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4民初12557号原告：赵庆南，男，198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尼如涛，北京沃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国文，男，1972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港，北京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项伟东，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歙县。第三人：刘国华，男，1978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第三人：王明亮，男，197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第三人：北京都通速递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拓然家苑5号楼白浮泉路甲12-2一层。法定代表人：刘畅，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伟，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畅，男，198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伟，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赵庆南与被告张国文、项伟东、第三人刘国华、王明亮、北京都通速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通公司）、刘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庆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尼如涛、被告张国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海港、被告项伟东、第三人刘国华、第三人王明亮、第三人都通公司及刘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旭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庆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2.判令被告连带退还原告股权转让费81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6年8月18日，原被告就都通公司股权签订了《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双方约定被告将其在都通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股权价格经协商为230万元，其中被告张国文的股权价值为60万元，被告项伟东的股权价值为扣除张国文的股权价值、扣除所收取各分点押金、扣除经双方确认公司与业务第三方及业务各分点、员工债权债务价值。向被告张国文支付转让费的方式为原告向张国文支付20万元现金，剩余40万元以欠条的形式支付，向被告项伟东支付转让费的方式为原告向项伟东支付60万元现金，剩余款项在结清所有债权债务后120日内支付。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前期80万元转让费，并代替被告支付了拖欠的工人工资、第三方业务款项、运输费、租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原告多次要求被告配合去工商局办理股权变更事宜，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拖延办理。2017年3月24日，原告要求被告张国文配合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张国文向原告索要1万元费用，原告支付后，被告迟迟没有办理。后原告经查询得知，被告于2017年5月10日擅自将都通公司全部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畅。原告认为，被告擅自转让其股权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导致双方于2016年8月18日签订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无法继续履行，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被告张国文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张国文已经按约履行了全部义务，合同签订第二天张国文就按照约定交付了变更法人需要的身份证、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以及机构代码证，并且公司全部财产也已经在第二天交付给原告管理。刘畅与张国文之间并不认识，刘畅是2016年年底进入都通公司管理的，张国文还是通过原告认识的刘畅，只是在原告的要求下将法人变更为刘畅。当张国文履行完毕义务后，陆续收到原告的对价48万元，这48万元包括21万元原告支付的，其他还有原告合作伙伴支付的，双方自此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合同解除的问题。另外，张国文在协议签订后已经将全部公章、财务章交付给原告，原告对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畅不知情，为何在2018年6月才诉，这不符合常理。被告项伟东辩称，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刘国华述称，他们几个股东都知道赵庆南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我们都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了，原件都在赵庆南手里。我从王小骞手中购买的股份。第三人王明亮述称，我从赵庆南手中购买的股份。第三人都通公司、刘畅述称，2017年5月10日刘畅与张国文签订转让协议，刘畅出资100万元，张国文在当天将全部股权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刘畅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对公司进行了管理，我们认为公司应当为刘畅所有，变更法人登记也是合法的，他们之间的纠纷和我们没有关系。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关于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2016年8月18日，张国文（转让方）、项伟东（转让方）与赵庆南（受让方）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在都通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受让方；股份价值经双方协商价格为230万元，其中包含在签署本合同之时，该公司所收取的各业务分点押金；付款方式：转让方为法人张国文和股东项伟东组成，其中法人张国文股份价值为60万元，股东项伟东价值为公司总价值扣除法人张国文股份价值、扣除所收取各分店押金、扣除经双方确认公司与业务第三方及业务各分点、员工债权债务价值；受让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向转让方法人张国文支付20万元，剩余40万元以欠条形式支付；受让方向股东项伟东支付60万元，剩余款项在扣除公司所收取的各业务分点押金后，且经双方确认公司与业务第三方及各业务分点、员工债权债务结清之日共120日内支付完毕；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均需向守约方支付总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双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同日，三方签订《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该协议约定，都通公司于2016年8月18日交付给经营，系统交接前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项伟东负责，系统交接后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负责，系统交接时间为2016年8月18日零时零分；转让方和受让方前期付款按本合同执行后期欠张国文肆拾万，签订日起四个月内即2016年12月7日最少完成20万付款，余款最多不超过协议签订日6个月内付清，后期欠项伟东余款在合同签订日4个月内付清（现协商因转让方要求同进度，项伟东同意余款中10万元同步在4个月内付清）；转让方项伟东负责都通速递公司过户产生的费用，转让方张国文负责协助过户及提供必要材料，北京总公司（即华北）颁发昌平城区的经营许可证书所产生的费用由受让方自行解决，受让方从转让费中扣除6万元作为手续费。付款情况。1.赵庆南向张国文付款情况：赵庆南于2016年8月13日向张国文支付宝转账30000元。赵庆南于2016年8月17日向张国文支付宝转账50000元，向张国文银行卡转账100000元，案外人刘广向张国文支付宝转账5000元，案外人张继锐向张国文银行卡转账30000元。赵庆南于2017年3月24日向张国文微信转账10000元，以上共计225000元。2.赵庆南向项伟东付款情况：赵庆南于2016年8月17日分两次共向项伟东支付宝转账95000元，向项伟东银行卡转账250000元，案外人刘广分三次共向项伟东银行卡转账240000元，以上共计585000元。3.2016年8月17日，张国文向赵庆南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赵庆南2016年8月17日转让费20万元（其中10万元见转账记录，含前期所收3万元订金）。4.同日，项伟东向赵庆南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今收到赵庆南转让合同部分款60万元整（剩余25万元没到账，以转账记录为准）。5.庭审过程中，张国文主张收到赵庆南及其他人转账共计48万元，项伟东主张收到60万元，赵庆南、王明亮均认可王明亮向张国文转账7万元，刘国华陈述其因过法人向刘畅转账7万元。公司交接情况。赵庆南、张国文、项伟东陈述，双方在签订涉案协议后已经交付了都通公司公章、财务章及账目。二、关于都通公司的情况。都通公司于2011年8月22日成立，于2014年4月7日法定代表人方亚明变更为张国文，2017年5月10日由法定代表人张国文变更为刘畅。在都通公司的工商档案中显示，张国文（转让方）与刘畅（受让方）于2017年5月10日签订《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同意将都通公司中的股权100万元转让给受让方。双方由此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张国文对此解释称，在三方的授意下与刘畅做了工商变更手续，做了工商变更之后刘畅甩开赵庆南独自经营，赵庆南向刘畅主张权利不能的时候，反而向张国文主张。都通公司、刘畅对此解释称，刘畅从张国文处受让的股权，为此支付对价100万元，张国文对刘畅的陈述不予认可。三、关于股权后续流转的情况。庭审过程中，赵庆南、王明亮、刘国华陈述：1.赵庆南、刘长兴（与王小骞各占16.67%）、李晓凤购买张国文持有的100%股权，三方各占三分之一；2.后赵庆南于2016年12月31日代刘畅以60万元购买李晓凤持有的33.33%股权，赵庆南于2017年1月2日将持有16.67%的股权转让给王明亮，王小骞将持有的16.67%股权转让给刘国华，至2017年2月13日都通公司股东有赵庆南、刘长兴、王明亮、刘国华、刘畅五人（以上流转均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王明亮、刘国华另陈述：其二人又于2017年1月7日将其各自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刘畅，刘畅向其出具了《股权转让书》，因刘畅未按约定付款，将刘畅诉至本院，刘畅对《股权转让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当时并不了解公司真实情况，当时公司很混乱，没有来得及验证的情况下就签了，刘畅并提出反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书》。另，在庭审过程中，赵庆南认为张国文将都通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导致《股权协议书》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相关款项。法庭询问赵庆南：“刘畅怎么变成法人了”，赵庆南回答：“当时他说人太多了，干不好，你们愿意退出就退出，他出钱买，当时是口头的，他说你出一个亿也不卖他的股份，他说了之后也没有实行，那个时候公司就他做主了”。法庭询问：“谁管理财务”，赵庆南回答：“主要是刘畅、我辅助”。法庭询问：“你们当时有具体约定公司过户给谁吗”，赵庆南回答：“没有约定，没有跟张国文说过具体过给谁”。法庭询问：“最后变更成你们五个人的时候，你们有说过谁来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吗”，赵庆南回答:“没有”。上述事实，有《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股权转让书》、打款记录、收条、工商信息档案、开庭笔录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张国文、项伟东与赵庆南签订的《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补充项》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系赵庆南是否有权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三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也即张国文、项伟东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此，赵庆南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赵庆南仅依据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主张张国文将都通公司全部股权变更至刘畅名下，导致《股权协议书》的目的无法实现遂要求解除合同的意见。本院认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只是股东转让股权后公司的附随义务，并非界定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切实履行的标准。本案中，双方在《股权协议书》生效后，赵庆南支付了股权对价，张国文、项伟东交付了公司的相关材料，赵庆南因此取得了都通公司的控制权，行使了相关的股东权利，参与了公司经营决策，可见《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合同的主要目的亦已经实现。根据赵庆南、王明亮、刘国华等人的陈述及书面证据，赵庆南知晓其自张国文处取得全部股权后的后续股权流转过程，且与刘畅协商过变更登记事宜，可见因存在多人投资、多人汇款、多人之间意见不统一等原因，赵庆南与张国文并未约定具体股权变更事宜，且赵庆南也并向张国文主张过将公司过户至自己名下。根据《公司法》第73条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后，公司系将股权转让结果记载于股东名册、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的义务人，赵庆南将都通公司控制权流转出后，其也应当知晓该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另外，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而不是设权性登记。工商档案中的《股权转让协议》亦不能说明都通公司的真实股权架构，仍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该协议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因此，综合以上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股权流转情况及诚实信用原则，现赵庆南径直诉请解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退还款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庆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0元及公告费（以实际发票为准），由原告赵庆南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玄红莲人民陪审员  窦振利人民陪审员  王清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杨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