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6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汤瑞娟，女，1982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广吉，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进，男，1982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汤瑞娟因与被上诉人刘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5民初2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汤瑞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认定事实不清。1.双方对“凭据”的真实性认可，系刘进本人出具，是对前期借款的基础法律关系的事后追认；①该“凭据”无抬头，不能仅凭内容出现“欠”字就判定为“欠条”。②“凭据”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1日，不是出具“欠条”的日期，实际借款日期为2011年3月19日，可见从日期判断该“凭据”为“借条”。③“凭据”内容中虽出现“欠”字，但不能仅通过名称简单认定，本案中的欠与借款具有同一性，一审法院应该对“欠”字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不能不查实而在审理以及判决书通篇全文武断先入为主的直接界定为“欠条”，尤其在庭审阶段，主审法官在证据质证等各环节以及判决书均以“欠条”发问与既定认可，先入为主，而对该字据相应关联证据支持的基础法律关系即借款关系不作实质审理，忽略本案的焦点争议，定性出现明显错误且关键点未展开，避重就轻。借款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欠款则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是一种事实状态，是一种法律后果。借款与欠款存在逻辑关系，即某一法律关系可以产生欠款关系，法律关系是因，欠款是果。基于借款事实所产生的“欠条”，本身来说就是“借条”。本案2018年6月5日第一次立案，（2018）鲁0105民初3255号庭审笔录中，被告陈述“汤瑞娟确实取款了，但汤瑞娟取的10万元都用于装修了，没有交付给我”，说明取款刘进知情。本案2018年8月22日第二次立案，（2018）鲁0105民初4645号，庭审笔录中，刘进陈述“汤瑞娟取款我并不知情，也没有给我钱”“原来这装修票据都是我保管，离婚时，汤瑞娟将东西及票据都带了，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说明取款被告不知情，装修票据与本案无关。本案2019年4月23日第三次立案，（2019）鲁0105民初2326号，庭审笔录中，刘进表述“汤瑞娟垫付了2万多元的装修款”，并且承认装修票据跟本案有关。试问，刘进为什么要出具10万元的“凭据”给汤瑞娟，明确不符合常理，又承认装修票据与本案有关？可见，本案三次诉讼刘进多次虚假陈述，把借款说成欠款，企图以诉讼时效逃避偿还债务。一审中，汤瑞娟提交组合关联证据，已具备高度盖然性，从衣架到家电由小到大家用物件以及装修施工对应的各发票、收据、装修协议消费的法律主体均为刘进，均为刘进签署或银行支付上述装修费，与刘进向汤瑞娟借款后进行装修的事实相吻合。且本案中刘进虚假陈述是汤瑞娟装修，明显与各装修单据显示的装修主体不符；且刘进及其母亲在通话中最初提及10万元时予以认可（原话为：本打算给）。2.该字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且没有约定还款日期。一审判决既然认定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那么该字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理应为借贷合同关系；如“欠”字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货款买卖合同关系等，实际也不成立，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等形成的欠条的其它法律关系。尤为重要的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但一审中刘进主张借款实际是汤瑞娟装修款，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举证，且与汤瑞娟提供的装修主体的客观证据相背。最为重要的是该借款凭证并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即汤瑞娟可以随时追要，如果依据一审法院审理逻辑出具凭据即是权利受到侵害或应当知道，那么其思维不是诉讼时效的本质，而是除斥期间；且该凭证出具是对前期借款事实的后期追认，是对债权人债权的进一步保障；该字据无论字面理解还是文义理解，均得不出债务人拒绝履行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3.一审判决书出现多次明显错误，尤其是对基本事实陈述、诉讼费用等常识性错误与逻辑错误，说明主审人员草率结案、审理不严谨。常识性错误如判决书呈现“汤瑞娟主张2017年3月19日自银行柜台取现”，实际陈述是2011年；又如第一次立案时间为2018年6月5号，一审判决书事实陈述为2018年5月18日；以及“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300元”等错误表述及错误收取。逻辑性错误为对基础法律关系不进行探究、法律推理，而移花接木表面过渡到出具凭证即视为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错乱逻辑上。二、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权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债权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返还。”也就是说，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并不是从第一次主张权利时起算，而是从主张权利直至“准备期限”届满时才开始计算。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已经说明了存在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是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前提。但在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之前，债权人并不会知道或应该知道债务人会侵害其权利，因此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其观点考虑到了“准备期限”，使得“权利受到侵害”这一不稳定状态在“准备期限”届满后得到确认，并且债权人也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因此，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案件时效期间从“准备期限”届满后起算是符合立法原意的，也是最为合理的。退一步讲，在本案中，主审法官未注意到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武断笼统的进行诉讼时效认定而未对个案进行实质审理，对汤瑞娟提供的通话证据的足以产生中断的情形也未进行认定，既不够严谨也不充分。加之婚姻关系有异于普通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不等同于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婚姻关系是以深厚的感情为基础而存在，夫妻关系是维系一个家庭的基本元素，夫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互相依赖、信赖关系，刘进在借款时工资收入只有一千多块钱，考虑到还要生活，以至于夫或妻一方在面对婚前债务时选择不愿在婚姻存续期间去主张权利，以免影响夫妻双方的感情。加之，当事人之间并未签署婚姻财产分割协议，即婚姻存续期间的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试问婚姻存续期间，难道可以以夫妻共同财产向配偶偿还或追索？基于婚姻关系，配偶一方向另一方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存在诸多障碍，同时也不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期望。鉴于双方婚后并未签署财产分割协议等，婚姻存续期间构成婚前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条件，可属“其他障碍”范畴。综上，刘进出具的“凭据”系对借款基础法律关系的补强追认，且凭据内容与装修证据逐一吻合，借贷关系符合高度盖然性原则；离婚后最初刘进仍提及“本打算还”，说明婚姻期间并未害及债权，且维持到离婚后前期阶段。汤瑞娟认为汤瑞娟维权是持续的，不能片面的对汤瑞娟实体权利予以避重就轻的隔裂，从而在诉讼时效上选择突破口予以避重就轻的判决驳回汤瑞娟的请求。法院应当根据客观事实，汤瑞娟持有没有载明还款日期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借贷的凭据，婚姻存续期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进拒绝还款且汤瑞娟婚姻存续期间也没有索要过的情况下，本案出现诸多常识性错误呈现出审理不严谨，汤瑞娟要求二审能够履行监督下级法院的职能，纠正一审法院上述错误做法。据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汤瑞娟的上诉请求。刘进辩称,汤瑞娟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应当予以支持。刘进婚前装修婚房，购买结婚家具等，汤瑞娟作为刘进的未婚妻花费了部分款项。婚后，应汤瑞娟的要求，刘进将汤瑞娟的婚前花费向汤瑞娟出具欠条，欠条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1月1日。该日期即为汤瑞娟向刘进主张权利的起算日，自该欠条形成之日起，至今已过去7年之久，汤瑞娟从未就该款项向刘进主张权利，故汤瑞娟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应当予以驳回。汤瑞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万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逾期欠款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5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的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标准计算；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汤瑞娟与刘进于2011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2017年8月11日离婚。刘进向汤瑞娟出具欠条，载明“今刘进欠汤瑞娟10万元整（结婚装修钱）刘进2011.1.1”。对于该欠条的形成，汤瑞娟主张2017年3月19日自银行柜台取现10万元用于交付刘进，后补写欠条，因双方均记不清借款时间，协商以2011年1月1日为借款日期。刘进则主张没收到汤瑞娟的10万元，而是汤瑞娟直接将款项用于婚房装修。欠条是在婚后酒后书写，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应以欠条记载时间为准。同时，刘进主张汤瑞娟从未向其催要过该欠款，所以汤瑞娟的起诉已超过法律保护的3年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请应当予以驳回。汤瑞娟自认自2011年1月1日起未向刘进催要。就涉案借款，汤瑞娟于2018年5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2018年7月17日撤诉。2018年8月22日再次起诉，2018年10月25日撤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我国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而欠条是由于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时，因其自身原因不能按时偿还而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本案中，根据汤瑞娟的自述，其以个人财产向刘进出借款项，尽管双方曾存在过婚姻关系，也应按照诉讼时效的规定处理。在刘进出具的欠条中双方没有约定履行期限，而汤瑞娟在刘进出具欠条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所以汤瑞娟应当在欠条出具之日起3年内向刘进主张权利。庭审中，汤瑞娟自认自涉案欠条出具后直至其诉诸法院，未向刘进催要过欠款，故汤瑞娟的起诉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判决：驳回汤瑞娟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150元，由汤瑞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另查明，就涉案借款，汤瑞娟主张其于2011年3月19日自银行柜台取现10万元，一审认定为2017年3月19日有误；汤瑞娟曾于2018年6月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一审认定为2018年5月18日有误。本院对此予以纠正。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案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所涉纠纷为民间借贷，应适用上述诉讼时效的规定。汤瑞娟主张其在婚前于2011年3月19日从银行提出现金10万元借给刘进进行结婚装修房屋使用，刘进事后补写了2011年1月1日的欠其10万元的借款条。刘进主张其没收到汤瑞娟的10万元，而是汤瑞娟直接将款项用于婚房装修，欠条是在婚后其醉酒发生纠纷后书写。关于刘进于2011年1月1日出具的“今刘进欠汤瑞娟10万元整（结婚装修钱）”的性质问题，因双方均认可系在2011年1月1日后发生的款项事宜，经协商后确定为2011年1月1日，并出具书面凭证，因此应以该凭证中记载的内容及日期为准，该凭证中记载的内容为刘进欠汤瑞娟款项，因此该凭证的性质应为欠条，并非系汤瑞娟主张的借条。根据法律法规，对没有注明履行清偿欠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限从欠款人出具欠条的次日起算。汤瑞娟在刘进出具2011年1月1日的欠条中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况下，其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亦未对该笔款项的履行时间重新作出约定，且双方在2017年8月11日签订离婚协议时亦未对涉案款项作出处理，直至2018年6月5日才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偿还涉案款项，在刘进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汤瑞娟的起诉超过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当。汤瑞娟在二审中申请法院调取刘进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及前两次诉讼的庭审笔录，因汤瑞娟的该申请内容并非是证明本案借款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证据，故本院对汤瑞娟要求法院调取上述证据的该申请不予准许。综上所述，汤瑞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汤瑞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杨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