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民终162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寇小平，女，1947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树，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宏，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方桥村。 法定代表人：常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将军，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诗佳，四川发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北三街11号。 法定代表人：李胜元。 上诉人寇小平与被上诉人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府河苑公司）、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9）川0124民初1800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寇小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裁定驳回寇小平的起诉，剥夺了寇小平申请回避、质证、辩论的权利，程序严重违法。案涉纠纷经一审、二审判决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寇小平在等待重审审理过程中，从未收到立案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却在2019年5月30日收到一审裁定书。经查询成都法院网，本案于2019年3月20日由一审法院立案受理，而一审采信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如：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成郫公（经）立字（2016）13202号《立案决定书》、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的成郫公（经）立字（2018）571号《立案决定书》、于2019年1月23日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李佳川、吴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作出的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上述证据来源不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待各方当事人进行开庭质证。一审法院既不通知寇小平开庭，也不通知寇小平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就径行作出裁定，严重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剥夺了寇小平依法应享有的申请回避、质证和辩论的诉讼权利，由此作出的一审裁定结果应予撤销。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寇小平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所依据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盛源公司等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认定的事实属同一法律事实”，该认定极其错误。首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四川光华汇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盛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已认定“由于项目的开发建设和销售均需以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进行，交大府河苑公司还授权同意盛源公司以其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盛源公司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时无需再征得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同意和批准。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胜元代表交大府河苑公司与施工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能够证明双方也实际按照《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履行。基于交大府河苑的授权，盛源公司或其授权工作人员以其名义从事的商品房销售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即使本案所涉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与立案侦查的嫌疑印章系同枚印章，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因私刻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交大府河苑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因此而免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交大府河苑公司以该案涉嫌刑事犯罪尚在侦查过程中等理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事实证明在涉案项目开发经营中，存在大量使用交大府河苑公司非备案印章的情况，且使用非备案印章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办理了备案登记，交大府河苑公司对此是知晓且认可的。故不论该枚印章是否由盛源公司私自刻制，由于交大府河苑公司对其使用行为的认可，该枚印章能够代表交大府河苑公司的意思表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否构成伪造印章罪和合同诈骗罪及其他犯罪，是否与本案相关联均需要经法院最终裁判认定，而交大府河苑公司仅主张盛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所涉刑事案件尚在侦查过程中，并以此主张本案应进入再审程序，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交大府河苑公司与盛源公司在《合作建设‘府河苑’项目协议》及《补充协议（一）》中对合作方式的约定，涉案项目由盛源公司以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名义进行项目报建、招投标管理、建设以及销售经营，并由盛源公司组建项目部，指定主要管理人员；交大府河苑公司不参与项目的经营决策。在此合作模式下，应当认定盛源公司就案涉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经营管理行为系取得合作方，即交大府河苑公司授权，系代表合作双方的对外行为，应由合作双方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没有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并驳回了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再审申请。由此可见，盛源公司等人涉嫌刑事犯罪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因与盛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对盛源公司授权从而对外承担法律责任，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其他债权人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盛源公司的多宗案件中已知晓盛源公司等人涉嫌刑事犯罪尚在侦查过程中的情况，但并未支持交大府河苑公司要求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的请求，而是继续审理作出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裁决。其次，本案是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的案件，在本案原二审以及再审期间，交大府河苑公司均提出盛源公司涉嫌刑事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原二审法院及再审法院均未驳回寇小平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该处理意见充分说明盛源公司等人涉嫌刑事犯罪的法律事实与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不是同一法律事实。本案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将经济纠纷案件与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分开审理，本案应继续审理。综上所述，交大府河苑公司的上级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在生效判决作出后，作为国有企业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不仅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反而以各种形式向相关部门施加压力，意图通过逃避包括寇小平在内的债权人的债务，达到规避交大府河苑公司及西南交通大学相关领导在与盛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过程中的监管失职的法律责任。而相关司法机关迫于其压力，将包括寇小平在内的当事人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的经济纠纷案件刑事化，非法干预各级人民法院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 庭审中，寇小平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一审裁定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的规定》第十一条中的“经审理认为”改为“经审查认为”，是掩盖其审理程序违法。立案审查仅是对原告起诉的诉状和证据进行形式审查，案件审理则是对原告的起诉从形式到实体进行全面的合法性审查。而经济纠纷是否涉及经济犯罪，显然不是形式审查就能判断的，这也是前述司法解释中规定应“经审理认为”而非“经审查认为”的原因。2.盛源公司是否涉嫌犯罪，与交大府河苑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2日作出的（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交大府河苑公司作为案涉项目的开发商，对所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有最终的审查决定权，交大府河苑公司疏于管理，怠于行使监管权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应由其承担。”此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9日作出的（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交大府河苑公司对印章管理明显失当。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不能证明案涉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与本案无关联，对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调取申请不予准许。”从这两份裁定书可以看出，交大府河苑公司因对其公章疏于管理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与盛源公司等人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不是同一法律事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未将案件移送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 交大府河苑公司辩称，李胜元、谭红菊等人以盛源公司为平台实施诈骗的行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已将寇小平列为受害人之一，公安机关侦查的李胜元、谭红菊等人的犯罪事实与寇小平在本案中诉请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一审据此裁定驳回寇小平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1.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二十四条和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等情形的，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案件必须经过开庭审理方能裁定驳回起诉。人民法院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进行判断，并非必然依托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也并非必然在举证、质证之后才能予以查明。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寇小平的起诉，并未违反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审理程序合法。至于寇小平上诉认为一审裁定在引用法律条文时将“审理”撰写为“审查”意在规避程序违法，该主张亦不成立。一审裁定出现上述情形，仅是笔误，并非一审法院故意为之。民事案件是否受理，人民法院本就具有独立的判断职权，即使不开庭审理，法院亦可查明。退一步讲，一审裁定书也载明“案件发回重审后，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采用书面审理方式对本案进行审理，并非寇小平所述的没有审理。2.寇小平起诉所依据的事实与公安机关对盛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所侦查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依法侦查查明，盛源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同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学府名城”项目，为填补盛源公司资金制品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利息，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在明知无“学府名城”项目抵押、担保、处置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对民间资金出借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伪造的印章向36个出借人采用虚假抵押、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借款共计603405529.33元，寇小平为其中出借人之一。在2013年2月至2013年8月期间，寇小平分四次向盛源公司提供借款1300万元，后无力偿还，李胜元、谭红菊等人遂采取前述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的行为，冒用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名义与寇小平于2014年8月19日签订了案涉1栋1单元9楼1-12号、10楼1-22号、11楼1-22号共计56套房屋的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通过同样方式向寇小平出具了收到12733260元购房款的收据。经公安机关梳理，上述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56套房屋与其他受害人夏大均等人持有的房源是重复的。基于上述事实，李胜元、谭红菊等人以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合作为契机，采取伪造印章手段以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与寇小平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使寇小平陷入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愿意为借款提供担保的错误认识并出借款项。在此过程中，李胜元、谭红菊等人隐瞒了寇小平所认购房屋已经多次出售的事实，以骗取借款，上述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交大府河苑公司与盛源公司只是合作关系，没有为盛源公司对外借款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交大府河苑公司同样是受害人，本案不属于民事争议，寇小平的损失应通过刑事案件追赃程序得到弥补。寇小平在本案中提起诉讼所依据的事实，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中认定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公安机关已将寇小平列为受害人之一，相关的诉讼请求包含在公安机关侦查范围之内。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已由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应驳回起诉，由刑事案件予以处理。3.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才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在此之前不论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对本案的处理不具有参考性。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6年4月19日对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被伪造事宜进行立案侦查，后于2018年1月30日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并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起诉意见书》。在此期间，部分受害人选择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争议，人民法院是基于印章被伪造事实进行的裁判说理，故没有裁定驳回受害人的起诉。但在公安机关已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行为侦查终结后，根据查明事实看，案涉三份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与寇小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实施诈骗行为的手段，不再是交大府河苑公司对印章管理失当的民事责任问题。寇小平认为本案仍属于民事争议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在公安机关已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刑事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应对未决案件适用统一标准，目前，包括一审法院、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均认定同类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盛源公司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寇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寇小平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的“盛源.学府名城”1栋1单元9楼1至12号、10楼1至22号、11楼1至22号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判令交大府河苑公司、盛源公司返还寇小平购房款12733260元以及自付款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2．判令盛源公司对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返还购房款及利息支付责任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4月27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立字【2016】1320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立字【2018】57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盛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李佳川、吴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经审查查明：盛源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同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位于郫都区“方桥嘉苑”小区接壤处的“盛源·学府名城”项目。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高且无创收项目为公司补充资金推动运营，为了填补公司自身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李胜元、谭红菊、吴健、李佳川等人在明知无“盛源·学府名城”项目抵押、担保、处置主体资格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李佳川按照李胜元的安排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其后通过伪造的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向36个出借人采用虚假抵押、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借款共计603405529.33元，后将骗取资金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支付早期自身公司民间借款的本息和累加后新增的民间借款本息，已经支付该涉案出借人345029831.33元，未支付余额258375698元。寇小平被列为36名受害人之一。 一审法院认为，寇小平诉请判令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所依据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盛源公司等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认定的事实属同一法律事实，盛源公司等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范围也包括了寇小平诉请主张的购房款和案涉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规定，本案应驳回寇小平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寇小平的起诉。 二审中，寇小平提交以下新证据： 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6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即使本案中所涉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印章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印章系同一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因私刻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交大府河苑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因此被免除； 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两案中的购房人与本案中寇小平同为交大府河苑公司所称的36个受害人，但该两案的生效判决作出后，交大府河苑公司申请再审，请求调取刑事起诉意见书，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份起诉意见书所涉事实与该两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据此裁定驳回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提出的再审审理，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采信的刑事起诉意见书，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证据； 3.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2018）川078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2018）川0781执异108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两案中当事人李晓钏实际与张琪林属于同一笔款项，且108号裁定书载明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将情况说明交与利害关系人交大府河苑公司作为证据出示； 4.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24执恢242号案件立案信息、（2019）川01执恢289号案件立案信息，拟证明：交大府河苑公司所谓的36个受害人之一的另案已经恢复执行。 经质证，交大府河苑公司对上述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认可，认为前述案件作出时间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事宜侦查终结前作出，因此根据个案的情况由各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与本案一审不同的处理结果；本案是基于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与前述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矛盾。 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1民终3940号民事裁定书，及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7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公安机关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终结后，依据新的事实，各级法院已针对同类型案件作出了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本案亦应适用同案同判原则。 寇小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三份法律文书虽已生效，但据了解原告都在进行申诉，故不应作为本案的同案同判依据。 盛源公司对寇小平、交大府河苑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寇小平、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各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寇小平据以主张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及支付利息的诉请，系以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事实基础。而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侦查查明事实，即：盛源公司在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合作开发“盛源.学府名城”项目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等原因，为填补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胜元及股东谭红菊等人伪造了交大府河苑公司的相关印章，并采用伪造的印章、冒用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为出借人出具房屋买卖合同及网签、备案的方式，向36个出借人提供虚假抵押、重复抵押担保，以此方式骗取借款；寇小平被列为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前述犯罪行为的36个受害人之一。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对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范围包括了寇小平在本案中诉请所涉的房屋和款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寇小平诉请的基础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的事实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寇小平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经查，寇小平在二审中提交的生效裁判文书，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630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2018）川0781民初1396号民事判决书，上述裁判文书作出时间均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前。在上述案件的审理阶段，关于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尚未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故，上列案件依据审理终结前的已有事实作出认定，相应的处理结果与本案依据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矛盾。同时，寇小平在二审中提交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申5215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该两份裁判文书作出时间虽在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后，但5215号民事裁定书系以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的《立案决定书》不能证明与该案所涉纠纷之间的关联性且无侦查结果为由，认定该份新证据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故裁定驳回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再审申请；而946号民事裁定书系以124号《起诉意见书》不能证明该案所涉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为由，对交大府河苑公司要求调取该《起诉意见书》作为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由此可见，该两案中亦未查明124号《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且再审审理程序中对于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的处理意见，并不影响本案中基于《起诉意见书》已查明的事实作出认定。故，寇小平依据该两份裁判文书作为“同案同判”依据的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寇小平上诉认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在对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的过程中，经梳理发现该局于2019年1月23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涉36个受害人中尹焕青、黄子立、李洋兵、名德置业（赵彬）、寇小平、江山、苏蓉等七人与一审法院的在审案件重合，并认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合同诈骗案件相关情况通报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根据本案在卷的已有证据材料及公安机关的通报事实，经书面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寇小平起诉的处理结果，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寇小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的受理费，依法予以免收。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廖 方 审判员 龚 耘 审判员 赵 韬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