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9590号原告：张某，女，198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刚，北京市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吴某1，男，1983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君，北京市京师（秦皇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颖，北京市京师（秦皇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张某与被告吴某1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志刚、被告吴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君、宋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生活补助款人民币110000元（计算至2018年12月）;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7年1月17日，原告张某与被告吴某1到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同时签署了《离婚协议书》。该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因女方（原告）生活困难，男方(被告）同意每个月支付生活补助5000元给女方，直到女方再婚（以女方领取结婚证时间为准)，……”。2017年6月15日，吴某1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中的第四条约定。法院经过认真审理，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京0102民初17235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吴某1的全部诉讼请求。此后，吴某1未就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生效。《离婚协议书》签署后，吴某1曾于2017年1月17日、2017年2月10日，依照《离婚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向张某支付了两个月的生活补助，共计人民币10000元，此后再未支付。原告张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被告吴某1辩称，应驳回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诉争费用是双方离婚时约定的经济帮助，约定的原因是原告没有工作，经济条件差。（2017）京0102民初17235号民事判决书第4页倒数第2行也写明是经济帮助。现在双方各自独立生活，原告每月收入5300余元，并有离婚时分割的存款，生活并不困难，已不存在经济帮助的情况。被告目前生活陷入困境，因原告的父亲到被告以前的单位吵闹，导致被告被迫离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被告需要负担子女的抚养及照顾父母的生活等支出，已没有能力支付原告经济帮助费。原告离婚后有正式工作，经济不再困难，也从未支付过孩子的抚养费，经常高消费出国旅游，反过来要求被告给付经济帮助对被告来说极不公平。综上，双方约定给付经济帮助的前提已经不存在，被告也无力给付，原告存在高消费更不应要求被告给付经济帮助。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离婚证、离婚协议书、（2017）京0102民初17235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的社会保险记录、原告的出入境信息等证据，本院对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被告提交的离职证明和网上求职信息截屏，用于证明被告已经离职，现在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认为离职证明无法确定真实性，从离职证明的内容里可以看出2018年8月2日至2019年2月28日被告是有工作的，且IT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就是经常变动，被告在不断的换工作，其离职与原告无关。对求职信息截屏，因全都是手机聊天记录，故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本院审查后认为，离职证明被告提供了原件，原告不认可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否定，本院对离职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网上求职信息截屏，被告虽提供了手机上显示的原始信息，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过微信聊天的人系被告，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2、幼儿基本信息登记表和五证合一材料（含原告父母的车牌信息）、在双槐里社区居委会拍摄的办理优惠停车申请的通知，用于证明原告的户口所在地是西城区平原里小区，原告的父母有房子供其居住，离婚后原告不是没房子住，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况。原告不认可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力，原告称该组证据中涉及的汽车是原、被告离婚协议书中第三条第四款分割的车辆，被告提到的原告户口所在地西城区平原里小区的房屋是公租房，建筑面积40平米，住着原告的父母及一个老人，这个房屋不是原告的。本院审查后认为，幼儿基本信息登记表被告提供了原件，原告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用于幼儿园登记孩子的相关信息，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对关联性不予确认；五证合一材料及办理优惠停车申请的通知被告未提供原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原件相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被告于2011年10月21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1月8日生育一子，名吴某2。2017年1月17日，原、被告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内容为：“男方：吴某1……，女方：张某……，男方吴某1与女方张某于2003年10月认识，于2011年10月21日在北京西城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于2013年1月8日生育一子，名吴某2。因男方婚内出轨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已无和好可能，现经夫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订立离婚协议如下：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子女抚养……。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1、房产：夫妻双方名下无房产；2、存款：女方名下现有银行存款共15万元，归女方所有，为15万元，男方本人名下住房公积金共有13万余元，归男方所有；3、夫妻双方都无债务问题；4、机动车辆：婚后以女方父亲名额购买别克牌汽车一辆（×××），离婚后归女方所有，婚后用男方名额购买的丰田汽车一辆（×××）由男方所有。男方同意每年支付别克汽车的保险全险等费用。四、经济帮助：因女方生活困难，男方同意每个月支付生活补助5000元给女方，直到女方再婚（以女方领取结婚证时间为准），如男方失业可暂缓支付后续补齐。如男方失业希望女方在男方事业（应为“失业”）期间承担孩子的部分开销，如双方无法就此问题达成共识男方可向相关部门提出诉讼。五、生活帮助：因女方经济能力再无力支持孩子成长费用及对孩子造成最低伤害影响方面考虑，离婚后女方继续居住北京市宣武区双槐里小区某号（男方母亲沈某名下住房）。如任何原因无法继续居住，男方同意给女方支付同等地区同等条件住房租金直到女方再婚（以女方领取结婚证时间为准）。六、男女双方以此协议为准签订后不在用任何手段及途径再次进行干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及工作。……”。2017年1月17日、2月10日被告依据上述离婚协议第四条约定的内容，向原告支付二个月的生活补助，共计10000元。此后被告未再支付。2017年6月，吴某1以夫妻财产约定纠纷为由将张某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双方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中的第四条。本院审理后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以及对相关事项处理所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离婚协议第四条是否存在可被撤销的法定情形？根据法律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原告在订立离婚协议时，并不存在危困或弱势情形，难以说明被告存在乘人之危的故意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此外，离婚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结束婚姻关系时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相关事宜处理所作出的一揽子约定，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现实情况，综合各类因素的考量结果和利益的平衡，不能简单以承担给付义务的多寡作为判断是否显失公平的标准；第三，原告在意思表示自由的情况下，对离婚协议约定内容的后果应有正确的认知，签订协议即意味同意受到条款规定内容的约束，该协议真实、有效。现原告未说明和举证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等其他导致原告订立协议时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综上，涉案离婚协议第四条的订立并不存在可被撤销的法定情形，故原告相应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原告以涉案离婚协议第四条所附条件无法实现、被告生活并不困难且有收入、被告及其父母干扰原告正常工作生活、原告失业无给付能力等理由主张撤销协议第四条约定，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于2017年11月16日作出（2017）京0102民初172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吴某1的诉讼请求。2019年7月5日，北京联众合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内容为：“员工吴某1……，自2018年8月2日入职，在公司担任产品部门资深UI设计师职务，于2019年2月28日离职，在此工作期间无不良表现，经公司慎重考虑准予离职，已办理完工作交接手续。劳动关系自离职之日起解除，特此证明！”在诉讼过程中，依被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原告的社会保险信息及离婚后的出入境信息。社会保险查询结果显示原告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状态均为正常，其中医疗保险缴费基数为5350元，原告的单位为某公司1、某公司2。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显示原告于2017年4月、2018年10月、2019年5月有出入境记录。庭审中,被告依据原告的社会保险信息来证明原告收入稳定，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况。原告对此不予认可，原告认为社会保险信息可以说明在双方签署离婚协议时被告很清楚原告的工作及收入情况，且原告的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并不高。被告依据原告的出入境信息来证明原告拿到被告给的经济补助就出国游玩，原告不仅生活不困难，反而还高消费，要求被告再给付经济补偿显失公平。原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原告出国是由其工作的公司安排并出资，不是原告一个人，是公司给员工提供的福利。本院认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拘束力。本案中，原、被告于2017年1月17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已就离婚财产分割及经济帮助等事项达成一致，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协议中对于经济帮助的原因、方式、结束时间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均已经作了明确约定，被告应按照相应的约定履行给付原告生活补助的义务。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高消费，生活并不困难的事实，且协议中约定的“女方生活困难”应为提供经济帮助的原因，而非反之即解除的前提条件。另外，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如男方失业可暂缓支付后续补齐”，现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9年2月离职，被告可主张暂缓支付原告生活补助，但这并非其不履行给付义务的理由。基于以上两点，被告提出的双方约定给付经济帮助的前提已经不存在，被告也无力给付，原告存在高消费更不应要求被告给付经济帮助的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吴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原告张某2017年3月起至2018年12月止的生活补助共计十一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被告吴某1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 判 长  李方涛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人民陪审员  刘 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 记 员  房文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