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10民终1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岗岗，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范雪玲，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安保明，男，系范雪玲之子。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峰，甘肃泰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庆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安化东路豪庭春天3号楼。负责人：李崇宪，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芮永刚，男。上诉人刘岗岗因与被上诉人范雪玲、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庆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2019）甘1002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岗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撤销双方于2019年2月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按照法律规定判处；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法律规定可变更、可撤销情形，不存在赔偿金额远大于法定赔偿金额情形，属事实认定错误，当时交警主持调解的时候讲明其负全责，最后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认定是同等责任，所以交警主持的调解是受胁迫的；2、原审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划分的事故责任不应作为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全部依据，属法律适用错误。范雪玲答辩称：本案《人民调解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刘岗岗应该履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无任何可置否之处，应予依法维持。太平洋财险公司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范雪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刘岗岗履行《人民调解协议书》，向其支付下剩损失赔偿款341000元；2.依法判令太平洋财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保险赔偿责任限额内对刘岗岗上述应付赔偿款先行赔偿，不足部分由刘岗岗赔偿；3.案件受理费由刘岗岗承担。刘岗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其与范雪玲于2019年2月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按照法律规定判处；2、案件受理费由范雪玲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9年1月28日19时58分，安巨奎驾驶邦德牌二轮电动车沿西峰区北大街由南向北行驶至与翼龙路丁字路口左转弯时，与沿北大街由北向南行驶的刘岗岗驾驶的甘M1V760号长安牌小型轿车相碰撞，造成安巨奎当场死亡，车辆局部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2019年2月2日，经西峰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安巨奎与范雪玲之子安保明、安喜明代表范雪玲与刘岗岗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主要约定：安巨奎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停尸费等共计600000元，由刘岗岗全部承担，于2019年3月2日前全部付清；民事赔偿部分自本协议约定赔偿金全部付清后了结，双方互不再追究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其他责任或提出其他要求；刘岗岗付清所有赔偿金后，安巨奎家属接受刘岗岗的道歉，对刘岗岗表示完全谅解，并书写书面谅解书；本协议作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自各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双方达成的上述协议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下发之前所达成，双方一致同意并共同认可，随后下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影响上述协议的效力。2019年3月1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第62280112019000002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岗岗、安巨奎负本起事故的同等责任。刘岗岗为肇事车辆在平安财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在太平洋财险公司投保了保险金额为5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平安财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范围内理赔110000元。协议签订后，除去交强险理赔的110000元，刘岗岗先后还向范雪玲给付赔偿金144000元，并支付停尸费5000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范雪铃与刘岗岗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效？该协议是否具有可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二、如何区分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三、被侵权人死亡案件中，其近亲属提起的诉讼，是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还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关于焦点一，范雪铃与刘岗岗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效？该协议是否具有可变更或撤销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履行调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反驳的，有责任对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有责任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庆阳市西峰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范雪玲与刘岗岗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达成该协议时，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达成，刘岗岗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存在《合同法》第54条规定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本院亦依据法律规定对协议中涉及的赔偿范围、标准及赔偿总额进行了核定，不存在赔偿金额远大于法定赔偿金额的情形，且刘岗岗已经按照协议部分履行，故其请求撤销该协议的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刘岗岗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向原告范雪玲支付赔偿金，按照约定，刘岗岗应当向范雪玲给付赔偿金共计600000元，除去平安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理赔的110000元，刘岗岗应向范雪玲给付赔偿金490000元。因刘岗岗还在太平洋财险公司投保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故太平洋财险公司应向范雪玲支付赔偿款245000元；下剩245000元赔偿款应由刘岗岗承担，因其已经给付149000元，故刘岗岗还需向范雪玲给付赔偿款96000元。关于焦点二，如何区分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对于“责任”一词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认为该词是一个多义词，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应尽的义务，分内应做的事”；一个是“应当承担的过错”。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属于第二种含义，即“应当承担的过错”。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既不是民事责任，也不是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显然是一种义务，并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属于“责任”一词的第一种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从本条规定可以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性质上是一种证据。而所谓证据，指的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也应当是对一种事实的判断，即“应当承担的过错”，双方对事故应当各自承担多少过错，而不是义务。由此可见，二者在性质上的差别在于，民事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律义务，而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的“责任”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应承担的过失作出的判断。另外，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两者确定的方式和依据不同。交通事故认定书所涉及的“责任”只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而民事赔偿责任确定的方式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其确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对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亦有重大影响，在一般的交通事故赔偿中，双方当事人均基本遵循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的“责任”分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份额。在本案中双方在达成调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达成的上述协议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下发之前所达成，双方一致同意并共同认可，随后下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影响上述协议的效力。”该约定不违背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被侵权人死亡的案件中，其近亲属提起的诉讼，是属于普通共同诉讼还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民事诉讼法设立共同诉讼人制度，是使必须参加共同诉讼的人都参加到诉讼中来，以有利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正确、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避免对同一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可以节省人力、物力，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有理由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只规定了被侵权人的近亲属有权提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并没有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案件中，其近亲属提起的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本案范雪玲的诉讼请求涉及被侵权人安巨奎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处理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停尸费等，被侵权人安巨奎的儿子安保明、安喜明并非必要诉讼参与人，其妻子范雪玲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故刘岗岗以范雪玲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条第一、二款、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对于应付范雪玲下剩的赔偿款341000元，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庆阳中心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245000元，由刘岗岗赔偿96000元；2、驳回反诉原告刘岗岗的反诉请求。以上给付内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刘岗岗负担。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范雪铃与刘岗岗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是否有效？该协议是否具有可变更或撤销的情形？在本案中，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经庆阳市西峰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范雪玲与刘岗岗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达成该协议时，双方均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该协议合法、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刘岗岗上诉提出在调解时主持调解工作的交警存在威胁的行为，其在受胁迫的情形下与范雪玲达成调解协议，认为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但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岗岗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判处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5元，由上诉人刘岗岗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胡光远审判员  吴容芳审判员  贾九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书记员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