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2511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法定代表人：王建国，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福荣，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越，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一审第三人）：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法定代表人：任思宇，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红玲，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耿琥，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杨兴荣，男，196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坤，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茹翠，湖南人和（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广东瑞臻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法定代表人：林治中。委托诉讼代理人：余萍萍，广东政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智斌，广东政乾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负责人：蓝晓寒，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远宏，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系该公司的高级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域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法定代表人：张子艾，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连远宏，男，1969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高级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法定代表人：董轼，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法定代表人：刘明，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智，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通公司）、上诉人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鲁木齐银行）与被上诉人杨兴荣以及一审被告广东瑞臻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臻公司）、一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公司）、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房产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6日作出（2015）珠香法民三初字第759号民事判决，杨兴荣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作出（2017）粤04民终646号民事判决。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重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粤0402民初8891号民事判决，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银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402民初889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2、依法驳回杨兴荣对银通公司的诉讼请求；3、由杨兴荣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房产各阶段处置的决定权的认定除第一项外的其他部分均不能成立。（一）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的处置决定权为建行及分支机构的认定依据明显不符合事实，其认定的依据为委托方为建银房产公司与惠州市华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及相关文件，文件显示投资单位为建设银行新疆分行而不是银通公司，而对银通公司的投资视而不见，更与一审判决认定银通公司原始取得案涉房产明显矛盾。（二）一审法院认为1998年某某公司享有处置权是对受托经营与处置权的混淆。1998年建银房产公司进行委托的具体原因如下：1994年2月21日银通公司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行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新建房字（1994）02号文件“关于同意我公司加入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经营联合体”的批复，将名称变更为“新疆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同年3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进行核准登记。1996年中国建设银行新疆分行《关于中国建设银行现将铁道专业支行改变行政隶属关系的函》（建新函字［1996］079号），将银通公司归入乌鲁木齐市天元房地产公司。1997年3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关于对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公司、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并方案的批复”（建新经管办函字［1997］002号），将建银房产公司、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合并，将原属于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银通公司划归建银房产公司管理，作为其子公司。这也是为什么建银房产公司能够对外托管银通公司资产的由来。但其托管行为对案涉房产的权益（所有权）未产生变更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受托单位某某公司享有处置权就更无理由。（三）一审判决第35页认定信达公司于1999年取得案涉房产的处置权，而在36页又认定2004年建投公司承继了建设银行的其他业务而取得案涉房产，同时又认定信达公司的处置权是来源于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其关于处置权的认定缺乏一致性，更不符合事实。（四）案涉房产的处置权一直归属银通公司，银通公司的股东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一直未转移。银通公司只是在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置换协议后将案涉房产转移交付给了建银房产公司，但由于未办理房地产登记证书而未办理权属转移登记。即使从股权控制的角度来看，建投公司也未与银通公司发生过任何关系，更谈不上由其处置银通公司的案涉资产。银通公司的股权变更如下：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4月4日下发了《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依据该通知，1999年4月19日信达公司成立，接收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1999年10月，依据中国建设银行（未改制前）和信达公司联合发文（建总发[1999]126号文）《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转固定资产的通知》，银通公司划归信达公司，也即1999年后银通公司及其资产便与建设银行无关。这也是为什么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在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时写明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指示精神的原因所在。2002年4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公司以建总函［2002］325号文《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划转资本金有关事项的通知》附件一第28项列明将银通公司划归信达公司。此时银通公司的股权及公司资产（含案涉房产）便与建设银行无关。2002年10月10日银通公司的股权划归信达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3月14日，银通公司依上述文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此后，银通公司的股东又进行了多次变更，但均与建设银行、信达公司、建投公司无关。一审法院认定不良资产转让的整个过程的起点就是建投公司从建设银行承继了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资产，其作为案涉房产的权利人进行了不良资产的处置。但在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表明案涉房产曾经归属建投公司所有且其对案涉房产享有处置权。（五）一审法院对处置决定权的理解与所有权转移非同一概念。物权法没有处置决定权的概念，所有权中包含了处分权。在所有权一直为银通公司所有的情况下，何谈处置决定权。当然，因为银通公司为国有公司，其资产的处分需经上级主管单位审批，但并不表示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处分银通公司的资产，资产的转移仍需依法由银通公司行使。二、一审法院关于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以及处置是否包含案涉房产问题的阐述中以“包含”偷换了“有权处置”的概念。不良资产处置过程是否包含案涉房产只有包含或不包含两种情形。不包含不用论述，而包含并不代表有权处分，无权处分也可以包含案涉房产，但不能实现其财产权利。本案即使认定不良资产处置包含案涉房产，但并不表示会产生案涉房产权利的转移。三、一审法院关于数份合同有效权利保护顺位的论述的前提不存在，明显错误。（一）数份有效合同保护顺位是就所有权人就一物多次处分，而最终哪份合同可以得以实现的处理原则。保护顺位的合同均是有权处分。所有权只能有一个，要么是银通公司，要么是建投公司或其后的受让人。合同虽然有效但不表明其合同权利均可实现。就本案而言，一审法院将不同主体之间签订的数份合同进行顺位保护认定明显是对法律的误读。（二）即使按一审法院的合同保护顺位的理由逻辑认定也不能成立。1、案涉某某别墅已经完成了产权的初始登记，即案涉房产的产权已经全部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这本身是对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的以案涉房产进行抵债协议的履行；2、2014年12月25日，由建银房产公司、乌鲁木齐银行和银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鉴于”部分的第1条已经明确说明“《资产置换协议书》签订当日（2000年1月19日）银通公司将某某别墅交乙方（建银房产公司）占有，双方约定相应税费自交付后由乙方承担。”该内容完全可以证明案涉某某别墅已经交付给乌鲁木齐银行。一审判决“审理查明”部分也描述了三方《协议书》的内容。3、乌鲁木齐银行在一审提交的证据5“电汇凭证、发票、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收据”可以证明在《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签订后，由乌鲁木齐银行出资将案涉某某别墅的产权初始登记办到了银通公司名下，并交纳了物业费（2009年12月8日由乌鲁木齐银行向案涉房产开发商转账支付5万元物业费，2009年12月12日房产开发商开具了“补交管理费”的发票）和办理产权初始登记的契税、房屋所有权登记费、土地登记费、房地产交易手续费等各项费用。（三）一审法院关于不良资产的处置经过登报催告等程序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及乌鲁木齐银行未提出异议，从而不良资产处置过程更优于抵债协议的观点就更不敢苟同。从所有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特点可以得出，无权处分行为无法改变所有权。从客观上看，银通公司及建银房产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看到不良资产处置登报催告内容几乎不可能。三方的办公地点均在新疆，而两次报纸公告的刊登载体是在广东地区发行的省级报纸《南方日报》，在非特别提示的情况下，银通公司等不可能去看《南方日报》，在没有看到相关公告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去向信达公司或建投公司提出所谓的异议。因此，不能因为不良资产处置登报催告而推定三方未主张权利、未提出异议，从而丧失所有权或其他合同权利。（四）杨兴荣的非法占有及处置案涉房产的行为作为保护不良资产转让合同顺位的观点更让人不能理解。四、一审法院关于银通公司是案涉房产名义上的产权人的认定并因此要求银通公司配合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过户手续的认定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任意突破，也属错误。杨兴荣与前手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银通公司未追认，其合同效力不及于银通公司，对银通公司无约束力。银通公司的协助义务只来源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本案杨兴荣是以合同（后法院将案由认定为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合同权利只能向合同相对方进行主张，银通公司无法定义务协助其进行变更。五、一审判决严重违背《物权法》的规定。案涉某某别墅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银通公司是某某别墅的物权所有人。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非所有权人可以不经案涉房产所有权人的同意就将其名下的房产所有权“合法”转让给他人，这种逻辑是极其荒谬的。银通公司在二审调查中补充意见如下：1、一审法院对各方提交的证据没有完全审查，如一审法院仅写了乌鲁木齐银行提交了4份证据，对其余证据没有进行认定。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了20份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提及和认定。2、一审法院对建投公司在不良资产转让协议附件中提到涉案房产的原因没有查明，建投公司无任何权利处置银通公司名下的财产或任何权益，但其在不良资产转让协议附件中提到涉案房产，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相应的原因。3、其他重要事实。（1）一审判决查明了建投公司于2004年9月17日变更为现名称，但事实上建投公司是于2004年才成立，并非更名。（2）一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系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有误。1999年银通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划归信达公司或其下属单位管理，并从2002年4月23日起与建设银行完全脱离关系，2002年10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至今，与建设银行或其分立后的单位再无任何关系。1999年至2007年之间建银房产公司受信达公司或其下属单位管理，2007年之后建银房产公司受建投公司管理，是建投公司的子公司。针对银通公司的上诉，各方当事人答辩如下：乌鲁木齐银行称没有答辩意见。瑞臻公司述称，一、银通公司仅为涉案房产名义上的权利人，自2000年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资产置换后，案涉房产的权益已由建银房产公司取得，不再属于银通公司。二、银通公司成为一审被告，是因为涉案房产初始登记在其名下，因此要求其协助过户登记，别无他意。三、银通公司提起上诉的动机令人惊诧莫名，涉案房产或者给杨兴荣，或者给乌鲁木齐银行，银通公司难道还想推翻涉案房产权益转移的事实将其据为己有？综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银通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乌鲁木齐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2018）粤0402民初8891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2、改判银通公司将珠海市香洲区某某路××××号某某别墅区五栋B型别墅的××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0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1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7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8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过户登记至乌鲁木齐银行名下；3、驳回杨兴荣的全部诉讼请求；4、判令杨兴荣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案件基本事实且已查明事实部分错误百出。（一）一审判决遗漏了主要证据。1、一审判决仅列明乌鲁木齐银行提交了4份证据，但乌鲁木齐银行在原一审程序中提交了9组证据，其中第4至第9组证据证明了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后的履行情况，完全可以证明案涉某某别墅已经交付给乌鲁木齐银行并完成产权初始登记至银通公司名下，以及银通公司准备将房产产权过户给乌鲁木齐银行的事实。2、一审判决并未提及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次一审中提交的20份证据，其中第1-15份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某某别墅办理房地产权初始登记时的发票与杨兴荣持有的发票完全是不同的版本，且开具的时间不同，杨兴荣持有的发票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其合法取得案涉某某别墅房产权利的证据。（二）一审未经质证但作为认定案件重要事实的证据。一审判决“查明事实”部分查明杨兴荣提交了部分转账记录证明房款支付的事实，其表示房产已经交付买受人使用，但上述证据在本次一审中并未作为杨兴荣提供的证据由各方诉讼参与人进行质证，但却在“本院认为”部分予以了认定，可见上述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一审法院认定杨兴荣有权取得案涉某某别墅房产的重要依据。（三）一审判决中遗漏了信达广东分公司的重要答辩意见。根据信达广东分公司对案涉《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受让的“资产”的定义以及对案涉《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第1.3条转让的“资产权益”的定义，即便在清单中有列示“某某别墅”项目，也是经过处置后的剩余资产。在建银房产公司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进行了资产抵债的处置行为后，“某某别墅”项目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剩余资产。无论是瑞臻公司还是杨兴荣，其权利来源均受制于上述《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和《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瑞臻公司或杨兴荣取得的资产是有合同约定特别界限的，均为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信达广东分公司的上述重要答辩意见同时也印证了建投公司在原一审中述称的将某某别墅项目按现状转让给信达公司，该“按现状”是指按处置后的现状。（四）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1、关于案涉某某别墅的交付和产权初始登记问题。一审法院认定：“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签订《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后，信达公司及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前，并未对房产交接，也未完成案涉房产的初始登记或过户登记等内容，即抵债协议履行情况并不明确”显然错误。事实上，案涉某某别墅已经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2014年12月25日，由建银房产公司、银通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的《协议书》的“鉴于”部分的第1条已经明确说明“《资产置换协议书》签订当日，银通公司将某某别墅交乙方占有，双方约定相应税费自交付后由乙方承担。”乌鲁木齐银行一审期间提交的电汇发票、凭证、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可以证明《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的履行情况，乌鲁木齐银行出资将案涉某某别墅的产权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并向开发商交纳了5万元的物业费。2、关于信达公司是否向瑞臻公司移交了某某别墅钥匙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信达公司）在向买受人移交的“某某别墅”项目的资料清单中显示，移交了相关的协议、收据、台帐、照片、钥匙、请示及发票等内容，明显包含了房产实体的相关内容，……”与事实不符。对照杨兴荣提供的《资产权益档案资料对外移交清单》可以看出，该清单并不是信达广东分公司移交给瑞臻公司的清单，该清单上移交人处盖的是瑞臻公司的公章，而且接收人处没有任何的签章。无论瑞臻公司还是杨兴荣均不能提供信达广东分公司向瑞臻公司移交了案涉某某别墅房屋钥匙或者是信达公司将某某别墅移交给瑞臻公司的证据，那么瑞臻公司又何来向杨兴荣移交某某别墅房屋钥匙？3、关于信达公司的成立和不良资产的处置权限问题。一审判决查明“信达公司称其系从原建设银行分离而来，在分离前管理建设银行的实体资产和不良资产。……”是错误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3号】，信达公司是1999年4月由财政部全额拨入实收资本金100亿元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1999年10月，根据建设银行和信达公司共同发布的《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实体、对外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划转信达公司。但在2003年，信达公司将银通公司的资产作为资本金划转给信达投资有限公司。4、一审判决对于建银房产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的内容断章取义。如果单凭法院截取的个别合同约定条款来看，一审法院强调了受托人某某公司在托管期间对某某别墅的权利，而将义务条款隐去，相反的是将委托人建银房产公司的权利条款隐去，而将义务条款悉数呈现，造成建银房产公司无权处置某某别墅的假象。5、关于两次报纸公告登载的真实时间问题。第一次公告的刊登时间是2014年9月12日，第二次公告的刊登时间是2015年5月19日，而不是一审判决书所记载的2014年8月13日和2015年4月24日。6、关于乌鲁木齐银行及银通公司是否未就公告内容向信达公司提出异议的问题，具体意见与银通公司对此的上诉意见相同。7、关于某某别墅的处置价格。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必须按照财政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财金[2008]85号】（以下简称《资产处置办法》）的规定进行。根据《资产处置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由于案涉某某别墅项目处置程序尚未终结，因此仍保留该项目，继续对可能的应得权益(包括应计利息、表外应收利息等)继续催收，这也就是为什么建投公司或信达公司转让的资产中仍保留“某某别墅”项目的原因。按照《资产处置办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建投公司在2018年10月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关于华运项目资产包处置情况的说明》，其中信达广东分公司取得的227项资产中，仅有7个项目经转让双方调查确认具有一定的处置价值，并计算了转让对价，其余的220项因判断无处置价值属于零价转让，即案涉某某别墅并没有作价。但是一审法院对于要重点查明的该部分事实没有作出任何描述和法律评价。一审法院认定“……信达广东分公司向本院提交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案涉房产转让价格涂黑令本院对其该主张一定程度存疑……”。实际情况是：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法官亲自到信达广东分公司调取了《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广东分公司经办人提供了完整的复印件，并且该复印件法院也在庭上作为证据向案件的其他当事人出示了。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是按照《资产处置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的，即“资产公司及其任何个人，应对资产处置方案和结果保守秘密。除国家另有规定以及资产公司为了处置资产必须公布有关信息外，严禁对外披露资产公司资产处置信息。”而杨兴荣提供的证据《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复印件中对整个资产包的价值并没有作任何处理，可以清晰完整的看到真实的交易价格，而信达广东分公司和建投公司对此均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仅仅据此就对信达广东分公司的主张存疑，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严重违背《物权法》的规定。案涉某某别墅的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银通公司是某某别墅的所有人，银通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的多份有关某某别墅产权过户的协议，根据《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合法有效。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信达广东分公司可以不经银通公司的同意就可以将其名下的房产所有权合法转让给他人，这不仅是对《物权法》基本法理的践踏，也荒谬至极。（二）严重违背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基本常识和交易习惯。本案的案由是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则案件的审理应根据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和交易习惯进行。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基本常识之一是后手的权利不得超越前手，所有的后手其权利均受制于前手所承受的权利范围，但一审法院罔顾《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第1.4条的约定和《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第1.3条、1.12条、2.4条、2.6条、2.7条、3.1条、9.2.4条、9.2.5.2条、9.2.5.4条中的有关约定，强行将不包括在不良资产转让范围内的资产认定为包括在转让范围之列，以致于裁判严重错误，客观上起到了杨兴荣利用司法干预了国有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作用，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一份错漏百出的判决，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的严重错误，依法公正裁判，支持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请求。针对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各方当事人答辩如下：银通公司称没有单独的答辩意见。瑞臻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对案涉不良资产处置包含了案涉房产认定事实清楚。（一）建投公司“取得”案涉房产权益系基于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改制，系基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策性划转。建银房产公司和银通公司系中国建设银行下属的自办实体，自2000年1月19日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后，案涉房产的权益已由建银房产公司取得。在2004年，因中国建设银行进行体制改革，以分立方式将资产重组，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建设银行分立重组及资产界面确定的批复》、《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及《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等文件的规定，包括建银房产公司及案涉房产权益项目在内的建行系统在两广地区的跨辖区实体和项目等，已经由国务院等批准无偿划转至中国建设银行名下。在《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中明确约定，建投公司承继未由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承继的建设银行的其他业务、资产、负债和相关权利义务（其经审计未经评估的账面净资产为零）。（二）建投公司、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均认可案涉不良资产处置包含了案涉房产。在（2017）粤04民终646号案（原二审）庭审过程中，建投公司明确表示：建投公司对于案涉房产有处置权，且建投公司确实将案涉房产按现状转让给了信达公司。在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以及数次处置资产所涉及公告的内容均能印证两点：第一，信达公司及信达广东分公司认可在2012年3月6日前建投公司享有案涉房产权益；第二，信达公司及信达广东分公司认可案涉房产权益包含在案涉不良资产处置中。二、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之间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中关于案涉房产的抵债无效，乌鲁木齐银行应另案主张前述“抵债无效”所导致的相应后果。（一）建银房产公司无权将案涉房产权益抵债给乌鲁木齐银行。案涉房产权益原本系原建设银行所有，自2004年中国建设银行改制后，建投公司已取得了案涉房产的权益，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之间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系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此时建银房产公司对案涉房产权益已无处分权。（二）银通公司仅是案涉房产名义上的权利人，其亦无权处分案涉房产。（三）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之间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中关于案涉房产的抵债行为并未生效。《债务抵偿和解协议》第4.2条约定“如乙方未能取得上述抵债房产的产权，则该项抵偿不生效”，第5.2条约定“本协议约定的资产需经有关部门办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的特定动产和不动产，自权属证照过户登记到乙方名下时，所有权发生转移，所有权转移后抵债完成”。很显然，抵偿的生效条件应当为乌鲁木齐银行“取得抵偿房产的产权”，自2006年3月17日至今，乌鲁木齐银行从未取得案涉房产的产权，而2012年3月6日，案涉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建投公司已将案涉房产的权益转让给了信达公司；2014年6月27日，信达广东分公司将案涉房产的权益转让给了瑞臻公司；2015年3月7日，瑞臻公司将案涉房产权益转让给了杨兴荣；2015年3月15日，杨兴荣已依法正式占有使用案涉房产，且之后已转让其中部分房产权益。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之间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中关于案涉房产的部分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可能。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乌鲁木齐银行对案涉房产并不享有权利。首先，乌鲁木齐银行系基于《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主张其对案涉房产“享有”相关权利。而《债务抵偿和解协议》签订之时，建银房产公司对案涉房产已无处置权，此时建银房产公司对案涉房产权益的处分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该行为并未得到真正的权利人建投公司的追认；其次，《债务抵偿和解协议》在2006年经过建银房产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批复”，“同意”该抵债行为，但2012年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案涉房产权利转让给信达公司的行为，也代表信达公司对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所出具的所谓的“批复”的否定；再次，根据抵债协议的约定，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之间关于案涉房产的抵债内容的约定无效。故，乌鲁木齐银行主张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并无法律依据。（二）即便是乌鲁木齐银行对案涉房产享有权利，根据权利保护顺位原则，杨兴荣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也应当优先于乌鲁木齐银行受到保护。杨兴荣系基于不良资产处置过程获得案涉房产的相关合同权利，而乌鲁木齐银行系基于抵债协议“获得”案涉房产的相关合同权利。一审法院结合权利保护顺位原则的分析正确。（三）案涉房产权益是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金融不良资产，其权属变更因所牵扯的并非单一的法律关系，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及本案的证据材料进行客观分析。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支持杨兴荣的诉求依法有据，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理由不足，请二审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杨兴荣辩称，一、一审法院关于案涉房产各阶段处置的决定权认定清楚，银通公司主张案涉房产的处置权一直归属其公司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然案涉房产是银通公司于1996年珠海电子公司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原始取得，但因之后金融改革、建设银行重组改制、不良资产打包转让等原因，银通公司对案涉房产没有实际处置的决定权。（一）1996年，银通公司原始取得案涉房产权益。1996年1月16日，珠海电子公司与银通公司签订《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的协议》，约定珠海电子公司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原始取得案涉房产权益。对此，本案各方均无异议。（二）1998年建银房产公司将案涉房产委托给某某公司进行托管，托管的相关文件均显示项目投资单位系建设银行新疆乌市铁道支行，某某公司要求交付案涉房产合同及原始发票等资料的对象也是建行新疆分行而非银通公司或建银房产公司，应认定当时对于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为建行及分支机构，也是银通公司上诉主张建银房产公司对外托管案涉房产的由来，也进一步证明当时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为建行及其分支机构。（三）1999年至2012年3月6日期间，不管案涉房产处置的决定权是否经历变更，建投公司于2012年3月6日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可证明建投公司当时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且信达公司对建投公司的权利是认可的。1、2004年建行改制后，建投公司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根据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发〔2004〕12号《关于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2004年建行改制后，由建投公司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包括自办实体的资产和负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2004〕144号】赋予了建投公司对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有接收、经营、管理、处置的权利。建银房产公司是原建设银行的自办经济实体，案涉房产因2000年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置换，在2004年建行改制时随建银房产公司划归建投公司，案涉房产的权益在《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所附的《承继资产清单》之列。根据上述国家部门的批复、协议、承继清单，案涉房产因2004年建行改制而划归建投公司，建投公司对案涉房产享有处置的决定权。2、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2006年对案涉房产权益处置所作的批复，不能否定建投公司于2012年3月6日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时对案涉房产享有处置的决定权。2004年建行改制后，作为建行全资控股的建银房产公司根据国家的相关文件划归建投公司，通过资产置换的案涉房产随着划归建投公司（建银房产公司一直是建投公司的全资控股公司），自此建投公司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至于2004年建行改制后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对已划归建投公司的建银房产公司进行管理并于2006年对案涉房产作出处置批复的原因本案各方未有举证证明，但即便当时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也不能否定2012年3月6日建投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时对案涉房产享有处置的决定权。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包含第119项“某某别墅”，表明作为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上级主管部门的信达公司对协议前建投公司拥有案涉房产权利的认可，即认可建投公司对案涉房产有处置的决定权。双方协议的签订，也明确信达公司获取案涉房产权益和处置权的真正依据即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故银通公司主张案涉房产权益早已划归信达公司的理据不足。理由：其一，银通公司主张依据【1999】126号文案涉房产权益于1999年即划归信达公司，这与其同时主张根据【2002】325号文案涉房产权益于2002年划归信达公司自相矛盾。其二，在（2018）粤民再99号案庭审中，各方均确认：2000年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资产置换后，建银房产公司取得案涉房产的权益；之后至2004年建行改制前，案涉房产的权益没有再进行变动。上述各方的确认进一步否定银通公司关于案涉房产权益在2004年建行改制前已划转给信达公司的主张。其三，建银房产公司因2004年建行改制而划归建投公司，之后一直隶属建行系，而2006年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发函建银房产公司对案涉房产进行处置批复的依据不明。其四，2012年3月6日《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的签订表明信达公司对协议前建投公司拥有案涉房产权利的认可。二、本案的不良资产处置均包含案涉房产，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一）本案两次不良资产处置的各方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协议、刊登的公告都对案涉房产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记载，且各转让方层层移交案涉房产档案的原始资料，由此可见本案两次不良资产处置中均包含案涉房产。除此之外，在实际交付上，建投公司将代表案涉房产权益的多达22项原始档案资料移交给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又将案涉房产的原始档案资料移交给瑞臻公司。2014年12月12日,杨兴荣与瑞臻公司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受让案涉房产后，瑞臻公司又将案涉房产的原始档案资料移交给杨兴荣。可见，两次不良资产处置包含案涉房产是事实清楚的。（二）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主张本案两次不良资产处置不包含案涉房产没有依据。乌鲁木齐银行主张根据《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资产”、“资产权益”的定义以及“某某别墅”处置价值为零的记载，认为两次不良资产处置不包含案涉房产，是错误的理解。另，某某别墅处置价值为零也不能得出案涉房产不包含在两次不良资产处置中。理由：其一，两次不良资产处置协议中涉及众多资产项目,相应的转让价格均为零,但从两次不良资产处置协议的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并不能得出是空资产的结论。在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第4.2条约定“基于双方对转让标的风险特征已有充分的理解，不得以价格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为由要求变更或撤销协议”，该内容符合不良资产处置的实际和习惯，该协议中对转让价格描述为零不足以认定转让标的不含有案涉房产。其二，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的载明,建投公司从原建行所承继的相关权利义务“账面净资产为零”的原因为“经审计未经评估”,而非转让的权益无价值及排除于转让资产之外。案涉房产的权益是由建投公司承继的，后来历次的转让价格为零也是同样的原因。其三，从杨兴荣在一审当庭提交的两份生效判决来看，瑞臻公司从信达广东分公司受让的资产权益中也有转让价格为零的资产，这些资产权益瑞臻公司最终实现取得，这也说明转让价是零的资产并非是空资产。（三）银通公司上诉主张“即便不良资产处置包含案涉房产，并不表示会产生案涉房产权利的转移”，是在故意混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和物权保护纠纷的概念。本案是关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而非物权保护纠纷，案涉房产因建设银行重组改制、不良资产打包转让等原因，而流转给不同权益人，不是单一的法律关系，不能单以物权法来认定相关法律关系，也即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不能仅以不动产登记作为设权的依据。不动产登记只是公示行为，亦非对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特定权利的确权或裁决，不能将公示的手段作为权利本身。银通公司以其是案涉房产登记的权利人否定不良资产的处置，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其仅是案涉房产名义上的权利人，并非实际权利人。三、杨兴荣是基于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取得案涉房产，且其已全面履行合同并实际占有案涉房产，根据权利保护顺位原则，其权利应得到优先保护，一审法院支持杨兴荣诉求依法有据。在本案中，乌鲁木齐银行基于抵债协议获得案涉房产的权利，杨兴荣基于不良资产处置程序获得案涉房产的相关合同权利，在两个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从合同履行情况、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等方面看，杨兴荣的权利应优先于乌鲁木齐银行。理由如下:其一，案涉房产通过不良资产处置程序经由建投公司、信达公司、瑞臻公司，最终由杨兴荣取得。瑞臻公司与杨兴荣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后，向杨兴荣交付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利凭证共22项，其中包含原始发票、房屋钥匙。杨兴荣付清全部价款后从2015年3月15日开始接手案涉房产，并且交纳了案涉房产自1999年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杨兴荣占有案涉房产后，于2017年将案涉房产中的大部分房产进行处置卖给案外第三人且已交付买家使用。而抵债协议在签订后，银通公司并未就房产的相关内容向乌鲁木齐银行实际履行交付手续，乌鲁木齐银行上诉称银通公司已经将某某别墅交付给乌鲁木齐银行不是事实，这也与其在一审庭审中的陈述相矛盾。乌鲁木齐银行在一审庭审中确认：案涉房产没有实际交付，其从未实际占有、管理案涉房产，2012年银通公司取得房产证后由于涉及国有资产转让必须通过公开程序拍卖的原因，乌鲁木齐银行无法根据《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对案涉房产进行权属变更。另，抵债协议约定了抵债不生效的内容，且案涉房产必须公开拍卖而不能根据抵债协议直接办理过户，因此，本案中抵债协议是不能继续履行的。在合同的履行程度上，不良资产处置程序优于抵债协议。其二，两次资产转移均在南方日报刊登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以其远在新疆没能看到前述两次催收公告的刊登载体《南方日报》，并以此为由否定两次公示催告对外公示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第1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权人履行了《合同法》第80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根据该条款的规定，用公告的形式送达法律文书以告知相关内容是法律赋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利，并不要求相对人事实上知晓该公告的内容，而是从法律上规定其知晓。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以没能看到《南方日报》作为抗辩没有依据。基于不良资产公示催告的效力，且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不良资产处置过程更优于抵债协议。其三，抵偿债务协议明确约定抵偿生效条件为乌鲁木齐银行取得抵偿房产的产权，否则该项抵偿不生效，而自2005年签订协议至2011年期间，双方均未提供证据显示乌鲁木齐银行就房产交付过户等内容主张过权利，2012年取得房产证之后，乌鲁木齐银行亦未能积极促进达到抵债生效的条件，所以虽然抵债协议时间在先，但不足以否定不良资产处置的效力。四、瑞臻公司和银通公司有义务协助配合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银通公司以合同相对性为由主张其没有义务协助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没有法律依据。因本案是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根据瑞臻公司和杨兴荣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约定，在权利转移后，瑞臻公司负有配合杨兴荣办理产权登记的合同义务；银通公司虽然没有与杨兴荣直接发生任何法律关系，但其作为名义上的产权登记人，亦有义务协助和配合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综上所述，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上诉理由不足，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杨兴荣的合法权益。针对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信达广东分公司述称，一、一审判决没有查明案涉资产包转让的基本事实。（一）信达公司受让的资产包中的资产不包括案涉房产。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多次审理程序中，均反复向法院说明了这一事实，具体内容详见一审答辩状。既然信达广东分公司受让的资产包和后续对外转让的资产包中均不包含案涉房产，则信达广东分公司的后手瑞臻公司，以及瑞臻公司的后手杨兴荣均无权取得案涉房产。法院应审查案涉资产包的实质转让内容,而不是仅凭转让清单和转让公告上“某某别墅”几个字就武断的认为某某别墅房产包含在案涉资产包内。实质上，转让清单和转让公告上“某某别墅”准确的含义是“某某别墅项目”而不是“某某别墅房产”。根据《资产处置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资产公司应建立资产保全和追收制度，对未处置和未终结处置的资产继续保留追索的权利，并对这部分资产(包括应计利息、表外应收利息等)应得权益继续催收。”由于案涉某某别墅项目处置程序尚未终结，因此仍保留该项目，继续对可能的应得权益(包括应计利息、表外应收利息等)继续催收，这也就是为什么建投公司或信达公司转让的资产中仍保留“某某别墅项目”的原因。案涉某某别墅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既然建投公司从未将某某别墅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也就无权将某某别墅转让给瑞臻公司，杨兴荣声称其以1000万元的对价自瑞臻公司受让了某某别墅权益，显而易见其权利来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案涉的两份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合同中对转让的“资产”的定义，从而作出了错误的法律判断。1、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第1.4条对信达公司受让的“资产”有严格的定义，即“资产，作为总称是指本协议附件一、二所列示的初始资产合同项下经甲方（及/或）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单项资产系指任何一项本协议附件中所列示的原始资产合同项下经甲方（及/或）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即便在清单中有列示“某某别墅”项目，也是经过处置后的剩余资产。在建银房产公司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进行了资产抵债的处置行为后，“某某别墅”项目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剩余资产。2、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第1.3条对“资产权益”作出的定义:即瑞臻公司受让的“资产权益”是“指截至基准日的甲方从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接收的、附件一所列示的初始资产合同项下经过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或）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他相关权益的通称。”即便在清单中有列示“某某别墅”项目，但也是经过处置后的剩余资产。（三）信达广东分公司向瑞臻公司转让的资产包的处置情况说明。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的建投公司226项对外投资及债券资产，属于2012年3月6日信达公司与建投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项下由信达广东分公司负责接收管理处置的资产共227项，其中一项已经确定通过司法诉讼途径单独处置，故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的是资产包范围是226项对外投资及债券资产，按资产权益现状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处置，拍卖价不低于5200万元。由于该资产包项目无法逐一建账，为此采取了整体建账办法，包内各户均非重大债权项目或提升类股权项目且不存在有其他批次来源资产而未一并处置的情形，以入账的本金金额视同为债权本金。从整体上看，由于本资产包项目整体的情况比较复杂，大部分资产权属不清，意向投资者实际上都需要进一步查阅档案数据才能了解项目的情况。因此处置公告中资产形态等不相符的情形，应不影响意向投资者对资产包整体情况的判断。此外，本资产包项目涉及的处置转让通知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因此，信达广东分公司在处置226项资产包的过程中，处置有价值的项目只有“大亚湾商住用地”等10项重点资产，“某某别墅”项目属于已经被处置后剩余的建账金额为零的项目。尽管在《资产权益转让合同》附件“资产权益明细”中第36项的“某某别墅”的“资产形态”中标注为“房产权益”，但该项资产形态的描述与信达公司和建投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附件《资产转让清单一（拟处置对外投资清单》序号第113项“某某别墅”“项目性质”所标注的“债权债务”完全不同，此属于笔误，因为信达公司自建投公司受让的“某某别墅”项目就是“债权债务”，信达广东分公司不可能自行改变从建投公司受让的个别资产形态再进行整体打包转让。（四）一审法院完全忽视了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一审判决并未提及信达广东分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20份证据，其中可以证明案涉某某别墅办理房地产权初始登记时的发票与杨兴荣持有的发票完全是不同的版本，且发票开具的时间不同，杨兴荣持有的发票已经失效，杨兴荣持有的发票不能作为合法取得案涉某某别墅房产权利的合法证据之一。另外，案涉资产包的转让公告之所以刊登两次，是由于第一刊登内容极简，无法确定转让资产的涉及内容和相关主体，故在第二次的公告中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在第二次公告中，不仅第35项“某某别墅”的“备注”中有“涉及珠海市前山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区××栋101房、102房……的房产权益”的表述，同样在序号第76和89的项目的“备注”中同样有“涉及茂名市电白县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地块编号为MS-C1-××-00……××区工业用地使用权”等内容，但该项目同样为空资产，该项目的公告内容与“某某别墅”项目具有可比性。（五）一审判决对有关信达公司的相关事实的查明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第22页查明“信达公司称其系从原建设银行分离而来，在分离前管理建设银行的实体资产和不良资产。……”是错误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3号】，信达公司是1999年4月由财政部全额拨入实收资本金100亿元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1999年10月，根据建设银行和信达公司共同发布的《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实体、对外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划转信达公司。但在2003年，信达公司将银通公司的资产作为资本金划转给信达投资有限公司。2、一审判决对于两次在《南方日报》刊登的转让公告时间认定均有错误，具体内容与乌鲁木齐银行该部分的上诉意见一致。3、一审法院以信达广东分公司向法院提交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资产包转让价格涂黑为由对案涉资产包的转让价格存疑没有依据，资产包转让价格可从其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中予以进一步佐证。信达公司此举也是按照《资产处置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行的。而从杨兴荣提供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复印件中可以清晰完整的看到真实的交易价格，信达广东分公司和建投公司对杨兴荣提供的证据《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复印件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一审法院仅仅依据此就对信达广东分公司的主张存疑，没有事实依据。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严重违背《物权法》的基本规定。案涉某某别墅的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根据《物权法》第九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银通公司是某某别墅房产的所有人。信达广东分公司无权不经银通公司的同意就将其名下的房产所有权通过整体打包转让的形式转让给他人。一审法院认为在物权人银通公司完全不知情且完全不同意的情形下，已经将某某别墅房产权益转让给后手瑞臻公司的裁判逻辑是对《物权法》基本法理的错误理解。（二）严重违背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基本常识、规定和交易习惯。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案涉资产包是严格遵循了《资产处置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的案由是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则案件的审理应根据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和交易习惯进行。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基本常识之一是后手的权利不得超越前手，所有的后手其权利均受制于前手所承受的权利范围，但一审法院罔顾《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的有关约定，强行将不包括在不良资产转让范围内的某某别墅认定为包括在转让范围之列，以致于裁判严重错误，客观上起到了帮助杨兴荣利用司法干预了国有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作用，造成巨额国有金融资产流失。（三）一审法院以杨兴荣已非法占用某某别墅并又部分非法转让为由支持其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按照一审法院的审判逻辑，只要是实际占有了房屋，不论是否是合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都会最终被法院依法确认为合法占有进而取得占有房产的物权权利，如此判决是对《物权法》基本法理的肆意践踏。（四）杨兴荣无法取得案涉某某别墅所受到的损失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纠正一审的严重错误，依法公正裁判，支持本案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请求。针对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信达公司、建投公司的意见与信达广东分公司一致。针对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股份的上诉，建银房产公司述称，一、2006年对案涉某某别墅的资产处置行为合法有效。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原同为中国建设银行的自办实体。1999年信达公司成立后，依据中国建设银行和信达公司联合发文《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转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建银房产公司和银通公司都划归信达公司管理。根据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要求，2000年1月19日建银房产公司和银通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银通公司将其在包括珠海投资的某某别墅在内的20个资产项目与建银房产公司的22个资产项目进行置换。建银房产公司取得了某某别墅房产权益,建银房产公司是某某别墅房产的实际产权人，银通公司是某某别墅房产的名义产权人。2006年，经过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批准，建银房产公司将包括某某别墅在内的多项资产抵债给现在的乌鲁木齐银行，双方于2006年3月17日签署了《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随后，为了实现某某别墅房产过户到乌鲁木齐银行的目的，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和乌鲁木齐银行三方均在共同努力。建银房产公司在2007年以后重新由改制更名后的建投公司接管，是建银房产公司的国有独资股东。二、杨兴荣不属于善意取得。根据杨兴荣一审提供的证据——打印时间为2014年9月10日的10套案涉某某别墅的《房地产权登记表》，可以明显看出杨兴荣明知10套别墅均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杨兴荣应当知道资产包转让链条上的瑞臻公司、信达公司、建投公司均不是案涉某某别墅的物权所有人，这些主体是否有权处分案涉某某别墅，杨兴荣应有谨慎核查的义务，其应向登记的物权权利人银通公司进行核实，特别是对于一项交易标的达1000万元的资产，杨兴荣更应具有注意义务。另外，某某别墅的10套别墅的总建筑面积为2689.3平方米，按照杨兴荣所出的1000万元计算，别墅的价格仅为3718.44元/平方米。2014年珠海同地段的普通住宅均价已超过1万元，杨兴荣以不及市场普通住宅价值三分之一的价格购得近3000平方米的别墅，不属于法律概念上的善意第三人。退一万步说，即便建投公司向信达公司以及信达广东分公司向瑞臻公司转让的资产中包含10套案涉某某别墅，因上述主体均不是案涉房产的产权人，在没有得到登记产权人银通公司和实际产权人建银房产公司的追认的情况下，银通公司和建银房产公司也可依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提出房产所有权的抗辩。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具体意见与信达广东分公司的意见一致。杨兴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瑞臻公司、银通公司立即协助杨兴荣将珠海市香洲区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区5栋B型别墅的××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0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1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7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8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办理过户至杨兴荣名下；2、判令瑞臻公司、银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乌鲁木齐银行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一审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于2006年3月17日签订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银通公司将珠海市香洲区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区5栋B型别墅的××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0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1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7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8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办理过户至乌鲁木齐银行名下；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杨兴荣承担。后增加诉讼请求：1、责令杨兴荣立即腾退前述房屋，并恢复房屋原状；2、责令杨兴荣赔偿房屋占用期间的租金损失，直至恢复原状为止（暂按每套2000元计算）。一审法院查明：一、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身份及关系的事实1、银通公司原名称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成立于1992年8月31日，于1994年3月1日变更名称为“新疆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5年11月8日变更名称为现名称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公司，其股东类型为法人股东，股东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2004年期间，建投公司从原建设银行改制分立，接受、经营、管理、处置从原建设银行分立后继承的资产，并于2004年9月17日变更为现名称。3、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均系原建设银行的自办实体,建银房产公司亦称其系建投公司的自办实体。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系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4、信达公司称其系从原建设银行分离而来，在分离前管理原建设银行的实体资产和不良资产。信达广东分公司与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均系信达公司下属分支机构。5、乌鲁木齐银行原名称为“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经核准变更名称为现名称。二、案涉房产建设及登记的相关事实1992年12月12日，珠海市电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电子公司）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即现银通公司）签订《开发“某某别墅区”合作协议书》，约定银通公司投资500万元与珠海电子公司合作建设开发“某某别墅区”，期限为1992年12月12日至1993年12月12日。银通公司于当日向珠海电子公司支付了上述500万元款项。1993年1月15日，珠海电子公司再与银通公司签订一份《开发“某某别墅区”合作协议书》，约定银通公司投资500万元与珠海电子公司合作建设开发“某某别墅区”，期限为1993年1月16日至1994年1月16日。银通公司于当日向珠海电子公司支付了上述500万元款项。1993年12月27日及1994年5月20日，珠海电子公司与银通公司分别签订了《开发某某别墅区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和《开发某某别墅区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对珠海电子公司应向银通公司归还投资款本金及支付红利的金额、时间等进行了约定。1996年1月16日，珠海电子公司与银通公司签订《以房产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的协议》，该协议称银通公司共投入1000万元参与此别墅区开发，珠海电子公司已预支部分合作分红。银通公司尚有1000万元合作投资款及合作红利252万元未收回，双方同意以某某别墅区内五栋B型别墅（每栋两户，每户面积约268.6平方米），按现状作价1252万元作为偿还银通公司合作投资款及合作红利，房产转让合同另行签订。2012年8月24日，银通公司就案涉五栋（共10套）房产申请房地产产权登记并获房地产管理部门审批，并于2012年8月29日领取房屋产权证书。房屋地址座落于珠海市前山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区，权证号码分别为：××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0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1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7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8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三、案涉房产处置过程的事实（一）与建银房产公司托管有关的事实1998年11月26日，以建银房产公司为甲方，某某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建银房产公司同意将珠海某某别墅项目委托某某公司经营（简称托管）。该协议约定，甲方承担如实向乙方移交项目有关的合同、协议文件、政府批文、土地、房产的产权证明文件；项目的财产章和会计资料；项目的所有交易记录、资料等情况；项目因涉及法律纠纷所形成的所有法律资料的义务。乙方承担处理项目有关负债问题，组织资金偿还债务；建立和保管项目的详细档案，完整如实记录项目的交易活动等义务。该协议附件1为“托管项目基本情况表”，载明项目全称：珠海某某别墅；竣工面积：2686平方米；项目产权情况：正在办理中；项目投资单位：建行新疆铁道支行，出资额1000万元，占股权比例100%。附件2为“关于对建设银行系统在两广、海南跨辖区房地产投资（资产）实行总行集中统一托管的实施方案”，载明：建设银行总行决定对各分行在两广、海南地区跨辖区实体和项目实行总行集中统一托管体制。托管分为实体托管和项目托管，项目托管的范围是各分行所属实体（在两广和海南以外地区注册）在两广、海南投资的房地产项目或物业（包括独资、合资、联营、合作以及资金拆借等形式投资的项目及物业）；托管形式为建设银行各有关分行一律委托总行指定的统管公司进行全权经营和管理；托管工作由总行清理办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总行指定某某公司经营建行系统在两广地区的跨辖区实体和项目。1999年3月30日，某某公司向建行新疆分行脱钩办发出“惠华函字（1999）第2号”文件，称建行新疆分行在珠海的投资项目之一——珠海某某别墅项目已于3月18日正式移交某某公司托管，要求建行新疆分行将此房合同及原始发票移交给某某公司。（二）与乌鲁木齐银行有关的过程2000年1月19日，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称根据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关于两公司资产置换的指示精神，建银房产公司将二十个项目总价值23943538.55元的资产与银通公司二十二个项目总价值47086644.54元进行置换。其中银通公司置换资产明细表中第12项资产项目名称为“珠海电子公司”，置换价值18384965.30元。2006年3月10日，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向建银房产公司发出信乌函字[2006]10号“关于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乌鲁木齐商业银行债权债务实施以物抵债的批复”，称原则上同意建银房产公司对乌鲁木齐银行贷款等共计1788.32万元实施以物抵债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珠海市凤凰小区五栋别墅等四项实物资产以总价值1738.32万元抵偿给乌鲁木齐银行，以物抵债不足的50万元差额以现金补齐；对本次抵债中珠海市凤凰小区五栋别墅形成的账面损失1173.3万元做损失处理。2006年3月17日，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合同约定建银房产公司将包括案涉房产（珠海市某某别墅5栋，房产面积2686平方米）及三建债权、泰琛公寓、海口别墅等抵债标的物抵偿建银房产公司与新疆建银设备租赁总公司所欠乌鲁木齐银行债务本金1697.03万元及利息费用1260799.58元，该协议并约定，上述抵偿各项资产以乌鲁木齐银行实际取得该房产产权并办理过户手续为准，即上述各项资产包括债权的移交不视为债务的抵偿，如乌鲁木齐银行未能取得上述抵偿房产的产权，则该项抵偿不生效。2011年6月7日，由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共同向乌鲁木齐银行出具《承诺函》，称根据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约定，该抵偿资产系建银房产公司依据与银通公司于2000年1月19日、2000年5月10日所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书》取得。目前上述房产在当地房产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目前正在办理相关产权登记以及过户手续，银通公司和建银房产公司承诺上述房产在过户至银通公司名下以及再次过户至乌鲁木齐银行名下的工作中，银通公司将积极配合协助出具相关过户资料及手续，并保证上述房产不再转让至除乌鲁木齐银行以外的第三方名下。2014年12月25日，银通公司（甲方）与建银房产公司（乙方）与乌鲁木齐银行（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对上述签署《资产置换协议书》、《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以及出具《承诺书》、乙方在签订《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当日将某某别墅交丙方占有使用、某某别墅的房产所有权登记在甲方名下的情况予以确认。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将某某别墅（建筑面积2686平方米）过户至丙方名下；第二条约定，为办理过户手续由甲、丙方另行签订房产转让合同和债务抵偿和解协议，该合同和协议即使为甲方设定义务也仅为过户使用，甲、丙方不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即甲方仅根据与乙方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书》并受乙方委托将某某别墅（建筑面积2686平方米）过户至丙方名下，甲方不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第三条约定，甲方依乙方要求将某某别墅（建筑面积2686平方米）协助丙方过户至其名下后，《资产置换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附随过户义务履行完毕（交付某某别墅义务《资产置换协议书》签订日银通公司已向乙方履行）。至此甲方在《资产置换协议书》中的相应义务全部履行完毕。2015年11月18日，建银房产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称其与银通公司均为原建设银行下属企业，后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均转由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统一管理。后经建银房产公司向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请示并依据批复以物抵债，诉争的10套房产系建银房产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后抵偿给乌鲁木齐银行的房产，并应由银通公司协助乌鲁木齐银行办理过户手续。（三）与信达公司、瑞臻公司及杨兴荣有关的处置过程1999年10月9日，建设银行、信达公司发布《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通知划转建行兴办的相关自办经济实体至资产管理公司，划转遵循债权债务规范确认等原则，在划转前进行清理，清理后由各一级分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各办事处共同确认，并完备相关手续。2004年期间，原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分立重组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投公司，建投公司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接收、经营、管理、处置从原建设银行分立后承继的资产。2004年9月15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投公司签订《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该协议“前言”第4条载明：……建银投资公司承继未由建行股份公司承继的建设银行其他业务、资产、负债和相关的权利义务（其经审计未经评估的账面净资产为零……）。2012年3月6日，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建投公司为原中国建设银行2004年9月分立存续公司，承续2004年1月1日起未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继的原中国建设银行其他业务、资产、负债和相关的权利义务。根据本协议项下资产特点以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处置，信达公司愿意按现状整体受让建投公司拟处置的本协议项下资产；协议并载明，本协议中“不良资产”是指建投公司于原中国建设银行分立时承继并加以管理和处置的不良资产，为本协议附件一所列示的661项股权、债权或实物资产，资产是指本协议附件一、二所列示的初始资产合同项下经建投公司（及/或）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案中由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上述协议所附附件一“资产转让清单一”显示：序号113，出资行：广东；资产名称：某某别墅；账面原值：无内容；项目所在地：广东；项目性质：债权债务；转让价格处涂黑无法显示。而由建投公司提供的上述“资产转让清单一”显示转让价格为0。2014年6月27日，以信达广东分公司为甲方，瑞臻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为信达公司授权的分支机构，甲方就截至基准日的《资产权益明细》所列示的资产权益，委托广东嘉得拍卖行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拍卖，乙方参加拍卖会并竞买成功成为买受人，与拍卖行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成交总金额为5460万元，乙方以拍卖成交作为购买附件—项目资产权益的转让价格。合同所称的“资产权益”指截至基准日的甲方从建投公司接收的，附件一所列示的初始资产合同项下经过建投公司（及/或）资产剥离银行处置和回收后的剩余资产（及/或）其形成或转化的相应资产（及/或）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他相关权益的通称。合同附件一“资产权益明细”显示，序号35，资产名称：某某别墅；资产类别：对外投资；资产形态：房产权益；从上手承接资产权益账面原值：0。2014年8月13日，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共同在南方日报刊登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称信达广东分公司已将相关资产权益转让给瑞臻公司，以公告方式通知相关主体向瑞臻公司履行还款和资产过户、交付义务。公告显示：序号35；资产名称：某某别墅；资产形态：房产权益；资产所在地：广东；金额待定。2014年12月12日，以瑞臻公司为甲方，杨兴荣为乙方，双方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向乙方转让的资产权益为附件一所示的1项资产权益及从权利、资产项目名为某某别墅。对应瑞臻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附件一“资产权益明细”序号35。根据信达广东分公司移交甲方的资产权益档案材料显示：资产项目“某某别墅”为某某别墅区五栋B型别墅，已由新疆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产权登记，权属人因改制更名为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公司，转让价款为1000万元。合同并约定，在权利转移后，资产权益归杨兴荣所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相关手续的，由杨兴荣负责办理，瑞臻公司予以积极配合，费用由杨兴荣承担。2015年3月7日，瑞臻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资产权益转让公告，称根据瑞臻公司与杨兴荣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瑞臻公司已将相关资产权益转让给杨兴荣，以公告方式通知相关主体向杨兴荣履行义务。公告显示：序号35；资产名称：某某别墅；资产权益地址：珠海市前山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栋101房、102房，20栋101房、102房，21栋101房、102房，27栋101房、102房，28栋101房、102房；资产原权益人：新疆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2015年3月10日，瑞臻公司向杨兴荣出具收据，确认收到转让款1000万元。2015年3月15日，杨兴荣向案涉房产的物业管理单位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并交纳物业管理费。2015年4月24日，信达广东分公司与建投公司共同在南方日报刊登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称建投公司享有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226项资产项目的全部资产权益、债权和其他权利，建投公司已将相关资产权益转让给信达公司，建投公司以公告方式通知相关主体向信达公司履行还款和资产过户、交付义务。信达广东分公司特别说明，该公司与瑞臻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瑞臻公司依法受让该226项资产权益。公告显示：序号35；资产名称：某某别墅；资产权益：涉及珠海市前山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栋101房、102房，20栋101房、102房，21栋101房、102房，27栋101房、102房，28栋101房、102房的房产权益；原始权利人：新疆银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相关主体：珠海市电子集团公司。杨兴荣在再审过程中提交《房产转让合同》证明将其中××栋101、102房转让给陈耀，20栋101房转让给梁冰，28栋101房转让给丁虹，并提交了部分转账记录证明房款支付的事实，其表示房产已经交付买受人使用。四、各方当事人对于争议事实的观点概要杨兴荣的主要观点：杨兴荣支付对价从瑞臻公司转让取得案涉房产权益，瑞臻公司通过拍卖从信达广东分公司取得案涉房产权益，信达公司系从建投公司转让取得案涉房产权益，建投公司在2004年建设银行改制就取得案涉房产权益，是真正的权益人，银通公司仅是名义上的权益人。杨兴荣权利来源的方式为公开竞拍，而乌鲁木齐银行权利来源的方式为按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批复协议转让，信达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拍卖否认了其以物抵债的行为。杨兴荣已受让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瑞臻公司的主要观点：建投公司对案涉房产权益的取得是基于2004年建设银行改制后的政策性划转，从改制起建投公司就是案涉房产的真正权益人，杨兴荣受让有合法依据，银通公司将案涉房产置换给建银房产公司后就对房产不存在任何权利，而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债务抵偿和解协议》是在建设银行改制后，双方均不是权利人，该协议是无权处分，协议也约定未取得产权时抵债不生效。乌鲁木齐银行对案涉房产不享有权益。乌鲁木齐银行的主要观点：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并非案涉房产所有权人，对于房产的处分是无权处分，而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合法有效，且案涉房产的登记所有权人银通公司亦对抵债行为认可并承诺将抵债房产过户至乌鲁木齐银行名下。银通公司的主要观点：银通公司是案涉房产的产权人，无论是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还是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或是瑞臻公司与杨兴荣的转让，均未得到银通公司的同意，属于无权处分。杨兴荣应当向瑞臻公司主张履行合同义务。案涉房产已经资产置换的方式由建银房产公司享有权利，并经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批复向乌鲁木齐银行实施以物抵债，银通公司依资产置换的约定协助建银房产公司办理转让手续。银通公司没有协助杨兴荣过户的法定义务。建银房产公司的主要观点：建银房产公司与建投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其与银通公司均为原建设银行下属企业，后由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统一管理，建银房产公司根据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指示精神与银通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并将案涉房产抵债给乌鲁木齐银行，应由银通公司协助乌鲁木齐银行办理过户手续。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的主要观点：建投公司于2012年已不对案涉房产拥有处置权，信达公司从建投公司受让的资产不包括案涉房产，而信达广东分公司向瑞臻公司转让的资产也不包括案涉房产，因为转让价格都是零，信达广东分公司已对瑞臻公司披露和提示了不良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和风险，杨兴荣无权要求信达广东分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其并不清楚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案涉房产转让价格处为何涂黑，对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对案涉房产性质表述为“债权债务”，而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资产权益转让合同》中对案涉房产性质表述为“房产权益”是因为笔误所致。2014年8月13日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刊登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时，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已知道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处置案涉房产，包括以后2015年4月24日信达公司与建投公司刊登的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中将案涉房产列入资产名列是因为笔误所致。建投公司在原一审过程中的主要观点：建投公司对于案涉房产有处置权，建投公司确实将案涉房产按现状转让给信达公司，转让时价格是零，至于信达公司与其他受让人的关系与建投公司无关，建投公司与各受让人没有合同关系，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建投公司无关。2015年4月24日与信达公司一起刊登公告是因为信达公司要求建投公司一起发公告，建投公司在公告中的地位是案涉房产的原权利人。本次重审过程中，其表示整体打包转让的资产权益中并不包括案涉某某别墅，实际为空资产。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本案查明事实，结合各方当事人在房产多次处置时的关系，对相关争议内容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案涉房产各阶段处置的决定权。其一，银通公司在1996年经珠海电子公司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原始取得案涉房产权益，各方对此均无异议，应予认定。其二，1998年由建银房产公司作为委托方将案涉房产委托给某某公司进行托管，托管的相关文件均显示项目投资单位系建设银行新疆分行（建设银行新疆乌市铁道支行），某某公司要求交付案涉房产合同及原始发票等资料的对象也是建行新疆分行而非银通公司或建银房产公司，应认定当时对于案涉房产处置的决定权为建行及分支机构。其三，建银房产公司与某某公司所签订的《委托经营协议书》及附件内容中建银房产公司负责移交房屋建造合作协议、票据、钥匙、发票等等有关材料，并明确约定房屋售出、总行清理批准弃置及出现其他政策等情况下，终止托管。还约定某某公司承担项目负债组织偿还义务等，附件中载明建行总行决定对各分行在两广地区的实体和项目统一托管体制，案涉项目在列。其时案涉房产委托至某某公司管理。其四，1999年10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公司发布《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9]126号），其中包含各行已经托管到总行所属的两个南方统管公司和华建公司的自办经济实体和对外实体投资一律划转资产管理公司。双方虽未能详尽举证该文件下发后本案所涉项目是否明确在范围内的清单，但该文之前托管的事实以及之后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审批抵债协议的事实与该文内容相映证，有理由相信信达公司对案涉房产及项目的处置的决定权。其五，鉴于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均为原建行自办实体的身份和当年对于资产划拨处置的实际情况，以上过程均由信达公司审批，符合情理，同时映证二者对案涉项目及房产并无实际决定权以及信达公司享有处置权利的事实。关于乌鲁木齐银行的抵债协议的效力问题。其一，如上所述，考虑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均系原建设银行自办实体的身份，基于1999年“126号文”关于自办实体划转的通知，二者在其上级主管单位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指示下进行资产置换，该置换行为应予认定。其二，乌鲁木齐银行主张权利的依据《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亦经过系建银房产公司根据其上级主管部门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信乌函字[2006]10号批复同意，该抵偿协议关于案涉房产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乌鲁木齐银行主张有效，亦应予以支持。关于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以及处置是否包含案涉房产的问题。其一，如前所述，将案涉房产托管给某某公司证明房产处置的权利当时实际由原建设银行或下属分支机构所有。其二，在《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中明确约定中建投公司承继为由建行股份公司承继的建设银行其他业务、资产、负债和相关的权利义务，这是案涉房产及项目转由中建投公司承继的依据。其三，虽有之前建行与信达公司的[1999]126号文的通知，案涉项目及房产划转信达公司，但中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包含第119项“某某别墅”，亦能够认定信达公司对协议前中建投公司的权利的认可，同时也证明信达公司再次明确获取案涉项目及房产权利的事实。其中协议第3.1条明确资产表现形式可能转化为其他债权形态，也可能为物权形态，还可能为物上请求权或其他权利、权益形态，故该项目性质描述“债权债务”并不能当然否定含有房产本身。协议第4.2条约定“基于双方对转让标的的风险特征已有充分的理解，不得以转让价格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为由要求变更或撤销协议”，该内容符合不良资产处置的实际和习惯，故该协议中对该项目转让价格描述为“0”亦不足以认定转让标的不含有房产本身，信达公司现以价格问题主张不含房产依据不足。其四，协议中对于项目性质的描述有“无任何资料”、“股权”、“实物资产”、“债权债务”等类型，并无明确具体类型对应的具体内容，即不能以类型确定具体资产内容，如信达公司认为房产实物已经抵债，应该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明确房产之外的内容，但在处置过程中未见排除房产的内容与信达主张则明显不符。其五，在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资产给瑞臻公司的公告及合同中，案涉项目的内容明确描述为“房产权益”，则直接体现了房产的内容，且在2015年的公告中明确了具体的房号，该内容清晰明确，信达公司在审理过程中表示不包含房产本身明显与合同约定及公告公示内容不符。其六，在向买受人移交的“某某别墅”项目的资料清单中显示，移交了相关的协议、收据、台账、照片、锁匙、请示及发票等内容，明显包含了房产实体相关的内容，与信达公司和建投公司所说的空资产和仅为销户之用的说法不符。其七，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虽批复同意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的抵债协议，但该协议签订后，信达公司及信达广东分公司处置前，并未对房产交接，也未完成案涉房产的初始登记或过户登记等内容，即抵债协议履行的情况并不明确，所以不能以抵债协议的存在推断出之后的处置过程必然不包含房产内容，更不能否定信达公司在处置过程中对于“房产权益”的明确表述。同时，不良资产处置在转让价格的标注、实际成交价格的高低等方面均与标的物正常的市场交易存在不同，各方均未提交案涉项目作为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况下，亦无从判断是否可能造成资产流失的情况，各方当事人特别是作为资产处置的主体的建投公司、信达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其关于不良资产处置中不含房产本身的主张依据不足。所以，从整个资产托管及作为不良资产处置的过程来看，应该认定包含了对案涉房产，且过程经过公示公告的程序，应肯定其效力。关于处置过程中的价格问题，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提出转让资产并不包括案涉房产权益因为转让价格为零，对案涉房产权益前后表述不一致系笔误，一审法院认为，其一，信达广东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将案涉房产转让价格涂黑令一审法院对其该主张一定程度存疑；其二，如上所析，信达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所称“笔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三，上述各方之间的资产转让协议中涉及众多资产项目，相应的转让价格均为零，但从上述资产转让协议的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并不能得出信达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的该结论。其四，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重组分立协议》的载明，建投公司从原建设银行所承继的相关权利义务“账面净资产为零”原因为“经审计未经评估”，而非转让的权益无价值及排除于转让资产之外，亦与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的上述主张不符。因此，信达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关于价格问题以及依据价格的相关主张，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杨兴荣的权利主张。本案中，杨兴荣主张房产过户系依据其与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综合前述分析，此合同中瑞臻公司的权利来源于瑞臻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经拍卖受让并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该合同中信达广东分公司的权益来源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及原划转自办实体的相关通知。由此，上述合同均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杨兴荣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后，已向瑞臻公司履行了支付全部价款的合同义务，有权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银通公司关于不良资产转让为空资产的抗辩，如前所述，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乌鲁木齐银行基于抵债协议获得案涉房产的相应合同权利，杨兴荣基于不良资产处置程序获得案涉房产的相关合同权利，双方均无充分证据否定对方的合同的效力，如果数份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要求履行合同的，一般应按照已经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合法占有房屋及合同履行情况、买卖合同成立先后等顺序确定权利保护顺位。现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对两方均要求履行合同进行房产登记等诉讼请求，分析如下：其一，从两方面合同履行的情况来看，案涉房产相关的资料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一并交付给买受人杨兴荣，特别是包含房屋钥匙在内的交付买受人后，杨兴荣也已实际收房并对房屋进行处置，即房屋作为合同标的从相关资料到实物均已交付杨兴荣，而抵债协议在签订后，并未就房产的相关内容向乌鲁木齐银行实际履行交付手续，在合同履行程度上，不良资产处置程序应优于抵债协议考虑。其二，不良资产处置经过登报催告等程序，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在公示催告程序中，银通公司置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及乌鲁木齐银行均未提出相关异议，基于两方面处置过程的对外公示的效力，不良资产处置过程更优于抵债协议。其三，抵偿债务协议明确约定抵偿生效条件为乌鲁木齐银行取得抵偿房产的产权，否则该项抵偿不生效，而自2006年签订协议至2011年期间，双方均未提供证据显示乌鲁木齐银行就房产交付、过户等内容主张过权利，2012年取得房产证之后，乌鲁木齐银行亦未能积极促进达到抵债生效的条件，所以虽抵债协议时间在先，不足以否定不良资产处置的效力。其四，处理两方面的继续履行要求亦应考虑房产占有使用的相关事实，案涉房产现由杨兴荣依据合同买受并实际占有，并对部分房屋进行了处置。其五，抵债协议约定了抵债不生效的内容，故因抵债协议未能继续履行导致的相应后果，乌鲁木齐银行可待本案处理后另行处理。综上所述，根据瑞臻公司与杨兴荣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的约定，在权利转移后，瑞臻公司负有配合杨兴荣办理产权登记的合同义务。而银通公司虽然没有与杨兴荣直接发生任何法律关系，但其作为名义上的产权登记人，亦有义务协助和配合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乌鲁木齐银行要求确认抵偿协议中关于案涉房产的部分有效可予支持，但其他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银通公司、瑞臻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杨兴荣将珠海市香洲区某某路××××号某某某某别墅区5栋B型别墅的××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0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1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7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28栋101房（权证号码0100165×××）、102房（权证号码0100165×××）过户登记至杨兴荣名下；二、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书》中关于上述房产的内容有效。三、驳回乌鲁木齐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319031元（杨兴荣预交案件受理费81800元、保全费5000元，乌鲁木齐银行预交案件受理费232231元），由瑞臻公司负担43400元，信达公司负担43400元，乌鲁木齐银行负担232231元。本院二审期间，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了《案涉资产包内部分资产债权项目的其他判例》。杨兴荣提交了2015年以后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费收据、租赁合同等。本院组织了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查明，一、乌鲁木齐银行在本次一审中将其在原一审提交的9组证据、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再99号案审理期间提交的3组证据以及杨兴荣提交的1组（18份）证据（杨兴荣与案外人签订的案涉房产转让合同等）作为其证据（共13组）提交，一审判决上仅列了乌鲁木齐银行提交4份证据，漏列了下列证据：1、进账单；2、电汇凭证、发票、纳税申报表、完税凭证、收据；3、房产证复印件；4、协议书；5、说明；6、1999年10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6]126号）;7、信达公司《关于乌鲁木齐办事处对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的批复》；8、《关于办理资产移交的通知》；9、杨兴荣在（2018）粤民再99号案中提交的房产转让合同、房产登记表及银行流水等18份证据。二、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次一审期间提交了20份证据，包括了案涉10套某某别墅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和发票，证明案涉10套某某别墅在办理房地产权证初始登记时的发票与杨兴荣持有的发票是不同的版本，开具时间也不同，杨兴荣所持有的发票已经失效。根据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与瑞臻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发布了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刊登时间为2014年9月12日；建银房产公司与信达广东分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发布了资产权益转让暨催收公告，刊登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一审判决查明的时间为发布时间。三、建投公司的设立情况。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中国建设银行发出的《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04]144号】第一条：“同意你行承继未纳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并改制成为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投公司的营业执照显示的成立时间为1986年6月21日。企业登记档案查询资料显示，建投公司现名称是2004年9月17日由中国建设银行变更名称而来。银通公司二审中主张建投公司是2004年新设立的，银通公司于2003年已经划归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建投公司对银通公司没有管理权限，也无权处置银通公司的案涉房产。四、本案二审调查中，本院询问乌鲁木齐银行在《债务抵偿和解协议》后有无接收案涉房产或相关资料，乌鲁木齐银行陈述有派人到现场看过房屋，但没有办理交接手续，想等产权手续办好后再接收房屋，乌鲁木齐银行、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之间在签订协议后均没有办理案涉房产的移交手续。五、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在（2017）粤04民终646号（原二审）的二审调查中陈述：《不良资产转让协议》附件中所列转让价格为0的项目不都是空资产，转让价格是判断债权或资产是否可能实现的价值。建投公司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出具了《关于华运项目资产包处置情况的说明》（2018年10月29日），明确案涉某某别墅项目由建银房产公司委托某某公司托管，后建行自办实体由信达公司代管，其中包括了建银房产公司移交的案涉某某别墅项目。建投公司于2004年改制后从信达公司接回原由某某公司代管的剩余资产。建投公司在处置华运项目资产包的过程中，考虑到“某某别墅”项目因历史原因，无处置价值，转让对价为零，主要目的是销账。经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是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提起上诉，综观两者的上诉意见，均未针对一审判决确认“乌鲁木齐银行与建银房产公司（原新疆建银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订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中关于案涉某某别墅的内容有效”提出上诉意见，其他各方亦未对此提出上诉，故应视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对此服判，本院径行予以维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杨兴荣、乌鲁木齐银行均主张案涉房产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到底哪一方的请求能够获得支持。根据杨兴荣、乌鲁木齐银行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两者对案涉房产权益的主张依据分别为：一是杨兴荣基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瑞臻公司与杨兴荣之间的资产权益转让关系的债权主张；二是乌鲁木齐银行基于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的资产置换协议、建银房产公司与乌鲁木齐银行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债权主张。对此，结合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意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部分错误的问题。1、关于案涉某某别墅项目的投资主体，根据建银房产公司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及其附件2《关于对建设银行在两广、海南地区跨辖区房地产投资（资产）实行总行集中统一托管的实施方案》、某某公司向建行新疆分行脱钩办发出的“惠华函字1999第2号”文件的内容可知，案涉某某别墅项目的投资主体是建行新疆铁道支行，银通公司上诉主张一审认定某某别墅的投资主体错误与上述文件的内容不符，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可以推翻上述文件，故本院不予采信。另外，一审法院根据《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书》认定了1998年当时案涉房产委托至某某公司管理，并未认定某某公司有处置权。银通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某某公司有处置权错误，是对一审判决的误解。2、关于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是否为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的共同主管部门。根据1999年10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信达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划转建设银行自办经济实体、对外实体投资和划拨固定资产的通知》（建总发[1996]126号），建设银行的自办经济实体划转信达公司，而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均为建设银行自办的经济实体，属于上述文件划转的对象。另外，从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于2000年1月19日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进行资产置换需要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批准，也说明了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是两者的主管部门，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是信达公司的下属分支机构。因此，银通公司在2003年划归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之前，信达公司是银通公司的主管部门。二、关于案涉某某别墅权益的流转及处置的认定。1、银通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权利。银通公司在1996年经珠海电子公司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款原始取得案涉房产权益后，在1998年由其当时的总公司建银房产公司作为委托方，将案涉房产委托给某某公司托管。至2000年1月19日，根据信达公司乌鲁木齐办事处的指示精神，银通公司与建银房产公司签订《资产置换协议书》将案涉房产作为其资产置换给建银房产公司。2006年，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以案涉房产与乌鲁木齐银行签订了《债务抵偿和解协议》，明确了案涉房产是建银房产公司的资产，用以抵偿建银房产公司欠乌鲁木齐银行的款项。虽然案涉房产的产权于2012年8月24日初始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但在2014年12月25日三方签订的《协议书》中，银通公司再次确认其仅是根据与建银房产公司所签订的《资产置换协议书》并受建银房产公司的委托将案涉房产进行过户。因此，可以认定银通公司在上述资产置换行为发生之后已经不是案涉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人，案涉房产登记在银通公司名下仅是各方为了履行《资产置换协议书》、《债务抵偿和解协议》。故银通公司以所有权人的身份上诉主张建投公司、信达公司等未经其同意无权处分登记在其名下的案涉房产，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2、建银房产公司、建投公司及信达公司对案涉房产的权利。首先，如前所述，根据“建总发[1999]126号”文件，建银房产公司、银通公司作为建设银行的自办实体于1999年划归了信达公司，无论案涉房产在资产置换前作为银通公司的资产还是置换后作为建银房产公司的资产，信达公司均有处分权。其次，根据《关于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设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04]144号】的内容，建投公司承继未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承继的建设银行其他业务、资产、负债和相关权利义务。本案各方虽然均没有举证证明建投公司具体承继的范围，但从建投公司出具的《关于华运项目资产包处置情况的说明》（2018年10月29日）可以看出，建投公司确认于2004年改制后从信达公司接回原由某某公司代管的剩余资产包括了案涉某某别墅项目。因此，应当认定建投公司依据上述批复以及中国建设银行改制的相关文件取得了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建银房产公司资产的处分权。且信达公司作为受让方与建投公司于2012年3月6日签订了《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也说明了信达公司对建投公司有权处分包括案涉房产是认可的。信达公司因此再次取得案涉房产的处分权。3、瑞臻公司、杨兴荣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信达公司从建投公司受让了资产包后，2014年6月27日由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将其中226项不良资产通过拍卖的方式转让给瑞臻公司，此后瑞臻公司又与杨兴荣于2014年12月12日就案涉房产的转让签订了《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对于上述交易过程，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分别刊登了公告，其交易过程符合不良资产转让的程序。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称其办公地点在新疆，不可能看到广东省的《南方日报》，不能视为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未提出异议。对此，本院认为，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是否知悉上述公告内容并不能否定上述各方就相关债权转让已经履行了《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更不能以此主张上述转让程序不合法。因此，瑞臻公司从信达公司受让资产后再将其中案涉某某别墅转让给杨兴荣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此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案涉房产交付及相关资料的移交。在某某公司因托管接收了案涉房产的相关合同、发票之后，对于这些资料后续的流转，各方在本案中均没有举证证明，但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瑞臻公司与杨兴荣之间转让合同的约定及履行情况来看，杨兴荣取得了案涉房产的原始房产销售发票、合同、某某公司文件等材料，该事实可以说明在上述流转过程中案涉房产的相关资料是有进行移交的，否则对于杨兴荣是如何取得案涉房产的相关原始资料，银通公司、建银房产公司、建投公司、信达公司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特别是信达公司、建投公司作为案涉房产的处分主体，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其不能举证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虽然杨兴荣在本案中提交的《资产权益档案资料对外移交清单》、某某公司文件中的《新疆铁支珠海某某别墅项目资料清单》上没有相关移交人、接收人的盖章，但根据杨兴荣已经持有相关资料及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及相关资料已经实际交付杨兴荣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乌鲁木齐银行主张杨兴荣所持有案涉房产发票已经失效的问题，根据信达广东分公司提交的证据可知，银通公司于2012年办理案涉房产产权登记时重新开具了发票，但这并不能否定杨兴荣所持有的是银通公司依据《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的协议》取得案涉房产时所开具的发票，也不能否定这些发票的真实性，更不能否定这些发票是杨兴荣受让案涉房产时所附随取得的资料。因此，乌鲁木齐银行上诉主张杨兴荣不能以发票作为其取得案涉房产权益的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三、关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中是否包含案涉某某别墅的问题。首先，根据珠海电子公司与银通公司签订的《以房作价偿还合作投资的协议》，银通公司取得的是案涉某某别墅房产的实物，建银房产公司于1998年委托某某公司管理的也是案涉某某别墅房产；其次，根据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在本案原二审的陈述，相关资产在资产权益明细中列明价值为零，只是根据债权或资产是否可能实现作出价值判断，并非均为空资产。建投公司在《关于华运项目资产包处置情况的说明》亦称“考虑到某某别墅项目因历史原因，无处置价值，转让对价为零，主要目的是销账”，说明建投公司并未否认其接收的资产中包括了案涉某某别墅房产，只是认为无处置价值。另外，在上述各方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中涉及众多资产项目相应的转让价格均为零，但从上述资产转让协议条款的内容并不能得出是空资产的结论。故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及建投公司以案涉某某别墅账面价值为零主张该项目是空资产不能成立；第三，信达广东分公司主张案涉某某别墅实际上是“某某别墅项目”，并非实物，是经过建银房产公司上级主管单位进行了抵债处置后的剩余资产，实际上已没有其他剩余资产。但信达广东分公司在其与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及附件中却将案涉某某别墅的资产形态列示为“房产权益”并予以公告，这与信达广东分公司前述主张是互相矛盾的，信达公司、信达广东分公司辩称该列示内容为笔误，但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如信达公司认为在签订《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时案涉房产实物已经抵债处理，其亦应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予以明确，但信达公司在处置过程中未见排除房产的内容，与其主张不符。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包括案涉某某别墅房产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四、关于杨兴荣、乌鲁木齐银行对案涉房产的权利保护顺位。综上分析，在杨兴荣据以主张权利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以及乌鲁木齐银行据以主张权利的《债务抵偿和解协议》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杨兴荣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合同的履行情况等认定杨兴荣的权利主张成立，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此的分析认定正确，应予以维持。乌鲁木齐银行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杨兴荣占有使用案涉房产并对部分房屋进行了处置的证据未经各方质证，但本院业已查明，乌鲁木齐银行在一审期间将杨兴荣在再审期间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等证据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拟证明杨兴荣对案涉房产进行非法交易。一审法院已经组织了各方当事人进行质证，故乌鲁木齐银行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另，杨兴荣还提交了物业服务协议、收据、租赁合同等也证明了其已经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产的事实。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均上诉主张杨兴荣对案涉房产是非法占有，但如前所述，杨兴荣的权利来源于建投公司与信达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信达广东分公司与瑞臻公司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而上述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均合法有效，杨兴荣依据其与瑞臻公司签订的《资产权益转让合同》接收了受让的案涉房产，属合法占有。而乌鲁木齐银行并没有实际接收案涉房产及相关资料，一审法院对此已经予以认定，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均主张一审判决的该项事实认定错误，但根据二审调查中乌鲁木齐银行的陈述，在《债务抵偿和解协议》签订后，三方对案涉房产及有关资料均没有进行交接，也没有办理移交手续。故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该项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瑞臻公司与杨兴荣签订《资产权益转让合同》的约定，在权利转移后，瑞臻公司负有配合杨兴荣办理产权登记的合同义务。而瑞臻公司转让的权利最早来源于建投公司处分建银房产公司的资产，基于建银房产公司与银通公司的资产置换协议，银通公司作为名义上的产权登记人，其亦有义务协助和配合杨兴荣办理案涉房产的过户手续。银通公司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上诉人银通公司、乌鲁木齐银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疆信达银通置业有限公司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其自行负担；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诉部分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2231元由其自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廖世娟审判员  王 芳审判员  牟宏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梁 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