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205民初3316号 原告：罗家洲，男，1961年5月5日出生，苗族，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麻江县。 被告：宁波市江北区凯韵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551104105L）。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康桥南路679号4幢。 法定代表人：张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松儿，浙江迪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罗家洲与被告宁波市江北区凯韵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韵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9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建贞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9年8月29日、9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家洲以及被告凯韵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松儿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凯韵公司申请证人张某、李某、黄某到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自2019年1月19日至4月1日共计72天的病假工资9931元（具体根据月均工资6000元÷21.75×0.5×72计算得出）；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和赔偿金24681.77元（具体包括：因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上应发工资总额为7423元，但原告实际只拿到了7123元，比应发少了300元；2018年12月应发工资5659元未发、2019年1月计件工资4539元未发，2018年12月基本工资7078元未发，2019年1月工资5708.77元未发）；3.被告支付原告工资损失费12000元（因被告辞退原告，导致原告有2个月找不到工作）；4.被告支付原告60000元赔偿金（原告自2014年9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需要双倍赔偿，每一年按一个月工资计算）；5.被告支付原告的失业金24000元（2019年4月至7月没有找到工作的失业金），补交5个月社保（指2019年4、5、6、7、8月的社保）；6.被告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2000元（因被告给原告发放的是计件工资，虽然原告每年有休假，但是仍需要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该金额是估算的）；7.被告未给付原告劳动合同，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60000元；8.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187元，参加仲裁和诉讼花费的餐费30元、复印费40元、误工费600元（按每日100元计算）；9.被告自2018年10月8日后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应赔偿原告6个月的二倍工资36000元；10.被告自2018年10月8日后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应赔偿原告经济补偿金48000元（具体计算为：被告需要双倍赔偿原告每年一个月的工资，故应为6000元×4×2计算得出），以上合计为277469.77元。 事实和理由如下：2014年9月20日，原告入职被告公司，岗位为砂工，月工资约为6000元，实行计件工资，每月8日由银行代发工资。因续签合同单上仅有原告签名，没有被告盖章和负责人签名，因此自2018年10月8日后，被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因被告管理制度缺失，导致原告被公司领导的亲戚打伤，故被告因未给付劳动合同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60000元、6个月的二倍工资360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赔偿款项48000元以及花费了医疗费187元。后被告要求原告辞职，并允诺会给原告该给的各种经济补偿金，于是其于2019年4月1日提交了辞工表，但是该辞工表最后需要其签字，原告并未签字，所以被告属于违法解除合同，依法应赔偿原告经济补偿金，因原告自2014年9月开始在被告处工作，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需要双倍赔偿，每一年按一个月工资计算，故被告需要赔偿的经济补偿金为6万元。因辞工表上载明所有工资结算无异、终止社保关系，但是提交辞工表当日被告就终止了原告的社保关系，且工资一直拖欠，故被告应赔偿其两个月的工资损失费12000元和2019年4月至7月没有找到工作的失业金24000元并补交5个月社保（指2019年4、5、6、7、8月的社保）。另，因法律规定，被告应发放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虽然原告每年有休假，因被告给原告发放的是计件工资，被告仍需要发放带薪年休假工资，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2000元。因被告的违法解除合同，应赔偿原告参加仲裁和诉讼花费的餐费30元、复印费40元、按每日100元计算的误工费600元。为此，特提出本案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辩称，首先，不存在2018年10月8日后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续签劳动合同将以劳动合同续签表方式签订，续签书与劳动合同具有同样效力。在劳动合同续签表上都有原告自己签字确认，包括原告在最后一次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的续签表上签名，虽然该年的劳动合同续签表上没有加盖被告法定代表人印章，但被告接受了原告的劳动成果，并按月发放了工资，事实上表明被告同意了劳动合同。因此双方之间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其次，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2018年12月的工资。对原告所称的2018年12月的工资7078.70元，上述款项本应在2019年2月发放，因原告与人发生纠纷后，于2019年1月21日、1月23日分别向公司借款4000元、3000元用于看病（该款项本由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但是在工资冲抵后，原告要求将存根撕掉，故该存根没有留存），故该月的工资实际仅剩78.70元，该款项已经由原告现金领取，并签名确认。因此，被告不存在拖欠原告2018年12月的工资。第三，原告尚可领取的2019年1月份的工资4165.40元，其愿意支付。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原告的应发工资为4854元，扣除原告在2018年2月、3月分别自负的社保金额344.30元后，被告实际应支付原告4165.40元，被告多次催要原告来领取，但原告自己不领取。第四，原告病假期间的工资不应由被告支付。原告系与他人发生纠纷致伤，而非因工受伤，且原告已经与他人达成了一次性赔偿，包括误工费，故原告无权向被告再主张病假工资。第五，原告系自动辞职，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2019年4月1日，原告在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办公室亲笔书写辞工表上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岗位以及辞工原因及日期，交给被告后，被告签字同意，因此原告的辞职请求正式生效，因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19年4月1日因原告主动辞职而解除，被告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第六，原告月均收入非6000元，而是4247元，这是根据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实际领取的工资金额计算得出。综上，被告认可仲裁裁决中其应支付给原告的2019年1月的工资金额，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赔偿请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 根据原、被告庭审陈述及本院对证据的认证，本院认定下列事实： 2014年10月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聘用原告为操作工、砂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月工资为计件工资（计件单价含加班加点工资），根据被告工资分配制度，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在合同期内被告为原告调增（减）的月工资作为本合同的月工资（不得低于被告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由银行代发；……被告应按规定及时为原告办理参加社会保险的相关手续，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费的个人缴纳部分，被告按规定从原告工资中代扣代缴；……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被告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原告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原告应按照约定，办结工作交接手续……；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9日至2015年10月8日；……本合同期满后，需续签劳动合同的，另签订《劳动合同续订书》，《劳动合同续订书》与本劳动合同同样有效。 2015年10月9日、2016年10月9日、2017年10月9日、2018年10月9日，原告在《劳动合同续签书》上签名，上述对应的劳动合同期限分别为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10月8日、2016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8日、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8日、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在除劳动期限为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的公司盖章栏外均加盖了其印鉴。 2019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公司人员潘延松发生争执。 2019年3月20日，原告与潘延松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潘延松一次性赔偿罗家洲医药费、误工费及其他一切费用共计9500元；二、罗家洲自愿放弃追加潘延松法律责任；三、双方今后一概无涉。 2019年4月1日，被告在原告提供的请假证明上签字盖章，该证明载明：我因2019年元月19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凯韵电器厂上班被同事打了，报警到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2019年元月19日下午3.30分左右至2019年4月1日）不能在厂里上班，已向厂里领导和老板请过假。 2019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辞工表，该辞工表上载明了姓名、身份证号码、岗位、辞工原因(注明：因在厂里上班时被同事打了现不能正常上班）、辞工日期（2019年4月1日）；被告厂部审批人员签了名字，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在辞工表的“车间意见”上签名、并写下“同意”；该辞工的移交情况以及监交人后面均为空白；表格的“备注”一栏载明了“辞工后与公司解除一切劳动关系，所有工资结算无异，中止社保关系，今后双方无涉”，表格最后的“本人签名”一栏系空白。 被告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至2019年3月。双方均确认2019年1月份之后的工资未发。 另查明，2019年5月29日，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原告仲裁申请。原告的仲裁请求为：1.被告支付2019年1月19日至2019年4月1日的病假工资5000元；2.被告支付2019年1月的工资6000元以及拖欠工资的赔偿金1000元；3.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万元；4.被告因未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书，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6000元；6.被告支付原告带薪年休假工资2000元；7.被告因未交付原告劳动合同书赔偿原告4000元；8.被告支付2018年12月的工资7080元；9.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6月21日的医疗费187元、复印件30元及其他费用30元，共计247元。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7月8日作出浙甬江北劳人仲案[2019]第353号仲裁裁决，仲裁委认为，原告与他人打架向被告请假，提供了医院病休一周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根据相关规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病假后6个月以内的，以岗位工资为基准，根据本人连续工龄的长短发给病假工资，连续工龄不满10年的，按月工资的50%来发放，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一个星期的病假工资966元（由月工资6000元×0.5÷21.75×7），另被告未发放原告2019年工资4165.40元，上述款项应由被告支付，对原告诉请的其余请求，并无依据，故予以驳回。原告不服该裁决而向本院起诉。 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8年10月8日后原、被告之间有无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告是否需要赔偿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和赔偿金？2.本案原告系自动离职还是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是否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假设需要支付，金额是多少？3.2018年12月、2019年1月是否还存在除发放工资外的计件工资？2019年1月被告应发放原告的工资金额为多少？被告对原告2018年12月、1月的工资是否拖欠？金额为多少？4.原告遭他人侵权在得到误工费赔偿情况下，被告是否需要支付原告病假工资？假设需要支付，原告诉请按其每月工资的50%计算，按6000元每月×0.5÷21.75天×72天计算是否合理？5.原告诉请的被告辞退需要赔偿的2个月工资损失、失业保险金、社保损失、带薪年休假工资、未给付劳动合同的精神损失费、医疗费、餐费、误工费和复印费等是否合理？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在2018年10月8日，被告未与其续签劳动合同。因被告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给予其书面的劳动合同，导致其不知道公司的管理制度，被公司领导亲戚殴打，因此被告需要赔偿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36000元（2014年至2019年为原告在职时间，每年赔偿一个月工资，需要双倍赔偿，故按工资每月6000元计算得出）和未给付书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由双倍赔偿4个月的工资计算得出）。 被告认为，其与原告的劳动合同都是一年一签，在2015年10月8日后，双方的劳动合同均是在续签表上签名，在2018年10月8日，原告也在续签表上签名，因此原告所称在2018年10月8日之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不属实的，因此原告诉称的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需要赔偿的双倍工资36000元和没有给付劳动合同需要赔偿的48000元是不成立的，且上述金额的诉请，原告在仲裁时没有提出，属于在诉讼中新增，法院不应予以审查。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劳动合同约定，自2015年10月9日后，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以续签书（表）方式签订。原告在2014年入职被告时，曾于2014年10月9日与被告签订了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即自2015年10月8日止。但在2015年10月9日，原告与被告又签订了劳动合同续签书，该续签书上面载明，双方于2014年10月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至2015年10月8日到期，经双方平等协商，在不变更原劳动合同基础上续签劳动合同，续签劳动合同用以下劳动合同续签表方式签订，续签书与原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该续签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该续签书上由原告签名、被告加盖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张凯的印鉴。 其次，在2018年10月8日后的续签表上，原告已经签字，被告也发放了工资，可视为双方以续签表的方式签订了劳动合同。从续签书下方的劳动合同续签表的内容来看，该表格有四栏，第一栏为续签合同期限，第二栏为甲方即被告方（盖章）,第三栏为乙方（签名），第四栏为续签日期。其中2015年10月9日、2016年10月9日、2017年10月9日均由原被告对2015年10月9日至2016年10月8日的劳动合同、2016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8日、2017年10月9日至2018年10月8月的劳动合同在表格的相应位置以盖章或签名的方式予以续签，其中甲方加盖的是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的印鉴，乙方由原告签字。2018年10月9日续签日期一行，对应续签合同期限为2018年10月9日至2019年10月8日，乙方已经由原告签字，但甲方未加盖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印鉴。本院认为，从续签劳动合同表形式来看，虽然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的印鉴没有加盖，但原告实际在被告处上班，被告也发放了工资，因此缺乏被告法定代表人印鉴这一瑕疵不影响双方劳动合同的成立，且被告随时可以加盖法定代表人印鉴进行补救，故，本院认为，2018年10月8日后即2018年10月9日起至2019年10月8日之间双方已经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因此本院对原告关于自2018年10月8日后的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说法不予采信，对原告关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提出的赔偿请求，在仲裁没有提出的，本院不予审查。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其并未主动辞职。在2019年4月1日，其书写了请假说明至被告法定代表人张凯办公室要求其签字，张凯要求其书写辞工表才签字，并承诺会给其经济补偿，故其在辞工表上签字。但是辞工表上仅写明不能正常上班，并未明确是辞工，且最后一栏本人签名部分并未由原告签名，现被告据此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因此应赔偿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万元（以月6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入职共计5年，每年计算一个月工资，双倍赔偿计算得出）。 被告认为，原告至法定代表人办公室提出辞工，并要求法定代表人张凯在请假说明上签名，并称该说明是以后找工作使用。辞工表上原告的名字、身份证号码、岗位、辞工原因以及辞工日期均系原告本人书写。同日，被告方管理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张凯即签字同意。这说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原告自动辞职而解除，非被告违法解除。因此原告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不应予以支持，且原告在诉讼中诉请的该项赔偿金额较仲裁时提出的金额（仲裁时仅提出6000元）有增加，假设需要支付，增加部分也不应予以支持。 本院认为，首先，从辞工表上看，该表格上面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岗位、辞工原因（载明因在厂里上班时被同事打了现不能正常上班）、辞工日期（为2019年4月1日）均系原告书写，故提出辞职是原告自愿提出，在辞工表下方的厂部审批和车间意见一栏上，由被告方人员包括张凯在车间意见一栏签名，并在移交情况一栏上备注了同意，说明对原告提出的辞职申请，被告同意，事后原告也未提出撤回辞职申请，因此本案劳动合同的解除系原告自愿辞职而解除。 其次，该辞工表右下角的本人签名一栏没有原告签名是否影响辞职意愿的表达。本院认为，该辞工表右下角的本人签名一栏对应的是该行前面一栏备注事项即“辞工后与公司解除一切劳动关系，所有工资结算无异，中止社保关系，今后双方无涉”中关于工资结算、社保等的意见，劳动者是否认可，如果认可，则原告可以签名确认。从本案事实来看，双方对工资金额以及是否发放仍有争议，因此原告在该栏没有签字属于正常，但不影响原告辞工意愿的表达。本案系原告主动提出辞职，不存在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故原告关于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支付赔偿金的诉请于法无据，对原告诉请的相关赔偿金额是否合理本院也不再展开论述。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从被告提供的工资单上来看，除了基本工资还有计件工资，根据劳动合同的约定，其工资为计件工资，因此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工资金额仅为基本工资，被告还应补发计件工资。关于2018年12月的工资，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上应发工资总额为7423元，但其实际只拿了7123元，因此少发了300元，另外该月还有计件工资5659元未发，2019年1月有计件工资4539元未发，12月还有基本工资7078元未发，2019年1月份还有基本工资5708.77元未发，因此被告实际就2018年12月、2019年1月共计拖欠24681.77元工资未发。 被告认为，原告的岗位工资为计件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超过一定数量的加班工资,被告对原告2018年12月的工资已经支付完毕，对2019年1月的工资扣除原告对2019年2月和3月自负的社保金额外，尚应支付4165.40元。 首先，关于2018年12月工资，原告已经全部领取，金额为7078.70元。原告在2018年12月的工资是指原告在2018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期间应得的工资，根据惯例，公司会在两个月后通过银行代发该月工资。原告在2018年12月的应得工资数额为7078.70元，该工资即为被告应付原告的工资，具体组成为基本工资2878元，加班工资4245元，合计得出应发工资为7123元，扣除原告应承担的个人所得税53.36元、个人负担的养老保险部分262.30元、个人负担的医疗保险部分65.60元、个人负担的失业保险部分16.40元，“实发工资”为6725.34元，但，因原告个人所得税不应扣除，故被告退回原告款项53.36元，同时需要发放原告通讯费300元，故该月实际需由被告发放原告的工资为7078.70元。 其次，对2018年12月的工资已经支付完毕。关于该月的工资，因原告在2019年1月19日与公司员工发生打架事件致伤，其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前后两次提出借款，分别为1月21日借款4000元、1月23日借款3000元，由原告口头申请经领导同意后再填写了收款收据，经领导审批后由财务支付给原告，财务在原告下月应得的工资中扣除。根据习惯做法，两次借款的收款收据存根本应由被告保留。在2019年2月，公司财务通知原告领取2018年12月的工资，原告没有来，在2019年3月，原告来被告公司，财务将原告借款的7000元在原告应得的2018年12月工资中扣除后，剩下78.70元以现金给付原告，故原告在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上签名。后来，原告再次来到公司，说既然借款已经结清了，那么就需要将公司留存的存根也撕掉，在原告的纠缠下，公司无奈，只得将该存根撕掉。当初公司认为，既然原告在工资清单上签了名，就说明其该月工资已经结清。因为在工资清单上签名的员工分为三类，一类是因为存在借款、在工资中结算后领取余额，一类是文盲无法开设银行卡的员工，还有一类是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其余员工的工资都是通过银行代发的。 再次，关于原告2019年1月的工资，其已经提供了财务制作的2019年三月份职工工资清单予以证明，这是财务每月根据员工的工作量计算的原告工资总和4854元。在扣除原告应负担的2019年2月、3月各需承担的社保费用344.30元外，被告实际尚应支付原告金额为4165.40元，对该款项，其愿意支付。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告提供了由原告签名的二月份职工工资清单（2019）、个税现金形式退回单、通讯费发放单、现金领款单。同时申请公司财务会计张某、财务人员李某、员工黄某出庭陈述。 证人张某陈述称，其系凯韵公司员工，在2019年1月20多号的样子，罗家洲曾分别向公司借款4000、3000元，当时罗家洲是拿着领导的批条过来的，罗家洲在2018年12月的工资是7000多元，冲抵借款后，剩余78元多点以现金给了罗家洲。当初员工借款都是拿着领导签字的一式三联的付款凭证来财务，结清后，财务将两联还给员工，其中一联公司留底。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罗家洲来单位，说借款已经还清，一定要把存根也撕掉，其没有办法，在请示领导后，当着罗家洲的面，把留底一联撕掉。其当时还要求罗家洲将最后一个月（指2019年1月）的工资领走，罗家洲不领就走了。当初其没有报警也没有对情况进行备注，因为罗家洲领取了78.70元并在工资单上签字，说明该月的工资已经结清。 证人李某陈述，其系凯韵公司财务人员，2018年过年前，罗家洲拿着领导签好字的借款单找会计张某领钱，总共有两次，一次是4000元、一次是3000元。在2019年2月，发2018年12月的工资时，罗家洲没有来，在3月份，公司催罗家洲来领取工资，同时把借款扣除掉后将剩下的款项给了罗家洲，并由罗家洲签字确认，同时当着他面把借款单的两联撕掉。4月份的时候，罗家洲再次来到财务室，要求把留底一联也撕掉，而且一直在办公室坐着，张会计没有办法，让其去找存根联，张会计说反正工资单上罗家洲已经签过字，而且也问过了领导，最后就把留底一联也撕掉了。 证人黄某陈述，其系凯韵公司员工，于2011年入职公司，与罗家洲系同事，其老家盖房子，曾在2019年1月份向公司借款5000元，公司规定员工借款不能超过个人工资，借款向部门经理打报告再审批，借款单有三联，其中一联白色在借款人处，另外两联在会计处，还钱时用工资去销账，会计把另外两联和剩下款项都给借款人，补现后需要借款人签名，其在工资清单上签名时看到罗家洲也在工资单上签了名字。但是罗家洲有无向公司借款，其不知情。 罗家洲质证称，其对签字材料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2018年12月的工资，其仅领取了78.70元，其曾向公司借款，但公司领导没有同意，因此公司没有将7000元工资支付其。对证人张某和李某陈述，因两人系被告财务，账目也系两人所作，两人所述不真实，且两人所说的借款是否需要审批陈述不一致。至于黄某陈述的借款流程，其不清楚，其没有向公司借款。 被告认为，三证人能印证原告向公司借款，并以工资冲抵后，剩余部分工资以现金领取的事实。 本院认为，首先，对被告提供的二月份职工工资清单（2019）、个税现金形式退回单、通讯费发放单、现金领款单，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记载，原告在庭审中并未否认上述款项反映的是2018年12月份的工资，故本院对被告所称的2018年12月工资在2019年2月发放，即推后二个月发放工资的事实予以确认。 其次，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被告提供的原告工资组成中包括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被告对加班工资即以计件的形式计算得出进行了解释，因此，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工资包括原告所述的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不存在被告提供的工资之外仍有计件工资计算一说。另，从原告自己提供的2018年4月至11月的银行流水来看，原告的工资金额确实与被告提供的原告实发工资金额一致。 第三，关于2018年12月工资，原告是否领取的问题，即原告是否向公司借款7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能作为证据链印证原告向公司借款7000元，被告已经将2018年12月的工资全部支付给了原告。一是从被告申请的三个证人的陈述来看，虽然具体借款的细节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均确认公司员工经审批后可以向公司借款。二是在庭审中，原告曾承认其向公司提出过借款但称公司未同意，而原告对公司为何没有同意未作合理解释，而被告对原告需要借款系用于打架后看医生所用进行了说明。三是虽然公司没有保留原告借款的原始凭证，但是原告在2019年2月的工资具体组成的各表格上签字，原告签字确认的总额为7078.70元，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仅收到现金78.70元，这既与之前工资均已银行代发不符，也与一般常理不符。一般来说，劳动者在工资单上签名，即确认收到相关款项。同时，被告提供了2019年1月至4月在工资清单上没有签名的劳动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材料给法院进行一一核对，来印证被告所称的原告领取的78.70元系工资与借款抵销后、剩下款项以现金给付的说法成立，这也与三个证人相某致的陈述相印证。 第四，关于2019年1月（只工作到1月19日）的工资，虽然原告不认可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上载明的工资金额，但是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上的金额包括了基本工资2878元，加班工资1976元，扣除原告应负担的养老保险部分262.30元、医疗保险部分65.60元、失业保险部分16.40元，据此得出原告该月应得工资金额为4509.70元（该款已扣除2019年2月的社保费用344.30元）。如前面所述，该工资已经包括了计件工资和基本工资，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该工资清单上的工资金额，虽然原告没有签名，但其余员工或有签名领取，或已根据表格上载明金额通过银行进行了代发，故该工资清单的真实性应予以确认。而原告的相关主张，仅以计件的数量为依据、并未提供所操作的不同型号产品的单个加工费，即原告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工资金额，同时原告在法庭陈述基本公司和计件工资加起来有一万多元，这与其在诉状和仲裁时陈述月均工资为6000元明显不一致，故本院认定原告在2019年1月的应得工资金额为4509.70元（该款已扣除2019年2月原告应自负的社保费用）。另，因被告在2019年3月的社保费用344.30元需要自己承担，故在2019年1月份的应得工资中需扣除上述自负部分，本院确认被告就2019年1月份应支付原告的工资金额为4165.40元。 关于争议焦点四，原告认为，2019年1月19日至4月1日，其系向公司请病假，对此，公司应当按其月均工资6000元的一半计发工资9931元，具体计算为6000元每月×0.5÷21.75天×72天。 被告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在工伤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仅遵循补差原则。本案中原告在上班期间与人打架，非因工受伤，后与侵权人经人民调解后得到了9500元的赔偿，该金额中包括了误工费赔偿，故被告无需支付病假工资。另，虽然之前为了计算方便在仲裁曾承认原告月工资为6000元，但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被告对原告所述的月均工资为6000元不予认可，经计算，原告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的月均工资为4247元。为此，被告提供了原告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清单、2018年2月和3月的银行代发流水清单。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工资清单不予认可，其认为月均工资为6000元，但其仅向法院提供了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银行流水。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最近一年的月均工资数，因被告推翻了之前自认的原告月工资约为6000元的说法，认为原告仅一年的实际工资仅为4247元，并提供了原告自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的工资清单，该清单上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的金额与原告提供的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的银行流水相一致，因被告对公司员工工资推后两个月发放，同时被告提供的银行代发流水与清单上的原告在2018年2月（应发工资为1223元、扣除社保个人部分322.10元、实发工资是900.90元）和3月工资金额（应发工资为2210元、扣除社保个人部分322.10元、实发工资是1887.90元）一致，被告提供的2018年12月与2019年1月的工资金额与本院认定金额一致，故本院认为，被告的该工资清单能真实反映原告近12个月的平均工资，本院确认原告近一年的月平均工资为4247元。 其次，关于原告在上班期间经人打伤并在获得第三人赔偿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向被告主张病假工资问题。根据《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工伤职工可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也可以直接向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先向第三人要求赔偿后，赔偿数额低于其依法应当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可以就差额部分要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支付。根据上述规定精神，对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情形，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的款项遵循的是总额补差原则。而法律法规关于用人单位发放病假工资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确是针对劳动者非因他人侵权引起的病假所作的规定，但根据上述第三人原因造成工伤的赔偿规定精神，法律法规对病假工资的发放规定不应包括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病假所产生的病假工资。本案中，原告与潘延松在2019年1月19日发生肢体冲突，于2019年3月20日，原告与潘延松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根据人民调解协议，潘延松已经赔偿了原告医药费、误工费损失及其他一切损失。调解协议中潘延松赔偿给原告的误工费金额是否能够弥补原告的误工损失，属于原告在调解时的权利让渡。因原告已经获得了侵权人赔偿的误工损失，无权再就因侵权引起的病假向用人单位即被告主张病假工资，故对原告提供的关于病假证明的证据，本院也不予认定。另，因仲裁裁决被告支付原告一周的病假工资966元，对此被告未申请法院撤销仲裁裁决，该项裁决对被告已具有约束力，故仲裁裁决被告应支付原告的病假工资966元，被告仍应支付。 关于第五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被告需要支付原告2个月工资损失、失业保险金、社保损失、带薪年休假工资、医疗费、餐费、误工费和复印费。 被告认为，对原告诉请的年休假工资2000元，为减少计算麻烦，被告对该项诉请金额予以承认。对原告主张的工资损失，其无需支付。对失业保险金，原告系自动离职，也没有向相关部门投诉，也未造成损失，故不应予以支持。对社保损失，原告在仲裁时未提出，故法院不应予以审理。对医疗费、餐费、误工费和复印费，与被告无关，不应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对原告诉请由被告支付带薪年休假工资2000元的诉请，被告予以承认，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所称的工资损失，系原告自动辞职，因此被告无需支付该项费用。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因原告受伤系遭他人侵权造成，故该费用与被告无关。原告主张的餐费、误工费以及复印费损失，系原告自身诉讼支出，不应由被告承担。对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在仲裁中未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仲裁前置规定，本院不予审查。对原告认为被告拖欠工资所诉请的赔偿金，因该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宁波市江北区凯韵电器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罗家洲2019年1月份的工资4165.40元、一周的病假工资966元、带薪年休假工资2000元，以上合计7131.40元； 二、驳回罗家洲其他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建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代书记员 李 佳 附一：本案所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十一条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第三十七条对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 第四十五条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二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以下简称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第三条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 第五条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年休假在1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1个年度安排。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二： 裁判履行告知书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如涉款项支付的,付款义务人可将款项交付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账号：20×××17，开户银行：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北信用社。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在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二、一方当事人未按生效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未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对逾期不履行裁判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可依法将其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出入境、限制高消费，一方当事人属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或公务员的，将向人大、政协、纪委、组织部门通报。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或规避执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