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8民终25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某1，男，1982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华杰，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广东大观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女，198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理忠，广东恒展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含烟，广东恒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赖某1因与被上诉人黄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1802民初8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赖某1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被上诉人一审所有诉讼请求；2、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信息审定、记载错误，程序严重违法，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各项权利，依法应予以撤销。上诉人已于2011年取得澳大利亚国籍，获得澳大利亚护照，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已经向一审法院告知上诉人的国籍信息，并提交了上诉人的澳大利亚护照，但一审法院仍审定和记载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信息为中国国籍。（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出的多项不同法律关系及诉求进行审理并判决，程序不当。被上诉人提起诉讼共有四项诉讼请求，四项诉讼请求涵盖了离婚后财产纠纷、损失赔偿纠纷、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多项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诉讼“一案一诉”的原则，上述不同法律关系不应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故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三）一审法院遗漏诉讼参与人，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被上诉人依据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第3条约定“离婚后赖某1补偿黄某一百万元整，用于在清远区购买一套144平方米以下的自住房，房屋登记在黄某、赖某2、赖某3三人共同名下，且20年内不得分割或转让。购房须在2015年4月前落实，购房款不足一百万元的部分赖某1将以现金方式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给黄某”，向上诉人提出权利主张，并且是直接诉请上诉人向其支付100万元款项，而非诉请上诉人购买房屋。根据上述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3条的约定，无论是对于房屋还是购房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女儿赖某2、儿子赖某3亦对本案的诉讼标的享有权利，本案的审理及结果，涉及赖某2和赖某3法律上的利益关系，因此，应当依法追加、通知赖某2和赖某3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一审法院在上诉人明确提出遗漏诉讼参与人的情况下，以“如果上诉人支付100万元给被上诉人后，被上诉人没有将该款用于购房或者购房时没有将赖某2、赖某3登记为权利人时，赖某2、赖某3可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为由，未追加、通知赖某2和赖某3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明显剥夺了赖某2和赖某3的合法权益，亦无依据的增加了赖某2和赖某3的义务及权利实现成本。（四）被上诉人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首先，被上诉人依据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向一审法院诉请上诉人支付补偿金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款之日)。根据该《离婚协议书》第3条记载“购房须在2015年4月前落实”，如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未履行协议的约定损害其权益，被上诉人从2015年3月31日起即已知道其权利受损，被上诉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在2017年3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而被上诉人于2018年12月4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依法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从2015年10月1日起算至2018年9月30日(即三年)，属法律适用错误。即使根据“购房款不足一百万元的部分赖某1将以现全方式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给黄某”的约定计算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期间，结合本案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从2015年10月1日起向其支付利息的事实，被上诉人的诉讼时效亦应当从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两年，至2017年9月30日诉讼时效届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2017年9月30日尚未施行，不存在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定条件，请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纠正，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最后，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主张其于“2018年2月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上诉人主张了权利”，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中断诉讼时效的计算。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微信对话双方的身份，被上诉人认为其提供的昵称为赖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绑定了130××××8608的电话号码，但经庭审现场使用微信软件搜索130××××8608电话号码，发现未绑定任何微信号，亦未显示任何昵称，故被上诉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聊天对话主体的身份。根据前文所述，即被上诉人从2015年10月1日起即已知道其权利受损，被上诉人应当在2017年9月30日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因此，被上诉人于2018年2月与上诉人进行微信聊天时主张权利，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五）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协议。因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关规定，被上诉人领取澳大利亚单身育儿补贴等福利金的前提需要以被上诉人单身为前提条件。2013年，被上诉人为领取澳大利亚单身育儿补贴等福利金，骗取上诉人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用于申请单身育儿补贴等福利金。随后，被上诉人向澳大利亚当局提出领取单身育儿补贴等福利金申请，并最终获得澳大利亚当局发放的单身育儿补贴等福利金。因此，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并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属无效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六）一审法院未对《离婚协议书》第3条约定的性质作任何审查及评议，明显遗漏案件关键事实未予审查，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已在一审时就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3条的性质提出异议，上诉人认为《离婚协议书》第3条约定的内容，并不属于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分割，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亦不存在一百万元的共同款项。同时，上诉人对双方的离婚不存在过错，不具有需要向被上诉人支付法定过错补偿的情形。因此，即使《离婚协议书》第3条记载“离婚后赖某1补偿黄某一百万元整，用于在清远区购买一套144平方米以下的自住房，房屋登记在黄某、赖某2、赖某3三人共同名下，且20年内不得分割或转让。购房须在2015年4月前落实，购房款不足一百万元的部分赖某1将以现全方式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给黄某”，实际上，该内容也仅属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以及赖某2、赖某3的赠与。现上诉人一直全额负担着两个儿女赖某2、赖某3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所有支出，生活压力巨大。上诉人没有能力对被上诉人以及赖某2、赖某3进行高达一百万元的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上诉人有权撤销对被上诉人以及赖某2、赖某3的赠与，同时，上诉人的儿女亦是赠与关系的当事人。因此，被上诉人无权就该项约定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更不能仅以被上诉人自己的名义向上诉人主张权利。婚姻或离婚不是一方无条件获利的依据或途径，被上诉人没有依据要求上诉人向其赠与或支付无代价的补偿。加之上诉人为给儿女提供优质的生活及学习成长条件，一直全额负担儿女高额的生活、教育费用，而被上诉人多年来未承担儿女的生活费。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100万元款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显失公平。另外，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3条记载的100万元是附有特定用途的约定，即用于在清远区购买一套144平方米以下的自住房，并未约定该附有特定用途的款项可以直接转为100万元款项的支付义务。因此，被上诉人不能依据2013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3条的约定直接诉请上诉人向其支付100万元款项。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起诉混合多个不同法律关系，不应在一案中予以处理，一审法院遗漏案件诉讼参与人，被上诉人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且被上诉人提起的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请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及赖某2、赖某3的合法权益。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补充上诉理由：上诉人已取得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被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也位于澳大利亚，且根据双方补充协议的约定，双方于2013年4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财产约定已经失效，并约定被上诉人对澳大利亚的房屋主张权利。因此，从整个案件的审理来说，本案应由澳大利亚法院审理更为便利，请法院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6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双方一致约定在2013年4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之财产约定失效，故被上诉人无权依据2013年4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的约定向上诉人主张100万元款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被上诉人黄某答辩称：（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关于上诉人的国籍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上诉人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其是否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对本案没有任何影响，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如上诉人认为其国籍是澳大利亚国籍，则必须先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现并无证据证实上诉人已取得澳大利亚国籍且放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合法合理。（四）2016年8月6日签订的协议，我方对此协议不予认可，上诉人在一审时从未提供该协议，仅以诉讼时效提出抗辩。被上诉人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赖某1向黄某支付补偿金100万元；2、赖某1赔偿黄某损失324576元；3、以244000元为基数，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同期银贷款利率计息至付款之日（计至2018年12月1日利息约为48800元）；4、赖某1将女儿赖某2交回黄某抚养。5、赖某1将赖某3交回黄某每年共同生活60天；6、由赖某1承担本案的一切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某、赖某1原是夫妻关系，双方于××××年××月××日登记结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于××××年××月××日生育女儿赖某2，××××年××月××日生育儿子赖某3。2014年4月8日黄某、赖某1在清远清城区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并于当日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书落款打印的时间是2013年4月18日，双方真正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的时间是2014年4月8日），该协议书第1条约定：女儿赖某2由黄某抚养，赖某1有权经常探视女儿并与女儿每年共同生活60个昼夜，儿子赖某3由赖某1抚养，黄某有权经常探视儿子并与儿子每年共同生活60个昼夜。第3条约定：离婚后赖某1补偿黄某人民币一佰万元整，用于在清远区购买一套144平方米以下自住房，房屋登记在黄某、赖某2、赖某3三人共同名下，且20年内不得分割或转让，购房款在2015年4月前落实，购房款不足一佰万元的部分赖某1将以现金方式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给黄某。办理离婚手续后，赖某1一直没有按协议约定为黄某在清远区购买房屋，也没有向黄某支付一百万元补偿款，为此事黄某从2018年2月起通过微信方式向赖某1追讨，赖某1只是敷衍了事，至今分文没有支付给黄某，黄某经追收无果遂诉诸一审法院，并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庭审中，黄某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赖某1支付补偿款100万元并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款之日止，撤回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黄某、赖某1于2014年4月8日在清远清城区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亦已在清远清城区民政局的监证下办理了离婚手续，因此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协议第3条约定，离婚后赖某1应补偿给黄某100万元，用途是在清远区内购买一套144平方米以下的自住房，在2015年4月前购买，如购房款不足100万元的部分赖某1应在2015年10月前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黄某，由于赖某1至今没有为黄某在清远区购买房屋，因此黄某起诉要求赖某1支付100万元补偿款，并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合情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赖某1要求追加赖某2、赖某3为诉讼参与人的抗辩，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书》是黄某、赖某1双方签订的，该100万元是赖某1补偿给黄某的购房款，故此真正权利人是黄某，无需追加赖某2、赖某3为本案当事人，但如果赖某1支付100万元给黄某后，黄某没有将该款用于购房或者购房时没有将赖某2、赖某3登记为权利人时，赖某2、赖某3可向黄某主张权利，这是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调整。对于赖某1辩称黄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离婚协议书》的约定，赖某1应于2015年4月前落实购买房屋或者在2015年10月前以现金方式支付100万元补偿款，因此黄某的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10月1日起算至2018年9月30日止，赖某1一直没有按协议履行义务，黄某从2018年2月起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向赖某1追讨，赖某1亦表示考虑清楚后支付，从双方的微信记录可看出，黄某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已向赖某1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已中断，故此黄某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赖某1否认该微信是其与黄某的聊天记录，但没有提供实质性证据推翻黄某的主张，故此对赖某1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黄某撤回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是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对于黄某的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由于该二项请求，涉及的是抚养权问题，属于人身关系，与本案财产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黄某可另循途径解决，本案不作处理。赖某1对黄某该二项请求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赖某1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黄某支付补偿款1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5年10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580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13580元，由赖某1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份于2016年8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致确认本案2014年4月8日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之财产约定部分失效，对上诉人不再具有约束力。《补充协议》载明女方为“黄结冰”，男方为“赖某1”，该《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为：1、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始，原2014年4月双方在中国签订之财产协议同时失效。2、女方即日起拥有位于1/11PnbulP1,FlindersNSW房屋之10%不动产权。3、物业装修维护费用由男方负责，居家生活所有用品及水电费由双方平摊。4、女方有权居住在房屋内，将来房屋出售时可得售价的10%现金收入。5、本协议双方各持一份，复印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经质证，被上诉人对《补充协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补充协议》所提及的内容与本案无关，女方“黄结冰”并不是被上诉人“黄某”，且“黄结冰”的签名与被上诉人“黄某”的笔迹不一致。退一步而言，即使该《补充协议》是真实的，也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被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一张光盘和一份房产信息的证据，拟证明被上诉人在2018年7月向上诉人追讨时，其明确承诺在出售房屋后将20万元澳币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于2019年8月28日出售其澳大利亚的房屋，可印证被上诉人于2018年7月向上诉人追讨款项及上诉人承诺付款的真实性，且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经质证，上诉人对光盘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视频中虽有上诉人的身影，但视频的对象不明确，且视频中的男士处于不清醒状态，其表述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对话是女方不断引导并要求男方复述，不能认定双方达成了一致的协议。而视频双方对话的内容，恰好印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8月签订的《补充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补充协议》中黄某的签名与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离婚协议书》中的签名是一致的。对房产信息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拟证明的事实，但却恰好印证了双方于2016年8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成立的。另查明，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提交的2018年11月22日《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上诉人的户籍资料仍未注销，公民身份号码及户籍地住址等均登记在册。本院认为，本案是离婚后财产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的审理应当围绕上诉人赖某1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查。根据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关于上诉人的主体身份信息问题；二、关于本案涉及法律关系的处理问题；三、关于是否遗漏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四、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五、关于《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及《离婚协议书》第3条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时提交的2018年11月22日《广东公安人口信息查询资料》显示，上诉人的户籍资料仍未注销，公民身份号码及户籍地住址等均登记在册。即使上诉人获取澳大利亚护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三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规定内容，上诉人不能同时具有澳大利亚及中国国籍，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故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已撤回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已将被上诉人第四项、第五项诉讼请求（涉及抚养权问题）告知被上诉人另循途径解决，在本案中并无一并处理，本案只处理涉及《离婚协议书》中财产问题。故一审判决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此项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三个争议焦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离婚协议书》时，赖某2与赖某3均属于未成年人，属于离婚时对儿女抚养权约定的内容部分，并无必要列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且《离婚协议书》只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签名，亦如上所述，本案只处理财产问题，故一审法院只列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作为当事人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第四个争议焦点。一方面，按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第3条有“……购房款在2015年4月前落实，购房款不足一佰万元的部分赖某1将以现金方式在2015年10月前支付给黄某。”的约定内容，即上诉人最迟支付给被上诉人一佰万元的日期可在“2015年9月30日”，故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合法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最早应在“2015年9月30日”的第二天，即在“2015年10月1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并非如上诉人所述按“2015年3月31日起算诉讼时效”。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有关“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由于被上诉人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2015.10.1-2017.10.1），故被上诉人主张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有法律依据，即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从2015年10月1日开始计算三年到2018年10月1日。又根据双方在2018年3月开始的聊天记录内容，被上诉人在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仍不断地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中断的情形，根据法律对诉讼时效期间中断后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从2018年3月开始重新计算三年，故一审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此项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五个争议焦点。1、关于《离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方面，对《补充协议》的认定问题。上诉人二审庭审时，提交一份于2016年8月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拟证明《离婚协议书》关于财产约定的部分已失效。经本院审核，上诉人未能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补充协议》中的第2、3、4点等主要内容已全部履行，即无证据证明“《补充协议》已生效且《离婚协议书》已失效”的条件成就；且《补充协议》所载的女方“黄结冰”并不是被上诉人“黄某”名字，更何况，被上诉人对《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故上诉人仅凭一份孤证《补充协议》并不能证明《离婚协议书》已失效的事实。另一方面，《离婚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为重要的是，该《离婚协议书》由国家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予以鉴证并附档，具有较高的证明力。因此，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合法有效。2、关于《离婚协议书》第3条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离婚协议书》已清楚表明“离婚后赖某1补偿黄某人民币一佰万元整”的内容，并非如上诉人所述为“赠与”的内容，而是双方在离婚时分割婚内共同财产的形式表现。因上诉人至2015年4月前未能购买相应价值的房屋给被上诉人，原所承诺条件未能实现，上诉人应按《离婚协议书》的约定以现金方式兑现相应的购房款给被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据此诉请本金及相应利息并无不当，上诉人此项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赖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580元，由上诉人赖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卢永坚审判员  赵永华审判员  刘永戈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朱嘉轩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