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鲁0304行初25号 原告薛忠霖，男，1989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博山区。 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0042187444。住所地：博山区中心路128号。 负责人郭华，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杨光森，党委副书记。 委托代理人仇海波，该局法制室民警。 委托代理人崔立国，该局夏家庄派出所民警。 原告薛忠霖不服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0日组织原、被告进行了证据交换，并送达了证据清单副本。本院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忠霖，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的负责人杨光森及委托代理人仇海波、崔立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于2019年5月10日对原告薛忠霖作出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2019年5月6日17时至5月7日11时，薛忠霖与石某等人到淄博市信访局反映问题，经信访局工作人员劝离无果，非法滞留，扰乱了信访局的工作秩序。经查，薛忠霖违法情节较重。以上事实有薛忠霖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事实依据。综上，薛忠霖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薛忠霖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原告薛忠霖诉称，博山区公安分局夏家庄派出所所长翟乃胜徇私舞弊，严重违反办案程序。1、私闯民宅、暴力执法。在2019年5月10日，夏家庄派出所对孙华英位于博山区鑫龙西苑小区10号楼3单元501的房屋采取暴力撬门砸锁，把正在临时做客休息的我与石某强制性从被窝里拖走之后，对我与石某施加暴力殴打，并且把孙华英的两个防盗门锁芯弄坏，现已不能正常使用，之后强制性开着两个防盗门扬长而去。我与石某一直在山头镇居住，此事之前因为石某身患疾病在淄博市第一医院医治了两天，此次只是在临时做客。2、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一案不能两罚。在2019年5月6日，我与石某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淄博市信访局上访，在市信访局我遭到了市信访局保安孙光友的殴打。当时张店潘庄派出所出警查看了视频监控，认定保安违法对保安进行了处罚，而夏家庄派出所却断章取义的说我闹事。如果是我的过错，张店公安分局应该处罚我，怎么处罚了市信访局的保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只有案件发生地当场执法民警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别人无权进行执法训诫。在执法前除了要满足以上条件，还要出具违法行为通知书，否则不能进行执法，已经执法的其执法行为无有效力，其执法行为可视为是侵犯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要赔偿精神损失。当事人因某一行为在一天内接受训诫后接着被执行行政拘留，属于一次双罚。同一事件不能一次双罚，属于量罚过重，违反执法程序。正是一案不能两罚，我与石某在2019年5月7日，一直被张店公安局商场派出所以及公园派出所的民警训诫到当日的23时，之后告诫我们今次他们不再追究我们的责任，把我们释放了。但是过了三天后，2019年5月10日，博山夏家庄派出所在翟乃胜的号召下私闯民宅，强制闯入孙华英位于鑫龙西苑的房屋，并且没有出具任何通知书，直接把石某拖走，送进了博山区拘留所，他们这是一案两罚。法律明文规定同一事件不能一次双罚，他们属于严重违反执法程序。3、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属地管理，属地解决，我的户籍所在地属于城里派出所管辖，我的现居住地属于山头派出所管辖，他们撬门砸锁毁坏的房屋博山区鑫龙西苑小区10号楼3单元501是属于城里派出所管辖，这些统统都不在夏家庄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他们这纯粹是属于滥用职权。4、弄虚作假严重违反办案程序。夏家庄派出所所长翟乃胜对我与石某说他们是受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委托对我们进行处罚，告知我们对此事如有异议，让我们找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但是他给石某的拘留证盖的是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公章，而他给我的拘留证盖的是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的公章，给岳某、昌某等人盖的也是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公章。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在行政移交委托关系中，被移交委托的组织和个人只能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具体行政行为。《国家赔偿法》之所以强调了委托方的责任，是因为只有这样规定，才能较好地体现行政委托关系的实质。他们是有预谋陷害迫害上访人员，全国人民都知道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通宵达旦排号不仅不犯法，还有当地的警察和保安保护。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作案人就地处理归辖区处理，也就是所在案发地的派出所处罚，所以这也轮不到博山公安处罚，博山公安纯粹是制造假案，博山公安分局夏家庄派出所的办案程序严重错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案程序错误，前面的案件事实再正确也全部推翻，一步错，全部错。并且对于公安机关违反办案程序的案件，检察机关一律不得起诉，审判机关一律不得审查。2019年5月10日，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作出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本人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被告严重违反办案程序就作出行政处罚，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夏家庄派出所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和《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对有关人员乱用职权、渎职犯罪、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强加罪名、侵犯人权、限制人身自由、公然违反党纪、国法的胡作为、乱作为的行为追究责任，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党纪、政纪处分，予以开除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八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薛忠霖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薛忠霖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石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3、国家法律证据材料三页；4、昌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5、证人石某、昌某、岳某的书面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同时证人石某和昌某出庭作证。原告提供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严重违反办案程序及作出的处罚决定是错误的，原告并没有在淄博市信访局留宿及扰乱单位秩序。 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辩称，一、薛忠霖违反治安管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5月6日17时至5月7日11时，薛忠霖与石某等人到淄博市信访局反映问题，经信访局工作人员劝离无果，非法滞留，扰乱了信访局的工作秩序。经查，薛忠霖违法情节较重。以上事实有薛忠霖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二、对薛忠霖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裁量得当。原告在起诉状中称，一是对其传唤时采取撬门破锁的方式不当；二是对案件的管辖存在异议；三是认为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办案程序。我局办理薛忠霖扰乱单位秩序一案系由张店公安分局移交我局，违法嫌疑人石某的行政处罚由张店公安分局作出，同时申请我局协助执行对石某的行政拘留。《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薛忠霖户籍所在地及××住址均在博山区，据此我局依法行使对薛忠霖扰乱单位秩序一案的管辖权。我局于2019年5月10日受理此案，2019年5月10日13时许，我局民警持传唤证到达博山区城东街道鑫龙西苑10号楼3单元501室外，告知薛忠霖到我所接受询问，但薛忠霖不予配合一直不开门，后民警汇报派出所负责人后对其进行强制传唤。民警遂联系开锁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将薛忠霖住处的防盗门打开，未对锁具的主体以及锁芯破坏。进入房间后，薛忠霖和其母亲石某均在房内，我局民警将违法嫌疑人薛忠霖强制传唤至夏家庄派出所询问，并协助张店分局对石某执行行政拘留。带离薛忠霖、石某后，我局民警与开锁人员对锁具进行修复，修复后锁具均能正常使用。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告知等程序后，依法审批作出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薛忠霖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裁量得当。综上所述，我局对薛忠霖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裁量得当，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受案登记表；2、传唤证；3、薛忠霖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4、移送案件通知书；5、受案登记表；6、昌某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7、岳某询问笔录三份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8、石某询问笔录两份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9、李遂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0、王鹏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1、岳某、石某、昌某人民来访登记表及身份证复印件；12、淄博市信访局情况说明；13、调取证据通知书；14、调取证据清单及监控录像光盘四张；15、抓获经过；16、昌某自书材料两份；17、石某行政处罚决定书；18、张军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9、办案说明；20、（2014）博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21、电话查询记录；22、户籍证明；2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24、研究案件记录；25、行政处理审批表；26、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7、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28、行政拘留执行回执。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被告提供上述证据、依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经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审质证，各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如下： 对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提供的证据、依据：原告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所提供的证据都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纯粹子虚乌有。具体意见为：1、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移送到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夏家庄派出所是违法的，该所根本没有行政权、管辖权，属于严重违反办案程序。2、夏家庄派出所对原告的询问笔录所书写的内容纯粹是捏造事实，自始至终原告没有对其陈述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任何问题，该所也没有为原告做笔录，并且对原告刑讯逼供和体罚。3、在行政移交委托关系中，被移交委托的组织和个人只能以移交委托机关的名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具体行政行为，但是博山公安分局给原告下发的拘留证却是盖着博山公安分局的公章，该局属于严重违反办案程序。4、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认定违法上访都要经过公开听证，凡是进行依法处理的，批准权归省里，省涉法、涉诉问题工作小组共同研究，然后依法作出决定，所以被告根本无权处罚原告等。5、潘庄派出所和淄博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让原告在淄博市信访局信访大厅等待，内容是博山的责任单位马上就要来到，让原告等沉住气在信访局等着。6、原告与石某并没有留宿，原告没有扰乱单位秩序。7、淄博市信访局和张店公安分局是对原告等进行违法的拦访截访，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信访的民事案件公安部门一律不得参与。8、昌某根本没有证明原告扰乱社会单位秩序，相反，昌某出庭作证证明原告没有扰乱单位秩序；岳某的所有笔录不属实，其为原告作证证明原告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石某的询问笔录是非法的。9、李遂和王鹏作为淄博市信访局的公职人员，不属于证人，没有作证权，并且淄博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劝原告等离开，还一直挽留，且淄博市信访局没有任何公示牌提出不得在信访局滞留等情况。10、原告和原告母亲反映的问题都是合理的关于我们自身的诉求，没有缠访闹访，而且淄博市信访局在备注中已经注明了转博山，但是岳某和昌某的都没有备注，说明原告和原告母亲的案件淄博市信访局已经受理了，他们二人的没有受理。11、张军不能作为证人使用。12、夏家庄派出所未给原告出示任何手续（出示传唤证、警察证、搜查证），没有告知传唤内容，也没有出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3、原告对（2014）博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不服且一直在申诉中。14、当事人因某一行为在一天内受到训诫后，接着被执行行政拘留，属于一次双罚，同一事件不能同时一次双罚，属于量罚过重，违反执法程序。15、在2019年5月28日博山区人民法院给原告与被告的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中，第三项中的第三条被告在诉讼中负举证责任，在诉讼期间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但是夏家庄派出所又闯入原告的三姨石光兰家把其拖走至派出所进行询问。 对原告薛忠霖提供的证据：被告对1号、2号、4号证据无异议。对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治安处罚条例已经废止，关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与本案无关。对5号证据中岳某的证明书有异议，认为该证明书叙述的过于笼统，应以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为准；对昌某、石某的当庭证言及书面证言有异议，认为该两名证人在案件调查阶段均有笔录证实原告有违法行为，原告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成立。 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据认证如下： 关于被告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提供的证据、依据：1号、2号、19号、22-25号、26号证据中载明的送达情况、27号、28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办理治安案件的各个程序事项，上述证据中对原告拒绝在相关手续上签字的情况，两名办案民警已签字注明，符合办案程序规定，上述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确认为有效证据。3号证据系被告对原告所做的询问笔录，能够证明被告已将传唤原因和处所通知原告的家属，以及原告曾去过淄博市信访局上访的事实，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原告拒绝在其询问笔录上签名的情况，两名办案民警已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符合办案程序规定。4-17号证据系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将本案移送被告的通知书及相关证据，能够证明以下事实：一、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受案、调查核实、移送等各个程序事项；二、2019年5月6日，原告等人到淄博市信访局反映问题，当天下午17时左右经工作人员劝离，原告等人并未离开，而是在信访局滞留至5月7日上午11时左右，扰乱了信访局的工作秩序，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三、石某因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被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虽然原告主张相关证人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但其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待证事实具有证明力，确认为有效证据。对岳某拒绝在其询问笔录上签名的情况，两名办案民警已在询问笔录中注明，符合办案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李遂和王鹏虽系淄博市信访局的公职人员，但并无规定其二人不能作证，对原告主张该二人没有作证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18号证据系被告于2019年6月6日对张军所做的询问笔录，虽然笔录制作时间发生在被诉行政行为之后，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告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被告暴力撬门砸锁的问题，在诉状中原告提出该问题后，被告在证据交换以前对开锁人员制作笔录，应予准许。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传唤时，因原告拒绝开门，被告系通过开锁人员开门，确认为有效证据。20号、21号证据系原告的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原告曾因犯盗窃罪，于2014年9月16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确认为有效证据。26号证据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本案争议的行政行为，其效力不作单独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系关于治安行政案件管辖的有关规定。上述规定适用于本案。 关于原告薛忠霖提供的证据：1号证据能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确认为有效证据。2号、4号证据系石某、昌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能够证明石某、昌某因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被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分别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3号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提出的被告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主张，与本案无关，确认为无效证据。5号证据的证人证言无法推翻相关询问笔录、监控录像等证据所证明的原告扰乱单位秩序的事实，确认为无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6日，原告等人到淄博市信访局反映问题，信访工作人员进行接待并登记。当日下午17时左右，经工作人员劝离，原告等人并未离开，而是在淄博市信访局滞留至5月7日上午11时左右。2019年5月7日，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潘庄派出所以在工作中发现2019年5月6日17时至5月7日8时许，原告等四人在张店区××路淄博市信访局接访大厅内留宿为由，依法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并制作受案登记表。之后，该所依法向李遂、王鹏等进行了调查询问，审查搜集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科苑派出所、西六路派出所、公园派出所分别对昌某、岳某、石某制作的询问笔录，淄博市信访局提交的证据材料和情况说明以及昌某的自书材料，并向淄博市信访局调取了案涉监控录像。2019年5月10日，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将原告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一案以属于被告单位管辖范围为由，将该案连同上述证据材料一并移送被告处理。同日，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夏家庄派出所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对原告进行了传唤和询问。经全面调查核实，被告根据上述询问笔录、证据材料及监控录像等证据，认定原告在淄博市信访局非法滞留，扰乱信访局工作秩序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且情节较重。之后，被告依法履行处罚前告知、处理审批、集体讨论等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关于扰乱单位秩序情节较重的处罚规定，决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博公（夏）行罚决字[2019]1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原告。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夏家庄派出所具体承办该治安行政案件是否合法；二、原告是否实施了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三、本案是否存在一案两罚的情形。 关于焦点一，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具有相应的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原告的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张店区，但是被告作为其居住地公安机关，对其发生在张店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符合上述规定。被告接受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移送后，交由其下辖的派出机构夏家庄派出所具体办理相关询问、传唤等事项，并无不妥，对原告提出的该所对该治安案件无管辖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将本案移送被告处理符合管辖的有关规定，二者之间并不构成行政移交委托关系，移送至被告后，被告即以自己的名义处理本案，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二者之间构成行政移交委托关系的主张亦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被告根据昌某、岳某、石某、李遂和王鹏的询问笔录，淄博市信访局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该局的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认定原告在淄博市信访局非法滞留，扰乱信访局工作秩序的行为，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且情节较重，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关于原告提出的其并未在淄博市信访局留宿的主张，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该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违反了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处理上访人员的要求规定，无权对其处罚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上述行为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被处以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中央政法委的上述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三，原告之本案其已被训诫，之后再被行政拘留，被告违反法律规定的同一案件不能同时一次双罚，属于量罚过重，违反执法程序的主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被训诫的事实，况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所以即使原告曾被训诫，也不属于一案双罚的情形，原告的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经移送被告处理后，被告依法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对原告进行传唤和询问，审查核实了一并移送的相关证据材料，之后经处罚前告知、处理审批、集体讨论等程序后，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查明的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关于扰乱单位秩序情节较重的处罚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依法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送达。被告的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向其出示传唤证等手续以及未告知传唤内容的主张，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使用传唤证进行传唤的时候，原告并未主动开门，系强制开锁后将原告带到被告处接受调查；其次，原告拒绝在传唤证上填写到案和离开时间并签名，办案民警已经在传唤证上注明。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关于原告提出的被告未向其出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的主张，本院认为，该笔录中已经明确记载“2019年5月10日15时，民警向薛忠霖告知行政处罚，薛忠霖阅读后未提出异议，但拒绝签字”，且有两名办案民警的签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亦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薛忠霖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薛忠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于莎莎 审 判 员  张 磊 人民陪审员  胡云耕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郑娟 书记员任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