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18518号原告：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法定代表人：李古昌，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节，男，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党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满霞，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司法所公益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法定代表人：杨征，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飞，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坨村委会）诉被告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昆达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5日作出（2018）京0114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昆达公司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京01民终67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坨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节、刘满霞，被告昆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坨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第三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于2013年12月19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办议中涉及原告单独财产的补偿款份额约为300万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审理中，东坨村委会将第一项诉讼请求明确为：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拆迁补偿款300万元（具体包括：房屋重置成新补偿1977290元，停产停业补助991168元，其它补助费31542元）。事实与理由：2013年12月19日由被告和第三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信息大学）之间签署了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按照协议的内容被告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5362367元。根据原告与被告于2003年1月1日签订协议内容第三条甲方（原告）提供给乙方（被告）厂院，归乙方使用，现厂房由乙方自行维护。昆达公司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投资人为昌平县（区）马池口镇东坨村委会。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条款。并且案外人洪起华于2010年在此厂东部为村民建造了浴池和活动中心，因被告昆达公司的原因，致使浴池和活动中心无法经营。且于2012年2月17日洪起华和原告通过昌平人民法院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洪起华建造的浴池和活动中心（约二千平米）的建筑物投资给予280万元的补偿，此建筑物归原告所有。2014年昆达公司以(2012)昌民初字民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侵害了其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民事判决书。此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被告的诉讼请求。昆达公司不服又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847号民事判决书。对(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昆达公司的此次诉讼证明了本案拆迁的标的物包括了原告人拥有所有权的浴池和活动中心，根据上述事实，被告在此案获益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实际权利人应为原告。因拆迁人未对本案涉及的房产权利人是谁的事实进行核查，就与被告签订了补偿协议。被告和拆迁人的行为严重的侵犯了原告人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特诉至法院，原告于2013年诉至昌平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4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和第三方信息大学之间签署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协议无效，被告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发回重审。原告于2016年重新诉至法院要求确认2013年12月19日由被告和第三方信息大学之间签署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法院作出（2016)京0114民初6536号判决，判令驳回原告确认2013年12月19日由被告和第三方信息大学之间签署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的请求，判决书本院认为明确注明东坨村委会（原告）可就其损失另行解决。原告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京0l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原审判决。现原告不得不再次起诉到法院主张本案涉及的拆迁协议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昆达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起诉书中所述不实，经生效判决认定，被告被拆迁的房屋中并不包括原告财产。通过起诉书可知，原告所主张的财产系(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涉房屋，而(2015)一中民终字第01847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房屋与3428号调解书中所涉房屋具有同一性，昆达公司对洪启华与东坨村委会争议的诉讼标的不享有独立请求权，3428号案件的审理结果与昆达公司亦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所主张的财产根本不在被告已拆迁房屋的范围内，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第二，在被告房屋拆迁过程中原告对拆迁行为知晓且确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一事实也经生效判决确认。(2017)京01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东坨村委会在拆迁过程中未提出任何异议，认定东坨委会对拆迁行为知晓且确认，而全部的拆迁文件均已经显示被拆迁房屋为被告所有，拆迁文件中不仅有评估机构印章还包括拆迁公司及镇政府印章，结合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原告在拆迁过程中已经确认被告享有全部被拆迁房屋产权。综上，原告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3年昆达公司（乙方）与东坨村委会（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为甲方领导的企业，甲方提供各种条件扶持乙方搞好企业，取得更大效益，为东坨村发展做出贡献。三、甲方提供给乙方厂院，归乙方使用，期限永久，现厂房由乙方自行维护，费用自付，他人不得占用，如有拆迁，由甲方提供新址。六、本协议有效期二十年，自2003年1月1日起。”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7年1月1日，东坨村委会（甲方、出租方）与洪起华（乙方、承租方）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一、甲方将位于马池口镇东坨村村南的2．03亩土地的使用权租给乙方使用，土地的具体位置是：东起道路，南起李古印猪场，西起场院，北起集体自留地。二、承租的目的：甲方出地、乙方出资，为村民建设公共浴池及活动中心。甲方经营负责人，经营收入双方各50%。三、合作及年限：合作期20年，自200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止。”上述《土地租赁合同》履行期间，洪起华于2011年11月以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为由将东坨村委会诉本院，称昆达公司向其出示东坨村委会与昆达公司就同一土地签订的另一份协议，阻止其开业，要求法院判令东坨村委会赔偿其经营投资和收益上的损失等448万元。本院于2012年2月17日作出（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一、解除洪起华与东坨村委会于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二、东坨村委会给付洪起华经济补偿款二百八十万元，于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前付清；三、洪起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的建筑物（约两千平米）归被告东坨村委会所有；四、案件受理费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元，由原告洪起华负担。该调解书生效后，原告依法履行了调解书约定的给付义务。2013年，因涉及信息大学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2013年12月19日，信息大学（甲方、拆迁人）与昆达公司（乙方、被拆迁人）签订了《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企拆集字第38号），主要约定：“二、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被拆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建筑面积为3072．42平方米，产权人为昆达公司，承租人为昆达公司。三、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5362367元，其中包括：1、被拆迁房屋补偿款2797452元。2、设备及其它补偿款69769元。3、其它各项补助费：共计2495146元。其中包括：（1）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800元/平方米，营业性用房建筑面积2703．73平米，共计2162984元；（2）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用：76811元；（3）其它奖励255351元。”该协议后有昆达公司、信息大学，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人民政府、北京振邦承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昌房正信拆迁服务有限公司盖章。该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已于2013年被拆除，庭审中昆达公司认可已收到全部拆迁补偿款。另查，2014年7月，昆达公司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由，将东坨村委会、洪启华诉至本院，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经审理，本院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昆达公司的诉讼请求。昆达公司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1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01847号民事判决书，其中认定：“根据昆达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东坨村委会2003年向其提供厂院的同时还将厂房交由其维护使用，但该《协议书》对厂院的范围面积以及厂房的间数、面积等情况未予具体说明。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述厂房与（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中所涉房屋具有同一性”，并判决驳回了昆达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3月，东坨村委会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昆达公司、信息大学以及第三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人民政府、北京振邦承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北京昌房正信拆迁服务有限公司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信息大学与昆达公司2013年12月19日签订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经审理，本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4）昌民初字第46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持了东坨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昆达公司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一中民终字第94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2014）昌民初字第4673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发回后，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6年12月30日作出（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东坨村委会的诉讼请求，但该判决认定“浴池、活动中心应为洪起华所建，洪起华所建浴池、活动中心应包含在拆迁范围内，东坨村委会可就其损失另行解决”。判决后，昆达公司与东坨村委会均不服并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7）京01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京01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东坨村委会如认为《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中包含了其相应的权益，可就涉案拆迁利益的分割，另行主张。2018年1月，东坨村委会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为由将昆达公司诉至本院，本院审理后作出（2018）京0114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昆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支付东坨村委会拆迁补偿款2968458元。判决后，昆达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9月17日作出（2018）京01民终677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京0114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发回后，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即本案。本案审理中，本院依昆达公司申请向北京振邦承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调取了案涉土地拆迁时的《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汇总表》以及评估机构于2013年7月31日作出的《表一：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表二：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表三：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设备及附属物）》以及部分照片。其中，《表一：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主要描述记载了被拆迁场地涉及的三座房屋，具体是：①号建筑物（三层，面积为53米×12．4米×3层=1971．6平米，即每层面积为657．2平米）；②号建筑物（一层，面积为33米×7．1米=234．3平米）；③号建筑物（共四层，其中一至三层的面积为20米×14米×3层=840平米）；标注为④号（面积为3．4米×7．8米=26．52平米）实际是③号建筑物的第四层。即被拆迁的房屋总面积为3072．42平米。《表三：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设备及附属物）》主要记载了拆迁涉及的附属物，其中记载有“陶瓷池83个、地漏20个、上水管线400、下水管线200、淋浴器25、水漏斗8个、水落管72米、回水井1个、自来水井1个”以及坐便器、化粪池、渗水井、大铁门、防盗窗等其他设备。《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则具体记载了“房屋结构及装修”和“设备及附属物”的评估价格。“房屋结构及装修”部分：①号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为2479726元；②号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为251387元；③号和④号建筑物评估价格合计为1008322元。“设备及附属物”部分为256925元。“房屋结构及装修”和“设备及附属物”共同组成“房屋重置成新价”，共3996360元。《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汇总表》则记载了拆迁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净值为69769元。根据本院向北京振邦承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调查，《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尝协议》中约定最终实际给付各项实际补偿款（被拆迁房屋补偿款2797452元、设备及其它补偿款69769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2162984元、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76811元、其它奖励255351元）的计算方法如下：1、被拆迁房屋补偿款2797452元=评估价格3996360元×70%；2、设备及其它补偿款69769元=“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净值69769元；3、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2162984元=800元/平米×实际经营面积2703．73平米；4、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76811元=25元/平米×被拆房屋面积3072．42平米；5、其他奖励255351元=（前述四项的金额之和×5%）。对于实际经营面积“2703．73平米”如何认定，北京振邦承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表示当时根据现场认定，并经过了拆迁指挥部和马池口镇党委的会议通过。本案中，对于案涉拆迁内容，东坨村委会主张，被拆迁的房屋中①号房屋的第一层和第二层（两层面积共计53米×12．4米×2层=1314．4平米）是村民活动中心，②号房屋是村民浴池，该两处房屋是洪起华于2010年3月至10月所建，后经（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归村委会所有，所以相关拆迁利益应支付给东坨村委会，东坨村委会认可①号房屋的第三层系昆达公司加建。为证明其主张，东坨村委会提交了2010年3月洪起华与北京东晨盛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发票、《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村民浴池工程结算书》《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活动中心工程结算单》等证据。东坨村委会还提交了《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登记证书》，登记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有效期自2005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另，东坨村委会认可浴池未实际使用和经营。本案庭审中，昆达公司主张案涉被拆迁房屋全部属于其所有。对于案涉房屋的建设情况，昆达公司提交《昆达公司加建及翻建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1年昆达公司原法人李学义将昆达公司财产出售给杨征，东坨村委会以委任杨征为新法定代表人的方式予以确认，当时双方交接的不动产为“厂房两层、浴池房一处、平房三间”，杨征接手后在原有两层厂房上加建第三层即拆迁材料中的①号建筑，拆除三间平房建设四层楼即拆迁材料中的③④号建筑，浴池房一处未加建改建即拆迁材料中的②号建筑。另，昆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登记住所地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本案庭审中，昆达公司表示拆迁前昆达公司主要经营二手电脑、买卖等，②号建筑是办公用房的浴室，公司原来大约有员工二三十人，现已经遣散，没有保险也没有留名单。另查，昆达公司曾在（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案件中提交《交接清单说明》一份，主要内容为：“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原法人李学义因年事已高，退出公司管理，已于2011年3月由杨征接任法人职务，继续行使公司经营管理等权力义务，并在原址生产经营。交接清单如下，共计厂房两层，平房3间及浴池房一处及生产机械设施若干等，特此说明”。但在该（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案件的二审阶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一中民终字第01847号民事判决书中“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昆达公司提交的交接清单说明系由李学义书写，且李学义未出庭作证，该份说明不足以证明涉案房屋的权属。”再查，在（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案件审理中，昆达公司曾提交李学义（甲方）与杨征（乙方）签订的《买卖协议》（落款日期为2011年4月），主要内容为：“一、乙方出资人民币柒拾万元整作为购买昆达公司所有股权及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所建的房屋。二、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一切相关过户手续。三、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所有事宜均与甲方无关。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在（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案件2016年10月24日庭审法庭询问中，合议庭询问“昆达现任法人与前任法人交接时有无交接协议？”“交接后的房屋是全部拆除了吗？”“变更法人后昆达公司有无在诉争场地上新建房屋”。昆达公司曾分别回答“有交接清单，已经作为证据提交”“交接后我方把房屋全拆了，又建的新的”“有这次拆迁的就是新建的房屋。原有的老厂房都不能用了，我们又新建的。”此外，本案原审中，东坨村委会曾于2018年5月8日提交《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以下简称2018年通知单）一份。2018年通知单备注：“此通知单是经由马池口镇东坨村村委会指认在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租赁土地范围内属于东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所有的房屋、装修及附属物。”2018年通知单载明①号房屋的一、二层和②号房屋重置成新价为1977290元。本案中，东坨村委会申请盛华翔伦评估公司昌平项目负责人崔文英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崔文英陈述2018年评估单是于2017年经村委会指认做的分割单。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土地租赁合同》《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固定资产清查评估汇总表》《表一：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表二：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表三：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设备及附属物）》、照片、（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1847号民事判决书、《买卖协议》、（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民事判决书及卷宗材料、（2017）京01民终174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2013年7月31日的《表一：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记载的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的权属认定及相应的拆迁利益的归属问题；二是其他各项补助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其他奖励）的分配问题。对于上述焦点，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的权属认定及相应的拆迁利益问题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本案中，双方就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的归属问题各持己见。东坨村委会主张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是村民活动中心，②号房屋是村民浴池，系洪起华于2010年所建，并经（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权属归东坨村委会所有，东坨村委会提交了（2012）昌民初字第3428号民事调解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票、工程款发票、《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村民浴池工程结算书》《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活动中心工程结算单》等证据。昆达公司则主张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均为昆达公司财产。就该争议房屋的来源，昆达公司提交《昆达公司加建及翻建情况说明》中载明，2011年昆达公司原法人李学义将昆达公司财产出售给杨征，当时双方交接的不动产为“厂房两层、浴池房一处、平房三间”，杨征接手后在原有两层厂房上加建第三层即拆迁材料中的①号建筑，浴池房一处未加建改建即拆迁材料中的②号建筑。但，昆达公司在（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案件中提交的2011年4月李学义（甲方）与杨征（乙方）签订的《买卖协议》中对于财产出售的约定内容是“乙方出资人民币柒拾万元整作为购买昆达公司所有股权及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所建的房屋”，即杨征出资70万元购买的是股权和“东坨村所建房屋”。昆达公司在（2014）昌民初字第09868号案件中提交的《交接清单说明》系由李学义书写，且李学义未出庭作证，《交接清单说明》既不足以单独证明争议房屋的权属，也无法在权属方面与《买卖协议》中描述的“东坨村所建的房屋”互相印证。此外，在（2016）京0114民初6536号案件2016年10月24日庭审中，昆达公司曾陈述“交接后我方把房屋全拆了，又建的新的。这次拆迁的就是新建的房屋。原有的老厂房都不能用了，我们又新建的。”即，昆达公司就诉争房屋的陈述前后矛盾。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提交的证据情况，东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昆达公司则前后陈述不一，提交的《买卖协议》反而载明买卖的房屋是“东坨村所建”，与昆达公司主张并不一致。此外，昆达公司也未能提交出资建房的其他原始证据。另，双方均认可被拆迁②号房屋是浴池，根据《表三：北京市城市房屋估价查看登记表（设备及附属物）》记载，拆迁中有“陶瓷池83个、淋浴器25个”，东坨村委会主张是村民浴池，昆达公司主张是职工浴池，并陈述公司员工有二三十人，主营业务系买卖、二手电脑，在此情况下昆达公司营业内容并不包含洗浴，员工二三十人的情况下，建设大规模的浴池房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认为东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昆达公司的证据，东坨村委会提交的证据形成了证据优势，可以支持其主张，即诉争的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权属应归于东坨村委会，相应的拆迁利益亦应由东坨村委会取得。关于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拆迁补偿的具体金额，根据《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房屋部分的补偿包含了“房屋结构及装修”和“设备及附属物”的评估价格。其中，对于“房屋结构及装修”，根据本院查明的面积、评估价格以及补偿计算比例，经计算，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的“房屋结构及装修”补偿价为：1157205元（计算方法：①号房屋整体评估价格2479726元×2/3×70%）；②号房屋的“房屋结构及装修”补偿价为175970元（计算方法：②号房屋评估价格251387元×70%）。对于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中“设备及附属物”的补偿，因《附表：北京市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价格结果通知单》中“设备及附属物”评估价格256925元是①②③④号房屋整体，未就每个房屋作具体区分，故本院酌情按照面积比例，计算诉争的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的“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经计算，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为76940元（计算方法为：一、二层的面积1314．4平米÷拆迁房屋总面积3072．42平米×256925元×70%）；②号房屋“设备及附属物”补偿价为13715元（计算方法：②号房屋的面积234．3平米÷3072．42平米×256925元×70%）。合计后，诉争的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的房屋被拆迁补偿为1234145元，②号房屋的被拆迁补偿为189685元。故东坨村委会应获得的①号房屋的一层、二层和②号房屋的拆迁补偿共计1423830元。东坨村委会主张过高的部分，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其他各项补助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其他奖励）的分配问题对于案涉的停产停业综合补助2162984元，东坨村委会主张分得991168元，昆达公司表示东坨村委会无权主张。东坨村委会与昆达公司的《协议书》中没有就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分配进行约定。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昆达公司实际办理了营业执照且实际经营，同时昆达公司亦无其他经营地址，故可以认定昆达公司以诉争房屋为经营场所办理了营业执照。庭审中，东坨村委会认可并未在诉至场地上实际经营。东坨村委会提交了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登记证书》，登记地址为“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有效期自2005年5月1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首先，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东坨村委会并非同一主体；其次，登记证书有效期自2005年就开始，但东坨村的村民活动中心和浴池建于2010年，即该登记证书早于诉争房屋的建造时间。在村民活动中心和浴池未实际经营的情况下，东坨村委会未举证证明该登记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就是本案诉争的场地，故无法认定东坨村委会在案涉场地办理了营业执照。综上，东坨村委会既未在诉争的被拆迁房屋中实际开展经营，也未能举证证明在诉争被拆迁房屋中办理了营业执照，故东坨村委会主张分得停产停业综合补助991168元的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东坨村委会主张分得的其他补偿31542元的请求，案涉《北京市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项目除被拆迁房屋补偿、设备及其它补偿、停产停业综合补助外，还包括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76811元以及奖励255351元，因诉争拆迁场地的机械设备均属于昆达公司，故设备搬迁和安装补偿费亦应归昆达公司分得。对于奖励255351元，双方《协议书》并未约定，拆迁政策亦未明确规定，东坨村委会和昆达公司的房屋均被拆迁，故东坨村委会亦可以主张部分奖励。现东坨村委会主张分得31542元，数额合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民委员会拆迁补偿款1455372元。二、驳回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民委员会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坨村民委员会负担12901元，已交纳；由北京市昆达实业公司负担17899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国栋人民陪审员  路玉国人民陪审员  刘建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郑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