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12民初14269号 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假日大道1号13号学生宿舍31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7331521580M。 法定代表人：李俊卓，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刚，重庆市南岸区广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刘博，男，汉族，1993年12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合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萍，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浪，重庆雄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博劳动争议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万园薇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刚，被告刘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萍、陈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7500元；2.判令原告不支付被告加班加点工资32400元。事实和理由：被告在2019年1月的完整考勤时间只有2天，被告主张加班费也只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在原告没有明确违法行为、被告无故旷工和无完整考勤的时间达29天的情况下，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书面通知书，原告认为是被告自动离职在先，被告在2019年1月已经自动离职。同时，原告从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给被告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被告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没有法律依据。且被告离职至今没有与原告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被告还有借款没有办理财务结算手续，如果原告确实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应当在被告办理工作交接时支付。此外，原告没有安排被告加班，原告公司采用“钉钉打卡”系统，该系统在500米范围内均可打卡，被告租住的房屋在原告的办公室附近，星期天在办公室附近均可以打卡，所以才出现星期天打卡的情况，但这些打卡均不是原告安排的加班，且被告没有举示加班工作的实际内容予以证明。综上，原告不服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937号仲裁裁决，故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刘博辩称，首先，被告举示的工作及收入证明、重庆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个人）、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足以证明原告未按时足额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也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次，被告在2019年1月一直在原告处工作，参加员工会议，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最后，被告举示的公证书足以证明原告的上班考勤制度以及被告实际加班天数为61天，原告应当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综上，请求按照仲裁裁决的事项和金额判决。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原系原告公司员工，在营销部担任部门经理职务，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告自2018年6月起开始为被告参加社会保险至2019年2月。 2019年1月7日，原告出具《工作和收入证明》一份，载明被告于2016年7月到原告处工作，月均工资为7000元。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被告月平均工资为7000元/月。原告称被告入职时间为2017年下半年，被告称以该《工作和收入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 2019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载明“本人于2016年7月进入贵公司工作，担任销售部部门经理一职。……由于贵公司存在一直未与本人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未为本人缴纳社会保险等多种情形，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本人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依法向贵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从提出之日起，本人与贵公司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认可于当日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2019年3月12日，被告向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裁决原告支付：1.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7500元；2.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61天的加班工资32400元（7000元/月÷21.75天×61天×2倍）。2019年5月15日，该委作出渝北劳人仲案字[2019]第937号仲裁裁决，裁决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17500元、加班加点工资32400元。原告不服该裁决，诉来本院。 关于2019年1月工作情况。原告举示被告2019年1月的“钉钉”考勤打卡记录，拟证明被告在1月的考勤正常记录只有两天，自2019年1月17日起被告就没有打卡记录。被告对该考勤打卡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该考勤打卡记录显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16日期间，除2019年1月6日至2019年1月9日被告上下午均正常打卡外，其余日期存在上午缺卡、迟到或者下午缺卡等情形，2019年1月17日后，被告上下午均缺卡。被告举示微信聊天记录、视听资料，拟证明2019年1月被告仍然在原告工作群中报告工作状况，且参加了原告2019年1月召开的员工会议。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该部分证据不予认可。 关于加班情况。被告原主张其在周末有61天存在加班，并向本院出具了加班天数明细表，后因2018年5月20日被告的打卡结果为请假，被告明确对该日不再主张加班工资。被告举示公证书一份，公证内容主要为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的“钉钉”考勤记录，拟证明原告安排的休息制度为每周单休制，被告存在休息日加班，且原告未安排调休。原告对该公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钉钉”考勤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加班。该公证书中被告主张的60天加班日的打卡情况为：1.被告上午上班及下午下班各需要打一次卡。2.被告部分打卡地点为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司，打卡结果显示为“正常”。原、被告均认可九龙坡办公室是原告部分员工的派遣单位。3.被告在非办公室的部分地点手机打卡，打卡结果为“正常”，其中多次打卡地点为绣湖港湾。原、被告均认可在办公地点500米范围内打卡打卡结果均显示为“正常”，其中绣湖港湾为被告居住的地方。4.被告在非办公室的部分地点手机打卡，打卡结果为“外勤”。原、被告均认可在办公地点500米以外范围打卡，未经过“出差”或“外出”等审批的，系统自动显示为“外勤”。5.被告部分打卡无打卡地址，打卡结果为“补卡审批通过”。被告称补卡是由于被告忘记打卡后在钉钉审批栏申请补卡，由公司的管理人员李俊卓、丁某某核实后通过审批，才会显示补卡审批通过，无论是外勤还是在公司上班，管理员都会向被告本人核实，核实的方式是给被告本人打电话，一般只要说一声要申请补卡，管理员都会同意。原告称公司根本没有对被告的核实，被告是部门经理，可以自行在自己的手机上进行修改。6.被告部分打卡结果为“管理员杨某某（或李俊卓、丁某某等）改为正常”，其中有些显示了打卡地点，有些未显示打卡地点。被告称钉钉显示为异常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联系管理员，点了选项后，管理员核实后就会将显示为异常的进行修改，给管理员说一声或者在钉钉申请时备注，管理员都会同意。原告称对于工作日的修改是因为打卡异常，周末的修改是管理上的混乱。7.2018年6月10日，被告上午打卡时间并非办公室，被告下午打卡结果为“外出”，关联的审批单为“外出6-1012:40到6-1018:00”。原、被告均认可外出是因公外出，需要公司审批，关联的审批单是提前提交审批，审批通过后显示外出时间段，并显示打卡结果为“外出”。8.被告在2017年7月9日、2017年7月16日、2017年7月23日、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20日、2017年8月27日、2017年9月24日、2017年10月7日、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12日、2018年1月21日、2018年1月28日、2018年12月16日、2018年12月23日存在一天内一次在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室打卡、一次在非办公室地点打卡、缺卡或无打卡地址（打卡结果为补卡审批通过或管理员改为正常）的情形。9.被告在2017年7月30日、2017年8月13日、2017年11月19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1月11日、2018年11月18日、2018年11月25日、2018年12月9日存在一天内上午及下午均在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室打卡的情形。10.除上述7、8、9、项载明的日期外，其余日期被告一天内上午、下午打卡地址均不在办公室或者没有打卡地址（打卡结果为补卡审批通过或管理员改为正常），且不是外出、出差的情形。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工作及收入证明、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仲裁裁决书、公证书、考勤记录、社保参保证明等证据在案为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原、被告劳动关系建立及解除的时间。原告认为被告入职时间为2017年下半年，但对此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而被告举示的工作及收入证明载明被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7月，故本院认定被告入职时间为2016年7月。原告认为被告在2019年1月自动离职，被告虽然未正常考勤，但不能仅以此认定被告自动离职。2019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以原告一直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为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因原告在2018年6月才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会保险，存在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被告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0日解除。 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四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依照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原告应当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被告自2016年7月入职，2019年1月30日离职，且被告主张经济补偿金按2.5个月计算，故本院认定经济补偿金为17500元（7000元/月×2.5个月）。 关于加班工资。由被告的“钉钉”考勤记录可知，被告的考勤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被告在办公室或者九龙坡办公室打卡，打卡结果显示为“正常”，此类打卡记录能够证明被告存在加班事实。2.对于打卡结果为“外出”的打卡记录，原、被告均认可是因公外出且经过了审批，本院认定“外出”时间段内被告存在加班。3.对于被告在办公室外500米内的打卡，打卡结果虽然显示为“正常”，但被告打卡地点并非办公室，有些甚至是在被告的住处，该类打卡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加班时事。4.对于被告在办公室500米之外的打卡，打卡结果显示为“外勤”，但原、被告均认可“外勤”打卡不需要审批，系统自动显示为“外勤”，被告本可以通过正常审批进行“外出”或“出差”打卡，但其未进行任何审批，故该类打卡不能反映被告存在加班事实。5.对于打卡结果为“补卡审批通过”的打卡记录，因其上未显示打卡地点，被告自认“外勤”的情况也可进行补卡审批，且只要被告在电话里说一声要申请补卡，管理员都会同意，结合被告本身系原告管理人员，在公司具有较高职务及地位，本院认定该类打卡不能证明被告确实存在加班事实。6.对于打卡结果为“管理员杨某某（或李俊卓、丁某某等）改为正常”的打卡记录，显示打卡地点为办公室或者九龙坡办公室的，本院认定可以证明被告存在加班事实。显示打卡地点不在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室的，因不能证明被告系加班，本院对该部分加班事实不予确认。对于未显示打卡地址的，被告不能证明其打卡地点，且被告自认该修改是给管理员说一声或者备注，管理员都会同意，结合被告的职位因素，本院认定该类打卡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加班事实。综上，被告在2017年7月30日、2017年8月13日、2017年11月19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1月11日、2018年11月18日、2018年11月25日、2018年12月9日上午、下午均在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室打卡，本院认定其全天存在加班，共计加班8天。被告在2017年7月9日、2017年7月16日、2017年7月23日、2017年8月6日、2017年8月20日、2017年8月27日、2017年9月24日、2017年10月7日、2017年10月15日、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12日、2018年1月21日、2018年1月28日、2018年12月16日、2018年12月23日存在一天内一次在办公室或九龙坡办公室打卡、一次在非办公室地点打卡、缺卡或无打卡地址（打卡结果为补卡审批通过或管理员改为正常）的情形，因原、被告均不能证明被告实际工作的时间，本院酌情按其每天加班半天计算，被告共计加班7.5天（15天×0.5）。2018年6月10日，被告上午打卡时间并非办公室，被告下午打卡结果为“外出”，关联的审批单为“外出6-1012:40到6-1018:00”，故该日按被告加班半天计算。据此，被告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周末实际加班天数应为16天（8天+7.5天+0.5天），原告应当支付被告加班工资10298.85元（7000元/月÷21.75天×16天×2倍）。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被告刘博经济补偿金17500元； 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被告刘博加班工资10298.85元； 驳回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重庆市东海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万园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刘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