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0321行初322号原告袁启伦，男，193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代理人何珍财，男，1948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习水县，系原告之女婿。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习水县西城区行政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3066295900X9。法定代表人陈钊，系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张强，系该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袁鑫，贵州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遵义市新蒲新区府前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00095002207。法定代表人黄伟，系该市代理市长。委托代理人徐敏，系遵义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应诉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秦国彬，贵州君磊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袁运坤，男，1956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委托代理人王静，贵州子尹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习水县大坡镇黄河坝村富民组（以下简称富民组）。诉讼代表人袁启祥，系该组组长。第三人习水县大坡镇黄河坝村复兴组（以下简称复兴组）。诉讼代表人何贵书，系该组组长。原告袁启伦不服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以及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遵府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9年5月23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30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遵义市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于2019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袁启伦的委托代理人何珍财、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张强、袁鑫、遵义市人民政府之委托代理人徐敏、秦国彬、第三人袁运坤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静、第三人富民组之诉讼代表人袁启祥、第三人复兴组之诉讼代表人何贵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一、撤销申请人袁启伦习府自山字第1010《习水县自留山证》上“罗家屋机”山林登记。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争议的“罗加屋机”山林，面向山林四界：东抵袁运照“尧子干”山林，南抵袁运坤土和袁运毫、袁运坤田以及袁运坤山林，西抵黄永祥山林和其退耕还林界，北抵袁启贤山林以岩伦为界（除袁章伦、黄永祥退耕还林地外）。林地所有权归第三人复兴组集体所有，由被申请人袁运坤管理使用。原告对此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受理了原告的复议申请，于2019年3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原告袁启伦诉称，原告位于复兴组“罗家屋基”的自留山是原告的祖业，1954年土改时确定为自耕产业。由于土改证被原告之女剪做鞋样时灭失。第五区黄河乡二村居民袁正清在1954年8月25日登记的第10685号土地证上载明了与原告的林地相连。1981年“三定”时，根据习水县政府的(81)17号文件中第三项第二款之规定，原告的林地是在本大队，未能跨出大队，可以保留自留山。原告因家庭环境的变动，迁居富民组与其胞叔同居，但并不影响原告对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告称原告现迁出居住地无权分配原本集体的耕地权而采取没收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第三人获得争议林地的是管护林权，没有自由采伐权。被告受理原告的确权申请后近十年才作出处理决定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原告袁启伦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习水县政府于1954年8月25日填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五十年代原告在争议林地所在生产队分得有房屋土地。第二组证据：1、原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于1982年9月18日填发的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2、队（场）山林、树木登记表；3、袁启富、袁启祥、袁运发的证言；4、林木林地权属调查表，证明争议山林属于原告。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辩称，原告与第三人袁运坤因“罗加屋基”山林发生权属争议向本府申请确权。根据我府的调查，争议山林属复兴组集体山林。原告家庭在解放前至今一直居住在黄河坝村××组，其不具备复兴组集体成员资格，无权在黄河××村复兴组分配山林。同时，原告作为黄河坝村××组集体成员在该组参加了林业“三定”，取得了“后边”、“茶树坪”、“强道湾”、“高粱湾”等四幅自留山。因此，原告于1982年取得的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上“罗加屋机”山林登记缺乏权利来源，依法应予撤销。第三人袁运坤提供的1981年习林管字第670号《集体山林管护证》符合林业“三定"政策，应当作为本案处理依据，故答辩人将争议山林处理归第三人管理使用。本案经习水县林业局立案调查，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通过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制作争议山林现场草图，作出的处理决定及时送达各方当事人，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确权申请书，2、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受案通知书，3、习水县林业局山林权属争议案件限期举证通知书，4、习水县林业局送达回执，5、追加第三人参加山林权属争议案件通知书，6、山林权属争议质证通知书、送达回执，7、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8、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9、拟撤销林权登记告知书，10、申辩书，11、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书程序合法。第二组证据：1、习水县山林权属争议现场草图，2、原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于1982年9月18日填发的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以及自留山使用证发放清册，3、队（场）山林、树木登记表，4、原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9月17日发放的集体山林管护证以及山林管护登记表，5、对袁启伦、何珍财、袁运坤及其妻子穆仕财、袁启伦之子袁兰平的调查笔录，6、习水县林业局质证笔录，证明被告作出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辩称，本案争议山林“罗加屋基”山林一幅位于复兴组,原告袁启伦及其父亲从解放前至今一直居住在富民组，不具备复兴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无权在复兴组分配山林。袁启伦系富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组参加了1982年的林业“三定”，取得了“后边”、“茶树坪”、“强道湾”、“高粱湾”四幅自留山。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载明的“罗加屋基”山林四至界限，不仅包含了争议山林，还包含了黄永祥山林及其退耕地、袁章伦退耕地和袁运坤的土、袁运毫、袁运坤、黄永祥、袁启云的田、袁运坤、袁运照的山林以及袁章法的土在内，缺乏权属来源的依据。第三人袁运坤提供的1981年9月17日习林管字第670号《集体山林管护证》，证上载明的“罗加屋基”山林与保存于大坡镇林业站1981年林业三定时《大坪生产队集体山林管护发放清册》上载明的“罗家”山林管护人和四界一致，权属来源清楚。综上，习水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及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1、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3、民事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4、行政复议受案通知书，5、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6、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7、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8、行政复议文书委托送达函及送达回证。第三人袁运坤述称，争议山林位于黄河××村复兴组小地名为“罗家屋基”。原告提出争议山林来源于祖业分配，系继承产业，没有证据说明。“林业三定”发证时的权属档案缺乏权利来源，应依法予以撤销。第三人富民组述称，争议山林系原告的祖业，原告享有继承权，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事实不清，应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复兴组述称，争议山林位于复兴组范围内，系复兴组的土地，原告无权享有复兴组的土地。经庭审质证，原告袁启伦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第三人对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以及第三人对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的证据无异议。被告以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双方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原告袁启伦系习水县大坡镇黄河××村富民村民组村民。争议林地位于习水县××坡镇××坝村复兴组小地名为“罗家屋基”或“罗加屋基”。其面向山林四至界限为：东抵袁运照“尧子干”山林，南抵袁运坤土和袁运毫、袁运坤田以及袁运坤山林，西抵黄永祥山林和其退耕还林界，北抵袁启贤山林以岩伦为界（除袁章伦、黄永祥退耕还林地外）。山林周边其他山林与田土均为第三人复兴组村民管理使用。1981年9月17日原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向黄河大队大坪生产队（现为复兴村民组）的成员袁运坤填发的习林管字第670号《集体山林管护证》，载明将大坪生产队集体山林“罗加屋基”0.4亩划定给社员袁运坤管护。1982年9月18日，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向作为黄河大队团结生产队（现为富民村民组）的成员袁启伦填发了编号为：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该证载明袁启伦取得小地名为“后边”、“茶树坪”、“强道湾”、“高粱湾”“罗加屋基”共五幅自留山。其中载明“罗加屋基”面积为3分，上袁啟星山林、下袁运恒界、左黄兴平入社田土界、右摇子干柴山。其余“后边”、“茶树坪”、“强道湾”、“高粱湾”自留山均位于第三人富民组行政区域内。2008年林权改革期间，原告袁启伦与第三人袁运坤因“罗家屋基”处的林地发生争议，原告于2011年1月9日向习水县林业局提出书面的确权申请，习水县林业局于2011年1月13日受理了原告提出的确权申请后，原告提供了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第三人袁运坤提供了习林管字第670号《集体山林管护证》，习水县林业局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后，未作出处理。2017年6月1日，习水县林业局对涉案山林权属重新启动调查程序，并于2017年8月18日召集原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原告袁启伦、第三人袁运坤以及第三人复兴组村民组长参加了质证，第三人富民组组长未参加质证。2017年9月12日第三人袁运坤向被告提出撤销原告的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证》的申请。2017年9月23日，被告书面告知原告与第三人富民组将撤销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自留山使用权证》。原告于2017年10月5日向被告提出书面的申辩意见。被告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对此处理决定不服，向遵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遵义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1月24日受理后，向习水县人民政府以及第三人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手续。于2019年3月1日作出遵府行复[2019]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决定。另查明，原告在1981年“林业三定”前一直属于当时黄河大队团结生产队的社员。黄河大队团结生产队与黄河大队大坪生产队土地并不相邻。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之规定，习水县人民政府具有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依法处理的职权，本案属于林地使用权争议，被告具有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林权争议作出处理的行政职权。本案争议焦点是1981年“林业三定”时期，原告是否具有分配位于大坪生产队即复兴组行政区域内的自留山的权利。原告认为，“罗家屋基”系其祖业，在五十年代土地改革时取得了“土改证”，1981年“林权三定”时期取得了“自留山使用证”，其来源清楚，原告与第三人同属一个大队，原告应享有“罗家屋基”山林的使用权。本院认为，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只有国家和集体具有土地的所有权，个人仅仅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山林争议均源于1981年林权改革时是否享有争议林地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部分的第二条规定：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自留山分配采用的是社队集体经济组织将其所有的山林分配给本队社员使用的原则，也就是说具有该生产队社员资格的人员才具有分得该生产队自留山的资格。原告与第三人虽然在1981年“林业三定”时同属于黄河大队，但从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签发的《集体山林管护证》上看，涉案山林系大坪生产队集体所有，原告系团结生产队的社员，无权享受分配大坪生产队自留山的资格。习水县龙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将本属于大坪生产队的山林分配给不具有大坪生产队社员资格的原告，被告认为原告持有的习府自山字第1010号《习水县自留山证》中涉及“罗加屋机”部分的自留山缺乏权利来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遵义市人民政府受理行政复议后，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相关手续，根据习水县人民政府所收集的证据，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对原告请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于2011年1月13日受理原告林地确权申请，于2018年11月12日作出处理决定。在收到申请之日后7年作出处理决定，显然违反了行政效率原则，程序存在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之规定，对原告请求撤销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习府处[2018]4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法。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习水县人民政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马 琳人民陪审员 欧 进人民陪审员 罗天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韦文舟书记员敖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