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3民终32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成龙路二段1666号。 法定代表人：毛春玲，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斌，四川惠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淑君，女，195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其慧，四川义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淑君保险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6）川1321民初30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6）川13民终253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重审。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9日作出（2019）川132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未查明欠款的实际金额，事实不清。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就认定张德孝在出售“虚假保险服务卡”后，向其支付了3个月的“生活扶助金”共计3,216元，实际是否仅支付3个月，则需向张德孝本人调查核实。（二）一审未查明欠款的归还情况，欠款事实不清。因本案欠款系张德孝个人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私自印制的保险服务卡，后张德孝收回保险服务卡，其以个人名义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属于张德孝个人欠款行为。张德孝以其个人名义欠款，欠款过程中，也以其个人名义偿还了部分，故一审法院就本案欠款是否偿还应向张德孝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在张德孝涉嫌集资诈骗案中，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中刑初字第46号判决【以下简称“46号刑事判决”】判令追缴张德孝的犯罪所得，并返还给被害人。那么，该刑事案件在执行中，实际追缴的情况如何，王淑君是否得到了返还的款项？属于本案应当查明的事实。但是，一审法院对此并未进行审查和查明。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一审判决对本案合同主体、合同效力的认定，是正确的，上诉人没有异议。但是，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以下简称“7号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上诉人公司对张德孝个人的欠款承担赔偿责任，则明显错误，主要理由是：（一）从欠款关系的基本要素看。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王淑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欠条》。《欠条》载明：“欠款人：张德孝”。由此可知，本案的欠款主体系张德孝个人，不是上诉人，也不是上诉人下属的南部分公司。更为重要的是，《欠条》上并未加盖南部分公司的印章。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案涉欠款的退还主体为张德孝个人，不是上诉人公司，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认定，与“46号刑事判决”的认定也是一致的。（二）从法律规定的责任类型看。根据“7号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有二：一是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二是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就本案而言，一审判决适用前述规定判案，明显不当。具体理由是：1、张德孝所使用的分公司印章，系其个人私刻，并未经过上诉人的同意或默许，上诉人对此不存在过错。事实上，单位职工如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以“隐秘”、“私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施犯罪，对任何单位而言，都是难以预见、难以防范的，法律也不应对相关单位提出过于严苛的要求。正因为此，“7号司法解释”才设置了“明显过错”、“因果关系”并存的前提条件，缺一不可。2、上诉人在公司印章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并不存在过错，体现在：（1）案涉《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系张德孝个人私自印制，服务卡上所加盖的印章，系犯罪人张德孝个人私刻；（2）在南部分公司设立时，上诉人与张德孝签订了《协议书》，明确约定：禁止张德孝私刻和使用分公司印章；（3）2014年3月20日，上诉人在《华西都市报》发布了一则《声明》，内容为：“我司从未授权任何分公司雕刻公章，凡私自雕刻公章并擅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和用该私刻公章以任何名义作出的承诺等，均属个人行为，与我总公司无关，我公司对此概不承担任何责任，今后我单位出具的一切合同需要总公司明确授权书及加盖总公司印章方能生效”。可见，上诉人已经尽到了提示社会周知、阻却不良后果发生的责任和义务；（4）本案购买“保险”行为，发生在2014年12月5日，在我司发布报纸《声明》的时间之后；（5）在发现张德孝有可能进行诈骗犯罪的线索后，上诉人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3、王淑君对于钱款的被骗、损失后果的造成，自身存在明显的、重大的过错。表现在：（1）未尽到审慎交易的基本义务和责任。在南部分公司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了分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及相关管理规定，已向公众告知了分公司只能经营依法核准的保险代理业务的事实。只要王淑君尽到一般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就可以避免“购买虚假保险”事情的发生；（2）缺乏必要的风险预判，未设置必要的风控措施。因此，对于款项不能收回的损失，王淑君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4、王淑君款项不能收回的原因，系张德孝个人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所致。其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直接的、排他的因果关系。王淑君款项不能收回所导致的损失后果，与南部分公司及其使用印章之间，没有事实上、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三、张德孝系列诈骗事实，手法相同或者类似，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一审判决未进行必要的关注和审查，导致裁判严重失衡。据“46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德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集资892万余元，涉及受害人达86人之众。张德孝的犯罪手段，主要表现为以高息为诱饵吸资。众受害人为了贪图明显不合法、明显违背市场规律的“高额回报”，主动、自愿将资金出借。这是张德孝屡屡犯罪得逞、受害人最终受害的根本原因。按照行为人责任自负的法治原则，包括本案王淑君在内的所有出借人，均应当承担资金不能收回或不能全部收回的后果。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在印章管理上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属显著轻微，且与欠款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因此，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非常次要、非常有限的责任后果。本案一审判决，以上诉人印章管理不善为由，判决上诉人“对原告王淑君的保险费46,784元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不仅具体判项不明确，而且，其实质就是要上诉人承担案涉欠款的全部归还责任。这不仅混淆了本案的是非，颠倒了责任的主次，也导致了严重的失衡和不公，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确有错误，请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淑君答辩称，一、上诉人称欠款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欠款有保险合同、张德孝出具的欠条证实，上诉人副总经理也在欠条上签名证实了欠款金额。南充中院生效刑事判决也认定了张德孝的收款情况。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德孝进行了退赃，张德孝也自认案发后未向被上诉人退还过钱。二、上诉人关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的理由不能成立。1．欠款关系的责任主体是上诉人，本案案由是保险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的主体是王淑君和上诉人。张德孝出具欠条的事实不能改变保险合同主体和欠款主体。2．张德孝并非私刻印章，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了案涉印章是经过公安机关备案的，该印章也已经使用7年，上诉人对印章和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的管理明显不足，对王淑君损失的造成具有明显过错。上诉人设立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后一直不拨付费用，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设立后一直靠借款维持经营。上诉人存在没有管理和故意放任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的行为。张德孝推出案涉保险产品的时候，向上诉人副总经理白海波汇报并经过了白海波同意。因此上诉人对此是具有过错的。虽然上诉人说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不得私刻印章，但是案涉印章是通过公安机关合法刻制的，并不违反上诉人的规定，上诉人对内部管理上的约定也不能对抗其他人。且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长期使用该印章，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使用这么多年，上诉人完全可以发现。3．被害人没有过错。王淑君是在上诉人合法成立的经营机构被骗的，是被上诉人任命的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经理及印章骗了的，也是被恒光保险代理公司骗了的，王淑君对此并无过错。三、张德孝实施诈骗时间长、金额大、涉案人数多，说明上诉人管理不到位，存在重大过错，因此上诉人关于一审裁判严重失衡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淑君一审起诉请求：1、确认《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属于人身意外身故、疾病伤残保险法律关系；2、判令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全额退还保险费50×××00元。诉讼过程中，王淑君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对王淑君的保险费50×××00元及利息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一审认定事实如下：2006年4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根据恒光保险代理公司的申请，批准恒光保险代理公司设立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并核准张德孝为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负责人，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业务范围：1、代理销售保险产品；2、代理收取保险费；3、根据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并刊刻“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 2014年12月，张德孝未经相关部门审批私自印制恒光惠民工程《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以每份50×××00元对外销售。2014年12月5日，王淑君根据张德孝的宣传和引导，以原出借给张德孝的50×××00元借款抵作保险费向张德孝购买了该保险，并办理了恒光惠民工程《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载明“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是我公司向社会献爱心，为民分忧，构建和谐社会的惠民工程。它为普通百姓量身制作，在交纳账户保证金后即可按月领取扶助金。扶助金账户经我公司管理运作，既可为账户申领人按月支付扶助金又不需要账户申领人支付额外费用，是保证账户申领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住本金而又实得利益最大化的账户管理运作系统。账户申领人姓名：王淑君性别：女出生1954年10月10日，身份证号：5129221954××××××××。账户申领人账号：54×××10；账户生效日2014年12月11日。账户保证金：50×××00，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账户申领人利益如下：扶助金月领取金额1058元，人民币大写：壹仟零伍拾捌元整。扶助金额领取期间：自2014年12月11日至2019年11月11日。共计领取60个月。扶助金累计领取金额：63480元，人民币大写：陆万叁仟肆佰捌拾元整。账户保证金返还金额：50×××00元，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扶助金领取方式：每月15日-18日为扶助金发放日，由我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并保证18日到账支取。返还金在7个工作日到账。本账户特别约定：Ａ、本账户保证金已由申领人全部交清，不再交任何费用；Ｂ、账户保证金在服务生效后12个月后可100%返还申领人，不扣任何费用，届时服务终止；Ｃ、账户保证金在服务届满时可100%返还给申领人，不扣任何费用，届时服务终止；Ｄ、若申领人因意外身故／全残给付20万元（按出险时职业类别给付，最高给付20万元）；因意外导致的医疗费用按80%报销，最高报销2万元；Ｅ、若申领人疾病身故，给付51058元，服务终止；Ｆ、申领人应妥善保管此服务卡，在返还保证金须交回本服务卡；Ｇ、本服务卡持有人享有以上100%的账户权利；Ｈ、本服务违约责任由违约方承担其经济法律责任，若未按时到账双倍支付扶助金。”。服务卡上加盖“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负责人张德孝签名。随后，王淑君将原借条退还了张德孝。王淑君参保后，张德孝向其支付了3个月生活扶助金共计3216元（其中1个月支付了1100元）。 2015年1月5日，张德孝为了收回其自制恒光惠民工程《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在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副总经理唐彬的见证下向王淑君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今欠到王淑君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正）小写：50×××00.00元。还款方式：在2015年1月16日还清，王淑君持有的惠民服务账户卡作废，以欠条金额为准！此据！欠款人：张德孝2015年1月5日见证人：唐彬2015.1.6”。王淑君收到欠条后，未退还服务卡。 2015年12月30日，张德孝因本案及其他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并判决对张德孝犯罪所得予以收缴，并返还给各被害人（包括本案王淑君）。王淑君的保险费46784元（50×××00元-3216元），至今未予返还。 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保险合同主体。一审认为，张德孝虽以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名义印制恒光惠民工程《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并对外销售，但案涉保险合同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张德孝个人的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及其南部分公司并非集资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故保险合同主体非恒光保险代理公司或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王淑君、张德孝系保险合同主体，互为合同相对方。2、王淑君、张德孝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一审认为，因该行为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张德孝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并构成犯罪，故保险合同无效。同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情形。根据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定的“对张德孝犯罪所得予以收缴，并返还给各被害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张德孝在民事上对合同无效亦负有全部过错责任。合同无效系自始无效，双方并未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对已付的3,216元，应当予以扣减，合同无效自然没有义务支付利息，故对王淑君的利息请求，一审不予支持。3、王淑君变更诉讼请求是否程序违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故王淑君变更诉讼请求，程序合法，且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在第二次开庭亦在继续举证。案涉保险费，虽然应当由张德孝返还王淑君，但至今未予返还，王淑君购买的《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上加盖了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对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管理不善，有重大过错，其应当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恒光保险代理公司辩称，已在《华西都市报》上公告了私刻印章一事，王淑君不予认可，经查，该声明声称的是公司以外的人私刻印章，亦不能证明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已尽到妥善管理印章的义务，对其抗辩意见，一审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王淑君的诉讼请求，一审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规定，判决：一、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王淑君保险费46,784元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二、驳回王淑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王淑君负担25元，恒光保险代理公司负担500元。 二审查明，本院就张德孝犯集资诈骗罪作出的（2015）南中刑初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08年9月22日，南部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书面通知南充光正网络印章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刊刻“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该判决现已生效。 另查明，2010年10月1日，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与张德孝签订《保险代理合作协议书》，约定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向张德孝提供销售产品；张德孝只能销售恒光保险代理公司提供的产品，不得签发任何保险单或擅发保险合同或者以任何方式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张德孝不得私刻公章，不得以恒光保险代理公司的名义与保险公司签订任何协议等。 2014年3月20日，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在华西都市报上刊登《声明》载明：近日我公司发现社会上有人私刻我分公司公章对外从事活动。在此我公司郑重声明如下：我下属分公司非独立法人机构，且我司从未授权任何分公司雕刻公章。凡私自刻公章并擅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和用该私刻公章以任何名义作出的承诺等，均属个人行为，与我总公司无关，我公司对此概不承担任何责任；今后我单位出具的一切合同需要总公司明确授权书和加盖总公司公章方能生效。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对王淑君损失的发生是否具有明显过错,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查，王淑君通过张德孝购买的《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上加盖了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印章。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是由上诉人合法设立的分公司，张德孝亦是由上诉人任命的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经理。王淑君购买《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系基于对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及张德孝分公司负责人身份的信赖。虽然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与张德孝签订《保险代理合作协议》约定张德孝不得私刻印章，但并无证据证明王淑君明知该约定，而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仅以内部协议的方式约定张德孝不得刊刻公章并非有效的印章管理措施。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通过南部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刻制了分公司印章并进行广泛使用。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在发现其下属分公司刻制了分公司印章并对外从事活动后，虽然在《华西都市报》上刊登了《声明》，但并不能达到有效防范其下属分公司继续使用分公司印章的目的。除此之外，恒光保险代理公司未进一步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如在分公司营业场所张贴公告或对分公司印章予以收缴等，体现出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在知晓其下属分公司擅自刻制并使用分公司印章后处于放任状态。事发后，虽然张德孝以自己名义向王淑君出具了欠条，但该行为仅系双方事后解决矛盾、平息纠纷的方式，王淑君收取欠条的行为不代表其具有放弃向恒光保险代理公司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综上，足以认定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对南部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印章管理具有明显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应当对王淑君的损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因王淑君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购买《幸福人生扶助金账户服务卡》时没有审查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南部分公司的业务范围，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其自身对于损失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应当自行承担部分损失。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结合本案具体情况，本院酌情认定对王淑君的损失由恒光保险代理公司承担80%的责任，王淑君自身承担20%的责任。即恒光保险代理公司对王淑君的损失46,784元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以37,427.2元为限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王淑君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2019）川1321民初46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王淑君保险费46784元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为“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王淑君的损失46784元在张德孝不能返还的范围内以37427.2元为限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合计1575元，由王淑君负担315元，由四川恒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2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蒙琼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谢汶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