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民终376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赵辉，男，1979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河北法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范阳西路189号。法定代表人：苟量，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新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希芳，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赵辉因与被上诉人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9）津72民初8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赵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文辉，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新华、惠希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赵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东方公司赔偿损失18938.29元及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对以上赔偿款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向养殖户支付利息。2.两审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东方公司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并对养殖户实施无差别拦截行为。1.东方公司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东方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在施工前、整个施工期及实施拦截行为时以任何形式告知或提示了包括赵辉在内的所有养殖户勘探作业区域范围以及是否可以进入养殖区，相反从本案及关联案中证人证言中均证明养殖户未收到提示通知获得关于勘探范围、时间及何时可以进入养殖区的信息，所以养殖户无法确定自己的养殖区是否在勘探区域内，赵辉不存在理解错误，对此亦无过错。2.东方公司在河口处对养殖户实施无差别拦截时没有区分养殖区是否在勘探作业区内。3.东方公司雇佣社会人员进行拦截工作和“调解”工作，致使养殖户不能也不敢出海进行养殖作业，具有过错。（二）一审判决片面认定“只有在勘探作业范围内的养殖区才会遭受损失”。本案养殖户损失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东方公司在勘探区外及河口处无差别拦截行为致使养殖户不能将在暂养区的扇贝苗于分苗季节进行分苗，加之近岸爆发赤潮，最终导致养殖户扇贝苗在暂养地大量死亡，这一损失的发生与养殖区是否在勘探作业区域范围内无关。东方公司辩称：一审法院对赵辉上诉部分的判定正确，请求依法驳回赵辉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东方公司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赵辉应当知悉其养殖区在勘探作业区外，赵辉所称东方公司对其实施无差别拦截没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东方公司无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正确。1.赵辉所主张的养殖区在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区外，二者不可能存在任何交集，东方公司没有向赵辉进行特别提示的义务。2.赵辉所称东方公司在河口处对其实施无差别拦截无事实依据，系虚假陈述，且与其先前提交的书面证据和证人证言相矛盾。3.赵辉所称东方公司雇佣涉黑人员对养殖户进行拦截，并采取威胁恐吓等非法手段亦无事实依据。（二）赵辉关于养殖损失的发生与养殖区是否在勘探作业范围内无关的主张错误，勘探作业区外地养殖区不可能遭受损失，一审判决对该部分的认定正确。赵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方公司赔偿赵辉因石油勘探造成的扇贝养殖损失30000元；2.判令东方公司支付上述赔偿款的利息（自2013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用由东方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赵辉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近岸海域从事扇贝养殖，养殖面积为14.73公顷。同年，赵辉向昌黎县海洋局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并登记备案,坐标位置为（经度/纬度）：1.119°25′08.660″、39°27′36.450″；2.119°24′54.250″、39°27′36.340″3.119°25′00.900″、39°27′50.990″；4.119°25′14.710″、39°27′49.510″。就该养殖区域，赵辉未取得养殖证书。河北省乐亭县、昌黎县海域海湾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基本养殖规范及规律为：养殖采取筏吊式，即在海底打上根桩，在根桩上系上根绳，两根根绳之间用绠绳连接，绠绳的长度为120米左右，扇贝养殖笼悬挂在绠绳上，养殖笼之间间隔约0.5-0.8米。4月下旬至6月中旬，养殖户雇佣潜水员将其养殖区的根绳从海底捞出，为养殖做好准备工作。5月中下旬为苗种购买期，每袋苗种为3000-5000粒，每粒壳高约3-5毫米。购买苗种3-5天后，要将苗种进行疏散，按照每个养殖袋300-500粒左右进行养殖，此时在近海暂养区进行养殖。半个月后（约6月20日左右）进行第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到暂养笼养殖，每层约200-500粒，每粒扇贝壳高约10毫米左右。因此时须占用较大养殖面积，大多数养殖户要将暂养笼放置到养殖区进行养殖（此时为商品苗时期）。7月下旬到8月初，此时每粒扇贝壳高约为18-20毫米，养殖户进行最后一次分苗，将扇贝放入养成笼进行养殖，每层约放置为40-60粒，每笼约为10-13层。从购苗到最后养成成品扇贝，扇贝苗种的死亡及淘汰率约为50%。养殖户基本按照每350亩（左右）放置约10000只养殖笼的标准进行养殖，则每350亩地购买商品苗的数量约为10000000粒，即每亩28571粒。2013年，赵辉按照上述扇贝养殖方式方法和规律进行养殖。东方公司曾于2009年、2010年、2012年在乐亭县所属海域进行勘探作业，为协调勘探作业相关工作，乐亭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支油办。支油办总牵头，负责与海洋局等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勘探施工事宜。2013年2月20日，东方公司就涉案海域勘探作业向支油办提出开工申请，支油办予以同意。2013年2月27日，秦皇岛海事局发布航行通告载明，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对于作业水域：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进行海底勘探作业，勘探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东方公司进行勘探作业先在作业区域内铺设感应电缆，然后采用气枪震源船作为人工震源，即在浮筒下挂24个可以任意调换不同容量的空气枪，将空气枪放入水面下5米处，使用时既可以单枪激发，也可以根据勘探作业要求多枪组合同步激发，单枪容积最大为200立方英吋，检串最大容积为400立方英吋。气枪震源船产生的声音在7-120分贝之间，释放的气泡会产生7-120赫兹的冲击波。感应电缆将经过海底反射后的冲击波予以接收。东方公司在进行勘探作业时，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的船舶进行拦阻。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7月26日在勘探作业区内进行往复勘探作业。2013年5月29日，国家贝类产业技术体系秦皇岛综合试验站和病害防控研究室发布《关于秦皇岛海域海湾扇贝滞长及死亡的预警通报》指出，5月底最新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养殖区浮游植物种类及数量大幅减少，抑食海球金藻和哑铃型微型藻在浮游植物组成中占绝对优势，且其密度呈上升趋势。这两种藻类不能被海湾扇贝消化与利用，两种藻类大量繁殖会引发赤潮。在此情况下，为减少两种藻类对扇贝的影响，建议将扇贝搬迁到适宜养殖海域或尽早采取分苗疏散的方式进行养殖。2013年5月30日，河北省水产局将上述《关于秦皇岛海域出现抑食海球金藻的情况通报》向沿海渔业主管局予以转发，要求对养殖户做好技术指导工作。2013年5月至7月期间，赵辉等养殖户到昌黎县养殖扇贝的情况，同时要求镇政府协调处理。茹荷镇政府专门责成人大主席崔金广调查核实并协调处理。经过崔金广审查材料并走访渔民，茹荷镇政府出具情况说明，证实渔民反映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及阻拦情况基本属实。在此基础上，茹荷镇政府指定崔金广陪同渔民代表多次前往乐亭县发改局、乐亭县支油办、乐亭县信访局协商解决。此后，赵辉等养殖户每年都来茹荷镇政府要求协助解决赔偿问题。2017年9月，渔民还曾前往东方公司要求协商解决，但未能达成一致解决方案。赵辉暂养区与天津海事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民事判决书中养殖户的暂养区临近。但赵辉的养殖区不在东方公司作业区域以及作业区外1公里阻拦线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1.赵辉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2.东方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3.赵辉是否存在损失以及损失的具体数额；4.赵辉的损失与东方公司的勘探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5.赵辉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关于赵辉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赵辉诉请的损失发生于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之间，其提起诉讼日期为2019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茹荷镇政府分别于2017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记载“渔民每年都来要求协助解决损失赔偿问题”，并记载渔民于2017年9月去东方公司要求解决纠纷，而且其出具的养殖户名单也包括赵辉。一审法院认为，茹荷镇政府系当地依法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赵辉在事故发生后连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因此，赵辉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赵辉是否具有索赔的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并参照农业部《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国家对于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水域和滩涂从事养殖活动采取行政许可制度，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并许可其使用相应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赵辉未提交养殖证或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认可其养殖权的证据，不能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无权请求赔偿未来预期养殖收益，但赵辉具有昌黎县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明，并在2013年实际缴纳海域使用金，对涉案养殖海域拥有合法使用权，如东方公司存在赵辉诉称的侵权行为,阻碍其使用涉案海域并造成其实际投入的养殖设施或者现有的养殖物财产损害,赵辉有权提起索赔诉讼。三、关于东方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并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天津海事法院已生效（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判决书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位于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区域进行了往复勘探作业。期间，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船舶进行阻拦。东方公司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一审法院确认上述勘探区域和阻拦区域。赵辉养殖区位于（经度/纬度）1.119°25′08.660″、39°27′36.450″；2.119°24′54.250″、39°27′36.340″3.119°25′00.900″、39°27′50.990″；4.119°25′14.710″、39°27′49.510″，不在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区和阻拦区域内，赵辉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养殖行为受到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影响。即便赵辉在得知其他养殖户被阻拦后未进入自己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也是因其对东方公司勘探区域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属于自身过错。对此，东方公司并无过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与赵辉养殖区域并不重合，赵辉所称的损失与东方公司不具关联性，东方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赵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元，由赵辉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赵辉补充提交了七份证据：证据一、赵桂存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二、出海航道与被拦截情况示意图。证据三、天津海事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案笔录，以上三证据拟共同证明滦河口航道是养殖户通往养殖区的唯一船用航道，东方公司未告知具体的勘探作业范围，且未区分养殖户是否在勘探作业范围内便进行无差别拦截，导致赵辉无法在拦截期间到达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同时东方公司还雇佣社会人员对养殖户进行“调解”工作，致使养殖户基于恐惧心理不敢进入养殖区进行分苗作业。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14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东方公司存在往复勘探作业行为，养殖户无法知悉东方公司的勘探作业时间，在得知阻拦情况后在同时期未前往养殖区进行养殖作业符合常理。证据五、《石油勘探施工分区块分时段作业与养殖区位置对照图》，拟证明本案与另案乐亭养殖海域为同一海域，东方公司在不同时间内对养殖区进行两次或者三次勘探作业。证据六、昌黎县茹荷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拟证明昌黎县养殖户多次向昌黎县政府和茹荷镇政府要求协调处理东方公司致使赵辉养殖损害事宜，茹荷镇政府亦指定专人代表养殖户去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办法。证据七、《关于恳请政府主导2013石油勘探养殖户受损索赔事件的报告》，拟证明赵辉曾向昌黎县政府及昌黎县茹荷镇政府反映扇贝养殖期间被拦截的事实。东方公司对赵辉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东方公司从未在滦河口对养殖户进行拦截。证据二、该示意图系养殖户自行标识，无法表明养殖区与勘探作业区的位置关系，亦无法证明东方公司在滦河口进行拦截，对其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三、未核实该笔录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笔录中证人证词具有倾向性，无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四、该裁定认定事实系涉乐亭海域，并非本案的昌黎海域，该裁定亦未认定东方公司在昌黎海域存在往复勘探作业行为。证据五、该图示仅能体现乐亭海域的情况，不能体现本案昌黎海域的情况，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且通过该图也无法得出东方公司存在往复勘探作业的结论，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六、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记载内容不应被认可和采信。证据七、对其真实性、客观性不予认可，且该函件的落款人并非本案上诉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审查了赵辉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证据一至证据三、系在另案中形成的证据和笔录，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另案的事实认定，对东方公司是否存在滦河口阻拦行为以及雇佣社会人员对养殖户进行恐吓等行为综合予以评判。证据四至证据七、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以及养殖户未到养殖区进行养殖作业是否符合常理，并一直向政府机关反映东方公司存在拦截侵权事实和主张权利的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在案证据予以认定。东方公司未补充提交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养殖损害责任纠纷，争议焦点为1.东方公司是否存在侵权行为；2.赵辉是否存在实际损失；3.如东方公司的侵权行为与赵辉的实际损失均存在，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东方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和应承担具体数额；4.赵辉所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赵辉于2019年1月16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东方公司赔偿其在2013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受到的养殖损失，双方对于期间是否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茹荷镇政府作为基层国家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具有调处纠纷、解决民事争议和保护民事权利的职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的规定，结合茹荷镇政府在2017年12月20日和2019年4月21日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的记载内容，可以证实赵辉在事故发生后连续主张权利，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一审法院认定赵辉的起诉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正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从事海上养殖，应依法取得主管部门的养殖许可及养殖海域使用许可。本案中，赵辉未提交证据证明具有合法养殖权利，但其提交了昌黎县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明，结合其已实际缴纳2013年度海域使用金的行为，可以认定其在事故发生时对涉案海域具有合法使用权，当存在阻碍使用涉案海域的侵权行为，并造成实际养殖损失时，其有权向侵权者提起诉讼，主张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二款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另案生效判决（一审案号：（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3-115、117-199号，二审案号：（2017）津民终174-309号）认定，东方公司于2013年3月1日至同年7月底在位于A:39°13′05″N/119°30′05″E；B:39°22′47″N/119°17′26″E；C:39°26′11″N/119°21′44″E；D:39°23′54″N/119°24′43″E；E:39°31′19″N/119°34′11″E；F:39°23′52″N/119°43′52″E区域进行海底勘探作业。期间，作业面设定为2公里宽，10公里长，为保证安全，在作业面四个角向外1公里处设置一艘橡皮艇作为警戒船，对于靠近船舶进行阻拦。对上述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东方公司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推翻，应当予以认可。本案中，赵辉养殖区对比同期东方公司的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二者的区域并不存在重合，故赵辉主张因为东方公司的阻拦，导致其不能将暂养区的扇贝苗在养殖区进行疏散养殖，并因此造成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开始前通过秦皇岛海事局发布的航行通告，将作业总时间、作业单位、作业范围等信息予以公告，赵辉理应知悉其养殖区不在勘探作业区域，即便如其主张系得知其他养殖户被阻拦后才未进入自己养殖区进行作业，也系因个人认识错误和未尽注意义务原因导致，东方公司对此不承担责任。综上，赵辉养殖区域与东方公司勘探作业和阻拦区域并不重合，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诉称养殖损失系受到东方公司侵权行为造成，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3元，由赵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跃民审判员  李 彤审判员  李 超审判员  唐 娜审判员  于轶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孙超法官助理张洪川法官助理赵伟书记员闫玮书记员岳琰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