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浙行终13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戚玉旦，女，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诸暨市。委托代理人袁裕来、冯英飞，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道东一路19号。法定代表人王芬祥，市长。委托代理人石仲广，诸暨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吕成君，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绍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洋江西路589号。法定代表人盛阅春，市长。委托代理人许刚，绍兴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戚玉旦诉诸暨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诸暨市政府）城建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绍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绍兴市政府）城建行政复议一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7）浙06行初76号行政判决。戚玉旦以及诸暨市政府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9月1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调解期间依法不计入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原告戚玉旦系坐落于诸暨市××街道健康路××单元××室房屋业主，持有相应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2015年11月3日，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依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的委托，作出编号为2015D1-A10055-11G的《鉴定报告》，该报告依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认定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危险性鉴定等级评定为“D级”，构成“整栋危房”，建议“停止使用或整体拆除”，同时认为被鉴房存在缺损情况主要原因为历史原因（原设计构造问题，施工质量问题，材料老化等），次要原因是住户对被鉴房结构性的拆改。2016年2月24日，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决定成立2016年危旧房改造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13个工作组，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被列入治理改造范围。2016年6月1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备案审查处向被告诸暨市政府转发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危旧房屋采取强制措施先行拆除有关请示的意见》，载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16〕61号）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按照以上规定，对城镇危旧住宅房屋治理改造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城镇危旧住宅房屋存在事故隐患达到相应程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不属于此类情形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拆迁”。2016年10月22日，诸暨市城镇危旧房改造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二组发出《告知函》，要求该幢房屋业主抓紧完成异地置换协议签订，并在2016年10月29日前办理房屋腾空交付拆除手续，逾期市政府将实施强制拆除。2016年11月10日，受诸暨市人民政府暨阳街道办事处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出具《咨询报告》，结论为“如果诸暨市健康路74号发生局部或整体倒塌，均可能存在对周边建筑居民及过往居民人身安全、周围建筑、市政道路、小区道路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危害”，建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必要时可启动应急抢险措施，彻底排除房屋倒塌可能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2016年11月21日，诸暨市房屋安全应急指挥部发布公告，决定于11月24日-25日对健康路74号房屋采取“强制拆除措施”。2016年11月24日，被告诸暨市政府开始对健康路74号整幢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并制作了《保全证据物品清点登记表》。原告不服，于2016年12月19日向被告绍兴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者于2017年3月21日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诸暨市政府的上述强制拆除行为。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同时查明，诸暨市政府办公室先后于2016年1月29日、7月18日作出《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异地置换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10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专项行动市场化置换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71号），就城镇危旧房改造异地置换安置、市场化置换等进行了规定。截至2016年12月20日，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共63户业主中有44户签订了置换协议，其中43户选择异地置换安置、1户选择市场化置换。再查明，健康路74号房屋被拆除时，原告尚未签订置换协议，被告诸暨市政府也未作出补偿决定。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本案被告诸暨市政府系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作出主体，被告绍兴市政府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故两被告的主体均适格。原告戚玉旦对于被告绍兴市政府所作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无异议，经审查也未发现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告诸暨市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二是原告戚玉旦提出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现结合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分述如下：一、关于被告诸暨市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首先，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位于诸暨市城市规划区内，属于建设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城市（指直辖市、市、建制镇，下同）内各种所有制的房屋”所规定的适用范围。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五条“建设部负责全国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工作”、第六条“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下简称鉴定机构），负责房屋的安全鉴定，并统一启用‘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第七条“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向当地鉴定机构提供鉴定申请时，必须持有证明其具备相关民事权利的合法证件”、第十二条第二款“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都可提出鉴定申请”、“受理涉及危险房屋纠纷案件的仲裁或审判机关，可指定纠纷案件的当事人申请房屋鉴定；必要时，亦可直接提出房屋安全鉴定的要求”等相关规定，城市房屋的安全鉴定、诸暨城区危险房屋管理工作应由诸暨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且提出危房鉴定的申请人一般应系危险房屋的所有人或使用人，特殊情况下也可由仲裁或审判机关提出。本案中，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既非诸暨城区危险房屋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也不是健康路74号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由其委托第三方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房屋危险性鉴定，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出的《鉴定报告》也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房屋危险性的合法依据。进而，被告诸暨市政府的后续强制拆除行为亦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分属不同的行政强制种类，而本案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执行范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赋予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应职权，但该法第三条、第十一条亦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采取的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即便如被告诸暨市政府所述，在健康路74号房屋早在2015年11月即被鉴定为D级危房、停止使用的情况下，却直至2016年11月才实施强制拆除，又未提交存在紧急情况的其他证据，被告诸暨市政府关于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辩称，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由此，被告诸暨市政府对健康路74号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但因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应判决确认其违法；被告绍兴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足，其复议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原告要求确认被告诸暨市政府强拆其房屋行为违法、撤销被告绍兴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二、关于原告戚玉旦提出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前所述，被告诸暨市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应当对原告由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损失包括房屋及屋内物品损失两部分。首先，关于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被列入诸暨市城镇危旧房治理改造范围系客观事实。从《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市委办〔2015〕128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异地置换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10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专项行动市场化置换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71号）等规定内容看，诸暨城镇危旧房治理改造主要采取异地置换安置、市场化置换等方式，且健康路74号63户中已有44户据此完成签约（截至2016年12月20日）。虽然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仅是判令被告诸暨市政府支付赔偿金，但从切实保障其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角度看，被告诸暨市政府仍有予以置换安置的义务。在赔偿标准上，原告此项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安置补偿权益，且不应低于该房屋的市场价值。鉴于被告诸暨市政府提交的《鉴定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房屋危险性的合法依据，诸暨市中天正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据此出具的诸中天正和房（估）字2017第S09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亦不能作为确定涉案房屋2016年11月（拆除时）市场价值的依据，而应当按照绍兴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绍市价认定[2018]211号《关于捌套房产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来确定该房屋拆除时的市场价值，同时还应适当考虑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类似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以保障原告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其次，关于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确定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原告应就其房屋内装修及物品损失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本案中，对于拆除时屋内留存的物品情况，原告、被告诸暨市政府分别提供了清单，但双方对于留存物品内容、价值、拆除是否造成物品损坏等问题存在争议，且涉及到物品返还等问题，均需要行政机关在后续赔偿环节进一步查明，原告亦应当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被告诸暨市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进一步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等，按照有利于原告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对屋内财产损失依法赔偿。总之，原告戚玉旦合情合理的赔偿请求应当得到支持。被告诸暨市政府与原告应就上述房屋、屋内物品损失进行平等协商，并可通过签订和解协议的方式解决；如无法达成一致，被告诸暨市政府应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方法，及时作出行政赔偿决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诸暨市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戚玉旦位于诸暨市××街道健康路××单元××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撤销绍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绍市府复决字〔201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戚玉旦依法予以行政赔偿。戚玉旦上诉称：1.原审判决关于房屋损失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的判决意旨含糊不清、自相矛盾。原审判决一方面认为：“在赔偿标准上，原告此项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安置补偿权益，且不应低于该房屋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应当按照绍兴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绍市价认定[2018]211号《关于捌套房产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来确定该房屋拆除时的市场价值，同时还应适当考虑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类似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依法安置补偿，上诉人有权选择就近地段同类房屋进行产权调换。转化成货币，房屋的市场价值就应该是实际赔偿时的市场价值，而不是拆除时的市场价值。因此，上述判词自相矛盾；2.根据法律规定，案涉房屋应该依法征收。首先，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危旧房改造、旧城改造本来就属于房屋征收范围，上诉人有权选择调产安置和货币补偿。其次，被上诉人非法强拆，赔偿标准自然不应该低于征收补偿安置标准；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8期“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的裁决要旨，上诉人有权要求政府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或者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4.原判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曾经四次委托估价机构对涉案房屋进行估价，上诉人申请复核时的主要理由是应该以法院委托时间作为估价时点，被上诉人申请复核的理由是认为应该按照危房估价。这两个问题都是法院应该确定的，而非估价机构有权确定，原审法院一再申请复核，实质上是拖延裁决时间。另外，原审判决未对鉴定费的承担作出判定。上诉人预付的鉴定费应该由被上诉人承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诸暨市政府上诉称：1.涉案的健康路74号房屋D级危房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2014年以来，上诉人按照上级的部署，组织相关部门对城区国有土地上1600余幢住宅房屋进行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初步排查出391幢有安全隐患的丙类住宅房屋。2015年9月24日凌晨，一幢位于苎××排查后重点关注的六层危房整体垮塌。因此，上诉人指示下属主管部门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391幢丙类住宅房屋全部进行免费专业鉴定。经专业机构鉴定，其中D级危房35幢、C级危房237幢，上诉人所属部门将鉴定出来的上述危房录入浙江省城镇既有住宅房屋调查登记管理系统。上诉人及所属部门采取的上述行为，是为了保障公众安全所做的民生实事工程。原审法院罔顾事实，将上诉人及所属部门为保障民生、保护公共安全所履行的职责，简单地混同于行使权力。即使原审法院不认可上诉人后续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改变不了涉案房屋是D级危房的客观事实，且原告在起诉时亦认为涉案房屋系危房的事实；2.上诉人实施拆除D级危房的行政行为合情、合理、合法。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指示下属部门对诸暨市人口集中的城区进行全面的房屋质量鉴定，排查安全隐患，并将被鉴定为D级危房的包括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在内的35幢危房实施拆除，完全是为了防止房屋倒塌事故发生、维护屋内住户生命安全和周边群众公共安全，行政行为目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上诉人在第一时间撤离涉案房屋内居住人员、拆除前将业主留下的可移动财产搬运至固定地点妥善存放并制作清单、制定应急方案、公告通知拆除决定、动用人力物力实施拆除，并动用财政资金支付安置过渡费、建设安置房并优惠提供给安置户，切实保障了危房搬迁户的居住权益，措施得当、处置合理，并不具有可责难性；3.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已经鉴定为D级危房，本身几无价值，且涉案房屋成为D级危房并非上诉人造成，上诉人与该D级危房被拆除从而导致的损害结果之间，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且本案中，上诉人基于涉案房屋被鉴定为D级危房的客观事实而实施排险解危的措施，并不具有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需进行行政赔偿，显属不当；4.关于事实认定问题。原审判决对关键证据的审查认定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混淆了证据形成与证据取得的关系。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出具《鉴定报告》，若从行使权力的角度看是不符合《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规定的申请程序，但上诉人前面已论述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是在为保障民生实事而履行职责，且这只是证据的形成问题，而行政诉讼案件证据合法性审查的是行政机关获取业已形成的证据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法的问题。正如公安机关将查获的赃物作为证据证明盗窃行为一样，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并不能否定行政机关获取该证据手段的合法性。故《鉴定报告》从证据审查角度来讲，仍具有合法性。原审判决以所谓的证据形成程序上的不足来认定该证据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证据不合法是错误的；5.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原审判决最终责令上诉人限期对被上诉人“依法予以行政赔偿”，但在裁判部分未明确指出该项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亦未明确指引上诉人需依照何种法律作出上述行政赔偿决定，故该项判决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针对戚玉旦的上诉，诸暨市政府答辩称：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规定并不适用本案。该条第（五）项规定的是因“对危房集中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可以进行征收，而本案仅仅是对涉案的单体建筑进行排险解危拆除，并不存在因危房集中等原因需整个区域连片改建的情况，故上诉人戚玉旦认为涉案房屋系“危旧房改造、旧城改造”而应当属于房屋征收范围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2.答辩人认为涉案房屋经鉴定属于D级危房，具有现实危险性，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进行了排险解危的拆除，符合省住建厅关于“城镇危旧住宅房屋存在事故隐患达到相应程度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的指导意见。上诉人戚玉旦认为应当采用“不属于此类情形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拆迁”的意见缺乏事实依据；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与本案情形完全不同。该案例首先适用于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实施行为，且被征收房屋为正常房屋，而本案系对危房进行排险解危，并未进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且也不属于应当进行房屋征收的情形，故上述案例不适用于本案；4.关于原审程序中的鉴定问题，答辩人认为原审法院摒弃首次鉴定时诸暨市中天正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而同意按照上诉人戚玉旦的申请进行第二次鉴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程序违法。绍兴市政府答辩称：第一，答辩人同意诸暨市政府的上诉意见即原审判决认定涉案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因委托鉴定的主体不当，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房屋危险性的合法依据，系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理由是：案涉房屋当时所处状态，实际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案涉《鉴定报告》是否合法首先在于鉴定时房屋状态的依据事实是否充分；其次是鉴定人(而不是委托鉴定单位)是否具有鉴定资质?鉴定内容和程序是否违法?如果有鉴定资质且鉴定内容和程序合法，则《鉴定报告》即为合法的，本案出具的《鉴定报告》即为此情形。但原审法院不顾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错误否定《鉴定报告》的合法性，系证据审查认定错误和不当。而且，原审法院既然如此简单即能对《鉴定报告》因委托单位不当而对其合法性作出否定的认定，那么为何要反复进行价格鉴定，岂不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第二，原审判决基于错误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导致原审判决确认诸暨市政府作出对位于诸暨市暨阳街道健康路74号涉案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和责令诸暨市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予以行政赔偿于法无据。第三，答辩人作为复议机关依法作出的绍市府复决字[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作出撤销绍兴市政府作出的绍市府复决字[2017]1-8号行政复议决定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第四，上诉人提出的涉案房屋应该依法征收和参照最高院相关案例进行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的上述上诉理由同样依法不能成立。综上，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原审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即上诉人戚玉旦的诉请，维持绍兴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诸暨市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二是上诉人戚玉旦提出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关于诸暨市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负责房屋的安全鉴定；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都可以提出房屋安全鉴定申请，特殊情况下也可由仲裁或审判机构提出。本案中，诸暨市建筑业管理局既非诸暨城区危险房屋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也不是健康路74号房屋所有人或使用人，由其委托第三方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房屋危险性鉴定，违反法定程序，所作出的《鉴定报告》也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房屋危险性的合法依据。进而，诸暨市政府的后续强制拆除行为亦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据此确认诸暨市政府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戚玉旦提出的赔偿请求能否成立的问题。根据上诉人戚玉旦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损失包括房屋及屋内物品损失两部分。关于房屋损失的赔偿问题。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涉案健康路74号房屋被列入诸暨市城镇危旧房治理改造范围系客观事实。从《中共诸暨市委办公室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市委办〔2015〕128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异地置换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10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6年城镇危旧房改造专项行动市场化置换实施细则的通知》（诸政办发〔2016〕71号）等规定内容看，诸暨城镇危旧房治理改造主要采取异地置换安置、市场化置换等方式，且健康路74号63户中已有44户据此完成签约（截至2016年12月20日）。虽然本案上诉人戚玉旦的诉讼请求仅是判令被告诸暨市政府支付赔偿金，但从切实保障其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角度看，诸暨市政府仍有予以置换安置的义务。在赔偿标准上，戚玉旦此项赔偿不应低于其原应得的相关安置补偿权益，且不应低于该房屋的市场价值。该房屋的市场价值可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同时，本着疑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以及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价格发展趋势，案涉房屋的价值亦不应低于绍兴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绍市价认定[2018]211号《关于捌套房产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所确定的价值。关于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上诉人戚玉旦作为原告应就其房屋内装修及物品损失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本案中，对于拆除时屋内留存的物品情况，戚玉旦以及诸暨市政府在原审期间均提供了清单，但双方对于留存物品内容、价值、拆除是否造成物品损坏等问题存在争议，且涉及到物品返还等问题，均需要行政机关在后续赔偿环节进一步查明，戚玉旦亦应当依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诸暨市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进一步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等，按照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对屋内财产损失依法赔偿。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戚玉旦以及诸暨市政府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诸暨市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吕柏超审判员  车勇进审判员  马良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吴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