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3民终38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崇标，男，1957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义癸（曾用名：唐义葵），男，1952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华侨旅游经济区石门路民生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00093385340N。 法定代表人：周曙丽，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晓芳，广西中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定贵，男，196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职工宿舍区。 上诉人唐崇标、唐义癸因与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邓定贵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5民初229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唐崇标、唐义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2019）桂0305民初229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理由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中共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上明确记载：《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存在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已责成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对涉案款项进行重新核定；而中共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已责令邓定贵向桂林华侨农场退还无实际项目支撑的补偿款347519.7元，邓定贵已实际退还第一期款8万元。原告主张违纪发放的树木款归其所有，此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流转关系产生的民事争议，系因违法而需由有关机关予以处理的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混淆是非，“违纪发放的树木款”的事实从何而来？将与本案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种行为混淆在一起作为本案事实。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协商迖成树木补偿数额91.366万元的协议，双方并已实际履行，纪检部门并没有认为补偿树木差价345719.7元是违法行为，只是认为黄世科、何郭诚、靳子瑞在征地补偿中，制作《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时，违反工作纪律将树木补偿款中的345719.7元虚列片石、碎石路、片石水沟等项目中。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签订征地补偿树木款是民事主体之间进行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一民事法律行为与中共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有何关联？纪律检查部门对黄世科、何郭诚、靳子瑞作党纪政纪警告处分是因当事人双方协商达成的树木补偿差价345719.7元，不应虚列实际没有的项目上。邓定贵是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签订的一方当事人，也是一名中共党员，纪律检查部门没有认为邓定贵违纪，对其没有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是因其签订协议与职务无关，行为合法。同时，法律没有授权于党委部门有权处理民事纠纷的权利。2、一审裁定认定，“涉案桂花树补偿问题已有定论，本案唐崇标、唐义葵作为共同原告主张桂花树等树木补偿之权利，将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列为被告，此虽与前述诉讼主体稍有不同，但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树木补偿款问题，因与（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判决内容重复。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一审裁定对上述事实的认定，明显存在错误。本案中的另外一个诉讼主体不同，事实与（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判决内容不同，被告之一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与前案不同，本案诉讼请求与前案不同。事实是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在征地补偿、制作《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时，将树木补偿差价部分345719.7元虚列实际不存在的片石、碎石路、片石水沟等项目，该补偿款给了邓定贵，侵占了二上诉人的物权。上诉人所提诉请是物权保护。（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判决内容是《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补偿项目中的第16-19项，而非虚列实际不存在的片石、碎石路、片石水沟等项目。二、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条文错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上诉人起诉的请求是确认《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序列4-7的补偿内容为树木，该补偿款给二上诉人。事实是被补偿的树木已流转给二上诉人，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在征地补偿时，就树木补偿数额与邓定贵迖成协议，该树补偿款属上诉人所有，但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在制作《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时，将增加的树木补偿差价列在实际不存在的项目中，给了邓定贵。邓定贵侵占了上诉人的树木补偿款，在上诉人多次举报下，邓定贵已退8万元给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上诉人与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邓定贵有直接利害关系，且该案件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条文错误，违反民诉法第119条之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影响了上诉人行使诉权。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2019）桂0305民初2297号民事裁定书，指令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未予答辩。 唐崇标、唐义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被告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邓定贵签订的《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附表（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土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中序号4-7规定的围墙、片石基础、碎石路、园基补偿项目,是树木补偿款345700元，属原告所有；2、邓定贵、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给付原告地上附着物树木款，金额合计人民币345700元；3、本案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唐崇标、唐义癸以邓定贵假冒桂林市华侨农场分场40亩土地上桂花树等树木所有人签订了补偿协议，领取了树木补偿款918100元，而邓定贵仅给付其二人460000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要求邓定贵给付其二人树木补偿款余款458100元。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星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按照邓定贵与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中的《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邓定贵因桂花树及其他树木获得的补偿款应是570220元；该补偿款570220元应属唐崇标、唐义癸所有；遂判决：邓定贵给付唐义癸、唐崇标补偿款110220元。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前述54号判决。唐崇标、唐义癸不服前述桂林中院562号民事判决，以《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能够证明涉案桂花树及其他树的补偿款应为91.366万元而非57.022万元为由，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立案再审，该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桂03民申147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定：《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结论为“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尚无充分证据证实邓定贵与征地办的工作人员编制虚假项目，套取国家资金的情况”，不足以否定原审查明事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唐崇标不服前述562号民事判决，亦向桂林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于2018年7月18日作出桂市检民（行）监【2018】4503000002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该决定明确：（一）一、二审判决根据《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及《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等证据认定桂花树等树木的补偿款为570220元，证据充分，并无不妥；（二）申请人提供的新证据——桂林市七星区纪委《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所查明的“虚列片石基础……等项目”，与本案的树木补偿费及青苗补偿费等无关，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遂决定：不支持申请人的监督申请。另，中国共产党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上载：“依照七星区规定的补偿标准，2014年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征用邓定贵承包地块时，邓定贵仅能获得57万元左右的树木补偿款……《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本委已责成华侨旅游经济区对本委涉及款项进行重新核定。”2018年5月23日，邓定贵向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纪工委作出申请（承诺）书，上载：“在补偿清单中青苗（桂花树）补偿费为570220元……347519.7元附着物补偿费无实物支撑，本人予以承认……同意退出……申请退款计划：2018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19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20年12月30日前交80000元，2021年12月30日前交70000元，2022年4月30日前交37519.7元。”201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向邓定贵发出《上交地面附着物补偿款的通知》，令邓定贵按照上述承诺书在2018年12月30日前将80000元上交到桂林华侨农村账户。2019年2月1日，邓定贵转账了8万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提起本次告诉，存在如下问题：一、就涉案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问题，唐崇标、唐义葵早于2014年即已将邓定贵诉至法院，案经两审法院的不同诉讼程序审理、经人民检察院的审查监督程序审查，终由（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确定；涉案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问题已有定论。本案中唐崇标、唐义癸作为共同原告主张案涉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之权利，将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邓定贵均列为被告，如此虽与前述诉讼主体稍有不同，但其诉讼请求实质上仍属于树木补偿款问题，显然与（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内容重复。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人民法院不宜再作审理。二、中国共产党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上明确记载，《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存在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已责成华侨旅游经济区对涉案款项进行重新核定；而中国共产党桂林华侨旅游经济区工作委员会已责令邓定贵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退还无实际项目的补偿款347519.7元，邓定贵亦已实际退还第一期款项80000元。原告主张该违纪发放的树木补偿款归其所有，此并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流转关系产生的民事争议，系因违法而需由有关机关予以处理的情形，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其二人如认为确有必要可通过其他方式向相关部门要求处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唐崇标、唐义葵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唐崇标、唐义癸与原审被告邓定贵于2011年4月24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邓定贵将其承包的农场40亩土地上种植的桂花树全部转让给唐崇标、唐义癸，桂花转让费280000元，地上种植的其他树木归原告唐崇标、唐义癸所有。2014年上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桂林华侨农场的部分土地因政府开发项目被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包括了邓定贵承包的位于亩土地。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邓定贵于2014年5月7日签订《桂林华侨农场邓定贵承租户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约定邓定贵承包的40亩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011799.4元。2014年12月24日，上诉人因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所有权纠纷将邓定贵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遂作出（2015）星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认定涉诉征收土地内树木补偿款数额为570220元，由于邓定贵已支付460000元，故判决邓定贵向上诉人返还剩余款项110220元。邓定贵上诉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桂市民一终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前述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上诉人唐崇标妻子蒋运秀向纪委部门举报，中国共产党桂林市七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蒋运秀举报信的答复意见书》，该意见书认定当时与邓定贵商谈的工作人员虚列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补偿项目，上诉人以此意见书为新证据，先后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申请及监督申请。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03民申147号民事裁定，依法驳回了上诉人的再审申请；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桂市检民（行）监【2018】45030000028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不支持上诉人监督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现上诉人认为《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中虚列的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补偿项目应当系树木补偿款，属于上诉人所有，故上诉人以前述一、二审判决在认定桂花树等树木补偿款数额上有误为由，要求被上诉人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邓定贵返还剩余部分的树木补偿款。虽然本案被告之一桂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非前述一、二审案件的当事人，但是本案其他当事人与前案相同，诉讼标的都是因树木补偿款数额认定及所有权归属发生的争议，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故本案属于重复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不予受理。另外，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桂林华侨农场国有土地邓定贵承包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清单》中虚列的片石基础、碎石路、片石水沟等补偿项目的款项系树木补偿款，因此，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唐崇标、唐义癸的起诉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云艳 审 判 员 李永群 审 判 员 霍凤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灿 书 记 员 黄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