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9民初5301号原告：王某2，男，1956年5月13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1（王某2之妻），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王某3，男，1962年11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被告：王某4，女，1986年2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延庆区。上述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晨杰，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王某2与被告王某3、王某4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王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某1、王某3、王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晨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王某3及王某4连带给付王某2拆迁款278924.2元。事实与理由：王某1及曹某1夫妻共有三个子女，即王某2、王某3、王某5。王某1夫妻生前在北京市延庆区××镇××村××号（简称××号院）有一处房产，现王某1及曹某1均已去世，该房产已经被拆迁，有关拆迁款被王某4占有。王某3辩称，不同意王某2的诉讼请求，父母生前已经将××号院的房屋分给了王某3，该处房产属于王某3的财产，并不存在父母的遗产。另外，王某3于2003年将××号院房屋卖与他人，王某2就已经知晓，2005年王某1去世，2016年王某3将房屋要回，在此期间王某2从没有主张过权利，其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王某2的诉讼请求。王某4与王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1.王某1与吴氏是夫妻关系，吴氏为王某2的姑姑，因为吴氏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王某1及吴氏在王某2三个月时将其收养，王某2约四岁时，吴氏去世。后王某1与曹某1结婚，曹某1当时为再婚，与王某1结婚时曹某1将与前夫所生子女张某1及张某2带来与王某1共同生活，当时张某1五岁，张某2三岁，张某1及张某2与王某1形成扶养关系。王某1与曹某1婚后生育一子一女，即王某3与王某5。1995年曹某1去世，2005年王某1去世。张某2与徐某1为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徐某2、徐某3两个子女，2017年张某2去世。经询问，张某1、王某5、徐某1、徐某3、徐某2均表示，即便××号院的房屋有王某1及曹某1的遗产，亦放弃相关权利，不再参加诉讼。2.王某1全家原在××村××号院居住，期间王某2申请获得××号院宅基地，王某3与王某1申请获得××号院宅基地。1981年在村干部主持下，王某1为王某3及王某2就××号院分了家，王某3与王某2各分得两间房屋。其后王某2建房另住，王某3、王某5、张某2及父母将王某3在××号院分得的房屋拆除，另外在××号院建北房四间加一过道居住。1981年12月30日王某1夫妻在村干部闻某1的见证下为王某2及王某3出具分单一份（二人各执一联），王某2称在王某1交给其分单后，王某2夫妻并不接受该分家结果，将自己的分单交回王某1。该分单内容为：“立字据人王某3因和哥哥王某2协商，自愿分居，分得东房两间、驴棚一间半，盖新房都已拆掉。家中榆树一棵，檩条五根分给王兴，因家盖房用了，王某2不再负担父母寿木，由王某3负担。为了父母生活，王某2每年给父母生活费70元，父母在世一人，王某2每年给生活费35元。各种家产都已分妥，以后不再闹纠纷。”其后，王某3在该院建西房两间。3.王某5、张某2出嫁后，王某3与王某1、曹某1一直在××号院共同生活，王某1居住在北房西侧两间，王某3居住在北房东侧两间。约1995年，王某3申请了一处宅基地，即××号院，1995年曹某1去世后王某3搬到××号院居住，王某1一人在××号院居住，后王某1也搬到××号院与王某3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王某3与王某1分别就××号院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其中王某1使用权证记载建筑面积32.16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249.7平方米，分摊面积124.85平方米，备注栏显示：有居住权；王某3使用权证记载建筑面积36.18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249.7平方米，分摊面积124.85平方米；二人的使用权证平面图显示：王某1的房屋为北房四间中的东头两间，王某3的房屋为北房四间中的西头两间及过道。期间，原××号院由王某2建房占用。4.2003年1月8日，王某1在村民张某1及村干部陈某1的见证下，为王某3出具遗嘱一份，该遗嘱为陈某1代书，内容为：“由于我近些日子身体越来越坏，为了今后我过世后避免兄弟姐妹之间闹纠纷，特立遗嘱。1.在我名下有北房两间，西房两间和其子王某3名下北房两间，全归我儿子王某3所有。2.我所拥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全归我儿子王某3所有。3.王某3的兄弟姐妹如有异议，以此为证。”针对该遗嘱的真实性，本院询问了代书人陈某1，陈某1认可该遗嘱的真实性。王某2对陈某1的陈述表示认可。5.2003年12月1日，王某3和王某1与徐某4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二人将299号院的房屋卖给徐某4，价款4万元。经询问，王某2之妻称当时知道王某1和王某3将299号院卖给他人的事，虽然有意见，但考虑到家庭和睦，没有提出异议。2016年2月1日，经本院调解，本院作出（2016）京0119民初167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上述买卖协议无效，徐某4将299号院返还给王某3，王某3一次性给付徐某4、徐某5房屋补偿款29万元。6.2019年1月10日，王某3及其女儿王某4就××号院分别签订拆迁合同。其中王某3就299号院的西半部分签订合同，王某4就东半部分签订拆迁合同。庭审中，双方就以下事实分歧较大：关于××号院为何办理两个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问题，王某2认为父母曾说过要保留北房西头两间自住，该两间属于父母遗产，其余的北房东头两间及西房两间已经分给了王某3，待父亲去世后，王某1名下的两间房屋按照哥东弟西，由王某2及王某3分割。庭审中，经核实，王某2根据王某1的土地使用权证又认为东头两间及过道的一半为父母的遗产。另外，经询问，王某2亦称，当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可能存在宅基地面积过大，需要另行交税的情况。王某3则称，1981年父母已经为王某3与王某2分了家，当时××号院已经建成，其后该院房屋已经是王某3的财产，并不存在父母的遗产。在××号院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时，听说宅基地的面积较大的要交税，所以办成两个证可以不交税。2003年王某1出具遗嘱，并不是说明王某1在××号院有遗产，而是因为该院存在两个使用权证，王某1为防止今后王某3兄弟姐妹之间为房产闹纠纷，特别立下遗嘱说明××号院的房屋都归王某3所有。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看待1981年12月30日的分单，对此本院考虑以下因素：1.根据该分单形成的背景来看，该分单形成时，王某1已经就140号院为王某2、王某3分了家，××号院的北房已经建成，其中王某3在××号院分得的房屋拆下的材料已经用于建造××号的房屋，分家的事实已经形成；2.××号院原为王某1夫妻财产，王某1为王某2、王某3分家，曹某1也知道该情况，王某1夫妻单方表示即可，虽然王某2称又将分单交回王某1，不影响该分单的效力；3.从分单的内容来看，该分单包含了财产分割、父母赡养等事宜，明确说明“各种家产都已分妥，以后不再闹纠纷”，可以推定××号院新建房屋已经分给王某3，其后如没有相反事实，不能改变王某3对××号院房屋的所有权；4.从王某3与王某1共同生活的情况来看，王某1夫妻长期与王某3共同生活，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期间王某1与王某3就××号院的房屋再进行过分割，双方只是在居住位置上有所固定。5.从两个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法律效力分析，该证并不具有创设物权的效力，王某1与王某3对××号院的权利分配仍应当依据1981年的分单作为双方的权利基础。根据王某2的陈述，王某1生前说“自己留两间房屋”，该两间房屋指的是王某1生前所居住的北房西头两间，但在庭审中王某2又将该两间房屋视为东头两间，进一步说明王某1与王某3并未对房屋进行分割的事实；6.从2003年王某1所立遗嘱的内容分析，王某1表述的内容为“在我名下北房两间”，本质上指的是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王某1两间房产，并不必然推定王某1将该两间房屋视为自己所有，结合其家庭历史及立遗嘱的目的分析，王某1的目的在于，因为该院办理两个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存在引起继承纠纷的潜在风险，为避免去世后其子女为房产闹纠纷，进一步对家庭××号院的房产进行说明，本质上也是对1981年王某1为王某2及王某3分家的事实再一次确认。故该遗嘱对××号院房产的表述，实际上是王某1生前对以往家庭房产权属的确认，而非对自己房产作出的处分。即便按照王某2所言，王某1名下家庭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东头两间房屋及过道属于父母遗产，1995年曹某1去世后，上述房屋即发生继承，但至2003年王某1及王某3将××号院房屋卖与他人，王某2就已经知情，其对母亲的遗产部分进行继承即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其后历经王某1去世，房屋被王某3于2016年通过诉讼要回等重大事项，直至房屋被拆迁后王某2才主张权利，其对母亲曹某1遗产的继承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其对王某1遗产的继承因为王某1留下的有效遗嘱亦丧失继承权。结合以上论述，不论涉案房屋已经分给王某3，抑或属于遗产，王某2要求继承均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484元，由王某2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赵永攀人民陪审员  帅丽宁人民陪审员  白书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 助理  王 华书 记 员  池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