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民终2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圣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正丰路554号6号科研楼618室。法定代表人：李全修，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玉裕，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大鹏，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人健（ZENJIANGWANG），男，1957年11月17日出生，瑞士国籍,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济南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程功（CHENGGONG），男，1968年2月21日出生，瑞士国籍，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鹏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全修，男，1974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青岛市。上诉人济南圣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汪人健、程功及原审被告李全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民初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圣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汪人健、程功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汪人健、程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未查清涉案款项的性质。圣通公司与汪人健、程功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李全修与汪人健、程功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显示，涉案款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汪人健、程功投入到圣通公司的增资款。汪人健将荣树生物科技（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树公司）的股权溢价100万元转让给他人，导致其无法履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中约定的200万元即是《借款协议书》中的200万元，实质是荣树公司资产转移（增资）给圣通公司而支付给汪人健、程功的对价。现该资产不能转移到圣通公司或李全修名下，则所谓借款不能成立，200万元亦不应支付给汪人健、程功。（2）关于涉案款项的金额。一审单纯以李全修与汪人健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认定300万元已实际投入。汪人健、程功没有证据证实已实际投入300万元，事实上剩余200万元并未投入。该200万元系荣树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缴纳后即成为荣树公司的资产，除了提供荣树公司200万元注册资本金到位的证据，汪人健、程功没有证据证实其向李全修或圣通公司出借了200万元，一审法院对该200万元如何转入圣通公司以及转入了多少资金、转入资金的性质等均未查明，对圣通公司的答辩质证意见，未作出认定。汪人健、程功认可圣通公司与荣树公司之间存在往来款1192665.4元，一审法院仅认定圣通公司向荣树公司转账6万元偿还借款，但对圣通公司提交的其向荣树公司转账53000元的证据未作认定。李全修与汪人健、程功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有“如果圣通公司仍未实现盈利，甲方借款按照月息1.5%计息”的约定，汪人健、程功一审中也要求按照月息1.5%计息，一审法院却判令圣通公司和李全修按照年利率24%计息，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3）一审如果认定荣树公司200万元注册资本金即为汪人健、程功对圣通公司的出资，并认定圣通公司应向汪人健、程功支付200万元，则荣树公司的股权应属于圣通公司。若汪人健、程功既在第三人处溢价取得了荣树公司的股权转让对价，又取得圣通公司为荣树公司资产支付的200万元对价，实质为同一资产两卖，对圣通公司显失公平。2.汪人健、程功无法履行《借款协议书》中200万元借款的义务，圣通公司主张部分解除。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中，200万借款本金的性质是荣树公司资产转移至圣通公司而支付给汪人健、程功的对价，但二人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该资产实际转让给案外人控制，并在股权受让人处取得了股权对价，《借款协议书》中200万元的借款义务（实质为投资款）无法履行，故圣通公司主张《借款协议书》部分解除。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对外借款用于企业经营，而本案涉案款项系投资款，在圣通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约定由李全修个人偿还。无论是《借款延期偿付协议》还是《借款协议书》，均明确约定了债权债务主体，意思表示明确，汪人健、程功的诉讼请求是圣通公司与李全修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判令圣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4.一审法院关于汪人健、程功与李全修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重新确定了涉案资金的性质及金额的认定错误。《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与《借款延期偿付协议》签约主体不一样，《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不能终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第五条、第七条分别对协议终止的条件及协议终止的形式要件作了明确约定，故《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对圣通公司没有约束力，该协议中明确约定了由李全修负责偿付给汪人健，类似于投资行业中的对赌行为，是一种非典型性担保措施。汪人健、程功辩称，1.一审法院已查清当事各方之间的借款关系，相关证据尤其是自2013年《借款协议书》到2015年底《借款延期付款协议》等证据，双方均予以认可。在基于圣通公司收到的前提下提出了还款方案，相关事实在一审中圣通公司已明确认可，其在上诉状中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汪人健、程功不予认可。2.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圣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李全修述称，1.涉案款项性质系投资款并非个人借款，两份《借款协议》是对汪人健、程功投资回报的担保措施。李全修与汪人健、程功签订《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前，仅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过《借款协议书》，约定由汪人健、程功汇款给李全修个人、以个人借款形式注入圣通公司的100万元为投资，借款为长期、无息。而后在汪人健、程功与圣通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已生效的情况下，《借款延期偿付协议》第5条废除了《借款协议书》。因2014年全年为投资建设期，没有投资回报，约定为不计息。基于对圣通公司2015年上半年盈利状况的预估，约定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按照月息2%提供投资回报；基于对圣通公司2015年度盈利状况的预估，约定若2015年上半年没有投资回报，则2015年全年按年息36%提供投资回报。根据圣通公司2015年月1日至2015年10月31日的经营数据，双方已预估圣通公司2015年度不可能盈利，无法按照《借款延期偿付协议》约定向汪人健、程功提供投资回报，则双方以重新签订《借款协议》的形式对投资回报进行约定。2.汪人健、程功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汪人健、程功以投资利诱李全修、圣通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和《天然源制药国际技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上述协议依然有效且汪人健、程功已按照协议约定持续获悉了圣通公司技术、经营信息等商业秘密的情况下，违反《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和第四条约定，将商业秘密以300万元价格转让给第三方。汪人健、程功在获悉圣通公司将与第三方战略投资机构签署投资合同的情况下，发起诉讼予以破坏，让圣通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并利用信用惩戒制度胁迫李全修和圣通公司，给李全修造成重大损失。3.李全修与汪人健、程功签订的《借款协议》应为无效。一审未查清涉案款项性质，200万元资产的所有权未实际转移给李全修而不应支付。汪人健、程功与圣通公司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依然有效，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的汪人健、程功拟增资的资产已在他人控制之下，汪人健、程功已无法履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借款协议》中200万元借款义务（实质为投资回报担保）无法履行。4.本案所涉债务与圣通公司无关，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适用的前提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对外借款用于企业经营，而本案涉案款项系投资款。无论是《借款延期偿付协议》还是《借款协议书》，是李全修与汪人健、程功对各自权利义务的约定，与圣通公司无关。汪人健、程功的诉讼请求是圣通公司与李全修承担连带责任，并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规定，在当事人未请求的情形下，一审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判令圣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汪人健、程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李全修、圣通公司向汪人健、程功连带偿还借款本息408万元人民币；2.依法判决李全修、圣通公司向汪人健、程功连带偿还借款利息73.44万元人民币；3.依法判决李全修、圣通公司向汪人健、程功连带支付滞纳金，直至李全修、圣通公司还清所有借款本金、利息和已发生滞纳金，暂计至2018年7月12日为314.671825万元人民币；4.本案诉讼费用由李全修、圣通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汪人健、程功与李全修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汪人健、程功将分两期向圣通公司注资人民币300万元，其中首期100万元人民币于2013年9月10日前以个人借款的形式注入，第二期200万元人民币于2013年12月上旬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入。汪人健、程功的300万元资金到位后，圣通公司的注册资本将从50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汪人健、程功将持有圣通公司20%的股份”。2013年9月3日，汪人健向圣通公司账户汇入等值于人民币50万元的瑞士法郎7.6万元；2013年9月10日，程功委托其母亲张素德女士向圣通公司账户汇入人民币50万元。同年，汪人健、程功与圣通公司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汪人健、程功授权荣树公司以其他应收（短期借款）、房租、开办费、备用金等方式向圣通公司投资剩余的200万元。汪人健、程功按约定完成投资后，以圣通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计，持有圣通公司200万元股份。2014年1月16日，汪人健向荣树公司缴入投资款30万瑞士法郎（等值于200万元人民币）。2014年11月6日，汪人健将其持有的荣树公司100%的股权向外转让，转让价格为300万元人民币。2015年1月27日，汪人健与李全修签订《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一份，载明：鉴于李全修代表的圣通公司目前经营实际情况，不能按照2014年11月26日王某、李全修、张某三人会议（双方均认可开过会但均不能提交该会议记录）约定的还款事项按期归还汪人健先生的借款，同意该借款按以下条款延期由李全修负责偿付：1.李全修借汪人健300万元人民币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不计息，2015年6月30日以前偿还按月息2%计息。2.如果到期不能偿还，延期至2015年12月31日前偿还，则全年按月息3%计息，连本加息一起清算。3.超过2015年12月31日，每天按应偿还款的0.1%加罚滞纳金，计算日期到还清所有欠款为止。4.本协议生效后，李全修与汪人健以前签订的与此有关的所有协议自动作废。汪人健、李全修及见证人王某、张某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确认。2015年11月21日，汪人健、李全修再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按照双方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李全修应于2015年12月31日偿还汪人健借款本息人民币408万元，汪人健与李全修再次协商达成该协议作为原协议的补充。双方同意将还款日期延期至2016年12月31日；在2016年12月31日前：（1）若圣通公司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且盈利较好，借款按照月息2%计息，当李全修还清300万元人民币后，汪人健可要求李全修把剩余全部借款本息按照圣通公司引入的第一个战略投资人的投资对价，通过股权转让转换为圣通公司的股权；（2）若圣通公司仍未实现盈利，借款按照月息1.5%计息。还款日前，李全修可选择提前偿还部分借款本金，剩余本金继续按月息1.5%计。另，鉴于汪人健、程功与圣通公司签订《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圣通公司与荣树公司之间挂账有其他应付应收往来账款1192665.40元，这部分还款由李全修通过圣通公司账户划入荣树公司账户，以消除两公司之间挂账的其他应付应收往来账。汪人健、程功自认李全修、圣通公司曾于2017年5月11日、2017年9月26日向其指定荣树公司账户分别转账还款1万元、5万元人民币。一审法院认为，汪人健、程功系瑞士国籍，本案为涉外民商事案件。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在山东省济南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项、第三条第（一）项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双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审法院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13年汪人健、程功分别与李全修、圣通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和《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及2015年汪人健与李全修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和《借款协议》，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虽然汪人健、程功2013年曾与李全修和圣通公司之间约定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向圣通公司注入资金，但2015年1月27日汪人健与李全修签订的涉案《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中明确了汪人健前期300万元出资作为借款由李全修负责偿付，以前签订的与此有关的所有协议作废，即双方通过该延期偿付协议，重新确定了涉案资金的性质及300万元的借款金额，该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李全修和圣通公司称双方之间系投资关系而非借款关系及实际投入金额为100万元的抗辩理由均不成立。另，该份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及之后汪人健、李全修于2015年11月21日再签订的补充借款协议中虽然均明确债务人系李全修，但双方对涉案资金实际用于圣通公司的事实均无异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汪人健、程功要求圣通公司与李全修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汪人健、程功主张以3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计算2015年的借款利息，并计入后期欠款本金，再重复计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此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故本案中，李全修实际欠付本金数额应以300万元为基数扣除汪人健、程功自认已经偿还的6万元后为294万元，自2015年1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根据不同阶段的本金数额分别计算利息。对汪人健、程功主张欠款本息数额中超出上述范围部分，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李全修、圣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汪人健、程功借款本金294万元；二、李全修、圣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汪人健、程功逾期付款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计至2017年5月11日；以299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2日起计至2017年9月26日；以294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27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4%计算）；三、驳回汪人健、程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528元，李全修、圣通公司负担51000元，汪人健、程功负担16528元。本院二审期间，李全修提交《天然源制药国际技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份，以证明汪人健、程功与李全修之间存在有效期为10年的技术合作协议，汪人健、程功已获悉了李全修的核心商业秘密。汪人健、程功对上述证据质证称，该框架协议的签署方是瑞士LOXOLAG，与本案无关。圣通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对李全修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该份证据系圣通公司和瑞士LOXOLAG签署，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在一审中，圣通公司和李全修向法院提交了两份付款回单，以证明圣通公司分别于2014年9月1日和2014年9月10日向荣树公司偿还3000元和50000元，这些款项的往来是圣通公司与荣树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与本案无关。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涉外合同纠纷，当事各方共同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本案争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解决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当事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圣通公司是否应向汪人健、程功偿还借款本金294万元；一审法院关于圣通公司应承担的借款利息的认定是否恰当。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汪人健、程功与李全修于2013年签订的《借款协议书》、汪人健与李全修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以及汪人健与李全修于2015年11月2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各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法律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李全修作为圣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虽以其个人名义与汪人健签订借款合同，但所借款项用于了圣通公司经营，因此，圣通公司与李全修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汪人健与李全修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中明确载明了李全修的借款数额为300万元。汪人健、程功与圣通公司虽于2013年在《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以荣树公司的应收（短期借款）、房租、开办费、备用金等方式向圣通公司投资，但在汪人健与李全修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的《借款延期偿付协议》中，李全修认可300万元系借款，汪人健与李全修通过《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变更了涉案款项的性质，圣通公司关于本案所涉款项系投资款并非借款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圣通公司在上诉中主张的53000元还款，系其与荣树公司之间的债务，其无权主张从294万元的涉案借款本金中扣减。圣通公司已向汪人健、程功偿还6万元，圣通公司与李全修还应向汪人健、程功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94万元。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本案中，涉案《借款延期偿付协议》和《借款协议》中，当事各方对不同时期所借款项的利息计算方法有不同的约定，一审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以年利率24%认定涉案借款利息，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圣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528元，由济南圣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付本超审判员  姚 锋审判员  董 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淼书记员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