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鲁0302行初48号原告焦方富，男，1964年7月8日出生，住博山区。被告淄博市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博山区峨眉山路20号。法定代表人孙传博，局长。出庭单位负责人孙艳玲，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志强，淄博市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考核奖惩科科长。第三人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博山区池上镇东池村。法定代表人任鸿星，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曲继超，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人民政府党委副书记。原告焦方富诉被告淄博市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一案，于2019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焦方富诉称，本案基本事实是原告焦方富未向被告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所谓的信访事项，也并未向博山信访局申请转办，其被告的行政行为主体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被告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无效；又因被告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没有通过法定送达程序送达到相对人，违反法定送达程序，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由于被告实施了以上行为，阻却并实际影响了淄博市委、市政府关于落实让博山区“给予安排”的批示意见，对焦方富的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其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始终处于持续和连续的负面影响状态，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原告依法具有诉的利益，而一并要求被告承担经济损失；对被告违法履行博发[1996]29号文件一并审查，作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定案依据。况且，该规范性文件的错误行为，博山区政府和被告于2014年给予相对人解聘干部的补偿行为，从而证明了被告自行纠正了错误。因存在事实上未告知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也即未给原告补偿的行政行为，而证明被告自认原告不属于博发[1996]29号文件的解聘范围，并承认原告一直是副科级干部的法律事实，从而使解聘干部的处理和补偿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从被告违法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内容而言，也即属于拒不执行上级命令。对“给予安排”的同一个事实，形成了被告不落实上级政府改变既往处理意见的事实；构成了改变上级领导批示意见的结果；造成了被告的行政行为持续违法的状态。通过被告一反、一正、又一反、再一补，对原告的实际权益产生持续的决定性影响，属于被告往复变换行政行为的连续状态。本案被告确实歪曲篡改了淄博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意见内容:其“现行政策不可能解决”的是转干问题，是因1995年实施公务员制度后，副科级转干政策取消，聘用干部留用的全部过渡为公务员；其被告认为的“逢进必考”是新招录问题，同恢复工作问题无关，本人也是1984年考上的乡镇行政编制干部，并被提拔为副科级；其被告认定进机关和事业编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因在这期间，博山区委、区政府前后又有鹿传凤等十几人恢复了工作，证明恢复机关事业编制，区政府就有权解决，从而充分证明市委、市政府的“给予安排”的批示意见是符合人事政策规定要求的。从以上的事实，完全说明了被告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属于篡改上级指令行为。被告另起锅造、作出第二个违法《信访处理意见》的负面影响，就是原告通过各种渠道主张权益败诉的根本原因，并且处于持续和连续状态。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违法、作出的处理结果无效。所以，淄博市委、市政府严格按照信访程序作出的“给予安排”的批示意见，是前一个程序的终结意见，程序合法，符合干部人事政策规定，于法有据，改变了既往的信访处理意见，是公开接访、公正决策。相反，博山区政府相关人员在同原告商量落实“给予安排”的问题时，曾多次诱骗本人再写个申请书，因市委、市政府已有定论，本人没有上当。后来从上级部门知道，其目的是推反市委、市政府的批示意见。但被告还是自编自导自演作出了《信访答复意见》，是用来应付上级部门的督查，造成了程序违法，以职权信访，于法无据。应当确认违法和宣布无效。综上所述，因为原告没有向被告申请信访事项的客观事实存在，被告举证不能。关于被告违法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尽管未向原告送达，对相对人也依法不能生效，但确阻却了淄博市委、市政府领导关于“给予安排”的批示意见的正确落实，造成了至今不能恢复工作的后果。被告2019年8月2日通过4110139的电话通知原告去拿不予受理通知书，理由是信访早有结论不再受理，说明阻却作用实现。原告于2019年5月22日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另一案的档案时发现了该《信访答复意见书》内容。关于查阅档案信息的时间结点，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都有记录。本案基本属性是持续违法侵权，原告事实上没有向被告申请信访，被告借信访处理事项的外衣，行使权力，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其实质行为不属于信访类案件，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所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行政行为违法；依法确认被告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无效；判令被告因违法阻却恢复焦方富的工作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赔偿；一并审查淄博市博山区博发[1996]29号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定案依据；判令本案被告承担诉讼费用。被告淄博市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1、针对原告提出的前两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告作出[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违法、无效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第4号批复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答辩人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是按照信访部门交办作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第4号批复所称的“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信访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即使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在受理范围内，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自被告作出[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至今已超过五年期限。对于原告提出的前两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2、针对原告提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因被告阻却恢复焦方富工作造成经济损失给于赔偿问题。淄博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作出的淄信查字（2008）第39号函亦是对焦方富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市领导接访时明确答复换届问题、转干和公务员待遇问题已有定论,按现行政策不可能解决;同时,事业单位施行“逢进必考”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已不可能将焦方富安排进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据此,博山区拟订了两个安置方案：一是拟安排焦方富到经济效益较好、工资待遇较高的企业工作；二是对其自营的化工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其企业发展。在答辩人作出[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之前，焦方富反映的安排工作问题已有明确答复意见。答辩人作出的[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与焦方富恢复工作问题无关，不存在答辩人违法阻却恢复焦方富工作，造成经济损失，给予赔偿问题。且该事项也属于最高人民法院（2005）行立他第4号批复所称的“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对于该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3、针对原告提出的第四项诉讼请求，要求审查规范性文件问题。《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本案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无权要求一并审查博发[1996]29号文件。且博发[1996]29号不在《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提到的规范性文件之列。对于该项请求事项，应当予以驳回。综上所述，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焦方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被告博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而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系被告依据《信访条例》有关规定对原告反映的发生于1996年的解聘、落选及要求安排工作等信访事项的调查处理回复意见，并不是原告针对解聘、选举等具体行为事项本身提出的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原告对被告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驳回起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焦方富的起诉。原告焦方富预交案件受理费50元，在本裁定生效后予以退回。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白佳海人民陪审员  赵树江人民陪审员  张 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孙苗苗书记员张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