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12民初4622号原告：邰兆青，女，1989年2月3日生，汉族，住淮安市清江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缪红星，江苏传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淮安市城市害虫防治服务中心，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承德北路81号。法定代表人：赵兴林，职务主任。被告：淮安市清江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南路清宴小区8栋4楼。法定代表人：姜跃，职务局长。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可意，江苏引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邰兆青与被告淮安市城市害虫防治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害虫防治中心）、淮安市清江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4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邰兆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缪红星，被告害虫防治中心法定代表人赵兴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可意均到庭参加诉讼。经合议庭评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邰兆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害虫防治中心支付原告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拖欠的工资33232元；2、判令被告害虫防治中心返还原告支付保险金的借款11000元；3、判令被告害虫防治中心支付原告经济赔偿金34593元；4、被告区住建局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与理由：区住建局系被告害虫防治中心的主管部门，害虫防治中心系区住建局下属单位。原告于2011年12月1日与害虫防治中心建立劳动关系，双方2012年曾签订一份期限为7年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原告被原清河区住建局局长崔士柏安排该局下属的窗口等处工作。2016年11月，因两区合并，区住建局不再借用原告工作，原告找害虫防治中心法定代表人，害虫防治中心称其账上没钱，没钱发工资，也没钱交社会保险费，但当时原告已怀孕，原告坚持要求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协商由害虫防治中心继续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原告可报销为止，害虫防治中心承担5个月单位缴纳部分，原告个人负担部分及其他单位应缴纳部分从原告处借款合计11000元并出具收据、收条缴纳。自2016年11月起，害虫防治中心未安排原告工作，亦未支付原告工资，仅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18年2月。2018年3月，原告到窗口查询，发现害虫防治中心已对原告退工、停保，社保管理系统显示系非本人意愿解除，害虫防治中心提供给社保部门的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系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原告签名签订的。原告认为害虫防治中心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且拒不支付原告诉请款项，害虫防治中心系区住建局下属机构，原告的工资实为区住建局支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害虫防治中心辩称：1、原告与害虫防治中心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自2012年4月以来，只是在害虫防治中心领取工资，并没有为害虫防治中心提供过任何劳动，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形成劳动关系。实际上，原告系“吃空饷”，对此，害虫防治中心保留向纪委举报的权利。害虫防治中心没有提供过任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材料，原告称害虫防治中心伪造原告签名不是事实。2、11000元并非借款，而是原告交给害虫防治中心代缴的社保费用。2016年底，因害虫防治中心运营不善，没有收入，害虫防治中心与原告协商，停发工资。原告称其怀孕，希望害虫防治中心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并陆续转给害虫防治中心合计11000元，转账目的是通过害虫防治中心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目前该笔款项已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剩余部分已经结清并退还原告。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合意，原告要求害虫防治中心返还借款没有依据。3、害虫防治中心不存在拖欠原告工资的行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害虫防治中心无需支付原告工资。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区住建局辩称：原告与区住建局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区住建局并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害虫防治中心成立于1992年10月15日，系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范围为城市害虫防治咨询、服务，其主管部门为被告区住建局。2012年3月，原告邰兆青经原清河区住建局局长崔士柏介绍到被告害虫防治中心工作，害虫防治中心按月向原告发放工资，并自2012年4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原告到害虫防治中心工作时间不长，即被借用到原清河区住建局下属的窗口等处工作。2016年11月，因两区合并，区住建局不再借用原告工作。2016年11月底，因害虫防治中心运营不善，没有收入，害虫防治中心法定代表人赵兴林，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全体人员召开会议，告知他们没有钱发工资了，要停发未在害虫防治中心上班人员的工资，并停缴社会保险费，要他们自谋出路，此后害虫防治中心未安排原告工作，亦未再发放原告工资。2017年1月，因原告怀孕，原告与害虫防治中心协商由害虫防治中心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原告可报销生育津贴，社会保险费用由害虫防治中心负担5个月的社会保险费单位承担部分，其他单位承担部分及原告个人负担部分由原告承担。原告遂于2017年5月11日向害虫防治中心交款5000元，害虫防治中心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邰兆青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用于交邰兆青五险。”2017年8月8日，原告又向害虫防治中心交款5000元，害虫防治中心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款事由为社保费用。2017年9月7日至9月11日，原告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住院，于9月7日21时12分自然分娩一女，入院诊断G2P1孕39+6周待产LOA。2018年1月18日，原告又向害虫防治中心交款1000元，害虫防治中心向原告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款事由为收社保费用。害虫防治中心按照双方约定为原告缴纳了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的社会保险费，自2018年3月起未再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8年7月12日，害虫防治中心与原告就各自负担社会保险费用进行结算，扣除双方协商的由原告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后，将余款退还原告。另查明，2011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案外人淮安市佳一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由。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间，案外人淮安市清河区太阳花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庭审中，原告陈述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1年12月，与害虫防治中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江苏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载明原告于2012年5月9日收到第一笔工资1625元，2012年5月至2013年12月期间每月均有工资进账；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未见摘要为工资的款项，原告标注的款项对方账户为*兆青，2016年6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每月均有工资进账，数额依次为2066.57元、2066.57元、2141.09元、2077.6元、2077.6元、2077.6元，2016年11月14日收到最后一笔工资），被告对上述交易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张工资发放情况应以工资表为准，并提供了害虫防治中心2012年4月份至2016年11月份的工资表（其中，2012年4月工资表载明审批时间为2012年4月16日，原告当月所发工资包括补3月份工资，扣除原告个人负担的社保费用后实发工资3425元，原告在签名栏签字确认；2012年5月份工资表载明审批时间为2012年5月8日，原告实发工资为1625元；2015年12月份至2016年7月份工资表载明上述月份原告应发工资均为2649.52元、实发工资均为2053.32元，2016年8月份工资表载明原告应发工资为2661.78元、实发工资为2141.09元，2016年9月至11月份工资表载明上述月份应发工资均为2661.78元、实发工资均为2077.60元，2016年11月份工资表造表时间为2016年11月11日），原告对上述工资表中与其提供银行明细相一致的部分不持异议，综合双方举证情况及原告社会保险费缴费情况，本院采信被告所举工资表，认定原告入职时间为2012年3月，2015年12月至2016年11月期间原告月均工资为2653.6元。关于原告具体工作情况。原告陈述其是通过崔士柏局长介绍去徐所长那里报到并工作的，白蚁防治所和害虫防治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工作地点在承德路上，开始工作了三个月，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待着，如果要出去打药就出去工作，原告出去打过一次药，后因原告怀孕，不能出去打药，崔士柏与徐所长协调把原告借调到市民服务中心二楼住建局窗口工作，具体负责回答来人的咨询接待工作。住建局在市民服务中心只有一个窗口，还有一个人与原告对班倒，一人上半天，保证窗口有人在岗就行，另半天班原告就得到清河新区管委会四楼402室住建局工作（负责复印文件、递送文件，和朱正艳科长在同一办公室），一直工作到2016年3月份，2016年4月份领导人崔士柏安排原告去清河生态办（漕运西路社管大厦七楼）工作，具体复印文件、递送文件，不用坐班，有事会有一位姓张的主任打电话给原告，一直工作到2016.11月份，后来局里领导人也没有安排原告做其他事。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张素珍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原告于2014年1月自2016年3月工作于区市民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被告对该证明不予认可，认为张素珍未到庭说明情况，不符合证据要求，个人证明不能代表单位的意思。害虫防治中心对原告在其他地方的工作情况不清楚，区住建局回复称：因时间较久，两区合并住建局相关领导、岗位负责人调动等原因，未找到相关知情人士，也未了解到原告相关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等。害虫防治中心申请白蚁防治所工作人员张某、徐花永出庭佐证，张某当庭陈述其认识原告，原告在单位上过班，张某发过工资给原告；徐花永当庭陈述单位账目反映发工资的有原告这个人，但没有在我们单位上过班，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的会议，另陈述其曾旁听过本案庭前证据交换。原告对两名证人的陈述不予认可。庭后张某又提供书面补充说明对其陈述原告在单位上过班的情况予以否认。为查明事实，本院要求害虫防治中心原负责人徐志英来院说明其知悉的本案相关情况，并与徐志英做谈话笔录一份，徐志英陈述其退休前害虫防治中心系原清河区住建局的下属单位，原告是原局领导安排到害虫防治中心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中心时间不长就被局里安排到原市民服务中心（原清河区对面）住建局窗口工作，徐志英通知原告去的窗口，进出都是领导安排的没有正式的调令，工资也是领导人说大概给多少钱一个月，局里没有就原告拨过经费。原告对徐志英陈述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不认可，对徐志英陈述的其他内容予以认可；被告对谈话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不表异议，认可徐志英陈述的害虫防治中心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不认可徐志英陈述的原告系局领导安排到住建局窗口工作的，坚持区住建局提供的情况说明载明意见，认为即使徐志英陈述属实，徐志英于2015年5月退休，也不能证明2015年5月之后发生的事情。综合双方举证、本院庭后核实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本院认为原告陈述与其提供的张素珍出具的证明及徐志英到院陈述，可以证实原告被借用到住建局窗口工作的事实；害虫防治中心否认原告为其提供劳动，但原告入职时担任该中心负责人的徐志英却陈述原告在中心时间不长即被局里借用到住建局窗口，原告系其通知到窗口的，且其申请出庭的证人张某也陈述原告在单位上过班，张某庭后虽提供说明否认该事实，但基于“禁止反言”规则，结合原告及徐志英陈述，故本院对害虫防治中心的陈述不予采信；区住建局提供的情况说明载明内容反映其未核实到原告具体工作情况，但原告在庭审中对其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及相关知情人均作出具体陈述且提供张素珍出具的证明，本院限令区住建局庭后核实，区住建局却仅提供语焉不详的回复；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已就其具体工作情况提供初步证据，被告否认原告所举证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佐证其观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本院对原告陈述的工作情况予以采信。关于2016年11月底停发工资的有关情况。害虫防治中心陈述：因为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没有收入，工资发不下来，2016年11月底单位负责人赵兴林召集包括原告在内的所有员工开会，告知他们没有钱发工资了，要停发未在我们这边上班人员的工资，社保也停交，要他们自己找门路想办法，原告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到2017年1月原告来找赵兴林，说怀孕了，想要社保由单位名义代交，赵兴林称没有钱，所以原告分三次共交11000元社保费用，后来经协商，由单位承担5个月，直到2018年2月份就停了，关于代交社保也没有签订书面协议。害虫防治中心在第二次庭审中陈述当时开会时把单位的情况说了一下，账上没钱了，让大家自行解决，自谋出路就是让他们回家。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陈述其参加了2016年底的上述会议，当时说两区合并比较乱，他们自己都没有工资发了，我们的工资也发布出来，就回家等吧。后来原告又去过几次，而且原告说其怀孕了，不能把原告的社保停掉，不然原告去医院检查不好报销，赵兴林说没钱，协商由原告先垫钱，原告同意垫钱，但要打借条给原告，后来退钱的事情原告也知道，是其婆婆找会计退的。第二次庭审时陈述赵兴林说单位账上没钱了，原告说怀孕了，赵兴林说保险也没钱交，但也没说让原告回家，也没让原告自谋出路，赵兴林没安排原告工作，原告之后也去找过赵兴林几次。结合双方陈述，本院采信害虫防治中心关于2016年11月底开会时陈述的情况，另结合原告2017年9月7日生产时孕39+6周及双方庭审陈述及相关社保缴纳情况，采信害虫防治中心陈述的2017年1月原告发现怀孕后找其协商缴纳社保的有关情况。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有关情况。原告陈述2018年3月害虫防治中心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即到社保部门对其退工、停保，且提供给社保部门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系伪造其签名，主张害虫防治中心于2018年3月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提供其从窗口调取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决定书复印件（该复印件无社保部门印样及窗口工作人员签名字样，载明：邰兆青于2011年12月1日入职从事工作。劳动合同自2011年12月1日起至2018年3月23日止，合同期限为6年……经双方协商一致，害虫防治中心决定自2018年3月23日与邰兆青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尾部有害虫防治中心及邰兆青签名字样），但又自认是窗口人员告诉其劳动关系非本人意愿解除了，被告一直没有明确跟其讲解除关系了。被告对该协议决定书不予认可，其未出具该协议决定书。本院到政务中心就业失业管理窗口核实有关情况，并与办理相关事宜的窗口工作人员作谈话笔录一份，窗口工作人员陈述邰兆青的退工是其经办的，但是办理退工时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现在找不到，从系统看邰兆青系非本人意愿，退工时间是2018年3月22日，系统中看不出来是谁办的退工，也看不出用工时的相关情况，两区合并之前办理用工备案时并未要求必须提供劳动合同，其经办的该笔业务时是按正常材料收取办理的退工。原告对窗口人员陈述内容予以认可，被告对上述谈话笔录形式上的真实性不表异议。本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由于原、被告各持诉、辩称意见，致调解未果。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认定劳动关系是否成立，首先要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再结合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被告害虫防治中心系具有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原告经人介绍到害虫防治中心工作，害虫防治中心予以接收并按月向原告支付工资，原清河区住建局向其借用原告时，其表示同意并通知原告到住建局窗口工作，说明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原告接受害虫防治中心的管理和指挥，双方形成劳动关系。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的认定。被告害虫防治中心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系“吃空饷”，与事实不符，故本院对其抗辩主张不予采信。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应该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案中，原告于2012年3月到被告害虫防治中心工作，后被借用到原清河区住建局下属的窗口等处工作，2016年11月两区合并区住建局未再借用原告。2016年11月底，害虫防治中心因经营困难，发不出工资，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告知原告单位情况，并通知要停发包括原告在内的未在单位工作的人员工资，并停缴社会保险，要原告等人自谋出路，原告遂回家，此后害虫防治中心停发原告工资，原告亦未到害虫防治中心工作，故本院认定因双方建立劳动关系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双方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害虫防治中心于2016年11月底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认定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系害虫防治中心违法行为所致，但害虫防治中心应支付原告5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并额外支付原告一个月工资作为代通知金。害虫防治中心已经支付原告2016年11月份工资，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11月底解除后，原告未再向害虫防治中心提供劳动，现主张害虫防治中心支付其2016年11月至2018年3月工资，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因原告怀孕，双方协商由害虫防治中心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其能报销为止，关于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双方已按约定结算完毕。代缴社会保险期间，双方互不履行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并不存在劳动关系。现原告主张害虫防治中心返还其个人垫付的社会保险费，不属于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受案范围，故本院不予理涉。结合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十二月原告的月均工资数额，故本院认定害虫防治中心应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13268元（2653.6*5）。原告主张害虫防治中心支付经济赔偿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区住建局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主张被告害虫防治中心系区住建局下属机构，原告的工资实为区住建局支付，要求区住建局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区住建局对原告主张不予认可，故本院认为原告该项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经调解不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淮安市城市害虫防治服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邰兆青经济补偿金13268元；二、驳回原告邰兆青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相关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长 刘 强审判员 宋丹丹审判员 刘平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魏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