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28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付龙杰，男，汉族，1988年2月18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凌云，湖南科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治宇，男，汉族，1988年4月24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光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付龙杰因与被上诉人陈治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9）湘0105民初77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付龙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三）判令陈治宇承担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付龙杰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没有占有购车款,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付龙杰并非合同的相对方,标的物亦非付龙杰所有,付龙杰亦非占有购车款。本案的关键证据——《解除购车协议书》,由于付龙杰并非合同相对方,自然没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再者,从付龙杰与陈治宇的聊天过程中可以发现该《解除购车协议书》并非付龙杰的真实意思表示,仅仅是出于朋友之谊而做出的;一审法院以聊天内容中的《解除购车协议书》与实际签订的《解除购车协议书(打印版)》不一致为由,从而认定《解除购车协议书(打印版)》系付龙杰真实意思表示不当。上述两份《解除购车协议书》仅仅是金额不同,内容一致,且金额系陈治宇所填,为了更好地促使陈治宇家人相信合同已经解除。（二）本案应追加宋某甲为当事人,而一审法院拒不依职权追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付龙杰向一审法院提交转账记录,通过该转账记录可以发现本案购车款系陈治宇通过付龙杰交由宋某甲,在收到相应款项后,宋某甲便将涉案车辆交由陈治宇。作为买卖合同实际的出卖人,一审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应当依职权追加宋某甲参加诉讼。（三）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应当严格遵循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严格遵循私法自治的法律原则。涉案合同的解除应当由宋某甲以及陈治宇决定,一审法院以虚假《解除购车协议书》便认定合同解除,属于法律适用错误。通过证据,可以发现买卖合同的双方为宋某甲及陈治宇;付龙杰并非购车合同的相对方也非宋某甲的委托代理人,自然无权利签订《解除购车协议书》,付龙杰签订的前提系基于陈治宇的请求以及考虑朋友之间的情感。陈治宇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首先，陈治宇只与付龙杰进行过购车的意思表示，并向其支付全部车款，未与其他人达成协议，亦没有证据表明陈治宇指示付龙杰向第三方付款，付龙杰就是合同相对方。虽然本案车辆并不在付龙杰名下，但我国法律规定可指示交付，付龙杰可与第三方订立车辆买卖合同，并指示第三方交付车辆。付龙杰实际也是这么做的，但其拒绝提供相关证据；且付龙杰虽称自己是中间方，但拒绝提供第三方的信息及证据。其次，《解除购车协议书》是付龙杰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说明清楚。（二）一审程序合法，宋某甲并不是本案被告。付龙杰确实介绍了宋某甲与陈治宇认识，但是否是该人的真实姓名尚不确定，且陈治宇未与宋某甲达成购车协议，未付款项。付龙杰未提供陈治宇与宋某甲有关的证据，故宋某甲不是本案的被告。陈治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付龙杰退还陈治宇购车款11万元，并自2019年7月12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向陈治宇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与诉讼有关的费用由付龙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6月，陈治宇（甲方）通过付龙杰（乙方）购买了一辆宝马Ｘ1轿车，并向付龙杰支付购车款135000元、保险10000元和机修费用4235元，合计149235元。陈治宇提车后，称车辆有诸多问题，经与付龙杰沟通协商后，陈治宇退还了其购买的车辆，并且双方于2019年7月7日签订了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该协议载明：“第一、甲乙双方同意解除2019年6月16日签订的《车辆买卖合同》（车辆信息为：宝马Ｘ1，棕色，发动机编号：16727429Ｖ52Ｂ30ＡＥ）及其它相关协议。自此协议签订之日起，甲乙双方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乙方退回甲方购车款项后自行消灭。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求对方的违约责任。第二、甲方同意承担车辆交易过程中所缴纳的车船税（￥1920元整）、交强险（￥950元整）、提档费（￥350元整），共计￥3220元整。另，承担车辆折损费23000元整（大写：贰万叁仟元整）。第三、乙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工作日内将甲方已经交纳购车款项，扣除以上费用后，剩余的￥11万元（大写：拾壹万元整）退还至甲方个人银行账户。甲方个人银行账户信息如下：（账号：62×××49），开户行：长沙岳麓区商学院支行，开户名：陈治宇。第四、甲乙双方都保留通过诉讼解决本合同争议的权利，在本协议生效后，如果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有权寻求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协议签订后，陈治宇要求付龙杰按约退还购车款11万元，但付龙杰至今没有退还，故酿成本案纠纷。另查明，2019年7月4日13：46：29，陈治宇通过微信向付龙杰发送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1）》，并称“我们只能做个假，然后你直接撕了就好了”。7月4日21：58：56，陈治宇又通过微信向付龙杰发送了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打印版）》，并称“付总，你看你们车行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把车收了，车况你也熟悉”。打开上述两个文档，两份文档内容一致，但与陈治宇、付龙杰于2019年7月7日签订的《解除购车协议书》内容不同，且两份文档中第三条中载明的退款金额为“14.48万元”。庭审中，付龙杰提交转账记录，证明付龙杰按照陈治宇指示将购车款130360元转给出售方宋某甲，还有部分款项通过现金支付。陈治宇称并未委托付龙杰转账给他人，转账记录中收款人除宋某甲外，还有株洲市xxx实业有限公司汽车用品销售，并不能证明付龙杰系中间人。一审法院认为，合法债务应当清偿。虽然陈治宇与付龙杰未签订车辆买卖合同，但陈治宇系通过付龙杰购买涉案车辆，在买车的过程中均是与付龙杰进行沟通和接洽，陈治宇亦是向付龙杰支付购车款等款项，之后陈治宇按照付龙杰提供的地址提到其购买的车辆，故陈治宇与付龙杰之间产生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之后，因陈治宇称车辆有诸多问题，与付龙杰沟通协商后，陈治宇退还了车辆，双方于2019年7月7日签订了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关于该协议书的效力，付龙杰辩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是配合陈治宇做的一份假合同，并提交了双方在7月4日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证明。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来看，虽然陈治宇于7月4日13：46：29通过微信向付龙杰发送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1）》，并称“我们只能做个假，然后你直接撕了就好了”，但该份协议书与7月7月的《解除购车协议书》内容不同，确定的退还金额为“14.48万元”，付龙杰并未签订该《解除购车协议书（1）》，并且陈治宇于7月4日21：58：56又通过微信向付龙杰发送了一份《解除购车协议书（打印版）》，并称“付总，你看你们车行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把车收了，车况你也熟悉”，由此可知陈治宇此时是希望将车辆退还付龙杰所在车行，并非只是做个假的《解除购车协议书》，之后双方于7月7日才签订《解除购车协议书》，该协议内容与7月4日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协议内容并不相同，故从上述事实来看，付龙杰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双方于7月7日签订的《解除购车协议书》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付龙杰系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签订该《解除购车协议书》的法律后果，该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付龙杰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协议约定，付龙杰须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四个工作日内（即2019年7月11日前）将11万元购车款退还陈治宇，付龙杰至今没有退还，故陈治宇要求付龙杰退还其购车款11万元的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应从逾期之日即2019年7月12日起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利率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关于陈治宇主张的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并无证据证明产生了上述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另外，关于是否应当追加案外人宋某甲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因《解除购车协议书》的签订双方当事人为陈治宇与付龙杰，陈治宇依据该协议要求付龙杰退还购车款，陈治宇的合同相对方为付龙杰，并非案外人，故一审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再追加案外人宋某甲等人参加诉讼，若付龙杰与案外人之间就本案购车款等事宜发生纠纷，可通过其内部约定另行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付龙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陈治宇购车款11万元及利息（以11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7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陈治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50元，由付龙杰承担。本案二审中，上诉人付龙杰、被上诉人陈治宇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付龙杰是否为合同相对方，是否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上诉人付龙杰主张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为陈治宇、宋某甲。本院认为，涉案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应根据交易过程、付款对象、协议解除过程等因素综合分析。第一、从交易过程来看，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微信记录，陈治宇从始至终均是与付龙杰联系，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了二手车型号、价款金额及明细、车辆状况、车辆过户事宜等。尤其是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付龙杰均未明示其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中间方，反而在车辆交易前期要求陈治宇先行支付定金以方便从原车主手中“锁定”车辆。第二、从款项支付来看，陈治宇将所有款项149235元通过转账或现金形式支付给付龙杰。付龙杰主张其将该款项全部支付至案外人宋某甲，支付形式为向案外人宋某甲、株洲市xxx实业有限公司转账130360元及交付部分现金。但付龙杰并未举证证明株洲市xxx实业有限公司与宋某甲之间的关系，亦未举证证明宋某甲收到现金及具体金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付龙杰向案外人宋某甲、株洲市xxx实业有限公司多笔分批次转账（多次转账金额为1000元以下）。如果付龙杰确系中间方，其完全可以要求陈治宇将款项直接转至宋某甲。陈治宇曾亲自到株洲提车，则付龙杰可要求陈治宇将相应现金直接支付给宋某甲。第三、从协议解除过程分析，陈治宇接收涉案车辆不久即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开始持续向付龙杰主张权利（从7月1日至7月30日），要求付龙杰处理车辆退保及退车事宜。如果买卖合同的出卖方为宋某甲，则付龙杰可要求陈治宇直接向宋某甲主张权利。尤其是涉案的《解除购车协议书》系付龙杰签署，协议中对涉案车辆型号、车架号及解除购车价格等予以明确规定，付龙杰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四、付龙杰称其是涉案买卖合同的中间方，则其完全可以提交与案外人宋某甲之间的往来记录（信息记录或其他证据）等证据以证明该事实。付龙杰向法庭提交了其与陈治宇之间的完整微信记录，但并未提交任何证据来证实其与宋某甲或株洲市xxx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明显不合常理，且未作出合理解释。结合上述分析，涉案买卖合同当事人应为付龙杰、陈治宇，一审法院处理妥当，应予维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付龙杰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付龙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应江审判员  罗艳华审判员  高 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曾慧红书记员刘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