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3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兴化市民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兴化市经济开发区开发村。法定代表人：邰红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庆，江苏兴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乐容，女，1986年4月21日生，汉族，住兴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庆斌，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兴化市民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余乐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民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民生公司共有四位股东，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错误认定上诉人民生公司系自然人控股的有限公司。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形成劳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根据现行政策，出租车经营企业与驾驶员之间既可以形成劳动关系，也可以是经营合同关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规定，出租汽车经营者要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97号】、《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泰政办发（2017）56号】进一步明确，巡游出租汽车企业可以依法采取适合出租汽车行业特点的用工模式，构建企业和驾驶员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合理分配的经营模式。采取承包等经营模式的，要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采取直接用工的，要与驾驶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故此，一审对国家政策进行了曲解。（2）本案《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明确双方一直是租赁经营关系。仇育海租赁上诉人公司的出租车从事营运活动，每月承担固定的费用，享有经营自主权和收益权；上诉人承担的是提供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车辆的义务，享有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固定费用的权利。案涉《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没有约定具体工作时间、劳动报酬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仇育海驾驶车辆进行营运活动，只需遵守行业规范和合同约定，不受上诉人的其他管理、指挥和监督，工作时间、场所由仇育海自行确定，双方并未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仇育海经营所得除交纳合同约定的费用外，均归其个人所有，营运成本也由其自行承担，自负盈亏，故本案不存在仇育海提供劳动、上诉人支付劳动报酬的对价关系，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租赁经营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余乐容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上诉人实际上是自然人控股公司，形式上可能股东是有限责任公司。2.一审中上诉人民生公司没有提及进行行业改革，且从《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民生公司从2013年起至今都是使用了该格式文本与驾驶员签订书面合同，且双方之间存在管理、监督和控制的劳动关系。之所以签订租赁经营合同，是因为上诉人民生公司在享受用人单位权利的同时，又想规避用人单位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余乐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仇育海与民生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乐容与仇育海系夫妻关系，民生公司系自然人控股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17日，许可经营项目为出租客运（按许可证核定期限经营），一般经营项目为汽车配件销售。车牌号为苏Ｍ×××××的小型轿车所有人为民生公司，注册日期为2016年6月29日。2016年6月30日，民生公司为案涉车辆办理了道路运输证，并于同日向仇育海发放了编号为“泰运泰2011009891”的服务监督卡。2016年9月13日，仇育海以“MC8725仇育海”名义向民生公司缴纳了车辆押金4万元、安全责任保证金0.5万元、规范经营履约保证金0.5万元。2018年7月1日，民生公司与仇育海签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一份，约定：民生公司将符合营运标准、手续齐全的苏Ｍ×××××小客出租车租赁给仇育海从事出租客运服务，车辆产权、经营权及车辆的各项证件属于民生公司，由仇育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按时足额向民生公司缴纳租赁经营费，接受民生公司依据本合同约定进行管理；租赁期限自2018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租赁费为3450元/月；仇育海在签订合同前，需缴纳车辆押金40000元、规范经营履约保证金5000元、安全责任保证金5000元；民生公司负责投保各项保险，承担税费、检测费年检费等费用，有偿向仇育海提供票据。租赁期内，被告负责仇育海的安全学习，仇育海承担车辆的燃油费、维护保养、修理等费用。租赁期内仇育海必须严格执行民生公司安排的车辆保养及有关检测计划，必须到民生公司指定修理厂维修保养车辆等。该合同还对双方其他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前，仇育海即已按3450元/月标准向民生公司支付费用。2019年2月4日7时30分许，仇育海驾驶的苏Ｍ×××××小汽车与张会山驾驶苏Ｍ×××××小型汽车在兴化市M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后停在公路上，造成两车受损。后李亮亮驾驶的苏Ｂ×××××小型汽车分别与苏Ｍ×××××小型汽车、苏Ｂ×××××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受损。事发后，仇育海下车在来车方向放置警示牌时，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仇育海倒地，接着林孟磊驾驶的浙Ｂ×××××小型汽车碰撞到倒地的仇育海和苏Ｂ×××××小型汽车，造成多车追尾。后仇育海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后余乐容向兴化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同年4月11日作出兴劳人仲通字（2019）第25号仲裁通知书，告知余乐容直接向法院起诉。2019年4月12日，余乐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民生公司与仇育海签订的《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的行为属于出租车行业对从业人员进行管理的经营管理模式，双方虽然签订的是租赁经营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但该合同性质是从属于劳动合同的内部管理合同。民生公司在与仇育海签订该合同时应与之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劳动关系。即使民生公司未与仇育海签订劳动合同，但作为出租车司机对于出租汽车公司在人格上、组织上和经济上均具有从属性，其提供的劳动亦属于民生公司经营业务的组成部分，故双方之间应属于劳动关系。理由详述如下：一、对照劳动关系的特征看，首先出租车司机相对于出租车公司在人格上有一定的从属性。出租车公司会对司机进行交通法规、安全教育、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司机必须遵守公司制定的管理及纪律方面的规定。因此，民生公司与仇育海签订的合同虽名为租赁经营合同，但实际仇育海并非完全的独立租赁经营人。第二、出租车司机对出租车公司有组织上的从属性。出租车公司有组织机构，车辆的外箱显示了出租车公司的名称。从乘客的角度看，与其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出租车公司，其接受的是出租车公司的服务。第三、出租车司机对出租车公司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从属性。虽然从表面上看，出租车司机具有自主决定劳动时间、劳动地点的权利，但这是由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决定的，实际上必然产生的各种费用决定了其不可能选择不提供劳动，其是通过租赁经营出租车公司的车辆而获得谋生的机会，也就是说其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公司。因此，出租车公司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二、从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建设部、交通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2002年2月2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各地经营企业应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和经济合同，并向驾驶员告知合同的主要条款。各城市可结合实际情况推行示范合同。企业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为驾驶员及时、足额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11月12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5年8月23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通知》、建设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交通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2006年5月12日发布的《关于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都对出租车企业作出了要求与出租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可见行政主管机关多年来一直坚持要求出租汽车企业对出租车司机应按劳动关系来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规定：“个人购买的车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其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应当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工伤”。即在挂靠的情况下，应以劳动关系对待。虽然该答复与本案的情况不完全一致，但本案中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就是说连挂靠这种情况都按劳动关系对待，本案更应如此。一审法院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更趋完善，出租车公司应当和其他用工单位一样承担用工成本，在获得经营利润的同时承担应尽的社会义务。本案中，民生公司未为仇育海缴纳社会保险，致其劳动保障权利严重受损。究其原因，是民生公司将与司机的关系定位成租赁经营关系，否定了自身用人单位的性质，继而也否定了出租车司机劳动者的地位。结合以上分析，亦为纠正这种权利义务失衡的现状，应认定民生公司与仇育海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动关系。综上，一审判决：仇育海与民生公司在2016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民生公司承担。二审中，上诉人民生公司提交《泰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该通知在第三条第四项“健全利益分配制度”部分中，明确出租车企业可以依法采取适合出租汽车行业特点的用工模式，采取承包经营的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采取直接用工的签订劳动合同。这份文件是根据国务院交通运输部及省政府相关文件作出的，表明在出租行业系统原先就存在不同的用工模式，通知要求进一步健全这些用工模式，但从未强制出租汽车企业必须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采用直接用工形式。被上诉人余乐容质证称，通知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民生公司并未进行行业改革，且多年来一直延续使用原有的合同格式文本，整个公司都没有与驾驶员签订书面名称为劳动合同的合同。从双方签订的《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的内容本质可以看出，民生公司享受用人单位的权利，并对驾驶员按照员工进行管理约束。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民生公司与仇育海在2016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4日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余乐容主张仇育海在2016年6月30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与民生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其依法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予以证实，否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践中，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形成劳动关系，需要从以下情形考察，即劳动者是否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监督，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用人单位是否向劳动者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以及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民生公司与仇育海签订的是《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而非劳动合同，且没有约定具体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驾驶员仇育海实际驾驶车辆进行营运活动，工作时间及场所由其自行支配，享有对实际营运收入扣除营运成本和交纳管理费后的收益权，双方之间并未形成劳动力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劳动所得除交纳承包费外归其个人所有，自负盈亏，不存在驾驶员提供劳动、出租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对价关系。虽然被上诉人余乐容主张驾驶员仇育海与民生公司在人格上、组织上、经济上存在一定的从属性，但该从属性是由出租车行业特点所决定，与劳动关系中的人身、财产、组织隶属性并不相同。最后，本案中，民生公司与仇育海签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时间为2018年7月1日，此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以及泰州市政府办公室的相关文件规定，出租车企业可以依法采取适合自身行业特点的用工模式，即采取承包经营的出租汽车企业应当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采取直接用工的应当与驾驶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非必须一律签订劳动合同、为驾驶员按时足额缴纳保险费等。从双方签订《出租车租赁经营合同》的意思表示及具体内容来看，明确的是租赁经营合同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综上所述，上诉人民生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法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应予纠正，即上诉人民生公司与仇育海之间尚未形成劳动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308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乐容本案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乐容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余乐容负担（兴化市民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交纳的案件受理费10元由本院退还，余乐容应负担的案件受理费10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赵 旭审 判 员  缪翠玲审 判 员  顾春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鲁兵兵书 记 员  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