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1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江，男，195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锡，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军，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妹，女，195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锡，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军，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建民，男，1970年3月6日出生，汉族，住赞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辉，河北晟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振江、周小妹因与被上诉人孙建民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9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振江、周小妹及其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锡、李泽军，被上诉人孙建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少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振江、周小妹上诉请求：一、撤销赞皇县人民法院（2018）冀0129民初108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0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王迪与被上诉人之间借款与还款的真实情况。一审判决认为“原告提供的光大银行对账单其儿子王迪向孙建民还款93000元，且被告否认，不能证实实际借款及还款”的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借款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偿还借款，出借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一审判决仅因为被上诉人否认该93000元是王迪向其偿还的该26万元借款，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93000元是王迪偿还其他借款的情况下，就不认定王迪已经偿还93000元的事实，是对举证责任和证据审查认定的错误运用。通过上诉人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是按照月息6分计算利息，本息合计80万元，但一审法院即没有审查王迪向被上诉人借款本金数额，也没有审查利息计算比例，即认为案涉《协议书》不可撤销，实属事实不清。二、本案《协议书》存在多种可撤销情形，一审判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即认定案涉《协议书》不可撤销，实属错误。1.上诉人周小妹对王迪借款提供担保存在重大误解。以房抵债《协议书》是基于周小妹为王迪提供担保而签订的，但周小妹仅对案涉2013年4月15日的6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后经向王迪核实，王迪已经清偿完毕该6万元借款，上诉人周小妹的担保责任已经消灭，该《协议书》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1条规定的重大误解的情形。2.案涉协议显失公平。王迪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本金只有26万元，按照月息2分计算到2016年10月3日，本息合计约38万元，而且王迪已经偿还被上诉人至少93000元，王迪剩余欠款本息最多29万元。被上诉人按照月息6分计算借款本息和为80万元，强迫上诉人以一套239㎡的房屋抵债，显失公平。《协议书》的内容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法应予撤销。3.案涉协议是在被上诉人胁迫下签订的。2016年10月3日晚上，被上诉人趁王迪被公安机关羁押之际，以上诉人为王迪提供了担保为由，带多人到上诉人家中威逼上诉人还款。上诉人多次表明不知道王迪欠了被上诉人多少钱，需要向王迪核实情况后再签协议，但都被被上诉人拒绝。被上诉人以周小妹为王迪提供了担保为由强迫上诉人以房产抵债，签订了案涉《协议书》。三、案涉房屋未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协议书》未实际履行，被撤销后不会影响被上诉人向王迪主张剩余债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为以房抵债协议，以房抵债是实践性法律行为，房屋未过户，以房抵债行为尚未成立。《协议书》依法被撤销后，王迪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依然成立，被上诉人仍可就借贷关系向王迪主张自己的权益。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未查明王迪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金额和利息计算标准，放纵了被上诉人发放高利贷的违法行为。上诉人对王迪的借款担保存在重大误解，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显失公平，《协议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孙建民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1.本案中借款与还款的真实情况应当由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主张在2013年5月至2015年1月期间还款93000元，因王迪和答辩人直接存在多笔借款，王迪自2012年开始多次向答辩人借款，借款方式有银行转账和现金支付，最后合计成四张借条共计本金40多万元，由上诉人二人作担保。部分借款已经偿还完毕，借条已经销毁，上诉人与答辩人签订的《协议书》是就未偿还借款及利息所作的约定，该93000元与该《协议书》中的欠款没有关联性。上诉人王振江系公安局退休干警、周小妹系银行退休信贷人员，上诉人的职业经历和业务能力要比普通老百姓更加丰富，试问，在答辩人一人前去要账，上诉人在未见到借款借据或者知晓相关借款事实的情况下，仅凭答辩人的威胁便会签署以房抵债《协议书》，以239平米的房产为儿子抵账？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上诉人必然不会做。所以上诉人在出具《协议书》时肯定知道王迪的借款事实，并且自愿为其抵账。二上诉人与答辩人签署的《协议书》中明确写明了借款本息80万元，并且明确约定在上诉人交付房屋后答辩人将王迪所有借据交付甲方，《协议书》的所有内容均为上诉人亲笔所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在法庭调查借贷事实时，因上诉人掌握全部借据，应当由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涉案《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现在上诉人要求答辩人出具借据，实属强人所难。2.涉案协议书不存在可撤销的情形。上诉人在2017年1月19日开庭时承认，房产市值大概在70万元左右，涉案协议双方约定抵顶80万元借款本息，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周小妹在上诉状中自称对6万元借款承担担保责任，并且该6万元已经偿还完毕，签署协议为重大误解，但是一个正常人在担保6万元债务情况下怎么会签署80万元的《协议书》？上诉人的自述明显违背常理。《协议书》中明确了上诉人的担保责任为80万元本息，故《协议书》不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在2017年11月29日的一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承认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仅有答辩人和二位上诉人共三人在场，答辩人一个人不可能对两位上诉人同时实施胁迫、威胁行为，并且上诉人在签订协议后，主动提供了集资建房的收据，在签署协议书后未立即采取任何救济措施。综上所述，该《协议书》不存在任何可撤销的法定情形。3.涉案《协议书》并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的房屋没有进行产权登记，但是上诉人已经向答辩人交付了房屋及集资票据，认定已经完成交付符合交易习惯。按照协议约定，上诉人应当为答辩人办理产权变更登记。4.本案中答辩人已经依据协议销毁了王迪的全部借据，现若法院认定该协议无效，将导致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实现，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5.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除基于法律特别规定，需要通过法律关系参与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形成。民事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并不鲜见，该意思表示的变化，除为法律特别规定所禁止外，均应予以准许。尊重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是贯彻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综上所述，请求贵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周小妹、王振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被告2016年10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3日，原告王振江、周小妹（甲方）与被告孙建民（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因甲方给儿子王迪担保从乙方借款合计本息捌拾万元整，因故不能归还乙方现金，甲方自愿将赞皇县旧公安局家属院3号楼最东一座小二层楼，建筑面积239㎡，带小院，抵给乙方所有做为还款。甲方于2016年12月3日搬出房屋交付于乙方。附：交付房屋后乙方把王迪所有借据交付甲方。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王振江、周小妹；乙方：孙建民”。双方签订该协议书后，原告将建房集资款收据交与被告孙建民，本案协议涉及房产无房产证，系集资建房。上述事实原被告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中，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争执焦点是2016年10月3日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具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从二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1、关于胁迫，原告提交的证据7录音及文字说明，从录音内容来看，并不能证实该协议是被告以原告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原告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且原告在2016年10月3日签订协议后也并未及时报警。2、关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问题，王迪借被告孙建民的借款数额在协议书中显示本息80万元，原告认可本金为26万元，从原告提供的录音内容来看，原告是在知悉其儿子王迪欠被告本金26万元及相应利息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审理中原告未提交涉案房屋的价值大小，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该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审理中，原告提供的光大银行对账单其儿子王迪向孙建民还款93000元，且被告否认，不能证实实际借款及还款情况。另，基于二原告的身份，其应对原被告所签订的协议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在签订协议书时对协议内容及后果有预知和预判的能力。综上，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二原告不能提供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以及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的法定情形，故本院依法对二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王振江、周小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王振江、周小妹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王振江提供其收到一审判决后，自行委托河北华瑞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房屋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一份，用于证明涉案房屋在2016年10月3日签订《协议书》时，房屋价值102.13万。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为：该评估报告是上诉人单方委托，并且是在一审终结之后委托的评估公司，该鉴定报告中仅显示房屋外部照片，并没有对房屋的内部结构进行评估。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并未提交申请对于房产价值进行评估，并且其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亲口承认房产价值约70万元。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该评估报告欲证实涉案《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不应得到支持。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2016年10月3日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协议书》中显示二上诉人的儿子王迪向被上诉人借款本息合计80万元，上诉人同意将涉案房屋抵给被上诉人作为还款。现上诉人主张《协议书》是在受胁迫和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内容显失公平，要求撤销该《协议书》，则《协议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的举证责任应由上诉人承担。从二上诉人退休前的工作性质可以推断，二上诉人应具有比常人更完善的法律意识，故其所述系在重大误解情况下被被上诉人胁迫签订的《协议书》，亦未当场采取任何救济措施的诉讼理由，明显与常理不符。二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协议书》签订时的涉案房屋市场价值存在合理判断，双方签订《协议书》时，应视为上诉人认可当时房屋价值与抵顶债务数额相符，现在二上诉人又提出涉案房屋评估价格高于抵顶债务价值，协议内容显失公平的诉讼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二上诉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采取了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出具了《协议书》，且《协议书》的签订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依法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二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王振江、周小妹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王振江、周小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秀云 审判员  寻 亚 审判员  高瑞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王雪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