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终6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翁雄辉，男，1960年8月1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导，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利娴，女，1967年2月12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导，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德水，男，汉族，1963年8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开县。上诉人翁雄辉、黄利娴因与被上诉人余德水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9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翁雄辉、黄利娴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海导、余德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翁雄辉、黄利娴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03民初995号民事判决，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余德水承担。上诉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房屋及对应的村民用地是上诉人所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余德水与宋某洪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涉案房屋及土地并非宋某洪所有，其无权对涉案房屋进行支配和处分，法律亦禁止该性质的土地进行转让、出让和出租。对于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却忽视了。（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余德水并不是本案合法的案外人，其取得的权益不受法律支持。因此余德水不应是合格的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人。余德水书面答辩称：（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既无事实支持又无法律依据，且涉及严重虚假诉讼、恶意串通。上诉人请求恢复执行的(2015)深仲裁字第873号裁决书存在明显虚假诉讼及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第一，从诉讼涉及的主体，翁雄辉、黄利娴提起仲裁前明知本案涉及到余德水的利益，但故意不申请或追加涉及本案权益归属的必要诉讼参加人，导致在裁定大量涉及到余德水的实体利益时无法依法抗辩和举证，其目的在于恶意造成既定事实，误导仲裁庭进行误判。第二，该仲裁案的时间是2014年8月27日立案至2015年6月30日，而在此期间中，翁雄辉、黄利娴与余德水于2015年3月2日在观澜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组织及见证下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翁雄辉、黄利娴同意2010年5月8日宋某洪与余德水签订的协议内容，即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于余德水予以书面承诺认可。该份《调解协议》有社区工作人员见证签字，翁雄辉、黄利娴与余德水的签字按捺，并附有三人的身份证件存档，内容清晰明确，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在仲裁案件审理期间，翁雄辉、黄利娴明知涉案房屋属于余德水的利益，但两人及代理律师却一直隐瞒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存在，且一直隐瞒双方在仲裁期间已经达成了对涉案房屋的归属调解，恶意隐瞒重大信息，滥用司法资源，致使仲裁庭误判。此后，翁雄辉、黄利娴以此具备重大瑕疵的仲裁裁决书申请强制执行，其利用虚假诉讼的手段来损害本人利益。第三，该仲裁案的被申请人宋某洪明知本案涉及到余德水的利益，但其一直拒绝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任何证据和答辩意见进行抗辩，反而乐见其成使得余德水的权益被仲裁庭误判导致重大损失。鉴于宋某洪的反常表现，及余德水对其与翁雄辉、黄利娴之间的紧密关系了解，宋某洪存在与翁雄辉、黄利娴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重大动机，导致本案相关情形的出现。第四，该仲裁案中的定案依据--证据《见证书》系倒签至2009年5月，翁雄辉、黄利娴存在伪造证据的情形。宋某洪取得委托建设涉案房屋的权限是在廖某林入狱服刑后委托形成的，而廖某林入狱的时间是2009年12月左右，直至2009年8月19日其仍在深圳活动，并向余德水出具了《承诺书》将l单元2层权益抵债给余德水。因此，在2009年5月该时间点，廖某林还在深圳，宋某洪完全没有取得委托权限的理由，更不可能前往广东鹏人律师事务所与翁雄辉、黄利娴签订协议及见证书，该律师事务所为了规避法律违规见证的处罚，协助了翁雄辉、黄利娴伪造《见证书》及相关协议。因此，仲裁案中的定案依据都是伪造的，存在严重瑕疵。（二）本案存在众多系列诉讼，各方均互相进行诉讼仲裁，单凭以一份具有重大瑕疵和误判的《裁决书》进行强制执行完全不合法。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既尊重本案事实又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维持。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03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记载的查明事实及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1019号民事裁定书中该院特意前往廖某林服刑的新疆兵团第二师米兰监狱询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的权益实际流转如下：1、国太公司负责建设，土地由翁雄辉提供，双方建成后各占一半权益。2、国太公司将该部分建设及分配权益转让给廖某林，廖某林与余德水签订协议，由余德水出资300万元兴建，将l单元的第3、4、5层分给余德水。又因廖某林无法偿还其欠余德水的100万元，将第2层分给余德水抵债。此后廖某林被抓捕入狱，其委托了宋某洪进行相关建设，最终建设完成，宋某洪书面确认该建筑l单元第2、3、4、5层权益归属于余德水。3、此后，2015年3月2日《调解协议》中，翁雄辉、黄利娴均对宋某洪与余德水的协议及房屋l单元2、3、4、5层权益归属予以追认签字按捺。因此本案事实已经过各级人民法院进行调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甚至前往远在新疆的廖某林服刑监狱进行了核实，均与(2017)粤03执异6号执行裁定书记载的查明事实一致，该裁定事实调查的非常清晰，其法律适用也非常正确，本案无需确权，不需要着重纠结于涉案建筑是否完全合法，只需要具备排除强制执行的情形即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22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的解释》465条l款2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正确，该份执行裁定书合法有效应予以维持。（三）本案中翁雄辉、黄利娴一直滥用司法资源，企图通过倒签见证书、伪造证据、虚假诉讼、恶意串通、隐瞒重要证据、拒不承认政府组织签订的《调解协议》等等一系列的手段，最终意图恶意占有余德水投资的300万元及100万元欠款的投资和房屋多年实际占有权益。为了查明事实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罗湖区人民法院都为此都付出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进行查证，但翁雄辉、黄利娴心存侥幸，纠缠不清妄图浑水摸鱼，余德水请求人民法院查实其虚假诉讼、伪造证据、倒签见证书的事实并让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翁雄辉、黄利娴向原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撤销（2017）粤03执异6号执行裁定，恢复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873号裁决书的执行；2、余德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其事实与理由为：(2017)粤03执异字第6号执行裁定书中“中止对位于深圳市××区××路××单元1-9层房屋其中第2、3、4、5层的执行”的裁定事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涉案房屋及对应的村民用地是翁雄辉、黄利娴所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二）余德水与宋某洪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涉案房屋及土地并非宋某洪的，其无权对房屋进行支配和处分，法律亦禁止该性质的土地进行转让、出让和出租等。余德水向原审法院答辩称：翁雄辉、黄利娴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虚假诉讼。（一）翁雄辉、黄利娴申请仲裁故意不告知余德水参与，导致余德水没有抗辩。（二）翁雄辉、黄利娴在仲裁期间，与余德水双方已达成了调解协议。（三）翁雄辉、黄利娴和宋某洪签订的协议书是倒签的。（四）余德水取得的房屋是通过签订一系列合同取得的，且有出资。（五）翁雄辉、黄利娴是恶意进行诉讼。原审法院查明，深圳仲裁委员会[2015]深仲裁字第873号裁决查明：翁雄辉、黄利娴与宋某洪于2009年5月10日签订一份《合作开发深圳市宝安区××街道××村村民用地协议书》（下称《合作开发合同》）。该《合作开发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甲方（翁雄辉、黄利娴）提供位于深圳市××街道××社区××与××路交汇处810平方米村民用地，甲方保证拥有该土地的使用权；第二款约定，乙方（宋某洪）出资建设；第三款约定，商住楼竣工后经国家检测单位验收合格并出示合格证书后，甲、乙双方根据实际建筑面积按50:50的比例进行分成，甲方占50%，乙方占50%。第三条第二款第1项约定，乙方负责提供本合作项目开发的工程建设资金，组织施工单位按甲、乙双方签字认可的施工图纸进行施工；第2项约定，乙方必须在2010年7月27日前完成商住楼建设并按双方约定的标准交楼，否则每延期一天，乙方支付甲方违约金1000元人民币。在签订协议后若因施工造成商住楼被政府强行拆除或工期延期超过半年（超过2011年1月27日），甲方有权终止本合作协议且对乙方不作任何赔偿。后因宋某洪未按照上述《合作开发合同》的相关约定内容履行合同义务，在项目工期延期远远超过半年，即远超2011年1月27日时间后，宋某洪仍未完成商住楼建设以及按标准交楼。之后宋某洪又下落不明，翁雄辉、黄利娴遂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仲裁解除双方之间的协议，宋某洪向翁雄辉、黄利娴返还位于深圳市××街道××社区××与××路交汇处属翁雄辉、黄利娴名下的村民用地及地上建筑物。深圳仲裁委员会认为翁雄辉、黄利娴的仲裁请求成立，并于2015年6月30日作出[2015]深仲裁字第873号裁决。裁决：一、解除翁雄辉、黄利娴与宋某洪签署的《合作开发深圳市宝安区××街道××村村民用地协议书》；二、宋某洪向翁雄辉、黄利娴返还深圳市××街道××社区××与××路交汇处属翁雄辉、黄利娴名下的村民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即深圳市龙华新区××路××单元1-9层房屋及对应村民用地；仲裁费90350元，由宋某洪负担。另查明，就涉案土地上的合作建房事宜，翁雄辉、黄利娴先后与深圳市国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国太公司）、宋某洪签订合作建造房屋合同，内容为翁雄辉、黄利娴提供其所有的村民用地，对方负责出资及建设，建成之后双方对所建房屋按各占一半的比例分配。其中国太公司又将该司对涉案房产的建设及分配权益转让给廖某林，廖某林又与案外人余德水签订协议，约定由余德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房屋建成之后按协议分给廖某林的部分房产，即现在的1单元第3、4、5层分给余德水。另，由于廖某林另向余德水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无法按期偿还，双方又约定将原先分给廖某林的部分房产，即现在的l单元第2层分给余德水。之后宋某洪与翁雄辉、黄利娴签订合作建房合同时，宋某洪又与余德水签订协议，对先前廖某林与余德水所签协议予以认可。翁雄辉、黄利娴后在宋某洪与余德水签订的协议上签名同意，并另与余德水达成协议，对先前廖某林与余德水之间的协议予以认可。虽然翁雄辉、黄利娴对余德水提交的部分证据材料以无原件为由不予确认，但案外人余德水所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材料，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其所主张，原审法院对余德水所主张的上述事实予以确认。再查明，翁雄辉、黄利娴与余德水均确认涉案土地属翁雄辉、黄利娴所有的村民用地，余德水对其主张的涉案房产1单元第2、3、4、5层实际占有、使用。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余德水至今不能提供涉案房屋的合法产权登记或者建筑规划许可资料，但因涉案房屋的建设是经过翁雄辉、黄利娴同意，且从余德水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余德水投入了部分的款项，余德水已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使用涉案房屋多年，因此，余德水可以根据其与翁雄辉、黄利娴之间签订的协议，对涉案房屋有占有的权利。故应当认定余德水对涉案房屋的占有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因此，翁雄辉、黄利娴要求恢复对涉案房产l单元第2、3、4、5层的执行，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1月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粤03民初995号民事判决，驳回翁雄辉、黄利娴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上诉人翁雄辉、黄利娴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焦点问题是余德水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依照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本案中应查明余德水是否系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余德水享有涉案房产的权利是否合法及能否足以排除人民法院对涉案房产的强制执行。本案中，翁雄辉、黄利娴拥有涉案房产的村民用地使用权，翁雄辉与国太公司签订《合作建造房屋合同》，约定按建好后的房屋双方各一半终身所有权。后国太公司与廖某林签订《房屋合作建造合同》约定对所建房屋进行分成，翁雄辉出具《承诺函》愿意将属于国太公司的房屋产权部分按照国太公司法人代表的意愿分配。同时，廖某林与余德水签订《深圳市宝安区××镇××村鱼塘边私房合作建造房屋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廖某林将分配的涉案房屋第二、三、四、五层分给余德水，余德水负责出资300万元。国太公司分别出具《承诺函》同意廖某林与余德水的上述分配方案。之后翁雄辉、黄利娴又与宋某洪签订《合作开发深圳市宝安区××镇街道××村村民用地协议书》，约定翁雄辉、黄利娴提供涉案用地，宋某洪出资建设，双方按实际建筑面积各占50%。另外，廖某林委托宋某洪处理其与国太公司、翁雄辉关于合作建造涉案房屋的事宜。2010年5月8日，宋某洪与余德水签订《协议书》，宋某洪同意廖某林与余德水签订的《深圳市宝安区××镇××村鱼塘边私房合作建造房屋合同》的所有内容，同意余德水应得涉案房屋东侧栋第二、三、四、五楼所有权。翁雄辉、黄利娴后于2015年2月13日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同意，并另与余德水达成《调解协议》，对先前廖某林承诺分配楼层给余德水的协议予以认可。从以上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是由翁雄辉、黄利娴提供村民用地、余德水提供资金建造起来的，多方当事人对涉案房屋建好后如何分配均达成一致意见，即余德水分得涉案房屋东侧栋的第二、三、四、五层楼房。因此，余德水对涉案房屋享有相应的权利。翁雄辉、黄利娴主张法律禁止村民用地进行转让、出让和出租，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并未涉及涉案村民用地的转让、出租。目前，法律并无对村民通过合作建房、共同使用房屋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定。因此，翁雄辉、黄利娴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依照各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及承诺书，应认定余德水使用涉案房屋具有合法性。根据余德水提供的《龙华新区私人房屋租赁缴纳税费登记卡》《出租房流动人口综合管理责任书》《供用电合同》等证据，余德水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多年。因此，综合本案案情，余德水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原审判决不予支持翁雄辉、黄利娴请求恢复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依据充分，并无不当。综上，翁雄辉、黄利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翁雄辉、黄利娴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王 庆审判员  陈可舒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