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75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朝阳，男，1983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四川领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强，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鸿，男，1973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首波，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朝阳因与被上诉人袁鸿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10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朝阳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松、被上诉人袁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人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何朝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袁鸿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双方真实的意思并不是通过股权转让获取股权转让款，实际为通过股权转让达到分配合作项目收益的目的。双方真实的目的是共同合作经销“无创动脉血压连续监测仪”设备，但由于该设备是由四川电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公司）经销的，因此，三方以公司为合作载体合作，具体合作方式是：在袁鸿与另一股东谷秋实投入125万元购买20台设备及耗材后，何朝阳投入130万元购买设备26台，双方按照投入的金额的比例享有公司的股权比例，即袁鸿与谷秋实合计享有49%的股权，何朝阳享有51%的股权。后由于厂家调整2018年经销任务量至60台，即公司还需70万元的投入继续购买设备，由于袁鸿与谷秋实无法按持股比例继续投入，因此各方同意由何朝阳全额投入70万元，但袁鸿与谷秋实需稀释股权比例，在稀释股权比例后，双方按照袁鸿与谷秋实持有43%，何朝阳持有57%的方式进行合作，并享有项目的合作收益。在前述合作方式中，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仅仅是为了达到双方分配合作项目的利润以及承担相应权利义务的目的，并非真正的股权转让。双方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并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2.本次所谓的股权转让与正常的股权转让存在太多的与事实不符、常理不符的情况。首先，双方签订了多达三份股权转让协议，在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均约定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但却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也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在2018年1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约定股权转让款金额也未约定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前述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于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系为获取股权转让款的合同目的并不相符。并且从何朝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双方在沟通合作项目的具体事宜时（包括投入款项的金额、股权转让的比例、股权稀释的比例等），袁鸿、谷秋实从未提出过要求何朝阳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次，在2017年12月28日电科公司与何朝阳签订了《投资协议》，明确何朝阳向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系对公司的投资款（入股款），该款项用于购买医疗设备，以便公司完成经销任务。同时约定袁鸿与何朝阳根据向公司投入的款项比例享有公司的股权。第三，电科公司自成立来并未实缴任何出资，何朝阳不可能支付高达295万元去取得一个未实缴且处于亏损状态的电科公司股权。第四，从何朝阳支付200万元款项情况看，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21日、2017年12月22日，转账用途备注为入股款。何朝阳在支付前述入股款之前，并非公司股东，并且该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系谷秋实，公章以及财务等均由谷秋实和袁鸿控制。如果双方为股权转让关系，何朝阳不可能在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的情况下就支付相应的款项。综上所述，本次股权转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为了收取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袁鸿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袁鸿的诉讼请求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和法律基础，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何朝阳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何朝阳将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与各股东内部利益分配关系混同，属逻辑错误。何朝阳希望通过持有公司股份获得项目收益并不影响其应当向股权转让方袁鸿、谷秋实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本案何朝阳获得股权的基础是受让袁鸿、谷秋实的股权，公司的股权并未发生变化，不存在按投资金额比例来分配股权的问题。关于何朝阳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股权转让并无与常理不符的情况，其该上诉理由不成立。首先，三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并不冲突，反而映证了何朝阳与袁鸿、谷秋实之间确系股权转让关系，何朝阳应当支付股权转让款。其次，何朝阳主张的《投资协议》是其自行制作的，相对方是电科公司和何朝阳，是无效的协议，与本案无关，对袁鸿、谷秋实没有约束力。最后，公司并不存在亏损，财务资料中的亏损情况系何朝阳对相关数据作出调整得出的错误结果。且公司的暂时亏损并不代表公司的股权没有价值，公司股权价值是根据多个因素综合为基础，由投资人经过商业判断确定的，在股权转让前，公司即具有从事“医疗器械、医疗耗材”销售国家二级资质、多个产品四川独家代理权及多个销售渠道，这些都决定了公司的投资价值巨大。在股权转让前，袁鸿、谷秋实以垫付公司购货款等方式向公司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股权转让时公司实有资产价值超过500万元，故本案并不存在何朝阳以高价受让无价值股权的情况。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何朝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袁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何朝阳立即支付袁鸿股权转让款145万元并支付违约金7.25万元，合计15225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电科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3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袁鸿认缴出资2500万元，谷秋实认缴出资2500万元。 2017年9月30日，袁鸿与何朝阳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鸿将其持有的电科公司25.5%的股权转让给何朝阳，股权转让款为631250元。后该合同未履行。 2017年12月28日，袁鸿与何朝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袁鸿将其持有的电科公司29%股权（以145万元）转让给何朝阳，约定了债权债务负担、盈亏分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生效条款等内容。 同日，谷秋实与何朝阳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谷秋实将其持有电科公司28%的股权（以140万元）转让给何朝阳，约定了债权债务负担、盈亏分担、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生效条款等内容。 2018年1月8日，电科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法定代表人由谷秋实变更为何朝阳；股东及持股比例由谷秋实持有50%、袁鸿持有50%，变更为谷秋实持有22%、袁鸿持有21%、何朝阳持有57%。 另，何朝阳于2017年9月30日、12月21日（两笔）、12月22日向电科公司账户分四笔、每笔50万元转账200万元。 2018年8月17日，袁鸿委托律师向何朝阳发出《律师函》，告知何朝阳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付清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一审庭审中，何朝阳认可收到该律师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何朝阳是否需依《股权转让合同》向袁鸿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中，何朝阳在受让袁鸿、谷秋实股权之前，分四次向电科公司账户转入共计2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三人间就依据投资金额来确定持有电科公司股权比例的做法达成一致，难以认定为该笔款项即为何朝阳的取得电科公司股权所支付的对价。2017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股权转让价格、转让股权数量、盈亏分担、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与投资款金额、公司注册资本额无对应关系，应为双方对股权转让进行了协商。故一审法院认为袁鸿与何朝阳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 该《股权转让合同》虽未约定何朝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但电科公司已于2018年1月8日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之规定，袁鸿可以随时向何朝阳主张权利，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袁鸿于2018年8月17日委托律师向何朝阳发出《律师函》，要求付清股权转让款和违约金，故一审法院对袁鸿要求何朝阳支付股权转让款145万元的诉请予以支持。袁鸿主张权利后至何朝阳2018年10月23日收到本案起诉状副本，两个月时间可认定为“必要准备时间”，何朝阳亦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的5%，对袁鸿要求何朝阳支付违约金7.25万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何朝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鸿支付股权转让款145万元及违约金7.25万元。案件受理费18503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925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4251.5元，由何朝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何朝阳申请证人王某1出庭作证，拟证明：由于袁鸿、谷秋实无法继续投入资金，因此才和何朝阳协商沟通投资公司和项目，根据双方实际投入的金额按比例享有对公司和这个项目的权利，因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仅是双方对这个项目的收益分配及亏损承担的体现，何朝阳已经付出了相应的成本，不应当再支付任何款项。证人王某1陈述：其为电科公司原职员，电科公司2017年取得了动脉血压监测仪的代理权，厂家要求电科公司2017年的提货量为60台，电科公司9月份仅提货20台，还剩40台没有提，若无法完成任务，厂家则会取消第二年的代理权。袁鸿对该证言质证认为，因王某1没有参加《股权转让协议》的谈判及签署过程，也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并不了解何朝阳和袁鸿、谷秋实之间的股权对价情况，因此上述证人证言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不能证明何朝阳的主张。本院经审查认为，王某1的证言无法达到何朝阳关于不应再支付任何款项的证明目的，故不予采信。 何朝阳另提交了电科公司2017年12月27日《股东会会议纪要》，拟证明何朝阳所受让袁鸿、谷秋实股权的对价实际为200万元，且已支付完毕。同时何朝阳申请证人任某出庭作证。任某当庭陈述，该次《股东会会议纪要》系其记录并制作，当时何朝阳、袁鸿、谷秋实三人讨论股权比例、注册资本调整、章程变更等问题，纪要中关于200万元转让款何朝阳已经支付；该纪要任某并未保管，前后两页的字体格式是一致的。袁鸿经质证认为，《股东会会议纪要》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一页没有袁鸿签字，前后两页行间距、字体大小、排版版式均有较大区别，与生活常识不符，并申请对该纪要是否为同一打印机一次性连续打印输出形成、前后两页行间距、字间距、字体大小是否一致申请鉴定。对于任某的证言，袁鸿认为，任某与何朝阳曾有上下级关系，其证言证明力较弱；关于200万元款项的支付、支付方式、如何确定股权转让款任某并不清楚也不明确，不能达到何朝阳的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对于《股东会会议纪要》，因双方争议事实书写在纪要第一页，该页并无袁鸿签字，且前后两页的排版格式、字体大小具有明显区别，故对袁鸿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对于任某的证言，本院认为无法达到何朝阳的证明目的。经本院委托鉴定，四川求实司法鉴定所向本院出具川求实鉴【2019】文鉴405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17年12月27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前后两页，不是同一打印机一次性连续打印输出；前后两页字体大小、行间距、字间距均不一致”。何朝阳经质证认为，该鉴定报告的鉴定过程及鉴定方法不够严谨，不排除存在排版不规范、油墨年限较久脱落等情况，不能真实反映客观情况。何朝阳并申请专家证人王某2出庭发表意见。王某2当庭陈述，鉴定书比较检验中的检验结果是客观的，比如字号、行间距、字间距不一样是客观的；证据是否为同机一次性打印这一鉴定目的与鉴定意见得出的关联性不是特别大，如同一电子文档中前后两页的排版不一致，也会出现字号大小、行间距、字间距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不排除主观故意和排版水平的影响，鉴定结论中不是同机一次性打印的依据不够充分。袁鸿经质证认为，对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可，对专家证人王某2的陈述，其没有提供类似检测报告供法庭对此，也不能证明该鉴定意见书不符合相关司法规范，不应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该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何朝阳并未举示该意见书具有违反鉴定程序、鉴定方法及相关行业法规的证据；本案中《股东会会议纪要》仅有前后两页，系对同一次股东会内容的记录，两页分别进行排版的可能性不大，且何朝阳的证人、自称担任会议记录的任某陈述前后两页的字体格式是一致的，并未提到过排版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专家证人王某2关于“可能存在人为排版原因导致前后两页字号大小、间距均不一致”的陈述，与本案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对何朝阳在本次鉴定后申请重新鉴定的请求，不予准许。 对于何朝阳提交的电科公司2017年12月27日《股东会会议纪要》，因前后两页字体大小、排版格式具有明显区别，亦非同一打印机一次性打印输出，双方争议事实载明在袁鸿未签字确认的第一页中，故《股东会会议纪要》第一页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本院不予采信。 袁鸿向本院提交了电科公司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复印件，拟证明电科公司有经销二类医疗器械的资格，公司具有投资价值。何朝阳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没有这么高的价值，袁鸿将该凭证的价值夸大了。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一审提交的袁鸿与何朝阳微信聊天记录、“电科业务交流群”微信聊天记录、《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合同》、电科公司银行流水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二审查明： 何朝阳与袁鸿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7年9月13日袁鸿陈述：“你现在对我们的‘无创动脉血压连续监测仪’的了解程度有多少”、“今天刚刚给秋实谈了一下关于股东及股份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产品上共投入了125万，采买了20台机器及25万的测压套件”、“我告诉了他：你的想法是要50%的股份”、“但公司要求是我们要占51%，你们只能49%，但利润可以按50%分配”。随后何朝阳回应：“但我公司要求是我们要占51%，你们只能49%”。2017年12月17日袁鸿陈述：“两位老板什么时候能完成公司交接手续，20号之前要不要办款”，何朝阳回复：“交接变更已经在办理了。部分文件还需要袁总签字”。同月18日袁鸿陈述：“你们是怎么安排的？我好回复对方”，何朝阳回复：“我该打的钱准备好了，秋实已经安排变更的在跑手续了，我们要打款之前给对方把明年的承诺我们的支持黑纸白字的合同落实下来，你们到了12月不把合同落实明年都是搞毛线的。我们一起去和省经理沟通一哈。等会我问下谷秋实变更的进度如何了？然后我就过来我们签字确认”，随后袁鸿陈述：“还有30台机器喔”，何朝阳回复：“我打款是10台机器。随后我们共同要出那天你说还有15台。咋个一天一变哦”、“我给你说了我准备了我入股的钱。50万。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资金落实不到我就安排股份稀释一哈的事情。就是算个账”，随后袁鸿陈述：“怎样稀释？多久稀释？你要给我个方案啊，一天厂里都是在催我”。2017年12月18日起，何朝阳、袁鸿、谷秋实亦在“电科业务交流群”微信群中商谈案涉仪器购买、股权变更及何朝阳转款等事宜。 2017年9月30日，袁鸿与何朝阳签订《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袁鸿将其持有的电科公司25.5%的股权转让给何朝阳，股权转让款为631250元，袁鸿接受该股权转让款的银行账户信息为：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户名四川电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账号69×××44。同日，谷秋实与何朝阳签订了与上述合同内容相同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对于该两份协议的履行情况，本院将在后文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2017年9月30日，何朝阳向电科公司民生银行成都分行账户（69×××44）转款50万元。2017年12月21日，何朝阳向该账户分两笔每笔各转款50万元，转款摘要均为：“何朝阳入股款”。2017年12月22日，何朝阳向该账户转款50万元，转款摘要为：“何朝阳投资款”。 2017年12月28日，袁鸿与何朝阳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袁鸿将其持有的电科公司29%股权（以145万元）转让给何朝阳。该合同名称“股权转让合同”后备注“经2017年12月27日股东会修订”，合同第一页第二款载明：“本合同由甲方（袁鸿）与乙方（何朝阳）就四川电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于2017年9月30日在成都市订立”。同日，谷秋实与何朝阳亦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谷秋实将其持有电科公司28%的股权（以140万元）转让给何朝阳，合同其余内容与袁鸿当日所签合同一致。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何朝阳受让袁鸿电科公司29%股权的对价是多少；2.何朝阳欠付袁鸿股权转让款的金额；3.违约责任承担。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何朝阳受让袁鸿电科公司29%股权的对价是多少 本院认为，何朝阳、袁鸿、谷秋实自2017年9月起共同洽谈投资电科公司购买医疗器械并从袁鸿、谷秋实处受让电科公司股权事宜，袁鸿、谷秋实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与何朝阳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两人分别转让25.5%电科公司股权给何朝阳，转让款均为631250元，收款账户均为电科公司案涉银行账户。何朝阳当日向该账户打款50万元。随后，因购买设备数增加而需增加投资款，何朝阳于同年12月21日、22日又陆续向上述账户转款150万元，三方并协商股权稀释问题。最终，袁鸿、谷秋实与何朝阳于2017年12月28日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何朝阳所受让的股权份额及股权转让款金额予以最终确认。因此，何朝阳与袁鸿间股权转让的对价，在前后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关于股权转让份额和对价约定不一致时，应以后一份合同约定为准，故何朝阳就案涉股权转让需向袁鸿支付的对价为145万元。 对于何朝阳上诉主张其从袁鸿处受让的股权对价已包含在前期转款的200万元中，无需再支付的理由，本院认为，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足以认定2017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合同》项下何朝阳的付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该微信聊天记录中何朝阳据以支持其上述理由的内容均发生在签订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之前，该《股权转让合同》亦未载明何朝阳该上诉主张的内容，因此，何朝阳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何朝阳欠付袁鸿股权转让款的金额 本院认为，何朝阳与袁鸿分别于2017年9月30日、2017年12月28日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在签订第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后，双方因合作购买设备数量及投资金额发生变化，随后即签订了后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对转让的股权份额和对价予以调整。结合后一份股权转让合同的名称备注项及合同内容，可以得出2017年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对9月30日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部分变更，两份合同互为补充，系一个整体，在两份合同约定不一致时，应以后一份合同约定为准。 何朝阳主张其前期支付的200万元均为案涉股权转让款，袁鸿予以否认。对于该争议，本院认为，双方于2017年9月30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转让股权份额和对价，何朝阳当天向该协议约定的付款账户中转款50万元，在本案并无证据显示何朝阳与电科公司间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应当视为何朝阳支付的该《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未履行属事实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随后，在双方签订第二份股权转让合同前，何朝阳又陆续向案涉《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账户转款150万元，并备注“入股款”、“投资款”。虽何朝阳的转款金额超出了2017年9月30日所签的两份《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转让款之和，因三方在第一份合同签订后因购买设备数量增加而需增加投资金额，故三方对何朝阳的受让股权份额及转让款金额在1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中予以最终确认，因此，何朝阳所支付的案涉200万元款项均应视为案涉股权转让款。 鉴于袁鸿、谷秋实于2017年9月30日与何朝阳分别签订了内容完全一致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关于何朝阳在2017年12月28日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的转款200万元，袁鸿、谷秋实享有平等受偿的机会。故本院确认何朝阳在其与袁鸿2017年12月28日所签《股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已付股权转让款数额为100万元，尚余45万元未付。对于该45万元款项的支付方式，因双方2017年12月28日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对增加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没有做出约定，而该合同签订后双方又产生纠纷引起本案诉讼，故作为出让人的袁鸿主张何朝阳直接向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应予支持。 三、违约责任承担 因2017年12月28日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付款时间，而电科公司已于2018年1月8日办理了股东变更手续，故袁鸿可以随时向何朝阳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何朝阳的应付款时间说理充分，本院予以认同。因何朝阳逾期付款，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认定何朝阳应承担的违约金金额为7.25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何朝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结果有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10406号民事判决； 二、何朝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袁鸿支付股权转让款45万元及违约金7.25万元； 三、驳回袁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25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14251.5元，由袁鸿负担9360.5元，何朝阳负担489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8503元，由袁鸿负担12153元，何朝阳负担6350元；鉴定费8000元，由何朝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苏 展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盈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