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62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行英，女，1976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靳，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景厚，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文秀，女，1978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景厚，男，197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系张文秀之夫。 原审第三人：赵剑，女，1975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勐，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行英因与被上诉人赵景厚、张文秀、原审第三人赵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48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行英上诉请求：1.撤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6民初4815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解除刘行英与赵景厚、张文秀于2017年5月5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3.赵景厚、张文秀共同返还刘行英出资款20万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刘行英已经实际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股东合作协议》只是初步框架协议，各方还需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进行明确，但至今未签。刘行英的股东身份并非仅仅是未通过工商公示予以显名，而是从实质上没有得以确认，更无法行使正当的股东权利。2.一审法院认为判令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依据是审查刘行英是否能够成为幸福树股东，并据此认定刘行英已经实际成为幸福树公司股东，此项认定亦属错误。赵景厚、张文秀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刘行英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刘行英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解除权理应得到支持。 赵景厚、张文秀辩称，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赵剑未发表陈述意见。 刘行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刘行英与赵景厚、张文秀于2017年5月5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2.判令赵景厚、张文秀共同返还刘行英出资款2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5月5日，赵景厚（股东一，下同）与刘行英（股东二，下同）、赵剑（股东三，下同）、张文秀（股东四，下同）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约定：公司名称为成都幸福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幸福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赵景厚，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一现金出资51万元（包括各股东确认已发生的成本费用44.57万元作为出资额）、股权比例为51%；股东二现金出资20万元、股权比例为20%；股东三现金出资20万元、股权比例为20%；股东四现金出资9万元、股权比例为9%，出资时间均为2017年5月10日前；在公司账户开立前各股东将现金出资额汇入以下账户（各股东共同确认股东一应补交的现金出资额6.43万元也汇入此账户）：账户名称为赵景厚、开户行为成都银行金牛支行、账号为62×××58；各股东如果没有按期注入或汇入资金，又没有取得其他各股东的同意，视作放弃该部分资金所占股权，股权将按各股东投入资本或实际投入资本重新按资本比例分配股权，或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及章程规定分配形式享受公司分红；公司终止或者清算时，按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参加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合作因以下事由之一得终止：1.合作期届满（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四年，自2017年5月5日起至2021年5月5日止）；2.全体合作股东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合作关系；3.合作事业不能完成；4.合作事业违反法律被撤销、终止；5.法院、仲裁委根据有关当事人请求判决或裁定解散公司。同日，张文秀向赵剑移交了幸福树公司的银行卡、ＵＳＢＫＥＹ以及网上支付密码等信息，并由赵剑承担幸福树公司出纳工作。2017年5月8日，刘行英向上述指定账户转入20万元出资款。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按照赵景厚、张文秀、刘行英、赵剑四人的协商，幸福树公司通过赵景厚上述个人银行账户分别向刘行英、赵剑发放了8次股东工资，每人每月1500元。一审法院另查明，幸福树公司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景厚、赵占成。诉讼中，一审法院通知赵占成到庭，赵占成陈述其原在幸福树公司占股10%，在赵景厚与刘行英、赵剑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前，赵占成已将所持幸福树公司10%股份中的9%转让给张文秀、1%转让给赵景厚，转让之后，赵景厚所持幸福树公司股份为91%，张文秀所持幸福树公司股份为9%。诉讼中，赵景厚确认案涉协议约定的刘行英所有20%股权比例及赵剑所有20%股权比例均从赵景厚所持91%股权中转出。另，经一审法院询问，刘行英明确本案主张的法律关系实际为股权转让关系。一审法院再查明，刘行英、赵剑曾于2018年10月以幸福树公司、赵景厚、张文秀为共同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刘行英、赵剑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身份，在该案的审理中，幸福树公司明确确认了刘行英、赵剑的股东身份。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股东合作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均应按约全面适当履行约定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1.刘行英、赵剑与赵景厚、张文秀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2.刘行英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景厚、张文秀返还20万元应否得到支持？对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评述如下： 一、关于刘行英、赵剑与赵景厚、张文秀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形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根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在刘行英、赵剑与赵景厚、张文秀签订《股东合作协议》之前，幸福树公司已经注册成立，工商登记的股东为赵景厚、赵占成。诉讼中，赵占成已到庭确认其将名下10%的股权转让给赵景厚、张文秀的事实。公司股东登记事项发生变更，公司应当办理变更登记，但是否登记或者是否办理变更登记只是起到能否对抗第三人的作用，并非判定是否是实际股东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赵占成将其在幸福树公司10%股份转让给赵景厚、张文秀后，赵景厚、张文秀就已经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其有权对其名下股权作出处分。故虽然幸福树公司登记的股东仍然为赵景厚、赵占成二人，但赵景厚、张文秀有权与刘行英、赵剑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将其名下的相应股权份额转让给刘行英、赵剑。双方就其各自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权益等事项达成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赵占成的合法利益，各方之间基于案涉《股东合作协议》所形成的应当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 二、关于刘行英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景厚、张文秀返还20万元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刘行英与赵景厚、张文秀签订《股东合作协议》的合同目的是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故判定刘行英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依据应当是审查刘行英是否能够成为幸福树公司股东；其二，如前所述，工商登记只是判定股东身份的要素之一，并非必要条件，经工商登记的股东可能是公司股东，也可能只是显名股东，是否进行工商登记或者是否变更工商登记只能作为能否对抗第三人的标准。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股东合作协议》签订后，张文秀向赵剑移交了幸福树公司的银行卡、USBKEY以及网上支付密码等信息，由赵剑担任公司出纳工作，幸福树公司亦在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向刘行英、赵剑发放了8次股东工资，刘行英实际行使了部分股东权利；其三，刘行英、赵剑在2018年10月以幸福树公司、赵景厚、张文秀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其第一项诉讼请求即为要求确认其二人在幸福树公司的股东身份，而在该案的审理中，幸福树公司明确确认了刘行英、赵剑的股东身份。综上，刘行英已经实际成为了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对其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为由主张解除《股东合作协议》，赵景厚、张文秀返还20万元，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行英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2150元，由刘行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2017年5月至2018年7月期间，刘行英、赵剑、赵景厚、张文秀四人通过“幸福树大家庭”微信群对幸福树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进行协商沟通。该事实有当事人一审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在卷佐证。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股东合作协议》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现分析评判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刘行英的合同目的是成为幸福树公司的股东，其明确表示因赵景厚、张文秀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要求解除《股东合作协议》。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并不存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二、五项规定的情形。对于是否存在上述法条第三、四项规定的情形，本院认为，第一，案涉《股东合作协议》并未约定赵景厚、张文秀负责为刘行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具体时间。同时，刘行英本案并未举示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催告过赵景厚、张文秀在合理期限内为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故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第二，幸福树公司在另案中明确确认了刘行英的股东身份，刘行英在签订《股东合作协议》后也实际参与了幸福树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同时，赵景厚在本案中明确表示愿意将其所持幸福树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刘行英，故刘行英并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综上，刘行英上诉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解除《股东合作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其上诉要求退还20万元出资款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对于刘行英上诉称其未实际行使过股东权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刘行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刘行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俊 审判员 史 洁 审判员 赵云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李盈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