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1民终70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1，男，汉族，1968年11月8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2，女，汉族，1992年5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源，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男，汉族，1940年12月30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女，汉族，1945年7月11日出生，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池文斌，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某1、吴某2因与被上诉人郑某、郭某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2民初43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某1、吴某2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吴某1、吴某2与郑某、郭某继承并平均分割被继承人郑敏玲遗留的遗产（被继承人的遗产为福州市鼓楼区XXX单元产权的50%份额，四人各继承其中四分之一）；三、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郑某、郭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郑某、郭某与被继承人郑敏玲之间不存在赠与合意，双方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已被一审法院的生效判决所确认，一审认定赠与有误。首先，根据闽（2017）福州市不动产第XXXXXXXX号《不动产权证书》附件记载内容可知，案涉房屋的取得方式为买卖，该权属证书具有公信力，应以其为准。其次，2018年郑某就曾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在一审法院对吴某1、吴某2提起关于案涉房屋的诉讼程序。在该案审理中，郑某不止一次陈述自己将案涉房屋卖给了被继承人郑敏玲。由此可见，郑某、郭某从内心深处早已认定案涉房屋系买卖的事实。同时，一审法院在作出该案判决时认为《房地产买卖契约》应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该案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在人民法院已对案涉房屋取得来源定性为买卖，而该生效判决又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该认定应当具有权威性。本案一审判决径行将《房地产买卖契约》改认为赠予合同，对同一法律行为却作出不同法律认定，有违我国司法的统一性。再次，若如郑某、郭某所述，案涉房屋系赠与被继承人郑敏玲，则双方完全可以直接以赠与形式向房屋权属登记部门办理备案过户手续，无必要舍近求远，多此一举地以买卖方式备案过户。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78号）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故郑某、郭某提出的为了避税才从赠与方式过户转而选择买卖方式过户的观点不能成立。显然，在《房地产买卖契约》订立之初，双方的合同本意就是买卖，而非赠与。最后，一审法院以在合同中郑某与被继承人郑敏玲对不能按期付清购房款的违约责任未予明确为由主观臆断《房地产买卖契约》不符合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惯例，显属适用法律错误。该《房地产买卖契约》为不动产交易与登记管理部门提供给所有登记人的格式合同文本，不存在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不明的问题。且违约责任条款属于合同的一般条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决定违约条款订立与否及如何约定，不能因违约条款不明确而否认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甚至改变合同性质。二、退一步而言，即便二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地产买卖契约》实为赠与合同，则该赠与亦是赠与吴某1与郑敏玲夫妻双方，而非单独赠与郑敏玲一人。虽然在《房地产买卖契约》附件中显示双方共同勾选“单独所有”的选项，但相关选项是基于该《房地产买卖契约》本身，仅是表明出让人与买受人之间就案涉房屋在交易后是否具有共有关系、各自共有比例多少的依据，而非赠与的意思表示，更不能以此推导出赠与被继承人一方。婚内赠与，在赠与人没有明确赠与夫妻一方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三、本案为继承纠纷之诉，而非合同撤销之诉或确认之诉，案涉房屋取得来源的事实已被其他生效判决所认定，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直接依据。郑某、郭某在丧失相关起诉权利的情况下，又当庭向法庭主张赠与，系以此达到否认案涉房屋现有权属证书上登记来源并否定（2018）闽010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的目的，不仅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其行为还有违公序良俗，不应予以支持。四、本案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郑敏玲于婚内购置，应当属于被继承人与吴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遗嘱或遗赠协议，应当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四人等分案涉房屋产权50%部分。 郑某、郭某辩称，一、郑某、郭某把自己购买的房产无偿过户登记给女儿即被继承人郑敏玲个人所有，就是赠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是郑敏玲的个人财产。本案一审判决和（2018）闽010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对郑敏玲没有支付房款的事实认定一致，没有矛盾。1.吴某1、吴某2提交了（2018）闽010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证据，意图证明双方是买卖案涉房屋。但因该案中吴某1、吴某2无法证明被继承人郑敏玲已支付购房款，该判决认为没有支付购房款的原因或是郑某、郭某的赠与，即使表面是房屋买卖，但因郑某、郭某没有要求郑敏玲支付购房款也已转为赠与。在本案一审庭审中，吴某1、吴某2仍没有证明郑敏玲支付了购房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房屋是郑某、郭某赠与女儿郑敏玲个人所有的房产与（2018）闽0102民初778号民事判决书一致，一脉相承。2.2009年房产赠与直系亲属虽然免征个人所得税，但仍有契税3%以及赠与收益额2%的赠与公证费，综合费用比买卖方式高很多。而二手房转让购满5年的免征个人所得税，契税减半为1.5%。以房产30万元评估价计算赠与税费是16730元，而买卖过户的税费是6840元，赠与房产比买卖的税费多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当时房产赠与要强制办理赠与公证和亲属公证，必须在赠与人所在地县公证处办理。被继承人郑敏玲就是县公证处工作人员。因为郑敏玲是在隐瞒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下获得房产赠与，要避开熟人家人知晓，所以不敢办理公证。因此双方都选择了费用较少、简单更保密的买卖方式过户。二、郑某夫妻把自己所有的房产赠与女儿郑敏玲个人单独所有，意思表示明确，与吴某1和郑敏玲是否系婚姻期间无任何关系。《不动产权证书》以及《福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明确该房产从郑某过户登记在郑敏玲个人名下，因为是无偿的，是赠与，依法是郑敏玲的个人房产，与吴某1无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根据本条规定，只要是父母出资购买房产，无偿登记在子女名下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赠与，而不论登记方式。三、吴某1、吴某2所称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不适合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而本案不存在这种情形，吴某1、吴某2对法律适用的理解错误。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依法维持。 吴某1、吴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由原告吴某1、吴某2与被告郑某、郭某继承并分割被继承人郑敏玲遗留的遗产（被继承人的遗产为福州市鼓楼区XXX单元产权的50%份额，四人各继承其中四分之一）；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郑某、郭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郑敏玲与吴某1系夫妻关系，生育有一女吴某2。郑某、郭某与被继承人郑敏玲系父女关系。2016年11月1日，郑敏玲因病死亡。 2009年12月18日，郑某与被继承人郑敏玲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郑某将其名下的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XXX单元的房产出售给郑敏玲，总价款为30万元，郑敏玲于签订契约时向郑某支付定金2万元，待上述房产完纳税费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当日付清余下的全部购房款28万元。同日双方向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交《福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该表中“登记机关询问一栏”中“受让方共有情况”双方选择“单独所有”。 另查，福州市鼓楼区XXX单元房产现登记于郑敏玲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吴某1、吴某2提交了《房地产买卖契约》，意在证明吴某1、被继承人郑敏玲与郑某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但是从该合同的内容上看，在合同中郑某与被继承人郑敏玲对不能按期付清购房款的违约责任未予明确，结合吴某1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吴某1本人或被继承人郑敏玲已按照合同约定向郑某支付过任何定金及购房款的事实，该《房地产买卖契约》的签订不符合一般房屋出让方与受让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惯例。综上所述，该合同虽名为“房地产买卖契约”，而实质上在该合同中被继承人郑敏玲与郑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为房屋买卖，上述合同应被认定为赠与合同，郑某将案涉房屋转让给郑敏玲实际应为赠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根据《福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登记机关询问”一栏，郑某与郑敏玲在房屋转让时对受让方共有情况明确约定为郑敏玲单独所有，故此涉案房产应该认定为系郑某、郭某对被继承人郑敏玲一方的赠与，故本案诉争房产系被继承人郑敏玲一人单独所有。现因郑敏玲过世，未留下遗嘱，诉争房产依法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根据继承法规定，配偶、子女、父母均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故吴某1、吴某2与郑某、郭某对郑敏玲的遗产，即福州市鼓楼区附属间均享有四分之一的产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坐落于福州市鼓楼区XXX单元的房产（权证号：闽2017福州市不动产权第XXXXXXXX号）由原告吴某1、吴某2、被告郑某、郭某各享有四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原告吴某1、吴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表示无异议，据此，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登记在郑敏玲名下，但其来源是郑敏玲父亲郑某过户给郑敏玲。郑某、郭某和郑敏玲之间到底是买卖关系还是赠与关系，应当探究双方行为时的真实意思。虽然郑某和郑敏玲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契约》，但第一，合同双方之间存在父母子女的特殊身份关系；第二，合同约定价款明显偏低（房屋建筑面积106.1ｍ2），且不存在签订阴阳买卖合同情形；第三，未有任何证据体现郑敏玲支付了取得案涉房屋的对价；第四，违约责任系买卖契约格式合同文本上的固有条款，空白待填，但在双方买卖契约中未作任何约定；第五，案涉房屋过户后仍长期由郑某、郭某管理使用，故本案的情形显然不同于正常的房屋买卖，而实践中亲属之间出于少缴税费节省成本的考虑以买卖方式过户无偿赠与的房屋的现象并不鲜见，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郑某及郭某当时将房屋过户给郑敏玲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赠与，而非买卖。（2018）闽0102民初778号系郑某、郭某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吴某1、吴某2，要求撤销《房地产买卖契约》及判决将案涉房屋重新过户回郑某、郭某名下，该案发生法律效力的是判决结果即驳回郑某、郭某的诉讼请求，从判决书表述“该买卖行为若实为赠与行为，……若双方系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来看，也未排除《房地产买卖契约》双方之间实为赠与关系。郑某、郭某的房屋赠与行为虽然发生在郑敏玲和吴某1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过户时只有郑敏玲参与，且郑某、郑敏玲在《福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表》中也共同确认房屋共有情况为“受让方单独所有”，另父母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赠给子女与父母出全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在性质上具有相似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规定可参照适用，故本案的赠与应认定为郑某、郭某对郑敏玲个人的赠与，案涉房屋为郑敏玲个人所有，不是郑敏玲、吴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现郑敏玲死亡，未留下遗嘱，案涉房屋作为郑敏玲的遗产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郑某、郭某、吴某1、吴某2各继承四分之一。另郑某、郭某并未重复起诉，就相同的当事人、相同的诉讼标的提出相同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诉讼请求，吴某1、吴某2提出郑某、郭某的行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依据。综上所述，上诉人吴某1、吴某2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由上诉人吴某1、吴某2各负担34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守霖 审判员  俞贤忠 审判员  杨淑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涂腾香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