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6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221号。法定代表人：沙金安，系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世丹，男，1989年8月25日出生，水族，住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系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兴涛，男，197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原审第三人：郭俊，男，1981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惠水县。上诉人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机公司）与被上诉人赵兴涛、原审第三人郭俊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8）黔0111民初38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重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原判或者依法改判；二、一、二审诉讼费以及公告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30000元收据》、《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打印材料都是赵兴涛私自出具的，并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1）错误1：在一审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原告据此承诺书要求赵兴涛额外赔偿30000元，因庭审中原告陈述赵兴涛未保管过原告公章，而赵兴涛于2014年3月13日向郭俊出具的30000元的收据上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故应认定该款系经原告同意后收取，而非赵兴涛私自收取，原告该项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事实认定错误的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醒上级人民法院的是该《30000元收据》是赵兴涛通过其他办法先加盖了重机公司的公章的空白收据，然后在和郭俊沟通收货款的现场由赵兴涛私自添加的内容，上诉人前期和第三人郭俊沟通时，第三人郭俊也是说过《30000元收据》是赵兴涛现场填写的。一审法院并没有详细询问第三人郭俊《30000元收据》的来源，所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可以要求第三人郭俊说明清楚《30000元收据》的来源，并纠正错误。该《30000元收据》应该是赵兴涛私人给郭俊出具的，并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2、该《30000元收据》的原件因（2016）苏03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作为裁判的依据，被江苏省云龙区人民法院收取存档，原件无法核实情况，但是我公司存有收据原件的扫描件，从扫描件可以清楚辨认出公章图印是在书写体的下层。一审法院认定收取30000元现金是公司的行为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如果是公司同意的行为的话，公司在同意收取款项之前就应该先把收据写好，再加盖公章，而《30000元收据》的文字图印先加盖公章后添加的文字内容，《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也是先加盖的公章后打印上去的文字内容。3、从赵兴涛签订的劳动合同、《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打印材料以及《4700元利息收条》上赵兴涛的签名可以清楚的对比辨认《30000元收据》上的文字笔迹不是赵兴涛书写，也不是我公司财物人员书写，而是赵兴涛为防止私自收取货款的事情败露被公司发现查处，而由其他人书写笔迹。4、赵兴涛在2013年10月2日至2014年8月6日期间为我公司工作人员，在2014年1月1日为达到个人私利向我公司客户陈小勇收取3000元的费用，并与客户陈小勇私自达成《赎车承诺书》。因为该《赎车承诺书》导致我公司起诉陈小勇清收债权时，（2014）花民初字第1337号判决书判决我公司部分败诉，导致我公司损失惨重。后赵兴涛被公司通报处分，该事件与本案纠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赵兴涛未达到私自收取客户的钱财的目的，而私自与我公司客户达成损害我公司利益的协议。（2）错误2：一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2014年3月12日名称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书面打印材料载明，原告公司客户郭俊购买的涉案车辆因原告公司保险问题，将对郭俊进行保险一次性赔偿45652元，此赔款在分期款中扣除，故在（2016）苏03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中，该款已用于充抵郭俊应付款项。原告主张因赵兴涛个人行为导致原告产生该项损失，故要求赵兴涛赔偿该45652元。庭审中原告陈述赵兴涛未保管过原告公章，而该材料内容系打印体并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故应认定该材料由原告方出具，赵兴涛仅系代原告转交郭俊”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1、上诉人提醒上级人民法院的是《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的打印材料可以清楚辨认出是先加盖的公章后打印上去的文字内容，《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证明的打印材料并不是公司出具的，按照常理，如果是公司同意的话，是先打印文字内容后加盖公章。但是打印文字和公司印章土印层次恰恰相反。2、我公司在国家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为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而《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打印材料落款名称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构公司，按照常理如果我公司出具的话，落款名称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公司名称打印错误。恰恰是赵兴涛为达到迷惑骗取第三人郭俊30000元的现金目的，而私自给第三人郭俊出具落款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构公司的《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打印材料。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赵兴涛明显侵犯重机公司的合法财产权，虽达不到刑事处罚手段，但是有侵权事实和行为。一审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该案并结合《外勤工作人员个人承诺书》，赵兴涛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赵兴涛在2013年10月2日至2014年8月6日期间虽为公司工作人员，其私自收款的行为不仅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而且涉嫌违法犯罪，我公司在其离职后发现其收取的30000元货款的时候，2016年4月21日以职务侵占向小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也传唤过赵兴涛到公安部门询问过，也叫其当场书写笔迹，但是《30000元收据》上的签名笔迹不是赵兴涛书写，而是赵兴涛为防止私自收取货款的事情败露被公司发现查处，而由其他人书写笔迹。公安局侦查人员发现《30000元收据》上的签名与其现场笔迹明显不相符，便先叫其离去。后公安机关告知我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根据上述规定，职务侵占六万以上一百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一百万元以上为数额巨大。因职务侵占未达到6万元，公安机关后并未继续侦查该案。赵兴涛未有答辩意见提交。郭俊述称，坚持一审所述意见。重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返还其私自收原告购车客户车款30000元，并赔偿原告30000元，合计60000元；2、被告向原告赔偿其私自对第三人承诺所造成原告的损失45652元；3、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2日，重机公司（甲方）与赵兴涛（乙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甲方聘用乙方从事债权外勤岗位工作，工作地点为贵州区域。合同签订后，赵兴涛在原告单位工作。2014年7月31日，赵兴涛向原告出具《外勤工作人员个人承诺书》，书面承诺自己在工作期间不向客户作任何的承诺、许诺，否则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其个人承担；其在工作期间不私自向客户收取任何形式的款项，特别是私自代收货款，如有违反，其自愿向公司双倍返还其私自收取的款项。2014年8月6日，赵兴涛向重机公司提交《员工辞职申请书》，书面申请辞职，重机公司相关领导当日签署“同意”意见，其财务部意见为“账面个人借款964元”。此后赵兴涛未再上班。另查明，2012年5月8日，重机公司与郭俊签订一份《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重机公司向郭俊销售一辆徐工牌起重机（型号为QY25K5-1），单价865000元，首付款43250元于2012年5月8日支付，余款821750元在2012年9月至2015年8月期间分36期支付（每月15日前付款），分期利息共计30331元，本息合计895331元。赵兴涛在职期间，于2013年12月17日向郭俊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郭俊交来15.9728万元利息肆仟柒佰元”。2014年3月12日，郭俊取得名称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书面打印材料一份，内容为：“我公司用户郭俊购买我公司设备25K5-1型，识别号DA016517。因该用户欠我公司十期分期款共计金额贰拾贰万捌仟贰佰陆拾元整（228260.00元）未付，现因公司保险问题，将对该用户进行保险一次性赔偿共计金额肆万伍仟陆佰伍拾贰元整（45652.00元），此赔款在分期款中扣除，剩余欠款必须一次性付清。特此证明！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构公司2014年3月12日”。该打印材料落款处加盖了“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章，其后手写标注“代理人：赵兴涛、黄再勇”。庭审中，重机公司陈述其公章由公司综合部保管，赵兴涛没有保管过公章；郭俊购买的涉案车辆的保险事宜不是赵兴涛经办的。2014年3月13日，赵兴涛向郭俊出具《收款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郭俊现金30000元整，下欠十万零贰仟陆零捌元，此款在3月25日一次性付清”，收款人处有赵兴涛签字，收款单位标注为重机公司，收据上加盖“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印章。2016年10月28日，重机公司针对郭俊向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郭俊支付货款80352元及违约金等。该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3月3日作出（2016）苏03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重机公司认可郭俊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货款814979元（其中2014年3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付款152608元），与总款金额895331元相差80352元；鉴于2014年3月12日名称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书面打印材料记载重机公司对郭俊进行保险一次性赔偿45652元，此赔款在分期款中扣除；2014年3月13日的《收款收据》载明赵兴涛收到郭俊现金30000元；该两笔款项均应进行抵扣，抵扣后郭俊尚欠重机公司货款4700元；赵兴涛2013年12月17日向郭俊出具的《收条》载明4700元系159725元的利息，故不能从欠款中抵扣；综上，判决郭俊支付重机公司货款4700元及相应违约金。该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8年5月24日，重机公司向贵阳市花溪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简称花溪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同本案诉请，该委不予受理。重机公司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如前。一审法院认为，赵兴涛于2013年10月2日至2014年7月31日期间在重机公司工作，予以确认。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苏03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原告客户郭俊于2014年3月13日向赵兴涛支付现金3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赵兴涛未提供证据予以推翻，予以确认。赵兴涛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将该30000元款项转交原告，应认定其尚未转交，故对原告要求赵兴涛支付该30000元货款的请求，予以支持。赵兴涛于2014年7月31日向原告出具《外勤工作人员个人承诺书》，书面承诺自己在工作期间不向客户作任何的承诺、许诺，否则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其个人承担；其在工作期间不私自向客户收取任何形式的款项，特别是私自代收货款，如有违反，其自愿向公司双倍返还其私自收取的款项。原告据此承诺书要求赵兴涛额外赔偿30000元，因庭审中原告陈述赵兴涛未保管过原告公章，而赵兴涛于2014年3月13日向郭俊出具的30000元的收据上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故应认定该款系经原告同意后收取，而非赵兴涛私自收取，原告该项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2014年3月12日名称为《贵州贵阳徐工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书面打印材料载明，原告公司客户郭俊购买的涉案车辆因原告公司保险问题，将对郭俊进行保险一次性赔偿45652元，此赔款在分期款中扣除，故在（2016）苏0303民初5486号民事判决书中，该款已用于充抵郭俊应付款项。原告主张因赵兴涛个人行为导致原告产生该项损失，故要求赵兴涛赔偿该45652元。庭审中原告陈述赵兴涛未保管过原告公章，而该材料内容系打印体并加盖了原告公司印章，故应认定该材料由原告方出具，赵兴涛仅系代原告转交郭俊，加之郭俊购买车辆的时间为2012年5月8日，在赵兴涛入职之前，且原告当庭陈述郭俊涉案车辆的保险事宜不是赵兴涛经办的。原告未提交确凿证据证实该45652元赔偿款系赵兴涛过错所导致，其诉请赵兴涛赔偿该款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赵兴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30000元；二、驳回原告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被告赵兴涛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上诉人重机公司所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相关上诉理由，经查，上诉人重机公司并未否认其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对于其所提上诉理由其亦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对上诉人重机公司所提“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据此适用相关法律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重机公司所提“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及公告费，均由贵州重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朱小龙审判员  邓 艳审判员  李婷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明远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