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12民初5916号 原告：成都三工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工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胡海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代君，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航天北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肖辛忠。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张琴，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成都三工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工公司）与被告成都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九鼎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三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海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代君，被告九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慧、张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九鼎公司向三工公司支付加工费1112863元及利息（暂计）损失241120元（利息以年利率5%自2015年5月10日起计算至加工费付清时止）；2.九鼎公司向三工公司支付库房占用费120000元、货物维护费45000元；3.九鼎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三工公司将第一项诉请变更为：九鼎公司向三工公司支付加工费1012863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按照年利率5%自2016年5月10日起计算至加工费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29日，三工公司与九鼎公司签署《外协加工合同》，约定九鼎公司作为定作方将规格各异的钢卷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由武汉运输至重庆码头，再由三工公司从重庆码头陆运至位于重庆的加工分割工厂，按照九鼎公司的指令分割钢卷后，再陆运至九鼎公司指定的位于重庆江津的客户工厂。待加工钢卷总量为2702吨，加工费总计1753343.4元，但双方结算的总吨数和加工费以实际额作准。协议生效后，案涉所有钢卷最终被运输至重庆，分批次加工后送货至九鼎公司的客户工厂，但九鼎公司声称其客户公司未能及时支付款项，一直未向三工公司支付加工费，仅在2016年5月支付740480元。三工公司多次主张加工费未果，于2019年1月再次向九鼎公司提出结算和支付请求，并将5份共计505189元的增值税发票送交九鼎公司，但仍未付款。因九鼎公司未能及时发出加工和送货指令，导致钢卷未能在合同履行截止期2016年12月31日前从分割厂区分割加工后运至客户工厂。最后一批钢卷46481千克钢卷的加工和送货指令于2019年7月15日才发送，期间部分钢卷长期囤货于加工仓库，三工公司为避免钢卷生锈，不得不进行日常保养，因此额外产生库房占用费及维护费。故依法诉至法院。 九鼎公司辩称，1.双方先后签订了两份单价不一样的《外协加工合同》（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16年4月29日），实际是按单价较低的合同履行，按该合同约定，三工公司共计为九鼎公司加工钢卷2587.535吨，加工费共计1258066.25元，九鼎公司已支付740480元，尚欠517586.25元。2.三工公司按单价较高的合同主张加工费缺乏依据亦不符合常理。首先，双方在2017年9月对账是按价低的合同进行结算；其次，三工公司在（2019）川0112民初136号案件（下称136号案件）中提交的答辩状及反诉状均载明，就案涉钢卷加工事宜，截至2019年1月，九鼎公司尚需支付加工费495277.15元，而非在本案中主张的100多万元；另外，三工公司在本案起诉状中称，按照单价较高的合同，待加工总量为2702吨，加工费总计1753343.4元，但双方结算的总吨数和加工费以实际额作准，三工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实际加工数量并非2702吨，但又按该数量主张加工费，与事实不符。3.案涉钢卷在加工前均系密封，不需要进行额外维护，三工公司保管钢卷系其合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九鼎公司可随时下发指令对钢卷进行加工，且三工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产生了仓储、维护费用，故其关于库房占用费及维护费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4.按合同约定，三工公司开票后，九鼎公司于次月30日前付款，因三工公司于2019年1月才开票，且所开票据不符合相关规定，故九鼎公司无需支付利息，且其主张的利息过高。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三工公司（乙方/承揽方）与九鼎公司（甲方/定作方）签订两份《外协加工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19年4月29日，约定由乙方为甲方加工钢卷，零件加工后符合甲方提供的工艺图纸及技术协议等相关要求。两份合同除第一条“标的额”、第十条“终止日期”及第十一条“合同一式几份”有区别外，其余条款均无实质差异。三工公司提交的合同第一条载明：序号1-31、数量2702吨、金额1753343.40元，加工费单价（元/吨、含税、运费）有623.20、693.20、693.40、722.45等价格，以上标的数量是首次加工数量，以后月份按双方的具体任务交接单据为准。第十条：本合同终止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九鼎公司提交的合同第一条载明：序号1-30、实际剪切数量2587.535吨、金额1258066.25元，加工费（元/吨、含税）有461.05、531.05、531.25、560.30等价格。第十条：本合同终止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两份合同均载明：三、交（提）货方式为甲方要求送至指定地点，交付数量及进度以甲方外协调度要求为准。五、运输方式为由乙方负责运送并承担全部运输费用。六、结算方式为每月20日前按实际加工费用金额，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交由甲方，甲方按本单位财务规定程序进行报账，于次月30日前通过银行转账将账款转至乙方所提供账号上。 2016年5月10日，三工公司开具7张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分别为110690.40元、116376元、99712元、99088.80元、99088.80元、103980元、111544元，合计740480元，均载明购买方为九鼎公司。同月12日，三工公司开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九鼎公司、收款方式银行承兑汇票、金额70万元；同日，九鼎公司向三工公司转账40480元。2019年1月17日，三工公司开具5张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分别为112176元、96314元、103246元、105489.50元、87963.50元，合计505189元。三工公司增值税票回执单显示，前述5张票收票日期为2019年1月18日，收票人栏有张秀君签字。 《三工业务债权债务对账汇总表》显示，债权方九鼎公司、债务方三工公司。添琪外协栏显示，应收账款为空白，应付账款为：三工还需开发票517586.25元，并支付三工货款517586.25元。以上数据截止2017年7月25日。债权方、债务方分别加盖九鼎公司、三工公司印章，三工公司印章处有胡海洋签字。 另查明，本院于2019年2月12日作出的（2019）川0112民初136号民事裁定载明，反诉人三工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九鼎公司向三工公司支付加工费495277.15元。事实和理由：三工公司与九鼎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达成了承揽协议，三工公司为承揽人，九鼎公司为定作人，由于双方对加工费有分歧，因此在2016年4月29日签订了二份加工报酬分别合计为1258066.25元及1753343.4元同样的《外协加工合同》，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口头同意按加工费报酬高的合同执行，后来三工公司完全按照九鼎公司的要求完成了工作，交付了工作成果，并按加工费高的合同约定价格向九鼎公司开出了发票，九鼎公司也接收了发票，但后来九鼎公司实际上是按加工费低的价格支付了加工费，现在还欠三工公司加工费495277.15元。故三工公司提出反诉。本院经审查认为，三工公司的反诉诉请与本诉诉请并非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故对三工公司的反诉不予受理。 上述事实，除有当事人当庭陈述，有民事裁定书、《外协加工合同》、增值税发票、回执单、收据、收款回单、对账汇总表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双方就案涉钢卷加工事宜签订了两份《外协加工合同》（载明的签订时间均为2019年4月29日）均予认可，但对实际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各执一词。结合双方当事人诉辩及本案具体情况，本案争点主要集中于：一、双方实际是按哪一份外协加工合同履行（结算）；二、三工公司主张的库房占用费及货物维护费有无相应事实及法律依据。 关于争点一。本院评述如下：1.三工公司提交的加工合同（即价高合同）第一条所载“以上标的数量是首次加工数量，以后月份按双方的具体任务交接单据为准”，结合其在本案起诉状中所称“待加工的钢卷总数量2702吨，加工费总计1753343.4元，但是双方结算的总吨数和加工费以实际额作准”，以及合同“标的额”载明的相关情况，可以印证其认可加工费结算是以实际产生为准。但同时，三工公司在庭审中又陈述签订该合同时加工费就已经确定，无论实际加工多少钢卷，加工费均以合同载明金额为准，并以该金额予以主张，该说法与合同约定及其在诉状中的陈述相矛盾。三工公司依据该合同载明的金额主张加工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对于九鼎公司提交的2017年9月的对账汇总表，三工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该表上加盖的公司印章及其本人签字均予认可，但否认该对账表反应了双方案涉加工费的全部真实情况。在第一次庭审时其称该对账表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配合九鼎公司做账进行的；并称三工公司为此还给九鼎公司反开具了102万元（对账表“应付货款”栏所载金额）发票，但未向法庭提交相应票据。第二次庭审时又称该对账表是真实的，但因对账时钢卷还未交付完毕，故只能反应当时已交货的部分情况；同时又称该对账表所载102万元系双方其他合同的债权债务。对此本院认为，三工公司关于对账汇总表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同时，三工公司向法庭提交提货单、出库单等拟证明其已完成2627.815吨钢卷加工并送交九鼎公司指定的客户公司，相关单据显示的交货时间均在2016年6月至12月期间，而对账发生在2017年9月，故其关于2017年对账只针对部分加工费的主张不能成立。3.双方均陈述两份合同单价差主要在于运费，九鼎公司辩称先前约定运费均由三工公司承担，故签署了单价较高的合同，但因后来案涉钢卷从武钢出库运至重庆所产生的运费（承运方为孝感市利和瑞物流有限公司）实际由九鼎公司承担，故双方重新签订了单价较低的合同且实际按此合同结算，三工公司亦认可该段运费系由九鼎公司承担。结合九鼎公司提交的相应委托付款协议、付款通知单、记账凭证等，可以印证九鼎公司的该辩称意见。4.三工公司主张其开具票据系根据价高合同所确定，由此证明双方系按价高合同履行。九鼎公司辩称第一次开票及付款均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之前，即2016年5月的付款系预付。该说法与三工公司提交的提货单、出库单显示的交货或出库时间均在2016年6月及其后相吻合，本院予以认可。关于2019年1月开具的票据，九鼎公司认可收到，但不认可票据所载单价、规格等，认为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系按价高合同进行结算。实际情况应为三工公司在136号案件中提交的反诉状所称，“三工公司按加工费高的合同约定价格向九鼎公司开出了发票，九鼎公司也接收了发票，但后来九鼎公司实际上是按加工费低的价格支付了加工费，现在还欠三工公司加工费495277.15元。”本院认为，结合三工公司在对账汇总表签字盖章、两次开具发票（总金额情况），以及在136号案件中所提反诉等行为，可以认定三工公司以其行为表示对双方实际是按价低合同进行结算予以认可。同时，九鼎公司称三工公司于2019年1月在136号案件中提起反诉时主张的49万余元，系未加上2019年7月产生的加工费。结合三工公司提交的2019年7月8日加工单所载重量，若按价低合同的单价进行计算，该笔加工费应在2万元左右，即三工公司反诉主张的金额加上该笔加工费与对账汇总表所载九鼎公司尚欠金额基本吻合。同时该尚欠金额加上九鼎公司已付金额与价低合同所载总金额吻合。该情况进一步印证双方实际是按价低合同进行的结算。 综上，本院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书面意见及当庭陈述，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双方实际系按单价较低的那份合同进行结算。该合同载明实际金额为1258066.25元，三工公司认可九鼎公司已支付740480元，故九鼎公司尚需支付517586.25元。根据合同第六条约定，乙方（三工公司）开具发票交甲方（九鼎公司）后，甲方于次月30日前付款。据增值税票回执单显示，九鼎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相应发票，故对三工公司主张的利息，本院确认以全部未付加工费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5%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对九鼎公司关于发票不符合相关规定及利息标准过高的辩称不予采纳。 关于争点二。对三工公司的该主张，九鼎公司辩称不应得到支持，理由主要为：1.按合同约定，九鼎公司可随时下发加工指令，三工公司作为承揽方，保管案涉钢卷系其应有义务；2.双方未就合同终止后未加工完毕的钢卷保管维护事宜进行约定；3.三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实际产生相关费用。对九鼎公司的前述辩称意见予以采纳。关于三工公司主张其与豪龙公司签订的补充合同对钢卷维护及库房占用问题进行了约定，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复印件，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且即便真实，因九鼎公司非合同当事人，合同对九鼎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故对三工公司关于库房占用费及货物维护费的主张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三工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加工费517586.25元及利息，利息以未付加工费为基数自2019年3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5%计算至加工费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成都三工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9235.5元，由原告成都三工工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000元，由被告成都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23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阳如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易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