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240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锦梅，女，1969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42。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焯华，男，1962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40************674。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维坤，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区格罗宁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夏东三洲股份经济社工业开发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84E。法定代表人：朱浩林，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邝绮梅，广东高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华，男，197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之一，公民身份号码44**********33。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源清，广东汇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杜锦梅、何焯华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格罗宁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罗宁根公司）、黄海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5民初113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格罗宁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杜锦梅、何焯华、黄海华支付格罗宁根公司货款186250元，利息从格罗宁根公司起诉之日起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杜锦梅、何焯华、黄海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杜锦梅、何焯华、黄海华承担。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规定，判决：一、杜锦梅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186250元及以该款为基数从2019年5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款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予格罗宁根公司；二、何焯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格罗宁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012.50元（格罗宁根公司已预交），由杜锦梅、何焯华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逾期交纳，一审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格罗宁根公司预交的2012.50元，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经其书面申请，一审法院予以退回。杜锦梅、何焯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格罗宁根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格罗宁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的相对方为中山市小榄镇东逸塑料电器制品厂（以下简称东逸制品厂）与格罗宁根公司是错误的。（一）东逸制品厂与格罗宁根公司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没有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及其他形式的买卖合同，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法对合同成立有相关规定，需当事人达成协议建立合同关系，合同才能成立，这是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本案中，格罗宁根公司与东逸制品厂没有就涉案货物达成买卖合意，故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二）黄海华不是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其无权代理东逸制品厂与格罗宁根公司买卖涉案货物，其向格罗根宁公司购买货物，只能由其承担付款义务。要认定黄海华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首先，要从黄海华是否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进行分析。一审时，格罗宁根公司没能向法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黄海华与东逸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譬如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费记录、员工卡、招工登记表、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证据，只有这些直接证据才能证明黄海华与东逸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虽然调查这些证据有困难，但格罗宁根公司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获得这些证据，最起码可向社保部门调查社保费缴纳记录。格罗宁根公司没能提交上述直接证据，只是向法庭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但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随意删改，微信名称也可以随意更改，因此微信聊天记录的证明力是非常弱的，单凭微信聊天记录是不能证明黄海华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另外，黄海华在一审时的自认行为，也不能证明其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因为黄海华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为被告，格罗宁根公司也要求黄海华承担支付货款的责任，故黄海华出于自保的利己心理，自认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但黄海华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即是说，格罗宁根公司与黄海华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黄海华与东逸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其次，要明确东逸制品厂有否授权黄海华、有否与黄海华签订委托合同代理其向格罗宁根公司购买涉案货物，到现时为止，格罗宁根公司与黄海华均没能提供东逸制品厂的授权书、盖有东逸制品厂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的空白合同书、介绍信等证据证明东逸制品厂与黄海华存在表见代理。再次，东逸制品厂也没有追认黄海华向格罗宁根公司买卖涉案货物为有权代理。综上，由于黄海华不是东逸制品厂的员工，也不构成表见代理，黄海华应自行承担向格罗宁根公司支付货款的义务。二、涉案货款应为80750元，并不是格罗宁根公司主张的186250元。涉案送货单共6张，其中4张有黄海华签名，金额合计180750元，另外2张是司机润某和黄某宾所签，金额合计105500元。本案格罗宁根公司只起诉了东逸制品厂及黄海华，并且其诉讼请求是要求黄海华与东逸制品厂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只能审查黄海华签名的4张送货单的法律关系，因为其他2张送货单与黄海华无关，若将这2张送货单一起予以审查，黄海华需对这2张送货单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显然有悖常理，也不符合债权债务恒定的原则。故，本案应只能审查黄海华签名的4张送货单的法律关系。由于格罗宁根公司自认收取了100000元货款，即按照格罗宁根公司的诉请，东逸制品厂和黄海华负连带责任的债务应为80750元(180750元一100000元。80750元)，即是说，假设东逸制品厂和黄海华连带债务成立，也只负80750元的债务。三、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应驳回格罗宁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涉案6张送货单最后一张显示的时间为2015年5月20日，离格罗宁根公司提起诉讼的2019年5月16日已超过了3年的诉讼时效。格罗宁格公司在其诉状中确认：“2015年1月21日至2015年5月20日，原告（即格罗宁根公司）共销售给东逸制品厂货款合计286250元（此处是基于格罗宁根公司的陈述，由上述可知，东逸制品厂不负这笔债务），东逸制品厂只支付了100000元”，即是说，双方有约定履行期限，即格罗宁根公司送货后，东逸制品厂立即支付货款，双方形成了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但后来没能收取货款，格罗宁根公司应该立即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但格罗宁根公司时隔3年多才起诉主张权利，已丧失胜诉权。一审法院没能查明这一事实，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是错误的，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作出了错误的判决。杜锦梅、何焯华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格罗宁根公司辩称：一、本案中格罗宁根公司与黄海华均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了黄海华是东逸制品厂的员工，黄海华确认涉案交易由其下单采购，4份送货单由其签收，黄海华提交的一份工资单证据显示，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名单包括了“黄海华、陈某立、……、黄某宾、……、陈某”等人，该证据足以证明黄海华及黄某宾是东逸制品厂员工，格罗宁根公司提交的6份送货单真实存在，签收人均是东逸制品厂员工。杜锦梅、何焯华上诉陈述应当由格罗宁根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是错误的。杜锦梅、何焯华上诉陈述的“劳动合同、缴纳社保费记录、员工卡、招工登记表、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证据，只有这些直接证据才能证明黄海华与东逸制品厂存在劳动关系”，但这些证据均掌握在用人单位东逸制品厂手中，东逸制品厂是这些证据的控制人，东逸制品厂是由杜锦梅、何焯华夫妻经营，如果杜锦梅、何焯华否认签收人黄海华、黄某宾、司机润某不是其员工的，应当由杜锦梅、何焯华举证证明，其怠于举证的，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格罗宁根公司提交的6份送货单真实存在，货款金额明确，杜锦梅、何焯华一边否认黄海华是其员工，一边又肯定黄海华只签收了4张送货单，目的只是想逃避另外2张送货单的付款责任，其上诉陈述的意见完全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判决正确，理据充分，杜锦梅、何焯华直至现在仍否认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印证了双方对涉案货款的履行期限从未进行约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从格罗宁根公司主张权利时计算。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海华答辩称：一、黄海华并非本案适格主体，黄海华履行职务行为的责任应由其所代表的企业承担。黄海华并非本案适格主体。东逸制品厂被注销前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是杜锦梅，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格罗宁根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以及提交的证据中都自认黄海华是东逸制品厂的员工。其中，格罗宁根公司在起诉状中自认，“本案货物由东逸制品厂的采购员黄海华向原告下订单采购”。格罗宁根公司提供的其法定代表人朱浩林与黄海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甘你的意思是咪叫我的货款，直接问返东逸厂你旧老板何焯华？”“问你旧老板何焯华，还是你”的对话中可知，格罗宁根公司始终都认为黄海华只是在东逸厂打工的。一审确认，“涉案相对方为格罗宁根公司与东逸塑料厂，黄海华只是东逸塑料厂的员工，作为案涉交易的经办人，其代签收货物的行为只是职务行为，不应承担本案的责任。”很显然，黄海华在送货单上签名是履行职务行为，该行为法律后果应由东逸制品厂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由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可知，黄海华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作为一个打工者，为自己的职务行为要承担支付货款的连带责任，不符合一般商业行为的基本常理，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二、本案起诉时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格罗宁根公司的诉请毫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依法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由于本案中，东逸制品厂与格罗宁根公司双方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约定支付货款的时间，在东逸制品厂收到货物的同时应同时支付货款。送货单显示格罗宁根公司最后一次送货的时间是2015年5月20日，东逸制品厂应于当日支付货款。诉讼时效应自东逸制品厂收到货物的次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本案的诉讼时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前（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已届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情形下不再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在本案中，格罗宁根公司从未向黄海华提出支付货款的要求，更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事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7年5月21日已届满，格罗宁根公司已丧失了胜诉权。三、格罗宁根公司要求黄海华对186250元货款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基础。根据格罗宁根公司在一审提供的6张送货单，其首次送货是2015年1月21日，第二次送货是2015年1月30日，货值合计89000元。根据交易习惯“先交付的货物先付款”的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其中，送货单上收货单位的经手人是黄海华的为4张，金额合计180750元。根据格罗宁根公司自述，东逸制品厂已支付货款10万元，且在一审庭审中也确认该10万元货款的银行票据是黄海华交予格罗宁根公司的。退一万步，假如黄海华需要承担本案的责任，也仅需要在80750元的范围内承担，并非18625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供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本案对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关于涉案交易的相对方。格罗宁根公司主张与东逸制品厂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已提供送货单、何焯华名片、何焯华微信聊天记录、黄海华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黄海华亦提供名片、工资签收单、收据等，虽无原件供核对，但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其中，送货单抬头注明“东逸”，且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有“黄海华、润某、黄某宾”的签名，名片、微信聊天记录、工资签收单、收据以及黄海华的陈述等则共同证明黄海华、黄某宾以及司机润某是东逸制品厂员工，并代表签收案涉货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但根据格罗宁根公司、黄海华提供的证据，并结合相关事实，本院确信格罗宁根公司主张东逸制品厂与其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东逸制品厂持有本企业员工的工资签收单等证据，但诉讼中未能提供用以反驳格罗宁根公司、黄海华提供的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所涉买卖关系货值不大，没有超出一般员工代表签收的合理范围，东逸制品厂上诉认为黄海华、黄某宾以及司机润某没有代理权，本院不予采纳。格罗宁根公司起诉时已对黄海华、黄某宾以及司机润某签收的全部货物进行主张，原审一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当。二、关于涉案货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东逸制品厂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对涉案货款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货到付款的交易习惯，故诉讼时效应从格罗宁根公司主张权利时起算。格罗宁根公司于2019年5月21日起诉主张权利，其主张权利并未过诉讼时效。故杜锦梅、何焯华上诉认为格罗宁根公司主张涉案货款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杜锦梅、何焯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杜锦梅、何焯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翁兰芳书 记 员  梁少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