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05行终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英,女,1930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银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国秀，女，193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有才，男，1952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有斌，男，1953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波，男，1979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聪，男，1982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海市海城区。 委托代理人邹志良，广西海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斌，广西海望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海市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广西北海市海城区深圳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黄飞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春兴，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裕成，广西海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因诉被上诉人北海市自然资源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行初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国土局（原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就北海市××路××号土地曾分别于2006年向申请人陈晓红颁发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于2008年向陈晓红的买受人孙然颁发了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据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2执字第755、756、757号《民事裁定书》、（2016）辽0302执字第755、756、75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向于德利颁发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原告主张北海市××路××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刘吉甫，但未能向法院提供房屋权属证书的原件。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清单编号6证据证明，2016年4月19日已向国土局申请复印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北海市国土资源局已于2019年3月5日更名为北海市自然资源局。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表明，于2016年4月19日已向国土局申请复印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此可知，原告最迟于2016年4月19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土局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而原告于2019年1月7日才向本院起诉，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没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事由；即使适用原告知道国土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时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失效]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的规定，从2016年4月19日至2019年1月7日，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且没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国土局于2018年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颁发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的起诉。 上诉人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上诉称，一、原审查明事实部分仅是证据事实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证据事实却不去查明。另外一部分证据可证明的事实如下：1、上诉人虽然未能向法院提供房屋权属证的原件，但提供的证据清单编号4证据证明，由北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签署“此件与原件相符”的《北海市房地产所有证存根》的复印件，该《北海市房地产所有证存根》应当与房屋权属证书的原件有同等效力；2、北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于2015年6月30日、2018年9月18日出具的《房屋交易与产权档案查询证明》，均证明位于北海市××路××房屋已在交易中心办理房产权属登记，所有权人为刘吉甫，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房地产02339号，现无抵押登记，现无查封登记，说明该房地产从未被抵押及从未被查封过；3、被上诉人提供的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同一天制作的（2016）辽0302执字第755、756、757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两份，其中的《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被执行人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号，地号：450502004005GB00088，北国用（2016）第878809号，土地证面积294.67m2的门市房用地的查封，《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协助单位是北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执行查封的内容同上。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为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地号：3-2-66，面积为236.81m2。而北国用（2008）第04991号，是从被上诉人于2008年8月1日出让案涉土地使用权给陈晓红（地号为2-11-292）、陈晓红于2007年12月27日转让给孙然，孙然才于2008年1月8日取得该证演变而来，可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解封、通知被上诉人协助执行的北国用（2016）第87880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非被上诉人颁发给孙然的北国用（2008）第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4、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从没有对北国用（2008）第04991号进行查封；5、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裁定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房产更名过户给于德利，产籍号：桂（2017）北海市不动产第××号的《民事裁定书》，没有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的印章，并且，孙然亦从未申办过房产证和不动产权证；6、原审另查明，上诉人向其提供的证据清单编号6证据证明，2016年4月19日已向国土局申请复印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而申请复印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签名不是上诉人的名字，该签名是什么名字，与上诉人有何关系，却不予查明；7、被上诉人提供的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2执字第755、756、7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房产，产籍号：桂（2017）北海市不动产权第××号更名过户给于德利，但是，孙然却从来没有办理过北海市××路××房屋的房产证而没有该房屋的房产证，并且，鞍山市铁山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2执字第755、756、757号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海城区××路××房产，产籍号：桂（2017）北海市不动产权第××号更名过户给于德利的《民事裁定书》却没有该法院的印章。对此，被上诉人应当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第三款“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登记事项存在异议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审查建议”的规定，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对登记事项进行审查的建议，而被上诉人却没有履行该职责。原审对这一部分证据可证明的事实不予查明。二、原审不能正确适用法律。 1、原审根据在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有申请复印人签名就认为是上诉人所为，而在6名上诉人中，是哪一名上诉人申请复印的？原审不能指出是谁所为，应当不是上诉人的所为，可见，原审的如此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是想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可见，本案案涉的北海市××路××房屋及房屋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不动产，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诉讼期限应当为二十年，而被上诉人向孙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2008年1月8日，向陈晓红颁发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是2006年，那么，上诉人提起诉讼的期限，应当从2006年计算至2026年的二十年期间，依法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尚未超过二十年，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这明显是不能正确适用法律。2、原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国土局于2018年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颁发不动产权证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该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后面还有一个“但书”，即“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协助执行内容为：⑴解除对被执行人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号，地名：450502004005GB00088，北国用（2016）第B78809号，土地证面积249.67m2的门市房用地的查封，而案涉孙然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却是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地号：3-2-66，土地证面积236.81m2,两者显然是截然不同；⑵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房产更名过户给于德利，产籍号：桂（2017）北海市不动产权第××号，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孙然名下的不动产权第××号，而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中，没有孙然名下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房产证，两者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其一，其二，该《民事裁定书》没有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的印章，依法应当尚未生效。据此可知，被上诉人已扩大执行范围，并且，被上诉人执行了尚未生效的《民事裁定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的规定。上诉人提供的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的宗地面积：172.13m2/房屋建筑面积：516.39m2，而被上诉人提供的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的宗地面积：249.67m2/房屋建筑面积：709.70m2。被上诉人颁发的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是采取扩大执行范围且违法方式实施的违法行为。 综上，本案的证据已经证实，位于北海市××路××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均属刘吉甫享有，从无抵押和查封登记；陈晓红的《土地设定登记申请书》及被上诉人的《土地设定登记审核表》均缺乏申请登记依据及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的《房产析产协议书》，被上诉人为陈晓红、孙然办理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缺乏依据，明显违法；陈晓红与孙然签订的只是《地产转让合同》，转让的是地产土地面积，孙然从未办理过房产证；被上诉人抗辩上诉人最迟已于2016年4月19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颁发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上有申请人的签名，但被上诉人不能证明申请人的签名是上诉人中任何上诉人所为，说明其抗辩主张没有证据事实支撑；原审竟然采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事实支撑的主张，不查明申请人的签名是否上诉人所为，就想当然的认为上诉人最迟于2016年4月19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土局作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原审的该认为显然没有事实依据；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解封、要求被上诉人协助执行的是北国用（2016）第B7880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而非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刘吉甫名下的北海市××路××号房地产亦未曾被查封过；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房产更名过户给于德利的《民事裁定书》没有该法院的印章，依法未生效；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要求被上诉人协助执行的是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号桂（2017）北海市不动产权第××号房产更名过户给于德利，而北海市××路××号房地产却是刘吉甫名下，该房地产已在北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房屋所有权人为刘吉甫；被上诉人扩大协助执行范围且采取违法方式实施；刘吉甫享有的位于北海市××路××号房地产应属不动产，上诉人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应是20年，并非是6个月或者2年的期限；原审作出驳回上诉人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的起诉的裁定，是不以事实为依据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9）桂0502行初2号行政裁定，支持上诉人在一审的诉讼请求（1、被告登记颁发的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证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上诉人北海市自然资源局辩称，一、上诉人刘玉英等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局颁发的涉案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人为陈晓红、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孙然，而上诉人在本案中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涉案发证行为有任何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上诉人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的起诉是正确的。二、本局依照法定程序为申请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合法有效，并且上诉人提起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经查，涉案位于北海市××路××号国有土地，于2005年12月15日通过确权审核，并经陈晓红依法申请登记，取得涉案珠海西路1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7年12月，陈晓红与孙然签订《地产转让合同》，以人民币18万元的价格将涉案珠海西路13号地产转让给了孙然。2007年12月27日，经陈晓红和孙然的共同申请转让登记，孙然取得涉案珠海西路1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即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综上，本局依照法定程序为申请人办理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北国用（2008）第B0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合法有效。此外，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反映出，其最迟已于2016年4月19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局颁发的北国用（2006）第60069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以及北国用（2008）第B04499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而其于2019年1月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也超过了起诉期限，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三、本局颁发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是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孙然名下位于北海市××路××号的房产更名过户给于德利。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六、七条的规定，在办理涉案的不动产证时具有相应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职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在执行中，需要办理相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的规定，本局依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履行协助义务，符合法律规定。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 综上，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亦超过起诉期限，且本局颁发桂（2018）北海市不动产权第0020682号《不动产权证书》是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是正确的，请二审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款“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的规定，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具有原告资格，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上诉人刘玉英、姜国秀、刘有才、刘有斌、刘波、刘聪提供的房地字第××号《北海市房地产所有证》（存根），涉案北海市××路××号房地产曾于1955年登记在刘吉甫名下，后被上诉人北海市自然资源局于2006年、2008年、2018年先后数次将北海市××路××号房地产分别登记及转移登记至陈晓红、孙然、于德利名下，刘吉甫若认为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刘吉甫已故，本案六名上诉人均主张系刘吉甫的法定继承人而提起本案诉讼，但六名上诉人未能提供各自与刘吉甫之间具有法定亲属关系的相关证明材料，不能证实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因此，本案六名上诉人尚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六名上诉人的起诉，虽理由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依法不予收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 慧 审 判 员  席淑燕 审 判 员  曾志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范柳婷 书 记 员  黄耀晖 附：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