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陕08民申16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杨占明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兴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姜国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马文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宝银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靖边县鸿盛机砖厂法定代表人：杨占明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贵元一审第三人：王秀英一审第三人：边静一审第三人：边江一审第三人：边玲一审第三人：樊振军一审第三人：刘亮再审申请人杨占明因与被申请人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王宝银、靖边县鸿盛机砖厂与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贵元、一审第三人王秀英、边静、边江、边玲、樊振军、刘亮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陕08民终3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占明申请再审称，1、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1年4月8日《协议》签订之前，涉案砖厂与三被申请人无任何关系。2008年1月11日签订《砖厂转让合同书》的主体为杨贵元、边登明、王宝银，2008年11月21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的主体为杨贵元、杨占明、樊振军、刘亮，2010年2月26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的主体为杨贵元、刘亮。故被申请人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不是2008年1月11日、2008年11月21日、2010年2月26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的主体，亦不是利害关系人。2011年4月8日《协议》由原砖厂三名股东（合伙人）杨占明、杨贵元、樊振军签订，被申请人张兴秀作为中介人签字认可，该《协议》明确记载：“因刘亮转让鸿盛机砖厂转让费多次催要没按照合同执行，造成三位股东转让来边登明砖厂转让费支付不上造成违约，边登明现已扣回砖厂…”可见，该《协议》形成背景的前提为边登明已经把砖厂扣回，之后才签署的该《协议》。杨贵元在该协议上签字并非代表股东身份，而是合同相对方，因为刘亮于2010年2月26日已经将砖厂转让给了杨贵元，在2010年2月26日至2011年4月8日期间砖厂与刘亮巳经亳无关系。故边登明以杨贵元拖欠转让费为由，从杨贵元手中直接扣回机砖厂，完全无需征得刘亮的同意。同理，杨贵元、樊振军、杨占明在2011年4月8日签订《协议》时更无需刘亮签字或按印，张兴秀为签订协议的中介人不但知情该砖厂被边叠明扣回的事实，而且书面确认。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砖厂并未扣回，砖厂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应是杨贵元和三原告”的事实错误。2011年4月8日，涉案砖厂被扣回后就由边登明和杨占明实际控制和管理，张兴秀为承包人。2013年5月期间，靖边县国土资源局、土地检查大队对于涉案砖厂违法占地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均送达给了杨占明，并由杨占明实际数纳。截至目前，涉案机砖厂的地上附属物均由边登明、杨占明负责管理，2016年12月份涉案砖厂中的机砖补偿款，亦由边登明、杨占明实际领取。由此可知，涉案机砖厂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就已经由边登明、杨占明实际所有并管理。原审判决抛开该关联证据，反而径直认定由杨贵元和张兴秀等人实际管理涉案砖厂，证据明显不足，进而导致事实认定完全错误。姜国均、马文明并非2011年4月16日砖厂抵顶合同书的签约主体，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诉请。根据张兴秀提交的2011年4月16日与杨贵元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书》记载：甲方签约人为杨贵元，乙方签约人仅为张兴秀，而马文明在该抵顶合同中只是中介人，姜国均虽然在合同书中有所提及，但从始至终并未签字。原审判决认定转让后砖厂股东有杨贵元和张兴秀等人的事实证据不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机砖厂在刘亮转给杨贵元后，杨贵元和张兴秀成为涉案机砖厂的股东。张兴秀所举刘亮出具的4支收据与2011年4月16日的《砖上抵顶合同书》，该两份证据本身相互矛盾，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根据刘亮出具的4份收据记载，刘亮收到张兴秀的款项性质为购买鸿盛砖厂的转让款。然而，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书》却为抵顶协议，而非买卖合同。此外，刘亮出具的四支收据金额巨大，无相应的转账凭证予以佐证，明显缺乏客观性和真实性。由此可知，张兴秀与杨贵元之间签订的合同是以物抵债协议，但出具的收据却是买卖砖厂款，明显自相矛盾，该收据和《砖厂抵顶合同书》都不具有真实性，原审法院仍作为认定案件的事实依据，显然违反证据的采信规则。2、原审法院严重违反证据裁判规则。原审判决仅以杨贵元和刘亮的质证意见认定整个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明显违反证据规则。对于张兴秀等人向法庭提交的第五、六组证据，申请人杨占明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提出异议并一一说明理由，但原审法院却以杨贵元和刘亮对张兴秀提交的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无异议为由，径直认定了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而采纳了该证据作为判决依据，明显违反证据的采纳规则。原审判决对申请人提交与张兴秀《承包机砖厂协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确认和采信的基础上，又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证据的采信规则。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提交的《砖厂抵顶协议》中因边登明处签字不是本人所写，对此该协议的真实性不子确认，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然而，在本院认为部分，原审判决又将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采信的《砖厂抵顶协议》，作为认定2011年4月8日《协议》为股东会议的判决依据。显然，原审判决将排除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违反证据规则。原审法院仅凭樊振军的孤证否定2011年4月8日《协议》的证明效力，证据严重不足。原审判决认定张兴秀将4月8日误写为4月18日的认定更是错误，无任何证据证明张兴秀存在误写行为。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与杨贵元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因杨贵元的无权处分行为而致合同无效，进而不会发生物权的变动。原审判决认定张兴秀等人为善意相对方，适用法律错误。在签订2011年4月8日《协议》时，张兴秀作为中介人已完全知道涉案机砖厂被边登明扣回，已不属于杨贵元所有，张兴秀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认定为善意相对方，进而取得涉案砖厂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错误。张兴秀与杨贵元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书》是代物清偿，而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行为，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履行物权转移手续。而本案中，涉案机砖厂于2011年4月8日就被边登明扣回，在2011年4月16日贵元不可能采取直接“交付”的形式转移砖厂的所有权给张兴秀，本案并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判决适用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则》五十五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所涉证人只有法庭向张兴秀和樊振军所做的两份调查笔录，张兴秀为本案的当事人，其所陈述的内容充其量只能认定为当事人陈述，而非证人证言。至于樊振军的证词，因樊振军本人并未出庭，原审法院亦没有组织交换证据，原审判决引用《民事证据规则》第五十条将其证词作为定案依据，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原审判决一审鉴定费、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以及原第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兴秀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向原审法院申请启动了鉴定程序，那么，为证明自己主张所支出的费用，应当由张兴秀本人自行承担，而非案件的第三人杨占明代为承担。此外，根据《诉讼费缴纳办法》的规定，案件受理费由败诉方承担，然而，本案原审被告为杨贵元，杨占明、王宝银、边江等人仅仅被列为案件第三人，本案所列的几项诉讼请求并不涉及本案第三人，审判决结果亦未判决第三人承担何种法定义务，反而判决案件受理费由第三人承担，缺乏明显的法律依据。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提交意见称，1、答辩人可以在本案中提出确认涉案砖厂经过多次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协议均为有效协议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支持该诉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答辩人与本案所涉分别于2008年1月11日、2008年11月21日、2010年2月26日形成的三份涉案砖厂流转协议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牵连，属于以上三份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同时与协议当事人发生了民事权益上的争议，享有诉权。原审判决认定姜国均、马文明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享有涉案砖厂的物权正确。2、张兴秀出具的4支收据与2011年4月16日的《砖厂抵顶合同书》可以互相印证，共同证明杨贵元从刘亮手中受让涉案砖厂时吸收张兴秀等人为合伙人，之后杨贵元又将其在砖厂的股份抵顶给答辩人的事实，该事实同时得到刘亮、杨贵元、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的一致认可。3、原审判决认定涉案砖厂由杨贵元和张兴秀等人实际占有和管理的事实，证据充分。2011年4月8日的《协议》不能证明边登明实际扣回砖厂以及其与杨占明管理砖厂的事实。申请人提供2011年4月18日的《承包机砖厂协议》经司法鉴定，该协议中“张兴秀”非本人签署，申请人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存在承包关系。罚款系由杨占明代张兴秀以其名义缴纳，实际缴款人为张兴秀。关于180万块机砖补偿款领取问题。刘亮在答辩人受让砖厂前已经实际经营砖厂约一年，该180万块机砖为刘亮经营期间所生产，所以对该机砖厂的补偿款由谁领取与本案无关，不得据此认定其对案涉砖厂享有任何权利。而且180万块机砖补偿款的权属争议纠纷，已涉诉法院且正在审理过程中。4、2011年4月8日的《协议》不能证明边登明扣回砖厂的事实。5、原审判决对刘亮向杨贵元转让砖厂后，砖厂的股东有杨贵元和张兴秀等人的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6、原审判决对答辩人提交的第五、六组证据的认证分析合理合法，未违反证据规则。7、原审判决在认定杨占明提交的《砖厂抵顶协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情况下，以其中的部分内容作为认定2011年4月8日《协议》实质上是股东会议的辅助证据，并无不妥。8、原审判决中樊振军的谈话笔录从证据形式上讲属于当事人的陈述，而非证人证言，而且该陈述内容与本案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9、原审判决认定张兴秀将2011年4月8日向杨占明出具的欠条中备注内容的时间“2011年4月8日”误写成“2011年4月18日”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交易习惯。10、被答辩人的再审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再审的任何情形。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答辩人的再审事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望依法驳回其再审请求。再审审查期间，再审申请人提交分配协议一份，证明砖厂是合作的，提交了鉴定意见一份，证明砖厂承包协议是真实的。被申请人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认为两份证据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且无原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且无原件，故均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所涉分别于2008年1月11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于2008年11月21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于2010年2月26日签订的《砖厂转让合同书》均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关于杨贵元、张兴秀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书》是否有效的问题。经查，签订该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该合同未被解除，应为有效合同。关于申请人杨占明所持边登明于2011年4月8日已将涉案砖厂扣回，故上述《砖厂抵顶合同书》无效的理由。经查，2011年4月8日签订的协议内容为股东之间的内部协议，不足以证明砖厂已被边登明收回的事实，原一、二审认定该事实正确。关于一审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杨贵元、张兴秀于2011年4月16日签订的《砖厂抵顶合同书》中载明了张兴秀、姜国均、马文明的出资情况，三人作为涉案砖厂的出资人依法享有出资人的权益，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所持上述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定如下：驳回杨占明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马榆平审判员  尚二平审判员  高 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徐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