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106民初8847号原告：胡小龙，男，195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被告：中国光大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行，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光大银行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890353528P。负责人：韩学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琼、江昊烨，均系该司职员。原告胡小龙与被告中国光大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广州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小龙，被告光大广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晓琼、江昊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小龙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光大广州分行擅自改变粤Ａ×××××号汽车里程表数据损害胡小龙的合法权益，判令光大广州分行赔偿胡小龙122819.9元（以粤Ａ×××××号车辆每公里的成本价0.5933元，乘以光大广州分行擅自改变的20.7万公里）；2.判令光大广州分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与理由：2018年1月7日，胡小龙得知光大广州分行的粤Ａ×××××转让信息，胡小龙在该车保管员的陪同下试驾了车辆，查验了车辆四个证件，特别是看到车主是光大银行，车龄9年半，行驶里程仅为11.3万公里，胡小龙很满意，当即付了定金。2018年1月24日下午，光大广州分行派人持营业执照、公章，与胡小龙一起到车管所办理过户手续，过户后的号牌为粤Ａ×××××。2018年4月2日，胡小龙将粤Ａ×××××车辆交给某别克4S店（工厂编号2100814）保养维修，在该店全国联网的“上海通用汽车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系统”的“维修历史查询”发现，粤Ａ×××××号车辆有擅自改变里程表数据的行为，系统显示了维修记录：2014年7月17日进4店维修，里程为：202389.0公里；2014年8月27日进4S店维修，里程为：200348.0公里，比上一次维修减少了2048公里；2017年7月22日进4S店维修，里程为：136562.0公里，比上一次维修减少了63786公里。为慎重起见，胡小龙到另外的两个别克4S店进行查询，结果与前面4S店的数据完全一致。2017年10月23日，光大广州分行委托广州市旧机动车交易中心评估该车，里程是248409公里。三个月激增11.2万公里。胡小龙看车查验的里程表是11.3万公里。2018年度检验的里程为116333，以上的事实证明，粤Ａ×××××号车辆自2014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先后四次擅自改变车辆里程表数据。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擅自改变汽车里表程数据是违法的。光大广州分行是粤Ａ×××××号车辆的法定所有人，应当为该行为负责。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将汽车里程表列为强制检定，虽2002年退出强制检定，仍然属于国家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4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相关法规，任何擅自改变里程表数据的行为，均涉嫌欺诈，有违诚实守信的原则。粤Ａ×××××号车辆前6年正常里程是年均行驶33731公里，按2008年6月上牌至2018年1月历时9年半推测，该车实际行驶了32万公里。胡小龙是在被隐瞒真实行驶里程的情况下，购买了光大广州分行的车辆，胡小龙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伤害。根据商务部等四部委2013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车的报废的里程上限为60万公里。胡小龙购买该车时的行驶里程为11.3万公里，可合法行驶里程为48.7万。若光大广州分行已行驶了32万，则胡小龙只能行驶28万公里，损失了20.7万公里的行驶里程。光大广州分行擅自改变里程表数据行为，损害了胡小龙的合法权益。光大广州分行答辩称：一、光大广州分行从未与胡小龙就案涉车辆成立任何买卖合同关系，光大广州分行并非本案适格被告，胡小龙提起本案诉讼没有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一）胡小龙诉称在2018年1月7日与光大广州分行达成案涉车辆买卖的合意并支付定金并非事实。光大广州分行从未就案涉车辆与胡小龙成立交易合意，更从未收到胡小龙支付的任何款项。事实上，光大广州分行早在2017年11月30日已通过公开拍卖竞价的方式将案涉车辆转让给案外人张维钊，于2017年12月1日收到张维钊支付的交易款，并于2017年12月7日经张维钊本人验收后，将案涉车辆及相关证件原件交付给张维钊占有、使用。根据我国合同法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行与张维钊就案涉车辆的买卖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且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也已转移至张维钊所有，不存在光大广州分行将案涉车辆转让给胡小龙的情形及可能。在此过程中，光大广州分行从未收取过胡小龙的任何款项，更不可能在案涉车辆完成拍卖一个多月后还收取胡小龙所谓的定金。（二）胡小龙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光大广州分行曾就案涉车辆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且曾收取其交易款。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胡小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案中，光大广州分行从未与胡小龙签订任何车辆转让的合同文件，也从未收取胡小龙任何款项，与胡小龙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作为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而非登记时发生效力；登记仅起公示对抗作用，而非物权变动。本案中，光大广州分行早于2018年1月7日将案涉车辆交付予买受人张维钊，张维钊即取得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并且光大广州分行之所以将案涉车辆过户登记至胡小龙名下，是在案外人张维钊受让案涉车辆后，根据张维钊的要求办理的过户登记手续；并且办理过户手续时张维钊本人也在现场，相关手续及流程都是张维钊本人跟进办理的，光大广州分行工作人员仅负责在相关过户资料上签章。仅凭过户登记并不能证明光大广州分行与胡小龙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更不能证明光大广州分行曾收取过胡小龙任何款项。二、光大广州分行并不存在胡小龙所称的人为恶意变更案涉车辆行驶里程的行为及过错。（一）光大广州分行在拍卖案涉车辆的过程中不存在欺诈或隐瞒的行为。根据胡小龙提交的证据及光大广州分行提交的证据可见，光大广州分行在公开拍卖案涉车辆前已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案涉车辆进行评估，也已如实公告了包括了截至2017年10月23日案涉车辆的行驶里程为248409公里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任何欺诈或隐瞒行为。买受人张维钊拍得案涉车辆后，在提取车辆前，也对案涉车辆进行验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若如胡小龙所称案涉车辆的公里数仅为11.3万公里，买受人及拍卖行怎可能不提任何异议，并且买受人又怎可能还出具收条确认完成验收并承诺此后的纠纷及责任均由其自行承担。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显然，案涉车辆在由光大广州分行交付给张维钊之时，其里程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胡小龙所声称的被恶意调低的情形及可能。（二）在光大广州分行将案涉车辆交付给张维钊之后，案涉车辆的所有权已发生转移，车辆已移交张维钊占有、使用，无论案涉车辆的行驶里程是否发生变化均非光大广州分行可控范围，与光大广州分行无关，光大广州分行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三、案涉车辆的拍卖成交价仅为人民币2.1万元，而胡小龙诉请损害赔偿122819.9元，远超案涉标的物总价值的6倍，极其荒唐，毫无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案涉车牌号为×××××车辆作为动产物权，已于2018年1月7日被光大广州分行通过拍卖交付给案外人张维钊，上述事实有光大广州分行提供的《委托拍卖合同》、《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拍卖邀请函》、《拍卖成交确认书》以及案外人张维钊签署确认提取案涉车辆的“收条”等证据证明，故案外人张维钊随即取得了该车辆的所有权。后，胡小龙从案外人张维钊处购得案涉车辆。胡小龙在庭审中陈述，其通过淘宝网了解案外人张维钊的车辆售卖信息后，与案外人张维钊达成购车合议，并通过银行转账向案外人张维钊支付了购车款，完成购车事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的约束力主要存在于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基于合同向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诉讼，而不能向与自己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本案中胡小龙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是案外人张维钊，而非光大广州分行。故胡小龙与光大广州分行之间无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光大广州分行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胡小龙的起诉。预收的案件受理费1380元，退还原告胡小龙。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无无正文）审 判 长  郭一鸣人民陪审员  刘淑贞人民陪审员  赵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 记 员  余颖蓉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