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4民终116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欧阳国坚，男，汉族，1977年5月10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其安，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萍，广东广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周文景，男，汉族，1980年1月6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翠，广东竞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骁杰，广东竞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鸿霖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东农信大厦1209房。法定代表人：冯春霖，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小明，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华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五华县**********。法定代表人：姚舒扬，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达林，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梅，该公司员工。上诉人欧阳国坚因与被上诉人周文景、鸿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霖公司”）、五华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8）粤1424民初4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欧阳国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红萍，被上诉人周文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翠、朱骁杰，被上诉人鸿霖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小明，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左达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欧阳国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1、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1408977.8元及利息损失(以1408977.8元作为基数，从2019年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驳回被上诉人周文景对上诉人一审的全部反诉请求;3、由三被上诉人负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关于工程款总价款。1、合同造价为8406670.79元，减去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灯具材料费160793.93元，再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2563873.53元，再下浮16％，被上诉人周文景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4772882.8元[(8406670.79元-160793.93元-2563873.53元)×(1-16％)]。2、一审判决先将工程款下浮16％再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村料款缺乏依据，周文景应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应将合同造价先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再下浮16％。理由是:首先，周文景仅同意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160793.93元，而对其他材料款不同意先减再下浮，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次，按分包合同的约定上诉人的承包方式是包工包料，合同价款包括材料款，既然材料由碧桂园公司提供，由碧桂国公司从工程款中扣除材料款，那么上诉人的工程造价应先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因此，上诉人实际工程造价应以减去材料款后的金额为准；最后，分包合同约定工程造价下浮16％是周文景从上诉人分包工程中取得16％的利润，而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上诉人不享有任何的利润，如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上诉人也要给予周文景16％的利润显然不合常理，且有失公平。二、关于碧桂园公司及周文景提供的材料款。1、上诉人与周文景均确认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灯具材料费160793.93元。2、上诉人确认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为2563873.53元。周文景认为碧桂园公司向上诉人提供的材料款为2830532.09元。双方对材料款争议的材料款数额为266658.56元。上诉人对周文景提供的第2组证据明细表中序号第68、78两项材料款不予以确认，第68、78两项材料款分别为138465.32元、42843.24元，上诉人对周文景提供的第3组证据明细表第31项的材料款85350元不予以确认，三项材料款合计266658.56元，上诉人对该三项材料款不确认的理由是:(1)碧桂园公司发包给被上诉人鸿霖公司的工程除上诉人施工的工程外，1号、2号楼及别墅区是由鸿霖公司、周文景施工的，该三项材料属1号、2号楼及别墅区使用的材料，1号、2号楼及别墅区的水电安装工程并非由上诉人承包施工。(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115条第一款“关于单位向法院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之规定，故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三、关于周文景已支付的工程款金额。序号日期双方确认金额(元)双方争议金额(元)12014.0111538422014.0422664832014.0517517642014.0721274552014.0817434562014.0921899672014.10341148282014.1133003992014.12509090102015.01300000（转账20万元，现金10万元）200000112015.02360000367874122015.03300000（包括5万元收据，25万元转账凭证）143703132015.04100000456327合计336390511679041、上诉人确认共收到周文景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3363905元。2、对2015年1月份的支付情况，即第10项上诉人确认收到30万元，上诉人向周文景出具收据30万元，该30万元包括转账20万元，现金10万元，有争议的20万元实际为收据中转账的20万元，周文景补充提交的第29组证据其中P180《水电班(欧阳国坚)实付款明细》序号9金额为509090元的备注栏中注明该款有部分为现金、部分为转账支付，而周文景庭审时称收据金额全部为现金，转账无需写收据的说法，与事实不符。3、对2015年2月份的支付情况，即对第11项上诉人确认收到36万元，上诉人向周文景出具收据36万元，其中周文景代上诉人支付王志勇工资117000元，其余为现金支付。上诉人不确认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贾海邹工资140884元及蒋伯云的工资10000元。理由是:(1)周文景提供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理由同上。(2)周文景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贾海邹、蒋伯云是上诉人聘请的工人，且周文景提供的申请表及汇总表中均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3)如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工资，应由上诉人签名确认，且双方应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在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王志勇的工资时，上诉人与鸿霖公司有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4、对2015年3月份的支付情况，即第12项上诉人确认收到30万元，包括收据记载的5万元，转账付款25万元。上诉人不确认周文景所称垫付杂工费93703元，理由是：(1)周文景提供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理由同上。(2)周文景提供的2014、2015年工资结算清单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且清单上的施工人员也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上诉人施工的水电工程在2015年5月交付，如工程交付前存在维修项目，也不可能由第三方维修。5、对2015年4月份的支付情况，即第13项上诉人确认收到10万元。6、上诉人不确认周文景所称垫付工资等费用456327元，第一次开庭后，周文景将金额变更为458499元，称其中垫付因上诉人施工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杂工费81600元，代发上诉人处7位工人工资一笔78800元，另一笔41人260599元，第三笔支付给工人杨松柏指定账户(杨华绍)10000元，第四笔支付欧阳国坚班组厨师张耀清27500元。上诉人对此不确认，理由是：(1)周文景提供的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理由同上。(2)周文景提供的2015年工资结算清单等资料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且清单上的施工人员也并不是上诉人的员工，周文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杨松柏是上诉人的员工。(3)如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工资，应由上诉人签名确认，且双方应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在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王志勇的工资时，上诉人与鸿霖公司有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7、周文景在第一次开庭及反诉状中称2015年5月份代发上诉人处44位工人工资款计463469.6元，第一次开庭后，该金额变更为499122.6元，上诉人对此不确认。理由是:(1)据周文景提供的银行流水，周文辉转账支付的工资款仅有381701元，并非是其所称的49912.6元。(2)据周文景第一次开庭时提供的证据13称其代发肖运红等44人工资计463469.6元，现其又将金额变更为499122.6元，前后矛盾。(3)周文景现提供的证据29的邮件中也称2015年5月发工资的金额为463901元。(4)如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工资，应由上诉人签名确认，且双方应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在周文景为上诉人代付王志勇的工资时，上诉人与鸿霖公司有签订工资支付协议书。四、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周文景、鸿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并没有作出准确的认定，周文景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时并未明确周文景与鸿霖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周文景与碧桂园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而涉案的款项也并非是周文景直接支付，一审在鸿霖公司缺席的情况下，周文景是否有权提出反诉、是否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请二审法院予以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完全偏袒被上诉人周文景，对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合理的、有理有据的理由置之不理，在周文景没有提供证据原件且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完全采信周文景单方的陈述，一审法院对周文景一审时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再次安排开庭进行质证，并允许周文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一审判决有失公平、公正，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上诉人欧阳国坚在二审庭询时补充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周文景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大部分证据原件，因此上诉人对这些复印件不予认可。周文景提供的这些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而且周文景在一审庭审时申请的几位证人都是周文景聘请的工作人员，证人与周文景是有利益关系的，其证词可信度是不高的，也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关于工程款的支付问题，按照建设工程行业的惯例，基本上都是按进度付款的，在一审庭审时，证人周文辉也是确认当时是按合同进度付款的，垫付工资时是因调整了支付比例，提前支付没有到期的工程款，周文景是不可能会超出工程款的金额去支付多余的款项。对此是不符合常理的，也不符合建设工程行业的惯例，而且如果按照周文景的说法，上诉人确认的水电班实付明细中他已经确认的已付金额是4431809元，如果这份材料是真实的，那么周文景在2015年3月份已经基本上付清了全部工程款，是不可能在2015年4月及5月在工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向上诉人多支付了将近100万元的款项，对此是不合理的。关于工程款的计算下浮16%的问题，合同上第16条约定合同的价款最终是以建设单位审定的结算造价为基数下浮16%，计算工程造价的时候，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应该是不属于工程造价一部分，工程造价中应先从工程款中扣除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再按扣除后的工程款下浮16%才是合理的。而且周文景在一审庭审时，同意减去碧桂园公司提供的材料款160793.93元，但对其他的材料款又不同意先减去。2、碧桂园公司及周文景提供的材料款，在证据第4、26页两张明细表中上诉人签名是有标注，对68、78、31项等几项材料款是有异议的，故碧桂园公司的证据也是无效证据。关于周文景已经支付的工程款金额，因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9页第5行中认为表格空白处，因上诉人有签名写着确认收据，说上诉人是在确认了明细表的认定是错误的。根据这个表格上诉人签名的下方，是有备注443180******904=3113905，证明3113905元是上诉人确认的金额，而1313904是上诉人没有确认的金额。在一审判决书第27页第10行中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水电班实付款明细中的金额确认，这个表中的金额是真实的，这个表记载2015年3月的付款金额是443703元，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7页又认定周文景在2015年3月向上诉人支付的款项合计493701元。由此可见，一审法院认定的金额是超出了表中的金额，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第29页第7行中注明“本院根据现有证据……是一致的或没有超出表中对应的金额”，对此说法明显是前后矛盾，一审法院根据此说法印证了周文景举证的可信性也是错误的，是缺乏依据的。关于2015年1月付款金额，首先收据中载明的30万元是包括了转账的20万元和现金的10万元，虽然上诉人没有注明全部为现金支付，但周文景在一审庭审的时候称如果是转账的话，是无须写收据的，只有收现金才会写收据。但是证据第66页、70页、180页序号为9，金额为509090元备注栏中也是注明了部分款项是转账支付的。明显周文景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关于2015年2月付款金额，周文景也是没有提供证据原件，而上诉人确认收到的36万元当中是包括了周文景代上诉人支付王志勇公司117000元，其他的是现金支付，这笔款项并不是确认在36万元之外的。在一审庭审时，证人蒋伯云、贾海邹也是确认其是周文景聘请的项目经理，他们俩人的工资是不应由上诉人承担的。他们俩人的证词也是没有可信度的。关于2015年3月的付款金额，周文景也是没有提供证据的原件，而且周文景应该对付款金额负举证责任。在证据第68—71页这四张工资结算清单上面均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没有工人签收工资的签名确认，也没有任何支付工资的转账凭证或收据。周文景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已经发放了这笔杂工费93703元。这四张工资结算清单均是周文景单方制作的。周文景在制作清单过程中是可以随意添加任何人的名字的。一审法院仅根据证据第70页的清单上有万华兵的名字，而上诉人签名确认的证据第85页中的人员工资表当中也有万华兵的名字，就认定周文景是代上诉人支付了这四张工资清单上面的杂工费93703元是缺乏依据的。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27页第7行中认定，且该四人做杂工与支付杂工费的事实也与证人周文辉的证言相符，这明显是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这四张工资结算清单上载明的工人人数是达10多人，不是4人，明显一审法院是没有认真审核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据内容。其次，周文辉也是周文景雇请的工作人员，他与周文景是有利害关系的，他的证词可信度不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第70页当中工人1月份上班天数有4个人是31天，有1人是30天，这个工程在节假日是放假不施工的，而1月份有元旦假期，故工人施工时间不可能连续上班达31天。证据第70页显示万华兵的每日工资是250元，但在证据第85页中上诉人确认的人员工资表中，他的工资是230元，3—5月的工资标准低于1月份工资标准是不符合常理的。在70页结算清单当中，万华兵的备注是因过年回家而离职，如果清单是真实的，不可能在2015年3—5月份还继续帮上诉人工作。在一审庭审时周文景有说杂工费是施工原因额外支出的费用。清单上的工人是周文景另行聘请对工程进行维修的。对于2015年4月的付款金额，被上诉人也是没有提供证据原件。周文景辩称，一、关于周文景应付上诉人项目工程款总额。周文景与上诉人签署的《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16.1款第二项约定：“（2）合同价款：以最终于建设单位审定的结算造价为基数，下浮16点（该点数已包含税金、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发包方不应向承包方追溯其他增加费用）为发包方与承担人的最终结算造价。”依据上述约定，周文景应付上诉人项目工程款总额为审定总造价8406670.79元下浮16%，然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周文景口头同意让利于上诉人，甲供材料费（即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灯具材料费）160793.93元与己方施工部分33641.36元可以从总造价中扣除后再下浮，则应付上诉人项目工程款为6898277.82元[（8406670.79-160793.93-33641.36）×（1-16%）]。1、首先在《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是真实有效，对下浮的方式明确规定不存在任何异议或歧义的情况下，周文景与上诉人双方需要共同遵照执行；2、其次周文景同意减去甲供材料费与己方施工部分后再下浮，体现了周文景的诚信，因为这是对自身权利的削弱处分，倘若周文景并不提起双方的口头约定而是直接按合同约定以审定总造价直接下浮，周文景的获利更大，然而上诉人反而利用周文景的让利指责周文景行为矛盾，某种程度算是得寸进尺了；3、最后上诉人认为若按合同约定下浮，上诉人的利润将受到压缩，不合常理且有失公平，也属无稽之谈。商事来往工程合作中双方经过谈判磋商签订的合同中就包含了双方共同认可的利益分配方式，因为各方在合作中处于的地位并不完全平等，所以利益分配也无绝对公平可言，但只要相关条款是经过各方认可签署的，那么该分配起码是合理的，至于公平，除非达到“显失”的地步，否则无需讨论。二、关于碧桂园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的价款。第三方供货款2830532.09元中2563873.53元上诉人已确认，其中第68项、78项与31项不予确认。1、周文景已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表明：（1）第68项材料的《配电箱清单》（见证据第十页）上联系人是彭勉（关于彭勉的身份，上诉人已在质证环节中自认是其管理人员），倘若该项材料用于其他工程，不可能由上诉人方进行联系收货。（2）第78项材料的《五华碧桂园一期一标段3、5号楼标准电箱采购单》（见证据第二十二页）的采购单全称已经表明了其用于上诉人承包施工的3、5号楼，且上面亦载明“施工方联系人及电话：彭勉186*****277”，同时彭勉签字。（3）第31项材料的《申购单》（见证据第二十九页）中收货人为彭勉，彭勉签字。2、虽然周文景提供的证据中部分原件因时间久远已遗失，但所有证据碧桂园公司均有经手并盖章，其能够证明“三笔甲指材料用于欧阳国坚承包的五华碧桂园一期一标段三栋、五栋等工程施工部分，三笔货款均在核实欧阳国坚方工人确认收货后，由碧桂园代项目承包人向第三方供货商付款，同时从应付项目承包人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仅规定了无法核对原件的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但周文景提供的拥有原件的证据与丢失原件的证据之间能够形成互相印证的完善逻辑链条，所证明的事实应当被采纳。3、碧桂园公司作为一个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的公司，内部信息交流必定存在闭塞与不畅之处。其代理出庭的员工在一审庭审时对相关情况并不了解，故以“不知情”回答了相关的法庭提问，但后续出具的《证明》是经过其内部核实确定并经过审批盖章的，如法院对《证明》的真实性存在异议，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向该单位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否则应当采纳。三、关于施工过程中周文景向上诉人支付的工程款总额。1、2014年周文景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向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等方式支付了2303905元。上诉人予以认可。2、2015年1月周文景委托周文辉向欧阳国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0万元，现金支付30万元，小计50万元。周文景认可30万元，辩称收据30万元覆盖了银行转账的20万元。（1）通观本案所有周文辉对上诉人的工程款支付，结合周文辉证言，可以发现周文辉对上诉人的银行转账均未要求其写收据，而写出收据的如无备注便是现金交付。（2）周文辉1月29日取现30万元现金（见证据第五十五页）后交付上诉人，上诉人出具的30万元收据落款为1月30日，而银行转账的日期为1月14日一笔10万元，1月15日一笔10万元，上诉人“20万元的转账包含在30万元收据中”的说法在时间跨度上与常理完全不符。3、2015年2月周文辉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直接向欧阳国坚支付了工程款36万元；另外支付欧阳国坚工人工资三笔，第一笔117000元收款人为王志勇，第二笔140874元收款人为贾海邹，第三笔10000元收款人为蒋伯云，小计627874元（金额与证据三十四页双方2017年10月17日对账的实付款明细中11项“2015.02627874元”一致）。（1）36万元上诉人认可。（2）支付给王志勇的117000元工资上诉人在双方2017年10月17日对账时不予认可，起诉时未予提及，但在周文景答辩并提供充分证据后，第一次一审庭审时却称该117000元应包含在36万元的收据之中，而事实36万元收据与117000元转账完全是两笔性质不同的款项，前者写明“水电安装工程款”是直接支付给欧阳国坚，后者是王志勇等人的工资款，支付方式为转账。（3）第二笔与第三笔共150884元的发生是因为上诉人当时人手不够为赶工期，由项目部聘请贾海邹及其班组进场协助上诉人进行施工，贾海邹及其班组退场后结算的工资为150874元，由于蒋伯云在施工过程中垫付了班组的生活费10000元，故有10000元直接转账至蒋伯云个人账户，剩余140874转账至贾海邹账户再由其发放给班组成员（蒋伯云的证言与贾海邹出具的《证明》可证）。4、2015年3月周文景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直接向欧阳国坚支付30万元；委托周文辉向欧阳国坚支付10万元；另外垫付因欧阳国坚施工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杂工费93703元，算作已支付工程款，小计493703元（减去新发现的5万，金额与证据三十四页双方2017年10月17日对账的实付款明细中13项“2015.03443703元”一致）。（1）关于30万元，在双方2017年10月17日对账时及起诉时上诉人仅认可5万元的收据，周文景答辩并提供25万元银行转账流水及一张5万元收据后，第一次庭审时上诉人改口在《书面意见》认可了30万元。很明显，此处上诉人意识到其惯常使用的“收据覆盖银行转账”之抗辩不再适用，于是不得已只能认可。（2）周文辉在2015年3月9日当天向上诉人转账支付了两笔共十万元的转账，有银行流水为证（周文辉除受周文景委托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外无其经济上的往来）。（3）周文景垫付了因欧阳国坚施工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杂工费93703元（见证据六十八至七十一页，结合周文景证言可证）。5、2015年4月份，周文景委托周文辉支付欧阳国坚水电安装工程款10万元，代发欧阳国坚工人工资374727.4元，垫付了因欧阳国坚施工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杂工费81600元，小计556327.4元（略去尾数0.4元，金额与证据三十四页双方2017年10月17日对账的实付款明细中13项“2015.04556327元”一致）。（1）10万元上诉人认可。（2）关于374727.4元，上诉人辩称向周文景提交己方员工的工资表只是作为备案，不代表委托周文景支付，周文景亦不能证明已经支付工资表上工资，故不予认可。首先，周文景拥有的是工资表的原件。其次，工资表上有每位员工收到工资后的签名按印以及上诉人方管理人员杨松柏签名按印确认。最后，在工资表上留下银行账号的，由周文辉进行银行转账支付，有银行流水为证，其余现金发放的亦留存有大量现场发放的照片。结合周文辉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周文景已事实支付工资表上的工人工资。（3）周文景垫付了因欧阳国坚施工原因造成额外支出的杂工费81600元（见证据七十四至七十六页，结合周文辉证人证言）。6、2015年5月份，周文景委托周文辉代发欧阳国坚工人工资按工资表计为499122.6元。上诉人起诉时未提及周文景代其发放工资，第一次庭审时对上述金额全盘否认，辩称向周文景提交己方员工的工资表只是作为备案，不代表委托周文景支付，周文景亦不能证明已经支付工资表上工资，故不予认可。在周文景提交了包含周文辉对工资表上员工银行转账发放工资的流水等补充证据后，上诉人在第二次质证中称周文辉转账发放工人工资的金额其也有统计，为381701元，工资表上其余工人工资由上诉人亲自现金发放，表明其再次改口认可了该次周文景代其发放员工工资至少381701元，对周文景委托周文辉现金发放的仍然不予承认，坚称是其亲自发放。然周文景已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表明：（1）上诉人向周文景提供了其签名确认的两份工资表原件。（2）上诉人按建设工程承包关系中承包方退场时请求发包人代付工资的惯常做法，出具了《申明书》给周文景，承诺按工资表上发放工资完毕后，再有工资追讨行为的与项目部及碧桂园公司无关。（3）上诉人工资表上班组员工依要求向周文景出具了《工资结算承诺书》，表明其已结清项目工程工资。（4）工资表上载明银行账户的工人由周文辉银行转账支付工资，有银行流水为证。（5）本次现金发放的周文辉未有留存现场相片，周文景提供的补充证据里的现场照片也不是如上诉人所称的本次发放的现场，而是2015年4月发放工资的现场，则上诉人没有丝毫证据证明其现金发放了工资，其陈述与周文辉证言相矛盾之处应当以周文辉证言为准（因为作为证据的照片是周文景方所提供，为周文辉一方拍摄，应当采信周文辉充分翔实的证人证言）。（6）周文景向周文辉转账了46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结合周文景提供的所有证据以及周文辉证言，即便不能认定周文景已按上诉人要求足额发放其班组员工工资499122.6元，也能认定至少发放了46万元的工资。综上，周文景向上诉人支付工程款合计4980932元（2303905元+500000元+627874元+493703元+556327.4元+499122.6元）（该数额为周文景认定的事实，但周文景亦尊重一审法院判决少于这个数额的结果）。四、关于周文景、上诉人以及鸿霖公司之间的关系。依据周文景与上诉人签署的《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无论是首页还是末尾的签名落款，发包人均明确载明为“周文景”，合同里也无任何字眼涉及鸿霖公司。周文景与上诉人双方依据该《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关于五华碧桂园一期建设工程项目成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互负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相关的费用支付都是周文景委托周文辉或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进行，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周文景对其超付的费用享有追偿权并依法提起反诉，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可见，上诉人与鸿霖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周文景与鸿霖公司之间存在关系也仅仅归属于他们内部，不影响周文景与上诉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处置。鉴于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已对本案作出了公正的审理及判决，对于周文景一审提出但未得到支持的部分反诉请求，周文景也表示完全的理解。则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欧阳国坚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彰显公平与正义。鸿霖公司辩称：一、其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与事实关系。其从碧桂园公司处承包了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项目，后完全交由周文景个人进行处理，并未参与和干涉周文景与上诉人的分包事宜，对周文景与上诉人签署的《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也不知情，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合同或协议，之前未向上诉人支付任何的款项，也不负有向上诉人支付任何款项的义务与责任。二、合同签约方周文景已足额支付工程款，并已超付。依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周文景不仅未欠付上诉人任何工程款，反而超付了巨额款项。其无须承担任何的还款责任，其认为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事实查明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已对本案作出公正审理及判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欧阳国坚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彰显公平与正义。碧桂园公司辩称：其答辩意见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欧阳国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383824.93元及利息损失(以1383824.93元为基数，从立案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由三被告负担案件全部的诉讼费用。周文景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一、判令被反诉人欧阳国坚向反诉人周文景支付超付项目工程款1256806.87元;二、案件的本诉、反诉诉讼费由被反诉人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7日，被告周文景作为发包人与原告欧阳国坚作为分包人签订了一份《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有：“合同价款：以最终于建设单位审定的结算造价为基数，下浮16点（该点数已包含税金、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发包方不应向承包方追溯其他增加费用）为发包人与承担人的最终结算造价。工程尾款及保修金：待工程交工完，结算手续办清后支付。工程质量保修期以及质量保修金的返还按‘总承包施工合同’的规定执行。”被告鸿霖公司于2002年03月06日工商登记成立，工商登记名称为广州协强建筑有限公司，后名称变更为广东协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05月04日再次变更为鸿霖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和被告周文景双方对原告施工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工程款合计8406670.79元和对被告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即甲供材料款160793.93元表示没有异议。对被告碧桂园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原告认可是2563873.53元，被告周文景则主张是2830532.09元，双方争议的材料款差额为266658.56元。双方争议的金额位于本装证据第7页中标题为五华一期水电材料扣款明细表第68项138465.32元、第78项42843.24元和第26页中标题为五华一期水电材料扣款明细表第31项85350元。原告不认可该三笔材料款的主要理由，该三笔材料并非用于原告施工，而是用于被告周文景自己施工，且为复印件。虽然被告周文景提交的有些证据为复印件，但也加盖有当时的相关公司的印章，且清单、申购单、送货单等证据上都注明联系人“彭勉”。原告确认彭勉为其员工，但认为彭勉的有些签名存在不同。被告碧桂园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一份《证明》，证实2015年1月6日，9月26日、12月5日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中材料均是碧桂园指定的第三方提供的材料，且该三笔材料均用于被告承包的五华碧桂园一期一标段三栋、五栋等工程施工部分。对于应付工程款的计算方式，原告在起诉状先是确认如下：工程款总额为8406670.79元，按双方约定下浮16％，即被告周文景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总额为7061603.46元(8406670.79元×84％)，在施工过程中，被告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货款共计2563873.53元，被告周文景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3113905.00元，被告周文景尚欠原告工程款1383824.93元(7061603.46元-2563873.53元-3113905.00元)。在向原告送达被告周文景提交的证据副本后，原告在第一次庭审时对计算方式进行了变更：涉案工程合同造价为8406670.79元，减去碧桂园提供的灯具材料费160793.93元，减去碧桂园指定的供应商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2563873.53元，再下浮16％，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8406670.79元-160793.93元-2563873.53元)×(1-16％)＝4772882.8元。原告确认共收到被告周文景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3363905元。原告在庭审中将诉请的工程款金额变更为1408977.8元。被告周文景主张其自己施工的部分工程款为33641.36元，提供了《我司施工界面部分结算表》，但该表是被告周文景自己制作，《施工图纸》也无法直接看出被告周文景自己施工部分的具体工程量。对于应付工程款的计算方式，被告周文景则认为被告周文景口头同意让利原告，甲供材料费160793.93元和自己施工部分33641.36元先从总价扣除后再下浮即(8406670.79元-160793.93元-33641.36元)×84％=6898277.82元。对已付工程的金额问题。广东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周文辉均确认案涉的支付行为都是受被告周文景委托，按被告周文景的授意进行。原告确认被告周文景在2014年合计已经支付了工程款2303905元。2015年1月的支付情况：原告确认于2015年1月31日出具一份金额30万元的收据给被告周文景，但认为该金额其中20万元是转账支付，10万元为现金支付的。被告周文景则认为30万元的收据是原告对被告周文景交付现金30万的确认。被告周文景通过周文辉在2015年1月14日、16日分别转账支付10万元给原告。根据被告周文景提交的周文辉名下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广东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向周文辉账户支付了30万元，当日周文辉提取该30万元现金。周文辉亦作证陈述是把现金30万元交付给了原告，原告出具了收据交其收执。2015年2月的支付情况：2015年2月12日，原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水电安装工程款36万元。2014年12月19日，以工人许国安等8名工人为甲方，以原告为乙方，以被告鸿霖公司项目部代表周文辉为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工资支付协议书》，甲、乙双方确定甲方共8人的工资为57290元，接收工资账户为王志勇。乙方收到丙方发放的进度款后一次性支付甲方工资，丙方负责监督发放。同日，以工人王志勇等8名工人为甲方，以原告为乙方，以被告鸿霖公司项目部代表周文辉为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工资支付协议书》，甲、乙双方确定甲方共8人的工资为59710元，接收工资账户为王志勇。乙方收到丙方发放的进度款后一次性支付甲方工资，丙方负责监督发放。2015年2月9日，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向王志勇转账11.7万元。原告先是认为收据中的36万元包括向王志勇等人的工资11.7万元，但在被告周文景补充提交证据后又确认被告周文景代原告发放了11.7万元的工资。2015年1月20日的广州协强建筑有限公司工程进度款申请表记载：“申请单位为水电外援班组，申请人为贾海邹，项目名称五华碧桂园，类别为工资款，申请金额150874元，项目财务：转扣水电班，拟同意支付，项目蒋伯云垫付壹万元整，实付140874元。”2015年2月3日，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向贾海邹转账140874元，向蒋伯云转账10000元。对该笔款项，证人周文辉、蒋伯云作证陈述是为了赶工期，故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雇请贾海邹施工。贾海邹也出具了一份《证明》认可被告周文景的主张。2015年3月的支付情况：2015年3月16日，原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现金15000元，转账35000元，合计5万元。2015年3月6日，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转账5万元；2015年3月18日、25日，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向原告分别转账10万元。2015年3月9日，周文辉分二笔向原告分别转账49999元和49999元，对于该两笔款原告认为该流水内容不完整，没有付款人的姓名，银行所盖的四方章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于杂工费93703元问题：郭德双名下的工资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主要有“金额为5578元，从水电班组扣除，堵洞口”；彭小明名下的工资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主要有“金额为8925元，从水电班组扣除，堵洞口”；万华兵等人名下的工资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主要有“金额为47300元，3、5栋阳台厨房排水管安装含架空层，5栋2楼给水安装。该费用从水电班组扣除”；岳志红等人名下的工资结算清单记载内容主要有“金额为31900元，该费用从水电班组扣除，5栋室内开关面板含面板内部并线，5栋2楼及部分位置因电线没有穿好没有施工”。根据原告和被告周文景签订的合同约定“分包人（即原告）预留的孔洞，由分包人自行修复，修复所有的材料由发包人提供”,上述的杂工费中也包括堵洞口的工资费用，这也跟周文辉证言相符合。2015年4月支付情况：2015年4月4日，原告出具一份收据载明收到转账合计10万元。曾志光名下工资结算清单两份主要记载内容有“事项：2015年4月份交楼前帮助水电班13、15栋及5栋、16栋水电漏做漏埋、返工等工作后瓷片恢复安装。5栋存在第二次。备注：该费用从水电欧阳国坚班组扣除（代工突击）。”该两份工资结算清单合计金额为36000元。水电突击班组名下工资结算清单主要记载内容有“事项：2015年3月、4月份项目交楼突击。备注：所产生的费用从水电班组扣除。应付工资44600元，工人突击车费补贴1000元，实发工资金额合计45600元。”曾志光名下和水电突击班组名下合计支付代工突击工资81600元。被告周文景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向周文辉转账374727.4元，被告周文景主张该款项都是给周文辉代原告发放原告的工人工资。廖亚奕（在表中签名）、杨松柏（在表中签名，在表尾部也签名）签名确认的吴锦春等7人工人工资78800元，七名工人显示进行了签领；廖亚奕（在表中签名）、杨松柏（在表中签名，在表尾部也签名）魏容辉等43人工人工资274299元，显示部分工人进行了签领，部分工人要求打到其银行账户。周文辉于2015年4月29日、30日按工人指定账户打入相应的金额。周文景主张发放原告聘请的厨师张耀清工人工资21628.4元，但对此没有提交相应证据。2015年5月的支付情况：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一份申明书，载明“本人欧阳国坚承接五华碧桂园项目一期一标段（3、5、13、15、16栋）水电安装工程施工。现在工程已经进入尾声，施工工人完工后退场。现在上报工人工资表（见附页从1-廖亚奕至48-梁镜权），以上工人工资表为我水电施工班组的全部人工，实际拖欠工资同工资表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工资差异，如果在今日后出现有工人表示为该项目的工人来我项目部追讨工资，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同时也申明与广州协强项目部及碧桂园无关。”原告在标题为2015年3-5月份水电班组劳务人员工资表下方签名确认，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自从第1号廖亚奕至第48号梁镜权合计工资369235元。原告在标题为外包工程人工费下方签名确认，显示魏少见等5人合计工资129887.6元,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在2015年5月13日，工人们都各签署一份《工资结算承诺书》，确认各自的工资额，有些要求将其工资转入银行账户，有些则发放现金。原告认为在2015年5月发放工资时原告也在现场，现金的发放是由原告发放的，其他转账则是由周文景转账的，对周文景转账的金额原告确认为381701元。根据被告周文景提交的《水电班（欧阳国坚）实付款明细》在该表的下面的空白记载显示“定于2017年10月24日进行第二次双方核定数据。欧阳国坚2017.10.17”，但该表的表内空白处记载有“确认此收据欧阳国坚2017.10.18”。在被告周文景方于2016年12月27日向原告发送的邮件附件有两个表：欧阳国坚明细表（列明了2014年1月至2015年5月付款明细）及工人工资表（其中有廖亚奕、万华兵、杨松柏、张耀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举证的证明标准并非必须达到百分之百的证明程度。虽然被告周文景的举证及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从孤立来看，有些是比较难于证明其想要证实的事实，但这些证据之间，证据和证人证言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的话，就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明标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各方的举证，一审法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一、首先是关于被告周文景应支付原告多少工程款的计算问题。原告和被告周文景双方对原告施工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总工程款合计8406670.79元和对被告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即甲供材料款160793.93元表示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碧桂园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原告认可是2563873.53元，被告周文景则主张是2830532.09元，双方争议的材料款差额为266658.56元（第68项138465.32元、第78项42843.24元、第31项85350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的有些证据虽然为复印件，但加盖有当时的相关公司的印章，且清单、申购单、送货单都注明联系人“彭勉”，原告确认彭勉为其员工。从这些证据上的内容来看，可以相互印证，再结合被告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对此项举证达到了证明标准，对被告周文景的此项举证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碧桂园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应为2830532.09元。原告对甲供材料款和已付工程款的金额，这是原告本应在起诉时予以明确的事实，但却是在被告提供证据后才予以承认确认，由此可见原告在起诉时不够诚信，违背了民事诉讼活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被告周文景提供的《我司施工界面部分结算表》是自己制作，《施工图纸》又无法直接证明其自己施工部分的具体工程量，故对其主张自己施工的部分工程款金额为33641.36元，无法认定。根据原告和被告周文景的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应付工程款计算方式应该是总工程款直接下浮16个点再减去甲供材料款和被告碧桂园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供应材料款。现被告周文景自愿把甲供材料款先从总价扣除后再下浮，对此予以确认。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应支付原告工程款总计为（8406670.79元-160793.93元)×（1-16％）-2830532.09元=4096004.47元。被告周文景已经支付相关的款项的认定问题。原告确认被告周文景在2014年全年合计已经支付了2303905元，对此予以确认。对于2015年1月的支付情况：由于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1月14日、16日通过周文辉分别转账支付10万元给原告，而原告于2015年1月31日出具一份金额30万元的收据给被告周文景，且根据被告周文景提交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广东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向周文辉账户支付了30万元，当日周文辉提取该30万元现金，周文辉亦作证陈述是把现金30万元交付给了原告，故原告主张30万元的收据金额其中20万元是转账支付，是不成立的，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在2015年1月向原告支付金额应为50万元（10万元+10万+30万元）。对于2015年2月的支付情况：原告确认于2015年2月12日收到被告周文景支付的水电安装工程款36万元，对此予以认定。原告在被告周文景补充提交证据后确认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2月9日代原告向王志勇支付工资11.7万元，这也说明原告在诉讼中不够诚信。根据2015年1月20日的工程进度款申请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于2015年2月3日向贾海邹转账140874元、向蒋伯云转账10000元的事实和证人周文辉、蒋伯云的证人证言，再结合贾海邹出具的《证明》，上述证据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故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主张于2015年2月3日代原告支付工资合计150874元事实的证明程度应足以采信。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2月向原告支付合计627874元。对于2015年3月的支付情况：原告确认于2015年3月6日、16日分别收到5万元；于2015年3月18日、25日分别收到10万元，合计30万元。原告否认周文辉于2015年3月9日分二笔向原告各转账49999元和49999元，理由是该流水内容不完整，没有付款人的姓名，银行所盖的四方章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该流水有加盖银行的四方章，真实性应予以确认。另外，原告自己也可以向银行申请打印自己的流水清单予以查证，在补充质证时原告说自己在2015年3月9日只收到49999元，但又不向法庭提交相应流水清单，现原告以上述理由否认收到两笔49999元依据不足。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3月9日向原告支付合计99998元。这也再次证明了原告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存在不诚信行为。对于杂工费93703元的问题，原告反驳工资结算清单上的施工人员不是其员工，但该四张工资结算清单上其中的一个施工人万华兵与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一份申明书附带的人员工资表中第27号工人万华兵一致，可以证实万华兵为原告的工人，所以原告认为四张工资结算清单上的工人不是其工人是不诚信的。且请该四人做杂工及支付杂工费的事实也与证人周文辉的证言相符，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周文景主张代原告支付了四张工资结算清单上的杂工费合计93703元予以采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3月向原告支付合计493701元。对于2015年4月支付情况：原告确认于2015年4月4日收到10万元，对此予以确认。对于曾志光和水电突击班组工资结算金额合计81600元的问题，根据3份工资结算清单都记载“代工突击、交楼突击”等字样，且为帮原告赶工请工人突击加班这种可能性是大概率存在的，周文辉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代原告支付工资81600元。既然是帮原告赶工，那么赶工的工人工资就应当由原告负担，且该清单上也明确记载转扣原告水电班组，故一审法院对被告周文景主张代原告支付工人工资81600元予以采信。对于吴锦春等7人工人工资78800元和魏容辉等43人工人工资274299元的问题，该两份工人工资表都有廖亚奕在表中签名、杨松柏在表中签名，也在表尾部签名确认，原告也确认廖亚奕是其员工，工人也进行了签领。结合被告周文景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7日向周文辉转账374727.4元和周文辉于2015年4月29日、30日按工人指定账户打入相应的金额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被告周文景主张代原告支付吴锦春等7人工人工资78800元和魏容辉等43人工人工资274299元予以认定。对周文景主张发放原告聘请的厨师张耀清工人工资21628.4元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暂无法认定，若有新的证据可再行主张。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于2015年4月向原告支付合计534699元。对于2015年5月的支付情况：根据原告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一份《申明书》及标题为《2015年3-5月份水电班组劳务人员工资表》中载明第1号廖亚奕至第48号梁镜权合计工资369235元，和原告在签名确认的《外包工程人工费》记载魏少见等5人合计工资129887.6元的事实，这两表的工资金额合计为499122.6元。虽然原告主张在2015年5月发放工资时其在现场，现金的发放是由其发放的，但又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给合在2015年5月13日和15日被告周文景向周文辉转账46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在2015年5月至少代原告发放原告工人工资460000元。对于保修期限内维修费费用427092元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暂无法认定，对此不予支持。若反诉原告周文景有新的证据可再行主张。另外，根据被告周文景提交的《水电班（欧阳国坚）实付款明细》在该表的下面的空白记载显示“定于2017年10月24日进行第二次双方核定数据。欧阳国坚2017.10.17”，但该表的表内空白处记载有“确认此收据欧阳国坚2017.10.18”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原告在第二天其实是确认了该明细表。这表上的金额与被告周文景发给原告邮件上附件中表中金额是一致的。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确认的已付款金额与表中对应的金额一致，或是并没有超出表中对应的金额，这也印证被告周文景举证的可信性。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周文景已向原告支付工程款总计为4920179元（2303905元+500000元+627874元+493701元+534699元+460000元），而被告周文景应付原告工程款总计为4096004.47元，被告周文景超付了824175元（4096004.47元-4920179元）给原告。三、关于被告（反诉原告）周文景的反诉问题。根据前面所述，反诉人周文景已经超付了工程款824175元给被反诉人欧阳国坚，被反诉人获得824175元构成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给反诉人周文景。被告鸿霖公司经一审法院两次传票传唤均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权利，且被反诉人欧阳国坚的工程款是由反诉人周文景支付的，故被告周文景可以作为反诉人向被反诉人欧阳国坚主张权利。另，反诉人要求被反诉人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符合相关规定，予以支持。四、被告碧桂园公司与被告鸿霖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被告碧桂园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欠付工程时才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被告周文景不但没有拖欠原告工程款，反而已经超付，故原告要求被告碧桂园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可以认定被告周文景是借用被告鸿霖公司的资质与被告碧桂园公司签订了相关建设工程合同。原告明知个人是无法承接工程的，而仍与被告周文景个人签订《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一标段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该合同因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无效合同。由于被告周文景并没有拖欠原告的工程款，故原告要求被告鸿霖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也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欧阳国坚的诉讼请求；二、原告（反诉被告）欧阳国坚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工程款824175元及利息（以824175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给被告（反诉原告）周文景；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周文景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80元，减半收取计874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欧阳国坚负担。本案反诉费8431元，由原告（反诉被告）欧阳国坚负担5184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周文景负担3247元。二审期间，上诉人欧阳国坚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复印件）：1、广州协强建筑有限公司工程进度款申请表；2、2014年11月份工程进度完成明细；3、完成工程造价确认表（第13期）；4、2014年12月份工程进度完成明细。上述证据拟证明涉案工程都是按照进度工程去申请工程进度款，还有每个月的扣款清单，每个月都有结算，双方不存在这方面的争议。被上诉人周文景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不是原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申请表与明细只是针对2014年12月19日和2014年11月、2015年1月，并不是涉案工程每个月的进度申请表，不能代表整个涉案工程，而且明细表基本上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鸿霖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不清楚。碧桂园公司质证认为：1、欧阳国坚、周文景与碧桂园公司无任何法律关系，所以该份证据与碧桂园公司没有关联性；2、这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被上诉人周文景向本院提交《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佛山市同创业电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014年材料月度供应汇总表》(扫描件)、《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复印件）、《产品送货单》（扫描件）。上诉人欧阳国坚质证称：关于《竣工验收备案表》：对该组证据的证实性确认，从该组证据的内容可见，周文景在庭审时称1号、2号楼及别墅区在上诉人进场施工前即2013年已竣工验收与事实不符，由周文景、鸿霖公司施工的1号、2号楼及别墅区工程竣工验收时间为2014年6月，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后，1号、2号楼及别墅区由部分分项工程仍在继续施工；关于佛山市同创业电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对该《证明》的三性不确认，该《证明》没有佛山市同创业电缆有限公司负责人及经办人的签字，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5条第一款关于单位向法院出具证明材料的形式要件之规定，故该证据属于无效证据，不具有证明力。2、佛山市同创业电缆有限公司出具该《证明》中所称材料用于上诉人施工的工程没有其他任何充分的证据材料佐证，而周文景提供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由收取《证明》中所称材料。对于《2014年材料月度供应汇总表》：对该汇总表的三性不予以确认，周文景应提供证据原件，该汇总表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对于《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该发票的三性不予以确认，该发票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对于《产品送货单》：对该送货单的三性不予以确认，周文景应提供证据原件，该送货单并没有上诉人的签名确认，上诉人并没有授权彭勉在该送货单中签名，该送货单中的签名并非是彭勉所签。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郭德双、彭小明、万华兵、岳志红等人名下的杂工工资结算清单及曾志光、水电突击班组工资结算清单均仅有相关管理人员的签名，而在员工声明处并未有相关工人签名确认工资款已实际结算及发放。本院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如下：关于争议材料款问题。上诉人欧阳国坚对涉案水电安装工程所需材料均由碧桂园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提供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现双方当事人认可对碧桂园公司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即甲供材料款160793.93元属无争议的材料款。对于碧桂园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的电线电缆及配电箱材料款，上诉人欧阳国坚主张为2563873.53元，被上诉人周文景认为是2830532.09元，并提供有相关争议材料款的材料清单、申购单、送货单及发票等材料予以证明。本院对上述材料经审查后认为，被上诉人周文景提供的上述材料虽均为复印件，但其中的单据均有相关经手企业或经办人的盖章或签名确认，同时其中的材料申购单及送货单均注明联系人为“彭勉”，而上诉人欧阳国坚亦承认彭勉系其聘请的资料员，负责向甲方申请材料。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碧桂园公司及相关供应方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认定上述争议材料款系由上诉人欧阳国坚申请并用于涉案工程。上诉人主张双方争议的材料款差额所涉及的材料系用于鸿霖公司承包的1号、2号楼及别墅区，并非用于上诉人承包范围内的水电安装工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应付工程款的计算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中，欧阳国坚与周文景签订的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以最终于建设单位审定的结算造价为基数，下浮16点为发包人与承包人的最终结算造价。同时，亦约定了分包合同价款为全费用综合包干单价，即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等各项费用。故根据合同相关词义的理解以及结合合同上下条款的内容，合同中约定的最终建设单位审定的结算造价应理解为总包干价即应包含涉案工程的材料款，而且上诉人欧阳国坚在最终与发包方就涉案工程结算的过程中亦将材料款一并予以结算并确定为8406670.79元。因此，涉案合同价款即被上诉人周文景应付工程款应以8406670.79元为基数下浮16%再减去甲供材料款及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指定第三方供应的材料款。现被上诉人周文景同意将甲供材料款先从总价款扣除后再下浮，为其处分自身权益，予以照准。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水电安装工程的应付工程款应为4096004.47元[（8406670.79元-160793.93元）×（1-16%）-2830532.09元]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已付工程款的问题。本院对被上诉人周文景在2014年全年合计支付的工程款2303905元及2015年1-5月被上诉人周文景已支付且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工程款予以确认。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已付工程款问题处理如下：关于涉案30万元收据是否包括周文景转账支付的20万元的问题。被上诉人周文景于2015年1月14日、16日委托周文辉分别向上诉人欧阳国坚转账支付10万元共计20万元，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根据被上诉人周文景提交的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月29日广东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向周文辉账户转账30万元，周文辉即于当天提取该30万元现金，周文辉亦出庭作证陈述其将该30万元交付给了上诉人欧阳国坚。上诉人欧阳国坚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其于2015年1月31日出具的30万元收据系包括上述20万元转账款。本院认为，首先，周文辉提取现金的金额数目与涉案收据所载明的金额吻合；其次，从周文辉取现并交付到上诉人欧阳国坚出具收据的时间点及时间跨度来看，也符合日常交易之习惯；同时，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整个涉案工程期间所涉及的以转账方式支付的工程款，上诉人欧阳国坚并未都有向被上诉人周文景出具收款凭证。据此，在上诉人欧阳国坚无法提供相反证据反驳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采信被上诉人周文景的主张并无不当，上诉人欧阳国坚主张涉案收据中的30万元包括2015年1月14日、16日周文辉转账支付的两笔1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5年2月份的36万元工程款及贾海邹、蒋伯云工人工资的问题。上诉人欧阳国坚确认其于2015年2月12日收到被上诉人周文景支付的水电安装工程款36万元，但认为该36万元包括被上诉人周文景于2015年2月9日代其向王志勇支付的工资11.7万元，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被上诉人周文景又予以否认，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对于贾海邹、蒋伯云工人工资的问题，根据2015年1月20日的工程进度款申请表及广发银行电子回单中所记载的内容，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于2015年2月3日向贾海邹转账140874元，向蒋伯云转账10000元。对于上述两笔款项的支付，被上诉人周文景主张系为满足涉案工程的工期要求，而另外聘请人员进场施工所产生的工人工资支出。该主张与蒋伯云、周文辉的证人证言、贾海邹班组建筑工程完成工程量汇总表及贾海邹出具的证明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上诉人欧阳国坚主张因贾海邹、蒋伯云并非其员工而不应由其承担该部分工人工资，对此，本院认为，该班组进场施工的目的是为加快涉案工程的施工进度，其实际受益人为上诉人欧阳国坚，因此上述两笔款项支出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周文景代欧阳国坚支付工人工资的款项。故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杂工费及突击班组工人工资的问题。根据四份杂工工资清算单记载的内容及被上诉人周文景的陈述，被上诉人周文景聘请杂工或为对涉案工程进行质量整改，或为加快涉案工程施工进度，周文辉亦在一审庭审期间作证证实了上述事实。而对于杂工工人工资的支付问题，虽然周文辉亦作证陈述其于2015年3月代被上诉人周文景支付了上述杂工的工人工资，但该四份杂工工资结算单上均无显示该部分工人已签领工人工资，被上诉人周文景亦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实际支付该部分工人工资，其就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同理，突击班组2015年三份工资结算清单并无载明该部份工人已实际签领工人工资，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本院难以认定被上诉人周文景已实际支付2015年4月三份工资结算清单所记载的突击班组工人工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周文景代上诉人欧阳国坚支付了杂工费及突击班组工人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对于上述杂工费93703元及突击班组工人工资81600元，被上诉人周文景可另行解决。关于吴锦春等7人和魏容辉等43人工人工资的问题。根据被上诉人周文景提交的两份工人工资表显示，表格中所载明的部分员工名字后有廖亚奕的签名，部分员工名字后则有杨松柏的签名，杨松柏亦在表尾部进行了签名确认。对此，上诉人欧阳国坚以非其员工为由否认了上述两份工资表，但承认廖亚奕为其员工，且为其代班。本院认为，虽然上诉人欧阳国坚对上述工人工资表不予认可，但廖亚奕作为上诉人欧阳国坚的代班，其在上述工人工资表部分员工名字后签字确认的行为即是代表欧阳国坚水电班组确认该部分工人及工人工资，结合该部分员工均已签领和周文辉于2015年4月29日、30日按工人指定账户转账相应金额的事实，本院对被上诉人周文景代上诉人支付经廖亚奕签名确认的12人（吴锦春1人和魏容辉等11人）工资合计107821元予以确认。对于其余38人（廖世惠等6人和魏天文等32人）的工人工资，因上诉人欧阳国坚否认杨松柏为其员工，且除上诉人欧阳国坚所承包的涉案水电安装工程之外，被上诉人周文景亦有承包同一项目下的其他工程，故在被上诉人周文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杨松柏为上诉人员工的情况下，本院无法排除杨松柏及其余38人为周文景所承包的其他工程施工班组员工的可能，据此，本院对其余包括廖世惠在内38人工人工资245278元（78800元+274299元-107821元）不予认定，被上诉人周文景如有新证据可另行解决。关于2015年5月份的工人工资发放问题。《2015年3-5月份水电班组劳务人员工资表》中载明，欧阳国坚水电班组工人从1号廖亚奕至48号梁镜权3-5月份工资合计为369235元，上诉人亦于2015年5月13日出具的一份《申明书》对上述工人工资予以了确认。另经上诉人欧阳国坚签名确认，魏少见等5人的外包工程人工费为129887.6元，上述两笔款项合计为499122.6元。对于上述工人工资的支付情况，被上诉人周文景陈述其系通过委托周文辉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支付，该主张亦得到了周文辉的证实。结合被上诉人周文景委托广东省兴宁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于2015年5月13日和15日向周文辉转账合计46万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事实及工人出具的工资结算承诺书，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周文景在2015年5月代上诉人发放工人工资460000元恰当。对于上诉人欧阳国坚认为该部分工人工资是由其现金发放的主张，因其无法就其现场发放现金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确认的已付工程款，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周文景已向上诉人欧阳国坚支付的工程款总计为4499598元[2014年已付2303905元+2015年已付500000元+2015年2月已付627874元+2015年3月已付399998元(493701元-93703元)+2015年4月已付207821元（534699元-81600元-245278元）+2015年5月已付460000元]，而被上诉人周文景应付上诉人欧阳国坚工程款总计4096004.47元，被上诉人周文景超付了403594元（4499598元-4096004.47元）。对于超付工程款部分，上诉人欧阳国坚应予以返还给被上诉人周文景，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给被上诉人周文景。另关于被上诉人周文景是否有权提起反诉并主张权利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作为当事人是否为适格原告并提出诉请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经鸿霖公司确认，鸿霖公司从碧桂园公司处承包了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项目后，便完全交由周文景个人进行处理。周文景以五华碧桂园一期总承包工程项目的实际承包人的身份与上诉人欧阳国坚签订《机电工程专业分包合同》，涉案工程的工程款亦实际由周文景委托他人代为支付。现双方就分包合同项下工程款支付问题产生纠纷，被上诉人周文景作为该合同签约方之一，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依法有权提起反诉并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欧阳国坚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42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42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9）粤1424民初42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上诉人欧阳国坚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工程款403594元及利息（以403594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2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之日止）给被上诉人周文景；四、驳回被上诉人周文景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7480元，减半收取为8740元，由上诉人欧阳国坚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8431元，由上诉人欧阳国坚负担2707元，被上诉人周文景负担572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80元（已由上诉人欧阳国坚预交25911元），由上诉人欧阳国坚负担12236元，被上诉人周文景负担5244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洪远审 判 员  罗锡芳代理审判员  黄基烽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黄 可书 记 员  陈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