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17民初37号原告：蔡利英，女，1972年12月10日出生，住湖北省罗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钧辉，湖南公言（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从化鳌头镇聚宝工业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8144003D。法定代表人：黄如德。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浩，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蔡利英与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利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钧辉与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浩到庭参加了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利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辛钧辉与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文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蔡利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被告违法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差额52810元（3106.48元/月×17个月×2倍-5281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8日的误工费37898元[3106.48元/月×（12个月+6天）]；4.被告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7月30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22987元[3106.48元/月×（7个月+12天）]；5.被告向原告支付2000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职业危害岗位津贴30000元（150元/月×200个月）；6.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4100.4元（8218元/月×60%×13个月）；7.被告向原告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23270元（8218元/月×60%×25个月）；8.被告向原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6600元（166天×100元/天）；9.被告向原告支付护理费9441元（89449元/年÷12个月÷30天×38天）；10.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费16721.04元；11.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327800元（40975元/年×20年×40%）；12.被告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30198元【30198元/年×（5年+5年）×40%÷4人】；13.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40000元；14.被告向原告支付后续治疗费500000元（暂计数额，如需鉴定，以鉴定为准）；15.被告向原告支付营养费10000元；16.被告向原告支付交通费10000元；17.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鉴定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00年5月入职被告处，先后担任注塑工、喷涂工、印刷工等岗位，在岗期间接触天那水、金铂、银铂等多种职业危害因素直至2016年12月。2017年12月19日，原告被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2018年4月11日，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维持了该诊断结论。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被认定为工伤，2018年8月1日被评定为七级伤残，停工留薪期为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7月30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8年10月8日维持了该鉴定结论。被告要求原告2016年12月12日离开工作岗位，在离开岗位前未依法安排原告进行离职的职业健康体检，也未有其它法定事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被告仅按照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故仍存在52810元差额。原告在离职后进行职业健康体检时发现身体异常，从而进行后续的职业病诊断，离开工作岗位后，被告未发放过工资，而原告在此期间一直在进行职业病诊断及治疗，直至2017年12月19日诊断为职业病。故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9日期间，原告属于误工期，被告应当按照原告的平均工资3106.48元/月的的标准支付误工费37898元。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7月30日属于停工留薪期，被告应当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23458元。原告在职期间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并导致患职业病，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应当支付接触职业危害的岗位津贴30000元。在原告进行职业病诊断过程中，被告于2017年6月中断原告工伤保险，导致原告不能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六条、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应当按照2017年广州市在岗职工工资的60%承担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原告因职业病共住院166天，被告应当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100元/天的标准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其中在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情严重护理1人，被告未安排人员护理，故被告应当承担护理费。原告因治疗职业病自费支付医疗费16721.04元，该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其次，原告因患汞中毒及汞中毒导致的精神障碍，后期需要长期治疗，按照其诊断为职业病后的2018年为例，其2018年医疗费47617元，以该数据为依据，其后续10年的治疗费高达476170元。原告与被告工作人员在仲裁期间一同前往从化区社保局办理治疗报销事宜，但社保局明确告知因原告在诊断为职业病时未缴纳工伤保险，故社保局不予承担其医疗费，原告的社保断缴是被告造成的，故医疗费及后续医疗费都应该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患职业病具有重大过错，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等规定，应当承担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营养费、交通费等民事赔偿项目。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提出确认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及要求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差额52810元的请求已过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原告与被告已于2016年12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对此，广州市劳动仲裁委员会亦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故，原告提出的第一、二项申请已过仲裁时效，应予以驳回。二、被告依法解除劳动关系并无不当，也无需支付原告请求的经济赔偿金差额。原告的第一、二项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被告因经营困难无法继续存续，为妥善解决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提前三十天（即2016年11月22日）以《公告》形式通知员工：1．公司的生产线停产；2．公司将进行清算及将一次性结清工资，适当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解除劳动合同办理离职手续。2016年12月14日，公司按照法律规定为原告等员工安排了离职前职业健康检查，并于2016年12月15日取得《职业健康检查表》，并将相关结果告知原告。原告在获知情况后，并未对检查结果提出异议或要求复诊，为此，被告继续安排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工作。2016年12月21日，为更好的解决被告与员工的劳动关系，被告再次发出《通知》，告知原告等员工于2016年12月22日进行经济补偿金的核对。2016年12月22日，原告与被告进行了经济补偿金等款项的核对，并解除劳动关系。综上所述，被告在本次劳动关系解除过程中已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提前30日告知，并且为原告安排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截止2016年12月22日，劳动关系解除当天，原告对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未提出任何的异议及复诊要求，且对相关款项均予以确认。据此，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能力人，清楚其行为意味着同意本次的解除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被告解除劳动关系依法依规，且已经按照双方确认的经济补偿金、工资等数额完成付款义务。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12月22日合法解除，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其所述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原告的第一、二项请求应予以驳回。三、原告的第三、四项请求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一）误工费，原告与被告已于2016年12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其后原告一直处于无业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认。即误工费发生的前提是真实的发生误工情形，并导致其实际的收入损失。但本案中，原告处于无业状态，不存在任何因误工导致实际收入损失的情形。故，原告的本项请求并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再者，误工费所使用的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本案为因工伤所引起的劳动争议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误工费不属于劳动仲裁的管辖范围应不予支持，原告应向法院另行起诉。最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在性质上已经是对原告因工伤所导致的损失的一种弥补，实际上也是包含了所谓的误工损失。故，原告的一项损失不应当得到两次补偿。（二）停工留薪期工资，同上，原告与被告已于2016年12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即停工留薪期工资发生的前提是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的，享有该待遇。但本案中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原告也存在无业状态，不存在停工情形，不应享有该待遇。故此，被告认为，原告的该项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四、关于原告第五项诉请职业危害岗位津贴，正如仲裁裁决书所述，原告从2000年入职至2016年离职一直未对工资构成提出异议，也未向被告主张职业危害岗位津贴，说明了原告对工资发放标准进行了实际认可，是对其自身权利的处理，应不予支持而且已过仲裁时效。其次，原告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已于2016年12月22日合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仲裁时效为一年，原告的第五项诉讼请求职业危害岗位津贴已过仲裁时间，应予以驳回。五、原告提出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4100元，该款项应由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承担，原告所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且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告在《仲裁申请书》中陈述“被告于2017年6月中断原告工伤保险，导致原告不能领取工伤保险待遇，故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六十六条、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应当按照2017年广州市在岗职工工资的60%承担原告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该陈述与事实严重不符，且无法律依据。首先，如前所述，被告已于2016年12月22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被告中断原告工伤保险合理合法，并无不当。其次，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员，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中明确的用人单位，在该职工从业期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按条例的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被告在原告在职期间一直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应当向社保局申请工伤待遇，其所述的因被告中断工伤保险而不能领取工伤待遇显然与事实不符，与我国法律及相关政策不符，应予以驳回。再者，原告于2018年10月8日被认定为劳动力伤残等级七级后，被告即多次与原告联系，要求其向社保局申请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工伤待遇，并到公司核对一次性就业伤残补助金。但原告均以其不是向公司要钱，只是想治病为由一直没有申请。为此，被告委托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以书面函件的形式要求原告申请相关待遇及到公司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且于2018年11月7日将已盖章的《广州市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邮寄给原告。可见，被告中止为原告缴纳工伤保险有理有据，且在原告被鉴定为劳动能力伤残等级七级后，依法协助原告申请相关工伤待遇，已完全履行作为公司方所应尽的义务。原告所述的不能申请工伤待遇仅仅是其个人的虚假陈述，且明显与事实及法律相矛盾，未能申请工伤待遇仅因原告单方所致，应由其承担不利责任，与被告无关。故，恳请法院驳回该项申请。最后，原告提交的证据《工伤零星报销业务受理结果告知书》中，不受理原因：工伤停保状态，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法规第42条（企业已破产，在破产清算时依法拨付应当由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费用）。然而，被告之所以停止为原告缴纳社保的原因是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而非企业破产清算。且如前所述，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已经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保费用，被告在劳动关系解除后发现存在工伤情形的，应当由社保局承担相关费用。社保局不依法承担相关费用，被告应当起诉社保局要求社保局承担，而不应将责任转嫁给被告，被告要求原告承担社保局的责任依法无据（我国未有社保局拒不支付工伤待遇由公司垫付的法律规定）。六、对于原告的第七项请求，被告予以确认。但需明确，原告被鉴定为劳动能力伤残等级七级后，被告即积极要求原告到被告处核对领取，积极履行被告应尽的义务。七、原告的第八项请求住院伙食补助费16600元，与事实不符，应予以驳回，自2017年1月3日起至2018年8月21日期间，被告向原告垫付住院期间的餐费及治疗费等，共计123012.89元。原告在已获得相关款项后在本案中又再一次提出要求被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其次，住院伙食补助费属于工伤待遇，原告在职期间，被告已经依法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从工伤社保基金中支付。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八、原告的第八项请求护理费9441元，并无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护理费的支付前提是职工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但根据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显示，原告不存在生活自理障碍，且原告未有证据证明其真实发生该项费用。故，原告提出的护理费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九、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18640元及后续治疗费50万元无任何证据证明，故应予以驳回。自2017年1月3日起至2018年8月21日止，被告已为原告垫付住院治疗费、挂号费、餐费、交通费等共计123012.89元，且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8年10月08日已经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如原告认为其在鉴定后仍需治疗应当按照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进行申请，经批准后依法享受工伤待遇。现原告提出的医疗费18640元及后续治疗费50万元均无相关证据，应予以驳回。十、原告提出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五项申请所依据的是侵权责任法，属于人损纠纷，不属于仲裁范围应予以驳回。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劳动仲裁的适用范围仅为劳动争议，原告提出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项申请均依据人身损害纠纷所提起，不属于劳动仲裁的适用范围，应予以驳回。其次，原告申请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与一次性伤残补偿金、一次性就业补偿金等虽然在称谓及数额有差异，但实际内容是相同的，均属于与职业病侵权责任赔偿性给付支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因安全生产事故或患职业病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如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与劳动者已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在本质上相同，应当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扣除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若相应项目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高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数额，则不支持劳动者相应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请求。故，原告的上述请求应予以驳回。最后，原告要求支付的营养费并无任何事实依据，应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未能提交任何的证据证明其实际产生该费用，应不予支持。十一、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交通费10000元无法无据，应予以驳回。首先，原告提交的证据交通票据无法证明是因治疗工伤所实际发生的费用，于法无据。其次，如前所述，被告在原告在职期间已经依法为其购买社会保险，原告离职被检查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并认定为工伤，应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治疗工伤的交通费，应到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并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综上所述，恳请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理，作出公正裁决，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007年12月28至2010年12月27日）；2、劳动合同（2010年12月28日开始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经济补偿金领取清单；4、职业病诊断证明书；5、职业病鉴定书；6、工伤认定书；7、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8、省级劳动能力鉴定结论；9、出院记录（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2月9日、2017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23日，2017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21日、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10、住院证明；11、职业健康检查表、体检结果清单；12、中山大学附属三人民医院门诊病案；13、门急诊病例；十四、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15、费用报销单据；16、关于增加工伤伤情诊断结论；17、未报销医疗费发票、病历；18、交通费发票，证明原告因住院产生的交通费；19、社保部门不予赔付告知书；20、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交以下证据：一、1、2016年11月22日《公告》；2、2016年12月21日《通知》；3、《职业健康检查表（离岗）》；4、《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遣散员工补偿表》；5、《客户首付款入账通知》。二、广东省医疗收据票据费用报销单、蔡利英医疗费清单、签收单两张、报销费用签收回执、预付住院餐费。三、律师函、EMS快递单及妥投证明两张、广州市工伤保险待遇申请表。四、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单。五、行政复议决定书。六、员工离职申请表及2013年离职人员考勤。七、微信聊天记录。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于2000年5月2日入职被告，先后担任注塑工、喷涂工、印刷工等岗位，双方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劳动合同中未写明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内容。原告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12月12日，离职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为3106.48元，原告在被告于2016年12月12日制作的表格中“法定支付遣散应付工资”金额52810.16元后签名确认，2016年12月27日原告收到上述遣散应付工资。原告主张其是于2016年12月12日在“法定支付遣散应付工资”金额后进行签名确认，12月份没有上班，住院请假没有工资，2017年1月份被告把原告2016年年休假补贴发放给原告，劳动关系是在2016年12月12日解除；被告主张是在2016年11月22日发出《公告》并在厂区张贴，2016年12月21日通知各员工于2016年12月22日进行经济补偿金的核对，事实上各员工均是在2016年12月22日核对经济补偿金的金额并签名确认，其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解除是在2016年12月22日。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主张工资发放至2016年12月12日，第二次庭审主张发放至2016年12月15日，原告在12月份没有上班，期间有年休假及调休假，所以把年休假及调休假期间作为正常上班。被告提交的2016年11月22日的《公告》显示，公司决定对车间停产，将进行清算及将一次性结清工资，适当给予一定的补偿，并解除劳动合同办理离职手续，原告认为没有见过该公告，不予认可。告提交的2016年12月21日的《通知》显示，公司拟于2016年12月22日进行经济补偿金的核对，如果核对无误且经本人签名确认后及办理相关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作业，于2016年12月26日汇入员工的个人工资帐户内。若坚持补缴社保及公积金者，请于确认之日起三日内将个人需补交文件送至人事单位进行文件整合。原告认为没有见过该通知，不予认可。2000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被告为原告缴纳包括工伤在内的社会保险。2016年12月14日，原告在广州市从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职业健康检查，并在既往病史一栏书写内容如下：从13年开始经医生诊断化学性口腔粘膜糜烂，要到广州职业检查口腔科，检查扁平台藓病因。2016年12月15日，该次检查结果显示“尿隐血3+，其他疾病或异常，建议专科诊疗”。2016年12月15日，原告前往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职业病科门诊（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出具检测报告单）检查，结果显示肌酐数值超标。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2月9日，原告到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7天，出院记录记载“入院情况：患者因‘反复口腔溃疡3+年’入院；入院诊断：尿汞升高查因，出院诊断：慢性汞中毒”。2017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23日，原告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住院14天，出院诊断为慢性汞中毒。2017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21日，原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住院63天，入院诊断：抑郁状态（汞中毒所致？），出院诊断：1、焦虑性抑郁症；2、汞中毒（慢性汞中毒）；3、泌尿道感染；4、甲状腺机能减退症；5、脑缺血灶；6、脑萎缩（轻度）等。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原告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住院38天，入院诊断：1、精神障碍（查因）；2、汞中毒（慢性汞中毒）；3、甲状腺功能减退症（?）；4、脑萎缩（轻度）；5、脑缺血灶。出院诊断：1、精神障碍（慢性汞中毒所致精神障碍）；2、汞中毒（慢性汞中毒）；3、甲状腺功能减退症；4、脑萎缩（轻度）；5、脑缺血灶；6、血尿（待查）；7、口腔粘膜溃疡。2018年7月2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证明明确原告在上述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住院期间，因病情需要，住院期间需留陪人陪护。以上四次住院的医疗费均由被告直接支付或报销支付。2017年1月3日，被告预付原告住院餐费300元、2017年1月16日，被告预付原告住院餐费500元、2017年1月23日，被告预付原告住院餐费500元、2017年2月7日，被告预付原告住院餐费200元、2017年2月14日，被告预付原告住院餐费200元，被告预付住院餐费合计1700元。2018年2月5日，蔡利英在《报销费用签收回执》手写备注收到报销门诊治疗费用5599元，另一部分未收到，原件在本人蔡利英处的内容。2018年7月13日，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报销款项23898元，其丈夫雷喜平在签收单中手写备注：今天蔡利英只收到23989元，医药费、劳动能力鉴定费390元、陪床费390元共23898元。本人在住院期间生活费38天×100元/天未收到，本人家属陪床护工费加生活费未收到、门诊治疗费未收到。2018年7月18日，原告签收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住院期间的生活费2730元，并手写备注：今收在住院期间39天×70元/天共2730元，按法条广州市职业病100元/天生活费差30元/天。2018年8月21日，原告收到被告支付的门诊医疗费及部分交通费共7378.05元。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原告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住院14天，花费医疗费4811.49元，出入院诊断均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2018年10月29日，原告填写《工伤停工留薪期、医疗期、工伤复发申请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门诊部加盖公章，载明医生意见为：继续治疗。原告提交2014年9月14日至2018年11月8日期间的医疗证据，其中有病历且均为治疗口腔溃疡及精神衰弱、精神障碍的发票自费金额为9809元，慢性胃炎的自费金额为304.62元，未有病历且其主张为治疗口腔溃疡的发票自费金额为1445.93元，2018年8月8日支付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复查或重新鉴定费发票金额350元。以上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的住院费及2014年9月14日至2018年11月8日期间的医疗票据及鉴定费共计16721.04元。原告主张该些票据是其于2018年11月30日被广州市工伤生育保险医疗业务不受理的费用，社会保险机构计算金额错误，实为16721.04元，并提交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工伤零星报销业务受理结果告知书》，载明金额是25326.98元，不受理原因是工伤停保状态，按广东省工伤保险法规第42条（企业已破产，在破产清算时依法拨付应当由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2017年12月19日，原告被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2018年4月11日，原告被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该职业病鉴定书鉴定依据载明有以下内容：“蔡利英2013年起反复出现口腔溃疡、牙龈炎；尿汞和β2-微球蛋白增高；现有资料不能否定蔡利英在岗期间存在汞的职业接触史。”。2018年4月26日，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穗从人社工伤认[2018]00071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蔡利英的受伤情形为工伤；2018年8月1日，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穗劳鉴[2018]016354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被鉴定人蔡利英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停工留薪期从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7月30日；2018年10月8日，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粤劳鉴再字[2018]0975号再次鉴定伤残等级为七级；2018年11月9日，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关于增加工伤诊断结论的决定》（穗从人社工伤认[2018]000712号），决定同意在《工伤认定决定书》（穗从人社工伤认[2018]000712号）中增加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障碍（慢性汞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为工伤部位的诊断结论。被告不服上述决定书，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3月1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增加工伤诊断结论的决定》（穗从人社工伤认[2018]000712号）。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与本案诉求基本相同。2018年12月13日，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劳人仲案[2018]724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1375元；二、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被申请人一次性向申请人支付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住院期间护理费6080元；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原告不服上述穗劳人仲案[2018]7243号仲裁裁决，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未提起诉讼。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向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发出调查取证函，调查核实现有条件下原告能否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治疗工伤产生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工伤康复费用、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该中心复函称“蔡利英可享受工伤待遇如下：1、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已缴纳工伤保险费期间，因治疗工伤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工伤康复费用，交通费必须是经批准转统筹地区外治疗、康复的在城市间往返一次的交通费用及在转入地所需的市内交通、食宿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其所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进行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对其所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对其所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导致精神障碍的伤残等级及对其所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导致精神障碍的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并同意由法院指定或摇珠方式确定鉴定机构且同意由同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经查，同时入围法医临床鉴定与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机构唯有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遂本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上述申请鉴定事项进行鉴定，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精神病鉴定室主张因受技术能力条件限制不予受理、法医临床鉴定室主张因《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没有职业性汞中毒相关条款亦不予受理。庭审中，被告确认其公司已经清算完毕，尚未办理工商注销手续，因原告做了离岗职业病检查，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双方劳动关系解除，被告清算时没有考虑原告的情况。另查明，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本院对被告价值1000000元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诉讼保全措施，并提供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营业部保单保函作为担保。本院依法作出（2019）粤0117民初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有价证券等。再查明，原告于2019年9月18日向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申请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经该中心核定，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57915元。又查明，原告父亲蔡春生（1942年7月2日出生）、母亲何移姣（1943年7月26日出生），二人育有子女四人。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双方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告因工作患职业病，并被认定为工伤，依法应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赔偿权利。对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请求，本院认定如下：、关于劳动合同是否违法解除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一）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本案原告主张是2016年12月12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抗辩认为是2016年12月22日解除，并提交其公司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的《通知》为证，但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6年12月21日已将该《通知》送达给各员工，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因被告提交的经济补偿金发放表制表日期为2016年12月12日，最后工作日为2016年12月12日，被告先是主张工资发放到2016年12月12日，后主张是发放到2016年12月15日，但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结合原告最后工作日、上述经济补偿金发放表载明的日期及2016年12月工资的发放情况，本院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日期为2016年12月12日。被告安排原告于2016年12月14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2016年12月15日结果显示原告“其他疾病或异常，建议专科诊疗”，且于当天原告已经到了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得知尿汞超标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下，被告仍然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应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于原告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多次检查、诊断、住院治疗，其在2017年12月19日被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2018年4月11日被广州市职业性诊断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而且被告还报销此间原告住院及部分门诊的医疗费，因此，原告一直在向被告主张权利，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其诉讼时效存在中断情形，应从其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之日即2018年4月11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申请仲裁，未过仲裁时效，故，本案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未超仲裁时效，结合原告的工作年限及其离职前十二个月月平均工资，计算被告应支付经济赔偿金差额为52810.16元（3106.48元／月×17个月×2倍-52810.16元），原告主张52810元，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三、关于2016年12月13日至2017年12月18日的误工费37898元。原告与被告在2016年12月12日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本院也已经支持了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双方于2016年12月13日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其主张该期间的误工费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四、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的问题。根据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会员的鉴定结论，原告停工留薪期从2017年12月19日至2018年7月30日。《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因此，被告应按3106.48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上述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给原告23195元（3106.48元/月÷30天×224天），原告主张22987元，在此金额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五、关于2000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职业危害岗位津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应当给予适当岗位津贴。”被告抗辩认为原告的该主张已经过了仲裁时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含聘用合同，下同）时，应当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本案被告未告知原告工作过程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而原告于2018年4月11日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其仲裁时效应从2018年4月11日起算，原告于2018年11月1日申请仲裁，未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原化学工业部于1993年3月12日发布的《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实施意见》规定，根据生产性毒物毒性的大小、作业环境毒物超标浓度、有毒作业劳动时间以及毒物的实际危害人体健康程度，化工有毒有害作业岗位津贴共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的日津贴标准在0.9元至2.0元之间。鉴于上述实施意见的发布时间及社会工资水平的实际变化，原告主张按150元/月的标准确定原告应得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原告的在岗时间（2000年5月2日至2016年12月12日）共计16年7个月零11天，因原告在2016年12月没有上班，原告应得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共计29850元（150元/月×199个月）。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4100.4元的问题。原告已经于2019年9月18日向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申请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019年9月20日，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核定蔡利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57915元，故原告本项主张属重复计算，本院不予支持。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依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七级伤残为二十五个月的本人工资。依《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计发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本人平均月缴费工资低于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十的，按照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计算，双方于2016年12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3106.48元，低于其职业病被鉴定时已经公布实施的2016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社会月平均工资7425元/月的60%，因此，被告应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111375元（7425元/月×60%×25个月）。八、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依《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支付。《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经过本院向广州市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核实，存在劳动关系且已缴纳工伤保险费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现双方于2016年12月解除了劳动关系，且被告于2017年5月停缴了原告的社会保险费，故原告向被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于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分别于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2月9日住院37天、2017年2月9日至2017年2月23日住院14天、2017年10月19日至2017年12月21日住院63天、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住院38天、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住院14天进行与职业病有关的治疗，五次住院共166天，其中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2月14日期间，被告共预付给原告住院餐费1700元，支付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日期间的伙食补贴2730元（按70元/天计算39天），依据广东省财政厅“粤财行〔2014〕67号”文规定，伙食补助费标准为100元/天，故原告住院166天为16600元，因被告已经支付及预付了4430元（2730元+1700元），则被告还需再支付12170元（16600元-4430元）。九、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护理费的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证明载明原告于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6月11住院期间需留陪人陪护，《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的，应当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护理费。”，现原告住院期间单位未安排人进行护理，原告未提交护理费发票，亦未提交护理人员的误工证明，原告主张按89449元/年的标准计算38天，本院不予支持，参照当地护工标准，本院酌定其护理费为5700元（150元/天×38天）。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的问题。原告本案主张的医疗费包括2018年10月16日至2018年10月29日住院14天的医疗费4811.49元；2014年9月14日至2018年11月8日期间有病历且均为治疗口腔溃疡及精神衰弱、精神障碍的发票自费金额为9809元，慢性胃炎的自费金额为304.62元，未有病历且其主张为治疗口腔溃疡的发票自费金额为1445.93元，2018年8月8日支付的劳动能力鉴定费-复查或重新鉴定费发票金额350元。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职业病鉴定书鉴定依据中有载明原告蔡利英2013年起反复出现口腔溃疡、牙龈炎的内容，而且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决定同意在《工伤认定决定书》中增加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障碍（慢性汞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为工伤部位的诊断结论。因此，对其有病历证明与口腔溃疡、精神疾病有关的自费金额共14970.49元（4811.49元+9809元+350元），与原告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有关，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些费用不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另原告已经提交了广州市工伤生育保险医疗业务不受理的结果告知书，载明工伤停保状态，故本院确认应由被告支付。十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故原告有权主张被告支付残疾赔偿金。因原告已经对其伤残等级申请鉴定，但鉴定机构已经明确回复因受技术能力限制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没有职业性汞中毒相关条款等不予受理，因此，参照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的结论，本院确定其残疾赔偿金为327800元（40975元/年×20年×40%），但残疾赔偿金与其已经获得的工伤保险待遇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本质上相同，应当在残疾赔偿金中扣除其已经取得的一性性伤残补助金，故被告还需支付残疾赔偿金269885元（327800元-57915元）。十二、关于原告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原告父亲蔡春生（1942年7月2日出生）、母亲何移姣（1943年7月26日出生），于原告2018年4月11日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时，分别年满75周岁和74周岁，应分别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5年和6年，原告主张均计算为5年，在合理范围内，本院予以支持。二人育有子女四人，结合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的结论，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0198元[（30198元/年×5年×40%÷4人）×2人]。十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原告因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给其家人及本人的精神造成损害，应予抚慰，结合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的结论，原告主张4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十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后续治疗费的问题。原告参照2018年治疗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及引发的精神障碍疾病费用47617元计算10年，主张500000元，并在审理过程中申请了鉴定，但鉴定机构明确回复因受技术能力条件限制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中没有职业性汞中毒相关条款等不予受理。本院认为，原告因患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被认定为工伤，工伤有明确的医疗终结期间，并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本身即是劳动者工伤之后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等级鉴定，在劳动者以此为依据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中，已考虑了工伤后续治疗因素。且原告的后续治疗费未实际发生，其经治疗病情是否稳定，是否需要工伤康复，均需向地级以上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后，方可进行康复。因此，对原告主张的后续医疗费，本院不予支持。十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营养费的问题。原告被鉴定为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并引发了精神障碍，确需补充营养，原告主张营养费10000元，结合原告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七级的结论，本院酌定为2000元。十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的问题。原告因职业性慢性轻度汞中毒及精神障碍，多次住院及门诊治疗，产生交通费客观存在，原告主张10000元，本院酌定为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违法解除与原告蔡利英的劳动合同；二、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差额52810元给原告蔡利英；三、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22987元给原告蔡利英；四、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00年5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职业病危害岗位津贴29850元给原告蔡利英；五、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11375元给原告蔡利英；六、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差额12170元给原告蔡利英；七、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护理费5700元给原告蔡利英；八、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医疗费14970.49元给原告蔡利英；九、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残疾赔偿金269885元给原告蔡利英；十、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30198元给原告蔡利英；十一、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给原告蔡利英；十二、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营养费2000元给原告蔡利英；十三、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交通费5000元给原告蔡利英；十四、驳回原告蔡利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蔡利英负担1496元，被告广州长弘饰品有限公司负担35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存阳人民陪审员  曾杰敏人民陪审员  李 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胡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