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5民初6264号原告：高飞，男，1973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长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小承、姚展鸿，广东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人员。被告：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新乡东岗村。法定代表人：庆洪凯。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莉，河南木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飞诉被告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11月1日，原告经被告广州经理谢宝钢介绍入职被告处，从事司机工作，约定工作地点为被告位于广州南沙的物流办公驻点，综合月薪15000元左右，基本保底5350元+重驶、空驶效益，公司报销燃油费、路桥费、停车费、维保费、检车费等。但原告入职后被告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保。2018年1月24日，原告驾驶被告名下的皖Ｍ×××××号牌重型中置轴运输车运输货物，停车检查车尾准备驾车时，遭遇案外人王浩辉醉酒驾驶粤Ｍ×××××号牌小型轿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原告双腿截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案外人王浩辉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承担次要责任。本次事故中，原告在工作时间内遭受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为获得工伤认定，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理由如下：。一、被告的身份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工单位形式，原告也符合劳动者主体资格。二、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入职后，原告在被告早会、检查考勤、行车安全等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工作。原告对外从事司机工作一直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工作期间的着装为标识了“长久物流”的公司工服，驾驶运输工作的驾驶车辆、车油分发、起止地点、时间、目的以及所需运输的货源等都听从公司安排。此外，原告因执行工作任务而产生的停车费、洗车费、快递费、违章罚款等费用均由被告进行报销。所以，原、被告之间存在人格、经济、身份上极强的依附性，二者之间实际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被告公司微信群以及罗文华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说明这一事实。三、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报酬，虽是由吉林省掌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下称掌控物流淮安公司）及吉林省掌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洋浦分公司（下称掌控物流洋浦公司）发放，但不能据此否定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首先，被告与吉林省掌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掌控物流公司）隶属于同一个全资母公司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二者的执行董事均为薄世久，工资报酬的直接发放者掌控物流淮安公司及掌控物流洋浦公司则受掌控物流公司的直接控制，加之被告能够收集掌控物流淮安公司及掌控物流洋浦公司的转账回单，据此可以看出，被告与掌控物流公司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导致法人人格混同。被告利用其作为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以及前述关联性的便利，通过安排第三方支付工资报酬的方式逃避劳动关系的认定，原告作为劳动者，其弱势地位导致其根本无法对工资报酬的发放形式提出要求。其次，原告的报酬并不是按月支付，而是按照被告的决定一次一结或者多次一结，这是基于运输行业的特性而实行的结算方式，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并不矛盾。四、被告在劳动仲裁中提出的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车辆租赁协议》以及原告与掌控物流公司淮安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书》均系被告为规避用工问题，架空劳动法而让原告签订的，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而且，上述协议还存在诸多问题：1、两份《车辆租赁协议》系原告入职后，被告谎称公司为了避税才签的，签订时只有三页（前两页和最后一页），原告对协议内容并不知情，原告与被告并没有达成租赁的合意。2、所谓租赁，一定是以租金为对价的交易，然而本案2018年11月1日《车辆租赁协议》却约定租金为0元，2019年1月1日《车辆租赁协议》更是删除了此款约定，整份协议没有再约定车辆租赁费，两份协议明显违背租赁合同等价有偿原则以及商业逻辑。事实上，两份《车辆租赁协议》的约定均未实际履行，且在2018年11月1日之前，原告己驾驶皖Ｍ×××××号车辆执行公司指派任务。3、被告劳动仲裁中提交的原告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书》落款时间是2018年7月1日，但原告入职时间是2018年11月1日，且原告当时并没有可供运营的车辆以及相应的道路运输资格，合同存在重大瑕疵。4、被告劳动仲裁中提交的原告与掌控物流洋浦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签订的《运输协议书》是伪造的，该协议签署处盖有“高飞印”私章，但原告从未使用过该私章，亦从未签订过该协议。由上述协议中的诸多瑕疵可以看出，《车辆租赁协议》和《运输协议书》均系被告为了规避用工责任，架空劳动法所设计的，双方并没有达成租赁或承揽的合意，不应认定为租赁或承揽关系。结合上述实际情况，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现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与被告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辩称：一、原告与被告不存在劳动关系。1、被告与原告是车辆租赁关系。被告与原告分别在2018年11月1日及2019年1月1日签署《车辆租赁协议》，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合作模式为：被告将其中置轴轿运车租货给原告，原告负责具体实施车辆的日常运营，车辆的日常运营行为方为原告。原告享有所租赁车辆的使用权和营运收益并承担营运成本。被告与原告及原告雇员均无任何劳动聘用及劳务雇佣关系。由此可知，原告租赁被告的车辆自行营运，其与被告是车辆租赁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过工资，不构成劳动用工关系。2、通过原告签署的投保证明书可证明其与被告不是劳动关系。被告与原告租赁关系开始前，原告通过被告办理团体意外险，其签署的投保证明书明确约定：被告的投保行为不代表原告与被告及其关联公司构成劳动关系。该投保证明书也可证明原告是知晓其与被告不是劳动关系，被告仅出租车辆给原告，并应原告请求为其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二、原告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存在运输合作关系。原告利用租赁车辆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签署运输合同，约定掌控物流淮安公司为原告提供货源，原告负责货物承运。掌控物流淮安公司与原告的运输费用结算方式为每次一结。由掌控物流淮安公司提供的运费支付凭证及原告运费完税凭证可证明，原告利用租赁车辆承接掌控物流淮安公司发布的运输任务，每次运输任务完成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支付其运杂费并代其缴纳各项税款。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19日被告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商品车运输等。2018年7月1日，原告（乙方）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甲方）签订第一份《运输协议书》约定：合同期间，甲方为乙方提供相应的货源，乙方负责货物承运，每次运输及结算信息见附件《连连运平台电子运单》；乙方按要求通过“连连运”无车承运业务平台上传车辆报备资料:司机身份证、主、挂车行驶证、驾驶证、营运证、司机交行卡号、油卡卡号、ETC卡号；乙方按要求通过“连连运”司机端APP准确操作提供以下资料：验货登记打点、卸货登记打点、卸货照片、回单照片；甲方根据乙方提交的资料，代替乙方向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并在货物运输完成后代乙方向税务部门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由甲方承担并代乙方进行缴纳。甲方与乙方运输费用结款方式为每次运输完成，乙方拿运输回单给甲方。在甲方审核回单无误或者无任何争议后，将运输费用支付给乙方；协议期限为1年，从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止；乙方在运输期间的油料费用、停车费、过路过桥费、高速公路费、违章罚款等费用，由乙方承担。运输完成结算时，乙方应将运输途中所有的相关单据发票提供给甲方；乙方严格按照甲方要求进行业务平台和APP软件操作，按照要求提交开展业务所需的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有资料真实性、有效性，若因乙方在业务平台和APP软件不操作规范以及提交虚假资料等行为造成甲方损失，甲方可停止向原告结算运费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所有损失；甲乙双方声明：甲乙双方仅仅为商业范畴的承揽合同关系，既不存在劳动关系，也不存在雇佣关系等条款。协议书乙方处有原告本人手写签名。原告主张该协议书签订时只看到签名页，没有公司印章，由被告车队长罗文华交给其签名；当时原告还没有入职，骑缝章不吻合，首页原告信息部分非本人书写。原告表示，2018年10月26日，原告填写入职登记表，并提交5000元押金，还应被告要求开了一张交通银行的银行卡作为以后的收款账户。2018年10月31日，原告出具《投保证明书》显示原告同意由被告及其关联公司办理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该投保行为不代表原告与被告及其关联公司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为司机购买的是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非针对原告个人购买的保险，而且在签署该份文件之前，被告已经为营运司机购买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故该份文件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8年11月1日，原、被告签订第一份《车辆租赁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中置轴轿运车租赁给原告，原告负责具体实施车辆的日常运营；原告作为合作车辆具体运营行为的管理人，承诺对运营车辆的营运行为向被告及第三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民事等法律责任；为保证被告车辆安全，原告配合被告对运营车辆统一安装GPS系统；如因被告业务格局变化或经营方向调整等情形，原告同意履行变更后合同，如有新业务同等条件下，原告享有优先承揽权；车辆运营过程中发生的运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燃油费、尿素费、过路/桥费等均由原告承担，车辆保险、年审、维修、保养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租赁车辆的所有权归被告所有，原告享有所租赁车辆使用权和营运收益并承担营运成本；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的以外，原告同意：原告承运的业务只限于被告提供给与其合作的无车承运人的运输业务，未经被告或无车承运人同意，不承揽其他渠道运输业务，本协议期间，原告擅自承揽其他渠道运输业务，被告有权解除本协议，要求原告交回租赁车辆、并按照车辆运营风险保证金的50%支付违约金；原、被告双方为经济合作关系，原告根据业务运作需求招聘运作人员，所招聘的人员为原告雇员，原告应为原告自身及其雇员办理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被告与原告及原告雇员均无任何劳动聘用及劳务雇佣关系，原告在营运过程中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对原告及原告雇员造成的损失、损害及给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失、损害由原告自行承担，与被告无任何关系，如由此给被告造成损失的，原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保证原告妥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原告一次性向被告缴纳每台车辆运营风险保证金20000元。被告占有运营风险保证金期间，运营风险保证金不计息；该保证金为原告在租赁经营期间车辆非正常损耗造成的损失、赔偿金及原告根据本协议应向被告支付全部款项的保证；租赁车辆信息：车辆牌照皖Ｍ×××××；合同期限一年，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原告每月应支付车辆租赁费0元给被告等条款。原告认为合同签署时，被告没有向其提供完整合同文本，只是出示合同签字页，让原告在该页签名；租赁协议上对于租金没有任何的约定，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任何租金，而且被告在运营当中还向原告提供50万元的ETC过路费卡，所以明显属于用租赁合同规避劳动关系，原、被告双方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告主张原告无法证明合同签署过程发生事项，被告对租金没有约定是为了配合掌控物流公司打造无车承运人平台，庭审中原告自认，其运输任务的派发来自无车承运人平台，原告有选择是否接收无车承运人平台派发订单的自由权利；被告从劳动管理、经济关系、组织从属三方面均未对原告进行干涉，与原告的关系仅为车辆租赁关系。原告主张上班需要在考勤表上手工签到，如果派车出去工作就在微信群上向队长报告外出情况，由于车辆上安装了GPS系统，可以从“连连运”平台上看到运营路线；报酬按月结算，结算后分多次发放，被告给予原告一份工资表进行核算；一个月中无固定休息时间，上午9:30到公司，早会过后就解散，等“连连运”平台安排任务，如果没有安排任务就在公司内自由活动，但凌晨有任务也需出车；工作内容是固定的，没有任务也需要在公司内，工作内容主要是运送新车辆到外地。同日，原告转账6240元至被告账户，原告主张其中5000元为入职保证金，1100元为团体险保险费，140元为工作服费用。被告确认收取该费用，但5000元系车辆租赁保证金，1240元是原告通过被告交纳的保险费用。2018年11月29日，原告与掌控物流淮安公司签订第二份《运输协议书》，协议书中，协议期限变更为“从2018年11月29日至2019年11月29日止”，乙方处为“高飞”电子印章，其余内容与第一份《运输协议书》大致相同。原告表示其确实有电子签章，但从来没有使用协议书中的印章。被告主张该份协议书是由掌控物流公司从“连连运”平台下载，是原告在使用“连连运”无车承运人平台时在平台上签署，并非面签；该签章是国务院交管部门配送给无车承运人平台公司使用，该签章是国家机关根据原告身份证信息自动生成的电子签章。据此，被告提交北京众签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电子合同签署与存证说明函》，函中确认上述《运输协议书》双方签署时间为2019年1月14日。原告认为其从未自行或授权他人在深圳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处办理电子签章或个人数字证书，印有高飞电子签章的相关合同均为伪造。2019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第二份《车辆租赁协议书》，除合同期限变更为“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以及缺少“原告每月应支付车辆租赁费0元给被告”的条款外，其余内容基本与第一份《车辆租赁协议书》相同。原告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的出车记录、其与罗文华以及工作微信群的聊天记录、自身穿着工作服的照片、其同事稂庆友、罗文华的证人证言、被告位于南沙区黄阁镇新海村办事处停车场的照片、“连连运”平台运输任务执行清单等，拟证明其通过谢保钢介绍入职后，一直驾驶皖Ｍ×××××，与罗文华联系工作，接受罗文华的工作派遣，通过掌控物流公司运营的“连连运”APP平台接受工作指派任务安排出车，事故发生后其驾驶的车辆就放在办事处的停车场。被告主张公司无工作服，原告所着工服非公司发放；被告在新海村无办事处；“连连运”平台非被告公司运营，原告的运输任务均来自“连连运”平台，运费由“连连运”平台结算。“连连运”平台的经营主体是掌控物流公司，其运费由掌控物流公司支付；罗文华及工作群内相关人员非被告公司员工。原告另提交广州长久物流停车场办公室办公地点、早会签到现场、签到表、员工团建照片显示办公地点有车队管理看板、组织架构职责图等。原告提交其与刘晓明（微信名备注长久公司华南片区经理）、马志棋（微信名备注长久公司保险）的聊天记录，主张其受被告管理，外出工作的交通费用由被告报销，保险赔付由被告的员工负责，与被告存在组织上的从属性。原告提交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的银行交易清单显示交易地点为企业网银，未显示付款单位，拟证明工资报酬收入情况。被告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的电子缴款凭证、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税收完税证明显示纳税人为原告，税种包含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被告提交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的多笔电子转账回单显示付款人为掌控物流淮安公司、掌控物流洋浦公司，收款人为原告，金额与原告提交银行交易清单一致。被告主张原告的收益是运费不是工资。原告认为其从未办理过相关的税务申报，不知道上述证据的来源，如果如被告所述，该凭证来源于掌控物流公司，更加可以证明被告与掌控物流公司人格混同，说明被告对原告劳动关系的掌控；原告所有的工资收入、报酬均是由被告安排结算，至于实际付款人是谁，原告无权决定也不知晓，均由被告安排执行，即使由第三方代为支付劳动报酬，也不能否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1月24日，高飞驾驶皖Ｍ×××××号车辆与王浩辉驾驶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原告受伤交通事故。交警认定王浩辉负主要责任，高飞负次要责任。发生事故后被告协助原告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原告确认已获得保险赔偿79万余元。2019年6月25日，原告向广州市南沙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下称南沙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25日存在劳动关系。2019年8月1日，南沙仲裁委裁决驳回原告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原、被告之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原告工作受被告安排调度，接受被告劳动管理。原告工作内容属于被告经营范围业务组成部分，可初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租赁协议及运输协议等，协议中无约定具体租金甚至有条款注明0租金，也无证据证明原告缴纳过20000元的保证金，证明原、被告并非按照协议履行，双方之间并非承揽关系或租赁关系。《车辆租赁协议书》、《运输协议书》、《投保证明书》等所确定的被告用工模式，皆强调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不能排除原告认为被告有规避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合理怀疑。故此，《车辆租赁协议书》、《运输协议书》、《投保证明书》表面内容不能成为确定原、被告真实用工关系依据。原告驾驶车辆所有人为被告，仅能按照被告安排的路线出车进行运输活动，被告为原告报销油费以及原告工作期间没有完整考勤制度等，符合运输行业的用工模式。据此，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判决如下：确认原告高飞与被告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吉林省长久联合物流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此页无正文）审判员  陈奕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晓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