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302民初2251号原告：郑永文，男，汉族，1982年2月24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卿，云南杨柏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黄红玲，女，汉族，1982年4月23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现住曲靖市麒麟区。被告：李祥龙，男，汉族，1982年8月13日生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老厂乡押租村委会洒居村303号，系被告黄红玲丈夫，现住。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梦、李秀琼（实习），云南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郑永文诉被告黄红玲、李祥龙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郑永文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卿、被告黄红玲、李祥龙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梦、李秀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8月，被告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名义邀约原告共同合伙出资开设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并向原告发送了《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该项目计划书中陈述“股份分配：股份100股，3.5万/股，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资本51%，其余49%股份出售，认购人每人不低于5股”。后经多次协商，原告同意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共同出资开设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并达成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持有万峰林店51%股份，除原告出资的股份外其他股份由被告招募其他投资人的合意。合意达成后，原告于2016年8月11日将出资款17.5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转至被告账户。2016年8月12日，被告将《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发送到原告住所地给原告签字捺手印后寄回给被告，被告签章后再寄回给原告。但寄回给原告的合作协议里并没有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公章，原告就此向被告提出疑问，被告答复原告公章不在公司，等过后再补盖给原告。2018年，原告再次向被告提出补盖公章事宜，被告一直推脱，于2018年8月才向原告出具了另外一个于2018年7月11日设立的“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告才得知合作的对方并不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而是黄红玲个人。经工商登记查询，名称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公司仅有“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孙俊清，持股比例为100%，而并非《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所述的，黄红玲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创始人。同时，经查，万峰林店的合伙情况为“李飞占15%的股份、聂瑞茗占5%的股份、胡雯洁占5%的股份、卢素梅占5%的股份、胡永兰占8%的股份、郑永文占5%的股份、邱琳占10%的股份、王春雷占15%的股份、刘绘萍占10%的股份、李祥龙占12%的股份、袁丽占10%的股份”，并没有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万峰林店”的股份。李祥龙与被告黄红玲为夫妻关系，被告黄红玲以其丈夫李祥龙名义持有的“万峰林店”的股份也仅为12%。被告黄红玲以欺诈的方式，使原告认为合作方为具有酒店管理经验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且该公司持有“万峰林店”51%股份的情况下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违背了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给原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被告黄红玲以欺诈的方式使原告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与被告签订了《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使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1、撤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合伙款项人民币175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黄红玲、李祥龙辩称：1、答辩人不存在可撤销合同的欺诈行为。首先，答辩人没有欺诈行为。答辩人向原告发出的要约邀请“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中提到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系当时答辩人欲成立公司的暂定名，但该名未被审批通过，最后通过的公司名为“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发出邀约时，“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确实在申请中，答辩人确实计划由尚未批准成立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资51%，之后因多种原因导致该公司名未审批通过，该公司也未能成为客栈合伙人。答辩人发送邀约时未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未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答辩人没有欺诈行为。其次，答辩人没有欺诈的故意。原告与答辩人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时，对答辩人欲设立的公司尚未获批准是明知的，且该合同系答辩人黄红玲签字后邮寄给原告，再由原告签字后邮寄一份给答辩人的（答辩人持有该协议原件可知）。答辩人并无致使原告陷入错误的故意，也无促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故意。再次，原告与答辩人签订《合作协议》，作出与答辩人合伙开店的意思表示，主要是了解到答辩人黄红玲经营的罗平县花语堂人文客栈的良好盈利状况，以及在兴义市经营客栈良好的发展前景及巨大商机，与答辩人项目计划书中提到的酒店管理公司及酒店管理公司将会占合伙份额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最后，案涉《合作协议》及要约邀请《计划书》的主要目的（合伙经营客栈并盈利）已实现且已多次分红。答辩人向原告发送的《计划书》的主旨系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的发展前景、战略及规划等，是因为在兴义市开设客栈具备巨大的盈利空间。原告与答辩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目的系经营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确实按照合同约定的经营场所及投资款筹办客栈，最终客栈按约投资超出350万元，耗时近一年零三个月建成。原定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最终审批名为“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该客栈于2018年1月4日试运营，于2018年1月22日正式营业，从2018年8月便开始分红。故《计划书》及《合作协议》的目的及价值均已实现，答辩人不存在欺诈。2、本案原告的撤销权已消灭。（1）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一年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除斥期间，且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计算。（2）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合作的对方不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而是黄红玲个人，且该公司不存在的时间应为2016年8月。答辩人于2016年8月向原告发出《计划书》，于同月向原告邮寄经答辩人黄红玲签字的《合作协议》，双方协商合作协议时，答辩人已明确告知管理公司尚在申请的情况，且公众于2006年便能向公司登记机关查询登记事项，2014年便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该公司情况，原告称其2018年8月才得知合作对方不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而是黄红玲个人与客观事实不符，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应为2016年8月。（3）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持有客栈51%的合伙份额的时间应为2016年8月，最迟应为2018年1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时间为2016年8月，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由该公司持有客栈51%的合伙份额，原告于合同签订后便已知道该公司没有占股，且合伙经营的客栈于2018年1月便开始营业，2018年1月原告理应知道客栈的合伙人及各合伙人占股情况。（4）原告的诉状日期为2019年3月20日，已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撤销权消灭。综上所述，答辩人无欺诈原告的行为，无欺诈的故意，原告合伙投资客栈主要系了解到答辩人黄红玲经营的罗平县花语堂人文客栈的良好盈利状况和兴义市投资客栈的良好前景及巨大商机，且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合同目的已实现，原告无权请求撤销。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收条》及银行转账凭条各1份，用于证明：被告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并以项目计划书的形式告知原告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持有万峰林店51%的股份；原告已经将协议约定款项转账至被告黄红玲个人账户，且被告黄红玲出具了收条给原告。2、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万峰林店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其他合伙人于2018年8月拍照后发送给原告）各1份，用于证明：被告与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没有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不是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的创始人；被告持有的万峰林店的股份由其丈夫李祥龙持有，且持有的股份仅为12%；被告以欺诈的方式，导致原告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才与被告签订了《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3、贵州省仲裁机构名录1份，用于证明贵州省无双方《合作协议》十二条约定的或名称相似的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及司法解释，该仲裁条款无效。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理由为被告并未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而是以黄红玲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协议，合作协议约定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如果是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名义签订协议，那么合作协议签章处应当是合伙公司或者是代理人某人。对证据2的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基础信用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认可，项目计划书及合作协议中提到的均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而不是企业基础信用报告中列明的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对证据2的《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万峰林店股东持股比例情况三性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被告与北京花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确实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法律关系，双方签订合作协议的过程在答辩阶段已经提及，原告不能仅凭其提交的营业执照、股东持股比例等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庭审过程中，经本院询问，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2的“万峰林店股东持股比例情况”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被告黄红玲、李祥龙针对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1份、被告欲申请的花语堂酒店公司商标、申请记录及结果、商标申请人信息1份、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1份、罗平县花语堂人文客栈营业执照、《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1份，用于证明：（1）计划书中提到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系当时被告欲成立公司的暂定名，但该名未被审批通过，最后通过的公司名为“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发出要约邀请时，“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确实在申请中（被告以李祥龙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作为申请人申请“花语堂”商标），被告确实计划由尚未批准成立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合伙份额51%，之后因多种原因，导致该公司名未审批通过，故而该公司也未成为客栈合伙人。（3）原告作出与被告合伙开店的意思表示主要是了解到被告黄红玲经营的罗平县花语堂人文客栈的良好盈利状况，以及在兴义市经营客栈良好的发展前景及巨大商机，与被告项目计划书中提到的酒店管理公司及酒店管理公司将会占的合伙份额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4）被告与原告协商合作事宜时，已将酒店管理公司尚属待申请中的公司告知原告。《合作协议》系被告黄红玲签字后邮寄给原告，由原告签字后再邮寄给被告。被告在签订合作协议时便知道合作的对方系被告黄红玲。2、《房屋转租协议》、租金收条、《房屋租赁协议》、租金收据、后山租赁协议、客栈装修明细、客栈实体情况光盘各1份，用于证明：（1）客栈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租赁了位于兴义市的房屋作为经营场地，租赁期限为合伙期限即26年，租金为99万元；（2）客栈装修共计花费2724516元；（3）客栈前期共投资3714516元，已超过合同约定的350万元。3、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各1份、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商标及入口照片各1份、客栈财务报表情况1份、客栈分红明细1份，用于证明:（1）原定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最终审批名为“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2）客栈于2018年1月4日试营业，2018年1月22日正式营业；（3）客栈从2018年8月便开始分红，2018年1月22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共分配利润192152元，2019年1月至3月共分配利润91495.13元；（4）《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以及《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的目的及价值（合伙投资人文客栈并盈利）均已实现，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4、窗帘电机购销合同、使用明细、收款收据各1份、多种装修器材销售（货）清单7份、设备销售合同书及附件各1份、洁具明细及款项收据各1份、酒店锁订货单1份、工程合同及附件、工程款收条收据各1份、装修设计合同及款项收据各1份、门窗合同及附件各1份、中央空调合同及收款收据各1份、创维电视采购单1份、木工、电工领款凭证各1份、立邦油漆及收款收据各1份、木地板订货单及收据各1份，用于证明被告对客栈进行了装修，花费200多万元。经质证，原告郑永文对两被告提交的证据1中《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能反映在签订本案合作协议前，被告黄红玲就已经创立了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该项目的发起公司，且此公司占股51%，被告在签订合作协议前就将以上信息告知原告；对被告欲申请的花语堂酒店公司商标、申请记录及结果、商标申请人信息的三性不认可；对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三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8年7月11日；对罗平县花语堂人文客栈营业执照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的三性无异议，认为该证据同时证明原告合伙的对象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客栈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原告的出资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统一保管及使用，该协议仅限合伙人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两方签订的初步意向合作协议。证据1的合作协议并未说明被告系欲成立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对该证明内容不认可，该证明观点能说明被告在签订协议之时有故意告知虚假事实的行为存在；对证据1的第二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不需要进行商标审批，且与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也无任何关系，该组证据并不能说明被告在签订本案协议时没有欺诈的故意；对证据1的第三项证明内容不认可，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是基于合伙对象及合伙执行人为专业的酒店管理公司，而非基于对被告黄红玲个人的信任；对证据1的第四项证明内容不认可，被告在签订本案合作协议时并未告知原告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尚属待申请的公司，该观点与合作协议及项目计划书所反映的内容也不相符，协议的签订方式为原告起诉状中所述，而非被告所述。对证据2、3、4三性均不认可，该三组证据为被告单方制作及出具，不能核实其真实性；该三组证据与本案审理的协议撤销权无任何关联；对证据2的客栈实体情况认可。另证据1、2、3说明了客栈的合伙执行人并非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原告的出资也并非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管理及使用。本院认为，被告提交证据1的“被告欲申请的花语堂酒店公司商标、申请记录及结果、商标申请人信息”，欲申请的商标为“花语堂”，而非“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商标申请人为云南巧天科技有限公司，而非本案被告黄红玲，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交证据1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的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营业执照、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入口照片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4及证据3的其他证据与本案的审理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经过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两被告系夫妻关系。被告黄红玲与原告系同学关系。2016年8月，被告黄红玲向原告郑永文发送《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项目计划书（万峰林店）》，邀约原告共同出资开设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该项目计划书表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本商业计划书的发起公司，公司将取得对贵州兴义万峰林景区下纳灰村一栋民房25年经营权。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对该地块进行装修并配备相应设备、设施，通过自营住宿、餐饮等取得收入实现利润，同时通过该客栈提供的平台创造资源共享，达到收益最大化。股份分配为100股，3.5万元/股，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占资51%，其余49%股份出售，认购人每人不低于5股。原告接受了邀约。被告黄红玲向原告寄送《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载明如下内容：郑永文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经友好协商，就共同经营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事宜达成合伙协议，双方共同信守；本客栈为合伙经营项目，全权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其余股东不参与管理，但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股东按每1%股份3.5万元人民币，共100股，投资35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缴纳股金，投资后，无论开办费用多少，都不再增加投资，若有不足，由公司弥补；郑永文出资17.5万元，占5%的股份；各合伙人的出资，于2016年8月13日前交齐，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统一保管及使用；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执行人，全面进行管理；该合伙协议目前仅限合伙人与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两方签订的初步意向合作协议，待项目开业当天，所有合伙人全部到场统一签订全体合伙人协议……原告收到此合作协议后予以同意，在合伙人处签字捺印后，邮寄给被告黄红玲。被告黄红玲也在合作协议上作为合伙人签字捺印，但未加盖“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印章。2016年8月11日，原告支付完股金17.5万元后，被告黄红玲以个人名义向原告出具了收条。投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的合伙情况为：李飞占股15%、聂瑞茗占股5%、胡雯洁占股5%、卢素梅占股5%、胡永兰占股8%、郑永文占股5%、邱琳占股10%、王春雷占股15%、刘绘萍占股10%、李祥龙占股12%、袁丽占股10%。黄红玲、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未占股份。2017年5月16日，被告李祥龙用前述合伙人出资登记注册兴义市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经营场所为贵州省兴义市万峰林，于2018年1月开始营业。该客栈未委托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管理，实际由被告黄红玲、李祥龙共同经营管理。原告未分红。2018年6月17日，被告黄红玲召集全体合伙人召开会议，拟签订全体合伙人协议，后因合伙事务产生分歧而未达成协议。会议召开时，被告黄红玲告知合伙人其欲成立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但未获批准。各合伙人自此了解到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未占所合伙客栈51%的股份。另查明，被告李祥龙于2018年7月11日成立云南轩语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现原告以被告黄红玲以欺诈的方式，使其误认为合作方为具有酒店管理经验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且该公司持有“万峰林店”51%股份，而与被告签订了合作协议，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给其带来巨大经济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两被告辩解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系当时欲成立公司的暂定名，原告在与黄红玲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时，就已明知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是欲设立的公司，黄红玲没有欺诈行为，但其不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对此也予以否认，故对两被告的辩解，本院不予支持。从项目计划书及合作协议的内容看，原告的合作方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非被告黄红玲，而黄红玲却以个人名义作为合伙人签字；被告黄红玲所称的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并不存在，而其却向原告承诺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合伙客栈的管理人并占股51%。被告黄红玲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告知原告合伙的客栈由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为执行人，负责经营管理，并占股51%的虚假事实，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被告黄红玲的行为属于欺诈。原告诉请撤销其与被告黄红玲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该合作协议被撤销后，因该协议取得的合伙款项175000元，被告黄红玲应予以返还。本案中，后来实际与原告签订《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的为被告黄红玲，被告李祥龙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诉请被告李祥龙返还合伙款项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抗辩原告的撤销权已消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规定，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为一年，且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原告必须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从本院查明的事实看，原告于2018年6月17日被告黄红玲召集召开全体合伙人会议之后，才知道合作的对方不是花语堂酒店管理公司，且该公司不存在，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应从2018年6月17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6月16日。原告于2019年3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撤销合作协议，并未超过撤销权行使期限，被告的辩解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原告郑永文、被告黄红玲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花语堂精品人文客栈万峰林店合作协议》。二、被告黄红玲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返还原告郑永文合伙款项175000元。三、驳回原告郑永文对被告李祥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被告黄红玲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 判 长  方向娥人民陪审员  许祥英人民陪审员  罗琼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 记 员  朱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