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浙03行终3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国达，男，1963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黄品旭，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仙飞，浙江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惠民路856号光明桥边。法定代表人冯金考，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谢哲嵩，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姜娅静，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振权，男，195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托代理人邱勒，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国达诉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当事人为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因温州市机构改革，原温州市国土资源局已不再保留，其相应管理职责由新组建的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故本院直接以该局为本案当事人）不动产登记一案，不服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3行初13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陈国达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品旭，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小雁、徐晓敏到庭参加诉讼。因上诉人陈国达所持涉案承包证四至未明确的问题，本院中止了本案诉讼等待民事诉讼及行政程序结果。2019年6月5日，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庭询，上诉人陈国达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品旭，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代理人谢哲嵩、姜娅静，被上诉人陈振权的委托代理人邱勒到庭参加庭询。因相关行政程序未能明确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四至范围，故本院恢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裁定认定：原登记机关温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10月10日作出温集用（2003）字第2-257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内容：土地权利人陈振权，坐落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面积21.5平方米，用途住宅用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批准拨用（权利状态已注销）。原告于2017年5月23日补办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记载承包方代表陈国达，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原告陈国达认为涉诉土地属其承包地，被告作出被诉土地登记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被告作出温集用（2003）字第2-257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行为违法。另查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确定1992年12月10日陈国春与陈振权的厂房转让协议书和1993年8月3日陈国秋与陈振权的厂房转让协议书有效，且确定该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所涉土地及地上房屋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原裁定认为：（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确定1992年12月10日陈国春与陈振权的厂房转让协议书和1993年8月3日陈国秋与陈振权的厂房转让协议书有效，且确定该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所涉土地及房屋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而原告提交的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原告的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厂房协议转让时间在前，原告取得承包权时间在后，厂房转让协议已经终审判决确定为有效，且原告承包证亦无承包地具体位置或四至范围，因此原告与被诉土地登记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国达的起诉。上诉人陈国达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陈国达与被诉登记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明显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期限系第二轮承包期限，上诉人户实际上自1988年开始承包涉案土地，故上诉人户取得承包权时间在先，涉案厂房转让协议签订在后。上诉人已申请对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03民终5070号民事案件申请再审，相关判决可能存在错误，一审法院不得直接根据相关判决认定涉案厂房转让协议有效。上述民事判决确认“存在多种权属重叠且相互存在冲突时，应由当事人另行提出行政诉讼。”因此，上诉人确与被诉登记行为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原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上诉人陈国达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与被诉登记行为存在利害关系，其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未标明四至范围，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被上诉人陈振权辩称：上诉人陈国达未提交第一轮承包期限内承包地的具体位置及四至范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诉登记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正确。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系生效判决，一审法院根据该判决认定涉案协议有效正确。上述民事判决仅确认，无论是否存在权属冲突的情况，均不影响涉案厂房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未确认上诉人与被诉登记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各方当事人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已随卷移送本院。上诉人陈国达在二审诉讼中提供了如下证据：1.粮食合同定购分户明细表，拟证明分户情况。2.双何村委会于1993年出具的证明及庭审笔录节录，拟证明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上诉人承包地。3.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3民初4526号民事裁定，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民终1315号民事裁定、询问笔录，拟证明上诉人承包地四至与被诉登记所涉土地存在包含关系。依上诉人申请，本院从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调取了以下证据：1.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双何合作社）出具给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的情况说明。2.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出具的《陈国达信访回复》。3.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收集的证据。另，本院分别于2019年3月6日、2019年10月17日对双何合作社董事长姚良业进行谈话，于2019年9月11日对龙湾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黄国权进行谈话，并制作谈话笔录。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以反映案件处理的过程，本院予以接纳，至于能否证明其证明目的，本院于裁判理由进一步评判。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本院依上诉人陈国达申请调取的证据以及本院制作的谈话笔录，本院确认以下事实：上诉人陈国达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载明“发包方：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承包方代表：陈国达；承包方住址：龙湾××组；土地承包合同编号：0502062；承包期限：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承包方式：家庭承包；承包土地用途：农业用地；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情况：陈国达、王玉娥；承包地总面积0.58亩；承包地块情况一栏全部空白”，并注明“因原证丢失，此证为补办件，与原证一样同样具有法律效力。2017年5月23日”。另，上诉人陈国达提供的粮食合同定购分户明细表显示，陈国达户在1997年之前已有0.58亩的耕地。2003年10月10日，原登记机关温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温集用（2003）第2-257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内容：土地权利人陈振权，坐落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面积21.5平方米，用途住宅用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批准拨用等。2006年1月5日，原登记机关温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温集用（2006）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登记内容：土地权利人陈振权，坐落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面积148.8平方米，用途住宅用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权利性质批准拨用等。2008年5月12日，原登记机关温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内容：房屋权利人陈振权，坐落永中街道双何村河南路21-2号，面积43.9平方米，权利类型房屋所有权等。陈国春、陈国秋分别于2017年6月5日、2017年5月31日在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作的谈话中陈述，涉案《厂房转让协议书》所涉土地为陈国达的承包地。2017年6月7日，陈国达户作为原告，以陈国春、陈国秋、陈振权为被告，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2017年9月4日，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303民初2873号民事判决，认定“1992年12月10日、1993年8月3日，陈国春、陈国秋先后作为甲方，陈振权作为乙方，签订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坐落于龙湾区龙水镇双何村何家桥桥头（原畜牧场）厂房（北面长22.8米，南面长21.3米，平均长22.05米，宽16.7米）作价卖给乙方”，并判决确认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无效。陈振权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3民终5070号民事判决，认为“第三人与陈国春、陈国秋签订的两份《厂房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经履行多年，转让协议标的为畜牧场厂房，该厂房系陈国春、陈国秋所建，第三人受让后进行部分扩建，并领取了部分权属证书，原告多年来对《厂房转让协议》及第三人受让使用的事实并无异议，且被告对土地使用权以及权证的领取并无异议，故应认定两份《厂房转让协议书有效》”，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陈国达不服，申请再审。2018年8月1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民申164号民事裁定，驳回陈达国户的再审申请。2018年1月5日，陈国达作为原告，以原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分别请求确认作出温房权证龙湾区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行为、作出温集用（2003）第2-2579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行为违法。2018年4月4日，陈国达作为原告，以原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作出温集用（2006）字第2-202号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行为违法。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4日分别作出（2018）浙0303行初12号、（2018）浙0303行初13号、（2018）浙0303行初59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陈国达的起诉。陈国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9月29日裁定中止上述三案诉讼。陈国达户作为申请人，以双何村合作社为被申请人，陈振权为第三人，向温州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陈国达户承包地面积为0.58亩及四至。2018年8月14日，该仲裁委作出（2018）温龙土仲字第4号仲裁裁决，确认陈国达户承包地面积为0.58亩，驳回陈国达的其他仲裁请求。上诉人不服，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303民初4526号民事裁定，认为陈国达持有的温龙农地承包权（2017）第005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作为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凭证，其上仅有面积，并无坐落，应由发证机关予以明确。原告请求确认承包土地四至，并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遂裁定驳回陈国达户的起诉。陈国达不服，提起上诉，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9）浙03民终131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之后，陈国达向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要求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确认其承包地四至。双何合作社于2019年5月8日向温州市龙湾区农业农村局出具《关于陈国达户承包地四至情况说明》，载明“该转让土地具体为陈国春户承包地还是陈国达户承包地也不清楚”。龙湾区农业农村局认为，在发包方未提供承包方承包权证变更有关书面资料的情况下，无权违规作出决定。因此，本院决定恢复本案审理。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与被诉登记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时，应当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其某项实体权利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侵害。在以利害关系为标准审查判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原告主体资格时，一般而言，并不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确实已经受到侵害，只要其能举证证明其合法权益存在被侵害的一定可能性时，就应认可其提起诉讼的资格。本案中，上诉人陈国达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证明其在龙湾区永中街道双何村拥有承包地。被上诉人陈振权的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通过《厂房转让协议》受让，而作为出让方的陈国春、陈国秋陈述涉案《厂房转让协议书》所涉土地为陈国达的承包地。虽然本院难以根据上述证据直接认定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陈国达的承包地，但是被诉登记所涉土地系陈国达承包地具有一定可能性，应当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初步举证责任，与被诉登记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另外，双何合作社出具的《关于陈国达户承包地四至情况说明》载明“该转让土地具体为陈国春户承包地还是陈国达户承包地也不清楚”，表明双何合作社认为被诉登记所涉土地为陈国春或者陈国达的承包地。在陈国春认为上述土地为陈国达承包地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振权均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被诉登记所涉土地不包含陈国达承包地。虽然，上诉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的承包期限为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但考虑到上诉人提供的粮食合同定购分户明细表载明上诉人在1997年之前已有0.58亩耕地，及土地第二轮承包一般系第一轮承包基础上的延包等因素，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取得承包权在涉案厂房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与被诉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同时，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一审答辩中，以曾在2003年对陈振权建房时间和用地面积进行公告征求村民意见为由，主张上诉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但上述公告系被诉登记行为作出之前的公告行为，上诉人难以据此知道被诉登记行为的具体内容，故本院对被上诉人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3行初13号行政裁定；二、指令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林青青审 判 员 许旭东审 判 员 郑 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代书记员 陈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