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9民终118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雷某，女，1956年9月9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男，1954年3月11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某，山西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男，1967年7月18日生，汉族，山西省太原市人，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山西友晨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雷某、肖某因与被上诉人郭某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繁峙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4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雷某、肖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冯某，被上诉人郭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雷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雷某已付清80万元股权价款，被上诉人郭某所诉欠款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上诉提交的“股金收据”可以证实因公司经营困难，上诉交付了公司112万元是上诉人交来的“股金”（包含上诉人80万元，和代另一股东高新泉交的32万元）。上诉人将股权价款注入公司以救活企业，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公司经营困难现状，是共同的合意。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说应将价款付给其个人，并没有事实依据，如上诉人未付清股权转让款，被上诉人不可能同意上诉人分文未付便成为股东，享受选矿厂的股东权益，更不可能过了13年直到2017年才起诉。2004年之后被上诉人又转给上诉人10％的股权，如果上诉人连上次股权转让款都没付清的无赖，被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同意这次股权转让。二、被上诉人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被上诉人陈述后期委托证人陈某2其催要欠款，不是事实，即使按证人陈某1的陈述，其向肖某催要过欠款，但肖某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向其主张没有意义。且证人陈某1陈述是在2008年10月14日《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签订时最后一次见肖某，即使向肖某催要过，且不论肖某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催要是否有效，其主张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三、关于上诉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原一审缺席判决，当事人并没有行使权利的机会，且在第一次参加诉讼时（原二审开庭）就已提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缺席判决是因为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地址信息未变更的情况下公告送达，致使上诉人完全不知情，无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所以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的判决缺乏法律依据，法律适用错误。肖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肖某主体不适格，与本案无关。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协议均署名雷某，肖某并非合同相对人。二、公司的登记股东是雷某，并非肖某。三、肖某并非涉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郭某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雷某并未付清郭某股权转让价款80万元。被上诉人郭某、上诉人雷某、高新泉于2004年2月5日签订了《宏伟选矿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下简称“股转协议”）约定，雷某以80万的价款受让郭某持有的宏伟选矿公司30%的股份，且随后各股东及股份情况都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郭某已经履行了协议义务，雷某作为《股转协议》受让股权的主体，至今未向郭某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除此之外，《股转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认购股权费人民币捌拾万元”，依据本条约定，郭某是接收股权转让款的唯一主体，雷某只能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郭某，而不能支付给郭某之外的任何其他主体。其次，雷某未提供宏伟选矿公司的财务帐簿以及银行流水，更不能证明公司收到了该款项。再次，雷某声称，因宏伟选矿公司2004年经营困难，郭某才转让股权的，且授权将股权转让款投入到公司。但本案为股权转让并非增资入股，因此上诉人以上说辞根本不符合常理。且郭某转让的股权之前，宏伟选矿公司的注册资金已经实缴到位，股权转让款作为郭某个人财产，理所应当支付给郭某个人。二、郭某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发回重审虽然适用第一审程序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重新编排案号，但是它不是全新独立的审判程序，而是原一审、二审诉讼程序的延续，并共同构成案件完整的审理过程。所以，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怠于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将会在整个诉讼程序中产生失权的法律效果。试想如果在案件审理一审、二审阶段，当事人均不提诉讼时效抗辩，在重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法院若予以支持的话，这将会严重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本案中，原一审以及二审中，雷某、肖某均未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应视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放弃。依据以上法律规定，现进行的重审一审程序中，雷某、肖某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已经超过最高法院前述规定期限，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郭某、雷某、高新泉于2004年2月5日签订了《股转协议》，协议中对雷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并没有约定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就本案中，《股转协议》中并没有约定雷某向郭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期限，且在郭某向雷某、肖某索要股权转让款时，二上诉人并没有明确表明不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此，本案中郭某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直到2017年7月31日郭某向繁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才开始计算，郭某要求被告支付股权转款并未超过诉讼时效。郭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偿付拖欠的股份转让款80万元，利息4.2万元（从2015年10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到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全部负担。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2月5日，原告郭某与被告雷某及高新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即原告自愿将宏伟选矿有限公司30%的股权以人民币80万元转让给乙方，即本案被告雷某，另30%的股权以人民币80万元转让给丙方高新泉。其中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认购股权费人民币捌拾万元。2004年2月12日该公司向繁峙县工商管理局提出变更股东申请，次日该申请被核准，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变更登记后该协议生效。2004年4月23日公司四位股东签订补充协议，5月11日该公司印章交于雷某。2006年12月公司股东内部股份转让，2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雷某。2007年5月23日繁峙县宏伟选矿有限公司变更为繁峙县马家背锌铜矿有限公司，2008年8月被告肖某作为该公司股东全股代表与山西金德成信矿业有限公司签订整合补偿协议书。原告主张被告应当偿付拖欠的股份转让款80万元，利息4.2万元（从2015年10月15日至2017年7月31日），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到付清之日；被告主张2004年2月18日至2004年10月21日交给公司112万股金，其中包括被告应支付的80万股金转让款，债务债权关系已消灭。2008年10月14日公司四位股东签订《繁峙县马家背锌铜矿有限公司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第4条“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债权债务，今日起一笔取消，互不负债”，且原告诉讼已超诉讼时效。原告认为，该协议是签过，但因分配协议完全没有履行，根据第3条“上述补偿款在资源整合方认可、交清处理完遗留事宜后，款到位时生效”，并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是否已支付股权转让金？二、根据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第4条，股东间的债权债务是否一笔取消，互不负债？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关于焦点一，原告郭某、被告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对合同签订方均具约束力，在股权变更登记后被告应当依约向原告郭某支付股权转让金80万元。被告所举盖有“山西省繁峙宏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收据证实其已将股权转让金交给公司。对此原告予以否认，且无证据证实股权转让金接收方双方另有约定，无法证实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金，故对被告的辩解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出庭证人陈某1的证言，以及被告的陈述，公司股东签订的《资源整合补偿分配协议》并未全面按协议履行，被告主张缺少事实、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被告在原一审中未提出时效抗辩，在发回重审后当庭提出，超过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诉讼时效规定的行使期限，对此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应当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执行，给付原告股权转让金；关于原告诉请利息因双方未约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雷某、肖某在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郭某股权转让金人民币80万元。二、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20元，由被告雷某负担11800元，剩余420元由原告郭某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中，证人段某证明，其为山西繁峙宏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共陆续收到雷某、高新泉交来的160万元，并由公司出具收据，听说是由于公司经营困难，雷某、高新泉将该款交至公司。本院认为，郭某与雷某之间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法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依照协议约定，雷某应向郭某支付股权转让款80万元。从雷某持有的收据及证人的陈述可知，雷某已将该款以“股金”的名义实际付至山西繁峙宏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账户，现有证据无法得出雷某已经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的结论，但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认购股权费人民币捌拾万元”的约定，在2004年2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雷某应即时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郭某主张股权转让款的诉讼时效应自2004年2月5日开始起算，郭某没有证据证实在2008年之后曾向雷某主张该款，未发生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事由，可见郭某因怠于行使权利，在2017年向繁峙县人民法院起诉时，已经超过了当时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关于雷某、肖某在发回重审期间是否具有诉讼时效抗辩权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中雷某、肖某在原一审期间因缺席审理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是在原二审和发回重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主张诉讼时效的抗辩应予采纳。理由如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发回重审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情况下，发回重审案件中当事人依法享有一审普通程序应有的诉讼权利，雷某有权在发回重审期间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原审法院在邮寄送达不能情况下，未穷尽直接送达手段，即直接公告送达，违反适用公告送达程序的法定条件，其缺席审判剥夺了雷某答辩的诉讼权利，在原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原因不应归责于雷某。综上所述，雷某关于郭某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山西省繁峙县人民法院（2019）晋0924民初122号民事判决；驳回郭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35820元由郭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连林梅审判员  聂瑞婷审判员  张 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赵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