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7民初19304号原告:安颖，女，1974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公民身份号码：×××。原告：郭向东，男，1971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门头沟区。公民身份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鹏，北京知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75号杨庄东口向西300米天大建材市场东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1077415838722。法定代表人：葛宇彤，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登科，男，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兴，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安颖、郭向东诉被告北京苹果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梁爽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安颖、郭向东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东、张云鹏，被告丰田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登科、张兴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原告安颖、郭向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交付机动车辆销售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二原告购车款的三倍7104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9年4月3日，原告方与被告就购买一辆丰田亚洲龙汽油尊贵版汽车达成购车意向,并口头确定车辆的型号,颜色、排量和排放标准，并交了2000元订金,销售员李艳艳承诺一个月左右交车。两天后双方同意把原定的黑色换成了银灰色。因国家出台新的排放标准的行驶规定，原告方与被告洽谈购买车辆事宜时反复强调要求购买的车辆为“国六”标准。被告承诺出售给原告的车辆排放标准为“国六”标准。2019年5月27日，原告方通过刷卡(被告提供的pos机)全部支付购车款236800元。被告交付原告方丰田牌型号为T72566的汽车一辆。原告把车开回家后，发现被告交付原告方的资料中并没有环保标识。原告方打电话给销售确认，被告销售告知是“国六”的。6月10日，在岳各庄检测场验车时,原告方问检测场工作人员车是“国几”的，工作人员说“合格证上写着国五呢”。后原告方到被告处索赔,发现被告并未将汽车销售合同给自己。销售经理承认过错，但只愿免费赔偿汽车饰品，不愿经济补偿,并反复强调“国五”与“国六”没有什么区别，不影响使用,“国六”标准北京还没有实施，合格证及一些资料由厂家保管。因为由被告负责换牌照,原告方一直未看到过合格证环保标示等信息。轻型汽油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上的车辆信息明显标明，原告方所购车辆排放为“国五”。被告故意隐瞒原告方真相是欺诈行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原告方要求被告支付因被告欺诈消费者的三倍赔偿。故诉至法院。被告丰田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丰田公司按照合同履行交车义务，没有过错。本案合同是预售合同，买卖标的物的质量和其他信息以实际交付为准。原告方并未明确要求购买“国六”排放标准车。被告没有刻意隐瞒车辆的排放标准。原告方没有损失。车辆是“国五”还是“国六”排放标准，不是影响买卖合同的重要因素，不影响买方合同目的实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二原告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3日，原告方向被告销售员微信转账2000元，预定丰田牌轿车一辆。2019年5月27日,原告方向被告账户转账248756元，其中车辆购买费用236800元，当日被告出具了车辆购买发票。同日，被告向原告方交付丰田牌轿车一辆，随车清单中载明：排放标准为“国V”标准。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庭审时，原告方提供购车商谈单，证明双方约定的车辆排放标准，但该商谈单中对此未有所体现，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此外，原告方提供了郭向东与被告销售员微信聊天记录，其中载明：2019年4月9日：郭：刚看见亚洲龙还有国五的国六的，被告销售员：6。2019年5月27日双方微信聊天内容摘要如下：郭:“排放标准没看到啊，是国六吗在哪标着呢。”销售员：“现在全是国5，没有国6，看不出来。”郭向东:“问题是我要国六，你们也有。”销售员：“……厂家现在给我们配的车全是国五的……国五国六你上牌儿全是国五。”被告认可此系其工作人员微信记录，但否认原告方证明目的。庭审中，原告方提交与被告销售员录音资料一份，摘录主要内容如下：销售员：“我也不知道国五国六呀。我也以为是国六呢……那个时候厂家就给我说以后配车全是国六的。”“您先问我了吧我给您回的六，这没有毛病，因为厂家跟我说的也是六。”“我说为啥厂家说来国六的车，现在车我客户上完牌发现是国五的呢，因为之前订的是混配国五国六的车都有，你想要国几咱都有。”“我卖车两年了我不知道这有标。”原告方：“你给我的单子我都看了没有一个写着证明这个是国六的，然后我给你打电话你说是国六的。”销售员：“反正结果咱是提了一国五的车，刚开始我跟你们说的是国六，是，我知道，哥，聊天记录我们都有。”“他问我国五国六，我说国六啊，我哥哥是这么问的亚洲龙还有国五和国六？我说六，对吧，厂家就跟我们说的呀，但他来车给我们配国五，现在我们好多销售还不知道我们卖的亚洲龙是国五。”被告认可上述录音中销售员系工作人员，但否认原告方证明目的。庭审时，被告提交了2019年4月3日的汽车销售合同，其中抬头购车人处载明：安颖，安颖/郭向东。SFX:A5M2（有涂改），国五。原告方认可购车人出第一个“安颖”系其签字，原、被告均认可第二个安颖/郭向东系被告添加。被告认可“国五”字样系其添加。对于涂改处，被告称因为系预购，预购和实际型号都不一致，都存在涂改，并提供了类似合同作为证据。原告方称没有收到该份合同，否认合同中载明过“国五”、“A5M2”，认为系对方涂改、后添加而成，并且认定此合同并非原告方诉求第一项中的合同，原告方主张的诉求第一项的合同系2019年5月27日签订。被告称2019年5月27日并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提供了车辆合格证、轿车过程及文件确认表、新车交接确认表、车辆出库确认书等，其中有销售人员李艳艳及郭向东等人签名，其中新车类型载明：“亚洲龙国五”、“SFX:A5M2”。原告方称“国五”二字及“A5M2”系后加。被告提供了卡罗拉价格通知明细、同期与其他客户的汽车销售合同等，证明销售合同实为预售合同，中间会经过多次修改。被告提供的进价单载明诉争款型车辆的“国五”“国六”排放标准价格均为244800元。原告方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上述事实，有购车商谈单、转账记录、发票、小票、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录音、随车清单、新车交车表、三包凭证、汽车销售合同、车辆合格证、交车过程及文件确认单、新车交接确认表、车辆出库确认书、价格通知明细单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及相应权利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被告作为主营汽车销售的服务有限公司，在其销售场所出售汽车，原告方在被告处购买汽车，则双方的买卖合同成立并且生效。本案原告方主张三倍赔偿购车款的请求权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被告就销售车辆的排放标准问题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欺诈行为一般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其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欺诈人有欺诈的主观故意；欺诈人实施了欺诈行为；被欺诈人因欺诈而陷入错误；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具体至本案中，原告方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被告在原告方交纳购车定金前，双方对于诉争车辆买卖的排放标准存在确定标准的合意。而在定金交纳后，根据原告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显示，双方就车辆排放标准进行了反复协商。综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消费者购买行为本身以及一般社会群体的消费认知能力和消费观念等诸多因素综合进行判断，依据一般社会常理，本院认定在此过程中，被告并不存在欺诈的主观故意,仅为一般合同违约行为。原告方就此主张被告存在欺诈，从而主张三倍价款赔偿的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方主张被告交付2019年5月27日双方签订的机动车辆销售合同，但被告否认该份合同存在，原告方应当举证当日双方曾签订书面合同的事实。现原告方并未举证证实上述合同的存在，故原告方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安颖、郭向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52元，由安颖、郭向东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未提出上诉处理。审判员  梁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