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05行终2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江洪，男，1981年1月8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菊子，女，198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女，1986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住所地：织金县安居路。法定代表人杨林，局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智全，男，196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织金县人，住贵州省织金县。上诉人刘江洪、刘菊子、刘艳(以下称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以下简称织金县房征局）及被上诉人刘智全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行初5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系第三人刘智全子女，第三人刘智全户口属织金县城关镇双龙村双龙组。2011年，第三人刘智全向织金县双堰街道办事处双堰社区罗朝华户转让土地修建房屋。2017年3月15日，织金县人民政府作出织府[2017]4号《县人民政府关于东山鱼山片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决定》，对双堰街道双堰社区、金南社区、星秀社区涉及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所有合法房屋进行征收。第三人刘智全所修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6年，第三人刘智全选择贵州博誉房地产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2017年6月15日，刘智全与织金县房征局签订《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约定：一、乙方同意在织金县人民政府发布的《征收决定》规定的第壹阶段签约、第壹阶段搬迁交房，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房屋征收补偿款等共计：叁拾伍万壹仟陆佰叁拾叁元零角捌分(￥351633.08元)。其中：1、房屋及附属建筑、奖励补偿、搬迁、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叁拾叁万肆仟捌佰柒拾玖元零角零分（￥334879.00元）；2、房屋内外装修补偿：叁仟零肆拾贰元玖角捌分（￥3042.98元）；3、地面构筑物补偿：壹万叁仟叁佰壹拾壹元壹角零分（￥13311.10元）；4、零星林木、药材、苗圃补偿：肆佰元（￥400元）；5、其他补偿款：零（￥0.00元）。二、乙方于本协议确定的搬迁期限内腾空房屋，交付甲方拆除。三、乙方全部家庭成员同意乙方作为本户代表签订本协议、领取补偿款，领取补偿款后，乙方全户家庭成员内部纠纷自行处理，处理未果的一律自行起诉到织金县人民法院；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附件系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签订补充协议。四、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织金县财政局一份。2019年3月5日，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与第三人刘智全签订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与第三人刘智全签订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是该征收补偿协议缔约人之外的第三人，原告应证明其系被征收房屋的权利人，才具有与补偿安置协议具有利害关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中，并无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其所有，故原告与案涉协议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对于原告主张的被告织金县房征局于2016年7月20日通知三原告协商评估机构的通知书能证明案涉房屋系三原告所有的理由，因被告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的通知书与一审调查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全额退还原告刘江洪、刘菊子、刘艳。宣判后，上诉人刘江洪、刘菊子、刘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行初56号行政裁定；2、请求改判织金县房屋征收补偿局与刘智全签订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没有对被上诉人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征收行为进行审查和评析，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仅以利害关系人证言为据，认定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房屋系其所有，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三、上诉人明确向法庭说明刘江洪房屋89.5㎡、刘菊子房屋98.8㎡、刘艳房屋86.6㎡，但是因为房屋已经被强拆，不能再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而刘智全签字的测量房屋面积合计为61.9㎡，与上诉人的说法存在四倍之多的差距，这既是损害上诉人补偿利益的所在，也是上诉人坚决反对刘智全签订协议的所在。综上，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法院（2019）黔0522行初56号行政裁定，并改判被上诉人签订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被上诉人织金县房征局在二审答辩称：一、织府(2017)4号《房屋征收决定》已经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行终1402号行政判决书确认为合法行为。被上诉人于2017年6月15日与刘智全签订的《织金县城市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协议》，主体适格，内容合法，合同有效。二、上诉人与补偿安置协议不具有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各方当事人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已将经过庭审质证的全部证据材料随案移送至本院。二审诉讼期间，各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与原审一致。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诉讼材料：（一）原告的身份证明材料以及有效联系方式；（二）被诉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存在的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材料，否则，其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具体到本案，首先，与被上诉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是被上诉人刘智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上诉人不是涉案征收补偿协议的当事人，上诉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没有事实根据。其次，在案有效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与涉案征收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第三，参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当事人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即使刘智全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也并非当然无效，故上诉人以刘智全不是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主张涉案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也没有法律依据。最后，上诉人如果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其所有，其可以向被上诉人刘智全主张侵权赔偿。据此，上诉人不是涉案征收补偿协议的当事人，在案有效证据也不能证明上诉人系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起诉不符合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综上，上诉人刘江洪、刘菊子、刘艳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陆 川审 判 员  杨静梅审 判 员  黄塑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  贾伟茜书 记 员  黎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