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19574号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1号30号楼一层117室。法定代表人：孙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闫丽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洁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保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李欠龙、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诉原告保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的剩余服务费2688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服务费80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348800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合作，2018年3月29日，原告保洁公司与被告物业公司签订了《建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以下简称《保洁服务合同》）及《建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办公区保洁服务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被告将其所管理的建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委托合同金额864000元，其中172800元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充协议金额96000元均未给付。合同到期后，保洁公司仍然继续服务了一个月，产生服务费80000元，物业公司亦未给付。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原告诉至法院。本诉被告物业公司辩称：物业公司原经营团队对相关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督管理，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其中以保洁项目的漏洞最为严重和明显，主要体现为保洁服务十多年来全部交由原告一家提供服务，物业公司原有管理人员对于保洁服务的监管缺失，保洁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服务人员数量，但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时配置的人数严重不足，通过长期以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方式从物业公司获取超额收益。全年结算时物业公司要求保洁公司提供结算资料，但保洁公司拒不提供，并引发此次诉讼。保洁公司没有按照相应人数配备保洁人员，无法依照合同要求向我方主张相关费用。合同中有约定保洁公司必须保证合同约定的人员数量到岗工作，且保洁公司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在物业公司登记备案。事实上，保洁公司在实际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取得虚增的保洁服务费用，拒不履行前述合同义务，在第四季度针对全年保洁服务费结算时，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和身份信息以供物业公司核实和结算，造成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无法结算，物业公司有权拒付相应费用。物业公司要求保洁公司返还超付的费用。反诉请求：1.判决被反诉人向反诉人返还《保洁服务合同》项下超付的服务费268531.20元;2.被反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反诉被告保洁公司辩称：物业公司称保洁人员要配置充足，但前提是完成保洁合同工作，高质量的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不能产生任何投诉。物业公司称因保洁人员配置不足，要求返还相应的服务费，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合同的真实意思。依据合同违约条款，承担责任前提有二，一有行为，二有实际损失，现我方已完成保洁服务工作，并向保洁人员支付费用，并没有投诉存在，说明我方没有过错，物业公司也没有损失，物业公司计算方式没有依据。服务费是依据合同总量计算，里面包括工资、福利和保险费用等。运营中单位承受了用工风险，且我方承担了公司经营中应当缴纳的税费。所以物业公司依据拒付服务费的理由和计算反诉请求的费用的方式与常理相佐，其身为国企，应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2018年3月29日，委托方物业公司（甲方）与受托方保洁公司（乙方）签订《保洁服务合同》，甲方将其管理的建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F7-F14）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乙方。合同第一条关于合同内容的约定有，工作范围为建行兴融中心南楼办公楼内7-14层楼道、办公区域的保洁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大楼内大厅、门、地面、墙面、灯具、走道、摆设等日常清洁及保洁……第二条的约定为保洁服务工作的职责与服务标准。第三条关于保洁人员配置的约定如下：1.办公区由甲方所属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乙方在建行兴融中心南楼办公楼成立作业所；保洁人员配置为20人；乙方在保证完成规定的保洁工作前提下，可自行安排班次人员，但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第四条约定合同的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第五条关于甲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约定甲方应该为乙方进入现场工作办理有关出入门手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乙方工作若达不到合同要求，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必要的经济处罚；部门负责人应根据服务情况在每次的合同款付款考评表上签署意见，可以建议全额支付或者扣除部分合同款，建议扣款的金额不超过每次付款金额的5%，技术管理部将据此意见进行支付。第六条关于乙方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规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更换，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第七条约定保洁服务费用，本合同总金额为864000元。第八条关于付款方式的约定如下：1.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432000元；2.2018年7月15日前，甲方支付总额的30%给乙方，即259200元；3.合同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20%给乙方，即172800元。第九条关于违约责任，其中约定甲方有权因乙方不能保证合同项目的工作质量终止合同而不必对乙方进行任何赔偿，但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补充协议》内容如下：在双方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基础上，根据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建行长安兴融中心南楼（F7-F14）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相应服务费用，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本协议自盖章之日起生效与原合同同步截止；本协议费用为96000元，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内，甲方一次性支付费用；本协议未涉及条款按原合同执行。《补充协议》尾部委托方处有物业公司签章，受托方处有保洁公司签章，日期处空白。保洁公司称签订日期为2018年12月份，物业公司对该《补充协议》的内容不予认可，对公司签章的真伪不申请司法鉴定。审理中，双方均表示虽然《保洁服务合同》的签署日期为2018年3月29日，但是保洁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均为合同约定的物业项目提供了保洁服务。物业公司实际亦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向保洁公司足额交纳了前两期的服务费，至今，物业公司尚未给付保洁公司第三期服务费172800元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亦未给付《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96000元。现物业公司表示，保洁公司保洁服务人员配备不足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不同意足额支付剩余服务费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不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费用，并要求保洁公司按照实际人数及服务质量计算服务费，主张返还前两期部分服务费共计268531.20元。关于保洁人员配置人数的问题，保洁公司主张依据合同约定全额配置20人，并提交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的《长安南楼排班表》（以下简称《排班表》）及《劳动合同书》20份，《排班表》系保洁公司单方制作。物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物业公司提交保洁公司管理人员刘华的工作日志三本、领班日志一本、证人保某证言、培训记录、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作为证据，证明针对建行长安兴融中心项目，双方签订三份《保洁服务合同》，约定保洁员人数分别为20人、65人、8人，但履行期间仅有36至38人上岗。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建行长安兴融中心项目包含三栋楼，本案涉及的南楼属于其中一栋，三栋楼统一管理，保洁人员统一安排上岗。保洁公司表示该项目共有保洁员93人。经查，日志、培训记录、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上记载的保洁员人数大约为33至38人不等。证人翟某表示四本工作日志系其在刘华办公室办公桌上发现，培训记录、工资表和人员名单上面签名均系其本人所签，保洁公司表示上述证据均系物业公司单方出具，对其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关于服务质量问题，物业公司提交业主报修及回访记录表，证明保洁公司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实际配备保洁人数严重不足，保洁服务质量差，导致大量报修和投诉。经查，该份证据主要体现业主对物业服务方面的报修，体现在保洁服务方面反馈内容较少。保洁公司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庭审中，经本院询问，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十三个合同项目，针对这十三个项目，合同履行过程中物业公司方有四个项目经理负责和业主方进行对接。保洁公司表示其公司安排有三个所长负责与物业公司四个项目经理协调和对接的工作，进行人员报备，但就保洁人员的相关材料在物业公司处没有书面的登记备案，材料都是在三个所长那里，人员招聘、解聘、安排都是所长安排。关于就人员配置的反馈情况，物业公司称项目经理一直在现场口头要求，虽没有正式书面要求，但是保洁公司撤场时，物业公司要求按实际人员进行结算。另，双方确认业主方已经将保洁费给付物业公司，不存在欠费。另查，保洁公司诉讼中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物业公司名下价值357596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冻结了银泰物业公司名下账户×××内存款357596元，银泰保洁公司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2308元。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物业公司与保洁公司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物业公司不认可《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对签章真伪不申请司法鉴定，亦未交相关证据证明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保洁人员的配置人数。保洁公司提交的《排班表》，系其单方制作，亦未有相关证据佐证，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保洁公司对于其提交的20份《劳动合同书》，亦未提交相关证据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不予确认。物业公司证据方面，日志、证人证言、培训记录、工资表和人员名单能够相互印证，形成有效证据链，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保洁公司称整个项目保洁人员人数为93人，应该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三栋楼作为一个项目统一管理，其只提交本案涉及的20名保洁员的《劳动合同书》，不足以证明该20人即本案涉及的南楼保洁员，故不能证明保洁员配置符合合同约定。故保洁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虽然保洁公司称其实行排班制度，存在保洁员在三栋楼之间穿插排班的情形，但实际三十几名保洁员到岗，与合同约定的九十三名相差甚远，依据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可以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2019年1月份，双方之间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保洁公司继续依据《保洁服务合同》为约定项目提供事实上的保洁服务，双方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物业公司亦应按照之前约定的标准向保洁公司支付服务费。但是，因保洁员人数不符合合同约定，并参考物业公司提交的报修及回访记录表，本院对2018年剩余服务费（含补充服务费）及2019年1月份的服务费均予以酌减。另外，对于物业公司已经给付保洁公司的前两期服务费，保洁公司不需向物业公司返还相应保洁服务费。因为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服务质量或人数不足的问题，依据合同约定，物业公司应及时向保洁公司反映相关情况，在支付当期服务费用的时候予以相应核减，而且合同也赋予了物业公司终止合同的权利。物业公司均未采取上述措施，而是在保洁员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按期足额支付了前两期合同款项，表示其认可保洁公司的服务质价相符，并接受保洁员人数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业主方不存在欠缴保洁费的情况，也进一步证实了保洁服务质量。物业公司表示前两期足额支付保洁费的原因系保洁公司未向其报备保洁员材料导致其不了解保洁人员人数及物业公司原经营团队对相关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督管理，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就保洁员材料报备问题，此确系保洁公司的合同义务，但是物业公司亦有相关监管人员长期与保洁公司对接，报备材料并非其了解保洁员人数的唯一途径，在平时的工作中核实保洁人员人数对物业公司来讲可以做到；就经营团队利益输送的理由，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即使存在该种情形亦可通过其他途径追回相应资产。关于利息的诉讼请求，鉴于物业公司并非恶意欠费，且保洁公司在保洁员人数配置、保洁员登记备案方面存在违约情形，保洁公司在物业公司迟延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故对保洁公司主张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剩余保洁服务费215040元及2019年1月份保洁服务费64000元，合计279040元；二、驳回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6532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306元（已交纳）；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522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2664元，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2308元，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之日起七日内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刘 喆审 判 员  郑宇昕人民陪审员  娄志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法官 助理  王 飞书 记 员  李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