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75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启林，男，1955年9月19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玲，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方萍，女，1959年10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玲，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淑华，女，1938年7月26日出生，住重庆市巴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侯玲，重庆锋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华，男，1952年7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芩，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因与被上诉人陈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8民初25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启林、方萍、徐淑华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陈国华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陈国华承担。其上诉的主要事实及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向陈国华借款是事实，但借条上诉载明的金额未实际全额支付，陈国华出借本金只有20万元，借条并不是对之前债务的结算。原审未审查本案借款的交付、陈国华的出借能力及资金来源。调解协议载明的借款金额是以高息计算得出，该调解协议无效，不应当作为证据采信，且原审认定调解协议是对借条的确认，系事实认定错误。若调解协议有效，因调解协议约定，借款本金还款时间为国家开发占地时，偿还方式为占地之前每月归还利息，本案债务并未到期。方萍并未在借条和调解协议上签字，也未对本案债务进行追认，本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方萍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陈国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2011年至2015年期间，陈国华分多次，以转账或现金的形式支付借贷本金170万元。张启林等称，陈国华只出借20万元本金，但一审中，张启林认可陈国华出借本金是30万元。涉案几次借款有借条。分借条复印件与总借条原件能相互印证，复印件上张启林笔迹也与总借条、调解协议上一致，虽分借条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但可与其它有效证据综合后，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陈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归还其借款本金1700000元及利息318000元，共计2018000元，并从2017年10月1日起，以借款本金1700000元为基数，按月息1.5%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诉讼费由张启林、方萍、徐淑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12日，张启林、徐淑华向陈国华出具了《借条》，载明：张启林、徐淑华于2013年10月30日在陈国华处借到现金1100000元，2014年11月30日在陈国华处借到现金200000元，2016年3月31日在陈国华处借到现金400000元。张启林、徐淑华三次共在陈国华处借到现金1700000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1.5分。到2016年3月底前，张启林、徐淑华借陈国华的借款利息全部结清，从2016年4月1日起，张启林、徐淑华每月只给付部分借款利息，到2017年9月30日，共欠陈国华借款利息318000元，借款本金1700000元未归还，张启林、徐淑华借款用途为修建和扩建南山村长岭岗水库农家乐房屋。同日，陈国华与张启林、徐淑华签署《调解协议》，协议内容为，甲方：陈国华、吴登惠，乙方：张启林、徐淑华，丙方：长生桥镇南山村村委会,约定: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在甲方借款本息2018000元、2031500元，从即日起无息，但吴登惠每月只付息5000元，陈国华付息3000元，到国家开发占地占方林苑度假村为止，占地赔偿首先给付陈国华、吴登惠。此协议一式二份，其他借条一律作废。三方在该协议上签字，丙方由陈昌勇签署。庭审中陈国华还举示了证据1、借条复印件4份（2011年11月30日，张启林向陈国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国华现金400000元；2011年11月30日，张启林向陈国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国华现金100000元；2012年7月7日，张启林向陈国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国华现金400000元；2013年10月30日，张启林及案外人张世洪向陈国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国华现金1100000元，借款人用长岭岗大堰塘房屋做抵押，月息1.5分），拟证明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张启林、徐淑华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2013年10月30日在陈国华处借到现金1100000元是由2011年11月30日的借款400000元及100000元,2012年7月7日的借款400000元及2013年10月30日当日的借款200000元共组成1100000元，并表示借条陈国华在张启林、徐淑华出具前述总借条时收回。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组证据全部为复印件，两案真实借款只有90万元。庭审中陈国华还举示了证据2、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该明细显示：户名：陈国华，2010年11月24日收入200000元，当日支出2200元，2010年11月26日支出100000元，2010年11月27日支出40000元，2010年11月28日支出37000元，2010年12月5日支出三笔，各3000元，2010年12月6日支出17000元，2011年11月22日支出21233.39元，2011年11月28日支出29000元)、银行凭证2份、抵押合同，拟证明2011年11月30日借款400000元的来源，陈国华2010年11月26日-2010年12月6日，陆续取现20万元，加上2011年11月30日前陆续现金借款共计出借40万元给张启林；2011年11月22日及2011年11月28日两笔款项加上其他现金为2011年11月30日10万元的借款的来源;银行凭证（2012年7月7日），陈国明代陈国华转账给张启林377000元，陈国明系陈国华的兄弟，该笔款项系陈国华用自己的房屋作抵押的贷款，由于陈国华超过贷款年龄，故由陈国明申请的贷款，贷款下来后，由陈国明代为转给张启林，该笔转款加上23000元现金，为2012年7月7日借款40万元的现金来源；2013年7月22日，陈国华转款20万元给张启林，为2013年10月30日借款110万元的20万元现金的来源，以上共组成2013年10月30日出具的借条中110万元的款项来源。陈国华并申请证人陈国明出庭作证，证人陈国明表示因为陈国华年纪大了，其曾经为陈国华向农业银行担保贷款，在三年前给张启林转款37万元，为借款，是为了收取张启林的利息。后又表示曾经帮陈国华拿房子做抵押，贷款出来给陈国华，并表示其与张启林之间没有借贷关系，从陈国明卡上转给张启林的款项，张启林出了借条给陈国华，与其本人没有关系。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陈国华的证明目的，取款不能认定就出借给了张启林，且取款的金额也是分批小额取款，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对2013年7月22日陈国华转款20万元予以认可；对于2012年7月7日陈国明的转款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抵押合同真实性认可，认为达不到陈国华的证明目的。庭审中陈国华还举示了证据3、借条复印件（2014年11月30日，张启林向陈国华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国华现金20万元）；拟证明2017年9月12日总借条中2014年11月30日借款20万元的来源；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该借条三性均不予认可。陈国华举示了4、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及录音，拟证明2014年7月8日，张启林通过张世洪接收了借款37万元的事实。陈国华表示,借款时张启林、张世洪均在借款人处签字，后张启林告知陈国华,张世洪不是实际用款人，张世洪与张启林发生矛盾，故在2017年9月12日总借条上载明的2016年3月31日这笔借款实际是由张启林、徐淑华重新出具的借条，借条原件在张启林、徐淑华出具前述总借条时收回。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该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的真实性认可，但表示与本案无关，陈国华主张的是2016年3月31日的40万元的借款，但转账凭证却是2014年7月8日产生的，且收款人为案外人；对录音三性均不予认可。陈国华举示了5、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借款合同，拟证明总借款中110万元，2010年12月6日产生的第一笔借款20万元的款项来源于陈国华用房屋抵押向银行的贷款，贷款于2010年11月24日到账后，陈国华于2010年12月6日分多次取出出借给张启林。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陈国华所称的将贷款贷出后多次借给张启林不符合交易习惯。陈国华举示了证据6、视频、照片，拟证明方萍在实际经营涉案的农家乐。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视频与照片为偷拍，来源不合法。庭审中，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向一审法院举示了承包合同及长岭岗转让协议，拟证明张启林、徐淑华自2006年开始从吴登惠处承包了水库。陈国华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2019年6月25日，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兹有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在南岸区长生桥镇南山村长岭岗农家乐（南岸区方林苑休闲度假村）长期居住至今。另查明，张启林与方萍于1985年6月30日登记结婚。吴登惠与陈国华于2006年11月29日登记离婚。经张启林、方萍、徐淑华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南岸区长生桥镇纪检委调取“关于长生桥长岭岗水库承包有关事宜”的询问笔录，调阅了2017年7月11日14:30分在长生桥镇5楼纪委办公室由工作人员夏兵、王冠与陈国华的谈话笔录“中共南岸区长生桥纪律检查委员会谈话笔录”，经当场查阅，该笔录并未涉及本案民间借贷争议事项。为查明案情，一审法院前往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南山村村民委员会就涉案借款及调解协议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了调查笔录。在该调查中，重庆市南岸区长生桥镇南山村村长陈昌勇（该村村委会主任、长生桥镇南山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的负责人，职责：人民调解，涉案调解协议的见证者）对该调查进行了接待，其陈述，陈国华、吴登惠为南山村村民，南山村长岭岗水库实际是由张启林及其妻子方萍承包、修建、经营，只是以方萍母亲徐淑华的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徐淑华与张启林夫妻一起共同居住在该农家乐。他们之间之前的具体借款过程其并不清楚，后由于双方发生矛盾，双方多次找来，要求组织协商。后在其组织调解下，双方在农家乐签订了涉案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为张启林书写，各方亲笔签字确认。其中，调解协议中载明的“其他借条一律作废”是指在此之前（2017年9月12日）的借条一律作废，有很多张，当时当面就撕了。在该调解协议上约定的吴登惠每月只付息5000元，陈国华付息3000元，是指当天在总借条中明确的欠陈国华利息318000元，欠吴登惠利息331500元。当时说好的是在2017年9月12日后就不再计算利息，按照调解协议张启林就每月先支付之前已欠的利息。在2017年9月12日，共签了两个借条和一个调解协议，是同时签订的。两个借条是对之前借款本息的一个结算，调解协议是对具体的还款进行约定，当时双方在水库农家乐几乎谈了一天才最终达成方案，双方都是高高兴兴签字的。另签订协议时，方萍也在场，方萍表示张启林签字了，她就不签了，张启林就代表她，且方萍的母亲徐淑华在借条和调解协议上签字还是方萍做的工作。另陈昌勇表示陈国华和吴登惠曾是村里有名的养殖大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另,张启林、方萍、徐淑华认可在签订调解协议后，未进行还款。一审法院认为，从张启林、徐淑华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给陈国华的借条来看，该借条是对之前多年多笔借款的结算，且同日双方在村委会相关人员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对该笔借款再次进行了确认，并对具体的还款也进行了约定，陈国华也举示了部分向张启林出借借款的转款凭证，村委会负责人也证实调解是在双方的要求下主持的，调解协议也是双方协商后达成，现张启林、徐淑华仅以受到胁迫、威胁为由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故一审法院对陈国华与张启林、徐淑华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予以确认，应当按照张启林、徐淑华出具的借条及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借款及利息进行认定，虽借条与调解协议系同日形成，但结合借条、调解协议的内容及村委会负责人的陈述来看，双方在达成调解协议当日已明确，从即日起无息，那么从2017年9月12日起借款就不再计算利息，但张启林、徐淑华对此之前已经结算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2018000元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另虽调解协议约定张启林、徐淑华每月支付陈国华之前的利息3000元，到国家开发占地占方林苑度假村为止，占地赔偿首先给付陈国华，一方面该约定并不明确，另一方面该约定的国家开发占地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该约定并不能作为还款时间的认定，且张启林、徐淑华在出具调解协议后，并未按约支付利息，因此，现陈国华有权要求张启林、徐淑华立即还款。对于方萍对前述借款本息是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首先，方萍与张启林系夫妻关系，方萍与徐淑华系母女关系，从张启林、方萍、徐淑华的关系来看，方萍对该借款不知情的可能性极低；另一方面，借条明确载明借款用途为修建和扩建南山村长岭岗水库农家乐房屋，从陈国华举证及对村委会的调查来看，方萍一直在涉案的农家乐经营和居住，其享有了农家乐的经营收益；最后，从对村委会的调查来看，虽方萍并未在前述借条和调解协议上签字，但借条和调解协议在涉案的农家乐签署，方萍亦在场，对借款和具体的还款是知情的。综上，方萍应当对前述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启林、方萍、徐淑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陈国华借款本金170万元及利息318000元；二、驳回陈国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44元,由张启林、方萍、徐淑华承担（此款陈国华已垫付，张启林、方萍、徐淑华支付前述款项时一并支付给陈国华）。本案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张启林、方萍、徐淑华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南岸区方林苑休闲度假村的营业执照，拟证明南岸区方林苑休闲度假村的实际经营者是张世洪，与张启林、方萍无关，也证明陈国华陈述案涉借款是用于修建南岸区方林苑休闲度假村，与客观事实不符。陈国华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农户贷款合同一份,拟证明陈国华有资金出借能力，涉案借贷关系真实合法；证据2、农业银行记账凭证（自助循环贷款放款客户回单）3张，拟证明钱系其用房屋抵押所得的银行贷款；证据3、陈国华的银行取款凭条、陈国明的银行明细查询及陈国明银行卡各一份，拟证明陈国明的卡也一直在陈国华处；证据4、营业执照两份，拟证明陈国华夫妇系长生桥地区养殖大户，兼有其他生意，并有厂房、多处门面出租收取租金，具有经济实力及出借能力。证据5、陈国明低保证、陈国明孙子学校的减免证明（复印件）。拟证明陈国明仅是务农的农民，经济条件差，无出借能力，实际借款人是陈国华，陈国明也证明了陈国华为实际借款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陈国华质证意见：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张世洪只是涉案农家乐营业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并非实际经营者，也不是农家乐房屋的修建者，一审中我方提供了张世洪的录音证据，录音证据证明了张世洪只是在农家乐挂名。张启林、方萍、徐淑华质证意见：第1、2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贷款金额为37.8万元，但陈国华一审中陈述贷款金额为37.7万元，并且该贷款类型为农业贷款，贷款用途为种植、购买蔬菜大棚，该贷款与本案借款无关，说明陈国华没有出借能力；证据3、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无法证明陈国华交付了借款；证据4、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陈国华作为农业从事者，自己也需要大量资金周转，不具备出借能力；证据5、系复印件，三性不认可。对于上述证据本院综合全案查明事实予以综合评述。二审中，各方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均表示无异议。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借条及调解协议的全部内容均系各方协商一致形成，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时，借条中明确记载前期多笔借款形成时间、利息标准、总借款本金、利息及用途。涉案借条系对前期多笔借款的结算。调解协议中对总借款本金、利息进行了再次确认，并认可其他借条一律作废。本院认为，张启林、徐淑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张启林、徐淑华作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民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时，应充分注意其签署的文字材料的内容，张启林、徐淑华称涉案借条不属实，调解协议无效，其既未举示充分证据对其上述主张加以证明，又未曾行使撤销权，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张启林、徐淑华向出借人出具具有结算性质的借条，表明其认可双方之间前期成立了借款合同关系，在其写明的“借到”款项的情形下，表明其认可收到了所借款项，除非其有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同时，审理中，陈国华对其出借的多笔款项提供了相关证据加以佐证，陈国华举示的证据有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可以认定当事人结算后明确张启林、徐淑华尚欠170万元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故上诉人张启林、徐淑华主张涉案款项未实际出借，其不担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张启林、方萍、徐淑华称，调解协议载明的借款金额是以高息计算得出，借款本金还款时间未到，其未举示充分证据对其上述主张加以证明，且每一笔借款的形成在借条中均有明确记载。同时，调解协议约定还款时间不明确，且张启林、徐淑华在出具调解协议后，并未按约支付利息，构成违约，原审认定张启林、徐淑华还款并无不当。上诉人方萍称，涉案债务非夫妻债务，其不担责。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签订借条及调解协议时，方萍在场并表示张启林代表她，视为其知晓并同意款项来源、用途及性质。本院认定，本案债务是发生在张启林与方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张启林与方萍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方萍应对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启林、方萍、徐淑华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944元,由上诉人张启林、方萍、徐淑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章若微审判员  吴宝山审判员  吴贵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卢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