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7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1，男，1960年3月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利斌、叶秋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2，女，1955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红、贺鹏宇，山西又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3，女，1963年1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红、贺鹏宇，山西又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4，女，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5，女，1971年5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6，女，1979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原审被告：梁某7，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现住太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利斌、叶秋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黄陵村东大街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石同心，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利，男，该公司职员，住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办事处黄陵社区5-3-1001。上诉人梁某1因与被上诉人梁某2、梁某3、梁某4、梁某5、梁某6、原审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陵公司）、梁某7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晋0105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梁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利斌、叶秋红，被上诉人梁某2、梁某3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红、贺鹏宇，被上诉人梁某4、梁某5、梁某6，原审被告黄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利，原审被告梁某7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覃利斌、叶秋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梁某1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5民初65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将上诉人依《黄陵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获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款认定为梁继秀、沈素斋二人的遗产而进行继承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1、拆迁补偿是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一体补偿,并且主要是对宅基地现实使用权入的宅基地使用权利进行补偿。即使地上建筑物被全部认定为遗产,也只占全部拆迁补偿的一小部分,应当按其建造成本和折旧情况折算补偿金额。根据《黄陵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二)项,拆迁补偿范围为“根据已核定的宅基地使用证证载面积或其他有效证明所确认的面积为准进行补偿”;第(三)项,拆迁补偿标准为“按证载面积即每分地补偿现金130万元整”,“补偿现金110万元、奖励金20万元”;第(五)项,“上述补偿内容为一次性整体拆迁补偿”,“宅基地范围内的建筑不论层数、房屋面积和地下室,均按核定的宅基地证证载面积为准进行补偿”。以上约定明确了案涉拆迁补偿不是单独对宅基地上建筑物的补偿。即使按照“地随房走”的原则,也应将宅基地上建筑物所占用的具体的宅基地地面面积跟宅基地证载面积进行区分,未附着建筑物的宅基地面积部分当然不存在遗产继承问题,对该部分的拆迁补偿应当首先从本案继承纠纷的遗产范围中区分和剥离出来。而对于附着有建筑物的宅基地面积的补偿款则应先扣除对实际使用权人每分地20万元的拆迁奖励金,之后从剩余款项中区分出对建筑物部分的补偿金额,再确认建筑物中属于遗产的部分所占的比例,最后以此得出可以作为遗产继承的补偿金数额。2、梁某1才是诉争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应当享有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补偿款和拆迁补偿奖励款。上诉人中梁某2、梁某3和基于已故的梁贵朝的继承权而进行转继承的梁羽并非诉争宅基地使用证上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人,梁某4、梁某5二人也于外嫁后不在诉争宅基地上实际居住,而梁继秀、沈素斋老人也于2007年和2012年相继去世。因此,自2012年9月27日至诉争房屋拆迁时是被告梁某1一家长期且实际使用诉争房屋,是该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人和实际拆迁人。3、将诉争宅基地上房屋全部认定为梁继秀、沈素斋夫妇的共同财产与事实不符。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宅基地证上载明的十间房屋系梁某1、梁继秀、沈素斋于1979所盖,因当时被转继承人梁贵朝离家另过,梁某2已出嫁,二人没有对房屋出资、出力。而建房时梁某3、梁某4、梁某5未成年。所以说,只有梁某1对盖房出资、出工、出力,作出了贡献,该房属梁继秀、沈素斋、梁某1共间共有。梁继秀、沈素斋生前与梁某1一家共同对案涉宅基地房屋进行居住使用,梁继秀、沈素斋实际居住使用北房三间,其余房屋由梁某1一家居住、使用和管理。2016年4月6日,梁某1之子梁某7出资对诉争房屋进行了改造,将南房推倒重盖,对院落地面进行了硬化,对其他房屋重新抹灰粉刷并进行了装修。由此可见,原先的南房已不存在,属梁继秀、沈素斋、梁某1共同共有的房屋在拆迁前只有九间。而梁继秀、沈素斋在生前已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情况进行了分配,只有其二人占用的三间北房才可作为遗产继承。二、梁继秀、沈素斋夫妇长期与上诉人共同生活,在观念上更倾向于将身后财产留给儿子,再加上上诉人并无其他居所,还有一个重度脑瘫的孩子需要贴身照料,此次城中村拆迁改造导致其失去房屋,如果将其赖以生存的该笔拆迁补偿款简单的认定为遗产由其他兄妹瓜分,只能使原本有房可居的上诉人居无定所,再加上其年近六旬,没有谋生手段,还要独白照顾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幼子,其生活压力和境况可想而知。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确认遗产范围,合理分割,以充分保障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梁某2、梁某3辩称，一、本案诉争的拆迁补偿款属于梁继秀、沈素斋老人的遗产，包括答辩人在内的法定继承人均依法享有继承的权利。1.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混淆了宅基地使用权人与宅基地使用人，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证书上载明的户主是梁继秀老人，其死亡后，宅基地使用权并不能继承，上诉人仅仅是使用人。结合我国“地随房走”及“房地一体主义”的宅基地使用制度及法律规定，涉案房屋拆迁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人即是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所有权之人，故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也非上诉人。2.根据《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黄陵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方案》第五条规定，拆迁补偿的范围是指宅基地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及附属物的各种费用，并不包括宅基地使用权。虽然实践中宅基地上房屋被拆迁时补偿款均按宅基地面积计算，但只是基于统一标准，防止按房屋面积计算造成村民争相加盖楼房的乱象，导致各户面积的差异造成不平等，并非对宅基地的补偿。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列举的《黄陵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的内容均是对补偿标准的约定，而非对补偿范围的约定。因此，涉案房屋被拆迁，拆迁补偿款即成为遗产。梁继秀、沈素斋老人生前没有立遗嘱，更没有将财产全部留给上诉人梁某1的意愿，本案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包括答辩人在内的法定继承人均享有继承权。二、上诉人梁某1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出资或对涉案房屋翻修重盖，故院落内的全部房屋仍为遗产范围。1.涉案房屋于1981年才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审批，而上诉人梁某1却声称1979年其与两位老人所盖，明显与事实不符。本案的实际情况是上诉人梁某1自1997年离婚后一直居住于河北，并非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且涉案房屋的证件在梁继秀和沈淑斋去世时已转交大女儿梁某2，一直在梁某2手中保管。2016年4月，原审被告梁某7借用在黄陵村委会的职务便利，得知整村拆迁的消息，便将一直在父母家居住的三女儿（梁某4）赶出，扔出全部生活用品，并谋划一系列材料已达到抢占全部拆迁补偿款的目的。2.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梁某1在建设涉案房屋时并未出资或已将涉案房屋翻修重盖，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仅仅证明系对涉案房屋一小部分的临时修缮，一审法院认定院落内的全部房屋仍为遗产范围，依法由各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认定事实正确。三、上诉人梁某1对梁继秀、沈素斋老人两位老人并未尽到赡养义务，不应多分遗产份额。上诉人梁某1自1997年离婚后不务正业，先后四次入狱，第一次假因冒警察骗取外地车辆过路费；第二次因吸毒被市公安局九处抓获；第三次因无证酒驾，肇事逃逸；第四次因盗窃入狱二年半，于2018年6月中旬出狱。上诉人梁某1无固定收入，游手好闲，连自己日常生活都无法保障，日常生活开支全部来源于父母积蓄，兄弟姐妹支持，自顾不暇，更谈不上对两位老人尽到赡养义务。甚至原审被告梁某7结婚时的三金、烟酒、戒指都是由大女儿梁某2、二女儿梁某3及老人沈淑斋出资。至涉案房屋被拆迁时，梁某4为照顾两位老人一直居住于该院落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梁某4辩称，同梁某2、梁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另补充：我一直在涉案的宅院里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我对父母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2016年期间我在外打工，梁某7得到拆迁的消息后，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把我的东西全部扔到街上，不让居住使用。梁某5辩称，同梁某2、梁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梁某6辩称，同梁某2、梁某3的答辩意见一致。黄陵公司辩称，请二审法院依法处理。梁某7辩称，同意梁某1的上诉意见。梁某2、梁某3、梁某4、梁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继承父母亲遗产，请求判决被告梁某1、被告梁某7支付每位原告应得的份额821100元人民币；2.判决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梁某6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梁某1、被告梁某7支付梁贵朝应当继承父母遗产份额821100元，由女儿梁某6转继承；2.判决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依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继修（梁计秀、梁继秀）与沈素斋为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二子四女，分别为长子梁贵朝、次子梁某1、长女梁某2、次女梁某3、三女梁某4、四女梁某5。1978年梁贵朝与王冬梅结婚后育有二女，即本案原告梁某6及梁琦。被告梁某7系被告梁某1之子。梁继修与沈素斋生前批得位于太原市黄陵乡黄陵村大街程家巷7号宅基地一块。1981年6月9日，黄陵大队出具《黄陵大队社员新建房审批表》一张，审批表中写明梁计秀申请盖房5间，地址学校东，东西宽12米，南北长（西边）19.5米，东边21.2米，北至程喜魁，南至太脱，西至学校，东至走道。1981年6月10日，大队意见处写明“经研究同意”并盖有太原市南郊区黄陵公社黄陵大队管理委员会的公章。1987年12月20日的太原市南郊区乡（镇）村宅基地清查发证登记表显示，涉案宅基地户主梁继秀，职业付主任，现住宅一处，建筑面积171.3㎡，实际占地面积0.37亩；家庭成员包括梁继秀（户主）、沈素斋（妻）、梁某1（次子）、耿晋华（次媳）、梁某4（三女）、梁某5（四女）、梁某7（孙）、梁娟（孙女）；宅基地使用现状，建房时间1973年前，东西12m，南北21.07m，面积0.37亩，房屋结构砖木，层数平，间（孔）数10间；宅基地方位大街程家巷7号，南至太脱，东至路，西至学校，北至姜兰花；村委会意见，根据南郊89文件同意发证；乡（镇）政府意见，同意87.11.25，盖有太原市南郊区黄陵乡人民政府土地管理专用章；区政府意见，同意发证1987年12月20日，盖有太原市南郊区土地管理局公章。1987年12月20日，原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颁发编号为10-010205的宅基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使用证登记户主为梁计秀，职业为干部，全家人口8人、宅基地面积长米12m，宽米21.07m，合亩0.37，房屋结构砖木，层次平，间数10，方位东至路西，西至学校，南至太脱厂，北至姜兰花院南，发证机关处写明经审查，符合村镇建房用地管理规定，特发此证，并盖有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的公章，经办人为土地管理员潘守信。1988年元月24日，太原市南郊区黄陵公社黄陵大队出具收据一张，写明今收到梁继秀交来宅基地使用费人民币贰拾玖元陆角?29.60，经手人薛桂花。2007年12月13日，梁继修去世。2012年12月19日，沈素斋去世。梁继修与沈素斋去世时未留遗嘱。2017年12月25日，梁贵朝去世。2017年，根据太原市城中村改造的整体安排，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黄陵社区纳入整村拆迁范围，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拆迁事项。因被告梁某1当时在忻州监狱服刑，被告梁某1于2017年5月13日向被告梁某7出具《委托书》一份，《委托书》中写明“由于本人在忻州监狱服刑，不能自己办理老宅基地拆迁补偿的所有事项，特委托儿子梁某7作为我的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办理相关事宜，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签署的相关文件，我均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为止”。至该房屋被拆迁时，原告梁某4为照顾父母经常居住于该院落内，其他原告并未实际在该院落内居住。该院落系拆迁前被告梁某1在太原市的唯一居所。2018年4月13日，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甲方与被告梁某7为乙方签订《黄陵社区“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协议》一份，该协议显示宅基地使用人姓名梁继秀，宅基地现使用人姓名梁某7，身份证号×××，宅基地面积3.79分地，应领拆迁补偿款1300000元/分地；宅基地证号010-205；东邻路西邻学校南邻太脱北邻姜兰花；补偿标准：以乙方宅基地的证载面积或其他合法有效证明所确认的面积为准，按证载面积即每分地补偿1300000元（补偿现金1100000元、奖励金200000元）；补偿金额：经核定，乙方的合法宅基地面积3.79分，甲方应补偿乙方拆迁补偿金4927000元。协议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签订后，被告梁某1于2018年8月28日领取了上述拆迁款。关于奖励金的性质，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述本案奖励金是针对一分宅基地奖励200000元，如果按时拆迁的村民，还会再分得200000元的奖励。原告与被告一家是市民，所以只有针对宅基地的奖励。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以户为单位取得宅基地，公民死亡时，户内的其他成员仍可继续使用宅基地，但宅基地及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属于可继承的范畴。在该宅基地上有建筑物的前提下，该建筑物可作为遗产继承。本案中，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证书上虽载明户主为梁继秀，但梁继秀已经去世，结合我国“地随房走”及“房地一体主义”的宅基地使用制度及法律规定，涉案房屋拆迁时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人即是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使用权之人。关于宅基地上的房屋，被告梁某1与被告梁某7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建设涉案房屋时进行过出资或涉案房屋已被翻修重盖，从原告方提供的照片仅可以看出涉案宅基地房屋的南房房顶、房屋的外立面及院落空地被翻新过，故院落内的全部房屋仍为遗产范围。鉴于梁继秀、沈素斋生前未立遗嘱，遗产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长子梁贵朝、次子梁某1、长女梁某2、次女梁某3、三女梁某4、四女梁某5均有继承房屋的权利。继承人梁贵朝已去世，其份额应由其继承人王冬梅、原告梁某6及梁琦转继承。王冬梅、梁琦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放弃继承的份额归由原告梁某6享有。故涉案五原告有权对拆迁涉案房屋及相应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获得拆迁利益。关于拆迁款的分配，原则上应等额均分，但考虑到被告梁某1无其他固定居所，可视为其经济较为困难，本院酌情被告梁某1适当多得相应份额。本院酌情确定由原告梁某2、原告梁某3、原告梁某4、原告梁某5与原告梁某6各分得700000元，被告梁某1分得1427000元。被告梁某7代理被告梁某1与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且拆迁款项实际由被告梁某1领取，被告梁某7在本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系继承纠纷，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中主体不适格，且原告要求被告太原黄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依据亦不足。判决：一、被告梁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梁某2、原告梁某3、原告梁某4、原告梁某5、原告梁某6拆迁补偿款每人700000元。二、驳回原告梁某2、原告梁某3、原告梁某4、原告梁某5、原告梁某6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宅院拆迁补偿款是否属于梁继秀、沈素斋的遗产权益。首先，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被继承人梁继修、沈素斋生前于1981年经审批在涉案宅基地上建造了房屋，1987年太原市南郊区人民政府核发了宅基地使用证，该宅基地上附属的房屋属于被继承人梁继修、沈素斋的夫妻共同财产，自其死亡开始即成为遗产；按照我国“地随房走”及“房地一体主义”的宅基地使用制度及法律规定，涉案宅院被拆迁后，由此获得的补偿权益，均属于梁继修、沈素斋的遗产权益。其次，梁某1、梁某7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在修建涉案房屋时进行过出资或涉案房屋已被翻修重盖的事实。第三，鉴于梁继秀、沈素斋生前未立遗嘱，遗产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长子梁贵朝、次子梁某1、长女梁某2、次女梁某3、三女梁某4、四女梁某5均有继承房屋的权利。继承人梁贵朝已去世，其份额应由其继承人王冬梅、梁某6及梁琦转继承。王冬梅、梁琦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放弃继承的份额归由梁某6享有。故涉案五被上诉人有权对拆迁涉案房屋及相应享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获得拆迁利益。第四，关于补偿款的分配，原则上应等额均分，但考虑到梁某1无其他固定居所，可视为其经济较为困难，梁某1可适当多得相应份额。故原审法院酌情认定由梁某2、梁某3、梁某4、梁某5、梁某6各分得700000元，梁某1分得1427000元，并无不当之处。综上所述，梁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908元，由上诉人梁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成志刚审判员 赵四民审判员 李 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张 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