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1行初473号原告北京金鼎商务会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法定代表人章凌波，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杨冉，女，198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北京金鼎商务会馆有限公司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长青园路1号办公楼。法定代表人王佑明，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希悦，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何依依，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5号。法定代表人徐熙，局长。委托代理人张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第三人高立成，男，197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大兴区。原告北京金鼎商务会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公司）不服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东城区人保局）作出的京东人社工伤认【1010T037489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保局）作出的京人社复决字【2019】47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受理后，于法定期限内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诉讼通知书。被告东城区人保局、市人保局，第三人高立成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参诉意见及相关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金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冉，被告东城区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何依依、张希悦，被告市人保局的委托代理人张南，第三人高立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东城区人保局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高立成于2018年3月12日，在海棠别墅会员家进行维修工作时，扭伤腰部，经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为腰扭伤、软组织损伤。高立成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因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3月5日向被告市人保局提起行政复议，市人保局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复议决定书》，认定：被申请人根据高立成提供的证据和自行调查的证据认定高立成所受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认定工伤并无不当，故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东城区人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明行政行为合法：1、工伤认定申请书。证明第三人高立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及该局同意受理；2、工伤认定申请的办理单和证据材料清单。证明第三人高立成提交材料的时间。其中包括企业信息查询复印件、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诊断证明、病历、情况说明、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考勤等；3、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4、向金鼎公司发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和调查举证通知书和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其作出受理决定并履行调查程序。5、金鼎公司提交的意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及营业执照和证据情况。证明金鼎公司不同意认定工伤；6、对金鼎公司的调查笔录；7、对第三人的调查笔录；以上证据证明调查经过。8、《工伤认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东城区人保局依法作出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并及时送达。原告金鼎公司诉称，第三人高立成所受伤害并非工伤，理由有三：一、东城区人保局据以认定工伤认定的依据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与片面性，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对于明显的事实矛盾未经调查核实。高立成曾于2017年11月16日、2017年11月27日、2017年12月4日、2017年12月17日、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4月3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17日进行诊断，除了2018年4月24日的诊断结果为“软组织挫伤”以外，其余诊断均为“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或“椎间盘突出或膨出”，并未出现“软组织挫伤”。本案中高立成于2017年便诊断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高立成受伤之日为2018年3月12日，诊断出软组织挫伤是在2018年4月24日，此时高立成已经在家休养53日，且当日的诊断结论中仍然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记载，因此“软组织挫伤”与其工作无关。二、东城区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要件。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认定工伤决定书》应当记载“受伤部位、事故时间和诊断时间或职业病名称、受伤害经过和核实情况、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但东城区人保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对该部分内容缺少记载。三、市人保局维持东城区人保局行政决定的依据不足。复议期间，其通过向市人保局调取东城区人保局行政决定卷宗发现，高立成向东城区人保局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大兴人民医院王少崭大夫于2018年3月13日手术病历单页一份，记载高立成“腰部因搬重物疼痛”，市人保局认为该份病历的记载与诊断证明书等证据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高立成构成工伤。然而在高立成受伤后由同一大夫于2018年3月12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确诊高立成为“腰椎间盘突出并坐骨神经痛”的情况下，原告在复议期间对该病历提出质疑，市人保局对于该矛盾没有调查取证，也未要求高立成提供完整病历的情况下，要求原告自行向医院调取当时病历档案，超出了原告的举证能力，属于事实认识不清。故此诉至我院，请求依法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在法定期限内，原告金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明行政行为违法：1、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书；2、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上证据证明两被告依据事实认定错误。3、大兴人民医院诊断证明；4、积水潭医院休假证明；5、广安门医院南区诊断证明；6、广安门医院诊断证明；7、北京中医院诊断证明。以上证据证明高立成自2017年11月15日期就因腰椎间盘突出的慢性病向原告请病假，其工伤认定时的诊断结论与所称工伤事故发生前的长期患病情况一致，不符合工伤认定标准。被告东城区人保局辩称：第三人高立成于2018年12月20日向该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2018年3月12日为桂馨园9栋客户维修中央空调，因水泵故障需要更换新水泵，在搬动水泵转身时腰部扭伤，次日前往大兴区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广安门医院南区等医疗机构就诊，被诊断为腰扭伤、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高立成书面说明腰椎间盘突出于本次工伤认定无关，属其本人疾病。2018年12月24日，我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工伤认定调查举证通知书》，并于2018年12月25日送达北京金鼎商务会馆有限公司，同日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送达高立成。经调查核实，该局认定高立成2018年3月12日接受工作任务，前往客户家中进行空调维修，其间因工作需要拆卸并安装新水泵，但当日只完成了拆卸，次日，高立成曾向其领导洪成虎请病假。接受高立成服务的客户李凤尧证明2018年3月12日高立成在空调机组换泵时腰部扭伤。该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9年2月18日向金鼎公司，次日向高立成送达。综上，该局的被诉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市人保局辩称：2019年3月5日，原告向该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该局于2019年3月8日受理该案。东城区人保局于法定期限内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材料，该局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复议决定书》后，依法送达了各方。故该局复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市人保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明复议程序合法：1、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材料；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京人社复受字【2019】41号）及送达回证；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京人社复通字【2019】41号）及送达回证；4、《行政复议决定书》（京人社复决字【2016】104号）及送达证明；以上证据证明履责程序合法。5、东城区人保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及材料。证明东城区人保局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三人高立成述称，其受伤是由于在客户家中工作导致，同时有客户为证，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在庭审过程中未提出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出如下认定：各方提交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作为证据采纳。被告东城区人保局提供的2018年4月24日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由于该诊断证明为高立成休假后五十余日作出，无法直接证明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东城区人保局提供的考勤表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且证据来源合法，能够实现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并作为定案依据。根据以上有效证据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第三人高立成原系金鼎公司职工，双方于2018年11月27日终止劳动合同。2018年3月12日，受经理洪成虎指派前往客户住处维修空调，在工作过程中第三人因腰部不适没有完成维修，并于次日再次前往会员家中完成工作。2019年3月13日完成工作后，经洪成虎同意，第三人前往北京大兴区人民医院就诊，大夫王少崭在病历中手写诊断为：1、腰痛；2、腰部扭伤。与原告提交的同为大兴人民医院出具的加盖该院诊断证明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结论不同。该诊断证明书病情诊断结论为：【慢性病】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第三人高立成并自该日起休假在家。2018年3月20日、3月27日及2018年4月3日、4月10日、4月17日，第三人再次前往北京大兴区人民医院，经查，结果均为【慢性病】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2018年4月24日，第三人前往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诊断为腰痛，软组织损伤，腰椎间盘突出。随后，第三人还多次前往其他医院就诊，诊断结论中偶有出现行走苦难，但主要病症均为腰椎间盘突出或坐骨神经痛，并未再出现腰组织挫伤或其他与腰部扭伤相关的诊断结论。2018年12月20日，第三人向被告东城区人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交了受伤说明、所在单位信息、与金鼎公司间的劳动合同、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大兴区人民医院中医正骨科王少崭大夫手写日期为2018年3月13日的病历等证明。东城区人保局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同意受理的处理意见，并向金鼎公司、第三人高立成送达受理决定和举证调查通知。在举证期间，金鼎公司向东城区人保局提交了法律手续和“关于高立成工伤认定意见书”，同时提交了第三人高立成自2017年至2018年4月间，在大兴区人民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多份，其中包括2018年3月13日的诊断证明书，该诊断证明书病情诊断为【慢性病】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在“关于高立成工伤认定意见书”中，金鼎公司明确认为第三人高立成的工伤认定申请不成立，不构成工伤。东城区人保局在履行了对当事人询问和调查后，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高立成2018年3月12日所受损伤为工伤。并于法定时限内送达给金鼎公司和第三人高立成。原告因不服该工伤认定申请，于2019年3月5日向被告市人保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被告市人保局在履行复议程序后，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和区、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市和区、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据此，被告东城区人保局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庭审调查和各方的辩论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二：一、2018年3月12日，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二是在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东城区人保局作出认定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所受伤害为工伤依据的诊断结论，即2018年4月24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所作诊断结论与第三人高立成所述的2018年3月12日的受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一、关于2018年3月12日，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事实问题。根据庭审调查，在东城区人保局的调查过程中，第三人高立成陈述受伤发生在2018年3月12日，并向主管领导洪成虎进行了报告，同时向业主进行了说明，并因此在第二天无法完成前一天未完成的工作。在第二天到大兴人民医院就诊时，主治医生在首诊病历中记录是腰部扭伤，建议照MRI。在一周后的核磁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自此次就诊后，原告休假在家，期间曾多次前往医院就诊，诊断结论均为“腰椎间盘突出”，并未出现由于在工作过程中腰部受伤引起的“扭挫伤”或其他相关疾病的诊断结论，直至2018年4月24日才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就诊，于2018年12月8日补开诊断证明书为“软组织挫伤”的诊断结论。在对洪成虎的调查中，洪成虎认可第三人高立成2018年3月12日为业主修理水泵，但未明确回答第三人高立成是否当时向其陈述腰部扭伤的情况，只陈述第二天第三人高立成提出要看病请假的情况。结合东城区人保局在此次认定工伤过程中的两次调查询问，加之金鼎公司对此次工伤认定所表达的否定意见，关于第三人高立成是否在2018年3月12日的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并未确定。对此，作为认定工伤的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接合相关线索进行有效调查，但其并未作进一步调查而认定2018年3月12日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的事实，显系证据不足。二、在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事实成立的前提下，东城区人保局作出认定第三人高立成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所受伤害为工伤依据的诊断结论，即2018年4月24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所作诊断结论与第三人高立成所述的2018年3月12日的受伤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根据本案庭审审查和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第三人高立成确在2018年3月13日到大兴区人民医院就诊，主治大夫根据第三人高立成的陈述制作了病历，并作出诊断：1、腰痛，2、腰部扭挫伤；处置：1、腰部MRZ检查，2、建议休息一周。此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高立成在事发后第二天即到医院就诊，并有初步诊断意见，同时证明第三人高立成向主管洪成虎请假去看病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三人高立成的此次就诊未有医院出具加盖诊断证明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而金鼎公司在东城区人保局要求的举证期间，不但提出了对第三人高立成认定工伤申请的质疑意见，同时提供了大兴人民医院出具的加盖该院诊断专用章的2018年3月13日第三人高立成就诊的诊断证明书，该证明书病情诊断为：【慢性病】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也就是说，第三人高立成的证据与金鼎公司的证据存在本质不同。在此情况下，东城区人保局理应要求第三人高立成提供2018年4月24日积水潭医院的诊断证明书结论与其2018年3月12日其所受伤害间的因果关系，或对第三人高立成受伤后的首次就诊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或对第三人高立成此诊断确定的腰部受伤是否2018年3月12日在工作中所致进行鉴定，进而最终确定第三人高立成的工伤认定申请能否成立。而东城区人保局则直接援引第三人高立成提交的在其陈述的伤情发生50余天后的非首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且东城区人保局的调查情况、第三人高立成提交的证据均又无法直接证实2018年4月24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所作诊断结论与第三人高立成陈述的2018年3月12日因工作受伤之间的因果关系，故被告东城区人保局以此认定第三人高立成在2018年3月12日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构成工伤的结论，明显证据不足。综上所述，被告东城区人保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市人保局所作《复议决定书》虽然程序合法，但由于原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故该《复议决定书》依法一并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作出的京东人社工伤认（1010T0374896）号《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六十日内针对第三人高立成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三、撤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作出的京人社复决字（2019）47号《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润华审 判 员  陶悦迪人民陪审员  赵德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薛莎莎书 记 员  廖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