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民终6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湘宁，男，1963年5月11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洋，贵州龙在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继尧，男，1945年10月25日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临时居住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阳小河区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42号。 法定代表人：曾继尧，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贵阳海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42号。 法定代表人：曾继尧，系该公司总经理。 上述三方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飞鹏，贵州公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方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平，贵州存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湘宁因与被上诉人曾继尧、贵阳小河区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宇公司）、贵阳海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王湘宁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1民初63号民事判决；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湘宁与曾继尧于2016年9月14日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不仅显失公平应当被撤销，而且还存在串通损害第三人权利的情形。 第一、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时间为2016年9月14日，一审判决认定上述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6年10月10日，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依据。第二、王湘宁在一审中一直申请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进行司法审计，并非仅为查清诉争股权价值，而是为查清《股权抵债协议》中所谓抵债内容的来源和款项去向。第三、《股权抵债协议》是王湘宁规避自身债务所签订的，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首先，以物抵债系违法的，不仅可能损害王湘宁其他债权人的权利，而且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其次，王湘宁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价值远超过一个亿，该价值的来源仅仅是从两份评估报告中针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部分资产得出的结论，而在《股权抵债协议》中抵债金额仅仅只有五千多万，远低于王湘宁股权的价值，且缺乏大量证据佐证抵债的事实，明显不是双方真实意图，不仅显失公平且双方存在串通；再次，在《股权抵债协议》签订后，即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与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签订《协议》（为方便与2014年5月27日签订的《协议》作区分，以下统称“《协议二》”）中明确曾继尧持有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股份的行为系代持，该协议在所谓的《股权抵债协议》签订之后，签订在后的协议才是各方最真实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协议二》认定曾继尧与王湘宁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转让关系。第四、《股权抵债协议》中所有的抵债内容缺乏银行转账凭证佐证，不符合常理，缺乏基本的事实证明，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群立公司的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根据王湘宁提供的其尾号为2621光大银行卡流水可以看出，王湘宁将自己卡上的1360万元分三笔转给曾继尧尾号为2613光大银行卡上，该款由曾继尧一并向昆明安宁市群立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立公司）支付，偿还王湘宁向群立公司的借款，王湘宁庭审中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能证明王湘宁获得这1360万元系鸿宇公司的资本公积，属于王湘宁个人所有，且群立公司应当出庭对此予以证明，还需提交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借款的流水，一审法院忽略银行转账凭证等关键证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2、关于316万元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王湘宁未对《确认函》提出质疑，因此采信该证据，属于认定错误，316万元利息债务缺乏银行流水佐证；3、关于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的250万元。因为《股权抵债协议》各方存在非常大的争议，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对所谓抵债的来源、流水、去向等进行查明，一审法院仅根据《股权抵债协议》的约定认定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250万元没有依据；4、关于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鸿宇公司的2000万元。该笔款项由鸿宇公司财务打出，各方同意投资同昌公司冷链项目，属于投资款，同时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出具的借条仅仅是曾继尧单方面出具，没有王湘宁书面认可，亦缺乏银行流水佐证，且曾继尧出具借条的时间远在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股权抵债协议》之后，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违反客观事实，认定事实错误；5、关于曾继尧代偿海军装备局657.6万元。该款项为鸿宇公司承担，所有的款项均是鸿宇公司取得，无论合同的签订还是款项的收取均是鸿宇公司，与王湘宁没有关系，不能因为在《股权抵债协议》中有说明就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6、关于王湘宁向曾继尧借款342.4万元。该借款实为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与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签订的《协议二》中明确支付给王湘宁的补偿，且上述协议在《股权抵债协议》签订时间之后，应当以《协议二》为准。第五、《股权抵债协议》中的抵债内容，纵观所有的借条和银行凭证，大部分借条系曾继尧单方面出具，没有王湘宁的认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王湘宁的借条均是向鸿宇公司或海纳公司出具，并没有出具给曾继尧；其中曾继尧所谓的向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出具的用于偿还曾继尧债务的借条，既没有王湘宁书面认可，也没有银行流水证明借款的支付情况，一审对此事实认定不清。因此，《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双方之间真实意思表示，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仍然系股权代持关系，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不存在债务，且以远低于股权价值，将涉案股权抵债给曾继尧不仅显失公平，且是相互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应予撤销。 被上诉人曾继尧提出以下答辩意见：王湘宁提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与事实不符，并无证据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2016年9月14日（该时间为记载签订时间，实际签订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系王湘宁与曾继尧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曾继尧已按该《股权抵债协议》及后续相关《协议》履行了全部付款或承担债务的义务。同时该《股权抵债协议》并不存在任何显失公平应被撤销的情形。二、《协议二》亦表明《股权抵债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及海纳公司、鸿宇公司为甲方，王湘宁为乙方签订《协议二》明确如下内容：1、王湘宁即已取得的有关房屋、车库、车辆等权益；2、曾继尧给予王湘宁442.4万元（其中342.4万元为《股权抵债协议》中的342.4万元借款）补偿；3、曾继尧为王湘宁代支代扣代为偿还的任何款项全部清算完毕，互不相欠。王湘宁对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之前的所有借条、欠条、收条一律作废。通过前述第3点的协商内容看，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股权抵债的意思表示真实存在。三、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向曾继尧出具《承诺书》再次明确表示将鸿宇公司、海纳公司20%股权抵偿所欠曾继尧债务以及王湘宁所欠鸿宇公司、海纳公司其他未还债务由曾继尧负责处理及偿还的抵债意思表示。四、曾继尧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2016年9月、10月资产负债情况看，2016年双方达成股权抵债协议时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上诉人王湘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因显失公平撤销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的落款日为2016年9月14日，抵偿债务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及王湘宁、曾继尧、海纳公司和鸿宇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二》;2、本案诉讼费用由曾继尧承担。事实及理由：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股权抵债协议》，约定将王湘宁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作价5373.6万元抵偿给曾继尧。事实上，曾继尧对王湘宁并不享有债权，王湘宁的债权人为鸿宇公司。《股权抵债协议》的签订主体不应为曾继尧个人，而是鸿宇公司，如王湘宁向鸿宇公司履行该《股权抵债抵议》，则鸿宇公司需减少注册资本，为此,该《股权抵债协议》的主体错误，即该协议无履行可能性。《协议二》约定《股权抵债协议》的后续问题，但前述两份协议所涉债务的债权人均为鸿宇公司，与曾继尧无关，曾继尧利用其作为鸿宇公司控股股东的优势及王湘宁将前述股权质押并过户给曾继尧后疏于对公司的管理，缺乏准确判断股权价值的经验，签订前述两份协议。事实上，仅王湘宁持有的鸿宇公司的股权就价值1.2亿元，再加上王湘宁持有的海纳公司20%的股权，其价值远远超过5373.6万元，导致双方在《股权抵债协议》中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了等价、有偿的原则，应依法认定为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14日，群立公司作为出借方与王湘宁作为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主要约定王湘宁向群立公司借款7450000元，期限6个月，年利率8.4%。 2014年5月14日，群立公司作为出借人、王智作为借款人与王湘宁作为担保人签订《借款担保合同，主要约定王智向群立公司借款7000000元，期限6个月，年利率7.2%，王湘宁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2014年5月27日，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协议》（为方便与2016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作区分，以下统称“《协议一》”），主要约定王湘宁转让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给曾继尧，股权转让价为王湘宁本人及其作为借款担保人在群立公司总额不超出20000000元的借款所涉及资金。 2014年12月25日，群立公司出具两份《贷款结清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借款人王湘宁2014年4月15日至2014年10月15日期间在群立公司的贷款7450000元于2014年12月25日本息全部结清和借款人王智2014年5月19日至2014年11月19日期间在群立公司的贷款7000000元于2014年12月25日本息全部结清。 2014年12月25日，王湘宁出具《借条》，《借条》的打印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曾继尧2000万元”，下方王湘宁手写内容主要为“今借到鸿宇公司现金2000万元，款从曾继尧银行卡支付，按双方借款协议中的相关内容，每月利息由鸿宇公司代付，最后结算”，手写部分下方借款人处有王湘宁的签字。同日，曾继尧银行账户支取2000万元。 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海纳公司通过其出纳唐芳红向王湘宁转款共计150万元。 2015年1月29日，王湘宁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鸿宇公司100万元此款由曾继尧支付；2015年1月30日，曾继尧通过银行向王湘宁转款100万元。 2015年1月29日，王湘宁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海纳公司1900万元；2015年2月2日，海纳公司通过光大银行转款1900万元至王湘宁账户。 2016年2月29日，王湘宁向鸿宇公司、曾继尧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主要涉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驻广州地区军事代表局（以下简称“海军广州装备局”）12套房屋的销售问题，其中载明12套房屋是海办（即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驻广州地区军事代表局驻贵阳办事处”的简称）全权委托王湘宁销售，鸿宇公司无偿帮忙，与鸿宇公司无关，王湘宁承诺与海办协商12套房的销售问题，按协议支付房款，如海办起诉鸿宇公司，由王湘宁负责所有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如鸿宇公司因此承担相关诉讼责任，王湘宁承诺偿还鸿宇公司。2016年10月10日，海军广州装备局与鸿宇公司在一审法院为上述事由进行诉讼中调解，法院作出（2016）黔01民初386号民事调解书，主要确认鸿宇公司当日应支付717.6万元的补偿款给海军广州装备局的调解方案。 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与王湘宁签订落款日期为2016年9月14日《股权抵债协议》，主要约定以下内容：王湘宁将原委托曾继尧代为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股权抵偿所欠曾继尧总计5716万元的债务，曾继尧对此予以接受。具体抵偿债务情况如下：1、曾继尧已代王湘宁向群立公司偿还的借款及担保借款本金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及半年利息150万元；2、曾继尧代王湘宁向群立公司偿还前述第1项借款及担保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从实际偿还之日起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止的20个月利息316万元资金占用费；3、曾继尧已代王湘宁偿还王湘宁所占用鸿宇公司250万元；4、曾继尧已代王湘宁向鸿宇公司借款2000万元；5、因王湘宁占用海军广州装备局12套安置房售房款717.6万元，导致鸿宇公司被海军广州装备局诉讼，经和解鸿宇公司需向海军广州装备局赔付的657.6万元，此657.6万元实际应由王湘宁承担全额赔偿责任，由曾继尧借款并委托曾继尧代王湘宁进行支付；6、本协议签订当日，应王湘宁要求，王湘宁再向曾继尧借款342.4万元。因本协议签订前王湘宁所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股权已变更登记在曾继尧名下，因此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视为王湘宁已将前述两公司股权抵偿给了曾继尧，双方不再就两公司股权办理其他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本协议签订后，王湘宁不再是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股东。因履行本协议若需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按照2014年12月25日之协议约定金额进行申报纳税，并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应缴部分税费。 一审庭审中，王湘宁出具一份《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该复印件除抵偿所欠曾继尧债务金额为5373.6万元外其余主要内容与上述《股权抵债协议》一致；被上诉人曾继尧对此《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真实性予以认可，称该《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系2016年9月14日双方达成，王湘宁称要拿给其妻子签字确认，后王湘宁称已销毁，双方又于2016年10月10日达成前述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 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出具《委托付款函》，委托曾继尧代为向群立公司偿还2000万元及半年利息150万元。同日，王湘宁出具《委托付款函》，委托曾继尧代王湘宁向海军广州装备局赔付657.6万元。同日，王湘宁出具《委托付款函》，委托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鸿宇公司250万元。同日，王湘宁出具《委托付款函》，委托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鸿宇公司2000万元。同日，王湘宁出具《确认函》，王湘宁确认曾继尧代其偿还群立公司借款本息2150万元，至今应支付曾继尧20个月共计316万元资金占用费。同日，王湘宁出具《收据》，内容为收到曾继尧342.4万元。 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与王湘宁签订《协议二》，其中第4条约定“海办委托王湘宁销售的12套住房，所得全部款项及其已代收的税费均应转付给王湘宁。海办委托王湘宁销售的12套住房应支付海办的房款657.6万元由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负责偿还支付”。第6条约定“王湘宁与鸿宇公司的股权抵押问题，在小河地税局已有存档，双方继续照此方案办理，即暂按股权抵押贷款继续执行办理税务手续，直到两公司税务清算完毕。王湘宁全力配合，如确需交纳税费，则由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负责”。第7条约定“本协议生效后，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的任何事项，王湘宁全权交由曾继尧负责，王湘宁不再追究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任何责任和损失，全部由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自行负责”。第8条约定“以上款项一经支付给王湘宁完成，本协议第4条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执行完毕后本协议生效。自此，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为王湘宁代支代扣代为偿还的任何款项全部清算完毕，互不相欠。各方之前所有欠条、借条、收条一律作废”。 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根据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与曾继尧及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签订的《协议二》本人承诺如下：一、因王湘宁对曾继尧所欠债务无法偿还，本人王湘宁承诺永远放弃原委托曾继尧代为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的赎回，该股权抵偿所欠曾继尧债务。王湘宁所欠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其他未偿还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借款等）由曾继尧负责处理及偿还。二、王湘宁全力配合按2016年10月10日签订《协议二》第6条约定完成税务工作，转股税费原则上由曾继尧负责承担支付。三、王湘宁若有提供与《协议二》第6条约定，与税务局存档的股权抵押贷款文件不相符的其他文件导致曾继尧多缴相应税费。届时因王湘宁违反前述约定，导致曾继尧所缴纳的一切税费及法律责任均由王湘宁承担。四、本承诺书与2016年10月10日签订《协议二》有关税务问题约定不一致的以本承诺书为准。2016年10月10日王湘宁与曾继尧等签订的《协议二》生效后本承诺书有效”。 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通过银行汇款6737822元给海军广州装备局。 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为“今借到鸿宇公司250万元，用于归还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的资金占用款250万元”。同日，曾继尧又出具《借条》一张，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海纳公司2050万元，用于归还王湘宁的借款2050万元”。 2016年10月11日，曾继尧向王湘宁转款340万元；唐芳红于2016年11月30日汇款2.4万元给王湘宁。 一审庭审中，王湘宁申请对鸿宇公司、海纳公司财务账目进行审计以查清诉争股权价值。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王湘宁抵偿债务是否客观存在及《股权抵债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 关于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王湘宁抵偿债务是否客观存在，一审庭审中，曾继尧向法院举证其已履行《股权抵债协议》，一审法院将曾继尧的相关举证与王湘宁的反驳意见列表说明如下：                            《股权抵债协议》的约定                                   曾继尧提供履行协议的             证据                       王湘宁             质证意见                       一审法院认为                               1.曾继尧代王湘宁向群立公司偿还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及半年利息150万元                       1.2014年12月25日王湘宁向曾继尧出具的2000万元借条及2012年12月25日曾继尧光银行账户支出2000万元的银行流水；             2.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出具委托曾继尧偿还该2000万元及利息150万元的《委托付款函》及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出具的确认该2150万元的《确认函》；3.关于利息150万元，2014年8月至2014年12月，海纳公司通过其出纳唐芳红向王湘宁转款共计150万元，该150万元包含于曾继尧向2016年10月20日向海纳公司出具2050万元                                   王湘宁认为2000万元中的1360万元是鸿宇公司偿还给王湘宁的，并举证的其光大银行尾号2621账户的流水予以反驳；利息150万元系鸿宇公司代王湘宁偿还。                       经核对王湘宁光大银行尾号2621账户的流水，王湘宁反驳的1360万元实际系由鸿宇公司于2015年1月有19日转给王湘宁，故一审法院对王湘宁的反驳意见不予采信。                               2.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20个月的利息316万元。                       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出具《确认函》，确认曾继尧代其偿还群立公司借款本息2150万元，至今应支付曾继尧20个月共计316万元资金占用费。                                   王湘宁诉讼中未对该《确认函》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亦未作出解释                       一审法院对曾继尧的该项举证予以采信。                               3.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占用鸿宇公司人民币250万元                       1.2015年8月12日，鸿宇公司向贵州青云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转款250万元；             2.协议有“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资金250万元”的表述；             3.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向鸿宇公司出具250万元借款以承债方式代王湘宁偿还占用的250万元。                       王湘宁陈述该250万元有鸿宇公司财务收据，写明欠徐岚建筑工程款，不存在占用。                       王湘宁举证反驳徐岚的证词显示王湘宁与徐岚经往来时间为2007年，金额为200万元，均与《股权抵债协议》的约定不符。《股权抵债协议》关于250万元的约定非常明确，一审法院对王湘宁的反驳意见不予采信。                                                       4.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鸿宇公司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                       1.2015年1月29日，王湘宁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鸿宇公司100万元此款由曾继尧支付；2015年1月30日，曾继尧通过银行向王湘宁转款100万元。             2.2015年1月29日，王湘宁出具《借条》，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海纳公司1900万元；2015年2月2日，海纳公司通过光大银行转款1900万元至王湘宁账户。             3.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向海纳公司出具2050万元《借条》（其中1900万元即是以承债方式代王湘宁偿1900万元。                       王湘宁认为该2000万元系鸿宇公司的投资款，至今项目正在启动，不存在占用，并举证其于2015年5月15日转款2500万元给贵州同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银行凭证、贵州同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转款2500万元至贵阳市南明区财政局土地储备专户、贵州同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给王湘宁2500万元的收款收据予以反驳。                       一审法院认为，王湘宁的举证即便真实亦与本案无直接关系，不能证实其反驳意见，一审法院对王湘宁的反驳意见不予采信。                               5.曾继尧代王湘宁赔偿海军装备局657.6万元                                                                       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通过银行汇款6737822元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驻广州地区军事代表局。                                   王湘宁认为其以鸿宇公司的名义处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驻广州地区军事代表局的闲置房子，其没的收到该款项。                                   一审法院认为，2016年2月29日王湘宁向鸿宇公司及曾继尧的承诺亦明确该赔偿责任由王湘宁承担且《股权抵债务协议》明确由王湘宁承担657.6万元，故一审法院对王湘宁的反驳意见不予采信。                               6.王湘宁向曾继尧借款342.4元                       1.2016年10月11日曾继尧向王湘宁转款340万元；             2.2016年11月30日唐芳红受曾继尧的委托以现金存款的方式向王湘宁账户内存入现金2.4万元。                       王湘宁认为342.4万元系对其公司项目的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王湘宁未举证证实其反驳意见，一审法院对其反驳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通过上述总结与分析认为，曾继尧举证《股权抵债协议》中约定的曾继尧抵偿的债务或者有打款凭证佐证，或者有王湘宁出具的《借条》及《股权抵债协议》明确的约定，而王湘宁的反驳证据无法直接佐证其抗辩意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认定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王湘宁抵偿债务客观存在。 关于《股权抵债协议》内容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第72条的规定，认为要构成显失公平须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情况，即不仅满足客观构成要件，亦需满足主观构成要件。本案中，王湘宁作为鸿宇公司与海纳公司的原股东，自愿与曾继尧签定《股权抵债协议》，且根据王湘宁提交金额为5373.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王湘宁就涉案股权抵债事宜是与曾继尧反复磋商过的，不属于曾继尧利用优势进行胁迫，亦不属于王湘宁没有经验，实属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故即使涉案股权实际成交价远低于评估值，亦不能作为显失公平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对王湘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判决：驳回王湘宁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元，由王湘宁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王湘宁向本院提交以下补充证据，证明其主张： 第一组：1、鸿宇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行贷款时出具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鸿宇公司向王湘宁借入1360元；2、2008年3月21日王湘宁向鸿宇公司转账1360万元的信用社进账单（回单）；3、关于“2008年3月21日王湘宁交来借款1360万元”字样的收款收据。王湘宁主张，上述证据和其一审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光大银行流水一起证明：该1360万元系王湘宁的个人财产，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2000万贷款后，王湘宁向曾继尧偿还1360万元，故关于王湘宁欠付曾继尧2000万元债务不符合事实。且关于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20个月的利息316万元的约定，也不符合事实。王湘宁提出，上述证据亦能间接证明《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该笔1360万元的款项属于王湘宁个人，如认定抵债协议真实，王湘宁有权要求曾继尧返还1360万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曾继尧关于1360万元的主张前后矛盾。 第二组：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坝支行出具的2008年7月16日王湘宁向鸿宇公司打款120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目的：2008年王湘宁打给鸿宇公司1200万元。但是在《股权抵债协议》中没有体现上述债务，间接证明《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只体现了王湘宁的债务，未体现其债权。被上诉人质证意见：上述材料是复印件，且印章不清晰，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内容看仅仅体现2008年王湘宁和鸿宇公司之间的往来款，与涉案的《股权抵债协议》之间没有关联性。 第三组：2013年10月31日鸿宇公司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股东每个月的工资是5万元，每年的费用是125万元。证明：股东会议记录了王湘宁的工资福利和报销方式，鸿宇公司2014年至2016年，没有发放过上述费用，故《股权抵债协议》中关于债务内容即“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占用鸿宇公司人民币250万元”是不真实的，王湘宁无法占用公司资金，只能在公司报销。250万元，其中50万元是作为股东的工资，200万元是欠徐岚的建筑工程款。另，王湘宁提出上述证据与《协议二》中对王湘宁的补偿来源相互印证。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其内容与《股权抵债协议》没有关联性。 第四组：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向王湘宁出具的一个“欠王湘宁人民币100万元的欠条”，证明：《协议二》中约定，对王湘宁为项目及公司正常运营所付出的费用和贡献，一次性补偿支付442.4万元，其中100万元系曾继尧以欠条的形式出具，另342.4万元却在《股权抵债协议》中以王湘宁所谓欠曾继尧的借款的形式在抵偿协议中列明，本属于王湘宁的补偿款，确成为欠款，对王湘宁不公平，也证明《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与《协议二》内容相互矛盾。被上诉人质证意见：“对100万元欠条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这100万元已经支付给王湘宁，欠条的原件我们已经收回，实际442.4万元的补偿款中包含抵债协议中的342.4万元的借款，且整个442.4万元，曾继尧一方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对于王湘宁提交的上述补充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第一组证据，王湘宁在上诉状中对于1360万元的主张与二审庭审中的主张前后矛盾，措辞不一。在上诉状中，王湘宁提出其将自己卡上的1360万元分三笔转给曾继尧尾号2613光大银行卡上后，由曾继尧一并向群立公司代付2000万元的债务。而庭审中又主张是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2000万贷款后，王湘宁向曾继尧支付1360万元，故王湘宁对曾继尧的2000万元债务已部分偿还。经查，上述银行流水显示王湘宁分三笔共计1360万元转款至曾继尧银行卡账户的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而曾继尧提供的2000万元款项支出的银行流水时间以及群立公司出具贷款已结清通知书的时间是2014年，故王湘宁提出先转款1360万元至曾继尧账户后由曾继尧支付群立公司2000万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而对于王湘宁提出的后一种主张，本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王湘宁提供向曾继尧转款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与曾继尧之间的资金往来，并不足以证明是用于偿还涉案的2000万元债务，基于此，上述1360万元的支付情况与本案中涉案的2000万元债务没有直接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故对于王湘宁提交的第一组证据及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组证据，本院认为上述1200万元的银行流水，只能体现2008年王湘宁与鸿宇公司的资金往来，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对该笔资金的性质无法确认，故其与本案中涉案债权债务没有关联性，对王湘宁提出的第二组证据及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组证据，本院认为，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的《股权抵债协议》中明确约定，抵债内容包括“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250万元”，现王湘宁提出250万中有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的股东工资和福利，本院认为，王湘宁的上述主张并不足以否认上述约定内容，关于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内容也不足以证明与涉案债务有关联性。故对于王湘宁提出的第三组证据及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四组证据的认定，本院将结合查明的其他事实在法院评述部分予以综合认定。 王湘宁二审期间提出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的申请，以查清涉案股权价值以及相互之间账目往来情况。 本院二审查明，王湘宁在海纳公司原持有的20%的股权于2014年6月6日变更登记在曾继尧的名下，王湘宁在鸿宇公司原持有的20%的股权于2014年6月5日变更在曾继尧名下。 本院另查明，王湘宁持有的原海纳公司和鸿宇公司各2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曾继尧名下后，还一直行使相应股东权利至《股权抵债协议》签订后；2017年1月19日和2017年3月22日，王黔英受曾继尧的委托向王湘宁转款共计100万元，履行《协议二》中关于对王湘宁补偿的相关约定。2016年11月30日，王黔英受曾继尧委托将海办委托王湘宁销售12套房销售尾款311732元转给王湘宁，王湘宁确认海办12套房屋销售款项全部收齐。 本院再查明，关于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诉人王湘宁出具一份《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该复印件除抵偿所欠曾继尧债务金额为5373.6万元外其余主要内容与上述《股权抵债协议》一致”的部分内容，经查，王湘宁提交的《股权抵债协议》复印件中并没有抵偿债务金额为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中的第6条约定，即“本协议签订当日，应王湘宁的要求，王湘宁再向曾继尧借款342.4万元，曾继尧应于本协议签订当日向王湘宁支付前述款项”，对此本院查明与一审法院查明的“该复印件除抵偿所欠曾继尧债务金额为5373.6万元外其余主要内容与上述《股权抵债协议》一致”的事实不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本院还查明，关于抵债金额为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双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因其落款时间是2019年9月14日，曾继尧没有提交关于签约时间实际为2019年10月10日的有关证据，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对上述协议签订时间的认定，缺乏证据相佐证，本院依法确认涉案抵债金额为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9年9月14日。另，关于曾继尧提供履行约定的证据内容中，对于曾继尧提供的光大银行账户支出2000万元银行流水，显示时间是2014年12月25日，而非2012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对上述记载存在笔误，对此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项“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和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曾继尧属于澳门居民，应当参照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适用的法律并无约定，而涉案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内地，故本案应适用与诉争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内地法律。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王湘宁的抵偿债务是否真实存在；二、落款日为2016年9月14日，抵偿债务金额为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三、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是否存显失公平的可撤销情形。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王湘宁的抵偿债务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 王湘宁针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抵债协议》中所列的6笔债务均提出异议。本院对其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1、针对“曾继尧代王湘宁向群立公司偿还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及半年利息150万元”的债务，王湘宁提出，曾继尧不是该笔债务的债权人，2014年12月25日，其向曾继尧出具的借条中记载的是“今借到鸿宇公司现金2000万元，从曾继尧光大银行卡支出”；另，王湘宁曾分三笔将个人的1360万元转给曾继尧尾号2613光大银行卡上，由曾继尧一并向群立公司支付，故关于欠付曾继尧2000万元债务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结合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向曾继尧出具《委托付款函》、2014年12月25日曾继尧银行账户支出2000万元的流水以及群立公司2014年12月25日出具的王湘宁贷款已经结清的通知书等证据，能够证明王湘宁委托曾继尧代付欠款的事实以及由曾继尧实际代为还款的事实。关于1360万元的主张，本院已在上述证据认定部分予以阐述，对此不再赘述。故王湘宁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2、针对“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借款及担保借款2000万元20个月的利息316万元”的债务，王湘宁提出其与曾继尧没有该笔债务的利息约定，且曾继尧没有提交其向群立公司支付该笔利息的依据，亦没有银行流水相佐证，一审法院仅依据王湘宁出具的《确认函》认定该笔债务存在，没有事实依据。本院认为，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2000万元债务及利息后，群立公司与王湘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清偿而终止。曾继尧替王湘宁履行债务，对王湘宁享有追偿权，该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相对人是曾继尧与王湘宁。该316万元利息是王湘宁就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群立公司2000万元借款本息后应向曾继尧支付的，与群立公司没有关系，也无需曾继尧提交其向群立公司支付利息流水的证据。虽然王湘宁与曾继尧没有提交关于该笔债务的利息约定，但曾继尧提交的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向其出具的《确认函》，能够证明王湘宁对该笔利息是认可的，现王湘宁对此提出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3、针对“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占用鸿宇公司人民币250万元”的债务，王湘宁提出，其中50万元是作为股东的工资，200万元是支付给徐岚的建筑工程款；另外，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向鸿宇公司出具的250万元借条仅仅是其单方面出具，没有王湘宁书面认可，且缺乏银行流水作证，出具时间晚于《股权抵债协议》的时间，不符合常理。对此本院认为，经查，徐岚出具的情况说明书中明确记载，徐岚在2008年收到王湘宁代表鸿宇公司支付其200万元的资金，用于买断其建筑开发权，上述时间节点与本案中曾继尧提出的王湘宁占用鸿宇公司费用发生时间为2015年不符。另，关于曾继尧向鸿宇公司出具250万元借条是否真实履行的事实，是涉及曾继尧与鸿宇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对王湘宁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4、针对“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鸿宇公司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的债务，王湘宁提出该笔债务是由鸿宇公司财务打出，各方同意投资同昌公司冷链项目，属于投资款，同时2016年10月20日曾继尧向鸿宇公司出具借条仅仅是曾继尧单方面出具，没有王湘宁的书面认可，且这么大的资金缺乏银行流水佐证，曾继尧出具借条的时间远远在《股权抵债协议》签订之后，违背常理。对此本院认为，王湘宁在2015年1月29日出具2张《借条》内容分别为“今借到鸿宇公司100万元此款由曾继尧支付”和“今借到海纳公司1900万元”，其与王湘宁提出2000万元是投资款的主张不符。另外，上述2000万元都有曾继尧光大银行银行流水与海纳公司通过光大银行转账至王湘宁账户的银行流水。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王湘宁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根据《协议二》关于“协议生效后，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的任何事项，王湘宁全权交由曾继尧负责”的约定，实际王湘宁、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已通过债务承担的方式，将王湘宁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债务转移给曾继尧承担，至于曾继尧是否履行其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的债务，亦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故对王湘宁的该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5、针对“曾继尧代王湘宁赔偿海军装备局657.6万元”的债务，王湘宁提出所有的款项均由鸿宇公司取得，与王湘宁没有关系。对此本院认为，王湘宁并没有提供关于销售海办安置房的款项实际由鸿宇公司取得的证据。相反，2016年2月29日王湘宁向鸿宇公司和曾继尧作出《承诺书》明确，12套拆迁房是海办全权委托王湘宁销售，鸿宇公司无偿帮助……此项工作由王湘宁独立承担负责，与鸿宇公司无关……王湘宁承诺与海办友好协商12套住房的销售问题，尽快拟定相关协议，按协议支付房款。如海办诉讼鸿宇公司，则由王湘宁负责由此引起的所有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承诺书内容，可以认定王湘宁负有向海军广州装备局支付售房款的义务。结合王湘宁于2016年9月14日向曾继尧出具的委托代其支付海军广州装备局657.6万元的委托付款函可以认定王湘宁将上述债务委托曾继尧代其承担的事实，故曾继尧有权向王湘宁主张该笔债务。 6、针对“王湘宁向曾继尧借款342.4元”债务，王湘宁提出该款是《协议二》中约定的，曾继尧、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给予王湘宁的补偿款，不应当在《股权抵债协议中》作为抵偿的债务。本院认为，结合本案查明的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和约定内容，可以认定曾继尧支付给王湘宁的上述342.4万元以及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曾向王湘宁出具的“欠王湘宁人民币100万元的欠条”，上述款项共计442.4万元，是双方约定支付给王湘宁的补偿款。双方当事人以借款或者欠款、补偿款等形式将其约定在抵偿债务的内容中，并不对其他债权债务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也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股权抵偿债务的意思表示，王湘宁据此提出《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股权抵债协议》涉及的债务内容是客观存在的，王湘宁的上述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关于王湘宁二审期间提出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进行财务审计的申请，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述申请审计的内容对本案事实的认定没有直接关联性，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关于争议焦点二，《股权抵债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的问题。 王湘宁提出《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曾继尧与王湘宁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另《股权抵债协议》属于以物抵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认定一个合同的性质，要根据双方当事人对协议内容的实质约定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就本案而言，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前后签订了多个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的性质的认定也要结合前后协议之间的关系和约定内容，来综合认定。 2014年5月27日，王湘宁作为甲方与曾继尧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一》约定主要内容如下：1、甲方转让乙方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乙方同意接受。3、该股权转让价为甲方本人及作为借款担保人在群立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借款。7、违约责任：甲方贷款到期若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或者有连续三个月不能还息的，由甲方承担一切违约责任，自动放弃赎回其原有股权的权利。根据上述关于担保内容和股权赎回条款的约定，结合王湘宁已经于2014年6月份将涉案股权变更在曾继尧名下的实际情况，以及王湘宁在股权变更后依然行使上述两家公司的相应股东权利的有关事实，可以认定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协议一》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转让股权，而是为保证曾继尧代王湘宁偿还债务后，其追偿债权的实现而达成的，以转移涉案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权实现的非典型性担保协议，符合股权让与担保的法律特征。此时，曾继尧仅仅是代王湘宁持有涉案股权，并不是涉案股权的真实股东权利人，王湘宁仍保留在涉案公司的重大决策等股东权利，涉案股权只能作为质押物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效力。对于《协议一》的效力，本院认为，作为民事活动中广泛运用的非典型担保，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有关担保的约定内容真实、自愿、不具有合同无效情形，应为有效合同。 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协议一》后，之间又发生多笔债权债务关系，且该多笔债权债务都未约定履行期限，应认定为不定期债务，债权人随时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 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与曾继尧签订抵偿债务金额为5373.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王湘宁单方将协议撕毁。 2016年9月14日，王湘宁与曾继尧重新补签抵偿债务金额为571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并重新约定主要内容如下，王湘宁将委托曾继尧代为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抵偿所欠曾继尧总计5716万元的债务；因为协议签订前王湘宁所持有的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各20%的股权即已变更登记在曾继尧名下，故协议签订之日即视为王湘宁抵偿给曾继尧；本协议签订后王湘宁不再是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的股东，王湘宁在鸿宇公司和海纳公司不再享有任何股权和分配权。本协议签订后，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再无其他债权债务纠纷；王湘宁与曾继尧共同确认分配给王湘宁名下的碧园花城5套住房及7个车位归王湘宁所有。车位的具体位置，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根据上述协议，王湘宁与曾继尧对涉案股权抵偿的债务内容作了明确具体的约定，不仅包含《协议一》中涉及的2000万元的债务，还包含王湘宁欠付曾继尧的其他债务。另外，还在协议中约定了分配给王湘宁的财产。可见，王湘宁与曾继尧达成的该《股权抵债协议》是在王湘宁未能偿还欠付曾继尧债务情况下，在《协议一》（即股权让与担保协议）基础上作出的，以实现债权，消灭债务为目的的清偿协议。该《股权抵债协议》与抵偿金额为5373.6万元的《股权抵债协议》相比，增加了第6条，即在原有债务基础上，曾继尧再向王湘宁借款342.4万元。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担保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物折价，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质物。质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根据上述之规定，结合《股权抵债协议》中的约定内容，联系前后两份《股权抵债协议》中约定内容的差别，可以认定该《股权抵债协议》实际是以担保物折价方式清偿债务的一种履行方式，属于担保物权的具体实现方式，性质上属于折价抵偿协议，至此，王湘宁与曾继尧已就真实转让涉案股权达成合意。关于《股权抵债协议》第6条，曾继尧再向王湘宁借款342.4万元的约定内容实际上是双方对涉案股权折价估值后，对超出债务金额的溢价部分以借款形式返还给王湘宁。因该《股权抵债协议》不是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达成的，不属于流质契约，在不违反其他禁止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此类以物抵债协议应当认定合法有效。 2016年10月10日，曾继尧与鸿宇公司、海纳公司和王湘宁签订《协议二》，主要内容为，曾继尧、鸿宇公司、海纳公司抵款给王湘宁的5套住房办理产权，约定了补偿给王湘宁的7个车库的具体位置和使用权限；补偿给王湘宁442.4万元以及海办委托王湘宁销售的12套住房，所得款转付给王湘宁等。根据《协议二》的约定可以看出《协议二》与《股权抵债协议》具有关联性，《协议二》的内容以《股权抵债协议》中约定的部分内容为基础，是《股权抵债协议》的补充约定而非替代约定。其中，《协议二》中约定给予王湘宁442.4万元的补偿，是在《股权抵债协议》中约定曾继尧再向王湘宁出借342.4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对王湘宁100万元的给付。上述款项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对涉案股权折价后，对其超出债务金额的溢价部分的补偿。而后增加的100万元的补偿金额在性质上亦应当属于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股权折价后的价值重新估值后作出的进一步的补充约定。上述共计442.4万元的补偿金在《股权抵债协议》签订后，已经全部支付给王湘宁。 同日，王湘宁又出具《承诺书》载明，王湘宁因欠曾继尧的债务无法偿还，其本人承诺永远放弃原委托曾继尧代持股权的赎回，该股权抵偿所欠曾继尧的债务。本院认为，上述《承诺书》的内容，能进一步证明《股权抵债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是王湘宁无法履行到期债务，而与曾继尧达成的以转让股权所有权替代原来债务履行的真实目的，王湘宁与曾继尧在《股权抵债协议》中形成的是股权转让关系而非代持关系。 至于王湘宁提出，根据《协议二》第6条约定，可以认定《协议二》是王湘宁与曾继尧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股权转让关系。经查《协议二》第6条约定“王湘宁与曾继尧的股权抵押问题，在小河地税局已有存档，甲乙双方继续照此方案办理，即暂按股权抵押贷款继续执行办理税务手续，直到两公司税务清偿完毕”，结合王湘宁2016年10月10日出具的《承诺书》第二条、第三条，即王湘宁配合按照《协议二》第6条约定完成税务工作，转股税费原则上由曾继尧负责支付。王湘宁若提供与《协议二》内容以及税务局存档的股权抵债贷款文件不符的其他文件导致曾继尧多缴相应税费的，届时一切法律责任由王湘宁承担。本院认为，根据《协议二》第6条内容以及王湘宁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上述文字表述是关于股权转让的税费缴纳办法的约定，并不是双方股权代持的意思表示。故王湘宁的上述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另，王湘宁提出其与曾继尧签订《股权抵债协议》具有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主张，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述规定，王湘宁一方应当对《股权抵债协议》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要求提供证据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本案中王湘宁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故对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股权抵债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就股权折价转让用以抵偿债务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有效。 关于争议焦点三,《股权抵债协议》是否存在显失公平应予撤销的情形。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王湘宁一方应当对《股权抵债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王湘宁提出根据评估报告，涉案股权的价值超过一亿元。本院认为上述评估报告是王湘宁单方委托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外，即使王湘宁能够证明涉案股权的价值远超于约定的债务数额，也不能仅以此认定《股权抵债协议》构成显失公平，亦如一审法院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是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即王湘宁主张《股权抵债协议》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不仅要提供违反等价有偿原则等客观要件的证据，还要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明显利用其缺乏判断能力以及处于危困状态等情形下签订协议。本案中王湘宁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证明上述主张，事实上，通过本案中涉案的多个协议看，王湘宁与曾继尧曾多次进行沟通协商，包括在《股权抵债协议》签订后又补充签订《协议二》，其中对股权折价后应补偿给王湘宁的财产和款项也经过了多次协商过程。王湘宁在签订了《股权抵债协议》、《协议二》、《承诺书》等一系列协议后，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股权抵债协议》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王湘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期间王湘宁向法院明确表示撤回一审的部分诉讼请求，即撤回关于“请求法院撤销《协议二》”的诉讼请求。质证中，本院询问被上诉人一方的意见，被上诉人一方均认可《协议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有效。本院认为，上诉人王湘宁自愿撤回部分起诉请求，是行使其处分权，未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准予其撤回上述部分诉讼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王湘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方程 审判员  白 帆 审判员  秦 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许文艳 书记员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