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82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曾国基，男，197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恩接，福建鼓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崇君，福建鼓浪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国显军，男，1974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姚豫玲，女，1975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一审被告：厦门淇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299-309号602室。 法定代表人：林燊。 再审申请人曾国基与被申请人国显军、姚豫玲、一审被告厦门淇顺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顺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2民终19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曾国基申请再审称： （一）人物关系及真实的交易事实。 1.曾国基是案外人张振裕的妻弟，张振裕是厦门鑫裕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裕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案外人刘赛胜是厦门融易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易通公司）及淇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自2011年2月份开始，张振裕（包括其控制的鑫裕成公司）与刘赛胜（包括其控制的融易通公司）之间就持续进行资金借贷业务。借贷业务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11年2月23日至2013年7月26日），由鑫裕成公司与融易通公司之间进行借贷；第二阶段（2013年7月23日至2014年2月20日），由张振裕与刘赛胜个人之间进行借贷。两个阶段的借贷经结算后，最终都在2014年通过诉讼的方式收场。 3.不论是鑫裕成公司与融易通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合作协议》，还是张振裕与刘赛胜之间签订的《融资合作协议》，约定利率均为2.5%／月，指定的利息收款账户都是曾国基名下的一个账户（账号：96×××88-010718，兴业银行梧村支行）。因此，曾国基的该账户在2011年3月3日至2013年12月16日期间共收了刘赛胜（含其指定付款人）支付的6115000元利息，这也是曾国基虽然与刘赛胜不熟悉，但曾国基账户却频繁从刘赛胜账户收到款项的原因。 4.2013年12月，因刘赛胜无法清偿到期的400万元借款，刘赛胜遂将其实际控制的淇顺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按40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张振裕，用于抵偿400万元借款债务。因厦门“限购”政策的存在，张振裕遂指定曾国基来代持房产。因此，本案涉及的所有交易（包括资金借贷、房屋买卖），真实的当事人都是张振裕，曾国基仅仅是利息代收人及房产代持人。 5.2011年2月21日，厦门市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该限购政策直到2015年1月15日才取消。2013年12月，当淇顺公司拟将讼争房屋出让给张振裕之时，因张振裕家庭在当时已拥有2套住房（均为城镇商品房住宅），无法将讼争房屋登记在家庭成员名下，才选择将房产挂靠在曾国基名下。 以上背景事实客观地反映了真实的交易关系，张振裕才是真实的购房者。在此前提下，可以对国显军、姚豫玲此前提出的各种质疑进行合理解释，也可以推翻原判决的各种推理。此前，因张振裕并非案件当事人，没有机会出庭进行澄清。曾国基虽然是被告，但对完整的交易过程并不了解，也从未出庭参加庭审，才导致代理人陈述的事实不完整甚至出现偏差。 （二）张振裕作为真正的房屋受让人，用其对刘赛胜享有的400万元借款债权，抵偿应付给淇顺公司的400万元房屋转让款，足以证明张振裕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了讼争房屋，该房屋转让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1.2013年7月23日，张振裕与刘赛胜签订一份编号为ＺＬ13072301《融资合作协议》，约定刘赛胜以淇顺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做抵押，张振裕授予刘赛胜最高400万元的信用资金额度，刘赛胜可以在该额度内向张振裕申请借款。借款期间，根据实际用资时间按月利率2.5%计收利息。协议对利息的收款账户（收款人：曾国基，账号：96×××88-010718，兴业银行厦门梧村支行）、接收借款账户（收款人：刘赛胜，账号：62×××16，农业银行厦门莲岳支行）、接收还款账户（收款人：张振裕，账号：62×××75-3688，建设银行厦门海沧支行）进行了约定。协议还约定，刘赛胜接受张振裕的信用资金时“需提供壹份借据同时签订单笔借款合同”、“借款合同上应体现借款金额、期限及担保人”。 2.2013年7月23日，刘赛胜（借款人）、出借人（张振裕）、融易通公司（担保人）签订一份编号为2013072301的《借款合同》，约定刘赛胜向张振裕借款4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23日起至2013年8月23日止（1个月）；借款由张振裕账户（账号：62×××75-3688，建设银行厦门海沧支行）转至刘赛胜账户（账号：62×××16，农业银行厦门莲岳支行）；借款由融易通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3.2013年7月23日，张振裕向刘赛胜的指定账户转账200万元；2013年7月24日，张振裕又向刘赛胜的指定账户转账200万元。至此，编号2013072301《借款合同》项下的400万元借款支付完毕，刘赛胜及融易通公司在2013年7月24日向张振裕出具一张《借据》确认收到400万元借款。 4.2013年7月26日，刘赛胜（借款人）、出借人（张振裕）、融易通公司（担保人）又签订一份编号为2013072601的《借款合同》，约定刘赛胜向张振裕借款1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26日起至2013年8月25日止（1个月）；借款由张振裕账户（账号：62×××75-3688，建设银行厦门集美支行）转至刘赛胜账户（账号：62×××16，农业银行厦门莲岳支行）；借款由融易通公司提供连带担保责任。同日，张振裕向刘赛胜的指定账户转账150万元，刘赛胜及融易通公司向张振裕出具一张《借据》确认收到150万元借款。 5.上述400万元借款及150万元借款陆续于2013年8月23日及8月25日到期，但刘赛胜均无法偿付本息。直到2013年12月中旬，刘赛胜提出要将淇顺公司名下的讼争房屋出售用于清偿欠张振裕的债务，此时张振裕才提出他可以将讼争房屋买下。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淇顺公司按400万元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让给张振裕，转让款与2013年7月23日《借款合同》项下的400万元借款等额抵销，由此完成借贷合同关系向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转化。由于当时厦门的限购政策尚未取消，张振裕无法将讼争房屋登记到自己家庭成员的名下，遂指定妻弟曾国基进行代持。此后，根据刘赛胜与张振裕的安排，2013年12月26日由淇顺公司作为卖方与作为买方的曾国基签订了一份《房产买卖协议》，约定淇顺公司将讼争房屋以40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曾国基。为了跟之前的付款日期相对应，才将《房产买卖协议》的签订日期倒签为2013年7月23日，且由淇顺公司出具一张落款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的《借据》来确认己收到400万元转让款。此外，为了表示400万元借款已清偿，刘赛胜与张振裕在2013年7月24日的400万元《借据》上备注“该借款作为曾国基购买淇顺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思明区购房款。刘赛胜（签字）、张振裕（签字），2013.12.26”。另，刘赛胜当时就明确告知，原房东国显军还租住在讼争房屋内，租期到2014年3月31日，因此《房产买卖协议》才将交房日期约定为“于2014年4月10日前”。 6.2014年1月6日，淇顺公司与曾国基到厦门市房地产交易权籍登记中心签订了一份办理过户所需的《存量房买卖合同》，同日，张振裕向该中心提交一份《同意抵押房产交易放行单》。讼争房屋于2014年1月24日过户至曾国基名下，至此，讼争房屋的交易完成。 7.至于编号2013072601《借款合同》项下的150万元借款，连同2014年2月20日的43万元借款，张振裕于2014年5月9日向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经思明法院调解，双方最终调解结案((2014)思民初字第7258号《民事调解书》），该案目前尚未执行完毕。 综上所述，新的证据十分清晰地展现了400万元购房款的付款事实，原判决在张振裕及曾国基都没有出庭的情况下作出了“不足以证实张振裕转账的400万元系支付案涉合同项下购房款”的错误认定。 （三）张振裕购买讼争房屋是善意的，诉讼之前国显军对此知情且无异议。国显军此后系利用了刘赛胜“跑路”而无法应诉的机会，试图通过诉讼手段追回讼争房屋。 1.张振裕购买讼争房屋时是善意的。（1）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讼争房屋自2012年3月15日起就登记在淇顺公司名下，张振裕完全有理由相信淇顺公司有处分权。（2）讼争房屋自2012年4月23日起就由淇顺公司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张振裕，抵押状态一直持续到2014年2月24日，期间始终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张振裕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讼争房屋就是淇顺公司的房产，根本没有理由去怀疑淇顺公司“无权处分”的问题。（3）出让涉案房屋时，刘赛胜还披露了讼争房屋仍然由原房东国显军租住的事实，并且提供了国显军签字的《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给张振裕留存。之后，张振裕还亲自上门查看了房屋，姚豫玲还客气地接待了张振裕看房。这些事实都证明张振裕受让房屋时是谨慎的、善意的。（4）受让房屋后，张振裕以曾国基的名义与国显军两次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书》，租期持续1年之久，国显军还足额缴交了租金。如果非善意，张振裕不可能与“非善意行为”的受害人缔结契约关系，国显军作为“受害人”更不可能自觉、连续地支付租金给“加害人”。 2.国显军、姚豫玲对淇顺公司将讼争房屋出售给张振裕是知情的，且在诉讼前并无异议。（1）姚豫玲将讼争房屋出让给淇顺公司之后，国显军于2012年3月7日同淇顺公司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约定淇顺公司将讼争房屋出租给国显军租住，租期从2012年3月7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租金每月6000元。这充分证明姚豫玲、国显军对讼争房屋已出让给淇顺公司的事实知情且无异议。（2）当讼争房屋出让给张振裕之后，国显军又分别在2014年4月25日、10月9日同曾国基签订了2份《房屋租赁合同书》，租期从2014年4月1日起算（与之前的租期衔接），租期长达1年，还足额支付了租金。这充分证明国显军对曾国基已受让讼争房屋的情况知情且无异议。国显军声称该租赁合同是“被迫签订的”，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否则国显军应依法到法院起诉撤销租赁合同。另，在购买讼争房屋之前，张振裕、曾国基与国显军之间互不相识，国显军在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共5次支付给曾国基的款项显然就是租金，国显军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支付给曾国基的款项不是租金。（3）国显军与曾国基之间签订的租赁合同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因国显军没有按期搬出，曾国基遂于2015年4月20日向国显军发出《通知》，要求国显军搬出房屋，但遭到国显军的拒绝。曾国基遂于2015年5月4日向思明法院起诉（案号【2015】思民初字第7465号），要求国显军腾退房屋，国显军直到2015年年底才从讼争房屋内搬出。而国显军是在2015年6月2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这说明国显军在提起本案诉讼前对讼争房屋的交易都没有异议，进入诉讼后才通过代理人表态对交易有异议，明显带有投机色彩。 3.国显军、姚豫玲系利用刘赛胜“跑路”无法应诉的事实，试图通过诉讼手段追回讼争房屋。据了解，从2014年底开始，因资金链断裂，刘赛胜为躲避债务，被迫离开厦门。国显军于2015年6月份才以林（代理姚豫玲）、融易通公司、淇顺公司为被告向厦门思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林与淇顺公司签订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在三被告均缺席的情况下，思明法院作出(2015)思民初字第8664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此后，以在先生效的(2015)思民初字第8664号民事判决为依据，本案的(2017)民0203民初8665号民事判决及(2018)闽02民终1935号民事判决才认定淇顺公司出售讼争房屋系无权处分。在曾国基本人未出庭、淇顺公司缺席以及张振裕、刘赛胜未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导致原审法院未能全面查明案件事实，最终错误地认定曾国基没有支付400万元购房款，且错误地认为曾国基与淇顺公司恶意串通。 （四）根据最高院第72号指导案例的精神，当事人协商一致后将借款合同关系转化为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行为完全合法。曾国基、张振裕与刘赛胜及其实际控制的淇顾公司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1.如前所述，张振裕系支付了400万元的对价善意受让讼争房屋的，不存在恶意之说。曾国基系受姐夫张振裕的委托，代持讼争房屋，毫无恶意。曾国基与刘赛胜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串通。2.刘赛胜在未能清偿400万元到期借款债务的情况下，利用其实际控制的淇顺公司名下的房产等价抵偿自己的400万元债务，完全合法、毫无恶意可言。淇顺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将名下的讼争房屋出让给张振裕用于替刘赛胜还债，并不违法且无恶意。3.讼争房屋自2014年1月24日起就登记在曾国基名下，直到2017年10月13日被思明法院冻结，中间的3年9个月时间没有任何权属限制，如果曾国基或张振裕系与他人恶意串通才获得房产，就不会迟迟不将房屋过户给他人，非要等着让国显军通过诉讼来冻结、追回。4.张振裕家庭殷实，家庭成员名下在厦门的住宅就有8套，无论如何也犯不着去跟他人恶意串通来购买讼争房屋。曾国基是一个十分忠厚的老实人，一直跟随张振裕从事钢材贸易，家庭条件也算不错，自己名下除讼争房屋之外在厦门还有2套住宅（一套城镇商品房住宅，一套农村住宅），也不可能去做恶意串通的勾当。 综上所述，张振裕与刘赛胜（或表面上曾国基与淇顺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真实、合法、有效，张振裕已支付了合理对价，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曾国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规定，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决并依法改判。 申请再审期间，曾国基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融资合作协议（2013.07.23）；证据2.借款合同（2013.07.23）；证据3.转账凭证；证据4.借据。上述证据共同证明：2013年7月23日，张振裕与刘赛胜之间形成一笔400万元的借贷关系，借款于2013年8月23日到期。 证据5.房产买卖协议；证据6.股东会决议；证据7.收据；证据8.借据（带备注）。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400万元借款已折抵成400万元购房款，证明购房款已支付。2.曾国基系替张振裕代持讼争房屋。 证据9.借款合同（2013.7.26）；证据10.转账凭证；证据11.借据。上述证据共同证明：2013年7月26日，张振裕与刘赛胜之间形成一笔150万元的接待关系，借款于2013年8月25日到期。 证据12.结算单及借据；证据13.民事起诉状；证据14.民事调解书。上述证据共同证明：除已折抵购房款的400万元借款外，其余的193万元借款以诉讼方式了结。 证据15.融资合作协议（2011.2.22）；证据16.《融资合作协议》展期协议；证据17.融资合作协议（2012.4.22）；证据18.鑫裕成公司与融易通公司之间的往来明细。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鑫裕成公司与融易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清晰、独立；2.鑫裕成公司指定将利息转入曾国基名下的账户。 证据19.借款借据；证据20.民事起诉状；证据21.民事判决书。上述证据共同证明：鑫裕成公司与融易通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最终以诉讼方式了结。 证据22.利息统计表，证明曾国基虽然不认识刘赛胜，但曾国基账户却频繁从刘赛胜账户收款的原因。 证据23.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据24.抵押登记查询结果表。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姚豫玲向银行申请了182万元按揭贷款。 证据25.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证据26.授权公证书；证据27.存量房买卖合同；证据28.收件收据及土地房屋登记卡。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诉争房屋自2012年3月10日起登记到淇顺公司名下，张振裕有理由相信淇顺公司对诉争房屋有处分权。 证据28.房屋租赁合同书，证明国显军向淇顺公司租房的行为充分说明国显军对讼争房屋已过户给淇顺公司的情况是知情且无异议的。 证据29.抵押登记查询结果表，证明姚豫玲自2012年3月份起就不用再按月支付按揭款，证明姚豫玲自2012年3月份起已经知道房屋被过户。 证据30.房产买卖协议；证据31.收据及借据（有备注）。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原有的400万元借款被折抵成400万元购房款，充分证明400万元购房款已经支付。 证据32.存量房买卖合同；证据33.同意抵押房产交易放行单；证据34.交税凭证；证据35.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诉争房屋案规范的交易流程完成了转移登记，应受法律保护。 证据36.房屋租赁合同（2份）；证据37.银行流水清单。上述证据共同证明：国显军两次同曾国基签订租赁合同，且分5次支付了全部租金，证明国显军在诉讼前对曾国基购房的事实无异议。 证据38.通知及邮件回单；证据39.民事起诉状。上述证据共同证明：租赁于2015年3月31日到期后，因国显军不搬出，曾国基遂到法院起诉。 证据40.民事起诉状；证据41.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上述证据共同证明：讼争房屋自2014年1月24日起过户到曾国基名下，直到2017年10月13日被法院冻结，中间的3年9个月没有任何权属限制，曾国基都没有将房屋转移，充分说明张振裕、曾国基没有与他人通过恶意串通的手段来购买房屋。 证据42.户籍信息，证明曾国基系张振裕的妻弟，张振裕因此才使用曾国基的账户来收取利息，才指定曾国基代持房产。 证据43.户口簿；证据44.厦门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查询结果（四份）；证据45.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上述证据共同证明：1.2014年，因限购政策的存在，张振裕家庭持有的住宅超过2套，而曾国基有条件继续购买住宅，张振裕才指定曾国基代持讼争房屋；2.张振裕的家庭殷实，曾国基的经济条件也不错，没有理由跟他人做恶意串通的勾当。 证据46.企业关联图谱，证明国显军、姚豫玲都具有本科学历，是成熟老练的商人，2012年就应当知道讼争房屋已过户，且不存在被胁迫签订租赁合同的可能。 证据47.陈情书，证明张振裕作为的真正的购房者，其出面澄清事实后，可以解答国显军、姚豫玲所有的质疑，推翻原判决的所有推理。 证据48.淇顺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淇顺公司同意将讼争房产抵偿刘赛胜欠张振裕的400万元借款。 本院经审查认为，从曾国基申请再审提供的新证据，可以初步证明以下事实：在曾国基购买讼争房屋之前，张振裕与刘赛胜之间存在400万元的借款，且以讼争房屋作为抵押；张振裕与刘赛胜之间有关400万元借款的款项往来，均指定曾国基尾号为0718的兴业银行账号作为收款账户，刘赛胜尾号为5516的农业银行账户为接受借款的账户，张振裕尾号为3688号的建设银行账户为打款账户；淇顺公司同意以讼争房屋抵偿刘赛胜对张振裕的400万元借款。鉴于上述事实对于判断曾国基与淇顺公司之间是否恶意串通、曾国基主张的400万元购房款是否已经实际支付具有重要影响，故本案应当再审，对上述事实进一步予以查明。 综上，曾国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指令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 判 长  黄从珍 代理审判员  曹慧敏 代理审判员  孙 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欧群山 书记员王琦春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