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1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芹，女，1963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焕洋，男，1987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志勇，山东光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金强，男，1966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文登区龙山办事处龙翔路西龙福路北。法定代表人：常玉灏，经理。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芙蓉，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姜茂民与被上诉人常金强、威海浩业皮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7）鲁1003民初321号民事判决，常金强、浩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鲁10民终2660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重审。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2日作出（2019）鲁1003民初2007号民事判决，7月24日姜茂民去世，其法定继承人刘玉芹、姜焕洋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玉芹、姜焕洋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严重不公。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5年10月18日常金强出具的770000元欠据所载的欠款，与双方于2014年9月9日至9月28日期间形成的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3144179元的业务是否属于同一笔业务，即3144179元的业务是否包含了770000元的业务。一审判决认定二者属同一笔业务，理由有三：1.证人证言有不确定性，因此对丛某、姜某、张某及田某四位证人出庭证明的常金强于2019年10月2日至10月4日期间购买刘玉芹、姜焕洋貂皮3807张的事实不予认定。刘玉芹、姜焕洋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属于证据的一种，本案中四位证人的身份均无瑕疵，证言清晰明确，证明的事实高度一致，一审判决仅以“证人证言有不确定性”这一主观性极强的判断，即否定四位证人证明的事实错误；2.对于价值770000元的商业往来，双方没有收货凭证，不符合商业往来的常规。民间熟人社会之间的贸易往来，依靠的是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即如本案所争议的该笔770000元貂皮及加工费业务而言，常金强在事过一年后仍给刘玉芹、姜焕洋出具770000元的欠据，正是遵守诚信原则的体现。一审判决以现代商业规则审视民间交易惯例，难谓实事求是。3.在770000元欠据出具的2015年10月18日之后，双方有过多次对账结算记录，所有的对账单据从未提及770000欠据一事，说明该笔770000元业务与3144179元业务不属于两笔业务(若属两笔业务，如此大的数额，不可能不涉及)。一审判决逻辑不通。3144179元的业务，数量、金额等不确定，双方存在争议，所以需要多次对账，而770000元的业务，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据载明的欠款金额明确无误，无须对账。另外，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0民终2660号民事裁定认定常金强的付款金额2371890元错误，该数额遗漏了2015年加工费28800元，该数额在常金强提交的三份对账单中的最后一页前四行进行了记载。双方在对其他业务进行对账的时候，不涉及毫无争议的该笔业务，再正常不过。综上，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主观臆断，逻辑上匪夷所思，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常金强、浩业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刘玉芹、姜焕洋主张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遗漏2005年加工费28800元的问题，对账单最后一页前四行记载的内容分别为：2015年加工费3000元、大春衣服19800元、貂围脖2800元、兔毛围脖3200元，后三项均系姜茂民之子大春在常金强处拿走的衣服、围脖，并非加工费，上述四项费用在出具770000元欠条时并未予以记录。刘玉芹、姜焕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欠款495460元，后变更为63448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浩业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毛皮服装加工、销售；毛皮购销、委托他人加工；备案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法定代表人常玉灏系唯一自然人股东，被告常金强系公司监事，常金强与常玉灏系父子关系。原告主张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原告姜茂民与二被告形成貂皮买卖合同关系，该期间原、被告交易的貂皮总数是17103张，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含何希成款12600元）。被告对此主张被告常金强记录的貂皮总数为17003张，价款3110979元，加12600元代何希成的付款，总款为3123579元，原、被告统计的貂皮款总金额相差20600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原告提交2015年11月15日由原告之妻刘玉芹书写的记录一份，主张是被告在原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故对该证据的效力被告方是予以认可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收到该记录不代表认可记录的内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被告提交了收貂明细20页（系被告常金强安排的专门与原告联系的收貂业务人员李虎所记录），证实原、被告已发生的收貂总数及根据收貂总数计算的貂皮总价款为3110979元；原告于2017年8月2日向法庭提交了收貂明细表，第一张中下半部分，公貂皮总数为83634元，母貂皮数为15820元，后记录合计3110979元，原告方在3110979下自己又填加了3144179，所以对该100张貂皮原告方所主张的并不属实，在收貂皮时被告对该100张就没有确认。原告提交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欠据一份，内容为：“今欠姜茂民收貂及加工费共计人民币柒拾柒万元整，常金强，2015年10月18日”，证实二被告欠付原告收貂款及加工费共770000元，同时原告主张该业务与2014年9月原、被告交易17103张貂皮总价款3144179元业务分属不同业务，对此提供如下证据证实：2014年10月2日-10月4日原告的收貂明细账一份，证实原告在该时间段向多名养殖户收购貂皮3807张，总收购金额747365元；证人丛某证言，证实丛某与高某系夫妻，2014年10月3日原告在证人处收购貂皮193张，每张金额200元，总金额38600元，2014年10月14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将貂款付清；证人姜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3日，证人姜某出售100张貂皮给原告，每张200元合计20000元，该款项于2014年11月9日通过银行卡支付给证人；原告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人姜某、高某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各一份。上述证据一到四共同证实原告涉案的3807张貂皮的来源，收购情况、付款情况；证人张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4日上午11时许原告雇佣张某与田某作为搬运工搬运貂皮，两人共同将38袋每袋100张貂皮装车，收貂皮车辆是辆白色五十铃大头车，车体上写有浩业皮草字样，姜茂民给了200元装卸费，每人100元；证人田某证言，证实2014年10月左右快到晌午的一天，田某与张某共同受姜茂民雇佣搬运貂皮装车，共装车38袋-40袋貂皮，每袋100张，两人抬着将这些貂皮装在一台白色五十铃大头车上，姜茂民给了200元装卸费，每人100元。后两个证据共同证实2014年10月4日原告将3800余张貂皮交付被告。原告主张收购该3807张的总款为747365元，3807张每张收取被告6元的加工费，（3807张×6元=22842元）+747365元，合计770207元，取整数。对该项业务为何被告没有向原告出具收条或其他收货凭证，原告陈述原、被告之间77万元及300万元的业务中及原告与其他皮草厂的业务中几乎没有开具收货单的交易习惯，故原、被告之间400左右万元的业务从未开具一张收货单；在2014年10月4日双方交付货物时，被告常金强当天并没有到场，而是安排的司机刘财（音）驾驶一个白色五十铃大头车，该车身上还印有被告公司的字样，刘财个人也不会给原告开具任何单据。被告对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欠据一份，被告欠付原告收貂款及加工费共770000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对其他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貂皮的关系，在该段时间内二被告从未购买原告的貂皮。原告主张按被告认可的总数311万元，无论结合哪一份付款明细，2015年10月18日前的付款总数在当日也得不出77万元的欠款数额。被告陈述向原告出具77万元的欠条时，原被告双方并未对账结算，该欠条的出具是被告常金强根据原告的要求，原告将此条用以敷衍原告的债权人。【被告主张依据被告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原告之妻刘玉芹书写的付款明细表，该数字是按照原告主张的3144179元减掉付款明细表中确认的2206890元，再减明细表第二页22、23、24项三笔款共计165000元（2015.8.8卡转1.5万元，9.4丛国聚转10万元，10.1卡转5万），剩余为772289元。即该数字是在2015.10.18之前根据原告方所认为的应付款总额减去已付款总额得到的数字】。另查，原、被告均认可另发生其他的业务：2015年12月24日，原告收到被告衣服11件，价值82200元，2016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14日，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了价值180000元的貂皮服装，没有向被告付款。2016年12月13日，被告购买原告的服装12件，价值88600元。原告主张双方另有借用貂皮的合同关系在本案不予主张。关于应付、实付款情况：被告于2015年12月19日付款15000元，2016年1月27日付款50000元，2016年3月21日付款10000元，合计75000元。原告主张被告应付款为770000元+3144179元=3914179元，已付款为3100642元（含82200元）+75000元+180000元-88600元=3267042元，尚欠647137元。被告主张貂皮款总数为3123579元，已付款数为3311352元（不包含有一点手工费），计算方法为2964902元+84250元（加工费）+180000元+82200元=3311352元，该款还应扣减被告应付原告88600元，剩余款为3222752元（超付99173元）。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被告提交自己打印的姜茂民明细账三张，在该明细账第二页上有用油笔书写的数字2964902元，被告认可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13日，被告向原告付款2964902元，另有付姜茂民加工衣服款为84250元，共计3049152元。在第三张加工衣服的明细单据中右下角有刘玉芹书写的字迹“总付3029602元欠112477元减今年手费7200常欠茂民105277元”。被告拟证明在2016年8月30日前已付的貂皮款和加工费数额为3049152元，原告认可3029602元，被告在2016年8月30日前几乎付清了原告的绝大多数貂皮款。原告主张刘玉芹书写的数字，并不代表原告认可这个数，因为这只是双方在总账目中部分账的计算过程，而且在很多计算明细中都有双方计算的过程。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原告主张的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被告应付原告貂皮货款的总数是多少。原告主张该期间原、被告交易的貂皮总数是17103张，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含何希成款12600元），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提交2015年11月15日由原告之妻刘玉芹书写的一份记录，是被告在原一审中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的；原告于2017年8月2日向法庭提交了收貂明细表，第一张中下半部分，公貂皮总数为83634元，母貂皮数为15820元，后记录合计3110979元，原告方在3110979元下又填加了3144179元，上述证据均系原告之妻自己书写，不足以证实被告认可原告主张的数额，对原告的该事实主张，不予认定。对被告主张的貂皮总数为17003张，价款3110979元，加12600元代何希成的付款，总款为3123579元，予以认定。二、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770000元欠据，该笔欠款与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形成的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的业务是否属同一笔业务。原告主张该两份业务属不同的业务，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原告提供的2014年10月2日-10月4日原告自己书写的收貂明细账一份及其他证人的证言(证人证言有不确定性)均不足以证实原告将该3807张貂皮卖给被告，被告应付给原告该货款；其次，对于该价值770000元的商业往来，双方没有收货凭证，没有被告出具的书面的相关材料，不符合商业往来的常规；再次，在770000元欠据出具的2015年10月18日之后，双方有过多次对账结算记录，所有的对账单据从未提及770000元欠据一事，这也能说明该笔770000元业务与3144179元业务不属两笔业务（若属两笔业务，如此大的数额，不可能不涉及）。故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0月18日被告常金强给原告出具的770000元欠据的该笔欠款，与2014年9月9日及9月15日至28日期间形成的貂皮款及加工费总价款合计为3144179元的业务，是属同一笔业务。原告的该事实主张，不予认定。三、依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被告应付原告货款和其他款项总款为3123579元+88600元=3212179元。原告主张被告已付款为3100642元（含82200元）+75000元+180000元-88600元=3267042元。被告主张貂皮款总数为3123579元，已付款数为3311352元，该款还应扣减被告应付原告88600元，剩余款为3222752元（超付99173元）。无论按原告主张的应、付款数额及二被告主张的应、付款数额计算，二被告均不欠原告的货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姜茂民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95元、保全费2995元，均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后，姜茂民于2019年7月24日去世，姜茂民的父母均已过世，上诉人刘玉芹系姜茂民之妻，上诉人姜焕洋系姜茂民之子。一审法院（2017）鲁1003民初321号案件及本院（2018）鲁10民终2660号案件审理期间，上诉人均未提出对账单最后一页前四行共计28800元应作为2016年10月18日之前的付款计算，对于截止到2015年10月16日常金强共付款2371890元并未提出异议，仅提出按照被上诉人主张应付款总数为3120000余元并非3140000余元，因此欠款数额为750000余元，并非770000余元的抗辩。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期间姜茂民是否另向被上诉人常金强、浩业公司提供价值770000余元的貂皮。对此，上诉人刘玉芹、姜焕洋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刘玉芹、姜焕洋的举证情况看，其提交自行书写的收貂明细账无常金强、浩业公司签字、盖章，常金强、浩业公司不认可，其提交的证人证言，无充分证据相佐证，均不足以证实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期间姜茂民另向常金强、浩业公司提供价值770000余元的貂皮。刘玉芹、姜焕洋提交的常金强出具的770000元的欠据，系在2015年10月出具，与刘玉芹、姜焕洋主张的供货时间间隔一年之久，而且与姜茂民于2014年9月向常金强、浩业公司供货3120000（或3140000）余元，扣除截止到欠据出具之日2015年10月16日的常金强付款后欠付的货款数额较为接近，不能排除该770000元系姜茂民2014年9月向常金强、浩业公司供货，常金强付款至2015年10月16日时尚欠姜茂民的货款数额。故刘玉芹、姜焕洋提交的上述证据，未达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高度可能性标准，对其主张的2014年10月2日至10月4日姜茂民另向常金强、浩业公司供货77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5元，由上诉人刘玉芹、姜焕洋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葛俊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李亚男书记员陈俣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