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0112行初86号原告李菊华，女，1951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原告周某，女，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原告李菊华之女。原告丁某，女，2005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法定代理人周某，女，1979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原告丁某之母。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海，男，197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望城区。系原告李菊华之子。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罗，湖南如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北大道1688号。法定代表人舒志清，局长。委托代理人吴玉婷，湖南仁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周欣，系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工作人员。原告李菊华、周某、丁某诉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望城分局（以下简称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于2019年9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30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10月9日向被告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日与原告周海诉被告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一案公开开庭合并进行了审理。三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周海、李罗，被告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委托代理人周欣、吴玉婷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菊华、周某、丁某诉称：原告三人单独一户，母亲李菊华为户主，家庭成员有周某（李菊华女儿，离异）、丁某（周某女儿），独生子女证一本（丁某父亲为非农），李菊华儿子周海多年前已分户，户主为周海，家庭成员有妻子蒋成菊、长子周鑫磊、次子周文涛。2017年7月23日，被告委托的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和当地镇村多名干部来到原告家中，要求周海代表原告户和其家庭户签订《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一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以下简称《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并告知原告户不接受将面临的风险。原告认为，原告户符合按单独自然户予以征拆补偿的条件。原告一家世居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何家村高冲组，并承包了高冲组的土地和山林。周海早在2007年之前就已在公安部门办理手续和父母妹妹分户。周友根去世后，李菊华更换为户主。原告周某婚后户口虽迁移至男方处，因男方为非农户口，原告在男方家未获得任何集体待遇，且高冲组承包的土地和山林未予以调整。2014年，周某因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婚后和女儿丁某一起回到娘家居住至今，周某在本村第一轮承包责任制实施时，就已获得了承包地，并耕种至今，已在高冲组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原告三人是铜官街道何家村高冲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长沙市望城区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第14条第2款关于户型确认的规定；同时根据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得歧视妇女的法律规定，周海户和原告户分别持有两个公安户口本，实际也是两个自然家庭户，征拆部门将李菊华户纳入周海户作为一户计算征拆补偿，严重损害了原告户的合法利益，违反了国家法律和望城区政府当时的征拆政策，是错误的行政行为。2017年10月，周长生诉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丁字法庭，法院于2018年作出［（2017）湘0112民初32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周海及其母亲李菊华和妹妹周某、其伯父周长生均为案涉征拆房屋的共同继承人，因房屋征收获得的征拆补偿周长生享有相应份额，故判决周海支付周长生123866.5元。原告对此份判决不服，但无法对该判决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经生效。法院错误判决周海的支付义务和支付数额，导致了原告家庭内部矛盾。综上，原告一户依法有权获得按照单独一户核算拆迁补偿，被告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原告户的合法权益，故此请求：一、撤销《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中将三原告纳入周海户补偿的内容；二、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按单独分户补偿标准重新对原告一户三人予以补偿安置。原告李菊华、周某、丁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常住人口登记卡（丁某、周某、李菊华）、身份证复印件（李菊华、周某），拟证明李菊华户与周海户早已分户，两户是独立的家庭自然户；证据2、《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拟证明周海与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其母亲李菊华一户三人并入周海户予以补偿安置，未认定周长生。房屋合法面积为194.92平方米；证据3、民事判决书［（2017）湘0112民初3285号］，拟证明判决认为周海及其母亲李菊华、妹妹周某、伯父周长生均为涉案征拆房屋的共同继承人，因房屋征收获得的征拆补偿周长生享有相应份额，故判决周海支付周长生123866.5元；证据4、执行裁定书[(2019)湘0112民执108号]、支付协议，拟证明2019年，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对[(2017)湘0112民初3285号]判决进行强制执行周长生、周海在执行法官见证下签订支付协议，但征地拆迁事务所未按承诺予以支付款项；证据5、常住人口登记卡（丁某、丁海峰）、独生子女证，拟证明周某申领女儿丁某的独生子女证，丁某父亲丁海峰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周某和女儿未在丁海峰处享受集体待遇；证据6、林权证，拟证明李菊华享有高冲组林地承包经营权；证据7、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书［长资规复（2019）59号］，拟证明三原告丁某、李菊华、周某向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涉案项目协议提出过异议及申请复议，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超过时效为由不予受理。被告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辩称：一、原告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在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时，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原告李菊华所在的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于2017年5月份就启动前期调查程序。2017年7月23日，原告家庭户与被告下属二级机构征地拆迁事务所签订《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2017年8月29日房屋已拆除。原告李菊华应在签订该合同时就应当知道其公安户中的四人与周海公安户三人被纳入同一预拆迁安置户予以补偿安置的事实，现原告超过一年的起诉期限，于2019年才提起行政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原告所在的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系预拆迁安置项目，未经法定征收审批程序，被告不具有对其征收补偿安置的法定职责。原告李菊华的儿子周海于2016年8月19日提出《长沙市望城区个人建房预拆迁安置申请审批表》，认为名下住宅经鉴定为Ｄ级危房，且房屋处于文化园规划控制区，不能新建，故申请预安置。后经审核，报区城乡居民建房联合会审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周海户实施预拆迁安置。三、原告家庭户通过预拆迁安置申请，自愿协议的方式予以实施，对原告的补偿安置处理适当。原告李菊华系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的预拆迁安置户。征拆相关部门对周海家庭户的人口进行调查核实，原告家庭户共7口人，户主周海、妻子蒋成菊、长子周鑫磊、次子周文韬、母亲李菊华、妹妹周某、外侄丁某，均得到补偿安置。半本独生子女证，已核算补偿。经调查核算，该户房屋总建筑面积194.92平方米，均被认定合法建筑面积（土木），另外给予160平方米面积的建房权益补差费用，房屋补偿费101358元，建房权益补差费用403200元，装饰装修及设施补偿费76019元，室外设施补偿费77990元，生产用房补偿费15600元，搬迁补助费3119元，过渡补助费37425元，农用工具、牲畜补助费2000元，购房补助补贴762717，独生子女证12650元，奖金50679元，共计1548978元，预拆迁安置补偿费用经三榜及补充榜公示。2017年7月23日，原告家庭户自愿与被告下属二级职能机构区征地拆迁事务所按一个家庭自然户达成《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协议签订后，已领取预拆迁安置款项，房屋已拆除，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四、被告将原告家庭自然户成员认定为一户进行安置补偿合法适当。公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申请，可以对居民办理独立分户登记。在现行户籍管理中，因家庭成员的需要或户口性质的不同，一个家庭户内的人口分列为多个独立的公安户比较常见。但是公安行政管理中的公安户不能等同于拆迁程序中的家庭自然户，拆迁程序中的农村家庭自然户，根据［望政办发（2016）86号］文件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原告家庭自然户成员虽在公安系统登记为两个户，但是其所有家庭成员均生产生活在同一户内，没有分开的水电表，也没有其他的建房，而且李菊华三人系启动征收后才独立成公安户的，所以对其所有家庭成员作为一户进行征收补偿合法适当。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周海与伯父周长生的继承权纠纷不在本案应审查的范围内，原告以此为由要求按两个家庭自然户计算拆迁补偿安置费用，不符合客观实际。五、原告所在的周海户存在涉嫌利用虚假结婚骗取国家征拆资金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移交公安行政管理部门立案查处。被告长沙市资规局望城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证据1、农村房屋调查表、房屋照片、户籍基本情况初审表、身份证复印件、常住人口登记卡、预拆迁安置申请表、预安置名单公示表、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独生子女证、民事判决书[(2017)湘0112民初3285号]、支付协议、拆迁补偿明细表，拟证明征收职能部门对原告户的房屋、人口信息进行调查核实；证据2、征拆补偿安置信息公示汇总表（第一、二、三、补充榜）、奖励费公示表（第一、二、三榜）、张贴照片，拟证明依法张榜公布、公示预拆迁安置补偿安置信息；证据3、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领款单、房屋拆除验收单、照片，拟证明原告就补偿情况与被告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偿合同，已履行完毕，现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证据4、讯问笔录、离婚协议书、线索交办函、线索相关工作的函、问题线索移送表、结婚证、户籍信息，拟证明周海户存在涉嫌利用虚假结婚骗取国家征拆资金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移交公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立案查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条第二款；《湖南省实施办法》第三条；《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第四条；《长沙市望城区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实施细则》[望政办发（2016）86号]。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菊华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周海，女儿周某。2016年8月19日，周海以户主名义申请长沙市望城区个人建房预征拆安置，载明申请人家庭主要成员情况4人，分别为李菊华、周海、周鑫磊、周文韬，住址铜官街道（××山街道）××（社区）高冲组。经所在街道办事处、国土资源所、望城区规划分局、望城区国土资源局、出资单位、望城区财政局等部门审核，望城区城乡居民建房联合会审领导小组审定，同意户主周海预征拆安置申请。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分别于2017年6月5日、2017年7月19日、2017年11月20日发布《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一、二、三榜），其中，该第三榜载明，周海户人口总数7人，分别为：周海（户主）（农）、蒋成菊（妻子）（农）、周鑫磊（长子）（农）、周文韬（次子）（农）、李菊华（母亲）（农）、周某（妹妹）（农）、丁某（外侄）（农）。补偿资金总计1485649元。2017年7月23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周海户签订了《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核算周海户家庭成员有户主周海、蒋成菊（妻子）、周鑫磊（长子）、周文韬（次子）、李菊华（母亲），房屋总建筑面积194.92平方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194.92平方米，预安置面积45.08平方米。各项补偿总资金为994034元，并约定付款期限、付款方式以及双方权利义务等相关事项，周海在协议书上签名。后因原告方提供了周某、丁某的常住人口登记卡，被告方增加周某、丁某的补偿安置，并于2017年11月20日发布《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三榜）予以公示。2018年9月10日，周某新增独生子女证一本，补充榜公示增加购房补助补贴12650元。原告家庭户补偿金额共计1548978元。涉案房屋于2017年8月29日已拆除，征收补偿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另查明，公安户籍登记李菊华与其子周海分属两户。2015年5月22日，周海与前妻付春香离婚。2016年11月4日，周海与现任妻子蒋成菊结婚，蒋成菊与付春香系母女关系。蒋成菊于2017年1月10日将户籍从湖南省衡南县泉湖镇红湖村以夫妻投靠名义迁入长沙市望城区，并纳入周海户本次补偿安置中。周某及周某的女儿丁某均于2017年6月27日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以父母子女投靠的名义迁入长沙市望城区，登记在以母亲李菊华为户主的户籍内，并一同纳入周海户本次补偿安置中。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自2018年2月8日施行，在此之前作出的行政行为，未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应当按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两年计算，且在2018年2月8日之后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2016年8月19日，原告家庭以周海为户主申请预征拆安置；2017年7月23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与周海户签订了《房屋协议拆迁腾地补偿合同》；2017年11月20日，长沙市望城区征地拆迁事务所发布《书堂山国学小镇（一期）研修院项目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第三榜），其中载明，周海户人口总数7人，分别为：周海（户主）（农）、蒋成菊（妻子）（农）、周鑫磊（长子）（农）、周文韬（次子）（农）、李菊华（母亲）（农）、周某（妹妹）（农）、丁某（外侄）（农），补偿资金总计1485649元。故从原告家庭申请预安置申请、签订房屋补偿安置协议、被告发布征拆补偿情况公示表等征拆程序中，一直是以周海为户主，包括周海全部家庭成员以一户计算补偿安置，原告李菊华、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最迟于2017年11月20日涉案项目第三榜公示时应明知其家庭成员作为一户纳入补偿安置，以及补偿安置具体情况，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计算起点应从2017年11月20日涉案项目第三榜公示时起算。因原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之日未届满两年，其起诉期限应截至两年届满之日，但不得超过2019年2月7日，故三原告于2019年9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超过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李菊华、周某、丁某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周红宇人民陪审员  刘怀明人民陪审员  佘利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代理书记员  叶嘉瑞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