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212民初17460号 原告：蒲朝军（系汪四华丈夫），男，196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原告：蒲秀刚（系汪四华儿子），男，198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原告：蒲秀举（系汪四华儿子），男，1993年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志伟，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蒋霞，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住所地：宁波市中山东路377号；中山东路319号。 法定代表人：张益明，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帅军，浙江欧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与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宁波市第二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郑燕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因案情疑难复杂，本案转入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对宁波市第二医院的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又因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以下简称九〇六医院），故本案被告名称变更为九〇六医院。本案于2019年6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及其委托代理人蒋霞，被告九〇六医院委托代理人张帅军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未达成和解方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起诉称：2016年12月10日19时，患者汪四华因“上腹部及肩背部疼痛1小时”到被告处就诊，被告诊断为“急性胃炎”，予抑酸、护胃治疗未缓解，嘱三天后复诊、择期胃镜检查。汪四华回家后，23时左右突发四肢无力，因120距离远拨打110后于23时42分被送至宁波市第二医院急诊，后患者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浙江省医学会鉴定，被告对汪四华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该过错与汪四华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次要。故要求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768.12元、死亡赔偿金1202680元、丧葬费35390元、交通误工住宿费5000元，合计1245838.12元中的40%，计498335.25元；二、被告赔偿原告鉴定费650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两项合计554835.25元。 被告九〇六医院答辩称：一、被告的诊疗行为无过错。患者汪四华到被告处就诊，经治疗后腹部疼痛明显缓解，患者及家属要求离院。根据患者当时情况，被告医生建议患者次日早晨复查心肌酶谱，尽早行胃镜检查，并告知患者如有不适立即来院复诊。被告的医疗过程符合《医疗护理操作常规》及相关法规。二、如果认为被告的诊疗行为有过错，由于原告是因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而死亡，该疾病即使明确诊断出也难以治疗，本就预后差、死亡率高，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因此被告的过错与患者最终的死亡后果之间也无因果关系。三、患者是工伤死亡，工亡赔偿案件已进入法院强制执行阶段。原告不能重复主张赔偿。四、原告的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标准，主张的精神抚慰金过高。 本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患者汪四华（1971年3月8日出生）因“上腹部及肩背部疼痛1小时”于2016年12月10日19时就诊于被告医院（当时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被告医院予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上腹部CT及静滴。经普外科会诊、呼吸科会诊、消化科会诊，最后一条病历记录为“22:15予配泮托拉唑及康复新液口服。明日复查肌钙蛋白、择期胃镜手术”。然后患者回家。当晚23时左右，患者左侧肢体麻木，于23:43被送至宁波市第二医院（以下简称宁波二院）急诊。宁波二院予多项检查与抢救治疗，02:38，宣布汪四华死亡。 2017年5月21日，浙江省病理、尸体解剖中心尸体检验报告病理诊断，汪四华“1.动脉粥样硬化症，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3.中度心肌脂肪浸润，4.多脏器自溶”，“主动脉弓-胸主动脉巨大夹层动脉瘤，继而破溃形成巨大血肿和急性心包填塞是导致被鉴定人汪四华急性猝死的直接原因”。 针对被告医院与宁波二院对患者汪四华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过错比例问题，本院在诉前登记阶段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了鉴定。2018年11月20日，浙江省医学会作出浙江医鉴【2018】13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认为患者因“上腹部及肩背部疼痛”到被告医院就诊，被告对患者疾病认识不足，未考虑心血管疾病，未遵普外科会诊意见进一步行胸部CT检查，未请心内科、胸外科专家会诊，未向患者及家属进行患者疾病状况及离院的书面告知等，存在漏诊、漏治、延误治疗。“结合尸检报告，本例患者死亡系主动脉夹层破裂、心包填塞、休克所致。主动脉夹层在临床非常凶险、死亡率极高、抢救成功率极低，即便及时诊断手术存活几率也极低，且该患者发病时间短、症状不典型，临床诊断确有一定的困难。患者自身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造成其死亡的主要原因，医方一（即被告）的过错与患者死亡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医方二（即宁波二院）诊疗过程符合规范，无过错”。最终的鉴定意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三医院在对患者汪四华的诊治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宁波市第二医院在对患者汪四华的诊治过程中不存在医疗过错。原告预付鉴定费6500元。 为治疗汪四华疾病，支出医疗费2767.52元。汪四华死亡前，在宁波市江东绿洲娱乐餐饮有限公司从事保洁工作。根据社保部门的《养老保险一次性待遇支付核准表》，汪四华外来务工月数38个月，汪四华丈夫即原告蒲朝军已领取包括丧葬费4500元、抚恤金10000元在内的一次性待遇27392.85元。2017年6月26日，经本院调解，就汪四华的工亡赔偿问题，本案三原告与宁波鄞州绿洲娱乐餐饮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宁波鄞州绿洲娱乐餐饮有限公司赔偿三原告工亡赔偿金30万元。之后宁波鄞州绿洲娱乐餐饮有限公司未履行该调解协议，原告已申请强制执行。 以上事实，有浙江医鉴【2018】138号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医疗费票据、亲属关系证明、浙江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养老保险一次性待遇支付核准表、（2017）浙0212民初3194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明。 对原告的各项合理损失，本院认定如下： 一、医疗费：根据票据，本院确认为2767.52元。 二、死亡赔偿金：汪四华生前长期在宁波市从事非农行业，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可按城镇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按照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确认为1202680元。 三、丧葬费：依照司法解释，本院按2018年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确认为35390元。 四、交通误工住宿费：因汪四华死亡，家人亲属确会产生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本院酌情确定为5000元。 五、精神抚慰金：患者汪四华已死亡，给三原告造成巨大精神痛苦，因被告的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死亡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原因，故本院酌情确定为15000元。 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汪四华因“上腹部及肩背部疼痛”到被告医院就诊，被告对患者疾病认识不足，未行胸部CT检查，未请心内科、胸外科专家会诊，未向患者及家属进行患者疾病状况及离院的书面告知，存在漏诊、漏治、延误治疗，有过错。对责任比例，参考鉴定意见，患者自身疾病凶险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被告的医疗过错在造成患者死亡后果的原因力中为次要原因，故本院确认被告承担总损失中的30%。对原告的损失范围，本院已确认为医疗费2767.52元、死亡赔偿金1202680元、丧葬费35390元、交通误工住宿费5000元、精神抚慰金15000元。被告提出原告已在工亡赔偿中获赔的金额不能在本案中重复赔偿，对此意见本院认为，患者在劳动关系中享有的权利不能减轻被告作为侵权方所需承担的侵权责任，因此，无论原告在工亡赔偿中是否获赔、获赔多少，与本案被告需承担的侵权赔偿金额无关。故被告应赔偿原告的金额为388751元【（2767.52元+1202680元+35390元+5000元）×30%+15000元】。鉴定费6500元，本院在诉讼费负担中列明。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赔偿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各项损失合计388751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9348元，由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负担2217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负担7131元。鉴定费6500元，由原告蒲朝军、蒲秀刚、蒲秀举负担3250元，被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院负担3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燕 人民陪审员  忻红娣 人民陪审员  王亚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代书 记员  翁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