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260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住所地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555号。负责人：沈加权，该银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瞿建云，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佘海燕，浙江时代商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人民南路1388号。法定代表人：关敏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荆全生，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苍南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龙公司）抵押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7民初98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建行苍南支行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订立涉案抵押合同时，缺少内部授权；黄贤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据此认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行使抵押权缺乏依据。建行苍南支行认为，原审判决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审判决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而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规定在《合同法》第52条，原审判决未适用《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却认定“原告向被告主张行使抵押权，缺乏依据。”显无实体法上的法律依据。另外，本案在原审中双方均进行了举证，原审也查明了相关事实，纵观整个审理过程，原审法院没有向上诉人一方释明过举证问题，同时，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也没有认定上诉人在何事实上存在缺乏证据证明。故原审判决引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不能作为判决依据。二、涉案抵押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被上诉人内部决策程序不影响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首先，涉案抵押合同有被上诉人的总经理黄贤飞签署，加盖被上诉人公章，已体现被上诉人的意思表示，对外有拘束力。其次，原审判决援引被上诉人公司章程规定，认为被上诉人订立涉案抵押合同缺少“内部授权”，是将公司内部行为外部化，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被上诉人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只是公司内部控制程序，在公司内部对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但对外并不发生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约束力，不能约束与公司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再次，被上诉人章程没有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内容。据此，涉案《董事（股东）会决议》的效力不影响涉案抵押合同效力，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上诉人是否审查公司章程及其内部决策程序，均不应影响被上诉人应当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三、原审判决在有关表见代理问题上的认定与分析不能成立。首先，如果关敏中在“委托书”上的签名属实，结合“委托书”加盖被上诉人印章的事实，则黄贤飞系合法取得签署抵押合同的授权。其次，关敏中在“委托书”上的签名不属实，但被上诉人在“委托书”上的印章属实，结合抵押合同有被上诉人加盖印章，黄贤飞系被上诉人的总经理，且在涉案抵押合同之前的历次被上诉人抵押合同均由黄贤飞代表被上诉人签订等事实，上诉人足以相信黄贤飞有权利签订抵押合同。再次，原审判决认定“原告并未对相关行为、抵押物进行审查”缺乏依据。一方面，上诉人对抵押物的审查包括抵押物主体、价值、有无租赁等，且涉案抵押办理了抵押登记，均证明上诉人已对抵押物进行审查，没有过错。另一方面，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当事人需对相对人签署文书进行“面签”，即使是上诉人内部控制要求，也只是对“合同”要求“面签”，“合同”以外的文书，则没有“面签”要求，且“面签”只是上诉人控制风险的方式，不是决定合同效力的程序要求。对于非“面签”的文书，上诉人只是形式审查，不做实质审查，也不承担实质审查的义务。据此，被上诉人举报、诉讼等行为只是为了自身利益，并不能否认抵押合同的效力。四、如果原审判决认为涉案抵押合同无效，应向上诉人释明，也应就主合同有效、抵押合同无效情形下被上诉人作为担保人的责任做出判决，不应径行判决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错误，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港龙公司答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1、关于合同的效力。不仅仅局限于《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一审已经充分认证，黄贤飞没有代理权，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最高额抵押合同》对被上诉人不发生效力。一审中，上诉人没能举证证明黄贤飞具有代理权，或者构成表见代理，因此一审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以上诉人举证不能为由驳回其诉讼诉请，适用法律并无不当。2、《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该条规定并非只对公司内部产生效力，对交易相对人也具有约束力，相对人应当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对此，最高法院民二庭第7次法官会议纪要、最高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江西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县兆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的裁判理由，特别是2019年7月3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予以了肯定。上诉人所谓公司章程不能约束交易对方当事人的观点，没有法律依据。何况本案中，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黄贤飞已应上诉人的要求，向上诉人提供了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17条明确规定，董事会是合营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第22条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4名，否则通过的决议无效。第24条规定，涉及公司根本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应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以公司全部土地和房产为他人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危及公司生死存亡，当然属于重大事项。即便不属于重大事项，董事会决议也必须有4名董事表决通过，而黄贤飞提交的《董事（股东会）决议》上，仅有黄贤飞、关敏中两名董事的签名，并且关敏中的签名还是黄贤飞伪造的。被上诉人公司成立于1994年，公司章程系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制定，公司章程没有就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作出具体规定，是具有历史背景原因的，但章程第17条、第24条的规定，已经涵盖包括对外担保在内的一切重大事项。公章只是个物理符号，只有在体现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或者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它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时，它才具有代表效力。而本案中，上诉人明知盖章行为并非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3、由于上诉人明知被上诉人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因此不论委托书中关敏中的签名是真还是伪，关敏中的印章是真还是假，对被上诉人均不发生效力。上诉人是专业的金融机构，熟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且明知被上诉人股东企业已经注销，而所谓的《董事（股东会）决议》，既不符合股东会决议的要件，也不符合董事会决议的要件，是一份无效的决议，在此背景下，上诉人理应按照银行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向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调查了解相关情况，由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面签相关法律文书。因此，不论上诉人是故意回避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还是由于疏忽没有找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不利后果均应由上诉人自行承担。4、诉讼有风险，上诉人应当知道其实现抵押权的诉讼请求有可能被人民法院驳回，这不属于人民法院应当释明的范围。二、本案的实质是上诉人与黄贤飞恶意串通，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利益。首先，苍南支行是在新德印业公司信用等级下调、不符合持续经营条件、贷款逾期超过60天、已为关注类贷款的情况下，“鉴于风险化解需求”，才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向新德印业公司发放贷款的。而黄贤飞应上诉人的要求，利用担任港龙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之便，伪造《董事（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私自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加盖公章，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新德印业公司被追贷甚至破产。上诉人与黄贤飞各有所图，串通动机昭然若揭。其次，上诉人是在明知港龙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明知港龙公司的企业股东已经注销，不可能形成股东决议的情况下，要求黄贤飞提供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显然是授意黄贤飞伪造。关于上诉人与黄贤飞恶意串通的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以及代理人提交的代理词中，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详细阐述，不再赘述。依据《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建行苍南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对被告港龙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苍南县龙港镇人民南路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的房地产（房屋权证：苍字第××、00××62号；土地权证：苍国用（97）第020158号）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原告对拍卖或变卖所得款在最高额321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本案的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包括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14日，新德公司与原告建行苍南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XC62726111301307）。根据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期限自2013年1月14日至2014年1月13日，年利率为7.2%，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即年利率为10.8%）。2013年9月25日，案外人黄贤飞向原告建行苍南支行提供了标称落款日期为2013年7月3日关敏中签章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载明授权黄贤飞代为办理抵押保证等事项;同时还附有标称落款2013年9月20日，有苍南县恒通再生纺织厂盖章、黄贤飞签字、关敏中签章的《董事(股东)会决议》,该决议载明港龙公司同意为新德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且该决议加盖有港龙公司公章。当日，被告港龙公司的总经理黄贤飞与原告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XC62726192500146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港龙公司以其拥有的坐落在苍南县龙港镇人民南路房产为新德公司在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向原告借款提供最高额3210万元的抵押担保，并特别约定在本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之前，原告与新德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XC62726111301307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也转入该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内，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合同另还附有《中外合资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后经鉴定，上述《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关敏中”非关敏中本人所为。2013年9月29日，新德公司与原告建行苍南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XC62726111301460）。根据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期限自2013年9月29日至2014年3月26日，年利率为6.83%，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即年利率为10.245%）。2013年10月28日，新德公司与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XC62726111301535）。根据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期限自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4月27日，年利率为6.832%，贷款逾期的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即年利率为10.248%）。原告与新德公司签订上述《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放款义务。贷款到期后，新德公司均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时还款义务。2014年5月27日，原告建行苍南支行向该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要求对抵押物港龙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苍南县龙港镇人民南路的房产准予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在最高额3210万元内优先受偿。该院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2014)温苍商特字第26号裁定，准予原告的申请。后港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敏中对裁定提出异议，该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4)温苍商特字第26-1号裁定，驳回其异议申请。后港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敏中对裁定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8月3日作出(2018)浙0327民特监1号裁定，裁定：一、撤销（2014）温苍商特字第26号及（2014）温苍商特字第26-1号民事裁定；二、驳回建行苍南支行的申请。原审申请费202300元，减半收取101150元，由建行苍南支行负担。原告于2016年1月7日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新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该院于2016年9月1日作出（2016）浙0327民初002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新德印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建行苍南支行借款本金4720324.56元及逾期利息；二、新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建行苍南支行借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三、新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建行苍南支行借款本金800万元及利息；四、新德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建行苍南支行因本案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4000元；五、温州市天娇印业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62726199902010022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720万元为限；六、苍南县钱东彩印厂对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XC62726199901254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720万元为限；七、黄贤飞、叶德广对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XC62726199901460号《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2100万元为限；八、黄通化对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XC62726199901563号《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2100万元为限；九、黄通达对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XC62726199901513号《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2100万元为限；十、北京嘉誉诚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第四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但其对包括上述债务在XC6272619990151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所有主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总额以最高保证金额3000万元为限。另认定：港龙公司成立于1994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港龙公司由香港联发公司、苍南县恒通再生纺织厂出资设立，其中香港联发公司出资占55%，苍南县恒通再生纺织厂出资占45%，董事长为关敏中，由港方委派，董事兼总经理黄贤飞由陆方委派，另有副董事长王学华、董事付建平、李志洪。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4名，否则通过的决议无效。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公司根本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等，应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方能做出决定。香港联发公司已清算并于2010年3月23日注销。苍南县恒通再生纺织厂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黄贤飞，于2008年5月30日注销。新德公司由叶德广、黄贤飞设立，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为55%、45%，原法定代表人黄通笑，2014年5月13日变更为黄贤春。原告为申请本案保全而支付保全费用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涉案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原告认为抵押合同有效，被告认为抵押合同无效。该院认为，首先，港龙公司订立涉案抵押合同时，缺少内部授权。本案中港龙公司的两名股东已经清算或注销，故不论在黄贤飞向原告建行苍南支行提供的《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关敏中”是否为关敏中本人所为，即使该两份资料系关敏中本人所签署，根据《中外合资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4名，否则通过的决议无效。第二十四条规定，涉及公司根本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等，应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方能做出决定。而案涉《董事（股东）会决议》上仅有黄贤飞、“关敏中”签名，因此，该《董事（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原告建行苍南支行在订立合同时，已经持有港龙公司的章程，应当认为其对公司章程的内容是明知的，因此，在此情况下，可以推定其对“关敏中”的授权书及《董事(股东)会决议》违背公司章程规定、超越其权限的情况是明知的。其次，在本案中，在关敏中的签名系伪造的情况下，黄贤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黄贤飞签订抵押合同时，虽在《最高额抵押合同》文本上加盖了港龙公司的印章，因原告对港龙公司的章程规定是明知的，即使对章程规定的内容理解有差异，但原告作为银行，根据相关法律、规章及内部相关规定，应对抵押物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包括行为人签署文书要“面签”等，而原告并未对相关行为、抵押物进行审查。又因本案中抵押合同上港龙公司的印章并非港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敏中所盖，且订立的抵押合同数额巨大，将对港龙公司及其投资人形成巨大的影响。在订立抵押合同时，作为专业的机构，银行应尽善良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但原告在订立本案抵押合同时，并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因此，本案中在《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关敏中”非关敏中本人所为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原告有理由相信黄贤飞有代理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现被告港龙公司以举报、诉讼等方式否认其签订抵押合同的意思表示，可见本案抵押合同并未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向被告主张行使抵押权，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全费用，也缺乏相应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202300元，扣除实现担保物权申请程序中交纳的101150元，其余10115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负担。二审期间，上诉人建行苍南支行提交证据：1、《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情况说明》、《股东会决议》1份，《抵押合同》2份、抵押合同登记证明2份、《借款合同》/《承兑协议》、借据42份，拟证明自2003年至2011年，港龙公司为其自身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时，其出具的是港龙公司两个股东签章的《股东会决议》，且其全部内容均由黄贤飞代为签订。2、《最高额抵押合同》11份、抵押合同登记证明11份、《董事（股东）会决议》4份、《授权委托书》4份、《借款合同》/《承兑协议》、借款43份，拟证明新德公司自2006年开始向建设银行贷款延续至2013年，一直由港龙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且一直以来均系出具港龙公司两名股东签章的《董事（股东）会决议》，并一直委托总经理黄贤飞代为签订合同。3、苍南县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使用申请表、续贷承诺书、苍南县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使用协议，拟证明建行起诉的涉案贷款系用于归还政府应急转贷资金，其实质上系对新德此前贷款的续期。4、《关于新德公司贷款及担保的情况说明》、《浙江新德印业有限公司贷款支付给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表》、港龙公司《对公活期存款账户信息查询》、新德公司《企业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信息》，拟证明2006年至2009年新德公司向建设银行的贷款款项实际已支付给港龙公司2023万元，其2010年至2013年的贷款系用于偿还前期贷款的周转资金。港龙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据。就其内容而言是建立在股东会决议真实有效的基础上，而事实上股东会决议既不真实也不合法。2003.5.31的股东会决议，关敏中的签名系他人仿冒的。关敏中也没有刻制使用过决议上的印章。关敏中既不是港龙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联发公司。因此该股东会决议无效。企业为自己的公司担保，没有提供股东会决议的强制要求。港龙公司的第一笔贷款发生在1998、1999年之间，建行并未要求港龙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之前的5.10，双方就已经签订了最高额度抵押合同，5月3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由此可见，企业为自己贷款提供担保，股东会决议并不是必要要件。2003.5.1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登记证明，对其三性没有异议。但在签订该抵押合同时，黄贤飞尚未向建行递交股东会决议，从合同的第14条内容来看，签订该合同主要是为了解决在该合同签订之前建行已经发放的6笔贷款担保问题。可以印证，没有股东会决议，没有抵押担保，建行也是可以发放抵押担保的。关于2006.1.6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相应登记证明，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签订于2003.5.31股东会决议和2005.11.15董事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期之内，担保对象即有港龙公司，也有新德公司，代理人不清楚究竟是依据股东会决议还是依据董事股东会决议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如果依据的是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仅限于对港龙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即使建行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黄贤飞在签订合同时私下将自己控制的新德公司也作为被担保人，超出了决议的范围，是无效的。如果依据的是董事股东会决议，不但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而且依据授权委托书黄贤飞也只能为港龙公司自身的贷款签订抵押合同。抵押合同为新德公司担保的业务是无效的。关于抵押登记，登记机构只是进行形式审查，因此对于超出部分，港龙公司不认可其效力。关于港龙公司借款合同、承兑合同、借款借据和还款凭证，借款合同、承兑合同、借款借据的三性均无异议。还款凭证中2004.12.23的进账单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该联应当由港龙公司持有。核定贷款指定通知书，不是港龙公司的，关联性不认可。对其他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是港龙公司的全部往来记录，港龙公司的借款已经全部还清。从2003.1.10签订的尾号001号、4.3签订的尾号0044借款合同可以看出，双方早在2001.2.22就签订过尾号0194G的财产抵押协议，建行没有提供该抵押协议，也不能证明港龙公司最早发生借款时，建行要求其提供股东会决议。证据2,2005.11.15董事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决议和委托书均是伪造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从董事股东会决议名称开头及落款签名，可以推定建行明知该决议是虚假的。股东会决议就是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就是董事会决议，如果是股东会决议，关敏中的签字是伪造的。即使决议真实，关敏中也无权代表联发公司。如果是董事会决议，建行应当要求港龙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单及公司章程以确认董事会决议的效力。2003.5.31的股东会决议形成就是股东会决议，明确表示经股东会研究，落款也是由股东签名。但是该份决议从名称到落款均含糊不清。建行作为金融机构，不可能不清楚两种决议存在的差别。由于董事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中关敏中的签名也是伪造的，因此该份委托书是无效的。即使是有效的，委托事项也是为港龙公司自身贷款办理手续。为他人贷款提供抵押，显然超出授权范围。股东会决议只具有对内的效力，授权委托书才具有对外效力，黄贤飞超越授权委托范围签订的行为是无效的。2006.1.6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材料，该份证据在第一组证据中已经发表过意见，质证意见同上。2008.8.6尾号144、145、14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登记材料，因为2005年11月15日董事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是伪造的，无效的，因此该三份抵押合同无效。即使董事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因授权委托书只是授权黄贤飞为港龙公司贷款办理贷款，该3份合同系为新德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超出授权范围，因此也是无效。决议只同意新德公司8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但是该3份合同的担保金额均是1408万元，总额达到4224万元，远远超出决议金额。因抵押合同无效，依据抵押合同所做的相关登记也无效。2009.7.10董事股东会决议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认可。决议名称确认是董事股东会决议，但内容上及落款来看，形式上是股东会决议。股东成员签字是他人模仿的，且关敏中无权代表联发公司，恒通纺织厂已经于2008.5.30注销，黄贤飞的签名即使代表恒通纺织厂，也是无效的。该决议称，决议由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通过，将公司全部土地和房产为他人设立抵押担保，关系港龙公司的存亡，对建行本身也有极大风险，但建行没有要求港龙公司出具章程，以审核该决议是否有效。建行在一个股东已经注销，另一个股东没有盖章，港龙公司也没有出具公司章程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相信该决议合法有效。因股东会决议无效，且授权委托书中关敏中的签名也是虚假的，因此该授权委托书也是无效的。2009.7.14尾号为123、128、129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相应登记成立。因决议和委托书无效，以上三份抵押合同均无效。同时以上三份抵押合同的担保金额，均是1628.8万元，总计达到4886.4万元，远远超出决议同意担保的1500万元。因抵押合同无效，相关登记也无效。2010.7.6董事股东会决议，我方未看到相应授权委托书。该决议是伪造的，对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从决议名称、内容、落款来看，这是股东会决议，但是形成该份股东会决议时，不但恒通纺织厂早已注销。联发公司也已于2010.3.23注销。根本不可能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建行有什么理由相信该份决议有效。即使建行相信该决议的效力，他也只具有对内的效力，在港龙公司没有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黄贤飞也无权代表港龙公司为自己控制的公司签订抵押担保。2010.7.14尾号524、525、52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材料，因董事股东会决议是非法无效，并且港龙公司没有出具委托书，黄贤飞代表港龙公司签订的三份抵押合同均无效。即使决议有效，同意担保金额是2400万元，而三份抵押合同的担保金额分别是2410万、2410万、2125万元，合计达到6945万元，远远超过决议金额。因决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据此所做抵押登记也应认定无效。2013.9.20董事股东会决议、2013.7.3授权委托书，决议和委托书均是伪造的，对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如果说此前黄贤飞伪造了股东会决议、董事股东会决议、授权委托书，建行没有进行审慎审查，轻信其合法性。本次黄贤飞伪造的决议和委托书，这是建行及黄贤飞为各自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根据苍南支行递交温州分行的情况说明，此时建行已经明知联发公司和恒通纺织厂已经注销。根本不可能再形成股东会决议，建行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股东会决议是真实有效的。根据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建行是明知港龙公司股东已经注销的情况下，继续要求黄贤飞提供担保，分明是授意黄贤飞进行伪造。如果说，此前建行没有要求港龙公司提供公司章程，不知道港龙公司不设股东会，董事会才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但此次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黄贤飞已经按照建行要求提供了公司章程，建行已经知道港龙公司的权利机构及决策机制，有什么理由继续相信港龙公司股东会有权决定对外担保事项。根据苍南支行递交温州分行的情况说明及阅审表，此时建行明知新德公司信用等级下降，贷款已经严重逾期，根本不符合再次贷款的条件，但建行为收回不良贷款，化解自身风险，指使黄贤飞继续伪造股东会决议及授权委托书，显然不是善意。授权委托书形成于2013.7.3，股东会决议的落款时间是2013.9.20，即在股东会决议通过前，黄贤飞就已经向建行递交的授权委托书，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2013.9.25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他项权证书，因股东会决议及授权委托书无效，相应抵押合同无效。股东会决议没有同意为新德公司此前的贷款提供担保。但抵押合同第11条却将此前新德公司尾号为1307、1173、1255等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也纳入担保合同。因此即使股东会决议及授权委托书有效，超过决议范围签订的合同也是无效的。新德公司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新德凭证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借款合同中，凡约定由港龙公司以不动产进行担保的内容，港龙公司均不予认可，对港龙公司不具有效力。特别是建行明知港龙公司两个股东企业注销后，此后签订的合同对港龙公司不具有效力。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还款凭证，可以证明黄贤飞是新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所有借款合同载明的法定代表人都是黄贤飞，落款处由黄贤飞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借款借据、还款凭证均盖章黄贤飞的印章，黄贤飞以港龙公司总经理作为委托人的身份，将港龙公司财产为自己的公司提供担保，在本质上相当于公司为高管和股东提供担保，建行理应进行严格审慎的审查。建行不论何原因导致的不利后果，均应当由建行自行承担。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进一步证明建行向新德公司贷款是为了化解自身风险。也进一步证明港龙公司无需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从第一份续贷承诺可以看出，新德公司800万元贷款，已于2013.7.9到期，到9.20才办理续贷手续，已经严重逾期。而建行审核的结果是其符合续贷条件，明显是担心该笔贷款成为不良贷款。港龙公司原先为新德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在新德公司已申请的1600万元专款资金归还之后，就已免除。新德公司以新的贷款归还专项资金，属于借新还旧，港龙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新德公司新的贷款提供担保，根据担保法解释第39条规定，港龙公司没有为新德所借专项资金提供担保，不属于新贷与旧贷是同一保证人的情形，因此即使港龙公司提供了担保，没有其他无效的情形，依法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证据4，情况说明及附件是建行自行制作，不属于证据。港龙公司明细，从被上诉人收到的文档来看，不是电脑自动生成的，真实性及全面性无法确认。虽然名称上标注的期限是2004-2016，但实际上只提供了2008年的交易明细，并且在2008.7.13之前没有交易对手的信息。从明细表中只能看出，2008.12.19港龙公司收到新德公司汇款390万，性质是往来款。新德印业账户明细注明是2005-2011，真实性、全面性无法确认。虽然标注的期限是2005-2011年，实际只提供了2006-2011年的交易明细，并且在2007.8.1之前没有交易对手的信息，只是由建行自行摘录了部分对手信息，不能证明交易全部信息。对于建行自信摘录的交易对手的全面性，港龙公司不予认可。对于建行制作的附表1，根据新德账户明细，能够反映新德公司支付港龙公司的款项，只有2008.8.15-2009.11.6期间的5笔金额为1142万，即使该支付明细全面真实，也不能达到建行的证明目的。建行只是选取了新德公司取得贷款当日或次日支付港龙公司的9笔贷款，累计贷款金额2785万元，其中支付港龙公司2032万元，而根据建行自行统计的附表2，实际上在上述期限内，新德公司累计贷款34笔，金额达到14130万元，不能证明新德公司贷款实际给港龙公司使用。事实上，从1998、1999年开始，至2011年，港龙公司在建行一直有贷款，港龙公司既然有充足的资产，如果需要资金，完全可以自己贷款，无需通过新德公司。港龙公司与新德公司之间确实存在业务及资金往来，新德公司在取得贷款后，归还或出借一部分资金给港龙公司，属于企业间的正常往来。从新德账户明细可以看出，新德公司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取得贷款后才有资金归还或出借给港龙公司，是正常的。从2006.1.23-2010.7.14，港龙公司通过尾号4201的账户，共计汇给新德公司尾号1022的账户款项合计1334.1万元，加上2013.4.28汇给新德公司的400万元，由于在2007.8.1的账户名下没有交易对手信息，只能根据建行自行摘录的交易对手信息进行统计，不能反映两个公司的全部交易情形。据关敏中反映，实际上是新德公司占用了港龙公司的资金。附表2，对港龙公司担保的效力均不予认可。附表3，对附表中的统计数据，没有异议。但没有反映港龙公司最早的贷款情况。港龙公司最早与建行发生的贷款，合同由关敏中面签，不需要递交股东会决议。建行递交的证据也可以证明双方在2001就签订过财产抵押协议。建行递交的2003.5.1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可以看出至少在2002年，港龙公司就与建行建立过借贷关系，但建行没有提交过相应资料。不能证明最高贷款发生时，就要求港龙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的事实。建行苍南支行针对港龙公司的质证意见，认为：授权委托书一直都是连续性的，2010年的股东会决议尚在2009的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内。授权委托书的内容，2005年的授权委托书明确授权范围包括抵押担保事项，故在黄贤飞的授权范围内。我方提供股东会决议的目的，银行放贷时已经履行了形式审查的义务。从公司法第16条规定及2019年最高院会议纪要第19点内容来看，港龙公司章程并未明确写明对外担保需要何种权力机构的决议，银行结合公司法的规定，已经进行了审慎审查的义务。新德公司的贷款每年均有还款，并非从2006年一直累积到2013年，新德公司在此期间每年的贷款一部分用于支付给港龙公司，一部分用于偿还上一年度的贷款。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实际就是用于偿还新德公司2012年的贷款，2012年的贷款就是由港龙公司担保。故2013年的贷款也应当由港龙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关于被上诉人对授权委托书的真伪的认定意见，银行方对股东会决议只能进行形式审查，我方无法对其实际实质真实性进行判断，我方认为其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港龙公司提交证据：1、浙江新德印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情况（来源企查查的手机截屏），拟证明一审判决第14页黄贤飞与叶德广的股东比例写反了，黄贤飞是新德印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黄贤飞是新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审举证的时候，我方通过该网站无法查询到信息，故一审中未提供。2、香港联发公司的登记表、管理人员聘任协议书、委派书，拟证明关敏中并不是香港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无权代表香港联发公司。关敏中现人在香港，原件需庭后才能提供。3、小企业帮扶会议纪要（一审中递交了该纪要的附件，庭后提供相关案号），拟证明上诉人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前知道新德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的事实。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302行初81号《行政判决书》，银监会温州监管分居提交的《证据目录》、《中外合资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拟证明《中外合资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是温州监管分局向建行苍南支行调取的，结合港龙公司已经提交的温州监管分局对章冬余所做的《询问笔录》，足以证明在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黄贤飞应建行苍南支行的要求，向其提供了《中外合资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章程》。黄贤飞是应建行苍南支行的要求，向其提供股东会决议的。建行苍南支行认可《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5、浙江新德印业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温商终字第1023号《民事判决书》、苍南县人民法院（2014）温苍龙商初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结合港龙公司已经提交的《企查查》手机截屏信息，黄贤飞持有新德印业公司55%的股权，是该公司的控股股东，在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黄贤飞是新德印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贤飞具有与建行苍南支行恶意串通，为新德公司取得贷款，用港龙公司资产为新德印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动机和条件。6、2015.3.3《董事会会议纪要》，拟证明港龙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关敏中在得知法院即将拍卖港龙公司土地及房产以归还银行贷款的消息后，专程到苍南法院调取相关档案材料，才知道黄贤飞伪造《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用港龙公司土地和房产为其他公司担保的事实，因此于2015.2.2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公司董事到广州召开董事会，向其他董事报告了解到的情况，其与公安机关、执行法官的沟通情况，其委托律师申请再审的情况。关敏中提议当即解除黄贤飞总经理职务，其他董事表示同意，并提议由关敏中暂行总经理职务。7、港龙公司基本信息、香港联发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委派书》、苍南恒通再生纺织厂出具的《委托书》、《董事会成员名单》，拟证明港龙公司董事会由关敏中、王学华、黄贤飞、李志洪、付建平组成。其中关敏中、李志洪、付建平由香港联发公司委派，并委任关敏中为董事长，黄贤飞、王学华由恒通再生纺织厂委派，并委任王学华为副董事长。以上董事会成员截止2019年7月26日没有发生过变化。关敏中在港龙公司《章程》上签名，系受香港联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汉森的委托，关敏中不是香港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8、中国银监会温州监管分居给关敏中的答复函，拟证明苍南支行在知悉港龙公司股东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仍要求港龙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继续以港龙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为抵押，为新德公司转贷。苍南支行是在明知黄贤飞不可能提供真实的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要求黄贤飞提供股东会决议的，明显是授意黄贤飞伪造。建行苍南支行质证认为：证据1-3不属于新证据。证据1，具体事实由法庭核实。即使黄贤飞是新德公司持股55%的股东，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在原来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也已经做出认定。证据2，没有原件，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如果根据被上诉人的说法，关敏中不是作为联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公司法第36、37条规定，港龙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股东联发公司的签字是由关敏中代为签字的。我方有理由相信关敏中是能够代表联发公司的。证据4，行政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公司章程、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即使银行持有了公司章程、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这些是银行在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时的内部文件审核，并非作为抵押合同的附件进行审查。这些文件不能证明建行认可了授权委托书、董事股东会决议是伪造的。证据5，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的待证事实。银行与抵押人、黄贤飞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为新德公司骗取贷款的事实。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办法确认当中的签名是属于记载的这些人本人所签，其形式上也不符合董事会会议的形式，港龙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包括黄汉森，这与港龙公司本身的董事会组成相矛盾。付建平委托关敏中全权代表，但未提供相应授权委托书。故该董事会会议纪要真实性无法认可。恰好可以证明关敏中本身对董事会的概念认识不清，董事会形同虚设。证据7，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从委托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联发公司委派其董事关敏中代表联发公司签署港龙公司的合同、章程，结合港龙公司的公司章程也是由关敏中签订的，可以证明关敏中是全权代表联发公司行使在港龙公司中的权力。结合委托书及公司章程，银行都有理由相信关敏中完全可以代表联发公司签署股东会决议。对于董事会成员名单，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待证事实。该董事会成员名单填报时间是1994.11.8，结合上一次庭审，董事会委派是有期限的，该名单所列成员早已超过期限。且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港龙公司的股东有重新委派上述成员作为董事成员。故港龙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证据8，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该银监会的答复，也只是银监会单方的初步审查意见，本案涉案贷款在当时主要应政府帮扶困难民营企业要求，为缓解企业自身压力，在政府协商下提供的。虽然两个股东已经注销，但是公司仍然存在，故银行咨询律师及专家意见，并结合当时司法环境，当时公司对外担保是否提供董事或股东会决议，是不影响对外担保的效力的。故银行要求公司出具股东会决议，也是出于审慎审查的义务，不存在授意黄贤飞伪造的情形。港龙公司针对建行苍南支行的质证意见，认为：董事会会议纪要，黄汉森是作为投资人身份参加的，会议纪要不是由专业人士书写的，所以表述上不完全到位。至于这份董事会决议的效力由法庭认定。上诉人认为连自身的董事会都搞不清楚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黄汉森委托关敏中签订合同及章程，可以证明关敏中签署相关文件需要联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汉森的授权的。董事会成员确实是1994年委派的，虽然超过章程期限没有改选，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没有改选，董事会仍然有效。银监会的答复函，我方认可的事实是股东会决议是黄贤飞应建行要求提供的，建行是在明知两个股东已经注销的情形下要求黄贤飞提供的。至于答复函中政府协调中的转贷，我方不予认可。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政府组织没有权力要求银行发放贷款。上诉人认为按照当时的司法环境，董事会决议是可以相信的说法不能成立。到2013年的时候，公司法关于对外担保有明确规定。上诉人作为金融机构，对其要求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应当严格要求。商业银行本身对相关规范也有要求。由此造成不利后果，应当由上诉人自行承担。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中多数主要证据已由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提交法庭并予以质证，且本案基本事实已由一审在案证据及相关生效判决所认定，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均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新德公司股东为黄贤飞、叶德广，工商登记的股权比例分别为55%、45%。新德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3年11月19日由黄贤飞变更为黄通笑，于2014年5月13日变更为黄贤春。2017年4月，港龙公司法定代表人关敏中以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浙江联络处致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举报建行苍南支行与港龙公司总经理黄贤飞恶意串通，以港龙公司的土地和房产为黄贤飞实际控制的新德公司设立最高额抵押担保，向该行贷款2100万元，骗取港龙公司的合法财产。港龙公司要求温州银监会彻查建行苍南支行个别人员与罪犯黄贤飞的非法骗贷罪行为。温州银监会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转交的上述举报材料后，于2017年5月24日受理，并通知关敏中。2017年5月29日，温州银监会向建行苍南支行发出《现场核查通知书》，决定派出核查组于2017年6月5日至19日对该行在2013年期间对新德公司发放贷款情况进行核查。2017年6月19日，温州银监会对建行苍南支行的上述最高额抵押的经办人章冬余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温州银监会并调取了新德公司为帮扶对象的小企业帮扶会议（第六十九期）、小企业帮扶会议（2014年第10期）、温州分行帮扶企业情况说明、苍南县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使用申请表及续贷承诺书各两份、苍南县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使用协议、决议时间为2005年11月15日、2008年7月8日、2009年7月10日、2010年7月6日、2013年9月20日的董事（股东）会决议（均加盖有港龙公司印章，同意为新德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及出具时间为2005年11月15日、2008年7月8日、2009年7月10日、2013年7月3日的授权委托书（均授权黄贤飞代为办理抵押保证等事项）、港龙公司章程及修正案、《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及借款借据各三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房产证、土地证、（2014）温苍商特字第26号《民事裁定书》、（2014）温苍商特字第26-1号《民事裁定书》、（2014）温苍执民字第2566号《执行裁定书》、（2014）温苍执民字第2566-1号《执行裁定书》、（2014）温苍执民字第2566-3号《执行裁定书》、（2016）浙0327民初230号《民事判决书》及公告两份、（2016）浙0327民初230之一号《民事裁定书》、（2017）浙0327执2399号《执行裁定书》。温州银监会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答复并送达关敏中。该答复主要内容为：一、建行苍南支行于2013年向新德公司发放贷款，系为困难企业帮扶转贷，其上报建行温州分行的相关材料及建行温州分行的“帮扶会议纪要”中，均反映了港龙公司的股东企业已注销，核查中未发现建行苍南支行工作人员与黄贤飞串谋骗取抵押担保的行为。二、建行温州分行及其辖属建行苍南支行在知悉港龙公司股东企业已经注销的情况下，未采取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仍要求港龙公司提供股东会决议，继续以港龙公司所有的房屋及土地为抵押，为新德公司进行转贷，存在信贷管理不审慎的问题，温州银监会将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责令建行温州分行进行整改和问责。三、关于港龙公司的抵押担保纠纷以及港龙公司反映的黄贤飞伪造授权委托书、股东会决议等问题，建议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温州银监会将督促建行温州分行予以积极配合。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建行苍南支行继续向新德公司进行授信而发放本案的贷款，并由港龙公司提供本案争议的担保事项，系在苍南县政府的帮扶转贷政策支持下而为，相关债务风险敞口一直存在。并且，港龙公司自2006年开始就一直以涉案房产及土地为新德公司向建行苍南支行的金融借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其中港龙公司亦为建行苍南支行的上一次向新德公司的授信进行了抵押担保。因此，港龙公司在本案的抵押担保义务实为延续上一次的担保责任。同时，在历次抵押担保中，港龙公司均授权作为时任公司总经理的黄贤飞办理最高额抵押担保事宜，而本案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亦由黄贤飞代表港龙公司行使，并盖有港龙公司的公司印章，且对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依法设立并生效。尽管港龙公司的两个法人股东已注销，但港龙公司本身依然存在，且自始至终对黄贤飞进行了授权，即使相关授权委托书以及股东决议存在瑕疵，但尚不足以影响本案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效力。港龙公司的内部授权行为以及对时任总经理黄贤飞行使权利的长期默认亦应认定黄贤飞办理的抵押担保事宜系代表港龙公司的行为。事实上，温州银监会亦认定虽然建行苍南支行在办理相关抵押担保事项中并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但排除存在与黄贤飞的串通情形。而港龙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实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对其相关主张应不予采信。综上，建行苍南支行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法院相关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8）浙0327民初9880号民事判决；二、对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苍南县龙港镇人民南路的涉案房地产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支行对变价所得款在最高额321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案件受理费202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2300元，均由温州港龙磁卡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潘林华审 判 员 潘海津审 判 员 何士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吴世相代书记员 项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