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88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张西明，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于前民，男，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东军，山东泽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杜爱辉，女，1971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家雷，山东京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高朋，男，1956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萧县。上诉人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杜爱辉、陈高朋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4民初67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锡铭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锡铭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杜爱辉、陈高朋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简要事实经过。2018年7月1日，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签订《协议书》，约定杜爱辉承包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3#楼砌体工作。后杜爱辉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陈高朋。2018年7月16日，锡铭公司向杜爱辉支付4万元；2018年8月2日，锡铭公司向陈高朋支付3万元；2018年8月13日，锡铭公司向陈高朋支付3万元；2018年8月30日，锡铭公司结算涉案班组农民工全部工资183330元。（二）锡铭公司向陈高朋的付款与杜爱辉有无关联。《协议书》第2.6条：“按本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方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报酬的支付只针对劳务分包方，不直接针对劳务分包工人。”《协议书》第7条第3款：“付款流程：1、公司统一发放《工人代领委托书》，《济南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劳动用工工资发放表》《保险通知》；2、队伍委托人上报工人签字带身份证复印件的委托书，由现场的班长核实工人并按手印；3、每月25号前队伍委托人跟公司申请拨款，公司同意付款后，队伍上报本月工人工资发放表，由现场的班长核实工人并按手印，上交公司后公司将人工费统一支付给队伍委托人。”以上两条并不冲突，重点在于锡铭公司不直接向农民付款，由队伍委托人代为领款后支付给农民工个人，该两条款并未约定队伍委托人为劳务分包方或本合同乙方杜爱辉。杜爱辉一审当庭陈述其将涉案工程转包给陈高朋，杜爱辉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杜爱辉称陈高朋为其代班，其与代班老陈属于队伍内部矛盾（已经解决）。杜爱辉将工程转包给陈高朋，那么陈高朋与锡铭公司之间形成事实合同关系，陈高朋作为转承包人（实际施工人）也是劳务分包方，有权向锡铭公司主张劳务款，满足法律规定和协议书约定；杜爱辉与陈高朋系队伍内部关系，作为杜爱辉的代班也即为劳务分包一方，陈高朋有权作为队伍委托人向锡铭公司申请付款，也符合协议书规定。（三）锡铭公司向工人的付款与杜爱辉有无关联。一审法院并未对锡铭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进行审查，该组证据系锡铭公司向涉案班组农民工直接付款得的材料一宗，一审法院仅认可真实性，但没有向杜爱辉调查该组农民工是否为其班组工人，若杜爱辉否认，其应当举证141888元的工程量的由来，既未管理也未参与施工，更不知谁施的工即主张工程款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四）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8月20日工程竣工错误。《协议书》第7条第2款：“付款：一方进场施工之日起自备一个月生活费，第二个月起按1500元/人支付工人生活费，人数根据现场上报人数为准。主体封顶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60%，主体经市质监站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80%。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一个月内付清”。2018年8月20日，涉案班组农民工工资结算退场，即涉案杜爱辉承包的劳务分包工程于2018年8月20日完工，杜爱辉承包的是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3#楼切体工作，锡铭公司与杜爱辉与2018年10月27日进行结算，确认涉案班组施工范围为3#楼4、5、8、9、10、13、14、15、18、19层，杜爱辉班组完工仅3#楼上述楼层砌体工作完成，一审法院就此认定工程竣工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协议书》及第2.6条的效力问题。2018年7月1日，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签订《协议书》，约定杜爱辉承包锡铭公司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3#楼砌体劳务作业，但杜爱辉作为个人，并不具备砌筑作业分包资质，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书》无效。《协议书》第2.6条规定“劳务费的支付只针对劳务分包方，不针对劳务分包工人”。该约定违反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故2.6条约定无效。（二）无效造成的法律后果。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更能够进一步说，《协议书》第2.6条约定无效，那锡铭公司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法律关系，2018年8月20日，锡铭公司也按照法律规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工民工本人，并将涉案班组的农民工工资全部结清，从杜爱辉及陈高朋领款时班组农民工的授权委托书中足以证明，与锡铭公司发放工资的农民工同一批农民工。杜爱辉并没有在涉案项目投入成本，且当庭自认将涉案项目转包给同样没有砌筑作业分包资质的个人陈高朋，杜爱辉和陈高朋东没有给其班组农民工发放过一分钱工资，涉案项目的最终结算产值均系该班组农民工施工所得，锡铭公司付清涉案班组农民工工资，综合上述法律规定，锡铭公司与该班组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法律关系，那该班组农民工的作业产值当然应由锡铭公司享有。（三）工程转包的法律后果。杜爱辉当庭陈述其与陈高朋为转包关系，且未将转包事项告知锡铭公司，一审法院并未对转包产生的法律后果进行认定。杜爱辉应当因其转包行为与陈高朋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一审判决违反公平原则。杜爱辉与陈高朋接受其班组工人工资，但其违约自始至终未向工人发放一分钱工资，最终由锡铭公司付清了全部工人工资。《协议书》不能正常履行的责任在杜爱辉、陈高朋一方，杜爱辉作为合同乙方应当履行向其班组农民工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义务，顺利施工以使合同目的达成，但杜爱辉没有向其班组农民工发放过一分钱工资，最终由锡铭公司付清了全部农民工工资。《协议书》不能正常履行的责任在杜爱辉、陈高朋一方，杜爱辉作为合同乙方应当履行向其班组农民工按时足额发放工资的义务，顺利施工以适合同目的达成，但杜爱辉没有向其班组农民工发放过一分钱工资，以致工人上访闹事，杜爱辉又不出面解决争端，锡铭公司迫于各方压力只能配合相关部门，直接付款给工人以维稳，锡铭公司向农民工直接付款是因为杜爱辉、陈高朋的不作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当然由杜爱辉、陈高朋承担。现锡铭公司已经将涉案班组全部工人工资结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要求锡铭公司向杜爱辉支付劳务费显失公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在查明实施的基础上依法改判。杜爱辉、陈高朋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依法驳回锡铭公司的上诉。首先，2018年7月1日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签订《协议书》，协议书明确约定就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止水台支模、砼浇筑、拆模等劳务分包给杜爱辉。此份协议是杜爱辉与锡铭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协议的内容也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之情形，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严格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义务。其次，根据《协议书》第2.6条约定，向劳务分包方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报酬的支付只针对劳务分包方，不直接针对劳务分包工人。此项条款明确约定了锡铭公司只能向杜爱辉、陈高朋支付劳务报酬，而不能向杜爱辉、陈高朋之外的任何一方支付。然而锡铭公司违背契约精神、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置《协议书》而不顾，擅自将涉案款项另行向其他人员支付，锡铭公司这一行为早已构成违约，其应当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同时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杜爱辉多次向锡铭公司明确提出，按照双方的约定锡铭公司不得向杜爱辉、陈高朋之外的任何人支付涉案款项，杜爱辉与锡铭公司公司经理于前民的微信聊天记录足以说明这一点。最后，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劳务款项为141888元，锡铭公司仅仅向杜爱辉支付了40000元，锡铭公司还应向杜爱辉支付101888元的劳务款。锡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返还超付劳务费135442元及利息（自超付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偿还之日）。杜爱辉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锡铭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174899元及利息（暂定1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8年7月1日，锡铭公司作为甲方，杜爱辉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协议书》，约定劳务分包工作对象及提供劳动的内容为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工程地点位于阳光新路与经十一路交叉口，分包方式为清工；分包范围包括从基础层开始至达到机房验收标准并配合验收完为止，包括：止水台的支模、止水台的砼浇筑、拆模、栏板的钢筋绑扎等。砌体（3#楼砌体）为240元/m3。协议书在“2.工程承包方的义务”中约定“2.1组建与工程项目相适应的项目管理班组，全面履行总分包合同，组织实施施工管理的各项工作，对工程的工期和质量项发包方负责”……“2.6按本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方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报酬的支付只针对劳务分包方，不直接针对劳务分包工人”。协议书在“7付款方式”中约定“1.乙方于每月20号前，上报有甲方负责人签字的本月完成的形象进度及工程量。若乙方不上报，甲方预算有权不在会签单上签字，若造成人工费不能及时发放，责任由乙方承担。2.付款：乙方进场施工之日起自备一个月生活费，第二个月起按1500元/人支付工人生活费，人数根据现场上报人数为准。主体封顶付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60%，主体经市质监站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80%。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一月内付清。乙方若发生零星用工，必须由甲方工长当日签证，按80元/工日结算。每次领工程款必须有工地出具的会签单，甲方为乙方所出零工及罚款在当月工程款内扣除。3.付款流程：（1）公司统一发放《工人工资代领委托书》《济南市建筑施工现场劳动用工工资发放表》《保险通知》；（2）乙方工人进场后必须于24小时上交身份证复印件，及时办理保险及临时户口。（3）队伍委托人上报工人签字带身份证复印件的委托书，由现场的班长核实工人并按手印。（4）每月25号前队伍委托人跟公司申请拨款，公司同意付款后，队伍上报本月工人工资发放表，由现场班长核实工人并按手印，上交公司后公司将人工费统一支付给队伍委托人。（5）若有特殊情况，队伍需支人工费，队伍必须上报工程量由预算部门核实后执行以上手续。若不按以上流程执行，甲方有权拒付人工费。4.结算：主体封顶后两个星期内乙方给甲方报结算工程量清单，主体验收合格后两个星期内甲方为乙方出具工程量结算单。双方在该《协议书》中还就劳务分包方的义务、文明施工、施工验收等内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书中甲方处由于前民签字，乙方由杜爱辉本人签字。二、同年7月10日，锡铭公司出具《工程付款会签单》，载明经十一路安置房工地，二次结构杜爱辉班组，付款4万元。杜爱辉在该会签单收款人处签名。同日，杜爱辉向锡铭公司出具该4万元《收据》，写明事由为“工人生活费”。7月16日，锡铭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杜爱辉转账支付了该4万元，用途注明为“代发工资”。该次付款前，朱盛、陈高朋等15人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委托杜爱辉全权代表办理收款事项。三、锡铭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确认以上《协议书》载明杜爱辉提供劳务分包的工程于2018年8月20日完工。四、2019年1月9日，锡铭公司与杜爱辉就经十一路项目工程量进行结算，双方出具《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砌体杜爱辉班组工程量结算2018.10.27》，载明施工项目包括2#楼4、5、8、9、10、13、14、15、18、19层，工程量606.20m3，单价240元，小计147888元，其他班组替杜爱辉补过口（扣除）6000元，合计141888元。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锡铭公司主张其在经十一路安置房工地劳务分包项目中，除向杜爱辉本人支付了4万元外，另外支付了243330元。其中向陈高朋支付6万元，向其他工人支付183330元，其就以上主张提供：1.2018年8月2日其与陈高朋签署的《工程付款会签单》，载明工程名称为经十一路安置房工地，分包单位为2#楼砌体陈高朋班组，付款金额为3万元，陈高朋在该会签单的收款人处签名。同日，陈高朋就收取人工费3万元向锡铭公司出具《收据》。当日，锡铭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陈高朋转账支付了该3万元，用途注明为“代发工资”。2.2018年8月13日其与陈高朋签署的《工程付款会签单》，载明工程名称为经十一路安置房工地，分包单位为二次结构砌体陈高朋班组，付款金额为3万元，陈高朋在该会签单的收款人处签名。同日，陈高朋就收取人工费3万元向锡铭公司出具《收据》。当日，锡铭公司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陈高朋转账支付了该3万元，用途注明为“代发工资”。锡铭公司就以上两次向陈高朋支付的款项提供两份《授权委托书》，一份未填写日期，包括马运柱等10人；另一份填写日期为2018年7月28日，包括马永等11人。内容均为授权委托给陈高朋全权代表办理收款事项。3.工资表，载明工人姓名为张新建、陈立等，进场日期分别为（2018年）7月18日、7月2日等，尚欠工资4260元、7050元等；2018年8月工资表载明胡亭碧、张兴久等25人，金额分别为4710元、8850元等，合计为183330元。该表中还显示有本人签字及银行账号内容。4.《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载明其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胡亭碧等20人代发工资149560元，其中赵四海8910元和贺平军6450元因“名验证不成功”处理失败，其他18人金额合计134200元转账成功。其公司另于当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向赵壮、王玲东、赵良动、邵莉、白兴标转账支付人工费7980元、8910元、8150元、2880元、4980元。5.胡亭碧等25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于2018年8月20日分别签名出具的《证明》，内容均载明以上人员在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工地（陈高朋）班组从事瓦工工作，自2018年7月2日或18日等不同时间入场，2018年8月5日或12日等不同时间离场，共应付工资4710元或5910元不等，陈高朋已支付0元，尚欠4710元或5910元不等。本人证明锡铭公司已将全部费用付至陈高朋，但陈高朋拖欠至今拒绝支付给本人剩余工资。现为解决纠纷，由锡铭公司另行支付给本人剩余工资4710元或5910元不等，本人承诺收到款项后，完全配合锡铭公司向陈高朋追回损失。现本人所有费用均已结清，本人与锡铭公司之间无任何纠纷，本人承诺今后不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工地、政府相关部门等地上访，或对锡铭公司提起仲裁或诉讼等。杜爱辉对锡铭公司以上主张不予认可，其对锡铭公司提供的以上证据质证认为：1.锡铭公司向陈高朋的付款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关联性有异议，锡铭公司向陈高朋付款与该项目及其本人没有关系，其毫不知情。2.其对锡铭公司向工人付款有异议，一是付款金额达不到锡铭公司所主张的183330元；二是锡铭公司付款的这些工人其并不知道，工人是陈高朋找的，不是其找的工人；三是锡铭公司提供工人出具的证明显示内容是锡铭公司将全部费用付给陈高朋，承诺完全配合锡铭公司向陈高朋追回损失。从这些证明的内容可以看出以上付款和其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找陈高朋追回所有损失；四是锡铭公司提交的是其公司工资表，锡铭公司和陈高朋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其他关系不确定，如果是工资表就不是劳务报酬。一审法院认为，锡铭公司提供的以上银行转账记录内容客观存在，真实性可以确认。但以上银行转账款项一部分是转给陈高朋，一部分是转给其他人员，与杜爱辉之间缺乏关联性，杜爱辉对此也提出了异议。因此锡铭公司以以上证据主张与杜爱辉之间存在关联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二、杜爱辉主张其将从锡铭公司处承接的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清工转包给陈高朋，其按每m3扣25元的价格与陈高朋结算。其说明将以上项目转包给陈高朋未向锡铭公司进行过告知。其并说明在收取锡铭公司的4万元后即将其中的33000元支付给了陈高朋。其就该主张提供微信聊天及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对方为“陈高朋∽安徽代工”；其另提供其个人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其主张明细中部分转账款项是向陈高朋转账付款。其并说明在工程结束后还要与陈高朋结算再支付其他款项。锡铭公司就杜爱辉的以上主张不予认可，其主张陈高朋是杜爱辉的“代班”；其对杜爱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主张杜爱辉与陈高朋长年承包工程，两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其不清楚。同时聊天记录中显示的转账情况及备注不具有唯一性，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且杜爱辉在聊天中自认陈高朋为“代班”，是内部矛盾，已经解决。而且杜爱辉从其处领款后转账给陈高朋，陈高朋作为工人的委托人，以队伍委托人的身份向其申请付款的行为系其班组内部行为，流程上满足合同的第七条约定，故陈高朋和杜爱辉应对外向其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杜爱辉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虽显示对方名称为“陈高朋∽安徽代工”，但杜爱辉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该“陈高朋∽安徽代工”的真实身份即为陈高朋，其另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明细也仅能体现出其账户中款项往来的情况，对方的身份并未体现，且与本案所涉经十一路工程是否存在关联亦不能确定。锡铭公司对此也提出异议，因此一审法院对以上杜爱辉主张就经十一路工程向陈高朋转账付款的情况不予确认。三、杜爱辉主张其曾要求锡铭公司不能绕过其向其他人员付款，其就此主张提供与锡铭公司的负责人员于前民的微信聊天记录。记录显示：（一）杜爱辉于2018年7月14日18：59向于前民称“你居然饶（绕）过我直接让代工签字拨款给代工，这是（事）完不了”。其就该记录解释称于前民在此之前给其打电话说要给陈高朋付款，其不同意，后来其给于前民打电话，于前民一直不接其电话。（二）杜爱辉于8月2日07：13向于前民称“1.我与你们劳务公司的合同目前还在有效范围内，直到劳务费全部结清自动作废。2.我与我的代班老陈属于我队伍内部矛盾（已经解决）。3.我既然与你签了合同我就会对我所干的活服务到底，不会半途而废。4.19层以上的活贵工地想给我解除合同另签合作伙伴我同意退出。5.不解除我会调其他人员给你干完，所以我的合同我结账没有任何争议。”同日09：21于前民回复“老陈来找我，没办法我要保证工人吃饭，我把钱给老陈了”。（三）杜爱辉于8月15日12：11向于前民称“于经理，你把钱直接给老陈，电话工人打到我这里来了，工资一分没发，工人找不到他。工人到八局找他一家三口去了。我给工人说，公司已经付钱给代班，你们也别找公司，公司慢慢都会按合同付完。”12：15其又称“你也可以直接与老陈联系处理好此事”。（四）杜爱辉于8月16日12：02向于前民称“于经理假如你全部付与陈高鹏，我的投资与工人工资拿不回，一切后果你自负，我按合同与你公司打官司”。锡铭公司确认以上聊天记录中的于前民系其公司的经理，但其认为该聊天记录内容不完整，且其在2018年7月14日及之前没有向代工即陈高朋付过款，与以上记录中的聊天内容不符。一审法院认为，锡铭公司确认以上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于前民系其公司经理，又主张以上聊天记录的内容不完整。但聊天记录在聊天双方当事人均有保存，即除杜爱辉提供的以上聊天记录外，于前民自己的微信聊天中也会有记录。锡铭公司虽主张杜爱辉提供的记录不完整，但锡铭公司没有提供于前民的聊天记录，且从以上聊天记录内容来看，已经能够体现出杜爱辉要求锡铭公司不能向代工（陈高朋）付款的内容，因此一审法院对杜爱辉的主张予以确认。一审法院认为，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经协商，就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止水台支模、砼浇筑、拆模等劳务分包与承包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18年7月1日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上规定确立了合同当事人全面、严格履行合同义务的基本原则。依照以上规定，锡铭公司与杜爱辉均应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依以上协议书的约定，杜爱辉的主要义务是按时、保质完成应当提供的劳务，锡铭公司的主要义务是按约定向杜支付劳务款项。现该协议约定的劳务内容已经完成，按锡铭公司在本案中的主张，其已支付并超付了劳务费用，因此要求杜爱辉及陈高朋予以返还，杜爱辉提出了异议。经本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锡铭公司要求杜爱辉返还超付劳务款项的诉讼主张无理，其该诉讼请求不能支持。理由为：按《协议书》的约定，锡铭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向杜爱辉是支付劳务款项。该劳务款项的支付包括支付的时间、数额和支付的对象。其中支付时间和支付数额在《协议书》中的“7付款方式”进行了明确约定，而支付对象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即应是《协议书》中的乙方、劳务分包方，亦即是杜爱辉本人。关于此项内容，不仅仅体现在杜爱辉为《协议书》的乙方、劳务分包方，还更加明确地体现在协议书中“2.工程承包方的义务”中的约定，即“2.6按本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方支付劳务报酬，劳务报酬的支付只针对劳务分包方，不直接针对劳务分包工人”。由该项约定，明确了锡铭公司支付劳务报酬应只针对杜爱辉，而不针对劳务分包的工人。按锡铭公司自己的主张，其在该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上支付了共283440元，但实际其仅向杜爱辉支付了4万元，其余款项均非向杜爱辉支付。以上锡铭公司所支付的款项，即使属实，也违反了锡铭公司与杜爱辉《协议书》中的付款约定，锡铭公司的行为对于杜爱辉而言已经构成违约。特别需要指出，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杜爱辉曾多次明确向锡铭公司提出，按双方的约定锡铭公司不得向其以外的人员付款，但锡铭公司置《协议书》的约定及杜爱辉的要求于不顾，仍继续将款项另行向其他人员支付。鉴于锡铭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其应当向杜爱辉承担违约责任。但其在本案诉讼中反而要求杜爱辉将其支付给他人的款项返还，其主张于理、于事、于法均不能成立。锡铭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杜爱辉与陈高朋共同向其返还劳务款项，一审法院在前面已经说明锡铭公司要求杜爱辉返还无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锡铭公司要求陈高朋返还以上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部分可予支持，即陈高朋本人领取的6万元应予返还。理由为：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劳务系锡铭公司分包给杜爱辉，相应劳务款项锡铭公司也应向杜爱辉进行支付。而按锡铭公司提供的会签单、收据、《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陈高朋从锡铭公司处分两次领取了共6万元劳务费用。陈高朋自己明知其并非该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协议约定的劳务提供方，其仍从锡铭公司处领取款项，该行为没有合同依据，因此在锡铭公司提出主张后，陈高朋应向锡铭公司返还此6万元。对锡铭公司要求陈高朋返还款项中该6万元以外部分，一审法院认为依锡铭公司现有证据不能确定陈高朋存在着返还责任。理由为：锡铭公司所主张的另18万余元系锡铭公司直接向胡亭碧等人支付，尽管以上人员出具了《证明》，但：一是以上《证明》虽然从形式上看系胡亭碧等人署名出具，在《证明》之外并附有这些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但以上人员在本案诉讼中均未到庭，《证明》是否确由以上人员出具并不能确认。二是，即使以上《证明》确为以上人员本人出具，但《证明》中所载明的陈高朋拖欠工资等内容也都是以上人员的单方陈述，并未得到陈高朋的确认。锡铭公司也未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因此，锡铭公司要求陈高朋返还向陈高朋以外人员支付的款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能支持。另，锡铭公司除要求返还款项外，还要求支付利息，其将利息的计算开始时间明确为超付之日止。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超付”系锡铭公司自己提出的主张，并未得到一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仅是陈高朋不应领取而实际领取了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劳务款项6万元。鉴于锡铭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返还，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立案。因此该6万元的利息可自该日起计算。锡铭公司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准许。锡铭公司提起诉讼后，杜爱辉提出反诉，一审法院予以合并审理。就杜爱辉的反诉，一审法院认为，通过本案审理，可以确认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的劳务款项结算值为141888元，锡铭公司实际仅向杜爱辉支付4万元，因此锡铭公司还应向杜爱辉支付101888元。杜爱辉的该项反诉请求符合《协议书》的约定，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杜爱辉还要求锡铭公司支付此劳务款项的利息，按锡铭公司与杜爱辉签订《协议书》“7付款方式”中的约定“2.付款：乙方（杜爱辉）进场施工之日起自备一个月生活费，第二个月起按1500元/人支付工人生活费，人数根据现场上报人数为准。主体封顶付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60%，主体经市质监站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至班组完成人工费的80%。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一月内付清。乙方若发生零星用工，必须由甲方工长当日签证，按80元/工日结算。每次领工程款必须有工地出具的会签单，甲方为乙方所出零工及罚款在当月工程款内扣除”，即锡铭公司最迟应在工程竣工验收一月内付清劳务款项。锡铭公司在本案诉讼中确认项目于2018年8月20日完工，杜爱辉未提出相反意见。因此，锡铭公司最迟应于2018年9月20日前向杜爱辉支付完毕劳务款项。锡铭公司实际未向杜爱辉支付，其应当自2018年9月21日起向杜爱辉承担以上劳务款项101888元的利息。判决：一、陈高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劳务款项6万元；二、陈高朋向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以上劳务款项的利息，以6万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自2018年10月18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杜爱辉支付经十一路安置房项目劳务款项101888元；四、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杜爱辉支付以上款项的利息，以101888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21日起计算至款项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五、驳回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09元，由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730元，由陈高朋负担137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98.50元，诉讼保全费1220元，由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锡铭公司向杜爱辉之外的第三人支付劳务费用是否得当。杜爱辉作为个人，并不具备相应劳务法定资质，其与锡铭公司之间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应认定无效。虽然《协议书》无效，但鉴于涉案工程已经施工完毕，杜爱辉依法享有要求锡铭公司支付相应劳务费的权利，故锡铭公司仍应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杜爱辉履行付款义务。锡铭公司主张因《协议书》无效，则其与农民工之间存在直接法律关系，故锡铭公司可越过杜爱辉直接向农民工付款，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采信。在未经杜爱辉授权或同意，且在杜爱辉多次明确提出不得向其他人员付款的情况下，锡铭公司仍将有关劳务费用支付给陈高朋及其他人员，锡铭公司的该行为有违合同相对性原则，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负担。故锡铭公司要求杜爱辉返还相应超付劳务费，于法无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同时，鉴于锡铭公司仅向杜爱辉支付劳务费4万元，故锡铭公司仍应向杜爱辉支付剩余劳务费101888元及相应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锡铭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07.5元，由上诉人济南锡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宏伟审 判 员 李莎莎审 判 员 焦玉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官助理 乔 馨书 记 员 李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