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6民终3766号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11号。负责人：贾国军，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河南威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胡风翠，女，1980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新明，男，198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严高峰，男，198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焦作市全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河南省焦作市示范区丰收东路3888号。法定代表人：周家鹏，该公司经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风翠、刘新明、吴高峰、焦作市全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顺运输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法院（2019）鄂0607民初23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不服一审判决金额32850元；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已经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本案中被上诉人刘新明初次领取驾驶证时间为2005年，但其增驾为A证之后仍然存在一年的实习期。之所以增驾需要通过必要的考核，是由于驾驶人增驾后所驾驶车辆危险程度增加，在相关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鉴定认定只需要一次实习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上诉人与投保人订立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五项中，将“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作为责任免除事项，上诉人在一审已经提交了由投保人委托人签名的投保单，证明上诉人已经对免责内容向投保人履行了充分的提示义务和明确的告知义务，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仍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错误。2.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胡风翠主张的租车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上诉人只赔偿直接损失，不应判决上诉人承担租车费用赔偿责任。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胡风翠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新明、严高峰辩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全顺物流公司未予答辩。胡风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赔偿医疗费235.44元、误工费300元合计535.44元；2.被告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刘新明、全顺运输公司赔偿修车损失12091元、停车费300元、租车损失8000元，合计20391元，先由被告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刘新明、全顺运输公司赔偿。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3月24日，严高峰将其购买的豫Ｈ×××××号江淮牌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骏昌牌重型仓棚式半挂车登记在全顺运输公司名下，并与全顺运输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挂户经营协议书》，约定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车辆产权属严高峰，挂靠在全顺运输公司名下运营，由全顺运输公司代为办理车辆一切手续，严高峰应按时交纳管理费2000元/年等费用。双方同时约定严高峰在车辆运输途中出现的货损、货差、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等均由严高峰负责全部的经济损失，严高峰对外与他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本协议挂户车辆时，应以严高峰个人名义签订，本协议生效后，车辆三年内不准转出本公司。2018年3月14日，严高峰以全顺运输公司名义为豫Ｈ×××××号江淮牌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从2018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3月18日止。并投保了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机动车辆商业综合保险，其中重型半挂牵引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100万元，重型仓棚式半挂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5万元，保险期间从2018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3月18日止，均投保了不计免赔。2018年7月17日11时05分许，刘新明持A2驾驶证驾驶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行至217省道襄州区古驿镇吕镇村路段，与胡风翠驾驶的鄂Ｆ×××××凯迪拉克牌小汽车发生碰撞，致胡风翠受伤，两车受损。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事故认定，认定刘新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胡风翠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因胡风翠处于怀孕期间，当天到襄阳第一人民医院进行B超检查，共支出医疗费235.40元。事故发生后，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委托人寿保险襄阳支公司定损。胡风翠于2018年7月21日将事故车辆送至襄阳恒信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2018年8月1日，襄阳人寿财保支公司出具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定损结论是材料费28691元，工时费3400元，残值扣除1241元，总计工料费30850元。2018年8月1日，胡风翠从襄阳恒信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车并进行结算，结算单显示应付材料费28317元，工时费3773元，合计32091元。胡风翠支付维修费32091元后4S店开具了总额32091元的发票。一审法院另查明，2018年7月17日，胡风翠与襄阳襄州区徐艳平汽车租赁行签订一份《汽车租赁合同》，租赁汽车租赁行的鄂Ｆ×××××号大众宝来小汽车作为替代交通工具，租赁时间从2017年7月17日至2018年8月1日止，共支付租金8000元。2018年7月18日，刘新明向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交纳20000元，交警大队开具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并注明是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交通事故预交款。严高峰称该款是其实际垫付，胡风翠也认可该款已经通过交警大队转交给胡风翠本人。刘新明驾驶证载明，其初次领证日期为2005年6月6日，准驾车型A2，增驾A2实习期至2019年4月19日，期间记6分以上未满12分的，实习期延长一年，实习期结束后30日内参加考试。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刘新明为严高峰提供劳务，在驾驶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致胡风翠受伤、两车受损，依法应由接受劳务的严高峰承担侵权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新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胡风翠在此事故中无责任，在诉辩双方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该事故认定书的认定意见，确认该事故责任所造成的损失由严高峰全部承担。豫Ｈ×××××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豫Ｈ×××××号重型仓棚式半挂车挂靠在从事道路交通经营活动的全顺运输公司名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依法应由严高峰、全顺运输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胡风翠的合理损失，其医疗费235.40元属孕期B超检查，在出现意外事故后胡风翠为保证胎儿安全做检查确有必要，对该损失一审予以确认。胡风翠主张误工费300元，因胡风翠陈述其从2017年7月17日就租车开始工作，说明交通事故对其工作影响不大，胡风翠也没有提供相应扣发工资的证据，故误工费一审不予确认。停车费300元如前所述，一审不予确认。维修车辆损失32091元，一审仅确认扣减残值1241元后的损失计30850元。租车损失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因胡风翠车辆受损，其在维修期间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应予认定。但胡风翠主张8000元确实过高，不符合襄阳本地行情，综合考虑胡风翠原有车辆品牌，再考虑到胡风翠处于孕期需要较好的交通工具作为保障等因素，一审酌情认定其租车费用为4000元，其余损失由胡风翠自理。上述损失合计35085.40元，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仍有不足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增驾A2实习期商业三者险是否免责。案涉车辆的驾驶司机刘新明初次领证日期为2005年6月6日，事故发生时其处于增驾A2的实习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该规定确定的实习期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且没有明确规定增驾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而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将“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驾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作为实习期，并规定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但公安部的上述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在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实习期”规定不一致从而对相关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并进而导致对商业保险合同相应免责条款理解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进行解释，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理解，保险条款确定的实习期不包括增驾A2的实习期。另外，保险公司应当就该条款相关慨念及整体含义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而不能径行以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为由仅履行提示义务而免除其说明义务。虽然庭审后，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又补充了相关证据（河南东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文某的委托书、文某签名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并主张保险公司在投保单、保险条款中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投保人已经以签字、盖章的形式予以确认，应认定保险公司履行了提示义务。庭审中，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仅提供了保险条款,即使从事后补充的证据来看，文某属河南东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没有证明与投保人有何关联，不能证实其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义务。如前所述，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也没有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慨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尤其是涉及到“实习期”理解不一致情况下没有尽到解释说明义务。故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不能免除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综上，胡风翠医疗费235.40元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予以赔偿。车辆维修费30850元、租车费用4000元，应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赔偿2000元，不足部分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因保险赔偿已能满足胡风翠的各项损失，故严高峰、全顺运输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胡风翠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一审予以支持。严高峰主张其垫付的费用一并处理，但庭审查明，严高峰主张的20000元是刘新明垫付，虽然刘新明也提交答辩状陈述该20000元是严高峰以刘新明的名义向交警队交纳的，但因刘新明没有到庭，此节尚未核实。为避免损害刘新明的合法权益，严高峰的主张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严高峰或者刘新明可在胡风翠获得赔偿后另行主张。四被告的辩称意见，一审已作出处理，在此不再赘述。因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辩称保险条款约定该公司不负责赔偿案件受理费，该辩称意见具有合同依据，故应由侵权人严高峰、全顺运输公司共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胡风翠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35085.40元，其中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2235.40元，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32850元；二、驳回原告胡风翠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0元，由原告胡风翠负担70元，被告严高峰、全顺运输公司共同负担340元。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上诉理由之外的其他事实，双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本院作如下评述：关于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提出涉案车辆驾驶人刘新明增驾实习期内驾驶半挂牵引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将实习期内牵引挂车作为商业三者险免责事项，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限额范围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12个月为实习期”、“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结合上述规定内容分析，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险人仅需作出提示，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公安部规章，未达到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层级，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主张将公安部规章中关于“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的内容作为商业三者险的免责事项，仍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本案中，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将“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客运车辆或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作为商业三者险免责条款，对于该免责条款中的“实习期”是否包括“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同时，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办理本案半挂牵引车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投保时，已向全顺运输公司、吴高峰送达了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也未举证证明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免责条款不发生法律效力。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主张刘新明在增驾实习期内发生交通事故，商业三者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提出胡风翠租车费用属于间接损失，保险人仅赔偿直接损失，商业三者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未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结合本案事实分析，胡风翠一审提交了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租车费用增值税发票，主张交通事故造成其车辆受损维修，因日常用车需要其租赁鄂Ｆ×××××号大众宝来小汽车作为替代交通工具，自2017年7月17日至2018年8月1日共支付租金8000元，上述证据证实胡风翠因本案交通事故造成替代性交通工具的支出损失。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虽主张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下列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致使任何单位或个人停业、停驶、停电、停水、停气、停产、通讯或网络中断、电压变化、数据丢失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各种间接损失”，不承担胡风翠替代性交通工具即租车费用损失，但该免责条款仅为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并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该免责条款未明确不负责赔偿的间接损失中已包括了替代性交通工具支出费用，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对免责条款已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提出不承担胡风翠租车费用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人寿保险郑州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 星审判员 曹 勇审判员 江 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陈文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