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60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彭志河，男，汉族，1980年1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丰顺县，上诉人（原审被告）曹昌文，男，196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四川省仁寿县，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启良，广东通用律师事务所律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通俊，男，汉族，1967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梅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锋，广东宝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郭运新，男，1968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广东省惠东县，上诉人彭志河、曹昌文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9）粤1323民初9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彭志河、曹昌文请求：1、依法撤销（2019）粤1323民初905号《民事判决书》；2、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直接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3、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告郭运新是合伙关系，明显错误。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判决书第6页最后一段及第7页第一、二段内容）：2008年期间，原审被告郭运新承包了本案涉案养殖场的山林地，自行搭建了一部分养殖场；2017年期间，原审被告郭运新将养殖场及部分林地以每平方米6元的价格出租给了上诉人；2018年1月初，上诉人将涉案养殖场中的约7006平方米以6元每平方米的价格又出租给被上诉人用于养猪。由此明显可断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均是租赁关系，三方之间均有《租赁合同》、口头租赁协议存在，而且三方均认可。因此，本案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郭运新之间是租赁关系而非合伙关系。另外，（2019）粤1323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书，被告郭运新自认“由上诉人垫资与我合伙开挖山体建造猪场……”，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不能以郭运新的自认部分来认定上诉人与郭运新之间就是合伙关系。首先，该部分内容是断章取义的部分内容，不能全部反映案件事实；郭运新所供述的内容只是租赁关系中资金如何使用的一种方式，即是在养殖场租赁关系中由租赁人自行投入一部分资金用于地面建筑物的建设、出租人提供山林地供租赁人建筑使用，租赁人收取租金及分得利益的租赁模式，该模式不能认定为合伙关系，应于双方原本意愿来判断真实意思表示，即上诉人与郭运新之间是租赁关系。而且民事审判要与刑事审判的概念要分开，刑事审判认定上诉人与郭运新直接存在犯罪的共同故意不能作为民事审判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认定。二、一审以上诉人与原审被告郭运新之间为合伙关系，认定上诉人与郭运新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是错误的。（一）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租赁关系、上诉人与郭运新之间亦是租赁关系，且三方均清楚明白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被上诉人来上诉人租赁的属于郭运新所有的养殖场投资时，很明白支付给上诉人的大部分款项特别是租金部分是交由郭运新建设养殖场用的，且根据协议，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6元每平方米的租金与上诉人与郭运新的租赁价格是相同的，上诉人并没有得到半分租金利益，被上诉人也明知上诉人收取被上诉人租金后转由郭运新使用。因此，即使要退回多收被上诉人的租金，也应由原审被告郭运新来承担返还责任，与上诉人无关。（二）一审认定“猪苗款”281040元应予返还是错误的。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所谓的“猪苗款”其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租赁关系应支付给上诉人租金的一部分，是被上诉人租赁使用养殖场地（包括使用道路、水电、治安管理服务等)按每头猪的数量收取的租金（主要是场地使用费、日常管理费、道路使用费、水电费等)，其与6元每平方米的土地租金性质是一样的。上诉人租赁郭运新的山林地用于搭建部分养殖场来租赁给被上诉人，除了收取6元每平方米山林地租金交给郭运新外，上诉人只收取被上诉人每头猪90元的养殖场租赁款。根据一审的认定，被上诉人实际上已经占有使用了养殖场127天，养殖了约两批次生猪并销售完毕，取得了养殖回报。再根据一审认定的被上诉人应该支付按照合同标准约定的租金给被上诉人，那么该281040元租赁款被上诉人不存在返还的理由，也就是说上诉人请求返还的理由不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特上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后，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撤销（2019）粤1323民初905号《民事判决书》并直接予以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上诉人彭志河、曹昌文在庭审中补充上诉称：在原上诉状中，我方认为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租赁关系，不应由郭运新返还款，本案重要当事人何鑫未到庭陈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成立关系之前是通过与何鑫前期的口头协议成立的，本案的口头租赁协议无效我方认为是错误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相关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直接扣除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十万元是错误的，应该另外返还。被上诉人黄通俊答辩称：一、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合伙关系，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是一人出地一人出钱双方共同开发，在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之中也有进行有效的认定。二、被上诉人已经把相关的款项交给了上诉人，尤其是对于猪苗款，是上诉人威迫的情况下让被上诉人缴纳的，对于该主张，同样在刑事判决书里面，证人明确陈述足以印证。三、对于何鑫是否参与开庭的情况，被上诉人早已提交了相关证明阐述，我方认为无需追加何鑫。原审原告黄通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租金504432元、押金252216元；2、判令三被告向原告返还无理由收取的“猪苗款”281040元；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期间，被告郭运新向他人承包了位于惠东××××镇增光居委会庵仔、大坑门的林地后，陆续在该地上搭建了养殖场，并出租给养殖户经营。2017年间，被告彭志河、曹昌文与被告郭运新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以每平方米6元的价格向郭运新承租养殖场。2018年1月初，原告黄通俊与被告彭志河、曹昌文口头约定，由原告承租涉案养殖场中的7006平方米，租赁为每平方米6元/月。原告分别于同年1月4日、1月8日、1月10日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汇款200000元、350000元、100000元给被告曹昌文，共计650000元，备注分别为：房租押金、场地租金、厂场地租金。同年3月21日，原告黄通俊出具《收据》，载“今有黄通俊转给曹昌文陆拾伍万猪场租金是代何鑫转的，此款是何鑫支付的，特此证明。”2018年3月21日，被告彭志河分别出具两份《收据》，载“今收到何鑫猪栏押金￥252216元。”“今收到何鑫猪栏租金7006平方×72＝504432元，5058平方从2018年2月15日起租。1948平方从2018年4月1号起租。注：每平方每月6元，每年租金72元平方。”庭审时，原告主张租赁的猪栏面积为7006平方米，三被告均交付了给原告，其中5058平方米从2018年2月15日起使用至2018年6月22日养猪场被彻底拆除，另外1948平方米的养猪场虽被告交付给原告，但因政府说要拆整个养猪场，该1948平方米一直未使用。因涉案猪场未取得相关证照，惠东××××镇人民政府分别于2018年3月17日、4月15日、6月11日三次向被告郭运新发出《通知》，为防止非法养殖场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责令郭运新养殖场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停止非法养殖行为并在3天内自行清理清拆完毕，否则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对该养殖场进行沿伸性强制断电、断水和清理清拆处理。2018年6月，涉案养猪场被依法强制拆除。原告黄通俊主张三被告无理由收取“猪苗款”281040元，原告自行计算如下：2018年3月27日购入猪苗2000头，三被告按照每头90元的标准计得“猪苗款”180000元。2018年4月4日，原告黄通俊通过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转账100000元至被告彭志河账户，备注：付90元一头猪。剩余80000元扣除2018年3月21日被告彭志河出具的《收据》中剩余的47384元，尚余32616元未支付。上述32616元已在其借给郭运新的100000元借款中予以抵扣。另，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被告曹昌文500000元，曹昌文于同年1月30日银行转账偿还300000元后，仍欠200000元。2018年3月21日，原告称被告彭志河与其进行结算，将该200000元进行抵扣，彭志河作为经手人出具《收据》，内容为“今收到20万-猪苗款￥101040元、水池31527元、饲料12401元、租金7648元，应付黄老板47384元。”故“猪苗款”为281040元（180000元+101040元）。庭审期间，原告黄通俊称其与案外人何鑫是合伙关系，并提供案外人何鑫于2018年7月23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本人何鑫（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188××××1126，本人于2017年7月份左右接触到惠州华城农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郭运新以及曹昌文、彭志河等人。当时看到他们在大坑门开了一个很大的养殖场，于是我就想去租赁一块场地也投资养殖生猪的生意，但是由于我资金状况不好，没有资金用于投资，于是就找到了黄通俊，向他介绍了养殖场的状况，引进黄通俊投资大坑门养殖场，实际上大部分的投资都是黄通俊投资的，我个人有投资少部分，是在黄通俊居间介绍之下向黄春华借资的，由于是我介绍黄通俊过来投资的，导致其亏损很大，现我个人愿意将在合伙体中的所有权利义务由黄通俊承继，后续追偿及投资款事宜全权由黄通俊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委托代理律师，提交起诉状，提交案涉证据，办理财产保全手续，领取结案款项等与诉讼有关的事宜。以上说明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自愿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所有法律后果。”被告曹昌文确认与被告彭志河系合伙关系，并认为是被告郭运新提供猪棚，被告彭志河、曹昌文负责运营。另查一，因被告彭志河、曹昌文、郭运新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三人于2019年1月31日被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4月10日作出（2019）粤1323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郭运新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二、被告彭志河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三、被告曹昌文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该刑事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被告郭运新在该生效刑事判决书（第5页、第7页）供述部分自认“由彭志河、曹昌文垫资与我合伙开挖山体建造猪场……彭志河、曹昌文与我合伙开发猪场，由其两人先行垫付建设资金……彭志河、曹昌文出资与我合伙陆续开发建造了约13000平方米的猪棚……”。另查二，2018年7月12日，被告曹昌文（甲方）与原告黄通俊（乙方）、案外人何鑫（乙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内容为“……（一）原租赁合同实际履行时间从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止。（二）原租赁合同经彭志河同乙方双方协商一致，彭志河共计收乙方猪场使用场地租金75万，乙方实际使用场地5个月，甲方同意退回乙方押金和未用完的租金共计72万元。（三）原租赁合同经彭志河、曹昌文同乙双方协商一致，彭志河共计收取乙方猪场服务管理费28万（约3000头猪，每头猪90元猪场管理费）。此管理费双方先协商好，乙方的猪再进猪场；因为国家政策，不能继续养殖，现乙方提出，要求甲方退回已合法收取的管理费，甲方出于尽量减轻乙方损失的考虑，同意从甲方合法收取到的管理费代彭志河退还给乙方28万元。（四）原租赁合同中农场实行买卖自由原则，在乙方经营期间，甲方保证乙方场地道路通畅、猪棚的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乙方自行采购猪苗，乙方自愿按照每购买一头猪苗向甲方交纳玖拾元的管理费，以每一头计算。甲方垫资替养殖户购买猪苗的，甲方向养殖户收取每头猪150元管理费。（五）原租赁合同中甲方必须保证乙方在农场正常养殖不得干涉，如因国家征地征用、政策性不能养猪，乙方无条件搬离，搬走三天内，甲方将乙方的押金及没使用的租金双方协商一致退还。（六）因本猪场未达使用条件，已被政府取缔，现甲乙双方就未使用租金及管理费达成新的解决方案：1、甲方代彭志河退还乙方租金及合法的管理费共计壹百万元；双方签订本协议三日内，甲方先向乙方支付十万元，乙方收到上述的十万元后，须主动到惠东县各政府部门撤回对甲方的投诉；2、双方签订本协议二十日内甲方再向乙方支付贰拾万元，剩余款项在双方签订本协议一年内甲方代彭志河全部付清给乙方；如乙方继续投诉甲方，甲方可单方终止本合同，随时拒绝继续代彭志河付款并有权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已经支付的款项。（八）乙方确认：黄通俊向政府投诉甲方强卖强卖、非法经营、把管理费说成是保护费是捏造的、虚构的、不存在的，乙方愿意主动向惠东各政府部门澄清。”在该协议右下方书写“此款￥100万元由黄通俊收取。”庭审时，原告确认收到被告曹昌文的100000元。同时，原告、被告彭志河、曹昌文均表示不按照该协议履行。另查三，2017年7月14日，多祝镇城乡规划建设办向被告郭运新发出《拆除通知书》，责令其在收到通知后7天内自行拆除所有的违法建筑。同年7月21日，被告郭运新出具《承诺书》，承诺在7月27日前自行将养殖猪全部迁移。其在出具上述承诺书后并未履行义务。2017年12月29日，多祝镇人民政府畜禽整治办向被告郭运新发出《告知书》，告知郭运新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将涉案猪场按相关部门的标准要求进行改善完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为租赁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彭志河、曹昌文、郭运新是否为合伙关系；（二）涉案的口头租赁合同是否有效；（三）三被告应否连带返还原告租金、押金全款及“猪苗款”。关于三被告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被告郭运新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自认其与被告彭志河、曹昌文合伙开发猪场，由彭志河、曹昌文垫付建设资金，郭运新提供场地，且原告黄通俊的“猪苗款”部分也是抵扣了郭运新的欠款，故三被告应为合伙关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看，三被告合伙的收益是郭运新按6元/平方米的价格获取租金，而被告彭志河、曹昌文则以“猪苗款”或管理费获得利益。被告郭运新辩解称涉案租赁合同与其无关联，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涉案口头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被告彭志河、曹昌文在涉案猪场未取得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租赁给原告黄通俊进行生猪养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的规定，原告黄通俊与被告彭志河、曹昌文达成的口头租赁合同无效。关于被告彭志河、曹昌文、郭运新应否连带返还相应款项的问题。因涉案租赁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原告诉请三被告基于其合伙关系连带向原告退还租赁押金252216元，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原告黄通俊租赁了养殖场并占有使用了一定的时间，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双方约定租赁面积为7006平方米，其中5058㎡从2018年2月15日起租至2018年6月22日（共127天即4.23个月），其中1948㎡从2018年4月1日起租至2018年6月22日（共82天即2.73个月），因原告黄通俊已实际使用涉案养殖场209天，其应支付相应的租金即养殖场占有使用费160280.28元（即4.23×6元/㎡×5058㎡＋2.73×6元/㎡×1948㎡），原告已支付504432元，三被告亦予以确认，扣减原告应支付的占用费160280.28元及被告曹昌文已支付的100000元，三被告仍连带应返还原告租金244151.72元。原告主张其未使用其中的1948平方米，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三被告已实际交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对原告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告黄通俊主张的“猪苗款”281040元，结合原告提交的《收据》、银行转账流水及庭审陈述，虽然部分“猪苗款”抵扣了被告郭运新、曹昌文的借款，但被告彭志河、曹昌文也自认收取了上述款项。因此，原告诉请三被告连带返还其所支付的“猪苗款”281040元，理由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彭志河、曹昌文、郭运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连带返还租金244151.72元、押金252216元、“猪苗款”281040元共777407.72元给原告黄通俊；二、驳回原告黄通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139元（原告黄通俊已预缴），由原告黄通俊负担3546元，被告彭志河、曹昌文、郭运新连带负担10593元。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平等保护。本院对双方无异议部分予以确认，仅对有异议部分予以审查。针对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案的焦点是两上诉人是否应与原审被告郭运新承担连带责任以及“猪苗款”是否返还给被上诉人的问题。原审被告郭运新在生效刑事判决中自认其与上诉人彭志河、曹昌文合伙开发猪场，由彭志河、曹昌文垫付建设资金，郭运新提供场地，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了三人合伙的收益是郭运新按6元/平方米的价格获取租金，而上诉人彭志河、曹昌文则以“猪苗款”或管理费获得利益，因此原审认定三人系合伙关系有据，予以确认，故上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两上诉人主张“猪苗款”属于案涉租金的组成部分，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14139元，由上诉人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莹审判员 卫书平审判员 于海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梁丽欣书记员严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