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闽0981行初65号 原告韩发贵，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委托代理人刘伟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婷，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住所地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黄经禄，局长。 委托代理人林忠錕，男，该局法制大队中队长。 委托代理人缪志远，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宁德市闽东中路35号。 法定代表人梁伟新，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长景，男，宁德市司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郑延峰，福建惠尔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兆情（曾用名林兆星），男，1980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原告韩发贵不服被告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下称蕉城分局）作出的行政决定及被告宁德市人民政府（下称宁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后，向被告蕉城分局、宁德市政府送达 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林兆情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韩发贵的委托代理人刘伟英、张婷，被告蕉城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林忠錕、缪志远及被告宁德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陈长景、郑延峰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兆情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蕉城分局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9月3日，林兆情带工人对涉案闸门进行拆除，经宁德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格损失为780元，案发后林兆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四项的规定，决定对林兆情不予行政处罚。 原告韩发贵诉称，一、原告系《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违法事实结果的受害人，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二、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的违法行为人为林兆情、何尔树、陈维呈三人，但《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仅仅认定林兆情为违法行为人，属认定事实不清。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价格损失780元错误，其仅将原告闸门的红砖墙体作为价格认定的标的，而未对闸门其余部分损失提交价格认证中心进行认定。《价格认定结论书》（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不能作为本次损失认定的有效证据。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林兆情有自首情节，没有依据且认定事实错误。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的程序违法：1、关于案件的受理。原告于2018年9月6日直接到被告蕉城分局处报警，但《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上显示，报案的时间为9月8日，报警的方式是电话报警，现场勘验的时间为9月6日14时，拍照的时间为9月7日，且该笔录上没有被检查人的签字，不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2、被告蕉城分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将《鉴定意见书》送达原告，程序违法，根据被告蕉城分局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的《鉴定意见通知书》显示，原告及林兆情均于2018年12月10日收到通知书，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的规定。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的作出时间超过法定办案期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程序违法。4、被告蕉城分局重新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除了适用法律上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外，还增加了事实部分的认定包括自首和损失的认定，不符合《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四、被告宁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林兆情向被告蕉城分局主动投案，没有事实依据。2、《行政复议决定书》未对《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关于损失的认定作进一步核实，属认定事实不清。3、《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被告蕉城分局从林某1手机上提取的2张相片显示工人正在拆除排水沟上的闸门，认定事实错误，事实是原告正在建设闸门。4、《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2018年9月30日，经被告蕉城分局同意，延期办案期限30日”，与事实不符，未经上级领导批示且也不是被告蕉城分局负责人签字。综上，鉴于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被告宁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请求：1、撤销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罚决定；2、撤销被告宁德市政府作出的宁政行复〔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A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证明原告系认定违法事实结果的受害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A2、蕉城分局于2018年09月14日对林兆情的询问笔录，原告的闸门系被违法行为人林兆情、陈维呈、何尔树共同蓄意破坏； A3、蕉城分局于2019年01月03日对陈维呈的询问笔录； A4、蕉城分局于2019年01月03日对何尔树的询问笔录； A5、宁德市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关于池塘闸门红砖墙体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价格认证中心未到现场勘验且仅将原告闸门的红砖墙体作为价格认定的标的； A6、蕉城分局于2019年01月02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已向蕉城分局陈述了损毁物的具体尺寸（三堵墙、底座），而蕉城分局提供给价格认证中心的三堵墙尺寸参数与原告陈述不符； A7、《重新鉴定申请书》，原告已向蕉城分局提供了闸门底座的具体尺寸，但价格认证中心以“无法提供实物勘验，无法提供标的的受损程度、尺寸”而不予受理，存在以不同标准对涉案被毁坏大闸门进行价格认定的情形； A8、《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2018039）； A9、闸门造价费用清单及相关凭证，证明原告建造闸门的造价（包括闸门底座、红砖墙体、四个闸门槽、水下工程材料、材料搬运费、施工工资等）共计支出19865元； 证据A1-A9，共同证明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A10、蕉城分局于2018年09月06日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所显示的报案时间为9月8日，报警的方式是电话报警，与客观事实不符； A11、《受案登记表》； A12、《受案回执》（宁焦公（三都）受案字〔2018〕00025号）； A13、《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的时间为9月6日14时，拍照的时间却为9月7日，且笔录上没有被检查人的签字； A14、《提取笔录》，提取原告闸门被损毁前的相片的时间是12月31日； A15、《鉴定聘请书》，蕉城分局于2018年9月29日出具《鉴定聘请书》； A16、《鉴定意见通知书》，蕉城分局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鉴定意见通知书》，于2018年12月10日向原告及林兆情送达通知书； A17、《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蕉城分局于2019年1月16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 证据A10-A17证明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程序违法。 Ａ18、（1）建造闸门照××张（拍摄时间为2018年3月26日）、（2）闸门建造完毕照片1张（拍摄时间为2018年4月2日），原告在2018年3月26日在承包的黄湾村大闸地区域内建造闸门，并于2018年4月2日完成建造； A19、《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报告书》，申请延长办案期限的时间是2018年10月4日，且该文的领导批示也不是蕉城分局负责人签字； A20、《行政复议决定书》（宁政行复〔2019〕第12号），宁德市政府于2019年5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 证据A18-A20证明宁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宁政行复〔2019〕第12号）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 被告蕉城分局辩称，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第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案件基本情况。2018年3月初，原告韩发贵向三都镇××村租赁排水沟，并擅自在沟上建闸门来蓄水养蛏，影响上游松岐村养殖塘的租赁招标。2018年3月松岐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要求对该闸门进行拆除，并由村民主任林某1通知韩发贵。韩发贵接到通知后，未对闸门予以彻底拆除。因松岐村该养殖塘2019年1月租赁期限届满，需进行公开招投标，而排水沟上的闸门未拆除将会影响其竞标价格，于是2018年7、8月间林某1再次通知韩发贵彻底拆除，韩发贵未予理会。2018年9月3日，松岐村村民副主任林兆情（第三人）带人对该闸门进行拆除。经宁德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拆除的闸门价格损失为人民币780元。案发后林兆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二）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第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蕉城分局认定韩发贵闸门被损毁案违法行为的事实有违法嫌疑人林兆情的陈述和申辩、受害人韩发贵的陈述、现场照片、鉴定意见书、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违法嫌疑人林兆情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但因受害人韩发贵在排水沟渠上建立闸门影响到松岐村池塘××排水与××村水田的排洪，属于过错在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有三都镇政府出具的排水港道情况说明证实；且松岐村村委在知道韩发贵在排水港道上建立闸门后，立即通知韩发贵进行拆除，韩发贵自行拆除了闸门木板、闸门旁边的土袋，因拆除不够彻底，后松岐村委再次通知韩发贵进行拆除，韩发贵不予理会，导致松岐村在召开村委会议后第二天，由村民副主任林兆情带领工人将闸门上的三堵墙拆除，有证人林某1、林某2等证人证言、林某1手机照片提取笔录、照片等证据证实。宁德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可证明被拆除的闸门价格损失为人民币780元。2018年9月14日，违法嫌疑人林兆情主动到三都派出所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其带领工人拆除排水沟上闸门的三堵墙的违法事实，有到案经过和违法嫌疑人林兆情询问笔录证实。（三）原告主张被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1、《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无需认定参与拆除闸门的工人数量，根据调查，当时去拆除闸门的人员有林兆情、何尔树、陈维呈三人，而何尔树跟陈维呈不是松岐村人，只是帮助林兆情打工的，林兆情系三都镇松岐村村民副主任，其根据松岐村村民代表大会的意见去拆除闸门，而何尔树和陈维呈平时就是林兆情工程队的工人，二人对当天拆除闸门的情况并不清楚，只是林兆情叫去干活，故何尔树和陈维呈主观上不存在毁坏财物的故意，因此本案目前能确定的违法行为人为林兆情一人，以上情况有林兆情、何尔树、陈维呈的询问笔录可证实。现有证据既然无法认定何尔树、陈维呈存在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无需认定参与拆除闸门的工人数量。2、《价格认定结论书》（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足以作为本次损失认定的有效证据；蕉城分局认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案件发生后，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人员到现场，因现场已无实物故无法对现场进行勘验。2018年9月29日办案单位只能依据原告韩发贵第一、第二次的笔录内容，大致还原了被拆除三堵墙的长、宽、高，并作为依据提交价格认证中心进行无实物价格认证，具有鉴定资质的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依据相关规定鉴定出闸门红砖墙体的损失价格为人民币780元，该《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内容，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原告对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存有异议，于2018年12月13日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及时依法受理，并委托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对韩发贵的损失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1月3日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目前该案能采用的证据只有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原告现提出损坏闸门造价为19865元依据不足，不能推翻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3、《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林兆情有自首情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违法嫌疑人林兆情2018年9月14日12时自行主动来到三都派出所，并非由三都派出所传唤到派出所的，同时违法嫌疑人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陈述了自己于2018年9月3日，带领工人陈维呈、何尔树将黄湾村曾厝里附近排水沟上的闸门拆除的违法事实，以上事实有到案经过，违法嫌疑人林兆情第一次询问笔录证实。故林兆情属主动投案，并如实陈述自己违法行为。二、蕉城分局作出的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第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1、原告于2018年9月6日向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报案，民警制作完笔录后初步认为情况复杂，有可能属于民间纠纷，因此未立即受案调查。之后在初步了解完情况后，根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疑难复杂的行政案件受案审查期限不超过三日，于2018年9月8日及时受案，故本案案件受理程序合法。2、《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显示，现场勘验时间为9月6日，照相5张，蕉城分局民警在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并未附拍照的5张照片，9月7日的照片是第二天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勘验现场见证人未签名属于瑕疵问题。《提取笔录》提取的闸门被损毁前的相片并未提交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在受理委托后有派员到现场勘察，对现场损毁的情况有基本概况，只是因为已无实物才未进行测量。因此原告主张《提取笔录》的照片可表明蕉城分局未进行调查取证的观点不成立。3、原告依据《鉴定意见书》制作时间推定蕉城分局是2018年12月3日收到鉴定意见的观点不成立，《鉴定意见书》实际收到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收到后民警在文书封面上签字记录，而打印日期为2018年12月3日系在从执法办案平台打印时系统出现问题造成打印日期为2018年12月3日，该问题属于系统文书生成的瑕疵问题，不属于程序违法。4、韩发贵池塘闸门被损毁案于2018年9月8日受案，2018年9月29日聘请宁德市蕉城区物价认证中心进行闸门价格鉴定，2018年9月30日呈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2018年12月10日收到蕉城物价认证中心的鉴定意见并送达原告，12月13日，原告向被申请人要求重新鉴定，2019年1月3日，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同日蕉城分局将该通知书送达原告。2019年1月16日，蕉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林兆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之规定，除去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期限办案单位在六十日内办结该案，因此原告所称的该案超期办案属程序违法不成立。5、蕉城分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作出后自查发现该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是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和案件事实部分表述不完整的情况，蕉城分局依据《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撤销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属于自纠行为，程序合法。2019年3月12日，蕉城分局经重新审查后，拟对林兆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林兆情，并制作《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林兆情不提出陈述、申辩。3月14日，蕉城分局作出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第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林兆情和原告，程序合法。三、蕉城分局作出的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第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不予处罚结果适当。本案林兆情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财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但因违法嫌疑人林兆情主动向三都派出所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且考虑到本案中韩发贵在排水沟渠上建立闸门影响到松岐村池塘××排水与××村水田的排洪，过错在先。2019年3月14日，蕉城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对林兆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不予处罚结果适当。综上所述，蕉城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蕉城分局在举证期间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B1、受案登记表， B2、受案回执， B3、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新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B4、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 B5、撤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送达回执， B6、鉴定聘请书、鉴定结论， B7、鉴定意见通知书、送达回执， B8、重新鉴定申请书、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回执， B9、集体研究会议记录，呈请延期办案期限的审批， 证据B1-B9证明被告蕉城分局履行了受案、调查取证、处罚前告知、集体讨论、处罚执行等相关法定程序。 B10、韩发贵询问笔录， Ｂ11、林某2询问笔录， Ｂ12、林某1询问笔录， B13、曾祖钦询问笔录， B14、林细培询问笔录， B15、周佳翔询问笔录， B16、林兆情询问笔录， B17、陈维呈询问笔录， B18、何尔树询问笔录， B19、曾崇意询问笔录， B20、兰祖聘询问笔录， B21、郑祖兵询问笔录， B22、陈庆顺询问笔录， B23、价格认定结论书， B24、松岐村会议记录， B25、排水港道情况说明， B26、到案经过， B27、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提起笔录， B28、户籍证明材料， 证据B10-B28证明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被告宁德市政府辩称，一、宁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宁德市政府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复议申请人（原告）不服复议被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后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并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分别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同时向被申请人送达复议申请书副本。因案情复杂，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延长审理期限至2019年6月16日，并分别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2019年5月29日，宁德市政府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宁政行复(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分别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因此，宁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二、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主张，第三人林兆情向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主动投案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的《到案经过》和林兆情的《询问笔录》，可以认定林兆情为主动投案，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可推翻这一事实。原告认为宁德市政府对原告损失的认定未作出进一步核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但蕉城分局已委托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已鉴定原告被违法拆除的闸门价格为780元。综上，宁德市政府作出宁政行复(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判决予以维持。 被告宁德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C1、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复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原告向宁德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C2、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送达证明， C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回证， 证据C2-C3证明宁德市政府受理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向申请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向被申请人送达答复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 C4、被申请人蕉城分局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同蕉城分局在本案中提交的行政行为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蕉城分局依法提交答复书及证据； C5、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证明，证明宁德市政府依法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C6、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证明，证明宁德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 第三人林兆情未出庭应诉，庭后出具书面意见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且原告所建涉案闸门系违章建筑，第三人实施的拆除行为不应受处罚。 第三人林兆情未提交证据。 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 原告提供的证据A1-A20，被告蕉城分局的质证意见是：证据A1-A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A9的“三性”有异议；对证据A10-A1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A17认为已被自行撤销，不是被诉行政行为；对证据A1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A19-A20的“三性”无异议。被告宁德市政府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A1-A6、证据A9-A17、证据A19-A20的质证意见与被告蕉城分局相同；对证据A18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待证目的有异议。被告蕉城分局提供的证据B1-B28，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B1、B2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3的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4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B5、B6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7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8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B9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10-B24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25“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证据B26、B27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B28的“三性”无异议。被告宁德市政府质证意见是：对证据B1-B28的“三性”均无异议。被告宁德市政府提供的证据C1-C6，原告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C1-C3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对证据C4的形式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C5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C6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蕉城分局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C1-C6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提供的证据A1-A20，除了证据A9造价费用清单等系原告自行制作，且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外，其余证据包函于被告蕉城分局提供的证据中，且符合作为证据应具备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其中证据A1系被诉行政行为，属本案审查对象。被告蕉城分局提供的证据B1-B28，除了证据B6中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不符作为鉴定结论的证据要求，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外，其余证据符合作为证据应具备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无法证明待证目的。被告宁德市政府提供的证据C1-C6，亦符合作为证据应具备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可作为证明其所履行程序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间，原告韩发贵在其租赁的位于三都镇××村区域排水沟上建闸蓄水养蛏，上游三都镇松岐村认为原告的建闸行为影响其养殖塘的租赁招标，曾要求原告自行对该闸门进行拆除，因原告未予以拆除。2018年9月3日，身为松岐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的第三人林兆情带领何尔树、陈维呈对该闸门实施了拆除。原告知道后，于2018年9月6日到被告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经办机构）报案，蕉城分局接警后经受案审查，于2018年9月8日受理立案，《受案登记表》上显示，报案的时间为9月8日，报警的方式是电话报警。案发后，第三人林兆情于2018年9月14日到蕉城分局反映了其带工人将涉案闸门上的三堵墙拆除的相关事实。2018年9月29日蕉城分局聘请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对被拆除闸门的损失进行价格认定，2018年11月26日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宁区价认定【2018】140号），认定结论为：本次价格认定标的于2018年9月3日的损失价格合计为人民币780元。原告于2018年12月10日收到《鉴定意见通知书》，该通知书落款时间是2018年12月3日。原告因对上述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于2018年12月13日向蕉城分局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蕉城分局于2019年1月3日向原告送达了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因提出方无法提供实物勘验，无法提供标的具体的受损程度，尺寸，故不予受理。2018年9月30日，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呈请延长办案期限30日获批准。2019年1月18日蕉城分局对林兆情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作出后蕉城分局发现该决定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启动自纠程序撤销该决定书，于2019年3月14日重新作出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2018年9月3日，林兆情带工人对涉案闸门进行拆除，经宁德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格损失为780元人民币，案发后林兆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原告收到《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不服，向被告宁德市政府申请复议，被告宁德市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宁政行复延［2019］12号），决定延长审理期限至2019年6月16日，在延长审理期间，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宁政行复（2019）第12号），维持了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遂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请。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是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原告认为，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程序违法。 俩被告认为，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 本院认为，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程序违法。 一、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主要是被告蕉城分局认定原告的价格损失为780元的依据不足。蕉城分局认定原告的价格损失为780元的主要证据是《价格认定结论书》，蕉城分局将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作为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鉴定结论，应当载明委托人和委托鉴定的事项，向鉴定部门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的依据和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鉴定部门和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并应有鉴定人的签名和鉴定部门的盖章。通过分析获得的鉴定结论，应当说明分析过程。”《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1月29日发布，以下同）第八十条“鉴定人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委托鉴定的事项、提交鉴定的相关材料、鉴定的时间、依据和结论性意见等内容，并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通过分析得出鉴定意见的，应当有分析过程的说明。鉴定意见应当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文件”及《福建省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价格鉴证机构完成价格鉴证后应当出具价格鉴证意见书。价格鉴证意见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价格鉴证意见书应当加盖价格鉴证机构的印章，并由价格鉴证人员签名。”该《价格认定结论书》没有鉴定人的签名，亦未对鉴定人鉴定资格进行说明。其次，该《价格认定结论书》载明，价格认定法律、法规依据为该《价格认定规定》及《价格认定行为规范》，依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十四条规定“价格认定机构受理价格认定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本案蕉城分局提供的证据B6鉴定聘请书载明“请于2018年10月10日前将鉴定情况和意见书面送交我局”，蕉城分局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作出认定的时间是2018年11月26日，其明显超过《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十四条规定的期间及鉴定聘请书的约定，由此可见，蕉城分局所采用的该《价格认定结论书》在程序上违法。再者，《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价格的参数来源缺乏依据，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中载明，价格认定标的：闸门红砖墙体，三条，每条长度0.8米，宽度0.15米，高1.3米，无实物，2018年4月建。该数据来源于提出方（三都派出所）提供的材料（1.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三都派出所《价格认定协助书》及《价格认定标的明细表》各壹份，2.询问笔录复印件壹份），结合被告蕉城分局在庭审答辩中的陈述“2018年9月29日办案单位只能依据原告韩发贵第一、第二次的笔录内容，大致还原了被拆除三堵墙的长、宽、高，并作为依据提交价格认证中心进行无实物价格认证”，可是韩发贵2018年9月6日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中间还有建了三堵约1.3米的墙体”、2018年9月20日第二次询问笔录中陈述“中间还有建了三堵约1.3米的墙体”，均与三都派出所提供的价格认定标的的参数不一致，且墙体宽度参数0.15米明显不合常理，这从蕉城分局提供的拆除前现场照片中也不难看出。可见，三都派出所提供的价格认定标的参数来源缺乏依据且不客观，故导致该《价格认定结论书》所认定价格结论存在错误或不当。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1）鉴定人不具有鉴定资格；（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3）鉴定结论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的规定，结合原告庭审质证意见及提供的证据A7《重新鉴定申请书》，证明原告对《价格认定结论书》所认定价 格持有异议。因此，本案蕉城分局以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作为认定原告价格损失定案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故本案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至于何尔树、陈维呈是否属共同违法行为人及第三林兆情是否属主动投案问题，本院认为，何尔树、陈维呈在其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到参与拆除闸门的行为是受雇于第三人林兆情，是在雇主的安排下进行工作并领取工资，其主观上并不存在毁坏财物的故意。蕉城分局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何尔树、陈维呈存在违法行为，未将何尔树、陈维呈认定为共同实施拆除闸门的违法行为人，并不违法。本案原告虽在2018年9月6日向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报告时有陈述听说实施拆除闸门的违法行为人是林兆情，但在三都派出所尚未进行追查之前，林兆情于2018年9月14日未经传唤自行主动到三都派出所，向公安机关陈述了自己于2018年9月3日带领工人陈维呈、何尔树实施将涉案闸门拆除的违法行为，其陈述事实包括有时间、地点、当事人和作案手段，蕉城分局认定其属主动投案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二、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 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七十一条关于“检查情况应当制作检查笔录。检查笔录由检查人员、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检查笔录中注明”的规定，本案被告蕉城分局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显示，进行现场勘验的时间为2018年9月6日，而附卷照片的拍照时间却是2018年9月7日，且《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没有被检查人、见证人签名，亦无注明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一条“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的规定，蕉城分局提供的证据B7《鉴定意见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该《鉴定意见通知书》作为送达给当事人的法律文书，可证明蕉城分局在此时间点前已收到作为证据使用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而蕉城分局在2018年12月10日才向原告及第三人送达，违反了上述法条的规定。蕉城分局主张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系在从执法办案平台打印时系统文书生成的瑕疵问题所造成，其实际收到日期为2018年12月10日，但其未对《鉴定意见通知书》的落款时间2018年12月3日予以更正，该主张证据不足，不予采纳。再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重新鉴定：（一）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可能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二）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和条件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五）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六）检材虚假或者被损坏的；（七）其他应当重新鉴定的。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不准予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的三日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及第八十三条“重新鉴定，公安机关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的规定，本案的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已书面明确向蕉城分局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且蕉城分局答辩称已受理了重新鉴定申请，但未依法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即使原告重新鉴定申请未经批准受理，蕉城分局也应当依法作出不准予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的三日以内书面通知原告，而本案蕉城分局却以原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的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价格认定不予受理通知书》回复原告的申请，违反了相关法定程序。至于本案受理时间是否违法及是否超过办案期限问题。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虽于2018年9月6日向蕉城分局下属三都派出所报案，根据《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疑难复杂的行政案件受案审查期限不超过三日，蕉城分局于2018年9月8日予以受案并不违法，但《受案登记表》上将报案的时间填写为9月8日，报警的方式填写为“2018年9月8日，我所接报警电话称”有所不当。本案于2018年9月8日受案，2018年9月30日经办机构三都派出所呈请其上级蕉城分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扣除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2月3日委托价格鉴定及2018年12月13日至2019年1月3日重新鉴定期间，蕉城分局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宁蕉公不罚决字【2019】00001号），决定对林兆情不予行政处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办案单位系在六十日内办结该案，并未超过法定的办案期限。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本案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且不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是否重作可依职权决定。鉴于被告蕉城分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撤销，被告宁德市政府作出的予以维持复议决定也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两被告主张其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第七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作出的宁焦公不罚决字〔2019〕0003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宁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宁政行复〔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耀楠 人民陪审员  郑美铃 人民陪审员  林 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王珊珊 附本案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九条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三）出于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四）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五）有立功表现的。 第四十九条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九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 3、《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2年11月29日发布） 第七十一条检查情况应当制作检查笔录。检查笔录由检查人员、被检查人或者见证人签名；被检查人不在场或者拒绝签名的，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在检查笔录中注明。 检查时的全程录音录像可以替代书面检查笔录，但应当对视听资料的关键内容和相应时间段等作文字说明。 第八十条鉴定人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应当载明委托人、委托鉴定的事项、提交鉴定的相关材料、鉴定的时间、依据和结论性意见等内容，并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通过分析得出鉴定意见的，应当有分析过程的说明。鉴定意见应当附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第八十一条办案人民警察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 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鉴定意见之日起五日内将鉴定意见复印件送达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 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作为公安机关认定人身伤害程度的依据的，应当将诊断证明结论书面告知违法嫌疑人和被侵害人 违法嫌疑人或者被侵害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鉴定意见复印件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进行重新鉴定。同一行政案件的同一事项重新鉴定以一次为限。 当事人是否申请重新鉴定，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办理。 公安机关认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决定重新鉴定。 第八十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重新鉴定： （一）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可能影响鉴定意见正确性的； （二）鉴定机构、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和条件的； （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五）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 （六）检材虚假或者被损坏的； （七）其他应当重新鉴定的。 不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作出不准予重新鉴定的决定，并在作出决定之日起的三日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八十三条重新鉴定，公安机关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 第一百四十一条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4、《价格认定行为规范》 第十四条价格认定机构受理价格认定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