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民撤7号原告：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5号1001-1012,1101-1112房。负责人：张丽妍，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红艳，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村，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住所地定州市中山路。负责人：李玉坡，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向工，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丽，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邵世明，男，1983年11月4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定州市北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锁，河北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城区支行，住所地定州市清风北街。负责人：高峰，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向工，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丽，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天翼广东分公司”）因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定州支行）、邵世明、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城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定州城区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本院（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红艳、陈晓村、被告建行定州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向工、黄亚丽，被告邵世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锁，第三人建行定州城区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翟向工、黄亚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起诉请求：一、撤销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和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出的（2018）粤0104民初32200号案件《传票》和被告建行定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越秀支行”）起诉天翼广东分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及其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建行定州支行和建行越秀支行依据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保定中院作出的（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及相应的款项赔付证明等要求天翼广东分公司赔偿其向被告邵世明赔付的款项和相关损失。事实及理由：关于邵世明与建行定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定州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偿付原告邵世明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本金300万元，自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偿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后建行定州支行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保定中院提起上诉，保定中院于2017年8月31日作出（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0月1日，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签订了《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约定天翼广东公司运用建行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其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服务。之后，天翼广东公司与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得公司”）签订了《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对好得公司使用天翼广东公司的资金归集业务合作事宜作出约定。好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祖士归案后供述及其他相关证据显示，曾祖士按王某提供或其本人收集的借款出资人（包括邵世明在内）姓名、开户行信息、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户、存款金额等指令好得公司员工以虚构交易并收取货款的方式按每笔5万元的标准划走相关借款出资人的银行存款。上述五项关键信息系持卡人主动向中间人提供并由中间人及或王某告知曾祖士，且持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银行卡中的款项会被他人（犯罪嫌疑人）使用，出卡人借此可获取高息。曾祖士与王某合谋在天翼广东分公司支付平台进行划扣的客户有40多名，划扣金额约为6000多万元。其中，邵世明系犯罪嫌疑人王某通过中间人崔某发展的客户。2016年2月2日，邵世明在建行定州支行处新办理一张卡号为62×××91的借记卡，在当日将3000270元存入，存款后第二天便将银行卡账号、户名及存款金额等告知崔某，王某通过崔某向邵世明支付了高额利息4万元。同日，好得公司即利用天翼广东公司支付平台分六十次，每次5万元，从邵世明上述银行卡中划扣了人民币共计300万元。持卡人邵世明、好得公司、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共同构成上述代收付业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前述两判决中虽已查明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之间代收付协议的存在以及邵世明账户的存款系通过天翼广东分公司的支付平台划扣，但却未通知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清；更未客观审查和认定持卡人邵世明在上述交易闭环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相关损失的产生所存在的明显过错和依法应承担的责任；此外，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定州市人民法院虽已查明邵世明因本次交易获得王某通过崔某支付的4万元利息，但却未将该笔款项从邵世明声称遭受损失的款项中予以扣除，以上均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实体处理错误，即作出了上述要求建行定州支行、建行定州城区支行返还全额存款及利息损失，明显不公正，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而建行定州支行和建行越秀支行又根据该判决结果转而要求天翼广东分公司承担全部责任，严重损害了天翼广东分公司的民事权益，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天翼广东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天翼广东分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依法撤销上述错误判决，维护天翼广东分公司的合法权益。被告建行定州支行答辩称，一、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及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存在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应该由本案被告邵世明承担的相应责任没有做出评判和认定。二、建行定州支行在原案件中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偿付300万元的责任，认可天翼广东分公司所主张的原审判决错误的观点。被告邵世明答辩称，一、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诉称邵世明主动向中间人提供五项关键信息是错误的。邵世明与崔某系朋友关系，崔某称有朋友在银行工作，年底想完成存款任务，只要存在建设银行，一两个月便可获得额外报酬的奖励。邵世明经了解，其他银行也有拉拢客户储蓄的任务，除正常存款利息外还另外给付现金、实物等做法。邵世明答应了崔某的请求，崔某并称存款后务必将存款数额、卡号及户名告知崔某，以便银行核实给付奖励。邵世明将300万元存入建行后便将上述三项信息告知了崔某，崔某给付了邵世明4万元的利息（额外的报酬奖励）。邵世明并不知道崔某以外的其他人员及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邵世明没有透露个人身份信息，建行的代理人在开庭时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事实，故根据《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天翼广东分公司及建行的说法于法无据，其主张不能成立。二、诉状中称：“邵世明系王某通过中间人崔某发展的客户……王某通过崔某向邵世明支付了高额利息4万元”此说法不能成立。1、邵世明根本不认识王某，从未与其见面。2、崔某当时称是银行给付额外的奖励，从未提起过王某。三、诉状中称“持卡人邵世明、好得公司、天翼广东公司与建行共同构成上述代收付业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此说法错误。2016年2月2日，邵世明办理的是“借记卡”，具有储蓄和转账功能，其与建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应当适用《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该储蓄合同涉及的当事人是储蓄机构和储户，并不存在其他第三人，至于好得公司、天翼公司是与本案毫不相干的案外人。好得公司、天翼公司与建行之间应按照他们各自的协议另行诉讼解决纠纷，其各自的协议内容，不能约束邵世明。邵世明与天翼广东分公司从未签订过代收、代付协议。邵世明向建行定州支行申请办理的是借记卡，并未申请其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且建行定州支行也没有证据表明邵世明开户后对其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发出过指令或授权第三方予以实施。因此，对邵世明账户被非法接入第三方支付机构并导致账户内资金被非法扣划这一事实的发生，建行定州支行负有直接监管责任。而天翼广东分公司在储蓄合同纠纷中不具备参加诉讼的资格，无权充当该案的第三人。四、诉状中称“未客观审查邵世明在上述交易环节中起到的作用及存在的过错”此说法明显有误。1、一、二审法院对事实部分已经查明，即邵世明与建行之间是储蓄关系，有《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可证。2、邵世明并无过错。储蓄关系成立后，建行应当按照《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尽到法律规定义务。邵世明将存款存入银行，货币是种类物并且特定，由于银行管理有漏洞，而被盗走300万元，实际是银行的钱被盗走，不能认定是邵世明的存款被盗。银行仍有义务支付邵世明存入确定数额的货币，故邵世明无任何过错。五、诉状中称“邵世明因本次交易获得王某通过崔某支付的4万元利息应予以扣除”，此说法是错误的。1、崔某当时称该4万元是银行的额外奖励，崔某从未提起过王某。2、案卷中并无任何证据证实该4万元是王某所付。3、邵世明诉建行是储蓄合同纠纷，根据规定是建行有义务将邵世明的存款全部支付。综上，邵世明与建行之间是储蓄合同纠纷，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天翼广东分公司不是该案的当事人。建行起诉天翼广东分公司属另外的法律关系，故双方应按照二者所签协议，根据过错程度承担，或承担责任后依据协议向好得公司追偿。故天翼广东分公司作为本案原告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中的任何一种情况，请求驳回其起诉。第三人建行定州城区支行的陈述意见与建行定州支行答辩意见一致。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起诉要求撤销的定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系邵世明为原告，诉建行定州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城区分理处（后变更为本案第三人建行定州城区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该案中，邵世明起诉称，2016年2月2日其在建行定州支行下属的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办理银行借记卡一张，卡号：62×××91。当天其向该卡现金、转账存入共计3000305元。之后，邵世明一直妥善保管该银行卡，未向任何人泄露该卡密码。2016年8月2日其发现该卡账户存款丢失300万元后多次要求该案被告赔偿，但二被告拒不支付。邵世明在被告处办卡存款，即与被告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被告附有保证邵世明卡上存款安全的义务。被告未尽到安全保证责任，致使邵世明受到巨额损失，理应赔偿。请求：“1、判令二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定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6年2月2日邵世明在建行定州支行下属的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办理银行借记卡一张，卡号：62×××91。邵世明在办理银行借记卡时，没有设定任何特殊服务。当天邵世明分四笔向该卡转账3000270元（分别为：5万元、149万元、38000元、972270元），该卡共计存款3000305元。2016年8月2日邵世明发现该卡账户存款丢失300万元，经查询交易明细显示：2016年2月4日邵世明该银行卡账户每笔5000元，分60笔划扣转走30万元，转入账户为“广东天翼银行划扣资金过渡”名下（账号为：10144040010122955000100001）。2015年10月1日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广州越秀支行签订了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2016年5月9日天翼广东分公司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案称，好得公司、曾祖士、阮某、王某等人涉嫌利用天翼电子商务支付平台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诉求：立案追究其集资诈骗约6500万元的刑事责任；挽回报案人损失；及时制止商业银行在未经司法机关裁决前，擅自划走报案人存款，以免继续造成国有资产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2016年5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好得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该公司截至2016年11月2日，通过翼支付平台渠道发起的代扣共涉及建行持卡人38人，账户40个，被扣总金额6528.4万元，其中包括邵世明，代扣金额300万元。2016年12月23日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工作人员对本案邵世明进行了询问。根据建行定州支行的调取证据申请，一审法院到广州市公安局调取了好得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案中涉及本案邵世明该300万元款项的材料，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对本案邵世明进行了询问，该询问笔录载明，邵世明与崔某系朋友关系，崔某问其是否有闲钱，说朋友在银行，年底想完成存款任务，只要在建行存款就行，邵世明说在建行存款300万元，准备和赵拥军合作，崔某说存款后一、两个月别用，可给其利息一分多。邵世明把存款户名、卡号、存款金额告诉了崔某，崔某给了邵世明4万元的利息。2016年8月份才知道账户的钱被扣划，邵世明与好得公司没有生意往来，其没有出具或签署支付指令提交好得公司或翼支付平台。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一是该案邵世明诉请属民事调整范畴还是刑事调整范畴。根据庭审查明，犯罪嫌疑人好得公司及曾祖士、阮某、王某等是通过天翼电子商务支付平台实施的犯罪行为，其侵犯的客体系该天翼电子商务支付平台及银行客户账户内资金，并非邵世明直接持有、监管的资金，因此，基于原、被告间具有的储蓄合同关系，邵世明诉请应属于民事调整范畴，而非刑事调整范畴。二是邵世明财产不明流失，被告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中对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本案中邵世明申请办理的是借记卡，并未申请其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而且建行定州支行也没有证据表明邵世明开户后对其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发出过指令或授权第三方予以实施，因此，对邵世明账户被非法接入第三方支付机构并导致账户内资金被非法扣划这一事实的发生，建行定州支行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理应承担监管不力的后果。三是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该案中，该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虽然为邵世明承办了储蓄存款业务，但因其系建行定州支行下属的办事机构，因此，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应承担偿付责任。综上，基于原、被告之间存在的储蓄合同关系，自邵世明将约定款项存入在建行开立的账户后，被告即具有按约定对该账户及账户内资金进行监管的义务，承担相应后果的责任。现邵世明账户非本人意思表示被非法接入第三方支付机构并被扣划资金300万元，系被告监管不力所致，因此，对给邵世明造成的损失应予以赔偿。故对邵世明诉请被告偿还其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偿付原告邵世明存款本金300万元及其利息（本金300万元，自2016年2月3日起至款项偿付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州支行负担。”宣判后，建行定州支行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作出（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二审经审理认为，邵世明于2016年2月2日在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结算通卡（借记卡）、并于当天向该卡现金转账存入人民币3000305元的事实清楚，应予以认定。中国建设银行制式的《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在开户及其他业务栏内标明“结算通卡（借记卡）”，明确显示说明了“结算通卡”又叫“借记卡”。邵世明为了主张权利称该卡为借记卡，主张具有储蓄转账功能；邵世明在卡内的300万元的存款丢失后，遂以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建行定州支行主张权利。建行定州支行为了推卸责任，二审中称争议的银行卡位结算通卡，有意忽视该卡又叫“借记卡”的事实，并以此为据，主张建行定州支行与邵世明的关系是“银行结算合同”关系，否认该卡的储蓄功能，并罔顾某在该卡内存入3000305元、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息的事实，认为该案应为“银行结算合同纠纷”。建行定州支行的此项请求与事实相悖，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予支持。邵世明在争议的卡内现金转账存入3000305元后，建行定州支行与邵世明之间即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建行定州支行有责任、有义务保证存款安全。在没有证据证明邵世明与犯罪嫌疑人有恶意串通造成存款丢失的情况下，建行定州支行应该偿付存款以及利息。二审中，建行定州支行有意将邵世明告知案外人崔某的三项内容（存款户名、卡号、金额）扩大为五项信息（没有证据显示邵世明泄露身份证信息）并以此为据，主张邵世明的存款丢失与建行定州支行没有责任，属于用虚构的事实为证据主张权利，不予采信。建行定州支行主张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移送刑事处理，因到二审庭审结束为止，建行定州支行没有举出邵世明涉嫌犯罪或者串通崔某涉嫌犯罪的证据，并在没有邵世明涉案犯罪准确信息的情况下，反复要求二审法院盲目为建行定州支行到广州等地调查证据，不符合民诉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原则，也不符合本案移送的条件，故建行定州支行的此项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的民事诉讼证据原则和民事诉讼法证据优势原则，一审判决建行定州支行承担还款付息义务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裁定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程序时，不必撤销原裁定，从人民法院通知或者准许当事人双方继续进行诉讼时起，中止诉讼的裁定立即失去效力。”本案中，一审没有撤销中止诉讼裁定，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一审诉讼中更换审判长，是法院审判工作需要进行的必要调整，不违背民诉法。建行定州支行在一审法院开庭时，并未就此提出异议，故其二审主张一审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的理由不成立。综上，建行定州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上诉人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书；证据2：（2016）冀0682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建行越秀支行、建行定州支行诉天翼广东分公司的起诉状以及建行越秀支行的证据清单各一份；证据4：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2200号案件传票一份；证据5：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签订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一份；证据6：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即好得公司签订的《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协议一份；证据7：ODSB个人活期明细查询；证据8：受案回执；证据9：立案告知书；证据10：曾祖士供述；证据11：王某供述；证据12：邵世明笔录；证据13：曾祖士与王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以上证据中，证据1至6证实：就邵世明与建行定州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冀06民终4057号及（2016）冀0682号民初3529号民事判决对本应依法承担相关责任的涉案持卡人邵世明未要求其承担任何责任，且未将邵世明因本次交易获得4万元高息从其声称遭受损失的存款中予以扣除，均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最终导致实体处理错误，该错误判决将全部风险转嫁给了国有商业银行，而该错误的处理结果也严重损害了天翼广东分公司的民事权益，即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天翼广东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向天翼广东分公司发出传票，天翼广东分公司收到上述两份错误的民事判决，建行越秀支行以及建行定州支行根据上述两份判决，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转而要求天翼广东分公司赔偿其向邵世明赔付的款项和相关损失。2015年10月1日，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签订了《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约定天翼广东分公司运用建行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其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服务。之后，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好得公司签订了《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湖北好得伟业实业有限公司》，对好得公司使用天翼广东分公司的资金归集业务合作事宜作出约定。邵世明、好得公司、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共同构成上述代收付业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原审两级法院虽均已查明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之间相关协议的存在、也知道天翼广东分公司是该交易模式中的重要一环，但并未通知该公司参加诉讼，更未客观审查和认定邵世明在该交易闭环中以及对相关损失的产生所起到的作用和依法应承担的责任。证据7至9证实：2016年2月2日，邵世明在建行定州支行处新办理一张卡号为62×××91的借记卡，在当日将3000270元存入。2016年2月3日，好得公司即利用天翼广东分公司支付平台分60次每次5万元，从邵世明上述银行卡中划扣了人民币共计300万元。次日，邵世明收到犯罪嫌疑人王某通过中间人崔某支付的高息4万元。好得公司、曾祖士、王某等涉嫌刑事案件，天翼广东分公司已于2016年5月9日向广州市公安局正式报案，且于2016年5月23日获立案受理。证据10至13证实：早在好得公司与天翼公司签订《资金归集企业账户服务标准协议（外部）》接入天翼公司的支付平台并接受网络代扣服务以前，2015年7月，好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曾祖士已与犯罪嫌疑人王某签订了由王某向不特定多数人集资、曾祖士负责提供相关系统代划扣资金，金额高达9000万元，6个月借款利息（含居间费）为20%的《合作协议》。曾祖士按王某提供或其本人收集的借款出资人姓名、开户行信息、身份证号码、银行卡账号、存款金额指令好得公司员工以虚构交易并收取货款的方式按每笔5万元的标准划走相关借款出资人的银行存款。上述五项关键信息系持卡人主动向中间人提供并由中间人及或王某告知曾祖士，且持卡人知道或者应当至到期银行卡中的款项会被他人（犯罪嫌疑人）使用，持卡人借此获取高息。曾祖士与王某合谋在天翼公司支付平台进行划扣的客户有40多名，划扣金额约为6000多万元。其中邵世明系犯罪嫌疑人王某发展的客户，划扣借款金额为300万元，提供资金后亦收取了高息4万元。被告建行定州支行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证据2中认定事实有错误。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原告应对其发送的交易数据真实性负责，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无关联性。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能够证实邵世明获得了4万元的高息，并且邵世明泄露了自己的储蓄信息。对证据10、1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2邵世明的笔录认可，说明邵世明将其存款卡号、金额在存款第二天就告诉了崔某，并且收到了崔某给付的4万元高息。被告邵世明的质证意见为：证据1-7均不能证明原告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其应当提交工商部门或者行政审批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以证明其有诉讼主体资格。根据公司法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参加诉讼。证据10-12不再进行质证，在规定的期间之内未给邵世明送达，超过了举证期限。被告建行定州城区支行的质证意见同建行定州支行意见一致。根据各方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查明以下事实，被告邵世明于2016年2月2日在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结算通卡（借记卡），中国建设银行制式的《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在开户及其他业务栏内标明“结算通卡（借记卡）”，根据以上事实显示，邵世明在该卡的业务办理过程中，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未与邵世明直接签订过任何服务协议，也并未直接向邵世明提供过任何服务。2015年10月1日，天翼广东分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签订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中约定，天翼广东分公司运用建行越秀支行的银企直联代收代付渠道为其用户提供代收代付及资金清算服务，在该协议中，亦未对邵世明涉及的办卡行为有过服务约定。该协议中，邵世明与建行定州支行、建行定州城区支行也并非协议任何一方。天翼广东分公司与邵世明在建行定州分行办理借记卡的行为未有直接联系。对邵世明存入建行定州支行的300万元款项也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本案中，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起诉要求撤销的（2016）冀0682民初3529号、（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为邵世明与建行定州支行、建行定州城区分理处（后变更为本案第三人建行定州城区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在该储蓄存款合同中，天翼广东分公司并非为合同的签约方，其身份不符合原案储蓄存款合同中的第三人身份，其主张遭受侵害的法益，系基于该公司与建行越秀支行所签《银企直联代收代付业务协议》而产生的合同之债，故天翼广东分公司要求撤销（2016）冀0682民初3529号、（2017）冀06民终4057号民事判决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及法定情形，不应适用该法律程序。建行定州支行、建行定州城区支行如认为以上两份判决确有错误，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依法主张权利。综上，原告天翼广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二百九十六条、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由原告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韩 皓审判员 刘华锋审判员 段 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王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