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51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德，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兰芬，永嘉县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微，女，1962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奕翼、邱书颖，浙江明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彩华，女，196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李明德因与被上诉人朱秀微及原审被告朱彩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2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秀微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5日、2010年10月17日，刘绿珍向朱彩华指定的李丹银行卡转账10万元、8万元，刘绿珍表示18万元系代朱秀微向朱彩华支付的购买房屋指标款。”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为购买房屋指标形成，后转为借款，假设村里房屋指标存在，也是朱彩华和李明德共同财产。”上述认定并不属实，推理错误。（一）如果是买指标，朱秀微总有指标依据，事实上朱彩华与朱秀微不认识，涉案款项是刘绿珍与朱彩华间的往来款，刘绿珍与朱彩华间本就有经济来往，涉案款项不是购买房屋指标款，与李明德没有关联。（二）一审法院用假设来推理，现村里并不存在房屋指标，一审推理方法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朱彩华对外借款均是以去新疆购买红枣需要资金为由，李明德亦称有拿钱给朱彩华去做红枣生意，并帮朱彩华购买过红枣，李明德还称办厂做电器生意，朱彩华在电器城做销售，结合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了300多万元……”，以此认定涉案款项系朱彩华与李明德的共同债务，完全错误。（一）朱彩华称本案款项为朱彩华与朱秀微间的高利往来，而非去新疆购买红枣所需资金。借款发生在2010年10月，而朱彩华去新疆购买红枣仅一次，时间在2011年10月，本案款项不可能用于红枣生意。李明德有借款给朱彩华做红枣生意，但红枣生意是朱彩华个人的事，与李明德无关，两人经济相互独立。因朱彩华不识字，且新疆路远，故李明德曾给朱彩华带路，路上所带20万元现金是朱彩华向村里人小平所借。（二）李明德曾和别人合股办电器厂，朱彩华在柳市电器城柜台给公司当店员，工资一年2万元。朱彩华系公司雇佣的销售员，李明德在公司的亏盈与朱彩华无关，朱彩华与李明德无共同经营的事实。（三）关于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300多万元的事，朱彩华的个人经济来往有上千万，朱彩华向外出具的借条也有几千万，若涉案款项被认定为共同债务，其他上千万未经李明德签字确认的债务也要被认定为共同债务，显然不可能。三、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18万元款项去向来看，朱彩华将款项转给了施旭影、施忠义等人，而这些人正是朱彩华出借款项的对象，结合朱彩华给了李明德一张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据此认定涉案款系李明德与朱彩华共同债务，完全错误。（一）涉案18万元系出借给施旭影、施忠义，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李明德并不知情。（二）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三性均有异议，李明德不知该债权凭证的出处，亦不认识凭证上的债务人，公安亦无法查明债务人，一审法院将该债权凭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属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涉案款项的用途草率下定论，但无论是购买房屋指标款，还是朱彩华去新疆购买红枣所借或出借给施旭影、施忠义，均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一审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显失公平，违背客观事实。朱秀微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一）一审判决在衡量双方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借款为朱秀微向朱彩华购买房屋指标形成的盖然性判断，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二）根据李明德和朱彩华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二人在生意上相互支持、资金共享，可以认定二人有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李明德主张和朱彩华之间经济独立，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李明德将夫妻之间的经济往来解释为借款和工资，不符合大众对夫妻家庭生活的一般认知。另外，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中债务人“郑阿云”与朱国坚和朱彩华讨债的对象一致，该债权凭证真实，朱彩华将3000多万元债权凭证交给李明德，说明二人之间对债权债务不做区分。朱彩华出借的债权归于李明德，若不认定朱彩华对外的负债为夫妻共同债务，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二、适用法律方面，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无需举证证明该债务是否实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可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本案借款为20万元以下，结合朱彩华家庭当时经济状况很好、家庭经济消费支出较高的情况，朱秀微有理由认为18万元已被朱彩华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另朱彩华常以去新疆购买红枣需要资金为由对外借款，朱秀微也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是朱彩华为红枣生意所负，已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另外《通知》规定，如果凭借日常生活经验或逻辑推理，能够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形成高度可能性判断的，则不存在对债权人适用结果责任的余地，以避免对举债人夫妻过度救济，致显失公平。三、李明德归还了朱秀微姐姐朱秀连同类借款3万元，根据《通知》规定“若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如存在出具借条时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归还借款本息等情形的，可以推定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共同举债的合应认定李明德有意。事实上朱彩华出具借条时李明德也在场，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朱彩华在二审中未作陈述。朱秀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彩华、李明德偿还借款本金18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彩华、李明德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秀微的姐姐朱秀连儿媳刘绿珍系朱彩华的外甥女。朱彩华与李明德于2008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4月19日登记离婚。2010年以来，朱彩华以做红枣生意需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朱秀连借款。2010年10月15日、2010年10月17日，刘绿珍向朱彩华指定的李丹银行卡转账10万元、8万元，刘绿珍表示18万元系代朱秀微向朱彩华支付的购买房屋指标款。2012年7月1日，朱彩华在朱秀微提供的借条上签字，《借条》载明：“今向朱秀微借款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80000元），借款人：朱彩华，2010年10月17日。”2012年6月，朱国坚曾陪同朱秀连去朱彩华家要债，未找到朱彩华，转而去找李丹，后李丹打电话叫来伯父李某1，朱国坚等人把李某1带上车，之后车子被卡点警察拦住，李某1下车。2012年7月，朱国坚曾陪同朱彩华去向朱彩华的债务人“郑阿云”处要债。2012年7月至8月，李明德向朱国坚分四次共转账45000元。2012年10月17日，朱秀连向李明德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李明德现金叁万元正。”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温乐柳民初字第213号、（2014）温乐柳民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中，朱彩华曾答辩称，其所在村里有指标，但指标一直没有发放，18万元已经借给朋友了，……李丹和本案没有关系，其只是借用了李丹的银行卡。李丹曾答辩称，2008年9月至2012年6月间正在浙江万里学院就读，其银行卡放在家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朱彩华拿去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借条是否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问题。朱彩华申请证人李某1、黄某、李某2出庭作证，以证明借条是在特殊背景下出具即朱彩华被朱秀连、朱秀微、朱国坚等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经查，朱秀连等人去找李丹，后把李某1带上车，并未使用暴力手段，李某1亦未报警，且出具借条并不是在事发当天，而是朱彩华和其妹妹一起去朱秀连家中，写下借条，并在朱秀连家吃了饭，可见，并不存在朱彩华所谓的胁迫情形。对朱彩华的相应辩解不予采信。二、关于借条上载明的18万元是否为购买房屋指标而转化的借款，及还欠多少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绿珍称朱彩华曾以18万元的价格向朱秀微出售房屋指标，结合银行转账的时间、借条的落款时间及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证明借条载明的18万元为购买房屋指标而形成的款项具有高度盖然性，但双方以借条的形式确认该笔债权并无不妥，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该笔债权的效力予以确认。至于还欠多少的问题，经查，首先，借条实际出具时间为2012年7月1日，朱彩华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发生的时间均在借条出具之前，且均是转给朱秀连的，不存在归还本案借款的可能性。其次，朱彩华辩称车子被朱国坚卖掉89000元及李明德给朱国坚的65000元，均是归还朱秀连的借款（包含本案借款），但朱国坚不仅为朱秀连向朱彩华要过债，也曾为朱彩华向朱彩华的债务人要过债，朱国坚与朱彩华、朱秀连均发生过紧密的联系，现朱彩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国坚代朱秀连或朱秀微收取朱彩华的还款，即使存在上述还款，也应是先还朱秀连的款项，不存在先归还朱秀微的款项的可能性，故上述款项与本案借款没有直接关联性。综上，本案借条出具后，朱彩华没有归还朱秀微任何款项。三、关于涉案借款是否为朱彩华与李明德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朱彩华、李明德辩称涉案借款与李明德无关，对朱彩华的借款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借款为购买房屋指标形成，后转为借款，假设村里房屋指标存在，也是朱彩华和李明德共同财产；其次，朱彩华对外借款均是以去新疆购买经枣需要资金为由，李明德亦称有拿钱给朱彩华去做红枣生意，并帮朱彩华购买过红枣，李明德还称其办厂做电器生意，朱彩华在电器城做销售，结合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了300多万元，虽李明德辩称朱彩华向其转账300多万元系借钱给朱彩华做红枣生意的还款，以及电器的销售款，两人分开做生意，但两人无论是红枣生意还是电器生意均是相互支持、资金共享，可见，朱彩华与李明德有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最后，从涉案18万元款项去向来看，朱彩华将款项转给了施旭影、施忠义等人，而这些人正是朱彩华出借款项的对象，结合朱彩华给了李明德一张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该债权凭证系朱彩华对外出借款项形成，可见，朱彩华与李明德之间对债权债务并不作区分。综上所述，涉案的18万元可以认定为朱彩华和李明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根据朱秀微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朱彩华、李明德尚欠朱秀微18万元，对朱秀微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朱彩华、李明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秀微借款18万元。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朱彩华、李明德负担。二审期间，李明德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控告人名单1份，以证明朱彩华向他人借款李明德并不知情，在得知朱彩华借款事实后，李明德曾与债权人一起准备将朱彩华告到乐清市公安局。证据2、借条30份，以证明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所有借款均系朱彩华的个人行为，系其个人债务，与李明德无关。朱秀微认为，李明德提交的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未加盖公安盖章，事实上，李明德与朱彩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朱彩华先将款项转到李明德名下，后由其个人承担债务；证据2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朱秀微、朱彩华未提供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李明德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最终证明涉案债务属朱彩华的个人债务，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李明德与朱彩华的夫妻共同债务。从涉案债务发生期间李明德与朱彩华的经济往来明细看，自2010年1月起至2012年4月19日双方登记离婚之日至，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持续分多笔转账共计300多万元，绝大多数系朱彩华在收取案外人款项后当日即全部或部分向李明德支付，李明德与朱彩华间存在共同生产经营事实或李明德对朱彩华生产经营所得享有利益具有高度盖然性。另朱彩华曾给付李明德一张债权人系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债权凭证，对该债权凭证，李明德在一审中述称“朱彩华借钱给郑照强、施旭影、郑阿云，有3000多万元的外债没有要回，我让朱彩华把条子打过来名字是写我的，我去要债，后来我去问借款人，借款人郑爱平说该借条不是他打的”，可见李明德对朱彩华负债所得利益积极主张权利，故对朱彩华的债务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综上，一审认定涉案债务属朱彩华和李明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明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李明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李 劼审 判 员 曾庆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件和原件核对无异法官助理胡淑丽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