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2民终2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宗霖，男，汉族，1978年10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万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重庆玖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代辉，男，汉族，1974年1月4日出生，住山东省莱西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虎，重庆高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宗霖因与被上诉人张代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14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黄治康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冉世均、王雷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宗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被上诉人张代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陆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杨宗霖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9）渝0101民初1472号民事判决，改判张代辉归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张代辉与杨宗霖未发生案涉40万元借款事实错误。任玉莲分两次共计转账给张代辉40万元均系受杨宗霖委托，张代辉对于收到前述40万元款项亦无异议。本案转账的第一笔20万元已经明确标注为借款，且任玉莲与张代辉并无任何关系，不可能对款项性质进行恶意的虚假标注，该笔款项应属于借款。第二笔款虽然标注为往来款，但杨宗霖与张代辉之间并无其他经济往来，若非基于借贷杨宗霖不可能委托任玉莲向张代辉转款20万元。2.任玉莲与张培安之间存在多笔往来，基于二人的特殊身份，任玉莲代表杨宗霖向张培安的转款应属杨宗霖的投资款，而张培安向任玉莲的转账应属于杨宗霖的投资返还款，故任玉莲与张培安之间的往来与任玉莲向张代辉转账之间无关，不能以此否认案涉款项系出借款的事实。3.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杨宗霖系2015年7月1日以后方才与案外人熊华北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张代辉就其辩称的为杨宗霖及熊华北提供服务所提供的证据均系发生在2015年7月1日之前，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4.一审法院分配举证责任错误。杨宗霖已经提供转款凭证证实双方的借贷关系，虽然张代辉辩称该笔款项系帮助杨宗霖进行委托服务产生的费用，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委托服务法律关系的存在，本案的举证责任并未发生回转，杨宗霖不负有继续举证证明借贷合意的责任。5.杨宗霖已经完成向张代辉出借40万元款项的举证责任，张代辉并未举证证明已经还款的事实，故张代辉应承担40万元的还款责任。6.一审采信熊华北与张代辉的录音是错误的。熊华北与杨宗霖之间有其他纠纷，本案不能排除熊华北出于其他目的作出对杨宗霖不利证言的可能性，故熊华北的证言本身不可信。该录音未当庭播放，且熊华北也未到庭接受询问，录音属于孤证，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被上诉人张代辉辩称，上诉人杨宗霖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程序正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由：1.张代辉与杨宗霖仅系一般朋友，且杨宗霖一审时自述与张代辉没有关系，故依据生活常理双方不可能在不出具借条、不约定利息的情况下发生40万元的大额借款，且事后杨宗霖亦不索要债权，据此杨宗霖主张的案涉40万元系借款的事实不成立。2.杨宗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与张代辉之间曾就借款进行联系、沟通、协商，张代辉本身也并无借款的需求，二人之间并无借贷合意。3.虽然2016年1月19日的款项任玉莲备注为借款，但仅系其单方陈述，并未经张代辉认可，亦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该笔借款不能认定为借款。2016年9月2日的款项备注为往来款，亦不能认定为借款。同时，若案涉40万元均是借款，也不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备注。4.任玉莲将40万元交付给张代辉后，杨宗霖或者任玉莲在起诉前均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出过出具借款凭证、支付相应利息或者归还借款的请求，这不符合借贷关系一般常理。5.本案若杨宗霖出借40万元给张代辉属实，则不会在之前以任玉莲为原告，杨宗霖为第三人向张代辉主张权利，前述事实反而证明杨宗霖与张代辉之间没有借款的合意，也没有借款的事实。6.在任玉莲作为原告，杨宗霖作为第三人以民间借贷为由向张代辉主张权利时，张代辉曾联系杨宗霖，在双方进行沟通时杨宗霖并未表露出要求张代辉还本付息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张代辉向其借款40万元的意思，足以证明张代辉与杨宗霖之间没有借贷合意，也不存在40万元的借款事实。7.从案涉40万元款项的资金流向可以得知该笔款项系杨宗霖与熊华北合伙项目的公用账户转给任玉莲后再由任玉莲转给张代辉，应属于熊华北、杨宗霖共同商议后支付给张代辉的顾问费及报酬，杨宗霖也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实该笔资金系其本人或任玉莲个人所有。8.杨宗霖仅举示了转账凭证，没有就借贷合意以及款项支付与借贷合意之间对应关系等事实完成举证责任，而张代辉举示了有关案涉款项并非借贷形成而是基于其他关系形成的证据，故本案应由杨宗霖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分配举证责任正确。9.张代辉与杨宗霖之间并无借贷关系，张代辉没有归还案涉款项的义务，杨宗霖提出的张代辉未举示款项归还证据的上诉理由不成立。10.关于熊华北的通话录音，张代辉在一审中提交了该录音的复制件，并整理了文字内容，其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上能与其他书证相互印证，在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杨宗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代辉归还出借款40万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借款还清时为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30日，青岛望城三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三宝建设公司）承包了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青岛·卓越蔚蓝群岛N/P组团建设工程，并将其中的P组团工程承包给该公司第一项目公司熊华北项目部施工。2013年8月，该公司承包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的青岛·卓越蔚蓝群岛L组团建设工程，又将L组团工程承包给该公司第一项目公司熊华北项目部施工。熊华北在承建上述施工工程过程中因缺少资金，遂向杨宗霖借款。杨宗霖为了监管其出借款的安全和能及时收回出借款，经与熊华北协商达成一致，共同委托张培安在项目部担任出纳。张培安在该项目部实际担任出纳工作的期间为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1月26日，其主要职责为把握项目资金的安全、支付材料费、人工工资，且均为通过其个人账户收取和对外支付相关款项。任玉莲为杨宗霖开办的重庆艺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出纳。2016年1月19日，任玉莲将20万元汇入张培安尾号为8158的银行账户后，张培安将该款汇入任玉莲银行账户，任玉莲在《银行业务凭证》上注明用途为“借款”之后，将该款汇入张代辉的银行账户。2016年9月2日，任玉莲又将20万元的款项汇入张培安的银行账户，张培安将该款汇入任玉莲银行账户，任玉莲在《银行业务凭证》上注明为“往来款”之后，将该款汇入张代辉的银行账户。2018年7月5日，任玉莲作为原告，以出借人的身份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张代辉归还借款，该院将杨宗霖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在庭审中，任玉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针对承办人的询问，其称，任玉莲与张代辉并不熟悉，通过杨宗霖和熊华北认识的。张代辉向杨宗霖借款，便委托她借款，并以她的名义借款给张代辉。她银行卡上的40万元为其个人的，是杨宗霖让其帮忙借给张代辉，杨宗霖负责催收，如果张代辉不偿还，由杨宗霖偿还。杨宗霖在该案审理中称，他是2015年6月底P组团工程完工、L组团封顶去青岛作收尾工作的、张代辉是分公司经理，提出向他借款，因与张代辉无任何关系，怕他不还，就说找人借给他，这样便找表妹任玉莲分两次给了张代辉40万元。之后，他向张代辉催收，其称想办法来还。2018年12月16日，任玉莲以该案资金为杨宗霖所有为由，向该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已裁定准予其撤诉。一审认为，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理由和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杨宗霖未提供借据凭据的情况下，主张向张代辉通过银行转账行为，是否可以确定双方形成借贷关系。针对上述争议，该院综合评判如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依据合同法等相关实体法规范，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的请求权若要成立，则应证明以下事实：1.双方有借贷的合意；2.出借款项已交付；3.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而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并非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被告如果没有完成这一举证责任，只是直接导致其主张事实不成立，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不起决定性作用。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起决定性因素的前提是原告的举证责任是否完成。因此，原告对借贷合意和款项给付的举证责任才是真正预先设定的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本案中，张代辉抗辩与杨宗霖不存在借贷关系，已向法庭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即使其举证不能达到证明目的，也不当然推导原、被告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即杨宗霖仍负有举证证明双方有借贷合意的责任。结合本案，1.任玉莲在起诉张代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已将杨宗霖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任玉莲在该案中陈述案涉款项为其个人所有，是杨宗霖帮忙出借给张代辉的，其与张代辉存在借贷关系，而杨宗霖在本案中称任玉莲为其雇请的财会人员，任玉莲汇给张代辉的款项归杨宗霖所有，杨宗霖才是出借人。出借人和借款人作为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对性和特定性，二人相互矛盾的陈述，则可推导出借人的不确定性。2.张培安为杨宗霖和熊华北共同雇请的财务人员，其个人银行卡的款项归工程项目部所有，任玉莲案涉款项汇入张培安，张培安又将款项转给任玉莲，任玉莲方将款项汇给被告张代辉，该行为不能确定案涉款项为交付的出借款；3.任何以金钱给付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均可能产生转账凭证，任玉莲于2016年1月19日在重庆商业银行万州江南支行的转付款单上注明为“借款”，张代辉未在万州，该内容为任玉莲单方面备注，系其个人意思表示，没有张代辉的回复。因此，该备注内容不能推导原、被告之间有借款的合意。4.杨宗霖为了监管其出借款的安全以及能够及时收回借款，共同雇请财会人员，并共同决定对外付款，而熊华北与张代辉的电话录音资料证明案涉款项是与杨宗霖共同商议决定支付给张代辉的，且并非借款。综上所述，杨宗霖的举证不能证明与张代辉有借款的合意，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杨宗霖要求被告张代辉归还借款40万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杨宗霖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杨宗霖未提交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张代辉于二审中提供了微信聊天截屏图片的打印件一份，拟证实杨宗霖未向张代辉主张债权以及双方未界定案涉40万元款项为借款。上诉人杨宗霖质证认为，该证据只是打印件，无原始载体予以核实，故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同时，该证据仅系任玉莲诉张代辉案件中形成的，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及证据与一审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杨宗霖主张的通过案外人任玉莲的银行账户向张代辉转账40万元的行为能否认定为杨宗霖与张代辉之间建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前述争议实际上系对本案事实如何进行认定产生的争议，也即对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产生的争议。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以及举证、质证情况，本院从以下方面就本案争议问题进行评判：（一）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杨宗霖于诉讼中提供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客户付款回单》、《重庆三峡银行通用业务凭证》以及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1民初8924号案件庭审笔录等证据，拟证实出借资金的交付，同时亦主张转账凭证已批注为借款能够证实借贷关系，但其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其他能够直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经审查，任玉莲在转账凭证上的备注内容系任玉莲单方所为，未经张代辉认可，不能证实达到杨宗霖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据此，由于杨宗霖仅提供了有关资金交付的证据，故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适用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由杨宗霖承担有关其向张代辉实际交付40万元资金的举证责任。张代辉提出抗辩认为案涉资金并非杨宗霖向其交付，借款交付的事实不成立，其所收到的款项系杨宗霖与案外人熊华北合伙的工程中所涉的顾问费。张代辉提出的前述抗辩，系对双方当事人之间还存在杨宗霖主张的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新主张。故在杨宗霖完成前述举证责任之后，张代辉也应就其提出的抗辩主张承担相应举证责任。（二）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的评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据此，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作如下评判：杨宗霖为证实出借资金的交付，举示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客户付款回单》、《重庆三峡银行通用业务凭证》以及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1民初8924号案件庭审笔录。经审查，前述转账凭证载明的资金往来均系发生在任玉莲与张代辉之间，从书证本身反映的内容而言与杨宗霖并无直接联系。虽然杨宗霖提供的前述庭审笔录中任玉莲曾经陈述案涉资金系杨宗霖所有，但任玉莲亦曾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主张案涉资金系任玉莲本人所有。故任玉莲有关案涉资金归属的陈述前后矛盾，其证明力较低。据此，杨宗霖有关出借资金是否交付给张代辉所举示的证据存有瑕疵。张代辉对杨宗霖主张的杨宗霖向其交付40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否认，同时亦对杨宗霖主张的借贷关系予以否认，同时辩称案涉款项系工程顾问费。为此，张代辉主要提供了以下方面的证据：一是有关杨宗霖与案外人熊华北之间合作关系的证据，主要是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2017）鲁0214民初3862号庭审笔录及民事判决书；二是有关张代辉具体所从事的顾问、帮助活动的有关证据；三是有关案涉资金流向的证据，主要是任玉莲转账账户的账户明细；四是张代辉与熊华北的通话录音；五是有关张代辉的通话清单。经综合审查前述证据，张代辉提供的任玉莲转账账户的明细清单显示案涉两笔资金均是任玉莲转给张培安之后，张培安又立即转给任玉莲，此后方才由任玉莲转给张代辉。杨宗霖上诉称任玉莲将款项转给张培安系代表杨宗霖履行出资款，而张培安转回至任玉莲则是杨宗霖的投资款回报，并据此主张案涉款项系其个人交付给张代辉的出借款。本院对此认为，杨宗霖并未就其主张投资款与投资回报款的事实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虽然张代辉所提供证据反映的前述资金流向本身不能直接证实张代辉所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工程顾问费的事实，但结合张培安于案涉款项转账期间确系杨宗霖与熊华北共同为工程项目所雇请的财务人员的客观事实，若案涉资金系杨宗霖出借给张代辉的款项，其不必要将出借款项经任玉莲及张培安的账户（张培安账户系工程项目共管账户）反复转账以后方才由任玉莲支付给张代辉，故本案从资金流向分析确实不符合一般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足以令人对杨宗霖主张的资金交付以及借贷关系事实产生合理怀疑。张代辉所提供的有关杨宗霖、熊华北合作关系以及张代辉从事具体的顾问事项的证据显示杨宗霖与熊华北及青岛望城三宝建设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签订了《工程施工协议》，张代辉曾经参与处理了《工程施工协议》所涉工程的相关事务。杨宗霖上诉主张其与熊华北系2015年7月1日之后方才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此前双方仅是借贷关系，而张代辉所参与处理的事务均发生在2015年7月1日之前，不能证实杨宗霖曾经委托张代辉进行相关事务的处理。本院对此认为，虽然杨宗霖依据前述《工程施工协议》提起诉讼的案件中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未认定杨宗霖作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该判决同时认定杨宗霖在协议签订后为了监管出借资金的安全曾派专人参与工程财务的管理，故不能以此径行否认杨宗霖与该工程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实，也即不能以此完全排除杨宗霖与熊华北协商向张代辉支付相关顾问费用的可能性。即使张代辉提供的证据本身不足以直接证实案涉款项就是张代辉为杨宗霖、熊华北提供帮助、咨询、协调等顾问事项后形成的费用，但由于杨宗霖自2014年10月23日开始即与前述工程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且其自认与熊华北之间曾经确有合作关系，本案转账亦发生在杨宗霖认可的合作关系期间，再结合张代辉与熊华北的通话录音内容，本案亦不能完全排除前述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据此，杨宗霖主张案涉款项系出借款项的事实亦存在合理怀疑。杨宗霖上诉称熊华北与其有纠纷可能作出对其不利的证言，同时主张该录音未经当庭播放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本院对此认为，杨宗霖于一审诉讼中并未对前述录音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分析前述意见，杨宗霖就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中资金是否交付的事实，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其所提供证据的证明效力具有瑕疵；张代辉就其抗辩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工程顾问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据虽也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已经足以令人对杨宗霖主张的案涉款项系出借款的事实引起合理怀疑。结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本案中杨宗霖与张代辉仅系一般朋友关系，杨宗霖在未与张代辉就借款期限、利息等事项进行约定或形成书面凭证的情况下即通过他人向张代辉出借40万元款项的可能性较低。本案中杨宗霖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其于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建立后曾经向张代辉主张要求归还借款本息，故在二人并无其他亲密关系，案涉款项又非杨宗霖本人转账支付，且张代辉也未向其出具书面债权凭证的情况下，杨宗霖于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建立后二年多不向张代辉主张债权也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交易习惯。综合全案分析，本案杨宗霖就其所主张的与张代辉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其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其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杨宗霖未就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完成举证责任，故其提出的一审分配举证责任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由于杨宗霖未就其主张的借贷关系完成举证责任，其所主张的借贷事实无法予以认定，故其上诉提出的张代辉未归还借款，本案应改判张代辉偿还借款本息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杨宗霖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956元，由上诉人杨宗霖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治康审 判 员 王 雷审 判 员 冉世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何贤龙书 记 员 姚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