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602行初83号原告熊杨，男，1981年7月16日出生，侗族，个体，住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托代理人林志方，贵州同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杨瑞希，贵州同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玉屏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茅坪大道。法定代表人邓序超，该局局长。出庭负责人张燕，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刘远康，贵州鸿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委托代理人肖维秀，该局职工，特别授权。原告熊杨不服被告玉屏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行政处罚一案，于2019年8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杨的委托代理人林志方、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庭负责人张燕、委托代理人刘远康、肖维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7月24日，被告作出的玉市监行处字〔2019〕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65号处罚决定）认定：熊杨在竞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屏侗族自治县支行原田坪营业所房地产过程中有串通其他竞买人竞拍的事实。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五条关于“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熊杨处处以最高应价75.5万元的20%的罚款，即罚款人民币15.1万元，上缴国库。原告熊杨诉称：65号处罚决定多处违法，应依法予以撤销理由如下：一、65号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65号处罚决定载明。竞买人杨建等人证言显示：“拍卖会开始前，在拍卖会场外休息时，熊杨聚集其他竞买人商议以190万元的价格把标买了，告诉大家不要举牌和其竞价，最后将以成交价与190万元之间差额部分分给其他竞买人．．．．．．拍卖会结束后，熊杨先后2次邀集其他竞买人聚餐商议该标的物成交价与190万元差额分钱事宜。因分钱事宜未达成统一意见，其他竞买人均未分到钱。同时，我局调查发现：上述竞买人的心里价位都在100-200万元之间。都超过标的物成交价75.5万元，但竞拍过程中其他竞买人都选择放弃竞价或者象征性竞价”。鉴于杨建等证人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加之证言多处相互矛盾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0条后段：“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第38条第一款第（三）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被告对原告予以处罚的主要证据不足。二、65号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2018年4月26日，贵州瑞普房地产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本案标的物评估价为68.0447万元。同年7月31日，原告对本案标的物竞拍中标价为75.5万元。对本案标的物而言，中标价高于评估价，并没有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屏侗族自治县支行造成损失，故被告用《中华人民共和拍卖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对原告进行处罚，属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65号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熊杨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依据：1.65号处罚决定，拟证明处罚的行政行为证据不足。2.拍卖成交确认书，拟证明熊杨为涉案房产已经付款85.14万元。3.不动产权证书，拟证明原告熊杨对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辩称：一、熊杨在拍卖之前向其他人透漏竞买价格，要求其他人不要举牌，并承诺将成交价与190万元之间的差价分给其他竞买人，是在竞买中恶意串通，被告认定事实清楚。2019年1月21日被告接到举报信件后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被告调查了拍卖人、竞买人及委托人。熊义忠等人均证明：2018年玉屏农行委托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玉屏农行田坪营业所的房地产。熊杨等11人参与竞买。拍卖开始前，熊杨与其他竞买人商量，要以190万元的价格把标买了，要大家不要和他竞价，其在竞买成功后，将成交价与190万元之间的差额均分给其他竞买人。拍卖会上，其他竞买人按熊杨的要求不出价或者象征性出价，致使熊杨以75.5万元的价格竞买成功。当日熊杨与其他竞买人在万山区高楼坪黄家寨聚餐，商议将其承诺的成交价与190万元的差额分给其他竞买人，因熊杨说暂时没有钱而未分。几日后熊杨再次邀约其他竞买人在田坪街上“活鱼馆”聚餐，拟分每个竞买人2万元，因其他竞买人不同意该方案再次未能分款。证人证言清楚证实了熊杨恶意串通竞买的事实，被告依据相关证据认定熊杨恶意串通竞买，认定事实清楚。二、被告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七条：“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熊杨为达到低价中标的目的，在拍卖会前与其他竞买人协商，要求其他竞买人不与其竞买。其他竞买人按其要求不应价或者象征性应价，致使熊杨以远低于竞买人心理价的价格竞买成功，系恶意串通竞买，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依据前述规定，对其处以最高应价百分之二十的罚款，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依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被告的适格的诉讼主体。2.玉屏县监委问题线索分办呈批表、情况反映、案件来源登记表，拟证明案件的来源。3.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再次延长办理期限的报告、会议记录，拟证明被告依法立案并依法延长办案期限。4.案件终结报告、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案件评审会议记录，拟证明案件依法调查终结，处罚已经过审批并经集体研究决定。5.询问通知书、送达回证，拟证明被告依法通知当事人接受询问。6.熊杨、刘旭、黄义忠、杨长国、黄运富、刘洪超、杨木莲、杨建、陈三妹、杨桥、刘洪平、莫建平、熊玉仙、杨兰香、杨国兵、杨毅、潘春花、**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熊杨在拍卖会前与其他竞买人协商，其准备以190万元把标买了，让其他的人不与其争，他将成交价与190万元的差价平均分给其他竞买人；熊杨竞买成功后，两次邀约其他竞买人聚餐协商分钱之事，因与其他竞买人就分钱数额有争议未实际分钱。7.对刘星的电话询问记录，拟证明刘旭借用刘星身份证报名参加竞买，刘旭是实际竞买人。8.竞买登记表、房产证、成交通知书、委托拍卖合同、拍卖公告、拍卖目录、拍卖规则、拍卖笔录、拍卖成交确认书，拟证明农业银行委托春秋拍卖公司拍卖位于田坪街上的房产；熊杨、杨建等人参加了竞买；春秋拍卖公司组织了拍卖；竞买人出价情况；熊杨以75.5万元的价格竞买成功。9.听证告知书、送达回证、听证通知书、听证申请书、委托代理合同、律师事务所函、律师执业证、听证笔录、听证报告，拟证明被告依法组织了听证；听证人员建议按办案人员的意见给予熊杨处罚。10.身份证，拟证明被调查人的身份情况。11.执法证，拟证明执法人员具备主体资格。12.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处罚决定书、送达回证，拟证明处罚已经审批，被告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处罚决定已依法送达。证据的分析与认定，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出具的1至5号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书证里面记载有关原告恶意串通事实的认定有异议；对6号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竞买人与其合伙人为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可信，刘旭父亲的证言要么为孤证、要么与所涉及的其他证人证言相互矛盾，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证据，同一个证人前后证词不一，无法确定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同的证人除原告190万买标差额分大家，田坪吃饭先分2万等内容大致相同外，其他内容如发生的时间、位置、相互沟通人员、讲话的具体内容等则不一致，或者相互矛盾，故不排除证人集体串通陷害原告的可能性，证言反映很多人不举牌的重要原因是案涉房屋现有人住，以后可能发生纠纷，大家不想闹纠纷，两次聚餐为正常聚餐，万山高楼坪吃饭为祝贺，田坪吃饭是希望有困难时得到大家的帮助；对于7号证据的真实性，原告无法确认，因为没有被代查人刘星的签名，刘星的证词与刘旭、杨国兵的证词相互矛盾；对8号证据证明内容没有拍卖公司或者农行的印章，来源不合法，进而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法确认；对9号、12号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对书证里面记载有关原告恶意串通事实的认定有异议；对10、11号证据无异议。被告对原告出具的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认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号证据与本案原告是否恶意串通的事实无关；3号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该证书是在原告恶意串通竞买的基础上获得的，因此这两份不动产权证书不具有合法性，同时也与原告是否恶意串通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与原告出具的证据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出具的询问笔录中，部分证人虽具有细节矛盾的地方，但并不影响被告对主要事实的认定。故上述原告及被告出具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18日，中国农业银行铜仁分行与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委托春秋公司拍卖其所有的玉屏县支行原田坪营业所营业用房。春秋公司对拍卖标的发布了拍卖公告，熊杨、杨建、陈三妹、杨长国、黄运富、杨桥、杨木莲（与杨兰香、莫建平合伙）、刘旭（刘旭用刘星身份证报名参加）、刘洪超、黄义忠、代胜利报名参加了竞买。2018年7月31日拍卖当天，在拍卖会场大厅等候时，熊杨自己或通过他人向其余竞买人传达了让其他竞买人不与自己竞争，自己准备以190万元买下标的物，并会用成交价与190万之间的差额部分与其他竞买人均分。在竞拍过程中，涉案房产的起拍价为68.1万元，熊杨（9号）举牌4次，代胜利（1号）举牌1次、刘星（10号）举牌2次，杨长国（17号）举牌1次，杨木莲（13号）举牌1次，最终熊杨以最高应价75.5万中标。熊杨中标当日便在万山区高楼坪请其余竞买人吃饭，后熊杨又在田坪“活鱼馆”请竞买人吃饭，吃饭过程中，熊杨提出给每个竞买户2万元，但有竞买人对每人分2万元的提议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成交价与190万元差额部分均分，因未能对分钱的金额达成一致意见，便各自离开了现场，后熊杨也没有再与其他人进行分钱。2019年1月21日，被告接中共玉屏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玉屏侗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移交的举报信件后于2019年2月13日对熊杨涉嫌与其他竞买人串通竞标案进行立案调查。2019年7月17日，被告对该案举行了听证，原告熊杨委托律师林志方参加了听证，在听证会中，被告告知了拟对原告熊杨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熊杨的代理人林志方当场进行了陈述和申辩。2019年7月24日，被告作出了65号处罚决定，并于2019年8月2日送达给熊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以及《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本办法所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之规定，被告具有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因原告认为65号处罚决定违法，本院应对该决定的认定的事实、法律适用、实施行政程序的情况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四十二条：“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第四十三条：“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65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恶意串通，恶意串通是指在买卖活动中，双方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具体表现为串通掩盖事实真相，在应价过程中串通一气，有意压价，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构成要件一是恶意串通的双方有损害第三人的恶意，二是恶意串通的双方事先存在通谋，三是恶意串通的双方以非法盈利为目的。根据本案有效证据证明的事实，玉屏县支行原田坪营业所营业用房的起拍价为68.1万元，预期最高应价190万元。拍卖当天，原告自己或通过他人向其余竞买人传达了让其他竞买人不与自己竞买，自己准备以190万元买下标的物，并会以实际最高应价与预期最高应价190万之间的差额部分与其他竞买人均分。原告以最高应价75.5万成交。后来因竞买人之间对分钱的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未完成分钱事宜。依据该事实，实现预期最高应价与最终最高应价之间的差额是原告与其他竞买人追求非法盈利的目的。拍卖前，原告通过自己或他人向其他竞买人转达自己的意思，是恶意双方的通谋，拍卖过程中竞买人举牌的次数也能证明双方通谋的合意。由于恶意双方通谋的作用，拍卖房屋的最高应价75.5万，应该低于预期最高应价，损害了委托人的权益。原告实施的行为符合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故，65号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5号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构成恶意串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原告处罚款15.1万元，且罚款的金额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内，属适用法律正确。被告在作出65号处罚决定前，向原告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举行了听证，其行政程序合法。综上所述，65号处罚决定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熊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熊杨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石 丽审 判 员  王光勇人民陪审员  彭智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马文琴书记员杨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