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07民终336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1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33104205M。法定代表人：苏忠海，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茂文，四川英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汝琪，男，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鹏，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潘汝琪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702民初17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潘汝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潘汝琪提供的2015年1月1日《委托书》、2016年1月13日《协议书》的真实性，没有事实依据。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的印章在2015年时已严重磨损，与上述潘汝琪单方所出示的《委托书》、《协议书》中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以下简称涉案印章）存在显著差异。司法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提取的印文，足以证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已于2015年8月24日销毁，2016年1月已不再使用该印章。涉案印章中“倍”“公”“司”字上均没有防伪印迹特征，与其他证据中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有显著差异。涉案印章是否是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曾经使用的印章，应当由潘汝琪举证证明，一审判决违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司法鉴定意见书未能得出涉案印章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是否一致的确定性意见，但《委托书》、《协议书》中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相同，一审相关认定错误。二、涉案鉴定意见并未明确涉案印章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相同，一审法院曲解该鉴定意见，并想当然地认为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存在多枚公章，并以此为由要求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为任何所盖印章负责，逻辑混乱。退一步说，即便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有“两枚及以上相同编码的印章”，怎么可能在销毁半年以后仍继续使用。如涉案印章系第三方私自刻制，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无须对此负责。潘汝琪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委托书》、《协议书》系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交付，且在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否认涉案印章真实性的情况下，应由潘汝琪对涉案印章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说明》的证明力，与法相悖。上述四份说明的内容、格式、字体排版基本一致，显然是一人打印，然后加盖了不同的印章，且存在先盖章后签名的可能。四、一审法院对潘汝琪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质量保证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定错误。上述证据存在篡改、添加情况，该证据真实性不能被确认。五、一审司法鉴定意见书存在明显错误，但一审法院不予重新鉴定反而直接采信鉴定意见，审理程序违法。涉案鉴定意见自相矛盾，先认可复制件可作为检验样本，后又以“复制件易产生变形”为由，主观推定复制件易变形从而否定作为检验样本，不符合常理。鉴定机构提取易变形的引文复制件作为样本，而不采用电子提取等技术，且未将工商登记资料、银行凭证等材料作为样本，说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违反相关鉴定程序。上述鉴定意见中未对“倍”、“公”、“司”三字上的防伪特征进行分析比对，导致该鉴定意见不完整、不全面。综上，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违反鉴定程序，涉案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六、一审法院直接委托司法鉴定机构，程序上有失公正。一审法院未依法组织双方协商选定鉴定机构，也未组织当事人进行随机选定鉴定机构，而是直接委托相关鉴定机构鉴定，且委托时间超涉案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许可证》的有效期，故该鉴定机构不具有鉴定资质。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在申请司法鉴定时，特别注明要求委托四川省、浙江省以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一审法院仍委托浙江当地的鉴定机构，程序不公正。综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申请重新鉴定。潘汝琪辩称，一、本案争议焦点系是否存在窜货事实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对窜货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一审中潘汝琪已提供代理协议书、协议书、说明及发改委价格通知等，足以证实窜货事实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二、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至少有两枚以上的印章一起使用。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在本案管辖权异议时提交的印章销毁证与之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印章销毁证存在不同，故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存在相同编号的两张印章销毁证，足以证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两枚印章。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相关印章销毁证原件，明显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三、鉴定机构将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自己提供的代理协议书上印章与从公安局调取的印章进行比对，无法确认是否为同一印章。结合上述事实，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至少有两枚印章在同时使用，因此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无权对印章作出选择性认定。四、潘汝琪在一审中提供四份说明，有单位盖章、经办人签名，且有联系电话供法院核实，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足以证明窜货的事实及数量。五、鉴定是一项专业活动，对鉴定专业范围的事实潘汝琪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回应。鉴定人员的资质、鉴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鉴定结论是否可作为定案依据，由法院确定。至于涉案协议书中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应当由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证明印章不是其所盖，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潘汝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支付潘汝琪罚金896416元及利息38994元（利息损失从2016年12月2日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现暂算至2017年12月1日）；2、诉讼费用由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秦云系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销售二部员工，刘子华系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销售二部浙江、上海的销售经理。2015年1月1日，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出具《委托书》1份，载明：“兹委托潘汝琪同志，身份证号码：3307021968××××××××，负责我公司产品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规格：500ml：30g羟乙基淀粉200/0.5与氯化钠4.5g）在浙江省的销售等相关事宜，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委托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该《委托书》系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营销中心销售二部员工秦云于2015年1月交付给潘汝琪。2015年5月4日，甲方（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与乙方（浙江佰和医药有限公司）签订《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1份，就乙方在浙江省经销甲方的产品事宜约定：“代理区域：浙江省；代理产品：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结算单价：19元；协议执行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甲方的责任和义务：……，协议期限内，甲方不得在乙方代理区域内向除乙方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该代理产品（公司的老客户或通过双方共同协商同意的客户除外），甲方保护乙方的销售市场及维护乙方的利益；……；乙方的责任和义务：……，乙方必须控制好货物的流向，只能在甲方授权区域内享有产品的经销权，不得跨区域销售（窜货），……；违约责任：若出现甲方授权向除乙方之外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本协议约定区域内销售该代理产品的行为，则处罚甲方销售品种规格数量零售价格两倍的罚金；……。”乙方的签约代表为潘汝琪。2016年1月13日，甲方（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乙方（浙江佰和医药有限公司）与丙方（潘汝琪）签署《协议书》1份，就甲方生产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规格：500ml：30g羟乙基淀粉200/0.5与氯化钠4.5g）委托丙方潘汝琪在浙江省代理、销售，以及之后发生的窜货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2015年5月，甲乙双方签订了《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丙方潘汝琪是甲方委托其生产的代理产品在浙江省的实际总代理，是浙江省开发、销售代理产品的实际负责人，委托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协议约定甲方不得在浙江省区域内向除乙方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该代理产品。二、2015年5月以来，由于甲方违约，导致该代理产品在浙江市场发生了严重的窜货问题，给丙方潘汝琪——浙江省开发、销售代理产品的实际负责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具体窜货明细如下：杭州市场：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24日入库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1000瓶、2015年7月17日入库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1980瓶；台州市场：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2015年5月11日入库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600瓶；金华市场：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2015年6月入库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560瓶；宁波市场：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11日入库的羟乙基淀粉200/0.5氯化钠注射液1000瓶。以上窜货共计5140瓶。由于甲方违约，根据之前签订的《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第六条第2项‘处罚甲方销售品种规格数量零售价格两倍的罚金’的约定，甲方应支付罚金人民币896416元（87.2元×5140瓶×2）。三、由于丙方潘汝琪是甲方生产的代理产品在浙江省的实际总代理，是浙江省开发、销售代理产品的实际负责人，故三方一致同意将上述罚金人民币896416元由甲方支付给丙方潘汝琪（潘汝琪指定账户是：开户名：潘汝琪，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金华市婺城支行，账号：62×××12）。该款于2016年12月1日前付清。四、甲方同意将保证金3万元于2016年5月1日前退还。同时，甲方同意保留浙江省内部部分市场，由丙方潘汝琪继续开发、销售。五、若因上述罚金人民币896416元甲方没有在2016年12月1日前支付给丙方潘汝琪，丙方潘汝琪可以个人名义向其所在地法院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原2015年5月4日签订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中第十条第6项关于管辖的约定‘如协商不成，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更改为在丙方潘汝琪所在地法院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六、……。”逾期后，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协议书甲方）未按约将罚金支付给潘汝琪（协议书丙方），双方协商未果，遂成讼。经该院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浙法司[2018]文鉴字第17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送检的日期为2016年1月13日的《协议书》第3页甲方处盖章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文与YB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文，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浙法司[2018]文鉴字第17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1、送检的签约日期为2015年5月4日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第5页甲方处加盖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与YB1上加盖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与YB2上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文，无法确定是否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送检的日期为2015年1月1日的《委托书》落款处加盖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与YB3上加盖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一审法院认为，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依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作出的浙法司[2018]文鉴字第170-1号、第170-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客观真实，依法予以采纳。依据鉴定结论，综合本案证据材料，不能排除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有两枚及以上相同编码的印章同时使用的事实。作为交易相对人的潘汝琪，并无审查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所用印章的义务。2015年1月1日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2015年5月4日的《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区域代理协议书》以及2016年1月13日的《协议书》，系当事人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己方的义务。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至今尚欠潘汝琪罚金896416元未予给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予以认定。潘汝琪的诉请合理合法，予以支持。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潘汝琪罚金89641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12月2日始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577元，由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26649元，由潘汝琪负担17766元，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负担8883元。本院经审理认为，2019年8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对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侦查。经审查，该立案侦查的与本案审理的系同一事实，依法应将本案移送相关公安机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702民初1723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潘汝琪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6577元，退还潘汝琪；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3154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宋文茹审 判 员 黄良飞审 判 员 盛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代书记员 黄佳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