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48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汉大道嘉鑫花苑1栋1单元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00553022429Y。法定代表人：刘海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杨志军，男，土家族，1991年10月11日出生，住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系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顺奇，男，汉族，1968年2月13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曾建军，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山路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罗长生，男，汉族，1971年4月8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赵正超，男，汉族，1986年12月5日出生，住贵州省遵义县。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昌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顺奇、罗长生、赵正超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昌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刘顺奇、罗长生、赵正超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昌达公司于2016年12月15日承建贵州省夹岩水利枢纽八标段工程，随后便将该工程转包给罗长生、赵正超，罗长生、赵正超雇佣刘顺奇从事安装拉线工作。虽然一审认为昌达公司与罗长生、赵正超口头签订的“转包合同”无效，但并能否定罗长生、赵正超与刘顺奇之间的雇佣关系，而认定昌达公司为雇佣关系的当事人。（2）刘顺奇的劳务薪酬一直都是由罗长生进行支付，刘顺奇遭受损害时是为罗长生、赵正超提供劳务工作，也并非昌达公司的行为所导致，且刘顺奇与昌达公司之间并无雇佣关系。（3）经一审查明，刘顺奇遭受损害后，罗长生为其支付了38,000元医疗费，并支付了赔偿款5,000元，认定罗长生、赵正超存在雇佣关系才更符合事实和常理，而一审认定昌达公司与刘顺奇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因此，一审存在基本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责任划分严重不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本案中，刘顺奇在明知自己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和相关专业知识的情况下仍接受罗长生、赵正超雇佣从事安装拉线工作，且其作为“专业人士”，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从事作业导致自己受到损害，其自身具有重大过错，而昌达公司对此并无过错。因此，一审判决昌达公司承担80%的责任严重不合理。3、罗长生、赵正超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刘顺奇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且雇佣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是罗长生、赵正超与刘顺奇，而昌达公司并非雇佣关系的一方主体，仅作为分包人，依法需与雇主（罗长生、赵正超）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罗长生、赵正超作为雇主应与昌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一审判决赔偿标准适用错误。经一审查明，刘顺奇系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应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且刘顺奇是在2017年6月1日遭受人身损害的，并于同年10月30日作出了伤残鉴定，而刘顺奇直至2019年3月12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导致其损失扩大（即按照2018年贵州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16每年计算），不具有合理性。因此，刘顺奇的残疾赔偿金应按2018年贵州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16每年计算其赔偿金额。因此，一审判决赔偿标准适用错误。5、一审中，刘顺奇请求赔偿伤残赔偿金58,260元、误工费32,731.5元、护理费6,374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1,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共计102,065元。一审确认：1、伤残赔偿金58,260元、护理费6,374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1,300元；2、误工费28,700元；3、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共计136,734元。刘顺奇在一审中并未请求赔偿医疗费，而一审却判决支持了刘顺奇的医疗费，已明显超出了刘顺奇的赔偿请求范围，因而导致一审判决错误。被上诉人刘顺奇辩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四款的规定，昌达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主体，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对于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现在已经不区分城镇和农村。被上诉人罗长生辩称：对昌达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医疗费是由我垫付的，我不承担连带责任。被上诉人赵正超辩称：对昌达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原审原告刘顺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昌达公司赔偿刘顺奇伤残赔偿金58,160元、误工费32,731.50元、护理费6,374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1,3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共计102,065元，诉讼费由昌达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2月，昌达公司承包了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夹岩水利北干渠8标项目施工区域内10KV电力专线安装及配电计量工程，赵正超系施工现场的负责人，罗长生系工人带班班长，刘顺奇系提供劳务的工人。2017年6月1日，刘顺奇在不具备高空作业资质的情形下在电杆上端进行高空作业时，因电杆倾倒导致摔伤。刘顺奇受伤后在遵义市播州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7天，其所受伤情贵州通鉴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因摔伤致致右侧肱骨大结节撕脱性骨折属十级伤残，其误工期评定为180日，护理期评定为60日，营养期评定为90日”，刘顺奇自支鉴定费1,300元。现刘顺奇诉至一审要求昌达公司赔偿102,065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另查明：罗长生先后为刘顺奇垫付了医疗费共计38,800元，并支付了赔偿款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刘顺奇和昌达公司的诉辩意见以及罗长生和赵正超的陈述，以及庭审中依法确认的证据，对刘顺奇诉称其在为昌达公司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的事实，一审依法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可见，昌达公司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即雇主一方，应当对刘顺奇因受伤导致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刘顺奇的经济损失。根据刘顺奇的诉求、昌达公司的答辩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参照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相关经济数据，刘顺奇因此次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确认如下：1、刘顺奇主张的伤残赔偿金58,160元、护理费6,374元、营养费2,700元、鉴定费1,300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依法予以确认；2、误工费，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林牧渔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8,198元的标准，按照司法鉴定误工期评定180日予以计算，确认金额为28,700元（58198÷365×180）；3、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按照100元/天，住院7天，确认金额为700元；4、医疗费38,800元（该款已由罗长生垫付），以上共计136,734元。刘顺奇明知自己无相关高空作业资质却进行高空作业，即对可预见的危险而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预防，属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过程及原昌达公司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刘顺奇与昌达公司各承担此次事故20%和80%的责任，即昌达公司应赔偿刘顺奇经济损失109,387.2元（136,734元×80%），扣除罗长生已先行支付的医疗费38,800元和5,000元，实际还应支付65,587.2元。据此，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刘顺奇经济损失65,587.2元。案件受理费1,17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刘顺奇负担370元，被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800元。二审中，昌达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罗长生书写的收条一份，拟证明昌达公司已经将案涉工程包给罗长生，刘顺奇是罗长生的雇员，不是昌达公司的雇员；2、赵正超书写的转账明细，拟证明昌达公司将案涉工程包给赵正超和罗长生，向赵正超和罗长生支付相关费用，刘顺奇的工资是由罗长生和赵正超支付；3、费用总和清单，证明目的同证据2。被上诉人刘顺奇质证意见：对昌达公司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昌达公司的证据2和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罗长生是代班班长。被上诉人罗长生质证意见：对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是赵正超打的，罗长生不清楚。被上诉人赵正超质证意见：对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2、证据3无异议，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不是赵正超出具。本院审查认为：昌达公司提交的证据虽系二审中提交，但其他当事人对3份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3份证据能够与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及陈述的案件事实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昌达公司从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得夹岩水利北干渠8标项目施工区域内10ＫＶ电力专线安装及配电计量工程后，将该工程以一公里4万元的价格分包给赵正超，赵正超实施了一部分工程后又以一公里1.5万元（安装电杆按照1000元一棵另行计算）将该工程分包给罗长生。刘顺奇是罗长生叫来做工的工人，工资200元每天，由罗长生发放。罗长生持有电工证和高空作业证，赵正超和刘顺奇均未持有电工证和高空作业证。本案发生倾倒造成刘顺奇摔伤的电杆是赵正超完成安装的。刘顺奇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贵州省遵义县，该地系农村，刘顺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入来源情况。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刘顺奇因本案遭受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2、刘顺奇的损失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分担。关于刘顺奇因本案遭受的损失的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昌达公司从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得案涉工程后，将该工程分包给赵正超，赵正超实施部分工程后又将该工程分包给罗长生，昌达工程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赵正超是案涉工程的分包人，罗长生系案涉工程的次分包人。刘顺奇系罗长生找来参与案涉工程施工的工人，刘顺奇的工资是由罗长生发放，刘顺奇是为罗长生提供劳务，与罗长生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刘顺奇在为罗长生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罗长生应当对刘顺奇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案涉工程系10K电力专线安装及配电计量工程，根据《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也无，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不得从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业务”的规定，应当由取得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单位承接施工。赵正超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罗长生虽持有电工证和高空作业证，但也未取得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其二人均不能从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业务，昌达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赵成超存在过错，赵正超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罗长生亦存在过错，且刘顺奇系因赵正超安装的电杆发生倾倒摔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昌达公司和赵正超均应与罗长生对刘顺奇因本案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适用的前提是工伤认定的行政案件，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针对工伤保险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适用，况且，该条也无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不等于存在劳动关系，刘顺奇以此主张其与昌达公司存在劳务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刘顺奇仅起诉请求昌达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规定，一审判决昌达公司对刘顺奇因本案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至于昌达公司与赵正超、罗长生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问题，昌达公司可在实际赔偿后另案主张。关于刘顺奇的损失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关于残疾赔偿金，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刘顺奇的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均为农村，刘顺奇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起收入和实际居住状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刘顺奇的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贵州省2018年度农村常住居民人民可支配收入9,716元标准计算为9,716元/年×20年×10%=19,432元。关于护理费、营养费、鉴定费、误工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法院确认的金额正确，本院亦予认定。关于医疗费，虽然刘顺奇未就医疗费提出诉讼主张，但该费用系罗长生垫付，亦是因刘顺奇受伤产生的损失，一审予以确认并无不当。据此，因刘顺奇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共计：医疗费38,800元+护理费6,374元+营养费2,700元+误工费28,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00元+残疾赔偿金19,432元+鉴定费1,300元=97,106元。刘顺奇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未取得电工证和高空作业证而从事高压线路架设活动造成自己摔伤，其自身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对于刘顺奇的损失，一审确定由刘顺奇自行承担20%的责任并无不当，如前所述，对刘顺奇的损失由昌达公司、赵正超、罗长生连带承担80%即97,106元×80%=77,684.8元的赔偿责任，因罗长生已经向刘顺奇垫付了38,800元医疗费并赔偿了刘顺奇5,000元，且鉴于刘顺奇仅起诉请求昌达工程承担赔偿责任，故昌达公司还应带赔偿刘顺奇33,884.8元（77,684.8元-38,800元-5,000元）。昌达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黔西县人民法院（2019）黔0522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被上诉人刘顺奇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等损失共计33,884.8元；三、驳回被上诉人刘顺奇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70元，由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388元，被上诉人刘顺奇负担78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744元，被上诉人刘顺奇负担695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如义务人不自动履行义务，权利人可在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义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原审法院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世军审 判 员 徐 洪审 判 员 刘光全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代 珊书 记 员 蔡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