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01民终704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贤良，男，1963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华，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熊世林，男，1981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赵娟，女，198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培，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郑贤良与上诉人熊世林、原审被告赵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3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郑贤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卫华，上诉人熊世林及其与原审被告赵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张培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贤良上诉请求：1、改判民事判决第一项利息部分，判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承担利息损失576.6万元（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5年4月22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2日计31个月，期后主张至款清日止）；2、撤销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承担一审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和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部分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审法院认为，因双方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故，仅支持上诉人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的利息。且一审判决认为双方未约定保全担保费如何承担，故未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的请求，系对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错判。1、2015年4月22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另外向熊林所借1000万元因支付给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当日，熊世林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郑贤良现金壹仟万元整，此款为熊林的借款。由熊世林负责归还”。上述协议和收条均明确载明，借款由熊世林使用，由熊世林负责归还。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郑贤良与被上诉人熊世林之间借贷关系成立，被上诉人对借款930万元应承担偿还责任，是正确认定。但是一审法院没有支持上诉人的合理合法的利息请求，是错误的。2、本案中，郑贤良出借给熊世林的款项来源于案外人陈华群，即原协议约定的由熊林出借给郑贤良继而转借给熊世林的款项，最终是由陈华群出借的。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已认定上诉人郑贤良与陈华群的借贷关系成立，判决郑贤良对陈华群的借款，自出借之日起按年利率24%承担利息至款清日止，并认定郑贤良已偿还给陈华群的借款607万元中包含了55.1万元利息。3、本案上诉人和陈华群之间的借贷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虽然在形式上相互独立，但实质互为因果，存在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被上诉人熊世林出具给上诉人的收条中明确注明借款由熊世林负责归还，双方在《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向熊林所借1000万元因支付给被告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虽然没有约定利息如何承担，但上诉人是应被上诉人要求为被上诉人借款，所借得的款项也实际转借给了被上诉人使用，并且被上诉人也承诺由其负责归还。因此，因转借行为产生的债务含借款本金和利息，均应当由实际借款人熊世林归还。被上诉人在协议和收条中承诺归还的客体应当理解为“借款债务”，而不仅仅是“借款本金”，“借款利息”同样是“借款债务”的一部分。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能与前一个借贷关系隔裂开来单独考量，应综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另外，利息属于法定孳息，从属于本金，依据利息“从属性”的本质特征，依法也应当由使用本金的人承担偿付义务。4、《民法通则》、《民法总则》均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借款，向出借人承担了高额利息，造成了500万以上的巨大经济损失，而作为实际借款人的被上诉人却只获益，不承担任何损失，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的公平原则。5、诉讼保全担保费用如同诉讼费用，是因被上诉人未按时偿还借款，为了防止被上诉人转移财产逃避还款义务、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同时也是被上诉人未按时还款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且本案保全程序系依法进行，担保公司与上诉人签订了正式的《诉讼保全担保合同》，收取的担保费符合法律规定，收款后出具了正规发票，相关合同真实合法，应受法律保护，依法应予支持。熊世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依据“收条”及“协议”，据此认定上诉人已收到“收条”中载明的1000万元，显属事实认定错误。1、上诉人并未实际收到所谓借款。该收条为上诉人按被上诉人之要求先行出具后，再提供1000万元款项，然而上诉人出于对其信任在提前出具收条后，被上诉人违背约定实际并未按收条中内容提供1000万元款项。2、被上诉人向陈华群所借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上诉人930万元与收条无关，是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此前借款的利息。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可以证实，上诉人自2012年至2013年期间，共计向被上诉人提供借款本金共计800万元，上诉人提供借款后，被上诉人一直未能偿还借款本金以及利息，为了偿还该期间借款的利息，被上诉人这才向陈华群借款，上诉人在《借款担保合同》作为担保人。3、收条出具之前上诉人已收到被上诉人的偿还的利息，而熊林的借款是另外款项，为不发生混淆，特意在收条及协议中确认只是“熊林借款”。2015年4月20日，被上诉人收到陈华群借款后，被上诉人分两次向上诉人汇款：2015年4月21日汇款500万元，2015年4月22汇款430万元，而收条出具的时间是2015年4月22日，为了不发生混淆，且当时商谈的实际情况是被上诉人另行向熊林借款的事实，基于此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同意认可的是“另行向熊林的借款”，而与陈华群提供的款项来源并不是同一性质。二、依据收条的内容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汇款所指的是收条款项。l、依据收条内容：“现金1000万元、此款为熊林借款、由熊世林负责归还”，上诉人并未收到所谓1000万元现金，熊林并未向上诉人提供1000万元借款，依据收条承担归还义务的前提应当是上诉人实际收到了熊林提供的1000万元借款，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上诉人收到了熊林借款。2、被上诉人向陈华群借款因未能偿还，为此陈华群向包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经包河区人民法院及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依据最终生效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出借人陈华群偿还借款，实际提供借款主体是陈华群，而并非收条中载明的“熊林”，二者之间并无任何关联。3、被上诉人已明确知晓出借人为陈华群并与其签订借款协议且实际为陈华群汇款的情况下，如陈华群款项与该收条有关联，收条中不可能出现“熊林的借款”字样。三、上诉人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已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被上诉人本人到庭的参加诉讼，因被上诉人一直在国外，其委托代理手续并未依法办理，原审存在程序严重违法原审中，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为了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上诉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上诉人本人到庭，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接受法庭询问，然而，原审法院回复的理由是被上诉人一直在国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本案中，案件自立案到判决，被上诉人的代理人都没有向法庭提交经公证的委托手续，并且在庭审过程中，刻意隐瞒被上诉人不在国内的事实。原审法院未采纳上诉人的合理请求，致使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且被上诉人代理手续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原审程序明显违法。郑贤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熊世林、赵娟共同偿还郑贤良借款本金930万元，支付利息576.6万元（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5年4月22日起暂计算至2017年11月22日计31个月，期后主张至款清日止）；2、判令熊世林、赵娟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2日，郑贤良与熊世林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甲方：郑贤良，乙方：熊世林，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将合肥凯商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股权100%转让给熊世林，作价4000万元。其中须减去中国工商银行贷款1550万元，得合典当850万元，欠熊世林借款600万，合计3000万元。剩余1000万元由熊世林在两个月内付给郑贤良，同时郑贤良发价值200万元红酒给熊世林作为补偿。另外向熊林所借1000万元因支付给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除以上的债务以外因凯尚商务管理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债务纠纷由郑贤良承担，不得违约，谁违约由谁承担一切经济责任。甲方郑贤良签字按手印，乙方熊世林签字按手印。”当日，熊世林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郑贤良现金壹仟万元整，此款为熊林的借款。由熊世林负责归还。2015年4月21日，郑贤良转账5000000元至熊世林账户。2015年4月22日，郑贤良转账4300000元至熊世林账户。另查明，赵娟与熊世林于2009年9月30日登记结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郑贤良与熊世林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有协议、收条、转账凭证、原告陈述为凭，郑贤良、熊世林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因双方对借款期限未有约定，法律规定，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归还借款，故郑贤良诉请熊世林归还借款9300000元，予以支持。因双方对借款利息没有约定，现郑贤良起诉熊世林自起诉之日（2018年1月3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至款清部分，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郑贤良诉请熊世林承担保全担保费，因双方未有约定，故对郑贤良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该院认为，郑贤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案涉借款用于熊世林、赵娟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郑贤良未有证据证明其曾向赵娟告知，且赵娟事后未补签借条。故对于郑贤良起诉赵娟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不予支持。熊世林对其辩称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辩称不予采纳。综上，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熊世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贤良支付借款本金9300000元，自2018年1月3日起以未归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至款清；二、驳回郑贤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237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17377元，由熊世林负担65215元，由郑贤良负担52162元。上诉人郑贤良在二审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郑贤良和陈华群以及郑贤良和熊世林的短信记录截图，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证明：1、2015年5月21日，熊世林向熊雄账户（陈华群指定的收款账户）转账50万元，此款为熊世林直接偿还陈华群借款第二个月的利息（第一个月利息已从借款本金中扣除）；2、陈华群向郑贤良索要第三个月借款利息，郑贤良将熊世林电话给陈华群，让陈华群直接找熊世林催要，郑贤良同时又将陈华群的索款信息转发给熊世林，并告知熊世林抓紧处理。上述证据结合包河区法院（2016）皖0111民初6552号民事判决书、合肥中院（2017）皖01民终5468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郑贤良为熊世林向陈华群借款，约定了月息50万元（月利率5%），熊世林对此知晓，同意并且支付过借款利息。熊世林支付借款利息的行为印证了郑、熊双方关于借款利息存在口头约定的事实。证据二：传票、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目录、银行转账明细。证明：熊世林以“合同纠纷”案由起诉郑贤良，提供的800万元银行转账记录依然是本案一审提供的证据，其在新的诉状中称该800万元本息经双方约定以股权转让款清偿，说明其关于930万元转账款为偿还该800万元利息的陈述不属实。熊世林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一审中没有进行质证。关于50万元利息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熊世林是郑贤良向陈华群借款的担保人，借钱目的是为了偿还郑贤良此前向熊世林借款的利息。第二组证据取得形式不合法，郑贤良现在有两种身份，造成我方起诉只能公告送达。对起诉状真实性没有异议。借款发生在2012年，数额巨大，不可能不产生费用，我方起诉郑贤良案利息起算点为2015年4月22日，案涉930万元是偿还之前利息，与该案没有关联性。上诉人熊世林在二审未提供新证据。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为：1、郑贤良向案外人陈华群所借款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熊世林的930万元是否为涉案收条及协议所指款项；2、郑贤良与熊世林之间就案涉930万元款项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3、郑贤良要求熊世林承担利息损失、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是不要式合同，借款合同的形式可由当事人约定。本案中，2015年4月22日，郑贤良与熊世林签订协议一份，内容为：“……另外向熊林所借1000万元因支付给熊世林使用，所以由熊世林承担归还。”当日，熊世林向郑贤良出具的一份“收条”，虽然形式上未明确载明为借款合同或借条，但其记载如下主要内容：“收到郑贤良1000万元，此款为熊林的借款，借款由熊世林使用，熊世林负责归还”，能够证明以下事实：熊世林存在收款的行为，熊世林承诺归还。该收条内容对“借款金额、出借人及借款人主体”等均作出约定，其内容具备借款合同的实质要件；另根据银行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4月21日案外人陈华群向郑贤良转账500万元，当日，郑贤良将该500万元全部转给熊世林；2015年4月22日陈华群向郑贤良转账450万元，郑贤良又于当日将430万元转给熊世林，虽然收条上载明“此款为熊林的借款”，但陈华群付款给郑贤良的时间、郑贤良付款给熊世林的时间具有连续性，付款金额基本一致，结合熊世林向郑贤良出具的收条记载的时间、金额，以及本院查明的郑贤良、熊世林与案外人熊林、陈华群之间的关系，可以证实郑贤良转给熊世林的930万元系案涉收条所指款项，即使郑贤良所出借的款项来源与收条载明不同，但不影响对郑贤良履行出借义务的认定，故足以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熊世林上诉认为郑贤良向陈华群所借款项转账支付给其的930万元与收条无关不符客观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至于熊世林主张该930万元转款抵销了郑贤良借款利息。本院认为，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本案中，郑贤良对案涉930万元转款已经抵销借款利息的事实不予认可，熊世林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就案涉930万元转款达成了抵销合意，且双方之间对其他债权债务存在争议，熊世林向郑贤良出具收条承诺由其负责偿还。故对熊世林上诉关于案涉930万元转款系郑贤良偿还之前借款利息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郑贤良要求熊世林对案涉借款自出借之日按年利率24%承担利息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本案中，郑贤良提供的案涉收条和协议中并未约借款期限及利率，虽然郑贤良与陈华群之间借款协议约定了月利率5%，但该借贷关系与本案郑贤良和熊世林之间的借贷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借贷关系，郑贤良与陈华群之间的利率约定对本案双方借贷关系并无约束力，故郑贤良要求熊世林对案涉借款自出借之日按年利率24%承担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因熊世林未能偿还本案借款引起本案诉讼，郑贤良为此向担保机构交纳的诉讼保全担保费30132元系郑贤良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属于郑贤良的损失部分，熊世林依法应当承担。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8）皖0104民初357号民事判决；二、熊世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郑贤良诉讼保全担保费3013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承担按照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29062元，由郑贤良承担52162元，熊世林承担7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佘敦华审判员  王 雷审判员  王政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朱大伟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