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163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小关街道办事处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侯正兰，女，193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北京陶瓷厂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代理人：米阳，男，中国旅游旅行服务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昌平区。原告崔鸣放与被告侯正兰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侯正兰之委托代理人米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侯正兰支付10000元辛苦费。事实理由：我与侯正兰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由于被腾退居民与安置单位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产权房安置合同，直接诉讼产权房安置房风险很大。故此，只能通过座谈、信访和相邻关系诉讼，以便掌握有利于我们安置补偿的证据后再主张产权房安置的诉求。侯正兰于2014年9月分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和协议书，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此后，我作为代理人，起诉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又以相同案由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并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且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我的上述行为均针对上述北京市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安置补偿问题。2015年会议记录也载明“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争取产权房补偿”等内容。如前所述，我代表侯正兰等被腾退居民争取拆迁补偿权益，履行了委托事务，包括侯正兰在内的被腾退居民亦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5万元的货币补偿。虽然侯正兰因上班或其他事由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且侯正兰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侯正兰应当参照与会39位居民的支付标准，向我支付1万元辛苦费。侯正兰辩称：1、产权房补偿等补偿方式问题只能由拆迁人根据拆迁政策出台具体条件解决，不可能通过诉讼活动直接解决。2016年北京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的危房鉴定及解危排险腾退工作，正是在相关政策依据之下解决被拆迁居民合理诉求的有效方式。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解决方式是崔鸣放受托完成委托事务的直接结果；2、2014年9月29日，我与崔鸣放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若此案败诉，我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此案胜诉，我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决定。2014年10月，崔鸣放自己以相邻关系纠纷为由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民事诉讼。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该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第三方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后（2015）一中行政字第1982号判决书判决驳回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至2019年9月3日，崔鸣放从未代理我就相邻关系进行任何实际诉讼活动。故我不需向崔鸣放支付劳务费；3、2015年2月7日，我未参加所谓的居民全体会，且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名，也未承认“崔鸣放为侯正兰的诉讼代表”，因此不需根据会议决定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侯正兰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015年2月7日。侯正兰并未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侯正兰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崔鸣放提交以下证据：1、侯正兰于2014年9月24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权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2、侯正兰于2014年9月29日签署的《协议书》：“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一、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二、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三、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崔鸣放主张依据侯正兰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以及上述已查明事实，其已履行委托事务，侯正兰虽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亦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侯正兰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故侯正兰应当参照与会39位参会居民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1万元。侯正兰认可其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协议书，但仅认可其委托崔鸣放代理其提起相邻关系诉讼，而崔鸣放并未实际代理其提起该诉讼，亦无证据证明其取得的安置房及相应的财产利益与崔鸣放实施的行为有关，故不同意依据其并未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经询，崔鸣放主张其曾代表居民以个人名义向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相邻关系之诉，后撤回该案的起诉。侯正兰不认可崔鸣放以个人名义提起的该次诉讼系履行委托事务。本院认为，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崔鸣放主张侯正兰通过签署授权委托书、协议书的方式，委托崔鸣放代表自己在上述拆迁腾退过程中开展维权活动，后39位参会人员在居民全体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了委托崔鸣放开展维权活动的费用标准，侯正兰业已获得与39位参会人员同等的拆迁利益，故应当依据会议记录确认的费用标准支付辛苦费1万元。现侯正兰认可签署了授权委托书、协议书，根据此两份书证的具体内容，仅能反映侯正兰委托崔鸣放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其提起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本案中，崔鸣放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作为侯正兰的诉讼代理人提起了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侯正兰委托其履行其他委托事务以及双方就其他委托事务约定了委托费用标准，故崔鸣放主张侯正兰应依据案外人与其确认的费用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鸣放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崔鸣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媛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