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7民终2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左某1，女，1970年8月28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甬君，黔南州良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3，男，1966年8月26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左某4，男，1973年4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万林，贵州龙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左某2，女，1960年12月25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贵阳市云岩区。 原审第三人：左某5，女，1958年9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原审第三人：左某6，男，1954年5月6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原审第三人：左某7，女，1968年8月27日生，汉族，贵州省龙里县人，住龙里县。 上诉人左某1因与被上诉人左某3、左某4、原审原告左某2、原审第三人左某5、左某6、左某7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龙里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0民初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左某1上诉请求：撤销龙里县人民法院（2019）黔2730民初853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左某1一审提出的继承父母遗产190081元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左朝兴与李德芝在世时，已将三间石木结构房屋通过口头分家协议的方式平均分配给左某3、左某4、左某6，且二间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在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已变更并依法登记在左某4名下，故该二间房屋应视为左朝兴、李德芝对左某3、左某4的赠与，属左某3、左某4共同所有，不属于左朝兴与李德芝的遗产，该房屋被征收后的补偿款也不属于左朝兴与李德芝的遗产”不当。虽然左某3、左某4一审时提供了“分家说明”，但该说明只涉及田土的分种问题，且没有协议书，没有涉案各方的签字，不能成为分家协议和赠与房屋的依据。虽然左某4在左某1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父母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变更到其个人名下，但不是依法登记。从继承开始时，左某1就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左某1作为左朝兴、李德芝遗留房屋共有人的身份，基于左朝兴、李德芝遗产的征收补偿款，就是当然的遗产，只是被左某3、左某4占有而已，左某1请求继承应有份额，应当予以支持。二、一审认定左朝兴、李德芝生前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产生继承问题，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左朝兴、李德芝的承包地被征收，作为未变更的承包人，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且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可以继承。一审认定只有左某4、左某3可以继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相悖。三、一审中，左某1提供了左朝兴、李德芝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左朝兴、李德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征收，必然有土地承包应得收益。左某1还提供了《左某4的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证明左朝兴、李德芝的房屋被征收的项目及金额就在其征收协议中。从公平的角度，左朝兴、李德芝的遗产由毫无孝心的左某3、左某4继承享有，而左某1却分文未得，明显显失公平。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左某1的上诉请求。 左某3、左某4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左某1主张案涉房屋两间属于被继承人左朝兴、李德芝夫妻二人遗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涉案两间房屋在2001年11月6日左某3、左某4与父母左朝兴、李德芝已就二老的赡养、土地、房屋的分配事宜达成一致协议，约定二老将案涉两间房屋平均分配给左某3、左某4各一间。协议时，左某1、左某2、左某7均在场参与，但未提出任何异议。基于此，左某4已于同年12月10日将案涉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办理登记到自己名下。案涉房屋已经由被继承人左朝兴、李德芝赠与给左某3、左某4，不再属于二老的共同财产，二老死亡后该房屋也不能转化为二者的遗产。（二）对于赠与合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二老将案涉房屋赠与给左某3、左某4未采用书面形式并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违反双方之间的约定，故未就房屋赠与事宜订立书面协议并无不当。既然本案不存在书面协议，当然无需相关人员的签字。案涉房屋原属左朝兴、李德芝夫妻二人的合法财产，二人将房屋赠与左某3、左某4也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同意。（三）左某4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办到自己名下并未侵害左某1的合法权益，更无需让左某1知晓并同意。左某4依法向登记部门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并经登记部门审查核实无误并确认符合条件后予以登记并颁证，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无所谓左某1所称的并非依法登记。（四）因案涉房屋已经在二被继承人在世时赠与给了左某3、左某4，该房屋已不再属于左朝兴、李德芝的合法财产，因此在左朝兴、李德芝去世后，该房屋也不属于遗产，左某1即便未放弃继承，也无遗产可供继承。二、左某1称因左朝兴、李德芝原系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其死亡后土地被征收产生的补偿款属于承包收益，依法可以继承，该理由明显于法无据。左朝兴、李德芝生前并无土地征收补偿款，案涉土地于2017年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建设需要被依法征用，李德芝于2013年去世，左朝兴于2014年去世，案涉土地被征用时，二人已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承包人死亡的，由其户内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案涉土地并未被征用产生收益，左朝兴、李德芝去世后，左某1对承包地享有的份额，已在另案中予以解决，左某1已拿到其应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三、即使左朝兴、李德芝二人存在可供继承的遗产，左某1的诉讼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左某2二审答辩称:左某1诉称案涉房屋属于左朝兴、李德芝夫妻二人的共有财产，左朝兴、李德芝死亡后该共有财产应按照遗产处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确有房屋一栋，无产权，也不属于宅基地所修建的房屋，故2001年11月6日左某3、左某4与左朝兴、李德芝达成的房屋分配事宜协议属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左朝兴、李德芝的房屋被征收后的拆迁征收款，应作为遗产按照法定继承来分配，左某2应享有相应的份额。另，左某3、左某4称自己对左朝兴、李德芝尽到赡养义务，没有事实依据。左朝兴、李德芝一直靠自己的劳动能力自给自足的生活，左某3、左某4未赡养过左朝兴、李德芝，也未照看过左朝兴、李德芝，相反是左朝兴、李德芝在抚养左某3、左某4。 左某7二审述称：左某4、左某3未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尊敬父母并长期辱骂父母，在父母病重期间也未尽到赡养义务和医疗义务。分家协议系伪造的，原始的分家协议系刘兆林写的，被左某4、左某3改成宋培洪写的。 左某5、左某6二审未作书面述称。 原审原告左某1、左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继承分割父母左朝兴、李德芝的房屋及地基、承包田土补偿款，由左某3、左某4支付左某1、左某2各190081元，合计380162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左朝兴与李德芝系夫妻，二人共同购买了位于龙里××××三间石木结构房屋一栋，生育子女左某1、左某3、左某4、左某6、左某7、左某5、左某2七人。1979年左某6分家另居，左朝兴与李德芝将石木结构房屋一间分给左某6。1984年土地承包到户时，以左朝兴为户主，含李德芝、左某1、左某3、左某4、左某7、左某5、左某2共8口人向龙里××××脚镇岩后村承包了土地，面积共6.8亩。××××年左某3结婚另居。1998年第二轮土地延包时，以左某3、左朝兴分别为户主，各取得了《龙里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左某3土地经营权证书中记载的张家田、大土坡、沙坡、赵家磨、水安土地块四至与左朝兴土地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张家田、大土坡、沙坡、赵家磨、水土安地块四至完全一致，仅在亩数上存在差异。第二轮土地延包时，左某3户内有妻子黄琼、子女左梅、左燕共四人；左朝兴土地经营权证记载的人口为4人，劳动力为6人。2001年11月6日，左某3及左某4与父母左朝兴、李德芝就二位老人的赡养、土地、房屋的分配达成一致，书面将左朝兴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分作两份交由左某3与左某4耕种管理，并负责二老以后的生活；口头约定二位老人购买的石木结构房屋两间由左某3与左某4各居住一间（2001年12月10日，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左某4名下）。协议时左某1、左某2及左某7均参与。2013年李德芝去世，2014年左朝兴去世。2017年，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在左某4名下的二间石木结构房屋及分给左某3、左某4耕种管理的土地被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征收。一审另查明，2017年，因双龙航空港经济区建设需要征用土地，左某1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左某3、左某4、左某7支付土地补偿款269764.82元。龙里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2730民17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左某1享有左某4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47716.99元、享有左某3名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款47716.99元。左某1不服提出上诉，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27民终769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现已执行完毕。本案涉及土地与前述判决所涉土地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左朝兴与李德芝生前未留有遗嘱或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二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应作为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左朝兴、李德芝的遗产范围。左朝兴与李德芝共同购买的三间石木结构房屋，属二人共同所有。左朝兴与李德芝在世时，已将三间石木结构房屋通过口头分家协议的方式平均分配给左某3、左某4、左某6，且二间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在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已变更并依法登记在左某4名下，故该二间房屋应视为左朝兴、李德芝对左某3、左某4的赠与，属左某3、左某4共同所有，不属于左朝兴与李德芝的遗产，该房屋被征收后的补偿款也不属于左朝兴与李德芝的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的，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因此，左朝兴、李德芝生前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产生继承问题，而应当由作为同户的其他家庭成员左某4继续承包，左朝兴、李德芝的其他子女不能要求继承，也不能要求继承该土地因征收所获得的利益。综上，左朝兴、李德芝死亡时没有遗产，左某1、左某2要求继承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左某1、左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01元，由左某1、左某2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诉辩请求和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主要争议焦点为：1.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将案涉两间石木结构房屋分配给左某3、左某4居住的行为是否属赠与行为；2.左某1主张左朝兴、李德芝生前承包有土地，在其二人去世之后土地被征收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应作为其二人的遗产进行分配，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关于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将案涉两间石木结构房屋分配给左某3、左某4居住的行为是否属赠与行为的问题。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2001年11月6日，左某3及左某4与父母左朝兴、李德芝就二位老人的赡养、土地、房屋的分配达成一致，书面将左朝兴户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分作两份交由左某3与左某4耕种管理，并负责二老以后的生活；口头约定二位老人购买的石木结构房屋两间由左某3与左某4各居住一间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赠与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二是赠与人对赠与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三是被赠与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需要交付的已经完成交付，需要登记的已经进行登记。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首先，左朝兴、李德芝分配给左某3、左某4居住的两间房屋属于其二人的合法财产，左朝兴、李德芝处分自己的财产无需征得其子女的同意；其次，左朝兴、李德芝将房屋分配给左某3、左某4后，左某3、左某4已实际占有了该房屋，对该房屋进行了管理使用；第三，虽然该两间房屋未办理产权证，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在左朝兴、李德芝将案涉两间石木结构房屋分配给左某3、左某4之后，该两间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已登记在左某4名下；第四，左朝兴、李德芝在世时不仅仅是将该两间房屋分配给左某3、左某4居住，同时还对家庭承包的土地今后由左某3、左某4负责耕种以及左朝兴、李德芝之后的生活费用由左某3、左某4进行负担进行了明确。综合上述四点看，一审认定该二间房屋应视为左朝兴、李德芝对左某3、左某4的赠与，属左某3、左某4共同所有，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左某1主张一审认定左朝兴、李德芝已将房屋赠与给左某3、左某4不当的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左某1主张左朝兴、李德芝生前承包有土地，在其二人去世之后土地被征收获得的征收补偿款应作为其二人的遗产进行分配，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之规定，因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的，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因此并不发生继承的问题。本案中，作为土地承包人的左朝兴、李德芝去世后，与其同户的其他家庭成员仍继续享有原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不产生继承的问题。另外，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左朝兴、李德芝去世时，案涉土地并未被征收，左朝兴、李德芝生前也未领取过土地征收补偿款，不存在左朝兴、李德芝有遗产未予分配的情形。因此，左某1的此项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左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2元，由上诉人左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莫玉魁 审判员  王 锦 审判员  万 青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郑晔 书记员詹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