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1181民初1804号原告：刘宗平，女，1956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衡水市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利，衡水市冀州区法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刘华，女，1983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保定市竞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胜利，衡水市冀州区法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刘东厚，男，1957年2月13日出生，住衡水市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勇，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住衡水市冀州区，系刘东厚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波，河北顺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法定代表人：刘志存，村主任。原告刘宗平、刘华诉被告刘东厚，第三人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村民委员会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宗平及其与刘华的诉讼代理人曹胜利，被告刘东厚及其诉讼代理人刘国勇、李伟波，第三人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流河村)村主任刘志存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无效；2、依法责令被告返还原告6.24亩承包地。事实与理由:1990年被告是流河第一小队队长，二原告是第一小队社员，因当时刘宗平离婚，自己带着刘华生活无力耕种自家的6.24亩承包地，便与被告协商由被告无偿代耕。1999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二原告取得了继续承包6.24亩承包地的资格，原、被告协商继续由被告无偿耕种原告土地。近期因原告刘宗平年老不适合在外打工，刘华没有固定收入，二原告回流河打算继续耕种自家的承包地，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不返还。经原告查询，第三人在1999年3月份，将二原告的6.24亩土地错误的登记在被告名下，第三人知悉后分别于2016年6月20日、2016年9月15日向被告下达了解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部分内容的通知书，要求收回被告耕种的6.24亩土地。2016年9月24日第三人与刘宗平农户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确认6.24亩土地的承包关系。原告随即申请土地仲裁，衡水市冀州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2016年12月16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一、2004年4月21日，流河委会证明，证实的内容是村北刘振勇承包地北边是分给刘宗平和刘华的口粮地；二、2015年12月14日，流河委会证明一份，证实原告应分得四块地，其中包括承包地的位置；三、流河党支部和村委会共同向被告下达的书面通知，要求被告交回多耕种的两人土地，被告签字确认，证实被告耕种诉争土地没有合法性；四、2016年7月8日，流河党支部和流河委会调查材料一份，证实被告应分得四人土地，实分得六人土地，即多分了原告二人的土地；五、原告与流河委会2016年9月24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6年9月24日，流河委会出具的合同补充说明一份，2015年9月21日，流河委会证明一份，证实自1995年流河调整土地后，至今未作调整，原告承包土地具有合法性，1999年原告土地被错误登记在被告名下。被告辩称：一、被告与流河委会签订的《冀州市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1999年3月30日，流河委会与被告签订了《冀州市土地承包合同书》，发包方将16.4亩耕地承包给被告，同日，冀州市人民政府为被告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被告依法取得的16.4亩承包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认。2004年6月30日，衡水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按照16.4亩的承包面积确定了被告的农业税和粮食直补；二、不存在流河委会通知被告解除6.24亩承包合同的事实。被告没有接到过流河委会收回承包地的通知，依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二十八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村委会无权收回被告的承包地；三、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原告主张和流河委会2016年9月24日签订了承包合同，如果流河委会未向其交付土地，应当直接向村委会主张权利或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解决，而不是向被告主张返还土地。本案原告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被告为证实自己主张提交证据如下：一、冀州市土地承包合同一份，证明流河委会已经将16.4亩土地承包给被告刘东厚；二、冀州市人民政府为刘东厚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政府依法确认了16.4亩地归刘东厚耕种；三、衡水市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给被告刘东厚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证明刘东厚是该16.4亩地的实际承包人，不包括原告所主张的6.24亩土地，因为原告没有承担相应的土地纳税义务。第三人主张：原、被告争议与第三人无关，无证据提交。原告对被告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被告所提交的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三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因为被告并没有平等的承包本村的土地，而是在夺得了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多耕种了两个人的承包地，土地承包经营权平等性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法律只保护合法的当事人权益，而不保护不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原告没有提供原件；对证据二真实性不予认可，其一，该证明的出具时间2015年12月14日，在此之前1999年的3月30号，流河委会已经和刘东厚签订了正式的承包合同，且经冀州市人民政府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予以确认，证明内容与被告合同书和承包证的内容不符，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其二，2000年秋天所分给原告的土地发生在刘东厚和流河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并取得承包证之后，所以该事实也不可能存在，或者说如存在新分土地，那么该土地是否和刘东厚承包的四至范围有重合部分也无法证明；证据三，村委会和党支部向刘东厚发的通知，回单上并没有刘东厚本人的亲笔签字，回执上刘东厚的签名非本人所写，按照承包法规定，发包方也无权收回承包地，所以该通知也不具法律效力；证据四，调查材料真实性无法确定，结果并没有通知刘东厚本人，也没有征得刘东厚意见，并不能以村委会出具的调查材料去否认由冀州市政府向刘东厚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据五，承包合同的内容与原告提供的一个证明，提到1995年以后再没有做过调整，但原告和流河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是2016年，两者之间冲突，不能确认真假，村委会和原告刘宗平之间假如签订承包合同，由流河委会自行向原告解决土地，但不能把原本属于被告的土地对外发包给其他人。第三人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审理查明：原告刘宗平与刘华在1999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取得了承包土地的资格，2016年9月24日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村民委员会与刘宗平补签了土地承包合同，但目前刘宗平没有实际取得土地，被告刘东厚在1999年土地二轮承包时家有四口人，但实际分得六人土地16.4亩。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除2004年4月21日流河委会的证明无法与原件核实外，其余四份证据，证实了原告刘宗平与刘华在流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应分得的土地亩数，被告刘东厚提交的三份证据证明了被告在流河实际耕种16.4亩土地，被告也在庭审中说明因被告多掏了两人的打井钱所以多分了两人的土地，并没有法律依据，流河委会出具证明，证实被告多耕种的6.24亩土地系原告二人的土地，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错误地将二原告的土地承包给了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2016年9月24日流河委会与原告刘宗平补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内容为，村北地2.5亩，东至刘立学、西至南支渠、南至刘根友场、北至渠。300米北段地1.6亩，东至刘东厚、西至刘根友、南至渠、北至道。900米南段地1.8亩，东至刘根友、西至刘东厚、南至渠、北至道。1200米南段地0.34亩，东至刘东厚、西至刘义民、南至渠、北至道。以上地块合计6.24亩，承包期限自1999年3月至2028年12月31日，可见原告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经审理及结合案件双方争议事实本案案由应为返还原物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被告在1999年3月30日与流河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流河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在明知被告刘东厚无权承包原告二人土地的情况下将土地发包给被告，该合同侵权部分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耕种原告土地应予返还，考虑到被告已经在涉案土地上种植了农作物，并对涉案土地进行了投入，被告于2020年6月20日之前麦收后将诉争土地返还原告。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判令被告刘东厚与衡水市冀州区官道李镇流河村村委会1999年3月30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涉及原告刘宗平、刘华6.24亩土地（村北地2.5亩，东至刘立学、西至南支渠、南至刘根友场、北至渠；300米北段地1.6亩，东至刘东厚、西至刘根友、南至渠、北至道；900米南段地1.8亩，东至刘根友、西至刘东厚、南至渠、北至道；1200米南段地0.34亩，东至刘东厚、西至刘义民、南至渠、北至道）的部分无效；二、限被告刘东厚在2020年6月20日之前麦收后将判决第一项，原告刘宗平、刘华的6.24亩土地返还原告。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由被告刘东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保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曹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