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22民再8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原审被告）：刘自安，男，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申诉人（原审被告）：谭乃艳，女，1980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甫，三台县富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系刘自安、谭乃艳共同委托。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陈凯，男，198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蓬勃，四川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申诉人刘自安、谭乃艳因与被申诉人陈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川072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向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绵检民（行）监［2019］51070000082民事（行政）抗诉书，向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川07民抗1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三台县人民检察院受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令指派检察员尹德斌出庭。申诉人刘自安、谭乃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林甫，被申诉人陈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蓬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意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依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定监督情形。理由如下： （一）三台县人民法院认定“本案的纠纷是陈凯与刘自安因合伙纠纷事务产生，但在2017年2月，刘自安向陈凯出具借条时，双方当事人已将合伙关系变更为借贷关系，且刘自安在2017年12月又再次出具借条，明确确认了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2015年3月至2016年，陈凯与刘自安等人合伙承建“千亿粮食项目”工程，陈凯提供的2015年3月至12月的银行流水记录等证据证明其在合伙的初期向刘自安支付了45万元用于合伙的经营。2016年2月12日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从内容上看是双方对合伙的清算。在这个协议中双方对合伙的利润进行了预计和分配，并对支付的时间和条件进行了约定。即利润按80万元预计，双方各分配40万元，刘自安一方在项目建设单位退履约保证金后7日内，退投资方（陈凯）40万元，这40万元从双方约定上看应当是退陈凯一方的投资；陈凯一方应分配的利润40万元在项目建设单位结算审计完成后第一次付款时间后7日内由刘自安一次性支付给陈凯一方。《合作协议》证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系合伙，这一事实和法律关系也得到原审判决的认定。 2、刘自安2017年2月12日、2017年12月2日出具的借条不能作为改变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九条也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本案中，刘自安出具的借条是否涉嫌，应当看刘自安是否收到陈凯提供的借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对于陈凯一方投资在合伙经营中的款项，刘自安的支付条件是“项目在2016年3月底竣工验收后，甲方（建设单位）退履约保证金后，7日内，退投资方”，对于预计利润，刘自安的支付条件是“在纠纷（建设单位）结算审计完成后，甲方第一次付款后，一次性支付投资方”，从上述约定可以推知，双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并非是债权转移的对价，并没有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设定债务关系，刘自安并没有实际占有陈凯的款项，约定的刘自安的付款义务是发生在建设单位退还保证金和建设单位审计并第一次付款后，如果刘自安没有按照约定向陈凯支付，刘自安即取得了陈凯提供的款项，双方的借款合同方才生效。根据三台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案涉工程虽然已经竣工验收但并未审计。因此，陈凯将案涉工程预期利润40万元借给刘自安的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刘自安、陈凯双方均没有得到这一笔款项。 综上，三台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已协议将合伙关系变更为借贷关系”缺乏证据证明。 （二）适用法律错误 1、三台县人民法院未依法判定本案借款事实是否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判断借款事实是否发生的主要证据是陈凯所提交的《合作协议》，在审理中，刘自安也说明了借条产生的过程，原审法院应当依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对借款事实是否发生进行审查，但却以“庭审后，原告陈凯补充提交了讼争金额400000元由来的证据，用以证明双方已经结算过，该金额应当予以认可”为由没有对陈凯是否提供了借款、刘自安是否收到借款进行审查。 2、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18］2号司法解释）之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本案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受理，2018年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2018年3月8日作出判决。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明传［2018］71号《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有关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正在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法释［2018］2号司法解释的规定。该案属于通知中载明的正在审理的一审案件，但是三台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判决时没有按照通知要求适用法释［2018］2号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三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推导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所负债务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因而谭乃艳对该债务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但是法释［2018］2号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权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案涉及的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日常所需，原告陈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债务用于被告刘自安、谭乃艳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该案讼争的450000元是被告刘自安以个人一方名义对外经营，投入与原告陈凯合伙的工程建设中，另外400000元没有实际发生，三台县人民法院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系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三台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2民初48号民事判决存在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定监督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申诉人刘自安、谭乃艳再审中称：请求法院纠正错误，撤销原判决，驳回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刘自安与陈凯系合伙关系，不是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以申请人书写借条为依据，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诉人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认定这一基本事实缺乏证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合伙债务不系夫妻共同债务，谭乃艳不应承担偿还义务。理由以及法律依据与检察院抗诉意见一致。 被申诉人陈凯辩称，1、双方45万元原系借款，经过双方协商，转为投资款，又经被告确认，已将被告应退还原告的投资款和利润变更为民间借贷。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2、本案系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刘自安所欠债务系其承包经营所欠债务，被告谭乃艳应该承担还款责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被申诉人（原审原告）陈凯向本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调解或判决被告立即归还在原告处的借款850000元及结付利息（利息从2017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至借款本金850000元清偿完毕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原审认定事实：2017年2月12日，刘自安向陈凯出具借条一份：“本人刘自安身份证号码5107221974××××××××借到陈凯人民币捌拾伍万元整（850000.00元）此款定于2017年3月底还450000.00（肆拾伍万元整），余数于2017年4月底还完。如上述规定时间内未按约定如数还款，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特立此据借款人：刘自安2017.2.12。”同年12月2日，刘自安再次向陈凯出具一份借条：“本人刘自安（身份证号码：5107221974××××××××）今借到陈凯人民币850000.00元（捌拾伍万元整）用于‘2014年三台县千亿斤粮食生产项目周转（项目名称简写）’，其中，2015年3月30日30万（叁拾万元）由我本人（刘自安）委托陈凯转入马超账户43×××33；2015年3月31日10万（壹拾万元整）转入我本人（刘自安）账号62×××55.2015年12月陈凯分三次转入共5万元（伍万元整）到我本人（刘自安）的账号62×××55，2016年陈凯将本项目利润现金40万（肆拾万）借于本人（刘自安）用于其它事宜，所以刘自安身份证号5107221974××××××××共借到人民币850000.00大写（捌拾伍万元整）。1.本人刘自安向陈凯借款项家人已知晓，也知道用款去向；2.本人刘自安愿意承担2017年5月1日未还金额利息（月利率3%或年利率36%）直到本息还清为止；3.本人刘自安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作为个人信息保证真实有效；4.本人刘自安今日自愿立据，原2017年2月12日立据作废，由陈凯作为过程保留。借款人：刘自安日期2017年12.2日”。同时，陈凯账号为62×××20的银行交易流水显示：2015年3月30日向马超账号为43×××33的账户转账300000元，同月31日向刘自安账号为62×××55的账号转账100000元，同年12月2日向刘自安账号为62×××71的账户转账20000元，同月7日向赵小波账号为62×××94的账户转账20000元（该笔款项由赵小波转交刘自安）。2015年12月30日，陈凯再次向刘自安账号为62×××71的账户转账10000元。另查明，被告刘自安与谭乃艳系夫妻关系。 庭审后，陈凯补充提交陈凯与刘自安于2016年2月12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双方共盈、公正公平的原则，就2014千亿粮食项目合作，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该项目双方利润按800000.00元（大写：捌拾万元整）计算，即甲乙双方各400000.00元（肆拾万元整），项目在二0一六年叁月底竣工验收后，甲方（建设单位）退履约保证金后，七日内，退投资方400000.00元肆拾万元整，剩余利润400000.00元肆拾万元整在甲方（建设单位）结算审计完成后，甲方第一次付款后，一次性支付投资方40.0万元（大写肆拾万元整、7日内）二、无论最终审计结算金额为多少，均由刘自安自行负责，与投资方无关三、如任何一方违反上述条款内容，均承担一切后果所带来的违约经济责任四、对于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县市人民法院起诉五、该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刘自安认可该协议是他所签，谭乃艳称不清楚此事。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但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本院原审认为，被告刘自安辩称本案是合伙关系，本案的起因是陈凯与刘自安因合伙纠纷产生，但在2017年2月，刘自安向陈凯出具借条时，双方当事人已将合伙纠纷协议变更为借贷关系，且刘自安在2017年12月又再次出具借条，明确确认了借贷关系。刘自安辩称书写的借条并非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但未否认借条的真实性，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刘自安在庭审中认可收到陈凯现金450000元整，对该450000元其应当承担还款义务。被告刘自安还辩称400000元是合伙利润，原告与其尚未结算。庭审后，原告陈凯补充提交了讼争金额400000元由来的证据，用以证明双方已经过结算，该金额应当予以认可。且刘自安于2月12日出具的借条中明确包括了该400000元，2017年12月2日出具的借条也明确约定利润为400000元，前后两次的借条均对利润进行了明确约定，也约定该利润转化为借款，刘自安应当按照借条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刘自安于2017年12月2日所书的借条虽约定“本人刘自安愿意承担2017年5月1日未还金额利息（月利率3%或年利率36%）直到本息还清为止”，但该约定已超过法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陈凯诉请被告按照月利率3%支付从2017年5月1日起的利息超过上述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调整为从2017年5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的收益……”。被告谭乃艳虽辩称资金没有用于夫妻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但刘自安在辩称中已阐述本案讼争款项用于经营工程所需，且刘自安的辩称与陈凯的证据相印证，证明了款项的形成过程，即用于经营工程属实。谭乃艳辩称知晓刘自安与陈凯合伙做工程但是没有参与，虽然刘自安仅以一方个人名义对外经营，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所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经营所产生的债务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谭乃艳对该债务也应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对原告陈凯的诉讼请求部分予以支持。 本院原审判决：一、由被告刘自安、谭乃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陈凯偿还借款8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从2017年5月1日开始计付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陈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00元,减半收取计6150元,案件申请费4770元,合计10920元,由刘自安、谭乃艳负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 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还查明，2015年3月31日，刘自安曾向陈凯出具“借条”一份，该借条载明：今借到陈凯人民币肆拾万元。该款双方认可已经转为了投资款。 2015年4月27日，刘自安与陈凯、修代明、赵小波等人签订“关于2014千亿粮食项目协议书”—一标段、七标段、八标段，协议载明：一、项目出资方（陈凯、修代明、赵小波、梁诚、敬朝俊）就该项目出资40万元，项目由刘自安全权负责管理，项目所得利润额各占50%，即各占一半；二、每次项目转款必须转入陈凯账户，再由陈凯、各出资方及刘自安商量决定后由陈凯再转入刘自安专项账户予以支付；三、项目工程款账目由陈凯负责主管，现场各项支付由刘自安负责主管；四、项目竣工验收后，刘自安应及时协调衔接落实工程款的回收至项目的保修金退完为止…… 2017年1月19日，刘自安已领取履约保证金59.6万元，该款全部用于支付案涉项目的人工、材料等费用。三台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案涉工程虽然已经竣工验收但至今并未审计。在本案庭审后，本院对陈凯一方的其他出资人调查了解，其他出资人均表示由陈凯负责本案案涉款项的收取。 另查明，刘自安、谭乃艳就该案向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8年11月2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7民申121号民事裁定，认为原一审庭审质证收集在卷的证据证实，案涉纠纷系陈凯与刘自安因合伙事务所产生，但在2017年2月，刘自安向陈凯出具借条时，双方当事人已将合伙关系变更为借贷关系，且刘自安在2017年12月又再次出具借条，明确确认了借贷关系，故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并无不当，驳回了刘自安、谭乃艳再审申请。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身份信息，“借条”合同书、银行流水、账目、费用依据、证明、协议书等证据经当庭质证在卷证实。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纠纷是陈凯与刘自安因合伙事务所产生。被告刘自安向原告陈凯两次出具的借条，系根据2016年2月12日刘自安与陈凯等其他出资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得来，该协议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是双方对合伙的清算。协议中双方对合伙的利润进行了预计和分配，并对支付的时间和条件进行了约定。因此，刘自安出具的借条并不能作为作为改变本案基础法律关系的证据，而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同时，借款合同系实践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中，刘自安出具的借条是否生效，应当看刘自安是否收到陈凯提供的借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刘自安出具的借条中的400000元系预计利润，但根据三台县农业局出具的证明，证实案涉工程虽然已经竣工验收但并未审计。因此，陈凯将案涉工程预期利润40万元借给刘自安的借贷事实并未实际发生，刘自安当然也是并未收到该笔款项。原被告间也就不构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但原被告双方基于自愿原则，对合伙事务进行的清算确认，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构成合同之债，双方亦应按照最终的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即被告刘自安应当按照最后一次借条上承诺的期限和金额履行给付义务。刘自安在再审中也未对其出具借条不是其自愿提供相关证据，本院对其申诉中所提不是自愿等理由不予采信。双方在最后一次借条约定按时不能履行支付资金利息的约定应视为违约责任的约定，但该约定过高，本院予以酌情调整为从2017年5月1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本案原审及再审中被申诉人均未能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该合同之债用于了被告陈凯与谭乃艳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或者共同意思表示，故对陈凯要求谭乃艳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四川省绵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理由成立，对原审原告陈凯的诉讼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2018)川0722民初48号民事判决； 二、由刘自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陈凯支付8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2%从2017年5月1日开始结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陈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原审案件受理费6150元,案件申请费4770元,合计10920元,由刘自安、谭乃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长  廖前锋 审判员  魏 江 审判员  江久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