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534号原告王春娥，女，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小红门派出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小红门路甲2号。负责人王宝松，所长。委托代理人陆再鹏，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何雪婷，女，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干部。第三人杨令军，男，1965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原告王春娥（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小红门派出所（以下称被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于2019年5月2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杨令军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副所长吴爱久、委托代理人何雪婷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杨令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不影响案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12月3日，被告对杨令军作出京公朝（红）不罚决字[2018]000001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18年9月17日16时，原告与杨令军在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最高人民法院河南驻京办接待处发生纠纷，经公安机关调查原告所控告的杨令军对其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以上事实有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原告诉称，一、2018年9月17日16时，原告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申诉状时被不明人员殴打，报110后，被告出警。当时原告要求看监控，被民警拒绝。次日，被告出具受案回执。被告受案后，直至2018年11月18日未作出处理结果。原告以其不作为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期间内，被告于2018年12月3日出具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且已严重超出法定期限，属于程序严重违法。二、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所控告的违法事实不成立为由，对被控告人不予行政处罚。该决定书以被控告人本人陈述、证人孙某、尚某的证言为依据。两证人身份不明，不排除与被控告人有利害关系，证明力弱。杨令军对原告的殴打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公安分局）应该依法对杨令军进行治安处罚，然而朝阳公安分局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且公章是被告，属违法行为。三、10月23日，原告去被告处要法医鉴定，再次请求派出所出示事发监控，派出所所出示的监控时间过短，且仅显示了原告被殴打前的画面，与事发具体时间不符。现场监控录像作为重要的证据，应当用以认定事实。但被告未将完整录像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缺乏关键证据。因此，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错误，依据的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撤销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处罚决定；2、判令被告不予处罚决定违法；3、判令对杨令军进行处罚。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被告辩称，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询问笔录（原告），证明原告报称被殴打。2、询问笔录（孙志刚），证明孙志刚否认王春娥被打。3、询问笔录（尚文豪），证明尚文豪否认王春娥被打。4、询问笔录（杨令军），证明杨令军否认殴打王春娥。5、北京市垂杨柳医院门诊疾病诊断证明书，6、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据5-6共同证明原告的受伤情况。7、监控录像视频及光盘制作说明，证明事发现场情况。8、工作记录8份，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调查取证情况。9、110接处警记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接处警。10、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案件公开工作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案件。11、呈请延长办案时间审批表，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延长办案期限。12、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杨令军。13、工作记录，14、执法记录仪视频及光盘制作说明，15、挂号信收据，13-15共同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4日向原告邮寄送达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三人杨令军未参加庭审，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参诉意见和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提交的证据符合关于提供证据的形式要求，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纳。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17日16时11分，原告拨打110报警，称其在红寺村最高人民法院东侧接访处被打，被告接布警后出警到现场了解情况。被告于2018年9月18日将原告报警事项作为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向原告出具受案回执。被告于2018年9月17日、18日对原告及孙志刚、尚文豪进行了调查询问，并调取了事发现场监控录像。其中，被告对原告的询问笔录记载，原告陈述，“我看到了第一次领我去驻京办的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穿着便服好像下班了，于是我就跟他走，他把我又带到了驻京办，结果驻京办关门了，他把我放在那就要骑车走，我就弯腰拉住他的车后轮，不让他走，他就下了车，用手拽着车前轮和我抢车，他使劲一抡车子，就把我带倒了，我跪在了地上，他又抡起车子砸我，砸了好几下，具体几下我记不住了，砸在我身上和头上，把我砸的躺在了地上，之后我就报警了”。被告对孙志刚的询问笔录记载，孙志刚陈述“有一名叫王春娥的女性，经常来最高法接访厅上访。2018年9月17日15时50分许，我从信访接待厅内出来的时候看到王春娥坐在了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京天明天酒店大院内河南信访接待处门口，旁边还有警察和999的医生”；“问：王春娥是否受伤？答：我只看到王春娥的胳膊肘处有指甲盖大小的擦伤。”被告对尚文豪的询问笔录记载，尚文豪陈述“这时候我看见王春娥跟着一名穿着便装的法院工作人员，法院工作人员推着摩拜单车，王春娥用手拉着对方的自行车不让对方走，双方僵持了一会，后来穿着便装的法院工作人员推车向前走，王春娥就用身体往前顶，结果王春娥的身体没顶着对方，自己摔在了地上，王春娥摔倒在地上之后就抱着对方的自行车不让人家走，双方一直在吵吵，没有任何动手行为，后来我看见便衣法院工作人员就把车锁上，步行离开了”；“问：双方是否动手打架？答：双方都没有动手打架”。2018年9月29日，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被鉴定人为原告，鉴定过程部分记载，头部未见明显新鲜外伤痕迹；左腕部尺背侧可见皮肤擦伤，大小0.7cm×0.5cm，右前臂上段伸侧可见皮肤擦伤两处，大小分别为0.8cm×0.6cm、1.8×1.3cm，左膝下可见皮肤擦伤，大小1.8cm×1.5cm，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即原告的损伤程度不构成轻微伤。被告提交的工作记录记载，被告民警自2018年10月10日起多次通过电话与杨令军联系，该人称因工作原因暂未归京，具体日期不确定，直至2018年11月29日杨令军才称已经回京，并于2018年12月3日到被告处配合调查工作。2018年10月27日，被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2018年12月3日，被告对杨令军的询问笔录记载，杨令军否认与原告有打架行为，否认打原告，陈述事情经过为“我就领着王春娥来到最高人民法院河南信访接待处，当时单位已经下班了，我告诉王春娥你明天再来吧，单位已经下班了，王春娥不同意，说今天你必须给我解决了，否则不会让你走的，你去哪里我就跟去哪里。我和王春娥沟通不了，她不听解释，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推着往前走，王春娥就在后面跟着，拉着我不让走，她在拉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地上了，王春娥倒在地上用手拉着我的车子不让走，后来我就把共享单车锁上了。我给我们领导打了一个电话，领导说你走先走吧，之后我就离开了”。2018年12月3日，被告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向杨令军直接送达，于同月4日向原告邮寄送达。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被告作为违法行为地公安派出所，具有对辖区内涉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予以受案、调查并作出不予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被告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并依法履行了受案、调查、鉴定等程序，被告结合对原告、孙志刚、尚文豪、杨令军的询问笔录中关于原告与杨令军发生纠纷事实经过的陈述、现场监控录像视频中关于原告摔倒情况的视频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关于原告受伤情况的记载，认定原告所指控的杨令军对其殴打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请求判令撤销被诉《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判令被告不予处罚决定违法、判令对杨令军进行处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春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春娥负担（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韩继先人民陪审员  卢莉芳人民陪审员  郭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刘会霞书 记 员  商雨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