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粤04行终142号上诉人（一审被告）：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园路1号。负责人：罗维雄，职务：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文燕，该分局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侯海棠，该分局工作人员。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蔡木辉，男，汉族，1985年1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庞明，广东粤鑫(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郑增松，男，汉族，195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一审第三人：郑文葵，男，汉族，1985年7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上诉人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下简称高新公安分局）诉被上诉人蔡木辉、一审第三人郑增松、郑文葵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404行初5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2日，高新公安分局接到高新区扫黑除恶办转来“郑增松伪造居委会公章、产权证骗取登记”的案件线索。同日，高新公安分局受理该案。2018年11月5日，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唐家湾镇市场监督管理局证照管理办公室主任彭兴华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彭兴华在该笔录中称：郑增松于2018年7月5日在窗口申请营业执照地址变更时提交了证明。2018年11月6日，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张伟斌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张伟斌在该笔录中称：该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均未使用唐乐社区定制的红头便签纸、公章与唐乐社区公章大小不一致，也无该证明的领取记录，留底档案中无该证明，该经营场所产权证明不是由唐乐社区开具，是伪造的。2018年11月9日，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受理了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要求鉴定《证明》中“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印文与样本中“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申请。2018年11月14日，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珠公司文鉴字〔2018〕63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证明》中“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印文不是盖印形成，是打印形成的。2018年11月14日，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郑增松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郑增松在该笔录中称：2018年6月，其去唐家湾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营业执照地址变更手续，因办理变更手续需要居委会开具营业场所产权证明，其问郑文葵能否帮忙开具，6月下旬，郑文葵就将开好的证明给其，随后，其去唐家湾镇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地址变更。2018年11月27日，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蔡木辉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蔡木辉在该笔录中称：2018年7月4日，一男客户拿一张证明，称该证明内有个错字，让其做一张一模一样的，其没法做，该男客户将编辑好的文字发到打印店的电脑上，其按照男客户的要求，将男客户撰写好的文字复制到word上，调成三号字体，打印出来，再把公章复印在刚才打印出来的纸张上；男客户提供的证明大致内容是一个经营场所地址证明，公章的大致内容是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其在北师大阳光打印店为男客户复印制作了经营场所产权证明。2018年11月27日，高新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对郑文葵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郑文葵在该笔录中称：2018年6月下旬，郑增松打电话给其，因郑增松要办理公司营业执照地址变更需要社区居委会开具一份经营产所产权证明，问其有无认识的人可以开一份产权证明，因郑增松催的急，其没有去居委会开具经营场所产权证明，将之前一份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拿去北师大那边的一家打印店做了一份虚假的经营产所产权证明，拿给郑增松，最后郑增松告诉他，营业执照地址变更没有办理成功；2018年7月4日，他把一份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拿去阳光印客，编辑好内容后，打印店工作人员排版，打印出来后，再将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公章复印在打印出来的证明上。2018年11月30日，高新公安分局作出珠公高行罚决字[2018]00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郑增松于2018年6月28日前往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唐家湾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证照办理窗口办理业务时，提供了伪造的居委会公章、产权证明，骗取商事登记；经侦查，郑文葵、蔡木辉有作案嫌疑；民警于2018年11月30日将郑文葵、蔡木辉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经审，郑文葵、蔡木辉对其伪造证明文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高新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蔡木辉处以行政拘留五日。2019年2月1日，高新公安分局作出珠公高补通字（2019）第002号《补正笔误通知书》，对珠公高行罚决字[2018]00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笔误予以补正，补正内容如下：决定书第四行的“2018年6月28日”错误，更正为“2018年7月5日”；决定书第十行的“第一款”错误，更正为“第一项”。上诉人蔡木辉的一审诉讼请求：1.确认高新公安分局作出的珠公高行罚决字[2018]00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2.由高新公安分局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判案理由及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上述规定，高新公安分局作为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有权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处罚。关于高新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根据高新公安分局提交的询问笔录，郑增松在笔录中称郑文葵是于6月下旬将《证明》交给其本人的，而蔡木辉与郑文葵则在笔录中称《证明》是于2018年7月4日制作的，郑增松的陈述与蔡木辉、郑文葵的陈述之间存在矛盾。此外，蔡木辉、郑文葵称于2018年7月4日制作的《证明》，是先把文字打印至纸张上，再将“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复印至印有文字的纸张上，而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珠公司文鉴字〔2018〕63号《鉴定书》的鉴定意见为《证明》中“珠海市唐家湾镇唐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印文不是盖印形成，是打印形成的，蔡木辉、郑文葵的陈述与鉴定意见之间亦存在矛盾。综上，高新公安分局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认定事实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相互印证，事实认定不清。关于高新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高新公安分局在接到高新区扫黑除恶办转来的案件线索，依法受理案件。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依法询问案件当事人及相关证人，制作《询问笔录》，对涉案证明文件进行鉴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蔡木辉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以及蔡木辉依法享有的救济权利。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决定书送达蔡木辉，符合法定程序。高新公安分局作出的珠公高行罚决字[2018]00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职权依据充分，程序合法，但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确认高新公安分局于2018年11月30日对蔡木辉作出的珠公高行罚决字[2018]0058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高新公安分局负担。当事人二审诉辩主张上诉人高新公安分局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维持高新公安分局对蔡木辉的行政处罚决定，驳回蔡木辉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以第三人郑增松的陈述与蔡木辉、郑文葵的陈述之间存在矛盾为由，错误认定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实不清。本案中，蔡木辉的陈述、郑文葵的陈述、双方的微信支付截图、双方的辨认笔录等多种类多份证据内容一致，证明了伪造《证明》的时间是2018年7月4日。对于郑增松在笔录中关于“之后6月下旬他就将开好的证明给了我”的证词，是一个孤证，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相印证，并与形成证据链的其他数个证据有出入，考虑到制作笔录的时间与伪造《证明》的时间相隔数月，6月下旬与7月4日、5日在日期上相近，记忆出现偏差也在情理之中。制作笔录时，公安机关要如实记录证人的证言，但对证言要分析是否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是否能形成证据链，综合判断证据之间的效力来认定案件事实，而不是以偏概全，以一个孤证全盘否定全案。一审判决片面地确认上诉人认定事实不清是错误的，不综观其他证言、书证等众多证据证明效力，不管某一言词证据的部分细节出现不一致情形是否有合理解释，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二、一审判决错误认定蔡木辉、郑文葵的陈述与鉴定意见存在矛盾。上诉人经询鉴定人，现在很多机器是打印、复印、扫面一体机，通过机器复印和打印，只是输入机器的方式不同，两者输出的技术原理是一样的，形成在纸张上的物理特征是一致的，并不矛盾。《鉴定书》上的“打印形成”的表述是区别于用印油加盖形成，打印与复印使用同一种输出技术，在技术鉴定上是无法区分的，两者只是文字的表述方式不同，并无本质区别，更不是矛盾。况且，印文无论是复印还是打印的，均构成违法，其伪造证明的违法行为性质是不变的。蔡木辉对《鉴定书》三性认可，且未提出重新鉴定。被上诉人蔡木辉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郑增松的陈述与蔡木辉、郑文葵的陈述之间存在矛盾，认定被上诉人蔡木辉、第三人郑文葵的陈述与鉴定意见之间存在矛盾，是完全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且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其自身提供证据严重违背，根本不能成立。上诉人关于“打印与复印使用同一种输出技术，在技术鉴定上是无法区分”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是完全缺乏客观常识的错误，与上诉人自身提供的一审证据17《鉴定文书》所证实的事实相违背。本案证据《鉴定文书》证明，打印与复印是可以通过鉴定技术鉴定出来的，本案涉案印章经鉴定是打印形成的，即不可能通过复印形成。上诉人无视《鉴定文书》的客观真实性，反而意图通过混淆概念推翻一审认定事实，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根据施乐激光四色彩色机复印原理和技术显示，红色公章复印应有红黄两种颜色叠加而成，而不会有蓝色这种颜色存在，且复印文件正常不会改变其文件大小，故送检440400110800WJ20180066001号物证上的“珠海市唐家湾镇康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字样印文不存在复印而成。根据蔡木辉10年广告快印经验和咨询前施乐公司旗下相关工程师得到的结果，送检物证应该是提取“珠海市唐家湾镇康乐社区居民委员会”印文公章进行扫描成电子版再经过电脑PS合成所得到的，因为复印红色公章只会由红、黄两种颜色相叠加而成。二、上诉人存在超期办案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本案报案受理为2018年6月28日，而上诉人却在2018年11月27日才对蔡木辉进行调查，距报案受理竟长达五个月，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关于三十日办案期限的规定，而上诉人的超期办案直接导致本案的关键证据完全灭失，根本无法查清本案真实案情，也导致所有涉案人员包括蔡木辉无法客观反映案情，对此，上诉人应承担超期办案导致证据灭失且无法查清事实的责任，而不应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对蔡木辉进行行政处罚。上诉人除存在严重超期办案的问题外，明显存在违法传唤、询问程序违法、违法制作询问笔录、辨认程序违法等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明显违法，依法应予以撤销。第三人郑增松、郑文葵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二审查明的事实二审另查明，2018年11月27日下午，一审第三人郑文葵和办案民警指认现场；2018年11月27日19时17分至24分，郑文葵辨认本案违法嫌疑人，高新公安分局制作辨认笔录。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判案理由及结果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高新公安分局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确凿，程序是否合法。高新公安分局与蔡木辉之间关于本案行政处罚的证据是否确凿的争议，实际上涉及行政诉讼适用何种证明标准的问题。证据法学上一般将证明标准分为三类，即优势证明标准、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根据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如对行政裁决适用优势证明标准，对一般行政罚款采取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限制人身自由作为治安管理领域最重的行政处罚，通常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审查被告提供的证据。本案被上诉人蔡木辉受到的行政处罚为行政拘留，涉及限制人身自由，法院审理时应对公新公安分局提供的认定事实之证据，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进行审查。本案中，一审法院正是采用此标准认定高新公安分局提交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无法相互印证，对此，本院予以认同，不再赘述。关于高新分局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高新公安分局2018年10月12日受理案件，依法延长办案期限30日，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办案期限并未超期，蔡木辉主张高新公安分局超期办案，不予支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4年）第八十五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办案人民警察可以让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对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场所或者违法嫌疑人进行辨认。”第八十六条规定：“辨认由2名以上办案人民警察主持。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并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本案中，一审第三人郑文葵先到现场指认被上诉人蔡木辉，后又到公安机关辨认，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使得辨认程序失去其应有意义，蔡木辉认为高新公安分局辨认程序违法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未全面审查高新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程序，进而认定其程序合法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高新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唐 文审判员 宋义明审判员 陈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何凘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