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9）京02执异1180号申请人（被执行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铁东。法定代表人：李和，董事长。申请人（被执行人）：内蒙古新三维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49号经贸海关大厦。法定代表人：李和，董事长。申请人（被执行人）：李和，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申请人（被执行人）：刘骥，男，1946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以上四申请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沐泽，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四申请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善威，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0号1201-2。法定代表人:吴文智，董事长。委托代理人：许旻，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珏，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基金）与被执行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牛公司）、内蒙古新三维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三维公司）、李和、刘骥仲裁裁决纠纷一案过程中，四被执行人（以下统称四申请人）向本院申请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95号裁决书（以下简称裁决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四申请人称，裁决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及第三款规定的情形，请求依法裁定不予执行。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委及仲裁庭准许中农基金以多份合同项下争议在同案中合并提出仲裁申请，进而将多份合同及案外合同混淆一并审理，严重违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15版）》（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首先，仲裁案多份合同下所涉当事人不相同。《关于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的签约主体除中农基金和四申请人外，还有案外人信达领先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建达兴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质押合同》）的签约主体仅为中农基金与新三维公司；《委托贷款延期协议》（以下简称《延期协议》）的签约主体仅为中农基金与科牛公司；《关于＜委托贷款延期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延期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包含案外人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很明显，五份合同的签约主体除了四申请人与中农基金外，还涉及了案外人，当事人并不相同。同时，裁决书还涉及了没有仲裁协议的案外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且其中所涉的当事人也不相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委托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委托贷款合同》）的签约主体为中农基金与案外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辽市科尔沁区支行（以下简称科尔沁支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借贷合同》）的签约主体为科牛公司与科尔沁支行。其次，本案多份合同所涉法律关系性质并不相同。仲裁庭所审理的多份合同既有投资合同关系，又有委托贷款合同关系、担保合同关系等。这些合同、协议各自的法律关系、性质并不相同，且双方明确约定关于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争议解决为诉讼而非仲裁，不应合并提出仲裁申请，更不应违反法定程序合并受理及审理。第三，有条款证明多份合同之间并无主从合同关系。《延期协议》第3条明确约定，“与中农基金对科牛投资的其他事项，仍以《投资协议》的约定为准；与中农基金向科牛提供委托贷款的其他事项仍以《委托贷款合同》的约定为准”，此条款明确地将有仲裁协议的《投资协议》与诉讼解决争议的《委托贷款合同》划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而非主从合同关系。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仲裁庭除违反法定程序合并审理了《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延期协议》和《延期补充协议》五份合同关系以外，还对案外无仲裁协议的《委托贷款合同》及《借贷合同》所涉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效力进行了审理，发表了裁决意见，引用其中条款支持了中农基金的复利请求。然而，仅就《延期协议》就可以看出，仲裁庭只能审理投资合同关系，无权审理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三、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首先，复利约定在《委托贷款合同》中，不属于仲裁事项，仲裁庭对此无管辖权。《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是违规业务，仲裁庭却对该两份合同的效力进行了确认。其次，裁决书关于我方向中农基金支付“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的未付利息人民币70218750万元”的裁决内容明显超出中农基金在仲裁请求中提出的39112549.58万元。对于中农基金没有提出仲裁请求的31106200.42万元，仲裁庭无权仲裁。中农基金的第一项仲裁请求是偿还本金2.3亿元，但仲裁庭仅支持1.2亿元，驳回了中农基金将我方所还1.1亿元本金先行冲抵利息的主张。仲裁开庭后的多轮补充意见中，从未见中农基金变更其有关利息的仲裁请求。因此，仲裁庭对于利息的仲裁范围不应超出中农基金错误逻辑下提出的原利息请求金额。但仲裁裁决的利息却超出了中农基金原利息请求金额31106200.42万元，且该金额中还包含争议巨大的复利部分。法院应对此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四、裁决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委托贷款是国家对政府投资基金机构这类主体严格限制经营的项目。仲裁案中委托贷款的违法操作不仅符合《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更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形。超越国家金融限制经营的行为，应属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中农基金没有任何金融行业的经营许可，其违反国家限制经营委托贷款的行为竟被仲裁庭认定不构成无效，也不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决书无异于为国企带头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的行为“开绿灯”。此类“绿灯放行”对国民经济来说并非益事，反而会引起大面积负面社会效益，更会转化为国有投资机构违规投资行为的“有效法律背书”，推动此类（以极低募资成本——纳税人税款募集而来的）国有投资机构高利吸榨毁损其他国民产业的健康发展。仲裁案涉及的是农牧产业，下次很可能就是关乎我们切身利益的教育产业、医药产业、养老产业。我方自仲裁答辩起始终认可中农基金以委托贷款本金及利息名义主张的投资有效期间内的投资权益和本金权益，只是不认可中农基金以投资名义转而违规操作的委托贷款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我方认为上述确认，足以满足仲裁庭将其仲裁管辖合法控制在双方投资法律关系之内解决投资款归还的裁决理由。中农基金辩称，四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不予执行申请。事实及理由如下：一、我公司申请仲裁的依据包括《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延期协议》、《延期补充协议》，这五份合同是主从合同关系，《投资协议》是主合同，《质押合同》及《担保书》均明确约定是为《投资协议》项下所涉债务提供担保，属于从合同。《延期协议》和《延期补充协议》是对《投资协议》项下实施的可转债投资之延期事宜的补充约定，同样属于从合同。上述五份合同所涉之争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且均明确约定了相同或相容的仲裁协议。因此，仲裁委将上述合同合并仲裁，完全符合《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四申请人主张几份合同的当事人不完全相同，这与我公司申请合并仲裁的理由无关，我公司依据的是《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第1项中关于主从合同的规定。二、四申请人主张仲裁庭无权对《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进行仲裁，但我公司在仲裁案件中提交上述两份合同仅作为证明《投资协义》已开始履行的证据，并非要求对该两份合同的效力和权利义务进行仲裁。裁决书已明确《委托贷款合同》及《借贷合同》并非仲裁范围，且明确指出有关罚息问题需另行解决。因此，四申请人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基础。本案仲裁的依据就是以《投资协议》为主的五份合同，仲裁庭也是依据五份合同作出的裁决，不包括《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三、裁决书所涉事项均并未超出中农基金请求范围，不存在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情形。首先，中农基金主张的金额远高于仲裁庭最终支持的金额，根本不存在超出仲裁请求范围的情形。其次，仲裁庭支持的利息金额之所以高于中农基金的主张，是因为中农基金主张科牛公司曾偿还的部分款项应当首先冲抵利息，但是仲裁庭最终认定这部分款项应当冲抵本金，因此仲裁庭最终大幅度调减了科牛公司应当向中农基金支付的本金金额，同时调高了应付利息金额，这本身属于仲裁庭适用法律和查清事实的职权，并没有超越仲裁庭的权限。四、裁决书合法有效，并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案涉交易是一揽子投资安排，并非单纯的委托贷款交易，在判断交易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应当以整个交易的性质进行判断，而不是就中农基金没有选择行使债转股这项权利之后的结果进行判断，这属于因果倒置。其次，案涉交易的性质、效力等问题均属于实体问题，不属于法定撤裁事由，法院无需进行判断。再次，就违反公共利益而言，四申请人强调的《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一方面不适用于本案，本案项下的中农基金应当适用的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晚于《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且对于委托贷款没有任何限制，中农基金可以从事委托贷款业务；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从效力上看仅仅是部门规章，并非《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更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这一点，最高法院在多个案件中的复函中均加以确认，“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理解为将导致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足以危及我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五、四申请人滥用程序权利，恶意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在仲裁案件启动最初，四申请人已经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之诉，北京四中院确认《投资协议》等五份合同中的相关仲裁条款有效，并驳回了四申请人的请求。四申请人此次提出的不予执行理由，在仲裁程序中均已提出，仲裁庭对此已进行了论述，认为《投资协议》等五份合同是主从合同关系。裁决书作出之后，四申请人以同样理由向北京四中院申请撤销裁决书，在北京四中院即将作出驳回裁定之前，四申请人却自行撤回撤裁申请，现在又以相同理由申请不予执行。本院查明：2018年11月30日，仲裁委作出（2018）中国贸仲京字第105044号关于DS20181633号投资协议争议案仲裁通知，通知主要内容为：仲裁委受理以中农基金为申请人，以科牛公司、新三维公司、李和、刘骥为被申请人（依次为第一、二、三、四被申请人）因《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延期协议》、《延期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案件。中农基金提出如下仲裁请求：“1、由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案涉协议项下剩余本金230,000，000元；2、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12月17日期间的未付利息39，112，549.58元；自2016年12月17日起计算，暂计至2018年9月30日的未付罚息28，876，458.38元；利息和罚息共计67，989，007.96元；3、第一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及申请人因提起本案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以及鉴定评估费等；4、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承担质押担保责任，申请人对第二被申请人质押给申请人的第一被申请人9，000万股股份在前3项仲裁请求金额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二至第四被申请人在前3项仲裁请求金额的范围内向申请承担连带责任。”2019年8月9日，仲裁委作出〔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95号裁决书。裁决内容为：“（一）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剩余本金人民币120，000，000元；（二）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自2013年12月17日至2016年12月16日期间的未付利息人民币70，218，750元；（三）不予审理申请人关于罚息的仲裁请求；（四）第一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的律师费损失人民币600，000元；（五）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038，881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担1，301，502元，并由申请人承担人民币737，379元；由于该笔仲裁已由申请人全额预缴，因此第一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301，502元，以补偿申请人为其垫付的仲裁费；（六）第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承担质押担保责任，申请人对第二被申请人质押给申请人的第一被申请人9，000万股股份的拍卖或变卖价款在（一）（二）（四）和（五）项裁决金额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第二至第四被申请人在（一）（二）（四）和（五）项裁决金额范围内向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七）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上述被申请人方应向申请人履行的义务，被申请人方应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履行完毕。”裁决书生效后，中农基金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以（2019）京02执1233号立案执行。另查一，2019年2月13日，北京四中院立案受理科牛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科牛公司在该案中请求确认《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北京四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述五份合同系为中农基金委托科尔沁支行向科牛公司贷款订立，合同均约定了对于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上述仲裁条款具有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仲裁委员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对于科牛公司提出的在委托贷款借款事项中，当事人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了诉讼的申请理由，经查，在科牛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中，仅有《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约定了对于涉及上述二份合同的争议应由科尔沁支行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上述二份合同与《投资协议》等五份合同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即便《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中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与《投资协议》等五份合同所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不同，也不会构成既约定诉讼又约定仲裁之情形，故该院对于该项申请理由不予采纳。2019年3月19日，北京四中院作出（2019）京04民特85号民事裁定，驳回科牛公司的申请。另查二，四申请人的部分不予执行理由在仲裁期间曾以答辩方式向仲裁庭提出，仲裁庭对此已作出回应。分述如下：一、关于是否违反《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仲裁庭认为，“《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已驳回第一被申请人关于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案涉协议仲裁条款无效的请求，上述合同之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署《投资协议》约定，申请人以委托贷款形式向第一被申请人提供2.5亿元借款，其后，申请人通过委托科尔沁支行实施委托贷款而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和《借贷合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本质上是基于《投资协议》，应当遵循《投资协议》关于争议解决方式之约定。案涉协议中，《质押合同》及《担保书》均明确约定是为《投资协议》项下委托贷款所涉之债务提供担保；《延期协议》和《延期补充协议》是对《投资协议》项下以委托贷款形式实施的可转债投资之延期事宜的约定，即上述四份合同与《投资协议》系主从合同，所涉之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且均明确约定了相同或相容的仲裁协议。因此，根据《仲裁规则》第十四条之规定，仲裁委员会受理案涉协议引发的争议，并在同一个案件中审理并无不妥。”二、关于案涉协议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是由财政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以服务“三农”为前提的投资基金。因此，理应依法合规地将募集的资金投入到“三农”产业项目当中去。本案中，申请人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对第一被申请人进行可转股债权投资，约定年利率为复利15％，在未实施债权转股权且债务延期的情况下确实产生了实际利率客观上偏高的结果，未能完全体现服务“三农”和惠及“三农”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上述资金确实投向了属于“三农”的项目，且这种双方法律行为由于履约情形而形成的利益不平衡，尚不足以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三、关于仲裁庭是否审查了《委托贷款合同》及《借贷合同》，并依据上述合同支持了中农基金的复利请求。首先，裁决书已明确仲裁委系根据《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延期协议》、《延期补充协议》中仲裁条款的约定以及中农基金提交的书面仲裁申请受理上述五份协议项下仲裁案。其次，在“案涉委托贷款的利息是否应按年利率15％计算复利”的问题中，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提交了作为本案证据资料的《借贷合同》，鉴于被申请人方未对该证据之真实性提出异议，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足以影响该证据之效力，故而该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而根据该证据，案涉委托贷款“利率：按照年利率15％执行，科尔沁支行划拨贷款之日起，按年（月/季/年）复利计息，借款期限24个月。”《投资协议》第4.1条第（5）款约定，贷款年利率为复利15％。同时，根据《延期协议》和《延期补充协议》中“委托贷款的利率为15％/年，计息方式及相关附属条件等约定不变”之约定，表明上述两份延期协议除变更委托贷款期限外，利息计息方式不变，仍应当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第三，在“申请人是否可以在本案中请求罚息”的问题中，仲裁庭认为，“尽管本案证据资料《借贷合同》对案涉委托贷款逾期偿付约定了罚息，但由于第一被申请人对该合同所约定之罚息计算方式有争议，而基于《借贷合同》的该争议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因此，仲裁庭认定，申请人关于罚息的请求，超出本案审理范围，仲裁庭不予审理。”另查三，四申请人于裁决书作出后曾向北京四中院申请撤销裁决书第（二）项、第（六）项中涉及复利17718750元部分的裁决内容。北京四中院审查期间，四申请人于2019年9月27日提出撤回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该院于当日裁定准许四申请人撤回申请。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首先，根据本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中农基金依据《投资协议》、《质押合同》、《担保书》、《延期协议》、《延期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就上述五份协议所涉争议向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受理的也仅是上述五份协议项下的争议仲裁案，并未审理基于《委托贷款合同》及《借贷合同》所涉争议，裁决内容也未超出中农基金提出的仲裁请求的范围。裁决书确定的利息金额超出中农基金主张的数额，系因仲裁庭未支持中农基金主张的以偿还款项冲抵利息的主张所致，属于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具体适用法律的实体问题。因此，四申请人关于裁决书存在“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及“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或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不予执行理由不能成立。其次，《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多份合同的仲裁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多份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份合同所涉当事人相同且法律关系性质相同；（2）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3）多份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相容。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中农基金提请仲裁的五份协议中，《投资协议》系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中农基金仲裁请求的基础，《质押合同》及《担保书》均明确约定是为《投资协议》项下委托贷款所涉之债务提供担保；《延期协议》和《延期补充协议》是对《投资协议》项下以委托贷款形式实施的可转债投资之延期事宜的约定，即上述四份合同与《投资协议》系主从合同关系，所涉之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且均明确约定了相同或相容的仲裁协议。因此，仲裁委对上述协议合并审理，并未违反《仲裁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四申请人关于“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不予执行理由不能成立。再次，本案所涉争议系平等民事主体间基于合同履行产生的民事纠纷，四申请人认为执行裁决书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四申请人提出的不予执行申请不符合法定情形，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新三维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李和、刘骥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95号裁决书的申请。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曾小华审 判 员 侯成成审 判 员 连 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吕苏岩书 记 员 张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