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7155号原告：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京剧院），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2号。法定代表人：宋晨。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政，北京华城（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宫婷，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英钊，1942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京剧院）（以下称京剧院）与被告刘英钊（以下称姓名）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京剧院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刘英钊经本院依法送达出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京剧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刘英钊赔偿京剧院相当于北京市朝阳区401号房屋（以下称401号房屋）价值的损失375万元（本判决书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1971年，京剧院职工王某调到戏校工作，为工作之便，王某到换房站，将京剧院分给其居住的401号房屋与赵某居住的北京市西城区21幢、22幢（以下称40号房屋）交换居住。1984年落实私房政策，40号房屋产权办到赵某名下，赵某继续将40号房屋出租给王某居住，同时，赵某继续居住京剧院的401房屋，双方按公有住房的标准支付房租。1986年1月14日，由于京剧院内部调房，将王某调到西三环居住，将京剧院职员康某调到40号房屋居住。京剧院、康某与赵某、刘英钊（赵某之子）签订《换房协议》，约定：“如赵某同志收回原与王某同志用公房交换的西斜街个人私房两间，将需把401号单元住房腾退给京剧院康某同志。”1986年，赵某去世。1995年3月13日，刘英钊公证继承了赵某40号房屋。1995年1月25日，京剧院再次因内部调房，将职员张某调到涉案房屋居住，以上均由房屋产权人赵某之子刘英钊签字同意。1999年京剧院职工张某去世，其子张某2继续居住于涉案房屋内。2007年5月14日，刘英钊与张某3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英钊将坐落于西城区40号房屋7间出售给张某3，其中包括西斜街40号21、22两幢。后40号房屋几经转手，房屋产权落到了案外人刘某2名下。2016年，刘某2起诉要求当时居住于40号房屋的京剧院职工子女张某2腾房，案件于2019年3月下发了一审判决，支持了刘某2的诉讼请求，要求张某2腾房。至此，赵某用于与京剧院401号房屋交换的40号房屋被收回。根据《换房协议》，赵某的继承人应将京剧院401号房屋予以返还。而401号房屋，赵某（及其继承人）一直未归还京剧院。1991年，居住于401号房屋的刘某1（赵某之子）与案外人彭某换房，将该房屋交换给了彭某居住，后该房屋被登记到个人名下。综上，在刘英钊已将40号房屋出售且法院己判决要求京剧院职工子女腾房的情况下，刘英钊至今未归还京剧院的401号房屋，己构成违约。刘英钊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查明，赵某原在北京市西城区40号有私房数间，其中包括了幢号为21号（建筑面积19．53平方米）、22号（建筑面积8．17平方米，幢号22号为幢号21号房子的廊房）的房屋。刘某1、刘英钊系赵某之子。王某、康某、刘某3、张某（张某2之父）原系京剧院职工。京剧院提交一份1986年1月的《住房协议》，主要内容为：赵某原住西城区西斜街40号私房北房两间，属自己私有；王某原住401号房屋，产权属房管局公房。1971年，王某与赵某二人经协商交换了住房。由于落实私房政策，1983年9月，赵某在西斜街40号的私房两间出租给王某。现因京剧院内部调房，将王某调到西三环路居住，将康某调到西斜街40号王某的原住房，经与赵某协商，同意康某入住。如赵某收回与王某用公房交换的西斜街私房两间，需要把401号房屋腾退给京剧院的康某。《住房协议》末尾有王某、康某签字，并记载有“同意将西斜街40号王某原住房租与康某”的字迹，该字迹旁写有“刘英钊（赵某印）”字样，时间为1986年1月14日。1986年1月15日，赵某与康某就西斜街40号的私房北房两间签订了租赁合同。1986年间，赵某去世。1995年1月25日，京剧院又将张某调整至西斜街40号赵某的私房一间居住，并收回了张某在305号的合居房一间。1995年1月25日，京剧院为张某调房当日，刘英钊与张某就西斜街40号赵某名下的北房一间（幢号21号房，使用面积18．7平方米）签订了私房租赁契约，将幢号21号房出租给了张某2之父张某。1999年，张某去世，张某2及妻子祝某、女儿张某4一直居住使用该房屋，未再次与不动产的权利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1986年赵某去世后，刘英钊通过继承取得了赵某原在北京市西城区40号的私房数间。刘英钊继承的数间私房中包括了幢号为21号、22号的房屋。刘英钊取得房屋产权后，于2007年间将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张某3。张某3取得产权后，将房屋的买卖等权益委托给案外人刘某4，2010年间，刘某4又将张某3的委托权限转委托给了刘某2之母边某。2015年11月3日，边某作为张某3的委托代理人，就21号、22号房屋与刘某2（边某之女）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2015年l1月19日，刘某2取得了21号、22号房屋的产权证。刘某2于2016年起诉张某2、祝某、张某4，要求腾退21号、22号房屋并支付房屋使用费、水电等费用。案件经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称西城法院）审理判决后被发回重审。西城法院于2019年以（2017）京0102民初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某2、祝某、张某4将21号、22号房屋交还刘某2并支付房屋使用费。二审于2019年5月31日以（2019）京02民终xxxx号民事判决书维持原判。京剧院于2017年起诉刘某2、张某3，要求确认刘某2、张某3就21、22号两幢房屋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经西城法院审理认为，京剧院无法证明其与该案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其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据此于2018年3月分别以（2017）京0102民初xxxx号和(2017)京0102民初xxxx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京剧院的起诉。京剧院上诉，二审于2018年12月24日维持原裁定。京剧院提交1991年1月29日刘某1（赵某之子）与案外人彭某签订的《换房协议》，证明刘某1将401号房屋交换给了彭某居住。京剧院提交1998年12月20日彭某与北京市第一房屋管理修缮工程公司（以下称一房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以及《房屋产权登记书》，证明彭某按成本价购买了401号房屋，并于1999年取得了该房屋产权，按照当时的《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凡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的的职工，均可向所在单位或现住房产权单位申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因此彭某作为当时401号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按照政策取得该房屋产权。庭审中，京剧院就其主张提供了证据，刘英钊未到庭进行质证。上述事实，有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京剧院提交的1986年1月《住房协议》的签约主体并不包括京剧院，且该协议明确约定，赵某用来交换的房屋是私房，京剧院职工王某用来交换的401号房屋是产权属房管局的公房。从该协议内容来看，京剧院并不是401号房屋产权人。本案中京剧院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401号房屋享有何种权利。现京剧院主张其为401号房屋权利人，并以刘英钊侵犯其对401号房屋财产权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京剧院提交的证据显示，1998年12月20日彭某与公有住房管理单位一房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购买了401号房屋并取得该房屋产权证。按照公房管理政策和生活常识，如京剧院确为401号房屋权利人，彭某购买401号房屋并取得产权证的过程必须经过京剧院同意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彭某能够按照公房政策购买401号房屋的事实说明，京剧院不是401号房屋权利人，如果京剧院是401号房屋权利人，则其自愿同意并配合彭某办理购房手续，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京剧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京剧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80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原告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宋培海审 判 员  文怡昊人民陪审员  于 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祝婧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