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3民终414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明德，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兰芬，永嘉县弘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秀连，女，1957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奕翼、邱书颖，浙江明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朱彩华，女，196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上诉人李明德因与被上诉人朱秀连及原审被告朱彩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2019）浙0324民初2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明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朱秀连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0月14日，刘绿珍向朱彩华指定的李丹银行卡转账25万元，刘绿珍表示其中18万元系代朱秀连向朱彩华支付的购买房屋指标款。”一审法院认为：“刘绿珍称朱彩华曾以18万元的价格向朱秀连出售房屋指标，结合银行转账的时间，借条的落款时间及民事判决的内容，可以证明借条载明的18万元为购买房屋指标而形成的款项具有高度盖然性。”上述认定不属实，如果是买指标，朱秀连总有指标依据，涉案款项系朱彩华与朱秀连间的高利贷款，并非购买房屋指标款，且朱彩华收款后将款项汇给了案外人施旭影、施忠义，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与李明德没有关联。（一）从银行转账明细来看，2010年10月14日的25万元是刘绿珍与朱彩华间的交易，刘绿珍与朱彩华间本就有经济来往，无法证明该款为朱秀连向朱彩华支付的购买房屋指标款。刘绿珍称系购买房屋指标款并不可信。（二）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0月17日，但借条是2012年7月1日朱秀连事先准备好让朱彩华签字，并非打款时出具，出借条时尚欠金额都未算清，更不能确认落款时间的真实性。事实上，2012年7月1日就是双方对之前高利借款往来的结算日。（三）虽然涉案相关的两份民事判决书中朱彩华述称系购买房屋指标款，但不能以此类推本案也是购买房屋指标款。一审法院认为“假设村里房屋指标存在，也是朱彩华和李明德共同材产”，现村里并不存在房屋指标，一审推理方法错误。二、一审法院认为：“朱彩华对外借款均是以去新疆购买红枣需要资金为由，李明德亦称有拿钱给朱彩华去做红枣生意，并帮朱彩华购买过红枣，李明德还称办厂做电器生意，朱彩华在电器城做销售，结合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了300多万元……”，以此认定涉案款项系朱彩华与李明德的共同债务，完全错误。（一）朱彩华称本案款项为朱彩华与朱秀连间的高利往来，而非去新疆购买红枣所需资金。借款发生在2010年10月，而朱彩华去新疆购买红枣仅一次，时间在2011年10月，本案款项不可能用于红枣生意。李明德有借款给朱彩华做红枣生意，但红枣生意是朱彩华个人的事，与李明德无关，两人经济相互独立。因朱彩华不识字，且新疆路远，故李明德曾给朱彩华带路，路上所带20万元现金是朱彩华向村里人小平所借。（二）李明德曾和别人合股办电器厂，朱彩华在柳市电器城柜台给公司当店员，工资一年2万元。朱彩华系公司雇佣的销售员，李明德在公司的亏盈与朱彩华无关，朱彩华与李明德无共同经营的事实。（三）关于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300多万元的事，朱彩华的个人经济来往有上千万，朱彩华向外出具的借条也有几千万，若涉案款项被认定为共同债务，其他上千万未经李明德签字确认的债务也要被认定为共同债务，显然不可能。三、一审法院认为：“从涉案18万元款项去向来看，朱彩华将款项转给了施旭影、施忠义等人，而这些人正是朱彩华出借款项的对象，结合朱彩华给了李明德一张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据此认定涉案款系李明德与朱彩华共同债务，完全错误。（一）涉案18万元系出借给施旭影、施忠义，并非用于家庭生活开支，李明德并不知情。（二）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三性均有异议，李明德不知该债权凭证的出处，亦不认识凭证上的债务人，公安亦无法查明债务人，一审法院将该债权凭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显属错误。四、一审法院认为：“李明德将卖车款用来归还朱秀连的欠款，可见李明德对欠款的认可，”该认定过于牵强。（一）朱秀连于2019年6月10日在法院做谈话笔录时称：“我留置了朱彩华与李明德的车，让佛友的儿子把车子开去卖，后来卖了8万元，佛友的儿子拿了5万元，我从卖车的地方拿了3万元。”足以证明李明德的车是在被扣留后被迫卖出，并非自愿，车辆也是朱秀连与朱国坚联系好买家后再开到车行去卖。（二）车辆被朱秀连留置时常被开出，经常有违章信息发来，李明德担心发生交通事故自己要承担责任，故被迫去签字卖车。一审法院未查清涉案款项的用途草率下定论，但无论是购买房屋指标款，还是朱彩华去新疆购买红枣所借或出借给施旭影、施忠义，均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或共同经营，一审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显失公平，违背客观事实。朱秀连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正确。（一）一审判决在衡量双方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借款为朱秀连向朱彩华购买房屋指标形成的盖然性判断，符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二）根据李明德和朱彩华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二人在生意上相互支持、资金共享，可以认定二人有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李明德主张和朱彩华之间经济独立，但未提供反驳证据，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李明德将夫妻之间的经济往来解释为借款和工资，不符合大众对夫妻家庭生活的一般认知。另外，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中债务人“郑阿云”与朱国坚和朱彩华讨债的对象一致，该债权凭证真实，朱彩华将3000多万元债权凭证交给李明德，说明二人之间对债权债务不做区分。朱彩华出借的债权归于李明德，若不认定朱彩华对外的负债为夫妻共同债务，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二、适用法律方面，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无需举证证明该债务是否实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可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本案借款为20万元以下，结合朱彩华家庭当时经济状况很好、家庭经济消费支出较高的情况，朱秀连有理由认为18万元已被朱彩华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另朱彩华常以去新疆购买红枣需要资金为由对外借款，朱秀连也有理由相信案涉借款是朱彩华为红枣生意所负，已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另外《通知》规定，如果凭借日常生活经验或逻辑推理，能够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形成高度可能性判断的，则不存在对债权人适用结果责任的余地，以避免对举债人夫妻过度救济，致显失公平。三、李明德归还了朱秀连3万元，根据《通知》规定“若有证据证明配偶一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如存在出具借条时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归还借款本息等情形的，可以推定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应认定李明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事实上朱彩华出具借条时李明德也在场，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朱彩华在二审中未作陈述。朱秀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彩华、李明德偿还借款本金3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朱彩华、李明德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朱秀连的儿媳刘绿珍系朱彩华的外甥女。朱彩华与李明德于2008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2年4月19日登记离婚。2010年以来，朱彩华以做红枣生意需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朱秀连借款，朱秀连便从亲戚朋友处借款给朱彩华，或者为朱彩华牵线出借人。2010年10月14日，刘绿珍向朱彩华指定的李丹银行卡转账25万元，刘绿珍表示其中18万元系代朱秀连向朱彩华支付的购买房屋指标款。2012年7月1日，朱彩华在朱秀连提供的借条上签字，《借条》载明：“今向朱秀连借款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小写：180000元），借款人：朱彩华，2010年10月17日。”另，2011年6月10日，案外人刘海绿向朱彩华账户汇款29万元。2011年9月5日，朱彩华向朱秀连账户转账81500元。2012年1月10日，朱彩华向朱秀连账户转账100000元。2012年6月，朱国坚曾陪同朱秀连去朱彩华家要债，未找到朱彩华，转而去找李丹，后李丹打电话叫来伯父李某1，朱国坚等人把李某1带上车，之后车子被卡点警察拦住，李某1下车。2012年7月，朱国坚曾陪同朱彩华去向朱彩华的债务人“郑阿云”处要债。2012年7月至8月，李明德向朱国坚分四次共转账45000元。2012年10月17日，朱秀连向李明德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今收李明德现金叁万元正。”一审法院另查明，在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温乐柳民初字第213号、（2014）温乐柳民初字第212号民事判决书中，朱彩华曾答辩称，其所在村里有指标，但指标一直没有发放，18万元已经借给朋友了，……李丹和本案没有关系，其只是借用了李丹的银行卡。李丹曾答辩称，2008年9月至2012年6月间正在浙江万里学院就读，其银行卡放在家里，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朱彩华拿去使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借条是否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问题。朱彩华申请证人李某1、黄某、李某2出庭作证，以证明借条是在特殊背景下出具即朱彩华被朱秀连、朱国坚等人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经查，从证人证言可以看出，朱秀连去找李丹，后把李某1带上车，并未使用暴力手段，李某1亦未报警，且出具借条并不是在事发当天，而是朱彩华和其妹妹一起去朱秀连家中，写下借条，并在朱秀连家吃了饭，可见，并不存在朱彩华所谓的胁迫情形。对朱彩华的相应辩解不予采信。二、关于刘海绿汇款给朱彩华的29万元是否为朱彩华向朱秀连的借款，以及是否还欠15万元的问题。朱秀连和朱彩华均表示涉案的29万元系朱彩华向朱秀连的借款，款项通过刘海绿汇给朱彩华，但朱秀连表示已经归还借款15万元，还欠15万元，朱彩华表示已经归还完毕。经查，首先，2010年至2012年间，朱彩华陆续向朱秀连借款，朱秀连一般从亲戚朋友处借款再出借给朱彩华，或者为朱彩华牵线出借人，借款往来达一百多万元，借款时双方之间未出具借条，朱彩华陆续有还款，但双方均不能说清楚哪笔借款是对应哪笔还款。其次，朱彩华提供转账凭证证明在涉案29万元借款出借后，有向朱秀连转账81500元、10万元、37万元，但不清楚哪笔款项是归还涉案29万元中的15万元，朱秀连亦不能说明81500元、10万元是对应之前的哪笔借款，仅说明37万元系朱彩华与刘绿珍的款项往来。再次，当朱秀连知道朱彩华无力还款后，曾多次去朱彩华家中催讨，2012年7月1日，朱彩华到朱秀连家中，由朱秀连提供事先打印好的借条交由朱彩华签字，应视为该日为双方对之前借款往来的结算，朱彩华关于如果涉案29万元还有15万元未还，应该会在当日一并出具借条的辩解，理由充分。最后，朱秀连提供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朱秀连支付的购房指标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与朱秀连关于涉案29万元借款还欠15万元的由来的陈述相矛盾。综上所述，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认定涉案的15万元已经归还具有较大可能性。三、关于借条上载明的18万元是否为购买房屋指标而转化的借款，及还欠多少借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刘绿珍称朱彩华曾以18万元的价格向朱秀连出售房屋指标，结合银行转账的时间、借条的落款时间及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可以证明借条载明的18万元为购买房屋指标而形成的款项具有高度盖然性，但在朱彩华未交付所谓的房屋指标的情况下，双方以借条的形式确认该笔债权并无不妥，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该笔债权的效力予以确认。至于还欠多少借款，经查，首先，借条未载明利息，应视为双方没有利息约定，朱秀连出具的收条载明已经收到3万元，应作为本金归还。其次，朱彩华、李明德辩称车子卖了89000元，有59000元是朱国坚拿走，以及李明德给朱国坚的65000元，也应作为归还朱秀连的借款，一审法院认为，朱国坚曾与朱秀连一起去朱彩华家要债，也曾与朱彩华一起去朱彩华的债务人处要债，所以朱国坚与朱秀连、朱彩华均产生过紧密的联系，且现有证据只反映出李明德转账给朱国坚45000元，也没有证据证明朱国坚将收到的款项转账了朱秀连，故仅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国坚收到的款项系归还朱秀连的借款。且卖车时李明德也在场，卖车过户等手续均需李明德参与，所以李明德对车子及卖车款享有控制权，如果朱国坚拿走的59000元是为归还朱秀连的借款，那么之后李明德叫朱秀连来拿3万元时，按照常理应让朱秀连出具89000元的收据而不是3万元的收据。综上，朱彩华、李明德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国坚拿走的59000元及李明德给朱国坚的45000元系朱彩华归还朱秀连的借款，朱彩华、李明德的相应辩解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因此，涉案借条出具后，朱彩华实际归还借款3万元，尚欠15万元。四、关于涉案借款是否为朱彩华与李明德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朱彩华、李明德辩称涉案借款与李明德无关，对朱彩华的借款不清楚。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涉案借款为购买房屋指标形成，后转为借款，假设村里房屋指标存在，也是朱彩华和李明德共同财产；其次，朱彩华对外借款均是以去新疆购买经枣需要资金为由，李明德亦称有拿钱给朱彩华去做红枣生意，并帮朱彩华购买过红枣，李明德还称其办厂做电器生意，朱彩华在电器城做销售，结合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转账了300多万元，虽李明德辩称朱彩华向其转账300多万元系借钱给朱彩华做红枣生意的还款，以及电器的销售款，两人分开做生意，但两人无论是红枣生意还是电器生意均是相互支持、资金共享，可见，朱彩华与李明德有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再次，从涉案18万元款项去向来看，朱彩华将款项转给了施旭影、施忠义等人，而这些人正是朱彩华出借款项的对象，结合朱彩华给了李明德一张债权人为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的债权凭证，该债权凭证系朱彩华对外出借款项形成，可见，朱彩华与李明德之间对债权债务并不作区分。最后，李明德将卖车款用来归还朱秀连的欠款，可见李明德对欠款的认可。综上所述，涉案的18万元债务可以认定为朱彩华和李明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综上，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现根据朱秀连提供的证据，可以确认朱彩华、李明德尚欠朱秀连15万元，对朱秀连主张中合理的部分予以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1、朱彩华、李明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秀连借款15万元；2、驳回朱秀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朱秀连负担3409元，朱彩华、李明德负担2841元。二审期间，李明德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控告人名单1份，以证明朱彩华向他人借款李明德并不知情，在得知朱彩华借款事实后，李明德曾与债权人一起准备将朱彩华告到乐清市公安局。证据2、借条30份，以证明包括涉案借款在内的所有借款均系朱彩华的个人行为，系其个人债务，与李明德无关。朱秀连认为，李明德提交的证据不属二审新证据，对两份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证据1无法证明待证事实，且未加盖公安盖章，事实上，李明德与朱彩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朱彩华先将款项转到李明德名下，后由其个人承担债务；证据2无法证明借款事实的真实性，也与本案无关。朱秀连、朱彩华未提供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李明德提供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法最终证明涉案债务属朱彩华的个人债务，本院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同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李明德与朱彩华的夫妻共同债务。从涉案债务发生期间李明德与朱彩华的经济往来明细看，自2010年1月起至2012年4月19日双方登记离婚之日至，朱彩华用李丹的卡向李明德持续分多笔转账共计300多万元，且绝大多数系朱彩华在收取案外人款项后当日即全部或部分向李明德支付，李明德与朱彩华间存在共同生产经营事实或李明德对朱彩华生产经营所得享有利益具有高度盖然性。另朱彩华曾给付李明德一张债权人系李明德的3000多万元债权凭证，对该债权凭证，李明德在一审中述称“朱彩华借钱给郑照强、施旭影、郑阿云，有3000多万元的外债没有要回，我让朱彩华把条子打过来名字是写我的，我去要债，后来我去问借款人，借款人郑爱平说该借条不是他打的”，可见李明德对朱彩华负债所得利益积极主张权利，故对朱彩华的债务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从涉案债务的偿还情况来看，李明德在离婚后曾卖车偿还朱秀连3万元，还主张曾偿还朱秀连指定的朱国坚卖车款5.9万元并通过五次汇款支付朱国坚5.5万元，应当视为其对涉案债务的认可。李明德上诉主张车辆是在被朱秀连留置后被迫卖出，但并未提供报警记录，且卖车过户手续亦需李明德到场办理，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认定涉案债务属朱彩华和李明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李明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李明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高兴兵审 判 员 李 劼审 判 员 曾庆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件和原件核对无异法官助理胡淑丽代书记员 鲍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