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03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范永峰，男，1978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新沂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峰，广东深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万才，男，1965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国雄，广东泛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范永峰与被上诉人梁万才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9）粤0606民初62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范永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范永峰与梁万才签订的《股东合同》无效；2.梁万才返还范永峰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3.梁万才赔偿范永峰损失100000元；4.本案诉讼费由梁万才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佛山市顺德区某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是于2013年6月17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梁万才、于某，梁万才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3月15日，范永峰与梁万才签订《股东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原登记股东为梁万才、于某，现范永峰加入公司，合同签订后，应于30日内到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将股东变更为梁万才、范永峰，双方确认由范永峰投入现金200000元作为公司流动资金，取得公司30%的股份份额，梁万才保留公司70%股份份额，不另投入现金，范永峰于2018年3月16日付100000元，2018年3月30日付100000元。范永峰通过徐某某的银行账户向梁万才支付了200000元。现变更某某公司股东登记的手续仍未完成，范永峰遂于2019年3月22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2018年4月2日，范永峰、梁万才、傅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三方就某某公司股份转让事项达成协议，某某公司是范永峰、梁万才合股经营的公司，梁万才占股70%，范永峰占股30%，现梁万才自愿减持15%的股份，该部分股份作价100000元有偿转让给傅某，转让后三方股份比例变更为梁万才占股55%，范永峰占股30%，傅某占股15%。2019年1月12日，范永峰、梁万才、傅某出席某某公司会议，会议纪要记载会议主题为2019年公司发展方向，会议内容为：1.范永峰因为合作问题要求撤股；2.公司内部三个股东讨论2019年怎样继续合作。本案诉讼过程中，梁万才、于某确认于某已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梁万才。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范永峰以梁万才未履行合同约定变更股东登记义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为由，请求解除范永峰、梁万才于2018年3月15日签订的《股东合同》，梁万才不同意解除合同，对此，法院分析如下：范永峰、梁万才签订的《股东合同》明确约定某某公司原登记股东为梁万才、于某，将股东变更为梁万才、范永峰，范永峰持股30%，梁万才持股70%，由此可知，于某转出其名下股权，在范永峰、梁万才签订《股东合同》时已作出安排，能与梁万才、于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相互印证，范永峰对梁万才、于某之间的股权转让提出异议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范永峰、梁万才签订《股东合同》目的在于范永峰受让取得某某公司30%股权，是否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是股权变更的外观标志之一，但并非确定股权是否交付的唯一标准，从范永峰、梁万才、傅某于2018年4月2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增傅某为公司股东，范永峰、梁万才、傅某于2019年1月12日参与某某公司股东会议来看，范永峰已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范永峰可要求某某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已足以保护范永峰的合同权利，且范永峰受让的30%股权已完成交付，对范永峰、梁万才以外，包括某某公司及其债权人、其他股东在内的第三人产生影响，根据合同履行现状，也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据此，范永峰请求解除案涉《股东合同》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范永峰以解除合同为由，请求梁万才返还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的理由也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范永峰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900元，由范永峰负担。范永峰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解除范永峰与梁万才签订的《股东合同》，并判令梁万才返还范永峰股权转让款20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3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梁万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梁万才在一审中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10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签订人为梁万才和于某。范永峰在庭审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是梁万才为了应付本案诉讼与案外人串通伪造的，并当庭向法院提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但一审判决对范永峰的鉴定申请未予理会，直接采信了该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一审判决对此未予理会，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处理的是对范永峰与梁万才2018年3月25日签订的《股东合同》效力问题的认定。本案中，范永峰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解除该《股东合同》，而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认可合同有效。2.《股东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梁万才应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此，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是梁万才的主要合同义务之一，而梁万才一直未履行该合同主要义务。范永峰在2019年3月20日的《民事起诉状》中已经告知梁万才未为范永峰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违约情形，该民事起诉状也已经送达给梁万才，但梁万才收到该催告后，至今仍未履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合同主要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同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范永峰要求解除合同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了范永峰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梁万才答辩称：一、范永峰上诉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程序违法，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而范永峰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并未向法院提出书面鉴定申请。本案是否鉴定属于原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非原审法官未同意范永峰的鉴定请求即认为在程序上违法。2.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梁万才、于某在一审庭审中当庭确认于某已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梁万才的事实，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及证明效力，并无不当。二、范永峰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范永峰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梁万才签订的《股东合同》，其理由是梁万才未履行合同约定变更股东登记义务，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而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以及双方提交的证据，可认定梁万才与范永峰签订《股东合同》的目的在于范永峰受让取得某某公司30%股权，是否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并非确定股权是否交付的唯一标准。从范永峰、梁万才与傅某于2018年4月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新增傅某为公司股东，以及三人于2019年1月12日参与某某公司股东会议的事实可知，范永峰已实际行使了股权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且其受让的30%股权已完成交付，股权转让已实际完成。在一审庭审中梁万才也同意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手续，足以保证范永峰的合同权利。本案股权转让已生效且实际履行，股权是否工商变更并非交付的唯一标准，且梁万才随时可以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同时，由于股权转让已实际发生，对范永峰及梁万才之外，包括某某公司及其债权人、其他股东在内的第三人产生影响，根据合同履行现状，也不宜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对此，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三、本案是否鉴定属于一审法院自由裁量权，并非一审法院不同意鉴定就属于程序违法。四、案涉股权转让已经生效且实际履行，股权是否工商变更并非交付的唯一标准。且，梁万才随时可以配合范永峰办理股权变更手续。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问题分析如下：关于一审程序问题。范永峰上诉认为一审对其申请对梁万才、于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不予理会，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梁万才辩称其在转让股权予范永峰前已经受让了于某持有的全部某某公司股权，并于一审申请了于某出庭作证。也就是说，于某确认其与梁万才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及其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第二，范永峰与梁万才2018年3月10日签订涉案《股东合同》明确某某公司原登记股东为梁万才、于某，现范永峰加入某某公司，将股东变更为梁万才、范永峰，及约定范永峰受让梁万才持有的某某公司股权30%。因此，范永峰清楚知悉其加入前某某公司原股东构成及相应的持股比例，及《股东合同》签订时于某已不再是某某公司股东。第三，上述《股东合同》签订后的2018年4月2日梁万才、范永峰与案外人傅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该份《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与梁万才主张其已受让了于某持有的某某公司全部股份及前述《股东合同》的签订相印证。因此，一审对梁万才提交的其与于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应的股权转让事实予以确认，并对范永峰请求对梁万才、于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不予采纳，处理并无不当。关于范永峰能否请求解除《股东合同》及返还相应款项的问题。范永峰以梁万才未履行合同约定的股东变更登记义务且经催告未履行为由，请求解除上述合同。对此，本院认为，第一，涉案《股东合同》、2018年4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对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约定明确。且，涉案《股东合同》签订后，2018年4月2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及2019年1月12日《某某公司2019年会议纪要》两份证据显示范永峰参与了某某公司的经营。亦即，涉案转让的股权已经交付，及范永峰已经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履行了股东义务。故范永峰受让股权的合同目的未受到实质影响。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第七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应当提交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依据前述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发生股东变更事项的，应当由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及股权转让合同、变更股东的相关情况等文件材料。显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需要以公司名义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同时也需要受让股东提交其相关材料予以配合。但，范永峰在2019年1月12日《某某公司2019年会议纪要》中并未向梁万才明确提出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且，诉讼中，梁万才多次明确随时可以配合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因此，一审结合合同履行现状，对范永峰请求解除《股东合同》、返还转让款及利息之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范永峰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范永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罗 睿审 判 员  李秀红审 判 员  曾慧元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梁碧姬书 记 员  邓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