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终202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根强，男，1966年2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长青，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倬尧，河北红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策，男，1953年1月5日出生，汉族，灵丘县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丽，山西永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马根强因与被上诉人刘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灵丘县人民法院（2019）晋0224民初2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马根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长青、张倬尧，被上诉人刘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根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是认定事实错误。发生鸭蛋买卖交易的双方是上诉人经营的华强鸭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经营的金晨公司，而不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两个自然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是代表公司所为的职务行为。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欠被上诉人鸭种蛋款811914.6元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理由有三：其一，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双方发生过交易的事实，不能证实上诉人尚欠其货款。1、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鸭种蛋发货单”虽然名为“发货单”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货单”，而是一张发货情况统计表。但一审法院却将其认定为发货单(见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5行)是错误的。真实的发货单应该是每发货一次，相应产生一张发货单；但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并不是每次实际发货时产生的相应发货单，而是一份对一定时间段内发货情况的统计表。2、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发货情况统计表并不是双方货款给付情况的对账单，更不是上诉人欠下被上诉人货款的欠据；不能作为上诉人欠下被上诉人货款的证据。该“统计表”没有任何“欠款”的意思表示，没有总货款、已付款情况和欠款情况的说明与标注。3、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发货情况统计表(发货单)中“每枚1.9元”的标注并不是上诉人书写，而被上诉人代理人在一审中也不能说明该标注为什么人书写；明显是被上诉人一方未经上诉人同意而后来添加，对上诉人不具约束力。同时，该“发货单”除上诉人签名外，其余内容全部为打印而成，只有“每枚1.9元”为后来添加，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如果该“发货单”为对账单，或者将“每枚1.9元”打印在上面，上诉人是决不会签名的。在去除“每枚1.9元”的内容的情况下，该“发货单”更加符合发货情况统计表的性质，而不是欠据的性质。其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尚欠下被上诉人货款811914.6元的证据不足。虽然上诉人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交易数量不持异议，但被上诉人证实双方交易价格的证据不足。1、关于种蛋的交易价格，如前所述，上诉人对发货单(统计表)中被上诉人一方标注的“每枚1.9元”不予认可，人民法院不应以此作为认定双方之间种蛋交易价格的依据。2、关于鸭蛋(菜蛋)的交易价格，一审法院参照商务部公布的距离大同地区最近的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中心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0月期间的价格认定双方之间鸭蛋的交易价格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明显违背客观事实，依据不足。3、被上诉人提供的“鸭种蛋发货单”(统计表)来看，既然标注出了“种蛋”的价格为“每枚1.9元”(且不论该标注为何人所写，也不论标注是否有效)，为什么不同时也把“鸭蛋”的价格标注出来呢，这一矛盾无法解释。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就价格如何约定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也印证了双方之间基本为现金交易，不再欠货款的事实。其三、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合理解释。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统计表中“自2015年1月26日第5笔至2015年5月29日第21笔交易之间的17笔交易”的重量和数量的数值是相等的，这明显不合理。如果这17笔交易重量和数量对应为同一种商品，则不可能重量与数量的值完全一样；如果这17笔交易重量和数量对应的不是同种一种商品，则也不可能17笔连续的交易的不同商品的重量与数量的值完全一样。2、被上诉人在此次一审中提供的高小春签字确认的笔记本记载的鸭蛋的交易量与原一审中提交的发货单(统计表)不一致。统计表中第1笔至第4笔、第22笔至第37笔交易记载的鸭蛋的交易量与高小春签字是一致的；而其中间第5笔至第21笔鸭蛋的交易量却与高小春的签字笔记本没有对应。3、关于被上诉人提供的“鸭种蛋发货单”(统计表)中“每枚1.9元”,被上诉人先是陈述“为被告马根强所写”，后来又改称“不知道是谁写的”，这一矛盾无法解释。其四、被上诉人的陈述前后矛盾，不合情理。被上诉人在此次一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上诉人给付鸭蛋款439530.2元，称是在第一次起诉后才发现被上诉人尚欠其此款，明显不成立。因为，其此次增加请求的鸭蛋货款的发货统计在第一次起诉时所依据的发货单(统计表)中明确有记载，被上诉人怎么会在第一次起诉时不能发现此货款没有给付呢?三、一审法院判决偏袒被上诉人，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之嫌。1、对于被上诉人这样的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却由地方法院领导批准缓交诉讼费，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书对上诉人一方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除一审判决书和保定凯杰隆羽绒制品有限公司的证明有所提及之外，对北京农大铁骑力士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向被上诉人供给饲料的证明和发票及其他证据都只字没提，也没有对其证明力作出认定。3、一审判决对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辩论意见及代理词中的辩论观点所指出的被上诉人证据所存在的问题，没有进行任何分析认定。一审法官对:①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不能说明“每枚1.9元”是何人所标注；②被上诉人第一次起诉时的发货单(统计表)中明明已经记载了鸭蛋的供货记录却在此次增加诉讼请求时说后来“发现上诉人还欠其鸭蛋款”才增加请求;③被上诉人否认上诉人在2015年6月2日向其转账10万元所存在的道德风险;④原一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主张的北京农大铁骑力士兵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涿州基地关于该公司向原告发送三批鸭饲料由被告支付货款的事实不认可,但在二审中,上诉人就此一事实举出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后,又改称认可该相关事实,只是该鸭饲料抵顶的货款已经包括在其于诉状中自认的已付货款的范围内,等等诸多不合理的事实和矛盾视而不见;对被上诉人不作调查,听之任之。难免让上诉人这远在雄安新区的外乡人,对一审法院的公正性产生怀疑。综上,一审判决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勇于履行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依法改判。刘策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拖欠原告的货款472384.4元；2．被告支付原告从2016年8月起至2017年10月的欠款利息损失，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在诉讼过程中，原告请求增加货款47260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马根强自2014年11月28日开始从原告处（山西省灵丘县养鸭场）购买鸭种蛋和鸭蛋，每次都是由被告派一名叫高小春的司机开车拉走，截止2015年10月3日共计购买鸭种蛋634776枚，后双方对账并确定每枚鸭种蛋的价格是1.9元，共计款人民币1206074.4元。被告以代付鸭饲料款的方式给付原告货款733690元，另向原告名下×××号卡转账100000元，尚欠原告货款372384.4元未付。同时，被告还向原告购买鸭蛋59076斤，价款未付。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对原告向被告马根强出售鸭种蛋和鸭蛋的事实以及出售数量均不持异议，应当认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原告分批向被告提供鸭种蛋共634776枚，被告在标写有鸭种蛋单价和数量的发货单上签字予以确认，该发货单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是双方未约定付款时间，现原告主张被告支付相应货款，被告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支付。关于被告辩解供货单上的单价偏高并在签字时曾经口头提出过的意见，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对被告的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辩解曾经向原告刘策名下的×××号卡打款100000元的意见，经查证该卡确实为原告本人名下银行卡，故该笔款项应在被告应付货款中扣减，即被告拖欠原告的鸭种蛋款应为372384.4元（634776枚×1.9元-733690元-100000元）。原告请求的鸭蛋款的数额，因双方对鸭蛋价格约定不明确，参照商务部公布的距离大同地区最近区域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中心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10月期间的价格数额计算如下：其中2014年11月28日至12月28日购买鸭蛋11370斤，单价15.1元／公斤，价款为85843.5元；2015年1月12日购买鸭蛋5745斤，单价15.5元／公斤，价款为44523.75元；2015年3月5日至5月21日购买鸭蛋16725斤，单价15.1元／公斤，价款为126273.75元；2015年5月29日至7月20日购买鸭蛋12259斤，单价14.7元／公斤，价款为90103.65元；2015年7月28日至10月3日购买鸭蛋12977斤，单价14.3元／公斤，价款为92785.55元，上述总计购买鸭蛋59076斤，价款为439530.2元。关于原告请求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欠款利息的损失，因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又因原告请求支付损失的期间为2016年8月至2017年10月，故应以原告请求的期间为限。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马根强辩称欠原告货款已全部付清的事实，因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故应不予支持。关于被告马根强辩称原、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事实主张，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原、被告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记录显示，原、被告双方的买卖行为是以个人名义进行（包括银行转账汇款），因此，原告刘策以个人名义进行诉讼并无不当，故对被告的该项辩解应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货款以及欠款利息的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马根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刘策鸭种蛋款811914.6元，并以811914.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支付原告从2016年8月1日起至2017年10月31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250元，由被告马根强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应当给付被上诉人货款及利息、数额是多少。本院认为，关于诉讼主体资格，从打款凭证及双方的交易行为可以综合判定本案中鸭种蛋和鸭蛋的买卖行为均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故马根强主张双方诉讼主体不适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被上诉人刘策主张的鸭种蛋的数额，双方对数量634776枚不持异议，但上诉人马根强不认可种蛋的单价。本院认为，上诉人对标有鸭种蛋单价的发货单上的签字“马根强”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发货单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马根强虽对该发货单上的种蛋单价提出异议，但其未举出足以反驳该单价的证据，故本院结合证人程某证言认定种蛋的单价为1.9元／枚。刘策自认马根强已给付其货款733690元，尚欠472384.4元。经查明，除了刘策自认的给付的数额外，马根强另打给刘策100000元，刘策亦未对此上诉，故本院对该100000元予以认定，故一审法院认定马根强尚欠刘策鸭种蛋货款372384.4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上诉人主张其向北京农大铁骑力士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376240元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抵扣的请求，被上诉人辩称该部分款项已包括在被上诉人一审时主张的上诉人已经给付的货款733690元中。因上诉人未举证证明376240元系给付的货款733690元之外的款项，故本院对上诉人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鸭蛋数额，本院认为，双方对鸭蛋数量59076斤均无异议，但对单价没有明确约定，故一审法院参照商务部公布的距离大同地区最近区域石家庄桥西蔬菜郑翔批发市场的单价标准分段计算合理，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利息，一审法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马根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919元，由马根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胜肖审判员 苗建萍审判员 齐立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李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