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82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继红，女，汉族，1973年12月4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京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远山，北京市惠诚（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星，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继娥，女，汉族，1975年8月18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京山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乐，男，汉族，1988年5月5日出生，住所地：陕西省镇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延龙，男，汉族，1986年10月30日出生，住所地：吉林省蛟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海，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22号国际金融大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455769027E。负责人：宁效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舟，广东邦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继红因与被上诉人张继娥、张乐、王延龙以及原审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深圳分行）确认合同无效及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02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张继娥、张乐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继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确认张乐与王延龙之间签订的涉及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全部合同（包括《房地产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等）均无效；3.改判王延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100%产权过户登记至张继红名下；4.改判张乐、张继娥、王延龙赔偿恶意过户案涉房产给张继红造成的经济损失17800元；5.判令由张乐、张继娥、王延龙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上诉理由：张继娥与张乐、张乐与王延龙的房屋买卖均是在地产中介人员刘广、付翔、何洋操纵下的虚假交易。在张继娥与张乐的房屋虚假交易案件中，刘广、付翔等人作出虚假转账单等行为，将房屋转移至王延龙名下，目的是转移房产，逃避执行。张继娥与张乐的房屋虚假交易一案已有生效判决。一、张乐、王延龙、刘广、付翔、何洋均是地产中介从业人员。在前诉中王延龙否认认识张乐与刘广，但其承认认识何洋、付翔。而刘广、何洋正是张乐与王延龙房屋交易中张乐的委托代理人，付翔、刘广也是深圳市中世联地产的两个股东。故王延龙称其不认识刘广、张乐，不了解房屋原有的纠纷不具合理性。二、王延龙购房首期40万未实际支付，资金均来源于张乐代理人及与张乐关系紧密的人，表面转账只是达到房产更名目的。王延龙的首期40万购房款来源：9月12日何洋转入其账户15万；9月12日付翔转入15万；由于他们资金不够，王延龙就将其收到的钱转10万给张乐，张乐马上转给刘广，刘广马上转回给王延龙，也即王延龙购房资金实际是卖房人给的。早在张继娥与张乐虚假交易案中就提到刘广、付翔、何洋三人与张乐的关系，王延龙在该案二审陈述的资金来源与实际也不相符。三、王延龙作为购房人从未到现场看过房屋，且案涉房屋自张继红购买后就居住至今，这一点王延龙亦承认。购买房屋系重大经济行为，未去现场看房、验房，检查是否存在缺陷，就直接签订合同交钱违反常理。四、银行监管的购房款王延龙9月29日就解除监管给张乐，不符合监管协议，也不符合正常的安全交易逻辑。监管资金本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再发放给张乐账户，但在本案中还未办理登记过户，资金监管银行就在买卖房屋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提前发放，且这些资金提前发放后又迅速转回了一开始资金提供方刘广，付翔等人账户。五、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商品房贷款担保合同也应解除，为有利于判决执行，张继红在商品房贷款担保合同解除后,愿意先行向第三人中行深圳分行垫付未还贷款，以解除房屋抵押。张继红对垫付款将继续追诉张继娥、张乐与王延龙偿还。王延龙辩称：一、王延龙已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王延龙前往房地产权登记中心查询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于张乐名下，案涉房产的抵押权人只是银行，基于以上事实以合理的价格支付房款160万元购买该涉案房产，符合正常市价交易价格，构成善意取得，应当取得涉案房产所有权。二、张继红以自己的过错对抗王延龙善意取得的行为，要求将涉案房产转移至张继红名下，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张继娥、张乐未到庭应诉，未作答辩。中行深圳分行述称：中行深圳分行与王延龙签订的个人抵押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且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办理了房产的抵押登记，取得了涉案房产的抵押权。请求保护中行深圳分行的抵押权。张继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产权为张继红所有；2.确认张乐与王延龙之间签订的涉及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全部合同（包括《房地产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等）无效；3.张乐、张继娥、王延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100%产权过户登记至张继红名下；4.张乐、张继娥、王延龙赔偿恶意过户给张继红造成的经济损失22320元；5.张乐、张继娥、王延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张继红放弃了第1项诉讼请求，将第3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王延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将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100%产权过户登记至张继红名下；明确第4项请求的经济损失包括其在（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622号案件中支出保全费4520元、支付担保公司费用16000元、公证费1200元以及本案公证费600元。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张继红和张继娥为姐妹关系。2005年因张继红拖欠债务，为摆脱经济困境，张继红遂决定将其所有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即涉案房产转让给张继娥。2005年9月30日，张继红和张继娥签订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张继娥向张继红购买涉案房产，购房价239525元。2005年10月19日，涉案房产过户登记至张继娥名下，但张继红一直未向张继娥交付涉案房产，张继红至今一直占有使用该涉案房产。因张继红未交付涉案房产，张继娥诉至法院，请求张继红向其交付涉案房产。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9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张继娥的诉讼请求，并认定：1.张继娥虽然已经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但其又同意张继红将房产赎回，双方形成新的买卖合同关系；2.张继红从张继娥处赎回涉案房产的价格应为33万元；3.张继红为赎回涉案房产，已经实际支付张继娥27万元，张继红已经支付了大部分房款，并实际占有和使用涉案房产，属于有权占有，故张继红有权占有涉案房产。张继娥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后张继娥于2013年5月20日申请撤回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作出（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裁定，裁定准予上诉人张继娥撤回上诉。在第一次庭审中，张继红主张其已经向张继娥交付了购房款33万元，其中直接交付张继娥27万元左右，剩下的67500元交由张继萍代收。2013年4月21日，张继娥和张乐签订了一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1.张继娥将涉案房产转让给张乐，转让成交价为143万元；2.张乐在签订本合同时向张继娥支付定金16万元；3.买卖双方须于银行出具贷款承诺书之日起3日内（含当日）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该份《二手房买卖合同》未约定支付首期款的时间。2013年4月27日，张继娥和张乐签订了深（宝）房现买字（2013）第8331号《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2013年5月6日，经产权登记部门核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至张乐名下。张继红主张张继娥、张乐恶意串通转移房产，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张继娥和张乐于2013年4月27日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并确认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为张继红。一审法院于2013年9月30日作出（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判令：1.确认张继娥和张乐于2013年4月21日、4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2.张继娥应向张乐返还购房款143万元；3.确认张继红享有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产的所有权；4.张乐注销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屋的抵押登记；5.张乐在注销抵押登记后将该房产过户登记至张继红名下。后因张继娥、张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认为张继娥与张乐在涉案房产转让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张继红利益的情形，但涉案房产已经登记在王延龙名下，在未解决王延龙受让涉案房产是否属善意取得、涉案房产能否回转登记至张乐名下的情况下，该案无法迳行判决涉案房产回转登记至张继娥或张继红名下，故判令：1.维持（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撤销（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3.驳回张继红其他诉讼请求。2013年5月21日，张乐出具一份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就其拥有的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在2013年5月21日至2014年5月20日期间，委托刘广为其代理人，办理出售上述房产的一切相关事宜，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相关手续。2013年8月26日，张乐和王延龙签订了一份《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约定张乐将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东侧××花园××房转让给王延龙，转让价款160万元，定金13万元，剩余房款王延龙向银行抵押贷款支付；该房地产没有租约，张乐应于2013年12月27日将该房地产交付给王延龙；刘广作为张乐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名。合同签订后，王延龙于2013年8月28日、2013年9月12日分别向张乐支付了定金3万元、10万元，并于2013年9月12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存入购房监管资金35万元。2013年9月25日，王延龙就购买涉案房产取得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承诺发放112万元贷款的个人二手住房按揭贷款承诺书。后来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将监管资金发放张乐。2013年11月5日，为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张乐和王延龙签订了《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2013年11月7日，上述房产过户登记至王延龙名下。2013年12月3日，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将王延龙的借款112万元划入张乐的账户。第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涉案房产登记的抵押权人。2015年，张继红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述张乐、王延龙、中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间就涉案房屋订立的全部合同（包括《个人贷款合同》、《个人抵押合同》等）无效、中行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注销对涉案房产的抵押登记。一审法院作出（2015）深宝法民三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驳回张继红全部诉讼请求。2014年，因王延龙拖欠涉案房屋贷款本息，中行深圳分行申请仲裁，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个人贷款合同》，2.王延龙偿还借款本息、罚息，3.中行深圳分行有权就处分涉案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38号裁决，认为王延龙在仲裁程序期间清偿逾期债务，驳回了中行深圳分行的全部仲裁请求。张继红主张涉案房产一直由自己居住，即使没有对涉案房产采取查封措施，正常的购买者都会进行看房，涉案房产不可能进入正常的市场流通环节，看房的话肯定会知道涉诉的情况，并主张王延龙的资金来源于何洋、付翔、刘广等人。王延龙则称其在联合地产做中介，曾经和同事说过准备买房子准备结婚，同事就和王延龙说了涉案房产的情况，王延龙觉得房子不错，当时同样的户型在外面可能卖170万元，觉得涉案房产便宜就买了，王延龙了解涉案房产的朝向，当时卖方说不方便看房子因此没有实地看房，中介公司也曾发房产的内部情况给王延龙看，并不认可张继红提出的其资金来源于何洋、付翔、刘广等人的主张。张继红具备在深圳市住房限购区域内的住房购买资格。张继红因（2013）深宝法民三初字第622号案件支出财产保全费4520元、支付深圳市汇融担保有限公司财产保全担保费用16000元。一审法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意见及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认定张乐与王延龙之间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王延龙是否善意取得涉案房屋。张继红认为张乐和王延龙之间恶意串通签订《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并将涉案房产过户至王延龙名下，损害了张继红的权益；王延龙认为其系基于善意取得涉案房产，已经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并且已经取得涉案房产产权登记，应当依法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善意取得，是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如果他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财产时处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善意取得制度作了具体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结合本案，（一）有关张乐出售涉案房屋是否构成无权处分的认定。（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确认张继娥和张乐于2013年4月21日、4月27日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无效。合同无效，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张乐无权依据无效合同处理涉案房产，构成无权处分。（二）有关王延龙在受让涉案房产时是否构成善意的认定。1.由于涉案房产登记在张乐的名下，刘广持有公证委托书代张乐签订买卖合同，王延龙作为交易相对方可以信赖登记信息和对经公证的委托书这一权利外观产生合理的信赖。由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有公示效力，由此产生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因此张乐是否在涉案房产中居住不能成为影响王延龙信赖利益的理由。2.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张继红主张王延龙与张乐订立合同存在恶意串通，主要是认为王延龙购房未到现场看房、监管资金在过户前发放给张乐、王延龙购房资金来源于何洋、付翔、刘广等人，然而从现有证据看，张继红提供的证据未能证实张继红主张的王延龙购房资金的具体来源，而有关监管资金确系从王延龙账户支付，且是否到现场看房、监管资金是否提前发放不能就此直接推断张乐与王延龙存在串通的恶意，上述交易行为虽有瑕疵，但张继红提供的相关证据未能形成证据链，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认定标准，对于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三）有关王延龙是否支付合理对价的认定。王延龙签订合同后，依照约定陆续向张乐支付定金13万元、购房款35万元，同时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支付剩余购房款112万元，共计支付购房款160万元，张继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合同价款明显低于涉案房屋的市场价格，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延龙为购买涉案房产已经支付了合理对价。（四）有关涉案房产完成过户登记的认定。涉案房屋已经实际变更登记至王延龙名下，王延龙已经被记载为登记簿上的房屋所有权人。因此，本案中，王延龙实际完成了交易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符合善意取得不动产要求过户登记的构成要件。从房屋变更登记之日起，王延龙可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其正当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乐和王延龙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张继红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王延龙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张继红名下并赔偿经济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继红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614元、保全费1717元，由张继红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本院补充查明：一、张乐、王延龙于2013年9月12日办理35万元首期款的资金监管。2013年9月29日，经王延龙同意，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将上述首期款提前发放给张乐。二、2013年8月26日的《深圳市二手房预约买卖合同》系由刘广作为卖方代理人签署，2013年11月5日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系由张远聪作为卖方代理人签署。张乐2013年8月30日出具的《委托书》中受托人除张远聪外，还有何洋等人。三、张乐、刘广、付翔、何洋和王延龙均为房地产中介人员。刘广既是张乐的同学和同乡，也是张继娥与张乐房屋交易中的中介人员。张乐、刘广与付翔曾同是世华地产的员工，刘广与付翔还同是深圳市中世联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王延龙称在进行涉案交易时，其是联合地产公司的中介人员，何洋是该公司的老板，其在签订合同前不认识张乐和刘广，但认识付翔。王延龙还称在涉案交易之前，付翔向其借过15万元，35万首期款中付翔转账的15万元是付翔的还款。四、根据王延龙招商银行账户62×××67和张乐工商银行账户62×××34的交易明细，在2013年9月12日王延龙支付35万首期款当天，王延龙上述账户的初始余额为63062.02元，在何洋转入15万元后，付翔分三笔转入15万元（每笔5万元），在收到上述款项后，王延龙向张乐转出10万元，王延龙在收到刘广转入的10万元后，在银行办理资金监管35万元即向张乐支付购房首期款35万元。在当天，张乐向刘广转出10万元。张乐在2013年9月29日收到提前发放的35万元首期款当日将上述款项转出，其中，当日向付翔转账95000元，向刘广转账148012.5元。在2013年12月4日张乐又向付翔转账35000元。五、在本案交易发生前，付翔、刘广曾与张继红交涉，要求张继红搬离涉案房屋。六、张继红于二审期间承诺愿意代为偿还涉案房产所涉贷款本息等全部费用。本院认为：张继红在本案中起诉请求确认张乐与王延龙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三被告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其名下，本案应界定为确认合同无效及物权保护纠纷案件。本院已生效的（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373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张继娥与张乐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张乐未能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涉案房屋并无处分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王延龙在购买涉案房屋时对张乐无处分权的情况是否知情，是否构成善意取得；二、王延龙与张乐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无恶意串通损害张继红利益的情形，是否应当认定无效。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在本案中，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王延龙与卖方关系密切，双方交易中的一些做法不符合交易习惯，王延龙在受让涉案房屋时应当知道张乐并无处分权。具体表现在：（一）王延龙与卖方张乐代理人熟识。1.按照王延龙的陈述，在涉案交易前，王延龙与付翔不仅认识，还曾借给付翔15万元，两人的关系应当较为密切。而付翔与张乐的代理人刘广曾同为张乐的同事，付翔与刘广还一起设立了深圳市中世联地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涉案交易发生前，付翔和刘广曾与张继红交涉，要求张继红搬离，付翔参与了张乐与张继红之间的纠纷处理，知道涉案房屋仍由张继红占有，张乐可能无法向王延龙交付房屋。付翔向王延龙隐瞒上述情况的可能性较小。2.按照王延龙的陈述，其系联合地产公司的中介人员，何洋是联合地产公司的老板，而何洋也是涉案交易卖方张乐的代理人之一。（二）王延龙所支付的35万元首期款的资金来源与何洋、付翔、刘广有关。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在2013年9月12日王延龙支付35万首期款当天，王延龙上述账户的初始余额只有63062.02元，在何洋、付翔分别转入15万元后，账户余额才足够支付首期款。而王延龙在收到上述30万元后，又向张乐转出10万元，待刘广转入10万元后，王延龙才将首期款35万元转给张乐。而在当天，张乐也向刘广转出了10万元。王延龙虽然主张付翔转入的15万元系归还之前的借款，但并未就此提交相应证据，王延龙也未能对何洋转入的15万元作出合理解释。（三）王延龙在交易中未看房和同意提前放款的做法违背交易习惯，不符合常理。按照交易习惯，买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前一般都会看房。在办理了房款资金监管手续后，需到房屋办理过户后，买方才会放款给卖方。而在涉案交易中，不论是在合同签订前，还是在履行过程中，王延龙虽声称所购为婚房，但从未到现场看房，也未了解房屋的使用情况。涉案房屋于2013年11月5日才过户至王延龙名下，而王延龙在2013年9月29日即同意按揭银行将35万元首期款提前发放给卖方张乐。王延龙的上述做法不符合交易习惯。特别指出的是，王延龙本身即是房地产经纪行业从业人员，更应当知道不看房和提前放款的风险，如果不是基于对卖方张乐的高度信任，是不会采取上述做法的。还有，王延龙称其从未与张乐见面，如果其言属实，则王延龙的前述行为即对张乐的高度信任，更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认定王延龙在本案中的购买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张继红作为实际所有权人，依法有权追回涉案房屋。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按照上述规定，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高于一般民事诉讼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高度可能性标准。当事人主张恶意串通事实的，应当提交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在本案中，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王延龙与张乐在涉案交易中的确有恶意串通的可能，但恶意串通的可能性尚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张继红提交的证据甚至不能证明王延龙与张乐在签订合同时见过面或者有过直接联系。张继红有关王延龙与张乐存在恶意串通的主张，在证据上有欠缺，本院难予采信。对其要求确认王延龙与张乐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涉案房屋现登记在王延龙名下，王延龙应协助张继红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继红名下。至于过户所发生的税费，尚未发生，金额尚未确定，对上述费用以及张继红起诉时的第四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经济损失，本案均不作处理。在上述费用发生后，张继红可就以上损失一并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综上所述，张继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相应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10233号民事判决；二、王延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配合张继红将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人民路东侧丰润花园D3栋401号房屋的100%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张继红名下；三、驳回张继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614元（张继红已预交），财产保全费1717元（张继红已预交），均由张乐、王延龙负担，张继红已预交的4331元由一审法院予以退回，张乐、王延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4331元，否则一审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614元（张继红已预交），由张乐、王延龙负担，张继红已预交的2614元由本院予以退回，张乐、王延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2614元，否则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龙审判员 路 德 虎审判员 周   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林翘（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