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681民初3284号原告：康立峰，男，汉族，户籍地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思慧、张晨鑫，北京市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荣华涿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涿州市开发区。法定代表人：任伟，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伟，河北亚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商艳英，女，汉族，住河北省涿州市，原系北京红澳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同，河北精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康立峰与被告荣华涿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华房地产公司）、商艳英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康立峰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思慧、张晨鑫，被告荣华涿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伟伟，被告商艳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立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依法退还15万元人民币；2、诉讼费由所有被告承担。2016年10月份原告预购被告一出售的华融现代城住房一套。经被告一售楼处咨询告知房屋售罄。而后不久被告二售楼工作人员商艳英（女）电话称说其领导被告一手底下已经有房子可以出售了。条件是需要直接给其被告一领导15万元现金。2016年11月5日原告交付被告二15万元现金，被告二打了收条。2016年12月11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总价款为1463242元人民币。通过购买该楼房业主之间的交流才知道俩被告采取的欺诈手段骗取所有买受人合同之外的款项，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而且没有出示税务机关机打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相关法律规定，两被告通过非法手段获不当得利应当如数退还原告。被告荣华房地产公司辩称，一、我公司除按照与原告签订的购房合同收取购房款外，没有额外收取原告其他费用，原告诉请的15万元，不是我公司收取。二、被告商艳英并非我公司售楼人员，其与我公司既不具有劳动关系，也不具有雇佣关系，无论其有没有向原告收取15万元，与我公司无关。三、从原告诉状中事实与理由部分描述的其与被告商艳英协商过程，可看出是其自愿支付15万元，所以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欺诈。综上我公司对原告没有返还义务，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公司的诉请。被告商艳英辩称，一、被告商艳英主体不适格，因为被告商艳英为北京红澳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售楼人员，其行为是职务行为，收取的任何费用都是代理公司履行职务，而原告将其列为被告，其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二、原告所诉法律关系不明确，前后矛盾，在诉状中所立案由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在诉状中所称的是不当得利之债，一份诉状中既存在合同之债，又存在不当得利之债，显然法院不应做出判决，待其明确之后另行起诉。三、商艳英所在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原告支付15万元是在签订买卖合同之前其支付15万元的行为是房款的溢价款，原告在诉状中已明确了对这15万元的性质认可，并且原告和第一被告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已经进行了预告登记，也就是充分说明了原告已获得了该房屋的所有权，不存在着不当得利行为。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证据：1、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信银行个人贷款合同、发票四张，证明原告康立峰已经履行全部义务，全部款项已经支付完毕，购买房屋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不包括15万元。2、收条照片，收条的原件在商艳英处、银行取款凭证一张、网上电子银行支付首付款5万元的凭单、合同审批单，证明在合同之外收取了不当得利款15万元。被告荣华房地产公司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也认可。第二组证据收条的照片不是原件，不发表质证意见。对合同审批单没有我公司扣章，对真实性不认可，对中国工商银行流水真实性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认可，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对银行电子回单，转款人显示是康义亭，对证据的关联性不发表质证意见。被告商艳英对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三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中信银行贷款合同及四张发票真实性认可，该组证据证实了第二被告北京红澳卓越公司的一名员工履行了应尽的法定义务，也充分说明原告取得了该房屋产权，并不存在着不当得利的中的损失条件。对合同审批单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这份证据上所写的红澳商艳英证实了第二被告为红澳卓越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为职务行为，也证实了第一个争议焦点商艳英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起诉错误。对工商银行的凭条真实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康立峰在相应的时间内支取了15万元现金，并不能证明原告将15万元现金交付给了本案第二被告，收条不符合证据规则，第二是不是商艳英本人书写无法证实，也许是如果存在15万元，不排除其他的工作人员书写，不能证明商艳英收到了本案争议的15万元，并且落款中并非本案当事人商艳英，而是商艳荣，综合以上证明原告不能证明被告二收到原告15万元现金，所以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电子转账凭证是康义亭转账，与本案康立峰什么关系，被告不清楚，即使收到了也是房款，也不是这15万元。被告荣华房地产公司未提交证据。被告商艳英提交证据：1、光盘一张，证明商艳英是职务行为，不能作为本案被告。2、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凭证，证明原告交纳的房款5万元已经转给被告荣华公司。3、中国建设银行的工资流水、社保关系证明，证明商艳英在红澳公司上班。4、原告的民事起诉书，该份证据证实了商艳英是公司的售楼人员，也证实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告知了原告要交付15万元的溢价款，原告在诉状中说明的这两点，其原告认可这一事实的存在，因为当时找不到房源，如果需要购买房子，就必须要多出市场价格的一部分才能购买到商品房。原告对被告商艳英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这个15万元确实交给了商艳英，而且商艳英将钱交给何奕菲还是岳献伟，我方并不清楚，这个5万元是房屋的定金，在合同中已经体现，而且也在首付款中，我们认可，对商艳英的社保和工资不认可。第二被告代理人对起诉书中能看到溢价款，法律中约定溢价款要有特定的条件，且本案中没有正式发票，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没有事实依据，所以说法不成立。被告荣华房地产公司对被告商艳英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通话录音真实性认可，该证据能证明我公司没有收到15万元款项，对5万元的我公司认可，但是与本案诉争的15万元没有关系，对社保记录和银行流水认可，对证明目的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起诉书真实性认可，对第二被告的证明目的不发表质证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被告商艳英原系北京红澳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北京红澳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荣华房地产系委托代理关系，北京红澳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理销售被告荣华房地产开发的华融现代城项目。2016年，原告康立峰欲购买华融现代城项目的房屋,2016年11月5日原告康立峰向被告商艳英支付现金15万元，认购金5万元，于2016年11月7日向被告荣华房地产交付剩余首付款243242元，被告荣华房地产为原告出具了首付款发票。2016年12月11日原告康立峰与被告荣华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该合同约定：原告购买被告荣华房地产开发的华融现代城项目第X幢X单元XXX号房，房屋建筑面积为95.57平方米，该商品房单价为每平方米15310.68元，总房款为1463242元。首付款为293242元，贷款1170000元。2017年1月12日，原告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涿州支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为上述房屋贷款1170000元，2017年3月15日，被告荣华房地产为原告康立峰出具了1170000元按揭款的发票。本院认为，结合庭审中原被告举证、质证意见，原告先向被告商艳英支付了溢价款，再与被告荣华房地产签订购房合同，购房合同中对房屋的价款及支付方式有明确约定。且被告荣华房地产早已为原告出具了购房发票，对于其收取的首付款数额明显与原告支付的款项总数不相符，但原告并未对被告商艳英多收取的15万元未计入房款中提出合理怀疑。可见原告对该笔款项不计入房款应当是明知的。原告主张其系受到欺骗才向被告商艳英支付15万元，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商艳英辩称该15万元系涉案房屋的溢价款，且该款项是代公司收取，结合2016年涿州当地房产市场行情即房源紧缺、房价飞涨及被告商艳英的身份，本院对被告商艳英的该项抗辩理由予以采信。庭审中，原告主张其与被告商艳英及其所在公司并无书面合同，被告商艳英无理由收取原告15万元。本院认为，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或其他形式，虽然原告与被告商艳英及其所在销售公司之间无书面合同，但原告的一系列付款行为已经表明了其对与被告商艳英及其公司之间口头合同的履行，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康立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原告康立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邵锁强审 判 员  刘会波人民陪审员  韩艳荣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 记 员  李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