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8民申46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明，男，1960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彦，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梁雄辉，男，1962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霖，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梁文彬，男，196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林霖，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婷，广东鸿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李明因与被申请人梁雄辉、原审第三人梁文彬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8民终2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李明申请再审称：本案一审以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为由，判决不支持李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以李明提交的浩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的汽车报价表传真件、全记拆车场(香港）接收的汽车收据传真件、海运提单传真件、汽车销售明细表、汽车详表、列明未售出汽车的便条上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且……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为由，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不予支持李明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判决都认定李明与梁雄辉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才会都有“所欠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认定，本案一、二审判决显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梁雄辉写给李明的确认书或与李明签订的合同主要有:《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款确认书》、《意向书》、《梁雄辉代销30台汽车详列表》、《汽车销售明细表》；梁文彬交给李明或提交给法庭的书据,或梁文彬与李明签订的合同主要有：《协议书》、《收据》、（2018）粤0803民初252号《民事起诉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上述梁雄辉及梁文彬写给李明具有合同属性的文件，和与李明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二、法院不履行职能、不依法解决民事纠纷。1、梁雄辉举证不能。在梁雄辉于2016年8月11日写给李明的《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款确认书》,及梁雄辉于2016年8月12日与李明签订的《意向书》中，提到梁雄辉在销售汽车中出有部分本金及有部分资金未回笼，退了部分订金，但梁雄辉始终未能向一、二审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两点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笫二条的规定，梁雄辉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说，梁雄辉以上两点主张因无证据证明不能成立，李明和梁雄辉双方也就不存在如一、二审判决所说的“双方在《意向书》、《确认书》中对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情形。2、梁雄辉拒不作最后的结算。（1）梁雄辉于2017年8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延期举证、延期开庭申请书》申请在30天举证期满后再给他15天的举证期限，让他到香港××××等地取证完成举证。之后，梁雄辉又几次口头申请延期举证、延期开庭，及于2018年1月18日再次书面向一审法院申请延期举证、延期开庭，法院每次都批准他的申请。但梁雄辉直至二审作出判决都没有向法庭提交其所主张的“在销售汽车中出有部分本金，有部分资金未回笼，退了部分订金”的证据。（2）梁雄辉在一审2017年10月16日的庭审中否认其在李明的销售汽车中出有本金(见一审法院2017年10月16日开庭笔录第3页第10第11行)。（3）2016年9月17日，李明与梁雄辉相约见面，并就梁雄辉是否出有50万元本金的问题进行交谈,李明否认收到梁雄辉50万元本金，梁雄辉也称这50万元不一定汇给李明。（4）2018年8月29日，一审法院召集梁雄辉和李明双方到庭，就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进行最后的结算。梁雄辉在法庭上否认其欠款及没有进行结算，并当庭拒绝作最后的结算（见当天的庭审笔录)。在二审法院2018年12月29日的庭审上，梁雄辉也否认存在“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和拒绝作最后结算。由此可见，一、二审法院作出“也没有对最后的结算约定具体的时间”的认定是错误的。3、一、二审判决不符合当事人的请求。李明在法庭上再三主张已与梁雄辉进行结算，不存在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问题；而梁雄辉在法庭上再三否认欠债，亦称不存在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问题。也就是说，李明和梁雄辉都否认存在欠款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问题，一、二审法院作出的“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的判决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请求。4、法院不履行职责。依据一、二审判决，李明委托其弟李立尧于2019年2月21日打电话给梁雄辉，要求与梁雄辉见面作最后结算，梁雄辉对李立尧大发雷霆，称要用枪炮来解决双方的债务纠纷。同日，梁雄辉发手机短信给李立尧道歉：“对不起，刚才喝多酒了”。李明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却以“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为由，将该民事纠纷推回给双方当事人自己解决，这是人民法院不履行其“解决民事纠纷”的职责的表现。5、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不同。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803民初482号民事判决以“原、被告双方合伙未进行清算”为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笫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该案原告的诉讼请求。2018年6月19日，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履行法院的职责，作出（2018）08民终894号民事判决，依法对“未清算”的欠款作出认定，并判决还款，最终解决民事纠纷。本案与上述案件情况类似，但二审判决却截然相反。三、法院用无关或关联不大的材料来否定事实。1、李明于1998年12月前交给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是现货交给梁雄辉的，即李明的30台汽车早已停放在越南车场，具体是：1998年4月19日卖留存下1台丰度车，4月30日卖留存下1台佳美车，5月10日卖留存下3台V33车和2台V31车，5月24日卖留存下1台3400车和3台V33车及8台V31车，6月9日卖留存下2台雅阁车和2台V6车，6月20日卖留存下1台太空车和1台里程车及5台3400车。2、香港买车、装运、海运提单等相关凭证与本案无关或关联不大。（1）李明在香港借何人的钱买车，这是李明与香港债权人双方之间的关系。（2）李明在香港与浩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买卖汽车的资金往来车辆报价车辆移交等,这是李明与香港供车商浩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之间的关系。（3）李明与香港全记拆车场（香港）接收汽车的收据和海运提单等，这是李明与香港全记拆车场及船运公司之间的关系。3、二审法院用与本案无关或关联不大的材料否定事实是错误的。二审判决书中罗列的汽车报价传真件、接收汽车的收据传真件、海运提单传真件等，只限于李明与香港浩伟公司全记公司对账，最多佐证李明与香港供车商装运车商发生关系的事实，这些汽车报价接车收据海运提单等传真件（即使是原件），都与李明在越南车场交30台现货汽车给梁雄辉代销这一事实无关。或者说李明的30台汽车不管是从香港还是从日本或从越南购买的，都与本案无关。李明能否向法庭提供30台汽车的出处或来源，都与李明在越南交30台现货汽车给梁雄辉代销这一事实无关，法院不能用汽车来源来推翻或否定梁雄辉在越南车场收到李明30台现货汽车的事实。二审判决用李明提交的浩伟国际有限公司(香港）的汽车报价表传真件、全记拆车场（香港）接收汽车的收据传真件、海运提单传真件来否定李明在越南交30台现货汽车给梁雄辉或说不足以证明李明所主张的事实的判决是错误的。四、李明提交的证据已形成证据链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1、有充分证据证明李明与梁雄辉有代销合同关系。一是梁雄辉于1998年11月与李明结算汽车销售时亲笔写给李明的，有关梁雄辉收到李明汽车车型和数量，梁雄辉代销出去汽车的车型、数量和单价及梁雄辉将汽车款汇回给李明的数额。二是梁雄辉1998年11月与李明结算汽车销售时亲笔写给李明李明的，李明的汽车未卖出留存在梁雄辉手上的30台汽车详情的《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三是梁雄辉于1998年11月与李明结算汽车销售时亲笔填写给李明的，有关梁雄辉代销李明汽车的已卖出汽车和未卖出留存在梁雄辉手上30台汽车的《汽车销售明细表》。四是梁雄辉于2016年8月11日写给李明的《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款的确认书》。五是梁雄辉与李明于2016年8月12日签订的《意向书》。六是梁雄辉于2016年9月17日与李明交谈的录音。七是梁雄辉在一审2017年10月16日的庭审中否认自己在李明的销售汽车中出有本金（见一审法院2017年10月16日庭审笔录第3页第10至笫11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帐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李明提供的以上七份证据足以证明李明与梁雄辉有代销汽车合同关系。2、二审法院将相互紧密联系、相互印证的六份证据分解、割裂。（1）原始证据，即《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与《汽车销售明细表》，这两份证据是梁雄辉1998年确认收下李明30台汽车的原始证据。（2）新证据，《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款的确认书》与《意向书》是梁雄辉后来重新确认1998年代销李明30台汽车的新证据。（3）梁雄辉于2016年实际偿还部分欠款的证据，一是2016年7月7日梁雄辉汇还5万元汽车款给李明；二是梁雄辉于2016年8月12日经其胞哥梁文彬同意后用梁文彬霞山区明晶花园B栋22A房作价120万元抵欠李明120万元汽车款。上述六份相互印证的证据足以证明梁雄辉代销李明30台汽车和欠李明30台汽车款，况且李明还提交了《公证书》等一系列能佐证以上事实的证据。二审法院人为地将以上六份紧密联系、相互印证的证据分解、割裂，具体是：一是二审法院仅用以上两份原始证据判决认定不足以证明李明所主张的事实。二是二审法院又分解出两份新证据认定梁雄辉欠李明的款项没有进行最后的结算。三是二审法院对分解出来的两份实际履行债务的证据不提不认定。二审法院通过分解、割裂证据，作出维持原判和不支持李明李明诉讼请求的判决是错误的。3、二审2018年11月30日的庭审中，梁雄辉的代理人辩称不知《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写于何时，二审主审法官于2018年12月29日开庭时也问过同样问题。李明于2017年1月6日提交证据时已在证据复印件上指明该表是梁雄辉1998年亲笔书写。一审法院2017年10月16日的庭审质证中，梁雄辉称“是从越南那边抄回给李明的”（见当日庭审笔录笫10页第6行），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是1998年没有提出异议，故现无需对《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生成于1998年提出质疑。再者，李明1998年12月1日失去自由离开湛江至2016年4月21日重获自由返回湛江，梁雄辉亲笔写的上述《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是在1998年12月前写好交到李明手上也是毋庸置疑的。同理，李明2018年1月3日提交的补充证据2和补充证据3都是梁雄辉1998年所写的，李明现将此两份证据作为新证据提交法院作笔迹鉴定。五、李明请求法院判决梁雄辉返还30台汽车。上述证据均可证明李明和梁雄辉存在代销合同关系，二审判决也认定李明与梁雄辉之间是委托合同纠纷。代销的法律定义是指厂商委托中间商，以中间商的名义销售货物，中间商或代销商只取佣金报酬。代销商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销售不出去的货物可退还给委托人。这样，李明在越南车场委托梁雄辉代销的汽车，双方于1998年11月结清己卖出汽车的款项后，只有未卖出去的30台汽车留存在梁雄辉手中，李明在越南车场留存给梁雄辉的30台现货汽车与李明在香港买车资金往来、汽车装运等等或这30汽车的来源无关，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梁雄辉不能用李明30台汽车的来源否定其在越南收到30台现货汽车的事实。因此，二审判决认定李明在香港的汽车报价表、接收车收据、海运提单等不足以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是错误的，因为双方是代销汽车，梁雄辉卖不出去的30台汽车所有权属李明所有，梁雄辉要将这30台汽车退还回给李明。梁雄辉在李明失去自由后的头7个月无法见到李明，应将30台车退给李明的家人，而不应躲避李明家人近20年的追寻。鉴于梁雄辉未经李明同意私自销卖掉李明的30台汽车，李明在此请求法院再审判决梁雄辉购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新汽车还给李明，李明则退回己收到的5万元还款和抵债的霞山区明晶花园B栋22A房给梁雄辉。正因为是代销汽车，梁雄辉卖不出去的30台汽要么退还给李明，要么按不低于538.51万元的汽车成本价向李明返还30台车成本价款。若能进入再审，再审法院判决应采用赔款的方式，李明同意扣减梁雄辉《确认书》中所说4台车抵付越南代理送车的费用。综上，请求法院支持李明的再审申请。被申请人梁雄辉答辩称：一、因再审程序所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目的是保证法院裁判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故再审审理范围是仅限于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所依据的事实以及法律范围，李明所列的五项申诉请求，其中有三项请求完全超越原生效判决的请求范围，其新增、变更的申诉请求不是再审申请程序中的审理范围：1.李明提出“改判梁雄辉买回30台车给李明，李明退回梁雄辉5万元和梁文彬的明晶花园22A房”的再审请求，是原诉请求没有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具体的再审请求范围内或在抗诉支持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审理再审案件。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的规定，此项新增的诉求，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2.李明提出“对《汽车销售明细表》”进行笔迹司法鉴定，不属于诉讼请求，也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因此，请求李明按照法律规定明确自己的申诉请求。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十三项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该条所列情形的，法院应予以驳回李明的申请。而结合李明在《再审申请书》里面陈述的事实理由以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李明提出再审申请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二、李明第一项申诉理由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该项理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案由是委托合同纠纷，而自始至终李明与梁雄辉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委托合同关系，双方也没有达成任何有关委托的意思表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李明应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李明所提供的确认书和意向书，梁雄辉在两次庭审过程中均已说明其是在受到李明威胁恐吓的情况下签名的，在一审庭审时李明亲口承认意向书和确认书都是他本人和弟弟草拟好的，当法官问到为何不是梁雄辉本人写，李明说梁雄辉不同意写（详见2017年10月16日的开庭笔录），也就是说所谓的确认书、意向书都不是梁雄辉的真实意思表示，又谈何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又如何能受法律保护？因此，梁雄辉与李明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是李明一手捣鼓所谓的委托代销关系，李明在第一次开庭后擅自在笔录中补充说是两人关系好，梁雄辉才推给李明写，很明显与李明庭审回答的“不同意写”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表示，也表明李明存在虚假陈述情形。而《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与《汽车销售明细表》根本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委托代销关系，李明也无法提供汽车销售明细表的真实来源，而且该明细销售表没有梁雄辉的签名，也反映不出与本案有任何关联性，因此根本无法确认真实性。至于梁文彬与李明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已经在湛江市霞山区法院审理当中，是否依法成立还需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二、李明的第二项申诉理由不是再审的法定事由。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是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就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李明自己举证不能导致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李明就以法院不解决其民事纠纷而提出再审申请，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且梁雄辉不存在举证不能，对于意向书和确认书，梁雄辉在一审庭审时已经陈述是受胁迫签名，不是梁雄辉本人真实意愿，李明也承认梁雄辉不同意写，也充分印证这两份文件根本就不是梁雄辉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梁雄辉认为双方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委托代销关系，故没必要进行结算。三、关于李明提供其他案件来主张本案中法院不履行职能是极其荒谬的，法院行使审判职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解决民事纠纷。但是李明自始至终都没有就其主张的30台车的合法来源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妄图以物权人的身份主张梁雄辉归还30台车，那么李明必须就其合法拥有30台车作出合理说明，以及合理说明该30台车的资金来源，但是一、二审庭审中李明均不能就该30台车的合法来源作出合理的说明，李明主张30台车经往越南、香港，但是没能提供合法的报关入关手续，以及李明当时作为公职人员，是如何有该笔大额资金购买30台车？也就是说李明企图利用司法机关对其不合法的行为正当化，妄图通过法院判决来认定30台车的正当性，达到其非法目的。因此，本案根本不存在法院不解决其民事纠纷的情形。四、李明在二审庭审时再三强调并明确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却在再审申请书里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属于混淆概念，属于对法律的错误解读。五、李明提出的再审理由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具体如下：1、按照李明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理由的逻辑：只要是梁雄辉确认与李明存在代销关系且欠李明30台车款，梁雄辉就需要向李明还款。但是，李明的这一逻辑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一逻辑要成立，就必须建立在“李明是适格债权人和所主张债权合法”的基础上。否则，即使梁雄辉和李明二人相互确认，若是非法债务，人民法院也不能将非法债务变为合法化，以达到二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企图。正因如此，原审在审理期间才会要求李明提供“香港的买车、装运、海提单、汽车报价、接受汽车的收据”等证据证明李明是涉案30台车的合法所有权人、且其是合法而非通过走私等非法途径将30台车从香港运到越南。但是，李明由始至终都未能举证证明涉案30台车是其出资购买，其对30台车拥有所有权，更没有证据能证明其通过合法的途径将30台车从香港运到越南，并交付给梁雄辉代销。因此，原审判决以李明举证不能并判其败诉，合情合理合法，不存在任何错误。2、原审对于李明提供的证据，并非李明所称的“割裂地看”，而是李明提供的证据既非直接证据，也无法形成证据链，根本不能证实李明的主张，其中：（1）李明提供《汽车销售明细表》、《梁雄辉代销的30台汽车详细列表》并主张是梁雄辉结算汽车销售情况给李明。对此，梁雄辉在原审已抗辩：第一，《汽车销售明细表》、《8月至10月16日销出汽车详列表》来历不明，其中所写的笔迹并非梁雄辉，也没有梁雄辉的签名，根本不能证明是梁雄辉写给李明的结算。第二，从《8月至10月16日销出汽车详列表》第二页可以看出，汽车有的写着是李勇所有、有的是李明所有，由此进一步证实李明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涉案30台车的所有权人。另外，《8月至10月16日销出汽车详列表》第二页还写着“阿文代销”的字眼，却没有任何“梁雄辉代销”的意思表示，由此可见李明主张是梁雄辉代销的事实与其自己提供的证据都不相符。因此，李明在再审申请书中一再主张“已将30台车交给梁雄辉代销”、“梁雄辉在1998年已结算欠李明30台车”等说法，根本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片面之词。（2）李明提供《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库的确认书》、《意向书》并主张是梁雄辉再一次向李明确认欠款事实。对此，梁雄辉在原审时也已抗辩：《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库的确认书》、《意向书》都是遭李明以刑事举报作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两份协议的内容都是李明写好、梁雄辉被迫签名，根本不是真实意思，所以不存在再一次确认的事实。（3）李明提供梁雄辉给李明5万元的银行转账，以及梁文彬与梁雄辉签订的明晶花园22A房《买房协议书》、《收据》，并主张梁雄辉履行了部分还款义务。对此，梁雄辉在原审时也已抗辩：5万元是李明称借款给其用作胞弟抢救的费用，并非还款；而明晶花园22A房的买卖合同与《代销汽车说明和意见和欠李明30台汽车库的确认书》、《意向书》是同一时期形成的，在梁文彬的《民事起诉状》中也已明确表示，是遭李明威胁才无奈给李明的，如今梁文彬也已向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明返还。因此，所谓的履行部分还款义务，根本是李明一厢情愿的想法，梁雄辉并无此意思表示。综上所述，李明根本无法证明其主张本案债权的合法性及其主体资格，现提出的再审申请对“合法性”一事避而不谈。根据当年李明公务员的身份以及李明自己主张的涉案30台车辆当年已价值400多万港币的客观事实，李明当年根本不可能合法拥有涉案30台车辆，本案已明显涉嫌刑事犯罪，恳请贵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综上，请求驳回李明的再审申请。原审第三人梁文彬陈述称：与梁雄辉的答辩意见一致。本院经审查认为：李明以其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梁雄辉之间存在委托代销汽车合同关系，而本院作出的（2018）粤08民终2374号民事判决未支持其要求梁雄辉返还413.51元货款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诉讼请求确有错误为由，申请对本院作出的（2018）粤08民终2374号民事判决进行再审。但是，即使李明与梁雄辉之间确实存在委托代销汽车合同关系，由于李明所主张的汽车是从香港运送到越南销售的，而李明在原一、二审及再审期间均未提供其所主张的30辆汽车办理进出口报关手续的相关证据，故无法认定李明所主张的30辆汽车是走私车辆，还是经合法途径运送到越南交易的车辆。因此，在李明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30辆汽车是其合法财产的情况下，李明请求法院保护其相应权益，不予支持。故本院作出的（2018）粤08民终2374号民事判决维持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2017）粤0803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明的诉讼请求并无当。综上，李明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李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陈小红审判员  郑玉莲审判员  林 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法官助理莫晶莹书记员李欣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