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4576号原告：端木庆，女，1969年10月6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内蒙古红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康艳雨，女，1974年7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朝闻，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姬飞飞，女，北京市信格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端木庆与被告康艳雨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端木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宇与被告康艳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朝闻、姬飞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端木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对方向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4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8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对方负担。事实与理由：我与常某于199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至今，常某在与我婚内，于2012年初同康艳雨建立恋爱关系，后二人于2015年3月中断恋爱关系。在二人恋爱期间，2012年案外人田某因拆迁对外出售安置房屋，康艳雨与田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而常某未征得我的同意，使用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分多次向田某转账支付了购房款140万元。我认为常某婚内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系基于其与康艳雨的不正当关系，损害了我的权益，康艳雨明知常某有配偶而与其保持不当关系，不应取得该140万元对应的利益，故现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请。康艳雨辩称，一、端木庆提起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届满。首先，本案诉讼时效应自140万元中的最后一笔款项支付给案外人田某的2013年8月30日起算；其次，我与常某在2012年年初至2015年3月期间系恋爱关系，2015年期间，端木庆与常某因常某与我的关系和经济往来闹过离婚，我与常某中断恋爱关系之后，常某随即因与我之间的经济纠纷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我至海淀法院，同一时期，端木庆也曾以短信形式联系过我，双方曾谈及我与常某之间的财产问题，但不欢而散，故至迟在2015年常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我至海淀法院时，端木庆已经知道常某出资140万元为我购买房屋一事，现端木庆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的时效也已经届满；另外，常某在2015年与我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并未涉及本案140万元，2018年7月18日常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田某索还140万元，2019年1月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我与田某要求确认购买的房屋归其所有，2019年6月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对我提起诉讼索还140万元，上述四个诉讼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和标的，对于本案而言，不能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亦不能以常某的诉讼行为认定端木庆提起本案诉讼存在时效中断的情形。二、端木庆未有证据证实其财产利益受有损失。常某为我购买房屋时，曾告知我140万元系其借贷取得，我认为该笔债务并未用于常某与端木庆的共同生活，超出了家庭生活所需的范畴，故常某取得140万元的债务并非其与端木庆的夫妻共同债务，第三人使用借贷取得的140万元为我支付购房款，并未损害端木庆的利益。综上，我不同意端木庆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常某与端木庆系夫妻，二人于199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康艳雨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工作，常某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剂师，二人因工作关系相识，于2012年年初确立恋爱关系，后于2015年3月中断恋爱关系。2015年4月，常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至本院，主张2012年6月30日至2015年3月4日期间共向康艳雨出借674950元，诉请康艳雨予以偿还，该案中，康艳雨辩称双方系男女朋友关系，常某已有家庭，并承诺尽快离婚与其结婚，双方恋爱期间同居，自2012年6月开始常某向其支付相关生活费用，涉案款项系常某对其的赠与，且已经用于双方同居生活。本院于2015年7月24日作出（2015）海民（商）初字第1826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常某所述款项系民间借贷性质，判决康艳雨向常某偿还借款574950元。该判决作出后，康艳雨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2016）京01民终3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30日，田某（甲方、出卖人）与康艳雨（乙方、买受人）签订《拆迁房（期房）转让协议》，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就丰台区西铁营中顶村拆迁所购买的拆迁安置房屋，建筑面积87平方米，房屋成交价格140万元，付款方式为买受人预先支付出卖人100万元，余款40万元于签订协议后一年内交付结清。上述协议签订后，常某于2012年8月31日至2013年8月30日期间分数笔向田某转账140万元。2013年9月田某向康艳雨出具收到购房款140万元的收条。上述协议及收条均由康艳雨持有。2018年7月18日，常某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田某至丰台法院，诉请田某向其偿还借款本金140万元，该案中常某称140万元系其借康艳雨之名向田某购买房屋的购房款，田某对此不予认可。后常某撤回该案起诉。2019年1月，常某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田某至丰台法院，主张其系借用康艳雨之名向田某购买房屋，诉请确认所购房屋归其所有，该案中康艳雨辩称买房时其与常某系男女朋友关系，系常某称要给其改善住宿环境，常某出资140万元为其购买的房屋。丰台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京0106民初468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常某未就其主张的其与康艳雨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完成举证责任，法院对此不予认定，且涉案房屋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最终判决驳回了常某的诉讼请求。上述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2019年6月，常某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康艳雨至本院，诉请康艳雨向其返还14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该案中，康艳雨抗辩主张常某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系对其的赠与，常某表示涉案140万元为其用与配偶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经本院询问，常某表示其配偶知晓其就140万元所提多个诉讼，意见与其一致即要求康艳雨返还该140万元，但未就此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39656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如常某所述，其系婚内出轨康艳雨，而涉案140万元来源于其与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常某与康艳雨之间的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在此情况下，就涉案140万元款项，常某并非法律规定的享有返还请求权的权利人，现其作为原告诉请康艳雨予以返还，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最终判决驳回了常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中，康艳雨抗辩主张常某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系常某借贷所得，但未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康艳雨陈述称购房事实发生于2012年至2013年，140万元系大额款项，如果系端木庆、常某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端木庆对于该笔款项的支出情况不应迟至2015年才知晓，故可推定该140万元并非常某与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端木庆对此称，其与常某的共同财产均是常某支配，2012年常某向田某支付140万元购买房屋其是知情的，但当时常某谎称系为家庭购买房屋，其自2015年知晓常某与康艳雨之间的关系后即精神抑郁，未再关注购房一事，直至2018年常某起诉田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撤诉后，常某还要再起诉康艳雨和田某买卖合同纠纷，其时常某才告知其140万元用于了为康艳雨购房。端木庆亦依据上述事实主张认为其本次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主张常某作为处分140万元的知情人，向康艳雨主张返还140万元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并未届满，因此其作为受害人主张返还此140万元亦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康艳雨主张2015年与端木庆之间就涉案140万元进行过短信沟通，端木庆对此不予认可，康艳雨未就上述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相应证据。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康艳雨虽主张常某为其支付的140万元购房款为常某借贷取得，但举证不足，基于上述款项支付发生于常某与端木庆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该140万元为常某与端木庆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康艳雨明知常某有配偶而与其保持关系，二人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康艳雨基于该关系取得常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140万元为其支付购房款的利益，不具有法律依据，损害了常某之配偶端木庆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现端木庆诉请康艳雨返还140万元，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端木庆诉请康艳雨支付利息损失，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康艳雨未能举证证实端木庆知道或应当知道常某使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康艳雨支付140万元购房款的事实的具体时间，对于康艳雨所提端木庆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康艳雨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返还端木庆140万元；二、驳回端木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700元（端木庆已预交），由康艳雨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徐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曲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