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623民初797号原告赵某1。委托代理人赵某2，现住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镇。系原告赵某1之哥。被告陈某。被告雷某。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某，内蒙古赫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某1与被告陈某、雷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哈斯牧仁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嘉敏、人民陪审员金达楞太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某1及委托代理人赵某2，被告陈某、雷某及二被告共同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1999年1月1日，原告父亲赵保子（已故）与上海庙牧场签订《土地开发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每两户为一组，每户63.8亩，打一眼机井，开发期限为两年即于2000年12月30日止，第一年完成打井配套、土地平整和四周防护林种植；第二年完成开发扫尾工程，如不打井配套、种植防护林种植者，直接开发地的按开荒论处，并向牧场缴纳了2000元违约风险抵押金。2000年底，原告与二被告将种植土地开发完毕，次年即2001年开始种植土地。多少年来，原告一直未测量种植土地。去年年底，听邻居们说原告的水浇地少着了，我就私下将土地测量一下，结果真的比二被告的地少。今年3月份，原告与被告洽谈过关于自家水浇地少的问题，被告说让我测量去，如果真的占有原告土地予以退还。随后原告向上海庙社区反映了此事，并联系了镇政府测量权威人员苏东，对原、被告双方的水浇地进行了全面测量，结果是双方水浇地面积126亩，二被告为68.2亩，原告为57.8亩，该数据充分说明二被告占有了原告承包的水浇地，后经社区工作人员几次调解未果，且被告不听劝阻，今年继续种植原告承包的水浇地，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退还侵占原告的水浇地4.4亩，并承担因此给原告造成今年未能种植该土地的经济损失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二被告辩称，一、原告所诉没有事实依据，本案属于发包方发包土地时形成的问题，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管辖。原告父亲赵保子与二被告早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末（1998年春），原上海庙牧场就给原告父亲赵保子和二被告分配了目前承包的土地。当时划分的土地是自然草原地，高低不平，牧场只是按照实地用米绳大致丈量划分，各承包户进行抓阄，抓住哪块算哪块。此后，各承包户陆陆续续自己雇佣推土机推平土地，进行种植。为了地界清晰，原告的父亲在我们之间的地界上种起了一行树，作为我们之间的地界，至今存活已经20多年，没有任何争议。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划分土地后签订的（即1999年1月1日），当时并没有再行测量土地面积，全部按照统一的63.8亩进行登记颁证。据此，原告为了规避诉讼时效，谎称2000年划分土地，2001年开始种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况且原、被告之间承包土地的四至界限是原上海庙牧场场部工作人员划分的，是实际承包土地的亩数，土地分好后，原、被告从未改变过土地的四至界限，被告也不存在侵占原告土地的事实。原告从1999年开始种植土地，每年的耕地、平地（铺滴管带）、种植、收割都要计算亩数，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土地亩数呢？二、原告所诉没有法律依据。根据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文件上的四至界限与实地一致，但实地面积与批准面积不一致的，按实地四至界限计算土地面积，确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据此，原、被告双方的土地在1997年上海庙牧场工作人员划分四至界线后，原、被告从未变更过，目前土地面积与四至界限不符，依法应以目前实际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确定承包经营权，原登记簿上的误差，不能作为侵权事实的存在。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第二款规定，原告的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而无法获得人民法院的支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书面证言的效力相当于证人出庭的效力。故律师对证人所作出的调查笔录应当属于书面证人证言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第七十六条规定，原告所诉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起诉。原告提供证据及被告质证情况：证据一、《土地承包合同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承包了63.8亩土地的事实。二被告质证称，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合同上的承包方是赵保子，而不是本案原告赵某1，土地是不存在继承的，原告并没有合法取得涉案土地的经营权，合同中的63.8亩有明显的涂改痕迹，应该是62.8亩，承包期是1999年1月起，作为承包方的赵保子已经取得了土地，到起诉之日已经超过了20年的诉讼时效。证据二、证人田某的证词一份，证明开发期限为两年，原告实际种植的时间是2001年。二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从2001年开始种植与现实不符，原告父亲承包的土地是31.5亩而不是63.8亩。证据三、CAD测绘图一份，证明原告实际种植土地面积为57.8亩，二被告实际种植土地面积为68.2亩，二被告侵占原告土地4.4亩，该测量面积是由上海××镇安置办办公室苏乐测量的，现场参加人员有上海庙社区胡雪岩、赵某1、赵某2、雷花玲。二被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图纸上只有两个数字，谁的土地是68.2亩，谁的土地是57.8亩不清楚，原告所说的参与人并未在图纸上签字，测量机构应当提供测量机构的资质证书等材料，按照测量图纸上两个土地面积亩数相差是10.6亩，如果是侵占，侵占面积为5.3亩而不是诉状中所说的4.4亩。二被告提供证据及原告质证情况：证据一、会议记录（2019.4.18）复印件一份，证明涉案的土地是1997年计划的，1998年开始开发的，当时测量亩数设备落后，导致测量误差，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土地误差属于当时发包方测量落后造成的误差，不属于被告侵占原告的事实。原告质证称，不认可该证据，因为当时原告没有到场，也没有签字，土地应该是1999年开始开发，从2001年开始种植的。证据二、调查笔录两份（俞奎、胡雪岩），证明土地的四至界限划分后没有发生变动，划分土地的时间是1998年，当年各承包户就开始土地上种植。原告质证称，对该两份笔录不予认可，因为分土地的时候俞奎已经退休，没有参与分地，所以俞奎对当时的事情不清楚，当时分地的时候都是直线没有拐弯，误差最多为零点几亩。证据三、照片8张，证明原、被告在取得承包土地以后四至界限由原告的父亲赵保子种植的防护林，所以双方四至界限一直没有动过，双方地界高低相差70公分左右，所以也无法构成占用原告土地的事实。原告质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由于原、被告之间是一块地，防护林的种植不代表分界线，只有一部分土地高低相差70公分左右，原告父亲当时也上了岁数，一直有病，对于该土地的分界线也不清楚，但是确实是以原告父亲种植的树为界各自经营。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二被告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二，二被告不予认可其三性，且证人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三性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三，二被告不予认可其三性，且该测绘图上二被告未签字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系上海××镇居民委员会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未达成的事实，故本院对该事实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二，因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采信。对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三的真实性原告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事实如下，原告赵某1与被告陈某、雷某所经营的土地相邻。1999年1月9日，原告赵某1的父亲赵保子（已于2010年去世）与原伊克昭盟国营上海庙牧场签订一份“土地开发承包合同”，合同约定：上海庙牧场将场部所辖宁夏绿苑公司土地中暂借63.8亩，作为生活用地，承包给赵保子管理、使用、建设、收益，每眼井灌溉60亩，两户一眼井，由赵保子自己打井配套，平整土地，种植饲草料，经济作物及树木。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即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29年12月30日止。开发期限为两年，即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00年12月30日止。原告父亲赵保子及二被告承包土地后，在实地打点定界，以原告父亲赵保子种植的一行树为界限各自经营至今，期间双方的土地四至界限未变动过。2019年4月18日上海庙社区对双方争议的土地进行调解未达成一致，现原告赵某1以二被告侵占其原告土地为由诉至本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二被告侵占其土地，向法庭提交了土地承包合同，合同中虽明确土地亩数，但未标明四至界限。原告赵某1的父亲赵保子在与发包方1999年1月9日签订合同后，即在实地打点定界，以赵保子种植的一行树为界限各自经营至今，期间双方所承包土地的四至界限从未变动。故本院无法确认二被告侵占了原告的土地，原告对其主张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赵某1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哈斯牧仁审 判 员 徐 嘉 敏人民陪审员 金达楞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李 鹏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