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9）陕0502民初4627号原告：田培群，女，1976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合阳县，现住渭南市临渭区楼，陕西西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渭南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渭南碧桂园公司)，住所地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法定代表人：李荣进，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北京大成（西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田培群与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培群、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荣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培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2420.81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 2017年5月8日，原、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合同约定被告将位于渭南市临渭区XX大街XX路XX园XX公馆XX幢XX单元XX号房产出卖给原告，总房款为689355元，其中包括增值税，同时合同约定2019年6月30日前交付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十一《补充协议书》第十三条第一款中明确约定：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即双方约定的原告应承担房屋总价款为621040.54元，增值税为68314.46元。《补充协议书》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不包含在本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的购房款总价款（含增值税价）中的，买受人应另行支付给出卖人。2019年6月25日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为原告出具了689355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增值税普通发票上显示增值税税率仅为9%。被告按照合同约定的增值税税率11%提前预收了原告68314.46元增值税，但随着增值税税率调整为9%，被告私自通过虚增房价的方式提高了房屋不含税价款，违反了双方约定，不仅导致原告后期缴纳的契税增加341.85元，而且仅为原告缴纳了税率为9%的增值税，被告少缴纳增值税构成不当得利的金额为12420.81元。增值税的实际纳税人系本案原告，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增值税部分由原告承担，缴税由被告替原告代缴。据此被告明显有不当获利，原告多交增值税及契税系原告所受损失，被告应予返还。但经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国家降税部分的增值税，被告拒不返还，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不当得利。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辩称，本案原告无权要求被告返还所谓的不当得利。首先，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对涉案房屋的单价及总价款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就涉案房屋价款并无任何争议，双方约定除面积差异影响房屋总房款，不因其余任何因素予以调整。合同补充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涉案商品房不含增值税房价、增值税以及适用税率仅系为计税便利而将相应金额进行罗列，并未约定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将造成房屋价款的变更，不具有降税即降价的意思表示。原告对涉案房屋价格知悉并认可，被告按照合同收取相应购房款，并未损害原告的利益，即原告不存在任何损失亦非受害人。渭南碧桂园公司未取得无合法依据的利益，受益人取得的利益与受害人遭受损害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的要件无从谈起。增值税率变更系因国家财税制度调整，即使碧桂园受益，亦具有合法依据，并且增值税的纳税主体为企业，因此调整税率亦为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即便碧桂园因此获利亦符合立法本意，从增值税税收政策调整的本意分析，碧桂园系调整税率的受益人，而并非本案原告，原告主张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降低的税金归其所有既无操作性又无依据。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辐射不仅为房地产行业，还涉及各行各业，如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必将引发大规模群体诉讼，破坏交易秩序。《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录一 第一、二条中出卖人代缴费用包括物业服务费、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费；买受人自行缴纳费用包含商品房预告登记费、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政府征收款项、契税、物业维修基金，合同附录一第三条约定买受人自行缴交为公证费，备注所称税、费，并不包含增值税，增值税并非碧桂园公司基于附录内容代扣代缴的款项，不受上述条款的约束。补充协议附录三第五条“因办理本协议权属登记事项而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买受人同意只是预付给出卖人，由出卖人向有关部门代缴……”，该条款所提及的代扣以及代缴相关款项指为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缴纳的契税、大修基金等款项，与增值税无关，增值税并非碧桂园公司代扣代缴的款项。据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因增值税税率调整而形成的差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为支持其诉请，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原、被告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且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的义务。2、增值税发票，证明原、被告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增值税税率为11%，即双方约定的合同总价由房屋不含税价格和增值税税款两部分组成。且增值税是由原告预付给被告，由被告向有关部门代缴。3、《财税[2018]32号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4、《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文件，证据3、4证明国家减税降税后，商品房适用增值税税率从11%调整到9%。被告违反合同约定，将原告预交的增值税超出部分未经原告同意私自抬高了不含税房屋价格，为原告开具增值税税率为9%的发票，恶意占有原告预交的增值税税额，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5、被告与李小英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被告与李小英的合同明确约定的“税费调整不影响房屋总价的变化”，可以反证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并没有此约定，因此原告预交给被告的增值税超出部分，被告应按照不当得利返还给原告。经质证，被告认为：证据1、2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据1、2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合同已明确约定了房屋总价款，无任何歧义，双方不存在争议，税率的调整是国家政策变化所导致的，结合被告的答辩，被告是否收益也无法确定，该发票的总额与合同一致，不存在原告利益受损的情况。对证据3、4相关规定的真实性认可，规定证明了税率的调整是根据国家的政策变化所导致的，被告是否受益也无从确定，不存在原告利益受损的情况，该文件是证明税率调整的依据。两规定并不属于证据类型，但是两规定证明税率调整是因国家税的降低调整导致的，不因被告的意志而转移，且该证据恰恰是被告的合法依据，对证据5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购房合同不是本案的购房合同，与本案当事人均无关联性，由于没有提供证据原件，均不认可，该约定更加证明了税率的变化不影响房屋的总价款，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该组证据不认可。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未向法庭提供证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8日，原告田培群与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该合同约定原告田培群购买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建设开发的位于渭南市临渭区XX路XX大街XX园*翡翠公馆5幢2单元2-1401号房屋，房屋代码为382758。该房屋预测建筑面积共121.92平方米，套内面积91.71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面积30.21平方米。该合同第三章第六条约定：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5654.16元，总价款为689355元。第七条付款方式及期限 （一）合同签订前，原告田培群向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20000元。（二）买受人采取下列第4种方式付款：4.其他方式：详见本合同附件四的约定 。附件四 关于该商品房价款的计价方式、总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的具体约定 一 买受人同意按下列C方式付款，并以人民币为计算货币：C、其他方式（即按揭分期付款）：（1）出卖人出售给买受人该商品房的总房价款为689355元；（2）买受人必须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付该商品房总价款的41.97%给出卖人，即289355元，并向贷款银行办理按揭申请手续；（3）买受人必须在2017年5月29日前，付该商品房总房价款的58.03%（银行按揭款项）给出卖人，即400000元。第十一条 交付时间和手续 （一）出卖人应当在2019年6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附件十一《补充协议》 第十三条关于税费 1、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2、不包含在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的购房总价款（含增值税）中的，买受人应另支付给出卖人的税费详见本补充协议附录一 《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明细》，该附录一《税费及其他应交款项明细》 一、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需缴交费用（一）出卖人代收代缴：（无） （二）买受人自行缴交（无）。附录三《委托办理权属登记协议书》三、买受人自愿同意出卖人在下列条件同时具备之日起的720天内，将办理该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权属登记资料送交当地产权登记部门，并将出卖人向买受人代收的办理该商品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所需的税费代缴给相关部门。五、因办理本协议第一条（申办买受人所购商品房合同备案登记、申办买受人所购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领取买受人所购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约定的事项而由买受人承担的税费，买受人同意只是预付给出卖人，由出卖人向有关部门代缴……。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9月22日向原告交付了房屋。2019年6月26日，被告渭南碧桂园公司向原告田培群出具陕西增值税普通发票，该发票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不动产房地产开发住宅；单位：㎡；数量121.82；单价5191.559514；金额：632435.78；税率：9%；税额56919.22，价税合计689355.00元”。并查明，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通知自同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均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同时印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文件。根据《营改增试点办法》规定，不动产销售者为增值税纳税人，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2017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废止和修改的决定》，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不动产销售的增值税率为11%，2018年4月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为完善增值税制度，自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率由11%调整为10%。2019年3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为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自2019年4月1日起增值税率由10%调整为9%。2016年4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规定：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该通知于2016年5月1日生效。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在本案中，原告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要求被告返还因税率变动所产生的增值税差额，实际系双方在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发生的纠纷，该案案由应依法变更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是在我国“营改增”税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计税原理上讲，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实现价外税，即有增值才征税。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六条关于商品房的计价方式为“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5654.16元，总价款为689355元” 的内容系双方就涉案商品房固定总价款的相关约定，且房屋等不动产属于家庭大额财产，其买卖事宜关系重大，交易价格作为房屋买卖合同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双方在合同中对总价款进行明确约定，既有利于保障交易双方的权利，又有利于维护商品房交易市场的稳定性；本案因销售涉案商品房而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故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为被告。增值税税款系被告经营、销售成本之一，其在计算商品房成本并确定房屋单价、总价时将其考虑在内亦符合常理，被告缴费种类、税率、金额均对已经约定的房屋总价不应产生任何影响；《补充协议》中有关“买卖双方明确知悉且同意：合同约定的该商品房总房价款为已包含增值税的价款，该商品房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1%”的约定，系被告在单价和总房价固定的前提下对当时适用税率的列明，被告根据约定的总价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因增值税税率的下降而调整发票上的单价和总价，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亦未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附录一《税费及其他应交款项明细》一、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时需缴交费用（一）出卖人代收代缴：（无）；（二）买受人自行缴交（无）；可反映双方当事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附录三《委托办理权属登记协议书》中所述的代缴税费并非为增值税。综上，被告系基于国家增值税税率的调整而调整发票上的单价和总价，具有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依据，且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企业税负、激发企业活力，但降税后必将产生一系列的积极效应和连锁反应，从长远来看也将惠及广大消费者，现原告主张本案中因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红利应由原告享有，并要求被告返还因税率变动所产生的增值税差额，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培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元，减半收取56元，由原告田培群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左  敏 二0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 助 理      崔  蕊书 记 员   陈  茹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