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209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小关街道办事处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孙兰芝，女，1962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北京陶瓷厂退休，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孙兰芝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孙兰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孙兰芝支付10000元辛苦费。事实理由：我与孙兰芝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在全体居民会上双方达成如下约定：“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若能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0000元；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0000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孙兰芝签字确认，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我自接受委托以后，自学专业知识，克服身体重度残疾的不利条件，在同住居民李振茹、李双全、杨宝春的陪同下，通过座谈、信访、诉讼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有利于我们拆迁信息的相关证据，使孙兰芝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0万元的货币补偿。据此，我履行了委托事务，为孙兰芝争取了巨大的财产利益。上述事实已经得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并依法作出支持我的民事判决。然而面对无可辩驳的事实，孙兰芝仍未履行支付“辛苦费”的约定义务。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孙兰芝辩称：当时我们就签订了一个遮阳的委托书，其他的都没有签订过，经过核实，崔鸣放也没有给我打过这个官司，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辛苦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孙兰芝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包括孙兰芝之夫马国兴在内的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015年2月7日。庭审中，孙兰芝虽认可其爱人参加了该会议，却称其爱人并不知晓会议记录的内容，但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孙兰芝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崔鸣放提交孙兰芝于2014年9月28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权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崔鸣放主张依据上述已查明事实、证据以及孙兰芝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已履行委托事务，为孙兰芝争取到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孙兰芝应向其支付辛苦费1万元。孙兰芝认可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不认可崔鸣放代表其提起了相关诉讼，亦不认可其取得的安置房及相应的财产利益与崔鸣放实施的行为有关，不同意向其支付辛苦费。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是以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和前提。委托人之所以选定受托人为其处理事务，是以他对受托人的办事能力和信誉的了解、相信受托人能够处理好委托的事宜；而受托人接受委托，也是出于愿意为委托人服务，能够完成受托事务的自信，基于对委托人的了解和信任。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2015年，居民召开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同意“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的会议决定。参会居民的上述行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恪守上述承诺，亦属参会人员诚实信用之责。诉讼中，孙兰芝虽认可其爱人参加了该会议，却称其爱人并不知晓会议记录的内容，但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基于双方的夫妻关系，崔鸣放有理由相信孙兰芝之夫有代理孙兰芝签署会议记录并委托崔鸣放履行委托事务的权限，结合孙兰芝之夫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以及孙兰芝已实际取得安置房及相应财产利益的事实，应认定崔鸣放与孙兰芝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崔鸣放接受居民委托，代表大家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起诉讼，主张按照会议决定获取“辛苦费”，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当事人之间，虽没有签订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书面合同，但依其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可准用合同法上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应当指出的是，本案中2015年形成的会议决定，并不意味着崔鸣放代表社区居民直接就产权房补偿问题实际提起了相应诉讼，实质上，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但从2014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的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崔鸣放受托担任诉讼代表之事务并不以其受托活动而得到解决，但崔鸣放确为此付出了劳动和时间，且其代表社区居民争取产权房补偿的利益诉求目的已经达成，委托人应当按照2015年会议决定给付“相应的报酬”。本院根据崔鸣放陈述及相关证据，考虑其实际付出的劳务，酌定其应得的“相应的报酬”为会议决定的“辛苦费”的60%，即6000元，崔鸣放主张超出的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孙兰芝向崔鸣放支付6000元；二、驳回崔鸣放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崔鸣放已预交），由孙兰芝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媛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