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甘09民终123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某1，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王某2，甘肃省金塔县人，住甘肃省嘉峪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嘉峪关人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龙某，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住甘肃省酒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甘肃竭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原审被告龙某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902民初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某1与原审被告龙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被上诉人王某2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反诉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1.一审判决已经认定王某2与北京振农公司签订了竹柳购种育苗合同，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王某1与王某2之间不存在种植回收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将王某1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认定为个人行为，判决由王某1承担付款责任错误。2.结算清单虽然是王某1书写，但结算清单中树苗的数量和价款是依照北京振农公司的系统和结算方案计算的，并不是依据王某1与王某2之间的约定结算的金额，结算清单只是应王某2的要求为了帮助其索款出具的证明，并不代表王某1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如果该结算清单认定为债权凭证，王某1必然在落款处签字确认，但其并未签字，不符合债权凭证的形式，不能由王某1承担付款责任。3.一审中被上诉人出示的两份说明均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且复印件中还有北京振农公司甘肃市场的负责人李延新的签字，如果推定王某1应当承担付款责任，李延新也应当承担付款责任。4.2014年2月3日王某2和北京振农公司签订的150亩竹柳购种育苗合同中上有公司财务人员的备注，足以证明王某1曾为王某2垫付过回购款，王某2应当返还,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反诉请求错误。王某2辩称：1.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返还其750000元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具体事实一审法院已经查清。2.对于被上诉人主张的树木成活率部分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被上诉人服从一审判决。对于200000元苗款被上诉人将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被告龙某的意见与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意见一致。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54441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王某1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依法判令反诉被告偿还反诉原告为其垫付的购苗款75万元，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欠款期间至欠款还清之日的利息。一审法院查明：被告王某1与被告龙某系夫妻关系。被告王某1既是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酒泉营销中心负责人，又注册成立了酒泉利源农业专业合作社，从事苗木种植营销经营活动。原告王某2与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25日、2014年2月3日、2014年4月18日先后签订《竹柳购种育苗合同》三份，分别繁育竹柳188.75亩、150亩和80亩。其中，2014年2月3日所签150亩地的种植总价款750000元扣自被告王某1为北京振农科技有限公司回收的2013年的种苗款，出具收据的时间为2014年11月6日。另在2014年4月1日，原告向被告王某1尾号为0514的账号打款20万元。2015年1月10日，被告王某1书写《关于王某2苗款结算清单》载明：“根据2014年春季调苗情况，现公司系统计算为育林256.5亩，苗地478.83亩，根据公司结算方案数据如下：256.5亩林地，478.83亩苗地，合计苗款991830元，5%尾款与苗木成活率挂钩991830元×5%=49591，991830元-49591=942238.5元，于6月份本人同意支付2014年自购苗150亩×5000元=75万苗款，合计：942238.5元-750000元=192238.5元（壹拾玖万贰仟贰佰叁拾捌元伍角），原下欠192238.5元，另外于2015.1.10在计算当中有张文新、翟小元的苗款计算有误，数据另有说明”，王某2在该清单上签字。同日的《说明》载明：“张文兴在下河清农村供应树苗为1200捆×50根×0.8m高均为树头，合苗地36亩（三十六亩），而上报给公司系统为102.88亩，多报66.88亩，属于王某2的。翟小元在下河清农村供应树苗实为16.9亩，而上报为52.88亩，多报35.98亩，属于王某2的。特此证明。姚春富2015.01.10，经双方核实，情况属实，王某12015.1.10，李延新2015.1.10”。后双方因结算事宜产生纠纷，原告起诉，要求处理。本案原告依据种植回收合同主张相应款项，立案时将本案案由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有误，应更正为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诉原告要求本诉被告支付544410元（包含结算清单载明的下欠192238.5元、扣减的成活率49591元、张文兴和翟小元多算的亩数金额102860元、2014年4月1日向王某1打款的20万元）的诉讼请求，经审理后对结算清单载明的下欠192238.5元及被告应给原告结算的102860元予以确认，其余诉讼请求不予确认。关于被告不是适格主体的辨称主张、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偿还垫付的款项75万元并承担利息的诉讼请求，与事实及法理相悖，不予确认。综上所述，对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王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王某2支付295098.50元；二、驳回本诉原告王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王某1的反诉请求。如果债务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9244元，由原告王某2承担5107元，被告王某1承担4137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650元，由反诉原告王某1承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上诉人王某1提交了振农林地巡查验收统计单12张，拟证明被上诉人曾三次和北京振农公司签订竹柳育苗合同，北京振农公司依据工作流程对王某2种植的竹柳进行巡查统计，表明合同相对方是北京振农公司和王某2，上诉人并非适格被告。经质证，被上诉人王某2认为上述清单是2014年产生的，被上诉人主张的是2013年种植竹柳苗的款项，结算清单上记载的2014年调苗调的就是2013年种的苗，因此验收统计单与本案无关。原审被告龙某对该证据无异议。被上诉人王某2提交王某1和王学录在刑侦大队的询问笔录两份，拟证明王录学给王某1打了140亩地的苗款700000元，王录学自己的地就有140亩地，这70万元中不可能包含被上诉人打给王某1的200000元，王某1在笔录中也认可他收到了700000元。经质证，上诉人认为：1.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出具单位的印章。2.被上诉人对200000元没有上诉，不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3.即使证据属实，王某1陈述140亩地的苗款700000元也是大概，其中包括王某2的20亩地，王某2和王录学总共签订了140亩地的合同。原审被告龙某的意见与王某1一致。本院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巡查验收统计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统计单是2014年10月份产生的，结算单是2014年春季调苗的结算情况，因此统计单并不能推翻结算清单的效力，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询问笔录,因被上诉人对其试以证明的事项未提出上诉，对该证据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某1是否是本案适格被告。2.上诉人要求王某2返还其替王某2垫付的苗款750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3.王某2主张的200000元苗款应当如何处理。关于王某1是否属于适格被告。上诉人王某1主张其书写结算清单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王某2应当向北京振农公司主张苗款，王某1不应当承担支付苗款的责任。经查，结算清单中载明的竹柳苗款是“2014年春季调苗”，按照竹柳苗的生长规律及本地气候情况，2014年春季所调树苗必然是2014年之前所种，结合一审中王某2提交的录音及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足以认定2013年王某2与酒泉利源合作社签订了竹柳苗种植回收合同，王某1作为酒泉利源合作社的负责人，并未主张由合作社承担责任，王某1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一审判决由王某1承担欠付苗款正确，应予维持。关于750000元的种苗款是否已经抵顶的问题。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关于王某2苗款结算清单”的真实性及结算清单内容由王某1书写、王某1曾经为王某2垫付750000元种苗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仅对结算清单中提及的750000元种苗款是否已经抵顶存在争议。上诉人认为其在结算清单中书写的“本人同意支付……75万元苗款”的字样仅是为了提醒王某2尽快偿还垫付款，而不是同意以苗款抵顶垫付款，且其在落款处没有签字,出具结算单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王某2应当向北京振农公司主张苗款。王某2则认为王某1出具结算单的行为就是对债务的确认,种苗款750000元已经抵顶，剩余欠付款应当由王某1承担付款义务。本院分析认为，对争议内容的理解首先应以文义解释为基础。无论王某1在出具结算单时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是否在结算清单落款处签名，作为结算清单的书写人，结算清单中的“本人”必然指代王某1，因此结算清单中“本人”字样后的内容，应当认定是王某1个人的意思表示。按照文义理解，结算清单中的“本人同意支付……75万元苗款”、“合计：942238.5元-750000元=192238.5元”，并不具有王某1所述“提醒欠款”的意思，更符合抵顶的意思表示，结合本案已经认定的事实,结算单中的苗款是因2013年王某2与酒泉利源合作社之间的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与北京振农公司无关，应当认定上述结算行为是王某1的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关于750000元种苗款双方已经抵顶完毕。故对上诉人王某1所提王某2应偿还其垫付的种苗款75000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20000元苗款。一审判决对200000元苗款已经作出了处理，但王某2未提起上诉，故王某2所提要求王某1返还200000元竹柳苗款的请求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王某1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6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徐 林审判员 蔺春辉审判员 张小青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高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