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刑初112号公诉机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余军伟，男，1991年8月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三门县。因涉嫌非法出售发票，2018年5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5日被逮捕。现押羁押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辩护人罗猛，北京科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余大富，男，1956年10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三门县。曾因犯诈骗罪，2005年8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因涉嫌非法出售发票，2018年5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5日被逮捕。现押羁在北京市大兴区看守所。辩护人刘征，北京忠恕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以京大检知产刑诉[2018]165号起诉书及京大检知产刑变诉[2019]1号、京大检知产刑变诉[2019]13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犯虚开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9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妍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余军伟及其辩护人罗猛、被告人余大富及其辩护人刘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2016年起，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在北京市大兴区等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于2018年5月8日被查获，当场扣押作案电脑、手机、打印机、税控盘、公司印章、企业营业执照、发票等物品。经对作案电脑进行检测查明，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共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2万多份，票面金额共计约人民币20多亿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多份，税额共计人民币2000多万元。公诉机关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扣押清单、鉴定结论、到案经过等证据，并认为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为他人虚开发票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巨大的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及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已构成虚开发票罪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依法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对二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对指控事实及罪合均未提出异议，表示认罪认罚。被告人余军伟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余军伟与余大富系父子关系，其听从父亲指挥和安排，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其无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家中孩子年幼、如果与父亲同被判重刑，家中仅剩妻子与母亲支撑，请求法院出于人道考虑给其从轻处罚。被告人余大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行为，归案时没有逃跑、阻碍等行为，当庭认罪悔罪；余大富在犯罪中只负责送发票，其作用较小，系从犯，请求法院给予从轻处罚；其家中有九旬老母需要赡养，其身体患病不宜长期羁押，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6年起，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在北京市大兴区等地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于2018年5月8日被查获，当场扣押作案电脑、手机、打印机、税控盘、公司印章、企业营业执照、发票等物品。经对作案电脑进行检测查明，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共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2万多份，票面金额共计约人民币20多亿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000多份，税额共计人民币2000多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我是2017年来的北京，2018年5月，我的孩子刚满一岁，我在北京照顾孩子。2017年夏天，我老公余军伟跟我说他和我公公做发票生意，发票生意一直做着，但具体怎么做的，我不清楚。我婆婆不参与发票生意，和我一起照顾孩子，我只知道我公公余大富和丈夫余军伟在做发票生意，其他人我不知道。余大富卧室内的现金不是我的，我也不清楚是谁的。2、证人柯某1的证言证明：2018年4月份，我来到北京帮助做饭、照看孩子。我丈夫余大富总是在屋里弄一些东西，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弄发票，让我别管，我也没管了，有时候，我也看到我儿子余军伟也去屋里和我丈夫弄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没问他。我儿媳陈某在家看孩子，应该不知道余军伟他们的发票生意。3、证人柯某2的证言证明：我从余军伟、余大富那里买过发票，我们是老乡，我通过老乡知道他们那里能买发票，他们是父子关系。我都是通过微信与余军伟联系的，余军伟的微信是“×××伟”，我在自己的手机上保存的是小伟。买发票的钱有的给余军伟、有的给余大富，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余军伟主要负责和我联系，还有打印发票，余大富负责送发票。4、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及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2018年5月8日，该所接大兴分局刑侦支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提供线索，旧宫镇万源北路7号院2号楼1单元1301室为非法出售发票的窝点，余军伟、余大富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日21时，民警前往上述地点将余军伟、余大富抓获并传唤到派出所，并在现场查获涉案物品，电脑主机2台、打印机4台、账本4本，手机5部、营业执照16张、税控盘12个、北京一证通12张、57家公司发票章等印章125枚、个人人名章5个，增值税普通发票2650张及专用发票60张、身份证13个、现金67295元的情况。5、北京市公安局户籍证件检验报告证明自余大富、余军伟处扣押的胡某某、郑某某等13张居民身份证材料均系真实。6、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德茂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及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单证明在余军伟、余大富处扣押的营业执照所涉及企业信息与网站登记查询信息一致。7、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的鉴定报告证明：提请鉴定的代码为1100181130，号码为12970246－12970255（同号抵扣联、发票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特征与真票一致。8、北京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鉴定报告证明：该公司2013年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印制资格，可以对送检票据与该公司印刷的发票进行对比，辨认是否为该公司印制产品，经该公司对比后认定在余大富、余军伟处扣押的发票号为36560179、41604421等北京台聚满裕物资有限公司、北京宏兰伟业科贸有限公司等十六家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系该公司印制；北京广安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票号为37895132、37595119等共计17份发票非该公司印制；无发票号码150份发票非该公司印制；发票号为224919411等共计371张发票无证据表明非该公司印刷。9、北京市大兴区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出具的鉴定发票证明证实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送来鉴定的机打空白发票（折票1686份、卷票103份）及已经开具的发票号码为00664038、03438425、00663775的发票均为假票。10、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北京百旺金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旺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光盘等证明：百旺公司为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所使用的专用设备（税控盘、报税盘等）的研发生产单位，大兴分局向该公司调取在余大富、余军伟处扣押的5号、6号电脑主机内有关使用该公司产品开具发票的数据，该公司按要求在电脑中提取相关数据并制作成光盘，经核对5号、6号主机使用该公司系统开具普通发票10000余张，票面金额8亿余元；开具专用发票60余张，税额100万余元。10、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出具的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书、光盘等证明：百旺公司为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所使用的专用设备（税控盘、报税盘等）的研发生产单位，大兴分局向该公司调取在余大富、余军伟处扣押的5号、6号电脑主机内有关使用该公司系统开具发票数据，该公司提取了相关数据并制作成光盘，经核对，5号、6号主机使用该公司系开具普通发票13000余张，票面金额13亿元；开具专用发票1700余张，税额2800余万元。11、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数据光盘证明自余军伟、余大富处扣押的手机、电脑进行数据恢复，发现上述手机、电脑登记过“yujunwei****”及昵称为“×××伟”、“永远停留在N×××”等多个微信、QQ账号，并留有“先叫那边安排然后扫描件开好先发我”、“抬头更新发过来”、“你通过谁在我这开过票的我上个月给你寄过的票你也知道”、“招待费可以开吗”、“要这个公章”、“需要把第一联存根联，拍照给我资料：1单位：山西******分公司税号：9114*******61723Y地址：大同市城区******”、“开服务费。150000元。不走账，俩个公司开”“货多有的和你说了多是靠卖普票的专票就5张万元版的又不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必填）信息：纳税人识别号:911************16C”等大量与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专用发票直接相关的聊天内容；另有账户中大量转账、红包等资金往来记录。12、证人马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3月，其为了所在北京京盛安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收支平衡，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购买了5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经查，马某供述的五张虚开的发票均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京盛安消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初，其购买了5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北京东方瑞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李某供述的5张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东方瑞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4、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4月，其购买了6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北京邦达博圣商贸中心，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张某供述的6张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邦达博圣商贸中心发票信息一致。15、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4月，其购买了多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北京洋洋四海商贸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刘某供述虚开的发票，其中二张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洋洋四海商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6、证人祁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其购买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印象华夏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发票是虚开的。经查，祁某供述的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印象华夏国际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7、证人辛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4、5月份，其购买了5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北京米拉测绘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辛某供述的5张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米拉测绘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8、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2018年3月，其购买了40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北京恒基联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何某供述的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北京恒基联友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19、证人谭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8月，其购买了5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中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谭某供述的5张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中承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20、证人邓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其购买了5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入账重庆市恒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些发票均是虚开的。经查，邓某供述的5张虚开的发票与本案6号电脑中提取到的利用税控软件开具的购方为重庆市恒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票信息一致。21、被告人余大富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余大富多次供述并不一致，其中，2018年5月9日，余大富在第一次讯问时其供述称：2016年11月，我和妻子柯某1、儿子余军伟、儿媳陈某到北京，我开始散发做发票的名片，发现做发票能挣钱，2018年2月底，就和余军伟开始做发票。我有三个上家，他们都给我介绍生意，有生意，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拿空白发票和公章、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后，回家开始加工，我按上家要求，把空白发票放到打印机上，制作发票时余军伟负责打字，我负责在发票上盖章。加工好后买主会和我联系，我负责把加工好的发票送给买主，每张发票我能赚10元或者15元。我有一个上家叫柯某2，其他两个上家我不知道。我一共加工了300多张普通发票，给柯某2大概做了100张左右的普通发票。在我卧室查获的现金是我儿媳妇做淘宝挣的。第二次讯问时称：其有三个上家，分别是柯某2、陈先林、还有一个记不清名字了。其与余军伟一起制作发票，发票抬头和金额是上家提供的，其会先将税控盘插在电脑上，和余军伟用电脑里的制作发票软件按提供的发票抬头、金额打上，再把空白发票放在打印机上直接打印。其与余军伟共制作了发票250张，从上家那里提成，1000元以下的发票金额提15%，1000元以上的发票金额提10%。2018年初，其和柯某2合作时，为他制作100张普通发票，几十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陈先林2018年2月份合作，为他制作了75张普通发票，100多张通用机打发票，通用机打发票都是假发票。2018年5月11日的讯问中其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柯某2给其普通发票时搭配的，其没卖，其的微信昵称“老余一帆风顺”。2018年5月14日，其供称：柯某2、陈先林、杨宝玉都是我的老乡，都是我的老板。我只开过增值税普通发票，专用发票一张也没开过。2018年5月15日，其供称：在其家中查获的16张营业执照是柯某2、陈先林、杨宝玉给的，十几张身份证、税控盘、一卡通也是他们配套公司证件给的。400余张空白增值税普通发票带编码的是之前拿公司还没开的发票，没有编码的是一个叫金宝的人送来的，其准备用于开发票的。在其家中查获的1000余张机打发票是陈先林给的。130个公章中有一部分是陈先林、柯某2、杨宝玉拿的配套章，一部分是用陈先林拿来用于开通用机打发票的章。查获的北京台聚满裕物资有限公司等发票记不清从哪里来的，可能有别人让其帮忙发出的。其一般都是把记账联留下，没有留下的会都把开票金额记下，方便找。2018年5月18日，其供称：我共有四个手机，三个直板手机都有微信，微信号记不得了，微信昵称分别是：老余、老余一帆风顺、×××伟。2018年5月28日，其供称：自2018年2月底开始使用电脑打印发票出售，使用两台电脑共打了150张发票。盈利十万余元。2018年7月13日，其供称：2017年11月，其来北京开始发小广告，内容是制作发票，出售发票。发了两个多月，也没生意，2018年1月底，其老乡毛小宝让其打票并给了其一台电脑和打印机。2018年2月底，其开始自己制作假发票。毛小宝给介绍了陈先林，陈先林拿了50张普通发票和两套公司手续让其开发票。客户是陈先林介绍的，之后客户会直接找其买发票。开票金额约150万余元。2018年3月，其从柯某2那里拿票、开票，拿了3个公司75张普通发票，卖的发票票面金额八九十万元。2018年4月，其从杨宝玉手里拿了四个公司和100张普通发票等手续，因为他给的公司被税务锁定了，只卖了一个公司25张发票，金额2.5万元。在其暂住地发现的专用发票是柯某2给的，其没有卖过。余军伟是通过暂住地的电脑按上家提供的发票内容打印，余军伟打的比较少，打了三张。22、被告人余军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18年5月9日第一次讯问时，其供称：其父亲余大富在2018年3月左右开始卖假发票，其帮助父亲在票上打字。具体流程是，其父接到生意就告诉他，他会在旧宫镇万源小区2-1-1301家中按父亲的要求操作电脑，父亲把打印出来的假发票拿出去交易，父亲还会让他在空白的×××4纸上盖公章，其不清楚发票卖给谁，如何收费。第二次讯问时，其供称：开发票的上家都是其父亲联系的，其父亲从外边拿回发票、公章、营业执照，制作发票时由其帮助父亲在电脑上打字，其父再将打印出的发票盖上公章后联系买家，联系好后就把假发票送出去。2018年5月20日讯问时，其供称：其与父亲在旧宫镇万源小区2-1-1301室制作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机打发票，用两台台式电脑，两台打印机制作增值税普通发票和机打发票，其父会给其生活费。23、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证明本案受理立案的情况。24、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拘留证、逮捕证证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25、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天宫院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单、网上比对工作记录、电话查询记录等证明被告人余大富、余军伟的基本身份情况。上述证据，均经当庭举证质证，被告人余大富、余军伟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有关余军伟系在余大富的指挥下参与虚开发票及二人所述虚开发票的数量与证人柯某2的证言、聊天记录、税控数据等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确认。其余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以牟利为目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发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二被告人当庭均表示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余军伟辩护人关于余军伟系从父亲余大富指挥和安排，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与本案查实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另，余军伟到案后避重就轻，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有关余军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辩护意见，本院酌予采纳。余大富的辩护人关于余大富如实供述犯罪行为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能认定余大富系从犯，故有关其为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其不宜长期羁押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是否符合羁押条件应由实际羁押部门依法判定，并非本案审理中需要处理的法律问题，故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据此，对被告人余军伟、余大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余军伟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8日起至2030年5月7日止，罚金人民币150000元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余大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8日起至2028年11月7日止，罚金人民币120000元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在案扣押营业执照、税控盘、北京一证通、印章、增值税普通发票及专用发票、身份证依法没收，账本随案保存备查；电脑主机、打印机、手机，变卖后折抵罚金；扣押现金并入罚金执行。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王艳超人民陪审员  吕占萍人民陪审员  常永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林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