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最高法民终16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西华北路218号恒丰大厦。 负责人：张纯奎，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飞翔，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红河州南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南砂镇俄贾选厂。 法定代表人：田华，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安宁市龙宝寺。 法定代表人：曹继光，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华，男，汉族，1973年12月2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灵敏，女，汉族，1975年12月3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拓东路270号昆铁得胜大厦B1602-B1603室。 负责人：曹世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雄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一汕，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14号院1号楼201.202室。 法定代表人：王渭，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敏，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候雄伟，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因与被上诉人红河州南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砂公司）、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现代物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日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飞翔，中铁昆明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候雄伟、卢一汕，中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明敏、候雄伟，到庭参加诉讼。南砂公司、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2）支持其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南砂公司、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承担。主要理由：原审法院未查明质押物灭失的原因、中铁昆明分公司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等事实，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是案涉质押物的质押权人，在中铁昆明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质押物已经全部灭失的情况下，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位于安宁市青龙镇719料场（以下简称719料场）的剩余质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中铁昆明分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过错，主要表现在选择监管场所错误以及未按约报送监管资料；《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五款约定，在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中铁昆明分公司发出《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以前，中铁昆明分公司应当按约履行监管职责，但中铁昆明分公司自2015年12月起就再未履行监管职责。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应共同赔偿剩余质押物拍卖或者变卖款不能清偿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款项的差额部分。田华与杨灵敏系夫妻关系，杨灵敏知晓田华担保一事，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确认，杨灵敏应当对南砂公司尚欠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贷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因中铁昆明分公司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过错，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应予支持。 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辩称，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请求确认其对剩余质押物的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无事实依据；中铁昆明分公司已按约全面履行了监管义务，质押物减损灭失的原因不可归责于中铁昆明分公司。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主张中铁昆明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起诉请求：（1）南砂公司归还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借款本金39733197.6元及该款项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还清之日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10.8%计算的逾期罚息（截止2016年12月7日逾期罚息为10739883.4元）；（2）确认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永昌公司提供的位于719料场的剩余抵押物（铁精粉、焦炭、精煤）的拍卖或者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确认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永昌公司提供的位于719料场剩余质押物（铁精粉、焦炭、精煤）的拍卖或者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共同赔偿剩余质押物拍卖或者变卖款不能清偿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第1项诉讼请求确定款项的差额部分款项；（5）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对第1项诉讼请求确定的款项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南砂公司、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共同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 2013年5月24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南砂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南砂公司授信4000万元敞口额度，授信使用期限自2013年5月24日至2013年12月24日。同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永昌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保障《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永昌公司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97550.01吨铁精粉、12741.867吨焦炭和62016.21吨精煤设定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4000万元，并对担保范围、抵押权的实现、保证期间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约定。《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为保障《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永昌公司愿意以其有权处分的储存于719料场的97550.01吨铁精粉、12741.867吨焦炭和62016.21吨精煤作质押；质押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4000万元；并对担保范围、质权实现、保证期间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障《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永昌公司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永昌公司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400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2013年5月24日，田华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保障《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实现，田华愿意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田华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4000万元，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同日，田华的配偶杨灵敏签署共有人声明条款，载明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 2013年6月18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永昌公司就《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物，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 同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永昌公司、中铁昆明分公司、南砂公司签订《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为保障《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的履行，各方签订本合同，中铁昆明分公司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保管、监控质押物的责任，同时代理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占有质押物，并具体约定了质押物的移交和监管、费用及支付方式等。 同日，中铁昆明分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协议》，约定永昌公司提供719料场仓库，由中铁昆明分公司利用该仓库储存货物铁精粉、焦炭、精煤，租赁费及租赁期间的全部相关费用共计壹元。永昌公司、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中铁昆明分公司于当日签署《质物清单》，载明永昌公司将97550.01吨铁精粉、12741.867吨焦炭和62016.21吨精煤质押给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并对质押物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该质押物已经交付给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指定的监管方占有、保管、监管，存入监管方指定的仓库∕场地，作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永昌公司、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于当日向中铁昆明分公司发出《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质物价格确定通知书》《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载明：请中铁昆明分公司核实97550.01吨铁精粉、12741.867吨焦炭和62016.21吨精煤是否处于中铁昆明分公司的占有和监管之下。如确认无误，请中铁昆明分公司严格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规定履行监管责任。《质物价格确定通知书》载明：铁精粉单价为700元∕吨、焦炭单价为1000元∕吨、精煤单价为1000元∕吨。《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载明：中铁昆明分公司接到通知书之日起，永昌公司在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质押物最低价值为8000万元。中铁昆明分公司于当日在上述三份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庭审中，中铁昆明分公司陈述，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进入719料场对质押物进行监管，于2015年12月退场。中铁昆明分公司、永昌公司认可监管费用为20万元∕年，永昌公司仅向中铁昆明分公司支付了一年监管费用。 2013年6月20日，南砂公司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南砂公司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借款4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0日，借款利率为年利率7.2%，结息方式为每月的20日结息；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本合同约定利率上浮50%。第九条违约责任第二款载明，违约发生后，贷款人有权以法律手续继续追偿借款本息；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等）由借款人承担。同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南砂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 2013年9月17日至2015年12月期间，中铁昆明分公司多次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日报表、预警函、风险通报函。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于2014年6月6日、6月10日向中铁昆明分公司发出《关于禁止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质押于我行货物的出货通知书》。2014年6月6日，中铁昆明分公司工作人员以永昌公司料场发生纠纷为由向安宁市公安局报警。《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回执）》载明，因永昌公司从货场拉焦煤发生纠纷，建议双方通过自行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 2015年5月20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南砂公司、永昌公司、田华分别发出《催收通知书》，载明《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已逾期，要求南砂公司组织资金清还，永昌公司、田华承担担保责任。三份催收通知书回执上，分别加盖有永昌公司、南砂公司公章和田华私章。 庭审中，南砂公司认可其尚欠借款本金39733197.6元，及该借款本金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0.8%计算的逾期罚息。 另，2016年10月27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甲方）与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乙方）签订《恒丰银行全风险代理合同》，约定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接受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委托，指派罗XX等律师作为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在本案中的代理人。其中第四条第一款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案实行全风险代理方式，相关律师代理费用采取全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收取；即前期甲方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待诉讼过程中有现金回流再按约定比例支付；即分别按照现金回收数额的1.3%或者资产变现金额的1.3%支付，在实现债权回收后十个工作日内按照债权数额相应支付。费用的计费和支付标准如下：（1）以现金清收和资产变现的金额计算支付费用。（2）时效性标准①自立案之日起至执行收回现金之日止，不超过6个月的，按照风险代理费用的100%支付律师费用；②自立案之日起至执行收回现金之日止，不超过12个月的，按照风险代理费用的80%支付律师费用；③自立案之日起至执行收回现金之日止，不超过15个月的，按照风险代理费用的60%支付律师费用；④自立案之日起至执行收回现金之日止，不超过18个月的，按照风险代理费用的50%支付律师费用；⑤自立案之日起至执行收回现金之日止，不超过24个月的，按照风险代理费用的30%支付律师费用；⑥自立案之日起超过24个月仍未收回现金的，甲方不予支付风险代理费用，同时有权解除与乙方的委托代理合同。”庭审中，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认可至今未收回过款项。 2018年3月23日，案外人云南天聚化工有限公司承租了719料场坎下区场地；2018年4月20日，案外人云南天聚化工有限公司承租了719料场坎上区场地。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云南天聚化工有限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719料场已租赁给其使用，该料场中堆放的物资均为其所有。 原审法院认为： （一）借款本金、利息及律师费的清偿问题。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南砂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及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南砂公司均应依约履行义务。合同签订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已向南砂公司发放贷款4000万元，履行了款项出借义务，但南砂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清偿借款，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南砂公司偿还尚欠借款本金39733197.6元，及以该欠款为本金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2014年6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年利率7.2%上浮50%，即年利率10.8%计算的利息（截止2016年12月7日利息为10739883.4元），符合合同约定，且南砂公司亦予以认可，该项诉请予以支持。 《借款合同》虽约定违约发生后，贷款人以法律手续继续追偿借款本息，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且南砂公司作为借款人存在逾期清偿借款的违约行为，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为追偿债权，已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但根据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提交的《恒丰银行全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的约定，还需根据时效性标准，按收回款项的时间，确定律师费是否支付及支付比例，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虽在庭审中陈述已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就不予执行《恒丰银行全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中的时效性标准达成口头协议，但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于2018年7月30日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就《恒丰银行全风险代理合同》未签署补充协议及相关补充条款，目前仍按照原合同执行，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在本息收回金额、收回时间、律师费支付标准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诉请南砂公司按照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收回借款本息数额的1.3%支付律师费，无事实及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二）质押物能否优先受偿问题。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永昌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永昌公司、中铁昆明分公司、南砂公司于2013年6月18日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铁昆明分公司与永昌公司签订《仓库租赁协议》，约定中铁昆明分公司向永昌公司承租719料场，并代理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存放于719料场内的质押物进行占有、监管。上述两协议签订后，中铁昆明分公司于同日在《查询及出质通知书（附确认回执）》上签章，认可上述质押物已处于中铁昆明分公司的占有和监管之下。虽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于2013年6月18日对存放于719料场的质押物设立了质权，但因永昌公司自认719料场存放的上述质押物在监管期间被永昌公司使用，已全部灭失，719料场现由案外人云南天聚化工有限公司承租，料场内存放的物品均为云南天聚化工有限公司所有；中铁昆明分公司亦陈述监管期间，永昌公司不断强行出货，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5年12月退场时，大部分质押物已不存在；中铁昆明分公司退场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并未进驻719料场继续进行监管。结合前述认定事实，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早在2015年12月中铁昆明分公司退场时已丧失对质押物的占有，且在本案中未提交证据证实719料场现留存有《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约定的质押物的情况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应由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要求对719料场的剩余质押物的拍卖或者变卖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请不予支持。 （三）中铁昆明分公司、中铁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2013年6月18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永昌公司、中铁昆明分公司、南砂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约定中铁昆明分公司代理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存放于719料场内的质押物进行监管。合同签订后，中铁昆明分公司已于当日进驻719料场，对质押物进行占有、监管。监管期间，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3年9月17日、2013年10月10日、2013年10月18日、2013年11月5日、2013年12月2日、2013年12月3日、2013年12月17日、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7日、2014年1月15日、2014年2月12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送了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监管日报表，通报了监管质押物的情况；监管质押物接近最低监管货值时，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3年9月18日、2013年10月18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预警函，于2013年11月26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风险提示，告知质押物价值减损的风险，及中铁昆明分公司已采取的相关措施；监管质押物货值即将突破下限预警值时，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发出预警函，提示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督促永昌公司办理提货手续；监管质押物货值突破下限预警值时，中铁昆明分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预警函，于2014年5月22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风险通报函，将永昌公司强行出货、质押物总货值已低于最低标准的情况及中铁昆明分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告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2014年6月6日，中铁昆明分公司为阻止永昌公司强行出库，向安宁市公安局报警，因安宁市公安局告知建议双方通过自行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中铁昆明分公司遂于当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风险通报函，将中铁昆明分公司对永昌公司强行出库采取了封堵货场通道、组织料场装载机生产操作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等措施进行了通报；其后质押物总货值持续降低，中铁昆明分公司又于2014年6月20日、2014年7月2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风险通报函，于2015年1月13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22日、2015年12月14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风险告知函，建议其对质押物进行处置，或采取其他措施保障质权。从中铁昆明分公司实施的上述行为看，中铁昆明分公司在监管期间已履行了监管职责。在监管质押物出现风险后，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约定，及时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提示风险，并积极采取应急措施阻止质押物货值降低，尽到了通知和阻止义务，对质押物的减损不存在过错，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中铁昆明分公司赔偿剩余质押物拍卖或者变卖款不能清偿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本息的差额款项不成立，不予支持。 因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起诉中铁昆明分公司承担质押物损失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故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之规定，要求中铁公司对中铁昆明分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共同责任的诉请亦不成立，不予支持。 （四）永昌公司、田华、杨灵敏应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 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永昌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因所涉借款属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担保的主债权，借款期限届满后，南砂公司未依约清偿借款本息，南砂公司欠付本金金额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本金最高限额4000万元，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永昌公司就南砂公司应偿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永昌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南砂公司追偿。 田华对其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不持异议，其虽主张该合同的签订并非出于自愿，但未能举证证实，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田华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同成立并生效。 田华辩称，《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三条约定的保证期间为2013年5月24日至2015年5月24日，早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0日，属保证期间约定不明，应认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即2014年6月20日至2014年12月20日。因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田华催收，田华的保证责任已免除。原审法院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三条所载系田华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田华所担保的主债务形成时间进行的限定，而非对保证期间的约定。因《借款合同》为南砂公司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基于《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所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2013年6月20日）亦在该条约定的田华所担保的主债务形成时间之内，故案涉借款属于田华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范围。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六条第二款的约定，田华应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后两年，即2014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借款期限届满后，南砂公司未依约清偿借款本息，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在保证期间内，于2015年5月20日向田华发出《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回执上于同日加盖了田华私章，确认收悉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出的催收通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自2015年5月20日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于2017年1月3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田华该项抗辩主张不能成立。 因南砂公司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未依约清偿借款本息，恒丰银行昆明分行除于2015年5月20日向田华发出《催收通知书》外，还于同日向质押人永昌公司发出《催收通知书》，要求永昌公司依《最高额质押合同》等协议履行保证责任，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并未放弃物的担保，田华认为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怠于行使担保物权，视为放弃物的担保，应免除其保证责任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田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未超过诉讼时效，且主张南砂公司清偿欠付本金金额未超过《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本金最高限额4000万元，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田华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南砂公司追偿。 杨灵敏并未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诉请杨灵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依据为杨灵敏于2013年5月24日签署的共有人声明条款。原审法院认为，共有人声明条款为田华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所签《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组成部分，《最高额保证合同》首部保证人一栏及尾部保证人签章处所载保证人均为田华一人。案涉合同共有人声明条款载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确认了本合同的所有条款，知悉并同意保证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保证，基于该保证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该声明仅是杨灵敏作为田华的配偶，同意田华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认可田华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田华应承担的债务，而非愿以其个人财产对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就《借款合同》享有的债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依据共有人声明条款要求杨灵敏就南砂公司应清偿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合同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诉请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南砂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9733197.6元及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8%计算的利息（截止2016年12月7日利息为10739883.4元）； “二、永昌公司、田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永昌公司、田华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南砂公司追偿； “三、驳回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4165元及保全费5000元，由南砂公司、永昌公司、田华共同负担。” 2019年10月15日，本院组织当事人召开庭前会议。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与中铁公司、中铁昆明分公司就本案的诉讼争点进行了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协议；同时，明确在本协议争点外，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不持异议。上述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争点是：（1）2014年2月12日之后，中铁昆明分公司未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提交监管资料是否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五项及第六项的约定；（2）质押物低于最低监管值时，永昌公司出货，中铁昆明分公司是否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三项的约定；（3）中铁昆明分公司在监管过程中采取发送风险通报函以及直到2014年6月6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等监管措施是否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一项的约定；（4）如果中铁昆明分公司存在上述违约行为，是否会给恒丰银行昆明分行造成损失。 到会当事人的上述诉讼行为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上诉主张中铁昆明分公司在2014年2月12日之后，未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报送监管资料，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五项及第六项的约定，理由不成立。 《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五项约定：“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前，丙方（中铁昆明分公司）应将前一日监管质押物的进出库变化和库存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库存的品名、规格、数量、货位等，按照《印鉴式样》中约定的传真号或电子邮箱号以传真方式或电子数据方式传送给甲方（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并自行做好数据备份，丙方在监管人员变动前应及时通知甲方。”第六项约定：“丙方（中铁昆明分公司）应当建立完善的出入库台账登记制度，登记、核实乙方（永昌公司）提货或换货后的质押物最低价值是否符合本合同2.5的规定。”根据上述约定，中铁昆明分公司提供的监管资料应当如实反映质押物每日出入库及库存信息。2014年2月12日后，中铁昆明分公司确未制作质押物的出入库情况台账登记表，亦未再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报送日报表。但是中铁昆明分公司分别于2014年5月22日、2014年6月20日、2014年7月2日、2015年1月13日、2015年9月9日、2015年9月22日、2015年12月14日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送了风险通报函及告知函，通报质押物存在的风险状况。上述函件虽不能直接反映质押物的品名、规格、数量、货位等库存信息，但确能反映永昌公司在质押物价值低于监管值时仍强行出货，致使质押物存在灭失风险的实情。《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一项约定：“在质押物出现毁损、灭失、变质或发生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等不利于我行授信安全的情况时，及时通知甲方（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乙方（永昌公司）。”据此，上述函件足以证明中铁昆明分公司履行了该约定的及时通知义务，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通报了质押物减损、灭失的风险状况。中铁昆明分公司的履约方式虽有瑕疵，但并非严重违约，不足以导致《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此，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主张中铁昆明分公司在2014年2月12日之后未向其报送监管资料，缺乏理据。 二、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上诉主张质押物低于最低价值时，永昌公司仍然出货，中铁昆明分公司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三项约定，理由不成立。 《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三项约定，中铁昆明分公司按照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书面指示以及合同约定给予永昌公司提货或换货。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的约定，当质押物价值超出最低监管值时，永昌公司就超出部分可直接向中铁昆明分公司办理提货；当质押物价值等于最低监管值时，由永昌公司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提出提货申请，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同意后，通知南砂公司追加或补充保证金，然后向中铁昆明分公司签发《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下调质押物最低价值。当质押物低于最低监管价值时，永昌公司仍要求出货，需按照《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款的约定，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提交《提货申请书》，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同意后，向中铁昆明分公司签发《质物最低价值通知书》，下调质押物最低价值。此时，中铁昆明分公司的合同义务是以通知、告知方式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反馈质押物状态。监管期间，永昌公司在无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书面指示的情况下多次提货，中铁昆明分公司在质押物价值低于最低监管值时，多次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发送风险通报函、预警函等资料，已依约履行了通知义务。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对于无其书面指示的情形下，永昌公司已多次提货、换货等事实不持异议。中铁昆明分公司提交的2013年11月29日的日报表显示，此时质押物价值已低于最低监管值。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接到中铁昆明分公司的预警函件后，曾于2013年12月10日、2014年2月13日要求南砂公司、永昌公司追加保证金或补充质押物，但南砂公司、永昌公司均未按照其指示办理。监管期间，永昌公司亦未按《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五条第二项约定的方式提出提货申请，而是多次强行出货，致使质押物持续减少。《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并未约定当永昌公司强行出货时，中铁昆明分公司应当采取的监管措施。面对永昌公司强行出货，中铁昆明分公司采取了用车辆堵塞厂库出口通道、阻止料场装载机生产操作、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等措施加以阻止。中铁昆明分公司作为民事主体，其采取的上述自助措施已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利益，应当认定其已以合理的方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监管义务。中铁昆明分公司主动采取的措施也恰能说明，当质押物价值低于最低监管值时，其并未给与永昌公司提货或换货。“法律不强人所难。”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该项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三、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上诉主张中铁昆明分公司在监管过程中采取发送《风险通报函》以及直至2014年6月6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等监管措施，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一项约定，理由不成立。 《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第四条第三款第一项约定，中铁昆明分公司应当谨慎保管质押物，当质押物出现毁损、灭失、变质或其他不利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授信安全的情况时，及时通知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和永昌公司。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永昌公司出具的《补充保证金通知》《通知》及永昌公司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出具的《情况说明》《申请》《关于增加抵、质押物及货场的申请》等证据证明，在质押物价值接近或低于最低监管值后，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要求南砂公司、永昌公司追加保证金或补充质押物。永昌公司承诺愿意增补质押物，但未果。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在与永昌公司协商未成后，分别于2014年6月6日、6月9日向中铁昆明分公司发函禁止永昌公司出货。在永昌公司仍强行出货的情势下，中铁昆明分公司一方面以发送风险通报函的方式向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进行通报，另一方面于2014年6月6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降低质押物灭失的风险。据此应当认定中铁昆明分公司已尽到了谨慎、勤勉之义务。因此，恒丰银行昆明分行该主张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不予支持。 四、杨灵敏应以其与田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案涉主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田华在与杨灵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杨灵敏签署共有人声明条款，知晓上述事实，确认该项担保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自愿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原审判决驳回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此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应予纠正。 五、恒丰银行昆明分行主张的律师费不予支持。 根据《恒丰银行全风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在收回案涉资金后再按一定比例支付律师费。因恒丰银行昆明分行未举证证明已收回资金，律师收费标准不能确定，原审判决驳回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恒丰银行昆明分行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红河州南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偿还借款本金39733197.6元及自2014年6月2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0.8%计算的利息（截止2016年12月7日利息为10739883.4元）”； 二、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三、变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初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田华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杨灵敏以其与田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为限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田华、杨灵敏承担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红河州南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四、驳回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416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4165元，由红河州南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安宁永昌物资经贸集团有限公司、田华、杨灵敏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冯文生 审判员  孙晓光 审判员  马 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马艳艳 书记员胡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