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3民再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城光明新城区中心。法定代表人：温世贤，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戈卫，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林园，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温世贤，男，1960年8月2日出生，香港居民，住香港。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陈伟文，男，1967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华，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显康，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黄醒球，男，1970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华，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显康，广东汇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华基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上环永乐街116-118号昌生商业大厦3楼A室。法定代表人：温世贤，总经理。一审第三人：惠东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东县平山黄排光明新城区兴华楼二楼。法定代表人：李思强，经理。再审申请人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东华基公司”）、温世贤因与被申请人陈伟文、黄醒球及一审第三人华基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华基公司”）、惠东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惠东城建集团”）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5）惠中法民四终字第73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739号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1日作出（2017）粤民申3996号民事裁定（以下简称“3996号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温世贤、惠东华基公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戈卫、谢林园、被申请人陈伟文、黄醒球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华、郭显康、一审第三人香港华基公司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惠东城建集团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惠东华基公司、温世贤申请再审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739号判决；2、请求对739号判决遗漏判项（确认陈伟文、黄醒球与温世贤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无效）的错误，予以纠正；3、判令再审申请人不承担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739号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故意违法处理了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问题，故意严重违反程序法的规定。739号判决（第22页）称“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方向或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识，法院已经作适当解释。但是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及重审，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始终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予以履行，从未提出合同无效下的处理意见。故本案对合同效力作出无效认定后的处理，本应当事人另行起诉主张”，说明二审法院对不能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裁判，是明知的，因此，739号判决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故意而为。再审申请人的申请，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二、739号判决（第22页）关于“本案历经多年，各方已疲累不堪。为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在认定合同无效后对无效合同相关问题一并处理”的论述，听起来冠冕堂皇、合乎情理，但有以下两点难以让人信服：1、一、二审法院之前的错判和拖延让人难以信服。本案于2011年11月28日立案，一审法院于2012年9月29日作出第一个错误的一审判决，二审法院于2013年3月15日作出第一个错误的二审判决。二审法院作出（2013）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第11号裁定”），撤销上述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8月7日作出第二个错误的一审判决。再审申请人再次上诉后，二审法院又审理了近一年半，才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正确的认定。所以，造成各方当事人诉累和司法资源浪费的原因，主要是一、二审法院的错判和拖延所致。其次是被申请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收购债权所致（再审申请人在本申请书第二条之3中再述）。对此，二审法院既没有检讨和反省上述错判和拖延对申请人的拖累，也没有考虑被申请人的过错，反而担心被申请人被返还财产之诉所累，进而“忧心忡忡”、“自告奋勇”，不惜违反程序法的强制性规定，着实让人疑惑。2、二审超出诉讼请求所作裁判，如果能够做到“有审有判”，认定事实接近真相，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实体处理基本公正，申请人是可以接受的，但二审判决就超出诉讼请求的事实没有进行调查，“没审先判”，裁判结果完全违背事实和法律，毫无公正可言，申请人绝不接受。具体理由见第三条。三、程序公正，是为了保障实体公正。739号判决在被申请人没有就损失返还提起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对被申请人的损失及申请人的收益、以及申请人签订合同时的处境没有进行调查，仅靠主观臆断或错误解读，所作的实体裁判，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严重背离公平公正和司法良知。1、739号判决（第22页）关于“本案合同签订时，惠东华基公司资不抵债，疲于应付多起诉讼，债务多达1亿多元，本案所涉光明新城项目也面临被拍卖抵债的境地”、“陈伟文在签订本案合同后，与惠东华基公司的多个债权人进行了大量的协商工作，并妥善处理了惠东华基公司的全部涉诉涉执行债务”的论述，纯属主观想象或法律认识错误，严重违背事实。事实是：陈伟文与温世贤签订本案合同时，惠东华基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涉诉、涉执行案件，更无从谈起“疲于应付多起诉讼”、“面临被拍卖抵债的境地”！当时，周桂林、杨和平在申请执行惠东城建集团借款案件中，申请冻结了惠东城建集团在惠东华基公司20%的股权，但这个案件与惠东华基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个案件的债务人是惠东城建集团，对惠东城建集团在惠东华基公司所持股权的执行，不影响惠东华基公司财产的增减。如果二审法院据此认为惠东华基公司涉诉涉执行、面临被拍卖，则属法律水平问题。如果二审法院认为惠东华基公司还有其他涉诉涉执行案件，则纯属主观想象。2、739号判决关于惠东华基公司在本案合同签订时“债务多达1亿多元”的认定更是无稽之谈。一审判决根据事实认定部分查明的“2011年4月，惠东华基公司申请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书：在2010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评估值为159798646.30元，总负债评估值为292571809.39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32773163.09元”事实，认为惠东华基公司是严重亏损的，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述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惠东华基公司在本案合同签订时负债1亿多元的证据，理由是：一、该评估报告不是本案合同签订时作出的，本案合同签订时间是2010年4月18日，该评估报告作出的时间是2011年4月。二、该评估报告评估的不是惠东华基公司的净资产，而是股东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第18页载明：“长期借款账面值为人民币292,571,809.39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129,528,020.34元，发生日期均在1996年以前，利息为人民币163,043,789.05元，利息计算至2010年12月，是由广州永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清产核资过程中的补提数，但被评估企业没有提供借款合同，评估人员对该款项寄发询证函，并收到回函确认，本次评估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香港华基公司作为惠东华基公司的投资方，上述“长期借款”有没有包括投资款，如果包括投资款，对于投资款，正如惠东城建集团的土地作价投资不能要求惠东华基公司偿还一样，香港华基公司也是不能要求惠东华基公司偿还的，这是一个公司法的常识问题。三、该评估报告是为惠东华基公司的股东之一惠东城建集团退股所作，而不是为本案合同的签订、履行所作，这也正是为什么不评估惠东华基公司的净资产，而评估股东权益价值的原因所在。对此，申请人在二审期间已经一再向二审法院提出。739号判决如果是根据该评估报告作出上述认定，则纯属张冠李戴。事实是：当时，惠东华基公司仅拖欠广西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一建”）、广东省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八建”）两家建筑公司的很少一部分工程款，且均未结算，本金不超过1千万元。一审判决查明：陈伟文于2009年5月8日以500万元购买广西一建的债权，并于2011年5月9日支付了该500万元。广东八建于2012年12月向惠东华基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其工程款为4252万元，已支付3363万元，请求惠东华基公司支付工程款、停工窝工及机械停置损失、违约金、利息、留守人员工资、电梯保管费共计28900612.39元。但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的工程造价、机械停置费、停工窝工损失为36542083.11元。根据该评估结论，广东八建的债务除违约金、利息之外，只有291万多元（评估价款36542083.11元-已付款3363万元＝2912083.11元）。而违约金和利息在没有结算的情况下，没有支付依据；且债务只有291万多元，基数较小，即使计算违约金和利息，数额也不多。评估后，陈伟文与广东八建签订收购协议，收购价只有150万元，包括中介费300万元，收购费用合计450万元。综上，本案合同签订时，申请人的债务不超过1千万元，陈伟文收购债权的费用只有950万元，申请人的受益只有791万元。3、陈伟文收购广西一建、广东八建的债权过程中，存在恶意行为。陈伟文与温世贤签订收购债权协议的时间是2010年4月18日，因此，陈伟文不可能在与温世贤签订收购债权协议之前，未卜先知，在2009年5月8日就提前与广西一建签订收购债权协议。其与广西一建之所以倒签收购债权协议，是因为2010年4月18日前，广西一建已经注销，所以其与广西一建的收购债权协议，存在恶意串通之嫌。这一点，再审申请人在历次诉讼中均已经明确提出。本案诉讼始于2011年11月28日，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第11号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理由之一是陈伟文是否收购广东八建的债权没有查清。而且，惠东华基公司在对广东八建的应诉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诉讼时效的抗辩，广东八建没有就诉讼时效问题提供任何证据。那么，陈伟文在发回重审期间（2014年4月），且在债务人明确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债权人没有就诉讼时效中断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收购债权，明显存在恶意。另外，在本案申诉再审期间，一审法院同意广东八建以已经转让债权给陈伟文为由申请撤诉，明显是在为再次作出错误判决而创造条件。4、二审判决关于“至于补偿损失数额，依公平公正原则，综合考虑收益及损失应认定以年利率24%计算为宜”的论述，根据广西一建债权收购价500万元、广东八建收购费用450万元，两项收购费用合计950万元，广西一建债权约500万元，广东八建债权评估价291万多元，申请人收益合计791万元的事实，判决惠东华基公司向陈伟文支付2100万元并按年利率24%计息，很难让人相信是依据公平公正原则，很难让人相信是综合考虑了损失及收益。5、关于利息起算时间。陈伟文收购广西一建的债权的时间是2011年5月9日，收购广东八建的债权的时间是2014年4月，739号判决从2010年4月18日计息，明显违背事实，“合理补偿”、“公平公正”之说，难以让人信服。6、温世贤收取的港币550万元，判决按照年利率24%计息，同样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有违公平公正。7、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以上论述，本案中，黄醒球、陈伟文不仅对合同的无效存在过错，对损失扩大同样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甚至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如果真是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不惜违反程序法规定，对被申请人的损失也不应当计算利息，或者最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50%计算利息（即3%）。四、739号判决遗漏判项。739号判决（第21页）在说理部分认定陈伟文、黄醒球与温世贤签订的两份协议书无效，但在判决书主文中却没有该判项，估计是起草判决书时一心想着补偿损失的事情，导致了顾此失彼，请求再审时予以纠正。综上所述，739号判决程序上超出诉讼请求、遗漏关键判项。对超出诉讼请求部分所作裁判，严重违背事实，根本没有查清损失及收益，更无从谈及综合考虑了损失及收益，对合同签订时再审申请人的处境的判断也完全与事实不符。导致损失额的确定及利率、利息起算时间的确定，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而导致裁判结果完全不是“合理补偿”，毫无公平公正可言，完全是情理不通，甚至可以说有悖司法良知。请求贵院及时审查并立案再审。陈伟文、黄醒球辩称，一、关于再审审理本案的程序问题。本案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被答辩人针对739号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并作出3996号裁定而启动，而上述739号判决作为被答辩人申请再审的对象，是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作出第11号裁定发回重审之后，被答辩人上诉所形成的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此类再审发回重审后形成的重审生效判决，因其系在再审程序中形成的判决，故在性质上属于再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已明显违反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不合法的，在此基础上作出的3996号裁定明显缺失合法性基础，是一个错误的裁定，本案再审程序完全依据该错误裁定而启动，不满足“程序合法”的要求。二位答辩人已就此问题专门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了投诉反映，目前正等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回复。二、关于本案的实体问题。尽管答辩人就本案的程序问题提出了上述意见，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3996号裁定目前仍是一个生效裁定，答辩人在行动上仍应遵守相关程序规则，具体意见如下：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的第2项再审请求即关于本案二份协议书无效的主张完全无理，本案有充分理由认定这二份协议书有效，答辩人请求撤销739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惠东法民一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141号判决”）。1、本案二份协议书有效，对二位被答辩人和二位答辩人均有约束力，各方均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二位答辩人提出上述主张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内容我方在此前进行的二轮一、二审程序和一轮再审程序中所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书面意见、代理律师的代理词及我方在庭上发言已作了全面且详尽的阐述，所阐述的意见在本案中继续坚持，在此不再重述。但答辩人有必要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作如下补充：二份协议书约定收购的标的物并非公司股权而是光明新城项目的现状在建工程，至于购得该在建工程之后，是按现状转手卖给他人还是由三位购买人继续投资建设该项目，二份协议书对此并未作出约定，即三位购买人在二份协议书中并无继续合作投资开发建设该工程项目的合意，故这二份协议书实为合作购买在建工程及在建工程转让协议。739号判决将二份协议书的收购标的认定为公司股权，明显与事实不符；该判决还进一步以无权处分为由认定二份协议书无效，更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收购标的为现状在建工程而非公司股权的情形下，没有“无权处分”规则的适用空间，退一步说，即使当事人签订合同的行为属无权处分，也不能以无权处分为由认定合同无效。可见，739号判决关于二份协议书无效的结论，是在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的情况下得出，该结论当然不正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3996号裁定中亦公开质疑739号判决认定二份协议书无效的正确性。而739号判决正是以二份协议书无效作为其所有判项的基础，为此，二位答辩人请求法庭撤销739号判决，维持141号判决。2、二位被答辩人的第二项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受到支持。二位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中“事实与理由”的内容，全部以本案二份协议无效作为基础，但对于认定二份协议书无效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即认定其无效的具体理由，再审申请却未作阐述，如果说二位被答辩人愿以739号判决认定协议书无效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作为其自己该项再审请求的理由的话，那如前所述，该项理由并不能成立，且其第一项再审请求是撤销739号判决，既然整份判决都要撤销，那“协议书无效”作为该判决的主要内容及该判决的基础当然也在撤销之列，同时141号判决将不被撤销。可见，如果一方面肯认此理由，同时又认为此理由应被撤销，明显自相矛盾。这说明二位被答辩人在本次再审程序中，并未就其关于二份协议书无效的主张提出有说服力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在此情况下，本案可认定二位被答辩人的第二项再审请求没有依据，请求法庭驳回被答辩人的该项再审请求。3、在原先进行的二轮一、二审程序中，二位答辩人未因对协议书效力的认识与法庭不同而变更诉请，是正当合法的，二位答辩人不能因此而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二位被答辩人在其再审申请中主张第二轮二审时，法庭对协议书效力的认定与我方的诉请不同，但我方仍未变更诉请，应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该项主张明显无理。本案的事实是，我方关于二份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的诉请，在第一轮的一、二审程序及第二轮的一审程序中，均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故在上述三个阶段的程序中，不存在法庭就协议书效力的认定问题向我方释明可以变更诉请的基础，事实上法庭也未向我方释明可变更诉请，而在739号案中，法庭也未向我方释明可变更诉请，我们不能将法庭在庭审的法庭辩论阶段将“协议书是否有效”归纳为法庭辩论的焦点之一的归纳焦点行为直接认定为法庭向当事人所作的变更诉请的释明行为，归纳争议焦点与变更诉请的释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可见，在前二轮的一、二审程序中，因法庭从未向我方释明可变更诉请，我方由此未变更诉请，是正当的，不应由此承担不利后果。三、关于认定惠东华基公司债务问题。原一审已经查明：“2011年4月，被答辩人申请对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书记载‘在2010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评估值为159,798,646.30元’，总负债评估值为292,571,809.39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32,773,163.09元”。应当指出，该评估报告书系另案【（2008）惠东法执字第843号】被答辩人惠东华基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评估而作，并非由于惠东城建集团退股所作。虽然该报告作出时间为2011年4月，但该报告对借款利息计算至2010年12月，这与各方签订两份协议书时间相距不久，即便利息略为有所减少，但仍足以证实惠东华基公司2010年初负债高达“一亿多元”的事实。因此，被答辩人实属故意扰乱视线，混淆事实，原二审法院对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关于认定陈伟文处理广西一建、广东八建工程款及其损失的债务为2100万元的事实。1、温世贤、黄醒球与陈伟文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协议书》明确约定：“由陈伟文自行出资通过合法手续购买上述项目（原来欠广西一建工程一队、二队、广东八建）的工程余款全部债权；利益分配：双方商定以人民币2100万元给乙方包干制。该协议第二条利益分配在上述基数范围内扣除甲方……乙方陈伟文2100万”。2、惠东城建集团向惠东县人民政府报送的《关于解决“惠东光明商业城”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的请示》中，提出“根据惠审师外查字【1996】002号《查证报告书》和2000年1月3日《资产负债表》显示：尚欠三个工程队的工程款4000万元”。3、广东八建在原一审判决后，向惠东华基公司提起诉讼要求支付工程款2890万元，经过陈伟文协商处理，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已取得上述债权，该案于2014年4月以撤诉结案。4、陈伟文在诉讼期间，与项目工地留守人员积极协商，实际接管了光明新城项目，投入82000元修缮围墙，出资派人驻守项目工地，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以上事实充分证实惠东华基公司拖欠4000多万元工程款及其他损失（包括1996年以来停工窝工及机械停置损失、违约金、利息、留守人员工资、电梯保管费等损失），两项合计8000多万元。前述协议约定对惠东华基公司债务以2100万元包干系基于当时惠东华基公司拖欠工程款债务实际情况进行商定的结果。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陈伟文通过出资收购并通过债权转让取得了上述两个公司工程款债权，彻底解决了惠东华基公司高达8000多万元工程款及其他损失的债务问题，并接管项目工地，免于进一步遭到破坏。因此，二审法院对陈伟文处理上述工程款债务认定为2100万元是有事实依据的。五、关于739号判决对补偿损失以年利率24%认定及起算时间问题。如前所述，惠东华基公司拖欠工程款及其他损失多达8000多万元债务在各方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协议书》时已客观存在，各方同意以2100万元给陈伟文包干解决。虽然支付相关款项的时间在后，但陈伟文从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积极联系解决工程款债务的事实来看，739号判决以协议签订之日起算相关损失补偿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诚如739号判决所认定：“本协议签订前后，陈伟文积极与惠东华基公司多个债权人进行大量协调工作，妥善处理被答辩人公司全部涉诉涉执行的债务”，而惠东华基公司及温世贤作为收益方，却明知而放任，在两份《协议书》上签名盖章后，温世贤即根据《协议书》收齐了550万元港币，但温世贤收款前后是完全不同的二种态度和行为：收款前，其积极协商，签订了《协议书》；收款后，其认为该房地产有升值空间就立即反面，与香港华基公司、惠东华基公司一起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撕毁合同，主张合同无效，这是明显的见利忘义、违背诚信原则的不法行为。为此，二审合议庭在综合考虑答辩人在协议签订后积极履行合同，为被答辩人解决了项目多达8000多万元的债务情况下，还接管项目免于进一步遭到破坏。为免利益严重失衡，基于公平公正原则，739号判决对答辩人一方投入的损失按照年利率24%标准进行补偿，是合理合法的，是值得肯定的。综上，739号判决对上述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对答辩人损失部分认定准确，请求贵院查明上述事实，以免让被答辩人扰乱视线，以正视听，并支持我方再审意见。惠东城建述称，我方作为第三人，本案在原一审【（2011）惠东法民初字第1019号】庭审时我方已经作出了答辩：我方之所以在涉案两份《协议书》上盖章，签订该《协议书》时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协议书》中所述的光明新城项目债务清偿问题，即以出卖该在建工程项目所得款项来解决该项目开发建设所欠的债务。对此，我方不再派员参加本案的调解、出庭等业务，本次答辩也与原审庭审时相同。陈伟文、黄醒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10年4月18日黄醒球与温世贤签订的《协议书》和同日陈伟文与温世贤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应继续履行；2、确认陈伟文、黄醒球与温世贤对惠东华基公司名下的光明商业城在建工程项目权益（含项目所占1734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下一层、地上八层建筑物的所有权）按现状按份共有，其中该项目现状价值在5300万元以内的权益扣除黄醒球出资额500万元和陈伟文包干费2100万元，余下的由陈伟文占50%，黄醒球占42%，温世贤占8%；项目现状价值超出5300万元以外的权益由陈伟文占40%，黄醒球占30%，温世贤占30%；3、诉讼费、保全费由温世贤、惠东华基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惠东华基公司是于1994年9月1日成立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由惠东城建集团与香港华基公司共同投资创办，股权结构为：惠东城建集团占20%，香港华基公司占80%。惠东城建集团于1982年1月10日成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经营范围：土地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等。香港华基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其原股东港华地产有限公司，因清盘由清盘人于2010年3月26日将港华地产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温世贤。温世贤拥有香港华基公司的100%股份权益。香港华基公司董事会于2010年6月30日决议授权温世贤负责惠东华基公司向原公司董事陈玉仁及有关人士追讨惠东华基公司印章、账本及其他公司文件。惠东华基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股东会是合作公司的权力机构，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设立董事会。该董事会自1998年停业后一直没有运作，直到2011年11月香港华基公司与惠东城建集团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重组董事会。惠东华基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系林中翘，于2011年11月9日变更为温世贤。惠东华基公司的经营范围：在惠东县平山镇光明新城区建设商场、商品住宅及配套设施，占地面积1.7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36万平方米，所建楼宇可供出租、出售。惠东华基公司光明新城项目从1993年4月开工，于1996年停工，只完成了地下室一层、裙楼三层、塔楼五层。公司从1998年开始处于停业状态，光明新城成为烂尾楼。光明新城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县城建设红线凭证等证件。其占用土地也办理了用地手续。1995年4月15日，惠东县国土局作出《关于华基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的批复》【惠东国土征字（1995）012号】，内容为：“惠东县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根据华基地产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土地使用权人名称的报告，经请示县政府，现批复如下：一、同意华基地产有限公司位于平山镇黄排开发区第一期地段的土地17342平方米【惠东国土征字[1993]084号】土地使用权变更为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使用。二、自发文之日起，惠东国土征字[1993]084号文予以注销。三、从发文之日起，该地的土地使用权属于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其使用功能及使用年限不变。四、建筑设施必须按城镇规划要求自行完善”。2011年4月，惠东华基公司申请对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惠州市惠正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评估报告书，记载：在2010年12月31日的总资产评估值为159,798,646.30元，总负债评估值为292,571,809.39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32,773,163.09元。另查，温世贤与陈伟文、黄醒球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2010年4月18日，温世贤（甲方）与黄醒球（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收购第三人香港华基公司股权（包括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商定如下：一、合作方式。甲方出名，乙方出资共同享有的方式购买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乙方出资港币伍佰柒拾万（$570万）元，先支付伍佰伍拾万（$550万）元港币给甲方包干购买上述标的，购买过程、风险由甲方负责。另余款贰拾万（$20万）元作经费，待上述标的其中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完善可以确权手续后付清。二、利益分配。甲方占总份额8%，乙方占总份额92%。待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完善可以确权手续时，扣除上述费用、工程款和其他实际成本外，所得利益均按双方占份额比例分成”。同日，温世贤、黄醒球作（甲方）与陈伟文（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甲方就收购第三人香港华基公司股权（单惠东华基地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商定如下：一、合作方式。乙方自行出资通过合法手续购买上述项目（原来欠广西一建工程一队、二队，广东八建）的工程余款全部债权；双方商定以人民币贰仟壹佰万（￥2100万）元给乙方包干制，购买过程费用风险均由乙方负责；包干至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完善可以确权手续并清场为止（客观原因除外）。双方同意将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光明新城项目总价值暂评定为人民币伍仟叁佰万（￥5300万）元为基数计算。二、利益分配：在上述基数范围内扣除甲方伍佰柒拾万港币折合人民币伍佰万（500万）元和乙方贰仟壹佰万（2100万）元。其利益均按甲方（温世贤）占总份额8%、（黄醒球）占总份额42%；乙方占总份额50%计算。超出基数范围所得利益甲方（温世贤）占总份额30%、（黄醒球）占总份额30%；乙方占总份额40%计算。该项目以上述条件结清后甲方黄醒球不再享有任权益，并无条件退出香港华基公司。三、双方责任：甲方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尽量提供对乙方工作有帮助的资料，积极配合乙方，以使乙方顺利完成任务。乙方购得光明新城项目的债权后不得转卖给第三者”。之后，香港华基公司在上述两份《协议书》上甲方处盖印章，惠东城建集团在上述两份《协议书》上备注“已阅2010.4.19”，并加盖印章。上述《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如下：关于黄醒球履约方面。温世贤收取黄醒球港币550万元，并分别于2010年3月29日和2010年4月19日向黄醒球出具《收据》，第一份《收据》的内容：“兹黄醒球先生交来港币贰佰万元整”；第二份《收据》的内容：“兹收到黄醒球先生交来港币叁佰伍拾万元（折合人民币3088800元）整”。关于陈伟文履约方面。2009年5月8日，广西一建（作为甲方）与陈伟文（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其实际履行与香港华基公司于1993年4月1日签订《惠东光明商业城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基建工程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称《施工合同》）而对香港华基公司享有的全部权益（包括施工工程一队、施工工程二队的工程余款、停工窝工补偿和违约赔偿款、工人工资利息等）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500万元，于甲方提供给乙方向香港华基公司主张上述权益所需相关材料后两年内将款项一次性付清。甲方收到上述款项后即自行退出原施工场地，由乙方管理。甲方不能再依据《施工合同》向香港华基公司主张权利或者重复转让给第三方；乙方依据《施工合同》向香港华基公司及相关义务主张权利过程中发生的任何情况、结果和费用均与甲方无关。同日，广西一建向香港华基公司、惠东华基公司、惠东城建集团发出《告知书》，告知：1、依照有关法律，我公司决定即日起单方解除《惠东光明商业城工程施工合同》、《深圳市基建工程项目施工合同》。2、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我公司因《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及《施工合同》的解除而产生的对贵方享有的全部权益（包括工程余款、停工窝工补偿和违约赔偿款、工人工资、利息及其他款项）于本日转让给陈伟文先生。3、受让人陈伟文有权向贵方主张上述所受让的权益。次日，惠东城建集团在告知书上备注“已收到此件”，并加盖印章。2011年5月9日，陈伟文向广西一建支付500万元，广西一建于当日出具收据交由陈伟文收执，该款由吴海燕转账支付。另外，广东八建于2012年12月向惠东华基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惠东华基公司支付工程款28900612.39元。在诉讼过程中，广东八建将债权转让给陈伟文，申请撤诉，本院于2014年4月30日作出（2012）惠东法民一初字第117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广东八建撤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陈伟文、黄醒球认为上述两份《协议书》所指的利益系惠东华基公司光明新城项目的房地产，并认为其主张的物权与《协议书》上的项目是一致的。同时表示如项目利益超过5300万元按《协议书》约定温世贤占总份额30%、黄醒球占总份额30%、陈伟文占总份额40%分配。温世贤认为利益指向系债权，是假设性的。陈伟文表示早就想购买光明新城项目的债权，对光明新城项目的债权有所了解，在与温世贤签订协议之前就先收购广西一建工程一队、二队的工程款。由于惠东华基公司对陈伟文收购广西一建的债权的真实性有怀疑，本院对广西一建与陈伟文的协议书进行调查核实。本院依法向广西一建的原法定代表人、现总经理黄志勇作了询问。黄志勇称：陈伟文收购广西一建的债权是真实的，在2009年4月开始协商，该工程款债权是历史遗留问题，在公司生产、财务报表上没有任何反映，陈伟文以500万元收购债权，不是即时支付的，是由吴海燕代为支付到广西一建的账户。由于惠东城建集团未派人参加诉讼，本院为核实该公司盖章事实，对惠东城建集团的总经理李思强进行了调查。李思强称：这两份协议书是原、被告打官司才看到的，惠东城建集团的公章是真实的，“已阅2010.4.19”字样代表看过，不作任何表态，惠东华基公司只有一个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在诉讼过程中，惠东华基公司对两份协议书上香港华基公司的印章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申请对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惠东城建集团印章的真实性和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协议书上“已阅2010.4.19”字样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还申请对广西一建与陈伟文签订的2009年5月8日协议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合议庭经讨论后，认为惠东华基公司对香港华基公司的印章真实性没有异议，因公章是在温世贤掌握中，是何时盖在协议书上的，无需进行鉴定；本院已核实了广西一建与陈伟文债权转让情况，广西一建确认收到债权款，也不必进行鉴定；对于惠东城建集团盖章情况，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思强确认印章真实性，只是提出“已阅2010.4.19”字样代表公司看过，合议庭认为也不需进行鉴定。为此，本院驳回惠东华基公司提出的上述鉴定申请。另外，本案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于2013年8月5日致函惠东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咨询陈伟文、黄醒球与温世贤签订的协议书是否需行政审批。该局于2013年8月26日复函称：惠东华基公司是中外合作企业，若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七条、第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变更的，均须上报批准机关依法审批。征询函中二份协议书不属上述法律法规规定范围，无需审批。2014年5月13日，广东深大地律师事务所致函惠东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咨询惠东华基公司的光明新城项目转让给陈伟文、黄醒球、温世贤是否需按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履行相关行政审批手续。该办于2014年5月20日复函称：惠东华基公司是中外合作企业，惠东城建集团是该公司的一个股东，占股份20%，惠东华基公司作为中外合作企业，其企业项目的开发、经营、转让等经营行为不需审批。在庭审过程中，陈伟文、黄醒球主张已实际接管光明新城项目，提交了修缮围墙合同、收据，工人费用表、水电费发票为据。温世贤、惠东华基公司不予认可。关于诉讼请求问题。陈伟文、黄醒球原一审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上述两份协议书有效，继续履行。2、判令惠东华基公司会同陈伟文、黄醒球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惠东国土征字（1995）012号批文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以按份共有的方式办理有关权属登记手续，其中黄醒球占42%份额，陈伟文占50%份额，温世贤占8%份额。3、判令将温世贤名下实际属惠东华基公司所有的位于惠东县平山新村西七巷92号的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1）第0××5号，《房地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01××××76号】及位于惠东县平山解放南路58号（原县中大另地）的房地产【《国有土地使用证》惠东国用（2011）第0××6号，《房地权证》粤房地权证惠东字第01××××78号】归陈伟文、黄醒球和温世贤按份额共有，其中：陈伟文占50%份额、黄醒球占42%份额，温世贤占8%份额，并由温世贤、会同陈伟文、黄醒球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权属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在原一审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在调查时，陈伟文、黄醒球确认光明新城价值超过5300万元的，诉请按第二份协议书约定温世贤占30%、黄醒球占30%、陈伟文占40%；5300万元以内，按第2项请求的份额确定。实际上是对原诉请作了变更，但原合议庭未作处理。本案重审时，陈伟文、黄醒球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明确上述请求事项，即陈伟文、黄醒球在诉称中的诉讼请求。在进行第二次开庭后，陈伟文、黄醒球提交申请书，放弃第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准许。以上事实，有陈伟文、黄醒球提交的起诉状和证据清单所列证据，温世贤、惠东华基公司提交的答辩状和证据清单所列证据，本院询问笔录、庭审笔录等在卷为据。一审法院判决：一、黄醒球与温世贤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和黄醒球、温世贤与陈伟文于2010年4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均为有效协议，应继续履行。二、惠东华基公司名下的光明新城项目权益按现状按份共有，分配比例为：该项目现状价值在5300万元以内的权益扣除黄醒球出资额500万元和陈伟文包干费2100万元，余下的由陈伟文占50%，黄醒球占42%，温世贤占8%；项目现状价值超出5300万元以外的权益由陈伟文占40%，黄醒球占30%，温世贤占30%。惠东华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141号民事判决;2、判令确认黄醒球与温世贤签订的《协议书》及黄醒球、温世贤与陈伟文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判令驳回陈伟文、黄醒球的其他所有诉讼请求;4、判令陈伟文、黄醒球承担本案一、二审所有诉讼费用。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主要有如下三个争议焦点：一、本案的诉讼主体即惠东华基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本案所涉两份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三、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如何确认？一、关于本案的诉讼主体问题。引起本案纠纷的基本事实是案涉的两份协议书。两份协议书的缔约人分别是温世贤和黄醒球，以及温世贤、黄醒球和陈伟文。故两份协议书的缔约人温世贤、黄醒球和陈伟文均为本案诉讼主体。又因该两份协议书共同指向的标的均为惠东华基公司的股权，惠东华基公司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故惠东华基公司也是本案的诉讼主体,是本案适格被告。同理，惠东华基公司的股东香港华基公司和惠东城建集团也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二、关于两份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温世贤与黄醒球签订的协议书，主要约定由黄醒球出资给温世贤购买惠东华基公司的股权（包括光明新城项目），并约定购买成功后各自分享一定比例的利润。由于该协议书涉及的股权并不是合同当事人可以控制的，具有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该股权属于惠东华基公司，双方当事人不是向股权持有人提出受让要约，而是向股权持有人以外的温世贤提出，温世贤根本无权处分惠东华基公司的股权。同理，温世贤、黄醒球与陈伟文约定由陈伟文出资清理惠东华基公司的债务后，各自约定享有一定比例的利润，也未经惠东华基公司同意，也属于无权处分他人权利的行为。故本案涉及的两份协议书均属无效。原审判决把惠东华基公司的股东香港华基公司签章确认以及惠东城建集团事后加盖印章的行为视为惠东华基公司的意思表示，进而认定该两份协议书有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纠正。三、对于当事人的诉讼方向或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识，法院已经作适当解释说明。但是，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及重审，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始终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予以履行，从未提出合同无效情形下的处理意见。故本案对合同效力作出无效认定后的处理，本应当事人另行起诉主张。但是，本案历经多年，各方已疲累不堪。为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在认定合同无效后对无效合同相关问题一并处理。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温世贤应当返还其向黄醒球收取港币550万元及相应利息。应当说，本案合同签订时，惠东华基公司资不抵债，疲于应付多起诉讼，债务多达1亿多元，本案所涉光明新城项目也面临被拍卖抵债的境地。陈伟文在与签订本案合同后，与惠东华基公司的多个债权人进行了大量的协商工作，并妥善处理了惠东华基公司的全部涉诉涉执行债务，故其为此所付及遭受的损失应得到公平合理补偿。温世贤既是惠东华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惠东华基公司股东香港华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温世贤和香港华基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惠东华基公司明知而放任。且因陈伟文的行为使光明新城项目的权益免受损害，惠东华基公司是受益方。故惠东华基公司理应公平合理补偿陈伟文因付出资金及因此遭受的损失。至于补偿损失的数额，依公平公正原则，综合考虑受益及损失应认定以年利率24%计算为宜。综上所述，本院二审判决：一、撤销惠东县人民法院141号民事判决。二、惠东华基公司及温世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黄醒球港币550万元，并从2010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三、惠东华基公司及温世贤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陈伟文人民币2100万元，并从2010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24%计付利息，至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本案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人民法院经再审，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一并审理”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再审中的申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二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二、案涉两份协议书是否有效，是否应继续履行。关于二审判决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陈伟文、黄醒球诉讼请求为案涉两份协议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并确认各方当事人在案涉光明新城项目中的权益份额。但本院二审判决对案涉协议的效力作出与当事人主张相反的认定，并在当事人没有变更诉请、无相关举证的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并对合同无效的后果作出处理，属于超诉讼请求裁判，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故二审判决在程序上存在错误。关于两份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2010年4月18日，温世贤与黄醒球、陈伟文签订案涉协议书，该协议虽然三方商定的收购标的为香港华基公司的股权，但根据协议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三方合作的目的显然是共同取得、完成案涉光明新城项目，并分享该项目的开发收益，故案涉两份协议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案涉两份协议是三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香港华基公司及惠东城建集团作为惠东华基公司股东在协议上盖章。在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公章是伪造的、加盖公章表示一种否定意思的情形下，加盖公章的行为视为全体股东知晓协议内容并表示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规定，香港华基公司及惠东城建集团的签章行为视为惠东华基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故两份案涉协议的效力及于惠东华基公司。关于两份案涉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涉案两份协议书签订后，黄醒球依约支付港币550万元给温世贤，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陈伟文依据协议约定收购了工程余款全部债权，完成了协议约定的义务。现温世贤和惠东华基公司拒绝承认协议书有效，拒绝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属于违约行为，应承担继续履行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惠东华基公司、温世贤的再审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审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四项、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惠中法民四终字第739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2015）惠东法民一初字第141号民事判决。案件二审受理费50300元、保全费5000元，共55300元，由温世贤、惠东华基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各负担276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杨举添审 判 员 龚 敏审 判 员 曾 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 黄 燕书 记 员 黄东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