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民终223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润秋，男，汉族，1978年6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世康，广东迎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正林，男，汉族，1980年5月1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广东鹏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陈雯怡，女，汉族，1979年5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上诉人文润秋因与被上诉人周正林、原审被告陈雯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粵0306民初14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文润秋委托诉讼代理人苏世康、被上诉人周正林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文润秋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文润秋无需向周正林偿还本金730,000元以及利息176,076元和后续利息；2.案件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周正林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案件极有可能属于虚假诉讼的案件。文润秋对于周正林与陈雯怡之间是否存在借款从不知情，案件只有周正林与陈雯怡2014年至2015年的银行转账以及在2018年2月28日签订的《债权确认书》，文润秋认为就该证据的形成存在着虚假诉讼的嫌疑。（1)周正林与陈雯怡是多年的亲密同学关系，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周正林应当知道文润秋与陈雯怡已经处于分居状况；（2)周正林与陈雯怡的银行转账记录明显不符合常理，周正林在起诉状中声称在2014年1月16日，其向陈雯怡转账共计194,000元(包括周正林称的周锦文转账），在该时间点陈雯怡未还款的情况下，周正林又在2014年2月18日向陈雯怡转账142,500元，在该时间点陈雯怡再次未还款的情况下，周正林在2014年3月17日、5月7日又再次向其出借转账232,000元、291,000元。上述出借款项的次数、金额明显已经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在陈雯怡多次没有归还款项给周正林的情况下，周正林仍然多次向陈雯怡进行出借款项，明显不符合常理；(3)在周正林与陈雯怡2014年至2015年之间的所谓借款中，周正林是否有与陈雯怡签订借据或者借款协议之类的文件，在该文件中周正林是否有要求文润秋签名？其两人将近100万元的多次借款仅仅只有一份在文润秋与陈雯怡离婚后（在2016年4月27日登记离婚）而签订的《债权确认书》。结合周正林与陈雯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润秋与陈雯怡之间处于感情破裂的情况，上述的所谓借款极有可能属于周正林与陈雯怡进行的虚构债务，目的是为了让文润秋承担与其无关的债务；二、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在两被告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借款系用于被告陈雯怡个人经营的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而被告文润秋为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监事，从而认定文润秋对借款知情以及用于两被告共同生产经营”该认定明显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为一审法院的主观推定。1.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是属于自然人独资企业，该公司的一人股东为陈雯怡，文润秋只是在该公司作为一挂名监事，并没有参与该公司的管理、经营，包括周正林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关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内档资料），上述文件从未有文润秋的任何签名，从而可以看出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是属于陈雯怡个人管理经营的，周正林作为出借人明显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文润秋与陈雯怡之间共同管理、经营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2、案涉的款项并非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周正林提供了转账凭证以及《债权确认书》予以证明借款的事实，但是，该证据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借款是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包括在《债权确认书》中没有标注借款的用途，一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属于主观认定；虽然，在一审判决书中周正林与陈雯怡均确认借款系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但是其两人的说法恰恰证明了其有虚构事实以达到文润秋承担债务的目的；3.根据一审法院调取陈雯恰的银行账户，可以看出，案涉的款项并非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其中：（1）关于2014年1月16日陈雯怡收到款项194,000元后款项的去向，其中：①在当日转账40,200元给陈贻敏；②当日转账三笔数共计44,411.61元（每笔14,803.87元）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③当日转账16,000元给邱雪玉银行账户；④当日转账2,531元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⑤在2014年1月24日转账50,000元给陈贻敏；⑥在2014年1月21日转账4,650元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⑦在2014年1月23日转账8,000元（分两笔）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⑧在2014年1月24日转账8,050元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⑨另外部分款项是用于转账给个别第三人以及取现使用；上述款项完全没有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均用于陈雯怡的个人生活中；（2）关于2014年2月18日陈雯怡收到款项142,500元后款项的去向，其中：①当日转账2,600元至陈雯怡光大银行账户；②当日转账27,250元至陈雯怡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③在当日转账50⑻0元给陈贻敏;（3）2014年2月19-26日多次的进行汇出汇款至“零售”IBPS共计60000-70,000元;（4）2014年2月20日转账4,650元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5）2014年2月23日转账11,000元到陈雯怡个人银行账户；上述款项完全没有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均用于陈雯怡的个人生活中以及第三方中；（6）关于2014年3月17日陈雯怡收到款项232,000元后款项的去向，其中：①在2014年3月18日转账91,510元（其中分四笔：40,294.33元、8,266元、4,650元、38,300元）至陈雯怡光大银行账户；②在2014年3月23日转账208,000元（其中四笔50,000元、一笔8,000元）至陈雯怡光大银行账户；上述款项完全没有用于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均用于陈雯怡的个人生活中以及第三方中；4、至于周正林的代理律师在一审中整理了《陈雯怡银行账号向关联方转账记录》为了证明陈雯怡的借款用于公司，其整理的文件明显规避了实际的情况，只针对有转账给文润秋或者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进行整理；比如：①第九项在2014年3月24日转账30万元给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事实上，根据陈雯怡的银行账户，陈雯怡账户在2014年3月24日收到第三人黑田一德的款项30万元后立刻转账给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而并非是从周正林的借款中用于经营；②《陈雯怡银行账号向关联方转账记录》中第16至20项，从陈雯怡账户在2014年4月7日、16日转账了共计40万元至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实际上该款项的来源是在2014年4月3日、4日收到第三人黑田一德的10万元以及现金存入199,000元后的款项，而并非来自周正林的借款；5、根据文润秋与陈雯怡之间的离婚协议书，明确了各自名下所持有银行存款、证券、债券等归各自所有，明显也确认了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属于陈雯怡个人所有，故此，文润秋根本上不占有以及经营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三、从周正林提交的证据上看，周正林明显在规避周正林与陈雯怡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基于文润秋对于周正林与陈雯怡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借款金额的多少，还款情况等，周正林在提供其转账的银行流水中只选取了对其有利的，也就是说只有周正林转账给陈雯怡的银行流水，并非提供周正林本人完整的银行流水，由此可见，周正林明显在规避周正林与陈雯怡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文润秋认为，上述款项极有可能是虚假的或者陈雯怡已经将款项归还给周正林，文润秋苦于作为周正林与陈雯怡所谓的借贷关系中的第三人，无法取得更有力的证据证明存在虚假诉讼的情况；四、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明显认识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在案件中，所谓借款将近100万元，如此巨额的款项不可能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中，另外，基于周正林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调取了陈雯怡的银行账户，可以说明上述款项并非用于文润秋以及深圳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中，故此，文润秋应该无需就所谓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 被上诉人周正林辩称：一、案件借款事实陈雯怡已经在《债权确认书》中进行确认，同时周正林提供的出借款项记录及法院调取陈雯怡的银行卡记录可以看出借款事实及还息的规律。二、案件属于民间借贷且周正林与陈雯怡为同学关系，在陈雯怡持续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多次出借款项属于正常情况。借款时口头约定还款付息，在逾期不支付本息的情况下进行债权确认，同样属于正常情况。三、文润秋认为案件是陈雯怡与周正林共同虚构债务，让其承担还款责任，这种说法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其次，周正林不仅起诉了文润秋，同时也起诉了陈雯怡，在法院执行之前还不能确定陈雯怡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文润秋之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因为陈雯怡与文润秋离婚时将全部财产协议给了文润秋，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财产分配内容明显是文润秋、陈雯怡在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因为全部对外借款都是陈雯怡签字的，这是文润秋、陈雯怡在利用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共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离婚协议中也可以判断出文润秋所谓的感情破裂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说法完全是为了逃避责任。通过离婚协议也可以看出案件不可能存在周正林与陈雯怡虚构债务，如果陈雯怡想分配文润秋名下财产，在离婚协议时直接主张权利岂不是更直接，何必采用这种方式。因此也可以证明案件的借款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四、案件中陈雯怡经营的公司为一人独资企业，是在其与文润秋婚姻存续期间设立的，公司及其收益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文润秋在公司担任监事，这些事实在工商档案中均有记载，周正林已经证明文润秋在公司的任职情况，至于是否参与经营，应由周正林进行举证，不能因为工商登记记录没有签名而证明没有参与经营。现实中存在很多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没有任何职务的情况，而且周正林也认为陈雯怡借款是用于经营其与文润秋的共同拥有的公司，无论文润秋是否参与经营都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五、一审中陈雯怡已经认定涉案借款是用于经营其与文润秋共同共有的公司，且在其向周正林借款期间，其与文润秋也进行了多笔转账，货币是种类物，只要进入陈雯怡的账户就不能用涉案与非涉案来区分。六、陈雯怡与文润秋离婚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文润秋也主张在离婚协议时对共有公司进行了分配，由陈雯怡所有，这也体现了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也可以看出双方在转移资产，将有价值的资产全部转移给了文润秋，将存在负债的资产转移给了陈雯怡。试想一下，这种离婚协议女方怎么会接受，除非是为了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周正林认为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于情于理于法均应由文润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制止这种恶意利用法律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周正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陈雯怡、文润秋立即归还周正林欠款988,000元（其中本金760,000元，利息228,000元，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2%/月自2017年2月11日起暂计至2018年5月10日，以后利息按2%/月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2.陈雯怡、文润秋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周正林与陈雯怡系同学关系，认识多年，陈雯怡与文润秋曾为夫妻关系，陈雯怡、文润秋于2002年9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4月27日签署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登记。2018年2月28日，周正林与陈雯怡共同签署了一份《债权确认书》，共同确认2014年1月16日至2015年1月15日期间周正林及周正林指定的周锦文分多次向陈雯怡转账借款900,000元，截至2018年2月28日，陈雯怡尚欠周正林借款本金760,000元，借款利息为275,000元，陈雯怡承诺于2018年3月1日开始正常支付借款利息，并分期清偿已拖欠利息，借款期间的利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3%/月计算，陈雯怡未按约定支付利息的，周正林有权提前收回全部欠款，如因陈雯怡违约，导致周正林通过诉讼程序实现债权的，陈雯怡需承担案件的诉讼费、律师费、担保费等费用。关于《债权确认书》中所确定的借款900,000元，周正林主张系由2014年1月16日借款200,000元、2014年2月18日借款150,000元、2014年3月17日借款250,000元以及2015年5月7日借款300,000元组成，但周正林在借款时按月利息3%的标准对借款进行了提前扣除利息，实际交付本金87万元。根据周正林提交的银行交易记录、案外人周锦文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陈雯怡招商银行46×××82账户交易明细显示：1.2014年1月16日周正林直接向陈雯怡转账100,000元，委托案外人周锦文向陈雯怡转账94,000元（周正林称扣除了首期利息6,000元）；2.2014年2月18日周正林直接向陈雯怡转账142,500元；3.2014年3月17日周正林直接向陈雯怡转账232,000元（周正林称扣除了前期350,000元借款的利息10,500元及本次250,000元借款的首期利息7,500元）；4.2014年5月7日周正林直接向陈雯怡转账291,000元（周正林称扣除了首期利息9,000元）。上述借款交付后，陈雯怡曾有规律的向周正林按月利率3%的标准支付利息至2015年6月，之后陈雯怡也有向周正林转账，但数额已没有规律可循。根据周正林与陈雯怡的银行交易记录，除《债权确认书》中所称的900,000元借款外，周正林另于2015年3月14日向陈雯怡转账50,000元，于2015年3月15日向陈雯怡转账50,000元，于2015年12月1日向陈雯怡转账20,000元，于2016年4月21日向陈雯怡转账39,000元，周正林称上述转账为与陈雯怡之间的短期借款，陈雯怡短期内已归还，并未包含在《债权确认书》内。陈雯怡作为唯一自然人股东开办了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文润秋任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监事。周正林与陈雯怡均确认涉案借款系用于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经营。2016年4月27日，陈雯怡与文润秋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共同财产分割约定为：1.位于松岗××××号的房子归文润秋所有；2.位于松岗红星国际新城×期×栋×的房子归文润秋所有；3.位于松岗红星国际新城×期×栋×的房子归文润秋所有；4.文润秋名下的小轿车，归文润秋所有；5.在松岗红星龙门股份有限公司中双方各自持有股权，其中女方自愿将其所持有股权100%赠予儿子，暂由文润秋代为管理，直到儿子年满22周岁再赠予；6.各自名下所持有的银行存款、证券、债券等归各自所有。还查明，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陈雯怡招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陈雯怡、文润秋之间存在相互转账的账目往来。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债权确认书、企业档案查询信息、银行交易记录、离婚协议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周正林与陈雯怡对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陈雯怡尚欠周正林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陈雯怡与周正林之间存在多笔借款，根据陈雯怡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向周正林转账的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出双方借款总金额为900,000元，约定利息为月利率3%，与2018年2月28日周正林与陈雯怡签署的《债权确认书》中所记载的借款金额及利息相印证，因此，一审法院对周正林提交的《债权确认书》予以采信。根据《债权确认书》，陈雯怡确认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时尚欠周正林借款本金760,000元，但因周正林自认在向陈雯怡交付借款时扣除了首期利息30,0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陈雯怡尚欠周正林借款本金数额为730,000元，陈雯怡主张上述金额中包含了利息，但未举证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上述借款周正林与陈雯怡并未明确约定借款期限，根据法律规定，周正林可催告陈雯怡在合理期限内返还，自周正林提起诉讼，至案件庭审，应视为已给予了合理期限，故一审法院对周正林要求陈雯怡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应偿还借款本金数额应为730,000元。关于利息，周正林与陈雯怡在签署《债权确认书》时核算截至2018年2月28日时利息为275,000元，但该金额系以76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3%的标准进行计算得出，一审法院根据实际尚欠本金730,000元按月利率2%标准进行折算，截至2018年2月28日时利息应为176,076元，2018年2月28日之后利息继续以730,000元为本金，按月利率2%标准计算。关于周正林要求文润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案件所涉借款虽仅有陈雯怡个人签名，但涉案借款发生时陈雯怡、文润秋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借款系用于陈雯怡个人经营的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而文润秋为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监事，因此，可以认定文润秋对涉案借款知情，且涉案借款系用于陈雯怡、文润秋共同生产经营，故涉案借款应系陈雯怡、文润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文润秋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一、陈雯怡、文润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周正林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730,000元，并共同向周正林支付截止至2018年2月28日利息人民币176,076元；二、陈雯怡、文润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周正林支付2018年2月28日之后的利息（以人民币73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自2018年3月1日起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三、驳回周正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一审受理费人民币13,68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均由陈雯怡、文润秋负担。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调取的陈雯怡银行流水明细显示，陈雯怡收到周正林的借款后存在向文润秋账户支付大额款项的情况，如：2014年3月15日转账50,000元、2014年3月20日转账10,000元、2014年4月18-26日转账共20,000元、2014年5月8日转账190,000元、2014年6月10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分多笔向文润秋转账共360,670元。 一审期间，文润秋就周正林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及法院调取的陈雯怡账户银行流水明细出具了书面的质证意见：1.陈雯怡账户有款项转入我的账户是正常的。因为陈雯怡在2012年、2013年曾借我大笔款项，借钱时她承诺短期内归还，但事实上只是零零星星地还款。直到2014年她还欠我42万元。正是在这前提下，2014年3月14日，陈雯怡向本人出具借款42万元的字据（该借条已在第一次开庭时出示并经质证）。2.法院调取的银行记录显示：周正林转款给陈雯怡，陈雯怡随后将款项汇入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账户，证明陈雯怡借款是用于其个人经营的企业。陈雯怡先前向其他人借款，亦是用于其公司的经营。3.芭莎珠宝有限公司与文润秋无关。4.周正林提交的证据显示2014-2016年间，陈雯怡向周正林借款的金额为一百万余元，但陈雯怡自2014年开始每月还款，共计已还74万余元。故周正林提出的诉讼请求过高。 经查，文润秋系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监事。 一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争议的焦点为文润秋是否应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涉案借款发生在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属文润秋与陈雯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陈雯怡所借涉案款项一部分转入文润秋账户。文润秋称陈雯怡转入其账户的款项系用于偿还2012年、2013年的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文瑞秋与陈雯怡于2002年9月已登记结婚，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财产分别所有，双方财产混同，夫妻之间的借贷不具有对外的法律效力。文润秋的该项抗辩理由显然不能成立。陈雯怡所借款项的另一主要去向为转入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账户，用于公司经营。经查，文润秋系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的监事，其自称与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无关与事实不符。无论文润秋是否实际上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均无法改变其在法律上为该公司主要经营人员的事实，周正林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该公司由陈雯怡与文润秋夫妻共同经营。综合以上事实可知，涉案借款一部分直接支付给了文润秋，由其支配使用；另一部分用于文润秋与陈雯怡共同经营的深圳市芭莎珠宝有限公司。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涉案借款系由陈雯怡和文润秋共同使用、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涉案债务应当认定为陈雯怡与文润秋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文润秋上诉主张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的问题，虽然《债权确认书》签订于陈雯怡与文润秋离婚后，但涉案借款的支付和还款转账均发生在文润秋与陈雯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雯怡亦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按照月息3%的标准向周正林偿还了部分债务，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可以反映借贷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文润秋主张为伪造债务，并无证据证明陈雯怡与周正林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况且，文润秋与陈雯怡系自愿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三套房产、一辆汽车均分配给文润秋所有，陈雯怡持有的松岗红星龙门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亦自愿100%赠予双方的儿子并暂由文润秋代为管理，陈雯怡并未分得其他具有较大价值的共同财产。在陈雯怡自愿将大多数夫妻共同财产分配归文润秋所有的情况下，其不具有与他人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动机。 关于涉案借款的本息核算问题，根据陈雯怡与周正林之间资金往来可知，陈雯怡此前偿还的利息未超过年利率3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不予抵扣本金。一审法院按照周正林实际支付的款项认定涉案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利率24%核算欠付利息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妥，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917元，由上诉人文润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茹 审判员 付  璐  奇 审判员 王    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周梓萱（兼）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九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