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57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北路117号华康瑞城一幢瑞城国际23层。负责人：汪俊，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飞、史军，湖北春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红菊，女，1969年6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枣阳市，现居住于枣阳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想，男，1994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文武，枣阳市王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修东，男，199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枣阳市。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红菊、李想、吴修东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683民初20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赔偿金额予以改判，不应支持被上诉人诉讼请求的金额为292865.75元；2.由被上诉人承担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吴修东发生交通事故逃逸，交通肇事逃逸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已将交通事故逃逸情形作为免责条款，对该禁止性规定只需履行提示义务，上诉人认为提示义务并非以投保人的签字作为认定依据，也无需保险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被保险人进行解释或说明。保单的重要提示部分已明确告知保险条款系保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醒投保人阅读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等，该重要提示也进行了加黑，被保险人在领取保单后并未提出异议。保险人已经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所要求的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应当具备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交强险赔偿后，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双方订立的商业保险条款中已规定“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人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故本案应当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进行审理，保险人不应当承担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等违法行为的赔偿责任。2.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案件审理超过审限规定，庭审记录书记员与判决书署名书记员不一致。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吴红菊、李想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修东辩称：对原审判决无异议。吴红菊、李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吴修东、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赔偿原告因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各项损失共计41万元，首先由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优先赔偿，不足的部分由吴修东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3日20时6分左右，李某持C1驾驶证驾驶鄂Ｆ×××××两轮摩托车沿G234国道行驶至1624KM+800M处路段时，因醉酒后车辆失控摔倒在地躺在路上，后吴修东持C1驾驶证驾驶鄂Ｆ×××××号小型轿车行驶至G234国道1624KM+800M处路段时，轧到躺在地上的李某头部，致李某当场死亡，吴修东驾车离开现场。该事故经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吴修东与死者李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鄂Ｆ×××××号小型轿车登记所有权人为吴修东，该车在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1000000元的商业三者险，交强险的保险期间为2018年6月18日至2019年6月17日，商业三者险的保险期间为2018年6月19日至2019年6月18日止，商业三者险投保有不计免赔险。死者李某1969年3月15日出生，住××××号。吴红菊系死者李某之妻，李想系死者李某之子。原、被告因赔偿发生纠纷，吴红菊、李想诉至原审法院。审理期间，吴红菊、李想认可事故发生后收到吴修东赔偿款50000元。2019年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455元/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561元/年。原审法院认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同时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先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本案事故车辆已向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投保有不计免赔保险，故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应按上述规则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此次交通事故经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李某、吴修东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双方对事故责任认定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吴修东发生交通事故后存在肇事逃逸行为，保险公司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虽然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后逃逸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但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后逃逸涉嫌刑事犯罪，需有关部门严格依法作出认定，本案事故认定部门枣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吴修东为驾车离开现场并对事故双方责任进行了划分，并未认定吴修东为交通事故逃逸，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吴修东为交通事故逃逸，其未举证证明，故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辩称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二原告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应由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李某自负50％的责任。李某于1969年3月15日出生，生前居住住××××号，因此，李某生前居住、收入、消费均在城镇，其各项赔偿标准应按城镇赔偿标准计算。根据原、被告诉、辩意见及举证，原审法院对二原告各项损失审核认定如下：①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一审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34455元/年，计算20年，二原告诉求637780元不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确认为637780元；②精神抚慰金：死者李某的死亡，其亲属必然遭受巨大精神痛苦，考虑到侵权人在本案中的过错程度、场合、后果、赔偿能力及当地生活水平，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抚慰金为30000元；③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一审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60561元/年，计算6个月，二原告诉求27951.5元不超过相关规定，原审法院确认为27951.5元。以上损失由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内赔偿二原告死亡赔偿金637780元、丧葬费27951.5元、精神抚慰金30000元中的110000元，二原告超出交强险死亡伤残责任限额的损失585731.5元应当由被告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计算为292865.75元（585731.5元×50%）。因二原告认可事故发生后收到吴修东50000元赔偿款，故在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理赔后二原告应当返还给吴修东。综上，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应当赔偿二原告各项损失402865.7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款、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赔偿原告吴红菊、李想各项损失402865.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0元，减半收取1175元，由被告吴修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理由之外当事人无异议的案件事实，二审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的上诉请求、理由，本院作如下评述：关于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吴修东在本案交通事故中逃逸，保险人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单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依据上述规定，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将“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人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作为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应当向投保人履行该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结合本案事实分析，吴修东陈述其投保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期间，仅收到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两份保险单，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未向其送达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因此，在吴修东否认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已对上述商业三者险免责事项进行提示的情况下，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吴修东签收了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不能证实保险人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未依法采取措施离开事故现场”，将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赔偿的后果向投保人吴修东作出提示，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二审虽主张提示义务并非以投保人的签字作为认定依据，也无需保险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被保险人进行解释说明，但现有证据证实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未履行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的送达义务，也未履行将交通肇事逃逸该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故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判决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保险人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审理，在庭审期间已告知双方当事人，并询问在三个月内案件无法审结，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继续使用简易程序继续审理，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对继续使用简易程序明确表示同意并由委托诉讼代理人签名认可，故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原审判决超审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书中署名的书记员为袁品章，与庭审记录的书记员一致，经核实，原审期间主审法官因案情需要，虽安排法官助理及书记员一同参与了庭审活动，但庭审记录人为书记员袁品章，并不存在庭审记录的书记员与判决书署名书记员不一致的情形，故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提出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693元，由阳光财险襄阳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勇审判员 江 涛审判员 柳 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文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