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62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兴基，男，1951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思斌，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丹，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程辉，男，1984年9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卓惠明，女，1986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罗源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志海，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龙飞，福建合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兴基因与被上诉人黄程辉、卓惠明赠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兴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余兴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黄程辉、卓惠明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将《承诺书》约定赠与款项160万元割裂成120万元无条件赠与和40万元附条件赠与，属曲解《承诺书》本意，认定事实不清，严重侵害余兴基合法权益。一、《承诺书》的性质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其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一审将《承诺书》的性质割裂为两部分属事实认定不清。1.《承诺书》的真实意思应为：在黄程辉、卓惠明放弃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并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的条件下，余兴基赠与黄程辉、卓惠明合计160万元整。2.余兴基已明确以黄程辉、卓惠明放弃为前提才作出的实际赠与表示，余兴基并没有将其对黄程辉、卓惠明的赠与分为单纯赠与与附条件赠与。3.黄程辉、卓惠明自身也认为余兴基合计赠与160万元是以放弃上述房屋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为条件的，其二人在此前历次庭审中从未提出本案讼争赠与行为有区分单纯赠与及附条件赠与的抗辩，甚至黄程辉、卓惠明认为其现在仍然愿意放弃对上述房屋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本案赠与条件仍然有效等。4.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价值巨大，如若对应赠与价值仅为40万元，明显与生活常理不符，黄程辉、卓惠明也不可能同意。5.余兴基赠与款项的行为均发生于《承诺书》出具之后，如若其中120万元系无条件赠与，余兴基根本无须一定要在《承诺书》签署之后才赠与款项。二、一审法院既已认定“放弃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并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尚未生效，因而对应赠与亦尚未生效，就应当认定《承诺书》全部赠与均未生效，黄程辉、卓惠明继续占有赠与财产1461049.5元均无法定和约定依据，依法应予返还余兴基。三、《承诺书》签订时继承尚未开始，《承诺书》因在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违反了《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九条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无效。综上，余兴基的赠与行为始于《承诺书》签署之后，终于黄程辉母亲黄雪英起诉离婚；始于黄程辉、卓惠明承诺放弃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并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终于上述条件无法实现之时。若非基于黄程辉、卓惠明的承诺，余兴基不可能开始本案赠与，故请求二审查明事实，维护余兴基的合法权益。 法律行政法法律行政法黄程辉、卓惠明辩称，一、余兴基所述《承诺书》的性质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与事实不符。1.案涉《承诺书》并非赠与合同，而是黄程辉、卓惠明的单方法律行为，且《承诺书》内容仅涉及与继承有关的事宜，并不涉及赠与合同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2.从《承诺书》内容来看，黄程辉、卓惠明获得余兴基赠与款项是基于父子关系而非以出具《承诺书》为前提。《承诺书》是基于余兴基向黄程辉、卓惠明允诺若书面承诺放弃继承余兴基及其二人母亲名下两处不动产权利的，可以在原定赠与款项的基础上增加赠与金额而签订的。3.根据《承诺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黄程辉、卓惠明出具了《承诺书》，声明放弃自己将来享有继承余兴基及黄程辉、卓惠明母亲名下两处不动产的权利，即可获得余兴基允诺的160万元，否则只能获得120万元。4.一审认定《承诺书》中的40万元系附条件赠与正确，但该附条件在黄程辉、卓惠明出具《承诺书》之时就已成就，并不存在一定确保余兴基的子女可以继承案涉两处房产的情形，余兴基的子女能否继承案涉两处房产，并非黄程辉、卓惠明放弃继承权就能决定的，因此，并不存在附条件部分的赠与尚未生效的情形。二、根据案涉《承诺书》的内容，黄程辉、卓惠明作出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示时，就已经达到了能够多获取赠与40万元的条件。且余兴基作为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黄程辉、卓惠明，黄程辉、卓惠明作为受赠人已实际接受该赠与。余兴基的赠与行为在其将钱款交付给黄程辉、卓惠明之时即已全部完成，即赠与合同已全部履行完毕，且余兴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此，本案不存在《承诺书》全部赠与未生效的问题。三、余兴基主张《承诺书》因违反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为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继承法第25条并未对继承开始前继承人可以作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设立禁止性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的规定并非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属于违反、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案涉《承诺书》系余兴基作出的单方法律行为并非合同，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案涉《承诺书》，即便适用，案涉《承诺书》也未违反、规的强制性规定。综上，余兴基要求黄程辉、卓惠明返还受赠款项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余兴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余兴基与黄程辉、卓惠明于2013年10月3日签订的《承诺书》无效，并依法判令黄程辉、卓惠明立即返还余兴基基于《承诺书》取得的款项共计1461049.5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黄程辉、卓惠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3日，黄程辉、卓惠明出具《承诺书》，明确表示“继父余兴基给我结婚和住房计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我生母黄雪英名下的宁德桃花溪电站及新疆矿山的股份成遗产时为我继承，我俩主动提出放弃继父和生母名下的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成遗产时的继承权，继父为此给我增加到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我俩经多次慎重考虑，郑重承诺永远放弃继父余兴基与生母黄雪英名下的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和红星国际3号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今后若有生母黄雪英留下遗嘱或赠与这两处房产的部分给黄程辉本人及子女，该遗嘱或赠与无效，以这次承诺为准”，余兴基在《承诺书》中表示“鉴于两人通情达理，本人余兴基将完成较满意的住宅一套并在分家后每月补助人民币叁仟元给程辉”。自2013年10月4日起至2016年11月21日，余兴基通过转账方式向黄程辉支付共计1243049.5元。2018年4月11日，本院出具民事判决书，认定黄雪英、余兴基于1998年2月4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未生育子女，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海润华府12＃楼403单元房屋登记在黄雪英与余兴基名下，并判决准许黄雪英与余兴基离婚，坐落于福州市仓山区海润华府12＃楼403单元为黄雪英、余兴基共同共有，黄雪英与余兴基各享有50%份额，该民事判决书于2018年5月30日生效。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余兴基自2013年至2016年期间共向黄程辉、卓惠明赠与款项共计1243049.5元，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故余兴基与黄程辉、卓惠明形成赠与合同关系。余兴基诉称其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向黄程辉、卓惠明赠与款项218000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 关于余兴基与黄程辉、卓惠明的赠与合同关系是否为附条件的赠与。本案中，双方均认可的《承诺书》明确约定“继父余兴基给我结婚和住房计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元。我生母黄雪英名下的宁德桃花溪电站及新疆矿山的股份成遗产时为我继承，我俩主动提出放弃继父和生母名下的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成遗产时的继承权，继父为此给我增加到人民币壹佰陆拾万元。我俩经多次慎重考虑，郑重承诺永远放弃继父余兴基与生母黄雪英名下的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和红星国际3号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可以认定余兴基向黄程辉、卓惠明无条件、不附义务赠与1200000元，并约定若黄程辉、卓惠明放弃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则余兴基再向黄程辉、卓惠明赠与400000元。因余兴基仅向黄程辉、卓惠明转账支付赠与款项1243049.5元，故1200000元的赠与系未附条件的赠与，43049.5元系附条件的赠与。 关于本案赠与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规定，如前所述，余兴基对黄程辉、卓惠明1200000元的赠与自成立时生效，余兴基已经向黄程辉、卓惠明交付款项且黄程辉、卓惠明接受，故该赠与成立并生效。余兴基诉称该1200000元赠与系附条件赠与且所附条件违法强制性规定、赠与基础已经丧失，但其未提交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规定，本案中，余兴基对黄程辉、卓惠明43049.5元的赠与系附条件的赠与，所附条件为“黄程辉、卓惠明放弃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及红星国际3#商业楼2层24铺的继承权或受赠与权，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三人继承”。因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房屋原系登记在黄雪英、余兴基名下，由两人共同共有，现经生效文书判决由黄雪英、余兴基共有，两人各占50%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规定，黄雪英、余兴基尚未死亡，继承尚未开始，故赠与合同所附条件“海润尊品12号楼403室……由余志平、余志明、余志芳继承”尚未生效，余兴基对黄程辉、卓惠明43049.5元的赠与亦尚未生效，黄程辉、卓惠明继续占有该赠与财产已无法定和约定的依据，故黄程辉、卓惠明应当返还余兴基赠与款项43049.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黄程辉、卓惠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兴基43049.5元；二、驳回余兴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49元，由余兴基负担17420元，由黄程辉、卓惠明负担529元。（黄程辉、卓惠明应负担的诉讼费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余兴基与黄程辉、卓惠明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合同纠纷的处理中应探求并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系由黄程辉、卓惠明出具，二人于一审答辩中自称《承诺书》的内容仅作出了一个意思表示，即黄程辉、卓惠明放弃自己将来享有继承余兴基及黄程辉母亲名下两处不动产的权利，并未涉及除放弃继承权利以外的其他任何意思表示。余兴基系在《承诺书》中的承诺内容之后签注“鉴于两人通情达理，本人余兴基将完成较满意的住宅一套并在分家后每月补助人民币叁仟元给程辉”。可见，余兴基是在得到黄程辉、卓惠明的上述承诺之后作出的赠与意思表示，结合余兴基于《承诺书》出具后的第二日才陆续赠与黄程辉款项的事实，可以认定余兴基向黄程辉赠与款项系以黄程辉、卓惠明放弃余兴基、黄雪英名下相关财产的继承权为条件。鉴于余兴基、黄雪英尚未死亡，继承尚未开始，上述赠与所附条件亦未生效，黄程辉、卓惠明继续占有余兴基的赠与款项已无法定和约定的依据，应全部予以返还。余兴基已实际向黄程辉、卓惠明赠与款项共计1243049.5元，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余兴基称其还通过交付现金的方式向黄程辉、卓惠明赠与款项218000元，证据不足，不予采信，故黄程辉、卓惠明应向余兴基返还已实际获赠的款项共计1243049.5元。一审仅从《承诺书》前部承诺内容的书面意思推论认定其中所涉1600000元中的1200000元为不附条件赠与，其余款项为附条件赠与，将余兴基已实际赠与黄程辉的款项1243049.5元扣减1200000元后的余额判令由黄程辉、卓惠明返还，显属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余兴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4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 二、黄程辉、卓惠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余兴基1243049.5元； 三、驳回余兴基的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及二审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7949元，由余兴基负担1962元，黄程辉、卓惠明负担159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949元，由余兴基负担1962元，黄程辉、卓惠明负担1598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一萍 审判员  马 青 审判员  陈碧珍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卢里灿 书记员黄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