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0212行初240号原告葛冬晋，男，1961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北路138号。法定代表人张全兴，行长。出庭应诉负责人王海龙，副行长。委托代理人王国宁、章圆圆，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葛冬晋因诉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宁波人行）金融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对本案进行诉前调解未果后，于2019年10月29日受理本案，并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葛冬晋，被告宁波人行的出庭应诉负责人王海龙及委托代理人王国宁、章圆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针对原告葛冬晋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告宁波人行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2019年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内容为“一、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银办发〔2017〕35号）（以下简称〔2017〕35号文件）属于可以公开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我中心支行将〔2017〕35号文件随本告知书一并寄送给您，请查收；二、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违规交易场所及未通过验收地区交易场所名单”（以下简称“违规名单”）由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清整办’，设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作，该信息也不属于我中心支行最初获取的信息。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特告知如下：您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我中心支行负责公开。建议您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联系电话：010-66210166。”原告葛冬晋起诉称：针对原告提出的要求公开〔2017〕35号文件（含附件）的申请，被告向原告作出《告知书》，但对〔2017〕35号文件的附件“违规名单”却不予提供，原告认为被告所作的《告知书》违法。理由在于：首先，“违规名单”是〔2017〕35号文件的附件，其与正文组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文件，属于政府应当公开的信息，但被告只公开了部分信息，该行为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其次，被告以该信息不属于其最初获取的信息不予公开的借口也是不能成立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确认被告不完整提供政府信息中的文件附件的行政行为违法；2.撤销被告于2019年8月22日所作的《告知书》；3.判令被告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经本院释明，原告同意撤回第1项和第4项诉讼请求。被告宁波人行答辩称：一、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告具有对其在行政管理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公开，并在公民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的法定职责。因此，被告具有作出被诉《告知书》的法定职权。二、被告于2019年8月4日收到原告通过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提交的申请书，经查询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告知书》，并通过EMS邮寄快递向原告进行送达，原告于2019年8月25日收到。因此，被告作出《告知书》的程序合法。三、原告申请公开的〔2017〕35号文件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制作，于2017年2月23日下发有关单位，被告虽非该文件的制作主体，但作为最初获取主体，故向原告公开了该文件。但该〔2017〕35号文件并不存在附件，原告所申请公开的“违规名单”并不属于该文件的一部分。经被告了解，原告所称的“违规名单”系设立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清整办”制作，同时，“清整办”因统筹协调清理整顿交易所工作需要，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发送了“违规名单”。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作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获取该“违规名单”后，为履行工作职责、部署工作要求，又通过系统内部邮箱将该名单发送给有关单位（包括被告）。因此，被告并非该“违规名单”的制作主体，也不是最初获取单位，不负有公开义务。综上，被告所作的《告知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4日，原告通过宁波市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向被告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其中对所需信息内容描述为“依申请公开2017年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银办发〔2017〕35号）文件一份4页及附件《违规交易场所及未通过验收地区交易场所名单》一份19页”；对所需信息用途描述为“自身生活需要”。被告收到该信息后，经查询发现，原告申请公开的“违规名单”并非〔2017〕35号文件的附件，故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告知书》，向原告提供了〔2017〕35号文件，同时告知该“违规名单”系设立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清整办”制作，建议原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公开。被告于2019年8月24日通过中国邮政EMS向原告寄送该《告知书》及〔2017〕35号文件，原告于2019年8月25日收到后，对此不服，现向本院提起本次诉讼。另查明，〔2017〕35号文件中并没有附件字样。此外，原告申请公开的“违规名单”系“清整办”作出的《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清整联办〔2017〕29号）文件的附件。以上事实，由被告向本院提交的《办件通知单》、《告知书》及其邮寄凭证、《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函〔2012〕3号）以及各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的陈述予以证明。本院认为：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本案中，对于原告申请公开的〔2017〕35号文件，因制作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被告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在履行工作职责中直接获取了该信息，故其向原告公开了该文件。而对于原告申请公开的“违规名单”，原告认为该“违规名单”系〔2017〕35号文件的附件，但从〔2017〕35号文件的行文格式以及内容来看，该文件并没有附件存在，且本院在庭审过程中亦查明原告所申请公开的“违规名单”系设立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清整办”作出的《关于商请督促商业银行限期停止为违规交易场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函》（清整联办〔2017〕29号）的附件，因该清整联办〔2017〕29号文件系“清整办”作出，被告既非该文件的制作主体，亦非最初获取该信息的主体，并不负有向申请人公开该信息的义务。据此，被告在被诉《告知书》中指引原告向制作该文件及其附件的行政机关申请公开，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此外，被告于2019年8月4日收到原告的申请后，于2019年8月20日作出《告知书》，并依法向原告进行送达，程序亦符合《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被告于2019年8月20日所作的《告知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提出的要求撤销该《告知书》并责令被告重新答复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为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葛冬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葛冬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徐小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代书记员 孙柳静?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