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2民初25966号原告：马某1，男，1956年5月24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马莉，女，1984年1月27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丰台区。被告：邓某，女，1978年12月26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通州区。被告：马某2，女，1961年12月2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通州区。二被告邓某、马某2委托代理人：武秋月，北京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某3，女，1958年8月5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荔景园新区。委托代理人：商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代某，男，1982年3月1日出生，回族，住北京市荔景园新区。委托代理人：陈薇，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某1诉被告邓某、马某2、马某3、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立案后，依代某的申请，追加其作为本案第三人，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马莉,被告邓某及马某2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武秋月，被告马某3的委托代理人商宇，第三人代某的委托代理人陈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马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依遗嘱继承被继承人马振刚、穆淑英遗留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荔景园新区XX室的房产；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继承人马振刚、穆淑英系夫妻关系，育有四个子女，分别系长女马春兰，长子马某1，次女马某3，三女马某2。马振刚于2002年9月26日去世，穆淑英于2018年1月1日去世，二人遗留有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荔景园新区XX室房产两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穆淑英名下，被继承人马振刚于2002年9月25日留下遗嘱，穆淑英于2003年10月留下公证遗嘱，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市橡胶十厂宿舍X的房产所有权留给马某1夫妻。后该房产于2010年拆迁，转化为北京市通州区荔景园新区XX室房产，原告现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继承人遗留的两套房产由原告依遗嘱继承。被告马某2、邓某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马振刚生前未留有遗嘱，穆淑英的公证遗嘱中涉及的北京市通州区橡胶十厂宿舍XX号房产已于穆淑英生前2010年11月份被拆迁，遗嘱中标的物已经不存在，且穆淑英对XX号房屋拆迁后取得的财产并未重新设立遗嘱，前份公证遗嘱应视为被撤销，对于拆迁后新取得的财产，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为方便财产处分，我们二人要求将房屋确认给二人所有。对于马振刚所立遗嘱存在异议。首先，遗嘱前马振刚已中风，其立遗嘱时间为2002年9月25日，去世时间为2002年9月26日，去世前马振刚处于病危精神模糊状态，不可能自书遗嘱。被告马某3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二被继承人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第一，关于马振刚遗嘱问题，我方同意被告邓某的答辩意见。我方认为没有遗嘱，即使有遗嘱，根据遗嘱的字体可以看出是代书遗嘱，不是自书遗嘱，根据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该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并有见证人签字，所以从形式上这份遗嘱也是不合法的，应为无效。第二，关于公证遗嘱的问题，也同意被告邓某的意见，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遗嘱中的房屋已经灭失，穆淑英已经以实际行为处分了拆迁所得房屋，撤销了公证遗嘱。根据最高院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的第39条规定，我方认为遗嘱已经撤销。第三，被告马某3一直与老人共同生活，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应当多分得遗产。为了照顾两位老人，被告马某3搬离自己的房屋来照顾老人，后两位老人去世，根据继承法规定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多分。第三人代某述称：原告主张的XX号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根据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因为2013年被继承人穆淑英、代某以及拆迁单位签署了三方协议，同意穆淑英将其享有的拆迁换置房屋归代某所有。此后，第三人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第三人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合法享有了XX号房屋的所有权。产权证登记的地址为北京市通州区紫运西里XX号房屋。第三人支付了房款及相关所有费用，我方认为原告诉争的XX号房屋不属于遗产范围，属于第三人个人财产。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穆淑英与马振刚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子女四人，即马春兰、马某1、马某3、马某2。穆淑英于2014年1月1日去世，马振刚于2002年10月11日去世。马春兰于2018年2月17日去世，生前已离异，育有一女，即邓某。代某系马某3之子。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街22号院橡胶十厂宿舍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号房屋”）原系马振刚与穆淑英共同所有房屋。2003年10月9日，穆淑英经北京市通州区公证处留有公证遗嘱，载明：“立遗嘱人：穆淑英，女，1934年6月26日出生，现住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街二十二院橡十宿舍四二一号。我叫穆淑英，今年六十九岁，我和老伴马振刚共同购买了通州区新华北街二十二号院三居室楼房一套。各占该房屋产权的二分之一，我立本遗嘱待我去世之后，上述房产中我应有的份额，由我的儿子马某1继承。本遗嘱一式两份，我执一份，通州区公证处存档一份”。2010年，XX号房屋涉北京市通州区运河核心区拆迁。穆淑英出具委托书，载明：“房屋主人：穆淑英，系马某1之母，因我本人年龄已高，也因没有文化，特授权我的长子马某1经手一切拆搬迁事宜。特此为证”。2010年9月12日，马某1作为拆迁补偿人的代理人（乙方）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分中心（甲方）签订《北京市通州区运河核心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马振刚（已故）、穆淑英就XX号房屋（证载/认定建筑面积56.97平方米）选择“其他定向安置房屋置换”的方式进行拆迁补偿安置，在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搬迁腾房的情况下，可取得的补偿及各项补助款总计213718元。2010年9月21日，XX号房屋交予拆迁公司。2010年11月3日，马某1作为被拆迁人代理人在“选房意向确认单”上签字按手印，该确认单显示置换房屋面积为96.85平方米，所属项目为荔景园，所选居室为1居室，开发企业为北京新城基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6月22日，马某1以选房人代理人的身份在“通州区荔景园安置房项目选房通知单”上签字，该通知单载明马振刚（已故）、穆淑英应于2013年7月2日下午1点30分至通州区紫运西里26号楼参加通州区荔景园安置房项目的选房活动。2013年7月2日，穆淑英（乙方）与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甲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选择保障性房屋置换作为接受乙方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唯一方式；乙方已经取得甲方支付的一方房屋重置成新补偿（含房屋重置成新价和附属物及装修），其可享受置换面积部分的房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所选保障性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乙方所选荔景园项目置换比例为1:1.7，销售基准价格为6000元/平米，按乙方房屋证载/认定建筑面积56.97平方米计算，乙方享受置换面积为96.85平方米，房款合计为581100元，由甲方直接支付给乙方所选荔景园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根据开发建设单位安排，乙方对选房结果进行现场确认，实际房价款超出乙方享受置换面积房款的部分，按实际销售房价款，由乙方与开发建设单位自行结算，实际购房款少于乙方享受置换房款的部分，乙方签订购房合同后，由开发建设单位按实际发生额退还给乙方。同日，穆淑英向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提交申请书，载明由于其本人自身经济条件有限不能获得银行贷款，没有能力支付超出置换面积部分的剩余购房款，故申请由共同居住的近亲属外孙子女代某作为安置房购房人办理购房相关手续，即视为本人基于该房屋拆迁选择定向安置房屋补偿方式涉及的安置房面积置换、购买事宜办理完毕。当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甲方）与穆淑英（乙方）、代某（丙方）签订《协议书（无力支付购房款）》，约定：“鉴于：1、2010年9月12日，甲乙双方就原坐落于通州区新华北街22号院的乙方房屋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于2013年7月2日完成安置房选房意向确认，选择荔景园项目XX号房屋（以下简称“安置房”）。2、现因乙方无力支付超出置换面积部分的剩余购房款，故申请由共同居住的丙方代为作为安置房购房人办理购房相关手续。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就安置房购买人变更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第一条，购房合同的签署。由丙方直接与安置房建设单位办理安置房购房的全部手续，签署安置房的购房合同，购房合同签署后，即视为甲方已对乙方安置完毕。乙丙方任何时候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与安置房置换购买或与乙方房屋拆迁相关的任何权益。第二条，购房款项的支付，原由乙方享受置换面积的安置房购房款，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安置房建设单位。2、超出置换面积的安置房购房款，由丙方与安置房建设单位自行结算。第三条，三方确认。1、乙、丙方同意按甲方及有关部门要求办理更名审批手续，并待更名审批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再由安置房建设单位通知丙方办理入住、签订购房合同，交纳各类款项等相关手续，因此产生的相应后果由乙、丙方承担。”协议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3年7月22日，穆淑英（买受人）与北京潞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LJ-A-0335），约定定向安置房屋为通州区紫运西里XX号（以下简称“XX号房屋”），建筑面积67.18平方米，房屋总价款403080元，买受人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付款，出卖人应于2013年7月31日前交付定向安置房。2013年7月26日，代某（买受人）与北京潞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定向安置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LJ-1-0336），约定定向安置房屋为通州区紫运西里XX号（以下简称“XX号房屋”），建筑面积67.18平方米，房屋总价款403080元，买受人采取贷款方式付款，出卖人应于2013年7月31日前交付定向安置房。现通州区紫运西里XX号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京（2016）通州区不动产权第X号）登记的权利人为代某。庭审中，马某1提交2002年9月25日马振刚所立遗嘱，载明：“我：马振刚立下遗嘱，愿将橡胶十厂宿舍楼房XX号房间居住权转给我儿子马某1、儿媳王建英所有。原因：我近日身体欠佳，日后不留下麻烦，自愿将我儿媳王建英买下的居住权落实清，疑免待日后儿女争端，特立下遗嘱。”该书面证据落款处有马振刚签字并按手印。马某2、马某3、邓某及代某认为该遗嘱正文不是马振刚本人书写，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要件，且立遗嘱时间与马振刚去世时间较近，无法确认书写内容为马振刚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马某1则称该遗嘱内容系马振刚在病房中口述，由马某1代为书写，当时除了病房中的其他病人外没有其他见证人在场。法庭询问马某1如涉案房屋无法按照遗嘱继承，其对涉案两套房屋的具体分割意见，马某1认为马振刚与穆淑英所立的遗嘱均为有效，坚持按照遗嘱分割涉案房屋，两套房屋均应归其所有。本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涉及两份遗嘱。关于马振刚所立遗嘱，根据庭审调查情况，马某1称系在病房中由马振刚口头陈述，马某1代为书写。该遗嘱既不属于马振刚自书的自书遗嘱，也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要求。马某1作为主张存在遗嘱的一方，应就遗嘱存在且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承担举证责任，现马某1并无其他证据佐证遗嘱系立遗嘱人马振刚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该书面证据又不符合法律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规定，故本院对马某1提交的马振刚所立的遗嘱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关于穆淑英所立的遗嘱，该遗嘱经公证机关公证，属于公证遗嘱。但在立有公证遗嘱后，该公证遗嘱涉及的财产发生了变化，而穆淑英也通过自己的行为对财产的处分重新做出意思表示。故马某1坚持要求按照两份遗嘱继承X号房屋、X号房屋，缺乏合法依据，具体理由如下：XX号房屋原为马振刚、穆淑英共同所有。马振刚去世时，XX号房屋中其享有的份额应属于其遗产，但其继承人未进行继承分割。在XX号房屋拆迁后取得的拆迁利益中应有马振刚的遗产份额，但因马振刚所立遗嘱本院未予确认，故马振刚要求按照遗嘱继承马振刚的遗产，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XX号房屋中属于穆淑英的份额，穆淑英在公证遗嘱中同意该部分财产由马某1继承所有，即公证遗嘱中的“遗产”指的是XX号房屋中属于穆淑英的部分，但该财产在穆淑英去世之前因遇拆迁已灭失，故至穆淑英死亡时，穆淑英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已无公证遗嘱中涉及的财产。因穆淑英死亡发生在XX号房屋拆迁之后，对于XX号房屋因拆迁而取得的拆迁利益中属于穆淑英的部分，并不属于穆淑英遗产的财产形式转化，而应当属于穆淑英取得了新的财产。如果其要处分该财产，应当通过重新订立遗嘱的方式进行。公证遗嘱中穆淑英对于XX号房屋的处分，并不能当然视为其对于因上述份额灭失后取得的新的财产的处分意见。此外，在2010年XX号房屋遇拆迁时，该套房屋因拆迁享受置换面积为96.85平方米，房款合计为581100元。在选房时，穆淑英选择X号房屋、Y号房屋作为安置房，两套房屋各67.18平方米，超出其应享受的安置面积。穆淑英以拆迁补偿款购买X号房屋；穆淑英经与代某、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通州区分中心三方签字确认同意由代某作为另一套房屋，即X号房屋的安置房屋购房人，现该房屋登记在代某名下。因此，穆淑英亦在生前通过自身的行为对于Y号房屋进行了处分。故马某1要求按照公证遗嘱继承X、Y两套房屋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43元，由原告马某1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判员 秦 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杨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