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6736号原告：高振友，男，1963年4月1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身份号码×××。被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顺义区张镇行宫村临丙路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1QEE7A。负责人：王浙海，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云，女，1969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分公司财务总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建林，男，196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分公司工程预算兼项目经理，身份号码×××。原告高振友与被告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分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振友、被告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建林、刘美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振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2.被告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120000元；3.被告支付一个月代通知金15000元；4.被告支付2017年度奖金15000元；5.被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至5月11日工资5000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23日，被告在顺义区劳动仲裁庭上，向原告和仲裁庭递交了一封所谓的劳动合同书，系原告与北京泽匠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其实质上是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务派遣合同，以此来规避2017年1月到2018年5月被告一直未同原告续签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原告作为公司预算人员从2014年10月26日入职于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名邦公司），工作地点：2017年7月前为×庄项目部，由于该工程在验收后，有许多工程洽商由于诸多原因没有签订，一直到2018年5月在为浙江名邦公司承包的×办公楼D座等16项×总部办公楼（首层、2层-21层）装修工程做预算、洽商、结算工作，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变化。2017年7月后搬入被告室内办公地点在北京市朝阳区×号楼办公，到2017年10月份，被告撤销北京市朝阳区办公室，搬入顺义区工厂办公，直到2018年5月原告一直在本公司从事预算岗位工作，参加了浙江名邦公司承包的×庄装饰工程的审计工作。泽匠劳务服务公司股份人为金建军、冯维州出资各50%股份，被告负责人在2018年12月31日以前为金建军，2019年1月变更为王浙海，实际控制人仍为金建军。由浙江名邦公司作为专业分包承揽的×办公楼D座等16项×总部办公楼（首层、2层-21层）装修工程由浙江名邦公司以内部承包名义或者是转包给被告负责人金建军，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浙江名邦公司并未行使管理责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为张雪皎，技术总工、安全员也不是投标时的管理人员，合同备案项目经理为魏永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6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72条规定，系转包。依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故浙江名邦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在2017年3月份某一天，公司人事管理人员来到×庄项目部工地，谈2017年的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过程中，被告以浙江名邦公司的名义，出具了一份空白劳动合同，由于该合同未约定产生劳动争议的地点，这样就变成到一旦产生争议，劳动者要到被告注册地浙江宁波解决，大家不同意，此时就不了了之。直到2017年6月初，公司人事管理人员又来到×庄项目部工地，让项目部相关人员分别填写了乙方、身份证号码，在正本的合同抬头，甲方和最后的盖章页均为空白，故意去掉了原2016年签订的正本合同上的“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分公司”的页眉，这样，就为以后加盖“北京泽匠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的公章留下了伏笔。根据《劳动法》第五章特别规定，第67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因此特请贵院依据有关规定，认定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的所谓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系被告以欺诈手段签订，另外也没有按规定交给劳动者一份，其过程是一份空白的劳动合同，其后另行添加了用工日期，并且为了规避少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签订了补充协议。根据《劳动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二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为此，原告依法向贵院提出认定原告与被告泽匠劳务服务公司所谓的劳动合同为无效合同。依据《劳动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四条、《劳动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比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依据《劳动法》司法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一）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四）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签订了劳动合同，2014年10月26日入职到2015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在2017年、2018年5月，被告未与原告在劳动合同履行地签订劳动合同，直到在2018年5月23日在仲裁庭上出示了一份无效的劳动合同。根据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4月30日工资发放情况，发放日期为每月14日或15日前后，每月按10000元标准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工资发放情况如下：10063元、10123元、10233元、10213元、10193元、10133元、10152元、10213元、10083元、10023元、5000，合计106429元（共11次），缺2017年10月份，于2018年5月14日补发10000元。由于超出10000元部分为在工地或出外补贴，实际含个人应交劳动保险应缴纳部分，应记录为10×10000+5000=105000元(来源于2017年按次月的15日或14日发放10000元工资），依据劳动合同约定应在不晚于2017年12月31日或不晚于2018年1月15日支付5000元×12=60000元，却在2018年2月9日发放了3万元，实际是在2018年2月9日合并（由于春节是2月份，含2018年应支付的部分的1-2月份工资）计50000元一同支付，实际按合同约定未及时劳动报酬4万元，2018年3月份、4月份无正当理由仅支付了5000+5093，应支付2万元（不含5000元的差额），在2018年5月14日离开时支付了59539.00元，由于工资发放有误，又发放了原拖欠的1万元，同在5月14日。截止到4月30日应支付15000×4（个月）+4万元（拖欠）=10万元，实际支付2万元+59539+5000+5093+1万元=99632元，（由于要扣除个人应缴纳的五险有微出入），明显没有支付2018年5月份原告的工资5000元。另依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8月17日）第18条规定：工资结算支付周期届满后，用人单位应当在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内支付工资，但最迟不得超过工资结算支付周期届满后七日。如工资支付日遇节假日或休息日时，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查清劳动事实，包括原告所递交的工资发放记录的情况下，就仅凭一张2018年5月14日银行回单记载附言：工资及其他全清，就枉下裁定书。另外依据告知书第五条，被告的答辩期为十日。可作为原告与被告的所谓劳动合同其实质是一份劳务派遣合同在当庭递交，也不符合要求，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原告曾要求提交书面补充答辩意见，但未通过本委仲裁员的允许，仲裁庭明显是在袒护被申请人（被告）。根据原告与公司财务负责人刘美云（刘总）的微信对话。结合上面的工资发放表明显看出没有发放2018年5月1日至11日的当月工资。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原告的劳动报酬的事实，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者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其余拖延至2018年5月，申请人被迫离开公司时支付，被告属于违法解除。综上，属于《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情形；另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的通知【劳部发（1995)226号，二、关于加班加点的工资支付问题关于劳动者日工资折算最多为23.5天】而在原告与被告约定的劳动补充协议第二条，办公室作息时间为单休日，项目部每月休息3天，这样应是26.5或27.5天，但被告从未支付过加班工资。申请人（原告）第一次递交离职报告，为2018年5月9日，但直到2018年5月11日原告的工资一直没有发放，在与被告实际控制人金建军的手机短信对话中是“你离职报告必须写自愿离职，弄好以后我自会安排”，否则拖欠我的工资就不会发放，基于原告弱势，被迫写了所谓的“离职报告”。被告以此低劣手段规避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的不利法律后果。依据正本的第九条第三款约定，被申请人须提前一周通知乙方（原告)，但原告从未接到被告的书面通知。但由于被告在2017年底、2018年1、2、3、4月无故拖延原告的工资，明显是逼迫原告早些离开公司，其实质是违法解除。作为泽匠劳务公司签订的所谓劳动合同实质属于劳务派遣合同，第一属于合同欺诈，不具法律效力，第二用人单位并没有将劳动合同文本交给原告，但依据法律规定应当由浙江名邦公司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劳动法》第82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由于是转包施工，实际上浙江名邦公司也不可能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原告自2014年10月26日入职于浙江名邦公司的劳动用工主体单位，一直到2015年12月31日都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在2016年分公司同北京签订了为期一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为此应视作至少签订了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劳动合同到期，被告不与原告续签劳动合同的，视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需要支付劳动者双倍经济补偿金。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被告应支付原告2014年10月至2018年5月二倍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依据2016年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支付原告2017年度1个月15000元的工资作为奖金。被告未提前1个月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支付原告15000元工资作为代通知金。被告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5000×11=165000元。被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至11日的当月工资5000元。由浙江名邦公司、泽匠劳务服务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辩称，一、我公司与高振友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高振友所诉的务工时间段里，是在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任职，而不是在我公司务工。二、高振友与泽匠劳务公司签订了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从而进一步证明，高振友与我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三、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不但不拖欠原告任何劳动报酬，还为之缴纳社保。2018年5月，是高振友个人原因，自动提出离职的，泽匠劳务服务公司提供的电子回单上的签字，就完全可以证明一切。公司先打款，原告后在回单上签字，以及签署工资及其他全部结清的字样，何来被迫之说。综上，高振友诉我公司，实属告错主体，故请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高振友就本案劳动争议向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支付：1.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65000元；2.2014年10月至2018年5月四年双倍经济补偿金120000元；3.未提前一个月通知解除劳动合同支付15000元；4.2017年年度一个月15000元的工资作为奖金；5.2018年5月1日至11月的工资5000元。该委经审理作出了京顺劳人仲字[2019]第2643号裁决书，裁决：驳回高振友全部仲裁请求。高振友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本院，形成本案诉争。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4日，2016年1月1日，高振友与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书，合同期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另外尾部仅有高振友签名及日期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在第一条第一款下方手写有“每月按10000元发放”并加盖有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公章，第一条第四款为“奖金：年底发放一个月固定工资奖金”。2017年2月5日，高振友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高振友认可其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封面及尾部签名的真实性，但认为其签字时劳动合同是空白的，并且也没有给其一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中第一页处乙方和尾部签名均是其签写的，但当时也是空白合同，不记得签名字时第一页甲方公司处有没有公司名称。高振友称2017年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以浙江名邦公司的名义，出具了一份空白劳动合同，由于该合同未约定产生劳动争议的地点，对劳动者不利，所以劳动者没有签订。为此高振友提交了仅有浙江名邦公司公章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其公司没有这种劳动合同，作为分公司不能用总公司的劳动合同和员工签订。高振友主张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为关联公司，为此提交了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的工商查询信息。工商查询信息显示，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的股东为金建军和冯维州。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认可工商查询信息的真实性，也认可二公司为关联企业。高振友主张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未支付其2018年5月1日至5月11日的工资，为此提交了其与刘美云之间的短信往来。在短信中，高振友2018年5月9日下午16:01说:“刘总：我的工资去年未发的3万，1月份5000,2月、3月2万，还有4月份的15000元，金总说5月份的照发15000元。”2018年5月9日下午17:50说:“我把已签字的员工离职登记表放在了我办公桌的第一个抽屉里，刘总。”高振友2018年5月11日早上10:47问:“刘总：我的工资何时能领”，刘美云答复：“到时问问，如果我们承诺了肯定会给你的，请放心”。高振友2018年5月11日早上11:09问：“那我和金总联系，还是您给我来电话”，刘美云回复“到时我会给你办的你放心吧”。高振友2018年5月11日早上11:17问：“我都辞职了，我周一来可以吗”，刘美云回复“可以，周一吧，明天我们都不在”。高振友2018年5月14日早上10:30问：“刘总：这工资还是差了1万，因没发的工资是去年12月，不是今年的，您再想想。”刘美云回复：“五月的没发”“财务地方随时可以查的，你不明白找小李”。高振友2018年5月14日早上11:27发短信：“刘总：我过来了，李会计说要您来了对下”，高振友2018年6月6日晚上22:43问：“刘总：我的6月的保险没有，没上的话，您让财务给下了吧。”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对短信的真实性认可，但称从短信中可以看出已经全部支付了工资。为此，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提交了二张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二张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均由刘美云的账户转账给高振友的账户，一张交易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9时48分，金额为59539元，附言为工资及其他全清；另外一张交易时间为2018年5月14日12时28分，金额为10000元，附言为补发12月工资及其他。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回单上均有高振友签字。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称，结合短信记录，可以看出在双方核对完之后又补发了10000元工资可以证明双方已经结清，且高振友在回单上签字确认。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提交了高振友的员工离职登记表。员工离职登记表中，高振友在离职原因处写有“因个人原因自愿离职”，并签名写有日期，在仓库关联意见处盖有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的公章。高振友认可离职原因、签名和日期的真实性，但主张其是因为连着几个月不发工资才被迫写的。高振友提交了浙江名邦公司与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签订的专业分包合同，称浙江名邦公司将所承揽的工程违法转包或者挂靠的事实，认为浙江名邦公司应当承担建筑企业用工主体责任。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认可专业分包合同的真实性，称其公司与浙江名邦公司有挂靠协议。案件审理过程中，高振友申请追加浙江名邦公司、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为本案被告，并申请对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鉴定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同时申请向中国新兴建设总公司或发包方中航技易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取证。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高振友主张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应支付其此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但是根据高振友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高振友虽主张签署的是空白合同，但其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表示不清楚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第一页其签名时是否有公司名称的显示，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本院对该份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书予以采信，在高振友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有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本院对高振友主张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支付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持。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为关联公司，高振友于2018年5月10日提出个人原因自愿离职，现其以公司拖欠工资为由主张被迫签署员工离职登记表，其陈述先后不一致，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对其主张的双倍经济补偿金不予支持。高振友主张的代通知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高振友主张的2017年年度奖金以及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5月11日的工资，根据双方的短信往来以及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可以看出双方在结算工资时，已经进行核对，并就核对后欠发的10000元予以补发，高振友在电子银行回单上也签字确认，且在之后的短信聊天中，高振友也并未提及其工资问题，因此高振友以欠发2018年5月1日至5月11日的工资为由要求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予以支付没有事实依据。高振友以已经到期的其与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的约定为由要求浙江名邦顺义分公司支付2017年年度奖金，没有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另外，高振友申请追加浙江名邦公司、泽匠劳务服务公司为本案被告，因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必须追加当事人的情形，本院不予准许。对于高振友申请对与泽匠劳务服务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鉴定确认劳动合同无效，因不属于需要鉴定的事项，本院不予准许。高振友申请向中国新兴建设总公司或发包方中航技易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调查取证，因该调取取证事项与本案无关，本院亦不予准许。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高振友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高振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何庆玲人民陪审员  王建民人民陪审员  张丽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