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9民终19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180号加利大厦Ｄ1201。 负责人：李波，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勇，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博白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华，广西纳百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波，男，196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律师，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秦勇、原审被告李波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2018）桂0923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一、撤销博白县人民法院（2018）桂0923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秦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被上诉人秦勇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2015年3月26日，秦勇与李波就解除合同经短信的形式达成协议：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合法有效，那么解除就应当遵守合同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未达成新的协议以前，双方均应按本协议履行；2、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互通短信息协议解除合同的形式属书面形式”，根据一审的认定，短信息属于书面形式，那么判决书根据的上诉人的答辩状，庭审笔录，工作笔录“分析”得出的结论，就不符合“经书面形式确认的合同约定”。答辩状、庭审笔录、工作笔录，均不是合同的组成部分；3、秦勇发给李波的两条短信息的内容没有与上诉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第一条是2015年2月6日，秦勇发给马京祥的转发给李波的信息，内容是“马局长，你的龙体已经康复了吧？半夜三更我睡不着给你发短信息告诉你，请求你帮我办的，不要再麻烦你，我不想办了，请求你把款退还给我，谢谢你们，秦勇”；第二条是2015年3月26日，内容是“李律师好，没有合作了请求你把40万元退还给我吧”。这两条短信，秦勇没有要求与李波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李波2015年3月26日发给秦勇的两条短信息，内容没有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条的内容是“可以商量，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从前也和你说过”，另一条的内容是“咱们之间有合同，你现在谈的是变更合同的事情，商量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忙，等我闲下来，再联系”。二、秦勇没有向李波或者上诉人表达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1、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1月25日，原告通知被告停止履行合同义务，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不是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2015年3月26日，原、被告通过手机短信确认解除合同”不是事实。三、李波没有向秦勇表达过“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一审判决用工作记录、答辩状，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中李波的表达，来证实在2015年3月26日李波同意解除合同，属于牵强附会。1、工作记录、答辩状，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是李波与秦勇以生纠纷后态度，不是向秦勇作出的意思表示；2、工作记录、答辩状，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不是上诉人或者李波与秦勇达成的新的协议，不是合同的组成部分。3、在一审法院（2016）桂0923民初609号案件的答辩状中，李波表达的意思是，秦勇如果要求退钱，就是要变更合同，就要进行协商。退还18万元（包括8万元律师费、10万元差旅费）是2015年9月秦勇到北京要钱时，李波答应的数额；4、秦勇向律师协会投诉李波参与诈骗时，上诉人、李波表示，愿意与秦勇和解解决纠纷，解除合同，退还18万元（包括8万元律师费、10万元差旅费）；5、在一审法院（2016）桂0923民初609号民事判决认定因马京祥误导，秦勇对合同有重大误解，判决撤销合同，上诉人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秦勇答辩同意一审判决。四、至2019年3月18日，秦勇才第一次提出“解除合同”，故一审判决认定在2015年3月26日，秦勇与李波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根本不是事实。五、秦勇违反了“禁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请二审法院要求秦勇就曾经向李波有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提供证据。1、直到本案的起诉状，秦勇均要求法院撤销《聘请法律顾问合同》，要求撤销合同，是以不承认合同效力为前提的；2、确认《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已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解除，以承认合同效力为前提；3、秦勇在2015年3月26日以后，向律师协会投诉、向人民法院两次起诉，均要求撤销合同，即秦勇不承认合同效力；4、秦勇要求撤销合同与要求确认合同已经合意解除，是对客观事实所做的截然相反的陈述，绝不是对案件事实性质的不同认知。秦勇在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前后矛盾，违反了“禁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六、秦勇在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认为“发生了情势变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由此更应当确定秦勇本人并不认为他已经与上诉人已经就解除合同达成合意。七、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返还全部律师费并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上诉人与秦勇签订的合同是计时收费合同，服务期间是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服务期间届满，合同履行完毕；2、签订合同之间始至解除合同之日止，应当视为合同已经履行，相应的律师费，应当归上诉人所有，自解除合同之日起至合同届满之日止，律师费才应当予以退还给秦勇；3、上诉人与秦勇是服务合同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判决上诉人给付利息，明显不当；八、一审判决认定秦勇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按照一审判决的说法，秦勇在2015年1月25日通知上诉人停止履行合同义务，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26日始。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不适用有关诉讼中止、中断或延长的规定。秦勇变更的诉讼请求，诉讼时效至2018年1月25日届满。秦勇第二次起诉的时间是2018年9月10日，诉讼请求第一项是撤销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秦勇行使撤销权时，一年的除斥期间届满，丧失胜诉权。九、上诉人、李波不到庭参与诉讼的理由解释如下：1、上诉人、李波曾经收到2019年2月25日开庭的传票，但审判长在2019年2月22日给李波打电话，说收到秦勇答辩状后，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取消了2019年2月25日的开庭。由此可见，是否开庭，法官需要与秦勇协商；2、2019年3月20日后，上诉人、李波收到案件由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的裁定书及秦勇2019年3月18日签署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3、秦勇能从一审法院拿到省法院通过玉林市中院转发的“督办函”，可想而知，一审法院是专门保护秦勇的法院；4、回想本案第一次判决的结果，上诉人、李波可以确定本案一审的结果，根本没有必要跟一审法院走这种过场，看来估计的不错。十、上诉人向法院说明说明案件发展至今天的原因。1、秦勇在2014年12月初，经马京祥介绍，给李波律师发来了材料，要求李波律师提供服务；2、李波认真研究材料后，决定接受民事案件部分的材料，同时认为，刑事案件部分，无法提供服务；3、秦勇约李波在2014年12月31日在深圳见面，李波当面向秦勇表达接受民事案件部分业务，不接受刑事案件部分业务的想法；4、应秦勇之约，2015年1月6日，李波与秦勇在深圳签署了《聘请法律顾问合同》；5、应秦勇之约，2015年1月13日，李波前往南宁，为秦勇提供相关服务。据石家庄公安分局介绍，秦勇在李波来南宁期间，对李波的言、行做了秘密录像；6、2015年1月25日，李波应秦勇之约，在广州等候秦勇的下一步安排。秦勇在北京又找其他律师后，让李波“暂时先不要去广西了”；7、至2015年3月26日让李波还钱，秦勇与李波相处关系融洽，秦勇同意变更合同问题再与李波协商；8、至2015年马京祥被挽留之后，秦勇认为有公安局撑腰，开始以威胁的言语和方式让李波还钱，引起李波反感；9、李波拒绝了石家庄公安局个别民警要求李波把40万元交到公安局的要求后，2015年9月，秦勇来北京约李波见面，讨论“钱”的问题；10、李波向秦勇表示，将合同解除，按月计算律师费，合计退回18万元，秦勇对是否解除合同没有表态，只是关心“钱”的问题，要求李波退还30万元；11、秦勇把诈骗的“桂冠”戴在李波的头上，李波当然不认，于是事情发展到今天；12、秦勇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撤诉了。其实，无论是撤诉还是起诉，都是他行驶诉讼权利的行为，无可厚非，秦勇还要给李波扣上一个“欺骗他、答应还他钱”的帽子。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缺乏客观依据，适用法律错误，秦勇未就其诉讼承担举证责任，秦勇在基本事实的陈述违背“禁反言”原则。一审判决在基础事实部分的认定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秦勇的全部诉讼请求，由秦勇负担全部诉讼费用。原审被告李波在二审诉讼中作为上诉人的负责人参与诉讼，上诉意见同时代表其个人意见。 被上诉人秦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秦勇于2019年3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一、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已经解除；二、两个被告共同连带向原告返还律师费人民币3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月16日起至被告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原告秦勇需要处理与陈锋、陈莹的经济纠纷，通过他人介绍认识案外人左国胜。左国胜谎称是公安部一局局长等身份，骗取原告秦勇信任。左国胜再将左君来介绍给原告秦勇认识，并虚构经济实力和个人背景，以“打点关系”为由，左君来骗取原告330万元，左国胜先后骗取原告87万元。马京祥是由左国胜介绍给原告秦勇的，并谎称其系国家安全局南方局局长。马京祥第一次与原告秦勇见面时便表示找中央领导过问原告的经济纠纷，同时提出要原告找一名律师帮忙参谋，并推荐被告李波。2014年12月间，原告按马京祥的要求联系到被告李波并向其邮寄了经济纠纷的相关材料。2014年12月下旬，马京祥两次通知原告到深圳见面，要求原告提供六部苹果手机打点关系及拿出100万元给相关领导。2015年1月6日，原告秦勇、被告李波及马京祥三人相约在深圳见面，马京祥以给领导秘书为由要求原告秦勇给付30多万元。同时，被告李波以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与原告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秦勇，住址:广西博白县。乙方: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甲方由于工作需要聘请乙方的律师做为甲方的法律顾问。经双方协商订立如下条款共同遵照履行:一、乙方委派李波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为甲方提供法律帮助,依法维护甲方的权益。二、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是:1.为甲方解答与陈锋、陈莹发生的经济纠纷的法律问题。2.协助甲方修改、审查有关前述事项的法律事务文件。3.接受甲方的委托,参与前述事项的谈判。三、律师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根据甲方的提议随时联系约定。四、甲方必须提供与律师工作有关的情况、资料,要为律师工作提供办公条件。五、乙方为甲方工作的办理委托事项发生的官费,由甲方按照负责发生的数额支付。六、因工作需要律师为甲方工作时,差旅、食宿等费用均由甲方预付十万元。七、甲方向乙方每年交纳律师顾问费人民币三十万元。参加诉讼、非诉调解、仲裁,应办理授权、明确委托权限,并视具体工作量和标的另行收取律师费。八、甲方应在本合同书签订或每次议定收费标准后,三日内将费用交清。九、乙方账户信息如下:户名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行号305100001223,账号01×××77。十、本合同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十一、本合同履行中,如出现争议,双方协商解决,以书面形式确认,在未达成新的协议之前,双方均应按照本协议履行。十二、本合同期限一年,如双方无异议且甲方继续交纳律师费,视为本合同自动延期。延长的期限以本合同书中约定的期限为准。十三、本合同书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承办律师留存一份,三份文本具有同样法律效力。合同签订日期:2015年1月6日”。 签订合同后，原告秦勇依约支付30万元及差旅食宿费用10万元给被告。其中于2015年1月7日转账10万元给被告李波；于2015年1月15日通过广西美力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账户转账30万元给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2015年1月12日，原告秦勇、被告李波及马京祥在南宁见面，马京祥以打点关系为由要求原告给付300万元。此后，原告秦勇发觉受到马京祥的诈骗，并认为被告李波参与欺诈，对被告失去信任。2015年1月25日，原告通知被告停止履行合同义务，表达解除合同的意思；2月初，原告要求被告退回所收款项，但被告没有同意。2015年2月12日，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将收取原告30万元的款项，开具5张金额分别为6万元的法律顾问费发票。2015年3月24日，原告秦勇明确告知被告李波其受到马京祥诈骗。2015年3月26日，原、被告于通过手机短信确认解除合同，但原告要求被告返还收取的40万元，被告不同意。2016年1月6日，被告李波将收取的10万元差旅食宿费结算，退还97270元给原告，另外30万元的返还问题因存在争议，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3月17日，原告向一审法院提出撤销合同之诉，要求被告返还30万元，后于2018年7月31日撤诉，再于2018年9月10日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对《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履行情况，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有如下陈述：一、被告在本院（2016）桂0923民初609号的答辩状陈述：“双方签订合同时间是2015年1月,当时2015年1月25日李波通知原告来办理业务,但是原告明确不让李波来办事,2015年2月6日原告告知李波,马京祥是个骗子,不让其办事。当时是同意变更合同,同意返还支付的律师费18万元。”该事实说明：被告自认原告于2015年1月25日起已经通知其终止履行合同义务，2月6日，协商结算费用问题。二、被告李波在（2016）翼0105刑初419号刑事案件中陈述：“后来我提出我和秦勇之间的顾问合同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如果秦勇不让我给他当法律顾问了,我就和他解除合同”，“2015年3月底的时候,秦勇跟我说要取消我们的合作关系,让我将40万元费用退还给他,我当时也很生气,我告诉他这件事首先我们要见面,另外还要签订相关解除合同的手续,这样才能从我们公司的账户上退钱。”该事实说明：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时间是在2015年3月底，但以尚未签书面手续，不能退款。三、被告李波的工作记录陈述：2015年1月25日，“给秦勇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如何去南宁青秀区法院看案件，秦勇的答复：你不用来南宁了，以后再联系。”；2月2日，“我询问案件的审理情况，他闭口不说。”；3月28日（经核实应该是“3月26日”），“收到秦勇短信息‘李律师好,没有合作了请求你把40万元退还给我吧’，回秦勇短信息：‘秦总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商量,这是我一贯的态度,从前也和你说过’收到秦勇第二个短信息：‘钱怎么办？’。回复秦勇第二个短信息：‘咱们之间有合同,您现在谈的是变更合同的事情,商量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忙,等我闲下来,再联系。’晚上,给秦勇打电话,谈以下问题:1、谈解除合同,要有礼貌,要与我商量;2、商量好以后,要签合同,要通过银行办退款;要通过税务局,办退税;3、你也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你与美国人签合同订货了,你不想要了,就给人家打个电话,要求退钱？没有你这么做事情的;4、我愿意和你协商,办理解除合同。要见个面,深圳、南宁、北京、广州,随时可以。”。以上事实说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3月26日，但退款问题一直谈不下来。四、被告李波的工作记录陈述：2015年7月28日晚上，“接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朱石磊警官电话：1、希望我近期去一石家庄,配合公安局调查情况。2、收秦勇的律师费,要退给公安局。”8月4日,到达石家庄公安局刑警队“朱警官、刘警官与我谈话,做询问笔录。最后来了一位姓马的书记,看来是公安局的领导,他们一起和我谈，说秦勇确实让我们找你要钱了。”8月14日晚上，“朱警打来电话,说:秦勇的钱的事情,虽然公安不管,将来检察院、法院肯定还会找,太麻烦,是不是可以与他协商一下,我说,一直答应协商啊,他不找我啊,请转告他,我愿意协商。几分钟后,秦勇打来电话,说是留一万块,其余退给他;我不同意:秦勇破口大骂,说律师是骗子,不退钱公安就来抓我。”9月12日，“晚上21:54收到秦勇短信息‘李律师好,40万元费用怎么说了？秦勇’。回秦勇信息：‘第一、想讨论问题,就心平气和地和我谈。第二、我不愿意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半夜被人打扰。晚安!’”9月13日，“在天伦王朝大酒店大堂与秦勇见面。我的态度:3月份你就说来找我,为什么一直不来；，5、解除合同没有问题，律师费算到9月份,差旅费没花几个钱算我头上,总共给你18万元。6、我需要你的汇款信息,签合同,我要回事务所办手续,另外去税务局退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办好手续,就把钱会给你。秦勇的态度:他要30万,退18万不行。”以上事实说明：被告对解除合同一直是同意的，但退款问题协商不下来，同时，证明原告从未放弃要求退款的权利。五、在京律协纪字（2016）第5号北京市律师协会文件中，被告李波申辩称：秦勇第一次明确要我还钱,是2015年3月26日,我当时明确告诉他:1、解除合同,我同意:2、你要配合我办手续;3、要签合同;4、退多少钱,没有说。秦勇答应了。我在2015年9月份,还是答应他:退回18万元,希望他予以配合,他坚决不干,非要我退回30万元。现在,我仍然同意退回给秦勇18万元。以上事实说明：原告与被告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5年3月26日，但退款问题意见不一。 另查明，案外人左国胜、左君来、马京祥涉嫌对原告进行诈骗，经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左国胜、左君来构成诈骗罪，马京祥涉嫌对原告诈骗，现在逃。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对结算和清理有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关于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被告李波是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是法定代表人身份，其从事的职务行为即为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行为。被告李波是以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与原告签订的该合同，尽管没有及时加盖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印章，但不足否认原告是与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达成法律服务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该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虽在签合同过程中，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存在，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对该合同效力产生根本性影响，该合同的签订符合法律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于2015年3月26日已经解除《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问题。根据案件证据，本院确认原告始于2015年1月25日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2月6日原告与被告协商解除合同的事宜，3月26日,原告与被告协商解除了合同,但对解除合同后，如何结算费用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结论有被告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确认。如：被告在本院（2016）桂0923民初609号的答辩状陈述了原告提出解除合同被告与其协商的过程，以及结算费用争议情况；在（2016）翼0105刑初419号刑事案件中表述了大约在2015年3月底，原告不让其当法律顾问，其就和原告解除了合同，但退费的问题协商不下来；在其工作记录记载了从合同解除的磋商到解除以及对退费争议的过程，经对短信的往来印证，确定解除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3月26日；在京律协纪字（2016）第5号北京市律师协会文件中被告的意见是“解除合同，我同意”。所以原告主张确认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了合同，本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被告的自认足以印证原告所诉，故对被告提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解除合同的辩解，本院不予采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容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未指定特定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所以，原告与被告互通短信协议解除合同的形式属书面形式，符合合同的约定。被告辩解解除合同没有按合同约定的书面形式签订的辩解，不予采信。 关于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2015年3月26日,原告与被告协商解除合同后,但对已经履行合同的费用如何结算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形成纠纷，对该合同权利，原告一直没有放弃主张。2015年8月14日，原告通过石家庄市公安局刑警队主张退回律师费，并亲自电话要求被告退回39万律师费。9月12日，原告通过手机短信向被告主张退回40万律师费。9月13日，原告与被告面谈退多少律师费的问题，10月29日向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主张要求被告退回律师费，该律协于2016年4月8日出具结案通知。2016年3月17日，原告向博白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退回律师费，该案于2018年8月1日结束诉讼。原告于2018年9月10日再次向本院起诉被告要求被告退回律师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原告首次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二次起诉主张权利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所以对被告以原告的主张已经过了三年诉讼时效保护期进行抗辩，不予采纳。 关于合同履行是否出现情势变更问题以及原告是否存在禁反言问题。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如战争、经济危机、政策调整等。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有以下几项条件：（1）应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确实发生变化。（2）情势变更，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的。（3）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4）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情势发生变更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原告所诉受到欺诈签订的合同，发现被骗后，提出解除合同，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符合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所以原告主张为情势变更解除合同，不予采纳。原告从要求被告退款，直到第一次向本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再到第二次向本院提出诉求，是其对案件事实性质的不同认知，提出不同的诉求，其对事实的陈述并没有矛盾，故对被告提出原告诉讼违反了禁反言原则，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被告主体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规定，原告秦勇与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约定由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指派被告李波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被告李波为原告提供律师服务系其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承担，原告要求被告李波承担连带返还律师费的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聘用法律顾问合同》权利义务问题。合同权利义务是由合同条款确定的，即合同的内容。原、被告所签订的合同名为聘用法律顾问合同，而其约定的内容针对原告与陈锋、陈莹的经济纠纷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单一指向性、目的性明确，不具有聘用综合性法律服务的特征，所以该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就是：原告对陈锋、陈莹的经济纠纷问题有权向被告提出法律服务要求，同时有义务提供涉案的相关信息及材料等；被告有权收取服务费，有义务通过原告提供的涉案信息及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并为原告从事相应的法律服务。如果原告不先期履行提供信息及材料，没有提出服务要求，则被告也难于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该合同为有偿的双务合同。 关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的结算、清理问题。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条“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第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的规定，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应当约定结算方式，但没有进行约定，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被告在其答辩状中明确陈述：“工作方式为根据甲方的提议随时联系约定,即需要被答辩人“问”,答辩人才能“顾”,如没有被答辩人咨询的前提下,则无法提供相应法律服务。”“被答辩人在合同期限内口头要求变更合同,且明确表示不需要答辩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庭审笔录中陈述：《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时间，确定工作范围,解答相关法律问题等,内容是明确的。“前提是原告提出需求,被告根据原告的需求作出解答,原告至今没有提出任何的相关法律问题。”证明了该合同签订后，原告除了依约缴纳律师服务费30万元及10万元差旅费外，没有向被告提出实质性律师服务要求，被告也一直没有能向原告履行律师服务义务。双方于2015年3月26日确定解除合同后，律师服务尚未履行，则应依法终止履行。原告支付的30万元律师服务费，因被告没有提供过相应的律师服务，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应全部返还给原告。原告请求返还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规定，对合同的解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被告与原告因合同磋商、签订、履行过程中的损失问题，因被告对收取的10万元差旅费向原告进行了结算，现原告没有提出异议，也不主张损失诉求，被告也没有提出存在其他损失的抗辩，故本案不作审理。 关于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问题。原告虽然从2015年1月16日与被告协商解除合同，3月26日双方确定解除合同，但对如何结算费用的问题一直没有结果，2016年3月17日，原告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但于2018年7月31日撤回了起诉。2018年9月10日，原告再次主张权利，故资金占利息应从其从新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为宜。原、被告没有约定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性质及计算方法，为此，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处理。原告请求从2015年1月16日起计算利息损失及利息的计算方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秦勇与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于2015年1月6日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在2015年3月26日解除；二、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在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30万元给原告秦勇；三、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给原告秦勇，利息的计算方法：以3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9月10日起直至债务履行完毕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四、驳回原告秦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负担。 二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与被上诉人秦勇签订的《聘请法律顾问合同》，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合法有效是正确的。 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提出，没有证据证实在2015年3月26日，被上诉人秦勇与原审被告李波就解除合同以短信息的形式达成协议。经审查，秦勇与李波均承认，2015年2月6日，秦勇将发给马京祥的短信息转发给李波，内容是“马局长，你的龙体已经康复了吧？半夜三更我睡不着给你发短信息告诉你，请求你帮我办的，不要再麻烦你，我不想办了，请求你把款退还给我，谢谢你们，秦勇”；2015年3月26日，秦勇发短信息给李波，内容为“李律师好，没有合作了请求你把40万元退还给我吧”。秦勇认为，上述3月26日的短信息，其已明确解除双方的顾问合同；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李波则认为，短信息内容不能反映秦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李波亦未表示同意解除。即双方对3月26日的短信息内容理解不一致。秦勇陈述，因有求于马京祥而听从马京祥的介绍、安排，聘请李波为法律顾问。2015年1月15日，和马京祥、李波在广西南宁时，发觉马京祥有问题，对李波讲不想委托马京祥处理相关事务了。李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场合所作的陈述：2015年1月20日,与秦勇在深圳见面聊天时，秦勇讲马京祥只收钱不办事，前后已收他500多万元了。李波提出可解除双方的聘请合同，秦勇表示以后再说。同年1月25日，秦勇对李波说不要去南宁办理委托事务了；2015年3月底的时候，秦勇跟李波说要取消双方的合作关系，退还40万元费用，李波则表示谈解除合同，要有礼貌，要双方协商一致，要签合同。综合分析秦勇、李波的陈述及双方的短信息内容：秦勇是基于有求于马京祥而听从马京祥的介绍、安排，与李波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觉察被马京祥欺骗后，对李波表示了不想委托马京祥处理相关事务的想法，之后李波提出法律顾问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问题，2015年1月25日，秦勇告知李波不需要去南宁办理委托事务。也就是说，2015年1月25日，秦勇因不再信任马京祥已向李波表示了解除合同之意。秦勇2015年3月26日发给李波的短信息内容“没有合作了”，从字面上理解，没有合作的前提是合同的解除。之后的内容，秦勇明确要求李波退还支付的费用，是对解除合同的后续处理问题。因此，该短信息内容明确、完整，亦与秦勇、马京祥、李波三人关系发展过程相符合，应认定秦勇通知李波解除合同。对于秦勇解除合同的通知，在案证据证明李波明确表达了需要双方协商一致。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本案《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属于委托性质合同，双方可随时解除，合同自通知对方时解除，无需与对方协商一致。李波接到了解除合同的通知后，没有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已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故一审判决认定《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已解除与查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提出，按照一审判决的说法，被上诉人秦勇在2015年1月25日通知上诉人停止履行合同义务，秦勇请求行使合同撤销权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月26日始，至秦勇2018年9月10日起诉请求撤销合同，一年的除斥期间届满，一审判决认定秦勇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属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本案《聘请法律顾问合同》不存上述可撤销的情形，本院认定合法有效，且已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不适用合同撤销权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提出，秦勇在一审中变更诉讼请求，前后矛盾，违反了“禁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秦勇对本案基本事实所作的陈述，前后一致，并无矛盾，没有为已利而作出否定先前言词的言论。秦勇变更诉讼请求，是其对案件事实性质的不同认知，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秦勇变更诉讼请求的行为，不违反了“禁反言”的民事诉讼原则。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提出，一审判决上诉人返还全部律师费及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经审查，被上诉人秦勇起诉请求确认本案《聘请法律顾问合同》已于2015年3月26日解除，请求上诉人返还全部律师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一审判决上诉人退还收取被上诉人的律师顾问费并无不当。因上诉人在一审诉讼中没有提出同时履行抗辩，且双方对于是否应当支付相应的律师顾问费（损失）及支付金额等问题存在根本分歧，二审诉讼中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上诉人对律师顾问费（损失）可另案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除不可归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被上诉人请求的已支付的律师顾问费的利息损失，因无充分证据证明解除合同是由于上诉人的原因造成，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故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律师顾问费占用期间的利息给被上诉人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依法改判。上诉人此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上诉提出，一审诉讼中，是否开庭，何时开庭，法官需要与被上诉人秦勇协商，秦勇可从一审法院获取上级法院的“督办函”，一审法院是专门保护秦勇的法院等问题。经审查，本案的审判程序是合法的。对于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纪等问题，上诉人可向有关部门反映。 综上所述，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部分不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上诉人支付律师顾问费占用期间的利息给被上诉人秦勇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2018）桂0923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2018）桂0923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上述债务，义务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一审案件诉讼费5800元，由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秦勇负担800元；二审案件诉讼费5800元（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上诉人北京市中普律师事务所负担5000元，被上诉人秦勇负担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泉清 审 判 员 吕海欢 审 判 员 郑燕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助理 周冬梅 书 记 员 梁 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