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民终124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宗权，男，1968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华东，河北天宏律师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解永立，女，1969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裕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素华，河北盛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宗权因与被上诉人解永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袁宗权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还重审，上诉费用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原告起诉，可视为债权转让通知”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且债权转让协议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袁宗权没有收到债权人任何形式债权转让通知，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原审法院将权利受让人向法院起诉视为对债务人的通知，则扩大了合同法第80条的解释，同时使法院这样的公权力机关介入到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私权中，影响法院的公正与权威。受让人向法院起诉，则应是履行了债权转让的全部要件后，在债权转让真正成立的情况下，法院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故，本案的债权转让对上诉人不应发生法律效力，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另外，被上诉人解永立与李国恒签订了多份《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的内容过于简单，而且没有体现受让债权而支付相应对价，有可能是无偿或低价转让债权，不排除此债权转让损害其它人的合法权益或规避法院的强制执行。二、本案借款合同中孔荣祥系借款担保人，部分借款本息已支付给孔荣祥，应从借款本息中抵扣。2015年8月7日，上诉人袁宗权作为借款方(甲方)与出借方李国恒(乙方)、担保人孔荣祥(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500000元，而实际收到借款本金475000元。担保人孔荣样系出借方的实际控制人，上诉人借款均是通过孔荣祥商定的，资金出借后孔荣祥亦向上诉人催收借款本息，上诉人出于孔荣祥担保人的身份，向其偿还《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自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共偿还80余万元(详见还款明细)。故上述还款亦应作相应扣除。三、上诉人自2013年11月24日至2015年2月3日，上诉人实际收到借款本金90.8万元，偿还张子华帐号借款本息共计257.678万元，大部分按年息60%-80%偿还的复利、远超过最高年利率36%，但原告无故撒回案件起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平原则，上诉人请求将多支什部分在本次借款中抵扣。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充分考虑上诉意见，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与理由补充：一、被上诉人不是债权转让的合法受让人，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孔荣祥、李国恒是实际的出借人，债权转让的目的是逃避法律制裁，避免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职业放贷人”而进行的虚假转让。借款合同中借款方为袁宗权、出借方为李国恒，但实际借款合同出借方一栏为空白，借款合同具有虚假性。如果李国恒转让债权，则应该由李国恒通知债务人袁宗权，而不是由被上诉人直接通过诉讼方式通知袁宗权；因此，被上诉人不是合法受让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明显错误。李国恒、孔荣祥、乙润公司实质上是同一个出借主体，即依托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从事发放高利贷业务进行牟利。孔荣祥是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李国恒是乙润公司的股东，张子华是公司及孔荣祥的会计，负责出借款项、结算、收取利息、追讨债务等。李国恒、张子华、彭光军以自己名义代替乙润公司、孔荣祥签订借款合同，孔荣祥充当担保人，并完成出借义务，实际上借款款项的实际所有人是乙润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孔荣祥、李国恒，并非李国恒个人。孔荣祥、李国恒以债权转让为幌子，为逃避法律打击，有目的的选择管辖法院，游走于石家庄市区各个法院之间，通过其控制的乙润公司以孔荣祥、张子华、李国恒、解永立、路建中、彭光军等人的名义为诉讼主体在多个法院之间进行虚假诉讼，浪费司法资源，侵害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二、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等人属于“职业放贷人”，其放贷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所签订的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无权要求支付借款利息，一审法院判决支付利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孔荣祥、李国恒和彭某，张子华是公司会计。经调查，孔荣祥、李国恒和张子华、彭某等人以原告身份涉及二十多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诉讼累计金额达近千万元、借款合同为格式条款、借据为统一格式、交付本金时预先扣除利息、出借人采用债权转让方式故意不到庭应诉，由此可得知，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等人以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为业务平台，为规避职业放贷的认定，掩人耳目，常年以个人名义轮流向不特定的对象提供借款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高度的职业性、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属于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行为，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应当认定为“职业放贷人”，明显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其所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无权向借款人主张借款利息。因此，上诉人向包括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在内的任何一个“职业放贷人”偿还借款，均应视为向本案中被上诉人偿还借款。涉案出借资金不属于自有资金且涉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高利转贷牟利行为。理由如下：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书证实乙润公司、李国恒向颜贵岭等人多次借款90万元的事实；乙润公司、李国恒等人提供的格式借款合同第七条第1款约定可知，合同签订后支付借款款项前，借款方不接受出借方的借款应支付10万元作为出借方的融资成本及损失赔偿，该条约定足以说明和证实出借资金不是自有资金，而是出借方融资而来，应依法认定以高息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定州市人民法院（2018）冀0682民初2695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李国恒向河北定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的事实，可以说明李国恒有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高利转贷牟利行为嫌疑。所以，被上诉人主张借款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支付利息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还款684990元不是转到指定的张子华账户，并以此为由上诉人还款不成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不足。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7月5日上诉人共向乙润公司指定的孔荣祥账户转款684990元，用以偿还其与乙润公司之间的债务，银行流水可以证实转款事实。被上诉人不认可，称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就此应负举证责任而未举证。因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等人属于依托乙润公司的职业放贷人，故上诉人向乙润公司指定的孔荣祥账户转款系在履行偿还借款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未征求上诉人意见同意被上诉人撤回2147号案件的起诉属于程序违法；2147号案件与本案属于密不可分的同一事实，一审法院应合并审理，统一对账整体核算本息以查明本案事实。但一审法院不仅未合并审理，还未经上诉人同意允许被上诉人撤诉，致使上诉人支付的款项2576780元无法在本次诉讼中抵扣借款，无法整体计算，明显有失公允，偏袒被上诉人一方。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上诉人多支付款项，依法统一对账核算，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解永立答辩称，袁宗权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解永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43万元(利息暂计至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6日后利息月息2%计算至全部本息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7日，被告袁宗权作为借款方(甲方)与出借方李国恒(乙方)、担保人孔荣祥(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袁宗权向李国恒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2个月，白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10月6日，利率为月息2%(月息10000元)，每月服务费为借款金额的3%(15000元/月)，被告袁宗权需将利息和服务费25000元在每月6号之前打入指定账户，于借款到期日一次性归还本金，借款不满月按整月计算。同日，被告袁宗权出具《借据》，“今借到￥500000元人民币(大写)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5年8月7日至2015年10月6日止，实际借款日期以银行转账凭证记载日期为准。利率按《借款合同》约定执行。”同日，李国恒通过张子华账户向被告账户转账475000元。原告称另外2.5万元系自有现金给付，并提交了2015年8月5日张子华取款1万元的凭证。被告不认可收到现金。2018年年12月24日，被袁宗权在该《借款合同》尾部手写“保证尽快归还本息。”2019年3月1日，李国恒(转让人)与原告解永立(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李国恒将其对被告的上述债权转让给原告。另，本院同期受理多起原被告间借款纠纷案件，本院己确认2016年12月1日被告袁宗权向张子华转账的120万元、2017年1月26日向孔荣祥转账的10万元、2018年2月26日向孔荣祥转账20万元中的7万元、2018年8月21日向张子华转账的25万元，系偿还的(2019)冀0108民初2148号、2149号、2152号案件中的借款本息，本案借款本息尚未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被告袁宗权向李国恒借款50万元，双方簦订《借款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子以确认。李国恒将其对被告袁宗权的债权转让给原告解永立，被告主张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债权转让协议不生效，因本案原告起诉被告还款，可视为通知被告，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故被告应及时偿还原告借款本息。关于借款数额，原告主张本案借款的50万元中有47.5万元为转账，另给付2.5万元现金。被告否认收到现金，称2.5万元并未给付。因原告提交的给付现金的证据并不充分，且2.5万元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和手续费的数额一致，应认定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实际借款数额应为47.5万元。本案借款本息被告尚未偿还，《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月息2%、手续费3%/月，总和超过了法律规定，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宗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解永立借款本金47.5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5年9月17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解永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0元，减半收取6500元，由被告袁宗权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袁宗权提交以下新证据：1、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147号卷宗，欲证明上诉人袁宗权与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孔荣祥之间存在多笔借款纠纷一直未统一对账核算，被上诉人解永立以上述债权转让为由诉至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无故撤诉，且一审法院未征求上诉人意见，程序违法；2、还款明细及银行流水，欲证明上诉人袁宗权自2013年11月24日至2015年2月3日实际收到借款本金120余万元，实际偿还张子华帐号借款本息共计257.9678万元，多付款项应予以抵扣借款本息；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7月5日共向乙润公司指定的孔荣祥账户转款984990元，用以偿还并实际结清其与乙润公司李国恒、孔荣祥之间的债务；3、企业工商登记查询信息、裁判文书、民事诉状及应诉通知书36份，欲证明涉案款项出借人系职业放贷人、上诉人袁宗权所借款项均是以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为借贷平台的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等人出借的非自有资金，系同一出借主体，上诉人袁宗权所偿还款项均是偿还给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孔荣祥、李国恒、张子华，已经偿还完毕借款本息。 被上诉人解永立质证称，被上诉人解永立质证称，银行流水同一审质证意见，发生在本次借贷之前的资金流水与本案无关。上诉人与孔荣祥之间的资金流水只有一部分是偿还的本笔借款的利息共计17万元。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其余部分是上诉人偿还的孔荣祥的借款利息与本案无关，2015年9月17日，上诉人与李国恒签订借款合同，向李国恒借款50万元，约定月利率2%和每月服务费为借款金额的3%，同日李国恒通过张子华的账户给袁宗权转款47.5万元，并付给袁宗权现金2.5万元，袁宗权出具借据，证实收到该笔借款。2019年3月1日，李国恒将上述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并将转让的事实电话通知上诉人袁宗权。2016年4月29日至2017年共偿还80万元不是偿还本笔借款的利息2013年11月24日至2015年2月3日，上诉人与张子华账号的资金往来因其发生在本笔借款之前，与本笔借款无关。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债权转让的通知是否到达了上诉人？二、本案是否存在虚假转让的情形，被上诉人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三、本案利息及应还款数额应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李国恒将其对上诉人袁宗权的债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解永立后，即向上诉人起诉还款，可视为债权转让的通知到达了上诉人，故上诉人主张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出借人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具有营业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签订之民间借贷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安部、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法【2018】215号）对职业房贷标准作了规定，概括如下：1、未经批准，不得以借贷为业。2、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3、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严禁银行业金融法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4、民间借贷必须是合法收入的自由资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被上诉人不构成职业放贷人标准；虽然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工商登记查询信息显示出借人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孔荣祥、刘玉辉，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2民初1768号民事判决书显示李国恒系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但现有证据未体现出借人具有“职业放贷人”的显著特征，也不足以证实出借人属于职业放贷人，故上诉人以被上诉人为职业放贷人为由主张借贷关系无效，不能成立。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借款数额，亦认可自（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民事案件首次借款后，未偿还完毕既又开始下一笔借款，亦认可上诉人在收到借款后未曾规律性还款，无法核实上诉人的还款与哪一笔借款相对应，故本院认为统一计算并认定应还款项较妥；因双方实际履行出借义务的六案借款中，有两案当事人并未提出上诉，视为认可，对上述两案所涉的还款数额，本院在此不做处理；因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金额与实际银行转账的金额不一致，故应以实际转账金额为准；因上诉人不认可案外人解永志、李永强收款系本案的借款，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案外人与借款人存在业务往来，故对该部分的转账数额1299200元（2013年11月5日）本院不做处理。被上诉人可另诉主张权利；上诉人所称的转给孔荣祥的款项984990元（2016年4月29日5000元现金、2016年12月1日600000元、2017年5月10日50000元、2017年1月26日100000元、2017年5月31日20000元、2017年7月5日9990元、2018年2月16日200000元）系偿还本案所涉借款本息，被上诉人认可2017年1月26日100000元、2018年2月16日200000元中的70000元系偿还本案借款，本院对此予以一并认定；其余款项未提供证据证实，且被上诉人否认，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主张814990元（984990元-170000元）不予支持；因此对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150号、（2019）冀0108民初2151号、（2019）冀0108民初2152号、（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所涉借还款，统一计算并认定应还款项。因双方当事人在相关合同中均约定了月2%、4%的利息及月2%、月3%的服务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十一条“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的规定，本院查明并认定如下： 一、（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2013年9月24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500000元；2013年10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364000元；2013年11月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44775元；2013年11月12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295000元，以上共计出借金额为1203775元。 2013年11月2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360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46038.72元（500000元的欠付利息为500000元×36%÷360天×60天=30000元；364000元的欠付利息为364000元×36%÷360天×32天=11648元；44775元的欠付利息为44775元×36%÷360天×19天=850.72元；295000元的欠付利息为295000×36%÷360天×12天=3540元），将36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至此尚欠利息为10038.72元（46038.72元-36000元），未还本金为1203775元； 2013年12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未还本金1203775元新产生利息19260.40元=1203775元×36%÷360天×16天（2013年11月25日至2013年12月11日）】加上未还利息10038.72元，实际未付利息为29299.12元，将5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20700.88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为1183074.12元（1203775元－20700.88元）； （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2013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39975元；至此未付本金的数额1223049.12元（1183074.12元＋39975元），截止到2014年4月13日尚欠利息为99181.51元（以39975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23日至2014年4月13日期间的利息为2958.15元=39975元×24%÷360天×111天、以1183074.12元为基数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4月13日的利息为96223.36元=1183074.12元×24%÷360天×122天）； 2014年4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4000元；按年利率36%计算则明显不能足额偿还本次利息，故上述借款按年利率24%计算。将14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至此尚欠利息为85181.51元（99181.51元-14000元），未还本金为1223049.12元； 2014年4月1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90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未还本金1223049.12元新产生利息6115.25元=1223049.12元×36%÷360天×5天（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4月19日）】加上未还利息85181.51元，实际未付利息为91296.76元，将19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至此尚欠利息为72296.76元（91296.76元-19000元），未还本金为1223049.12元； 2014年6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200000元；按年利率36%计算则明显超出本次应偿还利息，故上述借款按年利率36%计算；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未还本金1223049.12元新产生利息58706.36元=1223049.12元×36%÷360天×48天（2014年4月20日至2014年6月7日）】加上未还利息72296.76元，实际未付利息为131003.12元，将20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68996.88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为1154052.24元（1223049.12元-68996.88元）； （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2014年6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48000元；至此未付本金的数额1202052.24元（1154052.24元＋48000元），2014年8月18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46478元；按年利率36%计算则明显超出本次应偿还利息，故上述借款按年利率36%计算；截至该日尚欠利息为84625.71元【以48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23日至2014年8月18日期间的利息为2688元=48000元×36%÷360天×56天、以1154052.24元为基数，自2014年6月8日至2014年8月18日期间的利息为81937.71元=1154052.24元×36%÷360天×71天】；将146478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61852.29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为1140199.95元（1202052.24元-61852.29元）； 2014年9月1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31925.60元【1140199.95元×36%÷360天×28天（2014年8月19日至2014年9月16日）】，将5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18074.40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为1122125.55元（1140199.95-18074.40元）； 2014年9月2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2331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13465.51元【1122125.55元×36%÷360天×12天（2014年9月17日至2014年9月29日）】，将2331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219634.49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为902491.06元（1122125.55元-219634.49元）； 2014年11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500000元；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28879.71元【902491.06元×36%÷360天×32天（2014年9月30日至2014年11月1日）】，将150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1471120.29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仍多付568629.23元（1471120.29元-902491.06元），至此尚欠本金、利息均为0元。 2014年11月5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2014年12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2014年12月2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40000元、2014年12月7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50000元、2015年2月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41100元，至此多付金额为899729.23元（568629.23元+50000元+50000元+40000元+50000元+141100元）。 二、（2019）冀0108民初2152号案中2015年7月15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475000元，将（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多付899729.23元扣减本金后，多付424729.23元，至此该案尚欠本金、利息均为0元； 三、（2019）冀0108民初2151号案中2015年8月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475000元;将（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多付424729.23元扣减本金后，尚欠本金为50270.77元； 四、（2019）冀0108民初2150号案中2015年9月17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实际出借475000元；至此未付本金的数额525270.77元（50270.77元+475000元）； 2017年1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100000元，因被上诉人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故截至该日尚欠利息为175413.78元【以50270.77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7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的利息为18030.45元=50270.77元×36%÷360天×538天、以475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7日至2017年1月26日期间的利息为157383.33元=475000元×24%÷360天×497天】；将10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至此尚欠利息为57383.33元（157383.33元-100000元），未还本金525270.77元； 2018年2月26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70000元，因被上诉人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故截至该日上述出借款的欠付利息为【未还本金525270.77元新产生利息138321.30元=525270.77元×24%÷360天×395天（2017年1月27日至2018年2月26日）】；加上未还利息57383.33元，实际未付利息为195704.63元，将7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至此尚欠利息为125704.63元（195704.63元-70000元），未还本金525270.77元； 2018年8月2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款250000元；因被上诉人主张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故截止该日尚欠利息为【未还本金525270.77元新产生利息61281.59元=525270.77元×24%÷360天×175天（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8月21日）】；加上未还利息125704.63元，实际未付利息为186986.22元，将250000元优先抵扣欠付利息后，多付63013.78元，该部分多付数额应作为偿还的本金予以扣减，至此尚欠利息为0元，未还本金462256.99元（525270.77元-63013.78元）。 故上诉人应偿还被上诉人借款本金462256.99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自2018年8月22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另查明，（2019）冀0108民初2147号案中所涉数笔借款中出借人为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和刘玉辉，收款方、付款方均为张子华，担保方均为孔荣祥；（2019）冀0108民初2148号、2149号、2151号、2152号案借款和2150号案借款（即本案诉争借款）共计五笔借款，担保方亦均为孔荣祥，收款方、付款方均为张子华；以上全部债权已转让给被上诉人解永立。 本院认为，上述债权的出借人虽然名为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李国恒、刘玉辉，但涉案借款的收、付款人均为张子华，且李国恒、刘玉辉系河北乙润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故上述出借人实为同一出借主体，上诉人袁宗权向张子华账户付款应认定为向上述出借人履行偿还义务。故上诉人请求逐一核算、统一对账并返还多付部分抵扣本金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债权转让给后，被上诉人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还款，可视为通知债务人，故一审法院认定视为债权转让通知到达上诉人并无不妥之处，上诉人该项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袁宗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改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2019）冀0108民初21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驳回被上诉人解永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100元，由被上诉人解永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丽娜 审判员  于 英 审判员  陈 路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雅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