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53民再8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潘秀琼，女，1970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佛山市南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灿荣，广东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国恒，男，1975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开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家栋，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静，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彭福能，男，1980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云城区。再审申请人潘秀琼因与被申请人梁国恒及原审第三人彭福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粤53民终5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作出（2017）粤53民申1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潘秀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灿荣、被申请人梁国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彦静和原审第三人彭福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潘秀琼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解除合同错误。从合同目的看，再审申请人系通过转让桉树达到收取价款的目的，而被申请人的目的则是通过砍伐桉树再转卖达到赚取差价，履行期限越长，对再审申请人越不利，而时间越长桉树长得越大价钱越高，反而对被申请人有利。且在本案中，双方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争议发生后，再审申请人非常重视，积极与村民协商解决了纠纷，虽然砍伐证上的砍伐期限已过，但再审申请人为了被申请人能继续砍伐完桉树，及时补办了砍伐证，被申请人仍然可以继续履行合同。二审判决以被申请人合同目的不能达到为由解除合同实属不妥。（二）二审判决按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判决再审申请人返还桉树转让款18万多元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申请人已砍伐的桉树约90%，虽然有少量已砍伐未能及时运出的桉树据被申请人陈述被盗，但责任不在于再审申请人，桉树从签订合同之日起权属已转移给被申请人，风险当然由被申请人承担。一审法院调取的木材运输证是被申请人每次出材前向林业部门随意填报的一个数字，但林业部门并没有对该内容进行核实，且为了后期的木材能顺利砍伐运输，运输人的习惯做法都是前期填报的出材量比实际出材量少得多，因此，该木材运输证根本不能反映被申请人实际砍伐桉树的数量；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案涉未砍伐的桉树长得越高大，转让价款更高，但被申请人却不继续履行，单从这点都可以看到未砍伐的桉树远没有运输证上剩余的桉树数量那么多。为确认未被砍伐的桉树数量，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时已申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没有委托评估。二审诉讼中，法院如认为应该解除合同的，应允许再审申请人评估的请求才算公平，而不能按被申请人的请求下判。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法院（2016）粤53民终595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法院（2015）云安法民二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上诉请求；并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受理费。梁国恒辩称：（一）我方认为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申请人的行为确实构成迟延履行，体现在：经过催告后，合理期限内没有处理村民纠纷的义务，其次，因为申请人的过错，导致砍伐期限已过，但是没有及时补办新的砍伐证。上述两种情况均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二审判决判令合同解除合法合理。（三）由于申请人的违约行为导致了被申请人的损失，也无故增加了很多的麻烦，例如村民堵塞运输道路的期间，木材是被迫暂停砍伐，但是我方聘请的砍伐工人是留在林场的，我方需要支付其食宿的费用以及相应的工资，另外，由于申请人的过错，原本开辟的用于工人上下山以及运输木材的山路和平地的道路现在都已经是杂草丛生，而且被雨水冲毁，无法使用。如果不能解除合同，要恢复砍伐的话，需被申请人另外聘请工人，重新开辟山路，修整运输木材的道路。以上都是需要支出大量的费用，被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当初签订本案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木材砍伐后的利润，现在无法达到合同的目的。（四）既然合同依法应当解除，而且申请人自己在二审庭审期间也提交了砍伐许可证，证实了现在剩余的189立方米的桉树是没有被砍伐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款以及合同签订后申请人方提交的砍伐许可证所载明的出材量442.4立方米，是完全可以按照比例计算出应退的转让款。另外，二审庭审中，申请人确认桉树场中剩余的木材数量，但再审申请中，又再次提出被申请人已经砍伐的数量已经达90%，明显是自相矛盾。针对申请人方在再审中提出评估的申请，我方认为申请人在一审、二审期间均没有提出评估申请，现在超过了法定的期限，应当不予准许。彭福能没有向本院提供书面陈述意见，但其在庭审中述称现在已经没有工人愿意为其砍伐案涉桉树了。梁国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梁国恒与潘秀琼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2．潘秀琼返还转让款187,336元给梁国恒。3．本案诉讼费用由潘秀琼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0日，梁国恒与潘秀琼签订了《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现甲方（即潘秀琼）将高村佛洞田心村四队南蛇坑山场，塘头埔佛子坑山场桉树转让给乙方（即梁国恒）砍伐，转让款合计43万元。签订协议日乙方支付35万元给甲方，剩余8万元进场日计，15天前要交给甲方。甲方负责本山场路口畅通，山场内允许开山场路，假如山场有争议，甲方必须协助解决。”潘秀琼于2015年6月23日取得《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该证批准采伐面积为15.2公顷、采伐蓄积702.2立方米，出材量442.4立方米。采伐期限从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8月10日，梁国恒将上述桉树承包给彭福能砍伐，并签订了《协议书》。2015年9月19日，潘秀琼出具了一份《收据》给梁国恒收执，载明“全收齐高村佛洞田心佛子坑山场款项。”2015年9月23日，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林业站作出的《责令暂停砍伐林木通知书》记载了以下内容“潘秀琼女士，由于近日雨水较多，雨水将你堆放在塘头铺村小组的五指山南蛇坑山场的鸡屎肥冲到××等村饮用水源（位于五指山山场下），造成饮用水污染。正因此事，引发出一宗影响较大，牵连甚广的纠纷，且村民还在9月20日下午开始，阻塞五指山山场的道路，还安排村民24小时值守，不准山场的工人以及运木材的货车离开。根据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工作需要及上级部门的要求，现责令你及在山上进行砍伐作业的工人，立即停止正在位于佛洞五指山南蛇坑山场的砍伐行为，待这宗纠纷解决之后方允许继续砍伐作业，并在发放通知一个星期内到高村镇××××村村民进行协商解决这宗纠纷。”潘秀琼于2016年1月8日与佛洞村委五指山佛子坑营下等村的村民代表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书记载了以下内容：关于佛洞村委五指山佛子坑（包含南蛇坑）营下等村的饮用水源点被污染的问题，经高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林业站和佛洞村委会组织双方当事人代表协商，双方当事人代表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山场承包方代表潘秀琼支付3,000元给村委建设两个过滤池，在签订本协议时一次性支付，由村民自行选址及理顺关系，自行修建过滤池。二、山场承包方代表潘秀琼在履行2016年1月8日签订的保证书的前提下，村民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山场承包方在该山场内的生产经营。三、本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代表自愿签订，如其他村民有异议，由村民代表负责理顺关系。四、本协议一式五份，双方当事人代表、高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高村镇林业站、佛洞村委会各执一份，签名按印后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19日向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林业站发函核实上述纠纷的处理情况。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于2016年1月26日函复一审法院以下内容：“一、关于‘潘秀琼与佛洞营下等村民的饮用水源污染’纠纷已于2016年1月8日调解成功。二、潘秀琼向你院提供的《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属实。”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林业站于2016年1月26日函复一审法院以下内容：“一、关于‘潘秀琼与佛洞营下等村民的饮用水源污染’纠纷由镇综治中心受理，故由镇综治中心回复。二、2015年9月23日作出的《责令暂停砍伐林木通知书》随着2016年1月8日晚纠纷的成功解决已经解除。但由于该山场原来办理的申请砍伐的砍伐证期限已过，超出砍伐期限的山场，需待潘秀琼重新办理砍伐审批手续后方能够继续砍伐。三、潘秀琼向你院提供的《协议书》记载的内容属实。”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协议签订后，梁国恒付清了全部转让款，并进场开始砍伐桉树，潘秀琼应保障道路畅通。《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履行期限。虽然由于潘秀琼与营下等村村民发生纠纷导致山场道路被阻塞，但现今潘秀琼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甲方负责本山场路口畅通，山场内允许开山场路，假如山场有争议，甲方必须协助解决。”与营下等村村民经过协商，纠纷已经解决，阻碍协议履行的事由已经消失，该山场的桉树可以继续砍伐，即《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可以继续履行，故对梁国恒要求解除上述协议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梁国恒在诉讼中主张因潘秀琼与营下等村村民发生的纠纷导致部分已砍伐的桉树未能及时运出而腐烂、被盗产生的损失，梁国恒可另行提起诉讼。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梁国恒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9,973元（该款项梁国恒已预交），由梁国恒负担。梁国恒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解除梁国恒与潘秀琼签订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按树砍伐转让协议》；2．由潘秀琼返还转让款187,336元给梁国恒；3．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潘秀琼承担。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二审另认定：梁国恒与潘秀琼双方在签订《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后，潘秀琼为梁国恒办理了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潘秀琼在二审提供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并主张已为梁国恒重新办理了采伐许可证，双方可以继续履行合同。对此，梁国恒认为其至今未收到该重新办理的采伐许可证，且认为即使该证真实，也是在一审结束后才办理的，至今已超出了合理期限。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发证日期为2016年6月6日，采伐期限为2016年6月6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可采伐蓄积为270立方米（出材量：189立方米）。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确认潘秀琼转让给梁国恒的桉树中尚余出材量为189立方米的桉树未砍伐。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应受法律保护，应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双方签订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应否予以解除，以及潘秀琼应否返还转让款187,336元给梁国恒。首先，关于《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本案中，梁国恒与潘秀琼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虽然双方在该协议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但从潘秀琼为梁国恒办理的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期限可知，梁国恒被许可合法砍伐潘秀琼所转让桉树的期间为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超出该期限则将构成违法砍伐，因此，双方应在该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期限内履行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云安区高村镇林业站于2015年9月23日作出《责令暂停砍伐林木通知书》，责令停止涉案山场的砍伐行为。从该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反映，潘秀琼与营下等村村民发生纠纷，致使村民从2015年9月20日开始阻塞山场的道路及阻止山场工人及运木材的货车离开，林业站要求潘秀琼处理其与村民的纠纷而责令停止砍伐。同时，该通知要求潘秀琼应于发放通知一个星期内与佛洞营下村村民进行协商解决，且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潘秀琼有保证本山场路口畅通，山场内允许开山场路，假如山场有争议，甲方必须协助解决的义务，但潘秀琼却怠于履行义务，直到2016年1月8日才解决其与村民的纠纷，此时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已过期，因而导致梁国恒不能在该砍伐许可的期限内砍伐完涉案桉树。另外，从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于2016年1月26日函复一审法院的内容可知，潘秀琼应重新办理砍伐审批手续方能继续砍伐，但潘秀琼未能积极和及时为梁国恒重新办理审批手续。虽然潘秀琼于2016年6月6日为梁国恒办理了新的采伐许可证，但因潘秀琼先是怠于解决与村民的纠纷以致拖延了将近三个月的砍伐期间，然后在2016年1月8日解决与村民的纠纷后又拖延了将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办理好新的采伐许可证，且在重新办证后也没有将该证交付给梁国恒。因此，潘秀琼该行为已构成了迟延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现梁国恒主张潘秀琼该迟延履行的违约行为致使梁国恒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并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合法合理，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不解除该转让协议有误，应予以纠正。其次，关于潘秀琼应否返还转让款187,336元给梁国恒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因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桉树出材量为442.4立方米，且双方当事人确认现尚有出材量为189立方米的桉树未砍伐，即梁国恒已砍伐桉树的出材量为253.4立方米，而梁国恒已向潘秀琼支付了全部的桉树转让款43万元，现合同已被解除，故潘秀琼应向梁国恒返还桉树转让款为183,702元（183,702元=430,000元÷442.4立方米×189立方米）。据此，对梁国恒要求潘秀琼返还的桉树转让款187,336元，应对其中的183,702元予以支持，对梁国恒超出该183,702元外的主张，予以驳回。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及实体处理有误，应依法予以纠正，梁国恒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其理由不成立部分，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判决：一、撤销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2015）云安法民二初字第265号民事判决；二、解除梁国恒与潘秀琼签订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三、限潘秀琼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梁国恒返还桉树转让款183,702元；四、驳回梁国恒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9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973元，均由潘秀琼负担。经审理，再审庭审中，除再审申请人潘秀琼对本院二审判决中作出的“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确认潘秀琼转让给梁国恒的桉树中尚余出材量为189立方米的桉树未砍伐”的事实认定提出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本院二审及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并无异议，据此，本院再审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云浮市云安区林业局颁发的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和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载明的采伐方式均为“皆伐”，采伐强度均为“100%”，并均附有云浮市云安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绘制的《伐区位置图》，上述两许可证均由潘秀琼申领。又查明：2015年11月26日，梁国恒以其已经履行全部价款的给付义务，而潘秀琼因与当地村民的水源污染产生纠纷导致其运送木材的道路被堵塞，林业部门也发出《责令停止砍伐通知书》使其无法继续砍伐，但潘秀琼无履行合同约定的负责山场道路畅通等解决与村民的纠纷的义务，致砍伐的桉树无法运出，协议已无法继续履行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再查明：在本案一、二审及再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就如下事实作出了相关陈述或主张：1．关于案涉《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所约定转让桉树的数量的确定问题：潘秀琼与梁国恒均陈述上述协议转让的桉树所在山场在订立协议前曾被火烧过，但对过火面积陈述不一，而双方均确认协议约定转让的桉树的数量可按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载确定，即采伐面积为15.2公顷，采伐蓄积702.20立方米，出材量442.4立方米。2．关于案涉《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所涉及的履行期限，该协议中未作明确约定，梁国恒主张应按照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载采伐期限确定，即应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潘秀琼则认为，如果在上述采伐期内没有砍伐完毕的，其可以协助补办新的砍伐证，故合同的履行期限应按新的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期限确定。3．关于梁国恒实际砍伐案涉合同山场中桉树的截止时间和已砍伐的数量：梁国恒和彭福能均陈述实际砍伐该山场桉树的截止时间是2015年9月21日，当时已经砍伐的数量约占全部的三分之二（彭福能在再审庭审中，在前陈述如前述，但后来又称未砍伐的只有6、7亩，加上已经吹倒部分则有约10亩）；潘秀琼则称已经砍伐的数量不只占三分之二，但具体数量不清楚（再审庭审中则称剩余约10亩左右），现剩下1100棵左右，而原转让时桉树数量约23000至25000棵左右。4．关于截止2015年9月21日已经实际砍伐但未运出山场的桉树的数量及无法运出山场的原因的情况：梁国恒称大概有200立方米，无法运出的原因是因潘秀琼堆放在山场山顶的肥料污染水源，致使村民堵塞运输木材的道路，但到2016年1月13日潘秀琼告诉梁国恒道路已畅通可以运输时，这些木材以及道路都烂了，因此无法运出，部分木材也被盗，而梁国恒最后一次运出木材的时间是2015年9月21日。彭福能陈述大概有189立方米，另外还有部分已在山上砍伐但未运下山集中堆放的数量约35－40立方米，至于后来是否运出山场则表示不清楚。潘秀琼对无法运输木材的原因同意梁国恒的陈述，但称已经实际砍伐而未运出山场的桉树数量大概只有10至20立方米。5．关于云浮市云安区林业局已经发放的《木材运输许可证》涉及的案涉桉木数量：一审法院曾向云浮市云安区林业局调取其发放的案涉桉树《木材运输证》档案，并交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质证，当事人均予以确认。据该调取的书证记载，自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9月17日期间，该局共签发以潘秀琼为木材货主、梁国恒为木材承运人的31份《木材运输证》（最后一份的准运截止期限为2015年9月22日23时），合共准运桉树材积为271.21立方米，均由梁国恒领取。6．关于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办理及是否提供给梁国恒的事实：潘秀琼称其在2015年年底就申请延长砍伐期，但没能提供申请受理的回执，而办理新的砍伐许可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新的砍伐许可证出来后，其曾通知梁国恒来取，但梁国恒没有过来拿，故其在2016年6月6日将新的砍伐许可证复印件提交给一审法院。梁国恒则不认可潘秀琼在2015年年底就申请延长砍伐期或办理新的砍伐许可证的事实主张，并否认其收到该新的砍伐许可证或潘秀琼要求其领取该证的通知。7．关于本院二审判决中认定的“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确认潘秀琼转让给梁国恒的桉树中尚余出材量为189立方米的桉树未砍伐”的事实的争议：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在回答本院关于“上诉人（即梁国恒）有无砍伐了该砍伐许可证载明的可砍伐范围的桉树”的提问时，梁国恒方陈述“砍伐了部分，大概250立方米，剩余193立方米在山场无法运出”，潘秀琼方则陈述“签订合同后，按照我方刚才二审提交的砍伐许可证推算出的上诉人已砍伐253立方米，砍下的桉树已运出，剩余的出材量是189立方米”，梁国恒方再陈述“我方是根据运输许可证计算出的出材量。我方认可剩余有189立方米的桉树”。8．本案二审诉讼中，梁国恒举示1份《律师函》及EMS快递投递回执，其中：《律师函》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0日，落款人为梁家栋律师及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并留有联系电话，主要内容除陈述梁国恒与潘秀琼之间的案涉合同约定及履行中山场道路堵塞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砍伐情况外，称受梁国恒之委托，限潘秀琼在收到函后3日内按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要求与村民协商，解决木材无法运出的问题，否则将通过法律手段处理；投递回执上载明内件品名为“律师函”，潘秀琼于2015年10月22日落款签名。梁国恒据此主张当时其曾书面催告潘秀琼及时与村民协商并解决纠纷。潘秀琼质证时对快递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当时收到的仅是两张白纸而非律师函，且投递单上无寄件人的联系电话，故也未能与寄件人联系。本院认为：本院二审及一审法院一审确定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正确。本案一、二审判决认为再审申请人潘秀琼与被申请人梁国恒于2015年6月10日签订《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正确，本院再审予以确认。关于该协议所涉及的履行期限的确定问题，该协议未作明确约定，合同当事人也未能通过协议补充约定，在诉讼中各执一辞。对此，本院认为，合同履行期限内容属合同主要条款，应当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予以补充，以便使合同得到正确、适当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综观本案合同，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从潘秀琼方面看，目的是通过转让其山场待砍伐的桉树获取对价款，从梁国恒方面看，则是通过支付合同价款取得对方转让的山场待砍伐的桉树的所有权；梁国恒给付合同价款后，要实现其合同目的，则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的实现：一是由于我国法律对森林采伐实行许可管理制度，故对待砍伐桉树应取得采伐许可证，这个条件，尽管合同双方没有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但从合同的履行情况以及当事人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保障采伐许可的合法性应是潘秀琼的合同义务；二是桉树砍伐后运输出山场的通行条件，从合同双方的约定内容看，主要约定为潘秀琼负有“负责本山场路口畅通，山场内允许开山场路，假如山场有争议，甲方必须协助解决”的合同义务。这两个合同义务均与梁国恒合同目的的实现紧密相连，应当认为属潘秀琼负有的主要合同义务。由于合同的履行应具备合法性的条件，而潘秀琼领取的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也已经明确对其所转让给梁国恒的桉树采取“皆伐”的采伐方式，采伐强度为“100%”，即林业主管部门已经同意对潘秀琼所转让给梁国恒的桉树在许可的采伐期限内全部砍伐，因此，在获颁的林木采伐许可证允许的采伐期限内完成所转让桉树的采伐，不仅属于林木转让砍伐交易的惯常做法，也符合保障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合法性的要求，该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截止采伐时间，应当确定为当事人合同履行的最后期限。本院二审据此确定本案合同的履行期限，符合据当事人合同目的和有关条款确定履行期限的规定。在此履行期限内，潘秀琼尚应完成合同约定的保障桉树砍伐后运输出山场的通行条件方面的主要义务，否则，将导致梁国恒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其不能履行该主要合同义务的事实，在不能与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梁国恒通过协商予以解决的情况下，也将构成合同根本性违约的情形。就潘秀琼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的事实，一方面，从潘秀琼履行保障采伐许可的合法性的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看，在其申领的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确定的采伐期限内，潘秀琼与当地村民因水源污染问题产生的纠纷，属其自身原因（其在山场的肥料因堆放和管理失当）引起的，导致村民堵塞山场运输木材必经的道路，潘秀琼因未能及时解决该纠纷而被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对桉树的砍伐，直至上述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期限届满后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未能恢复砍伐，且潘秀琼未能举证证明其在道路被堵塞后，就是否延长合同履行期限（采伐期限）与作为合同对方的梁国恒积极协商并达成一致协议。由于在上述纠纷处理期间，潘秀琼未能尽快消除当地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砍伐的因素，应认为其未能履行保障梁国恒采伐许可的合法性的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另一方面，从潘秀琼依约负有的保障桉树砍伐后运输出山场的道路通行条件的合同义务履行情况看，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直未能恢复该道路的通行条件，违反了其在合同中负有的保障山场道路畅通的义务，也导致了梁国恒已经砍伐下来的桉树未能及时运出山场而导致损失的后果，已经构成违约行为。尽管潘秀琼在道路被堵塞后，也采取了与当地村民协商解决的一些措施，但毕竟该纠纷属其自身原因引发的，道路的被堵塞，客观上也造成了其履行保障道路通行条件合同义务的落空；而且，潘秀琼自身是否积极处理其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并不构成其可以免除该合同义务的法定事由。而自潘秀琼与当地村民因水源污染发生纠纷导致村民堵塞山场道路以来，从其后来与当地村民代表就纠纷事项达成的协议内容看，该纠纷本身并不复杂，解决所支付的对价也并不大，若其考虑该纠纷的迟延解决将可能对合同履行产生的不利影响，理应尽快解决，以及时恢复道路通行条件，保障梁国恒合同目的的实现。因此，从上述两方面合同义务的履行情况看，潘秀琼均构成违约，而且，这两方面合同义务的履行事实，均直接影响梁国恒合同目的的实现，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事实。本院二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支持梁国恒提出的解除案涉合同的起诉请求，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潘秀琼认为本院二审上述判决事项不当及要求继续履行案涉合同的理由，理据并不充分，本院依法不予采纳。退一步说，即使不根据合同目的及合同有关条款确定本案合同的履行期限，保障道路通行条件作为潘秀琼的主要合同义务，梁国恒仍依法有权随时要求潘秀琼予以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二审诉讼中，梁国恒举示1份《律师函》及EMS快递投递回执，梁国恒据此主张当时其曾书面催告潘秀琼及时与村民协商并解决堵塞山场道路涉及的纠纷。潘秀琼质证时认为当时收到的仅是两张白纸而非律师函，且认为投递单上无寄件人的联系电话，故也未能与寄件人联系，而据此否认梁国恒曾催告其履行合同有关义务，但其对快递回执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且投递回执上已经明确载明内件品名为“律师函”，潘秀琼若认为其没有收到回执所载《律师函》，应举示证据证明其已经及时提出了异议，或举示相反证据证明其没有收到该函；但潘秀琼至今未就此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因此，本院再审采信梁国恒举示的上述证据，并据此认定潘秀琼已经于2015年10月22日收到梁国恒的上述催告履行合同义务的函件。潘秀琼应当按照梁国恒在催告中提出的要求，及时解决其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以持续履行其保障道路通行条件的主要合同义务。但潘秀琼直到2016年1月8日才解决其与村民之间的纠纷，距离其收到梁国恒催告函之时已超过两个多月；而且，即使在梁国恒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起，至其解决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也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若潘秀琼能及时处理其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理应不致山场道路被堵塞时间如此之长，也存在梁国恒尚可在原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所受让桉树的砍伐及运输的可能。因此，本院二审认为潘秀琼在保障道路通行条件的主要合同义务方面，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并无失当。而在原采伐许可证失效后对新的采伐许可证的申办领取方面，在原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期限内，已经因其自身纠纷而被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砍伐的情况下，潘秀琼也理应估计到其所转让的桉树很有可能不能在原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砍伐，理应一方面尽快及时解决好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也应及时延长采伐许可期限或申领到新的采伐许可，以保障梁国恒能在潘秀琼与村民之间的纠纷解决后能及时取得砍伐的合法许可。但潘秀琼既未能延长采伐许可期限，而直至原采伐许可证失效半年后，潘秀琼才领取了新的采伐许可证。在履行保障梁国恒采伐许可的合法性的合同义务方面，本院二审认定潘秀琼存在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正确。综上情况，本院再审认为，再审申请人潘秀琼认为本院二审判决解除合同的判决不当的有关理由，理据也并不充分。关于本院二审判决解除合同后确定由潘秀琼返还转让款的处理是否合法有据的再审争议问题。潘秀琼与梁国恒所签订的《佛子坑南蛇坑山场桉树砍伐转让协议》对所转让的桉树并无具体的数量约定，从其内容看，属于俗称的以“包山”形式砍伐转让，故在合同订立时，合同双方对实际转让的桉树数量只能是双方各自估算而无法具体确定，因此，本院二审根据潘秀琼与梁国恒均陈述上述协议转让的桉树所在山场在订立协议前曾被火烧过，而双方均确认协议约定转让的桉树的数量可按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载确定等事实，认定案涉合同转让桉树的数量为442.4立方米正确。对于截止2015年9月21日已经实际砍伐以及已砍伐但未运出山场的桉木数量，当事人双方在庭审中存在争议，但均无法举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对此，本院二审对当事人各自的事实主张均不予采信恰当。但是，根据一审法院调取并经当事人庭审质证确认的、由云浮市云安区林业局颁发的案涉31份《木材运输证》记载，因该证在证据性质上属于公文书证，当事人也没有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证明其所载并非事实，因此，应当根据上述31份《木材运输证》记载的情况，认定梁国恒已经砍伐并已经运出山场的桉木数量为271.21立方米（材积）。再审申请人潘秀琼以上述《木材运输证》记载的材积数量是随意填报的数字，又认为林业主管部门没有对该内容核实为由，认为不能据上述《木材运输证》认定梁国恒实际砍伐及外运的桉木数量，仅属其自身陈述，并不能推翻该公文书证记载的事实，本院对其该陈述主张依法不予采纳。至于梁国恒已经实际砍伐而未运出山场的桉木数量，首先，上述《木材运输证》部分有效期处于2015年9月20日山场道路被堵塞之后，是否包含有已经砍伐而未外运的桉木，无法认定；其次，在山场道路被堵塞后，合同当事人双方也未组织对已砍伐未外运的桉木进行共同清算核实，致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产生争议且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已砍伐未外运的桉木若不包括上述31份《木材运输证》所涉桉木，因我国对木材的运输实行木材准运许可制度，从本案采伐许可证以及已经办理的《木材运输证》记载的事实看，尚需以潘秀琼名义申领到木材准运许可证件后，梁国恒才能将所涉桉木外运，以实现其合同目的，但潘秀琼至今未举示证据证明其已经对这些桉木申领到木材准运许可证件并交梁国恒，在此之前，因木材未能取得合法运输证件以及因潘秀琼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致外运道路被堵塞而无法外运产生的桉木损失，依法也不应由梁国恒承担。考虑以上几点因素，本院对于梁国恒已经实际砍伐而未运出山场的桉木数量事实，在本案中不作事实认定。而对于山场上剩余尚未砍伐的桉木数量的事实，合同当事人双方也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尽管潘秀琼申办的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所载许可采伐的桉树材量为189立方米，该数量并非是林木砍伐并作测量后获得的实际数量，从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颁发实践看，属于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对许可采伐的伐区面积以及树木本身的现状，经过调查而依法定程序和方式计算所得，即属于依法测算的数量；再审申请人潘秀琼虽对此提出异议，但该许可证属于公文书证的范畴，潘秀琼并未能就其异议举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至于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数量442.4立方米（材积）减去上述31份《木材运输证》计算的材积量271.21立方米，所剩余的材积量171.19立方米，与该林木许可证所载材积量相差17.81立方米的问题，如前所述，与云安县采字【2016】060××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一样，云安县采字【2015】062××号《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记载的出材量，并非是林木砍伐并作测量后获得的实际数量，而属于林业主管部门依法调查测算的数量，且实际上《木材运输证》计算的材积量也属于测算而来，该差异数量的产生属于正常现象，且相差的数量应认为在正常的范围内，本院二审据此予以采信为未砍伐桉树剩余的材积量并无不当；至于再审申请人潘秀琼就一审中提出的对剩余桉树进行评估鉴定事宜的意见，因本院二审据如前证据已可认定剩余材积量，且从山场道路被堵塞及2015年9月23日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暂停砍伐时起，至一审诉讼期间已经经过了较长期间，因各种原因而会引起剩余桉树材积量等事实的变化，因此，本院对再审申请人的该项意见也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潘秀琼在再审申请中提出的各项申诉理由，并不足以支持其再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对其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本院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体处理并无失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再审应予以维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粤53民终595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启波审判员  彭国荣审判员  黎洪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黄靖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