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50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住所地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20号。法定代表人：李平，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琛，系北京中喆（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桐，男，198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娇，辽宁中宇智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建伟，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苏家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国选，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苏家屯区房屋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苏家屯区迎春街167号。法定代表人：袁春宏，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忠明，辽宁沈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桐、曹建伟、沈阳市苏家屯区房屋土地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开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1民初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春杰担任审判长、曹杰、鞠安成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建安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李桐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所谓债权转让中的220万元“债权”并不存在。本案中各主体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是：上诉人建安公司是沙柳花园工程的施工方，被上诉人房开公司是房屋开发单位，被上诉人曹建伟是实际施工人，被上诉人李桐为曹建伟垫付工程款。原审判决认定“建安公司欠曹建伟工程款220万元，曹建伟将其债权让与李桐并通知债务人建安公司，上述债权转让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李桐基于债权转让成为建安公司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建安公司支付欠款”，属于认定基本事实错误。实际上，曹建伟在建安公司处并没有一笔所谓220万元的债权。曹建伟作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一，承建了沙柳花园的工程量23593.72平方米。在李桐起诉之前，建安公司以转账或以房屋抵债方式，共计支付曹建伟工程款29,977,857.60元，建安公司支付给曹建伟的款项已经与工程款相当，建安公司与曹建伟已经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所认定的“债权转让”中的“220万元债权”并不存在。二、原审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关键证据《情况说明》是伪造的，该证据系与李桐有利害关系人出具，不具有证明能力。原审在已经查明李桐是上诉人建安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红岩的女婿的情况下，仍然采信李红岩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日期2013年6月28日）。该《情况说明》中，李红岩称“因我单位欠李桐钱”，将建安公司开具的房屋开发公司的发票给李桐，“目的是让他可以自行向房屋开发公司主张相应款项，以往交易习惯也是如此”。李红岩出具的《情况说明》有以下问题：1．《情况说明》的落款时间是2013年6月28日，但是实际是2018年初为了在本案中制造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才出具的，该份证据是伪造的，不具有真实性。如果各方有异议，可以进行司法鉴定。2.李红岩是李桐岳父，是有利害关系的直系亲属，且《情况说明》实际出具日期的2018年初，此时李红岩已经不是上诉人建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红岩出具的《情况说明》不应作为证据采信。3.《情况说明》上加盖的是建安公司“合同专用章”，在商事业务中，合同专用章只能用于合同与协议的签署，该《情况说明》作为证据外观形式上存在缺陷，不符合专用印鉴的特定用途要求，不具有证明力。4.即便当时建安公司将开具的房屋开发公司的金额220万元发票交给李桐，也不能证明建安公司欠李桐220万元。该发票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结果，只发生在建安公司和房开公司之间，不能证明建安公司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及其金额。三、各方当事人均无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原审法院认为李桐基于债权转让而取得债权，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按照原审判决的理解，债权转让发生在曹建伟与李桐之间，即曹建伟将对上诉人建安公司的所谓“债权”转让给了李桐，李桐成为建安公司的债权人。李桐债权受让的对价，应该就是为曹建伟垫付的工程款。但是，曹建伟在庭审中的辩称是，由于建安公司没有工程款支付给曹建伟，“因李桐系当时建安公司法人李红岩的女婿拆借此款，欲付给曹建伟作为工程款使用，具体数额以建安公司账目记录为准”，“曹建伟与李桐没有法律上的借贷关系”。由此可见，曹建伟并不认同将其对建安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李桐，而抵消了李桐为曹建伟垫付的工程款，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四、原审认定事实在发生时间上前后矛盾，未能查明各方之间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按照原审判决对证据的确认（第4页）：2011年12月10日到2015年初，“李桐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支给付给曹建伟及手下龙飞1968000元”。2013年5月27日，曹建伟为建安公司出具220万元收据一张。建安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红岩出具落款日为2013年6月18日的《情况说明》，李红岩称建安公司欠其女婿李桐债务。对比上述事实的发生时间，假定李红岩的《情况说明》所述，将建安公司开具的发票提供给李桐、便于李桐向房屋开发公司主张相应款项属实，那么在李桐主张款项未果之后，继续在2014年、2015年初支付曹建伟及属下龙飞款项，在时间上前后矛盾，主体上还加入了曹建伟的属下龙飞。这种拼凑金额、刻意形成对应关系的做法，违背民诉法上的日常经验法则，不具有高度盖然性，并与原告伪造《情况说明》证据相互呼应。原审未能查明各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决。五、原审判令建安公司支付违约金存在重大错误。原审判决（第5页）称“关于违约金问题，以建安公司2013年6月26日出具建筑业统一发票时间后第4日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即2013年7月1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完全没有法律依据。1.建安公司与李桐之间不存在违约金适用余地。建安公司与李桐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合同、协议，不存在违反的“约”，也就不存在违约金问题。2.建安公司与曹建伟之间不存在违约金适用余地。曹建伟作为自然人，是沙柳花园工程的违法分包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可见，上诉人与曹建伟之间也并没有有效的合同作为“约”，也就没有违约金问题。3.退一步说，即使曹建伟在沙柳花园工程中实际施工的工程质量合格，建安公司与曹建伟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需要在工程决算后才能确定，债权债务的金额与到期日并不确定，也就不能产生当前本案所争议的债权。建安公司开具给房屋开发给的发票日期，只能证明建安公司曾主张债权的日期，建安公司在这里是权利主体而不是义务主体，如果以该日期作为起算基准日计算建安公司的违约金或者利息，则是混淆了基本的法律关系，原审的判决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本案中并不存在用来转让的“债权”，不应采信利害关系人证言，当事人没有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未能依据事实的发生的时间查明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认定违约金的表述逻辑混乱、所违之“约”不明。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李桐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被上诉人李桐二审辩称：建安公司系房开公司占股93.75%的大股东，两个公司在实际工作中界线划分并不清楚，每做出一个决定两个公司之间都是有默契的。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建安公司代理人也自称两个公司其实只是挂了两块牌子其实就是一回事儿。建安公司称不存在220万元的债权不是事实，如果不存在220万元的债权，建安公司为什么要开具220万元的发票，建安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可能没事乱开发票玩，开发票的原因只可能是基于沙柳园施工中确实产生了工程款，所以这220万元的债权肯定是真实存在的，毋庸置疑。至于这笔220万债权是出具给谁的，不止有李桐的陈述，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也到建安公司调查过，是出具给曹建伟的，曹建伟是建安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这220万在建安公司的账上能够体现出来，曹建伟针对这220万在建安公司是出具了收条的，建安公司所谓的向曹建伟已付的工程款中也是包含这220万的。建安公司把发票开给曹建伟后，就视为已向曹建伟结清了该笔工程款，正常情况下曹建伟应该自己拿发票到房开公司处领取支票或抵顶房屋，房开公司资金紧张，给现金支票的时候少，大部分时候都是给抵顶房屋。但在施工过程中往往实际施工人需要现金来周转，比如给农民工开资等，每个人几千块钱但有很多份，如果抵顶房屋的话，房屋出售需要时间，项目经理就无法及时给农民工开资，就会造成工程停工。李红岩作为当时建安公司的经理，为了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才协调自己的女婿李桐给垫付工程款，这样做建安公司及项目经理都是受益人，而且这样做了也不止一次，也不止跟李桐这样做过，跟其他人也都这样做过。曹建伟通过李桐用这种方式结账就不止一次。李桐垫付工程款虽然是基于对李红岩的信任，但李红岩当时是建安公司的总经理，也是代表建安公司做的决定。建安公司在出具发票后并没有向曹建伟支付220万元，另一被上诉人房开公司也没有向曹建伟支付过220万元，这220万元是李桐支付给曹建伟的，但却在建安公司账上视为已向曹建伟支付了该部分工程款。所以建安公司欠李桐220万元。《情况说明》上盖的章是建安公司的，是真实的。不管盖的是什么章，都代表的是建安公司。况且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出具情况说明时盖合同章无效，那么它就是有效的。李红岩如果不是李桐的岳父，李桐也不会给建安公司垫付这么多工程款，李桐就是基于对李红岩的信任才敢给建安公司垫付款项。《情况说明》的时间如果不是在李红岩在职时出具的，而是在他离职后出具的话，那么更能说明建安公司对李桐的债权是认可的。公章在建安公司保管，李红岩在离职后不可能还有权力盖章，在李红岩离职后建安公司还在情况说明上加盖公章足以证明建安公司对李桐拥有债权一事知情并认可，事后基于某种利益原因又否认。最初李桐起诉时并没有起诉曹建伟，但一审法官认为没有曹建伟无法查清事实，李桐又追加曹建伟为本案一审被告。但曹建伟因为负债较多无法联系上，一审法官又费尽周折才联系到曹建伟，曹建伟也委托律师出庭应诉。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才下判决。做工程的人生活不稳定，会因为施工地点不同而生活在不同城市所以联系不上。当初借钱时李桐也是考虑到实际施工人可能会失联或丧失偿还能力，所以才与建安公司及实际施工人三方协商，曹建伟同意李桐可以直接向建安公司主张债权，李桐才敢垫付款项。一审时李桐主张的是逾期利息，因为当李桐拿到发票后，立刻就到房开公司去抵顶房屋，房开公司的蔡经理已经在发票上签字同意，是因为纪委查账停止办理手续才没能办成。如果没有纪委查账，当时就可以抵顶房屋，双方的账也就结清了。但纪委查账不是李桐的过错，也不能成为不付款的合法理由，所以李桐主张逾期利息才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李桐的资金即使存到银行也会得到利息，不可能白白给建安公司垫付还得损失利息，李桐认为判令建安公司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于情于法都有依据。被上诉人曹建伟二审辩称：1.曹建伟于2013年5月27日向建安公司出具收据，共220万元，建安公司并未支付；2.2013年5月27日后李桐并没有向曹建伟支付任何款项；3.220万元的发票没有曹建伟的签字，并不是曹建伟给付李桐的。被上诉人房开公司二审未到庭，未发表质证意见。李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建安公司、房开公司支付原告22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220万元为本金，利息从2013年7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由被告建安公司、房开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4月，房开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柳花园工程承包给建安公司。曹建伟系沙柳花园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其在施工过程中缺少资金，与李桐、建安公司口头约定，李桐为曹建伟垫付施工款项，待建安公司向曹建伟支付工程款时，曹建伟欠付李桐的款项由建安公司直接支付给李桐。2011年12月10日起至2015年初，李桐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给付给曹建伟及手下龙飞1968000元。2013年5月27日，曹建伟为建安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是人民币220万元元，上款系工程款，收款人曹建伟。2013年6月26日，建安公司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一张，付款方名称房开公司，收款方名称建安公司，工程项目名称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柳花园二期工程，金额220万元元。时任房开公司经理蔡洪仁在该发票上签字同意。建安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李红岩于2013年6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说明载明：本人李红岩，系建安公司总经理，2013年6月26日我单位曾给李桐过一张编号为：00017384，金额为220万元，付款方为：房开公司的发票，因我单位欠李桐钱，将此发票给李桐的目的是让他可以自行向房开公司主张相应款项，以往的交易习惯也是如此。该情况说明由李红岩签字、并由建安公司盖章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建安公司欠付曹建伟工程款220万元，曹建伟将其债权让与李桐并通知了债务人建安公司，上述债权转让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李桐基于债权转让成为建安公司的债权人，其有权要求建安公司支付欠款，故李桐要求建安公司支付欠款的诉讼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违约金问题，以建安公司2013年6月26日出具建筑业统一发票时间后第4日作为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即2013年7月1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李桐与房开公司不是合同关系相对人，李桐要求房开公司给付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给付李桐220万元；二、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给付李桐违约金（以22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认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李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200元，公告费260元，由李桐负担260元，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25200元。二审中，建安公司围绕上诉主张举证如下：建安公司副经理马祥鹏书面证言一份，拟证明：2013年6月18日的《情况说明》是2018年初李桐找到马祥鹏加盖的合同专用章，证明该《情况说明》是伪造的，所载内容均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李桐质证，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询，否则其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马祥鹏一审中作为建安公司代理人出庭，庭审中马祥鹏对李桐拥有220万元债权是认可的，如果马祥鹏证言属实，《情况说明》上的公章是由马祥鹏加盖，那么马祥鹏作为建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情况说明》上加盖建安公司的公章，就应当由建安公司承担支付的责任。被上诉人曹建伟质证，证人应出庭接受质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建安公司的马祥鹏就本案出具的证明并不能对《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予以有效反驳。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桐、曹建伟与建安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但通过当事人各方庭审陈述、转账记录、《情况说明》、建安公司的账目记载、曹建伟向建安公司出具220万元收条、建安公司一审庭审陈述等证据，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债权转让关系并无不当。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关于李桐的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1.一审中李桐提供《情况说明》证明其主张。建安公司认为李桐出具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伪造，建安公司加盖的公章是真实的，李桐承认合同专用章是在李红岩离任后加盖的，《情况说明》对债权的记载清晰明确，加盖公司的实施人是建安公司的副经理马祥鹏。虽然出具《情况说明》的李红岩是李桐岳父，但李红岩是案涉借款的经办人，其对借款情况较为了解也属客观事实。《情况说明》是其离职后由建安公司在该说明上加盖公章，这说明加盖公章之时，李红岩对建安公司无实际控制力，其并非可以自由操控公章，《情况说明》所载金额为220万元，并非小数，如《情况说明》记载内容虚假，建安公司在李红岩已经离职的情况下，为其虚假债务予以确认的可能性不大。建安公司以李红岩与李桐具有亲属关系否认该《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理由不足。2.建安公司在一审中对债务予以认可。一审中马祥鹏作为建安公司代理人，同时其也是建安公司副经理，其出庭陈述称：“李桐所述属实，欠款220万元是开发公司欠的，不是建安公司欠的，开发公司开发沙柳花园工程，建安公司承建，曹建伟是实际施工人，李桐为曹建伟垫付工程款，经双方结算为220万元，建安公司给开发公司出具了发票，让李桐向开发公司要钱，开发公司也同意了，当时区纪委查公司的账，该笔钱就没有支付，现在，开发公司和建安公司都换经理了，现建安公司承认欠这笔钱，但我公司没有能力给付。也不同意给付利息。”同时，建安公司在一审中称对于《情况说明》、《发票》作为证据证明李桐所主张的事实，没有异议。上述庭审陈述表明，建安公司对该债务已经予以认可。建安公司一审陈述与《情况说明》所记载的情况相呼应，证明建安公司欠付款项的事实。关于二审中建安公司提供马祥鹏出具的《证明》否认其一审陈述的问题。马祥鹏作为一审中建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其出具《证明》与一审庭审陈述不符，且未出庭接受质证，建安公司无正当理由及有效证据对此前陈述予以否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建安公司否认其一审陈述，且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马祥鹏出具的《证明》不予采信。此外，马祥鹏二审出具的《证明》中并未否认《情况说明》上公章的真实性，也未否认欠款的真实性，只是陈述盖章时间为2018年初，因此盖章时间与落款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并不能否定《情况说明》记载内容的客观性。3.从款项支付过程来看。建安公司确实开具了220万元的发票，一审法院主审法官到建安公司调查查明，案涉的220万款项在建安公司的账上已经记载为已付款，曹建伟针对该220万款项在建安公司亦出具了收条对此事予以确认，建安公司向曹建伟已付的工程款中也是包含该220万款项。李桐拿到发票后，到房开公司去抵顶房屋，开发公司的经理蔡红仁已经在发票上签字同意付款，但因为纪委查账，开发公司停止办理相关付款，故李桐未能通过以往方式收回该款项。故李桐向建安公司主张该未能兑付的款项，具有事实依据。4.本案从各方经济利益角度分析，根据三方协议，建安公司应付给李桐的发票记载的该220万元抵顶了建安公司对曹建伟的应付款。至于数额不对等问题，双方有转账记录的款项为161.80万元，李桐陈述有现金支付部分约30万元（该款项无证据佐证），但考虑到利息及借款期限，曹建伟出具金额为220万元收条，该收条的出具应视为曹建伟对建安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认可，这是曹建伟对自身债权的处置，并未对建安公司的利益造成影响。该款项即使建安公司不向李桐支付，也应向曹建伟支付。退一步讲，即使侵害了他人利益，侵害的也不是建安公司的利益，而是曹建伟的利益，在曹建伟出具收条认可的情况下，视为对自身权益的放弃。关于曹建伟与建安公司双方未最终结算是否影响本案审理的问题。因曹建伟已出具了收款收据，建安公司已经入账，应视为双方对该220万元款项已经结算完毕，在总工程款中可视为部分结算完成，因此一审判决建安公司向李桐支付款项，并不影响双方后续结算事宜，双方可在后续结算中扣除相应款项。5.从证据认定规则分析本案。本案各方对于建安公司与曹建伟之间存在工程发包关系及建安公司与曹建伟之间存在的工程款的结算关系并无异议。现有证据及一审办案人在建安公司查明的账目显示，案涉220万元已在建安公司向曹建伟的应付款中扣除，但实际上，各方并未举证证明该款实际支付给曹建伟，也未实际支付给李桐，双方此前的结算习惯在开发公司及建安公司人员变动后，无法继续依惯例实施此前的结算方式，李桐在依此前交易习惯无法取得款项后，转而向出具发票的建安公司主张偿还欠款，具有事实依据。6.再者，本案建安公司在无证据证明马祥鹏、李红岩及李桐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建安公司利益的情况下，否认已被建安公司一审已经认可的债务，依据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综上，基于二审中双方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于上诉人建安公司要求驳回李桐诉讼请求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二、关于李桐债权数额的认定问题。根据三方协议，建安公司应付数额发票记载及情况说明记载均为220万元，该220万元抵顶了建安公司对曹建伟的应付款。但李桐有证据证明的数额为161.80万元，关于李桐陈述有现金支付部分约30万元的及相应利息部分，曹建伟及建安公司均不予认可，且李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出借数额为220万元，因此，对于借款数额只能依据现有证据予以认定。关于220万元与161.80万元差额部分，当事人可持有效证据，另行主张。关于建安公司提出的不应支付违约金等其他问题，理由不足，无有效证据佐证，且有关问题，在一审中已作出较为明确的说明与认定，此不赘述。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1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变更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1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给付李桐161.80万元”；三、变更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1民初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给付李桐违约金（以161.8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3年7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四、驳回上诉人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李桐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公告费260元，由李桐负担260元，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25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0元，由沈阳市苏家屯房产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负担18533元，由李桐负担666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春杰审判员  曹 杰审判员  鞠安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赵琳书记员刘思本案裁判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