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津01行终5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X号院X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堂全，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荆海燕，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中心支行，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五一大街99号。 负责人刘旭，行长。 委托代理人侯选，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蒋书锋，河北海龙（张家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117号。 负责人周振海，行长。 委托代理人杨思琦，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法律事务处副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唐熠，天津天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住所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南路34号。 负责人杨朝华，行长。 委托代理人曲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员工。 委托代理人荆海微，河北隆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征信监管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1行初4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7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堂全及委托代理人荆海燕，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的委托代理人侯选、蒋书锋，被上诉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以下简称人行天津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杨思琦、唐熠，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张家口分行）的委托代理人曲静、荆海微到庭参加诉讼。经报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3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原告在查询《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时，发现其在2003年12月3日在农行张家口分行师范街营业部为张家口市三元轮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元公司）贷款50万元提供过担保，因贷款未还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原告认为保证合同中农行张家口分行师范街营业部伪造了原告的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和法人签名，原告不存在担保50万元借款和欠息128798.8元的事实。2015年10月28日，原告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书》，要求更正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错误显示原告《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的两条不良信誉信息。2015年11月3日，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受理了原告的异议申请。随后，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以138020151103C00101和138020151103C00201两份内部核查函对原告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内部核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138020151103D00101和138020151103D00201两份外部协查函进行了外部协查，协查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该中心于2015年11月10日对尾号101协查函作出回复：“异议不属实，异议申请人（原告）仍欠我行贷款本息。异议申请人曾于1997年向农业银行借款，2005年农行将其诉至法院，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以（2005）东商初字第555号判决书判决借款人华瑞公司应偿还农行贷款本金及利息。截止目前，该贷款并未结清，仍拖欠贷款本金及利息。”对尾号201协查函作出回复：“异议不属实，异议申请人（原告）确有担保。三元公司2003年在农行借款50万元，由异议申请人提供保证担保，并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目前三元公司在农行借款仍未结清。”2015年11月16日，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将两份异议申请书和四份协查函给付原告，原告对协查结果不予认可，认为信息提供者第三人农行张家口分行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2015年11月24日，原告向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投诉，投诉请求为：“应由人行或人行委托其他机构核实三元公司2003年在农行张家口分行借款50万元的原始信贷资料凭证，并将核查和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投诉人。”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认为原告投诉不属于其职责范围，拒不受理投诉，在原告多次交涉下才收下了投诉书，但认为其表明“不予受理”时投诉程序已经终结。原告认为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未在规定的30日内书面答复，属于行政不作为。2016年3月3日，原告向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起诉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不履行法定职责。2016年5月26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裁定，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桥东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7年12月21日，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决，要求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行政行为。2018年5月14日，原告向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重新递交投诉材料《投诉书》、《关于对中国农业银行张家口分行提供虚假企业信息两个具体问题调查的请求》及相关证据材料。当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吴堂全填写了征信投诉受理单，投诉事项：原告没有为张家口市三元公司担保过50万元贷款，也没有拖欠农行128798.8元未清利息；农行张家口分行诉原告借款合同纠纷案，已于2005年6月经桥东法院主持以农行张家口分行提出的改制方案调解结案。投诉要求：请求按《征信投诉办理规程》调查上述两项投诉事项，撤销错误信息，并将核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做出书面答复。当日，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受理投诉。2018年5月31日，原告向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提交《关于华瑞公司对征信投诉补充说明》及补充证据材料。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经调查，于2018年6月1日作出《关于对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诉农业银行张家口分行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并送达原告。原告对《处理决定》不服，因《处理决定》中写明“向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提请复议”，原告于2018年6月28日向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2018年7月5日，该行向原告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写明复议事项不属于该行管辖，可向人行天津分行提出。2018年7月8日，原告向被告人行天津分行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18年7月17日，被告人行天津分行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原告补正相关材料。2018年7月19日，原告向被告人行天津分行邮寄了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被告人行天津分行受理复议申请后，要求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提交书面答辩，并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其他有关材料。经审理后，被告人行天津分行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津银）复决字〔2018〕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出的《处理决定》。被告人行天津分行于2018年9月25日将该复议决定书向原告进行邮寄。原告收到后，对该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诉讼。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投诉。”之规定，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派出机构，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具有投诉处理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及《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件：……（三）对分行所在省（区）以外的其他所辖省、（区）中心支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但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国库经理、支付清算、现金发行、金融统计的除外。”之规定，被告人行天津分行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二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均不存在超越或滥用职权的情形。原告以没有为三元公司担保过50万元贷款，也没有拖欠农行张家口分行128798.8元未清利息；农行张家口分行诉原告借款合同纠纷案，已于2005年6月经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主持以农行张家口分行提出的改制方案调解结案为由，向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进行投诉，请求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按《征信投诉办理规程》调查上述两项投诉事项，撤销错误信息，并将核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做出书面答复。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受理原告投诉后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对第三人处原告投诉涉及相关合同进行了调阅，检查了业务系统，并对相关欠息记录、担保记录进行了核查确认。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经调查后作出《处理决定》，认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记载原告欠息真实，原告为三元公司贷款50万元提供之保证合同存在，该笔贷款的担保信息征信系统记录正确，并告知原告对超出被告征信监管机关职责的事项，原告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依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操作指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行为，其所履行的相关行政程序适当，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原告请求判令撤销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所作投诉处理决定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人行天津分行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对案件的事实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对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的行政答复进行了审理，在复议决定书作出后对原告进行了合法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被告人行天津分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故原告要求确认该行政复议决定违法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诉讼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一审人民法院对人行天津分行违反调查程序的行为没有依法作出认定。人行天津分行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中“监督检查措施”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没有派出法律事务工作部门工作人员依法对上诉人《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反映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处理决定》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进行调查。人行天津分行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二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之规定，没有依法进行调查。2.一审人民法院对人行天津分行和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对事实认定的错误没有依法作出认定。上诉人于2018年5月14日向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补充递交了《关于对中国农业银行张家口分行提供企业虚假信息两个具体问题调查的请求》，2018年6月28日向人行天津分行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时，一并递交了该请求。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和人行天津分行对该请求中反映农行张家口分行的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解释和说明。一审判决认定的“被告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依据《征信投诉办理规程》《征信业管理条例》《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操作指引》相关规定”，没有列出适用的具体条款。而上诉人在向法庭递交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目录》中，明确列出了具体适用条款。《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征信机构应当对报送的报表和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操作指引》第六条规定：“金融机构对其所报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第二十八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对辖内金融机构数据报送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数据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数据重报和数据修改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金融机构违规情况，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可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上述规定，在本案中对征信机构（对应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金融机构（对应农行张家口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应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对征信业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人行天津分行和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即违反《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操作指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一审人民法院没有依法作出认定，而让上诉人“依法另寻途径解决”。3.一审判决中关于证据部分内容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对上诉人所提交证据的解释说明与上诉人一审时提交的《关于提交证据的说明》不符。上诉人向一审人民法院共计提供证据27份，分为六组，证据是以组作出的说明。而一审判决对证据的说明割裂、曲解上诉人《关于提交证据的说明》内容，没有真实表达上诉人需要证明的意图。二是一审判决中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作出“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的表述不真实。在上诉人提交的27份证据中，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处理决定》、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不予处理决定书》、人行天津分行《行政复议决定书》、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贷款证》、中国农业银行《现金缴款单》和《收款凭证》等证据，提供的是原件。原件证据是在开庭中质证后法庭退还给上诉人。三是一审判决没有写入上诉人提交的法律、法规等依据，却写入了被上诉人提供的法律、法规及说明，且没有写明具体适用法律的条款。四是一审判决对农行张家口分行提交法庭的两份证据：2006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和2008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没有记录，隐瞒了在开庭程序中的这个环节。这两份证据的复印件，是一审开庭时由法庭交给上诉人的。这两份书证证据是农行张家口分行当庭提交一审人民法院，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人行天津分行在作出决定时，没有做全面客观的调查，是缺失证据的决定。其中2008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中农行签名（工业桥支行）与印章（长青路支行）不一致，涉嫌作弊。4.一审人民法院对《保证合同》和（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是否伪造没有作出认定。人行天津分行、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农行张家口分行在一审中均没有提供认定上诉人为三元公司提供过担保的《保证合同》的证据。上诉人为证明这个所谓的《保证合同》是伪造的，一审时提供了第四组证据(证据16-证据20)。而一审判决对《保证合同》是真是假不作正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证据23和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提供的证据9均是（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复印件）。上诉人提供该份证据是为证明农行张家口分行是虚假信息提供者，上诉人对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提供的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要求农行张家口分行出示（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原件，农行张家口分行答复只有复印件。上诉人一审开庭时告知法庭，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档案(2005)东执字第203号案卷不是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向法庭提交的（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复印件）的案件。上诉人按一审合议庭的要求，在庭审后提交了《关于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05)东执字第203号的补充说明》。但一审判决回避庭审中的这个环节，以所谓“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对(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复印件）是真是假不作正面认定。《保证合同》和(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是认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发布上诉人不良信用信息的关键证据，确定两份证据的真与假，对上述事实认定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而一审人民法院对于这两份影响判决结果的关键证据没有执行这项规定，没有审查证据。此外，上诉人起诉人行天津分行、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的是行政不作为、渎职、失职、没有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管理职责等问题，而一审判决的“本院认为”中却是“二被告在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均不存在超越或滥用职权的情形”的认定，诉审不符，没有依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1.依法撤销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津0101行初408号《行政判决书》；2.依法撤销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2018年6月1日作出的《处理决定》；3.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的（津银）复决字〔2018〕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行为违法；4.责成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重新调查处理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列举的问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包括纠正农行张家口分行提供的错误信息、撤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发布的虚假信息）以书面形式答复上诉人。 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完整，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2.关于上诉人要求认定《保证合同》和(2005)东执字第203号《裁定书》是否伪造的问题，认定合同文本和司法文书的真伪，需要通过专门的司法途径来解决，要经过刑事侦查手段和专业技术鉴定才能作出结论。因此，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在《处理决定》中明确告知上诉人对于超出征信监管机关职责的事项，可依法另寻途径解决。同样，认定合同文本和司法文书的真伪，也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解决。在行政诉讼中，法院是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没有经过刑事侦查手段和专业技术鉴定得出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法院不可能对合同文本和司法文书的真伪作出认定。3.上诉人认为一审人民法院“诉审不符”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中，上诉人起诉的诉求是针对行政机关业已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并不是针对行政机关不作为、不履职提起的行政诉讼。所以，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的内容就是《处理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撤销。起诉内容和审理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诉审不符”问题。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辩称，1.被诉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处理决定》是就调查核实情况所作出的说明性告知行为，既未增加上诉人的义务，也未减损上诉人的权利，对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经复议查明，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基于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07行终23号行政判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行政行为”的要求和上诉人于2018年5月14日提交的投诉事项，组织开展调查核实，于2018年6月1日作出《处理决定》并于2018年6月5日送达上诉人。该《处理决定》符合法院生效判决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要求，符合法定程序。关于事实调查部分，对“欠息记录”问题，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检查了农行张家口分行业务系统，系统记载上诉人“欠息余额”与《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的记载一致。同时，上述情况有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05)东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中国农业银行收贷凭证等证据间接证明。对“担保记录”问题，上诉人对50万元贷款的保证担保记录与《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记载一致。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为征信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履职过程中严格遵循并适用《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等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维持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出的《处理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3.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的行政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于2018年7月10日收到上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由于该《行政复议申请书》存在行政复议申请表述不清楚、申请材料欠缺等问题，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上诉人补正相关材料。2018年7月20日，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收到上诉人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其证据材料。2018年7月24日，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政复议案件答辩通知书》发送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要求其10日内提出书面答辩。2018年8月5日，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收到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提交的《行政复议答辩书》及其相关证据材料，依法进行审理后，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邮寄送达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及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时主要职责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且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上诉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要求人行天津分行法律事务工作部门派出工作人员，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和《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相关规定调查处理，是对行政复议法律常识的错误认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农行张家口分行辩称，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农行张家口分行在一审时并未将2006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和2008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两份材料作为证据正式提交一审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也并没有进行质证。本案是审查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和人行天津分行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审判决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遗漏事实，程序违法的问题。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审理期间，为了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17“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中心支行向张家口市桥东区法院提交的《保证合同》复印件”和证据18“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供给原告的《保证合同》复印件”进行调查核实，本院依职权调取了（师营）农银保字（2003）第2号《保证合同》原件。各方当事人均现场查看了该保证合同原件，并将原件与复印件进行比对。经过查看和比对，该保证合同原件文本完整、页码齐全，上诉人持有的该保证合同复印件与原件内容一致。 本院庭审中，上诉人提交2006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和2008年5月19日《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的复印件各一页，用以证明该两份通知书及保证合同上的上诉人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均不真实。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当庭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收文处理表》复印件一页、《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复印件两页，用以证明行政复议案件受理时间为2018年7月24日。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在二审庭审中提交的上述材料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本院庭审后，上诉人邮寄补充辩论意见，请求法院调取“《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减免表外欠息管理办法》（农银函（2004）111号规定）”，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的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审人民法院查明的“原告在查询《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时，发现其在2003年12月3日在农行张家口分行师范街营业部为张家口市三元轮胎有限责任公司贷款50万元提供过担保”中，“2003年12月3日”表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该时间应为“2003年12月31日”。 本院认为，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具有对征信业进行监督管理的主体资格和职权，对征信投诉事项进行核查处理是其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并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第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具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是否履行了征信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合法；二、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征信监管部门应当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履行监管职责，对于受理的征信投诉事项及时进行核查和处理。《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了三个层次的调查核实方式，一是要求被投诉机构出具书面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二是认为上述材料理由、原因不清的，可以要求被投诉机构补充材料；三是认为投诉人和被投诉机构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一致、需要进一步查明具体情况的，可以组织人员向投诉人、被投诉机构调查情况，听取意见。由此可见，这种调查核实以书面形式为主，主要是通过将征信记录与商业银行等机构的业务系统及合同、票据等纸质载体进行检查、比对，核实该征信记录与信贷业务发生情况是否一致，而不是对产生征信记录的基础信贷关系进行合法性、有效性的实质审查。本案中，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经过书面核查和现场检查，作出的《处理决定》认为“华瑞公司欠张家口农行本金160000元，利息128798.80元，事实存在”、“华瑞公司为三元公司贷款50万元提供之保证合同存在”，故认定上诉人投诉指向的欠息和对外担保两条征信记录正确，并向人民法院提交了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05）东商初字第555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对张家口华瑞粮食制品有限公司欠息情况的说明》及附件（银行系统打印清单）、《关于对张家口华瑞粮食制品有限公司账户情况的说明》及附件（记账凭证）、《关于对张家口华瑞粮食制品有限公司主从合同情况的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已经履行了征信投诉处理法定职责，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征信业管理条例》及《征信投诉办理规程》的规定。 对于欠息记录，上诉人主张其与被上诉人农行张家口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05年6月经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主持以农行张家口分行提出的改制方案调解结案。但上诉人并未提供当时调解、和解结案的相关证据，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对外担保记录，上诉人主张涉案《保证合同》并非其签字盖章，应由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对签字印章进行鉴定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征信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现场检查、询问、查阅复制相关材料、检查相关信息系统等监督检查措施，主要是检查征信机构、金融信用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等是否存在违反征信业管理法规的行为，并无通过鉴定等手段审查和认定民事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职责。商业银行办理的具体信贷业务是否合法合规，亦不属于征信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而是由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规定履行相应监管职责，故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收到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履行了告知补正、受理、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等法定程序，其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及送达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在收到上诉人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于2018年9月21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2018年9月22日至24日为节假日，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于2018年9月25日向上诉人邮寄送达该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未超过法定期限，送达程序合法，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人行张家口中心支行作出的《处理决定》及被上诉人人行天津分行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处理决定》末尾告知上诉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接到本决定书60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提请复议”不当，但并未影响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本院予以指正。 综上，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家口华瑞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孔 娟 审判员 李柏翠 审判员 芦一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赵光明 书记员韩恩康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