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47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光才，男，193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李正福、，贵州衡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栋源，贵州衡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学，男，1943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继怀，女，1942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顾圣国，贵州神兽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光才与被上诉人杨光学、邵继怀物权确认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502民初3881号民事判决后，杨光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13日作出（2018）黔05民终2576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0502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杨光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光才上诉请求：撤销（2018）黔0502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上诉人持有涉案房屋土地使用证证明上诉人自1992年向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权属登记后，享有该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且属于合法权益人。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是房屋产权人的情况下，仅以相距36年之久的签字鉴定、照片和杨氏族谱作为依据，将涉案房屋所有权判决给被上诉人，进而否决国家土地权属登记机关对涉案房屋土地权益登记的合法性，适用法律错误。2、判决超越了法律规定，未严格依照不动产登记的事项的法律规定，将未办理所有权的不动产房屋以判决形式明确所有权，违反了法律对不动产登记取得的法律规定。3、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杨光学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享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证据中，只有涉案房屋照片与杨氏族谱，该证据只能证明被上诉人曾经居住在该房屋内，且该房屋在1981年已被被上诉人出卖给上诉人，双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而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享有该房屋所有权的前提下，仅依据涉案房屋的照片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的杨氏族谱，进而将涉案房屋确权给被上诉人，对行政机关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的证明力不予认定，实属对案件事实的错误认定。4、原审法院依据的《鉴定结论》程序违法，该结论不客观不合法，不应作为证据采纳。一方面，字迹鉴定时被上诉人没有提供其在1981年左右书写的字迹作为鉴定检测样本。鉴定字迹的书写工具与检测时书写工具不属于同一类型，导致结论有误。另一方面，合同上“杨光学”三个字是在被上诉人练习书法之前1981年用软笔所签写，而作笔迹鉴定时的参考检测样本时是用硬笔书写，两种书写工具类型不同，导致结论不客观。被上诉人杨光学、邵继环未作书面答辩。原告杨光学、邵继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七星关区麻园办事处杨家塘社区砖木瓦结构的房屋（约40平方米）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确认前述房屋前面积50平方米的院坝及侧面25平方米的空地归原告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两原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杨光学与被告光才系堂兄弟关系。坐落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现由被告杨光才居住的木瓦结构及土墙结构的房屋（坐北朝南，前抵杨文先房屋，后抵葛才发家自留地，左抵杨友江与杨大胜共同修建的砖混结构一层平房，右抵堂屋中线杨大兴房屋）系原告所继承的祖遗财产。1978年原告邵继怀在坡改梯中因公致残失去劳动能力。1981年，两原告一家从涉案房屋搬迁至毕节居住。涉案房屋就一直由被告居住至今。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于1992年已登记在被告杨光才名下，2003年更换新证时，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仍登记在被告杨光才名下。因涉案房屋将被征收，原、被告就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产生争议，故原告遂以前述理由诉至本院。另查明：涉案争议房屋系原告杨光学祖父杨天护与被告杨光才祖父杨天秀共同修建并分割后取得，原告杨光学祖父只生育原告杨光学父亲杨仁中（又名杨绍荣）一人，杨仁中（又名杨绍荣）共生育包括原告杨光学在内的四个子女即杨光学、杨光寨、杨俊英、杨光树。杨光树于1977年去世，杨光树生育有五个子女即陈群、陈群凤、陈兴伍、陈兴文、陈群英，陈群英已去世多年，死亡时在外地，其是否结婚、是否有子女原告家人均不清楚。涉案房屋杨光学、杨光寨、杨俊英、杨光树并未进行过分割，属共同共有。经现场勘验，涉案房屋前面杨文先已修建一层砖混结构平房，未见有50平方米的院坝；涉案房屋左侧为杨友江与杨大胜共同修建的砖混结构一层平房，亦未见有25平方米的空地。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定，本案中，本院依职权对邵继怀、杨光寨、杨俊英、陈群、陈群凤、陈兴伍、陈兴文所作的调查、询问、释明笔录，除邵继怀（系原告杨光学之妻）同意作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外，其余6人均明确表示不参加本案诉讼，也放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这是邵继怀、杨光寨、杨俊英、陈群、陈群凤、陈兴伍、陈兴文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本院应予准许。关于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所有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本案中，被告虽提供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及涉案房屋土地所有权证，但因为：1、经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房屋买卖合同上“甲方代表”处“杨光学”签名笔迹不是杨光学本人所写。被告虽以鉴定应以杨光学1981年左右所签的笔迹作为比对的依据为由申请重新鉴定，但因找不到杨光学1981年左右的笔迹作为重新鉴定的依据，故不能对该合同上的“杨光学”重新进行笔迹鉴定。2、庭审中，被告称合同的形成系原告写好后，由被告儿子杨大兴用高粱秆照着书写而形成，即合同的书写情况与书写合同的工具均不符合常理；且合同中约定交付购房款时要求原告出具收到购房款的收据，作为涉案房屋买卖的重要依据，被告并未提供相关收条。3、合同上作为在场人的杨大发否认其签名，称不知情，另一在场人刘作才现又是××人，无法核实签名的真实性。4、尽管涉案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已于1992年登记在被告的名下，于2003年被告又重新更换了新的土地使用权证，但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时，被告未向土管部门提供相关依据，土管部门是按照被告的单方意思表示办理涉案土地使用权证。综上所述，被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将涉案房屋转让给被告的事实，故原告仍然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告请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的诉请，本院予以支持。经现场勘验，涉案房屋前面杨文先已修建一层砖混结构平房，未见有50平方米的院坝；涉案房屋左侧为杨友江与杨大胜共同修建的砖混结构一层平房，亦未见有25平方米的空地。即原告请求确认涉案房屋前面50平方米的院坝及侧面25平方米的空地归其所有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请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所有权，属于确认物权请求权的范畴。确认物权请求权的内容是物权的归属和物权的内容。也就是说，确认物权请求权主要解决某一物上的物权归属于任何人以及物权的内容如何的请求权。只有确认了物权的归属和内容之后，物权人在他人无权占有或妨害自己的物权的行使时才能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或排除妨害请求权。由此可见，确认物权请求权是物权人行使法律赋予的保护物权的其他各种措施的前提和基础。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返还原物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消除危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在涉案房屋尚未灭失，物权请求权尚存的情况下，其请求权基础（物权确认请求权）自然也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被告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杨光学、邵继怀系坐落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现由被告杨光才居住的木瓦结构及土墙结构的房屋（坐北朝南，前抵杨文先房屋，后抵葛才发家自留地，左抵杨友江与杨大胜共同修建的砖混结构一层平房，右抵堂屋中线杨大兴房屋）的所有权人；二、驳回原告杨光学、邵继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鉴定申请费2000元，合计2030元，由被告杨光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光才申请对上诉人出具的《合同》上杨光学的签名重新鉴定。理由是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190号鉴定意见书“样本”与“检材”相差三十多年时间，鉴定结论不具有可靠性。但上诉人并未提供杨光学1981年期间书写的笔迹，经一审法院到上诉人提供的教育局调查，杨光学的档案内也没有相应的杨光学书写字迹，因此，上诉人申请对杨光学1981年期间书写的笔迹与《合同》上杨光学签名进行对比鉴定，没有鉴定条件，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的理由不成立，不予准许。二审查明的事实和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杨光学、邵继怀购买涉案房屋？涉案争议房屋所有权属于谁？经查，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争议房屋是被上诉人杨光学继承而得。上诉人杨光才主张，其于1981年以1000元价款向杨光学购买了涉案房屋，并提供了《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证明购买事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并主张该《合同》上“杨光学”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经云南警官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合同》上“杨光学”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为。上诉人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经审查，虽然鉴定结论为“落款日期为“1981年6月10日”的《合同》上“甲方代表”处“杨光学”签名笔迹不是杨光学本人所写。”但鉴定的检材是落款日期为“1981年6月10日的《合同》原件，而当事人提供的样本为杨光学于2017年11月2日到鉴定中心书写的笔迹样本，样本的形成时间晚于检材时间三十余年，在三十余年时间里，在常理上被上诉人杨光学字迹的书写习惯应该有变化，而且杨光学书写样本时，是在双方纠纷产生之后，不排除杨光学书写样本时包含有主观故意的情况，在此情况下，鉴定结论与常理不相吻合，不足以证明其结论成立，同时，依照本案事实，上诉人杨光才已在涉案房屋中居住三十余年上诉人一直未提出异议，杨光才于1992年将涉案房屋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2003年又重新更换了新的土地使用权证，被上诉人杨光学多年未提出异议，被上诉人诉称涉案房屋前面有约50平方米院坝，但涉案房屋前面杨文先已修建一层砖混结构平房，杨文先修建房屋时被上诉人杨光学也未提出异议，综合上述证据和事实，上诉人杨光才主张涉案房屋是其向杨光学购买而得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被上诉人杨光学主张涉案房屋是其借给杨光才居住的事实证据不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上诉人杨光才上诉称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杨光学转让给上诉人杨光才的事实成立，在转让后，上诉人杨光才已依法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应属杨光才享有。综上，上诉人杨光才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判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8）黔0502民初87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杨光学、绍继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鉴定申请费2,000元，合计2,030元，由被上诉人杨光学、邵继怀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上诉人杨学兴、邵继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平审判员 李厚军审判员 张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王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