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9）黔行赔终128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岑启智，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廷喜，贵州新长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超，北京嘉润（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福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福泉市金山街道办事处双桥村。 法定代表人曾薇，市长。 上诉人岑启智因与被上诉人福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福泉市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27行赔初125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岑启智分别与刘某1、刘某2、刘某3、陈某四户签订《租地协议书》种植紫薇苗木，该协议书有金山街道办事处坪山村委会盖章。为进行瓮安至马场坪铁路建设，福泉市政府需征收瓮安至马场坪铁路沿线范围内的土地与房屋。岑启智租用的上述四地块位于瓮马铁路用地范围内。2015年9月11日福泉市政府发布《关于严禁在瓮马铁路范围内违法建设、抢栽抢种和改变土地用途的通告》，明确自通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瓮马铁路沿线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及抢种各种苗木、花卉。2016年3月4日福泉市政府对外公告《贵州省瓮安至马场坪铁路建设项目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明某花、紫薇6—10cm每株3300元。岑启智种植的90株紫薇苗木经森林公安处理，已经被移除，岑启智对此无异议。此后，2016年10月9日，金山街道办事处与瓮马铁路建设福泉指挥部联合向岑启智下发《通知》，认定岑启智栽种紫薇苗木属抢栽抢种（除已被森林公安处理的90株外），限岑启智在2016年10月16日前自行移除，逾期将强制铲除。岑启智拒绝签收，未将案涉紫薇苗木自行移除。2016年10月17日，经福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场勘查，认定岑启智栽种的案涉紫薇苗木胸径6—8cm的有823株。同日，金山街道办事处与瓮马铁路建设福泉指挥部的人员在未给岑启智补偿的情况下将岑启智栽种的823株案涉紫薇苗木移除。岑启智认为福泉市政府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福泉市政府行政行为违法。一审法院（2017）黔27行初542号行政判决确认福泉市政府对岑启智案涉紫薇苗木的铲除行为违法。该案宣判后，岑启智于2017年12月26日向福泉市政府提出行政赔偿申请，福泉市政府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岑启智不服，于8月14日向黔南州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黔南州人民政府于11月12日作出黔南府行复决字〔2018〕2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岑启智行政复议申请。岑启智仍不服，遂于11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诉请判令福泉市政府赔偿因违法移除其栽种的紫薇苗木产生的损失27159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福泉市政府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岑启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2.岑启智的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岑启智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规定，在赔偿义务机关作出或不予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福泉市政府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却告知岑启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岑启智基于福泉市政府的告知于2018年8月14日提起行政复议并非提起行政诉讼，其耽误的期间应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而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岑启智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岑启智在福泉市政府于2018年7月11日作出《不予赔偿决定书》后，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 关于岑启智的赔偿请求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的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且违法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关系，则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在行政赔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须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并就损害的大小、范围一并举证。行政机关就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案涉紫薇苗木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属抢栽抢种，不属于合法权益范畴。同时，2016年10月17日福泉市政府移除案涉紫薇苗木时已进行了清点、登记，视频显示案涉紫薇苗木被人工移除，且被有序堆放在土坎边，福泉市政府已尽到了妥善的注意义务。岑启智在移除现场，案涉紫薇苗木已处于其控制中，其有义务自行妥善安置。根据福泉市政府提交的调查笔录及一审法院调查询问，可以认定案涉紫薇苗木被铲除一、两个月后，有部分被车拉走，部分被移栽到余兆华土里，约2017年5月又被移除。以上事实不足以认定案涉紫薇苗木损失存在，福泉市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未直接导致案涉紫薇苗木损失存在，因此，岑启智要求福泉市政府赔偿案涉紫薇苗木损失无事实根据，应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岑启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岑启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因违法移除其栽种的紫薇苗木产生的损失2715900元。其主要理由是：1.被上诉人的铲除行政行为及未对铲除的苗木在确认为违法抢栽抢种行为前应当尽到妥善安置的注意义务，进而导致上诉人苗木灭失，客观上侵害了上诉人的物权所有权；2.被上诉人铲除上诉人种植的紫薇苗木数量为823株，胸径6—8厘米，依据补偿标准，所有案涉苗木价值2715900元，上诉人提供的光盘证实被上诉人在铲除过程中铲除苗木的行为粗暴，导致部分苗木折断；3.上诉人虽然在移除现场，但被上诉人当时只告知其对移除行为不服可走司法程序解决，并未告知上诉人将移除苗木另行安置，上诉人认为苗木由行政执法部门保存而未对移除苗木进行管理，一审认定苗木处于其控制之中的事实认定错误；4.苗木被谁拉走和移栽，上诉人并不知晓，被上诉人未举证证实已尽到了妥善的安置义务，一审加重其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福泉市政府移除上诉人岑启智案涉苗木的行为已被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违法，岑启智有权请求福泉市政府赔偿，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福泉市政府移除案涉苗木的行为是否给岑启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根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行政赔偿，只有在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损害时，才能够获得行政赔偿；不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即便行政行为违法，亦不能获得行政赔偿。本案中，岑启智被移除的案涉苗木已被生效判决认定属于抢栽抢种，不属于合法权益。福泉市政府采取的强制移除方式为人工逐一移除，移除过程中并无明显导致案涉苗木直接毁损、灭失的情形，案涉苗木被移除后经清点摆放在原地土坎处，在移除方式、移除过程等方面，福泉市政府均已经尽到了审慎、合理、妥善的注意义务，并未侵犯岑启智的合法权益。岑启智主张案涉苗木移除后全部灭失，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反，福泉市政府提交的证据证明，案涉苗木移除被拉走或移栽至别处。因此，岑启智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据岑启智提供的视听资料，案涉苗木被移除后遗留在现场，岑启智亦在现场，本案并不存在由于福泉市政府的原因导致岑启智无法举证的情形，岑启智主张案涉苗木折断、灭失，依法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其举证不能，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岑启智主张苗木灭失、折断、一审加重其举证责任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岑启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垦 审判员 黄 瑶 审判员 陈显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邓玉婷 书记员冀凌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