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7行终93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龙宇平，男，汉族，1937年8月1日出生，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委托代理人龙拔钦，男，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钦州市钦南区，系龙宇平的儿子。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龙拔礼，男，汉族，1938年6月25日出生，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龙拔信，男，汉族，1943年1月17日出生，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邓玉连，女，汉族，1956年6月12日出生，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 上述四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庞承辉，广西三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大窝口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龙方能，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龙世军，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朱晓玲，广西铭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原行政机关）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星火大道4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20081129639。 法定代表人柴淑忠，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李代俊，钦州市钦南区司法局大番坡司法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李凤卓，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 一审被告（复议机关）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钦州市钦南区金海湾东大街11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507020081147313。 法定代表人胡颎，该政府区长。 委托代理人陆霞，钦州市钦南区司法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文霞，广西金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以下统称上诉人）因被上诉人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大窝口村民委员会第三村民小组(简称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诉一审被告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番坡镇政府）林地权属行政裁决及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钦南区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702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9年7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龙拔礼、龙拔信及上诉人龙宇平的委托代理人龙拔钦，上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庞承辉，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龙方能及委托代理人龙世军、朱晓玲，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代俊、李凤卓，一审被告钦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陆霞、何文霞，证人龙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争议的扦猪叉岭、对面坑全岭属原告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的山权范围，原告持有的《山权证》对两个山岭的四至及面积分别进行了登记，其中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为：东至扦猪叉尾直到叉口，南至对面坑尾软坳，西至本岭田边，北至独田坑口至尾分水为界，面积80亩。扦猪叉岭四至为：东至本岭叉口，南至大埇村人田边，西至对面坑尾，北接对面坑，面积15亩。1985年原告以组为单位，用抽签方式对本组的山岭进行自留山分配，每组分得面积约60亩，但没有到现场勘界。第三人组有龙拔礼、龙拔信、龙拔超、龙拔宽、龙拔平、许少香、龙拔均等7户，《社员自留山分配表》记载第三人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面积共60亩，其中对面坑全岭面积40亩，吊狗排岭20亩。该表记载对面坑全岭四至为：东至旱坑大埇田边，南至石球埠田边，西至山心尾山塘边，北至石球窝铁藤叉。第三人龙宇平持有的《自留山证》记载对面坑全岭的四至与《社员自留山分配表》记载的四至中，西向和南向界至相反，其他三向相同，且《自留山证》登记的西向和南向存在涂改，四至范围已超出原告登记的山权范围，包含了其他村民小组的山岭，边界不清。1989年，第三人把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的林木出卖给龙拔琥砍伐。1996年至2007年期间，龙拔超、龙拔信将扦猪叉岭出租给苏万成种甘蔗。2009年林改时，大番坡林业站调取了一份《林权边界确认表》，上面有大窝口村委盖章和负责人龙才能签名。后因林权存在争议，林业部门一直未对争议岭发放林权证。2017年7月13日，第三人向被告大番坡镇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使用权属于第三人所有。2017年9月20日，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召集原告和第三人到争议岭现场，对扦猪叉岭的位置和四至进行勘验，勘验结果：扦猪叉岭位于大窝口××东北面约2.5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本岭叉口，南至大埇村人田边，西至对面坑尾，北接对面坑。原告和第三人均在现场勘验笔录和权属界址图上签名确认。事后，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又制作了一份《现场勘界图（补充）》，将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的四至按《自留山证》登记的四至名称进行标示，但原告拒绝签名。2018年1月31日，被告大番坡镇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进行调解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遂于2018年8月8日作出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简称2号处理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扦猪叉岭是否属于原告分配给第三人的自留山？第三人的自留山来源于1985年原告对本村山岭进行分配所得，从《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看，第三人分得的自留山只有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没有扦猪叉岭。第三人认为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范围包含了扦猪叉岭，故认为自留山范围应当包含扦猪叉岭在内。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原告已于1981年取得了本村山岭的《山权证》，该山权证分别对“对面坑全岭”、“扦猪叉岭”、“吊狗排岭”等山岭的名称和四至进行了登记，“对面坑全岭”和“扦猪叉岭”两岭相邻，但各自独立，各自四至清楚，界至明确。从实地看，两岭界至分明，没有重叠，原告及第三人对《山权证》登记内容和发证程序均无异议，2017年9月20日双方到现场勘验并签字确认扦猪叉岭的四至也与《山权证》登记的四至相符，该《山权证》可作为证明扦猪叉岭林权界至的合法有效凭证。从《山权证》登记的范围看，对面坑全岭并不包含扦猪叉岭。第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与原告的《山权证》关于对面坑全岭登记的四至不一致，《自留山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证记载的四至与2017年9月20日双方到现场勘察并签字确认的四至严重不符，该四至已明显包含了其他村民小组的山岭，边界不清；第二，该证对四至的记载存在多次涂改，且与《个人自留山登记表》记载的西南两向矛盾；第三，大部分证人证实当时自留山分配只是随机抽取，没有到现场指认界至，登记存在随意性。因此，该四至不能作为认定对面坑全岭范围的依据。对于管理使用问题，第三人取得的自留山是基于村集体分配，应当在分配的范围内合法经营，第三人分得的自留山是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如超出两岭范围，即使有使用事实，也不能认定为合法使用，更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权属的依据。对于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村委会第三村民小组（即原告）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第三人的问题，山岭属于原告村民小组所有，大窝口村委无权将山岭签字确认给他人，原告于1985年进行自留山分配后，没有变更或进行再分配，如要变更，也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决定。2009年林改时，林业部门对林权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因林权存在争议，林业部门一直未发放林权证，故被告从林业站提取的2009年的《林权边界确认表》仅是一份调查材料，不能作为争议地权属纠纷确权的定案依据。综上，被告认为对面坑全岭包含争议的扦猪叉岭并将扦猪叉岭的林地使用权确认为第三人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番政处字〔2018〕2号处理决定；二、撤销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三、由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上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主要证据。本案的上诉人本组《自留山证》和《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两份证据是判断1986年分配给上诉人的“对面坑全岭”是否包含“扦猪叉岭”的关键证据。其中《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是分自留山时的“分配记录底稿”，《自留山证》是法律上的使用权权属证书，不能依《物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理，进而否认上诉人本组《自留山证》的效力。上诉人本组《自留山证》上的“对面坑全岭”四至为：东至旱坑口大埇村田边，西至石球埠田边，南至山心尾山塘边，北至石球窝铁藤叉，西边和南边方向并没有相反，而是与实地相符，明显包括“扦猪叉岭”在内。上诉人《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上“对面坑全岭”四至为：东至旱坑大埇田边，南至石球埠田边，西至山心尾山塘边，北至石球窝铁藤叉。其中“南至石球埠田边，西至山心尾山塘边”存在方向相反的问题，其他另外5份《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中的“西边和南边方向”同样存在“方向相反”问题，说明当年填写《自留山证》时，误将《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的东南西北当作东西南北来填写而已。因此，上诉人主张本组《自留山证》上的“对面坑全岭”包含“扦猪叉岭”是符合事实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1985年时，分给上诉人的两个自留山只有对面坑全岭以及吊狗排岭，并没有包含扦猪叉岭，有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自留山证作为依据；（2）上诉人的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自留山证存在严重涂改，四至范围与第三村民小组1981年的山权证登记的四至范围严重不符。同时，上诉人在一审时已对对面坑全岭的范围予以确认，再根据上诉人的自留山证涂改的四至范围，该四至范围与1981年林权证的四至范围是不符的。因此，上诉人自留山证的四至范围并没有包含扦猪叉岭，上诉人分得的只有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3）从管理使用事实来看，1987年至2008年，上诉人龙拔信是第三村民小组组长（队长），集会计、出纳于一身，一直以来上诉人并没有将争议的扦猪叉岭对外出租，龙拔信收取的租金是代表第三村民小组收取的，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上诉人在本案里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对扦猪叉岭有管理使用事实；（4）2009年林改时，第三村民小组并没有将扦猪叉岭列入林改的范围，从大番坡镇政府提交的林改材料来看，林改材料并没有反映出争议的扦猪叉岭分给上诉人，在材料里面并没有反映出来，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大番坡镇政府提供林改材料、要求镇政府说明哪一方面的内容将扦猪叉岭分给上诉人，镇政府没能提供。因此，扦猪叉岭不属于上诉人自留山的范围。（5）本案进行行政确权的时候在自留山记录的申请人有七个人，在行政确权的时候申请人只有四个人，上诉人无法说明为什么少了三个人。如果本案的法律文书生效，就有可能侵害其余三个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行政确权主体上的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述称，一、本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985年大窝口三队分配自留山时，把本队在1981年得以分配责任山的152人组成七个小组进行分配自留山，每个小组都是60亩，由七个小组分别抽签抽到各小组的自留山，各小组按照当时分配的自留山管理使用到现在。争议岭在1986年到1988年位荒残林管理，1989年上诉人将争议岭上的林木卖给龙拔琥砍伐，1996年至2007年上诉人将争议岭（部分）租给苏万成种甘蔗，2009年9月上诉人将争议岭租给张会鑑、韦雪英种桉树，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村委第三村民小组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上诉人。2016年工业园征用时，被上诉人以争议岭属集体使用为由进行干涉而引发纠纷。另查明，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中登记的对面坑全岭包含现争议岭的范围。二、本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本府依据上诉人的申请。依法定程序派员调查并依事实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请求撤销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桂0702行初7号判决。 一审被告钦南区政府述称，一、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1、答辩人查明，1985年大窝口三队分配自留山时，把本队在1981年得以分配责任山的152人组成七个小组进行分配自留山，每个小组都是60亩，由七个小组分别抽签抽到各小组的自留山。其中上诉人龙宇平所属的龙拔超小组分得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抽签分配后，各小组之间没有异议，一直按照当时分配的自留山管理使用到现在。争议岭在1986年到1988年位荒残林管理，1989年上诉人将争议岭上的林木卖给龙拔琥砍伐，1996年至2007年上诉人将部分争议岭租给苏万成种甘蔗，2009年9月上诉人将争议岭租给张会鑑、韦雪英种桉树，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大窝口村委第三村民小组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上诉人。另外，原大番坡乡人民政府于1986年颁发了《自留山证》给本案上诉人，该《自留山证》中登记的对面坑全岭包含现争议岭的范围。2016年工业园征用时，被上诉人以争议岭属集体使用为由进行干涉，并引起纠纷。2017年7月26日，上诉人向大番坡镇政府申请将对面坑岭和扦猪叉岭使用权确权给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不服大番坡镇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并于2018年9月18日向答辩人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2号处理决定，并对争议岭重新作出确权。答辩人查明的争议岭、扦猪叉岭的相关事实与大番坡镇政府查明的事实一致，并认为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合理合法，因此维持了大番坡镇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2、答辩人认为，争议岭在1985年由被上诉人分配给上诉人做自留山使用，2016年原大番坡乡人民政府想上诉人颁发了《自留山证》，尔后由上诉人管理使用至征用前。2009年林改时再次明确给上诉人使用，被上诉人没有提出异议。本案争议地一直是由上诉人经营管理的，苏万成出具的《租用土地证明材料》、龙拔琥出具的《伐木证明材料》、上诉人与韦雪英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书》可以证明该事实，因此大番坡镇政府于2018年8月8日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处理的程序合法有效，故答辩人认可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也认为一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二、答辩人作出的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复议决定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处理程序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受理复议申请后，依法向各当事人发出了《提出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告知书》，保障了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向大番坡镇政府调取了本案行政处理过程的全部材料。经审查，认为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因此，答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维持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随后，依法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复议决定文书，各方当事人也进行了签收。综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并申请证人龙某出庭作证： 1、关于钦南区人民法院（2019）桂0702行初7号案卷证据19《收条》及大窝口村委会《证明》的情况说明（复印件），证明2017年7月10日大窝口村委会的《证明》，是因大窝口村委一、二、三、五、六、七村民小组的林权证涉及到征地拆迁的范围，为便于征地工作集中收回林业部门暂时保管，并非因林权存在争议而收回； 2、钦南林证字第00070610《林权证》（龙燕能）、钦南林证字第00070630号《林权证》（龙拔亮）（复印件）各1份，证明案涉林地“扦猪叉岭”使用权由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12月28日登记为上诉方的农户龙燕能，岭名为“长坪大岭”；“对面坑岭”登记为上诉方的农户龙拔亮，岭名亦为“长坪大岭”。 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质证认为：证据1不属于新证据，一审时各方当事人对大番坡政府提交的《收条》及大窝口村委会的《证明》均予以认可，当时收回林权证就是因为存在争议；证据2不能证实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这两份林权证是由于有争议被收回的，到目前为止是无效的，且林权证登记的是“长坪大岭”而不是“扦猪叉岭”，与本案无关联性。 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对证据1、2均没有意见。 一审被告钦南区政府对证据1无异议；认为证据2没有被撤销，该证还是有效的。 证人龙某出庭证明：当时其是负责大窝口村三队自留山分配，扦猪叉岭和对面坑全岭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岭当时是分给龙宇平等七户人，分自留山有两个书面记录是其本人所写，社员自留山登记表和自留山证存在删除和修改是其修改的，其他小组也有这种情况；自留山分配时以配搭组合的方式进行抽签，没有到现场；扦猪叉岭已包含在对面坑岭的四至内。 上诉人认为证人龙某的证言可以采信。 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认为证人龙某的证言不符合事实，不能采信。 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钦南区政府对证人龙某的证言没有意见。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以及证人龙某的证言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不予采信。 据此，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应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2号处理决定后，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不服，向一审被告钦南区政府申请复议，2018年11月27日，钦南区政府作出钦南政复决字〔2018〕14号《钦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简称14号复议决定），维持了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 又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林权边界确认表》、《社员自留山分配表》应分别为《林权现场勘界表》、《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认定争议的“扦猪叉岭”在1985年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分配自留山时已经分给上诉人小组主要证据是否充分？大番坡镇政府认定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和理由是：一、《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上诉人龙宇平持有的《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已经包含了扦猪叉岭。但《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龙宇平持有的《自留山证》，均登记上诉人组分得的山岭只有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没有扦猪叉岭。从大番坡镇政府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图来看，“对面坑全岭”与“扦猪叉岭”两岭相邻，各自独立，各自四至清楚，没有重叠。1981年林业“三定”时，“对面坑全岭”与“扦猪叉岭”以各自岭名分别登记在原××口大队××生产队（现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的山权证上，两岭不存在相互包含关系。对该山权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争议双方均无异议，大番坡镇政府以《社员个人自留山登记表》和《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对抗该山权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范围，证据不足。大番坡镇政府调查的证人笔录证明，1986年被上诉人分自留山时，将生产队的山岭互相搭配制成签，由各小组随机抽取，抽到的那个签记载的山岭就是各小组分得的自留山，没有到现场指认界至。自留山的分配来源于本生产队所有的山岭，各个签搭配的山岭应按照本生产队山权证登记的山岭名称来制作，认为对面坑全岭包含扦猪叉岭不符合常理。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认可，各个小组的每一户都有登记内容一致的《自留山证》，但上诉人不能提供其他户的《自留山证》，上诉人持有的《自留山证》登记的对面坑全岭的四至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二、2009年10月林改时大窝口村委会及被上诉人大窝口第三村民小组将争议岭使用权签字确认给上诉人。虽然大番坡镇政府提交的《林权现场勘界表》《林权现场勘界图》记载的争议岭“扦猪叉岭”（勘界表注明的地名为“长坪大岭”）林地使用权人签名为“龙燕能”（上诉人邓玉连的儿子），但林权现场勘界只是林权登记的一个步骤，林权的取得应以最终颁发给权利人的《山权证》登记的内容为准。大番坡镇政府提交的证据19，即《收条》和《证明》，证明了至今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大窝口村委所属的一、二、三、五、六、七村民小组的林权证均没有正式颁发，《林权现场勘界表》《林权现场勘界图》记载的内容不能作为本案确定争议岭使用权属的法定依据。三、争议的扦猪叉岭一直由上诉人管理使用。上诉人取得的自留山是基于村集体分配，应当在本小组分配到的范围内进行管理使用，上诉人分得的自留山是对面坑全岭和吊狗排岭，其管理使用的范围应局限于两岭范围，超过该范围，即有管理使用的事实，也不能以此作为确认权属的依据。此外，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适用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但该条只是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的原则，人民政府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适用第三十条的具体规定作出决定，不应笼统的适用第四条的原则规定，对此本院予以指出。综上，一审被告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一审被告钦南区政府作出的14号复议决定，维持大番坡镇政府作出的2号处理决定，也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但是，一审法院一并撤销钦南区政府作出的14号复议决定没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属于适用法律不全，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基本正确，存在的问题尚不足以推翻判决的正确性，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龙宇平、龙拔礼、龙拔信、邓玉连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韦乐熙 审判员  梁明晔 审判员  钟凌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郭杨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