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1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剑明，男，1971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崂山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川运有限公司（TRANCO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皇后大道中340号华泰国际大厦16楼05-06室。德辅西道103-109号乐基商业中心2702室。法定代表人：李想，董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宁，男，1966年4月1日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想，男，1982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仪伟、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剑明因与被上诉人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岛海事法院(2018)鲁7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孙剑明上诉请求：1.撤销（2018）鲁72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孙剑明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地认为本案和与此有牵连的川运有限公司诉北京海通律师事务所和孙剑明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12353号案件（以下简称12353号案）均系“委托合同纠纷”，混淆了两案的差别。本案才是真正的“委托合同纠纷”，案涉自2008年5月17日开始至2014年2月的长达将近6年的委托合同关系；12353号案仅限于发生于2010年4月份之后的个案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12353号案实际上是川运有限公司就与（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案直接相关的“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不论孙剑明如何抗辩，都不会改变12353号案的案由和诉讼标的。为了节约诉讼资源，为了尽快将无辜的海通所解脱出去，也为了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孙剑明决定就12353号案不再做无谓的抗辩，而选择就12353号案与川运有限公司调解结案，而将不属于该案审理范围的除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之外的委托合同纠纷另案起诉解决。一审判决认为，基于孙剑明对12353号案同意调解，并在该调解书中各方确认了“就本案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争议”，就此得出孙剑明“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后，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的结论，这显然是误读。一审判决对李想、李宁的法律责任不做评判的做法是错误的。虽然按照一审判决前半部分的论证已得出本案争议双方权利义务已经终止的判断，但对该问题即草率地不做评判，势必导致在将来假如需要评判的时候对该问题的裁判变成了一裁终局，显然对获得不利结论的一方在程序上不公平。除上述错误之外，一审判决还在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存在错漏，包括但不限于：（一）对证据的认定简单草率，未对本案诉争委托合同的报酬约定进行审查；（二）对于证据显示的上诉人在事故处理中做过的大量工作未做提及；（三）上诉人代理川运有限公司以上海集海航运以及瑞浩祥公司为被告的案子起诉时间为2010年5月17日，一审判决轻率地误写为2011年6月28日；（四）对于12353号案的案由，在北京两级法院的四份正式法律文书中，均将案由限定为诉讼代理合同纠纷。而本案一审判决在通篇的表述中全部特意回避了“诉讼代理合同纠纷”的表述，甚至故意将12353号案表述为“索要调解案款纠纷”，将本案表述为“索要委托合同报酬纠纷”，这不符合最高法对于诉讼案件案由的规定；（五）一审判决断章取义地援引被上诉人提交的不完整的北京朝阳法院庭审笔录来证明上诉人主张过本案诉争的委托合同的报酬，而偏偏对于北京三中院的庭审笔录中法官询问“孙剑明在一审中就报酬问题是否提出反诉”这一重要事实不予理睬。被上诉人川运有限公司辩称，一、虽然一审法院从实体上否定了孙剑明的诉讼请求，维护了公平、公正、合理的结果，但程序上不构成重复诉讼的认定，川运公司并不认可。川运公司与孙剑明委托合同纠纷已经北京两级法院审理结案，孙剑明依据与12353号案件相同的事实和理由提起本案诉讼，两案当事人、诉讼标的相同，且本案诉求存在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可能，构成重复诉讼。二、即便进行实体审理，涉案委托合同纠纷，孙剑明已通过抗辩、债务抵销的方式，在12353号案件中全部解决，孙剑明与川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孙剑明起诉要求川运公司支付委托报酬，已无实体权利基础。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川运公司与孙剑明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已终止并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法院应驳回孙剑明对川运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想、李宁辩称，因孙剑明的委托报酬已得到满足，本案没有审理川运公司人格混同的基础；即便孙剑明对委托报酬存在争议，因川运公司正常存续，且孙剑明已保全了川运公司的财产，不影响其实现债权，故本案也没有审理川运公司人格混同的必要。川运公司是根据香港法律成立的香港法人，在国内没有分支机构，关于人格混同的审查，应当适用香港法律。在香港法律下，川运公司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即便根据我国公司法，因李宁、李想不是川运公司股东，主体不适格，且孙剑明也没有证据证明李宁、李想滥用了川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侵害了其债权。法院应驳回孙剑明对李宁、李想的全部上诉请求。孙剑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川运有限公司向孙剑明支付委托报酬人民币200万元及该款项自2013年8月22日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判令李宁和李想对川运有限公司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承担。四、判令川运有限公司赔偿孙剑明因川运有限公司滥诉使其在另案中损失的一、二审诉讼费合计人民币38400元及相应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其中一审诉讼费人民币19200元的利息自2018年3月14日起算，二审诉讼费人民币19200元的利息自2017年7月16日起算，两项利息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五、判令川运有限公司赔偿孙剑明为实施财产保全所支出的诉责险保险费人民币2600元及该款项自2017年12月2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川运”轮与江苏瑞浩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浩祥公司）所属的“德山”轮在山东威海海域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川运有限公司于2008年5月18日出具了委托函，委托孙剑明代表川运有限公司在威海处理“川运”轮碰撞事故的相关事宜。2008年5月26日，川运有限公司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该院于2008年7月8日作出（2008）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30-1号民事裁定，准许了川运有限公司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为该基金愿意向法院提供担保并于2008年7月18日出具了担保函，担保金额为该裁定确定的基金款额1810280特别提款权。2008年5月30日，瑞浩祥公司以川运有限公司为被告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川运有限公司向其赔偿因船舶碰撞事故导致的“德山”轮船舶损失。青岛海事法院以（2008）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32号立案受理。因川运有限公司系美国保赔协会会员，该协会指定琴岛律师事务所纪贵智、朱雨冰律师处理该案。中国银行向法院出具了有关“德山”轮所有人提出的非限制性债权请求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该案经两审终审判决认定，川运有限公司向瑞浩祥公司赔偿因船舶碰撞导致的各项损失25085191.8元。孙剑明主张，上述船东互保协会与中国银行的担保均是在其努力和指导下为川运有限公司争取到的。2011年6月28日，川运有限公司以上海集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海公司）、瑞浩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两公司向其赔偿因船舶碰撞事故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青岛海事法院以（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立案受理。孙剑明与赵连忠作为川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该案诉讼，川运有限公司与孙剑明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川运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示，孙剑明与赵连忠系委托代理人，工作单位为北京海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海通律所），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1605-6室。该案诉讼中，川运有限公司与集海公司、瑞浩祥公司达成调解协议，2011年6月28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瑞浩祥公司支付川运有限公司480万元作为最终的赔偿款项，上述款项从瑞浩祥公司自川运有限公司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受偿款项中直接由青岛海事法院支付给川运有限公司。2013年8月，孙剑明代川运有限公司自青岛海事法院领取了（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案款480万元，2014年3月，孙剑明向川运有限公司支付了案款240万元、利息34400元。孙剑明主张，其与川运有限公司之间口头约定，川运有限公司应向孙剑明支付索回款项的一半，即剩余240万元系川运有限公司应向其支付的处理“川运”轮碰撞事故的全部报酬。2014年4月，川运有限公司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通律所、孙剑明返还（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一案的案款2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朝阳法院以（2014）朝民初字第20200号立案受理。孙剑明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朝阳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其异议，孙剑明提起上诉，北京三中院作出裁定维持了朝阳法院的裁定。孙剑明主张，在两审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书中已认定该案系指（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一案的代理合同关系，不同于本案诉称的代理合同关系。在该案2015年9月14日的庭审中，孙剑明辩称：“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在川运有限公司和孙剑明之间建立的海难事故处理的委托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案代理，对方对报酬问题有过口头约定，是案件追回款项的50%。”在2016年1月5日的庭审中，审判员向孙剑明询问：“说明代理费是如何计算的？”孙剑明回答：“与李宁口头约定将收回的案款扣掉诉讼费还有其他开销剩下的款项的一半作为代理费用，约定的费用包括了川运碰撞事故处理的报酬以及为李宁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综合报酬。”此外，孙剑明在2016年1月25日提交的该案补充答辩意见称“本案诉争的代理费并非单纯基于个案的诉讼代理业务产生，而是处理船舶碰撞事故以及相关索赔的综合报酬。”2017年2月28日，朝阳法院作出（2014）朝民初字第20200号民事判决，判决海通律所、孙剑明向川运有限公司返还案款160万元，并赔偿该款项自2013年8月22日起产生的利息。孙剑明向朝阳法院交纳了案件受理费19200元。海通律所、孙剑明不服该判决上诉至北京三中院。2017年12月1日，北京三中院经主持调解，川运有限公司与孙剑明及海通律所达成调解协议，北京三中院作出（2017）京03民终1235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孙剑明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川运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48万元；如孙剑明未按照调解协议按期足额履行，各方按一审判决执行；各方就本案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争议；一审案件受理费65070元，由川运有限公司负担45870元（已交纳），由海通律所、孙剑明负担19200元（于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交至一审法院），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孙剑明负担9600元（已交纳），由海通律师负担9600元（已交纳）。该案上诉费共计19200元，全部由孙剑明向北京三中院交纳。2017年12月29日，孙剑明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同日，法院作出（2017）鲁72财保579号民事裁定，准予孙剑明的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并冻结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所属银行存款人民币200万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根据孙剑明提供的财产线索，青岛海事法院于2018年1月2日依据上述裁定向孙剑明及海通律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通知其协助执行以下事项：“一、冻结川运有限公司依据(2017)京03民终12353号民事调解书和/或（2014）朝民初字202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应得款项人民币148万元；二、在冻结期间，未经准许，不得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川运有限公司。”孙剑明在诉前财产保全中，向法院支付了保全费5000元，还提供了由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函，并向该公司支付了保险费2600元。（2017）京03民终12353号民事调解书生效后，川运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向孙剑明发出短信通知其将调解款支付至李想账户。孙剑明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川运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3日向朝阳法院申请执行，朝阳法院以（2018）京0105执86号立案后，于2018年1月8日向孙剑明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孙剑明立即履行（2017）京03民终12353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2018年3月9日，青岛海事法院向朝阳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通知其协助执行以下事项：“一、冻结川运有限公司依据(2017)京03民终12353号民事调解书和/或（2014）朝民初字202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应得款项人民币148万元；二、在冻结期间，请贵院不要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川运有限公司或他人。三、冻结期间为贰年，自2018年3月9日至2020年3月8日止。”2018年3月13日，徐文华代孙剑明向朝阳法院交纳执行款人民币1942801.65元。另查明，川运有限公司系在香港登记，股东为MEDISHIPLIMITED，董事为李想。孙剑明为证明其为川运有限公司在解决“川运”轮与“德山”轮船舶碰撞事故纠纷中作出的努力与工作以及其与李宁关于委托报酬的约定和三被告之间财产混同的事实，提交了电子邮件、谈话录音文字整理稿及飞信等网络聊天记录文字整理稿，因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这些证据均系孙剑明摘录整理的，无原始载体，也未经公证，青岛海事法院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关于处理本案实体争议适用的法律，孙剑明主张适用大陆法律，川运有限公司、李宁、李想主张关于李想与李宁是否对川运有限公司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应适用香港法律，其他争议的处理适用大陆法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关于处理本案实体争议适用法律的问题上未能选择一致，孙剑明与李想、李宁均系大陆自然人，委托合同的履行地也在大陆，大陆为与涉案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故本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法律处理本案的实体争议。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以及孙剑明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是孙剑明诉请的委托报酬及其主张的诉讼费等费用能否得到支持；三是如何认定被告李想、李宁的法律责任。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规定要求认定重复起诉应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首先，本案与北京两级法院案件的当事人不同，其次，北京两级法院案件系川运有限公司作为原告提起的索要调解案款纠纷，本案系孙剑明索要委托合同报酬纠纷，二者虽均系委托合同纠纷，但当事人在两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相同，因此不符合重复起诉的条件。综上，孙剑明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孙剑明自2008年起受川运有限公司委托处船舶碰撞事故纠纷，2011年其所代理的（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案调解结案，2013年孙剑明自本院领取了调解案款并向川运有限公司转付了部分案款，2014-2017年孙剑明与川运有限公司之间的案款争议及委托报酬争议在北京两级法院得以处理，孙剑明于2018年1月26日就其与川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报酬争议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二、关于孙剑明诉请的委托报酬及其主张的诉讼费等费用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川运”轮与“德山”轮碰撞事故发生后，川运有限公司委托孙剑明处理事故相关事宜，孙剑明还作为川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了（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案诉讼。双方之间自2008年起即成立了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关系。孙剑明与川运有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就委托报酬未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后亦未达成补充协议，故本院应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对此予以认定。（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案中，川运有限公司与集海公司、瑞浩祥公司达成了瑞浩祥公司向川运有限公司支付480万元的调解方案，调解书生效后，孙剑明作为川运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实际领取了480万元调解款，但孙剑明仅向川运有限公司转付了240万元。为此，川运有限公司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海通律所、孙剑明返还案款24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孙剑明在朝阳法院一案答辩与庭审中陈述了以下观点：“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在原告（川运有限公司）和被告二（孙剑明）之间建立的海难事故处理的委托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案代理，对方对报酬问题有过口头约定，是案件追回款项的50%”，“与李宁口头约定将收回的案款扣掉诉讼费还有其他开销剩下的款项的一半作为代理费用，约定的费用包括了川运碰撞事故处理的报酬以及为李宁其他公司提供的法律服务综合报酬”，“本案诉争的代理费并非单纯基于个案的诉讼代理业务产生，而是处理船舶碰撞事故以及相关索赔的综合报酬”。对其上述观点，青岛海事法院认为，虽然川运有限公司向朝阳法院提起诉讼系索要（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一案的调解案款，但孙剑明认为处理北京两级法院案件纠纷，不仅应处理川运有限公司主张返还的240万元调解案款，还应处理孙剑明应得的委托报酬，且孙剑明认为该报酬“并非单纯基于个案的诉讼代理业务产生，而是处理船舶碰撞事故以及相关索赔的综合报酬”，即该报酬并非仅系（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一案的代理费用，而是在其处理船舶碰撞事故以及相关索赔后川运有限公司向应其支付的全部费用。基于以上分析，在(2017)京03民终12353号案的调解中，孙剑明同意“于2017年12月31日前向川运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148万元”的方案中所扣除的92万元应系孙剑明代川运有限公司处理所有船舶碰撞事故纠纷及相关索赔所得的全部报酬，且在该调解书中，双方确认了“就本案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争议”。综上，孙剑明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后，双方之间委托合同的权利义务已终止，孙剑明又向川运有限公司再次主张委托报酬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此外，因孙剑明的该项诉请不能成立，其为本案诉前保全所支付的担保保险费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法院亦不予支持。川运有限公司在朝阳法院提起的诉讼系因孙剑明拒不偿还调解案款而选择的必要的救济途径，并不构成滥诉，由此产生的两审案件诉讼费系当事人提起诉讼程序依法应当向法院缴纳的费用，各方当事人应根据法院裁判结果负担诉讼费，孙剑明要求川运有限公司向其赔偿其已支付的诉讼费的主张亦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如何认定被告李想、李宁的法律责任的问题。鉴于孙剑明的诉请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已不予支持，则关于被告李想、李宁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已无审查必要，法院不再予以评判。综上，本案虽不构成重复起诉，但孙剑明与川运有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已终止，孙剑明再次提起诉讼要求川运有限公司支付委托报酬及相关费用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原告孙剑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1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孙剑明负担。在本院二审期间，孙剑明重新整理提交了多份证据，主要用以证明其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均有原始出处，其一审进行摘录整理系为方便法院审理的需要，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无原始载体。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相同。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委托合同纠纷，当事各方未就适用法律达成一致，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以委托合同履行地在内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准据法是正确的。“川运”轮与“德山”轮碰撞后，川运有限公司委托孙剑明处理事故，双方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虽然川运有限公司向孙剑明出具的委托函记载“委托孙剑明代表我公司在威海处理MVMEDITRADITIONG”碰撞事故的相关事宜”，但从孙剑明履行的工作（如协调保赔协会，协调基金设立担保事宜及参与诉讼等）和川运有限公司接收案款的结果看，孙剑明实际从事的受托事项，已经超出委托函记载的范围，孙剑明在诉讼中将双方的委托事项陈述为概括性授权较为合理。因孙剑明与川运有限公司没有签订书面委托合同，在概括性授权的情况下，是否如孙剑明主张将委托事项严格区分为非诉委托事项和诉讼委托事项并没有合同的依据，在没有证据表明诉讼委托构成一项单独授权的情况下，概括性授权应理解为包括非诉与诉讼业务的授权。孙剑明在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2010）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8号案件中以海通律所律师的名义作为川运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应为概括性委托的一部分。根据合同自治原则，即便同一委托合同，当事人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代理阶段和代理事项就报酬作出不同约定（需要主张方证明），不论本案所涉委托报酬是按照川运有限公司的主张为一辆宝马X5，还是孙剑明主张的为索赔收回款项的一半，但诉讼各方未能在本案审理中证明就非诉委托事项和诉讼委托事项作出过不同的报酬约定，即，川运有限公司和孙剑明虽然在本案中对于委托报酬的数额存在争议，但该报酬应是指向的同一委托事项应当支付的报酬，该报酬的支付没有以时间、范围和受托办理事项为区分。鉴于双方在12353号案的审理以调解方式结案，按照调解书中孙剑明就其掌握的240万元案件收回款向川运有限公司支付148万，各方再无争议的约定，结合本案审理中双方共同陈述的240万款项中未支付部分是扣除了诉讼代理费的内容，无论双方约定的报酬支付内容，委托关系下的报酬已经在12353号案中通过调解的方式支付完毕，故本案无需再去审查确定双方就委托关系商定的报酬。综上，川运有限公司与孙剑明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为有偿委托合同，虽然双方对报酬数额的约定存在争议，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报酬是分段或分项计算的，由于双方在12353号案中已经通过调解的方式支付了代理费，孙剑明归还了川运有限公司部分款项，双方接受了再无争议的调解结果，故本案中孙剑明提出川运有限公司另行支付委托报酬的请求没有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鉴于川运有限公司不负有支付义务，故对李想、李宁的责任不再审理。综上所述，孙剑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915元，由上诉人孙剑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 童审判员 宫恩全审判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福贵书记员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