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沪0115行初757号原告孙令国，男，1978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黄辉。原告孙令国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以下简称公安宝山分局)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已于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7年10月4日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作出沪公(宝)行罚决字[2017]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违法行为人为原告，主要内容为：现查明原告于2017年4月26日22时，在上海市宝山区场北路XXX弄XXX号XXX室犯有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项、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五日(刑事拘留期限折抵五日)。原告孙令国诉称，2017年10月12日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下属庙行派出所的警官口头通知原告领取被诉处罚决定，并要求签字承诺对处罚决定无异议，原告表示对处罚决定有异议，拒绝签字承诺，故该警官拒绝给原告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曾于当月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但因无法提供书面行政处罚决定书，法院未予以受理。直至2019年7月29日庙行派出所才向原告出具了被诉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存在案发时间地点认定错误、案发经过描述错误、办案程序错误，办案民警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包庇犯罪等，故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被告公安宝山分局辩称，2017年10月10日至12日，原告多次至庙行派出所申诉，民警告知其因故意伤害违法行为已被分局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向其送达法律文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原告表示知晓但对处罚决定不服，并拒绝签收文书。原告多次提起信访要求伤势鉴定等，民警多次电话及当面告知原告处罚结果，原告始终拒绝领取文书。2017年11月原告向被告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18年1月4日被告作出不予赔偿决定，国家赔偿决定书中明确告知原告已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原告收到后不服向上海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原告早已实际知晓处罚决定的内容，迟至2019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27日原告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宝山分局刑事拘留三日，后延长至三十日，同年5月26日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年10月4日被告作出被诉处罚决定。2017年11月13日原告向被告公安宝山分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并在申请材料中称，2017年10月12日庙行派出所警官口头告知原告对其处15日行政拘留和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原告在决定书上签字无异议，因原告拒绝签字，未收到书面处罚决定书。2018年1月4日被告作出沪公宝赔决字[2017]006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原告提出的赔偿请求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提出复议申请，上海市公安局于2018年3月9日作出沪公法赔复决字[2018]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了公安宝山分局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原告仍不服，以公安宝山分局违法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该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沪02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维持了上海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并在该决定书中详细载明了被诉处罚决定的文号及内容。另查明，2019年8月26日公安宝山分局庙行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及《工作情况》，称2017年10月10日至12日期间，原告就其故意伤害一案多次至派出所窗口申诉，民警告知其已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向其送达被诉处罚决定书并告知诉权及起诉期限，原告虽知晓相关内容但拒绝签收。2019年9月5日本院对原告进行调查询问，其述称2017年10月12日经民警电话告知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后，原告至庙行派出所窗口阅看了被诉处罚决定书，但窗口民警要求原告签字表示无异议，因原告当场表示对处罚决定有异议并拒绝签字，民警未让原告取走处罚决定书。上述事实，由刑事拘留通知书、释放证明书、被诉处罚决定书、国家赔偿申请书、国家赔偿决定书、情况说明等并结合原告自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一方面，被诉处罚决定系被告公安宝山分局于2017年10月4日制作，处罚决定书上已载明起诉权利和起诉期限。结合原告陈述、国家赔偿申请书及被告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可以证实被告在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后，已于2017年10月电话告知原告其被行政处罚的事实并曾当面向原告送达过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亦确认其曾于2017年10月12日接民警电话后至被告下属庙行派出所，窗口民警向其出示被诉处罚决定书，原告当场阅看并提出异议。故原告虽称其于2019年7月29日才拿到被诉处罚决定书，但其应早已知晓处罚决定内容及起诉期限，原告迟至2019年8月才提起本案诉讼，显已超过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即使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算，亦早已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要能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并在法定期限内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本案原告自2017年11月起，针对刑事拘留先后提起国家赔偿申请、复议及诉讼，其被行政拘留(折抵)的客观事实在案件审理及相关法律文书中屡被提及，2018年12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国家赔偿决定书中更是详细记载了被诉处罚决定的文号及内容，故原告未收到被诉处罚决定书并不构成其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障碍，即使从其收到国家赔偿决定书起算，原告亦已超过六个月法定起诉期限。原告称其阅读速度慢未看清处罚决定内容、被告电话告知处罚内容有误、国家赔偿案件审理法官虽指出拘留十五日的表述有误但未告知真实决定内容等，既有违常情常理，亦不构成超期起诉的正当理由，本院对此难予采信。原告又称其曾于2017年11月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本院对该事实亦难予确认。综上，原告无正当理由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孙令国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原告已预缴)，退还原告孙令国。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媛媛审判员  邹加沅审判员  单宇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邱佩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