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82民初2571号原告：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法定代表人：张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雷，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颖秋，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荣成市。法定代表人：杨树枝，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赟，男，该公司员工。原告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和公司）与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发现有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国强、王淑静、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大地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5945370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30日起，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所有货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1项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15925172元及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30日起，以尚欠货款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所有货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被告自2016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以生产经营需要陆续向原告购买电机及控制器等汽车配套部件产品，双方为此签订了多份供货合同。各份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了货物，累计供货额达到23023571元，而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7078200元，尚欠15945371元未付，其中已开票未付款金额为15724371元，尚未开票付款金额为221000元。原、被告于2018年8月16日进行过对账，当时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已开票货款金额15724371元，被告于2018年8月16日确认欠付已开票金额为15696376元，差异27995元基地未收到发票。双方对账后，原告多次催要货款，但被告以种种理由拖延支付。综上，原告认为在原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被告却未全面履行付款义务，且在对账后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剩余货款，属于严重违约行为，被告除应当支付所欠货款外，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华泰公司辩称，原告主张欠付货款15945371元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我方尚欠原告货款11776017.92元。理由是：一、原告主张欠款中包含售后索赔款26558.08元，该款应从货款中扣除。二、我方曾付款46800元原告未计入付款额中。三、根据双方签订质量协议特约页关于质量保证金的约定，甲方（被告）在公司账面货款中保留乙方（原告）货款300万元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约定为最终用户自新车购车日起96个月，而原告最后供货日期为2017年8月。由此可知，双方目前所欠货款应扣除300万元作为质保金不予支付，待质保期到期后再考虑是否退还。四、双方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第1条约定，在原合同基础上第一条增加如下内容：大地和公司承担华泰汽车A25EV/B21EV两款车型的电机、控制器公告拓展费用，A25EV/B21EV两款车型的电机、控制器公告拓展费用单台246000元，合计492000元，用于公告检测项目等，该费用先由甲方垫付，待乙方累计供货2000台份后由甲方一次性在应付乙方货款中扣除。现原告供货已超过2000台，因此该492000元的公告拓展费用应从原告货款中扣除。五、原告存在延迟交货的事实，应按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55000元。根据双方签订的产品供货合同中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约定，乙方不能按期交货的，应向甲方支付延迟履行违约金人民币5000元/天，或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20%，以高者为准。现原告对2017年4月20日订单迟延交货22天，对2017年5月31日订单迟延交货37天，对2017年7月25日订单迟延交货12天，总计产生违约金355000元。综上，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大地和公司为被告华泰公司供应电机及控制器等汽车配件，双方之间约自2011年起开始发生交易，自2013年起双方再未发生交易，也未签订过合同，直至2015年12月22日双方签订一份编号为HIA25EV-40940-JG-2015-257《量产产品价格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物料代码21031000A38电机、20141000A38电机控制器，并按采购数量的递进约定了阶梯产品价格，电机价格幅度在5250元-5650元，控制器价格幅度在5850元-6350元。同时合同备注上述电机和电机控制器为A25EV和B21EV两款车型使用，供货地点为山东荣成市观海路111号或被告指定的其他国内地点。货款结算方式为每批次产品经最终检验合格入库且发票入账后30日内，被告以电汇、汇票等方式支付货款。2016年7月25日，原告收到一份抬头由“天津华泰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手写涂改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的电动车专用件份采购计划单，订单号为HTA25EV-201607250003（简称A25订单）；一份抬头由“鄂尔多斯市华泰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手写涂改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的电动车专用件份采购计划单，订单号为HTB21EV-201607250003（简称B21订单）。其中A25订单载明：定购物料代码20131000A38A电机1台、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1台，送货地址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六号，收货单位为天津华泰汽车车身制造有限公司，收货人为于兵。B21订单载明：定购物料代码20131000A38A电机1台、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1台，送货地址为鄂尔多斯市东胜康巴什新-华泰汽车二厂，收货单位为鄂尔多斯市华泰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收货人为张振军。2016年10月10日，原告向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六号供货电机GLMP18L2-00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1.0180.047）、控制器PC3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6.0001.006）各1台，收货人签名为于兵。同日，原告向鄂尔多斯市东胜康巴什新-华泰汽车二厂供货GLMP18L2-00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1.0180.047）、控制器PC3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6.000L.006）各1台，收货人签名为杨海春。2016年11月11日，原告收到一份抬头由“天津”华泰汽车车身有限公司手写涂改为“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的A25-EV5台份试装采购订单，定购物料代码20131000A38A电机5台、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5台。2016年11月22日，原告向天津市滨海高新区供货电机GLMP18L2-00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1.0180.047）、控制器PC37（送货单产品代码01.06.0001.006）各5台。对于2016年7月25日、11月11日三张订单，以及2016年10月10日、11月22日合计三张送货单，被告既否认收到订单产品，亦否认收到送货单记载货物。2016年11月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在上述2015年合同基础上增加如下内容：原告承担被告A25EV和B21EV两款车型的电机、控制器2000台的公告拓展费用，单台电机、控制器公告拓展费用为246000元，合计公告拓展费用492000元。该公告拓展费用先由被告承担，待原告累计供货（A25EV和B21EV）2000台份后由被告一次性在应付原告货款中扣除，同时原告以商业折扣的方式少给被告开供货发票。2017年2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出A41-EV150电动车专用件采购计划单，定购物料代码20131000X00电机5台、20141000X00电机控制器5台，收货地点为潍坊。2017年3月1日，原告向被告指定的潍坊收货地点交货电机GLM110A0-005（送货单产品代码01.02.0100.066）、控制器PC40（送货单产品代码01.07.0400.007）各5台。2017年4月14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HT-GL-2017-028（以下简称028号）《量产产品价格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物料代码21031000Y00电机、20141000Y00电机控制器，价格分别为2750元、2849元，供货地点为被告订单指定地址。被告自2017年4月14日至2017年10月24日按028号协议向原告发出零部件采购计划单，定购物料代码21031000Y00电机、20141000Y00电机控制器，载明的收货地点均为潍坊瑞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收货地址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央子）。原告自2017年4月19日至11月27日按上述采购计划单进行供货。原告方送货单上记载的送货内容为电机GLM110A0-005（送货单产品代码为01.02.0100.066或者01.02.0100.070）、控制器PC40（送货单产品代码为01.07.0400.007或者01.07.0400.016），收货地点均为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4月14日，原、被告还签订了编号为HTA25EV-40940-JG-2017-051（以下简称051号）《量产产品价格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物料代码21031000A38A电机、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并按采购数量是否达到一万台以上约定了阶梯产品价格，电机价格幅度在5100元-5550元，控制器价格幅度在5700元-6250元，供货地点约定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康泰大道六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康巴什新区/山东省荣成市观海中路111号或被告指定其他地址。上述关于A25EV和B21EV两种车型使用的21031000A38A电机、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的价格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就协议约定的A25EV和B21EV两款车型使用电机及控制器发生交易数量远远不到2000台。2017年12月28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HIA12EV-40940-JG-2017-069（以下简称069号）《新产品价格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物料代码21031000R00电机、21041000R00电机控制器、20151100R00电机动力线U、20151200R00电机动力线V、20151300R00电机动力线W。根据被告出具的采购计划单，被告于2017年11月17日、2018年2月6日、2018年5月7日按069号协议向原告发出零部件采购计划单或样件订单，载明的收货地点均为山东荣成市观海中路111号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其中2018年2月6日样件订单上还要求原告供货069协议未约定货物，即物料代码21031000R04电机、21041000R04电机控制器、20151100R04电机动力线U、20151200R04电机动力线V、20151300R04电机动力线W。2018年5月7日，原告发出的样件订单上要求被告提供069号协议约定五类物料代码的产品各3台。针对依据069号协议发出的上述订单，原告自2018年1月5日开始按上述订单供货，且自2018年1月5日送货单起开始根据其“产品代码”记载“客户零件号”项目栏，该零件号即为原告合同及计划单上记载的物料代码。但原告对被告于2018年2月6日样件订单中要求超合同约定的额外产品未予供货。原告供货的最后一张送货单于2018年5月31日形成，其上记载联系人为“周碧”，实际签收人也为周碧，“客户零件号”一栏未填写，但供货产品代码与显示出“客户零件号”送货单对应的产品代码一致，也与原告方2018年5月7日订单的供货内容以及数量一致。诉讼过程中，被告否认收到2018年5月7日订单产品。本院就该事实争议对送货单收货人“周碧”进行了电话留痕调查。周碧称：“我确实签收了2018年5月31日送货单上的货物，大地和给我们供应很多产品，2018年5月31日收货单上的货物应该是给A12汽车的样件，当时A12汽车是在荣成这边生产的，所以我是在荣成华泰收货的。现在我已经离职了。”经本庭释明后，被告对原告主张的2018年5月31日送货单所记载产品已收货的情况予以认可。2018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编号为HIA12EV-40940-JG-2018-011（以下简称011号）《新产品价格协议》，双方约定原告为被告供应产品代码21031000R04电机、21041000R04电机控制器、20151100R04电机动力线U、20151200R04电机动力线V、20151300R04电机动力线W。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就该合同项下约定产品实际发生交易。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陆续支付部分货款合计7078200元。期间被告曾就使用原告供货电机及控制器后产生的索赔问题向原告工作人员发送了索赔邮件，其中2017年10月-2018年4月发生EV160R索赔款3671.02元，2018年7-8月发生EV160R索赔款618元，2018年5-6月发生EV160R索赔款21634.06元，2019年1-2月发生EV160R索赔款635元，合计26558.08元。经当庭核对，被告提供的2018年5-6月索赔款21634.06元对应明细中存在不属于原告供货的充电机索赔计款8737元。就剩余索赔款，原告主张其工作人员曾通过邮件要求提取故障件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属于产品问题，从而确定索赔款应否支付。被告主张其每次发送索赔邮件都附有《三包旧件提取及索赔通知单》，该通知单明确规定供应商应在收到索赔明细后10日内携带本通知单到华泰汽车集团荣成库房提起旧件或者提出异议，否则逾期20个工作日未提取或收到通知单后30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申诉或反馈问题的视为默认索赔。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提出过索赔异议，则应当视为原告默认索赔。经查实，原告方收到了被告工作人员邹爱娜向原告发送的上述期间索赔明细的邮件以及所附的《三包旧件提取及索赔通知单》，也曾通过邮件于2019年1月以此前被通知旧件埋在仓库里为由要求被告方将全部旧件找出以便拍照。至于此后双方对旧件的交付问题，双方均未举证证实。另查，原、被告于2016年1月22日签订《质量协议》，该协议通约页第6条约定：售后“三包”索赔费用是甲方（被告）产品售出后，在三包期内由于乙方（原告）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所赔偿的费用，乙方应予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包括甲方配件计划价格+管理费（20%配件计划价格）+维修费用+相关损失费用+运费+其他。甲方三包旧件回收后经过分解开出“质量责任赔偿通知单”，责任认定且超过申诉期后，乙方产品的三包索赔直接由甲方财务部按“质量责任赔偿通知单”在乙方货款或下批采购预付款中直接扣除。旧件在甲方开出“质量责任赔偿通知单”之前到库，以甲方通知乙方收回旧件时间要求为标准，乙方负责到甲方相关单位办理索赔旧件清库手续，逾期甲方有权对赔偿旧件进行清理。2018年7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对账单，对账单上原告认为截至2018年6月30日被告欠付原告已开票货款金额15724371元。被告经核对后于2018年8月16日确认截至2018年6月30日欠付已开票货款金额应为15696376元。该金额与原告主张欠款数额15724371元相差27995元。经庭审查实，差额27995元为2017年10月26日开票的一张金额为2799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庭审中，原告主张2017年10月26日曾同时开具了三张发票，当时是同时交付被告的，该三张发票系连号发票，27995元发票即为其中一张，被告既然已经收到了另外两张发票，27995元发票其应也已收到。但被告主张其未收到过27995元发票。经查实，原告于2017年10月26日确实开票过包含27995元发票在内的三张连号发票，记载货物都是依据028号协议发生的交易，在该三张发票之后双方之间又多次发生交易，且原告按被告要求又陆续开具过多张发票，但无证据证实被告曾向原告主张索要过该张27995元发票。为查明该争议事实，本院曾试图调查被告对原告开具发票的抵扣情况，但因税务部门发票系统升级未能调取相关数据。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后，于2019年5月6日就2018年1月5日至4月19日期间的供货开具金额为92700元的增值税发票，于2019年6月28日就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1月22日以及2018年5月31日的供货开具金额为108100元的增值税发票。该两张发票未按之前的税率17%开具，而是按照政策调整后低税率13%开具。庭审中，被告认可自发票出具后不久即收到92700.86元发票，但否认收到过108100元发票。经查，原告在开票后即将108100元发票邮寄给被告方工作人员孙静，但被告方于2019年7月3日将该发票退回原告工作人员冯日华。但原告又于2019年8月1日将108100元发票再次邮寄给被告方工作人员韩忠。对于质量保证金300万元应否支付的问题，原告主张：质保金预留300万没有约定具体时间，质保期没有约定的话，应按常规做法1年，即使按照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2年，也已到期，合同约定的所谓质保期实际不是扣押质保金的期间，而是我们提供三包服务的期间。被告主张：质量协议中明确约定质保期限为96个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既然双方有约定就不应按照国家规定的合理期限执行质保期。经查，《质量协议》特约页第2条载明：供货电机及电机控制器质保期为：最终用户自新车购车日起96个月或最终用户新车上路后的12万公里，以先到为准。第4条载明：甲方（被告）在公司账面货款中保留乙方（原告）所供货物的货款300万元人民币货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对于被告答辩时提出的延迟交货违约金问题，本院当庭释明延迟交货违约金属于反诉内容，并要求被告限期提起反诉，并缴纳反诉费用，但荣成华泰未在指定期限内办理上述反诉事项。又查，被告华泰公司于2018年中旬已全面停工停产，目前面临大量供应商高额诉讼，其资产亦被反复轮候查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是否存在漏计46800元货款问题？对于争议的46800元货款，被告提供了其财务制作形成的双方货款往来明细材料一份，该明细材料中记载2011.7.25记账货款17100元，摘要为“JS10069付深圳大地和B11EV安装的永磁同步系统”；2011.11.30记账货款17820元，摘要为“支付深圳大地和B11EV装配用电机及控制器款”；2012.7.25记账货款11880元，摘要为“支付深圳大地和B11EV装配用电机及控制器尾款”。上述货款合计46800元。原告对此认为双方欠款系自2016年开始，即使之前双方曾发生交易也已经结清。而且从被告提供明细材料的摘要记载看，明显是被告收货后向原告支付货款以及尾款，双方交易习惯也不允许存在被告先支付预付款，原告再发货的情况。对此本院认为，从被告提供的明细材料看，该46800元货款发生于2011年左右，也是双方之间的首次交易货款，如存在被告预付货款而原告一直未供货情况，在2015年双方正式签订价格合同之前，被告从未向原告主张过交付该货款对应货物，显然不符常理。况且被告作为汽车生产企业，事实上长期以来在汽车零部件供求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从包括本案在内被告所参与的每起案件中出现的价格合同或协议之约定可以看出，在付款方面被告与供货商向来约定为产品检验合格入库且发票挂账一段时间后才成就付款条件。由此可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被告财务既然对46800元涉及三笔交易记账为支付原告方相应产品的货款及尾款，则足以说明被告已收到对应货物且货款发票已挂账满足付款条件。据此，应当认定争议的46800元实际为被告对2011年左右双方交易已付的货款，不存在被告主张的漏计情况。2.被告是否收到了双方争议的27995元发票？双方诉前曾于2018年7月12日对截至2018年6月30的开票货款进行过对账，被告当时认可入账发票金额为15696376元，对27995元发票以未收到为由未予确认。就该问题，从查实情况看，27995元发票系原告于2017年10月26日开具的三张连号发票之一，该三张连号发票均系对028号协议发生的交易开具，原告对028号协议履行约半年时间，于2017年11月终止履行，期间发生多笔交易，此后双方又签订过051号、069号协议并均进行过履行。而在双方于2018年7月对账前，被告无证据证实其曾就因028号协议交易而同日开具且为连号三张发票的收票问题提出过异议。为查明该争议事实，本院曾试图调查被告对原告开具发票的抵扣情况，但因税务部门发票系统升级未能调取相关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结合连号发票开具、交付常理，以及双方约定被告将发票挂账系付款必要前提的实际情况，综合审查双方陈述的合理性，本院认为应以认定原告已将包括275995元发票在内的三张连号发票同时交付被告为宜。3.被告是否收到了双方争议的108100元发票以及该发票对应货物？对于原告起诉后新开具的两张发票，其中92700元发票被告已认可收到且至今已超过30日，结合双方价格协议中对货款结算的约定，应当认定该张发票对应货款的支付条件已成就。对于争议较大的108100元发票，从查明事实看，108100元发票对应货物包括2016年10月10日（两次供货）、2016年11月22日（一次供货）以及2018年5月31日（一次供货）共计四次原告供货。庭审中被告最终认可收到2018年5月31日供货，但以订单非以被告名义作出为由否认其向被告作出过2016年7月25日、11月11日三张订单，同时否认收到该发票对应的2016年供货以及最终接收了该发票。对于2016年7月25日、11月11日三张订单的定购主体问题，虽该三张订单的抬头系由天津或鄂尔多斯华泰名称更改，但原告主张该涂改系经其要求后被告所做涂改，而从查明的情况看，原告对应送货单上记载的客户名称均为本案被告，该三张订单定购产品确系原、被告所签051号协议中约定产品，该三张订单载明的天津与鄂尔多斯两地收货地址也确实在051号协议约定的系列供货地点中，被告无异议的其他一系列订单中大部分也并非被告的荣成厂址。现原告主张其与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无交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仅以不清楚为由进行抗辩，却未就其怀疑的原告与天津华泰、鄂尔多斯华泰客观存在交易往来的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实。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应当认定原告关于该三张订单之主张更为合理可信，可以认定2016年7月25日、11月11日三张订单系被告向原告发出的订单。对于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1月22日的送货情况，首先，从被告的采购情况看，双方从2015年底才正式签订合同，在2017年前被告仅于2016年根据2015年合同向原告发出过三张订单，从当时订单所列产品数量以及2016年11月11日订单系“试装订单”的情况看，该时期订单实际均为样件订单，主要意图系为了检验产品性能以便确定是否适合批量采购，这也符合生产经营的交易常理以及被告的交易习惯。其次，从2016年10月10日、2016年11月22日供货情况看，原告送货的时间、地点以及所供产品数量均与被告订单相吻合，虽原告送货单上未按合同及订单上载明的物料代码进行记载，而是根据自己生产的产品代码进行记载，但从原告所有送货单记载情况看，原告供货时的送货单上均以自己产品代码进行记载，仅在2018年开始才在送货单上增加记载对应的物料代码，而从被告对2017年原告送货单均无异议的情况看，该时期原告送货单上虽均无被告方物料代码，但被告依然能验货并签字确认收货。由此可见，被告对原告在2016年的供货完全有能力进行验收。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于2016年确实发出过三份订单，原告亦能提供与订单产品数量、交货地址相符的送货单，且有的收货单上签字的收货人也与订单指定收货人相符。结合被告并无证据证实在2016年发出订单后曾就其主张的原告未交货情况向原告进行过主张，相反在原告送货单形成后被告还与原告就三张订单产品继续签订了补充协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上述情况足以说明被告对2016年订单产品收货的事实。故可以认定被告对108100元发票中包含的2016年三张送货单所载产品已收货的事实。至于被告主张该三张送货单属于样件交易，双方约定无需支付价款，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故本院对被告之该项抗辩不予采纳。对于108100元发票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从查明的情况看，原告曾将108100元发票与92700元发票一并邮寄给被告，且邮寄时间至今早已超过30日。不论被告是否退回过108100元发票，结合被告已收货的事实，按约定和常理被告均应当对108100元发票挂账起算约定应付款时限30日。如被告由于对收货事实认识错误等己方原因将该发票退回拒收，该情形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为自己利益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认定108100元发票付款条件已成就。故被告就108100元发票所做之抗辩，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量产产品价格合同（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合法，形式完备，应依法认定有效。现本院经查证后确认原告已按被告订单完成了交货义务，被告亦已收到了交易产品的全部发票，且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限30日已届满，故被告应当向原告及时支付货款15925172元（15696376元+27995元+92700.86元+108100元）。对于被告主张的索赔款问题，本案中被告辩称从原告货款中应扣除索赔款，按双方约定，索赔款是原告作为供货商应当承担的售后三包索赔款项，主要为更换配件计划价格。从《质量协议》以及《三包旧件提取及索赔通知单》的内容看，双方对售后三包产品索赔事宜明确约定限期提件与申诉，否则将视为原告认可索赔，而事实上原告在多次收到被告电邮的索赔明细后，无证据证实其曾第一时间甚至限定期限内向被告索要过旧件以及为获取旧件作出过积极有效的努力，在本案中也仅提交了一份发生于2019年1月电邮，其上亦仅要求被告找出旧件进行拍照，而未体现出其对旧件实物有拆解检查的需要，况且被告其中一份索赔明细中客观存在部分非原告供货，但原告也仅在本案诉讼中被告主张扣除索赔款后才实际发现，由此可见，原告在明知三包索赔产品应限期处理的情况下，仍对被告提出的售后三包索赔问题以消极态度进行应对，可以说明原告变相默认了被告主张的索赔款。但本案中涉及索赔款中包含8737元索赔项目不属于原告供货，故应当从索赔款26558.08元中扣除8737元，即索赔款可抵销被告对原告欠款17821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抵销权既可以以通知方式行使，也可以提出抗辩或者提起反诉的方式行使，抵销的意思表示自到达对方时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销条件成就之时，双方互负债务在同等数额内消灭。本案中三包索赔款与原告诉请债权系同类到期债权，被告以此抗辩抵减欠款，属于行使法定抵销权的表现，产生抵销效力。本案中索赔款数额显然远不足抵销被告全部债务，而双方对抵销顺序又无特别约定，故实际抵销时应当按照实现债权费用、利息、主债务的顺序进行抵销。对于被告主张的公告拓展费问题，双方约定用于A25EV和B21EV两种车型的20131000A38A电机、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的公告拓展费用先由被告承担，待原告累计供货2000台份后由被告一次性在应付原告货款中扣除。但经查实双方就涉及公告拓展费的20131000A38A电机、20141000A38A电机控制器仅发生了样件交易，未进行过批量交易，故交易数量远不足双方约定的由原告承担公告拓展费应满足的前提条件，故被告主张从欠款中扣除公告拓展费，理由不当，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主张应从欠款中扣除质保金300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买受人在合理期间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之规定中明确了质量保证期的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买受人依约保留部分价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间未及时解决质量问题而影响标的物的价值或者适用效果，出卖人主张支付该部分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中明确提出了质量保证金概念。结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内涵释义，可以看出，质量保证金制度就是为了担保标的物的质量，由出卖人向买受人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扣留一部分价款，当质量保证期间届满而标的物无质量问题时，买受人应将该笔款项或价款予以退还或支付。本案中，原告供货期间发生索赔款仅为2万余元，而原告供货数额高达两千余万元，比较而言，应当认定原告供货基本不存在质量问题。反观被告履约行为，其拖欠大部分应结算货款，反而违约在先。如根据《质量协议》约定，实际要求被告使用原告所有供货生产的汽车均销售完毕后方可支付作为质量保证金被扣留的价款，这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既不可能实现，也显失公平。况且被告已于2018年停产，正持续面临大量供应商高额诉讼，资产亦被反复轮候查封，显然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情势变更原则，结合质保金制度的宗旨，本院认为本案质保金的预留问题不宜继续适用《质量协议》约定的质量保证期以及质保金数额，而应参照法律规定的最长合理期限2年以及原告供货未过2年的货款金额进行确定为宜。从交易情况看，原告从2016年10月10日开始供货，2018年5月31日最后一次供货，截至本案判决之日，原告在2017年底之前的供货均已超过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两年。故本院酌定参照2018年供货货款金额118201元确定被告有权预留的质保金。如原告供货超过合理期限2年后出现质量问题，原、被告可根据三包约定及国家规定进行处理。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本案中被告逾期未支付应结算货款构成违约，但双方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承担方式，故原告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损失，于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利息损失的起算点，对于双方于2018年核对过的开票货款金额15724371元，本院认为应自被告方工作人员在原告发出的对账材料上签字确认之日即2018年8月16日起算利息为宜。对于原告在起诉后开票的92700元与108100元合计200800元货款，首先应当从中扣除货款118201元作为质保金，余款82599元因双方对发票何时交付及挂账均未提供证据，本院认为应以92700元发票开具日期即2019年5月6日往后计算30日即2019年6月6日起算利息为宜。对于被告主张的延迟交货违约金问题，被告未按期缴纳反诉费用，应当视为其自动撤回反诉请求，故本院对被告主张的延迟交货问题不予审查，被告可另案处理。综上，原告之诉请，部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大地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5806971元（15925172元-118201元）以及利息（以15724371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16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以82599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6日起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472元，由原告负担830元，被告负担116642元。其中被告负担部分应从中扣除索赔款17821元，即被告实际负担9882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慈方铭人民陪审员  汤金红人民陪审员  王青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连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