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9民再28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佰玉，女，1957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喜，江西康拓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佑君，男，194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竹云，女，194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系宁佑君妻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少春，男，197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系宁佑君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少红，男，198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系宁佑君儿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晓娇（宁春花），女，198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系宁佑君女儿）以上四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宁佑君，男，1946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特别授权代理。原审被告：李世峰，男，1963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奉新县。原审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代表人：宁细球，该组组长。李世峰与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少红、宁晓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12日作出（2007）奉上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李世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作出（2017）赣09民终689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李世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7日作出（2018）赣09民申18号民事裁定，裁定再审本案。经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8年9月14日作出（2018）赣09民再14号民事裁定，撤销本院（2017）赣09民终689号民事判决和奉新县人民法院（2007）奉上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经重审，于2019年5月5日作出（2018）赣0921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张佰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佰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喜、被上诉人宁佑君、原审被告李世峰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7年2月1日原审原告尹竹云诉称，2000年，甘坊乡林场与包括原告在内的十户村民签订了承包经营2400亩山林的合同，原告承包其中的240亩。2003年原告丈夫宁佑君私下将240亩山林交由被告李世峰管理，由李世峰向宁佑君交纳三年的管理费（按规定每年交600元管理费给集体）1800元，另加100元利息，共计1900元。李世峰同意后支付了1900元，宁佑君出具了收条。知道此事后便要求收回经营管理权，遭李世峰拒绝。被告在这三年间无证乱砍乱伐，获利4万元。于是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240亩山林的经营管理权，并赔偿损失30万元。被告李世峰辩称，原告当时认为承包山林无利可图，便将承包的240亩山林转包给我，于2003年2月签订了协议，将合同的权利义务自签订合同始（即2000年元月20日）转让给我，至该合同期满止，并且支付了2000年至2003年每年原告应支付给发包方的承包费600元，共1800元，加上利息100元，合计1900元。该转包行为也征得了发包方和上村村委会的同意。2005年国家实行林改，上村村第七组（原乡林场）在上级单位的安排下对山林承包作了适当变更。综上，原告已将240亩山林转包给我，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奉新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宁佑君与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山林经营权流转协议，首先，违反了合同的公平原则，理由是，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重大不利的合同，本协议书无转包费，宁佑君收取的1900元并不是转包费而是上交发包方三年的承包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条款一般包括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流转价款及支付方法。但本案流转协议未约定转包费及支付方法，原告只有流转的义务却没有享有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协议。宁佑君缺乏经验签订该协议，现山林政策改变，山林价值逐年上升，该协议明显显失公平；其次，2016年李世峰将山林承包给他人砍伐，得承包费6万元，所得收益与支付的成本相差悬殊；最后，该流转协议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及追认。综上，该山林经营权流转协议应予撤销。原告要求被告赔偿30万元的损失，未提供证据证实，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2016年10月12日该院作出（2007）奉上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撤销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签订的山林经营流转协议书，被告李世峰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尹竹云、宁佑君、宁少春、宁少良、宁少红、宁春花的山林。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680元，由被告李世峰承担。判决后，李世峰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经审理认为，1、关于宁佑君与李世峰签订的山林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的效力问题。宁佑君将其依法取得的山林承包经营权转包给李世峰并签订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他村民对转包协议并无异议，也没有主张优先权，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2、关于宁佑君等六人是否有权要求李世峰返还山林的问题。李世峰除向村组缴纳承包费外，未向宁佑君支付流转价款，此零流转价款的山林承包经营权协议符合当时实际情况。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出台，山林价值凸显，这属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当事人无法预见。现宁佑君一家生活贫困，若继续履行该流转协议，将造成显失公平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本院认为继续履行该协议对尹竹云等人显失公平，故该协议可以解除。另外，转包协议未明确约定承包期限，尹竹云等六人可以在合理期限内要求解除该协议。综上，李世峰上诉请求不成立，一审法院以显失公平为由判决撤销协议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判决解除协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07）奉上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二、解除被上诉人宁佑君与上诉人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有关山林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三、限上诉人李世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上诉人尹竹云、宁佑君、宁少春、宁少良、宁少红、宁晓娇的山林；四、驳回被上诉人尹竹云、宁佑君、宁少春、宁少良、宁少红、宁晓娇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合计9360元，由上诉人李世峰负担。李世峰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被申请人宁佑君与再审申请人李世峰的转包合同对承包期的约定非常明确，承包期以拾户为准，即从2000年元月20日至2029年元月20日共30年。李世峰自2003年转包山林以来，交纳承包费近万元，修路、抚育山林等花费10万余元，如果未约定承包期，也不会投入如此之多。另外，240亩当中有一半又转包给了张佰玉，转包期限也是以拾户为准；2、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近十年，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审限；3、由于被申请人未交承包费，诉争山林承包经营权已由发包方奉新县甘坊镇林场收回，发包方已经解除了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承包协议，现发包人重新与申请人签订了承包协议，故被申请人一审起诉的主体应当是发包方奉新县甘坊镇林场。综上，请求再审法院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辩称，1、当时出具的“条”并不是转包给李世峰的转包协议，而是收到1900元的收条，且“协议”二字是申请人事后加上去的；2、“条”上的承包期以拾户为准，是注明承包山的原承包期限，并不是本案双方约定的“转包期”；3、被申请人收到的1900元为原来几年的承包费，在本次转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收益，不符合转包合同的属性；4、被申请人与山场签订的承包合同约定在征得发包方同意后才有权转包，2003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转包给李世峰，是无效的。本院再审认为,因现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林场组(原甘坊镇林场)及最初与林场签订承包协议的农户出具了情况说明,用来证明2005年7月12日晚山林纠纷协调会议后,林场收回了原宁佑君承包的山林并重新发包给张佰玉、李世峰承包,该纠纷协调会议记录上有李世峰,宁佑君的签名,宁佑君对未上交承包费林场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经营权是知情的。又因李世峰申请再审称现承包的120亩山林是从甘坊镇林场处承包,并已签订协议,不是从宁佑君处转包的,且宁佑君主张的240亩山林中另外120亩已由张佰玉承包。故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林场组、张佰玉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按程序列为当事人并通知其参加诉讼。另外,原审对林场与李世峰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所涉及的事实未予审理,该事实不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本院(2017)赣09民终689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07)奉上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三、本案发回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重审。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予以退回给李世峰。一审重审时，奉新县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了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张佰玉为本案第三人。原告尹竹云、宁佑君、宁少春、宁少红、宁晓娇一审重审时变更诉讼请求:一、要求解除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的山林经营流转协议书,把山林归还原告;二、要求被告李世峰把砍伐山林的不当收益6万元返还原告;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世峰承担。事实和理由：2000年,原奉新县甘坊乡林场(即现在的农七组)与原告宁佑君及组里其他九户林农签订了承包经营2400亩山林的合同,原告宁佑君承包经营其中240亩山林,与其他林农所承包的山林界线明晰,从无纠纷。2003年,原告宁佑君需外出打工,私下与被告李世峰协商,将240亩山林交由其管理,言明向宁佑君交纳三年的管理费(按规定每年要交600元管理费给集体)1800元,另加100元利息,共计1900元。被告同意后付款1900元,宁佑君便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约半个月左右,尹竹云听别人说及此事,便找李世峰要求退还他给宁佑君的1900元钱,同时收回经营管理权,但遭李世峰拒绝。宁佑君见状,便劝说让他管理三年算了,谁知李世峰在这三年间无证乱砍乱伐,获利4万余元(2004年宁佑君为此向奉新县森林公安局报过案)。2004年,原告方又向被告要求要回这240亩山林权,仍然遭到拒绝。无奈,只得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令被告李世峰返还我这240亩山林的经营管理权。一审重审庭审时原告提出要求第三人张佰玉返还其中120亩山林。被告李世峰一审重审辩称,一、原告诉请解除转包《协议》,其所依据的法条所指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继续履行是指履行原协议。而本案中,2005年后李世峰履行的是李世峰与林场组的《承包协议》;转包协议是240亩,《承包协议》是120亩。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是关于流转价款或支付费用的规定,不是关于解除的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是针对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规定,并且还有“除外”条款,本案正系属于林地承包经营,所以不适用本条款。并且,转包《协议》的流转期是有约定的,是明确的,即为剩余的承包期。转包《协议》有几层意思,各个小段反映一层意思,前面几句是流转对象的陈述,是对客体或标的物的陈述,还有已经交了三年的承包费,然后载明:“现已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转包给上村村中屋组李世峰承包,二〇〇三年(2003年起的承包费)由李世峰付给乡林场,双方协商后绝无异言”。转包是什么?显然是转包前面陈述所指向的对象,前面所指向的对象承包山的承包期以拾户为准,意思是转包期与承包期一致。所以,答辩人认为转包《协议》的转包期是明确的,这也是当时双方的真实情况和意思表示。4、合同法第232条是租赁合同关于租赁期的规定,而租赁合同与土地山林流转合同,完全是性质不同的合同,《解释》第17条第一款也只是“参照”而不是应当,并且林地承包经营除外,还要回到合同法第61条。所以,答辩人认为,转包《协议》无法得出不定期的结论。二、原告诉请返还6万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引用土地承包法第43条,而原告并无分文投入。相反,十几年以来,只有答辩人的投入:育林、护林、修路,防火等,已投入20余万元。森林法规定,谁种谁有，谁经营谁受益,答辩人有收益,也完全是合法收益。三、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不当的问题。1、原告诉请解除转包《协议》,解除的前提是有效,那么宁佑君在转包《协议》上的签字也是有效的。2、根据土地承包法第15条,承包的是农户(林户)。《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由代表人进行诉讼。所以,答辩人认为,除宁佑君外,其余的诉讼主体与法不符。四、关于本案的处理。本案纠纷系由集体所有制林场改制而产生,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改制成果应当维护。本案中,转包《协议》、李世峰的《承包协议》、协调会议和决议,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证明了宁佑君自愿放弃承包、林场组收回承包权后又重新发包给李世峰和张佰玉的事实,并且通过了会议和书面形式。这一过程和事实符合《土地承包法》第29条等的要件和立法意图,同时,也得到了各级组织的确认,因而是合法的和有效的。李世峰的《承包协议》,与其他10户的承包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所以在承包期内李世峰不存在返还承包山的问题。从2003年(效力从2000年)以来,李世峰在承包山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至今已有18载,至2029年到期,后面的是回报期。我们不能以考量是否显失公平的名义,来造成新的更大的不公平,而应当还原历史原貌和历史真相,维护林改成果,维护政策稳定,维护依法签订和依法形成的协议和决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补充:诉讼状上的宁少良已故,但却在诉状上签字,明显与法律不符。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张佰玉未发表陈述意见。一审重审认定，2000年1月20日,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原奉新县甘坊乡林场)作为山林发包方(甲方),原告等10户村民作为承包方,共同签订了《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定:“为了加强山林管理,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生产,增加收益,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自愿互利、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本合同,现将有关事项协议如下:一、甲方将杨家荒与黄源洞全场山林承包给乙方进行森林经营管理。四至(东、张公场大路。南、上村、三、四、六队山,西、岑顶,北,黄源洞暗港河)。承包期从2000年元月20日至2029年元月20日止,承包期30年。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1、甲方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在每年元月份向乙方收取全年的山林承包费陆仟元;2,甲方根据本身实际条件,提供如下生产服务的义务:①甲方在收取乙方承包费外,不再向乙方收取承包山林的任何费用;②甲方有护林防火的责任;③甲方不得强行乙方完成任何任务(造林、毛竹任务等),由甲方承担统一义务造林。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1、乙方享有合同所规定林地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处分权和收益权、管理权;2、乙方在征得甲方同意后,有权依法转包或转让承包合同;3、乙方在承包期内死亡的,其法定人有继续承包权;4、乙方有义务在每年元月份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山林承包费陆仟元;5、乙方有按上级规定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四、违约责任:由于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对方的经济损失。对方要求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的,应当继续履行。五、其它事项：1、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鉴证单位各存一份;2、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原告宁佑君和其余九户村民代表在合同上签字。2003年2月1日,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书面约定:“关于乡林场宁佑君承包本场壹份承包山,每年上交本场承包费陆佰元,承包期以拾户为准,现已宁佑君上交场部承包费叁年为壹仟捌佰元正,现已双方在自愿的情况下转包给上村村中屋组李世峰承包,二〇〇三年由李世峰付给乡林场,双方协商后绝无异言,宁佑君领原付承包费三年壹仟捌佰元正,另加息款壹佰元正,所领是实,双方签名生效。”同日原告宁佑君向被告李世峰出具收条一张,上载明:“今收李世峰宁佑君前三年上交场部壹仟捌佰元正,息款壹佰元正,合计收到人民币共计壹仟玖佰元正,所收是实收款人乡林场宁佑君二〇〇三年二月一日条”。此后,奉新县甘坊乡林场名称变更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林场组继而变更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涉讼山林的承包费由被告李世峰向上村村农七组交纳。2004年,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林场组与被告李世峰签订了《关于林场组山林承包的协议》(该协议没有落款时间,根据协议内容可以推定为2004年,但具体时间无法推定)。协议内容为:为了解决本组森林纠纷,因原集体承包给本组宁佑君的一份山,宁佑君利用不合理的手续转包给乙方(李世峰),经我组决定,将宁佑君所承包的山林承包权收回,现将甲(甘坊镇上村林场组)、乙双方协议如下:一、甲方同意将宁佑君原承包的山林的二分之一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二,甲方在2004年12月份之前将乙方所交4年山林承包费总额的二分之一(1200元)退回给乙方,乙方有义务在每年的年底上交本年山林承包费300元给甲方;三、乙方在经营过程中,按照2000年元月20日林场承包户所签定总合同内容为准;四、乙方要求补偿近2年的护林工资及其上交承包费的利息收入,由乙方和山主协商,由山主补偿给乙方。如难以协商,由镇、村、乙方、山主共同协商为准;五、以上协议是甲乙双方自愿,由于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对方的经济损失。本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2005年7月12日晚,甘坊镇人民政府对上村村农七组林权纠纷进行协调,包括原告宁佑君、被告李世峰在内的13户农户参加会议,会议内容记录如下:“根据到场农户协商,一致同意农七组原山林承包,按照承包合同不变、承包期限不变,承包金额从陆仟元提高到捌仟元,承包山林不变的原则,由原十股承包农户进行承包,现根据2005年全省、市、县林改政策规定和农七组农户意见要求,农七组山林按2005年01月01日现有人口进行划分责任山、自留山进行确权。领发新的林权证,并进行四至确界,林权证发至农七组农户所有,待承包合同结束,承包户应按原承包合同规定在确保山林蓄积量的前提下,移交农七组林权所有者经营管理。承包户在承包期间的山林防火由承包者承担,并承担法律责任。如承包方不按合同规定按期交纳承包费,林权所有者有权终止合同收回经营权。承包方在经营期间,一切税费由承包方承担。以上决议共同遵照执行。以前债权债务和帅治衡、叶德彬,兰全桃及组长工资由农七组承担。”原告宁佑君、被告李世峰均在协调会议记录上签名。2006年7月2日,奉新县人民政府给原告尹竹云颁发林权证[编号奉新县林证字(2006)第040640号],将鸡龙凤对门(193.6亩),南社圳下(64.4亩)林地登记在原告尹竹云名下,林地使用期27年,终止日期为2032年12月31日,该山林原由杨林承包,现由案外人李小平转包。而原、被告涉讼的山林登记在兰全朝名下,现由被告李世峰行使了其中一半山林经营管理权,另一半山林由第三人张佰玉行使经营管理权。2006年12月甘坊镇人民政府曾对原、被告的山林纠纷进行过调解,由甘坊镇人民政府作出了调解意见书。调解意见是:一、所争议240亩,按协议仍由乙方(被告李世峰)承包经营。二、按林改政策性让利有关规定,乙方应每年支付600元给甲方(原告尹竹云),作为山场让利性补差。调解意见书仅有甘坊镇人民政府盖章,无原告宁佑君、被告李世峰签字。一审重审认为，原告宁佑君与其余9户村民于2000年1月20日与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原奉新县甘坊乡林场)签订《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宁佑君因之取得240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对该林地享有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2003年2月1日,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达成书面约定,将240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给被告李世峰,双方书面约定流转形式为“转包”,该转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原告宁佑君所在的农七组的其他村民对于该转包协议并无异议,故该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被告李世峰主张其与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于2004年签订了《关于林场组山林承包的协议》,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收回了原告宁佑君的承包林地,重新发包给被告李世峰和第三人张佰玉各120亩。一审重审认为,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是“转包”而非“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原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转包期限届满后,原承包方仍享有该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则不同,转让后,原承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经营权终止,由受让方与发包方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从转让之日起原承包方不再享有该转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自2003年起,土地承包费用由被告李世峰直接向发包人交纳,但这只属于交付形式中的特殊形式,指示交付。该交付形式并不能改变原告宁佑君仍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承包人的法律性质。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与被告李世峰于2004年签订《关于林场组山林承包的协议》,双方协议“为了解决本组森林纠纷,因原集体承包给本组宁佑君的一份山,宁佑君利用不合理的手续转包给乙方(李世峰),经我组决定将宁佑君所承包的山林承包权收回”。甲方(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同意将宁佑君原承包时山林的二分之一承包给乙方(李世峰)经营管理”,此后,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又将另外120亩林地交付给未参与第一轮承包的本组村民第三人张佰玉经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故此,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在承包期内收回原告宁佑君的承包地并重新发包的行为属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行为,该行为自始无效。因此,被告李世峰对涉诉的120亩林地行使经营管理权仍然是基于其与原告宁佑君于2003年2月1日所签订的转包协议,而第三人张佰玉对另外120亩林地行使经营管理权是基于被告李世峰对120亩林地经营管理权的无偿让渡。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签订的有关山林承包经营权转包的协议中约定“关于乡林场宁佑君承包本场壹份承包山,每年上交本场承包费陆佰元,承包期以拾户为准…”,从该约定的内容来看,“承包期以拾户为准”,并非双方对转包期限的约定,只是对原告宁佑君取得的山林承包经营权的期限的陈述,故该协议并未明确约定转包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故对于原告方要求解除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转包协议并要求转包方交回承包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李世峰及第三人张佰玉应将其所经营管理的原告方的林地交回原告方。被告李世峰在转包期间对转包的林地依法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故对于原告方要求被告李世峰返还不当收益6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九十四条第(五)项,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有关山林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二、限被告李世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涉诉林地120亩;三、限第三人张佰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涉诉林地120亩;四、驳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负担1000元,申被告李世峰负担3680元。张佰玉不服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审理程序不当,法律关系混乱,超越审判范围,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1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上诉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追加上诉人为本案第三人不当。被上诉人所诉的主体为原审被告,虽然诉争的山林承包面积为240亩,但之后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下简称“农七组”)将使用的240亩林地收回,重新发包给原审被告其中120亩,另120亩(实际仅有80.3亩)系农七组依法依规发包给具有农七组村民资格、并应当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上诉人,并经所在镇政府、县政府批准登记,颁发了奉林权字(2006)第019930号林权证。在法律上,上诉人是合法且善意取得林地承包经营权的当事人,并非一审判决所认为系原审被告的“无偿让渡”。实际上,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诉争的标的仅为原审被告承包经营的120亩林地承包经营权。与上诉人取得的120亩林地承包经营权在法律上无直接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关系。二、一审混淆了本案不同主体间法律关系。1、本案中被上诉人主张取得240亩林地承包经营权,所涉合同为2000年元月20日十户村民与农七组前身奉新县甘坊乡林场签订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该合同中就被上诉人所主张的240亩林场承包经营权并未经所在镇、县人民政府批准登记颁发林权证给被上诉人。而上诉人取得的其中80.3亩林地承包经营权所涉合同为2005年6月2日农七组与上诉人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并经所在政府批准登记颁发林权证。从合同效力比较,上诉人取得承包经营权的效力更高。就该林地前者承包合同已废止,后者已产生替代效力,并非一审判决认为的“无效合同”。2、一审追加上诉人为第三人后,被上诉人并未增加、变更诉讼请求。在未主张撤销或解除2005年6月2日农七组与上诉人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的前提下,一审判决作出的第三项判决显然混淆了本案存在的两个法律关系及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悖于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规定。三、一审判决超越了审判范围。本案审理的是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世峰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纠纷,而县政府登记颁发给上诉人林权证系行政行为,林权证的效力属行政法律关系范畴。在上诉人林权证有效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上诉人将具有合法承包经营权的林地交付给被上诉人是越权的错误判决。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处,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宁佑君辩称，首先简要归纳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主要争议焦点问题:(一)认为一审审理程序不当,法律关系混乱,超越审判范围,判决错误;(二)认为一审追加上诉人为本案第三人不当;(三)认为农七组有权收回李世峰的120亩山林并重新发包给张佰玉属“合法取得”的承包经营权,且经镇政府批准登记、颁发了奉林权字(2006)第019930号林权证,足以证明。针对上诉人的争议焦点问题,五答辩人认为上诉人的三个争议焦点问题,明显违法脖理,故其上诉请求亦明显不能成立,具体答辩如下: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追加上诉人为本案第三人不当”的问题,五答辩人认为,五答辩人是2007年2月2日知道李世峰侵权并向一审法院起诉的。李世峰如何把120亩山林“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又是怎样找关系非法获得由政府相关部门领发的所谓"奉林字(2006)第019930号林权证”？因此,一审法院在追加第三人并查清事实依法判决解除答辩人与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有关山林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是正确的、合法的。既然协议被一审法院判决解除,李世峰、农七组、什么镇政府批准、颁发的所谓“林权证”显然属于严重违纪违法行为,自始没有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上诉人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无不当。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原告遗漏了应该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张佰玉,因而依职权追加该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依职权正确追加上诉人为本案第三人,可以有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诉累,这是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长达12年之久的审判实践中认真对待、准确适用,从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体现。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本案不同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对此,五答辩人认为,既然上诉人知道五答辩人已合法取得了240亩山林,李世峰就不可能在2003年这么短的年限内占有该240亩山林。同理,李世峰既然无权侵占,农七组也好,政府相关工作人违纪乱作为也罢,上诉人等均无权侵占五答辩人的240亩山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严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以及第二十七条(承包期内承包地的调整):“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由此可知,一审法院判决限上诉人张佰玉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回五答辩人涉诉林地120亩,只是交回山林的判决,又没判决上诉人承担任何赔偿,故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问题: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本案不同主体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五答辩人认为自已第一时间合法取得的山林240亩,在承包期限内未经本家庭共同生活的人员同意,李世峰、农七组、政府相关人员、张佰玉均无权侵占,故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林权证”自始无效。且法院无须审查其效力,很明显是由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乱作为而实施的无效行政行为,应建议由县纪检委负责查办为宜。以上三个争议焦点问题,一审法院已将五答辩人的诉状及开应传票合法送达上诉人,但上诉人接到后未答辩,也未到庭参加开庭陈述其观点,是上诉人自愿放弃答辩权,也是对五答辩人主张事实的认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连最起码的法律常识都不懂,没有法律意识观念,蔑视法律,白动放弃到庭陈述举证质证的权利。其明知上诉的主张不能成立仍然上诉,以达到拖延判决生效,使五答辩人再次陷入诉累之目的。故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正确,恳请二审法院书面审理本案,并要求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请求,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原审被告李世峰辩称，我现在包的山是原来宁佑君包给我的那块山的一部分,也就是120亩,另一部分120亩包给了张佰玉。我和张佰玉现在包的山地理位置就是宁佑君原来给我的那个地理位置,在2003年之前,宁佑君等十户共同包了2400亩,每户240亩,但没有分开每户管哪240亩,2003年我从宁佑君手里包了以后,我们十户觉得共同包不好管理,所以就采取抽签的办法分成十股,每户具体落实了一股即240亩的具体位置,位置就固定下来了。后来,农七组将宁佑君这240亩收回去,重新包给我120亩,另120亩给了张佰玉承包。我没有上诉是因张佰玉上诉了，我的意见和张佰玉一致，坚持我在原审中的意见，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未发表陈述意见。本次二审，李世峰未提起上诉。结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及答辩意见，对本案争议的焦点分析如下：1、关于张佰玉承包的山林与宁佑君原承包的山林是不是同一主体的问题宁佑君等十户农户从组里承包2400亩山林，每户240亩没有确定具体位置，后来宁佑君转包给李世峰后，李世峰与其他农户确定了每户240亩山林的具体位置。李世峰认可他与张佰玉现在承包山的地理位置就是原来宁佑君包给他的那一份山的地理位置。张佰玉在庭审时也认可其现在承包的山与李世峰说的一致，是原来宁佑君承包山的位置，只不过张佰玉认为是村里分给她的，与宁佑君、李世峰无关。因此，张佰玉目前承包的山林即是原宁佑君承包的山林的一部分，对此事实予以确认。2、关于追加张佰玉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宁佑君原承包的240亩山林，已由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收回并重新发包了120亩给张佰玉，与张佰玉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一审庭审时，宁佑君已提出要求张佰玉将120亩山林归还的请求。因此，一审法院追加张佰玉为第三人并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并无不当。3、关于张佰玉现在承包的山林已颁发林权证的问题原一、二审及重一审时提交的2005年7月12日晚的《关于上村农七组林权纠纷协调会议》，证明当时组里按现有人口重新对山林进行划分，并颁发了林权证，但是新的林权证要等到2000年元月20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之后才能行使权利，张佰玉参与了该会议，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虽然张佰玉现在从组里承包山林的地理位置就是她林权证上记载的地理位置，但是这块山实际上也是宁佑君原承包山林的地理位置。本次二审过程中，除查明张佰玉涉诉山林是登记在其本人名下、不是登记在兰全朝名下外，其余事实与重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双方没有争议，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不同主体间存在多个法律行为，应认定各法律行为的效力后进行各方权利义务的判断。被上诉人宁佑君作为本组村民与农七组于2000年1月20日签订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明确，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受法律保护。作为承包方的宁佑君自承包合同成立时取得其240亩山林承包经营权。基于该承包经营权，宁佑君与原审被告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240亩山林书面转包协议，该转包协议系双方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但宁佑君与李世峰签订的转包协议中开头叙述的“关于乡林场宁佑君承包本场壹份承包山，每年上交本场承包费陆百元，承包期以十户为准”，结合前后语意，该协议中“承包期以十户为准”，不能明确是宁佑君与李世峰就240亩山林经营权转包期限达成的合意，还是只是宁佑君单方对其承包山林期限的说明，因此，该转包协议的期限应认定约定不明。根据被上诉人宁佑君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转包、出租地流转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参照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属于林地承包经营外,承包地交回的时间应当在农作物收获期结束后或者下一耕种期开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之规定支持宁佑君解除转包协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张佰玉提出一审混淆法律关系，其与农七组签订《关于林场组山林承包的协议》并经奉新县政府颁发林权证后所取得的120亩山林承包经营权法律效力要优于被上诉人宁佑君与农七组签订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所产生的效力并产生替代效力的问题。首先，如前所述，宁佑君等十户村民与第三人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原奉新县甘坊乡林场)于2000年1月20日签订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是成立在前的合法生效合同，受法律保护。而农七组先后与李世峰、上诉人张佰玉签订的《山林承包协议》是为解决李世峰的山林承包经营需求问题和弥补未参与第一轮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的张佰玉的权益问题，该行为不能违背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虽然2005年7月12日晚的《关于上村农七组林权纠纷协调会议》上明确未上交承包费的，由组里收回承包地，宁佑君在场并签字，但因宁佑君将山林转包给李世峰，后要求李世峰返还山林一直遭拒，起诉至今未能拿回山林，故未上交承包费，转包期内由李世峰直接向组里上交承包费并无不当，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不得因此收回240亩山林，以宁佑君未上交承包费认定为自愿放弃承包山林。因此，在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和李世峰与宁佑君签订的《转包协议》情形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五条“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成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四十四条“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的规定，农七组收回宁佑君承包经营权并重新发包行为显然违背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规定，一审法院将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与张佰玉、李世峰签订的《关于林场组山林承包的协议》认定无效，适用法律正确。张佰玉、李世峰当然不能基于与农七组的无效法律行为（重新发包行为）取得宁佑君所承包的240亩山林的承包经营权。至于2005年奉新县人民政府根据全省、市、县林改政策颁发林权证的行为系行政行为，与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系属不同部门法律关系，因宁佑君等十户村民与奉新县甘坊镇上村村农七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成立在前，在合同到期以前，颁发林权证行为同样无法变更和取代《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所设权利与义务，该合同仍需遵照执行。同时，2015年7月12日晚，甘坊镇人民政府、上村村农七组与宁佑君、李世峰在内的13户农户共同参加的林权纠纷协调会议中制作的决议也显示，“领发新的林权证，并进行四至确界，林权证发至农七组农户所有，待承包合同结束，承包户应按原承包合同规定在确保山林蓄积量的前提下，移交农七组林权所有者经营管理”。因此，农七组获得林权证的村民行使林权证所赋予的山林经营管理权利需要等待成立在前、合法有效的《乡林场山林承包经营合同》到期以后另行主张。张佰玉欲行使其所持林权证赋予的山林经营管理权利同样需要满足该前提条件。综上，上诉人张佰玉的该上诉理由和李世峰的陈述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认定理由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判决主文表述不够准确，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1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解除原告宁佑君与被告李世峰于2003年2月1日签订的有关山林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第四项“即四、驳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的其余诉讼请求”。二、变更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1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限被告李世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涉诉林地120亩”为“原李世峰承包的120亩（以实际为准）涉诉山林承包经营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第十日终止，之后该山林承包经营权由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享有（至原承包合同剩余期限止）”；三、变更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2018）赣0921民初1227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限第三人张佰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回原告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涉诉林地120亩”为“原张佰玉承包的120亩（以实际为准）涉诉山林承包经营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第十日终止，之后该山林承包经营权由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享有（至原承包合同剩余期限止）”；四、驳回张佰玉的上诉。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义务人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履行。一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宁佑君、尹竹云、宁少春、宁晓娇,宁少红负担1000元,李世峰负担36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元由张佰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晓政审 判 员 胡劲松审 判 员 邓育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代书记员 阳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