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1行初250号原告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北穿港路及绿带以南、前进道及绿带以西。法定代表人黄勇心，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杨昭，天津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街19号。法定代表人王安波，局长。委托代理人王志鹏，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科科长。委托代理人李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员。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法定代表人杨光，局长。负责人陈晖，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巩雪，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委托代理人赖如星，天津德熙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玲，女，1993年4月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代理人王蔚然，天津华声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祥兰，女，1935年9月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委托代理人刘玲（李祥兰孙女），基本情况同上。原告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不服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案件后，于2019年5月10日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送达了起诉书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奥公司）委托代理人杨昭，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开发区人社局）委托代理人王志鹏、李娜，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负责人陈晖、委托代理人巩雪、赖如星，第三人刘玲同时作为第三人李祥兰的委托代理人及第三人刘玲的委托代理人王蔚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泰奥公司诉称，2019年2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对职工刘某于2017年11月15日发生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原告认为上述决定书存在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因此，向被告市人社局提起行政复议，后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涉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但该决定书存在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一、《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如存在该条款中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工伤。但现依据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于职工刘某进行尸检后，并给予的书面《答复函》所记载的内容，对于职工刘某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无法确定。即现有尸检结论不足以证明职工刘某生前是否醉酒，是否属于工伤范围。并且截止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也不存在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职工刘某生前并未醉酒。在对于职工刘某生前是否醉酒存疑，且无其他证据证明职工刘某生前未醉酒的前提下，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为行政机关就直接主观臆断，单方认定其未饮酒，属于工伤范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在其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对于该存疑内容并未记载。显然上述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而被告市人社局在收到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同样在无有效的证据的前提下，维持了该《认定工伤决定书》。二、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只能作出符合该条款的决定，而被告市人社局所作出的决定却是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的。《行政诉讼法》是人民法院作出法律评价所适用的法律，而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行政机关，其不具备司法机关的职能，其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出裁决，显然被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述复议决定书缺乏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一、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S112019120181186）、《行政复议决定书》（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14号），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二、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泰奥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根据该鉴定意见记载在刘某体内已检测出乙醇；证据2、《答复函》。证明司法鉴定对于刘某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无法确定。即现有尸检结论不足以证明职工刘某生前是否醉酒，是否属于工伤范围；证据3、《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S112019120181186）。证明《认定工伤决定书》对于上述存疑内容并未记载，显然上述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14号）。证明复议机关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作出正确的复议决定；（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被告开发区人社局辩称,一、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权限。本案涉及的死者刘某与原告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岗位为炊事员。2017年11月15日17：20左右，刘某在公司食堂做饭过程中，在食堂后门处小便时晕倒，18：25左右被人发现死亡。奥泰公司住所地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北穿港路及绿带以南、前进道及绿带以西，所属行政区域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天津市政府令第50号）第三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八条、《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人力社保局职能设置、内设部门和人员编制的批复》第二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作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权限。二、被告做出的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不存在不当行为。被告于事故发生之日起的一年内即2018年11月5日收到了刘某家属刘玲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15日内即2018年11月12日受理，向原告及刘玲分别送达《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同时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个人申报材料副本一套。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原告认为不是工伤并于2018年11月26日提交了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被告随后就该事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对相关人员进行了独立调查并形成了笔录。2019年1月11日（即认定期限的最后一天），被告收到刘玲方提交的可能影响认定结论的重要证据，为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于当日做出了补证通知书，中止了该认定程序，于2019年1月15日向刘玲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向原告送达了上述《通知书》、《补证通知书》及个人提供的证据。原告于补证时限之前即2019年1月21日向被告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被告遂于中止期限届满后及时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向原告及刘玲分别送达。综上，该工伤认定做出的程序合法。三、被告做出的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涉及的死者刘某与原告之间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工作地点为原告公司食堂，工作岗位为炊事员，日常负责准备早餐和晚餐。被告处提供的视频显示：2017年11月Ｉ5日17：20左右，刘某在公司食堂做饭过程中，在食堂后门处小便时晕倒，18：25左右被人发现死亡。当日为刘某正常工作日，奥泰公司提交了食堂考勤制度及食堂作息时间表，制度中规定“晚餐工作时间为19：00-23：00，且食堂工作人员需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准备各时间段餐食”，作息时间表上备注上述时间段“包含餐后整理厨房器具工作所占用时间”，但在后续被告进行的调查笔录中相关人员也表示上述考勤制度及作息时间表“当时公司进行了书面告知但并未让员工签字确认”，在问及食堂工作人员提前一小时到岗准备餐食公司如何处理问题上，相关工作人员的回答是“这是员工的自由，公司不予干预”，即作为该特殊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准备餐食是必然的，依惯例也是公司允许的。因此，本案在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两个因素上双方当事人是不存在争议的。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刘某死亡时是否处于“醉酒”状态。受所辖派出所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编号为京正司鉴［2018］病鉴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被鉴定人刘某符合冠心病猝死。针对鉴定意见书中“毒（药）物检测”及对该检测的分析说明中提到的“在送检心血中检出乙醇（浓度为90ｍｇ／100ｍｌ）”，刘某家属对此向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鉴定中心对此作出的《答复函》，该函中记载：“被鉴定人2017年11月15日死亡，本中心于2018年8月17日对其尸体进行检验，毒（药物）检测为死后约九个月进行，时间较长，心血中乙醇浓度可能受到尸体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结果不能确定被鉴定人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原告据此主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针对醉酒标准，《实施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了认定醉酒的依据，因此，原告认为刘某死亡的情形不应被认定为工伤。然，被告认为，按照上述醉酒标准并结合先期做出的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的刘某乙醇含量值确已达醉酒标准，但司法鉴定中心后期出具的《答复函》又载明“毒（药物）检测为死后约九个月进行，时间较长，心血中乙醇浓度可能受到尸体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结果不能确定被鉴定人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该答复函中既未能明确被鉴定人刨除其他影响因素后的实际乙醇含量具体数值，又未能做出已经认定的数值因有影响因素不能据此确定为醉酒的结论，且经询问，该送检件已不具备再次进行检验的条件。综合以上分析，该鉴定意见书对刘某工作中是否为醉酒状态的认定实际上是存疑的。第一、被告针对事发当日刘某是否饮酒的问题上对原告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笔录中记载：“他平日有饮酒的习惯，但当天是否饮酒公司不清楚，并现场给公司食堂的厨师邢师傅打电话，据邢师傅回忆当天中午刘某和张姐、两名物业员工、邢师傅在一起就餐，刘某未饮酒”。第二，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发现刘某死亡的陈某的陈述：“当你发现刘某死亡时，他身上有没有酒味？没有，他平时都是给我们打饭后再自己边喝酒边吃饭”。第三，视频显示刘某死亡前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并无任何醉酒行为。第四，原告在补证期限内提交的情况说明中也明确“亡者刘某生前有喝酒的习惯，但由于距离事发时间过久，当时的视频已经被覆盖，故无新的证据提供”。鉴于各方均未再有新的证据提供，结合现有材料，被告无法得出刘某当时是否为醉酒状态的结论，按照工伤保险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和司法疑罪从无的精神，在对这一认定工伤阻却因素上，被告只能得出不存在醉酒情形的结论。再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分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了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被告充分保障了原告的举证权利，但原告未能提供证明刘某事发时为醉酒状态的有力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需要提出的另一个观点是针对此案，即使事发当时刘某被认定为醉酒状态，也不影响其被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我们认为，《工伤保险条例》与《社会保险法》关于醉酒不予认定工伤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二）醉酒或者吸毒……”，从文义上理解，前者规定无论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均不得认定为工伤；而后者规定“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表述则强调了醉酒与职工伤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醉酒造成行为失控进而引发职工伤亡事故的，对于职工伤亡不认定为工伤；反之，如果醉酒与职工伤亡事故之间不存在足够的因果关系，则不得以醉酒为由不予认定工伤。这就涉及法律规范竞合的选择适用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法》在效力上高于《工伤保险条例》，两规定出现不一致时，应当以前者规定为裁判依据。因此，就醉酒是否作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而言，应当以《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为评判标准，即如果醉酒行为系职工伤亡事故的引发原因，则醉酒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反之，则醉酒不应成为认定工伤的阻却条件。回到本案，刘某在发病时醉酒状态尚且存疑，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又认定“死者刘某血液中除检出少量（90ｍｇ／100ｍｌ）乙醇外，未检测到氯氮平，且乙醇含量未达中毒量，因此可排除上述毒（药）物中毒致死”、“说明其生前患有严重冠心病和轻度心外膜炎；结合其颜面及多器官淤血改变，死亡经过较为突然、迅速，故综合分析，认为其符合冠心病猝死。综上所述，被鉴定人刘某符合冠心病猝死”，这说明刘某的突然死亡是由于冠心病导致的猝死，而不是酒精中毒致死，其死亡的发生并非醉酒所致，不符合工伤认定的阻却条件要求。即便是原告引用的《工伤保险条例》，其立法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的职工获得救济，对于是否应被认定为工伤的判断应围绕事故的发生予以考虑，如果一概不考虑例外情形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联性，明显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综上，被告在做出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过程中有充分的法律、事实、证据依据且符合法定程序。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工伤认定（证据）材料接收清单（编号S112019120181186）及所附材料（材料接收清单、工伤认定申请表、刘某身份证复印件、刘某户口页、刘玲身份证复印件、刘玲户口页、天津开发区工伤认定诊断情况确认单、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工伤认定自诉材料、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市场主体基本信息、授权委托书）。证明刘某家属刘玲向开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认定的规定，开发区人社局予以受理；证据2、泰奥石化物流公司提交的举证材料：情况说明、泰奥食堂考勤制度、泰奥石化食堂作息时间表、泰奥石化食堂内关于食堂考勤制度和作息时间表公示情况、劳务协议书、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员工入职登记表、协议书、入职指引、关于食堂员工刘某入职情况说明、刘某户口本户口页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明2018年11月26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向开发区人社局提交举证材料，证明刘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认为其死亡时间并不在工作时间范围内，故认为其死亡不属于工伤；证据3、对郑某所做的《天津市劳动保障行政执法调查笔录》（2018年12月5日作出）。证明2018年12月5日，被告对原告处的相关负责人郑某就刘某的日常工作时间、具体工作职责、泰奥石化食堂考勤制度及作息时间是否进行了公示及是否对刘某进行了明确告知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笔录。证明刘某作为该公司特殊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准备餐食是必然的，依惯例也是公司允许的，因此，事发当时属于其合理的工作时间范畴，且食堂的相关考勤制度及作息时间并未履行对刘某本人进行明确告知的程序，故不应对其本人适用；证据4、对郑某所做的《天津市劳动保障行政执法调查笔录》（2019年1月10日作出）。证明2019年1月10日，被告就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中相关可能的“醉酒情形”再次对郑某（公司办公室主任）进行了调查。一是对事发当日公司食堂全天的视频录像，公司表示仅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保存了部分时间段的视频（已于之前举证时提交），其他时间段的无法提供；二是对事发当日刘某本人是否饮酒，公司表示他平时有饮酒的习惯，但当天据在一起工作的其他在场人员回忆未饮酒；证据5、对王蔚然（第三人刘玲代理人）所做的《天津市劳动保障行政执法调查笔录》（2019年1月11日作出）、异议申请、答复函。证明被告对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中描述的乙醇含量达到相关醉酒标准这一情形对第三人刘玲代理人进行了调查，其当场提供了一份异议申请及上述鉴定机构的书面答复，答复中表示“该结果不能确定被鉴定人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也无法提供刨除其他影响因素后的实际乙醇含量具体数值；证据6、泰奥石化物流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针对第三人刘玲代理人提交的关于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月11日出具的答复函中所述情形，作为重要证据，被告向原告发出补正通知书，原告出具情况说明表示无其他新的证据提供；证据7、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53号裁决书、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8）津0116民初61256号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367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刘某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亦表示认可；证据8、编号S112019120181186《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8年11月12日，被告受理了刘某家属刘玲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于同日向原告邮寄送达了受理决定书、举证通知书及申请材料副本一份，刘玲于当日完成了对受理决定书的签收。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证据9、编号S112019120181186《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编号BZ（2019）1《补正通知书》及上述文书送达回证。证明鉴于被告于2019年1月11日收到了刘玲提交的对本案起关键作用的证据答复函，为保障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于当日立即做出了《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通知书》、《补正通知书》，并于2019年1月15日向原告邮寄了上述两份通知书及个人提供的证据（答复函）一份，刘玲亦于当日完成了对中止通知书的签收；证据10、编号S112019120181186《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证明2019年1月29日，被告做出编号S112019120181186《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月1日邮寄送达原告、刘玲于当日完成了签收。符合《工伤认定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依据2、《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天津市政府令第50号）；依据3、《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依据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人力社保局职能设置、内设部门和人员编制的批复》；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依据6、《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依据7、《实施若干规定》；依据8、《工伤认定办法》；依据9、《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被告市人社局辩称，一、主体资格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我局作为开发区人社局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复议。二、复议程序合法。2019年2月28日，我局收到泰奥公司提交的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我局依法受理，并要求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答辩意见。3月13日，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答辩意见并提交相关材料。4月23日，我局作出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当事人，复议程序合法。三、事实清楚。经审理查明，刘某系泰奥公司单位职工，工作岗位为炊事员。2017年11月15日17时左右，刘某在食堂后门处晕倒，18时25分左右被发现死亡，经司法鉴定为冠心病猝死。2018年11月5日，刘某家属向开发区人社局提起工伤认定申请，开发区人社局于2018年11月12日受理，并向奥泰公司下达了受理通知及举证通知。2019年1月29日，开发区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经工伤调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京正司鉴[2018]病鉴字66号）以及该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答复函》，无法确定刘某生前是否属于醉酒状态，用人单位也未能提供刘某事发时为醉酒状态的证据。因此，刘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另，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经复议调查，开发区人社局在工伤调查期间以出现新证据为由作出工伤认定时限中止的行为不当；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开发区人社局在不适用时限中止的情形下超出法定期限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程序违法，但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我局确认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四、适用法律正确。依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我局依法受理原告的复议申请；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我局依法要求开发区人社局进行复议答辩；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三）项规定我局依法认定开发区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确认违法。综上，我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市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依据: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9年2月14日）。证明我局收到行政复议申请；证据2、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津人社复受字[2019]第14号）（一）（二）及EMS快递单。证明我局依法受理的复议申请并要求开发区人社局进行答辩；证据3、行政复议答辩书（2019年3月13日）。证明我局收到开发区人社局的答辩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证据4、行政复议决定书（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14号）及EMS快递单。证明我局依法作出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及第三人。（以上证据为复印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人刘玲、李祥兰共同辩称，涉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工伤认定结果应予维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的答辩意见同二被告一致。第三人刘玲、李祥兰共同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刘某录像光盘；证明刘某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不是醉酒状态，符合工伤认定标准。证据2、津劳人仲案字（2018）第53号案件开庭笔录；证据3、（2018）津0116民初61256号案件开庭笔录。证据2-3证明刘某生前负责做早晚餐，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原告提供的考勤严重违背事实规律，我方认为原告向被告人社局提交的该证据是虚假的。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认为根据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全部证据，对死者生前是否饮酒并无任何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结合相关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结论，相关专业的法医鉴定部门对于死者是否生前饮酒均无法作出有效的结论性的证据，而被告在明知上述鉴定结论无法作为工伤认定足以支持第三人要求认定为工伤的依据时，又在无相应新证据予以补强的情况下推断出死者符合工伤认定条件。对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郑某表述中已经明确对于公司食堂的作息表、考勤等制度已经进行了书面告知，而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在庭审中所述刘某未被告知上述考勤制度，显然被告区人社局是在对于郑某的笔录进行了主观臆断，脱离了郑某的直接表述；对证据4郑某明确刘某生前有饮酒习惯，但郑某对刘某去世时点上是否饮酒不清楚，对郑某的询问能得出的结论是刘某当天是否饮酒郑某本人不清楚，但是行政机关的调查笔录记载郑某当场给食堂邢师傅打电话确认是否饮酒，上述表述既不是郑某本人的回忆，也不是邢师傅到达现场向参与调查的行政机关人员进行的表述，结合区人社局的全部证据，被告对郑某的调查笔录后，并未对邢师傅进行任何调查，也无邢师傅对郑某上述表述认可的相关材料，仅凭该调查笔录不能证实上述记载内容是否为邢师傅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使用；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调查笔录中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区人社局曾经向第三人律师调查，但第三人律师并未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刘某体内检测出乙醇的情况是基于何种原因造成的；对证据6-9没有异议；对证据10认为是诉讼标的。原告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2没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内容存在异议，坚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证据4的复议内容有异议，对送达没有异议。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只能证明刘某晕倒的具体时间，但是对刘某生前是否饮酒仅凭视频录像无法体现，能体现出是否存在饮酒的行为是尸检的结论；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在前次诉讼中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作息时间不是案件审理内容，代理人与原告核实后，原告公司有考勤制度，张贴于食堂明显处，代理人不了解情况，第三人的推断无法律依据；对证据3认为只是对开庭笔录的确认，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询问。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市人社局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开发区人社局一致。二被告对彼此提交的证据均没有异议。第三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同二被告一致。第三人对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3中的作息时间表和情况说明认为是原告向人社局提交的虚假证据，在原告与第三人劳动关系仲裁案开庭笔录中，原告代理人讲述刘某做早晚餐，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在一审案件开庭笔录中，确认了仲裁案件的开庭笔录，证实刘某生前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原告没有该考勤制度。开发区人社局尽到了应有的调查义务。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证据3、4、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0中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及被告市人社局提交的证据4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本院不作为证据认定。对原告及二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二被告提交的依据系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适用本案。经审理查明,刘某系原告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职工，工作岗位为炊事员，系第三人刘玲父亲、第三人李祥兰儿子。2017年11月15日17：20左右，刘某在公司食堂做饭过程中，在食堂后门处晕倒，18：25左右被人发现死亡。2018年11月5日，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收到第三人刘玲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18年11月12日受理。2018年11月12日，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向第三人刘玲及原告邮寄了《受理决定书》，同时向原告邮寄了《举证通知书》及第三人刘玲提交的材料副本一套。2019年1月11日，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收到第三人刘玲提交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答复函，因认为该答复函对于认定事实十分关键，需给予原告足够的举证期限，于当日决定认定时限中止，并做出了《补证通知书》、《时限中止通知书》，于2019年1月15日向第三人刘玲及原告送达了《时限中止通知书》，同时向原告送达了《补证通知书》及第三人刘玲提供的证据。原告于2019年1月21日向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交了书面情况说明。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一）项之规定，认定刘某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并告知了复议及诉讼的权利。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于2019年2月1日向第三人刘玲直接送达该《决定书》，同日向原告邮寄。原告不服该决定，于2019年2月27日向被告市人社局邮寄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决定。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3月1日依法受理，在履行了要求被告开发区人社局进行答辩等相关程序后，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津人社复决字[2019]第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决定时限中止的行为不当，不符合时限中止的法定情形，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在不适用时限中止的情形下超出法定期限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属程序违法，但不影响其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确认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但不予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于4月26日将《复议决定书》邮寄送达原告及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原告收到后，不服该决定，向我院提起诉讼。又查，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8月8日至2018年10月23日对刘某尸体进行解剖，以确定其死亡原因。鉴定结论为符合冠心病猝死。其中，对毒（药）物检测结果为：在送检心血中检出乙醇（浓度为90mg/100ml）。后因第三人刘玲对血检结果提出异议，该中心出具答复函，内容为：刘某2017年11月15日死亡，本中心于2018年8月17日对其尸体进行检验，毒（药）物检测为死后约九个月进行，时间较长，心血中乙醇浓度可能受到尸体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结果不能确定刘某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再查，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津劳人仲裁字[2018]第53号裁决书确认刘某与原告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服，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2018）津0116民初61256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刘某与原告自2015年5月14日至2017年11月15日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判决经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2民终3672号民事判决维持，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八条“开发区管委会根据精简、高效的原则和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权限，设立、调整行政管理机构，赋予其相应的管理职责”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人力社保局职能设置、内设部门和人员编制的批复》相关规定，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内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其辖区内的工伤事故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权。第三人刘玲于刘某2017年11月15日死亡后的一年内，即2018年11月5日向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开发区人社局经审查，于2018年11月12日受理，并将《受理决定书》分别送达原告及第三人，未超过《天津市工伤认定工作操作规程》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的15日受理期限。被告开发区人社局2019年1月29日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于2019年2月1日将向原告邮寄，并于同日送达第三人，未超过《天津市工伤认定操作规程》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20日送达期限。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在履行了要求原告提交证据、依法调查等程序后，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了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超过《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60日作出期限。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主张因第三人刘玲在认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提交了影响认定结论的重要证据，其为保护原告举证的合法权利，作出时限中止决定。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时限中止有明确规定，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仍应依法行为，其在不适用时限中止的情形下超出法定期限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于刘某是否为原告公司职工，刘某生前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原告对劳动关系存在异议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是否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原告公司的监控录像显示，刘某自16时40分左右在食堂后厨准备餐食，17时20分左右从食堂后门出来，走下台阶站定，后倒地，倒下后2分钟左右停止动作。18时许，被同事发现，已经没有呼吸。后经鉴定为冠心病猝死。刘某系在原告公司从事炊事员工作，原告公司晚餐时间为19点-23点。刘某突发疾病的地点是食堂区域，时间是准备餐食的合理时间，且死亡前在进行准备餐食工作，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原告主张刘某死亡时间不在工作时间范围内的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主张刘某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醉酒情形，不得视同工伤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在认定是否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醉酒或者吸毒’……情形时，应当以有权机构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结论性意见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结论性意见的除外。前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者内容不明确，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就前款事实作出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依法进行审查。”本案中，对刘某是否存在醉酒情形，没有有权机构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经司法鉴定，刘某心血中检出乙醇（浓度为90mg/100m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9522-2004中确定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属于醉酒驾车。原告据此认为刘某有醉酒情形。本院认为，上述国家标准适用于驾车中的车辆驾驶人员，且对血液检验有“及时抽取血样”等相关要求，检验方法按照GA/T105标准规定。而刘某的血液检测是在刘某死亡后约九个月的尸体解剖过程中进行的检测，检测依据的标准没有GA/T105标准。同时，鉴定机构出具的答复也写明“心血中乙醇浓度可能受到尸体腐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该结果不能确定刘某生前是否为醉酒状态”。因此，对于刘某是否有醉酒情形，没有有效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执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醉酒情形属于《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排除工伤的事实，该条款属于法律的例外规定，为更好地保护符合工伤或视同工伤认定标准的职工，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来证明醉酒事实的存在。被告开发区人社局在履行了要求原告举证的程序后，结合刘某生前工作的录像及对原告公司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没有认定刘某有醉酒情形，该认定符合立法本意，并无不当。对于原告的相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对于被告市人社局的复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一）项“依照本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及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之规定，被告市人社局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被告市人社局于2019年2月28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于2019年3月1日受理，履行了要求被告开发区人社局提交答复、审核等程序，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9年4月26日向原告及被告开发区人社局邮寄送达，未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六十日作出期限。其复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市人社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认为被告开发区人社局违反法定程序，其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开发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S112019120181186《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二、驳回原告天津泰奥石化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晓琳审 判 员  范奚菲人民陪审员  刘 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韩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