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10569号原告：徐某，女，193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张昱娟，北京扬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孙某2，女，1968年5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被告：孙某1，男，197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北京市顺义区×，现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代理人：田源源，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贾思远，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徐某与被告孙某1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昱娟、孙某2，被告孙某1及其委托代理人田源源、贾思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为孙某3与徐某夫妻共同财产；2.请求判令孙某1将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徐某名下；3.产权变更登记费用及案件受理费由孙某1负担。事实与理由：徐某与孙某3系夫妻关系，孙某1是徐某与孙某3的幼子。徐某与孙某3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购得单位福利房一套，即涉诉的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该房屋产权登记在孙某3名下，但是长期由孙某1占有使用。孙某3于2019年1月18日去世后，孙某1哄骗徐某在一份文书上按手印，因徐某不识字，所以对文书内容不知晓。徐某将上述情况对其他儿女讲过以后，大家分析涉诉房屋可能存在风险，遂多方查询，得知该套房屋已经变更到孙某1名下。原告认为，涉诉房屋为原告与孙某3夫妻共同财产，孙某1作为家庭成员，对该房屋的权属情况明知，但孙某1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房屋变更到自己名下，其受让房屋不能构成善意取得，请求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孙某1辩称：徐某和孙某3始终同意将涉诉房屋赠与孙某1。2014年，孙某3为孙某1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时，徐某对此完全知情且认可。首先，诉争房屋房改时的购房款是被告支付的，正是基于此，孙某3和徐某均明确同意将房屋赠与孙某1。诉争房屋系上世纪80年代孙某3单位分配的公房。90年代房改时，购买房屋所有权需要缴纳9000余元购房款。当时的购房款是由孙某4找人借钱垫付的。后来，债权人多次要求还款，孙某3明确找到孙某4、孙某5和孙某1，告知他们如果有人想要买房就支付购房款，如果三个儿子都不愿买房，就将房子抵债给债权人。结果仅有孙某1表示愿意购房，孙某1筹措了9000余元购房款亲自交给了孙某4。购房后，孙某1出资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一直居住了20多年。正是由于孙某1支付了购房款，所以包括孙某3、徐某、孙某4、孙某5在内的家庭成员均明确认可房屋归孙某1所有。其次，2014年孙某3将房屋过户登记至孙某1名下时，徐某对此完全知情，且明确同意将房屋赠与孙某1。2014年，孙某3与徐某主动提出要将房屋过户登记至被告名下。孙某3和徐某共同前往房屋登记机关办理了过户手续。当时，建委工作人员说以买卖方式过户的税费比赠与更低，所以为双方办理了买卖手续。过户时，建委工作人员曾明确询问孙某3，其配偶徐某是否同意将房屋赠与孙某1，孙某3明确陈述徐某知情且同意将房屋过户至孙某1名下。事实上，孙某3在为孙某1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之前，已经明确征求过徐某的意见，否则过户不可能完成。2014年过户登记时，孙某3已经81岁高龄，其显然没有任何动机和必要在将房屋过户给其亲生儿子时仍对其妻子有所隐瞒。诉争房屋已由孙某1一家居住了至少25年，且完成过户也已5年有余，原告不可能对房屋的归属毫不知情。所以，孙某1和孙某3以及徐某之间成立了事实上的赠与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孙某3、徐某和孙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合法有效。诉争房屋已经登记至孙某1名下，赠与已经完成，徐某无权撤销赠与，诉争房屋应归孙某1所有。另外，在过户完成后，徐某本人多次通过各种形式明确确认当时同意将诉争房屋赠与孙某1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徐某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孙某3与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育有三子三女，孙某1系二人幼子。孙某3于2019年1月18日去世。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号房屋原登记于孙某3名下。2014年3月17日，孙某3作为出卖人，孙某1作为买受人共同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将该房屋所有权由孙某3转移登记至孙某1名下，孙某1于当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现徐某持其诉称意见诉至本院，孙某1则持其辩称意见表示不予认可，并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证据1.《存量房屋买卖合同》（自行成交版）；证据2.契税核定通知书；证据3.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据4.北京市行政事业性统一收费票据；以上证据1至证据4欲共同证明：孙某1与孙某3以买卖的形式就涉诉房屋进行了赠与，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赠与关系，孙某3也表示徐某对此知情。证据5房屋所有权证，欲证明涉诉房屋现登记在孙某1名下，归孙某1所有。证据6朱玉锋证言，欲证明购买涉诉房屋由孙某1出资，涉诉房屋归其所有，家庭其他成员对此无异议；2014年孙某3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孙某1名下时，徐某对此知情且同意。证据7.遗嘱，欲证明2016年10月，徐某曾在多人见证下立下遗嘱一份，在遗嘱中徐某明确确认孙某3将涉诉房屋过户登记至孙某1名下时，徐某知情且同意。证据8.证明；证据9.孙某1户口本，以上证据8、证据9欲共同证明2019年徐某曾由孙某3代笔，立下证明一份，徐某明确确认，孙某3将涉诉房屋过户登记至孙某1名下时，徐某知情且同意；孙某1曾用名为孙某6。证据10.孙士军证言，欲证明遗嘱和证明的内容均系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证据11.孙玉江证言，欲证明证明的内容系徐某真实意思表示。对于以上证据，徐某表示其对孙某3将房屋过户给孙某1一事并不知情，孙某1主张的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孙某3通过买卖将涉诉房屋过户至孙某1名下，未告知徐某，属无权处分行为。对于遗嘱及证明不予认可，认为其形成过程不是出于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的形式不符合法律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且徐某户口本登记的文化程度为不识字，在其对文字内容不理解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徐某对相关内容知情并同意。经查，前述证明的主要内容为：“徐某：×号房屋经我本人同意给我老儿子孙某6所有，争（征）求我本人同意后，过户给我老儿子孙某6。口说无凭立字为证”，证明尾部有徐某签字捺印，证明人孙士军、孙玉江签字捺印，另代笔人处有孙玉江签字捺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3月17日。遗嘱的主要内容为：“立遗嘱人：徐某。孙某3与我徐某系夫妻关系，我们夫妻一共生育：大儿子孙某4、二儿子孙某5、三儿子孙某1和大女儿孙某7（已逝）、二女儿孙某8（已逝）、小女儿孙某2六子女，没有其他子女。就我夫妻财产已在早些年分家时处理完毕。原登记在我夫孙某3名下：位于顺义区×号一套楼房当初是我三儿子孙某1出钱购买，该楼房已由孙某3过户给三儿子孙某1所有。我同意我丈夫孙某3所作出的决定，我愿将属于我的财产全部给予三儿子孙某1。现我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好。为避免我去世后现登记在三儿子孙某1名下：位于顺义区×号楼房误被认为遗产而发生纠纷，趁我现在精神状况良好、神志清醒时，我对上述财产（楼房）给予说明并予以澄清。遗嘱人徐某财产已处分完毕，没有财产可供子女再继承。此遗嘱是我对事实的真实性再次言明，请所有人尊重我对财产的处分”，遗嘱尾部有见证人孙士军、孙朝中、孙玉才、孙士忠签字，代书人刘玉祯签字捺印，遗嘱人徐某签字捺印，落款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庭审中，证人朱玉锋、孙士军、孙玉江出庭作证，就前述遗嘱及证明的形成接受了质询。其中孙士军、孙玉江均表述在书写遗嘱及证明时，均向徐某宣读了文字内容，徐某对相关内容均已知晓，另表述证明的实际形成时间为2019年3月。对于证明的实际形成时间，孙某1亦认可为2019年3月。上述事实，有房屋产权证书、死亡证明、户口本、遗嘱、证明、本案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徐某主张涉诉房屋在孙某3过户至孙某1时其不知情，亦未表示同意。但根据孙某1庭审中所出示的相关证据并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确认，即使在孙某3于2014年3月将房屋过户至孙某1名下时徐某不知情，其在之后也以书面形式就该行为进行了确认，且未在知晓该过户行为后提出异议。故徐某对于涉诉房屋产权发生变化一事是知情且认可的，其在多年后以不知情此事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并且孙某3与徐某系夫妻关系，孙某1系二人之子，针对房屋一类相对一般家庭来说价值极高的财产发生权属变动，夫妻一方向另一方以及为子向母亲隐瞒多年，明显不符合常理。故本院对于徐某所提出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元，由原告徐某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褚 征人民陪审员  宣永华人民陪审员  赵秀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 助理  周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