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民再23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迟传莉，女，195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馨竹，吉林乾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陆亚萍，女，1954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荆伟（系陆亚萍之子），男，1980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通化市东昌区。 一审被告：陶洪敏，女，1971年12月8日出生，蒙古族，住通化市东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丰恺，吉林晨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迟传莉因与被申请人陆亚萍、一审被告陶洪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5民终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9）吉民申21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迟传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馨竹，被申请人陆亚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荆伟，一审被告陶洪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丰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迟传莉申请再审称，1.请求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5民终387号民事判决；2.维持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吉050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3.由陆亚萍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应当认定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首先，陆亚萍不否认在迟传莉手中拿20万元现金交给陶洪敏，陶洪敏按月将利息转给陆亚萍的儿子，并由陆亚萍按月给付迟传莉利息。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迟传莉不认识田某海，陆亚萍虽否认其为借款人，但在“情况说明”中签名确认为借款事实。其次，2015年前迟传莉根本不认识田某海，不可能发生将钱借给田某海的事实。再次，先前的三万元借款有借条，不能否认后笔借款没有借条的借款关系。最后，二审法院以迟传莉陈述赚取“贴水”，无法得出“借”的意思表示也是错误的。二审法院认为“情况说明”存疑，但未阐述理由。更为离谱的是因田某海曾给陆亚萍出具了一张欠条，所以申请人就应当向田某海主张权利。是两个法律关系。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一审判决。 陆亚萍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迟传莉再审申请。 迟传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陆亚萍、陶洪敏立即偿还欠款人民币17万元及利息（从2014年10月至欠款还清时止，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陆亚萍、陶洪敏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0年开始至2013年，迟传莉先后多次交付陆亚萍人民币20万元，期间陶洪敏还款3万元。2017年12月31日陆亚萍在内容为：“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期间，陆亚萍先后六次在迟传莉处借走人民币20万元给陶洪敏，出借给田某海。2017年2月，陶洪敏还款2万元整，现尚欠人民币18万元整，特此说明。”的情况说明上签名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迟传莉交付钱款，按约定收取利息，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性质，且双方从事多次类似的行为，双方没有争议的已还清3万元，陆亚萍为迟传莉出具了借据（2010年12月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应当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之规定，迟传莉作为借款人有权利向合同相对方即贷款人要求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现本案二被告均否认为贷款人，那么确认合同相对方应首先审查何人与迟传莉达成合意，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合同订立时迟传莉均是与陆亚萍协商，且陆亚萍收取了迟传莉的钱款并支付了一定期限内利息，虽然陆亚萍主张迟传莉在交付款项时便知道款项去向为陶洪敏，但是其并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结合本案证据，陆亚萍自己认可其与迟传莉系合同相对方，陶洪敏与田某海在合同订立时并不认识迟传莉，当然不可能与其达成合意，故应当认定与迟传莉达成合意的系陆亚萍，因此迟传莉要求陆亚萍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予以支持。根据情况说明确定的金额，借款本金应确定为17万元，关于利息的问题，迟传莉未提交证据证明约定还款日期，故应自诉讼之日（2018年2月4日）计算逾期还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应按年6%支付利息至偿清时止。 迟传莉主张要求陶洪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理由是其为实际用款人及诉争借款的保证人，迟传莉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用款人需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相关依据，其主张陶洪敏为诉争借款的担保人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其要求陶洪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遂判决：一、陆亚萍于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迟传莉借款本金17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6%支付自2018年2月4日至偿清时止）；二、驳回迟传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陆亚萍负担。 陆亚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不承担责任。事实与理由：陆亚萍与迟传莉系闺蜜关系，陶洪敏系陆亚萍儿媳之小姨。自2010年开始，陆亚萍与迟传莉共计将26万元陆续通过陶洪敏转借给田某海挣取利息。2015年之前，陆亚萍与迟传莉的利息尚能如期支付。2015年之后，陆、迟二人就再也得不到利息了。二人开始一同找陶洪敏再找田某海要钱，因田某海的资金链断裂，本金与利息已无法如期支付与偿还。从此，陆与迟开始不断找陶洪敏和田某海索款一直到2017年12月31日。201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初九），迟传莉持2017年12月31日陆亚萍签字的《情况说明》在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迟传莉与陆亚萍都是将钱出借给田某海各自赚取各自的利息。所以田某海给陆、迟打有借条。2017年12月31日前后，迟传莉的女儿王建萍即炮制出《情况说明》，又对双方的谈话进行录音，录音内容非常清楚迟与女儿明确说明不是上诉人陆亚萍欠钱，而其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将损失嫁祸给陆亚萍。一审法院偏听偏信并截取了谈话录音中对被上诉人迟传莉有利部分的言辞，来作为对《情况说明》的补强证据。基于上述原因及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综合判断借贷事实的各种因素，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原因、证据形式、证据提供者情况及与案件的关系等，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和判断。并对比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盖然性标准形成内心确信，作出最终认定。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迟传莉主张与陆亚萍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金钱交付行为不足以说明存在民间借贷关系。陆亚萍曾于2010年12月8日给迟传莉出具过3万元借条，但本次诉讼迟传莉并未以此为据主张双方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双方之间自2010年起至2013年间存在多次金钱交付行为，不能以该借条的存在即得出此后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的结论。迟传莉提供的“情况说明”中，虽体现了陆亚萍先后六次在迟传莉处借走20万元给陶洪敏的内容，但该“情况说明”并非陆亚萍所写，尽管有陆亚萍的签字，但根据迟传莉提供的书写“情况说明”时的录音资料记载中有陆亚萍几次明确否定向迟传莉借款的内容，结合录音中王建萍让陆亚萍写“情况说明”的目的并非让陆亚萍认可自己是借款人等内容，令本院对“情况说明”的证明力存疑。 根据迟传莉本人陈述，其将钱款交给陆亚萍的目的是想通过陆亚萍赚取“贴水”，因相信陆亚萍而未要求其打条。从迟传莉的陈述中无法得出双方有关于“借”的意思表示。证人田某海的证言证明其是债务人及迟传莉找其要钱的事实，也证实了其为迟传莉和陆亚萍的欠款出具了一张欠条的事实。 综上，迟传莉提供的证据亦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请求陆亚萍还款付息，本院无法支持。其可向田某海主张权利。陆亚萍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遂判决：一、撤销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2018）吉0502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迟传莉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700元，合计7400元，由迟传莉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2017年12月31日，陆亚萍在迟传丽女儿书写的《情况说明》上签名，该《情况说明》载明：“2010年12月——2013年4月期间，陆亚萍先后六次在迟传莉处借走人民币20万元给陶洪敏，出借给田某海。2017年陶洪敏还款2万元整，现尚欠人民币18万元整。特此证明。”陆亚萍主张其受胁迫在《情况说明》上签名，但既未提供证据证明，也未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2.再审庭审过程中，陆亚萍主张系陆亚萍迟传莉共同向田某海出借款项，田某海给陆亚萍出具了欠条，欠条由迟传莉取走。经本院询问，迟传莉向法庭出示欠条原件一份，内容为：借款人田某海、出借人陆亚萍，金额26万元。3.陆亚萍主张借款利息为2.5分，迟传丽主张陆亚萍向其按0.8分和1分的利率支付利息，其赚取利差。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本院再审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之间是否作出了借款和还款的意思表示、是否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需要以双方作出借款和还款的意思表示及交付出借款项为法定条件。本案中迟传莉向陆玉萍交付了诉争款项，根据迟传莉和陆亚萍在原审及再审庭审中提供的书面证据、录音资料，田某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迟传莉将款交付给陆亚萍后，陆亚萍通过陶洪敏将迟传莉和自己的款项出借给田某海，田某海给陆亚萍出具了欠条，但欠由迟传莉取走并持有，陆亚萍签名的《情况说明》中记载了通过陶洪敏将款出借给田某海的事实，田某海出庭作证，证明其向陆亚萍和迟传莉借款，一并向二人出具了借条的事实。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迟传莉与陆亚萍共同将款项出借给田某海，而不足以证明陆亚萍作出了向迟传莉借款和还款的意思表示，二审判决以未达到盖然性的标准为由认定陆亚萍与迟传莉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迟传莉的主张的与陆亚萍建立了合同关系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吉05民终387号民事判决。 审 判 长  付 丽 审 判 员  王丹秋 审 判 员  王 婧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胡绍峰 书 记 员  王品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