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08民初4257号 原告：刘怀根，男，汉族，1977年10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原告：任伟，男，汉族，1975年2月8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原告：缪青元，男，汉族，1955年3月30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 原告：陈秀蓉，女，汉族，1954年2月18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原告：缪海燕，女，汉族，1981年8月29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五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尤丽，四川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李国超，男，汉族，1963年4月20日出生，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发，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原告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与被告李国超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7月11日、2019年7月1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怀根、缪青元及原告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芳秀，被告李国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李国超分别向刘怀根支付89504元、任伟支付89563元、缪青元支付89563元、陈秀蓉支付45002元，缪海燕支付45002元。事实和理由：李国超系个体工商户，于2004年在成都市成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场所为成华区龙潭乡光明村一组，经营范围及方式为家禽屠宰销售。后李国超与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共同经营登记在李国超个人名下的个体工商户（成都缪记青龙正街腌制作坊公司），因未在工商局变更登记，对外在工商信息上一直以李国超的个体工商户对外经营。协议约定由缪青元出资现金13万元，李国超、任伟分别现金出资13万元，陈秀蓉、缪海燕分别现金出资65000元，后刘怀根在2011年3月1日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交纳12万元的合伙款项，此合伙款由李国超签收。后该作坊于2017年被政府拆迁，获得拆迁资金合计441197.58元，李国超一人据为己有，也不将拆迁协议告知另外5个合伙人。上述合伙人在2018年10月16日约定：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厂房大约3亩，是6位合伙人的共同财产，等政府拆迁以后再做处理。李国超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的合法权益。 被告李国超辩称，原告诉称不实，本案涉及拆迁厂房只有两亩，并不是原告诉称三亩。涉案厂房是被告个人修建，是被告个人财产，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被告的营业执照是被告个人经营。被告与龙潭街办签订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充分证明是李国超个人财产。该营业执照明确载明系个人经营与原告无关。原告签订的合伙协议书是双方曾经共同经营成都缪记青龙正街腌制坊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涉案拆迁厂房属归各方共有。被告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拆迁厂房归被告所有，关于2018年10月16日协议是双方协商后，在原拆迁厂房基础再扩大另行修建厂房，等政府拆迁后再做处理。该协议约定的标的（现有厂房，面积三亩）与涉案已拆迁厂房严重不符。故该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涉案厂房于2017年3月7日拆迁，面积只有二亩。而2018年10月16日载明的现有厂房面积是三亩，故该协议与本案无关。合伙经营与合伙财产是两不同法律关系。涉案拆迁厂房是被告个人所有，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3月10日，李国超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办事处光明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龙潭光明村委会）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约定李国超租赁光明社区一组面积为3亩的土地作为宰杀点，土地流转时限为从2005年3月10日至2027年3月9日，协议对土地流转费的金额以及支付方式进行了约定。 工商登记信息及营业执照显示，2007年7月25日，李国超作为经营者登记成立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为），经营场所为成华区龙潭乡光明村一组，经营范围为家禽屠宰销售。未载明个体工商户的字号。 2008年11月8日，李国超与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签署《成都缪记青龙正街腌制作坊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约定，五人共同出资52万元设立成都缪记青龙正街腌制作坊公司，任伟、缪青元、李国超分别出资13万元（李国超出资的13万元由“老厂股5万元，作坊估价8万元”组成），陈秀蓉、缪海燕分别出资65,000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一致陈述公司并未正式设立。 2011年3月1日，李国超向刘怀根出具一份《收条》，载明“今收到刘怀根入股正街杀鸭作坊现金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2011年3月1日，收款人李国超”，落款加盖成华区青龙正街饭店作坊业务专用章。 2017年3月7日，李国超与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龙潭街办）签订《成华区环城生态区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载明，因推进成华区环城生态区建设工作，对李国超位于光明社区一组的房屋及附属设施进行拆迁补偿，李国超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补偿总金额为441,197.58元。李国超已领取全部拆迁补偿款。 2018年10月16日，李国超与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签署一份《协议》，载明“成都市成华区现有厂房大约三亩，是六位股东共同财产（李国超、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任伟、刘怀根等六人）等政府拆了再做处理或六位股东协商处理”。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陈述：该协议系2013年3月各方签署的协议遗失后，重新补签的一份协议，协议内容完全照抄2013年的协议，才会有“现有厂房”的字样。李国超则陈述：2017年3月7日与龙潭街办签订的《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拆迁主体为李国超，针对李国超个体经营，李国超个人出资修建的厂房二亩拆迁后进行的补偿，而2018年10月16日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系各方当事人协商重新修建厂房，又重新拆迁后如何处理的一致意见，该证据与本案的拆迁补偿款无关。 庭审中，原告方举出《协议》复印件载明：“经原有青龙正街作坊六位股东协议如下：一、原正街老作坊（成绵立交桥下）的股金现还有争议，李国超现留人民币五万元正不支付，等争议有结果给予支付。二、成都市成华区现有厂房大约3亩，是六位股东共同财产（李国超、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任伟、刘怀根等六人），等政府拆了再做处理或六位股东协商处理。2013年3月11日，李国超、任伟、缪青元同意”。李国超的质证意见为：系复印件，对三性不予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由于系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庭审中，原告方举出《龙潭街道“198”外环片区土地整理项目企业调查表》复印件。李国超的质证意见为：系复印件，对三性不予认可。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由于系复印件，无法确认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庭审中，李国超举出的《证明》载明：“刘怀根二月份入正街杀鸭作坊十万元正收条作废。刘怀根2011.3.16”。李国超拟证明：2011年3月1日，李国超向刘怀根出具的《收条》作废，所以刘怀根也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原告方的质证意见为：对真实性无异议，是2011年2月刘怀根出资10万元入股，李国超给刘怀根出具了收到10万元的收条，后又增加了2万元的投资，故收条由李国超重新出具，变更为刘怀根出资12万元入股，在2011年3月1日李国超给刘怀根出具了收到12万元的收条，后李国超要求刘怀根退还原来其为刘怀根出具的10万元的收条，由于该收条遗失，故刘怀根给李国超出具了原10万元收条作废的证明。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2011年3月1日，李国超向刘怀根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刘怀根入股正街杀鸭作坊现金12万元，而李国超举出的《证明》载明“刘怀根二月份入正街杀鸭作坊十万元正收条作废”，由于《证明》载明的收到金额及收到时间均与《收条》不一致，故《证明》不能证明2011年3月1日的《收条》作废。 庭审中，原告方陈述：签订公司章程但公司未成立后，原被告六人以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比例，每年进行分红，以李国超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对外经营，从事宰杀鸭子的业务，经营地点就在案涉被拆迁土地上，经营至2012年。没有单独签订合伙协议。2012年因为杀鸭子的作坊拆迁，因为拆迁没有谈好，所以拆迁暂时搁置。原被告六人另行出资在清泉镇与案外人蒲英组成成都四联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因被告与蒲英不合，退股后回案涉被拆迁土地的厂房进行宰杀鸭子，为了避免被告与拆迁办签订拆迁协议，各方于2013年3月11日签订协议，载明案涉被拆迁厂房归原被告六人所有。 被告李国超陈述：原被告共同经营的缪记鸭子作坊与李国超个人经营的执照是两个法律主体，互不相关。本案涉及的拆迁厂房是基于李国超个人的营业执照拆迁所得，应归李国超个人所有。 关于合伙投资的款项是如何支付的问题，原告方陈述：原告方都是支付给李国超现金，当时是李国超的老婆在当出纳，所有的收据都在她那里。只有刘怀根有收据，刘怀根是后入股的。原告不能出示另外四个原告的收据。 庭审中，李国超陈述：五个原告都没有出资。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身份信息、《土地使用权流转协议》、工商登记信息及营业执照、《成都谬记青龙正街腌制作坊公司章程》、《收条》、《成华区环城生态区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协议》、《证明》以及双方陈述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方以合伙协议纠纷，提出按照原告方与李国超的出资份额分割李国超已获得的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则原告方应当证明双方达成了合伙经营的约定，实际进行了出资，且被拆迁土地上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属于合伙财产。根据本案证据，双方签订《成都缪记青龙正街腌制作坊公司章程》后，并未成立公司，原告方主张原被告六人以章程中约定的出资比例以李国超个体工商户的名义对外经营，从事宰杀鸭子的业务，经营地点在案涉被拆迁土地上，但原告方除举出2011年3月1日，李国超向刘怀根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刘怀根入股正街杀鸭作坊现金12万元）外，未举出另外四原告实际出资的证据、亦未举出双方在案涉被拆迁土地上共同经营的证据，另一方面，李国超与龙潭街办签订《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载明的《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对应的是李国超作为经营者未载明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原告方未举证证明该营业执照与《收条》载明的“正街杀鸭作坊”的关系，且虽然原被告签署的《协议》（2018年10月16日）载明“成都市成华区现有厂房大约三亩，是六位股东共同财产（李国超、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任伟、刘怀根等六人）”，但同时载明“等政府拆了再做处理或六位股东协商处理”，与2017年3月7日，李国超就已与龙潭街办签订《个体工商户拆迁协议书》的事实存在不一致。综上，原告方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主张，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561元，减半收取计3,280.5元，由原告刘怀根、任伟、缪青元、陈秀蓉、缪海燕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 演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记员 喻兰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