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再238号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陈朝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铭,山西国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楚敏，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三燕，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申请人（原审被告）：山西阳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春立,该公司董事长。原审被告：郑玉琴。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铭，山西国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温卫钟。再审申请人陈朝富因与被申请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山西阳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阳光公司）以及原审被告郑玉琴、温卫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05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2018）粤03民申19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陈朝富与原审被告郑玉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铭，被申请人国银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楚敏、潘三燕到庭参加诉讼，被申请人山西阳光公司、原审被告温卫钟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陈朝富的再审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对陈朝富采用公告送达,导致陈朝富未能及时获知本案相关诉讼文书。陈朝富于2018年2月下旬知晓本案,即提起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二、陈朝富于2012年10月1日与国银公司及山西阳光公司签订编号为国金租【2013】租字第（HY-00177）号《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本金总金额为4890000元（抵扣陈朝富应付首期租金1467000元后,实际租赁本金为3423000元）。在合同履行期间,陈朝富通过其胞弟陈某强的个人账户向山西阳光公司分十次转账支付3321505元；另于2013年4月15日通过顶账协议方式,以厦工宽体车顶账600720元,用于冲抵首付及保证金；又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以厦工宽体车顶抵红岩车欠款1458140元。陈朝富共计支付山西阳光公司5380365元,已完全履行付款义务,足以支付融资租赁款项。陈朝富采用上述支付方式系遵循山西阳光公司与国银公司之间的交易惯例,陈朝富从未向国银公司直接支付过任何款项,均系支付给山西阳光公司后，再由山西阳光公司转付给国银公司。山西阳光公司于2013年7月2日向国银公司支付陈朝富首付款及保证金1809300元；于2014年1月24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赁款402598.25元,逾期利息3000元；于2014年7月30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赁款69524.26元,共支付2284422.51元,尚应支付的剩余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均不应由陈朝富承担。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被申请人国银公司答辩称：一、陈朝富的再审申请已经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本案一审判决于2016年9月14日作出，于2016年12月公告生效，而陈朝富直至2018年4月才提交再审申请，已经远远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与直接送达有相同法律效力。其次，国银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陈朝富送达地址与陈朝富申请再审时提供的地址相同，说明国银公司提供的系有效送达地址，原审对陈朝富公告送达以及缺席审理系因陈朝富故意拒收诉讼文书所致。最后，陈朝富在再审中提交的证据，系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且陈朝富已经知悉，仅因陈朝富个人原因而未能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法定“新证据”。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陈朝富再审请求。（一）国银公司与陈朝富、山西阳光公司签订的包含《融资租赁合同》在内的系列文件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陈朝富应当受其约束。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经陈朝富签名确认，亦不存在其他无效、可撤销之情形，应为合法有效。陈朝富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其订立的合同承担法律后果，陈朝富主张其系在被蒙蔽状态下签订的涉案合同，但却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国银公司自始至终要求陈朝富直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而从未授权山西阳光公司代收代付，陈朝富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国银公司委托山西阳光公司代收代付，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国银公司与陈朝富、山西阳光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陈朝富作为承租人应直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山西阳光公司作为陈朝富履行合同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在陈朝富违约时向国银公司履行连带责任保证义务。如《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4.4条约定：“承租人（即陈朝富,下同）应依据《租金支付表》支付后期租金。……在还款月扣款日前，承租人应当将当期租金交付至扣款账户……。”第12.3.5条约定：“经销商应当为承租人完全履行本合同向出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为确保国银公司可以从陈朝富银行账户中直接扣款，陈朝富出具了《委托银行代收承诺函》，授权中国农业银行根据国银公司提供的扣款数据和扣款指令从陈朝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扣划租赁款项。上述合同签订后，三方应依据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国银公司从未授权山西阳光公司代收代付租金，承租人陈朝富应依法向国银公司履行租金支付义务。因陈朝富未能依约支付租金，国银公司要求山西阳光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山西阳光公司只向国银公司支付了前两期及第三期部分连带责任款共计475122.54元，因此，剩余未付款项仍需由陈朝富继续履行支付义务，由山西阳光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法院判决陈朝富承担相应责任完全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三）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存在其他大量交易往来，其向山西阳光公司所付款项与本案无关。首先，陈朝富完全没有必要向山西阳光公司支付本案购车款。《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第1.2条约定：承租人尚欠经销商购车余款3423000元。第2.2.2条约定：出租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承租人的后期车款将专项用于清偿承租人尚欠经销商的购车余款。第2.2.3.1条约定：出租人向上汽红岩支付后期车款，应视为承租人向经销商清偿了购车余款，同时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清偿了本合同项下的后期车款。国银公司支付后期车款后，山西阳光公司已经收取足额购车余款，陈朝富只对出租人负有租金支付义务。现陈朝富主张其已将租金足额支付给山西阳光公司，其结果将导致山西阳光公司双倍受偿，显然不合常理。其次，涉案融资租赁合同起租日为2013年7月20日（见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租金支付表》），陈朝富也是在2013年7月20日才确认收到租赁物（见融资租赁合同附件《租赁物接收确认函》），而陈朝富却主张在2013年4月15日就与山西阳光公司约定抵扣所谓的款项，显然不合常理。再次，陈朝富未能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陈某强所付款项系代其支付，且陈某强支付的每笔款项都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金额不同（详见附件《陈朝富案款项对照表》）。最后，陈朝富提交的《协议》、《债务清偿协议》均证明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存在大量交易往来，陈朝富在上述协议中与山西阳光公司互抵的款项与本案无关。例如《协议》明确抵扣的是其从山西阳光公司购买车辆的购车款，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无关，与其应当向国银公司支付的租金无关。《债务清偿协议》中明确抵扣的是陈朝富欠山西阳光公司红岩车合同款项，并非欠付国银公司的租金，与国银公司无关。上述两个协议均未提及抵销陈朝富所欠国银公司租金款项，也从未经国银公司确认或同意，陈朝富以其与山西阳光公司之间的交易金额抵作其应向国银公司支付的租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四）山西阳光公司与国银公司之间的交易往来符合合同约定，陈朝富以山西阳光公司与国银公司存在交易往来即主张山西阳光公司有权代收代付本案租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保证金系严格按照《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12.3.4条约定履行其作为经销商支付保证金的合同义务，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支付陈朝富逾期租金，系山西阳光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通用条款第12.3.5条约定为陈朝富履行涉案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于山西阳光公司误付的首付款，国银公司亦已原路退回。国银公司从未授权山西阳光公司代收代付陈朝富项目租金，即便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私下约定由山西阳光公司代收代付租金，该约定也仅能约束陈朝富及山西阳光公司，无法约束国银公司。如陈朝富向阳光公司多支付购车款，则陈朝富应向阳光公司主张权利，但其无权以此为由拒不支付其本应向国银公司履行的合同义务。国银公司原审起诉请求：1、陈朝富立即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3151236.14元、违约金24000元、名义价款1500元；2、陈朝富立即向国银公司返还租赁物（即型号为CQ3254HTG384的红岩自卸汽车十五部，车架号分别为LZFF25R43CD241942、LZFF25R44CD241660、LZFF25R46CD241661、LZFF25R4XCD241646、LZFF25R44CD241576、LZFF25R42CD241656、LZFF25R43CD241648、LZFF25R41CD241664、LZFF25R42CD241740、LZFF25R40CD241736、LZFF25R42CD241737、LZFF25R44CD241738、LZFF25R49CD241654、LZFF25R46CD241742、LZFF25R48CD241743）；3、郑玉琴对上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4、山西阳光公司对上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温卫钟对上述（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6、陈朝富、郑玉琴、山西阳光公司、温卫钟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7月20日，国银公司（出租人）与陈朝富（承租人）、山西阳光公司（经销商）签订编号为国金租【2013】租字第（HY00177）号《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车辆生产商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公司）与出租人签署了编号为国金租[2010]合作字第（0006）号《租赁业务合作协议》，上汽公司同意将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纳入《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项下，并按约定与出租人开展业务合作。承租人已经与经销商签订了《购车合同》并已支付购车首付款，为生产经营的需要，承租人向出租人申请以车辆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出租人同意在符合本合同全部条款的前提下，根据承租人的要求向承租人购买车辆后，再将所购车辆回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依约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及其他款项。承租人向经销商购买车辆的价格为4890000元，承租人已支付购车首付款1467000元，尚欠购车余款3423000元未付。鉴于出租人将所购车辆出租给承租人使用并向承租人收取租金，出租人与承租人一致同意，出租人应付承租人首期车款与出租人应收承租人首期租金在车辆交付日相抵消。自交付日起，应视为承租人已收到出租人支付的首期车款；同时应视为出租人已收到承租人支付的首期租金。出租人在本合同项下应付承租人的后期车款将专项用于清偿承租人尚欠经销商的购车余款；经销商指示出租人将该款项直接支付给上汽公司，由出租人按《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与上汽公司结算支付。出租人向上汽公司支付后期车款，应视为承租人向经销商清偿了购车余款，同时应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清偿了本合同项下的后期车款。租金由租赁本金和租赁利息组成，租赁本金总额为4890000元。本合同项下的首期租金为1467000元，后续租金每月支付一次，分18次支付，租金的具体支付时间、金额详见附表三《租金支付表》。租赁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1-3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个百分点（下称“上浮利差”），本合同签订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3年期人民币贷款利率为6.15%，相应的租赁利率为7.15%，并随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本合同项下租赁物所有权自承租人交付车辆之日起转由出租人拥有。租赁期届满后，由承租人留购租赁物，即承租人在付清全部租金及租赁合同项下应付的所有款项，并支付每台车100元的名义价款后，出租人将租赁物以当时的状态转让给承租人，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如承租人未能按本合同约定按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则承租人应当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违约金=100（元）×本合同项下租赁物台物。如承租人扣款日违约状态持续达90个日历日，视为承租人严重违约，出租人有权行使加速到期权，宣布本合同立即到期，要求承租人立即付清所有到期未付及未到期的租金及其它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等费用；要求经销商偿付剩余全部租金、违约金及转让租赁物所有权名义价款及承租人应付出租人的其他款项。经销商应向出租人交存保证金，为承租人完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提供保证金担保。在发生承租人未按本合同约定偿付租金时，出租人有权从保证金中直接扣划应收款项。保证金不计利息。经销商应当为承租人完全履行本合同向出租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3年7月20日，陈朝富确认收到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融资租赁合同》附件三《租金支付表》记载租赁本金总额为4890000元，首期租金1467000元，自2013年8月10日至2015年1月10日每月10日支付租金（共18期），每月应付租金201299.14元。至起诉之日，陈朝富就涉案融资车辆的融资租赁期已经届满。陈朝富已偿还第1、2期租金及第3期部分租金，拖欠租金3151236.14元；陈朝富逾期期数为16期，产生违约金24000元（100元×15台×16期）。另查，2010年12月30日，国银公司（甲方）和上汽公司（乙方）签署了编号为国金租[2010]合作字第（0006）号《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约定：根据乙方的需求，由甲方利用自己在金融及资金方面的优势，以融资租赁的方式为乙方的产品销售提供配套租赁服务，标的物为乙方生产销售的全部系列商用车。融资租赁期限不超过3年，合作期限内，双方发生的所有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均在本协议框架下履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待经销商（指乙方授权并推荐，向甲方出售租赁物并履行完相关手续的乙方经销商）选定完毕后，双方同意经销商以签署《承诺函》以及经销商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以签署《不可撤销担保函》的形式加入本协议中。2012年9月3日，国银公司（甲方）和山西阳光公司（乙方）签订了《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附属协议》，约定：乙方为上汽公司向甲方推荐的合法授权经销商，经上汽公司推荐甲方审核，同意乙方成为《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项下融资租赁业务的合作经销商。乙方同意为其作为出卖人签署的每笔《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全部义务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责任担保。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到期应付未付的租金、剩余未到期的全部租金、承租人违约金、转让租赁物的名义价款、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如有）、承租人应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款项。就每笔《融资租赁合同》而言，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2012年2月29日，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为涉案承租人完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向出租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国银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签署日期为2011年12月15日的《不可撤销担保函》及一份未注明签署日期的《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温卫钟在上述函件中签名。上述《不可撤销担保函》及《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主要载明以下内容：保证人为温卫钟、刘某。《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项下融资租赁业务承租人申请保证人为其履行《融资租赁合同》债务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已知悉《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并愿意为承租人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金、违约金、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承租人应付的其他款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款项。保证期间自《融资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至《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再查，国银公司起诉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结婚证》复印件，载明：陈朝富与郑玉琴于1992年1月7日登记结婚。原审法院认为，国银公司与陈朝富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国银公司与山西阳光公司签订的《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附属协议》，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温卫钟向国银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及《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承租人逾期支付租金义务或迟延履行其他付款义务，出租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要求承租人支付逾期利息、相应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本案中，国银公司已履行涉案《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提供租赁物的义务，陈朝富未能依约支付租金，已构成违约，国银公司要求陈朝富支付租金3151236.14元及违约金24000元、名义价款1500元，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国银公司提交的《结婚证》系复印件，该院对该证据载明的内容不予采信。国银公司在本案中未能举证证明陈朝富、郑玉琴系夫妻关系，更无法证明涉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故国银公司要求郑玉琴对陈朝富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院不予支持。山西阳光公司在《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附属协议》及《承诺函》中均承诺对《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项下《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山西阳光公司应当对陈朝富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温卫钟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该院认为，温卫钟在《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签署的日期虽然早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签订的日期，以及其虽未在《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中签署日期，但温卫钟在《不可撤销担保函》、《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中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指向的债务是明确的，即承诺对《租赁业务合作协议》项下《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债务向国银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另，从《不可撤销担保函》及《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载明的内容来看，温卫钟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明确，即保证期间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据此，温卫钟应当对陈朝富涉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温卫钟认为《不可撤销担保函》及《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函》保证期间应当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等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国银公司当庭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系国银公司对其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该院予以照准。陈朝富、郑玉琴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陈朝富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租金3151236.14元、违约金24000元、名义价款1500元；二、山西阳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对上述判项一确定的陈朝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温卫钟对上述判项一确定的陈朝富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陈朝富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214元（已由国银公司预交），由国银公司负担100元，陈朝富、山西阳光公司及温卫钟共同负担32114元。山西阳光公司、温卫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国银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山西阳光公司、温卫钟向本院申请缓交诉讼费，因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本院未予批准。山西阳光公司、温卫钟未在本院指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本院二审裁定本案按上诉人山西阳光公司、温卫钟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再审予以确认。再审另查明，陈朝富再审中提交了以下主要证据：1、2013年5月23日的编号为YGHY20130523001的《分期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山西阳光公司作为甲方，陈朝富作为乙方，陈某强作为担保人，合同约定买卖标的物为15台红岩自卸车，单价为326000元，合计4890000元；合同标的物价款支付方式为分期付款，付款期限从2013年5月23日至2014年11月22日止；分期付款购车，乙方同意在提货前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342300元，首付款合计（含保证金）1809300元，欠款合计3621945元，支付期限和明细：分十八次支付，付款期限从2013年6月开始，在每月的23日前支付，分期付款金额前十七期本金及利息合计201225元，第十八期本金及利息合计201120元；乙方的付款必须直接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户名：山西阳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晋中安宁支行，账号：05×××45）或交付到甲方总公司财务部……陈朝富主张其与山西阳光公司就本案涉及的十五台车辆签订了《分期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2、陈某强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流水及山西阳光公司收款收据，银行流水载明2013年5月28日转账1500000元，2013年6月24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7月23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8月20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9月28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10月23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11月22日转账201225元，2013年12月17日转账201225元，2014年1月15日转账201225元，2014年4月4日转账211705元。陈朝富主张其通过胞弟陈某强向山西阳光公司分十次转账合计33215050元，山西阳光公司在收到上述十笔款项后给陈朝富出具了收款收据，收据上时间、金额与转账时间、金额相一致，证明山西阳光公司已收到上述33215050元。3、《协议》一份，陈朝富主张其与山西阳光公司于2013年4月15日签订《协议》一份，约定以华菱宽体车顶抵红岩车款600720元，并以实际履行。4、《债务清偿协议》一份，陈朝富主张其与山西阳光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一份，约定以厦工宽体车顶抵红岩车款1458140元，并已实际履行。5、山西阳光公司的客户销售资信还款表，陈朝富主张该证据证明山西阳光公司收到涉案车辆的收款明细。6、记账凭证及相应的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共四份，陈朝富主张第一份记账凭证证明山西阳光公司于2013年7月2日向国银公司支付涉案车辆首付款及保证金1809300元；第二、三份记账凭证证明山西阳光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赁款402598.25元，逾期利息3000元；第四份记账凭证证明山西阳光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向国银公司支付租赁款69524.26元。国银公司对证据1不予认可，主张《分期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均系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自行签订，未经国银公司确认，没有任何证明力，且国银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对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主张该转账清单未显示收款方信息，无法确认实际收款人，且陈朝富未提出证据证明陈某强系代其付款，因此无法证明该系列款项实为陈朝富所支付。另外，陈朝富在起租日开始之前即支付上百万租金，不合常理；陈朝富主张的支付所谓首期款150万元，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的首期款146.7万元不符，说明陈某强支付的该150万元根本不是案涉《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款项；陈朝富支付的每笔“租金”金额均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金金额不符，足以说明其支付的该系列款项不是本案诉讼请求款项。收款收据为山西阳光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3不予认可，主张该协议系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自行制定，未经国银公司确认，没有任何证明力，且国银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先于《融资租赁合同》之前签订，与本案无关；该协议抵销的是陈朝富向山西阳光公司购买车辆的购车款，对应的合同编号为YGHY20130523001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不予认可，主张该协议系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自行制定，未经国银公司确认，没有任何证明力，且国银公司并非协议当事人，协议真实性无法确认，该协议抵销的是陈朝富向山西阳光公司购买车辆的购车款，与本案无关。陈朝富提交的上述证据证明陈朝富已向山西阳光公司支付款项为5380365元，已经远远超过其本应向国银公司支付的后期租金3423000元，可见陈朝富向山西阳光公司支付款项源于与国银公司无关的其他交易往来，陈朝富以此为由抗辩拒不支付国银公司租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对证据5不予认可，主张该表格为山西阳光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6中的记账凭证均不予认可，对工商银行的转账回单的真实性认可。主张陈朝富称该转账记录中包含首付款及保证金，其中保证金为山西阳光公司作为经销商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应当向国银公司支付的款项，与陈朝富无关；而首付款根据合同约定本已抵销，国银公司不知山西阳光公司为何要向国银公司支付首付款，但国银公司已经将该笔款项原路退回。2014年1月24日及7月30日国银公司收到山西阳光公司支付的款项，但该款项是陈朝富逾期数月后，山西阳光公司作为保证人支付的连带责任款。国银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电汇凭证及结算对账单、回执，主张电汇凭证740.3万元款项中有489万元系与陈朝富案有关款项，其中146.7万元系国银公司向山西阳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退回其误付的首期款。其中342.3万元系国银公司依约支付的后期款。根据《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第2.2.3.1条约定：出租人向上汽红岩支付后期车款，应视为承租人向经销商清偿了购车余款，同时视为出租人向承租人清偿了本合同项下的后期车款。国银公司根据该条约定，向上汽红岩公司指定的山西阳光公司支付后期车款，符合各方约定。陈朝富以国银公司与山西阳光公司之间有转账往来为由主张山西阳光公司有权代收代付本案租金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2、委托银行代收承诺书，主张陈朝富签订委托银行代收承诺书，承诺授权农行根据国银公司提供的扣款数据和扣款指令从陈朝富开立的农行账户中直接扣划租赁款项至国银公司账户，证明陈朝富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为其直接向国银公司履行租金支付义务。3、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补制客户回单，主张2014年1月2日，山西阳光公司向其转账500000元，其中405598.28元为山西阳光公司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支付陈朝富合同项下第一期、第二期的租金及逾期违约金，2014年7月30日，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转账200000元，履行其连带保证责任，支付陈朝富合同项下部分第三期租金69524.26元。陈朝富对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中电汇凭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因为国银公司主张陈朝富与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7月20日，而电汇凭证的时间是2013年7月11日，当时双方尚未成就任何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国银公司也没有任何义务向山西阳光公司支付有关陈朝富的任何款项。对证据1中对账单及回执因国银公司未出示原件，故不予认可。且其上记载的时间为2013年7月4日，该证据也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对证据2不予认可，主张该证据上未注明签署时间，间接地证明国银公司在本案甚至在山西阳光公司的诸多其他业务中，均存在合同管理混乱的问题，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了陈朝富是在被蒙蔽的情况下误签了上述文件。对证据3认为该证据并非山西阳光公司依照《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担保责任的直接证明，同时国银公司在庭审中曾认可收取了山西阳光公司的保证金，如果山西阳光公司要承担保证责任，国银公司应从该保证金中直接扣除，然后由山西阳光公司补足保证金即可。本院于2019年5月8日对山西阳光公司进行询问，山西阳光公司对陈朝富提交的证据全部予以确认，认可陈朝富向其购买红岩车的全部购车款其已经收到，主张因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有长期合作关系，陈朝富曾多次向山西阳光公司购买设备，故山西阳光公司同意陈朝富用旧车顶抵部分新车款。山西阳光公司在收到陈朝富的车款后全部付给了国银公司，是固定时间按笔打给国银公司的，并未区分是哪个客户的车款。国银公司与山西阳光公司及陈朝富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按合同陈朝富是该付给国银公司，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是所有客户包括陈朝富付款给山西阳光公司，山西阳光公司统一付给国银公司，所以山西阳光公司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打款给国银公司，国银公司从来不会找客户催收付款，都是找山西阳光公司催款。山西阳光公司对国银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国银公司主张的证明内容，山西阳光公司主张其不可能误付首期款，该笔款项可以说是国银公司借贷给山西阳光公司的，山西阳光公司再付给上汽公司。国银公司也认可这种实际操作模式，山西阳光公司打给国银公司的款项，国银公司都收了，若国银公司认为客户该向其付款，则不应该收山西阳光公司的款项。国银公司从未履行本案的《融资租赁合同》，国银公司从不会找陈朝富催款，如果国银公司找陈朝富催款了，陈朝富也不可能在一年中多次向山西阳光公司分期付款。山西阳光公司从2015年开始几乎停止营业，目前其对国银公司确实还有欠款未付，现由上级公司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统一处理，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和国银公司、上汽公司正在就欠款问题协商处理。本院再审认为，山西阳光公司与陈朝富于2013年5月23日签订了《分期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陈朝富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山西阳光公司购买15台红岩自卸车。山西阳光公司、陈朝富及国银公司于2013年7月20日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陈朝富向国银公司申请以车辆售后回租的方式进行融资，该合同约定陈朝富已支付购车首付款1467000元，尚欠购车余款3423000元未付，国银公司与陈朝富一致同意，国银公司应付陈朝富首期车款与国银公司应收陈朝富首期租金相互抵消，合同约定的国银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按照经销商指示将后期车款直接支付给上汽公司，由国银公司按《租赁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结算方式与上汽公司结算支付；约定的陈朝富的主要义务是向国银公司按月支付租金；约定的山西阳光公司的主要义务是向国银公司交存保证金，为陈朝富完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提供保证金担保。陈朝富再审主张其受蒙蔽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其已经按照《分期买卖合同》约定将全部购车款支付给山西阳光公司，并提交了陈某强的银行转账流水、收款收据、《协议》、《债务清偿协议》等证据。山西阳光公司对陈朝富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可，确认陈朝富已向其支付了全部的购车款项，主张《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国银公司对陈朝富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但因陈朝富能够提交陈某强的银行流水，而陈某强是《分期买卖合同》的保证人，并且相应的银行流水的付款时间、金额与《分期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金额能够相吻合，足以证明是支付的《分期买卖合同》的款项，故陈朝富再审中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已向山西阳光公司付清全部购车款。国银公司主张上述付款可能是陈朝富因其他业务而向山西阳光公司的付款，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主张再审不予采纳。陈朝富与山西阳光公司均主张《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并未履行，国银公司起诉要求陈朝富按照《融资租赁合同》向其支付尚欠的租金，但国银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首先，国银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已将后期车款直接支付给上汽公司。其次，国银公司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曾要求陈朝富向其支付租金，在三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前，陈朝富已经于2013年6月24日按照《分期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山西阳光公司转账支付了第一期的分期购车款201225元，如三方确有履行《融资租赁合同》的意思表示，则陈朝富不可能在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时不将此前的付款情况告知国银公司以减少其应付的尚欠车款。另外，陈朝富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月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向山西阳光公司转账支付分期购车款，如国银公司曾向陈朝富催收租金，则陈朝富不可能持续向山西阳光公司支付车款而不按《融资租赁合同》向国银公司支付租金。最后，国银公司主张因陈朝富未按期支付租金，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承担了部分保证责任，但国银公司提交的银行转账的补制客户回单上的金额与其主张的租金额及违约金金额并不一致，也未注明系支付陈朝富的相关款项，并且国银公司主张山西阳光公司就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向其交付了保证金，则在发生陈朝富未按期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国银公司理应先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款项，而不是其主张的山西阳光公司另外向其付款承担保证责任，故国银公司主张的山西阳光公司向国银公司承担了保证责任支付了部分租金及违约金，缺乏充分的证据。因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陈朝富已经按照《分期买卖合同》向山西阳光公司付清了全部购车款项，国银公司要求陈朝富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向其支付租金，缺乏事实依据，对其该请求再审不予支持。国银公司要求山西阳光公司及温卫钟对陈朝富欠付的租金、违约金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有关主债务的请求未能获得支持，则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亦不能得到支持。国银公司与山西阳光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国银公司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因再审中陈朝富提交了新的证据，原审对该部分事实未予查清，再审查清相关事实后依法予以改判，对国银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二初字第1052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214元（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再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214元，由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陈朝富已预交的人民币3221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214元，拒不缴纳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连塘审判员  蔡劲峰审判员  乐 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林怿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