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再25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街417号1408室。负责人：史卫义，该事务所主任。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宋跃成，男，汉族，1969年7月16日出生，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知渊，辽宁崇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诚至律师所）因与被申请人宋跃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8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6月25日作出2019辽民申27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诚至律师所的负责人史卫义、被申请人宋跃成委托诉讼代理人于知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诚至律师所申请再审称，请求：依法撤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80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持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第一、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803号民事判决，认定“无法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的存在”事实错误。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史卫义之间，没有其他委托关系和经济往来。被申请人是再审申请人所主任史卫义的多年好友，被申请人收到借款向再审申请人出具了收条。再审申请人的出纳员张莉丽证言证实被申请人借款的整个过程。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成公司）事后出具的《说明》没有证据效力，被申请人以该《说明》抗辩的理由不能成立。2015年9月8日，宋成公司没有与再审申请人商谈过退还服务费。假如宋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商谈过退还服务费，那么“收条”中的收款人应是宋成公司，而不应是被申请人。宋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定邦是被申请人的父亲，一审法庭审理中，被申请人当庭承认其手中掌控有宋成公司单位公章。因此，《说明》无论其内容还是形成过程，均是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宋成公司为本次诉讼出具的虚假证据，没有证据效力。从《说明》的内容看，不符合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双方的交易习惯。被申请人以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达成的《委托合同》以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三终字第207号民事裁定书作为抗辩理由，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2015年2月5日，宋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协商继续代理上述案件的重审，并同意解除2014年7月10日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在原已付服务费20万元的基础上，另加付5万元服务费合计25万元。当日，再审申请人将《委托合同2》、《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被申请人。《委托合同2》第三条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约定，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付费方式为：2014年7月10日，因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甲方委托乙方代理上先后两次付给乙方服务费用人民币贰拾伍万元(Y250，000元)。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上述费用作为乙方代理甲方参加本案法院再审代理费用。如本案法院判决或调解未解除《技术转让合同》，乙方只收取甲方人民币壹拾伍万元(Y150，000元)代理费；余额人民币壹拾万元(Y10，000元)返还甲方。被申请人将盖有宋成公司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盖有大连金鼎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昌公司)单位公章的《委托合同2》交给再审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将上述《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递交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案件代理。由于再审申请人的疏漏和出于对被申请人的信任，没有发现《委托合同2》上盖有金鼎昌公司单位公章。本案中，被申请人依据2014年7月10日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三终字第207号民事裁定书以及宋成公司出具的《说明》收取再审申请人退还宋成公司的“服务费”。再审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对该节事实的阐述和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理由是：1)、2015年2月5日，再审申请人将《委托合同2》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被申请人。依《委托合同》第八条约定，《委托合同2》是2014年7月10日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双方签订《委托合同》权利义务的延续。2)、本案一审庭审中，被申请人承认手中掌控宋成公司单位公章，在《委托合同2》上错盖了金鼎昌公司单位公章。依据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双方的交易习惯，并不能因此否定《委托合同2》的客观存在。第二、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803号民事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以“无法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的存在”为由，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宋成公司事后出具的上述《说明》，客观内容不真实，且没有证据效力，二审法院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再审申请人认为，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及上述事实和理由，综合判断查证本案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宋跃成辩称，双方不存在借款事实，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争议焦点即在于是否存在借贷事实。再审申请人起诉主张答辩人向其借款，应就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提供证据。民间借贷关系成立需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二是实际交付了借款。本案中，对于答辩人收到再审申请人的20万元款项这一事实双方无争议，但该款并非借款，且双方从没有借款合意。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向答辩人转移款项系再审申请人向宋成公司返还的法律服务费。宋成公司出具的《说明》具有证明力。宋成公司与再审申请人之间曾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再审申请人预收了宋成公司20万元风险代理费，因再审申请人未能达成代理目标，根据委托合同约定，应将该20万元返还宋成公司。至于收条中没明确写明收取退还律师代理费，收条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再审申请人作为借贷关系主体有悖常理。借贷关系主体应为个人与个人，而《收条》中却表述为从“辽宁至诚律师事务所”收到款项，显然收取该款另有他据。本案再审申请人具有相当专业的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如此不符合常理的收条，律师事务所与答辩人之间存在其它法律关系的情况不言自明，推定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委托合同2》不能成立。《委托合同2》中宋成公司的义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向再审申请人出具代理手续，二是支付风险代理费。宋成公司对该合同没有盖章，也没有事后确认。并非意味着出具代理手续及同意再审申请人参与诉讼即代表宋成公司认可《委托合同2》中双方支付代理费的方案。在没有宋成公司盖章确认的情况下，《委托合同2》本就不成立。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诚至律师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宋跃成偿还借款人民币20万元整。事实和理由：2015年9月8日，被告宋跃成急于用款向原告提出借款，原告将人民币20万元通过史卫义个人银行账户，转入被告宋跃成个人银行账户。同日被告出具了收条一份：今收到辽宁诚至律师所人民币20万(贰拾万)元整。之后被告宋跃成表示尽快归还，但至今分文未还。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被告宋跃成以种种理由拖欠不还。为维护原告权益，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宋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因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已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甲方（宋成公司）委托乙方（原告）指派史卫义律师作为二审诉讼代理人；本合同签订当日，甲方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元）；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的一、二、三项判决事项，则乙方收取甲方的服务费用贰拾万元不予退还，否则，乙方应将收取甲方的服务费用贰拾万元，退还给甲方。该《委托合同》加盖了原告和宋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宋定邦的印章，史卫义在《委托合同》上签名。2.2014年12月22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民三终字第20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结果为：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3.2015年2月5日，原告与宋成公司订立《委托合同》：合同第三条服务费及支付方式约定：2014年7月10日，因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四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先后两次付给乙方服务费用人民币贰拾伍万元（￥250000元）。甲、乙双方协商同意，上述费用作为乙方代理甲方参加本案法院再审代理费用。如本案法院判决或调解未解除《技术转让合同》，乙方只收取甲方人民币壹拾伍万元（￥150000元）代理费；余额人民币壹拾万元（￥10000元）返还甲方。第七条约定：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盖章之日生效，至乙方完成甲方委托事宜之日终止。第八条约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甲、乙双方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委托合同》自动解除、终止。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合同约定履行。该《委托合同》加盖了原告和“金鼎昌公司”的公章。4.同日，宋成公司出具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史卫义律师为其与华立药业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5.同日，原告出具（2015）民代字第018号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函，函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史卫义律师为宋成公司与华立药业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宋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6.2015年8月15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宋成公司与华立药业案件中，为史卫义、宋跃成等人做询问笔录，史卫义、宋跃成等人在询问笔录上签名。7.2015年9月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辽宁诚至律师所人民币20万（贰拾万）元整。收款人：宋跃成。同日史卫义通过其中国民生银行银行卡向宋跃成的银行卡转款人民币20万元。8.2015年9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大民四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载明原告（反诉被告）：宋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定邦，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史卫义，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律师。本判决结果为：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大连宋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及其他内容。9.2015年9月15日，史卫义在上述判决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名，签收民事判决书。10.2017年9月5日，宋成公司出具加盖公章的说明，内容为：2015年9月8日，宋跃成收到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人民币20万元。该款项系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返还的服务费，宋跃成收款系代表我公司收取，对此我公司予以确认。特此说明。另查明，被告与宋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定邦是父子关系；与史卫义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是金鼎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宋成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委托合同，均由被告代表宋成公司完成，被告及金鼎昌公司与原告及史卫义没有其他委托关系及经济往来。一审法院判决：此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为原告出具收条并收到20万元的性质是借款还是代宋成公司收取返还的服务费。庭审中，被告否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主张自己是代宋成公司收取返还的服务费。结合上述证据、认定事实及双方当庭陈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与宋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并履行了代理工作，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说明该案件尚没有完全终结，其结果不具备确定性。原告与宋成公司商定形成《委托合同2》，符合客观规律。第二，被告代表宋成公司参与并完成与原告订立《委托合同》、《委托合同2》的全过程。第三，从两份委托合同内容上看，《委托合同2》完全承继了《委托合同》，并约定《委托合同》自动解除、终止；宋成公司与原告的权利、义务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第四，被告以《委托合同2》中没有加盖宋成公司公章，主张该合同不成立，但对原告履行《委托合同2》的工作没有提出异议，而是积极参与、协助原告完成受托工作。第五，被告对《委托合同2》加盖金鼎昌公司公章辩解为，自己持有金鼎昌公司、宋成公司公章，系错盖。由此不能否定代表宋成公司与原告进行协商并进行委托的事实。第六，被告收取款项的时间为2015年9月8日，而该案件市中院作出判决的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宋成公司签收民事判决书的时间为2015年9月15日。在委托事项尚没有明确结果之时，原告返还宋成公司委托合同款项缺乏时间条件。第七，被告主张自己是代宋成公司收取返还的服务费，但在收条中却没有做明确表示。此节事实也不符合双方经协商由原告主动返还服务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履行《委托合同2》在工作结果尚未明晰之前，按照《委托合同》主动将20万元服务费返还宋成公司，有悖常理。关于宋成公司出具的《说明》收取了原告返还服务费20万元一节，因为被告与宋成公司存在的特殊关系和被告陈述自己持有宋成公司公章以及与上述事实存在的矛盾，且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对该节事实不予认定，对《说明》的内容即被告是代宋成公司收取返还的服务费，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供收条及转账凭证，证明借贷关系的成立，并已实际支付出借款项，虽然收条较借条、欠条而言不能更加明确地反映资金转移的具体性质，容易产生歧义，但该收条是被告所出具，内容中又不具体说明接收款项的属性，基于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是多年的朋友关系产生的信赖，收条能够证明资金已经实际发生转移的事实，并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结合被告的辩解意见与事实存在诸多的矛盾，一审法院对原、被告存在借贷的关系予以确认，原告据此主张被告偿还借款20万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五条规定，判决：被告宋跃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辽宁诚至律师事务所借款20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00元（原告已预付），由被告承担并给付原告，给付时间同上。宋跃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起诉主张上诉人向其借款，应就是否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提供证据，但一审法院偏离了案件审查的方向，对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事实，尤其是双方是否存在借贷的合意未予审查。2.在无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借贷合意，且上诉人已提供证据证明其收到款项另有其它原因的情况下，原判仅基于原告工作人员与被告多年朋友关系产生的信赖及存在资金转移就推定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错误。3.委托合同2不能成立。宋成公司对该合同没有盖章，也没有事后确认，出具代理手续并非意味着宋成公司认可委托合同2中双方支付代理费的方案。即使委托合同2成立，也不等同于2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4.以被上诉人作为借贷关系主体有悖常理。被上诉人负责人史卫义称其与上诉人系多年好友，20万元亦系从其个人账户支付给上诉人，如果确实存在借贷关系，借贷关系的主体亦应为史卫义与上诉人，而《收条》明确表述从“辽宁至诚律师事务所”收到款项，显然收取该款另有其他原因。5.原判对上诉人代表宋成公司行为的判断，明显的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对上诉人参与委托被上诉人代理案件的程度过分夸大，甚至连宋成公司未盖章的合同都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又对已经宋成公司明确表示认可的收款行为不予采信。（1）委托合同2没有宋成公司的签章确认，即使被上诉人又继续代理宋成公司的案件，双方也没有履行该合同的意思表示。被上诉人通过上诉人向宋成公司返还20万元风险代理费，是其在提前知悉案件无法达成诉讼目的时的自行处分行为，该行为不仅是履行委托合同1的义务，同时也说明被上诉人也不认为委托合同2成立，也没有履行第二份合同的意思。（2）原判对宋成公司出具的《说明》不予采信不当。上诉人代表大连宋成药物公司向被上诉人收取返还的律师代理费既得到了宋成公司的书面确认，亦合情合理。因被上诉人明知并认可上诉人代表宋成公司与其接洽业务，原判对此也予以确认。在由上诉人所作，且没有宋成公司明确意思表示的委托合同2尚能被原判确认为宋成公司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宋成公司明确出具《说明》的确认上诉人代其收取返还的诉讼费行为却不采信，明显存在双重标准。（3）原判认为被上诉人返还服务费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却将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委托代理合同作为审查重点，将委托合同2是否成立作为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判决依据，明显存在逻辑混乱。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主张本案系借贷关系，除提供资金往来的凭证外，并无其他证据证实，在上诉人提出该款非借款的证据后，应由被上诉人进一步提供双方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2.根据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在上诉人提供相应证据证明非借贷关系后，被上诉人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该举证责任并非简单地证明存在资金往来，而是要进一步证明存在借贷关系或排除其他法律关系。二审法院审理期间，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1.证人张某的证言一份及被上诉人负责人史卫义发给上诉人的短信一份，拟证明上诉人向其借款的事实；2.2014年7月10日及2015年2月5日邮件发送信息凭证，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合同交易习惯是通过邮件往来形式进行的。二审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证人是被上诉人单位的职员，且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无证明效力；短信是被上诉人单方发出的，没有上诉人的回复；邮件发送信息不能证明宋成公司已经签订《委托合同2》，如果上诉人有意盖错印章更说明《委托合同2》不能成立，因为上诉人不是宋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代理人；实际履行代理事务也不必然代表宋成公司应当支付《委托合同2》约定的代理费。二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是：1.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证人张某系被上诉人的员工，且无法定理由没有出庭作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二审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可。2.短信系被上诉人单方发出，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承认，无法证明双方借贷合意的存在。3.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与被上诉人及宋成公司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纠纷非同一法律关系，经二审释明，被上诉人仍坚持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故对其与宋成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及《委托合同2》的效力问题，不予审理。4.原判认定事实属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合同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意思一致，对于借贷合同就是借贷双方就借贷关系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而合同生效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具备生效要件，发生法律效力。即，合同的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当事人认为双方存在生效的借贷法律关系，首先要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而仅凭双方之间资金转移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即不足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因为资金转移的原因存在多样性，既可能是借贷，也可能是还款、购物、投资、替他人支付、替他人收款等等。因此，在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另一方当事人进行了资金转移，而对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该资金转移并非借贷而另有其他原因时，主张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仍应就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提供证据加以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亦规定，在“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主张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虽然在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的基础上，还提供了上诉人出具的收条，但在该转账凭证及收条均未明确注明款项转移性质的情况下，转账凭证及收条仍只能证明双方之间发生了款项的转移，不足以证明款项转移的原因。原判仅以双方存在款项转移的事实而认定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依据不足，认定双方系朋友关系而存在所谓的信赖，不是认定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法律依据。而上诉人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宋成公司之间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其作为宋成公司的代理人接受被上诉人返还的法律服务费用，宋成公司亦出具说明证实涉案款项系上诉人替其接受被上诉人返还的法律服务费用，且返还的金额与宋成公司及被上诉人之间第一次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返还金额一致，委托事项的处理结果亦符合该委托合同的返还条件。因此，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转移款项另有其他原因，而非借贷法律关系。至于宋成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第二份委托合同是否生效，被上诉人最终是否应根据该委托合同及委托事项的处理结果向宋成公司返还代理费，或返还多少代理费，系被上诉人与宋成公司之间的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综上所述，上诉人宋跃成的上诉请求成立，二审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二审判决：一、撤销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4民初397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诚至律师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被上诉人诚至律师所已预付），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上诉人宋跃成已预付），合计人民币8600元，由被上诉人诚至律师所负担。围绕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本院对原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审理期间，被申请人出具两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不需要借款，同时也反驳在再审申请人曾表述借款理由是被申请人儿子需要到美国读书而向其借款。第一组证据是境外汇款申请书形成时间是2015年7月22日，是被申请人妻子梁晖向境外汇款，接收人是妻子，用途是留学费用，汇款的金额是人民币25万元；第二组证据是被申请人妻子的股票账户中的资金情况，其中有2015年8月17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9日，证明其名下有数十万元的资金，不需要向再审申请人借款。对此，再审申请人质证意见为境外汇款申请书不能说明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股票账户中的资金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审理的案由是当事人主张的借款。再审申请人的负责人史卫义在诉讼中曾陈述被申请人的儿子去美国学习，需要款项，向其借20万元，因为我们俩关系好，如果给其出借条，不还钱的话，影响朋友关系，就以再审申请人的律师所名义打的收条。但从本案情况分析，被申请人系企业经营者，并否认有儿子出国借钱一事，且出具《委托合同》证明自己是代宋成公司收取返还的服务费。另外，结合再审申请人的负责人作为专业律师人士，与其要求借款人向其出具的字据凭证并非“借条”，而是“收条”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认定双方形成借款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二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与宋成公司之间的法律服务代理合同纠纷，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并无不当，故再审申请人就涉及返还法律服务费问题，可另行主张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终980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丁 海审判员 马 凯审判员 高山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孙璐书记员丁威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