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47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建根，男，1965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正良、周宏，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伟根，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付根，男，1963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良，男，1962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盐县。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洪培，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浙江元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海盐县西塘桥镇元通集镇。法定代表人：宣伟根，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毕珊珊，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宋建根为与被上诉人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原审第三人浙江元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宁市人民法院（2019）浙0424民初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建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由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支付宋建根工程款5093708.47元；3.一、二审诉讼费由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于2014年7月22日出具《承诺书》，以自然人身份清晰地表达了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明确”、“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元通公司”显然错误。1.从《承诺书》的表述看，明确“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可见，承诺解除质押或支付款项的主体与元通公司是不同主体，且“我们”之表述显然是用于自然人；另外，《承诺书》右下角为“承诺人(签字)”而非“承诺人(盖章)”，也表明出具承诺的主体是自然人。至于元通公司在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签名之后再盖章，其仅仅是作为原债务人的身份盖章确认。结合上下文，本案出具承诺的主体应为孙伟根、吴付根、金良。2.从客观情况看，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出具承诺在当时是符合情理的。2014年7月元通公司经营已经十分困难，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当时有意收购元通公司大部分股权，但尚未完成相应收购程序即已经提前介入元通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此状况下，为了打消项目经理即元通公司工程项目五名实际承包人的顾虑，取得他们的配合，以保证在建工程项目得以顺利施工，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分别向五名项目经理出具了案涉《承诺书》，以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也是当时情势所需。否则，元通公司的项目经理不会冒着损害自身利益的风险，在没有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加入债务的情况下，同意元通公司进行融资。二、元通公司融资事项实际已经完成，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应当按照《承诺书》的承诺履行支付款项的义务。1.从《承诺书》内容看，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明确“目前，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即该承诺出具的原因是元通公司打算用工程项目应收款进行质押贷款，但事实上元通公司“盐平秋月安置房小区二期”、“盛世钱塘安置二区二期三标段”、“盐平春晓苑一标段”的工程项目应收款表面看是支付给元通公司，但实际分别属于五名项目经理，元通公司仅有权收取工程款的7.5%的承包金及税金，因此，上述三个工程项目的应收款一旦用于质押，事实上将会导致五名项目经理在业主付款节点无法收取工程款。为此，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作为元通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为了取得五名项目经理的配合，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不会对项目经理在收款节点上的收款利益造成损害，承诺“如今后涉及建设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竣工工程款时，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2.《承诺书》出具后，由于元通公司的经营状况导致无法办理贷款。考虑到社会的稳定性，经县政府协调，变通了融资方式，多方共同签署《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由海盐县城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置业公司）以提前借支3000万工程款(其中2000万为提前借支盛世钱塘工程款)的形式融资给元通公司，并明确“上述工程款在以后按合同支付工程进度节点款时扣回”，虽然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城市置业公司借款替代了向银行借款，但实际对于五名项目经理所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即至应该支付工程款的节点时项目经理无权再从业主方取得工程款，《施工补充合同》就是《承诺书》的实际履行。因此，当“建设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竣工工程款时”，孙伟根、吴付根、金良负有支付款项给宋建根的义务。3.宋建根承建的“盛世钱塘安置二区二期三标段”在达到支付工程款节点时，业主单位按照《施工补充合同》扣回了2000万工程款，不再支付给盛世钱塘工程项目，导致宋建根利益受损，但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并未按《承诺书》履行付款义务，使得宋建根至今仍有5093708.47元未能取得，宋建根就该款向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主张权利符合事实及法律。孙伟根、吴付根、金良辩称，一、《承诺书》是三人签的，其仅仅代表履行元通公司的职务行为，因为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政府将公司委托给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共同签字，并非三人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二、《承诺书》履行的大前提是向银行融资，而非政府协调有关公司提前支付工程款解决，因此，即使如宋建根所称，出具《承诺书》是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也失去了履行的基础。三、宋建根认为《承诺书》与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前后关联，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是实际履行《承诺书》，存有错误，两者并不关联。《承诺书》出具时间是7月22日，协议签订日期是8月底，是政府协调的结果。宋建根不是项目经理，按照内部的承包协议，项目经理是宣全根。综上，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元通公司述称，2018年5月31日海盐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元通公司破产，并指定浙江君度律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管理人在接受管理后，并没有接收到涉案工程的任何内部材料，故也不知道本案的始末。关于委托经营的事宜，管理人曾于一审庭前向宣伟根核实，2014年元通公司确委托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经营管理，但在2015年6月份就已撤销委托，但宣伟根并没有向管理人提供任何证据。宋建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立即支付宋建根工程款5093708.47元；2.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海盐县海诚新农村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诚公司）作为发包人，元通公司作为承包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由元通公司承建海盐盛世钱塘安置小区二期III标段工程，III标段建筑面积102559平方米（其中人防面积4093平方米），合计价款为219806106元，含暂列金额5000000元。后，元通公司与宋建根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上述工程中的部分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发包给宋建根，涉及工程的总造价为109903053元，建筑面积51279.5平方米；该合同约定：元通公司按工程结算总造价向宋建根提取承包金及税金7.5%。因元通公司资金链断裂出现经营风险，经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决定对元通公司进行托管经营、股权转让等企业重组改制工作。2014年5月12日，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与宣伟根、濮海英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第三条载明：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动，不影响公司对外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也不涉及上述不动产的物权变更登记及其他资产归属，故上述全部资产仍归原公司或企业所有，新股东依法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责任。第六条载明：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同意在股权未变更登记前先行接管元建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营，确保公司平稳过渡和业务正常开展，并承诺全部接收元建公司原有人员，尽快投入资金恢复生产。2014年7月22日，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出具加盖元通公司公章的承诺书，承诺书载明：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如今后涉及建设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竣工工程款时，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后上述在建工程未向银行进行质押。2014年8月份，海诚公司与城市置业公司、元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支付元通公司工程款3000万元，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如下：元通公司承包的海诚公司盛世钱塘小区二期III标段工程款2000万元，元通公司承包的海诚公司盐平秋月小区二期一标段工程款800万元，元通公司承包的城市置业公司明珠苑小区二期一标段工程款200万元，上述前两项的2800万元资金由城市置业公司代为支付，元通公司在工程款支付申请时，按原方式开具发票给海诚公司或城市置业公司进行审批，另开据二张收据给城市置业公司，内容中写明“收到代付的盛世钱塘小区二期III标段工程款2000万元”、“收到代付的盐平秋月小区二期一标段800万元”，上述工程款在以后按合同支付工程进度节点款时扣回。元通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签字。吴付根和宋建根在代表人2处签字，并注明盛世钱塘二期III标段。后城市置业公司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元通公司3000万元，元通公司就盛世钱塘工程向海诚公司出具了2000万元的工程款发票。后该2000万元未全部支付至盛世钱塘小区二期III标段工程。因元通公司经营困难，2015年7月16日，海诚公司与元通公司、浙江嘉兴中达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书一份，载明元通公司将自己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中达公司，中达公司同意全部概括受让。三方同意2015年7月16日为工程结算划分的基准日，自基准日后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工程款结算关系，海诚公司自基准日后没有任何义务再向元通公司支付任何工程款，元通公司自基准日后也没有任何权利向海诚公司主张工程款。同日，上述三方出具验收结算协议，该工程原合同总造价219806106元，截止2015年7月16日，盛世钱塘安置小区二期III标段工程工程量为已竣工待审计，工程款191186818元，海诚公司已向元通公司支付工程款191186818元。后中达公司成立浙江嘉兴中达建设有限公司元通分公司，并与宋建根签订了建设工程内部承包合同，对宋建根原承包还未验收的海盐盛世钱塘安置小区二期工程III标段履行继续施工和同等缴纳7.5%承包金及税金的义务。2015年10月30日，海盐盛世钱塘安置小区二期工程III标段经工程造价审定，工程土建及安装工程审定数为218881053元。双方均认可，海诚公司已支付完毕所有工程款，元通公司在2014年8月份后仅支付宋建根400万元；2015年7月份后，中达公司元通分公司共计支付宋建根17045744.66元。后宋建根和吴付根就其共同承包的盛世钱塘安置小区二期III标段二人之间的工程款进行了分割。宋建根尚有部分工程款未取得。一审另查明，宋建根曾于2017年1月19日向海盐县人民法院起诉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后宋建根于2018年1月19日撤回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在2014年7月22日的承诺书上的签字是否属于债务加入或为共同债务人的意思表示。宋建根认为，承诺书上明确写明“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我们”应是指多数人，且承诺书落款为“承诺人签字”，而非“承诺人盖章”，因此，结合当时元通公司的经济状况，应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自愿承担付款责任，而非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仅是代表公司签字。孙伟根、吴付根、金良认为，因当时受宣伟根委托托管元通公司，因此作为以元通公司名义出具的承诺书当然需要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共同签名，且承诺书前提是用在建工程进行质押融资，而事实上并未履行，因此对宋建根主张的债务加入或共同承担债务不予认可。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一审作如下认定：从承诺书的文义上看。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债务加入作为债务移转的一种形式，需要债务加入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出具承诺书属于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需要承诺人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宋建根以“我们”的表述及落款处为“承诺人签字”，即推断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作出承诺付款显然有所欠缺。首先，该句的前一句“目前，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主语为“元通公司”；后一句“如今后涉及建设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竣工工程款时，我们承诺…”，此处“我们”亦可以理解为前一句中的“元通公司”，并不能明确即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其次，“承诺人签字”为打印字样，属格式落款，并非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手写。再次，如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当时是作为承诺人个人签字，该承诺书上并不需要加盖元通公司的公章。因此，从承诺书的文义上看，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并不明确。从该承诺书的履行看。实际上，元通公司并未按照承诺书向银行质押融资，而是在2014年8月与海诚公司及城市置业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由城市置业公司代海诚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的工程款。宋建根亦在该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对此予以知晓。在该补充协议中，各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人，包括宋建根，亦未在该补充协议中提出要求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承担付款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在承诺书未实际履行、融资方式已变更的情况下，宋建根依据承诺书向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主张债权依据不足。从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的身份看。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于2014年与元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签订协议书，同意托管元通公司，在之后处理有关元通公司的重大事项时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即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元通公司。从2014年8月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提供的专题会议纪要等证据，都能反映元通公司在作出决策时，不仅需加盖元通公司公章，还需要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的共同签名或出席。事实上，孙伟根、吴付根、金良非元通公司股东，亦未在元通公司任职，由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共同托管管理亦是考虑相互监督、监管的问题。因此，在代表元通公司出具承诺书时，同时加上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签名，符合当时元通公司被托管的现状。综上，一审认为，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债务加入或愿为共同债务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确，宋建根以债务加入为由，要求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宋建根的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宋建根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745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52456元，由宋建根负担。二审中，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提供了2015年9月2日海盐金融办专题会议纪要原件一份，证明该纪要附件1记载的参加会议人员中有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在2015年期间因元通公司原法人及当地政府的委托托管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三人有关银行业务、合同签署的行为都是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而非三人的个人行为。宋建根经质证认为，该会议不是金融办召开的，而是县政府召开的，应由县政府出具会议纪要，一般会议纪要不需要盖章，而该纪要却加盖了骑缝章。该纪要不能证明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托管的事实。且该纪要是会议的记录，并非对事实的认可。对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元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本院认证意见：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提交的会议纪要系原件，加盖有海盐县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印章，真实性予以确认，且该证据与本案也有关，故本院予以认定。二审中，宋建根、元通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在案涉《承诺书》上的签字是否属于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宋建根是否据此可主张由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承担工程款付款义务。一、债务加入在类型上属于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原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债务加入人与债务人共同向同一债权人承担责任。债务加入需要债务加入人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根据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在《承诺书》出具前与元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同意托管元通公司，在股权未变更登记前先行接管元通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营。从2014年8月签订的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提供的专题会议纪要等证据，也能反映元通公司在作出决策时，不仅需加盖元通公司公章，还需要孙伟根、吴付根、金良的共同签名或出席。可见，处理有关元通公司的重大事项时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即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元通公司。基于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与元通公司的此种关系，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在《承诺书》上签字，并不代表其已作出明确的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宋建根称，《承诺书》中“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中的“我们”的表述显然用于自然人，故孙伟根、吴付根、金良已承诺对元通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对此，首先，该句的前一句“目前，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主语为“元通公司”；后一句“如今后涉及建设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及竣工工程款时，我们承诺…”，此处“我们”亦可以理解为前一句中的“元通公司”，并不能确定是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综上，宋建根主张孙伟根、吴付根、金良构成债务加入，依据不足。二、从《承诺书》的内容看，之所以出具《承诺书》，是因为“元通公司因融资需要，用上述在建及竣工工程项目部分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故“我们承诺及时解除质押或我们支付给项目经理”的前提是已用上述工程款质押向银行融资，否则也不存在解除质押一说。但实际元通公司并未按照《承诺书》向银行质押融资，而是与海诚公司及城市置业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由城市置业公司代海诚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的工程款。宋建根亦在该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各在建工程的项目经理人包括宋建根亦未在该补充协议中提出要求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个人承担付款责任。因此，在承诺书未实际履行、融资方式已变更的情况下，《承诺书》的履行条件并不具备，宋建根依据《承诺书》向孙伟根、吴付根、金良主张债权，依据不足。综上所述，宋建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7456元，由上诉人宋建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 灿审判员 倪 勤审判员 章玉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陈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