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民再157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廖容，女，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官施民，男，199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昀，女，198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北部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娇腾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镇民胜村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753076739Q。法定代表人：王兴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国熹，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冬，重庆自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四川省永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威远县新场镇上游6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24206704820Q。法定代表人：闵勇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四川思创兴旺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资中县城南开发区东西干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25095895985P。法定代表人：钟毅，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武侯区春浩建材经营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簇桥乡簇锦北路龙锦二区3-12，组织机构代码L68525525。经营者：王春，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思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215号附40号1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071413179E。法定代表人：官正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北京市律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廖容、官施民、刘昀因与被申请人重庆娇腾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娇腾公司）及一审被告四川省永宏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宏建司）、四川思创兴旺商贸有限公司（简称思创公司）、武侯区春浩建材经营部（简称春浩经营部）、思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思创集团）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民终36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4月8日作出（2018）渝民申27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廖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暨再审申请人官施民、刘昀、一审被告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田燕刚，被申请人娇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游国熹、龙冬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容、官施民、刘昀申请再审称，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娇腾公司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法院在未予释明的情况下，径行变更基础法律关系，违反法定程序，二审法院应予纠正而未纠正。娇腾公司在一审中以合同之诉立案，一审法院在未向双方释明的情况下，径行以不当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作出判决，既违反法律规定，也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2.一、二审判决在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上严重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娇腾公司无论主张合同之诉，还是主张不当得利之诉，应当对主张提交证据证明，娇腾公司仅举示转款依据，只能证明支付行为，而对“没有法律根据”和“利益受损”，并未举证证明。3.再审申请人提交的优势证据明显。再审申请人在二审中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廖容为娇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魏良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娇腾公司所转的每笔款均在魏良惠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获取融资款后转款，能够证明廖容获取款项有法律根据。4.有新证据能够推翻原判决。二审结束后，廖容通过查找，查到娇腾公司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渝证会会所审字[2014]第957号）《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并无本案中2013年度所涉925万元的应收款或投资款，故可以推翻原判决所认定的2013年转款925万元为不当得利或娇腾公司一审主张的投资款。官施民、刘昀申请再审称，即使本案的款项应予返还，官施民、刘昀不应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无论是娇腾公司主张的投资合同关系还是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相对人均是廖容，官施民、刘昀仅是提供银行账户接收款项，系受托人，其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应当为委托人廖容，官施民、刘昀既无约定也无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故官施民、刘昀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娇腾公司提交意见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廖容、官施民、刘昀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取得财产有法律根据。廖容、官施民、刘昀所提交的审计报告虽然真实，但来源不合法，且公司内部财务资料对外不具有约束力，不能推翻原判决，《审计报告》不应作为新证据采纳。廖容、官施民、刘昀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其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娇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廖容、官施民、刘昀共同返还娇腾公司1876万元投资款；2.永宏建司在925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思创公司在501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春浩经营部（实际经营者王春）在350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思创集团在100万元范围内，对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廖容、官施民、刘昀、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负担。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事实：2013年9月1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永宏建司转账925万元（注明往来款）。2014年4月10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四川思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思创建司）转账100万元。2014年5月2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授意其员工魏良兰向思创公司转账60万元。2014年6月17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委托重庆凌欣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凌欣公司）向思创公司转账71.05万元（注明往来款）。2014年9月26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思创公司分三次共转账220万元（分别为20万元、100万元及100万元，注明往来款）。2014年10月8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思创公司转账150万元。2014年7月21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50万元（注明往来款）。2014年8月22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180万元。2014年9月1日，娇腾公司根据廖容的指定向春浩经营部转账120万元（注明往来款）。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建司在收到上述款项之后，根据廖容的指示陆续将全部款项已转至官施民、刘昀的银行账户。其中，官施民共收款1156.05万元，刘昀共收款720万元。官施民、刘昀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房产及汽车、理财投资等。一审另查明，2014年7月29日，思创建司依法变更为思创集团。魏良秀、魏良兰、魏良惠系姐妹关系。廖容与官施民系母子关系，廖容与官正勇系夫妻关系。官施民与刘昀系夫妻关系。魏良秀系凌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良秀跟娇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兴力系夫妻关系。魏良兰系凌欣公司的会计。魏良惠系重庆铺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容的丈夫官正勇曾在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大邑力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力扬公司）上班，月薪为8万元。2016年4月7日，娇腾公司以公司被廖容诈骗为由向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报案。该局侦查后，于2016年11月14日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已撤销案件。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2018）渝0104民初1174号民事判决：一、廖容、官施民、刘昀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娇腾公司1876万元；二、驳回娇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4360元（娇腾公司已预缴），减半收取计67180元，由廖容、官施民、刘昀负担。廖容、官施民、刘昀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娇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裁定驳回起诉；娇腾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明显程序错误。1.娇腾公司未尽到其应有的举证义务，一审应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中，娇腾公司应就双方存在投资合同关系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还应就投资合同未履行而解除或无效等支持其返还投资款这一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承担举证责任。2.一审未依职权向娇腾公司释明其将投资合同之诉变更为不当得利之诉讼请求，娇腾公司在一审中也未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即应依法驳回娇腾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廖容、官施民、刘昀存在不当得利，属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1.因廖容、官施民、刘昀不负有举证义务，因此即使未举证，一审也不应以举证不能为由认定其所收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何况根据廖容、官施民、刘昀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及廖容、官施民、刘昀将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是可以充分证明案涉的1876万元实为融资服务费。2.一审认定廖容、官施民、刘昀所收款项属不当得利明显有违常理。首先，资金作为特殊动产，仍然适用“转移占有即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原则，因此，若付款人对已经支付出去的款项享有索回权，则必然持有相应的索回依据（如借条、合同等），若无索回依据，则只有在发生“错误支付”的情况下才属于不当得利，而“错误支付”显然只能是单次偶发，绝不可能多次频繁发生。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娇腾公司自2013年9月12日开始，在持续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9次向廖容、官施民、刘昀转账共计1876.05万元，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为925万元，即便金额最小的一笔也高达50万元。娇腾公司之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9次向廖容、官施民、刘昀高额支付款项而没有任何索回依据，只能说明娇腾公司应当支付这些款项给廖容、官施民、刘昀。其次，一审法院未对廖容、官施民、刘昀主张的融资服务关系及相关证据进行充分的调查及质证，导致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判决官施民和刘昀承担案涉款项的返还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官施民和刘昀与娇腾公司之间既无合同关系，也无其他法律上的关系，这是各方均认可的事实。即使认定案涉款项属于不当得利，从案内证据来看这些款项的收款人也是廖容或案外人官正勇，至于他们收款后再转给官施民和刘昀或作其他使用，则是对所收款项的再次处分行为。娇腾公司二审辩称：一、本案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应当依法驳回廖容、官施民、刘昀的上诉请求。一审没有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明确询问了娇腾公司是以什么法律关系起诉，娇腾公司回答按照投资关系起诉，但是如果廖容、官施民、刘昀抗辩投资关系不成立，那么娇腾公司要求按照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要求返还，基于此，娇腾公司在事先明确的情况下，法院无需再次释明。无论法院确定的法律关系性质是什么，其基础都是建立在返还请求权上，对于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收取、是否应当返还的实体权利并无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终字第52号判决观点，在不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行使释明权，因此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一审程序违法是对法律的错误理解，应当不予采信。二、关于是否属于不当得利问题。廖容、官施民、刘昀除了举示官正荣在公安机关前后矛盾的供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事实上娇腾公司没有委托廖容、官施民、刘昀进行任何形式的融资服务，即使按照廖容、官施民、刘昀所述，力扬公司和铺金公司获得了银行贷款，但该两公司均是通过提供足额的财产抵押获得的正常贷款，按时足额支付了费用，与廖容、官施民、刘昀没有关系。三、关于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查明廖容指令把1876万元转入一审被告账户后又转入官施民、刘昀的账户，因此客观上官施民、刘昀收取了1876万元，官施民、刘昀没有收取的法律依据，官施民、刘昀在公安机关陈述1876万元已经用于购买房屋、高消费，因此应当返还不当得利款项。官施民、刘昀收取款项主观存在恶意，客观上造成了娇腾公司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87号判决观点，三人应当共同偿还。永宏建司、思创公司、春浩经营部、思创集团二审未到庭陈述意见，亦未提交书面意见。二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结合一审已经提交的证据，举示了以下证据（部分证据一审中已经举示）：第一组证据：1.王兴力于2016年4月7日以娇腾公司名义报案的材料；2.魏良秀于2016年6月2日以娇腾公司名义报案的材料；3.魏良秀的第1次公安询问笔录；4.魏良惠的第1次公安询问笔录；5.被骗款项明细（一审证据卷161页）；6.撤销案件决定书（一审正卷第二卷009页）。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娇腾公司自称的被骗金额不一致；2.娇腾公司所称的被骗事由也不一致，王兴力报案称是口头协议借款被骗，魏良秀报案称是共同投资做工程被骗；3.经公安机关详细调查，尽管娇腾公司付款属实，但娇腾公司所称的付款事由“即基于与廖容之间的口头投资协议向其付款”不成立，因此公安机关据此撤销了案件。综上，娇腾公司在一审中所称的事实及理由可谓“前后矛盾且漏洞百出”，一审法院对此也未予认定。第二组证据：1.廖容的第5次和第6次公安讯问笔录；2.官正勇的公安讯问笔录；3.官正荣的公安询问笔录；4.韦列永的公安询问笔录；5.祝建文的当庭证言；6.祝建文与力扬公司总经理罗勇以及与廖容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4份；7.徐长林的当庭证言；8.廖容被辞退的证明；9.魏良秀的公安第2次询问笔录；10.刘昀的公安第2次询问笔录；11.招商银行业务受理回单。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廖容及其丈夫为魏良惠控制的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客观真实，并据此获得了相应的融资服务费；2.魏良惠与廖容两方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娇腾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分十多次向廖容及其指定的公司付款，一定事出有因，绝非没有任何根据的支付或错误支付所导致的不当得利。第三组证据：1.王化淑的公安询问笔录；2.申勇的公安询问笔录；3.吴长伟的公安询问笔录；4.铺金公司融资的信用反担保合同、股东会决议、担保项目审批表；5.魏良秀的第6次公安询问笔录；6.魏良惠的第3次公安询问笔录；7.魏良秀的第3次公安询问笔录。以上证据综合证明：1.娇腾公司、凌欣公司均是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公司，如果魏良秀是娇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她不可能不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更不可能不知道从娇腾公司进出的这些巨额款的性质和来源；2.在本案中向廖容、官施民、刘昀方付款的三个主体即娇腾公司、凌欣公司以及魏良兰，均是受魏良惠的委托或指定，是代表魏良惠及其获得融资的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而向廖容付的款，因为这些款项均来源于魏良惠控制的公司，且所有的付款指令均是廖容将收款信息发给魏良惠后，再由魏良惠发给魏良秀，魏良秀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或受托人而已。娇腾公司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廖容、官施民、刘昀的证明目的。廖容、官施民、刘昀主张的1876万元与报案金额有差距，但是并不能认为是前后矛盾的，起诉金额低于报案金额是娇腾公司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并且娇腾公司再次明确未起诉足的金额，娇腾公司将另案起诉，本案中不当得利产生的孳息也将另案起诉。关于投资对象的陈述并没有矛盾，该案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金额巨大，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难免出现紧张焦虑情况，出现陈述上的瑕疵不影响本案客观事实，陈述上的矛盾在廖容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出现频率更高。就是因为公安机关撤销刑事案件，娇腾公司才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因此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前后矛盾而致本案事实不清的观点不成立。对于第二、三组证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部分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廖容、官施民、刘昀的证明目的。对于一审中未举示的新的证据部分，娇腾公司认为该部分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范畴，不能够被认定为新证据，且证据内容不能达到廖容、官施民、刘昀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廖容、官施民、刘昀收取的费用是融资服务费，廖容、官施民、刘昀应当举示双方是否有融资服务委托关系、廖容是否具有融资服务资格、是否开展了融资服务工作，才能确认是否为融资服务费。廖容、官施民、刘昀书面陈述中一定事出有因的陈述应当明确表示事出何因。娇腾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无论魏良秀、魏良兰、魏良惠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均不能将娇腾公司、力扬公司、铺金公司等公司进行混同。二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申请了证人祝建文、徐长林出庭作证。祝建文主要证实：其2013年是力扬公司的财务总监，但公司没有任命书，2013年12月已离职。廖容的老公姓官，他在公司名义上做融资工作，实际做融资工作是廖容。在2013年的时候还融了两笔资，当时是重庆银行融了2个亿的贷款，性质是开发贷款，还有华夏银行九龙坡支行，具体哪家银行记不得了，贷款利率是基准利率上浮5%。祝建文主要对接廖总，还有罗总，其主要把资料发给他们，廖总跑银行，有邮件往来。虽然法律上不认同，但融资是有融资服务费的，这是社会常情，通常是3%-8%的融资服务费。不清楚廖容有没有在力扬公司领工资，也不清楚娇腾公司的情况。徐长林主要证实：其跟廖容是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简称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同事，其为公司的总经理、廖容是副总经理。大概是2010或2012年，恒通公司在四川有个营销代理公司，于先贵给魏良惠在大邑的楼盘做代理，把徐长林和廖容喊过去。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是做评估的合伙体制，和银行的关系很熟，廖容主要是跑银行更熟悉，就把这个事交给她了。后来廖容老公也在大邑的房地产公司做老总。业务本来是公司的，但廖容撇开了公司去把做融资服务，后来因为知道了廖容干私活就把廖容开除了。融资服务是有费用的，市场是有规矩的。不清楚廖容具体为哪家公司从事的融资服务工作，具体金额也不清楚。没有听说过娇腾公司。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两位证人就所知的情况作了客观真实的叙述，徐长林的证言与其提供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8相互印证，祝建文的证言与第二组证据的证据6是相互印证的，证据6中有专门发给银行的融资资料，里面有祝建文作为公司财务总监的附件。所以，两位证人的证言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请求法院采信。娇腾公司认为，二审申请证人出庭不符合证据要求，应该在一审中提出，不属于新证据。证人陈述内容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祝建文陈述为案外人力扬公司的财务总监，但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其展示的电子证据收发件人的身份情况应当由相应的互联网公司出具相应证明，且电子文件所展示的只是标题，至于内容，廖容、官施民、刘昀既没有作为证据展示，也无法确认发送内容的真实性，并且自称为财务总监的祝建文连大额贷款的贷款银行都不清楚，显然不符合基本逻辑。并且对娇腾公司情况也不清楚，更未说明廖容具体进行了何种形式的融资工作，请法院不予采信。据了解，廖容为案外人力扬公司、铺金公司提供了资产评估服务，因此双方即使有邮件往来也是正常的工作联系，不能因为发送工作邮件就推定出廖容为案外人力扬公司、铺金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工作。对徐长林的证人证言，根本无法证实廖容是否进行了融资服务活动，并且在自称是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对于专业性问题都回答不清楚，还存在避重就轻的情形，其证言的证明目的不应得到采信。根据一审卷宗记载，魏良惠在公安机关陈述，廖容说官正勇弟弟官正荣在四川资中有房地产项目，邀请魏良惠一起去投资。廖容和魏良惠均陈述，2013年5月左右，两人一起到资中进行了学习考察。魏良惠称当时自己的公司在开发其他项目，没有多余的资金投资，但资中的项目不错，就叫魏良秀来投资，并和廖容达成了口头协议。而魏良秀陈述，魏良惠向其陈述是和廖容他们合作，就同意投资，因此才向廖容指定的公司打款。二审法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错误；2.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向娇腾公司承担还款义务。对于一审审理程序是否错误的问题。双方主要争议的是娇腾公司系以投资关系起诉，但一审法院在没有向娇腾公司释明的情况下认定廖容、官施民、刘昀构成不当得利并判决还款是否得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规定的目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能会因为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不同认定而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权利，受诉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以避免增加当事人另诉的诉讼成本，以及人民法院违背应在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内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原则。本案中，娇腾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是认为廖容以共同投资为名收取了娇腾公司的款项，但廖容并未用于投资且将款项据为己有，廖容诈骗了娇腾公司的财产，其报案的目的除追究廖容的刑事责任外，应当还包含有廖容没有合法依据持有财产、应予返还之意。在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娇腾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从其起诉的理由看，仍是认为廖容以共同投资为名收款后没有用于投资而要求返还，其请求的目的还是要求归还相应的财产。即娇腾公司在本案中的实体权利是要求廖容返还收取的款项，不论是以投资未遂的返还，还是不当得利的返还，均不影响娇腾公司的实体权利。同时，一审中，娇腾公司也多次表示，廖容、官施民、刘昀收取争议的款项于法无据，应当返还。因此，一审以不当得利判决返还并不会改变娇腾公司的诉讼请求，也未影响娇腾公司的实体权利，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一审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应当返还案涉款项的问题。审理中，廖容、官施民、刘昀认为不应返还的主要理由是娇腾公司、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均系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公司，廖容为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案涉款项是其应当收取的服务费。二审法院认为，该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对于款项应由谁收取，一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及本案的四位一审被告均辩称该款是官正勇为铺金公司、力扬公司、凌欣公司等融资获得的奖金或佣金，二审中，廖容又称该款系自己为魏良惠的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应得的服务费，只是以官正勇的名义发放。以上陈述明显矛盾，且以官正勇的名义发放也无据可证；2.廖容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陈述过魏良惠让官正勇去她的公司上班实际上是看中廖容在银行方面的资源，在公司获得贷款后魏良惠也给予过廖容几十万元的好处费，且官正勇在魏良惠控制的公司上班期间的月薪是8万元，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回报，在此情形下，娇腾公司再向廖容支付高达1876万元的服务费明显有违常理；3.廖容系从事资产评估工作的从业人员，具有较丰富的财会知识和经验，案涉金额高达1876万元，对于如此大金额的服务费，廖容没有与魏良惠或其公司之间签订书面合同，亦有违常理；4.在公安机关的调查中，廖容、魏良惠均陈述一起到官正荣投资的四川资中进行了考察，魏良惠称正是因为考察后觉得可行才向廖容指定的公司转入投资款。因此，娇腾公司对其转款作了合理说明，现廖容认为收款系服务费，则应当举证证明。虽然廖容一、二审举示了一些证据，但还不足以证明其从事了相关的融资服务工作，也不能证明依照约定其应收取的服务费的比例、金额，及与1876万元的内在联系；5.从案涉款项的流向看，均系娇腾公司或其授权的其他公司或人员向本案的四位一审被告进行转账，之后再转给官施民、刘昀，如争议款项确系廖容应得的服务费，廖容完全可以由自己直接收取。故从款项的流向看，亦不合常理。虽然案涉款项系受廖容指令转款，但最终系官施民、刘昀收取了争议款项，获得了利益，并事实上造成了娇腾公司的损失，故官施民、刘昀应当负有返还的义务。二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申请调取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办理的廖容诈骗案的全部材料、娇腾公司支付款项给四位一审被告的财务凭证、账簿和杭州夏好纺织品有限公司等公司转款给娇腾公司的财务凭证及账簿。二审法院认为，一审中，廖容已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了以上诈骗案中的所有笔录，一审法院已经调取并予质证，已无再调取之必要。至于其申请调取的娇腾公司的财务资料，和本案讼争的款项返还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亦无调取的必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4360元，由廖容、官施民、刘昀负担。本院再审查明：（一）案涉有关人员及主体的关系。魏良惠、魏良秀、魏良兰是三姊妹，魏良惠系魏良秀五妹、魏良兰系魏良秀三妹，魏良秀系二姐，许世建是魏良兰的丈夫，魏良全系魏家姊妹三人的堂兄弟，杨利芳系魏家姊妹三人之母。娇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兴力系魏良秀丈夫，公司股东有杨利芳（20%）和王兴力（80%）。凌欣公司法定代表人系魏良秀，股东有魏良全（40%）和魏良秀（60%）。铺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魏良惠，股东有魏良惠（60%）和许世建（40%）。力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魏良惠，股东是铺金公司（100%），魏良兰有时候给娇腾公司帮忙处理财务事宜（魏良惠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曾认可魏良兰系力扬公司出纳）。廖容再审中陈述，永宏建司系我丈夫官正勇之弟官正荣承包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四川资中江语丽府项目所挂靠的建筑公司；思创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是官正荣，后来就变更成了钟毅，公司就是搞建材生意的，也给江语丽府这个承包项目供应过材料的，但也给其他开发商供应过材料；思创集团是系官正荣的公司，也是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的劳务公司；春浩经营部是我儿媳妇刘昀的舅舅（阴从富）的公司，舅妈叫王春，春浩经营部是否供应建材不知道，没有给江语丽府供应过材料。思创建司与思创集团都是我弟弟官正荣控制的公司，但是否是思创建司法定代表人不清楚。娇腾公司称其支付案涉款项系因投资而支付之事实所依据的事实及争议双方就此在本案所展示的相关证据。1.2013年5、6月份，魏良惠和廖容一起到四川资中与官正旭和官正荣见面，考察了江语丽府项目（廖容认可该考察事实，但称不是去作投资考察，而是魏良惠去学习房地产方面的运作）。2.2016年4月7日，娇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兴力向公安机关报案称，经廖容介绍于2013年4月26日至2015年5月21日止，先后口头借款给永宏建司、思创建司、春浩经营部等19笔借款，借款用于做工程利润提成，因无法联系借款人，意识到上当受骗了所以报案。2016年6月2日，娇腾公司报案人魏良秀报案称，其系娇腾公司实际控制人，经魏良惠介绍认识廖容，廖容邀请其与她丈夫官正勇三兄弟在资中共同投资建筑工程，现工程项目进展不明，无法联系廖容，意识到受骗所以报案。3.魏良惠从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9月8日共五次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皆称，其为力扬公司法定代表人，娇腾公司系其姐魏良秀及其夫王兴力的公司；2010年其通过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的余先贵认识了廖容，廖容当时是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股东和副总经理，后廖容介绍其夫官正勇到力扬公司当高管（2012年9月至2014年9月），年薪96万元；廖容称官正勇及其哥哥官正全、弟弟官正荣在四川资中有个项目可以投资，项目最后完工以双方实际投资的金额比例来收取利润；2013年5、6月份，其与廖容到官正荣在资中的项目进行考察，项目名称叫江语丽府；魏良秀听其介绍后同意投资，就按照廖容发给其的账号打了1970多万元，廖容是以工程招标投标款、工程材料款、劳务民工款、工程租赁材料款等名义要求打款；其公司需要在银行贷款时，银行委托廖容的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来其公司作过资产评估工作，但公司贷款都是按照正规手续审批流程办下来的，与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评估业务也是付清了各种费用的，且贷款皆有抵押，也没有享受低息贷款的政策，官正勇和廖容也没有为其公司作过融资服务工作。廖容反驳娇腾公司所称案涉款项系投资款而提出的疑点事实及反驳证据：1.王兴力与魏良秀报案所称不一致，王兴力称廖容是借款介绍人，魏良秀2016年4月7日称经魏良兰介绍认识廖容，称与廖容一起投资其在四川南充修学校的工程项目，而其于同年5月26日称其报错廖容地址，不是四川南充。魏良兰称其在2016年才知一个叫廖容的人。同年6月2日，魏良秀又称魏良惠于2013年介绍其认识廖容。魏良秀2016年6月2日称娇腾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其丈夫王兴力，但实际控制人为其本人，但公安机关于2016年9月1日问及其一些大额资金往来时，不是称忘记了，就是沉默不语。2.娇腾公司报案称受骗1970余万元共19笔款项，其中2013年4月16日娇腾公司转账给马鞍山市经济开发区兴隆物资经销部50万元，魏良兰支付给张琴13.6万元、支付给廖容的11.7万元、支付给阴婷4.13万元，王燕支付给阴婷15万元，魏良惠支付给廖容的2.9万元，共计97.33万元并未包含在本案起诉金额中。廖容认为娇腾公司不把2014年4月16日转账给马鞍山市经济开发区兴隆物资经销部的50万元纳入诉讼是因为对方怕与其称于2013年5、6月份才去进行投资考察的时间点无法契合会导致法院认定不了投资事实。3.再审中，廖容、官施民、刘昀提交重庆渝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渝证会会所审字[2014]第957号）《审计报告》（系廖容举示的第二组证据），该《审计报告》为娇腾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载明：“……六、财务报表项目注释……2.应收账款……1年以内（含1年）账面余额28602759.54元……应收账款年末较余额如下表：重庆公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5782540.38元，陕西建工集团重庆分公司6500000.00元，重庆宗皇商贸有限公司7750520.37元，重庆马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5721727.37元……3.预付帐款……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情况如下表重庆凌欣商贸有限公司12801000.00元，重庆共进商贸有限公司9240040.61元。4.其他应收款项……合计5675284.35元……其他应收款年末余额情况如下表：成都吉本机电有限公司3000000.00元成都光广科机有限公司2280000.00元……”。廖容认为该报告中并未载明娇腾公司有本案所述投资事项，既没有记入支出，也未列入应收款，应该理解为记入了成本，故此能推导出案涉款项系该公司支付给其的融资服务费。娇腾公司质证称，《审计报告》的真伪无法确认；我公司是私营企业，如何在财务会计账本中列支费用是企业的经营策略，即使违反会计准则也不是本案审理范围；该报告记载了总的应收款项，对分项内容并没有详细列举，并不能因在报告中未明确记载案涉款项，就当然推定案涉款项为融资服务费，而否认投资事实。4.廖容再审中举示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永宏建司的建设施工项目协议书（系廖容举示的第八组证据），证明施工合同订立时间为2014年2月6日，认为娇腾公司第一笔汇款为2013年9月，时间早于项目时间，证明案涉款项不可能是投资款。娇腾公司质证称，不能因为汇款时间早于工程时间来推翻存在前期投资的情况，协议所涉工程真实，但我公司并未真正参与其中，对方介绍工程本来就存在不真实的情况。（三）廖容、官施民、刘昀称其所收取案涉款项系为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进行融资服务收取的服务费在本案所展示的相关证据。1.廖容再审中举示第一组证据：铺金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项目调查评估报告》（2014年）及重庆北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2015年，载明：关联人铺金公司，关系为“担保人关联”；关联人魏良惠，关系为“为信息主体关联”；关联人力扬公司，关系为“担保人关联”。），欲证明娇腾公司与魏良惠控制的其他公司的关联关系，魏良惠系凌欣公司、铺金公司、娇腾公司、力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廖容2013年9月为铺金公司在华夏银行融资1.05亿（十年期），按约定十年期贷款融资服务费每年1%约计100万元，即2013年收取100万元，2014年收取100万元，合计200万元。2.廖容再审中举示第三组证据：力扬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2014年和2015年两份）、重庆银行信贷业务审批通知书及公司类授信业务调查报告、廖容与重庆银行客户经理王娅的邮件及廖容与力扬公司财务总监祝建文的邮件；第四组证据：重庆北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2014年，关联人为魏良秀，关系载明为“为信息主体担保”）、廖容家人廖炜与魏良惠的员工关于重庆北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融资贷款的邮件；第五组证据：成都金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项目调查评估报告》（2013年）、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对凌欣公司的《基本额度授信合同》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廖容据此欲证明：1.廖容2013年9月为力扬公司在重庆银行融资2亿（三年期），按约定贷款融资服务费一次性收取4%计800万元；2.廖容2014年8月为力扬公司在重庆银行融资1.5亿（三年期），一次性收取4%融资服务费计600万元；3.廖容2014年5月为重庆北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融资1000万元及同年6月在哈尔滨银行融资650万元，当月为凌欣公司在兴业银行渝中支行融资2000万元，以上贷款一次性收取一年期3%融资服务费约计100万元。3.廖容再审中举示第六组证据：廖容与铺金公司员工关于受让浙江大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事项的邮件、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关于浙江大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土地开发成本专项咨询报告》、发票（2014年6月9日评估费9万元，付款人铺金公司，收款人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所做的《情况说明》（载明评估费9万元系廖容代铺金公司以现金支付）、浙江大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证照、资料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浙江大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与铺金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廖容欲证明其向铺金公司提供了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居间服务且垫付了评估费，案涉款项中的2014年6月17日这笔71.05万元就是此费用。4.廖容再审中举示第七组证据：刘昀的招商银行明细（2014年5月21日），证明廖容通过刘昀账户向铺金公司转账60万元，摘要为“借给魏良惠”，次日即2014年5月22日魏良惠通过魏良兰向思创公司转账60万元系归还该笔借款。5.廖容再审中举示第八组证据中的娇腾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欲证明娇腾公司在付本案案涉款项之前的融资服务费系廖容为娇腾公司2012年从哈尔滨银行贷款4300万元的服务费。6.廖容再审中举示第九组证据：发票（2013年8月19日评估费13万元，付款人铺金公司，收款人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欲证明其代魏良惠控制的公司支付的费用。娇腾公司对廖容举示的证据质证称，不属于再审新证据范畴，无相应人员签字盖章；无论铺金公司、凌欣公司、力扬公司还是魏良惠等是否获得了贷款，均与我公司无关，同时也不能证明其为上述公司提供了融资服务且该服务费用应由我公司承担；这些证据涉及企业机密，廖容未举示有关公司委托其到人民银行打印，故证据来源并不合法；廖容称其垫付了评估费等没有其垫付的依据，提供的评估费发票也是铺金公司与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我公司无关。（四）再审申请人廖容、官施民、刘昀关于案涉款项性质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各次陈述。廖容在2016年6月30日的询问笔录称，其系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合伙人，副总经理；余先贵介绍其认识魏良惠，其于2012年时介绍官正勇到力扬公司作副总；魏良惠公司与其公司有业务财务往来，其与魏良惠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小额私人之间的往来，都是些购物之类的，没有业务资金的来往；其曾帮忙官正荣与魏良惠之间发过他们公司合作的资金往来银行账号，但发送了哪些账号不记得了，有哪些业务往来不清楚；其与魏良秀之间没有业务资金来往。廖容在2016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称，其与魏良惠去过资中考察地产项目；官正勇与魏良惠之间没有业务上的经济来往；娇腾公司转账的1970多万元皆系魏良惠给其夫官正勇的奖金、工资等，具体哪些不清楚；为何通过公司账号过账其不清楚；官正勇在魏良惠公司负责融资，在官正勇上班前，其也曾帮魏良惠融过资，具体金额记不清了。廖容在2016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称，魏良惠于2012年起就叫其帮忙贷款；魏良惠聘请官正勇上班其实是为了利用廖容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帮她贷款；1970多万元不是魏良秀的钱，是魏良惠的钱，是给其的贷款服务费，以给官正勇奖金的名义打款，实际上是给其的3至5个点的服务费。当问及为何以前说这1970多万元不知道是什么钱时，现在又说是服务费时，廖容回答“当时我心里有顾虑，所以没给公安机关说清楚。”廖容在2016年9月9日的询问笔录称，魏良惠以每个月八万元工资聘请官正勇是因为当时魏良惠要廖容帮她贷款，因其是有正经工作不可能到她公司上班，让官正勇到她公司去上班挂个名；其与魏良惠谈的3至5个点时，并没有说具体给3个点还是5个点，魏良惠给其好多是好多，没去计较；在重庆银行和华夏银行贷款后给服务费的具体金额和时间记不清了。当问及为什么给了官正勇每月八万元工资作贷款服务费魏良惠另外还付其3至5个点的贷款服务费时，廖容回答“每个月八万元是工资是支付给我老公的”。官正勇在2016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称，关于贷款服务费是其与魏良惠于2013年初谈成的，魏良惠说给其提5个点，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廖容知道返点的事但不清楚具体返几个点；贷款一放下来，我就把我兄弟官正荣公司账号提供给魏良惠了，这些款我后转给了儿子或儿媳了，没有告诉儿子钱的来路。官施民在2016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称，本案案涉款项1156.05万元其不知道是什么钱，只知道是其父母给的钱；该款其用来买车、买房、投资、消费、买理财产品用了。刘昀在2016年6月30日的询问笔录称，打入其招商银行卡上的案涉资金不知是谁汇的款，该账号其与官施民都在用；银行有短信提示有大额资金入账时，其不会问家人是谁打的，因为这张卡是其家庭正常的资金流动往来卡。另查，2018年4月12日，凌欣公司和魏良兰向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凌欣公司和魏良兰分别于2014年6月17日和同年5月22日受娇腾公司委托向思创公司转账71.05万元和60万元。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针对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及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本院评述如下：（一）关于本案程序问题。本案娇腾公司以投资受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支付案涉款项之目的即主观表意为投资，但娇腾公司未就案涉款项与他人签订书面投资合同，作为其认可的投资合同相对方自投资款支付行为开始至今也没有承认案涉款项为投资款，且该款在打入各收款公司账户后皆陆续转入了廖容儿子官施民和儿媳刘昀账上，也就是说，事实上案涉款项也未用于娇腾公司意欲投资的江语丽府建设项目，接收案涉款项的廖容至今皆认为案涉款不是投资款，因此，娇腾公司所述之投资行为并未与他人形成合意，投资合同并未成立，原一、二审判决不以投资合同成立为前提将本案款项之返还请求作为合同解除后的财产返还请求权论，并无不当。另，本案娇腾公司因支付投资款意欲投资而未果请求返还该款，返还款项系其诉讼请求，投资系其诉因。当事人因其诉因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并不必然影响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旨在法律关系性质或民事行为效力不同情形下当事人可能选择不同的诉讼请求，进而影响当事人相应实体权利的实现，为避免增加讼累，故规定法院之释明义务。而本案无论是投资未果请求返还还是不当得利之返还，娇腾公司返还案涉款项之诉讼请求并未改变，也未影响廖容、官施民、刘昀在改变前后的答辩事由，因此，原二审判决认为法院未释明并不违法的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即不当得利成立要件为：一、受益人受有利益；二、他人受损；三、受利益与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受益无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本案中，娇腾公司称因投资将案涉款项给付廖容但廖容并未用于投资却转付家人官施民、刘昀占用，要求返还。故本案属于给付型不当得利。根据给付目的是否始终保有，给付型不当得利可分为自始无给付目的型与嗣后无给付目的型。无论是自始无给付目的型与嗣后无给付目的型，给付方在行为的最初都有合理的给付目的，正是此目的而导致的财产转移，只是在财产转移后目的因为各种不同因素或者消失或者不成立，但是这并不影响刚开始初始目的的成立。在不当得利诉讼中，原告作为给付方是经历了出现给付目的，进行给付行为，给付目的消失这一整个过程，所以对给付目的的消失缘由非常了解，并对被告受益无法律根据的原因也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原告必须对其原本给付的初始目的即给付原因进行说明以及给付原因嗣后消失等进行必要的举证，这样既可避免原告举证“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消极事实所承担举证困难的危险（即对于原告而言，让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可一定程度上防止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人作为使财产发生变动的主体滥用不当得利制度，规制不当得利纠纷泛滥化。当原告对给付原因或原因消失进行了充分说明并适当举证后，举证责任则转移给被告，由被告承担“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证明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此亦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例外情形。被告如主张存在一定法律关系构成“法律根据”的，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本案中，娇腾公司须对其给付廖容、官施民、刘昀款项之事实及给付原因为投资行为且嗣后原因消失予以说明并进行初步举证，而廖容、官施民、刘昀则应对其与娇腾公司之间存在融资服务合同关系、融资服务事实及融资服务的结算约定等承担举证责任。（三）双方当事人是否完成的本案之举证责任。1.娇腾公司是否就给付原因进行了充分说明并完成初步举证责任。娇腾公司举示了银行转账凭证及代付款人凌欣公司、魏良兰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其支付案涉款项的事实，对此，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而对娇腾公司的给付原因双方各执一词。2013年5、6月份，魏良惠（魏良秀称因信任魏良惠的考察结果而投资）与廖容一起前往官正荣承建的资中江语丽府项目进行考察这一事实，有魏良惠、廖容、官正荣、官正旭等人的询问笔录为据，廖容也予以认可，结合娇腾公司受廖容指示转账的多笔款项所入账的主体皆与工程项目存在一定关联性之事实（如收到第一笔也是最大一笔款项的永宏建司系官正荣承包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江语丽府项目所挂靠的建筑公司；官正荣控制的思创公司做的是建材生意的，也给江语丽府这个承包项目供应过材料的，官正荣的思创集团也是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的劳务公司；春浩经营部也是经营建材的。）及廖容在2016年6月30日的询问笔录称“其曾帮忙官正荣与魏良惠之间发过他们公司合作的资金往来银行账号”，让娇腾公司有理由相信其所转之款项用于了其所考察的江语丽府投资项目存在高度可能性。另外，在魏良惠的多次陈述中，对投资考察及娇腾公司因投资而支付廖容之事实表述并无反复，只是娇腾公司在公安机关报案时报案人在叙述案情细节时出现前后不一致之处，如将“南川”说成“南充”、报案数额与起诉数额不一致等，但这不影响案涉款项因娇腾公司以投资之表意而给付之事实成立的高度盖然性的判断。廖容举示的《审计报告》并不必然推翻娇腾公司意欲投资之事实，四川创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永宏建司的建设施工项目协议书虽证明施工合同订立时间晚于第一笔投资款转账时间，但先注入资金后争取到项目也是正常符合逻辑的，故廖容举示的反驳证据不足以推翻娇腾公司关于给付原因的主张。后娇腾公司向公安机关以投资受骗报案且廖容称案涉款项并不是投资款的事实证明了娇腾公司因未签订书面投资合同且投资款事实上也并未用于投资致使事先之给付原因现已丧失。综上，娇腾公司已就其本案不当得利之给付原因为投资行为进行了充分说明并完成了本案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证明责任。2.廖容、官施民、刘昀是否完成了其与娇腾公司存在融资服务合同关系或居间合同关系的证明责任。第一，廖容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前后表述并不一致。廖容在2016年6月30日的询问笔录称“其与魏良惠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小额私人之间的往来，都是些购物之类的，没有业务资金的来往。其与魏良秀之间没有业务资金来往”，廖容在2016年9月2日的询问笔录称“官正勇与魏良惠之间没有业务上的经济来往；娇腾公司转账的1970多万元皆系魏良惠给其夫官正勇的奖金、工资等，具体哪些不清楚”。而廖容在2016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对提供融资服务的人变成了自己“魏良惠聘请官正勇上班其实是为了利用廖容的专业知识和人脉关系帮她贷款”。廖容在2016年9月9日被询问时被问及为什么给了官正勇每月八万元工资作贷款服务费魏良惠另外还付其3至5个点的贷款服务费时，廖容回答“每个月八万元是工资是支付给我老公的”。也就是说，对于案涉款项的性质廖容最初两次回答皆不是其提供融资服务所获融资服务费，对融资服务合同约定的具体结算的陈述也前后不一致，之前表述是3至5个点，给多给少随心，后表述是十年期贷款每年1%即10%，三年期4%，一年期3%等。第二，廖容称其再审举示的第一、三、四、五、六、八、九组证据皆系魏良惠实际控制的几家公司如铺金公司、凌欣公司、力扬公司、重庆北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的贷款资料，其能保存这些资料就是因为为这些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时才获取的。本院认为，首先，廖容系恒通公司重庆分公司合伙人兼副总经理，该公司曾为铺金公司、力扬公司等在银行贷款时提供资产评估服务，廖容作为该公司副总经理，参与了该工作，能准确无误地陈述铺金公司和力扬公司贷款时间、贷款银行、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条件以及贷款过程等，且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获取上述资料也在情理中，故廖容称其能保存这些资料就是因为为这些公司提供融资服务仍需另行举证证明。其次，上述证据是复印件，无任何单位及魏良惠等有关人员签字盖章，证据来源存疑。第三，综合本案全案证据看，证据并没有指向本案娇腾公司的股东构成与魏良惠有实质关联或魏良惠是娇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魏良惠是否实际控制上述公司或廖容有无向上述公司提供融资服务或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居间服务皆与本案无关。第四，本案也无证据证明娇腾公司曾承诺廖容为上述公司提供融资服务后融资服务费由娇腾公司承担，故廖容称娇腾公司受其指示所转账之案涉款项系融资服务费和居间服务费的说法，本院不予认可。第三，廖容再审中举示第七组证据刘昀的招商银行明细虽证明2014年5月21日刘昀账户曾向铺金公司转账60万元作为借给魏良惠的款项，而次日即2014年5月22日魏良兰向思创公司转账60万元系发生在魏良兰与思创公司之间的款项，魏良兰在一审时已向法院说明该笔款系其代娇腾公司支付，故廖容的该证据不能证明该60万元系魏良惠归还的借款。综上，廖容没有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与魏良惠或娇腾公司之间存在口头融资服务合同或居间合同之事实，即其并没有完成其在本案中保有娇腾公司支付的案涉款项正当性之举证责任，理应承担返还本案不当得利的责任。（四）官施民、刘昀是否在本案中承担共同返还案涉款项之责任。不当得利之债的债务人是指造成债权人损失并受益的一方。本案中，廖容在指示娇腾公司转账后又指示进账的各公司将案涉款项无偿转账给其儿子官施民、儿媳刘昀，根据官施民与刘昀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他们并不知晓该款是什么钱且他们的银行账户有为家人过账的情形，官施民称该款已用于其购置财产及消费，官施民、刘昀系案涉款项的最终受益人且与廖容存在家庭财产混合之情形，故原二审判决认定官施民、刘昀与廖容共同承担返还不当得利之债的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民终360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汀汀审判员  陈 怡审判员  张 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周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