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吉05民终1125号之一上诉人（原审被告）：车福增，男，1952年4月18日出生，住集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敏，吉林衡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车世平，男，1968年7月10日出生，住集安市。上诉人车福增因与被上诉人车世平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车福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志敏，被上诉人车世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车福增上诉请求：1.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1403民事判决，驳回车世平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车世平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一、事实不清。原审法院称“经本案审理查明：2014年2月28日原告外出打工，原告收取被告2000元，葡萄由被告经营，2017年修建水电站，被告部分土地被征占（含1.18亩葡萄地）并领取了土地补偿费、葡萄补助款等……”。法院称“审理查明”的事实根本不属实。而事实是：2014年2月28日，车世平因为种植葡萄不挣钱，要外出打工，欲将承包地转包给他人，车福增不同意，经哥俩协商车福增以4000元现金买这下这块葡萄园。车世平只承认车福增付给他2000元，但不管多少钱，从车福增收回土地付给葡萄园钱之日起，该葡萄园就归车福增所有，不再属于车世平。一审法院称“葡萄地由被告经营”没有依据。如果车福增仅仅有“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那么车世平不会放过双方签订“租赁协议”的机会；如果车福增仅仅是“承包经营”，那么车世平收车福增的2000元做何解释？他在庭审时称：自己要将葡萄园先后以每年1万元和6000元价转租给他人，因车福增反对未能实现，按常理，车世平怎么可能以2000元价把葡萄园让车福增经营四年呢？如果2000元仅是一年的租金，那么累计8000元的租金为何不向车福增讨要呢？车世平用谎言欺骗了法律，欺骗了法官。二、证据不足。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明显缺乏证据。车世平当庭提供的证据，无一份证据能证明其主张。而车福增提供的证据：“望江楼、长川电站补偿费结算清单（地上物补偿）”，“望江楼、长川电站补偿费结算清单（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征地补偿及生产安置协议书”、“望江楼长川水电站实物指标登记表”足以证明征地补偿的补偿对象是车福增而不是车世平，从而证明车世平的诉讼没有事实依据。车世平与车福增同居一组，征地补偿时间2017年9月征地补偿款25万余元被车福增领取，如果有车世平的份额，他怎么可能等到2019年8月才起诉呢？三、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是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非土地流转纠纷。一审法院适用《农村土承包法》43条来判案是不当的，土地的征地补偿不发生土地增值，且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有明确的指向。一审法院确定“增值款50%归车世平所有”没有法律根据，葡萄苗330棵即10890元没有事实根据。四、本案的判决结果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违反了法院“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车世平诉状陈述的事实是：2014年国家修建水电站征用土地，车世平经营的2.24亩葡萄地被征占，土地补偿增值款为33600元及葡萄补助款29700元（每株葡萄补助33元，共计900棵葡萄），总共63300元由车福增领取。而庭审查明的事实，2014年并没有发生诉争款项。事实上是2017年9月移民安置征地补偿才产生诉争的款项，车世平所诉事实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车世平的诉讼，而不应对2017年移民安置征地补偿款归属加以评判。综上，请求中级法院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2019）吉058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驳回车世平的诉讼请求。车世平辩称，服从一审判决。土地的亩数不对，是2.78亩，不是1.18亩。2014年车世平想将葡萄地承包给其他人，车福增给搅黄了，他自己霸占了。车福增的上诉事实及理由均不属实，车世平在一审时已经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2011年的时候已经有征地的消息，2012年开始量的地，任何人也不可能转让土地，都在等着征地。车世平的地里有母亲0.59亩土地，到现在还交承包费，如果车福增买断了为何还交承包费。车世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车福增给付土地补偿增值款33，600.00元（50%）及葡萄补助款29，7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车世平与车福增系同组弟兄。2000年春，车世平承包车福增土地2.38亩（其中山地1.2亩），用于发展经营葡萄，每年每亩租金300.00元，每年车世平交付车福增土地租金共计600.00元，于每年秋天给付。2014年2月28日，车世平外出打工，其收取车福增2，000.00元，葡萄地由车福增经营。2017年修建水电站，车福增部分土地被征占（含1.18亩葡萄地），并领取了土地补偿费、葡萄补助款等。另查：1.车世平领取葡萄地上部分附着物款。2.车福增领取3.18亩被征占土地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地上物补偿费，合计251，737.27元。现车世平要求与车福增各50%葡萄地的增值款及葡萄补助费，未果。车世平诉至法院，要求车福增给付葡萄地增值款的50%即33，600.00元及葡萄补助款29，700.00元，合计63，3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本案中，车世平与车福增口头签订土地承租合同，车世平交纳土地租金，用于发展经营葡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车世平与车福增承租关系成立。关于车福增提出的2014年2月28日，因车世平外出打工，车福增给付车世平4000元，解除该土地承租合同的主张，因车福增未能向该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主张的成立，故该院不予支持。该土地（葡萄地）被征占，车福增领取了土地补偿等款，故车福增承担给付车世平征占土地的土地补偿增值款50%。征占葡萄地每亩土地补偿款72000元，扣除村20%公积金，葡萄地每亩土地补偿款为57600元；征占旱田每亩土地补偿款31250元，征占葡萄地每亩土地补偿增值26350元。征占1.18亩葡萄地的土地补偿增值为1.18亩乘以26350元，即31093元，其一半即15546.50元。对车世平要求给付900棵葡萄补助款之主张，缺乏事实和依据，鉴于每亩地种植葡萄约为300棵。综上，故车福增给付车世平1.18亩330棵葡萄补助款为妥，每棵葡萄补助款33元，共计1089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被告车福增给付原告车世平1.18亩葡萄地的土地补偿增值款的50%即15546.50元及330棵葡萄补助款10890元，合计26436.50元，于该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案件受理费691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车福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于2014年给付2000.00元有异议，其主张为4000.00元，因其主张4000.00元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依据车世平的自认认定给付金额为20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否已经在2014年解除？双方对2014年2月28日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争议，车世平主张其只是将葡萄园承包给车福增，车福增每年向其交纳租金。而车福增主张此时双方土地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其交纳的钱就是买地上葡萄树的钱。双方在此前系土地转包合同关系，因未约定转包合同期限，双方均认可在2014年2月28日之前存在车世平欲将葡萄园承包出去的情况，而车福增主张后交由他管理不是承包而是出售，应提交相关证据。另外，车福增主张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却在征地时同意车世平领取了争议土地上的部分附着物款项亦不符合常理，故车福增主张土地转包合同已经在2014年2月28日解除应提交足够的证据予以支持，而现车福增并未提交足以证明其该项主张的证据，故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可以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对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对方当事人请求承包方给予相应补偿的，应予支持。”之规定，车世平对涉案土地进行了约14年的投入经营，应认定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了征地补偿的金额，一审法院酌情支持车福增应给付车世平相应补偿，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车福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00元，由车福增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大勇审判员  盖晓晨审判员  张晓云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刘奕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