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7民终1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扎兰屯市传琦牛仔服装店，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朝阳里小区10号楼3单元501室。经营者：刘春雨，男，197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朝阳里小区10号楼3单元501室。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刘春雨，男，1978年5月25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岳，女，1979年2月6日出生，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与刘春雨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扎兰屯市满购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中央北路发达广场北综合楼第一门市。法定代表人：李继明，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訾宏红，内蒙古暄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峰，该公司百货部经理。上诉人扎兰屯市传琦牛仔服装店（以下简称传琦服装店）、刘春雨因与被上诉人扎兰屯市满购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满购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9）内0783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传琦服装店、刘春雨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岳、被上诉人满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訾宏红、赵晓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传琦服装店、刘春雨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2019）内0783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2.支持刘春雨的一审反诉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满购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判决让刘春雨搬离摊位，却驳回了满购公司对传琦服装店的起诉，满购公司的诉讼请求为传琦服装店搬离摊位而不是让刘春雨搬离，一审判决承担责任的主体错误；2.一审判决第三项驳回满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传琦服装店搬离了商场，双方的联营合同实际上就是终止了，但对于双方联营合同履行期间的利润和亏损一审法院没有判决，这是漏判；3.一审法院认定传琦服装店租赁的是满购公司M2C-04号摊位，实际上传琦服装店租赁的是M2C-03号摊位，依据一审判决，传琦服装店不用搬离商场；4.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联营合同法律关系，实际上满购公司并没有参与刘春雨的经营活动，亦未出资，双方的合同性质实为租赁合同，满购公司将其商场摊位出租给传琦服装店并按比例从传琦服装店的营业额中收取房屋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双方合同到期前，满购公司没有通知传琦服装店到期后双方终止合同并不再续签，反而在合同到期后，满购公司实际允许传琦服装店在该摊位上继续经营，并继续从传琦服装店的营业收入中提取房屋租金，因此，案涉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为不定期；5.满购公司在双方的合同中约定了保底销售额，满购公司按照该保底销售额进行扣款，2017年传琦服装店的保底销售额为300000元，实际销售额为246046元，满购公司按照保底销售额多提取了7553.56元的提成。2018年，满购公司给传琦服装店的保底销售额为320000元，传琦服装店实际销售额为270913元，满购公司仍然按照其规定保底销售额多提取了7363.05元提成，满购公司应当将上述两笔款项返还给传琦服装店；6.2019年1月至4月，满购公司在传琦服装店的销售额中提取了17%的提成，这充分说明满购公司自动顺延了同传琦服装店的联营合同，用实际行动认可了双方的合同；7.自2019年3月起，满购公司擅自给传琦服装店停电，对传琦服装店的营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请求二审法院依据传琦牛仔服装店2018年的营业收入计算营业损失；8.2017年传琦服装店按满购公司的要求调换了店面，更换了代理的品牌并重新装修店面。2017年代理红蜻蜓品牌的代理费是50000元，装修费用是80000元，合计130000元。传琦服装店2017年的营业收入是243806元，其中利润73141元，满购公司扣除保底42000元，传琦服装店支出员工工资30000元，2017年纯利润为1141元。2018年传琦服装店营业收入是270913元，其中利润81888元，满购公司扣除保底48000元，传琦服装店支出员工工资30000元，2018年纯利润为3888元。2017年和2018年纯利润合计5029元，2017年的代理费50000元和装修费用合计130000元，实际上传琦服装店亏损了124971元，由于双方是联营关系，满购公司终止合同，应当承担一半的亏损。综上，在双方没有对联营期间的盈利和亏损进行清算的情况下，让传琦服装店搬离商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判。满购公司辩称，1.关于诉讼主体，我方向一审法院起诉刘春雨与传琦服装店，对于一审法院判决刘春雨承担搬离责任我方无异议；2.双方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一年期限联营合同，合同中对收费标准等联营模式进行了具体的约定，传琦服装店、刘春雨认可并自动履行了约定的义务，合同期满后传琦服装店、刘春雨仍占用我方场所，对我方经营管理造成了严重影响；3.双方联营的方式为我方提供场地并配备管理人员对外进行宣传等，收取刘春雨营业额15%的管理费，这与租赁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本案不应适用不定期租赁期限的规定；4.2019年，我方在合同期满后确实按照对其他经营者收取营业额17%的比例收取了刘春雨的管理费，对此刘春雨已经签字认可。我方收取管理费是在积极减损，因刘春雨拒不搬出商场已经给我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并不能因此认定合同顺延。对于传琦服装店、刘春雨提出的亏损问题，我方对此不知情，亦不认可，刘春雨作为经营者应当对盈亏有所预计，我方不能确保经营者只盈利不亏损。另外，刘春雨认为其两年期间亏损十二万余元，又为何坚持在我方商场中继续经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传琦服装店、刘春雨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满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与传琦服装店、刘春雨的联营合同；2.判令传琦服装店、刘春雨搬离扎兰屯市满购百货二层MZL-04号摊位；3.诉讼费用由传琦服装店、刘春雨负担。刘春雨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2.判令满购公司返还收取的电费273元、取暖费4189元、多扣除的营业额865.98元（一月）+545.92元（二月）+271.74元（三月）+9293.90元（四月）、赔偿损失32353.04元，共计47792.58元；3.诉讼费用由满购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1日，满购公司与刘春雨签订《百货联营合同》，铺号：M2C-04（排列序号2022），品牌：红蜻蜓，合同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收费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满购公司收取刘春雨营业额的15%，并代收刘春雨在所经营区域产生的相关费用，包含取暖费4819元、公摊水电费2095.68元，综合服务费2619.60元。销售货款由满购公司负责统一收取，收取费用由满购公司在刘春雨的销售货款中扣除，刘春雨按满购公司财务管理规定每月办理一次货款结算。在此合同终止3个月后，满购公司进行账务结算。铺区内二次用电费用，根据刘春雨专柜实际使用电表用量按标准由刘春雨承担。若刘春雨专柜在经营期间有私收银现象及超品牌经营发生，满购公司有权按违约责任对刘春雨进行处罚或终止合同。租赁期限届满前3个月，刘春雨需提出书面续约请求，并于租赁期限届满前2个月与满购公司达成续约协议内容，否则满购公司有权不予以续约。合同期满不再续租或刘春雨专柜违约被终止合同时，刘春雨应自合同期满之日或接到违约终止合同通知书起3日内将商品撤离经营区域，逾期不撤满购公司有权在第三方监盘下，代为清点登记撤柜并封存暂为保管，刘春雨须承担库容占用及保管费用，暂存期如发生商品过期、变质、失效而造成损失，满购公司不承担责任。若上述商品保管期超过7日，视为刘春雨自动放弃。双方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尾部满购公司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刘春雨签字捺印。2018年12月31日该联营合同已经到期，2019年1至4月，刘春雨仍在原位置继续经营红蜻蜓品牌，满购公司按照2019年的规定收取了其营业额的17%的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满购公司与刘春雨签订了百货联营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该合同到期后，刘春雨与满购公司未续签合同，理应撤离铺位，但2019年1至4月，刘春雨仍在实际经营，故应当按照满购公司的相应规定履行义务。因2018年1月1日满购公司与刘春雨签订的百货联营合同已于2018年12月31日到期，不存在解除合同的问题，故该院对满购公司要求确认与刘春雨签订的联营合同已经解除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传琦服装店与本案无关，故驳回满购公司对传琦服装店的起诉。满购公司要求刘春雨立即撤离扎兰屯市满购百货二层M2C-04号摊位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该院予以支持。刘春雨向该院提出反诉，要求满购公司继续履行联营合同。因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在刘春雨未与满购公司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该院对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要求满购公司返还多扣除的营业额1902.32元的诉讼请求，因满购公司2019年按照17%的扣点收取费用，刘春雨签字予以确认，故不予支持；要求满购公司赔偿损失32353.04元，因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故不予支持。刘春雨要求满购公司返还收取的电费165元的诉讼请求，因其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满购公司收取公摊电费57元，故仅支持返还收取的公摊电费57元；要求满购公司返还收取的取暖费4189元，该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刘春雨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将在满购公司的发达广场百货二层M2C-04号（排列序号2022）摊位经营的货品撤出；二、驳回满购公司对传琦服装店的起诉；三、驳回满购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满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收取刘春雨的公摊电费57元；五、满购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返还收取刘春雨的取暖费4189元；六、驳回刘春雨的其他反诉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传琦服装店、刘春雨提交三份证据，第一份证据为合同复印件一份，该复印件记载合同有效期限为2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欲证实其与满购公司合作期间并非每年签订一次合同，而是一次签订两年的合同。第二份证据为刘春雨经营的红蜻蜓品牌2018年全年与2019年1月至8月的销售金额对比表，欲证实自2019年3月满购公司停止供电后，销售金额与上一年度同期对比有所下降。第三份证据为视频影像一段，录音资料三段。视频影像欲证实满购公司确有停止供电的行为，并因此造成刘春雨营业损失。录音资料系刘春雨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岳分别与满购公司主管刘雪莹、商场另一经营者牛然（同音）以及满购公司经理赵晓峰的通话录音，其中与刘雪莹的通话录音欲证实满购公司确实调换了刘春雨的经营场地，并要求其更换经营品牌，且刘雪莹示意其向满购公司法定代表人给付财物，方能获得位置较好的摊位；与牛然（同音）的通话录音欲证实，牛然（同音）告知其如何向满购公司法定代表人给付财物以获得位置好的摊位；与赵晓峰的通话录音欲证实，2019年3月份双方仍在沟通继续合作的事情。对于传琦服装店、刘春雨二审提交的三份证据，满购公司质证意见为，上述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对于第一份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其欲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销售金额对比表不予认可，因为系传琦服装店自行制作，满购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应的表格，应当以满购公司提供的为准。对视频证据，因该视频形成的方式、时间均不清楚，视频内容与营业损失之间亦无直接、必然的联系，满购公司不予认可传琦服装店、刘春雨的证明目的。对于与刘雪莹、牛然（同音）的通话录音，满购公司认为传琦服装店、刘春雨的证明目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与赵晓峰的通话录音，因赵晓峰本人作为满购公司的代理人参加诉讼，赵晓峰当庭认可该通话录音的真实性，但表示正是因为双方没有就是否续签合同达成一致，满购公司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对于传琦服装店、刘春雨在二审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当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刘春雨在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为：判令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判令满购公司返还收取的电费、取暖费、2019年1月至4月多扣除的营业额并赔偿因停止供电造成的营业损失。刘春雨提交的合同复印件以及与刘雪莹、牛然（同音）、赵晓峰的通话录音因与其反诉请求依据的事实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刘春雨提交的视频资料，欲证实满购公司停止向其摊位供电，根据双方当事人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本院对刘春雨摊位停电的事实予以确认，对刘春雨提交该证据欲证明因停电造成营业损失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视频仅证实刘春雨摊位停电的客观事实，不足以证明停电与刘春雨营业额减少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刘春雨提交的红蜻蜓品牌2018年全年与2019年1月至8月销售金额对比表格，本院认证意见为，该表格系刘春雨自行制作，且该表格中记载销售额的真实性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刘春雨变更反诉请求，将要求满购公司返还的电费金额变更为165元，将要求满购公司返还多扣除的营业额金额变更为1902.32元，其他反诉请求未变更。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传琦服装店与刘春雨不服一审判决，共同提出上诉，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案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满购公司与刘春雨，该合同与传琦服装店无关，一审法院据此驳回满购公司对传琦服装店的起诉并无不当。因传琦服装店并未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且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判决结果与传琦服装店均无关联，虽然传琦服装店作为原审当事人之一，有权依法提出上诉，但因传琦服装店在本案二审中无诉讼利益，本院仅针对刘春雨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为：1.一审法院对满购公司本诉部分的判决是否适当；2.刘春雨向一审法院提出的反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刘春雨在上诉状中提出的要求满购公司返还2017年、2018年按照保底销售额多提取的款项，以及因双方系联营关系，满购公司应承担刘春雨经营损失的请求，因刘春雨并未在一审反诉请求中一并提出，刘春雨的上述两项请求，不属于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通过审查满购公司与刘春雨签订的合同内容、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可以得知满购公司将其商场内的摊位交由刘春雨租赁经营，经营期限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收费标准为刘春雨营业额的15%，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及案件事实，本案案涉合同虽然名为“百货联营合同”，但实质上符合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即满购公司出租其商场摊位，刘春雨承租经营并按照营业收入的比例交纳租金。现满购公司与刘春雨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百货联营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届满，双方未就续签合同达成一致，至满购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日，刘春雨仍然实际占用满购公司的摊位进行经营，满购公司亦按照刘春雨的营业额收取租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的规定，在满购公司与刘春雨原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双方形成了不定期的租赁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的规定，不定期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随时解除合同，满购公司作为案涉合同的出租人，其虽未通知承租人刘春雨解除合同，但其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刘春雨之间合同的行为，已经明确表示要求与刘春雨解除合同，刘春雨收到一审法院向其送达的诉状副本之日，视为满购公司通知刘春雨解除合同之日。因民事合同应当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自愿签订，在法律赋予不定期租赁合同双方当事人随时解除权的情况下，满购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将本案合同性质认定为联营合同错误，但判决刘春雨撤离铺位、将货品搬出，与解除双方租赁合同后刘春雨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一致，对于该部分一审判项，本院予以维持。刘春雨在满购公司已经明确表示不再与其合作的情况下提出的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系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强制力在民事主体间延续应当依法解除的法律关系，该诉讼请求违背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对刘春雨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春雨要求满购公司赔偿因停止供电造成的损失32353.04元的诉讼请求，并提交其自制的2018年与2019年销售金额对比表欲证实损失存在。本院认为，刘春雨从事服装销售行业，月度与年度销售金额上下浮动在该行业中系正常情况，现实生活中多种因素均能造成销售金额下降。刘春雨提交的视频资料、销售金额对比表无法证实满购公司停止供电的行为系其营业额减少的唯一原因，亦无法证实满购公司停止供电的行为对其造成损失的具体数额，对刘春雨要求满购商场赔偿损失的请求，因刘春雨提供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春雨提出的要求满购公司返还多扣除的营业额1902.3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刘春雨与满购公司之间已经形成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刘春雨继续租赁摊位经营，满购公司有权向刘春雨收取租金，在双方并未重新约定租金收取方式及金额的前提下，满购公司可以参照双方2018年的合同约定，按照刘春雨营业额的15%收取租金。满购公司自2019年起按照刘春雨17%的营业额收取租金无事实依据，满购公司多收取的租金（即刘春雨2019年营业额15%与17%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返还。刘春雨提交的证据虽不足以证明满购公司应当返还多扣除的营业额为1902.32元，但满购公司在本案一审中自认多扣除营业额为1917.32元，满购公司认可的金额大于刘春雨主张的金额，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本院认定刘春雨主张满购公司多扣刘春雨营业额1902.32元成立，对刘春雨主张返还1902.32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刘春雨反诉主张满购公司应返还收取的电费165元，因刘春雨提交的证据中金额为48元、60元的两张收费凭证既无满购公司盖章，亦无满购公司工作人员签名，该收费凭证无法证实刘春雨确实向满购公司交纳上述电费，刘春雨提交的金额为57元的收据加盖满购公司财务专用章，一审法院据此判决满购公司返还刘春雨电费5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刘春雨主张满购公司应当返还的取暖费4189元，已经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本院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刘春雨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9）内0783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撤销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9）内0783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三、扎兰屯市满购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刘春雨多扣除的营业额1902.32元；四、驳回刘春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刘春雨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30.25元，由扎兰屯市满购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3元，由刘春雨负担287.2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59.8元，由扎兰屯市满购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6元，由刘春雨负担633.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薛忠卫审判员  刘 佳审判员  丁 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单志晶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