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3民终28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胜，男，195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财，男，2949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洼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显，辽宁腾昱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春鹏，男，1985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北京市中淇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洪恩伟，男，1961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志，辽宁襄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金胜因与被上诉人李春鹏、原审第三人洪恩伟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不服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16)辽0302民初6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金胜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金胜全部诉讼请求。2、判令李春鹏支付148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3、判令上诉费用由李春鹏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虽然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事实和理由：一、事实清楚，李春鹏以捏造债务，拒付股权转让款1485万元非法无效。1、捏造洪恩伟尚欠李辉1600万元债务。为了达到拒付股权转让款1485万元的目的，李春鹏竟把洪恩伟在当辽阳红祥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祥公司）法人时，经过他办理的，已经全部打到红祥煤矿公司银行账户上，并已经在红祥公司“其他应付款”财务账中挂账的6笔1600万元李辉的原始凭证抽出来，硬说是洪恩伟外欠李辉的款。欠李辉1600万元，只扣了1485万元，其余的不要了。2、1600万元的债务，是红祥公司的债务，而并非是洪恩伟的债务，与洪恩伟无关。2008年建矿初期，经煤矿法定代表人洪恩伟向李辉融资6笔，共计1600万元，并由洪恩伟向李辉出具了6张借条，此款全部打到红祥公司银行账户后，于当年全部在红祥公司“其他应付款”财务账内挂账，即成为红祥公司的债务，而不是洪恩伟的债务，而与洪恩伟无关。3、红祥公司至今仍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2、根据2014年3月12日红祥公司向辽阳法院提供的2013年3月31日的红祥公司“资产负债表”和辽宁天亿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6月1日的“评估报告”载明红祥公司财务账的“其他应付款”为119979826.52元。其中欠李辉3000万元（含经洪恩伟借的1600万元），同时还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因此洪恩伟不欠李辉钱，也不欠红祥公司钱，而红祥公司仍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二、一审法院不支持张金胜的诉讼请求，偏袒李春鹏。1、李春鹏与洪恩伟股权转让款1亿元，已付8515万元，仍欠洪恩伟1485万元。2、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洪恩伟欠李辉款，欠红祥公司款。洪恩伟在当红祥公司法人代表期间向李辉融资的1600万元，虽然给李辉打了借条，但借款全部打到红祥公司银行账户上。并于2008年全部挂到红祥公司财务账的“其他应付款”中，是红祥公司的债务，与洪恩伟无关。李春鹏将1600万元红祥公司的债务强加给洪恩伟是非法无效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称，张金胜提出的代位求偿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的判决，偏袒李春鹏。三、本案中，李春鹏欠款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张金胜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本案李春鹏履行了8515万元，仍有148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支付。李春鹏主张以洪恩伟向案外人李辉的借款抵扣股权转让款，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洪恩伟欠李辉款。李春鹏主张以抵消或扣除洪恩伟股权转让款1485万元非法无效。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洪恩伟与李春鹏之间存在148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上述债权债务均已到期。张金胜依法行使代位权成立。张金胜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后补充内容为：一审判决认定转让协议中约定洪恩伟欠李辉的借款从转让金中扣除明显违背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洪恩伟认可从李辉处借款1600元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李辉的借款不属于洪恩伟欠公司的款项，不应当从转让款中扣除。欠李辉借款的不是洪恩伟而是红祥公司，李辉的款项不同于红祥公司的款项，即使存在也不应当从转让款中扣除。（2013）灯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并不客观，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的诉讼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李春鹏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不欠洪恩伟款项，相反，洪恩伟尚欠我方费用。本案存在诉讼时效问题，在（2013）灯民初字第802号案件庭审中已经提出了1600万元借款问题，我方已提出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已经支付完毕。本案的张金胜以及洪恩伟在一审起诉前从未向我方主张过权利，因此超过诉讼时效。庭前提交的张金胜在2018年3月30日将其对洪恩伟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李国财，对该问题在辽阳中院审理的李国财与红祥公司之间的代位权案件中明确提出，张金胜为了继续在本案中可以继续行使权利，与李国财恶意串通，又将所谓的部分债权转回给张金胜，涉嫌虚假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审查。洪恩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洪恩伟与李春鹏已经在2013年3月28日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完成了转让，但是双方一直没有清算。洪恩伟确实向李辉，也就是李春鹏的父亲借了1600万元，洪恩伟以个人名义给李辉出具欠条，李辉将1600万元借款打入红祥公司的账目中，在征得李辉同意后，李辉将五张欠据交给了红祥公司财务，作为该公司的外欠款的凭证，就形成了红祥公司欠李辉1600万元，因此洪恩伟与李春鹏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就解除。双方的转让款书面上是一个亿，李春鹏已付8515万元，尚欠1485万元，至今没有给付。张金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春鹏向张金胜清偿欠款1485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从2013年3月28日开始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按月息1.2%计付)；2.由李春鹏承担本案涉诉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1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张金胜与洪恩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做出（2013）辽阳民一初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洪恩伟偿还张金胜本金及利息共计1485.05万元，于2013年5月24日前给付”，该调解已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3月28日，洪恩伟与李春鹏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协议，洪恩伟以10000万元价格将其在辽阳红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51%股权转让给李春鹏。2013年8月18日，灯塔市人民法院因案外人诉洪恩伟、李春鹏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做出（2013）灯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查明“辽阳红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1月12日经依法登记成立，洪恩伟为51%股权，洪恩伟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出资额1040万元，刘志敏为49%股权，出资额1000万元，2008年5月26日刘志敏将49%的股权分别转让李春鹏45%股权，占出资额918万元，万晓岚2%股权，占出资额40.8万元，杨迪2%股权，占出资额40.8万元。洪恩伟继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洪恩伟与李春鹏协议股权转让前，于2012年11月30日在辽阳日报发布了清理债权债务公告，要求凡与辽阳红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务予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该公司进行登记，并公开联系人及通讯方式。2013年3月22日红祥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议，决议同意洪恩伟将自己在公司占注册资本51%股权转让给李春鹏，转让后李春鹏占96%股权，万晓岚为2%股权，杨迪为2%股权。会议决定免去洪恩伟在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相关职务，修改公司章程，任命杨安祥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28日洪恩伟与李春鹏签订“煤矿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洪恩伟(甲方)将煤矿51%股权以现金10000万元人民币和其经营期间企业债务6700万元以及承担3500万元内的采矿权价款转让给李春鹏(乙方)，洪恩伟负责办理齐全煤矿开采所需证照，达到煤矿具备开工建设条件；发生的一切税费全部由其承担；洪恩伟个人所欠煤矿的款项和个人欠李辉的借款同意从转让金中扣除；并代交付本溪的欠款3000万元。2013年4月11日在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变了股东登记，重新领取了辽阳红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股权转让后受洪恩伟的要求，李春鹏授权其父李辉支付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关荣6000万元，洪恩伟委托李辉支付其欠张运柱1800万元，支付其欠宋建230万元，支付本院调解的案件485万元，李春鹏已支付洪恩伟转让金合计8515万元。法院在审理原告朱鸿、石建、吴井林诉被告洪恩伟、红祥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时，于2013年4月28日查封洪恩伟股权转让款1190万元，红祥煤矿公司以及李春鹏、李辉提出口头异议，称洪恩伟在李春鹏、李辉处已没有了未付的股权转让款，洪恩伟于2008年3月21日至6月24日共借款1600万元，已从转让的10000万元中扣除抵顶付款。”在本案庭审中，洪恩伟认可其从李辉处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但其主张1600万元已用于抵顶李春鹏已付的转让款8515万元，而非用于抵顶未付的转让款1485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张金胜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李春鹏与洪恩伟之间就股权转让价款尚未结清的事实。洪恩伟在庭审中认可其从李辉处借款1600万元的事实，同时其主张1600万元已用于抵顶李春鹏已付的转让款8515万元，而非用于抵顶未付的转让款1485万元，洪恩伟就其上述主张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无法认定其主张的内容与灯塔市人民法院（2013）灯民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付款、还款事实是否一致。张金胜、洪恩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故对于张金胜提出的代位求偿的诉讼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金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09万元，保全费0.5万元由张金胜负担。二审中，张金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2013年3月31日红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用以证明企业的外欠款数额，公司欠李辉3000万元，其中就包括洪恩伟出具欠条的1600万元。2、账目使用登记表及明细账，用以证明公司在2013年3月31日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洪恩伟不欠红祥公司和李辉的钱。3、洪祥公司姚志刚的证实材料，用以证明公司欠洪恩伟和李辉的款项与审计确定的金额一致。4、分案清欠协议书，用以证明张金胜的债权不包含另案的代位权诉讼中。5、红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红祥公司从2005年1月17日组建至2013年4月11日，企业注册资本金2040万元，企业实收资本金2040万元，成立8年时间，注册资本金和实收资本金仍为2040万元，在2013年3月31日红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仍为2040万元，因此股东投资没有任何变化。所谓股东从2008年3月至2013年3月31日，股东新投资从“内帐”看，李辉投资3000万元和洪恩伟投资4200万元说法，存属谎言、虚构事实。6、红祥公司现金会计姚志刚证实，企业每次向股东借一笔款，都同时做两个原始凭证，一笔记入“外帐”中的“其他应付款”的财务帐中；另一笔记入内帐股东投资财务帐中。显然外帐凭证是真实的，投资1.4亿元的新矿已建成，而“内帐”凭证是虚假的事实，无效的，严重违反财务法。7、2011年至2013年记帐凭证存根是从2011年至2013年3月共计50张财务原始凭证存根。一笔款项做两个原始凭证，证明姚志刚的证据是真实的。可以作为此案的佐证。8、为红祥公司的“其他应付款”财务帐，载明截止2013年3月31日尚欠李辉3000万元（其中包括洪恩伟出具的1600万元）。尚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证明红祥公司只有一本帐。是一本清楚合理受法律保护的一本“外帐”。9、复印于洪恩伟手中留存的材料，“洪总借款明细表”是红祥公司财务人员在2012年5月3日的财务交接单，载明洪恩伟向红祥公司借款1900万元。从2008年11月开始还矿借款，截止2012年5月3日尚欠红祥公司7429375.10元，截止2013年3月31日，洪恩伟还清上述欠款外，红祥公司尚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同时载明，2008年3月至2008年8月红祥公司向个人借款400万元，向其他矿借款1500万元，其中包括洪恩伟出具的1600万元，证明借款清楚，洪恩伟给李辉出具的1600万元的借款，已在红祥公司入帐，已是红祥公司的债务，与洪恩伟无关。10、“红祥矿与辽阳县鞍辽选矿厂往来的明细表”是2012年5月3日，红祥公司财务人员交接时的财务手续，载明2008年3月21日红祥公司向李辉借款300万元，2008年3月27日红祥公司向李辉借款100万元，合计400万元（洪恩伟出借据）。2008年6月5日红祥公司向辽阳县鞍辽选矿厂借款1500万元，其中含洪恩伟向李辉借款1200万元。证明洪恩伟给李辉出据的1600万元的借款，已全部在红祥公司财务帐中挂帐，是企业债务，与洪恩伟无关。从挂帐那天起，洪恩伟给李辉出具的1600万元借据自行消灭。洪恩伟已完成企业法人应尽的出具义务，属于企业法人的企业行为。11、四份判决均是撤销权诉讼，生效的（2016）辽10民终1211号判决，证明鉴定报告即“天亿报告”被人民法院四次生效判决采信，李春鹏胜诉。李春鹏对“天亿报告”无异议，此次又提出有两本帐，一本“内帐”，内帐是虚构事实，没有任何依据没有法律效力，是假帐，是假证。12、2012年5月3日红祥公司财务人员移交时提交给洪恩伟的“投资说明”报表，用以证明从2005年1月17日至2008年5月20日洪恩伟与刘志敏经营时洪恩伟投入38686400元，其中外账记载“其他应付款”28282400元，实收企业注册资本金10404000元。红祥公司截止2013年3月31日，尚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李春鹏扣押股权转让款无效。李春鹏提供：1、2008年9月10日洪恩伟出具的欠条，证明洪恩伟欠公司270万元。2、股权转让协议后附的6700万元的明细，用以证明公司不欠洪恩伟钱，公司存在内外账，在该明细表的会计科目中，应付账款后有的标明（内）说明在内账中记载，没有标注的，是记载在外账中，该材料在（2013）灯民初字802案件中，各方都予以认可。3、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10民初21号庭审笔录，该笔录第6页我方提了6700万元的债务明细表，该证据洪恩伟和赵素芬表示不清楚此事，李国财也表示没有见过，法官当庭提醒李国财和洪恩伟代理人之前的笔录对该证据经过了质证，第7页洪恩伟代理人陈述因为企业只能出现一本帐，内帐是真实的，外帐是给税务局看的，证明存在内外账，对内外账进行了界定，一个是真实的，另外一个是向税务出示的，最后一行洪恩伟代理人表示内帐更准确。第13页洪恩伟代理人说这两套账我方均认可。（2016）辽1081民初185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张金胜是44人中的一人，第8页中李春鹏举证证据7,6700万元债务明细，第9页质证包括本案张金胜在内的原告质证对证据7本身无异议。第10页洪恩伟质证意见，6700万元是客观存在的，对该证据也无异议。12页上半部分，法官问洪恩伟是否还有其他附加条件，洪恩伟回答有互不算账的内容，6700万元债务如何处理的问题。综上，可以证明内外账存在，内帐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结合6700万元的组成，没有包括所谓的欠洪恩伟的任何费用。这6700万元是2013年红祥公司的债务。4、2013年公司内帐，证明2013年3月末李辉欠公司3000万元，红祥洪恩伟欠公司22705875.77元，洪恩伟欠公司7551754.44元。外帐显示公司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2008年内帐显示洪恩伟欠公司1582万元，红祥洪恩伟欠公司16854400元，李辉欠公司3000万元。2008年内帐中期初余额之前的凭证没有，之后2008年5月20日-2013年3月末的有凭证。外帐从2011-2013年有，有账有凭证。外帐中2011年期初余额没有凭证。股权转让时外帐显示公司欠洪恩伟钱，内帐显示洪恩伟欠公司钱，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法仅凭外帐确定。简单算结论是洪恩伟还欠公司700多万元。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张金胜提供的证据，李春鹏认为，证据1真实性没有意见，2013年4月之前，洪恩伟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洪恩伟作为公司控制人制作的财务账册，仅仅是记账方式，并不代表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洪恩伟认为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李春鹏认为，真实性没有意见，这是外账上显示内容，在洪恩伟作法定代表人期间公司同时存在外账，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就可知洪恩伟和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洪恩伟认为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企业的财务账目不允许有内外账，本人在辽阳中院的另一代位权诉讼案件中提到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在管理企业中应该以内账为准，并且内容是真实的，本案是记账问题，外账的记账是真实的，票据有可能是虚假的。对证据3，李春鹏认为证人没有到庭不符合证据形式，姚志刚也是另外一案件代位权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内外账均有其签字的单据，涉嫌伪证。洪恩伟认为证据3真实性、关联性都没有异议。对证据4，李春鹏认为该材料是在2018年4月25日形成，该内容结合李春鹏要提供的2018年1月30日债权转让协议书可以证明李国财、张金胜均是虚假诉讼，该材料是为了在本案中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使用。洪恩伟认为对该协议没有异议。对证据5，李春鹏认为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就是当时的营业执照的相关情况。洪恩伟认为无异议。对证据6，李春鹏认为证人没有到庭，姚志刚是44个人中的一个，是2013年3月份之前洪恩伟聘请的财务会计。与之前的证人证言是矛盾的，姚志刚的证人证言中承认了由他本人制作了财务账册。证据形成时间是2019年7月16日，先于之前的7月18日的，该证据不符合法律形式也不应当予以采信。洪恩伟认为该证据情况属实。对证据7，李春鹏认为数量巨多，真实性庭后核实，按照洪恩伟提供这些收据的原件的事实，能说明洪恩伟所有的材料是有备份有底联的，说明洪恩伟知晓内外账的存在是客观的。洪恩伟认为证据情况属实，并提供姚志刚向辽阳中院和省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也就是张金胜提供的2019年7月16日姚志刚出具的财务原始凭证记账情况说明，及50张财务原始凭证存根原件，认可本案洪恩伟的钱交到红祥公司，会计是分别记在了外帐和内帐上。证据显示内帐是投资款的记载，外帐是借款的记载。姚志刚是红祥公司的现金会计，有权对红祥公司收到的现金情况和下账情况进行说明，能证明姚志刚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对证据8，李春鹏认为真实性认可，该证据是外帐记载的一部分，但不能真实的反映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洪恩伟对该证据无异议。对证据9、10，李春鹏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可。证据9写明交接人、接交人、监交人，其中接交人孟鹭曾经是公司的财务人员，证据10的王亚芝也曾经是公司的财务人员，其余的不清楚。写的是移交的材料，当时洪恩伟是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不知道所谓的交接是什么性质的交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洪恩伟认为该证据是洪恩伟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财务人员交接的手续，这两个明细有真实性，上面的签字都是当时红祥公司的财务人员，就是老会计和新会计的交接。为了证明交接的真实性，才设定了监交人，是真实的也是准确的。证据原件在公司。对证据11，四份判决的真实性认可，（2014）灯民三初字第00002号判决我方败诉，上诉之后是（2016）辽10民终355号裁定发回重审，（2016）辽1081民初1852号重新判决，1852号判决24页6行，对该鉴定意见不予采信，不是对方说的依据采信报告而作出的判决。最后生效的（2016）辽10民终1211号维持了1852号判决，维持的依据也是一审的依据。在撤销权案件上诉过程中就有李国财作为44人的代理人，姚志刚、张金胜在上诉状及庭审笔录中明确强调投资不等于借款。该上诉状是针对1852号判决的上诉。洪恩伟认为这四份判决确实存在，鉴定报告就是（2015）第052号评估报告，该报告的形成是李春鹏向法院提交材料，由法院递交评估机构形成的。这些材料都记载在红祥公司的外帐上，该报告应当被认可。对证据12，李春鹏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该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不认可。洪恩伟认为该材料是由其提供的，在以往其他法院的庭审中也使用过，只是证明的目的有区别，没有异议，李春鹏确实欠钱。对李春鹏提供的证据1，张金胜认为与本案无关，发生在股权转让之前。洪恩伟认为，与本案无关，是2008年企业投资期间与他人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是围绕融资产生的1600万元。对证据2，张金胜认为真实性和关联性都有异议，是李春鹏单方制作，没有经过相关人员核对。洪恩伟认为，真实性有异议，是2013年3月31日洪恩伟离职后，李春鹏制作的，没有相关企业领导的签字。对证据3，张金胜认为洪恩伟、赵素芬都没出庭，代理人不清楚情况，很正常。（2019）辽10民初21号案件笔录中不管如何理解，企业只能有一本帐，如果存在两本账另外一本也是违法证据。违法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016）辽1081民初1852号案件庭审记录6700万元债务只是企业债务中的一部分，张金胜及代理人对几年前说过的话记不清也正常。该两份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洪恩伟认为庭审笔录有断章取义的事实，没有真实反映代理人的意思。从现行的财务规定看只允许一套帐，两套是非法的，如果有两套，外帐是给税务部门看的，本案红祥公司与其他企业不同，外帐是真实的，内帐是虚构的。承认企业有两套账，是因为有两联收据，应当以报告为准，是李春鹏向法院提交的全部的账目，报告形成全部在外帐上。（2019）辽10民初21号案件没有结案，因此庭审材料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对证据4，张金胜认为内帐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内帐是非法的账本，不受法律保护，内帐形式上是活页本，可以随意拆改，李春鹏所谓的内帐是自己持有的，谁记载的不清楚，内外帐与本案没有关系。洪恩伟认为内帐记载是投资款，外帐是借款。如果洪恩伟欠公司钱，2013年3月28日的转让款就不会全额给付。李春鹏对内帐无法做出清楚合理的解释，交接凭证记载的都很清楚，李辉是否欠公司钱，李春鹏说不清楚，到是洪恩伟欠公司钱李春鹏说的很清楚，显然是李春鹏虚构内帐。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张金胜提供的证据1、2、7、8、10仅能证明红祥公司内外账目的记载情况，不能证明张金胜所主张的红祥公司欠李辉3000万元中包含案涉争议的1600万元。证据3和6因证人未到庭，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可以证明张金胜具有本案原告资格，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9各方均认可截止2012年5月3日，洪恩伟欠红祥煤矿公司7429375.1元，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1不能证明生效判决采信了鉴定报告，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2无出具人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信。李春鹏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可以佐证股权转让协议“甲方（洪恩伟）个人所欠煤矿款项，甲方同意从转让金中扣除”，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能够证明红祥公司存在内外账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仅是证明内外账的记载情况。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的规定，本案张金胜提起诉讼的前提是债务人洪恩伟对李春鹏享有到期债权，也就是李春鹏对洪恩伟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是否已经支付完毕。首先，洪恩伟一、二审均认可其是向李辉借款1600万元。二审中洪恩伟表示是征得李辉同意之后，才将该1600万元作为红祥公司的外欠款，就该1600万元其与李辉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解除。而在一审中，洪恩伟主张1600万元已经用于抵顶李春鹏已付股权转让款8515万元，而非用于抵顶未付的转让款1485万元，并且洪恩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1600万元与已还款的8515万元有关，其一、二审表述不一致。其次，本案张金胜提出红祥公司账面体现欠李辉3000万元，就包含本案争议的1600万元，该1600万元借条原件上标注的内账、外账内容与记账凭证上笔迹相同。说明借条经财务人员标注入账，因财务移交，李辉与李春鹏系父子关系，在本案诉讼后才将原件取出，如原件由李辉保管，财务人员不可能进行标注。表明该笔借款已属公司欠款。李春鹏解释原始借条并没有交给红祥公司，而在李辉手中，原始借条没有任何的粘贴痕迹，借条复印件贴到账册里是因为相应的款项由洪恩伟投资到企业，为了说明该款项属于洪恩伟的投资，款项来源于李辉借款。因为洪恩伟是大股东，账册如何记载由洪恩伟决定，所以把复印件附到内账中，财务凭证中的借条复印件上并没做内外账相关内容的标注，是李春鹏成为股东后，根据财务账册凭证的记载，在自己手中的借条上作的标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李辉作为1600万元借款的债权人，借款时间发生在2008年3月至2008年6月，而在2008年5月26日李辉代表李春鹏已受让红祥公司股东刘志敏45%的股权，李春鹏成为公司的股东。在洪恩伟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取得李辉同意将该1600万元债务转移给红祥公司的情况下，李辉又不认可，故不能认定该1600万元的债务已经转移到红祥公司。第三，红祥公司同时存在内外帐，且账目不全，虽然红祥公司外账显示2013年公司尚欠李辉3000万元款项，但并无该欠款的具体凭证，且同时内账又记载李辉欠公司3000万元，不能证明红祥公司所欠李辉3000万元包含该1600万元债务。张金胜二审提供的其认可的“洪总借款明细”，显示截止到2012年5月3日洪恩伟欠公司7429675.1元，而从公司外账体现此时公司欠洪恩伟22710296.27元，内账体现2012年4月末洪恩伟欠公司8715562.44元。洪恩伟认可“洪总借款明细”中截止到2012年5月3日洪恩伟欠公司7429675.1元，并主张到股权转让前的2013年3月又偿还公司2300万元，但洪恩伟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从2013年股权转让时外账体现公司欠洪恩伟23109250.27元，内账记载洪恩伟欠红祥公司7948816.44元，还有红祥洪恩伟欠红祥公司22705875.77元。各方都不清楚洪恩伟欠红祥公司与红祥洪恩伟欠红祥公司的区别，可见红祥公司内外账相矛盾。因为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协议》中表述“甲方（洪恩伟）个人所欠煤矿款项，甲方同意从转让金中扣除”，如洪恩伟不欠红祥公司款项，股权转让协议不会做出如此表述。故红祥公司的财务内外账无法单独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证明红祥公司外账显示2013年公司尚欠李辉3000万元款项包含案涉争议的1600万元，也不能证明洪恩伟向李辉所借的1600万元债务已转归红祥公司。故在李辉对洪恩伟存在1600万元借款债权的情况下，李辉用该1600万元抵顶股权转让协议中应付而未付的余欠股权转让款1485万元并不违反法律，李辉代表李春鹏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已履行完毕。综上，张金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金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00元，由上诉人张金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桂审判员 戴艳丽审判员 王 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