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72民初809号 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金岛路36号。 法定代表人：黄辉，该院检察长。 出庭人员：柳涛，该院检察员。 出庭人员：洪丹露，该院检察员。 被告：杨士秀，女，197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代理人：郑琦，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朋海，男，1981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 委托代理人：沈佟奕，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贞雄，男，1971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 委托代理人：林海伟，浙江晓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程纪军，男，197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颍上县。 委托代理人：陈江南，浙江泽大（浙江自贸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献东，男，1979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涌桥区。 委托代理人：郑轶乔，北京上泽广霁（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明彦，男，197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委托代理人：黄海娜，舟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 委托代理人：姚碧亚，舟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援助律师。 被告：范军海，男，1970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岱山县。 委托代理人：汤红艳，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海波，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程纪军、吕献东、张明彦、范军海海事海商纠纷公益诉讼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同年6月25日，本院根据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申请作出民事裁定，分别查封杨士秀所有的坐落于舟山市普陀区兴建路3弄3号1号楼203室不动产，冻结陈朋海银行账户存款200080.93元，查封林贞雄所有的坐落于广东省惠来县靖海镇资深区娘宫路六横巷7之3号的不动产，查封张明彦与他人共有的坐落于舟山市沈家门东海中路137号705室的不动产。本院于同年7月29日、9月9日召集各方当事人举行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对鉴定人员进行质询，并于同年9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柳涛、检察员洪丹露出席庭前会议并出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士秀的委托代理人郑琦、被告陈朋海的委托代理人沈佟奕、被告林贞雄的委托代理人林海伟、被告程纪军的委托代理人陈江南、被告吕献东的委托代理人郑轶乔、被告张明彦的委托代理人黄海娜（仅出席庭前会议）、姚碧亚、被告范军海的委托代理人汤红艳（仅出席庭前会议）、陈海波出席庭前会议并到庭参加诉讼。鉴定人员陈健参加了庭前会议并接受质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各被告公开赔礼道歉；2.判令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对1545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程纪军对其中的1479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吕献东对其中的6048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张明彦、范军海对其中的300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各被告承担鉴定评估费5012.5元。审理中，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对1605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程纪军对其中的1479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吕献东对其中的6048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张明彦、范军海对其中的300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杨士秀等七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其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并公告，同年5月18日公告期满，经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由该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2018年9月28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驶浙Ｌ×××××小货车运输22只海龟（其中活海龟4只）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浙Ｂ×××××大客车，通过客车将海龟运往广东省，以8866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贞雄。 2.2018年10月2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指使吕献东驾驶浙Ｌ×××××面包车运输5只海龟（其中活海龟1只）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浙Ｂ×××××大客车，通过客车将海龟运往广东省，以1420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贞雄。 3.2018年10月3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驾驶浙Ｌ×××××面包车将1只活海龟运输至普陀客运中心，通过汕头客车将海龟运往广东省，以649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贞雄。 4.2018年10月6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驶浙Ｌ×××××小货车运输8只海龟（其中活海龟3只）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浙Ｂ×××××大客车，通过客车将海龟运往广东省，以3365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贞雄。 5.2018年10月12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驶浙Ｌ×××××小货车运输9只海龟（其中活海龟4只）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浙Ｂ×××××大客车，通过客车将海龟运往广东省，以46400元的价格出售给林贞雄。 6.2018年10月17日晚，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伙同程纪军、吕献东等人在普陀区东港街道芦花沙塘路附近装运海龟时，被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当场查获，扣押海龟21只及浙Ｌ×××××作案小货车一辆。 7.2018年10月的一天晚上，通过张明彦介绍，范军海以2000余元的价格将一只海龟出售给杨士秀。 2018年10月29日，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查获的动物进行物种及保护级别鉴定，鉴定意见为：涉案动物为蠵龟Carettacaretta21只，为国家Ⅱ级保护动物。同年11月6日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委托浙江海洋大学进行检验鉴定，鉴定结果为：1.21只样品均为蠵龟Carettacaretta，均属于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21只蠵龟样品中，有20只为亲体，1只为幼体，总价值604800元。 上述事实，有七名被告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供述、书证、鉴定意见书、电子证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程纪军、吕献东、张明彦、范军海明知海龟受国家保护，为非法获利，仍进行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各被告应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院依法在《检察日报》进行了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请法院依法裁判。 被告杨士秀答辩称：1.愿意对运输、出售海龟行为赔礼道歉，对破坏生态的指控不予认可。鉴定报告未区分亲体、活体的关系，被抓获的21只均为尸体，而亲体是可以生育下一代的雌性体。杨士秀收购的均为死体，不存在对生态的破坏。2.不认可对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连带责任，造成海龟死亡的是捕捞者，而在捕捞者未被追究的前提下，要求杨士秀对全部海龟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海龟的收购者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3.诉称杨士秀收购66只，查实的只有21只，其他45只没有实物证据，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证据不充分。 被告陈朋海答辩称：1.海龟数量和种类主张不合理，除21只海龟外，起诉人对其余45只是根据推断认定为亲体，没有实体和照片，无法判定种类，起诉人按照重量推断亲幼体不科学，结果存在偏差，没有排除合理怀疑，该45只海龟不能计算在赔偿数量中。2.赔偿金额计算标准不合理。起诉人主张的是生态修复补偿金，真正导致破坏生态的是海龟死亡，物种资源保护的主体是活体，除了应该扣除的45只海龟，案涉21只海龟被查获时已经死亡，起诉人按6倍计算金额主张生态修复补偿金缺乏事实依据，也不合理。3.鉴定费主张不合理，两份鉴定报告来源于刑事案件，让被告承担鉴定费用额外增加负担。 被告林贞雄答辩称：1.本案遗漏当事人。导致海洋环境受损的直接责任人是捕捞者，本案所有被告都是间接行为，在共同侵权中，所有侵权者都应该作为被告参与诉讼，本案66只海龟认定中部分捕捞者已查明，而未被起诉。2.根据侵权法理论，捕捞者、买卖者、运输者是共同侵权行为，属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应当承担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在无法查明时应当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七被告承担的份额最多只能是全部金额的二分之一，而非是全额。3.涉案66只海龟中有21只是被查获的，另45只无实物。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并非所有的海龟科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直到2018年10月9日农业部第29号文件才明确海龟科所有种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故该45只无实物的海龟种类不清，没有证据，不能认定全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关于鉴定报告的法律效力问题。首先浙江海洋大学没有司法鉴定资质，鉴定人也同样没有司法鉴定资质，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其次鉴定报告所引用的两个文件都已被废止，用已被废止的文件作鉴定报告的依据显然不合理。5.关于起诉人要求的公开赔礼道歉问题，本案牵涉到刑事犯罪，若对各被告判处刑事处罚，已是最严厉的惩罚，不需要再承担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被告程纪军答辩称：1.程纪军不应作为公益诉讼案件生态修复补偿金的连带赔偿责任和公开道歉的主体。首先从法律规定而言，生态修复补偿金应是针对捕捉者、出售者、利用者。程纪军既不是捕捉者、也不是出售者，更不是利用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生态修复补偿的原因是基于海龟已死亡。而造成海龟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捕捞、贩卖及利用。程纪军作为一个运输者，不对海龟死亡产生直接的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责任；再次，生态修复补偿金和价值标准属于两个概念，即使刑事犯罪成立也不代表必须要赔付生态修复补偿金；最后，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要么有法律明文规定，要么有当事人约定，起诉人没有以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明文规定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本案所涉生态修复补偿金是因为海龟捕捉、买卖、利用，让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这些行为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而程纪军所做的只是辅助的运输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无需承担责任。2.即使程纪军需承担赔偿责任，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也存在计算错误。首先，程纪军参与承担的海龟数额计算错误。程纪军对运送海龟一开始不知情，且所获得的只是一个驾驶员的正常运输费用，现起诉人诉称其数额为4次60只海龟，即使其对10月份的数额成立，也不代表9月份的数额能成立。从证据上讲，能印证程纪军主观上直接知道是海龟并运送的是陈朋海，但陈朋海对事情仅作了一个大概描述，且与杨士秀的描述不一致。纵观整个案件，杨士秀在出售海龟案件中对情况了解更为具体，故杨士秀证言更为真实。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程纪军主观上参与前3次运送海龟。故即使程纪军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只需要对21只海龟负责。其次，起诉人诉请的依据标准不准确。鉴定报告合法性存在问题，直接适用缺乏依据。即使鉴定报告合法，关联性也存在问题。按照6倍标准的立法本意是针对刑事案件，并非针对生态修复，修复补偿金的计算标准缺乏客观性、合法性。生态修复补偿金的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检测、监管费用及修复完成以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的评估费用，本案证据中没有上述体现。考虑本案是公益诉讼民事赔偿案件，要适用也应当按出售水生野生动物制品或按照产品实际成交额的4%收取资源保护费，即使作为惩罚性赔偿金，也应该按照所获利的金额承担赔偿责任，且惩罚性赔偿要么有法律规定，要么有当事人约定。第三，程纪军最多承担21只海龟的赔偿金额，以总重量1451.3千克乘以18元，动物资源费为26123.4元。3.鉴定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鉴定评估存在重复，即使要承担也只需承担一项，且鉴定费牵涉两个案件，应该按海龟数量分担鉴定费，本案为1121元。综上，请求法院驳回起诉人对程纪军的诉讼请求。 被告吕献东答辩称：1.鉴定报告缺乏证据的三性，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均无资质，所依据的文件也已废止。2.吕献东两次运输海龟，第一次是不明知的，不需要承担责任；第二次仅参加运输，对海龟数量和交易内容也不知情，故笼统按海龟数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其不公平。3.吕献东参与运输的绝大多数是死海龟，应当区分责任。4.在刑事案件对相应事实未确定之前，本案先行处理有程序问题，应当先刑后民。同时认同其他被告代理人所提的意见。 被告张明彦答辩称：1.张明彦未参与捕捞、收购、运输、出售等行为，仅是受杨士秀所托，知道范军海有海龟而告知，仅传递了信息，未参与价格谈判，未获利，充其量仅是介绍人，本案是侵权诉讼，张明彦不是适格被告。2.起诉认定海龟交易价格是2000元，与事实不符。3.起诉人以浙江海洋大学检验鉴定证书鉴定的海龟价值判断为依据，该鉴定意见书因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具备合法的资质，故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合法依据。4.鉴定评估费不属于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失赔偿的范围。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对被告张明彦的诉讼请求。 被告范军海答辩称：1.根据先刑后民原则，本案应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再作审理。2.海龟捕捞上来时已经死亡，不存在生态破坏行为，不需要承担修复费。3.因鉴定机构存在资质问题，故也不应当承担鉴定费。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 1.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公告、刊登于《检察日报》上的公告，用以证明本案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经公告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合法； 2.七被告的户籍资料，用以证明七被告主体身份； 3.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沈家门派出所、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对七被告制作的讯问笔录； 4.杨士秀与林贞雄微信记录； 5.陈朋海银行账单记录； 6.证人陈某1、刘培军讯问笔录及刑事辨认笔录; 证3-6用以证明七被告为获利，实施了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等行为； 7.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浙江海洋大学出具的检验鉴定证书、鉴定人陈某2问笔录，用以证明涉案21只为蠵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中20只为亲体，1只为幼体。蠵龟的价值幼体4800元/只、亲体30000元/只。绿海龟的价值幼体4800元/只、亲体12000元/只（上述价值认定均按资源保护费的6倍确定），涉案总价值为604800元的事实； 8.东海区珍稀水生动物图鉴； 9.近10年舟山办理刑事案件中海龟样本鉴定记录； 10.（2010）舟定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书； 11.（2010）舟定刑初字第226号刑事判决书； 12.（2013）舟定刑初字第341号刑事判决书； 13.（2012）舟岱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 14.（2016）浙0903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书； 证8-14用以证明近10年来舟山区域涉海龟刑事案件蠵龟比例占90%以上。 本院根据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的申请，准许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陈健出席庭前会议接受询问，陈健陈述：浙江海洋大学的鉴定资质是农业部第2607号公告授予的，该公告批准了包括浙江海洋大学在内的32家科研教学单位承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附录》中水生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鉴定工作，我本人是由浙江海洋大学聘任的鉴定人员，聘任的依据是个人的相关科研及鉴定经历，我和赵盛龙教授接受学校的委派负责涉案海龟物种及价值的鉴定工作，我们对涉案21只海龟进行了现场鉴定，均已死亡，现场对其基础生物学性状，包括背甲长、背甲宽、体重等进行测量。依据SEATURTLESOFTHEWORLD和东海区珍稀水生保护动物图鉴文件得出物种结论，21只样品均是蠵龟，属于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中20只是亲体，1只为幼体。 之后，我们依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确定蠵龟的资源保护费为幼体800元/只，亲体5000元/只，再根据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农渔发﹝2002﹞22号）文件对涉案海龟价值按资源保护费的6倍予以确定。本案中，海龟的价值与其存活状态无关，死海龟与活海龟价值一样。虽然鉴定所依据的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已经废止，但在农业农村部给海关总署关于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鉴定问题的答复意见中已明确“仍然可以沿用该文规定的核算办法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进行核算”，故本案鉴定中仍引用了该文件的数值标准。2019年8月27日出台了新的水生野生动物价值评估办法，本案涉及海龟的基本价格都是15000元乘以国家二级的倍数（5倍），所以最终认定的价值会比鉴定结论中的价值有较大提升。 海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份子，海洋生态存在完整的食物链，海龟灭失，食物链中的重要环节缺失，海洋生态会受到破坏，海龟寿命长，繁殖能力弱，是大洋性生物，对环境作用很大，海龟个体是海洋生态环境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的破坏对海洋资源损害非常大。鉴定意见中的价值鉴定中考虑了包括动物个体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研价值及文化价值，鉴定认定的价值涵盖了上述各种价值在内。 七被告均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对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证据，七被告对证1-14的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有的被告供述不稳定，且存在相互矛盾，对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 对鉴定人员的意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质证认为，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鉴定资质、鉴定所依据的标准、所参照的文件均可证明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有效性，本案诉请于法有据；七被告质证均认为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鉴定人员资质、鉴定依据都是不充分、不合法的，且对死海龟、活海龟价值一样的观点不能认同，鉴定意见不合理，鉴定意见中包括了文化、科研等价值，起诉人诉请的是恢复生态的补偿金，而鉴定结论是众多价值的总和，不能以此作为确定七被告承担责任的基础。 本院经审查认为，各方对上述证据的表面真实性并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关于检验鉴定证书中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质、价格认定依据文件的合法性以及鉴定人员出庭陈述的鉴定意见的合理性等，本院将在下文中综合论述。 根据各方当事人意见，本案关于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为：一、七被告参与实施的出售、购买、运输海龟数量、种类、亲幼体等认定问题；二、七被告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认定问题。本院对此分析如下： 一、七被告参与实施的出售、购买、运输海龟数量、种类、亲幼体等认定问题 1.涉案66只海龟数量的认定问题。杨士秀、林贞雄等被告均提出，起诉人主张的涉案66只海龟，除现场查扣的21只海龟外，其中45只无实物，仅凭供述认定，证据不充分。经审查，该45只无实物海龟共涉及六起事实。其中五起涉及44只海龟的事实，均有相关被告供述、刑事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购货单凭证及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特别是从微信记录和由被告亲笔书写的清单记录看，各被告对其中“数字”、“活”、“直”等记载内容都作了解释，能清楚反映各被告在确定的日期，共同运输、出售44只海龟的事实，且出售金额与微信记录及转账记录也能一一对应，故该五起涉及44只海龟的事实证据充分。最后一起关于张明彦、范军海、杨士秀参与的1只海龟买卖事实，三被告陈述内容也都能相互印证，事实清楚。关于程纪军提出的对2018年9月28日第一次参与运输不知情，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有参与前3次运送海龟故意的抗辩，经审查，杨士秀虽有过陈述对程纪军前面几次运输海龟不确定知情，但其同样有陈述，自2017年就已开始与林贞雄从事过海龟买卖，而从那时起程纪军就是运输者之一。而陈朋海陈述则明确指出程纪军不仅参与9月28日运输22只海龟，而且也是其与程纪军一起将海龟打包好再送到宁波。程纪军本人的陈述，既有认可其运输三次海龟的，也有只认可被查扣的一次却否定另两次的。故从上述陈述看，杨士秀、程纪军的陈述都有自相矛盾之处，而陈朋海的陈述明确清楚，结合9月28日22只海龟运输情况看，有活体也有死体，死体以编织袋装运，通过编织袋也可以在视觉上对装运的海龟有明确感知，故程纪军的该抗辩不客观，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吕献东提出的对2018年10月2日第一次运输5只海龟不知情的抗辩，经审查，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并未就该起事实对吕献东提出主张。综上，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涉案66只海龟数量主张，均证据充分，可以证明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实施了66只海龟买卖的事实；被告程纪军实施了60只海龟运输的事实；被告吕献东实施了21只海龟运输的事实；被告张明彦、范军海实施了1只海龟买卖的事实。 2.涉案66只海龟种类的认定问题。涉案66只海龟，其中21只系现场查获，经鉴定均为蠵龟，各方当事人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其中1只系经张明彦介绍，范军海出售给杨士秀，根据范军海对海龟外形特征的陈述，与蠵龟吻合，本院予以认定。对剩余44只，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蠵龟占60%，绿海龟占40%。其理由和依据为：1）被当场查扣的涉案21只海龟，经鉴定均为蠵龟；2）结合另一起被查扣的107只海龟系列案，其中105只为蠵龟，2只为绿海龟；3）结合近10年来舟山区域涉海龟刑事案件的查处情况，所涉及的海龟中蠵龟比例占90%以上；4）林贞雄供述（2019年5月19日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对其所作讯问笔录）“账单中注明的肯定是小青龟（即绿海龟），但是没有注明的也有可能其中有小青龟，丽龟（即蠵龟）的比例一般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可以看出，本系列案所查扣的海龟、以及舟山区域近10年来所查处的涉海龟刑事案件中，蠵龟占比均在90%以上。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按蠵龟占60%，绿海龟占40%的比例提出诉请，是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所作出的就轻认定，各被告对此也无异议。虽然从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据证明原则出发，涉案蠵龟占比可能更高，但囿于诉讼请求，本院对该44只海龟中，蠵龟占60%，绿海龟占40%的事实亦予以认定。 3.涉案66只海龟亲幼体的认定问题。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涉案66只海龟中64只为亲体，2只为幼体。其理由和依据为：1）21只被现场查扣的海龟经鉴定，20只为亲体，1只为幼体。2）另一起被查扣的107只海龟系列案中，105只为亲体，2只为幼体。由此可以看出，本系列案所涉海龟绝大多数为亲体，仅零星几只为幼体。3）从鉴定确认的128只海龟看，125只亲体海龟中重量最小的为45.2公斤，3只幼体海龟重量分别为39.8、39.2、37.5公斤。故对重量大于45.2公斤的海龟推定为亲体。4）根据被告在记账清单中对海龟重量的记载，除2018年10月6日的8只海龟中有一只为89斤，可以推定为幼体，其余海龟单个重量均大于45.2公斤，故认定为亲体。5）此外，2018年10月2日的5只海龟中4只死海龟标注总重量为651斤，未注明单个重量，折算后远大于45.2公斤，故该4只海龟也应推定为亲体。6）范军海出售的海龟无重量记载，但范军海陈述其出售的海龟重量有一百五六十斤，由此也可推断为亲体。本院认为，以甲长区别亲幼体，固然是科学的鉴定方法，但是本案涉及的海龟有45只未查获实物，在无法查明甲长而又必须对海龟亲幼体作出判断的情况下，以重量区别亲幼体是相对比较符合认识规律的一种判断，也符合民事诉讼中对待证事实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这与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事实与证据认定标准存在差异性。由于刑事诉讼认定事实和证据的标准要高于民事诉讼，故刑事案件已经依法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可以作为相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免证事实，而对于刑事案件未予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如经审理已达到民事诉讼的认定标准，亦应予以认定。故本院认定涉案66只海龟中64只为亲体，2只为幼体的事实。 二、七被告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认定问题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浙江海洋大学检验鉴定证书鉴定的海龟价值判断为依据确认各被告需承担的生态修复补偿金金额，各被告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鉴定所依据文件的效力、海龟价值与生态修复补偿金的关系等均提出了异议。 1.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2607号公告，浙江海洋大学是经农业部批准的可以从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附录》中水生野生动植物种及其制品的鉴定工作的科研教学单位，它的推荐鉴定类群包括鲸目、海龟科、棱皮龟等，故浙江海洋大学具有鉴定海龟的资质，且对涉案海龟物种及价值的鉴定均属于浙江海洋大学的鉴定范围。鉴定人员赵盛龙和陈健属于浙江海洋大学内部聘任的鉴定人员，该鉴定人员的选任需要考察被选择人员的科研经历和鉴定经历，并非随意选择，浙江海洋大学经过正规的程序选任符合条件的人员担任鉴定人员，这种选任程序亦属于学校的惯常做法，并无不妥，故本案鉴定人员赵盛龙和陈健具有鉴定资质，且涉案检验鉴定证书中关于海龟种类及保护级别的鉴定与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一致，本院予以认定；涉案海龟亲幼体的鉴定是根据《SEATURTLESOFTHEWORLD》作出，合法合理，本院亦予以认定。 2.海龟价值认定所依据文件的效力问题。涉案检验鉴定证书中关于海龟价值的认定主要是依据《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农渔发[2002]22号）和《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计价格[2000]393号）两个文件。农渔发[2002]22号第一条明确规定：“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价值标准，按照该种动物资源保护费的6倍执行。”关于动物资源保护费的金额则规定在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中，根据该文件，蠵龟及绿海龟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蠵龟幼体的资源保护费为800元/只，亲体为5000元/只；绿海龟幼体为800元/只，亲体为2000元/只。农渔发[2002]22号文件仍有效，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虽已废止，但在农业农村部回函海关总署的答复意见中也明确在新的相关规定出台前，仍然可以沿用计价格[2000]393号文件规定的核算办法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价值进行核算，故检验鉴定证书依据上述两个文件对涉案海龟的价值予以认定，合法有据，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浙江海洋大学出具的检验鉴定证书系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和鉴定机构依据合法有效的文件作出，该检验鉴定证书客观真实，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定。 3.生态修复补偿金的认定问题。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直接按照涉案海龟的价值来确定七被告需承担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各被告认为涉案检验鉴定证书中海龟价值的认定标准只是执法、司法部门作为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依据，以此作为民事赔偿的依据不合理。 本院认为，首先，农业部出台的关于水生野生动物价值标准的认定是采用物种濒危原则、自身价值原则、物种等同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水生野生动物物种经济、研究、生态、社会、遗传资源等各方面的价值而得出的计算方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按该动物物种资源保护费的6倍计算。生态修复补偿金，应是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所需的费用，本案中所认定的海龟价值均应归属于此，故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海龟的价值来确定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并无不妥；其次，农渔发[2002]22号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合理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价值，该文件并未明确表明所涉及的计算标准只适用于刑事案件，对违法犯罪行为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也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举措，故本案中七被告赔偿金额的认定可以按照农渔发[2002]22号文件中关于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价值的计算标准予以认定。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杨士秀与陈朋海系夫妻关系。2018年9月28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车运输22只海龟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大客车运往广东省并出售给林贞雄。同年10月2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由陈朋海指使吕献东驾车运输5只海龟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大客车运往广东省并出售给林贞雄。同月3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由陈朋海驾车将1只海龟运输至普陀客运中心，将海龟运往广东省并出售给林贞雄。同月6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车运输8只海龟（其中幼体1只，其余为亲体）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大客车运往广东省并出售给林贞雄。同月12日，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由陈朋海指使程纪军驾车运输9只海龟共同前往宁波兴北客运公司，将海龟装至大客车运往广东省出售给林贞雄。同月17日晚，杨士秀与林贞雄谈妥后，由陈朋海伙同程纪军、吕献东等人在普陀区东港街道芦花沙塘路附近装运海龟时，被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分局当场查获，扣押蠵龟21只（亲体20只，幼体1只）及作案小货车一辆。2018年10月的一天晚上，通过张明彦介绍，范军海将一只蠵龟（亲体）出售给杨士秀。 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的上述行为分别涉及66只海龟(其中幼体2只，蠵龟亲体46只，绿海龟亲体18只)，生态修复补偿金为1605600元(2×4800+46×30000+18×12000)；程纪军的行为涉及60只海龟(其中幼体2只，蠵龟43只，绿海龟15只)，生态修复补偿金为1479600元(2×4800+43×30000+15×12000)；吕献东的行为涉及21只蠵龟(其中幼体1只，亲体20只)，生态修复补偿金为604800元(1×4800+20×30000)；张明彦、范军海的行为涉及1只亲体蠵龟，生态修复补偿金为30000元。 另查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杨士秀等七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利益。该院于2019年4月18日立案并在《检察日报》发布公告，履行了诉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没有符合起诉条件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由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公益诉讼。 再查明，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人杨士秀、陈朋海、程纪军、吕献东、张明彦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于2019年9月20日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公诉。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事海商纠纷公益诉讼，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已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法定公告期满后没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系因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引发的民事公益诉讼纠纷，属于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此类案件应由海事法院管辖，故本院依法具有管辖权。 本案各方当事人关于法律责任方面的争议焦点为：一、七被告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二、赔礼道歉的适用问题。 一、七被告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七被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的行为，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七被告抗辩称，造成海龟死亡的是捕捞者，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七被告从事收购、运输、出售行为前已经造成，七被告并非损害结果发生的直接责任人，故七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各被告也并不存在共同的侵权行为，因此应按照各被告的过错承担按份责任。 1.从七被告行为的过错性分析。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的义务。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本案七被告对作为国家重点保护的二级野生动物海龟分别实施了出售、购买、运输等行为，被告张明彦的居间介绍行为也应认定为买卖的一个环节。这些行为均系七被告明知而故意作为，且也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系违法行为，故可认定为七被告所实施的上述行为均系明显存在过错的侵权行为。 2.从侵权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分析。舟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各被告行为的损害后果是对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各被告把其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海龟死亡，因此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作为抗辩。对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与造成海龟死亡不是同等概念，后者仅是前者的部分内涵。本案各被告针对海龟所实施的各种行为，虽未直接造成海龟死亡，但这些受到法律禁止的出售、收购、运输行为明显对海龟物种的保护造成了严重破坏和侵害，对海龟物种保护的破坏，无疑也是对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且从另一角度讲，以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等人为首的被告有组织地实施收购、运输、出售海龟等行为，并逐步吸纳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行为地从浙江到广东，人数多，次数多，跨度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市场链条。正是因为背后的巨大利益，也助长了捕捞行为，使捕捞者不将误捕的海龟放生而将其作为财物出卖，这环环相扣、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过程，已逐渐演变为直接对海龟这个物种造成巨大伤害的行为，故七被告所实施的任何一项侵权行为都构成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果关系清楚明确。据上，各被告以其实施的出售、运输、收购等行为与海龟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为由，抗辩损害后果不存在，本院不予采纳。 3.从侵权责任承担分析。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由七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被告认为并不存在共同的侵权行为，因此应该按照各被告的过错承担按份责任。七被告所实施的七起买卖、运输海龟事实中，前六起均系由杨士秀作为卖方，与买方林贞雄谈妥，再由陈明海指使程纪军或吕献东驾驶机动车，将海龟从舟山运往宁波，再由他人运往广东的过程。第七起系通过张明彦介绍，范军海将1只海龟出售给杨士秀。上述事实表明，各被告对各自所参与的收购、出售或运输海龟的行为均系明知，且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有意促成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因此，七被告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捕捞者与七被告也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其中可能还有未知的二手交易者，这些人本应都承担相应的共同侵权责任，但基于捕捞者与其它共同侵权人目前无法查实，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要求部分侵权者承担全部责任。 二、赔礼道歉的法律责任适用问题 杨士秀、林贞雄、程纪军等被告提出，各被告均被追究刑事责任，已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不应再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赔礼道歉是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八种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之一，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将赔礼道歉列为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我国侵权责任法同时也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故各被告虽被追究刑事责任，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在本案的公益诉讼中仍主张各被告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赔礼道歉源于道德责任，其实质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作出的一种自我反省，将其上升到民事责任方式，体现了法律的威慑力和强制性。本案各被告的行为破坏了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区域内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由各被告通过一定载体向公众道歉，既体现对自身过错的认识，也向社会公众传递了歉意，有利于法律权威再建，并起到一定的教育、预防作用，故本院认为，对本案各被告适用赔礼道歉是合适的，也是有必要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目标，依法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对于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本案中，海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七被告明知海龟受国家保护，为谋取利益，仍进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破坏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已经构成侵权，依法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且七被告系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对此应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各被告对鉴定费用承担提出的抗辩，因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已撤回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准许。 至于已被刑事追诉却未被提起公益诉讼的其他侵权人，经本院释明，舟山市人民检察表示未放弃追诉的权利。在证据材料充分、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舟山市人民检察院可另案提起公益诉讼。 综上，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程纪军、吕献东、张明彦、范军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舟山市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应先报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舟山市市级媒体上公布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相应费用由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程纪军、吕献东、张明彦、范军海共同负担； 二、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对生态修复补偿金1605600元承担赔偿责任，被告程纪军对上述1605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中的14796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吕献东对上述1605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中的6048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张明彦、范军海对上述16056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中的3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述款项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9250元，由被告杨士秀、陈朋海、林贞雄共同负担19250元；被告程纪军对上述19250元中的18116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被告吕献东对上述19250元中的9848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被告张明彦、范军海对上述19250元中的550元承担共同支付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建新 审 判 员  王凌云 审 判 员  王连生 人民陪审员  吴 海 人民陪审员  焉建萍 人民陪审员  朱文莉 人民陪审员  张一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燕 【附页】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三条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第二十七条禁止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四条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条在海上或者沿海陆域内从事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由此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由损害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第二十条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 ?SHAPE*MERGE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