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01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志坚，男，1955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西北海市银海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德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东路英龙商务大厦1301单位。法定代表人：沈广忠。上诉人林志坚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德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2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林志坚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31283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原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本案的事实情况是：上诉人在2017年9月22日接到被上诉人总监王辉的电话，王辉在电话说：被上诉人在2017年10月29日在迪拜举办2017年迪拜拍卖会，并诱惑宣称此次迪拜拍卖会上拍藏品仅200件，入场参拍代表400-500人，预计成交率60%--70%(藏品少，参拍代表多，藏品成交率就高），藏品上拍卖图录每件整版需交费2万元。在上诉人的要求下被上诉人执行总监王辉代表被上诉人公司以微信形式发给上诉人文字通知以及此次迪拜拍卖会宣传内容（证据才得到保存）。2017年9月29日被上诉人以微信文字发给上诉人迪拜拍卖会征集通知及被上诉人公司账号，诱骗催促上诉人马上缴费到被上诉人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上诉人被被上诉人经理人的诱骗电话及微信宣传内容打动，相信了被上诉人经理人的宣传，于当日汇款4万到被上诉人公司，2017年10月7日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来到深圳与被上诉人公司的经理人签订了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被上诉人的格式合同），协议编号：CNYBD_DB_20171007-001、CNYBD_DB_20171007002、CNYBD_DB_20171007003、CNYBD_DB_20171007004、CNYBD_DB_20171007005、CNYBD_RY_20170803-001。将属于上诉人收藏的（1)第一套人民币全套、（2)钧窑玫瑰紫釉莲花口三足盆洗、（3)斗彩鱼藻纹莲口薄壁碗、（4)犀角手链、（5)三眼-九眼绿色玛瑙天珠项链、（6)绿色玻璃种陨石项链，六件藏品由被上诉人宣传拍卖。并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以每件藏品整版图录2万元向被上诉人缴纳了6件藏品12万元服务费。这12万服务费是上诉人多年积攒的棺材本。根据被上诉人制定的格式化艺术品服务协议内容“本服务协议是根据国家（合同法）、国家文化部（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制定的服务协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应该以国家（合同法）与（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为指导方针，约束双方的行为。上诉人通过被上诉人的宣传与服务协议认为被上诉人在迪拜举办的拍卖会是国家批准出境的艺术品拍卖会，是受到国家法律监管的艺术品经营活动。签订艺术品服务协议时上诉人再三询问被上诉人此次艺术品拍卖及有关的经营活动是不是有国家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被上诉人拿出服务协议，指出了本协议首条及第五条第1款让上诉人放心，并告诉上诉人此次迪拜艺术品拍卖会国家行政部门的出境批准文件他们正在办理，拍卖会前一定会办理下来，这样上诉人及其他200件在国内征集到的藏品才能合法到中国海关办理出入境手续、参展、拍卖。通过被上诉人的信誓旦旦的游说，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迪拜举办的艺术品拍卖会是国家批准参加的拍卖会，是受到国家法律监管的艺术品经营活动。于是上诉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签订了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交了12万元服务费。但实际上此次被上诉人在迪拜艺术品拍卖会的合法性、举办形式、签订服务协议时承诺的内容、拍卖结果与被上诉人的前期承诺宣传大相径庭。在10月22日在迪拜艺术品拍卖会举办前，被上诉人寄给上诉人此次迪拜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上，上诉人发现几个问题：(1)、此次迪拜艺术品拍卖会及被上诉人为此次艺术品拍卖会举办的各项经营活动并没有拿到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文函，得到国家法律的批准，属违法经营。（2)上诉人的几件藏品每件藏品是按2万元整版图录收费标准交费，但被上诉人仅给了上诉人的每件藏品图录14的版面，属严重缺斤短两。（3)、此次迪拜拍卖会上拍藏品多达1200余件，比被上诉人签订服务协议前宣称的上拍藏品仅200件多出了1000多件，具有欺骗性质。上诉人发现这些问题后当即通知被上诉人，指出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但被上诉人置之不理。到2017年11月28日被上诉人才通知上诉人：由于此次拍卖会拍卖品高达1200件，参拍人数仅有不足300人，并且山于未拿到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批准文函，被上诉人以及其他在国内征集的几百件藏品无法办理出境手续，所以拍卖会前的两天实物展览没有进行。由于前期的宣传不够，所以此次拍卖会的成交率仅仅不足40%，在此次迪拜拍卖会上上诉人的六件藏品无人举牌流拍。直到2018年4月20日经过上诉人多达10余次与被上诉人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由于上诉人是本合同主体的弱势一方），上诉人必须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将保存在上诉人手中的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原件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才能将癘于自己的藏品取回。2018年3月15日上诉人将自己的六件藏品取回，服务合同原件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手中留存复印件。此事情发生后，上诉人学习了有关《合同法》、《拍卖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6号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工商总局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咨询了有关法律专家，认识到被上诉人这种拍卖前期收费是合同诈骗模式的一种，被上诉人虚假夸大事实的宣传,诱骗上诉人违背了上诉人愿望所签订的合同是一种无效合同。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求助于人民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也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打官司的目的。但是一审法官在整个庭审期间带有极强的个人偏见与情绪，在质审时长时间谈与本案无关话题例如：“进口奶粉如果上诉人吃后要求经营单位退款怎么不合理”，“像上诉人这样的人她见的多了，我就这样判了，你可以上诉”等等，浪费大量的时间，一小时的开庭时间距结束还有3分钟，上诉人的陈述还未完一审法官就拂手而去。2018年12月16日开庭，2018年12月7日短短的一天，一审法庭就仓促、草率的出具了民事判决书。这样的做法明显看出一审法官没有做到慎断惟实、公平公正的判决。而做出了与事实相反的错误判决。错误判决有以下几点：1、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违约证据是否有效。从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经理人的微信形式发给上诉人文字通知、承诺、迪拜拍卖会宣传内容、收费账号、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六份服务协议、被上诉人开给上诉人12万的收费单据、此次迪拜艺术品拍卖图录中给上诉人每件藏品仅仅1/4版面、1200余件上拍藏品、雅昌网公布的此次艺术品拍卖会42%的成交率的图片等证据。这组证据链说明了（1）被上诉人诱骗宣传此次迪拜艺术品拍卖会在前，上诉人被骗与被上诉人签订服务协议，缴纳巨额服务费在后。此次被上诉人出境的拍卖会以及为此次拍卖会在国内征集藏品、宣传、展览等经营活动，根本没有得到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是一场不合法的艺术品经营活动；（2）被上诉人提供的拍卖图录每件藏品1/4版面与其宣传承诺及签订协议时答应给上诉人每件藏品整版图录宣传不相符的违约事实；（3）进行所谓的境外拍卖的结果与参拍藏品数量与被上诉人夸大事实诱骗上诉人签订服务协议的结果不一样。但不知为什么一审法官在这么清楚的证据链面前，草率的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双方在合同订立对此确有确定的约定且被上诉人的履行行为不符合该约定。一审法官的认定存在不公正。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的有效性及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第56号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到十八条规定了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必须应当由举办单位于展览日45日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发给批准文件。如有违反《本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开展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及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上级文化行政部门已将此类艺术品经营活动划了红线。在一审法院调解庭调解、一审时、上诉人在民事诉状中多次提到: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级文化行政部门为此次艺术品经营活动的批准文件，并提供了上海市文化局、广西文化厅有关艺术品经营活动批准文件样本提交一审法官注意。被上诉人组织的此次境外拍卖会在国内的宣传、招商、征集藏品、签订服务协议、藏品报关出境参展拍卖，都需要有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文函，但被上诉人未能提供。另外此次被上诉人举办的艺术品拍卖会，以及围绕此次迪拜拍卖会在国内进行的艺术品宣传、征集藏品、与国内消费者签订服务协议、藏品出境参加艺术品展览与拍卖等经营活动均是以被上诉人为行为主体在国内进行，所以被上诉人的一切经营活动均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任何单位与个人均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被上诉人此次的迪拜艺术品拍卖会以及为此拍卖会在国内举行的一切经营活动，没有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文函，说明这是被上诉人违法进行的经营活动，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2017年上海等地法院判了200多家文化艺术品经营单位无文化行政部门批文，违法经营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时，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坏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审法庭完全可以认定被上诉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诱骗上诉人签订的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是无效的，但是一审法庭对这一重要事实和法律规定却视而不见，没有认定这六份服务协议无效。却将被上诉人在国内艺术品经营活动必须按照中国法律与法规进行的艺术品宣传、征集、签订服务协议、出境参展与拍卖的经营活动与境外单位组织的拍卖无需批准概念混淆一起，认定这样做是无需取得我国文化行政部门的批准，该认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此恳请二审法官明察，支持上诉人的合理诉求，退回上诉人所支付的12万元服务费。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求判令被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以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章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既然被上诉人隐瞒此次境外艺术品经营活动国家文化行政部门没有批准的真实情况，对上诉人诱骗宣传，让上诉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签订无效的服务协议，骗取上诉人服务费。一审法庭就应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对被上诉人进行处罚并对上诉人的合理诉求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七章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所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已交服务费的1倍12万元是合理合法的。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德拍卖有限公司未参加诉讼，未作答辩。林志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支付的12万元的服务费；2、被告赔偿原告二倍的服务费24万元；3、本案诉讼费、交通费等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提交加盖有被告公章的收款收据六份，金额合计为12万元，收据上均载明款项性质为“委托拍卖服务费”。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就第一套人民币全套、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口三足盆洗、斗彩鱼藻纹莲口薄壁碗、犀角手链、三眼·九眼绿色玛瑙天珠项链、绿色玻璃种陨石项链六件个人收藏品订立服务合同，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服务，使得该六件展品可参加由香港皇室贵族拍卖有限公司在迪拜举办的2017年秋季高档艺术品拍卖会。原告提交标有“香港皇室贵族”以及“迪拜2017年秋季高档艺术品拍卖”字样的拍卖展品图册，原告确认服务合同涉及的六项个人藏品全部收录于该图册内，根据该图册，原告的每件藏品均占四分之一页面，并配有藏品的清晰图片与中英文文字说明。原告主张双方约定拍卖前应进行两天的藏品实物展览，且约定参展藏品数量为200件，每件藏品在拍卖名录里占二分之一页面，但被告没有按照此约定履行合同。另查，原告未提交双方拍卖合同原件，仅有复印件，主张合同终止后，被告要求原告交还合同原件以取回藏品。原告提交名为“王辉”的名片以及原告与微信备注名为“时代艺术网项目部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主张王辉系被告的工作人员，其于微信聊天中就拍卖的规格与细节向原告作出承诺。再查，原告主张根据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关于艺术品出口的规定，被告应取得省、直辖市文化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将该批准文件附在拍卖名册内，现被告未提交相应的批准文件，属违反法律、强制法规的规定，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告提交的收款收据可以证明双方确有订立拍卖服务合同，且原告已交付12万元服务费。根据原告提交的拍卖图册，原告诉称中所称的六件个人藏品已收录入其中，原告主张合同履行中，在藏品实物展览、拍卖品总数量、藏品于图册中所占页面篇幅方面被告违反合同约定，但其未提交有效证据，充分证明双方在合同订立时对此确有确定的约定且被告的履行行为不符合该约定，故其主张被告违约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主张被告举办拍卖未取得法律规定的政府批准文件，根据原告提交的拍卖图册，拍卖系于中国境外举办，无需取得我国文化管理部门的批准，而至于其主张本案服务合同属艺术品销售至中国境外，根据规定应取得艺术品出口的批准文件，因双方形成的合同系拍卖服务合同，合同标的系通过被告的服务使得合同约定的个人藏品得以参加约定的拍卖会，并非艺术品买卖合同，亦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需将藏品实际运送至境外，因而不属于艺术品出口，原告主张本案服务合同属无效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确认。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林志坚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7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明：一、林志坚一审提交其与宝德拍卖公司签订的涉案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的复印件，六份协议书为同一格式文件，第一条服务内容及方式约定包括艺术品征选全过程、网展网销、招商推荐、品鉴、会员制竞购。六份协议书中关于第一套人民币全套藏品的艺术品服务协议ＣＮＹＢＤ-ＲＹ-20170803-001的第四条第2款约定“乙方如需特别刊登图册页面，图册页面要求1／2需另加收人民币。”，该条款对于加收金额一栏已经划掉。其余五份协议中的该项条款中各项内容均被划去。六份艺术品服务协议中除了第一套人民币全套藏品的艺术品服务协议ＣＮＹＢＤ-ＲＹ-20170803-001之外，其余五份协议附件内容共6条，第6条记载“此藏品首次参加2017年10月29日香港皇室贵族在迪拜举办的高端艺术品拍卖会”，而第一套人民币全套藏品的艺术品服务协议ＣＮＹＢＤ-ＲＹ-20170803-001的附件内容并无此项内容。林志坚一审确认其六件藏品在皇室贵族的迪拜拍卖会图录内，但其一审提交的图册中未见第一套人民币全套藏品的版面，其余五件藏品在图册中所占版面为1／4。二二、林志坚一审提交其与微信名为“时代艺术网项目部王总”的微信聊天记录，林志坚在该微信聊天中询问对方其藏品版为何面缩水成四分之一的版面，为什么此次拍卖会拍品数量超过宣传所称的200件。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无对方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的回应。本院认为,林志坚主张被上诉人未取得允许拍卖、艺术品出口的政府批准文件，涉案合同无效。本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系艺术品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被上诉人承诺提供的艺术品征选全过程、网展网销、招商推荐、品鉴、会员制竞购服务并无违反法律的内容，应认定合法有效。林志坚认为被上诉人未取得拍卖的批准文件以及艺术品出口的批准文件，但被上诉人并非拍卖会的举办人，且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藏品参加的是境外举办的拍卖会，林志坚以被上诉人未提供我国政府的拍卖许可批准文件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涉案艺术品服务协议约定的是网展网销，并未约定需将藏品实物运送至境外展览，林志坚以被上诉人未取得艺术品出口的政府批准文件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林志坚上诉主张涉案艺术品服务协议无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林志坚主张被上诉人在藏品实物展览、拍卖品总数量、藏品所占页面篇幅方面被上诉人存在违约。从林志坚提供的收款收据等证据显示，双方确实订立了艺术品服务协议，但林志坚提交的六份涉案艺术品服务协议仅为复印件，且协议中对于上诉人的藏品是否实物展览、参加拍卖会的拍卖品总数量、藏品所占页面篇幅是否明确约定占1/2页面等方面内容并无明确约定。涉案关于第一套人民币全套藏品的艺术品服务协议的第四条第2款有填写图册页面1/2的内容，但并未约定参与皇室贵族迪拜拍卖会，其余藏品的服务协议则均未对版面作出约定，林志坚提供的皇室贵族的迪拜拍卖会图录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林志坚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亦仅显示林志坚曾提出页面篇幅、拍品数量的质疑，但微信中并无对方对该事实的确认。故林志坚该项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林志坚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上诉人林志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陈俊松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钟文俊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