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湘31行初101号 原告吴仕刚，男，苗族，1972年6月25日。 原告龙小玉，女，苗族，1969年9月22日。 委托代理人：高永清，湘西自治州武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地址湘西自治州吉首市乾州新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李诗兴，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滕勇，吉首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罗应锋，湖南金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吴仕刚、龙小玉因与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于2019年9月2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3日立案后，于2019年10月1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吴仕刚、龙小玉、委托代理人高永清，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滕勇、罗应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仕刚、龙小玉诉称，原告夫妻二人是失地农民，2003年用土地征补偿款及亲友借支创办生猪养殖场。2018年1月以来，被告工作人员几次找到原告要求签订《吉首市禁养区畜禽养殖关停退养协议》，否则强行关停退养，因《退养协议》中没有安置补偿方案，原告拒签。2018年7月16日原告收到被告《依法强行关停通知书》，2018年7月18日上午被告对原告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关停行为。为此，原告于2018年7月31日向湘西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作出(2018)湘3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吴仕刚、龙小玉生猪养殖场实施的强制关闭退养行政行为违法。行政判决生效后，原告于2019年5月13日向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吉首市人民政府吉行赔(2019)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对原告赔偿请求予以驳回。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已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违法强行关闭原告养殖场造成的猪舍、设备、设施损坏、物品损失584135元；二、赔偿杜洛克公猪2头、长白母猪6头、二元母猪46头、二元小母猪6头、三元仔猪123头，合计183头的损失1866400元；三、赔偿停产停业损失1353324元；四、赔偿生猪养殖场关停期间全家5人生活消费每人每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152320元；五、牲猪养殖场重建安置费80万元；以上共计4752579元；六、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吴仕刚、龙小玉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共14份） 1.行政赔偿起诉状，拟证明原告依法起诉；2.身份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身份；3.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18）湘31行初140号判决书，拟证明被告强制关闭退养行为违法；4.吉首市人民政府国家赔偿受理通知书（2019）吉府赔字第01号国家受理赔偿通知书，拟证明被告管理原告申请国家赔偿；5.吉首市人民政府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吉行赔（2019）1号，拟证明被告不予国家赔偿的事实；6.《责令限期关停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限令关停原告生猪养猪场的事实；7.《依法强制关停通知书》，拟证明被告限令关停原告生猪养猪场的事实；8.现场照片，拟证明被告强制关停、损毁猪舍、设备、设施的事实；9.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拟证明原告与吉首市自然资源局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事实；10.吉首市团结路项目建设房屋拆迁其他部分安置补偿明细表，拟证明原告生猪养猪场的猪舍、设备、设施、物品等吉首市自然资源局确认价值价格的事实；11.常住人口登记卡，拟证明原告生猪养殖场面积、家庭人口情况、地理位置等事实；12.拆迁户住宅基地面积调查登记表，拟证明原告生猪养殖场面积、家庭人口情况、地理位置等事实；13.吴仕刚母猪养殖场财产损失价目清单，拟证明财产损失数量及价格；14.六张照片，拟证明运输猪、处理小猪，对没有运进屠宰场的小猪进行掩埋的事实。 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辩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第九条，禁养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养殖小区。禁养区内现有不符合要求的养殖场、养殖小区应由当地人民政府在国家规定时限内依法关停或搬迁。(2018)湘3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第11页：吉首市人民政府对赔偿请求人生猪养殖场实施强制关停事实依据确实充分。第12页：吉首市人民政府实施环保治理，适用《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对禁养区内现有不符合要求养殖场、养殖小区实施关停退养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法律规范并无不当。1、关于赔偿申请人主张的猪舍、设备设施、物品损失584135元，由于该财产不属于合法权益，不予赔偿；2、关于赔偿申请人主张的生猪损失1866400元，由于吉首市人民政府对申请人的183头生猪进行变卖处理，共收入59030元，考虑到猪的死亡及价格差，吉首市政府愿意补偿差价22360元，合计81400元，吉首市人民政府愿意退还给赔偿申请人；3、关于赔偿申请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1353324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赔偿；4、关于赔偿申请人主张的全家五人生活消费支出每人每年152320元，由于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赔偿;5、养猪场重建安置费8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赔偿。综上所述，根据(2018)湘3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答辩人对赔偿请求人生猪养殖场实施强制关停，事实依据确实充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法律规范并无不当；赔偿申请人的各项主张，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依法驳回其赔偿请求。 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向法庭提交证据如下（共6份）： 1.《全州禁养区规模养殖信息表》、《吉首市政府关于依法关停退养全市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通告》，拟证明赔偿申请人的养殖场属于禁养区，答辩人提前6个月以上明确告知对方应进行关停退养的事实；2.养殖场污染的现场照片，拟证明赔偿申请人非法养殖场污染环境的事实；3.《责令期限关停通知书》、《依法强制关停通知书》、《送达回执》，拟证明答辩人依法履行职责并责令赔偿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关停养殖场；4.（2018）湘3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答辩人对赔偿申请人生猪养殖场实施强制关停，事实依据确实充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法律规范并无不当；5.《生猪处理收入明细表》，拟证明答辩人对扣押的全部生猪进行变卖，所得到的价款为59030元；6.不予赔偿决定书，拟证明双方协商的过程及答辩人决定对赔偿申请人不予赔偿。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对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 原告吴仕刚、龙小玉质证意见为：证据1对三性无异议；证据2对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原告环境污染的事实；证据3对三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的目的；证据4对三性无异议；证据5对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6对三性无异议。 （二）对原告吴仕刚、龙小玉提交的证据。 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质证意见为：证据1不能认定为证据，是请求，不属于证据；证据2证明身份，不能认定为证据；证据3对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全面；证据4－7对三性无异议；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依职权正常执法；证据9－10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人民政府对原告房屋、设施已进行相应补偿；证据11只能证明家庭成员，不能证明面积、地理位置，与本案无关；证据12无政府部门签字、盖章，与本案无关，无关联性；证据13是原告单方计算，请求法院不予认可，设备、设施已经进行补偿，原告再次要求进行补偿，属于重复要求补偿；证据14不能证明目的，以（2018）湘31行初140号行政判决书为准。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各方当事人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对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证据1、2、3、5是被告实施强制关停行为时形成并收集的证据，与案件具有关联性，采信。证据4是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书，可以作为确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采信。证据6可以证明被诉行为的客观存在，采信。 （二）对原告吴仕刚、龙小玉所举共14份证据：证据1是原告的诉状，不作为证据认定。证据2是原告的身份证明，采信。证据3－8、14是与本案相关的法律、行政文书及现场照片，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与案件具有关联性，采信。证据9、10、12是包括涉案养殖场在内的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被征收和补偿的相关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采信。证据11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13是原告单方列举的损失清单，其中涉及生猪品种、数量的内容被告基本认可，对该部分内容予以采信，其他内容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7年，因原告吴仕刚、龙小玉夫妇创办的生猪养殖场在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划定的禁养区内，其被列为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退养户。此后，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关于退养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关停禁养区内养殖场的通告。2018年初开始，被告多次与原告夫妇就退养事宜进行协商，双方因补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原告拒绝自行关停、拆除养殖场。2018年7月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责令整改通知，限期原告自行关停。期限届满后，因原告未能自行关停养殖场，被告遂作出强制关停通知，并于同年7月18日对原告的养殖场实施了强制关停和拆除养殖设施的行为。原告不服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于2018年7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湘31行初140行政判决：确认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吴仕刚、龙小玉生猪养殖场实施的强制关闭退养行政行为违法。判决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9年5月13日，原告夫妇向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递交行政赔偿申请。被告受理后于2019年7月8日作出吉行赔（2019）1号决定，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请求，决定不予赔偿。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明，一、被告在实施强制关停行为时，对原告的存栏生猪按照市场普通肉猪价格进行了变卖，共得价款为人民币59030元。变卖所得价款被告至今尚未退还给原告。上述生猪数量共计为183头，原、被告双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对于涉案183头生猪的品种，原告主张有：杜洛克公猪（种猪）2头，大约克母猪、长白母猪（均为种猪）共6头，二元母猪46头，二元小母猪6头，三元仔猪123头。被告对部分生猪的品种持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二、原告主张，因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致使其养殖场下列财产被毁损：1、照明线路被毁损，价值大约3000-5000元；2、养殖场供水系统的水管被毁损，价值大约3000-4000元。3、保幼猪栏2套、产子猪床15套、定位猪栏13套以及猪围栏等被毁损。4、坪场水泥路面被毁损。三、2019年7月2日，原告包含其养殖场在内的土地、房屋及附属物被征收，原告与吉首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一份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的附件“安置补偿明细表”中载明，原告养殖场的保幼猪栏2套、产子猪床15套、定位猪栏13套、猪围栏19个以及硬化坪等，均已经获得补偿。该补偿明细表中还载明了原告养殖场猪舍的面积为469.65㎡，但没有包含养殖场的照明线路和供水管道的补偿内容。四、被告制定的《吉首市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退养工作实施方案》中，确定的“退养补偿标准”是：退养的养殖场按自行拆除和强制拆除标准分类进行补偿，凡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到位，经验收合格的，按养殖栏舍面积160元/㎡补偿，并按照140元/㎡予以奖励，作为自行拆除、存栏畜禽转运等费用；强制拆除不予补偿。 还查明，一、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组织原、被告就相关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过大，最终无法达成一致。二、诉讼中原告提出司法鉴定评估申请，请求对养殖场涉案生猪及附属设施等损失的价值进行评估。本院司法技术科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书面回复，认为申请评估、鉴定的标的物已不复存在，评估机构对评估、鉴定资料无法现场进行勘验、确认和核对，无法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对于原告的申请不能启动评估、鉴定程序。三、鉴于原、被告双方均不能就涉案183头生猪的价值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涉案财产损失的价值由于客观原因又无法鉴定和评估，故本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涉案生猪的价格（价值），分别向湘西自治州畜牧工作站、湘西自治州价格监测信息中心等机构发出“关于涉案财物价格（价值）的征询函”，相关机构均给予了复函，复函中所提供的价格（价值）信息，可以作为本院通过自由裁量的方式酌定涉案生猪价值的参考依据。 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进行分析并结合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赔偿的具体内容及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一，赔偿责任的认定。《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本案中，被告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违法性，已经通过本院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得以确认，无须赘述。至本案起诉时止，原告依法应当获得的相关退养补偿权利并未得以实现、其养殖的生猪等财产权遭受侵犯的损害后果，已经实际产生。而且，损害后果直接系被告的违法行为所导致，二者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国家赔偿法》的上述规定，被告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赔偿内容及数额的确定。被告的违法强制行为造成原告财产权遭受侵犯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原告依法应当获取的退养补偿费；二是原告养殖的生猪及附属设施等财产权遭受侵犯的损失费。 首先，关于退养补偿费的赔偿数额确定。对于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畜禽养殖场的补偿问题，国务院颁布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制定的《湖南省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规定》第二十三条均有明确规定。根据上述相关规定，被关闭或搬迁的养殖户依法应当获得相应的退养补偿。但是，上述国务院和湖南省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中，对退养补偿的具体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吉首市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在其制定的《吉首市禁养区畜禽养殖场退养工作实施方案》中，确定了退养补偿的标准是按养殖栏舍面积160元/㎡补偿，作为自行拆除和存栏畜禽转运等费用。同时还规定了“强制拆除的不予补偿”作为限制条件。由于国务院、湖南省的上述法规和规章中并未对退养补偿作出限制性规定或者授权其下级人民政府可以作出限制性规定，故，吉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强制拆除的不予补偿”相关限制性规定，不应当成为被告拒绝给予原告退养补偿的阻却事由。经查，原告的养殖栏舍（猪舍）面积为469.65㎡，按照160元/㎡的标准，应当获得的退养补偿费为75144元。该补偿费至本案起诉时止，被告尚未支付给原告，被告对此应当给予赔偿。 其次，关于涉案生猪及附属设施的赔偿数额确定。一是关于生猪数量、品种、价格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告主张涉案生猪被强制变卖共计183头，其中包含：杜洛克公猪（种猪）2头，大约克母猪、长白母猪（均为种猪）共6头，二元母猪46头，二元小母猪6头，三元仔猪123头。被告对于上述生猪的数量予以认可，仅对生猪的品种持有异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为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院之前作出的（2018）湘31行初140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已将原告强制带离执行现场。因此，对于涉案生猪的品种和价值，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告对生猪的品种未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其对生猪的价值提出主张是：变卖生猪所得价款共计59030元，考虑到生猪转运、变卖过程中猪的死亡及价格差，愿意再补偿差价22360元，共计81400元。由于被告处置涉案生猪时均是按照市场上普通的肉猪价格进行变卖，而肉猪的价格与作为种猪的公猪、母猪价格明显存在差异，故对被告关于生猪价值提出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鉴于原、被告双方对于涉案生猪的品种和价值均不能提供确凿证据可予证实，相关价值又无法通过鉴定的方式作出评估，故，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并结合本院向相关机构征询所获取的价格（价值）信息作为参考，以自由裁量的方式酌定涉案生猪的赔偿数额如下：涉案生猪共计183头，其中包括杜洛克公猪（种猪）2头，按照5000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10000元；大约克母猪（种猪）3头，按照3533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10599元；长白母猪（种猪）共3头，按照3333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9999元；二元母猪46头，按照2333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107318元；二元小母猪6头，按照1400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8400元；三元仔猪123头，按照600元/头的价格计算，金额为73800元。以上涉案生猪共计赔偿总金额为：220116元。二是关于附属设施损失的认定及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告提出因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致使其养殖场财产被毁损的主要有：1、照明线路被毁损，价值大约3000-5000元；2、养殖场供水系统的水管被毁损，价值大约3000-4000元。3、保幼猪栏2套、产子猪床15套、定位猪栏13套以及猪围栏等被毁损。4、坪场水泥路面被毁损。经查，原告的涉案保幼猪栏、产子猪床、定位猪栏、猪围栏、坪场水泥路面等，均已经在原告与征地机关签订的补偿协议中按照实际价值如数获得了补偿。该补偿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上述财产并未遭受实际损失。故，原告对保幼猪栏、产子猪床、定位猪栏、猪围栏、坪场水泥路面等提出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照明线路、供水系统的水管等遭受的损失。经查，补偿协议中未见载明相关财产的补偿内容。鉴于被告对照明线路及水管的损失并未明确提出否定意见，且考虑到供电、供水应当属于养殖场的必要设施，故原告对于照明线路、供水管道遭到毁损并要求赔偿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财产毁损的实际价值，本院根据原告方自认的价值并以自由裁量的方式酌定赔偿数额如下：照明线路价值为4000元，供水管道价值为3500元。两项合计总金额为7500元。 再次，由于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应当获取的退养补偿费75144元至今未得到兑现，故，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七）、（八）项的规定，相关补偿费的资金占用利息亦应当认定属于原告的直接财产损失，被告依法应予赔偿。确定赔偿利息损失的期间和具体数额，应当从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时间（2018年7月18日）起算、至被告全部支付补偿费的赔偿款时止，按照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此外，对于原告提出的停产停业损失、家庭生活消费、养殖场重建安置费等其他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违法，原告提出涉案生猪等实际损失部分的赔偿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令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吴仕刚、龙小玉退养补偿费75144元，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全部付清。 二、判令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赔偿原告吴仕刚、龙小玉生猪损失费220116元，供电线路及供水管道损失费7500元。两项合计赔偿金额为人民币227616元，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全部付清。 三、判令被告吉首市人民政府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赔偿原告吴仕刚、龙小玉退养补偿费75144元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的计算期间从2018年7月18日起，至被告全部付清75144元补偿费的赔偿款之日止。 四、驳回原告吴仕刚、龙小玉的其它诉讼请求。 本案依法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学军 审 判 员  李华华 人民陪审员  汪小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谢晨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