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1民初4416号原告：赵建军，男，1967年8月1日出生。原告：赵雪芬，女，1961年12月17日出生。被告：胡庆寿，男，1940年3月15日出生。被告：胡军（兼被告胡庆寿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被告：田文玲，女，1956年12月29日出生。被告：王巨峰，男，1976年2月22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雯，女，1979年8月12日出生。被告：魏凤兰，女，1940年7月20日出生。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雯，女，1979年8月12日出生。原告赵建军、赵雪芬与被告胡庆寿、胡军、田文玲、王巨峰、魏凤兰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2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建军，赵雪芬，被告田文玲及王巨峰、魏凤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雯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胡军、胡庆寿经本院合法传唤未申明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建军、赵雪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阎士兰、胡庆寿、王爱儒签订的换房合同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二原告父亲的赵文斌是《求是》杂志社的离休职工，自1992年起承租《求是》杂志社位于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甲×××号公房3间（以下简称×××房屋）。家庭成员包括父亲赵文斌、母亲阎士兰、长子赵京宏、女儿赵雪芬、次子赵建军。父亲赵文斌于1998年2月28日去世，母亲阎士兰是解放前出生并不识字，2001年母亲阎士兰与胡庆寿、胡军父子及王爱儒三家进行公房置换，并与胡庆寿签订换房协议，用×××房屋置换胡庆寿承租的位于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及胡军承租的位于本市东城区安外花园×××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在签订换房合同时，阎士兰知道是用×××房与×××号房和×××号房屋对换。2009年左右，被告田文玲让阎士兰及原告赵雪芬看了租赁合同，承租人为母亲阎士兰。当时，原告要求田文玲给一份租赁合同的复印件，但是田文玲始终没有给。在赵京宏去世后，原告才知道胡庆寿、胡军用×××号房屋又与田文玲签订一份房屋置换协议，其换给阎士兰×××号房，原告用大房换小房，显失公正。而且胡军与田文玲换房来函是伪造的，胡庆寿、胡军与阎士兰换房是有事实有证据的，而胡军与田文玲换房来函解释不清，阎士兰因此事生气已经去世。二原告在收拾阎士兰遗物时发现了换房协议，其中协议没有写到胡军与原告家换房的事实，协议中阎士兰的签字是伪造的，所以签订的协议是不平等的，该协议违反了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房屋共有5间房，由原告家与王爱儒家使用，后与胡庆寿、胡军父子换房，换房协议中王爱儒姓名、住所、对换数量清楚，原告家协议上姓名不清、对换房屋数量不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重要事实，用原告家房屋与田文玲对换。×××号公房在置换时，房屋承租人并未变更。胡庆寿、胡军家与原告家是同事也是邻居，家庭成员的情况胡庆寿、胡军是清楚的，当时胡庆寿、胡军与阎士兰口头约定为三间房换三间房，协议中写到三间换两间，其中一间与田文玲对换。原告去世的哥哥赵京宏都不清楚他爱人田文玲把×××号房屋写在自己名下。原告父母生前都没有留下遗嘱处理×××号房屋，所以房屋是家庭成员共有，换房协议中没有原告姐弟的签字，而且田文玲不是原告家庭成员。综上所述，上述房屋由原告家庭承租，被告利用原告母亲阎士兰不识字，串通蒙骗阎士兰，被告胡军为田文玲出具房屋置换证明严重违法，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人民法院，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田文玲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签署换房协议的相对方要是自然人，当时换房时赵文斌已经去世，不能写全称，写全称不符合协议约定。文化部如何出具的函被告不清楚，是胡军拿来的。一审判决时单位自己管的房屋别人无权支配，国家有这个规定，《求是》杂志社不可能把不是其单位的产权房屋放在协议中。阎士兰于2017年12月去世。被告的爱人赵京宏去世后，阎士兰要分割赵京宏名下的财产，其在诉讼中就提交了诉争的换房协议，阎士兰的代理律师都特意说明阎士兰曾用名是闫士兰。协议没有法律规定无效的条件。2001年前后胡庆寿、阎士兰、王爱儒三家换房，当时赵文斌名下承租的是×××号5间房屋中的3间，这3间调整到×××号房屋和×××号房房屋，×××号房屋由田文玲承租（化学公司产权），×××号房屋由阎士兰直接购买（《求是》杂志社产权）。2001年8月9日，赵京宏告诉被告，下午去办租赁手续，让被告一同前去，被告让他自己去办，赵京宏称，阎士兰表示该房屋的承租人写被告的名字，要被告亲自去办理，胡军亦表示过其在办手续之前就去过化学公司，化学公司表示办到谁名下，谁就要来，被告当天下午就到了阎士兰家等候胡军，阎士兰称胡军去单位了，要等单位下午上班才能拿到东西，后来胡军来了，被告与其共同去办的×××号房屋租赁手续，在等候胡军的时候，被告还问阎士兰该房屋是写被告的名字吗？阎士兰说是的。所有这些经过，在其他诉讼中，被告在法庭上多次说过，阎士兰本人亦没有任何反驳。办理承租手续之后，2001年，被告与化学公司签了租赁合同。2007年4月5日，被告与化学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交了购房款。2010年10月27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办理完房产证后，原告赵雪芬说要借用房本，被告把房本给赵雪芬看了，还问赵雪芬用不用复印，其表示不用复印了。因此房屋租赁的承租人及房屋买卖后的产权人，所有情况原告都是知道的，并不是原告所说谁都不知情。被告与《求是》杂志社、化学公司、胡庆寿、胡军、王爱儒并不相识，与胡军也是2001年8月9日办手续时在阎士兰家由阎士兰引荐才见面，相隔17年后，由于原告的起诉，才与胡军第二次见面。根本不存在原告所说的伪造、隐瞒、串通、蒙骗一说，原告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原告的观点。原告就阎士兰当年换房一事提起多次诉讼，均未胜诉。换房协议是发生在2001年8月9日之前，距今已有18年，已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且原告没有诉讼主体资格，签署换房协议是几位当事人的自愿行为，各位当事人积极履行各自职责，相关的法律手续也在当年履行完毕，本案原告不是签署换房协议的当事人，阎士兰生前对换房协议不仅从未提出任何异议，在2016年阎士兰作为原告还把此换房协议在两个案件中作为证据提交（本案原告是阎士兰的代理人），而现在阎士兰已经去世，本案的两位原告利用阎士兰已经去世的事实，更改阎士兰生前的决定，换房协议不存在法律上的无效情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王巨峰、魏凤兰辩称：原告所述不实。当年签署换房协议是由单位主持的换房，而且在换房时，房屋都是单位的公房，分配权在单位，而不在个人，个人无权单独要求对房屋分配的权利。此协议是在单位的主持见证之下由四方统一意见符合单位政策的前提之下组织三方当事人签字确定的，并且在换房协议签订之后，三方当事人都积极的履行了换房的过程，特别是赵家，在搬出×××房屋过程中没有任何异议，在规定时间内就搬出了，所以推断原告全家对换房协议是认可并知情的。原告在起诉状中数次提到胡军用两房换三房是偷换概念，企图用卧室房间的数量来掩盖平米数的事实，实际上据被告了解，胡军置换给赵家的房屋是两套房，平米数远大于赵家的33平米的三间房。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胡军、胡庆寿未到庭应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案外人赵文斌（1998年3月4日去世）与阎士兰系夫妻关系（2017年12月去世）；赵文斌与阎士兰共生育子女三人：长子赵京宏（2015年2月17日去世）、长女赵雪芬、次子赵建军；被告田文玲与赵京宏系夫妻关系；被告魏凤兰与王爱儒（于2015年5月12日去世）系夫妻关系；被告王巨峰系魏凤兰与王爱儒所生之子。坐落于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甲×××号共有房屋5间（系《求是》杂志社的房产）赵文斌原承租×××号房屋中的3间，王爱儒承租×××号房屋中的2间，坐落于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甲×××号房屋及本市西城区新风南里×××号房屋原系被告胡庆寿承租的房屋，坐落于本市东城区安外花园×××号房屋原系被告胡军承租的房屋。2001年，胡庆寿、王爱儒、阎士兰三方签订《换房协议》。内容为：甲方胡庆寿、乙方王爱儒、丙方赵，经过三方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将西城区新风南里×××室（单居室）交给乙方使用；将沙滩北街二号院×××室（二居室）交丙方使用；三、丙方同意将沙滩北街甲二号×××间房交甲方使用；四、三方同意上述项目在9月2日前全部完成，任何一方不得无故拖延；五、协议签订后各方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应承担一切责任。此协议一式四份，三方各持一份，经三方签字后生效。交求是杂志社房管科保管一份。落款处有胡庆寿、王爱儒、闫士兰签字。协议签订后，胡庆寿取得了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甲×××号5间房屋的承租权，王爱儒取得了本市西城区新风南里×××号房屋的承租权（后取得了所有权），阎士兰取得了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甲×××号房屋的承租权。随后，阎士兰取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同时，原由被告胡军承租的位于本市东城区安外花园×××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被告田文玲。2010年10月，被告田文玲取得了安外花园×××号房屋的所有权。赵京宏去世后，阎士兰曾就田文玲承租、购买安外花园×××号房屋多次提起诉讼，但均未胜诉。阎士兰于2017年12月去世。现原告持诉称理由诉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表示当初胡军、胡庆寿答应用沙滩北街甲×××号房屋及安外花园×××号房屋置换赵文斌承租的沙滩北街甲×××号3间房屋，但在签订《换房协议》时，安外花园×××号房屋并未体现在协议当中，且协议中的“丙方赵”，只是姓。并非名字，阎士兰的签字是：“闫士兰”不能证明是二原告母亲阎士兰本人所签，胡军、胡庆寿隐瞒事实，私自将应当置换给阎士兰的安外花园×××号房屋让渡给被告田文玲，使之成为该房屋的承租人，胡军、胡庆寿与田文玲恶意串通损害了阎士兰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对此，被告田文玲表示整个换房过程阎士兰都是知晓的，因为安外花园×××号房屋不是《求是》杂志社的产权房，故此在《换房协议》中没有体现，之所以该房屋的承租人变更为自己也是阎士兰的意思，否则也不可能去办理相关手续，只是在赵京宏去世后，阎士兰及二原告才提出异议，他们也多次就该问题提起诉讼，但均未获得支持。而且，阎士兰在其他诉讼中亦将《换房协议》作为证据提交，当时对该协议的效力未持异议。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胡庆寿、胡军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表示，《换房协议》是三家户主协商后，报请集团主管部门审批同意，由房管处给办理的房屋变更手续，并非是个人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原告表示协议中阎士兰的签字是伪造的不是事实，从换房到购房，协议一直存放在原告家中，而且整个换房过程，阎士兰和赵京宏是原告家的全权代表，他们对所有环节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在世时从未对签字提出过任何异议，而现在他们去世了，原告提出签字是伪造的，没有依据，原告称协议中没有提到胡军承租的安外花园×××号房屋，这是因为胡军的房屋是文化部的产权，并非《求是》杂志社的，故协议中没有体现，安外花园×××号房屋是阎士兰让赵京宏去验收看房的。诉讼中，本院亦向《求是》杂志社发函了解当年诉争协议的相关事实及调取档案材料。《求是》杂志社答复本院因年代久远相关档案材料已经无法查找，关于阎士兰、王爱儒、胡庆寿置换房屋是个人行为，并非由单位主导。上述事实，《换房协议》，所有权证，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户口本复印件，民事判决书，工作笔录，卷宗档案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被告胡庆寿与王爱儒、阎士兰就置换房屋一事达成合意，三方签订《换房协议》，协议签订后，各方也已按照约定履行了相关内容。应当指出，安外花园×××号房屋虽然没有在诉争协议中有所体现，但结合本案现有证据显示，阎士兰当时对该房屋包含在置换范围内是知晓的，只是多年后其对被告田文玲承租该房屋存有异议，其亦通过诉讼方式主张过相关权利。在此期间，阎士兰并未对《换房协议》的效力提出过异议。现阎士兰已去世，二原告作为阎士兰的子女要求确认该协议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二原告对于协议本身的签字及文字形式提出的异议，亦不能证明该协议效力存疑。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赵建军、赵雪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元，由原告赵建军、赵雪芬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提人民陪审员  李秀英人民陪审员  张永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 助理  刘倩茹书 记 员  蒋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