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兵05民终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伟，男，198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第五师八十一团。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娟，新疆爱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威，男，198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霞，女，197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第五师八十一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系刘霞丈夫），男，197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第五师八十一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双喜，男，196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第五师八十一团。 上诉人魏伟、杨威因与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502民初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魏伟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娟，上诉人杨威，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魏伟、杨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塔斯海垦区人民法院（2019）兵0502民初13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底将剩余葡萄按垃圾果自行售出，获得价款15202.3元事实的认定，仅有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证据不足。二、一审认定上诉人杨威与上诉人魏伟共同承担责任错误。上诉人杨威一审出示的证据可以证实，作为监督方的合作社已将上诉人杨威与魏伟分开，上诉人杨威对于二上诉人共同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仅有上诉人魏伟一人履行，上诉人杨威已实际退出该合同的履行，且被上诉人明知该情形，同时未提出异议。故上诉人杨威不应承担本案责任。三、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均有违约行为，相互矛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自2018年9月20日停止收购，构成违约，同时确定被上诉人的葡萄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自2018年9月20日停止收购后，合作社允许被上诉人自行销售葡萄自相矛盾。本案合作社与上诉人签订的《农产品订单协议书》中已明确约定亩产不得超过1600公斤/亩，但在上诉人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书之时，被上诉人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其未按照此约定种植葡萄，合作社作为双方的监督方，未尽到监督农户之职责，所以造成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在于被上诉人及合作社，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首先违约，合作社监督不力是另一违约方。上诉人按照合同交付押金、葡萄成熟后收购葡萄、支付收购的葡萄款，上诉人无违约行为。上诉人停止收购葡萄，是因被上诉人的葡萄产量过高、品质严重不达标，无法收购，在此期间，合作社同意被上诉人可以自行销售。加之，2018年在收购季节雨水过多，多方原因造成葡萄品质不达标、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果的标准，上诉人按照合同约定停止收购，原因不在于上诉人一方。违约方实为被上诉人。四、一审法院对赔偿损失数额计算方式有误，以1600公斤/亩作为计算依据错误。双方合同约定的1600公斤/亩，系对于商品果质量要求的情况下的约定，即不得超过该亩产的葡萄较为优质，市场销售前景良好。但本案事实已查明，被上诉人葡萄亩产均超产，超产的事实即会决定葡萄品质不达标、品质下降。实际上，上诉人为使得被上诉人减少损失，对于超产、不达标的葡萄仍然在前期进行收购，仅是在后续葡萄实在不达标的情形下，不得已停止收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违约，有违公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恳请二审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收购葡萄的具体做法、合同约定，以及葡萄作为特殊农产品的收购特性等因素，依法认定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方，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针对魏伟、杨威的上诉，刘霞、**、叶双喜答辩认为：一、上诉人违反合同约定的收购义务，在2018年9月20日后答辩人多次催促上诉人履行收购葡萄义务，并向合作社多次反映，上诉人仍不收购，为了防止答辩人违约损失的扩大，答辩人经合作社同意后，以处理垃圾果的方式将葡萄处理，责任在上诉人方而不是答辩人，上诉人行为构成违约。上诉人与合作社签订每亩产不超过1600公斤葡萄的《订单收购协议》，答辩人并不知情，答辩人与上诉人履行的是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且上诉人在与答辩人签订合同前葡萄已经定型，上诉人也实地查看过葡萄地，答辩人将每亩葡萄测产数告知了上诉人，上诉人仍以包园方式与答辩人签订合同，在采摘时，答辩人按照上诉人要求采摘分捡，答辩人交售的葡萄均符合合同标准，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审认定答辩人违约与事实不符。二、答辩人与魏伟、杨威二人签订合同，收购中二上诉人是分开收购还是合并收购，答辩人并不知情，合作社也未告知答辩人，原审法院认定二上诉人共同对答辩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三、上诉人提出答辩人交售的葡萄存在烂果的行为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销售到内地后果品出现烂果情况不能证实是答辩人的原因，存储与运输环节均可能造成烂果。四、一审时上诉人私下的录音不能证实答辩人交售的果子存在质量问题。 刘霞、**、叶双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赔偿损失170614.7元；2、判令二被告支付违约金293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9日，被告魏伟与双河市天益诚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签订了一份《农产品订单协议书》，约定：被告从合作社社员处收购葡萄，被告不得无理由拒收，果品保底价不得低于5.5元/公斤，合作社控制葡萄亩产不超过1.6吨/亩，双方同时对权利义务及产品标准进行了约定。同年8月5日，作为合作社社员的原告刘霞、**、叶双喜与被告魏伟、杨威、合作社五连分社签订的《天益诚合作社分社社员葡萄销售合同》约定：二被告以包园价格6.5元/公斤收购原告的葡萄，并就葡萄的分级标准、质量作出约定，三方还约定收购价格随行就市，但收购保底价不低于5.5元/公斤，二被告要在2018年9月30日前将原告符合标准的葡萄全部收购完毕，原、被告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并且约定由合作社作为监督方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同日，原告及其他社员又与二被告以及合作社签订了《双河市八十一团五连分社葡萄销售包园附加条件》，约定如被告中途违约，因市场价格下降或者其他原因，不再履行合同，除被告在合作社交的每亩2000元押金扣除给原告，被告还需另外支付每亩1000元的赔偿金。合同签订后，二被告自2018年8月7日起开始从原告处陆续收购葡萄，截止2018年9月20日共收购葡萄7044件、23544.5公斤，葡萄总价款共计145792.6元已向原告全部付清（交售单上均为原告刘霞）。同月19日，合作社向被告魏伟发出违约责任告知书，认定被告违约，按照合同约定每亩扣除魏伟违约金3000元，面积80.5亩，合计241500元补贴给农户，并同意原告自行销售葡萄。自2018年9月20日后，二被告再未恢复收购原告的葡萄。原告于2018年9月底将剩余葡萄按垃圾果自行售出，获得价款15202.3元。另查明，原告刘霞名下承包的10.9亩葡萄地2018年的测产产量为亩产1909.33公斤，总产量20811.73公斤；原告**名下承包的10亩葡萄地2018年的测产产量为亩产2026.67公斤，总产量20266.67公斤；原告叶双喜名下承包的8.4亩葡萄地2018年的测产产量为亩产1934.67公斤，总产量16251.2公斤。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天益诚合作社分社社员葡萄销售合同》、《双河市八十一团五连分社葡萄销售包园附加条件》等一系列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双方均有一定的约束力，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被告杨威应否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杨威在葡萄销售合同上与被告魏伟共同签名，在原、被告双方未对葡萄销售合同协议变更的情况下，二被告理应对外共同承担责任。对于被告杨威所陈述的合作社、连队已将其与被告魏伟予以分开，但对此情况其当庭并没有证据证实其已将该情况告知原告且经过原告同意，故本案的合同主体并未发生变化，被告杨威仍应作为葡萄销售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被告魏伟共同承担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原审认为，三原告与二被告在葡萄销售合同中约定二被告应当在2018年9月30日前收购完原告所有的合格果品，但被告自2018年9月20日后就停止收购原告的葡萄，未能依约履行收购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虽然二被告辩称其停止收购是因为原告的果品质量不合格，但被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拒绝收购的原告葡萄地里的葡萄均属于质量不符合标准的葡萄，且作为监督方的合作社也认为二被告行为构成了违约，原审对二被告辩称停止收购是因为原告的葡萄质量不合格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应当对原告的损失予以赔偿。三原告作为合作社的社员，理应对合作社的规定予以知晓并遵守。被告与合作社签订的《农产品订单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葡萄亩产不得超过1600公斤/亩，而原告种植的葡萄地测产产量达到了1748公斤/亩，高出的产量必然会对葡萄的等级、规格、成熟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且在被告提供的通话录音中也明确说明了原告刘霞的葡萄确实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故原告的行为亦构成违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在二被告自2018年9月20日起停止收购葡萄且合作社也允许原告自行销售的情况下，原告未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减少损失，其对损失后果也具有一定的责任。 参考原、被告双方在葡萄销售合同中的约定，对二被告未按约收购葡萄的总价款确定为128345.25元[（1600公斤/亩×29.3亩－23544.5公斤）×5.5元/公斤]。原告将剩余葡萄按照垃圾果处理的行为降低了部分损失，其主张的0.45元/公斤的价格，符合本地的市场行情，二被告虽然对原告处理垃圾果的损失数额不予认可，但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原告挽回的损失数额高于原告的主张。因此，原告的损失数额最终认定为113142.95（128345.25元－15202.3元）。结合原、被告的违约责任及过错程度，原审认为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的50%较为合理，并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予以支持56571.48元（113142.95元×50%）。同时，考虑到原、被告均有一定的违约行为，对原告主张的违约金29300元亦未予支持。被告魏伟辩称其没有违约，不应当赔偿原告损失的意见，原审未予采纳。被告杨威辩称其已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应当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意见，原审亦未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魏伟、杨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霞、**、叶双喜损失56571.48元；二、驳回原告刘霞、**、叶双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98元，减半收取计2149元，由原告刘霞、**、叶双喜负担1439元，由被告魏伟、杨威负担71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刘霞出示收付款单据一份，欲证实2019年8月26日虽然下雨了，当天被上诉人刘霞仍为其他收购商采摘弗雷葡萄，上诉人陈述因下雨影响葡萄采摘不属实。上诉人质证时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对二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一、上诉人杨威是否应当承担责任问题。上诉人杨威、魏伟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签订合同，杨威、魏伟共同与刘霞、**、叶双喜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共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现杨威以自己未实际参与合同履行为由拒不承担合同义务，未提供证据证实，且杨威做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不承担合同义务，会对权利人刘霞、**、叶双喜的权利造成不利影响，现合同权利人刘霞、**、叶双喜不同意其退出合同关系，上诉人杨威仍应承担合同责任。 二、上诉人魏伟、杨威和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是否应各自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魏伟、杨威与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签订的《天益诚合作社分社社员葡萄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效力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上诉人魏伟、杨威本应按《天益诚合作社分社社员葡萄销售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收购即包园销售履行自己收购葡萄的义务，但在收购刘霞、**、叶双喜的葡萄至9月20日后再未履行合同，其行为违反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上诉人魏伟、杨威认为是天气原因导致葡萄烂果未收购，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刘霞、**、叶双喜的所有葡萄均为烂果，同时魏伟、杨威作为多年从事鲜果的收购商，应预知鲜果这一季节性产品收购对时间要求，应对天气因素会影响葡萄收购的情况有足够了解，应当预料到鲜果成熟后不及时采摘，将会造成果品质量下降或烂果的损失风险，而其在不履行合同后又未及时和刘霞、**、叶双喜协商沟通，以致造成葡萄未及时得到收购产生损失，对此魏伟、杨威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在魏伟、杨威违约的情况下刘霞、**、叶双喜应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因此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上诉人魏伟、杨威、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均应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出售垃圾果获得价款15202.3元的认定及损失价值确定是否正确。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刘霞、**、叶双喜虽未提交证据证实出售垃圾果的数额，做为合作社社员，原审根据《农产品订单协议书》中合作社控制葡萄亩产不超过1.6吨/亩的约定，以购销合同约定的包园葡萄价格，确定二被告未按约收购的葡萄总价款为128345.25元，结合被上诉人刘霞、**、叶双喜提供的测产实际数额和本地市场行情以0.45元/公斤的价格，确定刘霞、**、叶双喜出售垃圾果的价值，符合当地销售葡萄的基本事实，价格确定具有合理性，本院尊重一审法院的裁量，对一审确定损失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魏伟、杨威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14元，由上诉人魏伟、杨威负担（上诉人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桂英 审判员  闫保生 审判员  穆爱萍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冬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