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晋07行终1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凯，男，1974年1月3日生，汉族，山西省介休市人。委托代理人孔令军，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华英，山西锐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住所地山西省介休市定阳西路315号。法定代表人郝生才，该大队大队长。行政机关出庭负责人陈金璧，该大队副大队长。委托代理人郝增明，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郭凯因公安交通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2行初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凯的委托代理人孔令军，被上诉人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以下简称介休交警大队）的行政机关负责人陈金璧及委托代理人郝增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查明：2018年4月16日13时56分，电子监控记录显示，在G05京昆高速1574公里600米处，解放牌晋Ｋ×××××车辆的行驶速度为87km/h，该路段限速值为80km/h，该车辆系超速行驶，超速比为8.8％。2018年10月29日，郭凯到介休××大队接受违法处理，该大队向郭凯作出了编号为140781-1907456470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一式三份），该决定书载明以下内容：“被处罚人于2018年04月16日13时56分，在G05京昆高速1574公里600米处实施驾驶中型以上载货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违法行为（代码4610）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条；《山西省实施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决定予以200元罚款，记6分”。后郭凯将罚款二百元缴纳。另查明，2019年4月28日，郭凯向介休市人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因介休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2019年5月5日，郭凯的起诉材料被介休市人民法院退回。2019年5月7日，郭凯向该院递交起诉材料，该院立案庭于2019年5月10日向郭凯邮寄一次性告知和补正通知书。原审认为：（一）郭凯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本案中，介休××大队作出的处罚决定书中写明“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介休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介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郭凯根据该处罚决定书载明的权利救济内容于2019年4月28日向介休市人民法院递交起诉材料，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后因介休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郭凯又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因此，郭凯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距。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依法予以处罚。结合全案证据，郭凯在有限速标志的高速公路上实施了超速驾驶行为，介休××大队据此向郭凯作出140781-19074564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该处罚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同时，参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相关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可以由一名交通警察作出。在制作简易处罚决定书时，应当由被处罚人签名、交通警察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印章。本案中，介休××大队出具的涉案处罚决定书第二、三份中没有交通警察的盖章或签名，交被处罚人留存的第二份处罚决定书也没有被处罚人的签名。因此介休××大队作出的140781-19074564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属于程序轻微违法。考虑到该程序违法行为不影响最终的处罚决定，同时也对郭凯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对郭凯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对上述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原审判决：确认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的140781-1907456470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违法。上诉人郭凯不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被上诉人超越职权。2018年10月29日，上诉人查到车上有违章到队上去处理，全程只有一名辅警(FJ1935)处理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第五条规定，辅警没有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权利，是超越职权行为，应当予以撤销。被上诉人只是提供了“贾富忠”大队长的警察证，并没有提供当时的执法记录仪或者亲笔签名等有力证据证明是贾富忠开具的处罚决定书，原审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采信，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但上诉人去处理违章，辅警只是把行政处罚决定书制作出来给上诉人，在此期间没有按照规定口头告知被上诉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上诉人也未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签名处签字或盖章，属于严重的违反法定程序，原审对被上诉人应履行先告知处罚依据及享有权利、后听取陈述和申辩、再制作处罚决定书等程序没有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编号为140781-1907456470号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被上诉人介休××大队辩称，一、答辩人执法程序合法。1.行政行为以执法机关名义作出，执法人员只是职务行为，所以超越职权是指执法机关而不是针对执法人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规定，答辩人管辖介休辖区的道路交通违法案件，属于法定职权。至于正式民警之间，没有执法权类型的区别，只有有无执法权的区别。本案不存在超越职权现象。上诉人主张执法者是辅警不是正式民警，应该认为这是执法人员不具有执法资格，属于违反程序的一种现象。我大队提供的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电子档案的背景打印有交通警察“贾富忠”姓名、身份证号、截图时间和保密义务的字样，联系公安网使用电子证书和人脸识别系统的登录方法，可以确信本案处罚单系由交通警察贾富忠开具。原判认定行政处罚系由贾富忠作出，符合社会生活经验和公安工作规范。2.交通警察告知了权利。上诉人称答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42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告知方法是“口头”，这就说明法律对于告知的证明标准要求较低，答辩人也确实履行了告知义务。上诉人在处罚当日主动缴纳了200元罚款，也说明他当时并不认为答辩人侵犯了其权利。上诉人要求提供视频资料来证明执法过程。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办案区使用管理规定》第25条规定办案区的声像监控资料应当保存不少于三个月，而上诉人在起诉之前7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答辩人视频资料已经自动更新，没有及时留存。另外，根据公安部《交警系统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公交管【2013】460号）第5条规定，执法记录仪适用于道路执法，是固定式监控设备的替代性工具。由于本案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生在秩序科办案大厅，不使用执法记录仪。3.交通警察未签名、盖章。答辩人在原审中如实陈述了交通警察贾富忠确实未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名、盖章的瑕疵，原判对此事实也进行了客观表述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原判作出确认行政处罚违法的判决，符合《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权，答辩人表示尊重和接受。从本案开始，答辩人已经统一安排在简易程序行政处罚决定书完善交通警察签名、盖章制度；另外，纠正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管辖法院统一更改为“左权县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个案提高行政机关执法素质，这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纠正行政执法中的瑕疵，可以使用撤销、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的各种方法，撤销并不是唯一的方法。综上所述，原判正确，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二审审理过程中，郭凯认可电子监控设备记录到晋Ｋ×××××解放牌车辆于2018年4月16日13时56分在G05京昆高速1574公里600米处超速时，该车辆的驾驶人是其本人。郭凯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存在违法行为，但其并未就违法行为事实向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过异议。另介休××大队原审提供的电子监控记录显示，涉案车辆超速违法时该车辆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是介休市三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登记地址是介休市绵山镇秦树村271号。其余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介休××大队作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依法具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的职权。本案中，电子监控设备记录到晋Ｋ×××××解放牌车辆在G05京昆高速的超速行为后，介休××大队作为违法行为发生时涉案车辆登记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对驾驶人郭凯作出处罚决定。在郭凯未对超速违法事实向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介休××大队认定郭凯超速驾驶涉案车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参照《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的规定，对郭凯的违法行为，介休××大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介休××大队对郭凯作出的处罚决定是罚款200元、记6分，而涉诉处罚决定依据的是《山西省实施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但该条款是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介休××大队庭审辩称同时适用该办法第七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但郭凯的违法行为也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使的情形，故介休××大队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法律适用错误。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对简易程序做了明确的规定，介休××大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口头告知郭凯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了郭凯的陈述申辩，给郭凯送达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也没有交通警察贾富忠和当事人郭凯的签字，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综上所述，介休××大队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的编号140781-190745647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西省左权县人民法院（2019）晋0722行初39号行政判决书；二、撤销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8年10月29日作出的编号140781-1907456470《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山西省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樊利明审判员  陈雪平审判员  范光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郑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