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48166号原告：李伟力，女，1950年6月30日出生，美国国籍，无业，住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皇后区，B3。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秀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2号。法定代表人：夏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茂，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伟平，女，1953年3月27日出生，蒙古族，北京大发畜产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晓平，男，195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北京通信服务有限公司退休员工，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艳，北京中银（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东路甲8号。法定代表人：武鸿，副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薛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南56号。法定代表人：吴熙盛，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凌波，男，1976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干部，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孟丽娜，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伟力（英文名：LIWEILI，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北京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被告李伟平、被告傅晓平（以下分别简称姓名，与通信公司合称三被告）、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以下简称不动产中心）、第三人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秀华，通信公司委托代理人王茂，李伟平、傅晓平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艳，以及不动产中心委托代理人薛萌，房管局委托代理人凌波、孟丽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是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的退休职工。1983年，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将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头条12号1单元601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分配给原告居住。原告一直在此居住至1997年1月9日离京赴美。1999年8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房屋土地管理局与原告签订“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将上述房屋销售给原告，同年，原告取得房产证。原告赴美生活后将户口本、身份证、工资卡、房产证、退休证等相关证件都由其妹妹李伟平保管。之后，由于家庭琐事和父母房屋继承纠纷等等，原告和其妹妹李伟平关系闹僵，互不往来，无法沟通。2017年，原告回国时发现上述房屋由他人租住，便去朝阳区房产局补办了房产证。2018年1月，原告回国时不放心上述房屋，原告去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上述房屋信息，被工作人员告知上述房屋房产证已经被注销。上述房屋已经于2000年被退回朝阳区房产局。至此，原告才知道自己的上述房屋已经被他人侵权。原告从北京市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上述房屋资料显示：在“直营公房房改售房退购申请表”中，1、退购原因是：“因单位给本人调整住房（二居调三居），需将本套住房交回单位，另行分配”。退购申请人签字处是“李伟力”，签字时间为2000年2月10日。但在这个时间段原告并未回国，也没有在该文件上签字。可以断定，该文件上“李伟力”的签字是他人所为。2、退购人单位意见：“以上情况属实，请办理相关手续。”落款单位盖章是北京移动通信公司，经办人是范淑芳，时间是2000年3月13日。该项内容是虚假的，原告并不是北京移动通信公司的员工。原告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是中央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该申请表是北京移动通信公司恶意作假所为，直接导致原告的上述房屋被退回、产权证被注销，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经查，2000年7月25日，北京移动通信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通信服务公司。2017年12月21日，北京通信服务公司名称变更为通信公司，其投资人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通信公司作为行业垄断公司，公然在上述房屋登记文件上作假，导致原告丧失房屋所有权，造成了原告重大的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上述诉讼请求，请法院予以支持。通信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从事实来讲：1、根据不动产中心出具的资料来看，1998年5月14日购买直管公房申请书与退购申请书中原告签名系同一人所签，不存在我方侵犯原告权利的情形；2、即使原告的退购申请表不是原告本人或其授意所为，那么责任人也应该是退房申请书中签字的人，在该情形下，导致原告权利受损的核心及直接文件依据是2000年3月15日原告与房管局签署的退原购房保证书，而非原告主张的退房申请表。原告无权请求我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应该请求当时的经办人及土地管理局承担责任；3、经查询，并没有我方的公章记录，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该公章属于被告的有效公章，在本案中，很有可能是退购申请人私刻的公章；4、涉案房屋属于直管公房，不符合交回单位的情形，且该房屋没有经被告自管，二居调三居后，三居的信息目前不明确，若三居仍在原告名下，原告没有任何损失；5、原告自称赴美后，其个人身份证等材料均由其妹妹保管，根据在案证据，从涉案房屋取得，以及涉案房屋如果存在退购，那么也是原告授意其妹妹进行，如果原告从未出面，也只有其妹妹才能完成退购。本案系原告家庭内部矛盾，与我方无关；6、原告在2017年补办房本成功，原告的权利并未因原告主张的退购申请表受到侵害，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即使存在损害，损害与申请表之间的因果关系；7、从原告退购、换购、补办房本等一系列行为来看，除原告或其他申请人之外，均是房屋主管部门做出，即使原告权利遭受损害，也不应该由我方承担责任。本案案由系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但本案是否存在虚假登记，需进一步确认。从法律上答辩意见如下：1、本案案由并非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是关于不动产权属登记错误引发的案由，具体到本案中，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退购申请表，与不动产登记无关，更谈不上虚假登记。2、本案即使属于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通信公司也不是适格主体。最高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赔偿责任的主体只包括登记申请人和登记机关。3、原告实现赔偿诉请的前提是确认涉案房屋构成虚假登记，前面已经论述了虚假登记是针对不动产权的登记存在虚假引发的损害赔偿，但是本案中，原告针对的是退购申请表。4、原告请求赔偿损失100万元，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在诉状中提到，原告与其妹妹在父母房屋继承纠纷中发生纠纷，如果本案退购申请人是其妹妹所为，是否存在原告与其妹妹就涉案房屋以及其他房产达成过一致意见后作出的处理行为，我方不得而知，原告是否存在损失、损失的数额是多少均没有依据。另外补充退换购的情况，傅晓平和家人沟通这件事情，当时房管局的反馈说涉案两居室是私产，房管局要求先退回给房管局，再分给公司使用，正常是先退再换，换的过程中为了实现换的目的，房管局要求出具相关文件，具体格式和表述都是房管局确定的。我方针对上述情况与李伟平进行了核实。李伟平、傅晓平共同辩称，第一，原告的起诉状以及追加被告申请书中多处与事实不符，原告隐瞒真相、混淆事实。1、1997年原告离京赴美后，涉案房屋属于原告单位的直管公房，是租赁关系，并未办理房产证，当时不可能将房产证交给李伟平来保管，时间前后顺序颠倒。2、1997年原告离京赴美后，原告将户口本、身份证等是交给父母保管而非李伟平，在2016年朝阳法院继承纠纷案件中有原告当时的个人陈述的自认为证。事实上，李伟平并未保管原告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不存在利用保管证件便利与傅晓平及通信公司恶意串通虚假登记之事。3、李伟平从代为办理涉案房屋购房手续到代为办理退购转出手续，原告事先都是知情的，均有原告的书面授权，且涉案房屋从购房到退购转出的相关手续事宜，父母都己通过书信和电话告知原告，李伟平也电话告知过原告，对此原告均表示同意，并且给李伟平邮寄了多份授权书，且原告邮寄的授权书上并未写具体日期，原告在书信中明确表示同意李伟平按照需求填写日期。所需授权书均己提交给房管部门，还剩下几份给原告单位的授权书原件因为单位不需要所以至今还在李伟平处保留。根本不存在李伟平伪造原告签字的情况，是属于授权后根据房管部门的要求合法代签，而不是原告所说的伪造签名。原告是在故意混淆事实，请法院明察。4、另外，根据2019年9月9日庭审陈述，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后，在法官的询问下，原告已经当庭自认了父母电话告知过退房之事，她自认当时并没有表示不同意，且也认可给李伟平写了授权书。另外，原告也己自认2003年带老公孩子前往团结湖房屋处怀旧，自己在楼下哭泣，其老公孩子上楼到房屋内怀旧。根据庭审陈述明显可知，原告从始至终对退房之事都是知道的，为了谋取不当利益，故意隐瞒真相，在起诉状和追加被告申请书中混淆事实，使得法庭为了查明事实开了六次庭审，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第二，涉案房屋的相关手续并非虚假登记，涉案房屋的购房、退房、转租手续都是父母与原告商量的结果，父母经过原告的同意后，委托李伟平办理具体手续，李伟平只是跑腿的，李伟平及傅晓平并未与任何单位恶意串通。涉案房产最开始属于原告单位的直管公房，分给原告居住时是属于租赁关系，1997年原告去美国后，一直是父母在支付租金和维护。1998年房改，原告单位电话通知父母是否要购买涉案房屋，父母随即通过书信和电话的方式告知了原告，原告表示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购买该套房屋，但可以由父母支付，该套房屋以后由父母代持。取得原告同意和授权后，父母交待李伟平和李某来代为办理购房手续。2000年，李伟平爱人傅晓平单位移动公司有分房的福利，可以调整住房，二居可升三居，父母得知后同意将代持的团结湖的房产提供给傅晓平，并且告知了原告且取得了原告的同意。这也是为什么原告在父母在世之时不敢起诉的原因。第三，原告在知道（2000年）或应当知道（2003年、2005年、2008年）涉案房屋退购之日起的诉讼时效期限内从未对退房之事退出过异议，更未提起过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恳请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根据原告2019年9月9日开庭陈述，父母给原告打电话告知过退房转出之事，原告在2000年就已知道涉案房屋退购的情况，且在2003年7月份第一次回国之时还亲自带着老公孩子去过团结湖的房子那拍照怀旧，当时是新业主李永庆之子李昶东的媳妇张女士(联系电话：152XXXXXXXX)在家，如果不是原告及家人知道房屋权属发生了变更，为何在看见房屋内住了其他陌生人后不要求新业主腾房？因此可见，2003年就应当知道房产权属变更之事。特此申请法院传唤证人张女士出庭，以查明事实真相。2。原告在2003年回国、2005年父母病重回国、以及2008年回国三次在国内期间均住在父母家或两位妹妹家或是在招待所，从未想过要回团结湖的房子里居住，如果原告认为团结湖的房子还在，怎么可能这么多次都不要求去自己的房子居住，且原告家里的家具物品都已搬至父母或妹妹家中，不符合正常逻辑。三次回国期问，原告应当知道了房屋的权属变更情况，原告本次起诉早己诉讼时效期限。3．父母2005年去世以后，涉案房产由谁继续维护，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如何缴纳、金额多少，原告从未过问，说明其早就知道该房屋权属己发生变更。第四，原告没有任何损失，无需赔偿。通信公司对傅晓平调整住房是符合国家政策的，各方都严格按照房管部门要求填写相关资料，且傅晓平按市场价支付了购房款，通过了审批，并未提供虚假登记资料。如果办理过程中确有相关资料存在瑕疵，应该由审核机构房管部门承担过错责任，恳请法院依职权将房管局追加为本案被告。另外，父母经过原告同意后，上交给通信公司的二居室最开始的状态就是租赁房，原告1997年出国后，房租一直由父母支付，根据相关政策，如果不按时交租金逾期超过半年的，房管局就有权收回房屋，如果不是父母支付租金，该房屋早就被收回。且房改时购房款也是父母支付，退购时已将购房款全额退给父母，房屋恢复到租赁的状态，购房使用的原告的工龄也恢复到原状。况且傅晓平也按照市场价支付了三居室的购房款。事实上原告没有任何损失，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依据。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李伟平、傅晓平承担赔偿损失的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其他全部诉讼请求。不动产中心述称，我方不是适格的诉讼参与人，因为房子登记的责任机关是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我方是其下属单位，我方没有资格担任房屋登记诉讼的诉讼参与人，凡是房屋登记诉讼做被告的，都是规资委。我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第三人的资格。我方材料显示2003年3月10日直管公房退购申请表是原告提交给售房单位的，申请表中的理由在实际中存在的情况也比较多，还提交了1999年的房屋所有权证，同时提交了一份退原购房保证书。现在代理人也不是亲历人，房屋登记部门是以申请启动的程序，至于中间怎么换购的，我方并不清楚。只是申请人提交申请后，如果符合法定形式的，我们做出相应登记。退购人意见是退购双方的合意。房管局述称，涉案房屋为我局的直管公房，由我局第五房屋管理所进行管理。原告于1983年与我局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至1999年一直承租该涉案房屋。1999年8月，原告与我局签订了《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并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相关手续。2000年3月，原告提交直管公房房改售房申请表，将涉案房屋退回给我局，并签订了退原购房保证书，我局将购房款退还给原告。该涉案房屋退还后，我局将其承租给案外人李旭东，并于2017年6月与其签订了《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我局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故原告提出的诉求已超诉讼时效。另外，本案诉求是虚假登记损害赔偿，根据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有关事项的通告》及朝阳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机构整合区权属登记事务中心和区房屋管理局档案中心人员编制划转有关问题的通知》（朝编【2015】67号）的有关规定，我局不再承担本行政区域内不动产登记有关事务性工作的职责。综上，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于理有据，于法有依，请求一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1998年5月14日，原告向团结湖房管所提交《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书》，载明原告自愿以成本价购买所承租的涉案房屋。1998年5月14日，原告提交《购买直管公有住宅楼房申请书》，表示自愿购买涉案房屋。1999年8月1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原告名下。1999年8月25日，原告（买方、乙方）与房管局（卖方、甲方）签订《成本价出售直管公有住宅楼房协议书》，约定：房管局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原告，实际售价为35150元（使用原告本人29年工龄，丈夫不计工龄），公共维修基金1288.35元，合计应付金额36438.35元。2000年3月1日，房管局做出《房屋和租金变动通知单》，载明：涉案房屋原租户系原告，新租户系案外人李永庆。2000年3月6日，通信公司向房管局出具书面说明，载明：原告原住涉案房屋，现调换到宣武区红莲小区5号楼1407三居室一套80平方米。原房调换给我局职工李永庆。2000年3月10日，原告向房管局提交《直管公房房改售房退购申请表》载明：“因单位给本人调整住房（二居调三居），需将本套住房交回单位，另行分配。”其中“退购人单位意见”一栏填写：“以上情况属实，请办理相关手续。经办人：范淑芬”单位盖章系通信公司（当时单位名称为：北京移动通信公司）。同日，傅晓平（买方、乙方）与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卖方、甲方）签订《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宣武区马连道东街15号院8号楼14层1407号3居室一套，建筑面积126.22平方米按1485元/㎡成本价出售给乙方，乙方以现金支付。购房时乙方先交纳首付款人民币40000元整。……按照房改售房的有关规定，乙方交纳立契价人民币82004元整（含各项优惠），维修基金3282元整，印花税5元整，测绘费172元整，核减教师（援藏）优惠0元整。乙方合计交纳人民币85463元整。”2000年3月15日，原告（甲方）与房管局（乙方）签订《退原购房保证书》，载明：“甲方于1999年根据市政府房改政策购买朝阳区团结湖北头条12号楼1单元601号楼房一套，鉴于单位调房原因需退原购房。就此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如下：1、甲方自愿将上述房一套退还给乙方，乙方按原房价款一次性退还给甲方。2、退还金额包括原购房价款及维修基金（不计利息）共计36438.35元。”2000年3月21日，通信公司与房管局共同盖章出具《换房协议书》，载明：案外人李永庆因“单位调房新进住”换至涉案房屋，原告换至“宣武区红莲小区5楼1407号”。就上述购房、退房文件中原告的签字，原告均否认系本人所签。李伟平均认可系由其代原告签字办理相关事宜，并提交原告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载明：“民族语文翻译中心行政处负责人：您们好！感谢您们在我工作期间对我各方面的关怀与帮助。由于本人年龄已高，身体不好，住家离单位又很远，因此很多事情不能亲自前去处理，特此告知：若有什么需要我亲自处理的事情，均由我妹妹李伟平全权代理（处理）。”李伟平称，原告给李伟平邮寄了书面的委托书，李伟平有权全权代理原告处理任何事情。授权书上并未写具体日期，原告在书信中明确表示同意李伟平按照需求填写日期。原告不认可证据的真实性，称这三份授权书均无落款时间，该证据不具备完整性，就信件内容看，也不能证明李伟平的证明目的，没有证明力，原告对李伟平的授权仅限于购买涉案房屋事宜，没有授权李伟平处理该房屋。庭审中，李伟平、傅晓平申请原告和李伟平的妹妹李某出庭作证。李某称，当时1998年原告在美国，当时原告单位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可以买房了，就是说当时原告租赁的涉案房屋可以买了，我父亲就给原告写信，后来原告回信说她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就让我父母拿钱帮她买房，她随信寄来了委托书，原告去美国之前将所有证件交给了父母，我父母没有能力跑这些事，我父母就将证件交给了李伟平，后来我和李伟平就交替着办理买房这件事。当时房款是我陪我爸爸取了5万元，所有的购房款都是我父母出的，我和李伟平没有出钱。原告租房和买房的费用都是我父母出的，我和李伟平从1998年年初到1999年8月份就一直在办理买房这件事。2000年时我二姐夫傅晓平单位有福利分房，我父母实在没有精力管理这套二居室，就商量说把原告这套二居室拿出来换一套三居室，我爸爸就打电话跟原告说了这件事，原告同意了而且还写了委托书。如果原告不同意肯定办不了这件事情。2003年原告全家回国后居住在我父母的房子，2003年7月份她们全家回国后去涉案房屋那里怀旧，还拍了照片给大家看。2005年、2008年原告回国后也居住在李伟平家和我家，也住过招待所，这期间原告都知道涉案房屋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了。原告认可证人身份的真实性，称通过证人陈述可见，有关涉案房屋的退购事实证人并不清楚，而且授权书的情况证人也不清楚。本案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2014年8月份证人去美国时对原告大打出手，2016年继承纠纷时证人与原告有冲突，因此证人证言不能采信。授权书的事情是当年父母和李伟平说有一个好事，原告就说那你们就办吧，电话中也说不清楚，李伟平说你得写一个东西，然后我拿着这个东西去你单位办理。然后我就写了“我是李伟力，我不能前去单位办理，请妹妹李伟平办理”，上面根本没有写什么买房、卖房这些字样。通信公司称，证人身份关系是除了当年父母之外的唯一知情人，我方认为证人身份是符合规定的。通过证人证言及原告所述，我方认为证人证言是属实的。原告自己也说明了退购时其是与李伟平沟通过的，让李伟平去处理。2003年回到涉案房屋的情况也是知情的。不管涉案房屋是承租还是购买都应该提起诉讼。起诉状中写的2017年回国时发现自己的房屋由他人承租这与事实是不符的。这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与通信公司无关。房管局和不动产中心称，证人身份认可，但是办理买房手续在当时政策是房改房要单位代为办理，房产最终落到了原告名下，他人代办不影响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效力。退房和调房手续对于产权人来说是重大变更，如果原告是委托了李伟平代办的话，房管部门必须要求出具授权手续，本人不到场还要经过公证，而且授权的内容必须有对应房屋和相应的授权事项，证人说经过原告的明确授权是不真实的。就此本院进一步询问原告：1、傅小平当时要退一套二居室换一套三居室，你是否知情？原告称，“我知道，大概是九几年的时候跟我说的，李伟平和我父母都跟我说过这件事，但是他们都表达不清楚。”2、李某说这套房屋的租金和购房款都是父母出资的，是否属实？原告称，“购房是我父亲付款的，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使用了我的工龄。房租我付到1997年，出国之后这套房屋的租金就不是我付的。我回国之后我要还给父母6万元，但是父母死活不要。”3、李某称2003年你回国时回到过涉案房屋，是否属实？原告称，“我没去。我丈夫带着孩子去转了一圈。当时我丈夫也不知道这套房屋的权属情况，只知道这个房屋现在是别人住了。”4、你给李伟平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是一次出具的还是两次出具的？原告称，“我仅仅写过一张纸，上面就写过‘办理’二字。”庭后，原告本人向法庭提交书面说明称“2019年9月9日开庭时，因见到了我妹妹李某，一下子情绪失控，头脑一片混乱，毕竟是一奶同胞，非常激动，思维非常混乱，本人患有植物神经紊乱官能症，另外年龄也很大，一下受到刺激，说话语无伦次，在法庭上的陈述有些与事实不符。”原告委托代理人也提交书面补充代理意见称“关于在2019年9月9日庭审中，李伟力对涉案房屋退购事宜‘知悉并同意’的陈述问题。因李伟力见到其妹妹李某后情绪失控，李伟力的精神状态处于不正常状态，李伟力在法庭上的语无伦次的陈述，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案事实的认定应以其他相关的证据为准，本案的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李伟力对涉案房屋退购一事是2018年11月其调取涉案房屋房产档案后刚刚知晓。在该次庭审中，因李伟力妹妹李某作为证人出庭，李伟力在法庭上见到李某的瞬间情绪崩溃，痛哭不止，整个人情绪失控，语无伦次。加之李某在法庭上证言对李伟力的刺激，李伟力在法庭上的精神处于非正常状态，其在法庭上陈述与事实不符。李伟力患有植物神经紊乱官能症，本身年纪已近七旬，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在该次开庭第二天，李伟力就给法官写了信，说明其在开庭时因思维混乱的陈述与事实不符。该信函已经在2019年9月25日开庭前由李伟力亲自交给法官。实际上，因2019年9月9日开庭见到李某后，李伟力精神受刺激心脏犯病至今一直卧床休息。即使在2019年9月25日开庭时，李伟力虽到庭却因心脏问题不能参加庭审。在本次庭审过程中，李伟力一直在法庭门外的长凳上躺着，由其丈夫照看。请法庭根据李伟力的实际情况对李伟力在9月9日庭审中的陈述作出判断及裁决。纵观本案证据，可以确认李伟力是在2018年11月其调取涉案房屋房产档案后刚刚知晓涉案房屋被他人非法退购，自己的房屋所有权受到侵犯。”一并提交的还有《房产评估申请书》和《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另，李伟平、傅晓平提交2003年、2005年原告一家回国时的照片，其中包括原告和家人到涉案房屋所在地的照片，欲证明原告一家回国先后住在父母家和李伟平家，原告回国期间从未提出异议，原告应该知道涉案房屋权属已经发生变更，且已经接受并同意。原告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与本案无关。通信公司和房管局均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称原告已经自认在2003年回到涉案房屋且与新房主见面，在起诉状中提到是在2017年回到涉案房屋发现房屋被他人租住等事实相矛盾。据我方了解涉案房屋自2003年至今是李昶东居住，经过我方与李昶东沟通，确实原告在2003年回到涉案房屋，但是2017年没有见到原告回到涉案房屋。原告并没有对房屋的占有人提起异议说明原告是知道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的。原告是因为继承纠纷发生之后原告方针对2000年政策环境漏洞的背景下提起了本案的诉讼案件。本院认为，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虚假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簿上关于不动产的记载存在瑕疵。造成不动产登记瑕疵的原因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故意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致使不动产登记内容错误；二是因不动产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不动产登记内容错误；三是因不动产登记申请人和不动产登记机关人员的恶意串通，导致不动产登记内容错误。由于虚假登记产生的原因不同，故虚假登记损害责任纠纷也就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因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的恶意行为，给利害关系人和信赖登记公信力的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利害关系人和第三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承担损害责任。第二种是因不动产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误，而给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以及信赖登记公信力的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关应当向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第三人承担与其过错程度及其在损害发生中所起作用相应的损害责任；登记机关承担损害责任后，可以向造成错误登记的工作人员追偿。第三种是不动产登记申请人和不动产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恶意串通造成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或者第三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原告所诉三被告并非不动产登记机关，而是在办理退购涉案房屋过程中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相应材料登记申请人，故本院本案争议焦点为三被告所提供的材料及相关信息是否虚假，导致不动产登记错误。经本院审查认为，办理涉案房屋退购过程中，存在如下瑕疵：其一，关于原告签名问题，现李伟平认可办理退购过程中的原告签字均系受原告委托代其所签，原告也称不是其本人所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从证据情况看，李伟平在办理退购时并未明示自己的代理人身份，其所出示的原告授权书也并非开给房屋管理部门。其二，关于原告单位问题，通信公司未对原告是否为其单位员工，涉案房屋是否系原告从通信公司购得进行核实，即在载明“因单位给本人调整住房（二居调三居），需将本套住房交回单位，另行分配”的《直管公房房改售房退购申请表》上盖章确认，并称“以上情况属实，请办理相关手续”。其三，房管局在办理退购和换房手续时对于上述两方面问题也未进行核查，以致在本案调取的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资料中没有任何当时并非原告本人签字的材料，也没有显示作为“员工”的原告与作为“单位”的通信公司存在任何联系的材料。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现原告在庭审中已经认可其对于涉案房屋被退购，以及李伟平、傅晓平欲以此换得通信公司分配购买的三居室一套系明知，故应认定涉案房屋退购、换房等手续办理过程虽存在一定瑕疵，但三被告就此并未隐瞒或欺骗原告，原告对此已知晓，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因此实际遭受损失，故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所称其“情绪失控、思维混乱”等，本院认为，从本案立案至法庭调查结束，原被告和第三人均无任何一方对于原告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诉讼行为能力提出质疑，在此情况下，本院对于原告所称理由不予采信，原告拒绝法院将其当庭自认事实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申请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以及申请追加第三人，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提出申请的时间要求，本院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伟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原告李伟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李伟力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北京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公司）、被告李伟平、被告傅晓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阳审判员 宋培海审判员 文怡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