（开始是王某1，后是孙某）。开始牛某2告诉我每斤菜按5分钱收“代收费”，过程中，也按每斤3分、4分收过。菜站每天收多少菜我没法估算，我能知道每天大约收多少钱。淡季时（每年的12月、次年1月、6月），每天能收300至400元，每月大概10000元左右，旺季时（每年的2月至5月）每天能收1000元至2000元不等，每月大概30000元。牛某2雇佣的人有徐某3、“大双”、徐某4。当时菜站有个人员分工的板子，印着牛某2是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后来我让牛某2拿下来。徐某3、“大双”、徐某4他们干什么，我也说不好。徐某2不经常去菜站。33、同案犯徐某4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8、9月，我在大张街里开个饭店。大概刚入冬时，牛某2把下薄村的收菜车主找到饭店吃饭，当天我没在家。2013年1月左右，徐某2让我去他和牛某2合开的收菜站帮忙，又过一阵，徐某2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村部，还是让我去菜站，我问他给我多少钱，他说肯定亏不了我，还说这个菜站有发展前途，以后得变成信用合作社。2013年11月中旬左右我去菜站上班，干了1个月左右，给我3000元工资，菜站已经营一年了。当时菜站的墙上有个名单，上面写我是“巡逻队长”，我不认可，让牛某2撤掉了。收菜的车主去菜站过磅，每斤按2分交钱。后来听说每斤5分钱。如不交钱，牛某2就让“二双”去高价收菜。有时菜价抬的和沈阳一样高，让车主赔钱。牛某2就用这样的方法强迫车主去菜站交钱。牛某2通过一些手段，让牛某3为收购品相好的蔬菜，能卖好价，在下薄村收菜的车主还得按牛某3为的收菜价格来。牛某2还给收菜的人编班，按天轮班，赶上牛某3为收菜时，他把收菜价格喊得低，牛某3为收菜成本就低，其他人时就喊得高，所有收菜的车主也得执行，我收菜时赶上过这种情况。菜站没给收菜的车主提供什么服务，过磅是为了按斤收钱。有一次在菜站，马某因过秤的事跟牛某2吵吵起来，我和徐某3、牛某3威过去，与他吵吵两句，后牛某2跟他协商的，我们没动手。王某2是会计，负责过磅收钱，黄某收拾卫生，孙某是打更的。每天都有车主因过磅的事和王某2拌嘴。我去时菜站是牛某2和徐某2一起经营的，徐某2应该是董事长，他每天都去，他俩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菜站屋内所有取暖的电热板都是徐某2提供的。收菜方面的事主要是牛某2。王某2有个过磅的屋，专门收钱。我上班的时间属于收菜淡季，有时牛某2安排我和徐某3、“大双”开车去村里溜道，看看那些车主没去菜站过磅交“税钱”，有时在菜站指挥过磅交钱的车主，帮他们过磅停车，有时徐某2让我们去溜道。我替马某交了200元“税钱”。下薄村6、7组的大部分村民都知道我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我认为牛某2开设的菜站收费不合理，所以后期不干了。33、被告人徐永爽的供述和辩解：2013年左右，牛某2、徐某2在下薄村开了一家蔬菜收购站，在工商局注册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我看见过这个营业执照，法人是牛某4。2014年，我被选为村上治保主任，干了不长时间，徐某2让我去菜站帮忙，我没同意。2016年时，因为没有事干，想挣点钱，牛某2原来每年开菜站能挣好多钱，就找到牛某2，说我和徐某3要共同承包菜站，想按照牛某2的经营模式经营，牛某2说承包费一年100000元，我说太贵，一开始没谈拢。后来徐某2跟我说，他在菜站有股份，他那份钱就不要了，让我和徐某3给牛某250000元得了，我也就同意了。2016年12月1日，我给牛某2打电话约到徐某2汽校处，我和牛某2、徐某2、徐某3共同签订一份租用场地协议，承包费100000元，实际当时我就给20000元，这钱是我自己拿的。签完协议不几天，我就离开下薄村去外地做生意。我告诉徐某3，菜站赔钱算我的，怎么干都是徐某3说得算，我也不管了。后来牛某2给我打电话要过钱，说不给钱，也别想再从车主身上收钱了,我告诉牛某2找徐某3要钱。我和徐某3商定，收益一人一半。经营后，徐某3说赔钱了，没有收益。我欠门宝财5000元，徐某3替我还了这5000元，徐某3向收菜车主收多少钱，我不知道。我知道徐某3有过前科劣迹。我也听说过徐某3在菜站用刀把董某1的亲属砍伤了，但他们私下解决了。我不认为我的行为构成犯罪。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下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1、户籍证明、无前科劣迹证明、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徐永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无前科劣迹。2、死亡注销证明、人员档案：证实牛某4于2015年4月28日死亡。3、调取证据通知书、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营业执照、台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黄沙坨分局证明：证实牛某4有台安县黄沙坨镇国斌蔬菜收购站的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于2014年3月18日办理，该执照有效。4、牛某2、徐某2经营的收菜站、地磅、办公室以及现场概貌照片：证实收菜站的现场情况。5、情况说明：证实董某1被同案犯徐某3用刀砍伤一事，因无法调取到董某1当时的住院病历，故鉴定部门无法出具董某1人体损伤鉴定意见。6、扣押清单、场地出租合同：证实2016年12月1日，牛某2、徐某2将下薄村菜站出租给被告人徐某3、徐永爽，租金100000元，出租时间为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该合同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7、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证实本案由下薄村周边收菜车主联名举报至台安县公安局及本案被告人的到案经过。上述证据，均系侦查机关依法取得，被害人陈述具有客观性，且有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佐证，结合被告人徐永爽及同案犯牛某2等人的相关供述，已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足以证明被告人徐永爽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经庭审质证，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永爽为谋取非法利益，以同案犯牛某2、徐某2成立蔬菜收购站为依托，采用滋扰、纠缠、威胁等手段多次强行索要他人财产，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徐永爽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徐永爽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牛某2等人敲诈勒索犯罪集团成员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徐永爽明知同案犯牛某2等人强行向收菜车主索要“代收费”，仍伙同同案犯徐某3承包涉案蔬菜收购站，在未对台安县周边棚菜收购人员提供任何服务的情况下，强行收取被害人费用，从中获取收益，故对被告人徐永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徐永爽的辩护人关于本院犯罪数额应为46000元的辩护意见，因有被害人朱某1、谢某等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犯徐某3的供述证实被告人徐永爽、同案犯徐某3向收菜车主收取的费用为56500元，故对被告人徐永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徐永爽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徐永爽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徐永爽出资承包菜站，强行收取收菜车主的费用，与同案犯徐某3共分收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故对被告人徐永爽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永爽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21年2月1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30日内缴纳）。二、继续追缴被告人徐永爽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6500元。返还被害人朱某1人民币12000元、被害人牛某1人民币3000元、被害人谢某人民币1000元、被害人董某2人民币4500元、被害人曹某人民币5000元、被害人郭某1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徐某1人民币6500元、被害人董某3人民币4000元、被害人杨某人民币10000元、被害人田某人民币2500元、被害人朱某2人民币3500元、被害人刘某人民币500元。同案犯牛国伦、徐状、徐腾与被告人徐永爽在返还财产范围内负连带赔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十一份。审 判 长  王 颖人民陪审员  孟淑菊人民陪审员  赵晓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袁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