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3民初9596号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组织机构代码A0286441-1。法定代表人：田桂红，村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桂花，北京首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启东，男，1959年4月7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英（胡启东之配偶），女，1957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村民，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洪林，北京市顺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田庄村委会）与被告胡启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田庄村委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桂花，被告胡启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建英、江洪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田庄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鱼池承包关系已于2015年5月1日终止；2.被告将大田庄村北40余亩鱼池及周边土地（共计52.2亩）返还给原告；3.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5月1日至涉案土地实际返还日期间的土地占用费（按52.2亩，每年每亩1500元计算）；4.被告清理鱼池周围栽种的树木等地上物，恢复鱼池及周边土地原貌（具体指：鱼池保留，由被告移走树木、房屋、机井设施、电线，将土地恢复至空白地）；5.被告向原告支付因其违约造成的违约金5万元；6.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05年5月1日，原告与岳保义签署《鱼池承包合同》，约定将大田庄村北40亩鱼池发包给岳保义经营养鱼业，承包期为10年，自200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止，承包费为每年每亩200元。第一年承包费在签署合同时付清，从第二年开始，每年承包费在该年5月1日付清。上述合同签署后岳保义又将上述鱼池及周边土地转包给了被告，原告对上述转包行为予以认可并按合同约定收取了被告所缴纳的承包费。上述鱼池及土地实际一直由被告使用。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被告既未向原告归还土地，也未缴纳土地占用费。2018年2月25日，村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议自2015年5月1日起被告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土地占用费，并清理地上物恢复土地原貌，被告参加了会议并对上述方案签字确认，但一直未缴纳承包费，也未归还土地。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土地占用费，并要求其恢复涉案土地原貌并归还土地，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拖延。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胡启东辩称：同意第一项诉讼请求。同意第二项诉讼请求。不同意第三项诉求，因为被告自合同到期即2015年5月1日开始就没再使用涉诉土地。同意第四项诉求。不同意第五项诉求，被告没有违约，是原告违约，没有机井和电力设施被告没法养鱼。被告从2007年开始使用涉诉土地，原先涉诉土地上有一眼机井，是原告建的，但这个机井打不出水来，被告的前手岳保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再承包这块地了，所以被告承包这块地之后于2008年重新打了一眼机井。当时打机井的时候，当时的村书记高金满答应由被告自己打机井，打井的费用被告自己出，等合同到期给被告多续几年合同。另外，原告在涉诉土地上堆放垃圾也属于违约，原告从2017年9月开始在涉诉土地上堆放垃圾。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2005年5月1日，大田庄村委会（甲方）与岳保义（乙方）签订《鱼池承包合同》，约定如下内容：“一、鱼池面积及使用性质。甲方愿意将大田庄村北40亩鱼池发包给乙方经营养鱼业。二、承包年限。乙方承包期为10年，从2005年5月1日起至2015年5月1日止。三、承包费及缴费时间。乙方承包期为10年，每年每亩缴纳承包费200元，第一年在签订合同时一次付清，从第二年开始，在每年的5月1日一次付清。四、甲方权利与义务。1.甲方按时提供村北40亩鱼池发包给乙方经营养鱼业。2.甲方提供配套机井1眼及乙方所需电源送到养殖区内。3.按时收取承包费、水电费。五、乙方的权利义务。1.在合同期内，乙方享有鱼池有偿使用权，产品处理权，独立经营、自负盈亏。2.按时交纳承包费、水电费（备注：电费价格同本村村民一样。）。3.大田庄村村委会提供给乙方使用的机井设备，乙方负责看管使用，待合同期满后，保持良好。4.在合同期内，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乙方自己承担。六、在合同期内，乙方可栽一些幼树，按合同规定，乙方日后有树木产品处理权。（但必须经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方可实施。）七、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应认真遵守合同不得无故违反，如有违约，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万元人民币并赔偿对方实际经济损失。”2007年5月30日，胡启东（甲方）与岳保义（乙方）签订《协议书》并约定如下内容：“一、乙方无偿将大田庄村北37亩鱼池（5个鱼池）交给甲方使用。二、乙方协助甲方到村委会解决各项疑难问题，2007年5月30日以后未发生事宜与乙方无关。三、甲方不负责2007年5月30日前的所发生与鱼池有关的各种争议、经济及法律问题。四、在合同期内，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合同。”诉讼中，双方一致确认：1.胡启东于2007年5月30日从岳保义处转包涉诉土地后，胡启东与大田庄村委会并未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承包期间截至2015年5月1日。胡启东亦认可双方的土地承包关系于2015年5月1日解除。2.胡启东向大田庄村委会缴纳承包费交至2015年5月1日。诉讼中，大田庄村委会提交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扩大会议记录。该会议记录载明如下内容：“一、主持人田桂红讲：2015年6月30日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胡启东打井等给4万元补助，到现在未兑现。为此当事人和参加会议人员去实际现场勘查，经测量，鱼池共有实际亩数为52.2亩，井房的设备到现在还存在，坑底的树和52.2亩的树都归胡启东所有。2015年5月1合同到期，有3个小房子，东1个、西1个、北1个共3个，房屋建筑物鱼池52.2亩面积之内的树木归胡启东所有。现有机井1眼属于胡启东投资，以上有44张影像资料存档。备注：2015年6月份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同意赔付胡启东机井及配套设施补偿款4万元，及其他有关事宜至今胡启东没到村委会做任何处理。52.2亩之内的树木不管什么时间栽的，至今未做处理。今天2018年2月25日上午全体村委会人员及水管员、村民代表小组长和胡启东及家人都参加了会议。（胡启东、苏建英在该节内容尾部签名确认。村委会成员处有田桂红、田希东、田希顺、刘洪霞等人签名。）二、记录胡启东意见。胡启东讲：把4万元给兑现，52.2亩的树需要写申请，村委会盖章。现52.2亩鱼池使用面积从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至今，胡启东一直在使用。所有相关事宜待日后处理完之后，如果村委会对鱼池对外发包，胡启东有竞标权。（胡启东、苏建英在该节尾部签名。）三、村委会意见：今日起，电费待查。全部电费由胡启东付清。自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至鱼池52.2亩树木及其他相关事宜处理清楚时，期内所产生的承包费由胡启东承担，每年每亩1500元直到恢复鱼池原貌。明天起，鱼池如果再发生电费由孙振林负责。备注：自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至今，所发生的电费费用由胡启东承担。（本院注意到，对于上述第三节内容，到会的村委会成员签名，但胡启东和苏建英二人并未签名。）四、注：西北角鱼池，村委会倒垃圾。（该节无人签名。）”针对上述会议记录，胡启东表示其仅对其签名上方的会议记录中的第一、二节内容认可。对于会议记录中的第三节内容，胡启东表示不认可，其辩称因为不同意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的价格计算承包费，故未对第三节内容签名确认。大田庄村委会则解释称因为当时会议文件签名不规范，但胡启东本人参会了，会议记录是一个整体文件，胡启东在会议记录签名应表示认可会议记录的全部内容。诉讼中，胡启东提交照片拟主张大田庄村委会在涉诉土地上倒垃圾，照片拍摄于2017年10月。诉讼中，大田庄村委会认可其自2018年2月至今在涉诉的10亩土地上堆放垃圾。庭审中，大田庄村委会变更第三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胡启东向大田庄村委会支付土地占用费（土地占用费分段计算：自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按照52.2亩的面积计算，每年每亩计收1500元；自2018年2月1日起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按照42.2亩计算，每年每亩计收1500元）。胡启东对大田庄村委会开始倒垃圾的时间不认可，胡启东主张大田庄村委会自2017年9月开始往涉诉10亩土地上倒垃圾。诉讼中，大田庄村委会主张《鱼池承包合同》到期后，胡启东仍占用涉诉鱼池及周边土地至今。胡启东提交2015年5月20日大田庄村委会向岳保义发送的书面通知一份，并辩称自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大田庄村委会就给胡启东断水断电，同时在涉诉土地上倒垃圾，还允许案外人张春到涉诉土地偷电并养鱼，故胡启东未再实际使用涉诉土地。本院注意到，2015年5月20日大田庄村委会向岳保义发送的书面通知载明：“岳保义同志：你承包的35亩鱼池，合同年限已到期，请你在2015年5月30日前，将鱼池清净，6月1日停水、停电。”大田庄村委会解释称，其认可岳保义转包涉诉土地给胡启东这一事实，该书面通知是合同到期后大田庄村委会通知胡启东清退土地时发的通知，但是村里工作人员书写不规范，错将通知对象写成了岳保义，鱼池面积错写成了35亩。诉讼中，胡启东提交三张缴纳鱼池承包费的收据，显示2010年、2011年、2014年胡启东分别缴纳鱼池承包费7000元。胡启东据此主张其承包的鱼池仅有35亩，不同意按照52.2亩缴纳土地占用费。诉讼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前往涉诉土地就土地及地上物现状进行勘验。勘验结果显示：1.胡启东实际占用鱼池及周边土地共计52.2亩。地上现有房屋5间（均为砖混简易平房），电线100米左右，地上现种植有杨树、槐树、柳树若干，地上有机井2眼。2.双方一致确认，地上现有的5间砖混简易平房，包含大田庄村委会交付给胡启东的3间砖混简易平房。3.双方一致确认，现在涉诉土地范围内的柳树是大田庄村委会种植的，胡启东在占用期间并未种植柳树。涉诉土地范围内现有的杨树、槐树是胡启东自行种植的。涉诉土地北边边界、西边边界的杨树是大田庄村委会种植的，胡启东并未种植。4.双方一致确认，涉诉土地范围内的2眼机井，其中旧机井是大田庄村委会交付给胡启东的，新机井由胡启东自行投资设置。5.涉诉土地范围内的鱼池现均为旱地，并未养鱼。6.涉诉土地西北角10亩土地，大田庄村委会用于堆放垃圾。勘验过程中，胡启东主张涉诉土地东南角鱼池（水面面积为10亩），2016年7月至2018年2月期间由案外人张春在该鱼池养鱼，同时张春在相邻的西南角鱼池（水面面积10亩）也灌满水。大田庄村委会认可涉诉土地上东南角鱼池、西南角鱼池的水面面积各为10亩，但表示对于张春养鱼一事不知情。为核实相关案情，本院向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派出所调取胡启东一方自2015年5月18日至2018年3月19日7次报警记录以及2018年3月19日出警录像。上述报警记录显示：1.2015年5月18日，胡宇报警称有人在大田庄村闹事。民警到现场了解，报警人胡宇与张春因活动房安置问题发生纠纷，双方已协商解决。2.2015年9月22日，胡启东报警称在大孙各庄村北边物品求救。民警现场了解，胡启东在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北鱼池堆放的废品不见了，价值较低只是向民警反映情况。3.2015年12月11日，胡启东报警称在大田庄村鱼池家中物品被人拿走。经民警到现场了解胡启东因承包鱼池问题与大田庄村委会发生纠纷，民警已告知次日早上到派出所协商解决此事。4.2016年5月22日，胡启东报警称在大孙各庄大田庄鱼池有陌生人闯入。民警到现场了解，胡启东与张春因琐事发生纠纷，现双方已协商解决。5.2018年1月18日，胡金胜报警称在大孙各庄大田庄村租赁的鱼池旁边看护房内的炕被拆。6.2018年2月23日，苏建英报警称种植在承包鱼池旁的五、六十棵槐树（生长期10年左右）被砍，已报森林公安。7.2018年3月19日苏建英报警称在大孙各庄大田庄鱼池发生纠纷，其鱼池被人强占，现该人正在清理鱼池毁灭证据，要求民警记录此事。根据大孙各庄派出所出示的出警录像显示，民警询问案外人吴建青来鱼池何事，吴建青称是其来鱼池打捞并购买张春养的鱼。2019年10月16日本院向大孙各庄镇派出所调查取证时，询问了关于大田庄村委会往涉诉土地倒垃圾一事，大孙各庄镇派出所民警张吉丹称，在扫黑除恶排查期间，大田庄村委会的田桂红、田希顺均向其反映过张春禁止村委会往涉诉土地倒垃圾一事，在2017年11月左右，大田庄村委会已实际向涉诉土地倒垃圾。诉讼中，本院电话询问田希顺有关情况。田希顺称：1.其自2017年4月至2019年5月担任大田庄村的治保主任。2.大田庄村委会在2017年秋天开始往涉诉土地上倒垃圾。3.张春自2016年就占用涉诉土地中的鱼池养鱼。4.胡启东的承包合同于2015年5月到期，合同到期后，村里对涉诉土地采取了断电措施。5.对于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扩大会议记录中的第三节内容，当时是因为胡启东不同意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的价格计算承包费，故未对第三节内容签名。诉讼中，大田庄村委会提交《租地合同》一份，载明：大田庄村委会将确权地以外的零散地转租给北京市松杉佳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作为种植苗木、花卉等生产经营场地，土地使用年限自2014年10月20日至2024年10月20日，土地租金标准为2013年年度按北京地区平原造林每亩1500元的补助标准向大田庄村委会缴纳土地租金，以后每年缴纳的土地租金依据北京地区平原造林当年补助标准执行。大田庄村委会拟证明大田庄村的土地承包费基本上均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的标准收取，故本案中亦要求胡启东按照此标准缴纳土地占用期间的费用。胡启东对该份租地合同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亦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其认为该份租地合同中土地承租方是公司，且该份合同中所涉土地为平原造林土地，故对本案不具有参照性。胡启东认为应当仍按照原承包期间的缴费标准即每年每亩200元缴纳土地占用期间的费用。胡启东的理由如下：1.自2016年7月开始，涉诉土地由张春占用了10亩鱼池用于养鱼，另外大田庄村委会占用了10亩土地用于倒垃圾，该两块土地的占用费胡启东不同意缴纳。2.涉诉土地的承包合同到期后没有办理交接手续引发争议，不完全是胡启东一方的责任，双方均有责任。合同到期后，大田庄村委会于2015年6月1日对涉诉土地断电，涉诉土地自此不具备经营条件。2015年6月30日大田庄村委会已经明确了对于胡启东投入的设施补偿4万元，至今大田庄村委会未履行，此为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另外，胡启东在涉诉土地上种植有树木，现树木已经长成材，不采伐树木没有办法向大田庄村委会实际返还涉诉土地，但是需要大田庄村委会协助办理采伐证，胡启东一直在向大田庄村委会申请，但是大田庄村委会至今未予协助办理，导致涉诉土地至今未交接给大田庄村委会。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双方共同负担。诉讼中，本院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调取了案外人张春涉嫌盗窃一案的侦查卷宗材料。本院注意到卷宗中的如下内容：1.2018年4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出具《受案回执》，载明胡启东报称的张春涉嫌盗窃案已受理。2.2018年4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大孙各庄派出所出具的《破案报告》《到案经过》载明，2018年4月15日，胡启东报警称在大田庄村北鱼池有人未经电表直接从变压器偷电使用。3.2018年4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张春涉嫌盗窃案立案侦查。4.2018年4月15日，公安局对胡启东的询问笔录中，胡启东称：“2016年3月底4月初的某一天，我位于大田庄村北的鱼池被张春强占至今，鱼池的总共5个，40亩水面，12亩地面，共计52亩。2005年5月1日，大田庄村委会将村北鱼池（5个鱼池、40亩水面、12亩地面）承包给岳保义，租期10年。2007年5月30日，岳保义将鱼池转包给我，我接手后，在地面打了一眼机井，盖了三个小砖房，种了一些树，进行养鱼经营。2014年6月底某一天，张春找了10多个人，把2008年配发给村委会的治安岗抬到我承包的鱼池，告诉我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我不能继续承包，他得先占上，我当时报警了，后来张春强行将治安岗亭放在鱼池，不了了之。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2015年6月30日经大田庄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答应给我地上物及机井4万元补助，种的树半个月内由我自行处理，过期未处理归村委会所有。对于这个条件我没同意，准备诉诸法律解决赔偿问题，当日村委会将鱼池电表及配电箱拆走，当时我已经将5个鱼池清了4个,仅西北角鱼池因断电未能清完，2015年冬天被村民将冰刨出，鱼被捞净。2015年12月12日，我发现我承包的鱼池小房门锁被砸，房内的物品被毁，我怀疑是张春干的并报警，派出所受案调查，因缺乏证据，此案未破。2016年3月底某天，我发现张春的工人住在鱼池，他陆续将自己的东西搬进鱼池开始养鱼，找村里电工从村变压器上接三相电但不经过电表，使用水泵抽水和增氧机打痒，五个鱼池有三个有水，他在东南及南边的坑养鱼持续2年，西南的坑里的水是渗过去的，有半坑。2017年7月底某天，张春找我要我报装的两相电电表的卡（仅供小房内电器使用，220V），我因怕他报复，被迫将两相电电卡给他。2017年12月因政府煤改电工程，张春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盖的小房里的两个炕报村委会并拆除，向村委会申领拆炕补助2400元，我找张春要，张春不给我，说村委会没给他，如果村委会把钱给他了，他最多给我900元。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会因鱼池新产生的电费及两年的鱼池承包费找我要钱，并让电工将变压器上接的电线掐断，因鱼池我未交还村委会，所以我签了字，但是鱼池的电是张春实际使用的，应该他付这电费。”5.2018年4月15日公安局对大田庄村委会书记田桂红的询问笔录中，田桂红称：“（1）大田庄村北的鱼池现在归胡启东承包并管理。2005年5月1日，大田庄村委会将村北鱼池（5个鱼池，40亩水面，12亩地面）承包给岳保义，租期10年，2007年5月30日，岳保义将鱼池转包给胡启东，胡启东接手后，在地面打了1眼机井，盖了3间小砖房，种了一些树，进行养鱼经营。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2015年6月30日经村民代表大会决议，给胡启东地上物及机井4万元补助，种的树由胡启东自行处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会议决议一直未履行，所以从法律上讲，胡启东没有向村委会进行交接，胡启东还在实际管理。（2）截至2015年6月25日，胡启东经营的鱼池欠村委会电费4600元。2015年6月30日，村委扩大会议后将鱼池断水断电，本不应再产生电费，但是截至2018年2月25日，鱼池欠村委会电费约9000元左右（具体数字需要从电管站调取详细信息）。（3）公安机关询问田桂红，胡启东反映他将自己的电表拆走，张春私自从村里的变压器上直接接电使用，是否有此事？田桂红称，这事是有，2018年2月25日经村委扩大会议后，村里派电工将鱼池的电掐断。经事后了解，电是村里电工孙振林接的，是谁找孙振林接的不知道，这种事情是违反程序的，是不对的。”6.2018年4月20日公安局对大田庄村委会书记田桂红的询问笔录中，田桂红称：“（1）大田庄村北的鱼池由胡启东承包，村委会与胡启东之间有承包合同，但是承包合同上不是胡启东的名字，合同上是岳保义的名字，应该是胡启东从岳保义手中转租过来的，一直是胡启东向村委会交钱，胡启东的承包合同期限截至2015年5月1日，合同到期后胡启东没有继续养鱼。（2）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2015年6月30日田桂红通知电工孙振林将鱼池断电。当时村委会向胡启东发了断电通知。（3）公安机关问鱼池断电后是谁又给接上电的？田桂红称其第一次怀疑是孙振林因为他是村里唯一的电工，但是田桂红没有看到是谁接的电。”7.2018年4月20日公安局对张春的询问笔录中，张春称：（1）我自2016年7月份左右至2018年3月份期间在大田庄村北的鱼池养鱼；（2）我仅在南边中间的一个鱼池里养鱼；（3）我使用鱼池是胡启东、村委会同意的，不是强占。民用电卡，村里允许我使用，已经把电卡的用户名变更为我。（4）公安机关询问张春既然胡启东同意将鱼池交给你使用，那为何胡启东在你使用鱼池期间多次报警与你发生纠纷？张春称，胡启东说变就变。公安机关询问张春为何不将鱼池归还胡启东，张春称因为其不清楚哪里归谁使用，故找到村委会书记田桂红，田桂红当时同意将鱼池交给张春无偿使用，至于有无通过村委会两委会，张春表示不清楚。8.2018年4月21日公安局对张春的询问笔录中，张春称：（1）2014年我听说村北鱼池要到期了，我想承包，我就找到鱼池承包人胡启东，跟他协商先转包给我，到期之后我有优先权，胡启东一开始同意了，后来又反悔了。2015年5月1日鱼池合同到期，村委会准备采用投标的方式向外承包，村里多人表示想承包，5月18日我为了影响别人投标的信心，从河北省三河市高楼镇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活动房放在鱼池，胡启东不同意，为此还报了警，后来我说确实没地方放，经过协商，胡启东同意我先放在鱼池，2015年6月30日，胡启东的鱼池被村委会在下达通知书的情况下，被断水断电。2015年12月我听说胡启东鱼池的东西被砸坏了，胡启东怀疑是我干的，因为我没干，就没在意。2016年5月份左右，我有一些工人没地方住，我找过我村书记田桂红和胡启东，后来他们都同意了，我想养点鱼，就跟胡启东商量用他的机井向鱼池泵水，胡启东同意了，因为村委会断水断电了，我就找干活的人把机井用的电接上了，向鱼池正南鱼坑泵水，西南和东南鱼坑渗了一些水。然后买了一些成鱼和鱼苗，在正南鱼坑养了一年多，2018年2月我发现水泵没电了，到2018年3月19日正南鱼坑的水越来越少，我就找一个叫吴建青的人把鱼收走了，大概六七百斤，共1700元，刨去捞鱼的人工费，他给我500元。在这一年多期间，我泵水用的电费，没有找过胡启东缴纳，也没有找过村委会缴纳。（2）公安机关询问，胡启东是否将鱼池转包给张春。张春称胡启东一开始同意，后来又反悔了。9.2018年4月21日公安局对张春的询问笔录中，张春称其在南侧中间的鱼池养鱼，在鱼池的中间和东边住人，最多时住了20多个工人，其与村委会、胡启东之间均没有签订鱼池承包合同。10.2018年4月23日公安局对张春的询问笔录中，张春称是大田庄村委会书记田桂红批准他使用涉诉鱼池。11.2018年4月19日公安局对吴建青的询问笔录中，吴建青称，其于2018年3月19日在大田庄村北鱼池内向张春购买鱼，当日只有南排从东数第二个鱼池内有鱼，吴建青将鱼全部打捞上来，大约有1000斤左右，吴建青给付张春1200元左右。2016年上半年，张春购买的鱼苗也是吴建青给张春介绍的。12.2018年4月19日公安局对顺义区供电局大孙各庄镇供电所副所长张荣海的询问笔录中，张荣海称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北变压器仅有一块电表，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的电费一直都是0元，2016年8月至今每月都有电费产生。13.2018年4月20日公安局对大田庄村电工孙振林的询问笔录中，孙振林称：（1）大田庄村北鱼池的电线第一次和第二次均是孙振林剪断的。第一次大约在2016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村书记田桂红说因合同到期要求孙振林将胡启东的电线剪断，当时孙振林只是将电线从电闸上卸下来，没有将电线剪断。第二次是2018年2月的一天，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村书记田桂红当着村代表的面让孙振林将鱼池的电线剪断。（2）从大田庄村北变压器下来的电路就鱼池一个用户。14.2019年7月3日公安局对胡启东的询问笔录中，胡启东称：（1）2015年12月我的鱼池看护房被砸毁，也报警了，因为没有监控，案子没有进展。2016年5月，我发现张春的工人住在我的鱼池看护房，我就报警了，报警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警察知道张春组织人住在我的看护房，我管不了他，二是万一这些工人里面有在逃犯之类的，别牵连我。（2）公安机关问胡启东当时是否允许张春使用鱼池，胡启东回答称没有。（3）公安机关问胡启东是否说过由张春帮其看树，用鱼池就不用了给钱了？胡启东称没有。公安机关问胡启东为何2018年3月报警鱼池被人强占，胡启东称那天张春把养的鱼全拉走卖了，胡启东怕以后没有张春养鱼的证据，就报警是想让警察把证据录下来。15.2019年9月11日公安局对张春的询问笔录中，张春称：（1）其持有村委会同意将电表更名为张春的《证明》复印件，该《证明》是村委会会计高伯清给张春写的。公安机关问为何高伯清要写这个《证明》？张春称其找过田桂红，具体记不清了。（2）公安机关问张春电卡在胡启东手里，没有更名也可以使用，张春为何要将电卡更名？张春称因为之前村委会同意张春用村北的鱼池，村书记田桂红也承诺过给张春写个合同，但是迟迟不兑现，张春怕以后田桂红不认账，才想这个办法。（3）公安机关问张春的工人在鱼池住了多久？张春称自2016年5月住到10月，大概5个月。本院注意到，2019年8月5日，张春向公安机关递交加盖有大田庄村委会公章的《证明》，载明“原我村鱼坑承包人员郭怀山所用电表，现已归我村村民张春使用。”16.2019年9月19日公安局对胡启东的询问笔录中：（1）公安机关问胡启东是否将鱼池的电表卡交给张春？胡启东称是张春向胡启东要走的；（2）公安机关问胡启东当时是否自愿交出电表卡？胡启东称其不是自愿的，当时张春实际控制鱼池，胡启东怕不交出电表卡，张春危害其树木的安全。当时电表卡对应的名字是其妹夫郭怀山。（3）公安机关问胡启东，张春的工人在此鱼池住了多久？胡启东称自2016年3、4月份住进去的，大概住到了10月份左右。诉讼中，双方一致确认，张春占用涉诉鱼池的期间为2016年7月至2018年3月19日。胡启东确认张春仅占用了一个鱼池（水面面积10亩）。胡启东主张，通过侦查卷宗中张春的陈述内容，能够看出张春是在大田庄村委会有关负责人的同意下占用涉诉鱼池养鱼，张春所占用的10亩鱼池的使用权已经转移给了大田庄村委会，胡启东并未同意张春的工人在涉诉承包地上居住，胡启东也曾报过警，因此对于张春占用鱼池期间的土地费用，胡启东不同意承担。庭审中，本院询问大田庄村委会既然未同意张春占用涉诉土地，为何村委会会计将电卡名称变更为张春？大田庄村委会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仅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会扩大会议记录中载明的“2015年6月份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同意赔付胡启东机井及配套设施补偿款4万元”一节中补偿胡启东4万元针对的是胡启东种植的树木以外的由胡启东自行投资建设的机井1眼、房屋2间、电缆设施。针对上述4万元补偿内容，大田庄村委会当庭表示不同意按照该会议决议内容执行，不同意补偿胡启东4万元，也不同意接收胡启东自行投资建设的相应设施及建筑物，要求胡启东自行拆除清走。胡启东表示，关于补偿4万元一节，早在2015年6月30日双方已就补偿一事达成协议，2018年2月25日的会议只是对原有协议内容进行重申，有关补偿胡启东4万元的协议内容是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大田庄村委会应当遵照执行。故胡启东要求将4万元补偿一事在本案中一并解决，如果法院判令胡启东给付土地占用费，胡启东要求在土地占用费中进行相应抵扣。诉讼中，大田庄村委会申请撤回第五项要求胡启东给付违约金5万元的诉讼请求。上述事实，有原告大田庄村委会提交的鱼池承包合同、会议记录，被告胡启东提交的照片、告知书、受案回执、收据，本院勘验笔录、询问笔录、本院调取的报警记录、出警录像、公安机关侦查卷宗材料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首先，2005年5月1日大田庄村委会与岳保义签订《鱼池承包合同》约定将涉诉土地交由岳保义承包经营，同时约定承包费标准为每年每亩200元。岳保义于2007年5月30日将涉诉土地交由胡启东经营，胡启东与大田庄村委会虽未签订书面承包合同，但胡启东按照每年每亩200元的标准向大田庄村委会交纳承包费直至2015年5月1日，双方形成事实上的土地承包关系，《鱼池承包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期间截至2015年5月1日，双方在诉讼中均一致认可土地承包关系于2015年5月1日解除。本院对双方确认的承包关系终止日期不持异议。其次，双方的土地承包关系终止后，胡启东应将鱼池及周边土地返还大田庄村委会。至于现有地上物的处置，涉诉土地上除胡启东种植的杨树、槐树，还有胡启东自行投资建设的房屋2间、机井1眼及电缆设施，根据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会扩大会议记录显示，在2015年6月30日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对于胡启东投资建设的机井等设施给予胡启东4万元补偿，在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会扩大会议对于该4万元补偿一事双方再次确认并由胡启东、苏建英以及大田庄村委会成员签名确认，可以认定双方就除树木以外的由胡启东投资建设的房屋2间、机井1眼及电缆等设施作价4万元对胡启东补偿一事达成协议，双方应遵照该协议内容执行。至于胡启东种植的树木以及其他动产，胡启东应自行腾退并移除涉诉土地。本院将综合考虑树木生长及移栽的季节特性、腾退难度等因素酌定胡启东的腾退期限。本院酌定胡启东清理并腾退的具体内容为：涉诉鱼池及周边土地上的房屋、机井、电缆设施保留现状，其他动产、树木由胡启东自行移走，移走树木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对于树木的采伐、移植，大田庄村委会应给予必要的协助。再次，在涉诉土地承包关系终止之后，胡启东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实其已向大田庄村委会交还涉诉土地，双方形成土地占用关系，对于胡启东占用涉诉土地期间的费用应予交纳。但是双方对于胡启东占用土地期间的交费标准、胡启东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存在争议，对此本院做如下评述：第一，综合本院勘验笔录、本院调取的侦查卷宗材料以及现有证据均能认定胡启东所占用的鱼池及周边土地面积共计为52.2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第二，关于大田庄村委会倒垃圾占用的10亩土地的期间认定。胡启东主张大田庄村委会自2017年9月开始往涉诉10亩土地倒垃圾，但其提交的有关大田庄村委会在涉诉土地上倒垃圾的照片拍摄于2017年10月。根据大孙各庄镇派出所民警张吉丹的陈述，在2017年11月左右，大田庄村委会已实际向涉诉土地倒垃圾。另根据大田庄村委会原治保主任田希顺陈述，大田庄村委会在2017年秋天开始往涉诉土地上倒垃圾。大田庄村委会主张其自2018年2月往涉诉土地倒垃圾，但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佐证。综合案件审理情况，本院认定大田庄村委会往涉诉土地倒垃圾的时间自2017年10月至今。对于大田庄村委会倒垃圾期间相应10亩土地的占用费，胡启东有权拒绝交纳。第三，关于案外人张春养鱼占用的10亩鱼塘的费用负担问题。本院认为，结合张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内容以及胡启东多次报警能够看出，张春占用10亩鱼塘养鱼并未得到胡启东的同意。大田庄村委会主张其对张春养鱼一事不知情，但综合分析张春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大田庄村委会将电卡名称变更为张春但未就该行为做出合理性解释等情形，本院对大田庄村委会主张其对张春养鱼一事不知情一节不予采信。结合张春及胡启东陈述意见以及现有证据，本院认定张春占用鱼塘养鱼的期间自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3月19日，对于上述期间的鱼塘占用费用，胡启东有权拒绝交纳。第四，关于土地占用费的交纳标准。大田庄村委会主张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的标准收取土地占用费，其主张的依据有二，一是2018年2月25日大田庄村委会扩大会议记录第三节内容，即村委会要求胡启东按照每年每亩1500元标准交纳费用，但对于该节内容，胡启东一方并未签字确认，胡启东在诉讼中亦表示不同意该收费标准，说明双方并未就占用费标准达成一致意见。依据之二是大田庄村委会提交的其与北京市松杉佳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租地合同》，但从该《租地合同》约定内容来看，该份合同于本案亦不具有可参照性。自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终止后，大田庄村委会即对胡启东采取了断水断电措施，涉诉土地的使用条件已发生变化，加之双方在承包关系终止后有关财产处理等问题尚存有争议，故涉诉土地的占用费不宜按照大田庄村委会主张的标准执行，综合本案审理情况，本院认为胡启东占用土地期间应继续依照每年每亩200元的标准执行为宜。经核算，自2015年5月2日至本判决作出之日止，该段期间胡启东应交纳的土地占用费金额与大田庄村委会应补偿给胡启东的4万元基本持平。胡启东应就此后产生的土地占用费向大田庄村委会交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胡启东就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北的鱼池及周边土地（共计五十二点二亩）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一日终止；二、被告胡启东将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北的鱼池及周边土地（共计五十二点二亩）范围内的地上物进行清理，并将前述鱼池及周边土地返还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具体清理内容为：涉诉鱼池及周边土地上的房屋、机井、电缆设施保留现状，其他动产以及胡启东种植的杨树、槐树由胡启东依法自行移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执行；三、被告胡启东给付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土地占用费（土地占用费按照四十二点二亩计，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至涉诉鱼池及周边土地实际返还之日止，按照每年每亩二百元的标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执行；四、驳回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胡启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五千七百二十五元，由原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田庄村村民委员会负担四千九百二十五元（已交纳），由被告胡启东负担八百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思思人民陪审员  薛 平人民陪审员  王淑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王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