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03民初8686号原告：霍利娟，女，1986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密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来军，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少华，广东君直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吴淑敏，女，197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军，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妮，广东广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志雄，男，197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原告霍利娟诉被告吴淑敏、第三人刘志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霍利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来军、钟少华，被告吴淑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志雄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霍利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吴淑敏对广州仲裁委员会（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仲裁裁决第一项、第二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两项合计3055360元）；2.判令本案受理费由被告吴淑敏承担。事实和理由：吴淑敏与刘志雄系夫妻关系，刘志雄于2012年以个人名义两次向霍利娟借款。刘志雄与霍利娟双方签订的书面借款协议、收据、转账流水等证据对借款事实己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由于刘志雄下落不明，故广州仲裁委缺席审理并己作出了（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刘志雄应还本付息，该裁决书现己依法生效。霍利娟认为吴淑敏应共同偿还刘志雄所欠款项，具体借款事实如下：第一笔借款：2012年6月30日，霍利娟与刘志雄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后，霍利娟两次通过转账的方式出借2500000元，而其中一笔1400000元的转账约定利率3%扣减了首月利息42000元，后刘志雄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借款。第二笔借款：2012年7月7日，霍利娟与刘志雄签订《借款协议》后，霍利娟两次通过转账的方式出借1000000元，也按约定利率3%扣减了首月利息为30000元，后刘志雄出具收条确认收到上述借款。刘志雄向霍利娟借款3500000元，霍利娟向刘志雄实际出借3428000元。截至2015年7月，刘志雄已向霍利娟偿还借款700000元。2015年7月16日，经霍利娟与刘志雄对账确认后，刘志雄与霍利娟重新签订《借款合同》，明确刘志雄仍欠付2800000元，双方就该笔款项的还款期限、借款利息、逾期还款责任等重新做出约定。该笔借款到期后，经霍利娟追讨，刘志雄仍分文未付。经广州仲裁委员会认定，刘志雄尚欠借款本金272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述债务发生于吴淑敏与刘志雄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刘志雄所负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吴淑敏为刘志雄的配偶，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为维护霍利娟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被告吴淑敏辩称，吴淑敏不同意霍利娟的诉请，请求驳回霍利娟告的全部诉请。一、吴淑敏对霍利娟主张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吴淑敏不清楚，即便存在该债务，也是刘志雄所负的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二、吴淑敏认为霍利娟2019年9月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便按照霍利娟提交的借款合同，其借款期限至2016年1月15日止，霍利娟最迟也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提起诉讼。三、吴淑敏对霍利娟提交的证据均不能够确认，而且对其中一些证据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庭后，被告吴淑敏提交书面答辩状称，请求驳回霍利娟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刘志雄所负债务为其个人债务，并非吴淑敏与刘志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1.吴淑敏对霍利娟是否借款给刘志雄的事项从不知晓，霍利娟及刘志雄均未告知过吴淑敏，直到吴淑敏收到本案法院诉讼材料才知晓此事。2.从霍利娟提交的材料来看，他们之间的借款行为是发生在2012年6月、7月，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且两份《借款协议》上均由丙方案外人刘某、丁方案外人广州市白云区金某汇韩日台商俱乐部大酒店（以下简称金某汇大酒店）提供担保，吴淑敏不知晓此事也从未在任何协议上签字，吴淑敏也未收到刘志雄和霍利娟支付的任何款项。3.借款300多万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均为数额巨大的款项，明显超过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4.吴淑敏与刘志雄于2003年1月28日结婚，2010年开始夫妻感情不和，2012年10月11日离婚，2014年1月23日与他人再婚。吴淑敏作为广州市荔湾区本地居民，婚前婚后均有上班打工的收入、有父母亲家庭房屋出租的收入和村里每年分红的收入，并不依靠刘志雄生活。5.霍利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志雄的借款用于吴淑敏与刘志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该举证责任应由霍利娟承担，否则，霍利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6.吴淑敏经庭后联系刘志雄，并经查询刘志雄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刘志雄将借到的款项都转付给他人，没有支付一分钱给吴淑敏。7.针对霍利娟庭上声称的刘志雄经营金某汇大酒店问题，吴淑敏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刘志雄与金某汇大酒店无关，金某汇大酒店的股东为刘某和案外人冼某两人，并非是由刘志雄所有和经营。二、霍利娟在2019年9月向吴淑敏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霍利娟提交的2015年7月16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六个月，至2016年1月15日止。吴淑敏不能确认该合同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实际履行，但即便该份合同是真实的且实际履行，其最迟也应在2019年1月15日前提起诉讼，更何况其在2017年10月25日已经对刘志雄提起了仲裁，但是霍利娟当时及仲裁裁决出来后并未对吴淑敏提出主张。三、吴淑敏对霍利娟提交的证据还存在如下疑问：1.2012年6月30日的《借款协议》和2012年7月7日的《借款协议》是否存在重合的地方，因为前一份协议约定2012年7月7日再支付1300000元；2.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写有借款2800000元，但是没有任何支付凭证，金额如此大的款项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他们之间的交易习惯；3.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不应该是对2012年6月30日《借款协议》和2012年7月7日《借款协议》的重新确认，没有任何信息显示前后是有关联的。而且该两份《借款协议》上有刘某、金某汇大酒店签名盖章做担保人，而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中只有刘志雄一人签名，足见签名的《借款协议》与后面的《借款合同》涉及的款项没有任何关联。综上所述，请求驳回霍利娟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刘志雄提交书面意见述称，一、广州仲裁委员会在（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是刘志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刘志雄在本案中才知晓此事，对该裁决认定的事实和裁决结果均不服，刘志雄正在收集证据拟通过申诉途径撤销该裁决。理由是刘志雄已经将2012年的借款还清给霍利娟，其中一部分是转账，剩余部分是抵扣案外人张某、霍利娟（张某与霍利娟是合伙关系）承包金某汇大酒店应支付给金某汇大酒店的每月100000元承包费。二、霍利娟提交的2012年的两份《借款协议》中涉及的款项已经还清，与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中涉及的款项没有任何关系。这从前两份《借款协议》上有刘某、金某汇大酒店签名盖章做担保人，而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中只有刘志雄一个人的签名可以看出。2015年7月16日的《借款合同》中涉及的款项是刘志雄在2014年、2015年间与张某、霍利娟赌博输给霍利娟、张某的赌债，根本不是借款，所以没有任何转账凭证。三、刘志雄几天前才收到该案材料，没有来得及收集整理证据材料，只能在庭后补充提交银行的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证明已经还清款项。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根据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4月6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就霍利娟与刘志雄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裁决。该裁决书记载：根据《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第十七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该会向刘志雄寄送了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材料，根据仲裁规则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该会于2017年11月28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公告[公告号为（2017）穗仲公字第589号]告知刘志雄立案时间、开庭时间、裁决时间，刘志雄未向该会提交书面答辩；仲裁庭于2018年3月15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刘志雄经该会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案进行缺席审理。仲裁庭在该裁决中查明：2012年5月23日，霍利娟通过工商银行向刘志雄转账100000元；2012年6月30日，霍利娟与刘志雄及刘某、金某汇大酒店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霍利娟向刘志雄提供2950000元借款，其中2012年6月30日交付1650000元，并于2012年7月7日再交付1300000元，刘志雄在收到前述款项后应出具相应收据，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期限自刘志雄收到借款款项当天开始计算，若刘志雄逾期还款，按每日千分之三向霍利娟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2012年6月30日，霍利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向刘志雄转账1358000元，同日，刘志雄出具《收据》（编号：0715181），确认收到1400000元；2012年7月3日，霍利娟向刘志雄转账167000元，同日，刘志雄向霍利娟出具《收据》（编号：0715156），确认收到霍利娟转入的1100000元；2012年7月7日，霍利娟与刘志雄、刘某、金某汇大酒店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刘志雄向霍利娟出借款项1000000元，其中2012年7月7日交付1000000元，刘志雄在收到前述款项后应出具相应收据，借款期限为6个月，借款期限自刘志雄收到借款款项当天开始计算，若刘志雄逾期还款，按每日千分之三向霍利娟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同日，霍利娟分两次向刘志雄转账800000元和170000元，刘志雄于当天向霍利娟出具《收据》（编号：0715153），确认收到霍利娟转账的1000000元借款；2015年7月16日，霍利娟（出借人）与刘志雄（借款人）重新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刘志雄向霍利娟借款2800000元，期限6个月，月使用费率3%，若刘志雄逾期不能还款，逾期期间的使用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使用费，直至本金及使用费还清之日止，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同日，刘志雄出具《收据》（编号：2449782），确认收到霍利娟支付的2800000元借款。霍利娟于2018年3月22日提交《说明》，声明：（1）2012年6月30日，双方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2950000元，霍利娟实际出借金额为2500000元，刘志雄出具收据予以确认；双方之间的账目，除了银行转账流水之外，还有部分为现金出借；第一笔为2012年6月30日转账1358000元，此为借款1400000元中扣除了首月利息后的金额（月利率3%）；第二笔为2012年5月25日转账100000元；第三笔为2012年7月3日转账167000元；（2）关于1000000元借款，霍利娟提供了两笔银行流水证明，第一笔为170000元，第二笔为800000元，两笔共计970000元，此为借款1000000元扣除首月利息后的金额（月利率3%）。（3）至2015年7月份，霍利娟确认刘志雄已经还款700000元，尚欠借款2800000元；为了明确双方之间的借贷数额，双方于2015年7月16日进行对账后重新签订《借款合同》。自双方于2015年7月16日签订《借款合同》至庭审之日，刘志雄未再向霍利娟归还任何借款本金或支付利息。根据仲裁庭在该案中查明的上述事实，仲裁庭的意见为：（一）关于合同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霍利娟已经向刘志雄提供借款，《借款合同》已生效。霍利娟与刘志雄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约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二）关于霍利娟要求刘志雄归还借款本金2800000元的仲裁请求。双方分别于2012年6月30日和2012年7月7日签订《借款协议》，约定霍利娟向刘志雄提供借款；霍利娟通过银行转账及现金支付的方式向刘志雄出借款项共计3500000元。其中，刘志雄还款700000元，仍欠借款本金2800000元，霍利娟为此提交了《借款合同》、转账记录、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刘志雄经该会依法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也未提出抗辩意见，且未进行举证、质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霍利娟庭后提交书面说明，称分别在1400000元借款和1000000元借款中预先扣除了首月利息，仲裁庭予以采信……仲裁庭认为刘志雄的欠付本金应以实际出借金额为准，即霍利娟尚欠借款本金2728000元（2800000元-42000元-30000元）。综上，借款期限已届满，刘志雄未按约定清偿借款本金，构成违约……因此，刘志雄应向霍利娟归还借款本金2728000元。（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案中，仲裁庭裁决如下：（一）刘志雄向霍利娟偿还借款本金2728000元；（二）刘志雄向霍利娟支付借款期限内利息327360元；（三）刘志雄向霍利娟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以借款本金2728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以年利率24%为上限）计算，自2016年1月17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本案仲裁费44550元，由刘志雄承担（该费用已由霍利娟预缴，该会不作退还，由刘志雄迳付霍利娟）。上述裁决刘志雄应付霍利娟的款项，自该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霍利娟；逾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处理。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另查明：吴淑敏、刘志雄于2003年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10月11日登记离婚。吴淑敏的父亲案外人吴某于2006年9月14日死亡。吴某是河沙乡××××号宅基地和河沙乡××××村宅基地的使用人。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河沙第二股份合作经济社于2019年10月24日出具《收入证明》，载明：兹有河沙社员吴淑敏，属该二社社员，2012-2018年度该社员在该社分红、分配收入合共350000元。吴淑敏认为其与吴某的关系证明、宅基地使用证和《收入证明》等，可以证明吴淑敏为广州市荔湾区本地居民，其去世的父亲名下有两大栋房产，其只有兄妹二人，房产出租收入吴淑敏有份，完全不需要依靠刘志雄生活，有自己的独立的生活来源。刘志雄未到庭质证，亦未发表质证意见。霍利娟则认为，并不是因为吴淑敏父亲有住房则吴淑敏与刘志雄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收入证明》证明吴淑敏年收入6万多元，不够家庭生活，因为该时期吴淑敏有房有车还要养小孩，且吴淑敏是村里人，故该证明有一定的偏向性，是否高出吴淑敏的收入霍利娟持怀疑态度。又查明：2012年5月23日，霍利娟向刘志雄转账100000元后，刘志雄该收款账户的余额为100996.28元。刘志雄于当天及次日从该收款账户通过ATM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李某、案外人孙某分别转账50000元，合计100000元。2012年6月30日，霍利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刘志雄支付1358000元，刘志雄收款账户的余额为1368261.43元。刘志雄于次日通过该收款转账向孙某转账48000元；于2012年7月2日向案外人余某预约汇款两笔各500000元，向尾号为7521的账号预约汇款94000元，向案外人梁某跨行转账15000元，四笔转账各产生手续费12.5元，后该账户收到现金存款2000元；2012年7月3日，刘志雄的该收款账户收到余某的两笔转账各500000元，收到尾号为3545的账号汇款900000元，刘志雄又于当天向尾号为6919的账号转账12870元并产生手续费12.5元。2012年7月3日，霍利娟向刘志雄转账167000元，刘志雄该收款账户的余额为2269128.93元。刘志雄于当天向尾号为2437的账号转账47000元，向案外人黎某转账30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2.5元，向余某转账1000000元及产生手续费25元，向案外人董某转账300000元，向孙某转账50000元，向尾号为5409的账号转账7500元，向尾号为7304的账号转账20000元，向案外人范某转账42000元，向尾号为6272的账号转账1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2.5元。2012年7月7日，刘志雄收到霍利娟的两笔汇款合计970000元后，收款账户余额为1472591.43元。刘志雄于同日向霍利娟转账480000元和490000元，各产生手续费12.5元；2012年7月8日，刘志雄向霍利娟转账360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2.5元；2012年7月10日，刘志雄向尾号为7931的账号转账9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2.5元，向尾号为6962的账号转账50000元；2012年7月12日，刘志雄向孙某转账50000元，向范某转账5700元，向尾号为3492的账号转账1000元。2012年7月17日，刘志雄消费1980元。2012年7月18日，刘志雄向梁某转账4500元并产生手续费11.25元。2012年7月19日，刘志雄向尾号为3492的账号转账5500元，向尾号为6272的账号转账4000元并产生手续费10元。至此，刘志雄的该收款账号余额为827.68元。吴淑敏认为前述刘志雄的银行账户流水，可以证明刘志雄收到霍利娟的款项后全部转付他人，没有支付给吴淑敏。刘志雄没有出庭质证，亦没有发表质证意见。霍利娟则认为，该流水仅能证明刘志雄如何处理款项，但与涉案债务是否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无关，霍利娟认为涉案债务是刘志雄与吴淑敏夫妻关系存续时期内的家庭债务。再查明：金某汇大酒店是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是冼某和刘某，刘某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主要经营场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楼。庭审中，霍利娟主张涉案借款是刘志雄经营金某汇大酒店时缺乏资金遂向霍利娟借款，金某汇大酒店是家庭共同经营项目，刘志雄在借款凭证上签字就代表了吴淑敏，吴淑敏亦从未提出异议，且《借款合同》第二条担保方式中明确约定“1.刘志雄用名下所属物业，作为按期归还借款的担保物。2.刘志雄以其全部家庭财产（包括但不限于家庭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个人股权及投资项目）为本笔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并提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楼、××××三楼（广州金某汇韩、日、台商俱乐部大酒店）作为抵押”，因此，涉案借款是资金周转，并非刘志雄赌博款。霍利娟又主张，《借款协议》的签订地点在金某汇大酒店，可以看出刘志雄、刘某等均是该酒店的合伙人，向霍利娟借款亦是为了经营酒店，并认为（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已查明是因金某汇大酒店需要资金周转遂向霍利娟借款。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霍利娟、刘志雄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刘志雄、吴淑敏对该裁决书虽有异议或疑问，但均不足以否定该生效仲裁裁决的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在本案中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第一，霍利娟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二，（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第一、二项裁决所涉刘志雄的债务是否为刘志雄、吴淑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关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即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霍利娟以（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所确定的刘志雄第一、二项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求霍利娟承担责任，故霍利娟申请仲裁对吴淑敏亦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霍利娟于2019年10月8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债务是否刘志雄、吴淑敏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涉案借款金额巨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涉案债务是否为刘志雄、吴淑敏的夫妻共同债务，应视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来判断，且应由债权人即霍利娟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评析如下：第一，霍利娟作为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在签订债权凭证及出借款项时有条件要求债务人配偶一并签字，然而霍利娟并未要求吴淑敏在案涉借款凭证上签名确认，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基于此，本院难以认定吴淑敏与刘志雄存在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第二，根据（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查明的内容，霍利娟出借的涉案借款本金为3428000元，已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范围。虽然涉案《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资金周转，霍利娟主张涉案借款用于金某汇大酒店的经营，但即便金某汇大酒店在两份《借款协议》中作为担保人愿意对刘志雄的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又或《借款协议》的签订地点确是在金某汇大酒店，均不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用于金某汇大酒店。除单方陈述外，霍利娟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有关涉案借款用途的主张，（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亦并未查明涉案借款用于金某汇大酒店经营，故本院对霍利娟的该主张不予采信。退一步说，即便涉案借款确是用于金某汇大酒店，但亦不能排除刘志雄借到涉案款项后转借予金某汇大酒店的可能，故不足以证明刘志雄有参与金某汇大酒店经营，更没有证据证明金某汇大酒店由吴淑敏、刘志雄共同经营。刘志雄在《借款合同》中单方承诺以其全部家庭财产和金某汇大酒店作为抵押亦不能证明金某汇大酒店由吴淑敏、刘志雄共同经营，且刘志雄出具该《借款合同》时，其与吴淑敏已经离婚，故该全部家庭财产的表述应与吴淑敏无关。第三，吴淑敏提交了收入证明，足以证明涉案借款发生时吴淑敏有正常的收入来源，且刘志雄的银行流水亦反映其在收到霍利娟出借的涉案款项后即转予他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吴淑敏分享了刘志雄的举债收益。第四，霍利娟称自刘志雄借款至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吴淑敏从未提出异议。但霍利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吴淑敏对此知情，而且（2017）穗仲案字第14330号裁决书作出时吴淑敏、刘志雄已经离婚五年多，吴淑敏不知道该仲裁裁决并无不妥。吴淑敏没有提出异议，不能成为其确认涉案借款是其与刘志雄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综上，本院认为，霍利娟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借款用于吴淑敏、刘志雄的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吴淑敏有与刘志雄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故其主张涉案债务是刘志雄、吴淑敏夫妻共同债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霍利娟在本案中诉请吴淑敏对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第三人刘志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霍利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5621元，由原告霍利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邓咏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瑾瑜钟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