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民终94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青年路193号。 法定代表人：张震，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君涛，北京市京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青年路217号。 法定代表人：徐全雨，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伟，唐山市丰南区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国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健、魏君涛，宝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丰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冀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宝利公司的诉讼请求；3.诉讼费用由宝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8月17日宝利公司发函给国丰公司主张按2017年6月16日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货款，国丰公司未予答复，且未按合同约定结算货款，造成宝利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至29日停产，计10天。该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显系错误。主要理由是：（一）首先，国丰公司没有收到该发函，无从答复。其次，一方的发函，提出了新的要约邀请，如果对方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就会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如果没有答复，表明双方没有达成合意。再次，在宝利公司8月19日至29日停产期间，国丰公司与宝利公司在2017年8月22日又签订了第三份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中根本没有涉及停产及停产损失问题。在复产后签订的四份补充协议中均未提及停产及停产损失问题。第四，因宝利公司自己的原因停产，却归因于国丰公司不按照合同约定结算货款造成停产，企图谋取不当利益。1．停复产的重大决策，宝利公司可能基于各种原因作出，有市场原因、有资金原因、有亏损原因、有环保原因、有技术原因。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应该有董事会、股东会的内部决策文件、上报政府的请示函，停产公告、告知债权人的函、告知合作方的函等。在本案中，国丰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文件，更没有收到告知停产的函，也没有收到其解除合同的函。2．国丰公司在一审中认为宝利公司提交的为本次诉讼专门准备的专项审计报告【新正专审（2019）第018号】与国丰公司无关，没有申请鉴定。但该报告第四页指出：“……在此期间宝利公司因考虑生产及资金情况，于2017年8月19日被迫停产，检修至2017年8月29日复产”。从以上可以看出：（1）宝利公司是考虑到生产及资金情况，并非国丰公司不结算款项所致。（2）检修一词的使用，表明宝利公司停产的原因是设备检修，检修完毕然后复产。设备检修是正常的流程和工序，宝利公司把正常的停产检修及停产损失归因于毫不知情的国丰公司，并在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从未向国丰公司提出过损失问题。现在国丰公司已经关停，且正在处理资产之际，宝利公司才提出停复产及损失赔偿问题，显系故意挑讼，意欲谋求不当利益。3．国丰公司在合作之初一直扶持宝利公司，给予启动扶持资金4500万元。国丰公司在履约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一直按照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协议履行合同义务。《唐山国丰钢铁公司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合同》）和七份补充协议的签订，表明双方都是按照签订的合同和补充协议平稳、连续、无异议的履行。（二）一审判决认为：国丰公司在签订2016年7月7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8月22日补充协议后又主张自2017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下调钢水价格300元/吨，在双方未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国丰公司未按合同第十条约定期限向宝利公司结算款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与事实不符。1．宝利公司8月19日开始停产，停产后双方在8月22日又签订了新的补充协议。8月19日停产在前，8月22日签订补充协议在后。8月22日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后国丰公司又主张自2017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下调钢水价格300元/吨，显然与停产无关，完全是根据市场行情发出的新的要约，双方在2017年8月30日对铁水价格下调300元/吨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新的补充协议，很显然是宝利公司对国丰公司发出要约的认可和追认。该认可和追认具有溯及力，即自8月1日有效。2．既然自8月1日有效，其结算价格就应当按照新的价格计算，就不存在不按合同第十条约定期限结算款项问题。事实上，在2017年8月17日前，国丰公司已支付宝利公司80130934.21元，8月24日支付2000万、8月29日支付1500万，本期合计共支付115130934.21元，再加上宝利公司处还有国丰公司的扶持资金2000万元，共计1.35亿元。即使在宝利公司8月19日停产前，宝利公司处也有国丰公司的资金1亿多元。何谈因资金紧张而导致停产。另外，由于8月1日起下调300元/吨，41810.81吨的结算价款不是141208549.86元，而只是1200000000元。而根据合同第十条约定货到付83%货款，1.2亿元乘以83%，还不到一亿元，且8月份的款项要到9月15日才能结清。怎么会出现因国丰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而停产呢。另外，本案中，国丰公司多是采用预付款的形式支付款项。3．如果因为国丰公司的原因而停产，8月22日就不会签订新的补充协议，8月30日更不会再签订新的补充协议。 二、一审判决认定宝利公司是在国丰公司监管下运行的结论没有任何依据。国丰公司既不是宝利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托管人，有何资格、能力对宝利公司进行监管。由于国丰公司对宝利公司进行资金扶持，国丰公司对该部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完全是对资金使用安全的一种通行做法。正如银行对其贷款的用途监督一样，不能就得出结论认为银行对其贷款企业进行监管。三、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所依据的唐山市新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不具有客观性，不能作为向国丰公司主张损失赔偿的依据，主要理由是：1.停产是为了正常的设备检修，即使有损失也是由宝利公司自己造成，与国丰公司无关。2.该审计报告是宝利公司专为诉讼单方委托作出，且损失数额是人为测算出来。如果真是国丰公司造成的损失，应当体现在当年的审计报告中，国丰公司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3.该审计报告丧失了客观立场，使用误导性语言，意图使人相信是国丰公司的原因造成宝利公司停产。在一份审计报告中出现停产是被迫的，三份协议是被迫签订的这样丧失客观立场，直接进行是非判断、价值判断的表述，极不严肃和不专业。第四、该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不具备对钢铁行业进行审计的专业技能、专业经验和相关知识，故作出的审计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其中一位会计师是卢金福，显示其职业机构是红家联合，不在出具报告的新正会计事务所执业，其签字不具有效力。综上，国丰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并且为扶持宝利公司生产经营，给予宝利公司4500万扶持资金。该部分中的2000万，直到2018年才付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撤销。4.宝利公司要求国丰公司承担停、复产的损失，没有合同依据。依据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第十二条第2款违约责任的约定，如果国丰公司逾期未支付货款超过45日，宝利公司有权提前终止合同。且不说国丰公司根本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双方早已就货款问题结清。假设存在，宝利公司应该提前终止合同，并主张损失。事实是，双方从未就价格问题发生争议。5.一审法院认定：宝利公司不能向他人销售铁水，只能供应国丰公司。该认定与合同约定不符，与事实不符。按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第十二条第3款违约责任约定，只要宝利公司偿还扶持资金后，其可以向任何厂家供应铁水，并非不能向他人供应铁水。 宝利公司答辩称，一、宝利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停产是由国丰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复产是在国丰公司的要求下复产的。宝利公司为国丰公司专供铁水，所生产的铁水只供应给国丰公司，不能出售给任何第三方。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国丰公司在2017年7月提出下调铁水价格，即将每吨炼制费由200元上调至500元，在宝利公司未同意的情况下，国丰公司违反合同第十条的约定，拒不结算货款，构成违约。而宝利公司停产的原因是由于国丰公司的违约行为导致资金不足以维持正常生产所致。（1）国丰公司自2017年8月1日开始，至宝利公司2017年8月19日停产之日，仅预付宝利公司货款6000万元，而宝利公司供货41810.81吨，货款总额141208549.86元，国丰公司违约。（2）宝利公司为国丰公司生产铁水，原料即钢坯需要宝利公司现金支付，工人工资、电费、水费等均需要开支，钢铁企业现金周转最大，国丰公司是明知的，国丰公司预付的货款不足以使宝利公司在将近一个月内的时间维持正常生产，尽管如此，宝利公司仍尽最大努力供产国丰公司铁水至2017年8月19日。（3）国丰公司在与宝利公司签订供应铁水合同之前，也租赁过唐山顺兴钢铁有限公司的设备生产过铁水供自己使用。国丰公司非常清楚生产设备的现状。顺兴钢铁属于停产多年的僵尸企业，设备老化陈旧，需要大量资金维护设备。宝利公司停产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对设备进行维护检修非常正常，根本不是国丰公司所称“停产原因属于设备检修”。（4）宝利公司复产是在国丰公司多次要求下恢复的，为此复产资金是宝利公司多方筹措的。 二、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2017年8月30日签订补充协议，同意铁水价格下调300元，并不等于宝利公司放弃追究国丰公司的违约责任。（1）补充协议只是对铁水价格的约定，并未改变《采购合同》第十条结算方式的约定，国丰公司在未对铁水价格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未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结算，这一违约事实不能改变，该补充协议约定铁水价格自2017年8月1日执行，恰恰证明了国丰公司的违约事实。（2）宝利公司同意了国丰公司提出的降价要求，并不等于宝利公司放弃追究国丰公司的违约责任。双方在补充协议上没有反映，恰恰证明了双方就国丰公司的违约行为给宝利公司造成的损失未能达成一致的事实。 三、宝利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何来“故意挑讼，意能谋取不当利益”之说。（1）在交易过程中，一方提出降价，对方在未同意情况下，应按原合同继续履行，属于基本常识，也是诚实守信的要求，而在对方未同意的情况下，利用国丰公司的优势地位，采取违反合同约定的方式，逼迫对方同意自己的要求，宝利公司何来诚实守信。在宝利公司依法提起诉讼后，反诬宝利公司“故意挑讼，意欲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国丰公司明显在回避自己的违约行为。（2）宝利公司曾多次向国丰公司主张过权利。就国丰公司违约给宝利公司造成损失的问题，宝利公司曾派人去过国丰公司处，也曾发过函，国丰公司现在一概否认，但宝利公司为此曾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过财产保全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何来宝利公司两年未曾向国丰公司主张权利之说。 四、唐山市新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应该作为本案确定宝利公司损失的证据。（1）该审计报告出具后，宝利公司向国丰公司发出索赔函，同时将该审计报告邮寄给国丰公司，并要求国丰公司三日内答复，逾期视为默认，国丰公司未予答复。（2）本案诉讼过程中，法院庭前组织交换了证据，国丰公司也未对该审计报告提出异议，亦未提交证据否定该审计报告。 五、宝利公司请求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国丰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请求停产复产的损失有法律依据。1.根据双方签订的多份补充协议，除了2017年8月30日，国丰公司逼迫宝利公司要求降价的协议之外，其他协议的签订只是因为钢材市场价格达成。双方合同约定的价格是根据燕钢普碳钢方坯招标出厂价元/吨加运费15元/吨，减245.7元/吨炼制费。因为燕钢普碳钢方坯在不断变化所以双方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达成补充协议。但2017年8月30日完全是由于国丰公司单方强制性的下调300元/吨才形成的。从这些协议进行对比也能够反映出国丰公司强迫宝利公司降价的事实。2.双方达成的《采购合同》，明确约定了宝利公司只能向国丰公司供应铁水，合同第四条约定了出卖人保证加工的铁水全部供应给买受人，而国丰公司在补充的上诉意见却谎称宝利公司可以卖给其他单位，是不符合事实的。本案双方形成的合作业务是国丰公司给宝利公司前期扶持资金，宝利公司对原唐山顺兴钢厂进行租赁以及来料加工，就该厂的设备、工人和所拖欠的各类债务进行统一解决后达到生产条件，生产铁水并全部供应给国丰公司。这也是国丰公司给宝利公司提供扶持资金的原因，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国丰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是有权利进行监管的。在合作过程中，国丰公司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所以国丰公司以拒不支付货款为胁迫来要求降价。宝利公司是没有能力来阻挡的。被迫停产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合理合法。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判。 宝利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国丰公司赔偿宝利公司经济损失37625943.61元及自2017年9月1日至给付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二计算的滞纳金（截止到2019年4月25日为人民币4522637.99元）；2.依法判令国丰公司给付宝利公司为追索损失支付费用163000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国丰公司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5日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外购铁水2100000吨，含税单价2000元/吨，金额4200000000元，税率17%，国丰公司向宝利公司提供45000000元扶持资金，国丰公司有权调阅宝利公司有关文件、账目、经营状况等核查资金使用情况，合同约定宝利公司保证加工的铁水全部供应给国丰公司，该合同还约定了铁水价格、质量、运输交货和结算方法，以及违约责任条款，其中，合同第六条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铁水的价格以燕钢普碳钢方坯招标出厂价元/吨，换成到厂价元/吨，即燕钢普碳钢方坯招标出厂价元/吨加运费15元/吨减245.7元/吨炼制费。每7天定价一次，以补充协议为准”。合同第十条约定：“货到验收合格，买受人每2天向出卖人支付一次货款，货到付83%货款（现汇），双方每月15日前结清上月的所有款项”，合同有效期为2016年5月5日至2019年5月4日。合同履行过程中，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于2016年7月7日至2017年10月9日签订了七份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在原合同基础上的铁水价格，其中，1.2016年7月7日，双方将铁水价格结算方式变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铁水的价格元/吨以唐宋普碳钢方坯出厂平均指数价元/吨换成到厂价元/吨即唐宋普碳钢方坯出厂平均指数价元/吨加运费15元/吨减200元/吨炼制费，每月定价3-5次，以补充协议为准”，约定铁水价格由1629.3元/吨调至1859元/吨，2016年6月30日0点开始执行；2.2017年6月16日双方将铁水价格结算方式变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铁水的价格以唐宋普碳钢方坯出厂平均指数价元/吨换成到厂价元/吨，即唐宋普碳钢方坯平均指数出厂价元/吨加运费15元/吨减249.5元/吨炼制费，每月定价3-5次，以补充协议为准”，约定铁水价格由2832元/吨调至2786.5元/吨，2017年6月15日0点开始执行；3.2017年8月22日约定铁水价格由3141.5元/吨调至3231.5元/吨，2017年8月17日0点开始执行；4.2017年8月30日约定铁水价格由3204.5元/吨调至2963.5元/吨，2017年8月1日0点开始执行，2017年8月30日补充协议记载：“因市场变化，2017年8月1日0点至2017年8月31日24点铁水价格在原定价协议基础上每吨下调300元”；5.2017年9月13日约定铁水价格由3231.5元/吨调至3241.5元/吨，2017年8月24日0点开始执行；6.2017年9月27日约定铁水价格由3195.5元/吨调至3195.5元/吨，2017年9月1日0点开始执行，铁水价格下调300元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10月31日24时；7.2017年10月9日结算方式变更为“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铁水的价格以唐宋普碳钢方坯出厂平均指数价元/吨换成到厂价元/吨，即唐宋普碳钢方坯平均指数出厂价元/吨加运费15元/吨减300元/吨炼制费，每月定价3-5次，以补充协议为准”，铁水价格由2986.5元/吨调至3242元/吨，2017年10月5日0点开始执行。依据宝利公司提交的相关账目证实宝利公司在2017年8月1日至17日，供应国丰公司铁水41810.81吨，按合同约定结算货款141208549.86元，国丰公司在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5日支付宝利公司预付款共计60000000元，2017年8月17日支付6月15日至7月5日尾款20130934.21元。2017年8月17日宝利公司发函给国丰公司主张按2017年6月16日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货款，国丰公司未予答复，且未按合同约定结算货款，造成宝利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至29日停产，计10天，2017年8月30日复产，2019年9月6日达到正常生产水平，计8天。2018年12月25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诉前保全国丰公司财产90000000元，2018年12月27日解除保全，为此宝利公司支付保全费5000元及保全担保费用108000元。宝利公司提交了其委托唐山市新正会计师事务所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新正专审（2019）第018号《审计报告》证实停复产损失为37625943.61元，总损失为84650767.66元，宝利公司支付鉴定费50000元。2019年4月25日宝利公司再次向国丰公司邮寄索赔函主张权利，国丰公司2019年4月26日收到后未回复，宝利公司起诉至本院。 该院认为，本案宝利公司与国丰钢铁对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相关账目均无异议，该院依法应予认定。本案争议焦点是宝利公司停复产损失及责任认定问题。首先，国丰公司是否违约问题,本案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了宝利公司保证加工的铁水全部供应给国丰公司，即宝利公司不能向他人销售铁水，只能供应国丰钢铁；本案合同第六条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铁水的价格以燕钢普碳钢方坯招标出厂价，换成到厂价，即燕钢普碳钢方坯招标出厂价加运费15元/吨减245.7元/吨炼制费。每7天定价一次，以补充协议为准”，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签订了7份补充协议，主要是对合同第六条约定的修改，其他条款未变，仍按原合同执行；合同第十条约定：“货到验收合格，买受人每2天向出卖人支付一次货款，货到付83%货款（现汇），双方每月15日前结清上月的所有款项”，即双方约定了结算方式；国丰公司在签订2016年7月7日、2017年6月16日、2017年8月22日补充协议后又主张自2017年8月1日起至8月31日下调钢水价格300元/吨，在双方未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国丰公司未按合同第十条约定期限向宝利公司结算款项，2017年8月17日宝利公司发函给国丰公司主张按2017年6月16日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货款，国丰公司并未给予答复，由此导致宝利公司于2017年8月19日至29日停产，计10天，2017年8月30日复产，2017年9月6日达到正常生产水平，计8天，本案合同约定了国丰公司有权核查宝利公司相关账目，宝利公司只能向国丰公司供货等条款，国丰公司对宝利公司生产及资金情况应属明知，国丰公司在双方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不按合同第十条约定期限支付货款构成违约，宝利公司、国丰公司双方虽在2017年8月30日对铁水价格下调300元达成一致意见，但国丰公司应承担未按合同第十条约定付款造成宝利公司停复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国丰公司所称是环保停产并未提交相关证据。第二，本案宝利公司向国丰公司发函主张权利，但国丰公司均未予答复，也未向宝利公司提出异议，宝利公司损失的依据是其委托鉴定的审计报告。本案审理期间，国丰公司并未按规定申请重新鉴定或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也未提交相关证据否定宝利公司的鉴定结论，且宝利公司是在国丰公司监管下运行，故该院依法采纳宝利公司提交的鉴定结论确认宝利公司主张的损失数额。第三，本案合同约定了违约责任，当事人产生争议造成停复产损失为2017年8月份，宝利公司主张国丰公司自2017年9月1日起，依照停复产损失数额37625943.61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滞纳金符合当事人双方的约定。第四、宝利公司为解决双方纠纷支付保全费5000元、保全担保费用108000元、鉴定费50000元，合计163000元，均系宝利公司因国丰钢铁违约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国丰公司应予负担。综上所述，国丰公司不按期履行合同第十条约定的付款义务，又无证据否定宝利公司主张的事实，国丰公司应赔偿宝利公司因国丰公司未按双方约定按期给付货款导致宝利公司停复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国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宝利公司37625943.61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二给付滞纳金；二、国丰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给付宝利公司为追索损失支付费用16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3357.91元由国丰公司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采购合同》还约定：出卖人于2016年9月23日前向买受人偿还扶持资金1500万元现汇，于2019年4月3日前分三次向买受人偿还扶持资金3000万元现汇，即2017年9月23日前还款1000万元，2018年4月3日前还款1000万元，2019年4月3日前还款1000万元。如买受人逾期未支付货款，从逾期日起以逾期付款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向出卖人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 2017年8月1日至17日期间，宝利公司供铁水41810.81吨，国丰公司于2017年8月9日、2017年8月15日支付预付款共计60000000元。按合同约定的结算价格计算：货款为141208549.86元，2017年8月19日前应付货款（按83%计）为117203096.38元，欠付款为57203096.38元。按2017年8月30日补充合同约定价格计算：货款为123905150元,2017年8月19日前应付货款（按83%计）为106875204.69元，欠付款为46875204.69元。2017年8月24日、8月29日，国丰公司分别支付货款2000万、1500万元，共计3500万元。 《审计报告》证实：根据宝利公司的生产日报表，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29日为该公司停产期共10天；2017年8月30日至2017年9月6日为复产期共8天；此期间共造成宝利公司减少产量29448.28吨。减少销售收入94853964.07元（详见《2017年停产、复产期减少的铁水产量及销售收入表》）；参照宝利公司7月份铁水成本1943.34元/吨，因停产、复产给宝利公司造成损失：94853964.07元-29448.28吨*1943.34元/吨=37625943.61元。 后附的《2017年停产、复产期减少的铁水产量及销售收入表》记载：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29日停产期减少的产量为23385.3吨，减少的销售额为75459463.88元。2017年8月30日至2017年9月6日为复产期减少的产量为6062.98吨，减少的销售额为19394500.2元。减去成本后，复产期的损失为19394500.2元-6062.98吨*1943.34元/吨=7612608.65元。 国丰公司当庭认可宝利公司于2017年8月18日至19日停产。国丰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的2017年8月17日记账凭证记载：支付宝利公司20130934.21元。摘要：票到付款，6月15日至7月5日铁水票到款。 本院认为，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7份补充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及补充协议均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诉讼过程中，国丰公司对宝利公司提交的送货检斤单明细及检斤单不持异议，且对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的2017年8月1日至8月17日宝利公司共计向国丰公司供铁水41810.81吨的事实，在上诉状中亦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宝利公司在合同履行中停产的原因及天数；2.宝利公司是否存在损失及损失的数额，审计报告能否作为损失的依据；3.国丰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如存在，与宝利公司的所诉的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关于宝利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停产的原因。《采购合同》约定，宝利公司保证生产的铁水全部供应给国丰公司，在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国丰公司也未有证据证明宝利公司向第三人销售过铁水，故可以认定宝利公司的销售收入全部来源于国丰公司。2017年8月1日至8月17日宝利公司共为国丰公司生产铁水41810.81吨，按照《审计报告》认定的生产成本1943.34元/吨计算，宝利公司为生产41810.81吨铁水需要投入资本为81252619.51元。但国丰公司仅支付6000万元，给宝利公司的后续生产确实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即使国丰公司在2017年8月17日支付了20130934.21元，但宝利公司提交的记账凭证证实该款系2017年6月15日至2017年7月5日供货的尾款。本案没有证据证明2017年6月至2017年7月期间不存在资金缺口，故该20130934.21元不能用于弥补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7日期间的资金缺口。在因国丰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导致宝利公司产生数千万元资金缺口的情况下，不能苛求宝利公司必须另寻巨额资金维持专为国丰公司铁水的生产，故一审认定国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结算货款，造成宝利公司停产并无不当，国丰公司所提宝利公司因自己原因停产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虽然国丰公司在合同履行初期曾向宝利公司支付4500万元，但合同明确约定了该扶持资金的返还时间，故该扶持资金不属于货款的性质。同时合同还约定，该扶持资金自支用之日起，全部用于生产经营。2017年8月距合同履行初期已经过去超过1年之久，按照约定，该扶持资金应早已使用。国丰公司并未举证证明该4500万元宝利公司一直没有使用，其主张宝利公司处还有扶持资金3000万元不会导致停产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停、复产的天数问题。宝利公司主张其于2017年8月19日至2017年8月29日被迫停产，国丰公司当庭对停产的事实予以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一审认定停产天数为10天并无不当。国丰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虽否认一审中认可的停产天数，但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国丰公司认可的送货检斤单明细中反映，停产前，每日送货量为2200-2400吨左右，停产10天的送货量除第一天为90.34吨外，其余天数为0吨，可印证宝利公司停产的天数为10天。故对国丰公司推翻一审自认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一审认定复产时间为8天，国丰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且有送货检斤单明细相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关于宝利公司是否存在损失及数额的问题，《审计报告》的核查结果为：因停产、复产给宝利公司造成的损失为37625943.61元。根据《审计报告》后附的《2017年停产、复产期减少的铁水产量及销售收入表》记载：停产期减少的产量为23385.3吨，减少的销售额为75459463.88元。复产期减少的产量为6062.98吨，减少的销售额为19394500.2元。按照《审计报告》所述的停、复产损失计算公式为减少的销售收入减去减少的产量乘以铁水成本1943.34元/吨。根据《审计报告》，可以认定宝利公司因停产复产存在损失，停产期的损失为30003334.96元，复产期的损失为7612608.65元。关于《审计报告》能否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宝利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系宝利公司于诉讼前单方委托作出的，故国丰公司可申请重新鉴定，但国丰公司在一审中明确提出不对损失提出鉴定申请，应视为其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国丰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审计报告》存在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等情形，一审判决将其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并无不当。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国丰公司于2017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7日收到宝利公司41810.81吨铁水，按照合同及相应的补充协议关于价款的约定，总货款为141208549.86元。依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国丰公司应于2017年8月19日前向宝利公司支付83%的货款，付款额为117203096.38元，但其仅于2017年8月15日前支付6000万元，欠付款为57203096.38元，构成违约。国丰公司主张，双方于2017年8月30日达成补充协议，约定自2017年8月1日起，按原补充协议每吨降价300元计算，货款额为123905150元,2017年8月19日前的应付货款额为106875204.69元。但该降价协议签订于2017年8月30日，在该协议未签订前，货款额仍应按照原补充协议的约定执行。故国丰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按照降价300元计算，欠付款为46875204.69元，国丰公司仍未按照合同约定结清货款仍构成违约，故国丰公司上诉主张不构成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国丰公司未按约定付清货款的违约行为，导致宝利公司停产10天。之后国丰公司支付3500万元，并与宝利公司签订新的补充协议后，宝利公司开始复产，复产期为8天。由于宝利公司停产系国丰公司违约导致，故国丰公司应对该违约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宝利公司与国丰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了供货数量及供货周期，但并未约定具体的供货时间与数量，即合同并未约定宝利公司每天必须供应铁水，宝利公司每天必须得到利润，故该10天停产期间的可得利润不属于按照合同约定必然发生的利润，该10天的利润损失不属于国丰公司签订合同时可预见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宝利公司主张停产期间的销售利润损失的赔偿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国丰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由于宝利公司导致停产，复产后必然产生复产期，故复产期不能达到正常生产水平造成的损失，属于国丰公司因违约行为导致的损失，与国丰公司的违约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国丰公司应予以赔偿。合同约定的滞纳金，系针对国丰公司逾期支付货款而约定的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并非针对损失赔偿进行的约定，且约定滞纳金不足以弥补宝利公司的损失。宝利公司在复产后虽与国丰公司签订的数份补充协议上并未涉及损失赔偿问题，但该补充协议均是按照合同约定就合同价款调整问题进行的协商，且其上均没有约定宝利公司放弃损失赔偿，故宝利公司仍有权就损失的赔偿问题主张自己的权利，国丰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宝利公司主张的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用和鉴定费共计163000元，也系国丰钢铁违约给宝利公司造成的损失，国丰公司应予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不当，应予以纠正。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被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损失赔偿款7612608.65元； 驳回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53357.91元，由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负担53357.91元、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3357.9元，由唐山国丰钢铁有限公司负担53357.91元，由被上诉人唐山市丰南区燊升宝利贸易有限公司负担2000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建岳 审判员  苗文全 审判员  苑秀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邢自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