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民再17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秦晓明，女，汉族，1970年5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鹄，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高祖业，男，汉族，1967年4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喜玲，广东森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梁锦强，男，汉族，1960年2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奕彬，男，汉族，1967年11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中山市××区。再审申请人秦晓明因与被申请人高祖业、梁锦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郭奕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民终21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2017）粤民申832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秦晓明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鹄，被申请人高祖业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喜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晓明申请再审称：（一）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签订意思表示真实的《离婚协议书》，约定中山市××区××花园××庭8栋602房（下称涉案房产）归再审申请人所有，应当认定再审申请人拥有该房产所有权。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签订意思表示真实的《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再审申请人所有，该协议已经由中山市民政局依法登记备案，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再审申请人在签订《离婚协议书》时拥有涉案房产全部所有权。其后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债务发生的时间是在《离婚协议书》生效之后，由于《离婚协议书》并不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问题，且再审申请人对案涉全部房产享有请求权，因此，一审判决中已经确认原属郭奕彬占有的房屋的1/2份额归再审申请人所有，在二审判决中却判令该房产因高祖业、梁锦强与郭奕彬之间的债务关系而被执行，是非常不合理的，再审申请人认为这严重侵害了自身的合法利益、不尊重法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判例，案外人基于执行债权形成前与被执行人签订的《离婚协议》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能够阻却对讼争房产的执行。《离婚协议》生效时间在先，且诉争房屋一直为秦晓明实际占有、使用，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行为有效。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的金钱债权，系郭奕彬与再审申请人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郭奕彬的个人债务。即使退一万步，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之间的财产分割属于债权关系，该债权基于《离婚协议书》所产生，债的标的是唯一却确定的即涉案房产，属于特定之债；而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所产生的债务纠纷发生在郭奕彬与再审申请人离婚之后，属于种类之债，且形成在后，因此特定之债优先于种类之债。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诉争房屋实质上已经因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郭奕彬的责任财产。因此，在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诉争房产都未影响到郭奕彬的责任财产。在此意义上，再审申请人的请求权即使排除高祖业、梁锦强债权的执行，也并未对高祖业、梁锦强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基于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各自债权产生的时间、内容、性质以及根源等方面来看，再审申请人对诉争房产所享有的权利应当能够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的执行，再审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请求阻却对本案讼争房产执行的理由理应成立，应当认定再审申请人拥有房产所有权。（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仅根据涉案房屋未办理物权登记手续而认为再审申请人不享有房屋产权的全部，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办理离婚登记、签订《离婚协议书》后，郭奕彬不知所踪，拒不协助再审申请人办理涉案房产的变更登记，再审申请人单方不能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同时，涉案房产存在抵押，未结清银行贷款情况下是无法办理过户更名手续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经民政部门婚姻登记中心登记，因此未办理变更登记并不影响再审申请人享有房屋全部产权。另外，再审申请人离婚后一直按期偿还银行贷款，直至涉案房产被查封后，再审申请人依旧在还款。在这些因素之下，足以证明再审申请人享有房屋全部产权。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讼争房产归再审申请人所有，该约定是就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分配的约定，在诉争房产办理过户登记之前，再审申请人享有的是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高祖业、梁锦强的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所形成的金钱债权。债权的成立时间尽管并不影响债权的平等性，但是在若干情形下对于该债权能否继续履行以及继续履行的顺序产生影响。从内容上看，再审申请人的请求权系针对诉争房屋的请求权，而高祖业、梁锦强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在再审申请人占有诉争房屋的前提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的精神可知，其要求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高祖业、梁锦强的金钱债权。因此，在再审申请人与郭奕彬离婚后，因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发生在离婚后的外部债务关系，以高祖业、梁锦强是郭奕彬的债权人为由而对涉案房产强制执行，于法、于理无据，侵犯了再审申请人的合法物权。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确认再审申请人秦晓明对涉案房产享有全部产权份额。高祖业书面答辩称：（一）本案中秦晓明不能确认为涉案房产所有权人。1、秦晓明与郭奕彬在2009年11月13日办理离婚登记、签订《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中山市石岐××花园××庭8栋602房，过户女方，归女方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秦晓明与郭奕彬针对涉案房产分割达成的前述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2、由于案涉房产并未办理所有权登记变更手续，目前郭奕彬仍登记有1/2的份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仅凭案涉离婚协议无法发生涉案房产物权变动效力。秦晓明可基于离婚协议对涉案房产归属的约定，向不动产登记机关请求变更其为房产所有权人，但请求权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足以阻止该变更登记的情形发生，如在按揭贷款未全额偿还的情况下抵押权人是否同意变更登记等，故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现阶段秦晓明对案涉房产仅享有请求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所有权人变更登记的权利，尚不具备直接确认其享有所有权。（二）秦晓明怠于向郭奕彬行使权利，既没有要求郭奕彬协助其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手续，也没有实际占有并使用房屋，其对未办理过户手续存在主观过错，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1、秦晓明与郭奕彬在2009年11月13日办理离婚登记、签订《离婚协议书》，该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中山市石岐××花园××庭8栋602房，过户女方，归女方所有”，根据该协议约定，在离婚后秦晓明即可要求郭奕彬协助其办理涉案房产的变更登记手续，但离婚后泰晓明一直怠于向郭奕彬行使该权利。2、郭奕彬在2013年向高祖业借款时提供了其房产证原件（房产证号：C0××75）作为抵押担保，同时提供了该房产无查封无抵押的产权资格证明，高祖业是基于郭奕彬名下登记有该涉案房产的公示信赖以及郭奕彬交付房产证原件作为抵押担保的行为才同意出借10万元。高祖业享有的是针对郭奕彬提供涉案房产作为抵押担保物的金钱债权，而非一般金钱债权。如果秦晓明在办理离婚登记时能够妥善收回并保管房产证原件，郭奕彬就无法将涉案房产作为其责任财产将房产证原件抵押给高祖业，高祖业也不会基于此而出借上述款项给郭奕彬。3、秦晓明在离婚后并没有实际占有并使用房屋。根据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20民终1039号民事判决及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3804号民事判决中法院查明的事实显示，郭奕彬在2014年7月17日与黄某坤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房屋出租给黄某坤，而秦晓明是在2014年10月份得知有人入住涉案房产报警后，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秦晓明、郭奕彬与黄钜坤的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可以证明，至少截至到2014年10月份涉案房屋均是由郭奕彬实际占有并使用，不存在秦晓明占有并使用房屋的情况。4、秦晓明在离婚后并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根据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二初字第464号民事裁定书显示，在2015年因郭奕彬与秦晓明未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抵押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拖欠的借款本息，后因两人偿还逾期贷款本息，抵押权人撤回其起诉。因此，秦晓明在《再审申请书》中陈述其按期偿还银行贷款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秦晓明与郭奕彬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归秦晓明所有，是郭奕彬对自己在涉案房屋产权中所拥有份额的处分，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也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因秦晓明与郭奕彬婚姻关系解除后，没有收回郭奕彬的房产证原件、没有及时行使权利要求郭奕彬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也没有实际占有并使用涉案房屋，高祖业在出借款项给郭奕彬的过程中作为善意第三人，涉案房产是作为郭奕彬的责任财产存在，对于高祖业作出是否出借款项的决定具有关键性影响。（三）郭奕彬与秦晓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3套房产，离婚协议并没有针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共有财产进行分割，而秦晓明现在名下另有其他的房产，本案涉案房产的执行并不影响其生活及居住。综上，高祖业要求对郭奕彬名下的财产份额予以司法查封并申请强制执行符合法律规定；秦晓明依据《离婚协议书》对涉案房产产权的约定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属其所有并要求解除对涉案房产的司法查封、停止对涉案房产执行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支持，不能阻却对本案涉案房产的执行。秦晓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秦晓明与郭奕彬2009年登记离婚，双方在民政局见证下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602房[土地证号：国(2002)易23××77；房产证号：C0××75＼C0××98]归秦晓明所有。该协议已经中山市民政局依法登记备案。后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据(2015)中一法执字第3580、3582-1号执行裁定书对涉案房产中郭奕彬名下的份额进行查封，并将依法处理。秦晓明认为《离婚协议书》产生在高祖业、梁锦强诉讼之前，具有法律约束力。同时，秦晓明已提起民事诉讼，案号为(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534号。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602房属郭奕彬占有的房产份额属于秦晓明所有；2、停止对上述房产的强制执行，并解除对上述房产的查封；3、诉讼费由高祖业、梁锦强、郭奕彬承担。本案再审期间，秦晓明书面补充：（一）秦晓明与郭奕彬离婚后，因女方没有其他房产，为保障秦晓明及女儿的生活，约定涉案房产归女方所有。而且涉案房产至今仍存在银行按揭抵押状况。因秦晓明无力偿还放贷，故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二）法律权利存在优先顺序，如物权优于债权。本案系执行异议之诉。核心问题是秦晓明对涉案房产属于郭奕彬的产权份额能否优先于本案中高祖业、梁锦强的一般金钱债权。虽然我国是物权登记原则，但物权法中未登记物权的，并不影响物权的效力。故秦晓明对涉案1/2房产实际上是拥有产权的。产权即物权，其效力高于一般金钱债权。基于离婚协议书，即便法院认为是债权，该债权也是优先于高祖业、梁锦强的一般债权。郭奕彬、秦晓明早于借款发生，在2009年已经形成离婚协议，该协议具有人身属性，案涉房产作为秦晓明及其女儿生活及保障，故比一般债权具有优先性。另外，秦晓明作为善意的一方，不存在逃废债务的情形，不存在侵害高祖业、梁锦强权利的情况。高祖业、梁锦强辩称：（一）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377-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383号、2377号民事判决书合法有效，该院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执行措施具有法律效力。2、秦晓明主张涉案房产产权全部属于其所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房产实际权利人是秦晓明和郭奕彬，因此，法院对郭奕彬的房屋份额进行强制执行并无不妥。秦晓明和郭奕彬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并没有办理物权登记手续，因此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的份额归秦晓明所有属于财产赠与，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秦晓明通过郭奕彬赠与行为取得涉案房产全部份额的债权暂存不确定性。因此，秦晓明仅凭《离婚协议书》主张权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高祖业、梁锦强作为善意第三人就涉案房产主张权利的时间早于秦晓明，法院应优先保护高祖业、梁锦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2014年8月21日，法院已经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查封。秦晓明是在2014年9月15日才向法院主张权利。秦晓明一直主张其享有涉案房产的全部所有权，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物权登记手续，也一直怠于通过司法途径主张其权利。综上，秦晓明就本案所提出的异议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异议。郭奕彬未到庭，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秦晓明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到民政部门登记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约定：“中山市石岐××花园××庭8栋602房过户女方，归女方所有”。该协议盖有中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协议签订后，双方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涉案房产登记的权利人为郭奕彬、秦晓明，两人各占1/2的份额。后郭奕彬因与高祖业、梁锦强分别有债务纠纷而涉讼。郭奕彬被判承担还款责任。2015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中一法执字第3580、3582-1号执行裁定，裁定的其中一项内容为：查封被执行人梁奕彬位于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602房中占有的房产份额。2014年9月15日，秦晓明以郭奕彬为被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判令郭奕彬立即将位于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602房及××花园××庭8座132号车房的50%产权过户至秦晓明名下。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534号民事判决，支持了车房归秦晓明所有并由郭奕彬协助办理更名手续的请求，驳回了秦晓明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认为涉案房产被另案查封，当事人不能直接进行分割，可通过执行异议之诉处理。后秦晓明又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1、裁定中止执行(2015)中一法执字第3580、3582-1号执行裁定书；2、解除对位于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602房的查封；3、解除对位于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132号车房的查封。一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5)中一法执异字第99号执行裁定：1、中止对位于中山市××区××花园××庭8座132号车房[土地证号：国(2002)易23××72；房产证号：C1××46/C0××07]的执行；2、驳回秦晓明的其他异议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秦晓明与郭奕彬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已在民政部门备案，是合法有效的协议，未办理物权变更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但在办理变更登记之前，秦晓明对属于郭奕彬的1/2产权份额只享有债权法上的权利。鉴于秦晓明的此债权与其对涉案房产拥有的1/2产权紧密相连，且其实际占有，不存在交付问题。故一审法院认定秦晓明对涉案房产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秦晓明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离婚协议书关于涉案房产归属秦晓明所有的约定属于夫妻离婚财产的处理。郭奕彬对于高祖业、梁锦强所负的债务发生在其与秦晓明离婚后，债权是否得到优先保护并不以谁先向法院起诉为依据。故高祖业、梁锦强关于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的份额归秦晓明所有属于财产赠与、作为善意第三人就涉案房产主张权利的时间早于秦晓明、法院应予以优先保护高祖业和梁锦强的合法权益的辩解意见，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2016年2月22日，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30号民事判决：确认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占有的1/2份额归秦晓明所有；停止一审法院（2015）中一法执字第3580/3582-1号执行裁定对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占有的份额的执行。高祖业、梁锦强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秦晓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首先，秦晓明自签订协议后一直怠于履行变更登记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涉案房产并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郭奕彬仍然是涉案房产的物权人之一，高祖业、梁锦强有权要求郭奕彬就其房产份额承担责任。其次，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秦晓明拥有的债权不能对抗物权。涉案房产未经变更登记，产权人仍为郭奕彬与秦晓明。再次，合同具有相对性，秦晓明与郭奕彬的离婚协议仅对其两人发生效力，第三人不受该协议约束。梁锦强、高祖业为善意第三人，有权要求分割债务人郭奕彬在涉案房产中享有的产权份额。（二）秦晓明并未实际居住在涉案房产内，没有形成实际占有，一审法院认定秦晓明已完成实际交付，形成紧密占有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秦晓明对涉案房产仅享有1/2的份额，涉案房产的外观是共有而非单独所有，高祖业、梁锦强基于对该物权公示的信赖，才将资金出借给郭奕彬。法律应当保护优先向郭奕彬主张权利的人，而高祖业、梁锦强早于秦晓明向郭奕彬主张权利，故秦晓明不能依据其对郭奕彬的债权关系对抗高祖业、梁锦强的债权。秦晓明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秦晓明称：涉案房产用于存放其个人物品。有时会回去居住。秦晓明名下仅有涉案房产一处。目前暂时寄居于其姐姐处。由于郭奕彬欠外债太多，经常有人在涉案房产追讨欠款，涉案房产不利于居住。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规定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生效要件与物权实际发生变动的效力要件不同。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但若要发生物权变动效力，尚需进一步进行相应不动产登记程序，否则当事人仅而享有合同债权，基于物权公示原则，并不发生物权变动效力。本案中，秦晓明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故该协议中关于涉案房产中郭奕彬1/2份额归秦晓明的约定合法有效，但秦晓明、郭奕彬并未就该约定的物权变动事宜向有关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则如前所述，涉案房产的物权并不因秦晓明与郭奕彬的约定而当然发生变动效力。秦晓明对该1/2份额仅享有债权，其直接诉请确认该1/2产权份额归其所有，于法无据。在郭奕彬未履行该协议约定的协助过户义务时，秦晓明应及时行使债权请求权，以诉请郭奕彬承担继续履行义务等途径实现该债权，如其通过一审法院(2014)中一法民一初字第2534号民事判决对涉案车房所主张并实现的权利。但因秦晓明怠于向郭奕彬主张权利，高祖业、梁锦强现作为郭奕彬的债权人申请法院对郭奕彬享有的涉案房产1/2份额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因郭奕彬仍是涉案房产1／2份额的登记产权人，且高祖业、梁锦强与郭奕彬之间的外部债权债务关系也已经过生效民事判决确定，亦为合法权益，理应得到平等保护。一审法院对郭奕彬享有的该1/2份额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并无不当，秦晓明基于前述协议约定对郭奕彬的1/2份额仅享有债权，其诉请一审法院对该份额停止强制执行，亦于法无据，二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高祖业、梁锦强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2016年12月28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20民终2110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秦晓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再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二审认定的事实不持异议。本院对二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本案的焦点问题是秦晓明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秦晓明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权利的问题。一、二审均认定秦晓明与郭奕彬于2009年11月13日在中山市民政局登记离婚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即秦晓明对涉案房产的全部享有实体权利。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二、秦晓明对涉案房产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够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问题。秦晓明与郭奕彬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秦晓明所有的时间发生在2009年11月13日。而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于几年之后。因此，可以认定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之间的债务只是郭奕彬个人债务，也可以排除秦晓明与郭奕彬之间存在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主观故意。而且，在上述《离婚协议书》签订之后，秦晓明一直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故秦晓明对涉案房产享有的实体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一审法院判决停止对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占有的份额的执行，依据充分，并无不当。三、二审认定秦晓明因怠于向郭奕彬主张权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针对执行程序中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时如何处理的规定。由于执行程序需要贯彻已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因此，在对执行异议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上，应坚持较高的、外观化的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要高于执行异议之诉中原告能否排除执行的判断标准。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应当在如下意义上理解，即符合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执行异议能够成立；不满足这些规定所列条件的，异议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的请求也未必不成立。是否成立，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案外人所主张的权利、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效力以及被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权利作出比较后综合判断，从而确定案外人的权利是否能够排除执行。本案中，秦晓明与郭奕彬签订《离婚协议书》后没有及时办理涉案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但秦晓明主张郭奕彬去向不明、不协助其一起办理过户手续，而且涉案房产存在抵押，在未结清银行贷款情况下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更名手续，更重要的是，秦晓明享有的是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与债权请求权在若干方面存在不同，并因此具有排除执行的效力。首先，从成立时间上看，该请求权要远远早于郭奕彬与高祖业、梁锦强所形成的金钱债权。第二，从内容上看，秦晓明的请求权系针对涉案房产的请求，而高祖业、梁锦强的债权为金钱债权，并未指向特定的财产。在秦晓明占有涉案房产的前提下，其要求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请求权，也应当优于高祖业、梁锦强的金钱债权。第三，从性质上看，高祖业、梁锦强与郭奕彬之间的金钱债权请求权，系郭奕彬与秦晓明的婚姻关系解除后发生的，属于郭奕彬的个人债务。在该债权债务发生之时，涉案房产实质上已经因秦晓明与郭奕彬之间的约定而不再成为郭奕彬的责任财产。因此，在高祖业、梁锦强与郭奕彬交易时以及最终形成金钱债权的过程中，涉案房产都未影响到郭奕彬的责任财产，并未对高祖业、梁锦强债权的实现形成不利影响。第四，从发生的根源上看，涉案房产系秦晓明与郭奕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秦晓明与郭奕彬婚姻关系解除之时约定涉案房产归秦晓明所有。从功能上看，该房产具有为秦晓明及女儿提供生活保障的功能。与高祖业、梁锦强的金钱债权相比，秦晓明享有的请求权在伦理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因此，二审认定秦晓明怠于主张权利，并要平等保护秦晓明的请求权及高祖业、梁锦强的债权，法律依据及法理依据均不充分。对此，本院予以纠正。四、秦晓明请求对涉案房产属于其所有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如前所分析，秦晓明与郭奕彬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秦晓明对涉案房产的全部享有实体权利，而且秦晓明所享有的实体权利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现秦晓明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涉案房产的全部归其所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本案可对秦晓明的上述请求一并作出裁判。秦晓明请求涉案房产原属郭奕彬占有的1/2份额归其所有，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再审申请人秦晓明再审请求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民终2110号民事判决；二、维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403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郭奕彬负担2100元，高祖业、梁锦强各负担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高祖业、梁锦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费汉定审判员  陈可舒审判员  王 庆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李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