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8民初3243号原告：罗泳龙，男，1988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现居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誉山国际云水三街5号101房。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佩,广东韬普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小梅,广东韬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斌，男，1979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被告：广州市潮牛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瑶田村大横岗A厂房。法定代表人：王斌。第三人：广州市增城浍海布行,经营场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汇纺路18号。经营者：周高飞。原告罗泳龙与被告王斌、广州市潮牛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牛公司”）及第三人广州市增城浍海布行（以下简称“浍海布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泳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斌、潮牛公司、第三人浍海布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泳龙诉称：原告与被告为服装布匹买卖合同关系，素有经济往来，双方交易习惯为：由被告通过电话下单，原告将标的货物送至其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厂区，在次月10日前就上月货款进行对账，对账后一个月内付清。开始被告基本能如期付款，后却以“资金周转困难”等各种理由拖欠支付相应货款，经原告催收，被告王斌于2017年1月4日签署《对账确认函》确认尚欠原告货款790000元，可至今仍未支付分文，甚至拒接电话消失不见。为此，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790000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约122895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身份证及广东省居住证、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商事登记信息，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自制的《浍海公司往来对账单》一份，证明双方存在交易往来并进行了对账的情况；3、欠款确认书一份，证明被告王斌于2017年1月4日在《浍海公司往来对账单》背面签名确认尚欠原告货款79万元的事实；4、第三人出具的《证明》及其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经第三人确认其仅代表原告向被告王斌代为送货及所有货款债权由原告主张行使的情况。被告王斌、潮牛公司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第三人浍海布行未到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及证据。经审理查明：原告罗泳龙持有第三人浍海布行往来对账单以及由被告王斌签名出具的欠款确认书各一份，主张与被告王斌、潮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请求两被告连带支付货款79万元及相关逾期付款利息。依照上述《浍海公司往来对账单》是以“潮牛”为购货单位，内容主要记载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6日期间，双方交易的具体发货日期、单号、品名规格、数量、单价、金额及收款记录等情况，合计总应收金额为790014.50元。当中并无对账双方的签章或签名确认。而于该对账单背面由被告王斌以欠款人身份签名出具欠款确认书一份，内容记载为“王斌先生：截止2017年1月4日，你尚欠本人罗泳龙人民币柒拾玖萬元整（￥790000），核对后双方签字确认。欠款人：王斌，身份证:；2017.1.4”。原告罗泳龙一并签字其中。又根据由第三人浍海布行及其经营者签章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我布行送至广州市潮牛服装有限公司及王斌先生处的所有服装布匹货物，实际为代罗泳龙先生向王斌（潮牛服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先生等人送货，我布行仅作代为发货、对账等，我布行认可罗泳龙先生直接行使对王斌等人相关所有货款债权，保证不另行主张相关权利，特此证明”。另查，被告潮牛公司于2010年4月8日成立，商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均为王斌，登记状态为吊销企业。第三人浍海布行于2009年4月15日注册，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经营者为周高飞。庭审中，原告述称因其当时无具体的经营档铺而借用第三人浍海布行的仓库并委托第三人代为发货、对账及收取部分货款，实际交易双方为原告与被告潮牛公司；而被告王斌出具了案涉欠款确认书并为潮牛公司的唯一股东，依法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案涉货款债务；主张案涉逾期利息从对账确认即欠款确认书出具之日后延一个月2017年2月4日起计算，并明确其损失为应收货款的资金损失。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经向第三人浍海布行经营者作出询问；其确认原告提交案涉《证明》的真实性，承认曾代原告向被告潮牛公司送货和对账，也曾代原告收取过部分货款，实际交易人是原告等情况，且自对账后的案涉欠款未曾收取过分文。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交易对象为被告潮牛公司，但从其提交的证据来看，虽然由第三人作出的对账表中记载的购货单位为潮牛公司，但并无该公司的签章或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欠缺该公司确认交易和债务存在的意思表示；又虽然于该对账表背面由被告王斌签章出具的欠款确认，但其内容所指向的对象是王斌先生，也由被告王斌以个人身份作为欠款人进行签署，未能反映其当时是以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进行债务确认的情形；则原告所出示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潮牛公司参与涉案交易和确认债务的事实存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主张与被告潮牛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本院不予采纳；则原告请求被告潮牛公司连带清偿本案货款债务，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现原告持有被告王斌以个人身份签名确认的欠款确认书，当中载明尚欠原告货款79万元，且第三人浍海布行也到庭明确案涉交易的实际供货人为原告，则原告有权主张案涉货款债权，本院予以认可；于此，对原告请求被告王斌对欠款确认书项下债务79万元予以清偿，在无其他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涉案货款的逾期利息问题。原告主张双方曾约定货款为对账后一个月付清，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所以原告请求逾期利息从欠款确认书签署之日后延一个月即2017年2月4日起计算，依据不足；结合案涉欠款确认书中也并未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据此，案涉货款逾期利息可从本案起诉之日（2019年4月2日）起计算为宜。至于原告请求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并未违反法律关于限制逾期利率计算的强制性规定，且被告王斌既于当年确认欠款事实，却一直未予切实履行付款义务，有违诚信，故对原告请求按上述利率标准计算逾期利息，本院予以照准。综上，被告王斌、潮牛公司及第三人浍海布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泳龙支付货款790000元及逾期利息（以未付货款金额为基数，从2019年4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标准计算至付清款日止）；二、驳回原告罗泳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0元（原告已预缴），由被告王斌负担11188元，原告罗泳龙负担1742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当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案判决的部分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此页无正文）审 判 员  吴文山人民陪审员  吴转君人民陪审员  陈颖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张海燕李志雯附本判决相关主要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