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566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江某甲，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鱼，男，系重庆市万州区新乡镇人民政府推荐公民。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菊某，女。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明华，广东巨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康宁医院。负责人：刘铁榜，院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范秀玲，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睿，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惠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医院。负责人：钟小兵。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木明，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明丽，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李丹，副站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秀，广东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江某甲、菊某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康宁医院（以下简称康宁医院）、惠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医院（以下简称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深圳市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深圳救助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27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江某甲、菊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三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共计赔偿1103900元（人身损害赔偿金48695×20=973900元;精神损失100000元;交通费30000元）；2、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改判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诉费。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程序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相应证据，但一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并未有安排任何举证、质证。只是按照个人意愿对案件进行调查，不能充分了解案件事实。也严重违背庭审程序。(二）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没有安排举证、质证，对重要的事实没有核查清楚。一审中上诉人及代理人关于损害理由的回答都是基于多因一果的陈述。一审法院应当按照事实和法律判断，而不是断章取义的采用上诉人的回答，并作为一审的裁判理由。一审时法官向上诉人征询本案的案由的时候，上诉人强调因对方在救助医疗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上诉人认为在深圳市康宁医院的救助过程中确实存在强制和过度医疗的行为存在，但并不是一审查明医疗过错作为本案的案由，而予以驳回上诉人相应的诉求。康宁医院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康宁医院进行的是医疗救助，与上诉人及将患者江某乙不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是医疗救助关系，即政府通过购买医疗服务的方式去救助本案患者这一类的流浪患者。康宁医院认为该行为属行政行为，一审法院也查明患者实际上并非在康宁医院发生死亡事件，因此其死亡与被上诉人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患者是在好转后出院。惠州退伍军人医院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对证据进行了交换和质证，并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未质证。（二）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惠州退伍军人医院与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签订《协议》，并提交了《流浪乞讨××人异地安置登记表》，依约履行协议项下所约定的救助义务，不存在侵权。惠州退伍军人医院依约实施医疗救治，病人死亡属其身的原因，惠州退伍军人医院及时报警，2011年9月6日通过报纸公告方式，办理相关寻死者亲属的公告，并依约于2011年11月20日办理尸体火化。（三）惠州退伍军人医院非直接侵权人，上诉人对死者没有履行照顾、抚养、治疗等义务，死者的死亡与上诉人的过错有关。（四）上诉人对于积极的事实未能举证证明。上诉人请求的费用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起诉已过诉讼时效。（五）惠州退伍军人医院非直接侵权人，不承担任何诉讼费用。深圳救助站辩称，（一）一审程序合法。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到庭参加诉讼，在一审庭审中法庭进行调查并由各方发表意见。（二）深圳市救助管理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上诉人是按照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起诉，深圳市救助站不是医疗机构，深圳救助站与上诉人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而且在本案当中没有任何过错，也没有侵权行为，只是本着自己的职责对自称为江某乙的患者进行了救助，也对其支付了医疗费用、丧葬费等善后费用，所以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江某甲、菊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康宁医院、被告惠州退伍军人医院向原告赔偿人身损害赔偿金人民币（币种下同）9739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0元、交通费30000元，以上合计1103900元；2、判令被告深圳救助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8日，土洋派出所民警将一名行为异常男子送至被告康宁医院处治疗。该患者入院门诊号为S0XXX，住院号为90XXXX39。治疗期间，该患者自称名为“江某乙”，大致年龄24岁。住院治疗19天后，该患者于2011年7月27日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2011年7月27日，一名行为异常的男子到莲塘派出所求助，自称名为“江某乙”，系四川万县人。民警随后将其送至被告康宁医院处治疗。该患者入院门诊号为S0XXXX，住院号为90XXXXX25。住院治疗14天后，于2011年8月10日由被告深圳救助站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当日，被告深圳救助站将江某乙转入被告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治疗。2011年9月15日，江某乙因呼吸循环衰竭，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被告深圳救助站与惠州退伍军人医院质疑，上述两次入住被告康宁医院住院的患者并非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经对比三被告提交的入院、出院的相关资料可知，两次入院的患者在入院及出院时间上存在连贯性，在年龄、籍贯及自称姓名亦完全一致。被告康宁医院在其答辩意见中，亦表示“病人第二次住院好转后，是通过救助站救助出院。”据该陈述可知，被告康宁医院作为对江某乙第一治疗方，其对两次入住该院的患者系同一人是予以认可。据此，法院认定编号为S0XXXX与S0XXXX的患者系江某乙。两原告系江某乙的父母。重庆万州法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5)万法民特字第0013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江某乙因下落不明满四年而死亡。该判决书认定，因江某乙下落不明，原告江某甲曾于2011年9月15日向翠竹派出所报案。一审庭审中，两原告确认以医疗过错为由，向三被告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两原告起诉有无超过诉讼时效；二是三被告是否系本案适格当事人；三是三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虽然江某乙已于2011年9月15日死亡，但江某乙最终被宣告的死亡时间为2017年5月23日。两原告在本案起诉之时，尚未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故对该项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本案中，虽然三被告与江某乙或两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但两原告作为江某乙的父母，主张三被告在对江某乙的医疗过错中存在过错，继而向三被告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对于各被告相应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三。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两原告主张以医疗过错为由，向三被告主张侵权损害赔偿。但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各被告在对江某乙的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两原告自行承担。对两原告要求三被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江某甲、菊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020元，由原告江某甲、菊某负担。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根据一审的开庭笔录，一审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已进行了举证和质证。再查，江某乙的死亡发生在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治疗期间，2011年8月11日由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将江某乙移交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根据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死亡报告单》记载，死亡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4月10分，抢救经过记载“惠者于3：40被发现摔倒在地，面色苍白，意识模糊……抢救三十分钟，患者出现瞳孔散大，眼球固定，各种深浅反射消失，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于4：10宣告临床死亡。”死记原因记载为“心脏骤停”；死亡诊断记载为“呼吸循环衰竭”。惠州市退伍军人医院在2011年9月20日惠州日报上刊登了《寻死者亲属》公告。惠州市公安局新村派出所2011年9月16日出具的《证明》记载：“2011年9月15日6时15分许，我所接辖区惠州市复员退伍军人医院工作人员报警称：其医院有一名患者死亡，我所民警立即赶赴该院处警。经调查：2011年8月10日，该医院收治一名流浪××患者……2011年9月15日凌晨，该患者病情加重，至当日4时20分因病抢救无效死亡。二审中，惠州退伍军人医院称公告寻找亲属无果，在死者尸体冰冻两个月后，协助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在2011年11月20日对患者的尸体在惠州市殡仪馆进行火化。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二审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证明了三被上诉人存在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无论一般侵权，还是医疗损害责任侵权，主张构成侵权的一方均应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和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本案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构成侵权，应当证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江某乙的死亡后果具有因果关系。江某乙的死亡发生在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治疗期间，2011年8月11日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将江某乙移交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根据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死亡报告单》记载，死亡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4月10分，抢救经过记载“惠者于3：40被发现摔倒在地，面色苍白，意识模糊……抢救三十分钟，患者出现瞳孔散大，眼球固定，各种深浅反射消失，呼吸心跳停止，抢救无效，于4：10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记载为“心脏骤停”；死亡诊断记载为“呼吸循环衰竭”。根据惠州市公安局新村派出所2011年9月16日出具的《证明》，该所于2011年9月15日6时15分接到惠州退伍军人医院报警，经调查：“2011年9月15日凌晨，该患者病情加重，至当日4时20分因病抢救无效死亡。”故惠州退伍军人医院的《死亡报告单》记载和派出所的《证明》相互印证，江某乙死于病情加重和抢救无效，并无证据证明惠州退伍军人医院对江某乙的死亡存在过错。惠州退伍军人医院在2011年9月20日惠州日报上刊登了《寻死者亲属》公告，2011年11月20日对患者的尸体在惠州市殡仪馆进行火化。而上诉人江某甲于2015年向重庆万州法院申请宣告江某乙死亡，该院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5)万法民特字第00135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江某乙因下落不明满四年而死亡。上诉人主张惠州退伍军人医院存在过错，并且过错与江某乙的死亡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但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而也未能证明委托方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存在过错和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而江某乙的死亡并不是发生在康宁医院治疗的期间，无证据证明康宁医院对江某乙的死亡存在过错行为。故上诉人主张三被上诉人构成侵权，证据不足，一审不支持其请求，并无不当。此外，一审在开庭审理中也由各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程序得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缺乏证据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020元，由上诉人江某甲、菊兰光负担，上诉人已预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肖宏开审判员  黎康养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 嘉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