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4551号原告:朱秋凤，女，1964年6月2日出生，汉族，恭王府财务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保平，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唐玮剑（朱秋凤之子），1991年9月22日出生，汉族，迪普勒（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米保平，北京市中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秋红，女，195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七七四电子管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增（朱秋红爱人），汉族，1948年6月2日出生，京棉三厂退休职工，住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永存，北京市广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大成大厦21层。法定代表人：刘凤海，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幽，女，1973年1月2日出生，汉族，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原告朱秋凤、原告唐玮剑（以下简称姓名，一并称二原告）与被告朱秋红（以下简称姓名）、被告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公司，一并称二被告）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秋凤及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米保平，朱秋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增、纪永存，大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雪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朱秋红与大成公司签订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X号楼X单元X室《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确认朱秋红与北京大成于公司1999年12月9日签订朝阳区枣营北里X号楼X单元X室《房改售房协议》无效；3.二原告作为回迁安置人请求依法将上述房屋的产权人更名为二原告。事实和理由：朱秋凤一家人在拆迁前一直与父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正街35号-1的平房中，1993年3月麦子店正街地区拆迁。依据当时的拆迁政策，该处平房共计四间，在册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为朱秋凤之母朱x氏，朱秋凤之父朱x启，二原告（二原告系母子关系）。该处平房拆迁后安置了两套回迁房，其中一套为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X号楼X室（以下简称301室），另一套为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X号楼X单元X室（以下简称202室），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上述被安置楼房建成后，朱秋凤一家人及朱秋凤父母搬入回迁安置楼房即202室居住。后朱秋红提出暂借202室使用。现拒不返还原告使用，而是由朱秋红的女儿付心乐、女婿金成日长期占用。双方多次进行协商，但朱秋红拒绝腾退202室。二原告属于拆迁地区的应安置人口，占有、使用被安置的回迁房是原告应享有的权利。而朱秋红不属于被拆迁人朱x氏的共居人，也不属于应安置人口，户籍更不在被拆迁平房范围内，且在本市拆迁范围内有正式的住房。朱秋红长期霸占朱秋凤的回迁房，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了二原告回迁安置的权利。经2019年3月初查询得知，早在1998年1月5日，朱x氏病故后，二被告恶意串通，公然违反国家有关“变更公房承租人的规定”，未经二原告书面同意，瞒着回迁安置人二原告，私下将202室承租人变更为朱秋红，骗取了房改购房的资格。后于1999年将二原告的安置用房以房改价购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将二原告的回迁房据为己有。综上，二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二原告的诉求。朱秋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拆迁安置人是母亲朱x氏、父亲朱x启。被拆迁安置房其中一套为301室（两居室），一套为202室。我认为拆迁安置对象只有朱x氏和朱x启，没有其他被拆迁安置人。因为拆迁安置了两套房，所以老人把202室给了朱秋红。拆迁手续和入住手续都是老人也就是产权人亲自办理的，原告诉我方与大成公司属于恶意串通，没有事实依据。自办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起，从大成公司那里拿过来承租人就是朱秋红。朱秋红夫妻于1999年使用夫妻工龄按照房产政策购买202室，从有202室始就一直由朱秋红使用并负担相应的费用。大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202室于1999年已经办理了房改售房合同，我公司现已没有该房屋产权。《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在房改时已经上交房管局，但不知道上交哪个房管局。《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根据被拆迁人的意愿直接和朱秋红签的，但不知道原告是不是被拆迁安置人。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x氏与朱x启系夫妻关系。朱x氏于1997年12月21日去世，朱x启于2010年4月10日去世。二人育有二子三女，分别为长女朱俊秋、二女朱秋红，长子朱铁亮、次子朱铁元、三女朱秋凤。1993年3月28日，拆迁人（甲方）大成公司与被拆迁人（乙方）朱x氏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约定：乙方住址朝阳区麦子店正街35-1#，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住房四间，建筑面积62.40平方米，居住面积30.34平方米。有正式户口四人，应安置人口四人，分别是朱x氏、朱x启及二原告。直接安置地址为麦子店东塔1#楼3层1号，房屋贰间，建筑面积80.1平方米，居住面积29.92平方米。双方均认可被安置房屋其中一间即本案202室。朱秋红对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真实性不予认可，经询，朱秋红户籍不在拆迁范围内，二原告户籍在拆迁范围内。但朱秋红认为202室房屋是因其尽到了赡养义务老人给的，与当时拆迁没有关系。大成公司认可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的真实性，认为被拆迁安置房的户口包括二原告。庭审中，朱秋红表示其于1994年1月1日与大成公司签订有《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大成公司于1999年房改售房时将租赁合同收回。大成公司称应该是和朱秋红签过租赁合同，在房改时已经将其上交至房管局，但不知道上交哪个房管局。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朱秋红不是拆迁被安置人，大成公司不能直接与朱秋红签订租赁合同。经询，双方均不能提供关于202室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卖方（甲方）大成公司与买方（乙方）朱秋红于1999年12月9日签订《房改售房合同》，甲方将坐落在朝阳区枣营北里小区8号楼5单元202号一居室一套，建筑面积44.59平方米，按1999年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85元向乙方出售。在按规定享受了有关优惠政策后，乙方购房的初算房价款为30605.72元。甲乙双方订立合同后，乙方应在签订本合同的当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全部购房房价款30605.72元。2002年6月26日，202室房屋登记在朱秋红名下。经询，二原告表示1994年交房后，由朱秋凤和唐玮剑及朱秋凤父母搬入房屋住，其中202室是由朱秋凤去收的房、办理的交接，并住了几个月。朱x氏夫妻住在301室，朱x氏夫妻让朱秋凤将202室暂借给朱秋红，后来就是朱秋红一家住，现在房屋产权人还是朱秋红。后来朱x氏病逝后，朱秋凤就多次找过朱秋红，让其腾退房屋，朱秋红搬出父亲朱x启制止朱秋凤主张权利。在2010年父亲朱x启去世后，朱秋红欺骗了朱秋凤说有遗嘱、有公证，朱秋凤一直不清楚202室具体情况。庭审中，朱秋红提交准住证、房改售房发票、已购公房管理公约、供暖费报销证明、公房租金支付收据等证明朱秋红系自202室入住时的承租人，一直使用该房屋，并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了202室的产权证，不存在恶意串通变更承租人的行为。二原告对此均不认可，认为大成公司剥夺了二原告被拆迁安置人口被安置权。经询，大成公司认可二原告是拆迁安置对象，二原告的利益系包含在合同中。本院认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房改售房协议》不宜认定为无效。首先，朱秋红虽不是被拆迁安置对象，不享有拆迁利益，但涉案房屋由朱秋红居住并取得权利已达二十余年，朱秋凤母子作为权利人在如此漫长时间内应已知晓原权利人变更的事实，其长期不主张权利，本院也推定二原告为对既往事实的认可。其次，退一步讲，即使《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及《房改售房协议》存在无效事由，但基于合同无效后果的债权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二原告在多年后起诉必然会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发生新的不公。鉴于以上，本院对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秋凤、原告唐玮剑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65元，由原告朱秋凤、原告唐玮剑负担（已交纳）。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朱秋凤、原告唐玮剑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矫 辰人民陪审员  高永总人民陪审员  葛爱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 助理  张晨璐书 记 员  詹焕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