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津0104刑初5号公诉机关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刘建，男，1968年6月8日出生于天津市河东区，汉族，大学专科文化，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地天津市和平区，现住地天津市北辰区。2017年4月18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15日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执行。现羁押于天津市南开区看守所。辩护人赵欣媛，天津晟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王川，男，1983年10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河西区，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天津市河西区，现住地天津市津南区。2017年2月15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3月23日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执行。现羁押于天津市南开区看守所。辩护人王子敬、孙磊，天津子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朱振华，男，1983年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河北区，汉族，大学本科文化，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户籍地天津市河东区，现住地天津市河北区。2017年4月11日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15日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执行。现羁押于天津市南开区看守所。辩护人杨军，天津众磊律师事务所律师。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以津南检公诉刑诉［2017］8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建、王川、朱振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7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将本案与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高某、宋某、姜某、杨某1、李某1、王某6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冯洁出庭支持公诉，刘建及其辩护人赵欣媛，王川及其辩护人王子敬、孙磊，朱振华及其辩护人杨军到庭参加诉讼。案经依法延长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6月19日，被告人刘建以为其本人经营的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融资为目的，在本市南开区工商局投资注册成立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点为本市南开区，实际办公地点为本市和平区。2014年8月14日，被告人王川经工商登记变更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6月，刘建在明知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具备金融融资资质的条件下，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依法批准，以发售理财产品的方式，聘任王川为总经理、被告人朱振华为副总经理管理该公司，面向社会公众吸揽资金。王川、朱振华雇佣并管理团队，在本市和平区赛顿中心VIP商务中心303室、津南区、武清区、汉沽区等地设立营业网点，以在人员密集地区散发宣传单、电话销售或利用微信宣传等方式为手段，推出10000元起存的“季添盈”3个月年化收益8%，“季添盈”6个月年化收益10%，“年满盈”12个月年化收益12%，“月添盈”6个月年化收益9.6%，“月添盈”12个月年化收益10.8%等多种类型的“理财”产品，以债权转让的方式与客户签订《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非法向社会吸揽资金，所吸揽资金全部由刘建支配使用。2016年12月，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无能力兑付合同，截至目前非法吸揽资金共计人民币1.38393175亿元，未兑付资金数额人民币1.31878793亿元，涉及集资人499人。后刘建、王川、朱振华先后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就指控的事实分别讯问各被告人，并向法庭提供了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建、王川、朱振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三被告人之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建议对三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至十年，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刘建、王川、朱振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并对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表示认可。被告人刘建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刘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持异议，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刘建具备如实供述自己主要犯罪事实的情形，应认定为坦白；2．刘建认罪悔罪，态度诚恳，且无犯罪前科记录；3．刘建主动退还赃物，及时弥补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同案人员被减除的犯罪数额也应当在总额中予以减除；4．刘建的配偶郝某及前妻李某2均愿意将个人财产用于配合刘建退赔；5．刘建之母身患癌症，其有一子需要抚养，均需其照顾；6．刘建在案件一审期间认罪认罚，应从宽处罚。综上，辩护人建议法庭对刘建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川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王川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持异议，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1．王川不是涉案公司设立之初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王川为法定代表人的文件也并非其本人签署，其不是融资模式的决策者，融资宣传素材、“债权”来源、收取款项所用POS机、签订的合同均不是王川提供，其对吸揽资金无任何控制力，对资金流向毫不知情，未使用资金为自己谋取利益，仅每月领取固定工资，未获取提成，刘建与王川、朱振华之间系雇佣、聘任关系，朱振华系公司吸揽资金的直接和主要负责人，对王川应当认定为从犯；2．王川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3．在发生兑付困难后，王川及其家属积极筹措资金，至庭审前已返还投资人损失共计152.8万元；4．王川系初犯，积极认罪、悔罪，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工作；5．同案被告人被减免的犯罪数额也应当在总额中予以减免。综上，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过重，建议法庭考虑王川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退赔情节，对王川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朱振华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朱振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持异议，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1．朱振华并非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参与出资，其对公司的经营没有决策权，未参与合同设计、运营模式制定等环节，所获提成范围仅为其负责的一部及二部，其对吸揽资金并未经手、使用，根据其职务及地位、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2．朱振华具有坦白情节；3．朱振华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较小，对行为的违法性缺少认识，本人也系本次犯罪的受害者；4．在2016年下半年涉案公司出现兑付危机的情况下，朱振华积极代公司兑付50余名投资人本息共计1768655元，一定程度上为投资人挽回了损失；5．其系初犯、偶犯，当庭自愿认罪认罚，悔罪表现较好；6．对朱振华本人及其亲友的投资，应当从其犯罪数额中予以扣减。综上，辩护人建议法庭对朱振华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建为融资经营其实际控制的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于2014年6月19日注册成立科融明建（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明建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本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水云花园B区12号03室，实际办公地点为本市和平区赛顿中心VIP商务中心303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朱某，股东为刘建、郝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建。刘建雇佣被告人王川为总经理，经营、管理科融明建公司，王川又介绍被告人朱振华受雇成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与王川共同经营、管理。2014年8月14日，王川经工商登记变更为科融明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科融明建公司成立以来，被告人刘建在明知不具备金融融资资质的情况下，未经国家金融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指使王川、朱振华雇佣并管理高某、宋某、姜某、杨某1、李某1、王某6等多人组成的业务团队，在本市和平区赛顿中心VIP商务中心303室、津南区、武清区、汉沽区等地开设营业场所，以在人员密集地区散发传单、电话销售及发布微信信息等方式进行宣传，发售10000元起存的投资期限3个月年化收益率8%的“季添盈”、投资期限6个月年化收益率10%的“季添盈”，投资期限12个月年化收益率12%的“年满盈”，投资期限6个月年化收益率9.6%的“月添盈”，投资期限12个月年化收益率10.8%的“月添盈”等多种类型的“理财产品”，以转让陈某2、刘某1的债权为名，与客户签订《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和《债权转让协议》，面向社会公众吸揽资金。刘建使用其控制的天津惠怡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宏庆科技有限公司申请POS机，让集资参与人通过POS机交款，将钱款转入POS机关联的陈某2、刘某1的银行账户。后刘建将吸揽的钱款转入自己控制的银行账户内，将钱款用于收购天津瀚宾楼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等经营投资、支付员工工资和提成及部分个人消费等使用。2016年12月，科融明建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向集资参与人兑付钱款。集资参与人报案后，公安机关于2017年1月4日对本案立案侦查。2017年2月14日，王川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公安机关于同年4月11日将朱振华抓获，于同年4月18日将刘建抓获。2017年11月30日，公安机关委托天津天通泰和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案相关财务账目及相关账户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经审计得出，499名集资参与人报案合同金额合计139011400元，审计确认的集资参与人实际损失金额为126769762元。另查，在审计范围外，另有集资参与人刘某2投资30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收到返还本息24000元，实际损失276000元；吴某投资40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收到返还本息51250元，实际损失348750元；萨某投资55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收到返还本息51600元，实际损失498400元；鲍某投资25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收到返还本息30000元，实际损失220000元；张某7投资220000元，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其收到返还本息8000元，实际损失212000元。上述5名集资参与人共计投资1720000元，实际损失依据现有证据认定为1555150元。上述吸收数额及实际损失数额应在审计报告认定的涉案数额中予以增加。再查，被告人朱振华于案发前从个人银行账户向本案25名集资参与人银行账户转账760530元；姜某于案发前从个人银行账户向本案9名集资参与人银行账户转账297605元；李某1以个人钱款返还集资参与人60000元。朱振华、姜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及李某1的个人还款行为均不在审计范围内，上述还款金额共计1118135元应在审计报告认定实际损失数额中予以扣除。综上，本案已查证的集资参与人共计504人，吸揽资金数额共计140731400元，实际损失共计127206777元。公安机关于2017年3月15日将坐落于本市河北区榆关道660号的建筑物查封，该建筑物权利人为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将坐落于本市宝坻区周良庄镇的珠京津泉城上京桃园-0404号房屋查封，该房屋权利人为被告人刘建；于2017年2月23日将坐落于本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的水云花园B区12号房屋查封，该房屋权利人为刘建；于2017年2月23日将坐落于本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的水云花园别墅B区15号的房屋、位于本市南开区房屋查封，上述二套房屋权利人均为郝某。上述不动产均设有案外人抵押权登记。在案件侦查期间，高某退缴违法所得180000元，姜某退缴违法所得50000元，宋某退缴违法所得140000元，杨某1退缴违法所得150000元，李某1退缴违法所得21789元。公安机关经补充侦查，于2019年8月6日将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工商银行账户中的33441.43元予以冻结。上述扣押、冻结的资金共计575230.43元。上述事实，有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1．案件来源、抓获经过及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证明：2017年1月4日，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经侦支队对本案立案侦查。同年2月15日，被告人王川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同年4月11日，公安民警在本市南开区将被告人朱振华抓获；同年4月18日，公安民警在本市北辰区将被告人刘建抓获。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2017年5月15日接收陈某1、孙某1提交的涉案银行卡、POS机、印章、营业执照等证据。3．公安机关出具的查封、扣押材料及相应产权证明材料证明：公安机关于2017年3月15日将坐落于本市河北区榆关道660号的建筑物查封，该建筑物权利人为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该不动产于2016年7月13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天津中财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20000000元；于2016年10月19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张某3，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13031000元）；公安机关于2017年5月16日将坐落于本市宝坻区周良庄镇的珠京津泉城上京桃园-0404号房屋查封，该房屋权利人为刘建（该不动产于2009年2月4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新港支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1900000元）；公安机关于2017年2月23日将坐落于本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的水云花园B区12号房屋查封，该房屋权利人为刘建（该不动产于2016年12月27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8000000元）；公安机关于2017年2月23日将坐落于本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的水云花园别墅B区15号的房屋（该不动产于2012年8月10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5000000元）、位于本市南开区城厢东路与鼓楼东街交口西北侧的城厢嘉园6-2号房屋（该不动产于2016年5月13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人民币6860000元；于2017年1月13日进行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张某4，被担保债权数额为4000000元）查封，上述二套房屋权利人均为郝某。4．涉案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证明：（1）科融明建公司于2014年6月在本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公司地址为本市南开区，法定代表人为朱某，股东为刘建、郝某，其中刘建占股10%，郝某占股90%。2014年8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朱某变更为王川，并聘任王川为总经理。2015年5月，刘建将其所持10%股份转让给王川。2016年3月，郝某将其持有的90%股份转让给李鸿升。（2）天津瀚宾楼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于2003年3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某2，公司地址为本市河北区。2016年3月4日，天津瀚宾楼商贸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建，股东变更为刘建、郝某，其中刘建持股95%，郝某持股5%。2016年3月9日，天津瀚宾楼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5月，股东变更为天津康泽集团有限公司、刘建、郝某。（3）天津康泽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14日变更为天津康泽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建，公司地址为本市河北区。（4）惠怡（天津）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在本市武清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某3，股东为李某3、陈某2，2013年4月变更公司名称为天津惠怡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5月增加天津天某1有限公司为股东，2014年4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某2，李某3将所持股份转让给陈某2。（5）天津宏庆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蔡某，股东为蔡某、王某4，公司地址为本市西青区，2015年3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某，股东变更为天津金某有限公司、天津天某2有限公司，2015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某1，股东变更为刘某1、马某2，2015年11月10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天津宏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科融明建公司对外宣传材料证明：科融明建公司以高收益、低风险为名向社会公开宣传、发售“理财产品”，并宣称旗下企业受市科委批准。宣传的“理财产品”分为投资时间3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0%的“季添盈”；投资时间6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2.5%的“季得盈”；投资时间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4%的“年满盈”；投资时间24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5%的“年满盈”；投资时间6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0.8%的“月添盈”；投资时间12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2%的“月添盈”。6．公安机关提供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明细表及天津天通泰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审计部门通过对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审计，499名投资人报案合同金额合计139011400元，银行卡账户中支付报案合同本息合计12241638元，审计确认的投资人实际损失金额为126769762元。其中高某涉及的合同金额1285.58万元，已返还利息60.48万元，造成实际损失金额1244.31万元；姜某涉及合同金额1158.28万元，已返还利息84.37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073.91万元；李某1涉及合同金额159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59万元；宋某涉及合同金额1706万元，已返还利息57.66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648.34万元；杨某1涉及合同金额1071.02万元，已返还利息21.86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064.16万元；王某6涉及合同金额1282.58万元，已返还利息68.34万元，造成实际损失1214.24万元。7．公安机关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及银行交易明细证明：王川、刘某1、陈某2的涉案银行账户资金流转的情况。截至2017年1月22日，王川银行账户余额为1029.52元；截至2017年1月23日，刘某1银行账户余额为194.79元；截至2017年4月5日，陈某2银行账户余额为415.92元。8．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扣押清单证明：在案件侦查期间，部分被告人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其中宋某退缴140000元、高某退缴180000元、姜某退缴50000元、杨某1退缴150000元、李某1退缴21789元。9．被告人刘建的供述：刘建为达到融资的目的，于2014年6月注册成立科融明建公司，刘建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建的妻子郝某为股东。后刘建经朋友介绍结识王川，王川说可以利用刘建公司名下的资产融资，刘建表示同意。2014年10月，科融明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川。刘建是科融明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王川是合作关系，刘建提供融资的项目、资产，王川具体策划、实施，融资所得资金由刘建支配。公司的正常支出，包括工资、房租、业务员提成等方面由王川自己管理，刘建提供资金。王川、朱振华组织人员，在社会宣传公司推出的理财产品，以达到吸揽资金的目的。吸揽所得资金汇集到两张银行卡中，一张是户名为刘某1的招商银行卡，一张是户名为陈某2的光大银行卡，两张银行卡由公司的会计孙某1掌控，孙某1直接受刘建领导。刘某1是天津宏庆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陈某2是天津惠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该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建。之所以使用这两家公司吸揽资金，是因为王川提出公司要与股权和科技有关系，可以打着股权融资的旗号吸揽资金。吸揽的资金大约有6000万元用于收购瀚宾楼，瀚宾楼原是一家餐饮公司，刘建收购后将其变更为医疗管理公司，其余的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和兑付客户投资了。10．被告人王川的供述：2014年5月，王川经隆瑞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刚介绍结识刘建，刘建表示其名下有多家企业需要资金运作，为此成立一家公司用于融资，由王川负责管理。科融明建公司于2014年6月注册成立，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是朱某，刘建及其妻子郝某是股东。公司开始在南开区办公，2015年5、6月时搬至和平区办公。王川自进入公司后即担任副总经理，2015年6月任公司总经理，同年8月应刘建要求担任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没有实体业务，就是在社会上进行宣传，吸揽不特定人员在公司做理财，以达到融资的目的。公司的副总经理是朱振华，下设财务部、综合部、市场部三个部门。市场部总负责人是朱振华，下设四个分部，一部负责人是宋某，二部负责人是杨某1，三部负责人是姜某，还有一个部门没有具体负责人，由朱振华直接管理。市场部的负责人就是大团的负责人，每个大团下面有3、4个小团队，每个小团队有3、4名业务员。业务员的提成比例是投资款年化的3%，小团负责人的提成比例是投资款年化的0.1%至0.3%，大团负责人的提成比例不清楚，王川本人不拿提成。另外还有一个渠道团队，负责人是杨某2，该团队不是公司的员工，不属公司管理，负责给公司介绍客户，直接拿走提成。公司在汉沽区还设有门面，汉沽区的负责人是李某1，武清区的负责人是李某4，津南区的负责人是高某。王川担任副总经理时的职责是管理业务团队，制定相关的业务规定，对外吸揽资金。在朱振华担任副总经理后，由朱振华具体管理业务团队，王川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包括日常的行政管理、财务管理和业务管理。朱振华是王川介绍到公司的，开始负责公司的对外宣传工作，后来管理团队。朱振华于2015年底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除了武清地区的业务不负责，其他地区的业务都由朱振华管理。公司的宣传方式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在人员密集地区由业务员散发传单，一种是业务员通过电话销售，一种是业务员利用自己的微信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是科融明建公司与天津市科委有合作关系，鼓吹公司实力，让客户信任公司并在公司投资。在业务员散发的传单中虽然没有涉及市科委，但业务员在向客户宣传时会提及科融明建公司是为市科委扶植的中小型企业融资的，实际科融明建公司与市科委没有任何关系。王川与市科委的人没有接触过，不清楚刘建是否接触过，以市科委进行宣传是刘建提出来的。合同中的《债权列表》是由财务部门进行匹配的，最早的债务人是陈某2，后来又有了刘某1，二人的情况都是刘建提供的。王川不清楚抵押物信息是否是真实的，但是每个投资人合同上的抵押物信息一栏中填写的土地产权证号都是一样的。客户同意购买公司的理财后，由业务员先与客户签订一份《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然后客户在财务人员处交纳理财款，公司确认收到理财款后，再与客户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和一份《收款确认书》，只要签订了《收款确认书》就能够证明客户已经交纳了理财款。因为公司是“下打息”，所以《收款确认书》中的数额是客户实际交款的数额。科融明建公司的POS机关联两张银行卡，一张是刘某1的招商银行卡，一张是陈某2的光大银行卡。刘建让康泽集团的财务人员保管该两张银行卡，可以随时支配吸揽的资金，王川及科融明建公司对资金没有支配权，所有的支出都要向刘建请示。客户的返款也是由科融明建公司的财务人员报表到康泽集团，由康泽集团的财务人员将返款直接打给客户。王川仅知道刘建将吸揽的部分资金用于收购瀚宾楼了，其他的用途不清楚。2016年底，刘建想用瀚宾楼做抵押，让王川联系银行贷款的事情。关于理财类型，最低投资1万元起步，投资低于5万元的最低理财期限为6个月。理财期限3个月的，到期后本息一起返还，年化收益8%；期限6个月的，按月返息的年化收益9.6%，到期后本息一起返还的年化收益10%；期限12个月的，按月返息的年化收益10.8%，到期后本息一起返还的年化收益12%。老的理财产品是王川制定的，新的理财产品是王川和朱振华共同制定的，具体的理财方案都是参照其他公司的理财标准制定的。11．被告人朱振华的供述：2014年11月，朱振华经王川介绍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负责公司在赛顿门面的宣传工作，2015年11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赛顿门面的全面工作。武清区的业务由王川直接管理，汉沽区的业务由朱振华管理，津南区的门面由门面负责人管理，偶尔向王川、朱振华汇报，多数情况直接向刘建汇报。在朱振华入职科融明建公司的时候，王川就说刘建要求打着市科委的名义对外宣传。后朱振华在与刘建接触的过程中，刘建说过科融明建公司是为市科委扶植的中小企业融资。朱振华知道刘建名下的企业是市科委认定的科技型企业，具体情况不清楚，其本人没有和市科委的人接触过，科融明建公司与市科委没有关系。朱振华直接管理一部、二部、三部的业务，从一部、二部吸揽的资金中拿提成，提成比例为投资款年化的0.3%，共计获利40余万元，王川不从中拿提成。朱振华以个人名义在科融明建公司投资37.5万元。公司印制的宣传单、宣传素材是刘建提供给王川的，由公司找人排版印制。与客户签订的合同自朱振华到公司时就有，应该是王川制定的，到了后期，朱振华和王川商定过更改收益比例的事情。关于公司架构、宣传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及资金去向，被告人朱振华供述的内容和被告人王川一致。12．证人孙某1的证言：孙某1是刘建名下天津元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刘建名下的企业有天津康泽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名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元某有限公司、科融明建公司，成立集团后，刘建将上述公司的财务人员搬到一起办公。孙某1手里有两张银行卡，一张是刘某1的招商银行卡，一张是陈某2的光大银行卡，该两张银行卡的资金由刘建支配，孙某1按照刘建的指示进行网银转账，具体由财务人员陈某1操作。13．证人陈某1的证言：陈某1系刘建名下天津天某1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自2014年6月开始接管科融明建公司的财务工作，负责网银操作等。孙某1手里有一张刘某1的招商银行卡、一张陈某2的光大银行卡，两张银行卡关联着科融明建公司的POS机。在平时的工作中，陈某1根据孙某1的指示进行资金转账，孙某1直接受刘建领导。上述两张银行卡的资金来源是科融明建公司融资所得，在资金进账后，会转入马某2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再转入马某3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再转入郝某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刘建支配、使用的是郝某名下的招商银行卡中的资金。有时也会从马某3名下的招商银行卡转入刘建前妻李某2或者刘建长子刘某3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再由刘建支配、使用。具体的转账流程是刘建要求的。14．证人陈某2的证言：2009年11月，陈某2和刘建合作注册成立天津宏某设计有限公司，2014年该公司不再实际经营。在与刘建合作经营期间，陈某2于2011年11月注册成立惠怡（天津）酒店管理投资有限公司，但没有实际经营。2013年上半年，刘建对陈某2说需要使用该公司，要走了相关工商手续和陈某2的身份证，并将该公司更名为天津惠怡科技有限公司。陈某2不知道刘建使用该公司做什么业务，直至2016年6、7月份才知道刘建用天津惠怡科技有限公司申请POS机，并用陈某2的身份证在光大银行开立了银行卡。15．证人刘某1的证言：2015年5、6月份，刘某1因做生意需要开发票找刘建帮助注册公司，把身份证给了刘建，刘建用其身份证注册成立了天津宏庆科技有限公司。刘某1平时用该公司开具发票，公司的营业执照等材料一直放在刘建处。刘某1与刘建系亲属关系，所以信任刘建，刘某1本人没有用该公司申请过POS机，也没有办理过招商银行的银行卡，刘建找刘某1要过身份证。16．证人马某1的证言：马某1于2015年4月通过网络招聘进入科融明建公司工作，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岗位是行政管理。2016年底，公司负责人事管理的员工辞职，王川让马某1负责人事工作。科融明建公司没有实体业务，马某1知道的公司业务是理财业务。公司的总经理是王川，副总经理是朱振华，财务部门主管是张某1。马某1自己在公司做过一笔6万元的理财，还没有兑付。17．证人张某1的证言：张某1于2015年4月通过网络招聘进入科融明建公司工作，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是财务部门的主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建，总经理是王川，副总经理是朱振华，王川管理整个公司，朱振华主要负责具体的吸揽资金的业务。关于财务方面的问题、要求，张某1在员工和朱振华、王川之间上传下达。公司财务部门的办公地点有多处，汉沽区门面的财务人员也是公司财务部的人员，每个门面大约有1至2名财务人员，赛顿大厦的财务人员共有4名，包括张某1、王某1、李某5、邓某。各门面的财务人员负责审验合同、收款，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签订合同及合同汇总、登记，还负责发放工资、业务员的提成及公司日常经营记账。科融明建公司只负责吸揽资金，客户兑付和返还收益的工作由刘建自己的康泽集团的财务人员负责。公司的支出资金都由刘建控制，在做好报表后，由王川、朱振华请示刘建，刘建同意后由集团的财务部直接结算。合同签订一式三份，客户留存一份，另外两份上交到康泽集团，合同到期后收回客户的一份，但有的客户没有交。公司从2016年10月兑付出现问题，直至12月底彻底无法兑付。关于签订合同、吸揽资金的过程，张某1证明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供述的内容一致。上述内容，亦有证人王某1的证言予以印证。18．证人王某2的证言：王某2于2015年9月经同学吴某介绍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是津南区门面的业务员，2016年1月辞职。科融明建公司津南区门面共有20多名员工，负责人是吴某的丈夫郭某。吴某和高某各负责一个小团队，每个小团队4、5个业务员。2016年1月，郭某、吴某辞职，高某成为该门面负责人。公司对外宣传的方式是在人员密集地区由业务员散发宣传材料，如果有业务员签订了一笔合同，公司要求业务员在微信上公布该笔业务单据，达到宣传的效果。王某2等业务员在向客户宣传时只是笼统的说理财款用于扶持中小企业，达到双方获利，没有针对哪个具体项目。业务员的提成比例是理财款年化的2%，在王某2辞职前一个月增长到3%，王某2共介绍10余名客户投资200余万元，其中2人尚未兑付，其从中获利3万元左右。关于签订合同的过程、理财产品的种类等，王某2证明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供述的内容一致。上述内容，亦有证人张某2的证言予以印证。19．证人车某的证言：车某于2015年9月经科融明建公司的业务员李小艳介绍进入该公司工作，是武清区门面的业务员，未签订合同，平时不坐班，不领工资，只拿提成，到2015年12月底就不做了。科融明建公司的负责人是王川，当时武清区门面的负责人是王某5。王川在给业务员讲课的时候说过，科融明建公司的业务就是依靠业务员通过在社会上宣传招揽客户，达到让客户在公司投资的目的，吸揽的资金由王川等人借贷出去获利。车某介绍5名客户投资，有3人尚未兑付。业务员的提成比例大约是4%，其本人投资5万元，尚未兑付。20．同案人宋某的供述：宋某于2014年7、8月份通过网络招聘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刚进入公司时是小团负责人，自2015年10月担任大团即赛顿门面二部的负责人，直至2017年1月公司崩盘。宋某带领两个小团队，之前业务员有很多，后来陆续离职了。宋某共提成获利约14万元，其直接吸揽的客户有3名，直接吸揽的资金大约110万元，其管理的团队吸揽的数额不清楚，以公安机关调查的数据为准。关于公司的架构、宣传的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提成比例，宋某供述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一致。21．同案人高某的供述：高某于2015年下半年通过科融明建公司的业务负责人郭某介绍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一开始在津南区揽业务，基本都在投资人家里签合同，很少到公司总部去。2015年9月，公司在津南区成立了分部，之后相关业务就在分部办理，当时津南分部的负责人是郭某，高某是郭某的副手，津南分部的业务属于朱振华管理。2015年底或2016年初，郭某辞职，高某成为津南分部的负责人，主要职责是招聘业务员、传达上级公司的指示、对本部门出现的问题及时请示、组织业务员对公司理财产品进行宣传，其管理3、4个小团队，业务员不固定，基本保持在十几个人。高某直接吸揽的资金大约有800万元，约500万元尚未兑付，对其管理的团队吸揽的资金不清楚，以公安机关调查的数据为准，共获利十几万元。关于公司的架构、宣传的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提成比例，高某供述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一致。22．同案人姜某的供述：姜某于2014年10月经宋某介绍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刚入职时宋某许诺其担任小团经理，但下面没有业务员，其实际做业务员的工作，2016年初升任小团经理，下属固定的业务员有李某6（姜某女友）、张某6，2016年下半年成为大团经理，负责三部的业务工作。姜某个人及其管理的业务员一共做了300多万元的业务，包括姜某本人及其母亲投资的15万元、其女友李某6及家人投资的100多万元，还有业务员张某6及家人投资的几十万元，其他客户的有100万元左右，具体数字以公安机关调查的为准。姜某通过个人吸揽业务获得佣金约3万余元，通过管理团队获得的佣金大约是1万余元，共计获利约5万元。关于公司的架构、宣传的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提成比例，姜某供述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一致。关于提成比例，姜某详细供称：公司规定，每个小团每月完成年化投资额100万元，按0.3%的比例拿提成，只完成月任务的80%，按0.2%的比例拿提成，只完成月任务50%，按0.1%的比例拿提成，如果完成月任务的5倍，则按0.5%的比例拿提成。团队经理也要亲自做业务，自己的业务拿3%的业务提成和0.3%的团队负责人提成。渠道的提成是5%左右。23．同案人杨某1的供述：杨某1于2014年9月通过朋友介绍到科融明建公司工作，最初在赛顿中心店做业务员，2016年4月担任小团负责人，2016年5月担任赛顿一部经理，即大团负责人，直至2017年2月。杨某1担任大团经理时，下面有两个小团队。此外，公司还有一个特殊团队，这个团队相对独立，下设三个小团队，由朱振华直接管理。公司给杨某1的团队下达的指标是每月完成100万元的吸揽数额。杨某1个人吸揽的数额约330万元，包括其父母和祖父母的160万元，具体数字以公安机关调查的为准，个人获利大约20万元。24．同案人李某1的供述：李某1于2015年5月在科融明建公司做过一笔投资，6月份的时候，朱振华通过公司员工刘某4找到李某1，说公司准备在汉沽区开个门面，让李某1选址、招聘业务员，每月给其5000元工资，李某1表示同意。2015年8月，汉沽区门店成立，成立后一直是刘某4负责，李某1负责招聘业务员。后刘某4调回公司，李某1从2016年4月单独负责汉沽区门前的全部工作，主要是组织业务员完成公司下达的业务指标，每月完成300万元的吸揽金额。汉沽区门店和公司之间是承包关系，业务员与公司不签订劳动合同，留去自由，最多的时候有20多名业务员，李某1接手时只有5、6名业务员。李某1未直接吸揽过资金，其管理的业务员大约吸揽了300万元，其中有李某1投资的120万元，这120万元中还有业务员侯某的15万元，具体以公安机关调查的数字为准。公司规定，门店的提成比例是客户投资款年化的2%，如果完成任务是3%，业务员谁有业务谁拿提成。李某1个人共获利2万余元。关于公司的架构、宣传的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提成比例，李某1供述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一致。25．同案人王某6的供述：王某6最初在科融明建公司做理财，后于2014年12月入职该公司做业务员，隶属于赛顿门店一部，后来的负责人是杨某1。公司有3个团队相对独立，直接由朱振华管理。王某6个人吸揽的金额大概有2000余万元，获利20万元左右。关于公司的架构、宣传的方式、吸揽资金的流程、提成比例，王某6供述的内容与被告人王川一致。二、经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诉机关当庭提出的证据1．被告人刘建的供述：关于吸揽资金的去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刘建用部分资金购买了瀚宾楼，当时花费8000万元；第二，返还投资人的本金、利息；第三，经营科融明建公司的开支，包括租金、员工工资、提成及日常开销；第四，购买本市南开区城厢中路檀府花园的一套房产，首付500余万元，其余是按揭贷款，记在其妻子郝某名下；第五，刘建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支出，所占比例很小。刘建名下银行账户已经没有钱款了，在经营科融明建公司后期，其只有靠借款维持公司运营，现在只能变卖瀚宾楼来兑付投资人钱款。关于房屋，除了檀府花园的房产，其他房产都是在经营科融明建公司以前购买的。在刘建购买瀚宾楼时，麦当劳就与原房主签订了租赁协议，期限是10年，每季度租金8万元。在刘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委托其弟弟进行处理租金的事宜。2017年6月，其母亲患病，租金用于给其母亲治病。此外，刘建私下变卖了弟弟的房产，价值400万元，用于兑付投资人。郝某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过刘建公司的经营，刘建有时会借用郝某身份充当公司股东，或者开立银行账户用于公司经营。王川、朱振华没有经营决策权，只是按照刘建的指令办事，没有分红，只是领工资。据刘建所知，王川、朱振华二人还自己搭钱给公司。2．证人王某3的证言：王某3一直在瀚宾楼工作，瀚宾楼之前工商登记的信息是天津瀚宾楼商贸有限公司，2015年刘建收购了该公司，变更名称为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刘建是法定代表人、经营人，同时刘建收购了位于河北区的一处建筑。现在瀚宾楼已经被查封，只有麦当劳租用的一个场地仍在经营，这个租赁合同还是以天津瀚宾楼商贸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租期是15年。2017年因为存在消防隐患问题，公司没有资金整改，由麦当劳垫付，相应钱款再从房租中扣除。麦当劳的年租金是45万余元，按季度交纳，房租打入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对公账户。3．证人郝某的证言：郝某与刘建是夫妻关系，2011年登记结婚。郝某不参与刘建公司的经营，对科融明建公司、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情况均不清楚。之前刘建经常拿走郝某的身份证，说是用于公司使用，郝某不过问。刘建曾对郝某说过收购了瀚宾楼，需要其在一些文件上签字，其没有多问就同意了，具体刘建和瀚宾楼是什么关系不清楚。郝某名下登记两套房产，分别是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水云花园别墅15号和南开区城厢东路城厢嘉园6-2号，这两套房产郝某没有出资，都是刘建出资购买的。如果刘建愿意将瀚宾楼和郝某名下的房产进行处置，郝某愿意配合司法机关进行处置。4．天津瀚宾楼商贸有限公司与天津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及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天津瀚宾楼商贸有限公司与天津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于2010年签订租赁合同，天津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承租本市河北区某建筑物首层部分面积，第一年至第五年年租金404000元，第六年至第十年年租金428420元，第十一年至第十五年年租金453934元。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天津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曾于2014年针对上述租赁合同签订过补充协议，后约定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免除天津金拱门食品有限公司年租金128500元。5．公安机关冻结财产通知书及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银行账户历史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于2019年8月6日将天津康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工商银行账户中的33441.43元予以冻结。三、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证据1．被告人王川的辩护人提交的收条等证据证明：王川的家属曾在案发后向参与集资的杜某等7人退款152万余元，但上述退款对象不属本案集资参与人。2．被告人朱振华的辩护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证明：朱振华于2016年8月至12月间，通过其银行账户向刘建、郝某、李某7等人银行账户转款共计1768655元，其中向本案25名集资参与人转账共计760530元。3．被告人朱振华的辩护人提交《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是》等证据证明：朱振华以个人名义参与集资375000元。4．李某1的辩护人提交的刑事谅解书证明：李某1个人于2016年9月16日向集资参与人王某7返还60000元。5．姜某的辩护人提交的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姜某于2016年2月至2017年2月间，向陈某2、张某6等人转款，其中向本案9名集资参与人转账共计297605元。四、集资参与人当庭提交的证据1．刘某2的《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交易凭证等材料证明：刘某2于2016年8月30日购买30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12%，预支付对价336000元。（根据陆勇的证言，刘某2此前投资200000元，到期后追加100000元再次投资，200000元系重复投资，此前应收到利息24000元。）2．萨某的《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等材料证明：萨某于2016年3月17日购买50000元的理财产品，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12%，预支付对价56000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萨某于2015年3月18日银行支付50000元。（根据证据显示，合同系2016年3月18日签订，50000元系2015年3月18日转款，应推定2016年3月18日的投资系重复投资，此前应收到一年利息6000元。）3．萨某的《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等材料证明：萨某于2016年7月13日购买500000元的理财产品，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12%，预支付对价560000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萨某于2016年7月14日分四次银行支付500000元。（根据证据显示，2016年7月13日签订的合同中，其中380000元系2015年7月14日转款，应推定该380000元在2016年7月13日系重复投资，此前应收到一年利息45600元。）4．吴某的《个人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证明：吴某于2016年11月16日购买10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三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8%，预支付对价102000元；于2016年12月6日购买10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三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8%，预支付对价102000元；于2016年12月9日购买10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三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8%，预支付对价102000元；于2016年12月10日购买10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三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8%，预支付对价102000元。（根据证据显示，吴某此前陆续投资累加至400000元，后将该400000元重复投资，结合银行流水，此前应收到利息共计51250元。）5．鲍某的《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等材料证明：鲍某于2016年3月15日购买250000元的理财产品，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12%，预支付对价280000元，银行交易明细显示鲍某于2015年3月15日向天津惠怡科技有限公司转账250000元。（根据证据显示，合同系2016年3月15日签订，250000元系2015年3月15日转款，且中间存在数次相同数额的进账记录，应推定2016年3月15日的投资系重复投资，此前应收到一年利息30000元。）6．张某7的《债权转让协议》《收款确认书》及银行交易明细等材料证明：张某7于2016年12月4日购买11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一年，预期年化收益率14%，预支付对价125400元；于2016年12月29日购买110000元理财产品，期限六个月，预期年化收益率13%，预支付对价117150元。（根据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张建文于2016年12月2日收到郝某银行账户转账4000元，于2017年1月3日收到郝某银行账户转账4000元，共计收到利息8000元。）以上证据均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针对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本院结合全案事实、证据，综合分析评判如下：1．关于本案吸揽数额及造成实际损失数额认定的问题。审计报告系具有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用会计核算原理和方法，针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出的具有证明效力的结论，系认定本案事实的重要依据。本院以审计报告为基础，结合被告人、辩护人当庭提出的证据及辩护意见，认定本案各被告人的实际吸揽数额及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其中，因在审计过程中对李某1涉案数额的统计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本院依据审计的基础数据重新核算、修正；对杨某1涉案数额的审计结果中包含其直系亲属投资的钱款，对姜某、王某6涉案数额的审计结果中包含二人个人投资的钱款，对上述吸揽数额及造成的相应损失依法均应从相应被告人的涉案数额中扣除。但上述情况均系对部分被告人个人涉案数额的修正，不影响对全案整体数额及其他被告人涉案数额的认定。此外，经当庭查证的5名集资参与人的集资数额和损失数额、各辩护人提出的并经本院认定的部分被告人个人返还集资参与人的数额，均在审计报告范围之外，应据此对全案吸揽数额、损失数额进行修正。2．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王川、朱振华向集资参与人返还集资款及朱振华个人投资的辩护意见。经查，朱振华以个人名义向科融明建公司投资共计375000元，但上述钱款未在审计结果内，即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包括该375000元，不涉及扣除吸收数额的问题。王川家属的退款对象不属本案集资参与人，亦未在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范围内，不涉及扣除实际损失数额的问题，但该情节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根据辩护人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朱振华在2016年8月至12月间曾以其个人账户向本案25名集资参与人账户转款共计760530元，该返还钱款的行为不影响吸揽数额的认定，但在认定集资参与人实际损失及对朱振华量刑时予以考虑。此外，朱振华存在向刘建、郝某账户大额转款的情况，该部分款项并非直接返还集资参与人，但根据刘建、朱振华的供述，朱振华曾用个人钱款替刘建返还集资参与人本息，故该情节在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3．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王川、朱振华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王川、朱振华为获取高额佣金，受雇成为被告人刘建所控制公司的管理者，二被告人组织、管理业务团队，积极为刘建吸揽资金并从中牟利，与刘建构成共同犯罪，且刘建能够向社会公众吸揽巨额资金，二被告人从中起到关键、重要作用，不属法律规定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情形。辩护人提出的该项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4．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刘建、朱振华具有坦白情节及王川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及被告人的供述可以证实，王川于2017年2月14日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朱振华、刘建分别于同年4月11日、4月18日被公安民警抓获归案，三被告人当庭虽对部分事实有所辩解，但自归案后对主要涉案行为均能如实供述。王川属于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自首；刘建、朱振华属于法律规定的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的情形，依法应认定为坦白。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5．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各被告人系初犯、自愿认罪等其他量刑情节，均酌情予以考虑。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建为非法集资成立公司，在明知不具备金融许可的情况下利用涉案公司向社会公众吸揽存款，被告人王川、朱振华受刘建雇佣，为获取高额佣金，为刘建管理人员及营业场所，积极吸揽公众存款，本案已查证属实的集资参与人共计504人，集资金额共计1.4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共计1.2亿余元，核三被告人之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系共同犯罪，且属数额巨大，依法均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公诉机关指控刘建、王川、朱振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依法应予支持，并对所提量刑建议予以采纳。三被告人的行为给集资参与人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均应依法从重处罚；王川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刘建、朱振华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本院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及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被告人王川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2月15日起至2024年2月14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被告人朱振华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11日起至2024年4月1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二、公安机关查封的不动产经执行程序依法变现后，实得款项连同公安机关扣押、冻结的人民币575230.43元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集资参与人未足额受偿的经济损失，责令各被告人共同退赔；继续追缴涉案资金，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三、公安机关扣押的银行卡、POS机等作案工具，依法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李之圣人民陪审员  孟宪丽人民陪审员  高 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焦胜男附：本案所引用相关法律条款内容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