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08民终50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周满，男，1939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嘉祥县。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丛芝，女，1939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嘉祥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志红，男，1971年7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嘉祥县。上诉人姜周满、任丛芝因与被上诉人杨志红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309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姜周满、任丛芝上诉请求：撤销嘉祥县人民法院(2019)鲁0829民初3092号民事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嘉祥县人民法院(2014)嘉民重字第2199号判决书第三页第四至六行的经审理查明部分中载明：“根据被告姜周满、任从芝安排，原告杨志红将25万元款项交付给王吉勇。”这是一审查明的事实。但上诉人认为该事实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关于“安排”这一意思表示的行为外观，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杨志红也没有举证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如何“安排”杨志红将25万元款项交付给王吉勇。二、王吉勇在(2014)嘉民重字第2199号时的证言，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七十三条之规定，属于无效证据材料，不能作为案件判决依据。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终字第1974号判决书第三页第十五行载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但在其本院认为部分认为“涉案款是上诉人姜周满、任从芝从被上诉人杨志红出借到后，又转借给案外人王吉勇。”这种认为被当作“视为经过了被上诉人的授权或指示。”这种“视为”是一种主观定性，而非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才属于但当事人无须举证的范畴。然而，上述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是“根据被告姜周满、任从芝安排，原告杨志红将25万元款项交付给王吉勇”，但该“安排”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十一条之规定，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杨志红如何向姜周满、任从芝支付款项尚无证据证明，故本案借款合同不生效。王吉勇在再审期间到听证现场作证，并当庭作证发表证言。根据(2016)鲁08民申55号裁定书第三页第十五、十六、十七行的记载“我向杨志红借钱，杨志红不借给我，并且要求抵押物，因此只能让姜周满作为名义上的借款人并且提供抵押担保，我才能借到钱的事实”。该证言证明杨志红知道王吉勇借用姜周满名义借钱，而且杨志红也同意王吉勇借用姜周满名义借款。而且从王吉勇在听证中提交的归还杨志红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凭证，以及之前庭审中杨志红的陈述等都能印证上述事实。这些事实从意思表示的角度分析，依据民法基本理论以及《民法总则》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之规定，该行为属于隐藏的意思表示，即王吉勇向杨志红借款.25万元，由姜周满以房屋抵押担保。这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但该意思表示隐藏在虚假的意思表示中，虚假的意思表示是：姜周满向杨志红借款。所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即姜周满与杨志红的借款合同无效。综上，根据(1)上诉人姜周满对合同签订过程的陈述；(2)款项没有向姜周满支付的事实；(3)王吉勇证言、(4)王吉勇还款凭证；(5)杨志红关于利息支付的陈述；(6)姜周满的刑事报案的《立案告知书》，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结合所有案件事实，根据民法基本理论，从意思表示、民事行为、法律关系的角度，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都属于无效合同。杨志红明知王吉勇不能按时还款，却诱使蒙骗上诉人签订无效的《借款合同》，诱使上诉人将房产作为抵押，杨志红将所谓的“借款资金”全部直接给了王吉勇，上诉人一分钱也未收到，二人的行为明显属于“套路贷”行为，是典型的刑事犯罪行为。请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杨志红未作答辩。姜周满、任丛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姜周满、任丛芝系夫妻关系。2014年3月5日，姜周满、任丛芝作为借款人，被告杨志红作为放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原告用其所有的坐落于嘉祥县轻家属院第一幢一单元101号房产作抵押，于2014年3月6日在嘉祥县房地产管理局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二原告向被告杨志红出具借据，姜红梅作为担保人签名并捺印。后被告杨志红将25万元交付给王吉勇。借款到期后，原告未偿还上述借款。2014年10月28日，杨志红向我院起诉姜周满、任丛芝还款，我院作出（2014）嘉民初字第2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姜周满、任丛芝偿还杨志红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姜周满、任丛芝不服，上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5年4月1日作出（2015）济民终字第29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4）嘉民初字第219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重审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姜红梅作为被告参加诉讼。2015年7月7日，本院作出（2014）嘉民重字第21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姜周满、任丛芝偿还杨志红借款本金25万元及利息。姜周满、任丛芝、姜红梅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9月29日，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济民终字第197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对姜周满、任丛芝与杨志红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行了分析认定，“认为，根据一审法院对案外人王吉勇的调查笔录，涉案借款是上诉人姜周满、任丛芝从被上诉人处借到后又转借给案外人王吉勇。因此，被上诉人杨志红虽然没有直接将涉案借款交付给上诉人，但其将涉案借款交付给案外人王吉勇的行为，应当视为经过了上诉人的授权或指示，且上诉人姜周满、任丛芝向被上诉人出具了借据，并以自己所有的房产作抵押在房管部门办理了他项权利证书。如果被上诉人杨志红没有向上诉人交付涉案借款，按常理，上诉人事后会向被上诉人追要借款或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借据，并撤销他项权登记。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存在上述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综上，被上诉人杨志红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上诉人姜周满、任丛芝与被上诉人杨志红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上诉人姜周满、任丛芝应当承担还款责任”，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二原告不服，申请济宁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2018年4月16日，济宁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终结审查决定书》，以申请人撤回监督申请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为由，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终结审查。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借款合同》已经本院及上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有效合同，且经过了重审及济宁市人民检察院的审查监督，因此，原告请求确认涉案《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姜周满、任丛芝的起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姜周满、任丛芝在本案中主张的借款合同已经在嘉祥县人民法院（2014）嘉民重字第2199号案及本院（2015）济民终字第1974号案中进行了分析、审查及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已经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有效合同。上诉人二审中提交嘉祥县公安局出具的说明及申请对借款合同中姜周满、任丛芝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但上诉人提出的笔迹鉴定申请及说明应当针对上述嘉祥县人民法院（2014）嘉民重字第2199号案及本院（2015）济民终字第1974号案，上诉人申请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鉴于嘉祥县公安局于2019年10月30日出具说明已经对姜周满的报案立案侦查，故公安机关根据案件侦查需要可依法调取本案及上述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一审法院以姜周满、任丛芝主张的借款合同问题已经在另案中作出处理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裁定结果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吕 东审判员 张 杰审判员 吕玉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亓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