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5民初4884号原告：李某1，男，1956年2月14日出生，汉族，庑殿三队退休职员，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进堂，北京师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景翠（系原告李某1之儿媳），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李某2，男，1958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退休职工，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海，北京市营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某3，女，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被告：李某4，女，196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大兴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马某，男，1948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李某1与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被告马某分家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进堂、刘景翠、被告李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清海、被告李某3、被告李某4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勇、被告马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被继承人李若恵的所有遗产，遗产包括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家苑A区8号楼5单元101室（拆迁协议为A区6号楼5单元101室，以下简称：101室）、A区8号楼4单元602室（拆迁协议为A区6号楼4单元602室，以下简称：602室）、B区1号楼5单元701室（拆迁协议为B区10号楼5单元701室，以下简称：701室）及货币补偿款；2.诉讼费用由4名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李某1与李某2、李某3、李某4、马某系兄弟姐妹关系，母亲李若恵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原有一处房产，2010年该房产拆迁，得到101室、602室、701室3套拆迁安置房及相应货币补偿。李若恵于2016年6月26日去世，并于2017年9月20日注销户籍。李某1与李某2、李某3、李莉为全部第一顺序继承人。因为李某1与李某2、李某3、李莉无法达成分家析产协议，上述3套房产均未进行不动产登记。另，父母1950年离京时将马某送与他人抚养，因年少时李某1家庭成分不好，马某多年未与李某1等家人联系，因为从小被送养，其是否有继承权由法院查明事实后确定。李某1和李某2、李某3、李莉均未作出放弃继承遗产的意思表示，李若恵的遗产应属于继承人共同所有。因为双方无法就分家析产达成协议，所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法院提出因为继承而引起的分家析产诉讼。李某2辩称，李某2不同意李某1的诉讼请求，其诉讼请求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一、李某1对母亲遗产应无继承权。李某1未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或少分遗产。李某1住址虽与父母一家之隔，但几十年与母亲不往来，连儿子结婚时都没有通知母亲，母亲去世前住院期，除住院第一天露个面外，8个月多一次不探望、不过问；生前更未对父母履行扶养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母亲生前曾表示将来遗产不分配给李某1。二、李某1要求析产继承的701室不属于父母遗产的范围，属李某2个人财产，李某1无权要求继承。1.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三村欣华六条5号院（以下简称：5号院）内北房从西边数第一间由李某2建造，而且是李某2结婚时妻子作为结婚的最主要条件，可见此为父母的共同意思表示，建房结婚时该房屋即归李某2所有。5号院拆迁前，李某2一直居住在该院，房屋亦主要是由李某2建造，母亲居住在中间3间。由此可见李某2对5号院内房屋享有所有权，当然理应取得该院落的拆迁权益，涉案房屋拆迁前母亲及村委会书记王国兴均确认，原房屋有一间属李某2所有，701室归李某2个人所有，将来名字直接改为李某2，故701室属于李某2的个人财产。2.701室由李某2直接收房、占有、使用至今，各项费用均由李某2交纳。三、已分家另过的子女无权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继承的，当然亦无权继承宅基地上房屋所产生的拆迁利益。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8条规定：“农户家庭中部分子女与父母分家另过，部分子女与父母共为一户且未新分宅基地。父母死亡时，已分家另过的子女主张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进行继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应释明当事人可对相应宅基地上房屋折算价值主张继承”。由此可见，已分家另住的当事人无权要求继承宅基地上房屋。2.李某1早已成家，在本村分宅另住，拆迁后得多套房屋，李某4结婚另住（在本村单独有宅基地，拆迁后亦得房多套），按风俗习惯及母亲的意思表示可查明，母亲是将5号院留给李某2所有，因拆除前该院落对外宣称的产权人均为李某2，只是李莉婚姻发生变化后方回家居住。四、建议法院查明事实后对母亲遗产予以判决继承。拆迁安置后，母亲由李某2、李莉、李某43名被告轮流照顾，费用从母亲退休金款项中支出，拆迁安置后至母亲过世前一直居住在101室（现李某4占有房屋），为感觉是住自己家、子女照顾方便，生前对其遗产未明确处理。结合本案事实，李某2认为701室为李某2个人财产，不属于母亲遗产范围，为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查明母亲的遗产范围，应按法律规定予以判决。李某3辩称，5号院内北房东数第一间房屋是李某3建造的，南房6间也是李某3在2002年建造的，是父亲让李某3建造的，所以宅基地上有李某3的房屋。602室现在是李某3在居住，李某3是被安置人，602室应当是李某3的。101室是母亲的，应该予以分割。701室应该是李某2的。要求法庭确认李某3对602室享有房屋权利。李某4辩称，一、李某1作为长兄，33年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在父母过世后无资格要求继承父母遗产。33年前因琐事与父母发生矛盾后，李某1就搬离了父母家单过，并声称不要父母的财产，也不会养父母，有一次李某1回父母家拿东西与父母发生争吵，后竟然动手殴打父母，李某1和其爱人竟然用平板铁锹拍打父亲。此后30多年李某1对父母不管不问不理，在路上与父母见了面都形同陌路，连个招呼都不打，甚至连孙子都是如此，更恶劣的是在母亲生命的弥留之际，在李某4和弟妹的要求下，李某1才勉强在医院呆了半个小时，随后，母亲陷入深度昏迷8个月，这期间是李某4和李某2、李某3轮流照顾母亲，李某1一次都没有去过，母亲去世后，李某1作为母亲亲生长子别说是操办丧事了，竟然连面都没有露过。李某1对亲生母亲尚且如此，对继父更是连路人都不如。故于情于理于法，李某1都没有资格要求分母亲的遗产。二、母亲李若恵生前已对涉案遗产进行了分配，根本也没有把李某1考虑在内。2010年6月，三套安置房购房协议签订之际，母亲亲笔手写了《赠予书》，表明：“大女儿李某4，为照顾我辞去工作。我把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店三队欣华六条五号平房在拆迁中属于我名下的一套房产面积大约在80平方米左右，赠予我的大女儿李某4所有”。另外，在2013年6月22日，母亲与除李某1之外的三子女共同签订了《协议书》，对拆迁所得3套安置房直接做了约定，分别为李若恵一套，李若恵百年后由李某4继承，一套归李某2所有，另一套归李某3所有，此协议中还明确提到，李若恵与李喜德只有3名子女，把李某1排除在外。可见在母亲心中对李某1已经失望之极。协议还提到对母亲的赡养安排，主要由李某4来照顾，新房交付前李若恵随李某4共同生活，新房交付后母亲住新房主卧，李某4随母亲共同居住。3名子女可以轮流照顾母亲，同样母亲和其他子女都没有考虑李某1会照顾母亲，李某1实际更未想过来照顾母亲。综上，李某1没有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依法无权继承父母的遗产，另，母亲生前也已经对3套房产做了分配，根本没有李某1的份额，请法院依法驳回李某1的诉讼请求，同时要求在本案中确认101室的房屋权利归李某4享有。马某辩称，5号院北房5间，东数第一间是李某3的，西数第一间是李某2的，中间的是父母留下的遗产。李某130年没有尽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应继承父母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应由李某2、李某3、李某4三人分割，马某不主张继承父母的遗产。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李喜德与李若恵于1975年2月3日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李某1、李某2、李某4、李某3、马某均系李若恵与前夫所生之子，马某自小由其姨夫、姨母抚养，李若恵与李喜德结婚后，李某1、李某2、李某4、李某3随李若恵与李喜德共同生活；李喜德于2006年11月4日死亡，2010年7月5日因死亡被注销户口，李若恵于2017年9月20日因死亡被注销户口。李喜德、李若恵原有宅基地一处即5号院，2010年，该房屋被拆迁，被拆迁时院内有北房5间、南房6间。李若恵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于2010年4月23日签订《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于2010年6月8日签订补偿协议和拆迁安置购房协议，确认5号院宅基地面积为242.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209.5平方米，区位补偿价为452520元、房屋重置成新价446363元、提前搬家奖励费2000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搬家补助费3143元、安置奖励费62850元、少建房奖励费11631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82220元、其他费用30000元、周转费113130元，李若恵选购3套回迁安置房，分别是“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村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小区10号楼5单元701室”（建筑面积86.42平方米，购房款219507元）、“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村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小区6号楼4单元602室”（建筑面积86.34平方米，购房款221894元）、“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村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暂用名）小区6号楼5单元101室”（建筑面积86.42平方米，购房款353665元），扣除购房款后，剩余拆迁补偿款为458791元。该笔拆迁补偿款于2010年6月23日发放至李若恵账户。2015年，涉案3套回迁安置房交房，李某2提交的“旧宫庑殿—南村项目安置房入住财物结算清单”显示李若恵选购3套回迁安置房分别为“南场东街2号院5单元701号”（实测面积86.59平方米，房款补差额432元，厨卫装修补贴11160元，产权证工本费、印花税、代收维修基金、有限电视开通费共计1311元）；“南场东街1号院5单元101号”（实测面积86.79平方米，房款补差额4667元，厨卫装修补贴11160元，产权证工本费、印花税、代收维修基金、有限电视开通费共计1313元）；“南场东街1号院4单元602号”（实测面积86.62平方米，房款补差额719元，厨卫装修补贴11040元，产权证工本费、印花税、代收维修基金、有限电视开通费共计1311元）。现101室由李某4居住使用，602室由李某3居住使用，701室由李某2居住使用。关于5号院内房屋建房和居住情况，李某2陈述称院内原有北房3间，自己为了结婚于1984年在北房西头建造1间房屋，之后一直居住至拆迁；李某3于1989年在北房东头建北房1间，一直居住至拆迁；原南房4间、西房1间系父母在90年代建造，李某2出资买的门，后来李某3把原有南房拆除，建造南房5间；5号院一直是李某2一家、李某3一家和父母一起居住，李某41994年左右结婚后就搬走了。李某3对李某2所述予以认可，马某亦认可李某2、李莉各建北房1间。李某4陈述称李某2的房屋于1981年、1982年左右建造，因其在外面有1套房屋，故自1990年起搬走近10年，后来有了拆迁的消息才回来居住；李某3称建房情况基本属实；自己于1983年左右结婚，婚后因经济困难曾回5号院居住过，之后自己申请宅基地建造了房屋；南房系母亲出料、李某3出工建造，后来母亲给付李某34000元工钱，北房西数第一间是李某4结婚前、李某1离家后全家人共同建造。李某3、李某2认为基于建房的事实，602室、701室应分别归各自所有，而101室属于李若恵遗产，应当予以分割。庭审中，李某2提交李若恵出具的书面材料及李若恵签字确认的证明各一份佐证701室归其所有的事实，书面材料载明：“庑店三村欣华街六条五号院内西房一间为李某2所建，属于李某2所有。拆迁房后的回迁房中有李某2一套，也属他所有，房产证名字写李某2为证”；证明亦载明：“庑殿三村欣华街六条5号李若恵院内的有一间房屋属于李某2所有。2010年，我村旧村改造拆迁，经村委会调解，李若恵同意将回迁房10号楼5单元701号房间（房屋面积86.42平方米）归李某2所有，回迁给房时，将此房房本的名字李若恵改写为李某2”。李某3、马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李某1认为李某2称该文件为“遗嘱文件”，但该文件并不具备遗嘱的要件，且5号院内房屋属于李若恵与李喜德共有，李若恵不具有单独处分的权利；李某4称上述2份证据系李某2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李若恵所写。李某4主张李若恵生前已将101室房屋赠予自己，101室应当归李某4所有。李某4提交《赠予书》、《协议书》、《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佐证，其中《赠予书》载明：“因我的行动不便，生活需要别人照顾。为此大女儿李某4为照顾我辞去工作。我把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店三队欣华六条五号平房再拆迁中属于我名下的一套房产面积大约在80平方米左右，赠予我的大女儿李某4所有”，李若恵在落款处签字，落款时间为2010年6月26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一、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一层约86平方米归李若恵所有。李若恵百年后，该楼房由长女李某4个人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得继承。二、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七层约86平方米楼房归李某2所有。三、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五层约86平方米楼房归李某3所有。四、因拆迁所得全部现金补偿均归李若恵所有。五、李喜德养老金、股金均归李若恵所有。六、李若恵名下工资、拆迁款、养老金、李喜德股金暂由李某4代为管理。结止至2013年2月底，李若恵共有存款27000元。李某4自本签订之日起，十天向其他三方报账一次。七、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一层约86平米楼房入住前，李若恵在长女李某4在家居住。居住期间，李若恵除向李某4每月支付3000元外，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保姆工资除外）。李若恵看病及大额医药费用除外，由三子女按实际分担。在此期间，如李若恵同其他子女生活，李若恵名下工资、拆迁款、养老金、李喜德股金暂由实际与李若恵生活的子女代为管理。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一层约86平米楼房能够入住后，李若恵回其房屋内主卧居住，李某4随母一同居住。其他子女照顾李若恵期间李某4返还其名下房屋居住。三个子女轮流照顾李若恵的起居生活。期限为每个子女伺候李若恵十天。以长幼顺序轮换”。落款处有李若恵、李某4、李某3签字确认，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22日。《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载明：“鉴于庑殿-南场旧村改造项目回迁安置房产权人李若恵及配偶已故，现其全部继承人经协商一致，将产权人名下回迁安置房产权进行变更，现签订如下协议共同遵守……1、位于南场东街2号院小区1号楼5单元701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2个人所有。2、位于南场东街1号院小区8号楼5单元101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4个人所有。3、位于南场东街1号院小区8号楼4单元602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3个人所有”。落款处有李某2、李某4、李某3签字。李某1对上述3份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李若恵没有赠予的权利，《协议书》不具备遗嘱的条件，《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系李某2、李某3、李某4侵犯李某1合法权益的证明。李某2、李某3、马某对《赠予书》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其内容已经被后面的《协议书》取代，《协议书》没有李某2的签字，如将该协议认定为遗嘱亦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真实性认可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李某4找李某2签该协议系为了方便房屋出租，该协议不能证明李某2同意协议书中的房产分配方式。庭审中，双方当事人提出要求分割李喜德和李若恵名下存款，李喜德和李若恵存折及银行卡均在李某4处，李若恵在世时曾给付李某2、李某4、李某3每人60000元租房款，李某4称李若恵去世时剩余200000余元存款，李某2、李莉、李某4每人分得63000元，马某分得33000元，所有钱款已经分割完毕。庭审中，李某4提交了李喜德与李若恵的存折，经其核算，其所掌握的李喜德、李若恵的存款（包括拆迁款和利息758285.77元、李若恵工资161100元、李喜德红利56000元、李若恵住院报销款186160.17元、收礼3000元）共计1164545.94元，均已消费完毕，并提交大量消费票据和记账凭证证明消费支出情况。另有李若恵2个银行账户内的钱无法取出，李喜德存折账号为×××*截至2012年1月4日存款余额为25769.83元，李喜德存折显示李喜德死亡前及死亡后，每月均发放注释为“保险”或“太保”的钱款500元。各方当事人对于李喜德、李若恵生前收入情况未提出异议，但对支出情况提出异议，其中，对于2001年至2015年5月13日共计59个月零10日，每月3000元的支出均不认可，各方对于其他消费情况亦分别提出异议。经询问，各方均同意以李某4提交的现有证据为依据分割存款，如有其他存款将另行主张。关于对李喜德、李若恵的赡养情况，李某1称自己1975年至1985年期间一直与父母一起生活，之后也一直有来往，并没有大的矛盾，李喜德去世亦是李某1给办理的丧事，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李某1提交书面证人证言一份佐证，各名被告对该份证据均不予认可，各被告称李某1在30年前与父母发生矛盾后离家，此后与父母长期不相往来，并未尽过赡养义务，不应分得遗产，同时李某2提交李喜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李喜德的丧葬事宜由自己办理。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系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共有人在共有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本案诉争5号院拆迁利益系李喜德、李若恵、李某3、李某2共同居住生活期间取得，分家析产法律关系与继承法律关系无法严格区分，需按照现析产后继承的思路一并协调处理。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5号院北房西数第一间房屋由李某2建造并长期居住，北房东数第一间房屋由李某3建造并长期居住，北房中间3间房屋由李喜德、李若恵共同建造并居住使用，南房原由李喜德、李若恵建造，后由李某3参与翻建。虽然李某4主张其曾参与部分房屋建造，但无相关证据及他人陈述相佐证，且即使其参与建造，但其另有宅基地，且并未在5号院内长期居住生活，根据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生前宅基地上房屋翻扩建确存在贡献的人，据此主张享有宅基地上房屋共有权或增加相应继承份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其据此主张的相应补偿请求，人民法院应根据相应证据，尊重风俗习惯，从公平角度出发，在判断法律关系性质属于赠与、亲属间无偿帮扶亦或债务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支持。故本院综合5号院原有房屋及翻建情况及共同生活情况，酌情确定拆迁前5号院内北房西数第一间归李某2所有，北房东数第一间归李某3所有，剩余北房归李喜德、李若恵所有，南房归李喜德、李若恵、李某3共同所有。根据《房屋拆迁货币补偿估价结果通知书》，5号院内房屋实测建筑面积为180.08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为209.5平方米，较房屋实测面积存在29.42平方米溢出部分，本院综合此情况酌予认定上述209.5平方米合法建筑面积中127平方米属李喜德、李若恵夫妇共同财产，24.5平方米属于李某2的财产，58平方米属于李某3的财产。李喜德去世后，其与李若恵共有财产的一半（63.5平方米）应作为其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李喜德与李若恵结婚时，李某1、马某均已成年，李喜德与其二人并未形成继养关系，虽然当时李某2亦已16余岁，但其长期与李喜德夫妻共同生活，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李喜德死亡后亦参与丧葬事宜的操办，从抚养时间的持续性、家庭身份的融合性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李喜德与李某2形成继子女关系，故李喜德的继承人为其配偶李若恵及李某2、李某4、李某33名继子女，4人各继承15.87平方米或15.88平方米建筑面积。属于李喜德的房屋面积继承分割后，李若恵应享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79.38平方米、李某2应享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40.37平方米、李某3应享有的建筑面积为73.88平方米、李某4应享有的建筑面积为15.87平方米。根据上述确认的房屋面积，结合拆迁补偿情况，本院对拆迁利益认定分割如下。区位补偿价，李某2、李某4均非本户在户人口，区位补偿价由李若恵、李某3根据面积比例分配，经计算，李若恵应得234379.73元，李某3应得218140.27元；房屋重置成新价及厨卫装修补贴，按照房屋面积比例计算，李若恵应得181768.08元，李某2应得92441.14元，李某3应得169173.9元，李某4应得36339.88元；提前搬家奖、工程配合奖、搬家补助费、安置奖励费、少建房奖励费、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其他费用、周转费，考虑到李若恵、李某2、李某3均在5号院内长期居住而李某4并未在此居住，本院酌情确定李若恵、李某2、李某3每人应得1/3即118324.66元或118324.67元。关于安置房屋部分，实际选购的回迁安置房面积为260平方米，较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存在50.5平方米溢出部分，本院综合考虑此情况，酌情确定应属于李若恵所享有的79.38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获安置面积98.5平方米,李某2所享有的40.37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获安置面积50平方米，李某3所享有73.88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获安置面积91.5平方米，李某4所享有的15.87平方米建筑面积可获安置面积20平方米。260平方米安置面积所对应的701室、101室、602室因尚未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故对房屋所有权归属，本案不予处理，本案处理当事人针对回迁安置房屋所享有的房屋权利，具体如何分割，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庭审中李某2提交了其称为“遗嘱文件”的书面文件以及证明一份，从内容上看，并非李若恵对其死后遗产处理的表达，而李某4提交《赠予书》、《协议书》、《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从形式上看，均不符合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故二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应认定为遗嘱。其次，李某2提交的证据及李某4提交的《赠予书》中，李若恵分别表示拆迁后的回迁房中有李某2的一套（86.42平方米）；赠与李某4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李若恵赠与的意思表示应当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在《协议书》中约定“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村安置房一层约86平方米楼房归李若恵所有。李若恵百年后，该楼房由长女李某4个人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得继承”，但该《协议书》系关于全部拆迁利益、李喜德的遗产及李若恵赡养问题等的一揽子协议，在该协议未经所有权利人签字确认的情况下，不宜单独将部分条款解读为对其前期赠与意思表示的撤销，从本案实际情况及李若恵生前意愿角度考虑，本院对李某2提交的两份证据及李某4提交的《赠予书》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李若恵实际应享有的安置面积为95平方米，超出其赠与李某2、李某4房屋的总面积，据此可以推断李若恵同意将其名下因5号院拆迁所应获得的安置房均赠与给其子女。第三，2016年11月22日，李某2、李某4、李某3签订《回迁安置房产权变更协议书》，该协议书中三人协议一致701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2个人所有，101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4个人所有，602室的房产变更给李某3个人所有，该协议可以认定为系经李若恵赠与后，回迁安置房的现有全部权利人协商一致对房屋进行了分配，该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基于上述分析，现有701室的房屋权利应由李某2享有，101室的房屋权利应由李某4享有，602室的房屋权利应由李某3享有。在计算支付购房款后的剩余货币补偿款时，考虑到701室、101室、602室面积相差无几，但房价相差较大，从公平角度考虑，本院以总购房款（包括房屋面积差购房款、产权证工本费、印花税、维修基金、有限电视开通费各项共计804819元）除以总面积（260平方米）所得出的房屋单价作为计算每人应支付的购房款的基础，经计算，李若恵应分得的前述各项拆迁补偿扣除98.5平方米的购房支出后余229569.47元；李某2应分得的前述各项拆迁补偿扣除50平方米的购房支出后余55992.81元；李某3应分得的前述各项拆迁补偿扣除91.5平方米的购房支出后余222404.84元；李某4应分得的前述各项拆迁补偿扣除20平方米的购房支出后还应支付25569.12元。根据李某4的结算情况，拆迁款加利息共计758285.77元，期间拆迁单位曾分多次给付周转费，该周转费应归李若恵、李某2、李某3共有，每人分得1/3，为方便计算，本院酌情确定期间的周转费和货币补偿利息由李若恵、李某2、李某3三人平分，故加上后期发放的周转费和利息，李若恵因5号院拆迁所应获得的货币补偿数额为321532.06元；李某2因5号院拆迁所应获得的货币补偿数额为147955.4元；李某3因5号院拆迁所应获得的货币补偿数额为314367.43元；李某4因5号院拆迁所应获得的货币补偿在支付购房款后还应支付25569.12元。李若恵上述货币补偿款、工资款应当作为遗产分割,另外李喜德红利收入56000元由李若恵、李某2、李某4、李某3平均分配，每人应得14000元。综上，李某4计算并经各方确认的由其所支配的2名被继承人货币款总额为1164545.94元，其中属于李若恵生前所得货币款为685792.23元（包括拆迁款及利息、工资、应分得的李喜德的红利、报销款、礼金），考虑到李若恵生前消费主要包括住院治疗、雇佣保姆及日常生活消费，本院根据根据李某4提交的支出明细及各种票据，酌情确认李若恵死亡时扣除其合理消费支出剩余款项应为100000元，该笔款项应作为其遗产予以分割。考虑到李喜德、李若恵主要由李某2、李某3、李某4赡养，马某虽从小由他人抚养，但对李喜德、李若恵亦尽有一定的赡养义务，故对于李若恵的遗产，李某1应当予以少分，本院酌情确定李某1应继承10000元，剩余部分，李某2、李某3、李某4对于给付马某33000元均无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在扣除上述款项后，每人应得19000元。关于李喜德名下账号为×××*的存款收入，其收入注释为“保险”或“太保”，在李喜德死亡前及死亡后均长期每月发放500元，其中存款大部分结余均为李喜德死亡后所发，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证据佐证该笔钱款的具体性质及来源，且2012年1月4日以后可能仍有每月500元的收入，仅凭现有证据无法确定最终数额，故本院对该存款不予处理，待明确该笔存款的性质、来源及数额以后，如相关权利人对该笔存款或本案被继承人的其他存款的分割问题产生争议，各方可另行解决。综上，经核算，对于各自应获得的货币补偿款、应分得的李喜德的红利及李若恵的货币款，李某2应为180955.4元、李某3应为347367.43元、李某4应为7430.88元、李某1应为10000元，其中李某2、李某3分别已取得123000元，对于剩余款项，因李某4认可拆迁款及利息、父母的工资、红利、报销款等均由其支配，故由李某4给付李某110000元，给付李某257955.4元，给付李某3224367.43元。据此，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编号为WN-3283的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场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小区10号楼5单元701室房屋的房屋权利由被告李某2享有；二、编号为WN-3284的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场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小区6号楼4单元602室房屋的房屋权利由被告李某3享有；三、编号为WN-3285的拆迁安置购房协议中涉及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庑殿—南场旧村改造项目安置房小区6号楼5单元101室房屋的房屋权利由被告李某4享有；四、被告李某4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李某110000元，给付被告李某257955.4元，给付被告李某3224367.43元；五、驳回原告李某1、被告李某2、被告李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85元，由原告李某1负担285元（已交纳）；由被告李某2负担48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李某3负担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被告李某4负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瑶人民陪审员  梁跃海人民陪审员  蔡连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张思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