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07民再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潘某，女，1965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远忠，福建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振凯，男，福建星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健，男，1971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娟，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立辉，男，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凌雪，女，199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王凌雪的母亲），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某1，女，2003年5月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法定代理人：潘某（王某1的母亲），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耀桃，男，194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王耀桃的媳妇），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二审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肖赛英，女，194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肖赛英的媳妇），住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 再审申请人潘某因与被申请人王健及二审被上诉人王凌雪、王某1、王耀桃、肖赛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闽07民终209号民事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8）闽民申295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潘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远忠、肖振凯，被申请人王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娟，二审被上诉人王某1的法定代理人潘某，二审被上诉人王凌雪、王耀桃、肖赛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某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本院（2018）闽07民终209号民事判决，维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7）闽0702民初2876号民事判决。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并没有错误，二审却以此为由撤销一审判决，错误明显。本案对于王红斌转入王健账户的3155000元款项在扣除ｌ580000元用于股票投资（亏损220819元）后的余款，王健并不能证明不是借款或属于其他债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将这些余款认定为王健向王红斌的借款，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在适用法律上并没有错误。（二）二审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理解明显错误，导致了二审判决存在严重的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在被告能证明原告的转款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时，才需原告就借贷关系进一步举证。本案中王健仅能证明收款中有1580000元投入股市（亏损220819元），王健并不能证明收款系用于“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故王健的举证并不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二审认定王健已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举证到位并进而认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是明显错误的。（三）退一步而言，即使王健可以证明王红斌将3155000元收款全部投入股市用于股票交易，二审法院如此判决也仍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已明确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本案潘某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作为债权凭证提起了民间借贷诉讼，王健以不是借款而是王红斌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指令王某2代其进行股票交易为抗辩（即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借款而是用于股票交易），二审法院也应当按照资金投入股市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由于一审、二审均认定股市亏损额为220819元，据此，二审法院也应当判决王健向潘某等人返还扣除股市亏损220819元后的剩余款项442301元。（四）在王红斌已经离世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简单、粗暴地要求王红斌继承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不但存在适用法律的错误，而且有违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宗旨。由于王红斌已经离世，其转入王健账户的款项不论是借款还是委托炒股，只要不是用于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遗留在王健账户的442301元余款已经转化为王红斌的遗产。二审法院已经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全部事实，却不顾及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完全不考虑一旦本案被驳回诉讼请求，潘某等人可能将永远无法追回王红斌遗留在王健账户的442301元余款，二审法院的行为明显属于枉法裁判。（五）二审法院还存在程序违法及由此导致的认定事实的错误。二审法院在未按法律规定提前通知双方到庭对证人王某2的证言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未经开庭，直接通过询问证人王某2的方式，向王某2了解微信聊天及相关炒股情况，并制作笔录采信该证人证言。这是二审法院特地为证实王健的抗辩主张而进行的一次不公平、不公开的证人询问，该次询问明显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本案二审判决存在严重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 王健辩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其认定的事实与其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的确认，并未矛盾。1.根据在案证据及二审判决的认定，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11月13日，王红斌委托案外人王某2，借用王健的兴业银行账户和华福证券账户，代王红斌进行股票买卖。王红斌与王健之间银行往来款项的实际主体是王红斌与王某2，性质是王红斌指定王某2代其进行股票操作所用，而非王红斌与王健之间的借贷关系。2.一审判决关于“根据王红斌与王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确认王红斌共投入股市资金ｌ580000元，亏损220819元”的认定虽是片面的（事实上，王红斌转入王健银行账户的所有款项均是王红斌投入股市的资金），但在二审法院认定王红斌委托王某2借用王健名下账户进行股票买卖的事实后，二审判决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进行确认并不矛盾。（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根据证人在一审的证言，其代王红斌进行股票操作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即2014年4月21日至2014年8月26日王红斌共向王健账户转入695000元，王健账户共向王红斌转出705000元。该阶段，王健账户转入王红斌账户的金额超过王红斌账户向王健账户转入的金额。2.第二阶段即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8月21日，王红斌共向王健账户转入2460000元。结合潘某在一审提供的银行流水、王健提供的微信记录以及王健的证券交易信息的对应性，证实每一笔款项均系证人受王红斌指示进行股票操作之用，并非借贷关系。王红斌向王健转账的款项与其微信、电话指示王某2的内容、及王健证券账户对应日期的股票购买内容、股数、单价及总价一一对应。王健已就讼争款项的性质进行充分的说明和举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应由作为原告的潘某等人进一步举证借贷关系的成立。既然潘某等人未能举证证明王红斌与王健借贷关系的成立，法院依法驳回潘某等人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潘宝莲的再审请求。 王凌雪、王某1、王耀桃、肖赛英述称，与潘某的意见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8）闽07民终209号民事判决和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2017）闽0702民初2876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谢利党 审判员  陈 征 审判员  周黎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魏忠 书记员夏莉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