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20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石景山区翠谷玉景苑13号楼。 法定代表人：杜振羿，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女，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丹，女，1980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四川奥伦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一段16号。 负责人：聂立果，经理。 原审被告：刘辉，男，1970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 原审第三人：温德超，男，196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 原审第三人：阚立军，男，196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龙泉驿区。 上诉人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吴丹、原审被告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刘辉以及原审第三人温德超、阚立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7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北京建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鑫，被上诉人吴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静，原审被告刘辉，原审第三人温德超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与原审第三人阚立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对其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建工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8）川0105民初73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吴丹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由吴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北京建工公司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未刻制过项目部印章，且阚立军不是案涉项目及北京建工西南公司的负责人。故，项目部与阚立军均不具备独立签订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文件的权利。本案中加盖项目部印章及阚立军签字的文件应认定为无效文件，相应的责任应由阚立军个人全部承担。二、吴丹提交的证据疑点众多，且大部分均与北京建工公司及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无直接关联，证据的三性也无法得到证明。三、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叙述有误。一审法院直接对北京建工公司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存有异议的证据予以采信是不恰当的。且北京建工公司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从未承认过吴平现场负责人的身份，一审法院判决书中的叙述与事实严重不符。 吴丹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北京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 刘辉述称，对于吴丹和北京建工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其不清楚，其只与吴丹签订了合同所以其只与吴丹有合同关系，其已经履行了其与吴丹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且已经有生效判决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裁判。吴丹在本案中提起对刘辉的诉讼没有依据，一审判决是在其未到庭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不予认可。 温德超述称，北京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应得到二审法院支持。 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与阚立军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吴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向吴丹清偿工程款1530414.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依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判令刘辉向吴丹返还工程款1496335元，并自起诉之日起，依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判令北京建工公司对诉讼请求第一项北京建工西南公司的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由北京建工公司、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和刘辉共同承担。吴丹在一审庭审中撤回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1日，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与吴丹签订《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约定，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将成都锦城华府精装房装饰工程总平及部分室内工程承包给吴丹施工及管理，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指派吴平为现场负责人。双方就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承包协议书加盖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印章，代表人处签名字迹潦草，记作“XX”。 2014年10月23日，吴为东作为吴丹的委托代理人与阚立军作为北京建工西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订《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就原合同单价进行补充约定，即单价1035元/平方米。该补充协议加盖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印章。 2014年1月1日，吴为东作为甲方与乙方刘辉签订《分包协议》，约定甲方将锦城华府精装工程的人工劳务及辅料部分包给乙方，每平方米含饰面材料390元综合价格。同日，吴为东（即甲方）与温德超（即乙方）签订《分包协议》，约定甲方将锦城华府精装工程的人工劳务及辅料部分包给乙方。分包单价以每平方米540元综合价格结算。 2017年5月15日，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出具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情况说明》和《关于锦城华府精装工程1号班组情况说明》，内容为《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项下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为刘辉和温德超，公司与吴丹合同项下一共产生了63套房屋的产值，共计3923.9平方米。刘辉在施工过程中受吴丹委托在总包方收工程款共计1057822元。上述说明项目部负责人落款处为“XX”签字。 2015年1月7日，温德超、张洪春、吴为东、阚立军共同签订《关于锦城华府精装房工程一号班组刘辉与温德超所完成户型及工程量确认单》，确认一号班组总共完成户数为63户，其中温德超、张洪春完成33户，其中A户型13套、B户型11套、C户型9套。 一审另查明，在刘辉向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出具的部分请款报告中项目部签名处有吴平签字，阚立军在公司领导处签字同意支付。其中2014年5月3日的请款报告中除吴平、阚立军签字外，还有“XX”签字。 一审审理过程中，1.吴丹主张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128万元，刘辉领走1250822元，还应支付工程款1530414.5元；2.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陈述其没有发文成立项目部，其聘用阚立军为管理人员，负责就项目与甲方接洽沟通；3.吴丹明确要求北京建工公司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共同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情况说明》及请款报告中均加盖有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印章，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否认其刻制过锦城项目部印章，但其认可吴平系其项目负责人，阚立军是公司管理人员，而吴平及阚立军均以项目负责人及公司领导身份在加盖项目部印章的协议、说明及请款报告上签字，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即使未刻制项目部印章，但吴平、阚立军作为其工作人员在各种书面文件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对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当然产生法律效力。同时，《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上字迹潦草的“XX”签名字样同样也在请款报告中出现过，而吴丹作为合同相对方有理由相信阚立军、吴平、“XX”系代表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处理案涉工程相关事宜，有权进行结算，故《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补充协议对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因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将锦城华府精装修工程分包给不具有工程建设及装修相关资质的吴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规定，《分包协议》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之规定，吴丹已经完成案涉工程，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应按协议约定的单价及工程量支付工程款，金额共计为4061236.5元（3923.9平方米×1035元/平方米），吴丹自认领取工程款128万元，刘辉领取1250822元，故剩余应支付工程款为1530414.5元（4061236.5－1280000－1250822）。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因系北京建工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其应承担的责任应由北京建工公司承担，故一审法院对吴丹要求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要求北京建工公司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对北京建工公司及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关于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吴丹主张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对吴丹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北京建工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吴丹支付工程款1530414.5元及利息（以1530414.5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吴丹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北京建工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向吴丹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14元，由吴丹承担15302元，北京建工公司承担15712元。 二审中，北京建工公司、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刘辉、阚立军未提交新证据，吴丹提交了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5）青羊民初字第537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吴丹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签订了承包协议，案涉工程由吴丹承建，北京建工公司应当向吴丹支付工程款。北京建工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其认为该判决只对吴丹与刘辉的合同进行了确认，所以其与本案无关。刘辉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该判决关于温德超的陈述“他的合同是和吴卫东签订的，结算是和阚立军做的，刘辉所做的涉案工程与温德超所做的工程没有重合”予以认可。温德超发表质证意见称，63套案涉房屋修建工程中有33套是温德超和张洪春一起做的。 温德超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张洪春班组决算一览表，证据2.劳务实际费用总计，拟证明张洪春是其手下的班组成员，并完成了案涉项目。北京建工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没有北京建工公司的签字，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吴丹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案涉项目确实只有63套，温德超做了其中33套。刘辉发表质证意见称，劳务实际费用总计上刘辉的签名由其签署，其他证据上的签名其不予认可。 本院经审查后对（2015）青羊民初字第5377号民事判决书的三性予以采信，但能否达到证明目的将在后文认定。本案争议的是吴丹与北京建工公司是否发生合同关系，故温德超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中吴丹提交了一份抬头甲方处记载为北京建工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的《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签署时间为2012年3月1日。合同约定，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将成都锦城华府精装房装饰工程总平及部分室内工程承包给吴丹施工及管理，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指派吴平为现场负责人。双方就其他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该承包协议书加盖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印章，代表人处签名字迹潦草。吴丹主张该处签名即为阚立军。 吴丹在一审中另提交了一份签署时间为2014年10月23日《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就原合同单价进行补充约定，即单价1035元/平方米。吴为东作为吴丹的委托代理人在乙方处签名，阚立军作为甲方代理人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名，落款甲方位置加盖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印章。 2014年1月1日，吴为东作为甲方与乙方刘辉签订《分包协议》，约定甲方将锦城华府精装工程的人工劳务及辅料部分包给乙方，每平方米含饰面材料390元综合价格。同日，吴为东（即甲方）与温德超（即乙方）签订《分包协议》，约定甲方将锦城华府精装工程的人工劳务及辅料部分包给乙方。分包单价以每平方米540元综合价格结算。 2017年5月15日，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项目部出具加盖项目部印章的《情况说明》和《关于锦城华府精装工程1号班组情况说明》，内容为该公司系成都锦城华府精装房装饰工程的总承包方，该公司于2012年3月1日与吴丹签署了《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从该公司现场管理情况，吴丹在取得上述工程的施工和管理权后委托吴为东进行了现场管理，项下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为刘辉和温德超，截止工程完工，公司与吴丹合同项下一共产生了63套房屋的产值，共计3923.9平方米。上述说明项目部负责人落款处字迹亦难以辨认，吴丹主张该处签名亦为阚立军。 吴丹在一审中另提交了2014年4月2日落款为北京建工西南公司锦城华府项目部并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请款报告，内容为委托成都锦程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向锦城华府项目一号班组支付进度款。班组处由刘辉签名，公司领导签名处记载为“此款为代吴丹付刘辉工程款，同意支付。阚立军。”另有类似内容请款报告，项目部签名为吴平，公司领导签名为阚立军，同样有“代吴丹支付刘辉工程款”的意见。2014年5月30日，吴丹提交的请款报告上，班组签名亦为刘辉，项目部签名为吴平，公司领导签名“同意支付，阚立军”之后还有一行字为“代吴丹支付刘辉工程款”，署名无法辨认。吴丹主张亦为阚立军签字，只是一个人可能书写方式可能不止一种，所以看起来与之前能够辨认的“阚立军”三字有所不同。 吴丹同时提交了成都锦程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金牛区万佳美装饰材料经营部转账的转账凭证和刘辉向阚立军出具的收条。2015年1月3日，阚立军在刘辉收款总额的表格处备注，金牛区万佳美装饰材料经营部收款以及刘辉领取现金均为代吴丹付给刘辉的工程款。同时加盖了项目部印章。 一审审理中，吴丹主张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已支付工程款128万元，刘辉领走1250822元，还应支付工程款1530414.5元。 二审另查明，一审庭审中，针对审判人员关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是否为案涉工程的总包方的提问，该公司代理人回答是承包人；并称阚立军是负责项目与甲方接洽沟通。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同时在一审中陈述“对外都是西南分公司直接管理”“没有发文书成立项目部”。 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基础事实在于吴丹从何人处承接案涉工程，而温德超和刘辉并未直接与北京建工公司建立合同关系，二人实际在案涉工程中参与施工的工程内容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故温德超与刘辉实际施工情况本院在本案中不予审查。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吴丹的合同相对方如何确定；二、吴丹是否有权向北京建工公司主张工程价款。本院综合评述如下： 虽然北京建工公司否认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刻印了项目部印章，《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及《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上甲方代表签名亦无法辨认，但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来看，其自认阚立军为其项目负责人。该陈述与情况报告上阚立军在公司负责人处签署意见的情况相互印证。而阚立军关于代吴丹支付刘辉工程款的意见以及吴丹提交的成都锦程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金牛区万佳美装饰材料经营部转账情况、阚立军在刘辉收款情况上的备注说明，均能够证实作为项目负责人的阚立军清楚知晓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将案涉项目分包给吴丹的事实。吴丹在《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及《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加盖了项目部印章的情况下，结合阚立军有权根据班组申请拨付款项的实际，能够相信其合同相对方为北京建工西南公司而非阚立军个人。事实上，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历次请款和委托业主付款均需加盖项目部印章。故即使不能辨认代表甲方签署《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及《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的人员是否是阚立军，也能通过行为人签署合同且北京建工西南公司加盖项目部印章的行为认定该行为系公司而非个人行为。故应当认定吴丹的合同相对方是北京建工西南公司。 鉴于吴丹系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故吴丹与北京建工西南公司签订的《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西南公司内部工程项目经理承包协议书》及《锦程华府精装修补充协议》均无效。但《情况说明》中已经认可工程完工，案涉工程亦已交付，故原审认定吴丹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要求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在北京建工西南公司未能举证其付款情况的前提下，一审参照合同约定的工程款计算方式，扣减吴丹自认收到的款项及刘辉收到的款项情况，认定吴丹应得工程款为1530414.5元并无不当。一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确定利息起算时间和标准亦无不当。北京建工西南公司为北京建工公司的分公司，故由北京建工公司承担向吴丹的付款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综上所述，北京建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确定的方式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712元，由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300元，由北京市建筑工程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笛 审判员  曹洁 审判员  李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