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民再381号上诉人（一审原告、被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976号。负责人：柳庆红。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锐，湖南华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被申请人）：周遥，男，汉族，1970年10月2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上诉人（一审被告、被申请人）：王可，女，汉族，1983年5月14日，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以上两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万里，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立达人御邦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御邦路22号立达人酒店8楼。法定代表人：周文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东明，江西赣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易自力，男，汉族，1959年11月27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再审申请人）：张珺，女，汉族，1967年1月26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以上两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鼎忠，湖南中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御邦路22号御邦国际广场立达人酒店8楼。法定代表人：周游，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军华，该公司员工。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周遥、王可、湖南立达人御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邦公司）与被上诉人易自力、张珺、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达人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8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17日作出（2017）湘民申257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该院于2018年10月17日作出（2018）湘01民再95号民事判决。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周遥、王可、御邦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军、郭锐，上诉人周遥、王可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万里，上诉人御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东明，被上诉人易自力、张珺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鼎忠，被上诉人立达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米军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为立达人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东塘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东塘支行）在与易自力签订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时存在欺诈，故易自力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双重错误。首先，从事实层面看，易自力作为立达人公司的股东，在签订上述《保证合同》前，立达人公司董事长周文玉已向其说明了本案借款事项。证人黄某、杨某均证明了易自力系面签的保证合同，且知晓担保事项的事实，并且根据易自力认可并提交的高院《询问笔录》，原工行东塘支行的本案贷款经办人张某也证明，面签时已向易自力说明了担保责任，且易自力在亲自看了合同内容后才签字。其次，从法律层面讲，易自力并未受到任何欺诈。本案中，原工行东塘支行的客户经理根本没有欺诈的故意，更没有欺诈的行为，反而是工行东塘支行的客户经理张某在面签易自力时，明确向其示明了“连带保证责任”，并且易自力并没有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易自力签订的上述两份保证合同均真实合法，系其真实意思表示。2、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高度盖然性”可知，张珺在19010090-2012001《保证合同》上签字是用于进行股权变更备案手续，故不承担连带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根据其认可并提交的高院的《询问笔录》，原工行东塘支行的本案贷款经办人张某证明，第二份保证合同是与张珺面签，并且办理股权变更备案手续并非工行东塘支行的业务范围。因此一审法院以张珺在上述保证合同上签字的意思表示系用于进行股权变更手续的认定不能成立。3、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不予准许追加周文玉为被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而一审法院认为“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而不予准许追加周文玉为被告”，而周文玉作为本案立达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又是连带责任保证人之一，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意见》第53条规定，债权人向保证人、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该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周文玉应当作为本案连带保证人参加本案诉讼。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追加周文玉为本案被告，改判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诉费由被告方承担。周遥、王可上诉称，1、主合同变更，上诉人毫不知情。立达人公司和工行东塘支行协商变更主合同内容，原合同内容为：以位于天心区新姚南路222号御邦国际广场整栋楼3.13万㎡为抵押，向工行东塘支行贷款9500万元，变更为以立达人公司5-9层9401.7㎡为抵押，贷款7430万元，而且对于合同内容变更的事实没有告知保证人。由此立达人公司御邦国际广场整栋楼拆分后分别作抵押向招商银行、长沙银行、工行东塘支行贷款总额达到15930万元，严重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周遥、王可不再承担保证责任。2、立达人公司以办理公司贷款抵押贷款需全体股东签字为由，故意隐瞒签字的真实意图和法律风险，诱使周遥、王可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工行东塘支行知道欺诈的事实，周遥、王可不承担保证责任。黄某和工行东塘支行的工作人员找周遥签字时，所有贷款文件均是空白散页的公司担保版本，正文页和签字页分离出来，签字页并没有正文内容。工行东塘支行的张某也承认提供的是空白合同。故该签字页之前的合同内容具有被置换的可能。而且在要求周遥、王可签字时，没有如实告知合同内容和签字风险。且在签订保证合同时，没有按要求将合同正本留存或返还给保证人，而将该一式两份的合同分别用作2012年6月11日和2012年9月13日两笔不同贷款的担保合同使用。且保证人在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并不是个人行为，只是履行公司股东的职务行为。且签订保证合同时，保证人并没有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周遥、王可的情况与易自力情况相似，也应该不承担担保责任。3、周遥、王可依法可以在再审中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免除担保责任。虽然周遥、王可在原一审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或者再审申请，但本案已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现在是按照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周遥、王可依法享有按照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所规定的程序权利和相关法律规定赋予的实体权利。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周遥、王可对立达人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立达人公司或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承担。御邦公司上诉称，1、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立达人公司分立时，已将分立情况书面告知工商银行，并将公司分立情况在《湖南日报》进行了公告，工行东塘支行原审中也并未将分立后的御邦公司列为被告，视为放弃对御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原审法院刻意规避对“立达人公司分立时，已将分立情况书面告知了各债权人”事实的认定。2、从立达人公司章程及分立情况等相关文件可以看出，公司分立时，御邦公司承担了4千万余元的债务，该债务并不包含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5千万余元的借款，该债务仍由立达人公司偿还；公司分立后，立达人公司的总资产清偿完所有债务仍有剩余，其后来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与分立后的御邦公司无关，其债务应由立达人公司承担，不应由御邦公司承担。3、再审法院追加御邦公司为共同被告程序违法。再审法院剥夺了御邦公司参与诉讼与辩论的权利。再审法院未通知御邦公司参与第一次庭审，也未向御邦公司发送再审立案的相关诉讼材料，御邦公司无从知晓诉讼情况，更无法提出辩论意见，且易自力、张珺未对御邦公司提出具体诉讼请求，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也未对御邦公司提起诉讼请求，但原审判决御邦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和法治精神，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御邦公司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所有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答辩称，1、周文玉应为本案当事人。周文玉在电话中向易自力说明了借款的相关事宜，立达人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证明，当时和易自力面签的事实，易自力对自己签订保证合同是完全知情的。在没有见到张珺的情况下，才有了张珺第二次面签的事项，也告知了担保的相关事宜。以上基本事实，并没有欺诈的故意和欺诈的行为。2、周文玉作为立达人公司的董事长且为本案连带保证担保人。周遥、王可答辩称，1、我们对御邦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答辩。2、签订保证合同时，立达人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工行东塘支行对于该事实是知情的。3、保证人对主合同借款用途的变更不知情。4、立达人公司和工行东塘支行只找过周遥、王可一次，但一次签字的材料用于两次贷款担保，且没有告知周遥、王可合同内容，也没有返还合同副本。5、主合同借款用途变更以前用立达人酒店-1至9层抵押，贷款金额9500万元，变更后用立达人酒店5至9层作抵押，贷款7430万元。该贷款中的5500万元明确了4000万元用于置换招商银行贷款，且签订了账户托管协议，但没有按约定用途使用。6、本案审理按照二审程序进行，周遥、王可享有相应的程序权利。7、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是对一审证据的断章取义。一审查明的事实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说明了立达人公司存在欺诈行为，且工行东塘支行对此知情，对于贷款用途的变更也完全知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只是遗漏了周遥、王可受欺诈的调查和认定，周遥、王可同样是受欺诈签订的合同。御邦公司答辩称，其他上诉人与我方不存在法律关系，不予答辩。立达人公司分立后，将分立情况书面告知了工行东塘支行，并进行了公告。易自力、张珺答辩称，对御邦公司、周遥、王可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裁决。1、易自力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在易自力签订《保证合同》时存在欺诈的事实正确。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状中的上诉理由属于对黄某、杨某、周文玉证人证言和《询问笔录》的曲解和断章取义。易自力对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主合同债务人立达人公司对易自力存在欺诈的事实。立达人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周文玉自认了对易自力欺诈的事实。立达人公司总经理黄某、副总经理杨某证实了周文玉欺诈的事实。本案当事人周遥陈述，其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的情形与易自力的情形相同。工行东塘支行的贷款人张某对立达人公司的欺诈行为是知情甚至是互相配合的。3、易自力在《保证合同》上的签字系立达人公司和工行东塘支行的贷款人张某诱导所致，其签字不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保证合同系从立达人公司临时打印出来的，易自力签字前不可能知晓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具体内容；银行提供的合同不仅是空白的，而且散页，签字页无正文，存在签字页内容被置换的可能；签字页没有担保人签字的字样，且注明了要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加盖公司公章，足以使易自力相信自己签字只是履行公司向银行抵押贷款的股东义务，黄某、杨某作为贷款经办人的证人证言证实，工行东塘支行经办人张某找易自力时，明确向易自力表示是用公司房产作为抵押，抵押物充足，要求所有股东签字，不会有什么风险，公司也会盖章。合同也未返还给易自力持有，易自力不知晓《保证合同》内容。易自力作为立达人公司占股1%的名义股东，不参与公司管理，也不参与公司分红，其不可能为几千万的资金提供担保。4、张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张珺在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用于进行股权变更的备案手续，而非为立达人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正确。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的上诉理由只是贷款经办人工行东塘支行张某单方面的虚假陈述，而一审法院的事实综合了黄某、杨某的证人证言和张珺被杨某冒签《保证合同》，工行东塘支行明知张珺在《保证合同》中的签字系杨某冒签等多份证据。张珺单独签字的《保证合同》系工行东塘支行欺诈所致。5、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立达人公司答辩称，1、立达人公司和原债权人工行东塘支行协商变更了贷款用途，是对主合同进行了实质性变更，但没有通知全体保证人员，依据担保法相关规定，依法不再承担担保责任。2、立达人公司以用立达人资产做抵押向工行东塘支行借款为由，要求全体股东签字导致了全体保证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依法也不承担保证责任。3、周文玉虽是保证人之一，但工行东塘支行在原审中已经撤回了对周文玉的起诉，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作为诉讼承继人依据民诉法有关规定，已完成的诉讼行为对继受人具有约束力。工行东塘支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立达人公司偿还工行东塘支行贷款本金5210万元，利息151.426965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14年5月20日），以及自2014年5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付）；2、判令立达人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工行东塘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周遥、王可、易自力、张珺对立达人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立达人公司、周遥、王可、易自力、张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6月11日，工行东塘支行（贷款人）与立达人公司（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年（东塘）字0052号《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用以办理固定资产支持融资的资产为立达人酒店；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500万元；借款期限10年，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借据为准；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即基准利率上浮5%（基准利率为提款日与约定的借款期限相对应档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提款后，借款利率以1个月为一期，一期一调整，分段计息；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借款到期，利随本清，日利率=年利率／360；逾期利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借款人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项；贷款须按季均衡还贷，确保从2013年-2014年，每年归还贷款本金不低于290万元；2015年-2018年，每年归还贷款本金不低于578万元；2019年-2020年，每年归还贷款本金不低于867万元；2021年归还贷款本金不低于578万元；2022年归还贷款本金不低于290万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借款人违约：（1）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偿还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3）宣布本合同和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其他合同项下未偿还的借款和其他融资贷款项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借款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借款人未按约偿还的，贷款人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本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对借款人未按时支付的利息，按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工行东塘支行（抵押权人，甲方）与立达人公司（抵押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年东塘（抵）字0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2年6月11日至2022年6月10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7438.2万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乙方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但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而不包括在上述最高余额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实现抵押权：Ａ、甲方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抵押物详见《抵押清单》，《抵押清单》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有同等法律效力。《抵押清单》上记载的抵押物为：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南路222号御邦国际广场514房（长房权证天心字第××号）、614房（长房权证天心字第××号）、714房（长房权证天心字第××号）、812房（长房权证天心字第××号）、908房（长房权证天心字第××号）。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工行东塘支行与立达人公司依约办理了抵押登记，工行东塘支行取得了房他证天心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同日，工行东塘支行（债权人，甲方）与易自力、张珺（保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其与立达人公司（债务人）于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主合同《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编号：19010090-2012年（东塘）字0052号）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乙方承诺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担保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该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工行东塘支行（债权人，甲方）与周遥、王可（保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002号《保证合同》，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与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的内容一致。上述合同签订后，工行东塘支行于2012年6月13日向立达人公司发放了5500万元贷款。立达人公司按约分别于2012年12月6日、2013年3月15日、2013年6月12日、2013年9月12日、2013年12月12日向工行东塘支行偿还了借款本金40万元、3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72.5万元，之后未再按约偿还借款本金。截至2014年5月20日，立达人公司尚欠工行东塘支行借款本金5210万元，利息151.426965万元。工行东塘支行多次催收无果，遂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工行东塘支行与立达人公司签订的《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工行东塘支行与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工行东塘支行按约向立达人公司发放了贷款，而立达人公司未按约及时向工行东塘支行偿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根据双方签订的《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偿还合同项下借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则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合同项下未偿还的借款立即到期，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工行东塘支行虽主张于2014年3月13日通过快递方式向立达人公司送达了《中国工商银行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和《中国工商银行催收欠息通知书》，宣布贷款立即到期，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对该主张不予采纳。工行东塘支行于2014年6月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立达人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可视为向立达人公司宣布贷款立即到期，工行东塘支行自此时起有权要求立达人公司偿还未予偿还的借款本息。故工行东塘支行提出的要求立达人公司偿还贷款本金5210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工行东塘支行提出的要求立达人公司偿还拖欠的利息151.426965万元（截至2014年5月20日）以及自2014年5月21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亦予以支持。立达人公司以其所有的房屋产权作为抵押物为其在工行东塘支行自2012年6月11日起至2022年6月10日止期间发生的贷款在最高余额7438.2万元的范围内提供担保，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后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合法有效。根据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主债权到期（包括提前到期）未予清偿的，工行东塘支行有权实现抵押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三条之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立达人公司要求对立达人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现立达人公司未能按约偿还借款本息，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应当按约就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中，被担保的债权既有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根据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的约定：“甲方（指工行东塘支行）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指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先承担担保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工行东塘支行有权要求保证人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先承担担保责任，而无须先就立达人公司提供的物的担保实现债权后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故工行东塘支行提出的要求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对立达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立达人公司追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立达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行东塘支行偿还贷款本金5210万元以及利息（截至2014年5月20日利息为151.426965万元，2014年5月21日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收）；二、如果立达人公司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工行东塘支行有权就立达人公司提供的房他证天心字第××号房屋他项权证项下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就立达人公司在判决书第一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立达人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09871元，由立达人公司、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共同承担。一审法院再审查明，2012年6月11日，工行东塘支行（贷款人）与立达人公司（借款人）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年（东塘）字0052号《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人在本合同项下用以办理固定资产支持融资的资产为立达人酒店；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500万元；借款具体用途为：4000万用于置换招行贷款，1500万用于支付酒店工程尾款、装修款。该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借款人和贷款人应另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由贷款人按监管协议的约定对专户中的资金进行监管。同日，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安心账户托管（信贷资金）协议》，协议约定：工行东塘支行应监督托管资金使用情况，托管资金用于融资合同规定的用途。同日，工行东塘支行（抵押权人，甲方）与立达人公司（抵押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年东塘（抵）字002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与易自力、张珺（保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与周遥、王可（保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002号《保证合同》，与周文玉（保证人，乙方）签订了编号为19010090-2012003号《保证合同》，三份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致，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合同》第6.2条约定，主债务存在物的担保的，无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担保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者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第6.4条约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无需经乙方同意，乙方继续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保证责任：A、甲方与债务人协商变更主合同，未加重债务人的债务或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D、甲方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上述合同签订后，工行东塘支行于2012年6月13日向立达人公司发放了5500万元贷款。2012年7月12日，立达人公司向工行东塘支行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将该贷款的用途变更为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工行东塘支行同意了其申请并发放贷款。2012年6月11日，工行东塘支行向工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提交的《关于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性物业支持贷款放款条件落实情况的报告》中载明：“置换他行贷款时，借款人原抵押物权为该酒店-1层—4层在建，本次已办妥该酒店5-9层抵押担保手续，已办妥了我行贷款资金阶段性担保，我行将在原债权人释放抵押担保后及时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已追加周文玉、周遥和易自力对本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2年9月3日，工行湖南省分行在给工行东塘支行的《关于同意变更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性物业支持贷款条件的批复》中载明：“贷款用途变更为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及材料款”。另查明：1、2011年9月26日，立达人公司（借款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共四千万元，借款期限36个月。立达人公司以立达人酒店负1至4层作为抵押。2、2016年3月，工行东塘支行将案涉债权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将该债权转让给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华国银）。2016年12月21日，瑞华国银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湖南省分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工行湖南省分行采用包括催收、诉讼、债权转让等方式处置债权资产，并授权工行湖南省分行以自己名义对外签署债权转让协议。2017年12月18日，工行湖南省分行与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债权转让给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并于2018年2月13日在湖南日报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确认债权转让事实并要求立达人公司及各担保人履行偿还义务。3、易自力原系立达人公司股东，占有股份1%。2012年12月3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易自力将其所占1%股份转让给其妻子张珺，并办理了变更登记。4、2013年6月13日，经股东大会决议，立达人公司采取存续分立的方式，新设御邦公司。立达人公司于2013年8月1日作出说明，对分立前的债务由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4年10月，立达人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5、立达人公司原财务总监、总经理黄某出庭作证陈述：《保证合同》是黄某和立达人公司原副总经理杨某带着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一起去易自力的工作单位湖南农业大学，找易自力、张珺签字。董事长周文玉电话告知易自力，因公司房产抵押贷款需要所有股东签字同意。工行东塘支行员工找易自力签字时称，立达人公司酒店作抵押需要股东签字，个人不会有风险。易自力所签的合同是空白合同，签字当日张珺并未在学校，故未找到张珺签字。后张珺的签字是由杨某代签。2014年10月，因立达人公司分立及注册资本变更事宜，工行东塘支行以办理银行备案手续为由，要求易自力和张珺补签了相关材料。杨某带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找易自力和张珺办理补签手续。6、立达人公司原行政总监杨某出庭作证陈述：杨某是按照公司董事长周文玉的指派，找易自力签字。周文玉指示，因公司办理房产抵押贷款手续，需要找易自力签字，要求杨某配合银行工作人员即可。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带了空白散页合同到易自力工作单位找其签字，易自力询问缘由，银行工作人员称，是因为立达人公司将房产作抵押需要股东签字同意，只是走程序，不会有风险。易自力签字不久后，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到立达人公司找到董事长周文玉，周文玉让杨某在易自力签字的两份《保证合同》上代签了张珺的名字。2014年10月，因公司分立股权变更需要备案，杨某按照黄某的指示，带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张某找张珺签字。7、立达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文玉于2016年5月4日和2018年7月29日先后出具两份内容基本相同的证人证言，称：为了能让易自力签字，在派人带工行信贷员找易自力签字前，他和易自力先通了电话，电话中并未说明是要易自力个人担保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告诉易自力，“公司需要贷款，有个抵押合同需要所有股东签字，公司以酒店房产作抵押担保，个人没有任何的风险，我们股东签字只是走个流程”，之后派黄某和杨某带工行信贷员找易自力签字。当时，《借款合同》主合同尚未签好，易自力并不知晓《保证合同》的真实性质，在空白合同处签字后，合同即被带回，此后合同并未返还一份给易自力。8、易自力当庭陈述，签字是以为公司抵押房产贷款需要所有股东都签字，而且签署是散页的空白合同，并不知晓签订的是保证合同，而且工行也没有将合同返还一份给易自力本人和张珺。周遥、王可也陈述其签订《保证合同》的过程与易自力、张珺的情况相同。9、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张某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询问过程中称：找易自力签字当日，张珺不在。当时，就把空白合同留给他了，让他签完字再收回来。不知道第一次合同是否是张珺签字。两份合同签的时间是一样的，但张珺单人签字的合同是后来补签的。一审法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一审一致。一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立达人公司在工行东塘支行与易自力签订《保证合同》时是否存在欺诈；二、张珺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三、御邦公司是否应当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焦点一。首先，从黄某、杨某、周文玉的证人证言以及易自力、张珺的陈述可以认定，黄某、杨某在带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去找易自力签订合同时，是以公司向工行东塘支行借款用酒店房产作抵押需要所有股东签字同意为由，周文玉事先在电话中告知易自力的签字用途也是如此，而未如实告知易自力是要求其个人提供担保，而是故意隐瞒签字风险，称签字只是走程序，不会有任何风险。其次，黄某、杨某带工行东塘支行员工找易自力签字时，提供的是空白的散页合同，从该《保证合同》的签字页来看，末页为签字页，该页只有甲乙双方的签字，并无正文内容。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也承认其提供的是空白合同，故该签字页之前的合同内容具有被置换的可能。同时，工行东塘支行在签章后，并未将一式两份的合同正本留存给易自力持有，故易自力客观上无法知晓《保证合同》的内容。再次，本案当事人之一周遥陈述，其在签订涉案《保证合同》时的情形与易自力的情形相同，也印证了黄某、杨某、周文玉证人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立达人公司在工行东塘支行与易自力签订《保证合同》时，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利用易自力的股东身份，以办理公司资产抵押贷款需全体股东签字为由，故意隐瞒签字的真实意图和法律风险，诱使易自力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构成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综上，因立达人公司与工行东塘支行在与易自力签订《保证合同》时存在欺诈，故易自力不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焦点二。从本案证据来看，工行东塘支行主张易自力、张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唯一证据是2012年6月11日与“易自力”、“张珺”签署的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而根据立达人公司的经办人原财务总监黄某、原副总经理杨某的证人证言，该份合同上的“张珺”签字并非张珺本人所签，而是由杨某在未取得张珺授权的情况下代签。工行东塘支行在2012年6月11日向工行湖南省分行提交的《关于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性物业支持贷款放款条件落实情况的报告》中，也只提到追加股东易自力对本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而未提及张珺。且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在湖南省高级人民院接受询问时的陈述，“不知道第一次合同是否是张珺签字”。在本案再审程序中，张珺和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均提交了一份工行东塘支行与张珺签订的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11日的《保证合同》，张珺主张该签字是其受到欺骗所签，其签字目的是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工行东塘支行和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则主张该签字是后期找张珺补签。经比对，“易自力”、“张珺”签署的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与张珺单独签署的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两份合同中的“张珺”签字的笔迹明显不同。结合黄某和杨某的证人证言、工行东塘支行员工张某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按照一般常理可知，张珺系易自力的配偶，若在2012年6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19010090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上“张珺”字样系其本人所签，则工行东塘支行无需再另行与张珺单独签订《保证合同》，因此可推断编号为19010090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上“张珺”的字样并非张珺本人所签，并且工行东塘支行在2012年已知晓该事实；而工行东塘支行在原审起诉要求张珺承担保证责任时并未提供张珺单独签订的《保证合同》，由此可知，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上“张珺”字样系2014年10月后补签，该合同落款时间2012年6月11日为倒签；结合易自力、张珺提供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等相关证据，以及该合同最后一页仅为签字页，且工行东塘支行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双方签订一式二份的《保证合同》正本送达给张珺，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可知，张珺在此合同上签字的真实意思表示系用于进行股权变更备案手续，而非为立达人公司的涉案债务提供担保，故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要求张珺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因御邦公司是立达人公司以存续分立的方式设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故御邦公司与立达人公司应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另外，周文玉虽然是涉案债权的保证人之一，但工行东塘支行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撤回对周文玉的起诉，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作为诉讼承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原当事人已经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故对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提出的追加周文玉为被告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易自力、张珺提出一审送达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经查，一审法院是按照易自力、张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签字确认的地址邮寄送达，送达程序合法，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周遥、王可再审答辩提出签订《保证合同》的情形与易自力、张珺情况相同，请求改判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周遥、王可在原审判决作出后既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生效后也未申请再审，应视为其对一审判决的认可，故对其答辩意见，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部分错误，易自力、张珺的再审请求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830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二、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二初字第0083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三、御邦公司、周遥、王可就立达人公司在判决书第二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周遥、王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立达人公司和御邦公司追偿；四、驳回工行东塘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9871元，由立达人公司、御邦公司、周遥、王可共同承担。本院再审中，依职权调取了包括周文玉在内的案涉保证合同及另案上诉人易自力、周遥、王可、周文玉与被上诉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一审被告立达人公司、张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案号：（2019）湘民终652号）保证合同原件。经比对，两案保证合同除落款时间、担保主合同编号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认为：上述几份保证合同，均系一次性打印形成，原件骑缝章不相吻合，《保证合同》只签了一次名，也没有将合同返还给保证人，而是用作上述1930万案件保证合同使用。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认为：无论合同版本什么样，当事人签字就代表当事人意思表示。周文玉签订的合同所盖骑缝章问题，是我们工作经验的一个判断。保证合同已经返还。本院于2019年9月2日作出的（2019）湘民终65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案查明：易自力、张珺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0920-1号《保证合同》，周遥、王可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0920-2号《保证合同》及周文玉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20920-3号《保证合同》均为单位提供保证的合同版本。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的签名均签署在“乙方（盖章）”一栏，该栏下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一栏均空白。周文玉的签名签署在“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一栏，立达人公司在“乙方（盖章）处盖章”。案涉《保证合同》落款之时，立达人公司股东为周文玉、易自力、周遥，法定代表人为周文玉。该判决还查明：1、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处查询结果显示：2012年6月3日至10月17日，王可不在国内。2、2012年6月11日，为立达人公司向工行东塘支行的5500万元贷款，易自力、张珺与工行东塘支行，周遥、王可与工行东塘支行，周文玉与工行东塘支行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上述《保证合同》均一式两份。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无其他证据证明已将该合同文本送达给立达人公司或各保证人。针对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提交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1、易自力、张珺、周遥、王可与工行东塘支行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均为单位提供保证的合同版本。案涉《保证合同》落款之时，立达人公司股东为周文玉、易自力、周遥，法定代表人为周文玉。案涉《保证合同》除签名由易自力、周遥、王可书写外，其余部分均系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事后填写。2、2013年6月16日，立达人公司在湖南日报上刊登分立公告，在原立达人公司存续基础上，新设分立御邦公司，但其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立达人公司就公司分立情况书面通知工行东塘支行。3、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3日作出（2018）湘01民再95-1号民事裁定，准许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工行东塘支行退出诉讼。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周遥、王可、易自力、张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二、周文玉应否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三、御邦公司应否为本案当事人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之规定，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再95号民事判决系按照一审程序所作的判决，周遥、王可可以上诉。周遥、王可、易自力均认为，立达人公司工作人员及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在保证人签署案涉《保证合同》时，以办理公司贷款需全体股东签字为由，诱使其作出了错误的意思，保证人并没有为公司贷款提供个人担保的意思表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认为，保证人对自己签订《保证合同》是完全知情的，也告知了担保的相关事宜，并没有欺诈的故意和欺诈的行为，各保证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从双方当事人主张来看，案涉《保证合同》是否为各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合同是否成立并有效是认定周遥、王可、易自力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首先，案涉《保证合同》为工行东塘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均为单位作为保证人的合同版本，易自力、周遥、王可均在合同尾页签字页“单位盖章处”签名，周文玉则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同时加盖立达人公司公章。对于自然人保证人为什么使用单位保证人合同版本问题，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认为，无论使用何种合同版本，当事人签字就代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但本案周文玉时任立达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易自力、周遥在签订合同当时均为立达人公司股东，工行东塘支行使用单位保证人合同版本，确易让人产生是代表单位签名的理解，周遥、王可、易自力亦提出签订《保证合同》当时存在这一理解。对此问题，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在签订合同时即向保证人作出过系其个人担保的提示说明，加之案涉《保证合同》除签名外其他空白部分均由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事后填写，由此难以确认易自力、周遥、王可在签名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结合工行东塘支行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保证人在签订保证合同当时即知悉系以个人名义为立达人公司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其次，案涉《保证合同》均为单页文本，签字页无正文，合同整体骑缝章是否完整对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能确定。本院认为，合同文本为单页本身存在整体性、连续性相对较弱的问题，签字页无正文则更容易使签字页与合同正文相割离，加之涉案《保证合同》整体骑缝章是否完整对应尚不能确定，无法认定案涉《保证合同》为连续完整的合同文本。且案涉《保证合同》中的另一份并未返还给各保证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且《保证合同》落款签订日，王可不在国内，周遥、王可不可能在落款日当时签署合同。综合以上事实证据，本院认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举证不足以证明案涉《保证合同》的完整性、真实性，亦无法证明保证人在案涉《保证合同》中作出了个人担保的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因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无法证明保证人对涉案贷款担保作出了承诺，故亦无法证明涉案《保证合同》已经成立，因而要求保证人就案涉债务向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珺应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主张张珺承担保责任的依据为易自力、张珺签名的编号为19010090-2012001号《保证合同》。再一审时，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再次提交了一份编号一致，只有张珺签名的保证合同。张珺主张第一份《保证合同》不是其签名，后一份签名仅为办理立达人公司股权变更备案手续用。本院认为，无论签名是否真实及签名用途为何，如前所述，张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周文玉应否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周文玉在《保证合同》上签字，其是本案债权的保证人，但工行东塘支行原审时已撤回对其的起诉，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受让本案债权后，作为该诉讼的承担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条“……原当事人已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之规定，工行东塘支行完成的诉讼行为对受让人有拘束力。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上诉要求追加周文玉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不予支持。关于御邦公司应否为本案当事人承担债务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御邦公司是立达人公司以存续的方式设立的，御邦公司与立达人公司应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上诉人华融资产湖南分公司、御邦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不予支持。上诉人周遥、王可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再95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二、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民再9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三、湖南立达人御邦科技有限公司就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判决书第二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9871元，由湖南立达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立达人御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9871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湖南立达人御邦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鹏审判员 王 琳审判员 匡小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林峰书记员刘逸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