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21924号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4045559A。负责人：廖新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梦恋，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35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132209797M。法定代表人：赵伟。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790号1607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759899381F。法定代表人：许怀捷。被告：袁珊珊，女，汉族，1985年7月10日出生，住址山东省巨野县，被告: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科技1号楼四、五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06426G。法定代表人:白长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丽丽，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许怀捷，男，汉族，1966年6月2日出生，住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被告：贾英，女，汉族，1966年4月25日出生，住址上海市黄浦区，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诉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工华东公司）、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川公司）、袁珊珊、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工集团公司）、许怀捷、贾英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8年12月18日及2019年7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曾梦恋，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兵工集团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长斌、韩丽丽，被告袁珊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协川公司、许怀捷、贾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2550万元及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按照1‰/日自2018年3月29日起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2、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支付回购款2000万元及保理费、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律师费（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的保理费按照0.75%/月计算为180万元；罚息按照1‰/日自2018年3月30日起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逾期管理费按照1‰/日自2018年3月30日起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违约金为1275000元；律师费为10万元）；3、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袁珊珊、许怀捷对被告协川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被告协川公司完成回购义务后，原告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被告协川公司；6、被告贾英对被告许怀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协川公司、袁珊珊、兵工集团公司、许怀捷、贾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公告费及在诉讼程序中由原告预支或代垫的相关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29日，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签订《保理合同》，约定被告协川公司将其与各付款人之间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对各付款人已经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以及截至2018年3月28日将发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全部无条件转让给原告，原告同意根据被告协川公司的结算特点和需求，为被告协川公司提供结算账户管理、贸易融资等相关保理服务。原告受让的应收账款以《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列明为准，即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在合同项下的应付款2550万元。原告同意被告协川公司的保理融资申请，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自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保理费率（月利率）为0.75%，保理费按照浮动费率计收。同日，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签订《账户共管协议》。同时，原告与被告袁珊珊签订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约定该被告袁珊珊以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协川公司在《保理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日，原告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协川公司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三方确认被告协川公司转让给原告的应收账款到期日为2018年3月28日，回款金额为2550万元，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未按约定回款，则应按照千分之一每日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确认己知晓标的应收债权转让事宜，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的债权转让通知义务已经完成。2017年4月6日，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平台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业务登记的初始登记。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向被告协川公司发放了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被告协川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咨询顾问费130万元。后经原告查询，被告兵工集团公司系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的独资股东，被告许怀捷系被告协川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按照法律规定，被告兵工集团公司、许怀捷均应承担连带责任。而被告贾英系被告许怀捷的配偶，亦应对被告许怀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诉。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答辩称，1、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闫化强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侦查，故本案涉及刑事犯罪，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或中止诉讼。2、即使本案属于民事案件，但因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而导致保理合同无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及违约金。3、原告既要求被告协川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又要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属于请求权竞合，原告只能选择其中一项请求。4、原告主张违约金标准过高，违约金不受法律保护。被告袁珊珊答辩称，我从未向原告出具任何担保资料，对案涉《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不知情。被告兵工集团公司答辩，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被告兵工集团公司的财产，原告要求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被告协川公司、许怀捷、贾英均未答辩。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9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协川公司（乙方）签订《保理合同》与《账户共管协议》，约定：乙方将其与各付款人之间的商务合同项下的对各付款人已经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以及截至2018年3月28日将发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全部无条件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为乙方提供结算账户管理、贸易融资等相关保理服务。乙方须提交《客户信息表》、《申请人承诺保证书》及甲方认为必要的基本资料。乙方与甲方签署《账户共管协议》确定共管账户，用于收取各付款人付款。共管账户为乙方向付款人收款的唯一账户，共管账户确定后，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撤销共管账户或将向各付敖人收款的账户变更为其他账户。自上述应收账款转让至甲方之日起，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下列文件及单据：(1)乙方与各付款人签订的商务合同；(2)《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3)交易凭证；(4)甲方所要求提供的其他单据及文件。甲方受让的应收账款以《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列明为准。保理融资金额、保理融资期限及保理费以甲方出具的《保理融资核准通知书》列明为准。甲方在出具《保理融资核准通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将融资款划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账户信息如下：户名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豫园支行，账号99×××02。若应收账款回款不足以抵扣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乙方应于保理融资到期当日按甲方要求无条件补足差额，若乙方未补足差额，则乙方除应补足差额、交纳逾期期间的保理费、账户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外，还应从保理融资到期之日的次日起每日加付逾期管理费。甲方在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未充分受偿时，可向乙方及付款人分别行使追索权和追偿权。甲方向付款人行使追偿权时，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保理费率为月费率0.75%，即甲方向乙方实际发放保理融资款金额×保理费率×时间，日费率=月费率/30；保理费率按照浮动费率计收，遇中国人民银行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的，保理费率将随上调幅度同步进行上调。保理费逾期则按每日千分之一加收罚息。逾期管理费：保理融资到期时甲方仍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融资款逾期天数×千分之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可以回购方式提前终止本合同的履行，乙方应支付的回购金额为：甲方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一切费用。若乙方或付款人出现不能履行，怠于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合同、商务合同项下的义务之情形，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提前回购其转让给甲方的应收账款，乙方应支付的款项为：甲方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一切费用。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甲方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列明的应收账款总额的5%计算。《保理合同》与《账户共管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同日，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协川公司聘请原告为财务顾问，如原告在2017年4月30日前为被告协川公司提供安排财务商务谈判并促成交易等业务，则被告协川公司一次性向原告支付财务顾问费130万元。同日，被告袁珊珊向原告出具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承诺对被告协川公司在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债权人（原告）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同日，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出具了《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载明被告协川公司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的应收账款合计2550万元，被告协川公司将该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同日，原告（甲方）与被告协川公司（乙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丙方）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乙方作为应收账款转让方，与作为应收账款付款方的丙方之间在2017年3月24日签订了商务合同及相关附件、补充文件，基于该合同所产生的全部订单均属于该合同的一部分。甲方与乙方已就受让应收账款及所涉融资事宜另行签署了《保理合同》，由甲方为乙方提供保理服务，乙方转让给甲方的应收账款包括：因履行商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2550万元。乙、丙双方共同保证向甲方提供的商务合同和该合同项下所转让的应收账款真实有效，且未被其他融资机构所质押。如存在虚假信息，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乙、丙双方自愿无条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乙方和丙方确定已完成商务合同义务，并已符合付款条件，丙方愿意无条件付款。丙方对主合同的内容及效力无任何异议，丙方确认乙方已履行完毕商务合同项下的义务且有权将标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甲、乙、丙三方确认上述应收账款回款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应收账款应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若丙方未按上述约定回款，丙方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每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如给甲方造成其他损失的，还应当赔偿该等损失。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以公司应收账款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被告许怀捷、袁珊珊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保理融资申请书》载明：申请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从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原告向被告协川公司出具的《保理融资核准通知书》载明：同意被告协川公司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从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保理费率（每月）为0.75%。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出具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载明：出票日期为2017年3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3月30日，出票人为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收票人为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票据金额为2000万元。2017年3月30日，原告通过其名下中信银行账号74×××25向被告协川公司名下招商银行上海豫园支行账号99×××02转账2000万元。同日，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支付了财务顾问费130万元。2017年4月6日，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就上述应收账款的转让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转让登记。被告协川公司将《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给原告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3月9日、2018年4月3日向付款银行提示付款，付款银行均拒绝付款。2018年4月26日，原告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称被告协川公司未向其支付任何一期保理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亦未向其支付应收账款。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向原告支付了款项。诉讼期间，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解封申请书》，原告在《解封申请书》中称案外人鸿华融资租赁（江苏）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代被告协川公司向原告清偿了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并向本院提交了中信银行《客户回单》。再查，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盖有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监管专用章的《收货确认单》、盖有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监管专用章和被告协川公司公章的《放货指令》以及被告协川公司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出具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被告协川公司对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发票联》，主张其就案涉纠纷已向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费10万元。另查，被告协川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独资股东为被告许怀捷。原告向本院提交了被告许怀捷与被告贾英于2005年5月23日结婚的《结婚证》复印件，证明被告贾英应对被告许怀捷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独资股东为被告兵工集团公司。诉讼期间，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9]第ZA23422号的《司法审计意见书》，证明其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的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25日，载明以下内容：委托人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计人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委托审计内容为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与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混同。审计意见：1、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兵工集团公司滥用股东权力在交易过程中侵害兵工华东公司利益的情形；2、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兵工集团公司侵占、拖欠兵工华东公司资金的情形；3、审计过程中未发现兵工集团公司通过巨鹿路房产交易获取不当利益，兵工集团公司已按评估价足额支付兵工华东公司巨鹿路房产交易价款12303万元。综上，根据审计材料来看，尚未发现兵工集团公司与兵工华东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原告对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司法审计意见书》是基于被告兵工集团公司提供的审计资料均为真实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所作出，故对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关于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以上事实有《保理合同》、《账户共管协议》、《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转账凭证、《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工业品买卖合同》、《收货确认单》、《放货指令》、《发票联》、《司法审计意见书》等证据及开庭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本案的案由。二、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案涉《保理合同》等相关合同效力以及如果应收账款不真实是否必然导致案涉《保理合同》无效。三、原告同时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和向被告协川公司行使保理融资款追索权应否得到支持。四、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论述如下：关于案涉《保理合同》的法律性质及本案的案由问题。从《保理合同》约定内容来看，案涉《保理合同》同时包含了债权转让、融资借款、账务管理等多种法律关系，该《保理合同》法律性质依法应当认定为同时包括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关系的准混合契约。案涉保理融资业务所涉权利义务法律关系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有名合同相比较存在较明显的不同和特殊之处，应当将保理融资合同归入无名合同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之规定内容，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本案的案由应当确定为合同纠纷。关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案涉《保理合同》等相关合同效力以及如果应收账款不真实是否必然导致案涉《保理合同》无效之问题。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收货确认单》、《放货指令》、《增值税专用发票》表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之间基于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形成了应收账款债权债务关系，况且，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与被告协川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共同向原告承诺案涉买卖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亦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确认了应收账款为2550万元，故，本院认定被告协川公司就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对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本案中，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在《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明确表示要向原告支付应收账款2550万元，视为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亦将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了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相应的债权转让行为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发生法律效力。被告兵工华东公司认为其与被告协川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案涉《保理合同》、《账户共管协议》、《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应收账款转让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全面诚实履行相关义务。关于案涉应收账款不真实是否必然导致案涉《保理合同》无效之问题。保理融资业务是一种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商业银行或保理商开展保理融资业务，固然应当以真实、合法、有效的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但应收账款债权得以产生的货物销售、服务提供等基础合同系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保理银行或保理商并非基础合同的当事人，故基础合同无效或应收账款不真实并不当然导致保理业务合同无效。根据民法基本原理，双方当事人通谋所为的虚伪意思表示，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绝对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在虚伪表示的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则应视该第三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虚伪意思表示而发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当第三人知道该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时，虚伪表示的无效可以对抗该第三人；当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时，该虚伪意思表示的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在基础合同因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通谋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而无效的情况下，保理业务合同并不当然因此而无效。本案中，即使基础合同即案涉《工业品买卖合同》无效或应收账款不真实，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这种情况下，并不必然导致案涉《保理合同》无效。关于原告同时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主张应收账款之求偿权和向被告协川公司行使融资款之追索权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原告认为其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和向被告协川公司主张回购权，均有合同约定，应受法律保护。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则认为原告该诉讼请求不能同时主张。本院认为，根据《保理合同》约定的内容，在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不履行案涉应收账款情况下，原告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享有要求其清偿债务的求偿权，对被告协川公司享有追索权，并有权要求被告协川公司回购案涉债权。原告诉讼请求正是基于《保理合同》的约定，其核心诉求是要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和被告协川公司同时承担债务，共同归还所欠款项，故应当认定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所称的“回购权”实际上属于追索权。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在案涉《保理合同》中约定保理业务类型系有追索权保理，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的框架之下，当债务人即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不偿付债务时，原告并不承担该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坏账风险，案涉追索权的制度设计相当于由被告协川公司为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的债务清偿能力提供了担保，其功能与放弃先诉抗辩权的一般保证相当。据此，原告同时向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主张应收账款和向被告协川公司行使融资款追索权，并不构成请求权竞合，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上述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依约向被告协川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后，被告协川公司未向原告支付保理费，拖欠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保理费180万元（2000万元×0.75%×12个月），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亦未向原告支付案涉应收账款。被告协川公司、兵工华东公司均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协川公司、兵工华东公司共同确认案涉应收账款回款日期为2018年3月28日，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回款，则应按照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每日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根据上述约定，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因违约应当向原告支付案涉应收账款及违约金。原告请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支付应收账款2550万元及违约金，具有合同依据。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将违约金计算标准酌情调低至按年利率24%，以255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9日起计至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中，原告自认案外人鸿华融资租赁（江苏）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3日代被告协川公司向其清偿了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款2000万元，本院予以照准。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协川公司已于2019年9月23日向原告清偿了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款本金2000万元。被告协川公司仍应向原告支付自2017年3月30日起至2018年3月29日期间的保理费180万元，以及应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期间产生的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原告要求被告协川公司按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支付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产生的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本院认为，从《保理合同》关于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的约定内容来看，上述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合计后的计算标准明显过高，本院将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合计计算标准酌情调低至按年利率24%，以200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30日起计至2019年9月23日，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合计应为7140822元（2000万元×24%÷365天×543天）。至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10万元，本院认为，律师费虽系原告因履行《保理合同》产生的必要费用，但考虑到被告协川公司已因违约按年利率24%承担了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故原告要求被告协川公司支付律师费，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向其支付应收账款2550万元及按年利率24%计付违约金同时，亦有权要求被告协川公司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不能履行的债务在尚欠的款项范围内承担回购责任。正如上文所认定，被告协川公司尚欠原告的款项为保理费180万元及自2018年3月30日起至2019年9月23日期间的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7140822元，原告要求被告协川公司支付款项超过本院认定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协川公司就上述认定的应付款项向原告承担回购责任后，原告所享有的相应应收账款债权应当转回至被告协川公司，免除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就相应应收账款对原告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作为被告兵工华东公司独资股东的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向本院提交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9]第ZA23422号的《司法审计意见书》，证明其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原告对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予以认定。审计单位在该《司法审计意见书》中认为，根据审计材料来看，尚未发现被告兵工集团公司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原告则认为该《司法审计意见书》是基于被告兵工集团公司提供的审计资料均为真实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所作出，故对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关于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司法审计意见书》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诉讼期间就被告兵工集团公司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是否存在财务混同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所形成的结论性意见，审计资料的来源和内容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原告上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被告兵工集团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被告兵工华东公司，被告兵工集团公司无需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兵工集团公司对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袁珊珊向原告出具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承诺对被告协川公司在案涉《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向原告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据此要求被告袁珊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袁珊珊答辩称对《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承诺函》不知情，其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许怀捷系被告协川公司的自然人独资股东，不能证明其自己的财产独立于被告协川公司财产，应对被告协川公司在本案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认为被告贾英系被告许怀捷的配偶，要求其应对被告许怀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据此向本院提交了《结婚证》复印件予以证实。本院认为，首先，原告提交的《结婚证》系复印件，原告认为被告贾英与被告许怀捷是夫妻关系，本院不予认定。其次，2018年1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即使被告贾英与被告许怀捷是夫妻关系，但被告许怀捷在本案中所负债务显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许怀捷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贾英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是否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诉讼的问题。被告兵工华东公司认为，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闫化强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侦查，故本案涉及刑事犯罪，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中止诉讼。本院认为，被告兵工华东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闫化强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目前亦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与本案存在重大关联性，故被告兵工华东公司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支付应收账款2550万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25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8年3月29日起计至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对上述判项一确认的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的债务在应支付的保理费、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其中，2017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29日的保理费为180万元；2018年3月30日至2019年9月23日的罚息、逾期管理费、违约金合计为7140822元）范围内向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回购责任；三、被告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向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承担回购责任后，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所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应转回至被告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免除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就应收账款对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四、被告袁珊珊、许怀捷应对上述判项二确认的被告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693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43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743元，被告中国兵工物资华东有限公司、上海协川物资有限公司、袁珊珊、许怀捷共同负担17255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李敏通人民陪审员  戴京鸣人民陪审员  井 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丘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