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33436号原告：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6号。法定代表人：郭丰禄，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芳，女，1983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法务，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楠，男，1986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住北京市西城区。被告：中民华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苏宜亮，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君祥，北京骅之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音像公司）与被告中民华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音像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芳、周楠、被告传媒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君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音像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退还原告支付的委托发行费100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5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1月11日签订《委托发行合同》，约定被告须在2018年1月31日前将电视剧《北京地铁》于中央电视台八套成功发行，如被告于2018年1月31日未能促成原告与中央电视台八套正式签署《电视剧发行合同》，被告除须退还原告支付的委托发行费100万元，还应按照委托发行费总额的150%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原告损失的，原告有权继续向被告追偿。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向被告支付了100万元。双方约定的发行期限早已届满，电视剧至今仍未能成功发行，且因被告严重的违约行为，导致电视剧《北京地铁》迟迟不能上映，已经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起诉至法院。被告传媒公司辩称：不同意诉请。第一，双方签订的《委托发行合同》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合同无效。根据合同第二条、第五条的约定，无论电视剧是否发行成功，被告均需要将原告支付的100万元予以退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合同真实性存疑，双方真实意思为借贷法律关系，借款期限为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1月31日。第二，电视剧《北京地铁》的制作机构并非原告公司，而是北京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演艺集团），原告与该电视剧无关，不具有任何合同利益，没有任何损失。故合同无效，原告无损失，请求判决被告退还原告100万元，同时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以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音像公司提交的其与传媒公司之间的《委托发行合同》、银行结算业务凭证、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音像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被告传媒公司提交的其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原告音像公司对被告传媒公司提交的如下证据存有异议，本院认定如下：1．关于电视剧《北京地铁》发行进展情况的函，证明传媒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还没有发行电视剧，已经根本违约；传媒公司从来没有表示过合同无效的意思，在另案东城法院的审理中其一直称还在促成电视剧发行，合同有效。传媒公司的质证意见为无法核实是我方发出的文件，因为我方与演艺集团往来函件比较多，所以无法核实，并不认可该证据的关联性。鉴于该函件系传媒公司出具，传媒公司不能以无法核实而否认其真实性，传媒公司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函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演艺集团2019年5月6日通知函，证明传媒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音像公司需要向演艺集团赔偿400万元的违约金，该笔款项尚未支付。传媒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第一，该通知函的形成时间是虚假的，不是2019年5月6日的时间，对形成时间申请司法鉴定；第二，实际损失没有发生；第三，这是演艺公司与音像公司之间的行为，与我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而且音像公司的证据也可以证明电视剧制作、发生过程中双方均有账目往来。鉴于申请时间与证明目的的关联性不大，故本院未准许传媒公司的时间鉴定申请。鉴于该通知函的内容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3．财务账目，其中演艺集团的财务账目证明北京地铁的成本费用4150多万元；音像公司财务账目，证明音像公司作为演艺集团的子公司需要参与电视剧的制作过程，故有员工参与该电视剧的发行，证明音像公司为发行电视剧所出的员工成本费用。传媒公司的质证意见为：第一，没有收付款凭证佐证实际支出；第二，电视剧制作的成本不能证明其损失；第三，其中有子公司给母公司的垫付费用，母公司还是要返还的；第四，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母公司委托子公司的工作，均需支付一定费用；第五，所有的表格均是音像公司制作的，而且支出有的是演艺集团公司的，真实性关联性都不认可。财务账目系音像公司单方制作，未经传媒公司签字确认，亦未有其它证据佐证，不符合有效证据形式，本院不予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1月11日，音像公司与传媒公司签订《委托发行合同》，音像公司委托传媒公司发行《北京地铁》，约定如下内容：传媒公司应该按照音像公司要求在2018年1月31日前，将《北京地铁》电视剧于中央电视台八套成功发行；发行期限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止；本合同签订后，音像公司向传媒公司支付100万元，传媒公司发行成功后，需退还音像公司支付的费用；如在2018年1月31日前，传媒公司未能促成电视剧《北京地铁》与中央电视台八套正式签署《电视剧发行合同》，传媒公司除须退还音像公司支付的委托发行费100万元，还应按照委托发行费总额的150%支付违约金。该合同未约定传媒公司的报酬。合同签订后，音像公司于2018年1月15日向传媒公司支付代理发行费100万元。至本案庭审之日，《北京地铁》尚未发行成功。经音像公司催要，传媒公司未予退还音像公司上述合同款项100万元。另查，传媒公司提交的其与演艺集团于2017年4月27日签订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记载，演艺集团同意传媒公司在相应区域、期限内代理发行电视剧《北京地铁》；传媒公司对该授权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传媒公司发行电视剧仅限于电视剧首轮上星两家卫视播映（包括央视八套和另一家卫视）；发行期限从2017年4月24日至2018年4月30日；传媒公司收取电视剧发行收入的10%作为代理发行费；演艺集团垫付30万元用于支付传媒公司因开展代理发行工作而产生的费用；传媒公司应确保该电视剧于2017年12月31日前，在央视八套上映；传媒公司未实现该电视剧于2017年12月31日前在央视八套上映的，向演艺集团支付违约金400万元（含演艺集团垫付的30万元发行费）。另查，音像公司提交的其与演艺集团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记载，演艺集团授权音像公司发行电视剧《北京地铁》，该合同约定征得演艺集团同意后，音像公司发行电视剧的区域为中国境内全部电视台；发行期限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演艺集团支付100万元作为音像公司的代理发行费；音像公司未履行或未按约定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演艺集团于2017年12月9日向音像公司支付100万元。另查，传媒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演艺集团出具的关于电视剧《北京地铁》发行进展情况的函，内容如下：贵集团委托我司发行的电视剧《北京地铁》相关工作，因各种原因，发行工作经历艰难过程……目前电视剧发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12月24日上午，审核组审核并顺利通过，并要求央视于三日内通知贵集团和发行方……”另查，音像公司系演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再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受理了演艺集团起诉传媒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中，演艺集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传媒公司返还代理发行费30万元，并给付违约金45万元。东城法院审理查明，就本案中传媒公司提交的其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演艺集团与传媒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补充协议》，将在央视八套上映时间改为“于2018年1月31日前与央视八套正式签署《电视剧发行合同》”；将违约金金额调整为45万元。东城法院于2019年7月29日出具判决书，认为《电视剧发行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全部支持了演艺集团的诉讼请求。传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原告音像公司提交的其与传媒公司之间的《委托发行合同》、银行结算业务凭证、北京银行客户回单、音像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关于电视剧《北京地铁》发行进展情况的函、被告传媒公司提交的其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本院调取的（2019）京0101民初10515号判决书和（2019）京02民终11974号判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音像公司与传媒公司签订《委托发行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传媒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时间促成电视剧《北京地铁》与中央电视台八套正式签署《电视剧发行合同》，依据合同约定，传媒公司需退还音像公司委托发行费100万元，并给付音像公司150万元作为违约金。传媒公司反驳称，上述合同的签订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实为没有约定利息的借贷关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传媒公司反驳称，根据合同约定，无论电视剧是否发行成功，其均需要将音像公司支付的100万元予以退还，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但该100万元实为音像公司垫付的发行费，参照传媒公司与演艺集团之间的《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30万元发行费亦为演艺集团垫付给传媒公司，故本院认为音像公司主张100万元系其垫付的发行费更为合理，故是否发行成功，传媒公司均应予以退还。虽然《委托发行合同》未约定传媒公司相应的报酬，属于合同的不完备，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对传媒公司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传媒公司反驳称，电视剧《北京地铁》的制作机构并非音像公司，而是演艺集团，音像公司与该电视剧无关，不具有任何合同利益，没有任何损失。但是，音像公司与演艺集团于2017年12月15日签订《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表明演艺集团将电视剧《北京地铁》的发行工作又行委托音像公司，音像公司必然支出相应的发行费用及具有预期可得利益。鉴于传媒公司与音像公司签订合同时，其与演艺集团已经就电视剧《北京地铁》的发行工作合作八个月之久，其在与音像公司签订《委托发行合同》时，应该知晓演艺集团已将电视剧《北京地铁》的发行工作又行委托给音像公司，且其与音像公司签订《委托发行合同》，视为知晓上述情形。进一步讲，传媒公司在其与音像公司签订《委托发行合同》的次日，即与演艺集团签订《电视剧代理发行合同补充协议》，将与央视八套正式签署《电视剧发行合同》时间调整为其与音像公司约定的时间，并将违约金金额从400万元调整为45万元。且传媒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向演艺集团出具的关于电视剧《北京地铁》发行进展情况的函，显示“12月24日上午，审核组审核并顺利通过，并要求央视于三日内通知贵集团和发行方”。故可以推定除演艺集团，传媒公司将音像公司也视为发行方之一，故而与其签订《委托发行合同》。签订合同时，其应该能够预见不能如期发行将会给音像公司带来预期可得利益损失，故而约定了150万元的违约金。虽然音像公司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实际损失，但是电视剧的发行成功确实可以为制作方和（代理）发行方带来预期可得利益，且违约金不但具有弥补损失的性质，也具有惩罚性质。故传媒公司反驳称音像公司没有损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音像公司依据合同约定，要求传媒公司退还委托发行费100万元，并给付违约金150万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民华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退还原告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发行费10000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中民华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违约金1500000元。案件受理费13400元，由被告中民华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郑宇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