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5民终16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春，女，1983年8月4日生，汉族，居民，住云南省建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岚，云南华垣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建水县政府新办公楼旁。负责人：舒云超，该局局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建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侧一楼。法定代表人：李文康，该局局长。两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云南毛荣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李春因与被上诉人建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文简称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下文简称建水县执法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4民初3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春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凤岚，被上诉人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荣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春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2018）云2524民初34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并责令被上诉人依法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经济赔偿金61224.85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建水县住建局为不适格被告是错误的。李春的劳动合同最初是与建水县住建局签订的，从一开始劳动的职责就没有改变，直到被解除。其间劳动用工单位的变更并不影响劳动工龄的计算，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补偿过李春。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建水县住建局完全符合被告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没有判令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赔偿金是错误的。首先，一审法院认定李春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李春被通知开除的时间是在7月份，该事实在庭审中李春一方已提交证据证明。其次，退一步讲，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没有经过工会同意，是违法单方解除的。而建水县执法局用来制裁李春的所谓管理制度均没有向劳动者进行公示，对劳动者不产生约束力。况且，该规章制度是用工单位事后炮制的。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判令两被上诉人支付经济赔偿金是错误的。三、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本案不属于复杂民事案件，一审法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但至2019年5月22日才制作民事判决书，明显超过审理期限，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公正判决。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辩称，一、原判对建水县住建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认定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中，建水县住建局提交的《关于成立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通知》及《情况说明》，足以证明建水县建设局原城建监察大队的行政职能由新设立的建水县执法局行使、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全部移交等客观事实。且建水县执法局成立之后，其作为唯一用人单位实际承受了李春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更何况本案劳动争议的实质并非发生于“分立前”，建水县住建局明显不具备本案诉讼当事人的法定资格。二、上诉人李春对经济赔偿金的诉求无法得到支持。劳动者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不仅是劳动合同的约定，也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更是劳动关系所应具备的基本要件以及劳动者的基本操守。李春经其所在团队于2017年7月21日民主考核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并居于考核末位，同月25日其明知考核结果所产生的后果且无意按规定续签劳动合同而自动向用人单位交还了工作制服、标识，清退了服装保证金；同月26日，用人单位经班子会议专题研究讨论，决定对包括李春在内同期各科室（队）分别考核、居于末位的8名协勤待岗培训并形成文件下发通知到各科室（队）；8月11日，李春以本案同一事由申请劳动仲裁，9月6日被仲裁委以劳动合同未解除而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其间，用人单位于8月29日向包括李春在内的待岗人员发出待岗培训通知并告知具体报到时间和相应后果，但李春在仲裁委撤销案件并明知劳动关系未解除情形下仍然持续不报到参加培训亦不作出任何意思表示，从用人单位通知其参加待岗培训之次日起至决定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已连续旷工达47天；用人单位对解除劳动合同也是以多种方式通知了李春且其亦是当庭认可收到通知。现李春以未违反规章制度、被通知开除时间是7月份作为自己的上诉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李春并不具备工会会员身份，没有履行过任何工会会员义务，也不享有对等的工会会员权利；何况用人单位于待岗培训至解除劳动合同整个过程的多次专题研讨会议中，本行政单位工会主席均到会表决并签字认同。此外，各科室（队）综合考核评比的情况说明都载明“依据本单位规章制度”的文字，李春所谓“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事后炮制”的上诉事由不成立。三、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并非绝对期限，受具体案件所需的排斥期间、延长期限等多种因素限制，李春所谓“一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的上诉主张是没有依据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产生的经济赔偿金61224.85元；2.要求被告按云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原告2017年8月、9月的工资合计2950元；3.要求被告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提供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由原告向社保部门办理失业保险手续。诉讼中，李春申请撤回第3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春于2006年6月4日至2010年1月31日、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在被告建水县建设局工作。2012年5月22日，经建水县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成立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通知》（建编发（2012）5号）成立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隶属于建水县政府办管理，建水县建设局不再设立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原建水县建设局城建管理监察大队的行政职能由新设立的建水县执法局行使，原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及工资发放等人事管理权全部移交给建水县执法局管理。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于2013年9月18日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10日1日止；期满后，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期限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7年9日30日止。2017年8月7日，原告李春向建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9月6日，建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李春与建水县执法局双方未解除劳动合同为由，以撤案决定书作出撤销案件处理。原告李春收到撤案决定书后，未向法院起诉，未通过其他途径维权，也未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上班。2017年7月26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作出《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辞退部分协勤人员前待岗培训的通知》，按照本单位《协勤人员管理办法》的管理规定和要求，经相关科室、中队按末位淘汰制考核并上报局班子会研究后，决定对原告李春等8名协勤人员予以辞退前待岗培训，于2017年7月28日起待岗，期限为1个月，由政策法规科组织进行待岗培训，待岗期间仅发基本工资。2017年8月29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电话告知原告《待岗培训通知》的内容，原告知晓电话通知的内容后但未按通知内容于2017年8月30日到单位法规科报到，也未在通知上签字，也未到建水县执法局上班。2017年10月16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作出建城管执发（2017）45号文件《关于谭云、李春等两名协勤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以李春等两人未按通知要求到法规科进行待岗培训，也未到建水县执法局办理相关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勤人员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自2017年10月16日起解除与李春等两名协勤人员的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关系即终止。2017年10月18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制作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次日19日通知原告签收，因原告未签字领取，2017年10月20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以彩信方式、邮政快递方式（运单号：9662032344286）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原告认可于2017年10月20日通过彩信方式收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之后不久通过邮政快递方式收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但时间记不得。现通过邮政快递条形码查询签收日期但提示为“查无此单号”。为此原告李春向建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建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受理，2018年2月11日，建水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建劳人仲案字（2018）第2号仲裁裁决书驳回李春的全部诉求。原告自2017年7月14日起未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上班。另查明，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无异议，仅对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存在争议。原告李春2017年8月、9月实发月基本工资为918.49元，应由原告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每月254.24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每月54.78元、失业保险费每月3.75元，三项共计每月312.77元，被告建水执法局均已从李春的基本工资中代扣代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均缴费至2017年10月，失业保险费缴费至2017年11月。原告李春的基本工资发放至2017年7月14日，自2017年7月15日起至10月16日的基本工资，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已进行工资造册同意支付原告，但实际未发放至原告账户上，要求原告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并在该单位领取，原告至今未到被告建水县执法局领取。原告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对经济赔偿金问题未能协商解决，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同意签字确认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但不支付经济赔偿金，原告李春因主张经济赔偿金至今不愿意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签字确认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一审法院经向社保部门了解，社保部门办理支付失业保险金手续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均对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一致并且双方均在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上签字确认的，劳动者需要向社保部门提供双方均签字确认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等材料；劳动者已向法院起诉解决劳动争议，不能提供双方签字确认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材料时，则按失业保险的相关规定办理失业保险金支付手续。诉讼过程中，经一审法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主张其支付经济赔偿金为由，仍然不愿意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签字确认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原告自愿申请撤回第三项诉讼请求即“要求被告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提供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由原告向社保部门办理失业保险手续。”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自2013年9月18日起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建水县执法局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于2017年10月20日分别以彩信方式、邮政快递方式向原告送达，原告李春于2017年10月20日收悉该彩信，之后收悉该邮政快递，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之间的劳动合同实际已于2017年10月20日解除。双方只是对解除劳动合同之后的相关问题未能协商解决，故原告向法院起诉。对于被告建水县建设局是否是适格被告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本案中，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建设局于2006年6月4日至2010年1月31日、2011年1月至2013年9月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后因成立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隶属于建水县政府办管理，建水县建设局不再设立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原建水县建设局城建管理监察大队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及工资发放等人事管理权全部移交给建水县执法局管理，且原告李春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于2013年9月18日签订《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实际用人单位为被告建水县执法局，故建水县建设局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对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是否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劳动合同经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劳动者应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决定，用人单位不能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本案中，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制定的规章制度《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勤人员管理办法》，对劳动者的续聘条件、待岗培训、考核奖惩、旷工的处理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于2017年8月29日通知原告待岗培训结束后到建水县执法局法规科报到，原告知晓通知内容但未按通知于2017年8月30日到单位法规科报到，也未到建水县执法局上班，且未说明理由，原告的行为已构成旷工且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依法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建水县执法局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于2017年10月20日以彩信方式、邮政快递方式向原告李春送达并为原告收悉，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主张被告按云南省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其2017年8月、9月工资的问题。《云南省最低工资规定》第五条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由省人民政府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和批准调整的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劳动者按单位劳动时间计算的最低工资的数额。最低工资标准分为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劳动者适用月最低工资标准。该《规定》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不得低于适用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应当按时支付。《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云人社发[2015]157号文件，从2015年9月1日起调整）规定，云南省三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180元；建水县属于三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计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包括按规定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从上述规定可知，本案中，原告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之间系适用月最低工资标准，原告2017年8月、9月的月基本工资，应包含实发的月基本工资918.49元和应由原告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每月254.24元、基本医疗保险费每月54.78元、失业保险费每月3.75元，月基本工资共计1231.26元，已高于建水县当地的月最低工资标准1180元。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对原告待岗期间仅发基本工资，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已为原告代扣代缴2017年8月、9月的应由原告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扣除被告代缴的费用后，被告建水县执法局仍应按实发的月基本工资918.49元支付原告李春2017年8月、9月的工资共计1836.98元。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诉讼过程中，对原告自愿申请撤回要求被告提供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证明材料，由原告向社保部门办理失业保险手续的诉讼请求，视为原告放弃该项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支付原告李春2017年8月、9月的基本工资共计2462.52元，扣除被告已代扣代缴的2017年8月、9月应由原告李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共计625.54元后，被告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实际应支付原告李春1836.98元；二、驳回原告李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李春负担5元，被告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负担5元。二审中，经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李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经相关科室、中队按末位淘汰制考核并上报局班子会研究后，决定对原告李春等8名协勤人员予以辞退前待岗培训，于2017年7月28日起待岗，期限为1个月”和“经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自2017年10月16日起解除与李春等两名协勤人员的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关系即终止。2017年10月18日，被告建水县执法局制作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次日19日通知原告签收”等事实持有异议，对其余事实无异议。李春认为待岗培训通知是建水县执法局开除其后，才制作并发给李春的；而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7年7月13日，中队长通过电话口头通知李春解除劳动合同的。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对一审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二审期间，李春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电话录音一份。欲证明：一是董一薪、宗双林、陈珍梅等三人与其均是被所在中队队长告知已被辞退的事实；二是建水县执法局发给李春的待岗培训通知是其为掩盖违法行为而虚构的；三是在李春等协勤人员工作的数年里，建水县执法局均未进行过任何末位淘汰制考核的事实。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对李春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建水县住建局、建水县执法局对李春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李春提供的证据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不予采信。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建水县执法局与李春签订的《云南省劳动合同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关于建水县住建局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本案中，建水县住建局原名为建水县建设局。2011年1月16日，原建水县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与李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职位为协管员。至2012年5月22日建水县执法局依法成立，成立后的建水县执法局承继了原建水县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的全部工作职能，接管了原建水县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聘用的全部工作人员，原劳动合同由建水县执法局继续履行。基于此，建水县住建局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关于建水县执法局应否支付经济赔偿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本案中，建水县执法局在劳动合同期限及将届满之前，因李春所在部门对其考核结果为末位等级，遂经局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作出《建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辞退部分协勤人员前待岗培训的通知》，对包括李春在内的8名协勤人员从2017年7月28日起，由政策法规科组织为期1个月的待岗培训，待岗期间仅发基本工资。8月28日，建水县执法局通知李春待岗培训，但李春以“建水县执法局于2017年7月13日已口头通知其解除劳动关系”为由，未参加待岗培训，也未正常到岗上班，特别是在建水县人民政府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9月6日对李春申请的劳动争议案件作出建劳仲撤案字（2017）第38号撤案决定书后，李春在明知其与建水县执法局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尚未解除的情形下，无正当理由仍持续未到岗上班。至2017年10月16日，李春连续旷工47天，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建水县执法局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建水县执法局根据《协勤人员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协管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辞退；（一）旷工或者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七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十五天的；……”的规定，作出《关于谭云、李春等两名协勤人员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建城管执发[2017]45号文件），决定自2017年10月16日起解除与李春、谭云等两名协勤人员的劳动合同，并于同月20日通过邮政快递、彩信等方式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给李春，并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至2017年10月止。基于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李春要求建水县执法局支付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支付其双倍经济赔偿金61224.85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李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李春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玉芳审判员  李 涌审判员  张 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赵泓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