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6行初123号原告肖建昌，男，1952年2月15日出生，汉族，河北省衡水学院退休职员，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委托代理人段秀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冯丹，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06000160821A，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区邵公庄大街5号。负责人于鹏洲，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该委干部。委托代理人赵斌，天津文诺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687701101L，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88号。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孙雷，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姜楠，天津唯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肖建昌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红桥住建委）作出的《房屋拆迁裁决书》一案，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8月2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因天津市保障住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保障住房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肖建昌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段秀凤、冯丹，被告红桥住建委的委托代理人韩广泉、赵斌，市住房保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雷、姜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红桥住建委作出的（2019）津红房拆裁字第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原告肖建昌诉称，一、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拆迁人市住房保障公司领取津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08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未依法办理延期，该许可证已经无效，拆迁人无资格再对原告的房屋实施拆迁。原告的房屋建筑面积为19.98㎡，院落占地面积18.13㎡，目前补偿均价已经超过90200元/㎡，拆迁人仅对原告的房屋进行补偿。补偿款为588244.24元，每平米为29441.7元，严重不公平；且原告的房屋属于私产，多年一直缴纳土地使用费，拆迁人不仅对院落没有任何补偿，还对原告安置的房屋属于公租房，该公租房有使用权无所有权。拆迁人提供的货币补偿或安置房没有合理性。二、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房屋所在拆迁片区自2009年8月启动后，因拆迁人准备的安置房源不足，补偿资金不足，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曾重新启动过，还是因资金房源不足不了了之。2016年10月再次启动，该片区还有几百户没有解决。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已经失效，且拆迁许可证已经失效，应该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原告所在片区进行补偿安置。被告还按照无效的拆迁法规进行裁决，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1.撤销被告红桥住建委作出的（2019）津红房拆裁字第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列举下列证据（均为复印件）：1.2018-246告知书及附件。证明2011年7月19日至2012年1月18日，2012年1月19日至2012年7月18日，2014年7月19日至2015年1月18日期间的拆迁申请延期文件不存在，拆迁许可证没有依法延期，且申请书区县拆迁办审查意见和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意见有的没有日期，有的没有按照规定在到期前15日向房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拆迁许可证已失效。2013年7月19日至2014年1月18日申请书中拆迁户数与拆迁委托书中以及前面几份申请书中户数不一致，多了700户，存在伪造嫌疑。2.尹桂芳地籍测绘资料。证明尹桂芳拥有庭院18.1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是否应当对被征收人未经登记的空地和院落予以补偿的答复》，该土地系私产，一直交纳土地使用费，庭院面积应予补偿。3.红桥区铃铛阁片区信息第八期（2009年12月25日）、关于天津市色织五厂韦驮庙大街13号院拆迁安置补偿的请示、关于天津市色织五厂拆迁情况的说明。证明对色织五厂的土地及建筑物都进行了评估及补偿，对原告的分摊院落面积也应予以补偿。4.肖建茹房产证、拆迁款交易明细，何长江拆迁协议及帐户交易明细。证明肖建茹、何长江得到的安置款均是每平米9万多元，裁决中原告的补偿款是每平米2万多元，裁决不公平。5.产权证。证明原告的诉讼资格，属于被拆迁片区应予安置补偿对象。6.2018-075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新春花苑也属于拆迁安置房源，并紧邻原告所在片区，原告请求产权调换就近安置新春花苑合法合理，没有超出拆迁政策，被告直接给予被拆迁人货币低价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7.天津市土地使用费专用收据。证明从1964年至2013年一直交纳占地使用费，依据最高院的答复应当对院落进行合理补偿。被告红桥住建委辩称，因原告与第三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未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第三人向被告申请裁决。被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及《天津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程序》的规定，依法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书》。该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交并当庭列举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天津市房屋拆迁裁决申请书。证明第三人因在拆迁公告的搬迁时间内就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和原告未能达成一致，故向被告提出裁决申请。2.房屋拆迁许可证和拆迁公告。证明第三人于2009年7月19日依法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并按期办理了延期手续，延期至2020年1月18日，该房屋拆迁许可证仍在有效期内。第三人对房屋拆迁许可证相关内容进行了公布和告知。3.房屋拆迁委托合同。证明第三人依照法律规定委托了具备天津市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天津市红桥房屋拆迁中心进行拆迁。4.第三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第三人的基本情况。5.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工商变更材料。证明天津市红桥房屋拆迁中心的基本信息以及该中心名称已变更为天津市红桥土地房屋征收中心。6.天津市房屋拆迁资格证书。证明天津市红桥房屋拆迁中心具备拆迁资质。7.被拆迁人户籍材料及公证书。证明尹桂芳、肖建昌的基本信息以及肖建昌继承被拆迁房屋的情况。8.被拆迁房屋权属信息材料。证明被拆迁房屋的基本信息。9.评估报告及送达回执。证明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了评估并依法送达。10.谈话记录表。证明第三人已找被拆迁人进行了谈话并告知相应的拆迁安置政策。11.补偿安置方案。证明第三人就被拆迁房屋的拆迁补偿问题向被拆迁人给出了拆迁补偿方案。12.2009年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平房）。证明被拆迁人已将被拆迁房屋片的拆迁政策进行公布和告知。13.被拆迁房屋现状调查表。证明拆迁人在拆迁开始前已对被拆迁房屋和被拆迁人现状进行了核查。14.红桥区铃铛阁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补充安置办法，证明自09年对被拆迁房屋片区启动拆迁以来由于该片区拆迁历时多年，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化为维护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拆迁人决定在原有的政策不变的基础上，特制定补充意见和办法。15.2018年致住宅居民的一封信，证明第三人为了进一步保障被拆迁人利益，推行计时优惠政策。16.裁决答辩调解通知书及送达回执。证明被告受理后向原告送达了房屋拆迁裁决申请书副本及答辩调解通知书，并告知原告相应权利以及第三人已明确表示不同意裁决调解，被告不再组织调解。17.房屋拆迁裁决书及送达回执照片，证明被告依法作出房屋拆迁裁决并进行送达。18.《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是被告红桥住建委作出被诉裁决的职权和法律依据。第三人市住房保障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及证据，当庭表示与被告的意见一致。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红桥住建委所举证据7、8无异议，对被告所举其他证据，提出质证及辩论意见如下：（一）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文瑞家园在西青区，补偿金额远低于平均补偿价格9万多元/㎡，且未包括院落面积。（二）证据2，认可拆迁许可证正面和拆迁公告的真实性，反面左上角存在两处涂改，因拆迁期限写明到2010年7月18日，没有依法办理延期，拆迁许可证已失效。（三）证据3，房屋拆迁建筑面积和户数与2009年7月19日许可证不一致，远年无契补偿费的起始年限不清，商业、工业违章补偿费的补偿依据不清，合同甲方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按照合同约定的拆迁时限及地块交接时间合同已过期，原件最后一页比复印件多了法定代表人签字，合同无签订日期，且合同第九条约定按照资金协议拨付拆迁款，我方没有看到资金协议，对真实性不认可。（四）证据4，真实性认可，但与委托合同中的法定代表人不一致。（五）证据5，真实性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六）证据6，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因拆迁许可证早已失效。（七）证据9，真实性不认可，本人没有收到过评估报告。（八）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电话联系应有录音佐证。（九）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是被告单方制定的，没有经过原告的认可。（十）证据12，真实性认可，搬迁期限载明截止到2009年9月29日，现已超期，违章建筑不予补偿与委托合同矛盾，搬迁期限距今已10年，第三人已无权申请裁决，被告也无权作出裁决。（十一）证据13，遗漏院落面积和8㎡远年房屋，因建于50年代不应属于违章建筑。（十二）证据14、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2016年重新启动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程序进行评估补偿。（十三）证据16、17，被告依据《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2016年、2018年两次重新启动拆迁项目，应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裁决程序违法。房屋拆迁文书送达回执真实性不认可，备注内容不认可，原告基本不在送达地点居住，主要居住在石家庄，送达日期原告不在天津市，属于被告伪造。照片证据没有提供拍摄设备，不能证明拍摄于2019年2月27日。（十四）依据18，认可被告主体资格，但被告作出裁决适用法律错误，拆迁许可证没有依法延期已失效，该项目是由于资金和房源不足，导致长达十年未能完成，重新启动后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十五）评估报告已失效不能作为参考依据，重新启动新政策对房屋价值进行计算没有依法进行评估，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原告的土地使用权已包括在被告提交的2009年房屋价值评估因素里。（十六）第三人作为受托实施机构在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下无权制定相关政策，计时优惠期限无效。计时优惠政策不具有合法性，该片区涉及几千户，应依法进行听证，征得被拆迁人的意见，被告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仅是单方决定，违反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且计时优惠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和《天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助和奖励，且不能限定期限，被告以计时优惠来取消原告享有的奖励没有法律依据。被告红桥住建委对原告所举证据5无异议，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证据1，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通过被告所举房屋拆迁许可证可以证明拆迁时间、申请延期时间都合法、连续，第三人的拆迁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二）证据2，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系评估房屋价值时考虑因素并非单独补偿事项。（三）证据3，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四）证据4，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通过原告的陈述可以看出肖建茹拆迁是协商搬迁享受的是计时优惠政策，对于本案原告其在搬迁期限内未与第三人达成安置协议，第三人向被告申请裁决，故原告是裁决程序，不享受计时优惠政策以及相应的补贴。何长江的补偿协议因超过举证期限，不同意质证。（五）证据6、7，超过举证期限，不同意质证。（六）房屋拆迁委托合同只约束第三人和红桥房屋征收中心，不约束被拆迁人，具体拆迁政策以及拆迁期限以2009年、2016年、2018年的公开信以及补偿安置办法和拆迁公告载明的信息为准。（七）原告并未提交关于其主张的院落面积以及违章建筑系合法建筑的证据材料，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八）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其行使拆迁的权利。（九）铃铛阁片区拆迁许可证是2009年7月19日颁发，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应该适用拆迁有关的法律法规。（十）本案拆迁人是第三人而非被告，给予原告补偿以及实行计时优惠政策的权利属第三人，且拆迁行为属于商业行为，被告无权进行干涉。（十一）原告房屋已经其他部门采取其他程序进行拆除，原告诉请撤销诉争裁决的目的已无法达成。（十二）被拆迁房屋片区不符合进行听证的程序。第三人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同被告红桥住建委，另提出质辩意见如下：计时优惠政策已于2018年8月30日过期，不再适用。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被告所举证据1-17、以及原告所举证据2、5，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符合定案证据必备要件，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被告所举依据17，是被告具有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并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依据，可以适用于本案。（三）原告证据1，无法证明被告证据2房屋拆迁许可证延期违法，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四）原告所举证据3、4、6、7，与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19日，第三人取得津国土房拆许字（2009）第081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公告，委托拆迁单位天津市红桥房屋拆迁中心对红桥区铃铛阁危陋房屋拆迁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拆迁。原告肖建昌所有的红桥区兴裕里10号×幢号私产房屋，坐落于上述拆迁范围内。该房屋建筑面积19.98㎡，时点评估单价9600元／㎡，评估价格为191808元。安置房源有和苑居住区（均价约5360元／㎡）、河怡花园（均价约5196元／㎡）等。对该片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第三人以公告和《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等形式进行了公示。2016年8月，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对接安置房以和苑B地块安置房（均价6996元/㎡）为标准，被拆迁房屋证载建筑面积为16㎡的，按均价对接72㎡二居室单元房一套，证载建筑面积为16㎡以上的，每超过1㎡，增加对接安置房面积3㎡。被拆迁人或公有房屋承租人按照对接安置房价格标准，根据所选安置房销售面积、价格结算补偿、差价，多退少补。需要货币安置的，按照和苑B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6996元/㎡折算给予货币补偿。搬迁期限为60天（2016年8月25日-2016年10月23日）；增加了奖励、特殊困难补助、住房保障等优惠政策。2018年8月1日，第三人出台货币补偿限时优惠政策，大幅度提高了货币补偿总额，优惠期限至2018年8月30日止。第三人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后，以动迁时入户宣传和《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等形式进行了告知。原告与第三人在搬迁期限内未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第三人于2019年1月31日向被告提出裁决申请，提交了相关材料，并按588244.24元向被拆迁人予以货币补偿，或提供红桥区文瑞家园地块定向安置类公租房两套，建筑面积共计约76㎡，予以产权调换，按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与产权调换房屋价格结算差价，多退少补。2019年2月27日，被告作出（2019）津红房拆裁字第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于同日送达原告，裁决支持了第三人的安置补偿意见。原告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本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十六条；《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十八条之规定，被告红桥住建委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拆迁安置问题作出裁决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责。本案焦点问题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合法性问题。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以和苑房源为基准相比较。第一，从产权调换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为9600元/㎡，对接和苑安置房当时销售均价为5360元/㎡，拆还比约1:1.8；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对接和苑B地块安置房销售均价为6996元/㎡，拆还比均在1:3.2以上。第二，从货币补偿方式来看，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评估单价基本为9600元/㎡；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虽未进行评估测算，但以和苑房源进行对接换算，换算结果均在9600元的2.3倍以上；尤其是2018年8月1日实行的限期优惠期间，选择货币补偿的单价达到90000元/㎡。第三，2016年的方案还增加了特殊补助、奖励、住房保障等项或金额。第四，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出台后，动迁人员逐户宣传并以该方案与被拆迁人协商，于2018年出台限时优惠政策，以《致住宅居民群众的一封信》形式，重申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的基本原则，起到了在拆迁范围内公示的效果。通过对比，显然2016年补充安置补偿方案增加了被拆迁居民的获得补偿利益，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方案优于2009年安置补偿方案，更具合理性和合法性。二、关于原告主张评估及补偿违法问题。首先，估价分户报告是2009年作出的，原告已获知了评估报告的内容，且无法否认该片已经过时点评估的事实。该估价分户报告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和《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三条，拆迁房屋货币补偿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的规定。其次，第三人于2016年8月调整安置补偿办法，实行“对接安置房”办法给予产权调换。该估价分户报告的价格不再作为现有安置补偿的依据，故该估价分户报告并未损害原告利益，且第三人提供了符合现有房地产市场水平的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房屋予以安置，已保障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最后，因《致被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平房）》明确被拆迁房屋的补偿安置以合法有效契证载明的面积和使用性质为依据，原告提出的无契证房屋应予补偿的主张缺乏根据。因此，原告的主张不成立。三、关于履行程序问题。因原告肖建昌与第三人市保障住房公司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未能达成协议，市保障住房公司向被告申请房屋拆迁裁决。因第三人拒绝调解，被告接到裁决申请后，审查了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并履行了调查、裁决答辩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房屋拆迁裁决书》并送达，履行的行政程序合法。四、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该拆迁项目是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前已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项目，应继续沿用原有的规定办理。该条规定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不具有法的溯及力，因拆迁与征收在项目性质、实施主体、法律关系、行政程序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凡涉及拆迁许可延期、资金监管、评估、行政裁决等情形，应当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与“拆迁”配套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不适用有关“征收”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本案被诉房屋拆迁裁决行为，继续沿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天津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等有关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提出的本案应整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红桥住建委作出的（2019）津红房拆裁字第228号《房屋拆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履行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肖建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肖建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郎 蕊审 判 员  齐 欣人民陪审员  朱志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王雨生书记员张颖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