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5民终48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红芳，男，1976年9月19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住浙江省常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南工业区东拓新区(涂寨)。 法定代表人：周建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青田县油竹新区侨乡工业园区赤岩3号。 法定代表人：周建永，总经理。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彩虾，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郑一江，北京盈科（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袁红芳因与被上诉人福建起步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下称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起步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1民初11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红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及时向袁红芳支付拖欠的工资款362986元、经济补偿金45000元和及时为袁红芳补缴社会保险费；2.由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根据袁红芳与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共同签订的劳动合同书、银行出具的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以及零售客户交易清单等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至今仍拖欠袁红芳工资款362986元和依法应支付经济补偿金45000元及应为袁红芳补缴社会保险费。然，一审却以袁红芳主张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因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提出申请仲裁已经丧失该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不予以支持，以及以袁红芳主张的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一审的该认定和判决明显是违背本案事实与我国法律规定，二审依法应撤销一审作出的判决，并改判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及时向袁红芳支付拖欠的工资款362986元、经济补偿金45000元和及时为袁红芳补缴社会保险费。 一、袁红芳主张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并没有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一审认定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提出申请仲裁已经丧失该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不予以支持，及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明显是违背本案客观事实与我国法律规定：1、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完全可以证实袁红芳在法定的申请仲裁时效内主张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一条约定，本案双方确定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5日起至2017年10月4日止。因此，袁红芳与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的劳动合同关系的终止日应从2017年10月5日起算，而袁红芳于2018年7月18日向惠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依据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以及该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关于“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袁红芳在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起仲裁申请，完全没有超过仲裁时效。据此，袁红芳的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依法应得到一审的保护，而一审认定袁红芳主张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因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提出申请仲裁已经丧失该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不予以支持，明显是违背本案的客观事实与我国上述法律规定。2、一审认定袁红芳与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22日解除，并以此时间计算仲裁时效，明显是不符合本案事实的。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提供的《离职申请表》及《离职交接》材料中，虽然有袁红芳的签名，但在签名当时，该两份文书均系空白的，其他书写内容均是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事后添加的。这一点事实，也可以从《离职交接》中“离职人”处没有书写日期予以印证；此外，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事后在《离职申请表》中离职原因栏处添加的“2016620”、人力资源部意见栏处添加的“2016.6.22”与核准离职日期“2016.2.29”也明显存在矛盾，即不可能离职申请和部门意见的时间在后，而领导核准离职的时间却在三个多月前，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和客观事实。既非客观事实，该2016年6月20日或2016年6月22日就根本不能作为认定办理离职交接手续的依据，更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22日解除的依据。相反的，依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一条关于“劳动合同期限，(一)固定期限。从2014年10月5日起至2017年10月4日止。……”的约定，完全可以证实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7年10月5日起终止。因此，一审认定袁红芳与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22日解除，并以此时间计算仲裁时效，明显是不符本案客观事实的。3、根据案涉劳动合同书约定的三年工作期限，以及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以及零售客户交易清单等证据，足以证实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拖欠袁红芳的工资，其行为已明显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第五十条关于“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关于“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关于“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依法应当向袁红芳支付拖欠的工资款362986元及经济补偿金45000元。 二、袁红芳主张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应补缴社会保险费，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一审认定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并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也明显是违背我国法律的规定。本案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没有为袁红芳补缴社会保险费。因此，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五条关于“甲乙双方均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以及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七十二条关于“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规定，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依法应当为袁红芳补缴社会保险费。那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关于“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一审认定袁红芳主张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应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明显是违背上述我国法律的规定。 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袁红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恳请二审依法驳回袁红芳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袁红芳的请求已超过仲裁时效。根据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的仲裁时效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审判决认定，袁红芳于2016年6月22日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22日解除。劳动关系解除时，袁红芳应当知道其劳动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开始起算。然而，袁红芳于2018年7月才向惠安县劳动仲裁委提起仲裁，显然超过了仲裁时效。因此，一审据此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二)补缴社保问题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因袁红芳长期在泉州工作，为了能够让其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保不能跨地区使用)，应其要求，自2014年11月起，起步公司委托起步儿童用品公司为其代缴社会保险金。2016年2月，袁红芳与起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因其没有找到新的用人单位，其社会保险金无法缴纳，应其要求，由起步儿童用品公司为其代缴至2016年4月。袁红芳诉称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金，与事实不符。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社保补缴问题作出答复意见(法研[2011]31号)，明确“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的法定职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即使存在补缴社保的问题，该项请求也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 二、袁红芳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应予以驳回。(一)起步公司已足额支付了工资，不存在拖欠的情形。从入职至离职，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起步股份已依法、按约、足额支付工资至2016年2月，对于该事实，袁红芳也无异议，自2016年3月，双方就不存在劳动关系，袁红芳请求支付工资至2017年10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二)起步公司无需向袁红芳支付经济补偿金。袁红芳是因自己不能胜任工作，主动提出辞职，起步公司系合法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袁红芳主动辞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一审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当维持原判。一审判决认定袁红芳请求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已超过仲裁时效而不予支持；要求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为其补缴社保，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而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判决适用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和社会保险法第63条等规定是正确的。一审据此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求，于法有据，是完全正确的。 袁红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及时向袁红芳支付拖欠的工资362986元、经济补偿金45000元；2.判决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及时为袁红芳办理并补缴社会保险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起步儿童用品公司系经工商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起步公司系经工商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袁红芳于2014年10月5日与起步公司[2015年12月17日由起步（中国）有限公司变更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4年10月5日至2017年10月4日止，约定起步公司安排袁红芳在泉州市从事外贸中心总监，月工资15000元。袁红芳实际在起步儿童用品公司上班，袁红芳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3月期间的工资由起步公司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期间的工资由起步儿童用品公司支付。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自2014年11月起为袁红芳办理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并缴费至2016年4月。袁红芳在函头为起步儿童用品公司的《离职申请单》签字确认，但主张《离职申请单》中离职原因一栏中的日期“2016年6月20日”并非其填写。袁红芳在劳动仲裁时申请鉴定，经当事人协商一致，惠安劳动仲裁委委托福建鼎立司法鉴定中心对《离职申请单》离职原因一栏的落款日期是否为袁红芳本人签署进行鉴定，福建鼎立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离职申请单》离职原因一栏中阿拉伯数字“2016年6月20日”系袁红芳所写。袁红芳在函头为福建起步公司的离职交接单签字确认，离职交接单上备注“上班截止日期当天填写”，载明袁红芳“确认以上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毕，从即日起终止与公司所有劳动关系”，袁红芳签字确认之处后日期内容为“年月日”、“财务管理中心”处出纳签字确认之后的日期为“2016年06月22日”、“人力行政中心”处行政专员签字确认之后的日期为“16年6月22日”（阿拉伯数字均为手写）。2018年7月18日，袁红芳向惠安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共同支付拖欠的工资362986元、经济补偿45000元；2、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为袁红芳补缴自2014年10月起的社会保险金。2018年12月25日，惠安劳动仲裁委作出泉惠劳人仲案[2018]92号裁决书，裁决驳回袁红芳的申请请求。袁红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袁红芳不服惠安劳动仲裁委作出的泉惠劳人仲案[2018]92号仲裁裁决提起的诉讼，仲裁裁决是针对袁红芳申请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以及补缴社会保险金的主张进行的，起步公司针对袁红芳申请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以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定仲裁时效予以抗辩，并在本案诉讼应诉答辩时以仲裁时效超过主张驳回袁红芳的诉请。仲裁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就丧失该请求权的法律制度。因此，本案首先要审查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袁红芳认可《离职申请单》以及离职交接单系其本人签字，其虽对闽鼎[2018]文鉴字第34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申请再次鉴定，故依法认定袁红芳于2016年6月20日提出离职申请，后经程序审批后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袁红芳虽主张系在空白的《离职申请单》以及离职交接单上签名、其他书写内容系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事后添加，但其将留有空白日期内容的离职交接单交给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结合离职交接单上“财务管理中心、人力行政中心”等处的日期“2016年6月22日”，可认定袁红芳于2016年6月22日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案涉劳动关系于2016年6月22日解除。此时，袁红芳应当知道劳动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开始起算。袁红芳于2018年7月对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提起仲裁申请，显然超过仲裁时效。因此，起步公司提出袁红芳超出法定仲裁时效提起仲裁申请的抗辩主张成立，予以支持。袁红芳请求支付拖欠的工资、经济补偿金，因超过法定仲裁时效提出申请仲裁已丧失该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不予支持。关于袁红芳要求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缴交系行政法律关系，应由相关行政部门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对袁红芳的该项请求，本案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袁红芳称，其虽有在离职申请单上签字，但离职申请单内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批准其离职时间早于其实际离职时间。因离职证明没有盖章而是盖手印，故没有法律效力。离职手续因为前后矛盾，所以是无效的。至于欠薪情况，在劳动仲裁时，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已经承认了该事实，一审认定其就欠薪申请仲裁时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错误，袁红芳与起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是从2014年至2017年，按照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袁红芳申请仲裁的时间是在时效期间内。此外，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余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袁红芳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其一、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应否支付袁红芳拖欠的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本案中，袁红芳确认《离职申请单》和离职交接单均系其本人签字，其虽对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有异议，但未申请再次鉴定，故一审认定袁红芳于2016年6月20日申请离职，经起步儿童用品公司审批后，于2016年6月22日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斯时，袁红芳应当知道劳动权利受到侵害，仲裁时效开始起算。2018年7月，袁红芳提起仲裁申请时，已超过仲裁时效期间。在无证据证明本案存在仲裁时效中断、中止情形的情况下，一审根据前述有关法律规定，判决驳回袁红芳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其二、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应否为袁红芳办理并补缴社会保险费的问题，袁红芳要求起步儿童用品公司、起步公司为其补缴社会保险问题，因起步公司已委托起步儿童用品公司，为袁红芳代缴了自2014年11月起至2016年4月止的社会保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第一百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缴费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和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除补缴欠缴数额外，从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滞纳金并入社会保险基金。”、第二十六条“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问题的答复》“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征缴社会保险费用是社会管理部门的职责，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依法办理社会保险。如果用人单位已经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保手续，但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金，无论欠缴社保费或者拒缴社保费，社会管理部门均可依法强制征缴。这种争议并非单纯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故此类争议并非单纯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社保争议，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应由相关行政部门予以处理，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一审对袁红芳的该项请求不予处理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袁红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袁红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玮珊 审判员  郭金旺 审判员  郑程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钟昭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