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53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丰艳，女，汉族，1971年3月20日出生，住杭州市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彦（特别授权），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晓（特别授权），浙江法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1199号F座1层。 法定代表人：傅利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澍（特别授权），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远（特别授权），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朱跃铨，男，汉族，1970年6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上诉人孙丰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朱跃铨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8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丰艳的委托代理人郑彦、王宁晓，被上诉人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澍、何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朱跃铨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丰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以案涉的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产的购买时间发生在孙丰艳与朱跃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协议书将案涉房产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即认定案涉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错误。2003年孙丰艳以个人名义从包建强手中购买了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产，从当时签订的《杭州市房屋转让合同》、杭州市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结清通知单、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浙江省契税专用缴款书上可以看出，购买人、出资人以及登记的产权人均为孙丰艳个人。同时，从对该套住房的还款情况来看，系孙丰艳将2000年9月4日从上访局以23706.97元的价格购买的位于杭州市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建松后所得的款项用于归还的，该住房显然属于孙丰艳婚前个人财产，归还的房贷款也属于婚前个人资金。此外，经不动产登记查询后获知，孙丰艳在2003年12月29日就登记为案涉房产的单独所有权人。因此，案涉的住房虽然是在婚内购买，但泛用孙丰艳婚前财产购买并偿还房贷，且登记为孙丰艳单独所有。2、离婚协议书上虽有出现“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但按照物权法定的原则，该约定显然不能排除孙丰艳对案涉房产享有单独所有权的物权属性。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权法定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改变。二、孙丰艳不存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故意，对杭州赛利迪进出口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不知情。1、孙丰艳与朱跃铨名下位于上城区钱塘印象小区目前市值约1500万元，在双方离婚时该套房产尚未被保全，孙丰艳如有意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按常理应当先将钱塘印象小区价值更高的房产先行转移，或者将两套房产一并转移，而不是只转移价值小的房产，这显然与常理不符。2、孙丰艳自1993年起至今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并取得杭州市高级教师资格，具有稳定的职业和工资收入。2001年1月5日赛利迪公司设立时，当时因朱跃铨涉及同业竞争，便以孙丰艳名义出资50万元持有赛利迪公司50%股权但实际控制人为朱跃铨。朱跃铨于2012年3月13日、2016年1月15日先后两次对赛利迪公司进行增资，累计1400万元，最终持有赛利迪公司93.33%的股权。而赛利迪公司设立时的另外两位股东李丹、汤美玲分别出资的25万元，孙丰艳的出资50万元都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孙丰艳只是挂名股东，或者只是代持了朱跃铨3.33%的股权而己，这也是为什么孙丰艳与朱跃铨在《离婚协议书》中未对这3.33%股权进行约定的原因。因此，孙丰艳与朱跃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参与过赛利迪公司的经营活动，对赛利迪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知情。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以孙丰艳与朱跃铨在朱跃铨与大华公司签订《备忘录》的第三日即离婚为由，认定孙丰艳与朱跃铨具有明显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进而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显然是片面的。孙丰艳与朱跃铨离婚是在夫妻感情确己破裂的情形下作出的安排。对子女抚养及财产进行约定，这是所有离婚中必然涉及的事项。综上所述，孙丰艳在主观上并没有为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进行财产转移行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孙丰艳的上诉请求。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一、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债权人有权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是债务人因与第三人的民事行为导致其财产减少且不足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结合本案，根据滨江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朱跃铨对大华公司负债金额高达5287万元，目前通过强制执行程序执行朱跃铨以及赛利迪公司名下的财产远不足以清偿该债务，仍有3000多万元的缺口无法获得清偿。如果朱跃铨向包括孙丰艳在内的任何第三人以无偿或者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大华公司作为债权人，依法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根据我们对既有判决的检索，包括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内，各地人民法院都认定，在债务人对外负债时，与自己配偶离婚并将全部或者大部分财产分割给配偶的行为，都属于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孙丰艳的上诉理由第二点主张，对子女抚养及财产进行约定，是所有离婚中必然涉及的事项，所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是片面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这个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孙丰艳与朱跃铨在离婚之时，对于财产和债务有公允的分配，债权人没有必要也无法将之撤销。对于受益人的恶意的认定，只需要证明受益人在取得财产或者财产利益时，已经知道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至于受益人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或是否曾与债务人恶意串通，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孙丰艳作为赛利迪公司股东和朱跃铨的前妻，在朱跃铨为赛利边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三天后，与朱跃铨离婚并办理完全没有对等和平衡的财产分割，两套房子都归孙丰艳，有名无实的股权，包括负债5000多万元的赛利迪公司股权作价2500余万元，则归朱跃铨。孙丰艳、朱跃铨的财产分割存在明显的逃避债务的恶意。二、孙丰艳与朱跃铨将案涉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充分表明二人对该房屋权利状态的认知。孙丰艳在上诉理由第一点中以“物权法定原则”为由，主张该房屋系列、丰艳婚前个人财产，显然是对“物权法定原则”和“物权公示原则”存在错误理解。物权法定原则指的是物权种类、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本案中涉及的物权种类只是所有权，双方争议的是案涉房屋是孙丰艳一人所有还是孙丰艳与朱跃铨共同所有，没有涉及新的物权种类和内容，所以，本案与物权法定原则无关。所谓违反物权法定原则更是无从谈起。物权公示原则针对的是物权变动的公示行为，本案争议和审查的孙丰艳和朱跃铨离婚之时该房屋上的权利状态，并不涉及物权变动，所以，本案也与物权公示原则无关，所谓违反物权公示方法也同样无从谈起。三、债权人撤销的是债务人无偿或者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损害债权人权利的行为，因此，撤销权案审查的财产发生转让之时的权利状态。在此之前，财产权利如何变化，与本案无关。在孙丰艳与朱跃铨分割财产之时，双方是将过军桥河下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因此，已经无需考察权利登记状态如何，因为这是权利人内部对房屋权利状态的共识，以此足以认定该房屋在此时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且，孙丰艳和朱跃铨还将此房屋的价值与钱塘印象房屋的价值相加，再与分割给朱跃铨的股权价值进行差价计算，更可证明双方均认可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孙丰艳提出的第一点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四、孙丰艳所谓按常理应当先将钱塘印象小区价值更高的房产先行转移，或者将两套房产一并转移，而不是只转移价值小的房产的上诉理由，更加不能成立。在离婚协议中，钱塘印象的房屋与过军桥河下的房屋都已经分割给孙丰艳了，只不过因为钱塘印象房屋是在婚内购买、登记在二人名下、还有贷款没有还清，因此，钱塘印象房屋不存在转移可能。至于孙丰艳另有职业，对赛利迪公司只是挂名股东、为朱跃铨代持股权的说法，也同样无法成立。赛利迪公司成立于孙朱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股权无论登记在谁的名下，无论孙丰艳有无实际参与过赛利迪公司的经营，公司股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之间是不存在挂名、代持问题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孙丰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朱跃铨、孙丰艳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财产处理”第2款中有关房产的财产分割约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杭州赛利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利迪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5日，初始股东有孙丰艳、李丹、汤美玲，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元，由孙丰艳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2012年3月13日，赛利迪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至500万元，股东有朱跃铨、孙丰艳、李丹、汤美玲，由朱跃铨担任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2016年1月15日，赛利迪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至1500万元，朱跃铨认缴出资1400万元，孙丰艳认缴50万元，李丹、汤美玲各认缴出资25万元，公司主要经营预包装食品的批发、自行车和针纺织品等的经销业务。2018年8月23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受理大华公司诉赛利迪公司、朱跃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0108民初4451号。大华公司在该案中诉请赛利迪公司支付货款51849075.6元并支付违约金，朱跃铨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经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查明，大华公司与赛利迪公司之间先后签订2013年和2016年的版本《设备购销框架协议》，约定赛利迪公司向大华公司采购产品，用于海外销售。合同签订后，大华公司陆续供货，赛利迪公司也陆续付款。2018年4月18日，双方签署《备忘录》一份，约定截至2018年4月18日，赛利迪公司拖欠大华公司货款5397.01万元，赛利迪公司同意按以下计划还款：第一期2018年5月15日前付1000万元，2018年9月底前支付1000万元，2018年12月底前支付1000万元，2019年12月底前支付1650万元，上述欠款按年利率8%计算利息。朱跃铨同意对赛利迪公司欠付大华公司的上述款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同意以朱跃铨的个人财产（包括但不限于朱跃铨在其他公司的股权、个人不动产等）向大华公司提供担保，2018年4月25日前，朱跃铨应向大华公司提供资产清单并与大华公司另行签署保证合同。保证期间，未经大华公司书面同意，朱跃铨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资产清单中的财产进行处分，包括但不限于对财产进行抵押、质押或转让。《备忘录》签订后，赛利迪公司于2018年4月20日向大华公司支付货款2121024.4元。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于第四期货款1650万元及剩余货款747.01万元因付款期限尚未届满，大华公司要求赛利迪公司在本案中支付，该院不予采纳，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判决：赛利迪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大华公司货款27878975.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1021088.16元（该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12月31日，之后至实际付清为止利息以本金27878975.6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8%计算）；朱跃铨对赛利迪公司的该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大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8205元，由大华公司负担121905元，赛利迪公司、朱跃铨负担186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赛利迪公司、朱跃铨负担。该案生效后，大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查封或冻结了赛利迪公司的银行账户存款455776元、赛利迪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东方君悦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101平方米，有设定抵押）、位于三江花园富春苑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140平方米，有设定抵押）、赛利迪公司名下的丰田牌小型轿车一辆、两被告名下的位于钱塘印象小区的房产一套。朱跃铨、孙丰艳于2000年10月20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2年生育一子朱立栋。2018年4月20日，朱跃铨、孙丰艳协议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如下：一、双方自愿离婚；二、抚养权及抚养费的支付：儿子朱立栋由孙丰艳抚养，朱跃铨一次性支付儿子的抚养费100万元。三、财产处理：1.股权：朱跃铨持有赛利迪公司93.33%股权，股权原始价值1400万元，该公司截至2018年3月30日的净资产为2564万元，股权实际价值2312392万元，孙丰艳应享有一半股份即46.65%的股权价值1196万元，朱跃铨持有杭州千岛湖上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70%的股权，股权原始价值为700万元，持有浙江绿神天敌生物科技技术有限公司20%的股权，股权价值为200万元，上述股权总计原始价值2300万元，实际价值3292万元，孙丰艳愿意将股权全部归朱跃铨所有，朱跃铨应支付孙丰艳股权补偿款958万元。2.双方共有位于上城区彩霞岭社区过军桥河下的房产（房产证号：03××55），现市场价值336万元，位于上城区钱塘印象小区的房产（不动产权号0××0），现市场价值1460万元（按揭贷款500万元），两处房产合计价值1296万元，朱跃铨愿意将其享有的房产产权全部给孙丰艳，孙丰艳应支付朱跃铨房屋补偿款648万元。3.其他财产：双方各自名下的其他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无共同对外债务，各自债务各自承担。四、财产支付方式：1.按照上述财产分割方案，朱跃铨应支付给孙丰艳958万元，孙丰艳应支付给朱跃铨648万元，互相冲抵后，朱跃铨应支付给孙丰艳410万元（含抚养费）；2.上述款项朱跃铨应在离婚后30日内付清，逾期未付按逾期金额每日0.05%支付违约金，离婚后，孙丰艳不再享有朱跃铨持有的任何公司的股权权益，双方均不得以股权的日后评估价或转让价要求另一方补偿或赔偿，朱跃铨应及时配合孙丰艳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并在离婚后10日内搬出现住处。当日，朱跃铨、孙丰艳持《离婚协议书》在上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离婚登记。杭州市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显示，案涉的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屋所有权人为孙丰艳，建筑面积84.13平方米，初始登记时间为2003年12月29日，2018年4月23日权利状态显示为转移。 一审法院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本案中，案涉的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产所有权虽登记在孙丰艳个人名下，但该房产购买的时间发生在其与朱跃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亦明确约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445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以及实际执行情况，朱跃铨及赛利迪公司对大华公司到期和未到期负债金额高达5287万余元，而通过强制执行查封的朱跃铨及赛利迪公司名下的财产远远不能满足债权实现的需要；大华公司为防范朱跃铨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在三方签订的《备忘录》中明确要求朱跃铨以个人财产包括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个人不动产等提供担保，并在2018年4月25日前提供资产清单，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资产清单中的财产进行处分，包括对其财产的抵押、转让等，但朱跃铨在签订《备忘录》后的第三日即与被告孙丰艳签订《离婚协议书》，在赛利迪公司对大华公司负债达5287万余元且没有经过任何审计评估确认的情况下，一方面将赛利迪公司的净资产描述为2564万元，对应股权价值2392万元归朱跃铨所有，另一方面将具有清偿价值的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房产转让给不是案涉债务人的孙丰艳所有，从而减少其债务清偿能力，明显具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孙丰艳作为赛利迪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对赛利迪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应当是明知的。综合相关情节，朱跃铨与孙丰艳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朱跃铨将其享有的房产产权全部转让给孙丰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原告大华公司的相关诉请具有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2019年5月20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朱跃铨、孙丰艳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财产处理”第2款中有关房产的财产分割约定。二、驳回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朱跃铨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对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本院认为，案涉的过军桥河下42号202室房屋所有权虽登记在孙丰艳名下，但该房产购买于孙丰艳与朱跃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且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表明双方协议约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上诉人关于该房产系个人财产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孙丰艳与朱跃铨均为赛利迪公司股东，2018年4月18日大华公司与朱跃铨签订的《备忘录》约定赛利迪公司拖欠大华公司货款5397.01万元，朱跃铨以个人财产包括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个人不动产等提供担保，《备忘录》同时约定，2018年4月25日前，朱跃铨应向大华公司提供个人资产清单与大华公司另行签署保证合同，朱跃铨也同意未经大华公司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资产清单中的财产进行处分。然而，《备忘录》签订后，朱跃铨与孙丰艳随即于2018年4月20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将属于夫妻共有的房产均归于孙丰艳，该行为明显具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离婚协议书》虽同时约定包括赛利迪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的股权归朱跃铨所有，由于当时赛利迪公司对大华公司已负债5397.01万元，且对外另负有债务，公司名下房产也设定了抵押，朱跃铨与孙丰艳应进一步举证证明朱跃铨获得的三家公司的股权价值与其放弃的房产价值相当。因现未有证据证明这一事实，朱跃铨与孙丰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属于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综合上述情节，朱跃铨与孙丰艳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朱跃铨将其享有的房产产权全部归于孙丰艳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应予撤销。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未有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保全申请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孙丰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丁英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胡灵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