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民终18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潮阳区谷饶耿鸿织造厂。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上堡居委石目。投资人：刘壮鹏，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楷涛，广东铭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公益诉讼起诉人）：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黄山路28号。法定代表人：张健，检察长。出庭检察人员：谢培鹏，该院检察员。出庭检察人员：游晓晖，该院检察官助理。上诉人汕头市潮阳区谷饶耿鸿织造厂（以下简称耿鸿织造厂）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汕头市检察院）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51民初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耿鸿织造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楷涛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汕头市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培鹏、检察官助理游晓晖出庭参加诉讼，上级检察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祎珣、检察官助理段沂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耿鸿织造厂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汕头市检察院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耿鸿织造厂存在侵权事实，缺乏事实依据，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汕头市检察院所提交的耿鸿织造厂用水量的监控数据，仅盖有汕头市潮阳区环境保护局的印章，没有表格的制作人、数据的提取人、数据来源等，耿鸿织造厂对该证据的三性提出异议，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部分事实予以查明，直接依据《专家咨询意见》认定事实，缺乏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6年6月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损害调查）》第五条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分为初步调查和系统调查两个阶段，初步调查主要开展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对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进行初步的判断和分析。系统调查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生态环境损害开展针对性调查，为损害确认和损害量化提供支撑。”第六条规定：“初步调查主要开展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初步调查阶段的环境监测以现场快速检测为主，并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检测。”汕头市检察院与聘请的两位专家均未到耿鸿织造厂的工厂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和收集相应的资料，《专家咨询意见》仅为专家以自身推断作出，明显不符合上述技术指南规定的工作程序和要求，且耿鸿织造厂厂区的厕所及员工洗澡、洗衣服用的污水排放口与工业生产废水排出口不同，该部分生产用水未计入排污量，专家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其计算环境损害数额的方式也不合理，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一审法院直接依据《专家咨询意见》确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进行判决，该赔偿数额因专家意见存在错误，不能直接适用，但一审法院并未在查明相关事实后合理确定赔偿数额，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和专家意见无法直接适用的情况下，耿鸿织造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查明相关事实，并对最终赔偿数额进行合理确定。（三）耿鸿织造厂不存在偷排的行为，汕头市检察院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耿鸿织造厂存在超标排放废水的行为，而不存在偷排的行为。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耿鸿织造厂存在环境损害的事实，汕头市检察院在一审中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生态环境因耿鸿织造厂的行为而受损的事实及程度。（四）汕头市检察院不具备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耿鸿织造厂在2018年5月17日已经停止营业，汕头市检察院于同年8月4日发布公告对耿鸿织造厂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于同年12月7日向法院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此时，耿鸿织造厂对环境的损害行为早已停止，汕头市检察院仍对耿鸿织造厂提起公益诉讼，缺乏相应的依据，也不符合《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法律条件。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汕头市检察院答辩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耿鸿织造厂在线监控数据可以作为认定耿鸿织造厂偷排废水量的依据，《专家咨询意见》可以作为认定耿鸿织造厂环境损害数额的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应予维持。汕头市检察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耿鸿织造厂赔偿环境污染损失506984.08元，其中生态资源损失478984.08元，事务性费用28000元。2.依法判令耿鸿织造厂在汕头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向公众赔礼道歉。3.依法判令耿鸿织造厂承担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耿鸿织造厂成立于2012年10月29日,类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刘壮鹏，工商登记的地址为“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上堡居委石目”。耿鸿织造厂是一家以织造、服装加工为主的企业，其印染生产项目于2009年5月建成投产，年漂染无缝布、松紧带约1303.5吨，染整工艺设备生产能力为3.95吨/日。染整车间配套高温染色机4台，常温染色机16台。该厂配套废水生化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520吨，主要工艺为：物化预处理+水解+接触氧化工艺。2013年3月25日，潮阳区环保局对耿鸿织造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厂服装针织及其配套的生产项目，未向环保部门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项目擅自建成投产，遂于2013年4月10日对耿鸿织造厂作出罚款6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耿鸿织造厂的无缝布和松紧带配套印染工序生产项目于2013年12月通过潮阳区环保局的核查验收。2017年5月24日、2017年12月19日、2017年12月26日，潮阳区环保局先后三次对耿鸿织造厂进行现场检查，均发现耿鸿织造厂正在进行染整生产作业，监测站技术人员对该厂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口对外排废水进行取样送检，三次监测结果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分别为154mg/L、221mg/L以及346mg/L，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水污染排放标准。潮阳区环保局遂对耿鸿织造厂三次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罚款8985元、18555元以及1442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18年5月17日，潮阳区环保局配合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检查组对耿鸿织造厂进行检查，发现耿鸿织造厂污水处理设施西边的调节池墙体渗漏，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从渗漏口渗出，沿治理设施西边巷道排向厂外，流入官田坑。揭阳市环境监测站技术人员对渗漏处废水及总排口废水分别取样送检，监测结果为渗漏处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氮、总磷、色度均超过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总排口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超过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潮阳区环保局遂于2018年6月28日对耿鸿织造厂作出罚款7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另经汕头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调取，耿鸿织造厂于2013年（11月-12月）、2014年、2015年、2016、2017、2018年（1月至5月）的总用水量为493869.19立方米，而其在线监控的经废水处理后的总排水量为260127.41立方米，总排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为52%。汕头市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罗某某、黄某某组成环保专家咨询小组评估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经专家咨询小组评估，结论为:耿鸿织造厂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为506984.08元，其中生态资源损失为478984.08元，事务性费用28000元。2018年8月4日，汕头市检察院在《检察日报》上进行公告，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对耿鸿织造厂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至公告期满仍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遂于2018年12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是：1.汕头市检察院是否具备本案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2.耿鸿织造厂的行为是否损害了生态环境公共利益？3.耿鸿织造厂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关于焦点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有明确的被告；（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汕头市检察院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发现耿鸿织造厂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耿鸿织造厂在2017年和2018年多次被发现排放的废水水质不达标，其有害废水排放流入官田坑河段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汕头市检察院也于2018年8月4日在《检察日报》上进行公告，因公告期满后没有符合条件的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故汕头市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成立。关于焦点2，2018年5月17日凌晨两点，潮阳区环保局配合广东省环保厅检查组到耿鸿织造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耿鸿织造厂污水处理设施西边的调节池墙体渗漏，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从渗漏口渗出，沿治理设施西边巷道排向厂外，流入官田坑。监测站技术人员对渗漏处废水及总排口废水分别取样送检，监测结果为渗漏处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氮、总磷、色度均超过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总排口外排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超过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另根据潮阳区环保局于2017年出具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汕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及汕头市潮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监督性监测报告，均说明耿鸿织造厂在2017年排放废水化学需氧量超标，根据环保部门调取的耿鸿织造厂在线的监控数据，从2013年11月至2018年5月，耿鸿织造厂的进水总量约为排水总量的1.9倍，与印染行业经过废水处理设施后的排水量合理数值应为全厂用水量5%相比明显不符，潮阳区环保局在对被告的现场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耿鸿织造厂存在污水处理工程处理废水水质不达标即排放等行为，潮阳区环保局根据调查结果对耿鸿织造厂总共作出四次行政处罚。以上事实足以认定耿鸿织造厂自2013年11月起至2018年5月多次排放污染物超标的工业废水，污染水流入官田坑河段，造成对环境生态资源的损害，损害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耿鸿织造厂的上述行为已损害了生态环境资源公共利益。关于焦点3，《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耿鸿织造厂在2017年至2018年5月期间，多次被发现违法排放印染废水，废水主要成分为COD及色度，上述印染废水流入当地谷饶镇官田坑河段，已造成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耿鸿织造厂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耿鸿织造厂自2013年11月起的生产用水与排水量与相同行业的合理用水量为85%严重不符，其性质属偷排行为。汕头市检察院请求判决耿鸿织造厂赔偿生态资源损失为478984.0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汕头市检察院提交的《专家咨询意见》中提出的耿鸿织造厂损害生态环境的损失数额，是根据耿鸿织造厂自2013年11月起至2018年5月的总用水量为493869.19立方米，而其在线监控的总排水量却为260127.41立方米，根据相同行业的合理用水量为85%进行计算,其合理排水量至少应为419788.78立方米，相差了159661.36立方米，故专家认定该相差的排水量数值即为耿鸿织造厂偷排废水的数值，偷排的废水应认定废水水质不达标，结合汕头市检察院提供的其他证据可证实耿鸿织造厂存在多次违法排放废水的行为，专家的该意见应予采纳，专家提出的耿鸿织造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为：废水排放量×每立方米基本处理费用×倍数，即159661.36×1.50×2=478984.08元，该公式的计算是参考对印染废水处理成本及物价因素进行计算，因此，汕头市检察院主张按专家提出该费用为耿鸿织造厂应赔偿的生态环境的修复费用，依据成立，应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汕头市检察院请求耿鸿织造厂承担事务性费用28000元，系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环境专家作评估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故该项费用耿鸿织造厂依法应予以付还。至于汕头市检察院请求判决耿鸿织造厂在汕头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向公众赔礼道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七）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耿鸿织造厂的违法排污行为使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影响了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权益，汕头市检察院请求判决耿鸿织造厂在汕头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向公众赔礼道歉，考虑到耿鸿织造厂的行为主要是影响到当地的生态环境，故判决通过当地媒体向公众赔礼道歉较为妥当，具体履行方式可由耿鸿织造厂在汕头日报上刊登赔礼道歉的内容。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三款、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耿鸿织造厂应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环境污染损失费用478984.08元。二、耿鸿织造厂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还汕头市检察院为提起本案公益诉讼而付出的合理费用28000元。三、耿鸿织造厂应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就其环境污染行为在《汕头日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8869.84元，由耿鸿织造厂承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汕头市检察院是否符合对耿鸿织造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二）耿鸿织造厂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的排污行为，以及应否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三）如耿鸿织造厂的行为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关于汕头市检察院是否符合对耿鸿织造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问题。汕头市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耿鸿织造厂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于一审提交的证据证明耿鸿织造厂在2017年至2018年多次被发现排放的废水水质不达标，排放的有害废水流入官田坑河段破坏生态环境资源，汕头市检察院亦于2018年8月4日在《检察日报》上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符合条件的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故汕头市检察院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汕头市检察院符合对耿鸿织造厂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耿鸿织造厂以其被行政处罚后已于2018年5月17日停止营业、对环境的损害行为早已停止为由，主张汕头市检察院不应再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耿鸿织造厂是否存在环境污染侵权的排污行为，以及应否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8年5月17日，潮阳区环保局配合广东省环保厅检查组到耿鸿织造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工厂污水处理设施西边的调节池墙体渗漏,部分未经处理的生产废水从渗漏口渗出，沿治理设施西边巷道排向厂外，流入官田坑。同时，潮阳区环保局出具的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汕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及汕头市潮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的监督性监测报告，均可证明耿鸿织造厂多次排放污染物超标的工业废水，污染水流入官田坑河段，存在环境污染侵权的排污行为。由于耿鸿织造厂的排污行为损害了生态环境资源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耿鸿织造厂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耿鸿织造厂以汕头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调取的监控数据未区分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以及专家咨询小组出具《专家咨询意见》的程序不符合规定为由，主张其不存在侵权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涉案损害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汕头市检察院委托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环保专家咨询小组对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进行评估，确定环境污染损失为506984.08元，其中生态环境损害为478984.08元，事务性费用28000元。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方法为：废水排放量×每立方米基本处理费用×倍数。耿鸿织造厂对废水排放量的数值计算提出异议，主张《专家咨询意见》没有注明其总用水量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而经过污水处理的只是生产用水，故计算废水量时应剔除生活用水量。鉴于《专家咨询意见》中确定的废水排放量，是用其合理排水量减去其在线监控的总排水量而得出，而合理排水量是根据相同行业的合理用水量计算得出，具有事实依据。耿鸿织造厂作为印染企业，排放的污水以生产用水为主，其没有举证证明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以及分设生产用水、生活用水排污渠道，亦无证据证明《专家咨询意见》所用数据和计算方法存在明显错误或不合理之处，故耿鸿织造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专家咨询意见》的结论。因此，一审法院依据《专家咨询意见》认定耿鸿织造厂应承担的损害赔偿数额，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耿鸿织造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69.84元，由汕头市潮阳区谷饶耿鸿织造厂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振宏审判员  洪望强审判员  陈 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郭建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