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1民初12138号原告：周静，男，1976年7月20日生，汉族，云南省楚雄市人，自由职业，身份证登记住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委托代理人：吴春燕、杨晓慧，云南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浦保东，男，1965年2月19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自由职业，身份证登记住址昆明市官渡区。原告周静诉被告浦保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静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春燕、被告浦保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7年8月13日签订的《购苗合同》中“垂柳”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2月19日，云南保山地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楚雄市城市供水西静河水源地安全达标保障工程》分包给原告周静负责施工。2017年8月13日原告周静与被告蒲宝东签订《购苗合同》，合同内容：本项目涉及到的苗木为垂柳、云南松、花叶水葱等；合同单价垂柳30元/株、云南松1元/株、花叶水葱1元/株等；甲方必须保证苗木的质量、数量及规格，不保成活率，甲方必须积极配合乙方及时栽种并提供相关技术指导，确保苗木及时栽种。合同签订后，被告于2017年8月20日至2017年10月18日期间将垂柳、云南松、花叶水葱等种苗、种籽从江苏省淮安市运输至楚雄市西静河施工工地。2018年4月28日，经原告与被告结算，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种苗、种籽合计金额为244960元，其中：垂柳5000株，单价30元，垂柳种苗合计金额15万元。2018年5月15日，《楚雄市城市供水西静河水源地安全达标保障工程》进行初验时，原告才知道被告提供的“垂柳”种苗系“竹柳”。为了工程能够顺利验收，原告又与楚雄市泓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苗木订货合同》，订购1800株垂柳栽种工地上。后原告多次打电话给被告协商解决纠纷，要求被告提供苗木道路运输许可证、植物检疫证书、苗木质量合格证，但被告拒绝提供。原告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被告将“竹柳”冒充“垂柳”出售给原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和信誉危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的规定，故诉至法院主张上诉请求。被告浦保东辩称：原告陈述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有证据来证明我供的苗木是垂柳，我是按照合同约定供应了垂柳5000株。我不同意解除解除合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复印件：一、《购苗合同》，证明2017年8月13日原、被告签订《购苗合同》，由原告向被告采购垂柳、云南松、睡莲、花叶水葱等苗木；二、结算清单，证明2018年4月28日经原、被告结算，原告应当支付被告种苗款244960元，其中垂柳5000株（单价30元/株），合计150000元；三、《苗木订货合同》，证明2018年11月4日，原告与楚雄泓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苗木订货合同》，购买1800株垂柳栽种在西静河工地；四、被告提供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被告从江苏省淮安市发货到工地的植物为柳树，并没有明确为垂柳，不能证明被告交付的是垂柳。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四无异议，予以认可；对证据三，认为该合同与其无关，供货的时间也不对，被告是2017年供货的，该合同是2018年11月5日的。原告补充意见：从原告处购买来的苗木部分死掉，其从楚雄泓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购买了1800株垂柳树苗进行补种。被告针对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复印件：一、从楚雄市水务局调取的2017年12月10日《工程结算表》2张，证明涉案苗木是垂柳，验收为垂柳；二、《购苗合同》，证明购苗的基本情况，苗木不包成活；三、《收货清单》，证明供货给原告的所有清单及价格的总和，原告收到垂柳5000株；四、结算清单及欠条，证明原告欠被告的苗木款214960元。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不能证明被告交付的柳树是“垂柳”，也就是不能证明标的物的品质种类为“垂柳”。庭审中，原告认可涉案绿化工程已经与建设方楚雄市城市供水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处进行了工程结算，至今已领取了大部分工程款。被告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就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作为诉讼证据予以采纳。虽然被告提交的证据三，无原件进行核对，但被告认可原告还向其他公司购买过垂柳种苗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另，原告主张2018年5月15日在工程进行初验时，才知道被告提供的“垂柳”种苗系“竹柳”，但未能就该项主张进一步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且该主张不能对抗被告提交的《工程结算表》中载明的被告提供的柳树为“垂柳”的事实，原告应承担由此举证不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主张其于2019年4月向被告提出所供柳树为“竹柳”、要求被告进行处理，被告表示在其起诉前原告从未向其主张过所供柳树为“竹柳”，其所供柳树均为“垂柳”，原告针对其该项主张未能予以举证证明，原告应承担由此举证不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及认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2月19日，云南保山地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楚雄市城市供水西静河水源地安全达标保障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周静负责施工。因工程施工需要购买绿化植物，原告周静向被告浦保东提出购买垂柳、云南松、花叶水葱等苗木。云南2017年8月1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购苗合同》，合同约定了被告向原告出售垂柳、云南松、花叶水葱等苗木，并对苗木单价进行了约定，其中垂柳单价为30元/株。同时还约定了：被告必须保证苗木的质量、数量及规格，不保成活率，被告必须积极配合原告及时栽种并提供相关技术指导，确保苗木及时栽种；每次供苗前原告预付20%的预付款，苗木送达工地全部结清尾款，如有实际困难和特殊情况双方协商付款延期，但最长不能超过三十天等内容。此后，被告依约向原告交付了相关苗木后，原告于2017年8月13日向被告出具了《收货清单》，确认收到被告提供的垂柳5000株、云南松19000株、旱冬瓜60000株、花叶水葱15000株、云南松种子2kg。因被告提供的部分垂柳树苗胸径小于约定规格，被告向原告替换了1000株垂柳树苗。2017年12月10日楚雄市城市供水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处对原告以云南保山地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揽的上述工程项目进行了结算，在《工程结算表》中载明种植的柳树为“垂柳”。2018年4月28日，经原、被告结算，确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种苗、种子合计金额为244960元，其中垂柳5000株价款为150000元。现原告已领取了上述工程的大部分工程款。另外，原告还承揽了《楚雄市城市供水西静河水源地安全达标保障工程》的其他项目施工，从其他公司购买过垂柳种苗。现原告诉至本院主张上述请求。本院认为，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购苗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依照合同约定已履行了合同交付义务，向原告提供了5000株垂柳，至原告起诉时已超两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方对被告提供的柳树是“垂柳”还是“竹柳”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的法律责任，现原告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被告提供的柳树为“竹柳”而非“垂柳”，也未能举证证明存在法定解除合同或者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事由，原告应承担由此举证不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另外，被告所提供树苗涉及的工程，已经过建设方的工程结算，建设方在结算时认可被告所供树苗为“垂柳”，故原告主张被告所供树苗为“竹柳”，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现原告诉请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购苗合同》中“垂柳”的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静续超间7yuekua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周静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田 劲人民陪审员  丁艳芳人民陪审员  王绍英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李丽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