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8民初7548号 原告：杜光杰，男，197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志刚，四川通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州捷文饮用水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永林二区68幢-3号 法定代表人：张占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升传，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占辉，男，公司员工。 原告杜光杰与被告苏州捷文饮用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文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2019年10月14日、1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光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志刚、被告捷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升传、张占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光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2018年12月4日签订的《协议》；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转让款6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第二次庭审中，原告杜光杰将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转让款47万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9月17日，原告与被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被告名下的客户以6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截止2018年12月4日，原告通过银行陆续向被告指定的收款人支付了转让款60万元。2018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达成书面协议，确认了以上事实。该书面协议还约定原告最迟在2019年7月15日付清余款5万元，被告的账户最迟于2019年9月17日注销。2019年6月18日，被告与案外人吴某达成协议，约定将被告所有客户、空桶通讯设备、车辆以33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吴某并约定2019年6月18日生效。被告将该公司客户再次转让给案外人，导致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之规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提起诉讼。 被告捷文公司答辩：第一，被告与原告合同交易目的已经实现，原告已实际获得涉案水站并进一步委托案外人刘某转让涉案水站，收条系被告配合盖章出具，仅为名义出让人，针对原告未付转让款项部分，被告保留进一步追索的权利。第二，原告杜光杰与案外人吴某恶意串通，进行虚假陈述，涉嫌构成虚假诉讼罪，法院理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将相关线索和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侦查机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9日杜光杰与张占辉添加微信好友，2018年9月10日杜光杰微信询问“张老板你好，你把你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我，我给你转账”，张占辉回复了潘某的银行卡号，杜光杰立即于当日转款5万元给潘某。 2018年9月17日，杜光杰与捷文公司达成口头协议，捷文公司将其经营的水站及客户转让给杜光杰，转让价格为65万元。 2019年1月10日，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杜光杰，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为杜光杰、袁某。该公司系杜光杰为了经营涉案水站而成立的。 2018年12月4日，捷文公司与杜光杰签订协议一份，约定：“2018年9月17日捷文公司名下客户以人民币65万元整的价格转让于杜光杰，捷文公司已收到杜光杰60万元整，下余5万元最迟于2019年7月15日付清，否则，捷文公司有权冻结账户并通知所有客户暂停付款，另捷文公司账户最迟于2019年9月17日注销。特此证明！” 捷文公司在庭审中陈述：2018年12月4日协议上的60万元并非真实的收款情况，系杜光杰要求出具的，实际杜光杰当时仍结欠转让费23万元，杜光杰向捷文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潘某转账共计42万元。杜光杰向刘某的转账与捷文公司无关，并非水站转让款。杜光杰向张占伟转账的款项，是在水站转让给杜光杰之后，杜光杰通过张占伟账户去支付上海某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的货款，对此捷文公司提交了张占伟的银行流水、张占辉与杜光杰的微信聊天记录。 杜光杰在庭审中陈述：转让费65万元已经支付60万元，其中向潘某转账42万元、向刘某转账5万元（日期为2018年7月29日、9月8日）、向张占伟转账129000元（日期为2018年9月26日-10月17日），另于2018年10月3日支付了1000元现金。杜光杰向刘某转款在2018年9月17日转让水站前，是付的定金，确定要不要接手水站。在第一次庭审中捷文公司对张占伟收款性质提出异议，在第二次庭审中相互提问环节，捷文公司询问杜光杰：“原告转给张占伟的款项，你方现在认为是转账的转让款还是委托张占伟转账给上海某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的货款？”杜光杰回答：“是货款。我方认为转给刘某和潘某的都是转让款，转让款已付是47万元，我方将诉请第二项变更为要求被告返还47万元。” 2018年12月3日，杜光杰（甲方）、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甲方）与刘某（乙方）签订《水店承包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水店连同所属现有资产以现经营、管理状态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合同签订即日起，甲方之后的所有应收款由乙方统一收取并支配使用。水店承包期为3年，即2018年12月3日至2021年12月3日，期间乙方完全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行承担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合同签订后，杜光杰离开苏州，由刘某管理经营水站。 2019年6月14日，杜光杰（甲方、委托方）、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甲方、委托方）与刘某（乙方、被委托方）签订《委托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原捷文公司）的转让委托乙方处理，乙方有权利找其他转让方承转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转让金额不得低于25万元，且必须由甲方杜光杰亲临现场洽谈转让所有事宜，转让之后注册的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的注册、注销费用全部由刘某承担。 2019年6月18日下午，刘某与杜光杰微信聊天。刘某说：“我才想起来，这个水站要转的话还要张占辉出面签字才可以，现在客户都在他们公司，对吧”。杜光杰说：“他转给我了，咋还要他”。刘某说：“刚才有个人问我，我给他说了这个情况，现在问题是客户还是以前的公司，他不出面别人不认的”、“我也没问他，估计他未必愿意签字了”。杜光杰说：“应该他不会出面”。刘某说：“谁知道呢！如果别人一定要他签字怎么办？”“客户还都是捷文公司抬头，捷文公司不出面，我别人怕不敢接”。杜光杰说：“当初叫你们早点转我公司（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这么久都没转过来”。刘某说：“你要给我确定答复，我好给别人答复”。杜光杰说：“我咋给你答复啥”、“咋咋转的出去就行了”、“我都委托给了，还要我咋答复”。刘某说：“如果别人要张占辉出面签字的话，那我要不要去请他帮忙签一下”、“要转给别个，现在客户还在捷文公司，别人肯定会要求张占辉也要签字的，否则别人肯定不会要的”。杜光杰说：“你找他签”、“只有让他签”。刘某说：“我知道了”、“你同意捷文公司那边代表签字就行，我还要问小张（张占辉），不知肯不肯签”。 2019年6月18日晚上，捷文公司出具收条一份，写明：“今收到吴某转苏州水站（捷文公司）费用33万元整，以下包括所有客户、空桶、饮水机、通讯设备、车辆，从2019年6月18日生效。”落款处加盖捷文公司公章。收条系由捷文公司张占辉书写，在场人有张占辉、刘某、吴某、夏某、吕某。 捷文公司、张占辉在庭审中陈述：该收条系协助杜光杰的委托代理人刘某办理转让水站手续而出具的，捷文公司仅是名义转让人，因刘某当时忘记了银行卡号，委托张占辉收取吴某、夏某支付的13万元转让款，后张占辉扣除刘某此前的部分借款72000元后将58000元转给刘某。 2019年7月18日，苏州某商贸有限公司核准成立，法定代表人吴某，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吴某、夏某、刘某。该公司系2019年6月18日收条出具后为了经营涉案水站而成立的。 2019年8月3日，杜光杰得知涉案水站已转让出去后，向苏州市公安局工业园区湖东派出所报案，提出控告刘某涉嫌职务侵占案，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张占辉说我的那个店已经转了，转让费33万元已经交给刘某，而转让的过程我不知道，转让费也没收到”，并提交派出所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杜光杰在微信中问张占辉“昨天你说刘某把我水站转出去多少钱”，张占辉答“三十三，实际到他手才几万，全还高利贷了”。 刘某在谈话笔录中陈述：我和杜光杰是发小，张占辉是我以前的同事，2018年杜光杰想要投资，我介绍捷文公司水站给杜光杰，当时价格谈好是65万元，但杜光杰没有足额支付，大概付了40万元左右，杜光杰向我转账的款项不是水站转让款。2018年9月17日到12月3日这期间，杜光杰自己经营水站，后来他父亲病重，他要回老家就离开苏州，并委托我经营水站，签订了《水店承包合同》。2018年12月4日的协议，其实不是当日签订的，是在2019年5月、6月，杜光杰来苏州，因为水站转让款中有杜光杰向其他人融资部分，杜光杰要求捷文公司签订协议用于向其他融资人交代，捷文公司实际没有收到60万元，杜光杰承诺这份协议只用于向其他融资人出示，不作为证明已收款，最后张占辉签字、盖章。我经营水站至2019年6月，经营不下去了，通过吕某介绍认识了夏某，夏某又拉来了吴某，两人愿意合伙购买水站，但提出要我一起经营，最后商量我拿出10万元，占股20%，成立了苏州某商贸有限公司。之前杜光杰就表示让我尽快把水站想办法转让出去，我们签了委托协议，委托我处理水站转让事宜，并且价格只要不低于25万元就行，我们谈好的就是我只要把25万元转让款给杜光杰就行，不论实际转让价格是多少。2019年6月18日，因为杜光杰已全权委托给我，且杜光杰长期不在苏州，所以转让没有通知他到场，我也没有将水转的受让人及转让价格的事情告诉杜光杰。2019年6月18日的收条写明33万元，实际夏某、吴某付了13万元，有10万元说好是应由我入股出资，另10万元是抵消之前借款债务，因为我记不住我的卡号，夏某、吴某的13万元转给张占辉，我之前欠张占辉72000元没还，张占辉抵销了借款后剩下58000元转给了我。收条要张占辉加盖捷文公司的章，是因为虽然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了，但水站客户一直没有转到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考虑到客户仍是捷文公司的，所以提出让张占辉配合盖章。夏某、吴某购买水站时，我没有和他们提过水站已由捷文公司转让给杜光杰了。 吴某、夏某在谈话笔录中陈述：夏某和吕某是老乡，通过吕某认识了刘某，刘某推荐购买水站，我们二人有意投资水站。刘某说水站是捷文公司的，介绍我们和张占辉认识，2019年6月18日的收条说是转让张占辉经营的捷文公司水站给我们，收条都是张占辉写的，盖章也是他盖的。收条写明33万元，我们二人合计支付13万元，有10万元是与此前张占辉借款、刘某和吕某作担保的出借款项相抵，还有10万元是与刘某协商好，由刘某与我们共同出资购买水站，其中刘某要付10万元转让款。转让水站时，刘某和张占辉没说过水站已转给了杜光杰，也不知道有杜光杰这个人，我们觉得受了欺骗。2019年8月，杜光杰来苏州找到了我们并出示材料，我们才知道捷文公司之前将水站转让给了杜光杰，后来我们去问张占辉，张占辉又说是替刘某盖章，是刘某转让水站。后我们再次将涉案水站转让给其他公司接手。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协议、收条复印件、杜光杰的银行流水，被告提供的张占辉与杜光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某与杜光杰的微信聊天记录、《委托协议》、《水店承包合同》、张占辉微信转账记录、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张占伟的银行流水、苏州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信息，本院对刘某、吴某、夏某作的谈话笔录、吕某的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水站转让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虽未全额履行转让款付款义务，但被告已将涉案水站于2018年9月17日交付给原告经营，原告于2018年12月3日将水站承包给案外人刘某经营，并于2019年6月14日授权刘某处理水站对外转让事宜。根据2019年6月18日的原告与刘某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刘某及张占辉对本院的陈述、2019年8月原告报案的情况综合来看，可确认原告委托刘某转让水站、刘某未将水站转让的具体情况告知原告、原告未收到水站转让款等事实，也证明2019年6月18日收条出具前，原告在微信中明确答复刘某，办理水站转让手续时如有需要，让刘某找被告捷文公司的张占辉配合签字。结合本案苏州某饮用水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后一直未接手到水站客户，客户仍在被告捷文公司名下等经营情况，可见在办理水站转让手续时被告捷文公司配合盖章亦符合常理，故本院认为，2019年6月18日被告出具收条的行为，并非将水站作二次转让，而是配合水站转让经办人刘某出具手续，并不构成对原告的违约行为。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杜光杰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300元，减半收取5150元，由原告杜光杰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 审判员 黄 瑶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卞文华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