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市宁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0702民初5763号 原告：于玉静，女，现住吉林省通化市。 委托代理人：隋靖国，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哈靓，吉林东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京利，女，现住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委托代理人：臧海涛，吉林卓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玉静与被告孙京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于玉静及其委托代理人隋靖国、哈靓，被告孙京利的委托代理人臧海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依法审理终结。 于玉静诉称：原告于玉静系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松原区域销售经理，自2010年起原告与被告合作，由被告代表原告向吉林油田总医院推送药品。双方针对利润分配及货损负担均有明确约定。2012年12月12日双方经对账，原告欠被告款项数额为1821135元。自2012年12月12日之后，双方合作涉及的药品为两种：脑心清片和风湿祛痛胶囊。2018年9月16日，被告持未载明供货商的《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及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与原告进行对账，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对上述材料并未详细核查，故而形成了2018年9月16日的《对账单》及《欠条》，《对账单》及《欠条》载明原告于玉静欠被告孙京利784846元。后经原告核查，2018年9月16日形成的《对账单》及《欠条》与事实严重不符：A、脑心清片《对账单》中记载的为2263691元（去掉税金后），实际发生的金额应为1335068元（含税），交完税金后（13%税）应支付给被告的数额为1161509.16元； B、风湿祛痛胶囊《对账单》中记载的进货数量为188505盒，实际发生的盒数为158800盒； C、风湿祛痛胶囊费用《对账单》中记载的为144800X36=5212800、43705X45=1966725，实际应为102000X36=3672000、56800X45=2556000； D、回款《对账单》中记载的为中行872万、工行330万，合计1202万。实际发生的回款的总数应为1272.8万元； E、孙京利自己发货的风湿祛痛胶囊在《对账单》中记载为：我货86925盒，其中73125X25=1828125、13800X22=303600。实际应为总数71020盒，其中57220X25=1430500、13800X22=303600。 F、对账单中“我负担”部分记载为：28600X6=171600；35006X5=175030。实际应为35006X5=175030、22214X6=133284。 按照对账单的计算方法，原告已付给被告共计12728000元，实际被告应得10391830.16元，原告多支付给被告2336169.84元。原告认为，被告基于原告的信任，持未载明供货商的《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及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与原告进行对账，将大量并非是双方供货的药品计算在《对账单》，应认定是被告以欺诈的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最终形成了《对账单》及《欠条》，上述对账单及欠条应予以撤销。在被告欺诈下，原告多支付给被告的款项被告应予返还。同时被告应承担在对账时起至给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重新对账，被告一直拒绝，反而持《对账单》及《欠条》向原告索要款项。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1、撤销2018年9月16日原告于玉静与被告孙京利签字的《对账单》；2、撤销2018年9月16日原告于玉静为被告孙京利出具的《欠条》；3、判令被告孙京利返还原告于玉静多支付的款项2336169.84元及相应利息（自2018年9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给付之日止）。4、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孙京利辩称：1、本案的欠条及对账单是在双方充分沟通，并对以往账目认真核对的基础上形成，被告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原告拖欠被告款项多年迟迟不兑现，被告多次要求对账，原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本次对账前，被告也将对账明细单提前发给原告，原告提前核对后最终确认。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被告更谈不上欺诈行为，原告主张撤销是为其不愿还钱拖延时间找借口。2、双方合作期间各自记账，2018年9月13日，双方在共同核对的基础上，形成对账单但未签字，原告共欠被告合作款272万余元。第二天被告将账单明细又发给原告，让原告再仔细核对。最终被告要求原告出具欠据时，原告又不认可之前对账明细，再次以各种理由核减近二百万元，最终为被告出具了78万余元的欠据。因欠款多年，且双方之间缺少书面账目凭证，被告为尽量减少损失，不得已接受了该对账结果。3、2018年9月16日对账签字的同一天，在被告的一再要求下，原告才为被告出具了之前高息为原告借贷的30万元欠条，并约定半月后偿还。而原告多次言而无信，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后被告不得已提起诉讼。本案纠纷也是原告为其拖延还款，一而再、再而三的寻找借口。本案不具备可撤销情形，双方多年合作，原告拖欠被告欠付款项不还，拖延对账，并从二三百万减少到七八十万，上次庭审中，主张差额一百余万，本次诉讼又主张差额三百余万，其主张反复无常，没有任何依据，请法庭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现有证据，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于玉静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8年9月16日对账单一份，原告对对账单逐项进行说明，证明2012年12月12日经双方对账，确定于玉静欠孙京利1821135元，以及双方关于销售风湿祛痛胶囊、脑心清药品的约定、计算方式等。 证据2.2018年9月16日欠条一份，证明依据对账单于玉静出具数额为784846元的欠据。 证据3.脑心清片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一份，证明对账单涉及脑心清片数量是依据此入库单得来，及脑心清片盒数、价款、入库时间。 证据4.依据证据3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证明问题同证据3。 证据5.风湿祛痛胶囊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一份，证明对账单涉及风湿祛痛胶囊数量是依据此入库单得来，风湿祛痛胶囊盒数、入库时间。 证据6.依据证据5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证明问题同证据5。 证据7.脑心清片入库单据电脑查询图片。 证据8.依据证据7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证据9.依据证据7.8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 证据7、8、9证明脑心清片的供货商为吉林省金马医药有限公司，非约定供货商入库的药品与原告无关，该部分数额不应当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原告并以此计算出数额。 证据10.风湿祛痛胶囊入库单据电脑查询图片。 证据11.依据证据10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 证据12.依据证据10.11原告自行制作的汇总统计表一份。 证据10、11、12证明风湿祛痛胶囊的供货商为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金马医药有限公司、吉林省天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双方供货商以及供货顺序的约定，以及非约定供货商入库的药品与原告无关，该部分数额不应当由原告支付给被告，原告并以此计算出数额。 证据13.于玉静工商银行账户明细。 证据14.孙京利中国银行明细清单。 证据13、14证明，2018年9月16日双方对账时用不完整的明细清单的回款数额为1202万元。 证据15.于玉静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 证据16.于玉静中国银行汇款单通知书。 证据17.于玉静制作的原告工商银行卡及中国银行卡于2012年12月2日至2015年6月17日向孙京利汇款统计表，证明双方从2012年12月28日开始于玉静共计向孙京利转账数额为1272.8万元。 被告孙京利对原告于玉静所举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2，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欠条是在对账单基础上形成，明细单对每一笔款项均明确清楚，对如何加减扣除明确清晰，账目公开透明，双方有各自记账，在经过对账目核对后共同签字确认，被告不存在任何欺诈隐瞒情况，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是在对账单基础上的个人说法演变，是单方主张没有客观依据，应以实际对账单据为准。对账单中的“我货”是指孙京利。 对证据3、4，和本案原告主张的没有必然关联，凭证均形成于2018年9月16日双方对账前，也是原告自己持有的证据内容，该证据恰证明了被告在对账之时不存在欺诈隐瞒的行为，按原告主张双方账目核对后相差300余万，本身不看自己的账目，完全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缺少依据。需要说明双方所有对账账目不是由被告一人持有，双方均有各自的证据及自己的记载凭证，同时对证据的关联性不认可。销售不仅仅是证据那么多，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体现是和被告往来合作的内容，被告将所有票据原件给原告，自己留了对账单。 对证据5、6，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证明目的同证据4和5的质证意见一致。在另案开庭审理过程中对原告主张的是风湿祛痛胶囊有13800盒，包装盒破损换包装每盒12元，双方应当各自承担一半，被告应返还每盒6元即82800元，这是2019年6月份双方另案开庭时原告主张的内容。原告对数字没有提出异议，但本次诉讼原告以被告没有签字的单据提出数字异议是没有事实基础的。 对证据7-9，证据和原告主张撤销对账单无关联性，仅是油田医院内部的记录凭证，体现的是油田医院和金马公司等公司的部分往来合作内容，和原被告之间合作业务范围、利润分配、债权债务数额没有必然关联，原告仅以该以偏概全的第三方记录凭证在没有被告签字确认前提下以此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证据严重不足。 对证据10-12，质证内容同证据7、8、9意见一致，证据存在于双方对账之前，证据并非被告单方持有，原告以自我推理的思维逻辑来佐证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具有客观性。 对证据13-14，所有流水发生在2018年9月16日双方对账单形成前，双方往来是通过银行汇款，各自都有记载凭证，对账时被告不存在任何欺诈可能，原告不存在重大误解的前提基础。双方往来账目不止该一千余万，原告如果打出账页汇给被告款项二千万不止，如提供该部分账页按原告说法其对账少计算应不止七八百万，双方开始合作原告无资金，被告给原告垫资进货，在原告要求下给原告高息借贷，双方往来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简单交易，第五项回款数额是双方在整体对账基础上共同确认的，并且在2019年6月另案庭审中原告对此无异议，双方对账形成单据在没有被权威部门出具审计结论否定前真实合法不可撤销。 对证据15-17，质证意见同对证据13-14的质证意见，双方往来合作中，银行凭证记录是各自持有，包括被告的垫资，包括原告的利息支付，以及货款等各项内容在内，如原告认为多支付给被告款项，应当提起不当得利返还，而非本案中撤销之诉的审理内容。 被告孙京利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8年9月14日原、被告双方微信记录（1）P1-P4。证明本案对账单形成前两天，被告通过做账记录体现原告欠款272万余元，并将该结果发送给原告核对，原告以各种借口拖延对账，被告到原告家中双方对账签字。而原告签字确认时经过仔细核对扣减了近200余万，最后确认形成本案欠条数额和对账明细，原告主张基于信任未核实而受到被告欺诈没有依据。 （2）微信记录P5-P1030万元欠条，证明本案欠条形成同天，原告为被告出具30万欠条，通过记录看欠条的基础是被告对外为原告借款40万并替原告支付二、三年利息20万，出条时原告只同意打30万欠条，对利息不谈，在另案中原告也明确认可被告对外为其支付2分利息的事实，该利息被告未曾向原告主张，该证据证明为了取得原告出具的书面凭证，被告是以自身利益严重受损为代价作出让步，包括本案70余万欠条形成。 （3）微信记录P11-P26，对欠付被告的欠款原告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以拿房子贷款，以保单贷款，药品没有回款，出去要账种种理由搪塞被告，至今没有偿还被告欠款。原告找各种理由毁约，之前是以风湿药品价格45元过高为由主张欠条作废，后双方交涉后认可涨价后，按45元计算后本案中以数量不符主张撤销，明显是为了拖延还款抵赖债务找借口。 2.2019年6月6日（2019）吉0502民初1403号民事案件庭审笔录一份。证明原告本案主张内容与上次庭审主张的内容前后矛盾，数额数量及异议内容不相符，本次对风湿祛痛胶囊数量有异议，上次对数量无异议，对包装破损费用承担有异议，上次庭审认可转账记录1202万的事实，本案提出转款1272万，主张前后矛盾，原告主张依据不足。本案不存在被告欺诈隐瞒的客观证据。 原告于玉静对被告孙京利所举以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1）对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问题不认可，被告向原告发送微信内容是被告自行计算，最终双方没有按照该内容签手续，关于拖延对账在通化法院的案件中被告认可是自己拖延，被告主张原告推脱迟延对账事实不存在。（2）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聊天记录双方之间所说的一切内容是在虚假对账基础上，在原告错误认识上形成，记录内容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2018年9月16日形成欠条原告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欠条涉及的欠款由通化法院审理完毕，原告对该案30万款项已经缴存法院执行局该证据和本案无关。对账单第二项清楚的载明脑心清片款项的内容，双方对账存在脑心清片，不存在没有对账问题。（3）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说的内容，反而证明被告在提供虚假入库单据算账后在明知其多占有原告款项的情况下，急于向原告索要相关款项。孙京利在东昌法院审理于玉静起诉30万借款时候发现双方对账相关单据存在虚假，后期经原告代理人核对，确定的对账单数额存在200余万虚假成分。 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证明问题有异议，在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审理30万借款时，原告没有掌握证据证明各种数据虚假，当时发表意见不能用于证明本案当中我方主张事实的虚假，我方已经提交证据充分证明数据存在虚假。 另外，原、被告双方对（2019）吉050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并无异议。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意见如下： 原告于玉静提交的证据1、2，被告孙京利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而对账单及欠条亦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故可以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 对于原告于玉静提交的证据3-17，原告提供的3-17证据中有银行账户明细、汇款通知单等，因原、被告双方不仅存在药品销售交易还存在民间借贷往来等，所以银行账户明细等只能反映原、被告双方存在钱款往来，无法认定每笔钱款往来具体目的、用途以及回款对应的事项。原告提供的吉林油田总医院药品入库单中载明药品、厂家、入库时间、盒数等，但原告无法证实所举药品入库单中其认可部分为原告提供的药品，且该入库清单及入库单据电脑查询图片未加盖吉林油田总医院公章其真实性无法核对。原告提供证据3-17欲证明原、被告双方对销售药品厂家、回款方式、结算方式等约定，但在证据3-17中并未体现，原告认为多支付款项是原告依据自己陈述结算入库单计算得来的数额。原告陈述在证据种类上属于“当事人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被告对原告所说的双方结算的相关约定均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17，被告孙京利均提出异议。综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17，本院均不予采信。 被告孙京利提供的2组证据，原告于玉静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同时这些证据与本案纠纷具有关联性，故可以作为证明本案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至2016年间，被告代原告销售药品，对此原、被告双方进行盈余分配。在此期间，原、被告之间还存在民间借贷往来，因药品买卖被告为原告垫资等，其他钱款往来。原被告双方经济往来长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存在多次不同银行转账的往来，具体转账笔数、数额、回款对应款项，现除原告本人陈述外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至今均无法核实。原、被告双方均认可对双方之间销售药品的方式、回款时间及方式、销售药品的生产厂家、扣除税点比例只有口头约定，并未有书面协议，且原、被告双方对口头约定陈述不一致。被告代理人庭审中称“双方所有对账账目不是由被告一人持有，双方均有各自的证据及自己的记载凭证”，同时于玉静在庭审中亦承认“我有账目，但是记载不清，算账后脑心清和风湿祛痛胶囊入库单记录被告给我了，其他没有给我，当时对账时候我们双方是有账”。原、被告双方陈述可以相互证实，双方对账是依据双方各自账目记载进行核对。2018年9月6日，于玉静、孙京利对双方多年来的经济往来进行对账，双方均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同日于玉静根据对账单为孙京利出具金额为784846元欠条一枚，并约定1年内还清，同时约定如果逾期按1分利计算。 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9）吉050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中，对2018年9月16日，于玉静为孙京利出具数额为30万元的欠条予以确认，并判决于玉静偿还该笔欠款并支付利息。在孙京利起诉于玉静案件中同时主张了于玉静于2018年9月16日为孙京利出具的另一枚数额为784846元的欠条，东昌区人民法院认为“该欠款系孙京利与于玉静合作销售药品过程中经对账后产生的金额，但孙京利提交的该欠条中明确约定了还款时间为1年，至本案起诉时尚未到还款期限，该笔欠款与前述30万元欠款虽系于玉静同一天签订，但性质不同，于玉静对双方对账单中除脑心清药品以外的其他金额是认可的”，因于玉静对数额有异议要求对账，另外孙京利没有证据证明于玉静不能、不履行欠条约定的内容，故在（2019）吉0502民初1403号案件中对2018年9月16日依据双方对账单，于玉静出具的数额为784846元欠条未作裁决。于玉静在（2019）吉0502民初1403号案件中、本案审理过程中对对账单结算的陈述并不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案由的确定，原告选择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被告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规定的通知》规定，合同纠纷为第一级案由，被告对此并未表示异议。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原告、被告双方多年销售药品并进行盈余分配，虽然原、被告双方对此并未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但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口头约定并已实际履行多年。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遵循双方意思自治原则约定调整。故原、被告间成立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2018年9月16日原、被告签订的对账单，是双方对合同关系解除后的结算，原、被告双方已在对账单上签字确认，表明双方一致同意对账单的内容，双方在对账单上载明的结算数额、盈余分配，其约定系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二、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对账单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的问题，即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是否符合可撤销合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欺诈是指受欺诈一方虽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由于其意思表示是在欺诈一方提供虚假情况、隐瞒事实情况下所作出，受欺诈人因对方的欺诈而使自己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使受欺诈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就本案而言，原告认为被告“持未载明供货商的药品入库单及不完整的银行流水单据与原告进行对账”，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构成欺诈。经本院查明事实可认定，原、被告双方对账时各自持有账本，并非单凭被告提供的入库单及银行流水进行的结算。原告关于双方对于供货商及结算的约定只有单方陈述，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原告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原告要求撤销对账单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基于撤销该对账单而提出的返还多支付款项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于玉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5489元，保全费752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萌 人民陪审员 袁  晶  霞 人民陪审员 郑  淑  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王宇祺（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