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72民初385号原告：徐景义，男，193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庆芬，女，1964年3月14日月出生，满族，现住辽宁省东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丽娜，女，1986年1月4日出生，满族，现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辽宁蓝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6号。负责人：吴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那瀛瀛，辽宁群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彬，辽宁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于2019年4月19日依法驳回其申请，其不服提起上诉，2019年7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辽民辖终93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嗣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庆芬及其与原告徐景义、原告徐丽娜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共，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彦彬、那瀛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给付保险理赔款200,000元。事实与理由：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分别系死者徐春和的父亲、妻子和女儿。案外人陈德君系徐春和的雇主。2017年9月1日，案外人陈德君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为徐春和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金额为200,000元，保险期限自2017年9月1日0时起至2018年2月28日24时止。2018年1月9日，辽丹渔23655号渔船上包括徐春和在内的7名船员失联，经搜寻无果。2018年2月27日，丹东渔港监督处作出《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2018年6月19日，大连海事法院判决宣告徐春和死亡。在此之后，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向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提交了理赔材料，遭到拒赔。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认为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拒赔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于违约行为，故诉至本院。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辩称：案外人陈德君从未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处投保过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本案保险合同无效，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其次没有证据证明辽丹渔23655号渔船发生事故的时间及地点，亦无法证明事故发生在案涉保险合同期间内，故不同意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包括《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2018）辽72民特72号宣告死亡判决书、死亡注销证明、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户口底卡、结婚证、丹东渔港监督处关于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的处理卷宗材料，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分析认定如下：1.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提交了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保险单、新单业务收款收据、汇交件承保通知书、被保险人清单、投保交费清单、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增加被保险人批单、网上信箱信息记录，用以证明保险关系成立、承保人数、承保期限以及人员批改情况。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保险单、收款收据、汇交件承保通知书、被保险人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的投保人和交款人均为王波，其与死者徐春和没有任何关系，被保险人清单当中也没有死者徐春和，因此，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同时，对投保交费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交费清单的汇交人为常延红，日期为2018年1月7日，也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清单上的三人也未在初始的被保险人清单内，虽然有死者徐春和的名字，但仍不能排除该清单系单方制作，或者是对另外保单的批改的嫌疑。网上信箱信息记录为当庭提供，真实性无法核实。保险合同变动清单与增加被保险人批单均为复印件，且投保人均为王波。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上述四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王波实际上是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在东港地区的代理人，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联系办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承办以及保险费的交纳，保险合同的签订以及保险费用的缴纳均写的是王波的名头。王波收取了案外人陈德君妻子常延红的保险款和要投保的船员的名单后，以自己的名义通过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办理了上述保险。被保险人的批改也是由案外人陈德君将船员名单交给王波，而后由其通过信箱发给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进行批改。因此，上述证据真实有效。本院责令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庭后三日内提供袁雪是否为其工作人员、是否与王波办理了涉案的保险合同并收取了相关保险费，并进行了被保险人员的变更和批改的相关证据，但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涉案的保险合同的办理情况、收费情况以及办理人员的相关信息均应留有存根，并应当在法庭要求的期限内提供，逾期不提供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2.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提交自愿放弃保险金继承权声明、理赔申请书用以证明死者徐春和系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认为该组证据没有其盖章以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无法证明死者徐春和生前系涉案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组证据系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在东港地区的代理人王波办理，所有材料上均有其公司名称、保单号码，并且该号码也与保险合同载明的保单号一致，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也是按照王波的要求拍照、书写，全部完成后交与王波办理理赔事宜，因此，该组证据真实有效。本院要求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庭后核对该组证据体现的文本式样是否为其出具，但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核实结果，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3.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提交辽丹渔23655渔船的出港记录、案外人陈德君的电话通话记录、蔡庆芬的电话通话记录，用以证明案外人陈德君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的叙述不真实，海难事故的时间和地点不确定及涉案事故未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其不应承担责任。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限到2018年2月28日，海难事故只要发生在该期限之前，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且没有出具部门的印章证明，不符合证据要件，对该组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徐景义与张秀英系夫妻关系，系死者徐春和的父母，张秀英于2012年7月20日因病死亡。死者徐春和生前与蔡庆芬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一女，即徐丽娜。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系夫妻关系，陈德君系辽丹渔23655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为徐春和的雇主。2017年9月1日，案外人陈德君通过王波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投保了“国寿绿舟意外伤害保险”，人数为4人，每人保额为200,000元。汇交人为王波，汇交号为2017210220844628012035。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出具了新单业务收款收据，载明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在该合同的被保险人清单当中，载明的被保险人为赵福纯、李洪斌、谢宏君、刘中党四人。2018年1月7日，案外人陈德君的妻子常延红作为汇交人为上述汇交号的保单调换增加了徐万有、徐春和、宝民三名被保险人。2018年1月7日13：30，王波通过其邮箱向收件人为“大连人寿袁雪”发送了“常延红2035换人保全1.7”的文件，发送状态为发送成功。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出具了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批单，并注明该批单于2018年1月8日生效。2018年1月9日，辽丹渔23655号渔船及船上包括徐春和在内的7名船员失联，经搜寻无果。2018年2月27日，丹东渔港监督处作出《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2018年6月19日，大连海事法院以（2018）辽72民特72号判决书宣告徐春和死亡。2018年12月5日，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在王波的安排下，办理了“自愿放弃保险金继承权声明”、“保险金权益转让协议”及“理赔申请书”相关手续并拍摄了照片。徐景义、蔡庆芬声明放弃死者徐春和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保单号为2017210220844628012035的保险金权益，并将该权益转让给其女儿徐丽娜。2018年12月14日，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同一起海事事故的死者徐万有、宝民的近亲属的理赔申请出具了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也未对本案死者徐春和的近亲属进行相关保险理赔。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近亲属徐春和生前系案外人陈德君雇佣的船员，案外人陈德君及其妻子常延红通过王波在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处办理了其所雇佣船员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并先后进行了包括死者徐春和在内的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程序，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接受了该项申请，并进行了批改。故，案外人陈德君、常延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死者徐春和是否是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2.王波作为投保人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其效力是否及与案外人陈德君和常延红？3.死者徐春和因海难事故失联是否在保险合同期间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关于争议焦点1，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已对同一海事事故案件中的被保险人徐万有系该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予以认可。徐万有也是案外人陈德君的妻子常延红作为汇交人为保单号为2017210220844628012035的保险合同调换增加的包括徐春和在内的三名被保险人之一。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虽然对死者徐春和系其被保险人不予认可，但在本院要求其庭后对徐春和是否系其被保险人予以核实，其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核实结果，应当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徐春和系涉案保险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予以确认。关于争议焦点2，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认为王波作为投保人（汇交人）与其签订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案外人陈德君从未与其签订保险合同，因此涉案保险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涉案保险合同签订后，案外人陈德君作为涉案渔船的实际经营人为上述王波签订的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先后作出了几次更换和增加，也都是通过王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袁雪的网上信箱联系批改，并得到了保险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批单。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依据相关证据主张王波和袁雪分别是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代理人及工作人员，中国人寿大连公司虽然对此不予认可，但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相关证据加以反驳。故，对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此节主张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王波代理相关船舶所有人及经营人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工作人员沟通联系办理相关船员保险事宜，同时代中国人寿大连公司收取保险费，并以自己的名义代相关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签订保险合同。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允许王波收取相关保险费，并通过其工作人员办理保险合同，接受被保险人员的批改，足以证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知道王波与相关渔船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因此，本院认为，王波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的代理行为是代理案外人陈德君而非代理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本案王波收取了案外人陈德君及常延红的保险费，并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了保险合同，提供了被保险人清单，随后也通过自己的信箱与中国人寿大连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也出具了合同变动清单和增加被保险人清单，故，涉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其签订的保险合同、变更增加被保险人的批改直接约束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和案外人陈德君及常延红。中国人寿大连公司主张海事事故报告当中认定涉案渔船为案外人陈德君个人经营，因而对案外人的妻子常延红作为汇交人进行的被保险人增加更换的批改不予认可。丹东渔港监督处在涉案海事事故卷宗中明确记载涉案渔船在买卖过程中系常延红签字，而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系夫妻关系也予以认可。故，本院确认涉案渔船系案外人陈德君与常延红夫妻共同经营，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对常延红作为汇交人进行的相关被保险人更换增加的批改效力及与案外人陈德君。关于争议焦点3，丹东渔港监督处出具的《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事件调查报告》证明2018年1月9日8时许辽丹渔23655渔船失联，虽然调查报告的第3页第3点写明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无法确认具体的时间及地点，辽丹渔23655船舶失联事件的性质及原因不明，从记载来看不能确定具体的事发时间，但是事故调查报告足以证明2018年1月9日8时许至15时许，辽丹渔23655渔船经营人陈德君多次与该船联系，均未取得联系，该船及包括死者徐春和在内的7名船员因不明原因失联。按照日常生活常识判断，7名船员在当时的海况和气候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继续存活至失联以后的近50天即到2月28日之久。被保险人徐春和保险期间为2017年9月1日0时起至2018年2月28日24时止。故本院认为死者徐春和发生事故导致失踪死亡在保险合同期间内，中国人寿大连公司应对徐春和的死亡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徐景义、蔡庆芬、徐丽娜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徐景义、原告蔡庆芬、原告徐丽娜保险金2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50元（原告徐景义、原告蔡庆芬、原告徐丽娜已预交），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负担，同上述款项一并给付原告徐景义、原告蔡庆芬、原告徐丽娜。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孙玉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郭俊才书记员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