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豫民申565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付元伟，男，1975年7月17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斐，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宏庆，男，1970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邢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杨立新，男，1966年7月20日生，汉族，住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再审申请人付元伟因与被申请人陈宏庆、一审被告杨立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4民终39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付元伟申请再审称，一、陈宏庆与杨立新签订的《确认函》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能依据《确认函》认定陈宏庆与付元伟间构成委托关系。陈宏庆主张其与付元伟存在委托关系的核心证据是《借款协议》，其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中唯有《借款协议》之证明目的是“付元伟等11人代其收购职工股份”。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借款协议》的表述,生效判决也没有对《借款协议》的性质做出任何分析定性，却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凭空认定陈宏庆与付元伟之间构成委托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本案诉争的《借款协议》通篇都是关于借款关系的表述，没有一处涉及“委托”的内容，双方不存在委托法律关系。二、即使《借款协议》被强行认定为委托协议，但付元伟已经与职工解除了股份权益买卖协议，陈宏庆也不能透过付元伟再取得杨立新的职工股份。2017年9月，付元伟等代表与1800余名职工代表签订《之解除协议书》,双方同意解除于2015年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及就该协议项下的任何安排签署的其他文件，由于付元伟与杨立新签订的股份买卖协议已解除，陈宏庆也不能取得杨立新出售的股份。此后，众职工与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产发集团）签订《股权买卖协议》，将股份卖给了济南产发集团。三、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属适用法律错误。陈宏庆于2017年9月22日以付元伟等10人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借款协议》为陈宏庆委托付元伟购买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的股权合同。陈宏庆与付元伟之间通过《借款协议》确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本案审理的前提条件，须以贸仲会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贸仲会对该案尚未审结，故本案应中止诉讼程序。四、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有关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股份转让事宜属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处理有关股份转让事宜,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付元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之规定，申请对本案再审。陈宏庆提交意见称，一、本案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基础法律关系是陈宏庆与杨立新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杨立新已通过签署并履行《确认函》的方式予以确认履行合同，付元伟不享有标的股权的权益，非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二、陈宏庆与付元伟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首先，2017年3月，陈宏庆作为买方直接与杨立新签订《确认函》，明确双方之间的股权买卖关系。其次，从案涉购股资金的来源、管理、支配和流向情况看，资金全部由陈宏庆调配、管理和控制，本案职工股东所收到的全部股份转让价款为陈宏庆所支付。再次，陈宏庆具有明确的购股意愿，而购股代表自认其不具有购股意向；香港高等法院禁诉令等判词证明陈宏庆与购股代表之间系委托关系。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陈宏庆与付元伟之间存在委托购股关系。三、原审审理程序合法正当。虽陈宏庆与付元伟等购股代表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本案中的职工股东杨立新并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且陈宏庆在本案诉请的义务主体是职工股东杨立新，而非购股代表付元伟，与贸仲会案件的主体、纠纷范围、诉请性质不存在重复与先后顺序，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四、本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原审法院主要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双方合同性质及合同项下的义务，并结合《确认函》的明确约定确认双方间的义务和责任，生效判决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付元伟的再审申请不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付元伟主张本案不应依据《确认函》来确定付元伟与陈宏庆之间构成委托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陈宏庆、杨立新二人于2017年3月签订《确认函》时，付元伟虽未参与该《确认函》的签订，但该《确认函》明确载有约于2015年下半年，陈宏庆透过付元伟等11人相关借款协议及抵押文件促使其代为与卖方签署股份买卖协议，卖方（杨立新）已透过买方（陈宏庆）代理人收取股份买卖协议之70%有关售价，已收到款项系买方透过买方代理人向其支付。于签署确认函时，立即支付了30%的售价余款等内容。杨立新向陈宏庆出具了“收据”，载明收到陈宏庆支付的下余30%售价，并在“收据”中再次确认其已从陈宏庆之相关代理人收取70%的相关售价。根据股权出卖人杨立新在《确认函》、“收据”中认可陈宏庆为买方的内容，生效判决按照优势证据原则，据此认定陈宏庆与杨立新间存在股权买卖关系，陈宏庆与付元伟为委托购股关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付元伟主张原审法院未就《借款协议》做出任何分析定性，即凭空认定陈宏庆与付元伟构成委托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问题。陈宏庆与付元伟间的《借款协议》是于2015年8月签订，而本案案涉的《确认函》是陈宏庆同杨立新于2017年3月签订，现陈宏庆同付元伟因《借款协议》的性质及履行等问题发生争议，并向贸仲会申请仲裁，该纠纷现尚在贸仲会仲裁审理中，故有关《借款协议》的性质及相关事宜的认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同时本案主要系陈宏庆与杨立新间的股权转让纠纷，而《借款协议》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为陈宏庆与付元伟，本案与《借款协议》纠纷亦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生效判决未就《借款协议》进行分析定性，而根据《确认函》等相关证据进行审理认定并无不当。二、关于付元伟主张其已同杨立新等职工解除了股份买卖协议，后杨立新将股权卖给济南产发集团，故即便本案的法律关系被认定为委托关系，陈宏庆也不能透过付元伟取得杨立新股份问题。杨立新与陈宏庆签订《确认函》并收取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后，又与济南产发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做法是不诚信行为。陈宏庆为维护自身权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依据本案各方证据就争议诉请作出裁判并无不当。三、关于付元伟主张本案原审法院未中止审理，原审程序违法问题。本案中，在付元伟与陈宏庆签订的《借款协议》中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陈宏庆在本案中诉请的职工股东杨立新并不是《借款协议》的当事人。陈宏庆在本案中诉请的内容主要为确认陈宏庆与杨立新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基于该买卖合同关系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本案的主体、纠纷范围、诉请性质与贸仲案件并不重复，故本案不应中止审理。四、关于付元伟主张ChinaShanshuiInvestmentCompanyLimited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一、二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处理本案股份转让事宜属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本院认为，本案诉争转让的标的物系香港公司的股权，属涉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第十九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依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均有权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法律，而本案中杨立新、付元伟并未在一审法院法庭辩论终结前就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提出异议，且其在一审中的抗辩理由也均援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相关法律规定，故应视为二人已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本案解决合同争议的准据法。生效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相关法律解决本案并无不妥。综上，付元伟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付元伟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史昶伟审判员  秦世飞审判员  魏一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王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