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7民初7427号原告：倪之彦，男，1990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苏州市相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波，江苏均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代:苏州兆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中泱天成花园13幢22号。法定代表人：田美坦。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杰、韩秋予（实习），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倪之彦与被告苏州兆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坤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黄伟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本案于2019年11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倪之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邢波，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军杰、韩秋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倪之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返还房屋增值税税款37526.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4月2日，原告和被告签订了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开发的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中泱天成花园13幢22号商品房，房屋建筑面积为134.01平方米，房屋总价4165382元。在补充条款中明确该房屋本身价款为3752596元，增值税税款为412786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房屋本身价款及增值税税款合计4165382元支付被告。2018年12月1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房屋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明确记载增值税税款为378671.09元，被告多收原告增值税税款37526.4元，故诉请法院维护合法权益。被告兆坤公司辩称，一、原告倪之彦与被告签订的《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买受人为原告倪之彦及其配偶王倩倩，上述二人作为共同买受人，共同享有合同约定的买受人权利，同时共同承担合同约定的买受人义务，故本案中原告倪之彦的配偶王倩倩应当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法院应通知其参加诉讼。二、原告倪之彦无权要求被告返还房屋增值税税款37526.40元，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倪之彦及其配偶王倩倩在认购涉案房屋时签署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明确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134.01平方米，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31082.62元，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4165382元（即134.01平方米×31082.62元/平方米)；认购协议书并未将房屋总价款4165382元拆解成“房屋价款”及“增值税税款”两部分。可见原、被告双方在确定房屋总价款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其中的增值税税金问题，这也属于商品房买卖的交易惯例。2、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亦约定涉案房屋建筑面积为134.01平方米，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涉案房屋的总价款暂定为4165382元，且合同第四条（房价款和付款方式）明确“本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根据第八条处理外，不再作变动”。可见涉案房屋总价款的计价方式为建筑面积×固定单价，与增值税税率无关；买卖双方对“房屋总价款为4165382元”这一点已达成合意，调价情形仅限于房屋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发生误差，在房屋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并无误差的情况下，房屋总价款不应再作任何调整。3、在商品房交易领域，房屋总价款按照建筑面积及单价进行确定系交易习惯，涉案房屋在物价部门的备案销售价格亦是按此方式确定的，原告在购房时对此应当知晓，原告的主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4、合同补充条款第二条写明“该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4165382元，其中房屋价款为人民币3752596元，增值税税款为412786元。除前述增值税外，房款仅为房屋本身价款”，所谓的房屋价款仅是根据双方商定的商品房总价款及当时适用的税率11％倒算出来的不含税价，作此约定的目的是可减少双方印花税额的计税依据。该条款不能理解为对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及相应计价方式的变更，亦不具有“房屋总价款随增值税税率变化而相应增减”的意思表示，不能作为原告主张返还房屋增值税税款的依据。本案中房屋总价款仅与面积及单价有关，与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无关；换言之，如果增值税税率并非下降而是上调，对房屋总价款亦无影响。5、在2018年12月22日被告交付房屋时，此时增值税税率已经调整，原告在《房屋交接书》上签字确认，而《房屋交接书》上明确载明“该房屋合同总价为人民币4165382元”，与合同约定房屋总价款金额一致，表明原告至始至终均认可房屋总价金额为4165382元。被告以此房屋总价金额根据开具之时的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91号）第一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增值税的具体税率标准及征收对象等均是法定的，不属于缔约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在本案中，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即被告，而非作为买受人的原告。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税率上调或下调的后果也均应由被告承担，与买受人无关。若支持原告返还房屋增值税税款的诉讼请求，则相当于认可了原告为增值税的承担主体，与法律规定相违背。三、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的会议精神及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此次增值税下调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的活力。如若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是剥夺了被告作为纳税义务人享受国家税改政策优惠的权利。同时，本案背后还潜藏着巨大的群诉风险，可能波及至全国范围内无法计数的众多房地产项目，届时不仅会导致国家税改政策目的的落空，更会造成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空前混乱，不利于商品房交易的正常进行。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维护商品房交易秩序的稳定性。本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日，兆坤公司（出卖人）、倪之彦（买受人）签订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苏房商相城合同201804020069。该合同中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18号泱誉雅苑9幢1002室商品房，建筑面积134.01平方米；计价方式和价款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的总价款暂定为4165382元，本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根据第八条处理外，不再作变动。该合同补充条款中约定：该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4165382元，其中房屋价款为人民币3752596元，增值税税款412786元，除前述增值税外，房款仅为房屋本身价款，买受人应自行承担其他单位对该商品房收取的任何费用如开通有线电视、水、电、电话通信等费用、物业服务费、交易手续费、专项维修资金、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所需的契税以及今后相关主管部门需代收代缴的所有费用等，房款中并不包含除增值税外按照中国税收法规规定应由买受方承担的各项税款，各项税款包括但不限于各项附加税或履行合同需加纳的相关税金、费用；买受人支付房款后，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与支付金额等额的收据或增值税发票，买受人应合理保管该票据。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青龙港路18号泱誉雅苑9幢1002室商品房在物价部门备案价格为4165382元，备案信息中载明了房号、户型、层高、建筑面积、单价、总售价。2018年3月24日，兆坤公司作为甲方，倪之彦、王倩倩作为乙方，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其中约定按下述方式计算该商品房价款，即：乙方认购的该房屋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31082.62元，房屋总房价为人民币4165382元，上述房价均不含相关税费，甲方与乙方各自承担应向有关部门缴交的税费和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如有）等各项费用。2018年12月10日，兆坤公司以倪之彦为购买方开具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内容为不动产*泱誉雅苑，9-1002,134.01平方米，金额3786710.91元，税率10%，税额378671.09元，价税合计4165832元。2018年12月22日，兆坤公司（甲方）、倪之彦（乙方）签署房屋交接书，内容为：甲方于2018年12月31日将乙方所购的建发泱誉雅苑9-1002室交付给乙方，双方确认，甲方交付给乙方的房屋为泱誉雅苑9-1002室，该房屋约定建筑面积134.01平方米，该房屋实测建筑面积为134.01平方米（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分摊面积在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时由政府主管部门核定），实测建筑面积的测绘机构为苏州市房地产测绘队，面积差异为增加0.00平方米；该房屋已完全满足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甲方已履行完毕合同约定，甲方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及《住宅使用说明书》各一份；该房屋合同总价为人民币4165382元，乙方应补差额部分房价款0.00元，现在乙方已付清全部房价款，甲方已开具全款发票/收据给乙方；本交接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再查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其中销售不动产增值税税率为1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规定：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17%和11%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16%、10%；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执行。还查明，王倩倩向本院表示，其不参加诉讼，由倪之彦参加诉讼即可；其在合同上作为配偶签字，倪之彦作为购买人签字。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被告提供的苏州市区商品房销售价格申报信息流转表复印件、苏州市区商品房销售价格申报表复印件、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复印件、房屋交接书，王倩倩谈话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倪之彦还表示，补充条款第二条第一项将房屋总价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房屋价款，一部分为增值税税款，这表明双方对房价构成进行了约定；合同约定的房屋买卖价款不是固定价格，其中补充条款第二条第一项约定的房屋价款是固定的，增值税税款不是固定的，被告将增值税税款予以列明，目的就是转嫁给原告负担，因此增值税增加的风险以及减少的收益都应当由原告承受或者享有；如果国家上调增值税税率，原告也愿意增加支付价款；增值税纳税主体根据国家规定应当是被告，但是补充条款第二条第三项约定“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与支付金额等额的收据或增值税发票”，这就是约定增值税税款由原告承担，也就是价外税的形式；并且，一般情况下，作为价外税，卖方不应当单独列明该税款的税种及税率，如果写明了该税款就表明是被告对整个经营成本测算后的价格，这个价格包括了税金、建安成本、经营成本、利润，是转嫁了税收的风险和负担，否则不用列明；该合同是一份格式合同，发生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合同提供方的解释。被告兆坤公司还表示，本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格式合同的问题；房屋交接书第二条最后一句明确表明了原告付清了全部买卖价款416382元，同时也表明原告确认被告已开具了全款发票给原告。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苏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苏房商相城合同201804020069）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增值税税率降低时商品房买卖合同价款是否应当减少。本院分析如下：1、合同第四条约定，计价方式和价款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的总价款暂定为4165382元，本合同约定的总房价款除面积差异的原因根据第八条处理外，不再作变动；房屋交接书载明面积差异为0平方米，增值税税率问题并非双方约定的影响该价款变动的因素，故涉案房屋的总价款应为4165382元；2、补充条款第二条虽然载明“该商品房总价款为人民币4165382元，其中房屋价款为人民币3752596元，增值税税款412786元”字样，但结合上下文，并未约定增值税税款系在购房价款之外由原告负担的款项，即不含税价；从条款文义看，该条款的含义为购房价款4165382元系包含增值税税款的价格，即含税价，但除增值税之外的其他税、费（如开通有线电视、水、电、电话通信、物业服务、交易手续费、专项维修资金、抵押登记等相关手续所需的契税、其他需代缴的费用、其他税款等等）不包含在4165382元购房价款中，故增值税税款应由被告缴纳，无论税款增减，均不构成变动4165382元购房价款的因素；3、根据税收法律关系，被告作为开发商，在销售涉案商品房后，发生了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应当缴纳增值税，也就是说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是被告，并非原告，增值税税率的变化直接导致被告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的变化，增值税税款增减的后果由被告承担，与原告无直接法律关系；4、本案的房屋买卖过程中，国家对增值税税率进行了下调，其直接目的是给企业减轻税负，激发企业活力，直接受益主体为企业，同时减税的积极效应也将传导给全社会，消费者也将因此受益，但这种受益关系是间接的、存在时间间隔的，原告主张直接享受本次减税的利益，碍难支持。综上，本案增值税税率降低后商品房买卖合同价款不应当减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倪之彦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369元，由原告倪之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缴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黄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渝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