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3542号原告：王景欣，男，195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吕营家园A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男，1985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中亚宝丰国际物流游戏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吕营家园A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婧，女，198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百诚源科技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吕营家园A区。被告：北京首钢铁合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直河村。法定代表人：贾文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XX，女，1985年9月6日出生，汉族，北京首钢铁合金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原告王景欣(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首钢铁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超、徐婧，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XX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35098.4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自2018年12月11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事实和理由：原告在现工作单位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办理退休，在审核档案及保险关系时，发现在被告就职期间1992年10月至1995年4月养老保险缺失，经与被告联系，被告要求原告交纳包括被告应缴数额在内的全部金额，由于原告急于办理退休手续，因此由家人于2018年12月11日去朝阳社保协助办理补缴事项。原告到朝阳社保所补缴了包括被告应补缴的全部数额，之后原告请被告交付被告应缴社保数额，但被告不予支付。由于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此事项不予受理，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自述其于1992年10月至1995年4月均与首钢铁合金厂存在劳动关系应予以举证。第二、首钢总公司的前身是石景山钢铁厂，后更名为首都钢铁总公司。1996年，组建首钢集团。1998年，首钢总公司从冶金部直属划归为北京市国资委，成为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并把子公司改组为多元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2017年5月27日，首钢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在1998年以前，首钢总公司隶属于国家冶金部直管，为中央企业，按照国家当时的社会保险政策，中央企业的的养老保险既可以参加所在地区的社会统筹，也可以经国务院批准自行在内部组织统筹。首钢当时作为跨省市、跨行业、职工人数多达25万的特大型央企，拟积极组织在企业内部统筹养老保险，但未获国务院同意。1998年，首钢总公司从冶金部划归为北京市国资委，成为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后，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人社局颁发《关于首钢总公司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险发【1998】XXX号），规定：首钢“职工要按有关规定的标准补缴1992年至现在（1998年）的老保险个人缴费资金，并按全市统一规定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自1998年开始至2002年止，5年期间企业每年上缴基本养老保险费2000万元，此标准一定5年不变。2003年以后与全市统一的企业缴费政策并轨。”至此，首钢北京和迁安地区的职工（含退休）全面参加北京市养老统筹并补缴个人1992年10月至1997年12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首钢总公司于1998年5月颁发《首钢参加社会养老、失业保险实施细则》（首发【1998】XXX号），所有当时在职的和在首钢退休的职工均按此规定顺利参加了养老保险，办理了相关补缴手续。对于1992年10月至1997年12月期间离开首钢的这一特殊群体，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细则》第十五条第三款中做了明确规定：“按照北京市规定，1992年10月以来已经离开首钢的职工，其补缴额（个人承担部分）全部由本人承担，企业代为办理养老保险转移手续。”为此，首钢集团各单位按照直接送达、邮寄等方式通知所有在1992年10月至1998年12月期间离开首钢的人员，回原单位办理养老保险补缴手续，最后，首钢总公司于1999年1月3日在《北京日报》第二版刊登通知，要求：“1992年10月至1998年11月期间离开首钢（包括调出、终止解除合同、除名、开除）的职工，回原所在单位办理社会保险和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逾期不办，按有关规定处理。”第三、如原告确在此期间在首钢工作，首钢集团所有单位均未参加社会保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告应当知道其在首钢工作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费，即使当时不是很清楚，其调出首钢到新单位后，按照北京市人社局的规定，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每年都会向其所在单位（或者其本人）发送《年度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对账单》，申请人从该对账单完全可以知道其在首钢工作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事实。由此可见，原告至少在十年、二十年前就应当知道其在首钢工作期间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事实，可直到其办理退休时才要求企业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法院应不予支持。第四、2018年11月26日，原告通过本企业退休职工左XX询问没有社保记录，如何补办。我公司收到消息后联系首钢集团公司，首钢集团后明确答复现在若要补缴，被告本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可以协助办理补缴手续，但费用则需由原告自行承担。后被告将自费补缴声明发与原告，原告表示已经把声明填好，同意自费进行补缴。2018年12月11日，补缴手续全部办理完成，原告自行承担补缴金额共计35098.4元。第五、就本案而言，首先，我公司并未取得财产上的利益，3万多元的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资金全部上缴国家，且该费用用于支付该员工的退休工资。其次，原告并没有受到经济上的损失。因此，我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的情节。综上，原告在明确得知需要自行承担费用的前提下进行了补缴，视为其同意自行承担补缴费用，不能认定我公司在此事件中构成不当得利。被告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时及时配合原告进行手续的办理，使原告在12月份顺利办理退休手续，在各方面做到仁至义尽。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1978年9月29日进入被告处工作，1995年4月30日调出，调往单位航天部一院。1998年下半年，首钢系统开展参加社会保险。审理中,原告称其在2018年11月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1992年10月至1995年4月的养老保险缺失，为了能正常退休其于2018年12月11日补缴养老保险金35098.4元，原告主张该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认可原告补缴养老保险金一节，提交《北京市劳动局关于首钢总公司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批复》、《北京市劳动局关于首钢总公司参加北京市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首钢总公司关于颁发的通知》、1999年1月3日首钢总公司人事部在《北京日报》发出的通知，欲证明被告为职工建立了养老保险的账户，其中通知内容为：“首钢总公司人事部通知，凡1992年10月至1998年11月离开首钢（包括调出、终止解除合同、除名、开除等）的北京、矿山地区的北京户口职工，请于即日起至1999年4月30日止，返回原所在单位，办理社会保险（养老、失业等）和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逾期补办，按有关规定处理。敬请广大读者将本通知内容转告上述人员。”另，被告提交声明、原告与被告的微信记录、原告与左XX的微信记录，欲证明原告与被告联系补缴养老保险一事时被告已经明确告知原告因其未及时到单位办理，其中单位和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全部由个人承担。原告在微信中亦回复“我已经把声明材料填写好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左XX出庭作证称：“我跟原告是1978年9月进入被告处，原告后来是1995年调走，我们一直有联系，因为办理社保的事情原告跟我联系了，问我说找谁补缴社保，我跟他说给李XX打电话，后来就找了李XX，给他的答复是让他自己补缴，他也同意自己补缴。”另，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5月31日出具京朝劳人仲不字（2019）第XXX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王景欣申请被告的劳动争议仲裁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被告采取《北京日报》上刊登通知，要求在1992年至1998年11月离开首钢的职工，限期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被告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未按期办理属个人责任，用人单位对此无责任，原告应承担无法补缴社会保险的经济损失，被告并未获得不当利益，基于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补缴的养老保险金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景欣的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287元，由原告王景欣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 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穆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