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5077号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6号2601房。法定代表人：姚海程，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银，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景欢，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龙津东路819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温浩伟，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智，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丝茗，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日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区金山卫镇钱鑫路309号303室。法定代表人：管成伟，职务执行董事。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乐公司）诉被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商公司），第三人上海日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米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银、李景欢，被告广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民智、陈丝茗，第三人日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管成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米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广商公司向原告米乐公司支付货款4669002.27元及利息暂计金额10000元（利息以4669002.2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广商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三人日惠公司系被告广商公司的供应商，双方之间有长期合作关系。经第三人日惠公司的介绍，原告米乐公司成为被告广商公司的供应商，日惠公司是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之间交易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在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的《供货合作协议》（编号：GD-ML180801）中约定，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成伟是米乐公司的授权代表。米乐公司在与广商公司的每单交易中向日惠公司支付佣金。自2018年8月6日，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供货合作协议》（协议编号：GD-ML180801)起，双方共进行了七单交易，其中已完成六单，涉案的交易是最后一单。根据已完成的六单交易，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习惯：广商公司通过日惠公司向米乐公司发出订货信息、安排预约送货时间及送货方式，米乐公司负责送货（广州的自己送货，上海、北京的通过京东物流送货)，送货完成经米乐公司与日惠公司核对无误后，日惠公司安排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订货单》，广商公司根据《订货单》及米乐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行付款，具体的交易流程见附件《米乐-广商交易流程图》。在交易过程中，信息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微信完成。2018年11月7日，米乐公司按照广商公司的订货要求，在11月9日-10日将货物送至京东商场仓库，完成货物交付。但，广商公司却未按照双方的交易流程安排签订《订货单》并要求米乐公司开具发票。经米乐公司多次催促后，广商公司才告知货款已支付给日惠公司，拒绝向米乐公司付款。其后，米乐公司向日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管成伟了解得知，是管成伟擅自篡改了订单，将米乐公司的供货改为日惠公司的供货，骗取了广商公司货款。《供货合作协议》是合法有效的，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均应严格履行。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广商公司应在米乐公司完成交货后，与米乐公司签订《订货单》并支付货款。在本案的交易模式中，广商公司只是资金提供方，实际的交易是广商公司与日惠公司之间有长期的合作，实际的交易方式以及商业模式是日惠公司与采购商京东商城进行对接，包括组织货源、下订单、安排送货以及送货完成之后入库数量的核对，都是由日惠公司与京东商城完成的，在直接的交易过程实际上是日惠公司向京东商城供货，但是因为资金需求，所以广商公司介入交易过程作为采购商，也就是在中间做了一个采购商，就是京东广商公司采购，广商公司在向日惠公司采购就多了一个交易环节，但是真正的运营过程，实际的对接还是日惠公司与京东商城。在这种交易模式中广商公司是不参与京东之间的关于货物订单的下载、货物送货安排以及入库核对。在日惠公司将米乐公司介绍为广商公司的供应商后这种交易模式还是如此，还是日惠公司与京东商城对接，在米乐公司提交的资金交易流程中可以予以佐证涉案交易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米乐公司已完成交货，广商公司应该支付货款，广商公司拒绝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供货合作协议》第五条之（三）的约定，广商公司应在货物签收后第二个工作日支付货款给米乐公司。米乐公司已在2018年11月10日完成交货，广商公司应该在2018年11月14日前支付货款，其拖延支付的行为已给米乐公司造成损失，应当赔偿因此给米乐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综上所述，广商公司的违约行为已严重损害米乐公司的合法权益。为此，米乐公司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支持米乐公司的诉请。原告米乐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供货合作协议》（编号：GD-ML180801），证明原被告确立了框架买卖合同关系；2.公证书粤广南粤第1140号；3.卡西欧订单（微信发送）；4.京东商城供应商送货验收单；5.《订货单（合同）》(编号：GD-ML180801至006）；6.发票及转账记录；证据2-6，证明：第一、原被告已形成固定的交易习惯；第二、涉案交易符合原被告的交易习惯，原告已完成交货。原被告双方之间总共进行了七单交易，已经完成的有六单交易。涉案交易就是发生纷争的，这单交易是最后一单交易，也就是第七单。根据原被告双方之间已完成的六单交易，双方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及交易流程，双方在沟通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原告与第三人的工作人员管芳通过微信来进行的交易，具体的过程就是管芳在广商公司微信后台下载订单，通过微信发给米乐公司，然后就是预约送货，管芳通过广商公司的微信后台，也就是管芳与米乐公司对接，确定好何时可以送货之后，就在广商公司的微信后台预约送货，并将预约送货的通知也是通过微信发给米乐公司。之后就是送货，按照送货的地点不同，开具验收单或由管芳在广商公司的VC平台去查询入库的记录。送货完成之后管芳会通过广商公司的微信平台来查询京东的入库情况，并与米乐公司来进行核对，核对完成之后，管芳再提供订货单。订货单随附一个收货清单，然后发给米乐公司盖章，由米乐公司根据订货单的金额开具发票，米乐公司将盖章的订货单及发票扫描后发给管芳，由米乐公司交由广商公司。所以在这一个步骤当中，也就是合同当中所约定的订货单的签订，是在最后环节才签订的，订货单在交易流程当中，实质上是一个结算单，送货完成之后的结算，他已经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订就是买卖合同当中的订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在这里虽然叫订货单，但是实质上是结算单，它是一个结算凭据。紧接着接下来米乐公司会将盖章的订货单和发票，通过快递或者是当面递交，交给广商公司。最后一步就是广商公司根据订货单和发票在完成付款，所以一个订货，每一单货物的交易的流程，从订货、交货、到结算到付款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每一单都可以在我们所提交的微信记录当中有完整和清晰的记录的流程。而且微信上所形成的订单以及订货单和订货的订货单，随附的收货清单，都可以与原告所收到的纸质的验收单，也就是京东商城快递的验收单是可以对应的涉案的第七单也就是最后一单货物，它的交易已经是在2018年11月8日管芳通过微信发送了卡西欧订单16167只的订单，在订单当中已经是显示了数额，然后在预约送货之后，11月9日和11月10日，米乐公司按照订单以及预约送货的时间，将货物送至京东广州仓，其中11月9日交货2075只，11月10日交货14091只，所以总计完成的送货是16166只。在完成送货之后，原告米乐公司通过微信向第三人日惠公司的管芳进行催促，当时管芳的答复是因为财务方面有延迟，所以对账单也就是订货单还不能够提供，最后在11月16日，原告米乐公司直接向被告广商公司对接人也就是合同约定的对接人直接催促，要求完成对账和付款，但被告广商公司均没有理会，所以说涉案的交易，原被告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方式，原告就涉案货物履行交货是与双方的交易习惯和交易模式完全相同，所以原被告之间就涉案货物已经订立买卖合同，未签订订货单只是未完成核对就是对账，并不因为对账行为未完成而否定双方合同关系的成立；7.公证书粤广南粤第1139号，证明原告催促被告支付涉案货物的货款；8.声明，证明第三人确认涉案交易是原被告之间的交易，这份声明是在原告后来得知实情之后，是因为第三人在本次交易当中做了手脚，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管成伟在当时在11月23日他在知道自己的犯错行为之后，所以出具了声明，该声明当中管成伟是很清楚的，已经是说明未经米乐公司同意，擅自违规操作，将广商公司应付与米乐公司的货款466900002元，也就涉案货物的货款更改为支付给了我本人的公司上海日惠公司，到账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0日，本人深刻认识围观违法、违规行为，所以他承诺进行补救；9.视频（2018年12月7日），证明被告确认涉案货物的交易是原被告之间的交易也就是在原被告双方都知晓这个情况之后，进行见面沟通，沟通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在这份证据当中可以印证的是，对于这个事件，是因为第三人行为所导致，是一种违规的操作。被告也意识到涉案的交易将货款支付给第三人是存在违规的，所以才会于三方之间见面沟通、协商处理，但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被告是知晓也是确认涉案货物是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协商没达成一致；10.（2019）粤0103民初116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证明生效的裁定书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已查明，原被告双方之间因为已经发生了完成了六单交易，原被告之间已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习惯；11.被告在（2019）粤0103民初1166号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证明被告在（2019）粤0103民初1166号主张，其与第三人之间就涉案货物的交易流程是：先签订《订货单（合同）》，然后第三人安排送货，被告查询到发票入库后付款，最后第三人开具发票，这与被告在本案中主张的交易流程不同。在上个案件当中，被告一直坚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流程是按照合同约定，合同约定是先签订货单，然后安排人送货，查询入库后再付款，最后再开具发票，但是在本案当中，被告在陈述与第三人的交易流程当中已经完全改变。在本案当中，被告陈述的交易流程是先与第三人口头约定达成订货的需求，然后预约送货，并由第三人安排送货完成之后签订订单，付款开发票，所以可以看出被告对于基本事实的陈述都是前后矛盾的；12.被告在（2019）粤0103民初1166号案中提交的资金4.1，证明：1、原告提交资金2的真实性；2、原被告进行交易沟通的方式是通过微信主要与第三人的员工管芳沟通，被告在上一个案件中提交的是微信的记录，他微信也是经过公证的，恰恰可以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二的微信是可以一一对应的，也就证明了原告的微信记录的真实性；13.第三人及管成伟的失信情况，证明第三人及管成伟在2019年5月均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基于第三人是存在负债累累，所以是导致其利用被告漏洞骗取货款的根源，第三人已是严重失信，其在庭审中陈述的，均是不应被采纳的。被告广商公司辩称：原告与被告之间就涉案货物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起诉被告是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案涉的该批货物是第三人日惠公司与被告达成口头订货单后采购安排供应给被告，并安排送货到京东指定仓库，第三人安排送货后根据实际供货情况与被告签订了《订货单（合同）》，对之前双方的口头订单作了书面确认，被告按照该《订货单（合同）》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额货款，第三人根据双方的《订货单（合同）》向被告出具了发票；该批货物交易过程中被告并无指令、安排原告供货，原告只是根据第三人的通知安排供货，该批货物供应过程中被告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一）、就案涉货物的交易，被告与第三人经电话沟通货源情况并达成口头订货单（主要包括预计到货的日期、数量及供货方为第三人等内容）约定由第三人供货，被告方在京东平台查询到案涉货物已分别于2018年11月9日、11月10日配送至指定仓库；（二）、第三人向被告发送邮件提交第三人方已签署的、供货方为第三人的《订货单（合同）》的扫描件、第三人送货的收货清单及相关数据，明确显示供货方为第三人，被告与第三人核对案涉货物的收货数量后，与第三人书面签署《订货单（合同）》（订单编号：GD-RH18012）,最终确认该笔交易的货物数量、金额等；（三）、被告依约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货款4669002.27元，履行了《订货单（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四）、第三人收到货款后，已就案涉货物向被告开具了相应发票，案涉交易已完成；二、被告与原告、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货物是原告配送，被告就应与其订立买卖合同、向其支付货款的交易惯例”。原告是实际配送方不等于它就是供货方，正如被告是京东商城的供货方，但货物实际有可能由第三人或原告配送一样，确定买卖合同的交易对象只能是依据谁向你下单订购的签订订货单（买卖合同）。同样的，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二）中的证据14证实，被告与第三人签署的、供货方为第三人的GD-RH18010《订货单（合同）》的收货清单，就显示其中包含原告配送的货物，充分证明实际配送方不等于就是供货方。第三人是被告向京东供货的供应商，其在2014年开始就与被告建立了供货合作关系。2018年1月1日第三人与被告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合作范围为卡西欧等手表，合同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原告是第三人采购的供应商之一，之后管成伟提出其公司在广州要增加一个供货主体，在第三人的安排下，2018年8月6日原告也与被告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也开始向被告直接供货。之后第三人与被告、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两个《供货合作协议》同时有效，同时在实际执行，第三人与被告、原告与被告之间同时存在供货合作关系，第三人同时也继续向被告供货。所以不存在原告配送的货物就应该由其作为供应商签约的所谓“交易习惯”。正如第三人所述，第三人与被告就案涉该批货物的供应达成由第三人供货的口头确认订单后，第三人向原告采购货物并安排原告向京东送货，被告并无向原告下达订单，更没有安排或指令其供货。该批货物整个供货过程中，被告是向第三人订购（对于此次供货，原告并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被告向其采购货物和指令其送货）货物，第三人再向原告采购并安排其送货，原告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即买方是第三人，而非被告。基于上述实际情况，第三人与被告确认订单后再向原告采购和安排原告向京东送货并无不当，事实上该批案涉货物的交易被告完完全全是与第三人之间的交易，与原告完全无关。三、原告非常清楚第三人是其供应本批货物的买卖合同相对方，并曾多次向第三人催讨该批货款（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明确证明了此点）、多次收取了第三人就本批货物向其支付的货款共计440530元（前后共四笔，分别是2万元、10万元、120530元及20万元），现在因第三人未能及时向其清偿全部货款，转而起诉被告要求被告清偿，其诉讼请求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另外，原告诉称米乐公司向日惠公司法定代表人管成伟了解得知是管成伟擅自篡改了订单，将米乐公司的供货改为日惠公司供货，骗取了广商公司的货款，这是完全违背事实，而且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第一次审理中查明认定的情况，当时第一次审理就是因为可能会涉嫌经济犯罪才驳回起诉，如果原告所述的是事实，就可能是第三人“涉嫌”经济犯罪，那么经查已经确认经济犯罪立案不成立，所以原告才再次起诉。如果第三人真是骗取了金额达400余万的货款，他就完全构成经济犯罪，本案直接应该驳回起诉了；第三人是原告的代理人，不是原告与被告双方的中介人。在他们的供货合同里面有明确的写到。甲方就是原告的授权邮箱，就是管成伟的邮箱，联系人就是管成伟，在他们的供货合同第一页合作范围的第三点，那里有约定。综上所述，被告提供的证据互相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实案涉货物是被告向第三人采购、原告是根据第三人的安排进行货物配送，原告买卖合同相对方是第三人，而非被告。原告的起诉明显违背事实，严重违反诚实诉讼的原则，将被告列为被告明显属于诉讼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尽快驳回其起诉，并解除对被告财产的查封。被告广商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供货合作协议》（协议编号：GD-RH180105）（2018年1月1日），证明第三人是被告的供应商，第三人与被告合作和签订《供货合作协议》在先，协议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被告在2018年1月1日就已与第三人开展购销手表的业务往来，原告与被告签约供货后第三人与被告的《供货合作协议》仍然有效；2.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订货单（合同）》（订单标号：GD-RH18010，2018年9月20日）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收货清单》、兴业银行汇款回单（往账）（2018年10月15日）、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原件）（2张）（2018年11月21日）；3.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订货单（合同）（订单编号：GD-RH18011，2018年10月20日）》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收货清单》、兴业银行汇款回单（往账）（2018年11月1日）、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原件）（2张）（2018年11月21日、22日）；证据2-3，证明被告与原告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供货合作协议》后，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供货合作协议》（协议编号：GD-RH180105）继续执行，第三人仍是被告的供应商，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仍然进行多笔购销手表的业务往来；即使原告根据管成伟的指示向京东商城送货，也并非都是原告直接向被告供货，同样也并非必须是由原告与被告签订订货单（合同）；4.被告与第三人签订《订货单（合同）（订单编号：GD-RH18012，2018年11月6日）》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收货清单》；5.涉案货物在京东平台入库查询记录；6.兴业银行汇款回单（往账）三份（2018年11月14日、20日、20日）；7.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42份（2018年12月18日、19日）；证据4-7，证明：第一、就涉案货物的交易，被告与管成伟经电话沟通货源情况并达成口头约定包含预计到货日期、数量及供货方为第三人后，我方在京东平台查询到涉案货物已分别于2018年11月9日、11月10日配送至指定仓库；第二、被告与第三人核对涉案货物的收货数量后，与第三人签订《订货单（合同）（订单编号：GD-RH18012）》，最终确认该笔交易的货物数量、金额等；第三、被告依约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货款4669002.27元，履行了《订货单（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第四、第三人收到货款后，已就涉案货物向被告开具了相应发票，涉案交易完成；第五、被告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货物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涉案货物的价款；8、第三人致被告的《回复商函》（2018年12月5日），证明：第一、第三人向被告来函确认涉案货物是其向原告采购卡西欧手表，并通知原告安排送货，原告仅是根据第三人指示配送至京东仓库；第二、第三人确认于2018年11月20日前已收到涉案货物的货款4669002.27元；第三、被告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货物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涉案货物价款；9.交通银行电子表单（4份）（2018年11月23日、11月28日、12月6日、12月10日），证明：第一、被告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货物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涉案货物价款；第二、原告多次就涉案交易向第三人催收货款，第三人就其向原告采购涉案货物，先后向原告支付了4次货款共计440530元（分别是2万元、10万元、12530元及20万元）；第三、原告是在第三人未按其要求付清货款后，转而向被告提起诉讼;10.（电脑截图打印件）第三人向被告发送其与被告确认《订货单（合同）（编号：GD-RH18001至GD-RH18012）及收货清单的电子邮件》，证明：第一、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每一笔购销手表的业务，双方口头达成订货单（合同）后由第三人安排供货，在被告从京东平台查询货物的入库信息后，均由第三人向被告发送点在邮件核对、确认每笔订货单的货物数量、金额、提交签署的订货单（合同），经核对无误后最终签订订货单（合同）；第二、就涉案订货交易，第三人在邮件中明确表示该笔供货是第三人的供货，并在附件中提交了第三人的供货数据和第三人方已签署的合同（PDF版），第三人从未向被告表示过该笔供货的签约供货方是原告；11.（电脑截图打印件）第三人向被告发送其与被告确认《订货单（合同）（编号：GD-RH18001至GD-RH18006）及收货电子邮件，证明：第一、被告与原告之间已完成的六笔交易，在被告于京东平台查询到货物的入库信息后，均由第三人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核对、确认每笔订货单的货物数量、金额，经核对无误后最终签订订货单（合同）；第二、被告与原告之间每笔订货单（合同）完整的交易流程，是包括在完成送货后，由第三人代表原告向被告发送原告提交用于核对结算的数据，经被告确认后，最终签订订货单（合同），之后被告依约支付货款给第三人，并非原告所称的只要是其配送货物，则被告必须与其签订订货单（合同）；12.第三人向被告出具的《说明》（2019年7月24日），证明上述电子邮件显示的周慧是第三人的人员，负责与被告进行订货单及商品清单确认、核对数据等事宜；13.第三人提交的《京东-广商供货合作项目流程说明》（2019年3月8日），证明：第一、第三人确认涉案货物订货单（订货编号：GD-RH18012）自始至终是以其作为供货商与被告商订具体采购事项并完成交易，原告仅是作为第三人的供应商而非被告的直接供应商；第二、第三人确认在收到被告支付涉案交易的货款后，已将部分货款支付给原告，原告与第三人产生的纠纷与被告无关；第三、被告与原告之间就涉案货物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涉案货物的价款；14.被告收到商城退货的手表照片（实物）及对应编号为GD-RH18010订购单（合同）的收货清单，证明：第一、被告收到京东商城退货的手表中有3个手表的包装上显示商家简码为“GDSYML”，即代表配送方为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另1个手表的包装上显示商家简码为“GDSY”即代表配送方为第三人；第二、经核对，上述四个型号的手表均属于第三人与被告已经完成的GD-RH18010订购单（合同）中的货物，由此证明即使在第三人与被告的交易中，也存在第三人向原告采购货物后再向被告供货的情况；第三、同一时段第三人与被告签约供货的合同中，同样包含原告直接配送的货物，配送方不等于是供货方。第三人日惠公司述称：因为双十一需要货品，广商公司按照京东商城的订单，向第三人采购，给广商公司交易的标的物16166只手表实际上是日惠公司向米乐公司采购，米乐公司接收日惠公司的配送指令，按照京东商城给广商公司的订单上指定的仓库完成配送。他第三人日惠公司对原告米乐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目录里面的证据8的声明和证据9的视频有异议，证据8的声明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他已向公安机关阐述了情况，证据9的视频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本案的纠纷是他第三人日惠公司与原告米乐公司的经济纠纷，而且他公司已向原告支付了涉案的部分货款440530元，和被告广商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米乐公司和日惠公司的合作，从2016年就开始了。至于2018年把米乐公司引荐到日惠公司和广商公司的京东商城的项目合作，是作为供货商的补充的渠道，涉及米乐公司起诉到广商公司的这一笔这批交易里面，真实情况是日惠公司和米乐公司的采购货款的支付上的问题，而不是米乐公司向广商公司提出的诉状里面所阐述的理由。第三人日惠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1.公证书（2019）沪静证经字第1924号上海日惠公司管成伟与原告广州米乐公司法人姚海程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第一、广州米乐公司一直是上海日惠公司在组织香港地区卡西欧手表货源供应商以及报关通路的服务商；第二、因姚海程提出组织卡西欧手表项目要融资的目的，需要将原合作模式米乐-日惠-广商-京东，转变为米乐-广商-京东，日惠公司法人管成伟考虑为能扩大在广商-京东卡西欧手表合作项目的体量同意将来将米乐与广商直签合同作为广商-京东卡西欧项目补充供应商，因与广商公司合作项目是日惠公司多年经营项目，米乐公司出具了授权委托日惠公司法人管成伟全权代表处理与广商公司全部事宜；第三、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合同后，管成伟在操作过程根据实际业务的需要，分别安排日惠公司、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署每笔订货合同，期间米乐公司签署的订货合同的，管成伟安排人员与米乐公司对接结算开票，并通知广商公司收到发票后给予支付货款。从香港组织采购的货源，全部是由管成伟确认后交由米乐公司组织采购报关，其中日惠公司直接向香港供应商确认并支付定金的货源也是这样操作；第四、管成伟于11月9日至20日多次到广州姚海程办公室协商货款结算利润分配问题未果，其中包括产生纠纷的这笔涉案货款的结算问题，姚海程并于11月23日将管成伟强行留置在办公室10余小时要求日惠公司当天支付货款给米乐公司，并胁迫报警要抓管成伟，23日当天在日惠公司现支付采购货款2万元后，姚海程要求管成伟签署了300万采购款的还款计划，姚海程交给其妻彭柯嘉，彭不满意又重新打印一份文件“声明”要求管成伟签署，因长达10余小时的强行及暴力胁迫，管成伟在看到文件上的还款金额与第一份一致后就签上名字以期望能早点赶飞机回上海。其后11月23日—12月10日日惠公司向米乐公司支付4笔采购货款，金额合计440530元；2.米乐公司员工谢锋泉与管成伟微信聊天记录，证明11月23日谢锋泉应姚海程的要求“到公安报警挪用资金”来胁迫管成伟签署还款计划；3.米乐公司员工吴嘉鑫与管成伟微信聊天记录，证明涉案结算纠纷后，管成伟再次协助米乐公司与广商公司签订一笔订货合同后要求米乐公司再次明确涉案这笔货款实际结算金额以及补签日惠公司与米乐公司的购销合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第三人是被告的供应商之一，双方之间早已有合作关系。被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1月1日签订了编号为GD-RH180105的《供货合作协议》，双方就第三人日惠公司通过被告广商公司向指定的零售3C卖场供货达成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进货价、出货价、被告广商公司的毛利润的定义；协议第二条约定合作范围的授权产品为卡西欧、美度、梅花、精工、卡文克莱等牌子的男女装手表，双方予以沟通的授权邮箱是：第三人授权邮箱：ｇｕａ×××＠ｐａｎｐｅｎｇｓｙ.ｃｏｍ,联系人：管成伟；被告授权邮箱：ｘｕｍ×××＠ｇｄｓｍｔｒａｄｅ.ｃｏｍ,联系人：徐孟清；协议第三、四条约定双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商务条款的第一项:订货，被告向第三人订货时，须严格完整地填写《订货单》，同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后将订货单邮件至第三人，第三人根据被告提交的订货单，在一个工作日内确定订货单及发货日期，订货单一经第三人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的买卖关系即生效；第二项，价格和保密（略）；第三项，送货及付款方式：订货单签订后，第三人负责按被告要求送货至零售商仓库，并承担运输费用，货物送达零售商仓库交付零售商验收入库后，货权及风险由第三人转移至被告，被告按零售商签收的货物数量于第二个工作日电汇支付对应货款给第三人；第四项，销售折扣及发放（略）；第五项，鉴于被告仅提供资金，物流的供应链服务，被告完全按照第三人与零售商商定的产品订单（型号、价格、数量、颜色、货期等等）从第三人购入产品并销售给零售商，其他日常经营的各项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零售商的上店计划、销售人员管理、促销政策、质保金、零售价格管理、库存管理、广告宣传等均由第三人与卖场双方商定，相关责任和费用由第三人承担。等等。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协议落款处分别由第三人作为甲方和被告作为乙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印章。上述供货协议签订后，被告与第三人是有进行供货合作买卖交易。原告是第三人采购的供应商之一，因为货源的组织原因，第三人将原告引荐给被告进行合作。2018年8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GD-ML180801的《供货合作协议》，该协议所约定的内容，除了编号不同和主体甲方为原告之外，其他全部内容与第三人和被告签订的《供货合作协议》的内容是相同的，甚至连授权沟通的邮箱地址和联系人都是相同的。上述签订的协议实质上是供货框架协议。按照上述协议约定的交易流程，被告是要先向供应商下达订货单，供应商根据订单进行送货，由零售商开具验收单，被告根据最后签名盖章的订货单和收货清单，才算完成买卖交易流程，被告根据该订货单及发票进行支付货款。原告与被告进行了六单交易，在该六单交易中，每一单交易，原告都是通过第三人的员工管芳下的订单，按照指令进行送货，被告确认收到货物后，与原告签订订货单合同，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货款数额向原告支付，原告向被告出具发票。涉案争议的交易，也就是原告所诉的第七单交易，据原告与被告分别提交的证据“谢锋泉与管芳的微信记录”记载，管芳是第三人公司的工作人员，谢锋泉是原告米乐公司的代表，2018年11月8日，管芳通过微信向谢锋泉发出：“11.7卡西欧订单（16167只）”、“锋泉哥，这是后台下好的订单，我已经整理好了”、“预约好了，单号已经发在群里了”，管芳把预约单号和预约时间发在群聊名称为“米乐&日惠卡西欧业务对接”的微信群里，谢锋泉在该群里回复“收到”。在群聊名称为“米乐卡西欧”的微信群里，2018年11月10日，管芳发信息问“全部入库了吗”，谢锋泉在该群里回复“总数14092，入成功14091，差异一只！”。2018年11月12日，第三人通过邮箱向被告发送名称为“日惠012合同+收货清单”邮件，来进行交易的最后审核确认，第三人作为供货单位与被告作为订货单位签订了订单编号为GD-RH18012的《订货单（合同）》，订明被告向第三人订购卡西欧手表16166只，总金额为4669002.27元，等等条款。第三人与被告分别在合同下方盖章。第三人与被告签订合同后，被告分别于11月14日和11月20日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货款。第三人于2018年12月5日向被告出具《回复商函》，说明涉案的货物卡西欧手表是第三人向原告采购，并通知原告安排配送至京东仓库，并于2018年11月9日/10日送货完毕，第三人于2018年11月20日前已收到涉案货物的全部货款4669002.27元，鉴于原告向被告申请结算涉案货物价款，该价款应由第三人与原告协调处理。原告在2018年11月9日和11月10日完成送货之后，原告通过微信向第三人的员工管芳催促付款，当时管芳的答复是因为财务方面有延迟，所以对账单也就是订货单还不能够提供。代表原告方的微信名称为小兰通过微信在11月16日，向被告对接人徐孟清发出信息，询问徐小姐目前情况，徐孟清回复：“我不明白你是想问什么，米乐的款我们之前已经付过好几次，你们应该清楚流程的啊”“你们并没有提交付款申请，我们怎么去发起付款流程？”“你们有发相关单据过来吗？”小兰回复“好的”。因为货款的支付问题，于2018年12月7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被告方派出的代表等人在原告公司的办公室进行了磋商协调，原告单方面对协调会议进行了视频录像，该协调会议的内容没有确认被告是与原告发生涉案交易，应与原告签订涉案交易的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原告就本案的涉案货款，曾向本院提起诉讼，因日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成伟在庭审中述称“交易的标的物16166只手表实际上是我司向米乐公司采购，接收我司的配送的指令，按照京东给广商的订单上的指定仓库完成配送”，而2018年11月23日出具给米乐公司的一份《声明》中，却承认“未经姚海程（米乐公司）同意，擅自违规操作将省商公司应付予米乐公司货款4669002元，更改为支付给了我本人公司（日惠公司）账户，到账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本人深刻认识此为违规违法操作……”，本院认为管成伟出具的上述《声明》的内容与其庭审答辩意见前后自相矛盾，认为日惠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管成伟的行为有可能涉嫌经济犯罪。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将该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经审查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原告遂再次提起本案诉讼。本案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28日以（2019）粤0103民初507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价值4679002.27元的财产。原告为此支付了诉讼保全费5000元。本院认为：原告曾就第三人收取了被告的货款而认为第三人是骗取了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货款，第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经济犯罪，向公安机关报案，本院也在受理该民事诉讼案件后，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将该案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在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本院再次受理原告的诉讼，因此，本案属于民事纠纷。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第一、原告与被告的交易是否形成固定的交易模式；第二、涉案的交易是否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双方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第三、被告是否需要向原告支付涉案货款及利息。关于焦点一，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供货合作协议》，该协议实质上是供货框架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交易流程，被告作为采购商是要先向供应商下达订货单，供应商根据订单进行预约送货，由零售商开具验收单，被告根据最后签名盖章的订货单和收货清单，才算完成买卖交易流程，被告根据该订货单及发票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货款。该协议约定了双方的交易应当采用书面的合同，即签订订货单（合同）为确立的交易。原告与被告按照以上交易流程已进行了六单交易，该六单交易中，每一单交易虽然都是先通过第三人的员工管芳向原告下的订单，原告按照指令进行送货，但被告在确认收到货物后，同意与原告签订订货单（合同），也即是接受原告的供货，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成立，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货款数额向原告支付。原告与被告的交易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原告与被告的上述每一单交易都是独立的交易，上述的交易流程缺少任何一步都不可。由此可见，任何的交易都是动态的，都不能以固定的交易模式或习惯来确认交易是否完成。关于焦点二，按照交易流程，作为供应商的原告应结合订单，以零售商仓库出具的收货清单确定收货的数量和金额，和作为采购商的被告签订合同，才能要求采购商支付货款。在原告、被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中，涉案的交易均是原告通过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联系，或者原告与第三人的相关人员建立微信群，进行交易的信息沟通，没有被告的相关人员参与其中，原告没有与被告直接进行对接。原告在涉案的交易中，是第三人公司的员工管芳向原告下达订单，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管芳是代表被告向原告下达订单，原告按照第三人的指令将货物送到被告的零售商仓库。被告没有直接向原告下达订单订货，涉案的交易并不是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发生，原告与被告双方没有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关于焦点三，被告并不是涉案交易买卖合同的相对方，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货款及利息，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广东省商业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其支付货款4669002.27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116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广州米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燕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梁晓明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