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1民终62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雪香，女，194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晋明，男，1971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晋霞，女，197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屯留县。上诉人（原审原告）：程晋梅，女，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县。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娜，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巧玲，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肿瘤医院，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职工新街3号。法定代表人:张桓虎，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萍，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因与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增加赔偿额：256910元。（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372420元、丧葬费33834.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4422.5元，参加鉴定的住宿费1323元，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1820元，上述赔偿项目按50%的责任度计算即256910元）；2、一审、二审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我们要说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中心是可以鉴定自杀案件的。上诉人出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司法鉴定中心关于侯马医院自杀医疗纠纷的案例,足以证明在医院自杀行为与医疗过失行为是可以存在专业上的因果关系的。在中国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这个案件当中,最终的鉴定意见为:“侯马安定医院对被鉴定人杨小燕的诊疗过程当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对闲置不用的房屋未予锁闭,侯马安定医院的诊疗过错与被鉴定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少部分因果关系。”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鉴定机构对自杀行为的发生做出的判断是有其专业性和科学性的,一审法院仅凭主观想象即不予采信鉴定意见,明显不合理。第二、重庆市法医学会鉴定机构关于过错治疗行为与致患者高坠死亡的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紧扣争议焦点,分析缜密,有着充分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结论明确。一审法院在医方没有提出反驳性证据的情况下,对鉴定意见没有充分考虑,不予采信令人不能信服。医院的过失行为与最终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因涉及专业问题,法院无法确定,就过失行为与最终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行鉴定,历时二年,经过三家鉴定机构,最终得出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鉴定意见。而对鉴定意见的判断上，发回重审中,一审法院又再次充当了专家角色。法院委托时,缺乏医学专业知识,鉴定意见作出后,法院就拥有了医学知识,甚至是说专业知识为日常生活经验，实难令人信服。从当事人的诉累角度讲,法院既然认为需要做鉴定,在上诉人付出了昂贵的鉴定费用与长时间的精力、时间付出后,却不充分尊重、采信鉴定意见,明显增加了原告的诉累。该鉴定意见程序是经双方同意,法院委托,完全合法的,在鉴定内容上是就过失行为与最终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行鉴定,又与本案争议焦点一致,分析缜密,结论明确。民事诉讼第7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本案中,过失行为与最终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涉及医疗专业知识，最终由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给出鉴定意见“医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了病程的延长,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了对疾病的治疗信心,是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因此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同时认定过错参与度对等责任。鉴定机构从专业的角度,也考虑了被上诉人不是专门对病人进行看护的看守所、监狱医院,但即使普通医院也应尽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更何况被上诉人作为三甲医院,对一个医嘱为一级护理的病人,更是没有尽到每15分至30分一次的巡视义务。需要一级护理的病人将其反锁在医护处置室的反常行为,没有引起专业机构的应有重视与警觉,也没有适当的处置行为,从安保义务上被上诉人也有明显的过错。一审法院所述“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原因往往多重而复杂,本案中,程仁贵患有直肠患,癌症患者众所周知受着巨大的痛苦,但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仅凭住院病历就分析出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从而得出被告医院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这一结论,该鉴定结论亦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该条鉴定意见不予采信。”但医院方并没有证明致患者高空坠亡有其他原因,仅仅是一审法院以“日常生活知识为由”的凭空想象,无据推断。第三、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本案关键视频证据,以至于未能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更未能够客观认定医方存在的重大医疗管理责任。患者跳楼自杀后,刑警队让上诉人观看了患者死亡之前的一段时间多个角度的视频资料,从该视频当中可以看出:1月12日凌晨,值班护士看到病人进入护办处置室并反锁门,但未引起足够重视,反而是跑到病房找家属,并告知家属“病人到处置室并反锁门,行为异常,想干什么?”护士在第一时间发现病人有异常行为,没有采取安全护理措施,不是把病人送回病房或者交与家属陪同,而是放任病人继续独自行动，第一时间到病房去训斥家属,让家属去找病人。上诉人曾经去刑警队要求调取该视频资料,刑警队告知可以先去医院调取该视频,医院就有,实在不行再去刑警队调取。随后,申请人到被告医院索要该视频,后经医院主管后勤的副院长协商,医院同意起诉后,由人民法院调取该视频,该视频医院给保留下来。上述视频资料对认定医院存在过错具有重要意义,但一审法院既未履行调取证据的程序,也未让拒绝提交证据的医院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明显不公。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第四、一审法院没有支持参加鉴定的住宿费1323元,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1820元,明显错误，与医方的过错不符,与司法实践判例不符。该费用系因医院过错,致原告维权必然要发生的费用。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还原事实真相,尊重鉴定机构的专业判断,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山西省肿瘤医院辩称，一、司法鉴定只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定案依据，一审法院依法对司法鉴定意见作出不予采信的认定是正确的。(一)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二)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渝法医所【2017】临床G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经过原一审杏花岭区法院开庭质询发现存在严重程序及原则错误，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不具有鉴定患者自杀原因的资质、法律依据、专业知识与能力，且该鉴定意见与客观事实不符，主观臆断，没有客观公正性,依据不足,不能采信。1、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不具有鉴定患者自杀原因的资质。本案患者系自杀身亡,有公安机关结论为证。庭审质询中发现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范围内没有鉴定自杀原因这类别。2、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没有鉴定患者自杀的法律依据。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审判者、被告代理人均要求鉴定人提供相关法律依据,鉴定人不能提供。3、本案鉴定人不具有鉴定患者自杀原因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自杀系复杂的问题,与心理因素有关,本案鉴定只请普外科、泌尿外科专家对专业知识把关,没有心理专业专家论证分析。开庭询问时鉴定人对自杀这一问题的概念、分类、原因等毫无概念,不具备鉴定该案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4、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没有排除可能导致自杀的其他原因。导致自杀的可能因素很多,比如:经济压力、一时激愤、家庭关系是否和睦等等均能导致自杀,鉴定部门应该排除上述原因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本案,开庭质询过程中,鉴定人被问到该问题时,只好说“法院给什么材料,我们就依据什么材料,法院没给,所以我们不判断”。审判长询问鉴定专家“我不懂专业问题，需要什么材料你应该要求我提供”。鉴定人表示他们不管,只依据法院提供材料判断。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四条“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鉴定事项、鉴定材料等进行审查。对属于本机构司法鉴定业务范围,鉴定用途合法,提供的鉴定材料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对于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要求委托人补充;经补充后能够满足鉴定需要的,应当受理”。本案司法鉴定机构明确表示只依据法院第一次提供的病历资料做判断，并不对其他问题做分析、判断,也不要求法院提供其他可能因素的调查材料。如此片面作出结论,严重违反鉴定原则。5、重庆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客观、公正性。在鉴定听证会中鉴定人言辞激烈、恶意推断、激化医患矛盾,并与我院代表发生口角争执。我院已就该问题向重庆市司法局投诉,并申请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停止该鉴定以避免该上述情况影响鉴定的公正性。遗憾的是原一审并未停止该机构继续鉴定,该机构也确实做出了违背公正、违背科学、违背事实的鉴定结论。6、山西省肿瘤医院依法申请重新鉴定,原告拒绝。因本案鉴定意见存在上述问题,山西省肿瘤医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申请重新鉴定,但原告拒绝。(三)本案法院对司法鉴定的认定是合法的、正确的。原一审法院经过对证据的质证、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专家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等程序后,依法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渝法医所【2017】临床G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一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及说明,(2016)晋0107民初749号判决书中写到:“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肿瘤医院的过错对患者程仁贵最终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患者程仁贵患癌症去被告肿瘤医院治疗，被告肿瘤医院作为普通医院,医院的责任在于提高完善医疗服务,医院对患者采取护理措施,其目的是对病人进行生命体征的观察,而不是对病人进行看管或者限制病人活动自由,医院对病人不负有监护义务。患者程仁贵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辨识和控制能力,能意识到自己跳楼产生的严重后果,仍然采取以跳楼等方式自杀,是其本人对生命健康的放弃。即使医院诊疗过程中,存在某些过错，也不是患者程仁贵自杀不可或缺的的构成要件,现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山西省肿瘤医院在给患者做完二次手术后,加重了患者程仁贵的痛苦，使患者失去对疾病的治疗信心，致使其情绪恶化产生自杀念头，亦没有证据证明医院在管理或者护理上存在过错,与患者程仁贵自杀身亡有必然因果关系。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医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了病程的延长,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对疾病的治疗信心，是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因此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因果关系存在’的鉴定意见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的认定是合法的,正确的。(2019）晋0107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书中,依法对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渝法医所【2017】临床G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这一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及说明:“根据目前医学科学的发展,手术等特殊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认为手术风险对患者自行高坠有一定的参与度,该分析说明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一个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原因往往多重而复杂,本案中,程仁贵患有直肠癌,癌症患者众所周知承受着巨大痛苦,但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仅凭住院病历就分析出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从而得出被告医院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这一结论,该鉴定结论亦缺乏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该条鉴定意见不予采信”。该认定是合法的、正确的。(四)原告提及的涉及侯马安定医院的鉴定,与本案的具体情况不同,不能因某个法院采纳该特殊情况下做出的鉴定结论,就推断出所有具有同样结果的案件，不论具体情况、具体原因有多么不同,都是一样的结论。二、自杀是患者自己的选择,系故意行为，山西省肿瘤医院不应对患者自杀的行为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医院的责任在于提供医疗服务,而对患者的人身安全并不负有监护义务,况且患者程仁贵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需对其进行人身监护。对其“故意”造成的死亡，医院依法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恳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工作热情。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总计332079.2元。其中医药费116138.4元、护理费13400元、交通费3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元、营养费2900元、死亡赔偿金372420元、丧葬费33834.5元、精神赔偿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422.5元、鉴定费12000元、参加鉴定的住宿费1323元、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1820元,共计664158.4元,被告至少应承担50%的责任,即332079.2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程仁贵,男,1948年9月1日出生,住山西省长治市郊区长北漳泽西街永安巷17楼108号。2015年12月15日,患者因“腹泻5个月,间断便血2个月”入住被告肿瘤医院,初步诊断为:直肠癌、结肠多发息肉、睾丸囊肿切除术后、贲门粘膜下肿物切除术后;住院期间,患者进行了两次手术治疗;2016年1月13日,患者在被告肿瘤医院自行高坠死亡。原告张雪香系患者程仁贵之妻,原告程晋明系患者长子,原告程晋霞系患者长女,原告程晋梅系患者次女,患者的父母均已去世。2016年3月1日,原告提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经当事人协商和本院多次委托,最终由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受理了本案司法鉴定事宜。2018年1月25日,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渝法医所[2017]临床G鉴字第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记载了委托事项、鉴定事项的基本情况以及基本案情、资料摘要、鉴定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等。其中鉴定材料显示为:1.鉴定委托书1份;2.民事起诉状1份;3.询问笔录1份;4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书1份;5.山西省肿瘤医院病历复印件1份。分析说明内容有:(一)山西省肿瘤医院在对程仁贵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1.未遵《结直肠癌诊疗规范》执行存在过错(具体阐述略,下同);2.手术操作不当,导致左输尿管破损,存在过错;3.第2次手术方式选择不当,存在过错;(二)因果关系:……直肠癌系患者自身疾病,有手术指征。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患者自行高坠死亡,故疾病自身和手术风险及自行高坠有一定的参与度。医方的过错行为是未遵《结直肠癌诊疗规范》执行,以减少手术操作难度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手术操作不当,导致左输尿管破损,增加病人痛苦及延误病程;以及第2次手术方式选择不当,未能有效的控制输尿管瘘致病情进一步恶化,并发肠梗阻,从而增加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和加重了病情。鉴定专家组认为:由于医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了病程的延长,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对疾病的治疗信心,是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因此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综合认定:患者自身疾病与医疗过错行为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根据渝鉴协[2016]10号《重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试行)》第二十一条(三)之规定,属有过错,共同因素。鉴定意见为:1.山西省肿瘤医院对程仁贵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为116138.4元,其中包括住院及手术费用115079.7元、外购药及医院药费1058.7元,根据原告提供的相应票据,确认医疗费为116138.4元。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为13400元,患者从入院至坠楼死亡共计29天,根据原告提交的两人误工证明（原告程晋明月工资3500元,原告程晋梅月工资3200元),确认一个月护理费为6700元。原告主张的交通费为3000元(无相应票据),根据患者住院天数,酌情确认交通费为500元。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900元、营养费为2900元,参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每天100元计算,确认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900元、营养费为2900元。另,原告还主张了死亡赔偿金372420元、丧葬费33834.5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54422.5元、鉴定费12000元、参加鉴定的住宿费1323元、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18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被告肿瘤医院诊疗行为有无过错;2.诊疗行为中的过错与患者程仁贵自行高坠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一、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根据被告肿瘤医院病历及医患双方陈述,经鉴定专家分析后确定被告肿瘤医院在对患者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过错分别为:1.未遵《结直肠癌诊疗规范》执行;2.手术操作不当,导致左输尿管破损;3.第2次手术方式选择不当。被告肿瘤医院对此未提交反驳证据,故本院对上述鉴定意见予以采信。二、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在其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因果关系部分写到:“……直肠癌系患者自身疾病,有手术指征。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患者自行高坠死亡,故疾病自身和手术风险及自行高坠有一定的参与度……”。根据目前医学科学的发展,手术等特殊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认为手术风险对患者自行高坠有一定的参与度,该分析说明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果关系部分还写到:“……由于医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了病程的延长,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对疾病的治疗信心,是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知,一个人选择自杀结束生命的原因往往多重而复杂,本案中,程仁贵患有直肠癌,癌症患者众所周知承受着巨大痛苦,但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仅凭住院病历就分析出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从而得出被告肿瘤医院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这一结论,该鉴定结论亦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该条鉴定意见不予采信。综上,被告肿瘤医院因其医疗行为中的过错,应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结合本案案情,综合考虑确定赔偿比例为50%,即70569.2元(医疗费116138.4元+护理费6700元+交通费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900元+营养费2900元+鉴定费12000元=141138.4元,141138.4元*50%=70569.2元)。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还主张要求赔偿参加鉴定发生的住宿费1323元、参加鉴定发生的交通费1820元,该费用系原告完成其举证义务而支出的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省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鉴定费共计70569.2元;二、驳回原告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81元,由原告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负担4717元,被告山西省肿瘤医院负担1564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对上诉人所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的计算标准无异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本案上诉人为查明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对程仁贵的诊疗是否存在过错及其责任度、山西省肿瘤医院存在的过失行为对患者跳楼自杀行为的影响程度的专门性问题申请一审法院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作出了鉴定意见即:1.山西省肿瘤医院对程仁贵的医疗行为中存在过错。2.其过错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为共同因素致患者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该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应予以认定。一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采取选择性采信不妥，本院予以纠正。根据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在因果关系中的表述：“……直肠癌系患者自身疾病，有手术指征。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患者自行高坠死亡，故疾病自身和手术风险及自行高坠有一定的参与度。……由于医方的过错行为，导致了病程的延长，加重了患者的痛苦，使患者失去对疾病的治疗信心，是患者选择自行高坠死亡的原因。因此，医方的过错行为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存在。”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的医疗过错行为对患者程仁贵自杀存在一定的因素。但这些并不是引起患者程仁贵必然自杀的因素，一个人选择自杀的原因往往多重而复杂，故本院结合患者程仁贵自身疾病的因素及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综合考虑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对患者程仁贵死亡结果所产生的各项赔偿费用承担20%的责任为宜。赔偿项目为：1、死亡赔偿金372420元。31035元*12年=372420元。2、丧葬费33834.5元。67669元计算6个月为33834.5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54422.5元。19790元*11年÷被扶养人数4人=54422.5元。4、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参加鉴定的住宿费及交通费系上诉人为完成其举证义务所产生的必要支出，故本院不予支持。以上费用共计510677元，被上诉人山西省肿瘤医院承担20%为102135.4元。综上所述，程晋梅、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19）晋0107民初290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山西省肿瘤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共计102135.4元；四、驳回上诉人的其他上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281元,由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负担1281元,山西省肿瘤医院负担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54元，由张雪香、程晋明、程晋霞、程晋梅负担4100元，山西省肿瘤医院负担105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范红琴审判员 段晋文审判员  郭强 二O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赵晓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