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6民初26957号原告：刘某，男，2004年9月15日出生。原告兼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刘勇，男，1977年4月14日出生。原告兼原告刘某的法定代理人：王春艳，女，1979年1月26日出生。原告：聂大凤，女，1951年5月10日出生。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星，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818号。负责人：樊冬青，北京市丰台区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勤，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提富，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与被告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羊坊村委会）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代星、原告刘勇、王春艳、聂大凤，被告羊坊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勤、王提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聂大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为原告办理144平方米的回购房安置手续，即被告为原告办理回购房选房手续；2、判令被告向刘某、刘勇、王春艳支付周转补助费196500元；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月21日，被告羊坊村委会与聂大凤签订《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安置协议》），由被告对原告所有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号房屋实施腾退安置。安置协议中甲乙双方认定刘勇、刘某、王春艳为应安置人口，享有优惠购楼指标每人48平方米以及周转补助费等权利，同时，被告已按照回购楼单价4300元每平米收取原告上述144平方米购房款。被告至今未向原告刘勇、刘某、王春艳办理回购房屋安置手续。原被告签订的《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腾退补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原告应当享有安置权利，现原告所有花乡羊坊村××号房屋己腾退交由被告拆除，事后被告却迟迟不履行安置义务，被告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此起诉至贵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维护公平正义，惩治不诚信的行为。被告羊坊村委会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双方虽然2014年签订了安置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原告家庭以聂大凤为代表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中，聂大凤在协议中明确了被安置人口8人，协议签订后，根据北京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宅基地腾退的相关规定，宅基地腾退必须进行审计的规定，被告羊坊村将整个拆迁安置过程中的资料提供给审计单位，由审计单位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羊坊村在拆迁安置过程中涉及13户16个人不符合安置条件，其中原告聂大凤户的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不符合安置条件，村民委员会依据审计报告指出在拆迁安置中的问题，专门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出具决议，决议明确指出针对审计报告中的问题进行纠正，纠正的做法就是对于不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收回安置指标，对符合安置条件的其他被安置人可以进行选房安排上楼，结合本案刘勇、刘某和王春艳在协议中被安置的安置人，在审计报告中已经指出不应该安置，针对此情况，村委会与聂大凤户就继续选房事宜达成了新的合意，即在拆迁补偿中聂大凤户符合条件的5人进行了选房安置上楼，这个纠正的办法就是对原拆迁安置协议的变更。聂大凤户除了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其他5人已经安置上楼，这属于对原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变更，村委会已经履行了安置义务。涉及到羊坊村不符合安置条件的13户都是按照这个办法进行的处理，都已经与村委会达成了新的—致，现原告再次提起诉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二，针对原告所提出的指标购房款问题，不是原告刘某等三人向村委会支付了购房款，而是羊坊村针对聂大凤的拆迁，村里应该支付给聂大凤的补偿款，只是用补偿款抵扣回迁房指标所产生的费用，既然原告刘勇等三人已经通过聂大凤户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已经不属于被安置人，这笔钱理应返还给聂大凤户，而不是给刘勇等三人。第三，诉讼费应该由原告承担。原告已经起诉过一次，也经过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应该驳回原告诉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勇与王春艳系夫妻关系，刘某系二人之子，聂大凤系刘勇之母。2014年11月21日，羊坊村委会与聂大凤签订《安置协议》，约定聂大凤腾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号的所有房屋，产权人为聂大凤，刘勇、刘某、王春艳等为应安置人口，腾退房屋补偿款合计3011182元。周转补助费为1500元/人/月，先期支付一年。回迁安置预扣指标购楼款合计1651200元：在册应安置人口4人，优惠购楼指标每人48平方米，回购指标共计192平方米，回购单价4300元/平方米，购楼款825600元；未在册安置人口4人，优惠购楼指标每人48平方米，回购指标共计192平方米，回购楼单价4300元/平方米，购楼款825600元。原告出示2014年12月11日《个人汇款委托书》和账户交易流水，聂大凤向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汇款1651200元，据此述称被告已经按照《安置协议》扣除了安置房款，对此，被告认可已经扣除购房款且三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的购楼指标款包含在内，但认为所扣房款是指从拆迁补偿款中直接抵扣购房款，而非原告直接交纳购房款。现被告认可未向刘勇、刘某、王春艳交付安置房，已经扣除的房款也未退还原告。2016年5月18日，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羊坊村回迁安置房选房细则（暂定）》，其中载明：“一、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的核定：（一）本细则所指的被安置人员须具备如下条件：1、《丰台区花乡羊坊村腾退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腾退协议》”）及《羊坊村新增人口补充安置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载明的“应安置人口（以下简称“被安置人员”）；2、被安置人员已通过了回迁购房指标的审核。3、户籍在北京市但不在羊坊村的户籍人员，应出具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的《未在当地享受拆迁安置指标证明》，才能享受购买本次安置用房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4、从北京市其他地区迁入羊坊村的户籍人员，应出具原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开具的《未在当地享受拆迁安置指标证明》，才能享受购买本次安置用房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5、腾退时提供重大疾病证明并领取了大病补助的，经审计不符合规定的人员，只有在按照要求完成退款工作后，才能参与后续选房、签约工作。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安置人员所享有的回迁指标，方可视为购买本次安置用房有效的被安置人员回迁指标。（二）其他未在《腾退协议》及《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应安置人员，均不得视为本次被安置人员，不享有本细则规定的权利。”2016年8月8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向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花乡羊坊村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开发成本阶段性审核意见》（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其中第十三项审核意见为：“聂大凤：2014年11月21日羊坊村委会与聂大凤签署了《安置协议》，被腾退人聂大凤的房屋为羊坊村××号……被安置人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资料显示刘勇为聂大凤之子，户籍在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号，刘某为聂大凤之孙，户籍在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号，王春艳为刘勇之妻，户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镇鹏程社区三小区××组。以上三人户籍均不在羊坊村，不符合《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七条中关于安置人口认定的规定，故刘勇、刘某、王春艳不符合安置条件。羊坊村委会、亚雄房地产公司应就上述不符合安置条件人员涉及的补偿款项及购楼款进行重新计算，多退少补。”同年9月12日，羊坊村委会形成《会议纪要》，载明对审计报告审出的不符合安置办法安置的人员收回不应安置人口的安置指标等整改意见。原告对《审核意见》、《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审核意见》是被告在双方签订完安置协议后单方出具的，原告不知情，且损害了原告的安置利益。《会议纪要》系安置协议签订后被告自己出具的，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事后被告单方出具的决议违反双方契约精神。庭审中，被告主张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户籍不在羊坊村，未通过审计，不符合安置条件，刘勇于1987年11月20日户口迁至丰台镇文体路××号，刘勇于2005年1月20日户口迁至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号，刘某户口位于丰台区文体路38号院4楼××号，王春艳户口位于黑龙江省克山县。刘勇称我实际居住在羊坊村，从80年就居住在那，是常住人口，我是当时上学才将户口迁至文体路，结婚后孩子也落户文体路。刘勇、王春艳、刘某在户籍所在地均未享受过拆迁安置。庭审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证明刘勇、王春艳、刘某名下均无房产，被告称三人无房不是能够被安置的理由。原告提交由克山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出具的《证明》，载明“兹证明王春艳，性别女，身份证号×××,户口所在地址：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镇鹏程社区三小区××组，在克山县无登记房屋，户口所在地无拆迁记录，未享受过福利分房和房屋拆迁安置相关政策。”克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产权认证单，显示王春艳房屋登记情况为“无”。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王春艳户籍不在羊坊村，故不符合安置人口的认定。经原告申请，本院就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是否在丰台区文体路××号享受过安置问题向北京丰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去函，该公司向本院邮寄了丰台区文体路××号拆迁安置的档案材料，其中《丰台镇文体路改造开发建设住宅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中载明住址丰台文体路××号，应安置人口七人，其中并无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称刘勇、刘某、王春艳三人没有享受拆迁安置亦不能证明其就符合羊坊村的拆迁安置政策，认定安置人口应当按照安置细则中关于安置人口的规定进行认定。被告称聂大凤户包括聂大凤在内的其余5人已经选房完毕，故属于双方对原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的变更。原告对此不予认可，聂大凤亦表示未和村里签署过变更协议。庭审中，被告称一期安置房已经安置完毕，现二期房屋正在建设，二期符合安置条件的，现在可以安排选房，选一居室、二居室，但是房号、面积定不了。庭审中原告主张，刘勇、王春艳、刘某的周转补助费仅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聂大凤等人已经选取安置房的周转补助费发放至2016年12月底，但是没有选房的一直发放至今，故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主张被告向三人支付从2016年7月1日至2019年5月30日的周转补助费，其中周转补助费从2017年4月1日变更为每人每月2000元。被告认可周转费从2017年4月1日变更为每人每月2000元，刘勇、王春艳、刘某的周转补助费发放至2016年6月30日，但认为周转补助费只发放给聂大凤。原告同意该费用发放给聂大凤，再由聂大凤内部分配。另查，原告于2016年10月将被告羊坊村委会、北京亚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本院，要求二被告依法向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交付安置房144平方米，本院作出（2016）京0106民初22062号民事判决书，认为“本案原告聂大凤与羊坊村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已确认刘勇、王春艳、刘某为被安置人，该三人应享有相应的安置利益。虽然二被告已扣除相应安置指标的购房款，但因二被告未与原告签订回迁安置房认购协议确认安置指标相对应的安置房屋，且原告主张二被告交付安置房144平米指向不明，该项诉讼请求在客观上无法履行，经本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要求二被告交付安置房144平方米的诉讼请求，因此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后原告提起上诉，2019年4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2民终3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告聂大凤与羊坊村委会签订了《安置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该协议已确认刘勇、王春艳、刘某为被安置人，优惠购楼指标为每人48平方米，该三人应享有相应的安置利益，故原告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安置房选房手续，于法有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被告称双方已经变更了安置协议，聂大凤对此不予认可，被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就变更协议内容已达成合意，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告主张被告为其发放周转补助费，亦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为原告刘勇、王春艳、刘某办理回购房选房手续；二、被告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聂大凤支付刘勇、王春艳、刘某三人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期间的周转补助费196500元。案件受理费4230元，由北京市丰台区花乡羊坊村村民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给刘勇、王春艳、刘某）。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宇杉审判员  杨 静审判员  谭静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柳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