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6民初19934号原告深圳市星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进二路中粮锦云3栋2201室。法定代表人张才。委托代理人柳森晓，广东驰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2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0065288。法定代表人余建根。委托代理人郭翟宇，广东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谭强，广东海能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杨继勇，男，汉族，1981年12月15日出生，户籍地址广西宾阳县，原告深圳市星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第三人杨继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经审理于2018年5月8日作出判决，被告不服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刘定宏、人民陪审员李平静、杨明畅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被告委托代理人及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是从事销售北斗定位设备业务的公司。2017年8月23日至26日，原告为被告的营运车辆安装了135套北斗定位设备，总价款117900元，并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在“费用报销单”上对应付款金额签字确认，但却借口产品不符合使用要求拒绝付款。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1215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本案争议焦点：1、原、被告双方到底有无达成买卖合同的合意；2、本案原告到底有无履行车载卫星定位安装与入网的资质和能力，及如果原告不具备资质和能力，被告是否可能向其购买设备。针对第1点，被告再次声明，因为本案的所谓设备买卖，原、被告双方及第三人及案外人广东星软集团公司已经过历时不下七、八次诉讼和开庭，有可能还要经历七、八次的开庭。被告每次开庭都陈述没有与原告达成买卖合同合意，也不可能向其购买设备，被告新提出一点，以常理推断，被告作为一家在国际国内具有知名品牌效应的物流快递企业，怎么可能不签订书面合同就购买如此重要的设备。该设备关乎道路运输安全等重大的公共利益，更不可能向没有入网能力的公司购买设备。不论其是什么关联公司还是个人，结合本案第三人在安装上述设备时是广东星软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本案的真实情况如何已经呼之欲出。被告认为，被告本次提交的罗湖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将本案的事实法理阐述的比较清晰，被告恳请法院公正判决。第三人述称，第三人之前是广东星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同时也是深圳星软车联网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深圳星软是星软集团授权成立的，广东星软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星软是关联公司。第三人负责广东星软公司的平台运营服务，广东星软公司从未销售过北斗行车记录仪设备，只负责平台运营服务。2017年8月从工作中了解到被告需要采购一批北斗行车记录仪设备，第三人就安排张才与被告进行业务洽谈，后由张才代表深圳星软向被告送了266台北斗行车记录仪，并由被告员工安装至车辆上。经核实运营正常，应被告要求填写费用报销单需要原告法人签字确认并开具发票。由于原被告法人孙林平索要回扣，导致中止付款。经审理查明，案外人上海中通吉速递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通吉公司）与杭州星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星软）于2011年8月6日签订GPS车载终端产品采购与入网服务合同，约定由杭州星软向上海中通吉公司提供GPS定位终端产品及相关服务产品，双方约定的产品及产品服务为：1、八年套餐为八年金牌服务、XR6088-GA7-B型GPS车载终端、星软GPS定位监控嵌入式软件V2.0、20MB/月的GPRS定位数据流量，数量8000台；2、基础安装为全国上门安装，价格为100元/台，数量为8000台；3、软件为免费。星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软集团）于2005年10月24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杨剑，登记住所地为杭州市西湖区××东部软件××大厦××室。广东星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软）由杭州星软于2014年5月19日投资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杨剑。案外人杨继勇与广东星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软）于2015年2月2日签订期限从2015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劳动合同，**与广东星软签订期限从2014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16日的劳动合同。案外人李倩与星软集团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星软上海分公司）签订期限从2016年11月12日至2019年11月11日的劳动合同。2017年8月31日，以杨继勇为领款人，王学军为报销人签名出具了三张设备款报销单，合计金额为121500元。同日，原告深圳星软公司开具了相同金额的增值税发票并于2017年9月22日寄送给被告深圳中通吉公司。由汤蘖苗、鲜文全、潘瑞华于2017年8月23日、8月25日签名确认对中通快递广州分公司及中通快递东莞分公司的119台车辆安装北斗行车记录仪。经查询，以上确认安装北斗行车记录仪的车辆均属被告深圳中通吉公司所有。另查明，原告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进行商事变更，变更内容为：由前法定代表人杨继勇变更为张才，变更前股东杨继勇、张才变更为股东张才。案外人王学军于2017年12月7日在东莞沙田公安分局被询问时称，其从2017年7月底开始在被告中通吉公司任GPS文员，日常工作是负责每日的GPS报表和车辆GPS是否在线，根据杨继勇发给的安装单，经后台核实到这批安装北斗的车辆一共有266台，这266台安装北斗的车辆有一部分是公司车辆，有一部分是集团车辆，由杨继勇拿报销单和发票来核实数量，确认无误后由龙兰平签名确认，之后拿报销单和发票给张龙祥经理签名，张经理签完名后再拿报销单和发票给孙总签名，当时因孙总出差未签名，事后两三天，龙兰平电话指示先不用报安装这批北斗的报销单和发票。案外人龙兰平于2017年12月6日在东莞沙田公安分局被询问时称，其在中通快递华南总部上班，负责总部车辆管理服务等工作。龙兰平称杨继勇是星软集团GPS的华南区总代理商，负责这一片区的GPS北斗设备安装和维护。2016年时中通快递华南总部向星软集团购买100多台北斗设备是联系杨继勇安装维护的，杨继勇安装完后就直接到华南总部开报销单报销就行了。龙兰平称，2017年8月份，中通快递华南总部需要200多台北斗设备，就电话通知了杨继勇去安装。8月底，杨继勇安装完成后联系到龙兰平，龙兰平叫王学军确定了安装情况，确认安装情况后再让杨继勇开好发票来中通快递华南总部报销。龙兰平称后来上海星软集团总公司“王贵华”对中通快递华南部讲这批北斗设备有问题，中通快递华南总部就把这批货压住了，没有支付货款。龙兰平称杨继勇送过来的报销是4张单据：1、深圳市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2台，1800元；2、深圳市城信中通实业有限公司131台，117900元；3、深圳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15台，13500元；4、深圳市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118台，106200元，总共合计239400元。案外人张龙祥于2017年12月7日在东莞沙田公安分局被询问时称，其于2016年7月1日起在中通快递上海总部担任中通广东分公司汽运部经理，负责车辆的运输调配等所有涉及汽车运输的业务。张龙祥称中通上海与上海星软有合作关系，GPS的安装及维护由上海星软安排一名叫杨继勇的同中通广东分公司对接，日常的安装以及维护就通知杨继勇，中通公司安装GPS未与原告深圳星软合作过，后来在报销过程中发生纠纷，才发现杨继勇提供的发票是深圳星软。以上事实，有经当庭质证的费用报销单、增值税发票、聊天记录、安装确认单、工商登记资料、报警回执、车辆可能性证明及设备型号证明、供货设备明细、发票及快递单、照片、微信资料、转账记录、终端检测详情、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授权书、民事判决书、服务合同、劳动合同书、企业登记信息、情况说明、车载终端产品采购与入网合同、装维联盟协议、保密协议、廉洁自律协议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双方权利义务应适用我国合同法调整。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形式有口头形式的合同、书面形式的合同、推定形式合同或默认形式的合同。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以书面形式形成了合同，被告不认可双方有建立口头形式的合同。因此，原告要向被告主张买卖合同的货款，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以推定形式或默认形式成立了买卖合同。首先，案外人龙兰平向杨继勇订购200多台北斗导航设备是否为要约。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内容应当具体确定，表明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案外人龙兰平是中通快递华南总部负责总部车辆管理服务等工作人员，其在东莞沙田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称，2017年8月份，中通快递华南总部需要200多台北斗设备，就电话通知了杨继勇去安装。本院认为，安装北斗GPS设备的车辆均为被告公司所有，被告公司与中通快递属关联公司，龙兰平电话通知杨继勇安装北斗GPS设备，视为被告向杨继勇发出要约。关于第三人杨继勇代表哪家公司作出的承诺并履行了合同义务。案外人杨继勇与广东星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软）于2015年2月2日签订期限从2015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1日的劳动合同，第三人杨继勇是原告深圳星软公司成立时任法定代表人，其在庭审时明确表示在费用报销单领款人处签名代表的是原告深圳星软公司。被告认为杨继勇是星软集团GPS的华南区总代理商，负责华南区的GPS北斗设备安装和维护，2016年时中通快递华南总部向星软集团购买100多台北斗设备是联系杨继勇安装维护的，杨继勇安装完后就直接到华南总部开报销单报销。由于先前的买卖合同行为导致被告认为杨继勇仍然代表GPS集团，被告认为作出承诺行为的不是原告公司，而是星软集团。本院认为，被告发出要约，对产品的质量、生产厂家、服务商家、价格、数量等合同要素均应当尽到谨慎义务，案外人龙兰平在向第三人杨继勇订购产品时，应当询问清楚是购买哪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原告在履行安装设备的过程中，被告应当验收货物，原告安装135台设备的工作只能在被告充分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被告在验收货物和安装过程中，并未对第三人杨继勇的身份提出质疑。第三人代表原告公司启动收款填写报销单及开具发票的过程中，被告公司龙兰平在签名过程中，也未对出具发票的商家提出异议。案外人龙兰平作为被告公司的员工，其行为视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其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未对第三人杨继勇的身份提出任何异议，视为被告公司与原告公司之间的合同以默认的形式成立。原告已经履行安装设备的合同义务及附属的出具增值税票的义务，被告在合同履行完毕后辩称合同未成立，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成立，原告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原告主张货款121500元，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深圳市中通吉物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深圳市星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21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债务期间的利息。本案受理费人民币2730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定 宏人民陪审员 李 平 静人民陪审员 杨 明 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博（兼）书 记 员 陈 颖 欣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定义】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