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鄂0102行初142号原告彭立新，男，汉族，1967年5月1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原告胡萍，女，汉族，1969年1月29日出生，户籍地武汉市江岸区，现住武汉市江岸区，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民（特别授权代理），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二路59号。法定代表人廖云峰，系局长。委托代理人陈昊（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旌（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法定代表人李顺年，系主任。委托代理人薛刚（一般授权代理），系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勘（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彭立新、胡萍诉被告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以下简称江岸城管执法局）城管行政强制及诉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及被告市城管委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吴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9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立新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李思民，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行政负责人廖云峰及委托代理人陈昊、张旌，被告市城管委的委托代理人薛刚、张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8年11月23日向原告彭立新作出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经原告彭立新、胡萍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城管委于2019年4月15日向二原告作出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原告彭立新、胡萍诉称，二原告系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30-33码头滨江苑公务员小区11栋3单元8层7-2室的合法产权人，拥有该房屋及顶棚固有建筑的所有权。2018年11月21日，在未依法履行行政手续的情况下，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二原告房屋顶棚进行强制拆除。二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城管委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拆除二原告屋顶固有顶棚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行为。首先，二原告屋顶顶棚属于二原告房屋产权的一部分，属于合法设施。在本案购房合同中均有记载，而且相同地段本小区房屋均属于此类情况。固有顶棚属于业主自有合法财产。而顶棚的维修和修缮属于合法保护财产的行为，且已告知物业及社区。本案房屋顶棚无论基于何种依据，均无法认定为非法建筑。且该顶棚仅仅属于钢结构顶棚，并没有门窗，四周均没有进行任何建设，仅使用立柱支撑。该顶棚仅仅是遮雨设施。其次，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程序严重违法。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因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没有听取二原告的陈述、申辩，违反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的法律程序。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没有进行合法的调查，没有经过合法送达程序，没有充分听取本案原告胡萍的合法陈述。在本案中，直接忽略原告胡萍的合法权利，没有对原告胡萍进行任何调查。最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决定书没有依据事实情况进行区分，没有合法合理行政，损害二原告的利益，滥用行政权力。基于顶棚属于合法固有物的情况下，直接做出全部拆除决定，直接损害二原告的合法财产。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顶棚属于产权的一部分，如果修缮不符合规定，那么也不应该直接进行全面拆除，而是根据情况，采取改正等措施。直接强制拆除则严重损害公民财产。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选择性执法，损害公平公正。本小区同类型同地段房屋均属于此类情况，而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仅对二原告房屋顶棚进行强制拆除，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没有依法行政，区别对待，属于损害法律公平公正的违法行为。被告市城管委没有进行合法调查，没有查清事实，对二原告的陈述和证据不予理睬，直接维持并驳回二原告的复议申请，违反法律规定，是造成本案后果的直接因素，并未尽到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复议的职责，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特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撤销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2、依法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因此造成的二原告的经济损失35万元。二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用以证明本案行政复议情况，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和被告市城管委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了二原告的合法权益；2、《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用以证明本案房屋固有建筑物系原告彭立新通过购买所得，具有合法产权，该购房合同的补充合同中明确记载说明须遵守物业管理公司的要求，在隐患报告中原告彭立新已经履行向物业公司的报告和批准各项行为，属于合法维修，本案房屋开发商是武汉市规划局批准成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具备一定行政职责，其作为房屋开发商是符合武汉市城市规划建设的；3、《房屋不动产权证》及产权证附图，用以证明本案房屋登记产权人为彭立新、胡萍，两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对原告胡萍进行调查，程序违法，拆除行为错误，面积161.2平方米计算错误，本案房屋产权及面积均为147.43平方米，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据，拆除错误；4、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出具的《证明》以及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百步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彭立新于2017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至2017年12月23日上午8点30分，一直在派出所值班，并未接受任何行政部门的调查，有不在场证明，可以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调查笔录系伪造；5、房屋结构照片（15页）及视频（2017年12月上旬拍摄），用以证明本案系固有结构维修，并非增设建筑物，合理修缮属于正常维修房屋结构范围，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拆除行为违法，侵害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由于违法拆除房屋，现房屋存在严重漏水的情况；6、隐患报告，用以证明本案系固有结构维修，经过向物业公司及社区报告等程序，经同意后属于正当维修，隐患报告的签名是物业公司的廉经理，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2018年10月24日的调查笔录中陈述是一致的，是同一个人；7、离婚证，用以证明二原告于2017年已经分居并于2017年6月12日办理离婚手续，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调查时原告彭立新并不居住在该房屋内；8、武汉市豪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原告彭立新自2016年1月至2019年2月一直居住在江岸区圣城和园小区。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辩称，1、我局经调查发现江岸区滨江苑一期11栋三单元702室楼顶有人搭建建筑物。经调查发现该建筑为原告彭立新所建，且没有办理规划手续，属于违法建设。执法队员于2017年12月22日对原告彭立新进行询问调查，制作了《调查笔录》，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违法通知书》，2018年5月3日对其下达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同年10月19日下达了《拆除公告》。因该处房屋设计原因，只有顶层住户各自从自己房屋才可以到达楼顶平台，在调查过程中，执法队员多次上门也被拒之门外，而且沿江大道维修路面狭窄，无法通过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到现场勘验。2018年5月3日下达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执行。2018年11月，因路面已扩宽，大型吊车可以进入，执法队员于2018年11月21日通过大型吊车进入违建平台，经实地现场勘验，该违建为钢结构并在顶上进行混凝土现浇，其实际违建面积为161.2平方米，故我局补充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检查笔录》。针对其实际违建面积，我局于2018年11月23日重新对原告彭立新下达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我局履行了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程序，且二原告违法建设事实清楚，我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于法有据、程序合法，请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2、二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依法不能成立。根据《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和《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的规定，我局具备查处辖区内违法建筑的职责。原告彭立新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搭建建筑物，其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该搭建的建筑为违法建设。原告彭立新将原有设施进行拆除，重新进行建设，因此涉案建筑属于新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且由于没有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因此原告彭立新建设的建筑物系违法建设的事实清楚，二原告称，涉案建筑物属于“固有”的合法设施明显与事实不符。我局听取了原告彭立新的陈述，但因其陈述、申辩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故我局依法作出了相应的行政行为。由于原告彭立新拒不配合执法活动，拒绝在笔录上签字，我局已经穷尽了所有调查手段，甚至还通过街道办事处通知了原告彭立新所在单位，但原告彭立新仍然拒绝在调查笔录上签字。原告彭立新对我局整个执法程序是知晓的，同时也对涉案建设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因此我局已经充分保护了原告彭立新的陈述权和申辩权，我局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原告胡萍不是违法建设的行为人，因此本案不存在忽略其合法权利的情况。违法建设并非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故我局下达文书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武汉市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2、规划图纸；3、2017年12月22日现场证物照片；4、2018年11月23日现场证物照片；5、2017年12月22日《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6、2017年12月22日《违法通知书》；7、2017年12月22日对原告彭立新所做的《调查笔录》；8、2018年5月2日对张闻君所做的《调查笔录》；9、2018年10月24日对王建平所做的《调查笔录》；10、（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11、（岸城管）拆公字（2018）第1号《拆除公告》；12、2018年10月19日《违法建设情况表》；13、（岸城管）拆告字（2018）第0000181号《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14、2018年11月23日《现场检查笔录》；15、2018年11月23日《现场勘验笔录》；16、（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17、《送达回证》；18、江岸区人民政府二七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0月22日出具的《关于百步亭派出所一名民警在滨江苑楼顶违建的报告》（两份，分别向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及区纪委出具）；19、视频资料；20、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证据用以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依法律规定对涉案违法建设进行查处，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对原告彭立新进行了调查，原告彭立新亦明确表示涉案违法建设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其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彭立新下达了《违法通知书》、《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等执法文书，履行了行政执法的相关的法律程序，被诉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复议机关依法维持了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法律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2、《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二十二条；3、《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4、《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被告市城管委辩称，1、我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彭立新、胡萍于2019年1月9日向我委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和（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我委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武城复受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我委依法向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2019年3月18日，我委依法作出武城复延（2019）09号《延期审理通知书》，之后，我委依法作出了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各方。我委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对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此前二原告已向我委申请行政复议，我委已经作出了武城复决字（2019）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了其复议申请，故本次复议不再对其进行审查、作出复议决定。3、针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我委作出的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我委复议时查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发现原告彭立新在滨江苑一期11栋3单元702室楼顶占用共用露台搭建建筑物。2018年10月24日，该局制作《调查笔录》，2018年11月23日，该局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证物照片》。2018年11月2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彭立新作出（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主要内容为：2018年12月2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发现原告彭立新在滨江苑一期11栋3单元702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违法建设工程建筑面积约为161.2平方米（一层顶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限（原告彭立新）于2018年11月26日前自行拆除。《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规定“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验收合格后未按照规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进行建设或者改造的，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根据上述规定，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为江岸区行政区域的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具有对辖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法查处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建设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供的调查笔录、证物照片、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案涉楼顶建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本条例第六十条所称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是指：（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已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能够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案涉建筑物既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的违法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三）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建筑物系违法建设，且属于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因此，应当予以拆除。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作出（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前，依法进行了询问调查等工作并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现场证物照片》、《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2018年11月2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了（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于当日留置送达，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上述行政行为程序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故二原告作为申请人应当就其因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拆除行为对其合法财产造成的不应有损失提供证据。二原告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既未明确提出损失金额，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损失。因此，我委对其要求责令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依法赔偿因其拆除案涉建筑物所造成的损失并向其赔礼道歉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我委决定维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我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城管委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单据，用以证明被告市城管委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行政复议申请书、（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二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用以证明二原告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材料；3、武城复受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单据、武城复答字（2019）1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单据、武城复延（2019）09号《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邮寄送达单据，用以证明被告市城管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行政复议案件；4、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用以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收到行政复议通知书后及时作出答复，并提供了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法律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2、《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二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前述案件的证人证言，本案的违建人为原告彭立新，故本案仅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通过相关案件可知其收到了相关文书，所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并未侵犯原告彭立新的合法权益，并未剥夺其陈述的权利；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开发商作为企业并不具有规划的权利，原告彭立新搭建建筑物并未经过规划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根据附图对比规划管理部门提交的附图，可以证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图纸是真实的，且顶棚在顶层平台，故其可以大于建筑面积，所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经过实际测量并不存在错误；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是对于其形式上的合法性有异议，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单位出具的材料需要一定的形式要件，需要证明人签字及列明联系方式，但该《证明》仅有盖章，并不符合法律形式要求，同时该《证明》无法证明原告彭立新本人在值班期间并未离开工作岗位的事实；对证据5中照片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核实房屋位置；对视频资料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无法确认拍摄的时间及地点，即便视频是涉案违法建筑修建之前拍摄的，亦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彭立新将原有设施拆除重新修建了构筑物，根据《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的规定应当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同时，原告彭立新新建的构筑物已经改变原来的雨棚规模，不属于修缮而是新建、改建行为；关于漏水问题，原告彭立新应当向房屋主管部门或者规划部门申请办理维修手续；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该份证据与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2017年12月22日的调查笔录的内容可以吻合，通过该内容及相应的细节可以得出原告彭立新确系在执法中队接受了执法人员的调查；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目前二原告之间存在复婚情况，故其提交的证据不全面，该离婚证不能证明2017年双方已经分居；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根据前述案件的行政裁定书，上次开庭时原告彭立新的住址即在涉案房屋，与该证据的证明内容相矛盾，同时该证据的形式要件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城管委对二原告提交证据5的视频资料，认为通过该视频资料的内容可知，原告彭立新系将房屋顶棚的结构进行了加高加宽，已经超出了修缮的范围；对其他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质证意见。经庭审质证，二原告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明确记载房屋权利人为胡萍及彭立新，但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并未向原告胡萍进行任何调查和送达文书，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图纸上指明的房屋不是二原告的房屋，且面积计算错误，根据证据1，案涉房屋的建筑面积为147.43平方米；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该照片无法证明拍摄时间，也无法证明当时的现场人员，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虽图片中的房屋是二原告的房屋，但当天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并未去拍照，程序违法；对证据5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中“彭立新”的签字是伪造的，行政程序违法，其伪造证据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该份证据中有江码社区主任张闻君签字，但这与之后对张闻君调查笔录的内容有冲突，该份证据原告彭立新从未见过；对证据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在该证据载明的调查时间，原告彭立新正在工作，从未去过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进行调查；对证据7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调查笔录中，原告彭立新的回答内容中有关年龄及身份证号均为空白，说明当天原告彭立新并未接受过调查，调查笔录中记载的顶棚是2017年12月初突击抢建的，这与事实不符，顶棚是在2018年初修建的，也并非是突击修建的，修建的时间有十天左右，该笔录为伪造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份调查笔录中记载张闻君系江码社区的卫生主任，与前述证明存在冲突，且张闻君本人并未与本案发生过直接关联，原告彭立新并不知晓张闻君的职务及存在；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调查人王建平于2018年5月才到小区从事物业服务工作，对于本案的情况并不知情，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存在涂改，对于建筑面积的计算无依据，行政行为违法；对证据11、1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彭立新并未收到该公告，对此并不知情；对证据1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告彭立新并未收到该催告书，且该催告书也并未送达产权人胡萍；对证据14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伪造的，张闻君的身份信息载明为江码社区卫生主任，与之前的证据内容不一致；且被邀参加人中有苗长福，但其并未签字，签字为王建平；检查人为两人，但是检查人一栏却有三人签字；面积为161.2平方米测量错误，与照片及相关依据不符；被检查人仅为原告彭立新，但是产权人为彭立新及胡萍两人，原告胡萍一直居住在房屋内，检查过程中并无原告胡萍参与；对证据15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证据存在人为涂改，且与前一份证据存在冲突，检查人为三人，但是签名处仅有两人，参加人的签名与被邀参加人相冲突，并无现场检查的照片，记载的面积与事实不符，面积并无161.2平方米；对证据16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记载的时间与前两份检查笔录及勘察笔录是冲突的，证据14的检查笔录显示的是2018年11月21日，且证据14的检查笔录及记载的时间也是有误的，该证据所记载的161.2平方米无依据，根据产权登记查询信息，记载二原告的房屋面积为147.43平方米，该面积还包含公摊面积，故《限期拆除决定书》中载明的面积明显超出了产权的面积，该面积的认定无事实依据；对证据1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是伪造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留置送达并无现场留置送达照片及录像，也并未记载拒收原因，王建平于2018年5月才到物业工作，该留置送达的见证人在时间上推断是冲突的，可以推断在留置送达时王建平并未参与，该签字是事后伪造的；第二次及第三次留置送达参与人均记载有苗长福，但其在本案的证据中均未出现，仅在调查笔录中出现，且并未签字，送达回证与前述证据相冲突；对证据18认为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1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截图可以明确看出原告胡萍本人在拆除现场，原告胡萍一直居住在该房屋，但是本案的文书均未向其送达，原告胡萍对于拆除也提出过异议，但是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强行拆除；通过图片可以显示，该处结构并非建筑物，是房屋固有本身结构而来，仅为一处顶棚，用于防止房屋漏水，且该房屋顶棚为购买房屋时本身存在的房屋结构，原告修缮属于合理的范围，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进行加固；对证据2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进行拆除前并未送达相关文书，并未对本案的房屋结构进行事实调查及详细的查询，没履行正常程序，且提交的证据大部分为伪造的证据，伪造原告彭立新签名，证据前后矛盾；被告市城管委没有依法进行调查即作出维持的复议，侵犯了二原告的权益。经庭审质证，被告市城管委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二原告对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市城管委并未对本案进行事实调查，本案的行政行为是明显错误的，被告市城管委在未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即作出了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是违法的；对证据2、3无异议；对证据4中有关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相同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行政复议答复书》认为其陈述的事实错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经庭审质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二原告提交的证据6系原告彭立新单方书写的《隐患报告》，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对其不予认可；证据8系物业公司出具的居住证明，因原告彭立新并非相关物业的所有权人，亦非在房屋管理部门登记的承租人，故本院对该居住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余证据真实、来源合法，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2、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证据系其执法档案材料，虽二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无其他相反证据证明，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3、被告市城管委提交的证据真实、来源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江岸区沿江大道30-33号码头滨江苑公务员小区11栋3单元8层702室房屋登记产权人为彭立新和胡萍。2017年12月22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发现上述房屋楼顶存在违章搭建顶棚事宜。经向原告彭立新调查并制作调查笔录，原告彭立新陈述该顶棚系2017年12月初突击抢建，因原来顶棚早就有，所以在修缮时没有去办理相应的规划手续。经调查后，因认为原告彭立新在武汉市江岸区滨江苑一期11栋3单元702号房屋顶层未经规划部门许可擅自搭建顶棚，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7年12月22日向原告彭立新下达《违法通知书》（NO：0006466）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NO：0025038），责令其三日内拆除违法建筑。2018年5月2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江码社区的工作人员张闻君就原告彭立新搭建楼顶违章建筑事宜进行了调查，查明2017年12月，原告彭立新搭盖顶棚时没有向社区提出申请，且社区工作人员也分别向城管执法部门及物业公司进行了告知，共同制止过原告彭立新搭建违法建筑事宜。因原告彭立新收到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下达的《违法通知书》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后并未拆除违法建设，故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8年5月3日向原告彭立新作出并留置送达了（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告知其：“2018年5月2日发现你（单位）在滨江苑一期11栋3单元702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违法建设工程建筑面积约计35平方米（一层顶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限你（单位）于2018年5月10日之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单位）承担。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2018年10月19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岸城管）拆公字[2018]第1号《拆除公告》，告知“违建人彭立新等在滨江苑一期11栋三单元702楼顶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限你（们）于2018年10月23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你（们）自行承担”。2018年10月24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再次向滨江苑一期物业经理王建平就原告彭立新搭建楼顶违章建筑事宜进行了调查。当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原告彭立新作出并留置送达岸城管拆告字（2018）第0000181号《违法建设强制拆除事先催告书》，催告其于2018年10月28日之前拆除违章顶棚，逾期不履行的，该局将依法作出强制拆除决定。2018年11月2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再次租用吊车到达案涉违章建筑进行现场检查勘验，并分别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勘验笔录》，经现场测量，查明违法建设面积为161.2平方米。当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再次向原告彭立新作出并留置送达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原告彭立新于2018年11月26日之前自行拆除违法建设，逾期将强制拆除。后2018年11月27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对案涉违章建筑进行了强制拆除。因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2018年10月19日作出的（岸城管）拆公字[2018]第1号《拆除公告》不服，二原告于2018年11月23日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上述《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拆除公告》，并要求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赔偿因违法强拆对二原告造成的损失。被告市城管委于2018年11月30日受理后，经审查，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武城复决字[2019]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二原告对上述《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已超过申请复议期限，而上述《拆除公告》仅为程序性行为，并未对二原告增加新的权利义务，故驳回了二原告的复议申请。后二原告因对上述《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拆除公告》及《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9年2月1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认为二原告起诉的《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二原告起诉的《拆除公告》属于限期拆除程序中的程序性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不涉及拆除程序的终局性，对二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具有可诉性；《行政复议决定书》系被告市城管委因认为不符合复议受理条件而作出的驳回复议申请的决定，二原告应单独起诉原行政行为，或者单独起诉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不能同时针对上述两行为一并诉讼，鉴于在案件中二原告坚持针对两个行为一并提起行政诉讼，且本院已针对原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了认定，故对于复议机关以不符合复议受理条件而作出的驳回复议申请的决定，不属于本院的审理范围；因二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故对于二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也不予审查。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鄂0102行初3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二原告的起诉。经二原告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鄂01行终619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因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2018年11月23日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不服，二原告于2019年1月9日向被告市城管委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上述两份《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赔偿拆除案涉建筑物对二原告造成的损失，并向其赔礼道歉。被告市城管委于同年1月15日向二原告作出武城复受字（2019）10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当日，被被告市城管委向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武城复答字（2019）10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同年1月22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因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市城管委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并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各方当事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经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后，被告市城管委认为该委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的武城复决字[2019]0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已就二原告申请撤销（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复议请求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故对本次提出的请求撤销（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0697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行政复议请求不予支持；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二原告提出的有关赔偿的复议请求，因其在提请行政复议时，既未明确提出损失金额，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故对二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赔偿因拆除案涉建筑物造成的损失及向其赔礼道歉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2019年4月15日，被告市城管委作出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驳回二原告的其他行政复议请求。因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及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不服，二原告诉至本院，诉请如前。本院认为，根据《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办法》第八条之规定，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为本市江岸区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具有对辖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依法查处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城市综合管理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三）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的罚款。第六十一条规定，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是指：（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能够使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已取得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建设内容符合或者采取局部拆除等整改措施能够符合审查文件要求的。《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进行查处。本案中，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提交的调查笔录、证物照片、现场勘验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江岸区沿江大道30-33码头滨江苑公务员小区11栋3单元8层702室房屋楼顶搭盖的顶棚系由钢结构框架组成的建筑物，其搭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审批手续，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文件，且该建筑物不符合《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故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认定该建筑物系违法建设且要求违法建设人即原告彭立新限期自行拆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在作出（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前，依法进行了调查，并到违法建设现场进行了检查、勘验，依据调查、检查及勘验的情况，认定违法建设的面积为161.2平方米。2018年11月23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依法向违法建设人即原告彭立新作出并留置送达（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该《限期拆除决定书》载明了违法建设的基本情况、位置、面积等，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针对二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仅审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的合法性。鉴于目前案涉建筑物已因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行使强制执行权被强制拆除，故案涉建筑物灭失的后果系因强制拆除行为导致。因本案不涉及对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故对于因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导致二原告的相应损失、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亦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二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相应的赔偿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城管委作为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城管委于2019年1月15日受理二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书面答复。因认为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被告市城管委及时作出并向各方当事人邮寄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各方当事人行政复议决定延期30日作出。根据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认为被告江岸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岸城管限拆决字（2018）第0032219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并无不当；认为二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因无相关证据证实其损失，故对行政赔偿申请不予支持。被告市城管委于2019年4月15日依法作出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武城复决字（2019）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市城管委作出上述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综上，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立新、胡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彭立新、胡萍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吴 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黄牧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