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6民终384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安洲，男，1949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安心，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虞维肖子，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贾荣安，男，1957年7月5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钦洁，襄阳市襄城区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爱发，男，1961年3月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汉东，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樊城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茂福，男，1970年6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圣强，湖北法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安洲因与被上诉人贾荣安、马爱发、马汉东、徐茂福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2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安洲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228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四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暂定50万元；三、改判四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四、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对上诉人住院日期认定错误。上诉人在2017年1月21日还在该医院住院治疗，支付了医药费。至于上诉人一审没有提交出院诊断证明的原因，是上诉人经济困难欠付该医院医疗费，该医院不予出具出院诊断证明所致。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马汉东、徐茂福与涉案水泥厂不存在关系，不承担法律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错误认定马汉东、徐茂福与水泥厂不存在关系。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襄阳环境问题调查处理情况公示（二十）及关于樊城区白湾社区违建举报调查情况的回复可印证，马爱东、马汉东、徐茂福合伙开办水泥制品厂。本案马汉东、徐茂福是污染企业的发起人、出资人，应为该企业的污染负责。2、四被上诉人对该企业的选址违反法律规定，并违反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应承担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述四被上诉人违反法律规定，改变土地性质违法使用土地，将水泥厂建在上诉人数米远的屋后，且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应对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违反环境污染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加重了上诉人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四被上诉人若不能证明其排放的噪声不影响原告神经系统、产生情绪不稳定、抑郁、悲观等精神症状的证据，就不能排除对上诉人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就应依法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刘安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暂定50万元；2、判决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刘安洲系襄阳樊城区柿铺街道办事处梁坡村二组村民。2013年起，马爱发在襄阳市××区××办事处××社区××组租地经营水泥制品厂，该厂与原告的住房一墙之隔。2016年4月，马爱发将该场地租赁给贾荣安进行经营。2016年5月17日，马爱发对该水泥制品厂申请了工商登记，登记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登记名称为“樊城区爱发水泥制品厂”，经营范围为水泥制品加工。2016年9月2日上午11时左右，刘安洲携带农药进入“樊城区爱发水泥制品厂”，之后刘安洲喝下农药并自焚。刘安洲受伤后，被送往襄阳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因伤情过重，当天转入武汉市第三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全身多处火焰烧伤35%Ⅱo-Ⅲo、吸入性损伤、烧伤休克、农药中毒。住院治疗57天，于2016年10月29日出院。出院医疗护理建议：1、创面定期清创换药，拟行手术修复残余创面；2、已愈创面行皮肤护理、祛疤、功能锻炼等康复治疗；3、加强口服营养，定期复查，不适随诊。之后，刘安洲又进行了多次治疗，共计花费医疗费328758.65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11月10日，“樊城区爱发水泥制品厂”注销。该水泥制品厂在生产过程中有噪声、粉尘排放且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原告主张本案四被告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害，应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四被告排放了污染物、原告的具体损害后果、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针对以上三点待证事实，结合原告的举证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原审法院逐一进行评析。一是关于四被告是否存在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根据原告举证的材料，可以证明被告贾荣安及被告马爱发开办水泥制品厂且该水泥制品厂存在排放噪声、粉尘的情况，但不能证明其他被告与该水泥制品厂的关系，故不能认定被告马汉东、徐茂福存在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二是关于原告的具体损害后果，原告已经举证证明原告的具体损害后果为烧伤及农药中毒，且双方对此均无争议，原审法院对原告的损害后果的相关事实予以确认。三是关于被告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原告的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该问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所谓关联性，即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结合本案情况，原告主张四被告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噪声对原告神经系统产生影响，增加自杀倾向，进而原告采取极端行为进行抗议，导致原告农药中毒、自焚烧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对其以上主张，并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噪声对其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进而导致原告采取自杀自残行为。原告以上主张均为推断，且缺乏证据支持，不具备客观事实基础。故原告主张的噪声与原告烧伤、农药中毒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法院对原告上述主张意见不予采纳。综上，原审法院对原告要求四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安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0元（原告已办理免交手续），免予收取。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刘安洲书面申请对其自杀行为与被上诉人排放噪声污染之间是否有关联性进行鉴定。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安洲的自杀行为到底是其在清醒状态下的主观意识，还是其精神方面出现问题后导致的自杀行为，上诉人刘安洲对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上诉人刘安洲在二审开庭中陈述案发以后企业已经停止生产，也就是说，作为鉴定对象的客体已经不存在，无法针对事发时的情况进行采样、取证，失去了鉴定的基础。由于污染源已不存在，上诉人刘安洲申请的关联性鉴定已经不具备鉴定的条件，故本院对上诉人刘安洲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根据上诉人刘安洲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贾荣安、马爱发、马汉东、徐茂福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安洲的出院日期为2016年10月29日是否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马汉东、徐茂福与涉案水泥厂没有关系，未判决其承担责任是否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以及涉案水泥厂的选址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三、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原审法院是否加重了上诉人刘安洲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关于上诉人刘安洲出院时间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审判决依据上诉人刘安洲提交的出院记录、出院诊断证明、出院收费票据认定上诉人刘安洲的出院时间，虽然上诉人刘安洲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上诉人刘安洲2017年1月21日还在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因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原审判决认定的出院时间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安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马汉东、徐茂福与涉案水泥厂有无关联，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涉案水泥厂的选址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刘安洲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涉案水泥厂是由4被上诉人合伙经营，虽然该证据中有反映“该厂由马某某与他人合伙经营”、“刘江涛将该地块转租给白湾社区居民马爱民、马汉东、徐茂福三人拟建楼管厂”的情况，但是不足以证明马爱民、马汉东、徐茂福三人系合伙关系。因合伙关系的认定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有无协议、有无出资、有无进行工商登记、有无参与经营、对合伙期间的收益、债务如何分配等进行认定。上诉人刘安洲仅以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情况公示、回复中的一些表述继而认定4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证据不足，故上诉人刘安洲的此项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水泥厂选址是否违反法律规定的问题。因其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上诉人刘安洲可向相关部门反映，且与本案的审理并无实质的关联，故此项上诉理由与案件争议不具有关联性，对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院认为，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免除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仍需就污染者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及自身遭受污染损害，并且污染者的污染行为与自己的损失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刘安洲在原审提交了一系列证据为证明4被上诉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其遭受污染损害的后果。经审查，上诉人刘安洲提交的一系列襄阳市人民政府的材料中并没有相关部门就噪声污染对4被上诉人进行处罚，亦无存在噪声污染事实的认定，该政府材料仅是对涉案水泥厂拒绝现场检查为由进行行政处罚，并不能证明4被上诉人存在噪声污染的行为。由于受害人的生存环境是否被污染，是认定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必要前提，上诉人刘安洲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生活环境存在噪声污染的事实，且提供损害后果的证据仅是治疗其烧伤的费用，亦无法证实上诉人刘安洲是因噪声污染而造成的损失，故上诉人刘安洲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审法院是否加重上诉人刘安洲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采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上诉人刘安洲在原审虽向法庭提交了学术论著、专家意见等证据，证明4被上诉人的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关联性，但因其提供的证据并不属于证据的种类，且未实质性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性，专家、学者的著作仅为噪声污染对人体有无存在损害发表的学术观点，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审判决以上诉人刘安洲未提供证据证明噪声对其精神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其采取自杀自残行为为由，驳回其诉请并无不当。上诉人刘安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安洲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750元，免予收取。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 勇审判员 柳 莉审判员 江 涛2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