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京0115民初20756号原告：王绍玲，女，1936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退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系王绍玲之子），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梁福东，男，1966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原告：周新，男，1967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1号。法定代表人：张罗，常务副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华，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小兵，北京市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绍玲、原告梁福东、原告周新与被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同仁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绍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新、原告梁福东、原告周新，被告北京同仁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强华、金小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绍玲、梁福东、周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北京同仁医院向王绍玲、梁福东、周新赔偿医药费、公安调查期间的存尸费、整容费、管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费用（共计1255591.64元）中的20%即251118.33元；2.北京同仁医院向王绍玲、梁福东、周新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和鉴定费用由北京同仁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8月11日，患者周昱因身体不适到北京同仁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左侧腓骨下端骨折，并被采取左小腿骨折外固定术。术后，北京同仁医院让周昱回家。2014年9月3日，周昱出现胸闷并意识丧失，后经抢救无效死亡。2015年8月3日，公安机关出具法医鉴定结论书，认定周昱符合左小腿骨折外固定术，因肺动脉栓塞引起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王绍玲、梁福东和周新认为，北京同仁医院对周昱的病症及并发症未尽合理的诊疗义务，亦未对其为周昱实施的骨折外固定术本身所产生的风险尽到告知义务，由此导致了周昱死亡的严重后果，故北京同仁医院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同仁医院辩称，北京同仁医院对周昱的死亡不存在医疗过错，王绍玲、梁福东和周新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周昱系周真桃和王绍玲之女，梁福东之妻子，周新之妹。周昱与梁福东无子女。2014年8月11日，周昱因摔伤至北京同仁医院（南区）门诊处就诊，诊断为左腓骨下端骨折。北京同仁医院对周昱予以石膏外固定，并开具肿痛安、骨康胶囊，嘱3日后门诊复查，不适随诊。2014年8月15日，周昱至北京同仁医院处复查，门诊病历记载：病史同前，复查。继续石膏固定，6周后复查。2014年9月3日，周昱出现胸闷、喘憋、呕吐及意识丧失，经现场急救未恢复生命体征，于当日死亡。2015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出具鉴定结论书，认为周昱符合左小腿骨折外固定术后，因肺动脉栓塞引起呼吸循环障碍死亡。后，周真桃、王绍玲、梁福东将北京同仁医院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东城法院），要求北京同仁医院赔偿医药费、存尸费、整容费、管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总额的20%，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东城法院于2016年2月1日对该案立案受理。庭审中，周真桃、王绍玲、梁福东主张北京同仁医院对周昱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提出鉴定申请，要求：1.对北京同仁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进行鉴定；2.对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疗过错与周昱的死亡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程度进行鉴定。经北京东城法院摇号，确定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红十字鉴定中心）为鉴定机构，该机构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鉴定意见，对委托事项评估如下：被鉴定人周昱具备行石膏托外固定治疗的适应症，石膏托固定是临床上较常规的治疗手段，一般无需特意签订知情同意书。医方用药未造成不良后果，就其伤情未安排住院未违反诊疗常规。被鉴定人周昱术后并未长期卧床，也无瘫痪、失血等其他问题，发生血栓风险较低，最终因静脉血栓导致死亡实属临床罕见情况，难以预见，医方未就此进行告知不属于明显违反诊疗常规。2013年《创伤骨科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筛查与治疗的专家共识》建议对所有创伤患者在住院期间进行RAPT评估，并建议对所有患者急诊进行D-二聚体检查，D-二聚体阳性患者推荐行近端或全下肢静脉超声检查。被鉴定人年龄为42岁，为轻度肥胖患者，属于低风险组。该诊疗建议为推荐性质，不属于强制性规定。就被鉴定人具体情况而言，其骨折伤情较轻，血栓风险不高，由于未办理住院，实际临床实践中急诊、门诊针对该类患者D-二聚体检查不属于常规必做检查。被鉴定人既往也无VTE病史，伤后进行D-二聚体检查阳性结果概率不高，但未进行检查确认而丧失了发现血栓风险的一定机会仍属遗憾。综上作出鉴定意见如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对被鉴定人周昱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不足，与其死亡之间存在较轻微因果关系，建议过错程度为轻微（参与度1%-10%）。周真桃、王绍玲、梁福东预付鉴定费12000元。北京同仁医院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周真桃、王绍玲、梁福东亦不认可上述鉴定结论，并申请进行鉴定人出庭质询。红十字鉴定中心于2017年3月22日派鉴定人郭淑嘉、金子波出庭接受质询。主要答复意见如下：对于四肢长骨骨折的患者一般医生会交代制动休息及补充营养，但不需要书面告知，临床中石膏固定不需要书面告知。D-二聚体升高不代表有血栓形成，患者如果发现有下肢深静脉血栓，经过治疗不一定死亡。患者的肺栓塞是在后期发生的，病情无法控制，也没有手段能够排除肺栓塞，医院也没有能力尽到预见义务。即使患者做了D-二聚体检查，结果为阴性，也只能排除患者当时形成血栓的可能，不能排除以后的风险。在实践中，门急诊患者基本不做该检查。后，北京东城法院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查清案件事实，力争穷尽一切手段确定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相应的过错程度，组织了除北京同仁医院之外的北京市多家三级甲等医院骨科专家、呼吸科专家、北京市司法鉴定机构法医组成专家小组，专门就本案进行专家论证。最终，北京东城法院认定，红十字鉴定中心认定“同仁医院未对患者周昱进行D-二聚体检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出血栓风险的可能性，与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轻微”确有不妥，北京同仁医院对周昱的诊疗行为中不存在医疗过错。2017年7月24日，北京东城法院作出（2016）京0101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周真桃、王绍玲、梁福东的全部诉讼请求。王绍玲、梁福东不服北京东城法院上述判决书的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法院）。本案二审过程中，北京二中法院发现周真桃已于2016年9月死亡。2018年2月6日，北京二中法院作出（2018）京02民终10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北京东城法院（2016）京0101民初3230号民事判决书；二、本案发回北京东城法院重审。本案被发回重审后，北京东城法院于2018年8月21日依法追加周新为本案共同原告；同日，王绍玲、梁福东、周新以“发现新的证据线索，在收集组织证据当中”为由撤诉。后，王绍玲、梁福东、周新将案件诉至本院。王绍玲、梁福东、周新和北京同仁医院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庭审中，王绍玲、梁福东、周新对曾对周昱进行诊疗的两位医生的执业资格提出质疑。经本院调查核实，对周昱进行诊疗的两位医生在当时具备医师执业资格。本院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同仁医院在对周昱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周昱死亡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虽然红十字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以北京同仁医院未对周昱“进行D-二聚体检查确认而丧失了发现血栓风险的一定机会”为由，综合认定“北京同仁医院对被鉴定人周昱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不足，与其死亡之间存在较轻微因果关系”，但按照红十字鉴定中心所引用的2013年《创伤骨科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筛查与治疗的专家共识》中的意见及红十字鉴定中心的评估意见，D-二聚体检查仅属于推荐性的诊疗建议，而非强制性规定，且周昱属于低风险组，就其具体情况而言，其骨折伤情较轻，血栓风险不高，由于未办理住院，实际临床实践中急诊、门诊针对该类患者D-二聚体检查不属于常规必做检查，周昱既往也无VTE病史，伤后进行D-二聚体检查阳性结果概率不高。同时，根据鉴定人出庭答复，现在没有手段能够排除肺栓塞，医院也没有能力对肺栓塞尽到预见义务。结合上述情况，可以认定红十字鉴定中心关于“北京同仁医院对被鉴定人周昱的诊疗行为存在一定不足，与其死亡之间存在较轻微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依据不足，据此不足以认定北京同仁医院在其对周昱实施的诊疗行为中存在医疗过错。综上，王绍玲、梁福东、周新关于要求北京同仁医院赔偿医药费、公安调查期间的存尸费、整容费、管理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以及要求北京同仁医院承担鉴定费用的诉讼请求，均无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王绍玲、梁福东、周新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66元，由王绍玲、梁福东、周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毛希彤人民陪审员  刘秀敏人民陪审员  邓小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 记 员  于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