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41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包骏，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再成，男，1974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安溪县，积家工贸（厦门）有限公司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宁，男，1990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明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祖鹏，福建析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淑芬，福建析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熊锦华，男，199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定县。 上诉人包骏因与被上诉人梁宁、原审第三人熊锦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8）闽0203民初174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包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傅再成、被上诉人梁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祖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熊锦华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包骏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涉案的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思明法院认定被上述人抗辩意见前后一致、细节清晰、逻辑合理，足以动摇上诉人各项事实主张的可信度，据此，作出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请，存在错误，依法应予重新查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抗辩其真实出具给上诉人收执的《借款确认书》《收款确认书》是在上诉人的威逼下出具的，而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首先，被上诉人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其受到威逼的情况下为何不报警求助，也不向有关部门主张撤销其非自愿情况下出具的《借款确认书》《收款确认书》，就如被上诉人所讲的，其出具的两份借条是在不同地点受到上诉人的威逼而出具的，而且不同地点还存在厦门与福州之别，被上诉人明确是在逃避偿还借款的事实。其次，我国求助解决受人威逼的途径很多，例如：向公安机关求助，向当地司法部门求助，向仲裁机构请求撤销其非自愿出具的《借款确认书》、《收款确认书》。再者，确认书是交易双方在通过交易磋商达成交易后，寄给双方加以确认的列明达成交易条件的书面证明，经交易双方签署的确认书，是法律上有效的文件，对交易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二、思明法院查而不认，以内心确信作出认定导致本案错误裁判。先从上诉人提交的是《借款确认书》而不是一般的普通借据，该确认书是由被上诉人书写并签字捺右手大拇指指印的债权凭证，表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内容载明：被上诉人、上诉人、借款数额、借款时间等。通常的交易习惯，借据是在出借人交付借款的同时出具的，在借款人实际归还借款后销毁，或者以出借人出具收条的方式予以作废，被上诉人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作出的决定是具有肯定性和确认性，倘若被上诉人非本意向上诉人借款为何出具借款确认书？上诉人提交的《借款确认书》被上诉人无法作出合理正确的解释时，就本案而言，对上诉人提交的主要债权凭证《借款确认书》的证据的真实性应给予认定。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法律没有要求借款关系的发生必须签订书面借款合同，在有债权凭证作为借款合同关系发生的主要证据时，应认定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由上可知，上诉人持有的《借款确认书》的凭证是本案中的主要证据之一。在上诉人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借款凭证的情况下，足以推定其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了借款关系的合意，并且实际履行了款项交付义务。其次，双方当事人之间是现金交易，都可能对款项的实际交付未保留完整证据，特别是本案借款通过现金交付的情况下，出借人往往只能提供借款合同或者借据、收条、欠条等证据，证明款项已经交付，本案被上诉人是出具《收款确认书》。退言之，假设单单就前述的《借款确认书》不能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达成了借款关系的合意，那么，被上诉人为何还要再出具《收款确认书》给上诉人收执，难道被上诉人有其他不能言明的情形存在，被上诉人是明确知道出具《收款确认书》后的法律结果。收据或收条是表明收到他人交来的钱款的凭证。而本案中，上诉人提交的是“收款确认书”而不是一般的收据或收条，上诉人依据被上诉人的要求交付现金给被上诉人是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与确认，且明确是在确认全额收取后的才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参照惯例借款人借贷会以收条方式表明借款人收到出借人支付的借款，上诉人提交的《收款确认书》的内容明确载明：借款人确认收到向上诉人借用的款项的数额、时间等，在实践中，收据或收条除了在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出具，从而作为出借人主张借贷关系的证据，更何况上诉人提交的《收款确认书》是明确经过被上诉人最终确认全额收到的事实，并且自愿出具《收款确认书》和捺右手大拇指指印的事实。收据或收条从内容上和性质上看，与借款合同和借据不同，更强调款项的实际给付而不是双方之间的借款合意。如前所述，上诉人提交的是明确经过被上诉人最终确认全额收到的事实，并且自愿出具《收款确认书》和捺右手大拇指指印给上诉人持有的事实。综上所述，上诉人诉请的事实与理由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合法，其合法权益应当获得保护，请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请。 梁宁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有失客观真实，缺乏证据支持，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借条是在被威逼情形下签订的，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没有交付借贷款项，借贷事实并未发生。2.上诉人上诉理由与一审陈述的事实矛盾，一审《判决书》第七页“第十行至第十三行”上诉人的诉称内容可以表明两份借条均系2016年8月1日当面制作并签字，但其上诉理由第一页最后一行却诉称是“寄给双方”签署。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原判。1.双方当事人没有借贷的真实合意，且不存在出借款项交付的事实。2.上诉人在上诉理由第二部分认为其已经提供了《还款确认书》就视为完成了举证责任，但不能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简单认定借贷关系的发生及借贷关系的内容。本案所涉现金高达218万元系大额借贷金额，上诉人应对自身的经济能力、款项来源、财产变动等应承担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包骏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宁偿还包骏借款本金1664001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自起诉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梁宁承担本案公告费300元。事实和理由：梁宁因商事周转资金紧缺至2016年8月1日止，共向包骏借用现金218万元，包骏应梁宁的要求陆续以现金的方式向梁宁支付，梁宁确认全额收到借款本金后，于2016年8月1日亲笔出具《借条》及收款确认书给包骏收执，确认其全额收到向包骏借用的现金。后梁宁陆续偿还包骏借款，截至2018年6月15日共计偿还515999元，现梁宁仍欠包骏借款本金1664001元。嗣后，梁宁未按口头约定如期还款，经包骏多次催讨梁宁均以经济困难为由推拖还款，迄今梁宁仍未有还款的意思表示。包骏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中，梁宁辩称，其既未向包骏借款，也未向包骏履行过还款义务，本案讼争的《借条》系在威逼下被迫向包骏出具的。2016年5月份左右互联网上出现一种名为蔓特币的虚拟货币，包骏是梁宁朋友的朋友，熊锦华是梁宁的亲戚，之前都不认识。因梁宁向包骏和熊锦华推广蔓特币，包骏和熊锦华自行上网投资购买了蔓特币。因该投资发生亏损，包骏和熊锦华便威胁梁宁赔偿其投资损失。2016年7月25日，包骏带着一帮黑社会的人在厦门市思明区龙城威逼梁宁签下218万元借条，梁宁还向包骏支付了35万元。2016年8月1日，包骏在福州又胁迫梁宁重新签了一份218万元的借条和收据，以上就是包骏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借条》形成的原因及过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于借款人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做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接待实施是否发生；就本案而言，综合《借条》的形成原因及过程，包骏与梁宁并非朋友关系，亦不相识，大概在2016年5月份的时候仅有一面之缘，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包骏没有提供相应担保，也没有要求支付利息的情况下，竟向梁宁提供218万元借款，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欠缺一般商事交易的合理性。对此，包骏应对其主张的短期内支付了218万元巨额现金借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包骏仅持有《借条》以及收据而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现金款项已支付，包骏尚未完成举证责任，且以《借条》为起诉证据并不能形成完整、真实的证据链条，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包骏主张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存在，法律关系不成立。包骏捏造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虚构民间借贷纠纷，以诉讼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且涉案金额达218万元，属于情节严重，依照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二条及我国《刑法》第307条规定，构成虚假诉讼罪，故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将本案移送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包骏仅提供部分转账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欲证明梁宁曾对本案讼争的借款履行还款义务，不符合客观事实。该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实际上是在包骏及熊锦华的威逼下支付其投资蔓特币的亏损款，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对于梁宁的答辩意见，包骏均不予认可，称其与熊锦华系朋友关系，不存在投资蔓特币、胁迫签署借条和收据以及虚假诉讼等梁宁所主张的事实。 一审中，熊锦华述称，其与包骏、梁宁都认识，与梁宁存在经济往来但没有投资蔓特币，并曾担任包骏的助手负责资金流转，目前已离职。其不清楚包骏、梁宁之间的经济往来情况，仅帮助包骏收款，梁宁转入的款项都如数转给包骏，也有转款记录。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日，梁宁在本人身份证正面复印件上手写一份《借条》，载明于该日向包骏借款218万元，借款期限至2016年11月1日。同日，梁宁另在一份《借条》与《收款确认书》（书写于同一页纸的上下两部分，字迹与前述《借条》不同）签名捺印，确认向包骏借用现金218万元，月息为“x%”，借款期限至2016年11月1日；以及“本人梁宁确认于2016年8月1日全额收到于2016年8月1日向包骏借用的现金人民币（¥2180000.-）对此不持任何异议。”2016年3月8日，包骏收到平安银行贷款100万元，当日全部转账给案外人林乃煊，林乃煊次日又将100万元全额转回包骏。2016年9月6日，包骏收到平安银行贷款120万元，当日全部转账给案外人林乃煊，林乃煊当日又将120万元全额转回包骏。2016年9月12日，包骏收到平安银行贷款100万元，当日全部转账给案外人林乃煊，林乃煊当日又将100万元全额转回包骏。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包骏及熊锦华所提交日期不连续的转账记录及微信对话记录，可统计如下款项往来关系：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9月13日期间，梁宁陆续通过银行转账113910元给熊锦华。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梁宁陆续通过微信转账66500元给熊锦华。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9月17日期间，熊锦华陆续通过银行转账671023元给包骏；同期包骏通过银行转账200000元给熊锦华。2017年9月18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熊锦华陆续通过银行转账1198219元给包骏；同期包骏通过银行转账901000元给熊锦华。熊锦华与包骏之间的转账往来中，部分交易记录具有以下相似特征： 2017年5月18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17417.86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7417元； 2017年5月19日，熊锦华收入POS交易款17515.27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7515元； 2017年6月16日，熊锦华收入POS交易款30836.86元，随即向包骏转账30836元； 2017年7月2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13837.47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3837元； 2017年7月27日，熊锦华收入包骏转账200000元，随即向案外人*锋转账200000元； 2017年8月9日，熊锦华收入POS交易款33587.94元，随即向包骏转账33587元； 2017年9月27日，熊锦华收入案外人*荣转账32700元，随即向包骏转账32700元； 2017年9月30日，熊锦华收入包骏转账460000元，随即向包骏转回460000元（分两笔，一笔300000元、一笔160000元）； 2017年10月9日，熊锦华收入包骏转账430000元，随即向包骏转回430000元（分九笔，八笔50000元、一笔30000元）； 2017年11月13日，熊锦华收入POS交易款16950.68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6950元（分两笔，一笔5000元、一笔11950元）； 2018年1月12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24524.96元，随即向包骏转账24524元； 2018年4月11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17196.2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7196元； 2018年4月15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21669.2元，随即向包骏转账21669元； 2018年4月17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89460元，随即向包骏转账89460元（分两笔，一笔50000元、一笔39460元）； 2018年5月30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17480.48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7480元； 2018年6月21日，熊锦华收入网上银行交易款37453.92元，随即向包骏转账37453元； 2018年6月28日，熊锦华收入POS交易款10387.3元，随即向包骏转账10387元。 一审庭审中，包骏述称其于2015年底经朋友认识梁宁，得知梁宁具有通过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的能力和口碑。因梁宁承诺包骏有四倍以上的高额回报，故其决定借款给梁宁，但并不清楚梁宁具体投资什么项目。出借资金来源于抵押房产获得的贷款及向朋友筹集，具体为平安银行贷款的100多万元（贷款发放后转给案外人林乃煊，其再找林乃煊领取现金）及向朋友胡凯旭、吴子龙借的100万元。借款本金于2016年6、7月份陆续分十几次现金交付，具体时间不清楚。两份《借条》均系2016年8月1日制作，第一份《借条》于下午1点左右制作后，梁宁称无法在3个月内还款，故重新签订了第二份《借条》及《收款确认书》，利息打叉是因为梁宁承诺3个月内应该能还，且因为梁宁承诺要给几倍的利息，就没有写在借条上。梁宁辩称蔓特币投资系其介绍给包骏，包骏发展熊锦华，再由梁宁与熊锦华一起发展其他人，后其他投资人由包骏组织向梁宁催讨投资损失，故218万元系包骏及其他下线投资人的投资损失款。被胁迫出具借条后，因害怕一直没有报案。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投资蔓特币的事实。《还款记录表》记载2017年5月以前还款的334999元并非转账给包骏，而是包骏“那边的人”的投资回报。 一审庭后，包骏补充提交自述意见称，2017年4月30日至2017年9月8日期间，梁宁合计银行转账105390元给熊锦华；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梁宁合计微信转账69500元给熊锦华；二者共计174890元。2017年9月18日至2018年6月28日期间，熊锦华转入包骏账户合计181306元（分十二笔转账，其中七笔即2017年9月27日的32700元、2017年11月13日的16950元、2018年1月12日的24524元、2018年4月11日的17196元、2018年4月15日的21669元、2018年5月30日的17480元和2018年6月28日的10387元属于前述十七笔特征相似的转账记录）。上述181306元-174890元=6416元。因包骏认可梁宁截至2017年9月8日已偿付111500元而非105390元，两者差额6110元，故“各方的账户往来已基本吻合”。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自实际提供借款时生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包骏主张两份《借条》系同一天制作，但对《借条》上不载明利息的解释以及第二份《借条》上利息打叉的解释并不合理：首先，既然包骏称因无法按时还款而重写借条，为何第二份《借条》上的借款期限仍保持不变；其次，既然包骏称因梁宁承诺要给高额回报故未载明利息，为何重写的《借条》反而增加填写月息的横线，且横线上又打叉否定。包骏主张梁宁于2016年8月1日向其借款218万元，借款本金来源于平安银行贷款100多万元（贷款发放后转给案外人林乃煊，其再找林乃煊领取现金）及向朋友筹借的100万元。但包骏提供的证据显示，2016年3月6日其向平安银行贷款的100万元转给林乃煊后，林乃煊次日即全额转回包骏，该回款事实与包骏主张其转账之后再找林乃煊领取现金的事实存在矛盾，且包骏未就林乃煊具体如何向其交付现金作出详细说明，亦未就其向朋友筹借100万元的事实主张提供任何证据。从时间上看，该笔平安银行的贷款与包骏主张向梁宁交付借款本金的时间间隔达3、4个月，二者的联系并不紧密。包骏主张218万元于2016年6、7月份陆续分十几次现金交付给梁宁，但无法说明具体交付的时间，亦未说明每次交付的地点与具体金额，与常理不符：首先，包骏与梁宁仅系经朋友介绍认识不久的陌生人，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相互之间不应该具有高达凭空交付218万元借款的信任度；其次，全部借款于短短两个月内分十几次交付完毕，相当于平均每3-6天内交付20万元左右，却没有记录每次交付的日期和具体金额，在没有转账记录和交付凭证的情况下，双方如何保证数额累计不发生出入；最后，单次现金交付20万元左右的款项，正常应当选择相对私密的处所，既避免招人耳目，亦方便清点数额、核对真伪，多次交易选择常用处所方合常理，但包骏却未向法庭说明具体的交付地点，十几次交付的地点完全不重复导致无法回忆的可能性未免过低。综上，包骏主张的借款本金交付事实及提供的证据，既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又无法建立合理的逻辑性，真实性值得高度怀疑。包骏另主张梁宁已偿还本金515999元，其中2017年5月以前的334999元并未提交相关还款记录，剩余181000元提交了熊锦华的银行转账及微信转账记录，熊锦华亦称已将梁宁转入的款项如数转给包骏。但是，包骏自认熊锦华转交代收款的十二笔转账不仅没有任何一次转账时间、金额与梁宁支付给熊锦华的时间、金额具有对应关系（详见包骏庭后补充自述意见首页表格《梁宁转熊锦华的资金》与表格《熊锦华转包骏的资金》），而且还存在七笔记录与包骏、熊锦华之间的另外十次交易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甚至连总额也与梁宁转给熊锦华的总额并不一致。故包骏主张的梁宁已偿还部分借款本金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同样无法建立完整的证据链与合理的逻辑性，真实性亦值得高度怀疑，且包骏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说明。而梁宁始终坚称讼争《借条》及《收款确认书》系因其介绍包骏、熊锦华及下线人员投资蔓特币产生损失后，在包骏的胁迫下出具；双方之间既不存在民间借贷的真实合意，亦不存在本金交付的事实；所谓部分偿还的借款本金，实际系梁宁支付给包骏、熊锦华及下线人员的投资回报或投资损失。经庭审及双方补充证据，虽然梁宁无法就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但该抗辩意见前后一致、细节清晰、逻辑合理，足以动摇包骏各项事实主张的可信度。而包骏作为民间借贷原告，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鉴于其始终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理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包骏主张的讼争《借条》与《收款确认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讼争借款本金来源于银行贷款及朋友筹借并已通过现金方式分十几次交付完毕、梁宁已偿还515999元借款本金、熊锦华已将梁宁支付的款项如数转账给包骏等待证事实，未能达到证明标准，本院经审查认为前述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依法应当认定前述事实不存在。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包骏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包骏围绕上诉请求当庭提交4组证据，并申请证人胡某出庭作证，上述证据全部来源于证人胡某。证人胡某当庭提交其与包骏的《借款合同》一份。梁宁未提交新证据。熊锦华未到庭参加诉讼，未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庭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包骏当庭提交的4组证据中，1.对账单照片，拟证明梁宁与包骏对账过程时所拍的事实。2.梁宁出具借条的借条，拟证明梁宁与包骏对账过程后第一次所出具的借条时所拍的事实。3.梁宁二次出具借条的照片，拟证明梁宁与包骏对账过程后第二次所出具借条时所拍的事实。4.梁宁确认收到款项的照片，拟证明梁宁与包骏对账后，确认全额收到其款项后，出具收款确认书时所拍的事实。对此，梁宁的质证意见为：1.这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在原审立案之前就已存在，在一审前未提供，并非一审判决后形成。2.对四组证据的三性都有异议。前述补充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一侧面反映了本案争议产生的背景及相关情况，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在本判决争议焦点分析中进行综合认定。 胡某当庭提交其与包骏的《借款合同》，拟证明2016年5月至6月期间，包骏向其借款，后在该年7月左右，前后分四次共计现金100万借款给包骏，包骏将该款项借给梁宁。对此，梁宁质证意见为：上诉人与证人胡某之间的借款合同的三性都不予认可。1.其不认识证人胡某，当时被胁迫时，对方有八、九个人，胡某可能是其中之一。2.按照证人陈述，其与包骏之间具有经济上的业务往来关系，双方具有利害关系，其所陈述的内容不具有可信。3.包骏与证人胡某之间事先沟通、串通，表现在证人向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而非向法庭提供。且庭审作证仍接受上诉人指挥、指导，多次回头望向上诉人、征求意见，其证言不具有可靠性。4.证人证言与上诉人陈述相互矛盾。上诉人在举证时陈述证人胡某长期在国外，所以无法取得证据。但证人作证时陈述常住国内。另，作证时强调出借100万分四次交付给上诉人，每次陪同上诉人送到梁宁家里。这不符合借贷常识逻辑，特别是在一审时及今日庭审开始时，上诉人都强调其218万的组成包括平安银行的贷款100万及向案外人借款100万（庭审更正为150万），与证人胡某出借100万是相互矛盾。该组证据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在争议焦点分析中进行综合认定。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包骏提出1.判决书第七页中“庭审中……及向朋友胡凯旭、吴子龙借的100万元”应为150万；2.判决书第七页中“而是包骏‘那边的人’的投资回报”，不是我方陈述；对其余事实无异议。梁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未有提出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存在真实借贷关系。首先，从包骏当庭提交的四组证据来看，该四组证据均系案涉《借条》《收款确认书》等照片的复印件，未能证明包骏的上诉事实与理由，且在一审中均已存在，不属于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就证人证言及证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来看，证人胡某在二审中自认其就是一审判决中的“胡凯旭”，对其提交的与包骏之间于2016年10月24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仅能证明其与包骏之间可能存在100万的借贷关系，并不能证明包骏与梁宁就本案的讼争焦点，且包骏自认其与证人胡某自2014年开始有生意合作关系，存在一定利益关系，该《借款合同》的落款时间亦晚于本案讼争《借条》的签订时间。对于该证人证言及《借款合同》不足以支持包骏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包骏在二审庭审结束后于2019年9月27日向本院邮寄一张录像光盘，录像资料来源于证人胡某，拟证明包骏出具借条的过程。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在一审前已经形成的证据资料，二审中上诉人包骏与证人胡某均未向法庭提交，亦未提出延期举证申请，而在庭审结束后自行邮寄，已超过举证期限，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同时，该录像时长35分钟，系证人胡某在梁宁出具“借条”的现场用手机录制，但未显示录制时的具体日期、时间，录像中双方协商过程却出现“开盘”“补助我们下面人”“在座哪一位赚到钱”等内容，以及“（出借人）写一个人即可，写包总”“（梁宁）打款时，三个人电话打一遍，三个人集合，都在场”等，上述内容无法证明包骏与梁宁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综上，本院认为，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也是审理全案的基本依据。本案案涉借款累计现金高达218万元，系巨额款项，包骏未能就其交付现金的具体时间、地点、金额等细节作出合理说明和解释，且现金交易的方式亦与日常交易习惯不符。故，包骏虽然持有梁宁出具的《借条》及《收款确认书》，但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高度可疑，一审中认定包骏起诉的待证事实未能达到证明标准、真伪不明，认定该案借贷事实不存在，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包骏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776元，由包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肖东） 审 判 员 （周宗良）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姚 洁 ）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