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8291号原告：刘祺，男，195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燕（原告妻妹），1958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西环广场塔3办公楼2、11、12层。法定代表人：王士刚，公证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桂平静，女，该公证处公证员，联系地址同单位。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振德，北京市天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喜发，男，1985年7月5日出生，满族，现在承德监狱服刑。原告刘祺与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以下简称方正公证处）、被告张喜发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刘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海燕、被告方正公证处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桂平静、崔振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张喜发因在承德监狱服刑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律师费15万元、鉴定费4650元，其他费用包括复印费、交通费、误工费共4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2、要求被告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计算赔偿原告的利息；3、要求方正公证处撤销公证书，要求知道事实真相、要求赔礼道歉；4、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在进行张喜发诉我遗嘱继承诉讼时得知，2005年1月19日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原名称北京市第二公证处）为一名叫张喜发(1985年7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龙门镇XXX号）的无业人员，出具一份《遗嘱公证书》（2005）京二证字第02355号。该经过公证的遗嘱内容涉及张喜发要继承原告继母王文英名下的一切存款及房产等全部财产。作为王文英的法定监护人及合法继承人，原告并不知道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继母王文英和张喜发办理遗嘱公证一事。直到2010年8月，本人接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传票，才知道一个叫张喜发的人凭借北京市第二公证处的遗嘱公证书把我们告上法庭。张喜发与我家没有任何关系，并非亲属，雇佣，交往等关系。北京市方正公证处的行为直接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数万元。2010年至2012年历经两年的法院调查审理，最终判决北京市第二公证处（现北京市方正公证处）（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遗嘱不具法律效力，王文英在2005年1月19日立公证遗嘱时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我于2017年10月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递交了一份撤销公证复查申请书。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8年4月13日回函：“经审查，2014年5月28日，您己就上述公证书向我处提出复查申请，针对申请，我处于2014年5月28日向您送达了(2014)京方正决字第10号《公正复查决定书》。故我处决定不予受理”。在此情况下，我于2018年6月8日向北京市公证协会投诉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北京市公证协会于2018年12月13日，就我对北京市方正公证处提出的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答复如下：“经查，我会认为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2018)京方正文字第261号《关于刘祺提出撤销公正申请的复函》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北京市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对原复查决定予以修正”。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违法办证，出具错误公证书，给原告带来精神上、财产上、时间上的很大损失。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方正公证处辩称，我处认为原告诉讼请求缺乏充足的理由和事实，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2005年1月19日，王文英到我处来申请办理遗嘱公证，遗嘱的内容主要是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XXX号的房产中属于王文英的份额以及属于刘明胜的份额中，应由王文英继承的份额均在王文英去世后遗赠给张喜发个人所有。我处审核后出具了（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书。原告诉称我处办理公证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公证书错误，并且未复查撤销上述公证，给原告精神、财产、时间上造成很大损失无事实依据，且理由不足。2011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第65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上述公证遗嘱不具有法律效力，其主要的依据是《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学鉴定意见书》，但该鉴定意见的作出主要依据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病历、诊断证明书以及相关证人证言，我处认为该鉴定意见主观性极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005年9月15号病历显示王文英“神清，定向力不完全，问答基本切题……”2005年9月22日诊断证明书将王文英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中度痴呆不伴精神行为异常”。王文英立遗嘱的时间为2005年1月，以上证明材料均不能认定王文英办理公证时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不具备办理公证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经核查，我处在办理上述公证时，公证人员经审查，认为立遗嘱人身份无误，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立遗嘱人有权处分所涉房产，故公证人员依据遗嘱办证细则，确认立遗嘱人意思表示，并根据交谈过程结合事实情况，制作接谈笔录。立遗嘱人王文英在笔录以及谈话过程中均表示要将房子留给张喜发，公证员在录音问话中询问王文英“把房子留给他，还是现在就给他？”王文英清晰地回答：“我现在就想给他，但是他不要”等类似言语，且在录音中公证员多次与立遗嘱人确认是否自愿将房产遗留给张喜发，立遗嘱人均表示自愿。我处认为，立遗嘱人王文英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存在年老体弱情况，但并未出现精神异常等情况，有自我表达的能力。我处认为上述公证事项符合出证条件，故于2005年1月21日出具（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书，符合《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等相关办证规则的规定。另依据立遗嘱人王文英在公证录音中所述，认为刘明生的子女对自己“不是那么回事，感觉不是太亲，不能将房子给他们；没人管我，家里好些人，我还有一个女儿，她也没管我……”；并称女儿不是自己真正的女儿，刘明生的儿子叫自己妈妈，也不是真叫。公证员询问张喜发和立遗嘱人的关系王文英称，因家里没有人管我，张喜发来给自己做饭，因为自己吃饭都没有人管。张喜发是真心实意的照顾自己，自己想的是“谁愿意照顾我，谁愿意把东西给我，那我应该给他”，“我给他以后，他也照顾我那不就行了嘛”，以上是王文英所述，王文英在录音中称自己立遗嘱是自愿的。再则，公证处并非是司法鉴定部门，不具有判断立遗嘱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检测技术能力与专业知识，正如另案海淀法院承办法官在调取涉案公证卷宗和录音光盘后，仍不能认定王文英立遗嘱时是否无行为能力一样，根据当事人委托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海淀区人民法院（2011）海民初字第651号民事判决书在查明部分第6、7页载明：关于精神疾病专业技术问题，鉴定人运用法医精神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涉及精神有关的状态、法定能力进行评定，当事人律师及公证员并非法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生前的病史、调查材料、公证谈话分析认为王文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而该病起病潜隐、进展缓慢，主要表现为智能和记忆力减退，影响到其实质性的分析、理解、判断和综合能力。据此，我处认为上述分析判断仅有司法鉴定部门具有精神病学专家技术人员才可以依职权作出判断，公证员既无相应的能力，也无法知悉立遗嘱人的病史、病历，更不可能像法医作出全面的客观分析，判断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状态。且已经生效的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北京市一中院的（2012）一中民终字第15274号民事判决书并未认定我处办理涉案公证时对王文英行为能力判断具有过错。原告主张因另案作为被告聘请律师支付代理费15万元的损失，我处认为于法无据。律师代理费在本案中作为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和范围，并且根据上述海淀法院和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书，被告三人刘祺、刘怡、刘伟均委托向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冲奎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虽然原告刘祺提供15张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发票，15张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发票均载明付款人为刘祺，但15万元均应由上述一、二审判决书所列的3个被告均担，而本案原告刘祺主张15万元损失显属不当。原告提交的鉴定费已经由海淀区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做出判决，由张喜发负担鉴定费4650元，所以原告主张上述损失理由不足，公证处不同意赔偿原告的损失。综上，我处认为公证办理过程是依据《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公证员已尽到审查义务，所出具的公证书内容合法、正确，并无不妥之处。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要求我处承担损失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我们认为根据本案的案由，这个不属于本案的赔付范围。原告要求撤销公证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相关规定，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的误工费、复印费等4万元钱，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同意支付。被告张喜发未到庭答辩。经本院前往承德监狱与张喜发谈话，张喜发表示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些孩子都不是王文英亲生的，都没有赡养过王文英，当时是我在照顾王文英。王文英立遗嘱时我不在现场，我认为公证是有效的，不认可（2012）一中民终字第15274号民事判决书的结果。原告刘祺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1）海民初字第65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2）一中民终字第15274号民事判决书；2、受理通知书；3、《关于刘祺提出撤销公证申请的复函》；4、回复公文；5、律师费发票和鉴定费票据复印件；6、《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被告方正公证处对证据1-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5和证据6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张喜发未到庭质证，在本院谈话中对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表示不同意判决结果，认为公证是有效的。被告方正公证处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公证处卷宗；2、光盘。原告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被告张喜发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刘明生与王文英系夫妻关系，双方系再婚。2001年10月15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北京市海淀区XXX号房屋所有权证，该证书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刘明生。2002年10月28日，刘明生去世。2005年1月21日，王文英在原北京市第二公证处订立一份遗嘱，内容为：“座落在北京市海淀区XXX号区甲楼1403号的房产产权归我和我丈夫刘明生共有，刘明生已于2002年10月28日死亡。上述房产尚未办理继承手续。现我自愿立遗嘱将上述房产中属于我的份额及属于刘明生的份额中应由我继承的份额均在我去世后遗赠给张喜发(1985年7月5日出生)个人所有。”2010年2月19日，王文英去世。2010年9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离退休干部局出具《证明》，内容为：“一、经查阅刘明生人事档案，仅在其1981年3月27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中有关于王文英的记载。摘抄如下：爱人情况：王文英，1928年11月28日生，中国国际书店医生。政治面貌：无。其他成员情况：儿子、刘祺、24岁、医药管理总局工作，次子、刘力、21岁、中国国际书店工作，女儿、刘怡、13岁、上学。”2011年1月5日，住建部人事司出具《证明》，内容为：“经查刘明生同志档案，刘明生同志1917年4月出生，1930年2月参加工作，2002年10月28日去世。刘明生同志1949年7月26日所填《干部登记表》显示，其爱人为张锦华；1983年3月27日所填《干部履历表》显示，其爱人为王文英，子女为：刘祺、刘力、刘怡。”后张喜发以刘怡、刘祺、刘伟、张骝力为被告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1、确认刘明生于2001年7月5日所立遗嘱和王文英于2005年1月19日所立公证遗嘱有效；2、刘明生与王文英所有的诉争房屋归我所有；3、本案诉讼费由刘怡、刘祺、刘伟、张骝力连带承担。海淀法院经审理认定：虽然张喜发当庭提交了方正公证处于2005年1月21日出具的(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王文英遗嘱公证书，证明其为诉争房屋产权的继承人，但王文英在立遗嘱时已近77岁高龄，公证机关在为王文英出具遗嘱公证书时，并未对王文英的精神状况进行严格审查，在此情况下，刘怡、刘祺等人依据相关证明材料对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效力提出异议并要求对王文英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请求合理，于法有据。根据法医学会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王文英在订立公证遗嘱时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据此，王文英在公证机关所作遗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张喜发依据此份公证遗嘱主张继承王文英的房产，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喜发之诉讼请求。张喜发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做出终审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鉴定费四千六百五十元，由张喜发负担。在案件诉讼期间，刘祺与北京向上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刘祺支付律师费用15万元。2017年10月刘祺向北京市方正公证处递交了一份撤销公证复查申请书。北京市方正公证处于2018年4月13日回函：“经审查，2014年5月28日，您己就上述公证书向我处提出复查申请，针对申请，我处于2014年5月28日向您送达了(2014)京方正决字第10号《公正复查决定书》。故我处决定不予受理”。刘祺于2018年6月8日向北京市公证协会投诉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北京市公证协会于2018年12月13日做出答复：“经查，我会认为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出具的（2018)京方正文字第261号《关于刘祺提出撤销公证申请的复函》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北京市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对原复查决定予以修正”。后方正公证处并未撤销(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书。上述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侵权责任的承担者及侵权赔偿范围确定问题。第一，关于侵权责任的承担者问题。本案中，原告所诉损失为2011年至2012年诉讼期间产生的各项费用。海淀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王文英在立遗嘱时已近77岁高龄，公证机关在为王文英出具遗嘱公证书时，并未对王文英的精神状况进行严格审查……根据法医学会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王文英在订立公证遗嘱时并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据此，王文英在公证机关所作遗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张喜发并未向公证处提交虚假证明材料或进行其他导致公证书错误的行为，不能认定张喜发对刘祺的损失存在过错，故被告张喜发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证据证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公证机构有过错：（五）公证机构在公证过程中未尽到充分的审查、核实义务，致使公证书错误或者不真实的；（六）对存在错误的公证书，经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申请仍不予纠正或者补正的。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由于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对外具有公信力，公证机构应当谨慎履行审核职责。本案中，被告方正公证处作为公证机构，其出具的公证书对社会具有重要公信力，理应恪尽职守尽较高注意义务，对办理公证手续者的能力进行严格的审查。但是，被告方正公证处在办理本案所涉公证书的过程中，未能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的王文英办理了公证。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办理涉及不动产的委托、声明、赠与、遗嘱的公证，可以适用前款的规定。因本案涉及不动产的公证，位于西城区的方正公证处办理海淀区房屋委托公证时，理应更为审慎认真。但被告方正公证处在办理涉案公证时，对王文英的精神状况并未认真审查，导致公证书被法院认定没有法律效力，虽原告刘祺经过诉讼并未失去房屋份额，但支付了相应代价，损失已经造成。故因被告方正公证处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存在较大过失，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的侵权责任。另外，本案涉及的(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书早在2012年就被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没有法律效力，在刘祺多次提出撤销申请，北京市公证协会作出“《关于刘祺提出撤销公证申请的复函》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北京市公证协会公证复查争议投诉处理细则》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议北京市方正公证处就原公证争议重新进行复查，对原复查决定予以修正”的决定后，至今仍未撤销(2005)京二证字第02335号公证书，属于不作为，故本院结合方正公证处的过错程度确定责任。第二，关于原告刘祺的损失认定问题。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原告主张的损失主要集中在维权的律师费用、产生的误工费及复印费等。由《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可知，委托人为刘祺一人，且费用均由刘祺支付。原告刘祺为追回房产因诉讼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应作为原告维权的实际损失，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据被告方正公证处过错程度酌定赔偿数额。刘祺所诉误工费一项，因未能提交证据，故本院不予支持。交通费及复印费，在诉讼过程中必然产生，因原告刘祺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数额，故本院予以酌定。鉴定费用一项，因（2012）一中民终字第1527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判定由被告张喜发承担，本次属于重复起诉，本院不予处理。刘祺所诉精神损害赔偿一项，系方正公证处多年的不作为行为造成刘祺精神上的痛苦，故本院予以支持，数额由本院予以酌定。刘祺所诉利息一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祺所诉撤销公证书及赔礼道歉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起诉请求变更、撤销公证书或者确认公证书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向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故本院不予处理。被告张喜发因刑事犯罪被羁押，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赔偿原告刘祺律师费5万元、交通费及复印费共计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二、驳回原告刘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70元，由原告刘祺负担2982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方正公证处负担138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兵莹审 判 员  李 晗人民陪审员  凌风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 助理  邹鸿雁书 记 员  赵天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