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20民终34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彪，男，199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淮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倩欣，广东凡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秀绮，女，197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圣安，广东臻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彪因与被上诉人董秀绮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28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彪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董秀绮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张彪与董秀绮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张彪不可能将支票交付给董秀绮。本案中与董秀绮存在关系的中山市同峰顺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峰顺公司）也与张彪不存在任何交易，张彪不可能将支票交付给同峰顺公司用以支付货款。根据票据法第十条规定，张彪与董秀绮及同峰顺公司均无任何交易关系也未支付相应的代价，该支票并非董秀绮及同峰顺公司合法取得。（二）张彪于2019年1月15日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出具立案通知书并交纳了诉讼费，因诉讼流程复杂且刊登公告费用缴费时间仅三天、临近春节、公司事务繁忙未能及时缴纳，张彪于2019年1月29日缴纳公告费用，因缴纳期限就认定董秀绮合法取得支票不合理也不合法，公告费用已于2019年4月17日退回给张彪，足以证明张彪尽到应尽的义务。（三）涉案支票在张彪丢失时仅盖有张彪私章，出票日期及票据金额均由董秀绮或同峰顺公司补记并非张彪填写，董秀绮在明知空白支票且系从其他公司取得并支票标明不得转让情况下，私自补记违反票据法第八十六条、八十七条规定，董秀绮或同峰顺公司未取得出票人张彪的授权擅自补记金额及收款人名称，且该支票注明个人支票不得转让，证实董秀绮及同峰顺公司取得票据不合法。（四）董秀绮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中的一员，与其他主体存在业务往来或交易行为系正常的商业行为，董秀绮存在交易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同峰顺公司，法院仅凭董秀绮与同峰顺公司存在交易关系以及董秀绮或同峰顺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与出票人存在交易关系的前提下予以采信，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董秀绮及同峰顺公司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与张彪存在交易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董秀绮辩称：（一）涉案支票是董秀绮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中山市华堡元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堡元公司）在2018年9-10月期间向同峰顺公司供应玻璃产品后，同峰顺公司为支付货款，于2018年11月份将涉案支票交付给华堡元公司的，涉案支票是董秀绮合法取得，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董秀绮是合法持票人，拥有包括票据追索权在内的合法票据权利。董秀绮在一审中提交了送货单、华堡元公司的证明、同峰顺公司的证明，这些证据真实合法，相互印证，充分地证明了董秀绮合法取得票据并支付了对价的事实。张彪称“无任何交易关系，也未支付相应代价，并非合法取得的”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二）1.华堡元公司在2018年11月期间就取得了涉案的支票，而张彪在《公示催告申请书》中声称“支票于2019年1月15日在中山黄圃丢失”，《公示催告申请书》关于支票丢失的说法是张彪编造的谎言，张彪在签发票据后，故意进行虚假的公示催告；2.张彪在上诉状中称：“支票丢失时仅盖有上诉人的私章，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均未填写”。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支票流转实践的，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均为打印，只有出票人专门设定了相关程序和格式的打印机才可以打印上去。董秀绮、华堡元公司、同峰顺公司均不可能进行补充打印填写，董秀绮、华堡元公司取得涉案支票时，出票日期、出票金额均已经打印填写；3.张彪未按期缴纳公告费用，公示催告程序提前终结，没有取得除权判决，因此，张彪申请过公示催告的行为不能对抗第三人，不能产生终结票据权利义务的法律后果。（三）张彪签发未填写收款人的空白支票，则表示自交付支票之时就授权持票人随时可以进行任意补记。因此，张彪关于未取得出票人授权进行补记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四）涉案支票上虽记载“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但这仅仅是指支票的前后手之间不能通过在支票背面背书的方式进行转让，在支票为填写收款人的情况下，支票的前后手之间通过直接交付的方式进行转让，不属于背书转让，不违反涉案票据“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的禁止性规定。（五）支票是文义票据和流通票据，支票的权利义务以票面记载为准，支票签发后，往往经历了复杂繁琐的多层次流转才到达持票人手中。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根据司法实践，持票人仅仅需要以票面记载和前手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来证明自己为合法持票人。因此，张彪称要求董秀绮或者同峰顺公司证明与张彪之间的交易关系的上诉理由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董秀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张彪向董秀绮支付票面金额2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号码为10xxx3073xxx68的支票，出票日期为2019年1月15日、出票人为张彪、收款人为董秀绮、票面金额为20万元，支票载明“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董秀绮委托其开户银行收款时，银行以“已经办理挂失支付手续或法院通知止付”为由退票。尔后，董秀绮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实体权利。 一审另查，董秀绮系华堡元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董秀绮提交的证明及送货单，可予证明华堡元公司与同峰顺玻璃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同峰顺公司将涉案支票交付给华堡元公司用于支付货款，华堡元公司将支票交付给董秀绮委托其向银行收款。 一审再查，张彪曾于2019年1月15日以涉案支票遗失为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因张彪未在指定期限内刊登公告所需的费用，本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粤2072民催25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本案的公示催告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支票的收款人名称并非支票的必要记载事项，出票人出具收款人名称空白的支票并交付流通，即视为授予持票人补充权，允许持票人进行补记。由于持票人对支票的补记属法定权利，与出票人禁止支票背书转让不同，故本案中，张彪以支票载明不得背书转让为由，主张董秀绮取得支票不享有票据权利的抗辩缺乏依据，不予支持。一审诉讼中，董秀绮对其取得支票的过程作出了合理陈述，并提交有相关的证明、送货单等证据佐证，该证据具有高度证明力，予以采信。张彪虽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因未在指定期限内交纳刊登公告所需费用，为此一审法院已作出民事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董秀绮合法取得支票，享有票据权利。现董秀绮向银行请求付款遭拒绝，其行使票据追索权，请求张彪支付票据款20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法》第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张彪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董秀绮支付票据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2月25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150元，保全费1520元，两款合计3670元，由张彪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票据追索权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当事人未上诉的其余部分，本院不作审查。 本院认为，张彪为出票人，其签发收款人为空白的支票，即视为授权持票人补记，其应对补记后的票据承担票据责任。至于本案中，董秀绮一审期间提交其经营的华堡元公司与同峰顺公司之间的送货单、华堡元公司与同峰顺公司的证明等，证明董秀绮经营的华堡元公司与同峰顺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同峰顺公司以涉案支票支付华堡元公司货款、华堡元公司委托其法定代表人兼股东董秀绮收取涉案支票，故董秀绮系合法持票人，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董秀绮作为合法持票人在收款人栏空白的支票上将自己补记为收款人，其依法享有票据权利。因此，董秀绮持支票到银行承兑被拒，其有权向出票人张彪行使票据追索权。虽然张彪曾向一审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是一审法院已裁定终结涉案支票的公示催告程序，张彪主张董秀绮取得支票不享有票据权利为由，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虽然支票上备注“个人支票不得背书转让”，但董秀绮是支票记载的收款人，其并不是经背书转让取得票据权利，因此张彪以此抗辩，本院予以驳回。张彪主张其与董秀绮及同峰顺公司均没有经济往来。根据票据无因性原理，在同峰顺公司证明其交付涉案支票给董秀绮以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作为出票人的张彪不得以其与董秀绮、同峰顺公司无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对抗持票人董秀绮，故张彪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法院认定张彪向董秀绮支付支票款200000元及利息，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张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上诉人张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姜新林 审判员  阮碧婵 审判员  蔡惠群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刘晓婷 书记员陈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