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1民初29298号原告：陈芳，女，197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亦源，男，1974年4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紫金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国强，广东东江勤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芳诉被告黄亦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彦，被告黄亦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温国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向原告归还货款1576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3年4月1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在广州市站西路18号天伦鞋材市场42档从事经营皮料销售业务。2012年初，原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被告在广州市白云区榕溪恒隆工业区开设一家鞋厂，双方经常交往逐渐熟悉。2012年10月，被告开始向原告采购皮料。截止至2013年3月31日，被告累积欠付原告货款157664元未予支付。2013年4月，被告将鞋厂搬至石井大岗继续经营比要求继续赊账，但遭到原告的拒绝。后被告通过现金提货两次后，即不再向原告采购皮料。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此前的货款，但被告均以暂时无力支付为由拖延。2015年7月10日，原告向广州鞋业贸易商会申请行业商会调解，但被告拒绝参加调解。2017年8月21日，原告向荔湾区公安局控告被告存在诈骗行为。但公安机关未能立案侦查，原告的货款至今未获清偿。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黄亦源辩称：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无须承担支付货款义务。被告于2012年10月开始在李江开设的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好赛时鞋厂（以下简称好赛时鞋厂）上班，任好赛时鞋厂经理，负责与好赛时鞋厂原材料供应商衔接、沟通及协助厂长管理工厂，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好赛时鞋厂属于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江，被告名下未设立有任何鞋厂或其他商业主体，被告在鸿鑫皮业送货单签名系履行职务行为，相应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好赛时鞋厂承担。原告仅以送货单不足以证实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原告的恶意诉讼行为依法不应得到法律支持。1.好赛时鞋厂榕溪恒隆工业区加工厂在2013年4月份停业，好赛时经营者李江为解决好赛时鞋厂榕溪恒隆工业区加工厂拖欠供应商货款问题，曾在2013年3月份召集所有欠款供应商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城市广场饭店吃饭。李江在吃饭时向全部供应商表示好赛时鞋厂会承担货款，原告也参加了上述宴席和参观了好赛时鞋厂办公室，自身非常清楚涉案货物系好赛时鞋厂所用，买卖合同相对人为好赛时鞋厂。2.好赛时鞋厂榕溪恒隆工业区加工厂生产期间曾向广州市荔湾区旭新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等原材料供应商采购生产原材料，上述供应商均可证实被告仅是好赛时鞋厂经理，涉案货物并非答辩人购买，答辩人在送货单的签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3.好赛时鞋厂从2012年10月开始在鸿鑫皮业店购买生产原材料，原告送货到好赛时鞋厂后未能及时让仓管签收送货单，而被告有时刚好外出办事途经鸿鑫皮业店，原告让被告在未签名的送货单签名，其实鸿鑫皮业店有部分送货单系好赛时鞋厂厂长、设计师吴某、仓管严某等人签名，原告故意隐瞒了其他送货单，企图达到非法的目的。4.原告提供的鸿鑫皮业送货单显示送货日起从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31日，但原告直至2019年8月15日，即好赛时鞋厂停业及李江下落不明后才提起本案诉讼，导致被告根本无法收集相关核心证据，存在明显的恶意。三、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提供的鸿鑫皮业送货单显示的送货日期为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31日，原告要求支付上述货款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自2013年4月1日开始计算，最迟应当在2016年3月31日前提起诉讼，而原告直至2019年8月15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广州市白云区松洲好赛时鞋厂于2011年8月11日经广州市白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同德所依法核准登记设立，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李江，经营场所为广州市白云区同德街西槎路221号三楼。原告持2012年10月19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鸿鑫皮业”送货单十四张，所购货物均为皮料，其中2012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记载“收货单位：榕溪恒隆工业区2区5栋二楼，黄，亦源鞋厂，132××××0931，29186708”的字样，其余送货单的收货单位记载为“亦源”、“亦原”或“奕原”等，上述送货单均有被告的签认，货款共计为157664元。现原告认为上述货款均系被告在经营亦源鞋厂期间尚欠的货款，而亦源鞋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故要求被告清偿上述货款并支付利息，诉至本院。诉讼中，原告为主张其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州市鞋业贸易商会复函，显示原告于2015年7月10日就其与亦源鞋厂和被告的货款纠纷向该商会书面要求调解。该商会于2015年7月24日通过原告提供的联系电话和地址，试图联系被告，但被告以工作忙为由拒绝面谈。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表示其并非广州市鞋业贸易商会会员，该商会从未向其致电调解。2.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站前派出所于2017年8月21日出具的报警回执，显示原告曾经于2017年8月21日向该局报警。被告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公安部门从未向其了解情况。3.广州市花瓣雨鞋业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及鸿鑫皮业送货单，显示该公司于2009年9月27日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江，现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原告向其送货时送货单上“收货单位”记载为“花瓣雨”。被告对商事登记基本信息不持异议，但对送货单表示不清楚。4.好赛时鞋厂的商事登记基本信息及送货单，送货单中收货单位记载为“好赛时”，被告对商事登记基本信息不持异议，但对送货单同样表示不清楚。5.广州红盾信息网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并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被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6、证人廖某的证言，廖某陈述：其为同德好赛时鞋厂的生产部经理，好赛时鞋厂与亦源鞋厂为发单和加工的关系，亦源鞋厂的老板为被告；好赛时鞋厂除了亦源鞋厂以外，还是很多加工厂；好赛时鞋厂没有自己投资的分厂；被告没有入职好赛时鞋厂；好赛时鞋厂有对外购买开发材料；好赛时鞋厂的财务人员叫吴洁，吴某是好赛时鞋厂的设计开发人员；证人是2013年上半年离开好赛时鞋厂的；外包加工的经营模式是好赛时提供色卡给加工厂，加工厂自行决定到何处购买材料；好赛时鞋厂向陈芳购买过样品的材料；陈芳没有参加过供应商聚餐；好赛时公司与加工厂之间是根据订单金额结算。原告对证人证言的陈述无异议，并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实被告辩称好赛时鞋厂开设有加工厂的事实不存在。被告则认为证人并不知悉事实，但其陈述证明了吴洁系好赛时鞋厂的身份；证人并不清楚好赛时鞋厂与加工厂之间是如何运作的；证人陈述好赛时公司并未在供应商处购买原材料，但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已经记载好赛时鞋厂有购入相应的原材料。被告为证实其在送货单中签名的行为系履行好赛时鞋厂的职务行为，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证人黄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被告是同乡关系；加工厂的老板不是黄亦源，是李江，发工资都是李江的财务发的；被告是加工厂的经理，其是被告介绍过来工作的；工资是现金发的，每月月底发放上个月的工资；工作地点悬挂的是好赛时鞋厂的牌子。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被告是同乡关系，其是由被告经营的亦源鞋厂自行聘请的，并非好赛时鞋厂的员工，其陈述工资发放方式与证人吴某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故对其证人证言不予确认。2.证人张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被告是同事关系，其于2012年10月份进入好赛时鞋厂任职产品质检，被告是加工厂的管理人员；好赛时鞋厂在同德围，加工厂在石井恒隆工业区；被告是受指派到加工厂工作，加工厂的工资由公司财务统一发，其没有参与整个送货和接收货物的流程，公司不止有一个加工厂，等于公司有订单，分发到很多加工厂，至于公司原材料是如何供应的，证人不清楚。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被告存在亲属关系，其无法证实其为加工厂的产品质检人员，亦无法证实被告是李江指派进行工作的。3.证人严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被告为前同事；好赛时鞋厂在同德围，榕溪只是一个加工厂；证人与被告共同在榕溪工作，被告为经理，其当时是仓管员；原材料都是经理去沟通，证人负责清点确认来货；工资是好赛时鞋厂财务人员吴洁发放的；被告管理加工厂的外部协调；送货单有部分是其签的，有部分不是其签的，是由提货的人员签了拿回来由证人确认的；至于送货单中客户名称或收货单位是否必须写“好赛时”其不知道，其记不清楚是否认识陈芳，也不清楚加工厂的皮料由何人提供。原告认为该证人与被告为同乡关系，其主张其为加工厂的仓管人员无证据予以证实，其陈述被告为加工厂经理亦无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证言不予认可。4.证人吴某的证言，该证人陈述：其与被告为同事关系，其为好赛时公司的设计师，被告为加工厂的负责人；好赛时鞋厂有投资或者亲自开设的分厂是李江口头和其陈述的；好赛时鞋厂之前是外发加工的，后来自己设立了一个加工厂，就把货调整到加工厂生产，当时应该就是被告去负责；证人与被告平时就产品开发和生产之间存在沟通；证人签收过好赛时公司用于开发的皮料等货物；被告是否有以其个人名义向原告购进货物证人不清楚；证人在本院为其制作询问笔录之前基于被告的要求约见过原告，原告当时向被告表示其只认被告是老板，黄亦源表示其也是打工的，其老板是李江，同时表示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谈，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僵。该证人于2019年10月25日接受本院询问时陈述，如果是好赛时鞋厂的货物，在收货单位处会记载“好赛时”，但其不清楚黄亦源是否会备注“好赛时”的字样。原告认为该证人吴某在庭前帮助被告约见原告并极力想说服原告撤回起诉，足以证实证人与被告于庭前已经就本案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证人已非处于中立的地位；证人所陈述的好赛时鞋厂投资加工厂的事实，是从李江口中听说，不排除李江为稳定或激励员工而作出不实的陈述，现无证据证实李江确实有投资加工厂的事实，其陈述与此前的陈述存在多项矛盾之处，如此前询问笔录中陈述工资发放形式为转账，庭审中陈述有转账，亦有现金。综上，该证人证言应认定为虚假陈述。5.谭丽、王翠玲的书面证言及照片，两份证言的内容基本一致，均记载被告为好赛时鞋厂的经理，工人工资都是李江发放的。原告认为上述证人未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且其证言除了工作岗位和工资数额不一致以外，其余内容与格式均一致，证明该证言属于预先设定好的证言，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6.情况说明，显示广州市荔湾区旭新鞋材店、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各在相同内容的情况说明中盖章，该情况说明内容均为李江召集欠款供应商就餐并表示黄亦源只是该厂的经理，负责与供应商衔接、沟通及工厂管理。原告认为广州市白云区森隆贴合厂、广州市白云区东海鞋材店未经工商登记，广州市荔湾区旭新鞋材店仅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未加盖公章，不足以认定上述情况说明的合法来源，且情况说明内容完全一致，同属预先设定的内容，且上述供应商不能证实被告黄亦源不存在以个人名义向原告采购货物的事实。6.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与“好赛时财务吴洁”沟通，询问是否有发工资的单，对方表示没有了。原告对该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证据证实聊天人员的真实身份，且该人员未出庭，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庭审中，针对原、被告之间的交易惯例，原告陈述系被告直接到原告的档口确认相应的皮料、尺寸及价格后直接签字确认并自行提取货物，双方无约定付款期限及付款方式。被告则表示是位于同德街的好赛时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下达订单，被告到原告处签名确认后，再由原告派车辆送货至位于榕溪的好赛时加工厂，由工厂仓管人员验收。被告表示其于2013年4月离开好赛时鞋厂后，于2015年期间在石井大岗自行开设加工厂，对外商号是振华，现在亦已经没有继续经营了，其无法向本院提供加工厂是李江或好赛时公司投资、工资是由好赛时鞋厂、李江或吴洁发放的以及其在好赛时公司任职的任何证据。另被告确认其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签名时，该送货单的内容均已填写完毕。以上事实，由送货单、复函、报警回执、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为原告所主张的买卖合同相对人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显示：1.被告于2012年10月19日的送货单中书写了送货地址、姓氏、“亦源鞋厂”的字样以及联系电话，符合两商事主体初次交易时互留联系方式、送货地址的惯例。如被告作出系好赛时公司财务人员向原告下达订单的陈述属实，下达订单并指示出卖人送货时，必然会告知送货地点、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内容，无需另行确认，故被告的陈述与商事交易惯例不符。2.被告主张系好赛时公司向原告下达订单，其直接在订单上签认再由原告送货至好赛时加工厂。被告作为商人，不可能不知悉签收后再送货将可能因货物数量、质量等原因而发生争议，故其陈述与商事交易中的先送货再签收的惯例不符。3.原告提供的送货单均记载收货单位为“亦源”、“亦原”、“奕原”等同音字，被告作为专门负责采购的人员，理应知悉送货单位即指向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但被告在长达半年的交易期间，从未就上述内容向原告提出异议，现无证据证实被告曾经告知原告合同相对人为好赛时鞋厂，亦无证据证实原告明确知悉合同相对人为好赛时鞋厂。4.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其中张某的证言反映好赛时鞋厂有多个加工厂，该事实与证人谭某陈述好赛时鞋厂将订单外发给多个加工厂进行加工的事实基本一致，被告未能提供工资发放证明或者其他证据证实其经营管理的加工厂系好赛时加工厂投资设立的。5.原告主张其曾经向好赛时鞋厂供应货物并提供了收货单位为“好赛时”的送货单，该事实与证人吴某在接受本院询问时所陈述的“如果是好赛时鞋厂的货物，在收货单位处会记载“好赛时”的内容一致。综上，虽被告提供证人证言、情况说明等拟证实其系履行好赛时鞋厂的职务行为而签署涉案送货单，但书面证人证言的内容与格式一致，情况说明内容一致，证人证言缺乏必要的证据支持且证人身份与被告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上述证据均不足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兼之被告就交易惯例的陈述明显有违商事交易的一般规律，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高度盖然性，故本院认定被告即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合同相对人。被告辩称其并非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无充分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主张的诉讼时效问题。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为明确买受人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并非限制出卖人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现无证据证实原、被告曾经约定涉案买卖合同的履行期限，被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经向原告明确表示不履行货款给付义务，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原告于2019年8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辩解无理，本院不予采纳。涉案送货单所记载的货物已经于2013年3月31日交付完毕，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157664元并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因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每月20日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并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故2019年8月20日后的利息应当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黄亦源向陈芳清偿货款157664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57664元为基数，自2013年4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付至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上述货款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54元，由黄亦源负担。黄亦源于本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345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邓汝辉人民陪审员  周树勤人民陪审员  林碧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李凤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