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2民初20090号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61号30号楼一层117室。法定代表人：孙燕，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欠龙，北京履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法定代表人：闫丽红，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北京市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与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泰物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银泰恒达保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李欠龙，银泰物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方群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剩余服务费1560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19年1月份服务费44000元；3.依法判令被告以20万元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2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支付利息582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长期合作，2018年3月29日，原告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与被告银泰物业公司签订了《建总行丰铭国际大厦保洁服务项目委托合同》（以下简称《保洁服务合同》）及《建总行丰铭国际大厦保洁服务项目委托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被告将其所管理的建总行丰铭国际大厦公共区（A座B座相关楼层）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原告；合同期限为2018年7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委托合同金额216000元，其中108000元未按照约定支付，补充协议金额48000元，其中48000元未支付，共计156000元未支付，且合同期满后，原告继续提供服务至2019年1月31日离场，被告亦应支付相应服务费用。鉴于被告的上述行为，原告现诉至贵院。银泰物业公司辩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本案诉争的背景情况。银泰物业公司原系建设银行系统下设国有全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系统相关物业的管理服务工作。2018年初，北京富通亚迅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成为银泰物业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于2018年12月底接管银泰物业公司的管理运营工作。经新派驻的经营团队核查，原有管理人员对相关合同、业务和财务严重疏于监管、涉嫌有意长期进行大量利益输出，其中以保洁项目的漏洞最为明显和严重，主要体现为：银泰物业公司承接的全部物业项目，其中保洁项目十多年来全部交由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先后四家保洁公司提供服务，而且对外冠以“银泰某某保洁公司”的公司名称，故意造成与银泰物业公司混淆的效果，先后4家保洁公司名称为：北京银泰诚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华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腾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保洁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银泰物业公司原有管理人员监管严重缺失，保洁委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服务人员数量，但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实际履约时配置的人数严重不足，长期通过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方式从银泰物业公司处获取超额收益。更为恶劣的情节是，原高管人员在2018年11月底抢在新控股股东管理团队派驻前，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串通、突击集中签订9份所谓《补充协议》，在原先主合同价款已经严重虚高的基础上，又通过补充协议的方式继续虚增保洁服务费高达888000元。事实上，银泰物业公司2018年底对保洁服务合同第四季度付款即全年结算时，要求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实际保洁人员数量和身份信息，与银泰物业公司据实结算相应保洁服务费用，但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相应结算资料，无理坚持按照原合同约定人数收取保洁服务费，遂酿起本案诉讼。二、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未能按照保洁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未能按约配置相应数量的保洁服务人员，无权要求银泰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相应服务费。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有效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第三条约定“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其中第1.1款约定“主管1人、领班1人、保洁员8名”，第1.2款约定“合计人数为10人”，第2款约定“如果发生少量（1人以内）缺员，乙方应该尽快予以补足，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事实上，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就前述合同实际配置的人员数量仅为白班1人、长班（1.5标准人工）2人、晚班（0.5标准人工）3人，合计折合人工数仅为5.5人工，长期、有意、大量缺员，以压缩人数方式降低业务成本，获取超额利润。按照《保洁服务合同》第6条第9款的约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变更，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可见，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有义务按照前述约定向银泰物业公司提供全部工作人员的具体人数和身份信息，如果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不足，银泰物业公司有权依照合同约定扣减相应费用。事实上，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在实际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为了取得虚增保洁服务费用，拒不履行前述合同义务，造成涉案保洁服务合同无法结算，其诉请要求按照合同约定金额支付服务费，不应得到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中提供保洁服务的履约义务方，对于其实际履约情况依法应承担举证责任，在《保洁服务合同》项下有义务提供相应保洁服务人员的数量和人身份信息、能够证明该等人员为涉案服务合同实际提供保洁服务的其他证据材料，作为涉案合同项下与银泰物业公司进行保洁服务费结算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如果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拒不配合提供实际服务人员的数量、身份信息及实际履约的证据供银泰物业公司核实、结算，则银泰物业公司所主张的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未能按约履行合同义务、虚报人数、虚增保洁服务费的主张依法成立，银泰物业公司有权拒付相应费用。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3月，银泰物业公司（甲方）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乙方）签订《保洁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将建总行丰铭国际大厦办公区（A座、B座相关楼层，总面积9011平方米）（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保洁服务工作委托给乙方。《保洁服务合同》第三条关于保洁公司的人员配置，其中约定：办公大楼甲方所属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乙方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具体人员配置应不少于如下配置：主管1人，领班1人，保洁员8人，合计人数为10人。甲方将随时检查保洁人员的配置情况，乙方必须保证合同约定的人员数量到岗工作，如果发生少量（1人以内）缺员，乙方应该尽快予以补足，不得长时间以加班代替缺员，否则将扣除相应的人员费用。第四条约定合同的有效期；2018年7月1日起到2018年12月31日止。第六条关于乙方责任和义务，其中约定乙方应将所有员工的有关材料（身份证、暂住证复印件）在甲方登记备案，如发生工作人员更换，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更换材料。第七条约定保洁服务费用为216000元，第八条约定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人民币108000元；合同结束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总额的50%给乙方，即人民币108000元。”《保洁服务合同》第九条违约责任，其中明确了“甲方有权因乙方不能保证合同项目的工作质量终止合同而不必对乙方进行任何赔偿，但必须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发生严重不合格服务，并造成客户投诉的，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处以100～5000元罚款。如乙方未按合同规定执行合同条款，出现如下情况（5.1严重失职、蓄意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或名誉损失的；5.2发生违约事项后一个月内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及行动的），除要求乙方据实赔偿损失外，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之后，银泰物业公司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在《保洁服务合同》的基础上，根据建总行丰铭国际大厦办公区保洁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签订了《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在原有保洁费用的基础上增加了48000元，并约定“协议到期后一个月内，甲方（银泰物业公司）一次性支付费用。”2018年7月5日，银泰物业公司向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支付保洁费108000元。庭审中，银泰物业公司提供保洁人员名单一份，欲证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就涉案保洁合同实际配置的人员数量仅为白班1人、长班（1.5标准人工）2人、晚班（0.5标准人工）3人，合计折合人工数仅为5.5人工，其无权按照合同约定金额主张物业费，应按照实际服务人数据实结算。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由银泰物业公司单方面制作，不能如实反映事实情况。经询，银泰物业公司认可该证据形成于2019年5月份现场调查，并主张该名单不涵盖具体期间。另查，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为涉案房屋提供保洁服务至2019年1月31日；涉案房屋业主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全额给付银泰物业公司保洁费用。再查，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冻结银泰物业公司名下价值205820元的财产，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冻结了银泰物业公司名下建行月坛南街支行账户内存款205820元，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1549元。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保洁服务合同》、《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付款凭证、保洁人员名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与银泰物业公司签订的《保洁服务合同》及《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是否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保洁服务。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主张不存在保洁员配置不足问题，银泰物业公司则辩称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配置保洁员。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在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已初步举证证明双方存在保洁服务委托合同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对是否依约配置保洁员产生争议时，银泰物业公司须提交相应的初步证据，举证责任才转移至银泰恒达保洁公司。银泰物业公司虽辩称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未按合同约定配置保洁员，但提交的证据材料仅为其单方制作且证据形成日期并非在涉案期间，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根据《保洁服务合同》约定，涉案房屋由银泰物业公司所属的物业部指派专人负责，对银泰恒达保洁公司的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因此，提交相应初步证据，未超出银泰物业公司的举证能力范围。其次，涉案房屋业主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全额给付银泰物业公司保洁费用，银泰物业公司亦已向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支付了第一笔保洁费108000元，且银泰物业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提供保洁服务期间，明确向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提出保洁员配置不足事宜，综合上述情况，银泰物业公司所持抗辩主张，本院难以支持。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依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保洁服务，银泰物业公司即应支付相应保洁费用。虽然原、被告双方约定的合同期间至2018年12月31日，但双方均认可银泰恒达保洁公司提供保洁服务直至2019年1月31日，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主张银泰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计费标准交纳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保洁费用，并无不妥，故银泰恒达保洁公司要求银泰物业公司支付保洁费用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银泰恒达保洁公司主张的逾期支付利息，因双方就此并无合同约定，且银泰物业公司未支付保洁费用事出有因，并非恶意拖欠，银泰恒达保洁公司在保洁员登记备案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故对银泰恒达保洁公司该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剩余保洁服务费156000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给付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保洁服务费44000元；三、驳回原告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87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25元（已交纳）；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26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财产保全申请费1549元，由北京银泰恒达保洁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4元（已交纳）；由北京银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50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葛明柱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人民陪审员  罗春林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邓良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