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2民终73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爱军，女，1970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住所地天津市北辰区久久大厦二号楼107室210室。主要负责人：曲建宏，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如源，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爱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津0113民初55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询问当事人，依据法律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爱军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刘爱军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光大银行北辰支行负担。事实与理由：光大银行储蓄卡在2015年12月26日至27日在刘爱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四笔被恶意盗刷共计22501元，刘爱军多次与银行联系均没有结果。刘爱军未将储蓄卡绑定支付宝，此操作并非其本人操作，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应赔偿其储蓄卡被盗刷所造成的损失。此外，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应查明被转移走的资金转入某个具体人员账户以证明其资金去向。光大银行北辰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1.刘爱军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刘爱军主张损失所涉及的银行卡自办卡之日起，不处于其保管掌控范围内，刘爱军将银行卡交至公司负责人及会计保管并使用，并对于密码等上述人员均全部知晓，且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刘爱军亦认可银行卡内涉诉金额实为公司所有；3.涉诉交易并非银行卡转账，而是支付宝转账，案涉银行卡只是通过支付宝转账所绑定的银行卡，交易发生所使用的密码也并非银行卡密码，而是支付宝密码，与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并无任何关联，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爱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提供刘爱军光大银行卡交易明细和赔偿刘爱军损失22501元；2.诉讼费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爱军曾在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处办理账号62×××14借记卡一张。刘爱军自认该卡开通后，自己从未使用过。因时任案外人天津市聚丰伟业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爱军将卡交给该公司会计使用，用于公司业务。刘爱军设置的密码，密码刘爱军和两个财会人员知道，除此之外，并未泄露密码。未开通手机银行，没有绑定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卡内资金不是刘爱军的资金，刘爱军也未控制卡内资金。2015年12月26日，该卡内资金以网上支付支付宝方式向76750123840000001账号转账支付三笔，分别为10000元、10000元、1400元。2015年12月27日，该卡内资金以网上支付支付宝方式向76750123840000001账号转账支付1101元。刘爱军发现卡内资金变动后，于2017年12月12日向公安北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称李平涉嫌借记卡诈骗，北辰分局于当日受理，并出具受案回执。经询刘爱军，称案件一直未侦破。一审法院认为，刘爱军与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对双方存在借记卡合同关系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爱军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刘爱军主张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3.如果刘爱军主张的损失发生，是否应由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关于争议焦点1.刘爱军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刘爱军认为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未尽到合同义务，造成刘爱军经济损失，应及时向光大银行北辰支行主张权利。根据刘爱军主张的损失发生时间，本案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刘爱军主张在发现资金变动后，多次找到光大银行北辰支行，但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至刘爱军2019年4月3日第一次起诉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已经超时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关于焦点2.刘爱军主张的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对此，刘爱军负有举证责任。刘爱军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借记卡账户内资金的变动，因刘爱军将借记卡出借给别人使用，也未妥善保管密码，卡内资金也并非刘爱军所有和支配，因此不能证明其资金被盗取，不能认定刘爱军主张的损失实际发生。刘爱军的报案，并未提交侦查终结的结论性意见，亦不能认定损失实际发生。关于焦点3、如果刘爱军主张的损失发生，是否应由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退一步讲，如果可以认定刘爱军主张资金损失实际发生，光大银行北辰支行也不负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刘爱军违反借记卡领用合约，将借记卡出借给别人使用，未妥善保管密码，对损失的发生具有严重的过错，甚至是造成资金损失的主要原因。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对刘爱军的损失发生无过错，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关于刘爱军主张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提供光大银行卡交易明细的诉请，实为举证责任的主张，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庭审中已经提交四笔交易明细作为证据，故一审法院对刘爱军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上，刘爱军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就可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对焦点二、三的论述，系从法律角度警醒刘爱军，一定要谨慎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树立风险意识，确保财产的平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刘爱军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2元，减半收取为181元，由刘爱军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2019年10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9）津0113民初5588号民事裁定，对（2019）津0113民初5588号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的笔误进行补正，裁定将（2019）津0113民初5588号民事判决中载明的多处“信用卡”更正为“借记卡”。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爱军在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处办理涉诉借记卡，双方存在借记卡合同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刘爱军作为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借记卡密码等个人信息的义务，光大银行北辰支行负有保护储户存款安全以及用卡安全等安全保障义务。关于双方第一个案涉四笔转账是否构成盗刷，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刘爱军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借记卡账户内资金的变动，因刘爱军将借记卡出借给别人使用，也未妥善保管密码，卡内资金亦并非刘爱军所有和支配，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资金被盗取，现刘爱军主张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由其赔偿损失依据不足。此外，案涉借记卡内资金于2015年12月26日至12月27日发生四笔变动，刘爱军虽主张在发现资金变动后多次找到光大银行北辰支行主张权利，但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实，至其2019年4月3日向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对此项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是否应向刘爱军提供借记卡交易明细的争议焦点，光大银行北辰支行在庭审中已经提交四笔交易明细作为证据，且刘爱军未提供证据证明光大银行北辰支行持有自支付宝虚拟账户向案外人的转账明细，其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爱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2元，由上诉人刘爱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秀红审判员  余 庆审判员  兰 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周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