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1行终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包钢，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崔春，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震宇，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杨家圩路2号。 法定代表人伏进进，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顾馨，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小虹，江苏君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邬明均，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朱丹，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包钢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江宁区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江宁审批局）、原审第三人邬明均工商行政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8）苏8602行初20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袁包钢诉称，2018年6月27日，江宁审批局作出（01210176-1）公司注销[2018]第0627000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核准了南京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达公司）的注销登记。然而，2018年4月24日，袁包钢已经向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江宁市监局）寄送《关于不予核准南京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及不予核准公司股东丁伟股权转让的申请书》，以及宝达公司向袁包钢核发的股权证明、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袁包钢诉宝达公司确认股东资格一案的系列材料等。2018年4月25日，江宁市监局签收袁包钢寄送的材料。2018年5月14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向江宁市监局送达（2018）苏0115执保73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等，冻结了张伶在宝达公司持有的0.3077%股权，冻结期限3年（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2021年5月13日止）。2018年10月13日，基于对已查封宝达公司股东股权的法律信赖，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7）苏011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袁包钢为持有宝达公司0.3077%股权的股东，等等。另，2018年5月11日江宁区委区政府将江宁市监局的企业登记权力集中给江宁审批局行使。综上，江宁审批局作出核准宝达公司注销登记的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原告的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撤销江宁审批局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的（01210176-1）公司注销[2018]第06270009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2、判令江宁审批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查明宝达公司股东为方芳、熊宁、张伶、安建军、郭予康、邬明均六人。2018年6月27日，宝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娟向江宁审批局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及相应材料，江宁审批局经审查后，同日作出（01210176-1）公司注销[2018]第06270009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宝达公司注销登记。 以上事实有（01210176-1）公司注销[2018]第06270009号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质证、谈话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上述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益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2018年6月27日，江宁审批局作出涉案注销登记时，袁包钢并非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备案的宝达公司的股东。江宁审批局的涉案注销登记行为与袁包钢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未能形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袁包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没有资格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若宝达公司的注销对袁包钢的权利造成影响，该责任应当属于民事侵权，袁包钢可另行通过适当的途径寻求救济。因此，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应当不予受理，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袁包钢的起诉。 上诉人袁包钢上诉称，一、被上诉人核准注销登记前，2018年5月14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应上诉人申请，作出并向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送达(2018)苏0115执保73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等，冻结了张伶在宝达公司持有的0.3077%股权，冻结期限3年（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2021年5月13日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核准注销登记行为，必然具有了“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首先，法院应上诉人申请，裁定并冻结股权，上诉人就享有了法律赋予和保护的权益，即一审裁定中的“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第二，法院送达协助执行文书，被上诉人即负有了保持冻结股权的财产价值及权利状态不得变动的法定义务；第三，被上诉人核准注销登记的直接结果，就是冻结股权的不复存在，必定损害上诉人法律赋予和保护的“主观公权利”。 二、被上诉人核准注销登记前，2018年4月24日，上诉人己经向被上诉人寄送《关于不予核准南京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及不予核准公司股东丁伟股权转让的申请书》，以及宝达公司向上诉人核发的股权证明、江宁区法院立案受理上诉人诉宝达公司确认股东资格一案的系列材料等。由此，被上诉人核准注销登记时，已明知宝达公司向上诉人核发了股权证明、上诉人与宝达公司已诉诸司法等事实，定然理当审慎行政、谨慎审查。 三、被上诉人核准注销登记的依据是宝达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股东会决议，其时工商登记部门的登记备案股东丁伟并未签署。 四、不得核准公司注销登记，是查封冻结股权的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号）第12条规定，股权、其他投资权益被冻结的，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转让，不得设定质押或者其他权利负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被冻结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该股东的变更登记、该股东向公司其他股东转让股权被冻结部分的公司章程备案，以及被冻结部分股权的出质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权冻结情况下能否办理增资扩股变更登记的答复》（[2013]执他字第12号）中明确，在人民法院对股权予以冻结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不得为公司或其他股东办理增资扩股变更登记。 鉴于上，上诉人认为，如若被上诉人的此种行为不可撤销，那么可以说，法院的查封冻结令等于一纸空文，诉讼保全制度变得毫无必要。凡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论诉争股权保全与否，登记机关仍有权通过核准注销登记，使权利人权利归零，而且还不需承担责任。因此，被上诉人无视法院的查封冻结令，作出核准宝达公司注销登记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损害法律权威，损害上诉人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宁审批局辩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二、被上诉人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且该行为未对上诉人可能存在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宝达公司系被安倍信公司吸收合并而依法办理的申请注销登记，张伶在宝达公司的股权现在安倍信公司存续，并没有出现转让、变更情况，且张伶在安倍信公司的股权依然处于被协助冻结状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邬明均述称，一、（2017）苏011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撤销，上诉人所称其对宝达公司享有股权的事实目前并无法律依据支撑；二、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描述没有事实依据，宝达公司及有通过其他渠道与上诉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愿；三、办理各项工商行政登记合法合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二审中，原审第三人提交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的（2019）苏01民终4307号民裁定书证明江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11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书已被撤销，该案被发回江宁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是二审中出现的新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8年5月14日，江宁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申请，裁定冻结张伶在宝达公司持有的0.3077%股权即18万元。同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向江宁市监局送达（2018）苏0115执保736号《民事裁定书》、《协助公示执行通知书》等，冻结了张伶在宝达公司持有的0.3077%股权即18万元，冻结期限3年（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2021年5月13日止）。2018年10月13日，江宁区人民法院就袁包钢诉宝达公司、丁伟、张伶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作出（2017）苏011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上诉人为持有宝达公司0.3077%股权的股东。当事人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苏01民终4307号民裁定书，裁定撤销（2017）苏0115民初12615号民事判决，发回江宁区人民法院重审。 还查明，2017年12月31日，宝达公司与南京元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泰公司）、南京安倍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倍信公司）达成吸收合并协议，由安倍信公司吸收宝达公司及元泰公司而继续存续。同日，宝达公司股东会一致同意由安倍信公司吸收合并宝达公司、元泰公司，合并后宝达公司解散。2018年6月27日，宝达公司、元泰公司、安倍信公司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娟向被上诉人递交申请，分别为宝达公司、元泰公司申请公司注销登记，为安倍信公司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安倍信公司修改后章程载明张伶是公司股东，实缴额1346.4万元，出资比例为4.56%。2018年7月9日，被上诉人核准安倍信公司股东、注册资本变更，并对安倍信公司的章程备案。现张伶在安倍信公司18万元的股权处于被冻结状态。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条文所规定的利害关系，应当是指当事人的权利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而与该行政行为形成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均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即只有公法领域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亦即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所要求保护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作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本案中2018年6月27日，江宁审批局作出涉案注销登记时，袁包钢并非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备案的宝达公司的股东。江宁审批局的涉案注销登记行为与袁包钢不具有行政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未能形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袁包钢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无权就本案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郝莉坤 审判员  黄 飞 审判员  周 磊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日 书记员  韩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