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初690号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33号8幢432室。 法定代表人：田明，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煜，浙江昂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昌县莎娱时尚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鼓山西路256号海洋城内四层405-407号。 法定代表人：俞国卫。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女，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推荐。 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公司）与被告新昌县莎娱时尚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娱公司）侵害作品放映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灿星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雨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莎娱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播放、从曲库中删除侵权作品《中国好歌曲》第一季第3期歌曲：《梦的堡垒》、《春来了》、《鸟人》、《五虎》；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00元；3.承担本案全部起诉费用。事实和理由：《中国好歌曲》是由原告全力打造的原创音乐节目。节目由众多演艺界巨星、资深艺人担任导师，对文字脚本、分镜头剧本均进行了精心的设计，经过镜头切换、画面选择、后期剪辑等完成。一经播出，热度不减，在观众中享有极高的收视率和影响力。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也未向原告支付使用费，以营利为目的，在其营业场所的点唱机中收录了原告的上述涉案作品供公众点播，原告通过公证人员对被告的侵权行为进行了证据保全。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放映权，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 被告莎娱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1.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场所播放的作品系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是《中国好歌曲》、《中国新歌声》等综艺节目的著作权属，并不是涉案的独立音乐作品。每个独立的音乐作品有其自身的权利人。所以原告并非适格主体，无权就本案提起诉讼。2.原告无法证明涉案歌曲系由被告提供。卡拉OK的设备和作品由VOD商家提供，并非被告提供，被告仅提供场所，且保全光盘中没有记录原告取证人员在被告场所中获得作品的经过，故该证据具有瑕疵，仅能证明在被告场所内播放了作品，并无法证明被告场所提供了作品。3.被告已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订立了著作权许可协议并按国家版权局公告的拉卡OK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支付了费用，已尽到最高注意义务，无无主观过错，不符合侵权损害赔偿法定要件，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4.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系推定性集体管理，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规定，被告支付的费用为概括性费用，集体管理组织也是概括性收费，即被告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费用后，若权利人认为权益受损，也应当向集体管理组织追偿，即使法院认定被告侵权行为成立，也只承担停止使用的责任，而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灿星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以支持其诉请： 1.《中国好歌曲》正版光盘封面及光盘，以证明原告对案涉作品拥有相应权利； 2.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863号公证书，以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 3.国家版权局2014年度第一批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以证明涉案作品知名度高、版权价值大。 被告莎娱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质证意见，视为放弃质证的权利。 被告莎娱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以支持其抗辩： 4.（2017）鲁0202民初5017号案相关诉讼文件、《音乐类节目卡拉OK视频授权合同》、灿星公司于2018年4月出具的《情况说明》各一份，以证明案涉作品属于汇编作品，原告全资子公司授权案外人制作“专业卡拉OK版本视频”的行为超出了该类电影作品或者该汇编作品对原作品的使用范围；且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的权利已独家授权给案外人，原告已失权； 5.新闻三则，以证明原告将原作品改编成独立的可以单独使用的该类电影作品需要提交原作者允许其以这种方式单独使用原作品的授权，原告未经权利人许可，侵权使用原作品； 6.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3142号民事判决书，以证明涉案作品从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上符合汇编作品的特征，属于汇编作品，原告在行使汇编作品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 7.《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著作权许可费缴费凭证及《著作权许可协议》，以证明被告按照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支付了使用费，已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无过错，其行为不构成侵权，且虽然音集协授权范围为所管理的作品，但被告实际支付的使用费是所使用全部作品的对价，这既是制度设计也是集体管理应有之义； 8.音集协卡拉版权费分配细则及2018年度KTV歌曲点唱调查报告各一份，以证明非会员权利人可向集体管理组织主张并申领相应的版权费，其权利依法得到保护，且本案损失与获利均可查明； 9.（2018）豫民终351号、（2015）苏知民终字第00235号、（2011）朝民初字第23697号民事裁判文书各一份，以证明使用者以是否向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使用费为其著作权注意义务标准； 10.《中国新声音》版权登记证书、《蒙面唱将猜猜猜》介绍截图、《中国好歌曲》视频截图、《中国之星》百度介绍及视频截图各一份，以证明该作品系原告与案外人联合制作，属于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原告不得对该节目单独主张权利，法院应追加相应共有人参与诉讼。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涉案作品由多季多期节目组合而成，每一期内容不仅包含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及歌手介绍、选手形象设计、导师听歌表现、导师与选手交流、灯光与音乐的配合、乐队演奏、场外观众互动等内容，系将表演、画面、音乐等元素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完整的表达，其独创性的内容远高于汇编作要求的“选择”与“顺序编排”，故系类电作品而非汇编作品，原告对涉案作品的全部及部分均享有相应著作权。另，涉案作品取证时间为2019年，不在原告与案外人授权期限内。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上述三组新闻仅为网络新闻，其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与本案的《中国好歌曲》无关联。对证据6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人民法院的判决并不当然对其他案件的审判产生指导效应，且该案判决时间较长，法律实践对作品的认定已产生变化。该判决书认定为汇编作品的是《春晚》节目，而非涉案作品，被告据此将涉案作品性质认定为汇编作品毫无依据。对证据7中的“使用费标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系国家版权局出具的文件，部门规章不能对抗上位法，著作权法规定了权利人在受到侵害时有权主张法定赔偿。对《著作权许可协议》、缴费凭证，因被告未能提供原件，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首先，该许可合同的期限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缴费时间为2019年3月，系被告在补交使用费后与音集协的倒签合同行为，且原告并非音集协会员，被告与音集协之间的许可协议与原告无涉。对证据8中的“分配细则”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音集协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细则没有进行公示，且原告并非音集协会员，该细则与原告无涉。对“调查报告”的三性均有异议，这系音集协单独委托咨询公司出具，不应作为法院用于计算赔偿金额的标准，原告并非音集协会员，该调查报告与原告无涉。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有异议，部分案件判决时间较长，法律实践对作品的认定已产生变化，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0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原告所提交的用以证明《中国好歌曲》系合作作品的证据仅系网络截图，无法推翻原告所提交的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证明力，且从行业惯例出发，在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许多作品中存在着“联合出品方”，其在作品上仅享有署名权而不享有其他著作权权利。 经审查，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正版光盘上载明了著作权人为原告，在本案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下，本院对此予以认定。证据2，公证书系公证机关依法定程序出具，能证明原告公证取证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证据3国家版权局2014年度第一批重点影视作品预警名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原告对被诉侵权行为的公证取证时间，不在原告对案外人的授权期限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证据5，系网络新闻，且与案涉《中国好歌曲》不具有关联性，对其真实性与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6，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该份判决系对《春晚》作品性质的认定，不能直接类推《中国好歌曲》系汇编作品，故对于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7，认可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但公告内容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原告对案涉每个作品均享有著作权，其以独立存在的单个作品为基础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故本院对此不予认定；《著作权许可协议》及缴费发票，符合证据三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8，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但原告并非音集协会员，音集协的使用费分配细则及调查报告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与影响力，故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本院均不予认定。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告所要证明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证据10，系复印件或网络截图打印件，对其真实性本院均不予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中国好歌曲》第一季收录了案涉音乐作品，该专辑标示案涉作品的著作权人为“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委托申请人南京超汇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2019年4月14日，公证人员与申请人所指派的工作人员史发萍前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路新昌海洋城北区4楼莎娱KTV，以普通消费者名义进入A06包厢。公证员使用自己的手机对娱乐场所门头、包间识别牌进行拍照。公证员将该处专门用于证据保全的摄像机及格式化好的存储卡交予史发萍。史发萍使用包厢点歌器依次点播案涉音乐作品，并对该过程进行摄像。该次消费取得支付宝账单一份，显示收款人为莎娱时尚（新昌海洋城店），消费金额88元。2019年4月29日，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公证处出具（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863号公证书，证明上述行为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符。 经比对，（2019）宁雨证经内字第863号公证书所附取证光盘所载案涉歌曲与原告所提交的正版光盘所载同名音乐电视作品音源、音像均一致。 另查明，被告莎娱公司系上述公证书所载娱乐场所的经营者，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9月8日，经营范围：服务：KTV包厢；酒吧服务；食品经营（不含食用农产品）；餐饮服务。莎娱公司与音集协签订著作权许可协议，音集协许可莎娱公司在经营场所的43间（包房/终端）内以表演和放映的方式使用音像作品，许可使用期间为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本案中，涉案作品不仅包括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歌曲，还包括导师与歌手的交流、现场灯光与音乐的配合等内容，反映了制作者的构思，体现了制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属于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的连续画面组成，并需要借助适当的装置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应认定为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而非被告所辩称的汇编作品。 包含案涉作品在内的《中国好歌曲》专辑标注，著作权人是原告灿星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之规定，在被告未能提交有效反证的情况下，其有关原告无权提起本案诉讼的抗辩，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经营的KTV歌曲点播机上营利性播放案涉作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音乐作品所享有的放映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播放、并从曲库中删除涉案音乐电视作品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虽已向音集协缴纳许可使用费，但并不能推定其有无偿使用非协会管理作品的权利，被告主张其已尽注意义务，无过错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灿星公司因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被告侵权获利，向本院主张法定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本院综合考虑案涉作品的数量和知名度、侵权行为性质及后果、被告的经营规模、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被告向音集协缴纳过许可费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在客观上确系发生，一并考虑在内。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可作缺席判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第十条第十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新昌县莎娱时尚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向公众提供点播《梦的堡垒》、《春来了》、《鸟人》、《五虎》等4首音乐电视作品的服务，并从曲库中删除上述音乐电视作品； 二、被告新昌县莎娱时尚娱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包括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280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第二项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5元，被告新昌县莎娱时尚娱乐有限公司负担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孙 浩 审判员 夏 鸿 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陈安妮 ?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