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70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常吉根，男，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清徐县村民，山西省清徐县村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瑞芝（系常吉根女儿），女，山西省清徐县村民，山西省清徐县村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檀新玉，山西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清徐县王答乡常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常家庄村。法定代表人：常金刚，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万盛，男，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常家庄村村民，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贵生，男，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常家庄村农民，身份号码××××××。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爱民（系常贵生之子），男，山西省清徐县柳杜乡政府工作人员，住清徐县，住清徐县。上诉人常吉根因与被上诉人清徐县王答乡常家庄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家庄村委会）、常贵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清徐县人民法院（2019）晋0121民初2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常吉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瑞芝、檀新玉，被上诉人常家庄村委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万盛，被上诉人常贵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爱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常吉根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的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可被上诉人常家庄村委会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程序违法。一审庭审过程中，常家庄村委会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视为放弃质证和辩驳的权利。一审法院在常家庄村委会拒不到庭的情况下，认可了其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二、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误。（一）一审认定“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是二十一户村民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错误。当时实际情况为常家庄村委会向上诉人询问是否同意在“言地北畛”种植枣树，因统计需要，如不种植则在空白纸张上签字确认，上诉人因没有种植枣树的意图而同意签字。一审法院在未对《土地转让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确认的情况下，即认可《土地转让合同》，并认定上诉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该合同，明显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二〇〇二年或二〇〇三年交回常家庄村委会涉案‘言地北畛’1.2亩土地，也即放弃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错误。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无放弃涉案“言地北畛”1.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思表示，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明确记载，涉案“言地北畛”1.2亩土地归上诉人所有，并无交回常家庄村委会的证明，亦无删减迹象。上诉人仅仅是不愿意在该土地种植枣树，而非放弃对涉案“言地北畛”1.2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三）一审错误认定“常家庄村委会经两委会研究决定在‘言地北畛’进行退耕还林”。一审在被上诉人未提交常家庄村委会两委会会议纪要，且在上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未对该证据进行审核、核实，直接将该证据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第四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的规定，常家庄村委会与被上诉人常贵生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承包土地登记栏内，减去“言地北畛”0.9亩，增加“言地北畛”16.2亩并盖章的行为无效，且违反了关于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法律。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常家庄村委会答辩称，上诉人常吉根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事实、法律依据。二〇〇二年常吉根与村委会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常吉根）将其本人承包的土地转让回甲方（村委会），转让期限二十七年，转让期间乙方上述土地在原合同中的所有一切权利、义务全部免除。此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合同是以打印的形式加盖答辩人公章，并由包括常吉根在内的二十一户村民以签字、捺印方式确认合同的合法性。并不是常吉根所说在空白纸上签字。常吉根是具备民事行为的自然人，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答辩人并没有强求或使用任何方式迫使其在合同上签字、捺印。该合同履行了近二十年时间，合同履行期间内常吉根没有反悔，也没有主张过任何权利。现常吉根主张权利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根据《土地承包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答辩人并没有违反规定，土地转让合同是常吉根自愿签订的。《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常吉根与答辩人自愿签订了合同后，答辩人可以依法转包，被上诉人常贵生于二〇〇二年九月与答辩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常贵生答辩称，上诉人常吉根提起的民事诉讼掩盖事实真相，无法律依据。一、二〇〇二年初村委会通知“言地北畛”承包户开退耕还林会，要在208国道旁的“言地北畛”种枣树，征求二十多户承包户的意见。会上讲种树要求，南北成行，按照3×2或2×4耕植，方便耕作，树木生长通风透光。答辩人原来在“言地北畛”有0.9亩承包地，是东西走向。答辩人当时表示不种，其他人也表示不种。村委会要求不种的人签字，为以后其他人种植做准备，答辩人就签了自己的名字。后来清明节前村委会主任常万胜找我，说找了好多人都没有办了退耕还林的事，想让答辩人来种。答辩人考虑自己年纪大了，表示不愿意种。后来他又三番五次来找，说是乡政府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各种土地手续乡里给办，没办法我答应了，种树的土地面积是16.2亩。当年乡政府和答辩人签订了《山西省清徐县王答乡退耕还林合同书》，要求八年内完成80%的种植成活率，我在当年完成了任务。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答辩人缴纳了“言地北畛”退耕还林承包地16.2亩的相关税费。二〇〇二年村委会和“言地北畛”原承包户签了《土地转让合同》，答辩人本人在上面签的字，签字时大多数承包户已经签了，合同上明确答辩人的承包地“言地北畛”0.9亩转让给甲方村委会。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村委会让答辩人把《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拿去，删去“言地北畛”0.9亩，增加“言地北畛”16.2亩，并加盖村委会公章。经过验收二〇〇六年清徐县人民政府给答辩人颁发了《林权证》。从二〇〇二年到二〇一八年，十七年间没有一个人对答辩人的退耕还林承包地提出过异议。二〇一五年开始的土地确权，退耕还林不纳入确权范围，村委会对政策理解有误，对“言地北畛”进行确权摸底。二一七年答辩人发现摸底错误后，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上级政府部门更正了村委会的错误登记。二、根据退耕还林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退耕土地还林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森林法、草原法的有关规定发放林（草）权属证书，确认所有权和使用权，依法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应当作相应调整。答辩人从种树到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到调整《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最后领到《林权证》，都是有法可依。村委会和答辩人签的《土地转让合同》《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合法有效。上诉人常吉根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常吉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常家庄村委会与被告常贵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2．确认原告与被告常家庄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原告常吉根与被告常家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常吉根家庭承包经营5.88亩土地，其中包括案涉的“言地北畛”1.2亩土地，同年常吉根领取了王答乡常庄村第18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被告常贵生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和常家庄村委会也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经营包括“言地北畛”0.9亩在内的11.68亩土地，常贵生领取了王答乡常庄村第69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二〇〇二年上级号召退耕还林并集中统一管理，给常家庄村委会下达20~30亩任务，常家庄村委会经两委会研究决定在言地北畛进行退耕还林。后常家庄村委会对涉及言地北畛的二十一户村民共22.07亩承包地收回，其中常吉根1.2亩，常贵生0.9亩。二〇〇二年，常家庄村委会作为甲方，原承包户二十一户村民作为乙方，签订《土地转让合同》（针式打印机打印），内容如下：“为稳定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按照土地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结合我村的实际，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乙方土地（言地北畛）转让回甲方，常福柱0.6亩、常文俊1.2亩、常万通1.5亩、常银万1.5亩、王卯亮0.9亩、崔长生1.5亩、常对锁1.2亩、常福为1.2亩、吕何连1.2亩、常建明0.6亩、常宝林0.9亩、常五奴0.6亩、常贵生0.9亩、常三根0.6亩、常万双1.2亩、常乐根0.9亩、常三保0.3亩、大卯德1.2亩、常润柱1.5亩、常吉根1.2亩、常宏寿1.37亩，共计22.07亩。一、乙方原将上述本人土地转让回甲方，转让期限为二十七年（二〇〇二年一月一日至二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转让期间，乙方上述土地在原合同中的所有一切权利、义务全部免除（原合同指三十年合同）。三、此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常家庄村委会加盖公章，二十一户村民签名或加盖名章。常贵生认可在该合同上签名，陈述签名时别人也签的名。土地转让合同上签有常吉根的名字，但原告不认可，称没见过土地转让合同，也没有签字，知道村委会让种枣树，他不愿种树，二〇〇二年或二〇〇三年通过常家庄村委会“言地北畛”1.2亩土地由常贵生种植枣树。常家庄村委会收回二十一户村民承包经营的22.07亩“言地北畛”土地后，将该地块由东西向调整成和208国道平行的南北向，和208国道相邻50米内土地常家庄村委会没有再发包。常家庄村委会做通常贵生同意种树的工作后，除村委会未收回未再发包的“言地北畛”土地外，其余“言地北畛”16.2亩土地交给常贵生，发展生态林，种植枣树。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日，清徐县王答乡人民政府和常贵生就“言地北畛”16.2亩土地签订退耕还林合同。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常家庄村委会在常贵生《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土地登记栏内，减去“言地北畛”0.9亩土地，增加“言地北畛”16.2亩土地。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二日，清徐县人民政府给常贵生发放清林证字（2006）第00099号林权证，载明林地使用权权利人常贵生，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常贵生，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常贵生，坐落清徐县王答乡常庄村，小地名言地北畛，面积16.2亩，主要树种枣树。常吉根提供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清徐县土地确权承包地块调查表，证明“言地北畛”0.9亩土地应确权给常贵生。常家庄村委会后出具内容为“根据土地确权的政策，前者在土地确权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误差，后经认真分析掌握政策，对于有林权证的土地不再继续进行土地确权”的证明。一审法院认为，常吉根虽然在一九九九年四月和常家庄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家庭承包经营包括案涉“言地北畛”1.2亩在内的共5.88亩土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〇〇二年常家庄村委会根据上级退耕还林要求，经村两委会研究决定在言地北畛进行退耕还林，并和常吉根等二十一户村民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尽管常吉根否认在该合同上签字，陈述其仅是在空白信纸上签字，因该合同是多人签字，从常家庄村委会向法庭提供的《土地转让合同》原件可看出，该合同是针式打印机打印，众村民也是原始签名或加盖名章，可证明签订《土地转让合同》是二十一户村民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侵犯他人利益；并且常吉根庭审中也认可自己当时明确表示不种树，案涉土地由常贵生种树，实际也是履行了《土地转让合同》；该合同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系有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发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常吉根虽不认可其在土地转让合同上的签名，但二〇〇二年或二〇〇三年不再耕种案涉“言地北畛”1.2亩土地，常家庄村委会根据上级退耕还林精神，将“言地北畛”16.2亩土地流转给常贵生，并且办理了流转登记，不存在违法发包的情形，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无效情形，该流转合同为有效合同。综上所述，常吉根与常家庄村委会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和常家庄村委会与常贵生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均是有效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常吉根的诉讼请求。二审所查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被上诉人常家庄村委会根据退耕还林政策和上级要求，经村两委会研究在案涉“言地北畛”土地进行退耕还林，通过与包括上诉人常吉根在内的二十一户原土地承包人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将原土地承包人交回的“言地北畛”土地中的16.2亩集中交由被上诉人常贵生种植枣树，发展生态林。涉案《土地转让合同》中，常家庄村委会作为甲方，常吉根等二十一户原土地承包人共同作为乙方，合同内容约定明确，意思表示清楚；常家庄村委会在甲方处加盖印章，乙方处各村民均为原始签名或加盖名章，二十一户村民各自的陈述亦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常吉根于二〇〇二年或二〇〇三年不再耕种案涉土地，此后在常贵生于该土地上种植枣树的十几年间，其也并未提出异议，现主张《土地转让合同》无效，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常家庄村委会根据上述《土地转让合同》，将流转回的案涉“言地北畛”土地中的16.2亩交给常贵生种植枣树，并办理了流转登记，不属重复发包或违法发包情形，常吉根主张常家庄村委会与常贵生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对于涉案土地的调整，常家庄村委会未与原土地承包人办理流转备注登记，是引起双方发生纠纷的因素之一，其存在过错，但该工作失误并不能成为常吉根否定上述土地流转合同效力的理由。综上所述，常吉根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常吉根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雷 晨审判员 王 薇审判员 孙广金 二O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齐文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