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12232号原告：李降元，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郎魁元，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平安大厦13、14层。法定代表人：徐敏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乐，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降元与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北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降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郎魁元，被告平安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降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856500元及利息（以2856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自1997年起在被告处投保平安人寿保险，董巍为被告的保险代理人，原告的保险服务人员。2016年10月至12月期间，董巍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向原告宣传被告的投资理财产品，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在董巍的经办下，董巍以被告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多份《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上加盖了被告的公章，原告陆续向被告出借290万元人民币，董巍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上亦加盖了被告的财务专用章。后董巍向公安机关自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京0101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借款合同上的公章、收据上的财务专用章为董巍个人伪造，判决董巍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罚金11000元，并责令其退赔原告2856500元。现该案已转入执行程序，董巍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原告认为，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任，才向董巍给付了借款，董巍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承担，同时，被告对其员工的管理亦存在失职之处，造成原告的巨大经济损失，对此，被告应当负有向原告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被告平安北分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本案的被告主体不适格，从三份借款合同中的表述细节可以看出平安北分公司形式上并非为借款人，借款合同应属原告与董巍之间的借贷关系。第二，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对于收款账户、交易地点、借款真实性、公司经营范围等多方面均未作任何审查。基于一般常识，保险业务和借贷业务存在明显差异，原告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可以分辨，其自身存在主观过错。第三，董巍的“借款”行为已经被判决属刑事犯罪，已不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表见代理要求该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而本案中董巍的犯罪行为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故本案中董巍的行为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第四，原告诉状中所主张的基本事实与《借款合同》条款自相矛盾，如果董巍系以保险产品销售人员的身份销售理财产品，原告不可能采取借款的方式签署和履行合同，而《借款合同》内容明显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行为，并无被告向其销售理财产品的任何信息。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基本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本院经审理查明：自1997年起，李降元开始在平安北分公司办理保险业务，董巍作为平安北分公司服务人员曾为李降元提供过保险业务服务。2016年10月9日，董巍谎称销售理财产品，冒用平安北分公司的名义，与李降元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人（甲方）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巍，公民身份证号码×××，出借人（乙方）为李降元，公民身份证号码×××，签订合同地点丰台区。出借金额为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本合同双方同意以现金方式作为乙方向甲方支付借款，甲方收到款项后，应为乙方出具本人签署的收条或收据。乙方的收款账户户名为李降元，账号×××，开户行北京银行，合同双方均同意借款款项、借款利息的支付和还款均通过以上账户进行，双方名下的其他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不作为借款款项、借款利息支付和还款凭证。本次借款的月利率为甲乙双方自行商定。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6年10月9日至2017年1月8日止（以实际支付为准）。董巍在合同落款甲方处签字捺印，并加盖其私刻的平安北分公司印章。李降元在合同落款乙方处签字。当日，董巍向李降元出具字条一张，字条载明收到现金30万元，期限3个月，利息5.5%、第二个月6%、第三个月6.5%。董巍在该字条上签字。2016年10月12日董巍向李降元出具收据一张，收据载明交款单位平安北分公司，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大写叁拾万元整，收款事由为今收到李降元现金叁拾万元整，特此证明。收据上有董巍签字，并盖有董巍私刻的平安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董巍以上述同样的理由及方式，与李降元签订三份借款合同。其中于2016年10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金额为人民币100000元（大写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6年10月20日至2016年11月19日止（以实际支付为准）；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3个月，自2016年10月28日至2017年1月27日止（以实际支付为准）；于2016年11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的出借金额为人民币1100000元（大写壹佰壹拾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2016年11月9日至2017年1月8日止（以实际支付为准）。该三份合同的借款人、出借人及其他内容均同前述借款合同一致，董巍均就三份借款合同分别向李降元出具收据，收据上有董巍签字，并盖有董巍私刻的平安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16年11月9日，董巍就该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向李降元出具字条一张，字条载明收到现金110万元，利息12%每月，说明此份合同金额为110万元，连同上一份10月29的合同100万元，两份共计210万元整，另有一份补充说明，业务员董巍愿用自家房产（其母亲的房产）作为担保，以确保客户李降元的财产安全。2016年12月15日，董巍向李降元出具欠条一张，欠条载明今有董巍向李降元借款肆拾万元整，进行资金周转，借款期限一个月。董巍在借款人处签字。后董巍将上述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董巍于2017年1月18日向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投案。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1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董巍犯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责令董巍退赔李降元人民币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五百元。上述事实，有原告李降元提交的借款合同、收据、欠条、保险合同书、对账单、资格证书、房屋抵押合同、（2017）京0106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被告平安北分公司提交的投保书、（2017）京0106刑初519号刑事判决书、从业守则（受险业务人员管理办法第12页）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董巍未就签订借款合同获得平安北分公司的授权，属于没有代理权的情况。李降元主张董巍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本院认为，构成表见代理的条件之一，要求相对人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李降元作为平安北分公司的客户，多次购买保险服务，应当注意到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存在性质上的差异，李降元与董巍签订借款合同，与被告公司经营范围及董巍保险业务员的身份不符；借款合同、字条中，在借款人处填写有董巍的身份证号，并有“甲方因本人、以自家房产作为担保”等内容，甚至在欠条中直接写明今有董巍向李降元借款肆拾万元整进行资金周转，且合同履行过程中，董巍收取大额现金，并出具借条、收据，以自有房产担保，其交易模式明显异于正常保险业务交易方式。综上，李降元未能就借款合同的签订、履行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对董巍具有代理权的信赖存在明显的主观过失，故董巍签署借款合同的行为不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由董巍私刻单位公章签订借款合同引发，李降元主**安北分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应举证证明平安北分公司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李降元提交的通话详单等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其要求平安北分公司返还钱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降元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826元，由原告李降元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