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9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金花，女，1965年12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西昌市，现住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志民，四川月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汪长荣，男，1957年3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西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培华，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唐明秀，女，1974年12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西昌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骆军，男，1979年11月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刘金花因与被上诉人汪长荣、唐明秀、骆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8)川3401民初4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金花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汪长荣的全部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汪长荣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行为及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是认定转租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为此，刘金花向一审法院举证证明汪长荣在转租初期就知道转租情况，这些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其中：1.关于汪长荣在转租初期就知道转租情况的录音录像Ｕ盘。该证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系合法证据，具有证明力，应当作为判案依据。不能适用已经失效的《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2.唐明秀的陈述（一审判决Ｐ5第二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因此，唐明秀的当庭陈述应当依法认定为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3.唐明秀之夫刘章全的书面证明：“汪长荣2017年5月在其沙发厂维修了沙发，未收汪长荣的维修费。”这一情节唐明秀在法庭上陈述认可，应当作为唐明秀的陈述证据。4.骆军的书面说明：“承租后，汪长荣曾不止一次到现场，应当不存在不知道刘金花将场地转租给骆军一事。”应当认定为是骆军向法庭提供的真实情节的陈述，应当认定是合法、真实、有关联的证据。5.住在离合同地不远的汪长荣未提供任何证据反驳以上证据和证明其在法定期限内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租事宜。对此，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的规定，据此，应当依法认定刘金花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并据此判案。以上证据和理由，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和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充分证明了汪长荣在法定期限内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仍然无理缠诉至今。结合本案确系改造改建的简易工棚这一事实，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汪长荣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庭审时，当庭提交《民事上诉补充状》，补充变更如下：1.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中有重大遗漏。一审判决未认定刘金花举证的维修、改造投入工程款15.70万元、修路费3.80万元、水电线路维修2.00万余元，合计20.00余万元的投资，不能因汪长荣“不知道”而被否定。刘金花的该举证能证明双方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中约定的刘金花承租汪长荣场地约10亩、现有房屋、供电、供水设施作为刘金花改建家俱生产场地，已经实施完成，还能证明废旧污染厂房已经改造成具备生产家俱能力的家俱厂房。2.查明事实不客观。一审判决查明：“2016年11月30日，被告刘金花与第三人唐明秀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案涉场地部分转租给了唐明秀。2017年4月1日，被告刘金花与第三人骆军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案涉场地另一部分转租给骆军。”这是颠倒是非。两份《厂房租用协议书》的标的是刘金花按《场地租地协议书》约定改造具有生产家俱能力的家俱厂，不是原来破旧、有毒的房屋。家俱厂的使用权为刘金花，转租从何谈起？查明事实中不应结论为转租。3.认定争议焦点错误。在整个诉争过程中，汪长荣的非法诉求所依托的理由是：“在未征得出租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原告的厂房违规改建并非法转租获利，合同无效。”刘金花反驳：“按《场地租地协议书》约定，由刘金花改造成的家俱厂，刘金花享有使用、收益、经营的能力。”为此，两份《厂房租用协议书》的标的是家俱厂，内容是使用家俱厂，不是改造旧房，不存在转租。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旧房改造后的家俱厂是谁享有出租权？刘金花出租他人，是否需经过汪长荣的同意？而一审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金花对租赁物的转租行为是否有效？这与前述各自的主张不符。刘金花的租赁物是什么？在《场地租地协议书》上的租赁物是：汪长荣从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强制停业、限期拆除、退租后取得的旧厂房及场地。在《厂房租用协议书》上的租赁物是：旧厂房及场地经改造后的家俱厂。在汪长荣未举证证明不是刘金花依约投资改造的家俱厂的情况下，一审判决确认刘金花对租赁物作了转租，显然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评议，错误。该解释对适用对象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房屋，是指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对适用条件在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结合本案所称房屋，一审判决显示是汪长荣借用西昌市矿物元素厂名义与西昌市签订租用集体所有的农田9亩，后又转租给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因环境污染，强令停产拆除退租后，将房屋处理给汪长荣。为此，该“厂房”显然不是城市、镇规划区内的房屋，更不可能具有规划许可证。因本案所涉“厂房”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调整对象，一审判决引用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进行评议错误。因此，一审判决刘金花违约转租必定错误。5.一审判决要求刘金花对汪长荣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和举证不力的责任，错误。关于六个月内汪长荣不知道的举证责任在汪长荣，而不在刘金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均无租赁纠纷由被告举证的规定，因此要求刘金花举证是法外苛求。根据本案事实和现有证据，刘金花对汪长荣的诉求、理由也无需再举证。①汪长荣主张：刘金花与原审第三人签订《厂房租用协议书》事前未征得其同意，是擅自转租。刘金花认为：《厂房租用协议书》中的厂房是刘金花投资改建的家俱厂，对家俱厂享有自主经营权，出租是经营的一种方式，不告知不违法，不告知也与《场地租地协议书》中自主经营，汪长荣不得干涉相符，因此无须举证。②汪长荣主张：转租获利。刘金花认为：不是转租，是自主经营，获利合法。获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文规定的合法行为，也无须举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评议错误，其判决必然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刘金花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汪长荣辩称，1.刘金花与汪长荣系租赁合同关系。2015年12月3日，刘金花与汪长荣签订了《场地租地协议书》，协议约定汪长荣将案涉的场地、房屋、供电、供水设施等出租给刘金花使用，并按年度收取租金，符合租赁合同关系的全部特征。从合同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均反映出双方系租赁合同关系。虽然协议中有刘金花可以对场地进行改建的内容，但刘金花仅在未经汪长荣同意的情况下，将原有的可以正常使用的石棉瓦更换成了彩钢瓦。刘金花对厂房没有任何投入或修建行为，所使用的厂房及设施设备均是汪长荣提供的。因此，本案刘金花与汪长荣之间仅有租赁合同关系。2.刘金花未经汪长荣同意擅自转租案涉场地违反法律规定，汪长荣有权解除合同。2015年12月3日，刘金花与汪长荣签订《场地租地协议书》后，刘金花在未告知汪长荣的情况下，擅自与第三人唐明秀、骆军各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案涉场地分为两部分分别租给唐明秀、骆军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规定，刘金花的转租系非法转租，汪长荣有权解除《场地租地协议书》。刘金花称汪长荣知晓转租行为，且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没有任何依据。刘金花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录像证据系汪长荣起诉后形成的，且全程仅有刘金花一方的单方陈述，汪长荣并未对其关于知晓转租情况的陈述作出任何回应或确认，不能证明汪长荣知晓刘金花的转租行为。刘金花提供的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证明刘金花的主张。至于唐明秀、骆军的陈述，二人均系本案第三人，在诉讼地位上属于案件当事人，其陈述性质属于当事人陈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的规定，唐明秀、骆军对其主张仅有本人陈述而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证据不具备任何证明力。3.刘金花自2017年起就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租金并一直占用案涉场地及房屋，已构成根本违约，汪长荣有权解除合同。自2018年8月，汪长荣对刘金花提起民事诉讼后，刘金花就未按照协议约定向汪长荣支付过任何租金。经汪长荣多次催促后，刘金花仍然拒绝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汪长荣有权解除合同。4.汪长荣依法解除合同后有权要求刘金花返还租赁的场地、房屋、设施设备，并赔偿损失。因刘金花的前述违法行为和违约行为，汪长荣有权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在合同解除后，汪长荣有权要求刘金花返还租赁的场地、房屋、设施设备，并赔偿刘金花给汪长荣造成的损失。综上所述，汪长荣与刘金花系租赁合同关系，刘金花未经汪长荣同意违法转租且拒不按约定向汪长荣支付租金，严重侵害了汪长荣的合法权益，汪长荣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刘金花返还租赁物以及赔偿汪长荣的损失。刘金花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望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驳回。当庭补充答辩意见：1.刘金花同时主张两种法律关系，既主张投资关系，又主张租赁关系，相矛盾。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说明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刘金花现在对事实予以否认，主张存在投资关系，自相矛盾，且违背了民事诉讼“禁反言”的原则。2.民事诉讼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刘金花主张汪长荣知晓转租情况，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被上诉人唐明秀未发表辩论意见。 被上诉人骆军辩称，刘金花租赁厂房给骆军时，厂房实际使用人是案外人挖托王明生，骆军与挖托王明生系合作关系。刘金花不愿意与挖托王明生签订合同，因此便与骆军签订的合同，厂房的实际使用者是挖托王明生，更多的情况只有挖托王明生清楚。骆军对厂房的投入就是20.00多万元，挖托王明生还有其他的投入。房屋承租过来后对房屋、道路进行了修理、修缮。 原审原告汪长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2.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位于西昌市，江西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围墙外原用于加工生产硫酸锌场地及现有房屋、供电、供水设施。3.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其转租所得的超过其租金的全部收益。4.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3月9日，原告汪长荣以西昌市矿物元素厂的名义与西昌市（合同甲方）签订《土地租用协议书》，其主要内容为：“甲方位于铜冶炼厂南则，西乡砖厂北侧的粮田九亩租给乙方建厂。每亩年租金人民币为陆佰元整。租用期限为20年（贰拾年即2003年3月22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止）。二、付款方式:每年支付一次，租金限当年年头元月底付清。付款时甲方向乙方出具依据存档……，双方签字盖章。”之后原告将该土地转租给了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后因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工艺设备落后被西昌市人民政府强行关闭。2014年12月28日，原告汪长荣与西昌市弘兴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场地退租协议》，双方解除了租赁关系。2015年12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场地租地协议书》，其内容为：“一、原告汪长荣为甲方，刘金花为乙方……。二、乙方承租甲方位于西昌市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围墙外原用于加工生产硫酸锌场地约10亩、现有房屋、供电、设施，作为乙方改建家俱生产场地。三、租用期从2016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四、在乙方承租期内每年度向甲方支付人民币76000.00元租金。五、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一次性支付当年度租金，以后每年度租金均在期满一个年度后的元月十日前一次性支付当年度租金给甲方。六、财产所有权。乙方在承租期内所投资形成的所有设施、设备、工器具、建筑物等产权归乙方所有。协议终止时，除设备、工器具由乙方处置外，改造建筑物归甲方所有，不得拆除。七、（一）、甲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1.按协议约定期限和数额收取当年度租金。2.积极协助乙方协调周边关系，由此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支付。3.甲方不干预乙方内部事务及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二）乙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1.在承租期限内，自觉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法规、依法经营纳税并承担民事责任。2.按协议约定期限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租金，生产、生活用电、用水，费用由乙方按期自行缴纳。3.在承租期内，乙方内部事务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受甲方制约和干预。4.协议终止时，将所承租场地、房屋、水、电设施交还甲方。八、债权、债务。九、违约责任。在承租期内，甲方如不履行协议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或单方提前终止协议，应视为违约，应赔偿因违约给乙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乙方如不能履行协议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或单方无故提前终止协议，同样视为违约，也应赔偿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十附则。双方签字捺印。”合同签订后，被告刘金花对租赁的场地进行了维修改造。租金交至2016年度，从2017年起未交纳租金至今。2016年11月30日,被告刘金花与第三人唐明秀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案涉场地部分转租给了唐明秀，承租期限为2017年3月1日至2024年2月28日，年租金为116400.00元。2017年4月1日,被告刘金花与第三人骆军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涉案场地的另一部份转租给骆军，承租期限为2017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年租金为57600.00元。2017年8月13日，原告汪长荣以被告刘金花未经其同意将租赁场地转租已违反合同约定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刘金花对租赁物的转租行为是否有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为合法转租，未经出租人同意及事后未认可的转租为非法转租。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场地租地协议书》，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应当依照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协议中双方对租赁场地是否可以转租未约定，现被告将租赁场地转租给了第三人唐明秀、骆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行为及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是认定转租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此事实的举证责任在被告。庭审中，被告向法庭提供了对原告汪长荣的录音录像及证人的证言，以此证明原告对转租行为是知晓默认了的。根据证据规则的要求，录音录像应当告知当事人为其录音录像及内容，证人出具的证言，证人需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经查实，被告提供的录音录像是在原告第一次起诉后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进行的。提供的证词，证人也未到庭接受质询。故以上证据的取得不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其证据来源及合法性均受质疑，同时，作为间接证据材料又无其他证据加以相互印证，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其转租行为无效，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人唐明秀口述原告是知晓转租并认可的，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也不予采信。第三人骆军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关诉讼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刘金花未经原告汪长荣同意，擅自转租租赁场地，事后又未得到原告的认可，被告刘金花的转租行为对原《场地租地协议》已构成违约。现原告汪长荣诉请解除双方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若被告刘金花继续使用该场地已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返还场地、房屋、供电、供水设施，一审法院也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的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由于原、被告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中对违约金的约定不明确，被告的转租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无法确认。同时，被告的转租收益（超过原租金部分）也是对租赁场地、房屋及水电设施进行了投资维修改造后的结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转租所得的超过其租金的全部收益，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出租人的既得利益就是租金，从公平原则出发其损失应以租金的给付为宜。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汪长荣与被告刘金花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二、被告刘金花于判决书生效后六十日内按《场地租地协议书》的约定返还原告位于西昌市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围墙外原用于加工生产硫酸锌场地及房屋、供电供水设施；三、被告刘金花于判决书生效后六十日内支付原告汪长荣2017年度至返还场地之日止的租金（每年按76000.00元计付）；四、驳回原告汪长荣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0.00元，由被告刘金花承担2250.00元，（该费用原告已垫付，被告在执行上述义务时径直支付在法院诉讼费账户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金花与被上诉人汪长荣于2015年12月3日签订《场地租地协议书》，约定由刘金花承租汪长荣位于西昌市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围墙外原用于加工生产硫酸锌场地约10亩、现有房屋、供电、供水设施，作为刘金花改建家俱生产场地。《场地租地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金花与汪长荣之间形成了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刘金花与汪长荣应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刘金花的转租行为是否有效；案涉2015年12月3日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是否应当解除；刘金花是否应向汪长荣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及支付相应的租金的问题。经查明，《场地租地协议书》签订后，汪长荣将案涉租赁标的物交付给了刘金花。刘金花在承租期间，分别于2016年11月30日、2017年4月1日与唐明秀、骆军签订了《厂房租用协议书》，将案涉租赁标的物分为两部分先后转租给了唐明秀、骆军使用。《场地租地协议书》并未约定刘金花可以转租案涉租赁标的物。同时，刘金花在本案一、二审中亦并未提交确实、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转租案涉租赁标的物经过了出租人汪长荣的同意或事后得到了汪长荣的追认。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刘金花系非法转租，汪长荣有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场地租地协议书》。因此，一审判决解除汪长荣与刘金花签订的《场地租地协议书》，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刘金花上诉提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本案中，汪长荣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行为，且是否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举证责任在于汪长荣。同时，其在一审时提供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录音录像Ｕ盘、唐明秀的陈述、唐明秀之夫刘章全的书面证明、骆军的书面说明等证据证实汪长荣在转租初期就知道转租情况，且未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但一审并未认定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并据此判案。”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此事实的举证责任在刘金花。同时，一审法院未采信刘金花提供的上述证据，正确，但未采信上述证据的理由部分不恰当。对此，本院对于刘金花一审提交的上述证据评判如下：①对于录音录像Ｕ盘。虽汪长荣认可录音录像Ｕ盘的真实性，但经审查录音录像Ｕ盘所载明的内容，并未明确显示出汪长荣知道或应当知道刘金花转租案涉租赁标的物的事实。②对于唐明秀的陈述。首先，唐明秀系次承租人，与转租人刘金花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采信。其次，即使按唐明秀二审庭审陈述：“汪长荣在2017年5、6月份或者6、7月份去过唐明秀沙发厂更换沙发垫子。唐明秀此时才清楚汪长荣是原房东。”的内容，汪长荣是在2017年5月知道转租的事实，但其提起诉讼是在2017年8月份，系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③对于唐明秀之夫刘章全的书面证明。首先，刘章全作为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不应采信。其次，即使按照刘章全证实：“2017年5月份接自来水管，汪长荣知道情况。2017年8月份，汪长荣来维修沙发，未收维修费。”的内容，汪长荣是在2017年5月知道转租的事实，但其提起诉讼是在2017年8月份，系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④对于骆军的书面说明：“骆军与刘金花于2017年4月1日签《厂房租用协议书》后，在骆军对厂房装修期间，汪长荣曾不止一次到现场，应该不存在不知道刘金花将场地转租给骆军一事。”首先，骆军系次承租人，与转租人刘金花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采信。其次，此系骆军的一种推测。第三，即使汪长荣是在2017年4月知道刘金花转租的事实，但其提起诉讼是在2017年8月份，系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综上①、②、③、④点理由，刘金花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提出：“汪长荣知道或应当知道刘金花转租，但未在六个月内提出异议。”的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金花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查明，案涉租赁标的物目前仍由唐明秀、骆军占有和使用。《场地租地协议书》解除后，刘金花应当向汪长荣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同时还应向汪长荣支付应付未付租金。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第二百二十六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的规定，一审判决刘金花向汪长荣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及每年按76000.00元的标准向汪长荣支付2017年至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之日止的租金，正确。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刘金花主张：“本案所涉厂房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调整对象，一审判决引用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进行评议，错误。”经查明，案涉租赁标的物位于四川省西昌市，本案系因刘金花转租案涉租赁标的物引发的纠纷，因此，本案属于在乡、村庄规划区内发生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乡、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本解释处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一审法院参照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评判本案，并无错误。刘金花上诉提出：“其出资对案涉厂房进行了改建，其有权对改建的厂房进行转租。”经查明，刘金花与汪长荣在二审庭审中对厂房的改建对象及范围等各执一词。刘金花称：“对住房和厂房的石棉瓦进行了更换，并修了路。”而汪长荣陈述：“实际只更换了一个车间的石棉瓦。”即使是按照刘金花的上述陈述，《场地租地协议书》第六条只是对刘金花可以投资形成设施、设备、工器具、建筑物等，以及对设施、设备、工器具、建筑物等在协议终止时的权属进行了约定，但并未约定刘金花可以对建筑物等进行转租。因此，刘金花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刘金花上诉提出：“案涉厂房不可能具有规划许可证。”本院认为，即使是汪长荣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以未经批准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刘金花订立的合同无效，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的规定，刘金花同样应承担向汪长荣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及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付2017年至返还案涉租赁标的物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法律后果。对此，一审判决结果亦正确，本院亦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刘金花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和采纳。 综上所述，刘金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00元，由上诉人刘金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永亮 审判员  杨发蓉 审判员  刘志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殷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