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湘09行初53号 原告臧明达，男，1946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朝阳办事处。 原告臧金冠，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原告臧君召，男，1977年l0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未阳市遥田镇。 共同委托代理人臧明达，系臧金冠、臧君召之父，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梓山西路8号。 法定代表人张值恒，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熊昌文，该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龚红卫，湖南万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原告臧明达、臧金冠、臧君召（以下简称三原告）诉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臧明达及原告臧金冠、臧君召的委托代理人臧明达，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熊昌文、龚红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诉称，三原告各有合法权证的住房，面积分别为370平方米、316.76平方米、318.35平方米，坐落在益阳市人民政府东侧200米处。2007年因益阳市人民政府接待处要建国际大酒店，要拆迁三原告所有房屋和地上附着物。由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充当拆迁人。2007年4月7日拆迁人派拆迁大队队长李先进带着一班人来三原告家测量房屋，将原告三户房屋出入道路、下水管道测量给了邻居家，还遗漏了房屋深基础桩、围墙、花木等许多项目，比2005年拆迁人预测的少了10多万元。之后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于2007年9月7日、22日、23日对三原告作出益国土资执字（2007）第003号、第007号、第008号《限期腾地通知书》并在五日之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07年11月21日三原告房屋被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强制拆除。后三原告依据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限期腾地通知书》和相关法律，于2008年1月15日聘请律师就三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安置问题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裁决。2009年2月19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湘征裁字（2009）4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延期审理通知书》。由于情况复杂，延期至2009年2月19日，可是过了延期的时间，三原告一直没有收到行政裁决书。2018年3月三原告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映，得到中央巡视组的关注，并指导三原告“此事还是需找湖南省人民政府解决”。2018年4月三原告找到湖南省人民政府信访局，接待人员指导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4月1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告知书》，湘府复告字（2018）12号、13号“找国土资源厅联系”。2018年11月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工作人员给付原告2009年没有下达的行政裁决书等原始资料。2019年1月16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作出湘自然信访事项告知单资信访（2019）0030号告知三原告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9年12月22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作出湘府赔不受字（2019）1号，明确指出找当地直接造成财产损害的人民政府和行政机关申请赔偿。2019年4月24日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益府不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三原告认为益阳市人民政府以不公正、不平等的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对三原告房屋实施强制拆除，事后拖延安置6年多时间，致使三原告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该决定书所记多与实际不符，而且与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损害无关。三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是要求按同年、同地段、同类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拖延6年多安置的损失，以及强制暴力拆除造成的心理伤害，请求法院支持。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赔偿因对三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不平等和拖延安置时间造成的经济损失150万元；2、请求判令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赔偿三原告11年维权误工费、律师费等经济损失1.5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因滥用职权干预司法对三原告实施违法强拆造成的精神伤害进行赔礼道歉。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2007年10月益阳市龙光桥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土地使用权证、房屋分配协议书，拟证明三原告房屋用地合法；2、2007年7月20日三原告拆迁补偿协议，拟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拆迁事务所充当拆迁人伪造拆迁补偿协议，没有送达三原告；3、2007年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向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的《关于对益阳高新区明月村村民臧明达房屋申请限期腾地的报告》2份，拟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因向原告索贿不成向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申请限期腾地的报告中所述事实都不真实；4、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益国土资执字[2007]第003号、第007号、第008号《限期腾地通知书》，拟证明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事先没有公告通知的情况下作出3天限期腾地通知的做法违法，事实证明三原告房屋拆除后土地闲置了8年；5、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益国土资执申字（2007）03号、04号《强制执行申请书》，拟证明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在5天之内申请法院对三原告强制执行，违反国家法定程序；6、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07）益赫行执字第341号、第342号、第343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三份裁定违法，三原告没有阻扰征地行为，不构成强制拆除要件；7、2007年11月21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执行笔录，拟证明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8、2013年3月6日益阳市朝阳综合经济开发区明月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明月资管委）出具的证明，拟证明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拖延安置时间6年多，三原告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9、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拟证明三原告建毛坯房承包价488元/平方米，是原房屋拆迁补偿标准240元/平方米的两倍多；10、2007年10月23日明月资管委证明2份，拟证明三原告房屋所在地1993年划为城市规划区，2003年农村集体建制撤销；11、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与明月资管委签订的《征收土地协议书》，拟证明三原告房屋所在地2006年12月已成为国有土地，依10号和11号证据和国家法律规定，拆迁三原告房屋应当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标准计算补偿；12、郭亮珠、李国安、陈新国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工作人员因索贿不成打击报复三原告，同时间测量、拆迁房屋的邻居补偿标准按（2007）4号令计算，唯独对三原告按（2004）3号令最低价计算补偿，强制拆除；13、大海塘村村民房屋拆迁补偿公告（2007）4号令与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用明细表四份，拟证明被告同年测量的房屋按（2004）3号令补偿标准计算到户后，再改为（2007）4号计算补偿；14、周学新、黄国安、罗电生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三原告因强制拆迁和拖延安置受到的经济损失；15、湖南省益阳市中心医院病情证明，拟证明原告臧明达、罗桂云在强拆中身体受到伤害，住院治疗；16、2008年10月21日三原告向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提交的裁决申请书、授权委托书，拟证明三原告在法定的时间内申请了行政裁决；17、2009年2月19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征裁字[2009]4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定延期审理通知书》，拟证明湖南省人民政府已受理三原告申请，并延期审理通知了三原告；18、2009年5月21日臧明达的行政诉讼起诉状，拟证明原告没有收到裁决书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支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19、2009年9月19日臧明达的行政诉讼起诉状，拟证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臧明达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予立案；20、2011年5月1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访字第0315号，拟证明法院不予立案后原告到高院上访；21、2012年6月19日臧明达的行政起诉状、授权委托书，拟证明原告2012年向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法院未予立案；22、2011年6月29日益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办公室访字[2011]第89号来访接待介绍信，拟证明原告收不到湖南省人民政府裁决书只能到处信访；23、湖南省人民政府湘府复告字[2018]1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告知书》，拟证明湖南省人民政府告知找原承办机构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24、2009年3月25日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文件湘国土资[2009]44号《关于下达的请示》、湖南省人民政府湘征裁字[2009]7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决定书》，拟证明三原告经中央巡视组人员指导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于2018年11月5日才找到当年没有下达的裁决书，致使三原告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25、2019年2月27日三原告向益阳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赔偿的申请书，拟证明三原告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示向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6、2007年10月21日全部项目被拆迁户证人、证词，拟证明被告征地拆迁程序违法；27、2012年3月11日关于房屋被强拆后请求按（2007）4号令补偿的报告，拟证明三原告于2012年3月11日向被告提出合法合理诉求；28、2012年6月1日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拆迁部《关于的回复》，拟证明被告拒绝了三原告的诉求；29、2018年3月19日三原告向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益阳市人民政府违法、强制、暴力、毁埋军人家属房屋、财产，并拖延六年安置时间，请求补偿的报告》，拟证明三原告曾向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提出诉求；30、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转给被告的证明，以及益阳市朝阳街道办事处文件湘益朝复字015号《关于臧明达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拟证明三原告向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诉求，两单位要求被告处理的证明和被告作出处理意见书说明三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是按（2007）4号令补偿，但三原告没有得到（2007）4号令的补偿款；31、2018年4月11日向中央巡视组提交的《关于益阳市人民政府违法、强制、暴力、毁埋军人家属房屋、财产，并拖延六年安置时间，请求补偿的报告》及邮寄凭证，拟证明三原告曾向中央巡视组反映诉求；32、益阳佳宁娜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务部《关于酒店前期支付益阳市梓山湖山庄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费用明细的说明》、湖南省益阳市接待处《关于拨付益阳国际大酒店建设一期用地“三费补偿款”村级提留部分函》、证人证言，拟证明54467.9元房屋补偿款此单位没有给付；33、2019年4月24日益阳市人民政府益府不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拟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不予赔偿。针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三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三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房屋被征收拆迁安置的一个过程，以及三原告向湖南省人民政府、各级法院、信访部门维权的过程，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益阳市人民政府非赔偿义务机关；2、三原告的请求超过法定时效；3、三原告的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定条件。综上所述，三原告诉状错列被告主体，请求已过法定时效且不符合法定条件，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07）益赫行执字第341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复印有遗漏缺页），2、2007年9月30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07）益赫行执字第342号《行政裁定书》，3、2007年9月30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07）益赫行执字第343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3拟证明三原告的房屋系司法强拆，益阳市人民政府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同时证明三原告申请国家赔偿已经超过时效；第二组证据：4、2007年11月18日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安置部出具的《安置告知书》，5、益阳市朝阳综合经济开发区明月资产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3月6日出具的《证明》，6、高新区明月2号安置地四栋安置户与益阳市五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18日签订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7、臧明达于2012年8月9日出具的《承诺书》，8、王茂华、邓月平分别于2013年8月28日、2013年8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9、臧明达于2015年7月27日出具的《领条》，10、臧明达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的《领条》，11、臧明达拆迁补偿明细，12、臧明达于2012年出具的《领条》，13、臧明达于2007年11月29日出具金额为111385.39元的《领款单》，14、臧明达于2007年11月29日代为出具金额为108941.38元的《领款单》，15、唐红燕于2007年11月29日出具金额为107740.36元的《领款单》，证据4-15拟证明三原告的房屋虽系司法强拆，但其应得的补偿已经到位，且安置也已经到位，安置利益未受损；16、2017年1月13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行初48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书复印有遗漏缺页），17、2016年8月8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行初32号《行政裁定书》，18、2017年1月13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6）湘0903行初48号之一《行政判决书》，19、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9行终25号《行政裁定书》，20、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益检民（行）监[2018]43090000020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1、2017年9月19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初33号《行政裁定书》，22、2017年9月14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初34号《行政裁定书》，23、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初35号《行政裁定书》，24、2017年12月8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9行终87号《行政判决书》，25、2017年12月8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9行终88号《行政判决书》，26、2017年12月8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09行终89号《行政判决书》，27、2017年7月26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法赔4号《决定书》，28、2017年7月17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法赔3号《决定书》，29、2017年7月17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法赔2号《决定书》，30、2018年9月2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湘委赔监1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31、2018年9月27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2018）湘委赔监1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32、2018年2月5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书》，33、2018年2月5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赔初2号《行政裁定书》，34、2018年2月5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7）湘0903行赔初3号《行政裁定书》，35、2018年4月26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行赔终1号《行政裁定书》，36、2018年4月26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行赔终2号《行政裁定书》，37、2018年4月26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行赔终3号《行政裁定书》，38、2018年5月2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8）湘0903行初38号《行政裁定书》，39、2018年6月13日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9行终60号《行政裁定书》，40、2018年7月3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8）湘0903行初64号《行政裁定书》，41、2018年7月3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2018）湘0903行初65号《行政裁定书》，证据16-41拟证明三原告在房屋被司法强拆后，就同一事实已经向多个部门申请了国家赔偿，均没有得到支持。针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三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3的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房屋是益阳市人民政府拆迁的，不是司法强拆；对证据4-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对证据16-4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虽向多个部门申请了国家赔偿，但并未得到支持。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综合评议如下：对三原告提交的证据1系三原告房屋产权证明，本院予以认可；证据2-7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8-9、14-15因该损失未经评估鉴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法认定，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10-13系三原告对补偿标准存有异议的证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证据16-31系三原告向各级政府和中央巡视组请求赔偿以及信访的过程，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33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达不到三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3、16-41系法律文书，证据4-15系三原告安置情况的证据，本院予以认可。 本院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陈述意见，确认本案如下事实：2007年，益阳市人民政府因项目建设需要依法征收三原告坐落于益阳市龙洲南路房屋所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按照益阳市人民政府（2004）3号令标准计算。2007年9月7日，因三原告拒绝腾出土地，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向三原告作出益国土执字（2007）第003号、007号、008号限期腾地通知并向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07年9月30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益赫行执字第341号、342号、343号行政裁定，裁定准许强制执行，并限三原告于2007年10月10日前自动腾出土地，逾期不履行的予以强制执行，并向三原告发出《执行通知书》。由于三原告在人民法院规定期限内均未履行腾地义务，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21日强制拆除了三原告房屋。2011年12月18日，三原告等联建户与益阳市五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书》，启动安置房建设。2012年8月，臧明达作出书面承诺：不再为安置住房和过渡费发放以及家具损坏和相关安置工作的事找政府及各级部门上访，并感谢政府已全部到位。2013年8月，经益阳市、区两级法院协调，将强拆房屋的执行费20000元退给三原告。2019年2月27日，三原告向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赔偿，2019年4月24日，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益府不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 另查明，自2016年起三原告仍就其房屋拆迁及安置问题，先后以原益阳市国土资源局、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拆迁安置部、益阳高新区朝阳办事处明月村、明月资管委、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事务所为被告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均未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是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且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本案中，三原告以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违法拆迁为由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诉的拆迁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故本案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起诉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本案中，三原告的房屋于2007年被拆迁，其未能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申请时效内提出赔偿请求，故本案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针对三原告赔偿损失的请求，因被诉行政行为未被赔偿义务机关、行政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确认违法，不具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赔偿诉讼中就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损失的范围大小等进行实体审查的前提条件，故本院对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益府不赔决字（2019）1号《不予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所述，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臧明达、臧金冠、臧君召的起诉。 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 斌 审 判 员  谭环栋 人民陪审员  彭 亮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法官 助理  苏婧如 书 记 员  肖 贝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