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2323号原告：张某，男，1991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系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系广东信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艮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番禺大道北**号写字楼*栋**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P。法定代表人：黄某。被告：黄某，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普宁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系广东融卓律师事务所。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某，系广东融卓律师事务所。第三人：广州一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某北路*号广州某货运站内中心仓*栋*号铺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WXG。法定代表人：朱某。第三人：宋某，男，197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湖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系浙江泽大（湖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某诉被告广州艮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黄某及第三人广州一某物流有限公司、宋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刘某、被告广州艮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艮某公司）、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第三人宋某的委托代理人张某甲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广州一某物流有限公司（下简称一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起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119000.0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自2017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1119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标准计算，暂计至2019年1月19日止为31332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宋某及其控制的一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2017年10月19日，宋某告知原告一某公司向艮某公司购买了一套设备，因资金紧张希望原告帮其支付首付款。原告本着对宋某的信任，当即按照宋某的要求，向黄某个人账户汇款1119000元设备首期款。被告一出具确认函，确认收到该笔1119000元设备首期款。在原告向黄某的账户汇款后，原告要求一某公司及宋某返还代其支付的设备首期款，宋某及一某公司否认曾要求原告代其支付设备首期款，且不认可原告代其支付设备首期款的事实。原告认为：1、原告的银行账户转账记录足以证明原告已向黄某的银行账户汇入1119000元；2、宋某及一某公司不认可原告代其支付设备首期款的事实，二被告收取1119000元已失去事实及法律依据，二被告占用该款项已造成原告损失，应予以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综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判如所请。两被告答辩称，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被告收取的1119000元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具体理由如下：一、被告收取原告张某支付的1119000元具有法律上的原因，原告要求返还，于法无据。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法律上的原因）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双方对于原告张某已给付被告1119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付款原因亦无异议，双方并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或者金额错误的情形。本案中，原告给付该款并非毫无原因，是一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宋某的指示向被告付款的。只是因为原告曾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第三人一某公司及宋某，因证据不足被驳回，继而原告才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本案诉请被告归还款项。根据原告在（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案件中的自认，其当初是代一某公司支付首期设备款给被告，该款属于一某公司的借款，这说明原告向被告转账该笔款项并非欠缺法律上的原因。二、原告应当对被告“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承担举证责任，其未能证明被告取得款项没有法律上的原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当得利中所指给付无法律上的原因即给付欠缺原因并非单纯的消极事实，法院在认定有无法律上的原因和合法根据时，需要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建立在一个客观上可供检验的构成要件上，达到令人信服的标准。原告在另案中以借贷关系起诉第三人遭败诉后，转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起诉被告，并不当然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告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人，其主动给付案涉款项，是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因此原告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负举证责任并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本案中，原告并未对于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而且在最初起诉第三人一某公司及宋某的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中也是一再陈述案涉转账款项是代一某公司支付首期设备预付款，因此不足以认定原告主张被告受领其1119000元无法律上的原因。三、原告在（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案件中主张涉案款项是对第三人宋某、一某公司的借款未被法院采纳，但该情形并不能免除原告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证明被告取得涉案款项无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在起诉状中，原告认为“宋某及一某公司不认可原告代其支付的设备首期款的事实，二被告收取1119000元已失去事实及法律依据”，该结论混淆了两案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举证责任。在原告已经自认本案的转账为代付款的情况下，自认本案的转账具有法律原因性，仅以（2018）粤0111民初6560号一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认为被上诉人获取款项无合法依据，并未完成其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另案对原告诉请的驳回不等同于被告取得款项无合法依据，另案判决对原告代付款的否认，并不等同于本案债权人丧失基于其他债权而取得相应款项的合法性，艮某公司特别是在原告与第三人一某公司、宋某之间存在多笔资金交易往来的情况下，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予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据标准。也就是说，据于原告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往来，艮某公司取得1119000元具有多种可能性且不等同于无法律依据。原告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由于其在白云区法院审理的（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案中主张的涉案款项系借给第三人一某公司、宋某代付款的抗辩意见未得到支持，但是，前案与本案为不同的法律关系，并不当然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原告仍应对被告“取得款项没有合法根据”这一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写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43集的指导性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此类案件已有明确的意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四、被告收取的涉案款项是有与一某公司存在真实交易为基础的，是有法律根据的。在原告未能完成不当得利的“无合法依据”的初步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被告补充提交的证据及陈述足予证实收取涉案款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足以将“被告取得涉案款有合法依据（法律上的原因）”这一待证事实证明到合理程度并达到高度盖然性。本案的实际情况是：2017年10月14日，被告与一某公司签订《物流快递自动分拣系统集成项目合同书》一份，第三人宋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书上签字，约定由被告向一某公司出售快递分拣设备一套，总金额为3730000元，首期设备预付款为1119000元，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后宋某告知该预付款将由原告直接支付至被告广州艮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帐户。2017年10月19日，被告收到原告代一某公司支付的设备预付款1119000元，随后向一某公司出具《首期款确认函》一份，并交给宋某。艮某公司工作人员曾与宋某、张某就设备设计方案进行讨论。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被告提供的《物流快递自动分拣系统集成项目合同书》、被告出具的《首期款确认函》。2、原告提供的工商银行转账汇款回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3、原告及其代理人在（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案件中的起诉状及庭审笔录中对相关事实的自认。4、原告提供的（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案判决书中原告对相关事实的自认。5、被告提供的一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形成完成证据链：1、首先，根据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显示，原告于2017年10月19日分两次向被告黄某的银行账户上转账，第一次汇款为900000元，第二次汇款为219000元，共计1119000元，原告付款的金额及付款的时间，与被告和第三人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书上载明的首期设备预付款的支付日期和金额相一致。被告与第三人于2017年10月14日签订合同书时约定，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因签约当天为周六，2017年10月19日即为三个工作日后的次日；其次，同一天，原告仍有向宋某汇款两次，第一次汇款为40000元，第二次汇款为100000元，共计140000元；再次，进行汇款需取得对方的银行账号及名字，原告与被告仅因本次交易相识，此前并无交易往来，若非基于代第三人支付预付款取得账号，原告从何处取得被告帐号及户名、怎么敢向被告进行如此数额巨大的汇款？2、原告现持有被告艮某公司在收到预付款后向一某公司出具的《首期款确认函》原件，且原告陈述系从一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处取得。若非原告代第三人支付设备预付款，其无缘无故取得该确认函也明显不合常理。3、一某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资料显示，2017年12月25日，一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变更为朱某。与原告陈述的一某公司法定代表变更的事实相符。可见，原告分批数次向被告汇款，对象明确、数额清楚，并非错汇，且与第三人宋某、一某公司有交易往来，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基于上述因素，原告主张的其代一某公司支付合同项下的设备预付款的事实具备合理性和可信度。退一步来说，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在双方均已穷尽举证能力，无法再提出使待证事实更明确的证据的情况下，根据现有证据，结合双方当庭陈述，特别是原告两次转帐支付的金额和时间与设备买卖合同书的约定完全一致的情况，被告的主张具有证明优势，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原告代第三人宋某、一某公司支付被告1119000元款项的事实存在，故原告主张不当得利证据不足，理应予以驳回。五、黄某是艮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收取款项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原告要求黄某承担民事责任，与法不符。六、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无法律依据。因收取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故原告无权要求支付利息。综上所述，原告向被告转账支付的1119000元并非欠缺法律上的根据，而是原告因与第三人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证据不足而未得到司法确认与保护后转而以不当得利另行寻求法律保护，但原告未就给付原因完成举证责任，且现有证据足予证明被告收取案涉款1119000元具有合法依据。原告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第三人一某公司在庭后的询问中答辩称，我向法庭提交一份一某公司及百世快递大源站点经营权转让合同，我是在2017年12月6日与宋某签订了对一某公司的股权转让，以338万元的价格整体受让，而且将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了。就本案原告与艮某公司之间的情况，我是不清楚的，不仅这样，还有部分工人工资，在转让时，宋某也没有说清楚。第三人宋某答辩称，一、我方没有向原告张某借款，根本不存在要求原告为一某物流支付购买设备的货款；二、原告诉一某物流、宋某借款的案件，已经由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了一某物流、宋某没有向原告借款，所以本案不存在借贷纠纷法律关系；三、宋某已经于2017年12月退出一某公司的股东及工作人员身份，现在不是一某公司公司的股东；四、宋某在退出一某公司前，没有收到本案被告艮某公司交付的设备。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经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并结合质证、庭审陈述情况，认定事实如下：1、原告与第三人一某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由第三人一某公司为原告提供物流快递服务，被告艮某公司是物流快递分拣设备制造商。2017年10月14日，被告艮某公司与一某公司签订《物流快递自动分拣系统集成项目合同书》一份，第三人宋某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书上签字，约定由被告艮某公司向一某公司出售快递分拣设备一套，总金额为3730000元，首期设备预付款为合同总额的30%即1119000元，在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指定收款帐号62×××33，开户名黄某。交货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2017年10月19日，原告向黄某上述账户汇款900000元、219000元。同日，被告艮某公司向第三人一某公司出具《首期款确认函》，内容为：贵司在我司订购智能分拣设备，数量1套，总金额3730000，已收到首期款111.9万元。上述确认函加盖了被告艮某公司印章。2、2018年5月25日，原告以一某公司、宋某作为被告，黄某及艮某公司作为第三人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其应宋某的请求代一某公司向黄某账户转款1119000元，据此诉请判决一某公司、宋某偿还借款1119000元，2018年10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111民初6560号民事判决认为原告证据不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以此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一方获益无法律根据；（三）致使对方遭受损失，即获利与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首先，被告艮某公司与第三人一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并约定在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1119000元；其次，被告艮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时间收到涉案款项1119000元，并向第三人一某公司出具了《首期款确认函》；最后，原告确认涉案款项1119000元系其代第三人一某公司转账给被告艮某公司。综上所述，涉案款项系原告主动给付行为，给付数额，给对象明确且具体，并非错付，被告依合同收取涉案款项具有法律依据，本案不具备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原告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人一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视为放弃抗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7690元，均由原告张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符晓波人民陪审员  陈伟桂人民陪审员  蒋永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钟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