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6民终486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莱州元信法律服务所（原莱州市文昌路第四法律服务所），住所地：莱州市文昌北路1133号。负责人：李举明，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伟，系原告单位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住所地：莱州市东关文昌南路336号。负责人：郑桂红，厂长。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桂红，女，1967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莱州市。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姚汀，系该厂副厂长，郑桂红的丈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姚汀，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址同上。上诉人莱州元信法律服务所、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郑桂红、鲍姚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莱州市人民法院(2019)鲁0683民初8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莱州元信法律服务所上诉请求：将原判判项改判为：一、被上诉人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支付给上诉人法律服务费274312.98元；二、被上诉人郑桂红、鲍姚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判认定“原告主张有口头合同，口头合同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见原判决第12页正数第13行）与事实不符，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一直主张当初被上诉人通用标准件厂因经济困难，向上诉人申请缓交代理费，并要求待执行回案件款后一起结算。对上述主张，上诉人可提供2017年8月3日上诉人负责人与被上诉人郑桂红在其丈夫即被上诉人鲍姚汀（老四）收到130多万元执行款后所发短信，证明双方确有上述口头约定，且在收到执行款后被上诉人鲍姚汀主动找上诉人结算代理费，双方之间并非被上诉人主张是上诉人为其免费代理的关系，三被上诉人在很多方面一直在说假话，撒谎（见证据1)。二、原判认定(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虽然是两个诉讼请求，但应按一个争议标的额收费（见原判决第17页正数第3行、4行），违背司法解释的规定。上诉理由:首先，上述二案的诉讼请求都是财产性诉讼请求。理由是：1、只要看看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莱州执异字第157-1号执行裁定书，就会知道里面的内容都涉及财产关系，说明上述二案的诉讼请求都是财产性诉讼请求，而且标的额相同。2.《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执行异议诉讼案第二个诉讼请求“撤销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莱州执异字第157-1号执行裁定书”肯定不是涉及人身关系的诉讼请求，那么它必然是涉及财产关系的诉讼请求。3.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即（2019)最高法民辖终8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无论是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还是被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均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相关财产的处分，属于财产性诉求，应以合同金额确定案件标的额”(见该裁定“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部分”)。本案涉及执行异议之诉的二案的诉讼请求，虽与上述最高院判例中的案情相似，但一审原判对其解释和认定，却与最高院的判例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其次，对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收费，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已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一条规定：既有财产性诉讼请求，又有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照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标准交纳诉讼费。有多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合并计算交纳诉讼费；诉讼请求中有多个非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按一件交纳诉讼费。法院作为公权机关尚且知道按不同的诉讼请求收费，作为为私权服务且商业化的上诉人岂能不知？只是原一、二审法院在对待两个诉讼请求时，遗漏了对另一个诉讼请求收费，但这不代表上诉人按照规定对另一个涉及财产关系的诉讼请求收费就是错的。再次，原判违背按财产性诉讼请求和非财产性诉讼请求区别计费的原则，对含两个财产性诉讼请求的案件按一个争议标的额收费去认定，明显违反上述最局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三、原判未按已查明的争议标的额基数计费，属认定事实错误。《民诉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按照查明的争议标的额计算本案的代理费是正确贯彻执行上述规定的最好体现。（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字5136号案立案时，标的物因为已经被第三人违法转移和处分，所以，法院只能依照当事人（第三人）申报的标的额937943.08元计费(注：（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的民事起诉状上的标的额就是第三人立案时手写上去的，无任何证据）。(2016)鲁06民终字5136号案随一审（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的收费而定。从执行的结果看，上述两案的争议标的额实际不是937943.08元，而是1350807.08元（注:此执行标的额未超出法院查封财产的标的额范围，因为超标的额查封和执行是违法的。因此，应视为执行标的额等同于查封财产标的额，而查封财产标的额就是执行异议之诉二案中的诉讼请求标的额）。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一二审法院在诉讼费上少收了不少，但当时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现在碍于制度上的缺陷和法律规定的缺失，再去补救也不可能。与之相比，上诉人收代理费的情形与法院收诉讼费的情形不一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当时约定执行回全部款项后总结算，双方结算代理费时两案争议的标的额已经查清，已经知道争议标的额937943.08元不实，1350807.08元才是准确的争议标的额。因此，法院应该按照已经查明的争议标的额1350807.08元计算上诉人应收代理费。综上所述，根据双方执行回货款后一起结算代理费的约定，前一个诉讼案件代理费的计费基数应确定为937943.08元，后两个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代理费的计费基数应分别确定为1350807.08元*2。因此，被上诉人应支付的法律服务费为274312.98元。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律的尊严。四、原判认定上诉人“收费比例应当按照指导价的下限计算”的理由违背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本意，其结论超越法院裁判权限(见原判决书第15页倒数第1行至第16页正数第6行)。众所周知，法律和有关法规所指的“不规范收费”，一般是指突破政府指导价，在政府指导价以上或以下的收费行为。而上诉人计算的代理费都是在政府指导价范围以里，并未突破政府指导价，故不存在上诉人“不规范收费”一说。原判认定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订立书面代理合同属不规范行为，不属于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规范收费行为”意义范畴，与其结论即“收费比例应当按照指导价的下限计算”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原判所下上述结论超越裁判权限。政府指导价下的收费标准，是政府赋予基层法律服务所在指导价范围内收费的权利。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未约定计费方法的情况下按照指导价的最高上限对被上诉人计收代理费，并不违反政府指导价下的收费标准规定，法院理应支持。一审法院以不当理由调低上诉人的收费标准，没有法律依据，且涉嫌超越裁判权限，非法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被上诉人莱州通用标准厂、郑桂红、鲍姚汀共同辩称：原告声称被告经济困难，等打完官司一起结算，在莱州法院重新审理时，被告出具了一份2007年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当时，我们的净资产是300万元，我们还出具我们在银行有那么多存款的存单，我们有这么多钱，这难道也叫经济困难？这显然是原告为讹诈被告而找的借口罢了。2、原告在起诉书中诉称，十多年的时间，原告为这个案件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劳动，请原告举例说明，他都做过什么？莱州法院的人员有谁为他作证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反倒是恰恰相反，莱州法院的工作人员，认为原告在这个案子中是不是存在？可见原告为达到讹诈被告而虚构事实；如果不信，审判长可以到莱州法院调查一下，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请审判长明察。3、原告在几次的开庭中，一直诉称当时我答应给原告付法律服务费的通话录音，请原告提供出来，如果原告提供不出来，就是虚构事实，就是讹诈，就是原告免费代理“不收费”。五、莱州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证据举证规则是证是不证非，谁主张谁举证，而莱州法官却将证非的举证责任交给被告，这明显是偏袒同事、关系人；难道朋友之间帮忙不要钱，还得让朋友打收款收据吗？这显然不合乎情理，也证明莱州法院法官明显偏向原告。而原告、被告之间如此的约定明确，为什么莱州法官越过《合同法》61条，去适用《合同法》第62条第二款，也就是说莱州法院的法官可以不按法律的适用原则，那条对关系人有利就用那条吗？61条是什么？是交易习惯。委托律师打官司，不收钱的都签个合同吗？收钱的都不签个合同吗？恰恰相反，收钱的都签个合同，讲好标准，不收钱，帮忙的，都不签合同。综上所述，原告就是为还人情，免费为我们代理诉讼，无偿服务;从案子一开始，本案当事人双方就有关法律服务内容是“不收费”属约定明确，而非约定不明；莱州法官在一审、重审中法律适用错误；原审、重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错误，原告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无效的民事行为，我国法律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为达到讹诈当事人钱财的目的，虚构事实，胡说八道，宁愿不惜背着破坏诚实、信用为本的原则，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编织各种不成立理由，实施讹诈，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请审判长依法改判被告不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上诉人莱州通用标准厂、郑桂红、鲍姚汀上诉理由：请求法院依法撤销（2019)鲁0683民初806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法律服务费98036元。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的合同有效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指派李举明为被告的诉讼代理人，该履行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回避的规定，但不影响服务合同的效力”错误。被上诉人主任李举明曾在莱州市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研究室主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规定，被上诉人根本就不能在莱州市人民法院代理任何案件，其依法应当回避。而且李举明与莱州市人民法院某位法官的关系更属于法定回避事由，李举明应当回避而不回避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应属无效合同。二、原审将举证责任错分配给上诉人错误1、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原告为其免费代理，原告对此不认可，被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错误。根据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是证是不证非，原审法院将证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错误，即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不收费，而被上诉人主张双方之间约定了法律服务费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约定法律服务费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事实上，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代理时就明确表示免费为其代理。上诉人鲍姚汀的哥哥曾在乡镇企业担任厂长，当时厂里的诉讼案件很多，都是找被上诉人出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跟着上诉人鲍姚汀的哥哥赚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在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与青岛凯斯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的纠纷后，为还人情，被上诉人就主动找到上诉人要为上诉人免费代理。从常理上讲，任何人即便是咱们中院的法官在被上诉人称免费代理的时候，上诉人都不可能让被上诉人出具任何字据。相反被上诉人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所，其肯定明确知道代理法律事务如果需要收费或者风险代理，应当签订书面的法律服务合同。本案之所以没有书面合同就是因为被上诉人当时明确表示给上诉人免费代理。所以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明显违背常理，与事实不符。并且上诉人与青岛凯斯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的案件在起诉时青岛凯斯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就已经停产关门，该公司场地是租赁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韩国户籍，下落不明。所以在起诉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都明知该案货款难以索回，只是抱有一线希望提起诉讼。在难以索回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根本不可能花费被上诉人所述的巨额代理费代理，一个本以为难以回款的案子上诉人还花费巨额代理费去代理也明显与事实不符。三、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原告方实际履行了诉讼代理行为，形成实际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属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前提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本案法律服务合同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而且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所以本案不适用“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的规定。四、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错误。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的“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并非强制性规范，当事人是否行使该权利、义务可由其自行决定，而并非必须依照法律适用。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包含义务性规范及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规定主体必须为某种行为的规范，如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禁止性规范是规定主体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规范。刑法中多属此类规范。《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即不属于义务性规范也不属于禁止性规范，即不属于强制性规范，其实际属于属于授权行规范。而授权性规范即是授予主体可以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的规范。如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继承权，而公民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可由其自行决定，既可以行使该项权利,也可以放弃它。所以《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规定的应当支付报酬并非是强制义务，原审依据该规定认定上诉人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错误。五、原审法院参照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山东律师收费标准计算本案法律服务费错误。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的规定，参照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即参照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山东律师收费标准的前提是当事人双方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且必须是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才能适用第六十二条。原审未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而直接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错误。而且本案当事人双方就有关法律服务费内容是“不收费”属约定明确，而非约定不明。即便按被上诉人主诉的“按照店堂告示收取法律服务费”其主诉的逻辑前提也是约定明确或没有约定而非约定不明。所以本案不适用按照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确定本案法律服务费，综上，本案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支付被上诉人法律服务费。被上诉人莱州元信法律服务所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有效并无不当。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之间存在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三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指派李举明代理三案，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合同无效。殊不知，上述《规定》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并非法律和行政法规，被答辩人的主张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的规定。二、原审法院将被答辩人主张双方口头约定答辩人为其免费代理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答辩人，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答辩人提出双方口头约定答辩人为其免费代理的主张，当然应由其提供证据。被答辩人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众所周知，法律服务所是依法设立的有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中介机构。有偿收费是法律服务所开展业务的常态，免费代理（法律援助）是例外，且需要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从事了为其免费代理的例外业务，当然要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被答辩人夫妻在答辩人费尽周折为其打赢三场官司，终于讨回原本认为无法追回的130多万元货款后，不仅不思感激，反而到处造谣中伤答辩人，且与原审法院某些法官串通一气，肆意损害答辩人名誉，目的就是拼命压低其应交纳的代理费，真是其情可悯，其心可诛！被答辩人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批判。试想，如果一个案件的败诉方当事人对胜诉方的代理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胜诉方的当事人在案件胜诉后对自己的代理人挑毛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岂不是咄咄怪事？另外，被答辩人三番五次主张答辩人在被答辩人的哥哥处赚了很多钱，但被答辩人能提供证据吗？如果不能，说明被答辩人夫妻撒谎成性，品德欠佳。答辩人提供的、在一审起诉前即被答辩人刚收到执行货款不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郑桂红之间所发短信，可证明被答辩人在几次开庭中都说假话，撒谎（关于这一点，答辩人在答辩人提交的上诉状中有说明）。至于原审某些法官与被答辩人勾结，故意制造上访假象和故意错判，答辩人已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在此不多说。三、被答辩人指责原判适用《合同法》第36条和405条错误，与事实不符。四、被答辩人认为原判计算法律服务费有误，答辩人也认为有误，但理由和观点与被答辩人截然相反。关于这一点，答辩人已在答辩人提交的上诉状中作了详尽说明，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三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都不成立，二审法院应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答辩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上诉请求有理有据，应依法得到支持。上诉人莱州元信法律服务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274312.98元（原审中主张231000元）。2、被告郑桂红、鲍姚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是被告郑桂红注册成立的私营企业，被告鲍姚汀与郑桂红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自2007年起至2017年止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先后委托原告诉讼代理其与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柳希章、韩丽娟与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及被告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的原审和二审的诉讼。委托诉讼代理上述案件时因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主张其经济困难，向原告申请暂时不缴纳法律服务费，待执行回案件款后一起结算。原告碍于某些特殊关系同意了原告的请求。之后，原告派人为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上述三案一、二审的诉讼提供了法律服务，且三案均已胜诉。2017年8月份，被告鲍姚汀告知原告法院已经执行回货款110多万元，尚有部分货款没有执行完毕。按照上述三案每个案件130万元标的额计算，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231000元，重审中变更为274312.98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上述法律服务费，遭到被告拒绝。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与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加工机械标准件合同纠纷诉至本院，原告指派该所法律工作者李举明担任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的诉讼代理人，原告向本院出具了公函，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向本院出具了委托书。李举明参加了该案的诉讼活动。在该案审理期间，本院根据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的申请，作出了（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939-1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07年9月14日依法查封了存放在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车间内的冲床十一台、车床三台。2007年10月15日，本院作出（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93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给付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货款937943.08元。该判决生效后，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没有履行判决义务，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申请本院执行。本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明（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939-1号民事裁定查封的机械设备已被青岛盛源杰贸易有限公司以资抵债名义从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转移出去。2010年3月8日，青岛盛源杰贸易有限公司被注销。清算报告中载明：注销时该公司无任何负债，剩余净资产现金358万元，由二股东分配，柳希章分配107.4万元，韩丽娟分配250.6万元。2013年7月23日，本院向柳希章、韩丽娟发出《限期追回财产通知书》，责令其追回财产。柳希章、韩丽娟以案外人的身份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作出（2008）莱州执异字第157-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柳希章、韩丽娟的异议。柳希章、韩丽娟不服上述裁定，向本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诉，要求确认青岛凯思特裕昌精机有限公司以资抵债抵顶给青岛盛源杰贸易有限公司的冲床十一台、车床三台归柳希章、韩丽娟所有，撤销本院作出的（2008）莱州执异字第157-1号执行裁定。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指派其法律工作者李举明担任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原告向本院出具了公函，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向本院出具了委托书。本院经审理，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柳希章、韩丽娟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宣判后，柳希章、韩丽娟不服，向烟台市中级人民院提起上诉，经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委托，原告指派其法律工作者李举明继续担任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的诉讼代理人参加二审诉讼。烟台市中级人民院于2017年1月19日作出（2016）鲁06民终51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判决生效后，本院通过执行扣划第三人款项1350807.08元，扣除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交付被告执行款及利息1320657.08元。本院另查明，原告为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提供上述三案诉讼代理服务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主张有口头合同，口头合同的内容也不能证明。被告主张是无偿代理，也没有证据。本院还查明，原告指派李举明作为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举明曾在本院工作过，其配偶仍在本院工作。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四，一是法律服务合同的合同效力，二是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三是法律服务费收费标准，四是（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收费基数。上述三案诉讼过程中，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双方之间已形成实际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对此，双方虽存在有偿合同还是无偿合同之争，但均未否认合同关系的存在。一、关于合同效力。被告主张，李举明是从法院离任，其配偶是法官，其在原任职法院作为案件的诉讼代理人违反了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的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或者法律服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收取费用，禁止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私自收费，我国律师法及国家计委、司法部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收费管理办法对此均有相关规定，说明在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中的合同相对方是法律服务所，而非法律工作者。即合同关系发生在原告法律服务所与被告之间，原告指派李举明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是合同履行方面的问题，履行行为是否适当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应认定合同有效。原告指派李举明被告的诉讼代理人，该履行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回避的规定，属履行合同不当，如果因此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赔偿。但经询问被告，原告指派李举明提供代理服务的三起案件均胜诉，李举明没有利用身份在诉讼中为当事人谋取不当利益或者侵犯当事人的利益，也没有利用身份干扰了司法，都是完全靠证据胜诉。因对被告无危害结果，则该违反法律行为的责任属行政责任范畴，而不需对被告承担民事责任，也不影响服务合同的效力。二，关于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被告主张，双方口头约定原告为其免费代理，原告对此不认可，被告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本院认为，除了按照法律规定，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外，或者双方明确约定为无偿服务外，其他服务都应当为有偿服务。被告单位的三次诉讼，都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无偿服务的特别约定，故被告主张无偿服务证据不足。三，关于服务费的标准。原告主张，《第四法律服务所收费公示栏》的收费内容，属于在订立包括双方协商收费内容在内的代理合同之前的要约，而被告实施委托原告代理的行为，是对包括《第四法律服务所收费公示栏》在内的要约的承诺。因此应当按照我所收费公示的标准计算法律服务费。本院认为，原告在其单位墙壁上悬挂收费公示，是基于行政管理部门对法律服务所管理的要求所致。国家计委、司法部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所收费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发布收费标准的通知中，对收费公示均有明确要求，其目的主要是增加收费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第四法律服务所收费公示栏》公示的行为不符合关于要约成立的上述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要约原则上向特定的人发出，因为要约的目的是成立合同，合同是成立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说明，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可以向不特定的人发出，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如果原告为了招揽委托人的目的，而主动向他人寄送该收费价目或者主动指引他人观看该价目表，则该寄送或者指引行为也只是一种要约邀请，而非要约。故《第四法律服务所收费公示栏》不构成要约，也不能作为原被告之间法律服务合同的内容。故认定双方对服务费数额约定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原被告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关于服务费的标准及数额约定不明，应当按照或参照国家发布的收费标准计算服务费数额。（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939号一案，系2007年立案审理，该案应当按照2000年8月1日颁发的山东省司法厅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附件的规定执行。该标准规定，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案件，按争议标的额的固定比例（没有浮动）收费，但收费最高不超过2万元。固定比例（没有浮动）说明当时法律服务所民事案件代理费是政府定价而非政府指导价，故被告应按照规定向原告支付法律服务费2万元。（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于2015年9月8日立案审理，2016年6月3日判决。（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件于2017年1月19日判决。鲁价费发[2011]212号文件规定了山东省基层法律服务所收费标准，有效期自2012年2月1日起三年至2015年2月1日。鲁价费发[2016]83号文件指出，由于国家调整了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定价范围，新的收费标准正在制定中，为保证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服务市场稳定，维护当事人、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事务所等各方权益，现就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延期有关问题通知如下，律师服务收费继续执行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规定，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参照本通知执行，即参照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规定执行。该通知从2016年8月15日起执行至2017年8月14日止。（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受理及审判发生在该期间，法律服务收费应参照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执行。[2014]84号文件发布的收费标准是政府指导价，收费比例有一定浮动范围：除固定收费每件500元，还应按照涉及争议标的额分段累进计算，争议标的额100000元以下收费标准5%-6%，争议标的额100001元-1000000元收费标准4%-5%，双方当事人可以在浮动范围内约定。因原告没有按照法律和收费规定的要求签订书面合同，对收费约定不明主要是原告的不规范行为造成，故收费比例应当按照指导价的下限计算。被告在诉讼中主张，根据律师收费标准，代理同一案件在两个以上阶段可以自第二阶段起在酌情减收服务费的规定，案外人异议之诉案件受理费应当减半收取，该主张同样需要双方在政府指导价基础上进行约定，因无约定该主张不予支持。四、关于（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服务费收费基数。（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一、二审诉讼，原告诉讼请求有两项：1、确认执行标的物冲床十一台、车床三台归原告所有（937943元）。2、依法撤销（2008）莱州执异字第157-1号执行裁定。一、二审诉讼均针对该两项请求。原告主张，两案均是两个诉讼请求，每个诉讼请求涉及标的额均为937943.08元，从实际执行数额看实际争议标的额为1350807.08元，则两案应分别按照1350807.08?2作为收费基数。案外人异议之诉，是案外人以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为由，请求法院不许对该标的实施执行的诉讼。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在形式上体现为是否排除执行行为的诉讼，实质上是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对该被执行标的的权属纠纷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的权利与申请执行人之间债权的优先效力纠纷的复合型诉讼。不管案外人是否将确认权利作为独立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案外人异议之诉中都必须就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行审理，权属问题是认定能否阻却执行的前提。正如合同纠纷诉讼中，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与要求履行合同一样，虽然是两个诉讼请求，但争议标的物是一个，不易重复计算争议标的额。另外，执行数额并非诉讼标的额，执行数额可能根据对原案判决逾期履行的时间延续不断发生变化，不能作为诉讼代理费的计算基数。且如果本案按照执行数额作为收费基数，则三个诉讼案件只存在一个执行数额，也只能计算一次收费，显然也与原告的主张不符。故该两案均按争议标的额937943.08元作为受取法律服务费的基数。综上，原告与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但原告方实际履行了诉讼代理行为，形成实际法律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属有效合同。原告指派李举明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属于履行合同不当，但代理行为未给被告造成实际损失，被告应当支付原告法律服务费。（2007）莱州民二初字第939号一案按照2000年8月1日颁发的山东省司法厅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确定收费数额2万元；（2015）莱州民初字第1767号案和（2016）鲁06民终5136号均参照鲁价费发[2014]84号文件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浮动价的底限，均按争议标的额937943.08元作为基数，计算为各39018元。以上三案，应付原告法律服务费98036元。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系私营企业，被告郑桂红、鲍姚汀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该企业，现原告要求被告郑桂红、鲍姚汀承担共同给付责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六十二条（二）项、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郑桂红、鲍姚汀给付原告莱州市文昌路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98036元，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14.69元，由原告承担3479.55元，由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郑桂红、鲍姚汀承担1935.14元。此款原告已全额交纳，限被告莱州市通用标准件厂、郑桂红、鲍姚汀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应负担的1935.14元直接交纳本院。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上诉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秀波审判员  孙 威审判员  王汝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战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