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27民初7147号原告：吴某，男，198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治，苍南县求是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告：高某，女，199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被告：黄某，女，1968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上述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友，浙江豪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某与被告高某、黄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9月24日、1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正治，二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安友两次均到庭参与庭审，被告黄某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申请的证人李某到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吴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返还彩礼188700元；2、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自愿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二被告返还彩礼184300元。事实与理由：被告高某与其前夫离异后，于2016年3月26日与原告订立婚约，在订婚时，二被告收取原告黄金、现金、红包等共计188700元。订婚后，被告高某以双方缺乏了解，无法建立起感情为由，向原告提出解除婚约关系，拒不返还彩礼188700元，致使原告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原告吴某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身份证、公民基本身份证明，用于证明原、二被告身份情况的事实；2.原告自行制作的彩礼清单、证人陈某出具的证明书，用以证明二被告收取原告彩礼184300元的事实；原告当庭补充证据如下：3.支付宝、微信转账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将工资等合计23433.61元转账给被告的事实。原告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本院予以准许。证人李某出庭作证称：其丈夫与原告是一个宗族，与被告是邻居，均无亲戚关系。其系原、被告的媒人，但是谈恋爱是原告与被告高某自己谈的，证人只是做过仪式上的媒人。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彩礼有：38000元彩礼包（订婚时是32000元，结婚时再给了6000元）、1万元插花银、1万元衣服红包、黄金首饰（项链、手镯等，具体的话看发票）、黄金首饰红包2万元，5个3200元红包（肉面包、子孙包、出头包、奶茶包、糖包），改口红包1万元、压袋红包3200元。女方回礼是：一条黄金项链、一个黄金戒指，衣服、鞋子、包若干件，糖果、礼品若干，压袋红包3200元。被告高某、黄某共同辩称，1、关于彩礼，男方给了聘金3万、插花银1万、衣服红包1万、黄金首饰红包2万、黄金首饰若干，父母红包1万元，五个包（糖包2000元、肥皂包2000元、寿面包2000元，出头包1200元，奶茶包2000元，被告收了出头包的一半600元，其他四个包全收）。但除了聘金和插花银，其他的项目不是法律保护及原告可主张的范围，衣服红包用途是给被告买衣服，不属于应当返还，端茶红包是婚礼过程中男方亲属给新娘的赠予，不能返还。2、部分订婚财产在后来转化为共同财产，如黄金首饰，被告方也有给原告黄金首饰，但在共同生活中由原告进行了变卖，有些订婚财产是在订婚、结婚习俗中必然发生的损失，不具有返还条件。3、原告与被告高某同居生活长达三年，已达事实婚姻，且所有彩礼均已回礼。4.原告有赌博恶习，2016年期间在上海躲避一段时间。5、同居生活期间，被告高某已经支付给原告22730元，该款项原告应当返还给被告，且原告变卖了黄金首饰，也应当合理补偿给被告（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自愿撤回该项主张）。6、被告高某不是返还的责任主体，订婚过程是按习俗由长辈操作，聘金等彩礼被告高某均不知情，也未经手和处理。7、在共同生活期间，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原告将工资交由老婆即被告高某是正常情况，是二人对财产的处理行为，原告称2016年被告高某私自流产有问题，但责任不在于高某，不去领结婚证的责任也不在于高某。高某流产后没有收入，原告转钱给被告，用于流产费用和恢复也应当。被告高某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金苑支行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用以证明被告支付车辆银行按揭贷款的事实；2.中国农业银行明细查询回单、浙江苍南农村商业银行明细对账单，用以证明双方共同生活期间，被告也有转账钱给原告的事实；3.录音光盘，用以证明原告私自将黄金变卖，原告及其家人对被告态度恶劣的事实；4.被告黄某书写的回礼清单，用以证明被告的订婚回礼情况。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及证人李某的证言，经庭审出示质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订婚已是三年前，很多具体的礼金都记不清，但被告承认的有：聘礼3万元、插花银1万元、衣服红包1万元、买黄金红包2万元、黄金首饰若干、糖包2000元、肥皂包2000元、寿面包2000元、茶包2000元、出头红包1200元，父母红包1万元，除出头红包收了600元，其他都收了，对证人陈某的证明书，因陈某未出庭作证，应不予采信，且该证明书没有写具体的彩礼清单，只是写了一个188700元的金额，应该是按照原告的意思所写；对证据3的真实性和待证事实有异议，认为转账记录里1000元以上的仅有5次，很多都是20元、30元、50元这些小数额，不能证明原告将工资交给被告。对证人李某的证言，原告无异议，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媒人不可能经手所有的礼金，很多都是根据原、被告当时的陈述作出判断。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只是部分银行流水，原告共给被告交了7次的车辆按揭贷款；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婚后不久，因为双方没有钱，原、被告一起去卖黄金首饰，卖得的2万多元放在被告处，原告要用钱了再向被告要；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回礼有黄金项链，衣服、鞋子、包等（不值钱，具体价值不清楚），被告没有回16000元的红包，也没有带5万元现金嫁妆来原告家。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系公民身份证明材料，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证据2应结合被告意见及媒人李某的证言进行认定；证据3可以证明原告转账给被告款项的事实。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联，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证据2可以证明被告支付款项给原告的事实；证据3可以证明原、被告的黄金首饰已变卖的事实；证据4是被告单方书写的女方回礼情况，亦应结合原告陈述及媒人李某的证言予以认定。对证人李某的证言，本院认为，其是该订婚的亲历者，按照传统习俗给付彩礼也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本院对其证人证言予以采信。本院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吴某与被告高某经人介绍认识，于农历2016年3月26日举行订婚仪式，同年农历9月18日举办婚礼，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未生育子女。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有：聘金38000元，插花银10000元、衣服红包10000元，黄金折现红包20000元，肉面包、子孙包、出头包、奶茶包、糖包各3200元（5个共16000元）、黄金首饰若干。被告方回礼给原告有：一条黄金项链、一个黄金戒指，衣服、鞋子、包若干件，子孙包退还，出头包退还1600元，压身红包3200元。原告与被告高某共同生活期间，被告高某曾做流产手术，2018年11月双方因感情不合分居。本院认为：给付婚约彩礼属于民间婚俗，男女双方以办理结婚登记为目的而给付的现金或贵重财物，其法律性质属于以缔结婚姻关系为条件的附条件赠予行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婚约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原告吴某与被告高某订立婚约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解除婚约后应当返还婚约彩礼，故原告要求被告高某返还婚约彩礼，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但考虑被告高某对原告已有所回赠，加上婚约本身具有身份关系内容而有别于其它法律关系，因此对于聘金彩礼等钱物应当结合实际案情折合钱款酌情予以返还。原、被告互相给予对方亲属的红包，非彩礼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原告主张彩礼中包含的替被告高某交纳的银行按揭贷款、保险及支付给被告高某的工资，亦不属于彩礼范畴，本院不予处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黄某共同返还婚约彩礼问题，本院认为，被告高某在结婚前与被告黄某共同生活，双方收取、使用彩礼不能严格区分，被告黄某亦参与了订婚、结婚操办过程，故原告要求被告黄某共同返还婚约彩礼，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高某、黄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吴某彩礼等财物折合人民币8000元；二、驳回吴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74元，减半收取计2037元，由吴某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徐小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代书记员 陈祥枭?相关法律条文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