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5民终359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何嗣云，男，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友，河南冠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李其友，男，197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匡昭贵，河南庆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杨大怀，男，1962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新县。一审第三人：胡新，男，196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河南省新县。上诉人何嗣云因与上诉人李其友，一审第三人杨大怀、胡新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3民初4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何嗣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礼友，上诉人李其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匡昭贵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杨大怀、胡新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嗣云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6）豫1523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判决内容，依法改判；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上诉人股份份额所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错误，不仅没有证据证明且与现有证据相矛盾。（一）上诉人的股份是200万元没有发生增减。股权总额880万元没有发生增减。上诉人的股权比例为200:880没有发生变化。2009年11月3日，上诉人及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资筹建烟花制造公司合同书，合同明确约定上诉人及第三人共占公司股份500万元，被上诉人占公司股份380万元，公司股份总额为880万元。根据上诉人与老股东之间的约定，其中上诉人个人的股权占老股东的40%共计为200万元股份。上诉人足额补齐了合同约定的款项，上诉人的股份200万元没有发生减少；本案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200万元股份发生减少。（二）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股权由380万元变更为570万元没有依据。1、被上诉人因支付外欠款股份是否发生变更，应当提供证据，并根据财务账目来确认，但被上诉人不愿意提供财务账目也不愿意算账，且被上诉人提交的《裁决书》和《协议书》没有经过全体股东签字确认，不发生法律效力，故被上诉人的股权份额没有增加。2、被上诉人提供的37张收据不能认定是其对组建公司的投资，更不能认定是其股权。理由如下：（1）筹建公司主要就是还老账和支付土地款两项支出，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举证，共计300万元左右，老股东补交100多万元，被上诉人投资200多万元足够了，不可能也不需要被上诉人投资1063万元；（2）拟筹建的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就卖给蔡祖恩了，而被上诉人37张收据有大部分的开票时间发生在2014年，显然不可能；（3）37张收据的票据序号与开票时间顺序相矛盾，正常开票是序号小的开票时间应当在前，序号大的开票时间应当在后，而被上诉人相反，显然被上诉人是在弄虚作假。（4）收据有一部分加盖的是经营公司的公章，而经营公司与原告及老股东没有关系，不能算作是对筹建公司的投资。（5）被上诉人一审答辩状所称投资是900万元，与37张收据金额相矛盾，被上诉人自己掌管财务账目，对自己投资多少应当清楚，这只能说明被上诉人在做假。（三）即使是投资也只能算是向公司的借款,而不能认定是股金，股权的变化只能由股东大会决定或者由公司章程规定，而本案没有这样的证据。鉴于总股份额为880万元没有变化，上诉人个人股份总额200万元没有变化，上诉人的股权比例是固定不变的，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的股份份额所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不应为140:920（570+350），应当为200:880。二、原审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责令被上诉人承担未按期交纳出资的法律责任及要求被上诉人支付二十万元占用费的事实认定错误，判决不公。1、上诉人及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伙合同时明确约定上诉人及第三人共占公司股份500万元，被上诉人占公司股份380万元，被上诉人应当在2010年2月28日前向公司交齐380万元，上诉人在签订此协议后按约定交纳出资，但被上诉人未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该出资义务。被上诉人所称其投资10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证据证明资金的去向，其前后说辞也存在矛盾，明显是虚假陈述。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上诉人责令被上诉人承担未按期交纳出资的法律责任有事实依据，应当予以支持。2、被上诉人于2012年12月撇开原股东利用拟设立公司的资产设立“新县锦云烟花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并利用原股东的厂房场地等资产进行经营，截止到出卖公司长达一年多时间，依法应当向上诉人支付财产占用费，上诉人要求按20万元计算，被上诉人自己也在一审中当庭认可。故该请求依法应当支持。三、一审判决认定可分配资产1000万元错误，本案可分配资产应当是1345.25万元。1、一审认定上诉人及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出资征得的33.39亩土地价值834.75万元应从全部价款2180万元中剥离正确，那么剩余可分配资产是1345.25万元。本案可分配资金总额为1345.25万元，即出卖所得2180万元-834.75万元=1345.25万元。2、上诉人可分配金额为305.74万元。公司出卖款实际为1345.25万元，乘以上诉人股份200万元比公司股份总额880万元。即：1345.25万元×（200/880）=305.74万元。3、上诉人扣减上诉人已经得到的99.2万元，还应当得206.54万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判决结果不公，上诉人要求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李其友上诉请求:一、要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二、原审及上诉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被上诉人股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认定存在错误，原审认定上述比例为140万元:（570+350），这其中被上诉人股权数额的认定140万元是正确的，当然前提是被上诉人按照股权比例补齐了股金差额48万元。但是对于公司股权总额认定920万元却存在明显错误，导致该错误的原因是对于上诉人股权数额的认定570万元是错误的。原审判决直接以2009年五名股东所签订的《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书》中“新股东以380万元加挂账40万元买断公司一切虚实资产”的约定和后期从原四位股东除转让的150万元股权为依据，认定上诉人股权数额为570万元是错误的。这种认定不仅没有会计审计报告作为判决依据，而且背离了以下三个事实：（1）《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书》第六条约定；（2）被上诉人聘请专业会计机构编制并经五名股东共同签字认可的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3）上诉人接手公司后先后投资842余万元的事实。首先，包括原、被告在内的五名股东合伙的基础性协议就是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书》，依据该合同书第六条约定，包括被上诉人在内的四名老股东股权上限为为500万元，前提是原四股东必须在2010年2月28日前补齐买断金额380万元至500万元上限的股金差额部分共120万元，主要用于偿还旧账，按四名老股东原股权比例何嗣云应补缴48万元。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公司现有资产值这么多，而是上诉人认可的“原四股东股权份额”。同时作为吸引上诉人投资入伙的条件，原四股东亦认可合同签订后经上诉人投资盘活的公司资产总额即为上诉人股权份额，上不封顶。简而言之，就是上诉人认可四名老股东股权上限为500万元，最终经股权转让变为350万元。四名老股东认可花炮厂一切虚实资产资产总额即为上诉人股权份额2013年出卖之时经审计为1063万元。合同签订后，四名老股东除了需要按比例补交股金差额120万元以保持其股权上限500万元之外，不需要向公司投入任何资金。公司全部投资均由上诉人承担，相应公司财务报表上所反映的每一分钱都应算作上诉人的股权份额，公司资产总额即上诉人的总股权份额。以上解读才是五名股东订立《关于合资筹建新县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书》和真实意思，也是该合同书第六条的正确文本意思解读。当然，有一点需要解释，这种约定看似不合理不公平，上诉人投资数额的增加必然导致其他股东占公司股权比例的降低从而影响到其他股东的利益。但是当初之所以如此约定，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原四股东所有的花炮厂现有资产完全是负数，账面金额为零；另有大量外欠账款；作为公司依存的主要资产土地也是租的。另一方面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等原四股东在合同签订后除补齐股权差额外，一分钱不需要向公司投资，而上诉人则为盘活公司资产先后投资842余万元。主要就是采取“预征收”等种种措施和投入使公司所租赁的土地真正变为公司资产，实际上后来公司资产能卖到1580万元，也就是这点土地值钱，其他公司资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种约定看似对老股东不公平，但这恰恰是四名老股东吸收上诉人参股盘活公司资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他们的资产将血本无归，甚至负债累累。其次，关于公司资产总额，这不仅涉及到公司总资产清算问题，也涉及到上诉人股权份额确定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依据证据规则和法律程序，这个问题应该经过专业会计审计，出具审计报告才能作为判决依据，原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未经审计程序违法。但是即便不依据审计报告，原审实际上完全可以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确认的事实作为判决依据：经被上诉人提议和组织，公司已经在出卖之前对公司资产进行了盘点，编制了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五名股东对此都予以签字认可。而根据2013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公司出卖之时，公司总资产为1063万元。也就是说，公司出卖之时，上诉人的总股权份额为1063万元，公司股权总额则为1063+350=1413万元。这就是最基本的事实，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五名股东才在后来清算时起草了《股东股份股权份额确认协议》，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四名股东都签字确认了，只不过当时被上诉人因为四名老股东内部的股权份额未予明确而没有签字。再次，关于上诉人实际投资情况，原审在最终认定股权份额时也完全未予考虑。上诉人向原审法庭提交了公司实收资本账目明细和原始凭证，这些证据足可以显示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后向公司实际投资高达842万余元，而被上诉人只向公司实际投资40万元。如前所述，这40万元是依据合同应该补交的，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一分钱未投资，实际应补交48万元，被上诉人尚有8万元未补齐。原审不仅在核算上诉人实际投资数额时出现计算错误，在最终认定股权份额时完全未予考虑。被上诉人一分钱未投资却占有公司140万元股份，上诉人投资842万元却只占有公司570万元股份，这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公司股权总额为1063+350=1413万元，结合被上诉人在四名老股东中占比40%的事实，被上诉人股权份额为140万元，其股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为140万元：1413万元。据此，其应当分得的股权转让款为140万元÷1413万元×1000万元=99.08万元，而根据庭审调查，其目前实际领到股权转让款为99.2万元，已经超额领取1200元。关于被上诉人与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的数额确定存在明显错误。这里主要涉及到对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蔡正意、李安勋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及蔡正意《承诺书》这两份证据的理解及适用问题。首先，《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是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蔡正意、李安勋之间达成的，自然不能约束上诉人。同时，其三人后来将33.39亩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事宜全权委托给蔡正意处理，并混同在公司股权整体转让的大合同中，那么，就应该以蔡正意的意见为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只能代表其三人协商的过程。而蔡正意的意见则明确体现在其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承诺书》中，这份承诺书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代表其三人确认了东边33.39亩土地在总体转让所得2180万元中所占的份额为600万元，这实际上是修正了此前《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占比33.3%和每亩不低于25万元的意见。另一方面是确认其分三次将这600万元经手支付给另外两人（第一次300万元，第二次240万元，第三次60万元）。由此可见，所谓每亩不低于25万元，只是被上诉人自己的一厢情愿，原审法院仅凭这一面之词就作出这项事实认定是不负责任的。二、原审程序违法。1、原审判决超过法定六个月的审判期限。本案二审发回重审的时间是2016年3月30日，而原审作出重审判决的时间是2016年3月30日，而原审作出重审判决的时间是2019年7月11日，历经三年又三个月，这期间没有经历不计算审限的法定期间。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无论怎样延长，一个案件拖延至三年又三个月才下判决违反法定程序。2、原审判决在未对合伙账目重新清算也未采纳既有清算结果，更不考虑上诉人追加投资致使公司资产明显增加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即断章取义的依据原合伙协议确定被上诉人股权比例，不仅导致认定事实错误，而且属于程序违法。3、关于被上诉人与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的数额，这是另一个案件事实，虽与本案存在关联，但是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便被上诉人对此有争议，也应该另案主张，而本案则必须以这一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本案应中止审理，同时建议被上诉人先另案起诉解决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的数额问题，然后在审理本案。所以，原审在被上诉人未提出上述诉求，上诉人也未提出反诉的情况下直接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审理，属于程序违法。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所作判决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全部上诉请求。一审第三人杨大怀、胡新述称，1、2009年11月3日，我们四个老股东为了盘活锦云花炮厂，邀请李其友入伙，以组建新的锦云烟花制造公司，各方协商好后，便签订了《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合同书》（合伙协议）。当时因为原来我们四股东所有的锦云花炮厂基本上出于破产状态，资不抵债，所以合伙协议中便约定了新股东李其友以承认老股东380万元股份（股权上限为500万元）的代价买断原花炮厂的一切虚实资产，并不负责原花炮厂的外欠旧账。也就是说，此后新公司的所有资金投入都由新股东李其友承担，我们四个老股东只需要补齐买断金额与股权上限之间的差额部分120万元，以保持原股份500万元，当然这500万元也是我们四个老股东的股权上限，今后公司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只持有500万元股份不变。同时，根据合伙协议，新公司的此后所形成的所有资产无论多少都算作新股东李其友的股权份额。这种约定看似不公平，因为随着李其友的投资，新公司资产越来越多，我们四个老股东的这500万元股份所占股权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但这也是我们在原花炮厂面临破产边缘时的不得不接受的保本止损之策。后来，因为原来花炮厂的外欠旧账催得紧，我们四个老股东又没钱拿出来，于是我们又分两次向李其友共转让股份150万元，这样，我们的股份就变成了350万元。2、合伙协议签订后，李其友即投入大量资金进入新公司，一方面用于公司筹建事宜、日常运营和硬件建设，一方面用于爆竹生产资质审批，最主要的一方面用于原花炮厂所租用的土地的征用补偿。从公司财务账目显示，李其友投入的资金，包括方风清投入在公司占股在李其友名下的100万元，一共有800多万元，再加上李其友代付的100多万元的公司外欠旧账，应该在1000万元左右。后来，因为全省政策性原因，公司筹建成为不可能，到了2013年，我们五名股东便商量着将公司资产打包转让给蔡祖恩。转让之前，为了查明这几年来公司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一个总的清算，也是为了据此和此前的合伙协议确认我们五名股东的股权比例，在何嗣云的提议和组织下，聘请专业会计师对新公司2010年至2013年度财务账目收支情况及公司所有资产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盘点，最后，编制了四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报表出来后，我们五名股东均在报表上签字确认同意该清算结果。根据上述清算结果，至2013年末，新公司总资产为10638487元。根据2009年的合伙协议，这就是新股东李其友的股权份额。3、2013年12月，经过协商，李其友代表新公司与蔡祖恩签订了《股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公司全部资产及东边33.39亩的土地打包一共卖了2180万元，随着蔡祖恩陆续向李其友支付款项，怎么分钱的问题就必须坐下来谈了，这里面牵扯两个方面：一是东边33.39亩土地在2180万元中占有多少；二是我们五个股东内部如何分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知道的，东边33.39亩土地是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他们内部就土地转让价格是有争议，不过最后一致同意以蔡正意意见为准，由蔡正意同李其友谈，谈的最终结果是2014年4月28日由蔡正意向李其友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书中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蔡正意代表他们三人同意东边33.39亩土地共作价600万元，后来听说蔡正意在法院问的时候不承认了，但当初蔡正意代表他们三人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五名股东也是多次商谈，最终还是一致同意按照原来2009年的合伙协议来办，于是我们在2015年初，达成了一份《股权份额确认协议》，确认我们四个老股东和新股东李其友的股份比例为350万元/1063万元。当时我们二人及李安勋和李其友都签了字，而何嗣云则因为对我们四个老股东内部比例有争议及对挂账40万元处理有异议而未签字。但当时他对于我们四个老股东和新股东李其友的股份比例为350万元/1063万元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说，一审在事实认定方面是有很多错误的，要求二审查明事实，公正判决。上诉人何嗣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及补充协议；2、判令被告承担不按期交纳出资的法律责任，并判令被告支付利用原告的花炮厂资产以新县锦云烟花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期间的占用费20万元；3、要求按原告所占公司股权比例（220:880）分割除33.39亩土地转让款之外的出卖公司所得，原告应分得206.58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原告何嗣云投资成立河南省新县锦云福利花炮厂（以下简称“花炮厂”），2003年7月18日办理工商营业执照。2008年元月30日，原告及第三人杨大怀、胡新、李安勋（已去世）即原四位股东签订《关于合资筹建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合同书约定：公司注册资金800万元，出资方式：何嗣云（甲方）按投资比例出资40%，杨大怀（乙方）按投资比例出资25%，胡新（丙方）按投资比例出资20%，李安勋（丁方）按投资比例出资15%，所有投入资金不计利息，待公司成立后由公司向出资各方出具“出资证明书”。出资数额与期限：截止2008年3月10日，合资人按比例共投入500万元，此后的投入数额与期限由合资人共同研究确定。由于原四位股东在筹建烟花制造公司时，公司用地一直以租代征的形式，公司无法正常运营。为解决公司征地问题及公司投资运营问题，后来原四位股东又吸收被告李其友投资入伙，原四位股东于2009年11月3日与被告李其友签订了《关于合资筹建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该《合同书》第四条约定，何嗣云的股金投入为160万元，杨大怀股金投入为100万元，胡新的股金投入为80万元，李安勋的股金投入为60万元。第六条约定，本公司由原股东以500万元股份组建，运作中又于2009年11月7日重组。新股东（李其友）以380万元加上挂账40万元，买断重组前公司一切虚、实资产，并不负责支付本公司重组以前的外欠账目款项。其中380万元作为原四位股东的股权，原股东股金上限为500万元，买断金额数至500万元上限的股金差额部分，必须由原股东用现金补齐保持原股份，应在2010年2月28日前补齐。本公司成立之前的花炮厂征收的33.39亩工业用地（东区）不属于本公司资产。原、被告及第三人另约定：李其友的投资没有上限规定，只要公司筹建或运营缺少资金，都由李其友负责投入。公司重组后，以被告李其友为主负责烟花制造公司的筹建工作。后为了解决公司重组日以前的外欠问题，原、被告及第三人分别于2010年5月和2011年元月25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及有关事项裁决协议及会议纪要，将原四股东所享有的500万元的股权转让150万元的股权给被告李其友，由李其友负责偿还公司重组日之前的部分外欠账目，对此，原告称股权转让未实际履行，被告并未实际垫付原股东的各项外欠款，但在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胡新、李安勋、杨大怀均认可了150万元股权转让及外欠的150万元债务被告负责偿还的事实，庭审中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及有关事项裁决协议、会议纪要后上述150万元债务的债权人曾向其或公司主张权利。在筹建公司过程中，被告李其友为公司办理了相关征地手续，支付了部分征地费用。根据2012年省市县相关安监文件精神，对成立烟花制造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致使烟花制造公司未能如期成立。2013年12月3日，何嗣云、李安勋与案外人蔡正意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与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所有其他地块一起随股权转让，该协议书第一条先约定33.39亩土地的转让价格应占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整体股权出售价的33.3%，第二条约定三方任何一方可代表三方同买方签约转让的前提是满足协议约定的条件。后又补充条款约定：每亩不低于25万元。同日，被告李其友以新县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筹建期，即原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蔡祖恩签订股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将公司股份股权连同公司重组日之前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所有的33.39亩的土地使用权在内一起作价2,180万元转让给蔡祖恩，蔡祖恩按合同约定支付了部分款项（1,300万元，包括首批33.39亩土地转让款300万元），余款880万元未付。2015年11月10日，原告何嗣云向一审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一审冻结蔡祖恩尚未支付给李其友的转让款余款，并提供了担保。2015年11月16日，一审审查后作出（2015）新民初字第72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案外人蔡祖恩应付给新县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李其友）的转让价款暂未支付的款项予以保全，即停止支付，原告支出保全费5,000元。庭审中，原、被告对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所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价款存在分歧，原告称每亩应不低于25万元，即转让价不低于834.75万元。被告提供蔡正意（33.39亩土地使用权的共有人之一）2014年4月28日出具的承诺书证明转让时33.39亩土地使用权作价600万元，原告何嗣云虽然对该承诺书本身没有异议，但其认为这只是对土地转让价款的分配给付方案，并不能证明33.39亩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就是600万元。同时，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签订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系被告李其友在原审中举证时提交的，被告李其友在原审庭审中回答法庭询问其要求如何分配出卖公司所得时，其陈述为：按照其出资1,063万元、原四位股东出资350万元比例分配除33亩多土地的800多万元外剩余款项。2019年7月3日，蔡正意接受法庭询问，其陈述如下：出具上述承诺书时并未认可33.39亩土地转让总价款为600万元，其是无权单方对转让总价款进行认定的，承诺书只是转让价款的一个分配方案。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决定将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随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整体股权一起转让时的意见是该块土地的转让价款占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整体股权转让价款的三分之一，后因何嗣云认为转让价格过低而反悔，要求加上补充条款：每亩不低于25万元，李安勋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上补充该条款后三人签字确认。李其友、蔡祖恩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打包转让何嗣云等人33.39亩土地使用权时对三人签订的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内容是知情的。2013年12月11日，被告李其友投资与李林凤成立了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地点设在原烟花制造公司的办公楼及办公地点。原告要求被告李其友承担不按期缴纳出资的法律责任，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李其友在什么时间之前应缴纳出资以及应缴纳多少出资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李其友支付其以新县烟花经营有限公司名义经营期间的占用原告花炮厂的资产的占用费20万元（原审庭审中称应支付给五位股东），但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被告李其友提交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股东股权份额确认决议、37张收据及实收资本的明细表，拟证明在2013年12月3日公司转让给蔡祖恩之时，公司的一切虚实资产共计1,413万元，其共投入资金900多万元，对此原告不予认可。经核查，37张收据涉及总金额788.41万元，日期在2013年12月3日以后的有：共计109.81万元，其中2014年4月16日、6月5日、6月14日三张收据的出具日期与票据号码存在逻辑错误。2013年12月3日以前出具的收据中大量存在开票日期在后票据号码在前的逻辑错误现象。实收资本明细表（李其友）虽然注明收到李其友股金共计742.5989万元，但该明细表上无原告、第三人、被告、财务人员中任何人的签名，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按该明细表中记载的时间、数额实际向公司注入了资金且与该明细表对应的收据存在票号、日期逻辑错误现象。另查，目前何嗣云实际领取的出卖公司所得为99.2万元（不含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费150万元）。因原审第三人李安勋在庭审前已去世，庭审中，原告何嗣云以其参加诉讼对本案无实质性关联为由，撤回了对原审第三人李安勋的起诉，合议庭合议后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的第一项请求：解除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因《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成立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所有资产已经由被告李其友以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筹建期，即原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的名义，转让给了案外人蔡祖恩，原、被告及第三人分得了部分转让价款，现时政策也不支持设立烟花制造公司，致使当事人签订合同书及补充协议设立烟花制造公司的目的已不能实现，故原告要求解除《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一审予以支持。第二项诉讼请求：原告要求责令被告承担李其友未按期缴纳出资的法律责任，但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被告李其友应该缴纳多少出资以及应在什么时间内缴纳全部出资，故原告何嗣云的该项请求，一审不予支持。原告何嗣云要求被告李其友向其支付被告在以新县锦云烟花经营有限公司名义经营期间，占用原股东的厂房、场地等资产的占用费20万元，因在2013年12月3日经五位合伙人同意已将烟花制造公司的所有股份股权连同原告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一起转让给案外人蔡祖恩，自此之后，原花炮厂及烟花制造公司所有的资产亦不再属本案五位合伙人的财产，因此，原花炮厂及烟花制造公司所有的资产不论出租多少钱，均与五位合伙人无关，原告何嗣云也不能依据原花炮厂的资产出租而取得任何收益，且原告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被告占用何种资产、占用期限及占用费应当如何计算的相关依据。故，原告何嗣云要求支付占用费2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第三项诉讼请求，原告要求按其所占公司股权比例分割除原告与他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转让款之外的出卖公司所得，被告原则上表示同意，一审予以支持。针对该项诉讼请求，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的股权数额及其股权数额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如何确定，原告何嗣云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涉及150万元股权转让的转让协议是否应当认定。二、原告及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的数额如何确定。三、原告要求被告李其友支付蔡祖恩尚未支付的公司股权转让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根据原告及第三人杨大怀、胡新、李安勋即原四位股东2008年元月30日签订的《关于合资筹建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及原四位股东与被告李其友2009年11月3日签订的《合同书》约定，原四位股东的股权份额为500万元，另根据原、被告及第三人2010年5月和2011年元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有关事项裁决协议、会议纪要及协议书，可以认定原四位股东将所有的500万元的股权份额中转让150万元的股权给被告李其友，由李其友负责偿还公司重组日之前的部分外欠账目，虽然原告称股权转让未实际履行、被告并未实际垫付原股东的各项外欠款，但在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胡新、李安勋、杨大怀均认可了150万元股权转让及外欠的150万元债务被告负责偿还的事实，本案庭审中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150万元债务的债权人曾向其本人或公司主张权利，其质辩意见一审不予采信，原告何嗣云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的涉及150万元股权转让的转让协议一审予以认定。故原四位股东将股权转让150万元给被告后，剩余350万元，原告的股权份额占原四位股东股权的40%即140万元。其次，被告主张其股权份额为1,063万元，即除原四位股东转让的150万元股权外其另行投入资金913万元，但其提交的实收资本明细表及37张收据并不能达到上述证明目的，虽然其投资不设上限，但是其投资数额的增加必然导致其他股东占公司股权比例的降低从而影响到其他股东的权益，庭审中其并未提交增加投资数额得到了其他股东确认的证据，另被告提交的有李安勋、李其友、杨大怀、胡新签字的股东股权份额确认决议上无原告的签名认可，且该决议书明确说明由全体股东签字后付诸执行；综上理由，被告的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一审不予支持。被告的股权份额本院依照2009年11月3日被告与原四位股东签订的《合同书》中新股东以380万元加挂账40万元买断公司一切虚实资产的约定及后期从原四位股东处转让的150万元股权，认定为570万元。综上，原告的股份份额所占公司股权总额的比例为140万元：（570+350）万元。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及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不在拟设立的公司资产范围之内，双方均无异议。2013年12月3日，何嗣云、李安勋与蔡正意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意将其三人所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与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所有其他地块一起随股权转让，该协议书先约定33.39亩土地的转让价格应占烟花经营公司整体股权出售价的33.3%，后又补充条款约定：每亩不低于25万元。被告李其友在原审庭审中将该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说明其是认可该协议的。原告、蔡正意、李安勋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当日该协议就被交与被告李其友，被告李其友持该协议在当日与蔡祖恩签订股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将33.39亩土地使用权与锦云烟花经营公司所有的股权一起作价2,180万元转让给蔡祖恩，李其友作为锦云烟花经营公司的股权及原告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转让时的经手人，其在一并处理33.39亩土地时必须经土地所有人授权方可生效，蔡正意作为33.39亩土地的共有人之一，其对该土地转让价格的处理也须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被告李其友提交的蔡正意的承诺书在转让土地之后且承诺书上无原告及另外共有人的签名，蔡正意亦未向李其友出具原告及另外共有人同意并授权其以600万元价格转让土地的相关委托手续，结合被告李其友在原审庭审中回答法庭询问要求如何分配出卖公司所得时的陈述：按照其出资1,063万元、原四位股东出资350万元比例分配除33亩多土地的800多万元外剩余款项这一事实，一审认定何嗣云、李安勋、蔡正意三人共有的33.39亩土地转让费为每亩25万元即834.75万元。目前该33.39亩土地总转让价款中已有300万元支付到原告等三人手中，剩余未支付的534.75万元因原告不要求在本案中处理，其可以另案向蔡祖恩主张权利。第三个焦点问题，被告李其友经过其他股东授权后与蔡祖恩签订的《新县锦云烟花爆竹经营有限公司（筹建期，即原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股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将公司股权转让给蔡祖恩，合同是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并非以个人名义签订，现公司股权转让款尚有部分未支付，尚未支付的公司股权转让款归公司全体股东共同享有而非被告李其友一人所有，故原告要求被告李其友支付蔡祖恩尚未支付的公司股权转让款，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不予支持，但原告有权根据其所占公司股权比例（140:920）就蔡祖恩尚未支付的公司股权转让款（880万元扣除33.39亩土地转让款以外部分）另案向蔡祖恩主张权利。本案经一审主持调解，当事人未能达到一致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何嗣云、被告李其友、第三人胡新、杨大怀签订《关于合资筹建新县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二、被告李其友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嗣云股权转让款529,739.13元【140万元÷920万元×10,000,000元-992,000元】；三、驳回原告何嗣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323元，由原告负担17,341元，被告负担5,982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李其友提供实际投资842万元的财务凭证，用于证明李其友实际投资情况也就是占有股权份额的依据。上诉人何嗣云质证称，对财务凭证的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且与原审时的陈述相矛盾，不是新证据。与在原审时提交的收据不一致，而且没有加盖公章，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及合法性。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结合2008年元月三十日，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四人签订《关于合资筹建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2009年11月3日，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李其友五人签订的《关于合资筹建新锦云烟花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书》约定的合同主要内容，可以认定：案涉公司由原股东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以500万元股份组建，其中何嗣云按投资比例出资40%。公司运作中又重组，新股东李其友以380万元加挂账40万元买断重组前公司一切虚、实资产，并不负责支付公司重组日以前的外欠账目款项。达成上述两份合同之后，2010年5月，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李其友又签订了《锦云烟花制造有限公司花炮厂股权转让及有关事项裁决协议》，从该裁决协议约定的内容“甲方（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同意将原始合同书所明确的380万元加挂账40万元股权出让给乙方100万元、本协议生效后，甲方（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实有股权400万元”可以得出：此时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等四位股东的股权为400万元，李其友的股权为520万元。2011年元月25日，何嗣云、杨大怀、李安勋、李其友签署了《会议纪要》和《协议书》，达成了从原股东400万元股权中扣除50万元计为李其友股份的合意。至此，原股东何嗣云、杨大怀、胡新、李安勋的股权总额为350万元，新股东李其友的股权总额为570万元。何嗣云按合同约定其股权份额占比40%为140万元（350万元×40%）。何嗣云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其友未按期缴纳出资，其要求李其友承担未按期缴纳出资的法律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2013年12月3日，五位股东同意将案涉公司的所有股份股权连同共有的33.39亩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案外人蔡祖恩，同日与蔡祖恩签订股份股权转让合同书，将上述土地使用权与案涉公司所有股权作价218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蔡祖恩。由此可知，何嗣云对处置案涉公司资产及土地使用权是明知的，其主张李其友支付占用厂房、场地等资产的占用费20万元，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按照共有人协议约定的案涉土地33.39亩按每亩不低于25万元的价格计算的土地转让款为834.75万元，因此，本案可分配的资金总额应为1345.25万元（2180万元-834.75万元）。未支付的公司股权转让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权利人可依法另行向案外人蔡祖恩主张权利。上诉人李其友主张其投入公司的资金900多万元举证的收据、票据、实收资本明细表存在逻辑错误，且无财务人员及股东签名，真实性存疑，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嗣云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上诉人李其友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可分配资金总额有误，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3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三项；二、变更河南省新县人民法院（2016）豫1523民初42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被告李其友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何嗣云股权转让款1055120元（140万元÷920万元×1345.25万元-992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3323元，由上诉人何嗣云负担11661.5元、上诉人李其友负担11661.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余继田审判员  吴 斌审判员  王道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刘 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