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34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哈尔滨鑫海晟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原动力区）和平路87号金房小区6栋4单元1层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10690749608M（1-1）。法定代表人：李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宝森，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第三工业区金昌工业路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7592878P。法定代表人：严挹芬，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爱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哈尔滨鑫海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来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162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海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鑫海晟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本案的基本事实是：第一，鑫海晟公司与好来公司存在长期的经销关系约9年，双方形成的经销模式是：1.好来公司主导销售，鑫海晟公司垫付好来公司主导销售发生的费用（如促销费、地堆费、进场费、促销员工资、折扣费等），好来公司逐月将上述费用支付给鑫海晟公司（以发票载明折扣的方式）。2.鑫海晟公司从好来公司处购进货物后负责仓储和运输至各个终端店。第二，好来公司与包括鑫海晟公司在内的所有经销商均采用上述经销模式，但在给予各个经销商补偿时比例不尽相同，好来公司给予鑫海晟公司的补偿偏低，导致好来公司补偿的费用不够抵偿鑫海晟公司支付的费用和鑫海晟公司搭赠和折价货物的差价，即鑫海晟公司按好来公司要求搭赠和折价销售后产生的差价仅获得部分补偿，该情形贯穿双方9年合作期间，随时间推移，历年未得到补偿的差价成为鑫海晟公司不能承受之重，影响了鑫海晟公司的经营能力，多年来，鑫海晟公司多次向好来公司主张补偿，好来公司承诺补偿但总是拖延，后来，好来公司销售主任邵某在搭售表上确认签字，好来公司的销售主任戚某在补偿单据上签字，但仍未兑现。第三，戚某与邵某均是好来公司员工，且具有一定职务，代表好来公司管理哈尔滨的几家经销商，二人行为均是职务行为，完全可以代表好来公司。第四，鑫海晟公司诉请的补偿数额及构成（进货价、出货价、市场价）符合客观事实，且经好来公司销售经理戚某确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一，一审法院认为鑫海晟公司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是错误的。鑫海晟公司以违约之诉提起本案，在开庭时更明确了好来公司违反了关于鑫海晟公司拥有自主定价权的约定，好来公司要求鑫海晟公司低于进价销售货物本身就是对合同约定的违背。另外，一审法院将好来公司的促销支持与差价补偿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第二，戚某是好来公司的销售经理，一审第一次庭审中，威某出庭作证称，低价销售事实存在，好来公司曾同意补偿差价，并且好来公司补偿过部分差价。一审第一次庭审后，好来公司胁迫戚某作出与第一次庭审完全相反的陈述，签署所谓的会议笔录，并将该会议笔录用于第二次庭审。一审第二次庭审后，戚某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出具了情况说明，向一审法院说明其在第一次庭审后受到好来公司胁迫，威某称，其陈述应以第一次陈述为准。戚某作为好来公司员工，在被召唤至好来公司总部面对众多上司的压力下，必然听从好来公司的指示，故签署了所谓的会议笔录。戚某在一审第二次庭审后也向法院陈述了其受到胁迫才在会议笔录上签字的事实。第三，销售差价统计表不是事后补签的，是双方对账的确认材料，由好来公司销售经理戚某签名确认，好来公司应当依照销售差价统计表支付差价款。第四，批发补贴结算表载明好来公司对差价进行补偿，由好来公司销售经理邵某签名确认。好来公司辩称：（一）一审诉讼中，鑫海晟公司向法院提交2011年至2018年期间好来公司向鑫海晟公司开具的发票，发票所附应税货物劳务销货清单显示鑫海晟公司向好来公司购买的商品名、数量及实际进货价，其中90克牙膏的进货价远低于鑫海晟公司提交的自己制作的并由瞿某、刘某、戴某、隋某、戚某签字确认的销售差价统计表、搭赠差价统计表、销售差价预期利润表、搭赠预期利润表中的90克牙膏6.67元/支的价格，并且进货价格根据市场价浮动，最低至2元多/支，从未高于6.67元/支，不可能一直是6.67元/支，鑫海晟公司诉请的补偿数额及构成（进货价、出口价、市场价）不符合客观事实。鑫海晟公司向好来公司购买的价格远低于销售差价统计表、搭赠差价统计表载明的实际出货价格，鑫海晟公司不存在低价销售，未遭受任何损失，要求好来公司补偿差价无依据。（二）1.鑫海晟公司声称双方经销模式不符合双方签署的经销商协议书约定及客观事实，不符常理。根据经销商协议书的约定及实际履行，双方为平等的购销合同关系，鑫海晟公司从好来公司处购买商品后独立销售，好来公司对鑫海晟公司的转售价只有建议权，好来公司无权要求鑫海晟公司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并无偿赠送商品。鑫海晟公司声称“鑫海晟公司按好来公司要求进行搭赠及折价销售”、“好来公司主导销售，鑫海晟公司垫付促销费、地堆费、进场费、促销员工费等”与经销商协议书的约定明显不符，与履约事实不符，并且鑫海晟公司称由生产厂家打开市场，经销商仅负责仓储和将产品运输至各终端门店，与大众认知不符，其陈述不是事实。2.好来公司从未承诺向鑫海晟公司补偿差价，鑫海晟公司称好来公司一直补偿但始终拖延，是错误的。好来公司对鑫海晟公司转售价只有建议权无决定权，好来公司也从未责令鑫海晟公司进行低价销售及无偿搭赠，鑫海晟公司提交的发票证明其实际进货价比出货价格高出很对多，还赚取了大量利润。戚某在2018年10月11日会议笔录中确认其在鑫海晟公司自行制作的统计表中的签字仅仅是事后对鑫海晟公司销售数据的签收备案，不构成补偿差价，也不是对账行为。3.本案是合同违约之诉，鑫海晟公司未能明确好来公司违反何种义务，其声称“好来公司违反自主定价权的约定”的说法是错误的。经销商协议书签订后，好来公司一直按约履行，自主定价权在协议中约定系鑫海晟公司的权利，好来公司无法违反该项权利。4.鑫海晟公司称戚某是在受到好来公司的胁迫才签署会议笔录，是错误的。鑫海晟公司诉请好来公司赔偿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并申请好来公司销售副经理戚某出庭作证，但戚某所作证言与事实不符，庭后为核实事实，好来公司要求戚某到中山本部配合调查，调查结束后戚某在会议笔录中签字确认的同时对会议笔录内容作了删改，这与戚某声称收到胁迫签订的会议笔录明显矛盾。戚某当庭提及到其是哈尔滨人，从未在中山上班，然而威某无论是前往中山作证还是接受法院调查均由鑫海晟公司人员陪同，威某在中山接受一审法院调查后与鑫海晟公司人员一同返回哈尔滨，后以头晕、脑供血不足、急性胃炎等需休病假为由不来好来公司上班。一审诉讼中，戚某一方面以病假为由获取好来公司批准休假，一方面作为证人到庭参与庭审，鑫海晟公司称其到一审第二次庭审后才获取自由，是错误的，威某称其在好来公司接受调查所签的会议笔录系受到威胁，其可以向一审法院陈述，戚某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时未到庭，其在庭后提交情况说明。种种迹象表明，戚某与鑫海晟公司串通。综上所述，好来公司对鑫海晟公司的转售价只有建议权无决定权，无权要求鑫海晟公司低于进货价的价格销售或搭赠、鑫海晟公司没有低价销售及造成损失，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鑫海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好来公司向鑫海晟公司支付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预期利益损失800万元。一审诉讼中，鑫海晟公司将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变更为9269695.5元，将预期利益损失800万元变更为6174984.5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从2009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4月10日，好来公司与鑫海晟公司连续签订代理销售合同、经销合同、经销商协议书共九份，其中从2013年度开始的六份均为经销商协议书，好来公司（甲方）与鑫海晟公司（乙方）在2018年4月10日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书（编号25014100-201803-10294）约定，2.由乙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非独家经销甲方的产品。本协议不得视为双方具有除经销以外任何其他关系的依据，乙方应以自身名义进行产品销售。乙方进行产品销售所需人员及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3.02价格。甲方按照统一售价（即含税批发价）向甲方的经销商出售产品。甲方向乙方出售产品的价格，应以此统一售价为基础，并根据本协议和/双方另行签订的协议确认的折扣、折让和奖励予以最终确认，双方应对前述折扣、折让及返利实入账。3.05交货。甲方委托第三方将产品送至双方确认的地点，乙方对此无异议，若乙方要求甲方变更送货地址应事先获得甲方书面审批同意，并承担甲方因此而增加的费用。甲方的交货义务仅限于将订单项下的产品运输至双方确定的地点，产品运抵后的签收、卸货及入库等事项均由乙方自行负责并承担相应的费用，且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如因乙方未能及时签收、卸货及入库而使甲方产生额外费用，乙方应予补偿；4.02乙方权利与义务。乙方自行负责产品销售工作，积极实施各种促销和营销活动，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有关陈列、进场、促销等费用，如因乙方实施的促销和/或营销活动导致甲方和/或第三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乙方应根据业务需要在其雇员、派遣、外包或劳务等人员内指派相应数量的人员负责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事宜。乙方确认及承诺与该等人员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已依法按当地劳动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其购买了基本医疗、养老、事业及工伤等国家规定之保险及承担全部雇主责任，或与该等人员具有合法的劳动派遣或劳务用工关系及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盖章确认的协议书附件（2018年度商业合作条款）约定：一、折扣。甲方同意在3.02款所载统一售价的不含税价格基础上给予乙方一定的折扣，包括15%的基本折扣，3.0%的销售折扣，用于支持乙方经销甲方产品，实施履行下述4.02（g）所述义务。即甲方同意以乙方对甲方的税前进货额为基数，按该比例标准计算在产品售价上给予销售折扣。乙方应对此折扣予以书面入账确认。同时甲方有权根据业务需要调整上述比例，以切合业务发展需求。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采购额、乙方对甲方产品所实施的促销活动安排等因素，综合评定给予乙方适用的销售折扣比例，并进行不定期的调整。双方特别确认，该折扣的提供及具体比例以甲方的书面确认为准，且当次的明示不能视为甲方此后均同意给予乙方相同或类似的折扣。甲方亦会不定期提供促销组合装产品销售给乙方，给予乙方基于产品的促销折扣以促进销售。甲方向乙方出售产品的价格为上述批发价格扣除上述基本折扣、销售折扣以及促销折扣后的价格。甲方亦可根据经营需要，就甲方给予乙方的其他销售折扣政策另行协商。鑫海晟公司明确本案为合同违约之诉，并非侵权之诉，向一审法院提供了鑫海晟公司制作的2011年至2018年的销售差价统计表、搭赠差价统计表，表上有鑫海晟公司自称是好来公司销售代表“翟某”“刘某”“戴某”“隋某”手写的活动价格为邵某或戚某批准予以销售，并有上述人员及戚某的签字确认。鑫海晟公司又提供了有邵某签字的促销陈列协议、活动通知、批发补贴结算表、2014年1月份至10月份的“搭赠明细”以及载明戚某于2018年6月24日以好来公司驻哈尔滨经理的身份向鑫海晟公司借款30823.18元借据一份，用于好来公司“黑人”牙膏专柜专职销售人员的工资支付，并由好来公司财务部核对报销给鑫海晟公司，且附有工资发放明细表，明细表上亦有戚某的签字。鑫海晟公司统计，因搭赠（无偿赠送）低于进货价出售代理商品，造成其损失9269695.5元，如果被搭赠和低价出售的代理商品按照市场价出售，造成其预期利益损失6174984.5元。鑫海晟公司申请的证人戚某出庭陈述，其是好来公司负责哈尔滨区域的市场销售的副经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于2010年4月1日入职好来公司，一直在哈尔滨上班，从未在中山上班，由鑫海晟公司向其提供办公处所。鑫海晟公司是好来公司在哈尔滨的两家代理商（经销商）之一，另一家是亚华威公司，都由其进行联络。好来公司把货发给代理商，通过代理商的渠道销售给商场。其及其的团队在哈尔滨打开市场，在商场、超市里进行售卖。其团队会聘请导购员在商场、超市里出售黑人牙膏及相关产品。以上的行为代理商不参与，代理商只是向其供货和配送货物。其方团队与商场、超市达成销售黑人牙膏产品的协议后，由代理商和商场、超市签订合同，由经销商承担超市货架的进场费、陈列费、促销费（商场做活动低价销售时其方要弥补商场因为促销遭受的差价费），导购员的工资及保险先由经销商垫付，最终由好来公司与经销商结算并承担。除了商场自己做的促销活动外，其团队会主动进行促销活动。先报备公司申请，提前有费用预算计划，经过大区经理审核批准才能执行，也需要与经销商沟通，因为经销代理商需要垫付进货的资金。每销售一批货物，经销商需要补货。促销活动的产品价格需要好来公司与经销商进行协商。好来公司存在低于进货价进行促销的情况，好来公司同意向经销商补差价，经销商才同意以低于进货价执行促销活动。每次促销活动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公司会口头同意，以电话通知到其，向经销商补差价，关于补差价的具体点数和金额其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上报，如果低于进货价促销的公司不予回复。其会在经销商制作的销售差价表上签字，但不会加盖公司印章，也没有书面合同。其确认这种低于经销商进货价进行促销的活动是各地方销售的共同模式，并均向各地经销商补差价，确认哈尔滨另一家公司亚华威公司具有相同情形。鑫海晟公司自2010年起多次向其所代表的好来公司主张差价款。其在差价统计表及预期利润统计表上签字并捺印。差价款由好来公司财务打到经销商账户，该过程会经过其审核差价款数额是否准确。其只是信息确认，把差价报给公司，公司确认后把差价打给经销商。其向其直管领导大区经理齐某汇报，齐某再向销售副总监李某汇报，最终由大总监郭棣萼确定。经其手不存在报上去不批准的情况。其会制作费用预算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齐某，里面包含上个月的差价，低于进货价需要补给经销商的缺口和下个月的活动计划。经其手，亚华威公司低于进货价所得到补差价款从其入职至今已累积几百万，从其入职以来，好来公司从来没有补差价给鑫海晟公司。其是邵某的上级，由邵某核实完信息报给其，再由其再上报。2018年10月11日，好来公司在中山召开会议，戚某作为被访谈人参加会议。戚某在会议笔录中称，其从2010年4月1日入职以来一直负责哈尔滨两家经销商[黑龙江亚华威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威公司）和鑫海晟公司]的全渠道销售工作，两家的销售渠道不同，以及对应的市场GTN（Grosstonet）不同，公司对两家经销商的渠道分类仅限于口头划分。邵某是销售主任，是威某的下级并向威某汇报，威某从管理层面负责两家经销商，威某主要负责大店以及哈尔滨全盘生意，邵某以批发为主。关于被询问“你是否记得当时你当面告诉齐某，鑫海晟不欢迎她进公司，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戚某称：“鑫海晟的张宝森让其通知齐某，鑫海晟不欢迎她进公司，是2017年10月左右齐某出差哈尔滨时发生的，是因为齐某不解决问题，张宝森与我们老板进行直接对话。”当被询问“为什么张宝森明知齐某是你上级，却请你传达这个信息？”开始戚某称，“因为6月份之后的款不向鑫海晟进行支付，但与亚华威公司的费用常结算。鑫海晟对我和齐某已不满，要求与老板直接对话。”后笔录上的此句话被戚某用笔划掉，并手写“因为齐不解决鑫海晟提到的账务问题。”且在修改处签字。戚某称，是好来公司要求张宝森进行低价销售，张宝森向其提供了打印自税务局的价目表，市场上长春百利贸易有限公司和亚华威公司的销售价格很低，不可能盈利，鑫海晟公司不可能傻到做赔钱生意，肯定是得到好来公司的同意。虽然好来公司没有谁授权其对经销商的出货价进行签字确认，但经销商要求其对经销商的出货价进行确认，任何低价都要求其签字，否则经销商不出货。其实业务发生当时鑫海晟公司的低价其并没有签字。之前鑫海晟公司的低价没有经过其同意，但后来核实门店系统确实有出货行为，所以其对鑫海晟公司的实际出货价格进行了确认。其确认有出货行为以及对应的出货价格，但不代表其本人和好来公司会补差价给鑫海晟公司，后会议笔录上的此句话中的“和公司”三个字被戚某用笔划掉并签字。戚某称，好来公司政策规定是销售人员按照公司政策向经销商承诺费用支持，其承诺给鑫海晟公司的费用而其没有向好来公司汇报的情况。所有费用承诺均已按照好来公司流程进行汇报，其并未向鑫海晟公司承诺补差价，其向鑫海晟公司承诺的费用支持都已按照好来公司报销流程进行核销。其认为鑫海晟公司很霸道，其要求查阅财务账目，鑫海晟公司一直都不同意。齐某向鑫海晟公司提供知会函，现在鑫海晟公司抓住其不放。在被询问“鑫海晟抓住你不放是因为你个人原因还是因为你是好来员工？”戚某称，“你们去问鑫海晟的张宝森。”在被询问“2011年到2017年你知道你不负责鑫海晟，并且没有承诺补差价行为，为什么会接受鑫海晟的认知，要求你负责鑫海晟所有账目？”戚某称：“邵某已经不管鑫海晟了，鑫海晟只找我。是的，我没有权力答应鑫海晟补差价。我向李某发邮件反应，但没有解决鑫海晟提出的账目问题。”戚某于2018年10月25日在出具的书面证明中称，2018年10月11日，好来公司威胁其按好来公司的要求签字，否则不让其离开，其在会议笔录上的签字是违心的，无效，应以出庭作证的笔录为准。邵某于2018年10月15日在出具的书面工作证明中称，其于2011年5月16日入职好来至今。其工作职责是与哈尔滨当地的经销商进行衔接，对经销商的一些销售数据进行核实，不会对经销商的转售价格进行管理和限制，自入职以来从未要求鑫海晟无偿搭赠产品，也没有承诺向鑫海晟补差价。亚华威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在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中称，该公司自2006年开始与好来公司建立经销关系至今，双方依据经销商协议书约定进行“黑人”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该公司自行负责生意盈亏。好来公司从未要求该公司以低于进货价（即公司进货成本价）的价格销售“黑人”产品或无偿赠送“黑人”产品。鑫海晟公司提交了GTN表格8份，称证据来源于戚某，是好来公司发给戚某用于核对折扣销售数据，鑫海晟公司认为好来公司作为生产商向各代理商补偿市场费用是快消品行业惯例，且戚某在代垫费用明细表签字确认已向亚华威公司进行了费用补偿。因好来公司向同城同等代理商补偿市场费用比例不同，经过综合8份单据，好来公司应当按照36%给予鑫海晟公司补偿，因鑫海晟公司已经得到部分补偿，本案诉请部分费用尚未得到补偿，故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鑫海晟公司与好来公司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书等协议是双方自愿订立，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应依合同约定恪守履行。结合鑫海晟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双方的争议，现综合评析如下：一、鑫海晟公司以其制作的销售差价统计表、搭赠差价统计表计算得来的直接损失和预期利润损失，并认为已经得到戚某的签字确认，故要求好来公司支付差价。根据双方签订的经销商协议书及年度商业合作条款，鑫海晟公司以自身名义进行非独家产品销售并自行承担产品销售所需人员及费用。好来公司会不定期提供促销组合装产品销售给乙方，并给予鑫海晟公司基于产品的促销折扣以促进销售。好来公司向鑫海晟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为批发价格扣除基本折扣、销售折扣以及促销折扣后的价格。双方可就好来公司给予鑫海晟公司的其他销售折扣政策另行协商。综上，鑫海晟公司享有自主定价及销售产品的权利，鑫海晟公司称好来公司多次责令其以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出售部分产品，既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又不符合常理，况且鑫海晟公司未提供包括被告知、与好来公司对账等任何书面凭证予以证明。二、关于戚某出庭作证与在好来公司形成会议笔录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及戚某在鑫海晟公司的差价统计表上均已签字确认的效力问题。虽然戚某事后向法院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否认其在好来公司的会议笔录的真实性，称若其不签字就不被准许离开，因违心签字而无效，但是戚某就此未提供任何线索或证据证明，综合分析好来公司所做会议笔录，戚某共有四处手写修改笔录并签字，其中一其回答“确认鑫海晟公司有出货行为以及对应的出货价格，但不代表其本人和公司会补差价给鑫海晟”，戚某将上述的“和公司”涂掉，明显撇清自身责任并加大好来公司的责任。又有戚某拒不正面回应问题，称“你们去问鑫海晟的张宝森。”综上，戚某在好来公司所做的笔录看不出任何其所称的“被威胁”，没有任何线索证明其在会议笔录中的陈述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甚至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修改，因此采信戚某在会议笔录中的部分陈述。戚某作为好来公司的在职员工被鑫海晟公司申请出庭做出不利于好来公司的证言，存在有违一般性常识之处，其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差价统计表及利润统计表均是由其签字捺印，称好来公司同意补差价后鑫海晟公司才同意低于进货价促销。戚某在会议笔录中不能回答指出好来公司的具体由谁负责要求鑫海晟公司低价促销，只是认为鑫海晟公司低价销售是赔本买卖，因此推论出必然有好来公司的同意。戚某在会议笔录中确认其对经销商的出货价进行确认并未得到公司的授权，其签字是应经销商（鑫海晟公司）的要求，可见戚某的行为并非好来公司的意思表示。并且戚某确认鑫海晟公司的低价销售时并未经过其同意，其也未签字，其是核实鑫海晟公司后期确有出货行为后才对鑫海晟公司所有的出货价格进行了签字确认，其确认签字并非是补差价给鑫海晟公司的意思表示。戚某两次证言多处明显矛盾，戚某称亚华威公司存在低于进货价促销并被补差价的情况，但此证言与亚华威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完全相悖。戚某称邵某核实信息后再报给其与邵某在出具的书面说明称其从未要求鑫海晟公司无偿搭赠产品，也没有承诺向鑫海晟补差价相悖，且戚某当庭证言均未有相应书证予以佐证，故戚某的当庭证言缺乏足够的客观真实性，不予采信。三、鑫海晟公司称其低价销售未获补偿差价上千万元，但在长达近十年之久，没有向好来公司主张差价款的任何书面材料，没有与好来公司达成任何的书面对账材料，仅凭戚某承认为事后补签的确认材料，明显依据不足，且有悖常理。即使鑫海晟公司确实存在低价促销情况，也是其公司独立经营行为，且双方在合同中已经约定，好来公司向鑫海晟公司出售产品的价格为批发价格扣除基本折扣、销售折扣以及促销折扣后的价格。双方可就好来公司给予鑫海晟公司的其他销售折扣政策另行协商，但是鑫海晟公司并未提交双方就低价销售产品且补偿差价的达成的书面合意。四、鑫海晟公司提出其制作的销售差价统计表、搭赠差价统计表上有其认为好来公司的销售代表“翟某”“刘某”“戴某”“隋某”的签字，上述人员也出具了书面证明，但好来公司对上述人员的身份不予确认，且鑫海晟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对人员身份等予以佐证，加之戚某在会议笔录中承认其有对过往销售价格存在确认补签的行为，故此签字差价统计表的证明力不充分，上述人员的签字效力不予确认。邵某对鑫海晟公司2014年1月至10月搭赠明细确有签字行为，但是邵某对鑫海晟公司包括搭赠在内的具体销售情况的确认，但是并没有同意补偿差价的意思表示。五、鑫海晟公司确认本案为违约之诉，但未能明确好来公司违反的是具体何项合同约定。关于鑫海晟公司提供的促销陈列协议，并非原件，好来公司亦未盖章确认，况且协议只是约定好来公司向案外第三方超市提供2000元的陈列促销费用，明显不符合鑫海晟公司与好来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即由鑫海晟公司承担因为实施各种促销和营销活动，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有关陈列、进场、促销等费用，且和鑫海晟公司主张的补偿差价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鑫海晟公司提供的戚某作为借款人的借据，由鑫海晟公司向专职销售人员支付工资，明显不符合鑫海晟公司与好来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即由鑫海晟公司承担雇佣人员负责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事宜，并与上述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关系。鑫海晟公司提供的“GTN”表格既没有好来公司或表内所列公司的盖章确认，也未能说明证据的合法来源，戚某签字称“黑吉地区黑人牙膏市场费用补偿数据情况属实”，也超出了戚某的业务职责范围，鑫海晟公司出具的知会函亦非好来公司出具，鑫海晟公司出具的于2013年10月24日做出的活动通知，而邵某签字时间是（2013年）11月4日，通过时间的先后可知鑫海晟公司的此促销赠送活动并不能证明是依据好来公司的要求而进行，只是邵某事后予以签字确认已经知悉或备案，故鑫海晟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拟证明的事实，均不予采信。鑫海晟公司提供的批发补贴计算表，好来公司确认真实性，但认为好来公司的补贴金额和补贴率是好来公司给经销商的补贴，并非补偿差价款。因为双方在经销商协议书及附件中已经约定了具体的折扣与返利，故鑫海晟公司的此证据不能证明好来公司曾对其补偿差价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鑫海晟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9800元，减半收取为64900元，由鑫海晟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鑫海晟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一）2018年4月1日好来公司与戚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共3页）、2019年7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公证书出具的（2019）黑哈香证内民字第7955号公证书一份[内容为该公证书就威某申请对2018年4月1日好来公司与戚某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共3页）进行证据保全]；（二）2019年6月2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公证书出具的（2019）黑哈香证内经字第第171号公证书一份（内容为该公证书就鑫海晟公司申请对其所使用的ｈｅｉ×××＠163.ｃｏｍ邮箱内存有的电子邮件进行证据保全）。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好来公司与鑫海晟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经销合同、经销商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鑫海晟公司要求好来公司给付直接经济损失9269695.5元、预期利润损失6174984.5元，理据是否充分。经审查，鑫海晟公司主张好来公司应向其给付直接经济损失9269695.5元及预期利润损失6174984.5元，该数据来源于其提交的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首先，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所涉金额过千万，系由鑫海晟公司单方制作的，尽管有好来公司员工威某的签名确认，但是戚某在2018年10月11日好来公司的会议笔录中明确表示其在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上的签名行为并没有得到好来公司的授权。戚某事后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证明，否认其在好来公司的会议笔录的真实性，称若其不签字就不被准许离开，因违心签字而无效，本院不予采信。威某在一审庭审中所作的证人证言与会议笔录的内容相悖，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威某在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上的签名行为不能代表好来公司。其次，鑫海晟公司与好来公司合作长达近十年之久，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所涉金额过千万，鑫海晟公司既没有举证证明其与好来公司就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所载数据在2011年至2018年的八年当中均系每年进行了对账，也没有举证证明好来公司已就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所依据的相关原始凭证进行了查阅和核对，且没有提供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确认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所依据的相关原始凭证与上述统计表的有关数据相符的审计报告，在此情况下，上述销售差价统计表及搭赠差价统计表不能作为认定鑫海晟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及预期利润损失金额的定案依据。再次，鑫海晟公司2014年1月至10月搭赠明细上有好来公司员工邵某的签名确认，但该证据只能证明邵某对鑫海晟公司包括搭赠在内的具体销售情况进行了确认，并不能证明邵某对鑫海晟公司的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及预期利润损失金额进行了确认。再次，鑫海晟公司主张批发补贴计算表（金额116334.74元）有好来公司员工邵某的签名确认，应予确认，但该款系好来公司给经销商的补贴款，即不属于鑫海晟公司主张的直接经济损失，也不属于鑫海晟公司主张的预期利润损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鑫海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800元，由上诉人哈尔滨鑫海晟商贸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亦和审判员  阮碧婵审判员  刘运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曾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