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吉民再23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国山，男,1966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传花，女，1968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恒军，男，196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易。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孙文礼，男，1964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易。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集安市永德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法定代表人：刘永梅。 再审申请人刘国山、张传花因与被申请人孙文礼、刘恒军、集安市永德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德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5民终5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9）吉民申7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当事人和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山、张传花申请再审称，1.请求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刘恒军、孙文礼的诉讼请求。2.集安法院立即执行有异议的2000帘西洋参交付申请人。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审鉴定费由刘恒军、孙文礼承担。4.请求召开听证会，与原两审法院法官对质。5.刘恒军、孙文礼、刘永梅涉嫌虚假诉讼，请求省高院追究三人的刑事责任。6.请求省高院尽快办理此案。7.如果省高院不能公正判决我们将逐级上访，并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8.控告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何秋彦、郑玉平，要求省高院审理。9.案件严重影响了刘国山、张传花的正常生活。10.请求省高院调取原一、二审庭审视频与庭审笔录。11.如这次审理不能公正判决，我们将向中央巡视组申请处理。事实与理由：1.2018年7月24日通化中院二审第二次开庭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完全错误。2.刘恒军、孙文礼、房建军三人说投资160万元种植13000帘人参纯属虚构事实，其与永德公司所签订的买卖协议一定是虚假协议。3.在集安两次开庭中，刘永梅、房建军、刘恒军、孙文礼对这13000帘人参的合伙人和投资数额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两次陈述均不一致，他们涉嫌虚假诉讼。4.刘恒军、孙文礼与刘永梅所谓的《买卖协议》完全是虚假的。5.对于刘恒军、孙文礼提供的证据，刘国山、张传花在第一次审理时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提出了异议。6.通化中院发回集安法院重审，主办法官不作为。7.通化中院何秋彦审判长打击报复、徇私枉法、渎职失职，不作为。8.原审判决认定诉争的2000帘人参归刘恒军、孙文礼所有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所有权应归永德公司及刘永梅。 孙文礼、刘恒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刘国山、张传花申请的理由不成立。 永德公司辩称，认可原两审判决。 刘恒军、孙文礼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立即停止对2000帘西洋参的强制执行，解除查封，并确认位于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8组太平沟东大坡永德参业经营的西洋参地右侧坡底起向上的四池西洋参中2000帘西洋参归刘恒军、孙文礼所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30日，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青公司）与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村民迟明有、徐会来等村民签订《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并在当日经通化县光华镇法律服务所进行了见证。合同约定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租赁迟明有、徐会来等村民的土地发展人参，承包期限7年。合同签订后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按约定交付了第一年承包费。对承包事宜，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认可系刘恒军、房建军、刘德朋以其名义签订的合同、进行的投入，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对争议西洋参不主张权利。同年8月永德参业为了其公司上市在未经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同意情况下，与迟明有、徐会来等村民再次签订合同，内容与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与迟明有、徐会来等村民签订的合同内容相同，合同虽然8月份签订，但时间仍写在了2015年3、4月份（为将来合同解除不影响农民种地），同时通化县光华镇法律服务所进行了见证，2015年5月6日，刘恒军与房建军、刘德朋签订《合作合同》，约定对腰营南台、光华镇同心村七、八组参地项目合作投资，腰营南台发展人参约6700帘、光华镇同心村七、八组发展人参约24000帘，刘德朋以技术投资，刘恒军投资100万元（刘恒军对投资的100万元中，认可有孙文礼20万元，孙文礼隐名投资），房建军占利润分配额的70%，刘恒军占20%，刘德朋占10%。2016年2月3日，刘恒军、孙文礼将经分割处分归刘恒军、孙文礼所有的2000帘西洋参出售给永德参业，与永德参业签订《买卖协议》，协议约定：永德参业购买刘恒军、孙文礼位于光华镇同心村八组东大坡价值100万元西洋参2000帘，2016年6月15日前付款60万元，8月30日前付款40万元，刘恒军、孙文礼保留2000帘西洋参所有权，逾期（2016年6月15日前）未付60万元，终止合同，该西洋参仍归刘恒军、孙文礼所有，期间投资刘恒军、孙文礼不承担；协议亦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人参交由永德参业经营管理。刘恒军、孙文礼在买卖协议签订后将2000帘西洋参如约交与永德参业经营管理。2016年7月7日，刘国山、张传花与永德参业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集安市人民法院查封了永德参业4000帘西洋参，其中包括争议的2000帘西洋参。在刘国山、张传花申请对争议西洋参进行查封、评估过程中，永德参业及负责管理的厂长王建富没有表述所查封西洋参有刘恒军、孙文礼2000帘。2016年11月7日刘恒军、孙文礼知道查封一事后，对该执行查封提出了案外人执行异议。2016年11月18日，集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吉0582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刘恒军、孙文礼异议请求，并告知刘恒军、孙文礼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刘恒军、孙文礼遂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立即停止对位于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八组太平沟东大坡2000帘西洋参的查封及执行。经一审法院审理于2016年依法作出了（2016）吉0582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支持了刘恒军、孙文礼的诉讼请求，后该案被通化中院以判决程序违法发回重审，重审时刘国山、张传花对刘恒军、孙文礼提供的《买卖协议》及《收据》中落款处的“8”提出了鉴定申请，经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买卖协议》鉴定意见：（一）无法判断检材《买卖协议》的形成时间。（二）无法判断检材《买卖协议》上“集安市永德参业有限公司”印文与样本上“集安市永德参业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先后。（三）无法判断检材《买卖协议》上“刘永梅”签名与样本上“刘永梅”签名的形成时间先后。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收据》鉴定意见：（一）无法判断检材《收据》上需检的“8”字是否同一支笔所写。（二）无法判断检材《收据》上需检的“8”字的形成时间。（三）无法判断检材《收据》上需检的“8”字与样本上的“201513”字迹是否同一支笔所写。（四）无法判断检材《收据》上需检的“8”字与样本上的“201513”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一审法院判决：一、位于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八组太平沟东大坡第三人经营的西洋参地右侧坡底起向上的四池西洋参中的2000帘西洋参（最后一行右侧数起）归刘恒军、孙文礼所有；二、位于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八组太平沟东大坡第三人经营的西洋参地右侧坡底起向上的四池西洋参中的2000帘西洋参（最后一行右侧数起）立即停止执行；三、集安市人民法院（2016）吉0582民初字第918号民事裁定书及集安市人民法院（2016）吉0582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于本判决生效后自动失效。 刘国山、张传花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集安市人民法院（2017）吉058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驳回刘恒军，孙文礼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一审鉴定费由刘恒军，孙文礼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刘恒军、孙文礼主张争议的2000帘人参归其所有，并可排除执行，其提供了相关书证以及证人证言。对于刘恒军、孙文礼提供的证据，刘国山、张传花在第一次审理时对证据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在重审期间虽对相关书证的部分内容申请了司法鉴定，但鉴定意见亦未能支持其异议，故对于刘恒军、孙文礼提供的证据应当予以采信，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刘恒军、孙文礼的诉讼请求。刘国山、张传花上诉主张争议的2000帘人参应归永德参业所有，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刘国山、张传花提供了永德参业与同心村村民签订的“土地流转承包合同”及同心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因永德参业与同心村八组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在吉林省山青参业有限公司与同心村村民签订合同之后形成的，该份合同在前份合同未依法解除又未经前合同权利人认可的情况下，无法认定永德参业与同心村村民签订的合同效力，亦无法依据承包合同认定永德参业对争议的2000帘人参进行了全额投入。刘国山、张传花提供的永德参业及刘永梅购买参籽、化肥的证据，仅能证明永德参业及刘永梅有购买参籽和化肥的事实，但无法证明系对本案争议人参的投入。综合刘国山、张传花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明争议的2000帘人参归永德参业所有，故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庭审中，刘国山、张传花和永德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孙文礼、刘恒军提交两组新证据，第一组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受托支付转账凭证及刘永梅出具的收据。证明刘恒军借用刘永梅40万元交纳租地承包金后在银行贷款40万元还给刘永梅，说明刘恒军在合伙人参中投资40万元。第二组为孙文礼银行存款明细一份，集安市家和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收据和营业执照各一份，登记在刘恒军名下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证明孙文礼从银行两次取款5万元，共计10万元，交付给刘恒军用于工人开资，购买播种机2.5万元，购买大型拖拉机20.5万元中孙文礼支付了6.5万元，在整个合伙经营中孙文礼累计投资18.5万元。刘国山、张传花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转账凭证和收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虚假的，刘恒军就投资两万元。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都是虚假的。永德公司质证意见，对两组证据无异议。本院审核认为，孙文礼、刘恒军所举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证明所证问题，其在原审时无正当理由没有提交，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不能作为新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争议焦点是案外人刘恒军、孙文礼对争议的标的物2000帘人参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孙文礼、刘恒军只是举出房建军、刘恒军、刘德朋于2015年5月6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及永德公司与孙文礼、刘恒军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买卖协议》两份证据，用以证明其对2000帘人参享有所有权。但此两份合同，因孙文礼、刘恒军和永德公司的原因无法鉴定出明确结论，无法确定形成时间，不能排除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争议人参后形成的。孙文礼、刘恒军主张与房建军合伙借用山青公司的名义种植人参，但山青公司的历任法人都是刘永梅的亲属，首任法人房建英是刘永梅的女儿，现任法人修治鸣是刘永梅的女婿。刘恒军曾自认，山青公司就是一个名字，借用山青公司名字就是为了免税，不办理什么业务。修治鸣陈述，其是顶名当法定代表人，公司是刘永梅家的，山青公司就是一个执照，没有具体业务。刘永梅在庭审中陈述，“山青参业是我儿子开的公司，我儿子不是法人。”审判长问：“永德公司实际与几户村民签订了合同？是否履行了该合同？”刘永梅答：“47-48户，履行了，给村民承包费了。合同是山青参业签订的，我改合同了，又重新签的。承包地开始是山青参业种的，改完合同以后就是永德参业种了，我和村民签订的合同履行了。”山青公司只与三个农户签订了合同。永德公司与全部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承包合同书》。而且，通化县光华镇同心村村民委员会及26户农民出具了证明材料，证明是永德公司、刘永梅租赁的土地种植人参，13000帘人参，都是刘永梅自己种植，无其他人参与种植。据此可综合认定，山青公司实际与永德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山青公司并无具体业务，未进行种植，永德公司是参地的实际承包人和种植人。并且，刘恒军、孙文礼对争议人参是否进行了投资种植；孙文礼、刘恒军没有与房建军签订过合伙财产分割协议，其如何取得了2000帘人参的所有权；刘恒军、孙文礼与永德公司签订买卖协议及支付价款的过程，是否保留所有权;针对以上问题，孙文礼、刘恒军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集安市人民法院在查封争议人参时，永德公司和刘永梅均未提出异议，未主张争议人参为他人所有。四个月后法院准备拍卖时，刘恒军和孙文礼才提出异议，不合常理。综上所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孙文礼、刘恒军对争议2000帘人参具有所有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至于刘国山、张传花提出的其他再审请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故不予审理评判。 综上所述，刘国山、张传花的再审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5民终568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集安市人民法院（2017）吉058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恒军、孙文礼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900元，鉴定费66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均由刘恒军、孙文礼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陆海权 审 判 员 李钟华 审 判 员 阎道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孟凡艳 书 记 员 高鸣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