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46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江岩，男，1959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北京安博（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平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大道与泰然九路交界东南金润大厦17C。法定代理人：兰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辉，上海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璐，上海上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崔江岩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平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担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民初10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崔江岩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法院遗漏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期间Z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刘某多次以Z公司名义与被上诉人沟通业务具体事宜，涉及重要事实的基本认定。现有的邮件记录可以追溯到2014年3月24日，而此之前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李某。既然被上诉人知晓Z公司，那么其理应知晓Z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相关事实可以根据2014年3月21日被上诉人直接向李某发送邮件的事实进行佐证。第二，一审法院认定Z公司法人李某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一审、二审及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的陈述存在矛盾，对此上诉人已经向一审法院作出合理解释，并告知朝阳法院认为李某系被上诉人一方人员被通知参加诉讼的事宜，后因李某无法提供被上诉人授权，才发生身份转变。故李某的陈述并不矛盾，反而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佐证本案多方法律关系以及基本案件事实的认定。第三，依据北京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双方均有贷后管理、贷后追踪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催促借款人按时还款。故借款人能否在还款日按时还款，双方均已知晓。A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垫付义务，双方也均已知晓，故上诉人并未履约不当。第四，一审法院认定A公司未向翟某要求还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次借款到期日为2014年6月20日，至今将近五年，上诉人正是因为垫付款项没有得到清偿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在本次借款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具有贷后管理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催收义务。故案外人翟某有没有还款以及有无能力还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此非常清楚，故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不存在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平安担保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崔江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平安担保公司赔偿崔江岩垫付款120万元、律师费8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平安担保公司承担。一审审理中，平安担保公司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判令平安担保公司支付崔江岩公证费4,256元。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崔江岩提供的平安担保公司与A公司、北京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复印件显示：平安担保公司对A公司推荐的有融资需求的个人客户（“借款人”）进行风险评估及审核；借款人向平安担保公司提供抵押物作为反担保措施的，对抵押物进行评估，并在通过审核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对经平安担保公司审核通过的借款人提供履约担保，即在借款人还本或还息逾期八十日内（含该日）向债权人代偿；平安担保公司或其关联实体协助借款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资金匹配，并完成放款、还款等资金分配操作，确保出借资金及借款行为合法有效；A公司以其在北京地区的品牌、网点以及人力资源优势，为该地区有融资需求的个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并将客户推荐给平安担保公司；在各方合作期间，B公司为A公司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提供服务提供担保；平安担保公司在收到A公司推荐借款客户齐全的材料后应在2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A公司；A公司发生垫付款项后，平安担保公司处置借款人房产或其他资产时，应当确保在A公司垫付款项得到清偿前，借款人提供的担保物不得解除抵押担保手续（A公司书面通知平安担保公司撤销抵押的情况除外）。平安担保公司应于A公司垫付款项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提供A公司向借款人追索债务所需材料，以协助A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并由A公司取得抵押房屋处置后的最终受益；当借款人还本或还息逾期后的七十五日内（含该日），A公司应向平安担保公司垫付相当于借款人应还款项金额的资金；在任何情况下，A公司支付垫付款的应付日在借款人还本或还息逾期后七十五日以内，平安担保公司应在收到A公司支付的垫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向出借人支付代偿款；本协议一方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可向其关联实体转让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义务等。该《合作协议》上注明平安担保公司的联系人为黄某，联系邮件为XX＠pingan.com.cn，联系地址为浦东新区XX路XX号XX楼。审理中，崔江岩表示该《合作协议》签订于2013年底、2014年初，但无法提供该《合作协议》原件，崔江岩当庭出示了加盖了三方公章骑缝章（该骑缝章亦为复印效果）的《合作协议》复印件；平安担保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确认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但在第二次庭审中表示由于没有原件，不确认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平安担保公司确认在2014年年初确实签订过一份《合作协议》，但现在已经找不到，也无法确认是否就是崔江岩提交的《合作协议》。二、2014年4月18日，翟某与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签订《“稳盈-安业贷”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Y公司安排翟某通过其渠道进行必要的借款信息发布，为翟某提供有意向出借资金的出借人的相关信息，并约定翟某在接受Y公司提供的本协议项下服务且通过Y公司借款成功的，Y公司有权收取一次性咨询服务费等，该协议披露的Y公司联系地址为浦东新区XX路XX号XX楼。同日，翟某与深圳市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翟某因生产经营需要向C公司借款12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27日至同年5月20日，年利率为7.70%等。该合同附件中的《还款计划表》显示，还款日2014年5月20日，应还利息5,903.33元，应还本金0元，还款日2014年6月20日，应还利息7,700元，应还本金120万元。同日，翟某与平安担保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由平安担保公司为翟某在上述《借款合同》中的借款向C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同日，翟某与平安担保公司还签订了《抵押合同》，翟某将其自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层XX号房屋（房屋产权证编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XXXX号）作为抵押物向平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该合同披露的平安担保公司联系地址为浦东新区XX路XX号。同日，平安担保公司与C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平安担保公司为翟某在上述《借款合同》中向C公司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若借款人在主合同约定的付息日或还本日未按约定向C公司进行清偿，则平安担保公司应在主合同约定的付息日或还本日起八十日（含）内按本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平安担保公司将向C公司发出代偿通知告知其履行担保责任；平安担保公司向C公司发出代偿通知之日为代偿日；若借款人不能按期清偿，平安担保公司通过Y公司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将借款人应偿还的款项支付至C公司Y公司账户。2014年6月20日，李某向Y公司转账120万元，并在备注中注明为“中企还款（翟某借款120万）”。2014年9月15日，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某。2015年6月1日，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某变更为秦某。同年7月10日，C公司更名为深圳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2017年3月29日，D公司出具了《关于翟某贷款业务的说明》，内容为：翟某于2014年4月18日与C公司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2014年4月27日至2014年5月20日，借款本金为120万元，平安担保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担保，借款人翟某将其名下位于朝阳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层XX的房产抵押给平安担保公司，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抵押。上述借款到期后，翟某无法全额还款，2014年6月20日李某向D公司Y公司账户汇入120万元，该款项备注：中企还款（翟某借款120万）。遂，D公司用该笔款项结清翟某《借款合同》所对应债务。三、2016年3月24日，朝阳法院受理了案外人许某1诉翟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京0105民初14679号），案外人北京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北京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D公司、李某及平安担保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该案诉讼，平安担保公司及D公司经该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许某1提出诉讼请求：1、翟某继续履行《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协助许某1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路XX院号XX号楼XX层XX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至许某1名下；2、由许某1代翟某向农业银行清偿翟某的贷款，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实；3、由许某1代翟某清偿抵押权人为平安担保公司的抵押借款，具体数额由法院核实；4、翟某、农业银行、平安担保公司协助许某1办理涉案房屋上的抵押权注销手续；5、翟某向许某1支付违约金110万元；6、E公司、F公司对第五项诉请承担连带责任。李某在该案件中述称，根据合作协议，D公司将其对翟某的债权转让给了李某，李某于2014年6月20日代翟某偿还了翟某向D公司所借的本金120万元及利息，现许某1要求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应先向李某偿还本金120万元及利息90万元（暂计算至2017年7月），再由李某配合解除抵押。朝阳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李某所持其与D公司达成债权转让的合意，故许某1应向李某偿还上述款项，由李某去办理平安担保公司在涉案房屋上设立的抵押权的注销手续之请求，因李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与D公司存在债权转让的合意，故该院对李某的上述请求不予支持。因D公司出具的《关于翟某贷款业务的说明》已明确载明上述借款到期后，翟某无法全额还款，2014年6月20日李某向D公司Y公司账户汇入120万元，该款项备注：中企还款（翟某借款120万）。遂，D公司用该笔款项结清翟某《借款合同》所对应债务”，故该院认为李某已代翟某向D公司偿还借款120万元，平安担保公司无需再就翟某的债务向D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故平安担保公司应配合许某1解除平安担保公司在涉案房屋上设立的被担保主债权数额为120万元的抵押权。朝阳区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6）京0105民初14679号民事判决，判决：“……；三、第三人平安担保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协助原告许某1办理北京市朝阳区XX路XX号院XX号楼XX层XX号房屋的抵押权注销手续；……”。该判决作出后，翟某、李某均表示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提起上诉，李某上诉称，李某与平安担保公司签署的涉及翟某的“债权转让协议”足以证明李某的代偿行为是在为平安担保公司为《保证合同》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的行为，继而平安担保公司将该债权（新债权）转让给李某，又因翟某为该债权而提供过反担保（由平安担保公司设立的抵押权），所以该权利将随着该债权的转让而一并转让。北京三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关于本案李某是否享有相应的房屋抵押权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对于李某支付的120万元的性质，在北京三中院二审庭审中，翟某称是其向李某所借的钱，并向李某支付利息，属于借款。李某虽称其与D公司存在债权转让的合意，但是目前并未有相应证据证明，一审朝阳法院未予支持其请求，处理正确。北京三中院遂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京03民终994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审理中，崔江岩与平安担保公司均确认，涉案房屋的抵押权已经注销。四、A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崔江岩，股东为武某、蒋某、姜某、许某2及崔江岩。2015年11月3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向A公司出具《备案通知书》，内容为：经审查，A公司提交的清算组备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该局予以备案。清算组成员如下：负责人：崔江岩，成员：武某、蒋某、姜某、许某2及崔江岩2016年2月1日，A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注销A公司，并形成《北京A有限公司股东清算报告》，内容为：一、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二、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经结清；三、已于2015年9月17日在京华时报报纸上发布注销公告。同日，崔江岩作为A公司的清算负责人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了《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申请注销A公司。同年2月4日，A公司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核准注销。一审审理中，崔江岩明确表示A公司的原股东中已有一人身故，其他股东亦无法取得联系。五、2013年12月2日，A公司与Z公司就共同在北京地区引进、开展、运营、推广“平安集团Y公司-安业贷”项目签订《合作协议》一份，内容为：双方决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治理结构共同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责任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其中A公司以知识产权及项目机会出资，占公司股权的50%，Z公司以货币出资及经营管理，占公司股权的50%；A公司负责引进“平安集团Y公司-安业贷”的项目签约，A公司承诺引进及签约条件为：以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为条件（附合作协议复印件）；协议还对双方之间的利润分配等进行了约定。审理中，崔江岩确认，A公司与Z公司事实上并未成立项目公司。六、2018年11月5日，崔江岩与北京安博（天津）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北京安博（天津）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军律师作为崔江岩与平安担保公司、翟某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律师费共计8万元，合同签订时，崔江岩支付2万元，立案成功后，崔江岩另行支付律师费1万元，待崔江岩获得具有可申请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时，崔江岩另行支付律师费2万元，待崔江岩完全回款后，崔江岩另行支付律师费3万元等。一审审理中，一审法院询问崔江岩是否提供律师费发票及支付凭证作为证据，崔江岩明确表示不再提交。七、一审审理中，崔江岩分别申请刘某、李某作为证人出庭。刘某出庭作证称：我是Z公司的员工，我公司与A公司都是平安担保公司在北京地区“平安集团Y公司-安业贷”项目的代理人，A公司与平安公司有合作协议，平安公司项目负责人多次见面沟通洽谈业务，Z公司开展业务也是由我负责与平安公司、A公司对接。翟某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我们向平安公司推荐的众多客户中其中一个，在这么多客户中，我们也垫付过款项多次，但是始终没有出事，但这次出事了。翟某借款逾期归还之后，我公司基于合作协议垫付款项120万元。垫付后多次要求平安公司办理相应手续，但是平安公司总是不配合。直到2016年翟某被起诉涉及到所抵押房产的处置，我们特地去上海与平安公司沟通，要求出具相应的手续，以确保我方利益，但是平安公司以办理相关人员已离职为由拒绝出具相应手续，只出具了一个结清说明。后来法院以我们不能提供与平安公司债权转让证明为由，认定房产抵押灭失，导致我们利益受损。李某出庭作证称：我在A公司与平安公司合作期间，曾担任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崔江岩对业务不太了解，而证人在北京从事金融业务多年，所以崔江岩找到我一起与平安公司合作，合作的产品是安业贷，具体方式为，我们负责推荐客户，平安公司放贷款客户提供担保，当时黄某就是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这个产品就是他设计的，崔江岩每次去谈业务，就会叫我一起去，我见过黄某、杜某1很多次，他们也知道我和我的公司中企，我们最终确定的业务模式是这样的，我们推荐客户，平安公司负责审核，审核通过后，平安公司负责放款，因为业务属于P2P，需要特别的资质，平安公司为了合规才确定由D公司放款，由平安担保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因为D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是平安集团下面两家独立核算公司，彼此独立，为了不影响D公司资金风险，保证合同约定，若客户逾期，平安担保公司有义务为客户垫付款项，同时客户为平安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因为平安担保公司为客户垫付款项也存在风险，于是就与A公司及其担保公司合作，将垫付款项的风险转移至A公司及其担保公司，这样平安集团公司该项业务就不存在风险，因为A公司垫付了相应款项，所以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约定，在垫付款项没有回收前，不得解除客户抵押。因为崔江岩不懂业务，所以实际上由我履行这个合同，平安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具体业务也直接与我公司对接。有关我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的账务往来是这样的，协议签订后，杜某1直接让我将资金打入Y公司的账号，因为平安担保公司与D公司的协议里有约定，将款直接打入Y公司，我记得杜某1给我发了邮件，我们与平安的很多业务往来都是这样的，从我个人账户直接打给Y公司，翟某只是众多我们推荐给平安公司的一个，在翟某的事件中，我们多次找平安公司要债转协议，他们刚开始也答应，我们还修改过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最后也没有下文。在翟某北京诉讼中，我也参与了，当时法官就让我们提供债转协议，否则就会判解封，我也去上海与平安沟通过，但还是拒绝。一审庭审中，平安担保公司向李某询问：“平安担保公司在整个合作模式中是否需要承担实际担保责任？”，李某答：“由平安担保公司先垫付，再由我处理。”；一审法院向李某询问：“翟某案件的还款是如何产生的？”，李某答：“到期平安担保公司会通过邮件向我沟通，是我垫付的款项。”，一审法院问：“翟某案件中有没有平安公司的人发邮件告知你这笔款项已经逾期？”，李某答：“记不清楚了。”，一审法院问：“你与XX贷款公司是否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李某答：“从来没有。”，一审法院问：“你与平安担保公司是否签订过债权转让协议？”，李某答：“从来没有。”。八、2019年4月4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根据刘某的申请，对其从139邮箱上浏览、打印网页的过程及结果进行证据保全，并出具（2019）京长安内民证字第7119号《公证书》。同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向刘某开具了金额为4,256元的《北京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该《公证书》显示：2014年3月21日，名为“杜某2（Y公司）”的发件人（邮箱为XX＠pingan.com.cn）向李某发送主题为“手工转账还款账号”的邮件，并抄送给刘某，内容为：“李总好，请将款项打至附件Y公司帐户，然后发送转账回执单给我。”，该邮件附件显示，收款人名称为Y公司，收款人卡（账）号为XXXXXXXXXXXXXXXX1788。2014年4月21日，名为“王某（Y公司）”的发件人向刘某发送主题为“新合同号填写规则”的邮件，该邮件有两个附件，名称分别为DY20140409600344-翟某120W要款确认和DY20140409600344-翟某要款确认-新模板。2014年12月22日，名为“张某”的发件人向名为“江某”、“杜某1”的收件人发送主题为“关于北京电销兜底公司的调整”的邮件，并将其抄送给“黄某（Y公司金融资产交易部）”等三人，邮件中提到“按照上次我们双方的现场沟通，计划把北京的电销兜底公司进行调整，现确定在15年1月1日开始，电销北京新进件对接的兜底公司调整为中轻国投，对接人李某”。2015年1月4日，名为“江某”的发件人（邮箱为XX＠pingan.com.cn）向名为“张某”（邮箱为XX＠pingan.com.cn）的收件人发送主题为“答复：关于北京电销兜底公司的调整”的邮件，并将其抄送给“黄某（Y公司金融资产交易部）”（邮箱为XX＠pingan.com.cn）等四人，邮件中提到“我今天下午联系了中轻国投的对接人李某”。同日，名为“杜某2（Y公司）”的发件人向名为“黄某（Y公司金融资产交易部）”、“张某”、“江某”的收件人回复上述邮件，并将其抄送给刘某等三人，邮件中提到“电销具体对业人员为刘某”。2017年12月29日，刘某向名为“陈某（Y公司后期）”的收件人发送了主题为“Y公司合作协议”的邮件，该邮件的附件为“Y公司合作协议”、“翟某撤压委托书”。同日，刘某向名为“陈某（Y公司后期）”的收件人发送了主题为“翟某借资料”的邮件，该邮件的附件为“翟某借款说明（深圳）”、“翟某合同”。2018年1月15日，刘某向名为“陈某（Y公司后期）”的收件人发送了主题为“翟某判决书扫描件”的邮件。同年1月17日，名为“陈某（XX催收管理部）”的发件人向刘某发送主题为“【XX】债权转让协议”的邮件，邮件中提到“附件是我司债权转让协议，请完善后提供。”。该邮件的附件是一份转让方为平安担保公司，受让方为案外人的《债权转让协议》。同年1月19日，刘某向名为“陈某（Y公司后期）”的收件人分别发送了主题为“债权转让协议（翟某，修2）”和“翟某合同及付款凭证”的邮件。一审审理中，平安担保公司确认《公证书》中黄某的邮箱与《合作协议》中提到的黄某的联系邮箱为同一邮箱，但表示黄某并非平安担保公司员工，而是Y公司的员工，合作协议为样本协议，为何打上黄某的名字平安担保公司也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崔江岩的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解散后，股东应当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完毕并办理注销登记后，公司归于消灭。经合法清算后的公司剩余财产，由股东依法进行分配后归股东所有，因此，股东在公司注销后，发现公司对外尚有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益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主张权利。鉴于股东主张原公司对外相应的债权或财产权益，与股东之间就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分配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故崔江岩可以以其A公司的股东的身份提起诉讼，但A公司在注销后对外相应的债权或其他财产权益仍归属于原全体股东共同所有，其他股东有权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财产利益的股东对该财产进行分配。二、崔江岩虽然未能提供《合作协议》的原件，但鉴于在第一次庭审中，平安担保公司已经认可了该《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且平安担保公司也认可在2014年初曾经签订过一份《合作协议》，但现在已经找不到，平安担保公司需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于《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当借款人还本或还息逾期后的十五日内（含该日），A公司应向平安担保公司垫付相当于借款人应还款项金额的资金，现崔江岩主张李某在2014年6月20日直接支付给D公司的款项即是根据平安担保公司的指示支付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垫付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李某直接支付给D公司的款项性质，李某在朝阳法院的案件中明确，其与D公司存在债权转让合意，D公司将对翟某的债权转移给李某，但因未提交有效的证据，故朝阳法院认定该款项的性质为李某代翟某的还款，平安担保公司无需再就翟某的债务向D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债权消灭的，抵押权也消灭，并据此判决平安担保公司配合解除在涉案房屋上设立的抵押权，在该案件上诉过程中，李某又称是为平安担保公司为《保证合同》所承担的担保责任的行为，继而平安担保公司将该债权（新债权）转让给李某，又因翟某之前为该债权而提供过反担保，所以该权利将随着该债权的转让而一并转让，但亦未提交有效的证据，故上诉法院北京三中院亦未采信。现在本案中，李某又主张其系根据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支付的款项，前后陈述存在矛盾之处，且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法院实难采信；2、根据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A公司的垫付款应当支付给平安担保公司，平安担保公司代债务人归还借款履行担保责任，至此平安担保公司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反担保的抵押权，现A公司称李某直接付给D公司Y公司账户的钱款即是《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垫付款，并称是根据名为“杜某2（Y公司）”的发件人（邮箱为XX＠pingan.com.cn）于2014年3月21日向李某发送的主题为“手工转账还款账号”的邮件操作的，对此，一审法院认为，（1）《合作协议》中披露的联系人黄某的邮箱后缀名与杜某1的邮箱后缀名完全一致，且在邮件中披露了杜某1和黄某的身份均为Y公司的员工，而《合作协议》中披露的平安担保公司的联系地址为本区XX路XX号XX楼，翟某与平安担保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委托担保合同》中披露的平安担保公司联系地址均为本区XX路XX号，与翟某与Y公司签订的《“稳盈-安业贷”咨询服务协议》中披露的Y公司的联系地址一致，且结合邮件的前后内容看，数个后缀名为pingan.com.cn的邮箱曾就“安业贷”项目及翟某的合同、债权转移事宜与刘某有邮件往来，故对崔江岩主张的就涉案项目而言，平安担保公司与Y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对外系由黄某等人负责处理予以采信；（2）但是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中并未披露过李某或Z公司，直至2014年12月22日，张某向杜某1、黄某等人发送的主题为“关于北京电销兜底公司的调整”的邮件中明确2015年1月1日开始，电销北京新进件对接的兜底公司调整为中轻国投，对接人李某，而本案中，李某对外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早于该邮件的发送时间，杜某1发送给李某并抄送刘某的“手工转账还款账号”的邮件亦早于该时间，且该邮件内容较为简单，仅提出“请将款项打至附件Y公司账户，然后发送转账回执单给我。”，无法根据这样的邮件内容判断是何种款项，而根据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明确了A公司的垫付款应当支付给平安担保公司，故崔江岩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杜某1发送给李某的邮件变更了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3）根据翟某的《借款合同》，其还款日应为2014年6月20日，平安担保公司为翟某履行担保责任的前提应为翟某不履行还款义务，故平安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限应自2014年6月21日起，而李某对外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与翟某的还款日系同一天，至此，平安担保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尚未开始，李某就已经归还了翟某的借款，而崔江岩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平安担保公司或Y公司的员工曾告知李某，翟某的借款已经到期，应由其代平安担保公司向D公司履行担保责任；3、《合作协议》中约定“平安担保公司应于A公司垫付款项之日起十日内向A公司提供A公司向借款人追索债务所需材料，以协助A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故在A公司垫付款项后，亦应是其向债务人行使相应的权利，现即使认定李某直接支付给D公司的款项为A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支付的垫付款，平安担保公司未能保证在A公司垫付的款项得到清偿前，翟某提供的担保物不得解除抵押担保手续，违反了合同约定，但《合作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仅约定了“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的责任和损失，由违约方承担。”，故在A公司未向翟某追讨款项前，A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A公司应先要求翟某归还款项，在未获得全额清偿的情况下，再向平安担保公司赔偿其损失。综上，对于崔江岩要求平安担保公司赔偿垫付款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崔江岩要求平安担保公司支付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亦未提供律师费实际支付的证据，故对崔江岩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崔江岩主张平安担保公司支付公证费4,256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崔江岩公证证据是为了承担自己的举证责任，该笔费用不应当由平安担保公司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崔江岩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358元，减半收取计8,179元，由崔江岩自行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崔江岩向本院提供Z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一份，证明A公司与平安担保公司合作期间，Z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提供郎溪县人民法院公布第27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份，证明翟某是失信被执行人，无法履行清偿义务。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无原件予以核对，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认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处理无关，故不予采纳。被上诉人平安担保公司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李某支付的120万元是否系代A公司履行《合作协议》项下垫付款的义务；A公司是否是合法的债权人，上诉人以A公司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请能否支持？本案中，崔江岩主张李某在2014年6月20日直接支付给D公司的款项即是根据平安担保公司的指示支付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垫付款。对此，本院认为，案涉《合作协议》是由平安担保公司、A公司、B公司签订，并未涉及到Z公司或者李某，也未约定由Z公司代A公司履行垫付义务。对于李某支付给D公司的120万元款项性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认定该笔款项系李某基于与翟某之间的借贷关系而向D公司支付。在翟某清偿债务后，平安担保公司无需再向D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也不存在A公司代平安担保公司垫付担保金的义务。况且，李某系在翟某的借款期限届满当日即2014年6月20日支付120万元给D公司，此时平安担保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限尚未到来，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一审中崔江岩申请李某出庭作证，但李某的证人证言与其在朝阳法院的案件及上诉案件中的陈述存在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形，无法证明其支付的款项系代表A公司履行垫付义务。崔江岩提供的电子邮件中即便提到要求李某将款项打至Y公司账户，也无法证明系履行平安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由于上诉人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崔江岩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358元，由上诉人崔江岩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艳审判员  刘 江审判员  沙茹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盛 利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