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0民终228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庙耩路-18号三楼。法定代表人：李静，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晓，男，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乐，山东荣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军飞，男，1986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芳，威海环翠西港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军飞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鲁1002民初2502号民事判决，乔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鲁10民终215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重审。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0日作出（2018）鲁1002民初7164号民事判决，乔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乔日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军飞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均由张军飞承担。事实和理由：1.关于案涉五张运单的形成时间、是否后补等基本事实，张军飞当庭陈述、王某的证人证言、张军飞与王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均有明显的出入，乔日公司认为即使证人王某没有涉嫌虚假诉讼，其证言亦不应予以采信，一审法院对不同的陈述仅认定是“瑕疵”和“出入”即采纳证人证言及出具的运单错误；2.既然证人证言及其出具的运输单据都排除在外，张军飞也就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其主张，而乔日公司申请法院调取的案外人侯建祝、张朋的供述，则完全能证实乔日公司所出具的真实的运单与张军飞所提供的运单形式上是不符合的，也证实了王某不具备在工地现场发放运输单据的资格，更证实了运单不是作为结算的最终单据，在张军飞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一审法院错误将举证责任强加给乔日公司，又以乔日公司无法举证而支持张军飞的诉讼请求，系认定错误；3.张军飞提供的五张单据中存在明显漏洞，单据中记载的运输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是否记录正确，是否系张军飞与王某串通形成，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仅通过电话录音认定该证据有效，系认定错误。张军飞辩称，1.一审并非仅以王某出具的五张运单及其证言就认定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张军飞在一审提交的7份证据既能证实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能佐证王某证言的真实性，王某所出具的运单不能排除。且案涉款项在（2016）鲁1091民初2005号、（2017）鲁10民终1335号民事案件中，已体现在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与其相关联公司的转账记账凭证上“应付账款—张军飞”“内部往来—世纪力拓”的总账和明细科目中。该凭证的记账时间是2016年9月30日，从时间上看，上诉人乔日公司完成的运单上体现的运输工程项目和王某出具的运单时间均是在2016年9月30日之前，否则，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的转账记账凭证就不可能记录该笔账目；2.根据乔日公司一审提供法庭的账目所记载的王某除了给张军飞出具了运单，还给其他承运人出具了同样的运单的事实，能够证实案外人侯建祝、张朋在公安机关供述“真实运单的形式及王某不具备在工地现场发放运单的资格”是不真实的。乔日公司认为5张运单是王某伪造的就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乔日公司无证据证明5张运单系伪造，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3.因5张运单系乔日公司出具给张军飞，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如何书写及存在的漏洞都是乔日公司内部管理不善问题，与张军飞无关，张军飞凭运单与乔日公司结算，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张军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乔日公司支付运费44130元及利息（以4413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与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受理后，于2017年5月8日作出（2016）鲁109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沙石款及运费762286元，驳回原告要求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支付之前的应付账款45575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1日作出（2017）鲁10民终13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沙石款及运费760406元，驳回原告要求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支付之前的应付账款45575元。在该案二审期间查明，原告主张欠款45575元是其与被告乔日公司之间形成，该债权后来转账由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偿付，因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不认可该笔债务，且原告提供的2016年9月30日转账记账凭证系复印件，相关证人又不能出庭作证，故二审亦未支持其该诉请。原告遂于2018年4月9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被告偿付涉案款项。在原审诉讼过程中，王某经一审法院询问陈述：2009年、2010年其开始在被告处工作。后期被告承揽了南大桥金猴房地产公司开发那块地的挖土方工程，其系该工程的项目经理，被告的实际控制人孙晓让其拿着昭泰公司的相关材料去金猴房地产公司结算工程。其保险是孙晓通过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缴纳的。实际上乔日公司、昭泰公司、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都是孙晓的公司，具体什么关系，王某也不清楚，孙晓让他在哪工作他就在哪工作。很早之前，孙晓曾找过原告在威海北站的工程拉过土方，所以之后孙晓又让王某找原告拉土方。每次都是王某打电话给原告，让原告开车到哪个地方，干完之后由挖掘机司机记车辆数，把单子返给王某核对后,由王某给原告开具结算运单，由原告拿着结算运单到会计处做账。涉案结算单上的时间是原告干活的时间，而不是开具单据的时间，这些单据是原告干完活之后，王某为原告开具的，不是一起开具的，什么时候开的记不清了，肯定不是2018年开具的。原告找王某对账时，要求王某给其手写一份对账单，王某就写了涉案对账单，但对账单不能入账，必须用结算运单入账。结算运单实际上一式两联，一联在会计手中，原告需要拿着他手里的结算运单与会计进行对账，账对上之后会给原告付款。王某2017年10月已从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辞职。原审中经质证，原告对王某的上述陈述没有异议。被告主张王某并非其公司的工作人员，无权为原告开具结算运单，且王某也陈述原告持有的单据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必须与被告会计对账之后才能结算，而从被告提交的账本中根本找不到原告提交的5张结算运单。在原审诉讼中，原告对于涉案5张结算运单的陈述如下：关于涉案结算运单的形成时间，涉案结算运单上所载明的日期是干活的日期，开单实际日期是2016年9月、10月，原告让王某对账，王某给原告开的单据，但不是一次性开的。王某签字的涉案3张对账单与涉案5张结算运单是同一时间段形成的。涉案5张结算运单确实是于2016年9月、10月为了起诉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补开的。在原审及本案庭审中，原告提供的由王某出具（书写）的、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结算运单5张及王某出具（书写）的对账单3张，其中编号NO.01781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82097和82633从名流厂房到内倒土方387车6月26号-8月7号每车60元日期2014年8月8日；编号NO.01782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鲁Ｋ×××××拉石头从马场到名流新厂区运5公里：130元/车×12车日期2016年6月12日；编号NO.01783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鲁Ｋ×××××从名流海岸到内倒土15车×50元/车日期2015年5月5日；编号NO.01784的结算运单载明车号：18052、85713、82097、82633从名流家园拉垃圾到马场西7公里：81车×150元/车日期2015年6月13日；编号NO.01785的结算运单中载明车号：82097、82633从名流家园拉垃圾到马场西7公里：43车×150元/车日期2015年6月14日。5张结算运单的出票人均为王某。经质证，被告主张5张结算运单及3张对账单均系原告与王某伪造，其理由同原审理由：1.被告开具票据的惯例是单车单票，不会出现单车多票的情况，且结算运单持有一方的底联中不会体现单价，且涉案结算运单中出现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2.从社保部门查知，王某系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员工，而非被告员工，无权代被告开具结算运单及对账单；3.结算运单的形成时间为2014年至2016年，时隔三年之久，但票据的单号却是连续的，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故被告在本案中申请对涉案5张结算运单中文字书写内容的形成时间是2016年10月之前还是2016年10月之后、对涉案5张结算运单中书写内容是否是同一次形成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依法进行委托鉴定。2019年4月2日，一审法院技术室因无法找到相关鉴定机构，将鉴定材料退回。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被告的申请调取了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侦查大队于2018年8月分别对原告、王某、孙晓、侯建祝、张朋所作的讯问笔录，其中孙晓陈述：其系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和被告乔日公司总经理，前来报案，其之前的员工王某帮助原告张军飞伪造证据。原告陈述：涉案5张结算运单没有丢失过，都是王某在原告每次干完活不长时间开的原件。王某陈述：涉案结算运单有2张运单是2016年后补开的，其他3张运单是之前干活后开的。这5张运单开具的时间最长间隔了一年左右。5张单子底联好像给公司刘守敏会计了。王某当天又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改变其上述陈述：张军飞说其5张结算运单丢失了，让王某补开，王某翻了自己记录的张军飞干过活的记录明细（因已离职，记录明细扔在公司了），然后给他补开的。涉案5张结算运单是2016年张军飞让其一起补开的，肯定不是2018年补开的，之前讯问中王某说的5张运单中有2张是补开的不是事实，现要坦白交待，把事实说出来。公司有运单的底联，底联开好后，王某给公司刘守敏会计了，公安民警追问王某，既然公司有底联，为何不在公司找底联复印，而重新开单，王某回答其可能没跟刘会计说过给张军飞补单子的事，其离职前手中有剩余的空白运单，离职时没有与公司会计做过交接。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侯建祝陈述：其是2009年到昭泰公司工作，负责技术，2017年11月离职。2014年昭泰公司在威海高铁北站有项目，主要是挖土方，其在工地负责发放运单。运单一式两联，一联是存根，一联给司机。运单都是一车一单，运单上头印有“乔日建筑设备公司（结算）”，编号是之前就有的，侯建祝会填上车号，写上从哪拉到哪，备注一般都不填，发票人签上他的名字，日期就写当天的日期，最后给司机一联。当时，昭泰公司在威海高铁北站挖土方的沙石都是原告张军飞找车往外拉，每拉一车，侯建祝都会填写运单后撕下一联给司机，一联给会计，原告凭借给司机的那联运单找会计对账。2014年高铁北站的工地运单都加盖乔日公司公章、当时工地只有侯建祝一人负责发放运单，他把空白运单放在一辆破面包车里，公司人都知道，有一次他发现运单少了，当时没太在意。王某2014年在高铁北站工地负责测量，没有权利发放运单。在公安刑事侦查大队讯问中张朋陈述：其2012年开始在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工作，2018年初辞职干个体。2012年，张朋在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从事车辆调度和人员安排、收沙石料等工作。原告张军飞大约在2015年左右与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其有车，为公司拉运东西和供沙石。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使用印有“乔日建筑设备公司（结算）”的运单，一般由张朋和康城负责发放，王某无权发放。开运单是为了雇车干活，每车就会开一张运单，用来统计车辆数。这种运单上都有一个编号，下面写有车牌号，再下面写着从哪到哪，备注一般是空白，最底下是发票人的签名和发票日期。因为是一车一单，备注顶多会写上车的车牌号，一共拉了几车，其他的不会写。经质证，原告对上述一审法院调取的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对涉案5张运单的开具及原告是否干过涉案的运输活的问题，孙晓、侯建祝、张朋的陈述均不真实，根据被告庭审中提交的会计账目凭证可以证实王某不仅给原告开具了运单，还给其他的运输人员也开过运单，因此，上述三人陈述王某在公司只负责测量与事实不符，原告与王某所陈述的开具运单及运输的事实是真实的。在庭审中，被告不认可原告曾经在名流马场及名流新家园等多处工地拉过运输活，上述证人的陈述可以证实原告在被告的多处工地拉过运输活。被告质证认为：对于讯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侯建祝、张朋的陈述，结合被告庭审的陈述，有三点是一致的：1、侯建祝、张朋两位证人都证实运单的内容是一车一单、一票据；2、运单不是作为结算的最终单据，而是拿着运单到被告公司，与会计对账后进行结算；3、原告的证人王某不具备在工地现场发放运输单据的资格。王某的证言与原告在公安部门的陈述有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关于涉案运单的形成时间、是否曾丢失的重要细节的陈述完全不一致，结合庭审中原告提交的原告、王某与名流公司老板周本留的父亲、侯助理的对话录音，被告认为王某作为证人和原告一起寻找他人给原告作证，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也进一步证实有可能证人王某与原告私下伪造或编造该5张运单。另外，既然是王某出具涉案5张运单，而就5张运单的形成等细节的陈述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原告与证人王某有可能涉嫌虚假诉讼。经法庭核对，被告提交的账本（2014年2月、3月、4月）中存在多处王某在发票人处签字的与涉案运单格式（加盖乔日公司公章）相同的结算运单（有给原告出具的，也有给其他承运人出具的），也存在以昭泰公司名义开具、由被告张军飞签字的运费收据。法庭要求被告对此进行解释，被告解释如下：1、被告在2012年就停止业务，但是印刷的运单一直存在库里；2、2014年昭泰公司承揽的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为了区分不同的工地的运单，当时和北站的承包方约定了具体施工的方法和运单的发放办法；3、被告的运单上有公司的公章，只有在2014年威海北站土方运输中使用，其他工地都没有用过，当时盖被告公司的公章就是为了区分北站和其他工地之间的运单，因为北站的土方是现金结算，结算的时间是7-10天，运单比较重要；4、上面有王某签字的运单，王某在威海北站是负责测量和放线，具体发票的人员是侯建祝，由于北站发票的业务是要随着施工的进度加班完成，公司当时弄了一辆面包车放在施工现场，发的运单票是侯建祝从被告的财务处领取，放到小夹子里，侯建祝晚上就在面包车里面待着，装走一车，发一车的票，票面上写的就是车号一车，并没有标注单价和其他情况，经了解在侯建祝发困时或者去晚的时候，有的车已经开始拉土了，这时王某就代替侯建祝把车门打开，拿出乔日建筑的运单，给这些车辆发票，由于王某在公司干了多年，侯建祝对他比较信任，对他发的运单通过电话落实车主进行核对，没有数据上的差异，就确认了这几张运单，所以运单上就有几张是王某签字，威海北站土方运输量很多，大多数是侯建祝签字，涉案5张运单就是在威海北站土方工程中的运单，不会出现在其他的工程项目，如果出现在其他工程项目中，就说明这5张运单是在北站土方工程中遗失或者剽窃的，公司在其他土方工程中的运单是空白的，所填的内容，只是填车号、车数，起止点，由于北站的土方工程起始点是固定的，是由威海北站到双岛湾科技城，所以这些加盖被告公司公章的运单，结算速度快，公司比较重视才特意盖章。庭审中，被告陈述2014年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系昭泰公司承揽，且系被告副总经理孙晓以威海地建公司的名义承揽；涉案5张运单上所列名流海岸、名流家园、名流厂房等地运输工程是昭泰公司于2015、2016年承包的，但涉案的从名流海岸内倒土、从马场到名流新厂区拉石头、在名流厂房内倒土、从名流家园到马场西拉垃圾这些运输活不是原告承揽，是别人承揽,其中也有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的车辆运输。对此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原告提供的刘守敏会计的通话录音与涉案款项有关联，法庭当庭拨打原告提供的刘守敏会计的电话（139××××9270），无人接收，原告陈述刘守敏是被告代理人孙晓的亲属，无法让其出庭作证。被告亦未提供刘守敏出庭作证。另查，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在讯问原告张军飞、王某等人后，未对被告代理人孙晓举报的王某涉嫌伪造涉案结算运单等证据进行立案处理。又查，被告法定代表人是李静，昭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云滋，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孙云滋，李静系原告提到的上述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晓的爱人，孙云滋系孙晓的父亲。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提供的5张结算运单和3张对账单是否系原告与王某伪造而成，原、被告是否存在结算运单中体现出的运输合同关系。本案中，被告认可涉案结算运单载明的名流海岸、名流家园、名流厂房等地运输工程和运输事实存在，但否认系原告运输，且主张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系原告与王某伪造而成，对此，被告应负有举证责任。经庭审查明：被告乔日公司、昭泰公司、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近亲属关系；在被告的账本中体现出有以昭泰公司名义给原告开具的运费收据；账本中的结算运单与涉案结算运单格式相同；被告账本中的付款收据和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的结算审批意见表上均有被告副总经理孙晓的审批签字；被告提供的是其公司2014年在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的账本，但又自认2014年系昭泰公司承揽的威海北站的土方工程，且系孙晓以威海地建公司的名义承揽；孙晓在公安部门报案时称其系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和被告乔日公司的总经理；被告自认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在2015、2016年采用没有被告公司印章、其他格式与涉案结算运单相同的运单等事实，综合分析上述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前述三公司属于相关联公司，该三公司应存在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关联。庭审中，被告主张王某是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员工，不是被告员工，在工地仅负责测量放线，并在公安部门提供昭泰公司员工侯建祝、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员工张朋证实王某无权出具结算运单，但被告账本中确实存在多处由王某出具的结算运单，其中既有给原告出具的，也有给其他承运人出具的，该事实被告不能给予合理解释；虽然原告和王某针对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的形成时间、是否后补等事实的陈述前后有瑕疵和出入，但涉案结算运单与被告提供的账本中的结算运单，格式上一致，被告账本中未有被告主张的原告应当知晓的结算审批手续，且涉案运单上加盖的是被告公司公章，结合被告、昭泰公司、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存在人员、财务、管理等方面关联的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庭审中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被告虽举报王某涉嫌伪造证据，但公安部门在讯问相关当事人后并未立案处理，且被告申请对涉案5张运单的书写时间等进行笔迹鉴定也未有鉴定机构可受理，在被告无充分证据佐证其主张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不能否定王某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和王某在通话录音中的陈述；根据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且能够互相印证，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5张结算运单和3张对账单系原告与王某伪造。即便被告提供的账本中的结算运单与原告提供的结算运单在记载的内容上存在一定差别，但结算运单系被告员工王某向原告出具的，其如何记载内容与原告无关，系其内部管理问题；原告主张涉案债务系其与被告之间形成，并转账由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偿付，但通过诉讼向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主张，因转账记账凭证系复印件等原因未能得到支持，故而依后补的涉案运单及对账单向被告主张涉案款项，符合逻辑，被告主张原告知晓其结算流程、结算依据及形式，不能仅凭运单和对账单就向被告主张结算，但所提供证据均系其关联公司即威海世纪力拓有限公司的结算手续，结算手续亦系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以此来约束原告。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结合王某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主张事实的存在,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涉案结算运单和对账单上所载明的运输事实，存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原告已经履行了运输合同义务，被告理应向原告支付涉案运费。双方对于付款的时间未有明确约定，原告有权随时向被告主张，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运费，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运费及利息。综上，原告诉讼请求合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被告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军飞运费44130元及利息（以44130元为本金，自2018年4月9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案件受理费94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乔日公司向本院提交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立案告知书一份,以证明乔日公司依法向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举报张军飞、王某涉嫌虚假诉讼罪,并已经该局立案侦查。被上诉人张军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张军飞涉嫌虚假诉讼有异议,认为该告知书并未送达张军飞，张军飞虽被刑事拘留，但至今未立案侦查，且案涉五张运单及三张结算单已经一审法院查证并非张军飞伪造，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不应重复受理，因此该证据不应予以采纳。被上诉人提供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向张军飞家属送达的拘留通知书，证实本案审理期间张军飞因涉嫌虚假诉讼于2019年10月2日被刑事拘留。本院经审查，对立案告知书、拘留通知书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向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落实张军飞、王某涉嫌虚假诉讼一案所涉及的单据，该局答复，张军飞涉嫌虚假诉讼所涉及的01781号—01785号结算单与本案张军飞诉讼所依据的单据一致。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对于张军飞提起的本案诉讼，威海市公安局环翠分局已经以张军飞、案外人王某涉嫌虚假诉讼立案侦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鉴于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2284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军飞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940元，退还张军飞；上诉人威海乔日建筑设备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4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英秋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葛俊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薛淑娴书记员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