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357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范阳西路189号。法定代表人：苟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新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娄爽，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赵玉春，男，1968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玉春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6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新华、娄爽，被上诉人赵玉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东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赵玉春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赵玉春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赵玉春养殖损失，缺乏证据证明。赵玉春未提交证据证明勘探作业后扇贝的留存数量，无法核定其实际损失。赵玉春投放扇贝苗数量和数额的证据是不真实的，无法证实其实际从事了扇贝养殖且遭受了损失。一审法院套用（2015）津海法商初字第63-115,117-199号案（另案）扇贝苗损失计算公式，援用另案计算数据进行损失推算，脱离证据基础。（二）东方公司不存在阻拦行为。另案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海域，所涉及的暂养区、养殖区、勘探作业区和勘探作业时间均不同，一审法院将另案阻拦情况照搬适用本案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阻拦的证据均无法证明东方公司存在阻拦行为，且东方公司不存在往复勘探作业。东方公司仅仅是短时间通过养殖区，一审法院认定东方公司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且存在过错缺乏依据。（三）即便存在阻拦行为，赵玉春的养殖区仅与勘探作业区部分重叠，一审法院却支持了赵玉春基于全部养殖区所遭受损失的诉请，显然是不合理的。（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河北省昌黎县茹荷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茹荷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虚假，无法表明赵玉春一直向镇政府主张权利，因此，本案无法构成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定赵玉春起诉未过诉讼时效不当。（五）一审法院依据昌黎县海洋局出具的海域使用权证明和海域使用金额收据来认定赵玉春对涉案养殖海域拥有合法使用权，缺乏法律依据。昌黎县海洋局出具证明较为随意，真实性不应被认可。赵玉春辩称：（一）涉案扇贝养殖户具有合法养殖权。一审法院依据养殖户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情况及昌黎县海洋局出具的证明、收据、情况说明，认定养殖户对涉案海域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是合理的。（二）养殖户养殖事实和养殖损失真实发生。养殖户的经济情况不同，还款时间或情况各不相同的，买苗时间和银行流水不对应是正常的，不能以此否认养殖的客观事实。茹荷镇政府和昌黎县海洋局就养殖户的情况出具的证明是客观和权威的，可以证实扇贝养殖户损失确实真实发生。本案养殖区与另案养殖区均位于滦河口农渔业养殖区，养殖模式、海洋环境与另案高度一致，一审法院在参照另案判决对本案养殖户养殖损失评定是合理的。（三）涉案扇贝养殖户养殖海域与另案扇贝养殖户位于同一海域，东方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损失发生。另案判决确认东方公司在涉案海域进行勘探作业需要拦截的事实，赵玉春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东方公司存在勘探及拦截行为。养殖户无从得知东方公司具体勘探区域，无法确认自己的养殖海域是否在勘探作业区以及何时可以进入养殖区，对此，东方公司存在过错。本案中不存在错开作业时间就不会产生损失的情况。（四）本案未过诉讼时效。关于养殖户于5月份去茹荷镇政府维权的情况，是养殖户需提前去养殖区进行打根子作业，5月份在滦河口出海遇到拦截情况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茹荷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是真实的。关于茹荷镇政府是否有行政管辖权的情况，是养殖户向昌黎县政府及茹荷镇政府反映情况，昌黎县政府同意茹荷镇政府指派相关人员调查。茹荷镇政府第二次补充出具的情况说明列明了养殖户名单，构成了诉讼时效的中断。请求驳回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赵玉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方公司赔偿因石油勘探造成的扇贝养殖损失66000元；2.判令东方公司支付上述赔偿款的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赵玉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近岸海域从事扇贝养殖，养殖面积为40.06公顷。同年，赵玉春向昌黎县海洋局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并登记备案,坐标位置为（经度/纬度）：1.119°29′29.070″、39°27′38.830″;2.119°29′48.550″、39°27′35.830″；3.119°29′38.790″、39°27′15.820″；4.119°29′19.630″、39°27′20.740″。另一块海域坐标位置为（经度/纬度）：1.119°29′12.240″、39°27′40.140″;2.119°29′27.300″、39°27′38.700″；3.119°29′22.500″、39°27′29.460″；4.119°29′09.960″、39°27′30.000″。就该养殖区域，赵玉春未取得养殖证书。河北省乐亭县、昌黎县海域海湾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基本养殖规范及规律为：养殖采取筏吊式，即在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两根根绳之间用绠绳连接，绠绳的长度为120米左右，扇贝养殖笼悬挂在绠绳上，养殖笼之间间隔约0.5-0.8米。4月下旬至6月中旬，养殖户雇佣潜水员将其养殖区的根绳从海底捞出，为养殖做好准备工作。5月中下旬为苗种购买期，每袋苗种为3000-5000粒，每粒壳高约3-5毫米。购买苗种3-5天后，要将苗种进行疏散，按照每个养殖袋300-500粒左右进行养殖，此时在近海暂养区进行养殖。半个月后（约6月20日左右）进行第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到暂养笼养殖，每层约200-500粒，每粒扇贝壳高约10毫米左右。因此时须占用较大养殖面积，大多数养殖户要将暂养笼放置到养殖区进行养殖（此时为商品苗时期）。7月下旬到8月初，此时每粒扇贝壳高约为18-20毫米，养殖户进行最后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养成笼进行养殖，每层约放置为40-60粒，每笼约为10-13层。从购苗到最后养成成品扇贝，扇贝苗种的死亡及淘汰率约为50%。养殖户基本按照每350亩（左右）放置约10000只养殖笼的标准进行养殖，则每350亩地购买商品苗的数量约为10000000粒，即每亩28571粒。2013年，赵玉春按照上述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规律进行养殖。东方公司曾于2009年、2010年、2012年在乐亭县所属海域进行勘探作业，为协调勘探作业相关工作，乐亭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支油办。支油办总牵头，负责与海洋局等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勘探施工事宜。2013年2月20日，东方公司就涉案海域勘探作业向支油办提出开工申请，支油办予以同意。2013年2月27日，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载明，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对于作业水域：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进行海底勘探作业，勘探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东方公司进行勘探作业先在作业区域内铺设感应电缆，然后采用气枪震源船作为人工震源，即在浮筒下挂24个可以任意调换不同容量的空气枪，将空气枪放入水面下5米处，使用时既可以单枪激发，也可以根据勘探作业要求多枪组合同步激发，单枪容积最大为200立方英吋，检串最大容积为400立方英吋。气枪震源船产生的声音在7-120分贝之间，释放的气泡会产生7-120赫兹的冲击波。感应电缆将经过海底反射后的冲击波予以接收。东方公司在进行勘探作业时，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的船舶进行拦阻。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7月26日在勘探作业区内进行往复勘探作业。在勘探作业期间，东方公司就赵玉春进入养殖区进行了阻拦。在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完成后，赵玉春才将扇贝从浅水暂养区放置到自己的养殖区域内。2013年5月29日，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秦皇岛综合试验站和病害防控研究室发布《关于秦皇岛海域海湾扇贝滞长及死亡的预警通报》指出，5月底最新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养殖区浮游植物种类及数量大幅减少，抑食海球金藻和哑铃型微型藻在浮游植物组成中占绝对优势，且其密度呈上升趋势。这两种藻类不能被海湾扇贝消化与利用，两种藻类大量繁殖会引发赤潮。在此情况下，为减少两种藻类对扇贝的影响，建议将扇贝搬迁到适宜养殖海域或尽早采取分苗疏散的方式进行养殖。2013年5月30日，河北省水产局将上述《关于秦皇岛海域出现抑食海球金藻的情况通报》向沿海渔业主管局予以转发，要求对养殖户做好技术指导工作。2013年5月至7月期间，赵玉春等养殖户到茹荷镇政府反映东方公司阻拦渔民进入养殖区养殖扇贝的情况，同时要求镇政府协调处理。茹荷镇政府专门责成人大主席崔金广调查核实并协调处理。经过崔金广审查材料并走访渔民，茹荷镇政府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渔民反映情况基本属实。在此基础上，茹荷镇政府指定崔金广陪同渔民代表多次前往乐亭县发改局、乐亭县支油办、乐亭县信访局协商解决。此后，赵玉春等养殖户每年都来茹荷镇政府要求协助解决赔偿问题。2017年9月，渔民还曾前往东方公司要求协商解决，但未能达成一致解决方案。赵玉春暂养区与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养殖户的暂养区临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关于赵玉春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赵玉春诉请的损失发生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之间，其提起诉讼日期为201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茹荷镇政府分别于2017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记载“渔民每年都来要求协助解决损失赔偿问题”，并记载渔民于2017年9月去东方公司要求解决纠纷，而且其出具的养殖户名单也包括赵玉春。一审法院认为，茹荷镇政府系当地依法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赵玉春在事故发生后连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赵玉春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赵玉春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并参照农业部《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对于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活动采取行政许可制度，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并许可其使用相应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赵玉春未提交养殖证或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认可其养殖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无权请求赔偿未来预期养殖收益，但赵玉春具有昌黎县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明，并在2013年实际缴纳海域使用金，对涉案养殖海域拥有合法使用权，如东方公司存在赵玉春诉称的侵权行为,阻碍其使用涉案海域并造成其实际投入的养殖设施或者现有的养殖物财产损害,赵玉春有权提起索赔诉讼。三、关于东方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1.东方公司是否进行了勘探作业并阻拦了赵玉春正常养殖。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一审法院已生效（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判决书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勘探作业区域进行了往复勘探，期间，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船舶进行阻拦。东方公司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其次，茹荷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2013年5月至7月间，陆续有该县渔民向茹荷镇政府反映东方公司阻拦渔民进入养殖区养殖扇贝，经调查核实，了解情况基本属实。再次，赵玉春证人亦证明其去养殖区时遭受了东方公司阻拦，且东方公司知勘探作业期间禁止进入勘探区域。另外，东方公司工作人员聂某向渔民出具的证明亦载明，“海油石油公司船经过张青祥扇贝地，没有育苗，有根子104根，事后恢复原样”。综合赵玉春、东方公司证据和庭审调查情况，一审法院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勘探作业区域进行了往复勘探，并对非勘探人员进入作业区域进行了阻拦。2.东方公司勘探行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及与赵玉春诉称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东方公司虽持有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并就勘探作业获得相应国家主管机关许可，但其勘探行为亦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赵玉春养殖区位于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区域内，东方公司在进行勘探作业时，应当采取合理的施工方式以保障或不影响赵玉春的正常养殖作业，即东方公司在行使自己合法权利的同时不得侵犯赵玉春的合法财产权益。但东方公司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其勘探时间恰逢赵玉春养殖作业期间，且阻拦赵玉春进入养殖区，侵犯了赵玉春的合法权益，故东方公司存在过错。根据当地养殖习惯及养殖规范，5月中下旬为苗种购买期，此时每粒扇贝壳高为3-5毫米，集中在浅水水温较高的暂养区进行养殖。苗种逐渐长大，半月后（约6月20日左右）苗种壳高10毫米左右，此时需占用较大养殖面积，须进行第一次分苗，养殖户将养殖扇贝从暂养区移至养殖区进行养殖。2013年3月1日至7月间，因东方公司在赵玉春养殖区进行勘探作业并阻拦养殖户进入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致使赵玉春养殖扇贝长期密集搁置于暂养区，不能进行疏散养殖，违反科学生产规律，影响扇贝生长，东方公司的阻拦行为与赵玉春诉称的养殖扇贝死亡率增高存在因果关系，应对扇贝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东方公司抗辩称，其勘探作业采取分区域作业的方式，不同区域不同勘探时间只会对部分养殖区造成影响，但结合证据，一审法院认为，东方公司在勘探作业前，通过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对外公布了勘探作业的全部区域，而且，东方公司存在往复勘探作业行为，作业时还需移除养殖区内绠绳。赵玉春并不了解东方公司勘探作业方式，正常情况下，不会将养殖物投入生产。因此，一审法院不支持东方公司该项抗辩理由。四、赵玉春是否遭受损失以及损失的数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赵玉春应当对损失程度和数额承担举证责任。经质证、认证，赵玉春虽遭受损失，但无法证明养殖扇贝损失的准确数额。但一审法院已生效（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判决书认定，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滦河口村近岸海域从事扇贝养殖的122名养殖户同样在2013年5月至7月期间，养殖区扇贝商品苗种的死亡率和淘汰率大约为80-90%，明显高于50%的正常水平，该122名养殖户养殖的扇贝均遭受了损失，因东方公司勘探作业阻拦养殖户养殖作业造成扇贝商品苗的死亡率和淘汰率为25%。本案赵玉春位于昌黎县，与（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案原告住所地昌黎县镇毗邻，彼此暂养海域邻近，养殖方式和所处自然环境相同，在遭受相同侵权行为下，参考该案的事实结果，一审法院认定因东方公司勘探作业行为造成赵玉春扇贝商品苗的死亡和淘汰率为25%。因赵玉春不具备养殖证书，不能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无权请求赔偿未来预期养殖收益，但赵玉春具有海域使用权，并实际投入养殖，对其遭受的养殖物财产损害，该损害系物权损失，东方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参考养殖规范和另案认定事实结果，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海域从事扇贝养殖的养殖户每亩投入扇贝商品苗28571粒，购入价格每粒0.009元，东方公司影响正常养殖作业期间，赵玉春投入的必要人工和养殖物料成本为0.003元。赵玉春购入扇贝苗种2200万粒，但其实际养殖面积仅为40.06公顷（600.9亩），明显超出养殖规范规定的标准养殖数量，故一审法院认定赵玉春实际投入养殖苗种数量为17168314粒（28571粒／亩＊600.9亩），遭受养殖扇贝损失51504.94元（17168314粒＊25%＊0.012元）。赵玉春请求利息损失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其主张的利息起算日期为2013年10月1日，晚于损失结果发生的时间，一审法院予以认定。综上所述，赵玉春实际从事了养殖，东方公司勘探作业行为给赵玉春养殖作业造成了损失，对其实际投入的财产损害负有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东方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玉春扇贝损失51504.94元及该款项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二、驳回赵玉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450元，由东方公司承担1131元，由赵玉春承担319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赵玉春补充提交了七份证据：证据一、赵桂存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二、出海航道与被拦截情况示意图。证据三、天津海事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案笔录，以上三证据拟共同证明滦河口航道是养殖户通往养殖区的唯一船用航道，东方公司未告知具体的勘探作业范围，且未区分养殖户是否在勘探作业范围内便进行无差别拦截，导致赵玉春无法在拦截期间到达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同时东方公司还雇佣社会人员对养殖户进行“调解”工作，致使养殖户基于恐惧心理不敢进入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1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东方公司存在往复勘探作业行为，养殖户无法知悉东方公司的勘探作业时间，在得知阻拦情况后在同时期未前往养殖区进行养殖作业符合常理。证据五、《石油勘探施工分区块分时段作业与养殖区位置对照图》，拟证明本案与另案乐亭养殖海域为同一海域，东方公司在不同时间内对养殖区进行两次或者三次勘探作业。证据六、茹荷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昌黎县养殖户多次向昌黎县政府和茹荷镇政府要求协调处理东方公司致使赵玉春养殖损害事宜，茹荷镇政府亦指定专人代表养殖户去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办法。证据七、《关于恳请政府主导2013石油勘探养殖户受损索赔事件的报告》，拟证明赵玉春曾向昌黎县政府及茹荷镇政府反映扇贝养殖期间被拦截的事实。东方公司对赵玉春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东方公司从未在滦河口对养殖户进行拦截。证据二、该示意图系养殖户自行标识，无法表明养殖区与勘探作业区的位置关系，亦无法证明东方公司在滦河口进行拦截，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三、未核实该笔录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笔录中证人证词具有倾向性，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四、该裁定认定事实系涉乐亭海域，并非本案的昌黎海域，该裁定亦未认定东方公司在昌黎海域存在往复勘探作业行为。证据五、该图示仅能体现乐亭海域的情况，不能体现本案昌黎海域的情况，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且通过该图也无法得出东方公司存在往复勘探作业的结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六、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记载内容不应被认可和采信。证据七、对其真实性、客观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了赵玉春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至证据三、系在另案中形成的证据和笔录，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另案的事实认定，对东方公司是否存在滦河口阻拦行为以及雇佣社会人员对养殖户进行恐吓等行为综合予以评判。证据四至证据七、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以及养殖户未到养殖区进行养殖作业是否符合常理，并一直向政府机关反映东方公司存在拦截侵权事实和主张权利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认定。东方公司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1.东方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2.赵玉春是否存在实际损失；3.如东方公司的侵权行为与赵玉春的实际损失均存在，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东方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及应承担的具体数额；4.赵玉春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赵玉春于2019年1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东方公司赔偿其在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受到的养殖损失，双方对于期间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茹荷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具有调处纠纷、解决民事争议和保护民事权利的职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结合茹荷镇政府在2017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的记载内容，可以证实赵玉春在事故发生后连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定赵玉春的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从事海上养殖，应依法取得主管部门的养殖许可及养殖海域使用许可。本案中，赵玉春未提交证据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但其提交了昌黎县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明，结合其已实际缴纳2013年度海域使用金的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事故发生时对涉案海域具有合法使用权，当存在阻碍使用涉案海域的侵权行为，并造成实际养殖损失时，其有权向侵权者提起诉讼，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另案生效判决（一审案号：（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二审案号：（2017）津民终174-309号）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位于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区域进行海底勘探作业。期间，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船舶进行阻拦。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东方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当予以认可。本案中，赵玉春养殖区与东方公司的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存在重合，一审法院根据上述事实，结合茹荷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赵玉春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东方公司工作人员聂某向渔民出具的证明内容，并综合各方证据和庭审调查情况，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勘探作业区域进行了勘探，并存在对非勘探人员进入作业区域的阻拦行为，并无不当。虽然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开始前通过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将作业总时间、作业单位、作业范围等信息予以公告，但未证明其在勘探作业开始前明确将作业分期持续时间、各期间所在作业区域告知当地沿海养殖户。在彼此对交叉重合海域分别有使用权、勘探权的情况下，东方公司勘探时间恰逢养殖户养殖作业期间，其在阻拦养殖户进入养殖区域，导致养殖户不能进行疏散养殖的同时，亦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采取将作业分期持续时间、各期间所在作业区域等内容予以公告或者其他必要措施，为彼此用海提供必要便利，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存在交集的权利人造成损害，存在过错。在此情形下，对于养殖区域跟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有重合的养殖户来说，因不知晓东方公司分区域分时段作业具体信息，在得知其他养殖户遭受阻拦的情形后未在同时期前往养殖区作业符合常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经各方举证认证，综合赵玉春提交的买苗证明、银行流水、证人证言和茹荷镇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可以相互认证，认定存在养殖损失，但无法证明养殖损失的准确数额。鉴于此，一审法院综合以下事实：1、另案生效判决认定，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滦河口村近岸海域从事扇贝养殖的养殖户同样在2013年5月至7月期间，养殖区扇贝商品苗种的死亡率和淘汰率大约为80-90%，明显高于50%的正常水平，养殖户养殖的扇贝均遭受了损失，因东方公司勘探作业阻拦养殖户养殖作业造成扇贝商品苗的死亡率和淘汰率为25%；2、赵玉春位于昌黎县，与另案生效判决的养殖户住所地昌黎县镇毗邻，彼此暂养海域邻近，养殖方式、养殖规律和所处自然环境相同，亦遭受相同侵权行为，并参考另案的事实结果，以及在本案中不存在进行损失鉴定的客观条件下，综合认定本案中因东方公司的勘探作业行为造成赵玉春扇贝商品苗的死亡和淘汰率为25%，该酌定结果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参考养殖规范和另案认定事实结果，综合认定涉案海域从事扇贝养殖的养殖户每亩投入扇贝商品苗、购入价格、投入的必要人工和养殖物料成本，并根据赵玉春的实际养殖面积，计算出实际投入养殖苗种数量以及养殖扇贝损失数额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因东方公司在进行勘探作业时具有阻拦行为，导致赵玉春无法按习惯养殖时间节点将扇贝转移到自己的养殖区进行疏散养殖，违反科学生产规律，影响扇贝生长，造成损失，应当认定东方公司的阻拦行为与赵玉春的扇贝养殖损失存在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东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62元，由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跃民审判员  李 彤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唐 娜审判员  于轶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孙超法官助理张洪川法官助理赵伟书记员闫玮书记员岳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