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214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经济管理中心退休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葛春兰，女，196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退休员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黎，北京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鸣放与被告葛春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葛春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晓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葛春兰支付10000元辛苦费。事实理由：我与葛春兰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由于被腾退居民与安置单位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产权房安置合同，直接诉讼产权房安置房风险很大。故此，只能通过座谈、信访和相邻关系诉讼，以便掌握有利于我们安置补偿的证据后再主张产权房安置的诉求。葛春兰于2014年9月分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和协议书，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此后，我作为代理人，起诉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又以相同案由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并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且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我的上述行为均针对上述北京市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安置补偿问题。2015年会议记录也载明“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争取产权房补偿”等内容。如前所述，我代表葛春兰等被腾退居民争取拆迁补偿权益，履行了委托事务，包括葛春兰在内的被腾退居民亦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5万元的货币补偿。虽然葛春兰因上班或其他事由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且葛春兰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葛春兰应当参照与会39位居民的支付标准，向我支付1万元辛苦费。葛春兰辩称，我仅仅委托崔鸣放对相邻关系纠纷进行代理，但没有看到崔鸣放在代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我没有委托崔鸣放就该小区的拆迁工作进行代理，也没有在《会议记录》中签字，崔鸣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同意支付1万元的辛苦费。从崔鸣放提交的证据材料可看出，崔鸣放所进行的诉讼、信访等活动都是以崔鸣放本人的名义进行的，并非对该小区52名业主进行的代理活动，诉讼代表人并不等同于诉讼主体。作为诉讼代表人应是在诉讼中出庭应诉、接受谈话以及在听证程序中作为代表人出庭应诉的人员，并且在诉讼文书的后缀处应当附有所有居民的委托文书及其签名，但崔鸣放的文书中并没有体现，因而崔鸣放只是在这几个案件中作为诉讼主体而不能代表本小区52名居民。崔鸣放提交的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与我的情况不同，请求驳回崔鸣放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葛春兰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015年2月7日。葛春兰并未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葛春兰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崔鸣放提交以下证据：1.《授权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权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委托人处有“葛春兰”的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5日；2.落款日期为2014年9月29日的《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一、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二、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三、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委托人处有“葛春兰”的签名字样，代理人处有崔鸣放的签字；3.《委托相邻权及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情况一：2015年10月由崔鸣放和几位居民代表召开小宿舍居民会议，委托崔鸣放代理相邻权案件（遮光官司），崔鸣放引导参会人员在一带有横格的本子上签字，签字的纸上并无任何内容，只是签到，必要时我们要求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原件进行笔迹鉴定；情况二……我方认为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崔鸣放对于本次拆迁补偿的确立起到任何作用或有任何行为；情况三……由于崔鸣放组织部分住户延期不搬，使得提前腾退的30几户住户都没能获得这笔奖励金，他的行为给大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落款日期为2017年12月14日，签字处有“葛春兰”的签名字样；4.《民事起诉状》一份，内容为：原告：葛春兰……代理人：崔鸣放，被告：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案由：相邻关系纠纷，事实及理由：原告住在北京市陶瓷厂南平房宿舍3排10号……具状人处有“葛春兰”的签名字样，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6日。崔鸣放主张依据上述证据以及已查明的事实，其已履行委托事务，葛春兰虽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亦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葛春兰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故葛春兰应当参照与会39位参会居民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1万元。葛春兰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但不认可签署过《授权委托书》、《委托相邻权及情况说明》以及《民事起诉书》，不认可崔鸣放履行了委托事务，认为其取得的安置房及相应的财产利益与崔鸣放实施的行为无关，亦不同意依据其并未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经询，崔鸣放主张其曾代表居民以个人名义向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相邻关系之诉，后撤回该案的起诉。葛春兰不认可崔鸣放以个人名义提起的该次诉讼系履行委托事务，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本院认为，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崔鸣放主张葛春兰通过签署《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民事起诉书》以及《委托相邻权及情况说明》的方式，委托崔鸣放代表自己在上述拆迁腾退过程中开展维权活动，后39位参会人员在居民全体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了委托崔鸣放开展维权活动的费用标准，葛春兰业已获得与39位参会人员同等的拆迁利益，故应当依据会议记录确认的费用标准支付辛苦费1万元。现葛春兰否认签署过《授权委托书》、《民事起诉书》以及《委托相邻权及情况说明》，否认其与崔鸣放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根据此三份书证的具体内容，即使确由葛春兰亲自签署，也仅能反映葛春兰委托崔鸣放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其提起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本案中，崔鸣放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作为葛春兰的诉讼代理人提起了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葛春兰委托其履行其他委托事务以及双方就其他委托事务约定了委托费用标准，故崔鸣放主张葛春兰应依据案外人与其确认的费用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鸣放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崔鸣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宝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何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