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1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波，男，1970年5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峰，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马立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雷，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宇，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闫波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农商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8）鲁0113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闫波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请求改判内容详见一审诉讼请求第一、二项）。2.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济南农商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审理事实不清，裁判不公，理由如下：一审判决审理事实不清。1.对闫波是否超过担保期限及有无还款责任的问题，法庭调查已经超过2年担保期限的事实和得出的“现无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本院对闫波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不予确认”相互矛盾。在法庭调查中双方均认可，一审法院第三页也确认，“胡某某于2010年11月29日在济南农商行贷款10万元，闫波、张某某提供担保，闫波与济南农商行于2010年11月29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闫波、张某某为胡某某自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11月28日在济南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提供最高额10万元的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上诉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就本案来说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就能推定出闫波的担保期间为2011年11月29日至2013年11月29日，闫波起诉时已经过了担保期间，不应该再承担担保责任。这样简单的问题如果还需要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进行确认，无形中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担保期间内济南农商行从来没有向闫波主张过任何权利也没有起诉过，因此闫波不应该再承担担保责任，应该免除担保责任，既然没有担保责任了，济南农商行就不应该再将闫波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列为不良信息人。另外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或2年，这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规定，济南农商行在约定的时间没有起诉，济南农商行就丧失了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权利了。2.济南农商行有义务消除闫波的该笔不良记录。在本案中闫波主张被侵犯的实际是信用权，信用权是民事主体享受支配信用及其利益的人格权。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属于名誉的范畴之内。本案中济南农商行对闫波的信用权造成侵害，应该停止和消除侵害。从闫波的个人信用报告可看出，在担保信息处担保贷款五级分类标记为可疑，根据《贷款分类指导原则》的划分标准，可疑归为不良贷款，因此闫波确实存在信用不良的记录。该征信系统并非向社会上不特定民众开放，但征信系统在相关经济领域内部具有公示效应。基于闫波贷款等级标记为可疑的事实，在闫波经济活动范围内的不特定交易方会认为闫波的信用能力下降。征信系统的封闭性为相对封闭性，在银行信用市场上，信用评级是公开的，并为交易时不特定的第三方所知。闫波的不良记录虽然确因其提供担保形成，但闫波的担保责任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2年的担保期间，应该免除，即担保期满2年之后不再是担保人身份，其不应再出现该笔贷款的不良担保记录。在客观情况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济南农商行有义务消除闫波的该笔不良记录，虽然信用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生成和管理，但济南农商行有义务报送、提供相关数据以更改信息。3.对于闫波所主张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济南农商行应该登报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根据民法通则第99条及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被告应该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因为济南农商行将闫波列入不良信用记录，在闫波与其他商业银行发生贷款活动时，其他银行均可查阅，必然造成闫波的信用污点，增加了闫波从事商业交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成本，影响社会对闫波作出公正的评价，导致闫波的名誉受损，导致闫波与家人的关系紧张，心里自尊受到创伤，所以济南农商行应该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济南农商行辩称，1.现涉案贷款仍处于逾期状态，闫波要求撤销不良征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2.闫波要求赔礼道歉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闫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济南农商行撤销闫波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报告中的不良记录（即撤销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供的闫波的担保贷款五类分类“可疑”信息）；2.济南农商行登报向闫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3.济南农商行返还闫波扣缴存款127.16元；4.济南农商行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及其他费用。诉讼中，闫波放弃第3项诉讼请求，明确第4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济南农商行承担诉讼费、鉴定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胡某某在济南农商行贷款并由闫波、张某某提供担保，闫波与济南农商行为此于2010年11月29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闫波、张某某为胡某某自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11月28日在济南农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提供最高额10万元的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0年11月26日，闫波向济南农商行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闫波承诺在上述期间及金额内承担连带责任。二、上述款项发放后，胡某某未如期偿还贷款，闫波亦未履行担保义务，现该笔贷款已逾期，济南农商行遂将闫波的个人信息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确定闫波存在不良征信记录。三、闫波主张其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担保承诺书》中签字，并申请就以上证据中其签字真伪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鉴定机构）对此鉴定，鉴定机构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2018】文鉴字第1269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10年11月29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010年11月26日”的《担保承诺书》中闫波签名字迹均系闫波所写。此后，一审法院依法向双方送达《文书鉴定意见书》，二人在一审法院指定异议期内均未提出异议。诉讼中，闫波要求济南农商行撤销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报告中不良记录的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是涉案贷款已超保证期限，闫波已无还款义务；二是济南农商行将闫波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不良征信系统已五年有余，应予撤回。闫波以济南农商行将其个人信息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造成其精神受损为由要求济南农商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该金额系闫波粗略计算，具体数额请求法院酌定。闫波要求济南农商行承担鉴定费，但未予举证。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闫波主张其并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承诺书》中签字，但鉴定机构已作出《文书鉴定意见书》，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承诺书》中闫波的姓名确系本人所签，据此，一审法院对闫波的上述主张依法不予采信。闫波在2010年11月29日为胡某某在济南农商行的贷款提供担保，现该笔贷款已逾期，双方均予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有三点，一是济南农商行应否撤销闫波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不良征信的问题；二是闫波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问题；三是闫波要求济南农商行登报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5000元应否得以支持的问题。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闫波为胡某某的贷款提供的担保是否超过担保期限及闫波对该笔贷款有无还款责任，现尚无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一审法院对闫波应否承担担保责任不予确认。其次，《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可见，删除不良征信系以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为前提。现涉案贷款仍处逾期状态，闫波诉求济南农商行撤销其不良征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鉴于上述事实，闫波的主张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要求济南农商行登报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应否得以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不再另行评判。综上，驳回闫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闫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闫波负担。经审查，一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本院要求济南农商行限期提供其曾向闫波催收担保债权的证据或曾对债务人胡某某及担保人闫波提起过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济南农商行至今未向本院提供上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济南农商行是否应向征信管理机构申请将担保人闫波的不良信贷记录予以撤销。首先，《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从事征信业务及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不得危害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第十五条规定：“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但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公开的不良信息除外。”因此，征信业务中的信息提供者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和诚信原则，确保其向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具有真实性、确定性和合法性，并应在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前，告知信息主体本人。本案中，担保人闫波于2010年11月29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为借款人胡某某自2010年11月29日至2011年11月28日的银行借款，提供最高额10万元的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0年11月26日，闫波向济南农商行出具《担保承诺书》一份，承诺在上述期间及金额内承担连带责任。胡某某于2010年11月29日在济南农商行贷款10万元，现该贷款仍处于逾期未还状态。济南农商行因此将闫波的个人信息上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确定闫波存在不良征信记录。济南农商行辩称其单位在上报不良贷款信息之前曾向担保人闫波催收过，二审期间本院要求济南农商行限期提供其曾向闫波催收担保债权的证据或曾对债务人胡某某及担保人闫波提起过民事诉讼的相关证据，但济南农商行至今未向本院提供上述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院认定济南农商行在借款人胡某某贷款逾期后，既未有向担保人闫波进行过催收的事实，亦未有向债务人胡继峰和担保人闫波提起过民事诉讼进行追偿的事实。因此，从债务人胡继峰贷款逾期未还的时间和担保人闫波的保证期间上看，担保人闫波的担保债权已超过保证期间。如因超过保证期限，闫波的保证责任将依法应当予以免除，闫波依法亦不再承担担保还款责任。济南农商行在借款人胡某某贷款逾期后，既不选择向担保人闫波进行催收，亦不向债务人胡继峰和担保人闫波提起过民事诉讼进行追偿，致使担保人闫波的担保责任长期处于法律上的不确定状态，济南农商行对上报信息未经事前合法性审查和评价，直接将闫波的担保信息列为不良贷款信用信息上报征信机构，导致社会公众对闫波担保责任的法定承担产生不当或错误认识。其次，济南农商行怠于行使权利的不良后果，不应由公民个人负担。《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根据该条规定，不良信息的删除，系以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为前提。本案中，担保人闫波未履行担保责任属实，但担保债权超过保证期间亦属实，济南农商行在借款人胡某某贷款逾期后，既不向债务人胡继峰和担保人闫波提起过民事诉讼进行追偿，亦不对已超过保证期间的闫波的保证责任予以合法性审查，对该行为予以终结性评价，致使该信息将有可能因济南农商行的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将永久无法删除，如此，将对事实上已超过担保期限的保证人闫波亦属不公。综上，济南农商行对上报信息未经事前合法性审查和评价，直接将闫波的担保信息列为不良贷款信用信息上报征信机构，致使闫波的信誉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不合法不公正的评价，侵犯了闫波的信用权。济南农商行应当撤销其不当行为并采取补救措施。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另，鉴于闫波作为担保人，未主动实际履行担保责任属实，济南农商行将其列为不良贷款信息，具有事实基础，本院裁判济南农商行申请撤销闫波的不良信息，仅系基于法律适用方面的评价，济南农商行并不存在虚构事实的主观错误，故闫波要求济南农商行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闫波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8）鲁0113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及诉讼费负担项；二、被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申请办理消除上诉人闫波个人信用报告中涉及本案中保证人闫波的担保贷款不良记录；三、驳回上诉人闫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均由被上诉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继英审判员  刘彦亭审判员  赵 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