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193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朱泓伊，女，1973年7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杜轶群，男，1974年1月1日生，汉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 上诉人朱泓伊因与被上诉人杜轶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8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朱泓伊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9）黔2301民初854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由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股权转让款153000元，并向上诉人支付自2018年7月22日至前述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经行使了股东权利系事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交付股权，上诉人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股东资格，也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一）被上诉人并未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的合同义务。《公司法》第32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73条“依照本法第71条、第72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且涉案公司章程第14条规定：“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公司应将受让人的姓名、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由此可见，变更股东名册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内容，股东名册的变更使受让方现实地取得股权，从而享有并行使股东权利。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双务合同，上诉人负有向被上诉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被上诉人负有向上诉人交付股权的义务。上诉人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即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153000元，上诉人履行完毕支付义务后，被上诉人应履行相应的交付股权的义务，向上诉人签发相应的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上诉人自记载于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后即享有股东权利。虽然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上并未约定办理工商登记的时间，但该协议书也并未约定交付股权的附带条件，被上诉人应当在上诉人按约履行支付转让款义务后，就按约交付股权。即使工商登记只是对外公示的作用，但向上诉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上诉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办理工商登记等也属于合同附随的义务，但被上诉人至今都未履行相应义务。（二）上诉人并未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1、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参与了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用人、招聘、投资、公司发展等，尤其是参与了2018年9月3日的会议，已经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系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查阅和复制权；公司会计账簿查阅权；参与分红；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自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被上诉人只是叫上诉人过去上班，并发放工资，在整个公司运行过程中，上诉人并不享有任何决策权，也没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报告的权利。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当中关于公司用人、招聘、公司等事项，仅仅是上诉人作为公司员工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即本案被上诉人杜轶群沟通、协调相关事项的处理，而非行使股东权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行使了股东权利。2、关于2018年9月3日的《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一审法院认定是因邓厚今和朱泓伊均不是登记的股东，所以在邓厚今的建议下修改了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但本质上该会议记录就是股东会会议记录毫无事实依据，认定错误。首先，《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的内容不完全真实，作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周应江从始至终并未参与，其签字是被上诉人事后找其补签，第一页周应江的名字也是被上诉人自行修改后添加。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出具的该份会议记录的形成就不真实、不合法，该份证据不应被一审法院认定。其次，该份会议记录的内容并不属于股东会会议内容，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会的内容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等。而该份会议记录内容仅仅是针对草莓项目的合作事宜，参会人员除被上诉人以外，其他人员刘学运、邓厚今、朱泓伊均不是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再次，该份会议记录是上诉人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拟定，拟定后由上诉人打印了两份，打印稿所显示参会人员也只有刘学运、杜轶群、邓厚今、朱泓伊，从始至终都没有周应江的姓名，周应江的姓名是由被上诉人事后修改将刘学运删除并把周应江添加后再找周应江补签。一审法院毫无事实依据，错误地认定上诉人打印了两份“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最后，在该份会议记录上签字的邓厚今明确向上诉人表示：邓厚今与上诉人均不是股东，因此这个会议并不是股东会，不应该写为股东会议。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因邓厚今表示二人不是登记在册的股东，才将会议名称改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综上，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行使了股东权利，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数额认定错误。上诉人已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153000元。首先，双方在2018年5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认可上诉人已付50000元，剩余103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根据上诉人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能够证实，上诉人与2018年5月31日和6月3日分别向被告转账53000元、50000元，转账备注中明确所转款项为股金，原告已按照约定履行完毕支付义务，支付完毕全部转让款为153000元。其次，在双方2018年6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被上诉人明确认可上诉人的支付义务已履行完毕，股金已全部到位，并表示上诉人给其他受让人做了表率。而被上诉人分别于2018年6月1日、6月2日向上诉人转账的金额共计为52980元。但该笔款项性质并非返还的股权转让款，而是在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之前，基于上诉人之前工作的表现，被上诉人承诺给予的奖励。后因被上诉人在未告知上诉人及其他受让人的情况下，受让了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与上诉人商量转让其在该公司的股权给原告，上诉人考虑到前期已投入了5万元资金、且被上诉人承诺会履行支付5万元奖金的前提下，才同意以153000元的价款受让被上诉人在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7.5%的股份，并前往公司开展工作，被上诉人公司所在地距离上诉人近700公里的路程，若是被上诉人承诺说会把5万元奖励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再支付股份转让款（双方于2018年5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且正是因为被上诉人承诺给予上诉人奖励，上诉人才会同意从原来商定好的15%的股份降为7.5%，双方才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书》，这也是协议书形成的事实基础。上诉人提交的双方于2018年5月2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原工作群与2018年5月5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均能证实：上诉人也明确提出在被上诉人支付了其承诺的奖励后，再支付剩余5万元股份转让款，被上诉人回复“好”，已表明被上诉人认可这一事实。综上，上诉人已提交证据证实其支付了全部股份转让款，且被上诉人转让给上诉人的款项也有证据证明系被上诉人给予的奖励，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已完成。但一审法院却没有正确认定该笔款项的性质，仅认定上诉人的股权转让款为10万元，而且双方在2018年6月17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从未提过上诉人的入股股金为10万元，一审法院的认定毫无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上诉人是以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认为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要求解除合同。但实际上上诉人是以被上诉人未向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修改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经催告后仍不履行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从上诉人起诉状所述，以及提交的相关证据，都是因为被上诉人经催告后仍不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要求解除合同。而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是因为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当庭表示无法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因此上诉人认为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角度，上诉人也有权解除合同。2、上诉人自2018年7月份开始多次催告被上诉人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上诉人要求被告变更公司章程等）但被上诉人均未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上诉人于2018年11月8日以微信方式给被上诉人发送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书的通知，表明因被上诉人一直拖延履行合同义务，因此要求解除合同。被上诉人在接到通知后，至今都未履行交付股权的义务。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关于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以及第97条关于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至规定，故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要求上诉人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向上诉人支付利息。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有事实基础，也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错误。四、一审判决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法应当追加公司及另一股东作为第三人，但一审法院并未依法追加，程序错误，依法应当发回重审。五、一审判决有失公允。如前所述，一审法院武断地认为上诉人是因为股东之间的经营理念不同，才以公司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及办理工商登记为由，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该认定明显对上诉人不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依法向上诉人出具出资证明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义务，即使一审法院认为仅仅是对外公示的效力，但也不能忽略被上诉人依法应当履行的义务。更何况，被上诉人已经当庭明确表示不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一审法院有什么理由认为二人之间的合同还能继续履行，一审判决明显不公。综上所述，上诉人没有获得股东资格，没有行使过股东权利，被上诉人经催告后至今都未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应予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朱泓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股权转让款153000元；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7月22日起至上述款项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8年11月11日为：153000元X113天X6%÷360=2881.5元）；共计155881.5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杜轶群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决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股权转让费53000元，并按年利率4.35%向反诉原告支付逾期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2月7日为115元），以上款项暂计53115元；2.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28日，杜轶群作为转让方，朱泓伊作为受让方共同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方同意将本人所持有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49%的股份的15.3%，即7.5%转让给受让方；并保证该股权无任何法律瑕疵，即没有办理任何让第三方收益的抵押、质押等担保，也未被任何机关查封、冻结；双方商定转让价格为153000元；受让方已付转让款50000元，剩余103000元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付清；受让方如在规定期限内未付清余款，按实际付款数额核定股份。此外，双方还对争议解决等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朱泓伊于2018年5月31日向杜轶群账户转账支付53000元，杜轶群收到朱泓伊支付的款项后，通过支付宝分别于2018年6月1日和2018年6月2日向朱泓伊转账支付10000元，扣除每次手续费10元，朱泓伊实际收到款项合计为19980元，于2018年6月3日通过跨行转账向朱泓伊账户支付25000元，总合计支付50000元，扣除20元手续费，朱泓伊实际收到款项合计为44980元。朱泓伊收到杜轶群的前述44980元转款后，于2018年6月3日向杜轶群转账支付50000元。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原是案外人周龙于2016年10月12日个人独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5月前后，因杜轶群与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达成合作协议：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出资占股份51%，杜轶群方出技术和种苗占股份49%，双方各派代表与周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为周应江，杜轶群方以杜轶群为代表。周应江、杜轶群于2018年5月22日分别与周龙签订《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于2018年5月23日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周应江持有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51%股份，杜轶群持有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49%股份，并由杜轶群担任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法定代表人。杜轶群与朱泓伊、甑坤燕等人原拟在云南成立云南源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各自占股比例及出资已基本确定，后因杜轶群成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而未成立云南源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杜轶群成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后，于2018年5月25日确定朱泓伊占杜轶群方股份的15%，同时同意朱泓伊的朋友购买股份，但是只能在朱泓伊名下，由朱泓伊自行与其完善手续，杜轶群只与朱泓伊完善股权手续，并向朱泓伊提供股权转让合同范本，由朱泓伊修改股权转让协议，故朱泓伊与杜轶群于2018年5月28日签订前述《股份转让协议书》。朱泓伊与杜轶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二人就原股东（拟成立云南源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的股份如何确定、与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股东的联系沟通、财会及管理人员等的招聘、育苗、公司如何规范、股东职责等进行商定，后因二人对如何用人及管理理念不一致双方发生分歧，再因多报账被发现杜轶群未主动承担责任，2018年7月22日，朱泓伊以杜轶群是遇事推卸责任的人，认为与杜轶群合作是其失误，第一次提出要求退股未获得同意。后杜轶群认可多报账系其安排，二人继续合作。2018年9月3日，朱泓伊、杜轶群与邓厚今在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四楼办公室召开会议，会议确定：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杜轶群为主要负责人、实行财务独立核算的公司；取得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正规发票后须经杜轶群、邓厚今及经办人签字后方可报销；涉及与草莓有关的投资事项，双方必须参加讨论并在决定书上签字认可并承担责任；公司股份比例：以周应江为代表的股东占51%，负责整个草莓项目的资金投入，以杜轶群为代表的股东以技术和现有种苗入股占股49%，待公司产生效益后优先偿还周应江方投资本金，至于杜轶群方的技术和种苗不需对方偿还。然后再按双方占股比例分成；本股东会议记录内容是作为对双方合作的补充，具有法律效力。此外，会议还对销售等进行了确定。会议确定的内容由朱泓伊整理后参会人员签字，朱泓伊整理会议记录过程中对杜轶群方以技术和现有种苗入股表述为150万元，因会议未明确杜轶群方以技术和现有种苗入股作价150万元未获邓厚今同意，同时表明未取得双方共识的内容不能写入会议记录，朱泓伊修改后第二次发给邓厚今确认的会议记录将杜轶群方的种苗投资明确为330万元，并解释是按60万株草莓原种苗的实际成本价算以体现杜轶群方占股份49%，未获邓厚今同意，并提示杜轶群方占股49%工商有登记备案。此后，朱泓伊再次修改会议记录，并提出会议记录需要加周应江的名字才行，邓厚今回复不用加，同时建议会议标题用“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不能用股东会议之名，并解释邓厚今和朱泓伊都不是股东，邓厚今和刘总（应为刘学运）是汇源森的股东，朱泓伊和杜轶群是一个公司的股东，双方推出代表成立品德公司。为此，朱泓伊根据邓厚今的建议将会议名称改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打印了两份（一份有周应江名字、一份没有周应江名字）会议记录并在笔录上签名后交由杜轶群找邓厚今等人签名。此后，朱泓伊与杜轶群继续为双方的项目进行沟通，后因杜轶群未按时支付朱泓伊工资及其他事由，双方再次发生分歧，朱泓伊再次要求退股，并表明因为杜轶群的言行于公司发展非常不利，所以要求坚决退股。由于双方对是否能退股及如何退股达不成协议，朱泓伊以杜轶群未为其办理工商登变更登记手续，其未取得股东资格为由诉至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以股权转让事宜发生的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为由，裁定将该案移送到兴义市人民法院审理。审理过程中，杜轶群以朱泓伊未支付完毕转让款为由提起反诉。另查明，杜轶群分别于2018年6月1日、2日和3日合计向朱泓伊转款44980元系双方事先协商好，杜轶群收到朱泓伊转账支付的53000元股权转让款后再返还给朱泓伊，朱泓伊收到杜轶群转款后再向杜轶群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然后将朱泓伊的两次转账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发到双方的工作群，让其他股东与朱泓伊一样出钱购买股份。双方在2018年6月17日的微信聊天中，就股东的岗位调整进行协商时，朱泓伊提出需要明确目前整个公司的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整个项目的推动等情况后才进行股东职责的划分，为此，杜轶群在固定资产中明确朱泓伊的入股股金10万元，朱泓伊对其入股股金10万元并未提出异议。再查明，杜轶群庭审提交的《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会议记录》形成时间并不是记录所载时间2018年5月27日，是补作笔录和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杜轶群与朱泓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前未征询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即周应江的同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时，应经过股东过半数或全体股东同意，仅是对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保护，并不必然会导致股权转让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作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周应江虽然在杜轶群与朱泓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前未收到转让股权的书面通知，但其事后并未提出该转让行为侵犯其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且与杜轶群补充作了相应的会议记录，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朱泓伊对周应江的签名也未提出异议，故杜轶群与朱泓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依法确认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适当履行协议。本案争议焦点：一、朱泓伊是否已按协议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二、杜轶群与朱泓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已达到解除条件？关于争议焦点一，协议签订后，二人达成协议：由朱泓伊按照协议向杜轶群支付转让款53000元，杜轶群将已收的转让款返还给朱泓伊（实际返还50000元，扣除手续费20元，朱泓伊实际收到49980元），朱泓伊再向杜轶群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50000元，形成朱泓伊按协议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的凭证，再将两次转款凭证发到双方原拟成立的云南源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群，让其他股东按照朱泓伊的模式出钱购买杜轶群的股份。由于朱泓伊在向杜轶群股份以前，二人与其他人拟在云南成立公司，并对拟成立的公司做了相关工作，朱泓伊因工作表现突出，杜轶群曾承诺对其给予5%奖励。因此，朱泓伊认为上述杜轶群返还的49880元系兑现给其的工作奖励，但其提交的二人微信聊天记录及其他证据，并不能证明杜轶群承诺的5%奖励是按什么标准计算，对应的奖金金额是多少，兑现时间等，在二人的聊天记录中朱泓伊的表述是“那53000元什么时候返回？”并不是承诺给我的奖励50000元什么时候兑现。故对朱泓伊的该辩解理由不予采信，其以银行转账显示主张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153000元的事实不能成立。杜轶群反诉主张朱泓伊应按协议约定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53000元，因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受让方如在规定期限内未付清余款，按实际付款数额核定股份，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杜轶群也未提出要求朱泓伊支付完毕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并在双方聊天中明确朱泓伊的入股股金为100000元，现因朱泓伊提起诉讼，杜轶群主张支付逾期未付转让款，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依法不予支持其诉请。关于争议焦点二，即杜轶群与朱泓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是否已达到解除条件问题。虽然朱泓伊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后，杜轶群未按照双方约定按照朱泓伊实际支付的款项明确朱泓伊的股东身份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工商变更登记所起的作用是对外公示，工商登记是否变更，并不会直接导致朱泓伊不能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只是该事项本身不具备对抗第三人的效果。从双方提交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朱泓伊与案外人邓厚今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杜轶群提交的2018年9月3日会议记录来看，由于二人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之前，与甑坤燕等人拟在云南成立公司，后因杜轶群成为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并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原拟成立的公司未依法成立，二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就原拟成立公司的其他股东如何确定在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公司用人、招聘、投资入股、基地建设、公司发展等，朱泓伊都进行了参与，换句话说也就是朱泓伊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尤其是参加了2018年9月3日的会议。虽然该会议记录未明确朱泓伊是以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参加会议，但因杜轶群取得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是杜轶群与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股东达成合作意向，杜轶群方出技术和种苗，贵州汇源森农业有限公司出资，双方派代表与贵州品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周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继而办理工商登记而取得。因此，朱泓伊受让杜轶群持有的股份而成为股东，不因未办理工商登记不能行使股东权利，实际上朱泓伊作为杜轶群方的股东，不仅对公司发展、用人等方面行使了股东权利，还参加双方合作的股东会议，并由其整理了会议内容，只是会议名称因邓厚今和朱泓伊均不是登记的股东，在邓厚今建议下修改成了草莓项目合作事宜会议记录，但在会议记录第七条明确了本股东会议记录内容是作为双方合作的补充，也即是该会议记录就是股东会会议记录。另，朱泓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其向杜轶群提出了变更工商登记的请求，在双方协议中也未约定办理工商登记的时间。从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只能证明因为二人协商多报账被发现后杜轶群未主动承担责任，为此朱泓伊认为和杜轶群合作系其失误，之后再因为双方经营管理理念不同，双方发生分歧，朱泓伊明确表示是因为杜轶群的言行于公司发展不利，其强烈要求退股未获得杜轶群的同意引发本案诉讼。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股东之间的经营管理理念不同，股东对股东有看法在人和性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属正常现象，朱泓伊以此为由要求退股，继而以公司未向其出具出资证明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认为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故对朱泓伊诉请解除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驳回朱泓伊的诉讼请求；二、驳回杜轶群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3418元，减半收取1709元，由朱泓伊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128元，减半收取564元，由杜轶群负担。 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朱泓伊向本院提交了光盘一张、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声明复印件一份、与周应江2019年9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3页），与邓厚今2019年9月16日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一份（1页）。经审查，营业执照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光盘及微信聊天记录属间接证据，未向本院提交原始载体核实，且涉案外人，亦不足以推翻一审裁判所依赖的事实范围；“声明”系杜轶群为达成和解、撤诉之目的所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之规定，本院均不予采纳作为二审中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院二审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上诉人朱泓伊主张法定解除与被上诉人杜轶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能否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民事权利可以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中获得，股权也一样。本案中，上诉人朱泓伊与被上诉人杜轶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后，对外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对内未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一审法院认为朱泓伊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确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但上诉人朱泓伊在本案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要求公司及公司股东确认其股东资格，其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主张法定解除权显然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退一步说，上诉人朱泓伊亦可通过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实现其合同目的。故上诉人朱泓伊主张法定解除与被上诉人杜轶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朱泓伊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8元，由上诉人朱泓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向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