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05民初1110号原告：张瑞龙，男，195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青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柏飞、谢茂亮，均系北京本录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被告：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路特1号宏阳大厦10楼。法定代表人：周凡，系该公证处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鸽，男，系该公证处职员。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施琼，系湖北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第三人：万恒山，男，1946年9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武汉市汉阳区。原告张瑞龙诉被告武汉市琴台公证处（以下简称琴台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原告张瑞龙申请对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中《放弃继承声明书》及《询问笔录》中“张瑞龙”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琴台公证处申请追加万恒山为本案被告，原告张瑞龙不同意追加，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追加万恒山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孙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洪元、张建芬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瑞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柏飞、谢茂亮，被告琴台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鸽、施琼，第三人万恒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瑞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232号（原崇善正街104号）房屋的继承损失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案件受理后，原告张瑞龙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损失金额变更为300,000元。庭审中，原告张瑞龙当庭将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损失金额变更为100,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万群英之子，万汉生、陈秀之外孙。被继承人万汉生、陈秀分别于1968年8月11日和1978年8月27日去世，均未留遗嘱，遗有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232号（原崇善街××号）共同所有的房屋一套，面积78.73平方米。被继承人万汉生、陈秀生前育有子女万恒山、万群英二人，被继承人陈秀与后夫彭启福育有一女彭慧芳，彭慧芳自愿放弃涉案房屋的代位继承权。万群英于1963年去世，原告作为万群英的唯一代位继承人有权与万恒山共同继承涉案房屋。2018年9月6日，原告至汉阳档案馆查询得知，原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于1999年4月2日作出的阳证字第（1999）第707、708号公证书，显示原告放弃了涉案房屋的代位继承权，涉案房屋因此被过户至万恒山名下。原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作出的公证书中《放弃继承权声明书》非原告本人签字，也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系伪造。后原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变更为被告，为此原告于2018年11月13日向被告申请复查，被告于2019年1月11日将其作出的鄂琴台决字（2018）第4号《关于维持阳证字（1999）第706号公证书的决定》送达给了原告，鄂琴台决字（2018）第4号《关于维持阳证字（1999）第706号公证书的决定》维持了阳证字（1999）第707号公证书。被告作出的阳证字（1999）第707、708号公证书违背了原告真实意愿，公证文书存在伪造原告签名的事实。被告在办理公证过程中未严格依法办理存在过错，导致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琴台公证处辩称：一、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表明张瑞龙签名系其本人书写，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出具的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其本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本案的涉诉公证书在做公证时，申请人所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中载明继承人张瑞龙和彭慧芳明确表示放弃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汉阳公证处据此作出的公证已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并无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其享有继承权，但对其应继承的份额并未得到有效的确认，其主张被告赔偿损失10万元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请法庭予以驳回；四、本案涉诉的公证书所出具的时间为1999年4月2日，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再者本案的被继承人万汉生、陈秀分别于1968年8月11日、1978年8月27日去世，原告的母亲万群英于1963年去世，至继承开始之日到原告提起诉讼之日已超过20年。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本人和原告都是汉阳区公证处阳证字（1999）第706、707、708、709号公证书的发起者、参与者、组织者。本人还是全程参与公证书“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签字的见证者，所有参与签字的人签字时我都在场，四份公证书至今已有20余年。在“九八”抗洪结束后的一天，本人在原带钢厂旁用小木箱卖香烟，10时左右，原告来到我的香烟摊前蹲着与我谈心，在谈到彭启福死后引发的原平房权属问题时，我让原告回来合伙把平房改建成2-3层的楼房，原告表示没有钱参与改建，并表示其有房子住，对改建楼房不感兴趣。我说这样搁着也不是事，以后后人要闹纠纷怎么办，原告沉思片刻后说“你看这样行不行，看你也很困难，落得个卖香烟糊口，我少要一点，你给我5,000元，买断我的继承权，你看怎么样，你有钱吗？”。原告提出的买断继承权的办法也是我想要的，虽然我钱不多，但可以借一点钱解决，原告接着说“你给我5,000元，我在有关文件上签字弃权，但不给你打收条，这破平房就归你了。”我说：“这5,000元确实有点贵，但我不还价，反正便宜也没有让外人占，到时候我一分钱都不会少你的。”我接着说这是我们两人的君子协定，不能悔改，原告也说绝不悔改。我问原告怎么办手续，原告想了一下说到房产部门试试看，我说那就到房产部门去试试，之后原告就走了。当时有邻居将房子卖了价钱都不到1万元，如果我家房子卖了每人顶多分3千元。后我按照原告说的到房产部门去办理，几经周折发现房产部门的手续十分繁杂，最后房产部门让我们找公证处办理。1999年2月份，我到汉阳区公证处，遇见公证员肖某1，向其讲明了所办事项，肖某1说我这是要办公证书，并将需要提供的资料清单写给我让我准备，还将联系电话给我，好预约。我将房屋的新旧坐落地址、产权人、继承人、继父姓名、没有遗嘱及有关人员死亡证等资料准备齐全，因为我和原告的母亲万群英都是被抱养的，其中万群英的死亡证在原告父亲那里，但其父亲也死亡了，我到派出所找到了1963年的档案，派出所也出了证明，资料基本收集齐全。大概在1999年3月中旬，我致电肖某1约时间提交资料，肖某1审核我提交的资料，并询问了有关情况、做了笔录，我在笔录上签字。事后肖某1跟我释明了提供假资料、陈述假情况的法律后果。肖某1出函调查了彭慧芳的亲兄妹情况，并让我随同到武汉衡器厂调查原告母亲万群英是否还有其他的亲生子女。1999年3月下旬，肖某1电话通知我可以办公证了，让我通知继承人到公证处办理手续，3月24日我找到彭慧芳到公证处做了询问笔录，填写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签了名字和日期。事后我找原告来办公证，原告电话中答应4月2日来办公证，并问我钱准备齐了没有，强调签字弃权，收钱不打收条，我说照君子协定，你签字弃权就行。1999年4月2日上午，原告开着微型货车到我家旁，我带上5,000元及证件上了车。当车开到离公证处100米时，原告说到了，让我把钱给他，我就在车内把钱给了原告，然后我们一起进了公证处。在向公证员肖某2明来意后，肖某1立即安排人员到办公室办理弃权公证手续。在一位男青年办事员的询问下将笔录做好后，原告亲笔签名、日期。突然原告将签好的姓名、日期用笔划掉，生气地走出办公室，我追上原告询问为何划掉姓名、日期，原告表示不喜欢男青年办事员办事，要求换人。我找到肖某1，肖某1亲自参加公证书办理工作，原告在肖某1的指导下在笔录上签名和日期，并在划掉的地方按上手印，填写完几份“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并签名和日期。4月2日上午工作完成，为防不测，我当天下午到公证处要求当天做完公证书，肖某2示理解并做完公证书，给了四份我用于办房屋“两证”，我立即到房产公司和土地规划局办理了土地证和房产证。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过户”不准确，红建村232号的砖木结构的平房根本无户，户在崇善街××号，两处均无证，我是凭公证书办理了“两证”，成为平房的合法所有人。房屋公证后的6-8年，我与原告很少来往，自从拆迁办进驻红建村，原告就来我家，并表示其母亲万群英和其本人均帮助过我们家，我们家也认可，并表示只要房子拆了，有资金了就向原告偿还人情债和补偿一点，但不是因房子给，原告也接受。至今房子未拆迁。2018年7月20日8点半左右，原告打电话给我，说我忘恩负义，并放狠话说要收拾我。2018年12月3日琴台公证处电话通知我因原告质疑20多年前的公证书是假的，要我去介绍情况，后来我去公证处说明了情况，并做了笔录。后来又收到了汉阳法院的传票。所有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绝对属实。请求法院公平裁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万汉生和陈秀夫妇有两个子女万恒山和万群英，万群英于1963年去世，万群英有一子即张瑞龙。万汉生于1968年去世。后陈秀与彭启福结为夫妇，彭慧芳系彭启福之女，陈秀于1978年去世。1999年4月2日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出具阳证字第（1999）第70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兹证明坐落在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二三二号（原崇善街一0四号）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七十八点七三平方米房屋权属万汉生、陈秀夫妻共同所有。同日，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出具阳证字（1999）第709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彭慧芳于一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名。另查明，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3页《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姓名：张瑞龙性别男出生日期1958年9月12日工作单位市服装工业公司家庭住址姑嫂树路24号，我是被继承人万汉生/陈秀/万群的外孙/儿子，被继承人于68年10月12日/78年8月27日/1963年5月6日在汉阳死亡，遗有财产红建村232号专木平房78.73平方米对上述财产我自愿无条件放弃继承权。特此声明。声明人：张瑞龙。一九九九年4月2日。以上内容下划线部分均为手写字体，其他部分为打印字体。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出具阳证字（1999）第708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兹证明张瑞龙于一九九年四月二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名。公证书主文下印有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字样，公证员处有肖某1字样的印章，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日期上加盖有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公章。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27页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询问笔录载明，询问时间1999年4月2日上午，询问地点本处，案由房屋继承、询问人、记录陈孝才，被询问人张瑞龙，性别男，住址江汉区杨汊湖姑嫂树路24号。询问人问今天来办理什么公证手续，被询问人答我来办理放弃继承公证手续。问你继承谁的财产，答我继承我母亲万群英继承的位于汉阳区红建村232号房的份额，现我自愿放弃继承权。问你母亲的情况，答我母亲叫万群英，大概是六二年或六三年死亡的，我父亲张合林，他是86年死的，我母亲的母亲叫陈秀，是78年死的，外祖父叫万汉生，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不清楚。问你是不是自愿放弃继承权，答我是自愿的。以上内容下划线部分均为手写字体，其他部分为打印字体。询问笔录下方“张瑞龙不办99.4.2”字样均被涂抹，该字样下方又有“张瑞龙99.4.2”字样。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出具阳证字（1999）第707号公证书，主要内容为，继承人：万恒山，男，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出生，现住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二三二号；彭慧芳，女，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出生，现住武汉市汉阳区汉阳大道二九七号四楼十八号；张瑞龙，男，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出生，现住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二十街七十一门三号。被继承人：万汉生，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生，生前住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二三二号；陈秀，女，一九一五年七月十八日出生，生前住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二二一号。查被继承人万汉生、陈秀（系原配夫妻）分别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均在武汉市汉阳区死亡。死后遗有坐落在武汉市汉阳区红建村二三二号房屋一栋，死者生前均无遗嘱。陈秀的后夫彭启福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武汉市汉阳区死亡，其继女彭慧芳自愿放弃继承权。万汉生与陈秀收养的女儿万群英于一九六三年在武汉市汉阳区死亡，其子张瑞龙系代位继承人。张瑞龙自愿放弃继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规定，上述遗产由其养子万恒山依法继承。公证书主文下印有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字样，公证员处有肖某1字样的印章，落款日期为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日期上加盖有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公章。2001年6月12日，万恒山办理了汉阳区红建村232号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建筑面积为80.4平方米，产权来源注明为继承。万恒山表示公证书出具后其对房屋进行了改扩建，目前为三层楼房，但万恒山陈述至今未为三层楼房办理新的产权证。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1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抄录载明，姓名张瑞龙性别男民族汉出生日期1958年9月12日住址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20街71门3号编号420107580912053。抄录日期1999年4月2日。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20页《注销卡》抄录载明，姓名万群英性别女出生日期1939年5月14日死亡时间1963年5月6日籍贯湖南桃源县生前住址崇善正街50号死亡原因病亡直系亲属张瑞龙抄录人处加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洲头派出所户口专用印章。抄录日期1998年8月3日。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21页《注销卡》抄录载明，姓名万汉生性别男出生日期1911年11月21日死亡时间1968年10月12日籍贯湖南桃源县生前住址红建村232号死亡原因病亡直系亲属万恒山抄录人处加盖有武汉市公安局洲头街派出所户口专用印章。抄录日期1998年7月25日。后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改制，更名为琴台公证处。2018年，张瑞龙向琴台公证处提出复查申请，要求撤销上述阳证字（1999）第707号公证书。琴台公证处于2018年12月17日出具鄂琴台决字（2018）第4号《关于维持阳证字（1999）第706号公证书的决定》，该决定载明，复查期间建议张瑞龙对笔迹和指印进行司法鉴定，但张瑞龙只愿意对指印进行单独鉴定，不同意一起或单独进行笔迹鉴定；《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和《询问笔录》上的签名是否由张瑞龙本人所为，是本案关键，因张瑞龙不同意做笔迹鉴定，便不能证明上述笔迹不是其所为，故张瑞龙应承担一切法律后果。琴台公证处认为，张瑞龙申请撤销上述公证书的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九条、《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维持阳证字（1999）第707号公证书。本案立案受理后，原告张瑞龙申请对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中《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询问笔录》中“张瑞龙”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2019年3月28日，经张瑞龙和琴台公证处协商选取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由张瑞龙提交且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比对材料有两份，分别为落款日期为2001年3月9日申请中“张瑞龙”的签名及落款日期为2002年4月18日申请书中“张瑞龙”的签名。2019年5月15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受理鉴定委托。2019年5月23日，张瑞龙在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收费告知书及司法鉴定告知书上签名。2019年6月21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京正司鉴［2019］文鉴字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将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的《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卷宗》原件第3页《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原件中声明人“张瑞龙”的签名字迹作为检材字迹1，将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的《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卷宗》原件第27页《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询问笔录》原件最下部“张瑞龙”的签名字迹作为检材字迹2；将落款日期为二零零壹年三月9日申请书原件上申请人“张瑞龙”的签名字迹作为样本字迹1，将落款日期为2002.4.18申请书原件上申请人“张瑞龙”的签名字迹作为样本字迹2。该鉴定意见鉴定过程载明，经用StemiDV4立体显微镜及文检仪器检验：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笔痕特征明显，书写压痕清晰，黑色墨水浸染于纸张纤维中，为手写形成字迹，具备检验条件。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均笔痕特征明显，样本字迹1为蓝色圆珠笔书写，样本字迹2为黑色墨水笔书写，书写压痕清晰，为正常书写形成，具备比对条件。将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分别与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进行比对检验，发现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与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书写水平、风貌一般特征相同，在相同单字的写法、运笔、笔画间搭配比例关系、起收笔动作等特征上均相符合。例如“张”字的写法；“瑞”字“而”部两竖笔的比例关系；“龙”字点笔的搭配关系均相符合。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载明，经上述检验，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与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间相同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综合判断，属于本质性相同，反映出同一人的书写习惯特征。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载明，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与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是同一人所书写。鉴定费6,000元系张瑞龙支付。张瑞龙和万恒山均认可1999年4月2日，两人一同去办理公证手续，在去公证的路上万恒山支付张瑞龙现金5,000元。关于5,000元的性质，张瑞龙表示5,000元是借款，借给5,000元就同意万恒山改扩建房屋，但未放弃继承权；万恒山表示张瑞龙同意支付5,000元他就放弃继承权。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连面带底共计36页）、鄂琴台决字（2018）第4号决定、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等证据在案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明确主张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原告表示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3页《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第27页《询问笔录》中“张瑞龙”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并申请了笔迹鉴定，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系原被告协商选定，该鉴定机构有合法资质，鉴定所需的档案材料保管于武汉市汉阳区档案馆，档案材料原件曾经双方当事人核验，送检前亦经过本院核验，比对材料系张瑞龙提供，未发现鉴定程序有违法行为，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正司鉴［2019］文鉴字1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予以采信。张瑞龙在鉴定前明确其提供的比对材料中“张瑞龙”系其本人签名，司法鉴定意见明确检材字迹1、检材字迹2与样本字迹1、样本字迹2是同一人所书写，可以确定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3页《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第27页《询问笔录》中“张瑞龙”的签名系其本人所为。结合其办理公证途中向万恒山收取现金5,000元的事实，本院认定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询问笔录的内容在办理公证时是张瑞龙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张瑞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张瑞龙主张相关签字不是其所为，鉴定结果不科学、不准确，鉴定意见依据不足，鉴定意见不应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3页《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中虽确有个别涂改，但并不影响主要意思表示，张瑞龙也未提出该声明中的万群不是指其母亲万群英而是另有他人，且结合该卷宗第18页、20页的内容，可以确认该声明中的万群指万群英。张瑞龙提出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公证处一九九九年度阳证字第706-709号卷宗第27页《询问笔录》中没有询问人的记载，询问笔录中没有向其讲明其享有的权利、义务，也未向其说明身份，公证书没有写明当事人的情况，没有公证处钢印，公证卷宗中缺少张瑞龙的公证申请表，没有公证承办单，公证书未向张瑞龙送达。张瑞龙据此认为公证程序违法。本案中，琴台公证处公证卷宗材料虽有瑕疵，但主要事项完备，当事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真实、清楚、无歧义，部分事项可以通过整个卷宗材料相互印证，目前武汉市汉阳区档案馆保存的公证书虽无钢印，不影响公证书的效力。《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四十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证书从审批人批准之日起生效。”张瑞龙主张公证书未向其送达亦不影响公证书的效力。且根据《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第四十三条规定：“公证书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到公证书领取。必要时，也可由公证处发送。”在办理公证事宜时，送达公证书并非公证处的法定义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张瑞龙提出的公证程序违法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本案中不宜认定琴台公证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过错。张瑞龙要求琴台公证处赔偿其损失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公证后张瑞龙未自行领取公证书，公证处亦未向其送达公证书，对琴台公证处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瑞龙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00元（原告张瑞龙已预交1,150元）、鉴定费6,000元（原告张瑞龙已预交），合计8,300元，由原告张瑞龙负担，原告张瑞龙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1,150元付至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孙 娇人民陪审员  周洪元人民陪审员  张建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冯少霞书记员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