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37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国然，男，1970年9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亮，上海东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氯威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4747号。法定代表人：孙国连，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毅华，男，系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华，男，系公司员工。上诉人徐国然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氯威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氯威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7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国然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氯威公司支付上诉人徐国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311,058.95元。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在争议期间的工资并未按照每月1万元发放，该情形并非基于双方的合意变更或者双方的实际履行，而是被上诉人单方面拖欠工资的表现，上诉人从未认可过被上诉人少发工资的行为。被上诉人应当举证证明其未足额发放工资系基于双方合意，否则应当视为被上诉人故意拖欠工资报酬。被上诉人公司停产停业时依旧对外出租厂房取得经营性收入，故不应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上诉人的工资。被上诉人氯威公司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每月发放1万元系股东补贴，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故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国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氯威公司支付徐国然2014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拖欠的工资440,846.8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徐国然、氯威公司签订有期限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5年9月29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徐国然担任氯威公司总经理，并约定，“……四、劳动报酬：（一）乙方（徐国然）所任岗位，确定乙方在提供正常劳动后的月工资为贰万壹仟元整，该月工资内包含应由员工承担的税金，社会保险金，公积金。……（三）甲方的工资支付周为前一个月26日至当月25日。甲方以法定货币形式于次月18日支付乙方的劳动报酬……”。2013年2月，徐国然、氯威公司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徐国然以货币及技术出资方式入股，获得氯威公司30%股权。2014年4月15日，徐国然等相关人员召开主题为“关于徐国然退出氯威公司管理层并委托XX公司管理”的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内载，“……根据2014年4月9日大股东上海XX公司党政班子联席会和小股东徐国然的要求……对氯威公司小股东徐国然提出退出管理层并委托XX公司管理与今后其股权转让等事宜进行了商议，同时会议充分听取了徐国然对氯威下一步扭亏工作提出的具体建议。会议达成如下共识：一、会议同意小股东徐国然在2014年4月30日前退出公司管理层，由XX公司对氯威的生产经营进行全面管理……二、按2013年12月底徐国然委托XX公司管理时的氯威公司资产设定徐国然30%股权最低转让价为760万元……四、徐国然退出管理层后，不参与氯威公司生产经营的决策，担任氯威公司副董事长，同意给予其提出的税前人民币10,000元/月津贴（徐国然的劳动关系留在氯威），在氯威公司内不给于（予）其他任何费用的支出。”徐国然等人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并加盖有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及氯威公司的公章。又查明，氯威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月汇入徐国然账户款项如下：2014年4月及5月支付21,000元/月,同年6月支付8,267.56元,同年7月至2015年3月期间支付8,209.16元/月，2015年4月至6月支付7,178.09元/月，同年7月未支付，同年8月支付7,099.79元，同年9月未支付，同年10月支付4,831.13元，2015年11月至2016年4月支付6,449.09元/月，2016年5月支付6,889.73元，同年6月支付5,989.73元，同年7月至9月支付6,744.83元/月，同年10月至2017年3月期间支付5,844.83元/月。以上款项转账摘要均为“工资”。2017年4月起，氯威公司未再支付徐国然款项。2018年12月12日，徐国然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氯威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015,846.80元。2019年1月15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8）办字第7044号裁决，对徐国然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部分）。徐国然不服该裁决而诉至一审法院。一审庭审中，徐国然陈述，徐国然、氯威公司原签订有期限至2015年9月29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4年4月15日时劳动合同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变更，双方之间变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且此后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徐国然担任总经理时负责管理公司具体事务，月薪21,000元，无需天天坐班；2014年4月15日会议纪要明确徐国然改任副董事长，月薪10,000元。之后徐国然的工作方式未发生变化，有客户时就去公司，没有客户时则不进公司。徐国然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关系介绍生意给氯威公司。氯威公司按照10,000元/月的标准发放徐国然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的工资，2015年4月氯威公司未再足额发放徐国然工资,且此后仍在逐步减少。2015、2016年时徐国然曾以电话方式口头向氯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连提出异议，得到的答复为氯威公司处效益不好，等效益好了以后会恢复原工资标准。2016年3、4月份时，因为氯威公司已停止经营，徐国然不再为氯威公司介绍生意。据氯威公司之前的陈述，氯威公司停产时间为2016年3月2日。2017年4月起，氯威公司不再支付徐国然工资，徐国然遂提起仲裁和诉讼，要求氯威公司按照10,000元/月之标准补足诉请期间少发工资并发放未发之工资。另氯威公司于仲裁期间提交过期限自2012年9月30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会议纪要各一份，虽然该合同并非徐国然所签，但可证明氯威公司是有与徐国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意愿的，双方之间仍为劳动关系。为证明其主张，徐国然提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会议纪要各一份。氯威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确认为其于仲裁期间提交，但不认可徐国然举证目的。一审庭审中，氯威公司陈述，徐国然自2010年9月起担任其公司总经理。2012年5月，徐国然自案外人处受让得到氯威公司30%的股份，即兼任公司副董事长。徐国然担任总经理时管理公司运作，月薪21,000元，除有业务需外出外一般在公司坐班，但不需要如普通员工一般打卡。2014年4月15日徐国然退出了管理层，不再担任总经理，只任职副董事长，不参与公司经营。之后徐国然基本不来公司上班，只是偶尔会来公司，因其存在人脉，有时会介绍生意给公司。氯威公司以津贴形式每月支付给徐国然10,000元。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期间氯威公司是按应发10,000元/月的标准支付给徐国然的。此后因为公司效益不好，是打折支付给徐国然的。因为公司效益不好，支付给徐国然的金额慢慢减少，此并非针对徐国然个人，而是整个公司员工的收入都下降了。徐国然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是明知的，对于工资减少一事亦从未提出过异议。氯威公司处于2016年3月2日正式停产，由于还有剩余材料在销售，徐国然为氯威公司介绍生意至同年3、4月份。2017年4月氯威公司处完全停业。同年4月13日，氯威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通知徐国然将停止发放津贴，徐国然对此未作表态，但要求氯威公司继续为自己缴纳社保。氯威公司自当月起停发徐国然津贴，但依旧为徐国然缴纳社保。徐国然目前仍为氯威公司股东。徐国然、氯威公司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一审诉讼中，徐国然、氯威公司一致确认，氯威公司处发放工资的周期为当月发放上上月26日至上月25日期间的工资，且氯威公司至今仍在为徐国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徐国然、氯威公司间于诉请期间是否属劳动关系存在争议。徐国然认为双方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氯威公司则称2014年4月15日签订会议纪要之后徐国然退出氯威公司管理层，只任副董事长而不再任总经理，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徐国然、氯威公司等签订的会议纪要明确，徐国然退出氯威公司管理层，氯威公司每月支付徐国然“津贴”10,000元，双方保留劳动关系。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氯威公司按月支付徐国然款项，并明确款项性质为“工资”，以及氯威公司持续为徐国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节，与双方约定保留劳动关系之事实可互相印证，证实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至今。关于徐国然要求氯威公司支付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拖欠的工资440,846.80元之诉请，一审法院认为，与前述同理，徐国然、氯威公司劳动关系一直存续，且双方约定徐国然退出管理层后氯威公司仍然发放其工资，氯威公司应当履行该用人单位义务。至于工资标准：徐国然、氯威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以会议纪要方式约定，此后徐国然退出管理层，双方保留劳动关系，氯威公司按照税前10,000元/月之标准支付徐国然工资。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徐国然工资标准有过多次调整，双方就劳动报酬之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且此情形持续3年，实际履行均已远超过一个月。徐国然虽于本案中称其对工资标准变更一节提出过异议，但对此未能提交任何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氯威公司亦不认可徐国然之陈述，一审法院对徐国然该主张难以采信。徐国然要求氯威公司按照变更前的10,000元/月(税前)之标准补足其2014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已领取工资差额的诉请，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难以支持。至于2015年6月及8月工资（发放时间为同年7月及9月），氯威公司未举证明其已发放予徐国然，亦未举证证明存在不发放徐国然上述期间工资的充分依据，故应当按照相应工资标准予以发放。至于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工资：双方于会议纪要中约定，在徐国然退出管理层之情况下，双方保留劳动关系且氯威公司按月支付徐国然工资，双方并未约定该工资的发放存在其他前提。双方一致陈述氯威公司在徐国然不再为其介绍业务及氯威公司停产停业后仍然持续发放徐国然工资至2017年2月（发放时间为同年3月）一节，亦印证了此事实。按照《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之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徐国然、氯威公司一致确认，氯威公司于2016年3月时已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根据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氯威公司应按照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徐国然上述期间工资。综上，一审法院对徐国然该项诉请之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判决：上海氯威塑料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徐国然2014年4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63,629.26元（实得金额）。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元，由徐国然自愿负担。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案证据即劳动合同、2014年4月15日会议纪要、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情况、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7年3月21日会议纪要、仲裁庭审理笔录、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足以证明上诉人徐国然与被上诉人氯威公司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虽然2014年4月15日的会议纪要显示上诉人徐国然在2014年4月30日前退出公司管理层，但同时亦明确继续保留徐国然与氯威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会议纪要描述给予徐国然税前每月1万元“津贴”，结合该等款项实际发放时“摘要”显示为“工资”以及公司要求徐国然在退出管理层后仍继续为公司处理其担任总经理时的一些遗留事务并继续为公司介绍一些业务，而该等事务处理行为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相关，且2017年3月21日的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从2017年4月起停发徐国然的工资，因此，氯威公司在徐国然退出公司管理层后向其每月发放的款项在性质上仍属于工资性劳动报酬。虽然双方通过会议纪要形式约定了每月税前1万元的工资性劳动报酬，但是，考虑到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徐国然的劳动报酬标准有过多次调整，此情形持续多年且实际履行均已远超过一个月，徐国然本人同时又是氯威公司的股东，其亦应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故可视为双方已共同就劳动报酬标准进行了相应变更。退一步分析，即便假设徐国然不同意劳动报酬标准的变更，鉴于用人单位在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同时也有权要求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安排和要求提供相应劳动，考虑到氯威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并于2016年3月全面停止生产和销售的客观事实，以及氯威公司主张徐国然并未如期为公司介绍业务和处理遗留事务，徐国然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已按照公司要求持续性为公司介绍业务及妥善处理相关遗留事务，故可认为徐国然并未完全按照公司要求提供相应劳动，氯威公司在为徐国然持续缴纳社保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不足额支付徐国然相应月份工资也并无不当。此外，《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氯威公司已于2016年3月处于停工停产状态，故一审法院认定氯威公司应按照本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徐国然2017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的工资，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徐国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徐国然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许鹏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