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民申16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龙智。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成财，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黎旭。委托诉讼代理人：喻玲，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永健。再审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执好。上述再审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筠茹，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再审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建军，广东华誉品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黎旭、龙智因与被申请人周永健、梁执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粤01民终184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申请人黎旭、龙智申请称：1、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及再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二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存在严重错误，程序严重失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本案依法应当再审。1、二审法院认定“周文在本案二审期间死亡”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二审已经查明周文去世时间是2018年2月19日，而本案一审判决是2018年7月13日作出，因此，周文应该是在本案一审期间死亡。周文作为本案原告，其死亡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作出认定，二审法院作出认定又与事实不符，进而导致本案存在严重程序错误。2、二审法院认定“周文其他法定继承人周永前、周永清、周永健到庭表示放弃对本案周文的权利义务的继承”与事实不符。本案二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仅出具了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证处作出的(2018)粤广番禺第27510号公证书，周文其他法定继承人周永前、周永清、周永健均未到庭，甚至，被申请人在庭上还明确表示不确定是否能够联系到周永前、周永清(以上内容，庭审笔录均足以证明)。但是，二审判决却陈述“周文其他法定继承人……到庭表示放弃对本案周文的权利义务的继承”，显然这与查明事实不符。3、二审法院认定涉诉股权继承情况错误。我们注意到，本案二审庭询中，二审法院认为(2018)粤广番禺第27510号公证书在形式上与一般公证书存在明显差异，被申请人也未能就公证书的形成当庭作出明确解释，因此，二审法院对周文涉诉股权继承情况，并未采信该份证据，而是根据所谓的法定继承人到庭表示放弃继承这一情况进行认定。在法定继承人到庭表示放弃继承的情况不存在的情况下，认定涉诉股权由被申请人梁执好继承完全是无本之木!因此，由于一审遗漏当事人，二审又再一次忽略这一程序错误，导致本案的两审判决在程序上已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之规定，依法应当再审。二、从案件事实来说，两审法院都遗漏了重要事实，忽略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背景情况，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合同是2013年8月2日签订的，根据合同约定，“甲方收到共叁佰万元整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公司法人转给乙方龙智，过户前把剩余的4148000元打入指定账户后过户”。实际上，申请人在2013年8月已经支付300万元，那么按照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接下来无论是付第二期款还是办理过户手续都应当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假设如被申请人所述“龙智的付款义务在前”，那么为什么在2013年一2017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被申请人未曾催告付第二期款呢?倘若申请人要故意违约或不想继续履行合同，为何申请人又不要求退还300万元呢?显然，这其中是有背景故事的。为此，申请人在二审阶段补充提交了被申请人与广州市番禺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案号：[2017]粤0113民初377号)的相关材料，证明由于阳光公司起诉主张与周永健签署的土地转让协议无效，由此导致涉案合同根本无法继续履行。涉案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付清余款时，甲方将土地所有的有关资料和公司以前的一切发票、文件等一切手续资料一次性交给乙方，并将该地块交给乙方使用。”也即是说，如果被申请人的土地权属问题上没有处理好，那么即便申请人支付了第二期款项，被申请人也是无法按照上述约定交付相关土地文件的，这就是申请人四年没有付款、被申请人也没有催告的原因!申请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明知对方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当然的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可惜的是，两审法院都没有注意这一重要的背景情况，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视而不见，而只按照“文本主义”的思路关注合同第二点约定的履行顺序。两审法院都认为被申请人于20l7年4月5日发出的律师函，是一种合理催告，而被申请人未能在律师函要求的期限内支付剩余款项已属于重大违约。但，再次提请注意，为什么被申请人会在四年之后的2017年4月5日突然发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呢?申请人事后才得知系因为被申请人于2017年4月6日与阳光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书》，协议认可双方继续履行原有的土地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即阳光公司认可被申请人对涉案土地享有使用权，若日后符合办证条件，可配合办证。那么可见，被申请人在2017年4月5日向申请人发律师函时，已经得知合同项下的土地是可以继续享有使用权的，但被申请人并未在律师函中向申请人披露这一重要事实，相对于申请人而言，“不安抗辩”的事由未消失，申请人当然不可能支付第二期款项。因此，这里再一次看到了被申请人的不诚信!其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寄发的律师函也是为了造成申请人故意违约的“假象”。一、二审法院显然都接受了这样的“假象”，从而认定申请人违约，造成了申请人巨额的财产损失。三、从合同性质和现实情况来看，涉案合同具有履行的可能性，法院轻易判令涉案协议解除，使得被申请人恶意违约、高价转卖之目的得以实现，这不符合公平交易、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根据二审判决所述，判令协议解除的理由有二：第一，申请人经催告未及时支付第二期款项，构成违约；第二，涉案土地无法办理转让手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于第一点，结合以上已陈述的背景情况，我们认为，在申请人认为尚不足以消除不安抗辩的事由前，不应视为违约。更重要的是，申请人并非恶意不支付第二期款项，直到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人得知被申请人与阳光公司的和解情况后已经多次表示愿意支付第二期款项，继续履行合同。可见，若非被申请人“故意隐瞒”和“挖坑”，申请人不会作出拒绝付款的复函，也不会出现法院认定“龙智、黎旭仍未依约支付当期款项”的结论。对于第二点理由，申请人认为与事实不符、与基本经济审判的原则不符：首先，本案定性为股权转让纠纷，双方并无异议。虽就涉案合同的约定来看，受让人最初是希望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来获得目标公司项下土地的使用权，但在知道涉案土地无法正常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后，申请人仍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受让目标公司股权，本案的合同目的已变更为股权交易。既然是股权交易，那么二审判决关于“龙智、黎旭通过涉案股权转让最终获得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合同目的亦难以实现”的结论就没有了事实基础，在二审过程中，申请人一直强调的是“只要股权，不管土地”。其次，二审认定土地交付是合同目的，却又不认可申请人提出2013年—20l7年期间没有先交第二期款的抗辩理由(土地使用权手续没有办妥)，这显然矛盾的。因此，回到案件基础事实来看，在具备股权过户的情况下，合同目的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申请人作为受让人自愿放弃对土地使用权的争取，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未损害被申请人作为出让人的利益，也不因此要求减少股权转让对价，法院为何不能“成人之美”呢?申请人为了能继续实现受让目标公司股权的合同目的，已经在番禺法院另案起诉被申请人及第三人广州永薇儿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诉请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案号为(2018)粤01l3民初8804号，现该案因本案的审理已裁定中止诉讼。再次，涉案股权转让合同确定的股权转让款合计714．8万元，申请人自合同签订起始终诚信履约，早在2013年已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万元，而由于双方对涉案合同第二条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剩余股权转让款414．8万元至今尚未支付。即便双方对该条约定的履行顺序有各自的理解，且一时间难以形成定论，但为了促成交易同时又充分保障申请人的资金安全，申请人一审时便一再表示愿意将剩余股权转让款交由法院提存，足以展现申请人继续履行合同的诚意。四、在当前土地价值、租金飙涨的经济环境下，被申请人解决了涉案土地纠纷，就立即提起本案诉讼，其目的昭然，这是审理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因素。上文已提到，涉案合同长达四年未能履行的，主要原因在于被申请人及目标公司与番禺阳光公司的纠纷。按照第二条约定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股权过户的期限为一个月，而在上述纠纷解决之前，双方本着友好协商、促成交易的态度，以解决土地纠纷为首要，并未追究谁先履行、谁违约的问题，从本案一审、二审阶段双方均未提交过土地纠纷解决前主张过对方履行合同的证据，并结合涉案合同见证人许振华的许某言，足以佐证双方合作起初是包容的、顺畅的；而在土地纠纷解决后，被申请人故意不将纠纷解决的事实告知申请人，直接委托律师于2017年4月5日、4月14日向申请人户口所在地邮寄了两份律师函，被申请人明显有申请人的联系方式及地址，为何选择户籍所在地?故意造成申请人无法及时收到律师函的局面，导致律师函中要求的履行期限不可实现。且，律师函中除了催收款项，并未提及合同下一步履行的安排事宜(如股权过户、证件交收等)，对于申请人而言，可能付完了700多万全款都没有任何的保障。显然，申请人邮寄律师函的目的并不是促成合同履行，而“制造”申请人拒绝付款的证据，从而迅速发动诉讼。再者说，倘若被申请人的目的真的是收取股权转让款，在诉讼中我方已经多次表示可以一次性将剩余款项提存法院甚至交付对方，但被申请人却不同意。可见，被申请人根本就志不在此(收取700多万股权转让款)。因此，本案真正的违约方应是被申请人，其行使单方解除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关于申请人主张二审法院程序失当的问题。周文于2018年2月19日去世，梁执好于2018年7月9日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公证处办理了继承公证。现申请人并未有书面证据证实该（2018）粤广番禺第27510号被撤销或认定为无效，而根据二审法院2018年12月5日庭询笔录显示，周永前、周永清、周永健均表示自愿放弃对被继承人周文涉案遗产的继承权，故申请人主张二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继承情况错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法院据此同意梁执好参加本案诉讼、被继承人周文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梁执好有效的认定和处理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二审法院程序失当，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申请人认为两审法院均遗漏了事实，判令涉案协议解除是错误的问题。根据涉案协议约定，“甲方收到共叁佰万元整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公司法人转给乙方龙智，过户前把剩余的4148000元打入指定账户后过户”，龙智、黎旭主张根据前述约定，周永健、周文并未在一个月内催促支付余款，可推断上述约定实为周永健、周文及目标公司先要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其再支付协议余款。但周永健、周文是否催促龙智、黎旭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属于当事人的权利自由处分，而龙智、黎旭主张周永健、周文、目标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作为协议余款的支付条件，在涉案协议中并无明文约定，且在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各方亦未对“土地使用权证”的取得义务、责任应由谁承担作进一步约定。二审法院结合涉案协议的全文内容（包括“被申请人收到共叁佰万元整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公司法人转给龙智，过户前当天把剩余的4148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壹拾肆万捌仟元整的款项打入指定账户后过户”、“申请人在付清余款时，被申请人应把土地所有的有关资料和公司以前的一切发票、文件等一切手续资料一次性交给申请人，并将该地块交付给申请人使用”等，此处并非约定“移交土地使用权证”），及龙智、黎旭确认在签订涉案协议后其系向案外人阳光公司获取土地位置的情况，综合判断并采纳周永健、周文关于各方对涉案土地的权属现状为暂无办法办理土地使用证系清楚知悉的主张，及周永健、周文关于涉案协议系股权的转让、其无需负担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义务的主张，并无不当。申请人主张的向一审法院表示提存协议余款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坚持认为被申请人根据涉案协议应当负有办理、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义务。申请人在二审的审理过程中仍坚持对涉案协议的该理解，始终认为应当在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才应向被申请人支付协议余款。因根据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向一审法院发出的复函来看，涉案土地并无土地登记记录，亦无合法登记产权和有效用地审批手续，且该局于2011年9月5日作出《关于历史用地退案的通知》的原因系相关土地政策停止实施、无办理用地手续依据，故申请人通过涉案股权转让并最终获得对涉案土地使用权的合同目的亦难以实现，二审法院从保护商事交易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涉案协议应解除为宜，依法有据，故对申请人该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申请人黎旭、龙智的主张不能成立，其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黎旭、龙智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杨晓航审判员  肖逸思审判员  谭健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本件与原本梁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