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10民终24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邬海根，男，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霞，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健，男，1971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亮，江苏华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塑军，男，1971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丹阳市。上诉人邬海根因与被上诉人武健、朱塑军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2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邬海根上诉请求：1.撤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20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判令:⑴武健立即向邬海根支付款项人民币30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清偿时止，暂计至2019年2月28日，计1251元，合计301251元；⑵朱塑军对第⑴项诉讼请求应付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武健、朱塑军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完全曲解了邬海根和武健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的《协议》，对事实和法律认定错误。首先，邬海根要求武健支付30万元款项是基于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本案中，邬海根的义务是将材料、工具以及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套车轴转移交付给武健，武健的义务是支付价款，而一审法院要求邬海根将“产品公告转移给武健使用”作为武健支付材料款的前提，显然是无依据地增加了邬海根的义务。其次，武健如何支付价款，则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乙方承诺于2019年2月5日前将陆台标配房车和24000元人民币兑付给甲方，如未能如期交车，乙方支付甲方30万元人民币”，该项约定表明武健支付价款的形式可以以物支付，亦可以货币支付，若物未能如期交付，即应以货币支付，此约定并不问未如期交车的原因。第三，“产品公告转移”的约定与交付车辆无关联。从一审法庭调查的相关事实及《协议》约定的内容可见，《协议》第一、二条款和第三条款系相互独立存在，不存在附条件的问题。“办理公告转移”与买卖合同是两个法律关系，不能混淆。此外，产品公告已于2018年11月23日发布，车辆一致性证书（3C）已在2019年1月24日发布。第四，本案买卖合同中若武健存在抗辩权，亦只能以邬海根未交付材料作为不支付合同价款的抗辩理由，而本案案涉材料、工具等已经交付给武健，武健应当履行支付合同价款的义务。第五，武健未如期交车，就应以货币支付，况且未如期交付车辆是武健自身原因所致。二、一审法院认为武健有先履行抗辩权系错误认定，理由如下：首先，《协议》第一、二条和第三条并无关联性，且仅从《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约定的时间节点先后顺序，亦可见武健并不存在先履行抗辩权。武健交付房车的时间是确定的，即2019年2月5日以前需交付6台房车，而《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负责于11月15日前协助乙方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是在2018年11月23日，因此不可能在2018年11月15日前履行，最早应该在2019年11月15日之前履行，结合办理公告的实际情况，公告转移给武健使用，武健需注册法人企业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亦需要一定的时间处理。其次，一审法院以“邬海根未履行义务，致使武健不能取得合法手续交付车辆”为理由，认为武健有先履行抗辩权的认定，系因未查清案件事实及忽略相关法律规定。1、根据一审庭审中武健辩称，即由邬海根将江苏鸿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昌公司）资质给武健使用，若一审法院认为该行为即为邬海根的义务，那么一审法院即以判决的形式支持违法行为或要求履行违法行为。此外，即便是挂靠案外人资质，武健仍应先具备必要条件，即应注册企业、六台标配房车制造完成、提供办理合格证及3C相关资料等，但武健根本未履行上述条件。2、若一审法院认为邬海根的义务系通过正常合法途径将公告转给武健使用，则方式为：①武健在扬州本地成立鸿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子公司的身份获得“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故而取得该种房车的制作资质及公告使用的合法性，或②武健可以在扬州本地成立一家企业，获得行业资质后经邬海根协助从鸿昌公司通过“转移”获得产品公告，并取得房车相关知识产权，故而获得该种房车的制作资质及公告使用的合法性，或③武健个人收购一家有资质的企业。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调查清楚，是导致判决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协议》中并未要求车辆办理相关手续后交付给上诉人。根据《协议》第二条约定，并不要求武健需办理相关车辆手续后交付，只要求六台房车是“标准配置”，武健可以直接将生产好的标配房车交付给邬海根即可。且对于不上路行驶、在某一场所固定放置使用的旅居车辆并不需要随带公告、合格证、3C、一致性证书等上牌资料。此外，《协议》约定案涉6台车是交付给邬海根，如前所述，邬海根并不要求交付可上牌手续的车辆。退一步说，若如武健所述，需要邬海根提交“手续”后才能将车辆交付给邬海根，那么该理由亦完全不能成立。武健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推卸付款责任。对于武健在庭审中振振有词表示如果没有车辆有效证件交付车辆就是不合法的行为，完全是强词夺理，其目的就是为了拒付合同价款。一审法院未查清事实，支持武健的抗辩系完全错误。武健辩称：一、一审法院对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本案“协议”的内容绝不同于一般物品的买卖合同关系,本协议标的物为“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物品转让”。这种“资质承诺”和“物品转让”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关联关系。1、从协议整体内容上不难看出,武健是基于邬海根“资质承诺”保证前提下,才同意受让“物品转让”。双方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协议转让的物品不是一般种类物,而是专门用于生产拖挂房车的特定物；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武健将受让物品用于房车生产和销售时必须有“产品公告(含3C证)”。邬海根的承诺约定有二层含义:一是负责于2019年11月15日前协助武健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二是在未协助武健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完成签定合约前,邬海根负责将产品公告(含3C证)转移给武健使用并保证使用,且应至少应陆续向武健提供20台“产品公告(含3C证)”(注:对照协议邬海根清楚地知道转让的物品为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2、从法律规定上看,房车的生产和销售必须有产品公告(含3C证),否则不得生产和对外销售及上牌。根据2011年11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乘用车生产全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第三条、2018年1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六条，《产品质量法》第十四条，2001年12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五条，《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第十二条的规定，道路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需获得政府部门准入许可才可以生产和销售；房车列入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加施认证标志方可对外销售。武健未取得产品公告(含3C证),是不得组织生产和对外销售,包括向邬海根交付六台房车。综上,根据协议的约定和法律规定,“资质承诺”和“物品转让”之间构成一个整体,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如果没有邬海根在协议中这种“资质承诺”,武健绝不会同意受让这些转让物品;如果邬海根不能履行“资质承诺”,武健受让的转让物品既不能用于生产,也不能用于销售,这些受让物品便失去任何意义,更不可能达到签定协议的根本目的。（二）武健未按协议承诺的2019年2月5日前交付六台房车完全是邬海根的违约行为所致，武健享有先履行抗辩权。1、本协议的内容和目的是武健利用受让的“前期房车合作期间已购的材料和工具以及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物品,专门用于生产房车,而房车作为机动车辆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所以协议才约定:①“邬海根负责将产品公告转移给武健并保证武健使用”,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邬海根负责向武健车辆的“产品合格证”和“车辆铭牌”并保证使用。②“武健支付公告费(含3C申报费用)”,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邬海根负责向武健提供车辆的“3C标识”和“车辆一致性证书”并保证使用。因此,邬海根按协议约定负有二个合同义务:一是向武健移交转让物品:二是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第二个合同义务是协议最核心、最关键的的义务,该合同义务得不到正确履行,将导致整个协议无法履行,也无法实现签定本协议的根本目的。2、邬海根未按协议约定向武健提供房车的产品公告(含3C证)是造成武健不能交付六台房车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本案诉争的根本原因。武健按约及时给付了5万元公告费(含3C申报费用),并于2019年春节前后共生产了11台房车。邬海根应按协议约定及时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即:“产品合格证”、“车辆铭牌”和“3C标识”“车辆一致性证书”。从协议的内容上不难看出,邬海根负有应向武健陆续提供至少20套房车的有效手续,但其仅提供了二台房车的有效手续(注:有合法手续的这二台房车,由武健卖出,发票由邬海根帮助出具),另九台房车一直存放在武健租用的厂房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取得房车的合法手续即产品公告(含3C证)是房车销售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未取得车辆合法手续,不得对外销售(包括向上诉人交付6台车),否则属于非法生产、非法销售。正因邬海根未按约提供车辆的合法手续,致使武健已生产的房车不能交付邬海根,也造成不能将已做好的房车对外销售，武健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邬海根负有按约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的义务,该义务的履行是武健向邬海根交付车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邬海根未履行约定的义务,致使武健不能取得合法手续向邬海根交付车辆,也不能对外销售。武健作为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邬海根的履行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邬海根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1、双方签订的协议有别一般买卖合同关系,邬海根在合同中负有二个义务,一是向武健移交转让物品:另一个义务负责将产品公告转移给武健使用,并保证武健使用。武健因邬海根未履行约定的义务,不能取得车辆的合法手续无法向邬海根交付车辆。2、邬海根未履行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的合同义务,致使武健无法将已生产的6台车辆交付上诉人，其余已做好的车辆无法对外销售、剩余的材料无法利用。邬海根违约在先,武健无需支付价款。3、“产品公告转移”的约定与车辆交付存在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关联关系，武健作为生产者不能取得车辆的合法手续,依法不能对外销售,当然也包括不能向邬海根交付未取得合法手续的车辆。4、邬海根负有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的义务,没有该约定,武健不会签定本协议。5、车辆的合法手续的义务在邬海根,且邬海根明知协议约定武健于2019年春节前向其交付6台车辆,因此,将6台车辆的合法手续主动、及时地交付给武健是邬海根的合同义务。6、根据协议，邬海根负责于2019年11月15日协助武健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签约后的产品公告(3C证)使用按合约履行:二是在签订该合约前,邬海根负责将产品公告(含3C证)转移给武健使用并保证使用。因此,在合约未签前,邬海根负有“将产品公告(含3C证)转移给武健使用并保证使用”的义务,正因邬海根未履行该义务,致使武健无法交车；按协议内容，邬海根清楚知道转让的物品为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其应至少应陆续向武健提供20台“产品公告(含3C证)”。实际其仅提供了2台产品公告(含3C证),就不再履行该义务。至于武健只能通过三种合法方式转移获得产品公告一说,已脱离了协议内容之外属于邬海根的主观臆断，否则，根本无需邬海根的承诺。协议约定了邬海根负有向武健提供产品公告(含3C证)的义务,邬海根提出的“2019年2月5日前交付6台是标准配置的房车,对于不上路行驶、在某一固定场所放置使用的旅居车辆不需要公告、合格证、3C标识、一致性证书”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纯属狡辩。依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手续的车辆不得生产和销售,武健作为生产者没有取得车辆合法手续前,不得对外销售当然也包括向邬海根交付6台车辆。综上所述，邬海根上诉的事实和理由都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邬海根的上诉请求。邬海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武健给付货款30万元，并赔偿相应利息损失（从2019年2月6日起至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2.朱塑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武健、朱塑军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庭审过程中，邬海根提供2018年11月23日的《协议》1份，载明甲方为邬海根，乙方为武健，丙方为朱塑军，约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约定，甲方将前期房车合作期间已购的材料和工具以及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具体见清单）折合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于2019年春节（2019年2月5日）前将陆台标配房车和贰万肆仟元人民币兑付给甲方，如未能如期交车，乙方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甲方负责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乙方使用。乙方支付公告费（含3C申报费用）伍万元整，乙方支付每台车壹仟元的公告使用费。甲方负责于11月15日前协助乙方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乙方负责将前期与金营村所签《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善后处理，与甲方无关。以上约定由丙方承诺担保”。武健、邬海根质证后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2、庭审过程中，邬海根提供《仪征房车项目生产物料核算表》（以下简称《核算表》）13张，证明邬海根向武健交付了前期购买的材料和工具；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和《公证书》各1份，证明邬海根向武健交付了车窗和车轴。武健、朱塑军质证后对《核算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核算表》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1月16日，早于《协议》签订时间，表上被划去部分的物品没有交付给武健，另武健认可收到邬海根方的车轴和车窗。3、2019年1月18日，武健按约向邬海根支付公告费50000元。4、审理过程中，武健提供照片13张和《资产租赁协议书》1份，证明邬海根仅向武健提供2台江苏鸿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的机动车出厂合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和3C标识，未将其余产品公告转移给武健，致使武健生产的房车无法交付和销售。邬海根质证后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提出异议。朱塑军质证后认为没有3C标识和公告，武健无法销售。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一、邬海根和武健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二、武健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一审法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一，邬海根认为《协议》第一部分约定邬海根将前期合作材料、工具、车窗和车轴作价30万元转让给武健，是合法有效的，即使《协议》中其他内容的约定无效，也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武健认为借用资质买卖车辆损害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一审法院审查后认为，邬海根和武健合意达成了买卖前期合作材料、工具、车窗和车轴的约定，该约定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应为合法、有效。针对争议焦点二，《协议》约定了邬海根的义务是“甲方负责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乙方使用”，“甲方负责于11月15日前协助乙方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该义务的履行是武健向邬海根交付车辆的前提，邬海根未履行约定义务，致使武健不能取得合法手续交付车辆，作为后履行一方的武健有权拒绝邬海根的履行请求。综上，邬海根和武健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邬海根未履行先合同义务，武健有权拒绝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故对邬海根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邬海根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18元，减半收取2909元，由原告邬海根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8年8、9月左右，邬海根与武健就房车生产、销售项目进行合作，后邬海根（甲方）与武健（乙方）、朱塑军（丙方）于2018年11月23日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将前期房车合作期间已购的材料和工具以及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具体见清单）折合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转让给乙方。”“乙方承诺于2019年春节（2019年2月5日）前将陆台标配房车和贰万肆仟元人民币兑付给甲方，如未能如期交车，乙方支付甲方叁拾万元人民币。”“甲方负责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乙方使用。乙方支付公告费（含3C申报费用）伍万元整，乙方支付每台车壹仟元的公告使用费。甲方负责于11月15日前协助乙方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定合约。”“乙方负责将前期与金营村所签《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的善后处理，与甲方无关。”“以上约定由朱塑军承诺担保”。再查明，2018年9月，武健、邬海根就合作房车生产申请公告。2018年11月，HCT9010XLJ型旅居挂车通过了生产前的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的审查。2018年11月15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18第63号公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314批），同意该款车由江苏鸿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按照公告内技术参数投入生产并有权组织出厂检验、签发出厂合格证、进行销售。一审审理期间，武健确认其卖出2台房车。本院审理期间，武健、邬海根一致确认：有汽车生产资质或者改装资质的企业才可以上公告，公告相当于每个车型的目录，公告上好后这个车型的车都可以无限次使用，公告就相当于车的身份证，每生产出一台车都要有公告的申报企业出具产品合格证、车辆铭牌、3c标识和车辆一致性证书，然后才能去车管所办理上照手续，如果没有前述材料是没有办法上牌的，也属于非法生产。2018年11月23日《协议》中的公告即是江苏鸿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申报的公告。经当事人确认，二审的争议焦点为：邬海根主张武健给付30万元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邬海根与武健原系合作关系，后因邬海根退出合作、武健继续进行房车项目，各方就前期投入物资、原房车合作项目后续处理等事项于2018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邬海根在一审期间以武健未按该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起诉主张武健给付30万元，朱塑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邬海根与武健之间并非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法院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界定为买卖合同关系不当，所定“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亦有误。本案实系因解除合作关系而引发的纠纷，故本案案由应变更为合作协议纠纷。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在《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约定：“邬海根将前期房车合作期间已购的材料和工具以及二十套窗户和二十台车轴（具体见清单）折合人民币叁拾万元整转让给武健；武健承诺于2019年春节（2019年2月5日）前将陆台标配房车和贰万肆仟元人民币兑付给邬海根，如未能如期交车，武健支付邬海根叁拾万元人民币”。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故武健应当于2019年2月5日前向邬海根交付陆台标配房车及24000元，否则给付邬海根30万元，现邬海根移交相关物品的义务已经履行，武健未能在2019年2月5日前交付房车，邬海根据此主张武健给付30万元具有事实依据。武健抗辩称在邬海根未按协议约定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其使用、以及于2019年11月15日前协助其与江苏鸿昌特种车有限公司签订合约之前，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给付该3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根据该规定，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合同中约定了债务履行的先后顺序，在按约定应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之前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或者拒绝履行其相应的履行请求。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的前提是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且互负债务有先后顺序。首先，本案中，各方所签《协议》中并未约定武健交付6辆房车、24000元或者30万元的先决条件是邬海根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武健使用、协助武健与他人签订合约；也未约定如邬海根如未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武健使用、未协助武健与他人签订合约，则武健有权以此拒绝给付6辆房车、24000元或者30万元；况且，结合《协议》的上下文内容，也不能得出产品公告转移并保证使用及协助武健与他人签约是武健支付30万元的先决条件。因此，武健交付30万元（6辆房车、24000元）的义务与邬海根将产品公告转移给使用并保证使用、协助武健与他人签订合约的义务，两者之间并无先后履行顺序的约定。其次，根据相关规定，机动车辆实行市场准入及签证认证制度。本案所涉房车车型已于2018年11月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8第63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第314批）。所谓公告，即《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是对车辆生产企业及对汽车制造、销售、上牌的一种管理制度，由汽车制造企业申报、国家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布，列入公告的企业具备生产资质，列入公告的车型允许生产。简而言之，公告是车辆制造、销售和上牌的准入依据。据此，凡已经列入公告目录的汽车车型可以制造、销售和上牌，不存在每一辆汽车需要随车一个公告的问题。因此，即使前述两协议义务有先后履行顺序，武健以邬海根未按约向其提供产品公告为由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理由，亦不能成立。第三，案涉《协议》明确约定了武健交付房车、24000元或者30万元的时间为2019年2月5日，但对邬海根转移产品公告并保证武健使用的时间未作约定，仅约定邬海根协助武健与他人（即公告载明的案涉房车生产企业）签订合约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而该义务的履行时间明显在后，由此也可看出邬海根应履行的转移产品公告并保证武健使用及协助武健与他人签订合约的义务不属于在先履行义务。第四，根据本案现已查明的事实，武健、邬海根均十分清楚案涉房车车型公告的生产企业是江苏鸿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也知道使用该公告生产、销售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公告能否转移等相关后续情况，故根据案涉《协议》的上下文内容，联系各方当事人签订协议的根本目的，能够确定前述两条款均系独立条款，所确定的义务之间并无先后履行顺序。况且，该《协议》第三条款所约定的内容并不影响武健向邬海根交付房车或者给付款项，如其认为邬海根未按约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对其造成损害，可另行主张。综上，邬海根主张武健给付30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武健以邬海根未按约提供产品公告为由拒绝给付30万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武健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并据此判决驳回邬海根的诉讼请求不当，应予纠正，故对邬海根主张武健给付3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邬海根主张武健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武健未能按约付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案涉协议中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邬海根主张武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武健延期付款给其造成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外，还有其他损失，故本院酌情确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本案中，朱塑军作为丙方在2018年11月23日《协议》签字确认“以上约定由丙方承诺担保”，因该担保责任未明确保证责任形式，应视为朱塑军对案涉《协议》所约定的内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现武健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朱塑军作为担保人，应当对武健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邬海根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19）苏1002民初2208号民事判决；二、武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邬海根3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2月6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三、朱塑军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塑军在承担保证责任后，依法有权向武健追偿；四、驳回邬海根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18元，减半收取290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19元，合计8728元，由武健、朱塑军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蔡胜友审判员  黄宝生审判员  邓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书记员  夏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