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新民申14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宝军，男，1960年5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怡，新疆百丰恒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闫向忠，男，196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陶吉柏，男，1966年10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一审第三人：王晓波，男，1973年4月4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一审第三人：民勤县忠盛土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苏武乡西茨村。 法定代表人：闫向忠，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第三人：民勤县东坝农副产品购销站。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东坝镇。 负责人：闫向忠，该购销站站长。 再审申请人秦宝军与被申请人闫向忠、陶吉柏、一审第三人王晓波、民勤县忠盛土产有限责任公司、民勤县东坝农副产品购销站所有权确认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新23民终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秦宝军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闫向忠、陶吉柏主张将收购的瓜子储存在秦宝军家，但秦宝军个人也从事收购瓜子业务，如何证实秦宝军家仓库内存储的瓜子属于闫向忠、陶吉柏，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其将收购的瓜子存放于秦宝军的库房，且需要证实存放的品种、数量。二、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本案历经多次发回重审并变更诉讼主体重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合议庭在质证过程中没有将本案作为新案处理，应属程序违法。被申请人闫向忠、陶吉柏提交的“领条、欠条”均有涂改痕迹且签字与秦宝军的实际签名并不一致，我方请求对“领条、欠条”及其他证据进行鉴定，但未获准许，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三、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一审判决认定秦宝军知晓王晓波与闫志忠、陶吉柏的委托关系没有依据。本案的代储合同列明的当事人是王晓波与民勤县忠盛土产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71条，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给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秦宝军从未给他人保管瓜子，即使代储合同真实，民勤县忠盛土产有限责任公司也应当直接起诉王晓波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四、关于本案确认的瓜子的价格。一、二审法院按照向农业部门咨询得来的2014年瓜子平均价格计算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再审。 被申请人闫向忠、陶吉柏口头答辩称，涉案的瓜子系闫向忠、陶吉柏委托第三人王晓波收购并储存于秦宝军家中。因秦宝军与王晓波系朋友关系，在仓储过程中并未签订仓储合同，但秦宝军也参与收购瓜子的过程。因闫向忠、陶吉柏远在甘肃，为监管收购过程并确保收购瓜子的款项正确使用，在收购过程中形成大量票据，其中包含给农户的转账及现金支付凭证，足以证实瓜子确属闫向忠、陶吉柏所有。因秦宝军在外举债，许多债权人到其家中哄抢瓜子，引发本案纠纷。本案发回重审原因系诉讼主体需要变更，王晓波仅接受委托收购瓜子，应当由委托人作为诉讼主体主张瓜子所有权。关于申请鉴定不予准许，秦宝军申请鉴定并非在一审程序中提出，当事人针对证据提出鉴定申请应当在一审程序中提出，原审法院不予准许并无不当。关于举证责任问题，被申请人已经提交进货、出货、银行票据能够证实从资金来源、货物收购、运输到存储各个环节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另，秦宝军书写欠条欲销售一部分瓜子，若他本人对瓜子享有所有权，则完全可以自主处分无须书写欠条。 第三人王晓波口头陈述称，闫向忠与陶吉柏委托我在2014年进行瓜子收购业务，装卸工、农户都能够证实收购过程，秦宝军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存放于秦宝军家中仓库的瓜子所有权如何确定及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 关于涉案瓜子的所有权确认。本案中，闫向忠、陶吉柏主张所有权的瓜子的数量庞大，从举证责任来看，二人应当从组织收购瓜子筹措资金、聚拢货源、集结运输力量及预留相当的储存空间几个方面举证。闫向忠、陶吉柏提交的87份收据显示了自2014年8月30日至2014年9月14日二人委托王晓波收购瓜子的农户姓名、收购件数、瓜子重量、计量单价及给付农户的收购款数额。同时结合证人王翠梅（王晓波庭审中陈述系其朋友）、陶积平（受闫向忠、陶吉柏委托监督收购过程）与苏彦勇（王晓波借用其账户用于给农户转账支付收购款）之间在阜康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国农业银行资金转账交易记录及王晓波出具收条的时间节点，亦能够证实在前述期间内，闫向忠、陶吉柏为收购瓜子向受托人王晓波提供大笔资金。在（2016）新2301民初690号案件中，证人李永山作为瓜子供货人接受法院询问，其陈述2014年9月将供给王晓波的两车货送至秦宝军家的仓库，每车货物重10-12吨左右，按照当时每公斤市场价17.2元交易。另有案外人王志文作为证人出庭，表示2014年8月至9月将供给王晓波的40吨瓜子送至秦宝军家的仓库，货款由王晓波结清。证人崔如花庭审中表示其在2014年9月4日给王晓波装卸瓜子，将货物送至“老秦家（秦宝军）库房，是老秦住的地方，库房就在他家院子里”。上述证人证言能够证实，在收购期间内王晓波组织瓜子收购并运输至秦宝军家的库房之中。王晓波签订的《红瓜子代储合同》形成时间是2014年9月15日，与收购农户瓜子并形成87份收据的时间相互衔接，能够证实代储合同所委托存储的瓜子系由王晓波代为向农户收购。2015年5月17日秦宝军签署的“领条”（在（2016）新2302民初690号案卷中记载王晓波出示领条原件，提交复印件）也能证实秦宝军与王晓波之间形成库房租赁关系，秦宝军在质证过程中虽不认可领条确认的租赁期间（2014年9月17日至2015年8月1日），但认可该领条的真实性，且庭审中秦宝军亦认可王晓波在2014年8月20日至9月13日期间向其库房中存储过瓜子。结合上述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本院认为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闫向忠、陶吉柏委托王晓波收购相当数量的瓜子并存储于秦宝军家中。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举证责任看，闫向忠、陶吉柏已经完成瓜子收购各个环节的举证责任，秦宝军虽主张其对储存于自己库房的瓜子享有所有权，但未能提交有效的反驳证据，一、二审法院依法确认闫向忠、陶吉柏对案涉瓜子的所有权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关于是否应当以2014年瓜子平均价格计算损失的问题。根据闫向忠、陶吉柏提供的收购凭证显示，王晓波受委托向农户收购瓜子的收购价在每公斤16.2元至18.5元之间。闫向忠、陶吉柏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中瓜子的损失系以16元每公斤进行主张，已经低于其提供给农户的收购价，一、二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秦宝军认为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举证责任分配及适用法律有误的申请再审理由无充分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程序违法。1.关于另案证据的采信问题。本案各方当事人因涉案瓜子所有权归属问题经两次发回重审后，阜康市人民法院以闫向忠、陶吉柏与第三人王晓波之间系委托关系，王晓波作为原告起诉秦宝军主张瓜子所有权主体不适格驳回其起诉。闫向忠和陶吉柏随后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主张存放的涉案瓜子系其二人委托第三人王晓波代为收购并存储与秦宝军家中，因秦宝军负债导致债主哄抢储存于其家中的瓜子而引发本案诉讼。即，（2016）新2302民初690号案件（王晓波作为原告、闫向忠、陶吉柏作为第三人起诉秦宝军一案）与本案的诉讼参加人一致并各自举证质证，虽在诉讼主体的地位上不同，但均因同一事由引发诉讼，起诉时间与双方产生纠纷的时间更为接近，各方所陈述的质证意见、辩论意见更能够反应案件客观事实，在没有相反证据反驳前案陈述意见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对前案证人证言、质证意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2.关于秦宝军的鉴定申请。在（2016）新2302民初690号、（2017）新2302民初995号案件庭审中秦宝军认可“领条”的真实性、且未对“欠条”真实性提出异议，仅认为与案件不具有关联性。秦宝军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已作出肯定的意思表示，且在阜康市人民法院数次审理中均未提出鉴定申请，其在二审中亦未能对其欲否定其此前的陈述作出合理说明或已提供相反证据证实其原陈述错误，故，二审法院对于秦宝军在认可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后，又要求对其签名真实性予以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秦宝军提出一、二审法院程序违法、剥夺其诉讼权利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秦宝军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秦宝军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彭   英   琪 审 判 员 张      斌 审 判 员 古丽努尔·买买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李      雯 书 记 员 崔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