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皖行终111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洪穆峰，男，195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宁夏永宁县国营黄羊滩农场四队57号，现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袁月英，女，193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洪增树，男，1968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洪翠花（又名洪增柱），女，1963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洪增润，女，1966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洪增云，女，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上诉人（一审原告）洪银花，女，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七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洋，安徽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塔山路266号。法定代表人王连贵，县长。委托代理人高俊，庐江县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许承斌，安徽庐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洪穆峰、袁月英、洪增树、洪翠花、洪增润、洪增云、洪银花等七人（以下简称洪穆峰等七人）因诉庐江县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一案，不服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行初69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洪穆峰等七人向一审法院起诉称，原告洪穆峰、洪增树、洪增柱、洪增润、洪增云、洪银花同为原告袁月英与洪家余（又名洪家如）之子女，洪家余已于2003年去世。2000年洪家余在安徽省庐江县城关镇晨光村（现为庐城镇晨光社区）洪三村民组自建了住宅3间，占地面积为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共179.78平方米，并于2000年5月27日领取了庐集用（2000）字第X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以下简称148号证）。此外，洪家余名下还有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晨政清土字第0477号宅基地申报表（以下简称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2013年7月6日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在没有和原告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拆除；2015年5月7日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在没有和原告签订任何协议，也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将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拆除。原告作为洪家余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被告给予赔偿或者等面积安置，被告一直不予理睬。2016年4月21日原告将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诉至庐江县人民法院，庐江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皖0124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起诉，庐江县法院认为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适格被告是庐江县人民政府。原告认为，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及其组建单位未依照法定程序征收土地，其征地行为本身存在违法；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及其组建单位未经法定程序擅自拆除原告房屋，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确认被告拆除原告148号证、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所涉房屋的行为违法。庐江县人民政府一审答辩称，一、庐江县人民政府及庐江县城东新区指挥部没有强制拆迁原告的房屋。2012年7月26日，原告袁月英、洪增树为配合庐城城镇建设，分别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将其在城东新区的房屋83.4m2和626.98㎡的房屋拆迁并获得补偿。协议签订后，两原告自愿腾让房屋，并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领取了提前拆迁奖励款、临时安置费款等，后又分别接受了政府相应的安置房屋，双方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履行也未产生任何争议。二、本案涉及原告洪增树、袁月英的房屋共两处710.36㎡，后经洪增树、袁月英相互协商调剂，登记在袁月英(洪家余妻子)户83.4㎡(实际面积194.39㎡)，登记到洪增树户626.98㎡(实际面积515.97㎡)。原告洪增树、袁月英在自行腾让拆除房屋前，就房屋的面积、结构等情况已作出确认。三、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已经更名为“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并隶属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因此，庐江县人民政府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综上，原告所称的涉案房屋，系原告袁月英、洪增树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达成一致后，自愿腾让房屋后拆除的，庐江县人民政府及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没有实施强行拆迁行为。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洪穆峰、洪增树、洪增柱、洪增润、洪增云、洪银花同为原告袁月英与洪家余（又名洪家如）之子女，洪家余于2003年去世。2000年洪家余在安徽省庐江县城关镇晨光村（现为庐城镇晨光社区）洪三村民组自建了住宅3间，占地面积为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共179.78平方米，并于2000年5月27日领取了148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洪家余于1990年5月4日办理了0477号申报表，对其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了上报清理。2012年7月26日，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与原告袁月英、原告洪增树分别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各一份，约定将其在城东新区的面积为83.4平方米和626.98平方米的房屋拆迁并获得补偿。协议签订后，两原告自愿腾让房屋，并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领取了提前拆迁奖励款、临时安置费款等，后又分别接受了政府相应的安置房屋。协议签订后，涉案房屋分别于2012年拆除一部分，到2015年5月份集中清理完毕。2017年2月27日，庐江县庐城镇晨光社区居委会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说明原告于1990年5月4日提出的“安徽省农村居民宅基地申报表”所对应的宅基地在2000年土地清理中，进行了重新颁证确权，并将该处住宅分户两证，分别落户在洪增树[证件号为庐集用（2000）字第Y号]（以下简称147号证）和洪家余[证件号为庐集用（2000）字第X号]名下，记录面积均为89.89平方米。2016年4月21日原告将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诉至庐江县人民法院，庐江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皖0124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原告起诉，庐江县法院认为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不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适格被告是庐江县人民政府。2016年11月30日，原告以庐江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诉称其148号证、0477号申报表上房屋被被告强制拆除。对此涉及一个事实问题的认定，即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147号证和148号证两处房屋以外的0477号申报表所载的房屋。对此，经审理查明，1990年洪家余办理了0477号申报表，对其记载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了上报清理，但这并不能表明该表记载的160平方米房屋系独立于前述两处房屋以外的房屋，主要理由是：1.0477号申报表只能说明洪家余在1990年进行了上报清理，至于上报后是否获批、获批面积是多少以及审批后是否颁发相关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等均无从知晓，故仅凭该申报表无法认定原告具有表中所载160平方米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及相应房屋的所有权；2.从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在2000年庐江县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专项行动中，原告家庭对0477号申报表所载房屋进行等额分割，并分别办理了147号和148号两份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分别登记在洪增树和洪家余名下。综合该两点分析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147号和148号两处房屋以外的0477号申报表所载的房屋。据此分析，可以认定即使本案存在房屋拆除行为，也仅仅是对147号和148号证所涉两处房屋的拆除，故本案的焦点在于对该两处房屋的拆除是否属于强制拆除。对此，在原告家庭协商的基础上，将前述两处房屋的面积相应拆分后，分别由袁月英户（按建筑面积83.4㎡）和洪增树户（按建筑面积626.98㎡）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将房屋交付拆迁，领取拆迁补偿费，获得相应的房屋安置。因此，对147号和148号证所涉两处房屋的拆除系经过合法程序之后进行的合法拆除，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综上所述，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存在，现有证据所能证明的拆除均系合法基础上的正常拆除行为。即使存在原告诉称的强制拆除行为，但是根据被告证据一的会议纪要第六项议题之一将“城东新区指挥部”予以撤销，并将“城东新区指挥部办公室”更名为“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隶属庐城镇党委、政府管理，相对独立运作。”由此可见，由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由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涉及行政诉讼也应当以其为被告，故本案庐江县人民政府并非适格被告。即使有庐江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16）皖0124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对被告主体进行了认定，但该认定如果与客观事实相悖的话，人民法院裁判案件也不予采纳。故对该裁定书认定庐江县人民政府系适格被告的认定意见不予采纳。对此，该院依法已经向原告予以释明，原告坚持对庐江县人民政府的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另，“一案一诉”是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基本原则，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多个不同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充分释明及指导，如经过充分释明当事人仍拒绝明确其诉讼请求的，则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本案原告诉称请求确认被告拆除148号证、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所涉房屋的行为违法。而从原告诉状描述来看，拆除148号所涉房屋时间为2015年5月7日，拆除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所涉房屋的时间为2013年7月6日。如果确实存在原告所称的前述强制拆除行为，则这两次拆除行为也系独立的行政行为，并非同一行政行为，依法不能在一个案件中予以一并处理，而应分别起诉。对此，该院亦依法予以释明，但原告仍坚持其原诉请，导致其诉请不明确，故对其起诉依法亦应予以驳回。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洪穆峰、袁月英、洪增树、洪翠花、洪增润、洪增云、洪银花等七人的起诉。洪穆峰等七人上诉称，一、本案上诉人充分证明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与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系两处房屋，且被违法拆除,一审法院却认定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与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系一处房屋且是合法拆除，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提供照片、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充分证明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与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系两处房屋，一审法院却认定上述房屋是一处房屋，一审法院得出这样结论的依据是被上诉人以及晨光社区居委会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该份情况说明系上诉人第一次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被上诉人在开庭前一天提交的证据，且不说单位出具的证据形式、举证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的举证要求，被上诉人自己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说明案涉两处房屋就是一处房屋，这和被上诉人当庭陈述有什么区别？一审法院竟然罔顾事实予以采纳，从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其次，上诉人提供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一审法院认定合法拆除系违背客观事实。需要向二审法院说明的是，案涉两处房屋的权属证书原件一直在上诉人处保管，被上诉人依法征收的房屋，都是收回房屋权属证书原件的。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强制拆除上诉人案涉两处房屋，所以两处房屋权属证书原件至今保存在上诉人手中。再次，一审法院张冠李戴，认为袁月英户（83.4平方米)和洪增树户(626.98平方米)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此147号证、148号证所涉两处房屋均是合法拆除，不是强制拆除。上诉人多次向一审法院强调，洪增树自己名下有147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和432平方米的两处房屋，这两处的房屋权属证书证据材料系上诉人起诉庐江县庐城镇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行政强制拆迁一案，庐江县庐城镇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提交的，证据存档在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行初40号卷宗中。洪增树的这两处房屋已经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两处房屋权属证书原件均已上交。所谓的袁月英户（83.4平方米)和洪增树户（626.98平方米）均是对洪增树上述两处房屋的拆迁安置，与本案毫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认为袁月英户（83.4平方米)和洪增树户（626.98平方米)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签订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因此147号证、148号证所涉两处房屋均是合法拆除，完全是张冠李戴，违背客观事实。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与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系违法强制拆除，被上诉人没有给予上诉人任何安置补偿或者赔偿，何来合法拆除一说？并且，拆迁的面积根本无法对应上。二、上诉人2016年4月21日向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庐江县法院认定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不是适格被告，适格被告应该是庐江县人民政府，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皖0124行初40号生效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人起诉，上诉人才以庐江县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现在又认定庐江县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是庐江县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的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年9月30日作出（2016)皖0124行初40号生效行政裁定书认定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不是适格被告，适格被告应该是庐江县人民政府，一审法院现在又认定庐江县人民政府不是适格被告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三、148号证所涉89.89平方米上下两层房屋与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房屋均是在2015年5月份被集中清理完毕的，因此，上诉人就被上诉人对上述房屋的违法拆除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违反一案一诉原则。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庐江县政府答辩称，一、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已于2014年9月1日被答辩人撤销，更名为“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并隶属于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才是适格被告。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认为庐江县人民政府是本案被告，该裁定书只能认为某某主体不适格，而不能确认案外第三人是适格主体；再说，该裁定书只是在事实和论理部分认为答辩人应当是被告，并非是裁定书主文确定答辩人是被告，这样的事实认定并不具有既判力。另外，该裁定书作为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不能约束上级人民法院。因此，庐江县人民法院的裁定书，不能当然作为审查本案适格当事人的依据。二、上诉人诉称的“原晨光乡晨光村洪三村民组晨政清土字第0477宅基地上的房屋”不存在。“晨政清土字第0477号”只是申报表，并非系土地使用权证，该申报表所对应的宅基地上，在2000年土地清理中颁证两份，即147号证和148号证，户主分别为洪增树、洪家余。上诉人家庭并无独立于147号证、148号证以外“晨政清土字第0477号宅基地”上的房屋。如果其所称“晨政清土字第0477号宅基地”上的房屋真实存在，2012年7月26日上诉人袁月英、洪增树在与政府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时，应会提出明确主张，而其实际并未提出主张。三、上诉人的起诉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2014年11月1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案房屋2012年便腾空交给城东新区指挥部拆除，2015年5月，148号证对应的房屋已经实际拆除，上诉人2016年4月21日起诉明显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起诉时，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仍在适用，但该解释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2年起诉期限是指不知道行政行为存在和具体内容的最长期限。四、涉案房屋系房屋所有人，即上诉人袁月英、洪增树自愿腾让拆除，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并没有实施强制拆除。2012年7月26日，上诉人袁月英为配合庐城城镇建设，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洪增树、袁月英在自行腾让拆除房屋前，就房屋的面积、结构等情况已作出确认。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袁月英在上诉人洪增树的帮助下自愿腾让房屋，并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领取了提前拆迁奖励款、临时安置费款等，后又分别接受了政府相应的安置房屋，双方对《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的履行也未产生任何争议，因此，拆除涉案房屋系双方在等价有偿基础上协商的结果。据此，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定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原告洪穆峰等七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1.原告洪穆峰等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请主体适格；2.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庐集用（2000）字第X号和安徽省农村宅基地申报表（晨政清土资第0477号）各一份，证明原告洪穆峰和其父亲洪家余名下合法拥有庐江县城关镇晨光村（现为晨光社区）洪三村民组庐集用（2000）字第X号集体土地使用证，对应的占地面积是89.89㎡两层楼房住宅和（晨政清土资第0477号）宅基地申报表对应的占地面积160㎡住宅和上述对应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如果按照被告说的两处房产证是同一个，土地部门为什么没有将产证收回，或者作出说明；3.房屋照片五张，证明房屋拆除之前的情况，160平方房屋和89.89平方分开的；4.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6）皖0124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本案适格被告是庐江县人民政府；5.洪增树名下的两处住宅的权属证书，一处是89.89㎡，另一处是432㎡，该证据是我们第一次在庐江法院起诉行政诉讼过程中在案卷中拍摄的，原件在案卷宗中有，证明洪增树自己另外还有本案诉争房屋之外的房产。6.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期间，一审原告补充提供证人洪某、潘某的证言，用于证明在147号证所载房屋之外还有一处房屋被拆除，面积为160平方米，且该拆除行为系违法拆除。一审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目的：1.《中共庐江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1份，证明庐江县庐城城东指挥部已经更名为“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并隶属于庐城镇人民政府；2.《房屋拆迁补偿协议》2份，证明2012年7月26日，原告袁月英、洪增树分别与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分别约定将其在城东新区的房屋面积83.4㎡和626.98㎡，共710.36㎡的房屋拆迁并获得了安置补偿；3.《三中片村民房屋情况调查表》1份，航拍图2份，面积丈量原始记录1份，证明原告袁月英、洪增树户协议前系拟作为一户进行安置的，后互相协商到登记到袁月英户83.4㎡（实际面积194.39㎡）和洪增树户626.98㎡（实际面积515.97㎡），并无其他房屋；4.《房屋搬迁验收合格证》两份，证明原告袁月英户、洪增树户自愿搬迁腾让房屋，并领取了提前腾让奖励的事实；5.《庐城三中片区统建安置房申请表》2份，证明自愿申请安置住房的事实；6.拆迁补偿费领条和领款单共5份，证明原告袁月英户，洪增树户领取协议项下补偿款的事实，双方履行协议并无异议；7.晨光社区居委会2017年2月27日作出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原告诉称的两处房屋是重合的。8.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期间，一审被告补充一份由庐江县庐城镇人民政府和晨光社区居委会于2019年5月20日联合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及147号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安徽省农村宅基地申报表（晨政清土资第0477号）对应的160平方米房屋在2000年庐江县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专项行动中，原告家庭对该栋房屋进行等额分割，并重新颁证，即147号证和148号证，户主分别为洪增树、洪家余，占地面积均系89.89平方米。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一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对一审裁定认定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经询问洪增树，洪增树述称，其名下共有两处房屋，一处房屋建筑面积为432平方米，另一处即147号证所涉房屋，建筑面积为89.89平方米。其和其母亲袁月英的房屋面积总计约710平方米。另，其该两处房屋和其母亲袁月英房屋旁边还有三处共计58.71平方米的房屋未予安置。庐江县人民政府对洪增树所称其和袁月英房屋及附属房总面积不持异议，同时述称，该58.71平方米的房屋系附属房，按照征收补偿安置政策，不符合安置条件，已作为附属物予以货币补偿。本院认为，2012年7月26日，洪增树、袁月英分别与征收实施部门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所涉面积分别为626.98平方米和83.4平方米。协议签订后，洪增树、袁月英自愿腾让房屋，并领取了提前拆迁奖励、临时安置费等，后又分别接受了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屋。从洪增树、袁月英所签补偿协议来看，两户被征收并予补偿安置的房屋总面积共710.38平方米。而根据洪增树所述，其本人两处房屋合计521.89平方米，两户被补偿安置的710.38平方米房屋减去洪增树户的521.89平方米房屋，余下房屋应为袁月英户被征收补偿安置的房屋。故上诉人关于袁月英（洪家余）户148号证所涉房屋未予补偿安置、该房屋系强制拆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袁月英（洪家余）户148号证所涉房屋之外，还有无其所称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160平方米土地上房屋的问题。其一，2000年，庐江县对该县范围内集体土地建设用地统一清理登记颁证，凡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均予登记并颁发权利证书，而该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160平方米土地并未登记并获得权利证书。而同时洪家余、洪增树分别取得了89.89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其二，0477号申报表只是申请160平方米宅基地用于建房，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房屋实际建成、面积多少、涉案征收实施时是否仍然存在。其三，按照通常做法，所有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协商一致，才能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如果先就部分被征收房屋达成补偿安置协议，那么对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被征收房屋亦应由协议双方予以注明。袁月英已经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协议双方并未注明在该协议之外还有未予补偿安置的被征收房屋及面积。其四，根据上诉人洪穆峰等七人一审起诉所称，庐江县庐城城东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拆除其0477号申报表所涉160平方米宅基地上房屋的时间为2013年7月6日，其对该拆除行为不服，于2016年4月21日向庐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上诉人主张的该0477号申报表所涉房屋真实存在且未予补偿安置，其在该房被拆除两年多后才提起诉讼，不符合常理。综合上述分析，上诉人关于0477号申报表对应的160平方米土地上房屋未予补偿安置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洪穆峰等七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志强审判员  王新林审判员  钟祖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张高英书记员潘玉丹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