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30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惠，女，1976年4月24日出生，布依族，住贵州省长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玥、伍文婷（实习），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燕青，女，1979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劲松，男，1969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梓豪，福建厦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程惠因与被上诉人郑燕青、苏劲松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87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程惠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郑燕青与被上诉人苏劲松在签订《房产买卖居间协议》的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程惠利益的行为，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基本事实错误。讼争房屋被郑燕青出售，起因系郑燕青与案外人吴韶晖共同向程惠（许明璋为程惠代理人）出借款项，并签订《授权委托书》、《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等，郑燕青为实现与吴韶晖的共同债权而滥用其代理权出售讼争房屋。（一）、从合同主体上看，售房人郑燕青与购房人苏劲松及居间人杨秀杏的行为均不符合其合同主体的正常交易。首先，郑燕青表示其依据2016年9月9日许明璋（房屋居住人）代理程惠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不低于3.5万元/平米的售价出售讼争房屋；2017年10月12日，郑燕青与上诉人程惠的代理人许明璋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程惠、许明璋无法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则委托郑燕青将讼争房屋（思明区湖滨北路29号33J）以750万元出售给洪素华。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规定，《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变更《授权委托书》的委托内容。其次，郑燕青庭审中表示“从2017年3月25日出台的最严政策后，厦门房价持续走低，且近来有加速下降的趋势，为尽量减少损失并尽快偿还抵押权人的债务，只能忍痛将33J房产出售”，上诉人认为该最严政策（《关于进一步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管理的通知》）出台时间早于《借款合同补充协议》（2017年10月12日），若是出于政府对房价调控的顾虑，郑燕青大可在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之时提出。郑燕青在将讼争房屋于2018年6月22协助被告苏劲松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苏劲松名下后方短信告知房屋居住人许明璋，并要求其于2018年8月1日将房屋腾空，故郑燕青出售讼争房屋前并未事先告知其委托人许明璋。第三，讼争房屋被出售并过户至被上诉人苏劲松名下后（2018年6月22日），郑燕青与吴韶晖均采取措施逼迫许明璋腾房（短信、微信、堵住讼争房屋水管等）。第四，苏劲松亦未证明其具备购房能力。2017年7月，苏劲松名下已有一套商品房正在偿还贷款，苏劲松根据其2018年9月12《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对讼争房屋的评估价值为548.13万元，向银行抵押贷款额为548.13万元，与评估价值完全一致，即贷款额为100%，这有违市场二手房抵押贷款比例的常规做法（最高70%）。第五，居间人杨秀杏并未按《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的约定收到苏劲松向其支付的居间费用6万元，与常理不符。（二）、从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看，无论是阳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220万元，还是阴合同《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的550万元均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即便仅以被上诉人郑燕青、苏劲松根据阴合同《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的550万元看，讼争房屋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小区大致相当且无露台的房屋出售价格仍然不低于700万元，加之讼争房屋含有视野较为优越的大露台，差距近百万元的售价明显系不合理底价，损害程惠的利益。（三）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1、郑燕青作为许明璋的代理人，在其协助苏劲松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后，于2018年7月18日以短信通知许明璋腾房，第二日，即2018年7月19日，郑燕青与吴韶晖前往厦门市房管局签署同意注销其在讼争房产的抵押权；2018年9月，以苏劲松名义对讼争房屋办理房屋价值评估，估值548.13万元，同年10月，苏劲松以讼争房产银行抵押贷款，贷款额为评估价值的100%，这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尤其是苏劲松还有一套商品房正在偿还银行的贷款的情况下。2、苏劲松作为购房人，在购房前后从未实际查看房屋，在房屋产权人及实际住房人均从未谋面或电话联系的情况下，即与其亲友杨秀杏、郑燕青签订《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且苏劲松在房屋上的抵押权尚未注销时即已付清两期房款等，其整个购房行为中有诸多不符合常理及交易习惯之处，实难谓善意，其取得案涉房屋不能构成善意取得。3、苏劲松虽然依约支付了购房款150万元，但苏劲松仅提供银行支出明细，其支出150万元购房款前后，案涉购房款150万元的来源或其收入无法体现，且银行卡上余额差距极大，可以合理怀疑案涉购房款150万元的来源并非苏劲松本人。4、苏劲松主张交房的方式不符合常理。因现讼争房屋长期由许明璋占有居住，致使讼争房屋无法交付苏劲松，苏劲松若为善意的购房人，应当积极与许明璋联系并沟通腾房事宜，但苏劲松宁愿对许明璋提起返还原物之诉，其直接选择更为复杂的处理方式并不符合常理，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错误。 二、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对苏劲松案涉银行账户收支情况的调查申请，一审法院未对此予以批准，难以查清本案事实情况，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苏松劲主张其已经通过银行转账交付郑燕青购房款前后共计150万元，但苏劲松提交的支付凭证仅有支出明细，且支出明细与其银行卡上的余额相差巨大，并且苏劲松系普通员工，上诉人有理由怀疑其收入来源，故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申请，要求调查苏劲松的银行流水账单，但一审法院并未进行调查。对买房人苏劲松的收入及购房款项来源的调查是认定被上诉人郑燕青、苏劲松是否构成恶意串通的重要证据之一，对于证明恶意串通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上诉人的调查能力有限，故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未对苏劲松的收入及款项来源进行调查必然导致无法查清本案事实。 三、苏松劲将讼争房屋进行贷款的方式及贷款额度均不符合常理，苏劲松并未按一审法院要求到庭或提交书面材料说明讼争房产抵押贷款情况以及其工作收入情况，因此法庭无法查清本案基本事实。 郑燕青辩称，1.本人受许明璋的转委托，以高于授权单价（3.5万/平方的价格）将湖滨北路29号33J房产卖给苏劲松，没有损害程惠的利益，厦门房价在2017年头达到高峰，并滞涨到2017年底，之后房价开始快速下跌，直到2018年国庆后房价才开始小幅攀升。诉争房产是2018年6月出售，当时价格比较低，且当时市场都不看好房价，我担心价格再降。无奈只能忍痛出售诉争房产，将售房款按2017年10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偿还债务。2.由于苏劲松要求尽快腾房，且售房合同中有规定甲方应于2018年9月1日之前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为了取得新的产权证，必须解除抵押手续，不动产中心才会将新的产权证发给苏劲松。有了新的产权证，才能向许明璋明确房屋出售的事实，才能要求许明璋腾房,所以才解除抵押。3.按原来的承诺许明璋应该在2017年的1月份就应该腾房了。但他一直拖着，房子卖了，许明璋就应该腾房那我就可以马上收取苏劲松的购房余款。这就是我认为最快的解决办法。如果走法院拍卖的程序，起码还得拖个3-4年，所以我就根据公证委托卖房还债。4.许明璋同吴韶晖比较熟，我是通过吴韶晖介绍才认识许明璋的，许明璋多次表示要卖房解决债务问题，有同吴韶晖多次确认。但实在是很难找到购房人，刚好有人介绍苏劲松敢买，吴韶晖就说亏些本金赶快把房子卖了，不然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卖房也是逼不得已，当时许明璋也是口头同意的。 苏劲松答辩称，一、本案诉争房产实际以550万元成交，高于市场价格，不存在所谓“不合理低价”。而依据苏劲松委托厦门同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所作出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本案诉争房产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评估价值为：单价36547元/平方米，价值人民币伍佰肆拾捌万壹仟叁佰元整(RMB548.13万元)。故，本案诉争房产的成交价是高于评估机构所评估出的市场价值的，不存在所谓的以“不合理低价”交易。 二、被告苏劲松在购房前对房屋做过详细考察，原告诉称二被告存在“恶意串通”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首先，苏劲松本人原在中信广场开发商公司下的酒店工作，其工作地点就在中信广场，对中信广场楼盘内的情况十分清楚，且苏劲松本人也确实实地到诉争房产内了解内部结构了，原告称苏劲松未曾看房与事实不符。其次，因原告委托被告郑燕青卖房，故将本案的房产证放在郑燕青处，苏劲松在买房前亦确认了房产证、公证授权委托书等材料，并详细向郑燕青了解了诉争房产的产权情况、现状、以及购房后如何过户、交房等信息，在双方协商一致后，方才签订《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并支付首付款150万元。因此，本案苏劲松是经详细了解后，方才确认购房的，购房前与被告郑燕青素不相识，合同签订后，亦依约支付了首付款150万元，不存在所谓“恶意串通”，原告的主张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 三、被告郑燕青以550万元出售诉争房产，与原告授意相符。原告于2016年9月9日向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其中约定：“......我们郑重委托郑燕青小姐在2017年1月10日（如果房屋价格贬值，可以提前出售）可以以不低于人民币3.5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湖滨北路29号33I，33J的房子来偿还所有抵押权人的债务......”，而诉争房产以550万元卖出，单价为3.66715562万元，高于其约定的3.5万元，故应当认为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相符。 四、本案苏劲松完全具有购买房产的经济能力，上诉人的说法歪曲事实，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在本案一审时，苏劲松已经表明了其在酒店任职顾问、同时担任厦门市帝波华服装有限公司的股东从事服装行业，其经济能力完全可以承担其购买房产。 程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郑燕青与苏劲松签订关于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29号33J房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苏劲松协助原告将诉争房产过户登记至程惠名下；3、判令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29号33J室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原产权人为程惠。2015年3月19日，程惠签署《委托书》委托许明璋全权处分讼争房屋，许明璋有权转委托，厦门市公证处对上述委托行为进行了公证。2016年9月5日，许明璋将程惠上述委托事项及权限转委托给郑燕青，郑燕青无权转委托，厦门市公证处对上述转委托行为进行了公证。 程惠与郑燕青存在民间借贷关系。2016年9月9日，许明璋作为程惠（委托人）、许贤坤（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授权委托书》，载明：“如果我们（委托人）无法在2017年1月9日前归还郑燕青的贷款本息，我们郑重委托郑燕青小姐在2017年1月10日（如果房屋价格贬值，可以提前出售）可以以不低于人民币3.5万/平方米的价格出售厦门市湖滨北路29号33I、33J的房子用来偿还所有抵押权人的债务，剩余部分再还给许明璋。”该《授权委托书》的受托人为郑燕青。 2017年10月12日，程惠（甲方，借款人，代理人许明璋）与郑燕青（乙方，出借人）、吴韶晖（丙方，出借人）、许明璋（丁方，程惠的借款保证人，向吴韶晖借款的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一、确认债务情况如下：1.程惠、许明璋向郑燕青借款3979938元，月利息2%—3%，至2017年10月25日尚欠利息349495元，本息共4555453元。2.程惠、许明璋向吴韶晖借款2413375元，月利息2%—3%，至2017年10月25日尚欠利息349495元，本息共2762870元。二、鉴于程惠、许明璋于2016年的9月9日和郑燕青、吴韶晖签订的借款合同，合同明确如到2017年1月9日程惠、许明璋无法偿还郑燕青、吴韶晖借款本息，则委托乙方将房产出售归还抵押权人的债务。现程惠、许明璋同意将思明区湖滨北路29号33J售给洪素华，售价为750万元整，最迟于2017年10月31日程惠、许明璋应无条件配合完成房产过户手续。丙方承诺在三个月内（至2018年1月31日止）允许许明璋按原价回购，如果许明璋回购的话，则购房人买33J房产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许明璋承担，许明璋还同意给购房人20万元补偿。至2018年2月1日许明璋如无法回购，则应将33J房产腾空交给购房人，从2017年10月31日开始到许明璋将33J房产腾空交给购房人期间，许明璋应按750万元为基数月利息3％即每月22.5万付利息给丙方和乙方。如果许明璋在2017年10月31日前能偿还吴韶晖100万元利息，则交易时间可以推迟二个月。如果许明璋提前通知并将33J房产腾空交给购房人，则利息计算至交房日。三、洪素华的购房款750万元直接付给吴韶晖、郑燕青，则程惠的借款本息结清。由于许明璋想回购33J房产，并承诺在回购期内要付利息，由此产生的利息及其他费用由许明璋承担，视为许明璋向吴韶晖的借款，借款金额为实际发生的利息数额加上上面表述的程惠借款本息共计7318323元扣除程惠750万元售房款后的数额。四、如借方还清所有本息，乙方、丙方保证在国家政策许可的条件下配合丁方办理过户手续，并在代持期间购房人（代持人）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应办理买卖委托公证、租赁备案、网签等手续给丁方保证丁方的权益。如果由于乙方、丙方的责任造成无法过户，则乙方丙方要承担归还750万元购房款及3％利息和房价的20％（如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做为补偿。五、本补充协议经吴韶晖、郑燕青和许明璋签字认可后生效，成为借款合同的附件和借款合同同样有效，也可以视为许明璋向吴韶晖借款的新借条。” 2018年5月31日，程惠（出售方，甲方，代理人郑燕青）、苏劲松（购买方，乙方）、杨秀杏（居间方，丙方）签订编号1802221《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甲方以550万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售给乙方；付款方式为：签约当日支付50万元，2018年6月1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1日交房当日支付400万元；讼争房屋已经办理了产权证但处于抵押状态，甲方应于2018年9月1日前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并将落户在讼争房屋的所有户口全部迁出；甲、乙双方保证备齐资料于2018年6月4日在抵押中过户，并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交易登记手续和签订房管部门提供的《厦门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等等。上述合同系郑燕青代理程惠签订。本案审理中，苏劲松陈述其签订合同前已了解讼争房屋的详细情况。 2018年5月31日，苏劲松向郑燕青转账支付50万元。2018年6月1日，苏劲松向郑燕青转账支付100万元。2018年6月4日，郑燕青代理程惠与苏劲松前往土房局办理讼争房屋交易登记手续，签订用于备案登记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成交价为225万元。2018年6月22日，讼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苏劲松名下。2018年7月18日，郑燕青向许明璋发送短信通知讼争房屋已经以550万元的总价出售抵债，要求许明璋在2018年8月1日前腾空房屋。 2018年9月，厦门同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苏劲松委托对讼争房屋进行估价，估价目的为“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前者出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载明估价结果为：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评估单价36547/平方米，抵押价值548.13万元。 截至法庭辩论终结，讼争房屋由许明璋占有。由于讼争房屋无法交付，苏劲松向本院提起（2018）闽0203民初14988号物权保护之诉，诉请许明璋等返还讼争房屋。目前该案尚未审结。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代理人郑燕青与合同相对方苏劲松恶意串通损害本人程惠利益导致编号1802221《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无效的情形。 程惠主张，郑燕青与苏劲松系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应当无效。第一，苏劲松与居间人杨秀杏是朋友关系，而杨秀杏与郑燕青、吴韶晖是共同放贷的合作关系，苏劲松在购房前未实地查看讼争房屋，也从未与程惠或许明璋夫妇见面沟通过；第二，苏劲松购房款来源不明，全额购房及交房时支付400万元购房尾款的约定不符合常理；第三，郑燕青出卖讼争房屋的售价和履约过程均不利于其实现抵押权；第四，郑燕青作为代理人，出售讼争房屋侵害委托人程惠的利益，其出售的代理行为不具善意。 郑燕青辩称，出售讼争房屋的行为系出于减少损失、实现债权的目的，没有损害程惠等人的利益。第一，讼争房屋成交价550万元是适当的、合理的，且符合厦门房价持续走低的趋势；第二，苏劲松对讼争房屋所在小区非常熟悉，在购房前实地参观了33I的内部结构，并对讼争房屋的产权情况作了充分了解；第三，许明璋尚欠郑燕青、吴韶晖二人共八百多万元债务，郑燕青作为债权人没有低价出售讼争房屋的动机。 苏劲松辩称，其与郑燕青之间的房屋交易行为是真实、合法的，二人经朋友介绍认识，对讼争房屋进行充分了解后签订购房合同，已支付150万元购房款，并完成房屋过户登记手续，不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认定恶意串通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应根据查明事实并结合在案证据，从合同主体、合同约定、合同履行等方面对郑燕青代理程惠与苏劲松签订《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首先，从合同主体上看，《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系经杨秀杏居间介绍签订的，没有证据表明该份合同虚假，亦没有证据表明苏劲松与郑燕青在签订该合同前熟识，程惠主张苏劲松与郑燕青串通的依据不足。其次，从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来看，应以阴合同《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的550万元认定真实交易总价，而非以用于备案登记的阳合同《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225万元认定。苏劲松在签订合同前对讼争房屋涉及债务并由许明璋占有是清楚的，这些情况均属于对房屋价格不利的因素，故一般情况下合同会约定低于市场行情的交易价格。房屋过户后，苏劲松为抵押贷款委托评估机构对讼争房屋进行了评估，估价结果显示其时讼争房屋的市场价值为548.13万元，略低于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格。故，不宜认定550万元成交价为不合理低价，不宜认定该交易价格损害了程惠的利益。再者，从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讼争房屋过户之前苏劲松依约支付了购房款150万元，款项支付有相应银行转账记录为证。现因许明璋占有，致使讼争房屋无法交付苏劲松，苏劲松对许明璋提起返还原物之诉，亦在常理之中。综上，程惠关于郑燕青与苏劲松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属恶意串通的主张未达法定“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对程惠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程惠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2400元，由程惠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程惠认为一审遗漏查明：1、吴韶辉在讼争房产过户后，在7月27日与许明璋的微信记录中明确该房产可以回转，存在虚假出售。2、苏劲松购房能力、资金来源没有明确。3、苏劲松抵押贷款548.13万元的去向。4、苏劲松在取得房产之后从未通过任何形式向程惠、住房人许明璋提出交房请求，而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腾房。5、6万元的中介费用并未支付。 二审中，上诉人程惠向本院提交了案涉房屋居住人许明璋与苏劲松的父亲苏承焕的录音光盘及文字，证明被上诉人苏劲松无固定职业、收入，无购买案涉房屋的能力。 苏劲松质证认为，1.关于录音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案苏承焕并非案件当事人，仅有一段录音并不能证实是其本人的声音，若是上诉人要证实该事实，应当申请苏承焕出庭作证，才能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2.该录音的合法性亦不予认可。该录音是否经过苏承焕本人同意，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表明，结合实际情况，被上诉人可以推断该录音系未经苏承焕本人同意的。同时，该录音内容涉及大量苏承焕、苏劲松、苏青松的个人隐私，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据通过侵犯了苏劲松等人的合法权益的方式予以取得，依法应当予以排除。3.关联性部分，苏劲松与其父亲关系不好，有很深的矛盾，二人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即使该录音是苏劲松父亲所说，但苏劲松父亲对苏劲松本人的情况并不了解。在本案一审时，苏劲松已经表明了其在酒店任职顾问、同时担任厦门市帝波华服装有限公司的股东从事服装行业，其经济能力完全可以承担其购买房产。 郑燕青质证认为，不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不认识苏劲松父亲。 本院认为，本案讼争房屋原权利人登记为程惠。2015年3月19日，程惠签署《委托书》，委托许明璋办理和领取讼争房屋产权证书、他项权证书等；许明璋有权出售讼争房产，有权收取售房款（包括银行发放的贷款等）；许明璋有权转委托。2016年9月5日，许明璋将程惠的上述委托事项转委托给郑燕青，厦门市公证处对上述委托及转委托行为进行了公证。当事人对此亦无异议。 2018年5月31日，郑燕青以程惠代理人的身份（甲方）与苏劲松（乙方）签订了《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约定：甲方以550万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售给乙方；付款方式为：签约当日支付50万元，2018年6月1日支付100万元，2018年9月1日交房当日支付400万元；讼争房屋已经办理了产权证但处于抵押状态，甲方应于2018年9月1日前办理解除抵押登记手续、将讼争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并将落户在讼争房屋的所有户口全部迁出；甲、乙双方保证备齐资料于2018年6月4日在抵押中过户，并前往房管部门办理交易登记手续和签订房管部门提供的《厦门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等等。上述合同签订当日，苏劲松向郑燕青转账支付50万元，2018年6月1日，苏劲松向郑燕青转账支付100万元。2018年6月22日，讼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苏劲松名下。上述《房产买卖居间协议书》系郑燕青根据许明璋的转委托授权，以程惠代理人的身份签署的协议书，该协议书对程惠具有法律约束力。程惠上诉主张苏劲松与郑燕青恶意串通签订讼争协议书，但程惠在一、二审中均未能充分地举证证明该串通事实，且苏劲松亦开始实际履行上述协议，故程惠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程惠上诉主张郑燕青以明显低价出售讼争房产，损害其合法利益。程惠未有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且根据厦门同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讼争房产在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利下的评估单价36547/平方米，抵押价值548.13万元。程惠的该项上诉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程惠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应予驳回。程惠若认为本案在委托及转委托过程中其利益受到受托人的故意侵害，则可另案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4800元，由程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文珍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胡林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代书记员 韩沁娟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