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8民初7895号原告：勇杰，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骏，北京市炜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慧，北京市炜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苏州慈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干将东路800号第六层A10室。法定代表人：周佳园。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洪，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318国道1885号。法定代表人：周佳园。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洪，江苏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勇杰与被告苏州慈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蕴文化公司）、第三人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云蚕丝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于2019年9月29日、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勇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骏、周敏慧、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的共同法定代表人周佳园、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勇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决被告支付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保底金额508222.22元。事实和理由：一、原告与被告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的事实情况，原告原为苏州日报社工作人员，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周佳园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初一直邀请原告去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工作。原告同意后，双方于2018年2月28日在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三年聘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总薪酬不低于税前人民币80万元，如果没有达到该条件，甲方负责补齐剩余部分，此条款和业务绩效是否完成无关。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为业务拓展需要，拟在苏州市区家新公司(即被告)。2018年3月初，原告被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派到苏州市区负责被告成立及运营事宜。因被告关联公司混同用工，原告担心之前与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承诺的利益无法兑现，同时《补充协议》中对于解除劳动合同情况下保底金额的支付未作明确约定，原被告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另行以被告名义签署了新的《补充协议》，补充约定“甲方如在合同期内与乙方解除合同，补齐乙方剩余总保底金额”考虑到原告实际入职时间为2018年3月1日，被告与原告倒签了《劳动合同书》，对原告的实际入职时间予以追认。2019年4月4日，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出了辞退通知，解除了原告的劳动合同，被告也随即关停工作场所，导致原告无法工作，被告以实际行为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因此，原告于5月份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支付拖欠工资17758.62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5000元、剩余总保底金额62万元，并由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仲裁委以实务中不允许劳动者同时告两家用人单位为由，不予立案，要求原告将这一个案件按签约主体拆分成两个案件分别仲裁。原告无奈，只得向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分别申请仲裁。原告与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的违法解除案件经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审理后，裁决支持了原告要求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17758.62元、违法解除赔偿金45000元及剩余保底工资94019.16元。原告与被告的违法解除案件经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审理，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下以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所有请求。原告认为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没有任何无效事由，完全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仲裁委的裁决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三年聘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总薪酬不低于税前人民币80万(捌拾万元整)，如果没有达到该条件，甲方负责补足剩余部分，此条款和业务绩效是否完成无关。甲方如在合同期内和乙方解除合同，补齐乙方剩余总保底金额”。因此，原告扣除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裁决支持的款项及已支付的工资总额(197758.62+94019.16，共计291777.78元)，被告仍应支付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保底金额508222.22元。二、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真实有效，被告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剩余保底金额。1、补充协议加盖了被告公章，合法有效。根据《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补充协议》加盖有被告备案的公章且原告也签字确认，应当认定该补充协议已依法成立并生效。2、补充协议不存在任何法定无效情形。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根本不存在以上法定的合同无效情形，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补充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3、是否有法定代表人签字，不影响补充协议的合法效力。根据《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约定“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按照双方意思自治原则，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立即生效，而无需法定代表人签字认可，且《补充协议》中也未体现“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字样。根据商业习惯，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并非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因此，是否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根本不影响补充协议的合法效力。4、原告3月1日入职，待公司公章办妥后盖章并确认其入职时间为3月1日，并不是协议无效的理由。《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即使合同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只要合同相对方履行了主要义务，合同即为成立。《合同法》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条文肯定了倒签合同的法律效力。因此，现行法律并未否定倒签合同的效力。被告与原告倒签的协议实际为双方对于原告实际入职日期、协议签订事项的追认，并不影响协议的效力。5、被告如主张协议无效，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认为协议无效，但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应当由被告就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6、如被告主张公章造假，原告可接受鉴定，原告认为在公章为真且原告认可协议为倒签的前提下，签订时间的鉴定无任何实际意义，鉴定结果并不能影响协议效力，仅是被告为了拖延案件结案时间，恶意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并未依据《合同法》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裁决，错误的认定原被告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驳回原告所有仲裁请求的裁决，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被告应当支付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保底金额508222.22元。因此，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原则，充分考虑本案对员工工作、生活的不利影响，支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告慈蕴文化公司辩称：1、原告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制作了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即补充协议，并偷盖了公章，本案系虚假诉讼，请求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原告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系混同用工，若是混同用工的话，对于相关责任，应当由一家公司承担或者两家公司连带承担，不存在两公司分别承担的情形，原告与第三人已经存在劳动纠纷，并且提起仲裁且已经生效，原告就同一事实和理由再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3、原告在诉状中自述为受第三人委派到被告处，也证实了原告是受第三人管理，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的仅仅是第三人；4、正因为原被告之间所谓的劳动合同即补充协议，系原告利用职务之便伪造的，被告并不知情，故该份劳动合同即补充协议，也并未实际履行。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述称，同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的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原告勇杰经人介绍进入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工作，后被慈云蚕丝公司委派至被告慈蕴文化公司。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被告慈蕴文化公司为原告勇杰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4月4日，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向勇杰发出通知一份，载明“勇杰：我公司与你于2018年3月1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你于2019年3月5日起至今日，没有来公司上班，本公司决定将你辞退。即日起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接到本辞退通知书五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续，不得以公司名义开展任何业务活动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你本人承担”。原告勇杰以慈蕴文化公司、慈云蚕丝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之后勇杰撤回慈蕴文化公司。慈云蚕丝公司向劳动仲裁委提出管辖异议，故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将案件移送至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9年8月5日，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裁令慈云蚕丝公司支付工资17758.62元、赔偿金45000元、剩余保底工资94019.16元，对于勇杰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裁决之后，双方均未起诉至法院，慈云蚕丝公司也按照仲裁裁决书的金额进行了履行。勇杰又以慈蕴文化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1、要求慈蕴文化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4月4日期间拖欠的工资17758.62元，庭审时勇杰当庭变更仲裁请求，要求慈蕴文化公司支付2019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拖欠的工资45000元；2、要求慈蕴文化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45000元；3、要求慈蕴文化公司支付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保底金额620000元。2019年8月28日，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对勇杰的所有请求不予支持。勇杰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本院。二、关于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2018年2月28日，原告勇杰与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曾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担任管理岗位（工种）工作。该份劳动合同，慈云蚕丝公司加盖了公司公章，同时法定代表人周佳园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2018年2月28日，原告勇杰与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还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甲方（企业）：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乙方（员工）：勇杰。身份证：。甲方因工作需要，经与乙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聘任乙方担任管理岗位，聘期为叁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2、三年聘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总薪酬不低于税前人民币80万元（捌拾万元整），如果没有达到该条件，甲方负责补齐剩余部分，此条款和业务绩效是否完成无关。3、乙方平时绩效薪资12000元／月，年底按照净利润总额（扣除所有费用）分成，5-8％净利润按照20％分成、10-15％按照30％分成、20％以上按照50％分成。如乙方在三年内的基本工资+绩效薪资+分成超过第二条款，第二条款不成立。如三年内基本工资＋绩效薪资＋分成未超过第二条款金额，由甲方按照第二条款补齐剩余部分金额。4、个人所得税自理，由公司代扣代缴。5、因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应由甲乙双方进行协商处理；协商无效的，甲乙双方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或甲方所在地的劳动仲裁机构。6、附则；(1）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双方各持一份。(2）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3）以上协议为《劳动合同书》的补充条款，与《劳动合同书具有同等效力”。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对于该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没有异议。原告勇杰还提供了原告勇杰与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各一份。劳动合同约定“本合同生效日期2018年3月1日，终止日期2021年2月28日，担任管理岗位工作，工资不低于8000元，手写内容：备注：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周工作天数为5天”，该份劳动合同落款处有勇杰的签名，被告公司的公章，但没有书写日期和法定代表人签名。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企业）：苏州慈云蚕丝制品有限公司；乙方（员工）：勇杰。身份证：。甲方因工作需要，经与乙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聘任乙方担任管理岗位，聘期为叁年，自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备注：2018年2月底乙方已在筹备组建苏州慈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此补充协议的起始时间为真实的工作时间，月薪资和年保底薪酬的计算时间以补充协议的起始时间为准。2、工作每满一年：保底支付一次人民币27万元(贰拾柒万元整)，三年聘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的总薪酬不低于税前人民币80万元(捌拾万元整)，如果没有达到该条件，甲方负责补足剩余部分，此条款和业务绩效是否完成无关。甲方如在合同期内和乙方解除合同，补齐乙方剩余总保底金额。”该份补充协议仅有勇杰的签名、被告公司的公章，但没有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和落款时间。被告慈蕴文化公司表示，对于该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都是无效的。原告勇杰表示，该份劳动合同中的手写内容包括备注都是原告本人书写。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勇杰当庭提供了另一份勇杰与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该份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本合同生效日期2018年4月1日，终止日期2021年4月30日。担任管理工作岗位，工资不低于8000元，手写内容：备注：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每周工作天数为5天”。该份劳动合同落款处有勇杰签名，还有当时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君奇签名，没有落款时间。三、审理中，原告勇杰陈述，自己是与被告慈云蚕丝公司有劳动关系，之所以以第三人慈云蚕丝公司为被申请人在吴江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是因为我签署两份劳动合同，存在混淆用工，我在起诉状中称我由慈蕴公司委派到慈蕴公司是属实的。关于我和被告、第三人的关系：我是先到慈云公司，后来委派到慈蕴公司，因为我的社保要缴纳在苏州市区，加上蚕丝公司做新媒体拓展，蚕丝公司就将款项投入慈蕴公司。慈蕴公司就是蚕丝公司的一家公司，慈蕴公司是我去了以后才成立的。之所以社会保险由慈蕴文化公司缴纳而不是由慈云蚕丝公司缴纳，是因为我原来社保是在姑苏区缴纳，所以我提出要在姑苏区缴纳。我与慈云蚕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早于我与慈蕴文化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我和慈蕴文化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上的公章是代账会计蒋英盖章，补充协议上的公章是周佳园盖的。都是当着我的面盖的。传播公司合同其实有两份。现提交另外一份传播公司的合同，其中法定代表人处徐君奇签字的这一份实际在前，具体日期忘记了，大概是在4月份签的，但是日期写的5月1日，是为了缴纳社保。另外一份是因为法人代表人变更后，蒋英让我重新签署的，因为不想涉及徐君奇的名字。蒋英说后面的合同从3月1日，按我们的理解是一家，从入职开始计算。尽管与慈蕴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有两份，但是补充协议只有一份。这份慈蕴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是单独签署的，不是跟这两份劳动合同一起签的，补充协议是2018年5、6月份是在慈蕴文化公司的我的办公室签的，当时只有我和周佳园，补充协议中的公章是周佳园盖的，之所以当时没有让周佳园在补充协议上签名是因为苏州的办公室只是一个茶桌，没有办公的地方，手上也没有笔，协议也是我当时急着给周佳园看，因为补充协议和蚕丝的差不多，至于她有没有看清楚，我就不知道了。关于慈蕴文化公司的公章一直在蒋英处保管，2019年2月底3月初，周佳园的父亲周惠新和蚕丝公司办公室主任以及公司的副总徐总跟我沟通，让我离开公司，商量赔偿的事情。这时候，周佳园和蒋英有意见不合，我从来没有保管过文化公司的公章。慈蕴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是我提供的，慈云蚕丝公司的补充协议也是我提供的。周佳园表示，徐君奇签名的这份劳动合同中的公章应该是真的，但是该份合同我方没有见过，所以不清楚。即使该份合同是真实的，也只是为了帮原告缴纳社保，不具有其他证明效力。慈蕴文化公司补充协议上的公章不是我盖的，我没有签署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如果我在场，我会先签字再盖章，而且自从文化公司公章下来，我都没有碰，蒋英说文化公司公章下来的时候一开始在原告勇杰处保管，后来是蒋英保管，但是蒋英是具体什么时候接管我不清楚，一直在2019年3月份我因为和蒋英要公章和营业执照，她说不在她那边，在原告勇杰处。四、审理中，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佳园表示，慈云蚕丝公司是1992年成立，名称变动过，法定代表人2018年由沈福珍变更到我，这个变更是在原告来工作前变的。慈云蚕丝公司股东也变动过，原告大股东是沈福珍，现在大股东是我，还有一个股东周惠新。沈福珍是我的母亲，周惠新是我的父亲，是在沈福珍2017年去世后变更的。文化传播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29日，原法定代表人是徐君奇，他是我妈妈的干儿子，没有血缘关系，股东也变动过，原来是徐君奇和我，后来变更为蒋英和我。蒋英是徐君奇老婆。徐君奇在两家公司都没有担任职务，之前只是挂名股东。蒋英在两家公司都没有担任职务，但是她是慈蕴文化公司的代账会计，她的股东也是挂名的。实际上慈蕴文化公司都是我的。经查，2017年12月26日，慈云蚕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沈福珍变更为周佳园，股东由沈福珍、周佳园变更为周佳园、周惠新。2018年6月15日，被告慈蕴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徐君奇变更为周佳园，股东由徐君奇、周佳园变更为周佳园、蒋英。五、审理中，被告慈蕴文化公司提供了：1、吴江区公安局震泽派出所两份询问笔录（周佳园和勇杰），当时是周佳园报警的。证明2019年3月中下旬，我跟蒋英要过营业执照和公章，蒋英说这些材料在勇杰处保管，我跟蒋英说我没有授权你把公司相关资料移交给任何人，蒋英跟我解释说，现在是需要经济普查和年报的处理，所以才将这些给原告的。我在2019年5月28日收到仲裁材料，看到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上面有加盖公章，我就在6月3日报警，才有了这两份笔录。我需要证明公章有段时间是失管的。报警之后我在蒋英处拿到了公章。2、微信聊天记录（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4月9日，4月9日之后就没有了），证明在2019年3月5日的聊天记录中，因为原告与周佳园就劳动合同有无约定工作地点发生争议时，周佳园将原告与蚕丝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在微信上发给原告时，原告对该份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并没有提出异议，原告也没有向周佳园提出过其与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也即2019年3月5日的时候，原告与文化公司的合同及协议是不存在的。在2019年3月25日的聊天记录中周佳园明确要求原告将公章及营业执照交还，原告也并未否认营业执照及公章由其掌握的事实。在当时没有案件的前提下，我认为聊天记录还是能真实反映情况的。在2019年2月24日、3月5日、3月6日的几条微信中，被告也是有意向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下，一直跟我商讨的是第一年工作的保底薪资，没有谈过剩余两年的保底工资，也没有出现过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当中的条款。3月2日、3月5日、3月6日至3月25日，我一直跟原告商讨去向问题，我个人也提出过几个方案，其中包括去园区的电商部门及蚕丝公司从事工作。原告不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原告有一个月未到公司上班，所以我于4月4日发出了蚕丝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吴江仲裁已经赔偿支付了。我周佳园是慈云蚕丝公司法人代表，虽然是2018年才成为的，但是我在公司已经工作12年了，公司所有的大小事情都是我负责的，包括人事方面。我父亲及其他几位的意见不代表我的意见，从微信记录中可以反映出来，我从年前开始到3月份都是在跟原告商讨工作方向的问题。从未回避工作的交流问题而且我也是主动约过原告，没有得到回复。3、聊天记录（周佳园与蒋英，2019年3月25日），证明周佳园问蒋英要公章及营业执照的时候，蒋英说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告处。原告勇杰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如下：1、真实性无异议，所记载的相关内容，与原告庭审陈述的内容也基本一致。该证据不能作为原告私刻公章、私盖公章的证据，况且公安机关询问后，也未作出立案处理。其不能作为推翻争议协议效力的有效证据。关于协议时间形成的具体时间，前几次庭审原告未到庭，第一次代理人在仲裁时以协议记载时间作为答复签订时间，后经仲裁庭审要求，当庭电话与原告核实形成时间，因具体形成时间原告方也无法准确记住，故其在前后陈述时存在一些差异，但原告本人认为他已认可该补充协议的签订时间属于倒签追认实际入职时间的情况，时间上的差异并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具体是4月还是5月也不影响该协议的法律效力。最终协议签订的时间以原告方本次陈述的时间为准。2、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法定代表人在发微信前，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爸爸及其他几人在2月底来办公室搬迁的时候就提出让我离职，并商谈赔偿事情，我当时谈的就是80万元，剩余的部分给我，被告法定代表人父亲不同意。当时周佳园说去出差，我想跟她聊，但是她拒绝了。后来周佳园发了几条微信给我，我个人认为是法律顾问参与了，我都没有回复。后来周佳园爸爸在3月20日左右再次跟我沟通赔偿事情，双方又没有谈成。3、公章确实不在我这里。是因为周佳园和蒋英有分歧。真实性不认可。六、审理中，本院要求原被告、第三人通知蒋英到庭参加诉讼，原被告、第三人均表示无法通知蒋英到庭。上述事实，由仲裁裁决书、仲裁申请书、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社保个人参保情况证明、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姑苏区劳动仲裁委庭审笔录、吴江区劳动仲裁委庭审笔录、微信聊天截屏、公章备案证明、发票、吴江区公安局震泽派出所两份询问笔录（周佳园和勇杰）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关于被告慈蕴文化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原告勇杰剩余保底工资508222.22元。本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所作陈述，作以下分析认定：1、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中的勇杰与慈云蚕丝公司一案中，勇杰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剩余保底工资。2、根据现有证据以及原告勇杰和周佳园的陈述，不论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如何，勇杰是为周佳园这个老板工作，这是双方均无法否认的事实，原告在诉状中也自认是由慈云蚕丝公司委派到慈蕴文化公司，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公司混同用工。3、勇杰在与慈云蚕丝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周佳园均签名确认，但是在之后与慈蕴文化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却均没有周佳园的签名，甚至在勇杰与慈蕴文化公司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中还有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徐君奇的签名。4、慈云蚕丝公司的补充协议与慈蕴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两份补充协议均是勇杰提供，在两份补充协议内容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慈蕴文化公司的补充协议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不符合常理。5、勇杰关于为何周佳园盖章了，却没有她本人签名的解释，不符合常理，特别是在勇杰明知两份协议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理应让周佳园签名确认。6、2019年3月，当双方就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发生争议时，周佳园将慈云蚕丝公司的劳动合同通过微信发给勇杰，按常理，勇杰应该将其与慈蕴文化公司的劳动合同也通过发给周佳园，但勇杰却没有。7、勇杰实际服务时间仅为一年多一点，但却要求支付三年的保底工资，也不符合付出与收入相对等的原则和公平原则。综上，对于原告勇杰要求被告慈蕴文化公司支付剩余保底薪酬508222.22元，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勇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勇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判员 肖 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廖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