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16194号原告：杜某1，女，195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卿，北京市坤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某2，女，1948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被告：杜某3，男，195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告：杜某4，女，1950年2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李某，女，1937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吉林省九台市。被告：杜某5，男，1958年8月14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吉林省九台市。被告：杜某6，男，196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下岗人员，住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被告：杜某7，男，1963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上述4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岩（系被告杜某5之子），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杜某8，女，195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被告：杜某9，女，1954年8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被告：杜某10，女，1955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被告：杜某11（系被告杜某8、被告杜某9、被告杜某10之弟，兼被告杜某8、被告杜某9、被告杜某10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1年4月21日出生，汉族，秦皇岛市博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被告：杜某12，男，1937年4月22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被告：杜某13，男，1940年3月5日出生，汉族，退休人员，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原告杜某1与被告杜某2、被告杜某3、被告杜某4、被告李某、被告杜某5、被告杜某6、被告杜某7、被告杜某8、被告杜某9、被告杜某10、被告杜某11、被告杜某12、被告杜某1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邝卿，被告杜某2，被告杜某3，被告杜某4，被告李某、被告杜某5、被告杜某6、被告杜某7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岩，被告杜某11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杜某12、被告杜某13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滨河东里17栋2单元202号二居室1套（以下简称202室）由杜某1继承，归杜某1所有；2.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各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杜某1之父杜显贵、之母侯玉杰二人共育有8名子女，分别为大哥杜景新、二哥杜景雅、三哥杜某12、四哥杜某13、五姐杜某2、六姐杜某4、七姐杜某1、八弟杜某3；父亲杜显贵于1998年3月20日去世；1992年，母亲侯玉杰承租的中建一局二公司的房屋即202室房改，杜某1出资18000余元将房屋买下，登记在母亲侯玉杰名下；2002年3月11日，母亲侯玉杰去世；2012年，大哥杜景新去世，2015年，大嫂程显珍去世，他们共有4名子女，即杜某8、杜某9、杜某10、杜某11；2003年，二哥杜景雅去世，二哥杜景雅和二嫂李某共育有3名子女，即杜某5、杜某6、杜某7；1999年9月5日，母亲侯玉杰立下遗嘱，将202室由杜某1继承；母亲侯玉杰去世后，杜某1要求所有被告协助杜某1将202室过户至杜某1名下，遭到部分被告拒绝；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杜某1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杜某2辩称，不同意杜某1的诉讼请求；杜某2和杜某1系同父异母姐妹，在老父亲杜显贵去世后，杜某2、杜某1等子女都给母亲侯玉杰拿了赡养费，也都护理了母亲侯玉杰；诉争202室是父亲杜显贵单位分的房子，是房改房，每个子女都有继承权，要是有人放弃，是其个人意愿，杜某2不放弃继承权；杜某2系长女，在母亲侯玉杰生病的时候，杜某2主张对于医药费先是垫付，等母亲病好了或者不在了，子女们再来算账。第一，杜某1与母亲侯玉杰系住房邻居；事情的起初是在1992年春，杜某1趁母亲侯玉杰去大连杜某2家串门之际强行搬入母亲侯玉杰的房屋，声称是暂时换着住，事后其他子女得知此事后本着兄弟姐妹和睦大局为重，暂时换到1层对母亲侯玉杰出入更方便，也就勉强默许杜某1与母亲侯玉杰暂时换着住；在单位房改时是杜某1因为正居住在母亲侯玉杰的诉争二居室里，而主动提出垫付该套房子的优惠价购房款6100余元，在1998年又补交了成本价房屋产权款12200余元，并非母亲侯玉杰在“遗嘱”上说的无力支付购房款，主动找三女婿郭学岭商议；真实情况是瞒着杜某2等其他子女，在几年以后杜某2等其他子女才知道此事；杜某2所在大家庭是和睦的大家庭，如果当时告知杜某2等子女，8名子女每人2000元都是能自愿拿出的；父亲杜显贵去世10余年，杜某2等子女都是按时，并自愿多给母亲侯玉杰生活费，杜某2等子女每次都推着轮椅给母亲侯玉杰看病，外地子女都给母亲侯玉杰寄营养品和药品，书信频繁，如果母亲侯玉杰当时提出需要购房款之事，大家都会出钱，母亲无力支付购房款一说完全不符合事实。第二，杜某1在起诉状中提到，在1992年母亲侯玉杰居住父亲杜显贵单位所分的家属房（二居室）房改，杜显贵出资18000余元将房屋买下，登记在母亲侯玉杰名下；这里的“买下”、“登记在”、“名下”用词错误，违反事实；简单介绍下，中建一局是中央直属单位，有它的特殊性，所分配住房为“央产房”，不得上市交易；单位有严格规定，无论职位高低，是局长、公司经理，都绝对不允许有第2套福利房，还规定女职工不分住房；即使特殊要求，调换房也按男职工名字、条件办理；所以说诉争202室始终是父亲杜显贵的房屋，房产证上户主不能填写已故人的名字，只能写遗孀侯玉杰的名字；再者，杜某1与丈夫郭学岭同是本局本公司职工，已经按工龄、资历购买了单居室房屋1套，根本无权利、无资格再买下父亲杜显贵离休职工（在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优惠价房；因此，杜某1只是暂时为母亲侯玉杰垫付房款。第三，杜某1在起诉状中提到母亲侯玉杰去世后要求所有被告协助将202室过户到杜某1名下，遭到部分被告拒绝；这是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行为，余下的继承人都会拒绝。第四，关于杜某1在本案中出具的遗嘱，杜某2等子女提出质疑；在2002年母亲侯玉杰住院期间，杜某2等子女曾问过母亲之前是否立过遗嘱，母亲说没有；因此，才立下要求杜某1腾退房屋，房屋所有权归8个子女共同所有的遗嘱；此次诉讼中，杜某2等子女看到杜某1在本案中出具的“遗嘱”感到很惊讶，该遗嘱上遗嘱人名字与母亲侯玉杰的身份证、死亡证明、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产权证上的名字，以及杜某1自己提供的所有证据上母亲侯玉杰的名字均不一致，母亲侯玉杰的杰是“杰”，而不是“洁”；母亲侯玉杰有文化，读的是私塾，当过国文老师，多年来母亲习惯独自去银行立存折、取存款，那都需要填表、签名，更不会在遗嘱这么重要文件上签错自己的名字；杜某2认为该遗嘱不是母亲侯玉杰的亲笔签名，而且该遗嘱缺少代书人签名这一法律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章第十七条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杜某2等子女认为该遗嘱无效。第五，我国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该按照立遗嘱人的口述，实事求是的记录，代书人不能作出过多的修改；从该遗嘱的内容上看，并非母亲侯玉杰的口述记录，更像按代书人的利益所写。第六，在2002年母亲侯玉杰去世后，杜某1拿走了母亲侯玉杰的房屋产权证，更换了门锁，销毁室内的家具等所有物品，造成其它继承人无法继承父母亲遗物；之后杜某1私自出租202室达10余年。第七，请求法院驳回杜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2002年2月15日母亲侯玉杰的遗嘱，以及2002年3月4日的起诉状，请求法庭协助索回母亲侯玉杰的房屋产权证，将房屋变卖的房款，以及杜某1所得房屋出租费，支付杜某1垫付的购房款，以及母亲临终住院期间多支付的医药费；之后，余下房款由8名子女共同继承。杜某3辩称，不同意杜某1的诉讼请求；母亲侯玉杰的遗愿是在去世后将202室变卖，扣除子女各自承担的医疗费后，剩下的款项由8名子女均分；同意杜某2的答辩意见，8名子女都赡养了母亲侯玉杰。杜某4辩称，同意杜某2的答辩意见，8名子女都赡养了母亲侯玉杰，要求继承202室。李某、杜某5、杜某6、杜某7共同辩称，同意杜某2的答辩意见，要求继承202室。杜某8、杜某9、杜某10、杜某11共同辩称，同意杜某2的答辩意见，要求依法继承遗产房屋，尊重法院判决。杜某12未到庭，其在向本院寄送的书面意见中辩称，不能到庭参加庭审，如果遗产中有杜某12的份额，转归杜某1所有。杜某13未到庭，其在向本院寄送的书面意见中辩称，对于诉争202室，杜某13放弃继承，杜某13的应继承份额转归杜某1所有。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杜显贵生前与被继承人侯玉杰（户籍姓名）系夫妻关系；杜显贵于1915年2月25日出生，于1988年3月20日死亡，并于1988年3月23日因死亡注销户口；在杜显贵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侯玉杰于1917年3月3日出生，于2002年3月11日因病死亡；在侯玉杰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杜显贵、侯玉杰共有8名子女，分别为杜景新、杜景雅、杜某12、杜某13、杜某2、杜某4、杜某1、杜某3，部分子女系侯玉杰之继子女；杜景新于1932年出生，于2012年5月27日死亡，其配偶为程显珍，其子女为杜某8、杜某9、杜某10、杜某11；程显珍于2015年5月17日死亡；至程显珍死亡时，其父母均已死亡；杜景雅于2003年死亡，其配偶为李某，其子女为杜某5、杜某6、杜某7。本案中，虽然被继承人侯玉杰与8名子女中的部分子女未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但杜某3所提交遗嘱中涉及8名子女利益，无论是否采信该遗嘱，均应将8名子女作为侯玉杰的继承人由其或其继承人进行审查；至被继承人侯玉杰在2002年死亡时，其配偶杜显贵已死亡，其父母已死亡，其8名子女均健在；之后，杜景雅于2003年死亡，发生转继承，此时杜景雅之父母已死亡，转继承人为杜景雅的配偶李某及子女杜某5、杜某6、杜某7；之后，杜景新于2012年死亡，发生转继承，此时杜景新之父母已死亡，转继承人为杜景新的配偶程显珍及子女杜某8、杜某9、杜某10、杜某11；之后，程显珍于2015年死亡，再次发生转继承，此时程显珍的父母已死亡，配偶已死亡，转继承人为子女杜某8、杜某9、杜某10、杜某11；据此，上述被继承人侯玉杰之继承人（含转继承人）均已参加本案诉讼，当事人主体适格。关于被继承人侯玉杰的姓名一节，在杜某13的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齐齐哈尔供电公司人力资源部存档的由齐齐哈尔电业局革委会制作并于1970年2月填写的“职工履历表”中，“家庭主要成员的姓名、职业和政治态度”一栏曾载明“父亲杜显贵，木工，母亲侯玉洁，家务……”，“国内外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职业，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如何”一栏载明：“父亲杜显贵木工，母亲侯玉洁家务……”；在杜景新的在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存档的人事档案中，“家庭主要成员姓名、职业和政治情况”一栏载明：“……母侯玉洁，66岁，群众，家庭妇女”；2018年7月9日，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出具证明，证明：“依据中建一局二公司建一二办字（92）第5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建一局二公司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分配给我单位职工遗孀侯玉杰（曾用名为侯玉洁，以上两个名字系同一人）住房：大兴区滨河东里17-2-202室”；在杜显贵、侯玉杰合葬墓的墓碑碑文中，刻有“慈母侯玉洁”；侯玉杰生前刻制有印文为“侯玉洁印”的印章（手戳），亦刻制有印文为“侯玉杰印”的手戳；在杜某12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的放弃声明中，载明：“我决定自愿放弃继承母亲侯玉洁名下的房子……”；在2002年3月17日开具的北京市门诊收费专用收据中，载明患者姓名为“侯玉洁”；在杜某13向本院寄送的出具于2018年10月8日的声明中，载明：“我是杜某13，是侯玉洁的四儿子……”；在杜某12向本院寄送的出具于2019年4月8日的声明中，载明：“关于我母亲侯玉洁遗产继承一案……”，落款为“侯玉洁三儿子：杜某12”；在与卖方中国建筑一局二公司于1992年3月15日所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中，抬头买方及落款乙方签名处，所签写名字均为“侯玉洁”；根据上述证据，本院认定“侯玉洁”不仅是被继承人侯玉杰的曾用名，而且系常用名、惯用名，被继承人侯玉杰签写“侯玉洁”具有确认身份的法律效力。诉争202室原系由杜显贵承租的自管公房；1991年9月10日，杜显贵（此时已死亡）原所在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筑有限公司进行房改，并发布“中建一局二公司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五条第2款载明：“对离退休的职工和无职业的职工的遗孀，放宽住房面积标准，由人均使用面积14平方米放宽到26平方米，丧偶或单身职工视同两个人计算。放宽的住房面积只是住房改革中计算住房是否超过标准的依据，不做为分配住房的标准”，第五条第4款载明：“离退休职工及其配偶均已去世，其同住子女或亲属应重新核定住房面积，超过住房标准部分按规定加收租金”；该方案还载明：“职工按优惠购买的自管公房，产权归个人所有，可以使用、继承、抵押，购买后住用满五年可以依法转售，转售时在同等条件下，原售单位有优先购买权，按届时标准价转售的，房价款归售房者所有，按市场价转售的，届时标准价部分归售房者所有，其余部分归原售房单位所有”。1992年3月15日，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二建筑公司（甲方、卖方）与被继承人侯玉杰（乙方、买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甲乙双方根据中建一局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等政策原则，甲方将坐在大兴县建兴基地（内部称号）5号楼2单元205号（即诉争202室，所附“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的房号为2-202）住宅（二居室）1套出售给乙方，该住宅售价及付款办法按上级批准的住房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的计价办法核定，在乙方向甲方付清全部房价后，甲方将房屋产权证书交给乙方；在“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载明购房者为侯玉杰，房屋坐落为“新：滨河东里17#”、“旧：建兴5#”，部位及房号为2-202，总层数为6层，竣工日期为“85.6”，建筑面积为51.41平方米，阳台面积为3.82平方米，各项优惠率包括现购房优惠率20%、一次性优惠率10%、工龄优惠率26.5%，房屋标准价为每平方米350元，建筑面积金额为17993.5元，阳台金额为668.5元，单元房价为18662元，购现房优惠后金额为14929.6元，一次性优惠后金额为13436.64元，工龄优惠后金额为9875.93元，建筑面积调剂金额为1079.61元，装修设备金额为75元，未折旧房价为11031元，折旧率为9%，实际售价为10038元。1992年12月10日，对侯玉杰颁发202室的房产所有证（编号为优兴字第5009号），发证机关为大兴县房地产管理局，该证书载明：“本证所列房产，经审查属于侯玉杰所有，特发此证”，同时载明房屋坐落为大兴县黄村镇滨河东里17号楼2-202，建筑面积为55.23平方米，产别为私产，产权来源为购买（优惠价出售），共有权纪要一栏未登记，他项权利纪要一栏未登记。因再次进行房改，在1998年11月20日，侯玉杰（乙方）与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二建筑公司（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双方约定：“根据北京市京政发[056]号文和（97）京房改办字[071号]文件的规定，甲方同意将自管楼大兴县黄村镇滨河东里小区17栋2-202号1套2居室，建筑面积55.23（含阳台）平方米，按成本价出售给乙方，每平房成本价房价为1207元，按规定结算的房价为9365.12元（具体计算过程详见计价表），乙方同意用现金支付甲方”，房价余款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标改成）；双方同时约定：“1.根据市县及局房改有关规定，乙方购房满五年后依法转售，房价款归售房者素有。2.乙方购买的住房，住用不满五年私自转售、出租或变相转售、出租的，甲方有权收回其住房，购房时发生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3.乙方购房房价款及其它费用交清后发给房屋产权证”。同日，购房人侯玉杰及原售房单位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二建筑公司向北京市大兴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提交“改按成本价购房（不建住房公积金）变更产权申请”，申请对于职工侯玉杰在1992年按标准价优惠办法购买并已进行产权登记的202室，原售房单位同意职工本人申请改按成本价购房，根据补交房价款计算公式，该职工应补交房价款3265元，请房管部门给予办理有关交易及产权登记手续。在上述两次房改过程中，所交纳房款均由杜某1出资；1999年11月11日，对202室颁发编号为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侯玉杰，登记坐落为大兴县黄村镇滨河东里17号楼2-202，产别为私产（成本价出售住宅），建筑面积为55.23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就被继承人侯玉杰立遗嘱情况，杜某1提交1份代书遗嘱；该遗嘱由谢云秀、郭淑英等作为见证人，并由徐姓人员代书（女性，杜某1之邻居，职业为教师）；该遗嘱正文载明：“中建一局二公司建兴基地（现滨河东里17栋2单元202号）民居住宅，是已故丈夫杜显贵留下的单位住房。依据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我与中建一局二公司经理张士南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房主应付房价款6100.12元。自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付清。当时因我无力支付购房款，主动找三女婿郭学岭商议，由三女儿杜某1交付全部购房款6100.12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又交付房屋产权款12200.24元。总计金额18300.36元（壹万捌仟叁佰零叁拾陆元）。这套住宅的房屋产权继承人是我的三女儿杜某1。现在以此为凭据，房屋归属杜某1所有。”在遗嘱落款处，“立遗嘱人签字”处由“侯玉洁”签字并捺印确认；谢云秀、郭淑英均在“遗嘱证明人签字”处签字并捺印确认，同时注明立遗嘱日期为“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代书人未在遗嘱上签字；在落款处同时还注明：“我同意母亲侯玉洁所立的遗嘱，将此房产权归我所有”，杜某1在其后的“受赠人”处签字并捺印确认。对上述立遗嘱过程，谢云秀、郭淑英均到庭作证。就被继承人侯玉杰立遗嘱情况，杜某3提交1份代书遗嘱；该遗嘱正文为打印文字；由杜某3代书，由魏春华、王丽丽作为见证人；在落款“立遗嘱人”处由“侯玉杰”签字并捺印确认，所注明立遗嘱日期“2002年2月15日”为打印文字；该遗嘱正文载明：“我现在有病在床，清醒之时立下遗嘱，去逝后将丈夫留给我与子女的二居室住房一套（北京市大兴区滨河东里17号楼2单元202号）收回。变卖或出租，所得款项首先支付子女所垫医疗费（2002年1月7日始住院期间及以后医疗，保姆等费用），以数额多者先领取方式，其次支付当时优惠购房实际款额，最后此房产权由子女共同拥有”。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杜某12、杜某13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在庭审中的陈述、质证和辩论等诉讼权利。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及继承权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前文审理查明部分已作论述，再此不再赘述，本案被继承人侯玉杰的全部继承人（含转继承人）均已参加诉讼，当事人主体适格。在确定本案争议焦点前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根据诉辩合一原则，按照杜某1之起诉主张，本案被继承人为侯玉杰一人，本案所审理范围应系侯玉杰所留遗产的继承事宜，对涉及杜显贵等人的继承事宜，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在明确上述前提下，本案争议焦点为两点，一为诉争202室是否系被继承人侯玉杰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即是否系遗产；二为双方当事人所提交遗嘱的效力认定。首先分析争议焦点一。虽然202室原系侯玉杰之夫杜显贵所承租单位自管公房，但在杜显贵死亡后，在房改过程中，以侯玉杰名义先后两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即系侯玉杰购买了202室，应认定202室系侯玉杰之个人合法财产；在物权上，侯玉杰系202室的唯一物权人，杜显贵等家庭成员并非该房屋共有人；据此，对于202室，应作为被继承人侯玉杰之遗产在本案中予以处理。需指出，对于被继承人购买公房时根据工龄政策福利，使用已死亡配偶工龄折抵房款的，所获工龄政策福利的处理事宜，即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已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处理事宜，涉及是否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的问题；具体至本案，已死亡配偶杜显贵并非本案诉争被继承人，且双方当事人并未就该政策性福利所涉利益提出相应请求，争议方均是持侯玉杰之遗嘱要求遗嘱继承202室，故对该项权益本案不予处理；如有争议，可另行解决。然后分析争议焦点二。第一，对于杜某3所提交机打的代书遗嘱，杜某3为代书人（见证人），但杜某3系侯玉杰之亲生子女，即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且遗嘱内容涉及202室由杜某3及其他子女共同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八条：“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故该遗嘱存在重大瑕疵，本院依法认定为无效遗嘱。第二，对于杜某1所提交遗嘱，全文均系手写，侯玉杰在立遗嘱人处签字并捺印确认，虽然所签写名字“侯玉洁”并非户籍姓名，但系常用名，见证人谢云秀、郭淑英在落款处签字并捺印确认，且到庭作证，手写注明立遗嘱时间为1999年9月5日，虽然该份遗嘱亦在形式上存在一定瑕疵，但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及当事人所提交证据材料，从保障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在死亡后可以实现等角度出发，应认定该份遗嘱成立并生效。综上所述，基于被继承人侯玉杰在1999年9月5日所立遗嘱，202室应由杜某1继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缺席判决如下：被继承人侯玉杰名下的位于“大兴县黄村镇滨河东里17号楼2-202”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的编号为京房权证兴私字第XXXX号）由杜某1继承，归杜某1所有。案件受理费19712元，由杜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王 振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蔡连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 助理  印 鹏书 记 员  陈鹏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