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19689号原告:北京富通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房山燕房路27号1号楼3层336。法定代表人：刘晓，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骁，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雄菲，女，199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北京富通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通公司）诉被告刘雄菲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富通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乔骁,被告刘雄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富通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富通公司与刘雄菲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富通公司无需向刘雄菲支付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63元；3、诉讼费由刘雄菲承担。事实与理由：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刘雄菲与富通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房山仲裁委）仅依据刘雄菲提供《在职证明》，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该份《在职证明》仅仅是合同专用章，并非富通公司公章，房山仲裁委认定事实不清。另富通公司因自身原因和代理律师，均无法从银行调取证据，富通公司向房山仲裁委提出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调取刘雄菲的工资流水，房山仲裁委不予理会，在仲裁裁决书中只字不提，损害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另，仲裁裁决书适用法律错误，故诉至法院，以维护富通公司的合法权益。刘雄菲辩称：不同意富通公司的诉讼请求。刘雄菲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与富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职证明、离职申请、工作交接单等都均有富通公司的章，富通公司应支付刘雄菲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63元。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刘雄菲称其2018年8月29日入职富通公司，入职时说的是入职中升乙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升公司）的项目部，富通公司是属于中升公司旗下的项目部，其入职的这个项目部即富通公司，其以为富通公司就是中升公司旗下的项目部；其每月工资为3500元，有时转账发放，有时现金发放，发放时间不固定。富通公司称富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晓原系中升公司副总，后刘晓成立了富通公司，并与中升公司合作；中升公司在富通公司设立项目部，并派刘雄菲到项目部工作，后富通公司与中升公司发生分歧，2019年3月初双方不再合作，富通公司要求中升公司设立在富通公司的项目部进行工作交接，刘雄菲办理了交接。为证明刘雄菲与富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刘雄菲提交：1、加盖有富通公司合同专用章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和2019年3月5日的在职证明。银行交易明细显示中升公司2018年11月5日、2018年11月28日、2019年1月20日分别向刘雄菲转账“工资”500元、6487.98元、1500元；2019年1月1日凌洁向刘雄菲转账2000元，刘雄菲称凌洁是富通公司的财务。在职证明显示：“兹证明我公司刘雄菲，身份证号：×××，自2018年9月29日在我公司工作，现任富通公司，担任岗位：工程技术总监助理职务。”该证明加盖有富通公司合同专用章；并写有“因公司行政公章带去外地办事，合同专用章代替具有同等效力”，有刘荣安签字。富通公司称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刘雄菲是从中升公司处领取工资，根据法律规定，刘雄菲与中升公司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凌洁不是富通公司的员工。富通公司对在职证明中的合同专用章真实性认可，对证明内容不认可，称即便加盖了合同专用章，只是签订合同时再对外使用，刘荣安之前是中升公司的员工，2019年9月份才入职富通公司，据刘荣安讲是刘雄菲为了办理信用卡找到第三人中升公司项目主管也就是刘荣安要求盖这个章，刘荣安找到富通公司，给盖的合同专用章。2、加盖有富通公司公章的工作交接单。该工作交接单显示刘雄菲所属公司为富通公司，所在部门为资料室，离职时间和交接时间为2019年3月22日。富通公司称该工作交接单从内容看交接的是工作材料，不能证明刘雄菲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且刘雄菲系中升公司派驻的员工，该交接单系富通公司与中升公司不合作以后，刘雄菲向富通公司做的工作交接单。对于银行交易明细显示工资系通过中升公司支付，刘雄菲表示其并不清楚。刘雄菲另否认其与中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称并无劳动合同或入职程序等，但其在富通公司工作，有在职证明和工作交接单可以证明，且刘荣安自其进入富通公司时就在富通公司工作，不能仅凭银行明细认定其与中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富通公司称其于2018年11月1日成立，2018年12月对外招工，有员工20多人，该20多人的工资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法庭要求富通公司提交花名册和工资支付记录，富通公司提交了花名册和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期间的工商银行电子回单。刘雄菲对花名册不认可，称不能体现实际情况；对工商银行电子回单不认可，称其已经于2019年3月离职，但富通公司所提交的均为其离职之后的证据。另查明，富通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1日。2019年4月11日，刘雄菲向房山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1、确认与富通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2、富通公司支付2018年8月29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5700元；3、富通公司支付2018年10月21日至2019年3月3日周末加班工资共6363元。房山仲裁委作出京房劳人仲字[2019]第1205号裁决，裁决：1、确认刘雄菲与富通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富通公司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刘雄菲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63元；3、驳回刘雄菲其他仲裁请求。富通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刘雄菲提交有加盖富通公司合同章的在职证明和银行交易明细，富通公司以合同章只是签订合同时再对外使用抗辩，理由并不充分。另，富通公司主张2019年3月初双方不再合作，故富通公司要求中升公司设立在富通公司的项目部进行工作交接，而刘雄菲2019年3月22日的工作交接单上载明其所属公司系富通公司，该情形与富通公司所述刘雄菲系中升公司员工不符。富通公司主张根据银行交易明细，向刘雄菲支付工资的系中升公司，可以认定刘雄菲与中升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富通公司同时又主张其与中升公司系合作关系，且富通公司并未提交公司成立起至刘雄菲离职前公司的工资支付记录，故不能仅凭名义上的工资支付账户主体来认定劳动关系主体。考虑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举证能力，作为举证优势方的富通公司并未提供其他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刘雄菲系中升公司的员工，本院认为刘雄菲所提交的加盖富通公司合同章和加盖富通公司公章的工作交接单的证明效力高于银行交易明细上所显示的工资支付账户主体的证明效力，刘雄菲主张的其与富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富通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1日，加盖有富通公司合同章的在职证明显示刘雄菲在富通公司的工作时间并不晚于2018年11月1日，故本院认定刘雄菲与富通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刘雄菲对仲裁裁决未起诉，视为认可仲裁裁决。现富通公司与刘雄菲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富通公司与刘雄菲未签订劳动合同，故刘雄菲可以要求富通公司支付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期间的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富通公司未对刘雄菲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情况举证，应承担不利后果，本院对刘雄菲所主张的工资标准予以采信。现仲裁裁决的富通公司支付刘雄菲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63元并不高于法定标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富通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雄菲于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3日存在劳动关系；二、北京富通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刘雄菲2018年12月2日至2019年3月13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7163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富通孝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杜巧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李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