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2民终7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楷，男，1972年7月28日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宓海军，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捷，山东柏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崂山区泉岭路8号中商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白涛，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栾珂，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志向，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青岛澳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52号。 法定代表人：吕继浩,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菲菲，山东秀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帅，山东秀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京神华昌运高技术配煤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A区6层。 法定代表人：张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亚楠，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楷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物资青岛公司）、青岛澳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海公司）、北京神华昌运高技术配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神华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0212民初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称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与青岛澳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澳海公司）签订的《煤炭粉购销合同》系真实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借款法律关系。1、根据崂山区人民法院原庭审查明事实，结合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与澳海公司均认可，澳海公司与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其他法律关系。2、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重审中的主张“符合融资贸易的特征”违反禁止反言原则，严重误导法官。禁止反言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适当场合对对方提出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或证据进行承认后，不得随意撤销。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原一审中坚称已经履行交付煤炭粉的义务，全面履行合同，却在重审中称双方的法律关系符合融资贸易特征，其无需履行交付煤炭的义务，完全违背一审主张或承认事实，也给重审法官的判断造成很大的干扰，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否定先前主张或承认的事实来达到逃避或减轻其法律责任的效果，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出尔反尔的做法无疑严重违背禁止反言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该主张不应被法院认可。3、被上诉人北京神华公司和宁波晋东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称晋东公司）与本案有极大利害关系，二者证言不应被采信。根据庭审中北京神华公司主张，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尤其六张承兑汇票的流转情况，神华公司经手了全部的六张承兑汇票，然后流转背书给多个不同的民事主体，可能被北京神华公司用于偿还己方债务，并不能证明承兑汇票最终受益人为澳海公司。另外，晋东公司代理人身份存在重大瑕疵，重审中也没有出庭作证，其证言不应被采信。北京神华公司和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二审、重审中的主张，明显有利用民事诉讼程序对民营企业澳海公司实施诈骗的嫌疑。因为从六张承兑汇票流转情况看，神华公司是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支付承兑汇票的最终受益者，其具有意图通过误导法院，达到对澳海公司实施诈骗的目的。任何人不应从民事判决中实现非法目的，获取非法利益，澳海公司将考虑启动刑事程序追究神华公司及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刑事责任。4、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系国资委下属大型中央企业的身份也排除了本案为借款法律关系的可能性。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3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如若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所称本案为借款关系，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话，那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涉嫌实施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如此巨大，按照《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前两款规定，可能会对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单位判处罚金，将相关经办人和负责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在国资委严格监管下，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不可能实施融资贸易、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和相关责任人也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因此，完全可以排除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与澳海公司之间成立买卖合同之外的法律关系的可能。二、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是错误的。1、如被上诉人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系真实的煤炭购销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并没有履行交付合同项下煤炭的义务。这一事实已经原一审、二审及重审庭审查明，且经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自认，原审法官对已经查明的事实刻意回避，曲解合同双方对合同履行义务的真实意思表示，属认定事实错误。2、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六张汇票与本案无关，不能免除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交货义务。即使该六张承兑汇票与本案有关，汇票项下款项也没有流转到澳海公司，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不可能履行完毕对澳海公司的合同义务，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任何依据。二审中当庭补充上诉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煤炭买卖合同关系。1、合同签订主体澳海公司及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均主张真实意思是买卖煤炭。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一审开庭中自述“2012年11月27日，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署确认函，确认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向澳海公司供煤79865吨…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已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原一审判决第4页）、“本案交接方式为澳海公司自行向北京神华公司提货，货物交付发生在澳海公司与北京神华公司之间…至于澳海公司是否实际提取货物，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置，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无关。”（原一审判决第5页），故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一直主张其与第三人澳海公司之间是真实的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仅是澳海公司直接从北京神华公司处取货，并没有融资性贸易的意思表示。第三人澳海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述：“被告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与澳海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系真实的煤炭交易。”（原一审判决第9-10页），亦主张本案系真实煤炭买卖合同关系。作为《煤炭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双方均明确表示合同签订目的是买卖煤炭，而非融资贸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应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依据，本案合同双方意思表示明确，一审法院错误采纳其他合同主体的主张或者利害关系人刻意制造形式上巧合，既不符合《民法总则》的规定，也不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2．一审法院已查明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有融资目的（一审判决第27页），进一步证明真实意思表示为煤炭买卖。3.一审法院采信与本案裁判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神华公司的主张作为唯一的裁判依据，导致错误裁判。首先，被上诉人中铁物流青岛公司将汇票背书给神华公司，如果承兑汇票流转出现问题或者涉案《煤炭购销合同》权利义务被认定没有履行完毕，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应向北京神华公司追责，神华公司为避免承担责任，庭审中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 其次，北京神华公司在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澳海公司（案号为（2016）京0102民初22210号），标的额为2400余万元。北京神华公司与澳海公司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被采信。4．一审法院认定六张银行承兑汇票均由澳海公司实际使用，无任何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调取的六张银行承兑汇票流转各不相同，其中编号21533798、21533799两张承兑汇票与澳海公司没有任何交集，收款方也与澳海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各方当事人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两张汇票流转与澳海公司有关。一审法院认定“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开具六张承兑汇票经由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先后背书，交付澳海公司实际使用”（判决书第27页）没有任何依据。一审法院违法认定本案“构成闭合的融资贸易方式”（判决书第26页），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说，假使本案构成融资贸易方式，第三人澳海公司融入的资金不可能流转到与其无任何关系的其他方，澳海公司未收到融入款项，也不可能构成闭合的融资贸易。5．第三人澳海公司进行真实的煤炭买卖，没有融资目的和需求，一审法院认定澳海公司“实现融资的目的”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与事实不符。6．一审法院逻辑混乱、自相矛盾。首先，一方面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构成融资贸易行为”（实质是走单不走货的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煤炭购销合同》有效（判决书第27页），又认定本案不构成有关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而系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判决书第26页），这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判决书第26页），却又称双方是借贷法律关系，没有认定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究竟完成的是哪个法律关系、哪个合同项下的义务。7．一审法院认定第三人澳海公司在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其融资数千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根据企业管理规范及《票据法》第十条“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十七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北京神华公司或晋东公司如果需要转让汇票给澳海公司，应该背书转让，再由澳海公司背书转让给其他方。本案中，编号21533798、21533799两张承兑汇票没有澳海公司的任何背书，晋东公司主张按照澳海公司指示交付没有任何证据，而且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一审法院竟然采纳。另外，票据背书只能证明前后手之间的法律关系，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将汇票转让给北京神华公司而非澳海公司，仅证明双方间的法律关系，跟澳海公司无关。其次，晋东公司在未经背书、没有收到神华公司背书汇票的情况下要为神华公司出具收据，按此逻辑，如果确实是澳海公司实际使用了承兑汇票，那么澳海公司也必然会为神华公司或晋东公司出具过收据，否则不符合常理。 二、一审法院审判程序严重违法。1．一审时上诉人申请法院对北京神华公司提交的关键证据鉴定，法院未予准许但也未书面告知。2.如果一审法院认定《煤炭购销合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应向上诉人释明而未释明，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上诉人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证据规定》作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的一部分，对法官释明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说明和告知，这是法官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必须履行的一项职权，也是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三、现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和第三人北京神华公司关于涉案煤炭交易的财务账目，对认定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间真实法律关系具有极为重要作用。 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辩称，一、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基于交易信息的自身认知，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融资性贸易是基于各方提交证据的法律主张，前后并不矛盾。二、无论买卖合同关系还是融资性贸易，澳海公司对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均不享有债权，杨楷受让债权无事实基础。 澳海公司辩称，1、第三人澳海公司以购买煤炭为目的，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根据（2018）鲁0212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该判决书”）第27页第一段：“现无证据证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晓澳海公司的真实目的在于融资”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中铁公司是基于煤炭买卖为真实意思表示，与澳海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据此，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真实有效。本案更应该按照正常的买卖合同进行审理评价。2、（2018）鲁0212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不应认定本案为融资贸易。所谓融资贸易圈，无论采取何种闭合方式，最终应以资金是否闭合为主要审判依据。本案中，法院调取的6张汇票中编号为21533798、21533799的两张汇票，其背书流转情况完全与澳海公司无关，且至今未有证据能够证明该两张汇票的贴现单位与澳海公司存在关联。因此资金并未闭合，本案不应按融资贸易进行认定。无论法院如何审理和判决，都应对调取的6张汇票的流转情况进行认定及评价，重审一审法院在没有认定及评价的情况下，单以合同、发票、确认结算函产生的时间顺序来认定本案为融资贸易，并确定出借人、借款人及债权债务已履行完毕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而客观事实为法院调取的六张汇票中，澳海公司只与其中的4张有关联关系，其中编号为21533801、21533802、21533803三张汇票由神华公司直接背书给澳海公司，编号为21533800由北京神华公司背书给晋东公司，晋东公司背书给澳海公司，尚有编号为21533798、21533799的两张价值共1600万元的汇票与澳海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该两张汇票由北京神华公司背书给晋东公司，由晋东公司向其他公司背书。根据《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应当背书并交付票据”可以确定，票据背书是票据权利转让的生效要件，因此六张汇票背书情况才是合法有效的票据权利转让证明。六张汇票流转情况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主张的汇票流转完全不符，不应得到法院认可。3、法院不应采信证明北京神华公司与晋东公司交易关系的证据，及晋东公司的证人证言。晋东公司在原二审中表示“收到北京神华公司支付的六张汇票，并向北京神华公司出具收据”。而法院调取的六张汇票流转情况与晋东公司的表述完全不相符，六张汇票记载的背书情况才应为法定的票据转让事实；且晋东公司在收到汇票后，只对其中三张做了背书（只有一张背书给澳海公司），没有按照所谓融资贸易的构架将汇票全部背书给澳海公司，其行为已经表明根本没有融资贸易的存在，只是在按照相关合同约定使用汇票的方式履行支付义务；另外经了解，晋东公司作为案外人及证人与北京神华公司煤炭利益关系十分密切，根据晋东公司的表述不一及异常行为的情况，不排除晋东公司为配合神华公司而提供伪证的可能性。另，神华公司陈述及晋东公司证人证言表示，由澳海公司主导并召集本案四家公司同时在场办理汇票背书，如按照此观点，该六张汇票的背书情况应该在内容及背书顺序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差距甚大。因此神华公司陈述及晋东公司证人证言明显违反常态，在无其他更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不应采信。4、本案理应尊重社会普世价值观及大众认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神华公司系国资委下设的央企，晋东公司系大型煤炭贸易公司，该三家公司注册资本金及业务量远远高于澳海公司。如法庭仅凭其口述而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澳海公司股东有操作、指示该三家交易行为的能力，则明显违背了上述原则，显失公平。5、澳海公司在与中铁公司签订合同期间，经营状态良好，且在银行有大额授信，资金比较充裕，无任何短期资金需求。本案自晋东公司与澳海公司签订合同至澳海公司贴现部分汇票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澳海公司有资金需求，完全可以寻求银行帮助。故澳海公司无需通过如此复杂的融资贸易方式进行融资。 北京神华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判决对煤炭买卖四方主体间已构成闭合的融资贸易、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的相关事实认定正确。澳海公司、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北京神华公司及晋东公司四方间订立的四份煤炭买卖合同，以及各方间货款流转、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货款的有关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四份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买方依次向卖方预（支）付货款，卖方依次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结算货款并确认货物交付，最后各方又依次返还货款差额，故涉案四份煤炭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及资金流转已形成闭环，且四份合同因全部债务均已按照约定履行而终止。而且，从涉案四份买卖合同中约定的煤炭价格来看，澳海公司显然是涉案四方合同主体中，唯一因“低卖高买”而承担“亏损”的一方，足以证明澳海公司在订立合同之初的真实目的就在于融资，而不是欲通过煤炭买卖而获取利润，故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并非上诉人在《民事上诉状》所称的“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四方主体间已构成闭合的融资贸易，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形成借款法律关系，系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二、一审判决已经查明，澳海公司是涉案6张承兑汇票所涉款项实际使用人，其已经实现了融资的实际目的。首先，根据法院调取的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开具的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流转情况，证明其中4张汇票票面载明的背书流转过程中出现澳海公司，共涉及款项合计3280万元；另2张承兑汇票虽然票面反映由晋东公司背书给大连保税区晋能贸易有限公司，但根据宁波晋东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在案件调查过程的当庭陈述，该2张汇票亦是按照澳海公司的指示进行的背书。其次，澳海公司向晋东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金额和退回结余货款的金额亦可以证明，青岛澳海公司是在认可已收到晋东公司预付货款4880万元的前提下，再向晋东公司开具发票结算货款4847.8055万元后，又向晋东公司退回结余货款32.1945万元。因此，上诉人所称北京神华公司“是被上诉人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支付承兑汇票的最终收益者”、“汇票项下款项没有流转到澳海公司”等上诉主张，明显违背案件事实。而实际上，澳海公司才是涉案6张承兑汇票所涉款项的实际使用人。此外，北京神华公司在本案中，经法院通知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而与本案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正是北京神华公司参加本案诉讼的前提和基础，上诉人称因北京神华公司“与本案有极大的利害关系”故不应当采信北京神华公司陈述，毫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澳海公司不享有对中铁青钢公司的债权，上诉人与青岛澳海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基础，系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 杨楷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支付杨楷债权转让款4388865.75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5日，澳海公司与晋东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晋东公司购买澳海公司电煤8万吨，交货方式为秦皇岛离岸平仓交货，交货时间是销方收到购方预付货款后20日内，执行离岸平仓价格607元/吨。2012年10月17日，晋东公司与北京神华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北京神华公司购买晋东公司电煤8万吨，交货方式为秦皇岛离岸平仓交货，交货时间是销方收到购方预付货款后20日内，执行离岸平仓价格608元/吨。2012年10月17日，北京神华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订了《煤炭购销合同》，约定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购买北京神华公司8万吨，交货方式为秦皇岛离岸平仓交货，交货时间是销方收到购方预付货款后20日内，执行离岸平仓价格610元/吨。2012年10月26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与澳海公司签订《煤炭粉购销合同》，约定澳海公司购买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电煤8万吨，价格615元/吨，含税总价约为4920万元。交货地点为秦皇岛港，交货方式为需方预付款后港口平仓交货。提货期限是供方向北京神华公司付款当日向需方发出《提货通知》,需方应在30日内向供方付清全款,提清所有货物。履约保证金738万元。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向澳海公司发出《提货通知》，通知提货期限自2012年10月30日至2012年11月30日。澳海公司在提货通知单中盖章确认。2012年10月30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向北京神华公司开具了六张金额合计为488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中，编号为21533798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编号为21533799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编号为21533800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编号为21533801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编号为2153380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0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编号为21533803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880万元，到期日为2012年12月30日。2012年10月31日，北京神华公司在六张承兑汇票的首格背书人处签章，并将承兑汇票交付晋东公司，晋东公司为北京神华公司出具了收到货款银行承兑汇票4880万元的收据。其中，编号为21533801、21533802、21533803三张承兑汇票直接由北京神华公司背书给澳海公司，澳海公司于2012年11月1日交至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委托收款；编号为21533800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经转澳海公司，由澳海公司背书给北京明昌泰和煤炭经销有限公司，北京明昌泰和煤炭经销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2日交至工商银行青岛市分行委托收款；编号为21533798、21533799两张银行承兑汇票于2012年11月1日便已经交至中国银行上海长宁支行委托收款。关于承兑汇票的交付过程，晋东公司在法院2017年12月8日的调查过程中，陈述称六张承兑汇票均是按照澳海公司的指示进行背书。2012年10月29日，澳海公司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支付履约保证金738万元；2012年12月3日，澳海公司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汇款500万元；2012年12月7日，澳海公司给付中铁物资青岛公司3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2012年12月19日，第三人澳海公司给付中铁物资青岛公司788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上述合计人民币5026万元。2012年11月30日、12月18日，澳海公司向晋东公司开具的金额合计48478055元（607元/吨*79865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11月28日、11月29日，晋东公司向北京神华公司开具金额合计48557920元（608元/吨*79865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2年11月27日，北京神华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进行煤炭结算，确认供煤过磅数量为79865元吨，结算量为79865吨，实际结算单价610元/吨，含税结算总金额48717650元。2012年11月29日，北京神华公司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开票的结算金额为48717650元（610元/吨*79865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2年11月27日，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署《煤款结算确认函》:“青岛澳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我公司2012年11月，向贵公司供煤数量为79865吨，结算量为79865吨，实际结算单价615元/吨，含税结算总金额49116975元。2012年11月30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为澳海公司开具了43份共计金额4911697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发票已经由澳海公司实际抵扣”。 2012年12月21日，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署《结算确认说明》，内容：“根据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与贵公司共同确认的煤款结算函，贵公司应付我公司销售货款49116975元。贵公司于12月3日电汇给我公司货款500万元；12月7日给付3000万元三个月银行承兑汇票（贵公司承担3000万元承兑汇票的贴息35万元）。扣除保证金738万元，贵公司实际欠款708.6975万元。贵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支付公司788万元承兑汇票，到期日2013年1月29日，余40日到期，按照现行银行贴现利率计算，贴息为708.6975万元*40日*0.5%/30日=4.72万元。我公司应向贵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不含税）35万元+4.72万元=39.72万元，税款：39.72*17%=6.75万元，价税合计金额：46.47万元。贵公司最终欠款为：708.6975+4.72+6.75=720.1699万元。我公司应返还贵公司货款为788-720.1699=67.8301万元”。 2013年1月28日，澳海公司退还晋东公司结余货款321945元。2013年1月28日，晋东公司向北京神华公司退还结余货款242080元。2013年1月30日，北京神华公司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退还结余货款82350元。2013年1月31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向澳海公司退还结余货款678301元。 2016年12月1日，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向法院出具回复函，内容如下：经我公司查询，中国铁路物资青岛钢铁有限公司、北京神华昌运高技术配煤有限公司、青岛澳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从未在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开户，也没有具体的业务往来。2016年2月4日，澳海公司委托律师所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解除2012年10月26日其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订的煤炭粉购销合同。2016年3月1日，杨楷与澳海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澳海公司将其对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债权4388865.75元转让给杨楷并通知了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杨楷为证明其对第三人澳海公司存在真实有效的债权，提供了借款合同一份、银行转账凭证一份、借据一份、还款协议一份。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交易模式为澳海公司将货物销售给晋东公司，晋东公司再将货物销售给北京神华公司，北京神华公司再销售货物给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再将货物销售给澳海公司。各单个合同形式上均系买卖关系，将相同标的物逐一加价流转，最终由澳海公司购回。同一标的物，低买高卖，最终买受人与最初出卖人混同，构成闭合的融资贸易方式。依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最初出卖人澳海公司在秦皇岛并未有涉案合同指向的货物，最终买受人澳海公司也没有回购的意思表示。本案实际上是以货物买卖形式实现澳海公司融资的交易目的，不构成有关货物的买卖合同关系，而是企业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与北京神华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后，向北京神华公司支付了货款；与澳海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后，发出了提货通知，如限于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就煤炭购销合同而言，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已经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但综合四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及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所支付的4880万元的走向，本案构成借款法律关系。现无证据证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晓澳海公司的真实目的在于融资，也没有证据证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或主要利润来源。案涉企业间借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澳海公司在实现其融资目的后，再以未收到货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其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澳海公司、晋东公司、北京神华公司、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的结算款项均是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最先支付的4880万元货款。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开具的六张承兑汇票经由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先后背书，交付由澳海公司实际使用。六张承兑汇票先后于2012年11月1日、2日早于票据承兑到期日之前贴现承兑。而澳海公司2012年12月21日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进行了最终对账确认，澳海公司实际应当偿还中铁物资青岛公司49116975元。2013年1月31日，在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向澳海公司退换678301元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已经履行完毕。综上，澳海公司并不享有对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债权，澳海公司与杨楷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事实基础，杨楷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杨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911元，由杨楷负担。 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本案争议焦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是买卖煤炭，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是否负有返还澳海公司货款的违约责任。 买卖合同以“易货付款”为目的。本案买卖合同标的物是煤炭，通常合同会约定在交付现场履行严格的验货手续，但本案当事人既未在合同中约定，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未检验，且交货港已经出具证明，双方并未在港口存储和交付货物。澳海公司已经实际付款。总体来看，双方仅付款、未易货。正常情况下，提货期限是2012年10月30日至11月30日，如果澳海公司未提货，应当催要货物或者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货款，但在长达四年时间里，该公司并未主张合同权利。 对此，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在澳海公司付款购买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煤炭的同时，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又作为买受人购买北京神华公司煤炭、北京神华公司作为买受人购买晋东公司煤炭、晋东公司作为买受人购买澳海公司煤炭，加上本案买卖合同，四家公司几乎在同一时间、共签订四份买卖合同，特征包括：一、澳海公司、晋东公司、北京神华公司、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按照顺序分别两两签订，和前一个公司以买方身份签订合同，之后，和后一个公司以卖方身份签订合同，买方身份合同在前，卖方身份合同在后，四家公司形成闭合交易关系。按照时间顺序，澳海公司销售给晋东公司的价格最低，每吨607元，也是签订时间最早的合同，即2012年10月15日；两天后10月17日晋东公司签订销售煤炭给北京神华公司的合同，单价增加至每吨608元；同日10月17日神华公司签订销售煤炭给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的合同，单价增加至每吨610元；10月26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签订销售煤炭给澳海公司的合同，也就是本案诉争合同，单价增加至每吨615元。二、标的物名称、数量、规格均相同，只是单价不同。基本商业原理都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其中晋东公司、北京神华公司、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各自签订的两份合同均符合上述原理，但是唯独澳海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竟然是“低卖高买”，卖给晋东公司的煤炭单价为每吨607元，但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购买的煤炭单价为每吨615元。三、煤炭和资金流转方向相反，澳海公司是煤炭最初出卖人和最终买受人，却是货款最初收取方和最终支付人。四、实际履行的表面证据，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结算退款，四家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货物数量都是79865吨，单价同合同约定，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均认可结算是以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交付的4880万元承兑汇票为基础，再与发票金额、贴息金额相减得出。澳海公司与中铁物资青岛公司之间的结算单就是根据该计算逻辑得出。澳海公司退还晋东公司货款321945元，具体到个位数。虽然该公司否认按照该计算逻辑退款给晋东公司，但对于法庭询问如何得出退款金额，澳海公司只是辩称“是按照晋东公司要求”，未合理解释计算逻辑。五、四家公司虽然表面上签订彼此独立的买卖合同，但合同实际上并非是单一独立合同，而是整个闭环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根据合同、付款、退款、开具增值税发票和结算等证据，各方仅发生资金流转，没有发生真实的货物流转，不符合买卖合同特征。六、资金发生闭合。根据本院调取的汇票信息，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出具的六份银行承兑汇票、总额为4880万元。其中四份直接或者间接背书给澳海公司，对于剩余两份汇票（金额约为1600万元），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澳海公司使用。这也是澳海公司抗辩本案不符合闭环贸易的主要理由。因为闭环贸易除了合同最初出卖人和最终买受人是同一人之外，必须满足资金曾全部被该人使用的特征，最终在该人使用后流转至资金来源方，也就是本案的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如此一来，交易才算闭合。对此，晋东公司在原二审审理过程中当庭作证，证明该公司收到六份汇票后，按照澳海公司指示背书，包括上述两份汇票。晋东公司与澳海公司、北京神华公司同时存在交易往来，不符合单独与一方存在利害关系的特征，其证言具有一定程度的证明力证明力。更重要的是，澳海公司如果付款未提货，应当在2012年11月30日提货期截止后，向中铁物资青岛公司提出异议。但是该公司不仅未主张权利，反而在2012年12月21日签署《结算确认说明》，确认供煤数量、单价、总货款、已付款和应退款金额。澳海公司在付款未收货的情况下，以签署结算单的方式确认双方交付货物、结算完毕，证明澳海公司认可资金使用，否则不应签署结算函或者在对账过程中提出退款请求。杨楷其他上诉理由亦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 故，综合上述分析，中铁物资青岛公司和澳海公司虽然签订买卖合同，但真实意思表示并不是买卖货物，而且资金已经发生闭合，澳海公司返还已付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二审中，杨楷提交调取证据申请和鉴定申请，请求：1、法院调取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履行合同的财务资料，以证明六张汇票不是为了履行两公司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而是其他业务往来。2、申请鉴定晋东公司出具给北京神华公司的收据形成时间是否是2012年10月31日，以证明收据是否是为了本案诉讼而形成。但是杨楷并未提交出具证据证明北京神华公司、晋东公司还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以及付款是为了支付其他合同货款，对其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关于2012年10月31日的收据，本院认定事实和裁判理由并不只是收据这一孤证，而是综合四份合同、增值税发票、汇票背书、资金流转、结算函和退款事实综合予以分析，收据时间对于本案事实认定并不是关键证据，鉴定意见与案件无直接关联。 综上，上诉人杨楷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911元，由上诉人杨楷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高大海 审判员  朱见晓 审判员  刘歆鑫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郭建才 书记员 隋欣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