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鲁15民申1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母书庆，男，1965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聊城市新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路普英（曾用名路和平），男，1954年5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聊城市东昌府区。 再审申请人母书庆因与被申请人路普英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鲁15民终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母书庆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请求再审撤销原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具体事由为：（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在无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以推断就认定再审申请人事先知晓（同意）路普英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与事实不符。1994年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从未约定在土地上建造房屋。1995年路普英租赁土地后，开始时只是拉起院墙放置物品，后来建造了简易敞蓬用于放置物品，并未建设厂房，现在土地上的房屋(并非厂房)是路普英近年（约2006年)在再审申请人不知情下私自违规建造而成。由于建房仅几天时间且多在夜间，当再审申请人得知并劝阻时已经建完。因此再审申请人从未允许路普英土地上建房，并对其建房行为进行了阻止。原审庭审中再审申请人已提交张立福证明一份：1994年12月6日，张立福、母书庆分别将部分土地出租给路普英，张立福作为当时签订协议的三方当事人之一，其证言具有真实性、可信性、客观性；张立福出具的证明直接说明1994年12月6日，张立福与母书庆在租给路普英土地时，未同意路普英在土地上面建造房屋。根据2016年11月18日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即第一次的二审庭审中，路普英也承认其“厂房”并未建在涉案土地上，并在《调查笔录》第5页称“我把争议的地块当做了大门”。案件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和二审庭审中，分别请求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调阅原二审庭审记录及去现场进行核实，而一二审法院均未对此进行实地核实。而二审判决书中，二审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凭“在涉案土地上建设房屋是公开进行的，在双方发生争议前已经建成多年”，就推断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此应知情”没有依据且与事实相悖。路普英在涉案土地上建造房屋是在夜间进行且仅用了几天时间，且四周被院墙或被申请人其他使用土地遮挡，并非“公开”，再审申请人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时刻监视路普英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情况，对路普英建房事前不知情很正常。虽然房屋已建成多年，但并不能证明再审申请人事前同意路普英在涉案土地上建房。二审法院在这种错误的事实基础上，进而认定“拆除涉案房屋对社会财富造成损失，判决由路普英继续有偿使用”。（2）无事实证据即认定涉案土地将被拆迁和涉及棚户区改造。截至目前，涉案土地并未涉及拆迁和棚户区改造工作，再审申请人也从未收到涉案土地即将被拆迁的通知。而二审判决书中，二审法院在未提供任何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任何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却以“当事人所在的东昌府区人民政府正在进行棚户区改造，附近的多个村庄已经进行了相应拆迁工作”这样错误的事实，认定“拆除涉案房屋对社会财富造成损失，判决由路普英继续有偿使用”。但是涉案土地并未即将被拆迁，且“附近的多个村庄”是否已经拆迁、涉案土地是否面临拆迁与路普英是否应当归还土地使用权之间无必然因果关系、更无法律因果关系。（3）原一二审在判决书中多次提及“拆除涉案房屋对社会财富造成损失”与事实不符。涉案土地上房屋约为2006年建造，已经建造12年(若按路普英辩称的1995年建造，该房屋已建23年)，且为仓促之间建造，目前房屋已经大幅折旧，存在很大风险隐患，如漏风漏雨，房梁破旧，有坍塌风险等，如需正常安全使用，则必须全部翻建改建，已接近无使用价值，已无“社会财富”可言。而且原审法院以“损害社会财富”为由，让路普英继续使用申请人的土地，是基于“损害再审申请人对涉案土地合法的占有使用权”为基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1）原判决有选择性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某些条款，但未全面、恰当适用合同法条款，甚至违背该法律相关条款。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在1994年签订并约定于1995年1月1日生效的土地租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没有约定租赁期限，应视为不定期租赁。但我国合同法对租赁合同的期限做了强制规定，其超过部分无效。故原被告双方的租赁合同自2015年1月1日起已经失去效力，被告继续占有使用原告土地已经没有合同依据”，而且认为“超过法定租赁期限的租赁合同无效，被告继续占用原告土地已经失去合同基础，依法应予返还”，但又认定“被告继续占有使用该土地并向原告支付土地占用费用”。最终，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作出了判决。但依据这两条的规定，并不能为“被告继续占有使用该土地并向原告支付土地占用费用”提供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和第二百十三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规定，路普英理应恢复土地原状。按照一审法院认定的2015年1月1日起合同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后的状态”的规定，路普英应当将土地返还，土地上的状态应当恢复原状。但一审法院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二十三条和第二百三十五条等规定进行判决，而是违反合同法上述规定判决由路普英继续使用涉案土地。（2）原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甚至违反该法律。本案既适用合同法，同时涉及的相关土地权利等也适用物权法。根据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五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第二百四十二条“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第二百四十五条“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既然再审申请人是土地的正当占有权利人，路普英无正当权利占有土地，再审申请人当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主张返还占有土地。既然协议已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路普英已无权占有涉案土地，其理所应当返还涉案土地。但一审判决并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五条等进行判决，而是违反上述规定，判决由路普英继续使用涉案土地。同时，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作为涉案土地的用益物权人，对涉案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利，但原审判决递背该法律条款，无法定理由强制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利。（3）原审判决错误地使用“观念返还”的法律概念。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对原物的返还以采用非实物返还而是观念返还的方式进行为宜，即原告恢复其在涉案争议土地上的权利人地位。被告继续占有使用该土地并向原告支付土地占用费用。”，这在适用法律概念上存在错误。首先，再审申请人作为涉案土地的正当权利人，本身享有该土地的用益物权，不需要进行确认，不存在恢复土地上的权利人地位一说。其次，“观念返还”属于物权法规范中的交付内容，交付作为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不适用于土地这一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被申请人占有土地既然是无权占有，应当是返还，而非交付。第三，即便是观念上返还，姑且认为占有改定，占有改定的前提是动产物权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而本案双方并没有特别约定，原本存在的协议已经无效，法院并不能强制认定，而且被申请人并非涉案土地的正当权利人，并不是涉案土地的物权人，更不能认定其为出让人了。一审及二审法院通过“观念返还”的错误法律概念，实质上使1994年签订的已经无效的协议继续有效履行，强制剥夺了申请人对涉案土地的占有使用权。（4）原审判决违反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强制双方形成“实质性”的合同关系，损害再审申请人合法利益。原一二审通过审理，已经认定双方1994年签订的租赁协议在2015年1月1日起已经无效，被申请人继续占用土地已经失去合同基础，依法应予返还。但是却以涉案土地上建有房屋，拆除将对社会财富造成损害等非法定理由，通过“观念返还”的错误概念，判决让被申请人继续使用涉案土地，实质上是使1994年签订的已经无效的协议继续有效履行，且对租赁(占用)价格、租赁(占用)期限、交租(交付土地占用费)方式等条款进行了判决，无法定理由强制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对涉案土地合法的占有使用权，通过“干预”让双方重新形成了“实质性”的合同关系，这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的规定。同时，原审判决所形成的“实质性”的合同条款，甚至比1994年原租赁协议对出租方更加不利，不符合公平、自愿的法律原则，如1994年协议书中约定“地款每年元月1号前付清”，但原审却判决“土地占用费”由路普英在每年12月31日前向再审申请人交付，将租金(土地占用费)支付时间延迟了将近一年，等等。（5）原审判决对于房屋与土地之间的分配方式违背法律基本原则。原一二审法院所谓的“损害社会财富”等论断既与事实不符，也无任何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在前面已经论述。即便是考虑到将涉案土地上房屋拆除会损害社会财富，但并不能以此为理由一直由被申请人继续占有使用涉案土地，强制再审申请人认可这种权利状态，损害再审申请人的用益物权，原审法院判决有悖民法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房屋建造于土地之上，而土地的价值远远大于房屋的价值，既然是考虑社会财富，应将社会财富的分配予以合理化，房屋与土地构成不动产之间的附合，根据两者价值的高低，理应在租赁关系结束后将土地返还，对房屋剩余价值予以估算折价，由土地用益物权权利人进行补偿。考虑到涉案土地上的房屋为被申请人在没有经再审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建造，且再审申请人并无过错，以及房屋已无实际使用价值，再审申请人也不应对其进行补偿。（6）原审判决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规定及原协议双方约定和基本事实，错误地使用鉴定证据。1、原审法院未按法律规定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在一审(2017)鲁1502民初2452号民事判决书和二审(2018)鲁15民终77号民事判决书中，两级法院对于涉案土地租金标准均以《评估报告书》[聊光岳评字(2016)第JD-017号]的评估价格为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2017年5月23日一审庭审《民事审判笔录》第13页，再审申请人对于该《评估报告书》提出了异议；在上诉状中也对该《评估报告书》提出了异议；根据2018年1月18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即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庭审中，二审法院并未让再审申请人对该《评估报告书》进行质证；但在庭审结束后，再审申请人于2018年1月28日提交了《重审上诉人代理意见》，明确提到《评估报告书》无有效的法规依据，且评估过程有失偏颇、评估方法不当，甚至基础数据错误，不具备法律效力，是无效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出具该《评估报告书》的鉴定人(聊城光岳资产评估事务所)应当出庭作证，但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未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因此该《评估报告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2、原审判决违背双方原协议约定确定租金标准。1994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表明“地价随行就势(市)”，表明双方当时认定地价由双方协商、随时变动，协商不成即解除；再审申请人作为普通农民，自然认为“随行就势(市)”价格可参照同地块土地的租赁价格，实际也应参照这一价格。1990年再审申请人从本村分得土地一块0.7亩左右，后于1994年末至1995年初，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将其中部分土地分别租赁给被申请人和案外人张国文使用，且当时两块土地的出租价格均为每分地每年250元。此二人所租赁土地相接、处于同一环境之下，并结合当初租金一致的实际情况，另一租户张国文的租赁价格可以且应当作为本案“随行就势(市)”的参照物。根据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聊东民初字第1181号)，案外人张国文2013-2015年土地年租金为17000元，经计算为133元/平方米/年。所以被申请人至少应按照133元/平方米/年*192.85平方米即25649.05元/年的标准缴纳租金以及后续的土地占用费。双方1994年签订的《协议书》未约定土地租赁价格的确定应通过评估方式，而且评估价格仅为该土地的基准价值、并非约定的“随行就市”价格，因此原审判决在计算租金标准时按照《评估报告书》，与双方原协议约定相悖。3、“《评估报告书》(聊光岳评字(2016)第JD-017号)”为无效证据。在2018年1月28日提交的《重审上诉人代理意见》中，申请人明确提出《评估报告书》(聊光岳评字(2016)第JD-017号)无有效的法规依据，且评估过程有失偏颇、评估方法不当，甚至基础数据错误，不具备法律效力，是无效证据；但二审判决既未采纳，也未分析说明不采纳原因。具体情况如下：①《评估报告书》所依据的“法规依据”已废止或不适用于涉案土地，因此《评估报告书》无成立的法律前提，是无效证据。该《评估报告书》第2页中的“评估依据”之“法规依据”共有四项，分别为：《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91号令)；国资办发〔1992〕36号《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财政部评字[1999]91号文“关于颁发《资产评估报告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其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本案涉案土地是谷庄村的集体土地、村民自留地，为农民集体所有，非国家所有。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第三条“《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所说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据法律取得的，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或接受捐赠而取得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形态的资产”，本案涉案土地并非国有资产，所以《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91号令)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资办发〔1992〕36号)不适用于对涉案土地的评估。其二，经查询，评估报告书中的法规依据3和4并非规范性称呼，且根据2011年2月21日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第十一批)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2号)，《关于转发的通知》(1996年5月7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1996]23号)和《关于印发的通知》(1999年3月2日财政部财评字[1999]91号)均为废止的财政规范性文件。综上，《评估报告书》依据4项法规制定，其中2项法规不适用于本案涉案土地，其中2项法规在评估日时已经废止，因此该《评估报告书》无成立的法律法规前提，进而无法律效力。②取价依据不充分。《评估报告书》称取价依据为市场调查询价资料，但该评估报告未提供任何市场调查询价的资料，如被询价人、被询价地段、被询价人的确认情况，因此取价依据不充分，再审申请人不认可。③评估方法不恰当。该《评估报告书》先确定房屋的租赁价格，再对房屋投资给予确定的投资回报率，然后用房屋租赁价格扣除房屋投资金额，剩余价值即为土地租赁价值。该评估方法默认为涉案土地的唯一用途是建造房屋用于转租，土地租赁价值应基于房屋的租赁价值，即土地出租人应与房屋出租人共同承担投资风险是明显不恰当的。再审申请人仅以土地进行“出租”，而非以该土地进行“入股”，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而且涉案土地出租后，其功能和收益来源并不一定来源于建房再转租，而该评估方法默认涉案土地的唯一价值即建造房屋后再转租，与事实明显不符。④评估基础数据有误或无依据。其一，被评估对象是否为涉案土地无法确定。该评估由被申请人单方面提起并进行，被评估对象是否为涉案土地，未经申请人指任，《评估报告书》中也未附被评估对象示意图，不能证明被评估对象即涉案土地，再审申请人无法辨识、也不认可。其二，土地面积错误。在计算土地租金时，该《评估报告书》认为“土地面积”为192平方米，但实际为192.85平方米。其三，房屋租金无任何依据。该《评估报告书》认为“调查非门脸房屋租金”为“96元/平方米”，但该数据无任何来源，《评估报告书》未提供任何可以支撑该价格的资料，即无任何依据，再审申请人不认可。其四，涉案土地实际用途错误。《评估报告书》默认涉案土地所建房屋全部为“非门脸房屋”与实际不符，涉案土地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为“门脸房屋”，其余土地与“门脸房屋”相通、实际也作为“门脸房屋”使用，因此评估中以“非门脸房屋租金”计算涉案土地价值是错误的。其五，《评估报告书》认为闲置率为20%没有任何依据。该《评估报告书》未提供任何资料证明“20%”数据的合理性，再审申请人不认可。同时，申请人是按“年”将土地出租给被申请人，按“整年”收取租金，被申请人是否对土地进行“闲置”对于土地租赁价格不应有任何影响。设置“闲置率”的前提假设是：申请人已经将土地出租给被申请人，如果被申请人没有将土地转租，就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这种假设显然是荒谬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其六，建房成本无评估依据。《评估报告书》中认定被申请人建房成本为300元/平方米，却未提供任何评估基础资料和评估方法，无事实基础即给出价格，再审申请人不认可。同时，从2006年计算，涉案土地上房屋已建造12年，如果按被申请人所称的1995年建造，该房屋已经建造23年；目前房屋已经大幅折旧已接近无使用价值，而评估中未考虑房屋折旧问题。其七，投资回报率15%没有任何依据。除非投向银行定期存款，否则没有任何一项投资的收益率是固定的，多数投资的回报率都低于“15%”甚至为负值。《评估报告书》中未提供任何评估依据，便认定建设房屋的投资回报率固定为“15%”，即该项投资的“无风险收益率”为“15%”，与实际完全不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10月24日发布数据，人民币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为1.5%，即无风险收益率为“1.5%”，绝非“15%”。（三）原判决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1）被申请人路普英存在未按时交纳租金的根本违约行为，而原一二审均未作认定和判决。根据双方1994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被申请人承租申请人的使用土地，地价随行就市，协议从1995年元月1号起生效，地款于每年元月1号前付清。再审申请人于2014年1月1日前(接收2013年度租金时)，按照当时租赁土地市场价格(参照案外人租赁再审申请人相同地块价格)，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相应租金，符合协议的约定。截至2014年元月1日末，被申请人并未缴纳2014年度租金，既未按照再审申请人要求租金缴纳，也未按照原租金标准缴纳；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再审申请人多次催促被申请人缴纳当年租金，但被申请人不予理会，甚至通过从谷庄村搬至水城华府小区并刻意隐匿地址、更换电话号码或屏蔽再审申请人电话等方式刻意逃避缴纳租金，上述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在催讨租金过程中，再审申请人多次提出解除土地租赁合同，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理会。被申请人声称已将2014年度租金通过他人转交、再审申请人拒绝接受与事实不符。被申请人确实委托他人转交租金，但是转交时间是2015年1月份，距应当缴纳2014年租金的时间已经延迟一年多，并且不是按照市场价格，再审申请人不接受恰恰是基于被申请人已严重违反协议约定、构成根本违约，申请人不接受有其正当理由。由于被申请人的根本违约行为，申请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因此，由于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以及申请人多次口头通知，合同最晚已于2014年12月31日解除。此后，在双方已经没有租赁合同关系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强行霸占申请人土地，从未支付过租金或土地占用费。因此，被申请人拖欠租金的根本违约行为是客观真实存在的，理应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土地租金和后续的土地占用费，并赔偿相应违约金和再审申请人无法占有使用土地的经济损失，以及迟付租金和土地占用费的延迟利息。再审申请人在一审起诉、二审上诉中均提出被申请人路普英因不按时交纳租金存在根本违约行为，请求判决被申请人支付违约金、经济损失、拖欠的租金及相应利息等，并在庭审过程中提供了相关证据。而原审判决均未对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违约进行分析，只是简单认为双方协议由于超过20年而无效，而非基于被申请人的违约行为而早已解除，进而未支持再审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应支付违约金、拖欠租金的利息和违约金等诉求。（2）超出诉讼请求对涉案土地拆迁等事宜进行判决。首先，申请人在原一、二审及发回重审的一、二审中，从未对涉案土地拆迁事宜提出诉求。其次，涉案土地是否面临拆迁以及拆迁时如何处置，与再审申请人要求解除原租赁合同、恢复土地原状、返还土地实物以及支付租金、违约金、利息等相关赔偿诉求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第三，再审申请人作为涉案土地的正当权利人，本身享有该土地的用益物权，不需要进行确认，不存在恢复再审申请人在土地上的权利人地位一说。但是本案一审判决第一项内容即为“原告母书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享有本案争议192.85平方米土地的实际权利人权利，并在该宗土地遇征收拆迁时享有与其自用土地相同的拆迁权益”，二审判决书中也提到或认定“当事人所在的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对于涉案土地所在的是否拆迁甚至周围村庄正在进行棚户区改造，附近的多个村庄已经进行了相应拆迁工作”、“母书庆在该宗土地被国家征收拆迁时就涉案土地享有与其本人自用土地相同的拆迁权益”等内容，超出了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对事实审理不清，法律适用存在错误，遗漏并超出诉讼请求，违反法律规定强制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对涉案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应当进行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案双方于1994年12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路和平租母书庆地南北宽9.50米，东西长20.30米，计贰分玖厘，地价每分每年250元，合款725.00元”“在队里不动地的情况下，长期归路和平使用，地价随行就势，如果队里动地有事找路和平，如发生争执找本户，如造成经济损失由路和平负担。本协议从95年元月1号起生效，地款每年元月1号前付清”。母书庆因该协议履行发生争议于2015年11月提起诉讼，原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在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一）本案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地价随行就势”，属于对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土地租金变动约定不明确，双方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另行协议约定。母书庆主张自2014年1月1日起路普英应当按照每年25649.05元支付租金，缺乏双方另行达成的协议予以证明，不能认定路普英延付2014年土地租金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鉴于双方在诉讼过程中仍不能就租金变动达成一致意见，原审判决采信聊城光岳资产评估事务所作出的评估鉴定意见，判令路普英支付2014年租金12211元，并不属于缺乏证据证明的情形，也不属于超越了母书庆的诉讼请求。母书庆不能强制路普英接受133元/平方米/年的土地租金价格，其对评估鉴定意见持有异议或行使申请重新鉴定权利应当在原审程序中提出，司法鉴定事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二）本案土地租赁协议约定土地“长期归路和平使用”，属于对土地租赁期限约定不明确，同时双方均不能举证证明该土地租赁形成农村土地转包合同关系，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该土地租赁协议自2015年1月1日起失去效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鉴于母书庆提起诉讼时土地租赁协议已经失去效力，且双方没有达成续租协议，因此原审判决驳回其解除租赁协议的诉讼请求，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并无不当。（三）本案土地租赁协议书没有约定土地的用途，双方也不能举证证明另行对土地用途作出了限制性约定，因此不能认定路普英在承租土地上建房构成违约。土地租赁协议失去效力时，双方可以依法订立土地续租协议或者房屋处分协议，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协议则不能片面归责于一方。母书庆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路普英将土地恢复原状，缺乏相应的合同依据和法律根据，因此原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求并无不当。至于路普英在承租土地上建房是否违反有关行政法律规范，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审查和判决范围。（四）鉴于双方对案涉不动产均享有相应物权，且房屋与土地不能分割占有，因此原审判决综合本案实际情况确认母书庆享有相应的土地权益，并判令路普英支付2015年及以后的占地费用，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亦无不当，这也并不属于超越母书庆诉讼请求的范畴。本案原审判决并不妨碍双方另行达成土地续租协议或者房屋处分协议，也不妨碍路普英自行拆除房屋终止支付土地占用费，双方均应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义务，依法公平合理化解民事争议。 综上所述，母书庆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母书庆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张海洋 审判员  吉洪林 审判员  陈正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刘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