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7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家全，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阳，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玲，女，197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国，四川蓉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德芬，女，196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喀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秀淮，男，1967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新疆喀什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荣，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琳媛，四川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文那，女，198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民生，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彦君，四川炜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四川佳兴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金兴南路20号。 法定代表人：钟家全。 原审第三人：陈红兵，男，1959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仕镭，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雅莉，四川忠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周东海，男，196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上诉人钟家全因与被上诉人杨德芬、杨秀淮、黄玲、原审第三人文那、陈红兵、周东海、四川佳兴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兴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钟家全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7民初2649号民事判决；2.驳回黄玲对钟家全的起诉及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杨德芬、杨秀淮承担本案责任；4.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由杨德芬、杨秀淮、黄玲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成都同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昭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钟家全未收到受让方支付的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曾学海将杨秀淮转入款项全部用于归还同昭公司欠付原有股东内、外借款利息及王畔才违约金等。同昭公司是案涉款项的实际受益人，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一审法院遗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遗漏了以下证据及待证事实。按照2014年6月17日原五位股东达成的会议纪要第8条约定，同昭公司需于2014年7月15日前与转让方股东全部清算完毕，转让方原五位股东并没有改变和放弃要求杨德芬、杨秀淮依《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按时支付相关款项的权利。2014年9月1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的《开支明细表》、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36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曾学海账户向钟家全转款均为归还相应欠款。2014年9月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给杨秀淮的借条、《科目余额明细表—3月》及庭审中杨秀淮的陈述，证明杨德芬、杨秀淮共借款给同昭公司41107788.45元。2018年5月16日同昭公司与佳兴学校不当得利纠纷的起诉状及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54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杨秀淮于2014年6月19日转款7492211.52元给曾学海系间接借款给同昭公司，而非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2.关于《股权收购协议》生效时间及转让方股东权利及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的管理权转移时间的问题。根据《股权转移协议》约定《股权收购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2014年6月12日起转让方股东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受让方承继。周东海、文那、黄玲和佳兴公司自2014年6月12日起退出同昭公司股东会，杨秀淮、钟家全、杨德芬和陈红兵成为公司新股东成员。杨秀淮自2014年6月12日起担任同昭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利。虽未办理工商登记但对内仍有约束力。3.2014年6月17日、23日同昭公司原五位股东形成的《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其补充纪要明确约定由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在2014年6月25日前支付案涉一次性补助金，且付款条件未成就，并非由钟家全支付。4.关于曾学海的账户是否为钟家全指定账户的问题。曾学海与钟家全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4年6月19日杨秀淮将对同昭公司的间接借款7492211.52元转入曾学海的账户且安排曾学海用于归还同昭公司欠付周东海、文那、黄玲、陈红兵、佳兴公司、佳兴学校、忠典律所、钟家全和王畔才的借款利息等，属同昭公司总经理杨秀淮管理公司的自治行为。2014年6月17日、23日同昭公司原五位股东形成的《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其补充纪要、2018年5月16日同昭公司与佳兴学校不当得利纠纷的起诉状及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548号民事判决书均证明曾学海的账户非钟家全的指定账户。5.关于曾学海向钟家全、杜天顺、文那、黄玲、陈红兵、同昭公司等转款是否系职务行为的问题。曾学海签字捺印的书面《证明》、2014年9月1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的《开支明细表》、2014年9月29日同昭公司出具给钟家全的借条、2018年5月16日同昭公司与佳兴学校不当得利纠纷的起诉状、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548号民事判决书、成都中院（2018）川0107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书及成都中院（2018）川01民终13360号民事判决书，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相互印证曾学海向钟家全、杜天顺、文那、黄玲、陈红兵、同昭公司等转款系职务行为。曾学海转款给钟家全的时间、金额及用途分别是：2014年6月19日转款3391200元用于还款；2014年6月20日转款896959.25元用于还款；6月25日转款88788元。6.关于钟家全是否应向黄玲支付一次性补助款的问题。杨秀淮转入的7492211.52元非股权转让溢价款。黄玲未举证证明钟家全指定了收款人并取得了该溢价款。2014年6月17日、23日形成的会议纪要上钟家全的签字是代表佳兴公司。同昭公司、杨秀淮、杨德芬为本案案涉款项的责任人及受益人，钟家全非本案适格被告。7.关于资金占用利息是否应当计算的问题。2014年6月17日、23日形成的会议纪要上钟家全的签字是代表佳兴公司而非钟家全个人，故该纪要约定付款期限2014年6月25日前对钟家全个人没有法律约束力。案涉一次性补助款未被钟家全占有亦未约定利息，也非钟家全的过错所致且约定的付款条件至今未成就。 三、无论杨秀淮转给曾学海的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溢价款，同昭公司、杨秀淮、杨德芬均为本案的责任人和受益人，应在收益款项范围内承担本案责任。 杨秀淮、杨德芬辩称： 一、原审判决未追加同昭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程序合法。1.本案案由系委托合同纠纷，黄玲依据《股权收购协议》要求钟家全支付已代收的股权转让溢价款。本案重审中一审法院根据黄玲起诉的基础证据中载明的各方主体，已依法追加佳兴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符合法律规定。2.同昭公司既不是案涉委托代理关系的当事人，也非代收款项的实际支付或收取主体，亦不是《股权收购协议》的一方主体，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裁判结果正确。1.钟家全所称原审遗漏的部分事实与本案需查清的基本事实无关。2.《股权收购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杨秀淮、杨德芬的股权自2014年6月24日于工商变更之日起享有，杨秀淮自此取得法定代表人身份并享有管理权。3.原股东各方明确约定由钟家全在2014年6月25日前支付案涉款项。4.案外人曾学海的账户是钟家全指定账户。2014年6月24日起杨秀淮、杨德芬成为公司股东，6月25日聘用曾学海，故曾学海账户若非钟家全指定账户，杨秀淮、杨德芬在此之前不会将股权溢价款转入其账户；2014年6月17日决议约定由钟家全指定账户支付一次性补助款，2014年6月23日分配一次性补助款协议约定由曾学海账户支付补助金；杨秀淮、杨德芬原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钟家全多次明确曾学海账户系其指定账户；钟家全并未举证证明其指定收取股权溢价款的账户非曾学海的账户。5.曾学海2014年6月19日向他人的转款行为并非职务行为。曾学海与钟家全具有利害关系，亦未出庭作证，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与事实不符，不能采信；曾学海自2014年6月25日被公司聘用，其6月19日的转款行为并非职务行为。6.钟家全应向黄玲支付一次性补助款。杨秀淮、杨德芬已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钟家全应依约向原股东支付案涉款项。7.钟家全应支付案涉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 黄玲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同意杨秀淮、杨德芬代理人答辩意见。 文那述称，与杨秀淮、杨德芬答辩意见一致。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钟家全在多个案件中自认收到溢价款，曾学海账户是其指定账户，钟家全收到溢价款后如何使用与本案无关。 陈红兵述称，一、《股权收购协议》转让方与钟家全之间形成无偿委托合同关系。二、自2014年6月17日起，受托人钟家全在没有代收到股权溢价款时经委托人同意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并于2014年6月23日委托人补充纪要明确由同昭公司副总经理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处理转委托事务。《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对本案委托人钟家全并不适用。三、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追加同昭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依法应当撤销。四、一审法院遗漏证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五、2014年6月17日、6月23日委托人同昭公司原五位股东签订的《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补充纪要，对转委托人同昭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六、本案中无任何证据证明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的转款行为系钟家全的个人指示行为，且有证据证明系其职务行为。七、无论杨秀淮转给曾学海的款项是否为股权转让溢价款，同昭公司、杨秀淮、杨德芬均为本案的责任人和受益人，应在收益款项范围内承担本案责任。八、虽然杨秀淮、杨德芬举示的银行转款凭证证明其在2014年6月13日至7月10日期间已支付5340万元，并据此主张已按《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但同昭公司和杨秀淮至今没有明确其中股权溢价款与借款数额。 佳兴公司述称：与钟家全的意见一致。2014年6月12日签订股权收购协议时，转让方委托钟家全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溢价款，2014年6月17日，杨秀淮未支付股权溢价款时经委托人同意钟家全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并于2014年6月23日委托人补充纪要明确由同昭公司副总经理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处理转委托事务。《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对本案委托人钟家全并不适用。 周东海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黄玲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钟家全向黄玲支付股权溢价款583333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46277元（以583333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从2014年7月14日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无争议事实，一审法院归纳如下：同昭公司原有股东佳兴公司、周东海、陈红兵、文那、黄玲五位股东，分别持股33.5%、20%、13.5%、26%、7%。 2014年6月12日，周东海、文那、黄玲、陈红兵、佳兴公司共同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乙方）杨秀淮、杨德芬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同昭公司共计60%的股权（周东海20%，文那26%，黄玲7%，陈红兵7%）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53400000元，其构成为股本金4800000元、股权转让溢价款12487019.25元、向同昭公司出借款项36112980.75元。《股权收购协议》第三条约定的付款方式：（一）2014年6月13日，杨德芬向周东海直接支付转让款1600000元；杨秀淮分别向陈红兵、文那、黄玲直接支付转让款560000元、2080000元、560000元；（二）2014年6月18日，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12487019.25元到钟家全指定的账户内，再由甲方内部进行分配；（三）乙方分别于2014年6月13日、2014年6月18日、2014年7月10日向同昭公司借款20200000元、12512980.75元、3400000元。 2014年6月13日，杨秀淮向黄玲转款560000元，向周东海转款1600000元，向文那转款2080000元。同日，杨秀淮通过案外人喀什海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账户向陈红兵转款1080000元；杨秀淮通过其妻王琼芳的账户向同昭公司转款19680000元。以上合计25000000元。2014年6月17日，同昭公司召开股东会，钟家全、文那、周东海、陈红兵及黄玲的代表林锋到会参加并形成《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决议第2条确认，2014年6月13日杨秀淮、杨德芬已分别向周东海、文那、黄玲、陈红兵支付完股权转让款合计4800000元。决议第3条确认，2014年6月13日杨秀淮、杨德芬已向同昭公司账户转入20200000元（含多转入陈红兵账户的520000元）。决议第5、6、7条就杨秀淮、杨德芬股权收购价款53400000元使用情况作出约定，其中应于2014年6月18日转入钟家全指定账户的款项中，1897540.91元用于支付转让方股东内、外借款利息，5000000元作为转让方股东退出公司股权的一次性补助。一次性补助由钟家全指定账户在2014年7月10日杨秀淮、杨德芬转入转让尾款3400000元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2014年6月19日，杨秀淮向曾学海转款7492211.52元，曾学海向杨秀淮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杨秀淮转入人民币7492211.52元（大写柒佰肆拾玖万贰仟贰佰壹拾壹元伍角贰分），此据”。同日，杨秀淮通过王琼芳账户向同昭公司转款17507788.48元。以上合计25000000元。2014年6月23日，同昭公司召开股东会，杨秀淮、钟家全、陈红兵、杨德芬、周东海、黄玲的代表林锋到会参加并形成《股东（扩大）会会议纪要》，决议2014年6月24日开始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同日，钟家全、周东海、文那、陈红兵、黄玲的代表林锋签订了分配一次性补助款的书面协议，约定：一次性补助周东海880000元，钟家全550000元，陈红兵550000元，文那1906666.7元，黄玲513333.33元，合计4400000元。协议备注：“补助款不再按照2014年6月17日的《股东会纪要》执行，现因曾学海卡上保管的余额不足，暂向王畔才借支3240000元，于2014年7月10日杨秀淮、杨德芬转款3400000元后归还本金3240000元及利息64580元。请曾学海同志按以上税后补助金额在6月25日前支付给以上人员。”2014年6月24日，同昭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钟家全、陈红兵、杨秀淮、杨德芬，分别持股34%、6%、40%、20%。2014年6月25日，同昭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会议纪要》，决议聘用曾学海为副经理。2014年7月7日，杨德芬向同昭公司转款3400000元。 另查明，曾学海账户收到的7492211.52元资金流向：2014年6月19日，向钟家全转款3391200元，向同昭公司转款1350000元，均备注为还款；2014年6月20日，向钟家全转款896959.25元，向案外人杜天顺转款1206017.61元，向黄玲转款165840元，向文那转款230246.66元，向陈红兵转款163170元，均备注为还款；2014年6月25日，向钟家全转款88778元。庭审中各方均认可，曾学海账户向杜天顺、黄玲、文那、陈红兵的转款均为归还同昭公司欠付周东海、黄玲、文那、陈红兵的借款利息。又查明，（2018）川0107民初857号钟家全与同昭公司、杨秀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钟家全将曾学海账户向其转款的部分金额3266138元作为同昭公司的还款，在其对同昭公司的债权中予以抵扣；（2018）川0107民初6358号同昭公司与成都石室佳兴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佳兴学校）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佳兴学校认可曾学海账户向钟家全的转款中，有384000元系用于归还同昭公司欠付佳兴学校的借款利息。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曾学海的账户是否为钟家全的指定账户。首先，曾学海与钟家全系同学关系，其2014年2月到同昭公司任职，2014年6月25日被任命为副经理，期间钟家全或其控股的佳兴公司系同昭公司的股东，因此曾学海与钟家全具有利害关系。其次，杨秀淮在成为同昭公司股东之前并不认识曾学海，如果曾学海不是钟家全指定的收款账户，杨秀淮于2014年6月19日将股权转让款（无论是股权溢价款还是对同昭公司的借款）转入曾学海的账户与常理不符。再次，根据2014年6月17日《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约定，转入钟家全指定账户的部分款项用于支付转让方股东内、外借款利息，而实际履行是由曾学海账户支付，同时2014年6月17日约定由钟家全指定账户支付的一次性补助款在2014年6月23日的协议中明确由曾学海账户支付。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曾学海账户系钟家全指定账户。2.曾学海向钟家全、王畔才转款是否系职务行为。钟家全提交了有曾学海签名的书面《证明》，载明：“2014年6月19日同昭公司执行董事杨秀淮转款7492211.52元到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卡上。根据杨总的安排，该款项支付了股东利息，归还部分借款，剩余1350000元转回了同昭公司。对以上收支，同昭公司财务于2014年9月13日给予列表确认。”拟证明曾学海向其转款的行为系杨秀淮授权的职务行为。经审查，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在证人未到庭接受询问的情况下，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核实。如前所述，曾学海与钟家全具有利害关系，在杨秀淮否认又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单独的书面证言，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曾学海系钟家全指定的收款账户，受钟家全的实际控制，同时，将本应支付给黄玲等人的补助款用于偿还钟家全的借款，从利害关系上看，杨秀淮不具有主动性，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曾学海向钟家全的转款系钟家全的个人行为，而非经杨秀淮授权的职务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由钟家全指定账户收取杨秀淮、杨德芬向黄玲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溢价款，因此黄玲与钟家全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钟家全是否应向黄玲支付一次性补助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曾学海账户系钟家全的指定账户，因此杨秀淮转入的7492211.52元应为股权转让溢价款。按照各方约定，钟家全应将其指定账户收取的股权转让溢价款中的513333.33元作为一次性补助款在2014年6月25日前支付给黄玲。虽然钟家全以曾学海账户的余额不足且未能向案外人王畔才借到款项为由抗辩，但从2014年6月23日协议备注内容的文义上看，各方并未将王畔才的借款约定为一次性补助款的付款条件。同时，曾学海账户余额不足系钟家全在违反约定的情况下将本应支付给黄玲的一次性补助款另作他用所导致，因此其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现付款期限已届满，钟家全应按约支付代收款项513333.33元。钟家全未按约在2014年6月25日前支付款项，故黄玲主张自2014年7月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钟家全将受托收取的部分款项用于偿还同昭公司的债务，同昭公司系实际受益人，故钟家全在向黄玲支付一次性补助款后，在其已支付的范围内可另案向同昭公司主张债权。 综上所述，黄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513333.33元范围内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一审法判决：一、钟家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玲支付513333.33元；二、钟家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玲支付利息（以513333.33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黄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钟家全提交证据：第一组：1.2014年6月12日《股权收购协议》及其附件；2.2014年6月17日《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6月23日补充纪要；3.（2017）川01民终4242号民事判决；4.2014年6月13日—7月7日受让方杨秀淮、杨德芬的转款凭证、同昭公司及其副总经理曾学海出具的收条、曾学海开支杨秀淮转入款7492211.52元转款凭证；5.2014年6月至12月同昭公司工商银行《往来户历史明细表》、2014年9月3日同昭公司出具给杨秀淮的借条、《科目余额明细表—3月》、2014年9月1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的《开支明细表》、2014年9月29日同昭公司出具给钟家全的借条、2014年9月3日的《股东会纪要》；6.2016年12月19日（2016）川0107民初6668、6670、6671号案庭审笔录第10页第5段、2017年7月19日（2017）川0107民初3508号案庭审笔录第10页、11页；拟证明，1.股权受让方杨秀淮、杨德芬应支付股权转让股本金480万、股权转让溢价款12487019.25元、借给同昭公司借款36112980.75元。2.2014年6月13日至7月7日，《股权收购协议》受让人杨秀淮、杨德芬共计转款5340万元，其中支付股权转让股本金480万、直接转入同昭公司的借款40587788.48元、转入同昭公司副总经理曾学海个人账户7492211.52元、杨秀淮替同昭公司归还陈红兵借款52万元。3.2014年9月3日同昭公司向杨秀淮、杨德芬出具的借条共计41107788.45元，其中杨秀淮28775451.91元、杨德芬12332336.54元。4.2014年6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的转让方委托钟家全代为收取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溢价款12487019.25元，并交由甲方内部按持股比例进行分配。5.2014年6月17日受托人钟家全在没有代收到股权溢价款时经委托人同意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并于2014年6月23日委托人补充纪要明确由同昭公司副总经理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处理转委托事务。6.同昭公司接受处理钟家全转委托事务后，并没有将受让方在2014年6月13日—7月7日期间转入的款项按照2014年6月17日《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第8条转委托的指示用途进行开支，更没有支付转让方股权转让溢价款，而是用于归还同昭公司内外借款，系杨秀淮、杨德芬未按约定付款及同昭公司与杨秀淮未明确借款金额造成。7.同昭公司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追加为本案当事人。第二组：1.（2018）川0107民初2347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3360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申1229号民事裁定书；2.（2016）川0107民初5737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960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3.（2016）川0107民初2536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民终5830号民事判决书；4.（2016）川0107民初2533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民终5831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07民初6358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3548号民事判决书；5.（2018）川0107民初857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再44号民事判决书；6.（2017）川0107民初6744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1民终18639号民事判决书、（2019）川民申3399号民事裁定书；7.（2019）川01民终1725号民事判决书；8.（2019）川0107民初299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曾学海收到杨秀淮转入款7492211.52元后用于归还同昭公司欠付周东海利息1206017.61元、文那利息230246.66元、黄玲利息165840元、陈红兵利息163170元、佳兴公司、佳兴学校、忠典律所、钟家全利息共计754399.25元及钟家全借款3266138元、王畔才利息及违约金35.64万元、转回同昭公司135万元。2.2014年9月1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的《开支明细表》上所列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都是同昭公司债务，依法应由同昭公司偿还。3.杨秀淮转给曾学海的款项为同昭公司内部往来款，与股权转让溢价款无关。4.钟家全未收到股权转让溢价款。第三组，1.2014年6月12日《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其《章程》；2.2014年6月24日工商档案股东变更登记资料；拟证明，1.自2014年6月12日起转让方股东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了受让方。杨秀淮、钟家全、杨德芬和陈红兵成为公司新股东成员。总经理由周东海变更为杨秀淮。因未办理工商登记对外不具有对抗力。2.2014年6月24日股东、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后，《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补充纪要依然有效。第四组：1.2014年6月25日、9月3日同昭公司《股东会会议纪要》；2.2014年9月13日同昭公司财务出具的《开支明细表》；3.前述第二组所有生效判决；4.2016年11月16日曾学海的《证明》；5.（2018）川01民终424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1.杨秀淮于2014年6月19日转给曾学海7492211.52元为债权款项非股权溢价款。2.曾学海开支7492211.52元系职务行为。3.钟家全未收到股权溢价款，不应承担本案责任。 杨秀淮、杨德芬质证认为：1.钟家全所提交证据均非二审新证据，且原审已提交；2.对第一组第5份《科目余额明细表—3月》《开支明细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系伪造。2014年12月8日同昭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以《印章使用登记表》对从2014年11月19日起至销毁期间所加盖印章全部签字予以确认，明确《印章使用登记表》之外的用章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钟家全承担，钟家全及陈红兵均签字确认。该登记表中并无此《科目余额明细表—3月》《开支明细表》的用章记录；3.对第四组第4份曾学海《证明》的真实性及陈述有异议，且曾学海与钟家全具有利害关系，《证明》及其陈述均不应采信；4.对其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均与本案无关且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黄玲、文那质证认为，同意杨秀淮、杨德芬的质证意见。 陈红兵质证认为，对钟家全所提交证据三性予以认可，能够证明黄玲委托钟家全代收溢价款后，根据股东会决议已经同意转委托同昭公司，同昭公司安排副总经理曾学海处理相关事务，因曾学海未收到股权转让溢价款且付款条件不成就，不应向黄玲支付。 佳兴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能够达到钟家全的证明目的，能够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 周东海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关于钟家全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之规定，上述证据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且在一审中已经提供，故该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上述证据不能证明钟家全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杨秀淮、杨德芬在二审中提交证据：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工商机关企业登记准予变更通知书；拟证明，2014年6月12日变更申请书实际提交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包括法定代表人、章程、股权变更，在此之前杨秀淮不具有股东身份，不是法定代表人，无权安排曾学海作出相关行为。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民申6591号民事裁定；拟证明，杨秀淮、杨德芬已向钟家全指定曾学海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749万余元。 钟家全质证认为，1.对公司变更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6月24日是工商机关变更处理最终通知的时间。2.对民事裁定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裁定书中未明确749万余元为股权溢价款亦未认定曾学海账户系钟家全指定账户。 文那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无异议。 黄玲质证认为，对两组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 陈红兵质证认为，同意钟家全的质证意见。1.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明确约定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自签字之日起变更。2.该裁定涉及的案件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 佳兴公司质证认为，与钟家全意见一致。佳兴公司起诉杨秀淮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民事起诉状载明的内容已经做了变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周东海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工商机关企业登记准予变更通知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企业登记决定通知书》中载明：“你公司于2014年6月24日向我局提出变更（备案）登记申请……”，能够达到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2.该份裁定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上述证据虽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客观存在，但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与案件基本事实相关，故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黄玲委托钟家全代收股权转让溢价款后是否转委托给了同昭公司，本案应否追加同昭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是钟家全是否委托曾学海代收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钟家全应否向黄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的本息。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黄玲委托钟家全代收股权转让溢价款后是否转委托给了同昭公司，本案应否追加同昭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黄玲等人委托钟家全指定账户收取杨秀淮、杨德芬支付的股权转让溢价款，黄玲与钟家全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钟家全上诉称，受托人钟家全在没有代收到股权溢价款时经委托人同意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并于2014年6月23日在补充纪要中明确由同昭公司副总经理曾学海代表同昭公司处理转委托事务。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条“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之规定，受托人钟家全将委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应取得黄玲等委托人的同意。钟家全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转委托已经取得黄玲同意，钟家全提交的2014年6月17日《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及6月23日补充纪要均无转委托的意思表示，无法证明钟家全的委托收款义务已转委托给同昭公司且取得黄玲等委托人的同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实施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钟家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于受托人钟家全经委托人同意将受托事务转委托给第三人同昭公司的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未追加同昭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 二、关于钟家全是否委托曾学海代收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钟家全应否向黄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本息的问题。（一）关于钟家全是否委托曾学海代收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的问题。本院认为，2014年6月12日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第三条约定：“（二）2014年6月18日，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溢价款12487019.25元到钟家全指定的账户内，再由甲方内部进行分配”。2014年6月17日，同昭公司《第一次股东会决议》约定，一次性补助由钟家全指定账户在2014年7月10日杨秀淮、杨德芬转入转让尾款3400000元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2014年6月19日杨秀淮将7492211.52元转入曾学海账户。2014年6月23日钟家全、周东海、文那、陈红兵、黄玲的代表林锋签订分配一次性补助款的书面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由钟家全指定账户支付的一次性补助款由曾学海账户支付。综上，钟家全委托曾学海代收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具有事实依据。（二）关于钟家全是否已收到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的问题。本院认为，（2017）川01民终3762号民事判决书、（2017）川01民终4245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民申659号民事裁定书均认定，在2014年6月13日至2014年7月7日，杨秀淮、杨德芬已通过数次转账的方式完成了534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其中包括7492211.52元股权转让溢价款，上述事实亦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故，本院认为钟家全已收到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三）关于钟家全应否向黄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本息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本案中，钟家全委托曾学海代收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杨秀淮、杨德芬转入曾学海账户的7492211.52元应为股权转让溢价款。按照协议约定，钟家全应将其收取的股权转让溢价款中的513333.33元作为一次性补助款在2014年6月25日前支付给黄玲。现付款期限已届满，钟家全应按约支付代收款项及资金占用利息。故，本院认为钟家全应向黄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溢价款的本息。 综上所述，钟家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6元，由钟家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良谷 审判员  傅科文 审判员  叶云婧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张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