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4行终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克俭，男，汉族，1966年4月4日出生，住九江市柴桑区。委托代理人周裔良，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法定代表人王新丰，镇长。委托代理人马彪，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克俭因行政强制一案，不服江西省庐山人民法院（2019)赣0491行初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3年6月27日，九江县人民政府（现更名为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九县府办发[2013]88号），将九江县行政辖区内畜禽养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非禁养区三大类；在禁养区内，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现有的各类畜禽养殖场必须限期搬迁或关闭。九江县江洲镇属于禁养区。2018年4月28日，九江市柴桑区农业局、九江市柴桑区环保局作出《关于柴桑区江洲镇黄克俭养猪场关停的通知》，内容是：黄克俭养猪场位于小型水库边上，距长江不足500米，没有粪污处理设施，按照《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文件规定，被国家及省环保督查部门列为必须关停；柴桑区委、区政府要求黄克俭养猪场在2018年5月20日前完成关闭停养。同年5月8日，九江市柴桑区农业局、九江市柴桑区环保局作出《关于江洲镇段志刚等38家养猪场（户）关停的通知》给江洲镇农业综合站，内容是：根据《九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文件规定，江洲镇政府要求段志刚等38家养猪场（户）按照国家及省环保督查部门要求立即关停，柴桑区委、区政府要气38家养猪场（户）在2018年6月8日前必须完成关闭停养。同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养猪场关停退养协议》，约定：原告同意在2018年7月10日前关停位于禁养区内的鸿月家庭农场养殖场，经被告验收合格后三天内拨付原告畜禽补助款68700元。被告按该关停退养协议将畜禽补助款68700元如数支付给了原告。后被告对原告猪舍的面积、设施设备等进行了测量、统计，原告签字确认。2019年4月7日，被告对原告坐落于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团洲村十八组的猪舍予以强制拆除，将原告猪舍推倒。被告在强制拆除原告猪舍时，通知原告到场。诉讼中，被告按照九江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1月9日颁布的《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中“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认定给予原告猪舍、设施设备补偿为100877元，并于2019年7月4日将该款支付到原告的银行账户上。原审认为，被告于2019年4月7日对原告的猪舍予以强制拆除，但在强制拆除前没有告知原告强制拆除的理由，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系程序违法，现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强拆行政行为违法，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辩称没有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是帮助原告拆除，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诉讼中，原、被告均同意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规定对原告猪舍及设施设备予以补偿，被告认为应按该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对原告猪舍及设施设备予以补偿，而原告认为原告养猪场砖混砖木框架结构的房屋应参考生产性房屋补偿，其他可参照附属物补偿。因被告拆除的是原告的猪舍，故被告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认定给予原告猪舍及设施设备补偿为100877元，并无不当。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猪圈主体结构损失432464元、附属及配套设施损失39100元,因被告已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中“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认定原告的前述损失为100877元，并已支付给原告，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停产停业损失200000元，因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养猪场关停退养协议，故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黄克俭坐落于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团洲村十八组猪舍的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负担。宣判后，上诉人黄克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庭审中上诉人从未同意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下称“方案”）的规定接受补偿，该《方案》在适用时间、范围、对象与本案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参考价值。同时，在一审庭审中承办法官从未询问上诉人是否同意按该《方案》的规定接受补偿。上诉人认为，对于对案情有重大影响的意见，审判人员应当庭明确询问或作出释明，法律的严谨性不允许从双方的陈述中进行推测，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同意按该《方案》予以补偿毫无根据。同时，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拆除的是上诉人的猪舍，就简单认定应按照“征收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是错误的，它忽视了上诉人养猪场专业化生产的属性，生猪养殖是上诉人的主业，更是全部家庭收入的来源，养猪场的建造标准、规格都远高于普通家庭简易搭建的散养猪圈。该《方案》补偿标准中猪栏（圈）的补偿标准仅为80元/平方米，而铁皮棚的补偿标准为160元/平方米，本案上诉人的养猪场几乎都是砖混、砖木结构的现代化养殖建筑，建造标准远高于铁皮棚，按照补偿标准比铁皮棚还低的猪栏（圈）的标准进行补偿既罔顾事实，更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被上诉人强拆违法后，理应对上诉人遭受的损失进行核实、确认，并判决被上诉人予以赔偿，这也是本案请求权基础之所在。因上诉人的养猪场未经评估即遭被上诉人强拆，导致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房屋因强拆造成的具体损失，但上诉人提供了证据证明养猪场的建筑结构、建筑面积、配套设施以及赔偿标准等情况，进行了初步举证，根据《行政诉讼法》举证规则，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证据反驳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养猪场的建筑结构、建筑面积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赔偿标准。结合案涉养猪场所在地江洲镇建筑成本、物价水平等因素考虑，上诉人主张的赔偿标准是符合事实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同时也和该镇有一江之隔，同属九江市管辖的濂溪区新港镇的补偿标准基本吻合，法庭对此应依职权进行调查核实，并在在详尽调查的基础上，依据实际情况酌情予以判决，而不应一驳了之，让矛盾继续发酵。综上，请依法撤销江西省庐山人民法院（2019)赣0491行初31号行政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辩称，一、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同意适用《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以下称方案）进行补偿，是一审期间已经确定的事实，只是争议在适用该《方案》中的什么标准进行补偿各持已见。本案被拆除的是农村一般性猪舍，不同于工厂企业使用的生产性用房，更不属于房屋范围，且上诉人的猪舍已经使用数年，按折旧率计算所剩残值少之又少，上诉人主张建造价格已不具有参考性。答辩人适用“附属物补偿标准”并无不当，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分析说理准确，请予以维持。二、上诉人主张适用濂溪区补偿标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我区相关部门对各养殖户拆除工作验收合格后，镇农业综合部门根据前期测量登记结果，对各养殖户的奖补资金进行登记造册，安排发放奖补资金，目前各养殖户奖补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没有对养殖户造成任何损失。此次奖补标准参照2015年11月9日九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文件附件的标准，对121号文附件中未列明的，养殖户实际存在的附属物，由镇相关职能部门统一确定补偿标准。且此次拆除养殖场是全区范围内的一次活动，各乡镇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补偿标准各乡镇略有差异，区政府未统一全区的奖补标准，答辩人所参照的标准为镇重点工程建设拆迁补偿标准，是江洲镇现行有效的文件已属江洲镇最高标准。由于各行政区域的差异，答辩人无权放着本行政区域内现行有效的文件不参照，而参照其他行政区域的补偿标准，因此，上诉人要求参照濂溪区标准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上诉人为支持其主张，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如下：1、原告身份证，拟证明原告主体适格。2、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拟证明被告主体适格。3、拆除现场照片1张，拟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原告猪圈进行了强拆。4、拆后现场照片3张，拟证明原告因强拆造成了损失。被上诉人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为支持其行政行为，在举证期限内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九县府办发[2013]88号文及地理标识图，柴农业字[2018]45号、47号文，《养殖场关停退养协议》、生猪评估一览表。拟证明江洲镇全镇属禁养范围，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养殖畜禽，已建成的养殖场由县政府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柴桑区农业局、环保局要求原告养猪场必须在5月20日前关停，要求江洲镇38家养猪场必须在2018年6月8日前全部完成关闭停养，逾期未关停，政府有关部门将依规定强制拆除。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关停了养殖场，自行销售生猪，政府给予的补助款已发放到位。原告没有停产停业损失。2、生猪养殖场基本情况原始记录，价格评估一览表，奖补资金评估一览表，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文件及附属物补偿标准，县委书记人民网留言回复，汇款凭证。拟证明原告对养殖场面积测量及附属物登记无异议且签字确认，证明此次拆除奖补资金的构成及适用标准，按先拆后补的原则，奖补资金已发放至原告账户。上述证据随卷移送本院。经本院核查，对原判决上述定案证据的效力予以确认。本院根据上述证据材料及上诉状、被上诉人的答辩状、一审的庭审笔录等材料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案件事实基本相同。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规定及侵权法的相关原理，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要件应当包括：行政行为已经被有权机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违法行政行为与合法权益受损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联系。只有在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其行政赔偿请求才成立。本案中，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于2019年4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黄克俭坐落于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团洲村十八组猪舍前，没有告知上诉人拆除的理由，没有听取原告的陈述和申辩，系程序违法，因此一审确认本案涉诉的行政行为违法正确。故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当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在一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以补偿的形式已给予上诉人猪舍及设施设备赔偿金为100877元。故结合一审判决及上诉人的上诉内容，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问题如下：一、被上诉人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能否作为确定赔偿依据的问题。一审中，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人民政府以《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为依据确定的赔偿金为100877元，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上诉人上诉称其未曾同意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的规定接受补偿。本院经查阅一审庭审笔录后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就强拆后赔偿标准达成一致，均同意按《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确定赔偿标准。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亦表示同意以《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作为赔偿金确定的依据。且在此次拆除养殖场过程中，由于各乡镇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影响，补偿标准各乡镇均存在差异，在当地政府未统一补偿或赔偿标准情况下，参照被上诉人重点工程建设拆迁补偿标准作为赔偿依据，并无不当。二、被上诉人以补偿的形式给予上诉人猪舍及设施设备赔偿金为100877元是否适当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案件中，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就损害情况举证的，应当由被告就该损害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各方主张损失的价值无法认定的，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申请鉴定，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依法应当评估或者鉴定的除外;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拒绝申请鉴定的，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由于本案强制拆除时，没有经过合法公证，亦已经无法重新评估，致使上诉人无法对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多少等情况，依法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中，被上诉人已提供上诉人签名认可的《生猪养殖场的基本情况》，被上诉人根据该《生猪养殖场的基本情况》明确的项目，参照双方无异议的《江洲风电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九县府办发[2015]121号）中的房屋附属物补偿标准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为100877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其中涉及猪舍的部分应按照生产性用房标准予以赔偿，本院认为，从一审查明的事实来看，在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涉案猪舍属经合法审批的生产性用房的情况下，被上诉人结合实际情况，对上诉人的涉案猪舍分别以砖混、砖木、框架结构计算赔偿金额，已经充分保障了上诉人的权利。故上诉人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无法得以支持。原审依据查明的事实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得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上诉人黄克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波审判员  张伟审判员  商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蔡妃妃书记员刁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