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赣0281民初2512号原告：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乐平市塔山工业园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281796973456X。法定代表人：杨公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邓育华，江西博煜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被告：张华星，男，1973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托代理人：况中华，北京德恒（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瑞公司）诉被告张华星股东出资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百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及委托代理人邓育华、被告张华星及委托代理人况中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百瑞公司诉称，2011年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出资成立了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被告张华星占股33%、杨公玉占股34%、杨志杰占股33%。原告百瑞公司原名为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经乐平市塔山街道办招商引资,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三人意欲收购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并内部约定三人占股分别为:被告张华星33%,杨公玉34%,杨志杰33%;以货币实际出资。通过几轮磋商后,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三人于2012年5月4日与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原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合同各方当事人约定: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以杨公玉、张伟的名义通过对公司增资扩股(增加人民币4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增加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以及给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款为人民币300万元)的方式受让公司的全部股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被告与杨公玉、杨志杰从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上借支了人民币100万元(该借支款后由百瑞公司偿还)给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原股东作为股权转让首付款,剩余的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从百瑞公司的利润中予以支付;另外从杨小珍处借款人民币400万元作为增资出资汇入公司账户进行验资,验资后该款人民币400万元立马返还了杨小珍。后被告张华星将其拥有公司33%股份中11.25%先后按人民币5万元/股的价格转让给了其他股东。尔后,办理了相关股权、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手续,也将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更名为百瑞公司。现百瑞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而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已有六年之久,却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并挪用公司现金作为己用这显然严重侵犯了原告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故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华星向原告缴纳认缴的出资额现金132万元人民币，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为支持其诉称，提供了如下证据：1、原告公司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工商信息，证实原告主体资格及股东股权变更信息。2、2013年2月16日股东会议决议、股东转让合同及股权变更的释明，证实股权变更的事实。3、财务凭证，证实股权转让款、增资出资的给付情况。4、江山恒弘公司营业执照及工商信息，证实江山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的销售，并非生产实体。5、民事起诉状，证实江山公司股东就利润、资产分配事宜已起诉江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公玉的事实。6、记账凭证及发票，证实原告公司将生产产品销售给江山公司，故江山公司转账给原告公司是两公司之间的货款往来的事实。7、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证实被告在答辩中所称不属实。被告张华星对原告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1组证据：对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及身份证三性均无异议，其中2012年5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恰能证实原告公司的增资与被告无关，对2012年5月24日宋广谟、宋华英等集体转让股权杨公玉、张伟的股权转让协议三性不予认可，该协议内容有问题，因为转让数额及价格没有体现，且被告没有参与，2012年9月17日原告公司股东会决议三性均无异议，2012年9月20日公司章程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没有见过该公司章程，但是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杨公玉的500万元出资是实缴，2013年2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三性均无异议，同时该证据证明2013年2月16日杨公玉400万元、张伟100万元的出资是实缴，从杨公玉、杨志杰的转让协议来看，被告股权来源于原股东股权出让，该股权受让前的增资事宜与被告无关，被告转让股权4%给李士豪的股权转让协议无异议，但李士豪支付给被告股权转让款是20万元。对第2组证据合法性及关联性认可，该股权转让是被告签名，但该合同第3条第1款目标公司先进行扩股，由丙方进行注资，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有关增资的条款内容已经被天亿化工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21日召开的股东会内容决议所变更，变更后的内容是同意股东杨公玉增资400万元，按照时间先后和股东会决议的重要性，关于增资义务的约定应以后面的决议为准，应按5月21日的决议为准，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及其更名后的百瑞化工公司同意400万元的增资由股东杨公玉完成。第3组证据：杨公玉增资400万元并抽逃的凭证，被告未参与增资操办事宜，对400万元的借款及还款不清楚，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核实，相关凭证的真实性及合法性由法院核实，如果该证据是真实合法的，被告认可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但是该证据无法证实原告出资不实，或被告抽逃出资，原告注册资本是否到位需要进行司法审计，其次2012年5月21日乐平市天亿化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记载同意杨公玉增资400万元，如果该400万元转出入账真实，且凭证上有天亿公司加盖的财务章，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升升签名盖章，400万元转账给公司销售经理王利军，恰能证明天亿化工公司或更名后的原告同意由杨公玉负责筹集400万元增资款，天亿化工公司及工商更名后的原告也认可了杨公玉通过借杨小珍过桥验资后，还款进行验资的方式，故原告不能出尔反尔再要求其他股东及被告补充该增资，即使公司注册资金不实，也是原告授意所为，与被告无关。对第4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恒弘化工公司生产时间较长，利润可观。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该案在江山市人民法院杨公玉已经自认其违法注销恒弘化工公司的事实，已经进入司法审计的阶段。对第6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对第7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宁波市中级法院的判决书是终审判决，杨公玉已经履行了该判决，两被告的证据已经提供给法院。被告张华星辩称，一、依据原告最新公司章程、股东出资信息、工商登记信息、资产负债表等均证实原告目前注册资本500万元实缴到位,原告应对诉称的该500万元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承担举证责任。1、依据被告于2018年9月11日向乐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查得的原告“企业信息”资料证实:“2012年9月20日,张伟实缴100万元,杨公玉实缴400万元;2013年2月18日,杨公玉实缴172.5万元占股34.5%,杨志杰实缴128.75万元占股25.75%,张华星实缴128.75万元占股25.75%”。乐平市工商登记信息均显示原告该500万元注册资本为实缴。2、依据原告工商资料中的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的实收资本500万元年底仍在,所有者权益合计年初数为500万元,期末数为5252956元。根据原告原来提供给鄞州法院的2012-2016年7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500万元注册资本实缴并且一直都在。3、依据被告自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得的被告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合同纠纷((2018)浙02民终1973号案卷档案中杨公玉向法庭提交的《自然人(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鉴定报告》:“三、审核情况”中“所有者权益审核”中,截止2016年7月31日,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028654.84元。其中实收资本500万元;未分配利润10987662.23元。该报告中附件原告公司2016年8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中:原告净资产总额:16028654.84,其中实收资本(股本)期末数500万元,未分配利润10987662.23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6028654.84元。综上,自2013年2月16日被告自原告股东手中受让股权后至2016年8月1日,原告500万元注册资本均为实缴,原告不存在被抽逃出资之事实,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如法庭认为确有需要,亦可以对原告进行司法审计。二、2013年2月16日被告自原告股东杨公玉处受让合计25.75%的百瑞公司股份成为法律意义的股东。即使2013年2月16日前原告出资增资被抽逃,该抽逃行为也与被告无关,应由2013年2月16日前抽逃出资增资的股东承担补足责任。1、被告2013年2月16日前均系原告百瑞公司隐名股东,2013年2月16日后经受让股东杨公玉的股份成为显名股东。百瑞公司经收购天亿化工成立,公司的注册资金100万元和剩余收购款200万元均来自被告与第三人杨志杰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三人成立的“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2、依据被告向法庭提供的“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林贞爱发给被告的邮件及公司收支表”:2012年5月8日杨公玉从恒弘公司提取现金193.5万元。2012年5月-8月恒弘公司承兑贴现197万元用于江西办百瑞公司,百瑞成立后,2012年10月至年底恒弘直接转账给百瑞405.6万元。该款项一直被原告及杨公玉使用。这也是原将百瑞400万元增资款筹资事宜委托杨公玉全权办理的缘由。因此,即使原告涉及增资或抽逃事宜均与被告无关。基本事实:被告张华星、第三人杨志杰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原为好朋友,一起创业开公司。张华星、杨志杰作为同一所高校老师,从事精细化学品的研发,掌握了市场前景广阔的精细化学品甲基烯丙醇的专有生产技术。2011年1月14日,杨公玉、杨志杰、张华星分别出资10.2万元、9.9万元、9.9万元共30万元注册资金在浙江江山市成立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弘化工),约定原告杨公玉股权比例为34%,杨志杰、张华星的股权比例各为33%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公玉担任。被告张华星、杨志杰鉴于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恒弘化工设立时,张华星的股权比例33%由其岳母李玉莲代持,杨志杰的股权比例33%由其岳母潘福桃代持。股东会选举杨公玉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潘福桃为监事,聘任杨公玉为经理。同时三人口头约定,张华星、杨志杰出资金,并负责产品和技术,被杨公玉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和销售的管理,杨公玉和公司通过邮件等方式与张华星和第三人杨志杰沟通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和发展情况,并定期发送公司流水账目和报表。2011年3月-10月,恒弘化工在上海金山石化化工园区租赁厂房进行甲基烯丙醇生产,同年7月同时在浙江衢州常山生态化工园区租赁厂房生产，产品月产量20吨左右,每吨成本2.5万元左右,每吨售价4.5万元左右。至2011年底,恒弘化工经年终盘算,实现净利润258.8万元。2012年1-9月经估算实现净利润800多万元。恒弘化工未制定过分红方案给股东分配利润。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恒弘化工财务管理不规范,公司资金常常通过杨公玉个人银行卡进出。2012年5月,杨公玉、杨志杰、张华星协商一致收购江西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100%股权成立百瑞公司,工商资料中的股权由杨公玉、宋华英持有,在公司实际经营中,被告及第三人杨志杰提供技术支持。收购款300万元包括注册资金100万元和剩余收购款200万元。该款项全部来自于三人共同经营的恒弘公司未分配利润。至于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100万元来自百瑞公司借支,200万元来自百瑞公司利润”纯属无稽之谈,因为2012年5月百瑞公司刚从收购其他公司成立,何来利润、借款可言。3、原告2012年5月21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资400万元。同意股东杨公玉增资400万元人民币。”,可以证实,原告及杨公玉对于该400万元增资款由股东杨公玉缴纳的事实明知。原告不能违反该决议,再要求其他股东或者隐名股东缴纳该增资款。依据2012年5月21日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资至500万元。该增资资金由杨公玉筹办。公司增资扩股行为的核心事项，应以三分之二表决权股东通过。2012年5月21日的股东会决议，使得杨公玉作为认购人通过天亿化工公司增资扩股形式成为了天亿化工公司（更名后为百瑞化工公司）的股东。依据原告的工商验资报告,股东杨公玉该400万元增资也已实缴到位。至于原告诉状中陈述的该增资款来自杨小珍的过桥资金,并且已于2012年5月21日返还给了杨小珍的情形,被告一直不知情。从原告提供的转账凭证,该400万元的转账凭证有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的签名,证实该增资抽逃行为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亲自操作,原告知晓并同意。被告认为,退一步说假如原告的注册资本400万确实被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杨公玉抽逃,由于被告不知情，该抽逃责任也与被告无关。首先:原告股东会通过决议由股东杨公玉自筹该增资款400万元。因此,该增资款如果未实缴到位,原告应该要求原决议增资款自筹方杨公玉补足或返还,而非被告，其次:2013年2月16日,被告才自原告原股东杨公玉、张伟处以股权转让方式分别受让25.75%的百瑞公司股份成为法律意义的原告股东,2014年1月24日,被告又将其中4%的股份转让给了第三人李士豪,李士豪支付了50万元股权转让款。该事实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公玉也知情。原告对该股权转让进行了工商变更。因此,被告对于2013年2月16日之前的原股东出资抽逃行为不承担连带责任。因为抽逃出资行为发生在公司设立之后,任何股东抽逃出资都必须经公司履行相关手续,从形式上看公司作出的是“同意”的意思表示,此时推定公司具有过错,股权转让后,公司不能在同意原股东抽逃行为的前提下,又向新股东主张责任,否则,有悖诚实信用。最后被告与第三人杨志杰自2012年与杨公玉共同经营百瑞公司以来,三人约定被告与第三人杨志杰股权比例均为33%。但2013年2月16日,杨公玉将33%中的约8%的股份转让给了其他小股东,该转让给其他小股东的股份也属于被告的应得股份。同日,杨公玉及张伟实际公开共计转让给了被告25.75%的公司股份。至2016年8月1日被告将其百瑞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杨公玉止,杨公玉均未要求被告支付2013年2月16日的股权转让款。反而2016年8月1日杨公玉受让被告全部股权时,同意支付包括他2013年2月16日转让给其他小股东的8%的股份转让款在内的溢价后的股权转让款大约300多万元。由此可以得知,对于2013年2月16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两被告与杨公玉均明知该股权转让款被告无需再支付。同时,百瑞公司自经营以来,利润丰厚,资产充足,但每年利润并未分配给被告,被告及杨志杰2016年8月1日退出公司时给公司留下未分配利润10987662,23元(按照被告股权比例算4779633.07元),不但谈不到损害公司权益,而且是给公司发展留下了一笔远大于增资的巨额财产。该情况,作为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公玉是明知的。因此,即使在2013年2月16日公司注册资本有抽逃,由于抽逃行为系杨公玉亲自操作,故在2013年2月16日,杨公玉将其股份转让给被告时,已以实际行动表明自愿自己承担400万抽逃出资补足的责任。三、2016年8月1日,被告将其在安徽二邦公司的33%股份及在原告百瑞公司的股份21.75%全部转让给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双方通过借条约定了杨公玉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转让过程中,原告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对于其明知的400万出资抽逃行为及责任自始未提及,且在股东会决议中确认了被告出资实缴了原告注册资本500万元的事实，应当推定,原告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知道该股权转让的法律后果，自认其自行承担400万元增资抽逃责任,与转让人被告无关。依据原告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借条的约定,杨公玉合计支付被告股权转让款为380万元(其中350万为股权转让款,30万元为借款)。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1974号作出终审判决,杨公玉按照“借条”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判决后,杨公玉向被告支付了到期款项。按照股东会决议,原告明知该股权已转让给了杨公玉,但在该决议中,原告并未提及原告明知的2012年5月21日的出资抽逃行为及责任,并确认被告出资实缴到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借条,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也对于其实际操作的抽逃增资400万元的行为及责任未提及。并且,在经过二审法院判决后,杨公玉按照判决实际履行了判决。据此被告认为,原告对于2016年8月1日转让股权时即使公司注册资本存在抽逃的事实,原告明知却未提及,可以推定,原告明知其已同意该增资由法定代表人、股东杨公玉自筹,即使抽回,也系杨公玉责任,与转让人被告无关。对于原告法定代表人来说,其实际控制百瑞公司,按照原告诉状陈述,其也亲自操作了从杨小珍借资增资又退回的行为,对公司的资产状况也是知情的,但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受让被告股权时在股权转让协议、借条中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仍然受让了被告持有的百瑞公司的股权,这一行为实际认可了前股东(包括杨公玉本人)的出资事实和公司的实际财产状态。因为其对公司出资状况知情,故对百瑞公司将来会面临股东返还补足出资的问题应当预见。杨公玉将被告名下的股份受让至自己名下的行为,就产生了其对百瑞公司负有返还补足出资增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因此如果原告存在出资增资被抽逃,杨公玉应是补足返还该出资责任的关系人。综上,2012年5月21日,原告同意且授权其法定代表人杨公玉自行筹资400万元作为增资,此事实由股东会决议为证。如原告授权筹资的杨公玉无法自行筹资完成增资,原告亦可以依法减资,但不得出尔反尔违反股东会决议,要求其他股东补足该增资。且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公玉明知在增资过程中系由杨公玉代表公司自行筹资,即使杨公玉将其自行筹得的增资400万元抽回,其抽回行为也系经原告同意。2016年8月1日,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杨公玉在明知公司出资及实际资产状况的情形下,原告仍同意杨公玉受让被告股权,在受让过程中,原告及受让人杨公玉均未对出资补足责任提任何异议,杨公玉也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可以认定,杨公玉自愿也应该继受该股权项下的所有责任包括出资增资补足返还责任。因此,依据法律及事实,被告非增资筹资方,亦非抽资补足返还义务人。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补足出资,既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浪费了司法资源。请求法庭查清事实后,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张华星提供了以下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1、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原告公司股东转让个人所得税报告、2012年12月31日-2016年7月31日7份原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年8月31日原告公司资产负债表，证实目前原告公司500万元注册资产实收到位、资本金充足。2、恒弘化工公司财务定期发送给被告的公司2011-2015年流水账目及报表、恒弘化工公司转给原告公司及杨公玉个人的账目记录，证实天亿收购款来自于恒弘化工公司未分配利润，2012年利润超过500万元已转给原告公司，由杨公玉实际支配。3、2012年5月21日股东会决议，证实原告认可并明知400万元增资由股东杨公玉自行筹得，即使筹款被抽回，原告也不得再向其他股东要求补足的责任。4、2013年2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1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收款凭证、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400万元转账凭证，证实2013年2月16日，被告的股权自原股东受让而来，对于2013年2月16日前公司的注册资金抽回行为及责任不清楚，也不承担任何责任，2014年1月24日，被告以20万元将4%的股权转让给李士豪，400万元增资抽逃行为系杨公玉操作，该出资抽逃行为原告及杨公玉均明知。5、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借条、一审及二审判决书、杨公玉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的银行凭证，证实2016年8月1日，杨公玉受让被告的21.75%的全部公司股权，并且与被告约定了股权转让款及支付方式，后也部分实际履行，杨公玉及原告明知受让股权前公司出资存在抽逃行为，但未提出异议，仍受让股权，可以推定其继受让股权后补足出资的责任，原告不得再要求被告承担补足出资的责任。原告百瑞公司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1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具体理由：个人所得税报告是被告与杨公玉股权转让的审计报告，该报告是真实的，但被告在宁波的庭审中对该证据的三性是有异议的，现在被告又将此作为证据提交，不能认定。虽然材料上显示实收资本500万元，但原告并没有实收500万元，实收500万元应由转账凭证证实。两被告各将4%的股份转给李士豪，实际转让款是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解释第20条，公司股东对注册资本的缴纳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没有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被告对增资扩股没有进行任何注资。对第2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因为原告向法院提供的江山公司的营业执照证明该公司不是生产实体，原告提供的发票证明原告向江山公司供货，之间的财务往来是两公司产品买卖而发生的，从原告公司的财务凭证上可以反映出江山公司尚欠原告的款项，本案的当事人是百瑞公司，不是杨公玉，杨公玉不等于百瑞公司，退一步说，也不能证明江山公司为股东个人收购百瑞公司，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江山公司同意将该债务作为投资款，事实上是江山公司尚欠百瑞公司的款项。第3组证据：在处理公司事宜中，股东有可能代表公司签署了文书，不代表公司认可股东这种做法，收购公司是原、被告及杨志杰三人的本意，杨公玉不可能承担三个人应承担的出资义务，所载明的内容不是原、被告及杨志杰三人的本意。第4组证据：2013年2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的，也是张伟和杨公玉的签名，但其中的内容不是事实，这反映了原告诉状的主张，被告在答辩中也认可了，被告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给杨公玉及张伟，系张伟与杨公玉将为被告代持的股份返还给被告，原告为此向法院提供了详细的释明表。对2014年1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性无异议，对李士豪将股权款转给张华星的银行流水也无异议，但在工商部门备案的材料内容不一定是真实性的，被告在工商登记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款是20万元，但实际是50万元。对400万元的转账凭证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应由杨公玉承担400万元。对第5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将股权转给了原告是事实，但涉及阴阳合同问题，目的是避税，被告将股权转给杨公玉通过了审计，但没有按审计报告完税。股权的转让以变更登记为准，至今工商登记中股东仍为被告的名字。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19条的规定，即使被告已经将股权转给他人，公司仍有权向被告主张履行出资义务。经审理查明，被告张华星、案外人杨志杰（另一案被告）和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系好朋友,一起创业开公司。张华星、杨志杰作为同一所高校老师,从事精细化学品的研发,掌握了市场前景广阔的精细化学品的专有生产技术。2011年1月14日,杨公玉、杨志杰、张华星分别出资10.2万元、9.9万元、9.9万元共30万元注册资金，在浙江省江山市成立江山市恒弘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弘化工),约定原告杨公玉股权比例为34%,杨志杰、张华星的股权比例各为33%，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公玉担任。被告张华星、杨志杰鉴于高校教师的身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恒弘化工设立时,张华星的股权比例33%由其岳母李玉莲代持,杨志杰的股权比例33%由其岳母潘福桃代持。股东会选举杨公玉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潘福桃为监事,聘任杨公玉为经理。同时三人口头约定,张华星、杨志杰出资金,并负责产品和技术,杨公玉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原告百瑞公司原名为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该公司原股东为宋广谟占45%，徐升升占55%，因徐升升病故，2012年5月21日，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由宋华英（徐升升继承人）继承徐升升55%股权。经乐平市塔山街道办招商引资,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三人意欲收购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并内部约定三人占股分别为:被告张华星33%,杨公玉34%,杨志杰33%;以货币实际出资。通过几轮磋商后,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三人于2012年5月4日与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原股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合同中甲方（出让方）为宋广谟，乙方（出让方）为宋华英、徐辉、徐琪、徐伟（均为徐升升继承人），丙方（受让方）杨公玉、杨志杰、张华星，见证方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协议中各方当事人约定:被告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通过对公司增资扩股(增加人民币400万元注册资本的出资,增加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万元)以及给付股权转让款(转让款为人民币300万元)的方式受让公司的全部股份。甲、乙、丙方均在合同上签名，见证方加盖公章。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因张华星、杨志杰系高校教师，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三人商议由杨公玉和案外人张伟挂名具体经办。故2012年5月24日，甲方（出让方）为宋广谟，乙方（出让方）为宋华英、徐辉、徐琪、徐伟，丙方（受让方）为杨公玉、张伟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内容为：甲、乙双方同意将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丙方（杨公玉、张伟），但该协议未约定转让价格等相关内容系转为工商变更假签。2012年5月21日，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一、同意公司注册资金增资400万元，二、同意接受宋华英、杨公玉为新股东，三、宋广谟的45%、实缴出资45万元股份转让给宋华英（原占55%股份、55万元），四、同意股东杨公玉增资400万元人民币，五、增资后宋华英占20%股份（100万元），杨公玉占80%股份（400万元）。并将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公司。为落实股东会决议增资扩股并代表杨公玉、张华星、杨志杰成为百瑞公司股东，同年5月21日，杨公玉出面向杨小珍借款400万元人民币汇入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账户用于增资入股，验资完成后，杨公玉又签名经办将该400万元增资入股款转汇还给了杨小珍。2012年5月22日，百瑞公司在乐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乐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变更后为杨公玉占股80%（400万元）宋华英占股20%(100万元).因杨公玉三人未付清股份转让款。故宋华英未推出公司股东资格。此后至2012年9月17日止，张华星与杨公玉、杨志杰将股份转让款300万元（溢价200万元）付清给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原股东，款项付清后，同日（2012年9月17日）宋华英将百瑞公司20%股份（100万元）转让给张伟（张伟未出资，系借名），并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和修改了公司章程。在此期间杨公玉、张华星、杨志杰三人均按34%、33%、33%比例享有公司股份。张华星、杨志杰是隐名股东，其享有的股份由杨公玉和张伟代持。后张华星、杨志杰要求显名，2013年2月16日，张伟与杨志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20%股权转让给杨志杰（杨志杰未付款给张伟），杨公玉与刘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3%股权转让给刘杨，杨公玉与方新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4%股权转让给方新平，杨公玉与王利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4%股权转让给王利军，杨公玉与陆建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1%股权转让给陆建德，杨公玉与赵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1%股权转让给赵磊，杨公玉与赵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1%股权转让给赵赟，杨公玉与杨志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5.75%股权转让给杨志杰（杨志杰未付款给杨公玉），杨公玉与张华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百瑞公司25.75%股权转让给张华星（张华星未付款给杨公玉），上述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均为每股（1%）5万元。尔后,到乐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相关股权、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杨公玉占股34.5%，杨志杰占股25.75%，张华星占股25.75%，王利军占股4%，方新平占股4%，刘杨占股3%，赵磊占股1%，赵赟占股1%，陆建德占股1%。实际上2013年2月16日,杨公玉将张华星、杨志杰各33%股份中的约8%的股份转让给了王利军、方新平等其他小股东,该转让给其他小股东的股份也属于张华星、杨志杰的应得股份。2014年1月24日，被告张华星与李士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自己名下的4%股权以20万元价格转让给李士豪。另查明，2016年8月1日，甲方（出让方）为张华星、杨志杰，乙方（受让方）为杨公玉，双方签订一份百瑞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张华星、杨志杰同意将百瑞公司43.5%（两人各占21.75%）股权按实缴出资人民币217.5万元转让给杨公玉，付款方式双方协商解决，乙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依法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积极协助或配合，变更登记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股权转让前及转让后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公司依法承担，如果依法追及到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的，由新股东承担相应责任等。同日，被告张华星、杨志杰还与杨公玉及陆海燕签订另外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安徽省二邦化工有限公司66%（张华星、杨志杰各占33%）股份以264万元转让给杨公玉及妻子陆海燕。包含股份转让款（包括杨公玉2013年2月16日转让给其他小股东的8%的股份转让款在内的股权转让款）、借款等款项，杨公玉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出具了一份金额为380万元借条给被告张华星，约定在2016年9月30日前还50万元，余款330万元自2017年3月1日起每月15日前还3.5万元。被告张华星于同日出具收到百瑞公司股份转让款的收条给杨公玉。2016年8月17日，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同意张华星、杨志杰将各自占有的公司股权21.75%转让给杨公玉。转让后杨公玉占公司78%股权。全体股东均在该决议上签名。后杨公玉于2016年10月9日、2017年1月24日向被告张华星支付了共计500000元。2016年8月22日，二邦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已完成。但因各种原因，百瑞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至今未完成。2017年7月11日，因杨公玉未按照约定支付款项，张华星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作出（2017）浙0212民初8030号判决书，后杨公玉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并在上诉审理中提交了乐平市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自然人（个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鉴定报告》作为证据，该报告和百瑞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截止2016年8月1日，被告张华星转让百瑞公司股份时，百瑞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6028654.84元。其中实收资本5000000元，资本公积40992.61元，未分配利润10987662.23元。并得出被告张华星因转让股权需交纳所得税959057.96元。对于原告提供的该报告证据，张华星在宁波中院审理的质证中予以了否认。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浙02民终1974号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生效。2018年8月，原告百瑞公司以公司经营严重亏损,而被告张华星作为公司股东已有六年之久,却未履行股东出资义务,并挪用公司现金作为己用这显然严重侵犯了原告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为由，向本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张华星向原告缴纳认缴的出资额现金132万元人民币。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提供证据、有关人员陈述、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有三点：1、在百瑞公司由注册资本100万元增资为500万元中，被告张华星是否已缴足自己的出资额，400万元增资是否真实；2、2013年2月16日被告张华星成为公司显名股东前为公司隐名股东，2012年5月21日杨公玉直接实施的虚假增资并抽逃的行为，被告张华星应否承担责任；3、本案发生时，被告张华星已经将公司全部股份协议转让给了百瑞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公玉但至今未办理工商变更，张华星是否仍然需要补足注册资本，其应按照多少的比例补足（按照工商登记的21.75%还是原告主张的33%）。针对第一个争执焦点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张华星否认虚假增资，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往来资金汇款（与杨小珍）凭证，足以证实原告法定代表人杨公玉通过借杨小珍过桥验资后立即还款，以达到虚假增资的目的。对于上述证据被告张华星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自己已履行增资的实际出资证据）予以反驳，只是在辩称中强调这是杨公玉的个人行为，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故对于被告张华星在原告公司增资400万元中并未实际缴付增资本院予以确认。针对第二个争执焦点，本院认为，杨公玉、张华星、杨志杰三人最初在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并见证下，于2012年5月4日首次签订的收购乐平市天亿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公司）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中已明确确定张华星、杨志杰、杨公玉三人通过增加人民币400万元对天亿公司增资扩股这一决定。并约定以300万元的溢价购买天亿公司原股东100%股份（100万元）。后因张华星、杨志杰避嫌，故由杨公玉和张伟出面又与天亿公司原股东签订5月24日协议，该协议对购买股份价格等主要条款均未约定，也无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见证，系杨公玉、张华星、杨志杰为办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而签订的。但由此可以认定，杨公玉的行为系杨公玉、张华星、杨志杰三人的共同代表行为，其行为的后果应由三人共同承担和享有，这一观点从被告的辩称和陈述中也予以了确认（被告自认为2013年2月16日显名前系隐名股东而非在2013年2月16日前与公司无关）。增资400万元系原、被告等三人的共同决定并在招商引资的乐平市塔山街道办事处的见证下以协议的书面形式确定，虚假增资虽然是杨公玉一人实施，但被告张华星对于自己并未出资显然明知，在2013年2月16日，被告张华星无偿接受杨公玉转让公司股份及之后转让公司股份给李世豪（4%）等人时对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也系明知，并均按500万元的注册资本享有了股份转让权利（收益），其转让公司股份给他人（包括2016年8月转让给杨公玉）也是按照注册资本500万元为标准转让（宁波中院生效判决书判决杨公玉按每股5万元支付股份转让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即使被告张华星显名受让前及之后将百瑞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李士豪、杨公玉（至今未完成公司股份变更登记）等人，均明知自己未实际出资，故应由被告张华星对百瑞公司（即原告）承担继续履行出资义务的责任。现公司起诉被告张华星要求其承担履行全面出资义务（400万元增资的对应部分）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应予支持。针对第三个争执焦点，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张华星承担33%股份的出资义务即33%×400万元=132万元，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工商登记，虽然被告张华星仅占有25.75%股份（后转让4%给李士豪，转让21.75%给杨公玉）。但原告认为公司章程中登记的张小平持有的1%、刘杨持有的3%、方新平持有的4%、王利军持有的4%、陆建德持有的1%、赵磊持有的1%、赵赟持有的1%股份中有7.25%系杨公玉代被告张华星转让，对此主张，被告张华星在答辩、质证、庭审、代理词中均表示了认可，根据2012年5月4日协议约定及杨公玉、张华星签订的内部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应予认定和支持。故被告张华星应承担按照33%的份额补足出资（承担33%×400万元=132万元）的缴纳义务。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华星应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乐平市百瑞化工有限公司缴纳出资132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上列款项到期后，如被告不自觉履行，原告可在本判决履行期之后第二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诉讼费16680元由被告张华星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李咏阳审判员  袁杰民审判员  程文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