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6民初13395号 原告：秦玉华，男，196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欧，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林利，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告：樊竹青，男，196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四川中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绮，女，1968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欧，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林利，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薛书彧，女，197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第三人：沈珠洲，男，1989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 原告秦玉华与被告樊竹青、第三人王绮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为查明案情，本院依职权追加薛书彧、沈珠洲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玉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欧，被告樊竹青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军，第三人王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洋欧，第三人薛书彧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沈珠洲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玉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樊竹青向秦玉华返还294,000元不当利益；2.樊竹青向秦玉华支付不当利益的资金占用利息（以294,0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存款基准利率标准从2017年7月2日开始计算至返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5年11月27日，沈珠洲与秦玉华、王绮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沈珠洲向秦玉华和王绮提供500,000元用于工程资金周转，按年利率24%计息，借款期限4个月，即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3月27日。当日，沈珠洲委托樊竹青向秦玉华转账500,000元的借款资金。从2015年12月30日起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秦玉华及秦玉华委托的薛书彧分别在12天内向樊竹青每日一笔转账支付12笔资金共计594,000元用于归还沈珠洲截止2016年8月17日的全部借款本息。其中秦玉华转账支付10笔，薛书彧转账支付2笔。但在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沈珠洲与秦玉华及王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沈珠洲要求秦玉华和王绮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在该案中，樊竹青认可已收到以上12笔款项，但仅认可其中300,000元系代沈珠洲收取的由秦玉华和王绮归还的本金200,000元及利息，对其余294,000元则主张属于沈珠洲与秦玉华和王绮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沈珠洲无关。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0日作出（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樊竹青代沈珠洲收取了秦玉华和王绮归还的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对其余294,000元则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沈珠洲委托了樊竹青收取或沈珠洲与秦玉华和王绮约定了由樊竹青代收还款，故认定该294,000元为秦玉华和王绮二人与樊竹青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属于对沈珠洲的还款，因此判决秦玉华和王绮向沈珠洲归还尚欠的借款300,000元及相应利息。该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现判决已生效。秦玉华认为，（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认定樊竹青并非代沈珠洲收取294,000元，且秦玉华与樊竹青之间无其他法定或约定的294,000元款项支付义务，故该款属于不当得利，樊竹青应当依法予以返还。樊竹青主张其与秦玉华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如果樊竹青认为其收款有依据，应当举证证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樊竹青承担，不能因为秦玉华与樊竹青可能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秦玉华转错的款项就属于樊竹青。 樊竹青辩称，1.樊竹青与秦玉华之间相互认识，双方存在经济往来，秦玉华主张其向樊竹青的转款系不当得利，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根据秦玉华向樊竹青转账多次，及二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必然存在某些合同或特定原因，秦玉华以不当得利起诉樊竹青不符合基本常理，也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要件，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2.秦玉华在生意过程中需要资金，曾多次向樊竹青提出借款，樊竹青也在秦玉华需要资金的时候以现金方式向秦玉华出借款项。秦玉华有资金后再归还樊竹青的借款，有时是现金，有时是转账。在秦玉华还款后，樊竹青即将借条退还给秦玉华。双方已完成了借款及归还的结算，樊竹青手中不再有秦玉华的借条，秦玉华也不再欠樊竹青的借款，双方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3.事实上，秦玉华向樊竹青的转账不止已向人民法院起诉所涉的款项，还存在其他转款。其中：2016年2月25日秦玉华向樊竹青转账499,730元，2016年8月31日转账200,000元，2016年9月29日转账81,000元。这些转账都是基于秦玉华与樊竹青之间因买卖合同关系及借贷关系的经济往来。4.秦玉华在向樊竹青归还借款并收回借条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就之前的转账向樊竹青主张权利，违背了诚信原则。案涉的转款中，大多数发生于2016年，部分还发生于2015年，秦玉华的诉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即使未超过诉讼时效，秦玉华在如此长的时间后又以不当得利主张权利也无法理解。综上，虽然秦玉华确实有向樊竹青转款的事实，但转款系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所谓的不当得利，秦玉华的主张于法无据。 王绮述称，案涉的294,000元的转账与王绮无关，秦玉华的本意是想通过樊竹青返还给沈珠洲。既然樊竹青和沈珠洲都认为该款并非沈珠洲应当收取的借款本息，那么樊竹青没有正当理由收取的款项，应当退还给秦玉华。 薛书彧述称，薛书彧受秦玉华的委托向樊竹青转款用于归还秦玉华对沈珠洲的借款。薛书彧分别于2016年1月25日、2016年1月27日，向樊竹青转账18,000元及30,000元。 沈珠洲未出庭，亦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证据：转账记录、民事判决书及生效证明，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11月27日，秦玉华和王绮与沈珠洲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秦玉华和王绮共同向沈珠洲借款500,000元，借款期限为4个月，从2015年11月27日至2016年3月27日，年利率为24%。当日，沈珠洲委托樊竹青向秦玉华转账500,000元，秦玉华和王绮共同向沈珠洲出具借据一份。 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8月17日期间，秦玉华与薛书彧分别向樊竹青转账12笔，共计594,000元，分别为：2015年12月30日，秦玉华转账40,000元；2015年12月31日秦玉华转账8000元；2016年1月25日，薛书彧转账18,000元；2016年1月27日，薛书彧转账30,000元；2016年2月25日，秦玉华转账18,000元；2016年3月19日，秦玉华转账30,000元；2016年4月13日，秦玉华转账18,000元；2016年5月4日，秦玉华转账30,000元；2016年5月17日，秦玉华转账42,000元；2016年6月23日，秦玉华转账180,000元；2016年7月11日，秦玉华转账90,000元；2016年8月17日，秦玉华转账90,000元。 2017年1月3日，沈珠洲向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秦玉华与王绮仅偿还了500,000元借款中的本金200,000元及截止至2016年9月底的利息为由，要求秦玉华、王绮共同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秦玉华与王绮共同辩称已归还完毕所有借款本息共计594,000元。樊竹青作为第三人则陈述收到秦玉华及薛书彧的转账594,000元中，仅有300,000元为代沈珠洲收取的还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其余款项则属于秦玉华、王绮与樊竹青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 2017年5月10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认为秦玉华与王绮未举证证明沈珠洲委托了樊竹青收款或秦玉华及王绮与沈珠洲之间约定了由樊竹青代收还款，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认定秦玉华及王绮仅向沈珠洲归还了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秦玉华及王绮转给樊竹青的其他款项属于秦玉华及王绮与樊竹青之间的经济往来。据此判决秦玉华与王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沈珠洲归还借款本金3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现该判决已于2017年7月2日发生法律效力。 另，除本案所涉的转款及人民法院已经处理的其他转款之外，2016年2月25日，向樊竹青转账499,730元；2016年8月31日，秦玉华还向樊竹青转账4笔共计2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 除本案所涉的秦玉华向沈珠洲的借款之外。秦玉华与沈珠洲之间还存在其他多笔借贷，也存在沈珠洲委托樊竹青向秦玉华收付款的情况。其中：2015年11月25日，秦玉华向沈珠洲借款300,000元，借款期限为4个月，自2015年11月25日起至2016年3月25日，借款年利率为24%。该借款系沈珠洲委托樊竹青向秦玉华转账交付。2016年9月29日，秦玉华向樊竹青转账两笔共计121,000元（81,000元+40,000元）用于归还向沈珠洲的借款本息。2017年10月25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6民初1182号民事判决，就该笔借款进行了处理。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秦玉华陈述：1.除本案所涉的转款及樊竹青代沈珠洲的收付款之外，秦玉华个人与樊竹青之间没有经济往来；除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外，秦玉华与沈珠洲之间还存在其他借贷关系，应该也存在樊竹青代沈珠洲收付款的情形。2.秦玉华于2016年2月25日转给樊竹青的499,730元应系另外一件事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无关，具体是谁委托的秦玉华忘记了，但不是秦玉华与樊竹青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秦玉华也未主张不当得利。2016年8月31日，秦玉华向樊竹青转账的4笔款项共计200,000元，系秦玉华受王绮委托转给樊竹青用于归还王绮向沈珠洲的借款本息，但因沈珠洲与樊竹青均未认可，故王绮已另案诉讼不当得利向樊竹青主张。3.秦玉华及秦玉华委托的薛书彧共分12笔向樊竹青转账支付了594,000元，因樊竹青与沈珠洲仅认可其中300,000元系代沈珠洲收取的还款，故剩余294,000即为不当得利。4.（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作出后，为了等待和解的机会，秦玉华未提起上诉。经多次协商了结相关债务未果，沈珠洲申请强制执行后，秦玉华的利益受损，故提起本案诉讼。 樊竹青陈述，记不清楚594,000元中代沈珠洲收取的300,000元还款具体为12笔转款中的哪些款项。樊竹青本人向秦玉华出借的款项都是取现金交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秦玉华与樊竹青之间就案涉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构成的要件之一即为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债权法、物权法等法律基础。 本案中，首先，根据秦玉华的自述，除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外，秦玉华与沈珠洲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应该也存在樊竹青代沈珠洲收付款的情形。而本案所涉的转款是否与这些秦玉华与沈珠洲之间存在的其他借款有关尚不明确。其次，秦玉华主张其与樊竹青之间除本案所涉的转款及樊竹青代沈珠洲的收付款之外，秦玉华个人与樊竹青之间没有经济往来。但事实上，除本案所涉的转款及人民法院已经处理的其他转款之外，秦玉华还于2016年2月25日向樊竹青转账499,730元，且秦玉华并不能说明该笔大额款项的由来，明显不符合常理，该情况也与秦玉华关于其个人与樊竹青之间不存在经济往来的陈述相矛盾。此外，在（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案件中，秦玉华先是主张案涉的294,000元系樊竹青代沈珠洲向秦玉华收取的还款，在人民法院未支持其该项主张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且秦玉华主张的294,000元的依据仅为沈珠洲与樊竹青对594,000元中的294,000元不认可为还款，至于294,000元到底为12笔转款中的哪一笔，秦玉华并不能区分。再次，在（2017）川0106民初1010号民事判决案件作出不利于秦玉华的判决后，秦玉华并未提起上诉，而是在判决生效一年多后才提起本案诉讼，也不符合常理。由此可见，秦玉华与樊竹青之间既非如秦玉华所述双方并无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也非不存在没有债权法、物权法等法律基础毫无缘由的转款。从秦玉华自2015年12月起基本按照每月48,000元金额转账的规律来看，秦玉华向樊竹青的转账是有目的的给付，是具有法律上的原因的给付。 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在有证据证明秦玉华与樊竹青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下，秦玉华应当对其与樊竹青之间构成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秦玉华以樊竹青不能举证证明收款有依据，其向樊竹青转错款为由，主张双方之间构成不当得利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因秦玉华不能举证证明其与樊竹青之间存在不当得利法律关系，故本院对于秦玉华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也不再赘述。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秦玉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906元，由秦玉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李 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范仲卿 书 记 员  李潘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