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106民初19301号 原告：胡腊平，男，1954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北京市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仕鸣，北京市隆安（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65号附3号5-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5623849X0。 法定代表人：胡腊平，该公司监事。 诉讼代表人：杨文志，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营，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王良玉，女，197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重庆商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腊平与被告重庆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运公司）、第三人王良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腊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鑫、被告重庆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营、第三人王良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腊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登记于第三人名下的对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为原告所有；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为被告龙运公司股东。2004年8月24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所持有的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此时，原告持有被告龙运公司50%的股权，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但第三人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2005年5月30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退股协议书》，约定第三人将其享有的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以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当日第三人即将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交付原告。2006年7月14日，第三人在被调查涉嫌侵占被告资金一案时，陈述其在签订上述退股协议后彻底离开了公司，并在2011年自书《关于职务侵占不成立的说明》，载明在上述退股协议签订后其不再是被告龙运公司股东，也辞去了被告龙运公司的所有职务，也未参与被告龙运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2018年10月10日，本院作出的（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认定退股协议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约定有效。上述事实足以表明，原告从第三人处受让了其所持有的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此后该股权为原告实际所有，但因第三人的原因，股权变更手续无法完成。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特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重庆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辩称，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根据（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了原告与本案第三人之间的关于退股协议合法有效，被告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王良玉述称，在上述判决中第三人已陈述，根据双方的行为，退股协议实际上已经解除，即使该判决认定退股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有效，但双方并未履行该退股协议的任何约定，一直在2011年3月由案外人胡婷婷将其持有被告龙运公司的股权转给公司现股东胡光荣时，第三人仍然是被告龙运公司的股东，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属于第三人所有，不属于原告；并且（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5866号判决也确认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的30%股权。综上，原告的诉求与生效判决内容是矛盾的，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起诉。 原告围绕其诉讼请求，举示了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退股协议》。证明2005年5月30日，第三人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被告30%的股权，转让并交付给了原告。 证据2：（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是登记于第三人名下的被告30%股权的实际所有人。 证据3：（2017）渝01破选18号选定管理人回复。证明被告龙运公司已经进入清算程序。 被告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举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认为，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退股协议实际上已经解除，即使按照证据2认定退股协议第一条的约定有效，但双方并未履行该退股协议的任何约定，原告也没有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00万元及将被告龙运公司的摊位交付并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的股权并没有过户到原告名下，所以该协议双方均未履行。并且2011年3月由案外人胡婷婷将其持有被告龙运公司的股权转给公司现股东胡光荣时，第三人仍然是被告龙运公司的股东，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属于第三人所有，不属于原告。与第三人即将举示的（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5866号判决也确认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的30%股权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属于重复起诉，依法应予驳回起诉。证据3无异议。 原告为此补充提交了2004年1月19日招商银行储蓄取款凭条、2005年6月8日重庆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拟证明之所以在退股协议上约定股权转让款100万元，即是因为在之前第三人持有原告的招商银行卡并取款100万元，该款是第三人向原告的借款，一直未返还，因此退股时双方协商，即以该1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款，与前述借款相抵，原告不再另行支付。故而退股协议生效之时，关于该100万元的支付行为，就已经履行完毕。股东会决议证明股权已经交付给原告，一直没过户是因为第三人不配合。 被告对原告补充举示的上述证据中取款凭条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无法确认；对股东会决议三性予以认可。 第三人认为原告补充举示的取款凭条三性无法确认，上面加盖的银行公章没有见过，第三人和原告的银行卡都曾用于被告龙运公司的经营，第三人曾是被告龙运公司的财务人员，用于被告龙运公司的卡或者个人的卡，第三人都有权去取款或存款，但第三人取出的款项都用于被告龙运公司的经营，不存在原告所述的借款事实。如果第三人转让股权，原告不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应该有双方明确约定；对股东会决议三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举示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6强清1号《决定书》，拟证明第三人申请被告龙运公司进行了强制清算，现在该公司在清算进行中，暂不能进行股权转让。 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第三人围绕其陈述，举示了如下证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5866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该股权与原告无任何关系，同时也证明原告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应予以驳回。 原告对第三人举示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虽然判决里确认第三人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但根据（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第三人自己承认已经在2005年5月30日退出被告龙运公司，并且不再是公司股东，且辞去了公司所有职务，因此应当以新的判决确认的事实认定本案相关真实性，同时（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并未在判决主文中确认30%的股权属于第三人，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被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该判决为解散公司之诉，本案第三人作为工商登记的显名股东持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份，其有权向法院申请提起申请解散公司的权利，因本案中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沙坪坝区法院（2018）渝0106民初5639号民事判决也确认了退股协议的效力问题，因此被告龙运公司认为股东资格的取得不能以工商登记中载明的股东身份为准，应以实际情况及民事判决中载明的判决内容为主，既然法院已经认定退股协议的效力，对于本案中原告是否向本案第三人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的事宜，不影响退股协议的效力。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龙运公司由股东胡腊平、刘永宽、胡婷婷于2004年1月出资设立，后刘永宽将其所持股份分别转让给胡腊平和胡婷婷并退出公司。2004年8月24日，原告将其持有的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份转让给第三人王良玉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修改了公司章程。协议签订后，被告龙运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变更以后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为：胡腊平持股50%（出资额408万元），王良玉持股30%（出资额244.80万元），胡婷婷持股20%（出资额163.20万元），出资形式均为货币出资。 2005年5月30日，胡腊平与王良玉签订《退股协议》,协议主要约定：根据股东王良玉的要求，经股东会议同意，股东王良玉将其在龙运公司所持30%股份从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退出，由股东胡腊平将其作价以壹佰万元人民币购买持有。本着友好协商态度，股东胡腊平同意将武陵路二楼壹佰玖拾捌号经营鸡摊位从龙运公司名下转让到王良玉私人名下，王良玉承诺叁年内不收取租金，时间从2005年6月1日起至2008年5月31日止。王良玉退股后不再承担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任何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以上条款双方均以认可并同意，签字即产生法律效力。 2005年6月中旬，龙运公司以王良玉在任职期间私自侵占公司大量资金为由，向沙坪坝区公安局刑事报案。 2006年7月14日，被告王良玉在沙坪坝区经侦支队的《讯问笔录》中回答侦查人员提出的“你于何时离开龙运公司”时陈述，“大概是在2005年4月30日我已于胡腊平产生分歧，但公司有些事原来是我经手的，所以在5月份我帮公司处理一些棘手的事。直至2005年5月30日与胡签订了退股协议后我才彻底离开了公司。5月份后我也帮龙运公司处理了一些事”。 2011年王良玉自书《关于职务侵占不成立的说明》中载明，我于腊平从2000年至2005年为事实夫妻关系。2005年因胡腊平的原因提出分手，并自愿其补偿我在期间所受到的身心伤害（2003年10月16日中孕引产，产后大出血，附：新桥医院病案）。补偿如下：1、转让股份，退出公司的经营活动，即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但胡腊平至今未履行，未支付他本人作价认购的壹佰万元人民币，已违约。2、在退股协议中同时签订同意把武陵路198号门面转让给我，并要求我三年内不收租金，我确实也未收取租金，但至今也办理过户手续，也属违约。3、以现金补偿，2006年建行卡上的陆拾万元现金作为经济补偿，退股协议其中第3条是“王良玉退股后不再承担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任何债权债务和法律责任”在2005年5月30签订的双方签字后生效，即从该日起我不再是龙运公司的股东，也辞去了公司的所有职务，也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2006年胡腊平给予的现金实属自愿，而非我职务侵占。 2011年3月，胡婷婷将其持有的被告龙运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胡光荣，并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股东会决议载明的被告龙运公司股东及股权份额分别为：胡腊平出资额408万元，持股比例50%，王良玉出资额244.80万元，持股比例30%，胡光荣出资额163.20万元，持股比例20%。 2018年4月16日，原告起诉至本院，要求判令确认原告与王良玉于2005年5月30日签订的《退股协议》中第（1）条内容即“根据股东王良玉的要求，经股东会议同意，股东王良玉将其龙运公司所持30%股份从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退出，由股东胡腊平将其作价以壹佰万元人民币购买持有。”的约定有效；确认王良玉所持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自2005年5月30日起即为原告胡腊平享有。本院经审理作出(2018)渝0106民初5639号判决，认定上述约定有效，对于原告要求确认王良玉所持龙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30%的股权自2005年5月30日起即为原告胡腊平享有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系股权确认纠纷，原告应当以被告龙运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以王良玉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该判决不作处理。 本院另查明：第三人王良玉以股东身份申请解散龙运公司，后经生效判决解散龙运公司。现龙运公司处于处于强制清算阶段。 后因股东资格问题，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问题。原告于前案中提起的要求归还股份的诉讼，因系基于王良玉未按2004年8月24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义务，履行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发生争议而提出的主张，而本案系基于2005年的退股协议发生的争议，并非基于同一事实，故本案原告起诉并不构成重复起诉。王良玉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登记于第三人王良玉名下的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是否为原告享有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名及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而本案中，原告及被告龙运公司均称并无股东名册，只有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股权进行了明确。而在本案所涉股权转让时，被告龙运公司形成了股东会决议，确认了股权转让的事实，即股权转让后，被告龙运公司股权结构为原告享有80%、胡婷婷享有20%，但在2011年胡婷婷向公司股东以外的胡光荣转让股权后，被告龙运公司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显示，该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享有50%，第三人享有30%，胡光荣享有20%，且当事人均认可2004年8月王良玉转让股权后至2011年胡婷婷转让股权之前，被告龙运公司并未发生过其他股权转让的事实，因此两份上述两份股东会决议记载的被告龙运公司股权构成是矛盾的，考虑到2011年的股东会决议发生在后，且该股东会决议已经工商登记备案并实际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该股东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而该股东会决议仍明确第三人享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足以表明该公司及股东否认了2011年的股东会决议所确认的股权构成，仍明确第三人享有被告龙运公司30%的股权，故原告并未取得第三人享有的上述股权；而第三人在对公安机关等所作出的离开被告龙运公司等陈述，本院认为，股东并不必然直接参与公司的事务，离开公司也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腊平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原告胡腊平已预交），由原告胡腊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吴实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书记员  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