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4民初513号原告：李某，女，1942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梅（李某之孙女），女，1987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琳，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某1，女，1960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刘某2，男，1963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刘某3，女，1964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成（刘某3舅舅），男，1955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被告：刘某4，女，198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桂荣（刘某4之母），女，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李某诉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赡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琳、刘雪梅，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成，被告刘某4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桂荣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自2018年11月2日之后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800元；2.判令2018年11月2日之后的护工费由四被告均摊；3.2018年11月2日之后的保姆费由四被告均摊；4.2018年11月2日之后的医药费由四被告均摊；5.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保姆费82000元由四被告均摊；6.2017至2019年两年的中介服务费2400元及医疗床费2900元、医药费5165.83元、尿不湿11796.61元由四被告均摊；7.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1958年原告与丈夫刘某5（已于2006年7月3日去世）结婚，婚后共生育四个子女，分别是长女刘某1、长子刘某2、次女刘某3、次子刘某6（已于2003年6月2日去世）。刘某6之女刘某4实际取得了李某和刘某5的财产，经过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认为被告刘某4有赡养原告的义务。原告的赡养问题已经经过法院的审理，但是现在物价增长、原告瘫痪在床费用增加，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刘某1答辩称，1.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合法。北京恒伟旺达商贸中心出具的服务费1200元收据及家政服务合同，只有收据，并未出示相关发票，属于找人私自开具的无效票据，我不认可；2.中介费我不认可，不可能每月付中介费，床位费如果不住院就没有，医药费是每月153元钱，上次的判决书已经处理，这次再次主张无依据；尿不湿应包括在生活费中，老人也有生活来源。刘雪梅未经过我们同意就把老人带走，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不知道老人住哪里，原来我们也一直给生活费，老人生病我们几个也照顾；3.我目前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常靠村委会介绍零活维持最低生活来源，我也已经接近法定退休年龄60岁，不具备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全家只有我儿子一个人上班，孙子、儿媳妇、我都靠他一人养活，我爱人也因为赡养老人这事与我离婚。生活费同意负担，保姆费不同意承担，但我可以照顾原告。综上，原告随意夸大赡养支出，并在此基础上索要巨额赡养费，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刘某2辩称，我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同意各方面均摊，我有能力给付。刘某3辩称，1.保姆费我不同意支付，生活费我同意支付；2.我本身身体不好，原来老人在我这生活，2015年至2016年腊月左右刘雪梅就把老人带走了；3.尿不湿费包括在生活费中，中介费不可能每个月都支付，床位费老人没住院也不产生，如果有证据证明我同意支付该部分费用；护理费不同意支付，不可能同时请保姆和护工两个人；医药费应包括在生活费中。刘某4辩称，1.我是取得了李某和刘某5的部分财产，但也一直在对他们履行赡养义务。刘某5在2001年和2006年两次住院看病，都是我们出的钱，其他子女没有出过钱，此事也多次开庭时证明过（判决书为证），现在也一直对原告履行赡养义务；2.原告有病以来一直在请保姆，保姆费和医药费都是4个人共同承担。在生活费方面，我每月300元，其他子女各400元，共1500元；原告自己每月有老人钱620元、低保钱1040元、股份钱183元，共计1843元；加上4个人给的生活费1500元，共计3343元。如果按他要求，每人每月生活费1500元，4人共计6000元，加上原告自己的1843元，共计7843元。原告根本就不需要每月花费如此多费用；3.我在2014年7月患系统性红斑狼疮，在（2015）昌民初字第18395号民事判决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需长期服药，不能劳累，上班也是力所能及的轻松工作。希望法院能够酌情予以处理；4.生活费愿意承担，保姆费不同意支付；刘雪梅愿意照顾老人，由她自己出这份钱；尿不湿钱不同意支付，政府有补贴；中介费、床位费没住院不存在；医药费已包括在生活费中。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李某系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村民。李某与刘某5（已于2006年7月3日死亡）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有四子女，即长女刘某1、次子刘某2、三女刘某3、四子刘某6（已于2003年6月2日死亡）。刘某4系刘某6之女。刘某2与刘雪梅系父女关系。2011年，李某患脑血栓全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另患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多种疾病。2015年4月初，刘雪梅将李某接走，李某自此跟随孙女刘雪梅一家生活，由刘雪梅雇佣保姆照顾其生活起居。刘雪梅提交《家政服务合同》，载明2017年4月1日刘雪梅与家政工作人员、家政服务中心签订了家政服务合同，刘雪梅雇佣家政工作人员在家照顾、护理李某，服务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每月支付服务费4000元，一次性向家政服务中心交清服务费1200元。刘雪梅还提交了一份《收据》，显示刘雪梅交付服务费1200元，加盖了家政公司的公章。同时，刘雪梅提交了日期为2018年11月27日的收据一张，载明收到刘雪梅交付的“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保姆费用”4000元×14个月，合计56000元，并加盖家政公司公章和发票专用章。2018年8月17日，刘雪梅为李某购买电动护理床1张，刘雪梅为此支付2899元。此外，李某自2017年8月至2019年2月期间共计购买纸尿裤花费8374.36元。李某2017年至2018年12月期间门诊花费医药费共计6536.34元。2019年1月2日，北京市昌平区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李某，基本收入：残联补助每月500元，城乡养老金每月630元，低保钱每月1300元，每年股金钱基本是2000元左右。2019年1月23日，某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李某自2017年8月9日起每月低保及养老发放1645元；自2018年3月6日起每月低保及养老发放1825元；自2018年8月9日起每月低保及养老发放1930元。2019年1月31日，某村委会出具《证明》，载明刘某1自2015年至今在某村委会上班，每月工资800元。另查，2014年5月份，李某曾起诉刘某1、刘某2、刘某3、刘某4四人，要求给付赡养费，经（2014）一中民终字第06765号二审生效判决确定四人每月支付赡养费300元，已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由李某及四被告共同负担。2015年11月，李某再次起诉刘某1等四人，要求给付赡养费、护理费、已发生的医疗费。我院于2015年12月作出（2015）昌民初字第183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1、刘某2、刘某3每月给付李某赡养费四百元、保姆护理费八千元，刘某4每月给付李某三百元、保姆护理费四千元；截至2015年11月30日李某已发生的医疗费由四人分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7日作出（2016）京01民终99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上述一审判决。李某又于2017年1月起诉至法院，要求刘某1等四人支付2016年2月15日至2017年1月31日期间的赡养费、护理费、医疗费、家政服务费等，我院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京0114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1等四人分担了李某相应的保姆护理费、医疗费、家政服务费。上述事实，有医疗费收据、家政服务合同、收据、纸尿裤发票、某村委员会证明、（2017）京0114民初2398号民事判决书、（2014）一中民终字第06765号民事判决书、（2009）昌民初字第10185号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成年子女应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赡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原告与被告刘某1、刘某2、刘某3之间系母子女关系，理应承担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刘某4虽与李某之间不存在直接赡养义务关系，但刘某4取得了原属刘某5和李某的大部分财产，现李某生活不能自理，虽其还有其他子女，但都属于低收入人群，依据现行法律规定、民间公序良俗及尊老敬老优良传统，本院酌情认定刘某4适当分担李某的赡养义务。法院2016年生效民事判决书已经判令四被告每月给付原告相应的赡养费，但因原告需雇佣保姆照顾其日常生活起居，人力资源成本亦有所上涨，故四被告支付赡养费的数额亦应相应的增加，本院结合原告自己的收入亦有所增长及四被告的收入情况、原告的实际花费状况，酌情确定被告刘某1、刘某3自2019年12月起每月支付原告550元赡养费，刘某4支付原告400元赡养费。鉴于被告刘某2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自愿每月支付原告800元赡养费，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对于2018年11月2日至2019年11月期间的赡养费，各方仍按之前法院生效判决的赡养费数额执行为宜。关于原告要求四被告平均分摊2018年11月2日之后的医药费、护工费，虽上述费用尚未发生，但为较少诉累，节省司法资源，因原告还另行主张了2017年至2019年的医药费，且2019年1月1日之前原告并未住院或产生护工费，故本院酌情认定原告自2019年1月1日之后因生病或住院期间花费的医药费、护工费，凭正式票据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负担十五分之四，由刘某4负担五分之一。关于原告要求四被告支付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的保姆费82000元，但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雇佣保姆的合同期限至2018年3月31日，自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花费的保姆费56000元，故本院结合付款收据和合同及原告自己的收入情况，酌情认定该部分花费由原告自己承担24000元，剩余部分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负担8500元，由刘某4负担6500元。关于原告主张2018年3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及2018年11月2日之后的保姆费，因原告并未举证证明雇佣保姆且发生费用，故其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2400元中介服务费，但原告的证据显示服务费为1200元，本院酌情确定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负担320元，刘某4负担240元。关于原告主张购买医疗床费2900元和尿不湿费用11796.61元，鉴于李某自己每月有残联补助、城乡养老金、低保及每年亦有股份分红款，且法院已判决四被告每月支付赡养费，该两项费用完全可以包括在赡养费之内，故本院对此两项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刘某2自愿承担医疗床费和尿不湿费用，其可以自行履行，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关于原告要求四被告均摊2017年至2019年的医药费5165.83元，虽实际花费6500余元，但原告仅主张5165.83元，对此本院不持异议；原告提交的医药费票据截止到2018年12月，故本院结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负担1378元，刘某4负担1031.83元。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某1、刘某3自2019年12月起每月26日前分别给付李某赡养费550元，刘某2、刘某4自2019年12月起每月26日前分别给付李某赡养费800元和400元；二、李某自2019年1月1日以后的医药费、护工费（若有）凭正式票据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分别负担十五分之四，由刘某4负担五分之一；三、刘某1、刘某2、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分别支付李某2017年2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保姆费8500元，刘某4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李某上述期间保姆费6500元；四、刘某1、刘某2、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分别支付李某2017年至2018年12月期间的医药费1378元，刘某4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李某上述期间医药费1031.83元；五、刘某1、刘某2、刘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分别支付李某中介服务费320元，刘某4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李某中介服务费240元；六、驳回李某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85元，由李某负担477元（已交纳）；由刘某1、刘某2、刘某3各负担490元；由刘某4负担438元，均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炜鑫人民陪审员  路新生人民陪审员  汪 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