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96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邓家，男，195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新华，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雄柏，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棉友，男，1971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李平，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涛，广东兴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审第三人：梁锡钊，男，195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黄邓家因与被上诉人何棉友以及原审第三人梁锡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8民初14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邓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何棉友立即向黄邓家支付征地青苗补偿款319543.6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棉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件事实。（一）黄邓家与何棉友不止一次合作种树。2008年双方曾在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苏村合作种树，合作项目的土地被征收，何棉友收到补偿款后已将黄邓家应得的份额支付给黄邓家。（二）由于黄邓家没有见过何棉友与村签的租地合同，黄邓家并不知道争议的涉案鱼塘属于哪一个村，但这些鱼塘确实在西头村附近（从地图和征地图可以看出)。黄邓家向佛山市高明区西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西江新城管委会）调取证据之前，一直以为涉案鱼塘属于西头村，所以黄邓家在起诉状中才述称租用“西头村”的土地。事实上，本案双方签订的《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仅写明何棉友向黄邓家提供“西头村附近”的鱼塘基面种植花木，并没有写明是西头村的土地。（三）关于黄邓家一审提交的录音证据。何棉友否认录音中的关泽成是其员工或代理人，但从西江新城管委会调取的征地补偿资料即《扶丽村上涌、白庙顶鱼塘承包合同》上有“工仔电话关泽成130*****527”等手写文字，由此可以印证黄邓家电话录音的真实性及关泽成是何棉友工仔的身份情况，更可以证明何棉友被征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确实是黄邓家所种。（四）2018年11月和2019年1月，黄邓家知道涉案鱼塘的征地消息后，给何棉友打过很多电话，要求拿回自己应得份额的补偿款，何棉友以各种借口拖延，后来甚至拒接黄邓家的电话。黄邓家为此曾去中国联通打印双方的通话记录，被告知通话记录需要由法院调取，黄邓家已申请法院调查。（五）黄邓家在涉案鱼塘基面所种的树木均是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后在2008年底所种。2012年左右何棉友才开始在涉案鱼塘补种树苗，所以黄邓家所种的树茎大小与何棉友所种的树茎大小不一样（见征地补偿清单）。从googleearth软件的地图可以发现何棉友承包的鱼塘基面种植树木的演变过程，印证2012年1月9日前只有黄邓家在涉案鱼塘基面种植树木的事实（一边多塘种幌伞枫树，另一边二塘种黄花梨树）。（六）一审法院要求何棉友举证其所种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的相关证据，但何棉友始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七）在一审庭审过程中，黄邓家的诉讼代理人确实当庭拨打关泽成的电话150*****555核实情况，关泽成仅推说二句不清楚就挂线，并没有否认之前录音中所说的内容。二、一审判决对本案许多关键事实没有进行认定。（一）《扶丽村上涌、白庙顶鱼塘承包合同》中“工仔电话关泽成130*****527”等手写部分，可证明关泽成是何棉友的员工及代管鱼塘。（二）关泽成在录音中承认何棉友承包的鱼塘基面上有黄邓家种植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三）何棉友已于2019年1月14日收取了涉案争议的青苗补偿款5408565.33元。三、一审判决违反证据规则采信证据导致认定事实不清。（一）黄邓家的举证已证明涉案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是黄邓家所种，何棉友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该事实。1.《土地合作开发协议》、梁锡钊的证人证言（当庭提交购买树种的收据）、关泽成的通话录音、西江新城管委会调取的征地补偿资料、出租人为李锦雄的《租地合同》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证明2008年、2009年黄邓家多次与他人合作种树，并在何棉友承包的“西头村附近”鱼塘基面种树。2.《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鱼塘基面确实有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被征收补偿，而且黄邓家在向西江新城管委会调取征地补偿资料前，在起诉状中已陈述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的大致数量，涉案的四个人即黄邓家、何棉友、梁锡钊、关泽成有三个人可以证明黄邓家在涉案鱼塘基面种树的事实。在何棉友不能举证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是其所种的情况下，可推定涉案鱼塘因征地所补偿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是黄邓家所种。（二）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可以推定涉案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是黄邓家所种。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2.如果黄邓家和何棉友没有签订合同且黄邓家在涉案鱼塘基面没有种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黄邓家是不会知道何棉友因涉案鱼塘被征收而收取了青苗补偿款，也不可能知道青苗补偿款所涉及的幌伞枫树和黄花莉树的大致数量。何棉友除质疑黄邓家的陈述及证据外，没有提交直接反驳黄邓家种树事实的证据。因此，结合黄邓家的举证和何棉友的举证，按一般的社会经验可以推定涉案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是黄邓家所种。（三）一审判决对本案许多关键证据的认定违反证据规则。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2.根据《扶丽村上涌、白庙顶鱼塘承包合同》，可以确认关泽成是何棉友的工仔。黄邓家提供的录音没有任何剪辑，该录音与本案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黄邓家的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已拨打关泽成的电话证明录音是真实的，但一审法院在没有核实录音当事人身份及对录音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以关泽成在电话中推说不清楚挂机而不予认定该录音。如果何棉友否认该录音，其应申请关泽成出庭作证，否则一审法院应直接采信该录音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梁锡钊的陈述和举证与本案有关联性，在何棉友无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也应依法认定。（1）梁锡钊是《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的签订人，清楚案件事实，梁锡钊的陈述应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2）梁锡钊提交的三份购买幌伞枫树的收据形成于2008年11月，如果何棉友否认该证据，何棉友可以申请对该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3）黄邓家之前有自己的花木场，聘请很多员工，梁锡钊与黄邓家基于信任有很多的合作项目都没有签订文书，但梁锡钊提交的证据均是真实的。四、黄邓家在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可以证实黄邓家的上诉主张，何棉友应依约向黄邓家支付青苗补偿款319543.6元。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黄花梨树搬迁总价282975元，幌伞枫树搬迁总价1314743元，搬迁总价其实就是青苗补偿，二项合计为1597718元，故何棉友应依《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支付20%的青苗补偿款给黄邓家。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黄邓家的诉讼请求。何棉友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黄邓家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黄邓家上诉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在扶丽村的鱼塘有种植树木，该树木实际是何棉友所种植的，一审法院驳回黄邓家的诉讼请求正确。黄邓家提交的录音证据已在一审庭审中被黄邓家拔打电话中的“关泽成”所否定，可见其录音内容并不真实，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是正确的。黄邓家表示要求他人多次种植、管理树木却未支付任何费用，此与常理不符。根据何棉友出示的广州市番禺区石壁东盛花卉种植场的《证明》可知，扶丽村鱼塘中的幌伞枫树、黄花梨树均是何棉友在2009年11月、12月采购种植，与黄邓家无关，黄邓家无权要求何棉友支付青苗补偿款。二、黄邓家企图通过诉讼向何棉友索要款项。（一）黄邓家因为双方签订的西头村《土地合作开发协议》未能履行，而何棉友在扶丽村独自种植树木的鱼塘被征收，黄邓家就打算利用《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向何棉友索要款项。黄邓家长期在高明活动，不可能不知道涉案鱼塘属于哪一条村。如协议约定的鱼塘在扶丽村，双方无必要在协议中使用“西头村”一词，所以协议约定的鱼塘仍是西头村的鱼塘，与扶丽村的鱼塘无关。“西头村附近”是指西头村内。由于何棉友最终未能承包西头村的鱼塘，所以《土地合作开发协议》没有实际履行。（二）黄邓家的陈述与举证存在诸多矛盾，黄邓家所谓曾在扶丽村鱼塘种植树木一事是虚构的。1.黄邓家在起诉状中述称其种植幌伞枫树9000棵，但梁锡钊出示的出货单是13000棵，数量不能对应。而且，黄邓家与梁锡钊没有举证曾采购过黄花梨树。2.黄邓家表示树木种植是找花场的员工帮忙，却未支付任何费用。但黄邓家上诉却出示所谓“出勤记工资料”，黄邓家对于支付费用的陈述前后矛盾。3.黄邓家出示的“出勤记工资料”第二页写有“苏村”字样，第三页写有“2010年”，部分树木种植时间比梁锡钊出货单据的时间要早，导致出现未购树苗先种树的不合理情况。综上，扶丽村鱼塘的树木并非黄邓家种植和打理，《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并未实际履行，黄邓家向何棉友索要补偿款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梁锡钊述称，同意黄邓家的上诉意见。黄邓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何棉友向黄邓家支付青苗补偿款600000元并按600000元自何棉友收取青苗补偿款之日即2019年1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再提高50%向黄邓家计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棉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以下事实：2008年10月22日，黄邓家委托梁锡钊与何棉友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经何棉友、黄邓家协商，由何棉友向黄邓家提供高明西头村附近鱼塘基面给黄邓家开发花木场种植苗木。何棉友向黄邓家免费提供基地种植苗木，不收取租金。黄邓家自购树苗种植，管理等一切费用自付，所有树苗种植后由黄邓家自己处理，何棉友无权过问。期限到何棉友土地用地合同期满为止，期间如土地征收，所得的青苗补偿款何棉友占80%，黄邓家占20%，塘面不计。2019年1月3日，西江新城管委会、何棉友和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竹园社区*民委员会扶丽居民小组签订《协议书》，《协议书》附件评估报告书确认：黄花梨搬迁总价282975元、幌伞枫搬迁总价1314743元。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黄邓家陈述何棉友承包的扶丽村鱼塘的塘基上种植的黄花梨、幌伞枫由黄邓家种植，黄邓家在描述种植、管理花木过程中陈述“我在西安监狱那边帮人管理花场。我就找了那个花场的员工过来种植。一共种植了2、3天。具体找了几个员工不记得了。因为是自己花场的员工，所以也没有给工资”“我是找花场的工人过去除虫、浇水、施肥。每日浇水3次。每次安排3-5人过去淋水。”黄邓家只是帮人管理花场，在不另外支付工资的情形下，多次要求花场员工帮自己从事大量花木种植、管理工作，不合常理。黄邓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何棉友承包的扶丽村鱼塘的塘基上种植的黄花梨、幌伞枫由其种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黄邓家请求何棉友支付青苗补偿款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邓家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减半收取4900元（黄邓家已预交），由黄邓家负担。二审期间，黄邓家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书面证据：1.落款时间为2008年11月22日的《合同》复印件1份；2.手写的出勤记工资料3页；3.网上截取的卫星地图23页；4.手机短信息3条；黄邓家另申请证人陈爱玲、董火连出庭作证。何棉友、梁锡钊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依法准许黄邓家的申请并通知证人陈爱玲、董火连出庭。经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的《合同》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为黄邓家单方制作的证据，何棉友不予确认，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为网上的截图，无法证明涉案树木由黄邓家所种，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证据4不能证实黄邓家拟证明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证据5中两证人的证言仅能证实黄邓家聘请两证人在西头村种植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不能证实涉案鱼塘基面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由黄邓家所种，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信。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院围绕黄邓家的上诉请求对本案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何棉友应否向黄邓家支付涉案鱼塘的青苗补偿款。对此，本院分析如下：第一，何棉友向扶丽村承租涉案鱼塘的合同即《扶丽村上涌、白庙顶鱼塘承包合同》签订于2007年12月6日，合同中明确约定涉案鱼塘的地点和面积，而何棉友与黄邓家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为2008年10月22日。若两合同所涉的鱼塘为同一处鱼塘，则何棉友、黄邓家签订《土地合作开发协议》时应明确鱼塘的地点和面积，而不应使用“西头村附近鱼塘”这一模糊的措辞。因此，根据涉案《土地合作开发协议》不能当然推定双方合作的鱼塘为何棉友向扶丽村承租的涉案鱼塘。第二，黄邓家在一审时描述其种植树木的情况为“一共种植了2、3天。具体找了几个员工不记得了。因为是自己花场的员工，所以也没有给工资”“我是找花场的工人过去除虫、浇水、施肥。每日浇水3次。每次安排3-5人过去淋水。”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黄邓家不另外支付工资的情形下，多次要求花场员工帮自己从事大量花木种植、管理工作，不合常理。二审中，黄邓家提供了其自行制作的手写出勤记工资料，上面记载每次种植树木均需要向工人支付相应的工资。由上可见，黄邓家在一、二审陈述及举证相互矛盾。第三，黄邓家二审申请证人陈爱玲、董火连出庭作证，拟证明两证人受黄邓家雇请在涉案鱼塘基面种植树木。然而，陈爱玲、董火连出庭作证时均述称两人受黄邓家雇请在西头村的鱼塘种植树木，而非在何棉友向扶丽村承租的涉案鱼塘种植树木。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黄邓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涉案鱼塘基面被征收前所种植的幌伞枫树和黄花梨树由黄邓家所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黄邓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黄邓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93元，由上诉人黄邓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梁绮云审判员  袁秋华审判员  莫志恒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杨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