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始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22民初1473号原告：曾莉，女，1984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太平镇天元二期215栋B1402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长荣，广东法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敬依，广东法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曾小园，男，1959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太平镇天元一期17栋A401。被告：廖鑫，男，1975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祥明，广东王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曾莉与被告曾小园、廖鑫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长荣、孟敬依，被告曾小园，被告廖鑫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祥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曾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认定原告为始兴县*****学围下幼儿园的合伙人；2、判令两被告于2016年1月29日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无效；3、判令由两被告向原告返还始兴县*******学幼儿园收购款134364.83元。事实和理由：两被告于2012年7月15日签订一份《股份制合同》，约定共同出资承包经营国有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经营期限为六年，即自2012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两被告原约定各自出资人民币4万元，后被告曾小园增加投资到9万元，被告廖鑫增加投资到7万元。2014年9月28日，原告经申请获得始兴县教育局批复，同意原告筹办民办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后因消防等原因民办幼儿园未能筹办成功，但自2012年12月起，原告陆续为幼儿园投入45万元（包括购买校车的费用13.8万元），并负责幼儿园的日常管理和经营。两被告都同意并接受原告的投资及合伙人、负责人身份，并由原、被告三方商定，被告曾小园、廖鑫每学期各自按照出资比例的10%领取分红，即被告廖鑫每学期领取分红7000元，每年领取14000元，被告廖鑫在2016年3月份以前领取了分红款4万元，2016年3月份后则领取了分红款7.9万元，合计已领取分红款11.9万元。两被告对于原告入股成为合伙人、实际经营负责人、投入45万元用于校园改造、购买设施设备、购买校车等客观事实一直是确认无异议的，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或意见，并且一直接受着每学期的分红款，虽然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两被告均以实际行为认可了原告的合伙人身份，并分享了原告入伙后为幼儿园创造的相应利益。如果没有原告的入伙，幼儿园的经营不会有现在的效益，也不会有现在的评估原值及评估净值，被告廖鑫称其不知道原告进行了投资明显与事实不符，其所谓的即使原告有投资也没有经过其同意，不认可原告入伙的无理主张更不能自圆其说，原告是幼儿园的合伙人应予以确认。2013年3月，始兴县*****学统计核查幼儿园资产状况，确认被告曾小园负责经营的幼儿园改造增购资产及项目投资合计人民币376732元，这其中有原告的投资。2018年8月，始兴县*****学委托韶关市公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幼儿园设备及其他投入情况进行评估，确认评估原值为563905.58元，评估净值为182139元，这其中也有原告的投资。始兴县*****学已经收回幼儿园，并给予原告及两被告相当于评估净值182139元的收购款，该款项现由被告曾小园保管，尚未分配。2016年1月29日，两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一份《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之一为“到时返还廖鑫投资款7万元”，但该补充协议书是两被告私下所签，从未经过原告同意或确认，直到被告廖鑫于2018年11月告知原告，原告才知道有该份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补充协议书。投资有风险，合伙人可以在合伙有经济收益的情况下领取分红，但却不能在没有退伙的情况下要求返还投资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是对合伙协议的修改、补充，补充协议约定了合同期满后由被告曾小园退还被告廖鑫的投资款7万元，但却根本未提及作为主要合伙人及负责人的原告曾莉的权益，此约定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显失公平，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补充协议书应依法认定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但是两被告的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廖鑫不承担任何风险，只领取分红，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该约定也应当无效。原告作为幼儿园的合伙人之一，并未分得幼儿园的收购款，故请求两被告按照原告45万元、被告曾小园9万元、被告廖鑫7万元的投资比例份额向原告返还幼儿园评估净值（收购款）134364.83元，两被告也可以按照三方的投资比例份额与原告共同分配。综上所述，原告是幼儿园的合伙人，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主体、形式上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内容方面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协议，两被告应返还原告可分得的幼儿园收购款134364.83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唯有诉至法院，请法院判如所请。被告曾小园辩称，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签订的合同确实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对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无异议。被告廖鑫辩称：一、事情的大致经过。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商定，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始兴县*********，2012年7月15日，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签订《股份制合同》，约定经营期限为2012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双方各出资4万元用于办园改建，利润及亏损由双方平均负担。之后，被告廖鑫又增加投资3万元，前后合计投资7万元。由于被告曾小园多次拒绝被告廖鑫要求对账或分红的请求，2015年，被告廖鑫起诉被告曾小园，庭审中由于被告曾小园未向法院提交账目，法院无法组织双方进行清算，法院遂驳回了被告廖鑫的诉讼请求。2016年1月29日，两被告签订了《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廖鑫）不参加幼儿园的一切工作，由甲方（曾小园）负责经营幼儿园，盈亏由甲方负责，由甲方每学期支付1.2万元给乙方，合同期满后由甲方退还乙方投资款7万元。签订《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后，被告曾小园履行了部分支付义务，被告廖鑫就未履行的部分起诉了被告曾小园【详见（2019）粤0222民初459号案】，随后原告曾莉起诉被告曾小园、廖鑫，法院遂中止了（2019）粤0222民初459号一案的审理；二、被告曾小园、廖鑫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两被告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股份制合同》与《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是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并且合同双方也依法履行了合同条款，所以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三、原告曾莉不是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的合伙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与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及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的规定，从头到尾，都是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在洽谈幼儿园的合伙事宜，并由被告曾小园与被告廖鑫共同处理合伙事务，《股份制合同》与《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都是两被告在签署，原告曾莉并未签署任何合伙协议，被告曾小园也未提及原告曾莉有股份，被告廖鑫并不知道原告曾莉有投资。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曾莉有投资，也是被告曾小园与原告曾莉两父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或合作关系，与被告廖鑫无关，即使原告曾莉有投资，也是未经被告廖鑫同意的投资，被告廖鑫也未同意原告曾莉入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的规定，原告曾莉的入伙也无效。现原告曾莉起诉被告廖鑫、曾小园，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想非法侵占被告廖鑫的财产份额，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55条的规定，两被告签订的《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廖鑫不参加幼儿园的一切工作，由曾小园负责经营幼儿园，盈亏由曾小园负责，由曾小园每学期支付1.2万元给廖鑫，合同期满后曾小园退还廖鑫的投资款7万元”也未违反法律规定，应合法有效；四、原告曾莉的第三项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曾莉是基于什么事实要求返还134364.83元？又如何计算出134364.83元这个数额？综上所述，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被告曾小园系父女关系，两被告则系朋友关系。2012年7月15日，两被告签订《股份制合同》，合同约定，由两被告共同出资经营始兴县*********（经营场所在原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小学，受始兴县*****学监督管理），双方合作经营期限为六年，即自2012年7月1日起至2018年7月1日止，原、被告各出资40000元用于办园改建，盈亏平均负担。2012年8月5日，被告曾小园以涉案幼儿园负责人的身份与始兴县*****学签订《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责任书》，由被告曾小园对围下幼儿园进行经营管理，采取公办民助的方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后，被告廖鑫增加投资30000元，合计出资70000元，被告曾小园则增加投资50000元，合计出资90000元。2014年期间，由于涉案幼儿园以公办形式进行经营的收费较低，致使经营收益较少，遂由原告曾莉向始兴县*********由公办转为民办形式进行经营，始兴县教育局于2014年9月28日向原告曾莉出具批复，同意了原告曾莉的申请，但因消防验收不合格，最终未能将幼儿园转为民办形式。2015年9月13日，顿岗中心小学与涉案幼儿园负责人曾小园签订《〈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责任书〉修订补充协议书》，决定被告曾小园不再负责幼儿园的管理工作，被告曾小园调离幼儿园后，幼儿园仍采取公办民助的办园方式，但幼儿园的经营权及责任人仍为被告曾小园，经营期限变更为自签订协议之日起至2018年8月15日止；补充协议书还写明，围下幼儿园所使用的校车是被告曾小园投资购买，车辆只是挂靠顿岗中心小学入户，并不属于顿岗中心小学的财产。2016年1月29日，两被告再签订《股份制合同修订补充协议书》，双方约定，被告廖鑫不再担任幼儿园的财务工作，该工作由被告曾小园负责管理，被告廖鑫亦不再参与幼儿园的一切工作，幼儿园的盈亏及任何风险均由被告曾小园承担，被告曾小园于2015年上半年学期至2018年上半年学期期间，在每学期结束后的一周内向被告廖鑫支付分红款12000元，且在双方签订的《股份制合同》期满后，由被告曾小园向被告廖鑫退还投资款70000元。2018年8月份，因涉案幼儿园经营期限届满，顿岗中心小学将幼儿园收回管理，双方共同委托韶关市公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幼儿园的部分教学设备及设施的补偿价值进行评估，该所于2018年8月20日出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对始兴县*********的补偿价值为182139元（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8月6日），该补偿款现已支付至被告曾小园，但至今未进行分配。另查实，原告曾在幼儿园经营期间参与过幼儿园的经营管理，但就幼儿园的合伙事宜未与两被告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未领取过幼儿园的分红款，分红款仅是在两被告之间进行分配，且被告廖鑫也不认可原告系涉案幼儿园的合伙人，并认为原告是受被告雇请才参与了幼儿园的管理事宜。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便是原告曾莉是否具备涉案幼儿园合伙人的法定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的规定，本案中，始兴县******幼儿园的经营基础便是两被告签订的《股份制合同》，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投资额、经营利润的分配方式及经营风险的负担方式等具体合伙事宜，故两被告系共同经营始兴县*********的合伙人当无异议，虽然原告在幼儿园的经营期间参与了幼儿园的经营管理事宜，但并不能据此就认定原告系幼儿园的合伙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原告后期加入合伙的话，应经得全体合伙人即两被告的同意，但从被告廖鑫的庭审意见来看，被告廖鑫显然是不同意原告入伙涉案幼儿园的经营，故其也不认可原告具备合伙人的资格，原、被告因此也未能签订新的书面合伙协议，事实上，原告也从未领取过幼儿园的分红款。至于原告称幼儿园校车系其投资购买的事实，从原告提交的《〈顿岗中心小学围下幼儿园责任书〉修订补充协议书》及被告廖鑫提交的校车车辆保险情况说明来看，都说明了校车是由被告曾小园出资购买，对于原告陈述其向幼儿园投资45万元的事实，原告也无直接证据来证实，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通过被告曾小园来对幼儿园进行出资的事实，也是原告与其父亲曾小园私下协商的意思表示，在原告未经过入伙法定程序而成为合伙人的情况下，不能就此认定为原告的合伙投资款，故原告于本案中在未经被告廖鑫同意入伙且又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原告理应不具备合伙人的法定形式，对原告要求确认其为涉案幼儿园合伙人的请求，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既然原告并非始兴县*********的合伙人，那么原告的第二项诉请便与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不作审查处理，对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请，原告亦无理据可依，本院同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曾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88元，按减半收取计1494元，由原告曾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邱烨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张 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