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2民终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叶文庆，男，汉族，1961年11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福，北京嘉维泰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文喜，系叶文庆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亚花，女，汉族，1939年4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瑾，女，汉族，1966年10月16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俊，男，汉族，1969年3月24日出生，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安绪，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冬莉，福建志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乃琛，自然情况不详。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金玲，自然情况不详。 上诉人叶文庆因与被上诉人林亚花、吴瑾、吴俊、吴乃琛、吴金玲物权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7）闽0203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文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明福、叶文喜，被上诉人林亚花、吴瑾、吴俊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安绪、薛冬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文庆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思明厦门市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闽0203民初第303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应原告林亚花、吴瑾、吴俊的申请追加了二个原告吴乃琛、吴金玲，但原告林亚花、吴瑾、吴俊故意不提供追加的二原告的地址，一审法院即公告送达传票，侵犯了二原告或其后裔的诉讼权利。二、一审所认定现在上诉人所有的讼争房屋——××是原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8月11日颁布的所有权证所载明权利人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屋是错误的。1、原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8月11日颁布的所有权证所载明权利人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屋的物权已在1959年的厦门强台风后被消灭。2、××房屋不是原苏厝街39号的房屋，原苏厝街39号就是苏厝街39-3号房屋，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被上诉人于2007年5月21日诉蔡红毛、高俊越、高淑惠房屋确权纠纷一案的判决书【（2007）思民初字第3038号】已有明确的查证。3、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原苏厝街39号土地现有5个门牌号，有五位业主，均可以申请办理权属登记。三、一审法院认定现××就是1970年被政府代管的原苏厝街39号房屋、1980年10月25日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原苏厝街39号房屋的“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的退管房屋，与事实严重不符。1、一审判决书查明：该房屋1970年被政府代管，1980年10月厦门市革委会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一份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载明该房屋从1980年10月取消代管，退还产权，由业主吴添赐自行管理。1980年10月取消代管的该房屋就是原苏厝街39号房屋，即代管范围不包括上诉人所有的××房屋。2、1980年10月25日原苏厝街39号房屋被退管，退管范围不包括上诉人所有的××房屋。3、上诉人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屋（即苏厝街××号）是1959年以后上诉人父母租用国有土地并经建设部门批准在国有土地上自建而成的，符合依法取得物权的法律规定，从未属于托管房屋的范围，也完全不可能属于退管给被上诉人的房屋。4、被上诉人提交的2004年11月1日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吴超杰要求退还其父吴添赐房屋的调查报告》已明确陈清妹占地约30平方米的翻建房屋（××房屋），有建设部门的建造执照，目前也不宜确权。5、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2007）思民初字第3038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确认1980年10月25日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局颁发的原苏厝街39号房屋的“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的退管房屋就是现苏厝街39-3号。四、一审法院故意不提被上诉人已于2007年5月14日就原苏厝街39号房屋的确权起诉蔡红毛和高淑惠并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7）思民初字第3038号】民事判决书取得原苏厝街39号房屋（现苏厝街39-3号房屋）产权（厦国土房证第00646044-1号），并故意混淆原苏厝街39号房屋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不是同一标的的事实。五、一审认为“陈清妹取得厦门市建设局颁发建造执照的时间晚于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颁发时间，即上述房屋已退还原业主吴添赐的情形下陈清妹再进行建造，显然不能因此认定陈清妹或叶文庆等取得该房屋的无权。”是完全错误的，颠倒黑白，故意混淆二个房屋不是同一个标的的事实，有利用司法权帮助被上诉人非法取得他人房屋产权之嫌疑。1、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所有的××房屋是一审判决书【（2017）闽0203民初7300号】所叙述的本院所认为的内容“上述房屋已退还原业主吴添赐”的上述房屋（即原苏厝街39号房屋）。2、上诉人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屋有合法建造手续，系基于合法建造取得的物权，依法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3、上诉人对其在苏厝街39号国有土地上自行建造的房屋享有的物权也得到了政府有权机关的认可，不存在争议。4、自1959年因台风将原苏厝街39号房屋（建筑物）灭失后，长期按政府要求缴纳案涉××房屋的房地产税、公地租、土地使用税、房产登记费，上诉人是××房屋所有人（物权人）。六、一审认定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契约、报纸广告、土地总登记催告书、福建省政府财政厅执照、申请所有权承受的收执书、房产税缴款书等均未经有效证实，事实不清。七、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上诉人所有的××房屋是依法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取得《建造执照》在国有土地上自行建造的房屋，人民法院应依据物权法对上诉人的合法物权进行保护。根据《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本案所涉上诉人所有的××房屋在国有土地上依法经批准自行建造的，该房屋的物权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即房屋建成之时）发生效力，该房屋的所有权即为设立，并不需要遵循一般的物权公示方法即生效力，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适用《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八、退一步讲，假设被上诉人所有的房屋真的被他人侵占，那么被上诉人起诉也已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八、本案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林亚花、吴瑾、吴俊辩称，（2017）闽0203民初730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1、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委员会向权利人吴添赐颁发的所有权证项下房屋包括本案讼争房屋。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一致确认，被上诉人主张确权的讼争房产是苏厝街39号（四至：左邻苏厝街39号之三、右邻苏厝街81号、前邻苏厝街39-1号、后邻苏厝街85号），与上诉人侵占的房产系同一标的。通过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房地产权利登记证，内附福建省政府财政厅执照及思明县厦门市月字区第一五二号平面平面图，该权利登记证所附平面图明确了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屋的四至，讼争房屋四至在该平面图内。被上诉人提交的所有权证（明确记载面积：叁分五厘叁毫（备注：0.353亩即235.33平方米）。上述证据均明确证明了讼争房屋的权利人系吴添赐。2、讼争房屋从未倒塌，被上诉人的维修加建行为不构成物权的设立或者变更。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的《修理执照》仅能证明其对讼争房产进行维修及加建，（2007）思民初字第303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倒塌的房屋是39-3号房屋，不是讼争房屋。3、吴添赐购置的苏厝街39号房屋因历史原因，部分面积已被确权，并导致出现苏厝街39号门牌有多处的情况，但不影响被上诉人对讼争房屋主张确权。4、门牌号的设置不影响被上诉人主张讼争房屋确权。双方已经在一审庭审中明确了讼争房屋与上诉人侵占的房屋是同一标的。门牌号的设置与产权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而门牌的设置目的在于设置标准地名标志，与不动产权权属确认没有任何的关联，讼争房产也不因门牌号的变化改变其权属。5、本案未过诉讼时效。被上诉人基于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向上诉人主张确权及返还，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抗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6、据物权法的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被上诉人因本案讼争房产的归属发生争议而提起的确认之诉，系平等主体间物权确认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林亚花、吴瑾、吴俊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房屋（二层，建筑面积60平方米）为林亚花、吴瑾、吴俊、吴乃琛、吴金玲所有；2.叶文庆立即将侵占的苏厝街39号房屋（左接苏厝街39号之三，后临苏厝街85号，前为苏厝街39-1号，右靠苏厝街81号）返还给林亚花、吴瑾、吴俊、吴乃琛、吴金玲。事实和理由：苏厝街39号房屋系原告祖父吴添赐（于1985年去世）于1944年5月向谢振昌购买。讼争房屋1970年被房管部门接管，1980年10月，原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房产管理局向吴添赐发出《落实房屋管理政策通知书》，决定从1980年10月起取消代管，退还讼争房屋产权。吴添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将讼争房屋出租给陈清妹（已去世），但陈清妹长期未支付租金。林亚花、吴瑾、吴俊系吴添赐的合法继承人，讼争房产是吴添赐的遗产。叶文庆是陈清妹的合法继承人，长期侵占讼争房产拒不搬离，故提出如上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添赐与郑秀金系夫妻关系，吴添赐于1985年死亡，郑秀金于2002年4月21日死亡，二人生育一子吴超杰。林亚花系吴超杰配偶，二人生育三名子女，分别为吴瑾、吴俊、吴苹，吴超杰于2012年8月28日死亡，吴苹于2015年7月3日死亡。吴添赐于印尼还生育吴乃琛、吴金玲两名子女。 叶文庆系陈清妹之子，陈清妹于1995年4月死亡。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8月11日颁发的所有权证载明的内容为：苏厝街39号房屋的权利人为吴添赐，于1944年5月11日向谢振昌等购买，房屋面积为三分五厘三毫等。该房屋曾于1970年7月1日被政府代管。1980年10月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局颁发一份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载明该房屋从1980年10月起取消代管，退还产权，由业主吴添赐自行管理。吴添赐还于上世纪50年代缴纳了7笔该房屋的地产税。 另查明，陈清妹曾因苏厝街39号房屋的修理、建造事宜向厦门市建设局分别申请修理执照和建造执照。厦门市建设局因此分别于1966年12月16日和1980年11月25日颁发修理执照（工程期限1966年12月16日-1967年2月30日）和建造执照（工程期限1980年11月24日-1981年2月30日），其中修理执照中申请人栏载明陈清妹，业主栏为空白；建造执照申请人栏和业主栏均载明陈清妹，工程范围为底层翻建30平方米，加建第二层面积30平方米，共施工面积60平方米。叶金在（再）缴纳了该房屋1967年至1999年的土地使用税等。审理中，叶文庆陈述，叶金在（再）系其父亲。 2011年2月10日，叶文臻、叶文喜、叶文辉、叶文庆出具一份声明书内容包括：叶文臻、叶文喜、叶文辉、叶文庆系苏厝街39号房屋有权人陈清妹（已故）的法定继承人，因该房屋经鉴定为危房，需向有关部门办理翻改建手续。今后若有他人因该翻建行为提出异议而产生的任何纠纷，由声明人负责处理。厦门市思明区公证处于2011年3月4日以（2011）厦思证内字第146号公证书对该声明书进行了公证。 2011年12月16日，叶文臻、叶文喜、叶文辉出具一份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载明该三人放弃对苏厝街39号房屋的继承权。 还查明，苏厝街39号房屋现由叶文庆使用。苏厝街39号之三房屋登记在吴超杰、吴乃琛、吴金玲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政府管理部门分别于1956年8月11日和1980年10月就苏厝街39号房屋颁发的所有权证和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均载明该房屋的权利人（业主）为吴添赐，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形下，可以认定吴添赐系上述房屋的权利人。林亚花等原告作为吴添赐的继承人请求确认上述房屋所有权的主张可以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陈清妹虽然曾因该房屋的修理、建造事宜向厦门市建设局申请修理执照和建造执照，但上述执照的颁发主体厦门市建设局并非不动产物权的登记确认机关。而且上述建造执照颁发的时间晚于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颁发的时间，即在上述房屋已退还原业主吴添赐的情形下陈清妹再进行建造，显然不能因此认定陈清妹或叶文庆等取得该房屋的物权。综上所述，林亚花等原告作为上述房屋的权利人，要求该房屋的使用人叶文庆返还房屋的请求亦可支持，一审法院亦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址于厦门市思明区房屋（二层，建筑面积60平方米）为林亚花、吴瑾、吴俊、吴乃琛、吴金玲所有；二、叶文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址于厦门市思明区的房屋（左接苏厝街39号之三，后临苏厝街85号，前为苏厝街39-1号，右靠苏厝街81号）返还给林亚花、吴瑾、吴俊、吴乃琛、吴金玲。 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叶文庆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以下证据：1、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拟证明苏厝街39号已经分为39-1到39-5，和本案讼争房屋不是同一标的，上诉人可依据现有文件办理产权证书。林亚花、吴瑾、吴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双方在一审中已确认39-5与讼争房产为同一标的，同时证明叶文庆因未取得合法的文件，无法办理产权手续。2、三份《公证书》，拟证明讼争房屋在1957年厦门强台风中倒塌。林亚花、吴瑾、吴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公证书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且该公证书是（2017）思民初字第3038号一案中提交的证据，该案判决书认定倒塌房屋为苏厝街39-3号房屋，与本案讼争房屋无关。3、《证明》，拟证明苏厝街39号变更为39-1至39-5，讼争房屋为39-5.林亚花、吴瑾、吴俊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门牌核准的主管部门为民政局，不是社区居委会，叶文庆提交的《修理执照》《建造执照》均体现使用房屋为苏厝街39号,且门牌设置为了标注地名，与房产权属无关。 对当事人二审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叶文庆提供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公证书》及《证明》，其真实性应予认可，但《公证书》相当于证人证言，对房产状态及物权归属仍需结合本案相关书面证据等综合予以认定。 2018年4月16日，厦门市仁社区居委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叶文喜，男，1956年7月13日，身份证号3502031956××××××××，现户籍地苏厝街39号，该户民政门牌为××。特此证明 2018年9月18日，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叶文庆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中载明：一、信访人主要诉求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二、调查核实的情况。经查，××尚未办理权证。据你所述，你所诉求的房屋××与已取得权证的苏厝街39-1号等房屋情况完全一样，但经查档：苏厝街39-1号等均持有厦门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关于同意补办租用本市土地的通知》及相应的红线图和建造执照等办理权证。你提供的信访材料未提供××相关的土地证明材料。三、处理意见你应提供××相关的土地证明材料及建造执照先办理地籍调查、房地产测绘后，根据不动产登记《办事指南》要求，提交相关的申请材料，申请不动产权属登记。 林亚花、吴瑾、吴俊对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无异议，叶文庆对除了认定讼争房屋权利人为吴添赐之外的内容无异议，本院对除叶文庆提出异议以外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于一审阶段举证一份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信访投诉中心于2004年11月1日出具的《关于吴超杰要求退还其父吴添赐房屋的调查报告》，上诉人以未加盖骑缝章为由不认可该份证据，但并未否认调查报告尾部加盖的“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信访投诉中心”公章的真实性，且援引该份调查报告中关于讼争房产不宜确权的处理意见作为其抗辩主张。因此，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份调查报告载明：一、苏厝街39号房屋的由来该处房屋系吴添赐（1985年去世）于1944年5月从印尼寄钱回厦门委托其母亲向谢振昌购买，吴添赐当年购买的是地上权，持有原国民党厦门市市长张道时签署的详藏所有权证。1953年，原厦门市财政局向吴添赐发放财地丙字第1351号房地产所有权登记证，该证记载宅地面积0.353亩（235.33㎡），建筑物种类为砖造平房。1957年，原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处向吴添赐发出他丙字129号厦门市房地产他项权利证。该证记载苏厝街39号房屋用地面积0.353亩（235.33㎡）。1970年7月，该处房屋被原厦门市革命委员会建设局以有关房产对私改造的名义接管。1980年10月，原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房地产管理局向吴添赐及代理人吴珊瑚（吴添赐的妹妹，1980年去世）发出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从1980年10月起取消代管，退还苏厝街39号产权，并要求补交174.34元的房屋维修费。……二、苏厝街39号房屋的现状吴添赐1936年初到印尼做生意，1944年购置的苏厝街39号房屋，是委托其妹妹吴珊瑚代理。吴珊瑚代理期间，将房屋出租给蔡红毛、吴源成、叶能贵、陈清妹和陈阿銮五个住户。1981年12月12日，蔡红毛持发文（81）厦城建规字第072号用地通知书及相应红线图、建造字第81086号建设执照申请产权登记。经审查，发给厦地房证第00022049号权证。确权宗地面积9.2㎡、建筑面积9.2㎡。1988年3月14日，吴源成持发文（82）厦城规字第020号关于同意补办租用本市苏厝街39号用地面积32.80㎡的用地批复及相应红线图、建造字第82026号建造执照、修建字第94088号修建执照申请产权登记。经审查，发给思字第004386号权证。确权宗地面积32.90㎡、建筑面积二层合计72.14㎡。1988年3月29日，叶能贵持发文（81）厦城建规字第072号关于同意补办租用本市苏厝街39号用地面积29㎡的用地批复及相应红线图、建造字第81086号建造执照申请产权登记。经审查，发给思字08731号权证。确权宗地面积30.93㎡、建筑面积二层合计61.86㎡。1980年11月25日，厦门市建设局向陈清妹（已去世）发放了建造执照，底层翻建30㎡、加建第二层面积30㎡、总计60㎡，但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根据1977年10月31日原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实测房屋平面图测算，除上述四户外，苏厝街39号还剩余房屋约70㎡（以最后测量为准）。其中约38㎡是蔡红毛居住，另32㎡为陈清銮（已去世）的丈夫高俊越和女儿高淑惠一家居住。根蔡红毛和高淑惠介绍，这两处住房，在1959年台风中屋顶被掀翻，墙倒塌，他们进行了维修。1970年，原房管局托管后，曾于1972年翻建，1980年退管。在此期间，他们曾向房管部门交纳租金。退管后，没有交租金，但一直交土地使用税。三、处理意见1、鉴于蔡红毛、吴源成、叶能贵三户持有城建、规划部门发给的用地批复及相应红线图和建造执照，且原房地产管理局已经确权且发给产权证书，目前不宜重新确权。2、陈清妹占地约30㎡的翻建房屋，有建设部门的建造执照，目前也不宜确权。3、蔡红毛占地约38㎡和陈阿銮丈夫高俊越居住的建筑面积为32㎡翻建房没有建设部门的建设执照，可以确权给吴添赐，请您尽快办理有关产权继承公证手续。 叶文庆于二审庭审中主张因错过了80年的“双登”政策而一直未办理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应否追加吴乃琛、吴金玲为共同原告；2、苏厝街39-3房屋是否为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产的一部分；3、上诉人能否因合法建造及修理行为取得讼争房屋产权。 关于一审法院应否追加吴乃琛、吴金玲为共同原告，（2006）厦证内字第1548号《继承权公证书》确认了吴乃琛、吴金玲同为吴添赐、郑秀金夫妇的遗产继承人，依法享有财产继承权。本案所涉房屋的权属认定与吴添赐继承人权益直接关联，吴乃琛、吴金玲应当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根据民法权利承继原则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林亚花、吴瑾、吴俊的申请，追加吴乃琛、吴金玲作为共同原告，并无不当。 关于苏厝街39-3房屋是否为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产的一部分。本院认为，本案涉及城市私人房屋占有制的改造及取消房产代管、退还产权等房管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应结合各方证据及相应的政策文件，综合予以评判。鉴于：1、1956年8月11日福建省厦门市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所有权证载明苏厝街39号房产面积为叁分五厘三豪，房屋权利人为吴添赐，该份证据与此后厦门市革命委员会建设局于1970年7月10日发出的《房产对私改造接管通知单》载明的接管房产情况以及1980年10月发出的《落实房管政策通知书》列明的业主、代理人及房屋情况等均相吻合，据此可确定苏厝街39号房产系吴添赐所有，被政府接管后又予以退还。2、陈清妹于1980年10月22日向房管所提交的《翻旧加建房屋申请书》及厦门市建设局出具的修理执照、建造执照均列明讼争房屋地址为苏厝街39号，该房屋地址与前述文件及所有权证载明地址完全一致。3、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信访投诉中心出具的《关于吴超杰要求退还其父吴添赐房屋的调查报告》在查阅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对苏厝街39号房屋的由来、现状等作了详细调查及论证，确认了苏厝街39号房屋分别出租给包括陈清妹等五位住户，其中即包括本案讼争房屋和蔡红毛和高俊越租住的厦门市思明区之三房屋，上诉人及案外人骆细寿、方文寿等出具的公证声明书可予以佐证。4、被上诉人作为吴添赐的继承人有权就苏厝街39号房屋分别向不同的承租人主张权益。（2007）思民初字第3038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厦门市思明区苏厝街道39号之三房屋为吴超杰、吴乃琛、吴金玲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原苏厝街39号房屋仅包括苏厝街道39号之三房屋，更不能反向推定本案讼争房屋并非苏厝街39号房产的一部分。5、民政部门对城市居民楼房、单位等设置的门牌号出于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需要，不具有物权确认效力。且厦门市仁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侧面印证了民政门牌××与户籍地苏厝街39号具有同一性，讼争房屋极有可能是苏厝街39号房屋的一部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苏厝街39-3房屋为吴添赐所有的苏厝街39号房产的一部分，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上诉人能否因合法建造及修理行为取得讼争房屋产权，本院认为：1、陈清妹在讼争房屋已被退回给原业主吴添赐之后才进行建造，即便在居住该房屋期间因倒塌进行翻建，仅能视为对房屋的维护，不能因此认定陈清妹或上诉人取得房屋产权。2、上诉人主张可比照已取得权证的苏厝街39-1号等房屋情况确认产权所有，但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载明因上诉人未按规定提交相关的土地证明材料，不具备直接确认讼争房屋产权的可能性。3、即便如上诉人主张的80年的“双登”政策可确认房屋权属，但该政策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再按照原来政策处理本案物权纠纷已不符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同时，由于本案属于物权纠纷，诉讼时效的抗辩仅限于债权请求权，上诉人关于本案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应予以采纳。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林亚花等作为讼争房产权利人有权要求使用人返还讼争房产，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叶文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2219元，由叶文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 林 审判员 洪培花 审判员 陈 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范亲敏 附页 本案所适用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