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44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璇，女，汉族，1968年6月27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鸟，广东东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315188810N。法定代表人：郑海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海琴，男，汉族，1965年12月05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宝璇与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郑海琴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宝璇的上诉请求：1.请求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项；2.请求法院改判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逾期还款之日即2018年10月1日起以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请求法院改判被上诉人郑海琴对借款300000及其逾期利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4.本案的上诉人和以上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双方未约定利息而不予支持逾期利息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转账300000元的性质认定为借款，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对此予以认可，请求贵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但一审法院却以双方对利息无约定而不予支持上诉人的逾期利息主张，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双方虽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预定逾期利率，但被上诉人已在微信聊天记录（详见一审证据五）中明确表示：在2018年10月前向上诉人偿还借款300000元，然而被上诉人自承诺还款至今，均未向上诉人偿还借款，被上诉人存在逾期还款的违约情况。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自逾期还款之日即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应予支持。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郑海琴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改判。第一，被上诉人郑海琴与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共同借款人，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涉案借款30万元是上诉人直接按照被上诉人的要求支付至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该款项是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的借款，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第二，被上诉人郑海琴对上诉人的催款而承诺还款的意思表示，构成第三方债务加入。即便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现有的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被上诉人是涉案借款的共同借款人，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催款时，被上诉人郑海琴作为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回复之时，非常清楚和明白了上诉人是要求被上诉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然而其立即回复“我一定会负责的”的“我”明确对应上诉人所要求额“你郑总”，这不仅是被上诉人郑海琴代表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明确表示还款的意思表示，同时代表被上诉人郑海琴本人向上诉人承诺加入到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债务中，与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第二，从上诉人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均以“我”第一名称回复关于其公司事务，而被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微信号均由被上诉人郑海琴管理和使用。上诉人认为在上特定的语境中，郑海琴以第一人称“我”予回复，并非仅是代表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而且代表郑海琴本人。综上，郑海琴在上诉人表达当时的借款是被上诉人共同向上诉人借款，并要求被上诉人郑海琴负责及时偿还时，郑海琴以其本人名义向上诉人承诺还款的意思表示，构成第三人债务加入，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应当予以支持。三、郑海琴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郑海琴作为唯一股东，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涉案款项300000元的性质为借款，是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人有限公司，郑海琴作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唯一的股东，郑海琴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郑海琴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假设该笔借款300000元仅是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郑海琴在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自己的财产时，其也依法应当对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综上，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300000元是借款的事实不持异议，请求法院依法维持；而一审法院认定借款非共同借款和不予支持逾期利息的事实错误，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改判。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惠城区人民法院的（2019）粤13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王宝璇的起诉；2.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法院案件受理费。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的30万元款项是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对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并不是借款。一审判决认定错误。1.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就是与同发宝控股有限公司（WEALTHMETALHOLDINGSLIMITED）和惠州鹰君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惠州鹰君实业有限公司又是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所以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与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之间是关联公司，王宝璇与富华置业、富利莱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这点一审判决没有查清。2.一审判决事实中查明了在2018年2月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森龙）变更为内资的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同发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缪森龙变更为王宝璇，原因就是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两关联公司因借款属外商合资企业受外汇管制迟迟无法注资（前期投入及合作成立同发信科技公司费用都是上诉人所垫付），所以股东惠州富利来电子有限公司法人王宝璇当时打款30万到良信智能，良信智能一起打款85万到同发信。2.2017年12月8日同发信科技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从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变更到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不可能两公司一分钱都不出，因此，导致2018年2月5日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因离2018年2月16日春节才5天时间，同发信公司要支付供应商货款与工人工资，富利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宝璇几天后，就于2018年2月11日打入30万投资款至同发信科技公司的股东即上诉人的账户。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昂使人的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本条所规定的离任，包括退休、调离、解聘、辞职、辞退、开除等离开法院工作岗位的情形。本条所规定的原任职法院，包括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曾任职的所有法院。”根据天眼查公开信息显示一审出庭的实习律师李鸟是原来惠城区法院书记员，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是不合法的，会造成判决不公。所以一审判决逻辑根本不符合常理逻辑，不可能再成立公司后仅由小股东即上诉人一份投资而大股东即任何款项富华置业、富利莱公司一分钱都不付。一审判决仅仅按照王宝璇打30万元款项时在电子回单备注栏注明“借款”二字，就认定借款，而不是按照整个事实过程判定款项性质，甚至无视王宝璇一方（同发宝公司、富利莱公司）指派的管理人员的投资款的证词，明显错误，严重不公。二、王宝璇的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在2017年11月1日就指派蔡某（注册筹备和采购、生产开发）、宋某（销售代表）筹备成立同发信公司，他们都在一审中证明了该30万款项是富利莱公司的股东投资款，并不是借款，并且款也是蔡某经手负责支出的，但一审判决无视这些证据，判决明显不公。三、在王宝璇2018年2月11日打30万投资款后，2018年2月26日上诉人通过自己的账户，将这30万元投资款在内，共85万元打款（上注明“投资款”）到同发信科技公司账户，2018年2月27号，同发信科技公司又打款85万元到上诉人（注明是付上诉人的货款），因此，从该转账事实就已经说明该30万元是注资款。在王宝璇的富华置业公司、富利莱公司一方股东没有注资一分钱的情形下，上诉人有必要去借王宝璇这30万元。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无视案件事实和上诉人一方提交的证据，判决严重错误，故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被上诉人郑海琴辩称，一、我方支持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观点。二、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我原来意思……”中的我是代表同发信公司总经理身份而不是代表我个人。因为我是同发信的总经理，不代表我个人：王宝璇提供的聊天记录：“良信公司及你郑总……”由于投资同发信科技第一期要投资500万，我是向王宝璇借款50万元，良信智能做股权质押做担保，这款已经还清，与本案无关。三、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称的30万元其性质是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对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并不是借款（具体理由与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相同）另公司有4位员工都已证明王宝璇打到良信的款是投资款。其中蔡某与宋某是通过劳动仲裁拿到工资，另外2个员工工资到现在没有支付，员工马建生坚守到现在，还在看管公司的设备，也没有支付过任何工资。四、王宝璇在2018年1月23日出借过答辩人50万元款项，双方订立了借款合同后，约定给予原告年12%的利息并有质押的情形下，原告才借款。如果该30万元是借款给原告不可能不签订合同并且没有利息。五、对于王宝璇所提交的微信记录，实质是在决议解散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后，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2018年5月9日、10日将相关文件移交对方后，对方（王宝璇）并不来处理清算同发信科技公司（至今仍未清算），既不赔偿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垫付的各项费用支出，也不支付同发信科技公司员工工资（当时已经发生各项矛盾由郑海琴面对），经多次协商，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甚至还委屈退让而提出要对上承担其委派的高管蔡某、宋某二人工资和费用，在清算好公司的前提下，该30万元才视为同发信借款，所以在微信上有的“我原来意思…”意思表述。但王宝璇（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没有同意该方案，导致后面员工提起对同发信科技公司劳动仲裁诉讼和执行，作为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郑海琴不得不面对。从整个投资过程和王宝璇的起诉内容，可以显示王宝璇是缪森龙一起，通过控制的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等相互控股的母子公司，采取欺诈模式进行侵吞有核心技术公司的股权资产，而生产五金塑胶和电子自动化的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就是被他们所侵吞（现在还在诉讼当中），故请法庭明辨是非，根据实质关系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确定该款项性质。综上所述，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对王宝璇的上诉依据充足，我方面支持上诉人观点。原审原告王宝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第一、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30万元及逾期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18年10月1日起计至清偿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第二被告系朋友关系，第二被告系被第一被告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2月11日，第一、第二被告由于发展需要提出向原告借款30万元，而原告基于对两被告的信任，当日将30万元款项转至第一被告账户（账号：10×××23，开户行：广发银行惠州麦地南支行），并在汇款凭证载明用途为借款，但两被告未向原告出具相应的借条。由于两被告在收到30万元的款项后多次向原告承诺会在2018年10月前将所有借款还清，原告未要求两被告补出具借条。然而，还款期限届满，原告多番催促两被告偿还该笔借款，却遭两被告以诸多借口拒绝。原告认为，两被告拒不还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及解释，特提起诉讼，望法院依法判如所请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根据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记载：2018年2月11日，原告王宝璇向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转账300000元。该电子回单备注一栏注明“借款”。2017年5月8日，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技术合作协议》约定共同进行技术研发与市场营运的商业战略合作。协议书落款处有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程某的签字、被告一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印章。2017年11月24日，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森龙）与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鉴于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属下的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双方同意以双方注册成立的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为项目投资主体，项目总投资预算为1500万美元；同发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美元。各方出资分别为：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30万美元占出资总额的65%，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70万美元占出资总额的35%；同发信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委派缪森龙先生出任、总经理由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委派郑海琴先生出任…”。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缪森龙。根据2017年11月1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和《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监事任职书》：缪森龙担任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程先金担任监事、郑海琴担任总经理。2018年2月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缪森龙为原告王宝璇；股东由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证人蔡某、宋某出具证明指出，其在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当时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于2018年2月11日转账30万元投资款到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用于支付模具款、购买电子材料款、打板费等。2018年4月30日的《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指出：因股东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对项目的市场开拓及前景担忧，决定撤出投资，股东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同意解散，全体股东决议解散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该会议纪要上有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王宝璇签字、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郑海琴签字。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日出具的《关于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注消的问题意见书》中要求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尽快派人进行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清算，另该意见书内容中有：“当时贵司（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王总在春节前打入我司郑海琴个人账号的三十万元是投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这里面郑海琴也以个人的名义从中拿出钱借支给他人2人生活费用，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投入已经由贵司派出的员工蔡某与宋某移交给贵司…”。惠州仲恺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惠仲劳人仲案字[2018]496、497号《仲裁裁决书》证实宋某、蔡某与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因经济补偿金、劳动报酬发生劳动争议。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缪森龙，股东为惠州鹰君实业有限公司、富华（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宝璇，股东程先金、徐翔、刘勇刚、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另被告二郑海琴提供的《股权质押合同》、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转账记录、微信截图等证明其个人于2018年1月23日以其个人股权出质向原告王宝璇借款50万元并已偿还。以上事实有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项目技术合作协议》、《合作投资协议书》、《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和《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监事任职书》、证人蔡某、宋某证言、《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会议纪要、《关于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注消的问题意见书》、《仲裁裁决书》、工商登记及变更登记、庭审笔录等在卷为据。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王宝璇与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就2018年2月11日，原告王宝璇向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银行转账300000元的事实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300000元的性质是借款还是投资款？一、根据2017年11月24日，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森龙）与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共同同意注册成立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130万美元占出资总额的65%，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70万美元占出资总额的35%；同发信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委派缪森龙先生出任、总经理由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委派郑海琴先生出任…”。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缪森龙。2018年2月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缪森龙为原告王宝璇；股东由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二、2017年12月8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法定代表人为缪森龙，股东为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森龙），原告王宝璇并非股东，没有出资的义务；2018年2月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缪森龙为原告王宝璇；股东由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案涉款项300000元转账时间为2018年2月11日，该笔款项发生时，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为原告王宝璇；股东为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原告王宝璇亦不是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也没有证据显示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需要股东出资或增资的情况。三、被告一辩称该300000元是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向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被告一只是代收代付，费用全部用于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支出。但根据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单显示该300000元是转账到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上，被告一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将该笔款项转账给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或代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支出费用。综上所述，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辩称该300000元是投资款的意见，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向原告王宝璇返还300000元。如有证据证明被告一是代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代付费用，被告一可另行向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主张。关于原告诉请被告一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因双方对利息并无约定，本院不予支持。另案涉款项300000元是转到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并非被告二郑海琴的个人账户，也没有相关证据证实该300000元是被告二郑海琴的个人借款和使用，故，原告诉请被告二郑海琴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宝璇偿还借款300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宝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46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7866元（原告已预交7866元），由被告一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案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无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定。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当事人未提出上诉请求或上诉未请求部分，本院不作处理。根据本案一审宣判后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1.涉案款项30万元系借款还是投资款；2.被上诉人郑海琴应否对涉案款项3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3.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否支付逾期利息。本案分析如下：关于涉案款项30万元系借款还是投资款的问题。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被上诉人郑海琴认为，涉案款项30万元是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向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款，原因是惠州同发宝微控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两关联公司因借款属外商合资企业受外汇管制迟迟无法注资，因此股东惠州富利来电子有限公司法人王宝璇当时打款30万元到良信智能，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起打款85万元到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经审理查明，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缪森龙，股东为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2月5日，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法定代表人为上诉人王宝璇，股东由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华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宝璇）。涉案款项30万元转账发生的时间节点是2018年2月11日，虽然涉案款项30万元转账系在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和股东时间节点之后发生，但上诉人王宝璇个人系作为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富利莱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存在上诉人王宝璇作为股东向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或增资的情况，且目前无证据显示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出现需要股东出资或增资的情况。再者，涉案款项30万元系通过上诉人王宝璇个人账户转账支付到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账户上，且备注“借款”，这与投资款转账交易习惯不符。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银行付款单证明2018年2月26日其转账85万元到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用途标注：投资款），以及提供马建生、李鸿辉的证言以证明上诉人王宝璇转账的30万元是投资款，但此等证据并不是证明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涉案款项30万元转账给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或代惠州同发信科技有限公司支出费用的直接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王宝璇提供招商银行转账汇款电子回电，证明转账30万元给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备注：“借款”，对该款项的性质标注清楚，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认可收到王宝璇转账涉案款项30万元，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款项30万元系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主张该涉案款项30万元系投资款，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上诉人郑海琴应否对涉案款项3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上诉人王宝璇认为郑海琴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郑海琴作为唯一股东，其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涉案款项30万元系转到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账户，且本案二审查询时，上诉人王宝璇称在庭后补充证据证明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但上诉人王宝璇未提交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涉案款项30万元既不是转账支付至被上诉人郑海琴个人账户，无证据证明涉案款项30万元系被上诉人郑海琴个人借款和使用，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不应由被上诉人郑海琴承担连带责任，故上诉人王宝璇主张被上诉人郑海琴承担连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否支付逾期利息的问题。上诉人王宝璇主张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郑海琴自逾期还款之日即2018年10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利息无约定，不予支持上诉人王宝璇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之规定，考虑到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占用资金未偿还涉案款项30万元，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支付逾期利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还款期限未作约定，上诉人王宝璇因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未及时偿还涉案款项30万元，于2018年12月1日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的规定，本案涉案款项30万元逾期利息起算时间应为2018年12月1日。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宝璇、的部分上诉主张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部分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存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2民初1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王宝璇偿还借款3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8年12月1日起以借款3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支付）。三、驳回上诉人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四、驳回上诉人王宝璇的其他上诉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46元、保全费2020元，合计7866元，王宝璇已预交7866元，由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000元，王宝璇负担8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800元，王宝璇已预交5800元，由王宝璇负担5000元，由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46元，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预交5846元，由惠州良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岳淑敏审判员  黄华锋审判员  刘宇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钟艺苑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