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民终121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岑耀锦，男，1954年6月20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景翔，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大道13号。法定代表人：岑炽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岑刘淑仪，女，1929年6月22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上诉人岑耀锦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葛岸经济社)、岑刘淑仪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8）粤0606民初45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岑耀锦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支持岑耀锦的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葛岸经济社、岑刘淑仪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岑耀锦与岑某1存在事实收养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葛岸村在顺德属于经济条件最差的村，岑耀锦的原生家庭几乎属于全村最穷的家庭。当时岑某1与岑耀锦家人属于相熟的街坊邻里，且岑某1未婚未育，故岑耀锦家人与岑某1协商一致，将岑耀锦过继给岑某1为儿子。岑耀锦自1967年与岑某1确认为养母子关系后便与岑某1共同生活。直至1972年，岑耀锦为谋生去香港生活，岑耀锦一直都有寄钱给岑某1作为生活费用。1980年，岑耀锦正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后能够以正式身份通过关口，岑耀锦每年都会回顺德探望养母岑某1并给生活费。首先，岑耀锦提交的《申请书》是由其陈述，他人代笔书写，粤语方言中“契”与“继”属极为相近的谐音，在岑耀锦与代笔人文化水平较低的前提下，存在笔误极为正常；即“契仔”应与“继子”同义。其次，《申请书》中有表述“岑耀锦自小就过契给岑某1”，如只是“认干儿子”不应存在有“过”的字眼，依本地方言表述应为“认契”或单字“契”；同时在书面语言中并无“过契”一词，结合本地传统语言表述以及谐音笔误原因，“过契”应与“过继”的表述意思相同。最后，在广东传统习俗中，如果只是认干儿子，仅需口头认可，而无需办理任何仪式。而岑耀锦过继给岑某1的过程中，办理了相应仪式并获得周围街坊认可。综上，岑耀锦与岑某1有共同生活，获得亲友、群众认可，属于养母子关系，岑耀锦有扶养岑某1，应认定双方属于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二、岑刘淑仪、岑某3的身份地位以及行为分析。岑刘淑仪、岑某3对于岑某1的遗产无继承权，其自称属于岑某1的堂弟媳也无任何证据。岑刘淑仪、岑某3已实际占有了岑某1的房产及多年股权分红，其中房产经过串通现已过户他人名下。岑某1未婚未育且无兄弟姐妹，故收养岑耀锦望老有所终，后岑耀锦为谋生计远走香港，但亦有及时给付生活费。岑某1在世时，岑刘淑仪、岑某3等人未曾扶养过岑某1，岑某1死后却主动上门承办丧事且阻挠其他人通知岑耀锦。周边人都知道岑某1去世后，才有人通知岑耀锦，岑耀锦才急忙安排其妻子赶回奔丧，只能赶上头七。岑刘淑仪当时还封了一封五千元“继子利是”给岑耀锦妻子，其意表岑耀锦莫问遗产之事。岑刘淑仪、岑某3等人的行为严重有违公序良俗，且已触犯刑法，涉嫌诈骗罪、侵占罪。而葛岸经济社在诉讼过程中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有合法依据将岑某1的遗产处分给岑刘淑仪、岑某3等人，且又作出与证明矛盾的陈述。葛岸经济社在换届后，领导人员存在与岑刘淑仪、岑某3等人串通谋夺岑某1遗产的嫌疑。三、岑刘淑仪、葛岸经济社已实际认可岑耀锦的继承人地位。2003年岑某1去世办理丧事，岑刘淑仪等人给岑耀锦妻子封五千元红包“继子利是”；2012年12月21日，葛岸经济社出具《证明》证实岑耀锦为岑某1继子，并获多位街坊签名认可；2014年7月9日，葛岸经济社组织岑耀锦与岑刘淑仪达成调解，对岑某1遗产中股权进行分割。根据本案证据，岑刘淑仪、葛岸经济社已多次实际认可岑耀锦为岑某1养子(继子)，岑耀锦为合法继承人，故葛岸经济社在一审中的前后矛盾陈述及答辩不应采纳。为何岑刘淑仪签订调解协议后又反悔提出撤销？为何葛岸经济社作出前后矛盾陈述?只因岑某1的遗产价值有了巨大的升值前景，岑刘淑仪、葛岸经济社为了更大的经济效益，企图占有岑某1的遗产。在二审庭审时，岑耀锦补充如下意见：1.葛岸经济社多次盖章确认岑耀锦与岑某1为养母子关系。在2012年12月21日出具的证明以及2014年7月9日的调解协议书中均盖章确认，故岑耀锦是岑刘淑仪继承人的证据充足。2.撤销调解协议申请书中岑某2的签名是伪造的，岑耀锦提交的葛岸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中亦有岑某2的签名，但笔迹明显不一致。3.岑耀锦一直与岑某1往来密切，在双方形成收养关系之前双方家庭经常往来，因岑耀锦家庭贫困，岑某1家庭无后，岑刘淑仪也曾协助抚养岑耀锦的兄弟姊妹，岑某1的母亲也是由岑耀锦送葬拜祭，岑耀锦是在岑某1母亲去世后才与岑某1形成养母子关系。4.岑耀锦经济状况良好，育有一子一女，收入丰厚，其主张案涉股权并非为了经济效应，目的是不想养母的财产由无关人员侵占，且岑刘淑仪、岑某3均与岑某1无亲属关系，其恶意侵占有违公序良俗。葛岸经济社辩称，一、葛岸经济社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岑耀锦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对岑某1在葛岸经济社处拥有的股份份额3股进行继承，但葛岸经济社并非岑某1的继承人，对于死者的遗产没有继承权，也没有对该3股股权进行占有使用，而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对村集体成员的股权分配进行管理的职责，故岑耀锦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将葛岸经济社起诉至法院，被告主体不适格，应当依法驳回岑耀锦对葛岸经济社的起诉。二、根据岑耀锦目前提供的证据显示岑耀锦是岑某1所谓的“继子”，是属于民间传统宗族观念的概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岑耀锦是否岑某1的合法继承人，是否对案涉股权享有继承人，请由法院依法查明。综上所述，岑耀锦所诉应予以驳回。岑刘淑仪在二审诉讼中未作答辩。岑耀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岑耀锦继承登记在岑某1名下葛岸经济社的3股股权；2.本案诉讼费用由葛岸经济社、岑刘淑仪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岑某1于1911年8月16日出生，于2003年2月28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死亡。被继承人岑某1遗留有葛岸经济社股权3股（股东证号为:XXXXXXXXX）。2012年12月19日，岑耀锦递交了《申请书》，申请书中陈述岑耀锦自小就过契给岑某1（俗称契仔），申请在未明确股份的合法继承人时，不能对岑某1的股份私自分配。在申请人下方书写了证明曾耀锦是岑某1契仔，并有八位街坊的签名。2012年12月21日，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如下内容：岑耀锦与岑某1于1967年6月20日在岑某1家中正式上继确认为继养母子关系，并一直保持相互抚养关系。在证明下方的街坊证明人处有八位街坊的签名。2014年7月9日，在顺德区乐从镇葛岸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岑耀锦与岑刘淑仪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达成如下调解协议：对于岑某1的股权，岑刘淑仪为1股，岑耀锦为2股。2014年7月11日，岑刘淑仪递交了《撤销调解协议申请书》，认为岑耀锦本人没有法定继承权，岑耀锦在岑某1生前自认为岑某1契子，岑耀锦没有尽到做契子的本分及义务，没有过问岑某1的生活，没有尽到照料的责任，没有参与岑某1的丧葬及供奉，要求取消上述协议书的内容，在落款处有27名街坊及群众的签名。2018年3月2日，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确认如下内容：岑某1无兄弟姐妹，终身无结婚，也无生育或收养子女。被继承人岑某1的骨灰存放位由岑刘淑仪购买。岑耀锦在庭审中陈述其于1972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居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因岑耀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岑刘淑仪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涉澳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是否形成收养关系，具体分析如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自1992年4月1日施行之前的收养关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判断是否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第一，当事人是否长期共同生活。岑耀锦陈述其自1972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居住。即岑耀锦自1972年没有与被继承人岑某1一同居住，在被继承人岑某1年纪较大需扶养之时，岑耀锦也没有与岑某1共同生活，足以认定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并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第二，亲友、群众是否公认当事人之间产生父母子女关系。当事人的周围群众和亲友基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认为是父母子女关系，这是确认事实收养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岑耀锦提交了两份均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一份证明确认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上继确认为继养母子关系，另一份证明确认被继承人岑某1无收养子女，两份证明存在矛盾之处，故无法直接采信2012年12月21日的证明。其次，2012年12月19日的《申请书》中有八名街坊签名证明岑耀锦是岑某1契仔，“契仔”为粤语方言，其意思为“干儿子”，干儿子属于传统的民间称呼，并不形成法律上的亲属关系，其并不等同于养子。从该份申请书的内容并不能反映出周围群众认为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是母子关系。再次，从2014年7月11日的《撤销调解协议申请书》内容看，多名周围群众和亲友签名认为岑耀锦没有法定继承权且没有照顾岑某1，可以反映该些群众和亲友不认为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是母子关系。第三，是否实际履行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从传统上对收养的需求角度来看，被继承人岑某1未结婚、未生育，假若其收养子女，其亦希望以此达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但在被继承人岑某1年纪较大的时候，岑某1在家乡独自生活，岑耀锦并没有扶养照顾。在岑某1死亡时，岑耀锦并不知情，也没有料理过岑某1的丧葬事宜。岑耀锦没有照顾、关心岑某1生活起居，没有对被继承人岑某1尽到赡养义务，岑耀锦并没有做到传统意义上子女对父母的生养死葬的负责，不能认定已实际履行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综上，法院不认定岑耀锦与被继承人岑某1形成事实的收养关系，岑耀锦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若当事人认为其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岑耀锦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为100元（岑耀锦已预交），由岑耀锦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葛岸经济社、岑刘淑仪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岑耀锦向本院提交岑富来的视频光盘一份，拟证明岑耀锦存在岑某1养母子关系，获得葛岸经济社村民的认可，双方有共同生活，双方互相承担抚养、赡养义务。对该证据的审查意见，详见“本院认为”部分。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法定继承纠纷，属于涉港涉澳民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的规定，故本案应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针对岑耀锦的上诉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岑耀锦能否继承岑某1的案涉遗产。针对该争议焦点，关键在于应否认定岑耀锦已与岑某1形成收养关系。岑耀锦主张其自1967年开始已与岑某1形成养母子关系，属于在199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施行之前形成的收养关系，由于双方此后未在相关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手续，故应从以下方面判断双方是否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一方面，收养双方是否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名义长期共同居住生活。岑耀锦述称其自1967年开始与岑某1形成养母子关系，但其自1972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居住。岑某1生于1911年8月16日，于2003年2月28日在佛山顺德死亡。在岑某1年纪较大，未结婚、未生育子女的情况下，需扶养之时，岑耀锦也没有与岑某1共同生活，这足以认定岑耀锦与岑某1并没有长期共同生活。至于岑耀锦是否有履行赡养义务。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岑耀锦述称其每年都有寄生活费回来给岑某1，自1980年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后每年都会回顺德探望岑某1，但亦未能举证证明，且在岑某1死亡时，岑耀锦并不知情，也没有料理过岑某1的丧葬事宜。因此，岑耀锦并没有尽到传统意义上子女对父母的生养死葬的义务。另一方面，亲友、群众是否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双方是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其一，岑耀锦提交的两份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葛岸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是2012年12月21日的证明确认岑耀锦与岑某1上继确认为继养母子关系，另一份是2018年3月2日的证明确认岑某1无收养子女，两份证明存在矛盾之处，故无法直接采信2012年12月21日的证明。其二，从2014年7月11日的《撤销调解协议申请书》内容看，多名周围群众和亲友签名认为岑耀锦没有法定继承权且没有照顾岑某1，可以反映该些群众和亲友并不认为岑耀锦与岑某1是养母子关系。岑耀锦二审提交的光盘，仅有岑富来的证言，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故本院不予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岑耀锦与岑某1未能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对岑耀锦诉请继承岑某1的案涉股权不予支持，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岑耀锦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岑耀锦已预交），由上诉人岑耀锦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舒 琴审判员 王志恒审判员 唐铭焕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崔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