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29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华益润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路与香蜜湖路交汇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1901-B区。法定代表人：姚青琪。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林，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启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2003号国银金融中心大厦2、7、8、21-27、34层。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相伟，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1003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新天地广场)A座20-21层。负责人：吴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敏，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春，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600号附1号。法定代表人：邓金玉。原审第三人：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滨河路爱地大厦东座803室。法定代表人：李士良，执行董事。上诉人深圳华益润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润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岱家山公司）、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金榕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7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益润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华益润生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判决认为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时效已过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要在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重点是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至今不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是什么，三十日的主张时效无从谈起，华益润生公司并未超过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时效。国银公司未发过任何函件告知华益润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收到的国银公司所发函件至今为止只有两份，且均未明确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在2012年6月12日给国银公司的《回函》中要求国银公司明确同等条件，国银公司也未说明同等条件。(二）原审判决认为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已获得华益润生公司同意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国银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华益润生公司于三十日内，也就是2012年6月12日向国银公司发出《回函》，《回函》中不仅要求国银公司明确同等条件，更是明确提出保留优先购买权利与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这份《回函》非但不能说明华益润生公司默认同意股权转让和推知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是谁无限制，反而可以推知华益润生公司在得到同等条件前是反对股权转让的，且保留了优先购买权。所以，华益润生公司并未同意国银公司的股权转让。(三）原审判决认定国银公司已履行通知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并不能证明国银公司已履行告知义务，连同国银公司发出的《复函》，恰好是证明国银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本规定实施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故本案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对于股权转让方履行同等条件的通知义务以及同等条件的含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国银公司的做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大相径庭。华益润生公司在收到国银公司发出的《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后，于三十日内发出《回函》，要求明确同等条件，但是国银公司在《复函》中对于同等条件只字未提，反而拿财政部与银监会的通知来敷衍华益润生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规定，通知中应当包含同等条件，同等条件包括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但是，在国银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复函》的两份函中，竟然只字未提，连一项都没有。国银公司并未履行公司法规定的通知义务，造成了华益润生公司不能及时行使权利。国银公司既未履行通知义务，华益润生公司也未同意转让股权，所以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信深A2013-026)中关于国银公司持有的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应依法予以撤销。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只是在第七十二条强制执行转让时规定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其他情形的失权程序。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充分履行通知义务，通知中应当包含同等条件，同等条件包括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结合本案，国银公司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华益润生公司在《回函》中已明确表示保留优先购买权，在国银公司明确将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时，也未通知华益润生公司，对华益润生公司及时、合法行使权利造成了障碍，且权利的放弃需要明示。第三，在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时效并未经过的情况下，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国银公司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充分。（一）国银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2012年5月22日，国银公司以邮寄方式向华益润生公司和岱家山公司分别发出了《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告知华益润生公司和岱家山公司，国银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三九公司10%股权，并书面征求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是否同意该次股权转让和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意见。岱家山公司收到转让通知后，未作任何答复；华益润生公司收到转让通知后，于2012年6月12日向国银公司发出《回函》，在该《回函》中华益润生公司并未明确表示不同意涉案股权转让，也未明确表示同意涉案股权转让和行使优先购买权，仅表示在国银公司未确定股权转让的交易条件之前，华益润生公司保留优先购买权。国银公司在收到《回函》后于2012年7月16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出具了《复函》，并在《复函》中明确回复将采取向资产管理公司定向邀请招标方式转让涉案股权。国银公司已分别在转让通知和《复函》中明确了股权转让的数量及交易方式，已履行股权转让通知义务。（二）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已获得华益润生公司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三九公司章程（经2010年股东会审议通过）第七条对于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规定与前述法律规定相同。华益润生公司在收到《复函》后一直未作出任何答复，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华益润生公司同意转让股权，故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已获得华益润生公司同意。（三）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讼时效已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国银公司转让通知中明确告知华益润生公司拟转让股权的数量为其持有三九公司10%的股权，并在《复函》中明确回复将采取向资产管理公司邀请招标方式处置涉案股权，因采取邀请招标方式，国银公司在中标前暂无法确定具体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需要依据国家开发银行向国银公司出具的《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方案》规定按照公开透明、竞争择优、价值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操作并确定最终的交易对象及交易条件，且国银公司须根据中标结果履行义务。故国银公司向华益润生公司发出的转让通知和《复函》已明确了具体的股权转让数量及交易方式，即国银公司已明确告知了华益润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但华益润生公司在知道行使该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后，一直未明确表示是否同意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亦未主张优先购买权，故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诉讼时效已过。此外，在国银公司将涉案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后，信达公司对涉案股权进行公开拍卖，由于前次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的股权转让交易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信达公司在与国银公司签署《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后再次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处置涉案股权，该转让行为视为国银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延续。即使华益润生公司于受让人要求华益润生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即2016年3月15日才知晓股权转让的成交情况，华益润生公司亦应于该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但华益润生公司并未在该期限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其他股东未在规定时间内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三、国银公司系银监会批准并监管的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国银公司将涉案股权作为不良金融资产连同其他不良资产一并打包处置符合法律规定，并已经银监会深圳监管局认可，合法有效，华益润生公司不具有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同等条件。（一）国银公司系银监会批准并监管的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国银公司的控股股东是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全国社保基金直接或间接持股的国有企业。国银公司是银监会批准并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二）涉案股权属不良金融资产。1.划分依据：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第二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小于实收资本或连续三年不分红，相应的投资一般划分为次级类。银监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金融企业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的范围包括金融企业在经营中形成的以下不良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一）按规定程序和标准认定为次级、可疑、损失类的贷款；（二）已核销的账销案存资产；（三）抵债资产；（四）其他不良资产。2.事实依据：三九公司自2001年5月15日成立以来，从未向作为股东的国银公司分红；根据三九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财务报表，三九公司连年亏损，并处于负资产状态。因此，国银公司按银监会的监管要求认定涉案股权为次级资产，即不良金融资产。（三）对包括涉案股权在内的不良资产打包处置，合法有效。《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金融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监督管理的其他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除外）。而如前所述，国银公司系国有控股金融企业，因此国银公司有权依据不良资产转让办法对包括涉案股权在内的不良资产进行打包处置。国银公司严格依照不良资产转让办法规定的转让程序，完成了包括涉案股权在内的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并已获银监会深圳银监局的批复认可，合法有效。（四）华益润生公司不具有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国银公司转让涉案股权系依据规定转让金融不良资产，受让主体必须为符合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华益润生公司并非适格的受让主体，且其主张单独购买涉案股权，并非以打包形式认购不良资产，不具备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信达公司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国银公司曾就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致函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岱家山公司未提出异议，而华益润生公司只是认为国银公司的函件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易对象、条件，导致其无法判断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由此可见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取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可以推知其他股东对受让方是谁并没有限制。原审法院认定国银公司已履行股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实属事实清楚。国银公司书面通知华益润生公司征求其意见，华益润生公司既未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也未明确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视为其同意国银公司转让涉案股权并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信达公司与国银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后，一直未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信达公司再次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涉案股权，是国银公司转让行为的延续，信达公司对外转让涉案股权合法有效。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该规定。该司法解释实施后，本案尚在一审中，因此适用该司法解释并无不当。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他股东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本案即使认定华益润生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也未能在三十日的期限内主张权利，因此原审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请求驳回华益润生公司全部上诉请求。嘉盛金榕公司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岱家山公司未陈述意见。华益润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信深A2013-026）中关于国银公司持有的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2.确认华益润生公司对国银公司持有的三九公司10%的股权具有依上述转让协议确定的股权转让同等条件之优先购买权（转让价1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三九公司于2001年5月15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华益润生公司、国银公司、岱家山公司，分别出资17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各持有85%、10%、5%的股份。三九公司章程（经2010年股东会审议通过）第七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1.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出资。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3.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国银公司向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分别出具一份《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载明：国银公司为三九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现国银公司拟转让上述股权，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国银公司特此书面征求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的意见，请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就是否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和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明确书面答复国银公司，如在上述期限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2012年6月12日，华益润生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一份《回函》，载明：“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我司对贵司所述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现贵司来函要求我司明确是否就上述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贵司并未明确上述股权的出售价格及交易的同等条件，导致我司无法测算是否购买。请贵司明确交易上述股权的同等条件。在贵司未向我司明确交易条件之前，我司保留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若贵方在未明确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向第三人出售上述股权，则我司将视事态的发展，对侵权行为人采取相应法律措施。”2012年7月16日，国银公司向华益润生公司出具一份《复函》，载明：“针对我公司拟转让我公司持有的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三九物流公司’）10%的股权事宜，我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收到贵公司关于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回函。函件请我公司明确上述股权的交易条件，以便贵公司测算是否购买。现就贵公司回函复函如下：我公司本次转让三九物流公司股权，是根据财政部和银监会于2012年1月18日颁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下称‘《批量转让办法》’）对我公司历史遗留的83项不良资产进行批量处置。其中，三九物流公司股权包括在其中9项股权类资产之中。根据《批量转让办法》的规定，我公司作为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转让不良资产，需要对一定规模的不良资产进行组包，定向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我公司依据该管理办法，拟采用向资产管理公司邀请招标方式转让包括三九物流股权在内的本次批量处置不良资产。”2012年12月26日,国家开发银行向国银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做好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处理下一步工作的复函》,批准同意国银公司上报的《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方案》。2013年3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国银公司作出《深圳银监局关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事宜的函》,载明已收悉国银公司《关于的报告》,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函复要求国银公司此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应严格执行财政部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制度规定，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竞争择优、价值最大化的原则，遵循标准的转让程序进行操作。2013年6月26日，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信深-A-2013-028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国银公司将其持有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余额200万元）即三九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本协议生效后，信达公司成为新的权利人，取代国银公司的权利人地位；自权利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益、质押权益）及实现权利已垫付的费用也同时转移至信达公司；对于受让的不良资产，信达公司保证在受让后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清收；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2015年12月24日，经信达公司委托拍卖，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分别在《南方日报》A11版、《深圳商报》B02版刊登《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定于2015年12月31日16时公开拍卖深圳市益公实业有限公司11户资产权益和32户债权资产包。2015年12月31日，嘉盛金榕公司作为买受人与拍卖人即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嘉盛金榕公司以成交价101万元买受深圳市益公实业有限公司11户资产权益和32户债权资产包。2015年12月31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信深-B-2015-033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将包括其从国银公司受让的三九公司10%的股权在内的资产，以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拍卖成交的价格101万元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1月5日，嘉盛金榕公司向信达公司支付转让价款101万元。2016年1月27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在《南方日报》A20版刊登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资产催收联合公告》，载明根据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三九公司10%的股权，持股金额为200万元）享有资产权益，依法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利益方及债务人。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分别致函给三九公司、华益润生公司、岱家山公司,载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通过公开拍卖方式从信达公司购买了三九公司10%的股权，该股权是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从国银公司购买的,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事项。2016年6月1日,嘉盛金榕公司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列国银公司、信达公司为第三人，请求三九公司为嘉盛金榕公司办理股东登记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因华益润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6）鄂0102民初35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股东转让股权或者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均应当符合法律规定。该案存在两个争议问题，一是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其他股东是否同意；二是华益润生公司主张的优先购买权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从该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国银公司曾就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致函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岱家山公司未提出异议，而华益润生公司只是认为国银公司的函件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易对象、条件，会导致其无法判断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由此可见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取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可以推知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是谁并没有限制。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涉案的10%股权进行转让，但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信达公司再次处置上述股权是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该转让行为可以视为国银公司转让行为的延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本规定实施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故该案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从该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华益润生公司在诉状中承认，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致函要求办理股东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华益润生公司才知晓股权转让的成交情况。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益润生公司应当在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但是，华益润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距3月15日已经大大超出三十日的期限，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华益润生公司在该期限内通过其他方式主张过优先购买权，故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已由华益润生公司预交），由华益润生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国银公司在一审时提交了三九公司的财务报表，用以证明三九公司连年亏损，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负数。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主要为华益润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国银公司和信达公司主张华益润生公司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已经丧失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国银公司拟转让三九公司的股权时，其已经于2012年5月22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去函征求其意见，于2012年7月16日复函通报交易方式等内容。虽然华益润生公司主张国银公司在复函中未明确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但华益润生公司对于国银公司拟转让三九公司股权的事实是知晓的，其在此后未就优先购买权问题向国银公司提出过异议；其次，在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后，信达公司又通过委托拍卖方式将三九公司10%股权在内的资产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1月27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在《南方日报》A20版刊登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资产催收联合公告》，载明根据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三九公司10%的股权，持股金额为200万元）享有资产权益，依法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分别致函给三九公司、华益润生公司、岱家山公司,主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华益润生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此时才对涉案股权转让成交情况知晓，即，此时华益润生公司对于其行使三九公司1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应当已经知晓。华益润生公司向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距华益润生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已经超过了三十日的期限。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益润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华益润生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