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吉07刑终59号 原公诉机关吉林省扶余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国吉，男，1950年8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现住松原市宁江区。因犯涉嫌滥用职权罪，于2017年5月8日由扶余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虎，吉林迅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朱德信，男，1955年11月5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党员，系扶余市弓棚子镇腾家村原党支部书记，住扶余市。因犯涉嫌诈骗罪，于2017年7月6日由扶余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扶余市人民法院审理扶余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杨国吉犯滥用职权罪、朱德信犯诈骗罪一案，于2018年9月30日审理终结，原审被告人杨国吉不服本院判决，提出上诉，本院认为原判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将案件发回重新审理。扶余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吉0781刑初25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杨国吉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松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文学、赵一多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杨国吉及其辩护人张虎、原审被告人朱德信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国吉1996年至2005年任原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对伤残人员不进行检查、没有由医院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伤残、对申报评残人员的申报材料不核实的情况下，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评残，致使申报的杨某1、杨某2、张某、孙某、吴某1、赵某（以上六人另案）、朱某评残人员在不符合残疾优抚标准的情况下批准为伤残优抚对象，领取国家伤残抚恤金，违反规定提升王某1、孟某（以上二人另案）伤残等级，致使国家遭受1226767.00元。 2005年，被告人朱德信明知其儿子朱某在部队时受伤的伤情达不到伤残的程度，找到时任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杨国吉，以朱某在部队时受伤为由申报伤残抚恤，经杨国吉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于2006年3月16日朱某被评为二等乙级（六级）伤残，自2006年领取六级伤残抚恤金，截止案发共骗取伤残抚恤金150222.5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国吉在任原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122万余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朱德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国家伤残抚恤金15万余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朱德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杨国吉辩解：1996年-2005年管理伤残抚恤，2002-2005帮助管理优抚，没有伤残鉴定小组进行鉴定，没有认真核实，向上级报备材料，有的人不符合评残，有的等级不合理，120余万元给国家造成损失，2017年5月8日去检察院自首，我交代的问题都属实，2017年10月10日和我对以上人员问题进行核实，我以前说的都属实，核实过程中没有提到朱某的问题。我不认识朱德信，朱某的材料是怎么交上来的我记不清了，他的材料是我上报的。 辩护人张虎认为，首先被告人杨国吉自首与量刑 一、被告人杨国吉自首情节应当给予认定，并依法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杨国吉有如下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够给予综合考虑。 1.被告人杨国吉无前科劣迹，平时一贯表现很好，本案犯罪属于初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2.被告人杨国吉认罪态度好,有明显悔罪表现,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3.被告人杨国吉是1968年的义务兵,在部队服役16年多次立功受奖表现一贯很好，在艰苦的年代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过贡献。转业到地方工作，兢兢业业几十年，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与嘉奖，希望法庭在量刑时对以上酌定从轻情节给予考虑。 4.被告人杨国吉滥用职权罪一案涉及的给国家造成的120余万元财产损失，案发后，相关当事人有的主动退还赃款，有的经检察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全部追回赃款，被告人杨国吉滥用职权罪一案涉及的给国家造成的120余万元财产损失已经全部挽回，希望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这一情节，对被告人杨国吉给予从轻处罚。 5.辩护人对于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国吉滥用职权罪一案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20余万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护人又认为,本案的120余万元损失是多因一果造成的，本案的120余万元损失全部由被告人杨国古承担责任显失公正，被告人杨国吉只是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的一个科长，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办事窗口负责人,是办理评残优抚的一个环节。 第二部分是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杨国吉有罪证据的律师意见。 1、证人韩某的证言证明的情节不真实，是虚假证言，法庭依法不应采信。韩某连与杨国吉是什么亲属关系都整不明白,却出证言证明头20年前杨国吉两年到他家一两次,在他家吃饭时他就把同学朱德信找来陪吃饭,这情节编造的可能性太大,目的性太明显,因为办案人员问的是与杨国吉两家来往如何,韩某却硬生生的把朱德信扯了进来,韩某的目的性很明显,应当是配合他的同学朱德信在办案机关的交代出具的虚假证言。 2、被告人朱德信的供述是虚假的。由于此事年代久远，杨国吉对于具体事情记不清了，但杨国吉与朱德信不认识这一点是明确的，杨国吉与朱德信在韩某家喝过酒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杨国吉承认不符合残疾优抚标准的朱某被评残并享受优抚待遇是在自己担任优抚科科长期间上报的，自己应当承担审查不严滥用职权的责任，愿意接受法律的处罚。但朱某的优抚评残材料都是当地乡镇民政助理上报的，朱德信为了给当时替他办事的民政助理开脱罪责，故意把策划过程全部推到杨国吉身上，这是对杨国吉的栽赃陷害。且与证人刘某证实的评残中报程序不符:根据刘某证实“按照国家民政部颁布的《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首先申请评残人员到所在地的乡镇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受伤证明及病例和医疗终结后的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经民政部门审查认为符合评残条件由乡镇政府出具证明。然后将这些材料一并报到县民政局优抚科。朱德信关于朱某评残是由杨国吉一个人办理的供述不是事实，希望法庭对朱德信供述依法不予采信。 第三部分是本案发生的时代背景因素与本案的关系。 本案是吉林省全省评残专项核查发现的问题，是吉林省全省普遍存在的问题。2018年6月28日吉林省民政厅下发的《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全省评残专项核查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该《通知》认为应当汲取以前失误的教训有：当时“评残体检工作规程不严格规范，2013年以前，各级民政部门在评残程序上不严密，要求当事人提供的申报材料不明确，体检现场秩序管理不严格。”“业务培训不经常，工作人员对评残政策不熟悉。”“2013年以前，评残体检鉴定机构的医疗设备落后，评残体检鉴定医疗专家技术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定伤残的准确性。”该《通知》对违规违纪工作人员的处理意见是：（一）对政策把握不准，给予批评教育；（二）对工作不认真负责，审核把关不严，给予诫勉谈话；（三）对失职渎职、弄虚作假或违规违纪办理评残的，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吉林省全省评残专项核查发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上政策处理的，追究工作人员刑事责任的，只有扶余市这样个别地区。吉林省民政厅的上述相关政策不能取代法律，但辩护人希望，法庭在对被告人量刑时，能够参考相关政策，对被告人作出法律之内情理之中的处罚。 第四部分是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追诉时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里所说的“犯罪之日”是指犯罪行为发生的日期,“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维续状态”是指连续犯和继续犯,其追诉期限应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该法条明确告诉我们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是追诉时效的起算。具体到本案,起诉书指控是:被告人杨国吉1996至2005年任原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为不符合残疾优抚标准的杨某1、杨某2、张某、孙某、吴某1、赵某、朱某申报评残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及为不符合残疾等级提级标准的王某1、孟某申报提级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被告人杨国吉的滥用职权行为发生于1996年至2005年期间,为连续犯,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应为2005年的12月31日之前。而本案犯罪所触犯的是《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杨国吉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122万余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不满15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本案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其追诉期限应为5年,公诉机关直至2017年才予以立案追诉,明显超过追诉时效,因此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被告人杨国吉犯滥用职权罪,由于本案已超过追诉时效,应当判决对被告人杨国吉免于刑事处分。 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杨国吉1996年至2005年任原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对伤残人员不进行检查、没有由医院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伤残、对申报评残人员的申报材料不核实的情况下，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评残，致使申报的杨某1、杨某2、张某、孙某、吴某1、赵某（以上六人另案）、朱某评残人员在不符合残疾优抚标准的情况下批准为伤残优抚对象，领取国家伤残抚恤金，违反规定提升王某1、孟某（以上二人另案）伤残等级，致使国家遭受1226767.00元。 2005年，被告人朱德信明知其儿子朱某在部队时受伤的伤情达不到伤残的程度，找到时任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杨国吉，以朱某在部队时受伤为由申报伤残抚恤，经杨国吉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于2006年3月16日朱某被评为二等乙级（六级）伤残，自2006年领取六级伤残抚恤金，截止案发共骗取伤残抚恤金150222.50元。被告人朱德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主动上缴了所骗款项。 认定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杨国吉供述，我从1996年1月到2002年6月在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工作，任科长；2002年7月到2005年末由于提前退休后被聘回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回聘期间我也主要负责伤残优抚工作。优抚科主要业务有拥军拥属、发放抚恤补助、伤残抚恤人员管理。在扶余民政局担任优抚科长期间存在不按照规定进行审核伤残申请的情况。按照规定应当由医疗专家小组作出伤残评定，但实际操作是多数伤残优抚人员都没有经过医疗专家小组作出伤残鉴定，我就给填表上报了；有的缺少各项证明材料我也给上报了；有的碍于情面，明知道不够伤残申请条件，我也给上报了，这样就都能顺利审批下来，享受国家优抚待遇。1992年该项权利下放到松原市审批，我们在工作中就有些放松了，要求不严格。2005年省里统一收回下放的伤残评定权，所有申请伤残评定人员都统一到省民政部门指定的医院进行体检。当时扶余县民政局没有成立医疗专家小组，只能由指定医生进行体检，我把伤残审批表拿到医院由医生填写医院意见，我个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有医疗专家小组鉴定。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存在瑕疵。当年我没有认真审查相关申请材料，有的缺少病例，有的缺少单位意见，我没有认真审核材料，没有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1、孟某伤残抚恤卡片上省民政厅填写的是八级伤残，但抚恤卡片上填写的是7级，这事孟某和我说的是否能给提高一个等级然后我就私自按照7级标准给他发的抚恤金。2、张某的伤残审批表前半部分是我填写的，然后张某拿走填写的医院意见栏等相关内容，申请书和乡镇政府意见等材料也都是他自己办理的，我就把他报上去了。这个我把关不严，没有医疗专家小组的意见我就上报了。3、杨某1的伤残抚恤资料。杨某1是负责民政的副乡长，我们在工作上经常接触。我下乡时他说眼睛有伤，想评残，我就将评残需要的材料告诉他，他把申请的材料报到我这，我到扶余医院找李某1填写的伤残情况，我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就报上去了。当时他没有跟我说有白内障。杨某1伤残审批表医院意见栏的伤残等级内容是我和杨某1去的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医生按照体检表内容填写的。4、王某1的伤残等级由八级提到六级，是王某1提出提级我给拿的王某1的检查审批表让其到扶余医院找李某1医生按照六级标准填写的伤残情形，然后王某1把伤残提级审批表交给了我，我上报到上级民政部门，最后王某1被批准为六级伤残。王某1是否到扶余医院进行体检我不知道。5、李某2和孙某的要求评残时，我给他一份残废检查证明表，让他到扶余县医院找李某1按照六级伤残内容填写该表并加盖医生名章和医院诊断章，然后我把表报给上级民政部门，上级部门就批准了李某2和孙某为六级伤残，并享有了该待遇。当时我没有具体核实，医院的检查流于形式，并没有要求申请人进行实际仪器检查。6、吴某1的伤残档案卡片两张分别是三等乙级和二等乙级，他是如何办理的我回忆不起来了，以吴某1说的为准。7、赵某的国家工作人员伤残是赵某将评残申请等材料交给我，我给他发了一份伤残人员提等检查审批表，让他到扶余县医院找李某1填写该表并加盖医生名章和医院诊断章，然后我把表报给省民政部门，上级部门就批准了赵某为六级伤残，并享有了该待遇。8、杨某2的革命伤残军人抚恤卡和换证补证报批表是杨某2将评残申请等材料交给我，我给他发了一份伤残人员换证补证审批表，让他到扶余县医院找李某1填写该表并加盖医生名章和医院诊断章，然后我把表报给省民政部门，上级部门就批准了杨某2为六级伤残，并享有了该待遇。伤残审批表一般是我们将该表的上半部分填写完整后，将该表交给申请人，告诉他到医院找李某1，申请人自己拿到医院，找李某1医生填写《医院意见》，只要把伤残审批表盖上章就行。实际情况是医院医生根据申请人自己说，然后医生就在医院意见栏内填上伤残情况，然后把表交给我。也有的我拿着表和申请人一起到医院找李某1，李某1根据申请人的描述填写的审批表。实际上我在明知没有进行体检的情况填写了伤残情形，这与实际病情不符，我还按照正常程序上报这些人的申请，给国家造成了上百万的损失。 （2）证人李某1证实，我在1996年到2008年7月任扶余市医院外科主任。在给伤残人员鉴定时，一般都是杨国吉拿着伤残人员审批表领着伤残人员来找我，伤残人员伤残审批表是医院意见的内容是我根据他们的口述填写的。然后盖上我的名章和医院公章。也有时是杨国吉拿着伤残人员审批表自己来找我，伤残人员伤残审批表上医院意见的内容是我根据他的口述填写的，然后盖上我的名章和医院公章。因医院医疗条件有限，都不做活体检查，管理松散，我写的医院意见也不起什么作用，审批权也不在医院，所以没做活体检查就写了意见。 （3）证人崔某证实，我从1996年到2015年4月在扶余市人民医院任副院长。民政局在伤残鉴定中给我们提供一套军人伤残鉴定标准，伤残人员提供相关的医疗文件，我们做初步的伤残评定，具体几级伤残由省里决定。 （4）证人刘某证实，我在1995年12月调到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科员，2003年担任优抚安置科科长。2002年杨国吉退二线回聘后继续负责伤残优抚工作，2006年正式退休，我才接管伤残优抚工作。正常的伤残审批程序是申请评残人员所在的乡镇政府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交受伤证明和医疗终结后的诊断证明后经民政部门审查认为符合评残条件，由乡镇政府出具证明，然后将这些材料一并报到县民政局优抚科。优抚科审查这些材料认为符合条件，就通知申请人到指定的医院进行伤残检查，由医疗专家小组出具伤残鉴定，民政局优抚科将伤残等级审批表和伤残卡片逐级上报市级和省级民政部门审批，然后划拨抚恤金。2009年后省民政厅统一填写伤残抚恤卡片，伤残审批表也改为评定，伤残等级申报表由县级民政部门填写。我负责优抚科后任杰找过我，我看材料不全，没有给他上报。过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任杰的申请材料，我就问局长张克咋办，他说你看着办吧，我就把材料报到民政厅，最后评了七级伤残。后来任杰口头提出提高伤残等级，我上报到民政厅，不久就审批下来了。辛广臣提高伤残等级找到我，我就上报了。 （5）证人张某证实，我在2000年8月至2001年12月担任榆树沟乡乡长，2001年12月任民政局副局长。2000年我听说在部队受伤能评残，我就去民政局优抚科问的不是杨国吉就是刘某，问我的情况能否评残，他说得提申请，报上来看能不能批。2001年9月我在任榆树沟乡乡长时本人写的申请，交到优抚科，后期通知我体检，体检完我就走了，2002年或2003年就批下来了，2004年给的抚恤金。我没有提供部队治疗时的病例，就在二医院胸部照相了。 （6）证人孟某证实，我1995年开始到三岔河镇政府担任民政助理职务。2001年我乘坐电动三轮车下乡翻车，导致我后背的三根肋骨骨折，过了两三年，我知道民政部门对因公致残人员有抚恤政策，可以评残，我就找到杨国吉，杨国吉说可以参加评残，然后我就准备病例等材料，由优抚科上报到上一级民政部门，并参加了指定医院的体检，不久评残就评下来了，评为三等乙级。由于评定的等级较低，我找到杨国吉要求提高等级，杨国吉说他和省厅联系，当时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我就享受三等甲级优抚待遇了。 （7）证人赵某证实，我从2003年担任拉林乡民政助理。2003年我因公受伤，想申请评残，就和杨国吉说，他让我写申请材料，我写好后交给杨国吉，最后被评为六级伤残。我的伤残优抚审查表上多处骨折是之前我和杨国吉说的，医生根据杨国吉介绍写上去的。我去公主岭荣复医院查验够伤残情况。我认为我够评残，不是犯罪。 （8）证人杨某1证实，我1997年12月份任四马架乡乡长至2010年3月份，2010年3月份因玩忽职守犯罪被免去副乡长职务。我任第一副乡长期间主管民政,林业等部门。大约2004年春天,我下乡救火时眼睛被灼伤。我也没去医院治疗，开始有点疼,大约一个月左右就好了。后来听乡民政助理张亚琴说因公受伤能评残，2005年末,有一次民政局优抚科长杨国吉到四马架下乡，我就和他说我眼睛救火时受过伤,给我评个残疾。杨国吉把村料报给我,我给你评个残疾。后来我就让张亚琴给写的评残申请,找组织委员王某2和武装部长吴某2的证明,然后就报给杨国吉。我申请评残的时间应该是2005年末。我俩很早就认识,由于我主管民政,我俩关系很近,我求他办个残疾证他能给我办。我没专门治疗过,伤的不重,去县医院检查过,自己逐渐好转了。在县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有白内障。杨国吉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清楚,后来他告诉我,给我评。2006年我就开始领取抚恤金了。我没有送过,当时我是主管民政的副乡长,他下乡来我请他吃饭喝酒,之前我们关系就不错。扶余医院《医院意见》栏的内容我不清楚。我去过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他们也给我做了检查，检查完我就回来了。吉林省第一荣复军人医院《医院意见》栏的内容具体怎么写上去的我不清楚。根据伤残评定标准,我的眼伤没有达到伤残等级。 （9）证人吴某1证实，我是1977年1月参军，5月份训练时右手臂受伤骨折，住军区医院住院治疗一两个月，部队给我办的革命残废军人优抚证，定的三等乙级。到地方我一直用这个本领取补助款。2002年我担任大三家子乡民政助理以后，我找民政局优抚科长杨国吉提我残废军人升级的事，他说得让我到医院检查。我就找一个人和我去的，医院的李某1我不认识，那个人和李某1说了，我也没拍片，李某1就直接在单子上签字盖章了。我把这个单子交给民政局了，这样2003年我升级为二等乙级。当时没有做检查就提级当时没觉得违规，事后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10）证人孙某证实，我1979年在福州军区拉练过程中腰椎受伤了。住了2个多月院，1982年我转业到地方三井子政府工作。1999年我任政府副镇长主管民政期间，当时的镇委书记郭金泉和我说，你在部队受过伤，能不能报个残废军人，我说可以，就写了申请，找李某2出的证明，当时可能把材料交给杨国吉了，不久就批下来了。我记得没有到医院体检，也没去过公主岭体检，直接发证了。我是2000年批下来的，是二等乙级。我经常检查，我受的伤能达到几级不清楚。 （11）证人杨某2证实，我是2000年在民政局工作时申请的评残。当时我就交了一份在部队受伤的证明，评残时基本没有到相关医院体检。我领取了10余万元优抚金。 （12）证人李某2证实，我是1968年12月参军,当时是空军，原来在广州军区，1969年9月全团驻防到江西鹰潭市，1971年10月到福建福州洪山桥执行任务搬运石头过程中，下山的时候不小心翻车把脚砸了，脚背折了三根骨头，当时因为受9.13事件的影响，没有医院接收，在驻地挺了三天，后来部队首长联系的福州军区总医院，在这个医院住了两个多月，回连队后又在卫生队住了两个多月院，然后就回连队了。那时候部队没给做伤残鉴定。当时左脚脚背骨折，接错位了，功能受限，走路有点踮脚。当时觉得自己是农村兵，回到地方没啥照顾,如果拿回来个残疾证也不好找对象、找工作,所以没向部队申请评残。1975退伍回本村当农民，1979年财政所招工我通过考试当了财政所的合同工,1987年我当了财政所所长。我退伍后大约1979年吧,我工作和对象都有了,我就想评残。我就通过我战友在部队把我受伤住院的病历和受伤证明邮回来了,我就找当时的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的金振国、把病历材料和伤情证明给他了,后来拖拖拉拉的就没办下来,过了几年我再找这个人,他已经退休了,材料也整没了,找了几次没找到,1999的一天,我们机关干部在单位闲聊的时候说到现在民政局可以给残疾军人申请办证,我因为在部队受过伤也想办证,然后我就去问当时的镇委书记郭金泉是不是有这回事,怎么办,郭书记说让我自己去民政局回问,然后我就去民政局取回来一个表,民政让我填表的同时还要写申请,出证明材料什么的,这样我就找一起入伍的战友杨某3和孙某给出了在部队受伤的证明材料,把这些材料弄好后,到民政局优抚科,他们告诉我等通知体检,后来一直也没有体检,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证才办下来。我的残疾证是2000年批下来的,当时给评的二等乙级,2000年就开始给钱,开始每年就280元,以后逐年涨,具体领多少钱算不出来,大约五万左右。我所在部队住院的医院是福州军区总医院，部队改编了,知情战友能找到。我受伤的部位经常检查,比以前严重了,具体现在能达到几级我也不清楚。我这个伤确实有,但是没有有力的证明证实我在部队受伤的,服从组织的处理。 （13）证人王某1证实，我在当兵时受过伤,部队给我评为了三等乙级即八级伤残。我的伤残提过档,由原来的三等乙级即八级提为了二等乙级即六级。我是1998年申请的提档,并办理的伤残证。我1975年在部队时受过伤,当时被评为三等乙级即八级伤残，1998年我在民政局工作当时在扶余县伊家店乡救灾时感觉到受伤的腿有些疼,于是我跟当时扶余县民政局优抚科的杨国吉说我腿伤感觉有些加重,想提等。当时杨国吉让我写申请,我就写的提等申请,并将申请交给了杨国吉。不久杨国吉组织到扶余县医院做检查,找的李慧医生做的检查,我当时跟李慧说麻烦帮我提个伤残等级。因为我是民政局的人,李慧说,行没问题,给你提到六级吧,于是就在医院意见栏写了贰等乙级即六级。最后上报批准我为六级伤残，同年享受了六级抚恤金待遇。我退休时是民政局社会救济科的科长，截止到现在我多领了有八万多元人民币。当时就想自己在部队受过伤,申请评残提档还能多给点助,因此就申请提档了。 （14）书证：朱德信、赵某、王某1、杨某1、杨某2、领取抚恤金明细；王某1、杨某2、赵某、杨某1、李某2、孙某、吴某1、张某、孟某伤残抚恤档案。 （15）孙某、吴某1、张某、李某2侦查终结报告；李某2、孙某、王某1、朱德信、孟某、张某、杨某1、吴某1、赵某、杨某2、提请立案报告及立案决定书。 （16）被告人朱德信证供述，1989年4月至2000年末任拉林乡农经站站长;2003年-2015年4月任滕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现在在家务农。2000年12月我儿子朱某入伍到辽阳地炮旅部队,他在2002年11月份在辽阳部队让炮弹给脚砸伤了。当年12月份他转业回家后,在家务农。他干农活多了受伤的脚还时常疼痛。后来,我跟他说不行你就打工去吧。朱某走后，我就想找杨国吉问有没有啥照顾。因为扶余民政局管优抚的。杨国吉和我们的滕家村老韩家有亲属，他经常到老韩家走亲戚,他在到我村走亲戚时我和他喝过酒，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于是2005年9月份我就到扶余县民政局找到杨国吉，说想让他帮忙给我儿子办理伤残抚恤。当时我就把情况和杨国吉说了，他说得有部队的证明才能给办。之后，我就找到我儿子朱某原部队的领导,开了一个受伤证明,部队的领导说你拿回去,好使就好使,如果不好使我们也没办法。2006年2、3月份我把部队开的证明拿回来之后就交给杨国吉了,之后身份证、评残申请、照片等资料杨国吉需要什么资料他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给杨国吉送去了,我记得评残申请是杨国吉通知到他松原的家中,我按照杨国吉事先提供的样本照着抄写了一份交给他的。后期杨国吉他们也没有让我领我儿子朱某去任何医院体检。一直到2006年9月份杨国吉通知我来三岔河,说朱某的残疾军人证和伤残抚恤办下来了,让我来取。我到三岔河找到他后,把朱某的残疾军人证和革命伤残军人抚恤卡片交给我,并让我自己保管残疾军人证,将革命伤残军人抚恤卡片交给镇上的民政助理。每年我定期到镇民政助理处开票支取伤残抚恤金。在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民政部门改为以打入个人存折方式发放伤残抚恤金,民政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统一给办理的折。这些年我共领来有十四万多元钱抚恤金。我儿子当时在部队砸的挺严重,现在看应该不严重,脚部没有残缺,可能是伤筋了,有时经常疼痛如果严重军队当时就给评残了,不够评残标准。在给朱某办理伤残抚恤过程中都是我自己办理的,我没有跟他说过办理伤残抚恤的事,他不认识谁,他也办不了啥。当时朱某照片和身份证放在家,我随用随拿给民政部门就行了。我没有跟他说过干什么用。朱某的抚恤金是我经手支取的,我都没给他花过,朱某不知道这事,都是我和我老伴看病花了。因为我认识杨国吉,知道民政部门能办理伤残抚恤。我跟他说过这事后,他说你把朱某在部队受伤证明拿来,我就给你办。等我把军队证明给他后,他就给我办理了。之后，我就开始领取抚恤金了。当时朱某确实在部队受伤了,转业后几年中在家干活或走道多了脚就疼,我知道这种情况后,就想到民政在这方面是否有什么照顾政策,我又认识民政局的杨国吉,就这样一步一步给办理了,等我拿到手后才知道是伤残补助。如果杨国吉当时说办不了也就没有这事了。我也没想骗国家钱。朱某残疾军人证,编号N0:00410614,我手中有一个,是杨国吉给我儿子朱某办完伤残抚恤后给我一个,和档案中这个是一样的。朱某的革命伤残人员伤残审批表和伤残军人提等检查审批表,姓名朱某,伤残等级六级,我没见过,也没填写过这两份表。扶余市弓棚子镇人民政府介绍信第06012号,这枚介绍信应该是我到镇上开的,开完后,交给民政局的杨国吉的。介绍信中2004年的年份有所改具体是谁改的我不知道。我写的评残申请。我写完后连同其他材料就交给他了我写的评残申请时间是2006年，谁改的2004年我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65521部队证明信,是我找的我老乡王某3他帮助我从部队开的证明。是我到他那取回来的。取回后我就交给杨国吉了,这份证明时间的月份为什么有改动,我不知道。朱某当时受伤时没有骨折,也没有残缺。现在只是干活多了,走路多了就有些疼。影响生活不大。我和老伴周淑贤生活,她今年63岁,这两年我和我儿子朱某一起生活,因为我老伴去年得病后变成植物人了,我积极退赔,希望检察机关给子宽大处理，因为家里老伴还需要看护,每天给她喂三遍流食。 （17）证人朱某证实，我2000年12月我从扶余县武装部应征入伍,分配到辽阳地炮旅,部队番号是65583,到我退伍时我所在部队依然是这个番号,服役期间部队派我到另一部队进行卫生员半年培训。我在2002年11月份车炮保养时把脚背部砸伤,当时虽然没有骨折,但是砸的很重,经部队简单治疗，一个月后,因为不够评残标准,部队没有给我评残，当年12月份我转业回家。回家后,在家务农，我受伤的脚背部还时常疼痛。我受伤的事我父亲和家人都知道，由于我父亲当时在村上是村上干部，他就利用便利条件，通过运作给我办理了伤残抚恤。我父亲具体如何运作的我不清楚。伤残抚恤金、伤残证等都是我父亲领取和保管的。我本人没有申请过评残，认为我的脚伤不够评残条件。我转业后民政部门没有组织我到相关部门做过伤残检查。我没见过革命伤残军人抚恤卡片。我没见过也没填过革命伤残军人审批表和伤残军人提等等检查表。我没有开过弓棚子镇人民政府介绍信、部队证明信，也没有递交过评残申请。我不知道申请评残及领取抚恤金的事，这些事都是我父亲办的。我现在我干不了重活，走不了远道，有时脚部还疼痛。 （18）证人韩某证实，我认识扶余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杨国吉，他跟我是两姨亲属，从我母亲哪方面论的。头二十年前他一两年来我家一次两次的,来时在我们家说说话,叙叙旧,有时间就在我家吃顿饭,吃饭的时候我就把我同学朱德信找来陪吃饭，现在年岁大了我们不怎么来往了。我和朱德信是是同学，是一个村的，另外他还是我们村书记，所以我家来客人我就找朱德信来陪吃饭,这样他跟杨国吉也熟悉。朱德信与杨国吉有无来往我不知道。 （19）被告人杨国吉申请证人韩国林某证实，杨国吉是其姐夫，自己与韩某是远方亲属，原来证实他们是两姨亲属没有这事，韩某和杨国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我杨国吉和韩某不能认识，杨国吉和韩某他们两人发展到什么程度及对朱德信和杨国吉如何认识情况不清楚。 （20）朱某的伤残军人证及档案相关信息。 （21）朱某伤残抚恤金实领数额、在弓棚子镇财务管理中心领取的单据及信用社发放的金额。 （22）现金交款单，朱德信退回违纪款150222.50元。 （23）军人新旧残疾等级套改办法、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伤残军人、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的抚恤金标准表。 （24）户籍信息，证明朱德信户籍情况。 （25）办案说明，到案经过。 据此，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国吉在任原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100万余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朱德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国家伤残抚恤金15万余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被告人杨国吉系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虽对朱某的事情过程记不清晰，但能认罪，故应认定其自首。辩护人的观点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朱德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朱德信在侦查阶段能主动退缴赃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应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国吉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开始计算）；二、被告人朱德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5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开始计算，罚金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朱德信涉案赃款150222.50元予以追缴（已退缴），上缴国库。 上诉人杨国吉的上诉意见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原判量刑过重，要求依法改判；2.朱德信的供述及证人韩某的证言是虚假的；3.本案已过追诉时效，上诉人杨国吉免于刑事处罚。 原审被告人朱德信辩解，服从原判。 公诉机关的出庭意见为，上诉人杨国吉犯滥用职权罪事实清楚，其在担任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对伤残人员没有进行检查，没有由医院伤残医学鉴定小组作出伤残，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不核实，应该有职责。危害结果的出现才是完整的滥用职权。每年都出现的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不存在追诉期的问题。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认定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杨国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追诉时效的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经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六条“以危害结果为条件的渎职犯罪的追诉期限，从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有数个危害结果的，从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上诉人杨国吉所犯滥用职权罪就要求以危害结果为条件，并且危害结果存在数个，即每年都出现的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发放抚恤金。直至案发前还存在最后一个危害结果。因此，本案没有超出追诉时效。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此点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杨国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审被告人朱德信的供述及证人韩某的证言是虚假的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杨国吉辩解不认识朱德信，朱某的材料怎么交上来的记不清了，是其报上去的。杨国吉不否认与扶余市弓棚子镇腾家店村老韩家是姻亲关系，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此点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杨国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杨国吉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以及无前科劣迹、认罪态度好、财产损失全部挽回等酌定从轻情节均已充分考虑。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故上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此点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杨国吉在任原扶余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期间，在办理伤残抚恤人员评残工作时，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10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原审被告人朱德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国家伤残抚恤金15万余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检察机关的出庭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成伟 审判员  丁艺深 审判员  迟鹏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郑海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