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51210号原告：崔鸣放，男，1957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小关街道办事处退休，住北京市海淀区。被告：齐建军，男，1961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北京东陶有限公司工人，住北京市昌平区。委托代理人：白斌，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鸣放与被告齐建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鸣放、被告齐建军及委托代理人白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鸣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齐建军支付10000元辛苦费。事实理由：我与齐建军是邻居。2014年6月28日，房屋产权单位拟对我们的居住地进行腾退拆迁，补偿方案为公租房安置和货币补偿每户70至90万元。该方案只有3户居民签约，遭到同住52户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确保拆迁利益最大化，我和其他10名同志被推选为居民代表，带领大家集体维权。由于被腾退居民与安置单位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产权房安置合同，直接诉讼产权房安置房风险很大。故此，只能通过座谈、信访和相邻关系诉讼，以便掌握有利于我们安置补偿的证据后再主张产权房安置的诉求。齐建军于2014年9月分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和协议书，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此后，我作为代理人，起诉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相邻关系纠纷，又以相同案由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并先后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且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出具的《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我的上述行为均针对上述北京市陶瓷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安置补偿问题。2015年会议记录也载明“崔鸣放为52户居民的诉讼代表，争取产权房补偿”等内容。如前所述，我代表齐建军等被腾退居民争取拆迁补偿权益，履行了委托事务，包括齐建军在内的被腾退居民亦由最开始仅获得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最终获得商品房安置外加40至65万元的货币补偿。虽然齐建军因上班或其他事由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且齐建军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齐建军应当参照与会39位居民的支付标准，向我支付1万元辛苦费。齐建军辩称：不同意崔鸣放的诉请。1、就我此前居住的公房拆迁补偿安置事宜，我从未就此事委托崔鸣放，双方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也不存在委托合同，崔鸣放起诉的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2、在不存在任何委托关系的前提下，崔鸣放的诉求没有任何法定理由；3、崔鸣放主张的委托于我获得拆迁补偿安置没有任何关系。我因居住的单位公房被相邻小区高层遮光，影响采光，在此基础上，我就解决遮光的相邻权纠纷在于文淼的联络下曾委托崔鸣放通过诉讼处理，但是该事项最终无果而终。我接到本案诉讼后，专门到法院进行查询，没有查到任何相关信息。崔鸣放没有代理我进行过任何诉讼行为。另外，从委托事项及权限上讲，该委托仅限于相邻关系纠纷的诉讼，而崔鸣放起诉本案的依据是为争取拆迁补偿安置方面的劳务费，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不可混淆；4、崔鸣放所述的我居住的老旧公租房拆迁获得的补偿安置系其争取所得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也是不存在的事实。我居住的老旧公租房被鉴定为危房，不适宜居住，拆迁并获得的补偿安置系当地政府为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经我所在单位领导的争取而形成的最终补偿安置方案，与崔鸣放无关。另外，据了解，崔鸣放对于最终的补偿方案并不满意，其居住的公房是被强制清退的，也能说明最终补偿安置方案与崔鸣放无关。综上，崔鸣放并无法定或约定理由及依据向我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庭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2014年6月28日，北京市陶瓷厂拟对崔鸣放、齐建军等人居住的该厂南区平房宿舍危房改造范围区内的公租房进行腾退，由“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工作组”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公布的腾退置换办法包括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腾退期限为2014年6月28日至2014年8月31日。该方案受到大部分被腾退住户的反对。2015年3月16日，崔鸣放在本院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6月15日判决驳回了崔鸣放的诉讼请求。该案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鸣放等居民代表还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上林溪住宅楼严重遮挡阳光，造成5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问题的举报材料》、《关于冯运生招摇撞骗、违法拆迁问题的举报》等材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6日向申请人崔鸣放出具《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就有关投诉请求进行了书面答复。2015年，崔鸣放与李振茹、于文淼等居民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载明：“崔鸣放为52户的诉讼代表，若争取到产权房补偿，每户向崔鸣放支付1万元……最后决定原协议不变，外加向崔鸣放代表支付1万元辛苦费，立字为证。从住上产权房开始付款”。共有多名居民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会议记录载明的日期为2015年2月7日。齐建军并未在该会议记录上签字。2016年4月20日，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腾退指挥部发出《致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居民一封信》，信中表明，该宿舍区房屋经鉴定为危险房屋（D级），决定对该宿舍区实施解危排险腾退工作，腾退方式为“实行房屋安置”，腾退人可获得房屋补偿补助款并按约定价格自行购买安置房（海淀区文龙家园二里）。此后，崔鸣放、齐建军等居民先后接受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搬迁腾退安置补偿。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如下：崔鸣放提交以下证据：1、齐建军于2014年9月25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现委托崔鸣放在我与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相邻权关系纠纷一案中，作为我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代理人崔鸣放的代理权限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并代为领取赔偿金（补偿金）”；2、齐建军于2014年9月29日签署的《协议书》：“经居民代表认真研究，现就相邻关系纠纷诉讼事宜出具以下意见，若双方同意签字后生效。一、本案诉讼属当事人自愿行为；二、为降低诉前风险，减少诉前成本，一致推荐崔鸣放同志为本案诉讼代理人；三、若本案败诉，当事人（委托人）不用支付劳务费，代理人免费服务，若本案胜诉，当事人（委托人）应按照赔偿金（补偿金）额15%的比例支付劳务费，胜诉结果没有标的额的，其劳务费标准由居民代表研究确定”。崔鸣放主张依据齐建军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协议书以及上述已查明事实，其已履行委托事务，齐建军虽未参加2015年2月7日的居民全体会，亦未在会议记录上签字，但双方委托关系的事实存在，齐建军获得了与其他39位参会居民同等的拆迁利益，故齐建军应当参照与会39位参会居民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1万元。齐建军认可签署过授权委托书，不认可签署了协议书，不认可崔鸣放履行了委托事务，不认可其取得的安置房及相应的财产利益与崔鸣放实施的行为有关，亦不同意依据其并未签字确认的支付标准向崔鸣放支付辛苦费。经询，崔鸣放主张其曾代表居民以个人名义向北京上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起相邻关系之诉，后撤回该案的起诉。齐建军不认可崔鸣放以个人名义提起的该次诉讼系履行委托事务。本院认为，本案源起于北陶厂南区平房宿舍的拆迁腾退计划，涉拆迁腾退的居民不满意2014年“货币补偿和公租房安置”的腾退置换方案，遂委托包括崔鸣放在内的居民代表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崔鸣放主张齐建军通过签署授权委托书、协议书的方式，委托崔鸣放代表自己在上述拆迁腾退过程中开展维权活动，后39位参会人员在居民全体会议记录上签字确认了委托崔鸣放开展维权活动的费用标准，齐建军业已获得与39位参会人员同等的拆迁利益，故应当依据会议记录确认的费用标准支付辛苦费1万元。现齐建军否认签署过协议书，认可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仅认可委托崔鸣放代理其提起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根据此两份书证的具体内容，即使确由齐建军亲自签署，也仅能反映齐建军委托崔鸣放作为其诉讼代理人代理其提起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本案中，崔鸣放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作为齐建军的诉讼代理人提起了相邻关系案件的诉讼，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齐建军委托其履行其他委托事务以及双方就其他委托事务约定了委托费用标准，故崔鸣放主张齐建军应依据案外人与其确认的费用标准向其支付辛苦费，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鸣放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由崔鸣放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媛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