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渝0103行初18号原告王有才，男，1941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委托代理人石东明，重庆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有良，男，193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犀。委托代理人王有才，身份信息同上。委托代理人石东明，重庆励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几江大西门转盘房地产交易大楼6楼。负责人夏昭禄，局长。委托代理人周洪，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千仞，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双福工业园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住所地：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负责人唐业豪，主任。委托代理人李千仞，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王建宇，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王学华，男，1969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邹城市。原告王有才、王有良诉原重庆市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江津区国土房管局）要求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于2018年1月12日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交叉管辖。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2018）渝05行辖30号《行政裁定书》，指定该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4月4日受理后，于2018年5月17日作出（2018）渝0103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裁定驳回了原告王有才、王有良的起诉。原告王有才、王有良不服该《行政裁定书》，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渝05行终57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撤销了本院作出的（2018）渝0103行初79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重新立案，根据《区县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林业部门机构改革实施方案》，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的国土资源管理职责已由新组建的重庆市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江津区规划自然局）承继，故本案的适格被告为江津区规划自然局，本院依法对原告王有才、王有良进行了释明，原告王有才、王有良将本案被告变更为江津区规划自然局。本院依法向被告江津区规划自然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有才、王有才和王有良的委托代理人石东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江津区规划自然局出具了其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书面材料，其委托的工作人员周洪及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千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重庆市江津区双福工业园区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江津区双福拆迁办）的负责人唐业豪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千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学华经本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有才、王有良诉称，原告在江津区双福镇三界村唐家湾拥有住房8间，面积约400平方米，加上卧室楼层、柴屋、灰屋、晒坝等配套设施，总面积600多平方米。房屋来源：1948年原告父母主持分家所得。1953年土改确认，除分得房屋外，还有田、土、林地。1958年原告母亲去世后，由原产权人王桂荣变更为原告王有良，但同时注明产权王有良、王有才、王有元兄弟共有，居住60余年相安无事。2002年江津区房管局借登记审查换证之机，收走原告持有的土地证、房产证后，既不按规定登记发证给原告，又不退还原告二证，反将产权登记在王学玲（王有元二女）名下，十多次请求更正未果，被迫向法院诉讼，2008年江津区法院判决撤销了王学玲房屋所有权证，并确认该房产权属原告，房管局当庭承认办证，事后反悔不执行，后又经住建部，重庆市信访办，市房管局二十余次交办督促未果，2015年9月22日市房管局权籍处黄老师，当着原告向江津土地房屋登记中心牟主任打电话：明确要他为原告登记办理，9月28日在该中心商定，先到现场查看后向原告办一个产权证明。后又无音信，12月24日再去找牟主任问为何不办，牟主任不解释不答复，给原告一个重庆市江津双福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与王学华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明显作假违法，签订协议的唯一证据：即江津区房管局叶代贵科长向王学华提供的所谓的土地登记申请表，该表有如下问题矛盾：1、该表第1页“重庆市国土局制”，当时江津属永川地区管辖，不属于重庆市管；2、第二页“家庭人口2人”，属实，有其母吴世芳，其弟王学江，王学华1987年就迁往山东，不在其数；3、第三页“1953年7月分得房屋7间”，王学华是1969年出生，他怎能参加1953年房屋分配呢；4、第四页“土地权属来源：继承”，当时其父母健在，还有姐弟5个，继承从何而来；5、同一页“权属来源：土地证明”，此证怎能预测十六年后有一个王学华呢？其次拆迁补偿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2年11月6日同样是假的。关于所谓的拆迁补偿协议严重违法，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拆迁办明知王学华不具有被拆迁人的主体资格，不是该房的产权人，即所谓的房主，也未得到产权人的委托授权。同时王学华是姐弟五人之一，同样未得到所谓继承人之间授权委托认可，对此违反《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证细则司发通（1992）098号第四条、第十三条；《合同法》第四十八条；《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签订的合同协议一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5号）第四条规定：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或者设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域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按照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综上所述，本案是典型的相互利用，恶意串通违法案件。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江津双福新区实施恒大三期土地流转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定向购买）》（以下简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江津双福新区实施恒大游乐园项目批文[2014]757号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增补协议（产权面积货币安置并定向购买住房）》（以下简称《增补协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江津区规划自然局辩称，一、王有才、王有良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王有才、王有良请求确认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王有才、王有良既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基于第三人王学华享有宅基地使用权而与其签订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行政行为，并没有损害王有才、王有良的相关利益，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的行政行为没有对王有才、王有良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王有才、王有良与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王有才、王有良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王有才、王有良与第三人王学华关于涉案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分配的争议，应属于民事诉讼解决的范畴。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合同效力不及于合同以外的第三人，且该行政行为没有对王有才、王有良的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故应依法裁定驳回王有才、王有良的起诉。二、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增补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且补偿足额到位。因双福新区实施恒大三期项目建设，2012年11月6日，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4年7月17日，本案涉案房屋的土地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征收，2014年8月27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公告，本案诉争的房屋在该土地征收范围内，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作为案涉土地房屋征收部门负有征收补偿工作职责，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有义务依法予以征收补偿。2014年12月8日，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补充签订了《增补协议》，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按照征地拆迁新标准，对涉案征地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按照征地拆迁相关政策予以增补，且征地拆迁补偿已足额补偿到位，第三人王学华已经享受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的权利。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2010年至2015年期间，王有才、王有良就在信访，王有才、王有良知道拆迁、补偿安置行为的事实发生，直至2017年9月22日王有才、王有良才向法院起诉，显然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综上，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增补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王有才、王有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故请求法院驳回王有才、王有良的起诉。第三人江津区双福拆迁办述称，一、江津区双福拆迁办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诉讼中的适格被告是做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与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王有才、王有良既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江津区双福拆迁办是受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的委托开展办理涉案范围内的征地拆迁事务，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作为该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办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更不是征地拆迁人。二、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与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权利义务，最终是由征地拆迁国土部门享有和承担。1990年7月19日，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根据第三人王学华的申请将该宗土地使用权登记在第三人王学华名下，其对宅基地享有使用权，涉案征地拆迁房屋由第三人王学华等家人居住使用至征地拆迁。因双福新区实施恒大三期项目建设，2012年11月6日，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4年7月17日，本案涉案房屋的土地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予以征收，2014年8月27日，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发布征地土地公告，本案诉争的房屋在该土地征收范围内，由国土部门依法予以征收补偿。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作为涉案土地房屋征收部门的经办机构，该协议的权利义务由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享有和承担。2014年12月8日，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与第三人王学华补充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增补协议》，按照当时的拆迁新标准，对案涉征地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按照征地拆迁相关政策予以增补，且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到位，第三人王学华已经享受征地拆迁房屋补偿安置的权利。三、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2010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就在信访，原告知道拆迁、补偿安置行为的事实发生，直至2017年9月22日原告才向法院起诉，显然超过了六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江津区双福拆迁办在2019年1月才收到渝中区法院送达的起诉状。综上，江津区双福拆迁办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系受土地征收部门委托，且超过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坐落于双福镇三界村二社（原双溪乡月城村三社）房屋产权原系王桂荣在解放前购买，解放初期申请房屋产权登记人为王桂荣（已去世多年）。王桂荣共有7个子女，其中包括王有良、王有才和王有元。涉案房屋由王有元（已去世）一家居住。王有元共有5个子女，其中包括王学华和王学玲。1990年1月，王学华因招工到山东邹城市，户口转为了山东邹城市城镇人口，离开了该社。之后，王学华申请办理上述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原江津县国土局于1991年3月18日向王学华颁发了（91）字第27258号《集体土地使用证》。1991年7月11日，原江津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就上述房屋向王学玲颁发了双溪字第60603009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2008年2月28日，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津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以该案“既无王学玲提交的房屋权属登记的申请，也无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的有关材料，就向王学玲颁发了房屋产权证，属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王学玲所有的双溪字第60603009号《乡村房屋所有权证》。2012年10月29日，邹城市房地产交易所向原江津区房管局出具《证明》载明：经计算机检索，对王学华（身份证号：370883196908110716）名下房产登记信息进行查询，截止到2012年10月29日8时40分查询结果如下：王学华名下无房产登记信息。2012年11月12日，王学华向江津区双福拆迁办出具《具结保证书》载明：我系双福镇三界村二社村民，由于工业园区规划建设需要，我属房屋拆迁户，房屋建筑面积215.26平方米左右，于50年代修建，上列房屋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因遗失无法提交，我现自愿具结下列保证：一、上列房产确无产权争议，若有纠纷，由我承担产权来源的举证义务。二、若有蒙混行为，愿承担侵权责任及相应经济赔偿，并按规定接受处罚。三、若因房产引起的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由我自己承担。四、保证在还房前提供被拆迁房屋证件。2012年11月6日，王学华与江津区双福拆迁办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载明：被拆迁人王学华，住址双福新区三界村二社（原月城村3社）。根据双福区发展需要，实施恒大三期项目建设，需拆迁被拆迁人的私有房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参照江津区人民政府江津府发[2008]56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补偿安置，正式征收此地块时，对王学华的房屋及建构筑物补偿按征地时的政策规定进行结算补差，本协议自然转为征地补偿协议：一、被拆迁人及家庭成员具体情况如下：户主王学华，男，43岁，非农户，无住户，长期居住。二、经核实丈量，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房屋补偿费及其他设施等具体明细如下：建筑物补偿：砖瓦面积21.78平方米，单价255元，金额5554元；土瓦面积193.48平方米，单价165元，金额31924元；土瓦木楼面积20.25平方米，单价165元，金额3341元；饲养房砖瓦面积19.36平方米，单价255元，金额4937元。建筑物补偿合计45756元。构筑物补偿：简易建筑44.4平方米，单价40元，金额1776元；机井1个，金额500元。构筑物补偿合计2276元。其他合计1530元。定向购买住房货币安置款110859元，拆迁补偿合计160421元。三、被拆迁人自愿在双福镇新区三界片区地块选择安居还房两套，建筑面积约为90平方米和60平方米，本次购房金额120000元。四、拆迁人对属安置对象的被拆迁人实施奖励优惠政策，共计金额2000元。五、被拆迁人在签订协议后15日内完全自行搬迁交出房屋或拆除房屋宅基地的，拆迁人一次性支付被拆迁人奖励费9151元。……该协议还约定了房屋残值费2288元、定向购买住房搬迁补助费1000元、过渡费1560元。2012年11月12日，王学华领取了扣除购房款120000元后剩余的房屋拆迁补偿款56420元。2014年7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2014]757号《关于江津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同年8月27日，江津区人民政府作出江津府地[2014]307号《关于实施江津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通知》，并发布了江津府布[2014]65号《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通告》，决定对江津区双福街道三界村新房子村民小组、钟家滩村民小组集体农用地16.3547公顷（其中耕地10.7155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0067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4.2338公顷，以上共计征收土地20.5952公顷。同年9月24日，原江津区国土资源房管局发布了江津国土房管公[2014]138号《关于实施江津区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通告》及附件《房屋结构补差明细表》，并于同年10月13日召开了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征求意见大会。同年11月11日，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将经过修改的《关于实施江津区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及附件《房屋结构补差明细表》报送江津区人民政府审批。同年11月17日，江津区人民政府作出江津府地[2014]401号《关于实施江津区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复》，同意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双福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在《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委托江津区双福拆迁办开展办理征地拆迁事务。2014年12月8日，王学华与原江津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增补协议》载明：三界村2社户主王学华，家庭在籍人口1人。房屋基本补偿费：砖瓦面积21.78平方米，单价51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11108元；土瓦面积193.48平方米，单价330元/平方米，补偿金额63848元，合计74956平方米。房屋的其他附属设施补偿费合计22403元。20%奖励和5%残值18739元，搬家费1600元，过渡费2990元，按时拆迁奖励5000元，合计28329元。拆迁人经调查核实确认被拆迁人的房屋货币安置面积为215.26平方米，货币安置款等于安居房限价800元/平方米与砖混结构补偿价570/平方米之差，即230元/平方米标准计算货币安置款，一次性补偿住房货币安置费共计49510元，由被拆迁人自行解决住房或申请购买拆迁人修建的安居房。被拆迁人货币安置后，申请购买拆迁人在三界修建的安居房两套，建筑面积90和60平方米。原房屋、构筑物、奖励及残值原按江津府发[2008]56号文件之规定已领补偿款176420元，已缴购房款120000元，品迭后应领款22649元。另查明，王有才、王有良不能证明其系被诉行政协议所涉房屋的共有人。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王有才、王有良要求确认原江津区国土房管局与第三人王学华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增补协议》无效，而王有才、王有良既不是上述协议的相对人，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协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王有才、王有良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有才、王有良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 敏人民陪审员  陈正前人民陪审员  侯世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赵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