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兵0801民初516号原告：王祥坤，男，1982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新华，新疆田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麻玉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春，男，1968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江山，男，1963年出生，住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虎，新疆石河子市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赵朝阳（曾用名：赵阳），男，1991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被告：石河子市下野地镇助农丰农资店。经营者：赵伟杰，男，1966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原告王祥坤与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节水公司”）、赵朝阳、石河子市下野地镇助农丰农资店（以下简称“助农丰农资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祥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宏，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新春、丁江山、周虎，被告赵朝阳、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均到庭参加诉讼，审理过程中，被告天诚节水公司、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2019年11月8日依法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王祥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新华、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虎、被告赵朝阳、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祥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款17174.9元；2、鉴定费1000元由三被告承担；3、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和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的滴灌带堆放场地相邻，2019年6月初，被告赵朝阳给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的滴灌带堆放场地打除草剂除草，被告赵朝阳在使用无人机打除草剂时，农药飘入原告的农田，致使原告种植的棉花遭受药害，原告多次找三被告索赔，三被告均已各种理由推脱，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王祥坤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1、证人刘一某（男，1969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出庭陈述，2019年6月9日，我是第八师一三四团四连的书记，潘某某（另案当事人）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的农田受到药害，当时潘某某的农田损失比较大，天诚节水公司的人和赵朝阳到现场看了棉花受损的情况，也向下野地派出所报了案，赵朝阳是天诚节水公司雇来打药的。当日原告、赵朝阳、天诚节水公司还有我就棉花损害赔偿一事进行了协商，当时协商时天诚节水公司的意见是将潘某某的土地全部接管，按照天诚节水公司1500元/亩、赵朝阳300元/亩进行赔偿，赵朝阳当时没有同意，三方也没有达成一致的协商意见。之后原告和潘某某就对自己受损的棉花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鉴定，当时鉴定的时候我也在现场。2、134团农业发展中心出示的气象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在使用无人机打药时风力较大。3、技术鉴定意见书一份，电子图一张，视频资料、鉴定全过程录音录像光盘一份，拟证明原告种植的棉花受损的程度以及受损之后鉴定的全过程，原告因为鉴定支付鉴定费1000元。4、图片一张，拟证明赵朝阳经营场地与石河子市下野地镇助农丰农资店经营场地一致。5、一三四团4连党支部出具的证明一份及确权证电子图复印件一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一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职工身份地（耕地）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书一份，拟证明原告受损地块合同确权的总面积为91.25亩。6、121团棉花加工厂2017年棉花采购统计表复印件一份，2018年石河子市银硕棉业有限公司籽棉过磅单17张，拟证明2019年之前个团场棉花收购是扣除水杂的，扣除的水杂在10%以上。7、石河子市都邦天云棉业有限公司籽棉收购过磅单复印件4张，拟证明原告2019年实际采摘棉花数量为39818公斤，单产为436.4公斤/亩。8、石河子市都邦天云棉业有限公司籽棉收购过磅单复印件2张，拟证明另案原告潘某某种植的位于一三四团四连渠西北50亩地，该地与原告的地相邻，该地未受损，采摘棉花数量为22280公斤，单产为445.6/公斤，应当以该地的亩产作为参照计算原告的损失。被告天诚节水公司辩称，原告所述事实部分属实，原告棉田受损与天诚节水公司无关，应当与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有关，请求法院驳回对天诚节水公司的诉讼请求。被告天诚节水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1、广告一份，拟证明被告天诚节水公司是按照该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取得与被告赵朝阳的联系，由被告赵朝阳对天诚节水公司滴灌带对方场地进行除草工作，双方约定10元/亩，除草剂由赵朝阳自行提供，天诚节水公司不是侵权人，侵权人为被告赵朝阳与助农丰农资店。2、证人刘二某（男，1963年出生，住第八师一三四团）出庭陈述，我是天诚节水公司的门卫，我是在走路的过程中，在十一连路边的树上看到了一张打药的广告，刚好公司的书记丁江山让将公司堆放滴灌带的场地的草除掉，我就根据广告知道到了助农丰农资店，在店内见到了赵朝阳和赵伟杰，当时协商后赵朝阳说必须使用他自己的农药来进行除草，价钱为10元/亩，除草的药是18元/瓶。证人出庭拟证明无人机与除草剂均是赵朝阳与助农丰农资店提供的，侵权行为应当系上述二被告所为，与天诚节水公司无关。被告赵朝阳辩称，被告天诚节水公司所述情况不属实，我与天诚节水公司是雇佣关系，2019年5月30日我和天诚节水公司口头约定，由我使用无人机对天诚节水公司的场地进行除草工作，天诚节水公司要求我提供好的除草剂，并在公司的指挥下进行作业。2019年6月1日、3日、4日、6日我陆续进行了除草工作，每次作业前是天诚节水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催促我来打药，当时的劳务费用是10元/亩，购买除草剂的钱由天诚节水公司承担，在完成除草工作后天诚节水公司没有向我支付劳务费，我认为我不应当承担直接责任。被告赵朝阳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通话记录一份及无人机打药时间截图一份，拟证明天诚节水公司通知被告赵朝阳去打药的时间，打药时没有风。被告助农丰农资店辩称，我认为本案与我无关，我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交的鉴定书中棉花的鉴定我有异议，棉花的收成除了受到农药的药害影响外，还要受到天气、光照等因素的影响，鉴定意见不够客观。被告助农丰农资店未向法庭提交证据。综合原、被告法庭陈述、举证、质证情况，本院认证如下：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证据1证人证言不认可，认为证人证明的只是基本的事实，而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原告的主观想法，证人并不能证明原告的具体损失，被告赵朝阳认为证据1证人所述助农丰农资店系自己所有不属实，认为当时三方进行协商时自己在场但没有发表意见，被告助农丰农资店认为事情与自己无关，不予发表意见。本院认为证人能够证明事情的基本经过，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及赵朝阳对该部分事实予以认可，对其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天诚节水公司、赵朝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复印件，且不能证明测量的时间点、具体的位置，也不能证明当时打药时的风速；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认为与自己无关，不予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对该证据综合认定。被告天诚节水公司、赵朝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不予认可，认为鉴定意见是根据原告的陈述制作出的鉴定，被告已经在原告棉花受损后去原告的棉花地看过，原告棉花受损程度没有鉴定书所述的那么严重，鉴定书上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鉴定的损失过高，鉴定书中棉花的单价也有异议，做鉴定时，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公司进行过沟通，被告公司的警卫当时在鉴定现场；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认为与自己无关，不予发表质证意见，三被告对原告提出鉴定费1000元提出因无鉴定费发票，不予认可。本院结合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认为原告2019年棉花已经采摘，因此可以结合其他证据认定原告的具体损失数额，根据鉴定及另一案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原告为鉴定支出1000元鉴定费予以认可。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三性均认可；被告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4三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与原告要证明的事实严重不符。本院根据被告助农丰农资店提交的营业执照确认该农资店经营者为赵伟杰，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本院不予认定。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不认可，认为原告承包他人的地无法确定系原告种植，认为原告种植的土地应当以确权的土地面积为准；被告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5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非职工身份，通过承包连队经营地并经连队证明可以确认，故对原告提交的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扣除水杂是事实，但是对扣水杂的百分比不认可，对过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扣除水杂的原因；被告赵朝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三性均认可；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认为每个团场扣除水杂的情况不一样，原告举证的仅仅是几户的过磅单，过于片面。本院对该证据综合其他证据结合本案情况后认定。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原告在棉花采摘过程中存在倒卖棉花的现象，该票据不能显示出原告棉花的真实产量；被告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棉花过磅单是原告交售棉花后出具的磅单，被告亦无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倒卖棉花的事实，故对该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原告在棉花采摘过程中存在倒卖棉花的现象，该票据不能显示出原告棉花的真实产量；被告赵朝阳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无异议；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原告提交的证据8不认可，认为每块土地的产量都是不一样的，该过磅单无法显示采摘的棉花是原告在四连渠西北50亩地的棉花。本院认为原告提出以该证据作为原告受损的参照标准不具有客观性，本院对其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天诚节水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认为该广告只能证明广告的发布方赵朝阳由服务能力，不能证明天诚节水公司不承担责任；被告赵朝阳认为该广告系自己的，但是天诚节水公司找的自己；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被告天诚节水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认可，但认为不存在天诚节水公司将除草工作承包给了赵朝阳，打药是赵朝阳与天诚节水公司的员工共同完成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被告天诚节水公司与赵朝阳之间的约定，本院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定。原告对被告天诚节水公司的证据证人的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是天诚节水公司的警卫，其职责是看管场地，证人在天诚节水公司书记的安排下找无人机打药，打药的费用是10元/亩，药单价是18元/瓶。天诚节水公司每次都派人到现场看无人机打药的用量，除草剂也是天诚节水公司委托赵朝阳购买的，费用是天诚节水公司承担，且证人的证言可以证实使用的除草剂是有毒的；被告赵朝阳对被告天诚节水公司的证人的证言部分认可，认为当时是证人刘二某通过广告找到了自己，双方协商好了之后才开始作业，证人刘二某也参与了施药的整个过程，当时约定的劳务费用是不含税18元/亩；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被告天诚节水公司的证人的证言认为不属实，认为自己没有参与过整件事情，当时只是给赵朝阳辅助帮忙过。本院对证人证言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原告对被告赵朝阳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认为被告赵朝阳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其打药的范围覆盖原告的土地，赵朝阳提出打药时无风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证实；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对被告赵朝阳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助农丰农资店对被告赵朝阳提交的证据认为自己不知情，不予发表意见。本院认为通话记录无法显示通话内容，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审理查明事实如下：2019年，王祥坤种植位于第八师四连渠西-中地块合计91.25亩，其地与天诚节水公司滴灌带堆放地相邻。同年6月20日，天诚节水公司雇佣赵朝阳的无人机为滴灌带堆放地喷施41%草甘膦（除草剂），赵朝阳与天诚节水公司口头约定：“天诚节水公司雇佣赵朝阳用喷药无人机为其地喷施农药；喷施农药的药品由赵朝阳自行提供（自己购买），劳务费按照10元/亩的价格进行计算，劳务费以及除草剂费用共计2800元。”一三四团当年6月3日至6月6日的天气情况是：2019年6月3日21点到22点，风速为5.6米/秒以上的持续时间为42分钟，风向为西南风，风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极大风速11米/秒，风向为西北风。2019年6月4日，早上7点到11点，风速1.5-2.8米/秒，风向为西南风，11点至12点之间，风速为3米/秒，极大风为6.3米/秒，风向为西北风。2019年6月6日，当日平均风速为1.5米/秒，风向为西南风。赵朝阳用其无人机为天诚节水公司滴灌带堆放地喷施农药，赵朝阳按照约定购买了除草剂后，用自己的无人机负责实际操作作业，赵朝阳具备无人机操作资格。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农药发生空中漂移，造成王祥坤与天诚节水公司相邻地中的棉花出现漂移药害。2019年6月30日，原告委托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其种植的棉花因天诚节水公司喷施41%草甘膦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评估鉴定，该机构于2019年7月15日出具了新臻冠达鉴字[2019]第0759号技术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认为（一）草甘膦是一种非选择性、无残留灭生性除草剂，对植物具有内吸及触杀双重防除作用，可通过茎叶吸收后传导到植物各部位的，用于防除单子叶和双子叶、一年生和多年生杂草。棉花接触到草甘膦后即可导致棉花叶子上产生斑点、变黄、卷曲、边缘干枯，生长点凹陷，植株皱缩、丛生、新生叶展开缓慢等症状，影响棉花正常的生育进程。受害轻的棉花可通过加强田管，打营养药、增加水肥等措施将损失降至最低，受害严重的棉花很难解救，可造成大幅度减产，严重的可造成绝收。根据对被鉴定棉花受除草剂危害程度分析测算，受除草剂药害严重的减产70%-80%左右，按中值75%计算，受害稍轻的减产30%-40%左右，按中值35%计算。（二）损失计算。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数据，第八师前三年棉花平均产量为410公斤/亩，籽棉平均收购价格按7.1元/公斤计算（含国家棉花价格补贴）。损失金额为：1、潘某某地：51亩×410公斤/亩×7.1元/公斤×75%+43亩×410公斤/亩×7.1元/公斤×35%=155156.3元。2、王祥坤地：6亩×410公斤/亩×7.1元/公斤×75%+4亩×410公斤/亩×7.1元/公斤×35%=17174.9元。鉴定意见为：第八师134团4连潘某某、王祥坤种植的棉花因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喷施41%草甘膦造成的损失为潘某某155156.3元。王祥坤17174.9元。王祥坤为此支出鉴定费1000元。此后，双方协商赔偿未果，王祥坤诉至法院要求天诚节水公司、赵朝阳、助农丰农资店方赔偿其棉花药害受到的损失共计17174.9元，赔偿支出的鉴定费1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案审理中，三被告对鉴定意见存在异议并提出申请重新鉴定，因原告受损棉花已经面临采摘且本地无相应资质的农业鉴定机构，经过询问，无法实现重新鉴定的目的。2019年10月13日原告种植的位于第八师一三四团四连渠西-中地块91.25亩棉花进行了采摘工作，并由原、被告双方现场进行监督，通过原告提交的过磅单具可以确定原告共计采摘棉花七车，分别为：车号15xxx过磅净重6088公斤，单价为4.85元/公斤，车号08xxx过磅净重5220公斤，单价为4.66元/公斤，车号13xxx过磅净重5980公斤，单价为4.86元/公斤，车号x过磅净重5860公斤，单价为4.85元/公斤，车号27xxx过磅净重5920公斤，单价为4.66元/公斤，车号27xxx过磅净重5520公斤，单价为4.67元/公斤，车号08xxx过磅净重5230公斤，单价为4.65元/公斤；以上合计采摘棉花39818公斤，平均单价为4.74元/公斤，平均亩产为436.4公斤。另查明，本案被告助农丰农资店于2019年2月21日注册，经营者为赵伟杰，经营范围不包含无人机，被告赵朝阳与赵伟杰系父子关系。本院认为，本案原告王祥坤依据新疆臻冠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认为自己的棉花因被告天诚节水公司与赵伟杰的喷洒除草剂的行为导致棉花受损、赵朝阳经营场所与助农丰农资店系同一场所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三被告赔偿。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鉴定意见，被告助农丰农资店的经营者为赵伟杰，其经营范围不包括无人机打药，故助农丰农资店并不是本案的侵权人，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而被告天诚节水公司雇佣赵朝阳使用无人机对其滴灌带堆放场地进行除草，因刮风致使除草剂飘移到相邻的王祥坤的棉花地，上述二被告存在侵权行为。根据原告王祥坤今年的实际棉花采摘情况，其受损的棉花地亩产量为436.4公斤，而其提交的鉴定意见参照标准为410公斤/亩，王祥坤主张按445.5公斤/亩计算棉花产量损失，本院认为原告以鉴定书作为依据向本院提出赔偿请求，即对鉴定意见中亩产量认可，原告实际损失根据原告提交的2019年的过磅单可以确定，其提出依照其另外种植的一块棉花地的采摘数量作为参照没有合理根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出按照原告种植土地前三年棉花平均产量作为参照亦没有合理根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亦无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其受害棉花今年产生了实际损失，因此可以得知，虽然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及赵朝阳在喷洒除草剂的过程中实施了侵权行为，但是侵权行为发生后，经过前期的补救及后期原告的管理，该侵权行为并未造成侵权结果，因此对于原告王祥坤提出请求被告天诚节水公司及赵朝阳赔偿其减产损失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鉴定费用，本院认为鉴定费系原告棉花受损后，原告为确定自己的损失进行鉴定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祥坤鉴定费1000元；二、被告赵朝阳对上述赔偿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祥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4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石河子市天诚节水器材有限公司、赵朝阳负担（给付日期同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并于提出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交纳上诉费，逾期视为放弃上诉权利。审判长 陈 楠审判员 蔡海龙审判员 孟小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张雅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