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4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臧延斌，男，198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政伟，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春连，辽宁卓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纪元，男，1962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勇，辽宁合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富民街28号。法定代表人：徐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行，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德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方家栏路56号。法定代表人：王德库，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娜，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沈阳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小十字街8号。法定代表人：张春江，该公司执行董事。上诉人臧延斌因与被上诉人王纪元、沈阳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司）、沈阳德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氏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沈阳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臧延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政伟，王纪元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勇，客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黄晓行，德氏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邱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臧延斌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一审法院（2017）辽0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许可执行，并确认《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及《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无效；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王纪元、客运公司、德氏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前，诉争房产已被查封，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一）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的《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是在工商银行申请查封诉争房产之后，德氏公司不能取得诉争房产的所有权，其转让给王纪元的行为也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经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客运公司因欠付工商银行的借款而被工商银行申请查封了诉争房产，2013年11月20日，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由此可知，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之间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系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后，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关于“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仅以“人民法院查封”作为判定签订书面买卖合同是否可排除执行的时间点，并未区分是因哪一案件而被查封，理由就在于，在人民法院查封后，被查封财产不得进行处分是基于对债权人受偿权的保护，故诉争房产无论是因何案件被查封，均不得在此期间进行处分。故，虽《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在本案查封前签订，但其是在工商银行查封后签订的，此时客运公司丧失了对诉争房产的自行处置权，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同时，根据2012年10月13日客运公司、德氏公司及王纪元签订的《和解协议》，同意将诉争房产所有权归王纪元所有，并且客运公司将土地使用证及转让有关的手续交给王纪元，这一事实可知，德氏公司并未取得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二）在德氏公司未合法取得诉争房产的前提下，与王纪元签订《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必然无效。如上所述，德氏公司并未取得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故基于德氏公司享有所有权（处置权）而转让的行为自然丧失了前提，其在2004年10月28日与王纪元签订的《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处于效力待定状态。2011年1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沈中民初再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1年4月7日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执行案件的诉讼程序）查封了诉争房产。2012年10月13日，客运公司、德氏公司、王纪元签订《和解协议》同意将诉争房产所有权归王纪元所有，并且客运公司将土地使用证及转让有关的手续交给王纪元。由此可知，在客运公司作为诉争房产的权利人确认德氏公司与王纪元之间的《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效力时，诉争房产已被一审法院依据本案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而查封，此时，客运公司已丧失对诉争房产的自行处分权，故《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无效。王纪元并未取得诉争房产的所有权，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三）王纪元系第二手买受人，未与被执行人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不是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要求“作为其基础债权必须合法有效”，必须是“受让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有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意即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对象是与被执行人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的直接买受人。本案中，王纪元是与德氏公司签订了案涉房产的买卖合同，并非与客运公司签订案涉房产的买卖合同，是第二手买受人，与客运公司无买卖法律关系，不是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对象。二、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于2003年12月9日签订《客运大厦交接补充协议》，并于当日完成交接，德氏公司于当日占有诉争房产，此时诉争房产已被工商银行申请查封，本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如上所述，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并实际占有诉争房产是在工商银行查封诉争房产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民法院查封”作为判定合法占有是否可排除执行的时间点，并未区分是因哪一案件而被查封，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王纪元的权利在基于德氏公司的权利未取得的前提下，自然亦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三、王纪元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全部价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一）王纪元未支付全部价款。案涉房产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1500万元，王纪元提交的证据显示支付的价款是否为案涉房产的转让款尚且不论，也仅仅支付了1200万元，尚有300万元未支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物权期待权保护要件。（二）王纪元未提交确凿有效的证据证明其确已足额支付全部价款。在一审中，德氏公司代理人邱娜提交《延期提交证据申请》中载明“（1200万），有900万元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德氏公司，200万元以转账汇款方式支付给德氏公司董事长王德库个人，100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德氏公司董事长王德库个人。”王纪元代理人刘志勇提交的《延后提交证据申请》中载明“王纪元付给德氏公司的大厦购买款中有壹千一百万是由证券公司名义支付的”。其双方主张互相矛盾，不足以支持其主张。（三）假如已支付，也无法证明其款项是案涉房产的转让款。王纪元提交证据中的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上显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沈阳路证券营业部开具给德氏公司的900万元转账凭证，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是王纪元支付给德氏公司的案涉房产的转让款，也不能证明该款项的所有人是王纪元。四、德氏公司在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时，即知晓被查封的事实，在应当预见有可能无法办理过户登记的前提下仍执意购买。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查封的目的之一就是相关权力部门对被查封的标的进行一种禁止处分的公示。如在查封后，仍置禁止处置的公示而不理的，应视为受让人存在过错。本案诉争房产自始至终处于查封状态，德氏公司在购买诉争房产前有义务对该房产是否存在查封、抵押等状态进行详细的了解，其明知或应知该房产被查封且因诉争房产与客运总站共有同一个房证（详见客运公司于2017年3月14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确认函》），故德氏公司对诉争房产无法过户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不具备排除执行的条件。因德氏公司无法取得所有权，其转让给王纪元，也同样不能完成过户登记。此事实，客运公司多次出具办理过户登记的承诺，证明了王纪元对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是知晓的。故，案涉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属于王纪元自身原因造成，即其明知不能办理过户登记仍受让该房产。五、臧延斌申请执行的标的是客运公司名下暂由皇姑区政府保管的拆迁补偿款，是特殊的种类物，且属客运公司所有，故应依法许可对案涉拆迁补偿款的执行。（一）案涉房产的产权证书中载明的产权人依然是客运公司。虽然案涉房产转让协议签订于2003年、2004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实施（2007年10月1日）以前，但我国物权法颁布前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始终是坚持不动产产权采取登记制，以登记公示为准。故案涉房产的物权变动应当以物权法为依据，王纪元也无法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假使不适用物权法，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案涉房产转让协议系无权处分应当确认无效。（二）王纪元无法继受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对于不动产的物权继受取得而言，买卖合同的成立和有效仅仅意味着债权人对合同相对人的债权请求权成立，如欲使其取得具有排他效力的物权，应当履行法定的公示程序。也就是说，要将自己在不动产之上的物权按照法定的方式对不特定的第三人进行昭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可见，依据前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除了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只有在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之后，方能取得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不动产物权。而从本案的事实看，案涉房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客运公司名下，在不动产登记没有变更的情况下，王纪元要求排除对案涉房产补偿款执行的诉求，于法无据。因此，王纪元无法取得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仍为客运公司所有。（三）臧延斌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的是客运公司所有的案涉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一审法院（2014）沈中执字第152号执行裁定书也明确载明“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所有的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的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从性质上看，该拆迁补偿款为货币，从法律上来看，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种类物，其占有与所有是同一的，即“占有即所有”。本案中，因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人为客运公司，故在拆迁过程中，客运公司作为被拆迁人参与了政府的拆迁程序，拆迁补偿款也拨付在客运公司名下由其间接占有，该拆迁补偿费理应由客运公司所有，故应依法许可对案涉拆迁补偿款的执行。综上所述，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德氏公司与王纪元之间的买卖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四项排除执行的条件，应当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许可执行，并确认《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及《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无效。王纪元辩称，第一，王纪元是本案所涉大厦适格买受人。2003年客运公司将大厦出让给德氏公司，2004年德氏公司将受让大厦转让给王纪元，在转让当时德氏公司、王纪元均在买卖合同签订时间内对该大厦进行实际占有使用。臧延斌于2014年才申请对该大厦进行查封，现对查封前十年发生的交易提出异议，完全没有道理。第二，臧延斌以其对该大厦的查封与七年前即2007年工商银行对该大厦的查封进行混淆，继而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内容进行曲解，显然没有道理。第三，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事实论述、法律适用上均完全正确。客运公司辩称，一、案涉合同合法有效，臧延斌主张合同无效是错误的。2003年11月20日，经集团内部《沈阳客运集团公司2003年第17次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同意，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后德氏公司支付购房款，客运公司交付诉争房产；2004年10月28日，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2007年4月18日，经沈阳市交通局《关于办理沈阳客运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手续的批复》（沈交发[2007]第70号）审批，同意客运公司为买受人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小结，《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臧延斌主张合同无效是错误的。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臧延斌无权执行诉争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执行标的物完全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能够排除执行，臧延斌无权执行诉争房产。综上，诉争房产应为王纪元资产，请求驳回臧延斌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德氏公司辩称，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无权处分合同并不是无效合同。如果说，客运公司在涉案房产被查封的情况下与德氏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以及此后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的租赁（买卖）协议均因无处分权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那么在2007年涉案房产解除查封之时，所有效力待定的合同因为客运公司重新取得了房产处分权而成为了有效合同，德氏公司基于与客运公司之间的转让协议取得了涉案房产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王纪元也基于与德氏公司的买卖协议继受取得了德氏公司对涉案房产的权利，即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二、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租赁（买卖）协议的时间是2004年10月，王纪元向德氏公司支付案涉房屋购房款的时间是2007年5月，表明双方在这一时间点达成了买卖案涉房产的合意，双方建立了房屋买卖关系，当时案涉房产已经解除查封，即王纪元在2007年实际取得了案涉房产权利。至于2012年10月，由客运公司、德氏公司和王纪元三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只是基于当时不能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证的情况下，对王纪元房产权利的再次确认，并非买卖合同初始生效的时间。因此在2011年4月一审法院下达协助执行通知、查封案涉房产时，王纪元已经取得了在先权利。三、臧延斌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根据二十八条的表述，结合本案，“金钱债权执行”系指臧延斌申请执行案涉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买受人”系指王纪元、“被执行人”系指客运公司，后面所列举的所有情形均系在本次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情形，因此本条（一）（二）项所指的“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只能解释为在本次执行中所进行的查封，而不应扩大解释成本次执行案件及本次查封行为之外的任何案件的任何查封行为，那样就将排除执行置于绝对真空的条件，与立法目的相悖。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臧延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许可执行；2.确认《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和《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无效；3.案件受理费由王纪元、客运公司、德氏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客运公司欠付工商银行借款，工商银行申请查封涉案房产，该房产被依法查封。2003年11月20日，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德氏公司将转让款900万元给付客运公司，并对涉案房产进行交接，实际占有使用。2004年10月28日，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约定转让款为1500万元。2007年5月17日，王纪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900万元购房款给德氏公司，又以现金方式支付200万元，该笔款项由德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德库收取并开具收据。2017年12月11日，王纪元再次支付100万元，同样由王德库收取并出具收据一张。德氏公司对王纪元付款情况予以认可，并表示双方约定剩余的300万元，待涉案房产变更至王纪元名下或王纪元实际取得动迁利益时再支付。2007年，客运公司将欠付工商银行的借款还清，涉案房产的查封被解除。2007年4月18日，沈阳市交通局作出《关于办理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手续的批复》告知客运公司，“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辽宁唯实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原则上同意办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并请客运公司依照市政府转让规定程序及时做好产权变更和账务处理。”2007年6月20日，德氏公司向客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和《承诺书》告知客运公司，德氏公司已经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王纪元，要求客运公司直接将涉案房产所有权更名至王纪元名下，并承诺如果客运公司能在2007年7月15日前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转至王纪元名下，则德氏公司放弃追究客运公司相关违约责任。此后，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多次往来文件要求客运公司办理房产变更手续，客运公司出具多份《承诺书》表示其一直未能办理，并承诺如果给予延期愿意协助办理变更手续。2012年10月13日，王纪元、德氏公司、客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三方同意涉案房产所有权归王纪元所有，并且客运公司将土地使用证及转让有关的手续交给王纪元。鉴于该房产区域被皇姑区人民政府决定征收，三方同意，由王纪元作为实际所有权人与皇姑区人民政府就该房产征收事宜进行协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接受征收补偿。2014年5月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沈中执字第152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沈阳市皇姑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依法查封了本案涉案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王纪元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该协助执行通知书。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辽01执异351号执行裁定：中止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的执行。臧延斌不服该裁定，并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臧延斌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许可执行涉案房产的拆迁补贴款；第二项诉讼请求为确认王纪元与德氏公司、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之间签订的两份合同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一审法院认为，确定德氏公司和王纪元是否对案涉房产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实体权利应依上述四项内容逐一进行审查。一、德氏公司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臧延斌主张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之间签订的《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无效。其理由为，客运公司是国有企业，其未按法定程序擅自低价（低于评估价100余万元）变卖国有资产，属于恶意串通，其转让合同因而无效。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客运公司和德氏公司签订协议时对案涉房产进行了评估，双方以此约定的转让价格为900万元，并未明显低于评估价格，因此，不能以此理由认定该合同无效。至于是否履行了法定审批程序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法律确定的对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定审批程序系对国有资产管理者课以的义务，要求管理者审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其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不应影响国有企业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效力。因此，应当认定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2003年签订的《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另外，关于臧延斌主张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2003年签订合同时案涉房产已经被查封，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的合同的问题。由于案涉房产2003年的查封已经于2007年解除，且与本案所涉的一审法院为执行（2010）沈中民初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而做出的查封行为，既非为同一案件也非同一查封行为，故该查封不影响本案事实与法律的认定。臧延斌该主张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德氏公司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经查，2003年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后，双方进行了交接以及补充交接等工作，德氏公司已经实际占有案涉房产。三、德氏公司是否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通过现有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已经足以认定德氏公司依约定将全部900万元房产转让款交付给客运公司。四、德氏公司是否非因其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通过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之间往来的《情况说明》《承诺书》《确认函》以及沈阳市交通局作出的《关于办理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手续的批复》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德氏公司一直向客运公司主张要求客运公司协助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始终未能办理完毕，且客运公司在来往文件中亦多次认可未能办理过户的原因在客运公司，故可以认定德氏公司未能办理过户登记并非由其自身原因导致。综上，可以认定德氏公司于2003年签订合同，2007年涉案房产查封被解除后，其已经对案涉房产取得了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对于王纪元是否依法对案涉房产取得了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的问题。由于德氏公司已经于2007年取得相关实体权利，那么，在其权利消灭前，其可以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自由转让其权利。至于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的《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因德氏公司与客运公司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德氏公司依法取得的权利可以依法转让给王纪元，王纪元与德氏公司之间的协议亦属合法有效。至于臧延斌以德氏公司、王纪元、客运公司庭外和解约定将案涉房产的所有权直接变更至王纪元名下属于逃税，并且以此为由要求确认三方和解协议无效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德氏公司、王纪元、客运公司之间的三方和解协议是否涉嫌逃税，应由国家税务机关依法作出权威认定，现并无证据证明国家税务机关认定该协议属于逃税，一审法院目前无法认定该协议存在逃税情况。而且，即使确实存在逃税情况亦应通过补交税款等方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无法律规定这种情况下应当确定合同无效。更何况即使该三方和解协议无效也不影响王纪元与德氏公司之间的《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合同效力。而后，王纪元与德氏公司签订合同后，又将案涉房产交给王纪元实际占有使用，其时间亦在本案中臧延斌申请查封之前。且王纪元已经支付了购房款1200万元，剩余的300万元双方也另行约定了支付条件，而目前支付条件尚未具备。同时，上文已经论述案涉房产至今未能变更登记系由于客运公司因种种原因未能履行协助办理义务，而非王纪元自身具有过错。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纪元依法可继受取得德氏公司对案涉房产所享有的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而本案查封的标的为案涉房产面临征收、动迁而产生的补贴款，王纪元基于对该房产的实体权利进而应当享有排除对该补贴款之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综上所述，臧延斌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判决：驳回臧延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臧延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据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辽01执异895号执行裁定书，臧延斌变更为（2014）沈中执字第152号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其所受让的债权范围内享有相应权利。在该案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沈中执字第152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客运公司名下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并于同日向沈阳市皇姑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案外人王纪元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审查后，于2017年6月12日作出（2017）辽01执异35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的执行。臧延斌不服该裁定，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纪元对案涉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根据一审法院查明，2003年11月20日，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2004年10月28日，德氏公司与王纪元签订《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审查王纪元对案涉房产的拆迁补偿款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应首先审查德氏公司依据其与客运公司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是否已经取得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针对臧延斌的上诉请求，分析认定如下：关于涉案房产被另案查封期间，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本案中，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至于房产转让期间存在另案查封问题，因查封房产的买卖合同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其只有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无效情形时，才应被认定为无效。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处分查封财产合同效力的情况下，案涉房产存在被查封的障碍，房产不能办理过户，属于物权变动问题，其不影响作为物权变动原因行为即房产转让合同的效力。臧延斌以此主张本案所涉房产转让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德氏公司是否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并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的问题。根据申请执行人臧延斌二审主张，在（2010）沈中民初再字第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案涉房产最早查封时间为2011年4月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沈中执字第152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案涉拆迁补偿款时间为2014年5月6日。而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合同时间为2003年11月20日，签订转让合同后，其与德氏公司办理了交接，并于2003年12月9日签订《客运大厦交接补充协议》。至于2012年10月13日三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应是对德氏公司与王纪元之间签订的买卖协议、及王纪元合法占有案涉房产的再次确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就臧延斌请求涉案房产的执行，一审法院认定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德氏公司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关于德氏公司已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问题。客运公司与德氏公司签订房产转让合同后，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沈阳市交通局作出《关于办理沈阳客运集团公司大厦所有权转让手续的批复》，该房产交易取得了管理部门的批准，德氏公司按照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全额支付900万元给客运公司，该情形符合前述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关于案涉房产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问题。根据德氏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德氏公司一直向客运公司主张协助办理案涉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臧延斌主张另案作出的查封在2007年已经依法解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房产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在于客运公司有事实根据。臧延斌以案涉房产存在查封状态，德氏公司对诉争房产无法过户主观上存在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判决认为对于案涉房产德氏公司已经实际取得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如前所述，在德氏公司已经实际取得案涉房产的实体权益，王纪元与德氏公司签订《长途客运大厦租赁（买卖）协议》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无证据证明存在无效情形，该协议亦为合法有效。现案涉房产已实际交付王纪元使用至今，王纪元举证证明已给付转让对价1200万元，臧延斌上诉主张王纪元给付的900万元，不能证明是其支付给德氏公司案涉房产的转让款一节与事实不符，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于王纪元尚有300万元转让价款未向德氏公司给付，系因双方协议约定给付转让价款期限未至，德氏公司对该事实并无异议。在双方对转让价款给付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王纪元是否向德氏公司全额给付转让价款，并不影响本案对王纪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认定。臧延斌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臧延斌请求一审法院查封位于沈阳市于洪区（皇姑区）崇山东路15号、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一节，因拆迁补偿是指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给予的补偿。一审法院是向沈阳市皇姑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止付案涉拆迁补偿款，该款项并未给付至客运公司账户，臧延斌主张案涉拆迁补偿款为种类物，应属客运集团所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臧延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臧延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祥楹审判员  郑锦弘审判员  薛 宁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肖利剑书记员狄玮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