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4161号原告：李鸿平，男，1968年4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原告：彭永珍，女，197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华东，广东臻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西宁南路21号。法定代表人：庞寿。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剑科，系该分局港航运输管理科科长。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府前路38号。负责人：潘国，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山清、刘文文，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原告李鸿平、彭永珍诉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以下简称“港务局新塘分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塘镇政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鸿平、彭永珍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曹华东，被告港务局新塘分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萧剑科，被告新塘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山清、刘文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鸿平、彭永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向原告赔偿507642元[其中误工费：6000元（100元/天×3人×20天），住宿费：27000元（450元/天×3人×20天），交通费：10000元，伙食补助费：6000元（100元/天×3人×20天），丧葬费：46784.5元（93569元/年÷2），死亡赔偿金：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并由两被告承担50%责任]；2、由被告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诉讼中原告撤回伙食补助费6000元的诉请。事实和理由：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东江河边上的长堤渡口或码头是由两被告负责管理，2018年11月4日，两原告的小儿子李某随同朋友在码头附近游玩，在2018年11月4日6时20分左右，两原告的小儿子因看到随同一起游玩的一朋友下去码头渡口戏水突然落水东江河，另一朋友试图前去救人又落水的情况，情况急之下就冲下东江河去救人，不料因码头缺乏救生圈等相应救生设备或设施及水流湍急等原因施救不成，反而连同前面落水的两人一同被淹死。本事故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查认定两原告儿子无过错，是前去救人不成被淹死的。为此，增城区公安部门、地方政府已将原告儿子李某做为见义勇为事件向上级政府报批。两原告认为两被告做为案涉码头或渡口管理方依法应设置相应安全设施或设备，但从公安机关调取的视频资料看，事发前案涉码头或渡口既缺乏相应安全保护设施或设备，更缺乏有专人管理，其行为属严重管理过失，应对导致原告儿子的死亡承担管理过失的法律责任。但原告二儿子后两被告认识到管理失职后，仅对原存在安全隐患的码头或渡口配齐了相应安全保护设施或设备，未对导致原告儿子死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严重规避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鉴于前述，两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特依法具本状将本纠纷诉至法院裁决，望判如所请。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辩称：本案发生在新塘东江长堤渡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我方作为港口管理部门主要对辖区内港口的行政、监督管理，并不是渡口的管理部门，对案涉渡口是没有管理职能；所以我方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至于相关责任应由该辖区的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承担。且我方保留对原告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被告新塘镇政府辩称：1、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遇难者李某的落水地点为槎滘渡口；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溺水者李某系在新塘××堤路河堤的某斜坡处落水，但该河堤长数百米，除槎滘渡口外，河道还有其他斜坡。2、即使落水地点属于槎滘渡口，我方已经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对遇难者的溺亡无任何过错。首先，槎滘渡口系经东莞市人民政府批复设置，由槎滘村委会经营管理，配备有管理人员，但管理人员是针对渡口的渡运安全进行管理；案发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的早上6点钟许，并非渡运时间，所以可能没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在现场。其次，根据事故现场拍摄的照片，涉案现场有大量我方设立的内容为“水深危险，禁止游泳”“危险！严禁下水游泳”的警示牌，且备有救生圈（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多名被询问人均提到：在溺水之后，有人丢救生圈尝试救援）。最后，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和专门管理人员并非我方的义务，而是渡口营运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答辩人将被答辩人的安全监督管理行政职能与经营者安全保障民事义务相混淆。我方作为基层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政府的安全管理行政职责，是基层政府属地管理责任，不是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承担民事活动中的安全保障义务。3、遇难者的溺亡与我方是否履行安全管理行政职责无因果关系。我方行使上述行政监管职责的目的在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管理，维护内河交通秩序，是针对渡船在规定的区域内开展渡运活动而进行的管理，渡口范围内发生的其他伤亡事故与我方的行政监管行为无因果关系。本案遇难者的溺亡是为了救援其他溺水者的见义勇为行为，并非因渡船渡运而发生的溺水事故。综上，恳请贵院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4日早上6时许，死者李某与三名女同伴到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长堤路口江滨公园渡口的沿岸水边涉水游玩，期间因其中两名女同伴徒步进入深水处发生溺水，李某为施救两名溺水者而落水救人，但施救未果，并致溺水死亡。当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甘东派出所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死者李某的死亡时间为2018年11月4日，死亡原因为溺水。依照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穗增公（司）鉴（DNA）[2018]03522号鉴定书，鉴定意见2.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李鸿平、彭永珍是3号男尸（李某）的生物学父母。以及重庆市铜梁区平滩镇红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李鸿平、彭永珍与李某为父子母子关系的事实。根据被告新塘镇政府提供的渡口现场照片，显示涉事渡口为临河开放式设置，通过渡口码头可进入沿河浅水岸边；渡口两边建设有防护栏杆，立有“河道水深，小心地滑”、“危险，严禁下水游泳”等警示牌，并附置救生圈等救助工具；渡口设置公告标记的渡口名称为中堂镇槎滘渡口，批准机关为东莞市人民政府，日期为2008年5月14日。对此，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护栏和警示牌是被告事后加设，且涉事渡口码头所在地属于被告新塘镇政府管辖范围，对案涉死亡事故的发生存在管理上的过错。为查明本案事实，根据原告的调查申请，本院调取了增城区公安分局甘东派出所对有关现场人员作出的询问笔录；其中同伴人朱微伟陈述“当晚我与我朋友、张菲芬、李梦雪等人到新塘镇铁塔路艾斯酒吧饮酒，约今天凌晨1时40分许离开；约早上6时许，张菲芬走过来301房找我与李梦雪，提议外出找地方走走，吹吹风之类，于是我与张菲芬租乘一辆摩托车，李梦雪与他男朋友租乘一辆摩托车，我们一起到了新塘××堤路江滨公园渡口处，我到了那里后就坐在岸边，张菲芬走到公园岸边的小斜坡玩水，李梦雪与他男朋友站着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与张菲芬一起沿着小斜坡下去玩水；我没有留意她们是如何落水到江里了，李梦雪男朋友脱了外套下水救她们，我在岸上急得直呼救命，有一名男子找来一根竹竿伸给她们，但竹竿不够长，又有人往江里扔了一个救生圈，但未扔到她们落水的地方，她们未抓住，然后她们先后沉入江里，我马上打电话110等，后有消防车、民警、救护车以及水警到场，但已溺水死亡。”；以及现场渡船人黎永球陈述“我是去甘东长堤渡头准备搭乘渡船过去中堂，在渡头边上有两名女子蹲在一起玩水，旁边有一个阿婆在洗衣服，后面一米多的地方有一个年轻男子站着，渡头还有一名年轻女子站着，当时她们没有什么异常，也没有听到她们有吵闹等行为；后来蹲着玩水的较瘦女子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江中，另外一个较胖的玩水女子也跟着站了起来，和她一起肩并肩这样慢慢走向江中，后来突然掉了下去不见身影，这时站在渡头的男子看到这样就放下手机，脱掉鞋子急忙冲了下去救那两名女子，他一下子抱住那两名女子，而那两名女子也一下抱住了那名男子，就和两名女子沉了下去，站在渡头的另一名女子就大声呼救，不久就有人向江中扔了一个救生圈，但没有用，那名女子也找了一根竹棍尝试营救，但都没有成功。”；现场洗衣服的李善英陈述“当日早上6时许，我拿着衣服来到长堤渡口洗衣服，有四个人（一男三女）走过来渡口边玩，我只顾着洗衣服没太注意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一名较瘦女子过来问了我一句：江水深不深，我说：肯定深啦，她就一步一步往外走去，一名较胖女子看到就跟着跑了过去，较瘦的女子走着走着就掉进了江里，较胖的女子跟着跳进了江里抱着较瘦女子，这时一名男子看到她们掉进水里，就跑着也跳进江里想救该较胖女子，已经抓住该较胖女子了，但游不回岸边，被浪越冲越远；岸上有人看到就拿了竹竿、救生圈尝试救她们，但她们已经漂远了，不够长拉不了她们，岸上的那个女子就报警了。”对此，原、被告均表示无异议。庭审中，原告述称死者李某并非自行下水游泳或戏水，而是为救人作出的见义勇为行为，该事件的发生在被告新塘镇政府管辖范围之内，没有配备相应值班人员和有效设施，存有管理过失的责任，且渡口在新塘辖区设置应需征得镇政府的批准，所以两被告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原告曾以渡口设置公示牌中标记的中堂镇槎滘渡口及批准机关为东莞市人民政府为由，提出追加上述单位为被告，而后撤回该追加申请。被告新塘镇政府则辩称本案原告主张是侵权纠纷，我方与事件的发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能因事发地属于政府管辖区而成为承担侵权责任的理由，按照渡口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规定由渡口辖区管理者进行承担责任；且案涉死者与落水者为男女关系，相关遇难者并非失足落水，而是主动落水，该主动行为即使存在管理人员和监管措施也无法阻拦，所以我方不存在放任或不作为的情形，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则抗辩我方对涉事渡口并没有行政管理义务和法律义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中死者李某是与同伴相约前往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长堤路口江滨公园渡口沿岸水边涉水游玩，因施救溺水同伴而发生的死亡事故；根据现场水边洗衣服的在场人陈述：“一名较瘦女子过来问了我一句：江水深不深，我说：肯定深啦，她就一步一步往外走去”以及现场搭乘渡船在场人陈述“后来蹲着玩水的较瘦女子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江中，另外一个较胖的玩水女子也跟着站了起来，和她一起肩并肩这样慢慢走向江中”等情况，可见案涉溺水者非因外力因素影响所发生的溺亡事件；而李某作为相约同行的同伴成员，存有相互照顾和遇险救助的道德义务，在同伴溺水情况下奋身施救，符合社会倡导的道德公义。鉴于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运输服务业等管理工作，而本案并非因上述情况产生的涉诉纠纷，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该部门应予承担责任的法定情形，故对原告请求被告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承担案涉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新塘镇政府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以上查明事实，案涉溺水事件发生在新塘××堤路沿河岸边，属于当地镇政府管理和维护的公共辖区，且该地段为供群众休闲游玩的密集地带，对于在该河段设置的沿河开放式渡口码头应采取更为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虽然该沿河岸上设立有防护围栏以及配置有救生圈、警示标志等，但从本案事发现场情况来看，群众仍可无阻隔进入河岸浅水区进行洗衣、涉水，则被告新塘镇政府对辖区内该群众密集公共区域未采取足够的安全维护措施，存在管理过失的情形；鉴于施救人李某及其同伴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具备一定的安全意识，却在凌晨出行到岸边浅水区游玩，并明知河流湍急水深的情况下，依然下河涉水，导致本次溺亡事件的发生，自身存有重大过错。虽然李某在涉水期间为施救同伴而溺水死亡，但与被告新塘镇政府对该所属公众区域的沿岸涉水通道未能采取足够完善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存有一定关联，故原告请求被告新塘镇政府承担相应责任，本院予以采纳。综合事件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以及施救人李某自身的行为性质等因素考虑，本院酌定由被告新塘镇政府对李某的溺水死亡承担3%责任为宜。至于原告庭后申请追加其他被告后撤回申请，为其诉讼权利的自行处分，可予准许。综上，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以及相关证据，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有关规定，对原告主张因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本院作出如下认定：1、误工费：3000元。原告主张处理丧葬事宜的亲属为3人花费20天并按100元/天/人计算误工费合共6000元，但未能提供任何依据予以佐证。对此，鉴于受害人的丧葬事宜确需相关亲属花费一定的时间进行处理，但原告主张按20天办理丧葬事宜欠妥，可按近亲属3人花费10天计算为宜；至于该3人的误工标准问题，鉴于原告未提供相关工作收入证明，结合原告向公安机关提交当地村委出具的亲属证明记载其住所地为农村，故可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3327元/年计算，现原告主张按100元/天/人计算未超过该标准范围，故本院予以照准；即原告请求的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合计为：100元/天/人×3人×10天=3000元。2、住宿费：13500元。原告主张住宿费13500元，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结合亲属为处理受害人丧葬事宜从居住地赶赴事发地，且需花费一定期间进行办理相关事宜，虽然未提供相关票据，但该费用为必然产生的费用；参照《广东省2019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确定的广州地区住宿费标准450元/天计算10天，即450元/天×10天×3人=13500元。3、交通费：3000元。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0元，未提供相关交通费用票据；鉴于亲属为处理受害人丧葬事宜必然产生交通费用，结合上述情况认定，按3人计算10天，并参照当地普通交通出行费用和结合受害人家属的行程距离、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本院酌定支持3000元。4、丧葬费：46784.50元。原告主张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93569元计算六个月（93569元/年÷2），被告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照准。5、死亡赔偿金：819500元。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为按照201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元/年标准计算20年，合计：819500元。各被告对此均表示无异议，本院亦予照准。6、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因本次事件导致李某死亡，的确造成原告一定的精神痛苦，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利于抚平其精神损伤。综合考虑案涉事件的发生原因、损害后果以及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由被告新塘镇政府对原告的精神抚慰赔偿金承担3000元。综上，上述1至5的项失费用合计885784.5元，由被告新塘镇政府承担3%责任，即26573.54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合共29573.54元。对原告请求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鸿平、彭永珍支付有关损失款项合计29573.54元；二、驳回原告李鸿平、彭永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76元（原告预交4600元，缓交4276元），由原告李鸿平、彭永珍负担8358元，被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人民政府负担51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吴文山人民陪审员  湛鸿铁人民陪审员  陈颖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志雯陈敏仪本案引用及参考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