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04民初7573号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市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路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7043416635。法定代表人：蔡小君。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君，系公司员工。被告：危勤妹，女，1980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男，197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系被告的丈夫，住温州市鹿城区。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危勤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1日、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蔡小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慧君、被告危勤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46301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2018年9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审理中，原告调整货款为46161.08元并明确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年利率4.35%计算利息。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1日，原告与袁顼服饰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由原告提供人造革服装1210件，单价77元，总货价93170元。双方在供货合同中注明，在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袁顼服饰如需加单将维持衣服款式不变、价格不变，不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需方以邮件或微信、短信文字方式可加单承认，供方凭需方员工或负责人签字的供方出库单按不同批次在对应时间向需方收取货款。原告一共向袁顼服饰发货6批次，分别于2018年6月15日发货1205件、6月16日发货5件、7月9日发货335件、8月16日发货50件、8月17日发货180件、10月18日发货636件，共计2411件。其中因袁顼服饰要求在生产完第一批粘胶底布料累计1775件以后，改变了衣服面料底布品种，每件衣服出厂价减少4元，之后一批发货服装636件单价为人民币73元，以上服装共计货款183345元，减少底布差额2544元，袁顼服饰应付货款为180801元。但袁顼服饰在货款支付到期日后仍是一拖再拖，催得紧点勉强支付一点，经原告多次催讨，至2019年9月止，袁顼服饰共支付134500元，至今仍欠46301元。危勤妹作为袁顼服饰法定代表人，且为个人独资，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企业的财产相互独立，且现袁顼服饰已被恶意注销，其应承担本案的偿还责任。被告危勤妹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如下：一、原告营业执照过期，且营业执照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同，原告并不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二、双方签订的为框架协议，实际上并没有对答辩人履行，且没有送货给答辩人，答辩人也从未在单子上签字确认，答辩人对此一无所知，原告理应找接收货物之人要货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成立于1998年10月9日，营业期限自1998年10月9日至长期，登记的住所地为温州市瓯海区经济开发区东方路30号，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服装、手套、服装辅料加工等。温州市袁顼服饰厂成立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企业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负责人为危勤妹，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服装，因投资人决定解散，服饰厂于2019年7月15日被注销。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与被告危勤妹系夫妻关系。2018年5月期间，双方就童装皮衣加工事宜进行协商，2018年6月1日，原告作为供方与原温州市袁顼服饰厂（以下简称“袁顼服饰”）作为需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产品名称9801、数量1210件、不含税单价77元、交货时间为2018年6月15日、不含税总金额为93170元，质量按需方确认的供方确认样为参考标准；包装标准：按需方要求包装，以封样为标准；合同签订后，需方即付该批次总货款30%为定金，该批次交货完成的2个月内付该批次的60%货款，10%余款在交货完成的3个月内全额付清”；合同第六条备注如下：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本款服装如需方需要加单，若供需双方维持款式及价格不变，则不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需方负责人以邮件或微信文字方式均可加单，供方凭需方的收货凭证（需方员工或负责人签字的供方出库单或是需方入库单），按不同批次在对应时间向需方收取货款。袁顼服饰负责人危勤妹在《购销合同》下方“需方”处签名。2018年6月15日，原告向袁顼服饰送9801型号服装1205件，其中名称为潮宝日记180件、名称为瓯越麦麦230件、名称为嗨抱抱795件。同年8月17日、10月18日原告分别向袁顼服饰送9801型号服装180件、636件，以上三批次货物均由刘日根签收；另，原告出具发“瓯越麦麦”的三份实物出库凭单，凭单时间分别为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载明的内容分别为“9801型号嗨抱抱1扎5件”、“9801型号爱尚哆哆咪335件”及“童装皮衣10小包*5件＝50件”，该三批次货物凭单上收货人的签名系草写，无法清晰辨识。2018年11月28日，原告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载明“总共发货2411件”及“7月31日收到3万元、9月2日收到3万元、10月19日收到济南（含税5万除去税金5500元）44500元，总共收到104500元”；2019年1月24日，原告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载明“我们整个衣服做了2411件，当初签下的合同是普通水洗里布，单价77元不含税，后来里布更换为大身用超柔，袖子用棉里布，整个用超柔是1151件、用的是你们厂里的，当初用料全部是你们版师排版排好后发的数量，大身超柔发过来385米除了1151件，每件用料0.33米，袖子的料子290米每件用量0.25米，其实这个价格就只要减掉我们原先的里布成本就是”及“另一个是皮的底部换了TC底的，那只是最后一个单子636件的，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是1200多件，那时候这皮是订做的，做少了人家不愿意，要有个起订量，我们一次就1600米，后来你跟我商量换TC底，所以最后这批是636件TC底，一件衣服成本少了4.22元共2544元”；对上述微信聊天内容刘日根没有作回复；2019年1月至6月期间，原告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或电话向危勤妹及刘日根催讨案涉货款；期间蔡慧君向刘日根提供了中国农业银行户名为蔡益明，尾号为3572的银行账号。2018年7月31日、9月2日，被告向尾号为3572的银行卡各转账3万元，合计6万元；2018年10月19日，被告指定付款人济南市邦卫佳尼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网上转账5万元（其中税费为5500元）；2019年3月31日、5月11日、6月6日，被告通过付款方刘袁顼网上转账给账号尾号为3572的银行卡各1万元，共3万元，以上合计为134500元（已扣除税费5500元）。另，原告提供了流动人口登记表一份，该表载明“登记人员为冯美洋（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4××××××××、联系方式为138××××1319）、工作处所为“温州市袁顼服饰加工厂”、责任人为刘日根（联系方式为138××××3232）、登记日期为2017年11月20日，到期日期2018年11月19日。2019年10月19日，原告的员工蔡慧君拨打冯美洋电话138××××1319并录音，冯美洋在通话中陈述“去年在瓯越麦麦处工作、身份证名字为冯美洋，别名叫冯海洋，平时写的都是海洋，收货时签的是海洋”；10月21日，原告员工蔡慧君与微信名为海洋（冯美洋）微信聊天，聊天中蔡慧君将上述六份实物出库凭单发送给冯美洋让其确认，冯美洋确认其有在出库单上签名。被告危勤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日根在2019年10月25日的庭审中确认冯美洋系其员工，2018年11月期间离职。证明以上事实的有原告、被告的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购销合同、实物出库凭单6份（记账联）、瓯越麦麦外发生产单、蔡慧君与刘日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蔡慧君与危勤妹、刘日根的电话录音，冯美洋的流动人口登记信息、蔡慧君与冯美洋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及原告公司财务与袁顼服饰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上述证据均经庭审出示，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本院均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提供的原告公司财务与袁顼服饰财务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对原告所称的其财务的身份存在异议，从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双方在聊天中谈及的发货内容、付款时间及数量均与原告提供出库单及被告确认的转账凭证相符合，故可以认定与原告财务聊天的相对方为被告方的财务及聊天内容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聊天记录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宏基棉业司机送货单及2017年特琳加工费用明细表，上述加工事宜系2017年度发生，本案涉及的货款系2018年6月之后的订单，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被告提供的“特琳赵万丰拉走吊牌包装袋清单”及“8月16日特琳赵万丰拉走超柔袖里清单”两份出库单，现原告对上述出库单的真实性存在异议，该两份出库单系客户联，一般来说，客户联应由客户持有并留存，被告提供客户联原件证明客户收取货物与常情不符，无法排除上述出库单系被告单方制作的可能，故本院对上述两份出库单不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案涉货物的数量问题。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的三份出库单所指向的货物不予确认，其中6月16日出库单指向的货物为5件，双方6月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数量为1210件，原告于6月15日送货1205件由刘日根签收；对于剩余的5件，原告陈述因吊牌不够而没有于15日送货，原告在15日交货后领取了吊牌故在第二天即16日就将剩余的5件送给被告，上述说明符合情理，也与合同约定的数量一致；其二，从2018年6月16日、7月19日、8月16日的三份出库单的内容来看，上述三份单据上收货人签名一样，出自一人之手，根据被告员工冯美洋的陈述，其有在出库单上签字，签收时用名为“海洋”，根据合同约定，被告的员工可以签收货物；其三，原告的员工蔡慧君与刘日根微信聊天时曾告知其总的货物数为2411件，若其中少了390件，一般来说，被告必然会通过微信或其他方式进行反驳，但被告危勤妹及其丈夫刘日根与原告的员工蔡慧君的微信聊天或电话录音中均未提及货物的数量问题；其四，原告公司的财务与被告方的财务微信聊天时曾向其发送发货清单，被告方的财务于2018年7月24日确认已收1545件，与2018年6月15日1205件、6月16日5件及7月19日的335件总数相一致；综合上述因素，本院对被告没有收到货物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此，对于原告所提出的案涉货物总数为2411件的主张，本院予以确认。最后，案涉购销合同系原告于2018年6月1日与袁顼服饰签订，根据该份合同约定，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本款服装如袁顼服饰需要加单，若双方维持款式及价格不变则不再另行签订购销合同，案涉最后一批货物已于2018年10月18日交货，根据合同约定，案涉货物均在第一份合同签订之日六个月内发生且款式不变，被告也未对单价77元提出异议，故案涉合同的需方均为袁顼服饰，袁顼服饰应承担支付货款的民事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二是货款问题。根据原告的员工蔡慧君与刘日根的微信聊天可知，双方在实际履行期间，就服装的里布、袖里及皮的底部辅料进行过调整，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应支付其所领取的超柔里布及棉袖里的全部费用，原告认为其只需将服装单价中原约定的里布单价扣除而无须另行支付上述辅料的全部费用，就双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其一，被告所提供的出库单系客户联原件，若客户已实际领取货物则客户联本应交客户留存，故被告所提供的凭证无法证明原告已实际领取出库单所载明的超柔里布1100米及棉袖里485米的事实；其二，2019年1月24日原告的员工蔡慧君通过微信聊天向刘日根发送信息，信息中已明确“合同约定单价77元所用里布为普通里布”、“实际使用超柔的货物有1151件，其中所用超柔385米及袖子用量290米”及“最后一批636件用TC底”等内容，其中超柔及袖里用量与被告财务于2018年12月21日发送给原告财务的微信聊天内容相一致，说明被告存在不如实陈述的情形；综上，对被告提出的要求原告按其提供的出库单载明的超柔及袖里数量支付相应辅料款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三，双方签订的合同为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应包含所有材料在内，履行期间若要调整材料，则一般对单价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考虑到合同原约定单价所用里布为普通里布，现原告确认其中1151件服装已由普通里布调整为超柔及袖里且其已将原单价中普通里布价格按每件2元扣减，其中636件底部用量调整为TC底其已按4.22元每件扣减，本院予以确认；其四，关于被告主张的2600元的吊牌及包装袋的费用。案涉服装涉及瓯越麦麦、潮宝日记等多个名称，一般来说，吊牌及包装袋要与服装名称相对应；案涉合同已约定包装标准按需方即被告方要求包装，说明吊牌及包装袋在签订合同已明确由被告方提供，因案涉合同货物已明确单价，且合同签订时被告也没有明确上述包装费用由原告支付，故现被告主张案涉货物的吊牌及包装袋的费用由原告支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案涉货物的款项合计为180661元（2411件×77元/件-1151件×2元/件－636件×4.22元/件），扣除袁顼服饰已支付的134500元，尚余货款46161元。本案争议焦点三是利息问题。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凭收货凭证（包括袁顼服饰员工签字的原告出库单）按不同批次在对应时间向袁顼服饰收取货款及交货完成的2个月内支付该批次的60%货款和10%余款在交货完成的3个月内全额付清；考虑案涉多个批次的货物及相应的交货时间，且袁顼服饰系陆续支付货款，本院酌情按最后一个批次货物的交货时间即2018年10月18日作为全部货物交货完成的时间起点，即2019年1月19日前袁顼服饰应支付案涉全部货款，因袁顼服饰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现原告主张按年利率4.35%赔偿利息损失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四为被告危勤妹的责任问题。因袁顼服饰系个人独资企业且于2019年7月15日因投资人决定解散，被告危勤妹系企业的负责人及唯一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偿还责任，故现原告主张被告危勤妹对案涉货款承担支付责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危勤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货款46161元及利息（按年利率4.35%，自2019年1月19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市特琳服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958元，减半收取479元，由被告危勤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蒋玲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石楚楚?附告：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及当事人应知的相关事项一、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当事人应知的相关事项1.上诉人应按一审案件受理费标准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在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当事人一般应自案件裁判文书生效后10日内向人民法院领取裁判文书生效通知书。3.需要退还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应在裁判文书生效后15日内来院办理诉讼费用退费手续。4.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法院申请执行。5.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法院已穷尽执行手段，而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和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6.执行期间人民法院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法院将依情节轻重限制义务人的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惩戒。7.人民法院对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或逾期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的，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8.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