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18025号原告：马某，女，1928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法定代理人：罗某1，男，1960年2月8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淑玲，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崇各，北京智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罗某2，女，1950年10月2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罗某3，女，1953年1月5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罗某4，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被告：罗某5，女，1963年11月4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原告马某与被告罗某2、罗某3、罗某4、罗某5赡养费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淑玲、马崇各、被告罗某2、罗某3、罗某4、罗某5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在（2017）京0108民初34302号民事调解书的第一项内容的基础上，自2019年2月26日起，被告罗某4增加支付赡养费1500元每月，被告罗某2、罗某3、罗某5分别增加支付赡养费1000元每月。2、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母亲与子女关系。双方于2017年8月2日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确认被告罗某4、罗某1每人每月向原告马某支付赡养费1500元。被告罗某2、罗某3、罗某5每人每月向原告马某支付赡养费1000元。当时作出调解书内容的基础是马某生活可以自理，只需他人简单照顾。但自2018年春节过后，马某病情恶化，神志不清，卧床不起，无法自理，需专人24小时陪护。上述调解书确认的赡养费已经严重不足以赡养马某。故原告提起本诉，望法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罗某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我本人不同意增加赡养费，原因有：1、已超过北京市社会平均养老金金额4157元；2、已超过本人退休后退休金收入的1/4。3、本人自身有疾病还需就医看病，花费很大。4、除之前海淀法院确认的6000元赡养费外，原告还有政府为高龄老人提供的社会保障金680元，老年人无社会保障补助200元，高龄老人补贴新政中的500元，共计7380元，足以为原告提供保障。5、原告将自己所得的拆迁款项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罗某1用于赡养自己，也有相关公证文件及录音。6、罗某1在结婚前后无正当职业至今，由母亲和兄弟姐妹救济，我只有赡养母亲的义务，没有义务担负罗某1的费用。二、当地居委会在确定罗某1为马某的监护人的问题上程序存在问题，我并不认同。其他子女得知罗某1为监护人后去找居委会相关人员询问原因，但居委会的负责人并未出面解释。三、2019年，马某赡养的诉讼均是由罗某1以母亲的名义起诉，在诉讼当中均使用的是母亲过去的积蓄、拆迁款和我们支付的养老金。无形当中对我母亲后期生活和看病的花销增加了负担。对此，我要求罗某1补齐相关费用，并提供至海淀法院调解后，母亲生活费用的支出明细，以说明母亲的钱花在母亲自己身上。四、自母亲从老宅拆迁之后，我及姐妹都想去看望。但在看护过程中，我的姐妹屡次遭到罗某1、李×的刁难阻拦和辱骂，甚至还发生肢体冲突。在海淀法院开庭调解结束后，我说要去看望照顾母亲，是罗某1态度明确并强硬地说，就是不让我进门看望。因此，我质疑罗某1的心理状态。我母亲在这种环境下，由一个健康的老人到现在已不适合在现居住地居住，我建议将母亲接至养老院和看护院生活。并由我们五个子女在海淀法院调解的基础上出钱赡养老人。被告罗某5辩称：不同意增加赡养费。一、2017年5月份，我母亲到我那儿去住了一段时间。李×以女儿高考为由不让我妈回去。我妈非要回去居住。我们也同意养我妈。后来因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二、2003年我妈拆迁后跟着罗某1走了。拆迁款我妈都带走了。罗某1当时没有正经工作，靠我们接济。我承认罗某1照顾母亲很辛苦。每年暑假我们都把母亲接走轮流照顾。直到我母亲身体有了疾病，需要用人照顾了，家庭矛盾开始爆发了。罗某1曾经闹过失踪。我认为海淀法院调解过后，赡养费已经足够。被告罗某3辩称，我同意罗某5的意见。赡养母亲是应该的，我们应该给后代做好榜样。但是我现在给我母亲的钱比我和爱人的生活费都多。罗某1在母亲身上的花销必须有凭证。被告罗某2辩称，同意罗某5的意见。我补充如下，平时除了我们支付的赡养费外，我们看望母亲也买东西。我从1968年参加工作以来都给老人钱。我平时看望母亲一次花两个多小时也不容易。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马某生育五个子女，分别是罗某2、罗某3、罗某4、罗某1、罗某5。马某长期跟随罗某1生活。马某年事渐长后，关于子女给付马某的赡养费问题，子女之间有过纠纷并诉诸法院。2017年，海淀区人民法院组织马某与其各个子女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各子女均同意马某随罗某1居住在昌平区×镇×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中。罗某4、罗某1每人每月给付马某赡养费1500元，罗某2、罗某3、罗某5每人每月给付马某赡养费1000元。该调解协议签订后，四被告均按时支付赡养费。2018年12月30日早上，马某突然出现头晕现象。后经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中医医院诊断，马某病情为腔隙性脑梗死、高血压病Ⅲ级、高血脂症、慢性心力衰竭、失眠。2019年1月3日，马某出院。马某出院后，生活无法自理，日常饮食和大小便全部需要人伺候。2019年2月25日，罗某1向马某居住地所在的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西苑第二社区居委会提出指定其为马某监护人的申请。同日，该居委会向罗某1发放《指定监护人通知书》，同意罗某1的申请。该居委会并向罗某1出具《监护证明》。其他子女因对罗某1担任监护人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罗某1的监护权，指定罗某3作为马某的监护人。本院经依法审理后裁定驳回了罗某2、罗某4、罗某5、罗某3的异议申请。关于马某的每月消费情况，马某称包括伙食费、营养费2000元、成人纸尿裤、尿垫和衣物等共1500元、保姆费6000元、支付给罗某1前妻的房租费2500元。关于马某的每月收入状况，马某称，各个子女给付的赡养费共6000元、政府发放的补贴、补助费等1000元左右。被告称政府发放的补贴、补助费共1360元，另有200元养老助残补助。另，2004年马某因为拆迁位于海淀区兰靛厂正兰旗62号的房屋获得了19万元的拆迁款。马某称拆迁款中有2万元借给罗某5，有5万元预留作为医药费，其余款项已经花完。另查，罗某1与李×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7年7月4日登记离婚。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共有的位于昌平区×镇×区×号楼×层×单元×号房屋归李×所有。2019年1月20日，罗某1与李×签订《承租协议》。该协议约定自2019年2月1日起罗某1付给李×房屋使用费2500元，其他生活费如水、电、燃气、物业、取暖费等双方均摊。被告不认可离婚协议关于上述房屋分割的约定。被告认为该房屋属于马某的。上述事实，有（2017）京0108民初34302号民事调解书、诊断证明、指定监护人通知书、监护证明、（2019）京0114民特572号民事裁定书、离婚证、离婚协议书、证明信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赡养父母，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既是子女的道德义务，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老人有权利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等权利。现马某年逾九旬，生活不能自理，除基本社会福利外,无其他收入来源，马某因此要求四名子女依法履行赡养义务，支付赡养费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应予支持。除本案四被告外，马某的监护人罗某1作为马某的儿子亦应当负担自己该负担的一部分。虽然本案中马某未将罗某1列为被告，但本院在计算需要的赡养费时将罗某1应负担的部分一并计入。关于马某的实际需要费用支出，原告并未举证，本院酌情确定。原告主张的看护费、伙食费所定标准合理，本院予以支持。护理用品费标准过高，本院酌情减少。关于马某居住费用，本案几名子女在2017年就赡养费调解时已经达成一致协议马某居住在现居住的房屋内。该房屋属于家庭成员居住用房，并非从他人处租来的房屋。即便罗某1真实需要向前妻支付租金，也是罗某1的实际义务，而不应转嫁由马某负担。因此，原告主张四被告支付居住费用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罗某2、罗某4、罗某5、罗某3自2019年3月起每人每月新增给付马某赡养费400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二、驳回马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元，由马某负担14元（已交纳），由罗某2、罗某4、罗某5、罗某3各负担14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卢志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