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81民初3190号 原告：王友凤，女，1974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原告：王智军，男，1992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 原告：方财云，女，1941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淳安县。 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水鑫，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寿婷，浙江法校（诸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迪忠，男，1964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锡泉，男，194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第三人：张亦超，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与被告陈迪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追加张亦超为本案第三人，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水鑫、第三人张亦超、被告陈迪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锡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医疗费42053.53元、护理费792.4元、死亡赔偿金1025220元、亲属误工费5000元、丧葬费28192.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3758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188843.43元。开庭审理中，三原告请求按新标准计算各项损失。 事实和理由:被告陈迪忠承揽1401工程工地的吊顶业务，并雇佣了死者余某为其做木工。2018年1月13日中午12时左右，余某在工作中不慎从4米高的脚手架上跌落受伤，当即送诸暨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无效，于2018年1月18日死亡。花去抢救医疗费42053.53元，后经诸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方认为，死者余某在从事雇佣活动时受伤死亡，被告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陈迪忠在庭审中辩称：原告起诉不符合事实。被告没有承揽1401工程，其只是材料商，也没有雇佣余某，也不认识余某。调解协议签订时被告当时未参加，是原告和第三人达成的，被告当时一点也不知情。另外，原告方财云在诉状上的签字不是其本人签的。综上，请法庭驳回三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张亦超跟三原告意见一致，没有其他意见。 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 1、入院证、发票一组、费用汇总清单，以证明余某受伤后抢救及治疗的事实； 2、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以证明余某死亡、火化的事实； 3、母子关系证明，以证明原告方财云与余某系母子关系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1、2、3的真实性无异议。 4、调解协议书一份、收据三份，以证明调解协议所涉款项已支付的事实；司法所协调了两次，陈迪忠都是参加的，对各方的关系双方均没有异议，存在异议的是责任大小，但家属闹得很凶，当时是在两会期间，所以先行处理赔偿问题，各方关系由法院处理。调解过程中方财云委托王智军全权处理的委托书中使用了方财云小章，就是本次诉讼中使用的印章。原告方财云实际是有明确授权的。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是在操纵下伪造的，陈迪忠从来没有包过木工，也没有雇佣过余某。调解委员会无权认定相应事实，该协议书是无效的。 5、申请调取的诸暨市浣东派出所对被告陈迪忠、原告王友凤等的询问笔录，以证明工程是陈迪忠做的，陈迪忠陈述到余某是其叫来的，其雇佣了余某的事实；做笔录当时余某尚未死亡，因此笔录与客观事实是相符的。经质证，被告认为事故当时陈迪忠并不在现场。陈迪忠没有包工包料。对陈迪忠的询问笔录，显然公安先入为主，事先设计好这样的陈述，叫陈迪忠签字的。脚手架也不是陈迪忠提供的。王友凤的笔录也不是事实，王友凤之前与陈迪忠根本没有见过面，不可能知道具体事情。钟小华的询问笔录也是不事实的。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6、价目单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陈迪忠仅仅是材料商，包工包料不可能是这个价格的事实；经质证，三原告认为该价目表不是原件，且是被告单方出具，时间是4月份，与本案事故发生时间相差甚远，不具有关联性。 7、证人石某、蔡某出庭作证。经质证，三原告对石某的证言有异议，从蔡某的证言可以看出石某的证言是不真实的。石某管理的工程仅仅是隔墙工程，本案所涉事故是吊顶装璜工程。石某停工后就不在工地干活了，对重新开始施工后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清楚，其根本不知道余某受伤的整个过程。证人蔡某客观陈述了本案事实，但其做的也是隔墙工程，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8、录音一份，以证明起诉不是原告本意，起诉状上方财云的指纹肯定不是其本人的，王友凤、王智军的指印是在调解前已经弄好的，三原告也没有缴纳过诉讼费，本案都是第三人张亦超操作的。经质证，原告认为录音中王智军、王友凤明确讲到其是委托的，他们的签字都是真实的。授权委托书和调解协议书是同一天签的，协议书中加盖了方财云的小章，是王智军带来盖的。方财云的印章是真的，按捺的手印是王智军的。相应费用是第三人垫付的。 上述证据1、2、3、4、5经双方质证、本庭审核，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系复印件且系被告单方制作，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7系证人证言，且与当事人存在着利害关系，且两证人事发前已经不在工地工作，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8涉及三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问题，原告庭审后予以了补强，本院审查后予以确认。 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及质证意见，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余某受谁雇佣？根据陈迪忠在派出所的笔录陈述，“从移动脚手架上摔下来的那个人是我叫来的”，可见该案事实清楚。被告陈迪忠辩称派出所笔录是在警察误导下签字的，显然没有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其仅仅是材料出售商，未有直接有效证据予以印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对余某为被告陈迪忠吊顶装潢工程时受伤死亡的事实予以认定。 经审理本院认定,2018年1月13日，原告为被告吊顶装潢工程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落。后送至医院抢救，花去医疗费42053.53元。2018年1月18日，余某死亡。2018年1月19日，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与张亦超在诸暨市调解委员会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张亦超自愿同意一次性垫付丧葬费、医疗费、死亡补助金、精神损失费、车旅费等赔偿款1150000元，扣除张亦超已经垫付的44000元和陈迪忠支付的6000元，尚应支付1100000元。后张亦超付清了上述赔偿款。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余某在为被告陈迪忠吊顶装潢工程时受伤，事实清楚。被告作为雇主理应对雇员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余某专业从事吊顶安装工作，在操作过程中，未尽到谨慎作业，对此事件发生有一定的过错，可适当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案情由余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发包人（或分包人）将上述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自然人施工，存在一定的选人的过失，本院酌情由其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告承担50%的赔偿责任。结合余某、王友凤、王智军全家在诸暨务工的事实，本院综合案件其他事实判定余某死亡赔偿金可以参照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三原告的合理损失包括：1.医疗费42053.53元，2.亲属误工费5000元，3.陪护费910.05元(5天×182.01元/天),4.死亡赔偿金1111480元，5.被抚养人生活费34598元，6.丧葬费33216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以上合计1267257.58元。由陈迪忠承担638628.79元（1227257.58元×50%+被告应负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6000元，尚应支付632628.79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陈迪忠应赔偿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医疗费、亲属误工费、陪护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计638628.79元,扣除已经支付的6000元，尚应支付632628.79元，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6344元，由原告王友凤、王智军、方财云负担2844元，由被告陈迪忠负担35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敬涛 人民陪审员  郦双燕 人民陪审员  段琴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王海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