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34144号原告：刘斌，女，1949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原告：阮啸，男，1980年5月29日出生，回族。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某1，男，1950年2月7日出生，回族。被某：阮家桢，男，1941年1月22日出生，回族。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小桃园街XXX号。法定代表人：徐步流，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勇，男。原告刘斌、原告阮啸与被某阮家桢、第三人上海民族进出口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并于2019年8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某1、被某阮家桢、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徐步流与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合议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间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两原告共同拥有上海银行法人股26,572股(由2010年10股送1.46股、2016年10股转3股、2017年10股转4股计算得出)；2.判令被某向两原告支付2018年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9,565.92元(2018年每股分红0.45元×26,572股=11,957.40元，再扣减20%税金)；3.判令第三人今后直接向两原告支付上海银行股权红利，若该股于证券交易所抛售后则直接向两原告支付所得收益。事实和理由：原告刘斌系案外人阮家栋之妻，原告阮啸系案外人阮家栋之子，阮家栋与案外人阮某1、阮某2、阮某3及被某系同胞兄弟姐妹。五人曾共同出资，通过签订被某与第三人之间的《委托认购协议书》方式委托第三人购买上海银行法人股51,900股，阮家栋占其中的10,000股。2010年、2016年、2017年相关股份先后进行三次送配股，10,000股现扩为26,572股。期间，阮家栋分得了被某代转的2001年至2006年期间的股权红利，但被某自2007年起未向再支付相应股权红利，阮家栋为此于2016年7月将被某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16)沪0106民初150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某向阮家栋支付2007年至2014年的股权红利，被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双方在二审期间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达成调解，后经阮家栋申请执行，被某支付了相应红利。之后，被某仍拒绝支付2016年至2017年的红利，阮家栋遂再次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出具(2018)沪0106民初29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某向阮家栋支付2016年与2017年的股权红利，被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被某后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因被某拒绝自动履行生效判决，阮家栋遂申请执行，截至本案起诉，仍未完全执行到位，且被某依然拒绝支付2018年的股权红利。因阮家栋于2018年10月10日去世，两原告作为阮家栋的继承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某辩称，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请。被某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两笔代持的上海银行法人股，一笔为与本案无关的2000年的50,000股，另一笔为本案所涉的2000年的51,900股，该两笔法人股均由被某单独出资，全部归属被某持有，包括阮家栋在内的其他兄弟姐妹未曾出资购买过案涉法人股。2001年至2006年期间，第三人一直未向被某支付红利。被某在2005年因病无法向第三人索要由其代持的上海银行股权红利，就让阮家栋与案外人阮某1、阮某2、阮某3共同出面向第三人催讨，被某在落款“2001年5月3日”的材料上所写真实意思表示系指给阮家栋的报酬而非红利，即被某在2007年以前向阮家栋给付的款项并非红利，而是对阮家栋等人代为前往第三人处索要红利的报酬，该材料实际写于2007年，特意落款2001年是为让阮家栋等人有合法向第三人催讨红利的身份。此外，确认两原告陈述的2018年股权红利数额本身无异议。两原告针对被某的答辩意见反驳称：阮家栋当时不在上海，没有参与到其他兄妹与被某及第三人的交涉行为中，故按常理阮家栋不应得到被某所谓的报酬，但被某书写的材料中阮家栋也涉及了10,000股；此外，2008年时被某身体已恢复，再向阮家栋等四人支付2001年至2006年的红利作为报酬也不合常理，若是报酬则无需写明扣除诉讼费、手续费等内容。第三人述称：确认两原告陈述的股权数量及2018年股权红利金额与计算方式无异议。在扣除20%个调税后，第三人已于2019年7月23日将2018年红利97,476.48元汇入了被某开设于建设银行的账户。第三人对于阮家栋等人与被某内部出资与否及双方内部的其他纠葛均不清楚。第三人原名为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被某与第三人确实签订过《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于2000年持有上海银行法人股共计101,900股，并于2010年、2016年先后两次扩股，双方之间未再就代持事宜签订过其他书面文件；当初被某曾说家中兄弟姐们众多，其要为家庭作出贡献表率，为几个兄弟姐妹各购买10,0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1,000股则转让给同事张桃庆，具体分配数额由被某书写于前述《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上；被某及其兄弟姐妹曾为本案所涉法人股红利之事到第三人公司吵闹，还为此报警并向第三人提起诉讼，被某及其兄弟姐妹均在该诉讼过程中出庭；第三人不存在迟延支付红利的情况，被某于2009年8月10日领取2008年红利12,228元后，经第三人多次电话催促，未再到第三人处领取其后年度的红利；包括阮家栋在内的兄弟姐妹五人曾电联第三人要求各自单独领取红利，第三人考虑到当初的全额对价系由被某出面支付，为免介入被某家庭矛盾，遂未同意阮家栋等人单独领取红利的要求。被某针对两原告反驳意见补充辩称：虽然被某不认可(2016)沪0106民初15080号民事判决，但在该案上诉期间，怕二审法院还是判被某败诉，且被某当时来不及找证人作证了，遂选择了在二审时与阮家栋达成调解协议，且二审时被某曾提到若法院最后认定股权属于被某的话则阮家栋要还钱。被某当时将阮家栋写入的原因系其与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私交很好，后来给阮家栋的钱也是报酬而非红利。当时给阮家栋等人的报酬仅写了10,000股，没有计算标准和具体金额，但该股权是被某最初按每股2元多购入的，被某不愿按此价格向阮家栋等人支付，遂让他们承担所谓的手续费，按照每股2元的标准付报酬。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综合分析原、被某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认定法律事实如下：2000年6月18日，被某签字确认一份《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本人自愿出资壹拾万叁仟捌佰元整，以每股贰元人民币的价格，委托上海穆斯林开发公司，参加国际商品拍卖行拍卖上海银行法人股伍万壹仟玖佰股，今后风险与盈利均由本人全权负责”，第三人在该协议上书具“接受委托、拍卖成功”并在此字样上加盖公章。嗣后，第三人在被某向其缴付51,900股上海银行法人股对价后，将所涉法人股的《股权证》交被某持有。其后，被某在前述协议书复印件上手写添加“5.19万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内中有阮家栋1万股”且落款“阮家桢2001.5.3”并交阮家栋保存该文件。2001年至2008年期间，被某按期自第三人处领取了红利，并向阮家栋及案外人阮某3、阮某2、阮某1分发了2001年至2007年的红利，为此，被某在一份记载其领取2001年至2006年红利的《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收到01到06年银行红利六年并扣除拍卖行手续费及诉讼费(合计近壹万元)”字样，阮家栋与案外人阮某3、阮某2、阮某1对此共同签字并落款“2008年3月11日”予以确认。其后被某未再前往第三人处领取红利。因被某此后未再向阮家栋给付红利，双方就此发生争议，阮家栋遂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向被某催讨2007年至2014年的红利，案号为(2016)沪0106民初15080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0月31日判决支持阮家栋诉请，被某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双方达成调解，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2017)沪02民终290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阮家桢及阮家栋均同意暂时将上海银行法人股的权利归属问题搁置，在本案中不要求作出处理；二、阮家桢同意在2017年5月12日之前一次性向阮家栋支付2008年-2014年红利款人民币12,712元(该款系阮家栋在一审诉请金额的基础上自愿扣减了已收取的2007年股权红利款、应当分担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代办管理费之后的金额)……”。之后，被某未按调解书载明日期付款，阮家栋遂申请执行，被某后予付款。后因被某未支付2016年、2017年的股权红利，阮家栋再次诉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案号为(2018)沪0106民初29013号，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阮家栋诉请，被某对此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某后对此提起再审申请，经审查后被驳回。阮家栋在被某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再次申请执行。2018年10月10日，阮家栋去世，法定继承人为本案两原告，现因被某未支付2018年的股权红利，致双方再次涉讼。另查明，2017年9月1日，被某将案外人阮某1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阮某1与被某于2001年5月3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案号为(2017)沪0104民初22271号，该法院经审理后于2017年11月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认为“……阮家桢提供的2001年5月3日由其手写的内容，仅记载51,900股法人股由阮家桢全权办理，其余内容为51,900股所有权的组成。该内容无任何涉及股权转让的事实。阮家桢称转让系口头协议，但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证，本院无法采信……阮家桢诉请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驳回阮家桢诉讼请求”，被某对此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还查明，第三人于2019年7月23日向被某银行账户转账支付2018年红利97,476.48元。本院认为：首先，被某关于《全额现金委托认购协议书》上手写添加内容实际书于2007年的说法并无证据佐证，则本院仅能按该手写添加内容的表象认定被某的手写内容形成于2001年，此时间点与被某自称的因2005年生病遂委托阮家栋等人代索红利才会给予报酬的说法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同时，被某虽辩称该手写内容及《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表格背面书具的诉讼费手续费等仅是计算报酬的标准而非指向股权红利，但其同样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该说法，故本院仍只能按前述两项手写内容的字面意思进行理解，加之，在此前2007年至2014年股权红利的诉讼中，被某最后选择和解并支付了2008年至2014年的股权红利，鉴于其对于选择和解的原因解释有违常理，本院对此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定被某确有向阮家栋分配上海银行法人股红利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在出具承诺后理应依照诚信原则切实履行。两原告作为阮家栋的继承人，依法享有对阮家栋所拥有债权的继承权，提起本案诉讼并无不当，鉴于第三人及被某对于两原告主张的红利计算方式及数额本身均无异议，本院对两原告的该节诉请予以支持。其次，关于两原告提出的第1、第3项诉请，从内容上看并不能构成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诉，显然缺乏法律依据；此外，综观阮家栋与被某之间的多年纠纷往来，被某本人并非上海银行法人股的持有人，两原告欲凭借被某出具的承诺直接将阮家栋视为上海银行法人股的实际持股人并要求继承该持股身份，显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两原告的第1、第3项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某阮家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斌、原告阮啸支付2018年上海银行股权红利9,565.92元；二、驳回原告刘斌、原告阮啸的其他诉讼请求。被某阮家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5元(两原告已预缴)，由被某阮家桢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陈慰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俞弘珺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