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82刑初563号 公诉机关高邮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高卫龙，男，1976年8月22日生，个体经营饭店，住高邮市。被告人高卫龙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江苏省高邮市看守所。 辩护人蒋春贵，江苏日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谈桂有，男，1963年12月23日生，个体收购水产品，住高邮市。被告人谈桂有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1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2月28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1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高邮市看守所。 辩护人葛雄兵、刘元甫，江苏政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开林，男，1978年2月8日生，渔民，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宝应县。被告人陈开林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2019年5月7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2019年11月28日由高邮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高邮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汤向群，江苏如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潘桂田，男，1972年12月10日生，个体收购水产，住高邮市。被告人潘桂田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2月28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3月1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该局执行逮捕。 指定辩护人刘志梅，江苏绘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有芳，女，1976年11月12日生，渔民，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宝应县。被告人王有芳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刘海涛，江苏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蒋斌，男，1962年8月4日生，渔民，住高邮市。被告人蒋斌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1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8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胡秋建，江苏希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唐真好，男，1984年8月20日生，个体运输，住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被告人唐真好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9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5月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指定辩护人张宏泉，江苏张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正宽，男，1964年12月1日生，职工，住高邮市。被告人李正宽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2019年11月28日由高邮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高邮市看守所。 辩护人封彪，江苏政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金早，男，1965年12月13日生，个体收购水产，户籍所在地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被告人王金早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2月3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5月9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金达，山东沂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以邮检诉刑诉[2019]6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唐真好、李正宽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王金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次。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范协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高卫龙及其辩护人蒋春贵、被告人谈桂有及其辩护人葛雄兵、刘元甫、被告人陈开林及其辩护人汤向群、被告人潘桂田及其辩护人刘志梅、被告人王有芳及其辩护人刘海涛、被告人蒋斌及其辩护人胡秋建、被告人唐真好及其辩护人张宏泉、被告人李正宽及其辩护人封彪、被告人王金早及其辩护人王金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2月，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在明知高宝邵伯湖为禁渔期的情况下商议，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到湖内电捕鱼并出售给高卫龙，被告人高卫龙联系过闸事宜并将捕获的鲤鱼出售给被告人王金早，被告人高卫龙赚取中间差价，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平分非法所得。后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带领被告人王有芳、蒋斌、唐真好等人作为杂工，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拉网的方法电捕鱼8次，合计捕获鲤鱼、鲫鱼13500余斤。其中，被告人王有芳、蒋斌参与5次，参与捕获鲤鱼、鲫鱼12900余斤；被告人唐真好参与1次，参与捕获鲤鱼、鲫鱼4900余斤。被告人李正宽在明知被告人高卫龙等人在禁捕期内要过高宝邵伯湖庄台闸去邵伯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每次收取过闸费600元。被告人王金早在明知被告人高卫龙向其出售的上述13300余斤鲤鱼是在禁渔期内在高邮湖、邵伯湖内非法捕捞的情况下仍4元至4.6元不等的价格予以收购，收购价至少53000余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谈桂有、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王金早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谈桂有、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共同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谈桂有、潘桂田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在共同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被告人谈桂有、蒋斌系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王有芳、蒋斌、唐真好、李正宽均自愿认罪认罚，均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诉至本院。 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唐真好、李正宽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没有异议，且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被告人高卫龙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第一，被告人高卫龙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系初犯，无前科劣迹；2.坦白；3.认罪认罚；4.愿意退出违法所得并缴纳罚金，同时愿意缴纳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赔偿；5.在共同犯罪中仅仅是获得买卖差价，未参与具体实施捕鱼；6.家庭特殊，姑母患有重病，妻子残疾，均需要其照顾；因此，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第二，被告人高卫龙本人的快艇未用于捕鱼，不应作为本案犯罪工具处理。 被告人谈桂有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第一，被告人谈桂有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本案电捕鱼的方法非被告人谈桂有掌握，主要犯罪工具由被告人高卫龙提供，非法捕捞渔获物亦由被告人高卫龙销售给被告人王金早，谈桂有并非本案犯罪行为的组织者和计划者，所以，被告人谈桂有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2.谈桂有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协助公安机关指认非法捕捞犯罪地点，早于其余被告人供述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3.初犯、偶犯；4.愿意积极退出违法所得，并承担民事公益诉讼赔偿责任；因此，建议对被告人谈桂有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第二，本案中被告人的快艇并非犯罪工具，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不应当将快艇作为犯罪工具予以没收。 被告人陈开林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陈开林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主观恶性小，非法捕捞是为了赚钱生活，并非为了高额利润；2.坦白；3.认罪认罚；4.初犯、偶犯；5.愿意缴纳罚金，认罪悔罪；6.文盲，家庭困难，身体不好，刚刚进行过手术。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陈开林从轻处罚。 被告人潘桂田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潘桂田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初犯、偶犯；2.坦白；3.认罪认罚，悔罪；4.潘桂田只负责望风，没有实际参与电捕鱼，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5.潘桂田为家中主要劳动力，负责家中生活来源。综上，建议对被告人潘桂田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有芳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王有芳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其参与非法捕捞只是夫唱妇随，且后期没有参与出售，只是帮忙打杂，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系从犯；2.坦白，认罪认罚；3.初犯、偶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4.系文盲，犯罪动机单纯，现在已经认识其行为危害性，当庭表示不再犯；5.经济来源有限。综上，请求对被告人王有芳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蒋斌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蒋斌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系自首；2.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3.认罪认罚；4.初犯、偶犯；5.系文盲，法律意识淡薄又身体患有疾病。综上，建议对其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唐真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认为被告人唐真好存在如下从轻、减轻量刑情节：1.系从犯；2.系坦白；3.认罪认罚；4.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且有正当生活来源，其为文盲，参与本案仅为玩乐，主观恶性不大；5.愿意积极缴纳罚金；6.家庭困难。综上，建议对其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李正宽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被告人李正宽在第一次开闸时，并不知道被告人高卫龙等人过闸是去进行非法捕捞，只是应朋友请求提供通行便利。在此后的多次行为中才意识到被告人高卫龙等人过闸可能是在禁捕期内进行非法捕捞，因此其犯罪事实应当是4起，而非公诉人指控的5起；第二，被告人李正宽存在以下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1.坦白；2.并未实际参与非法捕捞作业，仅仅为利用其水道管理处员工的职务便利在禁渔期开闸让被告人高卫龙等人过闸，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系从犯；3.系初犯；4.并未获利，其5次放闸一共收取3000元，在事后已经将上述3000元全部上缴单位账户，属于退赃行为。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李正宽从宽处理。 被告人王金早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且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但认为其被扣押的2462公斤渔获物中有360多斤是收购的其他人的鲤鱼。 被告人王金早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被告人王金早收购犯罪所得的行为情节轻微。主要表现为：1.开始一段时间，被告人王金早对被告人高卫龙等人的非法捕捞行为并不知情，此时的收购行为属于正常购买行为；2.被告人王金早的收购系被告人高卫龙从他人手中购买的经二手转卖的货物；3.被告人王金早所收购的鱼的价格与当时的市场价格相适应，属于随行就市；4.不能因被告人王金早在禁渔期有收鱼的行为，就一概认为其涉嫌犯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5.被告人王金早真正明知系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以被告人王金早所供述的第四起起算比较合适。第二，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第三，自愿认罪认罚。第四，主动将购鱼清单提供给侦查机关，属于立功。第五，遵守取保候审规定，随传随到。综上，建议对被告人王金早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在明知高宝邵伯湖（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的合称）处于禁渔期的情况下商议，由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驾驶快艇到湖内电捕鱼，并将捕获的鲤鱼出售给被告人高卫龙，再由被告人高卫龙联系买家。被告人高卫龙赚取买卖鲤鱼的中间差价，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平分所得售鱼款。后在高邮湖电捕的渔获物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被告人高卫龙又提议其联系过闸事宜，至邵伯湖电捕鱼。 2019年1月至2月，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分别驾驶各自快艇带领被告人潘桂田等人，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拉网的方法在高邮湖4号标附近、石工头渔港西、码头庄新333大桥北分别捕鱼1次，每次捕获鲤鱼200余斤，合计600余斤，均由高卫龙出售。 为捕获更多的鲤鱼，被告人高卫龙联系被告人李正宽，由李正宽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开闸，由被告人潘桂田驾驶快艇负责望风，被告人谈桂有驾驶快艇载蒋斌、被告人陈开林驾驶快艇载王有芳等人，采用上述捕鱼方法，过庄台闸至邵伯湖捕鱼，先后在邵伯湖尤家湾附近、南湖尾、露筋附近捕鱼四次，每次捕获鲤鱼2000余斤，合计8000余斤。经被告人高卫龙事先联系，全部出售给被告人王金早，且直接从捕鱼快艇经称重后卸至王金早停靠在码头的装鱼活水车中。 2019年2月1日夜间，被告人高卫龙仍然通过李正宽违规开闸，由被告人潘桂田驾驶快艇负责望风，被告人谈桂有驾驶快艇载蒋斌，被告人陈开林驾驶快艇载王有芳、唐真好等人，采用上述方法，过庄台闸至邵伯湖尤家湾附近实施电捕鱼。所捕鲤鱼由被告人高卫龙出售给被告人王金早。次日凌晨被告人潘桂田等卸鱼返回时，公安机关在高邮石工头码头附近，先后将被告人高卫龙、李正宽、陈开林、王有芳、唐真好、潘桂田抓获，谈桂有驾驶快艇逃跑。被告人王金早的装鱼活水车在途中被截获，被告人王金早亦被抓获。经称重，被告人王金早装鱼活水车所载渔获物2462公斤（含王金早收购他人的鲤鱼180公斤），陈开林快艇所载渔获物81.8公斤，潘桂田快艇所载渔获物66.05公斤。 被告人李正宽明知被告人高卫龙等人在禁捕期间晚上过高宝邵伯湖庄台闸去邵伯湖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每次收取过闸费600元。被告人王金早在明知被告人高卫龙向其出售的上述鲤鱼系禁渔期内从高宝邵伯湖内非法捕捞的情况下，仍予以收购，支付购鱼款至少70000余元。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各分得售鱼款21500元，高卫龙获利10000元，被告人王有芳获取捕鱼杂工费用1000元，被告人蒋斌获取捕鱼杂工费用1200元。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专家意见认定，被告人谈桂有等人采用的案涉捕捞方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所述的“电鱼”法，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规定》规定的禁止使用的渔法。因电捕方法的破坏性，上述查获的渔获物已经失去回放湖区的价值，可以作为证据保存，并通过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宝邵伯湖封湖禁渔通告》规定，每年1月1日0时至5月31日24时为高宝邵伯湖封湖禁渔期。在此期间，非经许可禁止入湖从事水生动植物捕捞。全湖全年禁止电鱼、炸鱼、毒鱼、地笼网、鱼鹰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渔具渔法。 案发后，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基本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谈桂有、蒋斌于2019年2月12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对下列物品进行证据登记保存，后高邮市公安局予以扣押：1、自被告人陈开林处扣押木质1.5吨非机动渔船一艘、铃木300马力敞口型前操单座玻璃钢艇一艘、捷得XF-169B.B类自动识别导航仪一台、头戴式矿灯两只、敞口方长形塑料鱼篓子两只（蓝色、白色各一只）、蓝色圆型汽油桶九只、白色方型手提式塑料油桶十一只、雅马哈红色塑料手提油箱一只、电瓶一台、渔获物共计82.8公斤；2、自被告人高卫龙处扣押铃木175马力敞口型前操6座玻璃钢艇一艘、长柄鱼舀子一只、雅马哈红色塑料手提汽油箱两只；3、自被告人潘桂田处扣押铃木250马力敞口型前操单座玻璃钢艇一艘、西普电子SG-179二合一导航仪一台、电瓶四只、电源逆变器六台、电瓶充电器两台、渔获物66.05公斤；4、自被告人谈桂有处扣押铃木250马力快艇一艘、电网一张、二合一导航仪（XIPUSG-179,含GPS天线和电源线）一台；5、自被告人王金早处扣押鲤鱼2377公斤、鲫鱼85公斤，合计2462公斤。上述物品及渔获物均暂存于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 另查明：高邮市入江水道管理处2018年12月3日会议记录记载：“地点：庄台船闸；人员吴某、李正宽等6人；1、由于船闸没有移交，庄台船闸不允许私自开关闸；2、如果确有需要通行的，必须提前报告管理处领导，经同意后，按规定收取过闸费，并放行通过，闸费上缴财政；3、不允许一个人操作船闸，杜绝私放，必须有二人或二人以上……”2019年2月11日，被告人李正宽将其收取的案涉3000元交至高邮市入江水道管理处账户。 审理中，被告人高卫龙退出违法所得10000元，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分别退出违法所得21500元，被告人王有芳、蒋斌分别退出违法所得1000元、1200元，高邮市入江水道管理处退转被告人李正宽的违法所得3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关于证明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相关证据 （一）书证： 1、高宝邵伯湖封湖禁鱼公告，每年1月1日至5月31日为禁渔期。 2、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制作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证明：2019年2月2日10时15分至11时55分，在高邮湖石工头避风港，对现场高卫龙的快艇、陈开林的快艇、潘桂田的快艇进行勘验，陈开林快艇上渔获物合计82.8公斤；在潘桂田快艇上渔获物合计66.05公斤。 3、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制作的抽样取证凭证、证据保存清单、计量表等，证明：对2019年2月2日现场查获的被告人陈开林捕鱼的工具（油桶、电瓶、快艇等）、被告人高卫龙捕鱼的工具（快艇、汽油箱）、被告人潘桂田使用的捕鱼工具（快艇、电瓶、电源逆变器、电瓶充电器等）、被告人谈桂有的捕鱼工具（快艇、电网等）进行登记保存。并从被告人王金早处查获鲤鱼2377公斤,鲫鱼85公斤。 4、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对本案使用的电网进行勘查。 5、专家意见，证明：专业人员鉴定2019年2月2日现场查获的电捕鱼工具包含电瓶、逆变器、带囊拖网，上述渔具通电后捕鱼就是电鱼的方法。现场查获渔获物已经失去回放湖区的价值，可以作为证据保存。 6、高邮市公安局制作的辨认笔录，证明：谈桂有辨认出在邵伯湖、高邮湖捕鱼的地点、使用的电渔网情况。高卫龙辨认出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辨认出陈小六子即是陈金福。 7、高邮市公安局蝶园派出所检查李正宽、潘桂田的手机中的交易记录，证明：老玩童（李正宽）2019年1月22日、27日、28日，分别收到来自定力（潘桂田）的600元。 8、高邮市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书、会议记录、缴款凭证，证明：记载的会议内容为庄台闸不允许私自开关闸，不允许一个人操作，必须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操作。李正宽2019年2月11日退出3000元到单位账户。 9、高邮市公安局蝶园派出所检查陈开林、潘桂田的手机中交易记录： （1）陈开林手机中的交易记录，证明:其微信昵称“深海浔蓝”于2019年1月5日、15日、25日、26日、28日、29日分别收到高卫龙1500元、700元、1100元、18000元、1350元、300元，合计22950元；2019年1月8日、13日分别收到潘桂田200元、13000元，合计13200元；2019年1月26日给潘桂田8500元。 （2）潘桂田的手机中的交易记录，证明:其微信“定力”于2019年1月7日、13日、20日、29日分别转给谈桂有1050元、1000元、14500元、16500元、5200元，合计转给谈桂有33050元；于2019年1月10日、11日分别收到谈桂有280元、550元，合计830元；于2019年1月7日、8日收到高卫龙1300元、10000元，13日收到高卫龙三笔合计29200元，分别为9200元、10000元、10000元；于2019年1月13日转给高卫龙2000元；于2019年1月13日转给陈开林13000元；于2019年1月26日收到陈开林8500元。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金某、化某某的证言，证明：其职业是渔民，每年的6月1日到12月31日在邵伯湖捕鱼。高宝邵伯湖是指高邮湖、邵伯湖、宝应湖，高宝邵伯湖禁捕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是每年的1月1日至5月31日，在这段时间是休渔期，是为了鱼的繁殖，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捕捞，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行。每年渔政部门都在村里贴公告宣传，不让大家在禁捕期偷捕。高宝邵伯湖内目前只有高邮湖里有很少一些人围养养殖，邵伯湖原来有围养养殖，在2018年7、8月份就已经全部拆完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围养养殖了。 2、证人夏某的证言，证明：其是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办公室是以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的名义对外执法，其也是一名渔政员。2018年，在日常巡查中及接相关渔民举报，获知高卫龙等人在高宝邵伯湖每年进入冬季至禁渔期内，使用电捕设备捕鱼，并且高卫龙等人使用的电捕工具、快艇都比较先进，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其办公室将以上线索向高邮市公安局进行了通报。经过初期蹲守，决定在2月1号进行联合执法行动。当天晚上在石工头鱼港附近进行蹲守，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月2号凌晨2点多钟，发现高卫龙已经开船返港。执法人员发现陈开林等人正在湖滨助剂厂码头下鱼并往活水车上装鱼。后执法人员先在石工头鱼港抓获正要开车离开的高卫龙、李正宽，后又在该鱼港抓获陆续开快艇回鱼港的陈开林、王有芳夫妻二人及唐真好、潘桂田等人。谈桂有是最后开快艇回来的，当时执法人员正在抓人，谈桂有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就开快艇逃跑了。执法人员在石工头鱼港对上述相关人员的快艇及快艇上的电池、逆变器（也就是俗称的触鱼器）、壶装汽油、已经电捕的渔获物一并进行了登记保存。他们是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在湖内进行拖网作业，通电渔网附近的鱼就会被电晕电死丧失逃跑能力，全部被“一网打尽”了。 3、证人吴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高邮市入江水道管理处（高邮市湖泊管理处）副主任。李正宽在庄台漫水闸及套闸工作二十年左右，属于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他平时就是在庄台闸巡查、维修、养护和开关闸，其单位要求开闸必须有两个人到场，平时有渔船要通过，基本上就是李正宽跟单位汇报，单位同意了他们才可以开闸放行。通行费由李正宽他们三人收取，并在单位的开闸记录簿上记录，最后由李正宽他们把钱打入高邮市入江水道管理处的财政专用账户上，目前收费是按一条渔船30元。经查询，李正宽2018年12月13日上交了一笔200元、一笔300元，2019年2月11日打了三笔款，分别是470元、130元和3000元，后三笔通行记录没有汇报，单位不清楚。 4、证人吕某甲的证言，证明：2019年1月份以来高卫龙喊过其四次帮他上鱼。第一次是2019年1月10日左右的一天，高卫龙凌晨2点多钟打电话给其，要其跟他到新港码头把点货上一下。其到的时候有两条快艇停在码头岸边，岸上有一辆小活水车。当时他们正在上鱼，已经弄了几百斤鱼了，其认识的有谈桂有和潘桂田，他们在船上把鱼拾到篓里面，就是鲤鱼多。当时活水车上的王金早过磅记账，高卫龙就在旁边看。其总共上了一千多斤，之前他们上了估计有几百斤。结束之后高卫龙给了其80元钱。第二次是过了一个星期，还是凌晨2点钟左右，高卫龙打电话给其要其到王港码头跟他们上货，活水车还是王金早的，高卫龙在现场看看磅，这次总共有5000多斤鱼，都是鲤鱼。第三次是腊月二十四之前的一天，高卫龙在凌晨2点钟左右打电话给其要其到湖滨助剂厂码头给他们上鱼。还是上的王金早的活水车，这次鱼比较少只有2000斤。第四次是腊月二十七、二十八的样子，高卫龙还是凌晨2点钟左右打电话给其要其2点40到助剂厂码头。这次估计上了王金早的活水车的鱼有4000-5000多斤，基本上都是鲤鱼。到早上8点钟以后，其听说高卫龙他们被抓了。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关于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商议在高宝邵伯湖禁渔期内电捕鱼的供述： （1）被告人高卫龙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1月份，其和谈桂有结账聊天时，其跟谈桂有提了一句“湖里电鱼怎么样”，他说不行，然后他提出把电捕的鱼卖给其，赚的钱平分，最后其答应帮谈桂有卖电捕的鱼。电捕鱼的逆变器是其之前在太湖用的，后来其以1000多元卖给他们了。他们捕过之后夜里打电话告诉其，要其联系贩子来拿鱼，其帮他们联系了王金早。其收陈开林、谈桂有的鱼是4元至4块3不等，卖给王金早鲤鱼的价格是其跟王金早谈的，一开始是4元，后来涨到4块3，最后涨到4块6一斤，其就是拿介绍费，3角钱一斤，这个是其跟谈桂有他们谈好的。过闸是其打电话跟李正宽说的600元过闸，李正宽答应了。 （2）被告人陈开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是高卫龙约其出去捕鱼的。有一次其跟谈桂有说在高邮湖弄的鱼不多。之后其和谈桂有、潘桂田都在高卫龙那里，高卫龙就提出到南湖电捕鱼，并且提出来卖给他。其几人事先商量好，这些鱼卖给高卫龙，高卫龙给其是3块多一斤，小鱼是1块多一斤，高卫龙自己联系鱼贩子卖掉，他卖多少钱一斤其不清楚。其几人是用电瓶、码鱼器、电渔网，开两条快艇到湖里，然后再把电渔网张开来放在水里捕鱼。码鱼器是高卫龙买的，电渔网是谈桂有的，电瓶是其自己的，快艇是各自的。因为其几人捕鱼是到避风港南面的湖面上，要过一道闸门，这个闸门是高卫龙找人打开的，过闸需要支付过闸费600元。 （3）被告人谈桂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卫龙召集其几人捕鱼，电捕鱼是高卫龙策划的，逆变器是高卫龙帮忙买的，捕鱼的鱼网有两条，一条是其的，一条是陈开林的。其几人在高邮湖的鱼也是事先说好了由高卫龙处理，不然其几人捕的鱼也可以卖给别人。鱼贩子王金早是高卫龙联系的，包括过闸也是高卫龙的关系。捕鱼的钱其和潘桂田、陈开林三个人应该平分，高卫龙是按斤拿差价。 （4）被告人潘桂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一般是谈桂有、陈开林、高卫龙商量，他们定好的事情由谈桂有告诉其，据谈桂有说是高卫龙提出来电捕鱼的，电捕的鱼直接给高卫龙。其几人捕鱼的逆变器是高卫龙的，捕上来的鱼都是高卫龙卖，卖给高卫龙联系的王金早，卖得的钱扣除成本，其与陈开林、谈桂有平分。除了高邮湖的三次，其余的其都是望风以及后勤。 2、关于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等人在禁渔期内三次在高邮湖电捕鱼的供述： （1）被告人高卫龙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1月1日以来，其记得收过谈桂有他们7、8次鱼，前面有2、3次数量比较少，有2、300斤的样子，其余的5次有2000斤左右，都是鲤鱼。 （2）被告人陈开林供述与辩解，证明：距离2019年春节（2月5日）还有20多天，一天晚上其和谈桂有开船，谈桂有带着潘桂田，其船上两组电瓶，谈桂有船上有两组电瓶，鱼网是谈桂有带的，其几人就开船到高邮湖4号标附近电鱼，这次弄了2网，每网就100斤左右，最后决定把鱼送到高卫龙船上。过了两天，谈桂有他们喊其一起到高邮湖再试一下电捕鱼，这次还是在高邮湖4号标附近电捕鱼的，其开快艇带着陈小六子，谈桂有开快艇带着潘桂田，还是弄了2网，每次大概百十斤。其只记得在高邮湖捕了两次。 （3）被告人谈桂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元旦过后好几天，高卫龙跟其说东西都弄好了，晚上开船。其又喊了潘桂田。那天晚上7点多钟，其和陈开林、潘桂田、陈小六子在高邮湖4号标附近电捕鱼，这次是其几人第一次弄，大概一共400至500斤鱼，基本上都是鲤鱼，最后在助剂厂码头附近装上了王金早的车，王金早是高卫龙喊来的，当时高卫龙也在场的。因为过闸麻烦，其几人后来又在高邮湖试了两次，这两次参加人有其、潘桂田、陈开林、陈小六子、陈开林的老婆五个人，是其和陈开林开的船，一次捕鱼地点在高邮湖马头庄北面，一次在高邮湖漫水公路大桥那里，这两次鱼量还行，大约1000斤左右一趟，也基本上都是鲤鱼，之后在都在助剂厂码头装上王金早的车上了。 （4）被告人潘桂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禁捕期后一个星期左右，谈桂有喊其去高邮湖上试试水。谈桂有开了一条艇，其在谈桂有艇上，陈开林开了一条艇，带着他老婆，这次没有陈小六子。他们两个人的艇上这个时候就都装了逆变器，两条艇上各有一张电网，其几人到达高邮湖4号标附近的时候，开始电捕鱼。这次鱼不多，2、300斤的样子，鲤鱼为主。之后就把艇开到高卫龙饭店那边，把鱼卸给他，过秤下来超过200斤不到300斤。隔了天把天的样子，谈桂有跟其讲过闸太麻烦了，再在高邮湖里面试试。那天夜里，其、谈桂有、陈开林、陈小六子四个人开谈桂有、陈开林两条艇，开到高邮湖马头庄西边，这次电的也不行，也是超过200斤不到300斤的样子，鲤鱼为主，直接送到高卫龙饭店那里给他卖去了。又隔了天把天的样子，其、谈桂有、陈开林、陈小六子四个人开谈桂有、陈开林两条艇，到了高邮湖马头庄东边，还是电不到鱼，也是超过200斤不到300斤的样子，鲤鱼为主，也是直接送到高卫龙饭店那里给他卖去了。其几人在高邮湖试了三次都没有什么鱼，就决定还是过闸去邵伯湖。 （5）被告人王有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卫龙让其老公给他们开船，到湖里电捕鱼。当时他们电捕鱼的电瓶就放在高卫龙的船上充电，高卫龙给他们买码鱼器这些其都看到的。其当时不想让其老公去，但是其老公也没说什么就去了。第一次高卫龙喊其跟他们一起去，其说家里有小孩不去，后陈开林就把家里的快艇开着跟他们一起出去了，这次其没去。他们大概凌晨一点多钟就回来了，到了白天其听他们说昨晚没弄到鱼。 3、关于2019年1月，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等，在邵伯湖四次电捕鱼的供述： （1）被告人高卫龙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1月1日以来，其记得收过谈桂有他们7、8次，前面有2、3次数量比较少，有2、300斤的样子，其余的5次有2000斤左右，都是鲤鱼。 （2）被告人陈开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2019年1月份）在高邮湖又再试了一下电捕鱼，这次还是没有捕到鱼就回头了。过了几天，高卫龙和谈桂有提出来到南湖也就是邵伯湖去电捕鱼试一试。过了几天的晚上，其和谈桂有他们就一起到邵伯湖电捕鱼了。这次是谈桂有开快艇带着蒋斌，其开快艇带着其老婆王有芳和陈小六子，潘桂田开汽车望风，其几人晚上7点多钟过了闸向南开没有多长时间，谈桂有他们说就在这个地方下网，停下来之后几人就开始电捕鱼了，捕到第二天凌晨2、3点钟结束的，捕了1000斤左右的鱼，基本上是鲤鱼。②又隔了2、3天，高卫龙跟其讲晚上开船，其和谈桂有开船，其带了其老婆王有芳和陈小六子，谈桂有船上带了蒋斌，到邵伯湖里面捕，后来不知是在满水公路的桥上还是在助剂厂码头卸鱼的。③距离上次3、4天，谈桂有和其一起开船，潘桂田也开船，过闸后，潘桂田的船不知道去哪了，还是其和谈桂有的船捕鱼，这次是在助剂厂码头卸鱼。 （3）被告人谈桂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①第二次因为在高邮湖捕不到鱼，高卫龙就提议到邵伯湖试试看，他说找到人放闸。那天晚上7点多钟几人准备开船时，高卫龙提出需要一个人到邗江渔政望风，其就要潘桂田开车去望风，然后其临时打电话给蒋斌来。其几人船开到庄台闸口的时候等了一会，闸门就打开了，应该是高卫龙打电话让人开的。陈开林船上除了陈小六子，又多了他老婆。其几人的船就开到邵伯湖尤家湾附近电捕鱼的，这次鱼量还行，一直到凌晨1、2点回头的，大概弄了千把斤鱼，基本上全是鲤鱼。上岸后装到王金早车上。②第五次是高卫龙打电话给其让其晚上开船，其就答应了。晚上其和陈开林各开了一条，其带着蒋斌，陈开林的船带着陈小六子和陈开林老婆，潘桂田不知道是开船还是开车去邗江渔政站盯着望风，在邵北湖南湖尾那里，大约捕了千把斤鱼。还是高卫龙站在岸上接，应该是在助剂厂码头附近装上王金早车上的，装完鱼其几人就回去了。③第六次电捕鱼的地点在邵伯湖露筋外面，人员和第五次一样，弄了千把多斤鱼，也基本上全是鲤鱼，还是在助剂厂码头装上王金早车上的。④第七次和第五次、第六次一样，电捕鱼的地点在邵伯湖露筋南，其确定这次潘桂田是开快艇跟其几人一起过闸到邗江渔政站盯着望风。这次弄的鱼比较多，大概有三千斤鱼，也基本上全是鲤鱼，最后还是在助剂厂码头附近装上王金早车的。 （4）被告人潘桂田供述与辩解，证明：①1月15号左右的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因为其几人在高邮湖捕的鱼不行，量比较少，谈桂有就说过闸到南湖（邵伯湖）去电捕鱼，过闸的事高卫龙跟李正宽都联系好了，直接去，并且要其开车子到邗江渔政码头那边防止渔政船出来巡逻。那天谈桂有喊了蒋斌，陈开林喊了自己老婆和陈小六子，那天其望风的时候，就跟谈桂有打电话问问捕的情况，谈桂有说量还可以，1000多斤2000斤的样子，凌晨1点钟左右，谈桂有打电话叫其回头，其就回头在船闸等谈桂有他们，等他们回来过完闸给了600块钱现金给李正宽，李正宽关闸就走了。谈桂有他们跟高卫龙联系好在助剂厂码头下鱼给王金早。②其几人在高邮湖试了三次都没有什么鱼，就决定还是过闸去邵伯湖，2019年1月21日晚上7点钟左右，高卫龙帮其几人联系好李正宽，这次其几人开了三条艇过去，其一个人开自己的艇，陈开林开自己的艇带着他老婆和陈小六子，谈桂有开自己的艇到闸的时候接了蒋斌上船。到了闸，李正宽看到其几人就开闸了，开闸之后其就先往南开，帮他们望风，看湖管。谈桂有跟陈开林往南开一段之后就挑地方电鱼，电鱼的方法和之前一样，其跟他们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他们告诉其鲤鱼大概千把二千斤，其几人就回头了，把空电瓶放在其艇上，到闸之后其就微信转账给李正宽600元，微信上有2019年1月22日凌晨4点19分转账记录。过了闸之后，其先开艇到助剂厂码头，谈桂有和陈开林先找地方把电网放到水下，然后再过来卸鱼，卸鱼的时候他们还是把鲤鱼和其他的鱼分开来。这次的鱼也是过秤之后报重量的，在千把二千斤的样子。杂鱼什么的也是给高卫龙去卖。③2019年1月26日晚上7点钟左右，还是其、陈开林，谈桂有三个人各开一条艇，其他人跟上一次一样，其几人过了闸到邵伯湖，这一次电了也是千把二千斤鱼，回闸时2019年1月27日凌晨2点59分其转账给李正宽，卖鱼的情况也跟上次差不多。④2019年1月27日晚上7点左右，还是其六个人三条艇过闸，电了千把二千斤鱼，这次结束的时间是2019年1月28日凌晨3点09分，卖鱼也是给王金早。 （5）被告人蒋斌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是谈桂有喊其去帮助他电捕鱼，每次他给其300元，除了最后一次钱没收到，其一共收了谈桂有1200元。应该是五次。第一次是农历腊月19日前面，谈桂有喊其去邵伯湖电捕鱼，跟他约好在庄台河闸等他，在闸下面上了谈桂有的快艇，其还看到“陈大中”开着一条艇，陈大中的艇上还有他老婆跟陈小六子，然后两条艇就往南开，在邵伯湖南湖尾上捕鱼，附近没有围栏，不是围养区。谈桂有和陈开林选好下网的地方之后，就用网电鱼，基本上都是鲤鱼，其他鱼很少。结束之后他们在五一桥附近找了个地方靠岸，有个侉子开个活水车子到这边，其就帮忙挑挑鱼，把鲤鱼按大小分出来装起来卖给贩子，这次一共捕了大概2000斤的鲤鱼，还有几十斤小杂鱼。第二次和第一次是隔了天把两天的样子，还是7点多钟，其还是在庄台河闸下面上的谈桂有的艇，还是原先几个人，开到露筋对面的地方捕鱼，方法和之前一样，这次也是捕到了2、3000斤的鲤鱼，杂鱼几十斤，然后他们过庄台闸的时候把我放下。第三次和第二次隔了两天，其还是在庄台河闸下面上了谈桂有的快艇，其几人这次是在露筋南附近电捕鱼，捕到了2、3000斤的鲤鱼，杂鱼几十斤。其知道高邮湖、邵伯湖的禁捕期是每年的1月1日到6月1日，其几人就是在禁捕期里捕鱼的。 （6）被告人王有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高卫龙让其老公给他们开船，到湖里电捕鱼。第一次高卫龙喊其跟他们一起去，其没去。到了白天其听他们说昨晚没弄到鱼。又过了几天，高卫龙还是白天喊陈开林晚上开船，陈开林喊其晚上去帮忙，后来其把小孩放在高卫龙饭店里。到晚上的时候，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其和陈小六子在高卫龙船上集合然后出发，蒋斌是给谈桂有打的工，每次都是谈桂有去接他，这次也有蒋斌。其几人开三条快艇出去，到了邵伯湖，有人帮着开闸的。到了邵伯湖，潘桂田就开快艇放哨去了。另外两条船开到湖里一个地方开始拉网电捕鱼。这次没拉多少，夜里12点左右就回头了，到了码头卸鱼，到码头的时候有辆活水车已经停在那边了，高卫龙也在现场，其几人就把鱼装车。又过了好几天，高卫龙喊陈开林晚上电捕鱼，每次都是他喊，到晚上还是这些人，其几人还是三条快艇过闸，潘桂田放哨，另外两条快艇电捕鱼，还是在南湖用同样的方法电捕鱼，这次捕了一千多斤鱼，还是回头到码头下鱼卖给活水车鱼贩子。后来其还跟他们出去过几回，其记得总共参加了四五次。其中有一次是在高邮湖。 4、关于2019年2月1日夜，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唐真好等，在邵伯湖尤家湾附近非法捕捞的供述： （1）被告人高卫龙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2月1日上午，谈桂有和其说晚上准备到庄台闸南边看能不能弄到鱼，要其联系李正宽要他晚上放闸，李正宽先是不同意，说不玩，其说过年了人家弄点鱼吃一下，李正宽说晚上冷呢不去，其提出开快艇送他。晚上10点左右，谈桂有打电话给其说准备去弄鱼，并且叫其到邵伯湖的湖管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其就先联系王金早，要他今天凌晨到湖滨助剂厂码头收鱼，之后其开车到邵伯湖湖管会去看，其看值班的人都睡觉了，就告诉谈桂有没有人。凌晨，其回船上等李正宽过来，就开快艇把他带到庄台闸，李正宽就去放闸，闸打开之后，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三个人的三条船就过来了，他们就往湖滨助剂厂码头开，其就把李正宽带回湖八鲜，其就将600元现金过闸费给李正宽。后来上岸的时候被抓获了。 （2）被告人谈桂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最后一次是腊月27，陈开林问其晚上开船，并说高卫龙硬是把王金早留在这边的，人家不肯在这，要回家过年了。然后其就答应了。晚上开船时，唐真好上其的船。这次3条船，潘桂田的负责望风，其和陈开林的负责捕鱼，这次捕鱼的地点是尤家湾附近，大概捕了3000多斤。回来后等其几人把鱼装上车准备回去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不要动，其一看不好，就开船跑了，之后知道是公安局抓的，年后其就投案自首了。 （3）被告人陈开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2月1日下午，高卫龙打电话约其去捕鱼，并且告诉其晚上6点半过闸，傍晚，其喊其认的亲家公唐真好和陈小六子一起去捕鱼。陈开林这边是其和其老婆王有芳、唐真好和陈小六子，跟谈桂有一起的有潘桂田，还有一个不认得的男的，开了三条船。过了闸门，其和谈桂有捕鱼，潘桂田把风，直到凌晨2点结束。其开潘桂田的快艇回避风港的，其老婆和唐真好在那边跟谈桂有一起下鱼。 （4）被告人潘桂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2月1日晚上7点多钟，这次陈开林喊了唐真好，他坐的陈开林的艇过去的。这次过闸的钱是高卫龙付的，听他们说这次捕的鱼比较多，估计超过3000斤。回头的时候，陈开林跟其说身体不太舒服，就跟其换艇，开着其的艇先回去了。其上了谈桂有的艇，唐真好跟陈小六子还有陈开林老婆一个艇，先去放电网到水里，谈桂有也先带着其放了电网。之后其几人到助剂厂码头，把鱼过秤了，最后王金早记的账给其的，其报的应该有4000斤以上的鲤鱼。这一次被抓了。 （5）被告人蒋斌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抓的那次是腊月27晚上，跟之前一样还是在庄台河闸，但是陈开林的艇上多了一个胖子，其几人到了邵伯湖尤家湾附近电捕鱼的，下网的时候这个胖子到其艇上，胖子跟其一起拉网、扯网，这次估计捕了大概3000多斤鲤鱼，几十斤杂鱼，回头的时候潘桂田也开了一条艇从南湖回庄台河闸，到了闸之后其就回家了。 （6）被告人王有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最后一次还是三条快艇，谈桂有开快艇带蒋斌，陈开林开快艇带其和陈小六子，潘桂田开快艇放哨。唐真好是腊月26到马棚的，他打电话问陈开林有没有弄鱼，陈开林说不知道晚上出去不出去，后来高卫龙说晚上准备出去了，陈开林就打电话告诉唐真好，后来唐真好跟其一起去电捕鱼，他是准备一起玩一下弄点鱼过年吃吃。其几人这次还是在南湖捕的鱼，这次捕的最多，有三千多斤。回头是在助剂厂码头卸的鱼。陈开林回头过闸的时候就开潘桂田的快艇先回去了，回到石工头之后就被抓了。 （7）被告人唐真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2月1日中午，其的船在马棚靠岸，之后高卫龙开车带着陈开林到马棚来找其，把其接上带到了陈开林的船上玩，陈开林喊其晚上跟他一起下湖去玩，也就是去电捕鱼，高卫龙也要其跟他们一起下湖玩，其就去了。晚上7、8点钟的样子，其就上了陈开林的快艇，王有芳也在，谈桂有自己开个快艇也来了这边，潘桂田也开了个快艇过来了，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不认识。这些人都到之后就开三条快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其坐的是陈开林的快艇，艇上还有王有芳和一个其不认识的人，潘桂田是一个人开的。三条快艇向南过了一个小闸之后再向南开了20分钟的样子，陈开林和谈桂有两条快艇停了下来开始电捕鱼，其几人一共拉了四、五次网。在回头过闸之前，陈开林把快艇上的渔网放到了谈桂有的快艇上。过闸之后，陈开林开潘桂田的快艇先走了，高卫龙也走了。剩下两条快艇后来开到了一个码头，陈开林的快艇是其不认识的那个男子开回来的，其看见码头边停了一辆活水车，活水车是个叫王侉子的，装鱼的时候其就在边上看的，帮他们装了两筐鱼。王侉子和潘桂田在车顶称重。装完鱼之后，还剩下一点鱼在陈开林的快艇上就没有装，其几人就回到出发的地方洗快艇。洗过快艇之后，就被抓到了。 5、关于被告人李正宽违规为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等五次开闸的供述： 被告人李正宽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最近二年庄台闸一直是其在负责。庄台闸是高邮湖与邵伯湖之间唯一通道，不从庄台闸走，需要张大运河从高邮湖到邵伯湖，路程长。2019年1月20日左右一天下午，高卫龙打电话给其，说晚上有船要过庄台闸，其开始说晚上不开闸，高卫龙说没事，反正过闸给钱，高卫龙又说平常白天一条快艇来回过闸是100元，晚上就600元一闸，其同意了。高卫龙告诉其要晚上7点钟左右开闸，其到的时候他们的快艇已经在闸口等着了，他们停在闸口北边也就是高邮湖水域。开闸之后停在闸口的几条快艇就过闸，到南边邵伯湖水域了。到凌晨2点半左右，潘桂田打电话给其说他们要上来了，喊其开闸。其就从家里骑摩托车到庄台闸，其就开闸，潘桂田给了其600元现金，三条快艇过去到高邮湖，其就关闸回家了。第二次是1月22日左右的一天，高卫龙打电话说晚上要下闸，还是那个时间。其他的情况跟第一次差不多，还是三条快艇过去的。他们回头的时候也是2、3点钟的样子，这次回头的时候其加了潘桂田微信，他的微信昵称是“定力”，加了之后潘桂田转了600块钱给其。等他们快艇过闸之后，其就关闸回家睡觉了。第三次是1月27日下午，高卫龙打电话给其说晚上开闸，时间跟之前一样，开闸的情况也一样。这次他们回头过闸之后，潘桂田直接微信转账给其600元钱。第四次是1月28日下午，情况和第三次一样，结束之后潘桂田微信转账给其600元钱过闸费。第五次是2月1日下午3点钟左右，高卫龙打电话喊其开闸，当时其还在汉留老家，其开始拒绝了，说：过年了不要找事做。高卫龙说家里不得鱼过年，其还跟他开玩笑说你怕是要进去过年了。高卫龙说不得事哎，船回头的时候接送其。到晚上7点钟左右，其还是到了庄台闸开闸放他们快艇过去，之后其就回家睡觉了。到了第二天凌晨2点钟左右，高卫龙打电话给其开闸，高卫龙开快艇把其带到庄台闸开闸。他们三条快艇过闸之后，关闸的时候高卫龙给了其600元现金。上岸的时候其和高卫龙被抓了。他们第一次过闸回头之后，第二次又要过闸，其知道他们是过闸去邵伯湖捕鱼。其在禁捕期让他们过闸，也违反了单位晚上禁止开闸的相关规定，是因为其受了利益驱动，为了赚过闸费，其五次一共收了3000元钱，其是准备交给单位千把块钱其余的都自己拿。 6、关于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违法所得供述： （1）被告人高卫龙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一共收到王金早134950元。其禁捕之后卖给王金早卖了十二、三次，一共有11万多，其中9万余元是谈桂有他们捕鱼的钱。 （2）被告人陈开林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只记得18000元是向高卫龙借的钱，13000元是向潘桂田借的钱，转给潘桂田的8500元是还的钱，上面的转账与卖鱼无关。扣除工人工资和油钱，其和谈桂有、潘桂田平分，目前分了三次，每人分了10000多元，其捕鱼一共赚了12000多元。 （3）被告人潘桂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9年1月13日高卫龙转给其的29200元是鱼钱，拿到之后，其分给谈桂有14500元，分给陈开林13000元，其当时欠高卫龙12000元，给其扣了，因为之前他们买东西等垫了钱，这次电捕鱼实际分得钱有41000元。还有一次高卫龙给陈开林的，这次是25500元。2019年1月23日陈开林分给其鱼钱8500元。高卫龙给其垫的钱扣了，这样大概卖的鱼有7、8万元。按照3.4元一斤，有2万斤左右。其和陈开林、谈桂有每人分了20000多一点，钱都是高卫龙赚得多。 （4）被告人谈桂有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除了被抓的这一次，其几人至少捕了7900斤，按照高卫龙给潘桂田的29200元与给陈开林的18000元，算下来应该有15000多斤。潘桂田转给其的14500元和陈开林转给其的8500元是捕鱼分的钱。潘桂田、陈开林和其拿的钱应该差不多。 （5）被告人蒋斌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是谈桂有喊其去帮助他电捕鱼，每次他给其300元，除了最后一次钱没收到，其一共收了谈桂有1200元。 （6）被告人王有芳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去捕鱼本来说不要钱的，但谈桂有、潘桂田说要额外给其1000元左右。 二、关于被告人王金早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行为的证据 1、书证： （1）公安机关从王金早处接受的字条即收鱼称重记录及被告人王金早的供述，证明：2019年2月2日凌晨收的高卫龙的鱼，大鱼是4170斤，小鱼560斤。1月25日这天收的鱼是大鲤鱼是4260斤，小鲤鱼是320斤，总共付了高卫龙21800元；1月27日收的大鲤鱼是6050斤，小鲤鱼是660斤，大鱼是按照5元/斤算的，小鱼是按照1.5元/斤算的，一共是31240元；除了这两次其他几次大概的重量，分别是1960斤、2420斤、3690斤、3180斤，还有一次其记得很清楚是6269斤，这几次具体是什么日期其记不起来了。但是2019年2月2日称重里面的有360斤鱼是收的其他人的，不是高卫龙的。 （2）高邮市公安局蝶园派出所检查高卫龙的手机，检查手机中的交易记录，证明:其微信昵称“湖八***餐厅”于2019年1月6日、8日、9日、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31日分别收到王金早13400元、15700元、5600元、18800元、9100元、20000元、12100元、19750元、20500元，合计134950元。 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王金早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8年夏天其认识高卫龙，其告诉高卫龙其在高邮这边收鱼，高卫龙说有鱼了就打电话给其，其同意了。其知道禁捕期是1月1日到6月1日，马棚鱼管会会挂横幅的。到2019年禁捕期后，高卫龙给其打电话喊其到码头去收鱼。其收的鲤鱼都是禁捕期间他们开快艇的人从高邮湖里面捕的，具体用什么工具捕的其不知道。当时高卫龙告诉其这个事情跟其没有关系，其收他们偷捕的鱼没有事情，正好其收了这些鲤鱼回山东还能赚点钱。在高邮湖禁捕期之后，高卫龙打电话喊其到码头去收鱼的一共有过八次，地点也是高卫龙告诉其，其中助剂厂旁边的码头其去过三、四次，高邮湖旁边一座桥旁边的码头其去过一次，其驾驶员吕某乙单独也去过两、三次，这几次其收的基本上都是鲤鱼，还有一点花白鲢，价格跟鲤鱼一样。其本人去的有大概五次，这几次高卫龙本人都在场，他现场过磅、用本子记账。基本上都是装好鱼之后，高卫龙把总重告诉其，其就按照他说的价格算钱跟他结账，也有几次其是把鱼运到山东市场卖掉之后再把钱结给高卫龙。开始是1斤半以下的一块五，1斤半以上的三块一，后来涨价，三块八、四块五、四块七、五块。后来其微信转账给高卫龙。微信转账的这13万多元全部都是1月份以来其收高卫龙十几次鲤鱼的钱。 （2）被告人高卫龙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一共收到王金早134950元，有些是卖给王金早花鲢、白鲢的钱，跟谈桂有他们没有关系，还有的是谈桂有电捕鲤鱼的钱。其禁捕之后卖给王金早卖了十二、三次，一共有11万多，这11万多有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电捕来的。其确定其1月13日转给潘桂田的29200元和1月26日转给陈开林的18000元是给他们的鱼钱，按照4.6元一斤算，大概19000多斤。18000多是付泗洪的钱，还有3万多是卖给的小鱼的钱，剩下的9万余元是谈桂有他们捕鱼的钱。 3、证人吕某乙的证言，证明：其是王金早的驾驶员。其是2018年9月份左右就开始跟王金早开车拉鱼了，从2019年过完元旦以后，老板王金早就带其开始在镇国寺往南1000米左右的避风港码头拉鱼，而且都是凌晨2、3点钟，当时老板王金早给我说是因为高邮湖的鱼不让捕了，所以只能夜里偷偷的拉鱼，因为这些鱼都是禁捕期间在高邮湖里捕的鱼，具体怎么捕的其不知道，但是老板王金早应该知道的。从2019年元旦以后其跟老板王金早在镇国寺往南1000米左右的避风港码头拉过4次左右的鱼，多的时候3000多斤，少的时候2000多斤，反正平均下来都在3000斤左右，前三次的日期想不起来了，最后一次就是2019年2月2日凌晨。2019年2月2日凌晨2点钟左右，其老板让其开着车带着老板到了镇国寺往南大约1000米左右的那个避风港码头，大约在凌晨3点钟左右，码头上到了两艘快艇，然后开船的人把船舱里面的鱼装到塑料筐子里，然后再用快艇上的一个小地磅过磅，两艘快艇上的鱼一共称重有3000斤左右的鱼，等车开到运河边上准备上二桥的时候，就被警察的车拦下来了。收的鱼基本上都是鲤鱼。 三、其他证据： 1、案件移送函、调查报告、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系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与高邮市公安局于2019年2月2日凌晨2时许在高邮湖助剂厂附近码头抓获本案被告人，现场查获电捕的快艇、电捕器、收货汽车、渔获物等。后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政监督支队将该案移送高邮市公安局，高邮市公安局遂立案侦查。 2、高邮市公安局蝶园派出所制作的发破案经过，证明：本案的发破案情况。 3、被告人基本信息打印件及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证明：被告人自然身份情况。 4、调取证据通知书、书证、存款记录等。 本院认为，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李正宽在明知被告人谈桂有、陈开林等人在禁渔期过闸是去邵伯湖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情况下，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开闸，给被告人高卫龙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提供便利，与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王金早明知高卫龙出售的鲤鱼等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唐真好、李正宽分别共同故意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李正宽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有芳、蒋斌、唐真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谈桂有、蒋斌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卫龙、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归案后基本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王金早均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王有芳、蒋斌、李正宽退出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陈开林、潘桂田、蒋斌、王有芳、唐真好、李正宽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王金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确，提请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的辩护人基于上述量刑情节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部分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对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第一，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正宽实际参与的犯罪事实应当为四起的问题。本院认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被告人李正宽在第一次开闸放行时即明知被告人陈开林等人进湖捕鱼，但在第一次开闸放行后，李正宽作为多年与渔民打交道的庄台闸工作人员，完全可以从高卫龙的身份、陈开林等人驾驶的快艇、夜间进出闸的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判断出被告人陈开林等人系进邵伯湖非法捕鱼，故应当认定从第二次开闸时起，李正宽应当知道被告人陈开林等在禁渔期进入邵伯湖系非法捕鱼，其从此时起与高卫龙、陈开林等七人构成共同犯罪，参与作案可以认定为四起。对辩护人的该意见予以采纳。 第二，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金早主观上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的问题。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主观认识的一个内容，即只要认识到作为法律评价基础的事实即可认为行为人认识到相关的法律要素。本案中，虽然尚无证据表明被告人王金早能认识到捕鱼的方式为电鱼，但其能够认识到在高邮湖禁渔期、捕鱼的数量等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基础评价事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本案中，王金早在高邮湖相关码头收购的渔获物每次都超过500公斤，可以认定其知道向高卫龙等人收购的五次捕获的渔获物均为犯罪所得。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谈桂有等人在高邮湖三次所捕鲤鱼出售给王金早，故不宜将这三次电捕鱼的渔获物列入被告人王金早明知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的范围。 第三，关于本案各被告人的作案工具是否应当没收的问题。被告人高卫龙的快艇以及扣押的工具未用于捕鱼，不属于作案工具，应予发还。对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陈开林被扣押的木质船并未用于非法捕捞，应予发还；被告人潘桂田的快艇虽然没有直接用于电捕鱼，但是该快艇多次过闸进入邵伯湖这一特定区域，与谈桂有、陈开林的快艇一起共同为电捕鱼服务，成为电捕鱼犯罪行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而与谈桂有、陈开林二人的两条快艇一样属于电捕鱼的作案工具，应当予以没收；除快艇之外的逆变器、电瓶、渔网、导航仪等均属于用于非法捕捞的作案工具，应当予以没收。对于被告人谈桂有的辩护人关于快艇为交通工具的观点不予采纳。 第四，关于本案各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的问题。电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明确禁用的捕捞方法，属于不分鱼类品种、大小的灭绝性捕捞行为。在禁渔期电鱼，正值鱼类繁殖期，严重影响鱼类的增殖，导致水质恶化，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被告人高卫龙、谈桂有、潘桂田、陈开林明知高宝邵伯湖处于禁捕期，仍实施电捕鱼，造成渔业资源严重损失，主观恶性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不宜对其适用缓刑。被告人李正宽违规开闸放行虽然属于本案谈桂有等人实施非法捕捞的帮助行为，但该行为并非起次要、辅助作用，由于庄台闸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李正宽的帮助行为决定、促成了非法捕捞的实施，在邵伯湖数次非法捕捞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不宜对其适用缓刑。对辩护人认为上述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有芳、蒋斌、唐真好作为从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被告人王金早归案后有悔罪表现，四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对其适用缓刑不至再危害社会，可适用缓刑。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高卫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2月3日起至2021年5月2日止）。 被告人谈桂有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9日起至2020年12月2日止）。 被告人陈开林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2021年8月25日止）。 被告人潘桂田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9日起至2020年11月22日止）。 被告人王有芳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蒋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唐真好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李正宽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28日起至2021年8月27日止）。 被告人王金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两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罚金已预缴）。 二、被告人高卫龙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谈桂有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一千五百元；被告人陈开林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一千五百元；被告人潘桂田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一千五百元；被告人王有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元；被告人蒋斌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二百元；被告人李正宽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高邮市公安局自被告人陈开林处扣押的铃木300马力敞口型前操单座玻璃钢艇一艘、捷得XF-169B.B类自动识别导航仪一台、头戴式矿灯两只、敞口方长形塑料鱼篓子两只、蓝色圆型汽油桶九只、白色方型手提式塑料油桶十一只、雅马哈红色塑料手提油箱一只、电瓶一台；自被告人潘桂田处扣押的铃木250马力敞口型前操单座玻璃钢艇一艘、西普电子SG-179二合一导航仪一台、电瓶四只、电源逆变器六台、电瓶充电器两台；自被告人谈桂有处扣押的铃木250马力快艇一艘、电网一张、二合一导航仪一台，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高邮市公安局自被告人高卫龙处扣押的铃木175马力敞口型前操6座玻璃钢艇一艘、长柄鱼舀子一只、雅马哈红色塑料手提汽油箱两只；自被告人陈开林处扣押的木质1.5吨非机动渔船一艘分别发还相应被告人。 高邮市公安局自被告人陈开林处扣押的渔获物计82.8公斤，自被告人潘桂田扣押的鲤鱼66.05公斤，自被告人王金早处扣押的鲤鱼2377公斤、鲫鱼85公斤，合计2462公斤，由高邮市公安局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章智敏 审 判 员 吴亚红 审 判 员 薛 专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陈方圆 书 记 员 陈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