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浙0205行初93号 原告史明锋，男，1954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 委托代理人谭臻，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柯承，浙江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南雷南路301号。 法定代表人蒋狄波，局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孙建莹，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鲁南，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童如意，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张黎明，女，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余姚市人，住浙江省余姚市。 原告史明锋不服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余姚市场监管局）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余）登记内字［2019］第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张黎明与本案审理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史明锋及委托代理人卢柯承、被告余姚市场监管局的出庭应诉负责人孙建莹及委托代理人童如意和鲁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张黎明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9年7月11日，被告余姚市场监管局作出（余）登记内字［2019]第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告知余姚市京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公司）其提交的注销登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准予注销登记。 原告史明锋诉称，京都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15日，原告系该公司股东，出资54万元，占该公司50%股权。近日，原告获悉，被告在未经原告同意且签字确认的情况下，对京都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并于2019年7月11日作出（余）登记内字［2019]第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原告认为，被告未按企业办理注销登记的相关规定操作，在未取得全部股东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予以注销，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故请求撤销（余）登记内字［2019]第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恢复京都公司的法人资格。 为证明自己的上述主张，原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系京都公司股东及京都公司已注销的事实；2.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未曾签过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该承诺书中的“史明锋”非原告所签。证明京都公司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被告注销的事实。 被告余姚市场监管局辩称，一、其具有注销公司登记许可的职权，对企业提起的注销登记申请，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性审查，被告核准京都公司简易注销申请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撤销的情形。2019年7月11日，申请人京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黎明代表该公司向被告提交了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和企业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申请以简易注销的方式注销该公司。被告收到上述材料后，按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浙江省工商局《关于废止工商部门擅自设置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规定》的相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上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经审查，京都公司提交的材料齐全，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提交的申请书上盖有公司印章和防伪标示，公司全体股东已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签字。该公司已按相关要求在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6日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公告，符合企业简易注销公告期限20天（自然日）的要求。且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即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黎明也对提供的上述材料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书面承诺。原告在《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亲笔签字，不属于被告审查的范围，被告只作形式审查。故被告当天核准许可京都公司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形式上尽到了审慎审查的义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撤销的情形。二、原告对京都公司已注销登记是明知的，不存在不知情、不同意、未确认的情形。京都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15日，由案外人苗建国和原告各出资54万创建，各占公司50%的股份。2015年8月15日，苗建国将其股份转让给史明锋之妻张黎明后，由张黎明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4月16日，原告与张黎明协议离婚，双方的《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6项约定，京都公司双方配合会计取缔营业执照，剩余财产归儿子史皆东所有。原告在该离婚协议书下承诺：“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原告对京都公司注销的情况知情且同意，而且也已对该公司注销后剩余的财产作了处理。且，对公司简易注销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20天的公告期内，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原告诉称其不同意该公司注销且未确认的情况不存在。三、本案的性质是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争议引起的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告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京都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核准该公司以简易方式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2.简易注销登记审核表、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公司登记基本情况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核准该公司以简易方式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3.原告与第三人结婚登记申请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离婚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知晓、同意并确认京都公司注销的事情，并对公司注销后的财产也作出了处理的事实；4.京都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自然人股东身份证明及股权转让前股东会决议、新股东会决议、法定代表人信息和董事、监事、经理信息、股权变更登记涉税意见书、公司变更登记（备案）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在2018年8月15日京都公司前股东苗建国把该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了打扰，至该日始，该公司实为原告与第三人两人的夫妻公司，第三人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5.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京都公司简易注销公示公告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各一份，用以证明第三人即京都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11日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上进行了公示公告，原告已应知道公司已在公示注销，但其没有在该段时间内向被告提出异议的事实。 第三人张黎明未发表书面陈述及质证意见，也未向法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对证据1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非原告本人签字，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认为简易注销登记审核表中受理意见、核准意见栏无签字，程序违法，故作出准予注销的结果亦违法的。对证据3-5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6项约定指的是配合会计取缔营业执照，非配合第三人，且原告与第三人于2018年离婚，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落款时间为2019年，时间跨度较大。本院对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在下文结合司法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 （三）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史明锋申请对落款时间为2019年6月16日的《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史明锋”的签名真实性进行笔迹鉴定。宁波天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甬童司鉴[2019]文鉴字第18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上述“史明锋”签名字迹与现有样本中“史明锋”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对上述鉴定意见，原告、被告无异议，第三人未发表意见。本院对鉴定结果予以确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上“史明锋”的签名确非原告书写。 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1日，申请人京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黎明代表该公司向被告申请以简易注销的方式注销该公司，并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经审核，被告于同日作出（余）登记内字［2019]第0002074号《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登记。原告认为被告在未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将公司予以注销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于2019年8月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并恢复京都公司的法人资格。 另查明，原告与第三人原系夫妻，双方于2018年4月16日签订《离婚协议书》，协议第三条第6项约定，“余姚市京都酒业有限公司双方配合会计取缔营业执照，剩余财产归儿子史皆东所有。”原告在协议下签字承诺：“我自愿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书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见。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八条的规定，被告余姚市场监管局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具有作出被诉注销登记行为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由此可见，公司登记机关并不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但其仍负有审慎审查的义务，即应在职权范围内对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作出审查和判断。本案中，第三人张黎明在申请公司注销登记时，向被告提交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企业营业执照等材料，上述申请材料齐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形式要求。被告据此核准注销登记，应当认为已经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行为并无不当。被告于2019年7月11日收到原告的简易注销登记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浙江省工商局《关于废止工商部门擅自设置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核相应材料后，于同日作出准予注销登记的决定，程序合法。 另，关于原告主张的签名问题。虽经司法鉴定确认《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史明锋”的签名确非原告所签，但根据原告与第三人在《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第6项的约定可知，双方已就注销京都公司协商达成了一致。庭审过程中，原告对该《离婚协议书》的真实性亦表示认可。且京都公司曾于2019年6月16日至2019年7月6日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对该公司简易注销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进行了公告，公告期内原告未提出任何异议。据此，本院认为可以综合认定当时京都公司申请注销登记系出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仅仅单以相关手续中未有原告签名而认定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则过于机械。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但《全体投资人承诺书》中签字经司法鉴定确非原告书写，对此司法鉴定费用应由被告承担。 综上，被告作出被诉注销登记行为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史明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史明锋承担。司法鉴定费2400元，由被告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50元；如通过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账号为37×××92，开户银行为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通过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未在上诉期限内预交的，应当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逾期不交，作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剑锋 人民陪审员  陈 磊 人民陪审员  舒吴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代书 记员  倪婧婧 附与本案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