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691行初712号 原告程某，男，1967年4月22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委托代理人钱志锋，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雨，北京市盈科（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原行政机关）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住所地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邰江淼，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徐荣，职务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亮亮，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周是宏，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复议机关）南通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 法定代表人徐惠民，职务市长。 委托代理人施政杰，南通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许飞，南通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南通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城港路。 法定代表人张某，职务董事长。 第三人翁某，男，1966年10月1日生，××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原告程某不服被告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及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6月6日立案后，于6月10日向两被告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南通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翁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该公司和翁某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某及委托代理人钱志锋、杨雨，被告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应诉负责人徐荣及委托代理人王亮亮、周是宏，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许飞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某公司、翁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2月15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出（通）应急罚[2019]5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程某作为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总经理，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12.24”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处人民币8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程某不服，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5月2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2019]通行复第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前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程某诉称，1.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的行政处罚主体不适格。本案为一般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应当由县级人民政府进行调查及处理，该条例虽然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必要时有权调查下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事故，但并没有授权上级人民政府进行处罚。2.某公司并非本次安全事故的责任主体。《安全生产法》明确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定义并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做出了相应规定，但没有具体的规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做出了明确划分，进一步明确了各主体的安全责任。本次高空跌落事故的安全责任主体应当是施工单位某公司。程某与翁某之间虽然签订了施工合同，但该合同明确表示双方各自代表各自单位签订，系双方职务行为，且合同明确现场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翁某与死者王某均为某公司员工，且某公司为王某申请并已经依法被认定为工伤。因此，本次事故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应当为某公司。3.某公司安全措施不到位与事故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事故调查报告虽然认定某公司存在一些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但该措施不到位与事故发生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事故发生是施工单位未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引发，认定原告对事故负有责任与事实不符。请求：1.撤销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出的（通）应急罚[2019]5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撤销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9]通行复第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程某向本院提供了（通）应急罚[2019]5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通行复第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存在被诉行政行为。 被告南通市应急管理局辩称，1.本案行政处罚主体适格。南通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对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24”高处坠落事故事故调查结案的批复》(通政复〔2018〕93号，以下简称93号批复)中明确，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各有关部门应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权限和程序对调查报告中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12.24”调查报告）中明确，由南通市安监局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对安全生产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八十三条、《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处罚办法》）第十条、原国家安监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复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合法合规、主体适格。2.原告对“12·24”高处坠落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江苏省工贸行业企业外包项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苏安监〔2016〕146号)中第三条规定，工贸行业企业外包项目的安全生产，由发包单位负主体责任，承包单位或外协单位对其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根据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证据材料，翁某个人承包了某公司的零星钢结构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的责任主体应为某公司，原告作为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原告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12.24”事故发生负有责任。“12.24”调查报告明确某公司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与“12.24”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未有效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3.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准确。“12·24”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3万元，依据《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属于生产安全事故中的一般事故。受南通市安监局委托，南通英瑞会计师事务所对原告2015年年收入进行了专项审核。根据《专项审核报告》(通英瑞专审(2018)009号)，原告2015年工资性收入为27588元整，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处以罚款人民币8200元的行政处罚。4.被诉处罚决定程序合法。在收到南通市人民政府对“12·24”事故调查结案批复后，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及时立案，调查终结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告知了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原告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向原告送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9年6月25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 一、职权依据 1.《南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南通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2.《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八十三条、《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安全生产处罚办法》第十条、《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第三条第二项。 3.93号批复及附件材料。 以上证据证明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具有本案的行政处罚权。 二、证明认定事实的证据 1.程某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处罚主体身份。 2.某公司营业执照，证明被处罚主体所在单位经营范围情况。 3.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对翁某、程某、程某1、孙某、夏某、夏某1等人所作询问笔录，证明事故发生经过、事故现场管理情况、事故发生初步原因、事故单位关系，同时证明事故与某公司无关。 4.某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证明程某为时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程磊的合法代理人。 5.93号批复，证明认定事故情况、性质和责任。 6.通安监[2018]243号《关于请求对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结案的请示》(含事故调查报告及4个附件)，证明事故调查组明确的工程概况及事故单位情况、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人员伤亡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事故原因分析和事故性质、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 7.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24”高处坠落事故原因专家分析报告，证明经专家分析明确事故发生的技术原因等。 8.翁某出具的《关于12月24日事故经过及原因分析》，证明事故经过及初步原因分析。 9.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2·24”事故情况陈述》，证明事故与某公司无关。 10.某公司出具的《事故情况说明》，证明事故经过及初步原因分析及原告主体适格。 11.翁某出具的《协议承诺书》，证明事故与南通恒盛钢结构有限公司无关。 12.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明某公司未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履职。 13.王某的门诊病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证明，证明事故造成的后果。 14.某公司与翁某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证明案涉工程为程某与翁某个人签订。 15.协议书，证明翁某个人赔付情况。 16.通英瑞专审[2018]009号《专项审核报告》，证明程某2015年年收入情况。 17.缴款凭证，证明原告缴纳了罚款。 三、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 1.案件承办人执法证；2.立案审批表；3.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案件处理呈批表、案件延期审批表、会审意见；4.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回执；5.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6.延期(分期)缴纳罚款审批表、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7.缓交罚款申请书、保证书、不予延期缴纳罚款通知书、文书送达回执、结案审批表、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 四、法律法规依据 《安全生产法》《安全事故处理条例》《安全生产处罚办法》《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江苏省工贸行业企业外包项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 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辩称，被诉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19年6月21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及请求。 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邮寄信封，证明南通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答复。 3.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明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在规定期限内予以书面答复。 4.延长审理通知书、邮寄信封及回执，证明南通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延期决定，并告知当事人。 5.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信封及回执，证明南通市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结论，并送达当事人。 法律法规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安全事故处理条例》；3.《安全生产处罚办法》。 第三人某公司、翁某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陈述意见、举证质证及抗辩的权利。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提供的职权依据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规定是上级机关可以查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的案件，但不是必须。对证明事实的证据1、2、8、13、15-17无异议，对证据3中翁某的笔录的内容真实性不认可，陈述前后矛盾，明显偏袒某公司，且事发后是以某公司名义处理赔偿事宜。程某的陈述基本能还原案发的事实，但程某本人文化水平较低，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从前后陈述基本可以明确双方各自代表公司签订合同，故双方系履行职务行为。程某1的陈述基本与本案事故的发生无关联。孙某、夏某、夏某1的陈述基本上只能看出现场是翁某负责，对其他情况不知情；对证据4只能证明程某受托处理事故相关调查的情况；对证据5认定原告是瞒报和责任主体不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只对某公司查处，对举报人反映的某公司没有查处不符合常理；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与某公司其他安全措施不到位没有因果关系；对证据9认为系某公司为免除自身责任的辩解；对证据10、12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情况说明系应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的要求出具，但没有明确告知出具本事故情况说明可能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且内容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对证据11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双方都是职务行为；对证明程序合法方面的证据除了立案审批表没有反映县级安监部门调查处理及请示汇报的过程外其他证据无异议。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对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除复议决定不予认可外，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对南通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提供的证明职权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职权来源，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涉及争议焦点问题，待后文本院认为部分一并阐述。原告对证明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3、4-7、9-12、14提出的异议均涉及争议焦点问题，待后文一并阐述。原告持有异议的立案审批表也与管辖权问题有关。复议决定合法性问题涉及争议焦点，在后文一并阐述。 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2日，某公司注册成立，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农副产品、生物制品的研发、加工、销售、进出口贸易。程某系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程磊的父亲，负责公司筹建工作。2016年11月28日，程某与翁某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翁某承建某公司内零星钢结构工程，工程名称为某公司的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工程地点南通开发区保税区B区。此后，翁某组织夏某、夏某1、王某、王美兰等人进行施工。12月24日，王某在施工时从高处坠落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6年12月28日，翁某以某公司名义与王某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书，并于2017年12月8日为王某申请工伤认定。2018年1月3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7]A第174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所受伤害为工伤。 2018年4月23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收到举报，称2016年12月24日，在某公司施工时发生了一起高处坠落事故，死者王某，通州石港镇人，请求查处。5月15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南通市公安局、总工会、城建局、人社局、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和单位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调查人员先后对翁某、程某、程某1、孙某、夏某、夏某1等人制作询问笔录，翁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是个人名义承接的案涉工程，事故发生后程某打电话告知其工地上有人摔下来，当时其已在医院，没有向安全监管部门报告事故。程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负责公司全面事务，包括公司筹建、基本建设等，事故发生的当晚已经知道工地发生高处摔下事故，案涉工程是与翁某签订的，翁某自称是某钢结构公司的老板，事故发生后其不知道要报告，也没有向安全监管部门报告。还承认公司正在筹办过程中，安全管理制度还没有建立，也没有管理人员到施工现场检查。施工现场代表孙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没有开展安全生产三级教育，没有制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也没有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台账，现场出了事故按道理是要向安监部门报告的。夏某、夏某1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公司、翁某没有对施工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就是口头上说要注意安全。 2018年5月18日，事故调查组邀请了何建成、陈建明、王跃仁三名高级工程师为事故调查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5月30日，事故调查组委托专家组对事故原因进行技术分析。10月18日，专家组出具了《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2·24”高处坠落事故原因专家分析报告》，结论为小筒仓操作平台外侧围护墙施工作业时，未按《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搭设操作平台以及作业人员高空作业时未系安全带，是“12·24”高处坠落事故的直接原因。10月24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出《关于请求对南通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结案的请示》，调查认定某公司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也是一起瞒报事故，事故损失约123万元，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为建议由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及存在瞒报事故的行为分别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报请南通市人民政府批复。11月16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93号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及责任的分析和认定，某公司卸料大棚、北雨蓬及料仓围护工程“12·24”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也是一起瞒报事故；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11月23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批复决定立案查处。12月15日，南通英瑞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的委托，经审计后作出的通英瑞专审[2018]009号《专项审计报告》，审计结论为程某2015年度从南通欧蓝西装饰装潢材料有限公司取得收入为27588元，未在某公司取得工资收入。12月19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经负责人同意，延长案件办理期限60日。2019年1月21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2月15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对某公司、程某分别作出向（通）应急罚[2019]503号、504号、505号、50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某公司罚款1116600元、300000元、给予程某罚款27588元、8200元的处罚。并送达当事人。某公司、程某按期缴纳了行政处罚罚款。 2019年2月26日，某公司、程某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月27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受理了复议申请。同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书面答复。3月12日，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提交答复书及证据材料。4月2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期30日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复议当事人。5月2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作出[2019]通行复第28号、29号、30号、3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次日送达某公司、程某。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是否具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2.认定原告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否正确。3.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及量罚是否准确适当。4.复议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南通市应急管理局是否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的问题。职权法定是行政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来源于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以具有相应的职权依据为前提，否则有可能因超越职权而被确认违法。《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安全生产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第十条规定，上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下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可以将重大、疑难案件报请上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管辖。《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机关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安全监管机关管辖为基本原则，但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管辖的案件，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重大、疑难案件也可以报请上级安全监管机关管辖。本案当中，虽然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南通市××技术开发区，但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为设区的市一级安全监管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管辖的案件，更何况，根据南通市人民政府93号批复，明确同意将案件由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作出处理，故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具有对本案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职权。 关于认定原告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否正确的问题。《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第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第四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第八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等人员。上述规定对于安全生产责任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应履行的生产安全职责作出的规定。对于公司制的企业而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理负责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是公司董事长和经理（包括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实际履行经理职责的企业负责人）。就本案而言，原告认为案涉事故的责任单位应当是某公司，故原告不应负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主要理由是认为翁某是代表某公司与程某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应负安全生产事故责任。但从《工程施工合同》来看，该合同系程某和翁某个人所签订，并未加盖某公司的公章。虽然程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但同时承认签订合同时翁某称是某钢结构公司的老板，说明翁某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声称是代表某公司签订，即使程某认为翁某系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亦只能是代表翁某所称的某钢结构公司。更何况翁某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是以个人名义承接的案涉工程。因此无法得出翁某是某公司的职工，并代表某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合同》。而某公司在出具的《“12·24”事故情况陈述》中明确事故发生工地不是其公司承建的工程，这也说明即便翁某自称代表某公司签订合同，也并没有得到某公司的追认。至于某公司为王某申报工伤以及翁某以某公司名义与王某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的问题，某公司在其出具的《“12·24”事故情况陈述》中作出了解释，称系由翁某出钱为王某挂在该公司缴纳了工伤保险，该公司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工伤申请表上加盖了公章，对于认定工伤以及工伤赔付是否合法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即使某公司在工伤认定申请表和赔偿协议上盖章，也并不能就此得出某公司承接了案涉工程的结论。因此，原告提出的某公司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的主张不能成立。某公司经营范围虽然是食品生产等经营活动，但在公司筹建初期，公司的生产用房等基础设施工程显然也属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也会列入公司生产经营成本，不能仅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限。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即使在合同中约定安全生产事故责任由翁某负责，也不免除某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应负的安全生产法律责任，因为安全生产义务是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安全生产义务作为一种行政法上的公法义务，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协议或其他方式转让或协议免除。某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个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程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其系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事务，包括公司的筹建、公司的基本建设等，程磊是法定代表人，平时不在公司，在上海一化妆品公司上班，只是挂名，不负责公司的事情。无论是某公司，还是作为某公司负责人的原告，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南通市应急管理局认定原告为安全生产责任人并无不当。 关于被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及量罚是否准确适当的问题。《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安全事故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就本案而言，“12.24”调查报告明确某公司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程某作为某公司的负责人，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能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应依法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根据南通英瑞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通英瑞专审[2018]009号《专项审计报告》，程某2015年度收入为27588元，南通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处人民币8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并无不当。 关于复议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对于复议程序的合法性并未提出实质异议，被告南通市人民政府依法履行了受理、通知答复、审查、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等法定程序，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被诉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被诉复议决定程序亦无不当。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程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审 判 长  齐海生 人民陪审员  周袁芳 人民陪审员  顾春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顾梦窈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七十九条第二款第三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