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民再290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海庭（曾用名张海廷），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冬梅，女，1979年4月1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贵港市。系张海庭的妻子。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贵港市益农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果菜饲料批发市场A1栋3号。 法定代表人：欧志昌，经理。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东，男，197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北区。 申诉人张海庭因与被申诉人贵港市益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农商贸公司）、陈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8民终1313号民事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桂检民（行）监[2018]45000000110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桂民抗14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庆清出庭。原二审被上诉人贵港市港南区荣泰养猪场（以下简称荣泰猪场）系个体工商户，于2018年5月15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注销，依法变更诉讼主体，由其经营者陈东作为当事人继续参加本案再审诉讼。申诉人张海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冬梅，被申诉人益农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欧志昌，被申诉人陈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1.张海庭是荣泰猪场经营者陈东雇请的雇员，主要负责荣泰猪场养猪技术、疾病防治和猪场管理工作，该事实有益农商贸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的陈述、供货商开列的单据及送货地点、相关通讯记录及证人证言、关于支付货款及催收货款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2.张海庭在收货单上签字属履行职务的行为，益农商贸公司无证据证明张海庭与陈东合伙经营荣泰猪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判决错误。 张海庭称，同意检查机关的抗诉意见。并补充：1.原审判决认定张海庭与益农商贸公司进行洽谈并达成口头协议，由益农公司向张海庭发货，该认定缺乏证据证明，违反证据规则。2.本案涉及合同关系及合伙关系，益农商贸公司起诉的合同相对方为益农公司，法院应围绕该合同关系进行审理，原审判决认定张海庭是合同相对人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关于合伙关系，法院已查明张海庭与陈东不存在合伙经营的事实，则应判决驳回益农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益农商贸公司对张海庭的诉讼请求，并由益农商贸公司、陈东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益农商贸公司辩称，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陈东辩称，1.张海庭不是荣泰猪场的员工，也无证据证明其负责荣泰猪场的养殖技术及管理工作，张海庭实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的人员。2.陈东未向益农商贸公司汇过款。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益农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海庭、荣泰猪场连带偿还益农商贸公司货款15720元；2.诉讼费用由张海庭、荣泰猪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张海庭与益农商贸公司进行洽谈，并达成口头协议由益农商贸公司向张海庭供应科卫宁、科圆宁、喘气苗等猪疫苗。后益农商贸公司出具销售发货单八份以及送货单一份，涉及货物金额合计15720元，上述单据客户名称均为荣泰猪场，联系人为张海庭。其中2015年5月16日的发货单载明科卫宁金额合计500元、2015年6月2日的发货单载明科圆宁和喘气苗金额合计2550元、2015年6月5日的发货单载明溴敌隆母粉金额合计200元、2015年7月13日的发货单载明科圆宁、科卫宁、猪瘟金额合计4110元、2015年8月18日的发货单载明科圆宁、科卫宁金额合计6300元、2015年9月2日的发货单载明科卫宁、猪瘟金额合计860元、2015年8月26日的送货单载明科喘宁金额600元，并且张海庭均在上述六份发货单及一份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或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签名。此外，益农商贸公司出具的2015年6月14日的发货单载明猪瘟金额合计600元，2015年8月26日的送货单载明科喘宁金额合计600元，均无客户签收签名。2015年6月14日，益农商贸公司收到货款4000元。后经益农商贸公司多次向张海庭、荣泰猪场追讨尚欠货款未果，遂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1.张海庭向益农公司支付货款11720元；2.驳回益农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7元，由张海庭负担。 张海庭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张海庭为贵港市覃塘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场长。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张海庭应否支付货款11720元给益农商贸公司的问题。2015年5月，张海庭与益农商贸公司洽谈并达成口头买卖协议，益农商贸公司开始向张海庭供应科卫宁、科圆宁、喘气苗等猪疫苗，张海庭亦作为客户或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在发货单或送货单上签名。张海庭确认益农商贸公司供应货物金额合计15720元，益农商贸公司认可其已收到货款4000元，尚欠货款11720元未收到。益农商贸公司已经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张海庭应当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张海庭主张自己是荣泰猪场的员工，签收货物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但其未能举证证实与荣泰猪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此其主张应由荣泰猪场来支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由张海庭支付货款11720元并无不当，应当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元（张海庭已预交），由张海庭负担。 本案再审审理中，陈东提供《贵港市覃塘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职工花名册》及《贵港市港南区荣泰养猪场从业人员名册》两份证据，拟证明张海庭为贵港市覃塘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职工而非荣泰猪场职工。 张海庭对《贵港市覃塘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职工花名册》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但不认可《贵港市港南区荣泰养猪场从业人员名册》，主张其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为荣泰猪场的员工。 益农商贸公司对上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陈东提供的上述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 张海庭对原审判决事实查明部分关于“2015年5月，张海庭与益农商贸公司进行洽谈”的认定有异议，认为是陈东、益农商贸公司、张海庭一起洽谈；对关于“后经益农商贸公司多次向张海庭、荣泰猪场追讨尚欠货款未果”的认定有异议，认为是益农商贸公司向荣泰猪场追讨未果后，才电话催问张海庭。益农商贸公司、陈东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当事人对原审查明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1.荣泰猪场工商登记企业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陈东，于2013年10月24日核准成立，于2018年5月15日核准注销。2.张海庭于一审中提交陈东与正邦饲料经销商曾某从2015年5月至2015年11月就货款对账等工作联系的短信往来内容共计19条（含陈东发送至曾某的关于货款具体数额及结账时间的对账短信5条），其中，曾某于2015年5月11日发送给张海庭的短信记载：“海庭昨天报计划定料了！现在我没钱打到公司，公司发不了货！你看今天能安排货款过来吗？”陈东解释上述与曾某的短信联系属于短信发送错误。3.张海庭于一审中提交其与陈东的短信、微信记录。其中，陈东于2015年7月7日发送给张海庭的短信记载：“4353828动物监督所电话，咨询清楚怎么弄那个死猪，上次弄的都不合格报不上去”。陈东于2015年2月9日发送给张海庭的微信记载：“你马上联系龙师傅看，他说有个中农威特五号苗”、“母猪紧急免疫”。陈东认为上述短信、微信只是其与张海庭就生猪养殖问题进行交流。4.张海庭在二审中提交其妻子何冬梅与陈东于2015年12月12日的电话录音，该录音文字记载：“谁都知道，海庭在我们猪场……他的电话费，烟，茶叶，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个完……你去哪里打工，有哪些老板会像这样全程包完你的东西的？……我们就图你海庭把这个猪场当作是你的猪场一样来……。”陈东认可该电话录音中为其本人的对话，但认为该录音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5.本案一审庭审中，张海庭申请证人蔡某、曾某出庭作证，其两人就送正邦物料至荣泰猪场并由张海庭签收的相关情况作了陈述，曾某还陈述，其所送货物由张海庭签收事先已经过张海庭电话确认；本案二审庭审中，张海庭申请证人张某1、张某2出庭作证，其两人就张海庭在荣泰猪场工作的相关情况进行陈述。上述四名证人的证言拟证明张海庭受荣泰猪场经营者陈东雇佣在荣泰猪场上班的事实。 综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货款11720元应由谁支付？ 本院再审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中，首先，张海庭以其妻子何冬梅于2015年12月12日与陈东的电话录音为证据，以证明张海庭受陈东雇佣在荣泰猪场上班，故其在给益农公司的发货单及送货单上的客户一栏签名系代表荣泰猪场而做出的职务行为。根据张海庭提供的录音文字内容来看，陈东提到张海庭在猪场打工，还提到陈东作为老板基本全部负责完张海庭的电话费、烟、茶叶等涉及工作待遇的话题。陈东认可该电话录音中为其本人的对话，只是否认该录音与本案存在关联性，但陈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除了荣泰猪场外还存在其他猪场，也不能提供证据推翻其认可张海庭在其猪场打工的相关陈述。其次，张海庭还提供了正邦饲料经销商曾某与陈东的短信往来记录以及张海庭与陈东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陈东吩咐张海庭处理荣泰猪场的相关工作。从上述曾某于2015年5月11日发送给张海庭的短信内容可知，张海庭向曾某报计划预定物料，而曾某要求陈东对张海庭所预定的物料安排付款后才能发货。对于与曾某的短信往来，陈东解释为短信误发，但短信误发系偶然性行为，而如前所述，从2015年5月至2015年11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陈东与曾某之间关于货款对账的短信往来记录多达19条，其中包括陈东发送给曾某的关于货款具体数额及结账时间的对账短信5条，因此，从陈东与曾某短信交流的内容、频率及时间跨度来看，陈东认为系短信误发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另，虽然陈东认为其与张海庭之间的短信、微信记录与本案无关联性，但从短信、微信所记录的内容来看，均是陈东让张海庭处理上报死猪问题及给母猪使用疫苗等与猪场养殖管理相关的事宜。此外，郑某、张某2、蔡某等证人的证言亦证实，陈东为荣泰猪场老板，张海庭受陈东雇佣在荣泰猪场工作。同时，根据曾某的证人证言显示，其将正邦的货物运到荣泰猪场由张海庭签收，是经过陈东在电话中进行确认的，结合张海庭于一审中提供的有关正邦公司的销售单、提货单亦显示客户名称一栏记载为荣泰猪场的证据，可以印证正邦经销商将物料发送到荣泰猪场并由张海庭签收确认的事实。另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益农商贸公司于一审中亦陈述其将案涉货物发送至荣泰猪场，其所提供的销售发货单等证据有部分为张海庭签收确认，客户一栏名称也是荣泰猪场。陈东对蔡某、曾某、郑某、张某2等证人证言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证明力，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予以采信。陈东于再审中提供了《贵港市港南区荣泰猪场从业人员名册》，虽然名册中无张海庭的名字，但该名册系荣泰猪场单方制作，且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名册也未注明在册从业人员的任职时间为何时，是否与张海庭所称的从2013年12月至2015年10月在荣泰猪场工作的时间存在冲突，故该份证据欠缺证明力，不予采信。陈东还提供了《贵港市覃塘区民兴养猪专业合作社职工花名册》，主张张海庭为民兴合作社的成员而非荣泰猪场的员工。张海庭认可其为民兴合作社的股东之一，但解释该合作社已没有实际养殖生猪，只是每月分红100元左右，因此并不影响其同时在荣泰猪场工作，该解释未违反常理，陈东对此虽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海庭作为民兴合作社的成员之一因此不能同时在荣泰猪场上班这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故该名册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综上，张海庭提供的电话录音、短信微信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益农商贸公司关于送货至荣泰猪场的陈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优势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张海庭受陈东雇佣在荣泰猪场工作的事实。因此，张海庭作为荣泰猪场的员工在益农商贸公司出具的销售发货单上签收货物系职务行为，荣泰猪场为益农商贸公司所主张的案涉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合同相对方。荣泰猪场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为陈东个人,现荣泰猪场已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的规定,荣泰猪场所欠付益农商贸公司的货款应由荣泰猪场经营者陈东承担偿还责任，故陈东应向益农商贸公司支付案涉货款11720元。原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依法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虽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8民终1313号民事判决及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2016）桂0803民初951号民事判决； 二、陈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贵港市益农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1720元； 三、驳回贵港市益农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4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3元（张海庭已预交），以上合计190元，由陈东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在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骆金盛 审 判 员 万晓敏 审 判 员 陈 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覃媛媛 书 记 员 罗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