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新民申152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住所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下巴湖。 法定代表人：姚新罡，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何立江，男，汉族，1967年12月9日出生，住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艳，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张俊明，男，汉族，1977年4月9日出生，住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 再审申请人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以下简称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因与被申请人何立江及一审被告张俊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作出的（2019）新23民终9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申请再审称，一、在本案二审中，我方提供了呼图壁县人民法院（2018）新2323民初2733号民事判决书，该案系何立江为获取棉花款起诉案外人李昱岐、王建新及牛朝萍，在该案中李昱岐提供了与何立江之间的录音，在录音中，何立江承认王利新种植的棉花以何立江的名义出售就是为了获取棉花补贴款。二审法院未对该事实予以认定，以该证据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为由进行判决，对事实认定错误。二、在本案一二审过程中，我方及张俊明均提供证据证实棉花的交售人不是何立江，何立江并未向申请人交售过棉花，买卖合同中卖方向买方交付货物是卖方的主要义务。何立江未交付棉花，故其无权主张棉花款。三、何立江对王建新种植的棉花没有所有权，不能主张棉花款。何立江将其所有的土地承包给王建新，王建新是棉花的实际种植人，也是棉花的所有权人，只有王建新对棉花具有处分权。即使王建新拖欠何立江的承包费，也不能改变王建新对棉花的所有权。尽管王建新与何立江于2018年5月20日签订了限制棉花出售的《补充协议》，但何立江未将该份补充协议向申请人告知过。所以该《补充协议》对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没有约束力。王建新即使违背将该协议私自将棉花出售，何立江也只能够向王建新主张承包费，而不能主张棉花款。二审判决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四、2019年2月4日，何立江已经起诉王建新和牛朝萍支付拖欠的承包费，要求王建新、牛朝萍支付承包费77万元及利息78540元，故无权在本案中继续以王建新种植的棉花主张承包费。综上，二审判决枉顾本案真实情况作出错误判决，依法申请再审。 何立江接受询问称，一、关于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形成《棉花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一审、二审中下巴湖棉花加工厂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是王建新订立的棉花收购合同和交付棉花的事实，我方的证人可以证实，当时是在交付棉花单据时，所有交棉花的人员都要在票据上签字以便后来结账，但是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确未提交这一重要证据，法院也没有调取到这一关键证据。我方在二审中向法庭提交了昌吉市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证实何立江持有出售棉花的原始票据前去到加工厂的财务要求支付棉花款。但是他们自认为是王建新交付的棉花而把棉花款结给了王建新的代理人张俊明。二、下巴湖棉花加工厂错误的支付给张建民棉花款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因为当时是何立江向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交付的棉花，且将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都交给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小丁，就这个事实何立江已经向法庭提交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人员小丁的电话录音，结合昌吉市公安局所作的询问笔录，能够证实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在明知棉花款属于何立江的情况下，将该款支付给了张俊明，存在主观恶意。综上，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主张其与何立江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原审法院根据何立江提供的发票、《过磅入库单》复印件上载明销售方为“何立江”，购买方为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认定何立江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主张（2018）新2323民初2733号民事判决书中李昱岐提交的与何立江之间的录音能够证实何立江亲口承认王建新种植的棉花以何立江名义出售的原因系为了领取棉花补贴款。从该判决书中内容来看，无法反映出录音的细节内容足以证实何立江认可王建新以何立江名义出售棉花的事实，且该案就是因何立江主张被李昱岐执行的王建新、牛朝萍出售棉花款应当归其所有而引起的诉讼，何立江在该案中坚持李昱岐申请执行的棉花款应当归何立江所有的意见。（二）关于案涉棉花是否由何立江实际交付的问题。案涉棉花的交付作为买卖合同项下出卖人的义务，应当由出卖方履行，但履行义务的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由出卖方本人亲自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故棉花的交付无论是否是何立江本人履行，对买卖关系的成立均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三）关于案涉棉花是否归何立江所有的问题，这是认定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与何立江之间是否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关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知，买卖合同中标的物应当归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进行处分的物，本案中，王建新、牛朝萍从何立江处承包土地用于种植棉花，承包期限为一年，承包费为72万元，但逾期未缴纳承包费，双方于2018年5月20日签订《补充协议》，在该协议中约定：“牛朝萍、王建新欠何立江资金77万元，部分机力费另账计算；牛朝萍、王建新在付清原告资金之前没有产品销售权，原告按照产品估价，销售价值相当的籽棉花后，牛朝萍、王建新才能销售棉籽。”从该补充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的性质系以物抵债协议，该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何立江与王建新、牛朝萍就债务的履行方式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以销售棉花取得相应款项作为清偿债务的履行方式，而双方约定的物的种类为棉花，棉花在采摘前不可能为何立江所受领，也不必须为何立江所实际受领，即使由王建新、牛朝萍代为出售，也应当将其中属于何立江债权范围内的棉花款按照约定交付何立江。根据何立江提交的下巴湖棉花加工厂2018年10月14日《过磅入库单》（复印件）上姓名一栏记载为何立江，《过磅入库单》作为结算棉花出售款的依据，上面载明了何立江姓名，与《补充协议》约定的以物抵债的情形相符，何立江对手中仅存有该《过磅入库单》复印件作出解释，认为该《过磅入库单》原件在结算时已经交由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而张俊明虽然持有该《过磅入库单》原件，但《过磅入库单》上并未记载其姓名，根据昌吉市公安局对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财务人员也是《过磅入库单》上记载的过磅员林羡珍所做询问笔录，林羡珍在被询问“棉花款是否结清，在结清棉花款之前，何立江有没有过来找过付款的事”等问题时回答：“已经结清了，2018年11月29日我们将棉花款付给了张俊明。何立江找过我，拿着结算的单据，当时何立江说把棉花款结给他。因为当时拉棉花是张俊明拉的，所以把棉花款结给张俊明了。”可知，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并非不知道何立江曾持有结算票据且明确要求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结算的事，但最终仍旧将棉花款结算给张俊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辩称系因王建新、牛朝萍欠付张俊成农资、,运输、采摘等费用，且持有王建新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且何立江并未披露过《补充协议》的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将案涉棉花款与张俊明结算，对此，本院认为，王建新、牛朝萍对案涉棉花并无销售权限，而张俊明持有记载有何立江姓名的《过磅入库单》，下巴湖棉花加工厂在未经何立江同意的情况下将案涉棉花款支付给张俊明，但以本案双方提交证据和查明的情况来看，下巴湖棉花加工厂认可棉花系王建新种植的，而支付给张俊明系因王建新、牛朝萍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即使该主张成立，张俊明与何立江都是王建新的债权人，而王建新在向张俊明出具《授权委托书》之前已经根据《补充协议》将案涉棉花的销售权约定由何立江享有，何立江也在棉花运输至下巴湖棉花厂出售后向下巴湖棉花厂持有发票和过磅入库单要求下巴湖棉花厂与其结算棉花款，在此种情况下，下巴湖棉花厂仍将棉花款支付给张俊明的做法不当。(四）关于下巴湖棉花加工厂主张何立江还另外起诉王建新、牛朝萍要求王建新、牛朝萍支付承包费即何立江存在重复主张同一笔债权的情形。何立江在本院再审审查阶段，认可其与王建新、牛朝萍包含本案案涉棉花款在内双方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其已经就要求王建新、牛朝萍支付承包费的诉讼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呼图壁县人民法院做出（2019)新2323民初208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其撤回起诉。故不存在同一笔债权由王建新、牛朝萍重复进行清偿的问题。综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各项再审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昌吉市下巴湖棉花加工厂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伊      利 审 判 员 祁   万   杰 审 判 员 古丽努尔·买买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毛   静   怡 书 记 员 崔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