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883刑初386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明，男，1985年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广东省吴川市人，住广东省吴川市。因涉嫌本案于2018年7月30日被吴川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于2019年3月26日被该局抓获，于2019年4月27日被该局刑事拘留并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吴川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李穗，系广东某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川市人民检察院以吴检诉刑诉﹝2019﹞353号起诉书于2019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吴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窦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明及其辩护人李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吴川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5月份开始，被告人吴某明伙同龙某木、陈某伟为卖淫女潘某某、杜某霞、何某秋、黎某好等人在吴川市某都酒店附近的出租屋提供食宿，并组织实施卖淫活动。被告人吴某明和龙某木、陈某伟三人负责到吴川市各酒店发招嫖卡片招揽嫖客，潘某某负责在出租屋接听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当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接听到嫖客电话后，就致电潘某某安排卖淫女到嫖客所在的酒店卖淫。潘某某根据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联系好杜某霞、何某秋、黎某好等卖淫女后，由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将卖淫女送到嫖客所在的酒店。每名卖淫女每次卖淫可得嫖资200元，潘某某与卖淫女分得嫖资200元中的100元，被告人吴某明和陈某伟、龙某木一方分得另外的嫖资100元。 公诉机关为指控的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认为被告人吴某明以牟利为目的，伙同多人实施组织卖淫活动，进行利益分成，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吴某明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组织卖淫罪的罪名有异议。其辩称，之前浙江老板说这是浴足，不是卖淫，后期其才知道是卖淫。提供的食宿是借用其的身份证，一开始跟其说是浴足的，叫其帮忙搭载，一次收取15-20元不等，当其知道是卖淫之后就没有搭过了。 被告人吴某明的辩护人李穗律师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的事实、证据问题。（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明“2018年5月份开始，被告人吴某明伙同龙某木、陈某伟为卖淫女潘某某、杜昏霞、何某秋、黎某好等人在吴川市某都酒店附近的出租屋提供食宿，并组织实施卖淫活动”，这与事实不符。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和法庭调查核实，和同案的潘某某、龙某木、陈某伟、李某康（该四人均另案起诉）、及董某芝、董某军等其它组织卖淫或介绍卖淫的案件材料证实，在幕后组织卖淫女在吴川卖淫的老板是一个浙江人，该幕后老板是一个绰号为“阿波”的浙江人，现据了解该人应当是浙江省武义县陈某武（身份证号码：33072319700818001X），其是在于2014年12月01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武义县公安局上网追逃（在逃编号：T3307230200002014120001），因其不敢使用自己身份证，便借用被告人吴某明（及借用董某芝）的身份证租赁房屋，房屋的租金均由其支付，及为卖淫女提供食宿；同时，是由陈某武和潘某某组织卖淫女实施卖淫活动。（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明“潘某某负责在出租屋接听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当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接听到嫖客电话后，就致电潘某某安排卖淫女到嫖客所在的酒店卖淫”，这与事实也不符。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和法庭调查核实，和同案的潘某某、龙某木、陈某伟、李某康（该四人均另案起诉）、及董某芝、董某军等其它组织卖淫或介绍卖淫的案件材料证实，本案的卖淫女均是潘某某（其是越南人）从越南招募其同学和朋友到中国卖淫，且是由幕后老板陈某武和潘某某从汕尾陆丰组织到吴川卖淫。被告人吴某明仅是受雇于幕后老板“阿波”，先是帮其到酒店发放卖淫的名片，后帮其接送卖淫女到各酒店卖淫。（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明“潘某某根据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联系好杜某霞、何某秋、黎某好等卖淫女后，由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将卖淫女送到嫖客所在的酒店，每名卖淫女每次卖淫可得嫖资200元，潘某某与卖淫女分得嫖资200中的100元，被告人吴某明和陈某伟、龙某木一方分得另外的嫖资100元”，这也与事实不符。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和法庭调查核实，和同案的潘某某、龙某木、陈某伟、李某康（该四人均另案起诉）组织卖淫或介绍卖淫的案件材料证实，被告人吴某明是受雇于幕后老板“阿波”，及受其和潘某某的指使，帮他们接送卖淫女到各酒店卖淫，其收取的是车费，并不是参与卖淫女卖淫所得款项分配。二、关于本案的定性、适用法律问题。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明触犯刑律，构成组织卖淫罪，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定性、适用法律，持异议。（一）被告人吴某明在本案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组织、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同时，本法规定，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他人从事卖淫活动的行为。1.被告人吴某明在本案的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客观要件。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卖淫的行为。如一所述，在本案中，组织、策划、指挥卖淫女在吴川卖淫，应当也只能是在逃的幕后老板“阿波”及被告人潘某某。被告人吴某明仅是受雇于幕后老板“阿波”及受其和潘某某指挥，将这些卖淫女送到吴川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2.被告人吴某明在本案的行为，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主观要件。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组织他人卖淫的“组织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实施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的行为，并且明知这种组织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一所述，在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明不仅没有实施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卖淫的行为，而且其主观上也没有组织他人卖淫的故意，其主观上仅有介绍他人卖淫的故意。因而，其主观上的故意不符合组织卖淫罪的主观要件。（二）被告人吴某明在本案的行为，应构成介绍他人卖淫罪。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指以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为手段，诱使他人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为卖淫的人与嫖客牵线搭桥的行为为介绍卖淫罪。根据本案案件材料和法庭调查核实，被告人吴某明受雇于幕后老板“阿波”，受其和潘某某的指使，帮他们到吴川各宾馆发放卖淫名片，及接送卖淫女到各宾馆进行卖淫活动，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介绍他人卖淫罪，应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对其定罪刑量处罚。三、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问题。（一）被告人吴某明的犯罪情节不属严重，具有酌情从轻情节。被告人在本案介绍他人卖淫的犯罪情节不属严重，相对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本辩护人恳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这一情节，对其从轻判决。（二）被告人吴某明能坦白认罪，认罪认罚，具有酌情从轻情节。（三）被告人吴某明属初犯、偶犯，具有酌情从轻情节。三、关于本案的量刑建议。综观全案，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在庭上能认罪认罚，系初犯、偶犯的犯罪，有真诚悔罪的表现。因此，恳请法庭根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关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的规定、及第五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及两高院《解释》等有关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从轻判处，给其一个悔改自新的机会。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份开始，潘某某（越南籍女子某某茶媚，另行起诉）纠集“小凤“（何某秋）、“小鱼”（杜某霞）、“贝贝”（方某蓉）、“小小”（宝英）等卖淫女（均是越南人）为方便在吴川市实施卖淫活动，勾结陈某伟、龙某木（上述二人另行起诉）和被告人吴某明，双方分工合作，被告人吴某明和龙某木、陈某伟三人负责到吴川市各酒店发招嫖卡片招揽嫖客，潘某某负责在出租屋接听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当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接听到嫖客电话后，就致电潘某某安排卖淫女到嫖客所在的酒店卖淫。潘某某根据龙某木、陈某伟、吴某明等人的电话联系好杜某霞、何某秋、黎某好等卖淫女后，由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将卖淫女送到嫖客所在的酒店。每次每名卖淫女每次卖淫可得嫖资200元，潘某某和她带领的卖淫女分得嫖资200元中的100元，被告人吴某明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一方分得另外的嫖资100元。后来潘某某和方某蓉在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方某蓉带领卖淫女“亚维”、“宝英”（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等人称“文文”、“小燕子”）脱离了以珍珍为首的卖淫女团伙独自进行卖淫活动。吴某明、龙某木、陈某伟为其三人垫付租金租了一间出租屋用于居住，此后为她们三人介绍嫖客则是通过方某蓉进行联系。方某蓉和她带领的卖淫女每次卖淫可得嫖资200元，卖淫女一方分得嫖资200元中的80元，被告人吴某明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一方分得另外的嫖资120元。2018年7月30日，公安机关将同案人陈某伟抓获，龙某木同日到公安机关投案。2018年8月18日和2019年3月26日，公安机关分别将潘某某和吴某明抓获。被告人吴某明到案后，民警扣押其三星手机（黑色）一台，招嫖卡片（分别印电话13030155412、13378497802、18024637095）62张。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辩护人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及辩解 被告人吴某明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 （2019.3.26）我实施了组织卖淫的犯罪行为。2018年5月份开始至2018年7月中旬，我驾驶租来的小汽车（车牌我忘记了）帮一名叫“亚波”的浙江籍男子接送三名越南籍卖淫女“贝贝”、“文文”、“小燕子”到吴川市区各酒店实施卖淫，每日300元报酬。当晚接完卖淫女后，第二天“亚波”就安排一名浙江籍男子给我300元现金工资。我从2018年5月份开始至2018年7月中旬止，我帮“亚波”接送越南籍卖淫女“贝贝”、“文文”、“小燕子”到吴川市区各酒店实施卖淫，我共领取报酬7000元左右。 2018年7月30日晚，我和陈某伟、龙某木“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在玛莎酒吧大厅内玩，后来越南籍卖淫女“珍珍”、“小鱼”、“阿凤”还有三个年轻女孩子（上述六人也都是越南的，我不知道她们真实姓名）也走进来玛莎酒吧大厅内走到舞台上面去跳舞。这时我看见“贝贝”想向“珍珍”等人那边冲过去，接着我和我朋友“龙五”就走上前拦住“贝贝”，在拦的过程中，“贝贝”摔倒在地上，我看见这样的情况很害怕，我就坐车回家了。 “贝贝”、“文文”、“小燕子”、“珍珍”、“小鱼”、“阿凤”等人都是从越南过来到这边的，她们都是过来这边从事卖淫活动的。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个人平时是开滴滴出租车的，我只接送“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到吴川市区各酒店实施卖淫，并从中获取报酬。 “贝贝”、“文文”、“小燕子”等越南卖淫女和嫖客都是只发生一次性行为，具体收费我不清楚。我们没有给她们统一安排住宿和吃饭，她们自己租房子住的。我不清楚陈某伟、龙某木、“珍珍”是否参与组织卖淫犯罪。 我有1台黑色三星牌手机（手机号码：13257597752）和招嫖卡62张被扣押。扣押我的招嫖卡62张是我微信好友微信wxid-iggc3wio7u3b22昵称：，头）叫一名16岁左右的男青年送出来给我，叫我到吴川市区各酒店房间门口发放的。我没有见过该微信好友，我是在吴川市某号酒店发现有招嫖卡，我打电话给对方说帮其发放招嫖卡。对方同意后，就用微信wxid-iggc3wio7u3b22昵称：，头）加我微信，我帮其发放招嫖卡200元一日。我于2019年3月20日开始帮其发放招嫖卡，共领取800元报酬，每晚发完招嫖卡后那名16岁左右的男青年就找到我给现金200元报酬我。 （2019.3.27）陈某伟、龙某木、“珍珍”三人参与组织卖淫。“珍珍”组织卖淫女“小鱼”、“阿凤”在吴川市区各酒店实施卖淫，我与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于2018年7月中旬开始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等自称是越南籍的卖淫女介绍嫖客。当时，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一起到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一间出租屋租了一间两房一厅的出租屋供“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居住，房租每月是750元。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一起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垫付了3240元（包含三个月房租、押金和钥匙钱）给屋主。之后，“贝贝”、“文文”、“小燕子”就在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那间出租屋处住下了。 之后，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就开始利用发招嫖卡片（招嫖卡片是印着我和陈某伟、龙某木的手机号）到旅店的方式来招揽嫖客。“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卖淫的价格一般是200元卖淫一次，每次卖淫中卖淫女得100元，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一起共得100元，我们三人平均获利所得的嫖资。我和陈某伟、龙某木三人相当于是介绍卖淫的拍档，就算是我自己一人介绍的嫖客，其中嫖资分成的100元，陈某伟、龙某木也是能获得分成的。 我们轮流管理嫖资收入，其中我们收入嫖资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嫖客通过微信向龙某木或陈某伟转账嫖资，或者是嫖客通过现金向卖淫女支付嫖资，卖淫女再将现金汇总到我和陈某伟、龙某木处。所有嫖资收入汇总到我和陈某伟、龙某木处，然后我们再与“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根据实际卖淫的次数来进行分配。我与陈某伟、龙某木三人组织卖淫女“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实施卖淫，我共分得嫖资3000元。 之前我害怕法律的制裁，之前我没有全部如实供述，现在我认识到我犯的错误，我现在全部如实供述。以本次供述为准。 （2019.3.28）我与陈某伟与龙某木每日出钱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买饭吃，我没有帮他们买饭，都是陈某伟与龙某木买饭给她们吃。“珍珍”组织“小鱼”、“阿凤”等人实施卖淫，是叫“亚波”的浙江男子租屋给她们住，“珍珍”平时买菜煮饭或买快餐给“小鱼”、“阿凤”等人吃。 我与陈某伟、龙某木等人没有控制“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的人身自由。 我认识梁某康，其也是开小汽车搭客的。如果有客人想要嫖娼，梁某康就介绍嫖客给“珍珍”、“小鱼”、“阿凤”等人实施卖淫从中获利。但具体怎样分成我不清楚。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梁某康。 2.同案人的供述及辩解 （1）同案人陈某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 （2018.7.30.12）“贝贝”、“文文”、“小燕子”、“珍珍”、“小鱼”、“阿凤”等人都是从越南过来到这边的，她们都是过来这边从事卖淫活动的，我和我朋友“龙五”、“明哥”三个人平时是开滴滴出租车的，经常会给“贝贝”、“文文”、“小燕子”、“珍珍”、“小鱼”、“阿凤”等人介绍嫖客，并从中获取利润。 我是从2017年10月份开始从事介绍卖淫工作的。我是从事滴滴出租车工作的，我有一辆车牌号码为粤GQN980灰色本田锋范小汽车，我平时在吴川市搭客，2017年10月份，有一个和我一样开滴滴出租车的同行和我说，有多名越南的年轻卖淫女现在吴川，平时介绍一些嫖客过来，每介绍一个嫖客就可以获利30元。随后，那个开滴滴出租车的同行就介绍了一个外省叫“一波”的男子的微信给我，从那时开始，我就经常去找看下有没什么嫖客，如果有找到嫖客后，我就会发微信给“一波”，然后“一波”就会安排那些越南的年轻卖淫女过去，随后“一波”就会微信转钱给我，我每介绍一个嫖客，“一波”就会发30元到我微信上。 到了2018年1月份，我就去广告公司印一些小卡片过去吴川市市区的一些酒店里面发，这些小卡片上面印着一些“学生妹、白领、辣妹”等招嫖字样，通过这些方式拉嫖客，从中赚取介绍卖淫的利润，当时“珍珍”、“小鱼”、“阿凤”、“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都是在“一波”那边从事卖淫活动的。 2018年5月中旬，我和我朋友“龙五”、“明哥”商量决定自己出来做，我们直接和那些越南卖淫女孩联系。“珍珍”、“小鱼”、“阿凤”等人那边是由“珍珍”主要负责联系，“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那边是由“贝贝”负责联系。如果我和“龙五”、“明哥”招到嫖客的时候，我就直接和“珍珍”或者“贝贝”联系，让“珍珍”或者“贝贝”去安排这些越南卖淫女去从事卖淫活动，然后我和“龙五”、“明哥”就负责去接送这些卖淫女，我们联系嫖客时，都定好是价格是每一个卖淫女每次和嫖客发生一次性行为就收取嫖客200元，这些卖淫女拿到200元后，就会返还利润给我和“龙五”、“明哥”。 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5月份期间，我从事介绍卖淫都是将嫖客介绍一名叫“阿波”的外省男子，随后“阿波”每个嫖客就返还30元人民币给我。到了2018年5月中旬，我和我朋友“龙五”、“明哥”决定自己出来做，于是就直接和那些越南卖淫女联系，我们主要是联系一名叫“珍珍”和一名叫“贝贝”的越南卖淫女，“珍珍”那边包括她在内共有六名越南卖淫女在工作，“贝贝”那边包括她在内共有3名越南卖淫女工作，“珍珍”那边每次收取嫖客200元后，就会给100元介绍费给我们（包括车费），“贝贝”那边每次收取嫖客200元后，就会给120元介绍费给我们（包括车费）。都是由“珍珍”、“贝贝”直接用微信转账到我微信账户上的，每隔几天就会转一次给我们。 这些越南卖淫女和嫖客都是只发生一次性行为，没有按摩之类的其他服务的，这些越南卖淫女每一次收取嫖客200元，有的嫖客会给现金，有的嫖客会网上转账。这些越南卖淫女是自己租房子住的，吃住都是她们自己解决，一旦有嫖客的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微信联系“珍珍”、“贝贝”，然后就开车过去接这些越南卖淫女到指定酒店，完事后又接这些越南卖淫女回去她们租的地方。平时没有工作的时候，这些越南卖淫女都是在她们租的房子里面等的。我都是通过“珍珍”和“贝贝”联系越南卖淫女提供给嫖客的，具体她们有多少名卖淫女我就不清楚了。当中我只认识“文文”、“小燕子”、“小鱼”、“阿凤”，其他的卖淫女我就不知道名字了。 就我和“龙五”、“明哥”三个人合伙介绍卖淫工作。没有什么分工，我和“龙五”、“明哥”三个人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招揽嫖客，招到嫖客后，我们就联系这些越南卖淫女，并且接送这些越南卖淫女，赚到的钱除去油钱外，剩下的由我们三个人平分。我们没有账本，都是从微信转账的。我们三个人介绍卖淫获取的利润是平分的，赚到钱后，我就通过微信转账给“龙五”、“明哥”。 我们是通过去酒店发放招嫖小卡片，另外平时开滴滴出租车时也会招揽嫖客，一些同行滴滴司机介绍嫖客过来，我们也按照每介绍一个嫖客就返还30元给那些滴滴司机。一般嫖客都是打电话联系我们的，然后我就记录下来这位嫖客所在的酒店和房号，以前我就是发给叫“阿波”的男子，现在我就直接用微信发给这些越南卖淫女联系，并且负责接送这些越南卖淫女过去从事卖淫活动。我平时是利用开滴滴出租车之便，从2017年10月份开始介绍卖淫的，有时一天能介绍几个嫖客，有时一天也没有拉得到一个嫖客，具体介绍过多少次我就算不清了。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5月份期间，我每介绍一个嫖客都是赚取30元介绍费，2018年5月中旬以来，我和我朋友“龙五”、“明哥”出来自己联系卖淫女后，我们是赚取每个嫖客100元或者120元的介绍费，因为我平时没有具体去计算。我只记得最近几次收取利润是于2018年6月16日、6月18日和6月20日，“珍珍”分别通过微信转账7700元、7400元和5600元介绍费给我，我收取后就将介绍费和“龙五”、“明哥”平分了。“珍珍”转账给我介绍卖淫的利润凭证，我用微信截图了。另外我的手机上截图了我自2017年10月份以来多次介绍卖淫时的短信和转账记录。我微信是用手机绑定注册的，微信号是18475964613，微信昵称是一路有你18475964613。“龙五”真实姓名我不清楚，他还有个花名叫“光头”，50岁左右，吴川市黄坡镇人；“明哥”真实姓名我不清楚，50岁左右，吴川市振文镇人。可以辨认出“龙五”和“明哥”。我们都是开滴滴出租车认识的同行。我平时介绍卖淫活动时使用的那台小米4手机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2018.7.30）我不清楚“贝贝”、“珍珍”、“小鱼”、“阿凤”是通过何种途径来到中国境内的，我只知道“贝贝”、“珍珍”、“小鱼”、“阿凤”等越南籍女子现都是在吴川市从事卖淫活动，我现在是负责帮她们这些越南籍女子介绍卖淫。 我是从2017年10月份开始的，当时有一名同行滴滴出租车司机跟我说介绍一次嫖客有30元介绍费，后来我才开始边开滴滴出租车边兼职从事介绍卖淫活动的。我记得当时那名介绍我去从事招嫖工作的那名同行滴滴出租车司机叫梁某康，吴川市长岐镇人。梁某康也是从事介绍卖淫工作。可以辨认出梁某康。 （2018.7.30）向我介绍嫖客的同行滴滴司机都是通过微信聊天介绍嫖客给我，介绍嫖客给我的滴滴司机有：微信名称“两袖清风口袋空空”向我介绍3个嫖客，我记得吴川市某桥酒店9018房介绍了2个嫖客；“君豪海鲜面”向我介绍4个嫖客；“亮晶晶”向我介绍6个嫖客，我记得吴川市某源酒店8838房介绍了2个嫖客，吴川市某桥酒店1512房介绍了2个嫖客，吴川市某某酒店706、801房共介绍了2个嫖客；“重生”向我介绍7个嫖客，我记得吴川市某达酒店1912房介绍了2个嫖客，吴川市某悦酒店508房介绍了2个嫖客，其他酒店记不起了；“冠中粤BT2U33”介绍了2个嫖客给我。“两袖清风口袋空空”、“君豪海鲜面”、“亮晶晶”、“重生”、“冠中粤BT2U33”都是男的微信好友，我只有他们微信，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我向过微信名称“凌宇森（本地）吴川”介绍过两个嫖客，是在吴川市某汇酒店308房，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向过微信名称“梦想（吴川）”介绍过1个嫖客，是在吴川市某号酒店510房，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向过微信名称“吴川+18312156424”介绍过3个嫖客，一个是在吴川市某某悦酒店408房，两个是在吴川市某都宾馆801房，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向过微信名称“Lin。。。（浙江）一波”介绍过2个嫖客，一个是在吴川市某江宾馆401房，一个是在吴川市某华酒店528房，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向过微信名称“华康”介绍过11个嫖客，一个是在吴川市某某悦408房，两个是在吴川市某都宾馆601房，两个是在吴川市某城酒店7013房，两个是在吴川市某某登507房，两个是在某英宾馆801房，两个是在吴川市某源酒店8828房，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梦想（吴川）”和“吴川+18312156424”是同一人，男，具体情况不清楚，“Lin。。。（浙江）一波”，男，具体情况不清楚，“凌宇森（本地）吴川”，男，具体情况不清楚。“华康”，男，名叫梁某康。一般嫖客都是打电话联系我们的，然后我就记录下来这位嫖客所在的酒店和房号，以前我就是发给叫“一波”的男子，现在我就直接用微信发给这些越南卖淫女联系，并且负责接送这些越南卖淫女过去从事卖淫活动。我平时是利用开滴滴出租车之便，从2017年10月份开始介绍卖淫的，有时一天能介绍几个嫖客，有时一天也没有拉得到一个嫖客，具体介绍过多少次我就算不清了。 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5月份期间，我每介绍一个嫖客都是赚取30元介绍费，2018年5月中旬以来，我和我朋友“龙五”、“明哥”出来自己联系卖淫女后，我们是赚取每个嫖客100元或者120元的介绍费，因为我平时没有具体去计算。我只记得最近几次收取利润是于2018年6月16日、6月18日和6月20日，“珍珍”分别通过微信转账7700元、7400元和5600元介绍费给我，“珍珍”还向我微信转账过4400元、5350元（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我收取后就将介绍费和“龙五”、“明哥”平分了。“龙五”，男，微信名称“光頭”，吴川市黄坡镇人，微信号：L139220；“明哥”，男，吴川市振文镇人，其电话：13257597752。我微信是用手机绑定注册的，微信号是18475964613，微信昵称是一路有你18475964613。 （2018.7.31）与之前的笔录基本一致。 （2018.8.2）2018年7月中旬，我和“龙五”、“明哥”三人一起，开始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等自称是越南籍的卖淫女介绍嫖客。当时，我和“龙五”、“明哥”三人一起到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一间出租屋（我忘记屋主名字）租了一间两房一厅的出租屋供“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居住，房租每月是750元。我和“龙五”、“明哥”一起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垫付了3240元（包含三个月房租、押金和钥匙钱）给屋主。之后，“贝贝”、“文文”、“小燕子”就在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那间出租屋处住下了。 之后，我和“龙五”、“明哥”三人就开始利用发招嫖卡片（招嫖卡片是印着我和“龙五”、“明哥”的手机号）到旅业的方式来招揽嫖客。“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卖淫的价格一般是200元卖淫一次，每次卖淫中卖淫女得80元，我和“龙五”、“明哥”三人一起共得120元，我们三人平均获利40元。我和“龙五”、“明哥”三人相当于是介绍卖淫的拍档，就算是我自己一人介绍的嫖客，其中嫖资分成的120元，“龙五”、“明哥”也是能获得分成的。我和“龙五”、“明哥”轮流管理嫖资收入，其中我们收入嫖资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嫖客通过微信向我转账嫖资，或者是嫖客通过现金向卖淫女支付嫖资，卖淫女再将现金汇总到我、“龙五”或“明哥”处。所有嫖资收入汇总到我、“龙五”或“明哥”处，然后我们再与“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根据实际卖淫的次数来进行分配。 我们是通过去酒店发放招嫖小卡片，另外平时开滴滴出租车时也会招揽嫖客，一些同行滴滴司机介绍嫖客过来，我们也按照每介绍一个嫖客就返还30元给那些滴滴司机。“冠冲粤BT2U33”就是“龙五”。 （2018.11.5）我用我的工商银行账号6212262015008901650绑定我的微信号交收获利，但我已经将我实施组织卖淫的获利花光了。 （2）同案人龙某木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 （2018.7.31）2018年4月份开始，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一起，开始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等自称是越南籍的卖淫女介绍嫖客。当时，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一起到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一间出租屋（我忘记屋主名字）租了一间两房一厅的出租屋供“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居住，房租每月是750元。我和陈某伟、“明哥”一起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垫付了3240元（包含三个月房租、押金和钥匙钱）给屋主。后“贝贝”、“文文”、“小燕子”就在吴川市海滨街道鹩哥寨市场旁那间出租屋处住下了。 之后，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就开始利用发招嫖卡片（招嫖卡片是印着我和陈某伟、“明哥”的手机号）到旅业的方式来招揽嫖客。“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卖淫的价格一般是200元卖淫一次，每次卖淫中卖淫女得80元，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一起共得120元，我们三人平均获利40元。 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相当于是介绍卖淫的拍档，就算是我自己一人介绍的嫖客，其中嫖资分成的120元，陈某伟、“明哥”也是能获得分成的。我和陈某伟、“明哥”轮流管理嫖资收入，其中我们收入嫖资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嫖客通过微信向我、陈某伟或“明哥”转账嫖资，或者是嫖客通过现金向卖淫女支付嫖资。所有嫖资收入都会汇总到我、陈某伟或“明哥”处，然后我们再与“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根据实际卖淫的次数来进行分配。 陈某伟、“明哥”与我一样，也是在吴川市开自己的私家车搭客（接滴滴单或者电话单），我们大家是同行业的人，所以就认识了。2018年4月份开始，经过我和陈某伟、“明哥”三人商量，一起实施介绍卖淫的行为。陈某伟，男，约三十多岁，黄坡镇人，他的私家车（本田锋范）车牌尾数是980，手机号18475964613；“明哥”，男，约三十多岁，振文镇人，他的私家车是海马牌轿车，手机号13257597752。我和陈某伟、“明哥”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珍珍”、“小鱼”、“小凤”等自称越南籍的卖淫女介绍嫖客。到被民警抓获前，我和陈某伟、“明哥”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等自称越南籍的卖淫女介绍嫖客，“珍珍”、“小鱼”、“小凤”等人离开我们这个团伙了。据我所知，最早是“珍珍”主动联系陈某伟的，她说想和我们一起做介绍卖淫的事情，陈某伟再和我、“明哥”商量后，我们就开始一起做介绍卖淫的行为。“贝贝”、“文文”、“小燕子”、“珍珍”、“小鱼”、“小凤”等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都自称是越南籍，她们都会说少许中国话，她们详细背景我就不清楚了。 2018年4月份开始，平均一晚我和陈某伟、“明哥”可以介绍十多个嫖客，有时候我们会暂停不介绍嫖客，具体的次数我没有统计。我和陈某伟、“明哥”介绍卖淫没有书面记录，我们都是通过手机进行统计的。我和陈某伟、“明哥”在进行介绍卖淫时，也负责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将卖淫女运送在嫖客所在的酒店房间。我实施介绍卖淫活动时使用的蓝色华为手机被公安机关扣押了。 （2018.8.1）我认识梁某康，他也是开自己的小汽车搭客的，其也介绍嫖客给卖淫女实施卖淫嫖娼，我2017年我通过微信介绍10多个嫖客给梁某康，这些嫖客都是我开车搭的客人，梁某康就安排卖淫女给这些嫖客，我每介绍1个嫖客，梁某康就通过微信红包给我40元介绍费。后来我开始招嫖后就将其微信删除了。梁某康，男，50岁左右。 我和陈某伟、“明哥”一起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垫付了3240元（包含三个月房租、押金和钥匙钱）给屋主，这3240元已从她们卖淫赚取的嫖资扣回，平时我们负责打包饭菜给“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吃，吃饭钱也在她们卖淫赚取的嫖资扣回。“珍珍”、“小鱼”、“小凤”等自称是越南籍的卖淫女是“珍珍”带的，平时我们没有管理他们，我和陈某伟、“明哥”等人只是介绍嫖客给她们。我和陈某伟、“明哥”等人没有控制她们人身自由。 （2018.8.3）与之前的笔录一致。 （2018.11.5）经我在我手机微信“光头”账单核对，陈某伟通过微信“一路有你18475964613”向我使用的微信“光头”转账给我实施组织卖淫的获利分别为2050元、1300元、1000元、1200元、2200元、2050元、1730元、1550元、1800元、1300元、1200元，共17380元；“珍珍”通过微信转账给我实施组织卖淫的获利分别是1900元、2700元、3950元、3600元、4740元、2000元、3200元、1350元、3320元、100元，共26860元。我在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期间共获利44240元。 我用我的建设银行账号6236683130001232894绑定我的微信号“光头”交收获利，但我已将我实施组织卖淫的获利用于生活费开支花光了。 （2019.3.28）我们有时候会帮“贝贝”、“文文”、“小燕子”等人买饭吃，买饭的钱“贝贝”她们还现金给我们。“珍珍”组织“小鱼”、“阿凤”等人实施卖淫，是“一波”的浙江男子租屋给她们住，我们没有帮“珍珍”买饭。 （3）同案人梁某康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 （2018.7.31）我从2017年年头开始开小车搭客，在搭客过程中，我先后认识了几个“鸡头”（组织卖淫的人）。我从2017年5月份开始至2018年7月30日止介绍嫖客给这些“鸡头”从中获利，我先是通过微信介绍嫖客给微信名为“没有好的中华”的越南女子和微信名为“龙哥”的男子，我每介绍1个嫖客就从中获取介绍费50元至200元不等，因为卖淫女有做一次200元我有50元介绍费、全套服务的300元我有70元介绍费、包钟的400元我有100元介绍费、包夜的800元左右我有200元介绍费。后来我又介绍嫖客给微信名为“简单幸福”的浙江女子和微信名为“珍惜”的浙江男子从中赚取介绍费。 2018年7月份，我通过搭客搭到一名叫“珍珍”的越南女子，其加我微信，其叫我如有客人想嫖娼，就叫我微信联系她，我就开始介绍嫖客给她，介绍1个嫖客其就给我90元至250元不等的介绍费，后来“珍珍”告诉我其与我车友“伟”、“光头”、“明”等人一起组织卖淫女卖淫。 这些“鸡头”都是通过微信红包支付介绍费给我，我的微信：出租车18344057195，微信号：aa25840963，我使用该微信与这些“鸡头”联系介绍嫖客给他们，这些“鸡头”通过微信红包支付介绍费到我使用的该微信号，该微信号的“我的钱包”里的“支付中心”的“账单”里面有这些“鸡头”从2017年5月份至2018年7月30日通过微信红包支付介绍费到我使用的该微信号的记录。 具体介绍多少嫖客给这些“鸡头”我记不清楚了，共获取介绍费多少钱我的微信“账单”里面有这些“鸡头”从2017年5月份至2018年7月30日通过微信红包支付介绍费到我使用的该微信号的记录。可以统计出来。 “没有好的中华”，女，越南人，我称呼其“小玲”，其被公安局抓获了；“龙哥”，男，浙江人，其使用的电话号码为：15812325099；“简单幸福”，女，40岁左右，浙江人，真实姓名我不清楚；“珍惜”，男，30多岁，浙江人，电话为：17876727132；“珍珍”，女，越南人，20多岁；“伟”，男，30多岁；“光头”，男，40岁左右；“明”，男，30多岁，其电话为：13257597752。如果提供上述人员照片让我辨认，我可以认出他们。我和“伟”、“光头”、“明”都是开私家车搭客认识的同行。我平时介绍卖淫活动时使用的VIVO牌手机被你们公安机关扣押了。 （2018.8.1）我平时开车搭客，我留我电话给客人，叫其如果想要嫖娼就打电话给我，我通过微信联系“没有好的中华”、“龙哥”、“简单幸福”、“珍惜”、“珍珍”等“鸡头”安排卖淫女给客人从中获利，但我不认识这些嫖客，也没有保存嫖客的电话号码。 （2018.9.7）供述与前面一致。 （2018.11.5）经与民警核对，我在2017年5月份至2018年7月份期间通过协助组织卖淫，“龙哥”向我微信支付介绍费共1310元；“简单~幸福”向我微信支付介绍费共7010元；“珍惜”向我微信支付介绍费共2510元；“珍珍”向我微信支付介绍费共860元；“没有好的中华”向我微信支付介绍费共1720元；我通过协助组织卖淫共获利13410元。 我用我的农业银行账号绑定我的微信号交收获利，我已将我实施协助组织卖淫的获利花光了。 （4）同案人潘某某（某某茶媚）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 （2018.8.18）我叫潘某某，绰号叫“珍珍”。我在吴川市带领我的姐妹卖淫的。2018年5月份（具体日期忘记了），我和“贝贝”、“小凤”、“小鱼”、“亚香”等人偷渡中国之后，到达吴川市。 我们在吴川市，由我每晚在出租屋使用我的手机（手机号码17820417182）负责接听“亚伟”（手机号码18475964613）、“光头”（手机号码13922066312）、“亚明”（手机号码13257597752）等人的介绍卖淫电话，除了以上号码有时候“亚伟”、“光头”、“亚明”等人会通过亲情号码552、553之类的号码打给我。我再安排“贝贝”、“小凤”、“小鱼”、“亚香”等人接客卖淫，“亚伟”、“光头”、“亚明”等人自己或者叫其他司机来接“贝贝”、“小凤”、“小鱼”、“亚香”等人到嫖客的房间。 一般嫖资是200元，“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得100元，我和出去接客的姐妹得100元，其中我这边的分配是我得50元，出去接客的姐妹得50元。后来，另外两个姐妹“宝贝”、“小玲”也来到吴川市跟着我卖淫。后来，因为我们其他人与“贝贝”发生纠纷，所以“贝贝”离开了我们这群人。 我带领“小凤”、“小鱼”、“亚香”、宝贝”、“小玲”等姐妹在吴川市接客卖淫，“贝贝”原来也和我们一起，后来她离开我们了。她们都是越南人。我带着“小凤”、“小鱼”、“亚香”、宝贝”、“小玲”等姐妹在吴川市卖淫，嫖客打电话给“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因为是“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印制招嫖卡片到各个酒店派发。“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安排车辆到出租屋接送姐妹们到嫖客的酒店房间，卖淫地点主要都是吴川市内的各大酒店。我没有强迫别人卖淫，她们都是自愿的。我有一部正面白色背面粉红色的iphone手机（IMEI码：355752073798503，手机卡17820417182已经被我抛弃了）和一部黑色iphone手机（IMEI码：013440000697626，是小玲的手机，被我带走了，没有手机卡）。 （2018.8.19）我负责“小凤”、“小鱼”、“亚香”、“宝贝”、“小玲”“贝贝”、“小小”（宝英）等卖淫女的吃住。我们卖淫女有两个小小，一个“小小”又名“宝英”，一个“小小”又名“亚兰”。从开始介绍卖淫至今，共获利17000元左右。我没有强迫别人卖淫，她们都是自愿的。因为当时我们去玛莎酒吧玩的时候，“小玲”没有带包包，所以“小玲”把她的手机放在我的包包里。 （2018.8.20）我因涉嫌卖淫罪于2018年8月19日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现在羁押在吴川市看守所。 （2018.8.29）我真实姓名叫某某茶媚，我之前向民警报称我叫潘某某，我在从事卖淫行业的绰号是“珍珍”，女，1994年9月19日生，京族，我是越南人，我老家在越南海防。姓名潘某某是我虚构出来欺骗民警的。 （2019.3.28）2018年5月份，我和“小风”、“小鱼”等人偷渡到吴川市。晚上我使用我手机（17820417182）负责接听“亚伟”（18475964613）、“光头”（13922066312）、“亚明”（13257597752）等人的介绍卖淫电话，除了上述号码外，有时候“亚伟”、“光头”、“亚明”等人会通过亲情号码552、553之类的号码打给我。我再安排“小风”“小鱼”等人接客卖淫，“亚伟”、“光头”、“小鱼”等人到嫖客的房间。一般嫖资是200元，“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得100元，我安排出去接客的姐妹得100元，其中我这边得50元，出去接客的姐妹得50元。“亚伟”、“光头”、“亚明”等人帮我们租房子，帮我们付房租，前期吃饭是“亚伟”、“光头”、“亚明”等人买饭给我们吃，后来赚到钱了，我自己出钱买菜回来煮饭给“小风”、“小鱼”等人吃。“贝贝”等人的房子也是“亚伟”、“亚明”、“光头”等人帮她们租的。 3.证人证言 （1）证人杜某霞的证言，主要内容： （2018.8.19）我与何某秋（中国名：小凤）、黎某好（中国名：宝贝）一起被传唤。我认识她们。我们都是越南人。 我于2018年4月份自己一个人偷渡到中国，然后在“小凤”的介绍下，我从东兴转车到汕尾陆丰开始实施卖淫活动，在陆丰我认识了“珍珍”，“珍珍”是“小凤”朋友。我与“小凤”“珍珍”“贝贝”“小小”（宝英）一起在陆丰的出租屋居住。“珍珍”负责我、“小凤”、“贝贝”、“小小”（宝英）的起居饮食，“珍珍”接听嫖客电话，然后安排我、“小凤”、“贝贝”、“小小”（宝英）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我们在陆丰实施了卖淫一个多月后，因为在陆丰执法部门严查卖淫活动，所以在“珍珍”的带领下，我与“珍珍”、“小凤”、“贝贝”、“小小”（宝英）共五人一起在2018年5月初（具体时间忘记了）转到吴川市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之后，我在吴川市吃饭认识了“亚伟”、“光头”。“亚明”帮“珍珍”租了在吴川市的一套两房出租屋，我与“小小”（宝英）住其中一间房间，“珍珍”、“小凤”、“贝贝”住其中一间房间。“亚伟”负责接听嫖客电话，然后“亚伟”打电话给“珍珍”，“珍珍”再安排我与“小凤”、“贝贝”、“小小”（宝英）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我每次卖淫200元，我自己获利50元，“珍珍”获利50元，“亚伟”和“光头”获利100元。 2018年5月29日我自己一个人回越南了，到了2018年6月中旬时，我自己一个人从越南再次来到了吴川市进行卖淫活动。这时我与“小凤”一起住在吴川市的出租屋（具体地址我不清楚），过了几天，“小玲”也过来与我、“小凤”一起住。“珍珍”与“亚香”、“宝贝”、“小小”（亚兰）卖淫女住在另外的出租屋。在我回去越南的时候，“珍珍”与“贝贝”因为卖淫利益分配的问题吵架，“贝贝”带领“小小”（宝英）离开了“珍珍”出去另外进行卖淫活动。 2018年7月29日晚，我在出租屋带小孩，“小凤”与“珍珍”、“宝贝”、“小小”（亚兰）、“亚香”、“小玲”等人一起到玛莎酒吧玩，在玛莎酒吧她们遇到“贝贝”、然后“贝贝”与“小凤”“珍珍”、“宝贝”、“小小”（亚兰）、“亚香”、“小玲”打架，“贝贝”把“小玲”刺死了。之后“珍珍”回来带我、“宝贝”、“小小”（亚兰）、“亚香”到她朋友家躲一天，然后在2018年7月31日凌晨，“珍珍”带我、“宝贝”、“小小”（亚兰）、“亚香”坐车到汕尾陆丰。 我每天实施卖淫多的时候有5次，少的时候1次、2次，甚至没有。我自卖淫以来的违法获利共5000元左右。我在陆丰市、吴川市各酒店进行卖淫，具体名称我不知道。在陆丰时，“珍珍”负责接听到嫖客电话，然后安排我、“小凤”、“贝贝”、“小小”（宝英）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在吴川时，“亚伟”与嫖客联系，然后“亚伟”打电话给“珍珍”，“珍珍”再安排我们卖淫女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光头”负责接送我们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亚伟”、“光头”都是吴川市本地人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我不清楚，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珍珍”是越南人。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们。 我每次获利200元，我获利50元，“珍珍”获利50元，“亚伟”和“光头”获利100元。“珍珍”负责我的饮食和住宿。“小凤”、“小玲”、“亚香”、“贝贝”、“小小”（宝英）实施了卖淫的违法行为，“宝贝”、“小玲”、“小小”（亚兰）刚来到吴川市，还未有开始实施卖淫的违法行为；“珍珍”不卖淫。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们。我不清楚“亚明”是否参与组织卖淫活动。我有银色iphone手机一台主动交给公安机关扣押。我被扣押的手机没有卡，也没有微信。我没有“亚伟”与“光头”的联系方式，不认识一名叫“华康”的男子。我没有性病。我实施卖淫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我没有怀孕或哺育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我没有护照及身份证件。 （2018.8.19）与之前的笔录一致。 （2）被告人何某秋的证言，主要内容： （2018.8.19）我在吴川市某都、某达酒店、七天、八喜等酒店进行卖淫。“亚伟”和“光头”与嫖客联系，然后“亚伟”和“光头”打电话给“珍珍”，“珍珍”再安排我们卖淫女到各酒店进行卖淫活动。我们各卖淫女平均合伙出钱给“亚明”，“亚明”在某都酒店附近为我们租房子住。我跟“珍珍”、“小鱼”、“宝贝”、“小玲”、“亚香”一起住。“小鱼”、“亚香”实施了卖淫的行为，“宝贝”、“小玲”刚来到吴川市，还未有开始实施卖淫的违法行为；“珍珍”不卖淫。我和“小鱼”、“亚香”一起去实施卖淫。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们。 “亚伟”负责接听嫖客电话，然后安排卖淫女去卖淫；“光头”负责接听嫖客电话和接送卖淫女；“亚明”负责发招嫖卡片和接送卖淫女；“亚伟”和“光头”接到嫖客电话，然后打电话给“珍珍”，“珍珍”再安排我们去各酒店进行卖淫。“亚伟”、“光头”、“亚明”都是吴川市本地人，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我不清楚，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珍珍”是越南人，我们在越南时认识的，她的电话号码是17820417182.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们。 除了我们这些女子，还有另外名叫“小小”（宝英），“王缘”（也叫宝贝）两个女子为他们进行卖淫。我每次卖淫获利200元，我获利50元，“珍珍”50元，“亚伟”和“光头”获利100元。我于2018年5月4日开始实施卖淫的违法行为。我每天实施卖淫约7、8次。我从开始卖淫至今获利5000元。因为我进行卖淫了10天时，“光头”和“珍珍”吵架，我就没有去卖淫了。我不知道“亚伟”、“光头”、“亚明”和“珍珍”组织卖淫共获利多少钱。我有土豪金色ipone手机一台，蓝色OPPO手机一台主动交给公安机关扣押。不认识一名叫“华康”的男子。我没有性病。我实施卖淫没有被人限制人身自由。没有怀孕或哺育未满一周岁的婴儿。 （2018.8.19.）与之前的笔录一致。 （3）证人黎某好的证言，主要内容： （2018.8.18）我于2018年7月23日来到中国。2018年7月23日，我和越南老乡“小小”（亚兰）一起从越南偷渡到中国东兴，见到一名不知名的男子，该男子和我们说，他是“亚伟”和“光头”请来拉我们的，之前“珍珍”已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上“亚伟”和“光头”的车，然后我和“小小”（亚兰）一起上了该车，2018年7月23日晚上23时我们到了吴川市，“珍珍”接了我和“小小”（亚兰）到了吴川市的出租屋。之后，“珍珍”与我、“小小”（亚兰）一起住在该出租屋。后来“亚兰”与“亚香”也过来该出租屋一起居住。我们在来东兴之前，“珍珍”与我们联系，让我们过来坐“亚伟”与“光头”的车过来吴川市。“珍珍”叫我们一起来吴川市的目的是准备接客卖淫的。我没有实施卖淫的违法行为，因为我一来到吴川市时就来了月经，所以没有接客卖淫。我和小小（亚兰）没有实施卖淫的违法行为，其他人我不清楚。“亚伟”与“光头”是组织卖淫女卖淫的。我只知道他们叫“亚伟”与“光头”，他们真实姓名和详细地址我不清楚，我是通过“珍珍”介绍认识他们的。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他们。“珍珍”是组织卖淫女卖淫的。“珍珍”负责我们卖淫女的住宿和饮食。我可以通过照片辨认出她。“亚伟”和“光头”来过我们的住处，他们来我们的住处送避孕套给“珍珍”，并和“珍珍”聊天。卖淫女每次卖淫所得200元，卖淫女获利50元，“珍珍”获利50元，“亚伟”和“光头”获利100元。我不清楚他们如何组织卖淫女卖淫的。我被扣押的手机卡号码忘记了，该手机上只有越南号码注册的微信。 （2018.8.19）与之前的笔录一致。 （4）证人方某蓉的证言，主要内容： （2018.7.30）我的微信昵称叫“贝贝”。我跟“亚伟”以及另外两名男性没有什么关系，“亚伟”以及另外两名男性是“亚维”的朋友。我跟“亚维”是朋友关系，她也是越南人。 （2019.5.9）2018年5月份，我和“文文”、“宝贝”、“小风”、“亚香”、“小鱼”等人偷渡到吴川市。“珍珍”租了一个房子让我们居住，“珍珍”来到吴川市认识了“亚伟”、“光头”、“亚明”等人。 4.物证、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于2018年7月30日立案，案件来源程序合法。 （2）到案经过、被告人归案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吴某明于2019年2月26日被抓获的情况。 （3）违法犯罪前科证明：证明被告人吴某明此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4）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吴某明案发时已满十八周岁以及其具体身份信息。 （5）检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手机检查笔录、照片确认：证明从被告人吴某明处扣押到三星手机一台、招嫖卡片62张。对吴某明持有的手机内与案件相关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拍照。 （6）检查笔录：证实对梁某康、龙某木、陈某伟、潘某某、黎某好、何某秋、杜某霞进行人身检查，并对检查出的相关物品进行扣押。 （7）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对涉案手机、小汽车等物品进行扣押。 （8）调取证据清单：证实调取吴川市某某悦酒店216房2018年7月5日国内旅客住宿登记表及2018年7月5日21时40分至2018年7月5日22时30分的视频监控。 （9）物证照片制作说明、照片确认：陈某伟对向其介绍嫖客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辨认、微信上介绍费转账记录的辨认、招嫖卡片的辨认。龙某木对陈某伟交收介绍嫖客所得介绍费的微信账单详情的辨认。梁某康对其领取介绍嫖客所得的介绍费的微信红包账单记录的辨认。 （10）协助查询通知书、银行交易记录：证实调取陈某伟、龙某木、梁某康银行账户交易记录。 （1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杜某霞、何某秋因实施卖淫活动被处以行政处罚的事实。 （12）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人员自述表：证实潘某某、黎某好、杜某霞、何某秋、方某蓉从越南非法进入中国境内的事实。 （13）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吴某明到案时没有吸毒的事实。 5.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1）辨认笔录 被告人吴某明辨认出与其一起从事组织卖淫活动的人有陈某伟、龙某木；介绍嫖客给卖淫女的梁某康；参与卖淫的人有潘某某（“珍珍”）。 同案人龙某木辨认出与其一起合伙介绍卖淫的“明哥”是被告人吴某明。 同案人梁某康辨认出与其一起组织卖淫女卖淫的人有被告人吴某明（“亚明”）。 同案人某某茶媚（潘某某）辨认出与其一起组织女子卖淫的“亚明”是吴某明。 证人杜某霞、何某秋辨认出组织其和其他卖淫女子在吴川卖淫的“亚明”是吴某明。 （2）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照片：对涉案地点吴川市梅录街道工业二路一巷52号进行勘查现场情况。 6.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光碟3张，证明被告人接受讯问程序合法及其电子笔录。。 关于本案的定性问题，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被告人吴某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构成介绍卖淫罪。《刑法》第358条规定，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综合本案证据，被告人吴某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构成介绍卖淫罪。理由如下：1、据被告人吴某明、同案人陈某伟、同案人龙某木和证人潘某某、证人方某蓉的证言相互印证可知，五人合作开展卖淫活动，潘某某、方某蓉负责招募、纠集、管理、指派卖淫女，吴某明、陈某伟、龙某木三人则印发招嫖卡片、为卖淫女介绍卖淫对象、接听嫖娼电话或接收嫖娼信息，搭载卖淫女前往卖淫地点开展卖淫活动。三人分别与潘某某的卖淫女团队和方某蓉的卖淫女团队约好了收益分配，潘某某的卖淫女团队卖淫所得嫖资，由她们团队和三人平分，每得嫖资200元，潘某某团队得100元，三人得100元，方某蓉团队卖淫女团队卖淫每得嫖资200元，方某蓉团队得80元，三人得120元。由上述查明的事实可知，首先，所有的卖淫女是由潘某某和方某蓉进行招募、纠集和管理，平时是由潘某某和方某蓉进行管理，从事卖淫活动也是在潘某某和方某蓉的指挥之下进行的，由此可见，卖淫女们是处于潘某某和方某蓉的控制之下，所以被告人吴某明和二同案人没有招募卖淫女，也没有对卖淫女进行控制；其次，是潘某某和方某蓉主动向三人发出合作的邀约，三人觉得有利可图，答应与二女合作，在此过程中，三人既没有引诱也没有强迫卖淫女进行卖淫，卖淫女都是自愿在潘某某或方某蓉的带领下开展卖淫活动的；再者，卖淫活动都是在各大酒店、旅馆开展的，每次地点并不固定，并且并不是由三人提供，只是由三人负责搭载，三人没有为卖淫女开展卖淫活动提供固定场所，也不构成容留卖淫；另外，三人为卖淫女团队租住出租屋只是垫付租金，后续还要从嫖资中扣除，三人有帮卖淫女团队带饭，但饭钱后续也是有收费，并不是免费提供食宿，最后，卖淫所得嫖资是由三人和卖淫女、卖淫女团队头目（潘某某或方某蓉）三方分成的，不是先由三人全部收益，再发放固定工资给卖淫女，所以双方只是合作关系，不是雇佣关系。综上，被告人吴某明和同案人陈某伟、龙某木没有招募、引诱、强迫、容留、雇佣、控制卖淫女卖淫，不构成组织卖淫罪。2、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指以金钱、物质或其他利益诱使他人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为卖淫进行介绍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明和同案人陈某伟、龙某木为了牟利，与卖淫女团队合作，印发招嫖小卡片，为卖淫女介绍嫖客，搭载卖淫女到卖淫现场开展卖淫活动，对于卖淫所得，三人与卖淫女团队也作出了固定的分配约定，其三人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明无视国家法律，到各大酒店、旅馆发放招嫖卡片，为卖淫女介绍嫖客，接送多位卖淫女实施卖淫，其行为已构成介绍卖淫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属定性不准确，应以介绍卖淫罪追究吴某明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吴某明及其辩护人关于吴某明是帮一浙江人“亚波”介绍卖淫的，其没有帮潘某某介绍卖淫和利益分成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吴某明及同案人陈某伟虽供称曾分别帮一浙江人“亚波”介绍卖淫获取收益，但因“亚波”尚未到案，身份未明，而两人关于这一事实的供述未能相互印证，故无法认定。但在2018年5月中旬之后，吴某明、陈某伟、龙某木三人与卖淫女潘某某和方某蓉的团队开展卖淫合作活动，为两个团队发放招嫖卡片，介绍招嫖对象，搭载卖淫女往返卖淫现场，同时又与两个团队商定了不同的利益分成方法，这一事实有被告人吴某明及同案人陈某伟、龙某木、潘某某及证人杜某霞、何某秋等人的证供相互印证，足以认定。被告人吴某明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被告人能坦白认罪，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归案后在公安侦查阶段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但在本院开庭审理过程中予以翻供，避重就轻，因而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故辩护人这一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本案定性、适用法律的辩护意见，经查，综合本案查明的事实、证据，被告人吴某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构成介绍卖淫罪，辩护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吴某明犯罪情节不严重，属初犯偶犯的辩护意见理由成立，予以采纳。 根据被告人吴某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明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2021年3月25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对扣押被告人吴某明持有的作案工具三星手机（黑色）一台，招嫖卡片（分别印电话13030155412、13378497802、18024637095）62张，依法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林华景 审 判 员  陈华芳 人民陪审员  陈彩焕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李诗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五十九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