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5民终2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卫东，男，1968年1月1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霞，河北正扬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靳江太，男，1971年5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邢台市桥西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方翠英，女，汉族，1970年4月25日出生，住址同上。与靳江太系夫妻关系。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泽平，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丽，河北甲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卫东、靳江太、方翠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18）冀0503民初8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美霞，上诉人靳江太、方翠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泽平、郭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苏卫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错误适用举证规则，导致对关键事实认定错误。进而未支持上诉人的合理诉求。具体如下： （一）、被上诉人靳江太在两份通话、谈话录音中承认合伙煤矿2008、2009、2010年三年盈利，且向上诉人分红。比例为4.26%三项事实，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证据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确认。一审判决未予确认错误。 1、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证据包括视听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规定，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核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2、本案证据采信错误。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次谈话及通话录音开庭时已经当庭播放，被上诉人承认录音的真实性。录音中被上诉人亲口告知上诉人，合伙煤矿2008、2009、2010年三年盈利，但其向上诉人分红时，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10%比例，而是按照上诉人所出资的100万元在2350万元中的占比给付（即4.26%)。按照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所承认的这些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但一审判决却未对该两份最重要的证据予以采信，也未按照法律规定公开法官对该证据有无证明力的判断理由和结果，对该二证据只字未提直接回避。 3、证据审核认定的错误导致判决结果的错误。一审判决无视该二证据之存在，作出两个完全错误的认定：一是，合伙煤矿2010年未生产所以无利润。被上诉人2010年给付上诉人的那100万元是被上诉人自拘腰包从家里拿钱，向上所退还的本金。二是，2008至2010年之间煤矿利润总额无法确定。在这两项错误认定的基础上，一审作出两项错误判决：第一项：将被上诉人2010年给付上诉人的100从被上诉人欠付上诉人的款项中扣除。第二项：因为2008至2010年之间煤矿利润总额无法确定，故而无法向上诉人补足分红。上述第一项所谓自掏腰包退还本金之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且与被上诉人在录音中的陈述尖锐矛盾。被上诉人在录音中清楚表述，其所给付上诉人的都是分红，只字未提退还本金之事。一审判决却认定该100万元为退还本金，在计算被上诉人应给付上诉人的煤矿股权转让款时重新将该笔九年前的给付追回。 上述第二项“三年利润总额无法确定故而无法计算被上诉人应当向上诉人给付的分红数额”认定，则是做错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一有被上诉人三年总共给付给上诉人的分红数字、有已知的给付比例一一4.26%,欠付的那5.74%所对应的数额完全可以计算得出。上诉人又并未主张按利润总额给付，仅要求补足10%比例即可，在此情况下何须利润总额？ （二）将煤矿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上诉人，以上诉人未能就此举证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明显违反证据规则。法庭已经查明并认定，被上诉人靳江太系合伙事务实际执行人，负责合伙煤矿的经营和利润分配。上诉人不掌握煤矿的生产经营情况，煤矿所有会计帐簿、财务资料都在被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系持有证据的一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现，上诉人主张合伙煤矿2008-2010年盈利，按照司法解释该规定，持有证据的被上诉人拒不提供合伙帐目，则应认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当然本案无需适用此规则即可认定该事实，因为已有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加以证明，就是被上诉人靳江太本人对上诉人的亲口告知。在被上诉人拿着账、被上诉人亲口承认的情况下，还要求上诉人就盈利数额举证，不符合法律法理以及基本的经验、逻辑。 二、判决未支持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的请求，不符合《合同法》规定。《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的责任。第10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被上诉人未履行向上诉人足额支付煤矿分红及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除应当继续履行给付责任外，当然还应当赔偿迟延履行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该损失至少不会少于市场融资利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赔偿损失法律依据明确，并非一审判决书所称的于法无据。 三、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说明合伙煤矿的经营情况并出示相关手续等第一项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一审判决未支持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的理由是，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无法辨识内容的合伙煤矿会计帐簿，所以上诉人要求其提供会计账簿已无实际意义。该认定逻辑矛盾，既然被上诉人提交的物品无法辨识，一审法院根据什么认定它是鑫源煤矿的会计账簿？本案第一次诉讼时，被上诉人向法庭陈述煤矿帐目保存完整；被上诉人自己向法庭提交的三张财务单据完好无损整洁清断，说明会计帐簿保存完整。本次被上诉人将一堆无法辨识的破旧物品交给法庭冒充煤矿财务账，纯辉是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蔑视和戏弄，不加惩处有失司法颜面。 四、方翠英应当对所有欠付款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根据被上诉人靳江太自己在刑事案件中的陈述，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共同合伙投资经营鑫源煤矿期间，被上诉人靳江太、方翠英系夫妻关系。由于煤矿经营收入也发生在两被上诉人共同生活期间，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之规定，判令方翠英就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靳江太、方翠英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事实认定错误的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苏卫东在合伙中所占股权比例为10%应为认定事实错误。其在实际合伙中所占投资比例应为4.26%。上诉人靳江太对原判认定与被上诉人苏卫东形成事实上的合伙关系没有异议，但原判仍按照《股东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认定双方的股权比例应属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靳江太与被上诉人苏卫东2005年8月15日签订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合股的目的是成立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整合购买鑫源煤矿和君山煤矿的全部股权，二人实际共同投资的1000万元只是购买君山煤矿应给付殷解路总价款2650万元的一部分，只是取得君山煤矿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购买价款并未完全支付，合股后双方按照合股协议拥有欠君山煤矿原股东殷解路1650万元、欠靳江太1350万元的债务。而此时的鑫源煤矿70%股权归沙河棉麻公司，30%股权已经由靳江太实际控制的邢台战泰工贸有限公司从邢台市棉麻公司受让持有，经营权由靳江太为实际控制人的战泰公司承包经营。双方约定用后续鑫源煤矿、君山煤矿的生产利润，偿还君山煤矿原股东殷解路1650万元，并给付靳江太所持有鑫源煤矿30%股权折价1350万元，以上1000+1650+1350构成合伙总投资4000万元，假如二人合股的有限公司成立所取得的也仅是君山煤矿全部股权和原鑫源煤矿30%股权。而事实上出于众所周知的安全因素、重人事故、政策调整、各种会议停产等原因，煤矿经营断断续续，没有产生预期利润，应当支付君山煤矿原股东殷解路的1650万元，至今尚欠900万元未付，应当给付靳江太实际控制的战泰公司的1350万元也没有支付，双方约定的有限公司未能成立，说明双方在实际经营期间预期利润并未实现，双方合伙实际经营的是原君山煤矿和靳江太为实际控制人的原鑫源煤矿30%股权，以及靳江太为实际控制人的战泰公司承包经营的鑫源煤矿70%股权，而被上诉人苏卫东实际投资的100万元仅是在背负1650万元债务的前提下取得原君山煤矿10%的经营管理权，被上诉人苏卫东并未向原鑫源煤矿进行投资，自始停留在占原君山煤矿10%股权的状态。股东投资协议书第3条、第4条约定了债务偿还的顺序，即以经营利润先行偿还购买原君山煤矿股东殷解路的1650万元债务，后偿还靳江太所持有的原鑫源煤矿30%股权折价1350万元的债务。而实际上，至双方合伙经营实际结束、煤矿停产，也未能完成对君山煤矿原股东的债务偿还，仅偿还750万元，尚欠殷解路900万元全今未还，有靳江太与殷解路之间的诉讼文书为证。更谈不上偿还协议约定的合伙收购靳江太所持有的作价1350万元的30%鑫源煤矿股权。因此，被上诉人苏卫东在事实上的合伙经营中投资100万元始终停留在占原君山煤矿10%股权的状态。根据上述事实，由于双方约定成立公司的条件未成就，形成实际合伙关系。但双方原约定的1:9投资比例因实际经营投入的不均衡而发生了改变，苏卫东实际合伙投入为100万元，靳江太实际合伙投入为900万元及作价1350万元的原鑫源煤矿30%股权和另外70%股权的承包经营权，苏卫东投资与合伙实际经营资产的比例变更为100/(100+9001350)=4.26%.因此，原判在合伙经营投资事实发生实际改变后仍按照《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比例认定双方的合伙投资比例应属事实认定错误。 二、原判认定上诉人靳江太按照2217万元的10%向被上诉人苏卫东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属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靳江太与李军芳之间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600万元，其余617万元是向政府部门交纳的各种押金、保证金，不属于股权转让价款。且上诉人靳江太并没有完全收到李军芳支付的1600万元价款，实际收到1300万元，其余300万元虽经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李军芳在鑫源煤矿正式生产后给付，后因鑫源煤矿被取缔而没有给付，因此上诉人靳江太实际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只有1300万元。且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在协议中明确是原君山煤矿100%股权和原鑫源煤矿30%股权。被上诉人苏卫东仅占有原君山煤矿10%股份比例，在整个转让标的中实际所占股份比例应为4.26%,因此，原判判决上诉人苏卫东按照2217万元的10%向被上诉人苏卫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属事实认定错误。 三、原判判决上诉人方翠英承担连带责任应属适用法律错误。方翠英与靳江太201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本案合伙事实发生在二人婚前，不属于婚内债务。判决方翠英承担连带责任应属适用法律错误。 靳江太、方翠英辩称：原审判决在认定鑫源煤矿赢利年度事实上并无错误，适用证据规则也无不当，针对苏卫东上诉，提出如下几点答辩意见。 1、上诉人苏卫东仅凭两份具有显著矛盾的电话录音主张08年之后的三年利润分红事实不能成立。两份电话录音中靳江太的表述本就矛盾，靳江太电话录音所证实“有利润是08年”、“正儿八经挣钱是08年，盈利是08年”。这一表述与08年之后3年分红是矛盾的。仅凭上述有显著矛盾的电话录音，没有其他赢利数据支持，单一的以数学计算方法计算三年盈利分红没有事实根据。 2、邢台市安委12号文件、省安委8号文件、沙河煤监局证明及乔同顺、吴士刚、郝生祥证明，十里亭镇政府证明，沙河市公安局十里亭派出所证明，下解村委会证明，沙河煤监局情况说明，十里亭镇政府情况说明等证据均能证明2008年10月份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奥运会和政府关停小煤矿的政策因素，鑫源煤矿停产。公安机关停止了煤矿生产必须的火工品供应，煤矿即失去生产条件。政府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煤矿全面监管，也不存在生产的客观条件。 3、税务机关、工商登记也均能证明鑫源煤矿自2009年开始没有生产，因此也不可能存在2009年之后的利润分红。 4、桥东区法院生效判决及相应证人证言也不足以证明鑫源煤矿在2009年以后生产的事实。因为该部分证据与政府文件所规定的关停小煤矿的政策相悖，且与政府监管部门驻场监管停产的事实相悖。火工品由炸药、雷管、引线组成才能用于生产爆破，仅有雷管是不能完成生产事实的，2.9万枚雷管需要有大量的炸药和引线才能配合使用，但在该案中并没有炸药、引线的购买，因此鑫源煤矿不可能用2.9万枚雷管进行生产。不能排除杨冬斌为了减轻刑罚而做的将雷管用于鑫源煤矿生产经营的虚假供述。 5、虽然判决书认定杨冬斌所购买雷管用于所在煤矿生产，但并没有认定具体的生产内容和产量。煤矿是否有利润是由产量直接决定的。在靳江太证言中“鑫源煤矿就只有我一个股东”，08年11月份鑫源煤矿办理了维护手续，从09年7月份开始维护巷道，雷管也是在了维护巷道中使用，09年7-10月份维护巷道一共出煤4000吨，每吨煤200元左右。也就是说2009年维护巷道出煤总价值约80万元。鑫源煤矿的炮工李平印、**娃证言证实，09年初没什么活，09年4月份后开始打眼放炮，09年12月案发，二人并没有证明在此期间具体工作内容，也没有证实煤矿出煤数量，与本案不具有直接关联性。张记美同样也没有证实09年煤矿是否正常生产和实际生产数量。会计申志剑证实，鑫源煤矿08年8月份后一直处于资源整合状态，整合完毕之前是不允许生产经营的，出煤量不像正常生产时量那么多。从上述证据可以证实，2009年鑫源煤矿一直是在资源整合状态，雷管也是在巷道维修中使用，矿井维护期间有少量煤炭产出，总价值也只有80万元左右，扣除生产、人力成本不可能存在利润，更不可能大额分配红利。 6、沙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的证明证实在2009年3月份就已经将鑫源煤矿剩余私存的火工品收缴并处罚，原告当庭举证2009年12月份沙河市公安局又查处杨冬斌非法买卖爆炸物并处以刑罚，煤监局、地方政府驻场人员监管不得开采生产，因此也更不可能存在2010年的生产所得。 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鑫源煤矿赢利年度事实上并无错误，靳江太提交的大量客观书证的效力高于苏卫东所提交的电话录音的证据效力，08年之后合伙经营具有赢利分配的证据不存在，且苏卫东作为具有法定合伙经营监督权力的合伙人，怠于行使合伙经营期间的合法监督权力，也不能提供其他可以证明08年之后存在赢利的证据，因此原判在认定合伙是否存在赢利问题上适用证据规则也无不当。 苏卫东辩称：一、一审认定苏卫东在合伙中份额占比为10%正确。 1、合伙人在合伙中所占份额比例由合伙双方所订立的合伙合同所决定。本案合伙合同约定的比例为苏卫东占10%。①本案双方签订的《股东投资协议书》明确规定，双方共同投资的标的煤矿靳江太占股90%，苏卫东占股10%。②靳江太在录音中承认，其未按该协议约定的10%的比例向苏卫东分红。说明，二人均认可协议比例确实为苏卫东占10%。 2、后续的履行情况不改变原协议的约定。①合伙人各自的持股比例是合伙之初即已约定好的，双方未就该约定进行变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无权单方变更。本案双方此后未就该约定作出过变更。靳江太也从未向苏卫东要求过变更持股比例。②协议签订后，靳江太未按协议规定足额给付苏卫东10%分红，是违约行为，而非对合同所进行的合法变更，不产生苏卫东持股比例减少的法律效果。 3、双方的合伙对象没有发生过改变。股权比例也没有发生过变更。双方均始终认可，双方的合伙对象就是君山煤矿100%股权、鑫源煤矿30%股权，原告苏卫东从未主张过合伙对象包括鑫源煤矿100%股权，这一点从本案诉讼之初至今始终如一，有每一审的庭审笔录为证。双方对此从来没有过分歧。现靳江太上诉状中所主张的因双方合伙之初的对象为君山、鑫源全部股权，而后公司未设立改为合伙，合伙对象变更成了君山100%投权，鑫源30%股权，没有事实根据。事实是，从最初计划的设立公司到实际未设立公司而是一般合伙经营，双方的合作投资对象从未发生过变化。靳江太虚构投资对象发生变化而导致协议原约定的双方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是事实，主张双方占股比例变更没有事实根据。上诉状以较大篇幅论述合伙对象是君山100%股权及鑫源30%股权没有意义。 4、靳江太以债务尚未清偿完毕为由主张苏卫东占股比例应减少至4.26%没有根据。①《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自2005年8月15日至2008年之前，靳江太负责以煤矿2年半的利润支付股权收购款（其中以2005、2006年利润付清君山煤矿股东殷解路1650万元收股款，以2007年利润付清鑫源煤矿30%股权的股东靳江太1350万元购股款），大股东靳江太负责所有债务的清偿，保证从2008年开始向苏卫东分红。即，2008的之前煤矿盈利与否、盈利多少均由靳江太享有和承担，与苏卫东无关。现靳江太以未盈利为由抗辩与合同规定不符。②靳江太作为合伙事务执行人，煤矿的实际经营者，掌握着全部经营资料、财务账簿，掌握着煤矿经营情况的证据，其并未向法庭提交财务账簿、单据等证明煤矿利润情况的证据，依照证据规则的规定，亦应推定苏卫东所主张的事实成立。以上，靳江太所有调降苏卫东持股比例的理由均不成立。 二、原判认定靳江太按照2177万元的10%向苏卫东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不是认定多了，而是认定少了。1、如前所述，欠殷解路的900万元收股款，应由靳江太负责在2005、2006年付清，但靳江太在与李军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却将自身的义务转移给李军芳，造成李军芳本应将该9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价款给付新鑫源煤矿股东（即靳江太、苏卫东），而变成将该款用于清偿靳江太个人所负债务，从而减少了对苏卫东的给付，损害苏卫东合法权益。2、617万元不论性质如何，均是股权转让的收入，进入分配理所当然。 三、靳江太、方翠英自2009年即为夫妻关系，况且股权转让收入分配发生于2015年，在两人2011年领取结婚证之后，当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被告靳江太向原告说明其给付原告双方合伙投资的沙河市鑫源、君山两煤矿分红及煤矿转让价款数额的依据；对2005年8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煤矿具体的支出、收入及盈利情况向原告作出说明，并出示煤矿经营期间的会计账簿；对2012年9月27日煤矿转让后，受让人给付转让价款情况向原告作出说明，并出示相关手续；2、判令被告靳江太向原告补足少给付原告的煤矿分红及转让收入4，040，00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被告方翠英对该给付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认定事实：原告苏卫东与被告靳江太于2005年8月15日签订《股权投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经沙河市鑫源煤矿和君山煤矿股东协商一致，同意由靳江太和苏卫东二人共同出资收购鑫源煤矿和君山煤矿的全部股份，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统一的生产、经营，为此股东靳江太、股东苏卫东达成投资协议,内容如下：一、新公司暂定名为邢台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辖鑫源煤矿和君山煤矿，公司总股本为人民币肆仟万元，股东靳江太股份额为90%，股东苏卫东股份额为10%。二、在2005年8月15日由股东靳江太出资9，000，000元，股东苏卫东出资1，000，000元，给付君山煤矿股东，取得君山煤矿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三、双方同意用鑫源、君山两煤矿的生产利润，在2005年底和2006年底分别再付给君山煤矿股东退股款6，500，000元和1，000，000元，使原股东股份全部退清。四、双方同意用鑫源、君山两煤矿的生产利润，在2007年底之前付清靳江太在鑫源煤矿的退股款13，500，000元。使靳江太、苏卫东完全取得鑫源、君山两煤矿的全部财产所有权，由大股东靳江太保证从2008年元月开始实现按月分红，所有债务均由靳江太股份负责。五、新公司资产以2005年8月15日上述两矿的实际财产为准，作为最初资产。上述两矿在收购前的债权、债务由靳江太负责。新公司不承担上述两矿在收购前的债权债务以及与第三人之间的经济纠纷。2005年12月6日，邢台市煤炭工业办公室作出邢市煤工办字（2005）198号邢台市煤炭工业办公室关于沙河市《鑫源煤矿与君山煤矿进行资源整合》的批复，该批复同意将鑫源煤矿与君山煤矿整合，整合后矿井名称为沙河市鑫源煤矿。在签订上述《股权投资协议书》后，原被告双方并未按约定实际注册设立邢台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但该煤矿一直生产至2009年4月，在2008年-2010年12月16日期间，被告靳江太共给付原告苏卫东分红款、入股本金2，000，000元，其中2008年给付500，000元分红款，2009年1月15日给付300，000元分红款，2009年12月17日给付200，000元分红款，2010年11月3日给付入股本金700，000元，2010年12月6日给付入股本金300，000元。2012年9月27日，靳江太（甲方）与李军芳（乙方）签订《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沙河市鑫源煤矿系由鑫源煤矿与君山煤矿（或称沙河市君山煤矿）于2005年12月6日根据邢台市煤炭工业办公室邢市煤工办字（2005）198号批复文件整合而成。其前身股东为邢台市棉麻总公司、沙河市棉麻公司和殷解路。整合前后鑫源煤矿的股东股权分别转让给了李增其和靳江太，李增其占有原鑫源煤矿股份的70%，靳江太占有原鑫源煤矿股份的30%，靳江太同时占有原君山煤矿股权的100%。经双方充分协商，甲乙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整合后沙河市鑫源煤矿的全部股权（包括原鑫源煤矿30%的股权及原君山煤矿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乙方受让上述股权后，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二、本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6，000，000元，另外甲方经营期间已经向沙河市煤炭工业局缴纳安全风险保证金5，000，000及科室押金50，000元、向政府缴纳的税务保证金300，000元、向沙河市公安局缴纳的爆炸物品使用保证金200，000元、向金泰煤业公司缴纳的注册费440，000元及扩能费80，000元、向沙河市电力部门缴纳的电力押金100，000元等共计陆佰壹拾柒万元（6，170，000元），由乙方按本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直接支付给甲方。对于上述款项，乙方自本协议签订当日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叁佰万元（13，000，000元），甲方当日将矿井移交给乙方，并在7日内将相关手续资料复印件给乙方交接完毕；剩余叁佰万元（3，000，000元）在甲、乙双方与殷解路签订债务承接协议当日起两日内付清，该款项付清后甲方将有关手续原件交给乙方，并一同到煤炭管理部门办理交接及供用电接续手续。对于甲方在上述相关管理部门提前缴纳的保证金等各项费用共计陆佰壹拾柒万（6，170，000）元如何支付，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详细约定双方各自权利义务。三、乙方支付首期转让价款之当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或其他股东在本协议中签字确认），并负责准备妥当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所需的其他全部文件和资料等，协议乙方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或登记手续。在上述变更或登记过程中因甲乙双方外第三人或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基于行政管理、国家政策导致不能及时办理变更或登记手续的，甲方不负相应法律责任，但甲方有义务在能够办理变更或登记手续时予以配合；交接完成后，甲方不再享有沙河市鑫源煤矿的任何股权和财产权，甲方也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乙方享有沙河市鑫源煤矿的股东权；甲方承诺拥有转让股权完全的处分权，转让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者担保，不存在查封或其他转让障碍或瑕疵，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除因甲方违约在先外，乙方不得延期支付。四、本协议签订后，对于甲方经营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但所欠殷解路玖佰万元（9，000，000元），由乙方负责偿还（三方另行根据本协议签订债务转移或偿还协议），不得在16，000，000元股权转让款中折抵；甲方在管理部门缴纳的各项保证金等费用6，170，000元，在乙方按约履行义务完毕后，由乙方享有。同日，靳江太（甲方）与李军芳（乙方）又签订两份《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一、双方在对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约定的16，000，000元转让款系税、费后转让数额，乙方在支付时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抵扣。二、甲、乙双方在办理上述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股权变更登记及向相关部门缴纳的税、费（包括需要以甲方名义向相关部门缴纳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按3:7的比例，甲方负担30%、乙方承担70%另行支付。三、对于剩余陆佰壹拾柒万元（6，170，000元）（指《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二条第二项中约定的6，170，000元的余款）由乙方再分两期支付。第一期支付时间为2013年元月15日之前，支付数额为3，000，000元；第二期为3，170，000元，支付时间为2013年4月1日之前。四、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乙方继续按照《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第五条约定的涉及鑫源煤矿股权整体转让款30%承担违约金支付责任；如不能按期支付，甲方还有权收回相应煤矿的股权及经营权，之前所收款项不予退还，乙方不得干涉。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与煤矿所在地十里亭镇政府之间的租赁协议待上述甲方在各管理部门缴纳的各项保证金等共计6，170，000元全部支付完毕后，甲方才负有与乙方同十里亭镇政府另行签订相关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义务。在签订上述协议后，靳江太与李军芳因股权转让产生纠纷，靳江太诉至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7日作出（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内容为：一、靳江太经营沙河市鑫源煤矿期间向各行政管理部门（包括金泰煤业公司）缴纳的安全风险保证金、科室押金、税务保证金、爆破物品使用保证金、注册费、扩能费、电力押金共计6，170，000元归靳江太所有，由李军芳配合靳江太申请退还相关费用，李军芳负责补交行政部门相关费用。二、李军芳在两个月内配合靳江太与第三方殷解路签订9，000，000元债务转移协议，如不能签订协议，该9，000，000元由李军芳给付靳江太，可以延迟至沙河市鑫源煤矿正式生产后再支付。三、对于剩余3，000，000元股权转让金，李军芳可以延迟至沙河市鑫源煤矿正式生产后支付给靳江太。该案调解后，被告靳江太于2015年7月3日给付原告苏卫东股权转让款500，000元。后原告认为被告未按其所占股份份额比例分配红利及股权转让收入，故诉至法院。 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本案中，原告苏卫东与被告靳江太于2005年8月15日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由原被告双方签名、按手印认可，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在该协议书签订后，原被告双方虽未按约定实际注册设立新公司，但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与原君山煤矿）一直断续生产至2009年4月，并且被告靳江太也向原告实际分配了红利，故原被告双方所签《股权投资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合伙协议，原告苏卫东与被告靳江太应为合伙经营关系。双方应按《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权利和义务。关于原被告的股份份额比例问题，因《股权投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被告靳江太股份额为90%，原告苏卫东股份额为10%，且约定双方同意用鑫源、君山两煤矿的生产利润付给君山煤矿股东退股款、靳江太在鑫源煤矿的退股款，使靳江太、苏卫东完全取得鑫源、君山两煤矿的全部财产所有权。故原告苏卫东在整合后的沙河市鑫源煤矿全部股权（包括原鑫源煤矿30%的股权及原君山煤矿100%的股权）中所占股权比例应为10%。被告主张原告所占股权比例为100/（1000+1350）=4.26%，本院不予支持。二、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合伙经营而产生的利润、利益。本案中，被告在2008年-2009年期间给付原告1，000，000元的分红款，因被告靳江太系合伙事务的实际执行人，负责沙河市鑫源煤矿的经营和利润分配，属其自愿给付，并不违反双方之间的协议约定，本院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原告苏卫东要求被告靳江太向其补足少给付的煤矿分红和转让收入，因原告未提交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原君山煤矿）在2008年-2010年之间产生经营利润的相关证据。被告虽提交了沙河市鑫源煤矿2008年度年检报告，报告显示沙河市鑫源煤矿2008年度全年净利润为321,507.5元，该报告与被告在本案庭审中自认的2008年分红数额500，000元又明显不符。故本院无法确认沙河市鑫源煤矿在2008年-2010年之间的利润总额。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补足少给付的煤矿分红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另外，根据被告提交的《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可以证实靳江太向李军芳转让整合后沙河市鑫源煤矿全部股权（包括原鑫源煤矿30%的股权及原君山煤矿100%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2，170，000元，故根据《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将该22，170，000元之中的10%即2，217，000元给付原告，因被告靳江太已于2010年11月3日、2010年12月6日给付原告入股本金1，000，000元，2015年7月3日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500，000元，上述合计1，500，000元应从2，217，000元中扣除，故被告靳江太应实际再向原告苏卫东支付股权转让款717，000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在本案庭审中，原告主张被告靳江太于2010年11月3日、2010年12月6日给付其1，000，000元系分红款，被告称该款系退还原告的入股本金。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均无法证明沙河市鑫源煤矿于2010年仍在生产经营并产生利润，故本院对被告的意见予以采纳。根据被告靳江太、方翠英提交的结婚证，两被告于201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因此，被告靳江太收取李军芳支付的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价款应当视为两被告的夫妻共同财产，被告靳江太应向原告苏卫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17，000元亦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方翠英对该717，000元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被告靳江太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原君山煤矿）经营情况进行了举证说明，并且提交了《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对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情况也进行了说明。但被告提交的沙河市鑫源煤矿的会计账簿已无法辨识其中的内容，原告要求被告出示沙河市鑫源煤矿的会计账簿已无实际意义，故本院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3条、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靳江太于本判决生效起十日内给付原告苏卫东股权转让款717，000元，被告方翠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苏卫东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120元，由原告苏卫东负担28，150元，被告靳江太负担10，97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靳江太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苏卫东认定和靳江太的合伙关系问题，苏卫东与靳江太于2005年8月15日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书》，由双方签名、按手印认可，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虽未按约定实际注册设立新公司，但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与原君山煤矿）一直断续生产至2009年4月，并且靳江太也向苏卫东实际分配了红利，对于原审认定的双方所签《股权投资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合伙协议，苏卫东与靳江太为合伙经营关系，双方均没有异议。 二、关于苏卫东与靳江太的股份份额比例问题，因《股权投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靳江太股份额为90%，苏卫东股份额为10%，且约定双方同意用鑫源、君山两煤矿的生产利润付给君山煤矿股东退股款、靳江太在鑫源煤矿的退股款，使靳江太、苏卫东完全取得鑫源、君山两煤矿的全部财产所有权。原审认定的苏卫东在整合后的沙河市鑫源煤矿全部股权（包括原鑫源煤矿30%的股权及原君山煤矿100%的股权）中所占股权比例应为10%，是正确的。靳江太主张苏卫东所占股权比例为100/（1000+1350）=4.26%，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双方合伙股权比例的计算问题，靳江太在2008年-2009年期间给付苏卫东1，000，000元的分红款，按照双方约定靳江太系合伙事务的实际执行人，负责沙河市鑫源煤矿的经营和利润分配，属其自愿给付，并不违反双方之间的协议约定。苏卫东要求靳江太向其补足少给付的煤矿分红和转让收入，因苏卫东未提交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原君山煤矿）在2008年-2010年之间产生经营利润的相关证据。靳江太虽提交的沙河市鑫源煤矿2008年度年检报告显示，沙河市鑫源煤矿2008年度全年净利润为321,507.5元，该报告与靳江太自认的2008年分红数额500，000元又明显不符。沙河市鑫源煤矿在2008年-2010年之间的利润总额无法确认。苏卫东要求靳江太向其补足少给付的煤矿分红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本院无法支持。 另外，根据靳江太提交的《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靳江太向李军芳转让整合后沙河市鑫源煤矿全部股权（包括原鑫源煤矿30%的股权及原君山煤矿100%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2，170，000元，故根据《股权投资协议书》的约定，靳江太应将该22，170，000元之中的10%即2，217，000元给付苏卫东，靳江太已于2010年11月3日、2010年12月6日给付苏卫东入股本金1，000，000元，2015年7月3日给付苏卫东股权转让款500，000元，上述合计1，500，000元应从2，217，000元中扣除，故靳江太应实际再向苏卫东支付股权转让款717，000元。关于苏卫东要求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方翠英应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靳江太、方翠英提交的结婚证，是2011年12月16日登记结婚。靳江太收取李军芳支付的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价款原审确定为靳江太、方翠英的夫妻共同财产，靳江太应向苏卫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717，000元，也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方翠英对该717，000元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正确的。 五、关于苏卫东主张的靳江太说明其给付苏卫东双方合伙投资的沙河市鑫源、君山两煤矿分红及煤矿转让价款数额的依据；对2005年8月至2012年10月期间煤矿具体的支出、收入及盈利情况向卫东作出说明，并出示煤矿经营期间的会计账簿；对2012年9月27日煤矿转让后，受让人给付转让价款情况向卫东作出说明，并出示相关手续的请求，靳江太在本案庭审过程中对沙河市鑫源煤矿（原鑫源煤矿、原君山煤矿）经营情况进行了举证说明，并且提交了《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2014）邢民二初字第21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对沙河市鑫源煤矿股权转让情况也进行了说明。但靳江太提交的沙河市鑫源煤矿的会计账簿已无法辨识其中的内容，苏卫东要求靳江太出示沙河市鑫源煤矿的会计账簿已无实际意义，无法实现，原审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苏卫东，靳江太、方翠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120元，由苏卫东负担19，560元，被告靳江太、方翠英负担19，5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小双 审判员  董建一 审判员  解宝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连婧 书记员魏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