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46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麻园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02915490773K。负责人:龙洋，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鑫，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力铭，贵州锐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培燕，女，汉族，1966年2月20日出生，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查杰，贵州锐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以下简称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翟培燕保险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9日作出（2018）黔0502民初6158号民事判决，翟培燕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12月9日作出（2018）黔05民终4551号民事裁定，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判决撤销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二、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认可其向上诉人投保是当时买车时由汽车销售商代为购买、办理，此举符合“委托合同”的特征，即被上诉人在买车时委托汽车销售商一并办理购买保险等事宜，同时，被上诉人也称“免责条款上的字是汽车销售商的人签的”，那么作为委托人的上诉人，应当承担受托人汽车销售商办理委托事务所产生的后果，即汽车销售商工作人员对保险单、保险条款等免责事项的签名确认，应视为对被上诉人的告知、提示，而一审法院仅凭“原告不认可是自己的签名”就草率认定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另外，一审法院提到上诉人提交的综合商业险及交强险保险条款系复印件，但从证据的效力上来看，复印件并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结合其他事实及证据能相互印证的，同样可作为证据采信，前面提到，被上诉人称免责条款上的签名是汽车销售商工作人员的签名，结合该事实，免责条款当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同时，上诉人主张的是免责条款上的签名是被上诉人所签，提供了相应证据，被上诉人主张该证据上的签名不是其所签，那么就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相应证据佐证，或由被上诉人提出鉴定申请，而不是由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了证据（商业险免责条款）证明的上诉人申请鉴定。二、被上诉人所主张的60万元诉讼请求，即其赔偿给伤亡人员的费用标准未区分城镇/农村居民赔偿标准，一审法院以“城镇标准”支持被上诉人诉请，于法无据，且其他数据亦不合理、不合法。原告所主张的60万元诉请，是依照原告提供的其与朱启亮等人签订的《交通事故调节协议》而主张，但是该协议名为“调节”协议，并非赔偿协议，协议中的第一条所载明的内容为“伤葬费、死亡补偿、金精神抚慰金、车理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而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伤葬费、死亡补偿、金精神抚慰金、车理费”，而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即便认为是该类费用，但是其所依据的标准是如何计算得出？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反而是一审法院自己为被上诉人主张赔偿标准，自己认为“原告应获得赔偿项目及标准如下：……”，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的同时又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为被上诉人计算“赔偿清单”。其中对于死亡赔偿金，一审法院以“本案于2018年8月6日立案，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数据”，但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以“立案时间”为准，均是以伤亡人员的居住地即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区分赔偿标准，而死者朱寅龙的身份信息显示其为农村居民，被上诉人又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朱寅龙居住在城镇及经济来源于城镇，在此基础上，《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明传》也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应当区分农村/城镇居民标准，因此一审法院不以法律为准绳以城镇居民赔偿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显属偏袒被上诉人；对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同样应当以农村居民标准进行计算，且被上诉人与朱启亮等人签订的协议中载明的是“被抚养人生活费”，而非被扶养人生活费，抚养是指长辈对晚辈的抚育，一般是指对未成年人的抚育，表明协议中只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作出明确，但一审法院却将朱寅龙的父母作为被扶养人一并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实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总而言之，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计算标准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牵强地为被上诉人“拼凑”赔偿金额，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作出错误判决，以达到偏袒被上诉人的诉求目的，其判决应予撤销。三、一审法院未考虑上诉人享有的追偿权，实属剥夺上诉人合法权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具有三层含义，一是驾驶人醉酒驾驶时保险公司只需垫付抢救费用，二是保险公司垫付相关费用后，有权向醉酒驾驶之致害人追偿，三是既然醉驾情形保险公司只需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表明醉驾情形的最终赔偿义务人是致害人，而非保险公司。但一审法院没有适用该条法规规定，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又不载明上诉人的追偿权利，并且在上诉人享有追偿权被上诉人又已经进行赔偿的情况下，上诉人就不应再进行赔偿，否则上诉人行使追偿权只是无畏增加诉累。四、一审法院对本案同一交通事故认定相互矛盾。一审法院与其本院的另一份判决（同事不同案）认定相矛盾。本案涉及的另一交通事故，经一审法院审理作出（2018）黔0502民初61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杨海醉酒后驾驶原告翟培燕所有的贵Ｆ×××××号机动车，已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属于法律明确规定保险人免赔的事项，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而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的（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却与前述判决向矛盾，认为醉酒驾驶保险公司应当赔偿，虽然我国非判例法系国家，且两份判决均上诉暂未生效，但另一案判决认定观点在前，本案判决在后，那么本案却作出与先前判决相矛盾的认定（包括本案发回重审之前一审法院对本案审理认定的观点也与本次判决矛盾），显然，本案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五、一审法院以当事人起诉金额作为本案交强险赔偿比例分配，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是被上诉人起诉金额是否合理、合法，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加以佐证，一审法院也未依法认定；二是被上诉人诉请金额及另案当事人李亮诉请金额经依法认定后，若被上诉人依法可获得的金额远低于李亮诉请金额，那么李亮可获得交强险赔偿比例就应大于被上诉人，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占75%比例；其次，以当事人起诉金额认定交强险所占比例，那么被上诉人若主张赔偿金额为李亮主张金额之十倍，岂非就以被上诉人占90%、另案李亮只占10%比例分配？显然，一审法院对交强险比例分配标准显失公正。六、一审法院的判决助长酒后驾驶等违法驾驶行为。众所周知，酒后驾驶特别是醉酒驾驶对社会公众安全存在巨大威胁，这是法律法规明文禁止之行为，且现今我国已将醉驾入刑，醉驾属犯罪行为。然，一审法院的判决会给违法人员造成“反正有保险公司买单”的心理，助长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因此，望贵院也重视本案社会效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望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其错误判决，依法改判。二审中，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补充上诉理由：一审法院受理的涉案交通事故中伤者李亮诉杨海、翟培燕以及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作出（2018）黔0502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案判决由我司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所投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赔付伤者李亮122000元。翟培燕二审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予以驳回。关于朱寅龙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问题，2018年4月我市法院未区分农村城市标准，我方向朱寅龙家属进行赔偿已经全部终结，本案双方系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以赔偿终结的60万元向上诉人主张赔付责任于法有据；被上诉人已向法庭补交朱寅龙购有货车从事道路运输业务，属于城镇标准赔付范围，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一审判决已明确清楚观点予以阐述。原审原告翟培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支付原告600,000.00元，在机动车损失保险限额内支付原告8,240.00元修理费;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4月20日1时10分许，杨海醉酒驾驶原告翟培燕所有的贵Ｆ×××××号车由七星关区碧阳湖方向沿滨河西路往兰乔圣菲小区方向行驶，行驶至滨河西路“天空一号”ＫＴＶ门前路段时车头碰撞未从人行横道上横过道路的行人朱寅龙和李亮，造成行人朱寅龙当场死亡，李亮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杨海驾车逃逸。毕节市七星关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第52240112018000011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海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朱寅龙和李亮二人共同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该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分析：杨海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行驶中未确保安全驾驶，遇行人横过道路时未能减速让行，且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行人朱寅龙、李亮二人在横过道路时未从人行横道上横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原告翟培燕所有的贵Ｆ×××××号车在被告处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分别为122000.00元、153800.00元、153800.00元、500000.00元）以及不计免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限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12月28日，机动车损失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期限为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2月28日。事故发生后，原告翟培燕与朱寅龙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由原告对朱寅龙家属赔偿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车辆修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600000.00元；原告维修贵Ｆ×××××号车产生修理费8240.00元。后原告向被告索赔未果，遂以前述诉请诉至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8月2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此次交通事故中的伤者李亮诉杨海、翟培燕以及本案被告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98263.86元)，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8）黔0502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判决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李亮122000元、杨海赔付李亮27162.71元，该判决在上诉期间，尚未生效。死者朱寅龙发生交通事故时父亲朱启亮63岁，母亲郝世珍64岁，其父母共生育包括朱寅龙在内的四个子女；朱寅龙长子朱健鑫17岁，长女朱栎垚1岁。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保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均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向被告交纳了赔偿限额为122000.00元的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53800.00元的“机动车损失险”及赔偿限额为500000.00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费，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保险期内事故发生后，被告以该车发生事故时杨海醉驾，属公司保险条款中的免赔范围为由拒绝理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被告提交的综合商业险及交强险保险条款系其单方制作，且提供的签收单系复印件，原告不予认可上面的签字，被告不能确定签字是否系原告所签，但也不申请鉴定，经一审法院责令后，被告提交装订在《传统商业保险单》中的签收单，被告表示是复印后再由原告签字，经一审法院审查，其提交的此签收单仍为复印件，签收单上需由投保人手写的“本人确认收到条款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声明书》，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内容均未让原告手写，而是预先由其他人填好复印，结合原告所举《交通事故调解协议书》及《订车合同》和《风险代理协议》中原告的签名，明显与此签收单复印件上的签名不一致，且此签收单上的签名字迹潦草，也无日期，无鉴定必要，其举证不能证明其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告知或提示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本次交通事故杨海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朱寅龙和李亮二人共同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一审法院酌情认定杨海承担80%的责任，朱寅龙和原告承担20%的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赔偿支付给朱寅龙家属损失600000.00元的诉讼请求，因本次交通事故一死一伤，故本案交强险限额按伤者李亮和原告起诉金额所占比例分配，李亮起诉金额为198263.86元，原告起诉涉及交强险金额为600000.00元，原告应享有交强险限额的75%【600000.00元÷（600000.00元＋198263.86元）】，即被告应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91500.00元（122000.00元×75%）。本案于2018年8月6日立案，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数据，原告应获得的赔偿项目及标准如下：1、死亡赔偿金505472.00元，计算为505472.00元（31592元／年×20年×80%），2、丧葬费26511.60元，计算为26511.60元（66279.00元／年÷2×80%）。3、被扶养人生活费278559.2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死者朱寅龙需扶养的人及扶养年限为：其父亲朱启亮63岁，扶养年限为17年；母亲郝世珍64岁，扶养年限为16年；长子朱健鑫17岁，扶养年限为1年；长女朱栎垚1岁，扶养年限为17年。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20788.00元计算，原告主张的本案被扶养人生活费，第1年4个人计算为31182.00元【（20788.00元／年×1年÷4×2）＋（20788.00元／年×1年÷2×2）】，已超出20788.00元，故应按一个人计算为20788.00元；后15年按3个人计算，每年为20788.00元【（20788.00元／年×1年÷4×2）＋（20788.00元／年×1年÷2）】，没有超出20788.00元，按实际年限计算为311820.00元（20788.00元×15）；最后一年计算人数为二人，计算为15591.00元【（20788.00元／年×1年÷4）＋（20788.00元／年×1年÷2）】。以上三个年限段共计为348199.00元，被告应承担赔偿80%，计算为278559.20元。4、精神抚慰金20000.00元，朱寅龙死亡，给其近亲属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交通事的责任比例等实际情况，酌情支持被告赔偿200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以上1到4项合计830542.80元，扣除交强险限额本案应享受的91500.00元，根据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原告应承担赔偿死者朱寅龙的金额为591234.24元（830542.80元-91500.00元×80%），已经超过50万元限额，故被告应在50万元限额内予以赔偿，因伤者李亮也诉请第三者责任险，故分摊原则同交强险比例原则，被告在本案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中应赔偿原告的金额为37.5万元（50万元×75%）；对原告修理费824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在交强险12.2万元限额内赔偿原告支付给涉案死者家属的各项损失人民币91500.00元。二、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险保险50万元限额内赔付原告翟培燕支付给涉案死者家属各项损失人民币37.5万元。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损失险保险153800.00元限额内赔付原告翟培燕维修贵Ｆ×××××号车产生的修理费人民币8240.00元。四、驳回原告翟培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41.00元，由原告翟培燕负担1087.00元，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负担3854.00元。二审中，翟培燕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一、朱寅龙驾驶证信息及渝Ｂ×××××号重型货车交通违法罚款信息，以证明朱寅龙系渝Ｂ×××××号重型货车的实际车主，其将该车挂靠在重庆欣程物流有限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朱寅龙的死亡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计算。二、贵州邦朋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企业基本信息、股东发起人信息，以证明朱寅龙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前与另一名伤者李亮成立有公司，朱寅龙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标准计算。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质证对三性均不认可，认为第一组证据系复印件，而且没有朱寅龙的从业资格证佐证，单凭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应适用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第二份证据加盖的印章看不清楚，且公司注册时间是在涉案交通事故之前2天，不能证明朱寅龙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时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同时也不符合贵院明传关于城镇居民认定的标准。经审查，翟培燕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渝Ｂ×××××号重型货车交通违法罚款信息体现该车的所有人为重庆欣程物流有限公司，故达不到翟培燕关于朱寅龙系渝Ｂ×××××号重型货车的实际车主，其将该车挂靠在重庆欣程物流有限公司从事货物运输业务的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体现邦朋建材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而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在2018年4月20日，不能证明朱寅龙此时已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故对翟培燕二审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二审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9日，翟培燕（甲方）与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订车合同》，双方就涉案车辆的品牌、型号、颜色、价款等作出约定。翟培燕购车时向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交纳了购车款、购置税、保险费，该公司在上诉人驻其公司代办点为翟培燕办理了保险业务，为涉案车辆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损失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以及不计免赔，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已收到涉案车辆交强险、商业险等险种的保险费。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翟培燕、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均不清楚系何人代表翟培燕在保险合同及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签字。另查明，一审法院受理的涉案交通事故中伤者李亮诉杨海、翟培燕以及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法院审理后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8）黔0502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判决结果：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所投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原告李亮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的损失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122000元。二、被告杨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李亮因本次交通事故受伤的损失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人民币27162.71元。二审中，李亮申请撤回上诉，二审予以准许，（2018）黔0502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现已生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是否免责；2.赔偿责任及标准如何认定。关于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是否免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禁止性规定不同于法定免责条款,行为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根据该规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但不当然对保险合同产生影响。如醉驾商业三者险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若保险人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则禁止性规定的违反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保险人如未将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事由向投保人进行提示,投保人即使知道禁止性规定的内容,也无从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免责。因此,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还须履行提示义务。本案中,翟培燕认可涉案车辆的交强险、商业保险等手续系其委托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即翟培燕与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经审查全案证据，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未举证证明涉案保险合同及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等保险资料系何人代翟培燕签订，亦未证明向翟培燕或其受托人送达保险合同等保险资料，即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不能证明已将保险条款交付翟培燕或贵州佰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并向其就免责条款进行了提示告知。因此,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没有尽到免责条款的提示告知义务,保险免责条款对翟培燕未生效,本案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不能免责。关于赔偿责任及标准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经查，涉案贵Ｆ×××××号车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承保人均为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的（2018）黔0502民初6937号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并判决由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在贵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所投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付李亮122000元，若本案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继续承担赔付责任，则已超过交强险122000元责任限额，故翟培燕主张由其在本案交强险范围内向承担赔付责任的诉请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标准的认定，因《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已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且涉案交通事故发生之时，本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认定标准的通知》还未下发，故一审按城镇标准计算相关赔偿数据并判决由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及机动车损失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的追偿问题，其可另案解决。本案当事人均未就商业三者险分摊比例问题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对一审按75%比例判决由人财保七星关支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限额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本院不予审查。综上所述，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对其成立的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第三者责任险保险50万元限额内赔付原告翟培燕支付给涉案死者家属各项损失人民币37.50万元；二、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机动车损失险保险153800元限额内赔付原告翟培燕维修贵Ｆ×××××号车产生的修理费人民币8240元；三、维持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第四项，即：驳回原告翟培燕的其他诉讼请求；四、撤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2019）黔0502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七星关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在交强险12.2万元限额内赔偿原告支付给涉案死者家属的各项损失人民币91500元；五、驳回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一审案件受理费494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941元，合计9882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6226元，由被上诉人翟培燕负担36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