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65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仕光，男，汉族，1978年4月17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晓黎、王涛，贵州崇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赵世友，男，汉族，1967年5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原审被告：贺延吉，女，1977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第三人：遵义市翼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电力花园C幢4层1号。法定代表人：孙卫，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黄仕光因与被上诉人赵世友及原审被告贺延吉、第三人遵义市翼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翼迅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2019）黔0303民初45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仕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三项，依法改判撤销2018年10月27日黄仕光出具给赵世友的39万元《欠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4月10日，赵世友伙同他人倒卖钢材，赵世友虽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该事实客观存在。赵世友在倒卖钢材被发现后，翼迅公司对其2017年4月10日前的运费未结付，金额不足20万元。2018年10月26日，赵世友主动请求承运钢材，在钢材装好车后，其未运送到指定工地，而是私自将该钢材扣下，以此为由要求上诉人写欠条，上诉人为了避免给翼迅公司造成损失，被迫写下39万元的欠条，但是实际运费金额仅仅是267746.83元。证人张某、杜某的证人证言虽然系传来证据，但是结合赵世友倒卖钢材的行为，足以认定《欠条》系上诉人受胁迫出具。本案诉争金额为39万元，举证责任应当由赵世友承担，而不是由上诉人承担。赵世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黄仕光、贺廷吉支付赵世友运输款390000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8年10月28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黄仕光、贺廷吉承担。黄仕光在一审的反诉请求为：撤销黄仕光2018年10月27日出具给赵世友的欠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翼迅公司系自然人独资企业，黄仕光系翼迅公司原投资人，于2019年5月29日变更投资人为孙卫。黄仕光于2018年10月27日向赵世友出具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赵世友现金人民币叁拾玖万元整（备注运费），欠款人黄仕光，并在签名处捺印。诉讼中，赵世友为证明其为黄仕光运输的事实，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7年7月18日翼迅公司与贵州宗义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由翼迅公司为贵州宗义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运钢材。该合同尾部翼迅公司加盖公章处有赵世友签名。2．加盖翼迅公司印章的“4-5月子帆汽车运费”清单，载有运费金额267746.83元；3．无印章和签名的运输费用结算清单（金额82648.73元）及运输费利润表（金额73985.16元）。黄仕光认为该组证据证明赵世友系为翼迅公司运输，且金额只有公司盖章认可的267746.83元。黄仕光为证明赵世友为翼迅公司运输的事实，提供了2017年2月16日翼迅公司与赵世友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约定赵世友为翼迅公司承运材料，合同期限2017年2月16日至2017年12月30日。赵世友认为该合同系2017年4月倒签的合同。黄仕光为证明其受胁迫出具欠条，提供以下证据：提供2017年4月12日黄仕光与赵世友、王某谈话录音，证明黄仕光要求赵世友来翼迅公司说明2017年4月10日其私自将承运翼迅公司的钢材出卖的事实及情况。证人张某、杜某出庭作证证言均所述：二人系黄仕光所聘请驾驶员，负责管理黄仕光车队运输货物到工地的车辆，2018年10月，工地人员打电话询问货物没运到，二人打开电话询问黄仕光，黄仕光告知二人说：货物被赵世友扣下来了，赵世友要求黄仕光打欠条，不写欠条就不送货到工地。听黄仕光说打了条子。赵世友不认可上述证据，认为该录音未经本人同意私自录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是工地上有人因为钢材的事情被抓了，我去工地了解情况时在办公室摆谈，并没有赵世友出卖钢材的内容。两名证人陈述内容系从黄仕光处听闻，不是对案件事实亲身经历，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不应当作为证据。黄仕光此前发生过货物丢失的情况，已到公安机关报案并由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如果按证人所述赵世友以扣押货物的方式胁迫，同样其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不会产生受胁迫心理而达到赵世友要求。一审法院认为，赵世友与翼迅公司的运输合同可以证明赵世友与翼迅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虽然赵世友反驳认为系倒签，但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即使其主张事实成立，也应为其追认与翼迅公司建立运输合同关系。赵世友提供的运输合同及翼迅签章的运费清单，更证明赵世友以翼迅公司名义行为，其以公司名义行为后应与公司之间产生相应法律关系，而非与黄仕光个人发生合同关系。黄仕光出具欠条时系翼迅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因赵世友与翼迅公司之间建立了运输合同关系，赵世友亦未举证证明其与黄仕光个人曾有运输合同关系并产生了运输业务，故该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黄仕光出具的欠条系代表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本应由法人承担。但诉讼中，黄仕光本人自愿承担该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翼迅公司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赵世友也仅向黄仕光主张权利，对黄仕光而言，应为公司免责的债务承担，故原审法院支持赵世友要求黄仕光支付运输款的请求。黄仕光及翼迅公司反驳认为双方的运输款应以运单计算，但黄仕光作为法定代表人时已出具欠条，且翼迅公司与赵世友均未举证推翻该欠条的金额，视为当时翼迅公司与赵世友已就运输费用结算，故黄仕光应支付赵世友运费39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黄仕光主张受胁迫而出具了欠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首先应证明赵世友实施了胁迫行为，但黄仕光提供的证人证言中关于赵世友的胁迫行为即扣留黄仕光货物均是听黄仕光所述，而非证人亲身经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七条“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二名证人并未亲眼目睹赵世友扣留货物，也未听见赵世友以扣留货物要胁黄仕光出具欠条，且黄仕光提供的录音中并无赵世友承认私自出卖承运货物的内容，故对其主张的胁迫事实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认定。且其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排除黄仕光出具欠条时是与赵世友进行结算后出具的可能，黄仕光要求以胁迫为由撤销所写欠条，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赵世友请求支付利息，因欠条中并未约定支付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故不予支付其该请求。赵世友要求贺延吉作为夫妻一方承担付款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因该债务本为翼迅公司债务，黄仕光系自愿承担转移债务，黄仕光的债务性质非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故贺延吉对此债务不承担责任。为此，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黄仕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赵世友运费39000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赵世友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黄仕光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58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反诉案件受理费30元（已依法减半收取），共计3610元由黄仕光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关于“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之规定，要构成本条所规定的可得撤销的受胁迫行为，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有胁迫行为；二是须有胁迫故意；三是胁迫须为非法；四是须被胁迫人因胁迫而陷于恐惧，并因恐惧而为意思表示；五是被胁迫人所作意思表示违背其真实意思。本案中，黄仕光并未提交证据有效证明赵世友对其实施了胁迫行为。黄仕光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亦应清楚在欠款人处签名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并且其也未有证据推翻欠条所记载的金额，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对黄仕光主张受胁迫为由撤销所写欠条及欠款金额并非39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220元，由黄仕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贺灿灿审判员  施正高审判员  娄 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杨颜竹书记员何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