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9民终150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俊舟，男，1972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国锋，湖北金煜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春洲，男，1961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翠霞，女，1963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洲，系安翠霞丈夫。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卧龙乡三合村（316复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02565467628E。法定代表人：张春洲，该公司经理。上诉人黄俊舟因与被上诉人张春洲、安翠霞、湖北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洲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902民初7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黄俊舟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902民初772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黄俊舟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黄俊舟与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于2016年8月1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属适用法律错误。实质是附履行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大洲公司、张春洲出具的欠条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张春洲出具的欠条是对原告所转让股份价款的结算及确认，该转让款449.2万元应予以给付。”对于该事实的认定，黄俊舟认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但黄俊舟与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原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方式改变为：按所销售房屋价款计算，甲方占25%、乙方占75%，即每销售一套房款，甲方收款25%（不含其他股东）乙方收款75%”，该内容属于附履行期限的约定：1.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客观情况作为附加条件，并以此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该民事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或失效的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该条件成就与否决定合同生效力与否，也决定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否生效。履行期限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时间，在履行期限期到来之前，当事人双方不需要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债权人也不能请求债务人实际履行债务，否则债务人有权拒绝。履行期限只是对实际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并不是对合同效力的规定。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合同己经发生效力，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己经发生，双方都应当受到合同的约束。若本案视为附条件的合同，则可能产生两种后果：条件成就时，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须履行付款义务；条件不成就时，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将永远免责，永不负担付款义务，黄俊舟的实体权利消灭。如视该约定为附履行期限的合同，则只产生一种后果：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当然负有付款义务，只是履行时间早晚的问题。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仅能行使期限未届至的抗辩权，但其付款义务仍然存在，黄俊舟的实体权利不消灭。但实际上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付款与否并不决定欠条是否生效，因为欠条不仅生效，而且双方已实际部分履行。换言之，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的付款义务是必然的，只是何时付款而己。2.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中，条件的本质特征在于法律行为发生效力所依据的情况具有不确定性，该不确定性也是条件区别于期限的原因。若视之为附条件，则在签约当时，无法判断条件将来能否成就；若视为履行期限，则在签约当时是可判断期限将来一定会届至的。本案中，当事人签订合同时显然是预期涉案房屋将来一定会销售，而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肯定是要付款的，双方主观上均无免去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付款义务的意图。因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负有付款义务，其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故照常理判断该期限一定会届至，只是不知具体何时到来，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也自述房屋是能销售的，只是不知何时能实现。3.从合同用语上看，该约定表达的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条件概念。如果是条件，该条款应这样表述：如果房屋销售，才付款；如果房屋不能销售（注意是不能销售，而不是没有销售，不能销售是条件，没有销售，是期限），就不再给乙方付款。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双方在签订该协议时都没有不付款的意图，也没有不能销售的合意，而是由于欠条没有约定具体的履行付款期限，而是为了保证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能付款而作出的约定。同时，从条款文字上看，并没有写明原审法院认定的：“未销售房屋，则可暂不给付”的表述，相反从条款文字上看，“每销售一套房款，甲方收款25%”只是表明一种支付途径，并未排除其他支付途径和方式。所以《补充协议》其实质是附履行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欠条已生效，就是履行付款的一个时间点，且属于分期付款的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该《补充协议》不以确切的年月日来界定期限，而是以作出一个行为的时点来确定期限，因此该期限依附于该行为的履行情况，是一个变数。每次付款期限是一个时点，即每销售一套房为一个时点，这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具体不具体之分，没有附条件不附条件之分。但对《补充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存在“每销售一套房款是多少”“每销售一套房的认定时间”“从何时计算第一套房的时间”“何时售完房，何时付完款”的分歧，因此实际无法具体确定该条款约定的付款时间，故该条款实为约定不明的付款期限，属于当事人对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鉴于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坚持认为其付款义务并未产生，故双方已不可能就履行期限达成补充协议，也无法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法院应当直接判决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在一定时间内向黄俊舟履行给付股权转让的欠款。二、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交证据证实被告已销售了房屋，达成了条件却拒向其支付转让款，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所附条件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故可视为付款条件尚未达成”的判断，属适用法律错误：l.本案不是附条件的合同，而是附期限的合同，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要求黄俊舟举证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已销售了房屋是错误的。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六条，黄俊舟只需分析履行期限约定不明即可，无需就销售了房屋或条件不可能发生进行举证。2.事实上，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已销售涉案房屋多套，涉案房屋大部分已装修，安装了防盗网，并缴纳水电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3.从举证能力来讲，黄俊舟确实没有能力举证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销售房屋的情况，因为黄俊舟股权转让后，从法律上无权监督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销售房屋的情况，《补充协议》也未对此有约定。同时因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的原因，涉案房屋至今无法通过验收，处于非法状态，所以销售房屋的情况无法从有关机构查询。当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抗辩其五六年来一套房屋也未销售时，法院应责令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提供财务账目、物业管理记录、销售房屋的协议等证据。至少要求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对长期没有销售房屋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或依职权向有关住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将所有的举证强加在黄俊舟身上，有失公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规定，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取证，应申请人民法院取证，黄俊舟一审中没有申请，是因黄俊舟认为本案不是附条件的合同，是原审法院在没释明的情况下造成。所以，本案上诉中黄俊舟同时申请二审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二审答辩称，1.安翠霞对2013年9月1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清楚，其未参与也未签字，也没有出具过任何委托，合同上的“安翠霞”是张春洲代签的；大洲公司没有在《股份转让协议》上盖章。对合同价款有异议，黄俊舟诉讼请求判令支付449.2万元的数字不准确，应是待合同履行完毕后才能知道。2.黄俊舟诉请的利息，不清楚，也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3.2016年8月13日，黄俊舟和大洲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对付款方式进行重新约定，付款方式已经变更。黄俊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春洲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2.判令张春洲向黄俊舟支付资金占用利息808560元（以449.2万元为基数，按年息6%计算，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为止，暂计算至2019年2月1日）；3.判令安翠霞和大洲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1月18日，黄俊舟与案外人肖桂元、娄红兵等人签订《合股协议》，约定五人共出资600万元合伙经营开发位于孝感市××镇的白湖新城小区，该项目挂靠在大洲公司名下，安翠霞时系法定代表人。黄俊舟为此出资150万元人民币入股。2013年9月16日，安翠霞（受让方）与黄俊舟、案外人肖桂元、娄红兵等人（转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黄俊舟等合伙人自愿将白湖新城小区房地产开发权全部股份转让给安翠霞自主开发。该协议约定了全部项目的转让金额、支付方式及期限，违约责任等事项，同时还约定还款期限为2014年4月18日至2016年12月30日止，在此期间，如因市场原因，受让方出现房屋销售滞销，出让方按未销售房屋总量30%回收，价格按建设成本计算。此后，黄俊舟退出该项目。2014年6月，大洲公司和张春洲向黄俊舟出具了一份欠条，载明“今欠到黄俊舟白湖新城项目股份转让款人民币499.2万元。已付人民币50万元，该欠条不过期”。该欠条加盖了大洲公司的公章，并有张春洲的签名。后经黄俊舟多次索要，2016年8月13日，经案外人杨某在场见证，大洲公司与黄俊舟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载明：原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方式改变为：按所销售房屋价款计算，甲方占25%，乙方占75%。即每销售一套房款，甲方收款25%（不含其他股东），乙方收款75%。该补充协议加盖了大洲公司的公章，并由张春洲签名。2018年12月15日，经案外人杨某在场见证，黄俊舟又与张春洲商议付款协议，张春洲提出参照另一合伙人娄红兵的结算方案（以房抵款）执行，黄俊舟对此未予签字认可。后黄俊舟多次向张春洲索要欠款，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均以房屋尚未销售为由拒绝，以至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黄俊舟与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大洲公司、张春洲出具的欠条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张春洲出具的欠条是对黄俊舟所转让股份价款的结算及确认，该转让款449.2万元应予以给付。对张春洲称该项目有后期费用应由黄俊舟承担的抗辩，未予采纳；关于张春洲称付款方式约定为以房抵款的抗辩，与查明事实不符，未予采纳。黄俊舟与大洲公司于2016年8月13日签订《补充协议》，是双方对股份转让款支付方式的变更及确定。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销售房屋即为付款条件，即为每销售一套房屋，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应向黄俊舟支付房款的25%，未销售房屋，则可暂不给付。黄俊舟诉称该补充协议条款并非转变为付款条件，只是对付款方式的补充及保障。对此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意思表达明确，并无歧义，结合证人杨某的证言、黄俊舟与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的合伙关系，以及《股份转让协议》中关于“受让方出现房屋销售滞销，出让方按未销售房屋总量30%回收”的风险共担条款，均可认定补充协议已将双方的付款方式转变为附条件的付款方式，故对黄俊舟称补充协议只是对原付款方式的补充的意见，未予采纳。黄俊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已销售了房屋，达成了条件却拒向其支付转让款，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协议所附条件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故可视为付款条件尚未达成，对黄俊舟要求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付款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黄俊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3903元，由黄俊舟负担。二审期间，黄俊舟为支持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四组证据；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为支持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黄俊舟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行政许可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肖港镇白湖新城总平面图》。拟证明：双方股权转让的北湖新城项目的地理位置在肖港镇××小区（××），转让前手续合法。证据二：肖港镇白湖新城1-9号楼实地照片、肖港镇白湖新城（白湖路村）1-9号楼立面示意图、肖港镇白湖新城（白湖路村）入住情况汇总表。拟证明：涉案房屋大部分已安装防盗网等生活设施，有理由相信案涉房屋大部分已销售或处理，至少161户。证据三：肖港供电营业所出具的肖港镇白湖新城1-9号楼住户水电情况。拟证明：涉案房屋大部分已安装且使用水电等生活设施，有理由相信涉案房屋大部分已销售或处理，至少124户。证据四：2018年6月10日李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大洲公司没有完整地提供其2016年8月13日之后的售房情况，黄俊舟有理由相信已经入住和安装水电的房屋均是在2016年8月13日之后售卖的。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三的真实性有异议，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不知情。有些房子是在签订2013年9月1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原股东肖桂元、徐银波、娄红兵出售的，不全都是大洲公司销售的。证据四系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也没有收款收据，大洲公司也没有收到房款，该合同是伪造的。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提交的证据如下：证据一：2015年4月16日的占地补偿协议。拟证明：大洲公司向案外人支付了土地补偿款。证据二：2015年9月6日的占用北大门的调解协议。拟证明：黄俊舟的股份转让款499万余元要扣除相应比例，需要原股东到场结算。证据三：房子有质量问题的照片。拟证明：原股东出售的房屋有质量问题，购房户要求退房和补偿。证据四：2013年3月25日的工程质量整改通知书。拟证明：房子有质量问题。证据五：证人证言。拟证明：房屋的销售情况。证据六：《证明》一份。拟证明：2016年8月13日的补充协议签订后，黄俊舟未派人参与房屋的销售，大洲公司此后也未销售房屋，故不应向黄俊洲支付股权转让款。证据七：乐国乔、孙文周、杨小晖、王先民、陈平（卢友华），共六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复印件。拟证明：大洲公司2016年8月13日后未销售房屋，该六套商品房是大洲公司抵偿给原股东娄红兵的。黄俊舟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三的真实性不认可，不能看出是什么地方，关联性有异议，即便是有问题，也是大洲公司自己开发建设的。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房子是大洲公司自己开发建设的。证据五证人没有证实什么事实，不发表意见。证据六的真实性不认可，黄俊舟无义务参与售房，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七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没有娄红兵的签字，与娄红兵没有关系，恰恰证明大洲公司隐瞒其在2016年8月13日之后销售房屋，阻却条件成就的事实。本院对黄俊舟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确认；证据三不足以证明补充协议签订后的售房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四的真实性，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有异议，黄俊舟未提供原件核对，亦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一、证据二的真实性，黄俊舟无异议，本院对真实性确认，但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与本案黄俊舟的诉讼请求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五不能证实补充协议签订后房屋的销售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六系大洲公司的单方陈述，本院不予采纳。证据七的真实性，黄俊舟不持异议，且该证据能够证实大洲公司在2016年8月13日后销售了房屋，但却未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黄俊舟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庭审中，黄俊舟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本院调取：1.肖港镇白湖新城1-9号楼入住住户购房的具体信息；2.张春洲、安翠霞及大洲公司2014年至今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及交易明细。张春洲、安翠霞、大洲公司对此调查取证申请认为，与本案无关。协议签订后，大洲公司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怎么卖是大洲公司做主，大洲公司的房子远大于黄俊舟股份转让款的多少倍，因黄俊舟不派人来参与销售，所以房子没有销售，销售的房子是大洲公司根据约定销售的肖桂元、娄红兵、徐银波的房子。本院对黄俊舟的调查取证申请经审查认为，因案涉房屋未在房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本院无法查询房屋销售记录，且银行流水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亦无法认定系购房人支付的房款。对该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不予准许。但由于房屋的销售情况系大洲公司持有的证据，大洲公司应当提交，本院遂向大洲公司下达限期举证通知书，责令大洲公司提交其在2016年8月13日后销售房屋的合同、幢号、面积、价款、收据等材料。大洲公司收到举证通知书后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上述证据六、证据七，黄俊舟也向本院补充提交了上述证据四。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2014年6月，大洲公司和张春洲向黄俊舟出具了一份欠条”的事实，时间错误，应为“2013年9月16日”。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因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二审期间，大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案外人乐国乔、孙文周、杨小晖、王先民、陈平（卢友华）向其购买共六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收据复印件。大洲公司对这六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解释是：在2016年8月13日之后签订的，但从合同的记载内容可知，该六套商品房均是抵偿案外人娄红兵的股权转让款，因2016年8月13日的补充协议签订后，黄俊舟未派人参与大洲公司案涉项目的房屋销售，房屋也没有实际销售，故不应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案系黄俊舟转让其股权，并请求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引发的纠纷，应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张春洲应否支付黄俊舟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安翠霞和大洲公司应否向黄俊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黄俊舟请求自2016年2月1日起，按年息6%计算资金占用利息，应否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一，本院认为，2013年9月1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欠条》以及2016年8月13日的《补充协议》均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虽然2016年8月13日的《补充协议》对原股权转让合同的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约定每销售一套房屋，黄俊舟收款25%（不含其他股东），大洲公司收款75%，但从大洲公司提供的6套商品房买卖合同可知，大洲公司在补充协议签订后至少出售了6套房屋，但大洲公司、张春洲始终不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股权转让款须自2014年4月18日起至2016年1月30日止，受让方应还清转让方全部欠款。但大洲公司、张春洲至今未清偿黄俊舟股权转让款，故黄俊舟有理由认为，大洲公司、张春洲恶意不履行《补充协议》约定的义务，遂依据2013年9月16日大洲公司、张春洲出具的欠条，要求张春洲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于理有据。安翠霞系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大洲公司在《欠条》和《补充协议》中均加盖公章，故黄俊舟要求安翠霞和大洲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合法有据。安翠霞二审抗辩称2013年9月16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不是其本人签字，对该抗辩理由安翠霞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且一审质证时安翠霞并未否认该协议的真实性，该协议也已实际履行，故安翠霞的该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张春洲抗辩称，2013年9月16日的《欠条》是被胁迫出具的，亦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被胁迫的事实，本院对其辩称的理由不予采纳。张春洲还抗辩称，黄俊舟未参与售房，乐国乔等6套房屋是抵偿给娄红兵的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补充协议只约定大洲公司销售了房屋即应向黄俊舟支付房款25%的股权转让款，没有约定黄俊舟必须参与房屋的销售，也没有约定房屋抵偿给他人时，无须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张春洲的该抗辩理由与《补充协议》约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案涉《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对案涉《股份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的确认，与《股份转让协议》效力无涉。大洲公司、张春洲未按《补充协议》的约定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有违诚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黄俊舟诉请大洲公司、张春洲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符合法律规定，其请求应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本院认为，《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款须在2016年1月30日前付清，因张春洲未按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已违约，黄俊舟请求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应予支持。虽然《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本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产生法律效力，望双方共同遵守。违约金按成交额的百分之十处罚。”但黄俊舟未主张违约金而是请求逾期付款的违约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应予支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逾期付款的损失，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但按该规定计算的利率标准为7.125%，高于黄俊舟请求的年利率6%，故黄俊舟请求按年利率6%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是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张春洲应向黄俊舟支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以下欠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黄俊舟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2019）鄂0902民初772号民事判决；二、张春洲向黄俊舟支付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损失（以下欠股权转让款449.2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自2016年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湖北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安翠霞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向黄俊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5390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3903元，均由张春洲、湖北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翠霞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仁礼审判员  汪书力审判员  胡 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