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246号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住所地安徽省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年陡创业园。经营者：陶海宾，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成，北京济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1号。法定代表人：杨尤阿满，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杨尤阿满，台湾地区公民，女，1939年5月11日出生，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总经理。被告：杨奕国，台湾地区公民，男，1967年9月25日出生，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以下简称相框厂）与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婚纱摄影公司）、被告杨尤阿满、被告杨奕国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相框厂向法院起诉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婚纱摄影公司应诉，故本案应由法院主管。关于管辖权，本案被告杨尤阿满、杨奕国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商事纠纷案件。鉴于定作合同双方对管辖权没有约定，被告婚纱摄影公司住所地和合同履行地均在北京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以及第二十三条，再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第一条（二）项规定，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本院依法组成由法官高晶担任审判长，法官崔智瑜、冀东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后合议庭变更为人民陪审员张桂荣、邓国良，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相框厂经营者陶海宾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成，婚纱摄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尤阿满、被告杨奕国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放弃庭审抗辩权利，不影响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进行裁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相框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1．婚纱摄影公司给付相框厂货款2061364元；2．杨尤阿满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杨奕国对上述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5月，婚纱摄影公司就其后期产品的出片、制作、配送及相关服务与相框厂签订了后期产品制作协议。双方约定：相框厂按婚纱摄影公司指定款式的产品，按质按时按量完成制作，在婚纱摄影公司传片之日起10天内回件到婚纱摄影公司，加急件5天回，相框厂制作完成的产品，必须质检合格、按婚纱摄影公司要求包装，贴好标签，按时无损送货到婚纱摄影公司处。相框厂在每月5日前整理好上一月的所有账单，提供给婚纱摄影公司对账，婚纱摄影公司及时对账，并在次月25日前结清对好的款项。如不能按上述要求结清款项，相框厂有权停止回件。为了保证回款，双方特别约定：婚纱摄影公司实际经营人杨奕国为婚纱摄影公司担保。截至2018年11月12日，婚纱摄影公司共计收到相框厂为其加工制作价值2061364元的各类婚纱照片、相册、相框等。但其至今分文未付。经多次催要未果，故相框厂特提起诉讼。婚纱摄影公司辩称，1．对第1项诉讼请求不认可。双方之间有定作合同关系，但是相应的欠款数额没有与婚纱摄影公司的财务人员对账，为相框厂单方制作并统计，故对具体数额不认可。双方合作从2018年5月到10月，每月5日由相框厂提供对账单，与婚纱摄影公司的财务对账，确认账款，婚纱摄影公司于次月25日打款，对此双方合同有明确约定，而相框厂提供的证据表明双方不是按照合同上述约定履行的。本案涉及货款的签收单等证据均存在相框厂手中，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表明为什么双方没有按照原约定履行合同，没有尽到举证义务，不利后果应由相框厂承担。另外，如果7月婚纱摄影公司没有付款给相框厂，8、9、10月双方就不会继续合作了。2．对第2项诉讼请求不认可。有限责任公司是独立法人，独立担责，法定代表人杨尤阿满不能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对第3项诉讼请求不认可，从事实和法律上均没有依据。杨尤阿满书面答辩称，1．对相框厂起诉的欠款数额不认可。林杰仅是婚纱摄影公司丰台分公司的负责人，亦未取得公司授权，无权对账款核对、签字。2．对第2项诉讼请求不认可。公司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杨尤阿满作为婚纱摄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3．相框厂提交的涉案协议尾页手写部分为虚假伪造。杨奕国书面答辩称，1．相框厂提交的涉案协议尾页手写部分为虚假伪造，该部分为相框厂自行添加，杨奕国从未承诺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婚纱摄影公司提供的涉案协议没有该手写部分。2．林杰仅是婚纱摄影公司丰台分公司的负责人，亦未取得公司授权，无权对账款核对、签字。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相框厂提交的证据1《后期产品制作协议》，婚纱摄影公司不认可该份协议尾页第五条之后手写内容的真实性，认为该部分系相框厂自行添加和伪造，其他内容认可，故本院对该份协议的其他内容予以认定，对手写部分不予认定；2．相框厂提交的证据2账单（7月－10月），婚纱摄影公司不认可真实性，认为还应以其他具体单据予以佐证，且林杰没有权利对债务进行签字确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有婚纱摄影公司工作人员林杰签字确认，婚纱摄影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3．相框厂提交的证据3林杰证人证言，婚纱摄影公司虽不认可真实性，但因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4．相框厂提交的关于林杰授权的微信记录和账户流水，因婚纱摄影公司认可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5．婚纱摄影公司提交的《后期产品制作协议》，相框厂不认可真实性，认为最后一页的签字为复印件，鉴于相框厂没有相应证据证明其提出的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26日，相框厂与婚纱摄影公司签订了《后期产品制作协议》，约定相框厂承接婚纱摄影公司所有后期产品的出片、制作、送件及相关服务。其中协议第五条货款结算约定，根据双方协商的各产品价格及其它费用，按照约定的时间，婚纱摄影公司及时付款给相框厂：1．相框厂在每月5日前整理好上一月的所有账单，提供给婚纱摄影公司财务对账，婚纱摄影公司及时对账，并在次月25日前结清对好的款项；2．如不能按上述要求结清款项，相框厂有权停止回件。双方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并签名。就上述协议，双方当事人提交了两个版本，相框厂提交的版本上除上述内容外，在第五条之后还有以下手写内容：“甲方（婚纱摄影公司）实际经营人杨奕国，保证甲方按时付款，否则由实际经营人杨奕国负责偿还。”婚纱摄影公司提交的版本上没有上述手写内容。相框厂陈述称，手写内容为当时其自己的工作人员手写上去的，只写了一份，婚纱摄影公司那份合同协议上没写。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自2018年5月开始合作，直至同年10月。相框厂认可婚纱摄影公司付了2018年7月之前的款项。就2018年7月、8月、9月、10月的款项，相框厂提交了各月所有账单明细，内容包括发货单号、发货日期、发货金额、待收金额、经手人等。其中：1．7月账单发货金额合计581757．02元，待收金额合计580461．02元，该份账单最后，由林杰于2018年8月10日经与婚纱摄影公司的取件部门核对后，手写有“以上2018年7月份客户成品委托康森工艺进行制作，总费用581757．02元，已回件入库至施华洛婚纱库房”的内容。2．8月账单发货金额合计888783元，待收金额合计888783元，该份账单最后，由林杰于2018年9月12日经与婚纱摄影公司的取件部门核对后，手写有“2018年8月份客户成品委托康森工艺进行生产，总费用888783元，已回件入库至施华洛婚纱库房”的内容。3．9月账单发货金额合计214676元和272380元，待收金额合计214676元和272380元，该份账单最后，由林杰于2018年10月8日经与婚纱摄影公司的取件部门核对后，手写有“以上2018年9月份汇总合计客户成品委托康森工艺进行生产，总费用487056元，已回件入库至施华洛婚纱库房”的内容。4．10月账单发货金额合计79836元和23932元，待收金额合计79836元和23932元，该份账单最后，由林杰于2018年11月12日经与婚纱摄影公司的取件部门核对后，手写有“2018年10月份客户成品委托康森工艺进行生产制作，总费用103768元，已回件入库至施华洛婚纱库房”的内容。以上林杰确认的总费用共计2061364．02元。关于林杰的身份，双方均认可林杰系婚纱摄影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与相框厂之间、与客户之间的具体业务和产品对接。林杰于2018年4月至9月底期间在婚纱摄影公司任职；9月底离职时，公司当时已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鉴于还有相框厂来送货和客户来取件，林杰称在婚纱摄影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尤阿满和实际控制人杨奕国授权其处理公司善后的情况下，其仍然为公司在相框厂提交的账单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另查明，婚纱摄影公司为一人公司，现股东杨尤阿满持有100％股权。再查明，杨奕国曾向相框厂的经营者陶海宾的银行账户中支付过以下共计30万元款项：1．2018年9月21日支付共计15万元；2．2018年9月22日支付5万元；3．2018年9月25日支付10万元。相框厂认可上述款项系婚纱摄影公司偿还的7月份欠款。本院认为，被告杨尤阿满、杨奕国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属于涉台民事纠纷案件。关于法律适用中的准据法适用，本案当事人虽对此未作约定，但被告婚纱摄影公司的住所地在北京市，且定作合同的履行地亦在北京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本案应适用大陆法律作为处理本案纠纷的准据法。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中的程序法律适用，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之规定，本案的程序法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以及该法其他有关规定。双方签订的定作合同即《后期产品制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未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至于双方提交了不同的合同版本，本院认为，相框厂自认其提交的协议中手写部分是自己的工作人员书写上去的，且仅其手里留存的协议上有手写部分，对方婚纱摄影公司留存的协议上当时没有写此内容，鉴于此，本院不能认定手写部分内容为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合同约定内容以婚纱摄影公司提交的协议为准。关于婚纱摄影公司是否欠付定作费以及欠付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既然婚纱摄影公司认可双方合作是从2018年5月至10月，且2018年7月至10月其给客户的产品中有相框厂为客户加工制作的产品，那么其就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其已经付清了7月至10月的定作费用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其并未提交此方面的任何证据，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定其欠付相框厂上述期间的定作费用。婚纱摄影公司关于如果不结清7月的定作费，8月至10月双方不可能继续合作的辩解，没有证据证明，不足采信。至于欠付金额，相框厂提供的上述四个月的账单明细，均有发货单号、发货日期等，产生的定作费用有婚纱摄影公司的林杰在与公司取件部门核对后签字确认，在婚纱摄影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账单上确认的欠付金额在扣除相框厂认可已支付的7月份部分款项30万元后的金额予以认定。婚纱摄影公司提出《后期产品制作协议》第五条约定，相框厂制作的账单应与婚纱摄影公司的财务进行对账，而不应与负责业务的林杰去确认，杨尤阿满和杨奕国亦提出林杰无权对账单金额进行核对和签字等抗辩意见，本院认为，首先，与婚纱摄影公司的哪个部门对账，并不能改变婚纱摄影公司尚欠相框厂定作费用的事实。其次，即便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对账流程，但是鉴于相框厂的定作工作属于后期产品制作，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和滞后性，并不是婚纱摄影公司一旦停止接客户的单，相框厂就能立即停止产品制作工作。按照林杰的证言，后期公司已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法定代表人又不在办公地点出现，对此婚纱摄影公司亦表示认可。在此情形下，上述四个月间仍不断有相框厂制作的产品出货和客户来取件，这时由负责公司业务对接，尤其是对公司之前所接业务较为熟悉的林杰去核对、确认账单合乎常理，更何况林杰称其有婚纱摄影公司给其处理公司善后的授权。再次，在相框厂基本完成了举证责任后，如果婚纱摄影公司认为相框厂的账目有问题，完全可以提交自己公司的账目作为证据推翻现有欠付金额，但其并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本院对婚纱摄影公司和杨尤阿满、杨奕国提出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杨尤阿满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作为特定类型的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在设立与运行方面有其特殊规则，上述法律条款就规定了一人公司股东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举证责任。本案中，杨尤阿满并未就此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相框厂基于此提出的相应诉请，本院予以支持。婚纱摄影公司以及杨尤阿满抗辩称，公司是独立法人，应独立担责，杨尤阿满不能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杨奕国的保证责任。如前所述，涉案协议上涉及杨奕国保证责任的手写部分，本院不能认定为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故相框厂依据该部分内容要求杨奕国对婚纱摄影公司的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杨奕国书面答辩中关于其从未承诺承担任何担保责任的意见，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相框厂的部分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欠付的定作费1761364元；二、被告杨尤阿满对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对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291元，由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负担2639元（已交纳）；由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被告杨尤阿满负担20652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马鞍山示范园区康森工艺相框厂、被告北京苏菲施华洛婚纱摄影有限公司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杨尤阿满、被告杨奕国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高 晶人民陪审员  张桂荣人民陪审员  邓国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 助理  段金涛书 记 员  郝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