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614号原告孙长荣，男，195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8号。法定代表人宋宇，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磊，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川，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长荣（以下简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因机构调整，原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职责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继，以下简称被告）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磊、李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31日，被告作出《政府信息告知书》,主要内容为：原告申请获取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的分社）”，被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的规定，以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734号、（2018）京0105行初201号行政判决书，答复如下：一、关于旅行社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信息。根据《旅行社条例》第十条第一款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本市旅行社如在北京本地设立分社，应当向北京本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如在外省市设立分社，则应当向分社所在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在办理备案时，还需要提交必要的证明文件。根据原告的申请，经查询北京市旅行社业务管理系统，2015年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未在北京本地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如原告希望获知该社2015年在外省市设立出境旅游业务分社的信息，则该信息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原告可以向分社所在地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二、关于出境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最新信息。为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严格出境游旅行社资质管理落实退出机制的通知》（办市场发〔2018〕110号）精神，被告于2018年12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旅行社资质管理落实退出机制的通知》（京文旅发〔2018〕37号），要求旅行社应当依法存入、增存、补足质量保证金，并在全国旅行社管理系统（为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子系统）中上传质量保证金协议书及存款凭证等文件。经在全国旅行社管理系统查询“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后，未显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在2015年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六）项规定，该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虽属被告应当获取的信息，但被告在实际工作中未获取，原告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原因是旅行社并未严格执行上述通知要求，未将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主动提交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被告也无从获取和掌握相关信息。三、鉴于原告此前多次申请获知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的分社）”，本着便民的原则，被告在之前的两次答复过程中，主动联系了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及其质量保证金存储银行，主动查询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综合此前从各方了解的情况，现告知原告如下：2015年，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未在北京本地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于2015年1月12日成立花都分公司，于2015年7月21日成立深圳分公司；经向银行了解并获口头答复，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于2015年8月增存花都分公司质量保证金35万元，于9月增存深圳分公司质量保证金35万元；经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于2014年4月25日成立广州分公司，经向银行了解并获口头答复，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于2014年4月增存广州分公司质量保证金35万元，该信息虽不在原告申请信息公开范围之内，也一并告知；经与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联系，获取了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东长安街支行签署的花都分公司质量保证金协议及缴纳凭证复印件、深圳分公司质量保证金协议复印件、广州分公司质量保证金协议复印件（附件1、2、3）。原告诉称，2017年12月1日，原告向被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查询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信息（全部的分社）。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市旅游委（2017）第14715号《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的答复，但其作出的答复告知不是原告所要求的增存质量保证金原始凭证的信息，及全部的分社的信息，更无盖章确认。该信息不正式、不准确、不完整，被告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被依法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2018年5月28日，被告又重新作出《孙长荣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重新答复》（以下简称《信息公开重新答复》），但同样对申请的公开事项没有完整给予公开。虽然仅提供了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长安街支行签订的关于花都分公司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及“质量保证金存款凭证”。对其他分公司的信息没有提供，该《信息公开重新答复》又被依法撤销并责令重新答复。2019年1月31日，被告又再次重新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虽然提供了与上次相同的（花都分公司）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及“质量保证金存款凭证”，但对（深圳分公司）及（广州分公司）只提供“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但资料不规范、印章不清晰不齐全），缺少“质量保证金存款凭证”的信息。被告又未完整地按原告申请的公开事项予以公开，且又未能出具不予提供的事实依据及法定的法律依据，被告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多次的重复答复，又多次不予完整地答复，有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被告行政行为已涉嫌藐视法律、愚弄百姓、其怠恶行政的故意行为严重违法。现原告诉请法院判决：1、确认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重新作出的《政府信息告知书》与2018年5月28日作出的《信息公开重新答复》基本相同的重复答复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按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给予完整的公开（其中包括2015年增存广州分公司《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及《存款凭证》的信息）；3、责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2018）京0105行初201号《行政判决书》、（2018）京0105行初734号《行政判决书》、《生效证明书》，证明被告具有信息公开法定职责；2、《明细表》，证明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有四家分社，被告所答复内容不完整；3、网络查询下载的关于违反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规定行为作出处罚的案例，证明旅行社质量保证金不是依靠旅行社主动申报而是被告依职责应当获取的信息，被告应当依法对旅行社进行监管；4、《北京市旅游局关于北京市旅行社存取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相关事宜的通知》、《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存取管理办法》，证明被告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属适用错误，没有向原告告知理由，被告没有履行法定职责。被告辩称,被告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的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主要是对之前两次答复的梳理、说明和解释，不存在重复以往答复的事实，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告知了原告所申请信息不属于被告公开的政府信息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十条第一款、《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七）项的规定，经查询，北京诚信之旅旅游社2015年未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因此，原告所申请的“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的信息不属于被告公开范围。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年在外省市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的信息，建议向外省市分社所在地旅游主管部门申请；第二，告知了原告所申请信息不存在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相关文件规定，企业应当通过系统上传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入、增存、补足的相关文件及凭证，经查询，系统中未显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在2015年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原告所申请的“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年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分社）”不存在，并告知其原因是旅行社没有严格执行相关文件，被告未获取相关信息；第三，对以往两次答复中的事实进行梳理解释。如前所述，被告曾向原告提供的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花都分公司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及存款证明，还有广州分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部分信息，均是出于便民目的，由工作人员汇总、整理并向其披露。依据《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严格意义上说提供上述信息材料，不是被告应当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综上，被告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答复，不存在违法情形，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北京市旅游行业服务管理系统查询截图，证明北京诚信之旅旅游社2015年未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2、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查询截图，证明北京诚信之旅旅游社在2015年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3、2019年1月31日作出《政府信息告知书》的邮寄凭证及邮件查询记录，证明被告已经履行告知义务；4、2018年5月28日作出的《信息公开重新答复》及附件；5、2018年1月12日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及附件，证据4-5证明被告作出前两次答复的内容和相关情况。被告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作为其规范性依据，用以说明其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符合相应规定。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据1-2具备真实性，能够证明相应司法裁判及相关分公司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3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4不属于证据范畴，本院不予认证。2、被告提交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及关联性，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能够证明被告针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开展工作及作出答复的情况，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日，原告向被告当面提交《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的政府信息特征描述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的分社）”，获取方式为“邮寄”，所需政府信息的用途为“自用”。2018年1月12日，被告作出《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告知原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经征求第三方权益人意见，答复原告，原告申请的信息属于可公开信息，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公开该信息。原告不服该《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京0105行初20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2018年5月2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邮寄送达了《信息公开重新答复》，主要内容为：原告于2017年12月1日向被告提出的获取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的分社）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已于2018年1月12日进行了答复。为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公开公民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经进一步审核，现对2017年12月1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重新答复。该答复信息为被告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取并记录、保存的全部信息。信息的具体内容见附件一至附件四。其中，附件一为北京市旅行社业务管理系统分社信息浏览查询结果；附件二为北京市旅行社业务管理系统在外分社备案查询结果；附件三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长安街支行签订的关于花都分公司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附件四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长安街支行签订的关于花都分公司的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凭证。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京0105行初73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的《信息公开重新答复》，并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针对原告的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该《行政判决书》于2019年1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被告经查询北京市旅游行业服务管理系统及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系统，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年未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也不存在2015年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政府信息，遂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并向原告予以邮寄送达。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第十三条之规定，被告作为市级地方人民政府部门，依法具有应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的法定职责。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的项规定，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六）项规定，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所涉事项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但本机关未制作、未获取，或者未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申请的信息不存在并说明理由；第二十八条第（七）项规定，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所涉事项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或者属于市人民政府公布由具体工作部门公开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本案中，被告系基于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及司法裁判结果重新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原告所申请公开信息为“北京诚信之旅旅行社（2015）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相关信息（全部的分社）”，对此，被告根据“旅行社增加经营出境旅游业务分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信息”及“出境社增存质量保证金的最新信息”的申请事项进行区分处理和答复，履行必要调查及搜索查询义务后，确认相关信息不属于被告公开范围或被告未制作或获取相关的政府信息，进而向原告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且具体说明了相应的理由，被告对此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同时，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在对相关事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之前向原告提供相关信息材料的过程及理由进行合理解释说明，行政机关向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需以已实际制作或获取了相应政府信息为前提，被告出于便民目的向原告提供相关材料的行为不能当然推断出被告已实际制作或获取了相关信息，亦不能成为撤销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的正当理由。被告履行了必要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并向原告予以送达，其履行程序合法，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违法并责令被告按照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给予完整公开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责令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与被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行为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在庭审中亦向原告予以释明，故本案中对此不予处理。另需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被告在被诉《政府信息告知书》中告知原告“3个月内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属告知错误，虽并未对原告的诉权产生实际影响，但反映出被告的行政文书制作不规范及法律法规规定掌握不准确，本院对此予以指出，望被告能引起必要重视，切实提升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性。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长荣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孙长荣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郑瑞涛人民陪审员  王 俊人民陪审员  王连库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鞠 仁书 记 员  杨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