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5民初8498号原告：吴国维，男，汉族，1973年2月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清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奕醒，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1080号（自编1栋）26楼。法定代表人：黄厚军,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瀚，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盼，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被告：刘东俊，男，汉族，1971年10月23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中原，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浩鹏，男，汉族，1971年9月11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第三人：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代建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广州大学城内环东星运路1号。法定代表人：苏彦鸿，局长。原告吴国维诉被告广州机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施公司）、刘东俊、黄浩鹏，第三人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代建局（以下简称代建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国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奕醒，被告机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瀚、马盼，被告刘东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中原，被告黄浩鹏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代建局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国维诉称，第三人是海珠区广州市报业文化中心建设项目的发包方，机施公司是广州市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2014年3月3日，机施公司与刘东俊签订《协议书》，约定将上述工程全部交由刘东俊施工。2014年7月1日，机施公司、刘东俊通过黄浩鹏与原告签订《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约定将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土石方挖运分项工程交由原告承包。后原告依约完成全部项目的施工。2015年3月10日，3月30日，在机施公司工程备案的项目经理“卢某”的见证下，原告先后两次与现场项目部结算，双方确认工程总金额为15886857.92元。然而，各被告至今仍欠付工程款2136857.92元。另外，机施公司于合同外增加道路砖渣换填工程，增加工程款为69120元。虽然原告先后多次要求各被告付款，但各被告均以第三人未最终结算为由推搪。鉴于承包项目施工完毕多年，但原告至今仍未足额收齐工程款，各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鉴于此，原告特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三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本金2136857.92元（本案币种均指人民币）和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5年3月3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为376746元，本金利息共计2503603.92元）；2.三被告支付原告增加工程的工程款本金69120元和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从2014年5月10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为17154.53元，本金利息共计86274.53元）；3.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被告机施公司辩称，机施公司不同意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首先，机施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合同，就涉案合同表象而言，系原告与被告黄浩鹏签订，机施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事实合同的建立需要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来推定双方是否有订立合同的意愿。在涉案项目中机施公司与原告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经济往来，卢某的见证行为亦不构成对机施公司的表见代理。在原告提交的《土石方队工程量预结算》中虽有“卢某”作为见证人签字，但是该行为性质为卢某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另就其个人行为而言，也仅为见证行为，仅能代表其个人现场知悉原告与黄浩鹏进行结算的行为，而非对结算内容的确认，更不能当然得出机施公司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或对于结算文件确认的结论。故机施公司与原告之间亦不存在事实合同关系。综上所述，机施公司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基于合同相对性，机施公司没有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合同义务，原告对机施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机施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刘东俊辩称，一、原告诉称的2014年7月机施公司、刘东俊通过黄浩鹏与原告签订合同，约定将涉案工程项目交给原告承包，与事实不符。二、原告诉求的刘东俊欠其2136857.92元和69120元工程款与事实不符，法院应予驳回；三、涉案工程于2013年开工，2015年竣工，在此过程中，刘东俊未将土石方工程整体转包给原告，原告只是于2014年12月前对涉案的基坑工地土方、砖渣转运工程的工作做过零星、分散的分包按实结算的散工，关于刘东俊与原告做的工程量，双方已经结算并支付完毕。因此，刘东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黄浩鹏辩称，一、黄浩鹏于2012年12月20日受聘于东俊（当时还没有成立公司），刘东俊聘请黄浩鹏担任采购主管，所有项目的采购都是黄浩鹏去询价，由其把询价结果回复给刘东俊，由刘东俊做最终决定，其中包括原告和项目部做的工程，也是原告和刘东俊自己商谈价钱、条款，由项目部结算员邓裕勇（预结算员）做合同起草，双方在机施公司负责人的见证下，由黄浩鹏来签署合同，并由黄浩鹏监督合同完成。二、黄浩鹏不是涉案项目所谓的私人老板，真正的负责人是刘东俊。因此，黄浩鹏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代建局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及提交证据。经开庭质证，第三人代建局没有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质证权利，本院对其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审查后，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被告机施公司与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重点办，原告称市重点办即第三人）签订《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约定：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由机施公司施工总承包。2014年3月3日，机施公司（甲方）与刘东俊（乙方）就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精心安排组织施工，确保本工程能按期保质地完成；本工程成本由乙方负责和承担，甲方不需要为本工程成本承担任何责任；从工程开工到工程结算阶段，乙方绝不以甲方名义单独参加与本工程相关的会议且签认相关文件，否则，甲方有权不予确认，由此产生的相关责任或后果均由乙方承担；等。2013年10月27日，陈宇通与被告刘东俊签订《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地下室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劳务承包合同》，约定刘东俊将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地下室基坑地下连续墙工程、导墙等工程委托给陈宇通施工；等。2017年初，陈宇通为向机施公司、刘东俊催收工程余款，向本院提起了诉讼（以下简称关联案件）。陈宇通向本院提交了多份证据，其中证据《地下连续墙结算表》上载有“工程量单价情况属实，双方己核对”文字，下方有刘东俊、邓裕勇、余某、杨能文等人的签名。本院以陈宇通的请求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为由，于2017年6月7日作出（2017）粤0105民初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陈宇通的全部诉讼请求。陈宇通不服判决并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东俊系以其本人名义与陈宇通签订合同，机施公司并未向陈宇通支付工程价款，故陈宇通主张机施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有悖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能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刘东俊应向陈宇通支付剩余工程款。2017年11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1民终173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本院（2017）粤0105民初95号民事判决，刘东俊向陈宇通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2014年7月1日，原告作为乙方（承包方）签订《广州报业文化中心项目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以下简称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设计资料所规定的内容，对土石方挖运分项工程进行承包，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基坑支护结施图、修改图（图纸修改、设计变更、自然地面现有余土）等所有与本工程有关土石方挖运施工。乙方以包挖、错台转堆、包场外运输排障，包机具、包安全、包质量、包文明施工、包赶工费、包意外工伤医疗费用和赔偿等大包干形式承包本分项工程；乙方签订合同时，乙方按甲方要求缴纳履约保证金160万元（其中10万元押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150万元履约保证金作为施工期间内交由甲方保管以收据为准，按乙方工程进展分期拨付乙方自由支出余泥渣土运输费用）；本工程合同暂定总价1500万元；乙方土石方开挖前，必须及时与甲方现场管理人员开挖范围的工程量进行书面确认（双方签字），工程量结算必须公正、公平。乙方必须在当月30日前上报上月己完成的工程部位及工程量，经主管施工员和现场生产主管审查，报送预算部审核，月进度款按其实际完成产值的80%计算并在次月25日（甲方收到业主工程进度款后7天内）支付乙方；工程全部完成且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甲方按乙方完成总产值的90%支付工程款，余款10%甲方项目部收到工程款达到90%时，10天内根据合同相关条款要求付清乙方工程款尾数；等。该合同约首部分的甲方（发包方）名称未填写，约尾部分的“甲方（签字盖章）”处由黄浩鹏签名确认。诉讼中，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举证情况如下：原告为了证明刘东俊向其交付了银行卡的复印件并在复印件上签名，要求其向该账户划入保证金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卡（理财金账户、卡号62×××85）的复印件，该复印件上写有“户名：刘东俊；开户行：工商银行沙园支行（工业大道）”字样。三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刘东俊同时否认证据上的“刘东俊”为其签名，且其未收到所谓的保证金。原告为了证明在机施公司的项目经理卢某的见证下，双方对工程进行了预结算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土石方队工程量预结算（形象进度）》1份，内容包括基坑大面积开挖外运、坑内堆填、连续墙等10项工作；以上工作内容完成产值合计金额为15724927.20×80%＝12579941.76元（以上金额暂定，最终结算金额待完工后双方现场核实，以核实工程量为标准）；等。该结算单上有原告、黄浩鹏、李成锋的签名，填写的签署时间均为2015年3月10日；另外，机施公司的项目经理卢某在结算单的复印件右上角写上“见证人卢某10/3”字样。机施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并认为这是原告与黄浩鹏间的结算行为，其项目经理卢某在该证据复印件上签名，不属于职务行为。刘东俊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黄浩鹏表示其曾签署过预结算单，但卢某签名时其不在现场，现该证据没有原件核实，故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原告为了证明机施公司于合同外增加砖渣换填工程，双方确认工程款共计69120元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地址为广州日报文化中心基坑工地的两张《送货单》（有原件核对），时间填写为2014年4月1日的《送货单》载明：“东北角换填砖渣……合计金额11520元。”时间填写为2014年5月10日的《送货单》载明：“机坑中区泵车平台2处……砖渣换填……合计金额57600元”。黄浩鹏在《送货单》上分别写上“情况属实13/4”和“情况属实16/5”并签名确认。机施公司、刘东俊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并表示对此不知情；从签署时间看，上述工程均发生于原告与黄浩鹏签署工程合同前，无法证实系增加的工程。黄浩鹏对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原告为了证明其与现场项目部对工程进行结算，确认工程金额为15886857.92元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工程结算表》复印件1份。该结算表内容包括基坑大面积开挖外运、基坑场内堆填、连续墙浮浆渣外运等10项工作，合计金额：15886857.92元；等。该结算表上有原告、黄浩鹏及邓裕勇的签名，填写的签署时间均为2015年3月30日。另外，《工程结算表》上还载有“拟同意按合同条款结算并支付工程款邓裕勇”，“经邓工现场核算及缴清相关专业人士复核此结算表为我司核算结果（现场项目部），基坑东北角砖渣换填，东南角旧基础主柱、泵车施工平台等未计算在内，请领导批示黄浩鹏”等文字。原告补充说明为，机施公司项目部收走了《工程结算表》原件，所以其只能提交复印件。机施公司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并认为是原告与黄浩鹏间的结算行为，与其无关。刘东俊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故对该证据的三性不认可。黄浩鹏确认“经邓工现场核算……请领导批示”的文字由其书写，此处的“我司”“现场项目部”指的是刘东俊成立的现场管理的项目部。原告为了证明计算土方量及岩石部分实际工程量结算的依据，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土方标高图》《土方方格网平面图》（打印字体）和附后的《土方坐标点》（手写字体）（以下统称网格图），2.《岩石现场记录》及附件（手写字体）和《台账表》（打印字体，无各方签名）若干份。其中《土方标高图》及《土方坐标点》（有原件核对）上的签名显示有原告、黄浩鹏、文延升、杨能文、杨蔡连等多人；《岩石现场记录》上的签名显示有原告、黄浩鹏、邓裕勇、李成锋等多人，《岩石现场记录》附件上的签名显示有杨能文、李成锋等多人。原告对上述证据补充说明为，《工程结算表》的数据是根据上述证据计得；《台账表》是项目部根据上述证据的数据制作；文延升是机施公司的测量员，杨能文、杨蔡连是刘东俊聘请的施工员，邓裕勇是刘东俊聘请的预算员。机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并认为与其无关，且文延升并非机施公司的员工。刘东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并称黄浩鹏由其聘请，职责是仓库管理，并非采购主管。黄浩鹏认为对上述证据中有其签名的图或文件均认可，并确认原告对相关签名人员身份的陈述。原告为了证明其多次向被告机施公司负责人要求尽快解决拖欠工程款的事宜，机施公司答应尽快处理，并确认是刘东俊将工程向其发包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手机短信截图（出示手机展示）4幅，该截图显示时间为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5月24日，对方联系人备注信息为“叶志德（机施）+8613602898528”，其中对话如下：原告说：“叶总你好，有无帮忙向丁总汇报，商议解决日报工地、工程款、人工、事宜，现在工人、车队……都起哄、要到工地拉横幅了……”。叶志德答：“已沟通，公司要求你们与刘东进（俊）之间的合作理顺好……”。原告说：“我们打电话给他都不接听……”。叶志德答：“已通知三分公司跟进，但请你们跟紧好源头刘东俊。”等。机施公司、刘东俊确认涉案工程施工时叶志德为机施公司副总经理，短信显示的手机号码也认可，但截图不够完整，叶志德已离职，对短信真实性无法核实，从内容看也只是请求机施公司协调，而非请求其支付款项。黄浩鹏表示其对该证据不清楚，因其没有参与其中。原告为了证明工程施工和各项目结算情况，向本院申请证人余某出庭作证。余某（1936年9月出生）出庭陈述：其于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期间受雇于刘东俊，在涉案工程中任总工程师，负责技术问题。机施公司派出卢某参与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的投标并任项目经理一职，除卢某外，另派资料员、安全员共三人驻场。实际施工队由承包人刘东俊招纳人员施工并结算。施工队的工程款及工资一直未如期结算，纠纷不断，后机施公司上层领导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曾出面干涉。对工程款问题，刘东俊将责任推给黄浩鹏，是赖账行为。桩队陈宇通工程费已经法院处理；土方工程外运（老板是吴国维）欠款232万元，负责结算合同的主管邓裕勇已签证量，黄浩鹏合同代法人签证核量，刘东俊应认账。刘东俊还欠其2018年4－7月工资及应报销等费用45000元未支付。原告作为证据的《工程结算表》上的“邓裕勇”是邓工的签名。《土方队工程量预结算（形象进度）》是邓工出具，对方是中铁二局的预结算总部的人员。2015年时，原告在机施公司的协调下才找到刘东俊结算工程款，后来刘东俊指定黄浩鹏进行结算。邓裕勇负责工程预算，黄浩鹏负责采购及对外结算，均受雇于刘东俊。其离职时，涉案工程土方没有完成，岩石没有清理。2015年时，刘东俊曾打电话让其回去，其刚好见到了《工程结算表》签名及结算过程。机施公司认为证人与刘东俊因工资等问题存在利害关系，证言不宜采纳。刘东俊认为证人年岁已高，不能正确表达意见。黄浩鹏对证言没有提出异议。被告黄浩鹏为了证明其与卢某等相关人员的任职情况，及其代表项目部与原告签约等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参建单位通讯录》《通讯录》和《春节期间管理人员值班表》（2014年），其中《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参建单位通讯录》“广州机施”栏载明：叶志德职务为“副总经理/项目指挥长”，卢某职务为“项目经理”，邓裕勇职务为“预算主管”，黄浩鹏职务为“后勤总管”，林丽芳职务为“资料员”。《春节期间管理人员值班表》上杨能文、余某的身份为管理人员。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机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确认，认为证据是黄浩鹏单方制作，黄浩鹏并非其员工。刘东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黄浩鹏为了证明其是涉案工程项目部的成员，其与邓裕勇、杨能文、卢某、林丽芳代表机施公司参加工地例会等事实，向本院提交了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报告，建设工地硬地化、洗车槽、冲洗设备及沉淀池设置情况，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抗支护土石方工程余泥排放点摸查情况一览表，及林丽芳资料员向其发送关于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工地例会纪审定的多份邮件（包括21至32期）截图等证据复印件，其中部分邮件接收人显示有“文延升”的名字。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并认为黄浩鹏持有该组证据足以证明黄浩鹏是机施公司的重要负责人员，对外所签合同对机施公司具有法律效力。机施公司对上述证据中混凝土抗压强度检测报告，建设工地硬地化、洗车槽、冲洗设备及沉淀池设置情况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他证据均不予认可。刘东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黄浩鹏为了证明原告及其代表签收了机施公司的支票，机施公司向原告班组支付了1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机施公司认可与原告存在分包法律关系等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广州报业文化中心项目工程量清单计量支付明细表》（该表上加盖了机施公司与广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的公章，并有相关工程师、负责人的签名，内容包括申报、本期完成审核，及至本期累计金额等数据），及2014年4月30日支付证明单、收款收据（显示李成锋作为经手人收到土方工程进度款300万元），2014年6月20日支付证明单、收款收据、招商银行支票（显示罗铁平作为经手人收到土方工程进度款70万元，两次合共370万元），2014年6月24日支付证明单、招商银行支票（显示李成锋作为经手人收到土方工程进度款90万元，三次合共460万元），2014年7月2日支付证明单、中国银行支票（显示李成锋、罗铁平作为经手人收到土方工程进度款200万元，三次合共660万元），2014年7月18日支付证明单、中信银行支票（显示黄浩鹏为证明人，李成锋、罗铁平作为经手人收到土方工程进度款200万元，三次合共860万元），2014年12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支票（显示原告作为经手人收到三张支票，票面金额分别为100万元、30万元、100万元，此项款项合计230万元），2015年1月13日支付证明单、中信银行支票（显示李成锋作为经手人收到一张支票，票面金额为230万元），2015年2月15日支付证明单、收款承诺证明[显示李成锋作为收款人收到工程款（工人工资）50万元]等证据复印件。上述支票的出票人均为机施公司，收款人均是案外人。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机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其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刘东俊认为上述证据来源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黄浩鹏为了证明项目部相关款项均由刘东俊向机施公司申报支付，支付给原告的每一笔款项均通过刘东俊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联营项目在建工程款申请表（网上申报）、报告、请款报告等证据复印件，内容显示项目经理卢某于2013年12月网上请款申报，署名为刘东俊于2014年5月14日和2014年11月30日的请款报告。原告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确认。机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刘东俊认为上述证据来源不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审过程中，原告明确其诉请1的本金2136857.92元是以15886857.92元（见《工程结算表》）减去13750000元（已收到的工程款）所得的。原告与黄浩鹏共同确认，原告的施工队进场时间是2013年底，工程施工一半才签订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刘东俊、黄浩鹏共同确认，网格图上签名的文延升是刘东俊聘请的现场测绘员。黄浩鹏确认原告进行了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的施工，工程进度款均由刘东俊支付；并称其是负责签署合同的，与原告签署合同时，刘东俊，机施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市重点办的工作人员、工程部人员也在现场。刘东俊表示其没有授权黄浩鹏对外签合同和工程结算表，其对原告指认邓裕勇是其聘请的预算员的身份需庭后回复（庭后并未回复）。机施公司表示涉案基坑土石工程合同所涉工程已整体完工，但其与刘东俊之间的工程结算尚未完成。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如下：一、谁是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发包方首先，原告依据其签订的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承包广州报业文化中心基坑土石方挖运工程并进行施工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及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余某的证人证言、原告收取工程进度款的凭据、网格图、《工程结算表》等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这些证据已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故本院对该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其次，机施公司是广州市报业文化中心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机施公司又与刘东俊签订《协议书》，约定由刘东俊组织上述工程施工的事实，业经关联案件的一、二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东俊可单独将或已将其据上述《协议书》取得的权利义务转让给黄浩鹏，据此，本院认定上述《协议书》所涉工程的承包方仍是刘东俊。再次，原告组织人员对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进行施工期间，刘东俊并没有提出异议，原告也收取了部分工程款，可见刘东俊知悉原告是分包方的身份。再者，刘东俊辩称原告仅对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做过“零星、分散的分包，其已按实结算”，对此刘东俊应有能力举证证实，但刘东俊未予举证，也未给予合理解释。最后，原告与黄浩鹏签订《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时，黄浩鹏受雇于刘东俊；履约期间，受雇于刘东俊的邓裕勇等人也参与了工程结算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网格图等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予以认定。另外，虽然黄浩鹏提交的通讯录显示的职位为“后勤总管”，但“后勤总管”具体包括哪些职责，当事人并没有提交劳务合同等证据证实。本案的证据反映黄浩鹏曾在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中履行“证明人”“工地例会参会人”“管理人员”等职责，可见，刘东俊成立的工程管理项目部的职能分工并非很明确，不排除刘东俊临时会授权有能力的人包括不限于黄浩鹏参与相关工作的可能。综上分析，并结合本案的现有证据，本院认为，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约首部分虽未填写发包方的姓名或单位名称，但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施工方为刘东俊，获益方也是刘东俊，而刘东俊对黄浩鹏与原告签订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及原告组织人员进场施工的行为并无提出异议，且原告已取得了1375万元工程款，以上事实表明，黄浩鹏的上述签约行为应属于其从事职务授权范围之内事务的行为，故本院认定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发包方为刘东俊。二、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效力及承责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由于原告没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刘东俊将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原告施工，违反了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上述合同无效。关于承责主体。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的发包方为刘东俊，现没有证据证明机施公司向原告支付了工程价款，黄浩鹏为职务代理行为，故原告主张机施公司、黄浩鹏共同承担责任，有悖合同相对性原则，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三、关于应否支付剩余工程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条款规定的“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主要指参照合同有关工程款计价方法和计价标准的约定，涉案工程为基坑土石方工程，当事人确认已整体完工，故刘东俊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四、关于工程价款的金额问题原告因履行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合同》已收到工程款1375万元的事实，有原告与黄浩鹏的陈述，及黄浩鹏提交的支付证明、支票等证据予以证实；机施公司对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刘东俊虽对支付证明、支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依照上述规定，上述合同虽然无效，但并不影响结算条款的效力。原告主张的工程价款分两部分，一、原告提交的《工程结算表》虽没有原件，但从事职务授权范围之内事务的黄浩鹏已确认《工程结算表》内容和签名的真实性，且该证据与机施公司项目经理卢某签字的《土方队工程量预结算（形象进度）》、网格图等证据相互印证，刘东俊也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予以采信。卢某的见证签字行为能证明黄浩鹏与原告进行结算的事实，是否职务行为并不影响其行为的证明力。本案应按照《工程结算表》所载认定工程总造价款为15886857.92元，扣除原告确认已收到的工程款13750000元，刘东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136857.92元。二、原告提交的《工程结算表》已载明“基坑东北角砖渣换填，东南角旧基础主柱、泵车施工平台等未计算在内”，原告另提交了两张《送货单》证明东北角砖渣换填及泵车施工平台2处等费用合计69120元，该两张《送货单》已经由黄浩鹏确认，刘东俊也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原告主张增加工程款69120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刘东俊应另向原告支付增加的工程款69120元。五、关于利息问题。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原告主张刘东俊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剩余工程款的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并无证据显示涉案基坑土石方工程的具体交付时间，故本院酌定原告可主张从签署结算文件之日起计算利息。黄浩鹏签署最后一张《送货单》的日期是2014年5月16日，签署《工程结算表》的日期为2015年3月30日，故本院据原告的主张确定工程款2136857.92元的利息自2015年3月30日起计算利息，增加工程款69120元的利息自2014年5月16日起计算。原告主张的利息超出本院核定部分，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东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国维支付工程款2136857.92元及利息，利息以2136857.92元为本金，从2015年3月3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刘东俊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吴国维支付增加工程款69120元及利息，利息以69120元为本金，从2014年5月1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吴国维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519元，由被告刘东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潘 宇人民陪审员  黄凤玲人民陪审员  庄红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倪萍书记员马谆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