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6民终37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崔桂林，女，1952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露，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凡，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住所地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与人民路交叉路口。负责人：李鸣，该支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群涛，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吕道云，女，1948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上诉人崔桂林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人民路支行）、原审第三人吕道云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0606民初685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崔桂林上诉请求：1.撤销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606民初6851号民事裁定，并指令樊城区人民法院进行实体处理；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张军海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对此理应承担责任。张军海作为被上诉人的客户经理（副行长），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以中行人民路支行的名义向上诉人销售理财产品，具备职务行为的外观。其结果是上诉人根据张军海推荐和引导购买了理财产品，该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虽“确认单”上的公章系张军海伪造，但交易行为发生在特定的地点，有特定的对象，属于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作为一名普通消费者的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该交易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2.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其本金610000元并非属于张军海的违法所得。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追缴被告人张军海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4785.1万元，发还本案被害人”，其中上诉人崔桂林的610000元并未认定为张军海诈骗的犯罪数额。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本案中，张军海系职务行为，被上诉人对此应承担责任，且与本案相类似的案件亦按照经济纠纷案件审理完毕。同时张军海涉嫌诈骗罪的案件已经审理完毕。三、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与立法目的不符。如果人民法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将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势必会剥夺上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不符合法律设定裁定驳回起诉的初衷。中行人民路支行辩称，一、本案涉及张军海运用虚构的理财产品进行诈骗的刑事犯罪，应当通过刑事诉讼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张军海采取虚构事实、伪造银行印章、伪造理财单等方式，骗取受害人资金的诈骗行为，与本案上诉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为同一事实。本案应当继续由公安机关追究张军海的刑事责任。二、上诉人崔桂林于2017年1月5日已就本案部分提起诉讼并判决，上诉人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构成重复起诉，依法应驳回起诉。2017年1月5日上诉人崔桂林起诉的诉讼标的126万元，已包含本案诉争的61万元，该案诉讼请求经过樊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6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民终929号民事调解书处理过，本案起诉没有新的证据。三、上诉人没有事实证据证明委托理财合同关系成立，没有向答辩人中行人民路支付款项、签订理财合同等，不具备合同形式要件，更不存在合同合法有效的问题。上诉人和答辩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依法应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四、张军海行为构成诈骗罪，其行为不构成职务行为。崔桂林行为存在重大过失且不是善意的，不构成表见代理。崔桂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行人民路支行返还崔桂林6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行人民路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军海系中行人民路支行员工（客户经理），负责办理理财产品交易业务，崔桂林曾通过张军海多次办理理财产品业务。2015年4月，崔桂林再次到中行人民路支行营业厅购买理财产品，应张军海要求，崔桂林于2015年4月9日向559964116836账户（户名：朱敏）转款一笔550000元。后张军海向崔桂林交付了《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客户姓名吕道云，起息日2016年5月16日，到期日2017年5月16日，金额2000000元，产品系列：集合计划。该单据上手写备注“崔桂林61万、到期本息合计643550.00；尹爱芳36万、到期本息合计379800.00；吕道云103万，到期本息合计1086650.00；合计2110000.00”。该份确认单右侧注明“第一联银行留存”。《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同时载明：“风险揭示：本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并中保证理财资金本金和收益，投资者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投资者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并盖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业务专用章（1）”。吕道云在风险确认处手写“本人已阅读风险揭示，愿意承担投资风险”签字处手写“吕道云”。2017年1月23日，崔桂林曾以中行人民路支行为被告、以金融委托理财合同为案由诉至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崔桂林诉请的126万中含有“《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中手写部分‘崔桂林61万’”。2017年12月6日，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606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崔桂林主张其中的61万归其所有，证据不足，未予支持。故判决为，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崔桂林本金650000元；二、驳回崔桂林的其他诉讼请求。中行人民路支行对该判决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8月30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民终929号民事调解书：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向崔桂林支付人民币637000元整，双方和解结案；……五、双方确认本协议内容是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共同商议决定，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或胁迫情形，双方不得反悔……张军海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12月8日刑事拘留。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鄂襄检刑诉[2017]51号起诉书指控张军海犯诈骗罪。2018年6月26日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鄂06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张军海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追缴张军海诈骗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4785.1万元，发还被害人。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刑事案件中认定，张军海虚构“集合计划”理财产品，并用伪造的印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人民路支行，业务专用章（1）”出具虚假理财单据以骗取他人财务，其行为系以其个人名义进行的，非职务行为。现该刑事判决已生效。一审法院认为，崔桂林本次起诉所提交的证据中《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客户交易信息确认单》已被确认系张军海虚构的理财产品，并且该确认单上的印章亦属于张军海伪造。同时，张军海运用虚构的理财产品对他人进行了诈骗，张军海已被刑事审判构成诈骗罪。崔桂林要求中行人民路支行返还其本金610000元属于张军海的违法犯罪金额。故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吕道云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崔桂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9900元，免予收取。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张军海系中行人民路支行的员工，因犯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张军海加盖伪造的中行人民路支行公章向崔桂林出具理财产品单据，崔桂林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起诉要求张军海工作的单位中行人民路支行返还610000元，崔桂林此前未就该笔款项向公安机关报案，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鄂06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追缴张军海诈骗犯罪违法所得人民币4785.1万元中，无本案诉争该笔款项，崔桂林起诉要求中行人民路支行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当进行实体审理，至于其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待审理后依法作出认定评判。一审法院以崔桂林要求中行人民路支行返还其本金610000元属于张军海的违法犯罪金额，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崔桂林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中行人民路支行辩称本案构成重复起诉，经审查，崔桂林曾以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就包含本案诉争的610000元在内的1260000元为诉讼标的向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起诉中行人民路支行，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鄂0606民初131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崔桂林主张其中的610000元归其所有，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崔桂林可收集证据后另行主张权利。该案上诉后，本院（2018）鄂06民终929号民事调解书对610000元也未予处理，被上诉人该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崔桂林的上诉请求成立，本案应由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2018）鄂民初685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茂强审判员  赵 炬审判员  何绍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赵冬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