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3民终15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夏成豪，男，1993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政，重庆市南川区鸣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亚杰，男，1990年8月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鲜维浪，重庆华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毅，男，1990年9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原审第三人：高顺，男，1991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上诉人夏成豪因与被上诉人张亚杰和原审第三人高顺、梁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9民初3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夏成豪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返还被上诉人投资款为902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合伙性质，约定被上诉人投资24万元，其事实上被上诉人分別向上诉人支付了投资款132500元。协议内容的约定是属于无效约定，合作协议的第二合作时间为2018年8月起到2019年4月4日，合作协议上并没有写明是什么时间止，合作协议的第四条来看，合同到期后，乙方向甲方归还出资成本60万元，上诉人认为该合作协议还未到期，因此，一是协议内容的约定不真实，二是归还投资款的时间未到期。双方未约定利息，因此不应该计算利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返还了共计42300元投资款而不是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8月7月至12月期间向被上诉人及笫三人梁毅支付了共计5万元，其事实上，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及笫三人梁毅共返还投资款为236050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及笫三人返还款5万元。被上诉人张亚杰辩称，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因为被上诉人不承担亏损，只享有收益；2、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的投资款是24万元，并非13万元，在夏成豪与梁毅的谈话中都自认收到24万元；3、协议不违背法律规定，合作时间是2018年8月至2019年4月，不存在上诉人说的没有截止时间；4、被上诉人没有收到上诉人任何偿还的本金，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梁毅述称，上诉人打给我的款是帮我周转一下，周转后短期我就还给上诉人了。原审第三人高顺未作陈述。张亚杰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的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出资成本240000元并以24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10日起付清该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亚杰、夏成豪、第三人梁毅和高顺于2019年1月10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张亚杰、梁毅、高顺；乙方：张亚杰。就甲乙双方共同经营汽车抵押和二手车买卖等项目达成协议：一、由甲方张亚杰出资24万元，梁毅出资24万元，高顺出资12万元，共计出资60万元给乙方统一资金管理；二、合作时间：2018年8月到2019年4月4日；三、利润分配甲方三人各占20％，乙方占40%；四、合同到期后，乙方向甲方归还出资成本60万元，合同到期后三个工作日未归还的，乙方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一审法院另查明，第三人梁毅与夏成豪于2019年5月5日的谈话录音中载明：“梁毅说：‘还有我们说合伙这个事,我问句不该问的,我跟老张各出资24万不是吗?’夏成豪说：‘啊。’梁毅说：‘高顺的12万到底有没有给你?’夏成豪说:‘给了的,恩。’梁毅说：‘其中就是你借了5万给高顺？’夏成豪说：‘恩，把我弄得很穷啊……’”一审法院还查明，原告张亚杰向被告夏成豪指定的陈斌（系夏成豪母亲）的账户转账共计132500元，原告张亚杰向第三人高顺转账153950元；案外人乔雪薇（系第三人梁毅之妻）向第三人高顺转账共计245000元，向被告夏成豪指定账户陈斌转账共计45000元；第三人高顺向被告夏成豪指定账户陈斌转账共计429000元。原告张亚杰、第三人高顺、梁毅共计向被告夏成豪交付了606500元。夏成豪于2018年7月至12月期间向原告张亚杰及第三人梁毅支付了共计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原告张亚杰、被告夏成豪、第三人梁毅、第三人高顺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性质是？二、原告张亚杰是否向被告夏成豪交付了《合作协议》中约定的24万元？三、夏成豪向原告张亚杰和第三人梁毅支付的5万元属于什么性质？关于争议焦点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之规定，个人合伙的基本特征是合伙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而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时间：2018年8月到2019年4月4日；利润分配甲方三人各占20％；合同到期后，乙方（被告夏成豪）向甲方（原告张亚杰、第三人梁毅、第三人高顺）归还出资成本60万元，合同到期后三个工作日未归还的，乙方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由此可见，原告张亚杰不承担该合伙事务的亏损，只享有固定收益，因此，本案不符合合伙关系的基本特征，而符合借贷关系的基本特征，不能认定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是合伙关系。故，应当将该协议认定为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张亚杰提交的第三人梁毅和被告夏成豪的谈话录音中载明：“梁毅说：‘还有我们说合伙这个事,我问句不该问的,我跟老张各出资24万不是吗?’夏成豪说：‘啊。’”该句中的“老张”即本案原告张亚杰。该事实应当认定为被告夏成豪自认已收到原告张亚杰的款项24万元。且，从银行转账记录来看，原告张亚杰、第三人梁毅、第三人高顺向被告交付的金额分别为132500元、45000元、429000元，共计606500元。因此，本案应当认定为原告张亚杰已按合同约定向被告足额支付了24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张亚杰、被告夏成豪、第三人梁毅和高顺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利润分配甲方三人各占20％，乙方占40%。”被告夏成豪于2018年7月至12月期间向原告张亚杰及第三人梁毅支付了共计5万元。该款被告无据证明系偿还的借款本金，因此，该款应当认定为期间的利润。综上所述，原告张亚杰、被告夏成豪、第三人梁毅和高顺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虽然合同约定被告夏成豪在合同到期后支付原告及第三人高顺、梁毅60万元，但因双方约定原告张亚杰的投资款为24万元，因此，现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24万元的主张，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被告夏成豪辩称双方系合伙关系，并未进行结算，应当承担各自承担亏损119033元的辩解理由，因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实为借款合同，因此，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合作期间为2018年8月到2019年4月4日，合同到期后，乙方（即被告夏成豪）向甲方（即原告张亚杰、第三人梁毅、第三人高顺）归还出资成本60万元，合同到期后三个工作日未归还的，乙方向甲方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因此，该款应当从2019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为宜。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一百零七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由被告夏成豪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张亚杰借款本金24万元，并从2019年4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付利息至付清该款之日止。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缴纳24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夏成豪负担。本院二审中，上诉人举示了新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举示了证据1、夏成豪中国农业银行打款流水，拟证明张亚杰转给夏成豪的款总共为122500元，自己还向张亚杰转账24000元；证据2、张亚杰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给张亚杰三笔共计18300元；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上诉人举示的只是部分转账记录，不是全部，一审时其举示的证据已证明共计转账24万元；微信转账的被上诉人转给上诉人的更多。第三人梁毅质证认为上诉人举示的不是全部转账。本院认证如下：对上诉人举示的转账和微信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可，但是由于其举示的只是一部分转账记录，因此，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被上诉人转账为122500元且其已向被上诉人偿还了部分款项的事实。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尽管当事人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且约定是合伙经营二手车业务，但协议中并未约定被上诉人参与经营共担风险等，而是约定被上诉人获取收益，但不承担风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并无不当。上诉人张亚杰上诉认为双方系合伙法律关系，归还投资款时间未到的理由，不能成立。从一审中被上诉人张亚杰举示的打款记录和梁毅的打款记录，能够证明张亚杰已向上诉人夏成豪打款24万元的事实，同时，上诉人夏成豪与梁毅的谈话录音也能证明夏成豪承认已收到了张亚杰24万元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亚杰已打款24万元给夏成豪是正确的。上诉人夏成豪认为张亚杰打款不是24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协议的约定在合作期满后（实为借款期）未归还，夏成豪应承担违责任，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从2019年4月10日起支付利息，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夏成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95元，由上诉人夏成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中林审判员  李 勇审判员  陈胜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邓明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