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325民初4227号 原告：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第一小组，住所地：费县新庄镇岳山村。 代表人：杨焕勇，负责人(支部书记)。 被告：杨得坤，男，196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费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培茂，男（系杨得坤之父），1946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费县。 原告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第一小组（以下简称岳山村一组）与被告杨得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7月26日、10月29日、11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山村一组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杨得坤偿付荒山承包费1050元及利息（自欠款之日起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到实际给付之日）；2、由杨得坤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杨得坤与案外人本村村民杨广成、杨德广、杨焕永于2000年1月1日与原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由于村合并现为岳山村一组）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费每年4100元，缴款时间为每年的12月30日，合同签订后，他们四户分别进行分割。杨得坤分得3份，每份每年应交175元，共计525元。现杨得坤已拖欠两年未交，特诉至法院。 杨得坤辩称，岳山村一组所诉不实。1、我承包了荒山不假；但是我已于2016年与小组达成协议用所承包的荒山作为补偿小孩责任田一份。2008年，我超生二胎，2012年前我已交清超生费3400元。按当时村规定，凡交清超生费的户，由村负责分给一份责任田，报户籍地公安局给安上户。当时镇政府没及时给我送达交纳超生费清单，我多次向镇政府要交纳的超生费证据，镇政府迟迟不给，直到2015年才给我清单。2016年，也正是杨某6任岳山村负责人，杨焕臣任会计，我多次向他二人要小孩的责任田，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村集体没有机动地，又没有钱，只好用我承包的荒山作为补偿小孩责任田一份，这是按村规民约之规定处理的。因此，2016年10月以后不用再交承包费了。2、2012年至2016年五年间，晚给小孩土地五年。我村每人合土地市亩1.2亩，每亩每年按1000元计算，杨得坤家庭受损6000元，依法应有原告把该损失补偿上。3、原告岳山村一组不具备法人资格，我2017年至2018年两年未交荒山承包费，时效期已超两年，不应受理此案。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岳山村一组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岳山村一组提交如下证据：1、证据荒山承包合同书一份； 2、证据杨某3、杨某5及杨某1、杨峰13人出具的证明各一份； 3、证据庭审中，岳山村一组申请证人张某、杨某1、杨某2、李某、杨某3、杨某4等人出庭作证。 证人张某系该小组村民，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特殊关系，其证实：“我就证明山上的承包费没交，因为什么没交的我不知道”；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土地是否知道已分给其作为责任田，“（我）不知道”。 证人杨某1是岳山村的支部委员，是该一组村民；与杨得坤没有特殊关系，其证实“山是杨得坤好几个人承包的，三十年的合同，从哪年承包的我找不清，一年交一回钱，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不过问这个，我没包山上的地，我不知道，就知道一年一交，年年交山钱，杨得坤的钱去年的没交”；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土地是否已分给其作为责任田，“（我）不知道”。 证人杨某2是该一组的村民，与双方当事人均无其他特殊关系，其证实“（证明）地是从2010年掐齐以后就不补地了，别的没有了，俺村里也没开什么村民大会说补地，以前村里都进行每年补地，2010年前经常到春天种地的时候就补地，后来就没再补过”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土地是否知道已分给其作为责任田，“（我）不知道”。 证人李某并非该村村民，但是党员关系现在在该小组，其证实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土地是否知道已分给其作为责任田，“（我）不知道，没开党员会，我是个党员”。 证人杨某3系该一组村民，在“1998年12月份到2014年10月份，任村支部书记，在一组任负责人”与杨得坤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管杨焕勇叫叔，管杨得坤也叫叔，与杨焕勇近一点。其证实：村里以前补过地“会计有帐，2013年抽地抽不动，（应抽地村民）不叫抽，后来就补不下去，2014年和2013年也没补。”在这之前“以前因为计划生育超生费交不齐的就没补，交齐的就补了”。在我任职期间补地和抽地没有开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就是村两委研究的”。在我任职期间杨得坤没有向我要求补过地。在杨赔现担任负责人期间是否给杨得坤补过地或者抵顶过地，我不知道（没有）。 证人杨某5系该一组会计（2011年到2014年任职）与杨得坤没有特殊关系，其证实：当时我们村是从2013年就土地不调整了，动不动了，在2013年前调整土地时，走的抽，死的抽，生的添；2013年后因“上级政策的事，不让动了，”。杨某6任村负责人期间是否将杨得坤所承包的土地抵顶了他的责任田的事“（这个事）不知道” 证人杨某4系该一组的村民，与双方当事人均无特殊关系。其证实：分的地的事，补的地事，俺都不知道，（但是）全村没补我知道，我的两个小孩都没有补。在杨某6任职一组负责人期间是否给杨得坤补地或者抵顶土地，（我）不知道。 杨得坤对岳山村提交的证据⑴、证据⑶中证人张某、杨某1、杨某2、李某、杨某4的证言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 1、对证据⑵中杨某1、杨峰13人出具的证明提出异议，那些问题（为什么未召开党员及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叫他们（杨焕臣、杨某6）答复，我答复不了，让杨焕臣答复，为什么不召开会议，因为这两个人是村领导；对杨某3、杨某5出具的证明提出异议，认为他们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家的孩子是2008年出生，2008年乡规民约凡是交上超生费的派出所给落户，大队分给一份地，我方多次找过杨某8。2011年和2012年找过他多次；他说你别忙，明年把土地调整一下，咱村里现在还有二亩多地，已经流入个人的手内，2011年我用这二亩多地补偿了参加分地（人员）的工资，这两份地至今还在老百姓的手里。这是伪证不符合法律程序。 2、对证据⑶中证人杨某3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首先，证人是原告负责人（杨焕勇）的亲侄子。其次，在证人任职期间，证人任岳山村支部书记，杨焕平担任村主任，杨兴茂任会计，李某把党员关系迁入本村。三年一届，到了第二届，杨焕平下去了，还是杨兴茂的会计，直到第三届，杨某8继续担任。到了第二届以后村委不健全，也没公开选，由他（杨某8）指定某些人参与他的事务，分地补地也是由他一人指出。2014年之前（没选举之前），我多次找杨某8申请，他告诉我，原来承包分地有欠的工资，大队没有钱支出；也有一部分地，他作为工资给了分地那几个人了，至今哪些地没有抽回，以前的日期我记不清了。2014年的春天我又去找他，他说过年再说，我和杨中才的地，他说抽回来后给我补。到了10月，杨中才、杨某8落选之后，杨某6、杨焕臣经过四个村的党员选举，成为岳山村的负责人，也是小村书记，杨焕臣是会计，我继续向他们要地。2015年、2016年，我们多次找杨某6和杨焕臣反应，我们家的超生费抚养费清单已经（相当于）发放给我们了，根据计划生育期间凡是拿着清单的派出所应当给落户，拿着超生费单子的应给补地，根据那个时候村规民约，从计划生育开始就有这种事实存在。经过我们多次向杨某6和杨焕臣要地，他们又根据乡镇党委姚彬（分管计划生育的，知道内部情况的），通知杨某6，乡镇党委出2000元给杨得坤，别叫杨得坤上访了，并把杨得坤要求的土地给份土地处理处理。后来，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用杨得坤承包的荒山来抵顶一份责任田，也就是一份地。杨某6、杨焕臣这个班子没产生小支部，没产生小村村委，所以说，他们二人决定的给一份地，完全是属于计划生育村规民约，他们的这种安排处理意见是合情合理合法。 对证据⑶中证人杨某5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2009年杨某8和杨光学抽了每人五厘的地，抽了400多口人的，抽了将近30亩地，补交过超生费的，所有拿着清单都补齐，下余的一部分土地杨某8作为机动地，一部分承包给个人种了，一部分开工资了，不是没有地了。 杨得坤提交如下证据：1、证据杨某6、杨焕臣于2016年10月出具的证明一份，其内容为：杨得坤同志系岳山村村民，因计划生育超生二胎，按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杨得坤已交清超生费。岳山村村规民约规定，反交清计划生育超生费子女，分给一份责任田。当时没有及时给杨得坤责任田，造成杨得坤多次反映及上访，要求村给予补偿土地《村已没有机动地补偿》。于2016年村研究同意用杨得坤承包的一份山林中，作为给予杨得坤补偿一份责任田。2、证据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一份及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四份；3、证据庭审中，杨得坤申请证人杨某6、杨某7出庭作证。 证人杨某6曾任该一组的负责人，杨得坤系其亲侄子；其证实：我是2014年9月任职岳山村一组负责人，我们四个村是一个大行政村。2015年，由于杨培茂说经常上访，镇里把我叫去跟我谈话，当时有姚彬在场，给我说让我看着杨培茂不让他上访，我说我看不了没时间，最后姚彬让我给做工作，给按下去。工作做不通，我又给镇里领导汇报了，说是无论如何看好，不让上访，让想一切办法，村里给他钱。我说我们村没有钱，领导说要不给他地，我说村里没有机动地，领导又说想一切办法，不能让他上访。这个办法我想不出来。到了2015年底和2016年底，问杨得坤收承包费，他不交，我跟他闹了一仗，我说你不交不行，你不交我不好处理，我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侄子，公事公办，这个钱你交上，我找到会计，你要地咱没地，要钱咱没钱，要不呢用你承包那个地给你顶了，也就给他写个证明。当时，我同意用承包地顶责任田时，没有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我们村（小组）里没有两委，就我和一个会计，会计叫杨焕臣，杨焕臣知道。出证明的时间在2016年8、9月份，具体什么时间忘了。杨得坤经常上访就因为计划生育的事。 证人杨某7，曾用名杨焕臣，与双方当事人均无特殊关系。其证实：我给杨得坤出具过抵顶责任田的证明。当时是我和杨某6，杨某6任书记，我是会计。杨培茂和杨得坤经常找我，找我就是因为超生费已经交齐，根据村规民约交齐超生费，村里给补一份责任田。因为这个事杨得坤经常找镇里和村里，镇里也给我和杨某6谈过，镇里说安排一下叫杨培茂停息这个事，不再上访。根据镇里和杨得坤本人要求，村里又没有地给杨得坤，镇里领导又压着，杨培茂当时承包了荒山，我们两个人商量，跟杨得坤协商，也别再上访了，用这个荒山顶责任田，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准备用荒山抵顶责任田时，没有召开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那时候岳山自然村没有两委，只是杨某6任职支部委员负责人，四只队伍不健全，会议都没开。 岳山村一组对杨得坤提交的证据②、证据③中杨某7的证言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异议如下：1、对证据①提出异议，认为牵扯到村里超生二胎罚款补地的很多，但是这两个负责人还不是补地时候的负责人，还是上一届补的。作为补地这两个负责人是没权利给答复的，要是答复的话，所有的村民都要地怎么办，补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没干，是上一届的。 2、对证据③中证人杨某6的证言提出异议，认为首先，杨某6是村委选举没过半数也不是村委的，作为村两委不存在，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不合理的，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岳山村这么多没地的光补杨得坤也不合理，作为负责人要做到公平合理，为了自己的侄子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合理也不合法，为什么杨某6干的时候交承包费，不干了就不让交承包费呢？ 本院认为，杨得坤对岳山村一组提交的证据⑴、证据⑶中证人张某、杨某1、杨某2、李某、杨某4的证言没有异议；岳山村一组对杨得坤提交的证据②、证据③中杨某7的证言没有异议，故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岳山村一组提交的证据⑵系自然人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因岳山村一组未提交相关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证据且部分证人已出庭作证，故对该证据中未出庭作证人员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对出庭作证人员的证据效力以对相关出庭证人所作证言的效力认定为准。 虽然杨得坤对证人杨某3、杨某5的证人证言提出异议，但是结合证人杨某6、杨某7的证言，证人杨某8、杨某5所陈述的前期补地情况基本属实，故对证人杨某8、杨某5的证人证言的效力予以确认。 杨得坤提交的证据①及证据③中证人杨某6的证言能够与岳山村一组没有异议的杨某7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杨某7（臣）、杨某6出具证明时的具体背景和事实，故对该两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999年12月30日，杨得坤与案外人本村村民杨广成、杨德广、杨焕永与原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由于村合并现为岳山村一组）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该四人承包薛山湾山场一处，山场座落在村北东至大泉山界西至上山路为界北至山顶的石汪崖为界，大约二十亩；承包期限30年，自2000年1月1日至2030年1月1日。承包费每年4100元，1999年12月30日交第一年的承包费，以后每年的12月30日交下一年的承包费，直到交清30年为止。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他们四户分别进行分割。杨得坤分得3份，每份应交175元，共计525元。期间，杨焕永（勇）退出了承包。 另查明，2008年，杨得坤超生二胎，并于2010年10月12日至2014年7月4日交纳社会抚养费33400元。因在2013年以前，杨某3任该小组负责人期间，为鼓励计划生育超生户交纳社会抚养费，对交清社会抚养费的子女给予增补责任田。上述增补行为均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2013年以后由于该小组没有机动地可供增补，遂不再增补；所以杨得坤及其父亲杨培茂以村里（岳山村一组）未给其小孩增补责任田为由经常上访。2016年10月经新庄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多次安排，时任该小组负责人的杨某6与会计杨某7两人因无地可供调整，遂决定与杨得坤协商用涉案荒山抵顶该子女的责任田，杨得坤表示同意。同月，杨某6、杨焕臣给杨得坤出具用涉案荒山抵顶责任田的证明一份。此后，杨得坤未再交纳承包费。杨某6、杨焕臣在决定上述抵顶行为时，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杨得坤承包涉案山林及杨得坤尚有2017、2018两个年度的承包费1050元未交纳没有争议；但是对杨得坤用涉案山林地抵顶其子女的责任田，主要是抵顶行为的效力存在争议。 双方当事人用涉案山林地抵顶杨得坤子女的责任田的行为，实际是岳山村一组将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山林由有偿承包变更为杨得坤所超生子女的责任田的行为。该事实及行为有杨得坤所提交的证据①及证据③证人杨某6、杨某7（臣）的证言证实，足以认定，故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杨得坤于2014年7月交清交清社会抚养费后，要求岳山村一组按照该小组2013年前的通常做法增补其子女的责任田；岳山村一组在没有机动地可予以增补的情况下，协商将杨得坤所承包的涉案山林由有偿承包变更为杨得坤所超生子女的责任田（无偿经营），系双方经协商后一致同意的，符合上述合同变更的规定，故应为有效。虽然双方协商将涉案山林由有偿承包变更为杨得坤所超生子女的责任田（无偿经营），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是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加之，该变更行为不涉及土地承包方案的制定和调整，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变更后的合同达2年之久，因此不能以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会议确认该变更行为无效。 综上所述，由于双方已协商将涉案山林由有偿承包变更为杨得坤所超生子女的责任田（无偿经营），岳山村一组再依据原承包合同要求杨得坤支付承包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第一小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费县新庄镇岳山村民委员会第一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国栋 人民陪审员  吴庆增 人民陪审员  刘士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沈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