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赣07行终51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大余县樟斗镇樟斗圩。法定代表人：刘帆,系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建福，该镇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肖烽，该镇政府法律顾问。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希明,男,1967年5月26日出生,畲族,住江西省大余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蓝希林,男,1970年1月3日出生,畲族,住江西省大余县，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郭明忠,大余县弘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审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金莲山大道公务写字楼。法定代表人：廖永平,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海洋，系县政府司法局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张代莲,女,1949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大余县，委托代理人：李俊仁,系第三人张代莲丈夫。上诉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因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不服江西省大余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3行初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两原告系同胞兄弟，与第三人均系大余县××庙背村民小组村民。争议山场位于大余县××庙背村民小组长排，地名称：“红屋背”，“俊祥屋背”。争议范围四至界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原告与第三人对争议山场的四至界址无争议。1981年8月，横江公社横江大队第六生产队（现横江村庙背村民小组）根据当时政策将生产队所属茶、什山落实给本队农户进行经营管理，在落实分山过程中，该队以现有牛数（五头牛）为分配方式，将所属农户分成五组（每头牛一份，14人共一头牛，二户家庭为一组），对生产队的13块茶、什山进行划分，同时确定以捡勾的方式落实各组山场所处位置，并由时任生产队队长对落实分山事项进行记录说明。该生产队当时有10户71人参与分山，原告家（8人）以原告父亲蓝应生为户主参与分山，第三人家（7人）以第三人公公婆婆李维康、蓝香梅为户主参与分山。在分配这13块茶、什山时，生产队组织农户对13块茶、什山进行了分组捡勾，原告之父父亲蓝应生与笫三人之公公婆婆李维康、蓝香梅为一组共一勾，其中在第11块山场中记载为：“窑朋背外1号2号吃水坳上3号4号俊祥屋背内5号俊祥屋背。1号谢仁珠谢仁兰2号谢仁才谢家善3号谢仁勇仁厚4号方代宁幸月娥5号蓝应生蓝香梅。注明蓝应生这只牛15人多1人，补1份岑（岭）给蓝应生，应生屋背、万里什山、什茶山给蓝应生；在第12块山场中记载为：中永喜屋背分为3勾、旱排孜分为2勾，从内到出。1号谢仁珠谢仁兰2号蓝应生蓝香梅3号方代宁幸月娥4号谢仁才谢家善5号谢仁勇谢仁厚”。分完山后，原告父亲蓝应生与第三人婆婆蓝香梅为便于山场经营管理，双方商定对所分配的第11块、12块山场进行置换，由蓝应生家经营管理“旱排孜”（长山脑）山场，蓝香梅家经营管理“俊祥屋背”(现争议红屋背山场)山场。此后，原告、第三人以及生产队其他农户按照该分配方案各自对分配的山场进行经营管理至今。1982年8月和1983年5月，大余县人民政府就“长排什山”向原告父亲蓝应生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016576号，面积8亩)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证字第No.006344号，面积18亩），二证四至均为：东至圳沟，南至茶山，西至天水，北至窝沟；就“长山脑什山”向第三人张代莲的公公李维康颁发了《江西省大余县山林所有权执照》（余林证字第016583号，面积7亩）和《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余林证字第No.006352号，面积17亩），二证四至均为：东至天水，南至山埂，西至田，北至茶山。蓝应生去世后，现“长排什山”山场由蓝应生之子蓝希明经营管理；李维康去世后，“长山脑什山”的余林证字第016583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和余林证字第No.006352号《自留山使用权证》由张代莲持有。2013年11月10日，张代莲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其与蓝希林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经调解未果，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12月26日作出了樟府发[2013]26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又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了樟府发[2014]22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2014年6月26日，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向张代莲、蓝希林送达了樟府发[2013]26号文件。2014年8月14日，蓝希林向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4]22号山林权属争议处理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1月6日作出余府字[2014]388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4]22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旱排孜长山脑什山、长排什山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并限期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第三人张代莲不服该复议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2月11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上犹县人民法院进行审理，2015年3月17日上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驳回第三人张代莲的诉讼请求。之后，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6日对原告、第三人争议的山场重新作出了樟府发[2015]25号《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林、蓝希明旱排孜长山脑什山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山场归申请人（张代莲）所有。原告和第三人对该处理决定书未提起行政复议。2015年9月27日原告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要求对长排(红屋背)什山进行确权。因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未及时处理，原告于2016年2月29日向大余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协调，原告撤回了起诉。2017年10月25日大佘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林、蓝希明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18年3月6日大余县人民政府作出余府字[2018]8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樟府发[2017]40号《关于蓝希明、蓝希林与张代莲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书》，要求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60天内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书。因第三人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3月28日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第三人撤诉后，又向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申请对“红屋背”山场确权，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2018年9月30日重新作出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发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认定：本次纠纷争议的“红屋背”山场使用权（其四址为东至谢仁兰山脊，南至山脚，西至山脚，北至谢家财山窝）归申请人（张代莲）。原告蓝希明、蓝希林不服，向大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大余县人民政府在2019年1月3日作出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该处理决定。原告再次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1994年5月30日，大余县樟斗镇横江村村民委员会向原告父亲蓝应生下发一通知，内容为：“对蓝应生户在长岭脑的零星木梓树征收，如国家恢复征收油脂任务对其户主减免油脂任务陆市斤，由村委会承担减免处理”。该通知中征收的木梓树，生长在现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旱排孜长山脑山场。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作为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辖乡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由此可知，在山林权属发生争议时，首先应当以“林业三定”时期的证照中所载明的四至界址，结合争议山场实地地形等事实，对争议山场进行确权。诉讼中，原告主张其持有的余林证字第No.006344号自留山使用权证系争议的“红屋背”山场，经查实，该证照中所载明的“长排杂山”与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四至界址完全不相吻合。但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原告及第三人均未办理证照或进行了相关登记手续，虽第三人在发生争议前一直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但根据庭审查实，在1981年生产队分配茶、什山时，原告家与第三人家系同一组共勾，由二户家庭组成一组，双家庭共同捡到“俊祥屋背”山场即现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因此，双方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具有共同的经营管理权。为方便双方家庭对山场的经营管理，分山后，原告父亲与第三人婆婆对分配的“红屋背”山场与“旱排孜”山场进行了互换，由原告家经营管理“旱排孜”山场，第三人家经营管理“红屋背”山场，双方按商定方案一直经营管理到争议发生前。2015年9月6日，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将一直由原告家经营管理的“旱排孜长山脑”山场依据余林证字第No.00635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原告及第三人均不持异议。但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及尊重历史的情况下，仅凭2007年林改时张代莲已将“红屋背”山场登记了证照的事实，将“红屋背”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以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在对该案进行行政复议时，就事实部分未认真复查，以致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2019年1月3日作出的余府复字[20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限令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负担。上诉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大余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3行初1号行政判决，维持上诉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的依据自留山权证存根号为余林证字第006344林改时已在主管部门进行了权利登记，而第三人的红屋背山场林改时也在主管部门进行了权利登记。两个山场的四址完全不同；2.关于本案的证据采信问题。一审法院采集的谢仁兰、谢仁勇、谢盛林、朱诗乐证词中证人认为“俊祥屋背”就是红屋背山场，就是“长排杂(什）山”，上诉人认为上述证词与一审法院采信的被上诉人提交的第12组证据《长排山红屋背山场的实际情况说明》有冲突，村委会及村民谢盛林、朱诗乐、谢仁兰等证明红屋背山场与长排山是相连的，长山脑与旱排子山相连，既然是相连那就不是同一座山场，与在林业部门己登记的山场事实不一致；红屋背山场系油茶山而“长排杂(什)山”属于杂山，性质不同；生效法律文书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5）上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己认定的林地使用权登记公示表，该表在序号16中反映了登记在蓝希明名下的长排山场及序号94中反映的登记在张代莲名下的红屋背山场，在该公示表上反映有小地名有长排、窑棚背、红屋背的山场，这也说明长排、窑棚背、红屋背的山场是不同的山场；且上述证人均为出庭质证。因而，上诉人认为应以被上诉人、第三人已申报且已登记的林权为准。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了《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该办法系1990年12月22日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1997年8月15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该条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早已不符合现状（2006年、2007年己林改），在实践上己失效。林改后的林权证就是替代林业三定的执照，是重新确权。被上诉人蓝希明、蓝希林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予以维持。2.被答辩人的上诉，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规定。一审法官亲自到争议山场勘查、走访、调查证人，事实清楚。被上诉人的34号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佐证，而且在原审第三人张代莲申请要求对红屋背进行确权纠纷案中，上诉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送达原审第三人张代莲的申请书。同时，被上诉人也没有向上诉人提交任何证据，从而印证上诉人的程序违法。上诉人的34号处理决定书中引用的《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10条，该条规定只是规定了上诉人具有处理本案的主体资格，并没有规定争议山场权属于第三人张代莲的，存在适用法律错误。3.原审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提交给原审法庭的第三人张代莲的申请书不符合《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书中也没有明确对什么山进行确权。4.上诉人没有查证清楚，被上诉人蓝希明在林改时发放的林权证上的山场是否与原审第三人张代莲在林改时发放的林权证是否在同一个山场。没有查证清楚张代莲在林改时发放的证据是否有发证依据，被上诉人蓝希明在林改时发放的林权证与第三人张代莲在林改时发放的林权证是否在同一个地方，是否存在重证。原审被告大余县人民政府辩称：1.一审法院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被上诉人父亲与原审第三人公公当年商定的对换山场是长排（什山）山场与旱排孜长山脑（什山）山场，而不是一审判决所述的“红屋背”山场与“旱排孜”山场进行对换。该二山场己经登记发证。2.当年林业三定时该生产队对分配给农户的杂山（什山）山场进行了登记发证，对油茶山山场未申报登记发证，直至林改时期才对油茶山山场进行了登记发证。两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属油茶山，林业三定后一直是原审第三人在经营管理，林改时期己经登记在原审第三人名下。请求维持上诉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大余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第三人张代莲辩称：被上诉人的山场，上诉人处理的时候是根据长山脑和长排山场，就是现在被上诉人经营的山场，红屋背山场自始至终与他们没有关系，红屋背山场与长排山山场紧紧连在一起，左边是红屋背山场，右边是长排山山场，红屋背以过全部是油茶山，长排山以过是杂山，树种、地名都不同。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以上事实有原审法院随卷移送的证据以及本院询问协调笔录在卷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参照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处理；农业合作化、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本案中，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未办理证照或进行了相关登记手续，虽第三人在发生争议前一直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进行了经营管理，但在1981年生产队分配茶、什山时，被上诉人家与第三人家共同分到“俊祥屋背”山场即现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因此，双方对争议的红屋背山场具有共同的经营管理权。之后，被上诉人父亲与第三人婆婆对分配的“红屋背”山场与“旱排孜”山场进行了互换，由被上诉人家经营管理“旱排孜”山场，第三人家经营管理“红屋背”山场，双方按商定方案一直经营管理到争议发生前。2015年9月6日，上诉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将一直由被上诉人经营管理的“旱排孜长山脑”山场依据余林证字第No.006352号《江西省大余县自留山使用权证》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被上诉人及第三人均不持异议。但在2018年9月30日，上诉人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在没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及尊重历史的情况下，认定事实不清，将“红屋背”山场确权给第三人张代莲。大余县人民政府在对该案进行行政复议时，就事实部分认定错误，作出了维持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该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因此，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30日作出的樟府发[2018]34号《樟斗镇人民政府关于张代莲与蓝希明、蓝希林红屋背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书》及大余县人民政府为此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均应予以撤销。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大余县樟斗镇人民政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赖朝晖审 判 员  刘定丰审 判 员  陈煜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海洋代理书记员  郭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