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11民终95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宝成，男，汉族，1978年1月5日出生，住北安市。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振国，男，汉族，1956年4月8日出生，住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生（系黄振国儿子），男，汉族，1984年8月8日出生，住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金光，黑龙江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宝成与被上诉人黄振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原由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7日作出（2018）黑1181民初808号民事判决，黄振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黑11民终98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9）黑1181民初635号民事判决，黄宝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宝成，被上诉人黄振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宝生、黄金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宝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振国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黄振国与黄宝成系叔侄关系，双方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户主虽为黄振国，但黄某（黄振国妹妹）也在该承包户中，也同样享有耕种黄振国父母承包土地的权力，黄某授权黄宝成耕种黄某父母的土地也是无可厚非的。因黄振国从未对黄井才、杜桂芹尽到过赡养义务，一直都是黄宝成在赡养黄井才、杜桂芹，并为二老养老送终。故黄某才授权黄宝成耕种黄井才、杜桂芹承包的土地。关于黄井才、杜桂芹赡养问题曾有过协议，由黄宝成负责黄井才、杜桂芹的生养死葬，二人土地由黄宝成耕种，该协议虽然已经丢失但黄某可以证明此事实。且黄振国的四位姐妹也能证实黄宝成确实对黄金才、杜桂芹尽到了赡养义务，并给二位老人养老送终，二位老人的一切花销均是黄宝成负责的，一审庭审时因证人未得到出庭通知，当开庭时证人及时赶到法庭后却不让证人出庭作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程序不当，严重侵犯了黄宝成的合法权益。双方争议的土地系黄宝成经黄某授权后才耕种的，根本不存在侵占之说，因此更谈不上黄宝成给付黄振国赔偿款一说。黄井才、杜桂芹的粮食直补款并不是一直由黄振国领取的，事实上是黄井才的直补款一直在黄振国手中，杜桂芹的直补款一直在黄宝成父亲手中，是黄宝成的父亲去世后，2015年黄宝成交给黄振国保管的，黄宝成是出于与黄振国的亲情关系，相信黄振国才放心交给黄振国保管的，却没想到黄振国占为己有。如黄振国硬要强行耕种争议的土地，黄宝成要求黄振国将黄宝成应得的承包土地经营权的份额分割给黄宝成，并给付黄宝成因赡养黄井才、杜桂芹及给二位老人养老送终的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黄振国的诉讼请求。黄振国答辩称，黄宝成以黄振国的妹妹黄某的承包地7.4亩在黄振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并有权耕种黄振国父母的14.8亩土地承包给黄振国为由上诉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黄宝成在原一、二审和此次重审均没有提出与黄某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耕种黄井才、杜桂芹的14.8亩土地问题，也没有向法院提供土地承包合同。黄宝成此次上诉提出证人黄某等多人作证，黄宝成耕种黄井才、杜桂芹的14.8亩土地是从黄某处承包的来免除其侵权的责任。因此黄某等证人的证言是伪证，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请求法院不予采信。黄某的7.4亩承包地在二轮土地承包时确实落在黄振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此后1999年黄某找过村委会要求单立户，但村委会没有同意。事实上黄某从二轮土地承包开始就自己耕种自己的7.4亩土地，国家给付的粮食直补款也单独开户自己领取，没有在黄振国的账户中。因此，黄某没有权利将黄井才、杜桂芹的土地承包给黄宝成，而且黄宝成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本案系土地侵权纠纷而不是赡养纠纷，如果赡养老人的话理应由法定义务的黄振国和黄某等子女来赡养，轮不到黄宝成来赡养。黄宝成根本没有赡养过黄井才、杜桂芹。黄井才、杜桂芹病故时黄宝成在外地打工，而且当时也没有回家，根本不可能为二位老人养老送终。如黄宝成真的赡养了黄井才、杜桂芹并为二位老人养老送终花销了费用，黄宝成依法可另行起诉有法定赡养义务的黄振国等人。黄宝成不能提供赡养协议书，而且东北村的村书记也证实根本没有给黄振国和黄宝成协商过赡养老人的问题，所以说，黄某等人的证言是伪证，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宝成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黄振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宝成停止侵害，返还黄振国承包的耕地13.05亩，返还土地承包费用12,614.92元；2.判令黄宝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振国、黄宝成系叔侄关系，均在北安市××东北村居住，二轮土地承包中，北安市××东北村以黄振国为户主的家庭承包户共8人分得土地面积为58.1亩，黄振国是家庭承包户的代表，8人为黄振国及其妻子王凤艳、黄振国父母黄井才、杜桂芹、黄振国岳母、黄振国妹妹黄某、黄振国长子黄宝生、黄振国长女黄玲玲，除黄玲玲分得6.3亩土地外，其他人各分得的土地7.4亩。现黄井才与杜桂芹均已去世。2018年、2019年黄宝成将黄振国家庭承包土地中的两块土地进行耕种，即“西地林北”（土地证名称为“林北”）耕种土地面积为2222.3平方米[3.55米（东西宽）×626米（南北长）]即3.33亩；“东荒北节”（土地证名称为“东荒北”）耕种土地面积为6480平方米12米（东西宽）×540米（南北长）]即9.72亩。庭审中，黄振国及黄宝成双方认可当地2018年每公顷土地承包费为6,500元、2019年每公顷土地承包费为7,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本案中，黄振国家庭承包户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得家庭承包土地58.1亩，并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中包括黄振国及其妻子、父亲、母亲、岳母、妹妹、长子、长女共8人的承包土地。黄宝成先称因其与黄振国有往来账未结清，后称因村里调解由其赡养其祖父母，故耕种的是其祖父母的土地，但均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其主张，对其抗辩理由不予采信。黄井才、杜桂芹已相继去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其二人土地应由家庭承包户其他成员继续耕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适用继承，黄振国作为家庭承包户代表，与家庭承包户其他成员对本案争议的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故黄宝成耕种以黄振国为代表的家庭承包户中的13.05亩土地，没有法律依据，系侵权行为，理应承担返还土地的责任。因争议土地黄宝成已实际耕种，黄宝成应按双方认可的当地当年土地承包市场价格赔偿黄振国因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四）项、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判决：一、黄宝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振国2018年、2019年土地赔偿款12,180元（6,500元÷15×13.05亩+7,500元÷15×13.05亩）；二、黄宝成于2020年1月1日将本案争议土地13.05亩返还给黄振国。案件受理费115元，由黄宝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宝成向本院申请证人黄某出庭作证。证明黄井才、杜桂芹及黄某的二轮土地承包地都在黄振国的户头内，黄井才、杜桂芹生病期间都是由黄振林和黄宝成出钱给看的病，两位老人去世后也是黄振林和黄宝成父子出钱安葬的。黄井才先去世后，杜桂芹找村委会调解了，杜桂芹不要地，黄宝成赡养了老人，争议土地由黄宝成耕种。黄振国对该证人证言关于赡养老人部分有异议，证人陈述的不真实，赡养老人黄振国也有份额，原村书记已经证实了根本就没有村委会调解这回事，也没有协议书。本院经庭审认证认为，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关于其家庭二轮土地承包部分，因黄振国未提出异议，表示认可，本院予以采信；证人黄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关于黄井才、杜桂芹赡养问题及找村委会调解黄井才、杜桂芹土地由谁耕种部分，因无其他证据与该证据相互印证，无法确定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13.5亩土地在以黄振国为承包方代表的八人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范围内，黄振国的父母黄井才、杜桂芹均在黄振国家庭承包集体土地的八口人之中，但黄振林、黄宝成父子均不在其中，该事实由东北村的土地台账和黄振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证实。现黄井才、杜桂芹已相继去世，但该家庭承包组织内仍有其他成员健在，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适用继承，故黄宝成不应对本案争议的土地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黄宝成主张该土地是经村委会调解，因其赡养黄井才、杜桂芹，而将黄井才、杜桂芹的土地由其耕种使用的主张，因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不予支持。黄宝成又主张其耕种案涉土地是该承包户内的黄某授权给其耕种的，但本次二审过程中黄某出庭作证，黄某并未提及其将黄井才、杜桂芹生前分得的土地授权给黄宝成耕种，黄宝成也未提供证据证实黄某授权其耕种黄井才、杜桂芹生前分得的土地。故黄宝成的此项理由，本院亦不能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黄宝成耕种案涉的13.05亩土地没有法律依据，其行为已构成侵权，黄宝成将案涉土地返还，并赔偿因其侵权行为给黄振国造成损失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黄宝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5元，由黄宝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代柳怡审判员  满国石审判员  张 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