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民终24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丕生，男，1948年6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临澧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玉娟，女，1973年9月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弘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临澧县安福镇安福路社区居委会安福西路。法定代表人：贺盛文，该公司经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盛文，男，1977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常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文祥，男，1963年8月2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以上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湖南芙蓉（常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上诉人张丕生因与被上诉人湖南弘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公司)、贺盛文、刘文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临澧县人民法院（2019）湘0724民初4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丕生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弘高公司、贺盛文、刘文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其主要理由如下：1、双方争议的股权转让纠纷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案由错误。2、无效《协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协议》是杨明信个人应当承担的义务，与上诉人和弘高公司、贺盛文、刘文祥无关，是另一法律关系，弘高公司、贺盛文、刘文祥给付杨生林200万元是属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是上诉人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属枉法裁判。3、和解协议未经当事人同意不能作为诉讼的根据。4、关于2016年10月27日上诉人的承诺书的效力。本案中一审法院明知《承诺书》只针对（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而却以杨生林持2011年8月15日诉广天公司退还工程保证金一案作为判决依据，明知上诉人对（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执行不同意调解，一审法院却以执行和解协议作定案依据，明知上诉人只依判决书承担经济责任，一审法院却以执行裁定作为定案依据。5、上诉人对所有裁定书均不认可。在本案中，上诉人只对（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承担义务，只承认重二号判决书的判决结果，杨生林诉广天公司退还工程保证金一案是另一法律关系，与（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无关。6、应当依法追加案外人杨明信、杨生林为本案被告或者第三人。7、第三次开庭时，一审法院变更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但未依法通知上诉人，判决书上合议庭成员与实际开庭合议庭成员不同，第三次庭审笔录记载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共同辩称，张丕生在上诉时并未否认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其主要是不服（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这是一份生效判决，申请执行人杨生林和弘高公司达成协议，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张丕生应对之前产生的债务承担责任，现在弘高公司所追偿的款项就是属于在股权转让之前所产生的债务，张丕生本人也作了承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张丕生偿还债务220万元，并从2018年3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临澧县兴宇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宇公司)系2000年4月13日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成立的建筑工程施工三级资质的企业，至2011年7月20日召开股东会之前公司登记股东为8人，股东及出资额分别为：曹升晋出资1万元，刘文祥出资1万元，张丕生出资700万元，蒋宗新出资2万元，苏宏平出资1万元，余欠录出资1万元，叶明海出资2万元，贺盛文出资2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丕生。2011年7月20日，原兴宇公司实际持股股东召开股东会，讨论在公司营业执照到期前对外转让股份事宜，并就股东原始股权分红及股权对外转让分享比例达成一致协议，于当日形成《股东会议决议纪要》1份，内容为：一、持股人所持原始股，参会（含授权）股东一致同意从兴宇公司成立之日至2011年7月底止，每1万元（股本）每年红利为1200元整，由公司法人代表张丕生一次性付给持股人，股东不承担公司任何债权债务及盈亏。二、股权向外转让分享比例按股东所持原始股本每1万元占全部原始股33.135万元所占比例3%分享相应比例的转让价款，即每1万元原始股转让价款为4.5万元。如转让成功，其小股东应分享价款由大股东张丕生担保一次性获得。包括张丕生在内的参会股东在该《股东会议决议纪要》上签名。2011年7月31日，张丕生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持股人（甲方）与刘文祥、贺盛文（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协议约定：一、转让范围为甲方全部实际持股人所持原始股权及该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权利。二、转让条件：以2011年5月30日公司工商注册登记对象为转让调整对象，即临澧县建设局联合工会持法人股权，新安建筑工程公司所持法人股权，其他虚拟自然人所持股权，全部调整到实际持股人股权项下的附带权益、权利，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有效。三、转让价格：全部（100%）实际持股人原始股权及该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权利价格为150万元，分别由持股人按其享有的股权比例享受相应的转让价格。四、责任界定：1.本协议双方签字正式生效之日为双方责任、权益划分之日，签字日计为之后。2.签字之日前公司所发生在建工程、已签合同工程，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经营或民事行为，其权利、义务、收益、善后、法律责任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签字之日后，公司所发生一切经营或民事行为，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法律责任。上述内容需附详细明细交换表，内容以有效施工合同为准，凡在交接范围之内的工程项目，其甲方的管理费、劳保金，甲方与项目负责人达成共识、办理结算手续后，乙方才能向项目负责人（承包人）办理工程竣工、验收、资料签章和备案等相关手续，未达成共识的不予办理，否则在该项目中甲方受到的经济损失由乙方向甲方支付。六、违约责任：甲乙双方均应按约严格履行，任何一方违反上述协议条款均视为违约行为，违约一方除赔偿对方实际损失外，并赔偿对方违约金20万元。协议还对付款方式等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该《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甲方（转让方）为兴宇公司、乙方（受让方）为刘文祥、贺盛文，尾部在甲方（转让方）栏内加盖了兴宇公司印章，张丕生在股权持有人处签字捺印，刘文祥、贺盛文在乙方（受让方）处签字捺印，案外人苏哲喜在鉴证方处签字捺印。2011年8月1日，张丕生分别以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股东身份与刘文祥、贺盛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在公司登记机关进行备案。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转让相对方实际以2011年7月31日张丕生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持股人与刘文祥、贺盛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转让依据，刘文祥、贺盛文按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张丕生支付股权转让款共计150万元，张丕生亦按《股东会议决议纪要》的约定向原兴宇公司其他股东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及分红款。2011年8月2日，原兴宇公司股东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为刘文祥、贺盛文，2011年8月23日，原兴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丕生变更登记为邓皓文，2011年10月21日，原兴宇公司变更登记为弘高公司，2018年1月16日，弘高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为贺盛文。案外人杨生林以杨明信、原兴宇公司向其借款295万元未予偿还为由，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要求杨明信、原兴宇公司连带偿还借款295万元，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10日作出（2007）常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兴宇公司偿还杨生林295万元，杨明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兴宇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生林、杨明信合伙承包湖南省临澧县安福汽车站建设工程，承包过程中杨生林提出退伙，并要求对投入的合伙资金作为借款退还，杨生林及兴宇公司予以同意，系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民事权利的行为，合法有效。后杨生林与杨明信达成《还款及后期工程合作协议》，兴宇公司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杨明信根据兴宇公司的授权，有权处理其与杨生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杨明信的行为符合间接代理的法律特征，且兴宇公司和杨明信之间是挂靠关系，两者应对协议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遂于2008年6月19日作出（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判决变更（2007）常民一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由兴宇公司向杨生林偿还借款159万元，并自2005年1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杨明信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8月11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杨生林与原兴宇公司、杨明信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2009年1月至11月期间，原兴宇公司分9次给付执行款共计150万，并由杨生林领取，余款未付。2009年12月3日，杨生林与原兴宇公司签订《协议书》，双方约定：1、杨明信和兴宇公司同意100万元的投资款仍由杨生林自己向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权利；2、（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兴宇公司偿还杨生林借款159万元，已偿还150万元，所剩执行余款及自2005年1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的执行款，杨生林不得再向法院申请执行兴宇公司。2012年2月7日，一审法院就杨生林与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1）临民一初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认定杨生林要求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退还100万元工程保证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判决驳回杨生林要求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退还100万元工程保证金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杨生林不服，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4年10月7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常民二终字第33号民事裁定，认为杨生林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上诉案件受理费，裁定该案按杨生林自动撤回上诉处理。2015年6月5日，杨生林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继续执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2015年12月4日，杨生林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变更被执行人的异议。2016年5月16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常执异字第200号执行裁定，认为杨生林与兴宇公司虽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出具承诺，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约定，但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裁定终结对兴宇公司的执行，现兴宇公司名称发生变更，杨生林申请变更后的弘高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依法裁定变更弘高公司为该案被执行人。弘高公司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2016年11月9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执复111号执行裁定，认为当事人可以依法放弃自身债权，但放弃债权事关当事人重大切身利益，必须由当事人作出明确无误的意思表示。从杨生林与兴宇公司2009年12月3日签订协议书以及兴宇公司拟定的由杨生林签名的承诺书综合分析判断，杨生林放弃（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尚未执行的余款以其能向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100万元保证金权利为前提，为附条件的债权放弃行为。而杨生林诉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退还100万元工程保证金及利息一案因为杨明信不能证明保证金债权还存在的原因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造成杨生林无法主张协议书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的权利。杨生林放弃债权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债权放弃行为应当认定为未发生法律效力。执行法院未对本案作执行结案处理，也未裁定中止执行。弘高公司认为本案已执行和解结案和申请恢复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时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执行法院以兴宇公司更名为弘高公司而裁定变更弘高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弘高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2015）常执异字第200号执行裁定。2017年1月23日，弘高公司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执行款30万元。2017年6月22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常执字第78—12号执行裁定，划拨弘高公司的存款190万元。弘高公司不服，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作出（2017）湘07执异7号执行裁定，认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对协议书和承诺书的内容进行了实体审查，确认了杨生林放弃（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债权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债权放弃行为尚未成就，债权放弃行为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加之本案未做执行结案处理或裁定中止执行。因此，兴宇公司的给付义务尚未履行完毕，该案仍需继续执行。裁定：一、驳回弘高公司提出的本案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异议请求；二、弘高公司于裁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生林支付债务利息，利息分段计算：（一）2005年12月20日——2009年12月2日期间，以159万元为计息本金，依照（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利率，按先本后息的清偿顺序，计付债务利息；（二）2009年12月3日——2015年6月4日期间，不计付债务利息；（三）2015年6月5日之后，以9万元为计息本金，依照（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认的利率，计付债务利息至本金清偿之日止。2017年11月10日，杨生林与弘高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1.弘高公司给付杨生林200万元（除去去年年度已给付的30万元，还给付170万元）；2.免除弘高公司该案连带给付责任；3.本和解协议不影响杨生林向杨明信继续主张权利。杨生林与弘高公司股东刘文祥在执行和解协议上签名捺印。2017年11月21日，弘高公司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承诺书，内容为“就杨生林与我公司申请执行一案，根据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款总额为贰佰万元整，我公司同意贵院已划转的我司现金220万元支付给杨生林200万元，余款20万元返回我司，至此该执行案执行终结”。2018年2月2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08）常执字第78-2号结案通知书，内容为“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杨生林与被执行人弘高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公司与申请执行人杨生林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你公司已按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内容履行完毕。至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你公司应履行的给付义务已执行完毕”。一审法院认为，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以《股权转让协议》、及张丕生出具的《承诺书》为依据提起本案诉讼，且诉讼中，三原告明确以股权转让法律关系为本案追偿请求权的基础，故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当事人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杨生林、杨明信、原兴宇公司于2009年12月3日签订《协议书》的效力，原兴宇公司是否已履行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二、《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的效力，张丕生是否应承担案涉股权转让前原兴宇公司的债务；三、本案权利人的损失如何确定及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范围。关于焦点一，张丕生主张原兴宇公司已按（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偿还了杨生林150万元，且杨生林、杨明信、原兴宇公司于2009年12月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杨生林向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100万元投资款，杨生林不再就（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执行余款及利息向法院申请执行原兴宇公司，一审法院(2011)临民初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载明的100万元保证金已合法转让，原兴宇公司已履行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权利请求基于案外人杨生林与杨明信、原兴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原兴宇公司应偿还杨生林借款159万元及相应利息，杨明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事实。依据杨生林、杨明信、原兴宇公司于2009年12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杨生林放弃（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尚未执行的余款以其能向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100万元保证金权利为前提，在杨生林就100万元保证金向湖南广天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权利的诉讼中，一审法院通过对杨生林提交的《还款及后期工程合作协议》、2007年2月13日债权转让通知、安福汽车站工程结算表、2011年8月15日杨生林与杨明信协议书综合分析，作出（2011）临民一初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以杨明信不能证明保证金债权还存在为由判决驳回了杨生林的诉讼请求，杨生林实际无法主张《协议书》中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的权利。因此，依照《协议书》约定内容，杨生林放弃债权的前提条件尚未成就。本案中，张丕生主张原兴宇公司已履行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与弘高公司在（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提出执行异议及申请复议时依据的证据和事实一致，对其提交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已经法院进行实体审查并作出(2016)湘执复111号执行裁定、（2017）湘07执异7号执行裁定予以确认。诉讼中，张丕生亦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证实原兴宇公司在偿还了杨生林150万元后，就余款已实际履行或与申请人达成其他和解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系终审判决，当事人应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原兴宇公司因变更为弘高公司，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常执异字第200号执行裁定变更弘高公司为该案被执行人，此后，法院针对弘高公司提出的执行异议、复议申请，分别作出的(2016)湘执复111号执行裁定、（2017）湘07执异7号执行裁定均已生效并已实际执行。原兴宇公司虽偿还杨生林150万元，但该案的执行尚未终结，弘高公司仍按上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了给付尚未执行的余款的义务，故《协议书》虽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对张丕生关于原兴宇公司已履行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的主张，不予采信。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原兴宇公司经过召开股东会议并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确定将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张丕生作为原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权转让时占股份额最大的股东之一于2011年7月31日与刘文祥、贺盛文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内容均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当事人均应按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诉讼中，当事人一致陈述，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实际执行的股权转让协议，该《股权转让协议》中责任界定部分明确约定“签字之日前公司所发生在建工程、已签合同工程，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经营或民事行为，其权利、义务、善后、法律责任均由甲方（转让方）享有和承担”。因此，原兴宇公司股东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应承担原兴宇公司的债务。公司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权利”。案涉《股东会决议纪要》是在公司股东拟转让全部股权的情况下通过股东会确定股权转让中原股东分红及股权转让款分配比例等相关事宜的决议。该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参会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股东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股东会决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该决议依法成立并生效，对公司股东具有约束力，各方应遵照履行。《股东会决议纪要》明确了固定的原始股东分红款及股东转让款分配比例，同时明确“由张丕生一次性支付持股人股权转让款，股东不再承担公司任何债权债务及盈亏”、“如转让成功，其小股东应分享的价款由大股东张丕生担保一次性获得”，上述决议内容系张丕生作为原兴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权转让时占股份额最大的股东在股权转让时对公司其他股东的承诺，亦系股东间的内部约定，是股东的意思自治。刘文祥、贺盛文因股权转让行为继受了原兴宇公司的全部股权，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原兴宇公司亦变更登记为弘高公司，继受了原兴宇公司的权利义务。弘高公司作为原兴宇公司的权利义务继受人依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向案外人杨生林已支付的执行款系股权转让之前原兴宇公司的债务。张丕生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的《承诺书》系（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弘高公司就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执异字第200号执行裁定复议时出具，《承诺书》虽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确定的债务负担内容不一致，但符合张丕生在股权转让时向原兴宇公司其他股东作出的承诺及该笔债务在股权转让时未在交接明细表中体现的实际，系张丕生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该《承诺书》依法成立并生效。依照《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因我已将临澧县兴宇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股权已全部转让给贺盛文、刘文祥，股权转让时，公司财务上未包括该判决书判决的债务，因此，该判决执行结果由我承担”、“如法院依判决书执行，执行的经济责任及后果完全由我承担”。该负担内容系张丕生作为股权转让一方对债务承担的意思自治，对张丕生及受让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张丕生应依据《承诺书》中确定的负担内容承担义务。关于焦点三，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原兴宇公司变更为弘高公司，继受了原兴宇公司的权利义务。（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涉杨生林的债务系原兴宇公司在发生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且该债务在股权转让时未登记在交接表中，在张丕生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表明“股权转让时，公司财务上未包括该判决书判决的债务，因此该判决执行结果由我承担”，现张丕生以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的“2011年7月31日签字后，公司所有发生的经营行为或民事责任，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法律责任”提出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主张，不予采信。（2015）常执异字第200号执行裁定、（2016）湘执复111号执行裁定、（2017）湘07执异7号执行裁定均是（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在执行过程中形成的进一步明确了执行主体及给付内容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内容是以（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内容为依据，具有连贯性，张丕生主张（2016）湘执复111号执行裁定仅明确权利义务主体，没有明确给付内容的辩解主张，于法不符，不予采信。因此，弘高公司在涉原兴宇公司诉讼中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支付的款项系在股权转让行为中所致的实际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张丕生作为股权转让相对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弘高公司造成的损失，损失赔偿额按照弘高公司在案涉原兴宇公司诉讼中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实际支付的款项以及可预见到的损失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规定“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杨生林与弘高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弘高公司只需再支付杨生林执行款200万元，该协议内容系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就义务履行内容自愿协商达成，进一步明确了履行标的，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弘高公司执行款220万元，依据该协议执行后，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弘高公司出具（2008）常执字第78-2号结案通知书，载明了“你公司已按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内容履行完毕”，故杨生林与弘高公司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在执行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协议履行完毕后实际上终结了杨生林与弘高公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张丕生不是该案的诉讼主体，张丕生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七条“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作出的妥协而认可的事实，不得在后续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根据”主张该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了其权益，不能作为本案损失确定的依据，于法不符，不予采信。因此，弘高公司实际支付的执行款应以其与杨生林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及结案通知书载明的内容确定。弘高公司关于其实际履行的执行款为220万元，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弘高公司实际支付款项后产生的利息损失系股权转让过程中因转让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弘高公司主张自2018年3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纳，但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了违约金为20万元，因此，对弘高公司要求自2018年3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利息支付总额以20万元为限。公司法第三条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弘高公司以其公司财产承担原兴宇公司的债务，实际造成损失的系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虽系公司股东，但对公司财产不享有权利，其要求张丕生赔偿损失的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张丕生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弘高公司200万元，并自2018年3月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总额以20万元为限；驳回刘文祥、贺盛文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张丕生负担22800元，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负担1600元。本院二审期间，张丕生围绕上诉请求提交证据1份，即《关于安福汽车站一、二期工程的相关处理意见》（2008年3月29日），拟证明杨生林、杨明信应当列为第三人以及判决所涉债务为二期工程债务的事实。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共同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性。本院对此认证如下：该证据与本案处理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属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双方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一是关于本案案由如何确定的问题；二是关于本案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三是关于张丕生是否应向弘高公司支付200万元及利息的问题。关于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对涉及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明确该类纠纷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在该案由下具体的纠纷类型主要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纠纷、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中的瑕疵责任等，还包括股权的继承、分割、遗赠等特殊类型的股权转让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该类纠纷均应统一确定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弘高公司已依法履行（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偿还债务200万元，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起诉认为，弘高公司偿还的该笔债务系《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形成的债务，依据该协议应由张丕生承担该笔债务。本案系因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引发的纠纷，因此，应确定本案案由“股权转让纠纷”。而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属定性有误，予以纠正。关于焦点二，第一，关于一审审判组织是否合法的问题。经审查，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先后三次开庭进行审理，第一次与第二次庭审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均为“审判员陈芳、人民陪审员段克元、人民陪审员游元芳”。第三次开庭前，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将原合议庭组成人员变更为“审判员陈芳、人民陪审员夏政权、人民陪审员游元芳”，并依法开庭进行了审理。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合议庭组成人员署名时，仍署名为“审判员陈芳、人民陪审员段克元、人民陪审员游元芳”。在本院二审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发现该问题并裁定进行了补正，将合议庭组成人员补正为“审判员陈芳、人民陪审员夏政权、人民陪审员游元芳”。一审法院在变更合议庭组成人员后，所制作的判决书署名未作变更，属工作人员不细心的表现，属笔误，但经审查，该瑕疵并未实质剥夺张丕生的辩论权利等诉讼权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且一审法院已就相关文字错误依法裁定进行了补正，因此，张丕生上诉所持“一审程序违法，严重损害上诉人的诉讼权利”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是否应追加杨生林、杨明信为本案第三人的问题。承前所述，本案系因弘高公司、刘文祥、贺盛文起诉认为弘高公司偿还的债务系《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形成的债务，依据该协议应由张丕生承担该笔债务。双方纠纷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为股权转让纠纷，而杨生林、杨明信仅与（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权利义务相关，其非《股权转让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与该协议的履行并不存在利害关系。故张丕生上诉所持“应追加杨生林、杨明信为本案第三人”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经审查，杨生林与杨明信、原兴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19日作出（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判令由兴宇公司向杨生林偿还借款159万元，并自2005年12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计付利息，杨明信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后，杨生林申请本院执行该案，2009年1月至11月期间，原兴宇公司分9次给付执行款共计150万，并由杨生林领取，余款未付。后本院依法变更被执行主体为弘高公司，在弘高公司承担（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偿还相应债务后，2018年2月2日本院执行结案。原兴宇公司变更为弘高公司，继受了原兴宇公司的权利义务。（2008）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涉杨生林的债务系原兴宇公司在发生股权转让之前的债务。2011年7月3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签字之日前公司所发生在建工程、已签合同工程，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经营或民事行为，其权利、义务、收益、善后、法律责任均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且该债务在股权转让时未登记在交接表中，张丕生在出具的《承诺书》中明确表明“股权转让时，公司财务上未包括该判决书判决的债务，因此该判决执行结果由我承担”，因此，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承诺书》，张丕生应向弘高公司支付200万元及利息。一审判决认为“原兴宇公司虽偿还杨生林150万元，但该案的执行尚未终结，弘高公司仍按上述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了给付尚未执行的余款的义务，故《协议书》虽系各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由此，一审判决并未将该《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张丕生上诉所持“无效《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杨生林与弘高公司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系当事人在执行中作出的意思表示，协议履行完毕后实际上终结了杨生林与弘高公司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张丕生非该诉讼与执行案的主体，其主张该执行和解协议损害了其权益，不能作为本案损失确定的依据，于法无据，不予采信。弘高公司实际支付的执行款应以其与杨生林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金额及生效结案通知书载明的内容确定。张丕生上诉所持“和解协议未经当事人同意不能作为诉讼的根据”的理由，经查不能成立，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张丕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4400元，由张丕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浚审判员 樊 英审判员 詹险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曾 群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节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