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0102民初23937号原告：罗某1，女，1972年5月7日出生，满族，XXX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罗某2，女，1974年7月16日出生，满族，XXX公司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邱贻胜，北京市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男，1978年2月13日出生，汉族，XXX演员，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被告李某之妻），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山东道义为范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罗某1、罗某2与被告李某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某1、罗某2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邱贻胜，被告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李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罗某1、罗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按照遗嘱继承方式由二原告继承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小区XX号房屋（以下简称XX房屋），二原告各继承涉案房屋的百分之五十份额；2、判令被告支付二原告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小区XX号房屋使用费暂计34个月共272000元（平均每月房屋使用费按照8000元计算，自2014年7月13日赵某去世时起至被告实际腾退房屋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赵某与罗某3于1970年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初婚，婚后育有二女，即罗某1、罗某2。1982年3月13日赵某与罗某3离婚。1982年9月赵某与李某1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被告李某系赵某继子，李某1只生育了李某一子，李某与赵某形成了抚养关系。李某1于2010年4月2日去世，赵某于2014年7月13日去世，李某1去世后赵某未再婚。2003年赵某获得两套房屋，面积相同，分别是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小区20号楼XX号、XX号。2014年1月，被告李某获得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小区XX号房屋。赵某留有遗嘱称去世后将自己单独所有的XX房屋由二原告继承。XX房屋系通过单位内部拆迁所得，该房屋费用现已缴清。赵某在世的时候居住在XX号房屋，现被告一直在使用XX房屋，未给付二原告任何房屋使用费，故起诉。被告李某于赵某去世后曾就本案涉案房屋提起确权诉讼，2016年法院判决驳回了诉讼请求，上诉后维持原判，李某申请再审后，也维持原判。2016年6月罗某1、罗某2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起诉，要求分割本案涉案房屋，因有新的证据，于2017年4月左右撤诉。李某1去世后，赵某于2013年12月25日提起继承诉讼，起诉李某处分了清芷园小区20号楼XX号房屋，该房屋当时登记在李某1名下，当时未处理其他财产，该案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系调解结案，二原告申请再审后维持原判。二原告对该案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是虚假诉讼，原因是赵某起诉时说XX号房是夫妻共同财产，但在调解书中将XX全部房屋都调解给李某个人所有，违反了法律规定，赵某起诉时的委托书、起诉书都不是本人所签，是李某及其妻子签的。因此李某侵犯了二原告的继承权，其在本案中丧失继承权。现就虚假诉讼在西城区检察院提起检察监督程序，现在属于中止状态。如果二原告提交的遗嘱真实有效，XX房屋应由二原告各继承一半的份额。如果该遗嘱未被法院采信，李某制造虚假诉讼在先，应该剥夺继承权或者少继承XX房屋遗产。李某最多继承XX房屋10%份额。李某自赵某去世后一直在XX房屋居住，未支付二原告使用费，因此提出支付使用费的请求。根据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显示，被拆迁一间房屋完全属于赵某所有，因此拆迁安置房屋只是给赵某的。XX房屋相应款项是赵某所交，而不是李某缴纳。因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李某辩称，认可原告所述身份关系及被继承人离婚、死亡情况。赵某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即本案原、被告三人。认可原告所述涉案XX房屋坐落，该房屋现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该房屋系通过单位内部拆迁置换所得，该房屋费用61704元现已全部由李某缴清。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XX房屋为赵某与李某1的夫妻共同财产，系被告与二位老人的共同安置所得，当时被安置人为赵某、李某1及李某，被告享有安置利益。二、二原告提交的遗嘱系伪造，应剥夺二原告的继承权。遗嘱中陈述不符合逻辑。二原告从未照顾过老人，不知该遗嘱从何而来，且遗嘱中的言语不符合常理，二原告从未看望过李某1，在赵某去世后才第一次登门拜访。在被继承人病危的时候二原告从未看望，医院的所有手续均是被告办理。二原告提供的遗嘱中赵某的签名不是赵某签署，二原告是根据之前诉讼被告提供的赵某七年前签署的文件伪造的签名，正常人不可能在病危之后签名还与七年前相同。二原告自罗某3与赵某离婚后由罗某3抚养，两个家庭在同一个小区居住都没有来往，突然将房屋留给二原告不符合情理。赵某将涉案房屋留给被告系赵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有当时庭审笔录可以证明。在原告诉讼遗嘱继承之前，曾诉讼法定继承、再审撤销判决等多起诉讼案件，期间从未提及赵某曾留有遗嘱，本继承诉讼是在二原告确认XX号房屋得不到任何利益的情况下提起的，赵某由于身体不好己经多年不写字，故意钻了鉴定检材不好取得的空子，用伪造的遗嘱来争取其更大利益。三、2014年1月10日的开庭笔录中赵某陈述内容符合法定的遗嘱形式，XX房屋中属于赵某的产权部分应由被告继承。赵某当庭表示“XX房屋取得房产证后，也希望该房屋归李某所有”，最后有其本人按手印确认，有法官及书记员签字作为见证人。不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上，都能看出这是赵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赵某生前的最后一份遗嘱。所以，XX房屋中除去李某1份额外，遗产份额应由被告全部继承。西城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的虚假诉讼只是其倾向性陈述，并未被有关机关认定。庭审时最后由赵某按手印确认，并由庭审法官及书记员见证。综上，二原告未尽赡养义务还伪造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应剥夺二原告的继承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赵某与罗某3于1970年结婚，二人均系初婚，婚后育有二女，即罗某1（曾用名赵某1）、罗某2（曾用名赵某2）。1982年3月11日赵某与罗某3在原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经调解离婚，罗某1、罗某2由罗某3抚养。1982年9月28日赵某与李某1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某1与赵某婚前生育一子李某，李某系赵某继子，当事人均认可李某与赵某形成了抚养关系。李某1于2010年4月2日死亡，赵某于2014年7月13日死亡，李某1死亡后赵某未再婚。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于2016年4月28日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赵某名下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西区XX的房屋。建筑面积为92.52平方米，该套房屋房产证正在办理中。”李某曾于2016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所有权确认纠纷之诉,请求判决确认XXX号房屋归其所有。本院就此作出（2016）京0102民初9793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9日作出（2016）京02民终62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中法院查明：2002年8月20日，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金马四方公司）与赵某（乙方）签署《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约定：“乙方现住址育新街45号院在拆迁范围内有住房1间……回迁安置房位于滨河医院北侧16号楼XXX室，建筑面积88.97平方米。……乙方应交纳购房款85753元，扣除优惠额度4287元；2年周转费24000元；移机费和搬家费1300元，共25300元；实际交付购房款56166元。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日内乙方应交定金2万元，余款56166元分一次交清……购房款待住房补贴发放后补交……”。2003年3月14日，赵某与金马四方公司签署《确认书》一份。该确认书载明：“赵某先生（身份证号：×××）与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双方签署的拆迁协议于2003年3月14日办理完毕有关2#塔楼XX室的交楼手续。双方一致认为原签署的拆迁协议已如约履行完毕，没有异议，特签字确认。”此案件审理中，罗某1、罗某2及李某均认可《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所述的位于滨河医院北侧16号楼XXX室的回迁安置房及《确认书》中所述的2#塔楼XX室即此案中的诉争房屋。2012年8月27日，李某之妻朱某向金马四方公司交纳了诉争房屋的房款面积差61704元及维修基金110.76元。诉讼中，承办人向北京市监狱管理局调查了解XX房屋产权登记情况，该单位回复称产权原应办理在赵某名下，因家庭纠纷未完成办理，单位会根据法院判决处理；《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的XX号即涉诉的XX房屋。诉讼中，二原告提交《遗嘱》作为证据，欲证明赵某留有代书遗嘱将XX房屋留给二原告。经查，该遗嘱落款处写明立遗嘱人赵某，代书人王来如，见证人郝某、丁某；内容为：“继子李某从小就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李某1活着时就对我不冷不热李某1死后对我更加不好了……我决定我死后，四层XX号我名下的房子和财产由我的两个女儿罗某1、罗某2继承。”二原告称郝某（2010年12月23日因病死亡）系赵某同事，刘某系郝某之妻，2016年12月刘某回山东老家收拾东西时发现上述遗嘱，后联系二原告，并将遗嘱交给二原告。丁某、王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刘某、闫某1、高某、石某、周某、高某2、师某、闫某2、崔某、侯某证人证言作为证据，欲证明遗嘱真实。李某对上述证人证言和遗嘱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按该份遗嘱所记载的形成时间系2010年，但该份遗嘱没有任何折叠的痕迹，有揉搓的痕迹，不符合常理，该份遗嘱不是存放数年而是后期形成，揉搓的状态是为了让该份遗嘱看起来时间很久；该份遗嘱系代书遗嘱，不认可赵某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对其民事行为能力存疑。诉讼中，依李某的申请，本院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遗嘱》中“赵某”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李某提交2002年8月20日赵某与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03年3月14日赵某与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确认书、2007年6月15日赵某填写的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作为比对样本，二原告均不同意上述材料作为比对样本，亦未提供比对样本。2019年8月23日，该研究所出具《终止鉴定告知书》，因无样本或样本不充分，终止此次鉴定。诉讼中，李某提交《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作为证据，欲证明二原告提交的《遗嘱》中赵某的签字是从补偿协议书中拓印得来。二原告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诉讼中，李某提交鉴定意见书一页作为证据，欲证明二原告提交的遗嘱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2002年8月20日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2003年3月14日确认书中赵某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遗嘱系伪造。二原告认为证据无公章，是李某单方委托，不认可真实性及合法性。诉讼中，李某提交2014年1月10日开庭笔录作为证据，欲证明笔录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赵某已明确表示将XX房屋给李某。二原告认可开庭笔录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并认为该诉讼系虚假诉讼，不能确定赵某是否到庭，起诉书与委托书中签名是李某及其妻子代签。自立案至调解只用15天不符合常理，庭审笔录不能作为赵某的遗嘱。另查，二原告曾于2016年3月29日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后于2017年5月13日撤回诉讼请求。诉讼中，鉴于XX房屋尚未取得所有权证，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坚持要求继承房屋产权份额，要求继承赵某就XX房屋签署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二原告所出示的《遗嘱》是否有效。二原告在本案中提交代书遗嘱，但无证据证明遗嘱中签名为赵某本人书写。在鉴定过程中，二原告不认可李某提交的比对样本，亦未能提交相关材料用作比对样本，鉴定程序因样本不足而终结，《遗嘱》中赵某的签名真实性无法确认，二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赵某就XX房屋签署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应按法定继承处理。XX房屋签署协议、支付款项及交付使用均发生在赵某与李某1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二人在XX房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为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李某为与赵某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故二原告与李某均为赵某的继承人。二原告未与李某1形成抚养关系，非李某1的继承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李某1死亡后，其继承人为赵某与李某，李某1在XX房屋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的一半由赵某与李某平均继承。赵某死亡后，其继承人为二原告与李某，其在XX房屋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及自李某1处继承所得应由二原告与李某平均继承。二原告称李某虚假诉讼以继承遗产，应少分遗产；李某称二原告伪造遗嘱，丧失继承权。但双方均无证据予以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二原告所主张房屋使用费并非遗产，本案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赵某就北京市西城区清芷园西区XXX房屋与北京金马四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及确认书中享有的权利义务由原告罗某1、原告罗某2、被告李某继承，其中原告罗某1、原告罗某2各继承百分之二十五，被告李某继承百分之五十；二、驳回原告罗某1、原告罗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454元，由原告罗某1、原告罗某2各负担5364元（已交纳），由被告李某负担10726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爽人民陪审员  郑耀武人民陪审员  王 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魏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