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406民初594号 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洪绪镇孔屯村村北首。 法定代表人：郑露，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建峰，山东宝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东寨子村。 经营者：郭士兴。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旗、于浩亮，山东荆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钱刚，男，1971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行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平，山东隆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奋斗办学府路天骄嘉园2号楼721号。 法定代表人：钱刚，经理。 被告：王志家，男，1973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 被告：胡东，男，1970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双丰合作社）诉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以下简称士兴服务部）、钱刚、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社合公司）、王志家、胡东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2017）鲁0406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士兴服务部、钱刚不服，提起上诉，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鲁04民终2430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双丰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郑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满建峰，被告士兴服务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延旗、于浩亮，被告社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钱刚，被告钱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行进、蒋平，被告王志家，被告胡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双丰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支付的10万元及出具的欠条；2、请求判令被告士兴服务部、钱刚、社合公司赔偿原告损失2146737.6元及原告支出的土地租金、人工、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3、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左右，原告双丰合作社在被告士兴服务部购买了13.8万斤的803#、806#种薯，价值219000元。原告于2017年2月中旬在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种植，大约700亩左右。土豆出苗后就开始大面积死苗，约有600多亩出现死苗50％的情况，另外100亩死苗率为15％。峄城区农业局进行了现场勘验，××菌，××。被告只愿意赔偿150000元的种子款，不进行其他损失的赔偿。后经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司法鉴定中心对马铃薯减产的原因及损失价值作出了鉴定。为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士兴服务部辩称，原告的陈述不是客观事实，被告士兴服务部从未与原告发生业务关系，也没有向原告出售过马铃薯种，原告以种子侵权对被告提起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6年10月间，根据案外人倪井彬购买商品土豆的要求，被告的经营者郭士兴遂向钱刚采购了商品土豆，并将钱刚提供的土豆转卖给了倪井彬，倪井彬至今尚欠土豆款12万元未付，并于2017年2月25日向郭士兴出具了欠条。至于倪井彬对购买的土豆如何使用和处分，是其个人权利，与被告无关。郭士兴不认识原告的任何人员，被告也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合同，更未向原告交付过土豆或者土豆种。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766号鉴定意见书属无效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待证事实的依据，本案的鉴定活动属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的田间现场鉴定，必须遵循《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一切规定，但该鉴定活动却严重违反了鉴定办法的规定。原告没有举证证明造成种子质量问题的责任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证明“种子质量问题的责任人”的举证责任无疑应由提出赔偿主张的种子使用者承担，如种子使用者不能完成举证义务，则属于举证不能，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钱刚辩称，原告所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本案中只是联系人或介绍人，并非向原告出售土豆的主体，不是适格的被告。本案中，郭士兴通过钱刚为倪井彬联系购买土豆，钱刚联系卖家发货，土豆是胡东、王志家直接发车运送到士兴服务部的，被告只是联系人，起了介绍的作用。在本案二审中，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和被告王志家、胡东均认可被告钱刚是联系人。被告钱刚作为中间人没有过错，在介绍过程中履行了义务，也与本案的原告没有发生过任何交往和业务关系，因此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原告起诉被告社合公司是错误的，没有法律依据；被告钱刚虽系被告社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被告钱刚是在2017年7月3日通过被告社合公司的工商登记变更才取得的法定代表人资格和股东权益，而本案土豆交易的时间是在2016年10月，土豆的购买时间、发货时间、购买人、出卖人均与被告社合公司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被告钱刚联系的是土豆，而不是土豆种；郭士兴通过钱刚联系为倪井彬购买土豆，郭士兴、倪井彬在2016年10月收到土豆后，并没有对土豆的数量、质量、包装等提出任何异议。倪井彬将购买的商品土豆作为土豆种进行种植，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自己承担；倪井彬购买的土豆存放在郭士兴的场棚内长达5个月之久，没有对土豆存放进行管理，在种植加工切块时土豆已腐烂1万多斤，在明知土豆存放过程中发生了腐烂变质仍进行切块种植，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与被告没有关系。本案应由倪井彬个人进行主张诉讼，不应是本案的原告，诉讼请求及案由应是商品土豆买卖纠纷，而不应是产品质量纠纷。造成土豆减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土豆的存放、种植过程及种植要求看，均与卖土豆的人没有必然联系，其法律后果应由倪井彬承担。本案的司法鉴定存在诸多问题，鉴定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经查阅，国家登记的马铃薯名录中没有803、806品种，鉴定所依据的法定薯种标准、种植方法、病毒传播等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造成的损失的评估缺少法律依据；对鉴定检材及其来源的合法性没有进行质证，检材不合法；对种植面积没有经过实际测量，完全根据原告的陈述无依据的做出了鉴定报告；因此，该报告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应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不存在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是土豆的质量问题、还是保管储存和分割处理的问题、以及种植的问题，经过审理调查应该基本明确，哪个环节出的问题，应由哪个环节承担责任，责任的不同，承担的赔偿不同。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钱刚主体不适格，原告为逃避本人在本案中的法律责任，乱用诉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社合公司辩称，被告公司和本案没有关系，被告钱刚帮忙买土豆时还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应当驳回对被告的起诉。 王志家辩称，被告只是种土豆的，卖的是土豆，钱货已清，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经被告钱刚介绍，其曾向一山东客户出售土豆，但未出售给原告土豆种。 胡东答辩意见同被告王志家答辩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原告双丰合作社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从事组织采购、供应成员种植粮食、蔬菜、水果所需的生产资料，组织销售成员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为成员引进粮食、蔬菜、水果新品种、新技术等业务，并配有从事土豆种植的专业管理人员。被告士兴服务部为个体工商户，从事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等经营活动。被告钱刚从事土豆种植和经营，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与被告钱刚系朋友关系，相交已多年。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以前进行过买卖交易，因原告的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熟悉，在2016年间，原告让其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商议购买土豆事宜，经双方协商，约定土豆价格为每斤1.60元、购买数量为138000斤。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联系被告钱刚供应土豆，并要求供应荷兰品种系列的土豆，但未说明要求品种的原因。被告钱刚联系了土豆种植户被告王志家、胡东，从其种植地内收购并发货，2016年10月，被告钱刚将土豆发货到被告士兴服务部，运费由被告士兴服务部承担；被告士兴服务部和原告对到货的土豆进行了验收，没有发现不合格的货物；并将该批土豆存放到被告士兴服务部的敞开式场棚内，直至2017年2月。收到货物后，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露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别向郭士兴、钱刚各支付了部分货款5万元。2017年2月，原告派工作人员对涉案存放的土豆进行了检查，发现有部分土豆已腐烂，但所占比例不大；同月中旬，原告派其工作人员倪井彬现场监督，同意由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找人对涉案土豆进行切块加工，并由被告士兴服务部安排车辆将加工好的土豆切块运至原告承包的位于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的687亩承包地内进行种植，费用由原告承担。加工播种后，原告派工作人员倪井彬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进行了结算，经结算，扣除原告方已按要求支付的10万元，尚欠被告119000元，并由倪井彬于同月25日向郭士兴出具欠条一份，欠条载明：“今倪井彬欠郭士兴土豆款119000元整（拾壹万玖仟元整），还款日期：2017.6.1号之前还清”。同年5月底，原告种植的土豆出现死苗情况，原告即通知了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者郭士兴，并向当地农业部门进行了反映，当地农业部门到现场进行了查看，确认种植的土豆出现了病害，原告除对种植的土豆进行正常管理外，没有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协商，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人郭士兴曾于2017年5月、6月间前往原告的承包地实地查看情况，但协商未果。原告的工作人员倪井彬以购买的马铃薯种薯为伪劣种子为由于2018年4月24日向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受理后，进行了调查、询问，并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山公（治）不立字[2019]8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告知倪井彬：倪井彬于2018年4月24日提出控告的4.24生产、销售种子案，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经审查认为，该案无法出具刑事鉴定，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在本案的原审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我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在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种植的687亩马铃薯出现死苗造成减产的原因及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中心对原告种植地内土豆秧苗和土豆块茎进行了取样和化验后，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了新农林牧鉴字[2017]第076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古西村郑露种植的687亩803号、806号马铃薯由于感染多种病害，造成严重减产。××（通过种薯传播）和枯萎病（通过土壤传播为主，也可通过种薯传播）是造成减产的主要病害；××（通过种薯传播）和黄萎病（通过土壤传播为主，也可通过种薯传播）是造成减产的次要病害。由此造成每亩的经济损失为每亩2374.8元—3874.8元之间。”；原告支出的鉴定费用35000元。在本案重审的诉讼中，被告士兴服务部和被告钱刚均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了异议，但因无法提供事发时的相应检材，而无法重新鉴定。 另查明，被告王志家、胡东均从事农业种植，耕种的土地均为普通农业耕地，因荷兰系列的土豆口感好，便于销售，所以二被告种植的土豆均为荷兰系列的品种。二被告交给被告钱刚的土豆收购价格为每斤1.05元，被告钱刚已向被告王志家、胡东支付了全部的土豆价款，钱货已清。被告钱刚向被告王志家、胡东所支付的土豆款，除5万元是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郑露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的外，其余的土豆款均是由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交付的。 还查明，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联系被告钱刚购买土豆时，要求联系购买的土豆品种为荷兰系列，但未说明购买荷兰系列品种的土豆的原因。在2016年10月，被告钱刚给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购买土豆时还不是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被告社合公司于2017年7月3日进行了变更登记，被告钱刚成为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并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原告种植的土豆品种是被告士兴服务部推荐的。 本院认为，众所周知，土豆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其繁殖的方式为无性繁殖，利用块茎进行无性繁殖，健康的土豆块茎均可进行繁殖。原告双丰合作社购买土豆种后种植于其承包的耕地内，在土豆的生长过程中，土豆秧苗出现死苗现象。在本案的原审诉讼中，经原告申请，我院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经鉴定，原告在承包地内种植的土豆由于感染多种病害，造成严重减产，每亩的经济损失为2374.8—3874.8元之间，被告士兴服务部、钱刚虽然在本案的重审诉讼中对该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因无法提供事发时的相应检材，而无法重新鉴定，所以本院对原告所种植土豆的经济损失可参照原审中的鉴定结论予以衡量，宜认定每亩的经济损失为3124.8元较为适当，原告种植土豆的耕地的亩数为687亩，原告双丰合作社的经济损失为2146737.6元；原告在诉讼中支付的鉴定费35000元，为原告做鉴定支出的实际费用，本院予以认定；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2181737.6元。但在本案中，涉及到土豆的买卖、土豆与土豆种的转换及土豆种的买卖等问题需要予以确认。关于案涉土豆的买卖问题，被告士兴服务部联系被告钱刚要求购买一批土豆，并向被告钱刚说明了所要购买的土豆品种，但未说明购买土豆的用途，被告钱刚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又联系了被告王志家、胡东（土豆种植户），并收购了二被告种植的农作物土豆（收购价格为每斤1.05元），然后被告钱刚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要求将收购的土豆发货运送到被告士兴服务部，运输费用全部由被告士兴服务部承担，被告士兴服务部收到土豆后，与原告一同对到货的土豆进行了验收，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土豆到货后，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指示要求）和被告士兴服务部向被告钱刚支付了土豆货款，并由被告钱刚分别交付给了被告王志家、胡东，从土豆的买卖过程可以看出，土豆作为农作物商品的交易双方已互相履行了各自的义务，交易已完成，且双方均无异议，应视为涉案土豆的买卖不存在问题。关于土豆与土豆种的转换问题，涉案土豆在被告士兴服务部处存放了4个月左右后，原告双丰合作社种植前对存放的土豆进行了检查，发现部分腐烂变质的现象后，原告仍同意由被告士兴服务部负责找人切块加工，并将加工好的土豆块茎运送至原告的承包地内进行种植，而且费用均由原告承担，可以看出将涉案土豆变成土豆种的是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的共同合意。关于土豆种的交易问题，对涉案的土豆加工种植完成后，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双方进行了结算，且按每斤1.60元的价格进行的结算，与土豆的交易价格（每斤1.05元）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除去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的指示交付给被告钱刚和已交付给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货款外，原告对剩余的未付货款向被告士兴服务部的经营人郭士兴出具了欠条，因此，达成土豆种交易合意的是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是其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被告钱刚曾收到过原告交付的5万元，但该款项是原告按照被告士兴服务部指示向被告钱刚交付的，且该部分款项在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结算时已视为原告向被告士兴服务部交付的货款，并在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结算的总款项中予以了扣除，而且，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在收到被告钱刚发送的土豆后，对到货进行了验收，均认可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其双方也未能举证证明他们收到的货物是土豆种并按土豆种的要求进行了验收货物，因此，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钱刚之间存在土豆种的交易问题。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士兴服务部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请，理由成立，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本案中，作为有从事土豆种植的专业管理人员的原告和从事农作物包装种子、零售等经营活动的被告士兴服务部均应知道何种土豆块茎可以作为种薯进行繁殖，而原、被告双方在发现涉案土豆已出现部分腐烂变质的现象后，在未尽到检验检疫义务的情况下，仍合意将其作为种薯进行加工切块予以种植，双方均存在过错；在种植地内生长的土豆出现问题后，双方虽然到种植地进行了现场查看，原告也报告了当地的农业部门到场查看，在确认出现病害后，原告除正常管理外，也未与被告协商如何进行补救及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积极处理，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对损失的扩大亦均存在过错，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土豆的减产还与土地的肥力、水利条件、气候、田间管理等多种因素相关；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和客观原因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本案案情，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议，被告士兴服务部以承担各项损失的50%为宜。原告要求被告钱刚、社合公司赔偿经济损失2146737.6元，因原告和被告士兴服务部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被告钱刚、社合公司之间就土豆种的买卖达成了合意，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二被告谋取了相应的利益，且在涉案土豆交易发生时，被告钱刚非被告社合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王志家、胡东从事农业种植，对其收获的土豆进行销售，为正常的农产品交易，其销售的商品土豆经买方验收后，未有发现质量问题，并钱货两清，交易完成，对于买方如何使用购买的土豆其无过问的权利，也无监督的义务；且原、被告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该二被告专门从事土豆种的生产，并将收获的土豆按土豆种予以销售，其对销售的土豆如何转变成土豆种事情不知情，也无过错，因而不能证明其与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本案案情，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的货款并赔偿原告土地租金、人工、肥料、农药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购买土豆种支付的10万元和其出具的欠条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原告从事生产经营，应该支付相应生产经营成本，且原告与被告士兴服务部进行土豆种交易是双方共同的合意，系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要求赔偿预期利益的情况下，再要求赔偿经营成本，证据不足，不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士兴服务部的辩称，部分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钱刚和被告社合公司的辩称，部分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部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王志家、胡东的辩称，与本院查明的基本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土豆经济损失、鉴定费等各项损失的50%，共计1090868.8元； 二、驳回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对被告钱刚、呼伦贝尔市社合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王志家、胡东的诉讼请求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00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滕州市双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16689元，被告山亭区城头镇士兴兴农种子经营服务部负担1431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印文 人民陪审员  孔 梅 人民陪审员  路 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刘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