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81民初7166号 原告：苏州木亿佛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周行里泾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1NCCNUXC。 法定代表人：潘延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钊，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新佰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周行香桥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MA1MHPRX1C。 法定代表人：姜秀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朝，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卫中，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盐城江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新都街道学海路29号C区南楼一单元24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13MA1P6LFD3Q。 法定代表人：孙环庆，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朝，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卫中，江苏永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苏州木亿佛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亿佛公司）与被告苏州新佰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佰隆公司）、盐城江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恒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木亿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钊、被告新佰隆公司和被告江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朝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木亿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钊、被告新佰隆公司和被告江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卫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木亿佛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新佰隆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2.判令被告新佰隆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72020.14元，江恒公司对该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表示部分损失另案主张，本案中主张为517942.3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与常熟德隆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隆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在德隆公司的认可下，于2017年10月15日与被告新佰隆公司签订《加工合同》一份，将德隆公司订购出口美国的男士短裤25846条交予新佰隆公司加工生产，约定加工费单价为9.50元/条，合同总价为245537元，交货期为2018年1月15日前。合同订立后，原告配合德隆公司向被告新佰隆公司交付了服装加工所需的全部面辅料。而被告新佰隆公司在接受该批加工业务后，将该批加工业务安排在由同一人实际控制和运作的被告江恒公司进行。2018年2月6日，被告江恒公司向原告和德隆公司寄送函件一份，称其已将服装全部加工完成，但需在三日内支付加工费1082180元才能出货，否则将处理货物抵款。对此德隆公司十分震惊，在委托律师发函催交货物无效的情况下，于2018年2月23日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立即交货，后在案件审理中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德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购销合同，以及解除原告和新佰隆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并要求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后法院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判决解除了德隆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购销合同，驳回了德隆公司的其他诉请。在该案审理中，木亿佛公司认可解除合同及解除合同后产生的损失项目和金额。法院作出判决后，木亿佛公司和德隆公司对因解除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进行了协商处理。原告木亿佛公司认为，原告和被告新佰隆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因作为前提的购销合同的解除而相应解除，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在被告新佰隆公司，其应对相应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江恒公司和新佰隆公司人格混同，且属主动加入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原告诉讼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支持。 被告新佰隆公司辩称，2017年10月15日我司确实与原告签订了一份加工合同，该合同未约定由我司负责成衣制作，我司仅负责成衣的后道梭织部分辅料及成衣后整理制作，这仅是锁眼钉扣打套结及整烫等后道整理部分。另外，原告和德隆公司是两家关联公司，原告实际经营场所也始终在德隆公司处，涉案服装的制作运输过程也全部以两家公司名义完成。原告和德隆公司是将原辅料直接交予被告江恒公司制作，并未将需要后道整理的成衣交予我司，因此，原告方并没有履行向我司交付成衣的义务。就涉案服装的工艺标准及辅料成本，后道整理成本费用至少在8.2元左右，因此原告主张涉案服装的整件成衣制作仅为9.5元，明显不符合事实与情理。我司多次强调，涉案成衣制作费用可以通过询价方式来确定成本价和市场价，因此原告主张的服装费仅为9.5元无事实根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江恒公司辩称，1.2018年2月5日德隆公司的香港客户LB公司取消了德隆公司的涉案订单，取消订单原因是德隆公司在涉案订单中未能按时交货，江恒公司在德隆公司起诉要求交付服装时明确表示同意交货，但要求完成结算和给付加工费，在德隆公司起诉前，江恒公司也多次发函要求德隆公司尽快给付加工费并强调如果对加工费金额有异议，双方可采取公证提存加工费的方式来解决争议；2.德隆公司和原告是直接将面辅料送交给江恒公司加工制作整件涉案服装，江恒公司也是通过甘肃省的监狱工厂加工25846件各色沙滩裤，双方明确约定成衣制作按照每件42元计价，提货时付款，或者按照成衣制作的日工计价，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按照原告的工艺要求涉案男士沙滩裤由于口袋较多，成本较高，每件服装前期加工成本不少于每件30元，后整理部分每件不少于8元。再者，甘肃公司因企业特殊性不能制作成衣后整理工序，甘肃方面加工范围仅限于服装前道制作，因此，原告所主张的涉案服装的加工费没有任何事实根据；3.原告和德隆公司将面辅料直接发给我司，并由我司完成前后道制作加工，双方形成了直接的加工承揽关系；4.本案纠纷是因德隆公司和原告既不进行结算也不支付加工费，加上德隆公司订单被取消，德隆公司和原告恶意起诉，具体理由是在原告提供的德隆公司和原告的购销合同中交货日期为2017年11月25日，而德隆公司和LB交货日期为2017年11月30日，而原告是在2017年10月15日和新佰隆公司签订加工合同并且交货日期为2018年1月30日，而原告和德隆公司一直到2017年11月29日仍然在向江恒公司发送面辅料，原告是因为自己订单被取消才推诿支付加工费，并继而起诉江恒公司承担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对我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木亿佛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加工合同、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10月20日，德隆公司（需方）与木亿佛公司（供方）签订了《购销合同》一份，约定德隆公司向木亿佛公司购买男士短裤25008条，总金额为805257.60元。双方对面料规格和交货期限等进行了约定。 另查明，2017年10月15日，木亿佛公司（委托方）与新佰隆公司（加工方）签订了《加工合同》一份，约定新佰隆公司为木亿佛公司加工男士短裤25846条，单价为9.5元，加工费共计为245537元，于2018年1月30日前交货（后修改为1月15日）。还约定，加工方负责梭织部分、所有辅料及成衣后整理，严格按照客人要求的工艺及尺寸进行成衣整理，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包装要求进行成品的检验回修、包装、成箱，大货数量损耗允许正负3%，成衣运输由加工方送上海指定仓库，加工方出货时凭增值税发票结算，生产所需面料辅料由委托方提供。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8年2月6日，江恒公司向德隆公司和木亿佛公司发出通知，称委托其加工的服装已经全部完成，共产生费用1082180元，要求三日内安排货款，否则后果自负。德隆公司接到通知后，委托律师向木亿佛公司、新佰隆公司、江恒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江恒公司立即履行交货义务，并要求新佰隆公司和木亿佛公司督促江恒公司履行义务，还表示德隆公司可以在木亿佛公司和新佰隆公司认可的前提下直接向江恒公司支付加工费，但以木亿佛公司和新佰隆公司签订的加工合同约定条件为准。 2018年2月23日，德隆公司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木亿佛公司、新佰隆公司、江恒公司交付男士短裤25800条，如不能交货或者不能完全交货，则缺少部分按照单价22.70元/条给付货款。审理中，德隆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解除德隆公司与木亿佛公司之间的合同，同时解除木亿佛公司和新佰隆公司之间的合同，并要求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赔偿经济损失663711.14元，木亿佛公司对此承担补充责任。本院审理后，判决解除德隆公司与木亿佛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同时以合同具有相对性为由，驳回了德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再查明，新佰隆公司的股东原为董书军和夏腊香，法定代表人为夏腊香。2018年11月13日新佰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董书军（持股比例为40%）和姜秀梅（持股比例为60%），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姜秀梅。江恒公司的股东原为夏腊香和周志刚，法定代表人为夏腊香，2018年5月24日，江恒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夏腊香（持股比例为70%）和孙环庆（持股比例为30%），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孙环庆。 审理中，木亿佛公司表示，董书军和夏腊香是夫妻关系，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都是董书军和夏腊香夫妻两人开的公司。董书军表示，其和夏腊香确实是夫妻关系，但是已经离婚。 又查明，董书军在2019年3月23日仍代表新佰隆公司处理新佰隆公司与常熟市宏达无纺布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董书军在2019年5月30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张家港市丰华织造有限公司与盐城江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仍代表盐城江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庭处理该案。 还查明，本院在审理南京创华纺织品有限公司与新佰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出（2018）苏0581民初9123号民事判决书，对胡成龙签收的送货单认定为新佰隆公司已经收到。判决后，新佰隆公司对胡成龙签收的送货单再次提出异议并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苏05民终284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新佰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决。 本院还审理了一起南京创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2019）苏0581民初497号案件。原告表示涉案面料系向南京创华纺织品有限公司采购，该案中南京创华纺织品有限公司提供电子邮件并明确表示，该批货物是按照新佰隆公司董书军的要求送给了胡成龙签收。本案被告表示，该邮件未经过公证程序，对胡成龙接收货物的权限及身份也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加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该合同履行各自义务。对于当事人争议的内容，分析如下： 1.被告新佰隆公司抗辩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没有履行的问题。该争议实质上涉及到涉案面辅料的交付情况。原告为证明已经交付面辅料，提交了送货单。被告新佰隆公司表示签收人为胡成龙，并否认收到该货物。而被告江恒公司则表示货物系德隆公司交付其公司的，且已经全部收到上述面辅料。但本案中江恒公司与原告，以及江恒公司与德隆公司之间均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面辅料的交付发生在唐某与董书军之间。由于德隆公司与原告木亿佛公司之间系关联合作关系，德隆公司协助木亿佛公司交货并无不妥。而董书军则是代表新佰隆公司履行合同，本案所涉加工合同亦是董书军代表新佰隆公司签订和经办（证人唐某出庭作证，证实涉案的加工合同是董书军直接加盖的新佰隆公司公章）。根据原告提交的新佰隆公司与德隆公司的结算协议和借款等证据，董书军在2017年10月12日代表新佰隆公司签字盖章。直到2019年3月23日，董书军仍在代表新佰隆公司处理新佰隆公司与常熟市宏达无纺布厂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表示，董书军既是新佰隆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是江恒公司的工作人员，还表示董书军在2016年12月30日前是新佰隆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12月30日之后是江恒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结合前述董书军的行为，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所陈述的董书军在两个时间段分属两个公司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本案中，原告木亿佛公司与被告新佰隆公司之间签订了加工合同，木亿佛公司并没有与江恒公司签订加工合同，案外人德隆公司也没有与江恒公司签订加工合同，鉴于董书军既代表新佰隆公司又代表江恒公司，且江恒公司表示货物是通过董书军收到的，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涉案面料供应商南京创华纺织品有限公司的陈述（面料系交给新佰隆公司董书军指定的胡成龙签收），应认定原告向被告新佰隆公司交付了涉案的服装面辅料，即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被告新佰隆公司抗辩加工合同没有履行，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关于江恒公司是否与原告木亿佛公司成立口头加工合同问题。被告江恒公司与原告木亿佛公司并未成立加工合同关系，江恒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原告也否认与江恒公司之间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事实上，综合本案情况，江恒公司在本案中应解释为协助新佰隆公司履行义务，因为新佰隆公司和江恒公司均表示董书军为其员工，董书军代表新佰隆公司签订加工合同并在履行该加工合同过程中，又由江恒公司辅助其履行，该行为自应准许。故基于该地位，江恒公司并非加工合同的当事人，其与原告也未成立加工合同关系。同样基于该地位，原告认为江恒公司构成债务加入，该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债务加入需要有承担债务的明确意思表示，本案的情形应解释为江恒公司协助新佰隆公司催讨加工费。故本院对被告江恒公司抗辩其与原告构成口头加工合同的意见，以及原告要求江恒公司承担责任的主张均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合同，原告已经履行了交付相关面辅料的义务，则被告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交付加工产品。至于被告抗辩的加工费价格问题，因双方已对加工费在加工合同中进行了明确约定，故本院对被告抗辩加工费过低的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还抗辩涉案的加工合同仅系后道整理工作而并非成衣制作，但是加工合同明确约定了“梭织部分、所有辅料及成衣后整理”，还约定了“按客人要求的工艺及尺寸要求进行成衣整理”，关于损耗也约定了“大货”数量允许正负3%，“生产”所需面辅料由委托方提供，结合当事人陈述，该合同应解释为生产加工服装的全部工作的约定。事实上，根据本案情形，新佰隆公司系将部分工作交予甘肃监狱协助完成，另外部分工作交予江恒工作协助完成。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至于交货问题，木亿佛公司曾在2018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后撤回起诉，在该案中，被告仍未能交货。后木亿佛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再次诉讼来院，在本案审理中，被告表示涉案服装此前抵押给他人了，目前已经全部赎回。但是2019年11月21日经到被告处核查涉案服装，仍未能见到涉案货物。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合同约定，被告至今未按期向原告交付合同约定的产品。被告的该行为已经构成违约，现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的加工合同关系，本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原告要求赔偿其损失，可依实际情况计算相关损失金额，具体可结合原告发送给被告的面辅料货款金额予以认定。具体的面辅料由胡成龙签收，根据前述分析情况和法院生效判决情况，胡成龙签收的面辅料应认定为新佰隆公司已经收到，具体的明细分列如下： 1.2017年10月30日胡成龙签名的送货单。 （1）3＃铜黑镍色闭口拉链：灰色4345条，黑色4345条，黄色4130条，浅卡其6190条，共计19010条。 （2）主标25008只、洗标25008只、尺码标25008只。 （3）线，其中20/2的黄色491只，卡其色473只，灰色318只，黑色297只，军绿282只；其中40/2的黄色655只，卡其色592只，灰色428只，黑色428只，军绿208只。 （4）面料，黑色5960米。 （5）魔术贴，黑色500米，黄色800米，卡其色725米，灰色500米。 (6)织带，黑色7050米，黄色11070米，卡其色10068米，灰色7050米。 2.2017年11月8日胡成龙签名的送货单。 （1）3＃铜黑镍色闭口拉链：军绿6550条，黄色1830条，灰色39条，黑色39条，浅卡其45条，总计8503条。 （2）面料，黄色9223米，卡其色8336米，灰色5867米。 （3）魔术贴，军绿500米。 （4）织带，军绿6980米。 3.2017年11月18日胡成龙签名的送货单。 （1）面料5625米。 （2）线713只。 （3）T/C口袋布，6307.6米。 （4）粘衬6300米。 4.2017年11月29日胡成龙签名的送货单。 （1）纽扣，黑色26500粒，黄色41000粒，灰色26500粒，浅卡其37300粒，灰绿25100粒。 对于上述面辅料，原告主张为面料35011米，价款380242.70元，有发票和送货单为证，予以认定。线4885只，价款16003.60元，有发票为证，予以认定。T/C口袋布6307.6米，价款32800元，有发票和付款明细为证，予以认定。粘衬6300米，价款5355元，有发票为证，予以认定。织带42218米，价款9637元，有发票为证，予以认定。魔术贴3025米，价款14520元，有送货单为证，予以认定。纽扣156400粒，9384元，有送货单为证，予以认定。上述金额共计467942.30元。原告表示，对于腰带25846条价款51692元、拉链27513条价款17883.45元以及可得利润76193.39元和诉讼费8309元，均另案主张，本院予以准许。原告还主张其代新佰隆公司支付甘肃监狱的50000元，被告江恒公司表示该款系原告代其向监狱支付。根据前述情况，由于江恒公司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江恒公司仅系协助新佰隆公司履行义务，结合董书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出具的新佰隆公司与甘肃监狱委托加工的照片，可认定该50000元系原告代新佰隆公司支付。合同解除后，新佰隆公司应当给付原告该50000元。综上，被告新佰隆公司共计需赔偿原告517942.3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苏州木亿佛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苏州新佰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加工合同。 二、被告苏州新佰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苏州木亿佛服饰有限公司人民币517942.3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62×××64）。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苏州木亿佛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收取8979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诉讼费人民币12499元，由被告苏州新佰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同意其预交的诉讼费12499元由被告向其直接支付，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原告预交的本院不再退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 判 长  顾 勇 人民陪审员  张建康 人民陪审员  彭吉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卢艳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