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2民终251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栾某1，男，1955年11月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睿，江苏星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2，男，1957年10月17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3（曾用名栾淑芳），女，1961年7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4，男，1964年9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5，男，1969年11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某6，男，1970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原审第三人：毛某，男，1959年7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上诉人栾某1因与被上诉人栾某2、栾某3、栾某4、栾某5、栾某6、原审第三人毛某继承析产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2018）苏1203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栾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有以下错误：1.一审认定“上述证据1、2(即案涉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档案）尚不足以单独证实涉案房屋产权人，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错误。根据《房屋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登记簿是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由房屋登记机构管理;第二十五条规定：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房屋权利的证明，包括《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他项权证》等。本案中，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书已明确，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毛美芳。2.一审认定“约家书内容符合常理，栾芷敬、毛美芳订立此约家书亦符合农村善良风俗，其可信度较高”错误。根据习俗一般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由村中的长辈作见证的基础上，在家中子女均在场的情况下，由各方当事人共同协商并最终达成约家书。本案作出该所谓的约家书时，父母均健在，家庭未发生重大变故，且约家书中兄弟并未全部到场，栾某1也未到场，该约家书及栾某1的签字、手印系伪造。3.一审认定“证人栾某8代书遗嘱客观真实，遗嘱亦为毛美芳真实意思表示，但该代书遗嘱因没有在场人见证，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错误。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在该遗嘱中，仅有一人栾某8作为执笔人在遗嘱上签字，不符合书面遗嘱的形式要件。该遗嘱作出的时间为2015年10月7日，而毛美芳去世时间为2015年12月21日，期间间隔时间仅2个多月，且毛美芳才从医院回家不久，从代书遗嘱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订立遗嘱时毛美芳已神志不清。在庭审过程中，证人当庭陈述当时书写遗嘱的情形与栾某6的当庭陈述前后存在矛盾。证人还陈述在代书遗嘱写完后向栾某2夫妇当场宣读代书遗嘱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该遗嘱应当认定为无效。4.一审认定“证人栾某7对于其家庭财产有无分家析产并不知详情，但其反映整个栾庄二组、三组都知情，可以印证路南前三间属于长子、四子所有”错误。证人栾某7仅当庭陈述栾某1及栾某4结婚住在路南前三间，其证言仅能证明案涉相关人员的居住状况，并不能证明财产分割情况。而一审法院认定“路南前三间属于长子、四子所有”显然是断章取义。5.一审认定“证人孙某生两次出庭作证，作为栾家唯一的女婿，必然了解掌握家庭实际情况，其对于家庭内部分家及多年来实际居住生活包括家庭演化变迁所作陈述客观真实，其证言可信度较高”错误。证人孙某生前后两次作证陈述自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其证言依法不应采纳。二、房产共有权人除栾某5、栾某6、栾某2、毛美芳，还应有栾某1、栾某4。1.栾某1每年工资都上交毛美芳，毛美芳用于建房的资金中有栾某1的较大贡献。栾某1在建房时也经常回来帮忙，参加了劳动，还帮助采购了部分建筑材料。上世纪90年代初，建房子是家中大事，当时经济条件都不好，建房子往往需要举全家之力，栾某1作为老大，兄弟们之间也没有出现矛盾，栾某1在建房子时出钱出力是可以得到印证的。2.通过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栾某1、栾某4对建房是作了贡献的，一审法院以出于亲情的帮衬为由剥夺了二人的权利是错误的。当时并没有分家，属于一家人，栾某1、栾某4二人属于家庭成员，并非家庭成员外的帮衬行为。3.栾某5、栾某6在建房时刚工作，工资才几十元一个月，建房子需要3万元左右，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建房子，也不可能3万元全部都是借来的。毛美芳说是他们建的，不排除是在他们的诱导或者胁迫下形成，不具有可信度。4.建房后，兄弟五人均先后入住案涉房屋，栾某1在该房屋中一直安排有房间。如果如视频中毛美芳所称是栾某5、栾某6所建，显然他们应一直占据最好的房间，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到他们结婚，才给他们安排了独立的房间。后来，兄弟们都不在老家长期居住，但栾某1的床和家具一直都在案涉房屋内。5.政府相关部门对案涉房屋的登记本身有瑕疵，一审法院不能依据有瑕疵的登记来认定所有权人，直接认定栾某6系所有权人之一错误。案涉房屋应按照当初的建房情况认定为家庭共同财产。三、案涉的代书遗嘱和录像遗嘱均没有法律效力。1.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向法庭提供原始载体，也不能看出形成的时间，不排除有剪辑的可能，不能反映客观真实情况。2.我国法律规定，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即使遗嘱内容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没有见证人，案涉代书遗嘱应认定不具有法律效力。3.我国并没有规定录像遗嘱的效力，因此，录像遗嘱并非法定形式，不应认定为有效。要认定录像遗嘱的效力，应参照录音遗嘱的相关规定处理。录音遗嘱必须有两名以上见证人才具有效力，案涉录像遗嘱没有见证人。4.案涉录像遗嘱具有明显的两个瑕疵:一是遗嘱录制人是本案利害关系人，二是不能排除录像遗嘱编辑的可能。5.从录像遗嘱的视频内容来看，被继承人在视频5分多时，以疑问口气说“就这么说”，接着视频拍摄人即继承人连续发问，诱导被继承人作出回答。视频内容明显否定栾某1，认可老五老六，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与栾某1已经尽了孝道的客观事实不符。因此，并不能排除视频有被剪辑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视频有选择性拍摄的可能，更不能排除被继承人是在继承人的胁迫或者诱导之下作出的意思表示。6.两份遗嘱不符合常理。毛美芳在生病住院和2015年中秋节两个时间节点，均没有召集全部或者部分子女就财产进行分配，没有向最后阶段在一旁照顾的女儿提及遗嘱，也没有向指定遗嘱继承人栾某2提及遗嘱。仅有所谓的遗嘱继承人栾某5、栾某6知道视频的存在。视频不能代表毛美芳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应付栾某5、栾某6才那么说的，否则毛美芳不可能不向其他子女提及。综上，录像遗嘱不能排除不公正的可能，一审法院直接认定案涉录像遗嘱有效，违背事实真相，也没有法律依据。案涉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栾某1和毛美芳均系共有权人之一，毛美芳享有的案涉房产份额应进行法定继承。栾某2、栾某5、栾某6、栾某3答辩称：一审法官去村左邻右舍进行了走访，两次去村委会进行调查，到原房屋登记管理处对2000年房产登记当事人进行了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详实的资料，一审判决公正合理。具体答辩如下:一、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栾某1自己承认东侧厢房是栾某2独资建设，所属权限为栾某2个人所有，但该厢房也办理在栾某6及毛美芳名下，充分说明房产证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的，不能因为基层工作人员房产登记工作的不负责任，而影响产权归属。案涉房屋××××年由栾某2牵头，栾某5、栾某6出资，在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建设而成，为栾某5、栾某6结婚做婚房建造，栾某5××××年在新建的房屋内结婚，2000年办理房产证，当事人在外地工作都不知情。二、栾某1认为1989年父母在世时写的约家书是伪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栾某1应提供具备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栾某1认为约家书一定要在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才可以分家，是无稽之谈。1988年栾某5考大学时，村长因为四嫂怀二胎，不同意栾某5户口迁出，当时是在田河乡政府处理的，主要依据是我们己经分家近两年，只是没有分家手续，在这样的情形下，1989年春节前后，写了这份约家书。约家书真实有效。三、毛美芳请栾某8老师代书遗嘱，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长辈，村里人都很敬重他，跟栾某8原来是同事，关系也不错。栾某1认为写遗嘱时毛美芳己经神志不清，应拿出当时的医疗诊断。事实上，毛美芳去世的当天早晨仍神志很清晰。一审庭审中，栾某8也出庭证明当时毛美芳思路清晰。至于遗嘱的形式，法律的条文及各项要求很多，这样的要求对一个80多岁的文盲老太太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四、栾某1认为录像遗嘱不是法定证据形式，只能说明法律条文的完善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视频中栾某6不存在诱导毛美芳的故意。五、栾某7、孙某生的证词客观真实，栾某1说证人作证自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未列举出虚假陈述的内容。栾某1说是其牵头出资建房，严重违背事实，公然说谎。作为人子，打骂父母，不赡养父母，不肯为母亲出资治疗、殡葬，母亲去世后兄弟反目，如果得到法庭的支持，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栾某4答辩称：我家没有分家。一审判决不是事实，都是假的。老五说借钱建房是假的，他那时候还在上学。我赞成栾某1的意见。毛某未发表答辩意见。栾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对毛美芳所有的位于泰州市高港区房屋所有权证第31203020号）按六等分进行分割。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泰州市公安局口岸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常住人口登记表、户籍登记底册及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集成社区证明等，证实栾芷敬与毛美芳系夫妻关系，共育有六子一女，依次为长子栾某1、次子栾某2、女儿栾某3、三子毛某、四子栾某4、五子栾某5、六子栾某6，均已成家立业；其中，三子毛某1961年被其舅父毛祥邦抱养，栾芷敬于1992年因病去世，毛美芳于2015年12月因病去世。对上述栾某1所提供的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所证明案件事实当事人亦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栾某1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调取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关于讼争财产的产权登记档案，包括村镇私有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村镇房屋四至墙界申报表、村镇房屋产权现场查勘记录、产权审核记录、村镇房屋所有权证，内载该房所有权登记申请人为毛美芳、代理人为栾某6，主房面积172.64㎡、辅房面积30.60㎡，该所有权登记2000年4月申请办理，2000年8月核准发证。2.栾某1持一审法院调查令调取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港分局关于讼争财产的土地使用权档案，包括初始土地登记申请书、初始土地登记审批表，内载经毛美芳申请并审批，2000年核准讼争财产土地使用权人为毛美芳。栾某1持上述证据认为，讼争房屋三间两层楼房及两间辅助用房系毛美芳所建，作为长子为翻建新房做出了最大贡献，彼时五子六子刚参加工作，根本没有能力建房，上述房产系毛美芳遗产，在毛美芳去世后应当由子女继承。栾某2、栾某3、栾某5、栾某6、毛某经质证一致认为，父母忙子女都是一个个忙出来，早先分家后面一排分给五子六子，在五子六子到了成家年龄时，次子倡议翻建后排已倒塌房屋供此两兄弟结婚，才有了次子主导实施翻建，至于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办理登记，大家都不知道这事，是在母亲去世后收拾遗物时才发现，登记发证明显属于错误登记，并不能证实房屋所有权的真实情况。栾某4经质证认为，涉案房产是母亲生前所建，父母生前并没有分家析产。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为，高港区系1998年成立，2000年就全区房产土地统一办理登记确权，涉案财产相关权属登记应为客观真实，从2000年政府统一补办登记档案来看，毛美芳曾与次子家庭共在同一户口本，土地使用权审批档案载明家庭成员为毛美芳及次子夫妇和子女，登记底册申请人为毛美芳，栾某6的名字虽然写在代理人一栏，经一审法院查阅登记档案及向发证审核人了解，彼时办理登记只要在申请人下方注明其他人名字并与发证存根一致，均视为办理共有权人登记；但六子对此并不知情，整个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并不知晓涉案房产曾经办理过产权登记，栾某1亦是在一审法院要求提供后方申请调查令前往调查。上述证据1、2尚不足以单独证实涉案房屋产权人，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3.栾某5、栾某6提供1989年“约家书”一份，内载前面三间房归长子、四子所有，中间三间由栾芷敬和次子共同居住，沟南住宅地是次子所有，后面三间为五子、六子所有；关于白果树由栾芷敬和毛美芳所有，父母不在世另订协议；田亩耕种由次子、四子各半所有，父母每年吃粮由次子、四子负责。证实家庭内部就财产早已分家析产，最后一排三间房属五子、六子所有，后来翻建的楼房也是在次子及母亲主导下由五子、六子翻建而成，与其他人没有关系。4.栾某5、栾某6提供××××年次子与瓦工工头张正平所签“协议书”一份，内载次子在原宅翻建三间两层楼房，约定具体施工进度及付款方式等事项，证实涉案房产系次子牵头，为准备五子和六子的婚事而为，事实上也是次子和母亲为了尚未成亲的五子、六子翻建房屋。5.栾某5、栾某6提供2015年毛美芳所立代书遗嘱一份，内载毛美芳因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疾，为避免身后子女闹腾，特把一些过往之事叙述如下，请各子女遵照：长子、四子合住老宅前三间房，老宅由次子、五子、六子均分合住（这是二十多年前定下来的，当时无甚手续，现重述事实当遵从），我百老归天后，望以长子为首的众子女团结一心，让我瞑目。证实毛美芳生前为防家庭纠纷请栾某8老师代书遗嘱。6.栾某5、栾某6提供毛美芳生前录制的视频遗嘱，内载毛美芳表示四子翻建楼房与长子联系过，长子应该向四子要一间房居住，而不是年年回来淘气，乘着在世还没有糊涂时立下遗嘱，房子前面是长子和四子的，后面是次子、五子和六子的，次子并不要房产，翻建房屋毛美芳并没有借钱，都是五子、六子借的，牵头拆房子不会写字也没有写协议，翻建房屋都没有回来看下，借了长子1300元也还了，病情加重也与长子常回来闹有关。证实毛美芳生前录制视频资料，立下遗嘱将房产分配给了五子六子。7.栾某5、栾某6提供泰州市公安局口岸派出所户籍证明，内载毛美芳生前与五子同一户口本，毛美芳去世后户主变更为五子栾某5。8.栾某5、栾某6提供“情况说明”一份，内载该户家庭89年分家基本情况，91年五子毕业在常州工作，六子在上海上班，××××年次子提议为五子六子翻建房屋供结婚用，建房由次子牵头，母亲将父亲抚恤金3000元用于建房，后期次子出资装修，房屋建成后所有债务均由五子六子偿还。该情况说明由时任村组干部及邻居签字证实。9.栾某5、栾某6获准申请证人栾某7出庭作证称，整个栾庄二组、三组的群众都知道，长子、四子分得最前排三间房，一人一间半，后面如何分不清楚，翻建房屋时曾经去协调过邻里矛盾，作为长子的同学过去也曾经同事过，建议长子做出表率，兄弟们之间应相互协商不应诉至法院。10.栾某5、栾某6获准申请证人栾某8出庭作证称，2015年受毛美芳委托，在最后排房屋内为毛美芳代书遗嘱，遗嘱的内容系毛美芳亲口所述，就两人在场，毛美芳神志清醒，说是写了以后省得为此有矛盾，写完之后毛美芳盖章。11.栾某5、栾某6获准申请证人孙某生出庭作证称，作为女婿对家庭情况知情，89年“约家书”属实且参与了，最前排房是长子、四子的，中间是次子及岳母的，后排房是五子和六子的，××××年为准备结婚五子及六子翻建最后排楼房，中间两间平房是次子单独出资所建，翻建楼房五子所作贡献最大，当时五子、六子均已工作了，建房债务也是他们偿还；2000年办证时写的岳母跟六子的名字，曾跟岳母提过既然房子是五子和六子的，为何不领五子和六子两人的，岳母称防止两人的媳妇赶她出去。栾某1经质证认为：对于证据3，我本人从未听说过约家书，也没有参加，约家书上我没有签名也没有按手印；对于证据4，只能证明次子牵头找的瓦工工头，不能证明房屋所有权人；对于证据5、10，我方认可母亲生前找证人栾某8代书遗嘱事实，但该代书遗嘱没有在场人见证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代书遗嘱载明二十多年前定下来无甚手续，可以推定89年“约家书不存在”；对于证据6，录像遗嘱无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且内容所反映的均不是客观事实，不能代表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证据7、8，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证据9，证人栾某7对于家庭财产有无分家析产并不知情，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对于证据11，证人孙某生两次出庭作证前后矛盾，不能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综上，涉案房产属于母亲毛美芳所有，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配。栾某4经质证认为，未曾听说过约家书、代书遗嘱、录像遗嘱等事项，翻建房屋时大家都出力了。栾某2、栾某3、毛某经质证认为：五子、六子所举证据都是客观真实的，能够反映出89年父母主持分家，××××年翻建房屋就是为了五子、六子的婚事，建房债务也都是五子、六子经手并偿还，母亲为防止出现家庭矛盾，在其生前已经立下遗嘱予以说明。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为：对于证据3，1989年约家书上即便长子没有签名也没有按手印，但次子证实彼时长子在家，女婿证实该约家书客观存在，而该约家书系六子执笔，虽然后来2015年代书遗嘱中提及“二十年前定下来，无甚手续”，但不排除当时毛美芳找不到多年前的分家手续，且1989年长子离开原籍至城里居住生活，尚有几个子女未成家，约家书内容符合常理，栾芷敬、毛美芳订立此约家书亦符合农村善良风俗，其可信度较高；对于证据4，可以证明次子牵头找的瓦工工头，具体负责房屋翻建的实施，结合诸子女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年翻建房屋也是考虑到五子、六子已达婚龄这一因素；对于证据5、10，证人栾某8代书遗嘱客观真实，遗嘱亦为毛美芳真实意思表示，但该代书遗嘱因没有在场人见证，须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对于证据6，现行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录像遗嘱须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从视频内容来看，毛美芳神志清晰、表达流畅，视频中所作陈述应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证据7、8，结合当事人庭审陈述，毛美芳生前与五子、六子一起共同生活，并曾在同一户口本，可以印证整个家庭实际分立门户的事实；对于证据9，证人栾某7对于其家庭财产有无分家析产并不知详情，但其反映整个栾庄二组、三组都知情，可以印证路南前三间属于长子、四子所有；对于证据11，证人孙某生两次出庭作证，作为栾家唯一的女婿，必然了解掌握家庭实际情况，其对于家庭内部分家及多年来实际居住生活包括家庭演化变迁所作陈述客观真实，其证言可信度较高。一审法院认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诉辩双方针对涉案房产产权性质、父母有无分家析产及遗嘱的效力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辩论，根据双方的争议焦点及全案证据的质证和认证意见，综合分析评判如下：××××年建造主房时五子栾某5、六子栾某6均已参加工作，虽积蓄不多但有相对固定收入，因两兄弟均已达婚龄，在次子栾某2提议之下举全家之力为其翻建楼房符合该家庭当时实际情况，在此背景下，由次子负责实施，母亲牵头举债，房屋建成后五子、六子亦偿还了建房债务。不可否认的是，诸子女在翻建楼房时均有所贡献，但并不能成为翻建房屋产权共有人，只能视为基于亲情的一种帮衬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父母没有出资，子女在父母原有住宅地拆旧翻新，翻建房屋必然包含父母适当份额。本案所涉房屋虽然登记在毛美芳、栾某6名下，但不能排除政府统一登记发证时因子女不在家导致错误登记；即使2000年高港区房产及土地补办登记时系毛美芳真实意思表示，毛美芳在2015年10月6日录像遗嘱中言明后面房屋系五子、六子翻建，举债还债也是五子、六子负责，前排房子是长子、四子的，后排房子是五子、六子的，建房曾向长子借了1300元后来也还了；次日也就是2015年10月7日又委托栾某8制作代书遗嘱，虽然没有提及楼房的处置，但其自身言行足以表明对其个人财产作出了处置。综上，即便代书遗嘱存在瑕疵，但在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录像遗嘱须有见证人情形之下，录像遗嘱的效力应予认定；翻建的三间两层楼房及两间平房实际所有权人应为栾某5、栾某6、栾某2、毛美芳，而毛美芳生前录制视频遗嘱，则其在涉案财产中享有的财产份额应充分尊重其遗愿适用遗嘱继承，不应适用法定继承。录像遗嘱中毛美芳对涉案财产产权确认的基础上，清晰表达了其处理遗事的意愿，且表述的内容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多次多场合调解均未能达成一致，在毛美芳对其遗产已作处理情形之下，栾某1提起本案诉讼，实难以支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诉讼所要解决的虽仅为处置遗产，但比财产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家庭美德。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子既受到全家敬重，更承担着全家的重任，长子须有担当、做表率。不难理解，作为家庭长子，兄弟姐妹众多，长子栾某1对家庭亦作出了较大贡献。家和万事兴，本院希望各方当事人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宽容，长子栾某1应充分理解诸兄弟生活的不容易，理解诸兄弟对母亲生前服侍照料及赡养尽责，诸兄弟姐妹对长子栾某1应尊敬有加，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安排好长子回原籍各项事宜，长女栾某3、女婿孙某生及三子毛某均应积极主动从中调和，解决好矛盾纠纷，共建和谐美好家庭，勿因纷争而丧失亲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栾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栾某1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栾某1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家事调解书，证明在毛美芳过世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案涉房屋进行调解，形成家事调解书，确认栾某1对案涉房屋享有产权。证据2.栾某1代理人对见证人栾某9、栾某10的调查笔录以及申请两位证人出庭。栾某9出庭作证称：栾某1想回去要个房间住，让其去帮忙调解，三间楼房建房的资金听众兄弟自己说的都有贡献。栾某5说栾某1回来抢他的家产，就生气上楼了，调解书又拿上楼给栾某5签字，他不签字。本来晚上一点多就谈的差不多了，后来栾某5没有签字，工作没有做下来，就没有签日期。关于栾某5和栾某6出资问题，调查笔录与出庭作证的证言不一致，是因为自己这么想的。栾某10出庭作证称：他们达成协议，是栾某9执笔的，他写了之后念给大家听，就要大家签字，当时栾某5和栾某1不知道有什么矛盾，栾某5就去了楼上。当时我喝了酒，有人上楼给他做工作，具体不知道谁去做的工作，栾某5没有签字。栾某2经质证认为：家事调解书是我签名的，是因为村干部栾某10在几年以前说我们这快要拆迁了，应该给一二十个平方给老大，当时大家关系还比较好，想钻国家的空子，反正要拆迁了，到时候可以弄4套房子，栾某10就出了这个主意，把我们都算成共有人，将来都分到房子。栾某5不同意，他没有签字，所以没有办成。我跟栾伯武有通话记录，家事调解书最后没有弄成，事情谈崩了。不认可证人栾某9证言，证人和栾某1关系很好。栾某10在替自己说谎，我妻子请他来，本意是他说要拆迁的，给老大十几个平方，如果栾某10没说拆迁，就没这些事情了。栾某5经质证认为：家事调解书调解了好几次，我不知道是哪一次调解签的，我不同意，也没有签字。如果栾某10作为村干部调解，这上面没有村里的章。如果作为家族公亲调解，没有家族德高望重的人签字，调解书不符合一般农村调解的形式。调解书连日期都没有，是无效的。关于栾某9证言，证人的调查笔录说主要是我母亲出资建房，当时母亲已经60多岁了。证人说栾某5和栾某6没有出力，是他的主观推测。证人说住的人多了不真实。房屋三间两层，一层东边是老二的房间，一层西面是母亲的房间，楼上东边是老六的房间，楼上西边是老五的房间。我们那边几乎都知道我们家分了家。农村里兄弟姐妹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不分家是不可能的。老大回家经常为家产的事和母亲吵架，左右邻居都清楚。栾某10说的基本情况属实，但是这个事情的前提就是栾某10出的主意。栾某3经质证认为：我不知道家事调解书，按道理我要参加的。证人栾某9证言不是事实，栾某1不可能住在家里，结婚后一直是居住在泰兴，偶尔家里有事住在家里，家里没有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在前面，结婚的时候给他建的。关于栾某10证言，我不在场，不知道。栾某4经质证认为：家事调解书是真实的，没有意见。当时没有签字是因为已经凌晨3点钟，栾某5没有同意签字，调解书就没有进行的下去，后来人家走了，就没有写日期。认可证人栾某9和栾某10的意见，栾某1本来是住在后面楼上东边一间的，老六结婚就把老大的东西都搬出去了。老六当时刚顶替父亲上班，没有钱。老五是1988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刚毕业，也没有能力，不可能借到两万一。老大是有房间在楼上的。栾某6经质证认为：家事调解书不能作为证据。协议是真实的，我有签字，但没有效力。签这个协议的目的就像栾某2说的那样，是作假想钻国家的空子，与房产没有关系。最后栾某5没有同意，就没有进行的下去。因此最后没有日期，不是栾某4说的那样因为时间晚了。不认可证人栾某9证言，很多都是证人听说的，或者是主观臆断。比如说时间我们都记不清了，证人怎么一下子说出腊月十六这么清楚。关于建房的贡献，他也是听人说的，我父亲去世后人情我来还，确实有这回事，但不代表我没有其他贡献了，比如我朋友借的我的钱，我家建房，我朋友就把钱还给我母亲了，这个钱也用来建房了。证人栾某10强调自己喝了酒的，他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清楚。毛某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认证意见：对家事调解书及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定，但该家事调解书无栾某5签名，亦无日期，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各方当事人就案涉房屋并未达成最终一致的调解意见，家事调解书未发生法律效力。栾某9系栾某1同学，其关于建房资金的证言系在参与家事调解时听各当事人自行陈述，其调查笔录和出庭证言并不一致，对其该项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此外，栾某1申请对约家书“建国”签字处红手印是否为栾某1所按进行司法鉴定，本院认为，在订立约家书时，后面一排老祖宅三间系栾芷敬、毛美芳所有，栾芷敬、毛美芳无需征得他人同意即有权进行处分。无论栾某1是否在约家书处按印对约家书的真实性及效力并无影响，故对其鉴定申请，不予采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本案中，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人为毛美芳，代理人为栾某6，土地使用权人为毛美芳。一审法院经查阅登记档案及向发证审核人了解，彼时办理登记只要在申请人下方注明其他人名字并与发证存根一致，均视为办理共有权人登记。栾某1主张案涉房屋系其与母亲所建，栾某5、栾某6则认为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双方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存在争议，需要结合证据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作出认定，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栾芷敬与毛美芳于1989年订立约家书，载明“前面三间房屋归建国、建功二人所有，中间三间由芷敬和建平共同居住，另外，沟南住宅地是建平所有，后面三间为建虎、建沛所有”，该约家书的真实性得到了在场人员孙某生的证明。在订立约家书时，后面一排老祖宅三间系栾芷敬、毛美芳所有，栾芷敬、毛美芳有权进行处分。无论栾某1、栾某4等子女是否同意或在约家书上签字，均不影响约家书的效力，栾某5、栾某6可依据该约家书取得后面三间房屋的所有权。其次，××××年将后面的房屋翻建成本案案涉房屋，栾某1主张系其及母亲出资翻建，但毛美芳在视频中陈述，后面是次子、五子、六子的，次子不要房产，翻建房屋毛美芳没有借钱，都是栾某5、栾某6借的，借了栾某11300元也还了。栾某1在庭审中也陈述××××年建房母亲说向其借钱，从毛美芳问栾某1借钱可以表明并未将栾某1作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该1300元并非作为出资，而是借贷行为。且在约家书已经明确后面房屋属于栾某5、栾某6所有的情况下，母亲及其他兄弟姐妹在翻建楼房时即使有所贡献，也只能视为基于亲情的一种帮衬行为，不能据此成为翻建房屋的共有人。再结合栾某1在翻建案涉房屋时户口已经迁走，并未在当地实际生活的情况，栾某1主张其为案涉房屋出资出力或基于继承享有产权份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栾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栾某1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军生审判员  于 焱审判员  程 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