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1103民初3533号 原告：王泽，男，1962年3月26日生，汉族，北京市人，律师，住北京市崇文区， 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住北京市东城区安乐林路16号院2号楼鼎盛园商务楼3层317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玉影，女，1971年9月23日生，汉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人，律师，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原告王泽与被告黄玉影附义务赠与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3月7日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2019年5月28日裁定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泽、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被告黄玉影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泽、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向本院共同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原告钱款人民币7万元整。2、判决被告向原告承担自2018年7月20日起实际归还钱款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6月，原告一欲组建律师事务所，经朋友介绍，原告一认识被告，双方达成协议，被告自愿加入到原告一组建的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成为其中一名合伙人。2018年6月27日，原告一、原告二与被告签订《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执业关系转到原告二，原告向被告支付人民币7万元。同日，原告一指示助理陈庆枫与2018年6月27日，将7万元汇入被告账户。《协议》签订前，原告一及其助理曾口头告知被告，原告一邀请的合伙人律师需于2018年7月31日前办理完成入伙手续，被告需尽快办理调出手续，被告表示同意。原告付款后，被告告知原告一其为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其所在的该律师事务所只有3名合伙人（包括被告在内），必须先增加合伙人后，方能办理撤离手续。原告一此时才知道被告根本无法按照约定的时间进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由于欠款已支付，不得已，原告一只能委托助理与被告多次进行协商沟通，被告始终推脱，未按《协议》约定从原律师事务所退出执业关系。2018年7月20日，被告单方面提出解除合同，并声称不再办理自原律师事务所退出的手续。其后，原告一多次与被告协商钱款退出事宜，被告不予退出。原告一、原告二认为，被告未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无故不予退款无正当理由，现原告依法提起诉讼，恳请贵院依法裁决，判如所请。 告黄玉影答辩称：1、原告所诉事实不实，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民事起诉状》中对争议事实存在大量虚假陈述。原告的虚假陈述一是：“《协议》签订前，原告一及其助理曾口头告知被告，原告一邀请的合伙人律师需于2018年7月31日前办理入伙手续，被告表示同意。”原告的虚假陈述二是：《民事起诉状》“原告付款后，被告告知其为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其所在的该律师事务所只有3名合伙人（包括被告在内）。原告一此时才知道被告根本无法按照约定的时间内进入”等等。缺乏有效的证据支持，纯粹是信口开河。2、原告提交的三个主要证据均系伪造。原告证据3《律师事务所代理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在接到法院转来的起诉材料前，从没见过该《合同》。原告没有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沟通过程中向被告展示过，更没有作为原告证据1《协议》的内容和附件。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与被告无关联性，被告不是该《合同》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和法律规定，该《合同》约定的2018年7月20日的办理期限对被告无约束力。原告证据5《证人证言》纯系伪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郭郭某是原告一多年的生意合作伙伴，相互间有利害关系，两原告与郭某及郭某任主任的北京倡衡律师事务所有利害关系的证据见原告一助理陈庆枫与被告的ＱＱ聊天记录第一页陈庆枫发来的协议第一句自认证据“鉴于乙方（北京倡衡律师事务）合作单位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无论从证人是原告方的利害关系层面，还是证人证言内容非真实性层面，或者非法证据排除层面，这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决定了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更何况三个层间兼具。原被告双方证据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原告虚假陈述、伪造证据，原告不存在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缺乏基本的证据链证明其主张，原告举证不能，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案的事实及责任、过错在原告一方应依法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为原告支付的7万元属于被告基于合同的固有交换利益，依法属于可得利益，是原告没有违约时被告能够得到的财产利益，属于原告违约的法定赔偿责任，根据有关法律对损失的完全赔偿规则，作为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的违约方原告索回该款无依据，否则显示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二）规定：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其二，原告以欺诈手段订立《协议》，在欺诈方的被告没有请求对原《协议》进.行变更或撤销的情况下，原告应继续履行原《协议》的方式承担合同义务，不得单方解除该《协议》，法院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基于原告是欺诈方兼违约方，无论被告是否行使单方解约权，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本案唯一合法正确的判决。而且仅凭原告的举证不能，依法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佐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主要证据认定如下：1、关于原告提供的《转证合同》真实性问题。被告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联性。2018年4月26日原告王泽与乙方华夏致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委托乙方全权办理原告二即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转让手续。并约定2018年4月26日起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手续。本院认为，这一约定是原告与他人的约定，与本案无关联性。2、关于原告提供郭某的证言真实性问题。被告认为，证人受胁迫下所写系伪造的。结合本案，郭某作为介绍人，与双方均熟悉。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证人郭某是受欺骗受胁迫所写。因而对被告这一辩解不予采纳。根据《证据规则》第69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证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四）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由于该证人未到庭佐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3、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5“三份书面退伙、调离文件”的真实性问题。原告认为系伪造的，被告系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双方有特殊利害关系。本院结合原告提供的陈庆枫与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被告确实于当日下午就着手办理退伙手续，且原告没有提供反驳证据，故对该证据予以确认。4、关于被告提供的证据16《证明》三性问题，原告对“三性”均不认可。由于原告并无反驳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结合庭审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7月29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批准成立，2018年10月增加合伙人张宇、黄浩浩、张绣评。2018年11月26日将负责人变更为张宇。2018年4月26日原告王泽、陈庆枫作为甲方与案外人华夏致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乙方）签订《律师事务所代理转让合同》：“一、委托事项：甲方委托乙方全权办理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转让手续。二、双方的责任。三、办理相关委托等项的时间约定，自2018年4月26日起(不含银行开户),(以司法局交材料为准）共约60个工作日内完成甲方所委托事项。”2018年6月27日原告王泽、原告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为乙方）与被告黄玉影（甲方）签订《协议》，“甲方应乙方要求，同意作为乙方王泽控制的原告乙方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合伙人，以支持乙方一及乙方二和两乙方开展事业。乙方一是乙方二的全额独有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一、甲方同意将律师执业关系转到乙方二，期限为一年，自2018年6月27日自甲方向原所提出退伙申请、调离申请并开始启动有关手续为准至2019年6月26日。二、鉴于甲方的友情支持，乙方同意给予甲方人民币柒万元予以感谢。三、本协议期限届满时，两乙方应无条件的及时为甲方办理调离手续。如果需要甲方继续支持，双方友好协商续约及另行签署协议。”乙方二没有在协议上盖章。协议对案件办理及分成及其他等项工作详细约定。当日中午乙方一王泽委托助理陈庆枫转账给被告7万元。下午被告即向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提交退伙申请书，律师事务所减少合伙人备案意见。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所出具《证明》一份，被告黄玉影已与事务所解除合伙关系。并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2018年6月29日被告向原告王泽助理陈庆枫发出短信，“原所签章三分文件已取到，但取消今天下午递交退伙文件到律协的计划。因为原所仅三合伙人，须先增加合伙人才可办理退伙（以前无此点限制）。原所已准备增加1至2名合伙人”。陈庆枫回复“希望尽快给您先退伙吧”。此后，经双方多次沟通，被告在微信聊天中同意退还3万元，但原告不同意。故原告于2018年3月7日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于2019年5月28日裁定此案移送广丰区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三个：一是主体问题？二是签订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缔约过失？三是本案具体是什么合同纠纷？ 关于一，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在2016年7月9日系合伙律师事务所，由韩伟、朱洪波、冀莹莹三名合伙人，2018年10月24日变更合伙人为张宇、黄浩浩、张绣评，由合伙人张宇为负责人，原告王泽在签约时尚未取得独有投资人和实际控制人资格。在2018年4月26日与华夏致诚（北京）资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委托华夏致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转让手续，并要求在60个工作日办好。2018年6月27日原告王泽以其本人及以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与被告签约。在该《协议》末尾注明“本协议签署时，乙方二暂未盖章不影响本协议效力，待日后条件具备时补盖公章。”此后该《协议》一直未经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盖章，故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 关于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由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中，双方签订协议时，并没有约定被告务必在什么时间完成调动手续。由于被告要离开原律所（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要先向龙朔事务所提出退伙，然后到主管部门（即司法局）办理有关手续，这个过程客观上不受被告左右，而是主管部门。按北京市司法局有关文件规定，至少50个工作日。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在2018年7月底之前办理退伙手续，造成北京中恪律师事务所无法及时另行组建，过失责任在于被告，要求被告全款退回感谢费。纵观本案，被告一直没有提出不与原告合作，也没有故意迟延办理退伙手续。但是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均未约定时间，且双方均系律师，对签订合同的条款较专业，本应对时间及违约责任予以明确，而未明确，故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被告辩称在签订《协议》时原告有欺诈行为，隐瞒委托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该辩解不予采纳。 关于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5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附义务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以受赠人向赠与人或第三人负担一定义务为条件的赠与合同。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原告经人介绍，要求被告加入其组建律所，被告同意。原告自愿给付感谢费7万元。本案给付感谢费的行为可视为赠与行为或给付报酬行为，该赠与行为是有附义务的赠与行为。被告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办理退伙入伙手续，责任并在于被告本身。但由于被告辞去北京龙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务，尚未加入新的律师事务所，此期间必然影响其律师代理业务，给被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原告由于被告未及时入伙，造成其律师事务所迟延办成，也有一定的损失。在诉讼前被告同意退还原告3万元，原告不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平原则，双方均应承担责任。故对原告要求全款返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五条、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判决生效后由被告黄玉影立即返还原告王泽人民币3.5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原告承担775元，由被告承担77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述于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颜纯火 人民陪审员  余凤礼 人民陪审员  毛利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