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1行终72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冬成，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冬顺，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冬华，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端英，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端兰，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盛舒璇，性别××年××月××日生，××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暨上述六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盛端喜，性别××年××月××日生，××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叶斌，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史意，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朱昊，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黄杰，性别××年××月××日生，××族。 委托代理人张林，江苏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柳国林，江苏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盛舒璇（以下称盛冬成等七上诉人）因诉被上诉人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称市规划资源局）、原审第三人黄杰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9）苏8602行初2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系案外人周梅英（已故）的子女，盛舒璇为案外人周梅英的孙女、盛端喜的女儿。2004年12月31日，周梅英的委托代理人厉文宽持经公证的委托书，与黄杰共同向房屋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南京市秦淮区土城头18号房屋（以下称案涉房屋）权属转移登记，申请将案涉房屋登记至黄杰名下。双方提交的登记资料包括公证书、委托书、周梅英原持有的房产证、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契约、契税完税证等。2005年1月案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黄杰名下。黄杰于2005年5月16日领取了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2005年4月6日周梅英去世并注销户籍。 2005年5月18日，黄杰申请案涉房屋所在土地变更登记，并取得宁秦国用（2005）第0349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2006年12月27日核发的宁拆许字（2006）第07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记载：拆迁期限为2007年1月10日至2007年2月23日。案涉房屋在拆迁范围内。 2007年1月31日，盛冬华作为乙方（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代表与甲方（南京聚宝典当行、黄杰）签订协议书，载明：2002年10月29日，周梅英与南京聚宝典当行黄杰签了抵押借款合同，用其位于南京市××头××号的房子作典当抵押，后周梅英违约，未能按时还款，将上述房屋以368000元卖给了黄杰，并办理了过户，现在房产已经属于黄杰所有，但因周梅英去世，黄杰未能向其支付房款。现乙方作为周梅英的继承人，愿意将周梅英所欠黄杰的所有借款本息共计17万元全部还清，以赎回房屋。因为土城头18号房子即将拆迁，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的代表盛冬华代表甲方与房屋拆迁单位进行房屋拆迁价格等事项的谈判，委托权限为拆迁协议签字权及拆迁款的领取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等乙方与拆迁单位谈好拆迁协议后，甲方行使签字权。当甲方领取拆迁款后，将17万归还典当行作为房屋赎金，其他多余款全部交给乙方处理。黄杰作为自然人自愿放弃在该房屋拆迁中的经济权利。双方还约定该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所涉及的典当、房屋买卖等法律关系全部解除，乙方内部的继承问题由其自己处理与甲方无关。 2019年1月30日，盛冬成等七人对黄杰取得的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分别提起行政诉讼。审理中，盛冬成等七人提交了落款时间为2005年2月的周梅英手书遗嘱，内容涉及对案涉房屋在六个子女及孙女之间的分配。 原审法院另查明，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与黄杰因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以下称秦淮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8）苏0104民初6087号，要求确认黄杰与周梅英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该案查明：“因案涉房屋拆迁，2007年2月2日，盛冬华受黄杰公证委托，代表其余五原告与南京市秦淮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以下简称秦淮拆迁办）、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签订《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盛冬华确认补偿协议系其所签，但其签订的协议价格为140万元。秦淮拆迁办就案涉房屋补偿情况出具了书面说明：拆迁进场时，调查登记的房屋产权人为被告，经过和实际居住的盛家4兄妹沟通，得知原产权人是周梅英（故）。由于房产抵押，此房屋产权过户给黄杰了……后来工作组约谈黄杰和盛家兄弟沟通商谈拆迁补偿事宜，最终拆迁补偿款合计140万元整（协议部分90万元，现金部分50万元），黄杰表示，自己只拿债务欠款的17万元，其余的补偿款归盛家兄弟，经核实，该处补偿费用已由受托人盛冬华全部领取。同时，秦淮拆迁办还提供了2007年2月1日案涉房屋140万拆迁款的分配情况及盛冬华领取50万元现金补偿的凭证，其中黄杰取走17万元”。2018年11月30日，秦淮区法院作出（2018）苏0104民初6087号民事判决，驳回了盛冬成等人的诉讼请求。盛冬成等七人不服，提起上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9）苏01民终925号民事判决，驳回盛冬成等七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盛冬成等七人诉请撤销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周梅英在生前已对案涉房屋作出处分，此后，案涉房屋已因拆迁被拆除，盛冬成等七人并无证据证明其与案涉房屋登记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故盛冬成等七人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其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中，盛冬成等七人诉请撤销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但案涉房屋在2005年1月已登记在黄杰名下，结合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盛冬成等七人在2007年案涉房屋被拆迁时即已知晓案涉房屋登记在黄杰名下，盛冬成等七人在案涉房屋已被拆除十余年，且房屋产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均早已交至拆迁部门的情况下，至2019年1月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至于盛冬成等七人在本案中对周梅英在2002年的公证档案提出异议，要求撤销周梅英在2002年的公证委托，并提出对周梅英的指纹进行鉴定等申请，因在相关民事案件中均已涉及，原审法院对盛冬成等七人的上述申请均不予理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盛冬成、盛冬顺、盛冬华、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盛舒璇的起诉。 上诉人盛冬成等七人上诉称：1.原审法院没有对上诉人的指纹鉴定申请依法予以处理。（2002)宁白证内民字第1038号《公证书》所指向的《委托书》中的指纹不是周梅英的，此份公证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四条等相关规定。2.向黄杰借款的是盛端喜，周梅英只在《抵押合同》上捺指纹提供担保。盛端喜不是土城头18号的房屋产权人，无权对该处房屋做出转让的处分。3.根据2006年10月27日的宁拆许字（2006)第078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土城头18号早已被纳入宁规城中用地（2004)0053号规划红线范围。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发生在2005年5月18日，不应当进行过户。4.土城头18号是由上诉人父母于1983年下放回宁翻建，原审裁定中提及“上诉人与土城头18号房产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当。此外，原审裁定提及本案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根据拆迁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在拆迁过程中对拆迁人造成拆迁利益损害的，追诉没有期限限制。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改判2004年12月31日厉文宽代理周梅英与原审第三人黄杰签订的《南京市房地产买卖契约》无效，恢复周梅英的房产证和土地证，并按照最新的补偿条例进行赔偿，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市规划资源局辩称，盛冬成等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案中，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而且与被诉的行政登记行为已经丧失了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行政诉讼主体，登记机关作出的案涉行政登记行为事实充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审第三人黄杰陈述称，按照根据原审裁定认定的事实，2007年1月31日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和土地的权属变更均已明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盛冬成等七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盛冬成等七上诉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二、本案是否已过起诉期限。 关于盛冬成等七上诉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又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盛冬成等七上诉人请求撤销的宁房权证秦转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并非颁发给该七人,而是颁发给原审第三人黄杰。显然,盛冬成等七人并非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其提起行政诉讼,就要具备“利害关系”。本案中，案涉房屋虽然原为盛舒璇祖母、盛冬成等六人之母周梅英所有，但周梅英已经于2004年12月31日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原审第三人黄杰，秦淮区法院（2018）苏0104民初6087号、本院（2019）苏01民终925号生效民事判决对除盛舒璇外其他六人“请求确认厉文宽代理周梅英与黄杰签订的买卖契约无效”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周梅英在对案涉房屋已作出转让处分后，无权再将案涉房屋以遗嘱方式处分给盛冬成等七人。盛冬成等七人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对案涉房屋享有权利,也即盛冬成等七人与案涉房屋登记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盛冬成等七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关于本案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考虑到被上诉人市规划资源局在2005年5月作出案涉房屋登记行为时，新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尚未施行，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诉权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更为适宜。该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7年元月，除盛舒璇外其他五人一致认可由盛冬华作为全权代表与秦淮拆迁办以及黄杰商谈案涉房屋拆迁事宜。在2007年元月盛冬华与黄杰签订的《协议书》中已明确载明“周梅英将上述房屋以368000元卖给了黄杰，并办理了过户，现在房产已经属于黄杰所有”。同年2月，盛冬华受黄杰公证委托，代表其自己及盛冬成、盛冬顺、盛端英、盛端兰、盛端喜与秦淮拆迁办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秦淮拆迁办出具的情况说明亦载明：“拆迁进场时……由于房产抵押，此房屋产权证过户给黄杰了……盛端喜对相关情况最清楚……盛端喜对此事予以认可”。因此，盛冬成等七上诉人在2007年案涉房屋被拆迁时即应当知道案涉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内容，至2019年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去除处理民事争议的期间（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盛冬成等七上诉人的起诉也已经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 至于盛冬成等七上诉人提出的指纹鉴定申请等，因生效民事判决已经予以处理，原审法院未予理涉并无不当，本院亦不予理涉。上诉人盛冬成等七上诉人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不予准许。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以盛冬成等七人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洪 途 审判员 王玉刚 审判员 付 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孙 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