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24民终80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珲春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上诉人胞妹），女，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珲春市。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某，男，1970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珲春市靖和街兴园小区D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宝华,吉林诚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某与上诉人蔡某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珲春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4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上诉请求：1.对一审判决第一项予以改判，即蔡某应该支付给李某征地款650000元，不服部分的数额为284933元；2.上诉费由蔡某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0.65公顷土地补偿费数额认定事实不清。李某提供蔡某领取土地补偿费明细，平方数为6545平方米(2014年10月11日领取)和4002平方米(2014年6月27日）两笔,全部是土地补偿费，有部分是园田地和宅基地，两笔加一起的土地面积为10547平方米。该区域土地补偿费单价每平方米200元，0.65公顷是6500平方米，应该得土地补偿费1300000元,李某与蔡某是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0.65公顷土地,承包地经营权共有人为2人，李某应该分得其中的50%，即650000元，并不是一审判决的365067元，李某并没有讨要10547平方米的50%，而是主张自己应得的6500平方米的50%。另外需要说明的是2014年10月11日蔡某还领取了地上附着物补偿款187235元，李某认为此款于己无关，并没有主张。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审查清楚，单单片面听取蔡某意见，对李某提交的证据没有给于综合评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数额结果的错误。二、一审法院对0.65公顷（6500平方米）承包地经营权共有人人数认定错误，不是三人，应该是二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自兴村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俩次土地承包，第二次是在1997年1月1日，李某是1996年因结婚将户口迁入自兴村,李某所生育孩子蔡勇是1997年2月12日出生，其不可能参加该村的二轮土地承包。以上事实一审已经查实。但却不知一审法官如何理解2003年10月1日的土地经营权证书上家庭人口3人,李某认为此时家庭人口总数是3人不假，但是李某提供2003年颁发土地经营权证书后的2006年度，为了准确掌握核实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英安镇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对该项工作进行过全面普查，作为蔡某、李某、蔡勇三口之家的家庭户经营权共有人明确记载了只有蔡某和李某，并没有蔡勇，申报人处签字为被上诉人本人自己确认签的字。一审法官为何就只认文字上的三口人，却不认该份核查登记让人一头雾水，难以理解。试问?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没有出生的人会享有土地经营权吗?在自兴村进行二轮土地承包时，李某已经取得该村户籍，并在该村居住，但二轮合同签订时蔡勇并没有出生，在蔡勇出生后该村也没有进行过土地合同重新签订和调整，法院依职权对该村干部进行过调查，可以证实。综上,对一审三人平分0.65公顷土地补偿费的论断难以让李某信服。请求二审法官明断秋毫，依法予以改判。附证据:《理春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城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及失地农民保障的补充通知》。蔡某上诉请求：1.依法对理春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4民初2587号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李某不具备本案拆迁资格，不具备涉案补偿款的补偿身份条件，不属于自兴村失地农民，同时行政机关在拆迁行政程序中已经确认完毕。土地补偿款的性质有人身属性，首先集体土地取得基于农村集体成员农民身份而且具有唯一性，集体成员在本集体获得土地后不能在其他地方再获得土地。土地是该集体农民的生存的基础。因此，征地补偿金就是为了给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只有具备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方可取得土地补偿款,夫妻一方因具有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款是对夫妻一方因土地征收、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补偿，具有专属于特定人身的性质。从保护失地农民角度来说，土地补偿款应作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偿费、后续保障、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而农村土地承包权一般是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而取得的,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也就是说土地经营权是承包者个人的权利。那么以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代价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当然也具有专属的人身特定性,在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的分配方案未被撤销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权直接改变土地补偿款的归属。拆迁款已经在拆迁过程中处分完毕，该拆迁款属于上诉人所有，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回到原户籍后,被上诉人所在村民委员会同意将土地分割给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主动放弃，不属于失地农民，不应当对其进行分配。三、东岗子村出具的证据材料前后不一致，反复变化、互相矛盾，人民法院调查时被调查人的陈述和被上诉人以及东岗子村出具的材料不一致。从多次调取已有的档案材料看,李某一会儿申请有地,一会儿又放弃土地,前后矛盾不一,不能作为证明李某在东岗村没有地的依据。而且，不论李某在东岗子村有无土地，均和自兴村的土地拆迁款没有关系。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对于土地补偿款纠纷问题应当谨慎对待，不应当单纯适用婚姻法。对于土地补偿款,一是应该按征收补偿协议来确定发放对象。二是要根据集体经济组织的分配方案来确定。珲春市法院的这个判决改变了行政机关的征收补偿协议内容,也改变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补偿款的分配方案。司法权不能用判决的方式取代行政权来确定征收补偿对象，也不能用判决的方式去取代集体经济组织作出新的补偿方案。按照农村土地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不管离婚当事人是否属同一经济组织,则迁入的一方在离婚时要求分割另一方土地的，法院不予支持。依据该原则被上诉人不应当依据婚姻关系而获得本案补偿款。2.本案涉案土地已经被拆迁完毕，标的物已经灭失，拆迁补偿款已经明确由拆迁程序中确认给了上诉人,而且被上诉人也不符合政府关于拆迁的相关文件政策获得土地拆迁权利的条件,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有土地份额为由认为拆迁补偿款有被上诉人的三份之一份额没有法律依据。3.夫妻双方离婚协议明确规定房子归儿子所有，而现在法院又把房子查封，违背了双方离婚协议的初衷，不应该查封第三人的资产。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不能以司法权直接改变土地补偿款的归属，应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蔡某支付土地补偿费715095元。事实与理由:李某与蔡某原为夫妻关系,2008年7月28日二人协议离婚,离婚时李某以为其在自兴村没有土地,对土地没有进行分割。2015年李某因0.08亩自留地土地补偿费分配问题起诉时方知,李某在自兴村分有土地0.325公顷,该部分土地李某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07110170)。该证书上土地0.65公顷于2014年被征用,土地补偿费为1270390元，由蔡某一人在2014年10月11日全部领取。另外,0.08公顷自留地(征用时测量面积799平方米)补偿费159800元，也被蔡某一人独自领取。李某认为,上述土地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离婚时没有进行分割,征用土地所得的补偿费，应双方平均分配。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蔡某支付土地补偿费715095元(1430190元的50%,诉讼费由蔡某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某与蔡某于1996年5月1日在珲春市登记结婚,1996年李某将户口迁入自兴村，同年，蔡某与自兴村村委会签订“落户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李某迁入后不享受该村村民一切待遇，如:口粮田、承包田等。该协议经珲春市春城乡政府法律服务所书面见证。1997年1月1日，蔡某与珲春市春城乡自兴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第二轮耕地承包合同，蔡某承包0.65垧土地。合同中未载明家庭人口内容，1997年2月12李某婚生一子蔡勇。2003年10月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统一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该证书中载明;承包方姓名蔡某，家庭人口3人(庭审中查明当时家庭成员即蔡某、李某、蔡勇)承包土地面积0.65垧,承包年限为199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0日止。2008年7月28日，李某与蔡某因夫妻感情不和在珲春市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时只分割两处房屋、拖拉机等财产，未对家庭土地使用权进行分割。2014年10月，东北亚国际学院项目征用了蔡某家庭联产承包地0.65垧以及799平方米自留地共计6545平方米土地,以200元/平方米标准补偿。蔡某选择一次性补偿方式，于2014年10月11日领取土地补偿款1270390元(其中包含799平方米自留地补偿159800元、宅基地补偿15390元)。对799平方米自留地，李某与蔡某均未取得承包经营权，李某陈述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取得，蔡某陈述系其父母祖上流传委托其耕种，双方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2014年11月，李某向本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民事诉讼，要求与蔡某分割799平方米的自留地土地补偿159800元，2014年8月31日本院作出（2014）珲民一初字第867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某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为由裁定按撤诉处理。2015年4月21日,李某再次向本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民事诉讼，要求与蔡某分割799平方米的自留地土地补偿159800元。2015年10月29日，本院作出（2015)珲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蔡某支付给李某土地补偿款79900元。蔡某不服该判决，上诉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18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吉24民终1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5）珲民一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2016年5月26日，本院对该案重新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李某于2017年6月12日以发现新证据（即李某在自兴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起诉为由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6）吉2404民初105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予李某撤诉。2018年9月18日，李某向本院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民事诉讼，要求与蔡某平均分割799平方米自留地及0.65垧承包地征地补偿款1270390元的一半即715095元。另查明，至2019年5月止，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十二组的土地确权已经结束，李某在东岗子村十二组无承包土地登记。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是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李某于1996结婚至2008年离婚之前，一直依靠蔡某家的土地生活，且2019年经其原居住地东岗子村十二组土地确权,已证实李某在东岗子村十二组无承包土地。根据2003年10月1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以蔡某为代表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权证书中记载，家庭承包人口为3人，庭审中查明当时蔡某家庭成员即蔡某、李某、蔡勇。故李某享有承包土地三分之一份额。李某主张分割该土地征地款的请求，具有合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李某享有承包土地三分之一份额，故李某请求分割715095元征地费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李某应当取得承包土地三分之一份额的征地款即365067元（1270390元-宅基地15390元-菜园地159800元=1095200元÷3即365067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某主张分割799平方米的自留地征地款159800元的一半，李某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因李某和蔡某对799平方米的自留地均没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即没有享有该土地权益的依据，因该土地权益出现争议本应由自兴村村民委员会集体决定。且李某和蔡某对该土地来源陈述不一致，双方均不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2014年蔡某取得159800元征地款时，李某与蔡某已经离婚，李某将户籍随即迁出自兴村，现李某主张分割799平方米的自留地征地款的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故李某主张分割799平方米自留地征地款159800元的一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李某主张分割宅基地15390元的一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蔡某抗辩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蔡某主张李某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一、蔡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支付给李某征地款365067元。二、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52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共计12972元，由李某负担4131元，由蔡某负担879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蔡某与其父母共同作为家庭承包方分得了承包地。在蔡某与李某结婚时，蔡某的父母将家庭承包地中的0.65公顷土地分户给了蔡某。李某因婚嫁落户自兴村后，由于自兴村没有机动地未给李某分配土地，李某原居住地东岗子村也未因嫁出收回其承包地。再查：2016年4月15日，李某向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放弃对东岗子村土地的承包权。本院认为，蔡某与自兴村签订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土地面积0.65公顷与自兴村第二轮人均分配的土地面积不一致，原因系蔡某承包的土地面积是在其原所在的承包户土地面积中分割而来，蔡某二轮承包土地面积与其原所在承包户二轮承包土地的面积之和，与原所在承包户第一轮土地承包面积一致。蔡某分得土地面积大于自兴村人均分配土地面积，但其原所在承包户的人均土地面积随之减少，因此，不能以其在原家庭承包户内分割出来的土地面积，作为衡量蔡某家庭二轮土地承包时李某是否分得承包地的依据。从蔡某在一审中提供的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原始落户协议（该落户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值得商榷）及村民证言，可以认定在自兴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李某在自兴村并未分得承包地的客观事实是真实的。蔡某作为农户家庭代表与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虽然土地面积是蔡某从原所在的承包户土地中分割而来，但由于蔡某与李某作为农户家庭的共同成员，李某仍然依法享有共同经营家庭承包地的权利，共同经营承包地所产生的收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直至2008年双方离婚时，由于蔡某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没有李某分得的土地，且李某当时在原居住地分得的土地尚未收回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蔡某签订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有李某的承包地，因此，不能基于婚姻关系的解除而分割蔡某的土地份额，只能在离婚后向自兴村申请候地解决。李某在一审中提供的英安镇经管站备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台账，只是证明力较大的证据，而不是直接确认具有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凭证，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该登记与实际情况不符时，应当以客观事实为准，因此，李某以经管站登记台账记载其为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依据，主张其对蔡某名下的家庭土地承包地的二分之一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证据不足。现在，蔡某家庭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李某并不是蔡某为代表的家庭承包农户的成员，其主张分割蔡某家庭承包地被征收取得的征地补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蔡某主张李某无权分割其家庭承包户补偿收益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至于李某在离婚后将户籍迁回到其在原居住地，是否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双方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不具有关联性。综上所述，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蔡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珲春市人民法院（2018）吉2404民初25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10952元受理费,财产保全费20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526元，合计29498元由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全智光审判员  金 花审判员  申爱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