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伍一蕾，女，1983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武峰，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到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三道4699号1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MA285GM17E。法定代表人：刘惠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朝蓬，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到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三道4699号108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MA286M8CX0。法定代表人：刘惠文。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麻文广，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上诉人伍一蕾因与被上诉人到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到乐租赁公司）、温州到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到乐服务公司）、麻文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9）浙0303民初30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潘林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潘海津、何士锋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到乐租赁公司与到乐服务公司系二家汽车销售、租赁服务公司，从事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及周边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安装及营运等业务，车主从公司购买车辆后，投放至到乐服务公司APP运营平台，由公司全面负责进行市场运营服务管理，合作双方按比例分成。麻文广系该二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温州到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到乐贸易公司）系到乐租赁公司与到乐服务公司的二款车型（众泰E30北汽EC180）在浙江地区销售的独家合作单位。为推广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以及到乐用车APP平台、电马充电桩APP平台的构建，到乐公司举办多场活动及讲座，包括伍一蕾在内的几十位消费者表示愿意向到乐公司购买电动汽车并进行投资合作。2017年10月至11月期间，伍一蕾分批次向到乐公司支付款项共计11万元。款项支付后，到乐公司向伍一蕾出具了购车卡，伍一蕾凭购车卡提车，取得车辆的所有权。2017年12月27日，伍一蕾与到乐租赁公司补订一份汽车销售合同，约定伍一蕾向到乐公司购买一辆车型为北汽EC180的纯电动车，车价款为49800元。同时伍一蕾另与到乐服务公司订立了一份新能源汽车投资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伍一蕾向到乐公司购买纯电动汽车，挂靠至到乐服务公司进行运营，在扣除相关费用后的净利润，其中68%由伍一蕾享受，剩余32%由到乐公司收取作为车辆运营管理费用；到乐公司负责安装车载系统并负担第一年的保险费用；伍一蕾获得到乐公司赠送一个广告充电桩的收益权，并享受10年的收益权分配（除不可抗力外）。充电桩的收益及广告收益也按上述比例分成，利润月结。后因保底收益额突然大幅度减少，从3000元降至几元钱，伍一蕾遂于2018年5月22日与到乐服务公司解除合作协议，到乐公司将车辆归还给伍一蕾。双方约定到乐公司赠送伍一蕾的一个充电桩10年收益权，仍然予以保留。伍一蕾认为，因电动车实际价格为49800元，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以及案外人林月者、刘兴国等人联合以欺诈的方式骗取伍一蕾11万元款项，则到乐公司取得多余款项没有法律依据，应予返还。另到乐公司为伍一蕾支付的保险款12998元以及已经返还的保底款项9000元，伍一蕾认可在不当得利款项中予以扣减。伍一蕾于2019年5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1.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麻文广返还不当得利款38202元及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麻文广负担。原审法院认为，关于伍一蕾主张的到乐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伍一蕾陈述系到乐公司宣传车价款为11万元，致使伍一蕾认为给付的均是车辆本身价格。但后来合作协议解除后才得知车辆价值实际为49800元，故到乐公司构成不当得利，多余的款项应予返还，但该陈述并不符合事实情况。理由如下：第一，因伍一蕾与到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中已经载明车辆的实际价款为49800元，庭审中伍一蕾认为自己并不知悉合同第一页的内容，但在二页合同的骑缝上已经加盖伍一蕾指印，即视为其对合同内容的认可。并且包括伍一蕾在内有几十位车主均与到乐公司签订合同，不可能每人都不注意合同中载明的车辆价款。故就车辆本身的实际价款，伍一蕾应为明知。第二，伍一蕾与到乐公司同时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和投资合作协议，到乐公司并向伍一蕾承诺保底收益、充电桩收益等，但伍一蕾除了给付11万元外，并未向到乐公司另行支付任何投资款，故就伍一蕾认为给付的款项全部系车辆本身价格也不符合情理。庭审中伍一蕾也陈述，对其支付的11万元价款，因到乐公司承诺的保底收益为每个月3000元，故伍一蕾可以很快收回该笔款项，不言而喻伍一蕾也明白其支付的款项中包括一部分投资款项。第三，到乐公司出具给伍一蕾的购车卡从其作用来看，系伍一蕾据以提车的依据，证明伍一蕾按双方约定的金额支付了购车款，但该购车款并不能当然理解为车辆本身的价格，即购车款的概念并不等同于车辆本身价款。第四，在解除合作协议签订时，双方就车辆归还以及充电桩的收益进行了约定，也可以反映伍一蕾给付的款项除车辆本身价值外，还包括部分的投资收益款项，所以在解除合作时到乐公司承诺继续给付充电桩的收益。此时伍一蕾在明知车辆本身价格与其支付的款项存在差额的情况下，并未就此提出任何异议，也说明伍一蕾并不认为到乐公司有不当得利行为的存在。故综合上述几点理由，就伍一蕾支付的11万元款项，到乐公司并不构成所谓价格欺诈，伍一蕾认为该款项就是车辆本身的价格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需有伍一蕾财产受损，到乐公司受益，且伍一蕾财产受损与到乐公司受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伍一蕾自愿向到乐公司支付11万元后，双方补签销售合同以及投资协议，并开始正常履行合同。后因保底收益突然大幅度减少，伍一蕾据此提出解除协议，反之如果到乐公司承诺给付的收益仍然如前，伍一蕾即愿意继续履行，由此可知导致诉讼的根本原因并非所谓的到乐公司取得不当利益，而是伍一蕾财产受损，而该损失明显系其在投资行为过程中产生，与到乐公司有否获利并无因果关系。至于到乐公司是否存在虚构投资回报等诈骗行为，属刑事案件审理的内容，与本案不当得利的诉请无关。并且同本案事实相同的李海军等人被合同诈骗案，已由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因此对伍一蕾的诉请，应予驳回。另外，就案件事实及程序方面，因到乐贸易公司注销，伍一蕾认为林月者以及刘兴国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当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故提出追加申请。一审法院认为，伍一蕾给付的款项具体是哪个当事人或者个人收受，与案件处理结果并无影响。伍一蕾庭审中也自认到乐公司均为一体，包括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或者麻文广，均系代表到乐公司，即在双方经济往来过程中，伍一蕾认可的全体被告身份均为到乐公司。故在上文均笼统称之为到乐公司，不再具体划分，伍一蕾另要求追加林月者、刘兴国作为共同当事人也没有必要，不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伍一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5元，减半收取计377.5元，由伍一蕾负担。宣判后，上诉人伍一蕾不服上述民事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为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麻文广共同向伍一蕾返还不当得利款项38202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以3820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或发回重审；2.本案的诉讼费由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麻文广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一审立案后，上诉人发现到乐贸易公司已经被恶意注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追加注销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出资人作为本案当事人，而一审法院却在上诉人已提交追加刘兴国、林月者为本案共同当事人的申请书的情况下，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肆意不予追加。二、一审法院还存在其他违反审理程序的情形。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被上诉人制作的假购车发票（发票金额为97000元）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欺诈行为，并能够证明被上诉人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一审中，上诉人申请一审法院向银行调取假发票证据原件，并将该些材料移送公安立案侦查，但一审法院未依法定程序，不履行法定职责，未将本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三、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合法民商事法律关系仅为买卖合同与车辆挂靠运营合同两种。对该两种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也已予以认定。买卖合同即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新能源电动汽车，车辆挂靠运营合同名称为新能源汽车投资合作协议，该协议实质内容为上诉人将购买的汽车挂靠在被上诉人处运营，并把车辆挂靠运营收益的32%交给被上诉人，该协议不存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任何投资款的约定。且被上诉人为了吸引上诉人向其购买车辆并将车辆挂靠在被上诉人处，承诺挂靠运营的前三个月每个月保底收益3000元，该保底收益上诉人确有收到。且被上诉人承诺第一年的车辆保险由其承担，同时在协议中约定第二年起的保险费由双方车辆挂靠运营收益按比例承担。该些权利义务均为新能源汽车投资合作协议的权利义务。除上述两个民商事法律关系外，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不存在其他任何买卖、投资的合法民商事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肆意推断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投资情形，认为上诉人的诉请金额是一种投资损失，却未能说明具体投资金额、投资内容、投资项目、损失金额，于法无据。被上诉人到乐租赁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首先，一审法院未准许追加刘兴国、林月者为共同当事人，程序合法。其次，上诉人认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但公安机关已对相关案件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本案不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一审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程序合法。上诉人主张涉案11万元款项均是购车款，但车辆实际价值仅为49800元，并主张超出部分为不当得利，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上诉人支付的11万元系投资款，包括车辆本身价值、保险费用及相关配套设施费用，还有充电桩10年的收益权。最后，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收取的款项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被上诉人到乐服务公司、麻文广未答辩。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上诉人提交二组证据，证据一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以证明上诉人支付的全部款项在付款时其名义、性质系购车款而非其他款项的事实；证据二汽车销售合同，以证明上诉人签订汽车销售合同时对汽车销售价格为49800元不知情的事实。被上诉人到乐租赁公司质证称，上述证据均不是一审庭审后发现的新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均无证据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据一中国银行交易流水明细清单，虽然其附录里注明购车，实际上是单方意思表示，不能代表所有车主的意思，不能证明待证事实。证据二汽车销售合同，上诉人以仅在汽车销售合同第二页签字，未在第一页签字为由主张对汽车销售价格不知情，与事实不符。且从合同形式来看，合同第一页、第二页均盖有骑缝章，显然两页内容完整，合同当事人未在第一页签字不影响合同效力，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两组证据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银行交易流水清单附言“购车”并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性质，购车人均已在汽车销售合同的骑缝及落款处签字、捺印，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汽车销售价格不知情，故均不予采纳。对二审中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11万元中超过汽车销售价格49800元的部分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应否予以返还；二、一审审理程序问题。关于涉案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损的事实，主要在于被上诉人收取上诉人11万元款项有无合法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12月27日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和新能源汽车投资合作协议，汽车销售合同第一页明确车辆基本信息并注明车辆价款为49800元，上诉人在合同落款及骑缝处签字捺印，应视为对合同全文的确认。上诉人辩称其签订合同时对车辆实际价款不知情，系因被上诉人方的欺诈而误以为车辆本身价值11万元缺乏事实依据。新能源汽车投资合作协议第一款载明合作项目概况为上诉人购买纯电动汽车挂到被上诉人名下使用，上诉人同时向被上诉人购买广告充电桩的收益权。在上述合同签订后，上诉人陆续收取保底收益额9000元，后因收益额大幅减少，双方于2018年5月22日解除合作协议，并约定涉案车辆归还上诉人，上诉人保留充电桩10年收益权。综合上述各项情形，被上诉人到乐租赁公司主张涉案11万元款项包含车辆本身价值、保险费用、相关配套设施费用、充电桩建设及10年收益权，更具合理性。故被上诉人系基于双方合同约定收取涉案11万元款项，在双方解除合作协议时，仅约定返还车辆及保留充电桩10年收益权，未约定被上诉人需退还价款，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审理程序问题。首先，关于本案当事人，考虑到到乐租赁公司、到乐服务公司、到乐贸易公司均系关联企业，实际由同一主体控制，一审未追加林月者、刘兴国为本案当事人，并未影响上诉人的实体权利和案件审理，上诉人据此主张本案应发回重审，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上诉人另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主张应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公安机关已对相关案件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且上诉人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故一审法院未予移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伍一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55元，由伍一蕾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方如意代书记员 徐健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