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0民终127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民，男，住甘肃省正宁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荔新万，男，住甘肃省正宁县。上诉人刘汉民与被上诉人荔新万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法院（2019）甘1025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汉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荔新万返还上诉人承包地10亩并恢复原状；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自2014年4月2日到其交付土地之日的承包费，每年每亩按150元计算；4、判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30000元；5、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误。被上诉人荔新万持有的具有上诉人署名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将土地面积变更为8亩，并且将租赁费改变为每年每亩200元，该合同注明“今收到现金4800元”，而且具有上诉人的签名、同时具有中介人刘汉贤，董立发的签名。事实上，该合同不存在，上诉人从未收取过荔新万的4800元的租赁费，也未将租赁期限改变为10年。该合同的签名也不是上诉人的亲笔书写。因此，该合同属于荔新万伪造的合同。基于上述因素，上诉人才向正宁县人民法院第二次提起诉讼。然而，一审法院并没有查证上述事实。以至于作出了错误的判决。2、一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所持有的打印合同而认定为合同有效，缺乏依据。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书》本身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首先，2014年在永正镇的土地转包时，土地的租赁费每亩每年没有200元的价款，其次，依据该合同看，既然是合同租赁期限为10年，租赁费分两次交清，每五年交付一次，那么被上诉人首次交付的租赁费应当是8000元，而不是4800元。可见，被上诉人所提供的与上诉人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是虛假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上诉人明确指出该合同上的签名不是自己书写的，之前双方手写的合同明确约定为三年，因此该合同变更为10年是被上诉人单方伪造的产物，对于上诉人该的理由，被上诉人即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签名属于上诉人所签，也没有进行鉴定，故一审法院仅仅以被上诉人持有的具有上诉人名字的合同而认定为合同有效，缺乏证据支持。3、一审中上诉人已经向正宁县人民法院提交了调查申请，然而一审中，法院并没有调查，属于不作为。涉案合同的真伪，证人董立发和证人刘汉贤完全可以证实，上诉人作为一个老百姓，曾动员过该两名证人给上诉人书写一份证言或出庭作证，然而两名证人明确告诉上诉人，只要法院来调查或通知其出庭，他们可以配合，但是不给上诉人单独作证，董立发仅仅给上诉人书写了一份证明，该证明足以证实，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合同为伪造。为此，上诉人向正宁县人民法院书面提交过申请，要求对两名证人予以调查。可惜的是，一审将上诉人的申请没有理会并没有调查，以至于涉案合同的真相至今事实不清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ニ)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本案中，上诉人因证人不愿意主动出庭作证，被上诉人也不愿意给上诉人书写书面证据，因此，上诉人才向正宁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然而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查。4、四、双方的转包行为违法。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因此农民可以将自己的承包地进行转包或出租给外地人，但要履行法定的流转手续，一是双方要签订书面流转合同，二是还须向发包方备案。《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要是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人转包的，不管是由发包人转包，还是由承包人转包，都必需经过一定的民主表决程序，并需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必须依照《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程序签订转包合同后，报村委会备案。这样的转包才会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法律才会保护。因此，被上诉人所持有的具有上诉人签名的合同明显违法。上诉人出生于1937年12月6日，订立合同是2014年，当年78岁，现在已经83岁，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的合同转包期限为10年，显然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而是被上诉人的伪造。从情理上分析该合同也明显为被上诉人的伪造。依据上述事实和理由望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作出合理合法的判决。荔新万辩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答辩人也支付了租金。合同签订时有村组干部见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答辩人所诉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汉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汉民与荔新万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2.判令荔新万返还刘汉民承包地10亩并恢复原状；3.判令荔新万给付刘汉民自2014年4月2日到荔新万实际交付土地之日起每亩按150元计算的承包费；4.判令荔新万赔偿刘汉民的经济损失3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2日经刘堡子村委会主任董立发及该村五组组长刘汉贤介绍，刘汉民将位于刘堡村五组黄坳的承包地租赁给荔新万栽植松树，当日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甲方：刘汉民乙方:荔新万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租赁土地协议一、甲方有土地8亩，同意租赁给乙方，租赁期限为十年，每年租赁费每亩200元，乙方同意租赁。二、租赁用途：乙方在租赁甲方土地签字生效之日起，在租赁土地上可以栽植任何植物（包括树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若栽树木，在销售或移苗过程中，甲方允许每棵树带土球50公分×50公分，甲方不得干涉。三、租赁费交付方式：租赁费分两次交付，每五年交付一次。四、乙方在移植销售树苗中，甲方负责乙方运输车辆进入树苗基地道路畅通无阻，并允许乙方对道路进行拓宽修缮。五、因自然灾害引起水土流失后，乙方按照流失土地亩数停缴租赁费。六、以上条款自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必须认真遵守，如由一方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由违约方全部负责，并按租赁费总额的50%处以罚金。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甲方（签字）刘汉民乙方(签字)荔新万中介人（签字）刘汉贤董立发2014年4月2日”。合同签订当日，荔新万支付刘汉民土地3年租赁费4800元，刘汉民收取后在合同上做了注明，对黄坳的土地面积双方未实地丈量。后刘汉民要求荔新万将其老庄基门前的1亩土地亦予以租赁，荔新万同意，但未变更合同。之后荔新万与刘斌重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并撕毁了刘汉民所持有的和荔新万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新签订的合同书只将刘汉民和荔新万签订的合同中土地亩数变为9亩，合同其他内容和原合同内容一致，荔新万给付刘斌1亩土地3年租赁费600元，刘斌在合同上注明：收到现金5400元整，租金（2014-2016），收款人：刘斌，后荔新万在黄坳的土地和刘汉民老庄基门前的土地上栽植了松树。2018年3月荔新万通过刘汉贤给付刘汉民租金3600元，但刘汉民拒收。荔新万和刘斌签订合同后，荔新万多次上访未果，随于2018年11月12日以荔新万、刘斌为被告向正宁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刘斌与荔新万重新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2.要求荔新万返还刘汉民承包地10亩并恢复原状；3.要求荔新万、刘斌赔偿刘汉民经济损失20000元。”，正宁县人民法院以（2018）甘1025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书对刘汉民上述请求作出如下判决：“一、刘斌与荔新万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二、驳回刘汉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汉民不服该判决，向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1.撤销正宁县人民法院（2018）甘1025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书；2.判决上诉人刘汉民与被上诉人荔新万订立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并要求荔新万返还承包地10亩及恢复原状；3.要求荔新万给付上诉人自2014年4月1日到荔新万交付土地之日的土地承包费，每年每亩按照150元计算；4.要求二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20000元。”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4日立案后，经审理后作出（2019）甘10民终436号民事判决书，指出原告对其2、3、4项上诉请求可重新起诉，但维持了（2018）甘1025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转包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之间发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而原来的土地承包关系未发生变更；出租是指原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本案中刘汉民、荔新万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是刘汉民对其以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租，刘汉民要求确认该租赁合同无效，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当合同的内容有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才能导致合同无效，现刘汉民、荔新万签订的合同内容无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之一，同时已生效的（2018）甘1025民初1962号民事判决书也确认了刘汉民、荔新万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该合同合法有效。”因此刘汉民要求确认其和荔新万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刘汉民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刘汉民、荔新万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合法有效，刘汉民要求荔新万返还其承包地并恢复原状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刘汉民要求荔新万给付自2014年4月2日到荔新万交付土地之日起的土地承包费的请求，因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之日荔新万已给付刘汉民三年承包费，2018年3月荔新万将2017-2018年承包费已交给了刘汉民之弟刘汉贤，在刘汉贤给付刘汉民时被刘汉民拒收，对此刘汉民可向刘汉贤领取承包费3600元，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对于以后租赁期限内的承包费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故对刘汉民该请求不予支持；刘汉民要求荔新万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的请求，因刘汉民的该请求是基于合同无效和上访提出的，但一审法院未认定该合同无效，上访费用也不是法律应当支持的，同时刘汉民未提交证据支持其请求，因此对刘汉民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汉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刘汉民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汉民与荔新万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是否合法有效。上诉人刘汉民认为被上诉人荔新万提交的刘汉民与荔新万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系荔新万伪造，其未收取过被上诉人4800元承包费。而且上述合同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受法律保护。一审中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查申请，请求一审法院对两名证人进行调查，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属于不作为。经审查，1、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上述《土地租赁合同书》系伪造合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主张，并且在一审庭审质证时上诉人明确表示对该合同无异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理该合同上标注有收取4800元现金的字样并有刘汉民的签名，上诉人认为其没有收取4800元现金，但未提交证据推翻该签字。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承包给本经济组织之外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的情况，与本案承包人将土地出租给他人栽种的情况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备案程序，是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规定不能否定合同效力。3、上诉人主张其一审提交申请，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但经查阅一审卷宗及庭审笔录，没有发现相关申请。4、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汉民与荔新万于2014年4月2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书》为无效合同，故上诉人主张的返还土地及赔偿也没有依据。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2014年4月2日至2017年4月2日的承包费4800元已经支付，2017年4月2日至2019年4月2日的承包费3600元现在刘汉民之弟刘汉贤处，上诉人可以向刘汉贤领取。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判处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汉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光远审判员  贾九龙审判员  吴容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郭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