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京0105行初806号原告周育群，男，193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黄陂县人，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代理人周进（原告之子），男，1972年6月4日出生，汉族，湖北省黄陂县人，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里2区2号楼。法定代表人田志刚，局长。委托代理人何轶，女，北京市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委托代理人李军军，北京市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周育群（以下称原告）要求被告北京市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下称被告）履行烈士评定法定职责，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周进，被告委托代理人何轶、李军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8年6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朝阳区民政局）收到原告要求评定其父亲周某某为烈士的申请材料。被告成立并承接烈士评定工作职责后继续开展调查。经调查，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请不符合出具评定报告履行上报程序的条件并将认定结果告知原告。原告诉称，其父周某某，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人，1939年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第二支队正团级上校支队长。因联共抗日坚决，受到上级严厉处分，降为前线既危险又不能发挥政治主张的担架营营长。1943年任第五战区第七军团长，旋任长江情报总局参谋长。同年秋，率部与日本军队战斗中不屈殉国于安徽蒙城、蚌埠一带，时年仅38岁。依据民政部《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民[1983]优46号文“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应该受理并授予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目前在原告1981年入党外调材料记载“周某某亡于与日本军队战斗中”；周某某家乡也出局了盖有村大队、街道、武汉市黄陂区政协公章、骑缝公章的证明周某某亡于与日本军队战斗的材料。综上，原告认为其父周某某符合评定烈士的条件。被告应受理其关于追认周某某为烈士的申请并将材料上报至有权机关予以批准。在本院指定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原告自网络下载的“文史杂谈”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证明牺牲地点不明的情况下也有人被追认为烈士；2、原告自行制作的《周某某及三任长官年谱》，证明周某某亲共的立场及最终牺牲原因及牺牲年份为1943年；3、原告自网络上查询的廖磊、李品仙的资料，证明周某某的联共抗日立场及牺牲年份为1943年；4、网页截屏打印件，内容为湖北省民政厅给史新生的答复，证明评烈申请材料的要求并非如被告答复的必须在县志上有明确记载，而是有相关材料就可以；5、原告自书的《关于自杀殉国追认烈士》，证明自杀殉国也可以被追认烈士；6、原告自网络上查询打印的材料，证明在姓名不明、牺牲时间及地点不明的情况下也有被追认为烈士的可能性；7、原告自网络查询的“历史九点半”公众号发布的李才莲被追认为烈士的文章，证明其被叛徒警卫员杀害被追认为烈士；8、原告自网络查询的钱壮飞被追认为烈士的材料，证明其牺牲地点不明但是也被追认为烈士；9、《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完善评定烈士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京民优发[2017]453号），证明该文件明确规定群众证言可以作为可靠证明；10、原告自网络查询的徐源泉资料，证明周某某身份情况且该材料内容与其他证明材料能相互呼应；11、原告自网络查询的材料，其内容与原告提交的材料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提交的材料具有可信度；12、地图打印件两张，证明蚌埠、蒙城、罗田、黄陂地点相邻，原告档案中的记载具有可信度；13、原告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询的材料，证明周某某之兄身份情况，从而证明前述证明材料的可信度；14、周氏家谱，家谱中有周某某抗日阵亡、周某某有一兄叫周谟迹的记载，从而证明原告提交材料可相互印证。被告辩称，依据《烈士褒扬条例》第六条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十七项规定，自2019年3月18日起，原由民政部门负责的烈士褒扬工作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因此，该局负有朝阳区行政区域内的烈士褒扬工作的职责。2018年6月3日，朝阳区民政局收到原告之子周进邮寄提交的要求评定原告之父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相关材料。朝阳区民政局对原告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经向市民政局相关部门进行业务请示，认为“申请人现提交的有关证明证言为辅证材料，需要提供主证材料，如档案馆等历史原始记载材料”，于2018年7月17日电话告知原告之子周进，建议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历史原始材料。原告不服朝阳区民政局的回复告知提起诉讼，该局作为应诉机关，基于原告的诉求和该局所负职责，针对原告提交的两份证明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通过调取原告人事档案、派工作人员到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周某某档案材料进行查阅、对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等工作，现有材料无法认定周某某何时何地因何去世，对原告所提出的追认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申请无法出具评定报告履行上报程序。2019年9月5日，该局工作人员与原告之子周进当面沟通调查核实情况，并将上述结果告知。综上，该局认为原告提出的要求该局受理并批准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诉求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依据：（一）履行行政职责的证据：1、原告委托其子周进向朝阳区民政局邮寄的相关材料，包括《关于申请授予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军人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报告》、《证明材料》、《档案查询申请》、《周育群人事档案查询情况》、《授权委托书》以及原告、周进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申请人自行查询的有关政策打印件、国内标准快递单复印件，用以证明2018年6月3日，朝阳区民政局收到原告之子周进邮寄的申请授予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2、朝阳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于2019年3月10日出具的《关于周某某追烈申请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朝阳区民政局对原告提交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经向市民政局相关部门进行业务请示，认为“申请人现提交的有关证明证言为辅证材料，需要同主证材料，如档案馆等历史原始记载材料”，于2018年7月17日电话告知原告之子周进，建议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历史原始材料；3、原告人事档案材料复印件（共6页），证明原告人事档案中有关其父周某某的三份材料中关于周某某去世时任职、去世地点等记载不一致；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阅览证，证明为调查核实周某某牺牲情况，2019年8月22日被告工作人员及法律顾问服务律师到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周某某档案材料进行查阅，未找到任何历史档案材料；5、《谈话笔录》及谈话时刻录的视频光盘，证明2019年8月23日，为核实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被告工作人员在与在《证明材料》上签名的两位村民周某1、周某3进行当面沟通了解，二人述称其对周某某去世情况并不了解，其所闻周某某去世情况与证明材料记载不符；6、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委托代理人周进沟通谈话的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证明2019年9月5日，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之子周进当面沟通调查核实情况，并告知其现有材料无法认定周某某何时何地因何去世，对原告所提出的追认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申请无法出具评定报告履行上报程序。（二）履行行政职责的依据：《烈士褒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601号，2011年8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九条；《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十七项；《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完善评定烈士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京民优发[2017]453号），被告以上述规范性法律文件说明该局开展调查工作履行行政职责于法有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系该局接收原告提交的烈士评定申请后开展调查工作客观情况的反映，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调取的合法性和形式的真实性，能够作为证明该局履行工作职责基本情况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从来源上可划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原告从网络上查询并下载的资料。这类材料中，无论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还是其搜索的人物资料，网络上发布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均无法查证，故该类证据的可信度不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证据中包含如何认识评定烈士的相关资料。尽管烈士评定的标准在行政法规中有明确规定，但在应该看到在具体事件事实的认定、事件性质的判定等因素方面均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个案的差异性，特别是距今年代久远的战争年代中事件、人员等事项的认定。总体而言，烈士评定工作是一个在准确适用法规基础上综合多种应考量因素的系统性认定过程，因此不能仅凭网络上查询的文章、资料中表述的情节，将其作为本案所涉烈士评定事项的标准。因此对于该类证据原告主张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一类为原告自行制作的材料，该类证据属于其自述性质，在无其他确凿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无法采纳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一类为从档案馆查询周某某之兄身份关系的资料，该证明事项与原告的主张并无实质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纳。经审理查明，朝阳区民政局于2018年6月3日收到原告委托其子周进邮寄的《关于申请授予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军人周某某为革命烈士的报告》，为抗日战争中为国牺牲的父亲周某某申请“革命烈士”称号，并附有《证明材料》、《周育群人事档案查询情况》等材料。其中《证明材料》记载，“周某某，生于1905年，1943年牺牲，黄陂区六指街滨湖村万家湾人。抗日战争时在安徽蚌埠蒙城抗日牺牲，年仅38岁。……”材料上加盖有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六指街道办事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黄陂区委员会办公室、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道办事处滨湖村民委员会的公章。《周育群人事档案查询情况》记载“材料一记载：其父亲周某某，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排长职务，没有罪恶活动，在抗日救国中对我党的态度认识正确，积极主张抗日救国，在抗日中牺牲生命，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打死。”“材料二记载：周育群的父亲周某某于1939-1940年任国民党五战区第二游击纵队第二支队长，1943年调任国民党第七军团长，同年秋在安徽省蒙城县一带抗日，伪保长向汉奸告密，日伪军在他回军途中埋伏，伏击死亡。”朝阳区民政局收到上述材料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缺乏主证材料，并请示了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得到回复亦认为现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证明为辅证材料，需要补充主证材料。朝阳区民政局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原告之子周进告知其初步认定结果。此后，按照朝阳区机构改革方案要求被告成立，其承担的行政职能中包括原由民政部门承担的烈士评定职责。原告遂以该局为被告提起要求该局履行烈士评定职责的行政诉讼，后被告表示可以就原告的申请进一步开展工作，故原告撤回了起诉。2019年6月，被告与原告退休单位神华国华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热电分公司（原北京热电厂）取得联系，调取了原告人事档案中记载其父去世情况的三份档案材料。原告提交的《周育群人事档案查询情况》中其父周某某去世情节的记载源于其中两份档案材料，分别为原北京热电厂于1981年3月致函黄陂县塔尔人民公社党委（系原告哥哥周某4所在单位）和黄陂县甘棠公社（系原告原籍所在地）了解原告父亲周某某及家庭情况得到的回函。另一份档案材料为原北京热电厂于1981年3月致函红安县矿山银行党委（系原告姑母所在单位）了解原告父亲周某某情况得到的回函。该证明材料载明，周某某在“一次战斗中，被日本人围住，地点（罗田县……）在这种情况下，周某某投水自杀了。”2019年8月22日，被告派员前往位于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试图查询周某某的原始档案记载资料，但未找到任何历史档案材料。2019年8月23日，被告派员前往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滨湖村民委员会，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服务站和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滨湖村干部陪同下，调查核实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出具的情况。调查中，被告与在《证明材料》上签名的两位村民周某1、周某3（启）进行当面沟通。经了解，《证明材料》落款处“证明人周某2”，周某2即为周某4系原告哥哥。“万家湾证明人”处共有四人的签名，分别为周谟贵、周某1、周某3（启）、周某5。二人陈述，在《证明材料》上签字时，上述四人均在场，周某1除签署自己名字外还帮周谟贵、周某3（启）签名，周某5是自己签的名字。二人表示对周某某参军、牺牲的情况并不了解，听长辈或者周某某家人说，周某某是被他的警务员枪杀的。故此在地方风评不好，作为子女周某4写了这份证明，作为同村人碍于面子帮着签字，想改变这个说法要个清白。2019年9月5日，被告与原告之子周进沟通谈话将上述调查核实情况予以告知。被告指出，原告人事档案中的三份材料，对周某某牺牲的地点、方式描述明显不一致；在《证明材料》上签字的证明人也表示对原始情况并不清楚。综合上述情况，该局无法出具烈士评定报告并向有权机关上报。原告遂再次提起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本院认为，《烈士褒扬条例》（2019年8月1日第二次修订）第六条规定，国务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全国的烈士褒扬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烈士褒扬工作。第九条规定，申报烈士的，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有关死者牺牲情节的材料，由收到材料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本案中，原告的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市朝阳区，其作为死者遗属向被告提出评定烈士的申请。依据前述规定，被告作为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具有接收原告的申请并依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的法定职责。弘扬烈士精神，在全社会营造缅怀烈士、崇尚烈士、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由此，烈士的评定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负责评定工作的行政机关应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依照《烈士褒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烈士评定工作中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有初步调查核实并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的职责，也即依照该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烈士评定条件进行初审，在认定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情况下将有关材料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核。烈士的评定中，确定死者身份、从事活动的性质、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性质是作出烈士评定的事实基础。而上述事项的认定均需有可靠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当然，本院认为对于涉及距今年代久远的战争年代中追认烈士的评定工作，对申请材料的认证标准不应过于苛责。应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充分、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在符合法规规定和政策条件下作出认定，但无论如何均不能偏离需有可靠的证明材料这一最为基本的评定条件。可靠证明是对证据证明标准的尺度把握问题，以与申报烈士的人员一起工作过、战斗过的同志的亲历证明、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等原始证据为最佳；在无原始证据的情况下，数量较多的知情人员所做的内容一致的证明亦可形成较强的证明优势。北京市民政局制发的《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完善评定烈士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京民优发[2017]453号）的规定基本采取了上述认证标准，可以作为本市烈士评定工作的依据。本案中，综合原告提交和被告调查的证据，首先现有证据中均无证明原告之父周某某在抗日战争中参战牺牲的直接、原始证据。其次分析现有证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原告人事档案中保存的其所在单位调查其家庭情况时，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上述证明材料中对于周某某身份、参战时间、地点及经过的描述并不一致，且亦无直接、原始证据依托；第二类为原告提交的周某某原籍乡里出具的证明，但经调查核实，出具证明的人员并非战斗的亲历者，并不了解周某某死亡的经过，所证明的内容均系听祖辈或周某某的亲属口述。上述证明材料均属于传来证据，分析其证明内容尚不足以达到可靠证明的程度。被告对原告提出的申请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核实，得出的上述结论符合基本的认证规则且不具有明显不合理性，本院予以尊重。综上，被告已依据行政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职责。原告要求被告将其关于追认周某某为烈士的申请材料上报至有权机关予以批准的履责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周育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周育群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朱军巍人民陪审员  王雅楠人民陪审员  李兰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孙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