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湘09行终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招宗，男，1982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 委托代理人苏霞云，女，198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系上诉人聂招宗之妻，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洲南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匡福球，该直属事务所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洲南路299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跃，该局局长。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向科，系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王雨霞，湖南博敏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代理。 上诉人聂招宗因诉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征收决定一案，不服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的（2019）湘0922行初12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认定，因建设益阳市赫山区龙桥电子产业园，需征收益阳市衡龙桥镇八一村部分土地，聂招宗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2015年12月11日，征收部门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与聂招宗签订《电子产业园项目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根据益阳市人民政府（2014）年1号令规定，按照收购价标准对被征收人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被征收人应得补偿款398000元，被征收人须在2015年12月15日前完成搬迁腾地。2016年2月22日，聂招宗在安置申报时选择货币补偿安置，同年7月12日，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向聂招宗发出货币补偿安置付款通知书，聂招宗签收并领取了货币补偿安置款312000元，领款用途说明：八一村聂招宗、苏霞云、聂静涵、聂静恬货币安置。 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认为，一、关于被告主体资格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因此，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机关，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五条：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本案原告不服安置补偿标准，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作为与聂招宗签订协议一方的征收部门，是本案适格被告。二、本案的起诉期限问题。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本案聂招宗于2015年12月11日与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签订协议，于2016年7月12日已经全额领取货币补偿安置款，至此即意味着其认可和接受了另一方所提出的标准和对价，从此时起，就已经知道补偿标准，其起诉期限至2017年7月11日前已经届满，其于2019年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明显已经超过起诉期限。本案聂招宗是对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其提出本案应适用因不动产提起诉讼案件的起诉期限二十年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聂招宗的起诉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依法应予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故裁定：驳回聂招宗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聂招宗。 上诉人聂招宗不服一审裁定，上诉提出：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所依据的事实及法律条文错误。1、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依据的货币安置补偿标准合法；2、被上诉人一审答辩中认为“上诉人并不属于中心城区主城区的村，无权要求按益政发[2016]12号文第八条规定的标准享受货币征收安置补偿”，是故意曲解法规条文，安置补偿过程中也故意隐瞒了益政发[2016]12号文件；3、上诉人直到2019年4月13日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新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约谈上诉人时才得知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所以本案应当适用“其他案件”最长5年起诉期限的规定，上诉人的起诉是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时间内；4、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提出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法律规范可以有溯及力”的理由，未被裁定书采纳。上诉请求：l、撤销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2019）湘0922行初126号行政裁定；2、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补偿上诉人未到位的住房安置货币补助；3、判令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辩称，上诉人在2015年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于2016年提出货币安置的申请，并在2016年全额领取了货币补偿安置款，且安置人数以及申请事项是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的。作为上诉人而言，在领取安置补偿款时就应当知道款项的具体金额，最迟应在2017年提起诉讼，本案起诉时已经超过起诉期限。被上诉人认为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的答辩意见与被上诉人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答辩意见一致。 当事人原审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案由为行政征收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在二审中向其释明行政诉讼中需有明确的被诉行政行为，上诉人聂招宗称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对其作出的货币安置补偿决定的行为违法，但其仅能提供《龙岭工业园征地拆迁领款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对其实施了货币安置补偿决定的行为。本案上诉人聂招宗的房屋征收实施货币补偿安置是因与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签订《电子产业园项目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其自愿选择货币安置的结果，且其已全额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并不是行政强制行为。故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并未对本案上诉人聂招宗实施货币安置补偿决定行为，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本案上诉人聂招宗提出的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其如对该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诉讼，亦已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本案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是负责具体实施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并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使征地拆迁行政职权的组织，只是由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授权，属于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征地拆迁事务性工作的组织，其行为后果应由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担。因此，益阳市人民政府征地拆迁管理处直属事务所并非本案适格的被告，一审认定其具有被告主体资格的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但并不影响案件的结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聂招宗的上诉理由与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裁定处理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吴 斌 审 判 员  谭环栋 审 判 员  傅爱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苏婧如 书 记 员  宋静娴 附相关法律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