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6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高锦惠，男，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功华，男，196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伟康，男，1964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建强，男，1968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荣，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广东洋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高锦惠因与被上诉人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2071民初23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锦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并进行清算。事实和理由：一、依据高锦惠与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于2013年1月18日签订《合作协议》第三条第1项“专款专用统筹收付，同时做明细账目”、第2项“高级管理人员取支必须做明细流水账目……才可支付”、第3项“一切与厂内业务有关的支出，必须有经办人，负责人及首席代表签名才能生效”约定，合伙体所有开支必须由李功华、陈建强签字才能支出，李功华、陈建强负有建立财务账册义务，也必须建立财务账册。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拒不承认有财务账册，那么合伙开支是如何支出的？收入又去哪里？没有财务账又从可得出亏损的结论？显然与经营不符，拒不交出财务账册只是为达私占目的。一审在未对上述疑点进行查明的情况下，片面予以采信，以“合伙四方主体均表示无法提交相关账务账册以共核算盈亏……以及与高锦惠同为合伙体乙方的陈建强，同时该三方的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绝大部分，均表示合伙期间发生亏损，无盈余可供分配，现高锦惠对其主张的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为由，判决驳回高锦惠原审诉讼请求错误。高锦惠在不负有建账条件和保管财务账册义务的情况下，对财务账册不应负有举证责任。高锦惠依据《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利润率计算得出合伙利润，已尽举证义务，在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拒不交出财务账册情况下，依法应当作出对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不利的裁决。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将留于四川的机器设备排除于本案处理不当。留存于四川福临纸箱厂的机器设备，因是依李功华与四川福临玻璃公司所签协议投入，需李功华才能处理，但机器设备属于合伙体，理应纳入本案清算，责令李功华限期处理，一审将留于机器设备排除于本案处理不当。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辩称，对于高锦惠超出一审范围的上诉请求不同意在二审中进行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高锦惠于2017年12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高锦惠、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之间的合伙关系，进行合伙清算，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当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未按约定实际出资，全部利润及资产归高锦惠所有。2.当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拒绝提供合伙期间财务凭证、账册，全部利润（1569259.65元）及资产归高锦惠所有；3.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共同向高锦惠返还所分配的利润及资产。一审诉讼中，高锦惠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高锦惠、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之间的合伙关系，对合伙体进行清算，全部利润及资产归高锦惠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8日，李功华（首席代表）、杨伟康作为甲方，陈建强（首席代表）、高锦惠作为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甲乙双方就福临公司厂房内投资制作包装纸箱厂的事项达成协议，首期投入流动资金300000元，甲方出资51%流动资金即153000元，其中李功华出资122400元，杨伟康出资30600元，盈亏按甲方总份额比例两人负担；乙方出资49%流动资金即147000元，加上垫支首期购买旧机械设备款项164000元，合计311000元，其中陈建强出资202150元，高锦惠出资77750元，另外杨伟康在乙方总份额内出资31100元（填补高锦惠自愿减持的份额），盈亏按乙方总份额比例三人负担；投入机械设备（购旧货）预计首期投入164000元，款项由乙方垫支，合作期达到18个月转化成甲乙双方按出资的总资产，甲乙双方总份额不变。如在18个月内双方合作解散，即甲乙双方按投资比例各自负担；甲乙双方联名开设银行账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57、62×××06，陈建强、李功华联名账号），专款专用统筹收付，同时做明细账目;一切与厂内业务有关的支出，必须有经办人、负责人及首席代表签名才能生效；初定每三个月进行盈亏核算；本协议一式四份，出资人各执一份，如有重要决策，由双方首席代表决定，其余未尽事宜由出资人友好协商解决；甲乙双方于2012年11月2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由于乙方出资人员份额的变更作废无效而重新签订本协议。协议另约定其他事项。上述合作协议约定用于流动资金的出资300000元，已于2012年12月15日存入李功华、陈建强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联名账户20×××58，据银行流水反映对应卡号为62×××06。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各自已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不持异议。2013年3月15日，李功华（首席代表）、杨伟康作为甲方，陈建强（首席代表）、高锦惠作为乙方，签订“关于成都福临纸箱厂第二期筹集资金事项”，就福临纸箱厂第二期出资约定如下：甲方出资51%即51000元，其中李功华出资40800元，杨伟康出资10200元；乙方出资49%即49000元，其中陈建强出资31850元，高锦惠出资12250元，杨伟康出资4900元；盈亏比例按双方出资比例负担；第二期出资亦存入联名开设的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57、62×××06，陈建强、李功华联名账户）。第二期出资100000元于2013年3月16日存入李功华、陈建强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的联名账户20×××58，据银行流水反映对应卡号为62×××06。高锦惠主张其将三个月工资抵作第二期出资，另三方对此不予确认，表示100000元系由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实际出资，但三方未约定各自出资比例。各方确认合伙经营期间为2013年1月1日-2014年9月下旬，之后合伙终止。其中2013年10月1日-2014年6月30日，由高锦惠以总产值18%的价格包干管理福临纸箱厂，由合伙体按总产值18%预支包干费用。高锦惠主张该期间李功华、陈建强按实际产值的18%向其转账支付包干费850718元，李功华、陈建强对此不予确认，称该期间转账合计772718元，但其中尚包括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不完全是包干费。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在合伙经营期间或合伙终止后有进行盈亏结算，亦表示无法提交相关财务账册。高锦惠认为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未实际出资，合伙体亦未进行清算，遂于2017年12月18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合伙期间投入的机器设备目前仍存放于福临玻璃厂，各方当事人同意委托李功华另行处理机器设备转售事宜，不在本案中处理。又查：诉讼中，高锦惠对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作为完成出资证据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联名账户20×××58的银行流水提出异议，称该联名账户20×××58对应的卡号为62×××06，而据李功华、陈建强于另案中提交的银行流水反映，该卡号对应账号为20×××43，同一卡号对应两个不同账号于常理不符，因此高锦惠有理由怀疑李功华、陈建强、杨伟康于本案中提交的联名账户银行流水其真实性。对此，一审法院致函中国工商银行，据中国工商银行的复函反映，20×××58账号系李功华、陈建强于该行开立的联名账户账号，62×××06系李功华个人账户20×××43所对应的卡号。开立及操作以上联名账户的银行卡为李功华个人名下62×××06银行卡以及陈建强个人名下62×××57银行卡，约定资产份额为各占50%，支取方式为共同办理。经过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以上复函不持异议。再查：高锦惠在2014年8月出具证明4份，对其承包期间所欠工人工资以及订单情况进行统计。高锦惠另于2014年6月以及同年8月向李功华、陈建强借款合计110000元用于发放承包福临纸箱厂期间拖欠的工人工资，该事实并已经生效的（2016）粤2071民初1681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各方是否已依约履行出资义务；二、各方解除合伙关系的时间如何认定；三、高锦惠主张合伙期间的利润及资产归其所有应否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一。因合伙经营之需，各方约定由李功华、陈建强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联名账户20×××58，合伙期间的出资均存至该账户。据联名账户的银行流水反映，合伙期间的首期出资300000元以及第二期出资已分别于2012年12月15日以及2013年3月16日存入该账户。高锦惠虽对该联名账户的银行流水持有异议，但据银行复函可知，开立及操作该联名账户的银行卡为李功华个人名下62×××06银行卡以及陈建强个人名下62×××57银行卡，两期出资均是由李功华个人名下62×××06银行卡存入联名账户，因此不难解释为何联名账户的银行流水中账号20×××58对应卡号为62×××06。诉讼中，各方对各自已按协议约定完成第一期出资不持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认定李功华第一期出资122400元、杨伟康第一期出资61700元、陈建强第一期出资202150元、高锦惠第一期出资77750元。第二期出资部分，高锦惠称其将三个月工资抵作出资，因其他三方对此不予确认，高锦惠对此亦无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采信。第二期出资100000元，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称无法明确各自出资比例，系对各自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本院予以照准。关于焦点二。诉讼中，高锦惠、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均确认合伙已于2014年9月下旬终止，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四方合伙关系经各方协商一致已于2014年9月下旬解除。关于焦点三。诉讼中，合伙的四方主体均表示无法提交相关账务账册以供核算盈亏，而作为合伙体甲方的李功华、杨伟康，以及与高锦惠同为合伙体乙方的陈建强，同时该三方的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绝大部分，均表示合伙期间发生亏损，无盈余可供分配。现高锦惠对其主张的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高锦惠主张合伙期间产生的利润均归其所有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他资产，四方主体明确即机器设备，各方均表示同意委托李功华另行转售，不在本案中处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照准。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高锦惠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4年9月下旬解除；二、驳回高锦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923元（高锦惠已预交），由高锦惠负担。二审中，上诉人高锦惠提交如下证据：1.两份成都津银华包装有限公司对账函；2.民事裁定书、协议及两份四川增值税专用发票，拟证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没有以合伙协议做账。被上诉人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两份对账函是成都津银桦包装有限公司单方提供的。证据2中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对协议及两份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无关。被上诉人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没有新证据提交。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高锦惠在起诉状中陈述，成都福临纸箱厂的生产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3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由高锦惠管理生产、李彦晖管理财务；第二阶段，从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由高锦惠按实际产值的18％包干方式管理；第三阶段，从2014年6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由陈玉强管理。2.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询问“双方能否当庭确定机器设备的处理方案？”高锦惠陈述“同意委托李功华去处理机器设备转售事宜，同意按照废品处理。”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陈述“同意”。3.二审庭审中，高锦惠增加上诉请求：1.解除合伙协议；2.返还投资款120000元（90000元现金以及30000元机器设备款）；3.支付利润1569259.65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合伙协议纠纷。根据民事诉讼的相对性审查规则，二审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高锦惠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对一审判决确认其四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已于2014年9月下旬解除均未提出上诉异议，本院对一审该项判决结果予以维持。一审诉讼中，高锦惠已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高锦惠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之间的合伙关系，对合伙体进行清算，全部利润及资产归高锦惠所有。在法定的15日上诉期间内，高锦惠提出的上诉请求是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即驳回高锦惠的其他诉讼请求，并进行清算。高锦惠在二审庭审中增加返还投资款120000元及支付利润1569259.65元的两项诉讼请求不仅超出了其一审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也超过了法定的15天上诉期间，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亦不同意对高锦惠新增加的该两项诉讼请求由本院进行审理调解，本院依法对高锦惠增加的该两项上诉请求在本案二审程序中不予审理。针对高锦惠主张对合伙体进行清算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本案中高锦惠请求清算对高锦惠、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合伙的福临公司厂房内的包装纸箱厂的主张是否予以支持。对此，本院分析如下：合伙人在诉讼中主张由法院组织进行清算合伙体的资产、利润及债务，合伙人必须向法院提供合伙体经营期间的财务账册以供核算，本案中，高锦惠请求对其与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之间的合伙体进行清算，但高锦惠没有向法院提交任何财务账册。高锦惠主张其对财务账册不负有举证责任，因为依合作协议的约定，由甲乙双方首席代表（李功华、陈建强）联名开设开设银行账号，专款专用统筹收付，同时做明细账目，且约定一切与厂内业务有关的支出，必须有经办人、负责人及首席代表签名才能生效。高锦惠认为李功华、陈建强负有建立财务账册的义务，是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拒不交出财务账册。然而，依高锦惠的陈述，从2013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合伙体是由高锦惠管理生产、李彦晖管理财务，从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由高锦惠按实际产值的18%包干方式管理，从2014年6月1日至同年9月30日由陈玉强管理。因此，四名合伙人在实际合伙中并非是共同参与经营管理合伙事务，而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由高锦惠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经营管理合伙事务，在合伙终止前的三个月由案外人管理，即实际合伙经营方式与合作协议的书面约定并不相一致。况且，依常理，在合伙事务的实际经营运作过程中，具体管理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才具备建立和掌控合伙事务财务账册的实际条件，尤其是在高锦惠以包干方式管理期间，高锦惠更是全面全方位管理，对合伙事务的运作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高锦惠作为包干人负有制作和保管财务账册的义务。本案中，高锦惠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不以包干方式管理合伙事务后，将包干经营管理合伙事务期间的财务账册等资料移交给了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高锦惠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线索证明合伙事务的财务账册确实由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三人持有或者确实存在隐匿的情形，高锦惠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故本院在高锦惠在四人合伙期间较长时间地实际经营管理合伙事务的情况下，对高锦惠仅依合作协议的书面约定而主张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持有财务账册的理由不予认可和支持。因高锦惠不能向法院提供合伙财务账册，也不能证明合伙财务账册实际由李功华、杨伟康、陈建强持有或隐匿，一审法院对高锦惠主张对合伙体进行清算的诉求不予支持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维持。另外，对于机器设备，高锦惠在一审中已经明确同意委托李功华去处理机器设备转售事宜，同意按照废品处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机器设备亦无不当，本院对高锦惠上诉认为一审法院未处理清算机器设备的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高锦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923元（上诉人高锦惠已预交），由上诉人高锦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泳东审判员  牛庆利审判员  赖晓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易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