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7刑初463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德海，男，1953年3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债委会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1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邱达宽，四川典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颖，四川高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晓，女，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债委会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1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邓泽春，广东德纳（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郭勤学，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曹学峰，男，1977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债委会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1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苏翊，广东德纳（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梁珊，女，198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债委会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1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倬，四川仁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古义平，男，1964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博士研究生，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2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晓琴，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高一杨，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婷，女，198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于2019年1月25日被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同年2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雨菁，四川川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以成武检公诉刑诉〔2019〕3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涉嫌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于2019年6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小青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德海及其辩护人邱达宽、张颖；被告人吴晓及其辩护人邓泽春、郭勤学；被告人曹学峰及其辩护人苏翊；被告人梁珊及其辩护人刘倬；被告人古义平及其辩护人张晓琴、高一杨；被告人杨婷及其辩护人张雨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4月，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因犯集资诈骗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安信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2.9亿余元予以追缴并返还该案被害人，对该案扣押的相关款物一并依法予以处理，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判决作出后，安信公司及同案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2018年10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20日，法院对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罪判决书中涉及的罚金刑、追缴违法所得的判决内容进行强制执行，并于2018年11月30日向安信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要求安信公司如实报告强制执行期间安信公司的财产状况。2018年12月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强制执行案件交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办理。此外，在2018年期间，安信公司在本市涉及多起民事诉讼执行案件均待法院强制执行。 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古义平经授权，代理行使安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权，杨婷作为财务人员负责管理安信公司的相关财务及资金工作，2015年至2018年期间，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作为安信集资诈骗案民间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代表，每月从安信公司领取薪酬，对安信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安信公司印章，事实上参与安信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 2018年，六名被告人在梳理安信公司资产和对外债权的过程中，陆续发现安信公司有多笔可实现的债权，经六名被告人共同商议，遂决定利用安信公司尚未被法院发现和冻结的关联企业账户——四川创瑞物流公司的账户——来接收相关债权款，2018年8月起，六名被告人利用该账户陆续接收相关款项200余万元，均未向司法机关如实报告。2018年11月2日，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代表安信公司与债务人广汉士达碳素公司（以下简称“士达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约定士达公司分两次向安信公司偿付2600万元，并指定前述未被法院冻结的关联公司账户作为安信公司接收该笔款项的银行账户。2018年11月6日，六名被告人及部分债委会成员在安信公司召开会议，在明知道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涉及的罚金刑、追缴违法所得等判决内容及其他多起涉及安信公司的民事判决均有待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仍然避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及武侯区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私自制定分配方案，意图对安信公司收到的债权款进行私自分配处理。2018年12月28日，士达公司转款1300万元到上述指定的银行账户，六名被告人遂按照事先商议的分配方案，由杨婷对分配比例进行测算后按照各自集资本金的5%的比例，通过四川创瑞物流公司的银行账户陆续向550余名集资参与人分配款项共计1231万余元，另有200余名集资参与人未能参与此次分配。截止2019年1月9日法院冻结该银行账户时，该账户仅有余款297万余元。六名被告人私自分配债权款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法院的正常执行工作，导致相关案件的执行工作事实上已经无法按照法定程序执行。 2019年1月14日，公安民警在武侯区晋沙街16号将徐德海挡获、在成华区府青路二段26号将吴晓挡获、在武侯区乐天街1号将曹学峰挡获。2019年1月15日，梁珊到公安机关投案；2019年1月25日，古义平、杨婷到公安机关投案。 为支持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六名被告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诉机关当庭认可辩护人提出的本案与一般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有所区别、本案情节具有特殊性的意见，不认可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系从犯以及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建议本院根据各被告人具体的犯罪事实、情节综合认定后判处刑罚，并决定是否适用缓刑。 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对本案的事实、证据均不持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均辩称主观恶性小、没有非法获利，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晓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本案所指控的拒执罪罪名不成立。1、被告人的行为系自救行为，如果不实施自救就不能实现利益，具备违法性阻却事由，不构成犯罪；2、吴晓等人的行为不符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履行判决义务的行为，而非规避不履行或暴力抗拒执行；3、拒执罪保护的法益并非侵犯执行司法秩序，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侵犯的法益是报告义务及执行分配权、分配异议权；4、债委会的四人均非拒执罪主体；5、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未造成损害后果，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不构成犯罪。二、即使被告人吴晓的行为确存在不当，也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当认为是犯罪。三、若被告人吴晓的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有罪，其具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对其从轻、减轻处罚：1、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2、具有坦白、认罪、悔罪情节；3、系初犯、偶犯；4、事后积极主动汇报，客观上未造成损害后果也积极避免了损害结果发生；5、长期患有抑郁症。 被告人徐德海、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本案中被告人是为了给刑事受害人追回款项，并未获取非法利益，主观恶性小；在主动或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梁珊、古义平、杨婷构成自首，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构成坦白；各辩护人均认为其代理的被告人系从犯，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系初犯，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被告人徐德海的辩护人另提出本案分配案款时徐德海在外地，系犯罪预备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公司）因犯集资诈骗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一审判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安信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2.9亿余元予以追缴并返还该案被害人，对该案扣押相关的款物一并依法予以处理，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判决作出后，安信公司及同案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2018年10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11月20日，成都中院立案强制执行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罪判决书中涉及的罚金刑、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的判决内容，并于2018年11月30日向安信公司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要求安信公司如实报告强制执行期间安信公司的财产状况。2018年12月5日，成都中院裁定将该案交由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侯法院）执行。此外，在本市多个法院有多起强制执行安信公司的民事执行案件处于执行程序中。 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古义平经授权，代理行使安信公司负责人职权，负责安信公司全面工作，杨婷作为安信公司财务人员负责处理安信公司的相关财务及资金工作。 2015年12月29日，安信公司债权人成立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民间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债委会）,吴晓任债委会副主任（负责人），委员包括徐德海、曹学峰、梁珊、何某、张某3、陈祖建等18人，债委会下设办公室、工作协调组、群众工作组、财务审计组、法务组、监管组，同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成员及负责人，其中工作协调组负责人徐德海、群众工作组负责人何某、财务审计组负责人陈祖建、法务组负责人梁珊、监管组负责人张某3，监管组成员为吴晓、张某3、徐德海、梁珊、陈祖建，监管组职责为协同安信公司清产核资、确定收债队及催收资金的监管和工作的协调。2015年12月30日，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等18人与安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约定了协议期限、工作职责、劳务报酬等内容，其中约定安信公司按月支付债委会劳务报酬包干税后总额为3万元整，该报酬由债委会自主协商分配。监管组成员吴晓、徐德海、梁珊、张某3、陈祖建作为债权人总代表进入安信公司，期间，曹学峰加入，张某3、陈祖建退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进入安信公司后，每人每月领取6千元报酬，吴晓负责全面工作，徐德海负责债权催收和与相关部门对接等工作，曹学峰负责行政工作并与杨婷共同管理安信公司印章，梁珊负责法务工作，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管理安信公司印章使用等方式对安信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和监督，事实上全面参与了安信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 2018年，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雪峰、梁珊在梳理安信公司资产和对外债权的过程中，陆续发现安信公司有多笔可实现的债权，经四名被告人共同商议并经被告人古义平认可，决定利用安信公司尚未被法院发现和冻结的关联企业账户——四川创瑞物流公司（以下简称创瑞公司）的账户——来接收相关债权款。2018年8月起，上述被告人利用该账户陆续接收相关款项200余万元，均未向司法机关如实报告。2018年11月2日，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代表安信公司与债务人广汉士达碳素公司（以下简称士达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约定士达公司分两次向安信公司共偿付2600万元，并指定创瑞公司账户作为安信公司接收该笔款项的银行账户。2018年11月16日，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共同商议，并经古义平认可，在安信公司召开全体债委会代表会议，在明知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涉及的罚金刑、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等判决内容及其他多起涉及安信公司的民事判决均有待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仍然避开人民法院执行部门，私自确定了具体分配原则、方案和办法，意图对安信公司收到的债权款进行私自分配处理。被告人杨婷知晓上述五名被告人的上述行为。 2018年12月28日，士达公司转款1300万元到上述指定的创瑞公司银行账户。被告人杨婷遂按照事先确定的分配原则和方案进行测算，经其他被告人同意决定按照集资本金5%的比例进行分配后，被告人杨婷通过创瑞公司的银行账户陆续成功向639名被害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即同一被害人存在多笔投资）分配款项共计1231.3万元，另48名被害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因提供银行账号及相关信息有误，导致打款不成功或退回。76名被害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因未到现场确认信息签字，暂未纳入本次分配；14名被害人因已通过其他渠道收到超过50%本金，本次未予分配；彭某2、何某等人未被纳入本次分配范围。截止2019年1月9日武侯法院冻结上述创瑞公司银行账户时，该账户内仅有余款297万余元。六名被告人私自分配安信公司债权款项的行为严重妨碍了人民法院的正常执行工作，导致相关案件的执行工作事实上已经无法按照法定程序执行。 2019年1月14日，公安民警在本市武侯区晋沙街16号将徐德海挡获、在本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26号将吴晓挡获、在本市武侯区乐天街1号将曹学峰挡获。2019年1月15日，梁珊到公安机关投案；2019年1月25日，古义平、杨婷到公安机关投案。 上述事实，有经控辩双方举证、相互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以下证据证实： 1.书证。 （1）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件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2015）成刑初字第204号、（2018）川刑终309号】。 证实：安信公司等因犯集资诈骗罪，于2018年4月4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罚金人民币500万元；对安信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2.9亿余元予以追缴并发还本案被害人；在案扣押相关款物一并依法予以处理；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安信公司及同案被告人不服均提出上诉。2018年10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自宣告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安信公司涉及的部分民事诉讼及执行文书。 证实：安信公司在本案案发时在本市涉及多起执行案件。其中4件尚在执行中，分别为：高新法院2018年3月26日立案的（2018）川0191执2165号案件（成都银行高新支行申请执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武侯法院2018年12月24日立案的（2018）川0107执6481号案件（武侯法院申请执行的集资诈骗罪案件）、武侯法院2018年2月22日立案的（2018）川0107执1899号案件（贵阳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的借款合同纠纷案）、新都法院2018年1月9日立案的（2018）川0114执258号案件（农业银行新都支行申请执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安信公司涉及多个民事案件也处于执行阶段，法院以邮件方式将相关的执行文书材料邮寄给了安信公司。 （3）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件的被害人名单。 成都中院制作的被害人名单载明：各个非法集资项目的被害人、身份信息、投资金额、未归还金额等内容，另附洪雅长元、乐山大千等项目补充起诉的被害人相关信息。非法集资总金额2.9亿余元，涉及集资群众800余人次（因部分群众一人有多笔投资），包含彭某2在凯智科技、遛洋狗、乐山大千三个项目共投资1500万元。居间公司中未见四川久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益公司）。 （4）涉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件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送达邮件。 主要内容：成都中院根据生效的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件刑事判决，于2018年11月20日制作（2018）川01执2547号《执行通知书》，要求安信公司缴纳罚金500万元、退赔2.9亿元，并指定了安信公司的账户、成都中院的案款专用账户；于2018年11月20日制作（2018）川01执2547号《财产报告令》，要求安信公司如实报告当前及一年前的财产情况，如果安信公司发生财产状况变动，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于2018年11月30日通过EMS专递邮件将（2018）川01执2547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邮寄给安信公司。 2018年12月5日，成都中院以《执行裁定书》的形式将该案交由武侯法院执行。 （5）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四人在安信公司的身份材料。 主要内容：①2015年12月29日，涉安信集资诈骗案被害人成立民间债权人委员会，债委会成员为：吴晓、曹学峰、徐德海、刘某2、陈某1、董维邦、章酉康、谢某、朱某、程某、文某、陈某2、成某、任某、姚泽生、卢某、邓某。其中债委会副主任为吴晓，债委会监管组成员为吴晓、梁珊、徐德海、张某3、陈祖建。 ②2015年12月30日，安信公司债委会成员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等17人与安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由安信公司向上述成员每月支付包干报酬共计3万元，该费用由债委会成员自行协商分配。 ③2016年1月18日，安信公司债委会致函安信公司要求按照公司管理人员工资的平均值向5名债权人代表（吴晓、梁珊、徐德海、张某3、陈祖建）发放劳务报酬。 ④2019年6月20日，安信公司向武侯区政府金融办报告：原则同意债委会要求公司支付工作费用的申请，每月划拨3万元。报告附债权人代表劳务报酬的函和债权人承诺函。 （6）授权委托书。 证实2014年8月21日，魏忠东授权古义平行使安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权；2016年5月授权古义平保管、使用安信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7）安信公司印章使用审批表。 证实安信公司用印申请均需委员会副主任吴晓及委员会主任古义平签字同意。部分用印申请需要法务负责人梁珊、行政财务负责人曹学峰签字。 （8）广汉士达碳素公司与安信公司债务纠纷的相关材料。 主要内容：2013年3月26日，士达公司向广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900万元，借款合同号A79G012013000439，由安信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士达公司提供多种生产设备作为抵押。因出现可能危及债权实现的情况，广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安信公司代为清偿借款。随后，安信公司进行了全额代偿。 （9）安信公司起诉广汉士达碳素公司的民事判决书以及双方签订的债务和解协议。 主要内容：①安信公司代士达公司偿还1900万元及利息后将士达碳素公司起诉至法院。2015年5月21日，成都中院判决广汉士达碳素公司向安信公司偿还代偿款1946.74万元，并支付利息。 ②2018年5月8日，安信公司表示将债权转让给成都市众心衡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市众心衡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随后授权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梁珊全权与士达碳素公司商谈还款事宜。 ③2018年10月22日，成都市众心衡泰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表示将该债权再次转让给安信公司。随后安信公司授权古义平全权与士达碳素公司商谈还款事宜。 ④2018年11月2日，安信公司与士达碳素公司就债权债务达成和解协议，由士达碳素公司在2018年12月31日前向安信公司先期支付1300万元、2019年3月31日前再支付1300万元。 （10）四川创瑞物流有限公司银行交易明细。 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8日，士达公司向创瑞公司账户（账号：20×××16）共计转入1300万元（500万、500万、300万）。 自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1月4日，创瑞公司上述账户向部分被害人转款（附言：代安信还款），其中转款成功共1231.3万元，另有部分转款被退回。 （11）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线索的函。 ①、2019年1月9日，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部分受害人提交书面《紧急情况反映》。主要内容：在武侯法院执行期间，“维权代表”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梁珊四人操控安信公司，在未经法院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组织分配安信公司资产，且存在不公平之处等。 ②、2019年1月11日，安信公司与债权人委员会共同向武侯区处非办提交《关于安信公司清退P2P刑事受害人部分本金及相关事项协调的报告》。主要内容：安信公司自行清退工作是由安信公司联合工作组研究决定的，退赔的资金是士达公司对安信公司的还款，并称清退工作事前没有向政府报告，主要考虑安信公司债务复杂，涉及放水公司、居间商、银行等多个债权人，相关工作一直在保密状态下进行。 ③、2019年1月14日，武侯区金融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向武侯区公安分局通报。主要内容：2019年1月9日，安信集资诈骗案件部分被害人反映安信公司未经执行法院同意，擅自通过关联公司账户分配安信公司资产，且存在不公平之处；经向安信公司询问，安信公司才提供相关情况，即此次用于分配的资金系安信公司向广汉士达公司追回的代偿款，由安信公司同债权人商议按出借本金5%的比例向P2P债权人分配，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1月4日已分配1231.3万元，还有100多名债权人未分配；安信公司此次分配并未提前向处非办及相关司法机关报备，也未经处非办及相关司法机关同意；安信债权人代表吴晓扬言将组织被害人上访，要求解封区法院所查封的安信公司用于资金分配的账户。武侯区处非办依法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12）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情况说明。 2019年3月4日，武侯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2018年12月26日，武侯法院执行局办案人员已经明确告知债权人代表梁珊安信集资诈骗案已经进入执行程序，且现由武侯法院执行；古义平作为安信公司负责人，对安信公司财产情况及财产变化，负有向执行法院及时、如实报告义务，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作为集资参与人代表，在安信刑事案中长期与相关职能部门及安信公司接触、沟通，亦有向执行法院如实告知相关情况的义务；在省内外及本市中基层法院均有涉安信公司的多起民事执行案件，安信集资诈骗案涉及众多的非法集资项目；士达公司偿还安信公司的款项属于安信公司财产，应当纳入刑事判决涉财产执行案的执行范围，由执行法院根据法定职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分配，并充分保障集资参与人、被执行人以及其他与所处置财产有关联的人（包括利害关系人、债权人、其他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包括申请参与分配权利、分配方案异议权利等），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等人无权擅自对安信公司资产进行分配。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等人将安信公司1300万元款项转移至其他公司并擅自私自分配的行为，颠倒了由涉案财物到其他合法财产的执行顺序，剥夺了其他利害关系人就该部分财产的处置提出异议的权利，严重妨害了法院的正常执行工作，致使该案在事实上已经无法按照法定的程序执行，对已经被私自分配的1300万元，依法应当全部退还到执行法院案款账户，等待法院统一处置分配；经核对成都中院提交的集资参与人名册，彭某2参与了凯智科技、乐山大千、遛洋狗等涉案项目，是本案的集资参与人。张某3、何某虽然不在该案名单内，但该二人称在涉案集资项目中，作为项目相关人员已经出资归还了部分集资参与人，故其也是案件的被害人，可要求在执行案件中参与分配。 （13）何某提供的情况说明、债权转让协议、公证书、转款凭证。 主要内容：何某于2019年2月19日向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其作为四川久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安信案件爆发后，已经与19名安信案被害人（债权人）在2014年7月21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支付给19名债权人共计800万的本金和48万的利息，现在何某称自己享有在安信公司刑事案件中19名被害人的代位权。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于2014年10月20日经成都市公证处公证。何某提供了四川久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19名被害人的转账凭证。 （14）被害人统计表、确认表。 主要内容：安信公司制作的安信案件被害人统计表（共分为四类表），统计表显示被害人合计777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其中已收到本金5%还款的被害人639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发放资金总额1231.3万元；因被害人提供银行账号及相关信息有误导致打款不成功或退回的被害人48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未到现场确认信息签字的被害人76人（部分被害人姓名重复）；因已通过其他渠道收到超过50%本金本次不予还款的被害人14人。 （15）企业注册资料。 主要内容：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企业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证实被告人曹学峰、徐德海、吴晓、梁珊四人于2017年11月29日在成都市高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了成都市众心衡泰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为公司股东，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和法人代表为吴晓，监事为徐德海，注册资本为6万元，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388号1栋9层906号，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同时又将公司场地租赁给成都来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为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11月28日。 （16）会议纪要。 主要内容：安信公司2015年10月下旬至2019年1月上旬期间，基本每周或两周一次召开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内容主要为总结安信公司的资产清理、债权催收进展情况及安排下一步工作，会议纪要上均有参会人员签字。吴晓、徐德海、梁珊（均以债权人代表身份）、古义平（以安信公司负责人身份）、杨婷基本参加了历次会议，曹雪峰（以债权人代表身份）自2016年9月起基本参加了历次会议。2017年5月2日至6月19日之间的会议纪要有涉及士达碳素公司的诉讼情况以及士达碳素公司存在重组可能的内容。2017年12月18日至2018年1月3日会议纪要有涉及是否申请执行士达碳素公司的内容。2018年3月起至2018年8月的会议纪要均提到士达碳素公司“资金没有到位，等尽调报告做完，等重组方一起签协议处置”。2018年9月至12月17日的会议纪要均提到士达碳素公司已经重组，公司同意还款。之后的会议纪要无涉及士达碳素公司的内容。 （17）债委会、联合工作组会议纪要。 主要内容：2018年11月16日，以债委会、联合工作组的名义召集债委会成员开会，六名被告人均参会，会议由吴晓主持，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内容：1、依法维权工作小结；2、P2P刑事受害人债权信息复核及可能的兑付分配方案；3、下一步依法维权应注意的问题。会议明确了若安信公司追回欠款，将及时兑付给P2P刑事受害人，具体分配原则、方案和办法是： ①只兑付给P2P刑事被害人（不含居间商及其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通过民事诉讼已受偿的债权人）； ②刑事受害人以司法审计为依据（含经侦同意后补报的受害人）； ③兑付已超过本金20%的人，不在此次兑付范围内； ④退赔比例以本金为基数计算； ⑤兑付由安信公司财务直接打入被害人卡内； ⑥兑付完毕，将兑付资料报市中院备案，以作为后续退赃退赔分配的依据。 （18）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 证实：2019年1月14日，武侯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受理该案，同日立为徐德海、梁珊、吴晓、曹学峰涉嫌职务侵占案。2019年1月14日，公安民警在武侯区晋沙街16号将徐德海挡获、在成华区府青路二段26号将吴晓挡获、在武侯区天乐街1号将曹学峰挡获。2019年1月15日，梁珊到公安机关投案；1月25日，古义平、杨婷到公安机关投案。 （19）被告人户籍信息、常住人口信息。 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等人的人口户籍信息，证实本案被告人犯罪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20）被告人徐德海的军官退休证、残疾证、荣誉证书、成都市武侯区军官离退休干部管理中心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人徐德海曾经对国家有所贡献，一贯表现良好。 2.证人证言。 （1）证人何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在2015年12月左右加入过安信公司民间债权委员会，并被推选为19位代表之一，后来陈祖建、张某3离开了债委会，曹学峰加入了进来。直到2017年下半年，我对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等人提出的建立合伙企业，把安信公司的资产转入到合伙企业去有异议，我主张告知全体债权人讨论，事实合法、程序合法，结果就被徐德海、吴晓等常驻代表人取消了代表资格。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等人分配安信公司资产1300万元并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分配给我，我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刻告知了政府，古义平虽是安信公司的授权人、股东，但是在公司的权利实际已被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等人架空。 （2）证人刘某1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士达炭素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兼法务负责人。士达炭素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注册地址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外乡，法定代表人是张士公，注册资本12615.8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石墨电极的生产销售，在成都的办公点位于高新区。 2013年3月26日，士达炭素公司在广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1900万元，安信担保公司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后因无法还贷，安信担保公司进行代偿1947.31万元（含利息）。2014年1月8日，安信公司将士达炭素公司起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我担任士达炭素公司的诉讼代理人。2015年5月21日，成都中院判决士达炭素公司偿还安信担保公司1946.74万元并支付利息，士达炭素公司对此债务没有异议。2017年9月，士达炭素公司在恢复生产后主动找到安信公司协商债务和解事宜并达成协议。目前士达炭素公司已偿还债务1300万元，按照协议，2019年3月31日前还要支付1300万元。 我受士达炭素公司委托，到武侯区武科东四路11号的安信担保公司协商债务事宜，徐德海、吴晓、梁珊和曹学峰接待了我，该四人称安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忠东因涉嫌非法集资和ｐ2ｐ民间债务被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四人是800名民间债权人推选的债权人代表，与安信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古义平共同管理安信公司包括公章使用的各项事宜，可以与他们四人谈债务和解,并提供了魏忠东的《授权书》等资料以证实身份。安信公司提供的书面材料仅能证明古义平是安信公司的负责人，古义平有权管理公章、行使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职权。之后四人带刘某1见了古义平，古义平称自己是安信公司的股东兼负责人，但不愿参与协商债务和解金额，让刘某1与这四人谈。2018年5月8日，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给士达炭素公司及其子公司（四川士达特种炭材有限公司）送达一份盖有安信公司印章的《债权转让通知书》，要求士达炭素公司向成都众心衡泰商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全部债务。该四人称，众心衡泰公司是800多位安信公司民间债权人授权他们成立的公司，并出具《授权委托书》证实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的代理人身份。2018年10月22日，古义平、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与士达炭素公司董事长敲定和解协议，再次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将债权从众心衡泰公司转回安信公司。2018年11月2日，士达炭素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安信公司通过邮寄的方式签订《债务和解协议》。2018年12月28日，士达炭素公司接到安信公司出具盖有公章且有古义平签字的《委托转款书》，按照协议约定分三笔将共计1300万元转到安信公司指定的账户，户名：四川创瑞物流有限公司，开户行：四川天府银行成都双楠支行，账户：20×××16，并约定将于2019年3月31日前把剩余的1300万元也转到该账户，这之后两公司的债权债务将完全了结。士达炭素公司不清楚安信公司的对公账户是属地金融办监管的，该公司与创瑞物流公司无任何债务关系，归还的1300万元属于安信公司的资产。 （3）证人彭某1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的司机，兼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诉讼代表，安信公司位于武侯区。2014年8月，因涉嫌集资诈骗案，安信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魏忠东及公司的几个高管人员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4年12月，古义平正式进入安信公司参与管理，自此古义平成为安信公司唯一的合法管理人员。2015年底，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以安信公司刑事案件投资户总代表的身份进入安信公司并参与管理。徐德海负责安信公司的资产催收工作，梁珊负责公司的法务工作，曹学峰负责公司的行政工作，古义平和吴晓负责公司的全面管理。古义平平常不在，只有周一的会议或有其他重要事件需要他出面时才会到公司。 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接入安信公司的管理后，用印规定变为申请表上必须同时有古义平、吴晓、梁珊三人的签字同意才能生效并使用公司的印章。此印章存放于档案管理人员余某的办公室里的保险柜内，财务人员杨婷保管保险柜的钥匙，总代表吴晓、曹学峰保管保险箱的密码，如果得到了生效的用印申请书，杨婷、曹学峰将一同取出印章并使用。 2018年11月28日，成都中院通知我领取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终审判决书。当天，我与余某一同前往领取，并由我签字领取，判决书落款时间为2018年10月19日，裁定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我和余某通过电话告知和当面展示判决书的方式将裁定结果通知给了古义平和梁珊，回到公司时，员工都知道是维持原判，判决书交给了余某保管。 （4）证人余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于2013年10月31日入职安信公司，至今一直担任公司档案室管理员，安信公司位于武侯区。2014年8月，因涉嫌集资诈骗案，安信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魏忠东及公司的几个高管人员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4年12月，古义平正式进入安信公司参与管理。2015年底至2016年初，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以安信公司刑事案件投资户总代表的身份进入安信公司并参与管理，安信担保公司每月支付债委会3万元劳务费。徐德海等4人进入安信公司后各自分管一个部门，我只知道曹学峰负责公司的综合行政工作，古义平每周一和有要事的时候才会来公司。 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接入安信公司的管理后，用印规定变为申请表上必须有古义平和债委会负责人的签字同意才能生效并使用公司的印章。公司所有的印章都存放在我办公室里的保险柜内，财务人员杨婷保管保险柜的钥匙，总代表曹学峰保管保险箱的密码，只有见到有古义平、吴晓或梁珊签字的用印申请书，杨婷、曹学峰才会一同取出印章并使用。 2018年11月28日，成都中院通知彭某1取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终审判决书。当天，彭某1和我一同前往领取，并由彭某1签字领取，我见到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之后，彭某1和我通过电话告知和当面展示判决书的方式将裁定结果通知给了古义平和梁珊，第二天，徐德海、吴晓、曹学峰等人都看过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判决书是我在保管，为方便传看，余某复印了一份交给徐德海、吴晓、曹学峰等人。 （5）证人章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安信公司宏铭达项目的被害人维权代表。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因涉嫌集资诈骗案被成都中院依法审理，涉及金额2.9亿元，受害群众800多人。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安信公司负责人魏忠东等四人犯集资诈骗，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相应刑期。 古义平是安信公司现任负责人，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是安信公司投资人总代表。2016年1月，由被害人选举成立债权委员会，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在政府备案，开会并形成书面材料。债委会由18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邓某、刘某2、我、谢某、董维邦、成某、姚泽生、卢某、程某、文某、任某、朱某、陈某2、陈某1。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4人作为维权总代表，协助政府维稳刑事被害人，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与安信公司一同清产核资，并协调与政府诉求和对接；其余14人负责将4个总代表通报的情况告知其他群众，并将群众诉求反馈给公检法和4个总代表。 2018年8月起，吴晓、曹学峰通过个人银行转账向债委会成员发放补贴，资金来源是安信公司本身的运营经费，我在此过程中领取了作为通讯费和误餐费的2800元。2018年12月29日，我收到了按投资本金5%分配的10万元，分配方案由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和古义平共同商议决定，我不记得会议过程，但在会议纪要上有签字确认。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被抓后，我得知公章由该四人与安信公司共同监管，安信公司的网银由财务人员杨婷保管，公章和U盾存放于安信公司档案室内。 2018年11月20日，安信案集资参与人共计150余人，到成都市委群众接待中心非法集会、呼喊口号。该次活动由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负责组织开会商定并起草召集，我负责在qq群里通知自己所在项目组的组员参加，但自己未到场集会。这样的活动由相同负责人组织了10次左右，去过四川省信访局、成都市信访局、武侯区信访局、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武侯区人民检察院、成都市公安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不知道信访的有关规定。 （6）证人刘某2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债委会中阿克苏金鼎公司项目的投资户代表。我投资阿克苏公司65万元，我父刘德华投资阿克苏公司100万元，乐山大千公司60万元。债委会成立于2015年年底，总代表有5人，分别为徐德海（债委会主任）、吴晓（债委会副主任）、梁珊、曹学峰、张某3（2018年5月离开债委会），每个项目的代表有18人。 2018年11月10日左右，吴晓要求我通知各项目代表在2018年11月16日下午2点30分到安信公司2楼参加会议。会议上，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担任主持，朱某、陈彤、文某、谢某、章某、姚泽生、陈某1、任某、卢某、陈某2、成某、邓某、我参加会议，会议进行到后半段时，杨婷和古义平参加会议。主讲徐德海说安信公司案二审已经判决了，马上进入执行，如果找到非涉案资产，会给大家兑付部分，并要求项目代表收集投资者的银行账号。我将阿克苏项目债权人的账户报给了杨婷，并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2018年12月29日，我的银行卡上收到了3.25万元，父亲也收到了钱，阿克苏项目的其他被害人中有三人因账号问题没有收到钱。2019年1月初，吴晓让我通知所有代表在2019年1月3日下午3点到安信公司开会。会上，徐德海和曹学峰称，他们取得了一笔非涉案资产，按投资金额5%给大家兑付，这笔钱的来源和总金额没有说明。 我参加了2018年11月16日安信公司债务大会，当时开会的时候，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只是说有安信非涉案财产，能够给大家兑付，让我们代表回去把各个项目统计好。当时会上并没有意识到是分配方案，具体分配原则、方案和方法的内容参会代表也没有怎么注意，觉得是一次常规讨论。会上没有口头通报不给哪个分配，也没有表决过，没有说过不给哪些分钱。会议纪要上的签字我是稀里糊涂签的，啥内容我也不知道，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当时签的。 之前四个代表（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说张某3是居间公司的，法院的判决说他们不是刑事受害人，四个代表还拿了判决书给我看。何某也是四个代表说是居间商，不属于刑事受害人，不在维权的范围内。 （7）证人陈某1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债委会中“天之浩宇”公司项目的投资户代表，代表身份由徐德海于2018年8或9月指定。2014年，因涉嫌集资诈骗案，安信公司法人兼董事长魏忠东及公司的几个高管人员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4年年底至2015年初，古义平正式进入安信公司参与管理。2018年10月，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终审判决完毕，我在同年12月10日左右得知此事。 2015年年底，身为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投资户总代表的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入安信公司参与管理，安信公司每月向他们支付3万元劳务费用，2018年5月起，徐德海等人向包括我在内共15名项目代表每月支付400元。2018年11月16日，古义平、杨婷和18名投资户代表在安信公司会议室参加会议，形成《债委会、联合工作组会议纪要》，会上，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提出，并经“纪要”中参会人员同意，决定“经安信公司和全体ｐ2ｐ刑事被害人的努力，如能依法追回欠款，将及时兑付给被害人”，我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称“纪要”内容需对外保密，当时会上四个代表说过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钱，因为他们是居间公司的。2019年1月2或3日，我的平安银行账户收到2.65万元，第二天，曹学峰在ｑｑ群中称，该笔资金是由他安排财务人员杨婷转给各投资户的，标准是投资金额的5%。 （8）证人董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债委会中皇朝商贸项目的投资户代表。2014年，债权委员会成立，由19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张某3、我等，债委会的成立没有组织章程，没有在政府备案，也没有定期开会并形成书面材料，我记不清是谁请我入会的。2018年，我参加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四川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二审。我知道四川高院于2018年11月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罪的终审判决内容是公司老板魏忠东被判无期徒刑。 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代表有19人，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4人是维权总代表，协助政府维稳刑事被害人，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与安信公司一同清产核资，并协调与政府诉求和对接，其余14人担任总代表与普通受害群众之间的传话筒。2018年5月起，债委会成员开始领取补贴，其中总代表4人每月6000元，项目代表14人每月400元，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安信公司的发放。我总共领取了从2018年5月至11月的电话费补贴2400元。 2018年11月，债权委员会成员和安信公司负责人古义平召开会议。会上，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古义平提出安信债务的追收方案，14名项目代表对此进行商议。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称，一笔未经公安和法院查封的安信的债务即将到账，到时候各债权人可以分一些钱，分配的对象前提是刑事被害人，因此居间方和高额放贷的公司不在分配对象内，这笔钱会按一定比例公平分配。债委会全体成员及古义平认为，这笔钱属于刑事上的赃款，即被害人的钱，不属于经侦查封的资产，应当分配下去以稳定被害人的情绪，且安信公司并未破产，法律和各级政法部门也没有规定安信公司不能退赃退赔，分配这笔资金是安信公司的工作，这件事是向处非办汇报了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其他项目代表将自己的账号按要求提供给了杨婷，并签字确认，然后通知各自项目的债权人做好分钱的准备。我不清楚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情。2019年1月，我收到了2.5万元，该金额为其投资本金的5%。 （9）证人谢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债委会中兴润通项目的投资户代表。2014年，债权委员会成立，由19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张某3、谢某等，债委会的成立没有组织章程，没有在政府备案，也没有定期开会并形成书面材料，我记不清是谁请我入会的。2018年，我参加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四川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涉嫌集资诈骗罪的二审。我不清楚四川高院于2018年11月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罪终审判决的内容。 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代表有19人，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4人是维权总代表，协助政府维稳刑事被害人，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与安信公司一同清产核资，并协调与政府诉求和对接，其余14人担任总代表与普通受害群众之间的传话筒。2018年5月起，债委会成员开始领取补贴，补贴原因是各成员都在为安信公司工作，其中总代表4人每月领6000元，项目代表14人每月领400元，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安信公司的发放。我总共领取了从2018年5月至11月的补贴2400元，这些钱是由吴晓转账的。我不清楚安信公司网银的保管情况，只知道公章是由4名维权总代表及安信公司共同监管的，公章存放于公司档案室内。 2018年11月，债券委员会成员和安信公司负责人古义平召开会议。会上，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古义平提出安信债务的追收方案，14名项目代表对此进行商议。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称，一笔未经公安和法院查封的安信的债务即将到账，到时候各债权人可以分一些钱，分配对象前提是刑事被害人，因此居间方和高额放贷的公司不在分配对象内，这笔钱会按一定比例公平分配。债委会全体成员及古义平认为，这笔钱属于刑事上的赃款，即被害人的钱，不属于经侦查封的资产，应当分配下去以稳定被害人的情绪，且安信公司并未破产，法律和各级政法部门也没有规定安信公司不能退赃退赔，分配这笔资金是安信公司的工作，这件事是向处非办汇报了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其他项目代表通知各自项目的债权人做好分钱的准备。我不清楚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情。2019年1月，我收到了5千元，该金额为其投资本金的5%。这笔追收到的钱已经给700多人进行了分配，其余被害人因姓名、卡号等还需核实而还未分配。 （10）证人朱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债委会中洪雅长元项目的投资户代表。2013年11月，我通过仁安居间公司，四川安信担保公司担保借钱给洪雅长元房地产房屋开发有限公司20万元，约定月息1.5%。2014年7月，安信公司负责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武侯公安分局立案侦查，洪雅长元公司不再向我们投资群众支付借款利息，投资群众开始自发成立维权组，并选举代表与政府、公安等对接，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为总代表。2018年底，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判决。我知道四川高院于2018年11月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罪终审判决的内容是魏忠东被处无期徒刑。 约两年前，安信债权委员会成立，我由洪雅长元债委会推选进入安信总债权委员会作为洪雅长元项目组代表。安信债权委员会成立后，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作为总代表与政府等进行对接，并召开会议向各项目代表传达消息，项目代表再通过口头传达或qq消息告知其他受害群众，并将群众诉求反馈给公检法和4个总代表。总代表的工作还包括协助政府维稳刑事被害人、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与安信公司一同清产核资、和协调与政府诉求和对接。2018年5月至11月，债委会成员领取补贴，其中总代表4人每月领6000元，项目代表14人每月领400元。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称，他们四个总代表的报酬是政府批了的，各项目代表领取的是交通和通讯补贴。我领取了从2018年5月至11月的补贴，这些钱是由吴晓和曹学峰直接转到我银行卡上的，资金的具体来源不清楚。 2019年1月初，我分得一笔1万元的资金，该金额是其投资本金的5%，我认为这对应了此前古义平多次在会议上说的“如果以后收回部分债务的话要给大家分钱”，这个分配比例也是当时说好的。我不清楚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也没有参与分配钱的决定会议，但在该次会议纪要上有签字确认。此前，我以为安信公司公章由政府管理，现在得知是4个维权代表和安信公司共同监管，我不清楚安信公司对公账户的管理。 （11）证人卢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安信公司绵竹大签项目的被害人维权代表。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因涉嫌集资诈骗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及金额2.9亿元，受害群众800多人。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安信公司负责人魏忠东等四人犯集资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相应刑期，同时将终审判决下达给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或2018年，我加入债权委员会，债权委员会由18个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陈某2、程某、朱某、成某、任某、陈某1等，我不知道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作为安信公司维权代表具体承担的工作，也不知道剩余14人的工作职责。债委会的成员每月领取补贴，其中总代表4人每月6000元，项目代表14人每月400元。总代表领取的是在安信公司上班和监管资产的报酬，各项目代表领取的是交通和通讯补贴。各项目代表的补贴费一开始是由吴晓转到卡上的，后来是曹学峰在转账。我不清楚领补贴的起止日期、总共金额和资金来源，也不知道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 18年底开会的时候，四个代表（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只是说有笔安信公司债权回来，具体什么钱，我们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钱的性质了，也没有说具体的分配方案。会议纪要上我签了字，当时签了什么我不知道。之前四个代表说张某3、彭某2是居间公司的，法院的判决说他们不是刑事受害人，四个代表还拿了判决书给我看。 （12）证人任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四川安信公司的保安，也是安信公司债权委员会成员。安信公司里还在上班的有老板古义平、会计王一丹、财务人员杨婷、资料管理员余某、司机“彭师傅”、负责其他项目的徐光何等人。2016年，债权委员会通过选举成立，成员有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陈某2、文某、程某等18个人，张某3、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到政府备案、开会并形成书面材料，该五人也作为安信公司维权总代表负责去各地追款，剩余13名成员每隔两三个月参加一次会议，在会上了解追款进度。2018年7月至11月，债委会的成员每人每月领取补贴400元，我的补贴是由安信公司打款到工商银行社会保险补助卡上的。我对补贴的资金来源、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罪的终审判决内容和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的1300万元都不清楚。这1300万元中，我分到了5500元，该金额是投资本金的5%。 （13）证人程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此案的被害人维权代表，是洪雅长元项目代表组里的观察员之一。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做出终审判决，安信公司负责人魏忠东等四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相应刑期。 2014年，安信公司的12个项目组选出1至2名项目代表组成债权委员会，有组织章程，已在政府备案，不定期开会，我不清楚是否有书面材料。债权委员会由18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邓某、刘某2、章某、谢某、董维邦、成某、姚泽生、卢某、程某（观察员，无表决权）、文某、任某、朱某、陈某2、陈某1。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是受害人代表，负责带领债委会的维权工作并决定债委会的具体操作，剩余14名成员负责把开会说的事通知到各项目上。因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邓某在安信公司上班，监管安信公司的资产，债委会中只有该四人每人每月领取6000元的报酬。我不清楚这笔钱从何时开始由谁发放，也不清楚补贴的资金来源。 （14）证人陈某2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也是安信公司遛洋狗项目的被害人维权代表。安信公司及其法人代表魏忠东因涉嫌集资诈骗案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不清楚终审判决的具体内容。 2016年，我因遛洋狗项目组原代表的退出加入债权委员会。债权委员会由18人组成，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邓某、刘某2、章某、谢某、董维邦、成某、姚泽生、卢某、程某、文某、任某、朱某、我、陈某1。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是受害人代表，负责协助政府维稳刑事被害人、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与安信公司一同清产核资、和协调与政府诉求和对接，剩余14名成员负责通知各项目下的人员。2018年5月至11月，债委会成员每月领取补贴，项目代表14人每月领400元，补贴用于下达通知的电话费和往返安信公司开会的交通费，这笔钱由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发放，资金来源不清楚。我不知道安信公司公章和对公账户是如何管理的。 我没有参加安信公司2018年11月16日的会议，因此对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两公司间的债务债权关系、会议过程、对这1300万元的追收方案和分配方案都不清楚，也没有在会议纪要上签字确认。 （15）证人文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被害人。债权委员会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被害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成员有朱某、程某、卢某等18人，其中朱某、程某、卢某等6人是代表。张某3、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作为安信公司维权总代表每隔一段时间开一次会，报告信访进展情况，剩余13名债委会成员每隔两三个月开一次会，报告追款进度。2018年年中至年底，债委会成员每人每月领取400元补贴，这笔钱由吴晓和曹学峰打款到我建设银行卡上，资金来源是安信公司。我对四川高院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做出的终审判决内容和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都不清楚，这1300万元中，我分得了15000元，是投资本金的0.5%。当时开会的时候，四个代表（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反复说安信公司收到了钱了，给大家分点钱，具体什么钱，钱的性质，分配方案都没有说。我不知道为何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分钱，之前四个代表说张某3、何某是居间公司的。彭某2我不认识。该次会议纪要上面我签字确认了的，当时签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16）证人成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2017年，我加入安信公司债权委员会，成员有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程某、卢某等18人。其中，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是总代表，负责安信公司的资产统计和与政府部门的对接，剩余14人负责将总代表的消息传达给各自的项目。2018年5月至11月，债委会成员每人每月领取400元补助，其中我总共拿了2800元，这笔钱是吴晓和曹学峰打款到其银行卡上的，资金来源不清楚。我对四川高院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做出的终审判决内容和士达炭素公司向安信公司转账1300万元的事都不清楚，只知道安信公司现在主要由古义平负责。 （17）证人邓某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的刑事受害人之一，是乐山大千公司项目代表组的成员之一。债权委员会由18人组成，受害人总代表有4个人，分别是吴晓、梁珊、曹学峰、徐德海。四个受害人代表的报酬具体多少我不清楚，剩下的代表每月有4、5百元的通信费，通信费前期没有，后期才有的，具体开始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安信公司犯集资诈骗罪，安信公司负责人魏忠栋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对于这1300万元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会议上也没有口头通报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钱。当时会议纪要我签了字，但具体内容我没有看过。我在这1300万元中分了5万元。 （18）证人彭某2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被害人，我开办了一家科技公司。2013年8月14日，我的岳父张某3成立了四川排云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00万元，经营范围是投资理财咨询等业务，我占60%股份，我母亲郭某40%股份，总经理张某3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4年1至5月，安信公司的魏忠东、陈玲娟等人以虚构事实的方式，借成都凯智科技有限公司、乐山大千百汇置业有限公司和成都遛洋狗食品公司的名义，诈骗我共计1500万元，每个项目各500万元。我的被害人身份已被负责审理安信公司案的成都市中级法院在审判时确认，之后四川高院的终审裁定维持了成都中院的判决。我作为此案被害人在报案时登记的电话号码为：138××××6331，之后没有变更过。 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杨婷明确知道我是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过的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被害人。2018年初，我、张某3与徐德海发生矛盾，徐德海等人提出将安信公司的财产装入其自己成立的公司，张某3当时作为安信公司债委会总代表之一反对此事，徐德海等人从此开始排挤我和张某3。2018年3月左右，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将我踢出了安信公司被害人ｑｑ群，并前往成都中院和检察院要求将我从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被害人名单中剔除，法院没有同意。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扬言，安信公司的事他们做主，今后不会分钱给我。从2014年7月案发至今，我没有收到任何安信公司退赔的款项。 2019年1月7日，我的岳父张某3接到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被害人张某1的电话。张某1称，安信公司通过创瑞物流公司的银行账户转款退赔了一笔钱，并询问我和张某3是否也收到了。我便去问张某3，张某3也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两人都没接到任何人的通知。2019年1月8日，我通过电话联系得知，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被害人张某2和何某都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分到钱。同日，我、彭某2、何某和张某2前往武侯区政法委询问此事，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分钱的事。2019年1月9日，我、张某3、何某、张某2、陈厚余、“熊老师”前往成都中院询问分钱的事，得到的答复是法院还没开始分配。同时，我们六人前往武侯法院，在门口遇见了曹学峰和梁珊，我问他们安信公司是否在退赔被害人的钱，曹学峰坚持说没分过钱，梁珊没有回答。之后，我见到了武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代功，代功称从未听说分钱的事，法院也没有分过钱，并打电话给吴晓和梁珊等人，吴晓和梁珊等人承认了分钱的事。当天下午，我前往安信担保公司见到了杨婷，告诉她自己是安信公司案被害人，来登记领钱。在得知我的名字后，杨婷立即说不能登记，因为债委会认为我不属于被害人，要得到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的同意才能登记。这时，曹学峰、吴晓、张某3和陈厚余也来到了安信公司，陈厚余问杨婷没有分钱给自己的原因，杨婷说这是债委会的决定。我质问曹学峰，张某3质问吴晓，都是被害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分钱，曹学峰、吴晓没有回答就离开了。我将一张写有其名字、银行账号和联系电话的纸条留给杨婷，杨婷没有收下，并再次解释说需得到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的同意后才能收，后来杨婷也没有给我们转过钱。我认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擅自决定了案件资金的分配，故意不分钱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有失公道，涉嫌违法犯罪。 （19）证人张某3的证言。 主要内容：我是四川排云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人，该公司作为居间中介公司，安信公司作为担保公司向社会不特定群众吸收资金。我的亲戚彭某2共投资1500万元。后来安信公司及其董事长魏忠东被法院判处为集资诈骗罪，并于2018年10月底由四川高院终审判决完毕。2015年年底起，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以投资户总代表的身份入驻安信公司，徐德海将从事会计专业的我也召集到安信公司帮代表查账。后来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不断煽动其他投资户并带头到政府、法院、检院去缠访闹访，我指出他们的做法不合规，徐德海便认为我与他们不齐心。2017年11月，我得知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共同在成都市天府新区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并打算偷偷将安信公司的资产转移到该公司，于是我就将这一情况向武侯区“处非办”报告，徐德海得知是我将他们告发，便在2018年4月将我赶出代表群，并扬言要让法院和检院将我和彭某2踢出安信公司刑事案件被害人群。2019年1月7日，安信公司刑事案件被害人其中一人联系我，我才知道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将安信公司的资金转给了部分被害人，我和彭某2的联系电话（150××××2977、138××××6331）从2013年至今从未更换过，与在安信公司刑事案件被害人登记表中一致，但是从未接到通知也未收到过转款。1月9日我和彭某2在武侯法院遇到了曹学峰和梁珊，曹学峰否认分钱给被害人，法院执行局代功副局长也称法院目前还没有开始执行安信公司的资产。当天下午我和彭某2来到安信公司准备登记领钱，安信公司财务人员杨婷声称，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的债委会决定拒绝给彭某2登记分钱。 3.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徐德海的供述与辩解。 主要内容：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安信公司及公司负责人魏忠东等四人涉嫌集资诈骗罪做出终审判决，同时将终审判决下达给成都中院，该案涉及金额高达2.9亿元，被害群众多达800多人。我与吴晓、梁珊、曹雪峰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刑事被害人和债权委员会成员代表，债权委员会还有邓某、谢某等共计18人。我们四个成员代表从2016年5月开始每天都在安信公司上班，监管安信公司资产，并且每人每月有6000元的补贴，其他成员每人每月400元补贴，补贴资金大部分是安信公司从南充富宇公司借的，还有小部分是安信公司本身的运营经费，补贴由安信公司财务发放。被害人债权委员会的具体工作是：1、协助政府做好刑事被害人的维稳工作；2、监管安信公司的资产，防止资产流失；3、协助经侦部门案侦工作，向经侦提供相关线索及查封资料；4、与安信公司一起进行清产核资工作；5、协调与政府诉求与对接工作。安信公司的公章由我们四人债权代表和安信公司共同监管，安信公司对公账户网银由安信公司财务杨婷负责保管，公章和Ｕ盾都存于安信公司档案室。 2016年我们四人债权代表与安信公司的负责人古义平在清算安信公司债权债务时，发现广汉士达炭素公司于2013年欠安信公司一笔1900万的债务。在2018年11月，我们18人债权委员会成员与古义平开会商议，一致同意追收士达炭素公司欠安信公司的1900万元。同年12月底士达炭素公司将1300万通过网银方式，转到安信公司的关联公司四川创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户上。我们四人债权代表和古义平共同研究制定了债务的追收方案以及收回后的具体分配方案：由我们四人债权代表和古义平向士达炭素公司讨要债务，分配对象为全体刑事被害人，但是被害人中本金回款20%以上的、居间方和放水公司都不在分配对象内，分配采取公平公正原则按比例分配。将士达公司还款转入创瑞物流公司和分配方案都是债委会自行决定的，未向法院报告。然后以司法审计为依据，逐个核实被害人的真实性，之后古义平让安信财务通过网银转账方式，于2018年12月30日开始陆续发给被害群众，目前已经给700多名被害群众进行分配，其他未分配的被害人因姓名、卡号等原因还需核实，按照投资本金5%的比例分配，我自己分得13.5万元。2016年6月至2018年4月期间，还有一名叫张某3的债权代表也是每月领取6000元的补贴，后来武侯法院判决张某3是居间商，不属于刑事被害人，所以就把张某3排除在外了。 对于这1300万的财产处理未按照法院判决统一处理是因为：1、按照最高法规定的刑事优于民事原则，涉案资产资金刑事被害人理应优于其他债权人；2、各级人民法院并未明确规定，追偿回来的涉案资金不能退赃退赔给刑事被害人；3、其他投资公司转移安信公司资产，私分天宫建设项目公司550万元，也并没有任何法院去追缴。所以我们就将这1300万分配了。我主观上没有侵占的恶意。如果界定这是职务侵占，我愿意把钱退出来。 我在安信公司工作期间，安信公司涉及有很多件民事官司，具体官司数量由梁珊、徐光河统计，每周一开会都会通报安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民事官司的进展情况，也有会议纪要，平时也通过电话通告。对于已经判决进入执行的案子，一般他们有两种处理方式：安信及其关联公司执行别人的案子时，我们会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诉求加快执行；别人执行安信及其关联公司的案子时，我们会向成都中院要求中止执行。都是给处非办报送材料，然后处非办和经侦去处理中止，因为我们觉得刑事优先民事，但是因为安信公司没有确定的共同账户，公司账户又是冻结状态，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所以安信公司也没有成功执行过别人的案子。 避开安信公司共管账户，将1300万元资金打到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这个事情商量操办的时候我不在，我当时在重庆，后来安信公司负责人古义平给我说是因为安信公司共管账户，所有账户都被冻结查封了，1300万元打进了安信公司的共管账户，资金就拿不出来了。同时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也是安信案件的涉案账户，该账户却没有被冻结，于是就把这1300万元打进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中了。 何某是通过民事诉讼起诉安信公司的，同时何某也是居间商，2017年左右成都市中院判决何某胜诉，所以我们4个债权代表和杨婷、古义平在开会讨论如果有钱进来分配的时候，何某不属于刑事受害人范围内，应予排除在外。张某3和彭某2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他们是一家人，同时也是居间商，当时他们两人也借给安信公司1500万元，2018年4月左右，武侯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凯智科技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时，将张某3他们两人的500万元排除在刑事受害人之外，还有100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关的法院还没有做出审理。所以我们（我、曹学峰、吴晓、梁珊、古义平、杨婷）在商议分钱的时候就将这三人排除在外了。 当时我们4个债权人与古义平、杨婷得知武侯法院将该账户冻结以后，就开会商议：一是考虑到南充富宇公司李方兴那边有5800万元的省高院再审案，诉讼费需要四川安信公司支付38万元左右，二是考虑到还有近100名安信刑事受害人的分配（1300万元的分配）没有兑付，所以我们就请求武侯法院将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解除冻结，具体是梁珊和武侯区法院执行局谈的。 安信公司在外有很多债权及债务，具体能拿回多少钱我们心里也不清楚，只是当时觉得士达炭素公司的钱回来比较有希望，所以当时债委会开会的时候，制定了分配原则（分配的大框架）、分配对象，但是没有确定具体的分配比例，因为士达炭素公司在2018年年底具体能回来多少钱，我们也不清楚。结果2018年年底，士达炭素公司打了1300万元，因为我当时在重庆，具体如何操作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据我后面了解到是曹学峰请示了古义平后，决定按每人5%的比例进行分配的。当时债委会在开集体大会时，其他十多个项目代表都主张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资金，同时安信公司主持私下分配1300万元的事，项目代表也都知晓并支持。但是项目代表不清楚资金的来源和数额。 杨婷是安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一是债权数额的统计是杨婷统计的，二是创瑞物流的收款账户由杨婷开设，三是按照古义平下达的分配比例进行银行转账操作。她在这个事情中，从头到尾都清楚情况，也参加了债权人大会，分配比例她也知晓，也靠财务计算。 （2）被告人吴晓的供述与辩解。 主要内容：我老公刘学微于2014年向安信公司担保的乐山大千开发有限公司、阿克苏金鼎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出借资金共计250万，后来安信公司被武侯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立案，2018年年初和年底，分别被成都中院一审、二审判决，该案被害人大约有800余人。2015年年底，800余名被害人成立了安信公司债权委员会，我代表我老公，是19名代表之一，2016年年底债权人代表和安信公司共同成立了安信公司资产联合清理清收小组，小组成员有我、徐德海、梁珊、古义平、杨婷（既是安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又是债权人）等人，主要工作是为安信公司的债务进行清偿，并得到了安信公司古义平的授权，我主要负责和政府、公检法的对接工作。2016年年初，安信公司和债权委员会代表签订了一份劳务合同，每月向债权委员会代表提供3万元的生活补助，一般通过转账方式转到我、陈祖建或曹学峰的银行卡上，我、徐德海、曹学峰、梁珊等常驻代表每月领取6000元左右，其他成员每月领取400元。在古义平说把士达炭素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所有刑事被害人后，我、曹学峰、徐德海、梁珊、古义平五人便与士达炭素公司董事长张总和律师对接，要求其按照四川省高院于2017年下半年的判决书偿还1900余万元的欠款，因为安信公司的账户基本上都被查封了，于是我们五人向士达炭素公司送达了向创瑞物流有限公司指定转款的委托书，委托书上有古义平的签字和安信公司公章。于是广汉士达炭素有限公司于2018年年底，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部分欠款1300万到创瑞物流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上。2018年11月份左右，徐德海起草了一个关于欠款如何分配的会议内容，再由安信公司古义平和债权委员会开会研究达成一致并形成了会议纪要，目前这笔1300万元的资金已按本金5%的比例分配给了600多名债权人，其余人因个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错误、未能本人亲自签字等个人原因而导致无法分配欠款，我按照5%的比例分到了12.5万元。将士达公司还款转入创瑞物流公司和分配方案都是债委会自行决定的，未向法院报告。士达碳素的刘律师找到安信古总和我们一起商量说这笔债务可以和解。该笔资金处理分配不遵从法院判决的原因：1、法院分配时间过长，2、法院也曾将安信的资产划给了其他民事官司而并未遵从高院统一处置分配的原则，3、安信公司债务非常复杂，老百姓长期拿不到还款。安信公司的公章由债权委员会和安信公司的杨婷共同管理，盖章需要安信公司古义平及债权人代表3、4人以上签字才能使用公章。 我知道有成都银行等多家合作银行在起诉安信公司的车贷业务，我们债权代表也跟法院邓庭长沟通过，除了抵押的民事案件，其他的民事案件都不能优先于刑事被害人的赔偿。 我们让安信退钱给我们所有P2P刑事受害者，是按3个亿本金计算的5%的比例，所有刑事受害人的退赔金额是留够了在账本上，虽然有人没拿到，等他们确认了身份后都会受偿。 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上的钱是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留起了的，都是按照本金的百分之五留的。我们不敢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是因为拿不准他们是否属于刑事受害人，等相关执行法院最终认定分配。张某3和彭某2是一家人，是排云理财公司的老板，成都中院的一份判决书（凯智公司）上认定他们不是刑事受害人，但安信案件的判决书又把彭某2认定为了刑事受害人。何某也是一个居间理财公司的老板，九益公司有十八、九个受害人我们也拿不准该如何处理，因此没有分配，但把钱留在账户上等法院最后处理。当时债委会在开集体大会时，其他十多个项目代表都是基本知道整个事情全部经过的，项目代表都是主张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资金，项目代表都是支持私下分配资金，也主张资金不通过安信公司的共管账户，以避免被冻结。但项目代表不清楚资金的来源和数额，我们四个代表只告诉他们是安信回来的债权，具体金额和来源都没说。 武侯法院在得知我们私下分配1300万元资金后将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冻结后，因为安信公司当时有一个民事诉讼，需要二三十万元的诉讼费用，在规定时间里面必须缴纳，而且时间比较紧迫了，所以我们非常急迫地希望武侯法院解除四川创瑞物流公司的账户，便于取出钱来缴纳诉讼费用，完成安信公司的诉讼。具体是梁珊和武侯法院执行局谈的。当时我们已经感觉私下分配1300万元是做错了，所以不敢强烈地以继续分配为由向武侯法院提出对该账户解除冻结。 当时债委会开会的时候，只制定了分配原则、分配对象，但是没有确定具体的分配比例，因为士达碳素公司在2018年年底具体能回来多少钱，当时也说不清楚，所以就只确定按照3个亿来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具体分配比例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夺。最后士达碳素公司在2018年年底归还了1300万元，加上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本身的200多万，总共1500多万元。安信公司的财务人员杨婷根据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上有1500多万元的实际情况，就确定了5%分配比例。 杨婷是安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安信公司的账户和资金，她在这个事情中，从头到尾都清楚情况，也参加了债权人大会，分配比例也靠财务测算，每一个刑事受害人的最后具体分配金额也是杨婷带领财务部测算制表确认，给每一个人也是她分配操作打款等等。 （3）被告人梁珊的供述与辩解。 主要内容：2018年11月四川高院对安信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罪做出终审判决，该案退赔被害人的涉案金额高达2.9亿元。我是安信公司的债权委员会成员，也是被害人维权代表，我、吴晓、曹学峰、徐德海等17人组成被害人代表和债权委员会，吴晓是总体负责的副主任，我负责安信公司法务和聘请律师对安信公司的对外债权进行诉讼，曹学峰负责行政财务，徐德海负责安信公司的融资车贷业务的催收和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对接工作，其他委员会成员负责通知和上传下达，重大事项都由17名债权委员会成员共同商议决定，安信公司的公章存于公司档案室内的保险柜中，由杨婷负责保险柜钥匙，吴晓和曹学峰负责保险柜密码。安信公司和债权委员会代表签订了劳务合同，安信公司每月向债权委员会代表提供3万元的生活补助，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我作为常驻代表每月领取6000元左右，其他成员每月领取400元，劳务合同和费用都在武侯区处非办有备案，这笔报酬资金来源部分是安信公司关联公司南充富宇公司通过商铺出租方式收取的租金，还有部分是安信公司车贷业务收取的费用。2017年8月，长城资产有限公司准备收购士达炭素公司，并愿意以800万收购安信对士达炭素的债权，之后四川安信公司的负责人古义平和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我便与四川士达炭素公司的刘经理、律师商谈还款事宜。古义平提议将这笔欠款分配给债权人，我们四名债权代表便与安信公司负责人古义平、财务杨婷共同开会做出拍板，具体工作的实施操作由曹学峰执行。2018年12月29日，曹学峰给士达炭素公司送去委托转款书，因为安信公司的对公账户都被查封冻结，士达炭素公司当天便将1300万欠款转到四川创瑞物流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安信公司财务杨婷按照每人投资金额5%分配给被害人。法院认定安信公司集资诈骗，士达炭素公司的债务是由安信非吸的钱款代偿，士达炭素公司偿还的钱款理应退赔给被害人，而且根据高院的规定，刑事被害人退赔应当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我自己分得2.5万元的赔偿款。将士达公司还款转入创瑞物流公司和分配方案都是债委会自行决定的，未向法院报告。安信公司的自主退赔是成都市处非办提倡的，而且年关将至，被害人多次反应生活窘迫，如果将这笔1300万的欠款打入安信公司查封账户，则不能体现安信公司负责人古义平和债权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未能分配到赔偿款的被害人分两种：一是安信公司核实到其个人信息有误，不能转出或转款后退回创瑞物流账户的；二是未到四川安信公司核实账户信息并签字确认的债权人。我家中有小孩需要照顾哺乳，我在协助武侯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安信公司目前也处于几个重要在审阶段，愿意协助将1300万退款追回。 我老公陈铭分到了2.5万元的本金赔偿。我愿意在公安机关不关押陈铭的条件下，帮助政府做好群众维稳工作，而且我老公作为被害人，分得的2.5万元赔偿款，达不到6万元的职务侵占构罪标准。 我了解到安信公司对外的民事债权大概有10亿左右，所以牵涉的民事诉讼案件也很多，因为安信公司的资产被经侦查封，所以就算是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胜诉，也暂时无法执行，安信公司起诉其他公司拖欠款项的民事诉讼案件也有80余起，涉及金额大概1亿元左右。 彭某2和有一部分法院认定的受害人没有分到钱的事我做不了主，是吴晓、徐德海和曹学峰他们决定的分配名单。 2019年1月9日，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去武侯法院反应我们私下分配的事情，我、吴晓、徐德海、曹学峰给执行法官承诺不再分钱了，然后我们提出诉求。次日，我们得知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已经被冻结，我们给武侯法院执行局提出诉求希望可以解除冻结。后来我给执行法官发了短信，希望四川创瑞物流公司账户上的钱可以转到安信案件政府共管账户上，由政府来分配，以便于化解社会矛盾。 安信债委会在开大会时，其他十多个项目代表都基本知道这个事情全部过程，项目代表都主张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资金，都支持私下分配资金，也主张资金不通过安信公司的共管账户，以避免被冻结。当时项目代表不清楚资金的来源和数额，我们四个代表只告诉他们是安信公司回来的债务。 杨婷是安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安信公司的账户和资金，她在这个事情中，从头到尾都清楚情况，也参加了债权人大会，分配比例也靠财务测算，每一个刑事受害人的最后具体分配金额也是杨婷带领财务部测算制表确认，给每一个人也是她分配操作打款等等。 （4）被告人曹学峰的供述与辩解。 主要内容：我于2014年向安信公司担保的成都凯智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皇朝商贸有限公司出借资金共计90万。2018年年初和年底，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分别被成都中院、四川高院一审、二审判决，该案被害人约800余人。2016年中旬，800余名被害人成立了安信公司债权委员会，并推选出我和吴晓、徐德海等19名代表，2016年8月债权人代表和安信公司共同成立了安信公司资产联合清理清收小组，小组成员有吴晓、徐德海、梁珊、古义平、杨婷（既是安信公司财务负责人又是债权人）等10余人，后来我、徐德海、吴晓、梁珊四人又担任债权人常驻代表。2017年开始，安信公司每月向债权委员会代表提供3万元的生活补助，该情况在武侯区金融办备案过。2018年11月，经债权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将广汉士达炭素公司的1300万欠款，按照本金5%的比例分配给债权人，同时形成了会议纪要，安信公司的负责人古义平和吴晓、徐德海、我、梁珊五人与士达炭素公司的刘经理、律师对接欠款事宜，我、吴晓、徐德海、梁珊、古义平共同给向士达炭素公司送达了委托转款书，委托书上有古义平的签字和安信公司的公章。2018年12月28日，士达炭素公司便将1300万欠款转到四川创瑞物流有限公司的账户上。这笔资金由安信公司财务杨婷及其他工作人员，通过网银转账方式陆续转给刑事被害人，最后有600余名债权人得到了退赔分配，还有100多人因个人银行账号信息错误或未能亲自签字确认而导致无法分配，我本人分到了4.5万元的退赔。将士达公司还款转入创瑞物流公司和分配方案都是债委会自行决定的，未向法院报告。我们这些刑事被害人都认为安信公司没有破产，有自主自救清退权，之前四年间未得到一分钱赔偿，债权委员会及安信公司的压力都很大，而且也担心这笔资金又被其他民事债权人转走，所以这笔资金的处理分配没有遵从法院的判决。安信公司的公章由我和安信公司杨婷共同管理，我负责保险箱密码，杨婷负责保险箱钥匙，他们两人只有在用印审批上有安信公司古义平和债权代表3-4人的签字，才会使用公章。我与安信公司是债权关系，我认为债权人有权向安信公司追偿欠款。 私下分配这1300万元资金之前没有和执行法院申请上商量，也没有授权，后来在分配过程中分别给武侯法院执行局和武侯区处非办交过一套资料。 安信没有给张某3、彭某2分配，是因为拿不准张某3、彭某2是否属于刑事受害人。张某3和彭某2是一家人，他们是排云理财公司实际控制人，成都中院的一份判决书（凯智公司）上认定他们不是刑事受害人，所以我们拿不准，因此没有分配。我知道安信公司针对张某3、彭某2是否是刑事受害人正在向最高法院提起异议。何某也是一个居间理财公司（九益公司）的老板，九益公司有十八九个受害人，但是九益把这十八九个受害人的钱全部赔付了，九益公司自己单独民事起诉了安信公司，好像还查封了一些资产。 当武侯法院执行局代功副局长知道了安信公司清退债权款1000多万元以后，便要求我们提供四川创瑞物流有限公司分款的银行账号，之后该账户就被冻结了。 杨婷是安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安信公司的账户和资金，她在这个事情中，从头到尾都清楚情况，也参加了债权人大会，分配比例也靠财务测算，每一个刑事受害人的最后具体分配金额也是杨婷带领财务部测算制表确认，给每一个人也是她分配操作打款等等，所有的事情她都对古义平负责。 四川安信公司有很多相关民事诉讼，外面一些高利贷公司还组织了一个非刑事上的民事催收联盟，但是我对具体的民事案件判决不是很清楚，我今后依法表达诉求，不参加违规信访。 （5）被告人古义平的供述与辩解。 我是安信公司股东，持有公司20%的股份，2014年8月，安信公司董事长魏忠东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武侯区政府金融办负责人找我谈话，要其负责安信公司的善后工作，魏忠东也授权我代表他处理公司全部事务，并给其出具了《授权书》，后来魏忠东撤销了对我的授权，改授权陈玲娟和何利全权处理安信公司事务，但是公司债权人不让我离开，武侯区政府金融办也让我继续负责公司事务。2015年年底，徐德海、吴晓、梁珊、张某3等十多人被债权人推选出来，正式成立了Ｐ2Ｐ受害人债权人委员会，并向政府部门报备，后来曹学峰又成为了债委会的主要成员。2018年4月，因法院判决张某3非Ｐ2Ｐ刑事被害人，徐德海、梁珊、吴晓、曹学峰等人便召开债委会，将张某3清出债权委员会，徐德海担任债委会主任，吴晓担任债委会副主任。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四人从2016年1月开始，受债委会委托参与安信担保公司资产清理和催收工作，公司以签订劳务合同形式，每月支付3万元给债委会自主分配，工资主要是通过车贷、关联企业房租、催收回钱款等发放，杨婷比较清楚具体的收入和开支。债委会主要是监督和协助安信担保公司清理和清收对外债务债权、归集资产以及相关债权诉讼工作，安信公司作为被告的民事诉讼案件有很多。2018年4月和12月份，成都中院、四川高院分别对安信担保公司做出一审判决、二审裁定，并立即生效进入执行，公司代表彭某1拿到终审裁定后立即告知了我，债委会的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也知道此事。安信公司的公章由安信公司和债委会共管，锁在公司保险柜内，杨婷保管钥匙曹学峰保管密码，必须要由我和吴晓、曹学峰或梁珊、徐德海同时签字才能使用公章。 士达炭素公司支付给安信担保公司一笔1300万元的还款，我不清楚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处置范围。从2016年开始，安信担保公司和债委会的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就多次与对方商谈还款事宜。2018年8月，我和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杨婷等人开会，共同商议以创瑞物流公司名义新开设一个银行账户，将苏宁电器支付的房租转入其中，以便给刑事被害人兑付一部分退赔以示安抚。2018年11月5日左右，我代表安信公司与士达炭素公司签订了《债务和解协议》，我与吴晓等人签字，杨婷和曹学峰加盖公章，随后我、杨婷与债委会19名成员开会商议，该笔到账后立即支付给刑事被害人，支付比例为5%，并让士达炭素公司将1300万部分欠款转到创瑞物流公司账户，我与吴晓在《转款委托书》上签字，曹学峰将该委托书送达对方。债委会徐德海、吴晓等人决定，已拿到20%以上退赔金额的刑事被害人和非P2P刑事案件债权人都不在分配之列，由杨婷按照债权人名单执行支付。将士达公司还款转入创瑞物流公司和分配方案都是债委会自行决定的，未向法院报告。因为当初士达炭素公司面临重组资金涉及国有资产，所以要求安信公司将此事保密，所以他们就没有将收回欠款的事宜报告给政府金融办和人民法院，古义平他们准备将协议履行完毕后再报告给法院和政府。我知道四川高院已经终审判决进入执行程序，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到不能自主退赔的文书，安信担保公司还没有宣告破产，其自主履行退赔义务与国家法规并不冲突。 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为首的债委会主导分配方案，我与他们只是有过意向性的口头商量，分配方案形成后，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为首的债委会代表已经全部签名，我也只能配合签字了。武侯区政府让其担任安信公司的临时负责人，将安信公司的债权争取清理清楚，就是便于给刑事被害人多挽回损失，法院判决的目的是惩罚罪犯和给老百姓追赃挽损，安信公司自主退赔与法院判决要求是一致的。 2013年，成都中院判决士达炭素公司偿还安信公司欠款。2016年开始，安信公司和债委会成员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多次找对方商谈还款事宜。2016年1月开始，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便要求安信公司给其发放工资，否则就经常闹事，武侯区金融办为了防止闹事，就默许安信公司每月支付3万元劳务费给他们。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和安信公司相关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后来负责催收的钟小兵、负责行政的陈业才、负责法务的罗昆被挤走，徐德海、曹学峰、梁珊就分别负责催收、行政和法务工作，他们还扬言安信公司追回每一分钱都是他们的，公司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他们发放的，我其实已经被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在公司架空权利，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还多次煽动刑事被害人集体上访。 我是1月15日看到法院的报告令。之前没有看到法院的规定和要求，认为安信公司还没有宣告破产，自主履行退赔义务与国家规定并不冲突。 我个人一开始提出来都要给全部的受害人分配资金的，但是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四人不同意，他们四人说张某3和彭某2是一家人，他们是居间公司排云理财公司的老板，成都中院的一份判决书（凯智公司）上认定他们不是刑事受害人，但是四川高院的安信刑事案件的判决书又把彭某2认定为了刑事受害人，因此有争议。他们四人也在法院申诉要把彭某2取消受害人的资格，所以这四人说暂时不分配，待法院最后处理；何某是一个居间理财公司（九益公司）的老板，九益公司有十八九个受害人，但是九益公司把这十八九个受害人的钱赔付了，这十八九个人也把自己和安信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九益公司，因此徐德海他们四人对何某的身份和行为一直都认为是民事行为，所以也排除了，没有分配。 2019年1月9日，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四人就给武侯法院说了私下分配的情况，这四人也给法院书面承诺不再私下分配，同时武侯法院也把四川创瑞物流公司的账户冻结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还有部分应该分配的没有分配到，同时因为安信公司当时有一个民事诉讼，是南充富宇公司的案子，需要三十八万元的诉讼费用，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必须缴纳，时间比较紧迫，所以徐德海他们四人才非常急迫地希望武侯法院解除四川创瑞物流公司的账户解除冻结，便于取出钱来缴纳诉讼费用，完成安信公司的诉讼。 当时债务会的全体都知道整个事情的全部经过，都主张不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资金，项目代表都支持私下分配资金，也主张资金不通过安信公司的共管账户，以免被冻结。但是项目代表不清楚资金的来源和数额。 杨婷是安信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管理安信公司的账户和资金，她在这个事情中，从头到尾都清楚情况，也参加了债权人大会，分配比例也靠财务测算，每一个刑事受害人的最后具体分配金额也是杨婷带领财务部测算制表确认，也是她给每一个人分配操作打款等等。 （6）被告人杨婷的供述与辩解。 我于2010年进入安信公司，一直担任财务工作。安信公司于2014年因涉嫌集资诈骗案，其法人代表魏忠东及其他相关涉案人员被刑事处罚。2018年10月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终审判决，同年11月28日，成都中院通知安信公司的彭某1领取终审判决文书，案件在11月底、12月初进入执行阶段。 2014年底至2015年初，在魏忠东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古义平作为安信公司的股东经政府同意后正式进入安信公司参与管理，自此古义平成为安信公司唯一的合法管理人员。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件投资户代表成立了维权组。2015年底，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以总代表的身份进入安信公司参与包括印章管理在内的公司管理，并提出公司要给予他们一定的经费。与古义平协商并报政府工作组同意后，于2015年12月30日，徐海德、吴晓、曹学峰、梁珊等19名代表一同与安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合同约定由安信公司每月向他们支付3万元劳务费用，自此这19人在身为安信公司投资户代表的同时也成为了安信公司的管理者，并成立安信联合工作组，报政府工作组同意共同管理安信后续工作。徐德海负责安信公司资产催收工作，古义平和吴晓负责安信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梁珊负责安信公司的法务工作，曹学峰负责安信公司的行政工作并与我一起保管公司的印章。 创瑞物流公司是魏忠东名下的一个空壳公司，与安信公司没有任何业务来往，两公司靠魏忠东的名义联系在一起，但创瑞物流公司的印章都由安信公司统一保管，即从2015年底至今，安信公司和创瑞物流公司的印章都是由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人与安信公司一起共同保管和使用的。 2013年3月，士达炭素公司通过安信公司担保，在广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贷款1900万余元，贷款时间为一年。2014年3月贷款到期时，士达炭素公司无力偿还，安信公司作为担保方为士达炭素公司向银行代偿1940余万元（其中包括利息）。士达炭素公司与创瑞物流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业务来往。 2018年12月26或27日，曹学峰在安信公司办公室拿着安信公司用印申请表及一份《委托转款书》找到我，要求她与我一起打开保险柜拿出安信公司的公章，并加盖于《委托转款书》上，此《委托转款书》的内容为安信公司委托士达炭素公司将先期归还的1300万元转入安信公司指定的创瑞物流公司银行账户。我见用印申请表上有古义平、吴晓、梁珊三位公司领导的签字同意，便与曹学峰一起在《委托转款书》上加盖了安信公司的印章。此印章存放于公司一楼档案室保险柜内，我保管保险柜的钥匙，曹学峰保管保险箱的密码，如要使用印章，需两人一同才能打开保险柜。安信公司的审批制度规定，涉及公司印章的操作，必须有古义平、吴晓、梁珊三人的签字同意才能生效并使用公司的印章；涉及公司资金的使用，必须先由提出申请的部门领导签字，经我审核票据是否合规，再由吴晓、古义平分别签字才能生效。我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公司用印的要求。 2018年12月28日，士达炭素公司将1300万元转到了创瑞物流公司的银行账户上。同日至2019年1月4日，我按古义平和徐海德、吴晓、曹学峰、梁珊四个债权人代表的要求，根据上述5人共同提供的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投资户名册，以投资额的5%为标准，将到账的1300万元中的1231.3万元分别转给了已确定信息的投资户的银行账户。此过程中，我担任转款操作和款项记录人员，徐光何、王一丹、余某三人担任复核人员。我自己也是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的投资户，总共投资30万元，作为ｐ2ｐ刑事受害人中的一员，于2018年12月28日，在这次操作中分得1.5万元。 2014年8月至2016年9月，因涉嫌集资诈骗案，安信公司的银行账户被武侯区公安分局全部冻结，由政府指定公司使用的共管账户名为四川普信胜格威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使用并前期用于收款，但是士达炭素公司不认同此收款账户，政府也不出具相关证明文书导致无法收款，因此共管账户长期不被使用也不被考虑为可用账户，于是士达炭素公司的1300万元被委托转入创瑞物流公司的账户。 2018年11月16日，安信集资诈骗案终审判决完毕后，古义平及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等18个安信案投资户代表在安信公司会议室内参加会议，我作为讲解统计格式的财务人员也在场。会议上形成了《债委会、联合工作组会议纪要》，在纪要中，参会人员共同决定“经安信公司和全体p2p刑事受害人的努力，如能依法追回欠款，将及时兑付给受害人，并报备执行局等相关部门，以便后期的退赔工作顺利进行”。因此，我认为自己将士达炭素公司转至创瑞物流公司款项中的1231.3万元分别转给安信案件投资户的行为，是根据《债委会、联合工作组会议纪要》内容并按照古义平、吴晓、曹学峰、梁珊的指示进行的操作。我知道士达炭素公司向创瑞物流公司转账的1300万元是属于安信公司的资产，也知道这笔资产归为法院处置，但并不清楚该笔资产是否向法院报备过，也不清楚委托转款至创瑞物流公司的操作有无告知法院和“政府处非工作组”，只知道2019年1月5日后曹学峰要求我将安信公司集资诈骗案投资户花名册及转款名单复印件给他，由他交给法院。 我不清楚安信公司所涉及的民事诉讼，只知道其中有一起张某3的，我从古义平、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梁珊等五人处听说张某3因处于居间方，其刑事上的债权代表身份变为民事，不再适合当安信公司的债权人。公司的民事诉讼案件是法务部在负责，主要由梁珊和徐光何对接，其中梁珊是徐光何的上司，法务部汇报给古义平后，古义平定由外包的律师事务所处理。 2018年年底，我按照徐德海、吴晓、梁珊、曹学峰、古义平等人的要求将一千多万元分配给安信集资案受害人以后，陆陆续续又有一部分人要求登记，我们看到名册上面有他们的，我们就答复登记完以后，统一转款给他们。大概是在2019年1月9日左右，张某3、彭某2和一名老年男子等人先后来找我，要求参加登记分钱。这时曹学峰给我打电话明确告诉我不要给彭某2登记。后来他们和我发生了争执后就走了。何某可能也来过，但我不认识她。吴晓、徐德海、曹学峰、梁珊他们提供给我的名册上面没有她的名字。我参会的那次没有讨论过是否给张某3、彭某2、何某等人分配资金的事情。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妨害了正常的执行司法秩序，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系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系安信公司实际管理控制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和支配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杨婷作为安信公司的财务人员，按照同案犯的决策安排实施相应行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古义平、梁珊、杨婷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均系初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吴晓的辩护人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自救行为并因此构成违法性阻却事由，本案处罚的不是被告人寻找安信公司生效债权的行为，而是被告人私自分配的行为，不存在不及时自救就会导致权利恢复困难的情况；政府的相关指导意见也没有鼓励被告人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违反法律。本案被告人作为安信公司的实际管理控制人，其行为已经严重妨害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故其已构成犯罪。 关于被告人徐德海的辩护人提出本案分配案款时徐德海在外地，系犯罪预备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虽然具体分配钱款时徐德海不在成都，但其参与决策通过创瑞公司账户接收应属于安信公司的债权款，并在明知安信公司有集资诈骗刑事追赃案件及其他案件进入执行的情况下，仍然参与决策要将收回的款项私自分配，并参与确定具体的分配原则、方案和办法，计算分配比例及实施划款等后续行为系因为分工不同，不需要其亲自实施，且后续行为是在前期决策基础上的具体实施行为，故被告人徐德海基于分工不同，具体实施了犯罪行为，不是犯罪预备。 关于被告人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梁珊、古义平、杨婷及其各自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德海作为安信公司债委会债权人总代表之一，主要负责安信公司的资产催收工作，是共同犯罪行为的决策者之一，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吴晓作为安信公司债委会副主任，同时作为债权人总代表之一，负责安信公司全面工作，是共同犯罪行为的决策者之一，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不应认定为从犯；被告人曹学峰作为债委会债权人总代表之一，主要负责安信公司的行政工作，在本案中积极参与决策，系起主要作用的主犯，但可以根据其具体犯罪情节，在量刑时可与其他主犯适当区分；被告人梁珊作为债委会债权人总代表之一，主要负责安信公司的法务工作，在本案中积极参与决策，系主犯；被告人古义平经授权代理行使安信公司负责人职权，负责安信公司全面工作，虽然无法独立作出决策，但其在本案中的行为对共同犯罪的实施有重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杨婷不是债委会成员，是按照他人安排进行工作的财务人员，在本案中处于从属地位，系从犯。 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本案中被告人具有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不大，系初犯，在主动或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梁珊、古义平、杨婷构成自首，徐德海、吴晓、曹学峰构成坦白等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对各被告人适用缓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决定对各被告人适用缓刑。 据此，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司法秩序不受侵犯，惩罚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德海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二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吴晓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二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曹学峰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二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梁珊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被告人古义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被告人杨婷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二个月。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尧 刚 人民陪审员  魏建蓉 人民陪审员  邹 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