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10915号原告（反诉被告）：程亚红，女，197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永，北京市诚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吴文鹏，男，1955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吴文鹏之子），男，198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第三人：王某1，男，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王某2，男，200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法定代理人：王某1，男，196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第三人：吴某，男，198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第三人：迟金月，女，1988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迟金月丈夫），男，1984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通州区。原告（反诉被告）程亚红与被告（反诉原告）吴文鹏及第三人王某1、王某2、吴某、迟金月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程亚红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永律师，被告吴文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晓燕律师，第三人吴某及其作为被告吴文鹏、第三人迟金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第三人王某1及其作为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确认因搬迁通州区潞城镇后屯村东街x号院于2016年12月14日之后发放给被继承人刘桂英的周转费属于刘桂英的遗产；2、确认档案编号为xxx《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的一居室（45平米）安置房属于刘桂英遗产；3、确认刘桂英人均安置面积少于50㎡的折价补偿款属于刘桂英遗产；4、确认档案编号为xxx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中安家补助费50000元、残疾补助费30000元及周转费暂定72000元属于刘桂英遗产；5、诉讼费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刘桂英系原告之母，与被告于2009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原告之父程保全于1979年去世，之母刘桂英于2017年5月去世。2016年9月15日，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搬迁潞城镇后屯村x号院（以下简称x号院）房屋，按照搬迁政策，被继承人刘桂英享有50㎡安置面积，以及相应的周转费。另，2012年3月26日，因两站一街项目搬迁，被告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北京市台湖镇人民政府签订集体土地搬迁补偿协议书、安置协议等，其中被安置人包括刘桂英，享有至少50平米的楼房安置面积，同时获得安家补助费以及残疾补助费。现因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与被告无法就遗产范围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原告诉至贵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求。被告辩称，1、被告认可2016年12月14日之后的周转费是刘桂英遗产，被告不知道周转费的数额，周转费都被原告领走了，请求法院查明周转费的具体数额；2、档案编号为B14Z-03-089的《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中的被拆迁人是吴文鹏，该拆迁的宅基地和地上物及其他补偿都是吴文鹏的婚前个人财产，购买刘桂英赠与吴某的50平米指标房产的钱是从吴文鹏个人的拆迁所得中扣除的，该部分购房款与刘桂英无关；3、《搬迁补偿协议》中安家补助费属于刘桂英的只有25000元，而不是50000元，关于30000元残疾补助费拆迁协议中确有该补偿。由于早在2012年就拆迁了，距离刘桂英2017年5月16日去世，有长达5年时间，刘桂云去世前瘫痪在床7年，期间吴文鹏因照顾刘桂英靠捡废品和接受吴文鹏的儿子吴某的补贴为生，以上两项合计也只有55000元，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花光了。综上，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确认档案编号为1-D宅后-002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中各项房屋货币补偿款总额中，有1787866元是刘桂英的遗产；2、确认档案编号为1-D宅后-002的《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附件一《房屋安置明细表》中安置的2套房屋中，有50平米的房产是刘桂英的遗产；3、确认档案编号为1-D宅后-002的《安置及临时周转协议》中的周转补助费224000元（最终金额以法院核实为准）是刘桂英遗产；4、确认通州区潞城镇后屯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后屯村委会）发放给刘桂英的，按区位补偿价，每宗宅基地补助160000元是刘桂英的遗产；5、确认后屯村委会发放给刘桂英的，对提前搬家每宗宅基地补助100000元是刘桂英的遗产；6、确认后屯村委会发放给刘桂英的，提前搬家周转金40000元是刘桂英的遗产；7、确认后屯村委会发放给刘桂英的，凡享受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政策的本村户籍人员补助120000元是刘桂英的遗产；8、反诉诉费由原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刘桂英名下x号院于2016年9月15日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于2016年10月3日签订《安置及临时周转协议》，拆迁期间刘桂英病重瘫痪在床，委托原告办理全部拆迁事宜，全部拆迁所得都被程亚红领走。刘桂英在2017年5月16日去世，因此刘桂英的遗产范围应当确定为16号院全部拆迁所得减去属于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部分，全部周转费和后屯村委会发放给刘桂英的各项款项。另外，16号院的周转费都被原告领走，请法院查明该笔周转费金额后确定。针对被告的反诉，原告辩称，2016年12月14日，刘桂英与王某2签订赠与协议，与原告签订赠与合同，将拆迁补偿款及周转费这些货币补偿全部赠与原告。也就是刘桂英生前已将被告反诉要求的项目和金额作出了处理，已经归属程亚红所有，不属于遗产；对第二项反诉请求，也是2016年12月14日刘桂英与王某2签订赠与协议，将刘桂英获得楼房份额赠与王某2，同时办理产权登记，将房屋登记在王某2名下，赠与行为履行完毕，因此这部分财产属于王某2所有，也不属于遗产。综上，不同意被告反诉请求。第三人王某1、王某2述称，同意原告诉讼请求，不同意被告反诉请求。第三人吴某、迟金月述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同意被告反诉请求。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桂英（2017年5月16日去世）生前与吴文鹏系夫妻关系，二人系再婚,登记时间为2009年12月23日。程亚红系刘桂英与前夫程保全（1980年12月18日去世）之女。王某1与程宝红系夫妻关系，育有一子王某2。吴某系吴文鹏之子，迟金月与吴某系夫妻关系。2011年11月15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甲方、搬迁人）与吴文鹏（乙方、被搬迁人）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搬迁补偿协议》，档案编号：B14Z-03-089），约定：甲方因“两站一街”项目建设，需要搬迁乙方在搬迁范围内麦庄村中街1x号（以下简称x号院）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附属物；现已认定乙方宅基地面积337．27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正式房屋建筑面积252．6平方米；甲方安置乙方人口4人，分别为吴文鹏、吴某、刘桂英、迟金月；甲方应支付乙方宅基地区位补偿款711073元、房屋重置成新价194225元、附属物及装修补偿款31344元，合计936642元；搬迁各项补助费445789元；两项补偿款合计1382431元；周转费本次发放至2012年6月30日，共计28000元，此后周转费每半年发放一次。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双方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搬迁补助协议》（以下简称《搬迁补助协议》）、《搬迁安置协议》，其中《搬迁补助协议》约定：甲方给付乙方住宅房屋搬家补助费3789元、移机补助费2000元、节约土地奖60000元、提前搬家奖励100000元、无违章建房奖励100000元、残疾补助费30000元、安家补助费150000元，合计445789元。《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安置乙方三套楼房，分别为北区x号楼x单元x室为二居室，建筑面积108．61平方米；一居室1套，预计建筑面积45平米；二居室1套，建筑面积72平方米。2016年10月7日，吴文鹏、吴某、刘桂英、迟金月共同签署《房屋产权人确认表》，载明：被搬迁人及所有被安置人之间协商一致决定，将安置房按照如下方案登记：1、次渠嘉园x号院x单元x室登记产权人吴某；2、次渠嘉园x号楼x单元x室登记产权人吴某。2016年10月14日，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甲方、拆迁人）与刘桂英(乙方、被拆迁人)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协议》，档案编号：1-D宅后-002），约定：甲方因拆迁项目建设需要，对乙方拆迁范围内x号院的宅基地上所有房屋及附属物进行拆迁；乙方宅基地面积269．06平方米，合法宅基地范围内正式房屋建筑面积201．73平方米；乙方被安置人口4人，分别为刘桂英、程亚红、王某1、王某2；甲方应给付乙方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3270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2546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款252163元、设备移机费635元、住宅房屋搬迁补助费3026元、安家补助费150000元、合法利用土地奖励费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53864元、提前搬家奖励100000元，各项货币补偿共计1917866元。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双方签订《安置及临时周转协议》，约定：安置户型套数2套，分别是孙各庄二期地块x号楼x单元x层x三居室（110平米）、孙各庄二期地块x楼x单元x层x三居室（110平米）；第一笔周转费，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甲方履行完毕相关手续后十日内按照本协议结算方式向乙方支付周转费，起算日期为2016年9月至2018年12月共计28月的周转补助费224000元；甲方向乙方发放2019年1月至《安置房入住办理通知书》送达后第四个月期间的周转补助费，发放时间为《安置房入住办理通知书》送达后三十日内，至此周转补助费发放完毕。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16年10月25日，刘桂英、程亚红、王某1、王某2作为申请人，向拆迁人提交《申请书》，载明：申请人之间充分协商一致，决定安置房按照如下方案登记：1、孙各庄二期地块x号楼x单元x层x（面积110㎡）登记产权人程亚红；2、孙各庄二期地块x号楼x单元x层x（面积110㎡）登记产权人王某2。同日，刘桂英、程亚红、王某1、王某2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称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安置房登记协议》，约定安置房按照《申请书》载明的登记方案进行登记。庭审过程中,原告提交了落款日为2016年12月14日的《赠与协议》、《收条》、《赠与合同》及《遗嘱》。根据《赠与协议》和《收条》显示，2016年12月14日刘桂英作为赠与人与王某2作为受赠人，程亚红作为王某2的法定代理人签订，该《赠与协议》约定：一、刘桂英自愿将x号院房屋拆迁安置并已购买的北京市通州区孙各庄二期地块x号楼x单元x层x房屋自愿赠与外孙王某2，该房面积110平方米；二、王某2同意接受外祖母刘桂英的上述赠与；三、安置的上述房屋的相关权益、权利、义务由王某2享有；四、安置的上述房屋交付时由外孙王某2收房等。同日，刘桂英作为赠与人与程亚红作为受赠人签订《赠与合同》及《收条》，约定:一、刘桂英自愿将x号院拆迁所得的拆迁补偿款（扣除购房款）与周转费（房租）中属于刘桂英的金额自愿赠与女儿程亚红；二、程亚红同意接受母亲刘桂英的上述赠与等。上述赠与协议上均有代笔人杨淑芳，见证人程宝国、宋淑荣、范宝兰的签名及捺印。同日，刘桂英立《遗嘱》，载明：我与前夫婚后育有一女程亚红……我与吴文鹏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由于本人身体多病，为防止意外和遗产继承纠纷，我自愿立遗嘱如下：在我去世后，我刘桂英自愿将x号院房屋拆迁所得的赠与之后又发生的周转费（房租费）和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麦庄村房屋拆迁与吴文鹏共同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安置房屋中属于我刘桂英的财产份额，存款等我的全部财产，遗嘱给我女儿程亚红继承，吴文鹏不继承我的任何遗产。对我的遗嘱，他人不要有任何意见。我刘桂英立本遗嘱时神态清醒，以上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希望大家尊重本人的遗愿，和平处理遗产继承事宜。该《遗嘱》上有刘桂英签名及捺印，代笔人杨淑芳，见证人程保国、宋淑荣、范宝兰的签名及捺印。庭审中，吴文鹏不认可《赠与合同》、《赠与协议》及《遗嘱》，称上述协议形成时间为2016年12月14日，当日刘桂英有嗜睡、昏迷、鼻饲进食等重症，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所签订协议及所立遗嘱无效。庭审中，吴文鹏向本院提交刘桂英的住院病案、病程记录等证据，显示刘桂英于2016年12月9日至2017年2月6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脑梗塞、低血容量性休克等。2016年12月14日的病程记录显示：患者一般情况差，嗜睡状态，呼之可睁眼……目前病情较入院好转，但仍危重。目前患者仍意识不清等。另查，吴文鹏曾以分家析产纠纷为由，起诉程亚红、王国华、王某2，要求对后屯村x号院宅基地拆迁所得属于其所有的部分进行分割。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京0112民初1812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程亚红支付吴文鹏30000元。该判决中认定，综合吴文鹏与刘桂英一起居住生活的事实，结合吴文鹏与刘桂英2009年12月23日登记结婚的事实，16号院地上物补偿款中应该有吴文鹏的份额，最终酌定属于吴文鹏的数额为30000元。再查，2018年11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后屯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信》，载明：潞城镇后屯村村民委员会，关于2016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中村集体给予村民补偿决定如下：1、2016年9月30日，后屯村委会根据棚户区改造项目10个村，村级补助政策精神，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村委会按区位补偿价，每宗宅基地补助16万元；2、对提前搬家奖励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等“有效文件”及确认后的宅基地，每宗宅基地补助10万元；3、对提前搬家周转金，每宗宅基地补助4万元；4、2017年1月15日，后屯村村委会根据棚户区改造项目十个村，村级补助政策精神，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凡享受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政策的本村户籍人员，每人补助12万元，户口在册，非安置人员不享受补助；5、对于刘桂英的占地补偿、自留地补偿、村委会不掌握情况。本案审理过程中,就x号院拆迁后所涉及的安置房的周转费发放情况,经本院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核实，针对x号院,2019年9月至2019年12月4个月的周转费以已经发放,且系按照原周转费的110%进行下发的。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作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赠与合同》、《赠与协议》及《遗嘱》的效力问题；第二、被继承人刘桂英的遗产范围的确定。对此，本院分别论述如下：一、关于《赠与合同》、《赠与协议》及刘桂英所立《遗嘱》的效力认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所谓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对行为后果没有预见能力。本案中刘桂英签订《赠与合同》、《赠与协议》及立遗嘱的时间均为2016年12月14日，当时刘桂英处于住院治疗期间，根据住院病历及病程记录显示，刘桂英系因脑梗塞住院，2016年12月14日的状态为“嗜睡状态，呼之可睁眼，仍意识不清”，由此可以看出，刘桂英的病情导致其在作出相应民事法律行为时，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缺乏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刘桂英与王某2签订的《赠与协议》，其与程亚红签订的《赠与合同》，以及刘桂英所立遗嘱，均因欠缺行为人的行为能力这一有效要件，而无效。原告主张赠与协议及遗嘱有效，并要求按照协议及遗嘱确定相应财产的权属，因其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刘桂英作出上述民事法律行为时，能够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意思表示真实，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二、关于刘桂英遗产范围的确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财产主要是刘桂英名下后屯村x号院及吴文鹏名下麦庄村中街x号院拆迁所得的各项补偿利益。对此，应根据被拆迁财产的权属，并结合相应的拆迁政策，加以判断：（一）原告主张的x号院拆迁安置属于刘桂英的安置面积（房屋）、少于50平米安置房的折价补偿款及相应的周转费属于刘桂英遗产，但根据查明的事实，该安置房在刘桂英生前，已经所有被安置人一致同意登记在吴某名下，因此属于吴某的个人财产。而相应的周转费，属于对安置房不能交房而给予被安置人的补贴，因此，上述安置房、折价补偿款及相应的周转费均应归属安置房的所有权人，亦不属于刘桂英遗产；（二）x号院拆迁所得的安家补助费、残疾补助费，属于刘桂英财产，被告辩称上述款项在2012年到刘桂英去世前，已经用于看病及日常开销，但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支持，具体数额确定为55000元（25000+30000）；(三)x号院拆迁安置的两套安置房，在所有被安置人签署的申请书上，已协商一致上述房屋登记在程亚红、王某2名下，故被安置人已经对安置房权属作出约定，上述房屋应属于程亚红、王某2所有，不属于刘桂英遗产。而相应的周转费，属于对安置房不能交房而给予被安置人的补贴，因此，应归属安置房的所有权人，亦不属于刘桂英遗产；(四)x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桂英，宅基地有关的补偿应属于刘桂英。地上物中，经生效判决确认应有吴文鹏份额，相应补偿款的具体数额，生效判决已确定为30000元。因此，x号院拆迁所得各项货币补偿中：（1）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32709元属于刘桂英遗产；（2）房屋重置成新价225469元、装修及附属物补偿252163元，其中30000元属于吴文鹏所有，其余447632元属于刘桂英遗产；(3)设备移机费635元，属于刘桂英遗产；（4）搬迁补助费3026元、合法利用土地奖励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53864元、提前搬家奖励100000元，根据拆迁政策，上述款项均系针对宅基地拆迁的补偿，因此，上述款项属于刘桂英遗产；（5）安家补助费，根据拆迁政策，系根据符合安置条件的本村农业户口人员，享受每人5万元安家补助。x号院被安置人为5人，因此，安家补助费15万元中，属于刘桂英的为5万元，该款项属于刘桂英遗产；（五）x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为刘桂英，因此，后屯村村委会按照宅基地补助的每宗宅基地补助x万元、提前搬家奖励10万元、提前搬家周转金4万元、享受安置政策的本村户籍人员补助12万元，均应归属宅基地使用权人刘桂英，系刘桂英的遗产。综上，原、被告诉争的各项财产中：1、x号院拆迁所得安家补助费、残疾补助费55000元；2、x号院拆迁所得的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3270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装修附属物补偿447632元、设备移机费635元、搬迁补助费3026元、合法利用土地奖励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53864元、提前搬家奖励100000元、安家补助费50000元；3、x号院拆迁村级补助中，宅基地补助16万元、提前搬家奖励10万元、提交搬家周转金4万元、享受安置政策的本村户籍人员补助12万元。上述财产均系刘桂英的遗产，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及被告其他反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麦庄村中街x号院拆迁所得安家补助费25000元、残疾补助费30000元，共计55000元，属于被继承人刘桂英遗产；二、确认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后屯村x号院拆迁所得宅基地区位补偿款1032709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及装修附属物补偿447632元、设备移机费635元、搬迁补助费3026元、合法利用土地奖励100000元、宅基地少建房奖53864元、提前搬家奖励100000元、安家补助费50000元，属于被继承人刘桂英遗产；三、确认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后屯村x院拆迁村级补助中宅基地补助16万元、提前搬家奖励10万元、提前搬家周转金4万元、享受安置政策的本村户籍人员补助12万元，属于被继承人刘桂英遗产；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程亚红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吴文鹏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35322元（含反诉案件受理费2799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程亚红负担17661元，已交纳7330元，其余10331元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吴文鹏负担17661元（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许多清人民陪审员  赵桂秋人民陪审员  王立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