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京0102行初477号原告周倩，女，1950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周杰，男，194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代理人周倩（系原告周杰之妹），同原告周倩。二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宇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115号。法定代表人孔勇，局长。委托代理人陈灵佳，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干部。委托代理人于婧思，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杰、周倩诉被告北京市西城区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西城房管局）所作答复意见违法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周杰、周倩诉称，其不服西城房管局作出的《关于周杰、周倩的答复意见》（以下简称被诉《答复》）。法律依据为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1)第26号，以下简称《细则》）第十条和第十六条。作价补偿，补偿金额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主要证据为《国家收购房屋房价款领收凭证》以下简称《收购凭证》和《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以下简称《领款凭证》，周杰、周倩认为上述两个举证都不符合《细则》的规定。关于《领收凭证》早已作废的说明。《收购凭证》的日期是1989年，周杰、周倩不认可西城房管局征收审查科对领收凭证做的解释。周杰、周倩认为拆迁办的做法不符合《细则》的规定，认为关于《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的请示没有批复函；该办法见第十五条未经西城区人民政府批准。2015年7月20日，西城房管局征审科科长向周杰及曹玉华表示“那时候执行的拆迁政策就是私房与公房一个样”。没有补偿，这对周倩等未被安置的产权人而言就被西城房管局的违法拆迁洗劫得一无所有！1989年也许如西城房管局所说当时的拆迁政策就是低价收购房屋，象征性的给点儿砖头瓦片钱，谈不上作价补偿，更没有产权调换。但是1991年之后，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出台的《条例》和《细则》已经纠正了低价收购的侵权错误，国家以公平交易的补偿协议取代了不平等的低价收购。1994年西城房管局拆迁时故意继续使用已经作废的《收购凭证》欺骗法盲周杰，明显违背了上述规定。2、关于《领款凭证》是西城房管局内部财务报销使用的说明。《领款凭证》上有地政部门西城房管局地政管理科的公章、用地单位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地公司）的公章、承办单位西城房管局二龙路房管所的公章，唯独没有领款人的签字（章）!且房屋补偿费是按5间计费13621元，房间有大有小，能这样随意吗？能代替补偿协议向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吗？《领款凭证》分明是房管局内部的报销凭证，不是《细则》第十条规定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就补偿问题签订的书面协议。补偿协议的核心是重置价格！格式与安置协议相同一式三份，甲方拆迁人和乙方产权人各持一份，另一份由房管局备案；是可以公证的合同文书。西城房管局根本拿不出备案的补偿协议，也拿不出可以证明已作价补偿的证据，就拿财务报销用的《领款凭证》冒充己进行作价补偿的证据是不合法的。3、关于被诉《答复》中提到民事判决和安置问题的说明。为防止误导，周杰、周倩提交2014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和开庭笔录，以示正听。1）《收购凭证》没有被法院采信，没想到西城房管局却还要拿1989年“伪造的”《收购凭证》来证明已对xx路xx号的私房进行了作价补偿。2）判决中有哪一句是被诉《答复》所说的“已确认了该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3）2016年没等来安置房的产权及合法手续，却等来了丰台区城管执法监察局的《限期拆除决定书》和2018年的拆除公告。综上，1991年北京市就出台了《细则》可以依法行政，西城区房管局及其下属二龙路房管所却废弃不用。从1994年3月自己炮制违宪的《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执行私房与公房一个样的拆迁政策，到使用已经作废的《收购凭证》作幌子欺骗私房所有人，还用没有任何手续的违法建筑安置拆迁户，如此费尽心机，干的全是违法的行政行为！足以证明西城房管局、房管所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欺诈，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房屋所有人作价补偿，以拿不出合法的证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只签订了安置协议并备案，缺失了重要的补偿协议！因此，周杰、周倩提起诉讼要求：1、撤销被诉《答复》，重新作出答复；2、判令西城房管局纠正错误，依法行政；履行法定职责，监督用地单位对周杰、周倩xx路xx号的私房依法按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作价补偿；3、诉讼费由西城房管局承担。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周杰、周倩向西城房管局提交了《投诉函》，请求西城房管局立即责令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周杰、周倩北京市西城区xx路xx号房屋拆迁实施作价补偿。2019年6月5日，西城房管局作出被诉答复。该答复载明：“经查，1994年，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经市、区相关部门批准，在西城区二龙路西街一带进行的危房改造项目拆迁建设。依据北京市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1]第26号）第三章第十六条之相关规定，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的补偿形式，可以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作价补偿的补偿金额按所拆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对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予以安置。1994年8月8日，您与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16057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了该协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该处房屋的《国家收购房屋房价款领收凭证》和No．0024257《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均有xx路xx街xx号5间房屋房价款的信息，且《国家收购房屋房价款领收凭证》上有周杰的名章，表示周杰领取了xx路xx号5间房屋的房价款13621元。我局认为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对您家xx路xx号的房屋进行作价补偿，符合当时的拆迁政策法规规定，并无不当。综上，您请求立即责令北京市新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对您家北京市xx路xx街xx号房屋拆迁实施作价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160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杰的诉讼请求。周杰不服上述判决书，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5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二中民终字第029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2014年6月，周杰诉至原审法院称：1988年，我母亲病故，留下xx路xx街xx号院的5间平房，有6个子女继承，由我代管，因此1994年拆迁时，我要求实行产权调换。新地公司隐瞒了安置房没有产权、无法实行产权调换的真相，欺骗我说‘没有产权调换。’于是只给3个有户口在二龙路的子女安置了3套新地公司自管的6间租赁房和13621元的购房款，另外三个没有得到安置补偿却失去产权的子女为安置房产生纠纷，家庭矛盾升级。2010年西客站的开发商公示同院内1-6号拆迁楼的原私房主可以购买安置房，我赶紧去询问新地公司也要求购买安置房，以平息家庭矛盾。新地公司继续隐瞒7号拆迁楼因没有产权不能售房的真相，敷衍我说：‘您住这儿又不用交房租，还买房干什么。’2013年，我妹妹周倩因家庭矛盾去我家要求看拆迁安置协议书，发现协议书有问题，涉嫌造假，居住面积没有如实填写，自住房屋（）间和建筑面积（）平方米全是空白。拆迁安置协议是8月8日签的，房屋租赁合同却是7月1日。更离谱的是，我的平房是94年拆的，房价款领收凭证竟然是89年开具的，提前了5年！我已73岁高龄，没有时间再被新地公司继续愚弄、敷衍、拖延下去，2013年12月为了获取确凿的证据，我去市规划委和丰台区房管局查询丰台区xx路xx号院xx号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产权登记，证实新地公司的安置房从1993年施工到现在一直没有任何合法手续、也没有房产证，我被新地公司骗到丰台泥洼路非法安置20年。被拆迁房屋产权为个人所有，我方要求就房屋进行产权调换，但现安置的房屋7号楼并无产权，规划蓝图上并无信息，无法上市，涉案合同构成欺诈。故我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五十四条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我与新地公司于1994年8月8日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简称拆迁安置协议）无效；2、诉讼费由新地公司承担……经审理查明：1994年8月8日，新地公司（拆迁人、甲方）与周杰（被拆迁人、乙方）签订了拆迁安置协议，约定：甲方对乙方的房屋进行拆迁，乙方房屋为西城区xx路xx街xx号，正式住房5间，居住面积59．5平方米，有正式户口6人、应安置人口9人；直接安置地址丰台xx街xx路xx号、yy号，房屋5间，居住面积65．9平方米。上述协议书仅约定甲方应为乙方办理有关房屋进住手续，而对安置房屋的产权性质及归属无明确约定。周杰与新地公司分别于1994年7月1日、2014年6月16日签署《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房屋产别：自管），约定由周杰承租丰台区xx街xx路xx号（现为北京市丰台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号）房屋3间，总使用面积65．3平方米。原审审理中，周杰提交了其为产权人的产权证复印件一份，该产权证复印件载明周杰系被拆迁房屋的产权人。新地公司提交了‘关于《二龙路地区拆迁安置办法》的请示’等证据材料证明其依法进行拆迁安置。周杰称新地公司至今未为上述拆迁安置房屋办理产权证，新地公司承认上述安置房屋至今未办理产权证，但是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明确表示其接受涉诉拆迁项目时，涉诉拆迁安置房屋已经由原拆迁公司等单位建成，并作为二龙路拆迁项目的拆迁安置房申报审批；新地公司接手后，于1994年办理了后续拆迁审批手续，并将包括周杰在内的40余户被拆迁人安置于丰台区xx路xx号院xx号楼，居住使用至今；新地公司称，本案诉讼过程中已将相关情况向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反映和汇报，并提出：参照丰台区xx路xx号院其他楼宇的解决办法，由新地公司向政府各主管部门申请，完善规划手续，并办理相关的土地、房屋等产权手续；目前，新地公司正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启动相应手续的办理程序。”周杰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21887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京03民终119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载明：“周杰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周杰的一审诉讼请求，即1、撤销周杰与新地公司签订的《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2、新地公司返还周杰xx路xx街xx号私房的拆迁补偿款。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地公司承担……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周杰主张新地公司在拆迁安置时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能否成立，其能否据此要求撤销合同。根据法院已查明的事实，周杰与新地公司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时，对安置房为现房安置，且明确了安置房的座落及房号，其中未对安置房屋的性质作出约定，亦未约定周杰的安置房在将来能够取得房屋产权等内容。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北京市丰台区xx路xx号院xx号楼因未经规划部门批准为违法建设，并责令限期拆除。涉案楼宇已经存在二十余年，产权证无法办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行政部门关于违法建设的认定在协议签订之后作出，再结合双方的协议内容，不能就此推导出新地公司在签订《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时对周杰实施了欺诈行为。故周杰认为新地公司对其安置的房屋是违法建设，对其实施了欺诈行为，本院不予采信。因新地公司的欺诈行为难以认定，故周杰以受到欺诈为由要求撤销合同并就已拆除的西城区xx路xx街xx号房屋要求拆迁补偿的依据不足，本院不支持。此外，因双方协议未对安置房屋的性质加以约定，故周杰主张新地公司以未取得产权的房屋进行安置显失公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周杰已与拆迁单位新地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且该协议书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已安置补偿完毕，周杰基于被拆迁房屋的相关权益已得到解决，周杰、周倩要求对涉案房屋拆迁实施作价补偿无事实根据，且被诉《答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对周杰、周倩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对于周杰、周倩的起诉，本院应当裁定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周杰、周倩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已交纳），于本裁定生效后全部退还原告周杰、周倩。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孙 茜审判员 管学雅审判员 李建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温晓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