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皖0104民撤2号原告：王娥梅，女，196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原告：李柯燃，男，198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标，安徽东屹漆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祁门路177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41720L（1-1）。法定代表人：刘贵华，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师斌，安徽巨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云龙，该公司法务部副主任。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双涧镇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25942877229（1-1）。法定代表人：代丽，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席俊义，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进，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超，男，1966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蒙城县。原告王娥梅、李柯燃与被告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农资公司）、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娥梅、李柯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三被告签订的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一项内容：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31日前返还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物1790吨（具体为300吨盐湖氯化钾、450吨金山干铵、1000吨红四方、华昌湿铵、40吨罗布泊硫酸钾，价值为1232500元）以及逾期返还货物给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商品跌价损失与资金占用损失（以1232500元为基数，自2018年3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三被告签订的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一项内容，系恶意串通形成的，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1、三被告签订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时间，是在原告与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财产保全、诉讼、申请执行三个月之后。原告与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早在2017年12月28日原告就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2018年2月1日签订了（2018）皖1622民初1303号民事调解书，后申请强制执行。三被告为规避原告的执行，于2018年3月26日在蜀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形成调解书。三被告签订的第一项内容即是原告在蒙城人民法院申请保全和执行的内容。三被告调解书第一项内容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违法。三被告形成调解书的依据即《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该批货物的买卖时间之后，系恶意串通的结果。该《购销合同》对该批货物不具有约束力。二、三被告签订的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程序及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主体资格违法，不是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系被告张超的个人意愿。原告在得知三被告签订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后，经与被告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代丽联系，代丽十分惊讶，对此事并不知晓，更没有授权任何人参与案件的诉讼和调解。案卷材料中没有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其授权委托书上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是虚假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三被告恶意串通，伪造授权委托书和《购销合同》虚假诉讼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为此，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同时原告保留追究三被告虚假诉讼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辉隆农资公司辩称：一、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在贵院主持下达成的《民事调解书》符合《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具有法律效力，两原告的诉请不能成立。1、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基础是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合同号：HLGYF20170929J）、《情况说明函》以及保证人为张超的《担保协议》，其中《购销合同》与《情况说明函》加盖了沃其特肥业公司的公章，《担保协议》有张超本人签字，均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据此，《购销合同》《情况说明函》《担保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原告称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盖章时间是在该批货物的买卖时间之后，但原告所说并无证据证明。退一步而言，即使如所说，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合同也具有法律效力。2、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在蜀山区人民法院达成的（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首先签订了《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由沃其特肥业公司加盖公章、张超本人签字，然后人民法院根据该《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人民法院的签收表中又有沃其特肥业公司加盖公章签收，张超签字签收。《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的，即具有法律效力。”据此，该《民事调解书》已具有法律效力。二、本案应为第三人撤销之诉，而非买卖合同纠纷，两原告不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与形式要件，其要求撤销（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起诉应当予以驳回。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本案不属于买卖合同纠纷，两原告的起诉应当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范围。第三人之诉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其起诉条件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一种事后的救济程序，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和范围，在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上，要比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标准更高，不仅要与原诉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必须具备生效判决内容错误且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实体性要求。就本案而言，首先，两原告不是原诉案件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当事方，与原诉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次，两原告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因借贷关系而享有的债权，与辉隆农资公司对沃其特肥业公司因买卖合同关系而形成的返还货物请求权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两原告不符合原告型第三人的形态；第三，两原告是沃其特肥业公司的申请执行人，对辉隆农资公司享有所有权并由沃其特肥业公司占有的化肥进行了申请查封，但是不能根据该申请查封行为就认定两原告对上述化肥等货物有专属的债权或物权权利，虽然客观上辉隆农资公司在上述化肥等货物得到返还后，两原告的债权受偿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单纯事实上、经济上的影响并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两原告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性条件。[注：以上论述分析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35号《大连德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亚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二审民事裁定书》，有关资料附后]。三、两原告有关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恶意串通、伪造授权委托书和《购销合同》、虚假诉讼等起诉内容完全与事实不符，纯属主观臆造。1、两原告的观点之一是，他们认为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之间《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购销合同所涉的买卖行为之后，但两原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并且，即使如其所说《购销合同》的签订时间是在购销合同所涉的买卖行为之后，根据《合同法》规定也不影响《购销合同》法律效力。2、两原告的观点之二是，他们认为沃其特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张超在蜀山区人民法院达成的调解表示十分惊讶，据此认为相关调解不能代表沃其特肥业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不论两原告的陈述是否真实，在《购销合同》、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及蜀山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签收表上，均有沃其特肥业公司加盖公章，可以证明该民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张超系沃其特肥业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超在民事调解协议和法院民事调解书签收表上加盖沃其特肥业公司的公章，并以连带保证人的身份签字，辉隆农资公司有理由相信该公章是真实的，加盖公章的法律文书显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据张超提供的《安徽沃其特肥业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记载，2018年1月3日张超与代丽召开会议，代丽将其35%股权转让给张超，张超持股由65%达到100%，会议一致同意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代丽变更为张超，张超为公司总经理。因此，虽然工商登记上尚未办理相关变更手续，但代丽实际上已经不再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对沃其特肥业公司不具有代表性。根据人民法院的公开信息，代丽已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诚信存在瑕疵。2018年1月8日两原告申请蒙城县法院对沃其特肥业公司占有的相关货物进行了查封，代丽在该查封清单上签字，相关货物已经处于人民法院的查封控制状态，但在同年2月7日代丽却与其他申请执行人徐拥军、冯梅擅自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将上述被查封的同一货物抵付给徐拥军、冯梅，该《执行和解协议》显然是违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由此可见，代丽对法律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或者是对法律制度根本不知敬畏。因此，代丽即使说过两原告所称的上述言论，也不足为信，根本不具有证明力。事实上，基于辉隆农资公司对钾肥等肥料在区域市场的独家代理权，辉隆农资公司在市场交易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沃其特肥业公司等下游企业对辉隆农资公司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辉隆农资公司与沃其特肥业公司等下游企业的基本交易模式为：辉隆农资公司向沃其特肥业公司等企业提供氯化钾、氯化铵、硫酸钾等生产复合肥的原料，在与沃其特等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辉隆农资公司将货物发至沃其特肥业公司等下游企业仓库，但辉隆农资公司保留货物所有权，在下游企业支付货款后方可提取仓库原料进行投料生产，多年来的交易模式均是如此，辉隆农资公司称之为“仓代储”模式（即以下游生产企业的仓库代为存储辉隆农资公司的商品），具体可参见辉隆农资公司所提交的历史合同。综上，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其法律效力不容否定。两原告的起诉不仅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和形式要件，程序上不合法。据此，答辩人认为，依据实体法，应当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据程序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被告沃其特肥业公司辩称：我司公章由张超掌控，我司法定代表人对辉隆农资公司起诉我司买卖合同一案依据的购销合同、情况说明函并不知情，其如何形成、何时形成我司不知情，张超隐瞒我司及法定代表人与辉隆农资公司达成的调解协议我司不予认可，协议内容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我司对原告的诉请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其起诉除符合一般民事诉讼受理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特别规定；两原告诉请撤销的是本院（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纠纷，而两原告与被告沃其特肥业公司之间的（2018）皖1622民初1303号民事调解书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两个案件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两原告，应当对被诉请撤销的案件具有独立请求权或虽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本案来看，两原告对本院审理的（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案件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案件的处理结果客观上可能对两原告债权的实现产生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两原告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条件；两原告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要求撤销的（2018）皖0104民初2919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存在错误之处，且该内容的错误确实损害了两原告的民事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娥梅、李柯燃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中明人民陪审员  薛维铸人民陪审员  晁惠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梅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一）不予受理；（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三）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