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04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法定代表人：江长清，村委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楠楠，山东健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建滋，男，1958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恒，山东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国顺，男，195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安国，威海环翠天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下江家村委会）与被上诉人丛建滋、被上诉人江国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下江家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承担责任的证据系被上诉人丛建滋提供的由被上诉人江国顺签字的欠条、证人证言、江国顺的陈述，但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丛建滋与下江家村委会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丛建滋提供的欠条仅有江国顺的签字，并无下江家村委会的盖章，且落款时间为2014年，该时间段并非江国顺担任村委会主任期间，因此该证据不能证实江国顺向丛建滋采购米面的行为系下江家村委会的意思表示。证人证言只能证实丛建滋曾到下江家村送过米面，但不能确定江国顺购买米面时已当选村委会主任，也不能证实负责接收的人员就是下江家村委会安排的工作人员，证人证言无法证实丛建滋交易的对象系下江家村委会。江国顺陈述2015年1月8日其作为村委会主任通过村广播通知村民，不管是要钱或是要物品都需报名，福利二选一，统计人数后在丛建滋处订购了214份米面，江国顺的该陈述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江国顺陈述其买卖米面的行为产生在2015年1月8日以后，但是丛建滋的诉状以及欠条都证明买卖关系建立在2014年。其次，江国顺陈述春节福利钱和物品二选一，但是根据下江家村委会提供的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以及会议记录簿明确载明2015年春节福利是发放200元，且江国顺领取了200元福利。江国顺提供的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米面名单中也有江国顺的签字，说明江国顺发放米面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最后，下江家村委会庭审中提供的由江国顺签字确认的离任审计报告中对于发放米面的货款并没有记载，这与江国顺陈述相矛盾；2.一审法院对下江家村委会提交的证据以“仅仅反映了被告下江家村委会的内部事务，对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产生影响”为由不予审查，导致判决错误。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江国顺的离任审计报告、江国顺签字的会议记录以及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上述证据相互佐证，可以证实上诉人与丛建滋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关系；3.一审法院违反居中裁判、公平正义的原则。丛建滋的起诉状中明确写明其与下江家村委会之间的买卖关系发生在2014年春，这与江国顺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时间相差9个多月，足以证明江国顺的行为并非代表下江家村委会，一审法院多次采取诱导式提问的方式，使得丛建滋将买卖时间改为2014年快过年(实际上最终丛建滋确认的时间为2014年10月份，也不是江国顺当选村委主任的时间)。对于案件事实问题法官不得主动释明，更不允许采取诱导式询问，一审法院违反程序，影响案件事实的查证。丛建滋辩称，一审庭审中各方对于被上诉人丛建滋向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供应春节福利米面的事实没有争议。下江家村委会与被上诉人江国顺之间仅对江国顺的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有争议。从现有证据可以看出丛建滋在供应货物时，江国顺系下江家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丛建滋所供应的货物并非用于江国顺个人使用，而是用于向村民发放福利。丛建滋完全有理由相信江国顺向丛建滋采购米面的行为代表下江家村委会，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上诉人承担。至于下江家村委会与江国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纠纷，并非本案争议焦点，上诉人如对此有异议，可另行诉讼。江国顺辩称，其答辩意见同丛建滋答辩意见。下江家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下江家村委会向原告支付货款20544元，并以此为基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支付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和抗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当事人对下列证据有异议：一、原告提供证人席某、刘某、肖某出庭作证。证人肖某（男，身份证号码）陈述，其给温泉镇很多村送过货，听其他村书记说江国顺当选为下江家村主任。后来江国顺说村里要一些面粉发福利，其便联系丛建滋给村里送。小年前，其把鱼送到下江家村，丛建滋去送面粉，当天江国顺在场。证人刘某（男，身份证号码）陈述，原告说下江家村发福利，其和原告之妻到下江家村送面粉。证人席某（男，身份证号码）陈述，其曾根据原告安排到下江家村送过大米。被告下江家村委会质证称，证人肖某对江国顺的身份是道听途说，不足以证明江国顺时任下江家村委会主任，证人对于接收米面的人员不能明确，所以不能说明江国顺的行为是代表下江家村委会。其他两证人仅陈述将货物送至下江家村，对于货物是江国顺个人购买还是村委会购买其并不知情。综上，三证人证言不能证实原告的主张。被告江国顺质证称，三位证人的证言完全可以证实江国顺代表下江家村委会向原告购买米面给村民发放福利。另外，从常理分析，江国顺不可能以个人名义采购货物给村民发放福利，所以江国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二、被告下江家村委会提供的江国顺离任的审计报告、会议记录薄、村民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原告质证称，对审计报告无异议；对会议记录薄、村民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的真实性不确定，即使真实，也不影响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原告有理由相信江国顺代表下江家村委会向原告购买米面。被告江国顺质证称，其未在审计报告上签名，对会议记录薄、村民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春节福利发放表上虽然写的2015年，实际是2016年春节的福利。三、被告江国顺提供的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名单、2015年1月8日广播内容材料、187户村民签名表。原告质证称，对真实性不确定，如果是真实的，可以证明江国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被告下江家村委会质证称，对真实性不确定，如果真实，从证据可以看出，江国顺当年选择了领取物品，而从下江家村委会提供的当年福利表则可以看出，江国顺当年领取了现金，故江国顺陈述虚假。根据以上双方的举证、质证，结合双方的陈述，一审法院认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证人席某、刘某、肖某的证言。三证人是本案所涉事实的亲历者，肖某关于江国顺向原告订购米面以及三证人关于原告送米面到下江家村的事实与原告陈述一致，故对三证人证言均予以确认。二、对被告下江家村委会提供的审计报告、会议记录薄、村民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审计报告是审计部门出具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对会议记录薄、村民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表，均仅仅反映了被告下江家村委会的内部事务，对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产生影响，故对此不予审查。三、对被告江国顺提供的2015年春节福利发放名单、2015年1月8日广播内容材料、187户村民签名表。如上述下江家村委会提供的会议记录薄和福利发放表，均仅反映了被告下江家村委会的内部事务，对认定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不产生影响，故均不予审查。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2014年11月，被告江国顺当选为被告下江家村委会主任。当年年底，江国顺向案外人肖某订购鱼，称要给村民发福利，并称，还想要采购一些大米和面粉，肖某便联系原告。原告和江国顺见面后，江国顺向原告订购大米和面粉各214包，双方谈好价格，后原告找人将大米和面粉各214包送至下江家村，江国顺安排村民领取。因大米和面粉款未能及时支付，江国顺给原告出具欠条，内容为：今欠丛建滋大米款214包*56元=11984元，面粉款214包*40元=8560元，共计20544元，2014年下江家村欠，署名为江国顺。2018年年初，江国顺离任，根据镇政府的安排，会计师事务所对下江家村委会任期末固定资产的数量、交接期合同执行情况及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入账的单据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中没有本案所涉单据。因大米和面粉款一直未支付给原告，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在起诉状中称“2014年春，被告时任村主任江国顺经人介绍联系原告求购大米….”，对于涉案事实发生的时间，庭审中，原告表达含糊，认为，“2014年的时候，快过年了，就是2014年春节”，经一审法院解释年份和春节的关系及正确表述后，原告确认是“2014年的事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告江国顺向原告购买214包大米和面粉的行为是否代表被告下江家村委会，即被告的上述行为是否系职务行为。对于案涉事实发生的时间，原告在立案时提交诉状称“2014年春”，在庭审中，原告对于是“2014春”还是“2015年春节”仍含糊不清，而被告在答辩中又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案涉事实发生时江国顺并非下江家村委会主任，因江国顺于2014年11月当选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所以必须确认案涉事实发生于2014年春还是2014年年底。在一审法院向原告解释“**年底”和“当年春节”的关系及正确表述后，被告予以明确，确认是“2014年的事儿”。因江国顺采购米面是为了春节福利即案涉事实发生于春节前，根据正常的逻辑推理，那么就不可能是2014年春节前，只能是2015年春节前。2015年2月19日是农历2015年春节，江国顺和下江家村委会均认可村里发福利一般在腊月开始到小年前发放，2015年1月20日进入农历腊月，此时，江国顺早已当选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江国顺作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向原告订购两百多份米面，且向原告表明是用于发放村民福利，故原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江国顺的这一行为是代表下江家村委会即系职务行为，所以，不论江国顺购买的米面是发放给所有村民还是发放给部分村民，也不论江国顺离任时的审计报告中是否载明本案所涉单据或债务，均不影响江国顺代表下江家村委会与原告之间因此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江国顺采购的米面最终是否是向所有村民发放，则是江国顺与下江家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对外不能对抗原告。因此，被告下江家村委会应向原告支付货款。被告下江家村委会未能向原告支付货款，给原告造成了货款回收的损失，原告要求支付利息，理由正当，但对于利息的起算时间及利率标准，因涉案买卖关系无书面合同，江国顺出具的欠条中也未承诺付款时间，原告主张从2015年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理由不当，一审法院确定从本案诉讼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判决：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丛建滋支付货款20544元及利息（以货款数额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元，由被告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村民委员会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申请证人江某到庭作证。江某陈述，因当时下江家村委会选举村委会主任，春节时下江家村委会给每位村民分发200元现金福利，被上诉人江国顺额外给部分村民发了米面，但发放米面时并未通过下江家村委会进行广播告知，而是只通知了部分人，米面并非全村人都有。其认可报名表中序号为111号的“江某”签字系其本人所签，但否认领取米面。下江家村委会一般春节只发一次福利。经质证，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对证人证言无异议，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进一步证实被上诉人江国顺发放米面系为了2014年拉选票而发放，并非是以下江家村委会的名义发放福利，所以发放米面系其个人行为，与下江家村委会无关；被上诉人丛建滋认为证人证言可印证其供应米面的时间是在江国顺当选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之后，江国顺是代表下江家村委会购买货物，村里好多人都领取了米面，亦可证实丛建滋关于本案具体情况的陈述是真实的，说明江国顺系履行职务行为；被上诉人江国顺认为证人与其有矛盾，证言不应当作为本案审理依据。但证人承认江国顺通知村民发放米面这一行为以及发放时间，且江国顺发放该米面是通过公开报名的形式，证人亦在报名表上签字，只不过因为其与江国顺有矛盾，不承认其已经领取了米面的事实。由此可以证实江国顺的行为是履行其作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的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当由下江家村委会负责。对于江某证言的效力，本院将在判决说理部分予以阐述。二审中，本院询问被上诉人丛建滋是否要求被上诉人江国顺承担责任，丛建滋表示“是谁的责任谁承担”。二审中，被上诉人江国顺认可发放米面的同时还发放了猪肉，但猪肉款亦未计入村委账目，且认可该款项其已自行垫付1000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江国顺购买案涉货物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履行职务行为，款项应否由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承担。首先，职务行为是指法人或其他组成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以单位名义对外行使职权的活动,其活动的利益和后果均由单位享有和承担,职务行为具有授权性、身份性和目的性等特点,即在具体行为中是以单位名义行使职权、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单位的利益;个人行为则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活动利益和后果均由个人享有和承担。二审中，证人江某的证言能够证实案涉货品买入期间，江国顺已担任下江家村委会主任，但其证言无法证实江国顺购买案涉货品系其个人行为还是履行职务行为。本院认为，江国顺出具案涉欠条时虽担任下江家村委会主任，并载明“2014年下江家村欠”，但并未加盖下江家村委会公章或财务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部分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而江国顺当选为下江家村委会主任后，下江家村委会会议记录薄中明确载明，村委会对2015年收支情况作出决议，2015年春节村民福利为每人200元，并未对案涉采购米面行为作任何记载。2018年江国顺离任时，镇政府安排会计师事务所对下江家村委会任期末固定资产的数量、交接期合同执行情况及截至2018年2月1日未入账的单据进行了审计，但审计报告中并未涉及本案单据，江国顺亦未按规定向镇政府相关部门报批。若江国顺购买米面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按照常理，其应当将该笔账目计入村委会账目，且在离任时对尚未结清的欠款进行申报，以待审计。但案涉欠款，债权人手中持有的欠条无下江家村委会盖章确认，亦没有记入下江家村委会账目，经办人江国顺在离任时亦未就该笔债务进行申报，且案涉发放福利的相关明细均未进行交接，仍由江国顺持有。因此案涉米面的买卖行为并非下江家村委会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根据现有证据，下江家村委会亦按村委会会议决议于2015年春节向每位村民发放了200元现金福利，江国顺本人及其家人亦已领取了现金福利，若案涉米面系下江家村委会的意思表示，则该村在春节发放两次福利，与下江家村委会福利发放习惯及会议记录显然不一致；第三，江国顺认可在发放米面的同时，还向部分村民发放过猪肉，但猪肉款亦没有计入下江家村委会账目，而系江国顺自行支付，离任时亦未进行交接。综上，江国顺虽时任下江家村委会主任，但其向丛建滋购买米面的行为不足以证明系代表下江家村委会的职务行为。作为案涉交易相对方的丛建滋,在与下江家村委会这一特殊主体交易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规范交易手续。在丛建滋未能进一步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江国顺在该案中的行为系职务行为的情况下,仅依据江国顺系下江家村委会主任的身份简单主张下江家村委会应当偿还案涉货款,将会加大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的责任,亦可能放任村委会主任超越职权损害村集体利益的行为。二审中，被上诉人丛建滋亦陈述如购买米面认定为江国顺的个人行为，其同意向江国顺主张权利，因此案涉款项应由江国顺偿还。一审认定案涉货款应由下江家村委会偿还，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上诉人下江家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2685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江国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上诉人丛建滋支付货款20544元及利息（以20544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三、驳回被上诉人丛建滋要求上诉人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下江家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14元，均由被上诉人江国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葛俊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薛淑娴书记员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