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9民终129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1，男，1969年7月8日出生，汉族，山西省岢岚县人，住岢岚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惠胜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岢岚县阳坪乡。法定代表人：曲某1，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山西联合中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某2，男，1955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6号3号楼5单元2201号。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岢岚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9民初9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上诉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某、曲某2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于双方交易的吨数及运费认定错误，运费单价不可能是除不尽的数字；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支付158627.8元是运费错误；三、被上诉人摘取一部分账务资料进行计算，其计算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四、一审判决认定“运费单价平均值约为9.7元，介于原告提供的2013年12月3日运费结算单中运价8元与运价10元之间，与当时的市场行情相匹配，足可以说明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某1在2014年1月底之前的运费均已结清。”一审判决书对运费单价的计算、对煤款及运费单价的计算，均违法日常生活经验和交易习惯，不符合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本案的关键事实是被上诉人2014年5月26日支付给上诉人的100万元如何定性，一审判决书认定是不当得利，被上诉人起诉时以借款起诉，银行回单记载是“货款”。一审判决忽略了如此互相矛盾的“定性”。二、本案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一审法院适用了举证责任倒置，认定由上诉人承担举证不利后果错误，在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情况下不应支持被上诉人的请求。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述请求。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答辩人在原审中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以及答辩人在庭审中认可的事实和法庭调查的事实，足以证明上诉人取得100万元不当利益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提出原审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仅仅是简单的否认和对原审判决的曲解，其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本案构成不当得利。本案答辩人在原审中以借款纠纷提起诉讼，原审法院将上诉人高某1取得的100万元认定为不当利益，认定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关系，该认定符合我国《民法总则》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三、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答辩人是在2018年整理财务资料过程中发现上诉人多得100万元的事实，按照我国《民法总则》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的规定，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开始计算，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1000000元，并支付从2014年5月27日至实际还清全部借款之日的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赚取运费，截止2014年1月底，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616车，合计16414.52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12月4日、2014年1月20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高某1支付运费158627.8元。2014年2月，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某1未发生经济往来。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赚取煤差价及运费。其中2014年3月，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308车，合计7736.78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3月14日、2014年3月17日、2014年3月26日、2014年4月4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高某1支付煤款及运费1527284元。2014年4月，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249车，合计6224.02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9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高某1支付煤款及运费1265678元。2014年5月，被告高某1为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52车，合计1615.44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通过转账方式交付被告高某11000000元，该笔款项转账款项支出确认单、转账支票存根记载是借款，工商银行业务回单记载是货款。2014年6月，被告高某1未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煤炭，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高某1支付往来款337961.4元。2014年7月4日，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预付被告高某1煤款及运费1000000元，被告高某1向原告供应中煤441车，合计10995.32吨。2014年8月初，被告高某1从已供应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的441车中煤中拉走214车，合计拉走6177.7吨。被告高某1在2014年7月份期间实际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227车，合计4817.62吨。综上，被告高某1在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期间，共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836车，合计20393.86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共向被告高某1支付各项费用5130923.4元。一审法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之间的结算单能够充分说明被告高某1为原告供应中煤仅是赚取运费，从被告高某1的供煤量及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的付款金额来看，其单价平均值约为9.7元（158627.8元÷16414.52吨≈9.7元），介于原告提供的2013年12月3日运费结算单中运价8元与运价10元之间，与当时的市场行情相匹配，足可以说明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某1在2014年1月底之前的运费均已结清。原告提供的结算单能够充分证明被告高某1从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之间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是赚取煤差价及运费，从被告高某1在2014年3月、4月的供煤量及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在2014年3月、4月的付款金额来看，其单价平均值约为200.1元（2792962元÷13960.8吨≈200.1元），介于原告提供的2014年3月14日结算单中载明的运价煤单价之和（197元）与2014年4月9日结算单中载明的运价煤单价之和（205元）之间，可以说明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高某1在2014年3月与2014年4月之间的款项已经结算，在此期间，双方钱货两清。2014年7月，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向被告高某1预付煤款及运费1000000元，被告高某1向原告供应中煤4817.62吨，平均值约为207.6元，与原告记账明细中单价206元相近，且被告高某1拉走部分中煤后还剩余227车，能够充分说明原、被告在2014年7月间的煤款及运费已经结清。2014年5月、2014年6月，被告高某1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供应中煤1615.44吨，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向被告高某1支付1000000元（该款记账为借款）、于2014年6月10日向被告高某1支付往来款337961.4元。2014年6月10日往来款337961.4元在账面上虽不能体现支付的是哪笔煤款及运费，但根据原、被告的经济往来明细、交易习惯，并结合该款与中煤1615.44吨的平均值209.2元，能够充分说明2014年6月10日337961.4元是用于支付2014年5月1615.44吨中煤的煤款及运费。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在2014年5月26日向被告支付的1000000元在2014年5月至2014年6月之间的应付煤款中不能体现。综上，根据被告高某1给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发运中煤数量及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的付款情况，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2014年5月26日付给被告高某1的1000000元款项并不是应付款，系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给被告高某1的一笔超付款。被告高某1从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处获取1000000元利益具有高度可能性，故认定被告高某1向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取得1000000元利益的事实存在。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被告高某1向原告取得1000000元利益是基于借款关系还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但被告高某1获取1000000元利益与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遭受1000000元损失的事实存在，故认定原、被告之间构成不当得利关系，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有权要求被告高某1返还不当利益1000000元。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开始起算，被告高某1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其遭受1000000元损失的时间，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故对被告高某1提出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经过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高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1000000元。二、驳回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91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负担3016元，被告高某1负担12900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中，上诉人高某1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3、4、5：煤炭运销单位、个人、中介的书面证词，拟证明:煤炭买卖煤价和运费的单价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价，没有角分零头。证据6：银行转账流水，付款人曲肖宾，收款人是高某1，共四笔转账记录，合计3717305.04元。证明目的:天海公司向高某1转账支付煤炭价款和运费，说明高某1只赚运费的认定是错误的。证据7：2014年1月20日天海付款通知单，由高某2、ㄠ世刚、曲肖宾的签字，付款金额是175855.04元。拟证明：高某1并非只赚取运费。证据8：高某1农行银行卡转账凭条6笔，合计6972330元；证据9：ㄠ世刚的证明。证据8、9拟证实：高某1通过卡卡转账转入鑫宇公司财务张秀云的个人账户用以支付鑫宇公司煤款。进一步说明高某1给天海公司所上的煤炭是从鑫宇公司购买的，煤款是高某1支付的，而不是天海公司支付的。证据10：银行回单，拟证实：2014年5月26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银行汇款100万元，回单备注是“货款”。被上诉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1-5不予认可，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一部分单位、个人证明不能代表当地的交易习惯；认为证据6证明昊东公司总经理曲肖宾支付高某1煤款3710073.05元，且单价高于当时岢岚的中煤价格；对证据7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煤款是通过昊东公司总经理曲肖宾支付的；证据8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不能证明高某1从鑫宇公司买的煤全部运销到被上诉人处，只认可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间经过法庭对账，双方认可的吨数；不认可证据9中证人的说法，认为证人高某2、ㄠ世刚跟上诉人有利益冲突，证言不应采纳；对证据10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高某1之间发生多笔煤炭买卖事实，现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主张向高某1支付的2014年5月26日100万元并非往来货款，属于不当得利，要求予以返还，并提交双方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交易期间的过磅单、结算单、交易流水等相应证据。本院对争议焦点具体作出评述如下：一、关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高某1是否仅仅赚取运费的问题。根据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与高某1之间《运费结算单》及《过磅单》，双方均认可在此期间共拉运煤炭16414.52吨、结算运费158627.8元。从结算单内容来看，双方仅对高某1拉运的吨数、运费单价、运费总额作出约定，并未涉及煤款的问题。又根据高某1提交的银行流水及《天海付款通知单》可知，曲肖宾作为山西昊东煤炭集运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代表公司已向高某1支付了3717305.04元煤款。因此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向高某1仅赚取运费正确。二、2014年3月至7月间，双方经核对过磅单与银行流水，均认可在此期间共拉运煤炭20393.86吨、结算煤款（含运费）4130923.4元，所结算款项既包含煤款也包含运费。经本院核实，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所付款项流水与高某1签字确认的《结算单》、《过磅单》能够对应，可以认定2014年3月至7月间，双方的货款已经结清。综上，本院能够认定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已支付高某1的运费、煤款均符合市场行情，也符合双方约定的运费及煤炭单价，证实双方煤款及运费已经结清，从而能够得出2014年5月26日高某1所得100万元并非双方买卖煤炭货款的结论。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虽将该笔汇款在账务中记入“借款”，但缺乏其他事实佐证，高某1也不予认可，认为属于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应付的货款，可见高某1所主张的事实能否成立、取得该款是否有合法依据是判断该笔款项性质的关键，对此举证责任在于高某1。如前所述，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已经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所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该款确不属于货款，高某1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理应有相应证据，常见的如买卖合同、过磅单等证实自己主张，但其所提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未达到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其不当利益。”依上述规定,高某1取得该100万元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构成不当得利，原审判决高某1返还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100万元并无不当。关于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山西天海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表示其在2018年整理账务时了解到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后提起诉讼，自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到起诉之日未满三年，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高某1以诉讼时效作为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高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高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高锋审判员  聂瑞婷审判员  张 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