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16行初91号原告薛东芳，女，196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代理人王鹏，北京美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广进，北京美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北大街14号。法定代表人任江云，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波，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制科科员。委托代理人高敏，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泉河工商所副所长。第三人北京元通华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怀柔区迎宾北路9号楼3门3层。法定代表人于桂侠，董事长。第三人彭大贵，男，1950年11月29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人孙向洋，男，197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人彭建波，男，1970年11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薛东芳不服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以下简称工商怀柔分局）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于同年5月22日向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怀柔市场监管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诉讼通知书。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相关证据、依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薛东芳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鹏、张广进，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波，第三人北京元通华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华汇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桂侠、第三人彭大贵、彭建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孙向洋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4月10日，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京工商怀泉撤字（2018）第3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以下简称《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主要内容为：元通华汇公司，你单位于2014年6月26日取得的内资企业法人设立登记的行政许可，因在利害关系人彭大贵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其名义办理了设立登记，属于冒用被许可人的名义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本局作出撤销决定。你单位应当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0日内交回营业执照，逾期不交回的，本局将按有关规定执行。原告薛东芳诉称，第三人彭大贵与于桂侠系夫妻关系，彭大贵于2014年成立元通华汇公司，后又将股权转让给于桂侠。原告薛东芳属元通华汇公司的债权人，其与元通华汇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怀柔区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7)京0116民初1760号民事调解书，后本案进入执行程序，怀柔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于桂侠为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于桂侠将其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移给其子彭剑锋。2018年初，原告薛东芳将于桂侠、彭剑锋诉至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其二人转让股份的协议无效，案件在审理过程中中止，2019年4月23日案件恢复审理，于桂侠向原告出示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原告认为，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许可撤销决定未调查相关事实，未向利害关系人告知，仅在一份笔迹鉴定的基础上草率作出，严重损害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原告薛东芳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1.（2016）京0116民初4541号传票、通知书、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原告向案外人丁学来借款，实际用于元通华汇公司和彭建波。2.（2016）京0116民初6651号民事调解书1份。证明原告系元通华汇公司的债权人；调解书确定的原告的债权是（2016）京0116民初4541号案件中的债务而来的。3.执行申请书、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17）京0116执1536号执行裁定书、（2017）京0116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申诉依据、（2017）京0116执15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7）京0116执1536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7）京0116民初5468号民事裁定书、借款协议书各1份，（2017）京0116执1536号限制消费令3份。证明原告对元通华汇公司和于桂侠享有债权，是合法的。4.（2017）京0116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书及（2019）京03民终7713号民事判决书各1份。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对原告产生了实质影响，导致原告在民事案件中败诉。5.（2018）京0116民初7799号民事调解书1份。证明元通华汇公司被撤销后，彭建波仍以元通华汇公司的名义进行诉讼。6.元通华汇公司出具的证明（存档）1份。证明于桂侠和彭大贵知晓元通华汇公司的存在。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辩称：一、原告并非被告依法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也非利害关系人，因此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应当提交以下起诉材料:(三)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本案中，原告提供的诉讼材料并不能证明其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有利害关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本案中，原告并非被告依法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虽然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债权人与被诉行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这种利害关系并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追究的债务人是元通华汇公司，被告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并不必然影响原告债权的实现，原告不能基于这种可能性的间接影响而获得诉讼主体资格，恳请法院驳回起诉。二、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材料齐全、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许可撤销程序规定(试行)》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之规定，2018年3月6日被告接到第三人彭大贵举报。2018年3月16日，被告对第三人彭大贵进行询问调查并收集相应证据材料。涉案公司在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的登记材料中，并非第三人彭大贵本人签字，有第三人彭大贵提供的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意见书》为证，足以证明元通华汇公司在变更过程中递交的相关材料中所涉“彭大贵”的签字并非彭大贵本人亲笔书写，故据此作出的工商设立登记欠缺合法的事实依据，且第三人彭大贵亦不认可曾向被告提出过该设立登记申请，故该设立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已不存在。2018年3月19日，被告根据调查以及收集的证据材料，撰写调查终结报告，制作《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审批表》。2018年3月20日，被告制发听证告知书并进行听证公告。因原告并非本案利害关系人，被告并无告知义务。2018年4月10日，被告制作《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2018年4月17日被告送达被许可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因此，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只是承担形式审查的责任，故“虚假材料”仅指形式上的虚假，至于实质上是不是虚假或是有真实意思表示的，则不在考虑范围。因此原告主张的“未调查相关事实，仅凭笔迹鉴定草率作出撤销决定”并不成立。三、需补充说明的情况：被告作出的被诉撤销许可决定，因涉及司法冻结至今未予执行，原告的起诉无实质法律意义。根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许可撤销程序规定(试行)》第十一条之规定，被告登记科在系统中对元通华汇公司进行准予撤销登记时，系统提示因涉及司法程序无法进行变更、注销等登记，并因此于2019年1月18日给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发函请示是否需要解除查封，至今未收到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复函，因此该撤销决定至今并未执行，该公司的股权情况未发生实际变动，故并不影响原告与元通华汇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因此建议原告继续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与元通华汇公司的纠纷。综上，被告2018年4月10日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材料齐全、程序合法、法律依据准确，恳请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在法定期限内，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依据：1.消费者投诉（举报）登记表。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6日收到了利害关系人彭大贵的举报。2.2018年3月16日彭大贵的询问（调查）笔录及身份证明各1份。证明彭大贵本人身份以及彭大贵口述在元通华汇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彭大贵”的签字并非其本人签署，也未向被告提出设立登记申请。3.鉴定文书1份。证明元通华汇公司设立登记材料中“彭大贵”的签字并非彭大贵本人亲笔书写，故此作出的工商设立登记欠缺合法的事实依据。4.调查终结报告。证明经调查，被告认为材料齐全、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承办机构建议撤销元通华汇公司的设立登记。5.听证告知书、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审批表、听证公告各1份。证明被告依相关程序制发听证告知书并进行听证公告。6.《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及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审批表各1份。证明经审批，被告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7.送达回证1份。证明送达《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8.元通华汇公司设立登记材料1份。证明被告撤销的是2014年6月26日作出的元通华汇公司的设立登记。9.原工商怀柔分局关于撤销元通华汇公司设立变更行政许可决定的函、EMS快递查询单各1份。证明被告作出的撤销设立许可决定并未执行，元通华汇公司的股权情况未发生实际变动。10.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打印件1份。证明元通华汇公司登记状态仍为开业，股东是于桂侠，法定代表人于桂侠。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向本院提交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许可撤销程序规定（试行）》（京工商发[2005]84号）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项、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第三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第二十八条。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第三人彭大贵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第三人彭建波述称，同意被告答辩意见。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彭大贵、彭建波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第三人孙向洋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质辩意见，合议庭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评议，本院作出如下认定：原告薛东芳提交的证据2、3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且均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1、4虽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完全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证据5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6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提交的证据1、2、5-8、10均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案件的关联性，且均能实现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纳；证据3、4、9虽具有真实性，但不能完全实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第三人彭建波系元通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桂侠之长子。2014年6月26日，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取得设立登记，第三人彭大贵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2014年7月9日，元通华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均由第三人彭大贵变更为于桂侠。2018年3月6日，第三人彭大贵向原工商怀柔分局举报称元通华汇公司系他人冒用其名义取得设立登记。2018年3月16日，第三人彭大贵向被告提交了北京天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书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中载明：2014年6月设立档案中，2014年6月26日《郑重承诺》、《北京元通华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尾页、《指定(委托)书》、2014年7月变更档案中2014年7月9日《北京元通华汇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决定》、《出资转让协议》上的“彭大贵”签名笔迹不是彭大贵本人书写的。2018年3月19日，原工商怀柔分局根据调查以及收集的证据材料，撰写《调查终结报告》。2018年3月20日，原工商怀柔分局向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制发听证告知书告知其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向其发布《听证公告》。2018年4月10日，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因元通华汇公司工商档案被法院执行部门查封，《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未能录入系统执行。另查明，2016年11月18日，原告薛东芳诉元通华汇公司、彭建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本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彭建波、元通华汇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前偿还薛东芳借款300万元。彭建波、元通华汇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前支付薛东芳借款利息，自2016年6月1日起，以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计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该调解书自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该调解书生效后，彭建波、元通华汇公司未按指定期限履行义务，原告薛东芳于2017年6月1日向本院申请执行。2017年6月12日，本院向原工商怀柔分局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查封元通华汇公司的工商档案，限制企业变更、注销手续。原工商怀柔分局依此对元通华汇公司进行了变更、注销的限制登记，限制期限截止到2019年6月11日。2017年6月13日，原告薛东芳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于桂侠为被执行人。2017年6月29日，本院作出（2017）京0116执异4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于桂侠为被执行人。2017年11月20日，因彭建波、于桂侠、元通华汇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本院裁定终结此次执行程序。再查明，2017年8月1日，原告薛东芳以于桂侠在执行过程中恶意转移财产为由，将于桂侠及其次子彭剑锋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于桂侠与彭剑锋于2016年9月6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无效。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工商怀柔分局查明，元通华汇公司在于桂侠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其名义办理了内资企业法人变更登记，属于冒用被许可人的名义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故元通华汇公司登记事项已被依法撤销行政许可，于桂侠与元通华汇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元通华汇公司所涉债务不应由于桂侠承担。本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7）京0116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薛东芳诉讼请求。原告薛东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薛东芳与元通华汇公司、彭建波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6年11月18日达成调解协议，2017年6月13日薛东芳申请追加于桂侠为该案被执行人，2017年11月29日怀柔法院裁定追加于桂侠为该案被执行人。而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系于2016年9月6日签订，并于同日办理了公证手续。故涉案《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难以认定于桂侠知晓其系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且薛东芳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于桂侠在签署涉案《股份转让协议》时知晓其系上述案件的被执行人。2019年6月2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19）京03民终77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2017）京0116民初546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薛东芳知晓原工商怀柔分局已于2018年4月10日针对元通华汇公司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2019年5月20日，原告持诉称理由将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诉至本院，并列彭大贵、于桂侠、孙向洋、李甜甜、王凯、彭建波为第三人，后原告自愿撤回对于桂侠、李甜甜、王凯之诉。因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彭大贵、彭建波坚持答辩及述称意见。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原工商怀柔分局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具有对提交虚假材料取得的公司登记予以撤销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9年3月11日，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下发京怀办发〔2019〕3号《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怀柔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单位贯彻落实《北京市怀柔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职责，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据此，原工商怀柔分局的职责由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承接，被告怀柔市场监管局是本案适格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债权人以行政机关对债务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损害债权实现为由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就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予保护或者应予考虑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薛东芳因与元通华汇公司民间借贷关系产生民事诉讼，该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且法院执行部门对元通华汇公司工商档案进行了查封。原工商怀柔分局作出的《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撤销了元通华汇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许可，该决定将使元通华汇公司丧失民事主体资格，故该撤销决定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原告具有本案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原工商怀柔分局在第三人元通华汇公司工商档案被法院依法查封期间作出《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的行为违反了程序正当原则，应予撤销。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原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作出的京工商怀泉撤字（2018）第3号《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五十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 雨人民陪审员  许芦生人民陪审员  孙文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 记 员  赵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