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7民初2887号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9007民初2887号原告：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法定代表人：李建雄，该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大亨，海南华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寿，该村委会书记。被告：符玉坤，女，1960年3月15日出生，海南省东方市人，居民，现住海南省东方市。公民身份证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渡明，海南邦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树友，男，198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海南省东方市人，企业职工，现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公民身份证号码×××。被告：张树再，男，198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海南省东方市人，自由职业，现住海南省东方市。公民身份证号码：×××。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雄，海南邦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不磨村委会）与被告符玉坤、张树友、张树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不磨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泽寿、卢大亨，被告符玉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渡明，被告张树友、张树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雄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不磨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2005年5月26日向余祚满、李建成、李学辉、黄其松转包“宝园”地块所产生的增值费348250元。事实和理由：2001年5月15日，原告与张上孔（已故，系被告符玉坤的丈夫，被告张树友、张树再的父亲）签订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原告将属于村集体所有的300亩“宝园”地块发包给张上孔，四至范围为东至白牛岭脚分叉沟，西至第四生产队园分界，南至张祖坟，北至志现岭，合同期限41年，承包期限内张上孔免交头三年的承包金管理费。自第四年起即2004年起张上孔每年每亩向原告支付15元承包金管理费。2010年5月30日，原告与张上孔就其承包的“经济场”和“宝园”土地承包中存在“三过”问题签订了《海南省集体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感城镇政府在合同上签章确认。该合同重新确定原承包土地承包面积为802.22亩，承包期限30年（2010年5月30日-2040年5月30日），承包租金为每年每亩50元，合计年承包金为40111元，每年5月30日支付。2011年7月28日，原告与张上孔在《海南省集体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进一步确定了承包土地面积为850亩（包含宝园地块），又重新约定承包期按1993年5月1日签订合同约定的40年不变，承包金仍为每年每亩50元，合计年承包金为42500元，每年5月1日支付，逾期一年不上缴，原告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土地。在承包期间土地如发生土地流转的，张上孔应当将增值部分的50%分配给原告。(2016)琼97民终69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案外人陈某提出执行异议，原告才知道张上孔于2005年5月26日就分别与余祚满、李建成、李学辉、黄其松签订《转包协议》，约定张上孔将其承包的300亩“宝园”地块土地转包给上述四人，每人支付200000元的转包费，转包期限为23年（2005-2028年）。然而，张上孔没有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给原告支付增值费，违反了合同约定。因2013年4月16日张上孔去世后，涉案土地由被告继续使用，因此，被告应当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向原告支付增值费348250元，计算方式为[800000元-（300亩×15元/亩×23年）]×50%=348250元。被告符玉坤辩称，第一，4份《转包协议》的标的物系300亩芒果园7000株芒果树的经营权，并非转包土地。2005年5月26日，张上孔经原告同意，将300亩芒果树分别转包给李建成等四人经营。从《转包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张上孔实质上是转让承包地上的7000株芒果树财产所有权。按照当年芒果树转让市场价值，每株芒果树价值150元至200元。7000株芒果树总价值105万元至140万元左右。本案涉诉《转包协议》约定土地租金每亩每年20元，增值5元。该5元土地增值费，双方协议约定上缴给感城镇政府，不归张上孔所有。因此，原告以涉案4份《转包协议》主张土地增值费，缺乏事实根据。第二,原告以2011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新约为据，追溯张上孔2001年旧合同经营行为，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2001年5月15日张上孔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涉案300亩荒地，约定2004年起每年每亩缴交土地承包金15元。该合同没有约定向发包方缴交土地流转增值费。2011年7月28日，张上孔被指控犯贪污罪羁押在儋州看守所，原告村主任李建雄单方制定并打印涉案《补充协议》，到儋州看守所让张上孔签名。《补充协议》在土地承包面积等条款均作实质性变更，并增设土地增值费50%的新约定。该《补充协议》只能约定新约成立后双方的履约行为，原告以2011年的新约追溯张上孔2005年的经营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张上孔转包涉案300亩芒果园的时间系2005年5月26日，原告盖章批准应视为原告知道张上孔的转包芒果园经营行为，并非（2016）琼97民终694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才知道《转包协议》。退一步说，即使原告诉讼主张事实成立，也已超过诉讼时效11年，其起诉依法予以驳回。被告张树友、张树再辩称：一、原告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且其主张没有合同根据。原告在张上孔2005年转包时已加盖公章确认了转包的事实与合法性，应视为原告自此时已明知自己有权主张增值费，直到2019年才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二、张上孔于2001年5月15日与原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未约定张上孔应从转包取得的收入中上交给原告任何数额的增值费。三、原告以2010年合同和2011年的合同为据主张支付增值费用不应得到支持，结合2010年《土地承包合同书》第8条第1项“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约定及2011年合同系以2010年合同为基础而作出的补充约定的事实，张上孔只有在这两份合同生效之后转包给他人的才应支付增值部分，不应溯及既往至2005年张上孔转包之时。四、张上孔去世后没有遗产，被告没有继续使用承包地，该增值费属于张上孔的债务，被告无义务清偿。五、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增值费性质实际上是属于不当得利的返还，应当以被告实际取得的收益为限。本案的合同是2005年签订的，合同第4条约定承包方自2006年起每年缴纳每亩20元的租金。终审判决生效后，宝园地块已经执行归原告使用，张上孔和被告实际取得的收益只有11年（2006-2017），即使认定被告应当返还增值费，也仅有33000元（300亩×11年×20元×50%）。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原告提交的证据，1.（2015）东民二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书、（2016）琼97民终694号民事判决书，三性予以确认，证明原告与东方经济综合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基于1993年5月1日签订的《承包土地种植合同书》以及2010年5月30日原告与张上孔签订的《海南省集体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包含了涉案的宝园地块，现由被告继续使用，《海南省集体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已被生效判决解除；2.《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2001年5月15日原告将300亩“宝园”地块发包给张上孔；3.《转包协议》4份，证明张上孔于2005年5月26日分别于余祚满、李建成、李学辉、黄其松签订《转包协议》，将宝园果园近7000株的芒果及荒山、空地转包给上述4人，每人75亩，转包费用每人200000元，合计800000元。二、被告提交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一致。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1年5月15日，原告与张上孔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原告将宝园地块发包给张上孔搞种养业；承包面积300亩，四至范围为：东至白牛岭脚分叉沟，西至第四生产队园分界，南至张祖坟，北至志现岭；承包期限41年，即从2001年5月15日至2041年5月15日止；承包期限内免交头三年的承包费，自2004年起按15元/亩/年上缴承包金；经原告同意，张上孔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转包、转让；该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005年5月26日，张上孔分别与余祚满、李建成、李学辉、黄其松签订《转包协议》，约定：张上孔现拥有宝园果园近7000株的芒果及荒山、空地共300多亩，其四至范围为东至白牛岭脚水坝分叉沟，西至第四生产队园分界，南至张祖坟、符美伍、符玉芳新开荒芒果地分界，北至志现岭脚曾朝付、曾孙其新开荒芒果地分界；张上孔将该芒果园转承包给余祚满等四人23年（2005年至2028年），每人承包的面积均为75亩；经原发包方（原告）同意，每人缴纳200000元的承包金，四人应于签订协议之日起缴齐承包金共计800000元；转承包期间，余祚满等四人有权处置、改种承包地面上的农作物，与张上孔无关，所有一切收入与果园财产归余祚满等四人所有；土地管理费20元/亩/年，余祚满等四人自2006年起每年上缴村委会一次，自合同期满，其中5元上缴镇政府；张上孔在余祚满等四人承包期间无权转让与终止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面上的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及投资赔偿款归余祚满等四人，张上孔无权干涉；该协议以2001年5月15日张上孔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为依据。2011年7月28日，原告与案外人东方经济综合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将不磨经济场和宝园坡地发包给东方经济综合公司，总承包面积为896亩，扣除水沟等46亩，实际上缴地租面积为850亩；土地承包金每年每亩50元上缴原告；承包期限从1993年5月1日至2033年5月1日；承包期内东方经济综合有限公司可以联营或转包，转包增值部分，原告可得50%。另查明，2016年8月12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琼97民终694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张上孔去世后由被告继承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判决解除原告与张上孔于2010年5月30日签订的《海南省集体林地其他方式承包合同》及2011年7月2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一、原告向被告主张土地增值费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费，该主张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结合前后两份合同来看：首先，张上孔与余祚满等四人于2005年5月26日签订的《转包协议》，该协议约定的标的物是宝园果园近7000株芒果及荒山、空地，且在该《转包协议》中又对土地管理费进行了单独的约定，约定20元/亩/年，虽然增值了5元，但增值的5元约定上缴给镇政府；其次，2001年5月15日张上孔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管理费为15元/亩/年。可看出两份合同的土地管理费均约定由张上孔或余诈满等4人向原告缴纳，张上孔并未从中收取任何的土地管理费，也就是张上孔并未从土地经营权流转中获得任何的收益。7000株芒果树是张上孔在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之后种植的，而不是原告土地中原先固有，故张上孔收取余祚满等4人的承包款实质是7000株芒果的经营管理权而并非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增值费。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因张上孔转包宝园地块所产生的增值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辩称《转包协议》是经过原告的同意并盖章批准，但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张上孔作为原告不磨村村委会主任，有可能利用职权在《转包协议》中加盖村委会公章并加以隐瞒，故被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原告对《转包协议》知晓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原告于2005年就知道该协议的存在。相反，原告在（2016）琼97民终694号案件中，因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将涉案土地进行转包，导致其诉求的土地流转增值费被驳回。因此，原告认为其知晓张上孔的转包行为系从案外人陈某提出执行异议后的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而案外人陈某提出执行异议的期间为2018年1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应当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原告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2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东方市感城镇不磨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运平人民陪审员 符家收人民陪审员 文校萍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许云依附：适用本案的法律条文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承包方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第十条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民法总则施行后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