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0422刑初304号 公诉机关寿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毕群昌，男，汉族，1966年11月23日出生，安徽省寿县人，大专文化，2007年1月至2014年4月任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2014年4月至今任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住安徽省寿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3月28日由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7年4月23日由寿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刑事拘留，次日被寿县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5月9日被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2017年5月10日被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8年6月14日由寿县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代应坤，北京市安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寿县人民检察院以寿检刑诉（2017）3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群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于2017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7）皖0422刑初38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寿县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毕群昌在法定期间提出抗诉和上诉。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8日作出（2019）皖04刑终18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7）皖0422刑初389号刑事判决；二、发回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案件发回后，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洪鹏程、卢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毕群昌及其辩护人代应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 2014年1月，寿县工商局、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寿县食品药品监督局，因机构改革三局合并成立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4月至6月，时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某1（已判刑）以解决经费不足为由，多次召开局党组会议和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向各基层所和内设执法机构下达经济任务，并同意各基层所和内设执法机构以“寿县个体民营协会”会费和“寿县消费者协会”捐赠款名义，收取被监管对象钱款及罚没款，完成经济任务。同时，会议还研究决定所收的个民协会费和消协捐赠款金额上交县局机关后，由县局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收款单位使用，其余留作局机关使用。该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关于规范全省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会费收取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体民营企业协会管理工作意见》、《寿县消费者协会章程》、《寿县个民协协会章程》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寿县市场监管局各基层所和内设执法机构采取“以费代罚”、“以费代管”、“搭车收费”或直接索取等方式，利用假聘的个民办小组长名字签字开据，以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会费和寿县消协捐赠款名义向监管对象收取钱款共计7773982元，其中有5665558.89元已被局机关及基层所和执法单位用于乱发津补贴、小食堂开支等支出，余款2108432.11元案发后被县纪委追缴。 被告人毕群昌作为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明知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的研究决定，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其在参会时却不提出反对意见并且积极贯彻执行，向其联系的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落实违法违规决定，对两所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和办证办照过程中，以个民协会费和县消协捐赠款名义收取钱款的行为不制止。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寿县个体民营协会”会费和“寿县消费者协会”捐赠款名义违规、违法向管理对象收费累计1761190元，所得返还款全部被所里用于乱发津补贴、小食堂开支等支出。 二、挪用公款 （一）2012年11月，寿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寿县质监局）成立安徽省豆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下简称豆制品质检中心）基建领导组，负责项目基建工作，由时任寿县质监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被告人毕群昌担任组长。2012年12月，该项工程经招投标由安徽中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楚公司）中标，并于当月动工。该工程名义上由中楚公司安排项目经理杨某2负责现场施工，实际是杨某2挂靠中楚公司承建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杨某2因资金短缺一度停工。2013年7月，经时任寿县质监局局长邓某（另案处理）安排，寿县楚都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张某2借给杨某220万元现金，并由寿县质监局担保。2013年12月初，被告人毕群昌安排筹款5.5万元为杨某2垫付了门锁款。2013年12月，邓某即将调离寿县回六安，因杨某2无力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邓某欲用单位公款先替杨某2归还自己安排借给杨某2的借款及利息。因单位账户无资金，邓某与时任寿县质监局副局长李某1（另案处理）和被告人毕群昌协商，以支付农民工工资名义向县政府申请拨款。经过测算，杨某2应归还本息计386880元。经邓某安排，杨某2将386880元编入虚列的农民工工资表中。2014年1月8日，寿县质监局以需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向县政府申报拨付房屋收储款986880元。2014年1月28日，县政府在扣除寿县质监局20万元借款后，拨入寿县质监局基建账户资金786880元，用于解决农民工工资。2014年2月20日，李某1安排杨某2个人出具收条，由被告人毕群昌等人签字证明用于付农民工工资，将386880元直接转入杨某2个人银行卡中，杨某2归还了张某220万元借款和寿县质监局垫付的5.5万元门锁款后，余额被其个人所用。 （二）2014年2月至8月，被告人毕群昌多次帮助杨某2向私人借款为其垫资付工程门窗等材料款累计131305元，并由杨某2父亲杨某1出具借条。杨某2后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借款。2014年12月，被告人毕群昌以急需付农民工工资为由从寿县市场监管局借出131305元，用于归还其经手为杨某2的借款。 （三）2015年2月和7月，时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财经审核小组组长的被告人毕群昌因黄某2以承包其他工程资金紧张为由两次提出借款，经刘某1同意从寿县市场监管局个民协账户上共借出25万元给黄某2使用。2016年3月，寿县市场监管局系列渎职案案发后，被告人毕群昌才安排黄某2存入县纪委暂扣专户15万元。 （四）2015年6月，被告人毕群昌因李某2资金紧张经刘某1同意从寿县市场监管局基本账户上借出3万元给李某2使用。 三、贪污 2015年9月，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进行决算时该工程决算价是542.06万元。根据寿县市场监管局财务账，该项工程已预付工程款是475万元，暂存保证金是30.312万元，还应支付工程款和退还保证金合计97.372万元。被告人毕群昌却不依据县局财务账与中楚公司结算工程款，安排中楚公司提供虚假的拨款申请，由其模仿县局副局长郝某和财经审核组成员黄辉在申请上签名证实内容属实，欺骗时任局长刘某1按144.26万元结算工程款，比实际应付多出46.888万元。 被告人毕群昌安排王某3提供60万元的工程发票用于结算附属工程款42.8万元。剩余的17.2万元中楚公司在扣除管理税点后，被告人毕群昌欺骗王某3以需替杨某2还欠款13.5万元为由，要求由其代替杨某2结算工程款，因未经杨某2委托，毕群昌提供不出杨某2签字的欠条或其他凭证作为结算依据，王某3要求毕群昌打了13.5万元收条，然后按照毕群昌的安排，将13.5万元连同黄某2、李某2的附属工程款开具一张支票，全部结给黄某2使用。 被告人毕群昌曾从局财务上借款131305元，用于归还其为扬奎父亲杨某1借的钱款。为了还上这笔公款，被告人毕群昌多次向杨某1催要，杨某1无力偿还。2015年2月，寿县市场监管局向县政府申请拨款100万元用于付工程款。被告人毕群昌持杨某2签字确认的63万元的条据、杨某1的131305元借条和2.6万元借条，从中楚公司代结了杨某2工程款78.73万元（5元未计算），王某3扣除打入毕群昌个人卡中的40万元，另开具38.73万元现金支票交给毕群昌。被告人毕群昌安排人员将其经手从寿县市场监管局借出的131305元公款还上。 2015年2月，被告人毕群昌与中楚公司经理王某3协商，由中楚公司借给杨某2父亲杨某1ｌ5万元，并承诺该笔资金从寿县市场监管局账户拨给中楚公司。王某3根据毕群昌安排从中楚公司开具15万元现金支票交给了杨某1。同时，毕群昌以中楚公司垫付农民工工资为由要求寿县市场监管局预付中楚公司工程款15万元。杨某1得到这笔15万元工程款后归还毕群昌为其垫付的门窗款131305元，余款被其使用。被告人毕群昌经办的这笔15万元拨款，在其与中楚公司结算杨某2工程款时未列入预付工程款予以抵扣。 针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书证及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毕群昌在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期间，明知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的研究决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履行监督职责，还积极贯彻落实，造成损失1761190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毕群昌利用其担任寿县市场监管局纪检组长、局财经审核组长和豆制品质检中心项目工程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798185元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毕群昌在负责与施工单位结算工程款时，不依据县局财务账与中楚公司结算工程款，多付工程款368880元，并用于自己安排给他人使用和个人所得，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毕群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应数罪并罚。 被告人毕群昌针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提出的辩解意见：起诉书指控我参加局党组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时，对研究决定不提出反对意见并积极贯彻执行，与事实不符，我没有参与过开会，我连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的电话都没有打过，怎么能谈上积极贯彻执行。该两所工作中收取的会费和捐赠款与我无关，说我造成170多万元的损失是不公正的。针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挪用公款罪提出辩解意见：起诉书指控的第一笔、第二笔挪用公款都是经过党组研究决定的，我只是分管基建工作的执行者，而且指控的第一笔，我当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管某的陈述也证实了我没有经手借出该款；指控的第三笔是经刘某1局长签批同意后才借出的，我后来看见算账时没有将该款扣下是事实，可事后我多次找黄某2催还，但他总是以各种借口不予归还；指控的第四笔是经刘某1局长签批同意后才借出的。因此，我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针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提出辩解意见：起诉书指控单位多付了工程款被我贪污的事实不存在，实际是单位尚欠中标公司1.8万元没有支付。我从没拿过一分钱，所谓单位多付的工程款仍挂在单位的账上，我没有这个能力贪污。 辩护人代应坤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犯滥用职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认定。被告人毕群昌联系的寿县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寿县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收取个民协会费和消协捐赠款1761190元是事实，但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毕群昌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以及与1761190元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挪用公款四起共计798185元，无法律依据。⑴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实际承建人是杨某2，因其资金短缺，工程一度停工，原寿县质监局为了使质检中心大楼工程能够顺利施工，经原寿县质监局局长邓某等人同意，由寿县质监局为杨某2担保向张某2借款20万元。此外，为了支付该项工程门锁款，经局长邓某同意，质监局部分工作人员筹集了5.5万元。上述款项，在邓某局长即将调离寿县时，副局长李某1曾问过邓某单位工程上的借款怎么处理，并告诉了邓某杨某2现已无能力偿还。在此情况下，邓某、李某1、被告人毕群昌等人研究后，向县政府申请拨款，在拨款尚未到位时，邓某已调回六安，后由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李某1具体安排，直接拨付给杨某238.688万元，用于偿还质监局担保的20万元借款及单位同事们筹措的5.5万元门锁款。综上，上述担保借款或者集资款，都是为了单位利益，使工程能够继续施工。后来拨款给杨某2是为了偿还上述款项，且上述行为均是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后由主要领导安排执行的，与毕群昌没有任何关系，其只在报销封面上签了自己姓名，对整个过程并不知晓。该38.688万元作账时的处理，根据质监局会计管某的陈述，如将38.688万元全部按预付工程款作账，按当时工程进度，势必会造成多拨工程预付款，所以她在作账时将其中的24万元列为预付工程款，将14.688万元列为返还施工单位质保金（总质保金45万元），对此毕群昌也并不知晓；⑵杨某2所欠的131305元门窗及材料款，是经毕群昌联系，从单位同事处筹措而来，全部由杨某2父子用在单位的工程上了，并非用于非法利益。2014年年底临近春节时，为了还上单位同事的借款，经局党组集体研究决定后，毕群昌从单位借出131305元用于偿还上述借款。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毕群昌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⑶起诉书指控的第3起借给黄某225万元、第4起借给李某23万元。黄某2、李某2均是附属工程承建人。业主在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的情况下，预拨或者预借工程款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属于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至于借与不借由局长决定，而该二人的借款确实是经局长刘某1审批同意后借出的，借出的数额，所借款项均在合同规定的应支付工程款范围内，并不违反规定。 3.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群昌与施工单位结算工程款时，不依据单位财务账目，多支付了36.888万元，构成贪污犯罪。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群昌涉及贪污犯罪的有三笔款项构成，即14.688万元、17.2万元、15万元，扣除10万元质保金，即36.888万元。⑴关于14.688万元，从质监局会计管某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该14.688万元是为了作账时规避账目上出现多拨工程预付款问题，便将14.688万元列为返还施工单位质保金，由于该笔拨款未入中楚公司账户，因此，在毕群昌与中楚公司老板王某3结算工程款时，仍按45万元质保金进行结算的，遗漏了14.688万元，但该14.688万元仍一目了然的挂在业主单位的账户上，毕群昌即未侵吞，更没有窃取、骗取该14.688万元，此外，该14.688万元是38.688万元的一部分，起诉书已将该部分作为挪用公款犯罪进行了指控，同时又将14.688万元分解开来，以贪污罪重复指控，显然与法相悖；⑵关于17.2万元，2015年9月份，业主单位拨付了60万元工程款给中楚公司用以支付黄某2、李多宝的附属工程款，二人的工程款合计为42.8万元，剩下17.2万，被告人毕群昌与中楚公司老板王某3进行了结算，该17.2万用于归还张军地板砖款10万元，偿还毕群昌借款2万元，支付看门老头工资1.5万元，共13.5万元，剩下的留存在中楚公司账户。该17.2万元资金去向清楚，在单位财务账目上也清楚可查，更何况业主单位财务上还没有与中楚公司最终算账，毕群昌既不能占用，也不能实际控制该17.2万元，不符合贪污罪的主观故意和构成要件；⑶关于15万元，2015年春节前，杨某2、杨某1父子因施工期间欠下了大量材料款，债权人无休止的登门追要，杨某2父子无法过年，在此情况下，毕群昌协调王某3从中楚公司借款15万元给杨某1，用于偿还材料款，随后，由毕群昌经办从单位作为预付工程款将15无拨给了中楚公司。后王某3与毕群昌算账时，由于疏漏，未将该15万元计算在已拨付工程款内，但在中楚公司及业主单位账目上都有记载，此款在业主单位和中楚公司最终结算工程款时是无法核销的，毕群昌无法达到非法占有该15万元的目的。因此，起诉书以毕群昌算账时没有对该15万元予以抵扣，便认定其构成贪污犯罪，与法律规定不符。何况，中楚公司开出的15万元支票是直接交给杨某1的。杨某1陈述的该15万元给了毕群昌131305元，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印证，是孤证，不能认定。因此，该笔指控，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构成滥用职权、挪用公款及贪污犯罪，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依法不能构成犯罪。 为支持其辩护意见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 一组证据，寿县市场监管局2015年1月4日、2015年2月7日、2016年1月28日会议记录，证明毕群昌曾三次在党组会上提出过规范收费行为，反对违法收费； 二组证据，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21号文件、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分会收支情况统计表、寿县消费者协会分会收支情况统计表，证明毕群昌不具有滥用职权的动机和行为； 三组证据，寿县市场监管局新体制运营后财务经费保障有关事项会议纪要、关于对市场监管局财经管理事项的调研汇报、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4月15日会议纪要，证明个民协和消协保留独立账户，其收入无需纳入国库支付中心，该局在三局合并之前即根据上级下达的经济指标收取会费，毕群昌联系的两个所2014年之后收取会费和捐赠款是一种工作延续，与毕群昌无关； 四组证据，安丰工商所和堰口工商所2012年-2013年处罚案件罚没数字统计表、2014年6月-2016年2月罚没款收入统计表，证明三局合并后，毕群昌联系的两个所的罚没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呈上升趋势，并未出现以费代罚、以费代管现象，也没有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五组证据，关于寿县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申请减少2016年罚没款任务的报告、团体会费收费票据、2014年寿县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部分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证明毕群昌所联系的所主观上没有依权生财的动机，客观上没有以费代罚的行为，多名被监管对象既被收了会费，又被行政进行了处罚； 六组证据，新华社和央广网2019年9月11日报道、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9）127号文件，证明云南省建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取551万元会费被国务院督察组发现，被认定为违纪行为但不构成犯罪； 七组证据，李某1、邓某、杨某2、管某、王某3问话笔录、2014年2月20日记账凭证、2014年2月13日报销封面、银行转账单、2014年5月31日债务及往来款项明细表，证明1、386880元直接打到杨某2的卡上，是李某1、邓某所为，毕群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仅是例行公事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其没有挪用公款的动机和行为。2、记账凭证除后来被添加了“还保证金146880元”外，都标明是支付工程款。3、管某的证言证实146880元之所以从386880元中剥离出来，是因为拨付的工程款已经超过了工程进度，这种操作毕群昌是不知晓的。4、2014年5月31日管某与邓某移交中楚公司302120元保证金，此表毕群昌也不知晓。因此，毕群昌既不构成挪用公款给杨某2，也不存在贪污146880元的事实； 八组证据，刘某1的证言、寿县人民政府寿政秘（2012）282号文件、豆制品质检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证明寿县市场监管局是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的付款单位，黄某2、李多宝分别向寿县市场监管局借款25万元和3万元都是为了在建工程的需要，是为了单位利益考虑； 九组证据，王某3的证言，证明毕群昌不构成对17.2万元的贪污； 十组证据，情况说明，证明毕群昌的到案情况。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犯罪事实 2014年4月，寿县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局三局合并成立寿县市场监管局，统一负责寿县市场监管工作。该局下设13个内设机构、13个派出机构和3个事业单位。被告人毕群昌时任该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分管相关纪检工作，联系派出机构寿县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寿县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 寿县市场监管局成立后，时任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某1（已判刑）多次召开局党组会议和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向各基层所和内设机构下达经济任务，由各执法单位以“个民协分会”和“消协分会”的名义向管理对象收取“会费”和“捐赠款”，上缴县局，由县局按照一定比例返还各执法单位，作为上缴单位人员福利、招待费、燃油费等支出，余款由寿县市场监管局局机关自主使用。并为各执法单位提供了“安徽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 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及局长办公会的上述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民政厅、财政厅及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工商财字[2008]260号）《关于规范全省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会费收取行为的通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皖工商个字[2011]170号）关于转发省个民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会费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及《寿县消费者协会章程》、《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的规定。 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寿县市场监管局利用行政管理职能，假借个民协、消协名义，收取“会费”、“捐赠”，或者对于在市场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立案查处，而是采取“以费代罚”，以上收取各种费用共计7773982元，其中有5665558.89元已被该局机关及基层所和执法单位用于乱发经补贴、小食堂开支等支出，余款2108432.11元案发后被县纪委追缴。 作为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被告人毕群昌，明知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的研究决定，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却不提出反对意见并且积极贯彻执行，向其联系的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落实违法违规决定，对两所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和办证办照过程中，以个民协会费和县消协捐赠款名义收取钱款的行为不制止。2014年6月至2016年3月，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和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以“寿县个体民营协会”会费和“寿县消费者协会”捐赠款名义违规、违法向管理对象收费累计1761190元，所得返还款全部被所里用于乱发津补贴、小食堂开支等支出。 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户籍证明，证实：毕群昌的个人基本信息。 （2）、干部任免审批表、寿县县委组织部文件、寿县市场监管局文件，证实：毕群昌于2007年1月至2014年4月任寿县质监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2014年4月至案发，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2014年4月，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研究决定，毕群昌协助局长工作、分管纪检监察等工作、联系堰口所和安丰所工作、完成局长委托交办的其他工作。 （3）、寿政办（2015）39号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寿政办（2014）4号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证实：寿县市场监管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统一负责全县市场监管工作，该局下设13个内设机构、13个派出机构和3个事业单位。 （4）、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会议记录，证实：2014年4月15日寿县市场监管局成立后召开第一次党组会，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收取消费者协会、个体民营经济协会捐赠和会费。会费、捐赠都是进入局账户，由县局财务装备股统一管理，按照各自收取会费、捐赠总额的比例予以返还。以上多次会议毕群昌均参会，且没有发表反对意见。 （5）、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民政厅、财政厅及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工商财字[2008]260号）《关于规范全省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会费收取行为的通知》，证实：个民协会会费收取及标准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得随意减免，更不得强制收费、超标准、超范围收费、搭车收费。 协会收取的会费应用于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不得将会 费收入与业务主管单位及其所属单位经费混管，不得将会费收入 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行政经费或业务经费开支，不得用于弥补行政 经费不足或发放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补贴，不得直接坐支、返 还会费。 （6）、六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办[2009]54号《关于印发的通知>、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皖工商个字[2011]170号《关于转发省个民协会的通知》，证实：会费不得用于发放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补贴，不得直接坐支、返还会费。会费使用应坚持“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切实将会费用在会员提供各项服务上。严禁借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之机强制收取会费，严禁违反协会章程规定超标准收取会费。 （7）、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财综[2012]97号《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综[2013]67号《关于公布取消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2014]101号《关于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证实：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免征企业注册登记费和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自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征收企业年度检验费。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不得以其他名目变相继续收费；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企业注册登记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暂停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后，有关部门和单位依法履行职能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予以统筹安排。对取消、暂停和免征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个地区和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不得以其他名目或者转为营业服务性收费方式变相继续收费。 （8）、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物价局、安徽省工商局财综[2008]939号《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转发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证实：自2008年9月1日起，安徽省全面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征收或变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 （9）、寿具关于规范行业协会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证实：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存在超标准、超范围收取会费、乱收费及政会不分问题。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证实：第四条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第十条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 （11）、《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证实：集资、摊派、筹资、赞助等行为不得使用捐赠票据。 （12）、寿县市场监管局新体制运行后财政经费保障有关事项专题会商会议纪要、寿县财政局关于对市场监督管理局财政管理事项的调研汇报，证实：确定市场监管局新体制运行后人员经费预算编制、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经费预算和车辆编制等有关事项。从2015年开始，预算编制核定的罚没收入计划为360万元。 （13）、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章程，证实：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于2005年1月12日登记成立并制定了章程，该章程规定了寿县个体协会员的入会条件、程序等，以及协会经费的来源渠道、会员回复的收取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回复的使用必须用于协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等内容。 （14）、寿县消费者协会章程，证实：该章程规定了寿县消协的职能、组织机构、资金管理等内容。其中资金管理规定：消协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以及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的活动或者服务的合法收入；消协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资金来源属于社会捐赠的要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15）、寿县民间组织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寿县消协、个民协均未在该局办理成立分会的备案手续。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不经登记的分支机构不具有合法性。 （16）、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分会收支情况统计表，证实：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会费收入共计5737852元。加班费、差旅费、燃油费、修车费、宣传费支出共计2288181.55元。 （17）、寿县消费者协会、分会收支情况统计表，证实：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收取会费、捐赠款共计2036130元。加班费、差旅费、燃油费、修车费、宣传费支出共计579259元。 （18）、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6月-2016年2月支出情况明细表，证实：个民协、消协收取的会费、捐赠款被用于加班、办公费、燃油、差旅、招待费支出情况。 （19）、2014年6月-2016年2月罚没款收入统计表，证实：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罚没款收入共计9570399.17元。 （20）、寿县人民法院（2016）皖0422刑初269、246号、261号、26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对郝某、方某1、祝某、徐传纪滥用职权行为予以认定。 2、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在我担任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后，为解决单位办公经费不足，我主持召开局班子成员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收取消费者协会、个体民营经济协会捐赠和会费。会费、捐赠都是进入各自账户，由县局财务装备股统一管理，按照各自收取会费、捐赠总额的40%返还到收取单位，由其自行支配，返还的时候先由各自单位列计划，经财务股长审核后交由我签字审批。余下的60%用于局机关日常开支、公务活动。 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监管对象有违法行为的，按照规定应当予以罚款或者没收的，就以收取捐款和会费的名义来代替处罚，监管对象愿意捐款的就不再查处，不愿意捐款的就立案查处，实际就以费代罚了。这样做主要是立案查处要做执法档案、履行程序，比较复杂，且处罚肯定要比捐赠的数额重，对企业信誉造成影响。如收取会费或捐赠，就不再进行处罚，且比处罚标准要低，监管对象也都同意，操作起来也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只要是有捐赠或会费的，就肯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捐赠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就是罚没款。 局里研究下达经济任务指标后，对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在会议上予以通报，同时其也多次要求收取会费的力度不减，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激化矛盾，且收取的越多，返还的也就越多，使得各执法部门变相收取会费的行为更变本加厉，导致市场监管力度减弱，管理混乱、无序，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其负有责任。 （2）、证人李某1、方某1、石某、郝某（均为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为解决局里经费不足问题，刘某1主持召开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议，四位证人参加会议，一致同意通过对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及稽查大队等部门下达经济指标任务，任务可以通过罚没款，通过消协和个民协收取会费和捐赠的方式来完成。按照各部门收费总额的40%予以返还，由其自由支配，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80%返还。在各部门执行过程中，存在“以费代罚”等乱收费现象，影响财政罚没款收入，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该处罚的案件不查处，交点会费或捐赠了事，监管力度减弱，影响了市场秩序。 （3）、证人林某（寿县市场监管局财务装备股股长）的证言，证实：新成立的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是行政执法单位，在执法中的行政处罚款都是全额上缴财政的。 依据政会分离原则，工商公务、执法过程中不得收取个民协、消协会费。其受刘某1指派从县财政领回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后，按要求将票据发放给14个基层执法单位，用于他们完成任务收取会费和捐赠款。这些单位票据使用完后，就到局财务股进行交款销票，在销票同时附捐赠协议，以便证明是当事人自愿缴纳。 会费和捐赠收取的款项可以不交县财政入账，由局里自行管 理。为提高并兑现职工福利待遇，解决单位经费不足的问题，刘某1要求各所及其他执法部门必须完成经济指标，不能完成经济收入指标的就地免职。所谓完成任务就是对收取捐赠、会员费还是罚没的形式没有要求，只要宪成任务数就行了。 消协和个民协的40%返还是各个基层所及其他执法单位将会费和捐赠款存入账户后，县局财务股对收入数进行审核后，经刘某1审批后，由财务股开具现金支票交予基层所及其他执法部门作为工作备用金，根据需要进行支出后，再将支出票据交由刘某1审批后在消协及个民协账户列支。返还的40%主要用于执法人员的出差费、交通费和加班费开支，剩下的60%会员费和捐赠被用于局机关费用开支。 （4）、证人冉某（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工作人员、寿县消费者协会、个体民营经济协会财务主管会计）的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3月任寿县消协、个民协财务主管会计。2013年就禁止收取消协会费了，各部门是以捐赠的名义用“安徽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收取的罚没收入。收取的费用都是局机关财务股统管，40%返还给收费部门，剩余60%留机关用。 （5）、证人顾某（寿县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副会长、协会秘书长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个民协与市场监督管理局之间是业务指导关系，会长是刘某1。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按照规定，我与刘某1都不能在协会中任职。 按规定，会费应该由各分会里的会员小组长收取，并出具从财政部门领取的“安徽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会费应统一存入单独账户，单独核算，其他人员或单位都不能收取。但刘某1要求将账户交由局财务管理，这样做是为了用钱方便。 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部门以个民协的名义收取的会费，与正常的会费没有任何关系，实质上就是以费代罚。 （6）、证人黄某1（寿县消费者协会秘书长）的证言，证实：按照规定，我们寿县消费者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县财政每年拨付的两万元和县消协获得的社会捐赠，2013年国家明令禁止收取会费后，我们也就不再收取会费了。 按协会章程规定，消协的账由协会自己管理，但是刘某1要求捐赠资金直接交给局财务股统管，至于经费怎么入账以及如何支出的我都不清楚。县消协的财物公章也是局财务股保管的，县消协账户也由局财务股统管。 （7）、证人傅某（寿县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的证言，证实：截至目前，个民协没有成立过任何分支机构。县民政局从来没有向任何一家民间组织发放过收取会费或者捐赠款的票据。收取捐赠款应该用安徽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向稽查大队缴纳捐赠款是不对的。 3、涉案执法部门的证据 （一）、堰口市场监管所证据 (1)、寿县堰口市场监管理所出具的收费情况说明、汇总表，证实：寿县堰口市场监督管理所在2014年6月至2016年2月期间，收取个民协会费和消协会费共计1118730元。其中2014年6月至12月收取个民协会费为388130元；2015年收取的个民协会费为522100元，收取的消协会费为123620元；2016年收取的个民协会费为84880元。 （2）、证人徐某（寿县堰口市场监管所所长）、王某1（寿县堰口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张某1（2015年以后任县市管局堰口市管所副所长）、柏某（寿县堰口市场监管所报账员）、夏某1（2014年寿县堰口市场监管所副所长，2015年寿县安丰市场监管所副所长）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份，县局党组开会研究决定给堰口所下达60万元的经济任务，2015年经济任务是55万元，并配有激励措施。县局同意通过罚没款和个民协会费、消协捐赠款来完成经济任务，还通过财务股发给所里收会费和捐赠款的票据。 在实际执行中，堰口所就以分会的名义来收取会费和捐赠款来完成县局下达的经济任务，收取的会费和捐赠款当中存在以费代罚，票据上的收款人都是冒用行业小组长的姓名。 徐某同时证实，每个月或每个季度经济任务完成情况都向县局分管领导毕群昌汇报，毕群昌每次都讲要按时完成，确保完成经济任务。另外，毕群昌到我们所检查时也督促过我们所要尽快完成经济任务。 （二）、安丰市场监管所证据 (1)、寿县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出具的收费情况说明、一览表，证实：2014年6月1日至2016年3月收取个协会员费、消协捐赠合计540870元。 （2）、证人祝某（寿县安丰市场督管所所长）、王某2（寿县安丰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兼报账员）、夏某2（寿县安丰市场监管所办事员）的证言，证实：2014年5月份，刘某1带领石某到安丰所调研，当场告诉他们今年的经济任务是30万。不管是通过收取会费、捐赠款，还是行政罚没款，一定要把经济任务完成，并有返还激励措施。所返还的部分用于所里办公经费支出及小食堂运作、职工福利支出。所里从县局财务股领到安徽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后，按照个民协会员费的标准向需要办证、办照、变更、年报的经营户收取会员费，同时以所里有任务为由，要求辖区企业和个体户给支持支持，也就是交点捐赠款。在收取被监管对象的会费和捐赠款后，对于发现一些轻微的违法事实，一般都是口头要求其整改，就不做行政处罚了。 证人祝某同时证实，我们所基本上每月或是两月向县局分管领导毕群昌汇报近期经济任务完成情况，他也经常询问我们完成经济任务的情况，及完成经济任务有没有什么难处，要求我们所要完成县局下达的经济任务。毕群昌虽然没有亲自到我们所调度过，但每次都是我到他办公室进行汇报的。 （3）、证人孙某（寿县安丰镇宝丰超市老板、行业小组长）、桑某（寿县安丰镇荆塘街道桑某农资店老板、行业小组长）、姜某（安丰镇姜某光明眼镜店老板）、袁某（寿县安丰镇杨仙街道袁某商店老板、行业小组长）、赵某（寿县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汪某（安丰镇荆塘小学校长）的证言，证实：寿县安丰市场监督管理所借用行业小组长的名字开票，向监管对象收取个民协、消协会费、捐赠。 4、被告人毕群昌的供述，证实：被告人毕群昌于1985年至2001年在部队服役，2001年1月至2014年4月在原寿县质监局工作，期间2007元月至2014年4月任寿县质监局党组成员、纪查组长。2014年4月至案发时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兼任财务监督审核小组组长）。 寿县市场监管局设有行政账户、个民协账户和消协账户，行政账户主要用于保障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经费的开支，个民协账户和消协账户的收入是各个基层队、所、室上交的“会费和捐赠款”，这两个账户存入的钱，一部分按照局党组定的比例直接返还给各个基层单位自主使用，还有一部分留局机关使用，剩余210余万元由县纪委调查后收缴了。 2014年三局合并后，在一次党组会上，局全体党组成员都参加了，专门针对合并前各个局的年度经济指标进行调查。最后经局党组一致决定，给各个内设机构及各基层所下达具体的经济任务，任务可以通过罚没款，通过消协和个民协收取会费和捐赠的方式来完成。按照各部门收费总额的40%予以返还，由其自由支配，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80%返还。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位党组成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按研究的执行。 由于县局下达的经济任务又有返还，而且超额部分返还比例更大，经济任务完成的越多，职工福利越高。可以这样说，各个基层所包括所长在内的所有职工，自县局下达经济任务后，工作的核心都放在了完成经济任务上了。违法案件查处量不大的所，一般都会加大会费和捐赠款的收取力度，违法案件比较大的所也会加大会费和捐赠款的收取力度，这样就出现了会费和捐赠款的收入大于罚没款的收入。堰口所、安丰所的会费和捐赠款的收入都大于罚没款的收入，这一现象我是知道的，因为每年年底徐所长和祝所长都会到我办公室进行年终汇报。我所知道堰口所、安丰所都是通过罚没收入和组织收取会费、捐赠款来完成的。 案发后，我知道安丰所和堰口所在收取个民协会费和捐赠款的过程中，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开具票据时借用了各个所聘用的行业小组长的名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所并没有让行业小组长来收取，都是执法人员自行收取的，只是在开票时候借用了行业小组长的名字，并且还存在有超范围、超标准、搭车收费、以费代罚、以收费代替行政执法等违法违规现象。按照规定这是绝不允许的。 二、挪用公款犯罪事实 （一）关于挪用38.688万元犯罪事实 2012年12月，中楚公司中标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杨某2在施工过程中，因资金短缺致该工程一度停工。2013年7月，经时任寿县质监局局长邓某（另案处理）安排，由寿县质监局担保，杨某2向张某2借款20万元。2013年12月初，因杨某2无资金购买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门锁，经局长邓某安排，毕群昌从个人处筹集了5.5万元为杨某2垫付了门锁款。 2013年底，邓某即将调离寿县时，因杨某2无力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和利息，邓某欲用单位公款先替杨某2归还由自己安排借出的上述款项及利息。后邓某与时任寿县质监局副局长李某1（另案处理）和被告人毕群昌协商后决定，以支付农民工工资名义向县政府申请拨款。经测算，杨某2应归还本息合计为38.688万元。随后邓某又安排杨某2虚列了38.688万元农民工工资表。2014年1月8日，寿县质监局以需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向县政府申报拨款98.688万元。2014年1月28日，寿县县政府在扣除寿县质监局20万元借款后，实际拨给该局78.688万元，用于解决农民工工资。因此时邓某已调离寿县，寿县质监局工作暂由副局长李某1主持，李某1便按照邓某“拨款到位后，抓紧时间用其中一部分将杨某2的借款还掉”的吩咐，安排杨某2按照其要求出具了收条，接着李某1持杨某2的收条先后找到被告人毕群昌等人签字，并要求局财务人员将40万元转入中楚公司，将38.688万元直接转入杨某2的银行卡。杨某2收到该款后，用该款归还了张某220万元借款本金和寿县质监局垫付的5.5万元门锁款，剩下的钱杨某2支付了王军8万元地板砖款后，将余款用于支付了工人工资。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寿县县委组织部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毕群昌于2007年1月至2014年4月任寿县质监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2）、寿县质监局寿质监（2012）45号文件，证实：寿县质监局于2012年11月28日成立豆制品质检中心基建领导组，负责项目基建工作，毕群昌任组长，田国柱、管某、朱公才等同志任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田国柱任办公室主任。 (3)、建设工程合同、工程竣工验收合同，证实：2012年12月5日寿县质监局与中楚公司签订豆制品质检中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4500002.22元，开工日期是2012年12月13日，2014年5月26日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4）、寿县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管理体制改革基建账移交会计科目表、寿县工商质监食品药品管理体制改革单位债务及往来款项明细移交表（应付、暂存款）、2014年5月31日科目余额表，证实:2014年5月31日寿县质监局向寿县市场监管局移交豆制品质检中心基建账时，账目显示预付工程款项为360万元；其他应付款项为30.312万元。并由移交单位财务负责人管某、单位负责人邓某，接收单位财务负责人林某、单位负责人刘某1及监交单位国资、审计部门经办人签名。 （5）、个人借款合同，证实：2013年7月12日，由寿县质监局担保，杨某2与张某2签订个人借款合同，由杨某2向张某2借款20万元，月利率为20‰，借款期限2013年7月12日起至2013年11月11日止。 （6）、寿县质监局“关于请求拨付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农民工工资的请示”、寿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记账凭证、农村信用合作社转账支票存根、银行交易电子回单、寿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记账凭证，证实：①2014年1月8日由邓某签发，寿县质监局请求县政府从所欠房屋收储款255万元中拨付98.688万元，作为承建单位中楚公司的农民工工资；②2014年1月29日，寿县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扣除寿县质监局先前借款20万元，实际向寿县质监局拨款78.688万元。 （7）、寿县市场监管局提供的单据报销封面、记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收条、杨某2的个人借款合同，证实：①经李某1批准，寿县质监局于2014年1月3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拨付给中楚公司豆制品质检中心基建进度款40万元；②经李某1批准，寿县质监局于2014年2月20日通过农业银行向杨某2的6222…308248账户转款38.688万元，用途为支付豆制品中心基建进度款；③杨某2在其出具的收条上说明因与中楚公司前期账务未结清，该工程款不能进入中楚公司账户，现急需发放农民工工资，特请质监局将工程款打入本人在工商银行的账户上。并有毕群昌、田国柱、李某1、刘某1均签字证明“属实”；④2014年2月20日记账凭证和单据报销封面上载明“付中楚公司工程款240000元、还保证金146880”。其中报销封面上经手人为田国柱，部门意见栏毕群昌签名属实，财务人员管某签批核38.688万元，李某1签批同意付。时间均为2014年2月13日。 （8）、记账凭证、银行汇单、银行进账单（收账通知）、质量技术监督系统拨款通知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收款方）、借款单、刘某2出具的收条、垫付门锁款的条据、报销封面、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回单、欠门锁款条据等书证，证实：经邓某、李某1批准，2013年12月27日寿县质监局从该局质量技术协会预付5.5万元，用于归还杨某2所欠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门锁款。2014年2月21日杨某2以现金形式归还了5.5万元。 （9）、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7）皖0422刑初391号刑事判决书，证实：李某1共同实施挪用该笔38.688万元的事实已经被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 2、证人证言 （1）、李某1的证言，证实：中楚公司中标寿县质监局质检中心工程后，该工程由杨某2负责施工。针对该项工程局里成立了基建办，成员有毕群昌、朱公才、田国柱，毕群昌是主要负责人。该工程于2014年竣工，并进行了验收和决算，但目前该工程还没有最后决算。2014年春节前，原寿县质监局局长邓某调回六安，县里决定由我临时主持寿县质监局工作。 2013年底，邓某局长调回六安工作之前，曾经把我和毕群昌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场我记不清了，邓某对我们讲他安排人以支付农民工工资名义向县里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县里拨款98.688万元。同时邓某还讲到这笔钱到账后要从中抽出部分钱，把县局为杨某2担保的20万元借款和垫付的5.5万元门窗款尽快还掉。 县里的78.688万元拨款到账时，邓某已经调走，我便到中楚公司与王某3协商，将78.688万元全部转入中楚公司，由中楚公司将其中38.688万元转给杨某2，再由杨某2归还我们县局为他担保的20万元借款和垫付的5.5万元门窗款，王某3当时考虑到杨某2欠他们公司的钱比较多，就没有同意。之后，我就找会计管某，对她讲78.688万元要分两笔打，一笔40万元打给中楚公司，另一笔38.688万元直接拨给杨某2。管某讲将款直接拨给杨某2必须有基建办和相关领导的签字，完善财务手续后才行。随后，我把管某给我的一张制式收条交给杨某2，收条上的内容是我让杨某2写的，然后我找到田国柱、毕群昌签字，刘某1当时是三局合并筹备组组长，我又找到刘某1，将具体情况向他讲了一下，他就签了字。当时找毕群昌签字时，我对他讲打给杨某2的38.688万元是邓某局长安排好的，是用于杨某2归还县局为他担保的借款及县局垫付的门窗款。毕群昌听我讲完还款用途后，就在杨某2的收条上签了字。将38.688万元打入杨某2的账户，是前任局长邓某调走之前安排的，并和我及毕群昌通气的，是我在临时主持县质监局工作期间操作完成的。 侦查人员向我出示的相关书证显示寿县市场监管局向中楚公司一共拨付工程款6092600元，另退中楚公司保证金14.688万元，与中楚公司实际收到的工程款5852600元，之间相差38.688万元，这笔38.688万元的差额就是我们局直接付给杨某2了。 我对局里的财务账目情况不了解，豆制品质检中心在决算工程款时是否将杨某2的38.688万元扣除我不知道。我之前在讯问时讲“打入杨某2卡中的38.688万元，在工程决算时没有扣除”是回答有误，以我本次讯问笔录为准。 （2）、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我2010年10月至2014年1月任寿县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2014年1月调离寿县。 寿县质监局承建的豆制品质检中心项目由中楚公司中标。为了工程建设需要，我局成立了基建领导组，由毕群昌任组长，成员有田国柱、朱公才等人，并设立了基建专户，该专户的工程款支付全部由我负责审批。 说实话，杨某2本人是没有能力承包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的。施工之后就干干停停，工程款自始至终都是我们局里在为他垫款、借款。2013年7月份的一天，李某1将杨某2带到我办公室，讲不行我们可以帮杨某2借点钱，由杨某2认利息，我当时就同意了，并安排李某1负责此事，然后我又在单位对大家讲如果有钱，就借点给杨某2，他按2分利息还。此后的一天，田国柱、方晓东、张某2来到我办公室，张某2对我讲他他不认识杨某2，但看在质监局份上，愿意借给杨某220万元，利息是2分的，随后，我就安排质监局为杨某2担保向张某2借了20万元。 2013年10月底左右，我带毕群昌、石某、田国柱、杨某2到建材市场订购工程上所用门锁，门锁订下之后杨某2讲他没钱支付，毕群昌就讲先由他们几个垫上，并且讲让刘某2来操作此事。于是我就安排石某、毕群昌、田国柱、刘某2共计筹集了5.5万元门锁款。 2013年12月中旬，我即将调回六安时，毕群昌、石某问我他们为杨某2垫付的门锁款怎么办，我当时想他们是为单位工程垫付的钱，不能让他们吃亏。我就对毕群昌他们几个讲“不行就先从技术协会借5.5万元把个人垫的钱先还上，以后拨工程款时把协会的5.5万元还上”。2013年12月底，我安排管某从协会先转了5.5万元到县局账户上，然后作为经费拨给技术所，由刘某2从技术所借出5.5万元现金，将毕群昌、石某他们垫付的钱还上了。之后又从协会账上直接转给刘某25.5万元，用于她还技术所借款。 2013年12月底，为了把我任职期间帮杨某2借的钱还上，经我和李某1、毕群昌商量，我们局以支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向县里申请拨款。因为政府拨款到位时间不能确定，当时是按息随本清预测的，合计是38.688万元，随后，我安排杨某2虚列了98.688万元农民工工资，又安排局里向县政府申报拨款。我还吩咐他们县政府同意拨款后，除了给杨某2的38.688万元，剩余的40万元作为工程款拨付中楚公司。 我调回六安工作不久，李某1对我讲县里的拨款到账了，县征迁办扣除我们先前借款20万元，实际拨款是78.688万元。他去找了中楚公司的王某3，但王某3不同意从他们公司走账。后来，经李某1操作，拨给中楚公司40万元预付工程款，另外38.688万元打入杨某2的银行卡中了。 当初，我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搞个形象工程，所以，我才和李某1、毕群昌商量后决定以发农民工工资为由申请拨款。 （3）、证人管某的证言，证实：我于2010年开始担任寿县质监局主办会计，2012年担任该局财务股负责人，2014年5月三局合并成立寿县市场监管局，我继续在局财务股工作。 2014年1月，原任局长邓某调离寿县后，局里工作暂由副局长李某1负责，并同时负责局里基建账户审批。三局合并后，由寿县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某1负责审批。 2013年12月底，在邓某局长调回六安前，他对我讲技术所为杨某2垫付了5.5万元门窗款，让我从财务上把5.5万元还给技术所。因当时局里账户没钱，邓某就安排我从技术协会借了5.5万元转入局账户，然后以拨给技术所经费名义将5.5万元拨给技术所。后经邓某安排，技术所副所长刘某2将5.5万元从技术所借出后归还了垫付的门窗款。2013年12月29日，邓某又安排我们财务上从协会账户直接向刘某2的银行卡内打款5.5万元。这样，刘某2经手从技术所借出的5.5万元就还清了。 政府拨付给我们局78.688万元预付工程款到账之后，局基建办的人陪着杨某2来找我，要求我将其中38.688万元转入他的个人账户，因为这样转账不符合会计手续，我没有同意。当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李某1对我讲把这笔工程款打入杨某2的账户没问题，我对李某1讲必须有基建办和三局合并筹备组领导签字，才能将工程款直接打入杨某2的账户。后李某1、毕群昌、田国柱都在杨某2的收条上签了字。当时因为临近春节，现金会计不在，我就按照副局长李某1的指示，先将40万元打入中楚公司账户。春节过后，我又按李某1的要求，于2014年2月20日将将剩余38.688万元打入了杨某2的银行卡中。因预付工程款是按工程进度拨付的，如果将拨给杨某2的38.688万元全部作为预付工程款，就会出现超工程进度，所以我就将其中14.688万元列为返还中楚公司保证金。钱打给杨某2之后，李某1就安排杨某2把5.5万元还到县局协会账户上了。 （4）、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我于2009年任原寿县质监局检验所副所长，三局合并后继续担任局检验所副所长。 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毕群昌提议由我们私人先垫点钱，把工程上的门锁的钱付掉，是毕群昌安排我去付的门锁钱5.5万元，当时我拿了4.5万元（其中1.5万元是我保管的公款，毕群昌没有给我打条子）。后我从技术所借了5.5万元，用于归还我们垫付的5.5万元门锁钱。2013年12月30日，又从协会借了5.5万元用于归还我从技术所借出的5.5万元。 （5）、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底，我预交了45万元保证金后，以中楚公司名义中标了豆制品检验中心工程。该工程业主单位是原寿县质监局，基建由毕群昌、田国柱负责，财务审批是局长邓某，邓某调走后由副局长李某1负责。寿县质监局并入寿县市场监管局后，由刘某1任局长负责审批。 我负责承建了该项目主体工程和小部分附属工程，剩下的附属工程是刘某1安排其他人干的。该工程2014年底全部竣工。 2013年5、6月份，因工程上资金紧张，经局长邓某介绍，我向张军借了20万元，从该局副局长李某1处借了5.5万元，当时约定利息不是3分，就是4分，时间长记不清了。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1找我协商要把两笔借款及利息直接转入我的银行卡，用于归还我这两笔借款。随后，李某1安排我去找他们局里一个女会计拨款，女会计讲这样拨款不符合财务手续，就不同意。后来李某1安排我写了个收条，收条的内容是按照李某1的要求写的，收条上38.688万元的数额是我和李某1按照约定利息计算的，本金是25.5万元，利息是13.188万元，收条交给李某1后，他亲自去找的会计。后来我收到寿县质监局转来的38.688万元后，就觉得他们收的利息太高了，加之我当时也急需用钱，所以我只还了张军20万元、李某15.5万元，没有给他们利息。剩下的钱我支付了王军8万元地板砖款，余款被我支付工人工资用掉了。 （6）、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7月份的一天，我到原寿县质监局办事时遇到杨某2，当时，质监局的田国柱等人也在场（其他几个人我记不清是谁了），他们就跟我讲“我们局里现在工程款跟不上了，你有钱，借点给杨总（杨某2），他认你利息，我们局里给你担保”，我当时认为有质监局担保就答应了，并和杨某2签订了20万元的借款合同，合同上还加盖了寿县质监局公章，约定月利息2分。后我通过银行转给杨某220万元。借款到期后，我多次找杨某2催要，但杨某2总是以工程款没有到位为由拖着不还。无奈，我又多次找担保单位寿县质监局。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杨某2通过银行转了20万元本金给我，至今一分钱利息也没给我。 （7）、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2012年12月，我们中楚公司以4500002.22元中标价中标了原寿县质监局发包的豆制品检验中心工程（45万元投标保证金由杨某2支付）。该工程包括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后三局合并成立寿县市场监管局，业主单位也相应变更为寿县市场监管局。 中标后，我公司将该工程内部承包给了项目经理杨某2（无书面合同）。我们公司按10%收取杨某2的管理费和税点。该工程2014年4月竣工，经审计，工程决算价为5420641.05元。但实际工程款是按5420600元结算的。其中，杨某2的工程量共计4992600元。 按照合同规定，工程款拨付程序是先由中楚公司按工程进度提出拨款申请，由项目监理对工程量进行审核后报业主单位审批，业主单位审批后再向我们公司拨付工程款。 侦查人员向我出示的杨某2于2014年2月20日出具的38.688万元收条上写的“因与中楚公司前期账务未结清，该工程款不能进入中楚公司账户，现急需发放农民工工资，特请质监局将工程款打入本人账户”的内容是虚假的。我记得当时县政府拨给寿县质监局78.688万元工程款之后，质监局副局长李某1只拨给我们公司40万元。当时李某1曾找过我，讲杨某2欠了他两笔高利贷，想将另外38.688万元拨到我们公司账户后，让我们直接付给杨某2，我没同意。该38.688万元与我们公司无关，不能算工程款。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应该给杨某2的钱我们都已经付清了。 （8）、证人林某（寿县市场监管局财务装备股股长）的证言，证实：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审计后工程总造价是5420614.05元。从我们局里现有财务账上看，2014年6月11日三局合并之前，原寿县质监局财务账上预付工程款是360万元，尚欠中楚公司质量保证金30.312万元。并账后，寿县市场监管局为该项工程拨给中楚公司预付工程款是75万元，另拨中楚公司40万元工程款应毕群昌的要求打入了他个人银行卡，有工程款发票结给中楚公司是1342600元，总共付给中楚公司工程款是6092600元。 因为该工程是原寿县质监局的项目，工程款的拨付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办理，虽然工程早已验收决算，但整个工程的决算我们财务上不清楚，我们也没有和中楚公司对过账，只能从账目上看到工程款的支付情况。我们曾多次跟局领导和毕群昌反映，要求把该项工程的所有资料提供齐全，但一直没有落实。 副局长李某1及其他人都没有要求我们财务人员在支付中楚公司工程款时将拨给杨某2的38.688万元工程款从中扣除。我们财务上不知道该款的用途。 （9）、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我于2014年4月至2016年3月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豆制品质检中心的业主单位是原寿县质监局，承建单位是中楚公司，该工程的施工人是杨某2。2014年，三局合并后，工程业主单位便相应变更为寿县市场监管局。 侦查人员向我出示的寿县质监局基建账中，2014年2月20日杨某2的收条上显示的“属实刘某12.20”的字样，其原因是当时我是三局合并筹备组副组长，寿县质监局临时负责人李某1对我讲这笔钱是年底拨给杨某2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钱都已经付给杨某2了，为了补办手续，让我在这张收条上签字证明一下，具体缘由我没多问，就随手签了。 至于寿县市场监管局（原寿县质监局）拨付给中楚公司的工程款与中楚公司收到工程款之间相差38.688万元的原因，我不清楚。 3、被告人毕群昌供述与辩解:经邓某局长安排，由我担任由原寿县质监局筹建的豆制品检验中心基建负责人，组员由田国柱、朱公才。按合同规定，工程款是按照工程进度拨付的，先由中楚公司提出申请，然后经监理单位和我们基建办签字确认，经领导审批后拨款。该工程的工程款拨付，前期由局长邓某负责审批，邓某调离寿县后由副局长李某1临时负责审批。三局合并后，由寿县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某1负责审批。 2013年5、6月份，因杨某2承建的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资金短缺，邓某局长和我、石某、李某1、李发勇谈到杨某2没有更多钱垫资，大家如果有钱的话，可以借出来给杨某2用，算是支持单位中心建设。当时，没有明讲利息是多少，也没有讲一定要借。我听讲在场的班子成员也有借钱给杨某2的，但具体借给杨某2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我借给杨某22万元当时没有要求他打借条，也没有明确要求他给多少利息。杨某2用了约半年时间，他父亲就还我了，没给利息，我也没给杨某2父亲打收条。 2014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在单位院内准备开车离开时，李某1将我喊住，并拿着笔和纸让我签字（就是侦查人员向我出示的杨某2的收条），我问他签什么字，他说是农民工工资，我又问了一句，已经有这么多人签字了还要我签，李局长说你毕竟是基建负责人，我就随手签了字。 案发后我知道38.688万元并未付农民工工资，而是给了杨某2用来付我们单位为他担保的借款。按照合同规定，工程款应当拨付给中楚公司，如果要作为工程款拨给杨某2个人，也必须得到中楚公司认可。我当时在杨某2写的38.688万元收条上签字属实，同意把38.688万元拨给杨某2个人，是因为李某1让我签字时，他没有对我细讲此款的支付方式，我也没有认真看，所以我不知道这笔38.688万元工程款后来被他们直接支付给了杨某2。 豆制品检验中心工程款为542.06万元，工程保证金45万元，最终连同保证金应付给中楚公司587.06万元，但单位付出的总工程款为587.06万元+38.688万元（如果587.06万元全部付清，38.688万元这个数字应该是准确的）。多付了38.688万元，这38.688万元到目前扔在挂账，没有收回。我应负什么责任由组织认定，我毫无怨言。 工程上垫付的门窗款5.5万元，是我经手办的，当时主体工程完工后，安装门窗需要5.5万元，经邓某局长同意，这5.5万元是我和刘某2从私人手中借款垫付的。2013年12月份，在邓某局长要调离时，我和石某向邓局长汇报局里为杨某2垫付的5.5万元门窗款和私人借款怎么处理，并对他讲杨某2个人现在已无偿还能力，邓局长当时就讲先从局里借5.5万元把私人的借款还掉，等杨某2的工程款拨付之后再把公款还上。后来，经李某1安排，从拨给杨某2的38.688万元中将5.5万元还掉了，听讲杨某2还用这笔钱还了他欠张某2的20万元借款，具体情况李某1应该知道。我作为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不知道中楚公司是否知道这件事，在我经手给中楚公司拨工程款时，没有把拨给杨某2的38.688万元扣掉。我认为该款应当是局里多拨给杨某2的工程款，应该由杨某2退给寿县市场监管局。 （二）关于挪用公款13.1305万元犯罪事实 2014年2月至8月，因杨某2施工期间资金短缺，被告人毕群昌曾多次出面为杨某2向他人借款垫资累计13.1305万元，并由杨某2父亲杨某1汇总出具了借条。后杨某2因资金链断裂导致其无力偿还上述借款。被告人毕群昌为归还自己经手为杨某2所借的13.1305万元，2014年12月15日，毕群昌以“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已验收，尚有180万元工程款未到位，其中农民工工资约40万元无法解决”为由，欲从单位借款13.1305万元。2014年12月16日毕群昌给局财务股出具了“根据局党组2014年12月12日会议研究，同意由局里先垫付豆制品质检中心建设工程款（农民工工资）计13.1305万元，请予办理，并注明请刘局长审批”的条据。局长刘某1签批“经局党组研究同意先垫付壹拾叁万壹仟叁佰零伍元”。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12月18日将13.1305万元打入被告人毕群昌账户，用于归还其经手为杨某2的借款，直至2015年4月29日，该笔13.1305万元的借款才归还了寿县市场监管局。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从毕群昌办公室搜查扣押的杨某1出具的借条、收条、领条，证实：2014年3月至8月间，杨某1以工程材料需要资金为由，陆续向毕群昌借款合计13.1305万元。 （2）、中楚公司提供的借条，证实：该借条内容为“今借到市场管理局人民币13.1305万元。付工人工资”。借款人杨某1，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 （3）、毕群昌向寿县市场监管局出具的借条及附件，证实：⑴2014年12月15日，毕群昌以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已验收，工程总造价为540万元，目前已拨付工程款360万元，尚有180万元工程款未到位，其中农民工资约40万元无法解决，为解决农民工工资，欲从单位借13.1305万元用于垫付农民工工资，待工程款到位后由其负责收回返还。2014年12月26日，刘某1签字同意。⑵2014年12月16日，毕群昌向局财务股出具了“根据局党组2014年12月12日会议研究，同意由局里先垫付豆制品中心建设工程款（农民工工资）计13.1305万元，请予办理”。并注明请刘局长审批。同日，刘某1签批“经局党组研究同意先垫付壹拾叁万壹仟叁佰零伍元”。 (4)、财政直接支付凭证、记账凭证，证实：2014年12月18日从寿县市场监管局账户支付给毕群昌13.1305万元，用途为付毕群昌工程借款。 (5)、寿县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寿县市场监管局单据封面、统管单位其他收入报账单、寿县市场监管局（所与县局）结账专用凭证，证实：2015年4月29日，方晓燕通过农业银行转入毕群昌付寿县市场监管局工程款13.1305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我在儿子杨某2承建的豆制品质检中心工地负责收料时认识了毕群昌。 经我回忆，2014年间，因急着支付工程上材料款和门窗款，我在杨某2工地看班、收材料期间，陆续向毕群昌借了共计13.1305万元。用了一段时间后，因没钱偿还，毕群昌就让我把所有借款条据汇总为一张13.1305万元借条。当时我认为毕群昌都能借公款为我们垫资，人还不错，所以就没有将以前的零散借条抽回。 过了一两个月，有一笔15万元的工程款拨到中楚公司后，经毕群昌协调，他安排我到中楚公司找王康拿了一张15万元现金支票，我当时给王某3写一张15万元借条。当时毕群昌叫我将15万元现金支票交给了他，就算还他借款了。我的总借条毕群昌也没有给我。 侦查人员出示的借条、收条、领条合计为是11.1305万元，与总借条相差2万元，因当时汇总借条时，毕群昌将他垫资用于工程上的2万元电缆线钱加上了。 侦查人员出示的我于2014年8月19日签字出具的2.6万元借条属实，但是否包括在13.1305万元之内，我想不起来了。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我于2007年任寿县质监局检验所检定室主任。大概是2014年，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当时我们局豆制品质检中心工程正在建设中，毕群昌叫我借点钱给施工的老杨用，我问毕群昌借钱算谁的，毕群昌说算老杨个人的，当时考虑到上下级关系，我就借给了老杨，但具体数字记不得了，当时老杨出具的有借条。 侦查人员出示的2014年5月21日、6月20日的两张均为5000元的借条，就是杨某1向我个人所借。这两笔借款都已经还掉了，还款时间、地点，是谁直接经手还的，我记不得了。 （3）、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我于2013年担任寿县质监局检验所副所长。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毕群昌对我讲我们局里干工程的老杨现在资金紧张，叫我借一点给老杨。因为毕群昌是我的领导，我就拿了4万元公款借给老杨，老杨给我写了一张借条。2014年下半年，我要交账，毕群昌叫我交检验费给刘某2时用杨某1借条和刘某2冲抵掉4万元。并将杨某1的借条给了刘某2。 侦查人员出示的2014年5月13日杨某1的借条，就是我当时借给他的4万元工程款借条。 （4）、证人林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份的一天，毕群昌到我们财务股办公室交给方某2一张现金支票，让方某2帮他到银行取一下钱，用于归还他借局里的借款，剩下的钱他要用于还其他人的钱。随后，我陪方某2到棋盘街信用社将钱取回来后，方某2便打电话给毕群昌，让他到我们财务室来办理还款手续（撤回毕群昌个人的借条）。同时把剩下的十几万元钱交给了毕群昌。 侦查人员出示的寿县消费者协会2015年4月30日记账凭证、现金支票存根，就是方某2为毕群昌办理的两笔还款手续，其中一笔是2015年4月29日，我和方某2取了387300元现金后，到农行存入消协账户99995元，用于归还毕群昌从消协借的100000元工程款，还有一笔是方某2存入我们局行政账户131305元，用于归还毕群昌从行政账户上借的工程款。 （5）、证人方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份的一天，毕群昌交给我一张现金支票，他和我讲这是他垫付的安徽中楚建筑责任有限公司农民工的工资款，现在中楚公司还他的垫付款，叫我帮忙取一下钱，并告诉我钱取出来后将他借局里的钱还掉，剩下的钱他要还其借款。我看支票数额大，让林某股长陪我一块到银行去取钱。我将钱全部取出后，就按照毕群昌的要求把他从局里和消协借的两笔款共计20多元分别存入局里和消协的账户。然后，我将剩下的十几万元带回单位交给了毕群昌。 侦查人员出示的2015年4月29日农村信用合作社38.73万元现金支票存根，就是毕群昌交给我的哪张现金支票存根。2015年4月29日，我和林股长取了387300元现金后，到农行存入消协账户99995元，用于归还毕群昌从消协借的100000元工程款，同时存入我们局行政账户131305元，用于归还毕群昌从行政账户上借的工程款，剩下的10余万元现金交给毕群昌了。 3、被告人毕群昌的供述与辩解:在豆制品检测中心主体工程扫尾期间，杨某2父亲杨某1先后7、8次从我手中借钱，用于支付主体工程及附属工程材料款，这些钱都是我经手帮杨某1从单位个人手中借的，杨某1以借款人大的借条都在我手中。2014年12月15日，我让杨某1将他先前的几笔共计13.1305万元借款给我写了一张总借条，因为杨某1相信我，原先的借条就没有抽回。于是我就以需要支付农民工工资名义向县局党组汇报，从县局财务借出13.1305万元，这些钱我从县局财务上领出来后，被我用于还杨某1借我们单位个人的借款了。后县局财务方某2讲这笔钱还掉了，我记得方某2给我开的有单据。对于从我们局财务上查证的由我经手从局里借出的13.1305万元，已于2015年4月30日还清的事实，我没有异议。 侦查人员出示的寿县市场监管局2014年12月31日（21号），凭证，可以反映出我们局财务账上是以发放农民工工资为由，于2014年12月18日从县局财务上借的13.1305万元。这笔钱就是用来归还帮杨义安向我们单位个人的借款13.1305万元。当初之所以要以农民工工资从单位借款，就是因为借款理由充分一些，好借一些。 2014年12月15日之前，杨某1向我借的所有借款都包括在13.1305万元之内，杨某1没有给过我现金用于还他借钱。 （三）关于挪用公款25万元的犯罪事实 2014年4月，在杨某2无资金继续承建豆制品检验中心后续附属工程的情况下。经时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某1与黄某2协商，由黄某2垫资承建该工程的剩余附属工程，在征得中楚公司同意后。寿县市场监管局陆续与中楚公司签订7份附属工程承包合同。工程于2014年底完工。2015年8月3日，经审计决算，黄某2施工的附属工程款为35.9万元。直到2015年2月，寿县市场监管局未将工程款转给中楚公司结算给黄某2。为此，黄某2于2015年2月和2015年7月，以承包其他工程资金紧张为由，经刘某1同意，被告人毕群昌为黄某2办理了相关手续，从寿县市场监管局个民协账户上共借款25万元给黄某2。2017年4月20日寿县人民检察院暂扣黄某2涉案款2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小型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书，证实：2014年7月至11月间，中楚公司与寿县市场监管局先后签订7份小型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承建寿县豆制品质检中心多项附属工程。 （2）、单据封面、领条（附黄某2银行账户）、记账凭证,证实：①2015年2月15日黄某2出具从寿县市场监管局领取豆制品附属工程款15万元。毕群昌在该领条上签字注明“总工程款36万元，申请由局里垫付15万元，请局长审批”；刘某1签批“请财务股支付”。②2015年2月15日寿县个民协账户通过银行向黄某2账户汇款15万元。记账凭证显示为暂付款。 （3）、借条、现金支票、记账凭证,证实：①2015年7月20日黄某2立据借到寿县市场监管局豆制品检验中心附属工程款10万元。毕群昌签字注明“黄某2承建的附属程款计32万余元，2015年春节前已付15万元，现黄某2要求再支付10万元，其余部分以后解决，建议支付10万元，请刘局长审批”；刘某1审批“请财务股按规定办理”。②2015年7月20日寿县个民协账户以现金支票形式支付黄某2该10万元。 （4）、中楚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借条、现金支票存根，证实：2015年9月2日黄某2向中楚公司借豆制品附属工程款10万元。 （5）、黄某22016年8月10日向寿县市场监管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黄某2借寿县市场监管局的25万元，已经还15万元，尚欠10万元将尽快还清。同时说明“因贵局欠我公司工程款10万元，公司欠我10万元，特此声明”。 黄某2辨认后确认，该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情况是当时毕群昌对我讲“你借的25万元已经还掉15万元，还差10万元还不上，防止以后有人讲你挪用公款，你就写我们局欠你们公司工程款10万元就行了，他们也就不能追究你责任了”。所以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不真实，寿县市场监管局不欠我个人钱。 （6）、智慧柜员机业务回执、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缴款书（回单），证实：案发后，黄某2向寿县监察局退款15万元。2017年4月20日寿县人民检察院暂扣黄某2涉案款25万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因杨某2当时欠账太多，无法继续承建豆制品检验中心的大部分附属工程，我当时十分着急。2015年的一天，黄某2来我办公室聊天，经我俩协商，黄某2愿意垫资承建该附属工程。随后，我就对黄某2讲具体情况与毕群昌联系，之后，具体事情都是毕群昌经办理的。 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毕群昌带黄某2来到我的办公室，黄某2讲春节没钱发农民工工资，想从局里借20万元，我对黄某2讲，局里欠杨某2的钱多，欠你的钱少一点，能否等春节之后再讲，黄某2讲要是不借钱，他春节都无法过。在此情况下，我与毕群昌商量后安排单位财务上借了15万元给黄某2。 2015年端午节前后，黄某2又到单位找毕群昌，毕群昌就带他到我办公室，黄某2讲他还想从局里借点钱，当时讲了很多理由，我就同意再借给他10万元，剩下的工程款以后再算。接着我就安排毕群昌又借了10万元给黄某2。借给黄某2的两笔共计25万元，都是我签字同意借出的。 我被羁押之前，曾经问过毕群昌局里和黄某2之间的工程款是否结清，借款的借条是否抽回，毕群昌讲借条没有抽回，工程的总发票还没有开。我就对毕群昌讲赶紧时间把发票开过来，把借条抽掉。 （2）、证人黄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初的一天，我到市场监管局局长刘某1办公室叙话时，了解到豆制品检验中心主体工程完成后，因缺乏资金，中楚公司不愿垫资承建附属工程，刘某1正为此事着急，因刘某1我俩比较熟悉。我就同意先垫资承建。2014年4、5月份，我承建的附属工程全部完工，决算工程量为35.9万。因附属工程是我垫资挂靠在中楚公司名下承建的，到了2015年2月，中楚公司还没将工程款结给我，影响了我承接其他工程，我就去找毕群昌，看是否能从市场监管局先借点钱，他带我找到刘某1局长，经刘局长同意，局里借给我15万元。 2015年7月，我的资金仍然周转不开，我又去找毕群昌，也是经刘局长同意后，从局里借了10万元给我。 2015年9月，我和中楚公司王某3结算工程款时，毕群昌是代表杨某2和姓李的去结算的。毕群昌要把杨某2和姓李的工程款一并由我来结算，中楚公司王某3也同意。因为我在施工期间从中楚公司借了10万元，中楚公司扣除我10万元借款之后，再扣除我们应缴的税点，然后开了一张43.732万元的支票给我，因为43.732万元中包含有毕群昌为杨某2和姓李的工程款19.986万元，他俩的工程款由我负责按毕群昌的要求支付。2016年7月28日，在寿县市场监管局案发后，我给毕群昌写了一张19.986万元欠条，就算我欠寿县市场监管局19.986万元钱了。 我将43.732万元支票拿走后，毕群昌也多次向我追要欠款，我都对他讲我母亲生病等理由，就一直没去还。当时也抱有侥幸心理，心想是公家的钱，能用一天是一天，所以一直就没想积极地去还。 2016年12月，毕群昌打电话告诉我县纪委在调查寿县市场监管局，让我赶紧把25万元借款交到县纪委廉政账户上，因为我当时手中没有钱，只借了15万元交到县纪委廉政账户上。 （3）、证人林某证言,证实：黄某2从我们个协账户借的两笔共计25万元，一笔10万元，一笔15万元，至今未还。这两笔借款也是因质检中心大楼工程而借出的，都是毕群昌经办并签批的，我多次安排财务人员找毕群昌来归还者两笔借款，但毕群昌一直没有让黄某2来还。 （4）、王某4（现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局长）的证言,证实：毕群昌曾对我讲过黄某2在承建豆制品检测中心附属工程时，向我们局借了钱，已经要回来10余万，还欠20余万元。 3、被告人毕群昌供述与辩解：根据黄某2与我们局长刘某1约定，由黄某2垫付工程款建设豆制品检测中心附属工程。大概是2014年5、6月份施工的，约两个月工程完工，工程款是35.9万元，这35.9万元是包括在豆制品检验中心总决算中的。工程完工后，由于黄某2没有结到工程款，就多次找刘某1局长催要，因为工程是我负责的，刘局长问我还欠黄某2多少钱。我把情况向刘局长汇报后，刘局长便同意先借给他15万元，时间是2015年2月15日。第二次又借给黄某210万元，时间是2015年7月20日。这两笔借款都是刘某1局长同意借出的。 在我与黄某2、王某3结算工程款之前，经我协调，中楚公司曾预借10万元工程款给黄某2。2015年9月，给黄某2结账时，我把单位为杨某2垫付的王军的地板砖款10万元，以及工地上看大门老头工资1.5万元、杨某2父亲杨某1借我的2万元、我为杨某2垫付的1万元工程款（杨某2应该知道）、李保的附属工程款6.9万元，是一并与中楚公司结算的。我代表杨某2在工程拨款单中签名收到杨某2的13.5万元工程款。中楚公司扣除借给黄某2的10万元及工程款税点后，加在一起应付工程款是40.232万元。经我和黄某2、王某3三方同意，中楚公司将40.232万元全部结算给了黄某2。 因为我不懂账理，认为借是借，还是还，所以在2015年9月12日与中楚公司结算工程款时，将40.232万元（含杨某2的13.5万元）全部结给了黄某2。当时由于太相信黄某2了，就没有与他一起去取钱，后来，我联系黄某2催要，他讲他母亲生病回不来，就一拖再拖。直至2016年我们局里案发，被寿县纪委扣去15万元，另外10万元在我本人案发后，黄某2交给检察院了。 大约在2015年7、8月份，结算工程款之前我兜过账，兜账的草稿也就是办案人员在我办公室搜出来的那张，兜账的目的就是了解工程款拨付情况，但最后结算时依据中楚公司算账支付的工程款，为何要依据中楚公司算账为准支付剩余工程款，主观上是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客观上是因为那段时间老父亲患肺癌，我带他到处求医治疗，去世后又要操办，导致我身心疲惫，没有心思过问工程上的事情。根本没想到工程款会出问题，就依据王某3算账为准将工程款结了。 无论什么理由，单位多付的工程款至今都在挂账，没有收回，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行为是违规，还是违法，有司法机关认定。 （四）、关于挪用公款3万元的犯罪事实 2015年4月，被告人毕群昌因李某2资金紧张经刘某1同意从寿县市场监管局基本账户上借出30000元给李某2使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书证 （1）、门厅、走廊等简装（吊顶）协议，证实： 2014年5月1日，毕群昌与李某2签订协议，协议约定装修完工之后按照时间面积计算工程造价。 （2）、申请、借条、记账凭证、财政直接支付凭证，证实：2015年6月1日，李某2出具申请称承建豆制品中心附属公司的工程款均由其个人垫付，现因遇到特殊情况，请寿县市场监管局暂付工程款叁万元。毕群昌当日在该申请上签字注明：“情况属实，请刘局长批示”，刘某1签署同意。同时，毕群昌和刘某1分别在李某2出具的借条上签批：“请刘局长批示”、“同意”。2015年6月4日，寿县市场监管局将3万元打入李某2的个人账户。 2、证人证言 （1）、证人方某2证言，证实：毕群昌曾经带着一个叫李某2的人，从我单位借出30000元钱，当时我看到借款人姓名和身份证上不一致，我讲这不符合财经纪律，请他重新办理的手续，他当时还不高兴。 （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我叫李保，身份证登记的姓名是李某2，豆制品检验中心工程后期吊顶工程是杨某2介绍给我单独承包的，当时我和工程负责人毕群昌签订的协议，但工程款我一直没有拿到，据毕群昌对我讲，我的工程款是和黄某2的工程款一起结的，但黄某2一直没有给我，我也找黄某2要了多次，但都没有要到。所以，前期我从寿县市场监管局借的3万元公款也就没有还上。 3、被告人毕群昌供述与辩解：李某2的工程款也是被黄某2结去了，黄某2没有及时交给我，所以没有把李某2借局里的3万元公款还上。 我代李某2结的69000元工程款，我当时协调安徽中楚公司开一张支票给黄某2一起结去了，到现在这69000元还没有给李某2。 李某2总共就69000元的工程款，后来结账时，就按照69000元结的，这30000元借款就没有扣除，这30000元钱一直也是由李某2使用的。 关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毕群昌贪污368880元事实，即认为被告人毕群昌利用职务便利分别贪污4.688万元、15万元、17.2万元。经查： 首先，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贪污4.688万元的问题，该笔款项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挪用公款38.688万元中的组成部分，该38.688万元是原寿县质监局以支付农民工工资名义向县政府申请拨付的工程款986880元中的一笔，寿县市场监管局财务上为了平衡工程进度的需要，将38.688万元做成二笔支付凭证，载明：付中楚公司工程款24万元、还保证金146880元。但该38.688万元并没有进入中楚公司账户，而是被挪用给了杨某2个人使用。公诉机关认为其中的46880元遗留在中楚公司的账户中，是被告人毕群昌贪污犯罪行为的成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公诉机关提起的该笔指控同时涉嫌重复指控，也与法相悖，对公诉机关的该节指控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贪污17.2万元的问题，2015年9月11日，被告人毕群昌在没有与县局财务人员对账的情况下，即按照中楚公司提供的60万元工程款发票用于结算附属工程款42.8万元，剩余的17.2万元中楚公司在扣除税点3.7万元后，被告人毕群昌以需替杨某2还欠款13.5万元为由，要求由其代替杨某2结算工程款，因被告人毕群昌未提供杨某2签字的欠条或其他凭证，王某3要求被告人毕群昌写了13.5万元的收条。中楚公司便将13.5万元连同黄某2、李某2的附属工程款开具了一张支票，全部结给了黄某2。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毕群昌以虚假理由拿走13.5万，并借给黄某2使用，已经实际形成了其与黄某2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款已与寿县市场监管局和中楚公司没有关系，中楚公司扣除的税点3.7万元也是被告人毕群昌的犯罪成本，故17.2万元是被告人毕群昌的贪污数额。本院认为，被告人毕群昌有代替杨某2领取工程款的先例，此次虽没有杨某2的授权从中楚公司领取工程款13.5万元，但得到了中楚公司的同意，且其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楚公司出具了收条，该款项的领取在寿县市场监管局和中楚公司的账面上均有体现，并不影响寿县市场监管局、中楚公司以及杨某2相互之间最终的算账结果，被告人毕群昌不能实际占用、控制该17.2万元，不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指控观点，系其单方推论，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贪污15万元的问题，2015年2月，经毕群昌协调，由中楚公司借给杨某2父亲杨某115万元，并承诺该笔资金从寿县市场监管局账户拨给中楚公司，中楚公司经理王某3便安排财务人员开具了一张15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了杨某1。同时，被告人毕群昌以中楚公司垫付农民工工资为由建议寿县市场监管局预付给中楚公司工程款15万元。毕群昌经办的该笔15万元拨款，在其与中楚公司结算杨某2工程款时未列入预付工程款中予以抵扣。本院认为，该笔15万元的拨款是正常的工程拨款，寿县市场监管局和中楚公司的账目均有体现，且业主与中标单位之间还没有最终结算。公诉机关依据证人杨某1其拿到15万元后给了毕群昌131305元的证言，即认定毕群昌构成贪污犯罪，但杨某1的该份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系孤证，不足采信，即便该事实真实存在，也应当属于毕群昌和杨某1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符合贪污犯罪的构成要件， 辩护人提供证据均来源于侦查卷宗，且与公诉机关所举证据相同，对证据的证明目的在本案综合评判中予以考虑。 本案综合证据： （1）、立案决定书，证实：2017年3月23日，寿县人民检察院对毕群昌涉嫌滥用职权罪立案侦查。 （2）、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3月23日，寿县人民检察院以毕群昌涉嫌滥用职权罪决定对其立案侦查。2017年3月27日，检察人员到手县市场监管局对犯罪嫌疑人比群昌传唤，毕群昌与检察人员一起到手县人民检察院接受讯问。 （3）、辩护人提供的寿县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李瑶、张传骏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寿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寿县市场监管局系列案件中，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主要领导在召集郝某、李瑶保、方某1、石某、毕群昌到检察院主动说明情况时对被召集人进行了法律宣传，如到场人员能主动说明情况，属投案自首。 （4）、无违法犯罪记录，证实：截止2017年4月1日，毕群昌未发现有违法犯罪记录。 本院认为：被告人毕群昌在担任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期间，明知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的决定违反相关规定，且其联系的安丰、堰口市场监管所为行政执法部门，无权收取会费和捐赠款，却对局党组的错误决定和安丰、堰口市场监管所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造成其联系的部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共计1761190元，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毕群昌利用担任寿县市场监管局纪检组长、局财经审核组长和豆制品质检中心项目工程负责人的职务便利，挪用公款798185元给个人用于营利活动，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分别构成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被告人毕群昌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成立，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毕群昌在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的错误决定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依法可认定其为从犯，鉴于本案是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可结合被告人毕群昌具有从犯情节，依法可对被告人毕群昌所犯滥用职权罪减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毕群昌对寿县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收费决定明确提出了异议和建议，其不具有滥用职权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更与联系的两所收取的费用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相关证据证实对个民协、消协会费、捐赠款收取的规定是明确的。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的决定，违反规定，且毕群昌联系的两个市场监管所在实际工作中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失，其应当对所联系的两个市场监管所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其所谓的会议上提出的异议和建议，是要求局党组统一思想、防止出现问题，是对寿县市场监管局党组错误决定的“善意”提醒，并非坚持原则的反对意见，故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毕群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挪用386880元给杨某2个人使用，系邓某、李某1、毕群昌三人私下商定，没有经过寿县质监局党组会或局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被告人毕群昌的对该款的整个过程并不知晓、仅仅在报销封面上签了名的辩解主张，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挪用13.1305万元、25万元、3万元，虽经单位负责人同意，但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借给个人使用，不符合“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借给个人使用”的情形。故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借款系为了单位利益的辩解、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犯贪污罪，经查，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毕群昌贪污的三笔款项至今均不在毕群昌的实际控制之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毕群昌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主观故意，也无证据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事实存在。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节指控提出的相关辩解、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毕群昌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审 判 长 周  跃  武 审 判 员 郑    培 人民陪审员 徐    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梁惠文（代）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二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一条第二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一）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第五条国家机关负责人员违法决定，或者指使、授意、强令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构成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集体研究”形式实施的渎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分则第九章的规定追究国家机关负有责任的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具体执行人员，应当在综合认定其行为性质、是否提出反对意见、危害结果大小等情节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应当判处的刑罚。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挪用公款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特定款物，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还，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 （四）其他业主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