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35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城东工业园区88号。法定代表人：张辉，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近燕，女，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春龙，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摩奇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钱圩建圩路20弄38号244室。法定代表人：郭永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锐，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琦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南阳湾路1068号第6幢113室。法定代表人：郭永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锐，上海市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行和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南阳湾路1068号第6幢114室。法定代表人：宣鹏程，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宣鹏程，男，汉族，1979年3月17日出生，住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上诉人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大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摩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奇公司）、上海琦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梅公司）、上海行和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和公司）、宣鹏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大康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金大康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不清，查明的案件事实存在错误，否定案涉商事行为存在交易习惯的客观情况，对能够证明金大康公司与摩奇公司存在交易习惯及案涉交易全过程的关键证据避而不谈，在金大康公司能够提供证据原件供一审法院核实的情况下未予当庭审核，却在一审判决书中以相关证据真实性难以确认而予以简单粗暴的排除。第一，对案涉月饼交易的主体认定错误。自2015年7月1日签订合同之后，2015年、2016年、2017年摩奇公司均是通过微信向金大康公司直接发送月饼订货单，金大康公司亦通过微信与摩奇公司进行确认，并组织生产。双方之间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习惯。金大康公司不可能与未签订过买卖合同、不存在任何交易习惯的行和公司发生大额交易。第二，一审法院认定的争议焦点不当，属于逻辑跳跃。案涉买卖合同的主体与案涉货款支付义务主体，这两者存在充分不必要关系。一审法院推理得出的结论与其所采信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相反，其推理结论完全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第三，一审法院认证的证据2与证据7，是有直接决定关系的两项证据。证据7聊天记录中就包含证据2送货单信息，采信证据7即应同时采信证据2。但一审法院对证据2不予采信，对证据7予以采信，认定案件事实相互矛盾。摩奇公司、琦梅公司共同辩称，其不同意金大康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本案所涉的真实交易并非发生在金大康公司和摩奇公司、琦梅公司之间，而是发生在金大康公司与行和公司之间。首先，《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产品总经销合同（X）》（以下简称《产品总经销合同》）只是食品行业的一个框架协议，实际交易还需签订相应细化的供货协议。而且，《产品总经销合同》约定的交易标的是金大康公司的产品，但事实上金大康公司所称的大部分食品均不是其自己的产品，而是金大康公司加工的产品。此外，《产品总经销合同》第七条约定，月饼需要另行结算。金大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明确案涉欠款是2017年的月饼款，实则金大康公司是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授权的“XX”品牌产品的生产商，而行和公司是A公司授权的分销商。因此，金大康公司不能直接向摩奇公司和琦梅公司供货，而是需要由真正的销售商行和公司进行销售和指示交付。其次，案涉业务发生在2017年7月至9月期间，而对于如此大额的业务往来，金大康公司从未就此与摩奇公司、琦梅公司有过任何的沟通及联系。而且，行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某和法定代表人宣鹏程先后向金大康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欠条，均表明实际欠款主体是行和公司，而非摩奇公司和琦梅公司。宣鹏程所出具的欠条落款处写明“上海行和食品有限公司宣鹏程”。甚至在宣鹏程出具欠条后，行和公司向金大康公司支付了近30万元款项，金大康公司也予以接受。第二，金大康公司非常清楚真实的业务往来关系，所以才会在2018年就同一诉讼请求向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起诉其真实的交易对象即行和公司。第三，摩奇公司与行和公司之间的合同早已悉数履行，摩奇公司不可能就同一笔货物履行两次付款义务。据此，摩奇公司、琦梅公司共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行和公司、宣鹏程共同辩称，其不同意金大康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一，拖欠金大康公司货款的主体是行和公司。第二，宣鹏程作为行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尽管向金大康公司出具过欠条，但这并不意味着宣鹏程个人拖欠金大康公司货款。据此，行和公司、宣鹏程共同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决。金大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摩奇公司、琦梅公司、行和公司、宣鹏程向金大康公司支付货款1,495,000元，并自2017年10月10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直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1日，金大康公司（甲方）与摩奇公司（乙方）签订一份《产品总经销合同》，合同编号为QG/ZXSQR5.2（02.5）-006-（X），合同约定乙方作为甲方在上海地区的商超及传统渠道特约总经销，负责该地区甲方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工作，合同期限为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合同还约定凡乙方发生过业务的月份，甲乙双方都须核对一次月度账务，双方开通网上对账业务进行网上对账，如网上对账有困难则可采用传真、邮寄方式对账；合同约定结账方式为：当月供货之后的第三个月8号（例如1月供货之货款在3月8日之前结清）月饼除外。合同未对产品的具体种类、规格及单价进行约定。2017年7月24日至9月20日期间，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交付月饼若干，其中部分月饼品牌载明为“XX”、“XX”，部分月饼未注明品牌。2017年7月24日至9月19日期间，金大康公司向行和公司交付月饼若干，其中部分送货单中明确月饼品牌为“XX”，其余未注明品牌。2017年8月28日至9月28日期间，金大康公司先后向琦梅公司开具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1,300,000元；2017年9月20日，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开具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总金额为400,000元；2017年10月26日，金大康公司向行和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涉及总金额为643,131.8元。后行和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张某通过个人账户陆续向金大康公司支付货款550,000元。2018年5月3日，宣鹏程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金大康2017年月饼货款共计1,790,000元，宣鹏程在欠条尾部签名并书写落款“上海行和食品有限公司”。后宣鹏程通过个人账户向金大康公司累计支付款项295,000元。2017年8月至9月30日期间，摩奇公司韩梅英曾通过微信联系金大康公司，向金大康公司发送订货单，订单上有货物名称与数量，但没有单价与货物总额；2017年7月23日至9月21日期间，摩奇公司员工袁某通过微信与金大康公司联系，曾向金大康公司发送订货单，订单上有货物名称与数量，但没有单价与货物总额。2017年7月17日至11月25日期间，行和公司员工邓某通过微信与金大康公司方联系，向金大康公司方发送采购单，采购单上有货物名称与数量，货物除了月饼还有其他糕点，没有单价与货物总额。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28日期间，金大康公司黄近燕与宣鹏程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多次对账并催要货款。2018年2月10日晚23时29分，金大康公司黄近燕发送两张图片给宣鹏程，其中一张图片为金大康公司记载的行和公司及“张经理”的付款情况，另一张图片为金大康公司开具给琦梅公司、摩奇公司、行和公司发票的情况，并告知宣鹏程：“宣，你看一下，这些账都在这，要抓紧给我啊！……。”2018年4月，黄近燕问：“宣，账单对过吗？”宣鹏程答：“没，今天一天在外面。”2018年4月27日，黄近燕发送一份张某撰写的还款计划扫描件给宣鹏程，该还款计划只载明“2017与金大康食品相关月饼合作发送货款总额壹佰柒拾壹万正……”，尾部落款为“特此为据张某”。同时，黄近燕告知宣鹏程：“这上面写总额171万元正是因为那天开了15万支票的，但是目前为止只来了7万元，支票都兑现不了，所以加上8万元成179万元了。”金大康公司曾向张某和宣鹏程催要过案涉货款，并就本案案涉货款于2018年5月向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起诉行和公司，案号为（2018）苏0681民初4024号，该买卖合同纠纷最终以金大康公司撤诉结案。一审法院另认定，摩奇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郭永江与王银娣二人，郭永江担任法定代表人；琦梅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郭永江为唯一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行和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张某和宣鹏程二人，宣鹏程担任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货款支付义务的主体。金大康公司主张案涉买卖关系发生在金大康公司与摩奇公司之间，故摩奇公司为案涉货物支付义务的主体，同时认为琦梅公司为摩奇公司的关联公司，故琦梅公司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行和公司与宣鹏程通过出具欠条的方式构成债的加入，也应承担案涉货款的共同还款责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第一，金大康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金大康公司与摩奇公司之间。理由如下：首先，金大康公司与摩奇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产品总经销合同》实质为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中未包含货物名称、单价等主要合同要素，同时双方均承认在该框架协议下除了月饼还有其他货物往来，双方除此之外未签订过具体的买卖合同，金大康公司也不能证明送货单中单价的依据为何，相关货物金额如何计算得出，故本案中金大康公司交付摩奇公司的货物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应该如何结算无法区分；其次，本案诉讼前，就案涉货款金大康公司也从未与摩奇公司进行过结算、对账，无论是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还是邮件往来中金大康公司也从未向摩奇公司催要过货款；再者，金大康公司还主张张某和宣鹏程系代表摩奇公司与其进行交易，但除了名片之外金大康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两人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金大康公司虽向摩奇公司交付过货物，但并不能排除系因委托加工或行和公司指示交付的行为。第二，行和公司自认其与金大康公司发生案涉交易，除了签收案涉部分货物外，行和公司及其股东张某均有向金大康公司支付案涉货款的行为，且金大康公司亦一直与宣鹏程通过微信进行对账，并一直向行和公司催要货款，同时宣鹏程作为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向金大康公司出具了与案涉货款相同金额的欠条。第三，从案外人A公司与金大康公司、案外人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来看，案外人B公司为A公司授权的运营商，负责“XX”产品的销售；金大康公司是A公司授权的生产商，有权使用“XX”注册商标并进行生产。从案外人B公司与行和公司于2017年8月1日签订的《“XX”产品经销合同》来看，行和公司根据该合同取得“XX”品牌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江西省除外）的分销权，且在该授权范围内不得再向其他单位授权经营，故金大康公司并无“XX”品牌产品的销售权，本案中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送货的月饼涉及“XX”品牌月饼，如认定为销售行为有违上述两份授权合同约定事实。第四，金大康公司主张的货款，除了宣鹏程出具的欠条外，没有其他对账凭证予以佐证。综上，案涉交易发生在金大康公司及行和公司之间，行和公司基于与摩奇公司的合作关系指示金大康公司交付部分货物并开具发票给摩奇公司、琦梅公司的可信度较高，行和公司应为本案案涉货款支付义务的主体。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金大康公司要求行和公司支付案涉货款1,495,00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金大康公司要求行和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因无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调整为以欠付货款1,495,000元为基数，自宣鹏程出具欠条的次日即2018年5月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金大康公司要求摩奇公司、琦梅公司支付案涉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宣鹏程作为行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金大康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为职务行为，金大康公司据此要求宣鹏程承担支付案涉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的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行和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金大康公司货款1,495,000元及以1,495,000元为本金，自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二、驳回金大康公司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8,256元、财保费5,000元，两项共计23,256元，由金大康公司负担50元，由行和公司负担23,206元。本院二审期间，金大康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送货单》三张（日期分别为2016年1月2日、2016年12月8日、2017年1月5日），以证明宣鹏程是摩奇公司的员工，代表摩奇公司与金大康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第二组证据是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交易明细各一份，以证明2017年7月14日至10月25日，摩奇公司即开始以摩奇公司公账、行和公司公账、宣鹏程个人账户向金大康公司支付摩奇公司的应付货款。支付主体多元化的情况并不仅限于案涉争议款项，并不能因支付主体多元化否定案涉合同的相对方，摩奇公司应就案涉款项向金大康公司承担付款义务。摩奇公司、琦梅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且第一组证据无法实现金大康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行和公司、宣鹏程共同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且第一组证据无法实现金大康公司的证明目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定如下：上述两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无法实现金大康公司的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信。摩奇公司、琦梅公司、行和公司、宣鹏程未依法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交易发生在金大康公司和行和公司之间，行和公司系基于其和摩奇公司的合作关系指示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交付部分货物并向摩奇公司、琦梅公司开具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信度较高，并无不当。理由如下：第一，《产品总经销合同》仅为一份框架协议，对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等基本要素未作约定。而且，金大康公司和摩奇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除月饼外还有其他货物。金大康公司和摩奇公司之间也未签订过其他买卖合同。此外，金大康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送货单上所载明货物的金额是如何计算得出的。因此，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供应案涉月饼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及应如何结算无法明确予以区分及判定。第二，从对账及催讨欠款情况来看，金大康公司方的黄近燕一直通过微信与行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宣鹏程（同时系行和公司股东）多次对账并催讨案涉货款。黄近燕曾于2018年4月27日通过微信向宣鹏程发送过一份由行和公司股东张某书写的还款计划扫描件。宣鹏程则于2018年5月3日向金大康公司出具欠条，载明欠款金额为经对账确定的1,790,000元，欠条落款处由宣鹏程签名并由宣鹏程书写“上海行和食品有限公司”。而且，从现有证据来看，金大康公司从未找摩奇公司、琦梅公司进行对账及催讨欠款。可见，金大康公司对账及催讨欠款的对象是行和公司。第三，从案涉货款支付情况来看，行和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其股东张某、宣鹏程的个人账户（含经宣鹏程指示的他人账户），共计向金大康公司支付货款845,000元，现有1,495,000元未付。对于该欠款，行和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予以确认。第四，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来看，金大康公司送货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对应关系。第五，从A公司所授予的权限来看，金大康公司依据《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是A公司授权的“XX”品牌月饼的生产商，行和公司依据《“XX”产品经销合同》是“XX”品牌产品的分销商。因此，金大康公司并无“XX”品牌产品的销售权。而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送货的案涉月饼涉及“XX”品牌的月饼。如果认定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就此存在销售行为，显然违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XX”产品经销合同》的约定。第六，尽管金大康公司向摩奇公司交付过案涉货物，并开具过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能排除金大康公司系经行和公司指示交付和开具。第七，金大康公司曾就案涉欠款单独以行和公司为被告于2018年5月向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综上所述，本院有理由相信，行和公司是金大康公司的交易相对方，而非摩奇公司，应由行和公司履行案涉欠款的支付义务。金大康公司认为琦梅公司因与摩奇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而应向金大康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至于宣鹏程向金大康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因从欠条的具体内容来看，该行为仅系宣鹏程履行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而非债的加入行为，故金大康公司主张宣鹏程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此外，金大康公司主张利息的计算标准为年利率6%，由于该标准缺乏合同依据，一审法院认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无不当。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由当事人之间并未明确约定案涉货款的具体支付时间，一审法院认定从宣鹏程出具欠条的次日开始计算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金大康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256元，由上诉人南通市金大康食品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朝炜审判员  王 峥审判员  赵 鹃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朱滨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