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04民初37773号原告：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59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677781355R。法定代表人：李耀明，系该公司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卫萍，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冰蓉，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捷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商业综合楼10栋S20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86591577N。法定代表人：JOACHIMHERMANNGEORGEBERLEIN,系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周，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张慧杰，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原告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捷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深圳市捷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捷成公司）与广州市捷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捷成公司）均系捷成（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企业（捷成公司在中国共有六家保时捷中心。分别设于：广州、深圳、北京、杭州、上海、香港）。其中被告是保时捷品牌汽车在深圳市××4Ｓ销售中心，广州捷成公司是保时捷品牌汽车在广州市的4S销售中心。2008-2009年起，原告与被告、广州捷成公司就保时捷品牌汽车的相关保险业务开始合作，广州捷成公司并率先与原告签订合作协议，探索紧密型合作的经验与效果。原告为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2008年开始分别与相关保险公司合作，完成对保时捷品牌汽车客户的保单。原告既代表保险公司，同时也代表4S销售中心对保险车辆的后续维修和理赔事故负责跟踪，为保时捷品牌汽车在广州、深圳的客户迅速递增，其中广州地区的保险业务更是业绩喜人。鉴于广州捷成公司与原告通过紧密型合作，不仅提升了客户的满意度，而且取得了经济上的丰厚收益，因此被告也决定与原告建立起紧密型合作关系。于是，2012年2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与广州捷成模板一致的协议。即2012年度深圳地区的《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业务信息并提供相关支持，允许原告（即允许原告派驻工作人员到被告4S销售中心）向购买“保时捷”品牌汽车全系列车型的汽车客户，提供有关车辆的“保险、按揭、年审”业务，然后原告按照保单的不同年限向被告支付不同比例的佣金。合同还约定，原告不仅需设置24小时全国接听的客服热线，还须派专门工作人员进驻被告维修中心，为保时捷事故车辆客户处理维修和理赔事故。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期限为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然而签订协议不到1个月，由于负责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的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新上任高层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意欲打击与原高层关系良好的原告，自三月下旬开始不断对原告发难。并且2012年5月15日起，被告、广州捷成公司禁止原告的工作人员驻进4S销售中心，并停止向原告提供购车客户信息资料，还不断向原告施加各种合同外压力。5月29日，被告、广州捷成公司通过邮件向原告发出《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函件，意图单方毁约；5月31日，原告致函被告方，明确提出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的行为属单方违约，应就违约损失尽快回复，但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未作出回应。2012年6月6日、6月8日，原告再次致函及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给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要求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马上恢复到合同正常履行状态，但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不予理睬。2012年7月5日，原告无奈之下先行起诉了广州捷成公司，要求其支付违约赔偿金26847377元。但为表达和解的诚意，原告仍耐心与被告沟通，并于2012年7月26日、2014年4月25日委托律师发函给被告，希望被告积极、诚意解决纠纷，遗憾被告不予配合。2016年4月1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的纠纷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9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广州捷成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应赔偿原告的损失，判决广州捷成公司于十日内赔偿原告2123139.64元）。该终审审判出来后，原告又于2016年4月28日、5月9日及2018年4月25日再次发函给被告，要求被告尽快赔偿原告损失，但被告回函仍百般抵赖，拒绝赔偿。关于原告的损失计算，原告认为：由于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系同一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经营规模与销售业绩基本相同，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模板相同、合作方式完全一致，如合同正常履行，合同收益自然基本趋同。现被告基于与广州捷成公司相同的原因，以相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时点违约，给原告违约的月均损失也趋于相同。以（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9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原告支付给广州捷成的佣金4491375.39元为依据，可计算出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广州捷成公司车辆保险费及按揭费的总额，并据此可计算处原告可获得的保险费佣金与按揭费佣金总额及月平均佣金额。即如涉案协议正常履行，原告每月可获得不低于573803.913元的利润。而被告却在涉案协议履行不足1个月时就不断制造各种障碍刁难原告，并且不久后直接毁约，故即使不考虑未来续约利益，仅就本协议履行期间，原告损失至少不低于5738039.13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单方提前终止保险合作的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约赔偿金5738039.13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当庭辩称，1、广州捷成公司的判决对于本案没有参考价值，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该判决对本院没有约束力。该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均存在严重错误，本院应独立进行相应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2、被告不负有向原告提供所谓的客户信息或者场地的义务。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是非排他性的合作，被告有权推荐原告的保险和按揭，但并没有该等义务。也就是被告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就深圳捷成公司和原告的合作而言，与广州捷成公司不同。据我方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在双方发生争议之前，涉案的合作协议刚刚履行没有满三个月，深圳捷成公司没有向原告提供过客户信息，这一点是和广州案件有重大的差异的，并且深圳捷成公司和原告是首次合作，也没有交易习惯可言，由于原告并不向被告支付保底佣金，所以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提供客户信息和场地的义务；3、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在2012年3-4月期间，被告获悉原告的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并且原告在被告处派驻人员开展业务的经营模式涉嫌违规。因此双方负责人口头协商，达成终止合作的共识。原告于2012年5月15日自行撤回了派驻被告的业务代表。合作终止后，被告根据双方口头协商的精神向原告发送了终止协议的草稿，但是原告反悔，反而指责被告违约。此后2016年6月25日，双方曾会面协商，商讨是继续履行还是解除本案涉案协议。但是由于原告提出了变更涉案协议的不合理要求，因此谈判破裂。被告曾于2012年7月9号向原告发函，要求继续履行涉案协议，但原告也没有继续履行；4、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任何的法律和事实的依据。由于双方是非排他性的合作，被告可以不推荐原告，所以原告没有任何确定的预期利益，因此也无所谓可得利益损失。原告的经营模式违反法律规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获得的收入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双方合作初期，由于原告和被告在发生争议时尚处合作初期，因此业务量非常有限，也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合作模式，这一点和广州捷成的模式不同。因此原告以广州的经营业绩主张和被告的合作项下的所谓违约损失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并且，合作协议明确约定，任何一方有权在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提前一个月通知就可以解除协议，所以原告也没有任何预期利益可言，因为被告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们把协议解除就可以了。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约定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作为被告的售后客户服务商（保险、按揭、年审）；双方拟就“保时捷”品牌汽车商业保险、按揭贷款、年审事宜进行合作。合作地域：广东省深圳市。合作范围：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按揭、年审。双方合作地域范围内的销售中心，原告应分别派驻熟悉机动车辆商业保险业务、按揭业务及年审业务，工作认真，能用规范语言进行业务交流、形象良好的业务代表与客户洽谈，明确客户具体需求，并针对客户具体需求，设计、提供保险（按揭、年审）方案、指导客户办理；按被告要求，被告销售中心仅限原告分别派驻2-3名业务代表。原告应在派驻前将业务代表名单、履历及资格证书交被告审阅，经被告同意后方可派驻。被告对原告派驻的业务代表不满意的，原告应立即进行调换。本协议有效期一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本协议到期自动终止。若任何一方希望提前终止合作，应提前1个月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考虑到保险的特殊性，双方在合作期间内不得擅自解除协议。本协议提前解除或到期终止，本协议项下原告及保险公司已经为客户提供的保险服务并不因此终止，原告和保险公司应继续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直至所有原告和保险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保险协议、保险单终止或解除为止。原、被告分别在上述协议上签章予以确认。经庭审询问，原、被告均确认其签章的真实性。2012年5月2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原告发出《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之后，原告于2012年5月31日、6月6日分别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捷成公司回函，明确表示不同意签订上述提前终止协议，要求被告恢复至正常履约状态。2012年6月8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律师函，在该律师函中列有：“2012年5月15日起，贵司突然禁止三信公司业务代表进驻销售中心，并在此后擅自散布对三信公司不利的言论；5月29日贵司向三信公司发出《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函件。三信公司收到函件后，回复认为：经过双方各种形式的讨论（包括会议、电子邮件），贵司至今仍没有合理的解释，贵司的行为明显严重违约。其后，三信公司提出要求，应当马上恢复合同的履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至今贵司没有回复，也没有就违约的损失赔偿提出合理意见。本律师认为：贵司与三信公司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事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没有法定或约定的理由，不得提前解除合同，现贵司的行为已明显严重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108条、第113条规定，贵司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认为其与被告在上述2012年3月1日，按照广州捷成的合作模式，签订了正式的书面合作协议。但协议签订后不足一个月，被告由于其内部管理层的原因，意图借打击合作方的名义来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被告对原告该合作项目直接经办人李耀明进行子虚乌有的刑事举报。另在2012年5月将原告在广州及深圳两家公司的驻场人员全部清离，不允许再进入捷成公司在广州及深圳的销售网点。且同时停止向原告发送客户信息资料。2012年5月29日，广州、深圳两家捷成公司在事实上已经终止履约的情况下，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提前终止解除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的协议书，并意图制造提前解约提前终止协议是双方协商的结果。原告立即通过函件回复明确此违反双方平等协商的原则，原告明确不同意签署。之后，被告又在2012年6月份先后发函，一会儿说撤出业务代表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一会儿又说撤出业务代表是原告的单方决定，企图掩盖违约事实。2012年7月6日，原告见继续履约没有希望，于是率先在广州提起诉讼，要求广州捷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被告采取了与广州捷成公司一模一样的违约方式，使得本案合同事实上处于提前终止状态，故被告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原告认为应当采取广州捷成公司与原告案件中已经被人民法院认可的相应数据。没有深圳捷成数据的原因为2012年3月双方才签订正式的书面合作协议，签订之后不到一个月，被告就事实毁约，故没有可参考的数据。被告则称其没有违约。被告或被告的关联方不管是报案还是举报，均属于行使法定权利，不属于合同履行行为。原告主张被告在2015年5月将其派驻在被告的工作人员清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原告是在经过与被告协商后自行离开的。关于所谓的提供客户信息，在双方的合作协议中，从未约定属于被告的义务。原告以在广州的收益主张本案无任何依据。深圳每个月的收益可能只有广州的十分之一。之前，本案原告以广州捷成公司为被告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合同纠纷诉讼。案号为（2012）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24号。该案查明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合作协议。2012年5月29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发送给原告。同月31日，原告通过电子邮件致函被告，表示对上述《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不同意签署。双方合作处于被告单方违约状态，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违约方负责。该案经审理后判决，广州捷成公司应赔偿原告2123195.64元。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均不服，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945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法院酌定三信公司在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与捷成公司合作的盈利为4491375.39元，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涉案协议的履行处于稳定期，结合社会商事活动的利润水平以及续保的不确定因素，酌定以4491375.39元的11个月平均数计算涉案协议剩余履行期间三信公司的可得利益，并无不妥，该院予以维持。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约定内容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上述协议等，本院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没有举证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在本案中，被告于2012年5月29日首先向原告发出《提前终止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合作协议》，在涉案合作协议期间及义务并未届满及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作出了提前解除双方之间合同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被告虽辩称系双方合意的结果，但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本案证据显示，原告亦明确回复被告不同意签署该提前终止协议书，故本院对被告的此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被告提出提前解除双方之间的合作协议，就应当对其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在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提前解除双方合同关系的合法依据。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告在并无合法依据亦无双方合意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提前解除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其次，关于被告违约赔偿金金额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因为原、被告双方从签约到被告提出解除的期间较短，并无深圳相关数据予以核算认定。但原告因被告提前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又必然存在。同时，本案被告与广州捷成公司从公司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与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从商业合作模式及相关约定均具有高度一致性。亦均系对保时捷品牌汽车保险的相关事宜进行的合作约定。且综合考虑深圳市与广州市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能力水平亦均具有相当的程度。故本院确认在目前现有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的相关数据及认定，对本案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同时，亦应注意到。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的合作履约期间较长，合作关系较为稳定，而原告与本案被告深圳捷成公司的合作期间及合作关系的稳定度均有明显差异，故本院结合本案实际案情及审理情况，酌定按照原告与广州捷成公司案件所最终判决的赔偿额的30%予以认定原告在本案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即636958.69元=2123195.64元×30%），即本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违约赔偿金636958.69元。原告主张过高部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应赔偿原告违约赔偿金636958.6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捷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636958.69元；二、驳回原告广州市三信汽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196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31966元，由被告负担20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杜   阳人民陪审员 曲 艳 林人民陪审员 肖 晓 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侯婧（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