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42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光付，男，1969年2月13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北省宣恩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伟方,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瑞瑞,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明国，男，1963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文通，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祥，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兴舟大道529号3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798581579p。主要负责人：曹思达，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潇，浙江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良辉，浙江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瑞安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145613879X。法定代表人：肖建光，总经理。原审被告：瑞安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货运站，住所地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184561408X6。法定代表人：徐素芳。上诉人李光付因与被上诉人吴明国、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原审被告瑞安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简称“汽车运输公司”）及瑞安市长途汽车运输公司货运站（以下简称“货运站”）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浙0381民初8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过阅卷和询问当事人，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经合议庭评议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光付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货车的卸货作业当然属于货车固有的“使用”功能之一，由此引起上诉人受伤的意外事故属于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承保范围。一审法院以涉案货车处于静止停放状态，且车辆未与上诉人发生碰撞为由，认定本案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承保范围，实则是对“使用”二字作了不当的缩小解释。1.根据《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四条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的规定，虽然该两个条款均未对“使用”二字作出详细解释，但对该二字的理解应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范围，且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按照常理理解“使用被保险车辆”不仅应当包括车辆在行驶中的使用，也应当包括车辆处于静止状态时装货或卸货的使用，因为后者系货车作为货物运输车辆的固有属性。本案中，被上诉人吴明国投保的涉案车辆系货车，货车主要承担的是货运功能，而装卸货物则是实现该功能的主要方式之一，系货车使用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被上诉人吴明国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双方对被保险货车的性状已经明确，运输货物、装货卸货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是被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理应预见并承担的典型风险。之后货车驾驶员按照被保险货车的既定性状使用该车进行卸货，并未使该货车的危险程度增加，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范围。退一步讲，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将装货或卸货理解为“对被保险车辆的使用”也符合《保险法》规定的解释原则。综上，涉案货车在卸货过程中导致上诉人受伤，系保险标的物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应当认定为保险事故。2.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货车与上诉人没有发生碰撞，上诉人的受伤系被另一辆叉车上的螺杆砸伤，与涉案货车无任何关联。此系对货车卸货这一作业方式片面、机械的理解。货车卸货的作业方式应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就本案而言，卸货过程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由货车驾驶员将货物捆扎，并将绳索挂至叉车上，后叉车移动，货物逐渐离开车身直至落地。因此，当货物未能放落到落地点前空间移动的变化，均属于货车卸货作业的范畴。这类似于客车在运载的乘客下车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当然属于交通事故的承保范围。换言之，货物离开车身并不影响对货车“使用”功能的认定，且货车是否与被上诉人发生碰撞也不是认定是否构成事故的必要条件。故货车驾驶员在使用货车卸货作业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应由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范围。二、本案中的货运站系允许社会车辆自由出入的场所，涉案事故应认定为交通事故。本案事故发生在货运站，该货运站虽然非交通管制的区域，但并没有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警示标志，其并不是封闭的，且结合其设立目的也可以看出，该货运站允许货车等社会车辆、公共车辆自由出入、通行，其功能与客运车辆到达指定下客地点的车站并无二异。因此，货运站系货车卸货作业的法定区域，在该场所作业符合货车作业的合法要求。退一步讲，即使货运站不能被认定为“道路”，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涉案货车使用、通行过程中造成的事故，也应当认定为交通事故。故上诉人在一审时以道路交通责任纠纷起诉，案由并无不当。被上诉人吴明国辩称，一、本案系同一用人单位内部员工间因执行职务行为造成一方损害的纠纷，现阶段应属于工伤行政管理部门管辖，非人民法院主管案件。1.根据监控录像，已经明确本次事故系上诉人李光付和叉车驾驶员石忠义违规操作共同造成。2.监控录像表明涉案货物在搬运中非处于与地面平行状态应属常态，上诉人李光付与叉车驾驶员石忠义安全意识淡薄，在此前货物搬运中也曾出现人为干扰货物平衡状态的不规范操作行为。3.从力学角度分析事故成因：绳套脱落原因系当螺杆一端触地情况下，由于叉架面过于光滑摩擦系数较小，绳子在车辆运动过程中处于倾斜状态，使绳子与叉架接触点（绳套）产生沿叉架向外方向的拉力，此拉力大于绳套与叉架的摩擦力，进而绳套发生向叉架外方向的位移。4.本次事故系李光付、叉车驾驶员石忠义安全意识淡薄所引起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其应对本次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案外人康海阳作为无偿帮工人，对事故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吴明国更无赔偿或补偿义务。5.上诉人李光付与叉车驾驶员系同一公司的雇员，因其二人共同行为导致李光付受伤的结果应属工伤，现阶段应通过工伤程序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上诉人李光付因工受伤应当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同时，参考其他地区关于同类案件的处理方式可知,本案告知上诉人通过工伤程序解决更符合法律的规定。二、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确属法院主管范围案件，本案亦因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与真实法律关系（安全生产事故——工伤）不一致，其属于诉讼程序范围内的问题。对于上诉人来说，其提出诉讼请求必须基于与对方当事人的某一法律关系，正是因为该法律关系的存在，才使上诉人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现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与真实法律关系不一致，已导致上诉人利害关系的丧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应驳回起诉。如不驳回上诉人的诉请，则在查明本起责任人非被上诉人的情况下，也可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如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确定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亦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而应当予以驳回。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2.本案不能以上诉人未来伤残鉴定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上诉人自受伤治愈至今已有三年半时间，依据鉴定规则，上诉人于治疗终结后6个月后即可进行伤残鉴定，但上诉人至今未予鉴定，上诉人怠于行使权利已使其丧失胜诉权，故不能以上诉人未来伤残鉴定日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同时，如将上诉人未来伤残鉴定日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则本案上诉人的诉权因尚未生效而不得行使，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四、案外人康海阳为义务帮工人，对于事故发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吴明国更无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1.货物装卸责任在于涉案货运站，康海阳为无偿帮工人。驾驶员康海阳不具有专业的知识，也没有专业的装卸工具，不可能完成卸货责任，货运站作为专业的货物中转机构具有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装卸工具和专业的装卸知识，应当承担装卸责任。且根据行业惯例，大宗货物的卸载责任均是由买受方或接收方承担，故可以认定康海阳与货运站之间系无偿帮工关系。2.驾驶员康海阳对本起事故的发生无任何过错，更无故意或重大过失。（1）驾驶员康海阳加入卸货过程系应上诉人李光付及叉车驾驶员石忠义的请求，并非其基于合同约定或工作职责而为之，属于无偿帮工。（2）上诉人李光付在起诉状中的虚假陈述缺乏证据证明且严重违背生活常识，依法不能成立。（3）案外人康海阳作为一个普通人明显无法预见到所挂绳子可能脱落，原因在于其每次均是按上诉人及叉车驾驶员的要求挂好绳子，且经他们确认，之前的货物均正常卸货。同时，其也无法预见在货物明显倾斜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上诉人李光付会主动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下，且其更无法预见在本根螺杆下货过程中李光付和驾驶员石忠义居然会作出如此多违反安全生产规范和常识的操作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是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无法预见前述各项情况的，驾驶员康海阳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3.退一步讲，即使驾驶员康海阳对上诉人受伤结果存在过错，至多为一般过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赔偿责任应由被帮工单位承担，而非由其个人或者被上诉人吴明国承担。五、即使本案上诉人的损失需要得到赔偿，赔偿的义务主体亦应当为货运站和汽车运输公司。六、上诉人部分的索赔项目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1.医疗费、住院伙食费如需赔偿应以法院综合认定结果为准。2.交通费、住宿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请求没有任何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辩称，一、上诉人此次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民法通则》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2017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法总则》虽然将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但最高院发布的《明确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使用规则》已经明确：诉讼期间在2017年9月30日前已经届满的，义务人取得诉讼时效抗辩权不因民法总则施行而消灭。二、上诉人非被上诉人吴明国的工作人员，且吴明国对上诉人遭受的伤害并无过错。1.吴明国仅负责将货物运输至货运站，由货运站负责装卸。上诉人也承认自己系货运站的工作人员，故上诉人应通过工伤赔偿程序主张权益。2.事发现场被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承保的车辆处于熄火停驶状态，螺杆是在调离承保车辆后坠落的，被上诉人认可货运站认为事故原因系叉车不当引起而其无过错的主张。三、上诉人自身严重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螺杆下用手扶吊卸的螺杆，导致伤害的发生，故上诉人自身对伤害后果存在重大过错。四、此次事故并非交通事故，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提起的诉讼于法无据，被上诉人不予理赔。1.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上也认可事故发生地点并非在道路上，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对被上诉人提起上诉，但该条文明确表述“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而上诉人却对此作了扩大化解释，将“通行时”扩大解释为“使用、通行过程中”。2.《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例》第四条中的“使用”应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相一致，即作“通行时”解释。况且，被上诉人赔偿的前提是“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被上诉人理赔依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汽车运输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书面的答辩意见。原审被告货运站辩称，上诉人伤势未痊愈，故诉讼时效未超过。本案上诉人的受伤跟驾驶员康海阳有关，因驾驶员在货运站负责捆扎时出现失误导致货物掉落砸伤上诉人，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李光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吴明国赔偿李光付医疗费136239.3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520元、交通费10000元及住宿费10000元，共计158759.34元；2.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较强范围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以50万元为限承担上述第1项中各项费用的赔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用由吴明国、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货运站系汽车运输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李光付系货运站装卸工。2014年7月19日中午，由驾驶员康海阳驾驶的车牌为浙Ｂ×××××的货车（登记车主为吴明国）进入货运站。李光付与货车驾驶员康海阳及货运站叉车驾驶员石忠义在卸货过程中，被叉车上绳索滑落导致螺杆另一头落下压住其大腿。李光付受伤后，即被送往瑞安市人民医院入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股骨开放性骨折、创伤性颞顶部硬膜下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额叶脑挫裂伤等。事故发生后，吴明国向自己承保的保险公司即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报案，中华联合保险公司至今未作出理赔。在本次事故中，交警部门未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另查明，登记在吴明国名下的浙Ｂ×××××的货车在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未投保不计免赔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应否对其承保的浙Ｂ×××××的货车在本起事故中承担保险责任。涉案浙Ｂ×××××的货车处于静止状态的事实，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被保险人无责时，保险人也应承担一定限额的交强险赔偿责任，但其适用前提是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在本案中，涉案车辆处于静止停放状态，其相当于静止平台，且车辆没有与李光付发生碰撞，李光付的受伤系被另一辆叉车上的螺杆砸伤，与涉案车辆无任何关联。综上，李光付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李光付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75元，减半收取1737元，由李光付承担（李光付应当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到一审法院退回多预交的受理费1738元）。在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审核了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上诉人是否系涉案浙Ｂ×××××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问题，其一，本案未经公安部门认定系道路交通事故。其二，在事发时，涉案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况且未与上诉人发生任何碰撞，上诉人的受伤系被另一辆叉车上落下的螺杆砸伤。因此，上诉人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由主张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一审法院在一审审理中亦已向上诉人依法履行有关释明义务，故一审判决对李光付的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李光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75元，由上诉人李光付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明岳审判员  柯丽梦审判员  张元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潘文舒书记员戚彬滨?附文：一、不履行裁判惩戒后果警示1.【追究刑事责任告知】义务人拒不报告财产、虚假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义务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土地，或具有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虚假诉讼、拒不交出执行标的或财产等抗拒执行行为的，法院将视情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诉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报告财产义务、拒不履行后果告知】执行期间，义务人必须向执行法院如实报告财产，拒不报告又不履行的，法院将视情节轻重采取纳入失信名单、限制出入境、罚款、拘留等措施；义务人报告财产不实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单位为被执行人，可视情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3.【交付车辆义务告知】义务人应当将名下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拒不移交的，法院将予以罚款、拘留；确有正当理由无法移交的，义务人应当向执行法院书面报告车辆等动产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4．【限制消费、强制执行措施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人民法院将对义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措施（含禁止乘坐飞机、G字头高铁、在星级以上酒店消费、旅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等），并有权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性措施。5．【特殊身份执行措施告知】义务人具有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执行立案后拒不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将向其所在单位及纪律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通报失信行为，并严格采取惩戒、制裁措施。6．【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执行费用告知】案件立案执行后，义务人除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外，还需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直至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并应承担执行费和因执行程序产生的申请执行费、评估费、保管费等。7．【强制执行信用污点告知】义务人未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一旦案件立案执行，义务人的被执行信息将成为信用污点，并被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记录在案。二、执行风险告知1．【申请保全、提供线索告知】权利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对义务人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尽可能地调查了解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下落情况，积极向法院提供义务人的财产、下落线索，以提高财产保全和送达效率，提升生效法律文书的实际执行效果。2．【申请破产权利告知】权利人发现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直接向企业住所地法院提出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3．【权利人申请执行期限告知】义务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内容的，权利人应在法律文书生效之日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4．【执行不能风险告知】申请执行具有执行风险，权利人应当有执行风险意识。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如义务人已丧失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能力，且权利人又无法对义务人进行财产举证，将可能导致案件无法执行到位。这种后果是法院与权利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但这是当事人商业风险、交易风险在执行阶段的继续，权利人应知悉并理解此类执行不能的风险。注：义务人是指应当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债务人、被执行人；权利人是指享有生效法律文书赋予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