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刑初67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付海良，男，197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程度，系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户籍地杭州市富阳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4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闻华、章宏伟，浙江抱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坚，男，1977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系上海贵荣贸易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户籍地上海市普陀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4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周楷人、纪兴隆，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杜智君，男，198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系上海京坤实业有限公司业务员，户籍地上海市浦东区。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4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周发、刘雪芹，上海君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9）7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犯诈骗罪，于2019年5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涂广涛及沈盼盼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及其辩护人闻华、周楷人、周发、刘雪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以来，李某2（已故）以其实际控制上海贵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荣公司）、上海京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坤公司）、上海晟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勋公司）的名义，虚构其控制的上述公司在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有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方式，先后骗取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安保理公司”）等多家公司本金共计3.7亿余元。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转让作为担保等方式骗取他人资金，仍提供帮助予以配合。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4月始，李某2以贵荣公司或京坤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转让作为担保，分别以贵荣公司、京坤公司的名义先后多次与中安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骗取中安保理公司的保理资金，前几次资金均已归还。2017年11月8日，李某2又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以贵荣公司的名义与中安保理公司签订保理合同，骗取中安保理公司本金700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骗取他人资金，仍提供帮助予以配合，其中被告人付海良作为新兴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中安保理公司去新兴公司确认相关应收款时，负责确认相关应收款的存在等；被告人王坚作为李某2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向中安保理公司提供虚假对新兴公司应收款所需的购销合同、发票等；被告人杜智君冒充新兴公司的员工，负责在中安保理公司去新兴公司确认相关应收款后在应收款转让文件上盖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等。 2、2017年11月，李某2以其实际控制的晟勋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转让该应收款作为担保，以晟勋公司的名义向上海帝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德公司”）借款，并伪造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发展公司”，系新兴公司的上级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谎称新兴发展公司对该借款提供担保骗取帝德公司信任，从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8日，分三期先后从帝德公司骗取本金2.247亿元，实际归还本金0.25亿元，造成帝德公司损失本金1.997亿元。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方式骗取他人资金，仍以上述同样的方式提供帮助予以配合。 3、2015年11月始，李某2以京坤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质押作为担保，以京坤公司的名义与睦盛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睦盛公司”）通过贸易的方式先后四次签订合同（实为借款），骗取睦盛公司资金，前三次资金均已归还。2017年8月，李某2以上述相同的方式，以京坤公司的名义与睦盛公司签订合同，骗取睦盛公司本金8000万元，后经过催讨归还400万元，造成睦盛公司损失本金7600万元。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方式骗取他人资金，仍以上述同样的方式提供帮助予以配合。 4、2017年12月12日，李某2以贵荣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转让该应收款给西安戊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休保理公司”）等作为担保，以贵荣公司的名义与戊休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骗取戊休保理公司本金300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方式骗取他人资金，仍以上述同样的方式提供帮助予以配合。 为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证人曹某1、袁某1、邬某等人的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书等鉴定意见，保理业务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发票、抓获经过、户籍证明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的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付海良对指控的事实无实质性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付海良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坚提出其只是根据李某2的指示办事，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的四节犯罪事实，仅是普通的民事纠纷。即使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王坚的行为系单位犯罪，且系从犯，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杜智君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杜智君系从犯，且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请求对其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以来，李某2（已故）以其实际控制的上海贵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荣公司）、上海京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坤公司）、上海晟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勋公司）名义，虚构其控制的上述公司在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公司）有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方式，先后骗取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安保理公司”）等多家公司资金共计3.7亿余元。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明知李某2是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骗取他人资金，仍提供帮助予以配合，其中被告人付海良作为新兴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在保理公司人员到新兴公司确认相关应收款时，负责确认相关应收款的存在等；被告人王坚作为李某2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负责向保理公司提供虚假对新兴公司应收款所需的购销合同、发票等；被告人杜智君冒充新兴公司的员工，负责保理公司人员到新兴公司确认相关应收款时，在应收款转让文件上加盖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等。具体事实如下： 1、2016年4月始，李某2以贵荣公司、京坤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转让作为担保，分别以贵荣公司、京坤公司的名义先后多次与中安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骗取中安保理公司的保理资金，前几次资金均已归还。2017年11月8日，李某2又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以贵荣公司的名义与中安保理公司签订保理合同，骗取中安保理公司本金700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曹某1的证言证明，贵荣公司、京坤公司是其公司的客户，其是具体经办人。李某2需要资金且愿意将在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做抵押向中安保理公司融资。2016年4月开始其公司和京坤、贵荣公司发生多次保理业务，李某2都是按时归还本息。2017年11月，中安公司与贵荣公司之间一笔7000万元的保理业务的本金没有归还。 其公司与京坤、贵荣公司做保理业务期间，到新兴公司去签订应收款转让通知书，主要是李某2或者王坚陪同到新兴公司，新兴公司都是由付总付海良负责接待，签订应收款转让通知书都是在付海良的办公室完成的，付海良在场的，有个别次数付海良不在场的，杜智君将其等人带到付海良的办公室完成应收款转让的流程。 付海良是新兴公司的副总，总会计师，杜智君是新兴公司的职工。李某2在付海良在场的情况下，介绍杜智君是新兴公司的员工，付海良也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在签订应收款转让通知书的时候，盖新兴公司的印章，大多是杜智君盖上去的。刚开始几次做的时候都是比较正式的，要和新兴公司付海良明确，让新兴公司对贵荣公司、京坤公司的应收款转让给中安保理公司，付海良都是认可的。做多了之后，流程就简单起来了。在保理业务中，王坚要提供相应的合同，另外还要提供贵荣开具到新兴公司的发票原件，其公司要对这些发票进行认证。 附相关的书证材料，2017年11月8日的《国内有追索权明保理业务合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辅助明细表》等，其中保理合同中融资的年利率是6%，主营业务收入是反映中安公司对京坤公司、贵荣公司的保理收入；应收账款反映中安公司对京坤公司、贵荣公司的应收款。 （2）银行交易明细及资金走向证实，根据相关的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7年11月15日-2018年2月24日，中安公司向贵荣公司转账7000万，在经过李某2控制的多家公司账户之间多次流转之后，后又流转回中安公司，与王坚供述的归还之前欠中安公司的保理资金相符。 （3）公安机关提取的贵荣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未收到的发票明细及上海税务部门的认证清单证实，从新兴公司调取的贵荣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用于向中安保理公司融资7000万元所用的发票，编号11842604至11842682发票开票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发票均为红冲状态，金额及税额共计9000万余元。与从贵荣公司、上海税务部门调取的发票明细相印证，即上述相关发票开出后又做作废处理。 （4）公安机关从新兴公司调取的明细分类账证实，2017年1月开始，新兴公司和贵荣公司之间无贵荣公司用于融资的应收款。 （5）公安机关从贵荣公司调取的该公司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账目证实，2017年11月30日，销售电解铜81335062.48元（发票号11842604-2673），10323998.40元（发票号11842674-2682），以上两项对应收款即用于向中安公司融资抵押所用，系贵荣公司伪造。 （6）中安保理公司国内有追索权明保理业务合同复印件证实，贵荣公司与中安保理于2017年11月8日订立保理合同，保理融资额度7000万元，由上海千临公司、李某2等连带责任担保。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中转让的债权，合同编号为GRXX-PG20170908、GRXX-PG20170912，发票号分别为11842604-11842673、11842674-11842682，金额分别为81335062.48、10323998.4。该合同附件5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将合同编号为GRXX-PG20170908、GRXX-PG20170912的债权转让给中安保理，有新兴公司盖印。 （7）公安机关从千临公司调取的贵荣公司对保理公司的借款账目证实，贵荣公司与中安保理等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明细。2016年4月30日至2018年2月28日，贵荣公司与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有诸多保理业务，截止2018年2月28日，未归还金额为7000万元。 其中2017年10月31日未还保理款共计4000万，2017年11月15日，中安保理款打入3000万元，11月30日归还3000万元，12月29日打入800万元，12月31日归还1000万元；2018年2月24日，中安保理款打入3200万元。以上显示中安保理公司给贵荣公司净转入7000万元，此后无来往帐目。 （8）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订立日期2017年11月8日的《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内有追索权明保理业务合同》第26页《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印某与样本不是同一枚章。 2、2017年11月，李某2以其实际控制的晟勋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转让该应收款作为担保，以晟勋公司的名义向上海帝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德公司”）借款，并伪造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发展公司”，系新兴公司的上级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谎称新兴发展公司对该借款提供担保骗取帝德公司信任，从2017年11月3日至2018年2月8日，分三期先后从帝德公司骗取本金2.247亿元，实际归还本金、利息0.28亿元，造成帝德公司损失本金1.967亿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袁某1的证言证明，2017年9月6日和9月26日，帝德公司和晟勋公司签订融资合作框架协议，晟勋公司的应收款收益权转让给帝德公司向帝德公司融资，到期之后归还。后李某2提供了新兴公司的应收款转让以及新兴发展担保。第一期款项是2017年11月3日打款5833.8万元到晟勋公司工商银行账户，第二期借款是在2017年12月4日打款5812.8万元到晟勋公司上海工商银行账户，第三期款项分别是2018年1月3日至2月8日共打款1.09亿元，这三期总共是2.25亿元。具体是公司的杨某2和方某、吴某在操作。第一期资金支付了一期利息，归还了2500万元本金，第二期、第三期的本金都没有归还，利息支付了一部分。 （2）证人方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晟勋公司以与新兴公司之间的应收款转让和回购方式向帝德公司融资，总金额大约是2.3亿元左右，但是融资期限到了，晟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某2已经死亡，故无法收回款项。 2017年10月的时候，李某2安排王坚、晟勋公司的法人和股东在晟勋公司和其公司签订了融资框架协议。其公司到晟勋公司做调查的时候，每次都是联系李某2，李某2让王坚负责接待，手续都是王坚提供的，包括购销合同、入库单、发票等等。其公司放款是分三期。每次发放之前都要去新兴公司确权，主要工作就是到新兴公司确认相应的应收款确权与转让，到新兴公司都是到付海良的办公室去办手续，主要就是核对相应的购销合同确认函、入库单等确认文件。当时到付海良的办公室去的时候，新兴公司的业务员杜智君拿出新兴公司的购销合同、确认函、入库单及打款凭证，其公司对这些资料进行确认，然后再签订应收款转让确认函。新兴公司的印章是杜智君拿出来盖章的。当时签订应收款确认函的时候，其、王坚、付海良、杜智君均在场。其公司对晟勋公司融资进行评估的时候，要求对方必须是对国有企业的应收款，当时李某2说没有问题并且明确可以由新兴发展提供担保。新兴发展的担保合同和新兴发展的董事会决议是在付海良的办公室里由王坚提供给其公司，当时这两个文件上面已经盖好印章。之前商量担保的时候其公司提出来担保合同要到北京新兴发展总部去签订，但是付海良不同意，表示新兴发展的担保和董事会决议是由新兴公司发起走正常流程，付海良说和李某2合作都是这样操作的。另外，当时其公司提出来和新兴发展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约谈，当时王坚说不可能见得到央企的董事长，担保的事情还是叫新兴公司走流程好了。 大概是在2018年2月放款已经完成后，其公司在做贷后审查过程中发现晟勋公司向其公司融资的前几期中交付的发票状态都是作废，然后就马上联系晟勋公司的李某2和王坚，当时他们的解释就是说新兴公司为了降低负债率，在资产负债表上更好看，所以要求晟勋公司先将发票作废，迟点再开。之后其联系新兴公司的付海良，付海良对此认可。 （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新兴发展集团未对帝德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新兴发展集团与帝德公司、京坤公司、贵荣公司均无往来。公安机关出示的由帝德公司提供的文号为新发董（2017）34号，内容是新兴发展集团保证担保的决议是假的，并提供其公司同文号文件。 附新兴发展集团提供的文号为“新发董（2017）34号”文件证实，该文件的内容为关于向新兴发展集团南京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决议。 （4）上海帝德公司提供的《融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及债务履行确认书》、《电解铜贸易销售合同》、《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验收入库单》、《提货单》等证实，晟勋公司与帝德公司之间2017年9月6日的《融资合作框架协议》等约定帝德公司为晟勋公司融资，总成本不超过年化16.3%。其中，一期以6000万元的应收款转让为保障融资共计5833.8万元，二期以5980万元的应收款转让为保障融资共计5813.8万元，三期以1.12亿元的应收款转让为保障融资共计1.095136亿元。 上述融资均是以晟勋公司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转让作为保障，并由新兴发展集团、京坤公司、霍某提供担保。 用于以应收款转让担保所开具的发票编号为：29747926-29747985、32763249-75。 光盘一张证实，帝德公司工作人员至富阳付海良办公室办业务时的录音，确认晟勋公司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及转让事宜。 （5）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11月3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5833.8万元（第一期）；2017年12月4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5813万元（第二期）；2018年1月3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1600万元（第三期）；2018年1月15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3960万元（第三期）；2018年2月1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3434.36万元（第三期）；2018年2月8日，帝德公司转入晟勋公司1830万元（第三期）；2018年3月12日、15日晟勋公司账户分别给帝德公司账户打款300万、2500万，归还共计2500万元的事实及相关的资金的流向的情况。 （6）新兴公司出具的未收到的发票明细、认证清单证实，晟勋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相关用于向帝德保理公司的发票均为作废状态（发票编号29747926-29747985、32763249-75），新兴公司未收到。 （7）新兴公司提供的上海晟勋公司与新兴公司的往来明细账证实，从新兴公司调取的明细账显示，上海晟勋公司与新兴公司之间的业务与2017年9月30日后无任何业务往来，亦无任何应付应收账目。 （8）营业执照证实，帝德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5日，法定代表人李某3，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9）杭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杭公司鉴（文检）字【2018】192号鉴定书证实，订立日期2017年11月10日，合同编号为2017-SXDDJKYH-JJ-005000202，保证人为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帝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保证合同》第六页上保证人方处字样为“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100000036523”的印某与样本不是同一枚章。 上述《保证合同》第六页上保证人方法定代表人处字样为“范某”的印某与样本不是同一枚章。 3、2015年11月始，李某2以京坤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质押作为担保，以京坤公司的名义与睦盛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睦盛公司”）通过贸易的方式先后四次签订合同（实为借款），骗取睦盛公司资金，前三次资金均已归还。2017年8月，李某2以上述相同的方式，以京坤公司的名义与睦盛公司签订合同，骗取睦盛公司本金8000万元，后经过催讨归还400万元，造成睦盛公司损失本金76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邬某的证言证明，2015年8月份的时候，李某2以京坤公司通过贸易形式向其公司融资，其公司要求李某2提供一家国企或上市公司担保，李某2主动提出说他是浙铜的主要供货方，把浙铜欠他的货款做质押。2015年8、9月份，李某2陪同其公司人员到浙铜公司尽调，直接到浙铜财务总监付海良办公室，付海良也说京坤公司是浙铜的主要供货商，谈到李某2要向其公司融资，其公司要求把浙铜欠京坤公司的应付做质押给睦盛公司，付海良表示会配合做这个事。前面做完了几期，最后一期是2017年8月，额度是8000万元，分两批合同做的，因为合同货款金额总共是8300多万元，其公司要求李某2公司把300多万元先打给其公司，后其公司分两批打了8300余万元借给京坤公司，这个钱是2018年2月26日到期，期间2017年11月份其和李某2商量后李某2先还了200万元。后来期限到期了，在催促下，李某2先后又还了200万元，后来就是李某2自杀了。后来其公司跟付海良联系，付海良全盘否认，说质押确认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说那个提货单是李某2的人交给他转交的。王坚是李某2公司的财务总监，其公司尽调的关于京坤公司与浙铜的所有材料都是王坚提供的，作为财务总监，他完全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 （2）证人尤某的证言证明，其公司在2015年8月份跟李某2有接触，第一次开始是2015年11月份，总共做了四期。前三期都完成了，最后一次是2017年8月21日签订的合同，今年2月21日到期。第一次风控做得比较严格的，前三期到期后还款也比较及时，所以第二期开始是主要由其和另外一个同事陪同来办理相关手续的。其公司到浙铜公司就是做浙铜公司欠京坤公司的应收款质押给睦盛公司，作为李某2京坤公司融资的质押，另一个就是京坤公司向浙铜公司买货的提货单给其公司。浙铜公司对接的都是浙铜的财务总监付海良，付海良打电话叫来杜智君拿着浙铜公司的公章与法人章在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应收账款质押确认书上签字盖章。最后一批业务是2018年2月份，到期后李某2没有还钱，所以其公司跟李某2与付海良联系后，其与邬总直接到付海良这里拿提货单，在付海良办公室付海良把开给京坤公司的盖有浙铜公司公章的提货单交给其。当天还到上海京坤公司找王坚，叫京坤公司确认这张提货单的，后来王坚拿去盖了京坤公司的公章。最后一批业务的贸易合同金额是8386.294765万元。当时给李某2的额度是8000万元，但是合同超过8000万了，说好按合同先打钱给贵荣，后要求京坤公司马上把这超过的三百万马上还给其公司，2017年8月29日，京坤公司把这300万元还给其公司。 辨认笔录确认，杜智君就是其笔录中提到的拿浙铜章并盖章的小伙子。 睦盛公司提供的《非标仓单（电解铜）仓单服务框架协议》、《电解铜购销合同》、《应收账款确认书》、《应收账款质押三方协议》、《担保函》、银行电子回单等材料证实，2015年-2017年，京坤公司通过贸易融资的方式向睦盛公司融资，京坤公司将其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质押给睦盛公司，并由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担保。用于以应收款转让担保所开具的发票编号为：7281771至7281797、7281799-7281842（注：从新兴公司调取的发票明细显示以上发票均被红冲处理）。其中：通过2017年8月17日签订的《非标仓单（电解铜）仓单服务框架协议》，2017年8月29日睦盛公司向贵荣公司净转账8000万元，2017年11月15日、2018年3月8日、9日京坤公司共向睦盛公司转账400万元，还有7600万元未返还。 2015年11月5日的《非标仓单（电解铜）仓单服务框架协议》，通过贸易融资的方式京坤公司向睦盛公司融资2000万元；2016年7月25日的《非标仓单（电解铜）仓单服务框架协议》，通过贸易融资的方式京坤公司向睦盛公司融资1亿元，京坤公司将其对新兴公司不低于1.005亿元的应收款质押给睦盛公司，并由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担保；2017年2月6日的《非标仓单（电解铜）仓单服务框架协议》等显示，通过贸易融资的方式京坤公司向睦盛公司融资1亿元，京坤公司将其对新兴公司的1亿元的应收款质押给睦盛公司，并由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担保。银行电子回单及记账凭证显示：2017年2月15日睦盛公司共转给贵荣公司8017.779252万元。 睦盛公司工作人员与付海良聊天记录证明，睦盛公司工作人员在新兴公司拍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和付海良在办公室交谈。 （3）银行交易明细证实，2017年8月29日，睦盛公司分两次向贵荣公司转账8344.554752万元；2017年11月15日，京坤公司账户向睦盛公司账户转账200万元；2018年3月8日、9日，京坤公司账户向睦盛公司账户分两次分别转100万元的事实及相关资金走向。 （4）新兴公司出具的京坤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未收到的发票明细、上海税务部门的认证清单证实，从新兴公司调取的京坤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发票显示编号7281771至7281797、7281799-7281842发票开票日期为2017年8月3日、7日，发票状态均为红冲（用于向睦盛保理融资3000万元担保所用），与从上海税务部门调取的相关发票相印证。 （5）新兴公司提供的京坤公司与新兴公司的往来明细账证实，从新兴公司调取的与京坤公司往来明细账显示，2017年7月以后，新兴没有对京坤公司的应付款项。 （6）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睦盛公司有关诉讼材料证实，2017年8月17日，原告睦盛公司与被告京坤公司签订协议开展合作购销业务，睦盛公司依约于2017年8月向京坤公司交付电解铜，货款共计8000余万元，并且京坤公司将其持有的由新兴公司开具的价值8000万元的铜杆远期提货单作为质押。京坤公司在2018年2月20日的最后付款期限前只支付了400余万元，尚欠7600万元。据此向法院起诉。 4、2017年12月12日，李某2以贵荣公司与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利用伪造的新兴公司相关印章，制作虚假的合同、提单等文件，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转让该应收款给西安戊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休保理公司”）等作为担保，以贵荣公司的名义与戊休保理公司签订保理业务合同，骗取戊休保理公司本金3000万元，至案发未归还。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明，西安戊休商业保理公司是上海银领信贷公司旗下的一家控股公司。2017年3月底，上海银领信贷公司旗下一家保理公司上海公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和上海贵荣公司发生过一笔保理业务，放款3000万元，账期180天，2017年9月27日到期后贵荣公司一次性还本付息了，来办理业务的是公司负责人李某2。2017年10月份，李某2又联系其公司继续合作，后经过商定保理合同4000万元，实际放款3000万元，账期180天，月息1分，放款单位为银领信贷旗下的西安戊休商业保理公司，并签订保证函由贵荣公司的法人股东上海千临实业公司、股东张某1及李某2提供了保证，另李某2提供了与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的应收款作为质押并提供了与新兴公司之间应收款的相关材料。后来其公司还到新兴公司去确认这个应收款，当时是在宁波银行富阳支行走这个确认程序的，新兴公司的杜智君进行确认后盖新兴公司的章，杜智君表明的身份是新兴公司的业务员，王坚也在场。与贵荣公司的第一次保理业务也做了应收款确认手续，当时是到新兴公司的财务室，新兴财务老总付海良、李某2、杜智君都在场，付海良还介绍杜智君是新兴公司的员工。后在2107年12月17日到2018年2月份共放款3000万元，到了2018年3月份得知李某2自杀，就联系新兴公司，新兴公司说没有这笔应收款，也没有杜智君这个员工。这笔保理款没有收回。 在办理该笔保理业务中，所有贵荣公司提供的材料都是王坚提供的，保理合同上贵荣公司的印章是王坚盖的，发票也是王坚提供，王坚还和其公司办理了应收款的转让。 杨某1提供的西安戊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等相关材料证明上述事实。 （2）银行交易明细及资金走向证实，2017年12月21日，戊休公司向贵荣公司账户转账1000万元；2018年1月16日，戊休公司向贵荣公司账户转账500万元；2月6日，戊休公司向贵荣公司账户净转账1500万元及资金流向的事实。 （3）新兴公司出具的贵荣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未收到的发票明细、从新兴公司调取的贵荣公司开具给新兴公司的发票、上海税务部门的认证清单证实，编号2608708至2608750发票开票日期为2017年12月6日，发票状态均为红冲，与上海税务部门调取的发票明细相印证，即相关发票开出后又做作废处理。 （4）从贵荣公司调取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账目证实，2017年12月31日，销售电解铜38588022.9元（发票号26708708-8740），系用于向戊休融资抵押所用的虚构账目。 （5）贵荣公司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汇款电子回单证实，贵荣公司与戊休保理等公司之间的账目往来明细。其中，2017年12月21日收戊休公司1000万、2018年1月16日收500万、2月8日收2500万同日还1000万，总欠3000万。 （6）西安戊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复印件证实，2017年12月12日，上海贵荣公司与戊休订立保理合同，保理融资金额4000万元。贵荣公司将新兴公司的应收账款5018.2093万元转让给戊休公司。 《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回执上有新兴公司盖印，新兴公司确认相关债权转让给戊休保理。其中，用于以应收款转让担保所开具的发票编号为：26708708-8750。 （7）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标称“2017年12月12日的《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注：与戊休公司的合同）中《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上“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印某与样本不是同一枚章。 综上，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参与合同诈骗3.727亿元。案发后，被告人付海良于2018年4月8日主动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投案；被告人王坚于2018年4月14日在K1156次上海至成都列车上被成都民警抓获；被告人杜智君接电话通知后于2018年4月12日到上海徐汇区龙华派出所投案。 认定全案事实的综合证据： （1）证人郝某、何某1的证言证明，新兴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所属的中央企业。2018年1月5日，发现邮寄给公司财务负责人付海良（财务总监）的快递文件有长江锯派（上海）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发出的有关保理业务的付款通知，要求其公司在1月5日前按照已发送至其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要求将该应收账款及相应的违约金支付至指定账户。后来在网上通过查询在保理业务上相关的融资公司贵荣公司、京坤公司，发现这两家公司以其公司欠他们公司应收款的名义在办理保理业务。新兴公司和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往来在2017年7月结束的，而网上公布的信息的产品购销合同号是对方虚构的，有些根本就是虚构的合同。后来又查阅了付海良的快递件，发现有多份表面上盖有其公司公章、公司合同章、法人章等。经过查询比对，发现这些公章都是伪造的。 （2）证人柳某的证言证实，上海京坤和贵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李某2，两家公司是同一批人。2014其入职京坤公司后，京坤公司和上海纺源、冀中能源邯郸百维进出口公司、冀中能源上海贸易公司没有真实贸易的，做的是贸易流量环操作或是京坤公司跟这几家公司借款。2016年以前其公司和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的，2017年7月以后，就没有跟新兴公司签过合同了。跟新兴公司有往来主要是在签订借款合同过程中有涉及，借款是以贸易的流程完成的，贸易只是走流程，实际上就是为了借款，签订的合同只要是有账期的合同都是借款合同。本金和利息通过调整货物的价格，都算在合同总价格上。和李某2公司涉及账期合同的公司有上海纺源、冀中能源、睦盛投资、浙江数源、杭州信江、中远海洋供应链公司。公司借款都是李某2安排使用，支付利息、公司日常支出、还有偿还到期借款。 （3）证人史某1的证言证明，上海贵荣公司的实际经营人是李某2，同时经营的公司还有上海京坤、上海晟勋石油化工、上海俊容有色金属、上海翌龙商贸，但是实际经营的就是同一批人。公司财务部的负责人是王坚。贵荣贸易的经营业务，从财务的材料来看，经营的业务上电解铜、铜样等这些大宗商品。但是实际做什么不太清楚，只知道公司和保理公司的借款和还款是比较频繁。另外按照李某2的指示将贵荣在农行对公账户的钱转入王坚或张某1的私卡上再转到他指定的账户，上述两张卡是放在出纳处由公司使用的。有两个人分别叫曹某2和袁某3的打的比较频繁，李某2要求备注借款和利息。保理业务都是王坚经办的，包括保理公司的人来公司也是他接待的。其看到上海贵荣和京坤的保理资金到账了，都是用于归还同一家保理公司之前的保理款，或者是用于归还另外一家保理公司的到期保理款，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其他用途。2017年5月份开始，其发现公司开始向外面借高利贷的钱，就觉得公司的状况很可能不太好了。而且这些高利贷的人大概过两个礼拜就来公司一趟，每次拿走几十万至几百万现金。 （4）证人唐某的证言证明，李某2实际控制的公司有上海京坤实业、上海贵荣贸易、上海翌龙、上海晟勋、上海俊容、上海征航公司，其负责贵荣贸易有限公司的账。2017年下半年开始开具的浙铜的大部分发票就交给了王坚，拿去的发票在当月或下月，王坚都叫其作废或者红冲的，而且保理公司来过几次，也是看过这些发票的。也有相关的保理公司到公司来看相应的财务资料，是王坚带来的。作废的发票或红冲应该是没有真实业务产生的，以后没有重新开具发票，该些发票用于办理保理业务。另证明贵荣公司在2016年、2017年是亏损的，后来根据王坚的意见在财务上做了处理，把一些费用计入下年度，所以在全年财务报表上是盈利的。 （5）证人陶某的证言证明，上海京坤与上海贵荣、上海翌龙、上海晟勋、上海俊容五家公司办公地址均为同一地址，实际经营人都是李某2。公司保理业务基本都是李某2在布置，而王坚是负责具体实施对保理业务所需要的材料进行落实。保理公司的人到公司来也是李某2或王坚接待的，保理公司的人要去确认应收账款的话，也是王坚带到对方公司去的。从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其根据王坚的指示开具给新兴公司的发票后不寄出，一定期间过后进行作废或者红冲处理，后来知道该些发票为办理保理业务用的，并无真实交易存在，对应的应收账款也是不存在的。京坤、贵荣公司经营实体贸易较少，主要经营资金拆借。公司的业务这块，王坚讲过就是通过一个贸易链进行资金的融资名义上是贸易。 （6）证人卞某的证言证明，晟勋公司的实际老板是李某2，实际上李某2的四家公司在一起办公，挂了贵荣公司和京坤公司两个牌子。晟勋的开票量不大，但是每单发票的数额比较大。2017年年底的时候一个月的中旬开给浙铜的一张几千万的发票，月底王坚过来说开给浙铜的这张发票，品名、规格错了，叫财务把那张发票作废，重新开的；2018年2月份大概中旬的时候开给浙铜的一张几千万的发票，到月底王坚交代也是开给浙铜的一张发票，品名、规格错了，把那张发票作废，但没有重开，这两张发票都是晟勋公司开给浙铜新兴公司的。 （7）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公司的老板是李某2，他下面有好几家公司，其就负责这些公司下面几个会计的账目管理。和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是京坤公司、贵荣公司和晟勋公司。2017年下半年开始，王坚说开给浙铜的发票暂时不要邮寄到浙铜，到了月底或下月报账的时候，就叫会计将发票作废或冲红处理。王坚说这个业务是什么账期合同，具体是什么样的模式其也不清楚。公司向保理公司借钱，保理公司的人到公司调研，一般都是李某2先接待，涉及财务上的问题会安排王坚接待，王坚带着保理公司的人到相关电脑上看系统开票信息、银行流水信息。 （8）证人傅某的证言证明，李某2实际控制的公司有上海京坤、贵荣、晟勋、羿某、俊容公司，但真正做业务比较多的是京坤和贵荣公司，其他几家业务比较少。上述五家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也是同一批人。有关公司保理业务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保理公司的人过来，一般都是李某2接待，李某2不在的话王坚应该会来接待。 （9）证人史某2的证言证明，上海京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李某2。其系上海京坤公司的挂名股东。其知道京坤公司向保理公司借款的事情，每次签订保理合同的时候，王坚会通知其和霍某去签字的，偶尔也会是李某2通知。保理合同是以浙铜的应收款作为抵押的。 （10）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4年其经过王坚的介绍到贵荣公司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贵荣公司以应收款向中安保理借钱，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签字，开始去签字主要是王坚叫其去的，到了2017年10月份以后，都是李某2直接打电话让其去签字。 （11）证人霍某的证言证明，其经过别人介绍到李某2的京坤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平时不用去上班，就是需要签字的时候去签字。具体都签过什么合同，当时都不清楚，后来李某2出事以后，其大概看了一下发现大部分是向其他公司借款的合同。 （12）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明，千临实业是贵荣公司的法人股东，于2017年9月入股贵荣公司，不参与公司经营。2018年3月16日，李某2自杀后，千临公司接手善后工作，发现该公司向多家保理公司以应收账款保理借款，且该公司实际是亏损的，但财务报表上都是盈利的，王坚称是李某2授意的。其中中安保理的业务是千临公司担保的。 （13）证人李某1的证言、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2018年3月22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安徽中安商业保理责任有限公司的申请做出裁定对上海贵荣贸易有限公司、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上海千临实业有限公司、张某1、李某2的财产在7500万元的范围内进行保全。 （14）证人陆某的证言证明，千临公司于2017年9月底入股贵荣公司，占股70%，但实际没有出资，不参与贵荣公司的经营。中安保理公司借款给贵荣公司是由千临公司根据李某2的要求而提供担保。 （15）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明，其于2014年12月到李某2公司工作，负责到富阳联系新兴铸管公司，帮助杜智君工作，具体事情听付海良安排。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新兴公司联系上下家做贸易。新兴公司的上游公司是李某2控制的京坤、贵荣、晟勋公司，下游公司主要是上海纺源和冀中能源，但到2017年下半年就停止了这些业务。其到杭州火车东站拿过几次物品，基本上都是杜智君告诉其王坚叫人将文件带到火车站，叫其和王坚联系一下，电话联系后王坚就会告诉其是叫谁送过来的。送过来的东西摸一下能摸出来是一个印章，还有一次是没有胶带纸封的，其看到是一个印章，带回富阳就交给杜智君。拿东西的第二天一般都有人到新兴公司来，都是杜智君去接待他们。具体什么印章其没看，杜智君、王坚、李某2在通话中说普通话时其曾经听到他们说过“浙铜的印章”这样的话。 （16）证人赵某1的证言及收楼表、退楼表等确认表证明，2016年12月-2018年4月，上海贵荣公司租赁上海市红宝路500号东银中心B栋501室办公，月租金13万元。 （17）证人陈某1的证言及相关书证材料证明，润码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增加业务量，2017年下半年加入到贵荣公司和信江公司的业务链，和贵荣、信江、数源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贵荣是其公司的下游企业，信江和数源是上游企业，从信江和数源购买桐杆再销售给贵荣公司，主要是增加业务量，而不是真实的业务，物流是通过提货单形式完成的。其公司要向倪某支付一定的费用。同样模式一共签订了四份合同，2017年11月份的第一份合同业务完成了，2017年12月份、2018年3月2日的两份合同完成了一部分，2018年3月7日的合同没有完成。期间贵荣公司共给润码公司打款7181.1万元，润码共给信江、数源公司打款9105万元，润码多打出的2000万元是垫资，当时说是垫资可以赚取利息。 （18）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上海七辉贸易公司于2017年10月至11月份开始和李某2的上海京坤、贵荣公司合作。其应李某2的安排，以信江、数源、齐鲁国际等公司名义，与新兴公司、李某2的贵荣公司发生采购业务，其实就是一个走量的贸易，不是真实的货、款交割业务。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公司等公司都要收取一定是费用的，出事以后才知道，这些费用都是李某2出的，实际是李某2向上述公司借钱。 （19）证人倪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下半年，其介绍信江公司跟李某2做代采购，就是为了业绩，交货方式是通过提货单交付的。后来李某2出事了，没有将资金回给信江公司。 （20）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七辉公司做一些贸易流量业务，其实就是皮包公司，主要针对有色金属。后经别人介绍与李某2合作，其负责电解铜业务，叶某负责铜杆，李某2死后其才知道叶某帮助李某2做的铜杆业务涉及融资业务。 （21）证人孟某的证言证明，叶某是七辉公司的业务负责人，叶某跟新兴公司有业务往来，新兴公司向七辉公司采购铜杆，七辉向贵荣采购铜杆这样一个贸易流程。 （22）证人姜某的证言及新兴公司和信江、数源公司铜杆业务情况说明等证明，七辉公司销售给其公司的货物其实就是贵荣公司李某2的，实际上是李某2向信江和数源公司的借款，但是因为李某2的公司是民营企业，所以他们就拉了新兴公司进来走账，信江公司将钱打到其公司，其公司再将钱转给七辉公司，七辉公司再将钱转给李某2的贵荣公司，这样就完成了借款的过程。 （23）证人何某2的证言及铜杆销售情况说明及表格证明，其经手的新兴公司与上海纺源、冀中上海、冀中邯郸业务往来情况，中间李某2的公司加入贸易链，李某2公司与上海纺源、冀中上海、冀中邯郸的合同都有180天的账期，实际上就是变相向这三家公司借了货款180天。 （24）证人许某的证言及相关销售合同、入库单、提货单、发票等证明，2018年3月份的时候，其公司向中国中材进出口公司购买了一批铜杆，铜杆的货源单位是新兴公司。其公司与中国中材之间其实是一个融资关系，贸易只是融资的手段。 （25）公安机关调取的贵荣公司农行上海陆家嘴支行银行尾号0403流水、贵荣公司工行尾号9827银行流水、贵荣公司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尾号0198流水、贵荣公司电票兑付最后一手影像、羿龙公司工商银行尾号2573银行流水、上海影卡公司建设银行尾号1878银行流水、上海翌龙公司在中国银行尾号8153银行流水、上海晟勋公司招商银行尾号0602银行流水、上海贵荣公司、京坤公司、李强在盛京建设银行流水、王坚工商银行尾号5646银行流水、张某1农业银行尾号1670银行流水光盘证明，本案有关的银行交易明细，及资金走向。 （26）公安机关调取的上海市不动产登记信息证实，付海良、孙学梅名下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波街518号逸品春江美庐8号1601室一套，公积金抵押贷款100万元。 （27）公安机关调取的工商登记信息证实，上海贵荣公司2010年7月29日成立，经营范围金银制品、有色金属等。原法定代表人赵某2，后经过股权转让于2013年10月31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张某1；后经过股权转让于2017年9月7日变更上海千临实业有限公司为法人股东，占股70%。 上海京坤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1日，经营范围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有色金属等；原法定代表人陈某2，2016年1月27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霍某； 上海晟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1日，经营范围石油制品等；2016年9月27日法定代表人由崔凯变更为周某，通信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5885号2304-29室。 （28）公安机关从京坤公司调取的记账凭证、差旅费用报销单证实，2017年10月25日、11月3日被告人王坚到杭州出差报销情况。 （29）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名片证实，该名片上印有杜智君系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华东区销售管理部字样。 （30）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查封情况明细表证实，新兴铸管公司在2018年3月至4月，被中安保理、钜州资产、杭州数源、杭州信江、齐鲁国际等民事起诉，公司资金及土地、厂房已被查封的情况。 （3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付海良于2018年4月8日主动到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投案；被告人王坚于2018年4月14日在K1156次上海至成都列车上被成都民警抓获；被告人杜智君接电话通知后于2018年4月12日到上海徐汇区龙华派出所投案。 （32）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付海良、杜智君、王坚的基本身份情况。 （33）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的供述在案，所供2016年12月以来，李某2伪造新兴公司印章，虚构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并以该应收款转让作为担保，向中安保理、上海帝德、西安戊休、睦盛公司等多家公司借款。付海良明知其所在的新兴公司不欠李某2公司货款的情况下，还配合李某2公司在富阳新兴公司接待相关公司确认应收款转让。王坚负责准备合同、发票、提货单等资料，按照李某2的指使将用于保理等借款所用的开具给新兴公司的发票作作废或红冲处理。杜智君按照李某2的安排，多次配合李某2的公司办理保理业务融资，在明知新兴公司不欠贵荣公司、京坤公司应付款的情况下，冒充新兴公司业务员的身份，负责相关保理公司到新兴公司调查核实对新兴公司的应收款后在应收款转让确认书上盖伪造的新兴公司印章。三被告人供述能相互印证，且与上述证据反映的情况相符。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帮助李某2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虚构的应收款作为担保等手段骗取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所控罪名成立。关于被告人王坚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坚不构成犯罪的意见，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坚作为李某2所控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明知新兴公司对李某2所控公司没有应付款，多次帮助李某2伪造相关文书、凭证，骗取保理公司的保理资金，所得赃款用于归还债务，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被告人王坚的辩解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坚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构成单位犯罪的意见，经审理认为，本案的犯罪均是李某2以其所实际控制的公司名义实施，但在案证据证实，李某2所控制的公司并无实体经营，从事的都是通过虚假贸易向其他公司借款或通过虚构事实骗取其他公司的资金的违法活动，且李某2所实际控制的公司所有决策均由李某2一人决定，而且存在公司资金和个人资金混同的情况，故本案实质是李某2个人借助了公司的名义实施犯罪，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均系帮助李某2实施诈骗犯罪，且所得赃款由李某2控制、使用，三被告人均系从犯，依法可对被告人付海良、王坚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杜智君减轻处罚。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付海良、杜智君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对被告人付海良从轻处罚，对被告人杜智君减轻处罚。被告人付海良、杜智君的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付海良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9日起至2031年4月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王坚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4日起至2031年4月13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三、被告人杜智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2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四、责令被告人付海良、王坚、杜智君共同退赔赃款，发还被害单位（包括付海良、孙学梅名下杭州市富阳区××街道××街××号××室一套，拍卖扣除抵押债权后，被告人付海良所有部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张永纯 人民陪审员  王笑峻 人民陪审员  魏卫理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向夏厅 书记员唐思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