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2207号原告：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第3554号106房。法定代表人：魏秀远，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南,该公司职员。被告：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横江路339号-17(厂房A)自编之一。法定代表人:钟雪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少云，广东映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启公司”）与被告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利莱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金南，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辉启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所赔付给死者黄某家属的60万元赔偿款项当中的70%赔付责任,即一次性支付42万元给原告,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从起诉之日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期间的利息；2.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6年5月15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书》，约定原告以939800元总价格销售26个10吨不锈钢搅拌罐、不锈钢平台给被告（第一条），交货地点在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丽江工厂（第二条），签约后原告指派员工吴某南送货到被告指定的地点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黄山镇某厂区内，2016年5月30日下午在被告的厂房设备安装工作中，被告的现场指挥人员（郑某）指使原告所聘请的氩弧焊雇工黄某爬上半搂去吊葫芦，黄某按被告的指示顺着被告指定的位置爬上去时，不幸从高空摔下，后送入丽江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过程丽江市×××县公安局黄山派出所出警并作了调查记录。被告所投资的厂房摔人死亡事件在当地属于较大事件，事发后被告要求原告以原告名义出面先解决死者家属问题，并口头承诺承担原告赔偿部分的50%款项并今后给予原告其他业务，而原告一方也本着人道主义，主动与死者黄某的父母黄某田、黄某红协商后达成了协议，赔付了60万元（于2016年6月18日从吴某信账户转账支付）。但之后被告并无履行承诺与原告协商如何解决问题。在黄某的死亡事件中，被告在无提供安全设施的情形下，指使本是从事氩弧焊工的原告雇工黄某爬厂房为其安装葫芦，导致黄某摔下死亡，故此被告的过错十分明显，应承担黄某死亡赔偿的大部分责任。该事实明确清楚，原告申请法院向丽江市玉龙县公安局×××派出所调查取证。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所赔偿的60万元款项当中的70%即42万元人民币。以上望判如所请。被告爱利莱公司辩称，原告主张被告对死者黄某家属承担70%的赔付责任，没有事实和依据。1.被告与原告在2016年5月15日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书》，约定被告以939800元的总价格向原告购买不锈钢搅拌罐、不锈钢平台，并约定交货地点在被告的丽江工厂。原告于同年5月30日按约定送货至上述地点并进行安装，黄某是原告聘请的安装人员。在设备安装过程中，黄某从车间顶棚掉落，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原、被告的合同关系，被告属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而原告属于承揽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死者黄某是原告的员工，在实际用工时已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原告应按规定为黄某缴纳工伤保险费。本案黄某是在工作期间从车间顶棚掉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按规定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因此，作为用人单位的原告如按规定及时为黄某购买工伤保险并提出工亡赔偿认定申请，其家属可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原告作为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黄某参加工伤保险。黄某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承担相应费用。3.此次设备安装过程中，被告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应的场地给原告进入厂房内进行安装施工，不存在任何过错，并且在事故发生后，被告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助原告将黄某送到医院救治，已尽了协助救治的义务。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赔付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签订的是由其负责安装的购销合同，与黄某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原告，黄某在工作期间因工伤事故死亡，应由用人单位即原告承担赔付责任，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辉启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产品购销合同；2.发酵车间发酵设备验收单；3.赔偿协议书、收条；4.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吴某信2016.6.1-2016.7.1）；5.辉启公司2016年6月10日证明两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吴某信2016.5.15-2016.6.15）、吴某南授权委托书及吴某南、吴某信两人劳动合同各一份；6.×××县公安局内部传真电报两份。被告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乙方）与被告（甲方）于2016年5月15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约定被告向原告订购10000L不锈钢搅拌罐26台及不锈钢平台1项；合同总价939800元（不含税）；交货地点为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云南丽江工厂；付款方式为：合同生效后先付合同总金额的30%即281940元，原告材料及人员进场后被告支付总金额的40%即375920元；被告验收合格即支付总金额的30%即281940元；交货期为收到预付款次日起50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加盖被告公章和“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原告提交的一份《发酵车间发酵设备验收单》显示，包括发酵罐、卫生泵、操作平台、操作平台改造、双联过滤器5个大项的验收结果均为合格，验收日期：2016年8月9日，验收人：郑某，审核：高某涛，等内容。另查明，2016年6月15日，吴某南（甲方）与黄某田（黄某的父亲）、黄某红（黄某的母亲）二人（乙方）签订《赔偿协议书》，载明：2016年5月30日，甲方雇佣黄某在云南省丽江市得一食品有限公司的设备安装工程中作氩弧焊工，在工作期间造成黄某坠楼，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父母（唯一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与甲方达成协议：甲方愿一次性赔偿给乙方陆拾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支付到乙方黄某田的农业银行卡中（卡号：95×××17)；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乙方需出具收条，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此事再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此事的处理即告终结，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甲方的公司，代班人王某（身份证号：）及丽江市×××食品有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等内容。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现委托吴某南在我单位与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丽江工地工人黄某伤亡事故赔偿金60万元从吴某信农行卡62×××77汇出。”落款处加盖原告公章。落款日期为2016年6月10日的《证明》载明：“赔偿资金来源，由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与广州爱利莱化妆品有限公司货款里先支出。2016年6月16日由爱利莱公司6228×××14管某佳卡里汇进50万，2016年6月19日由爱利莱6217×××61秦某富卡里汇进15万（合计65万）汇入吴某信农行，再由吴某南从吴某信卡里转给死者家属黄某田。”落款处加盖原告公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账号户名为62×××77吴某信的银行账户，2016年6月16日收入对方户名为管某佳的网银转账500000元，2016年6月19日收入对方户名为秦某富的转存150000元；该账户分别于2016年6月16日向账号户名为95×××17黄某田的账户转支50000元，于2016年6月17日向黄某田的账户转支200000元，于2016年6月18日向黄某田的账户转支200000元，2016年6月19日向黄某田的账户转支150000元。2016年6月19日手写《收条》载明：“今收到吴某南从吴某信农行卡转出60万陆拾万元整已收到确认签字”，落款处有“黄某田”字样的签名及捺印。涉案事故发生后，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派出所于2016年6月6日发出内部传真电报《得一食品厂酵素发酵车间组装发酵罐施工人员黄某死亡情况汇报》（×××明传﹝2016﹞×××号），载明：得一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厂房与被告合作成立丽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酵素饮料，因生产酵素饮料发酵罐不够，被告与原告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安装发酵罐。2016年6月5日17时许，安装发酵罐施工人员黄某（男，汉族，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号，身份证号：×××）在施工时从车间顶棚掉落，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等内容。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派出所于2016年6月16日发出内部传真电报《得一食品厂酵素发酵车间组装发酵罐施工人员黄某死亡情况汇报（续报一）》（×××明传﹝2016﹞×××号），载明：三家公司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三家公司共同赔偿死者家属60万元，死者已被安葬，家属目前已返回老家，公司正常运作，等内容。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与被告对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工作人员转账金额无异议；原告确认，《产品购销合同书》中约定要把设备安装好，原告未向被告收取安装费用，原告未为黄某参保工伤保险；被告确认，郑某系现场负责验收的人员。原告主张，双方签订合同后，被告先支付了30多万元，出事后被告提前支付了65万元，实际支付95万元，超出合同约定价款9398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得一公司和被告三方与死者黄某家属进行协商，商定三方分摊赔偿款，被告口头答应与原告各负担50%赔偿款但未履行承诺，故诉请被告承担其与得一公司所应承担的赔偿款份额共计70%。被告主张，除本案购销合同外，原告与被告还于2017年2月10日签订了一份购销合同，金额为210万元，还有欠款16万元，被告向原告付款是用于支付产品购销货款，不是支付死者家属的赔偿款；玉龙县公安局×××派出所的内部传真不能证明有三方协议的存在。被告未能提交有关2017年2月10日购销合同及支付货款的证据材料。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两次向涉案事故发生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公安局×××派出所发函调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以及是否有原告、被告、得一公司及死者黄某家属的赔偿协议存档，该单位未予书面复函，仅提供了产品购销合同书、报价单和赔偿协议书复印件，以及2016年6月6日对死者黄某同事郑某、王某、吴某南、张某武的询问笔录复印件。派出所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书及赔偿协议与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材料一致；四份笔录中均未提及郑某或被告工作人员安排黄某到高处从事安装工作的有关内容。本院认为，原告一方面主张被告工作人员安排没有相关资质的原告工作人员黄某从事高空安装工作，被告对黄某的死亡负有过错应给予赔偿，原告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赔偿金实际上有一部分是代被告垫付；另一方面主张被告与原告之间对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赔偿款达成了分担的约定，故根据上述两方面的主张向被告进行追偿。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作如下认定：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被告工作人员指派黄某高空作业的情形，且不论被告是否有过错，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书》约定交货地点是在被告丽江工厂即事故发生地，原告自认其未向被告收取安装费用，可见送货及安装费用已包含在合同总价款中，原告指派工作人员到被告丽江工厂内进行安装，系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包括黄某在内的原告工作人员在被告丽江工厂厂房内进行的安装活动，都属于完成原告指派的工作任务的职务行为。黄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意外身亡，因原告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故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是基于劳动法上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这是原告本身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非替被告代垫赔偿款。死者家属如果认为在事故发生过程中被告有过错，可以向被告主张，但死者家属并未将向被告索赔的权利转让给原告，原告向死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意味着其取得了向被告追索的权利。其次，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得一公司三方与死者家属就赔偿款及赔偿款的分担达成了协议，并提交玉龙县公安局×××派出所的内部传真予以证明，以及事故发生后被告提前、超额付款的证据予以佐证。经本院调查，玉龙县公安局×××派出所并未提供原告主张的赔偿款分担协议或相关笔录，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赔偿责任分担协议的存在；原告主张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提前支付的65万元系用于支付被告所应承担的赔偿款部分，但不能证明该65万元与涉案事故或赔偿款的关联性，因此，不论是原告主张的三方各承担三分之一，还是原告主张被告承诺承担一半赔偿款的分担方案，均无证据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7600元，由原告广州辉启不锈钢设备有限公司负担（已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吕存阳人民陪审员  邓秋群人民陪审员  马慧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胡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