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7民初16035号原告：仇召春，男，1982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滕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桃，上海市志致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韩树生，男，198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东台市。原告仇召春与被告韩树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11月2日和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仇召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桃，被告韩树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所有的车牌号为苏AVXXXX的五菱兴旺牌面包车；2.判令被告按每月1,000元支付原告自2018年3月2日至上述涉案车辆实际返还之日止的使用费；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使用车辆期间造成违章罚款的赔偿款1,000元。诉讼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车辆损失费15,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4月18日至2019年9月2日止的车辆使用费40,500元。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8日，在本区新桥镇金都西路XXX号，被告向原告借用其名下车牌号为苏AVXXXX的五菱兴旺牌面包车，并约定于2018年3月2日归还。2018年3月2日，原告催促被告还车，但被告拒不归还。此后，原告又多次要求被告还车，仍未果。2019年7月13日，在本区新桥镇金都西路XXX号，原、被告因涉案车辆的返还问题引发纠纷并报警，经调解亦未果。原告认为，其为涉案车辆所有人，被告应当将涉案车辆返还原告，并应向原告支付每月1,000元的使用费。此外，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承担使用涉案车辆期间产生违章记录的损失赔偿责任。诉讼中，鉴于被告明确其已将涉案车辆售予他人，且无法知晓涉案车辆下落，原告对诉讼请求作如上变更。被告辩称：1.因送快递的车辆当时不够用，加之原告当时系其员工，故其向原告租用涉案车辆。双方当时没有约定租赁期间，只约定“用一个月付一个月的钱”，而且使用期间的费用其均已经付清。此后，因亏损其遂不再租用涉案车辆，并已将该车返还原告。该车不用之后停在“其门口”，“城管”遂要求其及时清理，其遂将该车作报废车出售，售价为600元，且事先告知了原告。其现未将该款给付原告，系因受其雇用期间，原告驾驶的其他车辆有违章未处理。2.涉案车辆虽有违章尚未处理，但因该车系由其业务员驾驶，且其仅许可在新桥区域使用该车辆，而违章均非发生在上述范围之内，故其不应对该车辆的违章承担责任。3.因一台五菱新车才三万余元，故其不同意支付原告主张的“这么多钱”。对原告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被告补充辩称：1.其仅使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且已经向原告支付了使用期间的价款。2.其已在卖车时将卖车的情况告知原告，故不认可原告关于在开庭时才知道涉案车辆被其出售的陈述。3.原告的车辆已经报废，15,000元的价格过高，其不予认可。经审理查明，品牌型号为五菱牌LZW6360FV、号牌号码为苏AVXXXX的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原告。该车辆的注册日期为2007年12月7日，系原告于2015年以15,000元购买的二手车。在被告雇佣原告期间，被告于2016年4月18日向原告租赁上述涉案车辆用于投送快递，约定的租金为每月1,000元，于每月月底前给付租金，但双方于庭审中均称未约定租赁期间。2019年7月13日，原告向被告主张返还涉案车辆未果遂报警。现原告以其诉称事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原告称：1.被告未向其返还涉案车辆，且至今未向其支付过该车辆的租金。另，其系被告员工，亦曾向被告主张过租金，但被告未付。2.2018年3月2日离职时，其向被告主张返还涉案车辆，但未果。3.其于2019年6月才知道涉案车辆由被告以600元出售的事实，当时涉案车辆的价值至少“还值1万元”。后改称，其于2018年3月2日离职时，要求被告返还车辆，被告才告知如上车辆出售事宜。随即又称，其系于2019年报警的时候知道车辆被售事实，以上改称内容系“口误”。4.其现对涉案车辆现在何处“不清楚”。5.其现系基于租赁合同的解除提出如上诉讼请求的，现其虽未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但其已经基于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车辆，解除之日为2019年10月13日本案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之日，其变更后的第1项请求系基于租赁物不能返还而提出，其变更后的第2项请求为“租赁费用”。被告则称：1.原告确实曾系其工作人员，其已将涉案车辆返还原告，亦已依约以现金或转账方式给付原告租车期间的租金。在原告报警之前，从未向其主张过涉案车辆的租金。2.大概在2018年3至5月期间，其将涉案车辆售予他人，没有签订书面的卖车合同，也没有购车者的电话，卖了之后即将此事告知原告。期间，原告告知其该车不要了，系报废车辆。诉讼中，基于原告如上“不清楚”车辆下落的意见，以及被告如上无法明确购车主体等意见，本院对原告释明涉案目前车辆返还不能。原告遂将原返还涉案车辆的诉讼请求，变更为如上赔偿涉案车辆损失的诉讼请求。同时，基于原告如上车辆未返还、租金未付款的意见，本院曾要求被告对其如上意见提供相关证据，但被告未提供。另外，鉴于原告于诉讼中称被告租赁涉案车辆后未曾向其支付过租金，但其原第2项诉讼请求仅为要求被告支付自2018年3月2日始的使用费，本院遂要求原告解释原诉讼请求中未主张2016年4月18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的租车费用的原因。原告称：“租车费用和原告的工资扯不清楚…..为诉讼方便，就从明确从2018年3月2日开始主张”等。之后，原告在将原返还车辆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赔偿车辆损失的诉讼请求时一并对要求被告支付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亦作了如上变更。在第二次的庭审中，原告称，其按每月4,000元向被告领取了至2018年4月底的工资，2018年5月又向被告领取了工资1,500元，上述工资不包含租车费用。被告则称，其对“具体工资不清楚”，支付的工资里包括每月1,000元租车费用。此外，本院对当事人释明有无其他合同解除后果需要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原、被告均明确称“没有”。以上事实，由行驶证、接报回执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在于：1.被告应否向原告承担车辆不能返还的赔偿责任及具体赔偿数额如何认定；2.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其所主张的车辆使用费。合同法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鉴于原告未认可被告已向其返还租赁车辆的抗辩意见，故被告应对其如上抗辩意见提供相应证据佐证，但其经本院释明后仍未对此提供相关证据。而且，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同意其将车辆以600元售予他人，故被告应对目前车辆不能返还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本院结合车辆注册时间、原告购车时的价款以及购车后的使用情况等，酌情确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00元。至于原告主张的使用费，鉴于：1.原告在解释原诉讼请求未主张2016年4月18日至2018年3月2日期间的租车费用的原因时，称系“租车费用和原告的工资扯不清楚…..为诉讼方便，就从明确从2018年3月2日开始主张”。2.双方之间曾系雇佣关系，期间原告亦按月向被告领取至少至其自认的2018年4月止款项。当事人现于第一次庭审后对原告当时领取的款项中是否包含车辆使用费存有争议。但是，就目前的在案证据而言，在原告于2019年7月报警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曾向被告主张的过自租车时始即2016年4月始的车辆租金。现双方对应于每月给付车辆租金的事实无争议，若原告向被告领取款不包括车辆租金在内，一则与其如上解释相悖，二则其长期不向被告主张车辆租金亦是不合一般常理。3.按被告所述，其用车时间不到一年，车辆被售的时间大概在2018年3至5月期间。而按原告所述，其知道车辆被售时间按其本次诉讼期间陈述先后依次为2019年6月、2018年3月2日离职时和2019年报警时，明显前后不一。其中，原告关于其于2018年3月知晓车辆被售的内容，与被告所述出售车辆时间，基本吻合。4.庭审中，虽然当事人对双方未约定车辆租赁期间均无异议，但是本院充分注意到原告在提起诉讼的民事起诉状中，却称“并约定2018年3月2日归还”，且被告于当日经原告提出主张后却拒绝还车，但原告未声明被告当时拒绝还车的理由。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已经按约向原告支付车辆出售前的租金，被告无须向原告支付其知道车辆出售后的使用费。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韩树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原告仇召春车辆损失费5,000元；二、驳回原告仇召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88元，减半收取594元，由原告仇召春负担569(已付)，被告韩树生负担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惠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金鑫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一十九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