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4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学宾，男，1957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迅，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天江，贵州惟胜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安林，男，196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筱，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丹，泰和泰（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州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40号。 法定代表人：王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德超，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伍明媛，女，195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原审第三人：李宗新，男，1966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贵州观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电建集团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后午。 法定代表人：郭玮，该公司执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光辉，男，198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眉，女，1992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坝县，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赵学宾因与被上诉人朱安林、贵州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中元公司）、伍明媛、原审第三人李宗新、中国电建集团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公司）股权登记纠纷一案，前由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1民初1222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赵学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作出（2017）黔民终197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将该案发回重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8）黔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赵学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9日进行了调查询问。上诉人赵学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迅、孙天江、被上诉人朱安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筱、兴中元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原审第三人李宗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波、电建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光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伍明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学宾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256号民事判决，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支持赵学宾的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赵学宾作为兴中元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出资对应的0.1886%股权由现登记股东朱安林代持的事实清楚，一审判决否认该代持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审理的焦点是赵学宾与伍明媛、朱安林之间是否形成了股权代持关系。赵学宾提交的《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人员名单》、兴中元公司工商登记档案、兴中元公司设立之初的筹备组负责人、其他参与人员的证言等，证明赵学宾出资50000元所对应的股权由部门代表伍明媛代持并进行了初始工商登记，且伍明媛名下的股权全部又转至朱安林名下，即赵学宾原由伍明媛代持的股权转由朱安林代持的事实。一审判决在未对前述证据材料进行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否认了赵学宾与朱安林的股权代持关系，其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应予纠正。2.赵学宾虽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可通过名义股东行使相应的权利，一审判决剥夺了赵学宾的上述权利，造成其合法权益受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利润分红权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是股东的两项基本权利，实际出资人虽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实际出资人权益密切相关，故可以通过名义股东间接行使相应的权利。赵学宾的诉讼请求即立足于此，因其股权代持人朱安林不能积极代表赵学宾履职，故赵学宾另行选定李宗新代持股权，赵学宾变更代持人的请求均已得到朱安林、李宗新的认可，兴中元公司应当积极配合实际出资人与登记股东之间办理股权变更的登记，无权拒绝。一审判决认定赵学宾是实际出资人，但对于赵学宾变更代持股权名义股东的诉请予以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并将导致赵学宾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3.赵学宾要求变更股权代持人并非使自身显名成为登记股东，一审判决将两者认定为一致没有依据。赵学宾仅仅请求在现有登记股东间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以确保赵学宾可以通过认可的名义股东代为持有股权并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这一诉求不涉及其他第三方，未改变现登记股东。一审判决参照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登记并援引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认为未得到其他过半数登记股东同意，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应予纠正。 被上诉人朱安林辩称，对于赵学宾提出的解除代持的主张无异议，是因兴中元公司的原因无法办理变更登记。 被上诉人兴中元公司辩称，1.公司成立之初，在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并不存在书面或口头的代持协议，赵学宾在兴中元公司仅为实际出资人而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本案的基础事实不存在，赵学宾请求变更代持关系并予以登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2.要求公司办理变更登记必须符合法定变更事由，本案股东均表示不同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李宗新述称，同意赵学宾的请求，一审判决认为不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不符合本案事实。 原审第三人电建公司述称，与兴中元公司辩称意见一致。 赵学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赵学宾与朱安林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转由李宗新代持；二、判令朱安林与兴中元公司、李宗新共同办理工商股权变更登记，将朱安林代持赵学宾在兴中元公司的0.1886%的股份变更登记至李宗新名下；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朱安林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02年6月27日，贵州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3013名职工共同出资2650万元发起设立兴中元公司，当时工商注册登记股东为38人，兴中元公司根据职工出资金额出具《出资证明书》。赵学宾在兴中元发起设立时为电建二公司习电公司办员工，出资50000元到兴中元公司并获得公司颁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载明：赵学宾，出资额：伍万元，发证日期：2003年元月15日，同时载明：本证只证明出资人出资金额，不作它用。2004年3月31日，兴中元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未分配利润作为增资变更登记，但各登记股东持股比例不发生变化。由于原登记38名股东中随时间推进有个别退休或辞职，原38人登记股东变更为现在25名登记股东，注册资本金4505万元，朱安林、李宗新为现任工商备案登记股东之一，在此变更过程中，伍明媛于2012年1月10日将其名下1.85%的股份全部变更至朱安林名下，但未有直接证明朱安林代持赵学宾0.1886%股份。2016年9月27日，赵学宾向朱安林出具《解除代持通知书》要求与朱安林解除股权代持关系并改由李宗新代为持有，并请求朱安林在2016年10月10日前配合将所有代持的股份变更登记至李宗新名下，朱安林认可持有赵学宾0.1886%股份，并称该股份是由伍明媛转让股份所得，且同意变更该部分股份至李宗新名下，但在原一审调查中，伍明媛并未认可其代持赵学宾股份，也对自己所转给朱安林的1.85%股份中包含赵学宾股份予以否认。同时兴中元公司亦否认其代持关系并不同意变更，因公司方未予配合故至今未办理变更。另查明，赵学宾在出资后，每年均获得兴中元公司分配红利，但并未参与公司实际经营中。 一审法院认为，赵学宾的诉讼请求包含三层含义，即：1、确定赵学宾具有兴中元公司0.1886%股权；2、确定赵学宾股份由朱安林代持；3、赵学宾对该部分股权享有处分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朱安林、李宗新均为兴中元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股东，双方均同意转让或接收股权，无相关诉的利益，法院不应以司法裁判干涉公司合法意思自治部分。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股权的取得应当签署公司章程、认缴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和进行工商登记，故认定股东资格，应当符合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即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形式要件即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外观形式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要件，这种外在形式即为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而确认股东资格的上述要件相关的证据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当分析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基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而产生的争议。在公司外部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应当优先考虑形式要件；而当公司内部之间就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则以实质要件为主。股东是指向公司投资或者基于其他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凭所持份额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本案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因股东人数在法律上的限制，赵学宾在公司成立时，虽出资5万元并由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但并未成为兴中元公司工商备案登记股东，根据当事人所提交证据及相关陈述，应认定赵学宾系兴中元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但依法律规定，实际出资人不能径行向公司主张权利，兴中元公司虽向赵学宾出具了《出资证明书》，但仅是对于赵学宾出资份额的确认，并不能确证其具有相应的股东资格。因主张变更持有股权的股东只能由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行使，该股东须为显名股东，赵学宾的股东身份并没有在工商机关登记备案，也没有记载于公司内部的名册中，故赵学宾作为内部实际出资人要求法院变更其代持人的诉请，实际上是要求法院确认其股权，与成为显名股东的意义是一致的，其要求解除与朱安林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并转由李宗新代持于法无据。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赵学宾要求解除代持关系，并将股份变更于李宗新名下的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赵学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赵学宾负担。 二审期间，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另查明以下事实： 一、赵学宾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兴中元公司官网“公司简介”记载：贵州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最初由贵州电建二公司（简称二公司）38人代表3021名职工（含离退休人员）100%自然人出资2650万元组建，经过多年配股及继承、转让、赠与等变更，目前股东人数为2984人，工商登记股东代表为25人，注册资本金为4505万元。 二、赵学宾向一审法院提交于2002年5月22日形成的《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人员名单（总人数3013人，总金额2650万元）》，其中股东代表“伍明媛”代表入股金额49万元，代表人数33人，代表部门包括“习电公司办、各项目部劳资及总部劳资社保部”，赵学宾的出资5万元即登记于伍明媛出资项下。兴中元公司以该名单系打印件，且无相关人员签字为由否定名单的真实性。二审审理过程中，兴中元公司并以另一案件即原告梁松涛诉被告兴中元公司、第三人陆宪胜等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一案中证人张某的证言作为佐证依据，拟证明赵学宾提交的名单不真实。张某证言表明：“我之前在公司管理档案，见到过代持承诺书，代持人代持哪些股东都有记载，被告公司肯定是有代持情况的记载。当时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就是股东代表，我确定是有38名股东是有代持股份的情况”、“都有签字的，股东名下都有花名册，不是陈某出示的名册，是另外一套”、“那一套承诺书与现在法庭这本不同，但是陈某提供的版本的真实性我不否认，我看到的是保持在公司有人签字的版本”、“我移交工作时有移交这份材料”。根据上述证言，本院责成兴中元公司提交其留存的人员名单，兴中元公司表示无法提交。同时，本院要求电建公司核实赵学宾提交的名单中载明的人员是否是电建公司当时的员工，电建公司当庭表示不清楚，并表示庭后核实，但未将核实结果告知本院。 三、兴中元公司登记股东共经过五次变更，登记股东由最初38人变更为现在的25人。根据兴中元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公司章程显示，伍明媛为该公司发起人之一，其在该公司出资金额为49万元，持股比例为1.85%。2004年3月31日，兴中元公司形成《关于贵州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形成如下决议：（1）公司注册资本由2650万元增加到4505万元。（2）增资部分1855万元，由贵州兴中元投资有限公司以前年度的未分配利润（税后），按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出应享有的权益转增资本。据此，兴中元公司注册资本从2650万元增加到4505万元，伍明媛的出资金额变更为83.3万元，持股比例不变。2012年1月，兴中元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伍明媛将占公司注册资本1.85%共83.3万元的出资转让给朱安林。兴中元公司已修改公司章程并将朱安林变更登记为公司股东，出资金额83.3万元，持股比例1.85%。朱安林陈述从伍明媛处受让的股权无需支付转让价款，其中的股权份额包含了赵学宾的出资。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赵学宾的出资份额是否登记在朱安林名下；二、赵学宾解除代持关系及变更股权登记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赵学宾的出资份额是否登记在朱安林名下的问题。赵学宾主张，一审判决在认定赵学宾为兴中元公司实际出资人的基础上，未能正确认定赵学宾实际出资所对应的名义持股人是谁，属于事实不清，赵学宾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出资最初由伍明媛持有，现由朱安林持有的事实。根据赵学宾的陈述，2002年，贵州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3013名职工共同出资2650万元发起设立兴中元公司，由于受相关法律关于公司股东人数规定的限制，无法将所有出资人登记为公司股东，兴中元公司决定以部门为单位，各部门或几个部门选择一名代表作为登记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赵学宾的出资登记在伍明媛名下。兴中元公司辩称，赵学宾虽有出资，但其并非兴中元公司股东，仅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公司设立时并未如赵学宾所称以部门负责人作为股权代持人的规定和做法，出资人与登记股东之间亦未签订代持股协议，赵学宾主张其出资最初是由伍明媛代持，现又由朱安林代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兴中元公司在其官网中“公司简介”一栏的自我介绍，兴中元公司最初由贵州电建二公司三千多名职工共同出资2650万元组建，初始工商登记股东代表为38人，后经历次变更最终登记股东代表为25人。因此，兴中元公司的登记股东实质为三千多名实际出资人的股东代表，赵学宾的出资登记于何人名下，并非基于双方就代持股达成合意或双方之间签订代持股协议，而是基于兴中元公司的整体安排。兴中元公司向赵学宾出具的《出资证明书》虽载明“本证只证明出资人出资金额，不作它用”，但并未对赵学宾作为实际出资人的其他权利予以限制。综合以上证据，赵学宾主张其不能成为兴中元公司登记股东的原因在于股东人数限制的理由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其次，对于实际出资人与登记股东之间出资份额的权属应当据实予以认定。兴中元公司不能仅仅依据赵学宾不是公司登记股东就否认赵学宾系公司实际出资人并享有兴中元公司出资份额的事实。一审中，赵学宾提交了《兴中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人员名单》、兴中元公司设立之初的筹备组负责人陈某及参与筹备人员商某的证言，兴中元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等证据，证明赵学宾出资所对应的份额登记在当时的部门代表伍明媛名下，兴中元公司虽否认名单的真实性，但根据兴中元公司关于出资事实的自认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推定兴中元公司应当持有其设立时的出资人名单。经本院释明后，兴中元公司表示其不能提交该名单。本院认为，赵学宾提交的名单人员信息详细具体，出资总额与最初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信息相一致，且证人陈某、商某作为兴中元公司设立之初的筹备组负责人和成员，均就名单的来源作出了合理说明。兴中元公司应当持有名单而拒不提交，电建公司作为三千多名出资人的主管单位，对赵学宾提交的名单上人员是否是该公司员工亦不作正面回应。综合上述证据，赵学宾所主张的其出资最初登记于伍明媛名下的事实具有合理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最后，朱安林在一二审庭审中均陈述其登记股权来源于受让伍明媛持有的股权，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系受兴中元公司的安排，无需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兴中元公司对此亦未否认。因此，可以认定赵学宾原登记于伍明媛名下的出资份额经此变更已登记于朱安林名下。赵学宾的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赵学宾并未提出确认其出资份额登记于朱安林名下的诉讼请求，故本院不在判项中予以明确。 关于赵学宾解除代持关系及变更股权登记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前已述及，赵学宾的出资份额相继登记于伍明媛、朱安林名下，并非基于赵学宾与伍明媛、朱安林之间达成的代持协议，而是兴中元公司的整体安排，无论是实际投资人赵学宾还是登记股东伍明媛、朱安林，对此都是明知并同意的，双方并非因合意而形成的代持关系，不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现赵学宾依据委托合同中委托人可以任意解除合同的规定请求解除其与朱安林的代持关系，并变更股权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从兴中元公司登记股东的历次变更情况来看，其五次变更均经过股东会讨论决定，赵学宾的出资份额最初由伍明媛代持到其后变更为朱安林代持均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并非实际出资人与代持人自行决定。最后，赵学宾作为实际出资人，其享有的出资人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该保护并非全方位或无限制的，在实际出资人未能依法成为显名股东时，其权利的行使不能等同于公司显名股东甚至超越显名股东。赵学宾请求变更股权代持人必然涉及到公司股权架构的变化，对此变化公司股东均需要遵守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的既定规则，赵学宾作为实际出资人亦不能例外。综上，赵学宾主张解除其与朱安林之间的代持关系并请求变更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学宾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此予以采信并在说理部分予以明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法律适用虽有不当，但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上诉人赵学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雷 苑 审判员 贾鸿雁 审判员 杨 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肖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