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民终46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孟国,男,1966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春,系徐孟国之女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英,女,195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上诉人徐孟国与被上诉人王国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作出（2018）黔0502民初4315号民事判决，王国英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8日作出（2018）黔05民终426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黔0502民初2059号民事判决，徐孟国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孟国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在其起诉状中已经明确上诉人已支付了一年（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2月20日）的房租26600元，被上诉人还出具了收据，未支付的是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房租26600元，因此被上诉人想要的是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房租26600元。但在庭审中为什么被上诉人又变更为讨要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租金了呢？原因是被上诉人看到上诉人提交的欠条以后知道自己要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房租26600元已不可能，于是又倒过来要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房租13300元；2.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变更诉求以及事实的行为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不符合常理。首先，被上诉人提交的欠条明确上诉人拖欠的是半年的租金13300元（起2018年2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止）。从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上看一年房租是26600元，说明上诉人已交了半年（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的，这也是双方均认可的，因此拖欠的是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的房租13300元，被上诉人从此欠条中看出讨要2018年2月至2019年2月的房租26600元已不可能，于是才变更了诉求及事由。其次，被上诉人所述的把欠付租金的时间记错了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是每次写欠条的时候都有几个人在场，并且还是两个人写的，不可能同时出现错误；二是如果说时间记错的话，那么金额总该不会记错吧，怎么起诉的时候是26600元（一年的），而之后又变更为13300（半年的）呢？三是在诉状中被上诉人已明确上诉人支付的第一年（2017年2月20日至2018年2月20日）的房租26600元，并出具了收据。试想，如果仅仅是时间记错，那出具收据的行为总该不可能吧。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变更诉求及事实的行为没有合理的解释，同时也与常理不符，试想，如果上诉人没有提交2018年3月15日的那张欠条的话，被上诉人是不会变更诉求和事实的。二、结合案情以及周全林的证人证言，能认定上诉人已经将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租金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事实。1.被上诉人在之前的诉状中已经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之后被上诉人虽然变更了诉求及事实，但从本上诉状第一条的分析中看出被上诉人的变更属于恶意变更，同时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2.周全林虽然和上诉人关系特殊，但是周全林是支付房租的经手人，对事实最为清楚,同时也能和本案查清的事实相互吻合，因此其证人证言应该采纳；3.就被上诉人威胁准备为上诉人出庭作证的证人老赵，老赵是和上诉人一起租用被上诉人家的房租的，也是在一审中准备为上诉人出庭的证人，并拿他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之后我们也交给了七星关区法院。后来被上诉人得知此事后，她威胁说如果老赵敢出庭作证，她要让老赵做生意不得安宁，老赵担心影响自家生意，便告诉我他不能出庭作证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上诉人并未欠付被上诉人房租的事实，试想，如果是上诉人真有欠付被上诉人的房租事实，那肯定是希望证人出庭作证了，怎么会威胁呢?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为此上诉人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上诉，请求贵院依法判决。王国英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审原告王国英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6,600.00元租金；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要求被告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所欠房租13,3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20日,原告王国英与被告徐孟国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王国英将其所有的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米处的摊位一个及房屋一间出租给被告徐孟国使用,双方约定租赁期为一年,每年租金26600.0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半年租金13300.00元。2017年7月20日,被告徐孟国向原告写下欠条,载明欠到王国英半年房租费13300.00元,还款时间为2017年7月20日。2018年2月20日,原被告双方约定的租赁期届满后,被告向原告继续租赁房屋使用,于2018年3月15日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上半年房租13300.00元,并于当日再次向原告写下欠条,载明所欠2018年剩余半年房租于2018年6月付清。后被告认为原告房屋漏水,拒付2018年剩余房租,并于2018年8月21日搬出涉案房屋,将房屋交还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欠其2017年下半年房租未付,双方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本案原告王国英与被告徐孟国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间为一年,但是租赁期满后,被告继续租赁房屋并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2月至8月的租金,视为双方续签该租赁合同。被告以原告房屋漏水为由拒绝支付2018年8月之后的房屋租金并于2018年8月21日搬出了涉案房屋,故对于原告主张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已经向原告支付了2017年2月至8月和2018年2月至8月的房租,原告认为被告一直未支付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房租13,300.00元。原告称已多次向被告索要该部分费用,但被告一直未支付。被告辩称原告在未索要到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租金的前提下,收取了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的租金,有悖常理。原告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和被告徐孟国签名的两张借条能够证明其与被告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被告欠原告租金的事实,但被告徐孟国却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原告王国英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的房屋租金,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对原告王国英主张被告徐孟国支付其租金13,300.00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解除原告王国英与被告徐孟国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二、被告徐孟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其欠王国英房屋租金13,300.00；三、驳回原告王国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3.00元（已按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原告王国英负担116.00元,由被告徐孟国负担117.00元。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徐孟国是否欠付王国英租金。本案中，王国英提供《欠条》以证明徐孟国欠付其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租金，而徐孟国主张租金已付，对于此争议，王国英提供的《欠条》系书证，而徐孟国据以反驳的证据为其妻子周全林的证人证言，徐孟国上诉认为王国英威胁“老赵”，致使“老赵”被迫不为其出庭作证，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且经二审询问，徐孟国明确表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述租金已付。虽然徐孟国认为王国英在未索要到2017年8月至2018年2月租金的前提下,却认可收取了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2018年2月至2018年8月的租金，这有悖常理。但徐孟国并未否认《欠条》的真实性，在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徐孟国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欠付租金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一审判决由其承担13300元租金支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关于“诉讼请求处分和反诉”的规定赋予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变更诉请的权利，故徐孟国认为王国英在一审中变更诉求的行为与事实完全不符，也不符合常理的上诉理由亦不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孟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6元，由上诉人徐孟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可审 判 员  张 晶审 判 员  唐 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  曾 建书 记 员  龚佳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