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民终96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1，女，1953年8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2，女，1955年7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某，系朱某2的丈夫，住址同上。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3，男，1956年12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某4，男，1958年1月19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上述四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蔚飞，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某5，男，1963年11月11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骏，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苗某（系朱某5之妻），1963年3月12日生，住上海市普陀区。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因与上诉人朱某5遗嘱、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5民初134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审理期间，上诉人朱某5提出撤回上诉的请求。经审查，朱某5撤回上诉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朱某5承担。事实和理由：1.根据朱某6所立遗嘱，其产权份额由朱某5继承的条件，必须是李某先于朱去世，而实际该条件并未成就。故根据朱某6遗嘱，其对上海市XX路XX号XX室房屋（简称系争房屋)所享有的产权份额由李某继承。李某基于继承朱某6的遗产，加之自身对系争房屋所享有的权利，对系争房屋享有完全所有权。鉴于李某已经公证撤销了2006年所立遗嘱，在其去世后，系争房屋应按照法定继承，由诉讼各方分别享有20%的产权份额。2.原判将朱某6、李某分别所立遗嘱由对方继承的原因，认定为意在保障健在配偶对于系争房屋的居住权，缺乏证据支持，与常理不符。如朱某6的遗愿是其去世后，其系争房屋的产权份额由朱某5一人继承，则完全可以直接将该意愿写入遗嘱。其之所以表明由李某继承，明显将最终的房屋产权支配权利交由健在一方，由健在的配偶根据本人意愿及情势变化进行最终处分。3.李某患有老年痴呆症，不表明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两者不能划等号。朱某5称李某无民事行为能力，但无证据证明，而李某所撤销遗嘱经过公证，合法有效，应予认定，系争房产应予法定继承。被上诉人朱某5辩称：1.朱某6与李某于2006年所立两份遗嘱体现两人共同遗愿，即各自去世后最终将系争房屋交由朱某5一人继承，且两遗嘱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不应单独看待。2.李某自2014年至2017年去世前一直患中度老年痴呆，不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其做出声明撤销遗嘱的行为无效。3.公证程序存在瑕疵，公证员没有向李某充分解释撤销所涉及的遗产范围和法律后果，未向李某及陪同的朱某1询问李的精神状况，而朱某1在陪同李办理公证时也未向公证处如实说明李患有中度老年痴呆及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病情，具有骗取办理公证的主观恶意，故该撤销遗嘱的公证书不应得到采信。4.李某的遗嘱称，如朱某6先死，李某的份额由朱某5继承，同样另一方也表示均最终由朱某5继承，两人互相包含对方遗愿，不存在由对方最终支配的情况。即便李某所做撤销遗嘱的行为有效，也只是部分有效，效力仅及于其自身遗产部分，而不能及于其丈夫朱某6的遗产。5.依据朱某5原审时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李某于2017年4月撤销遗嘱之时已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原审查明，李某自2014年1月起就被诊断为“痴呆（中度）、中度认知功能障碍”。上述诊断不仅经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诊断确认，还经过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通过专业测试后得出结论，具有医学上的支持性，显然李某不具有作出撤销遗嘱这一重大决定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原审法院没有结合朱某5提供的李生前大量病史资料并基于常理对李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予以充分查明及认定，以致认定事实错误。6.公证只是证明行为真实性，不决定行为有效性。因此，仅凭李某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直接认定其作出的遗嘱撤销行为是无效的。该公证声明是在公证部门不知道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的情况下做出的，故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应予排除。总之，要求二审法院驳回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由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继承并分割系争房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朱某6与李某系夫妻关系，两人生前共生育本案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五位子女，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养的子女。朱某6与李某分别于2017年3月1日和2017年12月24日前后去世，两被继承人去世之时其父母均已先于两人去世。朱某6与李某生前未就夫妻共同财产做过特别约定。另查明：2006年4月24日，被继承人朱某6在长宁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一、本市中山西路房产中属于朱某6应有的份额，在我故世后，由妻子李某继承。二、如我的妻子李某先于我死亡，则上述房产中属于我应有的份额，在我去世后，由儿子朱某5个人继承。同日，被继承人李某也在长宁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内容为：一、本市中山西路房产中属于李某应有的份额，在我故世后，由丈夫朱某6继承。二、如我的丈夫朱某6先于我死亡，则上述房屋中属于我应有的份额，在我去世后，由儿子朱某5个人继承。在朱某6、李某办理上述公证遗嘱时，公证处与两被继承人事先均做了谈话笔录。当公证处问两被继承人立遗嘱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遗产为何不给其他继承人继承及理由？两被继承人明确表示：避免产权损害纠纷；因为买房时，朱某5是同住人。2017年4月10日，被继承人李某至长宁区公证处办理了撤销遗嘱声明书，内容为：我，声明人李某于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长宁公证处立有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06）沪长证字第513号]，现我自愿撤销该遗嘱，特此声明。中山西路房产系被继承人朱某6生前原所服务的单位在1987年分配给朱某6一户居住使用的公有住房。之后，依照售后公房相关政策，朱某6于1994年将该房购买为产权房，权利人登记在朱某6一人名下。该套房产为被继承人朱某6与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被继承人李某生前曾于2014年1月7日，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就医。经医师检查，被初步诊断为：痴呆（中度），予以美金刚药物治疗。同时，该院关照病人进行复核，但李某之后未再至该院检查、治疗。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继承权。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均系被继承人朱某6、李某的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朱某6、李某所遗财产的权利。本案中山西路房产为两被继承人所遗的夫妻共同财产，应由继承人依照法定或遗嘱予以继承分割。关于被继承人李某生前于2017年4月11日，在长宁区公证处作出的“撤销遗嘱声明书”之效力争议。审理中，朱某5以被继承人生前在作出撤销遗嘱声明时，患有老年痴呆之疾病为由，认为李某在撤销遗嘱之时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该份“撤销遗嘱声明书”无效。基于此，朱某5提供了诸多份李某生前的门诊和住院病历等证据，并提出申请，要求对李某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以鉴定。然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均以供鉴定的材料不充分、难以对当时李某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评定之由，而拒绝受理或退回委托鉴定事宜。该院认为，朱某5在审理中尽管认为被继承人李某生前在作出撤销遗嘱声明时已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是，朱某5对其主张的事实并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李某生前所患疾病，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行为能力的丧失，故对朱某5的上述主张难以采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鉴于朱某5并无证据可以推翻李某生前所作出的撤销遗嘱声明之效力，故完全可以相信公证机构给李某做的“撤销遗嘱声明书”真实、有效。李某生前所遗中山西路房产的份额，鉴于该撤销行为而不再适用其在2006年4月24日所立公证遗嘱之遗产处分意见来继承分配。李某在撤销公证遗嘱后未再立其他遗嘱，故李某所遗财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关于李某撤销自己的公证遗嘱之效力是否及于朱某6所立公证遗嘱的效力之争议。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被继承人朱某6、李某在公证处办理公证遗嘱的时间和遗嘱、谈话的内容来分析。其一、两被继承人是通过协商并取得共同意愿的前提下，欲将两人共同所有的中山西路房产留给曾经共同居住在该房屋内的朱某5继承，为避免两人百年后子女们在继承中山西路房产时产生纷争，故两人同时至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其二、两被继承人为保障仍健在一方的房屋居住权，均明确先故世一方名下的产权份额归仍健在的另一方继承。但是，双方的根本目的是最终将中山西路房产归朱某5个人继承。其三、两被继承人所立遗嘱从形式上看是两份个人所立的公证遗嘱，具有独立性，但从内容上看，又是两份彼此有紧密关联性，存在共同遗愿的公证遗嘱。其四、如若被继承人李某在朱某6先故世的情况下撤销自己的遗嘱，不应该改变和动摇朱某6的生前遗愿，朱某6的遗愿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朱某6生前并未撤销自己所立的公证遗嘱。故此，在继承分割本案系争中山西路房产时，朱某6生前遗愿应得到体现，即朱某6在中山西路房产中的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应根据其生前所立公证遗嘱的处分意见，归朱某5继承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现登记在被继承人朱某6名下的上海市长宁区XX路XX号XX室房产，由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各继承所有10%的产权份额，其余60%的产权份额由朱某5继承所有。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朱某5应相互配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去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46,80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减半收取23,400元，由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共同负担9,360元，由朱某5负担14,04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审理期间，诉讼各方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公民选择遗嘱继承的，遗嘱应当合法有效，能够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志。本案争议焦点与原审相同，即系争房屋应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经查，朱某6、李某于2006年4月同时确立公证遗嘱。上述两份遗嘱虽然分别所立，但表达的意思类似且相互联系、对应，形成共同遗愿。首先，从权益保护而言，两人遗嘱的共同点在于，自己去世后确保配偶对系争房屋的所有权以及两人均去世后房屋终归朱某5继承。其中，并无将系争房屋留给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的意思。通过上述公证遗嘱排除了法定继承，即排除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法定继承的可能性。现李某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未予撤销，却在朱某6去世仅一个月，自己又届88岁高龄的情况下，要求撤销此前遗嘱，其行为必要性不明。其次，从遗嘱目的而言，正如公证遗嘱前的谈话笔录所示，系争房屋不给其他继承人是为了“避免产权损害纠纷”，而只给朱某5的理由也十分明确，即“朱某5是同住人”。从本案发展状况而言，由于李某撤销前述公证遗嘱，导致本案“产权损害纠纷”的发生，这与两位被继承人原先的共同愿望相悖。另，从撤销理由上看，李某对于为何要撤销此前公证遗嘱，为何不再坚守原定“避免产权损害纠纷”之共同愿望，未如此前所作公证遗嘱一般，对其撤销行为作出目的说明或合理解释。第三，从拒绝鉴定的情况看，鉴定机构因难以对当时李某民事行为能力作出评定而拒绝受理，也就意味着李某作撤销遗嘱声明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处于未知或难以评定状态。虽然，李某生前所患疾病并不必然导致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但由于病情客观存在，也难以确认其一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由于相关医疗机构已确定李某有中度认知障碍，而所谓认知障碍对于其相关行为之意义、后果的认知当然也存在障碍。综合上述情况，尚难排除李某在表达撤销遗嘱声明时，是否有受到痴呆症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总之，在此情形之下，原判鉴于两被继承人有共同遗愿在先，且至少朱某6的生前遗嘱应得到充分尊重，而对系争房屋作出分割，该处理有事实依据，且已充分考虑了其他继承人因撤销遗嘱声明“失而复得”的继承利益。从公平角度看，原判确定的分割继承比例尚属合理，相关事宜处置亦属妥当，可予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200元，由上诉人朱某1、朱某2、朱某3、朱某4共同负担22,800元，由朱某5负担11,4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列宾审判员  朱雁军审判员  单文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俞俊俊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