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3民终42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冬平，女，1975年1月4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鲍瑞，江苏铸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沭阳康迪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22799098570L，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章集街道跃进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戴增霞，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邦法，江苏钟山明镜（宿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戴玉喜，男，1961年6月17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第三人：戴增霞，女，1976年3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原审第三人：黄玉利，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上诉人李冬平因与被上诉人沭阳康迪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迪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戴玉喜、戴增霞、黄玉利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9）苏1322民初96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冬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李冬平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康迪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李冬平提供的收据足以证明其投资入股康迪公司的事实，当时康迪公司为一人公司，戴玉喜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戴玉喜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表明其认可李冬平出资的事实，无论李冬平的股东资格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均符合法律规定，且为防止产生歧义，涉案收据加盖康迪公司印章进一步确认该款项性质为投资款。其次，对于李冬平是否在公司章程上签名、是否在工商登记被列为股东，只有在李冬平交付出资款后，以康迪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为前提，属于该公司的义务，如康迪公司不办理变更登记，则李冬平的上述权利均无法实现。康迪公司及戴玉喜在李冬平投资后未为其办理股东登记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康迪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戴玉喜二审辩称，李冬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东资格取得条件，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戴增霞、黄玉利二审未到庭应诉答辩。李冬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李冬平享有康迪公司10%股权；2.康迪公司向李冬平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登记手续；3.本案诉讼费由康迪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7年3月22日，戴玉喜出资50万元设立康迪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康迪公司设立后，李冬平到康迪公司工作，主要从事产品技术开发、客户订单跟踪及客户资源维护等工作。2007年6月15日，李冬平向康迪公司支付5万元款，康迪公司向李冬平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李冬平，收款方式：现金，收款事由：投资款。2016年3月8日，李冬平从康迪公司离职。一审另查明，2009年1月5日，戴玉喜将康迪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案外人李桂华。2018年12月7日，案外人李桂华将其持有的康迪公司40%股权转让给黄玉利，戴玉喜将其持有的康迪公司60%股权转让给戴增霞。上述股权变更均在公司登记机关予以变更登记。一审法院认为，股东资格为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先决条件，认定股东资格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作出认定。本案中，李冬平仅以康迪公司向其出具的5万元收据为依据，要求确认其为康迪公司股东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李冬平提供的收据能证明其向康迪公司支付5万元款项，但双方对该款项的用途各执一词，收款事由处“投资款”的含义并不明确；2.康迪公司章程及公司设立申请书上并未记载李冬平为股东，李冬平也未在公司章程上签名，以表明自己同意接受章程的约束，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3.康迪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文件中未列明李冬平为股东；4.李冬平未取得康迪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也未被载入康迪公司股东名册；5.李冬平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自己在康迪公司实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综上所述，李冬平要求确认其为康迪公司股东的请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冬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减半收取2150元，由李冬平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冬平为证明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8）苏13民初167号沭阳佳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达公司）诉李冬平、沭阳凯富鞋业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庭审笔录及谈话笔录各一份，佳达公司在该案中认可李冬平5万元投资款是事实，但辩称以借款方式归还了，投资款条据一直没有收回，旨在证明李冬平入股康迪公司的事实，且李冬平系康迪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公司日常事务由李冬平、戴玉喜、戴建波共同负责；2.李冬平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一份，旨在证明李冬平的社会保险费自2008年至2016年期间一直由康迪公司缴纳，而康迪公司只为该公司股东缴纳社会保险费，可印证李冬平系康迪公司的实际股东；3.2011年至2015年期间，戴增霞与李冬平之间的款项往来记录，戴增霞系康迪公司及佳达公司的会计，其向李冬平汇款均系职务行为，旨在证明李冬平与戴玉喜、康迪公司及佳达公司之间存在较多业务往来，戴玉喜主张曾转账10万元用于归还李冬平出资无事实及依据，且戴玉喜称李冬平于2013年才搞复合车间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康迪公司对该证据质证后认为，对于证据1，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佳达公司在上述笔录的其他段落中明确阐述该款项实际性质为借款，只是借条上有“投资款”字样，不能达到李冬平提供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对于证据2，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佳达公司成立后，李冬平的社会保险费仅是以康迪公司名义缴纳，费用仍由李冬平个人承担，李冬平称康迪公司只为股东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是事实；对于证据3，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李冬平与戴增霞之间还存在其他合伙事务，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原审第三人戴玉喜对上述证据1、2的质证意见与康迪公司一致。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1，在佳达公司诉李冬平、沭阳凯富鞋业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一案中，佳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为戴玉喜，李冬平提供涉案5万元收据主张其系康迪公司股东，佳达公司对此质证称“对该收据不认可，需要原件比对，其投资款5万元是事实，但在工商登记信息上没有李冬平的登记，且以借款方式还了，该公司起诉李冬平的借款中涉案该款”，而佳达公司在该案中也多次否认李冬平的股东身份，仅认可李冬平系该公司员工，负责产品技术研发，故李冬平提供的该证据无法证明其系康迪公司股东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对于证据2，仅能证明李冬平养老个人账户的缴费情况，其虽主张康迪公司仅为其股东缴纳社会保险费，但无其他证据可相印证，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证据3，仅表明戴增霞、戴玉喜、佳达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多次向李冬平汇款，但因康迪公司与李冬平对上述款项的性质存在争议，本院在本案中无法确认所涉款项的具体用途。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李冬平要求确认其系康迪公司股东的主张能否成立。本院认为，由于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此，需从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判断。在形式要件构成方面，通常有以下标准：1.股东是否签署公司章程并记载为股东；2.股东名册是否有记载；3.是否经工商登记为股东；4.公司是否出具了出资证明书等。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李冬平显然不符合上述任一种情形，故其并不具备公司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外观形式。至于实质要件中的出资问题，李冬平虽主张其与戴玉喜共同出资设立康迪公司，但涉案5万元收据载明的收款时间发生在康迪公司成立三个月之后，与李冬平的上述主张不符，而李冬平称其系康迪公司隐名股东，也未提供其与戴玉喜之间订立的代持协议等证据加以证明，且李冬平亦无证据可证明其在康迪公司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事实。李冬平提供的5万元收据中虽注明收款事由为“投资款”，但由于双方对该款项性质存在争议，而李冬平主张的内容有诸多不符合常理之处，也无其他证据可印证其主张，仅凭涉案收款收据不足以认定其中载明的“投资款”是股东出资，因此，李冬平在本案中既不具备作为康迪公司股东的形式要件，亦不具备取得该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要件，对于李冬平要求确认对康迪公司享有10%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冬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李冬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魏良军审 判 员 吴振环审 判 员 王冬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孙 笑书 记 员 王南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