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长顺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729民初1437号原告：孙文才，男，1958年8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长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系贵州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龙发丽，女，1981年4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平塘县。被告：罗占连，女，1953年11月1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平塘县。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都，男，1977年10月31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惠水县。系罗占连侄子。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再权，男，1978年11月1日生，苗族，住贵州省惠水县。系龙发丽表叔。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告：罗兵，男，1990年10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长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扬，系贵州泽初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文才与被告罗占连、龙发丽、罗兵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文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伟、被告龙发丽及其罗占连、龙发丽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德都、杨再权，被告罗兵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文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被告于2018年12月15日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2018年，原告与杨某（已故）等人共同为被告罗兵承包的长顺县鼓杨镇交麻村对大地至五种地的通组路工程施工，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在阳光保险集团为原告及杨某等施工人员购买意外事故保险。2018年12月12日杨某在施工过程中因车辆翻车导致杨某死亡的重大事故。2018年12月15日，原告与被告罗兵、龙发丽、罗占连就杨某死亡赔偿金及保险问题达成两份协议，一份是原告与罗兵达成的《协议书》、另一份是原告与罗兵、龙发丽、罗占连达成的《死亡赔偿协议书》，由于签订协议当时死者杨某家属及亲戚等人情绪激动，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安抚死者家属，给原告施压，原告迫不得已与三被告签订《死亡赔偿协议书》。因杨某并非受雇于原告，而是受雇于被告罗兵或与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形成劳动关系，且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为杨某购买了意外保险。因此，杨某的死亡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不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为维护原告权益，特诉至法院。被告罗占连、龙发丽辩称，《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已履行超过三分之二，该份协议不具有法定撤销情节。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罗兵委托诉讼代理人辩称，1、按照协议的性质、效力的问题，已在（2019）黔2729民初1027号判决书作出判定，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若该判决未生效，原告对认定事实不服的，应当提起二审，若该判决已经生效，则可以提起再审程序，无论其是否提起前述程序，其均无权直接提起本案诉讼，实为滥用诉权，恶意占用司法资源，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2、（2019）黔2729民初1027号判决书同时认定死者杨某与原告系雇佣关系，这也是原告签订协议书的原因，若原告在诉状中所述是事实，其不应签订该赔偿协议；3、至于投保事项，系存在规范建筑施工行为，转嫁风险，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而强制规定的承包人的法律义务，无论投保是否合法，均不影响本案的案涉协议的性质和确定的义务；4、被告系为确保上述施工进程方参与案涉协议，而根据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协议中关于安全责任的规定，安全责任应由原告承担，对此，被告将于本次庭审后向原告提起追偿之诉。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供法庭质证：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经质证，被告无异议。2、2018年12月15日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拟证明原告签订该协议的前提是被告龙发丽、罗占连先取得保险赔偿后原告对不足额部分才承担50%责任，而不是原告对赔偿总额承担50%的责任；原告是在政府工作人员与死者家属的双重胁迫下签订的，协议内容本身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死者杨某是受雇于罗兵和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且罗兵通过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为杨某购买集体保险，结合《死亡赔偿协议书》第六条丙方必须有责任配合公司相关报账事宜，否则后期款项不及时到位与甲乙方无关。该条约足以说明杨某与罗兵或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形成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3、2018年12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原告是受被告罗兵的指使和安排与死者家属接触，真正责任人系罗兵而非原告；龙发丽、罗占连取得死亡赔偿金应由保险支付，原告仅对缺口资金才承担50%的责任；《死亡赔偿协议书》内容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与罗兵签订《协议书》是履行《死亡赔偿协议书》的前提和基础，在保险赔款没有办理前，龙发丽、罗占连无权先依照《死亡赔偿协议书》内容要求原告履行。经质证，被告龙发丽、罗占连认为与自己无关；罗兵委托诉讼代理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是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所述的证明目的均是其主观猜测臆断，无其他证据予以支撑。4、2019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拟证明龙发丽、罗占连已收到原告的10万元，且该10万元并不是履行《死亡赔偿协议书》，如该案撤销了《死亡赔偿协议书》，二被告应退还给原告。经质证，被告无异议。5、长顺县人民法院《（2019）黔2729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拟证实判决书所依据的证据系非法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且该案应追加罗兵为被告而未追加，程序存在明显违法，后原告上诉，且该上诉案现在中止状态。经审核，该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证据使用。6、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投保单，拟证实杨某生前与罗兵和贵州顺广达建设有限公司建立了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与原告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龙发丽、罗占连可以依照保险合同取得死亡赔偿金，且能够足额赔偿，无权要求原告支付。经质证，被告罗占连、龙发丽对证据无异议；被告罗兵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只能证明总这是承包方的一个法定责任，不能证明死者与总承包方和罗兵是雇佣关系。7、2018年12月14日原告与张兴华书记的电话录音，拟证明《死亡赔偿协议书》原告的签订是在政府工作人员和死者家属双重胁迫下签订的，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罗兵向本院提交《劳务合同》，拟证明罗兵已将案涉工程承包给原告，其安全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经质证，原告不认可曾签署过该份合同，且落款时间在事故发生后，故对该分证据本院不予认可。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答辩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2018年，被告罗兵承包长顺县鼓扬镇交麻村大地至伍××路工程后，将该工程的路面硬化工程分包给原告孙文才施工，被告请来死者杨某在该通组路上工作，负责混凝土的运输，工钱为每日500元。同年12月12日，杨某在运输混凝土过程中，其所驾驶的混凝土运输车发生翻车导致杨某死亡。同月15日，原告孙文才作为甲方、被告罗兵作为乙方、被告龙发丽、罗占连作为丙方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书》，协议第一条约定死亡赔偿费用共计人民币65万元；原告孙文才与被告罗兵各承担50%。第二条约定原告孙文才与被告罗兵于2018年12月15日前给丙方赔偿金20万元；第三条约定，原告孙文才与被告罗兵于2019年1月25日前给丙方赔偿金25万元，第四条约定，原告孙文才与被告罗兵于2019年4月5日前给丙方赔偿金20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孙文才支付10万元给龙发丽、罗占连，被告罗兵已按协议将32.5万元全部支付给龙发丽、罗占连。现原告孙文才认为其在签订协议时受到威胁，该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被告在死者发生翻车致死事故后签订的《死亡赔偿协议书》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原告孙文才以包工方式从被告罗兵处承接交麻村大地至伍种地道路硬化工程施工，以每天500元的工价雇请死者杨某为其运输混凝土，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翻车事故致杨某死亡，原告应承担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后，原、被告三方在鼓扬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死亡赔偿协议》，且在协议签订当天原告即支付了10万元赔偿金，该协议应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庭审中原告当庭播放与鼓扬镇政法委书记的通话录音，认为受到政府工作人员的胁迫，但从内容上看，该录音仅是政府出于维护稳定、妥善死者善后事宜的目的对原告的建议，并非强迫原告与死者签订协议；况且庭审中原告也认可该协议书是双方协商一致在打印店打印后签字的。故对原告认为《死亡赔偿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同时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存在法定无效情形，故对原告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文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孙文才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武永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卢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