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52055号原告：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经营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潘菊英。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和，男。被告：上海彭申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石国弟，董事长兼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戚诚伟，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霁，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第三人：宋春峰，男，1978年2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永盛村彭二281号1室。第三人：上海清含韵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XXX号XXX楼。法定代表人：吁跃林。原告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首公司)与被告上海彭申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申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8日、2019年1月24日、2019年3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3月15日，经被告彭申公司申请，本院追加宋春峰、上海清含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含韵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9年7月23日，本院第四次对本案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天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和、被告彭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国弟(仅参加第三、四次庭审)及该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晓霁(仅参加第三、四次庭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首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彭申公司支付：1、签约奖励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7,730元及原材料、产成品、办公用品、食堂设施、生活用品等搬迁补偿费65,000元；2、停产停业补偿费636,394元；3、设备搬迁赔偿款411,500元；4、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将第2项诉请停产停业补偿费变更为40万元，并表示不再主张第1项诉请中的签约奖励费及第4项利息诉请。事实与理由：2008年1月，原告租赁被告位于浦东新区泥城镇彭庙村(原学士村)海学路XXX号处闲置厂房，用于机械设备制造、外贸五金加工等。2017年1月，根据泥城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被告向当地政府申请土地减量化清拆，以原告租赁厂房内存在大量生产设备及正在生产、加工产品原材料、半成品、各类工装、夹具、模具和原告员工等实际现状，向政府部门申报登记，原告配合被告协助评估。被告根据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现场统计核实、评估测算后，就原告设备搬迁补偿达成协议，约定一次性赔偿原告搬迁补偿款411,500元，并约定搬厂过程中造成原告停产停业费，具体以政府动迁办补偿政策为准。达成协议后，原告另行落实租赁场所，组织人员陆续搬迁及职工安置分流。现被告已收到拆迁补偿款，原告多次索要遭推诿，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彭申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一、《设备搬迁协议》涉及二笔费用，其中设备搬迁费411,500元无异议，另一笔停产停业损失费约定以动迁办补偿政策为准。根据结算表，计算停产停业损失费的有效建筑面积为3181.97平方米是根据1997年改制时的面积为准，1997年以后的新建面积均未计算停产停业损失费。被告租赁给原告的房屋均是1997年之后建造，不符合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标准。二、《设备搬迁协议》上所涉款项的权利人并非原告，其非设备搬迁的实际主体，也非租赁主体。原、被告从未建立租赁关系，原告也未支付过租赁费用，被告是和第三人宋春峰从2005年起建立租赁关系，2011年1月，宋春峰以第三人清含韵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清含韵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朱黎云是宋春峰的妻子，宋春峰是实际控制人。2017年1月21日，宋春峰拿着《设备搬迁协议》要求被告签字。经事后调查，清含韵公司、宋春峰及其妻子均被列入失信执行人，被告有理由相信宋春为逃避债务以一家新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设备搬迁协议》。三、至2016年底清含韵公司、宋春峰总计拖欠被告租金43.5万元，宋春峰又向石国弟借款20万元，并承诺在动迁费中抵扣，二项合计63.5万元，已超出《设备搬迁协议》约定的设备搬迁费。四、根据当时的减量化口径，违章建筑和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费，若要补偿需符合合法建筑和当地创造税收二个条件，但这二项原告均不符合。第三人宋春峰、清含韵公司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供证据。经审理本院查明如下事实：2005年12月30日，宋春峰、耿勇华与石国弟签订的《租房协议》，约定宋春峰、耿勇华租赁石国弟位于彭镇学士村厂房，建筑面积650平方米，租赁期自2005年12月30起三年，年租金65,000元。2006年10月，第三人清含韵公司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朱黎云。清含韵公司现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宋春峰与朱黎云系夫妻关系，原告称宋春峰与朱黎云于2013年8月已登记离婚，并提供了离婚证复印件。2011年1月1日，清含韵公司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合同落款处有清含韵公司印章和宋春峰签字)，约定清含韵公司租赁被告厂房，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租赁期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租赁费10万元。2014年12月，清含韵公司法定代表人朱黎云向被告书面确认租金拖欠事实，即：2012-2014年租金共计11.5×3=34.5万，已支付9万(5万、2万、2万)，12.16支付2万，欠23.5万。2015年1月，清含韵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朱方华，2016年9月又变更为吁跃林。同月，原告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原为宋春艳(2018年1月变更为潘菊英)。原告确认宋春艳与宋春峰是兄妹关系，宋春峰的父亲是原告的实际管理人。2015年9月，原告与供电部门签订《低压供用电合同》，约定用电地址为泥城镇海学路XXX号。2016年11月7日，宋春峰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石国弟现金贰拾万圆正，动迁费里内扣”。2017年1月21日，原、被告签订《设备搬迁协议》，内容为：被告由于厂房政府减量化拆迁，原厂房出租给原告，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由被告补偿原告设备搬迁费411,500元。注：在搬厂过程中造成原告停产停业损失费，根据政府动迁办补偿政策为准。庭审中，对上述设备搬迁费411,500元的构成，原、被告均认可其中包括设备搬迁费277,500元、无法搬迁的净值9,000元、用电补偿65,000元，对剩余6万元，原告认为系营业执照变更补偿1万元及劳动合同职工安置损失5万元，被告认为系其另行给予原告的搬迁补偿费。2017年3月2日，被告与泥城镇建设用地减量化办公室签订《泥城镇建设用地减量化企业清拆奖扶协议书》，约定被告企业房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彭庙村，占地面积为15.51亩，房屋建筑面积7466.53平方米，奖扶资金总额为15,110,911元。另根据“减量化企业清拆补偿资金测算表”，奖扶资金15,110,911元中：原辅材料、产成品、办公用品、食堂设施、生活用品等搬迁补偿费65,000元、设备搬迁费590,880元(按机械通用设备原值3,939,200元的15%计算)、停产停业补偿费636,394元(有效面积3181.97平方米×200元/平方米，备注：按创税率每平方米计算)、签约奖励费47,730元(有效面积3181.97平方米×15元/平方米)。被告表示，因村委会的一幢房屋也做在被告协议中，补偿款项中有859,387元是村委会的。2017年5月前后，租赁房屋被拆除。另查，根据原告提供的泥城镇彭庙村民委员会2018年6月28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中提及“在工作中了解，上海彭申印染有限公司厂房出租自2015年2月1日起由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租赁，之后每年租赁费由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上海彭申印染有限公司老板石国弟”。根据被告提供的泥城镇彭庙村村民委员会于2019年7月25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2018年6月28日，宋春峰代表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来彭庙村要求开具证明。称用于该企业的歇业、停产使用。相关证明内容按照宋春峰陈述所写，我村委会未核实过真实性”。对此，原告表示其提供的《证明》是否是宋春峰去村里要求出具不清楚，是宋春峰父亲给原告的。根据《泥城镇建设用地减量化清拆补偿操作口径》，停产、停业补偿是根据沪规土资法〔2013〕773号文《关于贯彻实施〈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关于“经批准用于生产经营的非居住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00-350元”的补偿标准，具体按前三年固定资产平均创税率(即按被拆除房屋合法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的创税率)分别进行补偿，其中第(1)项设置条件为：创税率在1元-50元/平方米(含50元/平方米)，补偿200元/平方米。根据被告提供的《上海彭申印染有限公司减量化机器设备评估咨询报告书》，该报告载明可恢复使用设备评估原值3,939,200元，其中清含韵公司项下可恢复使用机器设备评估原值为185万元，但原告未列入评估对象。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1月21日至减量化管理部门调取了一份出租人为石国弟、承租人为原告、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25日的《厂房租赁合同》复印件(在减量化办公室留存的也是复印件)，合同落款处有石国弟签字及原告印章。该合同约定，石国弟将位于泥城镇彭庙村学士299号、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房屋)出租给原告，租赁期限2015年1月25日至2020年1月25日，年租金10万元，按年结算。对该份合同，原、被告均否认系己方提供给减量办。审理中，原告称，原、被告合同原件已找不到了，租金均是现金支付，但数次庭审中对双方签约情况、承租面积、租金标准及支付事实陈述不一：2018年11月8日首次庭审中，原告称最早2010年签过一份租赁合同，共承租约1600平方米厂房，租期3年，后来熟悉后就不签了，租金标准每年2万元，支付至2018年2月底；2019年1月24日第二次庭审中，原告称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就是法院调取的这份，原告盖章后交给被告盖章，就盖了一份，原告处没有，起租日期2015年1月，之前没有租过，租金支付至2017年6月30日；2019年3月6日第三次庭审中，原告称听账务说双方在2015年2月有签订过租赁合同，在老板处，后来找不到了，租赁房屋中20%以前是清含韵公司借的，清含韵公司退出后，被告借给了原告，剩余80%是原告另外向被告借的，租金支付至2017年1月。对上述不一致处，原告解释为记忆差错所致。对《设备搬迁协议》的蹉商及签署过程，原告均表示不清楚，并表示当时协商时有中间人，宋春峰的父亲说忘记了。清含韵公司的评估内容没有包括在原告主张的费用中，听宋春峰父亲说拆迁的事情是被告和原告、清含韵公司分开谈的，与清含韵公司有无达成协议不清楚，原告现在无法联系清含韵公司。被告称，租赁厂区只有被告、清含韵公司及被告租户乐妮公司三家。《设备搬迁协议》系处分清含韵公司的财产且未经追认，上述协议无效，即使协议有效，原告最多是清含韵公司代理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以上事实，有《租房协议》《租赁合同》《低压供用电合同》《设备搬迁协议》《泥城镇建设用地减量化企业清拆奖扶协议书》、“减量化企业清拆补偿资金测算表”、户籍信息、企业信用公示报告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在案证据表明：一、2011年1月1日，被告与清含韵公司签订了一年租期的《租赁合同》，2014年12月，清含韵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朱黎云对2012-2014年的欠租书面确认。二、涉案减量化评估报告涉及清含韵公司评估内容，原告未列入评估对象。双方确认《设备搬迁协议》所涉设备搬迁费411,500元中，包括设备搬迁费277,500元，而清含韵公司项下可恢复使用机器设备评估原值为185万元，按“减量化企业清拆补偿资金测算表”确定的设备搬迁费按原值15%计算后，所得数额与上述设备搬迁费一致，原告认为其诉请款项与清含韵公司无关，与事实不符。三、原告未能提供原、被告之间的租赁合同，也未能提供任何租金付款凭证，数次庭审中陈述的租赁签约情况、承租面积、租金标准及支付事实陈述不一，原告解释为合同遗失及记忆差错，明显缺乏说服力。至于留存在减量办、显示承租人为原告、出租人为石国弟的《厂房租赁合同》系复印件，双方均否认系己方提供，真实性难以确认。四、彭庙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内容前后不一，涉及厂房出租事实的证明内容本院不予采信。基于以上事实，仅凭原告提供的《设备搬迁协议》、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存在租赁关系。另《设备搬迁协议》约定的补偿内容涉及清含韵公司利益，在清含韵公司未到庭确认的情况下，他人无权擅自处分，故原、被告签订的《设备搬迁协议》效力尚不确定，退一步而言，清含韵公司已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即使其认可上述协议效力，也存在损害案外债权人的可能。综上，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565元，由原告上海天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政人民陪审员  岳丽萍人民陪审员  赵琴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朱晓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