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0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公国，男，196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文堂，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梅傲雪，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莱芜维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任维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司纪涛，山东秉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公国因与被上诉人莱芜维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安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莱芜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6民初24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公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李公国与维安房地产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一审事实认定明显错误。1.款项流向是认定借款是否客观存在的关键事实。针对维安房地产公司提交证明借款实际支付的“进账单”，李公国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陈述不认识进账单中的收款人“玄淑兴”，也从未指令维安房地产公司将款项支付为“玄淑兴”，客观上也没有收到维安房地产公司或“玄淑兴”支付的38万元借款，一审法院忽视该关键陈述，未对“玄淑兴”身份及款项支付方式进行任何调查，单方面采信维安房地产公司提交的与本案无关联性的证据。即在未查明38万元款项流向的情况下，认定李公国与维安房地产公司之间存在借款事实，而忽视了认定借款事实的最重要因素——款项流向，明显错误。2.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已经查明李公国、任维安曾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承包山东莱芜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并共同投入启动资金100万元，其中任维安出资40万元，且任维安也自认38万元款项系合作投资款。本案中的38万元即为任维安基于《合作协议》支付的合作投资款的一部分，并非维安房地产公司对李公国的借款，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虽未认可任维安的股东身份，但也未否认其投资身份，故38万元系合作投资款与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认定事实也是相符的。3.任维安在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均反复陈述38万元系合作投资款，应认定为其对真实法律关系及款项用途的认可，一审判决主观判定该陈述仅是任维安的认识与观点而已，显然属于误将一审法院取代当事人身份，并将一审法院对事实的猜测掩盖了当事人本身的意思表示，明显错误。维安房地产公司在本案中作出38万元系借款的陈述，明显与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陈述矛盾，系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实陈述，一审判决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单方采信其不实陈述，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公平正义。退一步讲，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虽对“确认任维安与李公国、山东同心公司的投资关系”未作处理，但也并未否认38万元系合作投资款的事实，反而查明李公国、任维安曾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任维安出资40万元作为合作资金，这与任维安在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关于借条所指款项用途的陈述、李公国对借条的合理解释均是相符的，进一步证实维安房地产公司在本案中的陈述是虚假的。4.李公国在借条中特别标注了用于肥料厂承包，这也是该款项的真实用途，与任维安在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的陈述吻合，也与李公国对借条的合理解释、李公国从未收到38万元借款相互印证，一审判决却片面以该标注内容不明确为由，进而否定该款项的真实用途，明显错误。5.任维安在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关于借条及款项用途系合作投资款的陈述、李公国关于借条及款项用途非借款的陈述、原莱芜中院14号裁定及省高院485号裁定所涉案件中查明的合作关系的事实，并结合借条标注内容，已形成38万元款项的流向及用途的完整闭环，且客观上李公国并未收到38万元借款，充分印证38万元款项非借款，维安房地产公司与李公国不存在借款事实。二、李公国与维安房地产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李公国无需向维安房地产公司承担任何偿还或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却在事实认定明显错误情况下，判令李公国偿还维安房地产公司借款及利息，并承担保险担保保费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明显错误。维安房地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维安房地产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3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莱芜高庄街道办事处任家庄村民委员会于2002年出资开办了酵素菌肥厂，工商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为“莱芜市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2005年，村委商定对外租赁经营该公司。已离任的村支部书记任维安（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李公国、张庆才三人，商定共同承包经营同心生物公司，三人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未署签订日期），合作协议第一条载明“合作人各方一致同意由合作人李公国代表全体合作人与莱芜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发包人莱芜市莱城区高庄办事处任家庄村民委员会协商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第二条载明合作期限5年，自2005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第三条载明各合作人同意共同投入启动资金100万元整，任维安出资40万元，李公国出资30万元，张庆才出资30万元，合作的资金须于2005年12月31日交到公司财务。2005年7月25日，李公国给原告出具一份借条，借条内容：今借到维安房屋开发公司现金叁拾捌万元正￥380000元（承包肥料厂用款）李公国05.7.25。2005年8月10日，李公国代表三人与村委签订了《莱芜市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酵素菌肥厂）租赁合同书》。因多种原因，原“莱芜市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未及时年检营业执照，原营业执照作废，需重新办理，于2005年10月24日重新进行了注册登记。重新注册时，公司更名为“山东莱芜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李公国，公司有两名股东：村委会与李公国，注册资本200万，村委原投资的固定资产及使用物资评估1552682.89元作价股额120万元、李公国货币股额为80万。后村委会增加了投资另行购置了化验仪器等设备（资产价值66955元），任家庄村委与李公国于2007年4月10日签订了关于《莱芜市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酵素菌肥厂）租赁合同书》的补充协议，将原租赁期限变更为自2007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止。2010年4月17日，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村委会收回投资，村委会于6月2日收撤回了股资，则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在2010年6月9日成为自然人李公国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0万元。2010年6月21日，公司的企业登记信息又进行了变更登记，增加任维安为股东，股东李公国出资80万元、任维安出资120万元。由于三合作人的合作经营期限至2010年8月31日届满，为了处理合作五年以来的遗留问题，三合作人商定延长合作期限，于2010年7月15日签订了《合作补充协议》，合作期限延长至2011年8月30日。该合作补充协议主要就三人合作五年以来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包括收回的货物、货款、内部个人集资、工人工资、高息借款、业务员提成、承包费、税金等如何操作处理作了安排，并在协议的第六条约定由董事长（指任维安）融资100万元先将公司运转起来，按月息1.5％，10个月后董事长有权收回本息，合作人不准以任何理由截留，一年内产生的利润按原合同分红，一年内产生的债权债务由董事长个人负责，在协议的第七条约定公司转入正常运转后，其他合作人要积极融资，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融资利息以第六条为准。鉴于以上情况，在2010年8月16日，公司企业信息登记再次发生了变更，增加了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仍是李公国、任维安，李公国出资额仍为80万元，任维安出资额成为220万元。对该变更登记信息，在莱芜市公安局莱城分局“李公国抽逃出资刑事侦查卷”询问笔录及变更登记申请书中，任维安陈述被登记为股东并出资和增资不知情、材料中涉及的任维安签字均不是其本人所签、系李公国伪造。为此，李公国受到了刑事责任追究。2.2009年2月22日，同心生物公司制作了生产经营情况报告书，报告书的每一页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其中：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31日经营情况之投资部分载写共投资1223984.59元，董事长100000元（指任维安）、李经理786824.59元（指李公国）、张经理337160.00元（指张庆才）；2007年度经营情况之投资部分载写共投资1209116.00元，董事长10万元、李经理72万元、张经理389116.00元；2008年度经营情况之投资部分载写共投资1249116.00元（不包括村委投资），董事长10万元、李经理76万元、张经理389116.00元。3.李公国代表三合作人与任家庄村委会签订的《莱芜市同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酵素菌肥厂）租赁合同书》经营期限至2012年4月30日届满后，就同心生物公司是否继续租赁或承包经营、以及由谁租赁或承包经营问题，任家庄村委根据企业当时的经营现状情况，商定同意与李公国之女李霜签定了合同，合同的名称为《房屋、车间、附属设施租赁合同书》，合同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30日，租期自2012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鉴此，任维安认为自己同心生物公司的股东权益受到了损害，于2015年2月以原告身份、以李公国、李霜、任家庄村委为被告，向原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诉讼，中院于2015年2月5日立案，根据案情中院于2015年5月13日通知山东同心生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5月29日开庭审理，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莱中商初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任维安的起诉。在该案中，任维安依据其提供的主要证据2005年7月25日李公国为其出具的借条一份（即本案涉及的借条证据）、2006年6月李公国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肥料厂投资款2万元）、2006年7月25日同心生物公司出具的现金收入凭证一份（内容为兹收到任维安董事长交来现金10万元），主张系其作为股东的出资款，并陈述是依据三合作人签订的《合作协议》成为原始股东。但李公国、李霜、同心生物公司均认为：证据中的款项不是作为股东的出资，是合作共同承包经营的出资，任维安不具备股东资格。任维安还依据其提供的村委与李霜签订的租赁合同书证据、产成品清单6份证据、聘请律师花费12万元证据，主张返还财产（租赁合同书附表所列财产及产成品清单记载的物资）、赔偿损失。对任维安提供的上述证据，中院审核认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对任维安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及能否确认其股东资格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1）股东登记信息是他人冒名登记不受登记优先原则保护，不能据此确认任维安的股东资格；（2）任维安没有提交股东名册、股东会议记录、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股东资格，且股东名册、股东会议记录、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等是工商登记材料的组成部分，因是冒名登记，部分资料是虚假的，也不能据此确认任维安的股东资格；（3）《合作协议》约定的是共同承包经营，其中约定的出资也是三合作人投入启动资金，并未约定合作方成为被承包企业的股东，李公国出具的借条、收条和同心生物公司现金收入凭证，均未载明任维安是作为股东缴纳的出资，任维安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股东出资有关联，而李公国及第三人同心生物公司不认可是股东出资，故不能认定是任维安作为股东的实际出资，不能认定任维安的股东资格。任维安对裁定驳回起诉不服提出上诉，上诉中不再主张是公司的股东，而主张是公司的隐名股东，上诉请求是要求撤销原审裁定、确认其与李公国、同心生物公司的投资关系。山东省高院审理认为：任维安一审起诉没有证据证明其在起诉前要求有关机关或人员提起诉讼，也就是任维安在起诉前并未履行股东诉讼的前置程序，任维安的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任维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不予支持；二审上诉请求中增加独立诉讼请求“确认任维安与李公国、山东同心公司的投资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不作处理，任维安可以另行起诉。据此，山东高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鲁商终字第4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任维安的上诉。4.2019年5月7日，原告维安房地产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缴纳案件受理费3500元、保全费3020元、提供保险担保的财产责任险保费52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的38万元性质如何确认问题。原告主张是李公国的借款，被告主张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任维安为履行三人合作协议的出资款，双方均提交了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双方对所提交的涉案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审核认为能够反映案件事实，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双方依据证据所得出的认识与观点，作如下分析判断：首先，任维安在莱芜中院审理案件时意图通过涉案借条及其他证据证明自己是同心生物公司的股东，由于李公国及同心生物公司不认可是对公司的出资，任维安又未提供股东名册、股东会议记录、出资协议书、出资证明等其他证据来证明，加之三人的合作协议也未载明是对公司股东的出资，故中院未予采纳支持任维安的观点，因而也就不能将任维安的意图陈述及后来的上诉状中的陈述，作为有效认定为系股东出资的证据，任维安的陈述仅仅是当事人的一种陈述，只是任维安的一种认识与观点而已。中院及省高院对股东出资作出了否定，对涉案的38万元是否就像李公国认为的那样两院的裁定书对属于是三人合作的出资作出了认定，一审法院不能苟同李公国及代理人的观点。仔细看阅中院的裁定书，得不出38万元是对任维安为履行三人合作协议出资的认定，而且省高院的裁定书对任维安在二审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任维安与李公国、山东同心公司的投资关系”明确指出任维安可另行起诉，这说明中院审理时并未肯定、认定涉案的38万元是三人的合作出资。因而，本案庭审时李公国的“莱芜中院裁定书第六页中第一项，原告任维安提供的证据用于证实是任维安的出资款，第七页中间部分，本院认为表述认可38万元为出资款，第八页中认定为对公司的出资而不是股东、省高院裁定书第5页任维安上诉状部分、李公国都认可是在合作组织中的出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这也只是李公国的一种认识观点而已。中院裁定书第七页中间部分，是这样表述的：本院经审核认为，原告任维安提供的上述证据，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从该表述看，对证据各方当事人无异议，应当是指对证据本身及其内容无异议，但对依据证据各自所陈述的观点，并未作出肯定或否定，李公国依据该表述在本案庭审时认为该表述是对38万元的性质属于对出资的认可之观点，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而且，裁定书的第八页、第九页作了详尽的阐述，字里行间没有对38万元是三合作人的出资作出认定，仅认定为不是股东的出资，不能确认股东资格。通过以上分析，不能判定涉案借条的38万元性质属任维安与李公国、张庆才三人合作的出资。其次，2005年至2008年三年度的同心生物公司生产经营报告书，很明确的载明了三人的合作出资款项，董事长任维安为100000元、李经理李公国786824.59元（后来变为72万元及76万元）、张经理张庆才337160.00元（后来变为389116元），从未涉及38万元是谁的投资，那么38万元哪去了。假若38万元是基于三合作人之一的任维安的承包经营的出资，为何不在生产经营报告书中列明。而且，合作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是任维安40%、李公国与张庆才各占30%，那么，三人是如何履行的出资义务，为何李公国的出资是78万余元。公司的经营报告书制作的依据肯定是公司的账册及会计凭证，对该报告书李公国虽不认可，但未进一步提交相应的反驳证据来佐证38万元就是任维安的三人的合作出资，只是仅仅依据合作协议的内容及裁定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通过以上分析，也不能判定涉案借条的38万元是任维安的三人合作之出资。第三，涉案的38万元借条，是李公国给任维安出具的，还特别标注用于肥料厂承包（即后来的同心生物公司），那“用于承包”是指任维安用于自己的承包，还是指李公国用于自己的承包，不明确。结合被告庭审所陈述的“任维安一直是以出资50万元向同心生物公司及任家庄村委主张权利，生产经营报告书证据，不能证实任维安的出资仅为10万元,而是50万元”，那么，为何只对12万元出具的是收条（中院裁定书第六页中间部分2006年6月李公国出具的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肥料厂投资款2万元、2006年7月25日同心生物公司出具的现金收入凭证一份内容为兹收到任维安董事长交来现金10万元），而对38万元出具的是借条，这很令人费解。据此分析，也不能判定涉案借条的38万元是任维安的三人合作之出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涉案借条的38万元是任维安的与李公国、张庆才的三人合作之出资，被告李公国在本案中的辩称意见及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主张是借款之意见予以采纳。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李公国偿还借款38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并要求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这一观点已被年利率6%所替代。债务应当清偿。判决：被告李公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38万元及利息（以38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3500元、保全费3020元、保险担保保费520元，合计7040元，由被告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公国提交2011年10月1日股东任维安作出的《召开2011年山东莱芜同新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一份，该通知中任维安明确表述其为公司的监事及控股大股东，显然与任维安在原莱芜中院14号及省高院485号案件中陈述其已向合作承包的企业投入较多资金相吻合，与本案被上诉人主张的任维安只投资了10万元明显矛盾，拟证实涉案的38万元是基于合作关系的投资款，而非借款。经质证，任维安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予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李公国向维安房地产公司出具38万元的欠条一份，且李公国认可涉案款项已经到了其与任维安、张庆才合作的款项中，故李公国和维安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借条中载明的出借人是维安房地产公司，而非任维安，根据合同相对性，李公国应当向维安房地产公司偿还涉案的借款。至于李公国从维安房地产公司借款后的用途及李公国与任维安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影响维安房地产公司依据借条向李公国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李公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00元，由上诉人李公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振华审判员  亓雪飞审判员  刘 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李宜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