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605刑初4773号公诉机关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杜德超，男，1981年2月2日出生于佛山市高明区，汉族，初中文化，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高明区，因非法采矿于2018年3月2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同年5月14日被取保候审，同日又因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同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委托辩护人谢小航、陆仲飞，广东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郭伟杰，男，1981年12月26日出生于海南省五指山市，汉族，大专文化，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住海南省三亚市，因非法采矿于2018年3月3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同年5月14日被取保候审，同日又因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同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委托辩护人何玉卿、吴国健，广东共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潘伟安，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于佛山市高明区，汉族，高中文化，无固定职业，住高明区，因非法采矿于2018年3月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同年5月14日被取保候审，同日又因行贿被采取留置措施，同年11月12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委托辩护人邓凯、陆瑶，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佛南检公诉刑诉[2018]47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犯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被告人潘伟安犯行贿罪，于2018年12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后又以佛南检公诉刑追诉[2019]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1月23日向本院提出追加起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海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晶晶出庭支持公诉，三被告人及其相关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公诉机关需补充侦查而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2011年至2012年间，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鸿吉公司）在成立前后，为寻求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执法监察局局长李某1对公司业务的关照，经股东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等合议，由鸿吉公司出资，先后5次给予李某1共53.7万元，在李某1帮助下得以承接高明区荷城街道开庄坑废弃工矿复垦项目。具体是：1、2011年5月，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和苏某1（另案处理）拟共同成立鸿吉公司，三人合议给予李某1钱财以便公司日后能得到李某1关照。后由郭伟杰到广州给予李某1现金15万元。该15万元在鸿吉公司成立后由公司出账。2、同年9月，鸿吉公司股东暨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和苏某1、冼斌元（另案处理）合议借公司成立和中秋节之机给予李某1钱财以便公司日后能得到李某1关照。后由郭伟杰、杜德超携带公司出资的现金10万元到广州给予李某1。3、同年10月，鸿吉公司股东暨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和苏某1、冼斌元为了鸿吉公司相关业务，合议给予李某1钱财。后由郭伟杰携带公司出资的现金10万元在高明凤凰酒店给予李某15万元，次日又通过打麻将故意输钱的方式给予李某14.7万元。4、2012年1月初，鸿吉公司股东暨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和苏某1合议以送麻将经费的名义给予李某1钱财。后由郭伟杰携带鸿吉公司出资的现金4万元到高明凤凰酒店给予李某1。5、同年春节期间，鸿吉公司股东暨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和苏某1、冼斌元合议给予李某1钱财。后由郭伟杰携带鸿吉公司出资的现金15万元，通过打麻将故意输钱的方式全部给予李某1。二、2012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在李某1的帮助下，以整治复绿的名义在高明区更合镇塘花石场非法开采石料获取高额利益，造成国家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为感谢和拉拢李某1，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先后以送干股、送钱物、打麻将故意输钱等方式给予李某1财物合计约263万元，其中潘伟安参与了约94万元。具体是：1、2012年5月，因塘花石场被责令停工，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合议给予李某1钱财以求帮助。随后潘伟安分多次交给郭伟杰约50万元，由郭伟杰送给了李某1。2、同年3月至2013年12月间，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在合作经营塘花石场的过程中，合议由郭伟杰负责将李某1所占10%股份的利润送给李某1。后郭伟杰将约165万元的经营分红利润和租金利润以各种方式送给了李某1。潘伟安参与了其中约44万元的利润输送。3、2015年间，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为感谢李某1的关照，以资助李某1在海南老家建房的名义分多次送给李某1现金共48万元。案发后，被告人潘伟安主动向高明区监察委上缴违法所得共计190万元。就上述两宗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证人冼斌元、苏某1、苏某2、黎某1、杜某1的证言，证人李某1的证言、自述材料及辨认材料，公安机关和纪检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和认罪态度说明，关于潘伟安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情况说明，关于潘伟安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况说明及收据等材料，证人李某1的人口信息查询资料、干部履历表、职务任免文件等，塘花石场相关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企业机读档案登记及变更资料等文件复印件，杜德超向苏某1出具的借条及确认书，开庄坑临时取土点及复垦复绿资料，郭伟杰与潘伟安某花石场主要资金往来、对账数单、承诺书、复绿保证金归还协议、塘花石场合作协议、采石场复绿工程承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石场承包合同、砂、碎石买卖合同等文件，整改通知、塘花石场验收合格证明、保证金收据、申请书、退保证金审批表、塘花石场整改复绿协议书，塘花石场整治复绿及延期审批资料，银行账户流水单，三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被告人郭伟杰的供述及辨认材料，被告人潘伟安的供述，被告人杜德超的供述及自述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三、2012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潘伟安、郭伟杰、杜德超、与黎某1、杜某1、严某5安（后三人均另案处理）为追求利益，以整治复绿的名义对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塘花石场肆意开采，造成了矿产资源破坏。具体情况如下：1、2011年9月1日，被告人潘伟安在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以380万元的价格向谭鉴宣承包塘花石场的经营权，2012年3月13日，被告人杜德超和郭伟杰入股塘花石场参与经营，潘伟安占股60%，杜德超、郭伟杰各占股20%。同月，高明区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同意塘花石场复绿整治，要求2013年底前完成，并严格按照复绿整治方案进行，期间产生的石料只能供应广明高速西延线，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销售。后潘伟安、杜德超和郭伟杰开始聘请人员对塘花石场的山体进行爆破开采，期间所得石料除少部分供应广明高速外，余下由杜德超等人对外销售，销售所得扣除成本后利润由潘伟安、杜德超、郭伟杰三人按股份比例分成。同年5月25日，高明区国土部门发现塘花石场有非法采矿的行为，对其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停止开采。同年9月，潘伟安与高明区国土部门签订整治复绿协议，协议再次明确常务会议决定内容。同年12月1日，潘伟安、杜德超和郭伟杰达成协议，同意将石场转租给黎某1（另案起诉）经营，约定由黎某1每月支付40万元租金给潘伟安等人。后续承包者黎某1与杜德超、郭伟杰合股经营，三人重新购进生产设备，完全置复绿方案于不顾，要求被聘请的爆破管理工作人员对塘花石场的山体进行爆破开采，开采方式是在矿区顶部用推土机先将表层推出宽约20米裸露出矿体，并从上至下开始爆破开采，将矿区整体向内扩大了约20米，开采行为直至2013年12月高明区国土部门要求塘花石场撤离生产设备勒令停止开采为止。期间产生的石料，全部由杜德超、黎某1等人对外销售，利润三人按股份比例分成。塘花石场于2012年至2013年共向广明高速提供石料达554382.03吨，折算2104.97万元。2、2014年6月1日，被告人潘伟安将其在塘花石场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人杜德超和郭伟杰，同时杜某1和严某5安（均另案起诉）每人出资200万元各购得塘花石场25%的股权，与杜德超、郭伟杰合股经营。2015年3月开始，杜德超、郭伟杰、杜某1和严某5安无视复绿整治方案继续对塘花石场进行开采，聘请爆破人员对塘花石场塘底两侧及塘底进行爆破开采。开采的石料全部由杜德超等人对外销售，所得利润四人均分。同年6月11日，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塘花沙石场工商登记为杜某1。经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鉴定，塘花石场的1号采坑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为788306吨，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2524万元；2号采坑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为654949吨，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2956万元，合计共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为1443255吨，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5480万元。综上，被告人潘伟安从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6月1日，共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为539605.26吨，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2048.87万元；被告人郭伟杰、杜德超从2012年3月13日至2015年6月11日，共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为888872.97吨，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3375.03万元。就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杜某2、麦某1、严某1、杜某3、罗某1、严某2、陈某1、梁某1、关某1、黄某1、梁某2的证言及严某1、严某2、黄某1、梁某2的辨认笔录，各证人均反映了其供职的单位直接或通过中间私人运输老板向塘花石场杜德超等人购买石料的情况。证人严某1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及吴某1、陈某2。证人严某2辨认出黎某1。证人黄某1、梁某2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2、证人杜某4、严某3、谭某1、吴某1、梁某3、陈某2、王某的证言及杜某4、谭某1的辨认笔录，各证人均反映了向塘花石场杜德超等人购买石料并供应给其他混凝土公司的情况。证人杜某4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及杜某1。证人谭某1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及杜某1。3、证人潘某1（2012年塘花石场出纳）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2012年时塘花石场的合伙情况及同年底潘伟安转租的情况。证人潘某1辨认了塘花石场2012年12月的对账数，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是石场老板之一，黎某1是潘伟安将石场转包给的“肥佬”。4、证人黄某2的证言，其反映了2013年11月初至2014年1月底通过陈某3购买潘伟安经营的塘花石场的石料，并供给金山混凝土公司的事实。5、证人陈某3的证言，其证言内容与证人黄某2的证言一致。6、证人谭某2的证言，其反映了2011年至2013年间承接塘花石场的爆破工程，其中2011年底由石场老板潘伟安与其签订爆破合同，2013年8月由潘伟安安排的潘某3与其签订爆破合同，并开展爆破施工的情况,整个爆破施工期间其总共产生了大约有10万方左右的石料。7、证人杜某5（杜某1的妹妹）的证言，其反映了2015年2月至2015年10底在塘花石场做工，当时石场的老板是其大哥杜某1与郭伟杰、杜德超、严某5安四人。8、证人罗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其公司在2015年3月份接了塘花石场的爆破工作，由杜德超联系的业务。证人罗某2辨认出杜德超、杜某1、严某5安。9、证人谢某、潘某2的证言，均反映了其所在的华某石场于2012年曾销售过少量碎石给潘伟安供应给广明高速西延线。10、证人严某4的证言，其反映了杜德超出让塘花石场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给杜某1和严某5安的情况，并提交了塘花石场合作协议等材料。11、证人梁某4、廖某的证言，均反映了黎某1于2013年经营塘花石场并于2014年将石场转包给杜德超、杜某1、严某5安经营的事实。12、证人苏某1、冼斌元（鸿吉公司股东）的证言，反映了2012年3月鸿吉公司跟塘花石场的老板潘伟安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后很快终止合作，由郭伟杰、杜德超参与塘花石场的经营。13、证人关某2（杜德超的妻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2013年、2014年期间杜德超和郭伟杰、杜某1、严某5安合伙经营塘花石场的情况，杜德超和郭伟杰在石场各占有百分之二十股份，杜某1和严某5安两人占有石场百分之六十股份。证人关某2辨认出严某5安、郭伟杰、杜某1。14、证人梁某6的证言，其反映了2012年11月20日代黎某1签订了塘花石场承包合同。15、证人潘某3（潘伟安的弟弟）的证言，其反映了塘花石场从2011－2015年经营者变更的情况，其中2011年9月左右潘伟安向谭鉴宣买断了塘花石场，之后杜德超入股，2012年年底，潘伟安将石场转包给黎某2，潘伟安则从黎某2处收取租金，之后石场还是有部分手续由潘伟安办理，2014年年中，潘伟安和杜德超谈好塘花石场转让协议，以100多万元将石场卖给杜德超，此后潘伟安就没有再参与塘花石场的经营。16、证人文某（塘花石场员工）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塘花石场从2010－2015年经营者的变更情况。证人文某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潘伟安以及杜某1、黎某2（黎某1）、严某5安。17、证人李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2013年到塘花石场做管理工作，期间黎某2和杜德超是老板，当时石场经营的目的是采石，并不理会复绿，复绿则是交给下一个接手的老板处理，其管理期间，塘花石场没有进行复绿。证人李某2辨认出被告人杜德超及黎某2（黎某1）。18、证人麦某2的证言，其反映了被告人杜德超2014年8月份曾向双云石场购买过1000吨左右的石粉。19、证人刘某（绿化施工队人员）的证言，其反映了2014年4月，被告人潘伟安雇佣其带队对塘花石场进行复绿，由于潘伟安当时不想让石场快点达到90%的覆盖率，所以工程总价从120万元降到60万元，堆土墙的间隔由2米改为5米的事实。20、证人吴某2的证言，其反映了2015年3月进入塘花石场从事爆破工程时石场的现状，认为石场经营者应该没有开采证，只是凭复绿文书去申请使用炸药。21、证人胡某（中交四航局第一工程公司法律室主任）的证言，其反映了其所在公司承建广明高速西延长线工程时，是由一家叫佛山市龙辉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供应石料，并提供了与龙辉公司采购石料的全部单据。22、证人黎某1的证言及辨认笔录，其反映了2013年年初以每月40万元租金承包经营潘伟安和杜德超的塘花石场，经营期间由其与杜德超（伙同郭伟杰）分别占60%、40%的收益，后其于2014年1月初退出经营的事实，并反映其曾用名黎某2，经营石场期间，共生产了大约40万吨石料，80%卖给了潘伟安，向广明高速供应，另外20%其曾经卖给两家混凝土公司部分，杜德超卖过石料给谁其不清楚，扣除投入资金、成本和分红等所有费用后，其赚得200多万元利润。证人黎某1辨认了塘花石场承包合同。23、证人杜某1的证言，其反映了其于2014年5月认识杜德超后投资200万元入股塘花石场，塘花石场没有开采证，是借着复绿改造名义进行矿石开采，其经营塘花石场期间开采了20万吨左右的矿石，开采出来的矿石卖给四家混凝土公司或一些私人老板。关于其经营期间郭伟杰有无股份的问题，其反映：在我跟杜德超交往过程中，经常见到郭伟杰，郭伟杰跟杜德超谈话过程中都谈到塘花石场的问题，我觉得郭伟杰也是有股份的，后来我私下问杜德超郭伟杰是否在塘花石场有股份，杜德超叫我不要理会太多，他作为代表就行，所有事务由他和我沟通就行。他这么说，我就知道了郭伟杰也是有股份的，但具体占有多少股份我就不清楚，可能是杜德超私下与郭伟杰约定的。24、搜查笔录及扣押、发还清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相关银行流水。25、塘花石场相关协议、合同、保险、爆破材料、销售明细、复绿协议等材料，其中塘花石场股权转让协议反映2014年6月1日，潘伟安将60%的石场股份转让给郭伟杰和杜德超。26、佛山市高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提供的材料：其中2011年11月28日该局向高明区府办发出的《关于利用塘花石场加工石料的报告办理意见》中提到“为支付广明高速西延线建设，同意只利用原塘花石场生产线及场地加工石料而不开采，结束后立即复绿，正式恢复开采该石场不符合省法规规定和市、区矿产资源规划，该石场属禁采区”；2012年3月5日该局向高明区府办发出的《关于利用塘花石场解决广明高速西延线石料的报告办理意见》以及同月23日明府办函[2012]138号通知中均提到“责令塘花石场于2013年底前完成整治复绿要求，整治期间采出的石料，只能用于广明高速公路延长线建设，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出售”。27、更合塘花石场的采矿登记资料、整改复绿及验收材料，佛山市稳安民爆器材公司提供的塘花石场历年来民爆用品适用记录情况资料，塘花石场向各混凝土公司销售碎石的资料，塘花石场的转包合同，地质工程勘察报告等材料，塘花石场生产设备、协议、合同、见证等材料，村民补充条款、合同、协议等材料，广明高速延长线资料。28、鉴定报告等相关材料，包括佛山市地质局检测材料、爆破振动测试报告、佛山市高明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鉴定申请、非法开采破坏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申报表、委托书和2018年10月26日广东省资源厅作出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结论。29、被告人潘伟安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其供述了2011年下半年从谭鉴宣手中买下更合塘花石场用于开采石料，保障广明高速工程的石料供应，反映石场没有采矿证，复绿是用来办理开采塘花石场资质的名义，2012年杜德超和郭伟杰出资入股后，三人经营期间，大部分石料供给广明高速，小部分由杜德超卖去其他地方，后将石场以每月40万元出租给黎某2经营管理，其根据60%的股份每月收取24万元，后其于2014年将石场60%的股份以15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杜德超和郭伟杰。关于转包给黎某1之后的情况，其供称：在2012年11月20日，我作为甲方、郭伟杰作为乙方、梁某6作为丙方在《塘花石场承包合同》上签字。合同约定,甲乙方将塘花石场的生产经营租给丙方，丙方每月支付40万元的租金给甲乙方，甲乙方必须保证丙方的正常爆破和正常生产。郭伟杰签名代表他和杜德超两人，梁某6代表黎某2。转包给黎某2时，我口头提过一下塘花石场是以复绿名义采石的，杜德超、郭伟杰两人本身就非常清楚这件事。转包后，塘花石场复绿工程主体责任人是黎某2、杜德超和郭伟杰。保证正常爆破和正常生产不单单是我的责任，还有杜德超和郭伟杰，他俩也是作为合同的乙方，因为之前对口国土部门的复绿协议书、和爆破公司的施工合同、和塘花石场占地的村集体用地合同都是由我签订的，他们三个承包石场后，如果这些方面有什么事情，还是需要我出面才行。2012年12月18日，我、杜德超和郭伟杰三人就共同经营期间的账目进行核对，在三人共同生产经营中塘花石场的销售石材的总金额是2116500.62元，成本是1173312.20元，盈利是943188.42元。虽然我退出了塘花石场的经营，但由于之前都是我与高明区国土部门签订协议的，所以在2013年5月20日，我和高明区国土城建水务局签订了第二期塘花石场复绿协议，复绿整治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2014年6月1日，我与杜德超、郭伟杰签订塘花石转让合同，以143万元的价格将塘花石场转让给了杜德超和郭伟杰，至此，我与塘花石场就再没有关系了。被告人潘伟安辨认了与黎某1签订的塘花石场承包合同，辨认了塘花石场对账数、塘花石场股权转让协议。30、被告人郭伟杰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其供述了2012年3、4月份至2013年12月底，其与杜德超入股潘伟安的塘花石场，期间的2012年12月，三人同意将塘花石场转包给黎某1经营，三人每月收取黎某140万元租金，同时其与杜德超继续参股与黎某1合作，2014年，杜德超向潘伟安买下塘花石场继续经营，其本人未继续参与,并反映其参与期间均是潘伟安、黎某1、杜德超负责开采运作，其只是投资入股，只参与盈利分成和亏损承担。被告人郭伟杰辨认了塘花石场对账数。31、被告人杜德超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内容为：我是2012年通过郭伟杰认识了潘伟安，后面我们开始合作塘花石场项目，我和郭伟杰占塘花石场的40%的股份。2012年底，潘伟安将塘花石场的经营权以每月40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了黎某1。后我和郭伟杰、黎某1合作一起经营塘花石场，我和郭伟杰占40%股份、黎某1占60%股份。到了2014年6月，潘伟安把他在塘花石场的股份转让给我和郭伟杰，同年10月，塘花石场由我和杜某1、严某5安、郭伟杰四个人一起经营。杜某1、严某5安各占30%的股份，我和郭伟杰各占20%的股份，我们一直合作到2015年8月份左右。我们以加工费30元一吨的价格供矿石给广明高速路工程项目，另外也有一部分矿石卖给了明建混凝土公司和西江新城混凝土公司。西江新城混凝土公司的石子是从双田石场运过去的，明建混凝土公司的石子是从双田、恒丰、华某、塘花四个石场运过去的。我们没有办理采矿许可证，但我听潘伟安说高明区政府有文件下来允许在塘花石场开采石料供给广明高速公路建设。参与经营塘花石场期间一共开采了多少矿石我不清楚。被告人杜德超辨认了塘花石场承包合同、塘花石场对账数及塘花石场股权转让协议。公诉机关认为，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杜德超、郭伟杰、被告人潘伟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其中杜德超、郭伟杰行贿数额达到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潘伟安、郭伟杰、杜德超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非法采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单位行贿和行贿犯罪中，潘伟安、郭伟杰被留置后主动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潘伟安、郭伟杰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处罚；杜德超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处罚；杜德超、郭伟杰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杜德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单位行贿和行贿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对指控其非法采矿的基本事实无异议，对指控的采矿数量和价值鉴定结论有异议，认为没有指控的那么多。被告人郭伟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单位行贿、行贿和非法采矿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对非法采矿的数量，认为其于2014年6月1日以后没有参与经营和分红，故该日期之后的非法采矿造成的损失不应计入其犯罪金额。被告人潘伟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行贿和非法采矿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对非法采矿的数量，认为其于2012年12月将石场转租给黎某1经营后，自己既未参与开采，也未继续占股或分成，只是收取固定费用，故转租之后非法采矿造成的损失不应计入其犯罪金额，同时其经营期间实际开采时间较短，开采矿石量仅有3万吨左右，价值90万元左右。被告人杜德超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首先，关于指控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杜德超在该犯罪中主要负责后勤接待和监督，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同时，杜德超如实供述该犯罪事实。其次，关于指控的非法采矿犯罪。造成国家损失数额的评估报告的结果存在瑕疵，评估报告未能显示评估范围，且涉案矿场经过两次复绿，超范围、超标准开采不可能存在；杜德超亦没有非法采矿的主观故意，系以复绿名义开采石料。综上，请求对其以行贿、单位行贿和非法采矿罪名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郭伟杰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关于指控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郭伟杰具有自首和重大立功的情节。关于非法采矿犯罪，郭伟杰自愿认罪，且其主要负责通过行贿为经营带来便利，本身未实际参与经营，犯罪情节较轻，2014年退出参股后的非法采矿量也不应计入其犯罪金额，同时供应广明高速的石料量应从非法开采量中予以扣减。综上，请求对郭伟杰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潘伟安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如下：1、关于指控的非法采矿犯罪。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刑法原则，本案非法采矿犯罪的认定应适用2003年的司法解释，该解释要求构成本罪的需具有“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情节，而本案潘伟安经营石场期间被国土部门因不符合复绿要求叫停时确实停止了一切采矿行为，其系在政府有了新的批复，得到允许才继续开采的，故潘伟安的行为不符合上述前置入罪条件，不构成非法采矿罪。如果潘伟安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其也仅对自行经营期间的开采矿产的价值负责，不应对黎某1经营期间的开采价值负责，二人之间不构成共同犯罪，黎某1经营期间的非法采矿价值不应计入潘伟安的犯罪金额。本案矿产资源破坏系多个人多个阶段累计造成，不能简单以最终破坏价值来认定仅参与前期小部分非法开采的潘伟安的刑事责任，潘伟安经营期间的非法开采并销售的矿产资源金额为591781元，尚未达到情节特别严重，属于情节严重。2、潘伟安在本案中具有自首、立功、退赃等多种情节，且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轻，请求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单位行贿，被告人潘伟安、杜德超、郭伟杰行贿、非法采矿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郭伟杰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严重犯罪事实，已由省纪监察委立案调查并提起公诉；被告人潘伟安主动向公安机关就他人非法采矿犯罪提供证言及书证，并带领公安民警进行现场辨认，为其他犯罪案件的侦办起到了推动作用。以上事实，有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到案经过等材料予以证实。关于被告人杜德超及其辩护人对本案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鉴定提出的相关意见。经查，本案相关鉴定意见是由具有鉴定资质的相关鉴定机构依法作出的，杜德超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伟杰、潘伟安实施非法采矿的截止时间问题：首先，本案现有证人杜某5、关某2、杜某1的证言，被告人潘伟安、杜德超的供述以及塘花石场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均一致证实潘伟安于2014年6月将塘花石场的股份转卖给杜德超、郭伟杰二人，之后该二人与杜某1、严某5安等继续合股经营，爆破采石，郭伟杰确认的2014年6月之后亦曾因塘花石场的事宜向李某1行贿或打招呼也佐证了该情节，可以证实2014年6月之后郭伟杰有继续合股参与塘花石场非法采矿的行为，故其非法采矿的截止时间应同杜德超一致；郭伟杰辩解2014年6月之后退出经营，理据不足，其所反映的2014年6月之后未再参与石场具体经营的情况，系其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或所起作用决定，该状态也与其确认的在此时间之前参与经营的情况并无不同，故本院对其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其次，在案证据一致证实被告人潘伟安于2012年12月只是将塘花石场转租给黎某1经营，其仍旧享有石场股权，且每月从黎某1经营石场所得中获得不菲利益，其对石场的股权直至2014年6月才折价转让给杜德超和郭伟杰，本案还有证人黄某2、谭某2、潘某3、刘某的证言反映潘伟安将石场转租给黎某1之后仍有参与石场相关事务，潘伟安亦确认转租后其仍需出面办理石场相关事务，结合其在转租之时明知塘花石场并未办理采矿许可还将该情况主动告知承租的黎某1的情节，其与之后合股采矿的黎某1、杜德超、郭伟杰仍旧构成非法采矿的共同犯罪，其非法采矿的截止时间应认定至其转让塘花石场股权予杜德超和郭伟杰之时。潘伟安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潘伟安的辩护人提出的认定非法采矿犯罪时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意见。经查，根据2011年5月1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非法采矿罪”的修改内容，认定构成该罪时已无“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内容要求，潘伟安的辩护人以2003年相关司法解释要求构成本罪需具有“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情节从而认为潘伟安的行为不构成非法采矿罪的辩护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佛山市高明区鸿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情节严重，被告人杜德超、郭伟杰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杜德超、郭伟杰、被告人潘伟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其中杜德超、郭伟杰行贿数额达到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潘伟安、郭伟杰、杜德超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公诉机关所控罪名均成立。在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中，并无依据反映杜德超所起作用较低，该犯罪事实亦不宜区分主从犯，对其辩护人提出杜德超构成从犯的意见不予采纳。潘伟安、郭伟杰被留置后被追诉前主动供述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单位行贿和行贿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对郭伟杰的单位行贿犯罪从轻处罚，对行贿犯罪减轻处罚，对潘伟安的行贿犯罪从轻处罚。郭伟杰、潘伟安归案后如实供述非法采矿罪行，且潘伟安自愿退出违法所得，依法从轻处罚。杜德超当庭对单位行贿、行贿及非法采矿的基本事实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潘伟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郭伟杰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对二人分别依法减轻处罚。采纳各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杜德超、郭伟杰、潘伟安在判决宣告前均一人犯数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郭伟杰、潘伟安的犯罪情节依法不宜适用缓刑，对两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杜德超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26年3月1日止。罚金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缴纳）。二、被告人郭伟杰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23年3月1日止。罚金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潘伟安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22年3月1日止。罚金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缴纳）。四、被告人潘伟安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90万元，由扣押机关没收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杨 扬人民陪审员  李桂瑛人民陪审员  钟 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张翠萍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修订）第三百九十三条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三百八十九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三百四十三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