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2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玲，女，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1，女，2012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某2，女，201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上述二上诉人之法定代理人：王玲，女，198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南区。上诉人（原审原告）：耿夕滨，男，195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业菊，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文化东路29号七星吉祥大厦A座。法定代表人：赛志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秀，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耿春霞，女，1976年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威海市文登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业菊，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住所地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山路909-1号。负责人：张德智，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燕杰，系该公司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崔茂秀，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8号。法定代表人：邹庆忠。上诉人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耿春霞、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威海分公司）及原审被告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公司）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高速公司及高速公司威海分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事实和理由：一、车辆驶出路外的根本原因系高速公司未安装护栏，未能阻止车辆，导致上诉人亲属死亡，责任主要在高速公司，一审判决上诉人亲属承担70%的责任明显不当。《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D81-2006）4.2.1规定：路侧护栏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本案一次性死亡两人，属重大事故，必须设置护栏。《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UTGD80-2006）5.1.4规定，路侧安全距离不足或车辆偏离驶出边缘车道，会危及驾乘车及其车辆安全或第三方安全时，应在路侧或中间带设置护栏。本案车辆偏离后驶入路外，发生重大事故，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设置护栏，以保护人员及车辆的安全，而事发路段并未按规定设置，未能阻止车辆驶出路外是事发的主要原因。如果事发路段安装了护栏，不会发生本案重大事故，造成如此重大后果的责任在高速公司。另外，护栏不按规定设置、设置不合理，也会使其成为一种障碍物，对行车构成安全。事发路段护栏端头、立柱设置不合理，反而成为一种障碍物，加大了碰撞力度，加重损害后果。二、对于车辆可能驶出路外的情形，必须设置安全净区并清险障碍物，才能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及减少发生二次事故。安全净区可供失控车辆重新返回正常行驶路线的带状区域。本案事发路段没有安全净区，事发路段行车道外系深沟、灌木、石砌水槽等诸多障碍物，失控车辆不但无法穿越，且成为一种障碍，加大碰撞力度，加重损害后果。发生如此严重的损害后果，主要责任在高速公司，一审判决耿光承担主要过错明显不当。三、涉案车辆轮胎损坏、右前轮泄压系高速公司未按规定设置护栏、设置不合理等原因引起，主要过错在高速公司，高速公司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天弘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及轮胎损坏原因分析载明，轮胎损坏系被路边防护栏等锐器物刮碰形成，右前轮泄压系与路沿石碰撞形成……说明右前轮与路沿石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导致轮圈与轮毂脱位，瞬时气压泄漏。结合该鉴定意见中依据的现场照片，可证实路侧的护栏设置不合理，反而成为一种障碍物，加大了车辆与其碰撞和刮擦的力度，产生钝力，加之路外的灌木，直接导致涉案车辆轮胎损坏，加重了损害后果，过错在高速公司，并非耿光，高速公司应对耿光等死亡承担主要责任。四、耿光驾驶的车辆事发时制动好、转向系统零部件完整、可靠，事发时耿光车辆行驶速度为86km/h,行驶速度慢，不存在疲劳驾驶，耿光不存在重大过错，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四、耿光、丛淑华死亡给上诉人家庭带来极大的精神损害，一审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过低，不足以弥补该损害后果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害。耿光不到40岁，系讲师，收入高，耿光、丛淑华死亡给家庭带来重大伤害，上诉人主张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不过高，应予支持。高速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事发路段道路建设及维护均符合国家规范，高速公司对道路管理不存在瑕疵，更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问题。事发路段既符合建设时所依据的交通运输部2006年的设计规范要求，也符合交通运输部2017年最新的设计规范要求，不属于必须或应当设置护栏路段，且事故发生与是否设置护栏无因果关系。高速公司并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系由驾驶人自身过错导致发生事故，应由其自身承担责任。威海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文登大队作出的《道路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人耿光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该过错与发生事故有因果关系，是造成事故的原因，认定死者耿光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若高速公司在该事故中存在违反安全保障责任义务，交警部门会在事故认定书中予以认定并确定责任。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也可证实高速公司在该起事故中不存在任何过错，驾驶人对于自身安全未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本应预见疲劳驾驶车辆的安全隐患，因其未能预见而导致发生事故，理应由其自身承担责任后果。三、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案由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应属于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一审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有误；本次事故死亡后果系由驾驶人的全部责任所致，高速公司不存在过错，更不存在违约责任，一审判决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允，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更缺乏法律依据。耿春霞称，同意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的上诉请求。高速威海分公司答辩称，事发路段建设及维持均符合国家规范，高速威海分公司对道路管理不存在瑕疵，更不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问题；本次事故系驾驶人自身原因所致，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本案系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应属于合同纠纷而非侵权纠纷，不应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主要理由同高速公司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有误，请求支持高速公司的上诉意见，驳回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的上诉请求。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速威海分公司、高速公司、高速集团公司赔偿其死亡赔偿金660464元、丧葬费34652.5元、误工费504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701156.5元80%及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合计640925元。一审中，将死亡赔偿金数额变更为711438元、误工费数额变更5418元，要求赔偿总额752509元的80%即602007元，同时将精神损害抚慰金变更为50000元，共计652007元。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12月1日6时47分，耿光驾驶鲁Ｂ×××××轿车沿S24威青高速公司威海方向由南向北行至S24威青高速公司威海方向24KM+600M处,车辆先与路边缘石、护栏相碰后，连续翻滚仰翻于路边沟内，造成耿光及乘坐轿车的丛淑华（系耿光母亲）两人当场死亡（经威海市公安环翠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鉴定二人均符合颅脑损伤死亡、耿光未检出乙醇成分），车辆及路政设施损坏。该事故经威海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文登大队认定，耿光驾驶机动车未确保安全，该过错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是造成该事故的原因，认定耿光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对事故车辆的车况、行驶速度、事故发生时的碰撞状态、车胎损坏原因，经山东天弘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1、鲁Ｂ×××××小型轿车制动系统零部件完整、可靠；2、鲁Ｂ×××××小型轿车转向系统零部件完整、可靠；3、鲁Ｂ×××××小型轿车事故发生时的行驶速度为86km/h；4、事故发生时，鲁Ｂ×××××小型轿车失稳后与路边石、路边防护栏发生碰撞后翻滚跌落至沟底；5、鲁Ｂ×××××小型轿车左前轮轮胎损坏系失稳碰撞过程中被路边防护栏等锐器物刮碰形成；右前轮泄压系与路沿石碰撞导致胎圈与轮毂脱位形成。同时查明，丛淑华生前与耿夕滨系夫妻关系，共生育耿春霞、耿光两子女。耿光生前与王玲系夫妻关系，共生育耿某1、耿某2两女。王玲提交其在青岛市市南区户的房产证，证实耿光系青岛城镇居民，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故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主张按青岛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丛淑华（事发时为66周岁）的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经计算，该死亡赔偿金的数额为711438元（50817元/年×14年），丧葬费为34652.5元。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主张交通费1000元，予以支持。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主张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5418元，要求参照山东省城镇居民收入按照5人10天的标准计算，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考虑本案具体情况，酌定按2人3天的标准计算，即650元（39549元/365×2人×3天）。综上，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各项损失具体如下：死亡赔偿金711438元、丧葬费34652.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650元，共计747740.5元。另，案涉高速公路及设施系高速公司投资建设，高速威海分公司对案涉路段具体进行管理、维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涉案的高速公路是否应安装路侧护栏，高速公司和高速威海分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二是本案的责任主体及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认为，高速公路路侧护栏的功能主要为阻止车辆越出路外，使车辆回复到正常行驶方向，即使发生碰撞亦能产生阻力，吸收碰撞力，减轻对乘客的损伤。高速公路采用封闭式管理，其高度危险性对建设者、经营者及管理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尤其对路面、护栏、护网等设施方面，均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标准或达到从事该行业经营所必须的安全标准。高速威海分公司、高速公司主张涉案路段符合高速公路安全实施设计及施工技术规范的行业标准，但并非国家强制标准，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事故发生时案涉车辆的行驶速度为86km/h，并没有超出高速公路60-120km/h的最高行驶速度，且车辆制动系统和转向系统零部件均完整、可靠，系车辆失稳后与路边缘石、防护栏发生碰撞后翻滚跌落至沟底。如果在涉案路段安装防护栏，在车辆与路边防护栏碰撞后，能产生摩擦阻力，减轻车辆继续向前行驶的冲击力，最大限减轻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高速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关于焦点二，一审法院认为，高速公司作为案涉高速公路的建设方，对案涉路段未安装护栏，存在安全隐患，具有一定过错，应对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高速威海分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经高速公司授权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对该路段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尽合理的提醒注意义务，具有过错，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系耿光在驾驶过程中未确保行车安全，导致车辆驶出高速路面，引发事故。综合本案案情，酌定高速公司、高速威海分公司对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耿春霞合理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考虑丛淑华死亡对其家属造成的精神损害，结合本案案情，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因高速公司与高速集团公司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在无证据证明高速集团公司是案涉公路的建设者、管理者、经营者的情况下，高速集团公司不应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耿夕滨、耿春霞、王玲、耿某1、耿某2死亡赔偿金711438元、丧葬费34652.5元、交通费1000元、误工费650元，共计747740.5元之30%即224322.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合计239322.15元；二、驳回耿夕滨、耿春霞、王玲、耿某1、耿某2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耿夕滨、耿春霞、王玲、耿某1、耿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320元，由原告耿夕滨、耿春霞、王玲、耿某1、耿某2负担5430元，由被告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890元。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本院审理查明，耿夕滨、王玲、耿某1、耿某2一审中提交的视频显示，事发路段没有安装护栏，路沿石有破损，但相邻路段安装有护栏。双方均认可事发路段现已安装护栏。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一审认定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的问题，公安交警部门依法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基础，但并非唯一依据。如有其他责任方对交通事故存在过错，亦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维护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该条规定的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交通事故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道路管理者对于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应推定道路管理者具有过错,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高速公司系涉案高速公路的建设、维护方，一方面，其于诉讼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证实涉案路段不应设置防护栏，即不能证明其没有过错；另一方面，从事故发生过程来看，涉案车辆系失稳后与路边石、路边防护栏发生碰撞后翻滚跌落至沟底致耿光、丛淑华二人当场死亡，而事发路段没有安装护栏，对车辆驶出路面跌落沟底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认定高速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相应过错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确认。本次事故致耿光、丛淑华二人当场死亡的主要原因系耿光作为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未确保安全，驶出高速路面致车辆跌落沟底所致，交警认定耿光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未设置安全护栏只是加重了损害后果，未能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并非该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或主要原因。一审结合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行驶速度、路面情况、损害后果等相关情况,酌定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较为公平合理，并无明显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耿夕滨、王玲、耿某1、耿某2在本案中并非以耿光生前与高速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由主张该公司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是以高速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为由主张该公司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其提起的系侵权之诉。高速公司主张本案系合同纠纷，不应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一审结合事故发生的原因、双方的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侵权人的赔偿能力等因素，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王玲、耿某1、耿某2、耿夕滨、高速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306元，由耿夕滨、王玲、耿某1、耿某2负担5430元，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7876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永祥审判员  侯善斌审判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赵娟书记员唐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