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36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住所地晋城市红星东街713号。法定代表人：韩杰，该联合会秘书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红星，该联合会会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万红，山西尽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健康，男，1965年5月9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泽州农商行工作人员，现住晋城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建明，男，1971年11月30日生，汉族，山西省泽州人，无业，现住晋城市。二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完中，山西泽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因与被上诉人李健康、李建明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2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驳回二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委托投资协议》乙方（委托人）为被上诉人李健康完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2、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完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李健康、李建明辩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李健康、李建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投资款6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赔付因未如约返还投资款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从2014年12月16日起算至款项全部返还之日止（其中,截止2019年1月11日为121804.17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原告李健康与原告李建明系兄弟关系。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系晋城市民政局2011年12月6日批准设立的社会团体法人。2013年5月29日，经晋城市民政局批准，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设立了内设机构互助基金管理中心，时任主任是王江涛。2014年4月18日，原告李健康开始担任互助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2015年7、8月，李健康离开该中心。因原告李健康在该中心履行职务上的行为，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曾向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调查期间，李健康于2015年9月2日在晋城市公安局出具了还款承诺一份，其中写到：我2013年11月被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互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江涛聘到中心协助工作，同年11月29日王江涛给我签发《转授权书》，授权我代替其处理日常业务事项。2014年6月27日和6月30日，经我审批分别为贺晋军（借款50万元）、申永乐（借款30万元）发放两笔共计80万元融资借款，2014年7月4日经王江涛同意并出具借据和收据，将此笔债务转移到了有王江涛任董事长的山西联共创投有限公司名下。此80万元借款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收回，与我当时把关不严有很大关系，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作为责任人，承诺此80万元借款在未收回前，先由我个人负责偿还，再有我向债务人追诉，具体偿还办法为：（1）以我在中心现有存放的60万元投资股金（也叫理财基金）偿还，其中以李建明名义有40万元、以我个人名义有20万元；（2）剩余20万以现金方式即时偿还。以上承诺书出具后，2015年9月28日，经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追要，李健康向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互助基金管理中心转账了20万元。2017年4月，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将李健康起诉至本院，要求李健康赔偿因其在互助基金管理中心履行职务处理贺晋军、申永乐的借款时所存在的不当行为给联合会造成的损失6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该案经过审理，本院作出（2018）晋0502民初929号民事判决，判定李健康赔偿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60万元及相关利息，李健康不服上诉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晋05民终1317号民事判决维持了本院上述判决。以上事实有原告方提供的李健康所写还款承诺、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民终131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原、被告陈述等在案佐证。原、被告主要争议的焦点，以及本院对双方的争议问题的认定意见如下：一、与被告方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权利主体是原告李健康，还是原告李建明。二原告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3年11月23日《委托投资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甲方（受托人）为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互助基金管理中心，乙方（委托人）为李建明。乙方出资60万元委托甲方投资，期限为一年，自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11月26日，在委托期限内乙方不得撤资，甲方保证乙方所得投资回报不低于甲、乙双方协定的15%的预期收益。委托期限到期后，甲方负责将本金和收益转入乙方指定的账户，乙方指定的账户为×××。协议上甲方处加盖有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互助基金管理中心公章及王江涛印，乙方处签有李建明（代）、李建明。李建明×××银行账户明细，显示2013年11月22日转给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互助基金管理中心54万元。原告方陈述：证据1协议刚开始系由李健康代李建明签的，本案起诉时又让李建明在协议上补签了字。2013年李健康在农行内退后于当年11月份到了互助资金管理中心代替王江涛主任履行职责，2014年4月18日被正式聘为该管理中心的主任履行职务。当时李健康也想委托投资，考虑到身份的不便，便以弟弟李建明的名义签订了协议，并转了款。李建明当时只是提供了身份信息和办了张银行卡，该银行卡之后一直是李健康在使用。协议签订是60万元，其中转账是54万元，现金6万元当时是交给了互助基金管理中心的经办人。该60万元实际上是李健康的。3、李建明写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是：李建明与互助基金管理中心没有任何往来，李健康以李建明的名义和互助基金管理中心签订过委托投资协议，签字是李健康签的，账户往来是发生在李建明的尾号为2419的银行卡上，该卡一直是由李健康在使用。4、互助基金管理中心6月（理财报表）一份，其中载明李建明为60万元投资额，经办人是李行长。被告方质证称：证据1，关于该协议被告处的文本仅有“李建明（代）”的签字内容，不能确定“李建明（代）”是谁签的，对协议的其他内容认可，认可收到过60万元投资款。证据2，进一步证明投资人是李建明。证据3与证据1矛盾，应以证据1协议为准。证据4，认可经办人是李健康。被告方提出，2013年11月23日李建明签订《委托投资协议》时互助基金管理中心的主任仍是王江涛，李健康不存在任何不便，该协议的主体应是李建明，而非李健康。原告李建明补充陈述，其大概是2015年才知道案涉协议的事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方所提供的证据1《委托投资协议》中乙方签名处就是“李建明（代）”，原告李建明称对该协议不知情，原告李健康陈述系其本人代签，考虑李健康当时的身份签写自己名字不便，可以认定原告李健康该陈述属实，可以确认原告李健康以其弟李建明的名义与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的内设机构互助基金管理中心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事实。至于说委托投资的60万元，李健康在2015年9月2日所写“还款承诺”中写明有其本人20万元，有李建明40万元，本次开庭又陈述全部60万元是其自有资金，李建明也陈述60万元系李健康的资金，在2015年之前就不知道有该协议，本院以其二人开庭时陈述为准认定该60万元是李健康所有。因与被告方签订协议的实际主体是李健康，实际出资人是李健康，故原告李健康应为涉案《委托投资协议》的实体权利人。二、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因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情形发生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委托投资协议》于2014年11月份到期，2015年9月份因李健康与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的纠纷，李健康在晋城市公安局出具还款承诺，承诺以该60万元理财资金来偿还80万元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的债务，此行为可以视为是李健康向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主张了该60万元的债权，由此，诉讼时效发生中断。2017年4月份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将李健康诉至本院要求李健康承担因其履行职务不当给该联合会造成的损失，该案至2018年12月有了终审结果，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确实涉及到了李健康2015年9月2日所作出的承诺，因涉及到了该承诺，则肯定会涉及到承诺中的60万元投资款即本案的60万元投资款可否按李健康的承诺进行折抵的问题，故该案审理期间也应当认定是诉讼时效一直在中断。结果未进行折抵，原告方于2019年1月11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方认为《委托投资协议》的投资主体是李建明，提出李建明起诉本案诉讼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即使本案《委托投资协议》的投资主体是李建明，鉴于李建明与李健康的特别身份关系，则李健康作出的有关抵债承诺所引起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也应及于李建明。综上，原告李健康要求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返还投资款60万元，予以支持。因双方发生其他纠纷，该款项被告方未及时退还，长期占用该资金，原告方现要求以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赔偿损失，予以支持。至于李建明，因非协议的真正权利人，对于其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返还原告李健康投资款60万元，并以该数字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李建明的诉讼请求。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确定案涉《委托投资协议》的相对方为李健康是否适当。2、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焦点1，在已生效的（2018）晋05民终1317号民事判决中，已认定李健康于2015年9月2日出具还款承诺的证明力，并确定其承担60万元的赔偿责任。结合该案件事实，以及还款承诺中记载内容：“（1）以我在中心现有存放的60万元投资股金（也叫理财基金）偿还，其中以李建明名义有40万元、以我个人名义有20万元；”和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投资协议》中乙方签名处为“李建明（代）”的内容，综合上述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一审确定被上诉人李健康为《委托投资协议》的相对方及权利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焦点2，基于被上诉人李健康为《委托投资协议》的相对方，李健康在2015年9月2日出具还款承诺中主张其60万投资款的权利，并且在之后双方的诉讼中，涉及到投资款可否按李健康的承诺进行折抵的问题，故上述期间应为诉讼时效的中断，本案李健康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晋城现代服务业联合会负担。审 判 长 马 晋审 判 员 杨丽珍审 判 员 祁 俊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贾阳军书 记 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