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141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本市长宁区天山路597号一、二层。法定代表人：吴疆，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计涵青，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史鹏程，男，198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本市长宁区。上诉人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史鹏程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6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交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主张垫付的18,000元并非合同款，该款项事实上系被上诉人违规收取的第三方佣金回扣，上诉人在发现这一违规情况后，即要求没收该金额并返还给了第三方。即便假设该款项系被上诉人垫付的合同款，那么也应属于借贷关系，不应在本案劳动合同纠纷之诉中处理。即便假设该款项属于劳动合同纠纷的审理范围，鉴于该请求不属于劳动报酬，因此也超过了劳动仲裁的仲裁时效。被上诉人史鹏程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史鹏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交运公司支付史鹏程：1.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5,877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5,938.07元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051.78元；2.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28.8元；3.返还项目垫付款18,000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史鹏程于2014年8月12日入职交运公司处担任市场部主管，2016年8月起调整为行政主管，双方签订过数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期限为2016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合同约定史鹏程月基本工资2,190元，加班工资按当年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休息日安排加班，应优先安排补休或支付加班费等。史鹏程于2018年3月16日至3月22日休婚假，于3月2日、3月5日及3月6日事假。交运公司主张因史鹏程于2018年3月、4月存在大量缺勤，且史鹏程尚有5,300元备用金和电脑发票未归还，故相抵后暂未按期发放史鹏程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交运公司提供的2018年3月及4月考勤记录显示史鹏程2018年3月考勤打卡12.5天、2018年4月考勤打卡8天。史鹏程每天自8:30分工作至17时，中午就餐一次。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史鹏程自入职至2016年7月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交运公司部分岗位被审批自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制），2016年8月后史鹏程改为执行标准工时制。平时史鹏程执行考勤制度。交运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确认单显示2017年4月起史鹏程每月签字确认出勤情况。史鹏程主张其在职期间实行每月固定两次休息日加班，交运公司未支付加班工资，应以史鹏程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5,232.2元标准支付。史鹏程根据其自行记录主张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天数为33天；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以交运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史鹏程统计休息日加班天数分别为2016年1月4天、2月3天、3月4天、4月2天、5月无、6月1天、7月4天、8月2天、9月1天、10月2天、11月2天、12月1天、2017年1月1天、2月2天、3月2天、4月2天、5月1天、6月2天、7月2天、8月2天、9月2天、10月2天、11月2天、12月2天、2018年1月2天、2月无、3月1天（24日）、4月无。另外2018年2月存在法定节假日加班1天。交运公司认可史鹏程在职期间偶有休息日加班，但并非固定，且交运公司已根据史鹏程实际出勤情况给予史鹏程调休或按史鹏程月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作为基数（不应将加班工资和浮动绩效工资作为计算基数）足额支付其加班工资，史鹏程从未提出异议，交运公司不同意另行支付。因超过保管期限，交运公司已无法提供2015年12月前的考勤记录；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根据考勤记录，以史鹏程实际休息日出勤天数扣除调休或缺勤天数计算，休息日加班天数分别为2016年1月2天（休息日出勤天数4-调休或缺勤天数2）、2月1天（3-2）、3月无（4-超过4天缺勤）、4月无（2-2）、5月无、6月无（1-超过1天缺勤）、7月1天（4-3）、8月2天、9月2天、10月3天、11月2天、12月无（1-1）、2017年1月无（1-1）、2月2天（3-1）、3月无（2-2）；2017年4月后以考勤记录确认单中实际出勤天数扣除应出勤天数计算，休息日加班天数分别为2017年4月0.5天（实际出勤天数19.5-应出勤天数19）、5月无（20-21，另活动1）、6月2天（24-22）、7月2天（23-21）、8月2天（25-23）、9月2天（21-19）、10月2天（加班3天-下月13日调休）、11月1天（23-22）、12月2天（23-21）、2018年1月2天（24-22）、2月无（双方已确认11日、24日为春节换休）、3月无（3月24日虽上班，但根据考勤记录仅出勤12.5天，应出勤22天，即便计算史鹏程婚假5天、事假3天，也不存在加班）、4月无。另2018年2月有法定节假日加班1天。交运公司提供了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的考勤记录和2017年4月至2018年2月考勤记录确认单，与其主张的史鹏程出勤日期相符。史鹏程认为虽有微信申请调休，但事后仍须本人填表签字，如无则不认为是调休；考勤机偶有打卡失败的故障（2017年7月、9月、10月、11月、12月的考勤记录存在部分日期没有打卡，但考勤记录确认单却显示全勤），故应以考勤记录确认单为准，交运公司应提供自入职后每月均存在的确认单。据此史鹏程主张不应扣除交运公司所谓调休和缺勤，只要在考勤记录上史鹏程存在休息日出勤，均应计算为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交运公司则认为通过微信即可申请调休，无需事后补填申请；考勤记录没有因机器故障发生错误，考勤记录确认单从2017年4月才开始执行，平时史鹏程存在外勤或到岗但未打卡情况，交运公司并未将所有没有打卡日期均作为调休，而是根据其实际出勤情况足额支付加班工资。交运公司主张史鹏程月工资为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1,200元（2016年8月起调整为1,500元），另计浮动绩效工资及加班工资，交运公司以基本工资加岗位工资作为基数足额计付史鹏程加班工资。如根据考勤记录2016年9月休息日加班2天，交运公司以3,500元计付加班工资643.7元；根据考勤记录确认单2017年4月休息日加班0.5天，交运公司以3,500元计付加班工资160.9元，均与工资单数额相符。交运公司提供的2016年1月至2018年4月工资单显示其主张的史鹏程工资结构及计发方式，其中“加班工资”一栏记载的金额与以交运公司上述主张的史鹏程加班天数计算后加班工资的数额一致，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与史鹏程的银行交易记录进账一致。史鹏程予以否认，认为其月工资由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1,200元（2016年8月起调整为1,500元）以及浮动绩效工资组成，与考核方案确认表约定一致，并无曾支付加班工资。经一审法院释明，交运公司提供了2016年9月、2017年4月及2018年2月工资绩效考核方案确认表（有史鹏程签字）、2018年损益分解对比表和绩效工资计算表，其中考核方案确认表约定“薪酬组成=基本工资2,000元+岗位工资1,500元+绩效考核XKPI考核得分比”，“月度绩效考核1,900元，50%为保底金额，另外50%以业务部门之前的月度毛利完成率为准，同比例增减”。损益分解对比表记录了销售部、售后部等各个部门2018年2月的预算和实际完成数据。计算表表明如何计算：如2016年9月销售毛利完成率为86.95%（实际完成44.4/预算目标52.58）、售后毛利完成率为96.78%（实际完成131.92/预算目标136.3），当月绩效工资为X110%（当月史鹏程个人绩效考核分值）=2,005元；如2017年4月销售毛利完成率为98.81%（109/110.31）、售后毛利完成率为94.16%（93.65/99.46），当月绩效工资为（950+1,900X25%X98.81%+1,900X25%X94.16%）X100%=1,867元；2018年2月销售毛利完成率为78.87%（71.26/90.35）、售后毛利完成率为91.02%（90.48/99.4），当月绩效工资为（950+1,900X25%X78.87%+1,900X25%X91.02%）X100%=1,757元。史鹏程对于绩效工资计算公式和基数1,900元没有异议，但认为史鹏程每月需要在载有该每月销售毛利完成率、售后毛利完成率的表格上签字，故对于交运公司提供的上述数据来源和真实性持有异议。交运公司解释记载每月销售和售后毛利完成率的损益分解对比表无需史鹏程签字，仅财务根据数据做账。史鹏程还认为交运公司提供的2016年9月计算存在差错，以实际完成44.4/预算目标52.58，销售毛利完成率为84.44%，而非交运公司计算数额。交运公司对此解释为每月销售部销售约170台车辆、售后部维修约2,000台车辆，每笔数据均不相同，如果要核对具体数据来源，需要调出所有的原始材料，同时也关系到商业秘密和顾客的隐私，已超出一审审核的范围，故交运公司无法提供原始数据来源；2016年9月人事调取财务数据时发生纰漏，实际反而多发了史鹏程绩效工资，在一审中才发现该事实。交运公司为此提供了2016年10月、11月、2017年2月、4月、6月至12月、2018年1月的绩效工资计算表。史鹏程虽认可计算公式计算的数额，但仍对上述数据来源和真实性持有异议。另史鹏程认为在交运公司工资单中记录的补贴一栏，如当月存在支付加班工资反而降低补贴数额，不合常理，虽无书面约定，但据史鹏程了解其作为主管每月有停车补贴200元，上不封顶。交运公司则认为双方对于补贴发放并无约定，补贴目的在于没有加班时使得员工的工资达到一定数额，最高标准不高于每月427元，由领导直接批准决定发放，与其他均不挂钩。史鹏程表示2018年4月9日交运公司以业务生产发展需要等原因要求其调岗，岗位与网络有关，而史鹏程劳动合同约定担任行政主管，履行中兼任信息员工作，新岗位为售后部DMS系统维护兼信息员。因免去行政主管，考核人也不再是总经理，史鹏程认为系降职，故予以拒绝，仍在原岗位上班，并无旷工；后交运公司两次发出告知书通知必须到岗（薪资待遇待到岗后根据售后绩效方案制度考核），史鹏程均回复拒绝；2018年4月13日，交运公司私自打包史鹏程物品强行搬离，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史鹏程手机损坏，也进行报警；此后遭交运公司阻挠史鹏程无法正常出勤。2018年5月17日，史鹏程以交运公司拖欠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违法调动岗位、拖欠2014年8月12日至2018年4月13日加班费等原因，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2款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据此要求交运公司以月平均工资5,232.2元标准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28.8元。史鹏程提供的岗位调动通知书、回复（2018年4月9日、4月12日）、告知书两份显示交运公司调岗以及双方沟通过程。史鹏程提供的（民事）调解协议书（甲方：交运公司、乙方：史鹏程）载明主要事实为“2018年4月13日，在……办公室内，因甲方调动乙方工作，派人将乙方的办公桌及办公区域乙方物品清理，引起双方纠纷，后乙方与甲方多名工作人员因乙方使用手机拍摄视频取证，甲方工作人员认为侵犯其肖像权要求乙方清除视频，引起双方冲突，甲方工作人员用力抱住乙方，造成乙方左胸软组织挫伤，乙方称拍摄视频所使用的手机被甲方工作人员拿走，后甲方称因当时现场情况较混乱，现手机不见了。”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甲方负担乙方医药费300元。2、甲方赔偿乙方购买手机的费用3,000元。3、双方的劳资纠纷、劳动关系纠纷通过劳动仲裁或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交运公司认可史鹏程的月平均工资数额和工作年限，但表示史鹏程于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大量缺勤（3月仅出勤12.5天、4月出勤8天），且尚有5,000余元备用金未归还交运公司，故交运公司暂扣工资予以抵扣；交运公司也并未拖欠史鹏程加班工资；2018年4月因案外人杨某离职，导致其岗位人手空缺，因史鹏程有网络技术基础，现工作也涉及该方面内容，交运公司出于经营需要，安排其暂代杨某岗位（待遇比史鹏程更高），史鹏程直接拒绝并恶意缺勤，交运公司两次书面催告后，史鹏程仍拒不到岗也拒绝履行工作，严重违纪。交运公司派人清理其办公区域的物品，双方发生冲突，具体事实经过如调解协议书所载。此后交运公司并无阻挠史鹏程正常出勤，系史鹏程自行不来上班，交运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史鹏程主张2015年由其作为市场主管牵头邀请第三方XX网与交运公司进行业务合作，双方曾签订协议，约定XX网每介绍促成一个客户交易，由交运公司支付1,000元佣金，后实际成交车辆18台，根据协议交运公司需支付18,000元，XX网出具发票，史鹏程按流程申请付款却遭交运公司拒绝，交运公司总经理要求史鹏程先行垫付转账给交运公司，承诺事后会返还，否则要求史鹏程离职。史鹏程为工作和今后个人发展，将款项打到交运公司账上，交运公司向史鹏程出具收据，再由交运公司向XX网支付（因系公司之间的合作，而非回扣）。史鹏程提供：1、盖有交运公司发票专用章的收据，其中“交款单位”一栏系史鹏程姓名，金额记载18,000元，“收款事由”一栏记载“2015年XX网7月31日前活动佣金”，时间为2015年11月6日；2、史鹏程自行记录的笔记，记录XX网出具发票的号码及交运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发票，时间为2015年11月24日。交运公司在仲裁时以及2018年10月24日庭审中主张合作业务方XX网在活动结束后需给予交运公司销售返利，该18,000元实为史鹏程代交运公司收取，代收后再支付交运公司，并非垫付款。在其后的庭审中交运公司又表示史鹏程先向交运公司反馈该次合作无需向XX网付款，故未签订协议，合作结束后，史鹏程又向交运公司申请向XX网支付合作费用18,000元。交运公司即向XX网询问收费事宜，交运公司知该钱款系史鹏程作为两家公司之间的联络人员私下向XX网收取的回扣，事后以XX网的发票向交运公司报账。交运公司与史鹏程面谈后要求史鹏程退还，再由交运公司转账给XX网。由于财务人员失误，将XX网的发票做账。交运公司对于前后陈述不一的解释为“员工个人无权收取回扣返利，收取的行为应该视为第三方向公司支付行为”。经一审法院释明，交运公司未提供该笔钱款入账的财务账册。交运公司未能提供18,000元系史鹏程收取回扣的其他证据。交运公司主张史鹏程的该项诉请已超过时效，史鹏程则认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垫付费用，史鹏程一直在向交运公司主张权利，交运公司承诺将会返还，未超过时效。仲裁审理中，交运公司未对该请求提出时效抗辩。2018年5月21日，史鹏程向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要求裁决交运公司：1、支付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7,988.5元；2、支付2014年8月12日至2018年4月13日休息日加班工资41,376.48元；3、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28.8元；4、返还2015年11月项目垫付款18,000元。2018年7月27日，该委裁决：一、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6,254.98元；二、对申请人一审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史鹏程不服裁决，于法定期限内诉诸一审法院。交运公司已向史鹏程支付了裁决的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6,254.98元。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加班工资。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保管员工的工资单据、考勤资料两年备查。交运公司已提供了史鹏程自2016年至2018年4月的考勤记录和工资单，已尽到相应的举证义务。交运公司主张因超过保管期限无法提供2016年1月前的考勤记录，史鹏程应对其于2016年1月前存在休息日加班33天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存在加班事实，一审法院对其要求支付该33天加班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次，2016年1月至2017月3月期间，根据交运公司提供的考勤记录，交运公司以史鹏程实际休息日出勤天数扣除调休或缺勤天数计算当月加班天数，并无不妥，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而史鹏程以无本人填表签字不认可调休以及考勤机偶有打卡失败的故障为由，主张不应扣除调休和缺勤，认为只要考勤记录上史鹏程存在休息日出勤，均应计算为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但史鹏程未能提供考勤缺失日期的正常出勤证据，故其主张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同理，2017年4月后交运公司以考勤记录确认单中实际出勤天数扣除当月应出勤天数以计算史鹏程的休息日加班天数，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史鹏程以考勤记录上存在休息日出勤均应计算为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最后，交运公司提供的工资单虽无史鹏程签字，但其中加班工资一栏记载的金额与交运公司主张的史鹏程加班天数计算后加班工资的数额一致，每月实发工资数额与史鹏程的银行交易记录进账一致，交运公司亦对于绩效工资的计算进行合理解释，而史鹏程虽否认工资单、损益分解对比表和绩效工资计算表真实性，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故一审法院对于交运公司关于已根据史鹏程基本工资加岗位工资足额支付史鹏程加班工资的主张，予以采纳。史鹏程要求以离职前月平均工资5,232.2元（包括绩效工资等不固定项）计付2014年8月12日至2015年12月31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5,877元、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休息日加班工资25,938.07元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5,051.78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史鹏程以交运公司拖欠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违法调动岗位、拖欠2014年8月12日至2018年4月13日加班费等原因，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2款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交运公司均予以否认。因双方对于2018年3月至2018年4月期间史鹏程的出勤以及史鹏程归还备用金的情况存在争议，交运公司虽未按期支付史鹏程该期间工资，但并无克扣故意；交运公司根据经营需要调动史鹏程的工作岗位，在史鹏程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交运公司擅自派人将史鹏程的办公桌及办公区域的物品进行清理并引起双方纠纷，虽有不妥，但史鹏程可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权利，仅以此无法证明交运公司已因违法调动岗位造成双方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认定交运公司并无克扣史鹏程加班工资。综上，史鹏程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均不符合法定情形，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0,928.8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返还项目垫付款18,000元。其一，根据相关规定，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审交运公司未在仲裁审理中提出时效抗辩，一审法院对其诉讼中以此为由提出的抗辩，不予支持。其二，双方对于2015年史鹏程牵头交运公司与XX网进行业务合作、XX网出具发票给交运公司、史鹏程将款项18,000元打到交运公司账上、交运公司向史鹏程出具收据、再由交运公司向XX网支付18,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史鹏程主张该款项系交运公司应向XX网支付的合作佣金，史鹏程按流程申请付款遭交运公司拒绝，交运公司要求史鹏程先行垫付转账给交运公司，承诺事后会返还。交运公司则抗辩系史鹏程作为联络人员私下向XX网收取的回扣，事后以XX网的发票向交运公司报账，后交运公司要求史鹏程返还并由交运公司转账给XX网。交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如发现史鹏程在工作中存在收取回扣的不当行为，应当及时取证并采取合理措施。现交运公司既未能提供史鹏程存在收取回扣的相应证据，反而将史鹏程提供的XX网的发票做账，与其主张相悖；而史鹏程提供交运公司出具的收据，其中所载的收款事由为“2015年XX网7月31日前活动佣金”，也并非回扣；另外交运公司对于该笔款项的性质也前后陈述不一。综上，交运公司未能对于收取史鹏程18,000元提供相应证据进行合理解释，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史鹏程的主张，更具有合理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交运公司应当返还史鹏程垫付款18,000元。交运公司已向史鹏程支付裁决的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4月13日工资6,254.98元，史鹏程遂不再主张，一审法院对此不再予以处理。一审法院审理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史鹏程垫付款18,000元；二、驳回史鹏程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史鹏程与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各半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交运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2015年7月10日记账凭证、2015年6月29日报销付款凭证、发票、活动协议、车惠网3月成交清单，旨在证明上诉人与案外人上海XX有限公司的正常交易习惯应当包括活动协议和成交清单等材料并交由财务留底；第二组：2015年11月28日记账凭证、收据、2015年10月30日报销付款凭证、发票，旨在证明被上诉人提出主张的该18,000元费用违反了正常交易习惯，缺少了活动协议和成交清单，上诉人与上海XX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涉及所谓18,000元费用的项目合作。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相关内容并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的事实主张，故不予采纳。除此以外，当事人未提交其他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上诉人交运公司对于18,000元款项的性质、流转过程、流转目的等事项的陈述在仲裁阶段和一审审理阶段前后不一，且在将该款项解释为系被上诉人私下向XX网收取的回扣后，上诉人并未就该等解释进一步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不能使人形成内心确认确信存在收受回扣这一事实，故上诉人关于18,000元款项系被上诉人收受之回扣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关于18,000元款项能否在本案中进行处理的问题，鉴于当事人的陈述等能够证明该18,000元款项垫付行为与被上诉人履行劳动合同密切相关，且从减少讼累角度考虑，在本案中予以一并处理并无不当。关于时效问题，一审法院也已经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在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举证和质证情况，依照法律规定，结合相关事实，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所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且理由详细充分，本院予以认同。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上诉人上海交运云峰龙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 兰审判员 任文风审判员 许鹏飞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欣彦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