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7民初3521号原告：田增军，男，1972年10月8日出生，汉族，江苏省灌云县人，住江苏省灌云县图河乡三舍村三组29号，现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被告：郭继发，男，194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被告：郭静红，男，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住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原告田增军诉被告郭继发、被告郭静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周文明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增军、被告郭继发、郭静红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周文明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王振华、周晓兰参加评议，于2019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田增军、被告郭继发、郭静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田增军诉称，原告与被告郭静红系朋友关系。被告郭静红于2012年7月至12月期间分多次向原告借到现金共计40万元，用于金坛天誉物流城门窗工程。约定三月后归还，并承诺以工程利润的20％作为答谢，如果逾期不还愿意付所借金额每月2％的违约金。到期后被告郭静红钱没还，人也联系不上。后原告找到被告郭静红的父亲，即被告郭继发，说明借款情况，被告郭继发愿意承担此债务和经济损失，并去金坛把剩余的工程做完。被告郭继发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3月份之前断断续续付给原告利息共计17万元。于2016年3月3日，二名被告与原告在潜湖花园警务室，在陆金生警官的调解下达成如下协议：被告郭继发在2016年3月之前付给原告的17万元中的10万作为付给原告的利息，7万作为付给原告的本金，另写一张33万元的借条给原告，月息为1.2%，利息从2016年3月4日开始计息，利息每满一个月足额支付，从2016年5月4日开始还本金，并定于2017年春节前连本带息付清，从即日起双方之前所有的借条和收条等凭证都作废。后二被告未按约定履行付款计划，并于2016年3月下旬再次失去联系，直到2017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郭继发在下堡村警务室达成协定，被告郭继发愿意还本金和付利息，并承诺用下堡村23组郭家里11号的老宅拆迁款或者安置房一次性付清原告的本金和利息。如果被告郭继发有钱不付愿意付双倍利息。后被告郭继发从2017年9月至2019年4月4号期间，断断续续共付给原告利息102400.00元，后再也不还本金和付利息，在此期间，被告郭继发从下堡村村委会支取20万元拆迁款没有付给原告，没有兑现约定。由于两被告多次失信，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要求两被告共同归还借款330000元。2、要求两名被告共同支付以3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3月4日起直至付清之日止按每月2%计算的利息。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被告郭继发辩称，在2013年9月前，其与原告素不相识。本案所涉借款是原告与我儿子郭静红的赌场水钱（赌博借的高利贷），我不认可，已向上级扫黑办反映，要求处理。我确向原告出具过协议、借条等，但均是原告用社会上黑恶习手段逼迫、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原告写好后，让我抄写的）所写，我事后也多次报警。我以前多次向原告还款，原以为是原告借给儿子郭静红用于常州工程上用，后发现是赌博的高利贷，故我不认可。原告在2012年为了讨债曾将人捅伤，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故我与郭静红不敢得罪他，故多次在其逼迫下写了协议、借条等，并多次向其付款，至今已付原告350000多元。请求驳回原告请求。被告郭静红辩称，我和原告于2011年在陆慕赌场认识的，认识后我多次赌钱，原告在赌场放水，借钱给赌钱的人，我赌输后，多次向原告借款，共计借款16万元，没多久不赌钱后，原告叫我写了张28万元的借条，正好原告找人向姓曹的讨要放水钱，造成姓曹的受伤，原告被公安机关判了8个月，原告借给我的钱是原告向何汝兵转借的，原告关进去后，何汝兵向原告前妻讨要这个钱，后来由我和何汝兵及原告前妻三人协商一致，同意由我接受原告向何汝兵的债务，还有田增松是一样的情况，由我接手向田增松还钱，何汝兵是11万元，田增松是5万元。我向何汝兵还了11万元，向田增松还了5万元，28万元借条没有还回来。2011年下半年，原告关进去之前，被告在蠡口家具城后面的赌场输了6万元，因为赌场老板欠田增军6万元，所以双方债务转移，由我欠原告6万元，这个当时没有写借条。原告被公安关了出来后，在2012年7、8月份，我在做金坛工程，向原告第一次借款5万元，后来在两个月内多次借款10万元，合计为了工程向原告借款15万元。每借款一次都有借条出具的，借款15万元中最后一笔2万元借款时候，其中原告叫我多写6万元，当时说等我有钱还了，帮我贷款借给别人。原告叫我出具一张总借条，我记得应该是42万元，但是原告诉状上说是40万元，时间在2012年10月份。赌钱6万，前面28万元中的利息12万元，加上后面借款15万元，多写6万元，另外15万元的借款要求补贴3万元做利息。2013年他们拿借条找到我，把我拉到我父亲郭继发那里，重新写了42万元的借条，由我和我父亲郭继发签字的。2016年就写33万元借条，后面就是我父亲郭继发出面了。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3日，两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条1份，载明“今有郭继发、郭静红向田增军借到现金叁拾叁万元正（￥330000元），月息按1分2厘(1.2%)计算，2016年5月4日开始还款，每月还叁万元正（￥30000元），2017年春节前还清。”，两被告在借款人处签名加捺指印。2017年5月31日，被告郭继发向原告田增军出具《协定》1份，载明“本人郭继发和儿子郭静红因工程资金困难借到田增军现金叁拾叁万元，利息从2016年3月4日开始计算，直至还清本金和利息。（利息为月息1.2分）(月息1.2%)。本人愿意用下堡村23组11号的老宅拆迁款或安置房一次性还清田增军的本金和利息，如拿到拆迁款或安置房，钱不还本人愿意付双倍的利息。依此条为凭。”，被告郭继发在下部签名并加捺指印。2018年3月3日，原告田增军向被告郭继发出具收条1份，载明“今收到郭继发付给田增军利息壹万伍仟元正（￥15000元）。注：如果郭继发在2018年4月28日之前一次性付清田增军的借款叁拾叁万元（￥330000元），则这笔壹万伍仟元的利息款可以抵作本金，如果到2018年4月28日之前还不清借款，则这笔壹万伍仟元正（￥15000元）还是作为付给田增军的利息。”，被告郭继发在付款人处签或并捺指印，原告田增军在收款人处签名并捺指印。现原告以被告方未还款为由，诉讼来院。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身份证明、人口信息、借条、《协定》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审理中，原告提供：郭静红给原告工程合同书和协议书和借钱委托书复印件，证明被告郭静红在2012年3月承接了常州的一个工程。缺资金，所以向原告借款。原告称大约是2011年左右原告在红豆KTV做财务，郭静红经常去玩，所以认识了。2012年下半年，郭静红多次向原告借钱，当时以要做工程为由借款，一共借款400000元，最后一次借款大约在2013年年初。每笔借款都有条子的，都是现金给付的，当时第一笔借款50000元还有吴正海在场，后面还有帮郭静红到玻璃厂直接付款，支付过好几次了。还付了塑料扣件和铝合金的钱。当时没有说利息，只说工程结束后给原告20%的回扣，如果到期没还，就支付每月2%的利息，当时约定3、4个月即还的。在2016年出具借条前，原告曾经去向被告方催讨，被告方报警的，当时警察拍了原告提供的借条的。之后曾经还过钱，还款有银行转账、有现金。至2016年3月4日，确定还了170000元，并确定170000元中70000元为支付的利息，100000元是还借款本金。2016年3月3日到2017年5月31日之间没有还款，2017年5月31日之后至今还过100000多一点。现主张的利息是自2016年3月4日开始计算到2019年5月16日计算，照月息2%计算，还欠利息151040元，该数额已经扣除2016年3月4日到2019年还的款项了。经质证，被告郭静红对工程合同书和协议书和借钱委托书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称不提供这些原告不肯再借钱给郭静红，被告郭继发称其不知情，但郭静红确做过常州的工程。两被告称在2016年3月3日当时在警务室，陆警官不问事情经过，就是前后一算，让我们签，前面借条没有利息的。关于2017年5月那张，是原告写好了，叫郭继发照抄，当时把郭继发押在警务室三晚四天，郭继发没办法抗不住了，警察不管原、被告间的事。2018年3月3日的收条名字是郭继发写的，手印也是郭继发的，都是田增军写好叫郭继发照抄的。两被告提供：1、汇总单及相应的凭证，证明自2013年起被告方向原告还款330200元；2、2015年1月16日的警情笔录附欠条（证明原告于2015年1月15日晚威逼郭继发写了400000元的欠条，郭继发第二天即报警）、郭静红和何汝兵谈话录音（证明郭静红代田增军还何汝兵110000元）、漕湖派出所的2019年6月11日的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和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郭静红报警就与原告的借款作了说明，同庭审讲的一样）、吴振海的证明照片（证明郭静红为常州工程只向原告实际借了150000元）、朱某出具的证明，并申请朱某出庭作证，证人朱某陈述：其与田增军是在陆慕南亚KTV认识的，证人当时在那个KTV有投资的，郭静红是在南亚赌钱之后才认识的，开始不认识郭静红的。证人证明郭静红在赌钱的时候，郭静红确实向田增军借钱的，具体借多少钱不知道，有无还款，证人也没看见，利息多少证人也不知道。就是证明有这个事情。综上证明原告主张的借款中有赌博的高利贷及已还的款项。经质证，原告称其对被告提供的还款凭证中215300元无异议，对另外有异议的为：2015年3月29日的备忘中所写2015年3月28日漕湖派出所在场还给田增军200元，29日还给田增军1300元、2014年5月15日对方自行制作的备忘录所写还款20000元，不认可，均是被告方自行书写；2014年5月8日也是无收条的5000元、收条也是5000元，也没有时间，至于谁上面写的是2015年4月11日下午也是5000元，这有重复；被告自行书写备忘录2018年5月11日的3800元，认为无原告的签字不认可；2016年1月21日的一张8000元的收条，然后其中还有一张4月21日的现金支票存根也是8000元，这两价目应该是重复的，实际是1月21日以支票付了8000元；原告书写的收款卡号，该纸上部另有写打2000元字样，但打2000元字样并非原告所写，故不认可这2000元；2013年10月26日的1000元也不认；另外还有复印的就是银行凭证，上面根本看不出数目，其中一张写了19000元的，但看不清楚；有几张转账银行的交易凭条，看不清楚，无法认可。另外只有被告方自己手写书写的证明收条记录，没有原告方签字的都不认可。另外5月12日的一张收条上确实是收到了10000元，确实收到10000元，但是被告在5月11日的备忘录又写付3800元，实际该3800元就包括在5月12日的收条中的款项里面的。认为2019年的报警记录已经是起诉之后了。不认可上述被告所说，公安没有找过原告，纯粹是被告瞎说的。何汝兵说被告方还了350000元，现所有的还款凭证加起来没有350000元，对何汝兵的意见不认可。对吴振海的证明不认可，可以叫他来。另2016年3月3日是公安机关的陆金生警官调解的，可以去了解情况。当时是调解是确定借款400000元，还了170000元，这个170000元中扣除100000元利息，70000元本金，所以还欠330000元。郭继发和郭静红签字写了一个330000元的条子。以前的借条当时即作废了，400000元借款是多次出借的均是现金，现在也无法再具体计何时了，也无其他书面材料了。本院认为，自然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应当依照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田增军提供了2016年3月3日330000元的借条、2017年5月31日的收条、2018年3月3日的协定以及被告提供的2015年1月15日400000元的欠条，并主张借款本金400000元均为现金交付，但田增军对资金来源及交付情况，表述不清，亦未提供2015年1月15日出具欠条及2016年3月3日出具借条时的对账清单或结算明细。而被告方对借款实际交付数额及还款与原告所述存在较大差异。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地或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证人证言等事实与因素，仅能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无法证明实际交付的借款金额，理应由原告田增军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田增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16元，由原告田增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周文明人民陪审员  王振华人民陪审员  周晓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施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