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211民初577号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住所地大连市西岗区海运街17号。法定代表人：潘薪安，系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伟，大连市沙河口区春柳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敏，男，汉族，1960年6月26日生，系公司法务。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被告：陶蕴美，女，汉族，1978年3月17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永山，李兰兰，辽宁伯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曹殿卫，男，汉族，1972年11月8日生，住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简称“大辉公司”）诉被告陶蕴美（简称“被告一”）、曹殿卫（简称“被告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法庭审理，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永伟，被告陶蕴美及委托代理人蓝永山，被告曹殿卫委托代理人王琳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法庭审理，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永伟、郭敏，被告陶蕴美及委托代理人蓝永山，被告曹殿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3年10月8日大连银行向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发出通知函，拟将甘井子区资产进行拍卖处理，并委托拍卖人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原告法定代表人潘薪安找到被告二，被告二提议由其委托朋友被告一（借名）代原告参与竞拍。2013年12月4日，潘薪安与被告二及案外人吕宏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吕宏代表原告向被告一账户汇入300万元人民币。2013年12月9日被告一到辽宁中联拍卖公司参加竞买，于2013年12月12日购得华东路160号土地使用权，取得《拍卖资产确认书》，成交价格305万元人民币，其中五万元人民币由原告给付被告二，被告二转交给被告一。但被告一没有将中标手续交给原告。原告法定代表人多次找到被告一要求其将中标手续还给原告，被告一不但不给，还索要高额报酬，还到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拆迁单位给付其拆迁补偿款，其行为明显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害原告应有的权益。原告作为实际出资人，是涉案土地使用权合法买受人，只是以被告一的名义参与竞拍。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土地使用权实际买受人为原告；2，判决拍卖成交确认书中的买受人变更为原告；3，判令被告一返还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原土地使用证、竞买收款收据；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一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原告与被告一之间不存在委托（借名）法律关系。被告一从未接受过原告委托从事甘井子区土地使用权的拍卖，被告一与原告及原告法定代表人潘薪安从未商讨、磋商过借名或者接受委托从事拍卖等事实。被告一也未通过被告二与原告形成委托关系或者借名事实，事实是被告二推荐被告一去购买。第二，被告一竞拍总支出为365万元，其中300万元是被告二帮忙借款，被告一自己承担65万。甘井子区土地使用权拍卖成交价305万元，拍卖佣金60万元（该款项交给被告二，由被告二向拍卖行支付）。被告二于2013年12月9日分四笔转款30万元是偿还其在2013年6月13日向被告一母亲林莲香的借款。在向中华路街道主张权利的过程中，被告一先后支付侵权之诉诉讼费用244000元，合同之诉诉讼费用10.28万，律师费用40万元，原告却说债权由其全部出资，无事实依据。第三，原告诉请其为实际购买人，无事实法律依据。原告提交的2013年12月4日《资金管理委托书》是伪造的，非本人书写。且被告一与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形成拍卖合同法律关系，华东路160号土地使用权作为合同的标的，拍卖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即原告，主张其为拍卖合同的主体，违背合同相对性。综上，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二辩称，对原告诉请无异议，事实理由无异议。我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原告的诉请与我无关，拍卖手续没有在我方手中。被告一是名义上的买受人，事实是原告委托被告一竞买土地，获得的所有收益都应给付原告。拍卖成交款的出资人是原告，是原告从第三方借款打入被告一账户，用于购买土地使用权拍卖。原告是实际出资人，本着谁投资谁收益，原告是实际买受人。公安机关笔录中，被告一陈述款项是我出借给他的是虚假的。款项的出处是一个姓吕的人，这个人我没见过，他不可能把钱借给我，我再借给被告一。后来发生的协议确认被告一是买受人，或以被告一名义诉讼，都是为了获得政府补偿，达到竞拍目的，不能因此确认被告一是实际买受人身份。原告实际出资，被告一只是名义买受人，竞拍土地所有权应归属于原告，被告一应将涉案材料返还给原告。经审理查明，1996年大连有色金属加工厂取得位于甘井子区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1997年，法院裁定将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大连银行。2013年1月28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因拆迁对象为华东路160号，乙方支付甲方1670万元。2013年10月8日，大连银行向大连市星海湾开发建设管理中心发出通知函，拟将甘井子区资产进行拍卖处置，并委托拍卖人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拍卖底价1030.9万元。2013年12月4日，被告一收到户名为案外人吕宏转账的300万元。2013年12月9日，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与被告一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载明被告一以成交价305万元获得华东路160号土地使用权，该确认书加盖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合同备案专用章。2013年12月20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一（乙方）签订《协议书》，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同意解除与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乙方通过拍卖的形式取得了上述土地的所有权，作为该地块的权利人才有权利与拆迁单位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即乙方有权利与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路街道办事处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乙方同意从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中给甲方人民币70万元。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32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该协议无效。现国有土地使用证、拍卖成交确认书、竞买收款收据均在被告一处。庭审时，原告举证大连银行进账单（回单）证明2013年1月，原告将给被告二的律师费转到被告一咖啡店名下，被告一当时就认识原告法定代表人，知道土地征收拆迁事实。被告一质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进账单系被告二拿支票到我方提现，我方提现后全部给被告二，与本案无关。被告二质证：以公安笔录为准。该笔账款为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审查显示：进账单记载，背书人为原告，收款人为大连市西岗区名典咖啡万达华府店，金额100万元，日期为2013年1月31日。庭审时，原告举证会议纪要、委托律师协议书、委托律师补充协议书，证明原告委托被告二提议的朋友（即被告一）作为竞标人回购华东路160号。资产回购费用由原告支付，被告一在中联拍卖行中标后，资料属原告合法资产。被告一质证：真实性有异议。会议纪要系原告内部单方形成，不对被告一产生法律效力。委托律师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2月3日，第4条约定，为确保投资人本金及利息，本公司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详见借款协议书），而借款协议书签订于2013年12月4日。委托律师补充协议书签署于2013年12月4日，第5条约定已取得的中标书及土地证和其他相关材料由乙方律师进行后续工作。而中标通知书和土地证等材料2013年12月12日以后才取得。说明上述证据材料是伪造的。原告说明：应按全文的本意理解。被告二质证：会议纪要真实性无异议，我和原告法定代表人商量后决定委托被告一作为名义上的竞买人。审查显示：委托律师协议书、委托律师补充协议书为原告（甲方）与被告二（乙方）于2013年12月3日签订，约定由乙方提议，由被告一作为竞标回购资产的代理人，其佣金由乙方支付。竞标回购资产的费用由甲方出资300万元。拍卖取得的拍卖物及相关资料属于原告的合法资产。为了方便后期工作约定中标书落在竞标代理人被告一的名下。庭审时，原告举证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担保函、资金担保书，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潘薪安在2013年12月4日向出借人吕宏借款300万元，由原告担保该款用于回购，由被告二提供被告一的账户。被告一质证：真实性有异议，借款合同担保函2013年12月3日出具，所担保的借款是12月4日，违背常理。公安询问笔录记载，打款的时间是被告一将卡号给被告二后的第二天，12月4日给的卡号，按记载是12月5日给款，实际12月4日收到300万，系伪造的证据。庭审时，原告举证《资金管理委托书》，证明2013年12月4日原告法定代表人潘薪安转入被告一账户人民币300万元，用于委托竞买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160号土地及厂房，属专用款项。吕宏、潘薪安、被告一、被告二均在该委托书中签字或加盖个人印章。被告一质证：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中我方签字非本人书写，因此对我方不发生法律效力，对该事实不知情。被告二质证：真实性无异议，系我代被告一签字，所有的款项都有转款记录，该款也用作拍卖。300万是真实的，证明实际出资人是原告。拍卖成交共305万，从我的卡里支付5万支付给被告一，用于交付拍卖成交款。我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共同委托被告一，借用他的名义参加竞买，出资人是原告。庭审时，原告举证潘薪安笔录一组，共4份，证明潘薪安于2018年5月18日向派出所以被诈骗为由报案。笔录中潘薪安陈述如何通过被告二推荐委托被告一代为回购土地使用权证，如何划拨资金，如何多次向被告一索要《确认书》、《土地使用权证》、竞买发票、佣金发票等过程。被告一质证：不符合民诉法关于证据的类型。根据公安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可知，潘薪安所做的陈述无事实依据。且控告人如果对不予立案不服，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潘薪安未申请复议视为认可公安局的通知书。审查显示：潘薪安报案称，竞拍前我们三方约定，由陶蕴美以个人名义收购这块土地，我们公司出资，竞拍成功后陶蕴美把竞拍手续移交给我们，我们公司给陶蕴美3万元佣金。但竞拍成功后，陶蕴美始终不把手续给公司，要30万元好处费，后2015年6月她又反悔，要160万好处费。收购土地305万，打给陶蕴美300万，剩下5万曹律师给的。资金管理委托书是在陶蕴美经营的名典咖啡签的，当时我和曹殿卫在一楼签完后，曹殿卫拿着协议去二楼找陶蕴美签字，那时我以为是她本人签的。还称，转给陶蕴美的100万系中华路街道给的动迁安置款，因公司账户被查封，曹律师帮忙找个账户落上去。后来找到陶蕴美取回100万元，陆陆续续拿走55万，40万给曹律师打点使用，还有5万支付拍卖款。庭审时，原告举证被告二曹殿卫询问笔录一组，共4份，证明被告一自称谁给的钱不知情为虚假供述。称竞拍前是由被告二提出来让被告一代表原告购买，其对此竞买是知情的，同时知道出资人是潘薪安。被告一质证：被告二与潘薪安在陈述三人第一次约谈委托拍卖一事内容上相互冲突，潘薪安说好处费3万元，曹殿卫说30万元。若借名拍卖假设事实成立，陶蕴美获得的成交确认书、土地证、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没有交给潘薪安，与借名或委托拍卖惯例不相符。借名或者委托均应委托人持有相关原件。审查显示，曹殿卫在接受公安询问时称，2013年11月我、陶蕴美、潘薪安三人见面谈这个事情，最后达成了结果，潘薪安找人借钱，把这笔钱给陶蕴美，以个人名义竞拍，买完土地后把这块土地通过法律途径给大辉公司，给陶蕴美30万元好处费。后潘薪安先付给我100万元律师费，之后他用钱又取回60万。资金管理委托书上陶蕴美的签名是我替她签的，原因记不清了。5万元拍卖款是我拿的，潘薪安到时要还给我。我和陶蕴美之间没有债务纠纷。拍卖前我安排靳岩和陶蕴美一起去竞拍，让陶蕴美支付两份保证金，一份正常支付，一份陶蕴美拍卖当天拿现金支付。2013年12月9日，我接陶蕴美和靳岩到拍卖行，陶蕴美提了一袋子钱。庭审时，原告提交询问案外人于振波笔录一组，询问案外人靳岩笔录两组，询问案外人高源笔录一组，询问案外人王庆笔录一组，共5份，证明2013年原告曾找于振波和被告一、被告二共同商议回购事宜，被告一在公安机关陈述及笔录中所说：“之前我不认识潘薪安，是到街道后才认识的”是虚假陈述。被告一质证：证人未出庭作证，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王庆、于振波、高源所做的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以上证人为间接证言，不是事件亲历者。审查显示：于振波系嘉信酒店总经理，潘薪安的朋友，称竞拍后中华路街道不认可手续，所以找我帮忙协调一下。听潘薪安说他给了陶蕴美30万元好处费。靳岩系曹殿卫的朋友，2013年12月9日按曹殿卫的安排参与竞拍土地，当时看见陶蕴美拿了一袋东西，估计是钱。拍卖行人员给了一张收款收据存根，金额60万元，付款单位靳岩，字是我签的，钱不是我出的。王庆系原告的工人，称2013年底去万达华府名典咖啡向陶蕴美核对账号，当时潘薪安和曹殿卫都在，核对完就到吕宏那把账号给他，第二天吕宏就打款给她了。前前后后来回跑，我知道这是我们公司委托陶蕴美竞拍华东路160号资产给他打的款。2015还是2016年，我听说潘薪安要和陶蕴美谈判，就过去看看，当时陶蕴美说要160万才给手续。高源自2017年5月至今是曹殿卫的律师助理，称曾听曹殿卫对陶蕴美说当时竞买是用你的名代买的。庭审时，原告提交陶蕴美询问笔录一组，共6份。证明购买案涉土地使用权的钱不是被告一出的，系被告二借款以被告一名义，只是写了她的名字。被告二在每次询问笔录中都陈述涉案土地使用权是原告委托二被告，以被告一的名义购买，印证了原告陈述的事实，所以实际买受人是原告。被告一承认原告曾多次给她打电话索要大辉公司160号土地拍卖确认书及相关手续。被告一承认她开始就知道，曹殿卫也曾对她说过让原告借钱打到她名下，然后让她去竞买这处资产的事实。被告在第七次询问笔录第8页18-19行承认被委托的事实，虽然这句话被划死，但是被告当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划死的目的在于否认早就知道被委托的事实。被告一质证：以第七次笔录作为事实陈述为准。在笔录中陶蕴美明确了未与潘薪安有委托关系或者借名关系。拍卖一共支出365万元，成交价305万，还交给曹殿卫60万元现金是拍卖佣金，替靳岩交拍卖佣金和拍卖保证金。300万元是曹殿卫找人替我借的钱，在2018年11月30日前，没有告诉我这笔钱是从谁借的。笔录中办案人员存在诱导行为，仔细查阅后删除“我现在知道我是被委托的”，并加盖手印。查，陶蕴美在公安调查询问中称，2013年10月，曹殿卫找到我说有块地要拍卖，挺好的，我说没那么多钱，曹殿卫说帮我借300万，当天就有人往我的卡转了300万。我从未与潘薪安、曹殿卫三人一起谈过这件事，2013年12月4日，也没有签订资金管理委托书，我不在场。我在2014年初在中华路街道见过潘薪安，之前不认识。拍卖成交价305万元，保证金60万元，一共365万，靳岩的保证金谁交的我忘了。潘薪安只在2018年打过两次电话索要土地手续，我认为出资的是曹殿卫，故不可能把手续给潘薪安。庭审时，原告举证陶蕴美视频资料及根据视频资料摘录的书面文字证据一组证明原告出资委托被告二与被告一参与竞拍购买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买受人是原告。被告一质证：证据形式不合法，不属于全程录像，不符合刑事案件录像的证据要求。第七段录像中，在被告一提出第8页有些话不对，她不想说她认可存在委托关系时，办案警官直接告知公安机关已经认定存在委托关系，这明显存在语言引诱。被告一多次强调不存在不认可委托关系时，办案警官却在笔录里私自记录陶蕴美认可委托关系。审查显示，被告一陶蕴美在视频资料里的言语显示，愿与原告协商解决，并表示各自拿回自己应得的，并称应按比例计算，称自己也支付了诉讼费。但其对公安机关询问诉讼费与拍卖款是两回事时，被告一未予否认。其中被告一向公安机关表示，不要把其愿意调解将土地证及拍卖成交确认书返还给原告的陈述记录在笔录中，表示担心弄成麻烦事。庭审时，原告举证被告一与原告法定代表人潘薪安通话记录、通话录音，证明被告一曾于2018年3月26日主动电话联系潘薪安，提出要见面解决领取动迁补偿款事项。被告一质证：真实性无异议，钱款是指原、被告间在2013年12月20日向政府提交的请求意见书中所指的被告一同意给原告补偿70万元，非原告举证证明的事项。被告二质证：如果原告应给被告一钱的话，不存在讨论钱的问题。被告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没有给她钱，所以关于后续的处理无法与原告协商和处理。能证明当时是原告委托被告一，或者用被告一名义代买的土地，才存在后续政府给补偿款的问题。与原告主张的相对应。审查显示，被告一称对方为“三哥”，对方称被告一为“二美”。通话内容显示：“陶：你有没有时间？潘：干什么？陶：见个面呗咱俩，省的你成天紧张兮兮的。潘：不是，二美这个事啊不是我紧张，因为这是公司的东西，你可以咨询，你不是有律师吗？陶：别讲那些没有用的，现在啊钱还没到手呢！别讲那些没有用的，现在是要想办法。潘：你钱不是到不到手，现在我公司我跟你讲你可以问律师，这东西我己经发通知函给老曹了，老曹给没给你是另当别论，对不对。陶：没给我，现在我就问你，我想跟你见个面，你见不见吧！你不要讲那么多没有用的。潘：我跟你讲二美我不想见面，这个案子己经涉及到很多问题是吧，那么怎么办呢？至于司法机关怎么处理是司法机关的问题，是我公司问题不是我个人问题，懂不懂，资产是公司的资产，你要记住我这句话，资产是公司的资产，不是我个人的资产。陶：那你不办了呗！不处理了呗。潘：我们公司直接走司法程序，明白吧！陶：行，就按你说的办吧！我也不管了！”庭审时，被告一举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32号案件的民事询问笔录，证明原告自己承认案涉拍卖是被告一的个人行为。第6页9-12行，“主审：加工厂和大辉公司也承认房屋和土地是陶蕴美的吗？二被：是的，我们抵债给银行，银行拍卖给陶蕴美，我们无异议。”原告质证：当时基于能尽早取得补偿款才在法庭上这样表述，被告一知情。被告二质证：当时以被告一的名义竞买涉案土地，是想获得土地补偿收益，无论通过协议还是谈判、诉讼形式，都应以被告一的名义主张。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签订的协议及以他的名义提起诉讼，不代表被告一就是真实的买售人。协议已被法院确认无效，无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庭审时，被告一举证借条一张，证明305万拍卖款中的5万，不是原告和被告二支付。借条欠款人为曹殿卫，欠被告一母亲林莲香30万元，欠款日期为2013年6月13日。原告质证：与原告无关，且该借条不能证明被告一出资购买土地确认书。被告二质证：真实性需要核实，与本案无关。庭审时，被告一举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二张，2013年12月9日，被告二向被告一账户转款四笔合计30万元用于偿还借款。2013年12月5日，被告一卡取60万元现金，交给被告二用于缴纳拍卖费用，转账给拍卖行60万元是缴纳自己拍卖保证金。2013年12月12日，被告一转账给拍卖行245万元。原告质证：被告一账户用于购买拍卖成交确认书我们认可，是我们转给被告一的，合计305万。其他与我无关。被告二质证：2013年12月9日四笔转款不存在用30万偿还借款。其中一笔5万用于支付差的拍卖成交款，其他钱是我和被告一其他的经济往来。要求被告一提供2013年12月5日被告一取60万现金交给被告二的证据，该陈述不真实，我方未收到。转给拍卖行245万是真实的，被告一实际支付款项是305万。拍卖成交协议书确认的数额就是实际成交数额。被告一说明：靳言的笔录有关于被告二交拍卖保证金的事实，被告一交纳的保证金是通过银行转账完成的，靳言的拍卖保证金是被告一从银行提现后交给被告二交纳。该60万至今未返还至被告一账户。庭审时，被告一举证《关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160号处置的请求意见》，原告与被告一于2013年12月20日签署。证明被告一是案涉标的的买受人。同时被告一同意给原告补偿人民币70万元，该补偿款是原、被告通话录音中的补偿款。原告质证：2013年12月20日双方就被告一在被委托取得了拍卖资产确认书后向街道主张1670万补偿款时街道提出前期曾向原告支付100万拆迁补偿安置费，要求双方就这100万达成处理意见。双方仅针对已付的100万做了处置意见，该处理意见仅表明双方有要求解除原告与甘井子街道达成的拆迁补偿协议，没有对原告与中华路街道曾签订拆迁补偿款1670万有任何约定。截至目前被告一没有与中华路街道达成任何协议。原告是为尽快取得补偿款，才以被告一的名义买售涉案土地。为不能让其他债权人截留此笔款项，才以被告一名义签署协议及提起诉讼。我们是实际买受人。被告二质证：原告以被告一名义拍卖获得涉案土地使用权，以后的所有补偿均以被告一的名义进行协商或谈判。写意见是按政府要求，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以此认定被告一就是实际买受人。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当事人无异议的原告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协议书、通知函、拍卖公函、成交确认书、询问案外人吕宏笔录一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被告一与原告通话记录，被告提供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3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另有大连银行进账单（回单）、会议纪要、委托律师协议书、委托律师补充协议书、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担保函、资金担保书、《资金管理委托书》、潘薪安笔录一组、被告二曹殿卫询问笔录一组、询问案外人于振波笔录一组，询问案外人靳岩笔录两组，询问案外人高源笔录一组，询问案外人王庆笔录一组、陶蕴美询问笔录一组、陶蕴美视频资料及根据视频资料摘录的书面文字证据一组、被告一与原告通话记录、通话录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32号案件的民事询问笔录、借条一张、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二张、《关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华东路160号处置的请求意见》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为凭，这些证明材料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主张的其与被告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否真实存在。首先，公安笔录系司法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就询问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及内容所作的文字记录，属于书证，符合民诉法关于证据分类的规定。潘薪安、被告二以及案外人于振波的笔录内容均显示：在竞拍前，潘薪安、被告一与被告二三人曾见面商谈回购涉案土地事宜，约定潘薪安找人借钱给被告一，由被告一以个人名义参与竞拍，拍完后将土地及相关资料转移给原告，原告给被告一一笔好处费。案外人王庆接受公安询问时也称“2013年12月3日去被告一经营的名典咖啡向被告一核对账号，当时潘薪安和被告二都在”。上述多人的表述均与被告一所称“我在2014年初见过潘薪安，之前不认识。”内容不一致。根据2018年3月26日的通话录音，被告一与潘薪安以“三哥”、“二美”互称，可见二人关系熟悉。虽然潘薪安、被告二、于振波、王庆的表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证明力弱，但四人的表述相一致，且有通话录音相补强，故本院对四人表述的事实予以采信，认定被告一所称“我在2014年初见过潘薪安，之前不认识”不符合事实。其次，根据原告所举陶蕴美视频资料，被告一陶蕴美在视频资料里表示愿与原告协商解决，各自拿回自己应得的，还表示愿意调解将土地证及拍卖成交确认书返还给原告，如果被告一所称的“借款拍卖”一事属实，其没有必要做如上表述。根据2018年3月26日的通话录音，被告一主动联系潘薪安称要见面商谈领取动迁补偿款，且对潘薪安所称“资产是公司的资产，不是我个人的资产”不予置否。双方在《请求意见》中约定由被告一支付原告70万元补偿款，被告一作为债务人在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不需要主动联系潘薪安商谈返还政府补偿款一事，被告一该做法不符合常理。此外，被告一主张事实是被告二推荐其去竞拍涉案土地，并且帮助其借款300万，竞拍成功后，买受人为被告一，因被告二对此借款事实否认且无证据显示被告一与被告二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包括原告、被告二借款给被告一300余万元，使被告一可以获得1600余万元的补偿款，不符合理性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综上，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原告委托被告二推荐的被告一作为竞标回购资产的代理人”的事实予以采信。关于如何看待原告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辽民一终字第00332号案件的民事询问笔录中承认陶蕴美经拍卖获得案涉土地及房屋的问题，包括2013年12月20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协议书》，原告及被告二对此的质证意见符合当时原告主张的委托被告拍卖以获得动迁补偿的主观意愿，其相关言行与当时的主观目的相符，原告对其相关反言解释合理。关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拍卖成交确认书是拍卖人与买受人双方签订的，确定拍卖成立的书面证明，又是拍卖人与买受人分别据以履行交付拍品和支付价款义务的依据。本案中，被告一虽然通过拍卖程序取得了案涉房屋土地拍卖确认书，但并没有办理物权变更手续，故其对案涉房屋土地尚未取得物权。原告举证的2013年12月3日原告与被告二订立的委托律师协议书，虽然原告未签字，被告一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通过上述分析，该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且协议内容系对当面协商达成的约定的书面化，未使被告一负担额外的义务，故本院认定委托律师协议书内容不违反当事人约定，显示原告在被告二的介绍下与被告一形成的委托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之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一竞拍行为的结果由原告负担。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一代为竞拍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竞拍行为产生的效果由原告承担，故本院确认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买受人为原告。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基于本院认定的华东路160号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买受人为原告，其有权主张受委托的被告一将其履行委托拍卖过程中取得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的买受人变更为原告，故本院对原告相应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请，根据委托律师协议书，竞标回购资产的费用由甲方出资305万元，现证据显示为全部拍卖款项，取得的拍卖物及相关资料属于原告的合法资产，原告履行了协议中的出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被告一应当依据协议将拍卖取得的拍卖物及相关资料返还原告。庭审时，被告二主张拍卖支出365万元，300万元系借款，65万元系自己支出，但未提交充分证据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佐证，即使如被告一所述还有其他费用，但不改变原告委托拍卖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院对被告一主张的上述事实，不予认定。故本院对原告提出的第三项诉请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二其法律地位应为第三人更恰当，原告诉讼时将其列为被告，但又未提出实际诉讼请求，属于主体不适格。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大连市甘井子区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买受人为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陶蕴美变更拍卖成交确认书中的买受人为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陶蕴美向原告大连大辉有色金属公司返还案涉的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土地使用证、竞买收款收据。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80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陶蕴美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申请执行期限为两年。审 判 长  景 渤人民陪审员  张晓青人民陪审员  陈 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郝安琪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情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