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1民终102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井陉矿区新王舍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77589495780。法定代表人：屈祥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樊军，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千峰北路7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2762081600。法定代表人：晋世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林，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宁武县，该公司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立胜，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石家庄新华区新华路563号汇特大厦160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336114941T。法定代表人：王云丽，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红志，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物贸）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煤炭）、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兴煤炭）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7民初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被上诉人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均派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起兴公司拥有2017年10月31日批次煤炭的物权，并因此拥有基于物权让渡后获得的煤款结算权。庭审查明，起兴公司的四名证人分别从煤源组织，出资采购、装车托某、接货交付四个节点证明，本批次电煤从始至终均由起兴公司实际占有并交付华电潍坊电厂，采购的资金也由起兴公司实际支付。根据以下法律和司法解释：（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未经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还规定，除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外，案外人以债权纠纷不能阻却以实际占有作为判断物权的原则。（2）《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3）《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关于“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的规定。起兴公司在交付华电潍坊电厂前始终实际占有本批次煤炭，且依法享有对本批次电煤的支配和处分权，即实际享有本批次电煤的物权。电煤交付潍坊电厂后即转换为托某人对收货人的电煤资金结算权，且该结算权亦为被上诉人与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的购销合同所确认。一审判决认为，四位证人没有劳动合同、委托手续等证明，其身份无法核实；且银行账户明细均为自然人之间的交易转账，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核实。上诉人认为，四人在作证时表示，互相知道对方是起兴公司员工，完全可以相互印证。且银行的流水显示，王云丽向证人崔某多次大金额转款，而王云丽是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也足以证明崔永民等人的身份。一审判决对该事实未予认定显属错误。2、一审判决未核实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合同、授权委托书、结算申请书、发票等的真实性，直接迳行认定显属错误。首先需说明的是，敦庆隆公司已经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内蒙古警方立案侦查，其出具的增值税发票的合法性存疑。其次，起兴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结算申请书由于起兴公司没有出庭应诉，其真实性也未能核实。第三、被上诉人与敦庆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没有单价的约定，具有重大瑕疵，不符合大宗交易的一般注意义务。且被上诉人尚未付清敦庆隆公司货款，敦庆隆公司也未提供全额的增值税发票，发票与已付款金额不符。合同约定是预付款，而实际付款时间是买受人收到货物后。敦庆隆公司在收到货款后一个多月才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不符合先开票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以及，电煤在装车托某前，被上诉人未派员验收货物数量与质量，也未派员跟车送至潍坊电厂，但双方初次合作的采购合同还约定为预付款方式，显然违反了一般的认知常识。基于以上种种，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均提出了异议，但一审判决未予核实便迳行认定，直接作为判决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3、协执文书中“查封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在你单位的债权130万元”的表述仅是执行人员的主观理解，不是认定债权归属的证据。且协执文书本身不是判决书、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不是民事诉讼法中合规的证据形式，—审判决以此作为裁决理由也是错误的。4、退一步讲，假使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成立，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质是基于多份关联合同的约定而生成的债权，其权利的主张也应满足合同约定的附加条件。具体而言，根据被上诉人与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购销合同第六条第3款、第九条第6款的约定，被上诉人向北京燃料物流公司主张债权应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开具增值税发票，二是提供铁路大票复印件，三是提供运费发票复印件，四是在自合同签订之日（10月1日签订）起一个月之内（即10月31日前），将托某人与出卖人的电煤委托结算函转交至买受人，若逾期本合同作废（即约定了铁路大票结算优于合同结算的原则）。庭审查明，被上诉人至今仍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也未向买受人提供托某费发票复印件（约定由被上诉人垫付运费，却实际由起兴公司支付)。且被上诉人也未向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提交电煤委托结算函。综上，被上诉人向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主张结算的四个要件有三个至今尚未具备，即便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逾期后合同也已经作废，被上诉人不再享有依据合同主张结算的权利。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与普通民事诉讼有所区别，应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司法解释。而该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三年内解决执行难，有利于人民法院执行，防范被执行人规避执行为基本原则。对于被执行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不符合司法解释的民事行为明确采取否定的态度。为防止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可能，应对案外人阻却执行的理由和证据从严掌握，不能仅依据表面的形式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本案焦点之一在于如何审视行业规范的法律效力，我们认为，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首先适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行业规范作为裁的依据。本案中，关于物权、债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且详尽，应直接作为案件裁量的依据。被上诉人认为，没有煤炭购销合同（即在华电没有户头）即便交付了电煤也不能与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结算。而上诉人正泰公司认为，该主张显然与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相悖，依法不应被支持。一审判决仅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裁量本案未免有失偏颇，应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司法解释。综合上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山西煤运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涉案实际买卖参与方为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煤运公司、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三方，起兴公司在本案中只是托某人身份。一审法院对诉争煤炭买卖事实的认定完全正确。2017年10月1日，煤运公司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合同对煤炭运输、结算方式、质量要求等进行详细约定，并约定托某人为起兴公司，合同项下煤炭由新井站发往潍坊东站。同年10月9日，煤运公司与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就上述合同项下煤炭签订煤炭买卖合同。至此，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煤运公司、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三方形成贸易链条。2017年10月30日，起兴公司与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向煤运公司作出书面《授权委托证明》，告知煤运公司己由起兴公司发运煤炭，并再次对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煤炭货权进行了承诺。依据合同约定，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依约发运部分煤炭共计3354吨，同时，起兴公司与煤运公司共同向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出具《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再次确认了煤运公司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的实际买卖关系以及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托某人身份。后煤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预付煤款123万元，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向煤运公司开具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煤运公司依法享有请求支付货款的合同债权，且现正据此向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结算货款。上诉人正泰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起兴公司始终实际占有涉案煤炭以及享有的结算权，恰恰只是基于承运人的身份而产生的占有，以及煤运公司的委托而产生的委托结算权，但正泰公司据此认为起兴公司由此拥有煤炭物权及结算权，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甚至违背基本法律常识。二、上诉人正泰公司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均无法证实起兴公司为涉案煤炭贸易中华电公司的债权人。一审法院未对正泰公司提交的证据进行认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正泰公司提交的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中与所谓部分业务员的银行转款记录，无法证实这些转款行为的目的是河北起兴公司为华电集团采购煤炭，不排除是由于其他业务需要进行转款。上诉人正泰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申请出庭的四位证人，无法提供其与河北起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委托手续等证据，仅仅凭借口述无法采信其在涉案煤炭贸易中的真实身份。单纯就该四位证人的证言内容，也只是说明其与王丽云、王丽霞以及互相之间存在过业务合作，部分参与过2017年11月起兴公司向华电集团发运煤炭事宜，但都未见过起兴公司与华电集团的合同、货票等书面材料，其主观判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相反却证实2017年11月起兴公司确实作为托某人己经将涉案煤炭实际运往华电集团，敦庆隆公司向原告开具发票并非虚开行为。且华电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如此巨大数额的煤炭购销，没有煤炭购销合同只通过少量频繁的口头交易显然不可能，更不符合上诉人正泰公司频繁强调的交易习惯。三、上诉人正泰公司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相关司法解释，目的在于解决执行难，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执行、违法执行。一审法院依法对执行行为进行及时纠错恰恰体现了“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目的，体现了司法的公正和严谨。上诉人正泰公司在上诉状中，多处表述自相矛盾。仅仅因煤运公司和华电集团早己实际履行完毕的合同中出现的一些文字性瑕疵便认为不符合交易习惯，甚至意图绕过合同法相关规定来否认合同的效力。而对起兴公司与华电集团这一大型国企连基础性购销合同都不存在的情形，则认为应优先适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又将行业规范、交易习惯放在了微不足道的地位。正泰公司在基本的形式证据都无法提交的情况下，却歪曲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相关司法解释，意欲否定煤运公司作为案外人的合法诉请及提交的充分有效的证据。正泰公司不以事实证据为依据、不以法律规定进行客观论述的行为，不应得到二审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相关司法解释，目的在于解决执行难、有利于人民法院执行、防范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煤运公司对最高院的这一举措同样表示认可及欢迎。但该司法解释的适用不代表人民法院可以盲目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而随意执行、违法执行。在更高效力的《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规定了“执行异议之诉”这一特殊法律程序，其目的正是给予在执行中可能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个保护渠道，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后进行纠错并不与上述司法解释的目的相冲突。相反，该二者更体现了中国司法的进步，以及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谨性。一审法院在严格审查各方证据并正确适用法律规定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望二审法院驳回正泰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答辩称，一、案涉煤炭货款结算债权属起兴公司享有。案涉2017年10月31日批次的煤炭是由起兴公司出资并组织收购王某等人的货源，然后交付北京铁路局承运；承运人向起兴公司出具“货票”，载明委托某输人（托某人）为起兴公司，也证明案涉煤炭是由起兴公司交付运输，起兴公司为发货人；收货人为：华电濰坊发电有限公司。起兴公司持有货物交付凭证“北京铁路局货票”，享有向收货人结算的权利。二、起兴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就案涉货款结算债权的转让不成立。1、被上诉人提供的债权转让文件中起兴公司的公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起兴公司不承担债权转让责任。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证《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证明起兴公司已将案涉煤炭的结算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二审中经起兴公司辩认比对，发现该书证上加盖的起兴司印章与该公司公安局备案和实际使用的公章明显不同，书证上加盖公章不是起兴公司的行为，不发生书证所涉债权的转让效力。经核对，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委托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托某书上所盖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以及授权委托书所盖的公章都不是我单位使用的防伪公章，所签文件均与我公司无关，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公司概不负责。2、起兴公司和被上诉人均没有履行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被上诉人没有将《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或其他有效的债权转让文书送迖通知收货人或债务人华电集团公司。事实上，该书证的原件至今仍在被上诉人手中，且书证中签署时间为空白。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因此，即使起兴公司与其有债权转让关系，因债权转让在执行法院对案涉货款采取执行措施之前未通知债务人而不生效，不能阻断执行措施的效力。3、债权凭证铁路货票没有实际交付。铁路货票是起兴公司向运输机构交付货物的凭证，是案涉债权的重要凭证，如果起兴公司与被上诉人的债权发生转让，被上诉人应当取得案涉批次煤炭的货票。事实上，一审、二审中被上诉人均未能提供货票，并承认货票仍在起兴公司持有。这样事实进一步证明债权转让不成立。三、起兴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某输关系。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与起兴公司之间签署的托某合同或代办托某合同，也未提供向起兴交付托某货物的证据；被上诉人所称与敦庆隆公司存在煤炭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效力并不能及于起兴公司。被上诉人与敦庆隆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另行起诉主张，而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综上所述，案涉货物系起兴公司出资组织货源并托某，对发运煤炭的案涉货款享有结算债权；起兴公司没有将案涉债权转让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能证明与起兴公司存在委托某输关系，其对敦庆隆公司的债权应另行主张。故，被上诉人对案涉煤炭不享有结算债权，请求终止执行的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错误，应予纠正。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对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债权为原告所有；2.终止对原告享有的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130万债权的执行；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本院在审理正泰公司与起兴公司、纪磊、王丽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正泰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8年3月29日作出（2018）冀0107民初19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冻结起兴公司、纪磊、王丽霞银行存款130万元或查封相应价值财产；同年4月8日，本院向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起兴公司以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在该单位的债权130万元，查封期限自2018年4月8日至2021年4月7日止。2018年6月25本院作出（2018）冀0107民初19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起兴公司、纪磊偿还正泰公司货款1167741.28元及利息；上述判决书生效后，起兴公司、纪磊未按判决内容履行，被告正泰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2018年11月14日，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作为案外人对执行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130万元债权不服，提出书面异议，本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冀0107执异1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山西煤炭运销公司的异议。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不服该裁定，于2018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向被告起兴公司公告送达了民事起诉状、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公告费230元。本案中原告主张对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元债权为原告所有，并提交证据如下：1．2017年10月1日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出卖人）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买受人）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内容有：“一、收货人名称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发站新井，到站潍坊，品种规格气肥煤，交（提）货时间及数量为10月份7000吨；二、发站及交（提）货方式为铁路运输，到厂交货，出卖人办理铁路发运手续，并代垫运费。（托某单位：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2.2017年10月9日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内容有：“第一条、发站新井，到站潍坊，数量20000吨/月；第三条、数量、质量以最终买受人（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计量化验结果为结算依据，按质检批进行考核；第五条、运输方式为铁路运输，到站潍坊；…”。3.北京铁路局货票，内容有：“托某人名称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收运人名称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4.2017年10月30日授权委托证明一份，内容有“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兹委托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代理华电潍坊电煤炭托某业务，发站新井，到站潍坊。货权为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并加盖被告起兴公司及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公章。5.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载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兹有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卖人）前往贵公司办理由我公司（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为托某人的运往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电厂）的煤炭款，请贵公司将与表中煤炭相关的款项（含运费）支付给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卖人）。附表载明托某人为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日期2017.10.31，发站新井，收货人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车数50，数量（T）3354”，并加盖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与被告起兴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手章。6.铁路运输煤炭矿发车号一栏表，载明“供货单位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结算单位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收货电厂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发站新井站，矿发量3354，发货日期2017-10-31”，并加盖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与被告起兴公司公章。7.记账凭证、银行回单、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9张。通过上述证据，原告称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原告、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形成煤炭买卖贸易链条，且原告已向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煤款123万元，被告起兴公司仅是托某人，与该煤炭买卖无任何关联，故被告起兴公司对2017年10月31日发往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的煤炭不享有任何债权。本案中被告正泰公司主张被告起兴公司对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2017年10月31日批次煤炭享有物权及结算权，并提交证据如下：1.被告正泰公司提交了王云丽给崔某转账的银行流水4页、赵梦莎个人明细对账单2页、中国工商银行起兴公司运费业务回单，并称王云丽为被告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向崔某打款用于煤炭采购，崔某向王某员工赵梦莎打款、由王某组织煤炭。2.被告正泰公司申请证人王某、崔某、高某、魏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称崔某代表起兴公司，其根据崔某给的指标找煤上煤，具体煤卖给谁不知道；证人崔某称自己为起兴公司员工，只负责煤场组织煤源，并在2017年10月份发往潍坊华电3000多吨煤；证人魏某称起兴公司委托其要车皮发运煤，并于2017年10月为起兴公司请车皮运煤一列发往山东；证人高某称其负责起兴公司在山东的接站，主要工作是到车站看车到站没有，通知电厂，并在2017年11月初接到电话后到潍坊电厂接站。上述四位证人表示其都是按照上线的指示从事相应工作，对于起兴公司与山东潍坊电厂有无煤炭买卖合同及如何结算均表示不清楚。通过上述证据，被告正泰公司称四名证人分别从煤源组织、出资采购、托某、接货四个节点证明，电煤始终由起兴公司出资、占有、交付，起兴公司享有2017年10月31日批次煤炭的物权及基于物权让渡后的煤款结算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起兴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自己答辩、质证等权利的放弃，其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对在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元债权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第一，原告提交的两份《煤炭买卖合同》中对发站、到站、产品质量等约定一致，即在合同相对人之间形成相应贸易链条；北京铁路局货票、铁路运输煤炭矿发车号一栏表，即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完成合同项下发货的义务，且被告起兴公司亦认可结算单位是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因此，原告依法享有对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请求支付货款的合同债权，而起兴公司并非买卖合同当事人，其不享有买卖合同项下交货、结算等权利义务。第二，原告提交的授权委托证明明确载明被告起兴公司为代理电煤托某业务，货权为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给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出具的委托结算申请书载明被告起兴公司身份为托某人，并明确了诉争的该列煤款向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支付，被告起兴公司加盖公章即表示对其身份及结算内容的确认。第三，被告正泰公司提供的四位证人证言，因未提供四位证人与被告起兴公司的劳动合同、委托手续等证明，本院对他们的身份无法核实，同时，四位证人仅是从各自分管工作出发，陈述自己工作内容，但对其他事项并不知情，不能明确证明相应批次的煤炭就是起兴公司和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购销煤炭买卖贸易。第四，被告正泰公司提交的其他银行账户明细，因均为自然人之间的转账交易，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无法核实。第五，本院于2018年4月8日向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送达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也明确载明“查封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在你单位的债权130万元”，即表明该债权为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所有。综上所述，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对在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元债权享有所有权，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对本院查封的在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债权为原告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所有；二、停止对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130万债权的执行；三、本院（2018）冀0107执异17号执行异议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失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230元，由被告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提出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了质证。一、关于印章的真伪及法律效力。上诉人正泰物贸提出，1、2017年10月30日授权委托证明一份，内容有“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兹委托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代理华电潍坊电煤炭托某业务，发站新井，到站潍坊。货权为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并加盖被告起兴公司及石家庄敦庆隆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公章。2、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载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兹有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卖人）前往贵公司办理由我公司（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为托某人的运往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电厂）的煤炭款，请贵公司将与表中煤炭相关的款项（含运费）支付给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出卖人）。附表载明托某人为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发货日期2017.10.31，发站新井，收货人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车数50，数量（T）3354”，并加盖原告山西煤炭运销公司与被告起兴公司公章。该两份证据起兴公司的印章是假章，与起兴公司真的印章明显不同，没有汉语拼音的编码。对此，被上诉人山西煤运不认可，并提供了新井站备案的营业执照的章，认为起兴公司应该是使用了两枚印章。起兴公司称：本案一审中，山西煤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证《运输票据委托结算申请书》，证明起兴公司已将案涉煤炭的结算债权转让给了被上诉人。二审中经起兴公司辩认比对，发现该书证上加盖的起兴司印章与该公司公安局备案和实际使用的公章明显不同，书证上加盖公章不是起兴公司的行为，不发生书证所涉债权的转让效力。经核对，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委托河北起兴煤炭贸易有限公司的托某书上所盖的公章和財务专用章以及授权委托书所盖的公章都不是我单位使用的防伪公章，所签文件均与我公司无关，由此产生的后果我公司概不负责。新井站备案的营业执照的章是复印件，不是原件，起兴公司的章印不是原件，我公司不认可。二、关于案涉煤炭的实际来源问题。山西煤运公司认为案涉煤炭原始来源是自己从敦庆隆公司购买的，敦庆隆公司从哪弄来的煤与自己无关。起兴公司认为该批煤炭是自己收购的，自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云丽将购煤款分批打给了负责收购的的本公司员工崔某，由崔某收购的煤。崔某出庭作证，称煤都是自己负责收购的，主要从王某处收购，也有别出少量的煤，王某的会计叫赵梦莎，并向法庭提供转账的银行流水和收购煤的收货单。对此，山西煤运公司不认可。正泰物贸认为，该批煤是起兴公司收购的煤，煤源来源明确，敦庆隆公司根本没有煤，只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一个公司，该公司的高管已经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正在审理中。该公司也不可能有煤卖给山西煤运公司，双方只是为了虚开发票。该批煤真正的货主是起兴公司。三、关于起兴公司与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起兴公司称，本公司在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开设有结算账户，以前有过交易，根据煤炭公司与火力电业公司的行业交易习惯，可以有合同，也可以没有书面合同直接交货，区别在于有合同的结算比没有合同直接交货结算时间上稍微快一些。四、关于运费问题。山西煤运公司称运费是敦庆隆公司交给铁路上的增值税，敦庆隆公司用来抵扣运费，与山西煤运公司无关。起兴公司称，运费是我公司出的，有缴纳运费的银行流水为证，山西煤运公司提交的两张增值税发票与运费的数额不附，不应当认可。五、关于山西地方铁路公司与敦庆隆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二审庭审中，山西铁路公司当庭认可，本批电煤的货值为175万余元，其实际支付敦庆隆公司123万元，敦庆隆公司共开具增值税发票99万元，至今没有履行完毕。正泰物贸公司认为，2017年10月的购销合同至今未能履行完毕显然是不正常的，敦庆隆公司实际控制人因虚开增值税发票已被内蒙古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山西地方铁路公司与敦庆隆公司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否包括本案所涉批次电煤尚存疑问。退一步讲，即便包括案涉的电煤，也因山西地方铁路公司尚未付清余款，不能取得对华电集团完整的债权，即不能完全阻却人民法院对本笔债权的执行，山西煤运公司的损失应当依据合同向敦庆隆公司另行解决。六、对华电潍坊电厂的债权的结算权问题。根据上诉人提交的起兴公司上诉状（另案），以及本审起兴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其载明的公章（有编码）与山西地方铁路公司提交的委托结算单、授权委托证明上起兴公司的印鉴（无编码）具有明显的区别。起兴公司当庭说明，带有编码的印鉴是其备案的印鉴，没有使用过无编码的印鉴。因此，山西地方铁路公司主张与华电集团结算电煤款的依据出现重大瑕疵，不能确定证明其享有对华电集团的债权。该委托结算单、授权委托证明的原件始终在山西地方铁路公司手中，至今未交付华电集团。即便委托结算单和授权委托证明为真，尚未在法律上产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上诉人的四名证人以及银行流水分别从本批次电煤的采供运收环节证明了被执行人起兴公司是本批电煤的货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又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补强，提交了起兴公司法定代表人王云丽在2017年8、9月份多次向证人崔某转账200余万元用于煤炭采供的银行流水，以及煤炭采购的过磅单。被执行人起兴公司也向合议庭提交了崔某系其工作人员的证明。起兴公司认为本公司是本批电煤的实际物权人。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动产的物权以实际占有为标准。本批次电煤在交付潍坊电厂前，始终在起兴公司控制下，二审庭审还查明，本批次电煤的货单(铁路大票）的原件至今也没有交付山西地方铁路公司。其他事实本院查明的情况同一审法院查明的情况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是执行异议之诉，原审原告即本案被上诉人举证应当达到认定其完全享有被执行的债权，能够阻却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度。本案中，山西煤运公司是依据与敦庆隆公司的合同来主张该批电煤的货主属于自己，故自己享有该批电煤的债权。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山西煤运公司与敦庆隆公司的合同并没有履行完毕，本批电煤的货值为175万余元，其实际支付敦庆隆公司123万元，敦庆隆公司共开具增值税发票99万元，至今没有履行完毕。该批电煤的原始来源，敦庆隆公司从何处收购，没有证据证明，起兴公司提供了收购电煤的的资金来源，煤炭来源，收购过泵单，缴纳运费的银行流水，来证明自己是该批电煤的真实货主。山西煤运公司没有提交代表货权的货单（铁路运输大票）。山西地方铁路公司提交的委托结算单、授权委托证明上起兴公司的印鉴（无编码）具有重大瑕疵，而且至今该两份文件山西煤运公司并没有交给华电潍坊电厂，故该债券并没有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转让后果。（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未经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该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除租赁、借用、保管等不以转移财产权为目的的合同纠纷外，案外人以债权纠纷不能阻却以实际占有作为判断物权的原则。（2）《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3）《合同法》第三百零八条关于“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的规定。起兴公司在交付华电潍坊电厂前始终实际占有本批次煤炭，且依法享有对本批次电煤的支配和处分权，即实际享有本批次电煤的物权。电煤交付潍坊电厂后即转换为托某人对收货人的电煤资金结算权，且该结算权亦为被上诉人山西煤运公司与华电北京燃料物流公司的购销合同所确认。综上所述，山西煤运公司的所举事实和理由不能阻却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石家庄市矿区正泰物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人民法院（2018）冀0107民初71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山西地方铁路集团煤炭运销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孟志刚审判员  李荣水审判员  史兆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任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