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25刑初741号公诉机关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戴吉强，曾用名代吉强，男，1961年8月20日出生于，汉族，大学本科毕业，案发前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主任，户籍所在地固始县，住固始县。因涉嫌贪污犯罪，2019年7月12日被固始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经固始县人民检察院决定，2019年8月22日被固始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30日被逮捕。辩护人马洪海，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闫治才，男，1964年3月10日出生于，汉族，大学专科毕业，案发前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副主任，住固始县。因涉嫌贪污犯罪，2019年8月16日被固始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经固始县人民检察院决定，2019年8月22日被固始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30日被逮捕。辩护人曾维晶，河南蓼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熊大春，男，1966年11月8日出生于，汉族，大学专科毕业，案发前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副主任，户籍所在地固始县，住固始县。因涉嫌贪污犯罪，2019年7月12日被固始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经固始县人民检察院决定，2019年8月22日被固始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30日被逮捕。辩护人杨强，河南振蓼律师事务所律师。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察院以固检二部刑诉（2019）2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犯贪污罪，于2019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固始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宋喜东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吉强及其辩护人马洪海、被告人熊大春及其辩护人杨强、被告人闫治才及其辩护人曾维晶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固始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8年，在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与张某2经营的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肖某经营的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图书印刷出版和图书采购业务过程中，任该室主任的被告人戴吉强和任该室副主任的被告人熊大春、闫治才经过商量后，通过让上述公司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财政资金186.8万元。2012年至2018年期间，三人利用职务之便，从中贪污61.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2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2．2013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3．2014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4．2015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6.6万元，每人分得12.2万元。5．2016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6.6万元，每人分得2.2万元。6．2017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万元，每人分得1万元。7．2018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万元，每人分得1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戴吉强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及事实没有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本案定罪定性无异议；被告人戴吉强经电话通知到案，在留置期间交待主要犯罪事实系投案自首；贪污数额应认定为40.6万元；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在留置期间积极退赔国家损失；系初犯、偶犯，无前科，身体患有多种疾病，再犯罪可能性极小，建议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熊大春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及事实没有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熊大春应认定为自首，熊大春自案发后真诚悔过，其家属已退缴了全部赃款，案发前表现良好，虽已构成犯罪，共同犯罪金额已达60余万元，但个人实际所得为20.6万元，建议在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闫治才对起诉书指控罪名及事实没有异议，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本案定罪定性无异议；被告人闫治才系自首，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系初犯，建议对其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8年，在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与张某2经营的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肖某经营的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图书印刷出版和图书采购业务过程中，任该室主任的被告人戴吉强和任该室副主任的被告人熊大春、闫治才经过商量后，通过让上述公司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财政资金186.8万元。2012年至2018年期间，三人利用职务之便，从中贪污61.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2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2．2013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3．2014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4.2万元，每人分得1.4万元。4．2015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6.6万元，每人分得12.2万元。5．2016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6.6万元，每人分得2.2万元。6．2017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万元，每人分得1万元。7．2018年年底，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采取侵吞的手段，贪污公款3万元，每人分得1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书证（一）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证实本案立案情况及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二）户籍证明，证实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的身份信息。（三）前科查询证明，证实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无前科。（四）中共固始县委委员会通知、中共固始县委组织部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戴吉强2002年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主任；熊大春2002年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副主任；闫治才2006年任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副主任。（五）从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取的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采购图书的相关资料，证实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从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采购图书情况、签订合同情况、付款情况。（六）从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提取的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采购图书的相关资料，证实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从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采购图书情况、签订合同情况、付款情况。（七）从固始县财政中心、固始县采购办提取的固始县史志办支出情况表及相关帐据、文件，证实固始县史志办2010年至2018年期间在图书印刷、采购过程中的财政支出情况。（八）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据增值税发票，证实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2012年5月至2018年12月为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开具增值税发票共计26张176.14万元。（九）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开据增值税发票、固始县财政中心财政授权支付凭证、史志研究室预拨款项支出结报单，证实2010年至2018年财政支付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在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印书款133.92万元。（十）肖某出具的计算单，证实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从2010年到2018年以“稿酬名义”从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拿走64.8万元。（根据言词证据，计算单上的4万元应为4.6万元，2.5万元应为5.5万元，总数应为68.4万元）（十一）刘某出具的计算单、笔记本记录复印件、取款记录，证实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退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的钱款数额为：2012年46.8万元的票退13万元，2014年13.84万元和12万元的票退17.34万元，2015年14.8万元的票退10.85万元，2016年15.2214万元的票退14万元、28.92万元的三张票退18.32万元，2017年31.33万元的票退6.5万元，2018年年鉴退6.4万元。（以上仅有退款的计算，不包括开票未实际收款的；《固始改革开放40年》没有计算，《固始年鉴（2018）》计算6.4万元，根据言词证据共认定10万元）（十二）张某2银行卡交易明细、熊大春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张某22013年1月28日转账给熊大春4万元，转账给戴煜7万元；2013年2月5日转账给熊大春2万元。2017年1月17日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转账给熊大春10万元。（十三）固始县史志办采购图书及支付印刷费情况统计表（固始县监察委员会根据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统计），证实2010年至2018年对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支出金额133.92万元，套取68.4万元；2012年至2018年对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河南方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支出金额176.2914万元，套取118.4万元。（十四）差旅报销单、出差通知单、郑州金运河商务酒店(与富驿酒店连锁)、河南龙祥宾馆、河南山河宾馆、河南饭店、世纪快捷酒店、中原区康源鑫地快捷酒店等开据税务发票，证实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等人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因印刷业务和会议多次去往郑州。（十五）熊大春农业银行流水、车辆通行发票、张某1支付宝账单，证实2015年12月26日熊大春到信阳拿回现金10万元，并于当日16点49分下高速后，在中国农业银行分十次存入现金共计97500元，于2016年3月转入张某1账号9万。张某1于2019年通过支付宝归还熊大春9万元。（十六）熊大春农业银行流水，证实熊大春在2016年1月25日给闫治才转款22000元。（十七）戴吉强中国银行流水，证实戴吉强于2015年11月21日将10万元存入中国银行，在2016年7月30日转账支出给赵娟。（十八）史志研究室年终福利发放表，证实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从2012年至2018年分别给予单位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发放年终福利。（十九）固始县史志研究室2009年至今财务现金流水账单，证实县史志研究室从2009年至今每年财物支出情况。（二十）到案经过，证实固始县监察委于2019年7月10日对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主任戴吉强、副主任熊大春初查，7月12日通过电话通知戴吉强、熊大春到固始县监察委接受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戴吉强、熊大春二人如实供述其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2019年8月12日固始县监察委对史志研究室副主任闫治才立案调查，8月16日经口头通知，将闫治才带至监察委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闫治才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二十一）扣押物品清单及交易单据，证实从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家属手中扣押现金61.8万元，每人20.6万元。二、证人证言（一）证人凌某证言，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出纳会计，2013年至2018年每年账外发放的补助标准是在职职工每人4000元，退休工作人员每人600元。2017年至2018年下乡扶贫用我家的私家车，这二年我从熊大春手中总共领过约20000元车费。从熊大春手中领车费的还有单位的陈正中、张某1。另外部分年份我还从熊大春手中领过茶叶费用，每年大约600元。上述补助（钱）的来源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熊大春也没有和我说。（二）证人陈某证言，固始县史志研究室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我是2012年上半年调到史志研究室工作的。我记得每年的年底，单位会计凌某都会发放一些钱。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因为临时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单位同意给我报销的有车费约12000元及零星支出约3000元，共计约15000元。这笔钱是2018年年底的一天副主任熊大春给我的。（三）证人朱某证言，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我2016年到史志研究室工作以来，参与过《固始年鉴》的编写，2015年的年鉴做了少量的审稿、校对工作；2017年参与编写2016年的年鉴，同时也进行了审稿、校对工作，参与的人有张某1、凌某和我，这些工作是我们职责内的日常工作内容，没有领取过额外的津贴、补助或报酬。（四）证人张某1证言，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工作人员，2016年3月，我向熊大春借钱9万元，加上以前欠他的1万元，合计10万元，约定年利息7000元。这9万元我和他一起去农行办的，他先在柜台把10万元定期取出来，再转给我9万元。2017年他开车碰人了，从我手拿走1万元，2018年4月他开车撞了别人的车，我给他垫了1万元修车费，2018年9月我用支付宝转了8万元给他。我分别在2016年底、2017年底、2018年初累计付给的利息21000元。我把他钱还清后，他说我多付了半年利息，要退给我，我没有要。（五）证人祝某证言，几年前的一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戴吉强带回10万元，让我和他一块到中国银行存的定期。他说是从郑州拿回来的钱，在单位小金库里，给单位职工发福利没有发完，他们班子成员商量后每人分了10万元。他以前也说过，单位年轻人多，工作很辛苦，班子成员想着给他们发点福利。这个钱拿回来随即就存了，后来我女儿戴煜的朋友赵娟要借钱，就借给赵娟了，之后赵娟直接还给戴煜了。2017年县委巡查组对史志研究室巡查之后，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在我家商量一些事情，我不方便听，就在附近鹅块店安排的伙食。2017年年底的一天晚上，闫治才打电话与戴吉强吵起来了，我问咋回事，他说闫治才要他安排人去肖某那里拿几万块钱回来发福利，他没同意。2018年年底，戴吉强从郑州回来之后心情不太高兴，他说闫治才太不像话，和他一块去郑州，非要把买书的钱从肖某那里拿回来，他坚决不同意，闫治才和他吵起来了。（六）证人张某2的证言，2010年前后，我公司业务员在固始县开会认识了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主任戴吉强，之后我们公司一直承担固始县史志研究室的年鉴印刷业务，同时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也从我们公司购买图书。熊大春经常和戴吉强一块来我们公司，他们单位其他人也有到我们公司的情况，但是我都不认识。在每次的印刷业务过程中，戴吉强都会主动要求我们多开发票，之后我再把多开发票套出来的钱交给戴吉强和熊大春。我记得是在2011年的时候，戴吉强到我公司来谈年鉴出版印刷的事，他提出年鉴数量、规格、质量等要求，我们公司会计刘某大致计算出印刷出版等全部费用，并将费用报给他。在开票的时候，他提出在实际印刷出版总费用的基础上多开一部分金额的发票，多报销出来的钱再交还给他。之后每年都是他先告诉我开具发票金额，并与我公司签订合同，等财政资金报销出来后，他再来和我公司结算。每次都是戴吉强安排我依据他提供的金额开具发票，他也会问一下出版印刷的总费用情况，我也会和他说一下总费用情况，等到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把钱打给我们公司后，我们扣除我们公司实际应得的钱数，再扣除税款，多出来的金额就是戴吉强让我们公司帮他多开的。多出来的钱，基本上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交给他的，给现金一般是在农历年底，戴吉强和熊大春到郑州来，然后戴吉强和我电话联系，他们直接来我公司，在办公室里直接将现金交给戴吉强和熊大春，也有戴吉强到郑州后，我们把钱送到他住处的情况。每次交给戴吉强的钱数具体金额，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算出本次印刷的各项成本，再去掉多开部分发票的税，剩下的数字就是应该给戴吉强他们的钱数。史志研究室是政府单位，开支要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他就通过我们公司多开发票，然后报销，从而达到将多报销部分再拿回去由其支配。我通过我个人的银行卡向戴吉强或熊大春提供给我的账户上转过款，转给戴煜70000元，转给熊大春一笔40000元和一笔20000元。这130000元是2012年虚开发票余下的。（出示从中国交通银行调取的郑州方志印务公司收到固始县财政支付中心360000元的交易记录）我现在分辨不清这款具体对应哪些印刷业务。我可以肯定这是印刷业务款，因为在2012年之前我公司只和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有业务。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每年在我们公司实际印刷出版固始年鉴是400本，不是合同中约定的1000本。每年固始年鉴印刷合同数量和实际印刷出版数量都是戴吉强安排我的，我估计他是想把合同金额定高点，以便于他从财政多要钱。2017年1月份我公司从对公账户转款100000元给熊大春，这是2016年虚开发票套出来的钱。《固始年鉴2018》这套书还没有印刷出版完成，戴吉强说他快要退休了，想先把钱拿回去，因为每年印刷费用基本固定，我就把虚开发票套出来的钱直接交给他了。2018年印刷出版《固始改革开放40年》，戴吉强安排我公司虚开发票套出来50000元。2018年年底，戴吉强到郑州出差，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钱送到他住的河南宾馆，我和刘某一起送去的。《固始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公司开具146700元的发票，固始县财政支付中心分两笔将钱支付给了我们。戴吉强安排我们公司提前开的这146700元发票中有虚开的部分，后期戴吉强直接找我从我公司里拿了50000元，《固始改革开放40年》一书现在还没有实际印刷，印刷费用也没有实际与戴吉强结算。2013年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在我们公司印刷过《固始年鉴2013》和《固始地理沿革考校补》这两套书，合计开票金额218000元，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实际支付给我们公司的68000元钱，这68000元钱还包含虚开发票部分的税。（七）证人刘某证言，戴吉强每年都会告诉我们当年印刷书籍的财政预算金额，让我们先按照预算金额开具发票、签订合同。发票报销之后，财政支付中心把款打到我公司账户。书籍全部印刷完成后，戴吉强会电话联系要求我们公司结算实际费用，多报销的那部分钱再由张某2或我交给戴吉强。去年年底，戴吉强来郑州开会住在河南宾馆，我和张某2把印刷《固始改革开放40年》的制作费中的50000元送给他了，这次就见到戴吉强一个人。《固始改革开放40年》还没印刷完成，没有具体核算，就是先给他这些钱，等书印刷结束了，再具体结算。给戴吉强钱的时候，熊大春一般都在场。《固始年鉴2018》还没有实际印刷，多开发票的余款7万多元退回戴吉强他们。我们公司在2013年1月份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出具的证明，说明我公司在2012年为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固始县志等书籍花费46.8万元的组成部分，包括2012年年鉴的印刷费用，固始县志（一届）、固始县志（1987--2003）含手提袋等费用。实际印刷固始县志（1987--2003）的费用根本用不了46.8万元。戴吉强、熊大春说他们史志研究室编纂县志的过程中产生有费用，要求以稿费名义给他们单位解决6万元。政府拨付的46.8万元到我们公司账上后，公司经理张某2分两次转账给熊大春6万元，往戴吉强女儿戴煜的银行卡内转了7万元。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开据10.5万元2012年年鉴印刷发票和3万元县志档案盒印刷发票后，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没有支付业务款了，这两笔业务需要支付的钱都已经包含在46.8万元的县志印刷费用里面付过了。2013年《固始年鉴2013》开票12.6万元、《固始地理沿革考校补》9.2万元，熊大春在2014年4月17日给我公司转来6.8万元，除此之外没有收过其他钱。2014年《固始年鉴2014》开具的发票金额13.84万元；购买的资料书（地方志）开具发票的金额12万，约17.34万元以现金形式退给了戴吉强和熊大春。2015年我们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固始年鉴2015》，开具的发票金额14.8万元，约10.85万元以现金形式退给了戴吉强和熊大春。2016年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没有实际采购图书，我们应戴吉强、熊大春要求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提供了152214元的购书合同和发票，扣除相应税款后余款140000元。《固始年鉴2016》、《固始年鉴2001》、《增订固始县水利章程图说》的余款183200元。在2016年年底时以现金退给戴吉强、熊大春约223200元，在2017年1月17日从公司账户转账10万元给熊大春。2017年底固始县财政支付中心将《固始年鉴2017》的印刷费用138500元和《固始县水利纪实》的印刷费用134800元打入我公司账户，加上2014年购书预留的4万元，一共是313300元，在2017年底的时候，我公司以现金形式退给戴吉强、熊大春约65000元。我2018年12月20日从交通银行取的是64000元。通过回忆，这个64000元实际上是为印刷《固始年鉴2018》应该退回的钱，我取出来之后和张某2送到河南饭店的。上一次讲是《固始改革开放40年》的制作费中的50000元送给他的是错误的。（八）证人俞某证言，2018年年底的一天，刘某有事，让我把她事先准备好的装有现金的档案袋交给戴吉强。我送到我们公司东边的富驿宾馆，在戴吉强的房间门口交给戴吉强的，我没有进房间。我感觉至少在5万元以上。（九）证人肖某证言，郑州永乐图文科技有限公司的是我个人2006年8月份注册成立的独资公司。2007年前后，我认识了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主任戴吉强，之后我们公司帮助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出版了一部分书籍，同时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也从我公司购买过图书。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与我们公司发生印刷业务的过程中，戴吉强主任以稿酬的名义从我们公司拿回去过钱。一般都是在发生业务的年底，戴吉强、熊大春或者闫治才来我们公司进行结算，我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把他们要的钱给他们，钱都交给熊大春。2010年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在我们公司印刷《固始移民史简编》，这本书发票开了96000元，实际印刷费用50000元是我公司应该得的钱，这50000元是熊大春通过银行转账给我个人银行卡的，有46000元是多开发票套出来的钱，按戴吉强的安排就留在了固始。2011年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固始地方文物与人物简编》、《固始年鉴2010》、《固始近现代史简编》上下册，一共开具了250000元的发票。我公司实际应得的印刷费用是13万元，钱是经熊大春转给我的。2011年12月印刷的《固始方言与民俗简编》这本书的印刷费用是熊大春直接用现金付给我的，时间大约在2011年底，地点是郑州经五路66号院内（原河南出版大厦院内），熊大春付给我实际印刷费用款3万元。2012年我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固始方言与民间谚语简编》。《固始民俗与民间故事简编》这本书发票开了5万元，但是没有实际印刷，《固始方言与民间谚语简编》没有开票，6万发票上的名称开的是《固始方言与民俗简编》。2012年《固始方言与民俗简编》和《固始民俗与民间故事简编》的发票金额分别是6万元和5万元，合计11万元，2012年当年我实际收到了5.5万元的印刷费用，钱是熊大春通过邮政银行转账给我的。2014年印刷有《中共固始县历史》（第二卷）、《建国后固始文献资料选编》，2015年印刷有《中国共产党固始县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固始县历史第二卷》。2014年两种书的发票金额分别是66400元和87000元，2015年两种书的发票金额分别是145800元和212000元。《中共固始县历史》（第二卷）是《中国共产党固始县历史第二卷》评审样书，两种书发票金额合计278400元，钱是固始县财政支付中心把款打入我公司账户后，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戴吉强、熊大春拿回去约15万块钱。《建国后固始文献资料选编》发票金额是87000元，戴吉强、熊大春拿回去有50000元；《中国共产党固始县历史第一卷》发票金额是145800元，戴吉强、熊大春拿回去钱有8万元，这是再版印刷不需要另付书号费。2014年2015年这两年的业务都搅在一块，分不出每次拿钱对应的业务，这两年拿回去的钱有28万元左右。这些钱有的是戴吉强、熊大春来郑州拿回去的，也有我去信阳或固始办事顺便带给戴吉强他们的。2014或2015年底我去固始或信阳时，有一次带去有10万以上的钱给戴吉强或熊大春。2016年我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开具了11.6万元的发票，但采购书至今没有供应完毕。2017年我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建国后固始文献资料汇编》，开具发票的金额是9.6万元，2018年我公司给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印刷《安山记忆—一个人的地方志》，开具的发票金额是10.5万元。以上三笔业务，固始县史志研究室戴吉强、熊大春分三次拿回去的钱，分别是3万的、4.8万的和5万的，一共是12.8万元。我回忆其中的一次3万元是戴吉强电话里提前与我沟通过，然后是熊大春一个人来拿的钱。2019年1月份戴吉强打电话让我去他住的宾馆里，戴吉强、闫治才和我一块算账，我上次笔录中说熊大春也在场，是我记错了，现在我想起来了，熊大春当时不在场，算账的过程中为了算账的事我给熊大春打过一次电话。闫治才当时要把2016至2018年发生三笔业务结余在我公司的7万多元全都拿回去，戴吉强没有同意。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戴吉强的供述和辩解，在郑州方志公司与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业务往来过程中，戴吉强于2012年提出让方志公司在开发票多开一部分，钱拿回去作为稿酬。2012年支付给方志公司46.8万元，方志公司往熊大春银行卡存入6万元，往其女儿戴煜的银行卡存入7万元，另外又多开了13.5万元的发票；2013年《固始年鉴2013》、《固始地理沿革考校补》开发票21.8万元，拿回15万元；2014年支付方志公司12万元购书款，预留了4万元作为购书使用，拿回8万元；2014年《固始年鉴2014》开发票13.84万元，印刷时将1000册减少为400册，余款拿回；2015年《固始年鉴2015》开发票14.8万元，拿回10万元左右；2016年虚开152214元的发票，扣除开发票的税款后，拿回14万元；2016年《固始年鉴2016》、《增订固始县水利章程图说》、补印《固始年鉴2001》拿回不到20万；2017年《固始年鉴2017》、《固始水利纪实》及采购图书支付的钱款加上此前预留的4万元购书款共31.33万元，拿回6.5万元；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拿回5万元，由张某2、刘某、俞某三人当中的两个人送到河南饭店；方志公司的，来到其住的房间把5万元现金交给戴吉强；《固始年鉴2018》拿回10万元，跟刘某联系后由俞某送到富驿时尚酒店。郑州永乐图文公司大概在2010年左右与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发生业务往来，戴吉强以需要开支稿费、审校费为名让该公司多开发票，余款拿回。大约在2015年年底，肖某回信阳办事，带来10余万元，戴吉强、熊大春坐车到信阳拿回。2016年至2018年，从永乐公司拿钱三次，一笔3万元是熊大春一个人去拿的，一笔4.8万的是戴吉强、熊大春、凌某、张某1四人乘凌某驾驶的私车去郑州办事顺便拿的，原本是5万元，被肖某抽调2000元作为午餐费，还有一笔5万元的。通过上述方式套取的钱款是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商量决定的，所套取的钱款除用于发放职工、退休人员年终福利及单位部分支出外，三人每人每年私分1万余元至2万余元不等，其中2017年、2018年每人1万元。私分上述钱款是熊大春、闫治才提议，戴吉强同意的。2015年下半年，戴吉强从郑州拿回一笔10万元或者10万余元的款，因当年拿回钱多，熊大春、闫治才当中有人提出每人分10万元，戴吉强同意。戴的10万元从这笔钱中先得，拿回后存入银行，后借给其女儿戴煜的朋友赵娟，赵娟使用后归还给戴煜，熊大春、闫治才的10万元到年终兑现。2018年农历年底，闫治才跟随戴吉强去郑州时，提出把结余在永乐公司的7万余元全部拿回，戴不同意，闫治才与其争吵；2017年底，其提出三人不再分钱，熊大春、闫治才都不同意，还发生了争吵，闫治才为了分钱的事还在夜晚打电话跟戴吉强争吵，后戴跟肖某联系，让熊大春去永乐公司拿回3万元，每人分1万元。2017年底，因县巡查发生问题，三人在我家中把所记的账目烧掉，之后三人到旁边鹅块店一块吃饭。（二）被告人熊大春的供述和辩解，固始县史志研究室在方志公司印刷《固始县志》和《固始年鉴2012》，财政支付46.8万元，方志公司转账支付给熊大春6万元，另外又多开13.5万元发票，报销款在我保管；2013年《固始年鉴2013》、《固始地理沿革考校补》共开发票21.8万元，实际支付6.8万元，余款15万元在我保管；2014年共支付给方志公司25.84万元，预留4万元购书款，拿回约17万元；2015年《固始年鉴（2015）》开具了14.8万元的发票，签订1000册，实际印刷400册，余款拿回，2015年年底将2014年和2015年应得款27万余元钱全部拿回；2016年虚开15.2214万元购书发票，拿回约14万元；2016年《固始年鉴2016》、《增订固始县水利章程图说》、补印《固始年鉴2001》，共拿回约17万元，其中有10万元在2017年1月份转账支付给我；2017年《固始年鉴（2017）》、《固始水利纪实》，应拿回约19万元，与预留的4万元一块购买了16万元图书，扣除税款后拿回6万余元；2018年《固始年鉴2018》目前还没有实际印刷出版，《固始改革开放40年》还没有印刷出版，2018年安排方志公司虚开了一部分发票，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拿回10万余元，熊大春当时在下乡扶贫，款由戴吉强交给熊大春。固始县史志研究室与永乐公司发生业务大概在2010年前后。永乐公司扣除实际印刷费用和多开发票的税款后，余款退回。2012年开发票11万元，但《固始民俗与民间故事简编》未印刷，实际支付5.5万元；2016年至2018年，拿回12.8万元，其中一笔3万元是2017年年底熊大春去永乐公司找肖某拿的，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各分1万元，一笔5万元是肖某在富驿宾馆交给戴吉强和熊大春的，一笔4.8万元是戴吉强、熊大春、凌某、张某1一块乘凌某的私车去郑州出差，肖某拿出5万元后抽掉2000元作为午餐费。肖某到信阳带过十几万元，是戴吉强和熊大春到信阳拿回的。熊大春2014年年底去方志公司拿11万元，在建行金水支行存入个人账户，2015年1月21日转存10万元定期，直到2016年3月21日才开始取出来用。虚开发票套取财政资金是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共同商量的，所套取的钱款除用于发放单位职工、退休人员年终福利及单位部分开支外，三人还从中私分，其中2012年至2014年每人每年1.4万元，2015年至2016年每人每年2.2万元，2015年每人另私分10万元，2017年至2018年每人每年1万元。每人分1.4万元、2.2万元是戴吉强提出来的，熊大春和闫治才表示同意。2017年年底，戴吉强提出领导班子不分了，熊大春和闫治才不同意，戴吉强才答应每人1万元，熊大春去永乐公司拿了3万元。2015年下半年戴吉强从方志公司拿回来有10万余元，三人商量，闫治才说账外不能放这么多钱，不知谁提出来每人分10万元，三人都同意，戴吉强从这次拿的钱中拿走10万元，熊大春、闫治才的10万元是年底兑现的。熊大春的10万元借给张某1，张某1于2018年规还，并支付利息。因县委巡查发现问题，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于2017年底年底在戴吉强家将熊大春记的账烧掉，烧完账后一块到戴吉强家对面鹅块店吃饭，祝某在场。（三）被告人闫治才的供述和辩解，从郑州两家印务公司拿回来的钱是虚开发票套出来的财政资金，大项支出经过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研究。戴吉强提出从印刷图书中套点钱出来给大家谋点福利，熊大春、闫治才同意。2012年至2014年三人每人每年分1.4万元，2015年、2016年每人每年分2.2万元，2017年、2018年每人每年分1万元，以上都戴吉强提出意见，熊大春、闫治才同意。2017年年底每人分的1万元是戴吉强打电话给肖某后熊大春去郑州拿的3万元。2018年年底每人分的1万元用的是戴吉强和闫治才从方志公司拿回的5万元。2015年下半年，戴吉强、熊大春从郑州带回来有十几万元钱，戴吉强提议每人分10万元，熊大春、闫治才同意。戴吉强直接从带回的钱中拿10万元，熊大春后来分几次交给闫治才10万元，该款被用于装修房子，原本为装修房子贷的款没有使用。熊大春关于上述收支记的帐在戴吉强家烧掉，烧完账后三个人到戴吉强家旁边的鹅块店吃饭，吃饭时祝某在场。四、搜查笔录（附扣押物品清单），证实2019年7月12日对熊大春、戴吉强办公室进行搜查，分别扣押纸质材料20页、75页。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内容间能够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固始县司法局出具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认为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可适用社区矫正。本院认为，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犯贪污罪的罪名和事实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主动退赃、系初犯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提出三被告人系自首、戴吉强贪污数额应为40.6万元、熊大春贪污数额为20.6万元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戴吉强、熊大春、闫治才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闫治才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已缴纳）。被告人戴吉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已缴纳）。被告人熊大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已缴纳）。（以上三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 陈 岩审判员 冯 刚审判员 刘康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陈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