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58487号原告：袁俊立，男，197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沂水县。被告：杨培国，男，1965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安丘市。委托诉讼代理：杨云亮，陕西索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善士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6号东方郁金香大厦C座1202室。负责人：杨培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杨云亮，陕西索冀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袁俊立与被告杨培国、被告北京善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善士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本院审判员李默菡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袁俊立，杨培国及善士律所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杨云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俊立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袁俊立与善士律所签订的《委托协议》于起诉状送达善士律所之日起解除；2.要求杨培国、袁俊立返还委托费10万元；3.要求杨培国、善士律所对返还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袁俊立因不服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欲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通过第三人联系到杨培国，杨培国说他在北京开善士律所，经常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案，跟立案庭的领导熟悉，能帮助立案申诉。袁俊立基于相信杨培国的话，就于2017年1月5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和善士律所签订了委托协议书，善士律所接受袁俊立委托代理委托人涉嫌受贿罪的刑事申诉事务(包括：申诉立案、代理诉讼、申诉终结三个阶段)，委托人向受委托人支付15万元律师代理费。协议签订后，袁俊立于2017年1月5日先行向杨培国支付款5万元，欲审诉立案成功后再支付10万元，但杨培国坚持不同意，袁俊立又于2017年1月14日向杨培国支付款10万元。此后，杨培国不积极为袁俊立办理委托事务，每次询问委托事务办理进度，杨培国都说安排好了快了，拖到2017年底，袁俊立电话询问杨培国还说山东省高院就要给立案了。可是到了2018年2月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袁俊立送达了不予立案决定书。至此，善士律所没有完成协议规定的受委托三个事项：1、申诉立案,2、代理诉讼,3、申诉终结。袁俊立没有申诉成功，属于根本违约，给袁俊立造成了经济损失和时间的浪费，耽误了袁俊立的申诉请求。为此，袁俊立多次向善士律所、杨培国交涉，要求解除委托、退回所收费15万元，杨培国已于2018年12月退回5万元。现尚有10万元没有退回袁俊立，故特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袁俊立的诉讼请求。被告杨培国、善士律所答辩称，袁俊立与善士律所的委托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袁俊立要求解除，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袁俊立起诉杨培国和善士律所的委托合同纠纷属于袁俊立的恶意诉讼。一、袁俊立因受贿犯罪，被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月8日作出(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被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被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袁俊立的大哥袁俊毅当时担任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与杨培国认识。多次请求、要求杨培国代理袁俊立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申诉，于是,2017年1月5日，杨培国代表善士律所与袁俊立经过多次电话沟通、见面协商，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律师代理费用的收取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在济南签订了《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签订之后，善士律所指派杨培国作为袁俊立的刑事申诉的代理律师，搜集案件相关证据、研究案件资料、研究案件适应的法律依据、精心撰写申诉状、律师代理意见等大量申诉资料，递交、联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多次往返北京、济南，尽职尽责履行《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中约定的职责和义务。杨培国认为，任何法官、律师都明白刑事案件申诉成功的难度。因此，袁俊立与其大哥袁俊毅法官也应该明白。所以，杨培国代理袁俊立刑事申诉的案件，尽管十分尽责，但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在2018年3月29日对袁俊立的刑事申诉案件作出了(2018)鲁刑字8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此后，杨培国告知袁俊立等人，杨培国可以免费继续代理袁俊立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是，袁俊立等人却拒绝了杨培国的善意，异于当初一再请求杨培国为其代理刑事申诉的恭敬，开始以各种各样不合情理、不合《委托协议》与《授权委托书》的约定不合法律的言行，指责、威胁杨培国强行索要15万元的律师代理费用。杨培国看在与袁俊毅多年朋友的关系帮助了袁俊立5万元。袁俊立明知杨培国在北京生活多年，明知善士律所的住所地在北京市朝阳区，明知他自己的刑事申诉案件，杨培国已经为他出具了15万元的律师服务费的发票、承担了几万元的税款，明知杨培国已经尽职尽责完成了《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的职责、义务，明知善士律所已经按照规定对他的刑事申诉案件进行了结案归档，但是，袁俊立却仍然故意歪曲《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内容，刻意编造客观事实，刻意到杨培国的户籍地去起诉杨培国和杨培国的善士律所，毫无疑问，袁俊立故意到杨培国的户籍地人民法院打官司的方式来诋毁杨培国声誉，想以此迫使杨培国满足他们的贪婪企图。二、袁俊立《民事起诉状》的“事实与理由”故意歪曲《委托协议》内容、刻意编造客观事实。其一、袁俊立所说的杨培国接受他的委托，代理他涉嫌受贿罪的刑事申诉事务，“包括申诉立案、代理诉讼、申诉终结”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善士律所“指派”杨培国代理袁俊立的刑事申诉事务的三项内容。其二、袁俊立的刑事申诉案件，善士律所已经于2018年6月28日结案归档。杨培国于2018年12月24日给予原告袁俊立的5万元钱，是杨培国个人从经济上给予袁俊立的帮助，不是善士律所退回的律师代理费。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5日，袁俊立（委托人）与善士律所（受托人）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委托人因涉嫌受贿罪而对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不服，经与受托方协商，达成以下委托协议：1.受托方指派杨培国律师代理委托人涉嫌受贿罪的刑事申诉事务。包括申诉立案、代理诉讼、申诉终结。2.委托人代理律师根据委托人提交的证据资料，或者根据法律规定查阅到的案卷资料，撰写申诉资料，并代理委托人递交申诉资料。3.委托人向受托方支付壹拾伍万元的律师代理费用。此外，委托人另行承担律师费的税费，并在向受托方支付税费之后，由受托方向委托人出具正规票据。4.代理律师在承办本协议约定的法律事务过程之中，发生新情况，需要变更、增加本协议有关内容的，由双方及时协商。5.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6.本协议一式两份，委托人、受托人各持一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同日，袁俊立向杨培国支付5万元。2017年1月13日，袁俊立向善士律所的杨培国律师具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因受贿罪案件而对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不服，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特委托受托人代理刑事申诉。委托权限如下：代理刑事申诉。2017年1月14日，袁俊立向杨培国支付10万元。庭审中，杨培国主张因善士律所为杨培国设立的个人所，因此该笔委托费用由杨培国代收。庭审中，善士律所、杨培国为证明其已经履行受托义务，提交了杨培国撰写的《刑事申诉状》、《申诉人证据目录及证明目的》、现金及购物卡明细两份、询问笔录摘录及申诉人对笔录的意见三份、申诉代理意见之一、申诉代理意见之二等证据予以佐证。其中：《刑事申诉状》内容为：请求事项：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申诉人受贿罪一案，并依法改判申诉人为免予刑事处罚。事实与理由：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共6个年头11家企业、共计31次企业节日走访赠送给申诉人的包括3200元现金、12500元购物卡，总共15700元数额的财物，认定为申诉人的受贿犯罪事实，不符合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理应依法予以纠正，不应该作为受贿犯罪处理。1、申诉人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的6个年头里，接受11家企业的31次节日走访的礼物，计300元购物卡12次、500元购物卡11次、600元现金2次、1000元购物卡4次、1000元现金2次，主要形式就是300元的购物卡和500元的购物卡。关键事实在于，这些企业在节日走访申诉人并向赠送购物卡或者现金时，对申诉人根本没有任何的请托事项，申诉人也没有为这些节日走访的企业谋取任何利益，甚至，有的企业的节日走访，是通过他人把走访的礼物转送给申诉人，譬如,2009年中秋节前、2010年春节前，天合木业公司两次走访申诉人，都是该公司经理孙光伟通过安监局他的同学申诉人的同事王发兵转送给了申诉人每次500元的购物卡，根本不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形式与性质。因此，申诉人认为，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共6个年头、11家企业、共计31次企业节日走访赠送给申诉人的包括3200元现金、12500元购物卡，总共15700元数额的购物卡或现金，认定为申诉人的受贿犯罪事实，完全是错误的。2、毋庸置疑，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里，在中秋节前以及春节前，有关企事业单位到上级单位以及关系单位进行节日走访赠送小数额的购物卡或者现金或者礼品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申诉人无需举证，相信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共6个年头的时间里在中秋节前或春节前对中诉人进行节日走访，并向申诉人赠送购物卡或者现金的企业单位，绝对不是仅仅对申诉人一个人进行了节日走访，并赠送购物卡或者现金的。我国不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但是，任何人都知道一个法律常识，就是我国的人民法院对于相同的案件事实，理应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定并做出相同的性质认定，但是，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申诉人受贿罪的上诉案件的审理，和相同时间对于原沂水县卫生局局长夏培恒的受贿罪上诉案件的审理，却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性质认定。对于原沂水县卫生局局长夏培恒的受贿罪的审理，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在2011年2月28日作出了(2010)沂刑二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把夏培恒在1998年至2007年期间，共10个年头，在中秋节前、春节前，总共37次收受14家下属单位节日走访赠送的包括11500元购物卡、18700元现金，总计30200元数额的现金或购物卡，认定为夏培恒的受贿事实。但是，在夏培恒提起上诉之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5月18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124号书，纠正了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44号刑事判决书把夏培恒接受下属单位节日走访赠送的30200元现金或购物卡认定为受贿事实的错误，依法作出了不作为受贿犯罪处理的正确认定。上述现金或购物卡系沂水县乡镇卫生院院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在逢年过节时一次或分次用公款送给上诉人夏培恒，数额多为1000元、500元。上述行为无具体请托事项，不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形式，因此不宜作为受贿罪处理，但该30200元仍属非法所得，应予追缴。对上诉人提出部分事实是节日走访，没有具体请托事项，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的上诉理由予以采纳。但是，对于申诉人对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年11月8日作出的(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的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由审判长邱文、审判员吴洪林、代理审判员刘华东三人组成的合议庭，其中，审判长邱文、审判员吴洪林还是承办夏培恒受贿罪上诉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却在2011年2月10日作出的(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中维持了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中把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共6个年头，申诉人接受11家企业、共计31次企业节日走访赠送的包括320元现金、12500元购物卡，总共15700元数额的购物卡或现金，作为受贿犯罪事实的错误认定，致使申诉人依法申请再审后，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还是维持了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中把申诉人在6个年头，接受11家企业、共计31次节日走访的15700元的购物卡或现金，继续作为受贿犯罪事实的错误认定。显而易见，申诉人认为，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申诉人受贿犯罪上诉案件、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和对于夏培恒受贿犯罪上诉案件的审理，在对于接受企事业单位节日走访购物卡或现金的性质认定上，实行的截然相反的标准，而且，两个案件分别由三位法官组成的两个合议庭的成员里，有两位法官是相同的，结论却是申诉人在6个年头、接受11家企业、共计31次节日走访的15700元的购物卡或现金构成受贿犯罪，夏培恒在10个年头、接受14家下属单位、总共37次节日走访的30200元数额的现金或购物卡，“无具体请托事项，不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形式，因此不宜作为受贿罪处理”综上，申诉人认为，通过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夏培恒受贿罪上诉案件的审理结论，申诉人坚信，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在2005年中秋节到2010年春节期间6个年头，申诉人接受11家企业、共计31次节日走访的15700元的购物卡或现金，认定为构成受贿犯罪，完全不符合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犯罪的法律规定，因此，申诉人在接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之后，立即向贵院中诉，并相信贵院会依法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二、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2006年秋许家湖斜午加油站负责人黄兴传为让申诉人帮助其转让加油站而送给申诉人的200元购物卡，认定为受贿犯罪事实，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黄兴传在2010年3月14日15时50分至2010年3月14日16时50分接受沂水县人民检察院询问时所回答的“2006年那时候，因为我的加油站效益不是很好，袁俊立那个时候在安监办主任，我就想让袁俊立帮忙把加油站经营手续转出去。有一天我去他在县府的办公室送给了他200块钱的购物卡，告诉他帮帮忙，把加油站手续尽快转出去，他当时答应了给办办试试。这200块钱的购物卡他收下了，我坐了一会就走了”，足以证实申诉人接受黄兴传200元的购物卡不属于与申诉人职务有关的请托事项，也没有权钱交易的受贿罪的形式与性质，因此，理应不作为受贿犯罪处理。三、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在2007年秋天莱芜友和物资有限公司沂水孔家黄崖头铁矿经理鹿支忠祝贺申诉人乔迁之喜，在杨庄镇安监办主任田广余陪同下，赠送给申诉人的2000元购物卡，认定为受贿犯罪事实，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根据2010年3月14日15时20分至2010年3月14日15时55分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对鹿支忠的《询问笔录》、2010年3月14日14时30分至2010年3月14日15时10分沂水县人民检察院对于田广余的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我国现实的社会生活实际，申诉人认为，在我国到处都存在着“烧炕”、“温锅”、“烧锅”等祝福乔迁之喜的民俗,因鹿支忠在得知申诉人搬迁新家之后赠送给申诉人的2000元购物卡，一是鹿支忠对申诉人没有任何请托事项，申诉人对鹿支忠个人以及其所在的莱芜友和物资有限公司沂水孔家黄崖头铁矿也没有谋取任何利益，因而，根本不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性质；二是鹿支忠赠送给申诉人2000元购物卡时，有申诉人所在单位的下属单位的负责人田广余在场陪同，这也根本不属于隐蔽秘密的行贿受贿的形式。因此，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把申诉人接受鹿支忠祝贺申诉人乔迁之喜的2000元购物卡，认定为申诉人的受贿犯罪事实，不符合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犯罪的法律法规，应该予以纠正。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构成的法律规定和申诉人受贿罪案件的所有证据，以及夏培恒受贿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二审判决书，申诉人认为，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中诉人受贿罪的数额里面理应去掉申诉人接受企业节日走访的购物卡或现金数字15700元，理应去掉黄兴传赠送的200元购物卡、鹿支忠赠送的2000元购物卡的数额，这样，申诉人涉嫌受贿犯罪的数额仅仅有4500元（22400元-15700元-200元=4500元）。因此，根据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申诉人特向贵院申诉，并恳望贵院本着罪刑法有错必纠，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依法撤销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2010)沂刑二初字第113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临刑二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书，重新审理申诉人受贿罪一案，并依法改判申诉人为免予刑事处罚。2018年3月2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刑申8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内容为：袁俊立，你为你犯受贿罪一案，对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临刑再字第11号刑事判决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其中大多属节日走访及礼尚往来性质，不宜按犯罪处理”等为由，向本院提起申诉，要求撤销原判，重新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袁俊立于2005年至2010年春节前，在担任沂水县安监局监督管理二科科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期间，利用其负责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安全隐患查处等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24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的证人尹某、武某、黄某等人证言予以证实，袁俊立对此亦供认不讳。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袁俊立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袁俊立所提“原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其中大多属节日走访及礼尚往来性质，不宜按犯罪处理”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应予驳回。望你服判息诉。特此通知。袁俊立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杨培国为其撰写上述材料，但对于证明目的均不认可。2018年6月21日，善事律所事务所为袁俊立开具金额为5000元的律师服务费发票；2018年10月22日，善事律师事务所为袁俊立开具金额为45000元的发票。袁俊立认可收到上述发票。2018年12月24日，杨培国向袁俊立转账5万元。庭审中，杨培国主张该笔款项为支付给袁俊立的帮助款。袁俊立对该主张不予认可，并认为该款项系退还的委托费用。上述事实，有《委托协议》、授权委托书、《刑事申诉状》、《申诉人证据目录及证明目的》、现金及购物卡明细两份、询问笔录摘录及申诉人对笔录的意见三份、申诉代理意见之一、申诉代理意见之二、（2018）鲁刑申83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庭审笔录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委托协议》系袁俊立与善事律所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全面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具体到本案，袁俊立主张其签订《委托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为了申诉立案，并且做出有利于其的判决。从《委托协议》协议的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就袁俊立涉嫌受贿罪的刑事案件进行申诉，至于是否申诉成功，是否能够做出有利于其的判决，在《委托协议》中并无体现。故本院对于袁俊立主张的“做出有利于其的判决”的合同目的不予采纳。《委托协议》约定，刑事申诉事务包括申诉立案、代理诉讼、申诉终结。根据善事律所和杨培国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经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刑事申诉状及相关申诉证据材料，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袁俊立刑事申诉一事也做出了《驳回申请书》，善事律所的委托事项已经履行完毕。现袁俊立主张善事律所根本违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故袁俊立要求解除其与善事律所的《委托协议》，并要求善事律所与杨培国连带返还委托费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俊立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袁俊立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李默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哈笑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