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62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号20层A、B、C、D、E号21层C号。负责人：梁晓，系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永红，系该行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刚，系该行职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大公街34号法定代表人：董永成，系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立勇，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以下简称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与被上诉人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信托公司）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民初7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陶永红、王刚和被上诉人华信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刚、闫立勇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二审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二判项，改判上诉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判决生效10日内偿还被上诉人华信信托公司担保利息30243333.33元，驳回一审对于罚息和复利的判项；2、撤销原判决判项第四项，驳回原判决向被上诉人华信信托公司给付案涉律师费80万元的判项；3、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讼人华信信托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一审立案的案由为保证合同纠纷，《履约保函》是依附于借款合同的从合同,是对主合同履约后果的一种担保形态，其法律效力应适用于《担保法》，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定立的保函中也明确表述上诉人的法律责任为“连带责任担保”，因此上诉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连带清偿责任，而并非偿还借款责任。但一审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偿还借款责任，明显是主合同债务人应履行的清偿义务，二者混淆必然加重了上诉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必然影响后续条款的判决认定。《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这一点在一审判决中的司法认定部分予以确认(第九页、第八行);《履约保函》对上诉人保证担保的范围确定为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股权维持费、股权受让价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该项条款即为《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中适用的“另有约定的”担保责任，上诉人对保函中明确的担保责任没有异议，但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将罚息和复利也确认由上诉人承担，显然与《履约保函》约定不符、与《担保法》适用相悖，同时对于罚息和复利，被上诉人与案外人吉林省洮儿河酒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另有约定，可见利息和罚息、复利的确立是独立存在的，《履约保函》中约定担保范围对利息的指向是十分明确和清晰的,华信信托公司作为金融专业经营贷款的机构，明确掌握和区别利息、罚息和复利的定义及计算方式。对于违约责任的保证约定，《履约保函》担保范围记载的是“违约金”，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在被上诉人与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详细表述,上诉人对此项的法律责任无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判项对罚息、复利以及违约金的双重判罚明显是加重了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关于《履约保函》中约定的“实现债权的费用”，没有具体指向具体细节，因此上诉人认为系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司法鉴定费等。《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包括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没有法律条文规定，将律师代理作为法定诉讼的必要条件，也没有法律条款对律师代理的费用进行司法界定，因此被上诉人在《借款合同》中，有关实现债权的费用条款，特别约定为“包括担不限于登记费、评估费、差旅费、公告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以及拍卖、变卖等实现债权的费用”(一审判决第十页、第七行)，上诉人签订的《履约保函》中仅注明“实现债权的费用”，并没有特别注明“律师费”的范畴是以司法救济为标准而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与律所的委托合同和发票来界定，上诉人的法律责任是不准确的，上诉人不能为被上诉人的法律无能的过错承担责任。被上诉人华信信托公司辩称：本案上诉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连带保证责任法律关系清晰，被上诉人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单独起诉上诉人，向上诉人主张由其承担担保责任，偿还被上诉人借款及利息等款项具备法律依据，一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向原告“支付”相关款项并无不当。本案保证责任的保证范围清晰，包含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和违约金、实现债权费用等”，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罚息利率、复利利率为利息的不同计算方式，均系“利息”；上诉人出具的保函对于费用所作的是概括性承诺，该承诺明确且没有异议。保函与借款合同相互印证，不存在约定不清的情况；利息涵盖复利、罚息是金融行业的行业惯例；即便上诉人认为保函对保证范围约定不清，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的“律师费”，本案吉林银行保函和基础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律师费”；本案诉讼所发生的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支出系因吉林银行违约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且债权人已经据实支付。原审审理查明：2016年12月7日，华信信托公司与案外人洮儿河公司签订编号为华信贷字161031054号借款合同，约定:洮儿河公司向华信信托公司借款人民币43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14日至2018年11月8日，贷款年利率为6%，按日计息，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末月20日，最后一笔贷款到期时利随本清;每笔贷款的利息计算公式为:该笔贷款利息=该笔贷款本金余额*年利率*该笔贷款实际存续天数+360;贷款期限内未按期足额支付利息的，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收复利;如借款逾期，按照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上浮50%的利率计收复利;到期未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金或利息，华信信托公司有权要求限期清偿，同时按照合同约定贷款利率上浮50%的利率计收罚息;洮儿河公司应按本合同约定的结息日将应还利息足额划入华信信托公司指定账户，并应按约定于借款期限届满时一次性归还借款本金;洮儿河公司出现一次(含一次)及以上未按本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金或利息或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任何一项义务、保证、声明或承诺的，均构成违约;如洮儿河公司违约，华信信托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并自违约之日起，除按本合同约定计收利息、复利、罚息外，再按日3%/360的利率计收违约金，直至贷款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借款人承担本合同以及从合同项下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登记费、评估费、保险费、保管费、提存费、运输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公告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以及拍卖、变卖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如本合同约定的复利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被认定无效，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约定的复利实质为洮儿河公司逾期支付利息而应向华信信托支付的违约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为本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具履约保函等等。2016年12月8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华信信托公司出具履约保函，承诺对洮儿河公司在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股权维持费、股权受让价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亿元，保函有效期自保函加盖该行公章之日起至2018年12月8日止;如果债务人洮儿河公司不履行主合同约定的义务，该行在收到华信信托公司索赔文件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1)索赔文件应加盖华信信托公章;2)所有索赔文件必须在保函有效期内送达至该行;3)索赔文件内容须包含明确的索赔金额、索赔款项应到达的账户、声明未收到由洮儿河公司直接或间接支付的赔付金额等;并承诺保函不可变更或撤销。基于上述合同及承诺，华信信托于2016年12月14日向洮儿河公司发放借款43000万元。洮儿河公司于2018年3月21日起开始欠付欠息。2018年7月11日，华信信托公司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发出索赔函，载明:截至2018年6月20日，未收到洮儿河公司直接或间接应支付的待偿还利息，根据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对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前到期，要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8年7月12日前向华信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索赔金额。该索赔函上加盖了华信信托公司的公章，明确了索赔金额及索赔款项应到达的账户信息。2018年10月30日，华信信托公司委托律师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和洮儿河公司发出《律师函》，要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收函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所欠本金、利息、复利、违约金及股权维持费、索赔款等向华信信托公司支付。2018年12月3日，大连市公证处出具(2018)辽大市证民字第11250号公证书，其上载明:2018年11月29日，华信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将《索赔函》附《履约保函》(复印件)交至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前台的工作人员并告知其转交给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负责人梁晓。公证书后附《索赔函》及《履约保函》。《索赔函》加盖华信信托公章，索赔内容包含索赔金额、索赔款项应到达的账户、声明未收到由洮儿河公司直接或间接支付的赔付金额等信息。截至2019年5月17日，洮儿河公司欠付华信信托公司借款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复利合计为38859755.51元，包括利息30243333.33元、复利1329950.94元、罚息6808333.33元、违约金478137.91元。借款本金43000万元也至今未还。华信信托公司因本案与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事务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并已经支付律师费80万元;为办理保全公证，向大连市公证处支付公证费3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本案中，华信信托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虽未签订书面保证合同，但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于2016年12月8日向华信信托出具的履约保函，明确承诺对洮儿河公司在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约定了保证担保范围和保函有效期。该履约保函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债权人华信信托公司接受且未提出异议，故华信信托公司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依约履行其在该份履约保函中的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简称《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间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根据华信信托公司与洮儿河公司签订的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如洮儿河公司违约，华信信托公司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并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现债务人洮儿河公司自于2018年3月21日起开始欠付欠息，该违约行为已满足了华信信托公司宣布贷款到期并提前收回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条件，华信信托公司亦于2018年7月11日向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发出索赔函，宣布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前到期，要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2018年7月12日前向华信信托公司指定账户支付索赔金额。该索赔函的内容完全符合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华信信托公司出具的履约保函的要求，而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并未依照前述履约保函的约定在收到华信信托公司的索赔文件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其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华信信托公司要求其支付洮儿河公司所欠的全部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华信信托公司在本案中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向洮儿河公司发放了案涉43000万元贷款，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洮儿河公司已偿还了华信信托公司主张的案涉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根据《担保法》第十八条的上述规定及担保法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之规定，华信信托公司有权选择向债务人洮儿河公司或者连带责任保证人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权利，洮儿河公司并非本案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故本案无需追加洮儿河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根据该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向华信信托出具的履约保函，其中明确承诺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股权维持费、股权受让价款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亿元。《担保法》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华信信托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罚息和复利，属于利息的范畴，在案涉借款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计付标准亦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贷款利率的相关规定，且从华信信托提交的借款计算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其于2018年7月11日宣布借款提前到期，但在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2018年11月8日之后方才计算罚息，故对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关于罚息和复利部分的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如洮儿河公司违约，华信信托公司有权自违约之日起，除按本合同约定计收利息、复利、罚息外，再按日3%/360的利率计收违约金，直至贷款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止。前述违约金的约定，显然是对洮儿河公司违约行为的惩罚性约定，《合同法》并未禁止当事人在主张损失之外主张违约金，日3%/360的利率计付标准也并未高于华信信托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的30%，况违约金属于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履约保函中承诺的又寸洮儿河公司案涉借款合同项下义务的连带责任保证范围，故对该行关于违约金部分的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根据案涉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承担本合同以及从合同项下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登记费、评估费、保险费、保管费、提存费、运输费、公证费、鉴定费、差旅费、公告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以及拍卖、变卖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在履约保函中承诺对沙儿河公司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明确承诺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故华信信托公司主张其承担案涉律师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该项抗辩一审法院亦不予采信。综上所述，华信信托的诉讼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43，000万元;二、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因上述借款而产生的利息、罚息及复利(截至2019年5月17日，利息为30243333.33元、复利为1329950.94元、罚息为6808333.33元;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年息6%上浮50%计收罚息和复利);三、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因上述借款而产生的违约金(载至2019年5月17日为478，137.91元;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日3%/360的标准计付);四、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800，000元;五、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支出的公证费2000元。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在承担上述给付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吉林省洮儿河酒业有限公司追偿。本案案件受理费2390108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395108元，由被告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原告已预付，由被告在给付上述款项时一并支付)。二审期间双方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保证合同纠纷。根据二审各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是否应承担支付罚息、复利和80万律师费的责任。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承担利息、罚息的担保责任。理由如下：第一，担保合同为从合同，借款合同为主合同。借款合同第四条“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和计息”中明确约定：借款期限内按照固定利率计算利息（年6%）；未能及时支付利息的，所欠利息按照约定的固定利率上浮50%计算利息（复利）；如逾期未偿还本金或利息，所欠本金按合同约定的固定贷款利率上浮50%（年9%）的利率计收利息（罚息）。虽然担保合同中未将“罚息、复利”写在“利息”之后，但从实现担保合同的目的理解，利息包含罚息、复利有利于担保合同目的的实现，这也与实际交易习惯和现实情况相符。固定贷款利率和逾期贷款利率无疑均系“利息”的范畴。贷款逾期后，上诉人即不再按照“固定利率”计收利息而是按照“逾期利率”计收利息（罚息和复利）。被上诉人要求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保函的主要目的系其为借款提供担保，确保被上诉人出借的款项本息期满时得到清偿；如果出现逾期（违约），提高利息计算标准按照逾期利率计算“利息”（罚息复利），是督促借款人和担保人尽快还款的主要手段，也是担保的主要意义和价值。目前案涉借款处在逾期状态，已经不能按照“固定利率”计算利息，只能按照逾期利率计算“利息”（罚息）。如果按照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主张其对“罚息复利”不承担担保责任，结果将是被上诉人借款期限内按照6%利率计算的“利息”可以被保护，逾期后按照9%利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反而无法得到保护。故吉林银行大连分行仅担保借款期限内守约状态下的利息而不担保借款逾期后违约状态下的利息（按照逾期利率计算的罚息复利），与交易习惯和现实情况严重不符，也有违担保的常理。第二，守约状态下的正常利息必然已经支付，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违约状态下的利息才需要担保，是为罚息。若仅担保利息，不担保罚息，担保范围关于“利息”的担保承诺毫无意义，不符合常理和交易习惯。第三，本案保证责任的保证范围清晰，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罚息利率、复利利率为利息的不同计算方式，均系“利息”。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罚息利率、复利利率为利息的不同计算方式，均系“利息”。按照《贷款通则》第十四条将各种情况的利息进行了统一规定，“贷款利息的计收：贷款定按期计收或交付利息。……逾期贷款按规定计收罚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逾期贷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100％。对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从逾期或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之日起，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可见，利息依法统指“利息、复利、罚息等”，复利利率和罚息利率仅是按照不同利率计算利息的方式。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出具的保函对于担保范围中“利息”所作承诺与借款合同对于“利息”的约定相互印证，范围清晰明确，该“利息”应包含“按照逾期利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一方面，借款合同明确将复利、罚息归于利息，借款合同第四条“贷款利率、逾期利率和计息”一章中，第三款将“逾期利率计算利息”明确为“罚息”，将“复利”明确约定为“利息”，约定在一起。另一方面，违约金条款中则明确出现争议或效力问题时将“复利”归于“违约金”（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五款“本合同约定的复利实质为甲方逾期支付利息而应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保函中对于利息的担保承诺应当清晰无疑的，保函中的利息无疑包含按照逾期利率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本案的律师费系华信信托公司据实支付的“基础部分”律师费，系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吉林银行大连分行应当承担。理由是：第一，本案吉林银行保函和基础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律师费”。案涉借款合同第九条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各类实现债权费用。第二，本案诉讼所发生的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支出系因吉林银行违约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且被上诉人已经据实支付，一审中华信信托公司提供了律师费的合同、发票和转账凭证，足以证实该支出真实发生，且律师费数额符合辽宁省和大连市律师收费的标准，系合理的律师费用。其三，吉林银行大连分行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律师费收取不符合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吉林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367.99元，由吉林银行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岩松审判员  郭 丽审判员  刘善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张曈书记员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