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3刑再9号原抗诉机关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原公诉机关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梁杰（绰号杰子），男，1995年4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汉族，中专文化，务工，住沂水县。2013年6月9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6年10月14日被沂水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于同年11月18日经沂水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后被执行逮捕。2018年2月13日因一审判决刑期届满释放。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9年1月4日经费县人民法院决定后被取保候审。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经费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19年7月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费县看守所。上诉人（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女，1987年4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邳州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住邳州市。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6年10月29日被沂水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9年1月3日经费县人民法院决定后被取保候审。因涉嫌犯组织卖淫罪经费县人民法院决定，于2019年7月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临沂市看守所。一审被告人郑峻，男，1993年3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沂水县。2011年8月25日因非法拘禁他人被沂水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一千元。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6年11月3日被沂水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因涉嫌犯介绍卖淫罪于2019年1月3日经费县人民法院决定后被取保候审。沂水县人民检察院以沂检公刑诉[2017]313号起诉书指控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犯组织卖淫罪，一审被告人郑峻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7年7月4日向沂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沂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9日作出（2017）鲁1325刑初396号刑事判决。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4月18日作出临检公一审刑抗[2018]3号刑事抗诉书，于2019年5月7日作出临检公一审刑变抗[2019]1号变更刑事抗诉决定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9年5月9日作出（2018）鲁13刑抗3号再审决定书，指令由沂水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后本院于同年11月6日作出（2018）鲁刑辖39-1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费县人民法院管辖。费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8）鲁1325刑再3号刑事判决，梁杰、刘情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9月20日至10月13日，被告人梁杰为谋取非法利益，招募并与被告人刘情情多次组织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崔庄村上岗尚某、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石龙镇十二村一组李某1、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射箭乡常某某及被告人刘情情卖淫，并与卖淫女约定收取嫖资后与卖淫女按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成。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为招揽嫖客，利用昵称为“沂水同城”的手机微信号在朋友圈中多次发布刘情情、尚某、李某1、常某某4名卖淫女的美颜照片和刘情情制定的卖淫嫖娼价格表，并负责与嫖客商定卖淫地点、价格，安排卖淫女到约定地点卖淫，组织卖淫共计36次。该过程中，被告人梁杰还负责接送卖淫女前往卖淫地点，为卖淫嫖娼活动看钟，并在卖淫女无法当场收取嫖资时利用绑定其银行卡的“沂水同城”微信收取嫖资。2016年10月13日，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在组织卖淫时被当场抓获，并扣押登录“沂水同城”的手机一部(微信钱包内有1000余元)。自2016年9月底，被告人郑峻受被告人梁杰指使，与梁杰分别驾车接送四名卖淫女到指定地点卖淫，并从中牟利1000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郑峻自动投案。一审公诉机关认为：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组织他人卖淫，一审被告人郑峻为组织卖淫者运送人员，其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审被告人梁杰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处罚；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处罚。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一致。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一审被告人梁杰、郑峻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解其未参与组织，只是协助。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辨认笔录、证人证言、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郑峻的供述和辩解。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利用网络信息介绍他人卖淫多次，一审被告人郑峻受梁杰指使为卖淫女提供便利并从中牟利，其行为均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已构成介绍卖淫罪。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介绍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本案中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郑峻只是在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时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有偿的为卖淫女与嫖客之间达成交易提供服务，一审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应以介绍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审三被告人系共同犯罪，一审被告人梁杰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一审被告人刘情情、郑峻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处罚；一审被告人郑峻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鉴于一审被告人刘情情、郑峻，庭审中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并积极交纳罚金，依法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人梁杰的辩护人关于一审被告人梁杰只是对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起到中介的作用，有偿的为卖淫女与嫖客之间达成交易提供服务，不具有“组织性”，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卖淫女及卖淫活动形成“控制”，卖淫女和被告人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上下级关系；被告人梁杰的行为不应构成组织卖淫罪，应构成介绍卖淫罪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对一审被告人刘情情的辩护人关于刘情情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归案后自愿认罪、悔罪，愿意缴纳罚金，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基于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梁杰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刘情情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被告人郑峻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费县人民法院经再审查明：自2016年9月至10月，一审被告人梁杰为谋取非法利益，招募并与一审被告人刘情情（昵称“安琪”）多次组织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崔庄村上岗尚某（代号“蕊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石龙镇十二村一组李某1（代号“小燕”）、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射箭乡常某某（代号“小云”）及被告人刘情情卖淫，并与卖淫女约定收取嫖资后与卖淫女按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成。期间，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为招揽嫖客，利用昵称为“沂水同城”的手机微信号在朋友圈中多次发布刘情情、尚某、李某1、常某某4名卖淫女的美颜照片和刘情情制定的卖淫嫖娼价格表，并负责与嫖客商定卖淫地点、价格，安排卖淫女到约定地点卖淫，共计组织、安排卖淫36次。在该过程中，一审被告人梁杰还负责将卖淫女送往卖淫地点，为卖淫嫖娼活动“看钟”，卖淫活动结束后再将卖淫女送回，并在卖淫女无法当场收取嫖资时利用绑定其银行卡的“沂水同城”微信收取嫖资。2016年10月13日，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在组织卖淫时被当场抓获，并扣押登录“沂水同城”的手机一部（微信钱包内有1000余元）。自2016年9月底，一审被告人郑峻受被告人梁杰指使，与梁杰分别驾车接送上述四名卖淫女到指定地点卖淫，并从中牟利1000余元。案发后，一审被告人郑峻于2016年11月3日到沂水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主动投案。另查明，沂水县公安局当场收缴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卖淫女尚某嫖资各400元。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宣读，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一审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笔录予以证明。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一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再审法院予以确认。针对抗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再审法院评判及认定意见如下：1、关于一审被告人梁杰及其辩护人、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构成介绍卖淫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第一条规定，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组织卖淫者是否设置固定的卖淫场所、组织卖淫者人数多少、规模大小，不影响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第四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区分组织卖淫罪和介绍卖淫罪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对卖淫者具有管理或者控制等组织行为。组织行为，不仅仅限于控制手段，还包括管理手段。组织者采取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使卖淫人员处于自己的管理、支配下，将卖淫人员的卖淫行为纳入卖淫组织的约束中，均应当视为对卖淫者进行管理。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的，属于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具体到本案，一审被告人梁杰与卖淫女李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李某1通过微信向梁杰汇报袁某1的付款情况称“袁某2信没钱，无现金，支付宝也转不过去，使用信用卡要三点以后”。后梁杰提议“先给一半现金也行”。李某1表示也没有。梁杰回复“不行就算了吧。”梁杰又提议“三点再过来，陪到早上七点，或者来点证件也行”；李又请示说“袁说三点以后不行，手机和身份证给我，袁去取钱”。梁杰同意。证人李某1（卖淫女）证实：2016年10月13日凌晨，梁杰说又有客人选了我，然后梁杰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一个宾馆。去后这个人做的是300元服务。后来这个人给我微信转账一直不成功，然后他就提出把身份证让我照个照片，手机留在房间，然后他去提钱，我和梁杰说了，梁杰同意这样办。证人袁某1（嫖客）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上述情节一致。证人张某（嫖客）证实：对方和我聊天的人说她来得慢，他发给了我另一个女人的照片，他说这个女的离的近，十多分钟就来了，我就同意了。证人贾某（嫖客）的证言证实：我选的是临沂的那个年纪小的，但是来到宾馆的是另外一个四川的女的，我也不好意思推托了，就给了她一千块钱包夜。证人李某2（嫖客）的证言证实：对方当时跟我说有三个女的，我也没有选，是对方直接送过来的。一审被告人刘情情供述证实：10月13日凌晨李某1到沂水县如家酒店329房间向袁某1卖淫，那天梁杰和我吵架了，这个客人先要的我，因为我和梁杰吵架了，梁杰就说我不方便，他就安排了小燕去了。证人李某1（卖淫女）证实：我们的价格是梁杰和客人提前订好的，梁杰是我们的老板。证人尚某（卖淫女）证实：今年10月13日下午五点多下午是杰子开车送我去的汉庭酒店8412房间卖淫。那天我们“搞活动”，杰子去汉庭酒店开了四楼的8412房间。证人常某某（卖淫女）的证言证实：2016年10月13日下午大约7点钟前后，我到汉庭酒店8412房间卖淫。那天我们“搞活动”，我和安某、蕊蕊都在这个房间里卖淫来。一审被告人刘情情供述还证实：今年10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在星期天爱舍时尚主题宾馆卖淫来，当时我们“搞活动”，房间是我们自己开的。同时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当庭供述：梁杰在朋友圈里发的“搞活动”，就是不用客人开房间，有房间用，梁杰给我们房卡。同时当庭还供述：梁杰掌握我们每个人的卖淫情况及嫖资的方式是卖淫女上去和客人谈价格，然后把价格用微信的方式报给梁杰。梁杰要看时间，到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卖淫女当场收到的现金，卖淫结束之后，梁杰在车里等我们，然后把钱给梁杰，一天一结算。并在侦查机关供述证实：梁杰首先负责接送我们到宾馆卖淫，其次负责给我们计算和嫖客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我们行话叫“看钟”，主要是我们和客人商量好做什么价位的，接着就把价位通过微信发给梁杰。梁杰根据价格确定时间，到时间后如果我们不下来和梁杰会合，要么客人加钟（加钱），要么梁杰就上房间或者打电话叫我们。我们卖淫的价位，200元20分钟，300元30分钟，400元40分钟，依次类推，包夜1000元起。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和客人发生性关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客人没有完成的，要么客人加钱加钟，要不梁杰就叫我们，绝对不可能存在我们私自和客人发生性关系而梁杰不知道的情况。并供述：在房间里和嫖客发生关系前，要用手机微信（昵称：名字）和梁杰（昵称：沂水同城）核实他是否收到嫖资，如果梁杰收到钱，我才和对方发生性关系。一审被告人郑峻证实：梁杰发语音告诉我“那个蕊蕊和小云都干活了，你看着点”的意思是：当时蕊蕊和小云都在店里卖淫，我已到店门口了，梁杰安排我在门口给望风。过了一会梁杰又发语音问我完事了吗，他说到了点了，叫我再叫钟。“叫钟”的意思就是：卖淫的时间到了点了。梁杰规定小姐在店里卖淫价格是100元，时间是10分钟，如果到了点了就叫小姐和嫖客结束，如果超了时间就得加钱，梁杰用这个法控制着小姐不能接私活。这几个卖淫的小姐都听梁杰安排，梁杰是这几个小姐的老板。小姐都是梁杰招来的。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的供述均证实：“沂水同城”就是其专门招揽嫖客的业务微信号。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在网上发布的招嫖价格表证实：卖淫价格为：快餐200,300带吹，漫游，400冰火两重天吹做蚂蚁上树，500吹做……；600吹做…。；700吹做……；800吹做……；干漫添肛顶肛，口爆四百，车震不做，包夜一千。涉案的36名嫖客的证言均证实：是通过微信与“沂水同城”微信号加为好友，“沂水同城”微信朋友圈每天发四个美女“美颜照”，问约不约，其均是在“沂水同城”微信上约的卖淫女。上述卖淫女常某、李某1、尚某及36名嫖客的证言及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与嫖客的微信聊天记录及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通过“沂水同城”发布到微信群里的卖淫价格表及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郑峻的供述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为牟取非法利益，一审被告人梁杰在网上招募了常某、李某1、尚某等卖淫女后，为招揽嫖客，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在网上发布招嫖信息，利用昵称为“沂水同城”的手机微信号在朋友圈中发布卖淫女常某、李某1、尚某及一审被告人刘情情的美颜照片、在微信好友中向嫖客发送卖淫价格表，并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与嫖客约定嫖娼价格及告知嫖客预定房间后将拍摄的房间视频通过微信发送给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确认后，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根据嫖客的要求，将嫖客看中的卖淫女送至卖淫地点，并在卖淫女完成卖淫活动后，再将卖淫女送回其住所，同时卖淫女均将收取的嫖资交给一审被告人梁杰，梁杰再根据与卖淫女约定的分成比例，进行分配，实行一日一结算，且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郑峻的供述均证实：在卖淫女向嫖客卖淫时，一审被告人梁杰还负责“看钟”，即梁杰按照卖淫价格约定的服务时间，管理和控制着卖淫女的卖淫服务时间，且一审被告人梁杰雇佣一审被告人郑峻，除安排郑峻接送卖淫女去卖淫外，同时亦安排郑峻“叫钟”。虽然一审被告人刘情情与涉案3名卖淫女及36名嫖客均证实，卖淫女在卖淫时，有时不按照梁杰和嫖客事先约定的价格，而是在与嫖客发生性关系之前，卖淫女和嫖客会对卖淫服务价格进行再一次商定，但该行为并非是一审被告人梁杰无权管理和控制卖淫女的卖淫价格，而是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及卖淫女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通过再一次向嫖客推荐、推销、介绍其卖淫服务，而让嫖客选择、购买价格更贵的卖淫服务的一种方式。同时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及卖淫女均证实，每次与嫖客商定完价格后均要通过微信报给一审被告人梁杰，核实他是否收到了嫖资，如果收到钱，才和嫖客发生性关系。且梁杰会根据价格服务时间“看钟”，不可能存在卖淫女私自和客人发生性关系而梁杰不知道的情况。同时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为招揽嫖客，还对卖淫嫖娼活动实行“优惠”，“搞活动”，即常规的是由嫖客自己订房间，“搞活动”期间，嫖客在嫖娼时不用订房间，而是由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为嫖客订房间。同时在案的证据证实，本案的案发，就是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为“搞活动”而在沂水县莲旺街汉庭宾馆订了8412房间，一审被告人情情与卖淫女“蕊蕊”、“小云”等在这个房间分别与多名嫖客发生性关系，在一审被告人刘情情与嫖客张某卖淫嫖娼时被沂水县公安局当场抓获。同时，司法实践表明，由于受生活方式影响和价值观的扭曲，卖淫人员中，不仅有被强迫、引诱的，还有相当数量的是自愿卖淫，自愿卖淫人员被组织的行为，应当视为被“管理”的行为。本案中，虽然在案的证据及卖淫女的陈述均证实卖淫女均是自愿卖淫，场所特征体现为无固定场所，管理方式体现为松散的没有控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但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足以证实，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实际上管理、安排、调度着卖淫人员，有组织地进行卖淫活动，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的行为已经超出介绍卖淫的界限，具备了招募卖淫女，以招揽嫖客的手段，组织他人卖淫的性质，其行为已具备“组织性”，具体体现在：（1）招募卖淫女；（2）在网上发布招嫖信息；（3）约定卖淫收入分配比例；（4）卖淫女当场收取的现金等嫖资均要交给一审被告人梁杰，无法当场收取嫖资时均由嫖客转到绑定一审被告人梁杰银行卡的“沂水同城”微信收取，并实行日结算；（5）有专门联系卖淫业务的微信号“沂水同城”；（6）专车负责接送卖淫女；（7）卖淫女与嫖客另行商定的卖淫价格，均在发生关系前用微信报备给一审被告人梁杰，以便梁杰负责“看钟”；（8）一审被告人梁杰、郑峻管理和控制着卖淫女的卖淫时间，进行“看钟”、“叫钟”；（9）一审被告人梁杰对卖淫女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对卖淫者的卖淫行为直接进行策划、指派。以上已具备组织他人卖淫罪的特征，构成组织卖淫罪。故，一审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2、关于一审被告人梁杰的辩护人提出一审被告人梁杰的犯罪行为发生于2016年9月20日至10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施行的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被告人犯罪时，该司法解释尚未施行，应当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管理”不应当在一审被告人梁杰的罪名认定中作为定罪标准的辩护意见，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2001年12月7日高检发释字[2001]5号）规定：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具体到本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一审被告人梁杰的犯罪行为发生于2016年9月20日至10月13日，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两高司法解释》施行后行为尚未处理，现正在处理，因此，应当依照《两高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而辩护人所称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办理”，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月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法释[2013]1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法释〔2013〕2号），于2013年1月18日已将上述法律规定，公告废止。因此，一审被告人梁杰的行为不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故，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费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组织他人卖淫，一审被告人郑峻为组织卖淫的人运送人员，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的行为构成组织卖淫罪，一审被告人郑峻的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依法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的刑事责任，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一审被告人郑峻的刑事责任。抗诉机关临沂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成立，再审法院予以确认。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郑峻在共同犯罪中相互联络和沟通，并达成了共同实施犯罪的合意，系共同犯罪。一审被告人梁杰对卖淫女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在本案中与一审被告人梁杰一起制定卖淫价格、一起发布招嫖信息，一起组织、实施卖淫活动的“搞活动”，参与了对卖淫女的卖淫行为直接策划、安排等行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一审被告人刘情情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一审被告人郑峻受雇于一审被告人梁杰，明知一审被告人梁杰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听从梁杰的安排，仍为其卖淫活动“看场子”、“站岗”、“叫钟”、接送卖淫女等，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一审被告人郑峻案发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审中认罪、悔罪，依法构成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一审被告人梁杰、刘情情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庭审中认罪、悔罪，依法构成坦白，可予以从轻处罚。一审被告人对其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其如实供述的认定。辩护人关于一审被告人具有上述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在具体量刑时，综合考量一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态度及缴纳罚金等全案情节确定宣告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三项被告人郑峻“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量刑和罚金部分。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被告人梁杰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第二项“被告人刘情情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第三项“被告人郑峻犯介绍卖淫罪”部分。三、被告人梁杰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已预缴）。(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四、被告人刘情情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预缴）。(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已预缴。)五、被告人郑峻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持判决书到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后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接受社区矫正。罚金已预缴。)六、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另查明，沂水县公安局追缴原审被告人刘情情嫖资400元，追缴卖淫女尚某嫖资400元。七、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依法扣押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宣判后，公诉机关不抗诉，梁杰、刘情情不服，梁杰以“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管理和控制卖淫女”为由，提起上诉。刘情情以“其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具有法定、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判决适用缓刑”为由，提起上诉。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与费县人民法院再审一致。本院认为，上诉人梁杰招募刘情情和李某1、尚某、常某某，并组织、策划、指挥刘情情和李某1、尚某、常某某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组织卖淫罪。刘情情与梁杰一同在微信中发布招嫖信息、制定卖淫价格、“搞活动”、对卖淫活动策划、安排，其行为亦构成组织卖淫罪。一审被告人郑峻明知上诉人梁杰组织卖淫活动，仍受其雇佣，接送卖淫女、为卖淫活动“站岗”、“叫钟”，其行为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关于上诉人梁杰所提的“再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没有管理和控制卖淫女”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理认为，“控制”包括对卖淫人员的控制和对卖淫活动的控制，上诉人梁杰对卖淫活动进行指挥、安排、调度、管理，其对卖淫人员何时卖淫，向何人卖淫，如何收费等卖淫事项具有决定权，其行为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关于上诉人刘情情所提的“其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上诉理由，本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刘情情直接实施了组织卖淫活动的策划、价格制定、发布招嫖信息等行为，具有直接的组织性，应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关于刘情情所提的“具有法定、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应判决适用缓刑”的上诉意见，再审判决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从犯等法定情节，量刑幅度在法定范围之内。综上所述，上诉人梁杰、刘情情的上诉人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费县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费县人民法院（2018）鲁1325刑再3号刑事判决。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金 文审判员 胡 才审判员 王晓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