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7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玉振，男，1975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志坤，河北东方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彬，男，1970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长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胜利，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玉振因与被上诉人刘彬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玉振及其委托代理人宋志坤、被上诉人刘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王胜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玉振上诉请求：请求改判不准予执行长安区丰收路奥北公元A1-1-2004室房产。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购买取得争议执行房产证据充分。上诉人转让牛永杰沿东小区的买卖协议、牛永杰转款上诉人凭证、牛永杰房产证、上诉人土地证，及上诉人、张惠锋（上诉人前妻）转款潘展辉凭证，潘展辉与荣泰公司收据，可以证明争议房产资金来源于上诉人出售沿东小区房产。其中张惠锋转潘展辉款项源于高金红账户，高金红转账中已在备注中注明“还款”“zhang”（欠账或张）的意思，证明高金红转张惠锋82900元是应还账款。资金源于上诉人，故此该房产为上诉人购买。二、上诉人和高金红作出2015年2803号公证书扭曲事实，作出2016年4208号公证书恢复扭曲事实，有特定原因。高金红将2803号公证书用于被上诉人处，违背上诉人与高金红约定。2803号公证书扭曲事实，是高金红求助上诉人帮助其银行融资增信。当该任务完成后需要4208号恢复扭曲事实，4208号文书实际是对2803号公证书扭曲的事实进行恢复。易言之，4208号文书是对2803号公证书的正名。高金红交付被上诉人2803号公证书违背了作出2803号公证书的目的和用途。2803号公证书不是上诉人交付被上诉人的。高金红交付被上诉人2803号公证书违背了银行融资增信的目的，对于上诉人系恶意违约，对于被上诉人是恶意欺诈。这造成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认识冲突，需要上诉人阐释清楚。三、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原判据2015年2803号公证书认定系高金红财产，如公证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那是否根据2016年4208号公证书认定不是高金红财产。原判据2015年2803号公证书而非2016年4208号公证书认定财产权属，是两套标准。2、《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不用证明，但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上诉人证据已经推翻原判所适用的2015年2803号公证书，故此不能据公证书认定房产产权。3、高金红将《公证书》用于向被上诉人借款对于上诉人属于意外，高金红对公证书不当利用，其应当负主要责任。被上诉人在2016年5月26日出借时，《房屋买卖合同》第3条约定被上诉人实际勘验却轻信高金红实际居住陈述没有核实，房产是上诉人的而公证书是10个月前作出的，应当找上诉人核实而没有核实，其应当负次要责任。对于上诉人而言，为高金红周转需要融资提供帮助歪曲事实，没有发生银行风险。目的正当，本案实属意外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故此不应当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据《民事诉讼法》227条规定对房产权属提出异议，法庭应确认权属问题。至于在被上诉人与高金红借贷中上诉人有何过失，不是执行异议之诉处理之争议。故此，请求改判。 刘彬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如下：一、2015年7月9日高金红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出资协议》及(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可以证实奥北公园(A区）1-1-2004室系本案被执行人高金红的个人财产，并非上诉人财产。根据2015年7月9日高金红与上诉人签署的《出资协议》协议明确约定石家庄市长安区丰收路188号奥北公园(A区）1-1-2004是由高金红实际出资购买，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确认高金红系该房产的实际产权人，且双方就该协议进行了公证，且上诉人明确表示办理完公证后其将1-1-2004室《房屋买卖合同》及收据一并交给高金红，因此《出资协议》及(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以及上诉人向高金红交付购房手续原件的行为可以证实奥北公园(A区）1-1-2004室系本案被执行人高金红的个人财产。二、2016年9月13日高金红与被上诉人签署的《协议书》系无效协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系奥北公园(A区）1-1-2004室的所有权人。根据被上诉人与高金红签署的《房屋抵押借款合同》，高金红向被上诉人的借款期限为2016年5月26日至2016年8月25日。借款期限届满后，高金红无力偿还借款本息，因此于2016年9月13日与上诉人再次签署《协议书》目的是为了逃避执行。根据该协议书第一条：上诉人已将高金红出资购房款人民币583074全额支付给高金红。首先可以证实奥北公园(A区）1-1-2004室的实际出资人就是高金红；其次上诉人认可其并没有向高金红支付了583074元购房款，只是走一下程序，也可以证实该《协议书》并没有实际履行。因此结合被上诉人与高金红借款的履行情况，以及高金红与上诉人签署《协议书》的时间以及协议内容，可以证实《协议书》系高金红与上诉人恶意串通，为逃避执行所做的无效协议，不能证实上诉人系奥北公园(A区）1-1-2004室的实际所有权人。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 刘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准许执行被告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1号楼1单元2004号房产。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郭玉振与张惠锋系夫妻关系。2015年3月18日，被告郭玉振（买受人）与案外人石家庄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位于长安区1号楼1单元2004号房屋（以下简称“1-1-2004室房屋”），总金额583074元。关于购买该房屋的过程：被告郭玉振称，潘展辉给石家庄荣泰房地产公司做工程，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欠潘展辉工程款，就用奥北公元的几套房子抵工程款。“1-1-2004室房屋”是其卖了自己长安区沿东小区1-1-203室的房屋从潘展辉手中买的，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经查，2015年3月12日，被告郭玉振（卖方）与案外人牛永杰（买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案外人牛永杰购买被告所有的位于长安区，房屋成交价为52.8万元（定金2万元、首付款12.8万元、剩余房款38万元）。2015年3月31日，案外人牛永杰缴纳个人所得税9960元、契税3320元，该房屋所有人登记到案外人牛永杰。2015年3月12日，张惠锋名下尾号为1256的账号向潘展辉名下尾号为4011的账户转入2万元。2015年3月18日，张惠锋名下尾号为1256的账号分三次向潘展辉名下尾号为4011的账户共转入8.3万元。2015年3月31日，石家庄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收据存根，收到被告郭玉振奥北公元Ａ1-20-4房款583074元，收款方式为“福建惠五、潘展辉抵工程款”。2015年4月8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行向牛永杰名下尾号为2225的账号放款32万元。同日，被告郭玉振尾号为2209的账号存款32万元。2015年4月14日，被告郭玉振名下尾号为2209的账号折现金存2万元。2015年4月14日，被告郭玉振名下尾号为2209的账号向潘展辉名下尾号为4011的账号转入34万元。2015年4月23日，张惠锋名下尾号为1256的账号分三次向潘展辉名下尾号为4011的账户共转入13万元。综上，被告郭玉振向潘展辉转款34万元，其妻张惠锋共向潘展辉转款23.3万元，其二人共转款57.3万元。 2015年7月9日，案外人高金红与被告郭玉振、案外人张惠锋签订《出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甲方：高金红……乙方：郭玉振……张惠锋……。甲方与乙方夫妇系朋友关系。甲方出资人民币583074元（大写：伍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元整）购买了由石家庄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市长安区1号楼1单元2004号（建筑面积：100.53平方米）一处房产，登记在乙方郭玉振名下，双方经协商一致就上述房产的权利义务等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内容：一、甲方出资购买上述房产登记在乙方名下，乙方认可甲方为该房产的实际产权人。二、乙方对甲方出资购买的上述房产没有居住权，没有出租、转让、抵押上述房产的权利。如乙方需要对上述房产行使权利必须经甲方同意。……甲方：高金红（签名并捺印）、乙方：郭玉振、张惠锋（分别签名并捺印）”同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作出（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对上述《出资协议》进行公证。郭玉振称，其妻张惠锋和高金红在一个单位工作，给高金红管财务，高金红当时要从民生银行贷款，需要有一定的自有资产，其夫妻二人就与高金红到平安公证处做了上述公证，但高金红并没有真正出资。并称，其于同日将购买“1-1-2004室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收据一并交给高金红。 2016年5月26日，高金红分别与原告刘彬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两份，案外人高金红用“1-1-2004室房屋”作抵押，分别向原告刘彬借款15万元、10万元，共计25万元，用于购货，借款期限自2016年5月26日起至2016年10月25日，抵押期限至借款本金及利息得到完全清偿之时止。这两份《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分别载明“抵押房地产现由本人使用”、“抵押房地产现由高金红使用”。 2016年9月13日，被告郭玉振、案外人张惠锋与案外人高金红签订《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甲方：高金红……乙方：郭玉振……张惠锋……甲、乙双系朋友关系。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由甲方出资人民币583074元（大写：伍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元整）购买了由石家庄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石家庄市长安区1号楼1单元2004号（建筑面积：100.53平方米）一处不动产，登记在乙方郭玉振名下，双方签订了《出资协议》并办理了公证【公证书编号：（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因该协议履行有所变动，为了避免纠纷，甲、乙双方签订如下协议内容：一、乙方已将甲方出资购房款人民币583074元（大写：伍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元整）全额给付甲方，甲方确认收到该款。二、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为上述不动产的实际产权人，甲方对该不动产不再主张任何权利。……甲方：高金红（签名并捺印）、乙方：郭玉振、张惠锋（分别签名并捺印）”。同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作出（2016）冀石平证民字第4208号公证书，对上述《协议书》进行公证。被告郭玉振称，高金红办完贷款的事情后，其夫妻二人与高金红于2016年9月13日又到石市平安公证处做了上述公证。并称，以上两次公证都没有实际付款，就是走了一下公证程序，这房子是其的，不是高金红的。 2017年5月20日，刘彬与高金红、郭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02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金红、郭毅偿还刘彬借款本金238750元及利息。被告郭毅不服，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8月31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冀01民终90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进入执行程序。2018年6月25日法院作出（2018）冀0102执36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1-1-2004室房屋”。后被告郭玉振对（2018）冀0102执369号执行裁定书不服，提出书面异议。2018年9月30日，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102执异9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1-1-2004室房屋”的执行。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被告郭玉振及其妻张惠锋与高金红签订《出资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高金红出资583074元购买“1-1-2004室房屋”是实际产权人，并对该《出资协议》进行公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作出（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高金红与原告刘彬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借款时，高金红将被告郭玉振购买“1-1-2004室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和（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一并交给原告刘彬。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无论高金红是否是“1-1-2004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被告郭玉振夫妻以公证的形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公示，应当对此产生的相应后果承担责任。判决高金红、郭毅应当偿还刘彬借款本金238750元及利息的（2017）冀0102民初244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被告郭玉振依据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对其与高金红再次签订的《协议书》作出的（2016）冀石平证民字第4208号公证书和高金红未实际出资为由主张排除对“1-1-2004室房屋”的强制执行，理据不足。原告刘彬主张准许执行该房屋，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准许执行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1号楼1单元2004号房屋一套。二、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102执异93号执行裁定书自行失效。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郭玉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郭玉振提交2017年9月6日的登报声明一份，证明：已经将购房合同原件交给了高金红。被上诉人刘彬称，该登报声明不属于新证据。同时，刘彬认为该声明有歪曲事实的行为。上诉人郭玉振已经明确知道，他将购房合同的原件交付给了高金红，登报声明上面说购房合同原件丢失，所以这并非事实。即便是以登报声明的方式，也不能否认上诉人郭玉振将原件已经交给了高金红，而不是丢失的事实。原审查明的其他情况属实。 本院认为，2015年7月9日，上诉人郭玉振及其妻张惠锋与高金红签订《出资协议》，该协议明确载明：高金红出资583074元购买“1-1-2004室房屋”是实际产权人，并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对该《出资协议》作出（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2016年5月26日，高金红与被上诉人刘彬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借款时，约定以“1-1-2004室房屋”作抵押，且高金红将郭玉振购买“1-1-2004室房屋”的《房屋买卖合同》和（2015）冀石平证民字第2803号公证书一并交给刘彬。2016年9月13日，郭玉振、张惠锋（乙方）与高金红（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一、乙方已将甲方出资购房款人民币583074元（大写：伍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元整）全额给付甲方，甲方确认收到该款。二、自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之日，乙方为上述不动产的实际产权人，甲方对该不动产不再主张任何权利。”，并由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作出（2016）冀石平证民字第4208号公证书，上述《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未否定2015年7月9日《出资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故郭玉振关于“2803号公证书扭曲事实，4208号公证书实际是对2803号公证书扭曲的事实进行恢复”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无论高金红是否是“1-1-2004室房屋”的实际产权人，郭玉振夫妻以公证的形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公示，应当对此产生的相应后果承担责任。原审综合本案证据，认定郭玉振依据《协议书》作出的（2016）冀石平证民字第4208号公证书和高金红未实际出资为由主张排除对“1-1-2004室房屋”的强制执行理据不足，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郭玉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郭玉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褚玉华 审判员  杨根山 审判员  李 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