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晋民申226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晋某，男，汉族，1955年3月15日出生，新疆自治区党委正处级退休干部，山西夏县人。现住：夏县祥瑞家园1号楼1单元1101室。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男，194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夏县尉郭乡中卫村中西二巷三组06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乔某，女，1948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夏县尉郭乡中卫村中西二巷三组06号。   再审申请人晋某因与被申请人李某、乔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晋某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申请人有新的证据证明：李新玲借乔某的伍万元借给王敬东产生了两万多元利息，由李新玲转借给自己的女儿王莎莉使用。附：2019年4月12日被申请人起诉王莎莉与申请人的诉状、诉讼费票据与开庭的传票为据，被申请人企图放息受益，恰恰说明了我不是此笔款项拥有着的铁证。李新玲借被申请人的伍万元，转借给了王敬东放了高利贷已是不争的事实。借款人王敬东与担保人晋海刚依法在一审法院、人民检察院已证实借还款的详细过程表述很清楚，已形成了一个借还款的证据链，而一审法院没有任何理由不予采信，为了进一步准确判决，特申请证人再审时再次出庭依法作证。二、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凭虚构的借据被申请人重复索要，还有公道吗，再次认定是再审申请人与李新玲婚姻存续期间债务是错误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30号）第二十三条：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生活的除外。即便是我们共同的债务，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李新玲与乔某的此笔借款用于我俩婚后生活开支，应该是李新玲婚前个人债务。法院再次认定也与本法条互斥。即便此次法院认定是我俩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根据婚姻法第四条属于个人债务的夫妻债务：（三）、未经夫妻协商一致独自筹资从事经济活动，而其收入也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四）、其他应属个人所负的债务，如婚前个人债务、一方不合理开支所负债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个人债务，不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离婚后，或者是负债方失踪、死亡，均由其个人承担，另一方没有还债义务。李新玲借乔某的借款完全是李新玲婚前个人行为，再审申请人在新疆工作不知当时借款情况，所以我没有承担此债的责任，均由李新玲个人承担，完全符合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三、原判决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李新玲补写本案的借条不是李新玲书写的字体。下方重要借据的年份不清，而夏县法院二次认定是2017年3月18日补写，无凭无据岂能认定是2017年呢？中级人民法院此次判决对2017年3月18日伪证重要性未做任何定论？及石某借还款证词不予支持，又因王敬东未出庭予以偏判。李新玲是个大学生，又是人民教师，还担任司马学校校长的职务，不可能写出这样廖乱字迹。为此我请求夏县教育局调取了李新玲自己填写的档案材料，与工作笔记，字体差异极大，补写借据根本不是出自李新玲的手迹，肯定是被上诉人串通、伪造、虚构的债务，因此：申请人委托乌鲁木齐天山司法鉴定中心对笔迹做了鉴定，结论是：不是出自同一人字体。根据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法释[2001]30号）第二十四条：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待。此次支持被申请人虚构债务与本法条互斥不符，请求改判。四、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李新玲病故之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王莎莉、王钊鑫均是继承人，申请人没有继承李新玲的任何遗产，而被申请人及李新玲儿女继承了（71050.72）元补助金（附领款证据）。根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不应是唯一的被告吧？原裁定法律程序上确有错误，遗漏了其他四个被告人的真实存在，应追加第三人主体的还债义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讹要李新玲十多年来的工资收入、及彩礼一百万元未果，持刀抢走李新玲尸体葬于娘家、数月之后、密谋二次重复讹要五万元的诉求。导致法院偏判、申请人提请县市人民检察院抗诉、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8民初17号判决认为：明显证据不足、发回重审，而一审法院不愿纠正本院的偏判，于2018年12月再次偏判，申请人不服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终773号判决，历时两年的案件提出再审理由如下：理由一、补写借条内容争议的焦点是：借给石某的伍万元，石某的借款在一审法院、县市人民检察院当庭作证并且有我本人2014年8月30日工行取款流水为据，石某借款时间与我工行卡流水同是2014年8月30日，而李新玲借被申请人五万元是2014年5月14日，难道李新玲提前三个多月之前就借到被申请人的五万元，等到2014年8月30日再借给石某符合常理吗？能自圆其说吗？于2017年2月20日我收回李新玲经手石某借我的五万元，21日给李新玲交了住院费属实（附医院缴费票据），此债非彼债。而一审法院、混淆扭曲的认定再审申请人是五万元的拥有者,无凭无据申请人不能信服。理由二、又于2019年4月18日在运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时，合法证人：石某再一次的阐述了2014年8月30日借款与还款的过程，足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庭后被申请人对证人石某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威胁辱骂、以及殴打侵犯人权。理由三、李新玲与乔某此笔债务是2014年5月14日，借款时我与李新玲是男女朋友关系，不受法律保护，申请人与李新玲领取结婚证的时间是2017年4月6日（附结婚证），从此才能受到法律保护。根据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婚前的债务纠纷由她本人承担。理由四、再审申请人提供李新玲2017年3月31日遗言第五条与补写借条内容相互矛盾。“我从我母亲手中借的五万元用于经营黑茶使用，”望能协商解决为盼。他的愿望是请我协商，而不是让我替她还债，再说经营黑茶是与她女儿王莎莉在夏县经营（附证据），我在新疆工作，不知此事，支持伪造证据毫无道理。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一）、（二）、（三）、（十一）项的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是：原告乔某、李某夫妇的女儿李新玲2008年与被告晋某同居生活，2017年4月6日，李新玲与被告晋某登记结婚，2017年4月26日，李新玲因病去世。2014年5月14日，李新玲向二原告提出要借款50000元给朋友周转，原告乔某、李某当天在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尉郭信用社从自己信用社存折中向李新玲转账50000元，对此借款一事被告晋某知情。2014年8月30日，借款人石某向李新玲借款50000元，该笔借款被告晋某于2017年2月20日收回，并在石某的借条上书写了收条。2017年3月18日李新玲向原告乔某补写借条一份，载明“今与晋某借到乔某现金伍万元整，用于石某借款用钱，若本人出现意外，由丈夫晋某归还。”2017年3月25日，李新玲因脑部患有胶质瘤，病情严重，特立遗嘱一份，其中第一条载明“本人去世以后，石某借本人的伍万元整给娘家妈，欠条在晋某跟前，由晋某支付。”2017年3月31日，李新玲又立遗言一份，其中第五条载明“我从母亲手中借的五万元现金，用于经营黑茶使用，望也能协商解决为盼。”2017年4月6日，李新玲与被告晋某登记结婚，2017年4月26日，李新玲因病去世，此后，双方为该笔借款发生争执，原告诉至一审法院。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中的债务，申请人晋某是否应该承担。被申请人乔某、李某认为，其在2014年5月14日通过银行转账借给其女儿（晋某的未婚妻）李新玲5万元，李新玲又于2014年8月30日将该款借给其朋友石某，其借给李新玲的5万元与李新玲借给石某的5万元（扣除一个月的利息，实为49000元）是同一笔款，石某已于2017年2月20日将该借款归还给了晋某，晋某理应当将该款归还给被申请人乔某，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申请人晋某认为，被申请人乔某借给其女儿李新玲的5万元实际是借给了王敬东，2014年8月30日，石某经李新玲之手所借的5万元是自己的钱，是通过自己的银行卡汇出去的，李新玲所借其母亲乔某的5万元与石某所借李新玲的5万元分属两笔款，其也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本院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分析认为乔某、李某的证据更占优势。一、二审法院根据申请人晋某与被申请人乔某女儿李新玲以夫妻名义同居10年，结婚20天后，李新玲即去世，李新玲生前立遗嘱称：“本人去世后，石某借本人的5万元整给娘家妈，欠条在晋某跟前，由晋某支付”等事实，判决由晋某归还该5万元债务符合法、理、情相统一的要求，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   综上认为，再审申请人晋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二）（三）（十一）项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晋某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耿转成   审判员 彭志祥   审判员 郭丽娟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冯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