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281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住所地绵阳市经开区富临桃花岛假日公寓1-10-5号。 法定代表人：陈东恒，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雄，该所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高才，男，195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桂琼，女，196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旸，女，198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四川煊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川飞所”）因与被上诉人彭高才、王桂琼、余旸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的（2019）川0703民初4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川飞所法定代表人陈东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立雄，被上诉人彭高才、王桂琼、余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川飞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不予退还被上诉人彭高才、王桂琼、余旸委托费50000元；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辩护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法定范围内所有能够进行的工作，上诉人在接受委托后多次提供法律咨询、约见侦查人员并交换意见、会见当事人等，并形成了《关于彭强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一案法律意见书》及《取保候审申请书》。根据《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规定，上诉人收取的委托费用是符合法律服务行业标准的，且该收费标准已经与三被上诉人进行协商并达成合意，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完成工作极为有限的结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应当予以撤销；二、上诉人完成刑事侦查阶段的辩护工作后，被上诉人无正当理由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行使任意解除权的损害后果置之不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或改判；三、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诉称上诉人未尽到辩护人义务，但上诉人的辩护工作均是从案件客观事实出发，基于彭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诉称上诉人违规收费的情况并未举证，无法证明上诉人存在过错。上诉人在本案中积极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因未满足其无理要求而解除合同违背了公平原则与诚实守信原则，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彭高才、王桂琼、余旸答辩称：上诉人接受委托后并未第一时间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的方式方法片面，没有仔细查阅本案的情况资料，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为彭强的案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仅只是进行了一两次会议来讨论而已，双方从签订合同到最后解除合同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上诉人所称对彭强的案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是虚构的，上诉人连彭强的准备批捕时间都不清楚，仅是之后通知被上诉人家属这一事实，工作及其不负责，其在委托过程中有损委托人权益，被上诉人有权要求上诉人退回相关费用。综上，本案一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彭高才、王桂琼、余旸向一审法院诉请：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署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书；2.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委托费用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查明:2019年5月29日，原告彭高才、王桂琼、余旸与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签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约定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指派陈东恒律师为犯罪嫌疑人彭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有效期为自双方签订之日至本案侦查终结止。协议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为方便委托人办理交款事宜，由委托人余旸先转入陈东恒个人账户内，待本案办理终后，扣除调查、出差费用后补正式发票，陈东恒收到上述陆万伍仟元后，自行转入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账户内。协议由彭高才、王桂琼、余旸在委托人处签名，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在受托方处用印。同日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出具收据，金额65000元，备注由委托人余旸先转入陈东恒账户，余旸以手机转账的方式向陈东恒账户支付65000元，并于2019年6月2日，余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因彭强父母年纪大了，他父母特委托本人（余旸）全权负责请律师各项事宜，因对公账户当时打不进去，所以才打到陈律师的私人账户，由陈律师再转公账，陆万伍仟元是受彭强父母委托打进陈律师账户”。接受委托后，陈东恒于2019年5月30日、2019年6月12日至绵阳市看守所会见了彭强。2019年6月17日余旸微信联系陈东恒提出解除委托。庭审被告表示，同意解除合同，但因被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已付出劳动，费用不应退还。 另查明，《四川省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阶段）：2000——15000元每件，办理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可以在规定标准5倍之内（含5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但不得重复累加收费。以下诉讼案件可在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为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诉讼案件：1.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律师办案时间明显多于同类案件的；2.案件涉及疑难专业问题，对律师专业水平要求明显高于同类案件的；3.重大涉外案件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缔结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提出解除合同送达通知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无需被告同意，故双方合同关系已于2019年6月17日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原告根据被告履行代理人职责所完成的工作，要求退还5万元的代理费，因被告代理彭强期间仅为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17日，彭强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至今仍在侦查阶段，被告完成的工作极为有限，且亦未举证自己有何损失，故原告诉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原告解除合同系原告违约与法律规定不符，且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所付出的劳动与所收取的65000元代理费匹配，对其抗辩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彭高才、王桂琼、余旸与被告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在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书》2019年6月17日解除；二、被告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退还原告彭高才、王桂琼、余旸委托费用5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00元，由被告四川川飞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院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川飞所提交了如下证据:1.陈东恒律师与余旸的通话详单，拟证明辩护律师与被上诉人时刻保持联系，交流案情，积极履行了代理职责；2.陈东恒律师与余旸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陈东恒律师将四川律师收费标准、刑事侦查阶段律师职责和范围告知余旸，被上诉人方充分知晓，在充分告知后，才将转款账户发给被上诉人，不存在违规收费；3.陈东恒律师与余旸的通话录音整理，拟证明被上诉人方是充分认可上诉人的工作的，表明上诉人已实际履行了职责；4.张立雄与余旸的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张立雄代陈东恒律师将取保候审申请书和法律意见书发送至余旸微信，被上诉人在查阅后立即要求解除协议；5.《商法》杂志发布的《中国律师事务所费率调查》，拟证明本案中上诉人不存在违规收费情形。被上诉人质证称，对方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规则，第一和第二组证据一审时己方已经提交过，该证据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因为告知了被上诉人收费标准，就认定不存在违规收费，彭强的案件不属于重大疑难案件，不符合收费标准五倍的情形。余旸与陈东恒的聊天记录，也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律师收费标准文件不能作为收费标准的依据。通话录音也是己方在一审中提交过的证据。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及答辩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川飞所是否尽到了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是否应当在合同解除后返还已收取的代理费。具体分析如下： 在双方当事人诉辨理由中，被上诉人认定川飞所未尽到委托合同的代理义务，而川飞所辩称自己接受委托后积极履行委托事务，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川飞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函》、陈东恒对彭强的《询问笔录》、《取保候审申请书》、《法律意见书》等证据。本院认为，川飞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川飞所在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委托协议》后，一直在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义务，结合其在二审中提交的相关微信聊天以及电话通话记录，虽然被上诉人称川飞所律师接受委托后存在打电话态度恶劣和不耐烦的情形，但从上述聊天记录来看，在律师向当事人表明当时有事不能及时接听电话之后，都有后期回复，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于代理的案件进行了多次交流与交涉。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川飞所已尽到职责的陈述，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川飞所在接受委托代理的过程中存在失职与过错，为此，本院综合本案各项证据认为，川飞所已经尽到了委托代理合同中己方的义务。一审法院以代理期间过短就以川飞所所做代理事项有限，确定返还代理费的判处不当。 委托合同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赖为基础,不能简单地以受委托人对委托事务处理结果是否委托人满意，来判断合同目的的实现及履行情况，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未有证据证明川飞所有过错的情况下主动解除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之规定,本院认为彭高才、王桂琼、余旸行使任意解除权，解除了与川飞所的委托合同,在川飞所根据委托合同约定的权限“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经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已尽到了履行主要义务的情况下，对其已经收取的代理费就不应当返还。 综上,川飞所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判适用法律不当，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彭高才、王桂琼、余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川飞所已预交），均由彭高才、王桂琼、余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兰大波 审 判 员 赵 志 审 判 员 于红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肖子熙 书 记 员 吴 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