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922民初602号 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苴国路东段宏旺翡翠城二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802759704644J。 法定代表人：汪朝国，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文波，男，汉族，该公司项目部副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全林，四川泽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射洪市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原射洪县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住所地四川省射洪市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8224513612272。 负责人:陈益山，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许佳富，四川宏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必，男汉族，该公司总工程师。 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鸿公司）与被告射洪市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简称武引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开庭审理、7月22日进行证据交换和11月13日再次开庭审理。原告天鸿公司委托代理人文波、刘全林和被告武引管理局委托代理人许佳富、何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鸿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对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工程Ι标段项目工程（以下简称武引仁兴支渠工程）中超出《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的土方量36654?确认按照2007年四川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价格（27.50元/?）进行结算；2.判令被告对武引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工程标段项目工程中超出《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的石方量166631?确认按照2007年四川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价格（36.80元/?）进行结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被告就武引仁兴支渠工程对外进行施工招标，原告中标，双方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水利水电施工合同》。原告在施工中发现被告编制的工程量清单的工程数量与实际严重不符，清单子目中明渠工程土石方与实际施工量呈现显著变化，土方开挖数量为2736?，实际达到39500?，石方开挖数量41484?，实际达到210000?。原告在《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分别以土方3.36元/?、石方14.25元/?进行开挖报价，是依据和信赖被告编制的工程量清单数据并结合自身抗风险能力而报，不仅低于建筑行情市价甚至显著低于施工成本价，但原告应当承担的风险和亏损只能仅限于合同约定的数量范围，对于超出合同约定的施工数量范围的风险不应由原告承担。如果按照原清单报价对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程量进行结算不仅显失公平，也必将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特诉请法院判准诉求。 原告天鸿公司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四川省武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关于（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三个标段三个招标文件）的报告》《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拟证明仁兴支渠I标段招标控制价22424775元，土方开挖工程量为2736?、石方开挖工程量为41484?，及招标中投标人应将投标总价按照工程量清单进行子目分解填报价格； 第二组《I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水利水电施工合同》，拟证明原告对涉案工程土方开挖清单报价为3.36元/?、石方开挖清单报价14.25元/?，原告以总价下浮18%与被告签订《水利水电合同》的事实； 第三组《四川省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一标段2017年12月-2018年6月月度价款结算表》，拟证明被告审核确认土方开挖工程量为38966.53?、一般石方开挖工程量为206353.19?； 第四组《水利水电施工合同》2份，拟证明同属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的其他支渠的土、石方开挖项目的合同约定单价分别达到30元/?和40元/?； 第五组《工程单价汇总表》，证明按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定额（2007版）对涉案土方开挖、石方开挖进行组价，单价分别为13.5元/?和39.84元/?。 第六组开工报告、合同工程开工申请表、合同工程开工通知，以证明工程开工的事实； 第七组设计变更单、设计修改通知单、工程签证单和设计修改前后施工图，拟证明涉案工程在施工中发生设计变更的事实； 第八组关于中线变更的情况说明，拟证明因设计变更发生施工中线变化，土石方的结算应按照变更后的实际施工量为准； 第九组工程进度款拨付资料，拟证明原告以前领取的工程款是按照合同价领取的进度款，确认了原告实际开挖量与被告最初提供的开挖工程量差距极大，其工程款不是最终结算价款； 第十组《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超过合同约定的土石方量按照2007年四川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定额及配套文件组价的结算价格分别为土方挖运单价12.54元/?、石方挖运单价33.54元/?。 被告武引管理局辩称，武引仁兴支渠工程施工中综合考虑当地实际地形、开挖实际情况等，进行了设计变更。被告对原告施工中因设计变更导致的工程量增加不持异议，但对价款结算标准有异议，超出工程清单的工程量应按合同约定价款结算，因双方在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价格不作任何调整，约定最终结算的工程量以实际施工量为主准，采用合同已有适用子目价格对工程进行调价符合法律规定，价格调整应按照合同已有价格变更；工程尚未竣工，未进入工程结算阶段，原告起诉时不具有结算请求权，应当驳回起诉。请求法院查明事实，秉公裁判。 被告武引管理局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供下列证据： 1、《水利水电施工合同》，拟证明合同约定对本案工程是以固定单价进行中标，合同对于变更项目、超过的工程量的单价到底适用什么价格约定了变更的估价原则，按照约定，对增加的原合同由价格的，采用该子目的单价，案涉工程增加量应当适用该约定，不得因施工场地的远近好坏二调整，其价格风险因素包含了此风险因素；合同附件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明确约定了土石方开挖价，应当按照约定。 上述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组织进行了质证。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表示对第一、二证据无异议，但不是总价投标，而是单价投标；第三组证据月度价款结算表属实，但只是对工程量确认，不是对价款进行确认；第四组证据无原件核实，也不能直接参照其合同约定价款，因此对原告的证明观点不认可；第五组证据不认可，单价需要计算后才能确定；第六至十组证据无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表示，认可真实性，不同意证明观点，涉案工程土石方项目没有变更，只是因为被告的原因造成工程量增加，则施工合同约定的变更估价原则不适用本案，相反按照变更估价原则的原则性规定，对工程量的变化有文件执行文件、有规定执行规定；原告因工程量显著增加而要求调价，坚持认为是总价中标。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一、二、三组、第六至十组和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对方质证认可证据的“三性”，证据对案件基本事实具有证明效力，故本院予以确认，在卷佐证；对原告提供的第四组证据虽不能证明本案的基本事实，但能说明与本案具有关联的同类情况，故在卷参考；对原告提供的第五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的客观事实，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 原告天鸿公司系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业企业。被告武引管理局受四川省武都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负责组织实施武都引水射洪灌区第二期工程的建设管理。四川省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项目（简称武引仁兴支渠工程）系国家投资工程结算项目，分为I、Ⅱ、Ⅲ标段。2016年7月，被告武引管理局将武引仁兴支渠工程分标段项目工程对外招标，招标控制总价6096.30万元，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以上资质。原告天鸿公司依据《四川省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射洪灌区仁兴支渠工程I标工程量清单》编制《I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进行投标，被确定为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工程中标人。 2016年10月24日，原告天鸿公司与被告武引管理局签订编号为WYEQSHGQRXZQ-I《水利水电施工合同》，施工合同内容分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和建设工程廉政协议书、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等七部分。《合同协议书》载明：原告天鸿公司为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段的承包人，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16695222元，计划工期720天。《通用合同条款》载明：1、项目工程由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及时组织验收；2、合同履行中的变更、价格调整、计量与支付、竣工验收等引用《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年版）；3、合同履行中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该款规定进行变更:⑴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⑵改变合同中如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它特性；⑶改变合同工程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⑷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工艺或顺序；⑸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⑹增加或减少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关键项目工程量超过工程总量的一定数量百分比。前述任何子目的变更内容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其原定的价格时，才予调整该项目的单价；第6项目情形下单价调整方式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4、施工期内因人工、材料、设备和机械台班价格波动影响合同价格时，人工、机械使用费按照国家或省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建设管理部门或其授权机构发布的人工成本信息、机械台班单价或进行使用费系数进行调整，材料调整价格和数量由监理复核确认后作为调整工程合同价格差额的依据；5、关于工程计量与支付，总价子目的计量和支付应以总价为基础，不因物价波动因素进行调整，承包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是进行工程目标管理和控制进度支付的依据；承包人应按工程量清单的要求对总价子目进行分解，并在签订协议书后的28天内将各子目的总价支付分解表提交监理人审批。《专用合同条款》载明有：本合同执行现行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四川省、市的法规、政策，以及现行水利行业规范；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方式确定，投标人在报价中的每个部分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已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不作任何调整；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的调整为材料价格不作任何调整、价格风险在报价中考虑；变更的估价原则为“本工程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建材的市场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中标人的综合单价为合同单价。因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计算有误或设计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按有关部门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由于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漏项或设计变更引起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其结算按照按前述变更的估价原则计算；对于变更项目单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采用该子目单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但有类似子目的，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子目的单价；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或类似子目的单价，按2007年四川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定额及配套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组价，并按中标价与招标控制价下浮的比例同比下浮作为结算单价。 原告天鸿公司编制《I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显示：工程项目总价为16695222元，其中：临时工程为总价承包，金额250664元；明渠工程、隧洞工程等13项单项工程均为单价承包，金额合计15314558元；不可调整项目暂定金额1130000元。各《分组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显示：土方开挖工程量为14795.57?，单价3.36元/?，计工程款49714元；槽挖土方工程量为1076?，单价5.89元/?，计工程款6338元；一般石方开挖工程量52174.71?，单价14.25元/?，计工程款743491元；槽挖石方工程量为19635?，单价17.83元/?，计工程款350092元。合计土方量为15871.57?、工程款为56052元，石方量为71809.71?、工程款为1093583元。 案涉《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签订后，原告天鸿公司于2016年11月16日进场开工。2017年2月10日、3月1日和3月6日，工程设计单位绵阳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出《设计修改通知单》，对原设计方案和施工图进行数次变更，涉及明渠拆迁、明渠改为暗渠、明渠中线调整等，说明土石方工程量以实际开挖工程量为准。原告天鸿公司根据变更后的设计和施工图纸继续施工，其他子目工程工程量变化不大，但土石方开挖工程量明显增加。2017年12月初，原告天鸿公司因拨付工程进度款制作《2016年11月-2017年12月月度价款结算表》，发包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签字确认；该结算表载明：土方开挖工程量26288.33?，工程款88328.79元，一般石方开挖工程量134802.05?，工程款1920929.21元。2018年5月底，原告天鸿公司又因拨付工程进度款制作《2017年12月-2018年6月月度价款结算表》，发包方、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等签字确认；该结算表载明：土方开挖工程量12678.20?，工程款42598.75元；一般石方开挖工程量71551.14，工程款1019603.75元；槽挖石方工程量1292.72?，工程款23049.20元；滑坡段土方开挖工程量2966.40?，工程款9967.10元；滑坡段石方开挖工程量7692.10?，工程款109612.43元。前述两份工程进度结算表累计：土方开挖工程量41932.93?，合计工程款140894.64元；石方开挖工程量合计215338.01?，合计工程款3073194.59元。2018年5月4日，原告天鸿公司向监理单位四川大桥水电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报告单》，表示土方开挖工程量超出设计工程量13.88倍、石方开挖工程了超出设计工程量4.84倍，申诉进行单价调整，该监理公司表示只能按照清单单价结算；2018年10月2日，原告天鸿公司向被告武引管理局送达《关于中标清单工程量和施工实际发生工程量比较说明》的文件，载明实际开挖土方工程量39500?、石方工程量210000?，分别超出设计清单量为36654?、166631?，表示无力承受超出量的支付资金压力，请求给予协调；被告武引管理局未予处理。 原告天鸿公司与被告武引管理局就超出《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的土石方工程款如何结算的问题协商未果，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于2019年5月23日申请对涉案的土石方开挖运单价进行司法鉴定。被告武引管理局对原告的鉴定申请提出异议，认为案涉工程采用了固定综合单价，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不予支持其申请。尔后，原、被告双方共同选择了成都智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鉴定，该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作出智工2019第（鉴201903）-19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按原、被告确认的下浮比例18.6%下浮后）为：土方挖运单价12.54元/?、石方挖运单价33.54元/?。原告天鸿公司支付鉴定费80000元。被告武引管理局对该《鉴定意见》认可，要求结合《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确定土石方超量工程价款。 审理中，原告天鸿公司还向本院提供了被告武引管理局与其他施工单位就同属于武引二期工程射洪灌区的回龙支渠、文星支渠项目工程于2018年12月20日签订的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的土方承包单价均超过30元/?、石方承包单价均超过40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是，原告天鸿公司在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段施工中超出《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的土石方工程量是否应当另行组价结算工程款。针对该争议，本院分析如下： 一、对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的评价。武引仁兴支渠工程系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其施工承包应当进行招投标。被告武引管理局受托负责组织实施武都引水射洪灌区第二期工程的建设管理，就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段工程对外招标发包，原告天鸿公司具有相应施工承包资质。原告天鸿公司根据被告提供的“仁兴支渠工程I标工程量清单”编制《I标工程量清单报价表》进行投标，被确定为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工程中标人，原、被告在此种情形下经协商自愿签订《水利水电施工合同》，其订立合同和合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合同的内容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又不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至成立时生效”和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具体情形的规定，该《水利水电施工合同》为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被告对该合同的履行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土石方工程量的认定。案涉《水利水电施工合同》载明，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段工程中发包的土方量为15871.57?、石方量为71809.71?；原告基于拨付工程进度款制作的《2016年11月-2017年12月月度价款结算表》《2017年12月-2018年6月月度价款结算表》载明，发包方、承包方和工程监理等确认（两次）土方工程总量为41932.93?、石方工程总量为215338.01?，被告武引管理局亦按照此土石方工程量拨付工程进度款；该I标段项目工程尚未彻底完工，还可能发生土石方工程开挖，原告天鸿公司自认2018年6月后发生的土石方工程量较小，明确表示不纳入本案处理。据此，本院确认原告制作的月度价款结算表记载的土石方工程量为实际发生的土石方工程量，品迭招标发包的土石方工程量，超出《水利水电施工合同》载明的土方工程量为23061.36?、石方工程量为143528.30?。该两个超量纳入本案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 三、对土石方超量部分应否另行组价结算的认定。其一，《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方式确定，投标人在报价中的每个部分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已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不作任何调整；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的调整为材料价格不作任何调整、价格风险在报价中考虑”、“本工程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各类建材的市场风险和政策性风险，中标人的综合单价为合同单价”。本院据此认为，案涉武引仁兴支渠工程I标段工程是在工程量及相应的工程价款确定的基础上对外招标发包，投标人按照工程量编制清单报价参与投标，中标后其清单报价确定为合同的综合单价，也即承包人编制的工程子目单价是由发包人确定的工程价款控制的，承包人需要在报价中确定每个分项工程的单价时考虑各种风险因素，以有利于中标和提高施工利润或者减少经济损失。原告天鸿公司编制并且中标的土石方开挖运价格明显低于《四川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07）》的组价，显然不利于该公司，但是在其他子目价格的平衡下，其合同风险仍然可控；然而，当土石方工程明显增量时，其必然面临施工风险和经济风险。据此，原告天鸿公司要求对增量土石方另行组价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合同利益，亦有益于交易安全。2、《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因工程量清单的工程量计算有误或设计变更引起的工程量增减按有关部门相关文件规定执行，由于发包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漏项或设计变更引起新的工程量清单项目，其结算按照合同约定的变更的估价原则计算；还约定，“改变合同工程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增加或减少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关键项目工程量超过工程总量的一定数量百分比”等子目的变更内容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其原定的价格时，才予调整该项目的单价。本院认为，结合该《水利水电施工合同》明确约定施工期间的材料价格不因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进行调整，该合同履行中不允许对材料价格进行调整，但允许出现子目的变更内容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时调整相应子目的单价。此种附条件调整子目工程单价的约定是合同双方的合意，原告天鸿公司要求对增量土石方另行组价即符合合同约定。3、法律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武引仁兴支渠工程与武引回龙支渠、文星支渠项目工程同属于武都引水射洪灌区第二期工程，虽然另两个支渠工程延后两年发包，但前后施工合同约定的土石方开挖运价格悬殊太大，有失公允，也不符合常理。据此，原告天鸿公司要求对增量土石方另行组价亦具有法律根据。 综前所述，案涉施工合同履行中，设计单位数次修改设计、调整项目工程的中线、改明渠为暗渠等，原告天鸿公司按照修改后的施工图进行施工已发生土石方开挖运工程量显著增加（其他项目变化不显著），客观上增加了施工内容和施工难度、延缓施工进度、增长施工期限等，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原告天鸿公司要求对超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土石方工程另行组价既有事实根据，又符合施工合同约定和有关法律规定，本院对其主张应予支持；被告武引管理局要求按照施工合同约定的土石方价格结算超量部分土石方工程款的抗辩意见有违公平和常理，本院不予采纳。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共同选择鉴定机构对超量的土石方工程的价格进行了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适用施工合同约定的组价规范文件并按照双方确定的价格下浮比例形成结论，该鉴定意见对双方具有拘束力，且其土石方价格未超出原告天鸿公司所主张的价格，本院予以采信。由于案涉工程并未完工，原告天鸿公司对后续可能发生的土石方工程量不要求纳入本案处理，系原告自行处分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六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在四川省武都引水第二期灌区工程施工中的土石方工程截止2018年6月超出编号ＷＹＥＱＳＨＧＱＲＸＺＱ-Ｉ《水利水电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分别按照土方单价12.54元／?和石方单价33.54元／?进行结算。 案件受理费43969元，由被告射洪市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负担；鉴定费80000元由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酌情承担20000元、被告射洪市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酌情承担60000元。前述受理费和鉴定费已由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支付，被告射洪市武都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所承担的金额直接向原告四川天鸿建设有限公司结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绍松 人民陪审员  胥秀英 人民陪审员  任惠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何冰军 书 记 员  涂 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