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7民初10729号原告：刘聪雷，男，1985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平谷区，公民身份号码×××。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郭少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宁宁，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学亮，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职工。被告：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兴隆庄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孙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恒，男，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原告刘聪雷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分公司）、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峪口禽业）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聪雷，被告人保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宁宁、崔学亮，被告峪口禽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聪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峪口禽业、人保北分公司赔偿我损失1288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我是蛋鸡养殖户，峪口禽业在本地区为家禽养殖的龙头企业。2016年7月7日，峪口禽业作为上游企业，为我在人保北分公司投保。保单的保险期间为2016年7月7日至2017年8月12日。2016年9月1日、2016年8月5日，保险公司出险确认，我饲养蛋鸡因大肠杆菌死亡共计460只，但因峪口禽业原因，死亡蛋鸡处理不符合保险公司要求，遭到保险公司拒赔。峪口禽业作为投保的牵头单位，明知蛋鸡尸体应当采取何种处理方式才是无害化处理，一直以来却采取直接焚烧的方式处理，导致我的损失无法得到保险赔偿，主观上存在过错，直接导致我财产权益受损。二被告应当依法赔偿我的经济损失。被告人保北分公司辩称：北京市农委在平谷区试点推行涉案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是“龙头企业+散户”的形式。投保以后形成三方关系——龙头企业是投保人，散户是被保险人，我公司是保险人。峪口禽业作为龙头企业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与被保险人（散户）同时交纳保险费用，他们的保险利益关系是共同的；二是它代理保险公司承办保险业务，为被保险人办理保险手续，承保和理赔的手续都是由其代办。保险利益是由峪口禽业和养殖户都享有的，养殖户申请获得保险利益需要经过峪口禽业同意，他们在获得理赔款方面是共同体。原告所述死亡蛋鸡的保险报案，是峪口禽业向我公司报的案。现在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单独提起诉讼要求理赔，但峪口禽业没有向我们索赔，他们双方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向我们索赔，原告单独起诉我方认为不妥。就索赔手续方面，我公司未收到任何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向我们提交的索赔手续。综上，原告要求我公司赔偿损失没有道理。被告峪口禽业辩称：原告办理保险时在无害化处理告知书中签名，其是无害化处理的主体。出现保险事故后，虽然是当时峪口禽业的工作人员向保险公司报的案，但是理赔材料应当由原告提供，由于原告未提供理赔材料，才导致保险公司未理赔。综上，我公司不同意赔偿原告损失。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刘聪雷系蛋鸡个体养殖户，峪口禽业系本地养殖企业，双方具有蛋鸡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刘聪雷与峪口禽业签订《流动蛋鸡超市全方位服务协议》，就刘聪雷向峪口禽业购买蛋鸡的有关服务事项进行了约定。其中有关保险服务的约定为，峪口禽业与中国人保联合运作，在北京市范围内，推出独具特色的蛋鸡保险业务，帮养殖户降低疾病、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养殖风险，从根本上解除养殖户的后顾之忧，经峪口禽业审查确定养殖户具有投保资格后，养殖户根据其意愿可投保。2016年6月6日，峪口禽业为刘聪雷投保蛋鸡产业链养殖保险。2016年7月6日，人保北分公司出具蛋鸡产业链养殖保险保险单，保单号为PIII×××，投保人为峪口禽业，被保险人为刘聪雷，保险数量为8300只，单位保险金额为40元，总保险金额为323296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7月7日零时起至2017年8月12日二十四时止。2016年8月5日、2016年9月1日，刘聪雷养殖蛋鸡分别因大肠杆菌死亡344只、116只。峪口禽业工作人员指导刘聪雷采用焚烧方式对死亡蛋鸡进行无害化处理。因无害化处理方式不符合人保北分公司理赔要求，人保北分公司拒绝理赔。若无害化处理方式符合理赔要求，刘聪雷可从人保北分公司获得理赔款17480元。另查，人保北分公司《蛋鸡产业链养殖保险条款》第六条规定：“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十）保险蛋鸡因病死亡且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保险畜禽无害化处理告知书》中载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及处理情况的义务。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是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机构不予赔偿。在该告知书被告知人签名处有刘聪雷本人签名。本院认为：刘聪雷所养殖涉案批次蛋鸡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不当，人保北分公司拒绝理赔符合法律规定，刘聪雷要求人保北分公司对相应蛋鸡予以理赔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峪口禽业是否承担责任，应从保险合同的约定，峪口禽业与刘聪雷双方之间的关系两方面综合予以考察。就保险合同的约定来看，峪口禽业属于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之一，刘聪雷属于被保险人。根据前几年的保险理赔流程来看，在出险后，都是养殖户首先告知峪口禽业，由峪口禽业的人员协助养殖户处理病死禽类，并将有关图片上传至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同时，峪口禽业还向保险公司出具相应的无害化处理报告。据此可以看出，在整个保险理赔过程中，峪口禽业的地位极为重要，养殖户虽然是名义上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所有的保险理赔流程都是在峪口禽业的参与甚至是主持下进行，现场照片和处理报告这两份材料直接决定保险理赔是否成功。同时，作为一家大型家禽养殖的龙头企业，峪口禽业对于病死禽类的无害化处理流程是清楚的，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其亦长期协助养殖户处理病死禽类，但在本案中峪口禽业并未尽到其应尽义务，致使被保险人未获得相应赔偿，存在过错，应负赔偿责任。就双方之间的关系来看，个体养殖户与峪口禽业之间属于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养殖户从峪口禽业引进鸡苗，峪口禽业为养殖户投保，禽类出现疫情死亡后，由峪口禽业协助养殖户进行死鸡处理与保险理赔，在双方的合作关系中，峪口禽业相对处于优势地位。本案中，峪口禽业接到养殖户报案后，随即派人处理病死禽类，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峪口禽业存在违规处理病死禽类的过错，这是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根本原因，峪口禽业对此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作为实际养殖人的刘聪雷亦负有相应责任，具体责任比例应酌定由峪口禽业负担70%，刘聪雷负担30%。至于具体赔偿数额，应参照保险公司拒赔的数额，根据责任比例予以核定。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刘聪雷经济损失12236元。二、驳回原告刘聪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元，由原告刘聪雷负担8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志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雷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