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行申23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荣祥，男，汉族，1937年7月15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戴兆璋，女，汉族，1944年3月21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以上二再审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芸（系刘荣祥、戴兆璋之女），女，汉族，1970年7月13日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昆明市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昆明市新闻路226号附1号。法定代表人李绍文，局长。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昆明市滇池路38号。法定代表人潘开平，局长。委托代理人王红，该局法规处干部、公职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杨茜，该局法规处干部。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再审申请人刘荣祥、戴兆璋因诉昆明市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山监管局）、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工商行政许可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云01行终6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在本院审查期间，市工商局向本院提交昆改发〔2019〕2号《昆明市深化党政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昆明市深化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该通知明确组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再保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的规定，本院依法将本案被申请人由市工商局变更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刘荣祥、戴兆璋申请再审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审判过程未遵照规定程序。一审裁定书以原告与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作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判断无法律依据。昆明中院在二审过程中未遵守法定程序，整个裁判过程没与上诉人进行过联系，没有询问过上诉人是否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告的利害关系产生于被告对申请户（第三人）的工商登记许可，经营场所登记和经营范围登记是不同的两个登记要素，不能混为一谈。其中的经营场所登记涉及到法定用途的变更（住宅改为商业），不遵照法定条件对相对人准予许可即造成对与之对应的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侵害。请求撤销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1行终68号行政裁定、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云0112行初97号行政裁定，判令注册号为530112600725510号、名称为昆明市西山区桃子干果店的工商登记违法，确认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违法。西山监管局未提交书面意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意见称：1.申请人非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或行政相关人，申请人并没提交相关证据材料以证实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使申请人受到侵害或者其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何种利害。第一被申请人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工商登记许可行为，并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复议前置的范围，我局的复议决定并不使申请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申请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国务院关于注册资本登本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以下简称7号文件）第“三.(三)”、《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10号，以下简称10号文件)，登记机关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关于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字[2007]236号，以下简称第236号文件）、《云南省工商局关于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利害关系业主范围界定问题的答复关于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工商企注字[2015]3号，以下简称第3号答复)已经明确“有关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由房屋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证明文件材料进行形式审查。住宅登改为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的，城镇房屋提交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出具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件，非城镇房屋提交所属集体单位的证明文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为市场主体办理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因此，现行法律并没有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界定利害关系人的职责和义务。事实上，登记机关也不可能判断和审查哪些人是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利害关系人。这与总局第236号文、省政府第10号文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昆明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17]76号文，以下简称第76号文)的精神、内容是相一致的。特别是昆明市政府的第76号文明确规定申请人对“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属于住宅的，已经由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实行承诺制，实际上就是为解决登记机关在登记过程中无法掌握相关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及签字真伪的问题。因此，登记机关在实施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对是否有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范畴进行实审和鉴定。3.申请人认为由于第一被申请人为第三人核发的第530112600725510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导致其所享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受到侵害，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所指的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以及该解释第三条所指的特殊部分。根据该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业主在对其有特定用部分的使用不应当认定为侵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因此，申请人所认为其所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并不存在于本案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其受到侵害与本案无关联性。4.申请人认为房东破坏了房屋的结构可能使房屋出现危险，这与被申请人的登记行为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也不是被申请人（登记机关）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不具有拆违拆临的职能)。如申请人认为自己的其他权益（如通行权、安宁权等）受到侵害应当得到赔偿，则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我局在复议案件的审理中本着查明事实的原则按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多次向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居委会等相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经查实，申请人所在单元其他住户签字同意房东出租作为商铺。本案中的第三人于2015年7月3日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手续，也就是本案中的第三人的主体资格已经不存在。申请人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主体对其产生的合法性提起诉讼没有任何法律意义。5.申请人曾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01行终20号行政裁定、（2017）云01行终38号行政裁定、（2017）云01行终24号行政裁定、（2017）云01行终18号行政裁定申请再审，贵院于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云行申98号行政裁定、（2019）云行申99号行政裁定、（2019）云行申100号行政裁定、（2019）云行申101号行政裁定，均驳回刘荣详、戴兆璋的再审申请。综上，本案不存在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和法定情形，请人民法院驳回刘荣详、戴兆璋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首先，关于申请人是否属于本案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问题，应依据行政诉讼法律法规进行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修正）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对特定经营者、场所、经营范围的工商行政许可行为，该工商行政许可行为并不直接涉及到申请人刘荣祥、戴兆璋的个人权益，刘荣祥、戴兆璋也未能举证证明该工商行政许可行为对其合法权益产生了何种影响，故原审裁定作出其二人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并无不当。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的规定，本案所涉工商行政许可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前置的范围，因此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不改变申请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基本事实认定，亦不因此行政复议决定就当然赋予申请人诉讼主体资格。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再审申请人刘荣祥、戴兆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刘荣祥、戴兆璋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赵学军审判员  易 文审判员  张 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詹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