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05民初103275号原告：张杰，男，1967年3月4日出生，汉族，对外经贸大学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北京东然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城大厦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六号京城大厦1-001号。负责人：贾丹，支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小莉，北京琨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杰（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京城大厦支行（以下简称被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海波，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艳、白小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理财金本金300万元；2．判令被告按照每年12%的利率赔偿原告2013年6月4日至判决生日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暂计算至2018年6月3日，金额为180万元。事实和理由：2013年6月4日，经被告客户经理尹毅推介，原告在被告营业厅购买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该基金为固定收益类产品，约定的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为12%，每六个月分配一次收益。同日，原告在被告营业厅按照尹毅指示使用原告的中心银行理财宝白金卡支付了上述理财金。2013年12月，管理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经原告了解，被告客户经理尹毅推介的“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项目并非被告发行或代销产品。2015年9月21日，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作出复函，认定被告在内部控制管理中存在薄弱环节，并责成被告对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原告认为，尹毅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利用在银行工作的便利，在被告的营业网点、工作时间内通过高息理财产品的方式，向原告推销银行理财产品，进而实施侵权行为。同时，被告对尹毅的侵权行为应当能够预见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进而造成了原告的损失，被告应对尹毅的职务侵权行为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将被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是财产损害赔偿，原告应当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并且存在过错。尹毅是被告的客户经理。被告并没有发行和代理销售原告所述的产品，也没有安排员工推介涉案产品，被告并未实施侵权行为，尹毅虽然是被告的员工，但其作为被告的理财经理，其职责是向被告客户推介被告内部产品，在明知涉案产品不是被告销售的产品，仍然主张尹毅是履行职务行为是不成立的。原告所提交的涉案合同并非与被告签订，也不是被告以尹毅的名义签订，本案的涉案合同无任何被告的标识，因此，也不是表见代理关系。被告也未追认过尹毅的行为，所以不能认定尹毅的行为是职务行为。此外，银监会也并未认定被告存在违规行为，亦未进行处罚和处理，并建议原告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原告基于对高收益的追求，原告对其购买的产品应该是明知的，原告在信托投资方面也是有丰富经验的，原告对于高收益与高风险都应当是明知的。另外，被告认为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原告已经丧失了胜诉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原告为了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尹毅名片和袁慧玲的名片；2．《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中信银行电汇凭证、中信银行理财宝白金卡；3．《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募集说明书》《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入伙协议书》《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4．2014年12月31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给原告发的回复；5．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作出的《关于对秦桂英等人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5]091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银监信复[2016]7号）；6．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党群监察部文件作出的《关于对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毅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信银营监字【2014】15号）。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的尹毅名片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袁慧玲名片的真实性不清楚；对证据2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原告所述的收到材料时间，被告对此也不知情；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被告在回函中明确被告没有责任，原告收到过尹毅的6万元也是被告沟通协调的结果；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银监会的行政监管行为不代表民法上责任的判断，而且回函上也没有认定被告存在过错；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就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中信银行账户流水明细；2．中信银行岗位说明书；3．中信银行员工违反职业操守行为自查表；4．《关于严禁私自向客户推介未经总营批准的产品的通知》（信银营[2012]998号）；5．《关于开展2013年度“十禁”教育与行为排查活动的通知》及附件；6．《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2014年度员工遵守“廉洁从业规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承诺书”》；7．《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8．《关于印发（1．0版，2013年）的通知》；9．风险提示书和温馨提示照片；10．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党群监察部文件作出的《关于对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毅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信银营监字【2014】15号）；11．其他案件的民事谈话笔录复印件；12．被告理财产品的交易模板和代销的第三方理财产品交易模板；13．案外人侯永盛、秦桂英于2013年3月19日赎回被告发行的理财产品的申请表及流水明细。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2至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11的真实性以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但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法核对，不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有关。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提供的证据，本院依法认定如下事实：2013年6月4日，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原告出具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主要内容显示为：有限合伙人类型为自然人；个人姓名为张杰（即原告）；认购金额为300万元；认购确认日为2013年6月4日；预期年化收益率（税后）为50万元（含）以上-100万元（不含），9%；100万元（含）以上-200万元（不含），10．5%；200万元（含）以上-300万元（不含），11．5%；300万元（含）以上，12%。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认购确认书》上加盖了印章及案外人刘雪竹的人名章。同日，原告在被告处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账户内汇入300万元，在电汇凭证上显示的用途为张杰投资款。同年，原告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该协议上有原告的签名以及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另，原告作为认购人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还签署了《入伙协议书》1份，主要内容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购人有意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认购人承诺认缴出资300万元，作为有限合伙人加入，基于本协议项下认购人的承诺，普通合伙人同意接受认购人入伙成为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二、认购人同意签署本协议，成为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三、认购人在此承诺和保证，（1）其已仔细阅读本协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所投项目基本材料及有关协议，理解其内容之确切含义；（2）其缴付至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的出资来源合法；认购人须在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指定日期之前将认缴出资款打入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之指定账户，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告在认购人处签名，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落款处加盖了印章。原告在《2013年合伙人大会决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上签字。2014年12月31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给原告发送了书面答复。2015年9月2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办公室作出《关于对秦桂英等人反映问题回复的函》（[2015]091号）。2016年1月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出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银监信复[2016]7号），主要内容为：“我会对你们信访材料里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核查，未发现北京银监局对有关信访问题的处理有违规的问题”。2014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作出了《关于对京城大厦支行员工尹毅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信银营监字【2014】15号），决定给予京城大厦支行尹毅开除处理。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向本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被告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即本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依据侵权责任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需要依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结合侵权纠纷的法律要素对涉案的纠纷进行分析审查。据此，本案诉争焦点可简单概括为：1．尹毅的行为是否是履行被告职责的职务行为？2．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3．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首先，尹毅的行为是否是履行被告职责的职务行为？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客户经理尹毅向其推荐并协助其付款购买的涉诉理财产品，2013年12月，管理人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给其造成了损失，故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将其所称之损失归结于被告的理由，系尹毅向其推销行为系职务行为，而推销的产品并非被告所发行或代销产品。就尹毅向原告推荐理财产品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一节，除了尹毅的工作身份、行为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之外，重要的是要看尹毅的行为与其工作职责、工作任务的关联。原告购买涉诉理财产品并由此进行的交易行为对象并非被告，而是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显示，案外人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向原告出具了《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确认书》；同日，原告在被告处通过中信银行的账户向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账户内汇入300万元，在电汇凭证上显示的用途为张杰投资款；此外，原告还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北京和信恒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并且，原告作为认购人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还签署了《入伙协议书》；与此同时，原告还在《2013年合伙人大会决议》及《和信资本·盾建重工盾构机地铁建造项目私募投资基金认购风险申明书》《有限合伙人信息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原告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本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在一定范围内对行为后果具有预见性。由此可见，原告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建立了合同关系。此外，庭审中，原、被告均确认本案所涉的理财产品并非被告发行或代理销售，故原告的此次投资行为不属于被告的经营活动，另，根据现有证据，被告禁止相关工作人员销售未经批准的理财产品。故，尹毅向原告推荐涉诉理财产品并非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亦非为了执行被告安排的工作任务，无法认定其为职务行为。因此，本院对原告所称尹毅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客观存在。原告主张其损失为未能按照约定分配半年投资收益。原告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有《合伙协议》，同时，原告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上签字。在《认购风险申明书》中，记载有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的内容，原告作为长期从事理财投资行为的投资人，其应当对所投资的行为的性质以及风险有所知晓，且原告所主张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另外，原告亦未通过其他途径向其合同相对方主张过相关权利，无法认定其客观上存在必然损失。综上，关于侵权行为一节，根据在案证据以及前文所述之认定，尹毅的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被告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侵权之行为，故原告主张被告存在侵权行为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损害后果一节，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是否存在并无确切证据，且尚无证据证明系其客观存在的损害后果，此外，原告在实际付款之前，其与和信联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有相关的资料，并且对其付款行为及后果应当有充分的认知，原告所提交的涉诉理财产品的相关材料，均不能体现该理财产品的发行、运作、管理乃至风险担保与被告存在关联或应由被告承担责任，原告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并未尽到必要的审慎义务，未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其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不应由被告承担。关于被告辩称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2016年1月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出了《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银监信复[2016]7号），告知原告未发现北京银监局对有关信访问题的处理有违规的问题。原告于2018年11月30日向本院递交了本案的起诉状，要求被告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尚未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而被告计算原告诉讼时效的期间起算点有误，应当以2016年1月7日作为原告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故本院对被告关于原告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发生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基于原告在进行投资理财过程中，未能尽到投资人应尽的基本注意义务和审慎义务，同时，其对于自己投资行为的风险认知不够充分。本院希望原告在今后的投资理财过程中，充分了解投资产品，对投资理财产品的风险进行合理的预判，提供风险防范意识。另外，作为金融机构的被告，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也应多设身处地地为金融客户着想，换位思考，对办理相关业务的客户进行必要的提醒，并在显著位置将内部规定和投资风险进行告知，对于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友情提示。希望原告通过本案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告则通过本案，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为构建良好的金融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张杰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史 震审判员 刘 鹏审判员 柯 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邓嘉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