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29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华益润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路与香蜜湖路交汇处天安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1901-B区。法定代表人：姚青琪。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林，系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启徇，广东广和（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大道1003号大中华国际金融中心（东方新天地广场）A座20-21层。法定代表人：吴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费敏，系该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春，广东普罗米修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滨河路爱地大厦东座803室。法定代表人：李士良，总经理。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汉黄路600号附1号。法定代表人：邓金玉。原审第三人：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2003号国银金融中心大厦2、7、8、21-27、34层。法定代表人：王学东，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艳艳，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相伟，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华益润生医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益润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盛金榕公司）、原审第三人武汉市岱家山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岱家山公司）、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民初17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益润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撤销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信深B-2015-033)中关于国银公司享有的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3、确认华益润生公司对国银公司持有的三九公司10%的股权具有依上述转让合同确定的股权转让之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转让价11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信达公司、嘉盛金榕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为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时效已过的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的“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益润生公司应当在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但是，华益润生公司向该院起诉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距2016年3月15日已经大大超出三十日的期限，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华益润生公司在该期限内通过其他方式主张过优先购买权，故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一审认定与法律规定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但书部分明确写道，要在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重点是在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至今不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是什么，三十日的主张时效从何谈起？国银公司更是未发过任何函件告知华益润生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收到的国银公司所发函件至今为止只有两份，且均未明确同等条件。华益润生公司在2012年6月12日给国银公司的《回函》中，更是明确要求国银公司明确同等条件，国银公司也未说明同等条件。所以，既然华益润生公司根本不知道同等条件，三十日的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时效已过就更无从谈起了，华益润生公司并未超过主张优先购买权的时效。（二）一审判决认为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已获得华益润生公司同意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华益润生公司“只是认为国银公司的函件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易对象、条件，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由此可见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取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可以推知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是谁并没有限制”。该推论明显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国银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华益润生公司于三十日内，也就是2012年6月12日向国银公司发出《回函》,《回函》中不仅要求国银公司明确同等条件，更是明确提出保留优先购买权利与采取法律措施的权利。这份《回函》非但不能说明华益润生公司默认同意股权转让和推知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是谁无限制，反而可以推知华益润生公司在得到同等条件前是反对股权转让的，且保留了优先购买权。所以，华益润生公司并未同意国银公司的股权转让。（三）一审判决认定国银公司已履行通知义务，属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为，国银公司于2012年5月22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发出《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此函作为证明国银公司已履行通知义务的证据，也是一审判决认为华益润生公司同意股权转让的重要根据。但是《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并不能证明国银公司已履行告知义务，连同国银公司发出的《复函》，恰好是证明国银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本规定实施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故该案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其他股东主张转让股东应当向其以书面或者其他能够确认收悉的合理方式通知转让股权的同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判断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及本规定所称的‘同等条件’时，应当考虑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对于股权转让方履行同等条件的通知义务以及同等条件的含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国银公司的做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相关规定却大相径庭。华益润生公司在收到国银公司发出的《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后，于三十日内发出《回函》，要求明确同等条件，但是国银公司在《复函》中对于同等条件只字未提，反而拿财政部与银监会的通知来敷衍华益润生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规定，通知中应当包含同等条件，同等条件包括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但是，在国银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复函》的两份函中，竟然只字未提，连一项都没有。国银公司作为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更是应该作为遵守《公司法》的典范，但遗憾的是，该案中，国银公司并未履行《公司法》规定的通知义务，造成了华益润生公司不能及时行使权力。国银公司既未履行通知义务，华益润生公司也未同意转让股权，所以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信深A2013-026)中关于国银公司持有的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应依法予以撤销。又因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信深B-2015-033)是以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信深A2013-026)为基础，所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协议编号：信深B-2015-033)中关于国银公司享有的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也应当依法被撤销。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未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对华益润生公司的优先购买权予以确认，而是仅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不能成立。首先，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只是在第七十二条，强制执行转让时规定了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其他情形的失权程序。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充分履行通知义务，通知中应当包含同等条件，同等条件包括转让股权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及期限等因素。结合该案，国银公司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华益润生公司在《回函》中已明确表示保留优先购买权，在国银公司明确将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时，也并未通知华益润生公司，对华益润生公司及时、合法的行使权力造成了障碍，且权力的放弃需要明示。第三，在华益润生公司主张优先购买权时效并未经过的情况下，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所以，华益润生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应该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失之公允，为维护华益润生公司合法权益，华益润生公司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上诉，希冀得到公正之裁判。信达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查明的事实中显示，国银公司曾就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致函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岱家山公司未提出异议，而华益润生公司只是认为国银公司的函件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易对象、条件，会导致其无法判断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由此可见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取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可以推知其他股东对受让方是谁并没有限制。一审认定国银公司已履行股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实属事实清楚，在国银公司书面通知华益润生公司征求其意见，华益润生公司既未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也未明确表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视为其同意国银公司转让涉案股权并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信达公司与国银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后，但一直未办理涉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信达公司再次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置涉案股权，是国银公司转让行为的延续，信达公司对外转让涉案股权合法有效。二、一审适用法律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规定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实施后，本案尚在一审中，因此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他股东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本案即使认定华益润生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其也未能在三十日的期限内主张权利，因此一审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嘉盛金榕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华益润生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国银公司述称：本案所涉及到的股权转让与第12929号案涉及到的股权转让属于两次股权转让。本案所涉及到的股权转让与国银公司无关。在上次的股权转让中，国银公司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具体的答辩意见与第12929号案答辩意见一致。岱家山公司未陈述意见。华益润生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信深B-2015-033）中关于国银公司享有的三九公司10%股权的转让条款与内容；2、确认华益润生公司对国银公司持有的三九公司10%的股权具有依上述转让合同确定的股权转让同等条件之优先购买权（转让价101万元）；3、该案诉讼费由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负担。一审法院查明，三九公司于2001年5月15日经工商登记核准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华益润生公司、国银公司、岱家山公司，分别出资17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各持有85%、10%、5%的股份。三九公司章程（经2010年股东会审议通过）第七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1、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全部或部分出资。2、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3、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国银公司向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分别出具一份《关于股权转让的通知函》，载明：国银公司为三九公司股东，持有该公司10%的股权，现国银公司拟转让上述股权，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国银公司特此书面征求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的意见，请于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就是否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和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明确书面答复国银公司，如在上述期限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2012年6月12日，华益润生公司向国银公司出具一份《回函》，载明：“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我司对贵司所述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10%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现贵司来函要求我司明确是否就上述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但贵司并未明确上述股权的出售价格及交易的同等条件，导致我司无法测算是否购买。请贵司明确交易上述股权的同等条件。在贵司未向我司明确交易条件之前，我司保留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权利；若贵方在未明确交易条件的情况下，向第三人出售上述股权，则我司将视事态的发展，对侵权行为人采取相应法律措施。”2012年7月16日，国银公司向华益润生公司出具一份《复函》，载明：“针对我公司拟转让我公司持有的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下称‘三九物流公司’）10%的股权事宜，我公司于2012年6月14日收到贵公司关于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回函。函件请我公司明确上述股权的交易条件，以便贵公司测算是否购买。现就贵公司回函复函如下：我公司本次转让三九物流公司股权，是根据财政部和银监会于2012年1月18日颁布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下称‘《批量转让办法》’）对我公司历史遗留的83项不良资产进行批量处置。其中，三九物流公司股权包括在其中9项股权类资产之中。根据《批量转让办法》的规定，我公司作为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转让不良资产，需要对一定规模的不良资产进行组包，定向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我公司依据该管理办法，拟采用向资产管理公司邀请招标方式转让包括三九物流股权在内的本次批量处置不良资产。”2012年12月26日,国家开发银行向国银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做好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处理下一步工作的复函》,批准同意国银公司上报的《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方案》。2013年3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向国银公司作出《深圳银监局关于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历史遗留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事宜的函》,载明已收悉国银公司《关于的报告》,根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函复要求国银公司此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应严格执行财政部和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制度规定，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竞争择优、价值最大化的原则，遵循标准的转让程序进行操作。2013年6月26日，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信深-A-2013-028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国银公司将其持有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余额200万元）即三九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本协议生效后，信达公司成为新的权利人，取代国银公司的权利人地位；自权利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债权、抵押权益、质押权益）及实现权利已垫付的费用也同时转移至信达公司；对于受让的不良资产，信达公司保证在受让后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清收；本合同经双方盖章后生效。2015年12月24日，经信达公司委托拍卖，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分别在《南方日报》A11版、《深圳商报》B02版刊登《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定于2015年12月31日16时公开拍卖深圳市益公实业有限公司11户资产权益和32户债权资产包。2015年12月31日，嘉盛金榕公司作为买受人与拍卖人即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确认嘉盛金榕公司以成交价101万元买受深圳市益公实业有限公司11户资产权益和32户债权资产包。2015年12月31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信深-B-2015-033的《资产转让合同》，约定：信达公司将包括其从国银公司受让的三九公司10%的股权在内的资产，以深圳市大恒拍卖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拍卖成交的价格101万元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1月5日，嘉盛金榕公司向信达公司支付转让价款101万元。2016年1月27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在《南方日报》A20版刊登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资产催收联合公告》，载明根据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武汉市三九物流有限公司10%的股权，持股金额为200万元）享有资产权益，依法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利益方及债务人。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分别致函给三九公司、华益润生公司、岱家山公司,载明：嘉盛金榕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通过公开拍卖方式从信达公司购买了三九公司10%的股权，该股权是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从国银公司购买的,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事项。2016年6月1日,嘉盛金榕公司向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列国银公司、信达公司为第三人，请求三九公司为嘉盛金榕公司办理股东登记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后因华益润生公司提起该案诉讼，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6）鄂0102民初35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中止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为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纠纷。股东转让股权或者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均应当符合法律规定。该案存在两个争议问题，一是涉案的股权转让行为其他股东是否同意；二是华益润生公司主张的优先购买权能否得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从该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国银公司曾就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致函华益润生公司及岱家山公司，岱家山公司未提出异议，而华益润生公司只是认为国银公司的函件没有写明具体的交易对象、条件，会导致其无法判断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明确反对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由此可见国银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取得了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且可以推知其他股东对股权受让方是谁并没有限制。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涉案的10%股权进行转让，但一直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信达公司再次处置上述股权是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进行，该转让行为可以视为国银公司转让行为的延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七条规定：“本规定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本规定实施后尚未终审的案件适用本规定。”故该案应当适用该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从该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华益润生公司在诉状中承认，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致函要求办理股东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时，华益润生公司才知晓股权转让的成交情况。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益润生公司应当在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张优先购买权。但是，华益润生公司向该院起诉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距3月15日已经大大超出三十日的期限，并且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华益润生公司在该期限内通过其他方式主张过优先购买权，故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案案件受理费14700元（已由华益润生公司预交），由华益润生公司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主要为华益润生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未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征求其他股东意见，或者以欺诈、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主张按照同等条件购买该转让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其他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或者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超过一年的除外。”国银公司和信达公司主张华益润生公司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起三十日内没有主张优先购买权，已经丧失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在国银公司拟转让三九公司的股权时，其已经于2012年5月22日向华益润生公司去函征求其意见，于2012年7月16日复函通报交易方式等内容。虽然华益润生公司主张国银公司在复函中未明确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但华益润生公司对于国银公司拟转让三九公司股权的事实是知晓的，其在此后未就优先购买权问题向国银公司提出过异议；其次，在国银公司与信达公司于2013年6月26日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后，信达公司又通过委托拍卖方式将三九公司10%股权在内的资产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1月27日,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在《南方日报》A20版刊登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嘉盛金榕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资产催收联合公告》，载明根据信达公司与嘉盛金榕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三九公司10%的股权，持股金额为200万元）享有资产权益，依法转让给嘉盛金榕公司。2016年3月15日,嘉盛金榕公司分别致函给三九公司、华益润生公司、岱家山公司,主张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华益润生公司在起诉状中称其此时才对涉案股权转让成交情况知晓，即，此时华益润生公司对于其行使三九公司1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应当已经知晓。华益润生公司向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7月18日，距华益润生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之日已经超过了三十日的期限。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益润生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华益润生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700元，由华益润生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王    勇审判员 林  高  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刘丽舒（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