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279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庆亮，男，197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喜东，江苏宝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祝生，男，1959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宝应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锦华，宝应县国法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钟庆亮因与被上诉人管祝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8）苏1023民初76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庆亮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2018)苏1023民初7623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继续给付管祝生货款58000元及一审垫付案件受理费1306元等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管祝生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民事判决针对本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买卖合同债权己远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一审认定管祝生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继续计算其债权诉讼时效错误。管祝生持有的一张木工板收条及98000元欠条分别产生于2011年6月26日和2011年9月6日，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1月29日4万元收条系钟庆亮的本案还款，结合法复[1994]3号最高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管祝生货款债权的起算期间应为“2011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7日”，而管祝生2014年1月29日收到钟庆亮给付4万元还款时，管祝生的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己经届满。根据《民法通则》第138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管祝生本案起诉日期为“2018年12月3日”也远超法定买卖合同诉讼时效期间，只不过意味着钟庆亮不得反悔对己过诉讼时效期间给付的40000元取回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祝生在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法定情形下，对己过期的管祝生债权诉讼时效从此期日继续计算。即使一审法院仅凭钟某的单独孤证证词断案，管祝生对本案己过时效的债权也无法定证据予以举证证明，依法应由管祝生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19条规定，应依法改判驳回管祝生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买卖合同货款债权己经结清，一审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不清且认定事实错误，并判决钟庆亮继续再向管祝生给付货款58000元并承担一审诉讼费判决错误。管祝生持有的一张木工板收条及98000元欠条，分别产生于2011年6月26日和2011年9月6日，实际上欠条98000元金额中己经包含了前一张木工板收条“205张*110元/张（即22550元）”，结合一审诉状种管祝生自认双方当事人“间有业务往来”，根据双方长期业务外来的日常生活经验结账交易法则，且经一审查明的后账98000元包含22550元管祝生货款债权属实，在双方当事人长期业务往来交易中，通过石膏板冲抵上述部分货款、给付部分现金方式，钟庆亮己将上述货款同管祝生结清，否则为何管祝生在其合法诉讼时效期间不起诉钟庆亮“货款债权”、为何要将2011年6月26日和2011年9月6日要隔七年零二个月的2018年12月3日诉至一审法院，这不符合双方交易惯例，也不符合当地催款惯例法则，一审未查明管祝生98000元欠条货物组成情况和本案债权后双方有无继续发生货物买卖法律关系等事实，管祝生的上述货款诉讼足以证明己经得以结清。管祝生辩称：管祝生向法院起诉要求钟庆亮偿还货款未过法定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钟庆亮的上诉请求。管祝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钟庆亮偿还货款80550元；2、钟庆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管祝生、钟庆亮间素有业务往来。2011年6月26日，钟庆亮向管祝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木工板205张，205张*110元/张，收到人：钟庆亮，2011年6月26日”；2、2011年9月6日，钟庆亮向管祝生出具欠条一张，载明：“欠到人民币玖万捌仟元整，欠到人：钟庆亮，2011年9月6日”；3、2014年1月29日，管祝生向钟庆亮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人民币肆万元整”；4、2015年2月18日，管祝生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人民币贰万元整”。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管祝生向本院提起诉讼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钟庆亮是否已经全部结清管祝生在本案中所主张欠款；三、钟庆亮所出具的收条与欠条之间的关系。关于争议焦点一，管祝生主张的两笔欠款分别产生于2011年6月26日以及2011年9月6日，钟庆亮曾于2014年1月29日向管祝生付款40000元，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1月30日起算至2016年1月30日。但本案所涉证据显示，钟庆亮曾于2015年2月18日向管祝生付款20000元，虽然钟庆亮称该款与管祝生本案主张债权无关，但足以表明在2015年2月双方仍存在接触和结付货款等具体经济联系，且钟庆亮申请出庭的证人钟某亦表示，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管祝生曾向钟庆亮主张债权，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视为中断，至管祝生向一审法院首次提起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所涉货款是否已经结清。即除钟庆亮于2014年1月29日付款40000元之外，钟庆亮是否还通过其他方式结清剩余欠款。就此，钟庆亮自述偿还货款的经过为“2012年2月16日石膏板880张*19元，2012年5月2日石膏板660张*19元，2012年12月13日，石膏板800张*29元，2012年9月3日给付5000元现金。2014年1月29日收条一张40000元”。且就其主张的上述以货抵债、给付现金等事实向一审法院申请了证人孔某、钟某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询问。但针对钟庆亮主张的2012年9月3日给付5000元现金的事实，证人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过程中称：“我看到钟庆亮去银行拿钱，但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交接，但应该是给掉了，因为当时钟庆亮就去银行拿钱了”，一审法院认为证人该陈述系孤证无其他证据予以有力佐证，且证人亦未明确表示双方完成5000元的交接，其证明力较弱，故依据现有证据，一审法院对钟庆亮有关“2012年9月3日给付5000元现金”的陈述不予采信；而对于钟庆亮主张的曾以石膏板抵冲相应货款的事实，钟庆亮并无具体书面证据予以佐证，且其申请到庭的证人在接受本院调查询问“你是否清楚2012年钟庆亮拿石膏板与管祝生抵货款的事情？”时证人回答“我们很少和起来算账，不好抵的，两码事。”，以及“根据钟庆亮陈述，钟庆亮与管祝生结账，用石膏板与其抵账？”，证人回答“没有”等陈述可以看出，证人有关陈述与钟庆亮主张事实并不一致，故一审法院对钟庆亮提出的3次用石膏板抵货款的陈述不予采信。此外，对于2015年2月18日钟庆亮给付管祝生20000元现金的性质，因钟庆亮本人明确表示“2015年的20000元不是针对98000元的”，故该笔付款也不应从本案所涉欠款中予以扣除。关于争议焦点三，钟庆亮于2011年6月26日向管祝生出具收条与钟庆亮于2011年9月6日向管祝生出具欠条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钟庆亮出具的欠条在后，收条在前，且收条与欠条时间相隔不足3个月，2011年9月6日，管祝生在要求钟庆亮出具货款欠条时完全有条件和必要将收条所涉汇款一并计入。现管祝生称2011年9月6日欠条金额未包含前述收条款项，系因钟庆亮在向其出具欠条时自己曾向钟庆亮提到收条所涉欠款，但钟庆亮表示“没事，有条子”，故而拖下来。但管祝生、钟庆亮并非偶发性业务往来，而是作为长期业务往来对象，业务往来笔数众多，双方均是应具有相当交易经验的商事主体，对欠条出具更不应如此随意，现管祝生所主张事实不符合一般理性人之做法，故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对管祝生有关陈述不予采信。据此，扣减2014年1月29日钟庆亮付款40000元，钟庆亮尚欠管祝生货款余款应为58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钟庆亮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管祝生货款58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14元，由原告管祝生负担508元，由被告钟庆亮负担1306元。本院二审期间，钟庆亮围绕上诉请求，申请周某出庭作证，证明钟庆亮欠管祝生的钱实际已经全部结清，结合一审庭审中钟庆亮提供的2015年2月18日管祝生出具的20000元收条和证人证言相结合已经抵扣完毕。管祝生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管祝生经质证认为：证人证言不足为信，其理由为证人和钟庆亮之间有利害关系，从2007年至今一直有业务往来，该证人完全是为了替钟庆亮在圆谎，理由如下：1、如果该名证人真实存在，那么在管祝生两次起讼时，就应当在一审时提供该证人出庭作证，但一审中钟庆亮在管祝生第一次起诉时提供了两名证人，没有通知该证人到庭作证；在管祝生第二次向法院起诉时，仍然有条件提供而未提供，说明该证人根本不知道案件事实情况；2、证人在回答提问时，对别人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对自己当时和钟庆亮结账的基本情况回答记不清了，显然该证人向法庭作证是在钟庆亮的授意之下说的假话；3、证人出庭不合法，根据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证人作证应当在开庭前十天申请，而钟庆亮仅在庭前申请，其证言效力由法院判定；4、该证人的证言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不应采纳。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1月11日，管祝生就本案所涉货款，以钟庆亮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后在诉讼过程中，管祝生申请撤回对钟庆亮的起诉，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8)苏1023民初449号民事裁定，裁定：准予原告管祝生撤回对被告钟庆亮的起诉。在一审法院(2018)苏1023民初449号案件审理期间，钟庆亮申请钟某作为证人作证，钟某陈述其与钟庆亮是堂兄弟，替钟庆亮打工，在2012年去管祝生的门店运送过石膏板，没有听说用石膏板钱抵账；管祝生向钟庆亮要过钱，其是2016年离开钟庆亮的店的，印象管祝生最后一次要货款是在2016年，其现在不在，具体时间不清楚。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本案诉讼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二、本案所涉货款是否已经全部结清。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本案中，管祝生以钟庆亮于2011年6月26日出具的收条、2011年9月6日出具的欠条为据，起诉主张钟庆亮偿还尚欠的货款80550元。钟庆亮上诉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本案管祝生货款债权的起算期间应为2011年9月7日至2013年9月7日，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此，本院认为，因前述2011年6月26日收条及2011年9月6日欠条中均未约定付款时间，且此前钟庆亮与管祝生之间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未对货款给付时间作出约定，故本案诉讼时效期间不能从管祝生收到钟庆亮所写收条、欠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计算，钟庆亮据此主张案涉货款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管祝生要求钟庆亮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就案涉货款，钟庆亮于2014年1月29日向管祝生付款40000元，由此可以推断管祝生在此前后要求钟庆亮给付货款，本案诉讼时效就此开始计算；钟庆亮另于2015年2月18日向管祝生付款20000元，虽然钟庆亮称该20000元给付款与本案无涉，但从常理分析，管祝生不可能不向钟庆亮主张案涉货款，故本案诉讼时效于2015年2月18日发生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审审理期间，钟庆亮申请钟某作为其证人作证，其在接受法院调查时陈述管祝生向钟庆亮要过钱，印象最后一次要货款是在2016年，具体时间不清楚。故管祝生于2018年1月11日就本案所涉货款以钟庆亮为被告诉至一审法院，后又于2018年12月3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均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判决认定管祝生提起本案诉讼尚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钟庆亮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中，管祝生主张钟庆亮给付2011年6月26日收条及2011年9月6日欠条项下货款，现钟庆亮对于2011年9月6日欠条所载款项中包含2011年6月26日收条所载货物价款不持异议，管祝生也未对此提起上诉且其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陈述欠条大概是20年以来的账，故可以认定截止2011年9月6日钟庆亮尚欠管祝生货款为98000元，钟庆亮应当按照依此支付相应货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钟庆亮上诉主张本案买卖合同货款已经全部结清，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钟庆亮在2011年9月6日出具98000元欠条后，于2014年1月29日偿还40000元，有管祝生出具的收条在卷佐证。钟庆亮上诉认为其通过石膏板冲抵部分货款、给付5000元现金以及2015年2月18日管祝生出具收到2万元的收条，已经偿还剩余货款，对此，管祝生不予认可；本院二审期间，钟庆亮申请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认为结合管祝生于2015年2月18日出具的收条可以证明钟庆亮欠管祝生的款已经全部结清，但证人周某与钟庆亮有业务往来，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就石膏板冲抵货款及5000元现金给付问题，钟庆亮申请孔某、钟某等人作证，但该部分证人证言仅能证明曾经替钟庆亮在管祝生门店处下过石膏板、看见其去银行取钱，但尚不足以证明双方已就石膏板抵款达成合意、给付管祝生5000元现金的事实；钟庆亮也未能提供其他石膏板冲抵货款及管祝生实际收到5000元现金的相关证据，况且，钟庆亮就此节情形在本案一、二审期间所作的陈述并不一致，故其所提以石膏板冲抵部分货款、给付5000元现金的主张，因证据不足，依法不能成立。至于2015年2月18日收条，钟庆亮本人在本案一审期间明确陈述“2015年的2万元不是针对98000元的”，故一审法院不在本案讼争欠款中扣除该笔20000元付款并无不当，钟庆亮可另行主张。综上，钟庆亮上诉主张案涉货款已经全部结清，但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双方讼争货款，扣除2014年1月29日偿还的40000元，剩余欠款58000元，钟庆亮应当承担继续偿还责任。综上所述，钟庆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14元，由上诉人钟庆亮负担（已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夏心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