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1303民初3023号原告：陈木兴，男，汉族，1986年6月3日出生，住址：福建省惠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桂云，广东诺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德祥，男，汉族，1973年3月25日出生，住址：安徽省肥西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东，广东稳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木兴诉被告孟德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木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包桂云、被告孟德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木兴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法定清算义务；2、判令被告因未履行清算义务承担赔偿责任（按原告出资人民币300000元赔偿）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12月1日计至被告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6月10日利息为57814元），两项合计人民币357814元；3、判令公证费800元由被告承担；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0年11月20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原告出资30万入股被告工厂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威溪乐器厂，《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到期后，被告既没依照《合作协议》第九条：按照总净资产结算按投资股份分摊，也没通知所有股东对工厂债权、债务进行了结的情形下，于2015年12月1日自行注销工厂随即成立个人独资公司。注销工厂后被告却仍以注销了的厂牌对外公示，是被告以其行为让原告相信双方仍在合作中，直至2017年1月原告起诉被告借款纠纷一案打出的机读档材料后才知道被告注销了工厂。在工厂经营过程中被告总以亏损为由从未分过红给原告，为此原告及其父亲一直找被告要求退还入股款，均未果。被告在《注销登记申请书》中对注销后的债务作出由其本人承担的承诺，该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被告作为工厂的实际控制人即未经通知也未对经营期间的债权、债务履行法定的清算即注销工厂，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原告陈木兴为其陈述的事实提交如下证据：1、《合作协议书》；2、《合资协议书》；3、个体户机读档资料、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表；4、图片、报纸图片、户口页；5、电话录音文本及光盘（附光盘一个）；6、公证书。被告孟德祥辩称，一、原、被告合作经营体到期终止的“清算”（结算）义务同属原、被告双方，并非被告的单方“法定义务”，原告诉求事实错误；原告与被告在2010年11月20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在该协议的第九条约定了“合作期限5年，到期可按照总净资产结算、按投资股份分摊”。很明显，该《合作协议书》是双务合同。对于合作的原、被告来说，在合作协议到期终止时应按协议约定进行“结算”，这不仅是被告的义务，也是原告的义务，并不是被告一方的单方义务。原告作为合作经营体的股东，既有权利、又有义务在协议到期终止时对工厂的经营情况、特别是财务状况进行必要的结算（或清算）。但原告不行使结算的权利、不尽结算义务，被告也无法要求其履行结算义务。原、被告对于合作协议到期终止是否“结算”及怎么“结算”，始终无争议、无纠纷。因为原告知道双方合作的工厂长期亏损，无利润可分。事实情况是：被告与原告《合作协议书》2015年8月1日到期终止时，原告陈木兴完全可以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工厂财务情况进行“结算”（或清算），但原告该为而不为。如果原告的该行为产生责任的话，责任在于原告本人，而不是被告。2015年8月1日，原、被告合作协议到期终止时，工厂因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而倒闭，于2015年12月1日注销。二、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清算义务”之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应驳回该项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的《合作协议书》约定：2015年8月1日，双方合作协议到期终止——该日期，是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起算点。而原告具状起诉、主张权利的时间则是2019年6月10日，早己超出法定的诉讼时效规定，人民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三、原告诉求被告“因未履行清算义务承担出资30万元及利息损失赔偿责任”无事实根据、无法律依据、无证据支持；首先，合作各方“清算”与否，是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不是被告单方的权利或义务；清算与否、什么时间清算、由谁来清算，原告自由选择，被告配合清算即可，这里不存在“被告未履行清算义务”的事实。即使原告因未清算造成损失，也属原告陈木兴本人责任，与被告无关。因为原告从不关心工厂生产、经营情况，从不履行作为股东应该履行的股东义务，更不愿尽到股东应尽的股东责任。正如原告在诉状中所说的“2017年1月才知道工厂注销”，说明原告从2015年8月1日双方合作到期终止后，原告根本就没来过工厂。那么，不履行股东清算义务的正是你原告本人，有什么理由将“不履行清算义务”的责任全部推到同为股东的被告身上呢。其次，仅因合作工厂原告未来“清算”即导致原告“损失”30万元，“损失”是如何造成的？“损失额”为何刚好是与原告投资入股额相等的30万元？“损失”的证据何在？如果是被告侵犯、损害原告股东权益、导致原告经济损失，那么,“侵权、损害”的证据又何在？如果原告诉求的30万元指向的就是投资入股的30万元，那么请原告好好看看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第三条关于“利润分配及风险承担”的约定。该协议并没约定同为股东的被告应在合作协议五年期满终止时，赔偿原告的全部投资款；法律更无“在亏损倒闭情况下，合伙投资款应赔偿给投资人”的规定。既然是投资款性质，就可能有赚有赔，甚至血本无归。事实上，原、被告合作开办的秋长威溪乐器厂在2015年8月1日合作到期终止时，早已资不抵债，被迫注销倒闭（对此情况，在该厂工作过的原告是完全知晓的）。对此，投资风险理应由所有股东自担，不存在A股东应向B股东、或B股东应向A股东赔偿投资款的情形。原告要求“赔偿投资款”的诉求，完全违背了双方“风险共担”的约定，被告没有向原告“赔偿投资款3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的义务。四、原告本次起诉的第二项诉求属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除本次诉求“赔偿30万元（投资款）及其利息损失”起诉之外，早在2017年1月11日、2017年11月13日、2019年1月22日己经有过三次、分别以“支付借款”、“返还入伙款”、“返还投资款30万元及其利息损失”的诉求向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均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特别是原告的第三次起诉，因属重复起诉，于2019年4月24日被惠阳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起诉”[案号：(2019)粤1303民初212号]。现在，原告的该第四次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陈木兴、孟德祥)、诉讼标的相同（提法不一，但都是为了要回同一笔投资入股金30万元)、诉讼请求大致相同（本次虽然增加要求“清算”诉求，但目的还是同样指向要求“赔偿”入股金30万元及利息损失)。原告陈木兴本次第四次再起诉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其前后四次起诉的“事实与理由”及提交的证据基本相同，其行为明显属于重复起诉，属于“一事不再理”的民事诉讼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7条规定“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原告诉求无事实根据、无法律依据、无证据支持，且重复起诉，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驳回起诉。被告孟德祥为其答辩提交以下证据：1、（2017）粤1303民初121号民事判决书；2、（2017）粤1303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书；3、（2019）粤1303民初212号民事判决书。经开庭质证，对上述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根据上述已确认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庭审笔录等进行综合予以认定，并将采信的证据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20日，原告陈木兴与被告孟德祥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入股威溪乐器厂，“公司”总投资160万，被告出资85万元，占总投资比例53.125%，原告出资30万元，占被告股本35.294%，双方自愿平等在互利基础上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财务受股东逐月核算，报送财务报表，按投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或亏损承担；合作期限5年自2010年8月1日至2015年8月1日止，到期可继续合作也可终止合作，可按照总净资产结算按投资股份分摊。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30万元投资款。2011年5月23日，被告在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了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威溪乐器厂（以下简称威溪乐器厂），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孟德祥，经营范围为乐器加工、销售。2015年12月1日，威溪乐器厂因经营不善而注销登记，注销登记申请书上载明“注销原因：经营不善，无拖欠任何费用、一切债权债务由本人承担”“本人依照《个体工商户条例》申请注销登记，提交文件材料真实有效。谨对真实性承担责任。经营者：孟德祥”。2016年1月21日，被告孟德祥在惠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了惠州市威溪乐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溪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孟德祥，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乐器。2017年1月11日，原告陈木兴以被告孟德祥以欺骗手法许诺给原告入股公司股份35.294%的形式，使原告违背真实意思并签订《合作协议书》出资30万元给被告，且被告向原告借款15万元到期未还为由，向本院立案起诉孟德祥及其妻子高冬芹，要求两人支付拖欠借款45万元并支付利息及承担律师费。本院于2017年7月4日作出（2017）粤1303民初12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陈木兴诉请借款45万元中的30万元是原告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支付给被告，不属于借款的性质，对该30万元借款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被告孟德祥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高冬芹则对15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上述判决生效后，原告以合伙协议纠纷为案由再次向本院立案起诉孟德祥及高冬芹，要求撤销《合作协议书》，判令两人返还“入伙款”30万元并赔偿损失。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作出（2017）粤1303民初372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请求撤销的合作协议已履行完毕，合伙工厂也注销，撤销的主体已不存在，原告申请撤销的时间也超过了合同法规定的时间，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并未就该案上诉。2019年1月22日，原告以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本院立案起诉孟德祥及威溪公司，要求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30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的起诉与（2017）粤1303民初3729号案件的诉讼请求相同，属重复起诉，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9）月1303民初2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也未就该案上诉。2019年6月26日。原告陈木兴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为案由将被告孟德祥诉至本院，要求孟德祥履行法定清算义务并按原告出资的30万元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并赔偿利息损失及承担公证费800元。案经本院调解未果。本院认为，本案系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经查，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所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本案中，威溪乐器厂登记设立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孟德祥，而个体工商户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企业（公司），因此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范畴，原告主张其是威溪乐器厂的股东，要求被告孟德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清算义务并承担赔偿责任，属于主体不适格，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陈木兴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减半收取为2900元，予以退回原告陈木兴（原告已预交受理费2900元）。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梁东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瑞仙书记员肖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