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4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南路59、117号1栋2单元10层1015号。 法定代表人：唐海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李孝伟，男，198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隆昌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孝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时利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奇、何华明、被上诉人李孝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时利和公司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孝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支持时利和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李孝伟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时利和公司在交车时提供的车辆不具备运营网约车的资质，不符合合同约定，故双方对此均存在过失对合同的解除均存在过失”缺乏事实依据。2．一审法院在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适用自由裁量权要求时利和公司退还李孝伟支付全部首付款的做法显失公平。3.一审法院认定的租赁期限错误，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未明确约定时利和公司收回车辆后即代表合同解除，因此，合同的实际解除时间应当在时利和公司依法发出解除通知之后。 李孝伟辩称，1．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汽车运输证不符合合同约定性质，致使合同目的即李孝伟以租赁车辆从事网约车经营业务无法实现，因此，时利和公司构成严重违约。2．时利和公司在明知网约车车辆应具备何种条件的情况下，诱使李孝伟签订合同并向其提供不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车辆，时利和公司在主观上存在过错。3．合同解除后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李孝伟已经交付的首付款、押金等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款项，并赔偿由此给李孝伟赵成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李孝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之间的《汽车租赁合同》；2．判令时利和公司立即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押金10,967元；3．判令时利和公司赔偿李孝伟损失12,000元（按成都市2018年社会平均工资标准酌情主张三个月）。 时利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李孝伟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租金6,504元，以及相应利息（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照每日5‰的标准自2018年9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6月27日，时利和公司（甲方、服务方）与李孝伟（乙方、订车方）签订《汽车租（购）定金协议》约定，乙方预定租赁（购买）东风标致301汽车一辆，基本型、白色、排量1.6CNG，并按照甲方规定预付相应定金，待车辆成交后，定金作为车辆押金（车款）；乙方选择以租代购方式，首付28,800元；特殊约定：月供2,167元，总共36期，提前交了最后一期第36期月供，所以第36期不用交，首付28,800元已付清；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日向甲方支付定金10,967元，甲方开具盖章收据，如乙方选择购车方式为以租代购，因银行调查审核未能通过可退回定金，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退还定金，不承担其他责任，除上述情况外，定金不予退还；乙方在接到甲方交车通知后，应在两日内至甲方处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并支付余款。 2017年7月6日，时利和公司（甲方、出租方）与李孝伟（乙方、承租方）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东风标致牌ＤＣ7162ＭＳＢＭ租赁车辆一辆（车牌号：川Ａ×××××，车架号：ＬＤＣ6332Ｔ8Ｈ3053626，发动机号4129155），双方确认租赁车辆为新车；租赁期限三年，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双方定于2017年7月6日交车，租赁期内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不得解除本合同。租金总额为106812元，分首期租金和分期租金两部分，首期租金为28800元，分期租金为2167元，共36期，分期和金按周支付，每周租金为542元；具体支付方式为：乙方于签约后第一个周二开始，每周二下午16时前将该周租金支付给甲方，乙方授权甲方从乙方专用于支付租金的银行卡中直接扣划，授权扣划银行卡用户名：冉伟，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新鸿支行，账号62×××34；签署本合同时，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保证金0元。在租赁期内，租赁车辆的所有权归甲方，使用权归乙方；为方便甲方对租赁车辆的管理，乙方同意甲方在租赁车辆上加装可以监控车辆行驶轨迹和运行状况的ＧＰＳ等仪器设备。双方在合同第7条“合同的解除”约定，乙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陈述或材料；私自改装、损坏或拆卸甲方安装的ＧＰＳ等仪器设备；非法使用或非常规使用租赁车辆，包括但不限于从事不符合车辆功能的运输活动的；逾期支付租金连续超过5日或一个租赁年度内累计超过15日的；……。甲方决定按照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约定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本租赁合同的，视为本租赁合同提前到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剩余租金部分的租金一次性交清，解约之后的管理费用不再收取，在乙方交清剩余租金前甲方有权扣留租赁车辆。合同租赁期满之后一个月以内，乙方在无违约情况下或虽有轻微违约但甲方予以豁免的情况下，可选择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或委托甲方处置车辆而收取所得款项，乙方未在一个月内选择的，车辆由甲方无偿收回；乙方选择取得车辆所有权的，乙方可根据原始合同凭证办理原车过户手续，甲方不再收取购车款。若乙方未及时全面履行本协议关于支付金钱义务的条款，如支付租金、管理费等，乙方应按所欠费用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可以同时主张违约金和其他权利（如解除合同等）。 同日，李孝伟签订《租赁物移交确认单》，载明交车日期为2017年7月6日，李孝伟并对接手的项目和物品分别打勾确认，其中包含“行驶本”。车辆行驶证显示该车于2017年7月6日注册、发证，所有人为时利和公司，性质为非营运。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李孝伟已向时利和公司支付首付款28,800元、保证金2,167元；对于租金，李孝伟称缴纳了37,940元，但时利和公司称李孝伟仅缴纳37,398元。 交车后，李孝伟开始从事网约车运营，根据李孝伟提交的欠款清单，其从2017年7月11日开始向时利和公司按周支付租金（542元／周）至2018年12月12日（其中2018年9月12日、9月19日、10月3日、10月31日、11月7日、11月21日所对应的六周租金未交纳），共支付了69周、总计37,398元，此后便未再继续交租。李孝伟称，未继续交租系因发现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时利和公司不具有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资格，违反了2016年11月5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发布的《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第九条第（一）项和第十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于2018年9月与其他驾驶员集体到时利和公司要求退车。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2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汽车租赁合同是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合同就租赁物、首期租金、月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等内容进行约定，就此在双方间形成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受此约束。 关于李孝伟要求解除《汽车租赁合同》的诉请。由于李孝伟诉请解除合同，时利和公司收车的行为也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双方对于解除合同无争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解除合同的时间，一审法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基础在于车辆的交付和使用，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2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该行为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李孝伟认为解除合同应是2018年9月集体去时利和公司要求退车之时，但其不能证明届时就合同解除事宜与时利和公司达成了一致，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解除合同的原因，李孝伟认为系因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不能达到其开网约车的使用目的，一审法院认为，《汽车租赁合同》中并未约定李孝伟向时利和公司融资租赁车辆的目的是用于开网约车，也未约定李孝伟选择的租赁车辆需具备网约车的条件，虽然时利和公司在交付车辆后为李孝伟提供了网约车网络平台，但该行为并不导致时利和公司需承担交付具备营运条件的网约车的义务，相反，李孝伟逾期未付租金的行为构成违约，时利和公司有权要求其支付租金及相应违约金。 对于欠付租金的数额，据本案事实，自2017年7月6日交车 至2019年1月20日收车，李孝伟共占有使用案涉车辆18个月14天，应付租金共计40,017.3元（2,167元×18月＋2,167元＋30天×14天），除首付款外，李孝伟已付租金37,398元，尚欠2,619.3元未支付。李孝伟称其实际支付了37,940元租金，但对此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李孝伟的答辩意见，其愿用交纳的2,167元保证金冲抵租金，冲抵后李孝伟还应支付452.3元（2,619.3元-2,167元），对时利和公司主张的超出该金额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时利和公司要求按5‰/日的标准计收利息，该利息实为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李孝伟未按约支付租金，应承担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合同约定违约金的标准为1‰/日，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失，一审法院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及当事人的预期利益，酌情将标准下调至0.6‰/日。一审法院根据李孝伟提交的欠款清单，分段计算违约金，计算方式如下：分别以到期未付的逾期租金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以0.6‰/日的标准进行计算。 关于李孝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返还首付款28,800元、押金10,967元的诉请。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租赁期届满后，李孝伟在无违约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可以认定李孝伟支付首付款是以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为前提，现双方均对解除合同无异议，故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李孝伟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向时利和公司交纳了10,967元押金，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李孝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赔偿其损失12,000元，但李孝伟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给其造成了损失，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李孝伟与时利和公司于2017年7月6日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二、李孝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租金452.3元，并以逾期租金为基数、按逾期天数以0.6‰/日的标准分段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法如下：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9月13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9月2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0月4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1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8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1月22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8年12月27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3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10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542元为基数，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17日算至2019年1月20日；以2,619.3元基数，桉0.6‰/日的标准自2019年1月21日算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三、时利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李孝伟首付款28,800元；四、驳回李孝伟和时利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94元，减半收取计547元（此款已由李孝伟预交），由李孝伟承担270元，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承担27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此款已由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预交），由李孝伟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时利和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8年4月12日的新闻，成都市虽然在2016年颁布了网络车实施细则，由于政府对如何办理相应证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细则或具体的操作办法，在实践中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这也是导致时利和公司没有办法为出租的汽车办理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客观原因。证据2.武侯区门户网站办事指南（2018年8月29日发布），政府在2018年4月12日办理了第一个证，在2018年8月28日才形成具体的办事指南。证据3.网络新闻（2018年12月12日发布），时利和公司在2018年4月份得知能够办理运输证办理，由于办证时间长，一直到12月份政府通知出租公司大规模办证，时利和公司在报纸上发布了办证的通告，在报纸刊登之前时利和公司也有给当事人打电话办证。上述证据拟证明时利和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并不存在主观过错，没有办证是因为客观原因，同时该客观原因也没有给李孝伟带来任何的损失和不利的影响。 李孝伟发表质证意见：1．时利和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形式上并不合法，故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也不能达到时利和公司的证明目的。2.2016年11月成都市已经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已经明确网络车需要办理证件，时利和公司称没有处罚但并不意味着合法。3．李孝伟拿到的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从事的却是营运工作，肯定存在损失。本案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缺乏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时利和公司与李孝伟签订的《汽车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案涉《汽车租赁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属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之规定，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及履行情况综合评判，不能一概认定双方建立了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融资租赁的基本特征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合同涉及三方主体，即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虽然在售后回租的情况下，承租人和出卖人的身份重合，但其核心仍是出租人要根据承租人的选择和指示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本案中时利和公司提前购置车辆或者将合法拥有的车辆提供给承租人李孝伟使用，约定租金支付完毕后李孝伟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排除了承租人李孝伟对租赁物的选择，李孝伟支付的首付款与租金后取得车辆所有权，符合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按买卖合同纠纷处理。一审法院认定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时利和公司与李孝伟均确认《汽车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汽车租赁合同》解除后，时利和公司应返还李孝伟已支付的款项，李孝伟应返还车辆，但同时考虑到车辆系消耗品，李孝伟应当支付其使用车辆期间的合理费用及车辆折旧等费用，费用标准参照《汽车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条款执行，故一审法院判决时利和公司退还李孝伟首付款，但应当支付其实际使用车辆期间的“租金”，其实质就是车辆使用费，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按一审判决确定的方式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094元，由时利和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文磊 审判员  刘一颖 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