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19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敬祝，男，1969年1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普安县盘水镇西街36号。 法定代表人：林德俊，系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朱敬祝、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峰、何笔秀，贵州年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佑国，男，1959年10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敬祝、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联公司）与被上诉人王佑国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8）黔2301民初9847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朱敬祝、丰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峰，王佑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敬祝、丰联公司共同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兴义市人民法院(2018)黔2301民初9847号民事判决;二、依法认定原告起诉是虚假诉讼、重复起诉,驳回原告的起诉；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本案被上诉人王佑国是以丰联公司股东的身份提起的诉讼,其认为其在丰联公司有5.88%的股份,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没有任何权利,从其拥有权利的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转让后,其就不是丰联公司的股东,王佑国当然就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其现在提起的诉论是虚假诉讼、重复诉讼。因此,王佑国是否在丰联公司享有股份就是处理本案的关键,如果王佑国在丰联公司享有股份,其自然就是丰联公司的股东,其当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主张权利;如果王佑国在丰联公司已经没有股份,其自然就不是股东,其当然就不能以股东身份起诉,依法应当驳回其的起诉。而随着被上诉人王佑国实际所有的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名义上是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所有)转让经上诉人以后,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既没有股份,也不享有任何权利,这是客观事实。王佑国仅仅以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是其本人签名作为出发点，不顾其实际上已经没有股份的客观事实,在本案中滥用诉权、重复起诉、虚假诉讼。而一审判决同样对于上诉人反驳抗辩的王佑国在丰联公司已经没有股份的客观事实,避而不谈,没有从丰联公司成立、变化,股东与公司关系等等,结合本案客观实际情况去处理本案,而是从转让协议是否是王佑国签名这一形式作出判决,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支持了恶意、重复、虚假诉讼。还有王佑国的诉前保全,以100万元的诉讼保全险作为担保冻结上诉人朱敬祝在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5.88%股份,这是明显的恶意、欺诈行为,甚至可能涉嫌犯罪行为,丰联公司的资产评估价是20多个亿以上,5.88%的股份,价值是近二个亿左右,提供100万元诉讼保全险是否能够作为担保,冻结价值2亿元的股份,对于办理保全的法官不知晓,而申请人王佑国是明知故犯,其享有权利的褚宝煤矿转让价款就是3020万元,而该矿仅仅是十七个煤矿之一。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观点,现说明理由如下：首先,之所以上诉人主张王佑国系虚假诉讼,是因为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没有股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王佑国本人明知自已没有股份而向人民法院谎称其有股份,这是主观故意。说明理由之一,丰联公司成立于2011年,由代表十七个煤矿的十六个矿主,根据每个煤矿出资100万元的标准,其中一个矿主杨得礼代表二个煤矿出资200万元,共计出资1700万元注册成立。丰联公司成立后,十七个煤矿又通过一定的形式而成为丰联公司的分公司,名称即为: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某某县某某镇(乡)某某煤矿,王佑国享有权利褚宝煤矿名称就变成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名义上是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的分公司,是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的财产,属于十六个股东的财产,实际上是王佑国的财产,与各自持有的股份没有关系,现举一例即可作说明:有的煤矿能够价值一个亿以上,有的就值几仟万元,而煤矿对应的矿主持有的股份是一样的,每个煤矿的矿主持有的股份均是5.88%,如果其持有的煤矿出售,所得价款是属于实际权利人矿主所有,与其持有的股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的煤矿名义上是丰联公司的分公司,实际上独立核算,独自生产经营,独自管理,独立承担责任。比如: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政忠煤矿2015年发生特大安全事故,死亡九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是实际权利人王江、韦光朝,而不是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此,十七个煤矿名义上属于丰联公司,实际上属于各自矿主,这个阶段,股东持有的股份是虚的,是不能体现任何价值的,股东的价值体现在其实际持有的煤矿上,其享有的实际权利与股份没有关系,比如: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转让给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总价款3020万元,利息近400万元,最后都是支付给实际权利人周新，并没有根据股份进行分配,丰联公司也没有因为名义上已经是自己的,而违背事实,不出资购买,提供名义真实,实际虚假的证据去进行诉讼。而煤矿与股份之间又是对应关系,煤矿发生变更,股份自然也发生变更,这是原则。就如本案王佑国名义上是丰联公司股东,当其实际享有权利的褚宝煤矿出让后,其既收取巨额转让款,同时在丰联公司仍然享有股份,这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世间也没有这种好事,法律也不支持这种事情的存在。其煤矿出让后,其持有的股份自然消灭。而王佑国对于其丰联公司持有的股份随着褚宝煤矿的转让已经不存在的客观事实,其是明显知晓的,其明知没有股份,而通过诉讼主张有股份,这是明显的虚假陈述，典型的虚假诉讼。说明理由之二,丰联公司成立时十七个煤矿名义上是属于公司,是公司下属分公司,实际上是属于各个煤矿对应的股东所有,股份是虚的,这个阶段属于应付性煤矿整合,是假整合,不是真正意义的整合,这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由于贵州省对于煤矿兼并重组政策出台,煤矿为了能够存活而临时选择的一条道路,如果真的属于丰联公司的财产,公司就用不着再花巨资向股东收购,当然如果要钻法律政策空子,如某些胆大妄为者、不惜以身试法者耍赖就是另外一回事,就如本案王佑国在其将名义上已经是丰联公司所有而实际是属于其所有的褚宝煤矿转让一样,在转让是其认可整合的一系列协议文件是假的,而在转让以后那些本来是假的,他又当作真的一样。而后随着丰联公司董事长林德俊、总经理朱敬祝出资以丰联公司名义逐渐收购十七个煤矿(原来已经属于他们的除外),原来的股东出让煤矿后自然从丰联公司退出,不再持有公司股份,煤矿真正属于丰联公司的分公司,真正属于公司的财产,股东的享有的权利就是其持有的真正服份。此时的股东、股份已经与当初成立时发生了真正变化,如果按照王佑国的虚假陈述他仍然享有5.88%的股份,那么,林德俊、朱敬祝收购煤矿不等于是为原来的股东收购吗?按照王佑国的逻辑,其既收取了巨额转让款,又在丰联公司持有5.88%股份,就变成王佑国本来享有褚宝煤矿的权利,不享有其它煤矿的权利,随着其出让煤矿后,林德俊、朱敬祝收购的煤矿越多,其享有的权利越大,在丰联公司享有的资产也越多,他现在拥有5.88%股份就能够享有所有煤矿的权利,通过对比足以说明王佑国的主张是多么的荒唐。而一审判决居然支持了其虚假荒唐的诉讼。如果王佑国的主张成立的话,另外出让煤矿的十多个股东,又怎么办,他们同样会向王佑国一样主张权利,那么,丰联公司岂不变成原来的十五名从林德俊、朱俊祝外拿走了煤矿转让款近十亿,而同样持有丰联公司(5.88*15)88.2%的股份,林德俊、朱敬祝岂不是白白出钱而不享有权利。将来产生的一系列诉讼带来的当事人诉讼负担、司法资源浪费是多么的可怕，以及受到冤屈者为了维权付出的代价多大,这些,让人想起都又是多么害怕。仅仅这两个理由已经足以说明王佑国明知其在丰联公司无股份,而故意以其有股份而提起诉讼,这是明显典型的诉讼虚假,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对一审判决进行改判作出驳回被上诉人王佑国起诉的裁定，并追究王佑国虚假诉讼的法律责任。其次,之所以主张王佑国不但是虚假诉讼而且是重复诉讼,是由于王佑国与其妻周新转让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后,因转让款问题,已经通过黔西南州中级法院一审、贵州省高院二审而终结,该案的证据材料已经能够证明双方之间的转让是所有褚宝煤矿指向的权利就包括王佑国在丰联公司的股份一并转让的。一审判决受到被上诉人误导,对于上诉人一审主张的转让已经包含王佑国持有在丰联公司5.88%股份的转让的问题,作出采矿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涉及到王佑国丰联公司所持股份的转让问题,这是明显的认定事实错误。同时又认定上诉人朱敬祝没有证据证明向王佑国支付了转让款,事实上促成矿权转让合同生效第一笔转让款1200万元中的600万元就是朱敬祝于2014年9月10日支付的,生效判决书已经作了叙述,这同样是认定事实明显错误。先说明王佑国在本案系重复诉讼问题。本案的纠纷本身就是由于王佑国享有权利的褚宝煤矿假整合到丰联公司,名称为丰联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而引起。2013年10月27日,丰联公司、朱敬祝与王佑国(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签订《矿权转让协议》,由丰联公司、(朱敬祝在合同上作为甲方签名)出资购买普安县褚宝煤矿全部股权,由甲方在签订合同1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定金20%(604万元)后,乙方将组织现场人员开会并安排甲方人员进驻,并办理移交生产经营权和相差事宜。由于甲方未向乙方支付定金,合同没有履行。2014年9月15日,甲乙双方签订《关于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第一次付款于2014年9月30日前,支付1200万元,支付到账后,合同生效,乙方全力配合办理采矿证变更、集团公司营业执照过户、工商股份的变更等相关手续。补充协议签订前的2014年9月10日上诉人朱敬祝就已经支付了600万元转让款,【贵州省高院(2018)黔民终字57叶民事判决书第四页有叙述】,9月30日又支付了600万元,从而促成了合同生效。补充协议中的工商股份变更就是王佑国持有的5.88%的工商股份变更,在变更股份时是王佑国同意由丰联公司专门负责办理公司注册登记、股东身份登记的周艺代办,本身王佑国已经没有股份,周艺能够代办也免去其麻烦,其何乐而不为。如果工商股份没有变更,就说明王佑国还没有履行完毕矿权转让合同的义务,其就不能向丰联公司主张转让款。在2017年1月份王佑国作为原告之一的股权转让纠纷中,即黔西南州中院(2017)黔23民初12号民事案件审理中,由于王佑国工商股份变更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其没有股份也是客观事实,所以双方均默认了“工商股份”变更的问题,而王佑国在股权转让案件中处理完毕后,又以其股份变更起诉,本身就是欺诈,就是一种虚假诉讼、一种重复诉讼,因为“工商股份”的变更在股权转让中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在矿权转让合同中,王佑国一方履行的“工商股份”变更,就只有王佑国在丰联公司的股份变更,别无其它,如果王佑国没有将股份变更,只能证明其没有履行矿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义务,而矿权转让合同一案已经认可其履行了矿权转让的义务。因此,一审判决没有认定矿权转让包括王佑国在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名义上持有的5.88%的股份转让,没有认定王佑国是重复起诉,属于认定事实明显错误。而矿权转让款中在起诉前支付的1300多万元,能够明确分清楚的应有624万元系上诉人朱敬祝直接支付的,而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没有认真阅读省高院(2018)黔民终字57号民事判决,就作出上诉人朱敬祝没有证据证明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违反了法律规定。上诉人支付了转让款,是已经被另案即省高院(2018)黔民终字57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上诉人朱敬祝仍然有证据证明。因此,一审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认定本案属于重复起诉,与客观事实不符,请求查明事实予以改判。第三,王佑国以100万元的诉前保全担保,申请人民法院冻结上诉人朱敬祝5.88%股份,这是明显的欺诈,就算向王佑国购买褚宝煤矿的价款3020万元的5.88%份额就不止100万元,丰联公司2016年的评估价是20多亿元,5.88%至少是接近二亿,而其明知这一事实,故意欺诈,隐瞒事实,欺骗承办法官,以100万元之担保,冻结上诉人价值近2亿元的财产。这是其欺诈行为、虚假诉讼行为的表现明显特征之一。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明显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没有认定被上诉人的系虚假诉论、重复诉讼,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请求二审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为驳回原告起诉。 王佑国辩称，一、上诉人对于虚假诉讼的上诉理由既与在案证据显示的事实不符,也与其在另案诉讼中所作的事实自认相矛盾,其明显混淆了股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区别,混淆了不同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独立的法人财产权的区别。首先,丰联公司是于2011年7月9日依法登记成立,丰联公司发起设立时有会议讨论、有相关决议、有被上诉人实际缴纳出资的打款凭据。在如此清楚明确的证据面前,上诉人还一味强调“被上诉人在丰联公司没有股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难道这些证据都是被上诉人伪造的吗?丰联公司章程所规定的100万元出资款,被上诉人是通过现金方式缴纳完成出资,并不是通过被上诉人名下的其他资产褚宝煤矿作价出资,其在完成出资后,股东身份资格己被记载于丰联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对外工商登记之中。而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在事实如此清楚,法律规定如此明确的情况下,上诉人还一味认为被上诉人虚构其丰联公司股东身份而提起本次诉讼,不知其作出如此论断的自信心源自哪里?其次,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分属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在丰联公司于2013年收购褚宝煤业公司股权之前,该两个法律主体之间并无相互注资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设立于2003年9月,注册资本6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王佑国持股95%,周新持股5%；而丰联公司设立于2011年7月14日,注册资本1700万元,其股权结构为包含王佑国在内的16名自然人股东,除杨得礼出资200万元持股11.76%外,其余15人均出资100万元分别持股5.88%;由此即可清楚判断丰联公司与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分属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有限责任公司,各自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在此基础上,上诉人却坚持认为2013年10月丰联公司收购褚宝煤业公司100%股份的交易行为一经完成,王佑国即当然丧失了其在丰联公司的股权,对于上诉人的这一推断意见被上诉人确实不知道源于公司法的哪一条规定？综合而言,被上诉人持有丰联公司5.88%股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罔顾事实,在毫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置在案事实和公司法的规定于不顾,全凭其主观臆断单方解释说明等指责被上诉人虚构在丰联公司持有股份的事实,明显是恶意中伤和故意扰乱法庭的视线,我方强烈申请法庭追究上诉人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二、被上诉人提起的本次诉讼明显并不构成重复诉讼。有关重复诉讼的法律规定和认定标准,一审判决第13页已作了详细明确的评述说明,本案诉讼与丰联公司收购褚宝煤业公司股权的另案诉讼,明显不征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起诉的构成条件。第一,本案与前诉的当事人不同。前诉原告是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王佑围、周新,被告是丰联公司、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安福煤矿、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永丰煤矿。而本案中的原告仅为王佑国,被告为朱敬祝、丰联公司。第二,本案与前诉的诉讼标的不同。前诉的基础合同关系是原被告之间于2013年10月27日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上诉人在前诉案件二审中亦自认双方前诉案件合同交易标的是王佑国、周新持有的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及其所指向的褚宝煤矿的权益(详见前诉二审判决书第17页,被上诉人一审举示的第10项证据)。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王佑国在丰联公司基于出资取得的股东权益纠纷。第三,本案与前诉的诉讼请求不同。前诉是各原告诉求各被告支付拖欠的采矿权转让款本金1690万元及其违约金和利息。而本案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形成于2015年10月10日以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的丰联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成立并赔偿损失。以上如此明显的三个不同条件均有在案证据加以佐证,本案显然不属于重复起诉,而上诉人在无任何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却反复通过单方解释说明想将前诉和本案的事实关系、合同关系、法律关系搅合在一起,相信如此鱼目混珠的说词在二审合议庭面前更是行不通的。三、上诉状中提及的第三个上诉理由系有关保全担保问题,我们认为既不能成立也不应属于二审审查范围。首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可见,当事人对于保全相关问题如有异议,法律已赋予了复议的程序权利,但上诉人在一审程序中并没有行使该权利,视为权利的放弃和对一审保全的认可。现在却将其作为二审上诉理由之一提出,即使该上诉意见成立也不构成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作出何种处理的理由。可见,上诉人明显是对诉讼程序权利的滥用,二审不仅不应予以审查,还应对此种浪费司法审判资源的恶意诉讼行为予以训诫。其次,本案的诉讼标的为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保全是为了限制被告对该争议股权的对外处分行为,并不涉及该股权所对应的股权价值的争议,一审按照该股权对应的出资额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保全担保并无任何不当。对于该保全申请的提出及相应担保的提供,被上诉人都是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范围内依法行使且得到了法院的审查并裁定准许,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如此合法的诉讼行为仍能胡乱扣上“欺诈“的帽子,足见其对事实、对法律的理解毫无诚信和尊重可言。综上所述,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提及的所谓虚假诉讼、重复诉许、保全欺诈三个方面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王佑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2015年10月10日以原告王佑国的名义与被告朱敬祝签订的《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成立；2.二被告赔偿原告因向被告提出异议所产生的交通、误工损失5000元。庭审中，原告申请变更该项诉讼请求为二被告赔偿原告因其股权被变更而维权产生的损失26002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丰联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设立，法定代表人系林德俊，注册资本1700万元，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在丰联公司设立之前，2011年6月30日，林德俊、袁国中、朱敬祝、王佑国等人参加会议讨论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验资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丰联公司发起设立时，公司股东（发起人）有16名，分别为林德俊、袁国中、王佑国、朱敬祝、唐升富、薛贞永、丁美菊、郑怀碧、施世周、钱昭敬、黄照兴、于贵刚、杨月忠、林德游、杨得礼、钱昭农，上述股东除杨得礼出资200万元，占公司11.76%的股份外，其余15名股东均出资100万元，分别占公司5.88%的股份。2011年7月5日，王佑国通过银行向丰联公司汇款100万元，注明付出资额。以上16名股东的出资情况经审验各股东以货币资金出资1700万元。2011年7月11日，王佑国、朱敬祝等16名股东参加了丰联公司的第一次股东会和第一监事会并形成决议，并制定公司章程。2003年，王佑国、周新共同投资设立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褚宝公司），王佑国占股95%，周新占股5%,经营煤矿的开采。2013年10月27日，丰联公司作为甲方，褚宝煤业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矿权转让协议》约定乙方同意将普安县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有意受让。乙方保证股权转让的普安县褚宝煤矿产权属于乙方所有，与其他人没有任何纠纷，证照合法有效。甲方以3020万元收购，收购普安县褚宝煤矿100%的股份。2014年9月15日，丰联公司与褚宝公司又签订一份《关于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由于丰联公司资金困难，现褚宝公司同意丰联公司林德俊、朱敬祝保证在以下期限内支付3020万元。第一次付款于2014年9月30日前，支付褚宝公司1200万元。支付到账后，合同生效，褚宝公司全力配合办理采矿权证变更、集团公司营业执照过户、工商股份的变更等相关手续。第二次于2015年4月15日前支付褚宝公司1000万元。第三次于2015年9月30日前支付褚宝公司790万元……，本协议是原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其它条款仍按原合同执行。2015年1月28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作出黔国土资矿管函[2015]150号《关于领取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普安县楼下镇褚宝煤矿采矿权许可证（兼并重组转让变更）的通知》，批准褚宝煤矿采矿权转让，准许进行变更登记，变更后的采矿权人为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等。上述协议签订后，因丰联公司未完全按约定履行义务，2017年，褚宝公司、王佑国、周新以丰联公司等为被告起诉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至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经黔西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17）黔23民初12号民事判决，后丰联公司不服该判决于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民终57号民事判决，判决书中载明经二审审理确认的事实：一、2013年10月27日，褚宝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丰联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约定乙方同意将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甲方，……在二审庭审中，丰联公司亦明确表示双方的案涉合同交易标的就是王佑国、周新持有的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及其所指向的褚宝煤矿的权益等。最终判决由丰联公司支付王佑国、周新采矿权转让款16634754元及违约金。上述款项已经人民法院执行完毕。2015年10月10日，以王佑国为甲方、朱敬祝为乙方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王佑国所持公司100万元占公司5.88%股权全部转让给朱敬祝，甲方所转让的资产归乙方所有，转让后甲方还拥有公司股权，不再作为公司股东；从双方进行财产移交10之日起甲方在丰联公司所转让的财产归乙方所有，并且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承担。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一份由工商部门留存备案，协议书下方甲方（转让人）处签署了王佑国的名字，乙方（受让处）签署朱敬祝的名字。丰联公司在下方加盖了公司印章。协议签订后，丰联公司召开股东会，经商议决定变更公司股东及股份，股东王佑国将所持公司100万元占5.88%股权全部转让给股东朱敬祝，转让后王佑国不再拥有公司股权，不再作为公司股东，其它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并形成股东会会议决议。2015年12月16日，《丰联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中载明：股东变更：原登记内容为林德俊50.55%、朱敬祝37.69%、王章泽5.88%、王佑国5.88%；申请变更登记内容为林德俊50.55%、朱敬祝43.57%、王章泽5.88%，王佑国所占的5.88%股份全部减少，朱敬祝的股份增加了5.88%，变更后的股东没有王佑国。现王佑国主张2015年10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王佑国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庭审中，丰联公司和朱敬祝亦认可该协议书中王佑国的名字系他人代签，不是王佑国亲自所签。为此，王佑国于2018年6月向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登记纠纷，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裁定移送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处理，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8年10月25日裁定驳回王佑国对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及第三人丰联公司的起诉。另经本院向案外人钱昭农询问，钱昭农陈述在2013年以前，其是普安天普煤矿的经营者，后由于煤矿整合，要将小煤矿整合成集团公司，包含其经营的煤矿在内，还有王佑国、薛贞永、朱敬祝等17家煤矿发起设立了丰联公司，林德俊是董事长，朱敬祝是总经理。丰联公司刚成立时，各家煤矿各自独立经营各自的，只是每年向丰联公司交纳20万元至30万元的费用，整合一年左右，林德俊和朱敬祝实际购买了包含其经营的煤矿，大约有八九家的煤矿都转让给丰联公司。钱昭农还陈述其在丰联公司成立时是登记有股份的，但实际上从开始就没有股权。登记的股权变更与否其不知道，丰联公司也没有向其分过利益，现在丰联公司与其没有关系。 一审认为，本案诉争的是2015年10月1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成立。关于王佑国的主体资格问题，首先，王佑国系丰联公司的股东，其已履行了100万元的出资义务，占丰联公司5.88%的股份，有丰联公司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公司股东（发起人）出资信息》及《验资报告》在卷佐证,庭审中丰联公司及朱敬祝对王佑国原系丰联公司的股东以及出资100万元占5.88%股份的事实表示认可。其次，案涉协议书中的当事人为转让人王佑国和受让人朱敬祝，转让的股权系王佑国持有的丰联公司5.88%股份；综上，王佑国是本案诉争《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主体，王佑国起诉身份符合法律规定，对丰联公司及朱敬祝关于“王佑国已不是丰联公司的股东，其以股东身份起诉，不符合规定”的辩解，不予采信。王佑国和朱敬祝均系丰联公司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合同是否成立取决于当事人是否对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是否存在真实的、一致的意思表示，即是否存在双方合意。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转让人处“王佑国”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写，至于双方争议的转让褚宝煤矿同时是否转让丰联公司股权，在王佑国、褚宝煤矿与丰联公司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8）黔民终5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书中载明：“一、2013年10月27日，褚宝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丰联公司签订案涉合同，约定乙方同意将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转让给甲方，……在二审庭审中，丰联公司明确表示双方的案涉合同交易标的就是王佑国、周新持有的褚宝煤矿的全部股权及其所指向的褚宝煤矿的权益”。由此，在王佑国、褚宝煤矿与丰联公司的采矿权转让合同中，并未涉及到本案王佑国所持有的丰联公司股权转让问题。且朱敬祝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向王佑国支付了丰联公司股权转让款，故王佑国与朱敬祝之间就股份转让缺乏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意，对王佑国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成立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丰联公司及朱敬祝辩称，王佑国、褚宝煤矿与丰联公司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已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终审民事判决，故王佑国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构成重复起诉，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述裁判结果。本案显然不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故不构成重复起诉。对丰联公司及朱敬祝的上述辩解不予采信。关于王佑国主张其到贵阳市反映情况及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维权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损失,其提交的证据不能直接体现与本案的关联性，但是因其在丰联公司的股权被变更，为维权其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事实，在此期间，其在住所地与登记地多次往返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差旅费，根据一般生活经验，该费用可酌情支持，本院酌定为3000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王佑国与朱敬祝于2015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不成立。二、朱敬祝、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王佑国损失3000元。三、驳回王佑国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朱敬祝共同负担66元，王佑国负担484元。 二审中，朱敬祝、丰联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一、《褚宝煤矿兼并重组采矿权转让合同》。证明内容：王佑国的股份是由于煤矿兼并重组到丰联公司，成为丰联公司的分公司，用褚宝煤矿51%股份，置换丰联公司的股份。该股份由王佑国持有，即褚宝煤矿所有资产的51%是丰联公司的，丰联公司股份也有十三分之一是王佑国持有。该置换协议最终没有履行，只是为了应付当时的煤矿兼并重组政策，所作的名义兼并整合，实际上褚宝煤矿仍由王佑国、周新所有。故褚宝煤矿全部是王佑国、周新的，王佑国也没有享有丰联公司的股权，（2018）黔民终57号生效判决能够证明丰联公司以3020万元收购褚宝煤矿100%的权利，支付了全额款项，而并非只支付了49%的款项。二、《采矿权转让合同》二十份。证明：丰联公司是2013年根据国家政策兼并重组的煤矿，包括褚宝煤矿、政忠煤矿等九个煤矿原矿主享有49%的矿权，丰联公司享有51%的矿权。当时丰联公司没有按照转让协议支付转让款，也不享有真正矿权，煤矿矿主实际也没有享有公司股权，但是九个煤矿均按照假兼并整合协议变更到丰联公司名下，成为分公司。另外十一个煤矿是真正整合到丰联公司名下，丰联公司享有100%的股权。王佑国是由于褚宝煤矿兼并重组到丰联公司名下，而持有上诉人股权，现褚宝煤矿全部权利已经转让给上诉人，王佑国在上诉人处已经没有股份。三、《收据》、《银行转账凭证》。证明朱敬祝、林德俊向王佑国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四、（2018）黔民终57号民事判决第21页。证明：王佑国、周新、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与丰联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系企业出售合同，出售的是褚宝煤矿100%的股权，包括王佑国因褚宝煤矿兼并重组到丰联公司名义上置换的是由王佑国持有的股权。（以上四组证据均为复印件） 对于上述证据，王佑国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第一组证据虽为复印件，但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第二、三、四组证据认为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不予认可。 经本院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系复印件，且全部系案外人与丰联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故不予确认；第三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王佑国、周新诉丰联公司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一案涉及的转账凭证，在本案中不予确认。第四组证据系重复提交，在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丰联公司已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黔民终57号生效判决，故在二审对此证据不予确认。 二审中，王佑国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材料：2013年10月27日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与丰联公司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证明内容：丰联公司与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3日签订的《联营合作协议》，约定由丰联公司收购普安县褚宝煤业公司51%份额的采矿权，普安县褚宝煤业公司据此交易模式成为丰联公司的分公司实行独立核算。但《矿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易方式已经完全替代联营合作的交易模式，《联营合作协议》的全部内容并未实际履行。同时丰联公司以3020万合同对价收购的交易对象仅为褚宝煤矿100%的股权，并不包含王佑国所持有的丰联公司5.88%的股权。 对于上述证据，朱敬祝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丰联公司成立的目的是公司集团化，煤矿系假整合。丰联公司、朱敬祝的特别授权代理人胡峰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该协议在采矿权转让纠纷中已经提交，该案与采矿权转让纠纷案件具有明确的关联性，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方提交的协议仅为一部分，对方存在欺诈。 经本院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上述证据已经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生效民事判决中予以确认，且与本案存在关联，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一审查明的事实，经审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3年9月13日普安县褚宝煤矿（王佑国）作为甲方与乙方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于2013年9月13日将采矿权以合资、合作方式转让乙方，转让金额为8175000元。转让后甲方占该矿的49%，乙方占该矿权的51%。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将采矿权变更至乙方名下。乙方同意在采矿权变更至本方名下后十五日内向甲方投资人转让十三分之一的集团公司股权。完成采矿权转让后的四十五日内，乙方在矿山所在地成立分公司进行管理，具体经营管理方案由双方另行约定。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该份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丰联公司与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是否系独立民事主体，两者的股权是否能够混同；二、王佑国是否实际履行了对丰联公司的出资义务，是否系丰联公司股东；三、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诉讼；四、本案是否涉及虚假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一，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9月26日设立，其中王佑国占股95%，周新占股5%。丰联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设立，注册资本1700万元，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公司设立时其工商登记的股东有16名，分别为林德俊、袁国中、王佑国、朱敬祝、唐升富、薛贞永、丁美菊、郑怀碧、施世周、钱昭敬、黄照兴、于贵刚、杨月忠、林德游、杨得礼、钱昭农，上述股东除杨得礼出资200万元，占公司11.76%的股份外，其余15名股东均出资100万元，分别占公司5.88%的股份。从上述查明事实显示丰联公司与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系独立民事主体，两者的股权结构并不混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条第（一）款“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从本案证据显示王佑国已经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丰联公司实缴出资100万元，并经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公司股东，故王佑国系丰联公司股东，按照丰联公司《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其享有丰联公司5.88%的股权。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生效判决系王佑国、周新依据与丰联公司于2013年10月27日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2014年9月15日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起诉要求丰联公司支付褚宝煤矿剩余采矿权转让款。本案系王佑国以系丰联公司股东为由，认为2015年10月10日以其名义签订的丰联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要求确认协议不成立并赔偿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不属于重复诉讼，兴义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依法审理合法。（二）2013年9月13日普安县褚宝煤矿与丰联公司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合同》双方均认可实际并未履行，故应依照2013年双方所签订的《矿权转让协议》和2014年所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三）关于2014年9月15日《关于丰联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矿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工商股份变更”是否系指向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所持有股权的问题。首先，《补充协议》第二条仅约定1200万元支付到账后，合同生效，褚宝煤业有限公司全力配合办理采矿权证变更、集团公司营业执照过户、工商股份变更等相关手续。从书面协议上看，该约定并未指向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所持有的5.88%的股权，且丰联公司与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王佑国亦系普安县煤业有限公司股东，结合《矿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来看，3020万元股权转让款系指向王佑国、周新持有的褚宝煤矿全部股权，并非王佑国在丰联公司股权。其次，依据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黔民终57号生效判决二审查明事实显示，在该案二审庭审中丰联公司明确表示双方涉案合同交易标的为王佑国、周新持有的褚宝煤矿全部股权及其所指向的褚宝煤矿的权益。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黔民终57号案件中各方当事人均未表示褚宝煤矿的转让还涉及王佑国在丰联公司所持有的股权。最后，从审理查明事实显示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期间，普安县褚宝煤业有限公司即依据协议向丰联公司移交了公司公章、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资料，而涉及王佑国在丰联公司的股权系依据2015年10月10日并非王佑国本人签名的《股权转让协议》进行变更，在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系依据《矿权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进行变更。（四）朱敬祝、丰联公司在二审所提交的二十份采矿权转让合同系复印件，同时经本院审查，上述二十份采矿权转让合同系丰联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联。 综上，朱敬祝、丰联公司在二审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形成优势性证据证实本案属于重复诉讼，2015年10月10日《股份转让协议》并非王佑国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该《股份转让协议》不成立合法，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一）本案一审法院给予了上诉人充足的举证期限。在二审审理期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人民法院确定举证期限，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的规定，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文书，给予了双方当事人十日的举证期限。（丰联公司及朱敬祝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签收《举证通知书》的时间为2019年10月12日，第一次开庭时间定为2019年10月23日）。在第一次开庭之前，丰联公司及朱敬祝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向本院提出了《延期举证申请》及《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予以训诫、罚款。”的规定，经法庭释明对上诉人的延期举证理由固定如下：对于第一份证据《置换协议》因丰联公司兼并重组比较复杂，资料比较多，丰联公司记不清楚有该份协议。第二份证据《收据、银行转账凭证》，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57号判决中已经作出认定，但一审法官没有看到，且原件保管在财务人员处，财务人员因家里有事回杭州了。第三组证据一审已经提交，想提交再强调一下。并请求法庭将举证期限延期至2019年11月5日。对于《延期举证申请》及《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经合议庭合议不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交证据，但为了查清本案案件事实，要求上诉人在2019年11月8日前向法庭提交所有证据材料，是否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交证据，是否采纳，是否予以训诫或罚款待相关证据提交后依照法律规定处理，并予以延期开庭。从本案的程序保障上看，已经充分给予上诉人举证期限，但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优势性证据证实本案存在虚假诉讼。同时本案王佑国所提交的证据已经证实其对丰联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并经丰联公司工商登记予以确认其为股东。故上诉人上诉称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理由不能证据。（二）关于诉讼财产保全是否违法的问题。从丰联公司工商登记显示，丰联公司现有的公司注册资本仍为1700万元，无证据显示丰联公司存在增资的情形，本案系确认之诉，仅涉及对王佑国持有丰联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认定，并不涉及丰联公司自身财产价值的认定，因股权价值与丰联公司自身财产价值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一审系对股权予以保全，并非对丰联公司所拥有的财产予以保全，故一审并不存在违法超标的保全的情形。 综上，上诉人朱敬祝、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50元由上诉人朱敬祝、贵州丰联矿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娟 审判员 查必林 审判员 **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记员 陈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