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黔2301行初47号公益诉讼起诉人：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地址贵州省册亨县。法定代表人：胡兴燕，代理检察长。委托代理人：岑如山，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委托代理人：肖高原，册亨县人。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地址贵州省册亨县。法定代表人：胡玉坤，局长。出庭负责人：胡玉坤，局长。委托代理人：李正立，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一般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静祥，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渔业局局长，一般授权代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册亨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县农业农村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于2019年9月27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县农业农村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七人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册亨县人民检察院法定代表人胡兴燕、委托代理人岑如山、肖高原，被告县农业农村局的法定代表人和出庭负责人胡玉坤、委托代理人李正立、李静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公益诉讼起诉人册亨县人民检察院诉称：我院依职权发现册亨县生猪屠宰场在从事生猪屠宰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农业部关于生猪屠宰行业条例、标准开展生猪屠宰工作，屠宰场缺乏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存在生产设备落后、车间环境卫生恶劣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等不规范情形。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起诉人于2018年9月27日将该案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立案审查，并于2018年10月10日向被告县农业农村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要求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县农业农村局至今未回复我院。公益诉讼起诉人经对生猪屠宰场现场回访，发现该屠宰场屠宰人员健康证明均已过期、无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县农业农村局未按照屠宰管理条例、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检疫规程开展监督管理及检疫工作，县农业农村局的怠于履职行为不能保证生猪产品质量，致使肉食品安全流入市场存在安全隐患。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的规定，县农业农村局负有对本行政区域内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及动物产品检疫工作职责，应当积极履行对册亨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职责，对该屠宰场是否具备规定条件及生猪屠宰过程中不规范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相关规定开展集中检疫工作。该局对册亨县生猪屠宰场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一条，《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第七条，《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行为，应当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法进行处理，以达到消除肉食品卫生安全隐患，保证人民群众食品卫生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该局在接到本院检察建议后，依然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导致影响人民群众肉食品安全的隐患和因素仍然存在，不能有效确保屠宰肉品的安全，致使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害并持续存在。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保证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以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范围的相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请你院依法判决：一、确认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对册亨县生猪屠宰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严格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规定，规范册亨县生猪屠宰定点屠宰活动，保障册亨县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卫生安全。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册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册府办发[2014]146号册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册亨县农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146号《县政府办通知》）、中共册亨县委办公室文件册党办发[2019]25号关于印发《册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等25个政府工作机构编制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25号《县委办通知》），拟证明原册亨县农业局成立畜禽屠宰监管股，其职责包括生猪屠宰定点监管，承担册亨县定点屠宰管理工作，制定畜禽定点屠宰市场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畜禽屠宰、冷藏等行业管理工作和畜禽定点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被告县农业农村局是经机构改革后，于2019年设立，其职责包含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具体成立综合业务二股，监督管理畜禽屠宰环节质量安全。第二组证据：册亨县人大常委会文件册人常[2019]6号《关于罗元斌等任职的通知》、册亨县农业农村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拟证明县农业农村局的法定代表人情况和基本信息。第三组证据：2018年10月10日作出的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送达回证原件，拟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县人民检察院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就其发现的被告县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况书面通知县农业农村局，并提出检察建议，要求该局履行法定职责，确保册亨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符合有关屠宰规定的要求，同时要求该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二个月内将监督落实情况书面回复公益诉讼起诉人。第四组证据：2019年6月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对册亨县生猪定点屠宰场回访拍摄的照片18张（彩印件），拟证明册亨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的现场屠宰设施设备、无害化处理设备等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从业人员健康证显示均已过期，致使从业人员不符合法定条件。第五组证据：公益诉讼起诉人调取的2019年6月、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册亨县生猪定点屠宰场生猪进出台帐、无害化处理台帐，拟证明有病死猪存在情况，但是未按照无害化处理进行处理，根据现有的条件，我们要求无害化处理要进行现场处理。第六组证据：县人民检察院询问笔录：1、对县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罗永生的询问笔录，记载：不知道检察建议书的事。我在屠宰场监督屠宰的整个流程，我们派有人员在屠宰场负责屠宰卫生方面的全部工作，聘有两个同志常驻；没有专门的区分待宰间、屠宰间和急宰间和生猪屠宰设备和运载工具，都是在一个屠宰场所，只是用房间进行了隔离和区分，没有看到运载工具，都是私人用自己的运载工具拉进拉出；人员严重不足，要对屠宰进行全程监督至少要7名兽医人员，现只有2名兽医，因为人员少的原因，很多工作没有记录留痕；无害化处理全部是焚烧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缺乏，有简易的检验设备，现在也没有看到消毒设施了，连人工喷雾消毒都没有做了，可以说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环境方面的污染防治设施有，看到有相关证照，至于是否达到国家标准我不知道；技术人员健康证应该是有的，但是过期了。2、对县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杨丹的询问笔录，记载：不知道检察建议书的情况。对猪的检疫主要靠手电肉眼观看，没有专门的设备；没有专门区分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和生猪屠宰设备，都是在一个屠宰场所，比如遇到急需杀猪的情形都无法，只能等到凌晨固定时间进行宰杀，没有专门的运载工具；生猪无害化处理全部是焚烧，买的有一台焚烧机，但是一直没有用；没有检验设备、消毒设施以及环境污染防治设施，都是凭肉眼和经验，如果肉眼看出有病，才取样检查，在现有条件下，是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检疫标准的，一眼看出来，我看见还是有人进行消毒的；屠宰场不具备专业的运载工具、运输过程中特殊的保温设施也没有，没有看到局里面配备这些设施的相关文件，屠宰场也没有进行整改。3、对县农业农村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张艳的询问笔录，记载：不知道检察建议书的事。检疫人员就是我和杨丹，我们没有检疫设备，都是凭肉眼看，无害化处理时焚烧，浇油后焚烧。4、对册亨县生猪屠宰场承包人员黄加祥的询问笔录，记载：我在屠宰场主要负责承包屠宰这方面，一天调多少猪进场我就负责杀好，平均一天50头左右，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检疫，用肉眼看，没有专门的设备，有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但是基本上不用，只有一台脱毛机、两台提升机，没有专门的运载工具，去年买了一套焚烧机，但是用了一次，嫌麻烦，就没有用了，搭了一个大灶台，直接用柴火烧，我觉得设备可以更新了，至于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我不知道。5、对生猪屠宰场职工林朝贵的询问笔录，记载：生猪进场有对车辆消毒，生猪在圈内也有用喷雾消毒，但是有木屑，这种消毒方式，效果肯定不好，我们检验不需要设备，凭肉眼就可以看出来，都在一个屠宰间作业，用砖墙进行简单的隔离和区分没有专门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和运载工具，通过焚烧进行无害化处理，有一台焚烧机，但是没有投用。6、对食品公司职工王书能的询问笔录，记载：现有条件达不到《生猪屠宰条例实施办法》要求的肉品品质检验与生猪屠宰同步进行，只是用肉眼看；这个行业由农业农村局管理，现在暂时没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7、对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临时负责人李云峰的询问笔录，记载：检察建议书已经收悉，并及时转给主要领导胡玉坤局长；据了解，我们局长向县里面的领导反映过检察建议书上的情况，而且还组织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选址，至于要求落实的内容是否已经落实我不知道，局里面叫我写回复，但是涉及到业务部门开展工作的情况和专业问题，所以没有写。上述询问笔录，拟证明：农业农村局对屠宰场监管的职责不到位的情况。第七组证据：册亨县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审批表及起诉审查报告、向黔西南州人民检察院请示报告、黔西南州人民检察院关于册亨县农业农村剧不正当履行职责一案的批复及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册亨县农业农村剧不正当履行职责一案的批复，拟证明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对农业农村局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依法进行。被告质证意见：对公益诉讼人所举证据三性均没有意见，对于猪肉肉品，目前主要是通过工作人员用感官看，我们是通过监管工作人员开展相应的检疫工作。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答辩称：一、屠宰技术人员的健康证并未过期，出现上墙公示的健康证过期，原因是没有及时更换健康证造成的。册亨县荣顺生猪定点屠宰场（以下简称荣顺屠宰场）现有肉品品质检验人员3人，屠宰技术人员5人，共8人。另外，驻场工作人员共4人，其中：官方兽医2人，协检人员2人。荣顺屠宰场现有的8位工作人员中，按要求屠宰技术人员必须有健康证，而该场的5位屠宰技术人员均有健康证，且未过期。虽然该屠宰场的工作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但每招聘一名工作人员，首先得要有健康证，没有健康证的，不聘用。工作人员健康证到期，该场都组织工作人员定期进行体检，更换健康证。荣顺屠宰场工作人员的健康证一般上墙挂牌公示，由于答辩人监管工作疏漏和屠宰场对公示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时更换公示牌上的新证。二、荣顺屠宰场在现有条件下已具备必备的、能够正常营运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和无害化处理设施。荣顺屠宰场2011年年底建成，2012年正式营运。该场是册亨县境内唯一一家从事生猪定点屠宰的企业。建场时是按照当时的法规、规范及政策要求，结合册亨当时的客观条件尽可能的高标准、高要求来修建的。规模虽小，但五脏齐全，虽有些硬件指标因客观条件无法达到法规和规范的要求，但该场建成后能够具备生猪定点屠宰的各方面基本功能，能够正常营业，并能保证该场流向市场的肉食品的质量安全。2016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修正后，2017年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全州各县重新申报评审畜禽定点屠宰场，经过评审，各方面合格并取得《畜禽定点屠宰证》（黔西南州屠准字0701）的也只有三个县的屠宰场，一个是册亨县的荣顺屠宰场，另外两个分别是安龙县和贞丰县的屠宰场，除了上述三个县的屠宰场取得资格证外，其他县均未取得（之后其他各县的屠宰场经过多次整改后才取得资格证），说明荣顺屠宰场在全州范围内是排在前列的。诚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荣顺屠宰场因建场时缺乏长远规划，加上客观条件限制，从现在看，该场的屠宰生产设备陈旧、老化，屠宰工艺落后，无害化处理及排污设施等显然不规范，部分指标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严格说来现在已属关停对象，但新的屠宰场未建成前，也只能因陋就简。比如该场的无害化处理焚烧炉只能处理80公斤猪肉，不能整头猪处理，因为建场初期，屠宰量少，每天屠宰约三十头猪左右，需要无害化处理整头猪的情形比较少，而最近这几年，随着屠宰量的增大，现在每天需要屠宰生猪多达七八十头猪以上，需要无害化处理整头猪的量也增多，该场的无害化处理焚烧炉就跟不上需求了，故该场只能采用焚烧池进行焚烧处理。另外，荣顺屠宰场建场初期位于县城城郊，而现在城镇化发展后位于城中，已被县政府列为拆迁范围。答辩人抢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进新屠宰场征地和建设工作，利用新建屠宰场的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吸取荣顺屠宰场缺乏长远和科学规划的经验教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程的要求，高标准、高质量新建屠宰场，避免出现不该出现的硬件短板。答辩人积极推进新屠宰场的建设，其实也是对荣顺屠宰场存在的硬件不足和由此带来的监管不便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全新的重建。新建的屠宰场已落实了土地54亩，并完成《关于册亨县畜禽产业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册自然资预审字[2019]20号），现在开展项目建设前期工作。三、答辩人严格按照屠宰管理条例、检疫规程，加强日常监管和检疫活动，规范荣顺屠宰场的生猪屠宰活动，保障生猪屠宰环节肉品质量安全，由于答辩人积极主动加强监管，该场从建场启用到现在未发生过一起肉品质量安全事件。答辩人明确有分管领导和专抓负责人，派遣驻场官方兽医检疫员。还与荣顺屠宰场签订有监管责任书、质量安全承诺书。加强日常监管和检疫，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屠宰场进行整改，在监管过程中都记有工作记录表。在检疫方面，检疫员和协检员严格进行日常检疫，并对申报人、生猪产地、入场数量和监督查验、宰前检查、同步检疫项目等进行登记，把好检疫关，保障肉品品质和安全。综上所述，答辩人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依法履行了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和检疫工作职责，如有未履行到位的工作，答辩人将充分听取和尊重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起诉意见，并根据法院的最后判决，严格要求自己，在今后的监管工作中努力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争取把未履行好和未履行到位的工作全部补上，进一步履行好监督管理职责，继续把好生猪屠宰和检疫关，保障生猪屠宰环节肉品质量安全。答辩人因工作繁重繁忙，加上全力推进新屠宰场的建设，更主要的是我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工作重心转移到扶贫工作上来，答辩人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被安排到扶贫工作第一线，对荣顺屠宰场监管工作出现疏漏，尤其是公益诉讼起诉人向答辩人提出检察建议书后，答辩人没有及时回复，并非有意为之，不尊重公益诉讼起诉人的检察建议，而是工作繁忙繁重出现的疏漏，对此答辩人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工作没有做好，请公益诉讼起诉人给予谅解。尽管起诉人的检察建议书没有回复，但是答辩人从未放松过对荣顺屠宰场的严格监管，始终一如既往的主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为此，请求人民法院查明本案事实，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判，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被告县农业农村局在开庭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原5位屠宰工作人员黄加初、贺国甫、朱承斌、黄琴、张华春的《健康证明》。拟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2019年6月5日和6月20日回访期间，荣顺屠宰场当时聘请的5位屠宰工作人员均有健康证，有效期为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9月18日，健康证未过期，只是未及时上墙更换而已。第二组证据：现聘请的5位工作屠宰工作人员《健康证明》。拟证明：荣顺屠宰场目前聘请的5位屠宰工作人员赵敏、黄玉侨、林朝贵、杨德翠、岑建梅均有健康证，健康证有效期为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10月28日，也未过期。第三组证据：肉品检验员资格证。拟证明：荣顺屠宰场肉品检验员林朝贵培训合格，取得资格证书。第四组证据：《畜禽定点屠宰证》。拟证明：荣顺屠宰场在2017年重新申报评审后，经评审，各方面合格，获州政府授予定点屠宰资格证书，证明荣顺屠宰场具备定点屠宰各方面条件。第五组证据：荣顺屠宰场硬件设施设备图片。拟证明：荣顺屠宰场具备定点屠宰的各方面基本硬件设施和设备，且这些设施和设备都能正常使用。第六组证据：无害化处理焚烧炉图片。拟证明：荣顺屠宰场建场出气购置的无害化处理焚烧炉只能处理80公斤猪肉，虽然不能满足当前无害化处理的需要，但是建场初期该无害化处理焚烧炉也符合法规和规范的要求。第七组证据：《生猪屠宰企业质量安全承诺书》、《荣顺生猪定点屠宰场监管责任书》、《册亨县荣顺生猪定点屠宰场“非洲猪瘟”防控责任书》、《生猪屠宰企业清理换证工作完成情况》。拟证明：被告与荣顺屠宰场签订有监管责任书，要求荣顺屠宰场依法依规营业，证明被告积极主动履行职责。第八组证据：《检查记录表》、《备案表》、《册亨农业信息》、《会议纪要》以及监管图片和检疫图片等。拟证明：被告对荣顺屠宰场履行入场和定期监督职责以及检疫职责。第九组证据：册府专议[2018]355号和册府专议[2019]25号《册亨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册自然资预审字[2019]20号《关于册亨县畜禽产业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贵州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拟证明：被告积极推进新屠宰场建设工作，用高标准、高质量的新建屠宰场，来取代落后的荣顺屠宰场，改变现有屠宰场硬件短板和由此造成监管难的局面，证明被告积极主动履职，彻底解决监管存在的问题。公益诉讼人质证意见为：该局未实际履行职责。未按照生猪屠宰条例及动物管理检疫办法，不能完全有效确保屠宰肉制品的安全，被告的履行并未做到实质上的履职。农业农村局在答辩时未按照法律法定的规定进行答辩，且提交的证据主要为证实在2018年10月10日后进行选址的工作，但是选址也好，新建也好，和农业农村局是否对案涉屠宰场的有关工作依法履职是没有关系的，农业农村局依然要对生猪屠宰进行监管，在2019年11月10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再次到屠宰场查看，但是上墙的健康证也未进行更换，屠宰场的生产环境、无害化处理设施的应用依然未得到改善，证明了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行职责的情况持续存在。经庭审质证，被告县农业农村局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县人民检察院所举证据三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内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公益诉讼起诉人在提起本案时所作调查、向被告发出事前检察建议，并经审批程序后由本院立案。对被告所提供的证据除涉及健康证与本案有关联性外，其他证据与本案所涉及内容即县农业农村局是否依法对册亨县荣顺生猪定点屠宰场的生猪屠宰活动、肉食品检验检疫等工作开展情况依法履行法定监督和管理职责没有关联性，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县农业农村局成立后，其承继了原册亨县农业局的有关职能，贯彻执行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其职能范围包含督促畜禽定点屠宰企业认真落实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技术鉴定、执法等培训工作，承担畜禽屠宰环节检疫、检验和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工作监督检查等职能。2018年10月10日，公益诉讼起诉人认定册亨县荣顺生猪屠宰场是满足册亨县猪肉产品的主要生猪屠宰企业，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该屠宰场屠宰设备简陋、人员配备不足、屠宰车间建设不符合技术要求等问题凸显，造成在生猪屠宰环节检疫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危害群众肉食品安全。主要存在的问题，一是屠宰车间未建立专门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和没有配备专门运载工具；二是没有专门的检疫设备，单凭技术人员用肉眼分辨肉品是否存在病变等；三是无害化处理设施、消毒设施和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缺乏；四是技术人员缺乏、工作人员的健康证明过期。上述情形严重影响生猪肉品质量，遂于同年10月10日，向原册亨县农业局下发册检行公[2018]52232700030号《检察建议书》（以下简称《检察建议书》），建议将上述发现的问题向县农业局反映，并要求该局在法定期限内就检察建议要求整改的情况反馈给公益诉讼起诉人，但是，《检察建议书》送达后，原册亨县农业局以及之后成立的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均未在法定期限内回复县人民检察院，经该院回访，案涉生猪屠宰场，上述问题依然存在，客观上群众肉食品安全隐患未得到解决。另查明，2019年4月9日，册亨县农业农村局设立，其承继了原册亨县农业局关于畜禽屠宰、肉品检疫的监督管理职责。根据本案对案涉屠宰场的生产、经营情况调查后的情况，其主要存在的问题为在生产、屠宰过程中，存在缺乏国家规定的检疫设备、生猪无害化处理设备、污染防治设备，缺乏符合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和运载工具等生产设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不规范等；同时，屠宰工作人员上墙公示的健康证存在未及时办理、更换的情况，对册亨县生猪市场肉品安全生产存在隐患。本院认为，生猪屠宰行业的规范和安全，涉及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安全生产、规范经营事关食品安全领域的民生问题，故本案册亨县荣顺生猪屠宰场的安全生产、经营问题，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食品药品安全”范围，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属于法定公益诉讼起诉人。《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了主管生猪屠宰的职能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25号《县委办通知》明确了原册亨县农业局的有关畜禽屠宰监管和检疫检验职能为册亨县农业农村局承继，属于该局法定职能。县农业农村局成立综合业务二股，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是县农业农村局的内设机构，其行为应视为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的行为，综上，本案适格被告系册亨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程序上，公益诉讼起诉人履行了庭前检察建议的制作并送达，且根据被告的履职情况提起本案诉讼，程序合法。关于册亨县农业农村局是否已经履行了其关于生猪屠宰监督和管理的法定职责。根据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对案涉屠宰场的生产、经营等环节调查后的情况，归纳为其在生产、屠宰过程中，存在缺乏国家规定的检疫设备、生猪无害化处理设备、污染防治设备，缺乏符合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和运载工具等生产设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不规范等问题，致使册亨县生猪市场肉品安全生产存在隐患，在经过公益诉讼起诉人向被告发出《检察建议书》后的回访情况来看，被告县农业农村局未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能，对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八条生猪定点屠宰场应当具备的条件，第十一条屠宰生猪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第十三条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要求等问题，未采取有效监管措施予以整改、杜绝，属于怠于履职的行为。食品安全无小事，作为监管部门，在涉及到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问题时，应秉持对人民、对社会最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好其法定职能，而非待问题发生以后，再来亡羊补牢。公益诉讼事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只有有关职能部门真正发挥主体责任，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才能有效带动更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公共利益的维护。本案中，城市的发展和历史规划之间的矛盾显然难以避免，也因此给被告履行生猪屠宰监管职能带来新的难题和更大的难度，但是，本案案涉生猪屠宰活动的安全开展、屠宰活动的有序规范运行，离不开被告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履行好其主管责任，促成相应管理手段的落实。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被告怠于履行监管职责的行为违法于法有据，被告应继续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履行其监管职责，规范案涉生猪屠宰活动的有序、规范运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怠于履行对册亨县荣顺生猪屠宰场生猪屠宰环节、肉食品安全生产环节检疫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册亨县农业农村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严格履行对册亨县荣顺生猪屠宰场生猪屠宰环节、肉食品安全生产检疫环节监督管理职责，确保册亨县荣顺生猪屠宰场畜禽屠宰环节肉品卫生安全。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再官审 判 员  吴启剑审 判 员  刘 飞人民陪审员  邹胜芳人民陪审员  郑迎春人民陪审员  王成苹人民陪审员  谢统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杨贞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