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0302行初433号原告刘迪安，男，1956年1月10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原告冯购良，女，195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刘迪安的妻子）原告刘维，男，1983年1月3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刘迪安的儿子）原告刘艳，女，1985年1月19日出生，汉族，湘潭市人，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刘迪安的女儿）原告胡建彬，男，198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山县人，农民，住湘潭市岳塘区。（系刘迪安的女婿）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余彪，湘潭市雨湖区弘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湘潭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湘潭市雨湖区北二环中路6号。法定代表人唐煜，局长。委托代理人李凡，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王继文，湖南明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诉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14日立案受理。2018年9月29日，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岳建清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俊襄、周芬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代理书记员刘波出庭担任记录。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以及共同委托代理人余彪，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王继文、李凡到庭参加诉讼。2018年12月18日，本院作出（2018）湘0302行初109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的起诉。事后，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3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岀（2019）湘03行终7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院撤销本院作出（2018）湘0302行初109号行政裁定书并指令本院继续审理。现该案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共同诉称：原告在湘潭市岳塘区建有住房一栋，办理了相关的建房手续，是合格的安置区房，占地面积131平方米，为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面积为387平方米。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2013年8月5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潭土公字[2013]第25、26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并由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告》潭征补字（2014第10、11号），并委托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办理相关的征收手续。2016年原告刘迪安与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签订了多份空白的征收补偿协议，约定房屋补偿款为9人，口头称：每人房屋补偿款和安置指标总计为50万元，合计450万元。2016年7月2日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下发了《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但一直没有将征收协议交给原告，2018年7月18日被告的工作人员到原告家中告知要强拆原告的房屋，原告到征收事务所将上述通知书直到2018年7月19日才交给原告刘迪安，并且告知原告2018年7月20日受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将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2018年7月20日早晨7时许，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工作人员带领相关人员强行闯入原告家中，搬走原告的财物，导致原告的大量财物毁损，损失巨大。经报案确认为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作出的强制腾地的决定，公安机关告知原告走法律的维权途径。原告认为被告作为土地管理的行政部门，应当依法作出限期腾地决定，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不能自行强行腾地，同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在没有对原告进行安置补偿的情况下，也不能强行的腾地。被告强行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并造成原告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被告2018年7月20日强拆原告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共同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适格；2、原告房屋的建房手续，拟证明原告的房屋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3、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下发的通知书，拟证明原告的房屋是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且由被告下发了征收决定；4、报案材料，拟证明被告委托的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强行将原告的房屋拆迁，酿成纠纷，报案派出所出警，要求原告不要发生冲突，要以法律的方式解决争议；5、强拆的相关照片和视频材料，拟证明原告的房屋被被告强行拆除，没有达成房屋征收协议，没有给付征收款，是明显的行政违法。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答辩人未实施原告所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依法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中，原告诉称其房屋被答辩人强制拆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答辩人并未没有组织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原告所诉称的房屋强制拆除，答辩人被告主体不适格，依法不应作为本案被告。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没有向本院提供证据。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共同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涉及的是被告是否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与本案无关，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通知书并不代表我们实施了拆除行为，要实施拆除的话是要事务所向国土局申请强制腾地，国土局再向法院强制执行，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统征地荷塘商务区一、二期建设用地项目经批准拟征收岳塘区荷塘乡荷塘村部分集体土地。刘迪安（户主）、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五原告一户位于湘潭市××区荷塘乡荷塘村长××村民组，在该组共同共有房屋一栋，并办有建房手续，且在征收红线范围内，必须拆迁。2013年8月5日，湘潭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潭土公字〔2013〕第25、26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2014年5月16日，被告发布了潭征补字〔2014〕第10、11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事后，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依法受理该项目，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具体工作。2016年7月2日，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向原告刘迪安、刘维等下达了《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注明了测绘面积、补偿款项数额及款项领取方式等，原告刘迪安、刘维对此也有签字按手印确认。事后，原告领取了该通知书约定的拆迁补偿款170余万元。2018年7月20日08时许，原告刘艳因征拆纠纷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经出警民警现场调查核实，系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拆迁事务所和其拆迁工作人员对荷塘村步步高商务区拆迁范围内刘迪安户房屋进行拆迁而引发的纠纷，对此，原告亦有视频录像资料予以证实。另查明：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五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前，向原告送达《限期腾地决定书》，但原告拒收。本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故《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发布以后，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征拆工作是被告的法定职责。本案中，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依法受理该项目，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具体事务性工作，应视为是受被告委托而实施的征拆行为。因此，原告以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拆除房屋违法为由，将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被告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被告辩称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予支持。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从本案事实看，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向原告刘迪安、刘维等下达了《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原刘迪安、刘维虽然在该《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通知书》签名并领取了约定的拆迁补偿款，即使原告未按照约定履行腾房义务，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也无权组织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鉴于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事务所依法受理该项目，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具体事务性工作，应视为是受被告委托而实施的征拆行为。因此，原告诉请确认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违法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8年7月20日强制拆除原告刘迪安、冯购良、刘维、刘艳、胡建彬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湘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岳建清人民陪审员  周 芬人民陪审员  刘俊襄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徐慧鹏代理书记员  刘 波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