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辽民终11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住所地：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15、17号。负责人：张一帆，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邵凤，辽宁恒信（沈阳）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思雨，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624号。法定代表人：黄作庆，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华家街道敬业路17号。法定代表人：刘琨，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军，女，汉族，1971年7月3日出生，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临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作庆，男，汉族，1965年3月4日出生，住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临平，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上诉人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公司）、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运公司）、黄作庆、牛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39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7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国开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2018）辽02民初1395号民事裁定，并指定原审法院继续对本案进行审理；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国开行大连分行是适格原告，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民事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均实行一级法人制度，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同一民事主体。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即国开行大连分行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均由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因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者为同一民事主体，由大连市分行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国开行大连分行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本案案涉合同虽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签署，但实际放款方、收款方、合同执行方、催收方等，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被上诉人也一直向国开行大连分行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相关借款凭证、特种转账凭证等可对此进行佐证，故国开行大连分行为案涉借款合同实际履行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且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出具《情况说明》同意并授权由国开行大连分行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提起诉讼，并已排除了因诉讼主体不同导致重复对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可能，因此以国开行大连分行为适格诉讼主体，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三、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诉讼主体，并未损害债务人及其他各方利益，且有利于债权实现，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及社会公众利益。本案中，因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同一民事主体，无论被上诉人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国开行大连分行承担责任，均不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及影响。并且因案涉合同实际履行方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因此被上诉人向国开行大连分行承担责任，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及社会公众利益，有利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综上所述，国开行大连分行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故请贵院依法撤销原裁定，并指定原审法院继续对本案进行审理。天宝公司、承运公司辩称：一、分支机构有独立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不能视为与总行为同一民事主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第五款，该“其他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之规定。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其作为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合法分支机构，在法律上必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有权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签署相关协议，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如本案是上诉人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则其主体是适格的，但与天宝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所以，上诉人的主体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该条法律规定是指如分支机构对外签订合同后，可以由法人来承担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而本案中，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合同的并不是上诉人，不涉及上诉人是否有承担的能力，也不涉及由谁来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是故意混淆本案总行与分行的关系，如果是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而由总行来提起诉讼，则符合本条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本案恰恰相反，因此，上诉人的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二、合同具有相当性，应当按照法律明确规定执行。1、与天宝公司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因此，本案上诉人没有权利要求天宝公司、承运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其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合同当事人，因此，上诉人不是适格的主体。2、合同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主体权利同意并授权给第三方的情形只能通过债权转让，并通知债务人的方式进行，而本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方制作的《情况说明》随意变更法律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无效的。并且，不能因其排除将不重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就任意变更诉讼主体地位。这就相当于A公司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A公司出具授权给C公司就可以让C公司享有了诉讼的主体地位是完全错误的。三、天宝公司为主债务人，应该优先用天宝公司财产偿还所欠借款。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天宝公司分别签订《外汇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房屋及土地）、《抵押合同》（机器设备），约定用天宝公司名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所有的先进、进口机器设备作为抵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之规定，在本案当中应由天宝公司的财产优先偿还债务。综上所述，天宝公司、承运公司认为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恳请审判长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黄作庆、牛军辩称，一、分支机构有独立对外签订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也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不能视为与总行为同一民事主体。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条第五款，该“其他组织”包括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之规定。分支机构虽不具备法人主体资格，但其作为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合法分支机构，在法律上必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有权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签署相关协议，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如本案是上诉人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则其主体是适格的，但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合同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所以，上诉人的主体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该条法律规定是指如分支机构对外签订合同后，可以由法人来承担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而本案中，与天宝公司、承运公司签订合同的并不是上诉人，不涉及上诉人是否有承担的能力，也不涉及由谁来对此承担法律责任。上诉人是故意混淆本案总行与分行的关系，如果是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而由总行来提起诉讼，则符合本条法律规定的情形。但本案恰恰相反，因此，上诉人的诉讼主体是不适格的。二、合同具有相当性，应当按照法律明确规定执行。1、与天宝公司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主体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向合同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因此，本案上诉人没有权利要求天宝公司、承运公司承担合同义务，其为合同以外的第三人，而非合同当事人，因此，上诉人不是适格的主体。2、合同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诉讼主体权利同意并授权给第三方的情形只能通过债权转让，并通知债务人的方式进行，而本案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没有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因此，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方制作的《情况说明》随意变更法律的诉讼主体地位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也是无效的。并且，不能因其排除将不重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可能性，就任意变更诉讼主体地位。这就相当于A公司与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A公司出具授权给C公司就可以让C公司享有了诉讼的主体地位是完全错误的。三、本案债务应先以抵押、质押财产进行偿还，不足部分由保证人黄作庆、牛军承担补充责任。本案中债务人天宝公司以自己的财产为该笔债务设立了抵押担保。担保物为位于大连金州新区的项目项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项目项下形成资产，包括建设用地约126000平方米，建筑物70877.54平方米，项目项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划线确认实际面积为126003.74平方米；项目所需的全部设备，该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冰淇淋生产线，购置生产加工设备，冷冻速冻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包装设备约634台/套；配套建设水处理，CIP清洗以及空气净化等生产辅助设施，配套冷库制冷设备及冷库配套设施,抵押财产估值总计1,069,591,131.58元。又有承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质押合同，出质标的为债务人股东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债务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040万股股权以及出质标的的孳息（股息红利等），质押物现估值总计4673.76万元（以2019年3月27日收盘价3.21元/股，按1456万股计）。另有黄作庆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质押合同，出质标的为债务人股东黄作庆持有的债务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600万股股权以及出质标的的孳息（股息红利等），质押物现估值总计7190.4万元（以2019年3月27日收盘价3.21元/股，按2240万股计）。综上，抵押、质押财产现值已经能完全覆盖本合同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八条，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优先实现抵押和质押担保，在抵押、质押担保价值核算后不足部分再向保证人追偿。四、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尽到格式条款解释说明义务，增加了保证人义务，该格式条款应予撤销。经过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质证和黄作庆、牛军对于《保证合同》相关情况的解释说明，能够证明案涉的《保证合同》并非面签。既然合同本身不是面签，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必然没有尽到法律规定的解释义务。尤其对于牛军来说，其并非主债务人公司负责人员或工作人员，对于签署合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无法准确理解，更需要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必要的解释。国开行与黄作庆、牛军签订的《保证合同》中，第三条第二款系明显的格式条款，该条款极大地增加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之规定，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该在保证人黄作庆、牛军签订载有该条款的《保证合同》之前对合同中明显增加保证人义务的格式条款作出充分的说明，令保证人切实理解这些条款的责任后果。但是在该份合同中国开行并未履行法定义务，导致保证人不能明确理解条款对个人责任的产生的影响，从而大大增加了保证人的义务，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中该条款应判定无效。综上，保证人黄作庆、牛军应在主债务范围内且在主债务人抵押、质押担保实现以后，仅就不足部分承担保证责任。并且黄作庆、牛军认为上诉人的主体不适格，恳请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补充：根据本案所涉及的主债权合同，约定贷款人即债权人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虽然上诉人在案涉债权履行过程中，执行了贷款的实际发放回收等具体工作，但其仅仅是作为贷款人分支机构的经办分行的地位。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不应作为案涉债权的适格原告主体。同时，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情况说明或授权，仅构成其对国开行大连分行的授权，并不构成债权的实质性转让，所以上诉人不具备适格原告的法律地位，案涉的债权及相应的从权利主体仍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一个银行的总行和分行的合同可以随意的有任何一家分行作为原告进行起诉的话，产生的后果是多严重，所以，我们认为基于对方诉讼而后补的授权说明不能对抗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且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条件作为原告起诉，不缺乏法律的救济途径，所以不应当为了方便自己公然的违反法律规定。国开行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天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17亿元，并支付拖欠利息、罚息及复利人民币3,433,849.59元，共计人民币220,433,849.59元（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9月26日，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之日止，天宝公司仍应按《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标准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请求判令天宝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5万元；3.请求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天宝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金州新区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1）第06070001号,土地合宗后土地证号为金国用（2015）第0607001号）及地上建筑物、项目所需全部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判令天宝公司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4.请求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承运公司持有的天宝公司1456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承运公司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5.请求依法确认国开行大连分行对黄作庆持有的天宝公司2240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黄作庆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6.请求判令黄作庆、牛军对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请求判令天宝公司、承运公司、黄作庆、牛军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根据案涉《外汇贷款合同》《贷款抵押合同》《贷款质押合同》《担保合同》及抵押他项权证书、动产抵押登记书、证券质押证明的约定，在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贷款人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为天宝公司，经办分行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同时根据《外汇贷款合同》第一条定义中“经办分行”的约定，系指根据贷款人授权，具体负责该合同签订、贷后管理相关事宜的贷款人分支机构。该金融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人应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根据合同的约定以及相关权利的登记显示，亦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国开行大连分行以原告主体提起诉讼，虽然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一份，其中主要记载：案涉合同均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签署，但实际放款、收款方、合同执行方、催收方等，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国开行大连分行是上述合同的实际履行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情况予以确认。所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并授权国开行大连分行为原告，提起诉讼并主张权利，并由国开行大连分行取得全部诉讼权利，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另行就上述合同向天宝公司、承运公司、黄作庆、牛军主张权利。根据案涉主债权合同的约定，贷款人即债权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国开行大连分行在案涉债权履行过程中执行了贷款的实际发放、回收等具体工作，但其仅仅是作为贷款人分支机构的经办分行地位，不具有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不应为案涉债权的适格原告主体。同时，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述情况说明仅构成其对国开行大连分行的授权，并不构成债权的概况性转让，所以国开行大连分行基于情况说明亦不具备适格原告的法律地位。案涉债权及相应从权利的主体仍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鉴于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不是本案适格权利主体，应当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国开行大连分行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143,970.00元，免予收取。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交了如下证据：国家开发银行直接授权书第35页。证明：根据第35页关于诉讼仲裁、执行、破产等法律签署权的规定，国家开发银行授权大连市分行在诉讼仲裁、执行、破产等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以分行名义向法院、仲裁机构等有权机关提交各种法律文书，相关协议、证明材料等。大连分行有权以自己名义提起本次诉讼，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天宝公司、承运公司就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份证据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开行大连分行之间内部的授权书不能对抗第三人，也对第三人不产生任何的法律后果，不能因该份授权书随意变更法律明确规定的诉讼主体地位。仍然应当是由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主体。黄作庆、牛军就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首先同意天宝和承运公司代理人的质证意见。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的授权书不等于债权的转让书，也就是说国开行大连分行只是得到授权代为发放贷款的行为，并没有说具备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告的法律地位，所以说任何内部的授权是不能对抗法律规定的，由其本案中涉及巨额的抵押质押和担保合同，所以说不同意由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对国开行大连分行的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交的上述证据经查证属实，被上诉人对对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因此，对于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上述证据是否能证明其拟证明事实，本院将在判理部分一并论述。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以及有关证据，并经当事人当庭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原告国开行大连分行是否本案适格诉讼主体。上诉人国开行大连分行上诉主张，国开行大连分行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民事主体，案涉合同虽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签署，实际放款、收款、合同执行及催收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国开行大连分行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被上诉人承运公司、天宝公司、黄作庆、牛军认为，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而不是国开行大连分行，国开行大连分行作为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该条规定，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是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本案中，从案涉合同签订主体看，案涉《外汇贷款合同》《贷款抵押合同》《贷款质押合同》《担保合同》及抵押他项权证书、动产抵押登记书、证券质押证明，载明的贷款人、抵押权人、质权人均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但从合同的履行看，实际放款、收款、合同执行及催收均为国开行大连分行。但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资格看，其属于一级法人，分行都是根据法人授权来经营的。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民事主体，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且二审中，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供了新的证据《国家开银行直接授权书》，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其作为原告诉讼。因此，国开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故对国开行大连分行提供的证据《国家开银行直接授权书》证明的事实予以采信，对其上诉主张，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02民初1395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苏本营审判员  张秀军审判员  蒋 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李硕书记员张博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