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3民初4378号原告：梁晓萍，女，1978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海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燕玲，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东升，系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何惠梅，女，1987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明，系广东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梁晓萍诉被告何惠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晓建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7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后由审判员陈晓建、人民陪审员植艳明、卢小帆三人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梁晓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燕玲、周东升，被告何惠梅的代理人黎明均两次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梁晓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人民币1022100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被告在结识原告后不断向原告介绍其有很好的渠道能够从境外提供物美价廉的红酒、化妆品给原告，并且可以帮助原告在内地销售。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先后分多次向被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016100元。原告另交付了6000元的入门费。被告向原告交付了部分货物，但不是按照承诺的货物品牌和数量进行交付。被告当时要求原告购买20份货物，包括原告自己的那份，其余的是用于发展下线。发展下线后，再将其余19份货物给下线。但实际原告并没有发展任何下线，因此除了原告自己那份，其余的19份被告并没有交付实物。被告要求其购买20份货物时承诺说他帮原告发展下线，但被告并没有履行。双方就此并没有书面约定。原、被告双方不是简单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禁止传销条例，属于传销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现特具状贵院，请法院依法判允原告的前列诉讼请求。庭审中，本院要求原告明确其诉请被告返还款项，到底是基于被告没有交货还是认为合同无效。原告称：被告有部分交货，但不是按照承诺的货物品种、数量交付。被告何惠梅辩称：一、被告收到货款后第一时间帮原告购货。原告一共购货三次，第一次到香港亲自购买，第二次转账购买33万元人民币的货物，第三次转账50.61万元人民币购买货物。被告收到货款后立即请托郑文杰代为办理购货事宜，郑文杰于2017年12月29日和2018年1月26日，在接受被告请托后，前往香港，帮忙原告购入83.61万元的货物。为办理原告的购货事宜，被告需要将人民币兑换成港币供郑文杰购货时使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与香港找换店老板的聊天记录截图和郑文杰提供的领取找换店港币的签收单可印证此事实。二、货物购买完毕后，原告收到购货凭证，亦签收了物流寄送的货物。被告在证人郑某原告购货完毕后，口头指示其按约定将购货凭证交给原告，原告亦收下购货凭证，就此被告的购货义务履行完毕。2018年1月18日下午原告收到第一部分寄送过来的货物，且签收了物流底单，并邀请梁某帮其搬货。被告提交的证人梁某的证人证言可印证此事实。三、原告在后期经营中销货不畅，故向被告提出退货请求，协商未果后便起诉到法院。原告在其提交的起诉状中称出于对被告的信任才向被告转账，被告也是出于对原告的信任，在交付货物和相关凭证时并未要求原告出具签收单。双方都是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交易，但原告不应该据此漏洞诉称被告未帮其购买货物，亦不应该诉称其未收到货物。综上所述，被告在收到原告货款后，帮原告购买了货物，并交付了相关购货凭证和寄送了相关货物，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原告承担。另，原告将购买货物的货款转账给被告后，被告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帮原告购买等值数量的货物，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至于原告所称被告违反禁止传销条例应当有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且其称违反相关条例，则不属于民事审判内容，应当另行主张原告自己的权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了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17年12月13日，原告梁晓萍向被告何惠梅转账支付6000元，交易明细载明为香港费用。后原告由被告带领，到香港对红酒、化妆品等商品的采购进行了考察。2017年12月29日，原告向被告转账33万元。2018年1月22日原告通过消费支付方式支付18万元给被告指定的他人账户，扣除手续费500元，实际到账175000元。2018年1月23日再分两笔转账30万元、206100元给被告。被告则通过物流向原告交付了58箱232支葡萄酒、3箱6支白兰地、1箱精油、1箱精油瓶。就上述货物，被告称系其委托郑文杰到香港帮原告采购，然后由物流发送给原告的。被告就此提供了8份有梁晓萍签名的《受理单A》复印件，该8分《受理单A》记载的货物数量共63箱。其中两份的签名日期为2018年1月18日。该两份载明《受理单A》中的一份载明：订购单号YCAA17C02871，YCAA17C02869，货品编号0608001的朗克尔库瓦白葡萄酒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08003的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0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108009的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数量4支，货品编号061208004的朗派尔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2750ML数量4支；另一份则载明：订购单号YCAA17C02870，YCAA17C02873，YCAA17C02872，货品编号06108013的神秘储备法国特技白兰地XO700ML数量3支，货品编号06108014的鉴赏家雅马邑白兰地XO700ML数量3支。其余的签收时间为2018年3月8日的6份《受理单A》记载的货物如下：货品编号0608001的朗克尔库瓦白葡萄酒750ML、货品编号06108003的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0750ML、货品编号061108009的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货品编号061208004的朗派尔福尔卡德红葡萄酒2012750ML数量均为54支，货品编号0100153的Este第五精华[琉璃]熏香瓶系列-天使爱美数量1个，货品编号0210244的EB第五精华环保熏香露500M西洋杉数量4支，货品编号0210252的EB第五精华环保熏香露500M葡萄柚数量4支。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受理单A》并非原件，不确认其签名，但确认系收到上述货物，并认为该些货物包装显示的进口商为“广州致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佛山市新时力贸易有限公司”，其中蒙布朗嘉福红葡萄酒2011750ML的包装上载明的佛山市新时力贸易有限公司的电话020-622××××1与《受理单A》记载的物流配送投诉电话一致，“广州致禾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则无工商登记，被告并无提供该些货物的清关证明。被告则确认其自己也是做上述货物的生意，在香港有注册公司，上述货物包装记载的进口商是供货点或物流对接公司。被告就其委托郑文杰代办原告货物的事实，申请了郑文杰出庭作证。郑文杰出庭作证称：我先认识被告再认识原告，我去了两次帮原告办货，大概货值100多万港币，不记得具体货物数量、品种。我交了钱后由物流公司发货，香港公司按照要求发货。香港公司收了我的钱后给我一张提货单、物流单，提货单上写有收了多少钱。钱是现金交给香港公司的，因为刷卡要手续费。提货单上写有总货值、货物品种，拿着提货单可以在香港公司直接提货，也可以通过物流发送到大陆。当时我有帮原告提货，我拿着提货单交给柜台，让香港公司的客服务帮忙办理物流。两次帮原告拿货，都是香港公司代办物流。办理物流后还有一张提货单交给原告，原告拿着提货单才会将货物交给原告。提货单是我直接交给原告的。本院询问郑文杰：提货单证人是否有留底？香港公司除了给提货单，是否还有收款收据？证人是如何确定原告认可货物及价格？除涉案交易，证人与被告是否还有其他交易？证人去香港的费用由谁承担？证人帮人在香港买货是否有回报？郑文杰称：双方交易基于信任，其从未留底。在微信上跟原被告确认货品及价格，去香港前后都有进行确认。除了涉案交易，还有帮被告买货，帮其他人买货。去香港代人买货的差旅费用均是由自己承担。证人代某并无回报，被告也无给证人分成。原告则询问证人：香港的物流公司是哪家物流公司？证人与涉案货物包装上记载的两家进口商是何关系？证人是否知道该两家进口商实际并不存在？为何物流单上电话与进口商电话一致？郑文杰称：不记得是哪家物流公司，快递的货是直接送到原告地址，中间的报关都是物流公司负责。证人与两家进口商没有关系，香港公司供货给该两家进口商，再由进口商发货给指定的人。物流公司可能与进口商是同一家公司。被告称除上述63箱货物，还有部分是单据交付，被告已将提货单交付给原告，原告可自行到提货单上的地址提货，被告并无提货单的留底。原告则否认有自行提货，称不可能自行提货。本院询问证人郑文杰：提货单是否可以在大陆提货？郑文杰称：不能。就上述收到的63箱货物，原告称已拆封了6箱，其中4箱共计16支的葡萄酒剩余11支，其余拆箱但未使用。庭后，被告再补充提交一份在香港公司购货的《提货说明》及相应图片，称：首次购货后，会有一份提货单（主发票）给购买者，购买者可凭此单提货。一份提货单（主发票）的金额是固定的港币62587元，原告称购买20份，金额基本一致。每次提货，香港公司会记录提货数量并让提货者签名确认。提货后，香港公司也会出具一份此次购货的货物清单发票。如果货物较重，可以到物流部办理物流手续，会有物流单，即上述原告签收的物流单《受理单A》。提货购买者可自由选择货物种类，填写提货表。供货商有实时货物库存信息提示屏供参考，提示屏包含了货物价格。被告所附的提示屏图片有相关货物名称、编号、价格，但无上述63箱货物的编号。而上述8份《受理单A》，签收时间为2018年1月18日的《受理单A》记载的受理日期为2018年1月3日，签收时间为2018年3月8日的《受理单A》记载的受理日期为2018年2月8日。而根据被告提供的郑文杰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郑文杰于2017年12月31日持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入境后，于2018年1月11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出境，再于2018年1月13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深圳湾口岸入境；其后于2018年1月25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罗湖口岸出境，于2018年1月26日往来港澳通行证自皇岗口岸入境；之后于2018年1月29日持普通护照于广州天河口岸出境。原告对被告庭后补充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认为涉案货物如来源合法，被告一定可以提供清关证明，清关证明可以显示商品详细信息及价值，被告未能提供，显然是走私的假货。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原、被告双方是何性质法律关系；之二是被告除上述63箱货物之外，是否还通过单据的方式交付了1016100元货值的其余货物给原告；之三是原告收取的63箱货物货值多少。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起诉时实际主张双方是买卖关系，由被告供货给原告，并协助原告销售。后原告于庭审中又主张被告实际是传销，要求原告购买20份产品，通过发展下线获利。被告答辩则确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被告系向原告传销，但未就此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本院无法认定。故本院认定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而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原告在未与被告达成任何书面甚至是口头协议，确认被告应向原告供应货物的品种、数量、交货时间、地点、方式等重要条款的情况下，即向被告支付了其所述入门费之外的1016000元货款。此交易显属异常。在无法根据双方之前的明确合意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情形，应依据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处理本案纠纷。对原、被告双方已履行部分，应按公平原则确定相应价款，剩余部分，应认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相应款项。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已向原告交付了相应的原告可据此自行提货的购货凭证。而根据证人证言，其两次到香港帮原告办货，都是由香港公司代办物流；原告也根本不能持提货单在大陆提货。故此，本院认定，被告只向原告交付了63箱的货物，并无交付另外货物的购货凭证给原告，由原告自提。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收取的63箱货物，被告并无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价值。参照相关网站相同、类似产品报价，本院有充分理由相信，该63箱货物，即是被告的《提货说明》中所述的一张提货单（主发票）对应的货物，货值62587元港币。被告只向原告交付了上述63箱货物，故应将1016100元的剩余货款返还给原告。该63箱货物价值62587元港币，根据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50299元。故被告应返还965811元给原告。考虑到被告购货花费，原告诉请的6000元入门费，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惠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货款965811元给原告梁晓萍；二、驳回原告梁晓萍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诉讼费18999元（其中受理费1399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梁晓萍负担1046元，被告何惠梅负担17953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审 判 长  陈晓建人民陪审员  植艳明人民陪审员  卢小帆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陈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