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26行再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刁培江，男，汉族，1947年12月29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委托代理人吴家漾，云南中墨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2626015214810G。住所：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1号。法定代表人杨波，丘北县人民政府县长。出庭应诉负责人贺志春，丘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张丽梅，丘北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杨学能，男，苗族，1977年10月11日生，云南省丘北县人，住丘北县。委托代理人吴家恩，宏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刁培江与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杨学能林业行政登记一案，不服丘北县人民政府做出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起诉至法院，丘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2626行初9号行政裁定，驳回刁培江的起诉，刁培江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7）云26行终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云行申24号行政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8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刁培江及委托代理人云南圆合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漾，被申请人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丘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贺志春、丘北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张丽梅，原审第三人杨学能及委托代理人宏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吴家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6年8月8日，原告刁培江向丘北县人民法院起诉称，第三人杨学能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记载的南至坝塘错误，将其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划入第三人的林权证内，原告主张的林地历史以来均未办理过权属证明，请求判令被告依法撤销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并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丘北县人民法院一审裁定认定，第三人杨学能持有黎家庄村大龙潭小组林地家包字（2007）006号《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合同书载明承包林地地名为坝埂，面积46亩，东至陶金定林界，南至坝，西至杨学良林界，北至公路。并持有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林木所有权人为杨学能，林种云南松，面积、四至界限与《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记载一致。丘北县人民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刁培江在争议林地“坝埂”处或相邻处既无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也无林木所有权权属，第三人杨学能持有的林权证合法与否与原告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刁培江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故作出（2016）云2626行初9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刁培江的起诉。案件受理费免交。刁培江向本院上诉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只需要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有权依法起诉，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利害关系人”是指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直接当事人，“法律上利害关系”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合法权益”的“合法”只是受害者的一种主观认识，并不必然要求客观的存在。所以一审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缩小解释与理解错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是实施“两山到户”时原生产队划分给上诉人的林地，对于“两山到户”，全国农村普遍存在未进行行政确权登记，不能肤浅的认定上诉人对未确权登记的林地不享有合法权益。上诉人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交的3、4号证据相互印证上诉人在争议地“坝埂”处或相邻处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权益，有原告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未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据此，请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6行初9号行政裁定，改判支持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全部承担。被上诉人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1、第三人杨学能持有的黎家庄村大龙潭小组林地家包字（2007）006号《林地家庭承包合同》和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林种云南松，面积、四至界限记载一致。被答辩人刁培江认为“南至坝塘”错误，将其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划入第三人的林权证内，并未举证证明。刁培江在争议林地“坝埂”处或相邻处均无林地、林木所有权权属，第三人杨学能持有的林权证合法与否与刁培江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2、目前涉及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规范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至18条，其中第12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标准。第13条列举了可以提起诉讼的四种情形，如“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这些列举性规定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的原告资格，而法律上利害关系要求相对人或相关人合法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法律上利害关系还要求这种利益是现实的或者伸手可得的，而不是一种期待的、虚无缥缈的利益。本案中答辩人从未为被答辩人主张的“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颁发过任何权利证书，被答辩人不存在合法权益受侵害，而合法权益受侵害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是判定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关键。鉴于本案被答辩人与所涉的行政行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据此，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第三人杨学能述称：上诉人刁培江在争议林地“坝埂”处或相邻处既无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也无林木所有权权属，第三人持有的林权证合法与否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刁培江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二审查明，第三人杨学能持有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宗地号为0××3，该林权证记载林地使用权人和林木所有权人为杨学能，地名为坝埂，面积46亩，林种云南松，东至陶金定林界，南至坝，西至杨学良林界，北至大龙潭到阿丫龙公路。该《林权证》与其持有的林地家包字（2007）006号《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记载的承包林地位置、面积、四至界限一致，也与2007年11月17日大龙潭小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公示）表》中杨学能户的承包林地位置、面积、四至界限吻合，符合“图、表、卡相一致，人、地、证相一致”。上诉人认为第三人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记载的南至坝塘错误，将其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划入第三人的林权证内，同时认为2016年7月15日才知道杨学能的《林权证》错误的事实。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查明，上诉人刁培江在2007年林改工作中是黎家庄村民委大龙潭小组组长，也是大龙潭小组林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程参与了整个林改工作，同时在2008年，大龙潭小组所有《林权证》办理完毕后，也是上诉人刁培江统一发放的，其中包括第三人杨学能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上诉人刁培江主张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将其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划入第三人的林权证内没有证据证明，且历史以来均未办理过权属证明。另查明，上诉人刁培江在大龙潭村××2007年申请办理了三块林地，持有三本林权证，宗地号分别是0010、0019、0057。本院二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所以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首先应从程序上审查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起诉是否符合条件，其次才是从实体上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本案一审法院先审查原告刁培江的诉讼主体资格符合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上诉人刁培江在争议林地“坝埂”处或相邻处既无林地承包经营权属也无林木所有权权属，第三人杨学能持有的林权证合法与否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刁培江无一审原告诉讼主体资格。且从前面的证据分析，上诉人刁培江提供的3号和4号证据中根本未提到上诉人在大龙潭小组争议地处有耕种多年的约“7亩林地”，即上诉人刁培江在争议地有“7亩林地”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且黎家庄村民委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四至界限有误属于无权证明，该两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也排除了上诉人刁培江属于“利害关系人”。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故作出（2017）云26行终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免于缴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刁培江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一）请求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6行初9号行政裁定书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云26行终8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定，改判支持申请人一审的所有诉讼请求;(二)请求判令被申请人承担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所有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一）本院(2017)云26行终8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证据错误，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系伪造，其提交的2号证据内容包含《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等的具体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充分证明被申请人于2007年8月9日伪造参与人签名和手印填写了《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卡》，于2007年8月16日伪造参与人签名和手印填写了《林权登记申请表》，于2007年11月20日伪造发包方法定代表人刁培江签名和手印违法办理了林地家包字[2007]006号《林地家庭承包合同》，被申请人依据以上伪造的材料，未经在林地所在地公告30日，就于2008年7月31日违法办理了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被申请人违法办理的丘府林证字(2008)笫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四至界限中的南至坝塘错误，南至坝塘就错误的将刁培江户、刁克忠户、王正祥户管理和耕种多年的林地和农地全部划入该林权证内；3号证据黎家庄村民委出具的“证明”已经准确描述“由于南方填写错误，侵占了刁培江多年经营管理的林地”；（二）被申请人办理的《丘北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地权属勘查登记表》上显示被申请人张榜公示时间仅7天，且页脚的签名均系被申请人违法伪造，违反了国家林业局《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公告期为30天和《云南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7条公告期为三十天的规定，被申请人严重违反法定办证登记程序，就算是7天被申请人也无任何证据（如公示现场照片等）证明其履行了公示7天的行政行为义务，其行政登记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以撤销；（三）被申请人辩称涉案林地四至界限清楚，面积准确，无权属争议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第三人杨学能列举的3号证据和申请人列举的4号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错误的将刁培江户、刁克忠户、王正祥户管理和耕种多年的林地和农地全部登记在第三人杨学能持有的《林权证》内，申请人列举的3号证据足以证明以上法律事实；（四）申请人的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五）申请人依法完全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六）二审人民法院未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省高院（2019）云行申24号行政裁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刁培江起诉时提供的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黎家庄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和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林业站的《调查情况说明》表明刁培江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已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一、二审法院以刁培江无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刁培江的起诉错误。刁培江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作出（2019）云行申24号行政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再审庭审中，经对在案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各方当事人均坚持原一、二审时的质证意见。为进一步证明其观点，再审申请人刁培江申请证人赵某出庭作证证实，其是老村民村委会的主任，2007年担任林改组副组长，但是没有参与林改中核实部分，当时签名的时候也没有签名，名字不是其本人所签，2007年复核时没有经过我们核实这块地（争议地）。我认为应该属于两家人的，当时村子里面只有二十多家人，一家人最多可以分20多亩地，现在他一家人就有60多亩，他现在的亩积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地已经大于其他人家的亩积，杨学能已经侵害了其他人的地。丘北县人民政府质证不认可证人赵某部分证人证言，对于他说的那块地属于两个人没有证据，不予认可。第三人杨学能质证认为1、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出，再审出具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当时是村委会的副组长协助政府参与工作，对委托签字已经明确认可，工作都做完了，对政府最后的结果没有确定签字，工作组代他签字，他不签字并不代表不符合事实，就要对调查结果负责；2、赵某虽然是村民委的主任，但不是本村的人，对争议地不清楚，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经审查认为，原一、二审法院对各方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的审核认定正确，予以确认，证人赵某的证言，不能与刁培江在原一审所提证据相互印证，以证实争议地属于刁培江和杨学能两家，故不予采信。经审查，原一、二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丘北县人民政府有权在本统筹区域内行使行政管理权利，本案被告主体适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案件起诉立案受理诉讼的相关规定，再审申请人刁培江在原一审起诉时提交的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黎家庄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和丘北县八道哨彝族乡林业站的《调查情况说明》两份证据表明刁培江和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提起的行政起诉状有明确的被告即丘北县人民政府、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丘北县人民法院的管辖和受案范围，已符合提起诉讼的条件，因此原一、二审法院以刁培江无原告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刁培江的起诉，适用法律有误，刁培江关于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申请再审理由成立，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2007年林改时，刁培江在大龙潭申请办理的是宗地号分为0010、0019、0057的三块林地的林权证，在整个林改工作流程中刁培江并未申请办理诉讼争议林地林权证。林改期间，时任大龙潭小组长兼该村林改工作领导小组长的刁培江，组织领导并全程参与了大龙潭小组的整个林改工作，同时也帮助第三人杨学能申请办理包含争议地（宗地号0××3）的林地林权证且一直未提出异议。对于2007年11月17日大龙潭小组《林地权属勘查登记（公示）表》的内容也未提出异议。2008年7月30日，再审申请人刁培江统一发放大龙潭小组所有村民的林权证，将（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发放给第三人杨学能，其还是没有提出异议，故2008年7月30日发放林权证的时间，应认定为再审申请人刁培江应当知道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时间。刁培江于2016年8月8日向丘北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其起诉时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情况下，刁培江的起诉已经明显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故其关于诉讼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采信。综上，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杨学能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40008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主体适格，原一、二审审理程序合法，但认定再审申请人刁培江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用法律有误，再审申请人刁培江虽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在没有证据证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扣除或延长法定起诉期限的情形下，其提起行政诉讼时已经超过2年的法定起诉期限，故应予裁定驳回起诉。原一、二审裁定驳回刁培江起诉的理由有误，但处理结果正确，再审申请人刁培江的再审申请理由依法不予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通过，2000年3月10日施行，2018年2月8日废止）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维持本院（2017）云26行终8号行政裁定。诉讼费用按原二审裁定执行。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继文审判员  张雯静审判员  吴延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沈永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