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19293号原告：苏某1，女，1958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原告：苏某2，女，196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二原告委托代理人：贾艳军，北京市众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女，193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王云鹏，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某1、苏某2与被告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某2及苏某1和苏某2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艳军，被告李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某1、苏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某出售的北京市东城区×小区×号楼×室房屋（以下简称涉诉房屋）售房款中1525000元归二原告所有；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苏某3与颜某系夫妻关系，其二人生育二女，长女苏某1、次女苏某2。1985年6月4日，颜某因病去世。1987年6月22日，苏某3与李某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苏某3与李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诉房屋以及北京市丰台区×小区×号楼×室两套房屋。上述两套房屋均是二人夫妻共同财产。2013年12月31日，苏某3因病去世。2015年，二原告就继承苏某3遗产一事，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被告李某以主要财产（即涉诉房屋）所在地在北京市东城区为由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在诉讼期间，李某更换涉诉房屋产权证，将上述房屋出售给案外人周某、时某，并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价格为259万元。在后续诉讼中，被告李某坚持交易价格为259万元。原告苏某2于2019年2月27日将被告李某及周某、时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人签订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在诉讼中原告得知涉诉房屋的交易价格为305万元。二原告认为，被告李某明知涉诉房屋属于苏某3遗产，在诉讼中以提出管辖权异议为由，延缓诉讼将涉诉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周某、时某。并在房屋管理部门询问上述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时作出虚假陈述。在后续诉讼中仍然隐瞒交易价格，意图侵吞被继承人苏某3的遗产。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被告意图侵占被继承人苏某3的遗产，在分割遗产时应剥夺其继承权。综上，为维护自身权益，原告提起诉讼。李某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所主张的款项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原告无权主张继承分割。涉诉房屋是被告的个人财产，被告有权自行处置。涉诉房屋原系央产房，房屋产权人为中国体育报业总社，该房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由答辩人承租。1989年1月8日起，涉诉房屋由被告之子安某及其妻子作为婚房居住。1988年，产权单位依据相关房改政策与答辩人约定将该房出售给被告。鉴于该房作为安某婚房使用并一直居住的事实，被告、苏某3、安某及其妻均同意由安某实际出资购买。因当时（1998年）安某派驻大连，安某便取出相应数额的工资存款汇给其妻子，并由其妻取出汇款后与答辩人一起到产权单位缴纳了全部购房款13705.3元及公共维修基金1255.2元。涉诉房屋出售过程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情形。涉诉房屋的顺利出售，也证明了该房产是被告的个人财产。被告购买房屋时使用的是自己的工龄，并没有使用苏某3的工龄，苏某3及其继承人对该房产没有任何财产权益。我国政策规定一个人的工龄只能用于购买一处房屋，苏某3在购买其原工作单位的房改房（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391门301室）时已经使用了自己的工龄。故涉诉房屋只用了被告一人工龄，为被告个人财产。原告隐瞒事实真相通过诉讼侵占被告财产。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苏某3、颜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生育二女，即苏某1、苏某2。1985年6月4日，颜某去世，1987年6月22日苏某3与李某再婚,婚后无子女。2013年12月31日，苏某3去世，未留有遗嘱。2002年11月29日，李某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签订《中国体育报业总社出售公有住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于崇文区×小区×号楼×室，总建筑面积59.77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乙方。甲方1997年出售公有住宅楼房一律实行成本价，每建筑平方米1450元。本套房屋实际房价13705.3元。公共维修基金1255.2元。在《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房价计算表》中显示的男方工龄为43年，女方工龄为38年。2003年1月21日，李某取得涉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年，苏某1、苏某2曾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李某，要求继承被继承人苏某3的遗产。李某以主要遗产即本案涉诉房屋所在地及其住所地均在北京市东城区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当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涉诉房屋系被继承人苏某3的遗产，故该案以苏某3的主要遗产在东城区为由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苏某1、苏某2撤诉。2016年3月1日，李某作为出卖人，与作为买受人的周某、时某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该合同约定，出卖人所售房屋坐落于东城区×小区×号楼×室，产权证明所载建筑面积共59.77平方米。经出卖人和买受人协商一致，该房屋成交价格为2590000元。该房屋家具、家电、装饰装修及配套设施设备等作价460000元。同年，涉诉房屋转移登记至周某与时某名下。关于涉诉房屋的出售价格，李某表示根据《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售房款为259万元。对此，苏某1与苏某2不予认可，其二人表示，将305万元售房款拆分为259万元房款和46万元家具家电费用系为了避税而为之，房屋的真实售价为305万元。为证明其主张，苏某1与苏某2并出示（2019）京0106民初13366号案件的谈话笔录，在该份笔录中，周某确认涉诉房屋的价格为305万元。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苏某3有苏某1、苏某2、李某三个法定继承人，故苏某1和苏某2作为继承人要求继承苏某3遗产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对于涉诉房屋是否属于苏某3的遗产一节，苏某3与李某于1987年结婚，关于涉诉房屋的购房合同及产权登记均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涉诉房屋为二人夫妻共同财产，涉诉房屋中一半的份额为苏某3遗留的遗产。现涉诉房屋被李某出售给案外人周某和时某，故苏某1和苏某2有权对售房款中相应的份额主张继承权。对于涉诉房屋的出售价格，根据苏某2与李某、周某、时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中周某的表述，以及商品房买卖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本院认定涉诉房屋的出售价格为305万元，其中的152.5万元应作为苏某3的遗产。虽然苏某1与苏某2主张李某存在恶意转移及隐匿遗产的行为，但并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苏某1、苏某2、李某均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属于苏某3遗产的152.5万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苏某1支付50.83万元；二、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苏某2支付50.83万元；三、驳回原告苏某1和苏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63元，由原告苏某1负担3087元（已交纳），原告苏某2负担3087元（已交纳），被告李某负担308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公告费260元，由李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员 耿侃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成竹书 记 员 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