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091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1号30号楼一层117室。法定代表人：孙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闫丽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洁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保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李欠龙，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剩余服务费8736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服务费260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以11336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利息20002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合作，2018年3月29日，原告保洁公司与被告物业公司签订了《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东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以下简称《保洁服务合同》）及《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东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被告将其所管理的建行长安兴融中心东楼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委托合同金额2808000元，其中561600元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充协议金额312000元，其中312000元未支付，共计873600元未支付。且合同期满后，保洁公司继续提供服务至2019年1月31日离场，被告亦应支付相应服务费用。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原告现诉至贵院。物业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本案诉争的背景情况。物业公司原系建设银行系统下设国有全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统相关物业的管理服务工作。2018年初，北京富通亚迅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成为物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于2018年12月底接管物业公司的管理运营工作。经新派驻的经营团队核查，原有管理人员对相关合同、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管、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其中以保洁项目的漏洞最为明显和严重，主要体现为：物业公司承接的全部物业项目，其中保洁项目十多年来全部交由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先后四家保洁公司提供服务，而且对外冠以“银泰某某保洁公司”的公司名称，故意造成与物业公司混淆的效果，先后4家保洁公司名称为：北京银泰诚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华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腾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洁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物业公司原有管理人员监管严重缺失，保洁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服务人员数量，但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时配置的人数严重不足，长期通过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方式从物业公司处获取超额收益。更为恶劣的情节是，原高管人员在2018年11月底抢在新控股股东管理团队派驻前，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与保洁公司串通、突击集中签订9份所谓《补充协议》，在原先主合同价款已经严重虚高的基础上，又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继续虚增保洁服务费高达888000元。事实上，物业公司2018年底对保洁服务合同第四季度付款即全年结算时，要求保洁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实际保洁人员数量和身份信息，与物业公司据实结算相应保洁服务费用，但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相应结算资料，无理坚持按照原合同约定人数收取保洁服务费，遂酿起本案诉讼。二、保洁公司未能按照保洁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未能按约配置相应数量的保洁服务人员，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相应服务费。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第三条约定“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其中第3.2条明确约定“具体人员配置65人”，第3.3条约定“乙方在保证完成规定的保洁工作前提下，可自行安排班次人数，但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事实上，保洁公司就前述合同实际配置的人员数量仅为约定人数的一半左右，长期、有意、大量缺员，以压缩人数方式降低业务成本，获取超额利润。按照《保洁服务合同》第6.9条的约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变更，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可见，保洁公司有义务按照前述约定向物业公司提供全部工作人员的具体人数和身份信息，如果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不足，物业公司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扣减相应费用。事实上，保洁公司在实际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取得虚增的保洁服务费用，拒不履行前述合同义务，造成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无法结算，其诉请要求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服务费，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保洁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中提供保洁服务的履约义务方，对于其实际履约情况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在《保洁服务合同》项下有义务提供相应保洁服务人员的数量和人身份信息、能够证明该等人员为涉案服务合同实际提供保洁服务的其他证据材料，作为涉案合同项下与物业公司进行保洁服务费结算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如果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实际服务人员数量、身份信息及实际履约的证据供物业公司核实、结算，则物业公司所主张的保洁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的主张依法成立，物业公司有权拒付相应费用。物业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保洁服务合同》项下超付服务费872726.40元;2.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涉案《保洁服务合同》第三条约定“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其中第3.2条明确约定“具体人员配置65人”，第3.3条约定“乙方在保证完成规定的保洁工作前提下，可自行安排班次人数，但不得以长时间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事实上，保洁公司在实际履约期间，实际配置的保洁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长期、有意、大量缺员，以压缩人数方式降低业务成本，获取超额利润。根据物业公司与保洁公司签订的《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保洁服务合同》、《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西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分别约定保洁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人员20人、65人、8人（合计93人），目前查证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期间仅提供保洁人员37人左右。根据保洁公司实际提供服务的保洁人员约37人（其中27人为长班、10人为短班），折合实际人工数27*1.5+10*0.5=45.5人工，与长安南楼、东楼、西楼三个项目约定保洁人数93人折算，实际配备人工数比例为48.92%。因此.《保洁服务合同》项下，物业公司实际应付2018年度保洁服务费2808000元*48.92%=1373673.60元，实际已付2246400元，保洁公司应返还超付的服务费2246400元-1373673.60元=872726.40元。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保洁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依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相应的退款责任，物业公司现依法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洁公司针对反诉辩称：不同意物业公司的反诉请求。物业公司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合同的真实意思。依据合同违约条款第1.3、1.5、9.5条约定，承担责任前提有二，一有行为，二有实际损失，现我方已完成保洁服务工作，并向保洁人员支付费用，并没有投诉存在，说明保洁公司没有过错，对方也没有损失，物业公司计算方式没有依据。服务费是依据合同总量支付服务费，里面包括工资、福利和保险费用等。运营中单位承受了用工风险。保洁公司承担了公司经营中应当缴纳的税费。所以物业公司依据此条款作为对保洁公司拒付服务费的理由计算反诉请求的费用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与常理相佐，物业公司身为国企，应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29日，委托方物业公司（甲方）与受托方保洁公司（乙方）签订《保洁服务合同》（编号：2018-BJ-05），甲方将其管理的建行长安兴融中心东楼（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乙方。合同第一条关于合同内容的约定有，工作范围为建行兴融中心东楼办公楼内F1-13层楼道、办公区域的保洁工作；B2、B3层车库保洁工作；B1层职工餐厅和B1层其他房间的保洁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大楼内大厅、门、地面、墙面、灯具、走道、摆设等日常清洁及保洁……第二条的约定为保洁服务工作的职责与服务标准。第三条关于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的约定如下：3.1办公楼保洁工作由甲方所属的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乙方在建行兴融中心（总行）办公楼成立作业所；3.2具体人员配置：共计65人；乙方在保证完成规定的保洁工作前提下，可自行安排班次人员，但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第四条约定合同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第五条关于甲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约定甲方要为乙方进入现场工作办理有关出入门手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乙方工作若达不到合同要求，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必要的经济处罚；部门负责人应根据服务情况在每次的合同款付款考评表上签署意见，可以建议全额支付或者扣除部分合同款，建议扣款的金额不超过每次付款金额的5%，技术管理部将据此意见进行支付。第六条关于乙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规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更换，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第七条约定保洁服务费用，保洁服务合同总金额人民币2808000元。第八条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如下：8.1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人民币1404000元；8.2.2018年7月15日前，甲方支付总额的30%给乙方，即人民币842400元；8.3合同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20%给乙方，即人民币561600元。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其中约定甲方有权因乙方不能保证合同项目的工作质量终止合同而不必对乙方进行任何赔偿，但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之后，银泰物业公司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在《保洁服务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编号：2018-BJ-18），内容如下：在双方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基础上，根据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建行长安兴融中心东楼办公楼内F1-13层楼道、办公区域的保洁工作；B2、B3层车库保洁工作；B1层职工餐厅和B1层其他房间的保洁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相应服务费用，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本协议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与原合同同步截止；本协议费用为312000元，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费用；本协议未涉及条款按原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尾部委托方处有物业公司签章，受托方处有保洁公司签章，日期处空白。审理中，双方均表示虽然《保洁服务合同》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但是保洁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均为合同约定的物业项目提供了保洁服务。物业公司实际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保洁公司足额交纳了前两期的服务费。至今，物业公司尚未给付保洁公司第三期服务费561600元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亦未给付《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312000元。现物业公司表示，保洁公司保洁服务人员配备不足，无权要求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相应服务费，不同意足额支付剩余服务费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不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并要求保洁公司按照实际配置人工数比例计算服务费，主张返还前两期部分服务费共计872726.40元。关于保洁人员配置人数的问题，保洁公司主张依据合同约定全额配置65人，并提交《保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作为证据。物业公司对《保洁服务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亦不认可保洁公司的证明目的，但认可上述证据中物业公司印章的真实性。物业公司提交《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保洁服务合同》、《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西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物业公司自述为保洁公司管理人员刘华的工作日志、证人保某证言、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作为证据，证明针对建行长安兴融中心项目，双方签订三份《保洁服务合同》，约定保洁员人数分别为20人、65人、8人，但履行期间仅有36至38人上岗。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建行长安兴融中心项目包含三栋楼，本案涉及的东楼属于其中一栋，三栋楼统一管理，保洁人员统一安排上岗。保洁公司表示建行长安兴融中心项目共有保洁员93人。经查，日志、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上记载的保洁员人数伴随新入职、请假、离职等原因并不固定，且总人数未达到93人。证人翟某表示四本工作日志系其在刘华办公室办公桌上发现，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上面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保洁公司表示上述证据均系物业公司单方出具，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关于服务质量问题，物业公司提交业主报修及回访记录表，证明保洁公司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实际配备保洁人数严重不足，保洁服务质量差，导致大量报修和投诉。经查，该份证据主要体现业主对物业服务方面的报修，体现在保洁服务方面反馈内容较少。保洁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与本案有关联的（2019）京0102民初19574号民事案件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十三个合同项目，针对这十三个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物业公司方有四个项目经理负责和业主方进行对接。保洁公司表示其公司安排有三个所长负责与物业公司四个项目经理协调和对接的工作，进行人员报备，材料都是在三个所长那里，人员招聘、解聘、安排都是所长安排。关于就人员配置的反馈情况，物业公司称项目经理一直在现场口头要求，虽没有正式书面要求，但是保洁公司撤场时，物业公司要求按实际人员进行结算。另，双方确认涉案房屋业主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将保洁费给付物业公司，不存在欠费。另查，保洁公司诉讼中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冻结物业公司名下价值1153602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冻结了物业公司名下建行月坛南街支行账户内存款1153602元，保洁公司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建总行长安兴融中心西楼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付款凭证、工作日志、证人证言、工资表、人员名单、报修及回访记录表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物业公司与保洁公司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物业公司虽不认可《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但认可《补充协议》中物业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亦未交相关证据证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确认《补充协议》的真实性。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保洁人员的配置人数。物业公司提交的日志、证人证言、工资表和人员名单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保洁公司称整个项目保洁人员人数为93人，应该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三栋楼作为一个项目统一管理，其只提交《保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故不能证明保洁员配置符合合同约定，故保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虽然保洁公司称其实行排班制度，存在保洁员在三栋楼之间穿插排班的情形，但结合物业公司的本案证据可知实际保洁员到岗人数与合同约定的九十三名存在一定差距，依据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可以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2019年1月份，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保洁公司继续依据《保洁服务合同》为约定项目提供事实上的保洁服务，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保洁服务委托关系，物业公司亦应按照之前标准向保洁公司支付保洁服务费。但是，因保洁员人数不符合合同约定，参考涉案房屋业主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将保洁费给付物业公司的事实和物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情况，本院对2018年剩余保洁服务费（含补充保洁服务费）及2019年1月份的保洁服务费均予以酌减。另外，对于物业公司已经给付保洁公司的前两期服务费，保洁公司不需向物业公司返还相应保洁服务费。因为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服务质量或人数不足的问题，依据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应及时向保洁公司反映相关情况，在支付当期服务费用的时候予以相应核减，而且合同也赋予了物业公司终止合同的权利。物业公司均未采取上述措施，而是在其认为保洁员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按期足额支付了前两期合同款项，表示其认可保洁公司的服务质价相符。另一方面，涉案房屋业主方不存在欠缴保洁费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保洁服务质量。物业公司表示前两期足额支付保洁费的原因系保洁公司未向其报备保洁员材料导致其不了解保洁人员人数及物业公司原经营团队对相关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督管理，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就保洁员材料报备问题，此确系保洁公司的合同义务，但是物业公司亦有相关监管人员长期与保洁公司对接，报备材料并非其了解保洁员人数的唯一途径，在平时的工作中核实保洁人员人数对物业公司来讲可以做到；就经营团队利益输送的问题，物业公司可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追回相应资产。关于保洁公司主张的逾期支付利息，因双方就此并无合同约定，且物业公司未支付保洁费用事出有因，并非恶意拖欠，且保洁公司在本案保洁员人数配置方面存在违约情形，故对保洁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剩余保洁服务费698880元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保洁服务费208000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5182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247元（已交纳）；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19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6264元，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70元（已交纳）；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93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明柱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人民陪审员  罗春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邓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