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5518号原告：刘淑军，女，1963年4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北京李顺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东升，男，1943年11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吴晓春，男，1971年1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怀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北京市环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淑军与被告吴东升、吴晓春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淑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顺存、被告吴东升、吴晓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金华及吴晓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淑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坐落在×镇×街×号（以下简称：×号院）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属我所有；要求判令吴东升从争议的房屋中撤出占有，并按每月500元支付房屋占用费。事实与理由：我生母任某于1989年与吴某登记结婚。当年我母亲与吴某均60岁，吴某为初婚，无子女，我与吴某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2010年任某去世，吴某仍由我扶养。2007年，根据政府扶助低收入农民建房政策，吴某将自有×号院四间危房拆掉，在原址上建北房三间，该房是我母亲与吴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建造，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011年3月吴东升以老旧房屋产权存在争议为由向延庆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诉吴某返还5000元以及院落一半为吴东升所有。2011年5月，吴东升的诉求被驳回，吴东升未提出上诉。吴东升败诉后，吴某一再提议催促将2007年建的三间房屋拆除重建，重建后的房屋归我所有。我拆旧房后，预重建，未料吴东升仍不罢休，阻挠建房，并继续找吴某交涉，主张一半宅基地。当年吴某已81岁高龄，经不起吴东升的死缠烂打，违心与吴东升达成宅基地使用协议，该处宅基地被一分为二：吴某居西、吴东升居东。2012年4月18日，我与吴某签订协议书一份，明确吴某继续由我赡养，由我出资在该宅基地上建房，吴某有居住权，产权归我；赡养中的相关事宜由村委会协调。2012年6月，×号院三间北瓦房建成，吴某入住。2014年3月，我将吴某送进延庆养老院赡养，×号院由我上锁管理。2016年4月14日，吴某背着我，与吴东升之子吴晓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吴某由吴晓春抚养，吴某死后，×号平房归吴晓春所有。2016年5月，吴东升撬开×号院房门，占有使用涉案房屋。2017年1月31日，吴某被接出养老院，十多天后死亡。我与吴某签订的赡养建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有村干部签字证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协议，我也依照约定赡养了吴某；原地拆掉的旧房是我母亲和吴某共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涉及第三方利益。我根据协议建了诉争房屋，根据物权法建造可以获得所有权，这个房子在盖房之前已经拆平了，是新建的，所以诉争房屋的物权应该归我。而吴某与吴晓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系我已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之时，吴某仅享有居住权，没有处分我的房屋的权利，因此吴某与吴晓春订立的遗赠抚养协议侵害了我的财产权，遗赠无效；吴晓春擅自撬开涉案房屋，占有使用至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我构成实质侵权，其负有腾退义务。吴东升、吴晓春辩称，不同意刘淑军的诉讼请求。第一，刘淑军要求吴东升从争议房屋中撤出占有，并支付房屋占用费每月500元的诉讼请求，其已于2018年2月6日以同样的诉讼请求起诉过吴东升排除妨害纠纷，2018年12月26日，延庆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119民初231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依法驳回其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刘淑军不应该重复起诉。第二，关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吴某已经通过2016年4月14日的遗赠抚养协议，将涉案房屋遗赠吴晓春，所以现在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关权益应归吴晓春所有。2007年建房前，四间危房是吴某的个人财产，2007年政府对作为低保人员的吴某给予补贴，拆掉四间危房所建房屋也是吴某的个人财产，2012年新建的房屋也是由吴某出资建设的，所以应当由吴某享有所有权。吴某则通过2016年遗赠抚养协议将房屋赠与了吴晓春。第三，关于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是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无效的条件，所以应为合法有效的协议；第四，关于2012年4月18日的协议书，我方认为该协议已经被2016年4月14日签订的协议所替代，实际上吴某已经解除了和刘淑军的协议书。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对无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吴东升与吴某系同胞兄弟。吴东升与吴某父母在×镇×街×号有一处宅院，双方父亲在1940年左右去世。1979年吴东升拆除南房并在村内另批宅基地建房。后吴某一直未婚，母亲一直随吴某共同生活。1989年双方母亲去世，吴某与刘淑军的母亲任某结婚，并居住于×号院。2007年吴某拆除四间北房，翻建为三间北房。2010年8月任某去世。2010年3月22日，吴东升诉至法院，以分家协议为依据，要求法院判决×号院院落的一半宅基地归其所有，吴某不得私建房屋，并要求吴某给其北房半间折价款5000元。2011年5月13日，本院作出（2011）延民初字第01369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分家协议无效，驳回吴东升的诉讼请求。2012年3月24日，吴某与吴东升签订《关于房基地使用协议》，约定将×号院的宅基地一分为二，西面属吴某所有，东面属吴东升所有。2012年4月18日吴某与刘淑军签订协议书，约定：吴某一直并继续由刘淑军赡养，并同意刘淑军在×号院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且建成的房屋归刘淑军所有。2012年6月，刘淑军找来工程队在×号院内建三间北房。2014年3月，刘淑军将吴某送入养老院，并由刘淑军向养老院交纳费用。2016年3月份前后，吴某的养老院费用由吴东升交纳。2016年4月14日，吴某与吴东升之子吴晓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约定吴某由吴晓春负责生养死葬，其遗产，即×号院平房归吴晓春所有。协议签订后不久，吴晓春即拿到钥匙，管理×号院房屋。2017年1月吴某病重，离开养老院；2017年2月16日吴某去世。另，刘淑军、吴东升、吴晓春均非北京市延庆区×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刘淑军能否依据2012年4月18日其与吴某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确认×号院的房屋归其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故吴某通过协议的形式将其享有的×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让与刘淑军，准许其建造房屋，该约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刘淑军主张其对×号院内房屋进行了翻建，但未取得国家的审批手续，国家亦未对诉争院落内房屋的所有权人进行变更，因此，刘淑军亦不能依据翻建行为取得×号院房屋的所有权。吴东升、吴晓春主张2012年对×号院内房屋的翻建系吴某自行出资，并向本院申请调查吴某在北京农商银行永宁支行自2010年至2012年的柜台取款原始凭证。本院认为，一是吴某在北京农商银行永宁支行5000元以上、共计近10万元的银行取款交易记录分布于2010年10月20日、2011年3月31日、2011年6月3日、2011年9月27日、2011年10月20日、2011年12月7日、2012年3月29日、2012年7月2日，且存在在一个账户取出款项数额即在同日有相同数额存入另一账户的情形，不论何人实际取款均无法证明与2012年翻建房屋出资的相关性；二是在未取得国家审批手续，国家亦未对×号院内房屋权利人变更的前提下，不论何人出资翻建，均不不产生变更×号院房屋权利人的效果。故对该调查申请本院未予准许。吴东升、吴晓春主张吴某已通过2016年4月14日的遗赠抚养协议将×号院内房屋遗赠给吴晓春，因而×号院房屋的所有权人系吴晓春，而非刘淑军。本院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承载着广大农民居者有其屋的社会功能，是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虽然宅基地上房屋可以继承，但这只是对基于继承法上亲缘关系的宅基地上房屋流转的特殊认可，并不意味着在没有继承法上的亲缘身份关系的人之间可以通过遗赠形式合法取得宅基地上房屋。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宅基地转让行为，以及其他变相导致农民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吴晓春既非永宁镇太平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亦非吴某的法定继承人，其与吴某签订的受遗赠×号院内平房的遗赠抚养协议无效，故关于享有×号院内平房所有权的反驳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刘淑军关于要求吴东升从争议的房屋中撤出占有，并按每月500元支付房屋占用费的主张，须以其享有对×号院内房屋的物权为前提。本案中，刘淑军通过其与吴某签订的协议及翻建行为未能证明并确认取得×号院内房屋的相关权利，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淑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刘淑军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艳人民陪审员 郑 冉人民陪审员 张曼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张传生书 记 员 李 晶书 记 员 苏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