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津0106行初66号原告朱蕴鸿，男，1920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红桥区房屋修建公司离休干部，现住天津市。委托代理人朱雁津（系原告之子），1959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天津市美术学院教师，住天津市红桥区。委托代理人闫会东，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沽街道办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120106000163125L，住所地天津市红桥北大街三江里后街9号。负责人赵国庆，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尹宁，该办事处干部。委托代理人王辰，天津士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蕴鸿请求撤销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沽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西沽街道办事处”）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一案，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9年5月29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蕴鸿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朱雁津、闫会东，被告西沽街道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尹宁、王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诉行政行为是，2018年12月3日，西沽街道办事处作出津红沽街综执限拆字（2018）第ＸＧＮ255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原告在天津市××××号实施未取得工程建设规划许可证搭建1间面积共计17.5㎡米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原告于叁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设。原告朱蕴鸿诉称，原告在天津市××北运河西路××号（原登记证号为西沽南朱家胡同3号）有合法的房产及土地，并已经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处土地上房屋90㎡。因天津市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上述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内，原告尚未就补偿问题与征收方达成补偿协议。2018年12月3日，被告对原告作出津红沽街综执限拆字（2018）第ＸＧＮ255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称原告的房屋属违法建设，并责令原告自行拆除。原告认为，涉案房屋已经建造并使用多年，且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原告的房屋属于合法建筑。被告的行为显然是滥用职权介入征收。请求法院：1.依法撤销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对原告作出的津红沽街综执限拆字（2018）第ＸＧＮ255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法庭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如下：1．红房字第××号《天津市房产所有证》、红地字第21284号《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原告房屋及土地的基本情况以及原告全部房屋均建设在其合法拥有的土地之上。2．原告申请盖房的相关材料（原私用地使用情况示意图、改扩建四邻协议书、修理房屋申请书等）。3．谈话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4．卫星图、室内图。5．1955年房地产所有权证、继承权证书。6．致房屋产权人一封信（1983年）。7．房地产税收据、土地管理费。证据2-7证明诉争房屋虽然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经过了原告申请及四邻同意修建的程序，且建成年代久远，没有办理房屋产权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属于违法建设，而且在房屋征收部门与原告协商补偿事宜中对于原告无证房屋口头进行了认定。被告西沽街道办事处辩称，1.根据《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被告作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依法具有对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2.被告对行政处罚相对人朱蕴鸿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3.原告诉求事实理由不足。被告经现场勘察，实地测量建筑物长宽尺寸，建筑结构等相关数据信息后，经规划许可部门查档，确定原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遂认定该建筑物属于违法建设。原告所属的违法建设未被认定为合法未登记建筑或合法临时建筑，不在征收范围内，因此不享受西沽南棚户区改造征收补偿政策。综上，原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执法程序合法，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西沽街道办事处向本院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依据如下：1.天津市红桥区西沽街道办事处立案审批表。证明被告履行了立案手续。2.调查询问笔录。证明被告向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的情况。3.现场勘察记录。证明实地调查情况。4.现场证据（照片）登记表。证明违法建设现状。5.朱蕴鸿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相对人身份信息。6.协助调查函。证明向红桥区规划分局查询规划许可情况。7.关于协助调查规划许可情况的复函。证明红桥规划分局称未对涉案建筑物核发规划许可手续。8.行政处罚审批表。证明被告作出被诉决定经过了审批程序。9.行政执法文书及送达回证、留置送达照片。证明被告已依法作出被诉决定书并进行了送达。10.关于西沽南棚改片区内住户朱蕴鸿远年房屋无法认定的说明。证明红桥区西沽南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认为涉案房屋没有被认定为合法未登记建筑。11.《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七条第一款；《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天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证明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提出质辩意见如下：（一）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审批表中案件来源写的是上级督办，而诉争房屋已在2018年10月被列为征收范围，征补条例规定对于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房屋应由征收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和认定，而被告并非征收主体，无权对诉争房屋进行相关的认定。（二）证据2，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调查人员的身份不明确，调查程序不合法，违反了《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十二条的规定，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并没有被调查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工作证明，单凭其口头陈述而认定其可以代表该征收项目指挥部属于调查事实不清。该工作人员的陈述不能证明被告按照法定职责对诉争房屋进行了相关的调查、查勘程序。笔录中对于诉争房屋修建时间、面积等记载均与事实不符。（三）证据3，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现场查勘记录与原告实际房屋不一致。该房屋自2018年10月已无人居住，而被告也没有通知原告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听取原告的意见，因此该证据所记载的信息无法证明是针对原告的房屋所作的查勘。（四）证据4，被告并没有提供证据原件，更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从照片来看也无法看出照片所拍摄房屋是原告的，因此对该证据不认可。（五）证据5，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六）证据6，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具体日期没有描述，其中对于调查问题的表述是基于谈话笔录所得，并不是对原告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查所记载的房屋信息，因此对房屋的描述是虚假的，基于虚假的描述所获取的调查结果也是不真实的。（七）证据7，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答复不明确，对于房屋面积描述不真实，原告并没有长5米，宽3.5米结构的房屋。（八）证据8，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审批表的名称是行政处罚审批表，但在呈报部门意见中写明是限期拆除，并不是法定的行政处罚方式，该证据表述内容违法。原告的房屋均系建设在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没有违反规划，也不是必然要进行拆除的。（九）证据9，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诉决定书并没有依法进行送达，送达方式违法。（十）证据10，取得时间晚于被诉限拆决定，该证据不能作为限拆决定合法的依据。（十一）对法律本身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适用法律不完整，还应当适用《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十二）被诉限拆决定对于涉诉房屋的面积、建筑年代等未调查核实清楚，没有履行告知等程序。（十三）原告所建房屋共计三间，分别是10平米，上述房屋在城乡规划法实施之前建成，限拆决定不符合合理行政原则。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1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质证意见如下：（一）证据2，修理拆除房屋申请表没有日期，有理由怀疑与四邻协议不是同一时期申请的。原告本人1999年书写的申请盖房书自述拟在原址扩建，可以推断出建设年代在2000年左右。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领取了规划审批手续或建设工程施工执照，且在1993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津政发1993-25号）文件已经对于历史性违章建筑和历史性违章用地的问题作出规定，原告没有按照该规定申请相应的合法手续，故原告未经合法审批建设的建筑物是违法建筑。（二）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是征收补偿部门与原告协商的过程。（三）证据4-7，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四）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不代表可以在该土地上任意扩建搭盖房屋，建房需要先行取得规划许可或建设工程施工执照后才可以建设。在1990年已实施城市规划法，在1993年为了解决历史性遗留问题，天津市政府出台了相应的规定，原告作为房管部门的干部应当熟悉相应的专业知识。本院对上述证据认定如下：（一）原告所举证据1、5、6，能够证明1984年原告继承了天津市红桥区西沽南朱家胡同3号私产房屋3.5间的情况，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待证事实相关联，本院依法予以认定。（二）原告所举证据2，四邻协议书仅有盖章没有签字，且没有街办事处签章；房屋申请表没有日期和批示意见，不具备证据合法性，不能证明建房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其他证据系相关人员的自述材料，其内容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三）原告所举证据3、4、7及被告所举证据10，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四）被告所举证据1-9，符合证据三性，具备定案证据要件，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五）被告所举证据11，是被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可以适用于本案。经审理查明，1984年，原告继承了其母程蓉霜名下座落在天津市红桥区××私产房屋××（××天津市××南朱家胡同3号），建筑面积60.77㎡，并领取了《天津市房产所有证》和《天津市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自述在1988年经四邻同意申请建房、1999年在原建房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均未取得规划及房屋管理部门的审批。2018年11月16日，被告西沽街道办事处对原告在天津市××××号涉嫌搭建1间面积共计17.5㎡米建筑物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向西沽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动迁1-4组工作人员询问，向天津市规划局红桥区规划分局发函调查，现场勘察等程序后，认定原告实施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搭建1间面积17.5㎡米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津红沽街综执限拆字（2018）第ＸＧＮ255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并送达原告。本院认为，根据《天津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集中行使下列行政处罚权：……（五）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未经规划部门许可的违法建设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第五条“街道办事处作为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根据本办法行使街道综合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第七条“街道办事处可以集中行使下列行政处罚权，并可以实施与之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行使的全部行政处罚权”的规定，被告西沽街道办事处具有对违法建设进行查处及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的法定职权。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之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责令停止建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由此可知，建筑物只有符合规划许可条件，经过有权机关批准建设，才能成为合法建筑。本案中，被告向天津市规划局红桥区规划分局发函调查，查实原告建房时未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亦不能证明其实际申请并取得了上述建筑物的建设许可，故涉案房屋不属于合法建筑，应当予以拆除。原告虽自述建房行为发生在2000年前，但由于原告搭建并使用未经规划行政部门审批的建筑始终存在，处于持续状态。因此，被告适用《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四条之规定，作出被诉《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依据正确。关于被告履行程序问题，被诉《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系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性决定，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依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保证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给予相对人足够的渠道和便利，保证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本案中，被告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未向原告进行有效调查，未听取原告的意见，存在程序缺失。综合全案考虑，涉案房屋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的事实没有争议，被告没有向原告进行调查，并不会改变涉案房屋是违法建设的事实，故被诉《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程序轻微违法，对原告的合法权益不会造成实质影响。原告关于被告在作出行政决定前没有履行相关告知程序违法的意见，由于被诉《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并非行政处罚，故原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所作《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正确。被告履行程序轻微违法，但该违法情形对原告权利未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影响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行政行为不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沽街道办事处作出的津红沽街综执限拆字（2018）第XGN255号《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西沽街道办事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 判 长  齐 欣审 判 员  吴恩凤人民陪审员  朱志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刘磊书记员张颖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