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51民初1856号原告：王卫新，男，1962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负责人：朱文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安徽华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法定代表人：王军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斗星，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孟娣，安徽国运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江苏万远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戴埠镇杨树垛路XXX号XXX幢。法定代表人：潘志荣，总经理。第三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XXX号。法定代表人：陈颖。原告王卫新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下文简称：人保合肥分公司)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纠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根据案情需要，本院依职权追加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鸿路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9年3月26日、同年5月6日二次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在2019年5月6日第二次证据交换程序中，原告王卫新根据人保合肥分公司和鸿路公司的答辩意见申请追加鸿路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准许后，鸿路公司当庭表示放弃法定的答辩期和举证期限继续进行第二次证据交换程序；嗣后，本院于2019年5月6日在第二次证据交换后进行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在上述审理程序中，均由原告王卫新、被告人保合肥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鸿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斗星到庭参加诉讼。嗣后，本院又依法追加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江苏万远建设有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卫新、被告人保合肥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秀红、被告鸿路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斗星到庭参加诉讼，两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卫新在起诉时以人保合肥分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人保合肥分公司支付王卫新保险金XXXXXXX.01元。事实和理由：2017年8月，鸿路公司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即本院)提起(2017)沪0151民初4387号以上海中呈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呈公司)、江苏万远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苏万远建设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下文简称：万远公司)、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建七局)为被告、王卫新为第三人的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下文简称：4387号保全案)，请求撤销中呈公司、万远公司和中建七局签订的《三方协议》(下文简称：《三方协议》)。在该案起诉的同时，鸿路公司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法院责令中建七局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工程款700万元，并由人保合肥分公司为上述保全提供担保。后本院于2017年8月8日依法裁定，查封、冻结在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下文简称：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案件中中建七局支付的执行款700万元(实际查封、冻结XXXXXXX.42元)。上述案件经本院审理，判决对鸿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二审判决维持。同时，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中建七局应支付给中呈公司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工程款最终属于实际权利人王卫新。判决生效后，王卫新申请法院解除保全措施，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7日裁定解除上述的保全措施。泗阳法院在接到解封通知后，于2018年5月16日根据执行申请人万远公司的申请，直接将中建七局的执行款发放给涉案工程的实际权利人王卫新。王卫新认为，因鸿路公司向法院错误申请保全，法院查封、冻结了工程款，使得实际权利人王卫新无法及时收到工程款，工程中拖欠的工资、对外借来的工程垫款均无法及时结清，也造成了王卫新拿到工程的营利部分无法投入新的业务中，王卫新因此又产生对外借某融资的利息损失，损失巨大。且鸿路公司在提出保全案之前，已经通过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安徽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的判决、裁定中早就了解到涉案的《三方协议》有效、相关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等事实，故鸿路公司在明知保全有错误还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理应由鸿路公司赔偿。人保合肥分公司作为保全的担保人，也应按照承诺对因保全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保合肥分公司辩称：本案不是保险合同纠纷，根据保险条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与原告王卫新没有关系，因此，原告王卫新不是适格的主体。本案虽为诉讼保全保险，保险公司承担的是因被保险人的过错，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再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王卫新撇开被保险人而直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是不当的。保险公司承担的是被保险人的责任，只有被保险人成为被告，人保合肥分公司才承担责任。鸿路公司作为被保险人提出保全并无不当。其保全的财产属于中呈公司、中建七局，而当时法院查封的是万远公司执行中建七局的工程款项，并没有直接查封王卫新的财产；鸿路公司认为保全中建七局工程款的原因是中呈公司为逃避对鸿路公司的债务而将已竣工的工程转让给万远公司。尽管通过法院查明中呈公司不是故意逃避债务，但查明该事实的行为在鸿路公司主张逃避债务行为之后；且原告王卫新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的身份，鸿路公司在保全时并不知情，保全的对象不是王卫新，因此，鸿路公司对保全后查明的事实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人保合肥分公司并认为原告王卫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王卫新提供的劳务协议中约定违约金违反常规性，无法确认真实性，按常规和代理人的经验，从来没有为农民工劳务费而约定违约金的，劳务费何时支付由业主方确定；对于原告王卫新提供的材料费协议也无法确认真实性；原告王卫新主张对外借某的利息损失，但没有提供借某的凭证，仅有还款的银行凭证，且借某人不是王卫新，所以王卫新借某的事实不能成立；对于律师费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当支持；且既然是侵权之诉，王卫新还主张保全解除后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王卫新的诉讼请求。鸿路公司作为第三人时述称：因本案是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原告王卫新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并未在保险合同中存在意思表示。人保合肥分公司向法院发了《诉讼保全责任保单保函》(下文简称：涉案《保单保函》)，是向法院提供保证，保证保险的被保险人是鸿路公司，如果保全错误，鸿路公司不愿赔偿的话，保险公司才承担责任。如果被侵害人认为权利受到侵害，应当对鸿路公司的保全是否有错误进行诉讼，而不能直接向法院请求保险公司直接承担保证责任，也就是未对被保险人是否保全错误进行审理的情况下，不能直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因此，本案应为侵权责任纠纷比较合适。其次，原告主体不适格，无权主张保全损害。鸿路公司保全的是万远公司对中建七局的执行款，保全申请的被申请人是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及万远公司，王卫新并不是保全对象，鸿路公司在申请保全时，也不知道被保全工程款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在涉保全案第二次开庭时才将王卫新列为第三人，经过两审才确认王卫新为实际施工人，并判决驳回了鸿路公司的诉讼请求。从上述事实中可以说明鸿路公司申请保全时没有侵害王卫新的权利，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王卫新是否在本案中得到保险公司赔偿，是建立在鸿路公司申请保全有无错误的基础上，鸿路公司无错，所以王卫新得不到保险赔偿。第三，王卫新在本案中列明的损失，与在保全案中的陈述相矛盾。鉴于人保合肥分公司和鸿路公司的述辩意见，王卫新于2019年5月6日的证据交换中申请鸿路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1、鸿路公司向王卫新承担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XXXXXXX.01元，以及以该损失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的损失。2、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人保合肥分公司针对原告王卫新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坚持原来的意见，没有补充意见。被告鸿路公司除坚持原来的意见外，补充答辩：鸿路公司与原告王卫新没有任何法律关系，鸿路公司所保全的财产属于中呈公司。王卫新主张的损失是因为其挂靠在中呈公司或万远公司而产生工程款欠款，故王卫新应向中呈公司或万远公司主张赔偿，而不应向鸿路公司主张赔偿。另外，即使法院认为应当对王卫新进行赔偿，也应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鸿路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万远公司在向本院递交的书面答辩书中述称：1、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中扣划中建七局XXXXXXX.63元，扣除执行费用后，应发还万远公司XXXXXXX.63元，该款实际属于王卫新。中建七局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的相关项目发包给中呈公司，实际由挂靠人王卫新自筹资金实施工程，在工程后期因中呈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死亡，为了维稳，经多方协调、在实际的施工人、垫资人王卫新不变的情况下，中呈公司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的债权转让给万远公司，为此，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后因中建七局拖久王卫新的工程款，故由万远公司作为原告向江省省泗阳法院起诉中建七局支付工程款，经一、二审判决，中建七局应向万远公司支付工程款XXXXXXX.44元和相应的利息损失，以及履约保证金5万元等【详见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3民1430号二审判决书】。该案生效后，万远公司向江苏省泗阳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即江苏省泗阳县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法院扣划中建七局截止扣划之日的应付执行款XXXXXXX.63元，扣除执行费用后，应发还万远公司XXXXXXX.63元，该款实际属于王卫新。2、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中扣划中建七局的执行款未及时向王卫新支付的过错不在于万远公司，而是由于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中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所致。在泗阳法院扣划中建七局执行款XXXXXXX.63元还没来得及发还给王卫新时，即收到4387号保全案协助查封函等文件后，协助暂行查封了执行案款。直至崇明法院(2017)沪0151民初4387号案件生效判决鸿路公司败诉后，由王卫新申请，崇明法院解除了对中建七局执行款的查封。万远公司立即向法院发函，申请将中建七局的执行款XXXXXXX.63元直接向王卫新支付，泗阳法院在收到万远公司的申请后立即将上述执行款支付给王卫新。由此，王卫新迟延取得应得的工程款。而王卫新迟延收到工程款的原因是鸿路公司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法院查封中建七局的执行款而造成的。因此，对执行款查封期间给王卫新造成的逾期付款损失，万远公司表示同情，但万远公司已尽全部被挂靠人的职责，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应由查封执行款的申请人鸿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3、在江苏省泗阳县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为中建七局，其付款义务至欠款实际支付给万远公司之日止，中建七局的执行款被划到执行法院账上并不代表其付款义务终止，中建七局还应向万远公司承担自扣划次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万远公司可继续向中建七局请求赔偿。但客观上，之所以中建七局的执行款未及时支付给万远公司的原因是由于鸿路公司申请法院对上述执行款查封措施而延迟向万远公司付款。因此，在查封期间延迟付款的责任也不在于中建七局。即使中建七局向万远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后，也可向鸿路公司主张错误查封的赔偿责任。4、在与泗阳雨润广场项目有关的万远公司参加的诉讼，因王卫新是挂靠人、工程的施工人和垫资人，所以，相关的律师费用均由王卫新支出，万远公司在收到工程款后理应转支付给王卫新。因此，由于鸿路公司错误查封造成迟延取得工程款的最终受害人是王卫新。王卫新有权就自己的损失请求万远公司、中建七局、实际侵权人鸿路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请求或者中远公司，或者中建七局，或者鸿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5、万远公司作为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法院扣划到账执行款的所有权应当属于万远公司，但实际该款应当向工程的实际施工及垫资人王卫新支付，现实际给王卫新造成了损失。如果法律上认为应由万远公司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的话，万远公司申明，将该权利全部转让给王卫新，相关的赔偿权益也全部归属于王卫新。第三人中建七局在向本院递交的书面答辩书中述称：本案系保全损害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保全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在4387号保全案中，保全申请人是鸿路公司，人保合肥分公司提供担保，中建七局既不是保全申请人，也不是担保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有争议的事实，本院在审核相关证据、分析各方当事人对于争议的辩称意见后分别作出认定。经审理查明：一、与涉争财产保全有关的事实本节事实，王卫新向本院提交4387号保全案卷宗材料(包括民事判决书、保全申请、保全说明、保函、查封裁定、解封裁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终3077号民事判决书、泗阳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卷宗材料【包括执行申请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案款收据、崇明法院(2017)沪0151民初4387号协助查封函、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解封委托函、执行款发放审批表、收条、万远公司函】等证据，两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且证据均来源于法院案件卷宗，故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据以认定如下事实：本院于2017年6月1日受理4387号保全案，即鸿路公司起诉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债权人撤销之诉，并于2017年7月27日在该案诉讼中提出对该案三被告作为被申请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载明申请事项为：请求依法责令中建七局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未支付的工程款700万元。人保合肥分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向法院出具涉案《保单保函》1份，全文载明：一、财产保全申请人鸿路公司；二、财产保全被申请人中建七局；三、责任限额700万元；四、保险责任：“申请人鸿路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因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案号：(2017)沪0151民初43871号，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申请依法责令被申请人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如因申请人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五、保险期间2017年8月3日时起至2019年8月24日止；六、保全标的：被申请人暂停支付涉案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的未支付工程款700万元；七、其他事项：1、非经人民法院同意，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不得退保；2、保险期间为自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之日起两年，或者对保全损害之债诉讼时效届满或生效法律文件执行完毕时终止以期间较长者为准；3、保险期限届满之后，通过出指间续期间，续期时不再收取保险费。并记载“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条款》及保险单”。法院在收到上述《保单保函》的同时，还收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1份，其上载明：第一条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第二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诉讼保全，包括诉前、诉中、执行程序及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和先予执行。第三条本保险合同中的被保全人，是指被人民法院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诉讼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第四条向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的诉讼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第五条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并经人民法院裁定同意，但因申请错误造成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经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第十四条订立保险合同前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及时提供和补充提供涉及保险单载明的争议案件的相关材料但不限于：(一)起诉书、立案通知书；(二)保全申请书(副本)；(三)相关证据及鉴定文件；(四)相关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定书。第二十条被保险人违反第十五至十九条或保险法规定的义务而导致的损失，保险人应当向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先行赔付，但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该条款还对“保全损害之债”进行释义：指在诉讼保全中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错误保全造成的损失而享有的损害请求权。崇明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沪0151民初4387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应向被申请人中呈公司、万远公司支付的泗阳雨润广场工程项目工程款700万元。2017年8月15日向泗阳法院发出公函，并附致中建七局协助查封中建七局应向中呈公司、万远公司支付的泗阳雨润广场工程款700万元的执行通知书，请求暂缓处理上述款项。嗣后，崇明法院经审理，追加王卫新为该案的第三人。在该案中，鸿路公司诉称，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名被告签订《三方协议》时，中呈公司尚欠鸿路公司到期债务，中呈公司放弃到期债权的行为，严重损害了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三名被告签订的《三方协议》，并提供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该案的崇明法院(2015)崇执字第810号案件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材料、《三方协议》、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2016)皖0102民初8589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1323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三方协议》签订的相关事实是：上海浦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更名为中呈公司。2015年4月10日，中呈公司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寄送了《关于浦朝公司在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的债权债务变更的函》(下文简称：债权债务变更函)，函的主要内容为：由于中呈公司法人史永美于2015年2月12日意外身亡，导致公司无法变更法人，经营陷入危机，基本账户被冻结，公司于2015年4月9日宣布停业，并已申请于2015年4月14日在文汇报上发布暂停经营公告，现已进入，浦朝公司与贵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现已无法履行，浦朝公司同意《泗阳雨润方块工程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在原合同内容和本工程具体责任人不变的基础上变更到新单位即万远公司，具体工程项目的合同履行事宜及债权债务一律由新单位负责，望同意变更手续等内容。在该函件的落款处，由浦朝公司在“原单位”项下盖章，由万远公司在“新单位”项下盖章。2015年8月20日，中建七局合肥分公司为甲方，中呈公司为乙方，万远公司为丙方，签订《三方协议》，其上载明：一、甲方与乙方于2012年3月26日在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签订《安装工程劳务分包(泗阳雨润)合同》。该合同附于后页(简称“既有合同”)；二、本协议各方同意丙方取代乙方成为既有合同一方，同时，各方友好协商如下：1.既有合同结算及工程款支付情况：截止2015年6月23日乙方累计中间结算款为14,085,064.42元，甲方累计支付款为9,283,780元，待最终结算办理完成，甲方按最终结算款减去已付款后余款付给丙方……2.自2015年6月23日起，丙方取代乙方承担既有合同项下乙方承担的各种义务和责任，并按照既有合同约定改造乙方未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既有合同自变更之日起乙方未享受的权利。债权债务包括维修均由丙方全部承担；3.鉴于乙方为合同签订时甲方考察认可的合同主体，乙方在合同变更后，如丙方无力履行既有合同各项条款，应由乙方自动接替履行未完成合同，并对合同履行不力及违约承担连带责任；4.本协议附件：丙方企业资质。在该《三方协议》落款处由甲乙丙三方加盖公司，丙方盖章处有王卫新的个人签字。一审法院还对于王卫新在涉案工程中的身份问题，综合认定：第一，王卫新是涉案工程中现场负责人；第二，王卫新与中呈公司系挂靠关系；第三，在涉案工程中，由王卫新先行自酬资金垫付施工费用；第四，在中呈公司发生法定代表人死亡的突发事件后，在实际施工人王卫新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王卫新为涉案工程与万远公司签订《协议》，相应的涉案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相对人由中呈公司变更为万远公司。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该条赋予了债权人的撤销权。债权人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的条件是：1.原告系债权人的身份成立；2.债务人存在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3.债务人的前述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害；4.债务人主观上对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害有过错。结合案件的实际，首先，各方当事人对于鸿路公司系中呈公司债权人的身份均无异议，对此，崇明法院予以确认；其次本案的关键在于中呈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方协议》系《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当事人处理内部关系时所形成的法律文件，在形式上系将涉案《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原中呈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于万远公司，从王卫新就同一涉案工程的具体施工先后与中呈公司、万远公司签订有关挂靠内容的2份协议来看，《三方协议》的内容实质是将实际施工的挂靠单位进行变更，对于三方当事人而言，均知晓涉案《劳务分包协议》项下形式上由原中呈公司应取得的结算款权利最终应当根据双方之间有关挂靠的协议约定确定实际权利人属于王卫新，因此，《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结算款对内而言实质上并非中呈公司的到期债权，转让的行为未对中呈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影响。另外，三方当事人签订《三方协议》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中呈公司发生原法定代表人死亡的事件，而法定代表人恰似公司的领导核心，必然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鉴于该事件的存在，使《三方协议》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难以因此推断中呈公司具有通过《三方协议》以逃避债务的目的，从而主观上存在过错。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鸿路公司提出债权人撤销的理由不符合法定的条件，相应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于2017年12月28日判决对鸿路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鸿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进一步认为，该案系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主要争议的问题是中呈公司与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是否构成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作为中呈公司债权人的鸿路公司是否造成损害。该案中，各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现场负责人。根据王卫新提供的《责任协议书》、收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反映涉案工程的合同签订及施工事务均由王卫新负责，中建七局支付的工程款也由王卫新支配，并且王卫新还先行自筹资金垫付施工费用。审理中，中呈公司认可王卫新的陈述意见，承认没有派人参与工程施工，也没有为涉案工程垫付过资金。一审法院认定王卫新与中呈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并且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投资人合法有据，崇明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项下名义上原由中呈公司取得的结算款权利最终应当属于实际权利人王卫新。由于中呈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突然死亡，而且中呈公司对外宣布暂停经营，王卫新为维稳，与万远公司签订新的挂靠协议，并且通过签订《三方协议》将工程分包主体变更为万远公司具有合理性。基于《三方协议》中约定的结算款实际属于王卫新所有，故该款并非是中呈公司的到期债权，相应的转让行为也不会对中呈公司对外偿债能力造成影响。虽然鸿路公司和中建七局否认王卫新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垫资人，并且认为中呈公司为逃避债务而与员工王卫新制作挂靠证据以及签订《三方协议》，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对两方所提异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鸿路公司所提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于2018年4月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经王卫新申请解除保全措施，崇明法院于2018年5月7日裁定解除上述案件的财产保全措施，并于2018年5月9日向泗阳法院发出解除冻结函。泗阳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将中建七局在2017年8月8日支付到法院的执行款XXXXXXX.63元中在扣除执行费61319元后的余额XXXXXXX.63元按照万远公司的要求直接发还给王卫新。在本案庭审中，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为上述涉案《保单保函》中被申请人的具体指向发生争议。人保合肥分公司认为，《保单保函》中的“被申请人”仅指中建七局，而鸿路公司认为其中的“被申请人”指的是4387号保全案中其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全体被申请人，即中建七局、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同时，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共同确认：鸿路公司为4387号保全案中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提供担保，并向人保合肥分公司提供如下材料：4387号保全案的诉状及附证据材料，即中建七局、万远公司、中呈公司的工商信息、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平民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崇明法院(2015)崇执字第810号执行裁定书及执行通知书、《三方协议》、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以及4387号保全案的财产保全申请书。人保合肥分公司接受鸿路公司的保全担保要求。(二)与涉争《三方协议》有关的相关诉讼事实诉讼1，即万远公司作为原告诉中建七局为被告、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审法院为泗阳法院，案号为(2015)泗民初字第2191号，于2017年1月24日判决；中建七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法院为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7)苏13民终1430号，于2017年7月2日作出终审判决，部分改判一审判决结果。该案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1月6日，中建七局与泗阳雨润公司签订《泗阳雨润广场施工合同》，约定泗阳雨润公司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发包给中建七局施工。2012年3月26日，中建七局下属的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与中呈公司(签合同时该公司的名称为“上海浦朝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签订《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将泗阳雨润广场工程1#、2#、3#、7#商住楼、S1商业楼及地下室的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中呈公司施工……在泗阳雨润公司未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支付工程款和垫资款时，中呈公司不得向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要求支付工程款和垫资款。合同签订后，中呈公司完成泗阳广场工程1#、2#、3#楼水电安装工程，分别于2014年5月28日、2014年5月28日、2014年9月29日竣工验收。并认为，中建七局与中呈公司签订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有效，中呈公司可以将该合同的权利转让给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将权利转让给万远公司以出具书面函的形式通知了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务部，且中建七局合肥分公司、中呈公司与万远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签订《三方协议》，约定万远公司对中建七局华东公司安装事业部与中呈公司签订的《安装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权利义务的概括承受，故万远公司有权要求中建七局给付工程款等，由此，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中建七局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进一步认为，中建七局曾向泗阳县人法院起诉，以其签订《三方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为由要求撤销该协议，法院作出(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中建七局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中建七局在一审中以鸿路公司提出要求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的诉讼，已被相关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生效裁定，中建七局在二审中以鸿路公司提出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要求中止案件审理的请求不能成立；《三方协议》合法有效，对协议当事人三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判决中建七局支付万远公司工程款XXXXXXX.44元，并分别以XXXXXXX.82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6年5月31日，以XXXXXXX.58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2016年9月29日，以XXXXXXX.44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3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6个月以内的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款之日止；中建七局返还万远公司履约保证金5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85380元，由万远公司负担33380元，中建七局负担52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4796.22元，由中建七局负担。该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中建七局未自动履行，万远公司申请泗阳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苏1323执3193号，法院于2017年8月8日将中建七局XXXXXXX.63元强制执行至法院账户。该案一、二审程序中，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诉讼2，即中建七局起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一审法院为泗阳法院，案号为(2016)苏1323民初4165号，于2016年8月11日判决，判决后无人上诉。在该案中，中建七局以误解中呈公司无法继续履行2012年3月26日签订的《安装劳务分包》的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由中建七局、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共同签订的《三方协议》。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在该案中均辩称：中建七局和万远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件当时正在法院审理，《三方协议》也在该案中作为诉讼证据，中建七局的起诉违反“一案不二理”的原则；《三方协议》是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涉案工程的合同主体及权利义务已经归属万远公司；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王卫新也已经转归万远公司，并由其履行了《三方协议》的全部事务，包括维修、结算等工作，涉案工程与中呈公司无关；中建七局述称的误解是错误的，《三方协议》经过中建七局的管理流程审核等。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建七局提出撤销的理由不符合法定的撤销事由，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中建七局的诉讼请求。该案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诉讼3、鸿路公司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公司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纠纷案：一审法院为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皖0102民初8589号，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驳回裁定；鸿路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为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2017)皖01民终1323号，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在该案中，鸿路公司认为，《三方协议》将中呈公司对中建七局享有的到期债权转让给万远公司，系中呈公司为逃欠鸿路公司债务而与万远公司串通的恶意转让行为，损害了鸿路公司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确认上述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鸿路公司不是该协议的合同主体，协议与鸿路公司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鸿路公司的起诉。鸿路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在此情形下，受损害的第三人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的权利。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应承担其是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第三人的初步举证义务，以证明其与涉案合同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不仅要证明合同损害了其利益，还应证明该损害结果是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所致。鸿路公司作为《三方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未能举证证明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有损害鸿路公司利益而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事实，故鸿路公司不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第三人，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原告，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在该二审判决中，同时还查明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中建七局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判决书的基本情况。该案一、二审程序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诉讼4、鸿路公司作为原告诉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等被告、王卫新为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即4387号保全案)，该案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判决书关于“与涉争财产保全有关的事实”(此处不再赘述)。在该案中，在该案一、二审程序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为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三)关于4387号保全案保全期间的认定本案系因4387号保全案之保全损害赔偿之诉，因此，在核定与本案损失之前，首先有必要确认与本案损失有关的期间。王卫新主张涉案损失期间自4387号财产保全裁定作出之日即2017年8月8日起至泗阳法院在解除保全措施后执行款发放日即2018年5月16日止，共计281天。对此，本院认为，涉案作出采取保全措施的裁定和解除保全措施的裁定均为裁定作出之日立即开始执行，故根据前述所查明的事实，自崇明法院于2017年8月8日做出保全裁定至2018年5月7日作出解除保全裁定之时，应为保全期间。王卫新主张保全期间略有不合理，应当予以调整，故本院对本节事实认定如下：4387号保全案的保全期间为2017年8月8日至2018年5月7日，共计273天。(四)关于原告王卫新在4387号保全案保全期间的损失认定王卫新主张在4387号保全案保全期间损失额为XXXXXXX.01元，包括以下5类：1、拖欠工程材料款而支付的违约损失；2、拖欠劳务费而支付的利息损失；3、筹措工程款而对外的借某利息损失；4、律师费损失；5、保全措施期间的损失在解除保全后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两被告对于上述损失及相关证据均不予确认，两第三人未到庭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此，本院按不同类型的损失，根据证据，结合原、被告对证据发表的意见，作如下分析和认定：1、王卫新主张材料款损失共6笔，即欠杜如兵、泗阳县汇通水暖建材批发部的薛海艳、刘庆树、潘海、刘绪军和刘厚思的工程材料款，其中，欠杜如兵、泗阳县汇通水暖建材批发部的薛海艳、刘庆树的材料款合计495000元，按年利率15%、保全期间为281天，计损失57,162.33元，王卫新提供《采购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条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交接货物的销货清单和收据；另潘海、刘绪军和刘厚思的工程材料款分别为6万元、8万元、4万元，合计18万元，分别按年利率19%、19%和17%、以保全期间为281天，计损失分别为8776.44元、11701.92元和5235.07元，王卫新提供3张收条。两被告对上述损失不予认可。对本节事实，本院作如下考虑：第一、上述材料款用于涉案工程，根据万远公司诉中建七局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一、二审的生效判决书认定，涉案工程总价为XXXXXXXX.49元，而王卫新主张的欠付六个材料商的材料款总仅为675000元。按一般常识而言，这部分的材料款仅为涉案工程总采购材料款中的小部分欠付余额，尚在合理范围之内。第二、对于前三笔材料欠款，王卫新提供了《采购协议》、还款协议及收条之外，还包括大量的交接货物的销货清单和收据，其上记载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均与本案相关联，其上笔墨粗细不一的显示可以反映证据在不同时间形成，且经手人的名字也与本案其他证据中显示的涉案项目现场多名劳务人员的名字相符，本院认为本组证据具有可靠性；根据《采购协议》中有诸如“甲方拖欠材料款的，应向乙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一计算的违约金”等类似措词的高额违约金之约定，若王卫新存在恶意提供不真实的证据，那么王卫新根本无须提供有关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到年利率15%的协议以减少向被告主张赔偿的金额，更无须在收条上记载部分工程款至今未结清的内容以暴露王卫新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的窘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本院有理由相信上述材料反映了客观的现实；且从证据记载的时间上，基本反映王卫新采购材料订立合同，经过催要建设工程款的诉讼案之二审终审程序后被保全期间，王卫新与材料商进行协商调低违约金计算标准，在解除保全措施后及时与材料商进行结算的整个过程，符合时间逻辑；在两被告虽抗辩上述事实和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但并未提供任何反证以反驳王卫新主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本院鉴于上述考虑，认定王卫新提供的上述材料款损失的证据具有真实性，赋予相关证据证明效力。由此，从上述欠付材料证据显示，王卫新与材料商在保全期间进行协商，以协议的方式确定截止签订日的欠款，并将逾期支付的货款违约金标准有所调低，在收到法院发放解封的工程款后与材料商结清了货款和利息，现王卫新以调低后的违约金标准向被告主张保全期间的损失，对此，两被告辩称只能按上述调低违约金标准的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王卫新在收到解封工程款后向材料商结清货款和利息之日止的期间利息计算损失。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王卫新对于前三笔材料款损失，均提供三类证据：一是，其与材料商建立买卖关系的《材料采购协议》，在该证据中显示双方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较高；二是，其在工程款被冻结期间，与材料商协商，又签订《协议》，该协议性质是属于《材料采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确认了截止该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欠材料款的金额，并约定之后的计算违约金的利率予以调低至年息15%；三是，其在收到法院发放的解封的工程款后及时与材料商进行了部分的结算，尚欠部分材料款未还清。其中补充协议能够反映出王卫新与材料商之间的结算过程，且该结算过程与采取查封的保全措施在时间上相契合，但无法清晰地反映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是否有归还一部分的货款、是否支付过利息以及利息支付的标准，而上述的要素对于证明本案的事实有意义，但这份补充协议并非为本案的索赔而制作，而是王卫新和材料商之间的约定，上述在本案中需要清晰反映的事实却在王卫新和材料商之间的结算中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要素，由此，恰能够反映出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原始性的特征；从《材料采购协议》和《协议》两份证据结合起来，能够推导的、具有概然性的事实是王卫新与材料商之间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至少达到年利率15%。因此，本院认为王卫新就前三笔材料款主张在保全期间的逾期支付材料的损失合理，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所遭受的该部分材料款损失为55942元，计算方法为：拖欠材料款495000元×年利率15%÷365天/年×273天=55535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第三，对于王卫新主张的后3笔材料款，虽然总金额只有18万元，但只有三张收条为证，证据显得单薄，尽管如此，虽有被告的否认，但并没有证据加以反驳，故本院亦予以认定，即王卫新在保全期所遭受的该部分材料款损失为：(6万元+8万元)×年利率19%÷365天/年×273天=19895元，4万元×年利率17%÷365天/年×273天=5086元，合计王卫新在保全期的后三笔材料款损失为24981元。上述六笔材料费损失之和即为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由此，本院对本节争议事实认定如下：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材料欠款的损失为80516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2、原告王卫新主张在保全期间欠付劳务费2,957,914元，保全期间的损失为387,891.92元。两被告对王卫新的上述损失均不予认可。对本节争议事实，本院注意到，王卫新主张的劳务费产生的形式也有二种，第一种是王卫新外聘其他劳务班组人员进行施工而产生的劳务费，第二种是王卫新自有施工人员进行施工而产生的劳务费。两被告对第一种外聘班组中王卫新欠徐启国班组劳务费提出质疑，认为，本案中该部分的证据与王卫新在4387号保全案中提交的证据相矛盾。对该节事实，本院认为，第一、人保合肥分公司在庭审中辩称，根据常规和代理人的经验，从来没有为农民工劳务费约定违约金的，劳务费何时支付由业主方确认从而否定劳务费。这种说法，违背我国民事法律最基本的平等原则，农民工的权利平等受法律保护，延期支付劳务费的理应对农民工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不能因为债权人是农民工而当然否定逾期付款责任的存在。第二、根据涉案工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案的生效判决书中认定，涉案工程最迟在2014年9月29日竣工，在4387号保全案中王卫新提供证据显示徐启国班级劳务费全部结清的时间为2014年12月8日，而在本案中，王卫新提供徐启国出具的收条中显示，截止2016年10月26日止，王卫新还欠徐启国班级57万元。由上述证据可见，既然在2014年已经结清了全部劳务费，那么就不可能在2016年还有结欠的事实，显然这两份证据存在矛盾。因此，本院亦认同两被告的辩称意见，认定该笔劳务费的债务不合理。第三、同样，王卫新主张的欠陈金林班组劳务费15万元的事实与欠徐启国班组的情形类似，因此，本院亦认为王卫新主张的该笔劳务费不合理。第四、在4387号保全案中，王卫新在证据清单上明确表明其欠民工工资213万元。若在王卫新主张的295万元劳务费中扣除徐启国班组劳务费57万元、陈金林班组劳务费15万元以后，欠劳务费总额为223万元，与4387号保全案中王卫新自认的欠劳务费213万元趋近。本院还注意到，王卫新还主张第二类自有劳务工工资的债务，提供的证据均由自有的劳务工出具收条1张予以证明，证据具有不可靠性。若考虑这部分自有劳务工欠款中的不可靠因素，那么，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卫新在4387号保全案中陈述欠民工工资213万元更符合客观实际，且该陈述构成自认。由此，本院认为，王卫新在保全期间欠付劳务费为213万元，并结合其他证据上反映的利率水平，酌定按年利率17%计算认定劳务费损失，即劳务费213万元×年利率17%÷365天/年×273天=270831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由此，对本节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劳务费损失为270831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3、王卫新主张涉案工程中对外借某而产生的损失，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向亲戚和朋友借某210万元，另一类是除材料欠款、劳务欠费和借贷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被占用的按24%计算的利息损失。两被告认为第一类均缺乏出借资金的证据，故借某事实不能成立。对本节争议事实，本院认为，王卫新对于上述主张提供还款凭证和借某人的收条，缺乏出借某项的相关证据，从处理民间借贷的角度，王卫新的借某事实难以成立。然而，王卫新在涉案工程中垫资施工的事实在相关的案件中业已查明，且在4387号保全案中，王卫新已陈述工程前8个月的资金均是由其王卫新和彭晓兰夫妻向亲戚、朋友处借某施工，且有银行往来显示，在涉案工程初期，发包方无预付工程施工的资金，而由王卫新之妻彭晓兰账户支出大量款项，王卫新在收到解封后发放的工程款后确有大量资金转给其妻彭晓兰，并向各出借人支付款项，直至4387号保全案解除保全措施时，尚未支付的工程款还达600多万元。所有上述事实的存在，本院若断然认定王卫新在面临工程总额达1600万元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对外融资借某用于垫资施工的情形，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王卫新提供与杜如兵、薛海艳、刘建树之间的补充协议和结算的收条等证据，王卫新以上述证据仅证明保全期间的材料欠款损失，但从上述证据可见，王卫新在收到解除保全后的工程余款后，仍然欠付一部分的材料款，可见王卫新在经营中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其通过欠付材料商的货款以达到借某的目的，逾期资金成本约为15%；从王卫新提供的《材料采购协议》、《工程保修合同》、《劳务班组分包合同》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每日千分之一”、“每日万分之五”“年利率20%”等，即使在本案中通过王卫新协商，将逾期付款的计算标准降低为年利率15%-19%不等，也并不代表所有的人会同意降低违约金，当然也可能存在实际不收取违约金的情形，但纵观上述三类合同中的约定，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王卫新在经营中逾期付款责任的成本水平；另外，王卫新还提供了在解除保全措施后，向他人借某，借某利率为24%，也能对王卫新的对外借某成本有所反映，但并不能以此作为王卫新对外借某利率计算的唯一依据；同时，结合现阶段个人向金融机构借贷的可能性，以及民间借贷水平的社会现状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于解除保全后王卫新收到的法院发放款项总额XXXXXXX.63元扣除材料欠款675000元、劳务费XXXXXXX元的余额XXXXXXX.63元(即：发放总额XXXXXXX.63元-拖欠的材料款675000元-拖欠的劳务费XXXXXXX=XXXXXXX.63元)在保全期间给王卫新所造成的损失，本院酌情按年利率17%的标准计算，即其他保全余款XXXXXXX.63元的损失计算方法为：XXXXXXX.63元×年利率17%÷365天*273天=507732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由此，对于本节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4387号保全案中扣除材料欠款、劳务费欠款后的保全余额XXXXXXX.63元在保全期间给王卫新所造成的损失为507732元(小数点后四舍五入)。4、王卫新主张律师费损失为30万元，两被告均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王卫新提供的2015年12月20日、2018年1月4日与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签约律师为苏强华律师)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2份、2018年5月30日的《律师费结算说明》以及付律师费凭证等证据，与相关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上的记载相吻合，本院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并据以认定如下事实：王卫新聘请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的苏强华律师进行与泗阳雨润广场安装工程合同纠纷案及附带系列诉讼案，共涉及四个诉讼案件，支付律师费总额为50万元，分别是：1、万远公司作为王卫新诉中建七局为被告、泗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2、中建七局起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撤销《三方协议》纠纷案；3、鸿路公司诉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等三公司确认《三方协议》无效纠纷案；4、鸿路公司作为王卫新诉中呈公司、万远公司、中建七局等被告、王卫新为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根据王卫新与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苏强华律师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上述案件1的律师费先付5万元，2016年3月15日前再付5万元，如上诉，二审付3万元；协议风险代理费按胜诉后，本金在650万元以内，不再收任何律师费，超出部分按30%支付律师费，违约金部分按50%奖励律师，律师的代理义务至执行终结。2018年1月4日，王卫新和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苏强华律师于2015年5月12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上述案件4的代理费无，风险代理费在上述案件1中一并支付。2018年5月30日，王卫新和苏华强律师共同签署《律师费结算说明》，载明：万远公司王卫新有关代理泗阳雨润广场安装工程合同纠纷案及附带系列诉讼案，目前已结案并执行到位，根据双方合同及与王卫新商谈，律师费结算如下：全部纠纷案按50万元了结，扣除已付10万元，下欠40万元一次性支付到律师事务所，上述款项汇入后，全部案件，包括中呈公司的代理案全部代理事项了结。2018年6月1日，王卫新向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汇入40万元。在上述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王卫新和委托律师的相关约定，4387号保全案而支出律师费已涵盖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的代理费之中，没有产生新的律师费用，因此，本院对本节争议作如下认定：王卫新因4387号保全案而产生的律师费为0元。综上，本院认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为859079元。5、王卫新主张保全解除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按年利率24%计算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两被告对此损失不予认可。对此，本院认为，迟来的公正并非公正。客观上王卫新的上述损失，只有经过漫长的复杂的诉讼程序终结之时才能得到赔偿，因此，王卫新主张的这部分损失客观存在，也应当属于应由侵权人和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范围。但王卫新仅提供解除保全后向案外人借某的借条及资金流水等证据证明其经营中融资的利率达24%，但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够充分，本院结合王卫新签订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水平、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个人向金融机构借贷的实际可能性以及民间借贷利率水平等因素，酌情以保全期间的损失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认定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王卫新主张这部分损失的计算标准过高，本院予以调整。由此，对本节争议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对王卫新在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本院酌定为：以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计算。(五)其他相关事实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万远公司向本院出具书面答辩书，其上载明：万远公司作为江苏省泗阳县法院(2017)苏1323执3193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法院扣划到账执行款的所有权应当属于万远公司，但实际该款应当向工程的实际施工及垫资人王卫新支付，现实际给王卫新造成了损失。如果法律上认为应由万远公司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的话，万远公司申明，将该权利全部转让给王卫新，相关的赔偿权益也全部归属于王卫新。庭审中，鸿路公司述称：其于2017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泗阳法院的(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建七局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才知道存在《三方协议》，于是向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三方协议》无效，在此次整个诉讼中从没有披露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直到4387号保全案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时也不知情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本案的争议焦点：1、王卫新是否具备起诉两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中申请采取的保全措施是否应对王卫新在保全期间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人保合肥分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1，被告鸿路公司认为，其申请保全的被申请人是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及万远公司，保全对象并非王卫新，在申请保全时也不知道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其在申请保全时没有侵害王卫新的权利，因此，王卫新不能主张保全损害赔偿，主体不适格。人保合肥分公司也认为，王卫新不是保全对象，因此，不是适格的主体。对上述的争议，本院认为，本争议系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之争，从法律性质上属于程序上的诉权问题。原告王卫新在本案中曾经根据两被告的辩称意见变更过一次诉讼请求。起诉时，王卫新直接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初步的证据是4387号保全案中人保合肥分公司向法院出示的《保单保函》及《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主张的是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受害第三方的权益。虽然王卫新并非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之间所确立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的合同相对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直接规定在责任保险合同中受害的第三方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即这是在责任保险合同关系项下第三方的法定诉权，无论该诉权是否能够得到实际上的支持，受害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理赔，另一方面，若损害事实成立，保险人亦有法定义务直接向第三方赔偿。因此，本案中王卫新虽然不是涉案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关系中的合同相对方，但享有法定的受害第三方向保险人直接主张赔偿的诉讼权利。在本案审理中，王卫新根据两被告的辩称意见，申请追加鸿路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并变更诉讼请求，请求鸿路公司赔偿王卫新保全损失，并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保证清偿责任。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使得本案的诉由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责任保险合同关系，变为保全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为主、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为从属的复合法律关系，其主纠纷在性质上属侵权赔偿诉讼，而非合同之诉，并不要求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先达成一致意见的合同关系为起诉的前提条件，只要在起诉时，王卫新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王卫新即为诉讼适格的主体。综上，本院认为，无论王卫新在起诉之时，还是变更诉讼请求后，均为本案适格的主体。故对于两被告上述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2，王卫新主张鸿路公司通过相关诉讼明知《三方协议》有效，涉案工程的工程款属于王卫新而非中呈公司，采取保全存在错误的前提下，仍然向法院申请保全，致使王卫新无法及时结清拖欠的劳务工资、材料款以及对外的借某，也造成王卫新无法及时拿到工程的利润部分投入新的业务中而又产生对外借某融资的利息损失。鸿路公司辩称，申请保全的对象并不包括王卫新，在保全时，并不知道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王卫新，经过两审终审后才确认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鸿路公司并无过错，不应当赔偿王卫新的损失。人保合肥分公司关于本争议焦点的意见与鸿路公司基本相同。对上述争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财产保全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将来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依当事人申请裁定的财产保全，虽系人民法院对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后作出的司法措施，但其前提和基础是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如因申请保全人权利行使不当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应由保全申请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侵权责任的认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规定。根据上述的规定，反映出申请保全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1、申请保全人实施了与权利人财产或人身损害有关的行为；2、权利人的财产或人身遭受损害，包括财产损害或非财产损害；3、上述的行为和权利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4、申请保全人主观上存在过错。针对上述构成要件，本院结合本案的相关事实作如下考虑：1、鸿路公司存在申请法院冻结实际属于王卫新工程款的诉讼中保全行为，即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使得中建七局被法院执行到案的应向万远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在采取查封的保全措施过程中延迟支付，而这工程款虽然在该执行案件中属于万远公司，但实际属挂靠在万远公司的实际施工人王卫新所有，这一点，不但有生效判决书加以认定，而且在4387号保全案判决生效后，本院向相关的执行法院发出解除冻结的公函后，执行法院按万远公司的要求直接将解封后的工程款发还王卫新的事实所进一步得到证实，也就意味着鸿路公司申请法院采取保全的财产属于王卫新，且财产保全行为客观上使得王卫新延迟收到应得的工程款。2、关于王卫新在诉讼保全期间产生逾期支付货款、劳务费和借某的利息损失，本院已予以认定(认定理由不再赘述)。在审理中，两被告提出王卫新并非4387号保全案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无权提出损害赔偿之诉。对此意见，本院认为，一方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该规定并未表明，申请保全有错误，给被申请人以外的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予以赔偿。因此，本院认定作为涉案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的王卫新有权以一般侵权责任的受害人身份向鸿路公司主张赔偿因保全措施而延迟收到工程款的损失。另一方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业有生效判决认定是涉案工程款的实际权利人，其取得该权利的事实基础是涉案工程均由王卫新施工和垫资，而王卫新施工和垫资的合同基础则是先后挂靠于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在签订《三方协议》后，万远公司根据中呈公司和中建七局之间的《劳务分包合同》，万远公司在其挂靠人王卫新完成了劳务分包的义务后，中建七局理应向万远公司及时支付工程款，而万远公司在收到工程款后亦应及时转付挂靠人王卫新。由上述事实可见，《劳务分包合同》在万远公司和中建七局之间签订，万远公司和王卫新之间的挂靠关系对《劳务分包合同》所确立的法律关系而言是内部关系，王卫新履行劳务分包合同法律关系下合同义务的行为，均应视为万远公司的行为，王卫新在履行劳务分包合同而对外产生的债务应视为万远公司的债务，王卫新并无独立的依据《劳务分包合同》直接主张权利的法律地位，对外的权利义务均应由万远公司行使和主张，在万远公司主张了相关的权利后再依据挂靠关系与王卫新进行内部结算。在本案中，王卫新在鸿路公司申请对涉案工程款进行财产保全措施冻结期间造成对外逾期付款的损失，应视为万远公司的损失，万远公司有权作为4387号保全案财产保全程序中的被申请人向鸿路公司主张损害赔偿。在万远公司书面答辩书中明确表明其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人主张的权利全部转让给王卫新，以及获得的赔偿权益全部归属于王卫新。该权利转让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本院确认该意思表示有效。并认定，在此情形下，王卫新代位取得了保全被申请人万远公司的索赔权利人地位，有权向保全申请人鸿路公司主张损害赔偿。3、鸿路公司的申请保全行为与王卫新延迟收到工程款而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王卫新遭到在保全期间的利息损失的原因是由于鸿路公司申请诉讼中财产保全而查封了属于王卫新的工程款。4、鸿路公司在申请保全的过程中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的过错。对此，本院认为，认定申请保全人是否有过错，不仅要看其诉讼请求最终是否得到支持，还要看其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主要表现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即要根据其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考察其提起的诉讼是否合理，或者结合申请保全的标的额、对象及方式等考察其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适当；申请保全人提起的诉讼合理且申请财产保全适当的，不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系存在过错。在本案中，首先，根据鸿路公司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经过二审终审后的诉讼结果是其诉讼请求未得到法院的支持。其次，鸿路公司要求撤销的《三方协议》，系其债务人与案外第三方之间的协议，鸿路公司未参与协议所涉的交易，并不清楚协议产生的背景、原因以及形成的过程，向法院提出债权人撤销之诉，本身就存在较大的诉讼风险，而且一旦《三方协议》被撤销，将对协议各方权益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鸿路公司按照一般市场主体在向法院提出对《三方协议》中所提及的工程款采取保全措施的决定前对于上述的风险和后果应当可以预见；且根据查明的事实可见，鸿路公司自述其于2017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泗阳法院的(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中建七局请求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才知道存在《三方协议》，于是向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三方协议》无效。在法院未支持鸿路公司该诉讼请求后，鸿路公司提起了4387号保全案之诉讼。这整个过程中，鸿路公司所诉的《三方协议》无效之诉前，已了解到《三方协议》中作为签约主体的中建七局主张协议应撤销之诉未得到法院支持，无视相关法院已认定《三方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仍以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之身份提起了《三方协议》无效之诉讼，该无效之主张未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明确指出：“鸿路公司作为涉案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未能举证证明万远公司、中呈公司、中建七局有为损害鸿路公司利益而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事实”。在该涉《三方协议》无效之诉判决生效后，鸿路公司随即向本院提起的4387号保全案中以债权人的身份提出撤销《三方协议》的诉讼请求，虽然债权人撤销之诉与第三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属于鸿路公司享有的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但这两类诉讼的构成要件上均需要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给鸿路公司造成损害，以及鸿路公司的债务人中呈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然而，鸿路公司在收到涉《三方协议》无效之诉的生效判决书后，没有取得新的证据以证明签订《三方协议》的行为给鸿路公司造成损害、鸿路公司的债务人中呈公司主观上存在以转让债权的方式逃避债务的恶意之前提下，贸然以类似的理由再次向本院提起债权人撤销《三方协议》之诉，显然败诉风险极大。在此情形下，本院认为，鸿路公司对该案会遭遇败诉风险极大的后果应当能够预见。鉴于4387号保全案的诉讼结果并非由鸿路公司所主导，不能当然认为鸿路公司的过错表现为明知而为之的故意，而应客观地认定其主观上存在应当能够预见大概率的败诉风险但期待侥幸胜诉的重大过失。第三，在4387号保全案生效后，鸿路公司在明知败诉的结果后，并未及时向法院申请解除保全措施，也一定程度反映出鸿路公司放任保全错误结果的延续，主观上也存在过错。第四，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均辩称，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时并不知晓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权利人。对此，本院认为，此辩称意见与事实不符，理由如下：第一，在4387号保全案一审判决书中认定，涉案《三方协议》落款的丙方(即万远公司)盖章处有王卫新的个人签字，而该《三方协议》是4387号保全案的关键证据，由鸿路公司向法院提交；第二，鸿路公司在本案中自述其通过网上查到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即上述“与《三方协议》有关的诉讼2”案件)知道存在《三方协议》，才向法院起诉4387号保全案。而在该判决书中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的辩称意见中均披露，涉案公司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是王卫新。第三，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01民终1323号民事裁定书中再次查明泗阳法院(2016)苏1323民初4165号案件的相关事实，该案的原告系鸿路公司参加了整个诉讼活动。上述三个案件均发生于4387号保全案起诉立案之前。由上述事实表明，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起诉立案之前就已经了解王卫新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和负责人。鉴于上述理由，本院认定，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中保全错误，应当对王卫新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3，原告王卫新主张人保合肥分公司应当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的保险责任。而人保合肥分公司认为，其仅对保全被申请人中建七局因保全错误而造成的损失承担保险责任。鸿路公司认为其投保时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三被申请人因保全错误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责任。该节争议之实质系责任保险条款适用的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第一，人保合肥分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诉讼保全责任保单保函》在内容上存在诸多错误，例如，将4387号保全案的案号错误记载为“(2017)沪0151民初43871号”，而庭审中，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于上述的函件针对的是4387号保全案并无异议，显然上述案号的记载属于文字错误；上述函中，在括号这个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仅有左括号而缺少右括号的现象在中文语法也是一个小错误。由上述的现象可见，上述函件只是人保合肥分公司单方制作的不够严谨的文字材料，其上对于“财产保全被申请人”仅写为中建七局的文字表达，是否存在遗漏的错误，首先从函中诸多其他错误的存在，可以断定这种错误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其次，从鸿路公司向人保合肥分公司进行投保的合同目的分析，鸿路公司为4387号保全案向法院提出的采取保全措施如果申请有错误而应对被申请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而向人保合肥分公司提出投保申请，在该案财产保全被申请人有三方的前提下，鸿路公司仅为可能对其中一方被申请人即中建七局的赔偿责任进行投保，而对其他两方被申请人即万远公司、中呈公司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不进行投保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也不合常理；第三，本院欲通过投保人鸿路公司的投保行为查明投保内容的真实意思而要求人保合肥分公司提供鸿路公司为4387号保全案向法院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而向其提供的投保单，但届本案判决前，人保合肥分公司也未向本院提交。但庭审中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共同确认，人保合肥分公司承保前鸿路公司所提交的材料可见，人保合肥分公司对于鸿路公司的诉讼内容、财产保全申请的被申请人和申请内容是不但明知，而且充分了解。在此前提下，上述函中将4387号保全案件的被申请人以单方发函的形式表达为中建七局，显然不符合投保人鸿路公司的本意。第四条，本院注意到，在上述函件之后，人保合肥分公司还随函附《人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其中第五条有明确的保险责任的条款。本案中在缺乏投保人鸿路公司和保险人人保合肥分公司共同达成合意的书面保险合同，且对于保险责任范围的约定存在争议情况下，本院认定，作为专业的保险人，对涉案财产保全申请可能错误而产生损失的主体也应当是可预见到的，应当适用上述《保单保函》所附同时寄给法院的《人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有关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确定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更为合适。根据上述《人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中载明的被保全人的内涵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内容，也明确了被保险人因申请保全错误造成被保全人或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依照法律，经人民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根据上述条款中的约定，本院认定，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因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中申请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致使被申请人中建七局、中呈公司、万远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鸿路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人保合肥分公司在700万元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4387号保全案所采取保全措施的工程款是法院将中建七局账上的款项扣划至法院账上作为万远公司的执行款，虽然在实际将上述执行款发还给万远公司之前，该款的所有权属于中建七局，但以法院的公信力保证了上述执行款毫无风险地依生效法律文书支付给万远公司或其指定的人。现因鸿路公司的错误保全，不仅损害了中建七局的利益，更是对万远公司造成实质性损害。现万远公司以答辩书的形式明确将应由其向错误查封执行款的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益属王卫新。因此，王卫新代位取得万远公司的权利要求鸿路公司对4387号保全案中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本院审查认为应当支持王卫新的上述请求，故本院依照《保单保函》及《人保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的约定，认定鸿路公司对4387号保全案中的保全申请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人保合肥分公司保险责任的范围。综上所述，本院认为，鸿路公司在4387号保全案中申请财产保全存在错误，应当赔偿被申请人万远公司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鉴于万远公司与王卫新系挂靠关系，王卫新系涉案工程中的实际施工人和垫资人，即万远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实质上就是王卫新的权益，故现万远公司明确表示将上述保全错误进行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利授权归属于王卫新，这种权利的授权并未违反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该行为有效，认定王卫新有权要求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赔偿因4387号保全案中财产保全而遭受的损害。本院经审核，认定王卫新在4387号保全案保全期间的损失为859079元，并酌定王卫新在保全期间之后至实际损失清偿日止的损失资金占用损失以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对于上述两部分损失均应由鸿路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人保合肥分公司接受鸿路公司的投保申请，以向法院出具《保单保函》和《诉讼保全责任保险条款》的形式，承诺对因4387号保全案鸿路公司的保全错误致使被申请人造遭受经济损失，经法院判决由申请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人保合肥分公司在700万元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确认鸿路公司和人保合肥分公司之间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关系成立并合法有效，虽然双方对于该保险关系项下的被申请人存在争议，经本院审核认定人保合肥分公司承保的被申请人应当确认为中建七局、中呈公司和万远公司。现万远公司将涉案保全错误进行侵权主张的权利和相关赔偿权利授权归属于王卫新，本院亦确认王卫新有权向鸿路公司主张权利，并认定鸿路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本院认定鸿路公司上述应承担的赔偿属于人保合肥分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在4387号保全案中，人保合肥分公司以《保单保函》的形式为鸿路公司的保全申请提供保证担保，故王卫新请求人保合肥分公司对鸿路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卫新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二、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卫新自2018年5月8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错误保全期间的损失859079元基数，按年利率15%计算的损失；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对本判决主文第一条、第二条所确认的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赔偿责任在700万元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对原告王卫新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50元，由被告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产人民陪审员 叶 佳人民陪审员 高永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 记 员 高雅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第二十一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对情况紧急的，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