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6民初445号 原告：苏梦，女，1973年2月1日出生，满族，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厚玲，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嵊州市经济开发区双塔路118号综合楼四、五层。 法定代表人：邢仲灵，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男，住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由浙江省嵊州市剡湖街道北郊社区居民委员会推荐。 原告苏梦与被告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瑞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原告苏梦于2019年8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苏梦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厚玲、被告巴瑞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苏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16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共计4100元，包括律师费3000元、公证费1000元、取证费1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本案所涉音乐作品的创作人与原始权利人为苏越，苏越于2018年8月22日在北京去世，案涉作品的财产权由原告苏梦（苏越妹妹）依法继承。苏越在中国音乐界享有盛誉，其创作的歌曲多次获得全国及国际比赛多项大奖。苏越委托的调查人员与公证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共同来到被告的经营场所，使用被告经营场所内的设备播放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不同演唱版本的音乐作品。《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本案中，被告在其经营场所通过专用设备，以卡拉OK的方式向消费者公开播送涉案歌曲。被告这种使用方式已经构成对涉案作品的表演，同时具有营利性质且未经许可、未支付使用消费，其行为已经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作品表演权。原告不能证明实际损失，亦不能证明被告的获利金额，原告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发生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提出赔偿金额。 被告巴瑞公司答辩称：1.被告已按照国家版权局的规定，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签订了著作权许可合同，并缴纳了版权使用费。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履行缴费义务后，是对音乐作品的合理使用，不存在侵权行为，更不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2.原告系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下简称音著协）的会员，被告向音集协缴纳的费用是包含了音著协的会员使用费。音著协与音集协明确说明，音著协管理的音乐词曲作品的表演权委托给音集协，并在卡拉OK经营场所进行音乐词曲作品的表演权和唱片公司类电作品MV放映权的“二合一”的收费业务，每年年底音集协将收到的KTV版权费按分配规则分配给音著协。被告已向集体管理组织缴纳了版权费，原告已从集体管理组织中获取了权益，等同于被告已向原告缴纳了版权费，原告无权另行主张版权费和侵权赔偿。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出版物《苏越音乐作品集粹》（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出版）、（2017）镇句证民内字第561号各一份，证明出版物《苏越音乐作品集粹》标注有ISRC国际标准编码、出版社信息、著作权人信息，为合法出版物，且案涉作品均取得国家版权局核发的《作品登记证书》，苏越为案涉作品的原始权利人的事实。 2.（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22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苏越涉案作品的财产权由苏梦继承，苏梦为本案适格原告。 3.（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54、3930、3931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本案起诉状所加盖之章系苏梦、方三林本人的人名章，系苏梦本人的意思表示。 4.（2017）川中证字第8345号公证书一份，证明被告在其经营场所通过专用设备，以卡拉OK的方式向消费者公开播送涉案歌曲，被告对涉案作品的使用具有营利性质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未支付使用费，侵犯了原告的作品表演权。 5.公证费发票、消费收款收据各一份，证明原告为制止侵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被告经质证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6.著作权许可协议一份，证明被告已与音集协和音著协签订协议，原告系音著协的会员，被告向音集协缴纳版权费用的行为可视为向原告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故被告无需再向原告另行支付费用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存疑，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根据该许可协议第4节4.1项，许可使用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被告侵权行为之后。因此被告在2017年播放苏越作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应当向原告支付赔偿费用。 7.合作备忘录、关于音著协与音集协在卡拉OK版权收费领域关系的说明各一份，证明音集协和音著协针对全国卡拉OK收费的方式是二合一的，且备忘录第一页明确载明，甲方（音集协）盖章代表两个协会，原告作为音著协的会员，在被告已向音集协缴纳版权费的情况下，已经丧失了诉讼权利。原告经质证认为，因被告所提交的均系复印件，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即使该证据系真实的，也与本案无关联。 8.国家版权局2006年第1号公告打印件一份，证明根据该份证据的内容，被告已经履行了最高的注意义务。原告经质证认为，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联。 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经被告质证无异议的证据1-5，予以认定；证据6和证据7中的合作备忘录、关于音著协与音集协在卡拉OK版权收费领域关系的说明均系复印件，不予认定；证据8中的国家版权局公告虽系打印件，但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在国家版权局官网找到相同内容的公告，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认可其系音著协的会员，且确认苏梦与苏越未授权他人制作类电作品。 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以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记载：苏越系《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人生一世》、《世纪清晨》、《未来需要等待》、《别无选择》、《最爱》、《再牵你的手》、《红颜知己不是梦》、《我在他乡》、《一生约定》10首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及著作权人；系《黄土高坡》、《热血颂》、《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血染的风采》、《出门在外》、《谢谢你朋友》、《不老的老师》、《月满西楼》、《等我唱完这支歌》、《是否还需要一份安慰》、《想你总是在雨季》、《爱你和从前一样》、《一个人的日子还好吗》、《忘了我》、《心甘情愿》、《世界很小》、《牵挂》17首音乐作品的曲作者及著作权人。上述共计27首音乐作品（以下简称“涉案27首音乐作品”）均收录于《苏越音乐作品集粹》。 2018年，原告苏梦向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公证处申请继承苏越所享有的38项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该公证处认定上述38项音乐作品著作权人均为苏越的音乐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性权利（包含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及应该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均为苏越个人财产，为被继承人苏越的遗产。该公证处经核查，被继承人苏越现有三名继承人，一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二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苏梦）。现有的继承人中第一顺序继承人放弃继承上述遗产，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的其他人亦放弃继承上述遗产，故被继承人苏越的上述遗产由其妹妹苏梦继承。2018年12月11日，镇江市镇江公证处就上述情况出具（2018）镇镇证民内字第3922号公证书。 2017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接受重庆中钦（成都）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于同年6月21日派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会同申请人指派的邵旭瑞、方明伟，到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双塔路与达成路交汇处招牌标识为“巴瑞量贩KTV”的娱乐场所，并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进入“605”包间。公证人员对摄像使用的品牌型号为OPPOA57的手机进行了清洁性检查。随后，邵旭瑞操作包间内的点歌系统，先后点播了包含《黄土高坡》在内的27首歌曲，同时，方明伟使用上述手机对点播歌曲的播放过程进行了全程录像。录像结束后，方明伟取出上述手机内的SD卡交给公证人员保管。上述过程中，公证人员用自己的手机对该娱乐场所的外观、包间号以及邵旭瑞、方明伟在该场所取得的消费凭证进行了拍照。上述过程中，获得POS签购单及加盖有“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印章的收款收据各一份，金额均为100元。2017年7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就上述情况出具（2017）川中证字第8345号公证书。经比对，被告认为对上述公证书所附光盘内存储的涉案作品与原告所诉同名音乐作品的音源一致。 （2017）川中证字第8345号公证书所涉经营场所系由被告巴瑞公司经营。被告巴瑞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为2015年2月3日，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食品经营；歌舞娱乐经营。 另查明，2018年6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中大公证处向苏越出具一份增值税普通发票，服务名称为“*鉴证咨询费*公证费”，金额为10000元。原告主张该份发票系包涵本案取证公证书在内的十份公证书的总金额。 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根据上述两条规定，原告提交的《苏越音乐作品集粹》及（2017）镇句证民内字第561号公证书载有的《作品登记证书》可以证明苏越是涉案27首音乐作品的曲或词曲作者及著作权人，且被告未向本院提交相反证据，故可以证明苏越系上述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苏梦作为其继承人以继承方式对涉案音乐作品享有包括表演权在内的著作权财产性权利。 被告抗辩称，原告现系音著协会员，被告现系音集协会员，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被告向音集协缴纳版权费的行为可视为已向原告支付版权费，无须另行支付费用。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之规定，被告所提交用以证明被告系音集协会员的证据为著作权许可协议系复印件，且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故对该证据应当不予采纳；其次，即使该份证据真实，根据著作权许可协议，双方约定的许可使用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而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为2017年6月21日，侵权行为发生在许可使用期间之前，且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其在2017年未与音集协签订过著作权许可协议，侵权行为发生与获得许可使用在时间上存在矛盾。综上，对被告的该项抗辩本院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故行使作品表演权除现场公开表演作品外,还包括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或设备公开播送、再现原作品。巴瑞公司通过其经营场所的点唱设备,向消费者提供涉案27首音乐作品的播放服务,属于利用技术设备公开播送、再现该27首音乐作品,其行为系行使作品表演权的一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巴瑞公司在未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涉案27首音乐作品用于商业经营,在其经营的KTV中公开播放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作品表演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原告苏梦因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故向本院主张法定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之规定，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性质、知名度、数量、被告的经营规模、成立时间、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过错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公证费发票、消费发票予以证明其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及原告确有律师作为原告代理人出庭的客观事实，故对合理费用酌情予以认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梦经济损失（包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4000元； 二、驳回原告苏梦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43元，由原告苏梦负担187元，被告嵊州市巴瑞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负担25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善奎 审 判 员  张万江 人民陪审员  袁文琴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俞 佳 ? 附：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三条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第十一条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第十九条著作权属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在本法规定的保护期内，依照继承法的规定转移。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九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中下列作品的含义： （三）音乐作品，是指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作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 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