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桂06行终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卓权，男，1948年11月16日出生，壮族，住上思县。 委托代理人黎善基，广西心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思阳镇民政路。 法定代表人覃森，县长。 委托代理人何其贤，上思县司法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元芝，上思县司法局干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思县公正乡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思县公正乡公正圩。 法定代表人岑盘岸，乡长。 诉讼代表人覃博华，上思县公正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委托代理人梁璞，上思县公正乡人民政府综治办副主任。 原审第三人上思县公正乡信良村那罗村民小组。 代表人黄交国，组长。 原审第三人韦龙廷，女，住上思县。 上诉人黄卓权因不服被告上思县公正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公正乡政府)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被告上思县人民政府（以下称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案，不服上思县人民法院（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卓权及其委托代理人黎善基，被上诉人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何其贤、黄元芝，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的诉讼代表人覃博华及委托代理人梁璞，原审第三人上思县公正乡信良村那罗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那罗组）的代表人黄交国，原审第三人韦龙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查明2014年，黄卓权与韦龙廷就争议山“古菊山”发生使用权纠纷，并到公正乡政府要求乡政府进行处理。公正乡政府经过调查询问、调解等法定程序后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将黄卓权与韦龙廷争议的“古菊山”使用权归信良村那罗村民小组集体。黄卓权不服，于2018年12月5日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12月27日县政府作出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公正乡政府于2018年10月23日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黄卓权不服，于2019年1月28日提起行政诉讼。该院认为，黄卓权与韦龙廷之间对“古菊山”的纠纷，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该争议山的所有权属于那罗村组，没有任何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根据这一规定，公正乡政府有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确权的法定职责。在本案中，根据公正乡政府提供的证据，那罗组及小组村民的证言等证据均证实争议山未经划分。黄卓权主张争议山已经划分给其本人，但其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相关调查笔录是黄卓权自行搜集的证据，且证人均未出庭作证，证据的真实性无法认证，黄卓权的主张没有证据证实，不予支持。而公正乡政府经过了调查取证，认定该争议山“古菊山”从未分到户事实，经调解等法定程序后作出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山使用权归那罗集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县政府在收到黄卓权的复议申请后，对案件进行了充分审查，最后认定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合法正确，作出上政复决[2018]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黄卓权要求撤销公正乡政府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撤销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黄卓权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黄卓权上诉称，一、上公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的法律规定。1、上公政裁（2018)第1号认定“古菊山”在林业“三定”时，未将“古菊山”列入责任山分配范围，尚未落实到户的结论错误。“古菊山”在林业“三定”时由当时的那罗生产队以抽签的形式分配给上诉人黄卓权为承包责任山，并从1984年的林业“三定”后一直管理、经营、使用至201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为此，依据法律规定和上诉人黄卓权1984年至2014年已满30年的历史客观事实，上诉人黄卓权主张“古菊山”承包使用经营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一事实有当年参与那罗生产队分配责任山的本队妇女队长廖留芳出具的证明材料和光盘可予证实；还有林业“三定”时已是成年劳动力的那罗村村民黄某1、黄作斌等证人可予证实。2、自从落实“古菊山”为上诉人黄卓权承包责任制后一直由上诉人采割松脂至2004年。第三人韦龙廷和那罗村民小组没有任何提出异议。2004年“古菊山”被火烧后上诉人黄卓权将“古菊山”的林木承包给梁某老板砍伐，得款5000元。第三人韦龙廷、那罗村民小组均无人提出异议。2006年砍伐因火烧死的林木后，上诉人黄卓权将“古菊山”全部种植松树苗。2006年上诉人黄卓权在“古菊山”种植松树时，第三人韦龙廷、那罗村民小组集体都没有干涉，没有异议。由于松苗成活率太低，后响应政府号召改种速生桉。2014年上诉人黄卓权决定将使用、经营、管理时间长达30年的“古菊山”炼山后修通道路准备种植速生桉。2014年5月份，上诉人黄卓权雇请黄某4、宁初草、黄立深等人用勾机到“古菊山”、“六厘山”开山修路。起初，黄某4老板在第三人韦龙廷的承包责任山停放勾机其也反对提出异议。但是第三人韦龙廷、那罗村民小组对于上诉人黄卓权雇请勾机在“古菊山”修路却没有任何异议。这就充分说明“古菊山”已经分配落实为上诉人黄卓权的承包责任山。2014年底，就在上诉人黄卓权雇请黄某4等机手修通“古菊山”道路炼山砍伐杂木准备种植速生桉时，第三人韦龙廷方才提出“古菊山”的使用经营权纠纷。这事实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已认可。2014年第三人韦龙廷才对“古菊山”进行强占剥夺并将上诉人黄卓权砍伐下来的约20吨林木，包括上诉人种植的松木强行运走出卖捞钱，后又强行种植速生桉。上诉人当即提出强烈抗议并及时向村、乡报告要求制止处理。但是信良村委会、乡政府、公正派出所均置之不理，不予立案。以上上诉人黄卓权使用、经营、管理的历史客观事实一直延续，从来没有间断，足以印证林业“三定”时的“古菊山”已是分配落实承包到上诉人黄卓权户。同时证实，第三人那罗组2014年前根本没有主张收回“古菊山”约9亩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提出“古菊山”未分配落实到户的主张。1982年——1984年林业“三定”时期那罗村民小组集体都没有办理《山界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事实。但是这不是上诉人黄卓权的过错。2012年上诉人黄卓权与那罗组黄学英“后山”2.5分责任地争议案中，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上公政裁（2012)第2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上政复决（2013)2号载明：“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时那罗村民小组把位于本屯‘后山’约2.5分的土地分给黄卓权作为责任地进行使用，但没有土地承包证书（当时全屯都是没有发证书），从那以后黄卓权一直对该土地进行生产经营直至黄学英提出有纠纷为止。”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明知林业“三定”时，那罗生产队集体未办理《山界林权证》，却认定：1983年信良村那罗村民小组林业“三定”时经林业部门查证，没有任何文字凭证存根，那罗组的“古菊山”原来是麻风地而没有列入责任山的分配范围。争议山没有承包分配到户。二、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将争议地的使用权确定归属第三人那罗组集体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是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关于“古菊山”的经营使用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承包责任山使用权纠纷。并不是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承包责任山使用权纠纷。那罗村民小组集体并不是本案争议纠纷的适格的主体。自从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作出上公政裁(2017)第1号；上公政裁(2017)第2号；上公政裁（2018)第1号3个处理决定，那罗组集体始终均没有提出“古菊山”在林业“三定”时期尚未分配落实到户的主张，更没有通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要收回“古菊山”使用权主张。众所周知，“古菊山”的所有权归那罗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纠纷的焦点是“古菊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的行政行为剥夺、侵犯了上诉人黄卓权承包责任山“古菊山”的承包经营使用权。三、上诉人黄卓权响应政府号召砍伐“古菊山”杂木炼山种植速生桉民事纠纷却办成刑事案。2014年当时公正乡人民政府号召种植速生桉上诉人响应政府号召种植速生桉而积极行动，但上诉人黄卓权由于法律意识薄弱，没有事先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上思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9月25日，黄卓权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情形下雇请邹如意、邹云龙等七名民工砍伐其自家经营的“六厘山”上的林木63立方米，其中马尾松林木蓄积43.68立方米，软阔树林蓄积19.32立方米。上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卓权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在未获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形下砍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卓权犯滥伐林木罪成立。判决如下：被告人黄卓权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待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桂0621行初7号认定事实错误，处理决定错误，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上诉人黄卓权自从1984年林业“三定”分配落实“古菊山”为其承包责任山后一直使用经营、管理至2014年。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上公政裁（2018)第1号也确认“古菊山”2014年发生纠纷，纠纷的个人与个人，即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那罗村民小组绝对没有提出收回“古菊山”使用权的主张。为维护上诉人黄卓权的合法权益，今依法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具体诉讼请求事项如前述，恳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请求依法撤销县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桂0621行初7号；2、请求依法撤销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和被上诉人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在法定的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将争议地“古菊山”面积约9亩林地确权归属上诉人黄卓权使用、经营、管理。4、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县政府答辩称，一、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作出行政判决是正确的判决。二、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答辩人受理上诉人黄卓权行政复议申请案件后，依法向被申请人公正乡政府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公正乡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上公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在规定期限内查明相关案件事实、作出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黄卓权，程序合法。三、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双方争议的山场是“古菊山”，争议山四至范围为：东从六育水田交界的田埂上至山顶，与六育屯韦堂延责任山交界；南从“古菊山”山顶沿山脊向西与黄卓权责任山六厘山交界：西从山脊下到水田边与黄卓良交界；北沿水田边至六育水田交界处，面积约9亩。争议山高程为海拔201米至240米。（二）1983年那罗组林业“三定”时经林业部门查证，没有任何文字凭证存根可以证实争议山的权属归属。争议的“古菊山”原来是“麻风地”当地习俗称为“不净之地”因而没有列入责任山的分配范围。争议山没有承包分配到户，所有权归那罗所有。（三）2014年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延就争议山权属发生纠纷。2016年，第三人韦龙廷在纠纷调解未果的情况下私自在争议山范围内种植速生桉。（四）2014年公正乡人民政府受理该案后，多次进行调查和走访，召集双方现场勘界调解，但调解未果。2016年黄卓权向县信访局提交《调处申请书》，公正乡政府接到县信访局转来的《调处申请书》后，由乡调处办进行调查取证，经调查，争议山未承包到户，属于集体所有。2018年公正乡政府调处组两次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过大，没能达成调解协议；（五）上公政裁(2018)l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该决定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四、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争议的“古菊山”系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个人之间山地使用权权属争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公正乡政府有职权处理本案山地使用权属纠纷。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没有提供该争议山场属于自己自留山或责任山的证据，该争议山未落实到户，仍属于集体山场。公正乡政府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答辩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与法律法规作出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是正确的行政行为。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是正确行政判决。上诉人请求撤销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公正乡政府作出的琴政裁(2018)l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答辩人作出的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答辩称，一、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查明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作出行政判决是正确的判决。三、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四、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一）双方争议的山场是“古菊山”，争议山四至范围为：东从六育水田交界的田埂上至山顶，与六育屯韦堂廷责任山交界；南从“古菊山”山顶沿山脊向西与黄卓权责任山六厘山交界；西从山脊下到水田边与黄卓良交界；北沿水田边至六育水田交界处，面积约9亩。争议山高程为海拨201米至240米。（二）1983年那罗组林业“三定”时经林业部门查证，没有任何文字凭证存根可以证实争议山的权属归属。争议的“古菊山”原来是“麻风地”当地习俗称为“不净之地”因而没有列入责任山的分配范围。争议山没有承包分配到户，所有权归那罗所有。（三）2014年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就争议山权属发生纠纷。2016年，第三人韦龙廷在纠纷调解未果的情况下私自在争议山范围内种植速生桉。（四）2014年答辩人受理该案后，多次进行调查和走访，召集双方现场勘界调解，但调解未果。2016年黄卓权向县信访局提交《调处申请书》，答辩人接到县信访局转来的《调处申请书》后，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经调查，争议山未承包到户，属于集体所有。2018年答辩人两次组织争议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过大，没能达成调解协议。五、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综上，答辩人认为，本案争议的“古菊山”系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个人之间山地使用权权属争议。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正乡政府有职权处理本案山地使用权属纠纷。上诉人黄卓权与第三人韦龙廷没有提供该争议山场属于自己自留山或责任山的证据，该争议山未落实到户，仍属于集体山场。答辩人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县政府根据查明的事实与法律法规作出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是正确的行政行为。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是正确行政判决。上诉人请求撤销上思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桂0621行初7号《行政判决书》、县政府作出的上政复决[2018]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及答辩人作出的上公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及上公政裁[2018]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争议山是否曾分包到上诉人户，上诉人户是否应享有其使用权。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经过调查，根据那罗组及小组村民（黄学英、黄学民等）的证言等证据认定争议山未经划分，对此问题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相反证明内容的证人证言。首先，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单独定案依据。该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也未申请仅提交书面证言并说明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三）项的规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根据该规定第六十三条（二）项的规定，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的现场调查笔录优于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其次，上诉人提交的证人证言证明力较差。其中证人梁某、黄某1均在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后续复核中向其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上写下“此《证明》非本人所写签字非本人所签”字样，且被上诉人公正乡政府和一审法院在调处、审理过程中均调查过梁某，两份调查笔录内容与上诉人提交的由梁某、袁贵模出具的《证明》内容均不一致。证人刘炳英声明称其受梁某、袁贵模雇佣为上诉人砍伐林木，未听说有纠纷，其证明内容真实性受梁某《证明》的真实性的影响，且与案涉争议地权属问题也无直接关联，本身也不能直接证明相关事实。其他证人，廖留芳、黄卓斌、苏启芳等由于未出庭作证，无法进一步核实其真实性和关联性。后续上诉人方于一审庭前方调查的几分证人证言（黄某2、黄某3、黄某4、黄某5等），均系事后补充、且这些证人证言均为传来证据、简接证据，也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上诉人未能证明那罗组同意其对争议山进行管理、经营，一审判决认定“公正乡政府经过了调查取证，认定该争议山“古菊山”从未分到户事实，经调解等法定程序后作出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争议山使用权归那罗集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县政府在收到黄卓权的复议申请后，对案件进行了充分审查，最后认定上公政裁[2018]第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合法正确，作出上政复决[2018]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该判决理由充分且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黄卓权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凌旭芳 审判员  郭传亿 审判员  田 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莫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