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06民初6062号 原告：景中华，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琳、张素霞,浙江卓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省山东商会，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18号128室。 法定代表人：郭柏峰，会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忆、梁倩，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廖淑梅，女，1983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被告：刘某1，女，2010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法定代理人：廖淑梅，身份信息同上。 被告：刘某2，女，2018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法定代理人：廖淑梅，身份信息同上。 被告：刘一全，男，1950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被告：周玉英，女，1954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平原县。 上述五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清城、吴冰彬，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景中华与被告浙江省山东商会（以下简称商会）、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中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琳、张素霞，被告商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倩及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冰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商会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800000元；2、被告商会支付原告自2018年8月1日起至2019年6月17日止的利息190060.27元（按年利率12%计算)；3、被告商会支付原告自2019年6月1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12%计算)；4、被告廖淑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5、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在各自的继承份额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将130万元出借给被告商会，双方签订了《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对年利率12%、利息支付时间、本息返还时间等做了约定，同时由被告商会的直属企业浙江财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泉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间的利息一直由其时担任被告商会会长、法定代表人，且系财泉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刘绪刚按约定支付。2017年4月6日，原告又将50万元款项出借给被告商会，并将该款项打到刘绪刚的银行账户，此后由刘绪刚和财泉公司另一股东被告廖淑梅按月支付利息至2018年7月。2018年8月24日，刘绪刚因病去世，后再无利息支付。经查，担保人财泉公司有两名股东，分别为刘绪刚和被告廖淑梅；该公司未经清算而经由简易注销程序于2019年4月25日被注销。此外，被告廖淑梅与刘绪刚系夫妻关系，被告刘某1、刘某2是刘绪刚的婚生女，被告刘一全、周玉英是刘绪刚的父亲和母亲。原告认为，被告商会应当归还本金和支付相应利息。担保人财泉公司应当对被告商会18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财泉公司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未依法进行清算即注销公司，侵害了原告债权人利益，依法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系夫妻，被告廖淑梅应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作为刘绪刚的法定继承人，应当在各自的继承额度内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商会辩称，一、原告与商会之间的《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未成立，是无效的，约定的年化12%的收益也应是无效的。该协议是刘绪刚假借商会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协议明确约定“本理财为内部扶助性质，不对外开放”，原告并非商会会员，也非商会会员的人员，故不是该协议的适格主体，该协议因主体不适格而未成立，自然也未生效，属于无效协议；其是异地商会，是非营利性质的社会组织，签订基金理财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其业务范围为咨询服务、培训交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加强会员自律，其并无代他人理财的资质，也无该项业务，故没有资质与非会员的原告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即便是内部的债权基金认购，也只是在商会内部进行，没有向第三方发售理财基金的资质。二、该协议的本质是原告与刘绪刚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协议。商会以会员的会费作为活动经费，其他经费来源于会员的额外支持，商会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并没有借款需求。该借款不论收款还是使用都是刘绪刚及其企业，故本质是刘绪刚用于个人事务及发展其控制企业的借款。三、该协议并未得到双方的实际履行，履行方式、支付总额都无法与协议相对应，且打款时间和签订协议时间相隔一年以上，双方的理财协议有具体的理财期限、金额，并非简单的债权确认，并非金额拼凑对应后就能认定是履行协议。在两份协议的签订日之后几天，商会并未收到原告所称的按协议转入的理财资金，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也无该时段的转账记录，其他转账时间也与该协议不相符合；据原告称，其中三笔借款是打入财泉公司账户的，实际使用人是财泉公司，上述款项与商会和该协议无关，且之后的所谓利息也均由刘绪刚和其妻子即被告廖淑梅支付给原告，可见该款项是用于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的家庭事务或者为两人作为股东的财泉公司向原告的借款，商会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告于2013年1月4日转入商会账户的30万元，该转账发生在两份协议签订前，与协议并无关联，且该款项是原告借给刘绪刚的借款，打入商会账户后第二天就被刘绪刚转走，且该笔款项已过诉讼时效，关于该笔款项的诉讼请求应被驳回；2017年4月6日的款项50万元是支付给刘绪刚的，该笔款项并未签订协议，不在协议的130万元之内，不能作为与协议有关的款项要求商会偿还，即便该笔款项属于协议一部分，以公司名义的借款打入法定代表人个人账户的，属于债务混同，法定代表人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关于原告诉请中利息的计算，协议约定固化12%的利息属于无效约定，且协议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8月31日，故原告要求支付2017年8月31日之后的利息无任何依据。 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共同辩称，一、原告主张的借款50万元不属于两份《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中约定的金额，也不属于财泉公司的担保范围。根据协议约定，财泉公司的担保范围仅为130万元，原告于2017年4月6日另外出借的50万元不属于财泉公司的担保范围。二、即便原告所主张的借款130万元是由财泉公司提供担保，但财泉公司的保证期间早已届满，其保证责任已免除，故财泉公司无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协议约定，双方仅约定财泉公司的担保方式是连带责任担保，但对于财泉公司的保证期间并未作出明确的约定，故财泉公司的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且在财泉公司的保证期间届满前，原告并未要求财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财泉公司的保证责任已于保证期间届满后而免除。三、财泉公司的简易注销程序合法，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告过，该期间并无任何债权申报也无人提起异议，故作为财泉公司股东的被告廖淑梅无需对财泉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作为财泉公司股东的刘绪刚的法定继承人也无需在各自的继承份额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四、由于商会是民间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不能以商会名义对外接收款项，故由其时作为商会法定代表人以及担任商会会长的刘绪刚，以其名义代商会接收原告的款项，且自始至终原告与刘绪刚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也是基于原告与商会之间借款而发生的，刘绪刚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故案涉180万元应是原告与商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既不是刘绪刚的个人债务，更不是被告廖淑梅与刘绪刚的夫妻共同债务。五、本案原告与商会之间的借款虽发生在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且在此期间，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的家庭也未置办大宗物品或者进行大型投资，刘绪刚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以及良好的社会地位，并享有一定的社会声誉；被告廖淑梅自身也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根本不需要借款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原告仅以被告廖淑梅支付过一次利息从而推定本案所涉借款是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的夫妻共同债务，明显不足以成立，况且原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刘绪刚与被告廖淑梅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两份。 2、中国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一份。 3、原告与刘绪刚的微信聊天记录一份； 证据1-3共同证明原告与被告商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商会已实际收到借款以及双方约定的利息、利息支付方式、保证人。 4、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一组，证明刘绪刚和被告廖淑梅一直按约定利率和时间支付利息。 5、公司登记基本情况一份。 6、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一份。 7、变更登记情况一份。 8、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一份； 证据5-8共同证明保证人财泉公司已于2019年4月25日注销，其注销未依法进行清算；财泉公司的全部投资人为刘绪刚和被告廖淑梅；财泉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 9、公证书一份，证明刘绪刚于2018年8月24日死亡；被告廖淑梅与被告刘某1、刘某2系亲子关系；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是刘绪刚的法定继承人；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共同继承刘绪刚名下杭州浙鲁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权中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及股东资格。 10、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杭州联合银行客户回单、杭州联合银行现金缴款单、账户交易明细各一份，证明原告与被告商会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被告商会已实际收到借款。 11、杭州联合银行现金取款凭证一份，证明原告于2014年8月14日取现30万元，后转给财泉公司。 12、存款分户明细查询一份，证明2014年8月14日，财泉公司实际收到原告30万借款。 13、刘绪刚微信名片、纸质名片、山东籍在友通讯录各一份，证明与原告进行微信沟通的昵称为“刘绪刚”、微信号为×××的主体为时任被告商会会长、法定代表人的刘绪刚。 原告提供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商会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协议是原告与刘绪刚签订的，商会并不知情。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只能证明原告向刘绪刚账户汇款50万元，不能证明与商会有关。证据3，对三性不予认可。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可以证明刘绪刚夫妻在还款，但归还的是本金并非支付利息。证据5-9，三性无异议。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转账时间与协议对不上，并非起诉中提及的130万元转款，其中转给商会的30万元款项已过诉讼时效。证据11、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款项是2014年8月14日发生的，与协议无关，款项打入财泉公司，应由财泉公司承担还款责任。证据13，对微信名片的三性有异议，微信未经过实名认证，不能证明是刘绪刚本人的微信，对纸质名片及通讯录的三性无异议。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协议中对于财泉公司的保证期间并未作出约定，故财泉公司的法定保证期间应为六个月。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明50万元不属于协议中约定的金额，更不属于财泉公司的担保范围。证据3，三性有异议，该份证据仅是原告单方提供，无法确认其来源，也无法确认聊天对象的真实身份及聊天内容的完整性，且该份证据恰恰证明50万元是协议签订后另外出借给商会的，该50万元明显不属于财泉公司的担保范围。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过财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更不能证明财泉公司是在履行保证责任，因为在协议中作为保证人是财泉公司而非股东个人。证据5-8，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财泉公司是违法清算而注销的，反而证明财泉公司的简易注销程序是合法的，因为简易注销程序不需要清算备案；且该份证据恰恰证明财泉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对外担保需经股东会决议，故财泉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对外担保的行为无效。证据9，三性无异议。证据10，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证据证明130万元在协议签订之前支付，且原告未说明其主张的130万元是两份协议书中哪一份协议确定的借款，进而无法确认130万元的银行明细是对应两份协议的哪一笔借款，自然无法确认这130万元是否为财泉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证据11，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款项是协议签订之前支付的，不能证明财泉公司提供了担保。证据1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财泉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证据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份证据恰恰证明刘绪刚作为商会会长，以其名义代商会接收原告款项，且自始至终与刘绪刚的资金往来是基于原告与商会之间的借款而发生的，是职务行为，案涉180万元系原告与商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告商会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廖淑梅向本院提交了简易注销公告信息截屏（打印件）一份，证明财泉公司简易注销程序合法的事实。 被告廖淑梅提交的证据，经质证，原告对三性有异议，因为证据是截屏，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明对象不予认可，根据原告提交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相关内容，被告廖淑梅作为刘绪刚配偶，在明知财泉公司作为担保人尚未对原告清偿本案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况下作出承诺申请注销程序，也未通知原告，存在故意逃避债务的情形。被告商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只能证明财泉公司已注销，不能证明其通知过债权人，注销是违法的，且其中部分款项是打到财泉公司账户，故财泉公司还应作为还款人承担还款责任。被告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对该份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系原件，被告商会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其在庭审中亦明确表明不对协议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故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证据4-12、证据13中的纸质名片、通讯录，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证据13中的微信名片，能与证据13中的纸质名片、通讯录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13,可以确认微信聊天对象为时任商会法定代表人的刘绪刚，且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内容能与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相互印证，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廖淑梅提交的证据，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对无误，本院对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1月4日，原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300000元转至被告商会账户。2013年7月25日，原告委托其妻子阮军以现金缴款的方式将400000元转至财泉公司账户。2013年8月21日，原告委托其妻子阮军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300000元转至财泉公司账户。2014年8月14日，原告现金取款300000元并于当日以现金存款方式将300000元存入财泉公司账户。 2014年8月14日，被告商会（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理财性质。本理财为内部扶助性质，不对外开放，主要服务：1、内部会员企业有抵押质押的资金拆借、票据贴现需求。2、内部会员企业闲散资金的稳健保本收益增值需求。二、合作内容。1、乙方自愿将其个人合法拥有的资金共计壹佰叁拾万元整（大写）1300000元（小写)人民币委托甲方理财。2、双方约定该理财期限为：20l4年9月l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以实际到款之日起次日计算)。3、双方约定该理财收益为：年收益率为12%。4、双方约定返息时间：每月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支付上月1日至上月末日的贴息收益。5、双方约定本息返还时间为：本理财项目截止期限之日起次日(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6、双方约定的本息返还账户为：账户名称景中华；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帐号为55×××93。三、风险控制。甲方指定商会直属企业财泉公司为收款账户(户名：浙江财泉贸易有限公司；账号：20×××53；开户行：杭州联合银行解放路支行)。商会和财泉公司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协议所指连带责任担保是指：债权人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保证责任，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四、特别说明。该笔理财资金协议期内不得收回，若紧急情形需收回，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并在本金中扣除三个月理财收益(无论实际发生与否)。五、计算办法。月收益计算办法：委托资金*年收益率/整年12个月*1个月，等等。2017年2月10日，被告商会（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一份，合同约定的内容，除第二条合作内容中第2点为“双方约定该理财期限为：20l6年9月l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止（以实际到款之日起次日计算)。”之外，其余内容均与上述双方于2014年8月14日签订的《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内容一致。上述两份协议，原告均在乙方处签字，被告商会均在甲方处加盖公章，时任商会法定代表人的刘绪刚在甲方经办人处签字，财泉公司在被告商会加盖公章处的右侧即甲方与乙方之间加盖了公章。 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原告于每月5日左右均收到刘绪刚按月转账支付的13000元。2017年4月6日，原告将500000元转至刘绪刚账户。同日，原告与刘绪刚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以下内容：刘绪刚在微信里对原告说“中华大哥好：确认收到50万元整。我会把新的协议准备好，下次见面时给您更换。谢谢您的信任和委托！刘绪刚2017年4月6日”。2017年5月5日，原告收到刘绪刚转账支付的13000元、5000元。同日，原告与刘绪刚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包含以下内容：刘绪刚在微信里对原告说“中华大哥好！一、4月1日-4月30日贴息已汇（含4月6日新增50万元之贴息）。二、合并4月6日新增50万元后，至此委托共计180万元。以后每月5日（遇节假日顺延至结束后第1日），将固定汇出贴息：1.8万元。新的协议已准备好，下次见面时给您更换……刘绪刚2017年5月5日星期五”。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原告于每月5日左右均收到按月转账的18000元，除2018年2月5日的18000元由被告廖淑梅支付，其余均为刘绪刚支付。 另查明，2019年4月25日，财泉公司核准注销，注销原因为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协议解散。财泉公司注销前的股东系刘绪刚和被告廖淑梅。 还查明，刘绪刚于2018年8月24日死亡，其继承人为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商会签订的两份《浙江省山东商会互助基金理财协议书》，约定年收益率为12%，按月付息，且到期还本，属于有固定的本金及固定的利息回报，不符合委托理财的风险投资本质，应认定为名为委托理财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合同，即原告与被告商会之间系民间借贷的合同关系，协议书载明的130万元实为借款本金，约定的年收益率12%实为利息年利率12%，理财期限实为借款期限。案涉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被告商会辩称上述协议书未成立，是无效的，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告确认两份协议书中的130万元系同一笔借款，根据其提交的银行凭证，可以证明原告已通过将款项转账至被告商会或协议书约定的收款账户即财泉公司账户的方式将案涉130万元借款本金出借给被告商会。至于原告于2017年4月6日转至刘绪刚账户的50万元，因刘绪刚时任被告商会会长，且刘绪刚亦是此前原告与被告商会签订案涉协议的经办人，结合原告与刘绪刚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内容，以及刘绪刚自2017年5月起由此前按月支付原告13000元变更为按月支付原告18000元，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原则，可以认定该500000元与此前1300000元款项性质一致，即原告出借给被告商会的借款。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协议书约定的理财期限即借款期限届满后，结合原告与刘绪刚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内容，以及刘绪刚2017年10月之后依然有规律地按月支付18000元，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后续借款期限有约定的情况下，被告商会至今未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要求被告商会归还1800000元借款本金的诉请，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自认被告商会已付清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利息，虽原告与被告商会在协议书约定的理财期限到期之日即2017年8月31日之后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结合原告与刘绪刚之间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的内容，以及刘绪刚2017年10月及此后依然有规律地按月支付18000元，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商会之间的180万元借款依然为年利率12%的有息借款。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商会按照年利率12%的标准支付利息直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经计算，自2018年8月1日起暂算至2019年6月17日的利息为192000元，现原告自愿主张190060.27元，系其对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准予。协议书虽约定财泉公司为案涉借款的担保人，但根据协议书的内容，各方并未对保证期间作出约定，原告有权自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因没有证据证明原告自2017年8月31日起的六个月内要求财泉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原告虽主张协议书载明“保证人都负有担保全部债权实现的义务”，并以此认为该项内容的约定与“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含义相同，应视为约定不明，故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对此本院认为，结合协议书载明的上述内容的上下文，上述内容仅是对财泉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进一步明确与具体解释，不能视为原告所主张的对保证期间的约定不明，故原告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财泉公司已于2019年4月25日核准注销，财泉公司注销前的股东系刘绪刚和被告廖淑梅。因财泉公司已免除保证责任，原告以财泉公司注销未经清算程序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为由，要求被告廖淑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刘绪刚的继承人即被告廖淑梅、刘某1、刘某2、刘一全、周玉英在各自继承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财泉公司已免除保证责任，案涉债务也非刘绪刚个人债务，原告以被告廖淑梅与刘绪刚系夫妻关系为由，要求被告廖淑梅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省山东商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景中华1800000元； 二、浙江省山东商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景中华利息190060.27元（暂算至2019年6月17日，2019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12%的标准另行计算）； 三、驳回景中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355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6355元，由浙江省山东商会负担。 原告景中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浙江省山东商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审判员  曹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