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41民初3011号原告：邓发伦，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梁平区人，住重庆市江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玲，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县乌杨街道园区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050355985K。法定代表人：陶富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该公司职工。被告: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万东北路46号（原万东镇莲池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066185394N。法定代表人：陶贵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森，该公司职工。原告邓发伦与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以下简称黔鄂湘公司）、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东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邓发伦于2018年7月11日起诉至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渝0241民初4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邓发伦不服该裁定，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1民初414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渝04民终10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法院（2018）渝0241民初4143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发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亚玲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发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260万元，并赔偿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以尚欠借款本金26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之日止，已支付利息59500元予以扣除）；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11月2日，被告黔鄂湘公司与案外人四川省久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安公司）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发包给久安公司承建。原告为此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6年11月8日，原告向黔鄂湘公司交付工程定金60万元，并随即组织人员进场施工。原告进场后，黔鄂湘公司因装修南坪写字楼及解决施工现场搬迁等前期遗留问题所需，又陆续向原告借款56万元。因黔鄂湘公司项目资金筹集不到位，加之搬迁等前期遗留问题未解决，致原告进场完成放线、挖水沟及安装水管后便一直窝工至2017年5月合同终止时。因终止合同，黔鄂湘公司同意返还原告定金60万元、借款56万元、补偿资金利息432000元，并赔偿原告自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窝工期间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损失1008000元。上述共计260万元，均转为黔鄂湘公司向原告的借款。2017年5月21日，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计划书》，确认黔鄂湘公司前述借款260万元，盛东公司对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待其开发的万盛物流园预售许可证下来后提供E+L轴线5号地块540平方米商铺作为抵押担保，于2017年9月30日前还清借款。2017年10月23日，盛东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函》，承诺于2018年1月底前还款100万元，于2018年2月底前还款100万元，余款60万元于2018年3月底前还清。2018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付款承诺书》，承诺按月支付原告8500元利息作为补贴，于每月28日前支付。此后，被告支付了2018年1月至7月期间的利息，共计59500元。原告对此催收未果，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被告黔鄂湘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答辩状，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起诉，诉讼费由原告负担。事实及理由：1、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黔鄂湘公司向案外人皮水胜出具的是收条，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黔鄂湘公司和案外人皮水胜之间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不是收条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具有对黔鄂湘公司和盛东公司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原告提供向案外人皮水胜的转款依据只能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皮水胜存在现金交付，不能证明与黔鄂湘公司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具有向案外人皮水胜的债权请求权，对黔鄂湘公司和盛东公司不具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2、原告不具有请求支付工程款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应驳回原告起诉。被告黔鄂湘公司和案外人久安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还款承诺函》只列举了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可以推定黔鄂湘公司与久安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施工对象，没有施工内容，更没有开工及竣工报告，不能证明久安公司对黔鄂湘公司有1008000元的债权。久安公司是否对黔鄂湘公司有请求工程款的实体权利存在争议。即使存在，由于久安公司不是《还款承诺函》的当事人，《还款承诺函》不能证明久安公司同意将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转为黔鄂湘公司向原告的借款。何况，作为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久安公司与管理人员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具有人身隶属性，也没有证据证明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系黔鄂湘公司和久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人员的工资，且工资的支付对象及权利人应为管理人员，不能转化为黔鄂湘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否则构成侵权。原告并非是实际施工人，与案外人皮水胜的合伙协议只有内部效力，且也无证据证明案外人皮水胜是实际施工人及皮水胜、邓发荣与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因此，原告不具有请求支付工程款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综上所述，《还款承诺函》只加盖了盛东公司的印章及陶富福的签字，黔鄂湘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陶富祺没有盖章签字，据此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盛东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向本院提交了书面的答辩状，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负担。事实及理由：1、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不能成立，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黔鄂湘公司向案外人皮水胜出具的是收条，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不能认定黔鄂湘公司和案外人皮水胜之间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不是收条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告不具有对黔鄂湘公司和盛东公司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原告提供向案外人皮水胜的转款依据只能证明原告与案外人皮水胜存在现金交付，不能证明与黔鄂湘公司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有向案外人皮水胜的债权请求权，对黔鄂湘公司和盛东公司不具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2、原告不具有请求支付工程款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被告黔鄂湘公司和案外人久安公司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还款承诺函》只列举了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可以推定黔鄂湘公司与久安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施工对象，没有施工内容，更没有开工及竣工报告，不能证明久安公司对黔鄂湘公司有1008000元的债权。久安公司是否对黔鄂湘公司有请求工程款的实体权利存在争议。即使存在，由于久安公司不是《还款承诺函》的当事人，《还款承诺函》不能证明久安公司同意将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转为黔鄂湘公司向原告的借款。作为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久安公司与管理人员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具有人生隶属性，也没有证据证明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系黔鄂湘公司和久安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管理人员的工资，且工资的支付对象及权利人应为管理人员，不能转化为黔鄂湘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否则构成侵权。原告并非是实际施工人，与案外人皮水胜的合伙协议只有内部效力，且也无证据证明案外人皮水胜是实际施工人及皮水胜、邓发荣与原告是实际施工人。因此，原告不具有请求支付工程款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综上所述，《还款承诺函》只加盖了盛东公司的印章，原告因此享有对盛东公司的程序权利，但是由于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和工程款法律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均不成立，原告不享有相应的实体权利，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原告举示的证据一，对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公司基本情况》复印件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二，《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三人合伙协议书》、《收据》（定金）经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上有黔鄂湘公司红色的印签章，且有陶富祺的签名，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情况说明》虽为复印件，但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渝04民终1024号民事裁定书中对该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本院对其三性亦予以确认。对证据三，三张《收据》上加盖了黔鄂湘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并有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的签字，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6月21日）、《中国银行贷记往账业务凭证》、《中国建设银行取款凭条》、《借记卡交易明细》（2018年6月30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回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个人业务凭条（回单）》经与原件核对无异，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借条》上有黔鄂湘公司红色的印签章，且有陶富祺的签名，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四，《还款计划书》上有盛东公司的印鉴章及陶富祺的签字，且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还款承诺函》上有盛东公司的印鉴章及陶富福的签字，且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借记卡交易明细》（2019年2月16日）上有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电子回单专用章，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付款承诺书》上虽然无盛东公司的印章，仅有经办人陶富祺的签字，结合《借记卡交易明细》（2019年2月16日），且与原件核对无异，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综上，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1月2日，被告黔鄂湘公司（发包人）与案外人久安公司（承包人）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包含工业园区1-9号厂房结构、建筑及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等发包给案外人久安公司。2016年11月8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农机产业园合同定金60万元。2016年11月14日，原告邓发伦与邓发荣、皮水胜签订《三人合伙协议书》，三人约定合伙修建黔鄂湘项目，合伙协议对合伙期限，出资额、方式、期限，合伙人工资、盈余分配与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出资转让，纠纷的解决等进行了约定。2016年12月17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6万元，用于秀山项目搬迁和协调费用。2017年3月31日，案外人皮水胜通过现金的方式向黔鄂湘公司支付了33万元、17万元，收款事由分别为项目前期遗留问题的解决费用、租用南坪写字楼。2017年3月31日，被告黔鄂湘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的内容为，今借到久安公司皮水胜现金壹拾柒万（￥170000.00）元整，用于租用南坪写字楼，现定于6月30日归还。注明如在4月10日前久安公司不能正常进场施工，本公司无条件将用万盛任何一处在建房屋作为抵押给皮水胜。2017年4月30日，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出具了《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工资表上载明2016年11月-2017年4月份所有管理人员6个月工资共计1008000元，被告黔鄂湘公司在该工资表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陶富祺亦签字予以确认。2017年5月21日，陶富祺、被告盛东公司给原告邓发伦出具《还款计划书》，载明的内容为，今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现金人民币2600000.00元整（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整）现将以盛东公司还款，预售许可证下来以后将以万盛物流园网签商铺E+L轴线5号地块540平方米以6000元/㎡作为抵押，于2017年9月30日还清欠款，逾期后大家协商解决，一个月后邓发伦有权自行处理。2017年10月23日，被告盛东公司给原告邓发伦出具《还款承诺函》，载明的内容为，鉴于：1、黔鄂湘公司尚欠邓发伦借款共计260万元，其组成为黔鄂湘公司应返还邓发伦定金60万元（以皮水胜名义交付）转为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的借款，黔鄂湘公司应补偿邓发伦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2016年11月-2017年4月），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万元（以皮水胜名义交付）本金及利息共计992000元。2、盛东公司自愿对黔鄂湘公司尚欠邓发伦前述借款260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并于2017年5月21日出具《还款计划书》。盛东公司未能按该《还款计划书》约定的付款期限付款。为此，现盛东公司特承诺于2018年1月底前返还邓发伦借款100万元，于2018年2月底前返还邓发伦借款100万元，余款60万元于2018年3月底前全部付清。2018年1月22日，陶富祺出具《付款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为，今承诺邓发伦欠款未付清，按每月28号为准，付给邓发伦利息作为补贴人民币捌仟伍元整。另查明，陶富祺系被告盛东公司的监事会主席，陶富福、陶静英系被告盛东公司的董事。陶静英分别于2018年1月29日、2018年2月28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5月18日、2018年6月17日、2018年7月16日向原告邓发伦转账8500元，共计59500元。再查明，久安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的内容，2016年11月2日，我公司与黔鄂湘公司签订《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发包与我公司承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为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自行向黔鄂湘公司缴纳的合同定金60万元，此定金的返还请求权归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享有，与我公司无涉。此外，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以我公司名义组建了“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并实际承担了项目管理人员工资等全部费用。因前述工程未能实施，黔鄂湘公司同意补偿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1008000元。我公司同意此补偿款1008000元由实际施工人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收取。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原告邓发伦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黔鄂湘公司应否偿还原告邓发伦借款26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二、被告盛东公司应否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本院认为，被告黔鄂湘公司作为发包人于2016年11月2日与案外人久安公司签订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黔鄂湘公司将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发包给案外人久安公司。案外人皮水胜分别向黔鄂湘公司支付60万元、6万元、33万元，包含了合同定金、秀山项目搬迁和协调费用、项目前期遗留问题的解决费用等。而原告邓发伦于2016年11月14日与邓发荣、皮水胜签订的《三人合伙协议书》约定三人合伙修建黔鄂湘项目，且久安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载明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为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实际施工人，三人以久安公司名义组建了“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通过该施工合同的履行情况、《三人合伙协议书》及《情况说明》可知，皮水胜、邓发伦、邓发荣系合伙关系，三人是重庆黔鄂湘农机产业园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同时，被告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载明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相应款项，《付款承诺书》中陶富祺亦作为经办人签字确认，且被告盛东公司的董事陶静英也向原告的邓发伦实际支付了共计59500元。本案系合伙外部关系的争议，原告邓发伦对外主张权利，并不影响邓发伦、皮水胜、邓发荣内部合伙事宜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应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基于上述《还款计划书》和《付款承诺书》，原告邓发伦成为了对被告黔鄂湘公司债权的权利人及受益人，其当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被告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签字确认的《还款计划书》中明确载明黔鄂湘公司借到邓发伦款项的金额为2600000元。《还款承诺函》中明确了该款项的构成：定金60万元+黔鄂湘公司应补偿邓发伦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2016年11月-2017年4月）+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万元本金及利息共计992000元。本案中，被告黔鄂湘公司确于2016年11月8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农机产业园合同定金60万元，于2016年12月17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6万元，于2017年3月31日收到案外人皮水胜支付的33万元、17万元。同时，被告黔鄂湘公司亦在久安公司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部于2017年4月30日出具的《重庆市秀山县黔鄂湘农机产业园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表》上盖章，其法定代表人陶富祺亦签字予以确认，该工资表上载明2016年11月-2017年4月份所有管理人员6个月工资共计1008000元。上述《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中载明的60万元、56万元及1008000元均具有事实基础，对该金额本院予以确认。对于43.2万元，原告方在庭审中明确其组成部分为以6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6年12月计算至2017年9月利息及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从2017年3月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共计7.2万元，剩余36万元系原告进场后因没有实际施工，被告黔鄂湘公司给原告退场后的补偿款36万元。但《还款计划书》中明确了该款项系黔鄂湘公司向邓发伦借款56万元本金及利息中的利息部分。原告方与被告黔鄂湘公司双方对于该部分借款约定支付利息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不得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因该利息并未实际支付，该借款的利率不能超过年利率24%（即月利率2%）。结合上述款项的出借时间，借款6万元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金额为6万元×10个月×2%=1.2万元，借款50万元计算至2017年9月的利息金额为50万元×6个月×2%=6万元，共计7.2万元。对于超出部分，因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原告方陈述剩余36万元系原告进场后因没有实际施工，被告黔鄂湘公司给原告退场后的补偿款，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该笔款项，本院不予确认。因此，该260万元中的定金60万元、黔鄂湘公司应补偿的6个月管理人员工资共计1008000元及借款本金56万元、利息7.2万元，共计2240000元，本院予以确认。原告邓发伦与被告黔鄂湘公司对上述款项形成新的合意，将其全部转化为借款，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被告双方形成新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借款的金额为2240000元。被告黔鄂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陶富祺在给原告邓发伦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中约定于2017年9月30日还清欠款。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被告黔鄂湘公司并未履行还款义务，故其应当偿还原告邓发伦借款2240000元。对于资金占用利息，还款期限届满后，被告黔鄂湘公司并未履行付款义务，其应当支付原告资金占用利息，因其中7.2万元系以年利率24%计算得出的借款利息，故其不应当再行计算利息，同时原告对收到的共计59500元利息予以扣除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因此，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为，以216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应扣除已支付的59500元。被告盛东公司在《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中明确向原告邓发伦表示对被告黔鄂湘公司欠付原告邓发伦的款项承担还款责任。该计划书及承诺函系被告盛东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构成债务加入，对被告盛东公司具有法律拘束力，其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盛东公司在《还款计划书》及《还款承诺函》均明确承担还款责任的债务金额为2600000元，但是本院确认的借款金额为2240000元，故被告盛东公司应当在2240000元限额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原告邓发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黔鄂湘公司、盛东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可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邓发伦借款2240000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以216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17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为止，扣除已支付的59500元）。二、被告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在2240000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邓发伦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原告邓发伦负担3800元，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重庆盛东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3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重庆黔鄂湘农机股份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文雯人民陪审员  曾凡伟人民陪审员  糜良政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 记 员  田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