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03民初5002号原告：邓基明，男，1956年8月26日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平（系邓基明之妻），1956年4月22日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红霞（系邓基明之儿媳），1983年5月3日生，汉族，居民，住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告：孙东村，男，1960年3月15日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春梅（系孙东村之妻），1958年4月28日生，汉族，居民，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强，山东阔海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基明诉被告孙东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基明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平、邓红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孙东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春梅、孙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基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孙东村偿还借款230000元，并以2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1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24%年利率计算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孙东村因经营造纸厂需要，自2015年7月10日至2016年5月16日，先后从邓基明处借款230000元，并由孙东村向邓基明出具了借条并约定借款利息，借款到期后至今未还，为此，邓基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孙东村辩称，1、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借贷关系，邓基明也并没有将诉状中所讲的230000元借给孙东村。2、原被告及案外人邓丙伟三人系合伙关系，合伙在葛家镇生格庄村经营小型造纸厂，但因为资金没有到位，以及经营理念不同，合伙没有成功，2016年7月22日孙东村因病住院，出院后，思维混乱、头脑不清，邓基明趁此机会让孙东村出具了借条及欠条，实际上邓基明并没有交付230000元借款给孙东村。3、关于邓基明主张2015年7月10日借款180000元，约定还款时间为一年，即2016年7月10日到期，至邓基明起诉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庭依法驳回邓基明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的事实如下：2015年5月，孙东村准备在文登区经营个体造纸厂，经案外人邓丙伟介绍，孙东村与邓基明认识。孙东村向邓基明借款50000元，用于购买造纸设备，约定利息为50%。2015年7月1日，邓丙伟、邓基明和孙东村、谭春梅夫妻二人，形成《项目合作融资协议书》一份，三方合伙经营造纸厂，协议对出资约定为：孙东村以现有库存纸浆及现存其他原材料、市场客户资源、生产资质、生产技术等，折算为26万元，邓基明出资15万元、邓丙伟出资10万元，用于购买生产设备及产生原料，孙东村占股52%、邓基明占股28%、邓丙伟占股20%。后因各种原因，双方只有前期投入，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也没有产生利润。现邓基明持有孙东村向其出具的单据三份，主张孙东村向其借款230000元未还，要求孙东村偿还借款。其中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到邓基明人民币壹拾别万元整（180000.00），还款一年期。孙东村2015年7月10日”、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邓基明利息玖万元（90000.00）元。孙东村2015年7月10日”、借款协议一份，内容为：“借款协议今借到邓基明人民币柒万伍仟元整（75000.00）整。2016年8月30日还。立此据为凭借款人：孙东村身份证：3706321960031526112016年5月16日”。经质证，孙东村认可三份单据系孙东村向邓基明出具的，但表示该三份单据系孙东村2016年7月22日因病住院，出院后，思维混乱、头脑不清，邓基明趁此机会让孙东村出具的，在原被告及邓丙伟三人合伙之前，孙东村确实向邓基明借过50000元，用于购买设备，并约定借款一年，利息25000元，后期，三人合伙，双方又约定50000元借款作为出资款，另外的180000元借款，邓基明从来没有交付给孙东村。孙东村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本院（2019）鲁1003民初3012号案件庭审笔录，该案系案外人邓丙伟于2019年5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孙东村、邓基明偿还借款100000元并支付利息，在该案庭审中，邓基明陈述：“我此前不认识孙东村，是经邓丙伟介绍认识的，孙东村之前就弄造纸，邓丙伟商量我和他一起出资与孙东村一起办造纸厂，说好之后，我跟邓丙伟一人给了孙东村5万元借款，当时说好用一年利息25000元。结果过了两个月也没有什么消息，我就问邓丙伟什么情况，邓丙伟说孙东村的设备不行，需要购置大的设备，我们还得追加投资，孙东村也许诺我们继续投资，孙东村分给我们股份。为了防止前期出借的5万元打水漂，我同意继续投资，当时商定我继续投10万元，邓丙伟投5万元，这样再加上前期出借的5万元，我二人每人占股份28%、20%，孙东村以厂房、此前经营中剩余的造纸原料作为出资，占股份52%，三方就此签订书面协议，我追加的10万元投资都交给了孙东村，但邓丙伟承诺的继续投资5万元一直没有出资，导致造纸厂始终无法开始经营”，该庭审笔录经质证，邓基明表示没有异议。关于本案借款的事实，邓基明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2015年5月份的一天，当时我并不认识孙东村，通过邓丙伟说，有个姓孙的开造纸厂，需要借款，给50%的利息，我觉着利息挺高的，就同意借款。2015年5月14日，我将5万元的现金交给了孙东村。孙东村拿钱之后没有用于造纸厂，还别的借款，邓丙伟又商量我说孙东村还想借款，2015年7月10日当天，我又将10万元现金交给了孙东村，孙东村给我出具了18万元的借条，并告诉我利息为50%，借款为一年，当天，孙东村还向我出具了9万元利息的欠条。2015年年底我又将8万元现金交给了孙东村。2016年5月16日我将2015年5月14日5万借条给了孙东村，让孙东村重新出具了75000元的借款协议，所以，2016年5月16日借款协议就是借给孙东村的2015年5月14日的5万元”，本次庭审邓基明对借款事实又陈述为：“2015年7月10日，被告写的是10万元的借条，当时没有写9万元，也没有写18万元的借条，到2015年年底，被告又向我借了8万元，这样被告又给我重新出具了18万元的借条和9万元的利息的欠条，之前10万元的借条给了被告，借条和欠条的时间都是写的2015年7月10日”。关于邓基明主张的2015年年底借给孙东村80000元借款的事实，邓基明在第二次庭审中又陈述为：“2015年11月7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2000元、2000元、1000元，共计5000元现金给被告，2015年11月28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5000元、5000元、5000元、500元、200元、200元、柜台取了40400元，共计56300元现金交付被告，2015年12月28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5000元现金给被告，2016年1月15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5000元、5000元、5000元、3000元，共计18000元现金给了被告，2016年1月19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1000元、1000元，共计2000元现金给了被告，2016年2月16日，被告向我借款，我从取款机上取了1000元、500元、200元，共计1700元现金给了被告，以上借给被告共计93000元，被告都是以办厂需要资金为由借钱，每次取款被告都跟着去了”。邓基明为证实其主张，在庭审中还提交了以下证据：1、邓基明之妻于平的邮政银行文登桃园营业所交易明细一张，内容为该账户于2019年5月9日取款50000元，拟证实，其妻于平从银行取款50000元，借给孙东村。2、案外人车孟凤的山东农村商业银行业务凭证两份，内容为该账户于2015年6月15日取款100000元，拟证实，该100000元车孟凤取出之后给了邓基明，邓基明于2015年7月10日借给了孙东村。3、邓基明之妻于平的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两张，内容为2015年3月至2016年12月该账户内存取款记录，拟证实，邓基明在2015年10月至12月份，向案外人刘海廷、何延东、刘建军每人借款30000元，汇入其妻于平农业银行账户，后取出借给孙东村80000元，自己留下10000元，第二次庭审邓基明又主张，借款不是80000元是930000元，是在2015年11月7日至2016年2月16日期间邓基明多次从银行取款，累计共借给孙东村93000元。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孙东村提出异议称，1、邮政银行取款凭证没有加盖公章，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而且，该证据即使是真实的，也仅能证明于平曾取款50000元，也不能证实该50000元交付给了孙东村。2、案外人车孟凤取款100000元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该证据并不能证实车孟凤取款由邓基明交付给孙东村，而且车孟凤取款时间是2015年6月15日，邓基明主张借款时间是2015年7月10日，中间间隔近一个月时间，也不符合常理。3、对邓基明提交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并不能证实邓基明主张的待证事实，而且邓基明第一次庭审主张从三个案外人处借款共计90000元，借款给孙东村80000元，自己留下10000元，但根据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1月份取走20000元，因此，不可能在2015年12月向孙东村出借80000元，邓基明对事实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邓基明为证实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庭审中，申请了证人初义彬出庭作证，初义彬出庭陈述，我与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2015年12月邓基明联系我到葛家镇生格庄村一家造纸厂去干安装机器设备工作，我去造纸厂时孙东村也在该厂，我与他们二人商定我一天工资200元，他们同意。我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在该厂工作，但邓基明和孙东村欠我的报酬款没有付清，我先找的邓基明索要，邓基明答复我要商量孙东村，但一直也没有给我钱，2017年年初，我又电话给邓基明索要我的报酬款，邓基明商量我一起去找孙东村要款，这样邓基明开车拉着我一起去的葛家镇生格庄村造纸厂找到了孙东村夫妻二人，他们说现在没有钱，邓基明当时也说跟孙东村要钱，但要的是什么钱，我不清楚，我看他们二人又开始“扒账”，我看与我无关，我就到屋外，他们还在屋内商量。经庭审质证，邓基明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孙东村对证人陈述没有异议，但提出证人的陈述并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且通过证人陈述可以证实原被告之间确实是合伙关系。另查明，邓基明于2019年8月20日向本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并交纳保全费1670元。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邓基明与孙东村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关于邓基明主张的2015年5月14日借款50000元给孙东村，2016年5月16日孙东村重新出具了借款协议，约定连本带息共计还款75000元。庭审中，孙东村认可在原被告及邓丙伟三人合伙之前，曾向邓基明借款50000元，并约定利息为50%，但孙东村辩解，之后三人合伙时，商定邓基明出借的该50000元作为邓基明的合伙出资，根据孙东村提交的本院（2019）鲁1003民初3012号庭审笔录中，邓基明确实明确做过这样陈述，而且该庭审笔录经质证，邓基明也没有异议，对这一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因此，50000元虽然之初确实是孙东村向邓基明借款，但随着原被告合伙经营造纸厂，双方商定该50000元借款作为邓基明的投资入股款，此时，该50000元的性质就随之发生改变，不能认定为孙东村向邓基明的借款，因此，对邓基明主张孙东村偿还该笔借款50000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邓基明主张孙东村向其借款180000元，邓基明提交了案外人车孟凤及其妻子于平的银行交易明细，首先，车孟凤与邓基明是什么关系，无法证实。车孟凤于2015年6月15日从银行取款100000元，是否被邓基明收取，然后由邓基明又出借给孙东村，也无证据证实。其次，邓基明之妻农业银行账户2015年10月至12月份，有案外人刘海廷、何延东、刘建军每人汇入30000元，这期间也有多次取款记录，至于该账户这期间为何收款、取款无法体现，取款之后是否将款借给孙东村，也无法证实。再次，关于该180000元借款的事实，邓基明在几次庭审中反复作了几次不同的陈述，而且，之间相互矛盾，邓基明对此也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最后，证人初义彬出庭作证时也陈述，2017年年初，同邓基明一起去找孙东村要款，邓基明也向孙东村要款，随后两人一起“扒账”，也可以从侧面反映，邓基明向孙东村索要款项，不是简单的借款关系，而更多体现的是对双方合伙期间账目的清算。综上，邓基明主张借款180000元，虽然有孙东村向其出具的借据，但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及证人初义彬证言，综合考虑，本院认为邓基明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180000元借款真实出借给孙东村，其主张的借款180000元给孙东村的事实，也不足以采信。因此，对邓基明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孙东村抗辩提出的，180000元借据是2015年7月10日出具的，约定还款期限为一年，邓基明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邓基明在庭审中申请了证人初义彬出庭作证，初义彬陈述，2017年年初，同邓基明一起去葛家镇生格庄村找孙东村要款，邓基明也向孙东村要款。经质证，原被告对证人证言均没有异议，对证人初义彬证言本院予以采信，因此，根据证人初义彬证言来看，邓基明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对孙东村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基明要求被告孙东村偿还借款230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50元、保全费1670元，均由原告邓基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 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邢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