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32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厦门国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6号第26层东北侧及西侧。 法定代表人：邱艳斌，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金朝，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楠楠，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宁海县支行。住所地：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桃源中路181号。 负责人：卢明，该支行行长。 一审第三人：宁波海静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海县力洋镇海静路8号。 法定代表人：李小平，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厦门国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贸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宁海县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宁海支行）、宁波海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静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2民终7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厦门国贸公司申请再审称，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枉法裁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三项之规定，请求再审本案。事实与理由：一、被查封罐头之所有权归厦门国贸公司所有。厦门国贸公司与海静公司之间长期存在以预付货款的方式采购商品用于出口的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厦门国贸公司根据海静公司生产需要支付预付货款，根据合同约定生产的标的物所有权归厦门国贸公司所有。考虑到运输成本，需将货物暂存放于海静公司仓库，故待海静公司实际生产货物后，向厦门国贸公司出具《货权证明书》以完成货物交付，查封标的即采用该种模式交易。至今，海静公司仍存在巨额价值货物未交付给厦门国贸公司。2018年度，海静公司四次出具《货权证明书》，确认厦门国贸公司当月存放于仓库的货物情况。为与其他货物区分，还专设门牌注明为厦门国贸公司专属仓库。另，厦门国贸公司还为被查封罐头购买了相应的保险，保险公司每月月底根据厦门国贸公司存放在海静公司仓库罐头吨数，预估库存金额作为承保依据。对方并未提出反驳证据，厦门国贸公司主张所有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予以支持。且海静公司一审庭审答辩亦认可业务关系如前所述，出具《货权证明书》以及产品存放于厦门国贸公司专属仓库也是事实。此外，合同履行部分不一致之处，厦门国贸公司已作合理解释：《买卖合同》约定由指定港口交货，但双方已经就罐头存放达成了合意；根据罐头的生产特性，水果产季基本在当年年末，成品罐头需要下一个年度生产、交付。2016年-2017年的季产在2018年交付罐头实属正常，海静公司近三年的产量远不足以完全交付合同约定的14500吨罐头；因产季忙碌、人员调动等多方因素，《货权证明书》等材料在日期、形式上有所变动，实属正常；二、原判忽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物权设立、变更、标的交付的特别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应当依据法律规定交付”，而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厦门国贸公司根据海静公司生产需要支付预付货款，根据合同约定生产的标的物所有权归厦门国贸公司所有。原判强调动产所有权占有交付原则，认为动产必须实际运出厂房且交给厦门国贸公司才算交付完成，是对法律的错误解读。合同法已经考虑现实交易行为多样性，明确规定对于动产所有权转移可以由当事人另行约定。原判还忽视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达成的合意，违背民法总则规定的民事活动自愿原则。《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方式是“需方指运港口交货”，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合同双方已就海静公司将生产的罐头放入双方确认的厂区仓库视为货物交付，并定期对罐头进行盘点，厦门国贸公司还安排员工留驻现场并购买相应保险，符合罐头出口的便利性，且未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应予尊重。双方是否就存放罐头签订仓库租赁合同，是否交付仓库租赁费用等并不影响罐头的所有权转移的实现。二审认定厦门国贸公司无法明确查封罐头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节点，系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依法裁判职权及对原告举证责任等规定的错误应用。厦门国贸公司多次明确在海静公司长期保有高额货款余款，海静公司四次出具《货权证明书》，确认当月厦门国贸公司存放于其仓库的罐头情况，并再次确认该仓库内罐头的货权属厦门国贸公司。不论被查封罐头所有权转移时间节点适用何种法律法规规定及原则，双方已完成交付，事实应当如何认定，法律应当如何适用，是法院的职责范围。三、厦门国贸公司提出保全异议申请后，农发行宁海支行及海静公司均未对申请提出异议，亦未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执行法院径行驳回厦门国贸公司的保全异议申请实属滥用职权，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前多次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并采用诱导性询问的方式，甚至在审理期间，将相关人员传唤到公安机关进行询问，在庭审中要求各方对并非当事人提供的“三无证据”进行质证并说明已经严重违背民事诉讼司法中立原则。 被申请人农发行宁海支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厦门国贸公司主张被查封罐头商品所有权归其所有没有事实依据。被查封罐头商品属种类物，海静公司不仅为厦门国贸公司生产，也为其他人和厂家生产提供，两者无法区分。根据海静公司贸易部经理的询问笔录，厦门国贸公司提供的《买卖合同》中的黄桃等产品已经交付且已经履行完毕，被查封罐头不是对应《买卖合同》中的产品；根据海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小平的询问笔录，被查封罐头除了提供给厦门国贸公司还提供给其他人，无法区分被查封罐头是否提供给厦门国贸公司的；二、本案作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之规定，应当由案外人即厦门国贸公司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责任。对方提供的两份《买卖合同》公章不一致，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转账凭证的部分付款时间在《买卖合同》签订之前，无法证明用于支付案涉商品货款；《货权证明书》是法院查封后，海静公司应对方要求补开，加盖的公章系伪造，真实性无法确认；仓库照片没有原始载体，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对方提供的《买卖合同》备注是2016产季和2016-2017产季产品，而法院查封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时间相差甚远，无法证明被查封罐头是《买卖合同》项下商品，厦门国贸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二、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对于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的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根据对方提供的《买卖合同》，按厦门国贸公司指运港口交货。被查封罐头目前仍在海静公司厂区仓库内，未完成交付；厦门国贸公司对被查封罐头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节点有三种陈述，自相矛盾。三、厦门国贸公司认为一审诉讼存在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理由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厦门国贸公司的执行异议进行书面审查，审查其是否系查封财产的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等内容。农发行宁海支行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意见不影响法院依职权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因此，一审法院依照职权向相关人员调查询问不违反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厦门国贸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厦门国贸公司对被查封库存产品是否享有排除执行的所有权，一审法院有无枉法裁判等程序违法情形。 首先，厦门国贸公司主张对被查封库存产品享有排除执行的所有权依据不足。 第一，厦门国贸公司不能依据《买卖合同》约定取得被查封库存产品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是对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特别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还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就物权变动本身而言，“当事人另有约定”仍应受物权法有关动产物权客体的限制。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浮动抵押）外，动产物权所有权应以特定物为限。本案被查封库存产品属于动产，按照厦门国贸公司的陈述，其采取预付货款的方式进行交易，即在其与海静公司于2016年7月1日、10月30日签订《买卖合同》时，相关库存产品尚未特定化，无法成为所有权的客体。厦门国贸公司以其与海静公司在前述《买卖合同》第六条结算方式及期限约定“本合同所约定的1500吨标的物所有权归需方（即国贸公司）所有”、“本合同所约定的13000吨标的物所有权归需方所有”对库存产品主张所有权欠缺法律依据。 第二，厦门国贸公司也未因占有改定取得被查封库存产品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转让一般自现实交付时发生效力，但先行占有、指示交付、占有改定的物权变动不以现实交付为前提，动产物权非依法律行为发生变动亦不以现实交付为前提。本案中，厦门国贸公司基于《买卖合同》主张库存产品的所有权，未主张非依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原审审理期间，库存产品仍存放在海静公司仓库，厦门国贸公司亦不主张先行占有、指示交付发生物权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占有改定以特定动产的转让为前提，厦门国贸公司与海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海静公司提交的《货权证明书》并未对特定动产的转让以及转让后的占有事宜作出明确约定，难以认定本案存在这一情形。 第三，厦门国贸公司对被查封库存产品的所有权主张在举证上亦有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买卖合同》签订在2016年10月之前，执行法院查封库存产品时间为2018年7月11日，时间跨度近两年，厦门国贸公司也不能提供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的生产、出运、库存统计表证实库存产品与《买卖合同》履行的对应关系；《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方式是“需方指运港口交货”，厦门国贸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已经变更了交货地点、方式；根据海静公司贸易部经理王幸贤的陈述，2018年海静公司出具的四份《货权证明书》系根据厦门国贸公司要求事后一次性打印而成。综合以上事实，本案尚不足以认定厦门国贸公司主张的被查封库存产品即《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这一待证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厦门国贸公司应承担不利后果。 其次，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一审诉讼程序并无明显不当，相关事项亦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执行异议审查并不以被申请人提出反对意见为前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故在执行异议的诉讼阶段，在被查封财产的权利表象与案外人主张存在重大出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财产权属的相关事项依照职权进行调查并由各方当事人质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厦门国贸公司称执行法院执行异议审查滥用职权、一审法院违背司法中立原则缺乏依据。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是指已经由生效刑事法律文书或者纪律处分决定所确认的行为”，本案并不存在前述情形，厦门国贸公司主张的相关事项亦不属于法定再审事由。 综上，原审认定厦门国贸公司对被查封库存产品并不享有排除执行的所有权，对其异议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厦门国贸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厦门国贸实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刘国华 审判员  谢静华 审判员  张静静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来益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