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68045号原告：贾健美，女，1965年7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南京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被告：上海禾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XXX号XXX层XXX室。法定代表人：沈巍，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飞，女。原告贾健美与被告上海禾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众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贾健美、被告禾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贾健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2019年1月12日的旅游费余款5,002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位原定于2019年6月7日至日本本州双飞五晚六日游的损失9,398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第二项诉请损失一倍的赔偿金9,398元。事实与理由：2018年12月27日，原告带领一批邻居共16人赴泰国旅游，与被告的销售经理芮思彬签订了《旅游合同》，因人数多于该次航班预留机票数，因此有两位被芮思彬安排在2019年1月12日出行。原告于2018年12月18日将2018年12月27日出游的全部旅游款付清，并将10,000元作为2019年1月12日订机票的预付款。2019年1月12日两人的旅游费共计4,998元，预付款余额为5,002元，被告未归还原告。2019年5月6日，因原告表姐等二人要去日本旅游，看中了芮思彬在朋友圈发的6月7日日本本州双飞五晚六日游的行程，原告通过微信联系芮思彬，芮思彬要求原告邮寄赴日材料、护照等。原告一一办理并于5月7日付给芮思彬4,000元订机票款。随即原告要求被告出具确认件，被告出具一份付款单。原告要求被告将2019年1月12日的尾款退回，如不退，则用于抵扣6月7日日本2人旅游的费用。此时，原告才被告知2019年1月12日的尾款被被告扣留用作该期旅游人数不够的机票损失的罚没款。原告要求被告出具公司处罚单并盖上公章，芮思彬称没有。原告认为芮思彬在自说自话，遂于5月16日汇出日本2人旅游的尾款396元，此时6月7日日本游账款全清。自2019年5月6日至5月14日，原告一直要求被告要么退回5,002元，要么出具单位盖章的处罚单据，被告不予理睬。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约定签订6月7日的旅游，被告未同意并取消了原告订的2人的位子。被告禾众公司辩称，原告并非普通的旅客，而是没有资质的黄牛。针对原告第一项诉请，被告不应当退换，该款是原告预先支付的定金，由于原告后续没有实现承诺的旅客人数，造成机位损失，故该款被告没有理由退换。针对第二、三项诉请，原告要求退一赔一的请求不成立，日本旅行的合同没有成立，相关费用已经返还给原告了。经审理查明，原告经常通过微信向被告工作人员芮思彬咨询、订购旅游产品。2018年11月30日，原告向被告工作人员钱飞转账支付10,000元，转账说明为“27号泰国15+1订”。2018年12月1日，原告作为旅游者，代表其一行十六人，与被告签订《上海市出境旅游合同》，约定参加2018年12月27日至2019年1月2日上海出发至泰国的曼谷、芭提雅7天5晚旅行团。在该合同第六条关于原告方解除合同及责任承担中约定，双方可在两种方案中选择一种，一是双方可以按照合同给出的框架性方案进行具体约定，二是按照合同给出的固定的标准进行计算，但两种方案之前均没有勾选痕迹，而两种方案中均有手写添加。2018年12月18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该次旅行的费用35,985元。2019年1月12日，由原告代为预订的两名人员参加了当日出发赴泰国的曼谷、芭提雅7天5晚旅行团，旅游费为每人2,499元、共计4,998元。2018年12月18日和2019年5月，原告与芮思彬通过微信发生如下对话。2018年12月18日，芮思彬对原告说：“我留多了，要付责任的，你没人我也不能硬要你付机票损失的。”原告答：“付清不就一万元订金给你留位子了吗”。原告又说：“我27号团款付清，12号你帮我一齐收人，收满为止，可以吧？”“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啊”。芮思彬让原告“估计一下大概要多少个位子？如果有散客我可以收，……”后芮思彬说：“我位子先退掉了”“有人你再现问。”原告答：“我款已付了”，“你退干嘛？”“我要开发票的！”后双方发生语音聊天，14时50分，原告将12月27日团款支付完毕的凭证截图发给芮思彬。2019年5月4日，原告向芮思彬咨询6月赴日本旅游的团，芮思彬向原告推荐了日本本州双飞5晚6日的团，次日，原告要求订该团6月14日出行的2人，并询问旅游费和返利，芮思彬告知其旅游费每人5,099元，返利每人400元。2019年5月6日，芮思彬询问原告日本游的具体出行人员信息，原告将出行人员证件照片发送给芮思彬，芮思彬要求原告在出行人员确定后缴纳订金每人2,000元。原告表示之前缴纳的订金10,000元，扣除1月12日泰国游的4,998元，尚余5,002元在被告处，并让芮思彬做一个确认件，立即收钱，订6月7日日本游2人。芮思彬表示“那个钱等你有空来公司一起算一下，该给你的给你”，另表示“一笔归一笔好不好”。后芮思彬向原告发送了赴日签证所需材料要求，并告知了原告2人的团款总数为10,198元。原告表示1月12日泰国游后尚余5,002元，在日本游的费用中抵扣，其将差额付给芮思彬。芮思彬表示“你那个一万订金，剩下的钱不能低于这个二人团款哦，你说上次留的一个团，最后走二人，你知道我损失多少吗？”之后原告表示芮思彬没有对其说明，其后来知道后也吓了一跳，并表示下次做好确认件。芮思彬发了上述2018年12月18日与原告的聊天记录截屏。原告说：“你没有说过要收不满就要怎样的话！”“到你办公室，计调说了，我才知道，力马打电话给你退团！”“吓死我了！”芮思彬说：“贾老师你旅游也不是刚刚做，而且你也是在公司里做过，特别是出境行程，飞机班留位要负责任的你说你不知道？”原告说：“不知道！”“我收一车才1千块”。之后原告要求芮思彬发送电子版合同，芮思彬表示没有交钱无法给原告合同，并说：“我给你方便了，谁来给我方便，你知道我那套位子公司让我赔了多少吗？”“我从来没有和你提过吧？”“谢谢你给我的教训，我现在所有出境留位的，没定金的我一律不留的，请理解。”原告回答“我还差你4,396，晚上付清。出境账全部清了。你核算一下”。芮思彬要求两单不要混在一起，日本游的报名必须单独分开，否则不收。原告要求芮思彬让钱飞将5,002元退给原告，芮思彬表示“损失多少肯定会产生，我会和公司去协调的。”5月7日，原告反复问芮思彬要日本游的确认件，芮思彬认为确认件应该由原告出具、被告进行确认。后芮思彬向原告提供了被告公司账号，原告要求芮思彬出具确认件和合同电子版，芮思彬表示合同等全款进来给。原告又反复问芮思彬要1月12日泰国团的处理意见，芮思彬未回应。5月8日，芮思彬说：“我什么名堂没有被公司扣了300*14=4,200元，你承担200*14=2,800元，你什么不承担可能吗？”5月11日，原告要求芮思彬“星期一”把1月12日的尾款付给她。芮思彬要求两件事分开，全额支付尾款才出合同。5月16日，原告自行将2人日本游的应付金额10,198元扣除返利800元扣除订金4,000元扣除5,002元后的金额396元支付给被告，并告知芮思彬日本游全款付清。芮思彬表示不可能给原告日本游的合同并会在当天就将2人日本游的位子取消。5月20日，芮思彬正式向原告发出通知，取消6月7日2人日本游。2019年5月7日，原告将2人日本游的订金4,000元支付给被告。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付款单，载明6月7日的2人日本游，团费为每人“5099-400”，订机票款为每人2,000元，尾款为5,398元，要求原告在5月15日之前将尾款付清。原告在该付款单上自行添加“减1月12日余款5,002元”、“实付396元”的字样。5月16日，原告向被告账户转账396元，并附言“6月7日日本2人尾款”。5月27日，被告向原告账户转账4396元，摘要为“0607日本退款”。审理中，原告表示，其原本预订了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的位子，当时只跟芮思彬说将2018年12月27日泰国团的订金转给2019年1月12日的团，但是该团具体订多少个位子没有明确说明。2018年12月25日，其至被告处领取12月27日泰国团的证件时，经被告工作人员提醒才知道订了团收不满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当日两次致电芮思彬表示要退掉2019年1月12日的团，但芮思彬均仅表示待其回办公室后再说，之后双方未再就2019年1月12日的团进行沟通，原告预订的两名旅客也顺利出行。直至2019年5月6日，芮思彬才向原告提出要追究原告退团的责任。原告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的损失。被告表示，2018年12月18日，芮思彬先提出了要退掉原告订的2019年1月12日的泰国团，但因为原告坚决要求订，并提出其付清12月27日泰国团的团款，将12月27日泰国团的订金转为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的订金，且立即支付了12月27日泰国团的全部团款，因此被告同意原告意见。此后原告再未提出退订2019年1月12日的团。该团原告订的是19人位，按照规定，每个位子的订金是2,000元，原告支付的10,000元订金是不足以预订全部位子的，但被告没有向原告催收不足的订金或全部团款，因为双方是经常合作的，而12月27日的团也顺利成行了。最终1月12日的团原告实际只收了2人，剩余17个位子被告每个位子降价200元卖掉了14个，空了3个位子，每个位子1,500元，因此被告损失共计1,500*3+200*14=7,300元。一般来说，付了订金、机位订好之后，就不允许退团了。被告没有让芮思彬承担过2019年1月12日团的损失。被告第一次向原告提出要求其承担2019年1月12日团的损失是在2019年5月6日芮思彬和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之所以芮思彬说降价的机位损失为每个300元而不是每个200元，是因为被告以每个机位降价200元出售了14个机位，为了让芮思彬吸取这次的教训，被告每个位子又罚了芮思彬100元。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上海市出境旅游合同》、原告与芮思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各类付款凭证、付款单，被告提供的原告与芮思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打印件、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本案涉及两次旅游，分别为2019年1月12日的泰国游和2019年6月7日的日本游。第一，关于2019年1月12日的泰国游，双方对出行人员发生的旅游费以及在订金10,000元中抵扣旅游费4,998元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返还原告剩余订金。因双方就该次旅行未签订书面合同，关于该团的全部情况均仅有现存的原告与芮思彬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印证。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确实预订了一套机票，但一套机票的具体位子数无证据证明；原告曾表示让芮思彬帮忙一起收客，以确保该团的收客人数。关于2018年12月18日之后原告是否另提出过退订，原告称提出过而被告称没有。从芮思彬2019年5月6日向原告发送2018年12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后原告的回答和芮思彬的回应来看，若原告没有向芮思彬提出过退团，芮思彬应该马上指出该点，但芮思彬并没有，而是就原告说的不知道要承担责任提出质疑，因此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提出了退团。在原告提出退团后，是否仍需承担退团引起的损失或被没收订金。关于该点，首先，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团存在损失且损失是因为原告而造成的。其次，被告在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成团、旅行结束后直至2019年5月6日之间的4个月时间内，都从未主动向原告提出要求其承担损失以及要求其承担什么损失，仅是在原告又向芮思彬订购产品时才由芮思彬提出，且提出的缘由是芮思彬要求原告预付6月7日日本游的订金和团费，此显然与一般人的认知不同。按照一般常理，在损失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被告应该及时、主动、明确地向原告主张权利。而从芮思彬5月6日首次提及该次团款的陈述来看，尤其是从“你知道我那套位子公司让我赔了多少吗？”“我从来没有和你提过吧”的陈述来看，芮思彬在当日之前并未向原告提起过存在损失，甚至在当日之前也从未有过要求原告承担相应损失的意思，亦未表露出被告有向原告主张损失之意图，相反，该陈述显示被告是让芮思彬承担了1月12日泰国团的损失。从后续芮思彬说的“我什么名堂没有被公司扣了300*14=4,200元，你承担200*14=2,800元，你什么不承担可能吗”的陈述可见，被告已经让芮思彬承担了该次损失，而芮思彬要求原告来分担其承担的损失。被告对于芮思彬上述陈述的解释，与芮思彬之陈述所客观反映出的意思截然不同，难以为本院采纳。且被告也表示，之所以芮思彬说的是每个降价机位300元，是被告为了让芮思彬吸取教训，另外罚了他每个机位100元，可见，从被告的认知来看，应为该团的损失承担责任的也应该是芮思彬。且芮思彬从头至尾都没有向原告提出过有3个空位损失的存在。被告主张按照2018年12月27日泰国团的合同确定原告应承担的责任，但首先，双方对原告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究竟订了几人的位子无法达成一致且均无证据证明，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原告解除合同的情况，且该合同上双方对原告解除合同的责任承担亦未作出明确约定，客观上也无法参照适用。根据被告陈述，其同意了原告将10,000元订金转为1月12日团的订金，按被告主张，其是在明知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订金未收足、团费未收足的情况下未向原告进行任何催收，没有与原告签订书面旅行合同，并让原告代订的两名旅客完成了该次旅游，因此即使该团确实发生了损失，被告本身在该团的损失发生上也具有重大过错。综合上述分析，本案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支付的2019年1月12日泰国团的订金余额5,002元应被被告扣除或没收，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订金余额5,002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第二，关于2019年6月7日的日本游，双方均确定没有订立合同，而从原告与芮思彬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被告向原告发出的付款单来看，被告一直要求原告付清团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而原告自行将1月12日泰国团的订金余款作为6月7日日本团的团款进行抵扣，被告对此一直表示反对，故原告自行抵扣团款的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系因原告未全额支付团款，导致关于该次旅行的合同未能订立，过错在原告方，故原告要求被告对该次旅行的费用进行退一赔一，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禾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贾健美5,002元；二、驳回原告贾健美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4元(已由原告贾健美预缴)，减半收取计197元，由原告贾健美负担172元，被告上海禾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沈永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王 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