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3民终43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大富，男，1969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丽，女，197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大富（吴金丽丈夫），本案上诉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李平，男，1969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季昌健，浙江浙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晓玲，女，1968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泰顺县。上诉人范大富、吴金丽为与被上诉人胡李平、梅晓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9民初315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大富、吴金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以民间借贷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选择的案由是民间借贷，上诉人所基于的事实是偿还被上诉人胡李平的借款超过了年利率36%的部分。其一、在（2016）浙03民终2685号案件中（下称前案），法院认定的事实均在本案中作为上诉人的依据，一审法院在认定的同时并非推翻前述事实认定。其二、在前案中本案上诉人虽有陈述但未能提供证据或法院未认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上诉或再审的程序解决。其三、在前案中，是被上诉人胡李平起诉上诉人，前案法官仅根据认定的事实即得出了上诉人已经多还了的结论，因而驳回了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梅晓玲剥离的债权在前案中因上诉人举证不能的或者是没有举证的，被上诉人又拒不承认的事实，并没有丝毫影响前案的裁判结果。因此，要求上诉人上诉或申请再审显然是多此一举，因而也并不妨碍上诉人另案诉讼。二、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二）项：“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属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理所当然适用该规定。2、适用该规定认定事实与前案认定的事实及适用司法解释并不冲突。前案适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利息，本案适用年利率36%计算利息。根据当时的利率，4倍利率与年利率24%相差不多，但远远低于年利率36%。本案适用新规定判决不会损害被上诉人的任何利益，更不会推翻前案的判决结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胡李平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大富、吴金丽的起诉，并无不当。2014年，胡李平原先同时起诉范大富、吴金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498号）与徐州宏力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497号）。而宏力公司又是范大富、吴金丽夫妇经营的夫妻店，范大富、吴金丽夫妇利用自身掌控还款优势地位进行不实陈述、不实举证，混淆是非，使得法庭无法查清整个案件事实。争议最大的一笔520万元还款原本是宏力公司的还款，而范大富、吴金丽夫妇硬是把520万元当作个人还款。使得胡金平与范大富、吴金丽夫妇的民间借贷案经历（2014）温泰商初字第498号、（2015）温泰商初字第277号、（2015）温泰商重字第1号、（2016）浙03民终2685号等系列案审理。该系列案之间认定的事实、裁决的结果存在自相矛盾，故没有引用的基础。范大富、吴金丽夫妇利用生效的（2016）浙03民终2685号裁决文书进行投机取巧，认为归还梅晓玲的85万元系包含在胡李平出借的550万元中。那范大富、吴金丽认为（2016）浙03民终2685号案存在错判，也应通过再审途径解决。而不是在错误的裁决文书基础上，主张权利；若范大富、吴金丽的主张得到支持，又产生另一错案。而范大富、吴金丽诉胡李平民间借贷案经泰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29民初3158号、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浙03民终437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范大富、吴金丽的诉讼请求，现该裁决文书业已生效。范大富、吴金丽向贵院提起上诉，向胡李平主张权利，已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二、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胡李平于2014年向范大富、吴金丽主张债权，经过系列案审理，案件都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而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2015年9月1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适用新规的通知，明确了新规实施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新规定实施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故胡李平于范大富、吴金丽之间的借贷案件应当适用原来的司法解释。假设胡李平与范大富、吴金丽之间将来存在再审情形，也是适用原来的司法解释。不可能在同一系列案，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审理案件。毕竟之前的银行基准利率四倍还不到月利率2%，与月利率3%存在较大利率出入。综上，请求驳回范大富、吴金丽的所有上诉请求。梅晓玲答辩称：2011年8月15日梅晓玲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本案胡李平汇款合计93万元（分两次支付，分别为80万元和13万元），通过胡李平出借给范大富，当时梅晓玲与范大富并不认识，一直到2012年8月15日到了约定一年还款期时，胡李平没有还款给梅晓玲，胡李平带梅晓玲一起找到了范大富，找到范大富后，在家餐馆，经协商，由范大富出具2012年8月15日的借条一份给梅晓玲，载明：范大富向周家谊借到人民币83万元，月息按2.5分计算，约定在2013年8月15日前全部付清，并约定2012年12月31日前还清的，利息就全部免除，未还清的，特别委托周家谊向范大富要钱。当时在场的人有：胡李平、范大富、梅晓玲及梅晓玲的丈夫、周家谊及梅晓玲妹夫吴敬合等人。款项的支付过程：2011年8月15日梅晓玲将93万元汇给胡李平后，在2012年8月15日之前，胡李平归还10万元的本金，余下83万元未归还，在2012年8月15日之后，范大富分别于2013年2月9日归还10万元，2月17日归还13万元，6月21日归还20万元，7月5日归还10万元，7月20日归还30万元，合计83万元。因此，范大富在出具借条后，该83万元已全部归还（并不是如范大富、吴金丽所说的归还85万元，而是83万元）。以上即是胡李平、范大富与梅晓玲之间所发生的全部事实。本案梅晓玲出借93万元，胡李平归还10万元本金，范大富归还83万元本金，本案梅晓玲与胡李平、范大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结清，现范大富依据其出具的借条归还了款项后，又要求梅晓玲返还借款，实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故请求驳回范大富、吴金丽要求梅晓玲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范大富、吴金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责令胡李平、梅晓玲连带返还范大富、吴金丽850000元及相应利息（自2013年2月29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胡李平、梅晓玲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经审理，范大富、吴金丽主张认为归还梅晓玲的85万元，系包含在胡李平出借的550万元的债权中。胡李平出借给范大富、吴金丽的550万元的债务纠纷经本院（2015）温泰商重字第1号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2685号判决书做出判决，但并未将梅晓玲的债权做出认定。现梅晓玲虽然认可其通过胡李平将借款出借给范大富，但该部分事实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若范大富、吴金丽认为本院的（2015）温泰商重字第1号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3民终2685号中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应当依法通过再审等途径解决，故对胡李平、梅晓玲提出的相关答辩意见予以采纳，其余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范大富、吴金丽的起诉。预交的受理费15617元，予以退还。二审期间，胡李平、梅晓玲提供了（2019）浙0329民初3158号民事判决书和（2019）浙03民终4370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拟证明范大富、吴金丽夫妇已就其主张的超额支付给胡李平的本息另案提起诉讼，且经过两审法院裁判并生效，若范大富认为原一、二审裁定错误，应当提起再审。本院认为，对范大富、吴金丽与胡李平就550万元借款产生的争议，一审法院（2015）温泰商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6）浙03民终2685号民事判决已作认定处理。范大富、吴金丽在本案上诉状及二审庭询中均确认本案一审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要求胡李平返还超过法定利率标准收取的利息，但范大富、吴金丽已就其主张的超额付息于2018年10月10日另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2019）浙0329民初3158号民事判决书和本院（2019）浙03民终4370号民事裁定已就超额付息争议作出生效裁判。范大富、吴金丽认为前述生效裁判有误的，应通过再审途径解决。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范大富、吴金丽的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许良岳审判员  李 洁审判员  何士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吴世相书记员蔡卓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