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辽行终1110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崔玲，女，1958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址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赤鸣轩，辽宁凯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所在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四经街149号。法定代表人：赵辉，该局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声远，辽宁弘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崔玲因诉沈阳市自然资源局确认房屋权属转让登记违法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初4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玲一审诉称：崔玲于1990年从祁国瑞手中购买了位于东陵区××号（现××为沈河区××）房产一处，建筑面积90平米。被告于1992年为其下发了（东房）字第××号私有房产证。崔玲后移居台湾，将房产让朋友张会良帮忙照看。崔玲于2014年回大陆探亲，发现房屋被扩建，但不知道何人所为。崔玲多方打听并到房产局调档发现，崔玲名下的房产已于2000年5月更名至赵玉琴名下。崔玲并不认识赵玉琴，也未与任何人签订房产转让手续或就房产委托他人处置，同时在房产局登记备案的转让审批手续中崔玲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另该房产2003年被赵玉琴转让给李财，2016年5月李财持赵玉琴的委托公证书将房产登记备案在自己儿子李春国名下。现该房产已于2016年5月拆迁。崔玲认为被告在办理行政登记工作中未尽到审慎义务，在崔玲未到场及签字，也没有任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将崔玲的房产转移至赵玉琴名下，造成崔玲财产损失，严重侵害了崔玲的合法权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于2000年5月10日作出的东陵区金家屯27号1-3号房屋权属转让登记违法，并赔偿由此给崔玲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审查客体系被告于2000年5月10日作出的东陵区金家屯27号1-3号房屋权属转让登记行为，争议焦点系崔玲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崔玲称其在2000年左右搬到台湾，其与张会良之前是同事，在沈阳没有什么亲戚，移居台湾后将诉争房屋交由张会良照看，并将房证交由张会良保管，诉争房屋于2000年转让给赵玉琴。从常理分析，崔玲在沈阳已经没有亲戚，在移民前将房证交给张会良可能是委托其将房屋出卖，如果仅是简单照看房屋，显然不需要将房证交给张会良，且在办理登记过程中房证原件已经交回房屋登记部门。即便不是崔玲委托张会良出卖诉争房屋，张会良于2006年12月去世，崔玲在2010年之前回过几次沈阳，其在沈阳没有亲戚，回沈阳不联系张会良，也不去诉争房屋看一看，直至2014年才知道张会良去世和诉争房屋被转让，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本案崔玲即使不是委托卖房，也最迟应在2010年之前就应该知道诉争房屋转让登记行为，其于2018年起诉至法院，明显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因此，崔玲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应予驳回。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崔玲的起诉。诉讼费50元退还崔玲。崔玲上诉称：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初488号行政裁定；二、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或由二审法院依法裁判。事实及理由：一、崔玲1990年购买诉争房屋后并没有居住，该房屋是平房，地处东陵区金家屯，当时这里还是郊区，交通并不便利。崔玲在沈河居住，购买诉争房屋属于投资，期待以后动迁可以增值。1998年之前单位同事张会良养育花草，得知我在东陵区有处平房闲置，且有前后空院，就提出借其放置花草，顺便帮我照看，当时就答应了。当时崔玲在兴城郭家投资了一座矿场，很少回沈阳。2000年左右因婚姻关系，随夫嫁到台湾居住生活。离开大陆前，因为按台湾当局的要求和规定，大陆居民与台湾居民结婚是不能随便返回大陆，因此临行前应张会良要求，将房证一并交给张会良，方便其使用照看诉争的房产。崔玲在2014年回沈阳时，听朋友说东陵区金家屯一直吵吵要动迁，才回到诉争房产处看看，发现房屋有改造，但无人居住使用。当时联系不上张会良，事后多方打听找到张会良的家人才得知张会良于2006年12月去世。崔玲到房产部门了解情况时才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不知何时变到赵玉琴名下。于是崔玲从2014年向法院提起诉讼，历经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各个办案单位相互推诿，拖延办案，最终市法院只是简单做了个询问就推定崔玲超过时效，驳回起诉。二、一审法院认为崔玲将房证交给张会良可能就是委托张会良卖房，如果崔玲委托张会良，那么为什么房产部门存档过户手续中没有委托手续，转让协议上转让人的签名也是伪造的崔玲签名，而不是张会良签名呢？另外崔玲的母亲和兄姐也都在沈阳，如果想要卖房也会委托自己的家人，而不是仅为同事关系的张会良。房产在2000年5月被过户的时候，崔玲尚在沈阳，并未离开大陆去台湾。崔玲如果变卖诉争房产不会委托张会良办理。三、诉争房屋在2000年5月从崔玲名下更名至赵玉琴名下，转让登记中崔玲的签名是伪造崔玲的签名，购买人处也只有赵玉琴的名戳而非赵玉琴本人签名。转让登记中也没有崔玲的任何委托及追认，甚至连崔玲的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显然该转让行为是在崔玲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恶意伪造崔玲的签字，转移侵占崔玲的合法财产，而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正是被告在办理审查登记时未尽审慎义务，甚至被告工作人员在办理时有可能存在收受贿赂、恶意串通的情况。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没有提交答辩状。法庭询问中辩称：一审裁定正确，请求维持。本院经审理查明：崔玲于1990年从祁国瑞手中购买了位于东陵区××号（现××为沈河区××）房产一处，建筑面积90平米。沈阳市自然资源局于1992年为其颁发了（东房）字第××号私有房产证。崔玲移居台湾时，将房产交朋友张会良帮忙照看，并将房产证交张会良保管。崔玲称其于2014年回大陆探亲时，听说东陵区金家屯一带有动迁消息，才回到诉争房产查看，发现房屋有改造，但无人居住使用。当时联系不上张会良，事后多方打听找到张会良的家人才得知张会良于2006年12月去世。崔玲到房产部门了解情况时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已于2000年5月更名至赵玉琴名下，2003年赵玉琴又将诉争房屋转让李财，诉争房屋已于2016年5月拆迁。另查明，2014年12月崔玲向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崔玲与赵玉琴的房屋转让协议无效，将诉争房屋恢复至崔玲名下，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沈河民二初字第29号民事裁定，驳回崔玲的起诉。2016年1月19日崔玲又以赵玉琴为被告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2016年6月27日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103民初703号民事裁定准予崔玲撤诉。2016年6月28日，崔玲又以李春国、赵玉琴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辽0103民初6912号民事裁定，驳回崔玲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2017年9月15日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对沈河区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沈河区人民法院移送崔玲与赵玉琴、李春国所有权纠纷一案涉嫌犯罪调查的情况说明》，将案件移回沈河区法院继续审理。2017年10月26日崔玲向皇姑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8年10月10日案件由皇姑区人民法院移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本院询问时，崔玲的代理人自诉崔玲2014年9月4日曾提起过行政诉讼，法院告知先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再查明，原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现已更名为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崔玲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被诉变更登记行为发生于2000年5月，崔玲于2014年知道该行为，此时起诉没有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四十六条规定的20年的最长期限。崔玲自诉2014年9月曾提起过行政诉讼，法院告知先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崔玲2014年至2017年始终寻求民事和刑事救济，没有放弃诉权。公安机关决定对沈河区人民法院移送的刑事案件线索不予立案后，即提起了本案诉讼，2014年至提起本案诉讼之前耽误的时间不属于其自身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故崔玲的起诉没有超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一年的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以崔玲起诉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崔玲的起诉显属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崔玲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1行初488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审判长 武 江审判员 徐桂伶审判长 王华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雪书记员孟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