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22954号原告：蔡丽萍，女，196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居民，住北京市通州区，身份号码×××。被告：田某1，男，1951年5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居民，住北京市通州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欣，女，1980年4月4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通州区居民，现住北京市通州区，身份号码×××。原告蔡丽萍与被告田某1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丽萍、被告田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丽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田某1偿还原告2645979元并给付利息（利息自2015年9月15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以2645979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被告田某1与陈新荣系夫妻关系，二人向原告借款444万元，约定于2016年2月13日前还清。但到期后被告没有履行还款义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蔡丽萍补充事实及理由为：原告要求被告还款是因为被告田某1和陈新荣是夫妻关系，是共同借款人。二人第一次向原告借款是在2014年，是田某1找原告借钱，那时候原告还不认识陈新荣，第一笔钱借的是2万元，两个月之后就还给原告了。2014年，田某1又找原告借了59万，有一部分现金是5万元给了田某1，还有54万元田某1要求原告打到陈新荣账上，田某1告诉原告陈新荣是其妻子。此后其他借款都是打到了陈新荣账上，都算是田某1和陈新荣夫妻二人向原告借款。原告起诉的金额2645979元是陈新荣集资诈骗案生效判决书判决应当退赔给原告的经济损失310万元中减去已执行到位的454021元，剩下的金额就是原告在本案中起诉主张的标的额。该笔款项应当算是田某1和陈新荣的共同债务，故要求田某1来偿还。被告田某1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因本案已定性为集资诈骗案，被告人陈新荣己判刑伏法，而且上述刑事判决书中已责令陈新荣退赔原告经济损失。因此，原告应通过执行程序弥补损失，不能径行提起民事诉讼。否则可能出现“一事二理”情形，形成两份事实与数额不同的生效判决，同时对陈新荣的同一行为进行两次处罚性评价也有违公平原则。现原告又以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贵院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二、田某1非本案被告主体，本案实为集资诈骗刑事案件，而非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原告将田某1列为被告，被告主体不适格，理由如下:本案中原告以田某1为被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其借款及利息依法无据，本案被告主体应为陈新荣，而非田某1，田某1并没有从原告处借款，原告亦并未将任何款项给付给田某1。本案事实是原告与陈新荣合伙投资倒百荣商厦柜台，并由陈新荣负责办理此事，而后定期进行分红，且田某1从未参与此事。2017年3月12日，陈新荣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2011年至2017年2月，以可转租百荣摊位获利为名，骗取多人钱款，用于个人挥霍并支付高额利息，2017年3月通州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并将此案定性为刑事犯罪，此案属于陈新荣个人操作的集资诈骗，并非普通民间借贷案件。2018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此案下达了终审刑事判决书，在上述刑事案件中，陈新荣已退赔原告454021元。三、原告在2019年6月10日的民事起诉书中称，陈新荣为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号普通人，实际陈新荣已于2017年3月12日投案并以集资诈骗罪被羁押，同年4月19日被批捕，2018年2月2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向市三中院提起公诉，已确认了陈新荣的犯罪事实及诈骗犯的身份。另，在陈新荣羁押期间，原告也主动到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认定被诈骗金额的相关材料，在市三中院判决书中所列的被害人名单中也有原告的名字，并在2019年三中院执行判决的名单中，原告序号为1，签收执行款454021元，足以说明原告早己认定了此案件刑事而非民事的性质。四、针对原告变更诉求申请的内容，被告认为:首先原告遗漏了诉讼主体陈新荣(在变更诉讼请求中请书中，称陈新荣为案外人，虽已划掉，但可看清)，另变更申请的内容已将原立案时的起诉状内容全部变更，包括上述主体，原告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原告在立案时，没有陈新荣这个主体是不能立案的。再有:一是此案已由市三中院判定为刑事案件，且陈新荣已伏法，判决已执行，田某1也是被陈新荣所骗，也是受害人，田某1的毕生储蓄和退休工资已被陈新荣骗光，对陈新荣的诈骗手段并不知情(在陈新荣出逃时留了一封信，陈述了在百荣倒柜台一事为虚构，田某1并不知情)；二是原告一直与陈新荣进行的所谓倒柜台生意，不管是“本金”还是“利润”都是原告与陈新荣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交易，田某1并未参与，且陈新荣的诈骗手段比较高明，经警官分析，属于让受害人(投资人)拿到超过本金的利润(赚钱了)，再鼓动多投多得，才使得大量人受骗；三是此案件既已由市三中院判定，如果原告想改变市三中院判定结果，应向市三中院提起申诉，申请推翻改判才行。针对原告所诉请的2645979元的借款及高达年利率24％的借款利息，田某1更不知从何而来，田某1本人未向原告借款，原告宣称的款项均为其与陈新荣所谓共同“投资(倒柜台)”的内容，并且在相关证据中(如部分陈新荣手记账本)有所显示，尤其是可在“账本”中看到，其“投资”中，何时到期付“本+利润”，何时再“投入”，哪些付了哪些没付，很清晰，形式为:投入一个摊位59万元，二到四个月后可获得15万利润，到期后陈新荣将本金和利润打给原告，与此案相关的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院可向市三中院查证。综合以上内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应予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0月1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作出（2018）京03刑初4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如下事实：2011年2月至2017年2月间，被告人陈新荣在北京市通州区等地，以可转租北京市丰台区百荣商贸商城摊位获利为名，骗取被害人王峰、张志山等入钱款共计人民币1.26亿余元，案发前返利人民币4800余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共计人民币7700余万元。2017年3月12日，被告人陈新荣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2.证人田某1的证言证明:其是陈新荣的丈夫。2011年11月，其与陈新荣交往，陈新荣自称有能力在百荣商城倒卖柜台挣钱，其相信陈新荣并投资人民币60万元。2012年3月其与陈新荣登记结婚并提出买房，陈新荣出资人民币90余万元购买了×××号房屋，案发前其和陈新荣一直在此居住。陈新荣称她女儿丈夫的舅妈在百荣商场有关系，但陈新荣不让其去百荣商场。近几年春节，陈新荣都给田某2、田某3和徐某人民币10万元压岁钱，陈新荣平时消费水平很高。……4.证人徐某的证言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是陈新荣的女儿。陈新荣没有在丰台区百荣商场做过摊位生意，陈新荣在百荣商场也没有认识的关系人，其丈夫的舅妈在很多年前曾在百荣商场工作，陈新荣和其丈夫的舅妈基本不认识。陈新荣出资为其购买一辆奔驰汽车，车主是孟宪国。其婆婆向陈新荣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在房山国际花园买了一套房屋，其是房主，后其婆婆归还陈新荣40万元。其感觉陈新荣消费水平很高，平时会花很多钱买高档烟酒招待其继父家的客人。5.证人田某2的证言证明:陈新荣是其继母。陈新荣对其家人不错，花钱也挺阔气，陈新荣称她女儿的舅妈在百荣商场有关系能够租摊位获利。陈新荣平时会花很多钱购买高档烟酒招待其父亲家的亲属和客人。2015年，其以王建英的名义向陈新荣投资人民币80万元左右，投资款没有收回。6.证人田某3的证言证明:陈新荣是其继母。陈新荣说过她在百荣商场租摊位盈利。2015年，其以丈夫张海龙的名义找陈新荣投资，共投资人民币148万元本金，陈新荣共向其返利人民币73万元。……26.被告人陈新荣的供述:其与田某1经朋友介绍认识，二人于2011年结婚。其告诉田某1其在丰台区百荣商场有关系，可以倒租摊位挣钱，田某1相信后跟亲友提起，后陆续有亲友找其咨询此事，其告诉他们其在百荣商场有关系，可以通过低价租进摊位再高价租出，挣取差价盈利。其在百荣商场没有关系，其也没有在百荣商场租过摊位，其向他人虚构了其能在百荣商场租便宜摊位的事实。出于虚荣好面子的心理，别人提出投资要求其就答应，并且承诺高额返利。其向他人介绍每份投资人民币59万元，投资期限四个月，返利人民币10万元至15万元，盈利数额根据其与对方关系远近来定。后陆续有人向其投资，其用后投资入的本金支付前投资人的返利，2017年3月，其手上没有资金，不能返还本金和盈利，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总共有70人向其投资，其中67人其有账目登记，通过账本粗算出去已经支付的本金和利润，还有人民币七八千万元亏空。其将大部分投资款用于支付返利，其花了一部分，基本上都是买一些高档烟酒用来招待亲友，目的就是让人觉得其比较阔绰，其消费钱款人民币1000万元左右。其用骗来的钱给田某1买了一套房子，帮田某2、田某3和徐某各买过一辆小汽车，近两年春节给田某2、田某3、徐某压岁钱共人民币60万元。另外，其借给徐某的婆婆人民币200万元用于给徐某买房，后徐某的婆婆还给其人民币40万元。三中院认为，陈新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集资诈骗罪，故判决：一、陈新荣犯集资诈骗罪，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责令陈新荣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清单另附）；三、在案冻结、扣押、查封的款、物及不动产，分别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二）项、存档备查或退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被害人名单中包含蔡丽萍。在案冻结、扣押、查封的款、物不动产处理清单载明：2.在案查封田某1名下位于×××的房产，依法予以变价，变价款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二）项；在案查封徐某名下位于×××房产，依法予以变价，变价款中人民币160万元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二）项，余款发还徐某。2019年6月13日，三中院出具（2018）京03执1000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载明：2018年11月20日，案外人徐某向三中院缴纳案款160万元；2019年3月5日，经司法评估及网络拍卖，案外人田某1名下位于×××的房产一套以9632403.4元成交；因陈新荣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故裁定终结（2018）京03刑初40号刑事判决第二项的本次执行程序。所附刑事退赔明细表中载明，被害人蔡丽萍的损失金额为310万元，实际退赔金额为454021元。本案庭审中，蔡丽萍提交2张借条、1张“另借条”。其中，2015年9月13日借条载明：“今借蔡丽萍人民币三百七十万元整，于2016年2月13日前还清。陈新荣在借款人处签名。本院注意到2015年9月13日借条原件已被撕毁，蔡丽萍当庭提交的借条原件系将已撕毁的借条拼接并粘到一张白纸上。2015年9月15日“另借条”载明：“今借蔡丽萍人民币柒拾肆万元。”借款人处有田某1、陈新荣签名字样。本院注意到，2015年9月15日“另借条”原件已被撕毁，蔡丽萍当庭提交的借条原件系将已撕毁的借条拼接并粘到一张白纸上。2016年10月27日借条载明：“今借蔡丽萍人民币捌佰壹拾肆万元整，于2017年2月30日前还清。”陈新荣在借款人处签名。针对上述3张借条，蔡丽萍解释称：1.因为2015年9月13日借条、2015年9月15日“另借条”到期，故陈新荣给蔡丽萍换了新条，2015年9月13日借条、2015年9月15日“另借条”被撕毁，2016年10月27日的借条中的814万元金额是因为蔡丽萍后期又向陈新荣打钱了，加上借款利息后总计金额为814万元；2.2016年10月27日借条是陈新荣本人出具后由陈新荣拿给蔡丽萍的，因为陈新荣与田某1是夫妻，故蔡丽萍就没有要求田某1在新的借条上签名。3.田某1和陈新荣系夫妻关系，田某1于2015年9月15日在陈新荣于2015年9月13日给蔡丽萍打的370万元借条下方书写了“另借条”，说明田某1认可上方陈新荣给原告打的370万元借条的内容，并认可其在借条下边的74万元借条属于370万元之外的另一份借条，并在落款处代替陈新荣签署了借款人陈新荣的名字，证明田某1和陈新荣夫妻可以相互代理对方签署借条的事实，同时证明田某1和陈新荣系共同向原告借款的事实。4.虽然蔡丽萍将原借条撕毁，但是通过新的借条可以证明被撕毁的借条中的钱款并没有还给蔡丽萍，只是转到了新的借条中。本案中拼接的借条关键信息仍完整，法律没有规定被撕毁后重新拼接的书证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拼接的借条能反映借款金额、出借人、借款人信息，该借条经过拼接后能与复印件的内容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借款的真实存在。5.陈新荣将田某1代替自己书写的借条连同其自己的借条一并重新给原告打新的借条，可以印证田某1和陈新荣夫妻互相认可代理对方签署借条的事实。故田某1与陈新荣系共同借款人，被告负有连带返还原告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的义务。6.田某1和陈新荣没有按约定偿还借款，应承担支付利息的义务。田某1和陈新荣承诺给蔡丽萍的利息高于法律规定标准，蔡丽萍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年息24％主张利息，符合法律规定。田某1和陈新荣承诺借款期间给蔡丽萍每4个月25.42%的利息，该利率高于法律规定标准，原告按照法律规定的年息24％的标准向田某1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生效文书认定蔡丽萍的借款金额本金为310万元，应作为本案认定借款本金的依据。庭审中，田某1认可蔡丽萍提交的上述3张借条的真实性，亦认可其与陈新荣系夫妻关系，截至本案庭审辩论终结该二人仍未离婚，但田某1辩称：1.上述借条中的款项并非借款，而是蔡丽萍与陈新荣一起倒柜台的钱，借条中的款项并未用于田某1、陈新荣夫妻的共同生活，对于陈新荣与蔡丽萍合伙倒柜台一事，田某1不知情也未参与。2.关于2015年9月15日“另借条”，是陈新荣委托田某1给蔡丽萍补一张借条，且该“另借条”已经撕毁且陈新荣给蔡丽萍出具了新条，说明已被撕毁的借条已没有任何价值。3.蔡丽萍提交的借条中载明的金额包含了倒柜台的利润，一个柜台4个月给15万元的利润，这属于投资收益并非借款利息。庭审中，蔡丽萍提交银行卡明细清单、转账凭条，显示：1.王汉宸（蔡丽萍之子）于2014年5月26日向尾号2100的账户转账5万元；2.2014年5月27日，蔡丽萍向尾号2100的账户转账54万元；3.2014年9月22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转账29万元；4.2014年9月27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30万元；5.2015年4月1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59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6.2015年4月3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59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7.2015年6月10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36万元；8.2015年7月27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29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9.2015年7月27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89万元，用途备注为货款；10.2015年12月25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转账30万元；11.2015年12月26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29万元；12.2016年6月24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13万元；13.2017年1月20日，蔡丽萍向陈新荣账户转账2万元。本院注意到，上述转账均系向陈新荣转账。对于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310万元损失，蔡丽萍亦认可全部交给了陈新荣，并无任何一笔交给了田某1。庭审中，田某1提交陈新荣的手记账，拟证明蔡丽萍与陈新荣的资金往来，同时辩称2015年9月15日载明的74万元已经于2016年2月13日到期说明该笔款项已经还清。蔡丽萍对该手记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其认为该手记账账目不全，不能真实反映蔡丽萍的借款情况。上述事实，有原告蔡丽萍提交的借条、另借条、转账记录、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刑事退赔明细表、蔡丽萍银行账户明细、被告田某1提交的刑事判决书、刑事退赔明细、手记账等，本院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生效的（2018）京03刑初40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陈新荣以可转租商城摊位获利为名，骗取包括蔡丽萍在内的多名被害人钱款，已经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判令陈新荣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其中包括退赔蔡丽萍经济损失310万元。通过生效刑事判决可以认定，蔡丽萍所主张的310万元借款其性质实为集资款。虽然蔡丽萍手中持有陈新荣出具的借条，但并不能仅以“借条”之名否定蔡丽萍与陈新荣之间的集资诈骗法律关系。蔡丽萍的310万元损失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集资款，田某1经手出具的“另借条”中所涉74万元亦被该310万元集资款所吸收，且从蔡丽萍提交的转账凭据及蔡丽萍的当庭陈述来看，310万元款项均系蔡丽萍直接转账至陈新荣账户。蔡丽萍依据田某1出具给蔡丽萍的“另借条”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依据，本案不予采信。另外，刑事判决虽载明陈新荣拿集资诈骗的钱款给田某1及田某1家人购房、购车或以压岁钱名义进行赠与，但此种行为属于陈新荣个人挥霍行为。刑事判决及执行裁定中已经载明以集资款所购房屋、车辆已被查封、扣押用以退赔被害人损失。对于陈新荣个人挥霍的钱款，不论挥霍到谁身上，均属于刑事追缴的范围。故蔡丽萍主张其遭受的经济损失属于田某1、陈新荣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由田某1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蔡丽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四元，由原告蔡丽萍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思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