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04民初855号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20579647K，住所地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法定代表人：闵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荔萍，江苏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喜霞，江苏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中天凤凰电器城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666817455L，住所地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道邹傅村委。诉讼代表人：江苏中天凤凰电器城置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候恺，该清算小组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史小波，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江苏金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诉被告江苏中天凤凰电器城置业有限公司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17684574.93元债权(本金16300766.61元、利息1199252.32元，诉讼费和保全费合计184556元）及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年利率5.8725%，逾期利率、复利利率为在上述利率基础上上浮50%)；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7月11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化支行）与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0日之间，在2000万元债权的最高债权余额内，被告为常州市吉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象公司）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合同第6.7条约定，被告发生歇业、解散……被申请破产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合同第9.1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和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2015年6月12日，被告被申请破产重整；期间被告未按约履行通知义务；2015年6月29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被告的重整申请，之后被告(包括破产管理人）未按约定或法定履行通知义务。2016年1月28日、3月23日、4月19日与吉象公司签订了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并按约发放了1645万元贷款，后吉象公司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7年12月20日吉象公司尚欠借款本金合计16300766.61元、利息合计1199252.32元。后被告因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钟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裁定终止被告重整程序，宣告被告破产。工行广化支行于2016年9月18日向被告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要求以被告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后经管理人审核及法院审理，认为因被告破产管理人已确认解除被告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工行广化支行要求被告承担担保责任并申报债权的请求不能成立。另2018年3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江苏省分行）与原告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案涉三笔债权在内的共计19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将转让事宜在江苏法制报进行了公告。2018年10月8日，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因被告解除其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使得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向被告申报债权。2018年12月20日，被告管理人向原告出具《债权审查意见通知书》，具体内容为：1、案涉三笔贷款发放均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被告重整申请之后；2、贷款发放时，被告为吉象公司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依法解除；3、工行广化支行的上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常州分行）在此前已经申报债权，“推定”工行广化支行应当知道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不具备担保人资格。故管理人对原告的这笔债权损害赔偿权不予确认。原告认为原告本次申请的破产债权依法应当确认，破产管理人的审核结论于法无据，应当予以纠正。具体理由：一、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6.7条约定，被告发生歇业、解散……被申请破产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工行广化支行；第9.1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和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被告于2015年6月12日被申请破产重整，被告即应当按约向工行广化支行履行通知义务；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即构成违约。因被告未履行通知义务，工行广化支行在之后发放贷款，但保证合同因为法定解除而不能向被告主张保证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均属于实际损失，按约应当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原告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导致的损失作为申报债权的事实和依据，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对于“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条款的理解，原告认为该条款是视为解除的依据，但是没有免除管理人通知相对方的义务；解除合同但未通知合同相对方，由此导致的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原告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三、破产管理人的审核意见不具有法律依据。1、工行广化支行在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法定解除后发放贷款的原因是被告和破产管理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定的义务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其过错在被告及其破产管理人，由此导致的损失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认定；2、审核意见认为：因为工行广化支行的上级银行工行常州分行已经在2015年11月20日向管理人申报了218万余元其他担保债权，就推定工行广化支行发放涉案贷款时应当已经知道被告早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对此，管理人的推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方各自独立的原则，法律也没有赋予管理人可以从上级行的行为推定下级行应当知道的法律依据；再次解除合同后应当通知相对方是管理人应尽的管理职责，没有法定事由不能自行免除其义务。3、管理人认为“起诉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进行补充分配”，没有法律依据，如果管理人在涉案债权争议尚未确定前未予预留相应分配份额并由此造成损失的，原告因此会向破产管理人要求赔偿责任。故，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敬请立案受理并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和理由如下：被告被受理破产后没有及时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应当承担违反合同约定造成的损失，该损失具体表现为原告未接到通知发放贷款，涉案保证合同因法定原因解除，原告因无法主张担保责任造成的损失，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管理人依照法定解除合同，没有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因管理人履行职责过错造成损失，原告有权要求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之债债权人事实，被告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报告中载明被告进入重整程序后，因存在重整可能，全部员工均予以留用。故自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4月26日将近一年重整期间内，在全部员工均留用的情况下，管理人应当可以获知中天凤凰为吉象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也能查到被告企业征信报告中被告所有的对外担保记录，管理人未尽调查义务、未尽通知义务存在过错。根据法律规定，管理人在负有法定职责，有义务有能力有途径可以获知被告为原告提供最高额保证的情况下，在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法定原因解除前和解除后未及时通知原告解除的结果，也未通知原告申报债权，管理人存在过错。管理人未经通知义务导致本案原告损失，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依照法定原因解除中天凤凰最高额担保，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根据吉象公司银行账号明细统计，涉案借款均为以贷还贷形成。最高院2008年第11期公报案例，借新还旧是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金融机构又向原贷款人发放贷款用于归还原贷款的额行为；借新还旧与贷款人用自有资金归还贷款从而消灭债权债务的行为有着本质区别；虽然新贷代替了旧贷，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客观上只是以新贷的形式代替了旧贷，但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客观上只是以新贷的形式延长了旧贷的还款期限，故借新还旧的贷款本质上是旧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展期。最高额保证合同解除的处理，《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可以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截止2015年8月29日，被告担保的借款余额应为2005万元；工行广化支行在2015年8月29日之后发放的贷款属于以贷还贷，属于对之前借款合同的展期，之后发放的贷款与之前的贷款具有延续性，不属于新增贷款，可以视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具有统一性的贷款”；故若最高额保证合同未解除，被告应当在2005万元（实际金额根据以贷转贷余额确定）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因法定原因解除，导致被告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被告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即为原告损失；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故原告有权申请被告在1768万借款余额范围内不承担担保责任对原告造成的损失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对于吉象公司案涉借款是以贷还贷的情形明知或应知，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保证人被告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借款人吉象公司为被告施工建设中天凤凰电器城置业项目，大量资金包括银行借款与自有资金积压在被告，被告拖欠工程款等直接导致吉象公司经营困难难以清偿银行债务；根据被告破产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工作报告，被告在2014年1月已经存在诉讼、拖欠工程款及规费欠缴等情况。吉象公司要求被告为其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时，因贷款用途属于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之一，双方必有协商及决策过程，被告应当对下述事实明知：（1）由于被告拖欠吉象公司巨额工程款项，导致吉象公司经营困难，难以清偿银行到期债务；（2）由于吉象公司当时状况不具备按期偿还金融贷款能力，其不可能再获得新增贷款（金融常识）；（3）若是新增贷款，银行不会接受被告作为保证人，因为被告当时经营状况已经不具备担保能力；若是新增贷款，被告没有理由为吉象公司提供巨额担保；银行、吉象公司、被告都是基于之前涉案贷款实际用款方为被告，才同意由被告为转贷提供担保；（4）虽然转贷不违法法律规定也符合企业需要，但是银行监管并不鼓励转贷，故借款合同中不会写明“以贷转贷”；（5）如果被告不能为吉象公司转贷提供最高额担保，吉象公司不符合转贷条件，吉象公司无法为被告后续施工并将立刻要求被告偿还拖欠工程款项。基于上述事实及理由，被告才会通过股东会决议同意为吉象公司转贷提供最高额保证。故根据上述事实及被告提供担保应当具备的协商和决策过程，已经可以确定被告提供最高额保证时明知或应知涉案贷款属于转贷性质。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即使借款用途由“货款”变更为“以贷转贷”，因为并未增加保证人被告的负担，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人被告仍应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是造成吉象公司不能按时归还银行借款的原因，也是吉象公司银行贷款的实际占用方；如果为吉象公司转贷提供担保，客观上延长了吉象公司对银行的还款期限，同时也延长了被告向吉象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期限，减轻了吉象公司和被告立刻清偿债务的负担；并且由此获得重大的期限利益，具体表现为：被告已经濒临破产，如果被申请破产，其破产受理之前6个月、12个月、24个月的行为分别在破产法上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推迟被申请破产的时间，被告以此可以进行自救、清理债权债务，也不排除隐匿转移资产可能，所以被告因此获得重大期限利益。根据当时吉象公司和被告的债权债务形成关系和经营状况，无论借款用途为任何内容，只要被告没有将工程款项付给吉象公司，吉象公司就没有能力归还银行贷款，所以吉象公司是否能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被告是否要承担担保责任取决于被告自身，不取决于借款用途；即使被告最终承担担保责任，因其可以行使追偿权，可以直接与结欠吉象公司的工程款相抵消，实际后果也只是履行了其应尽的还款义务，没有增加其任何负担；综上，基于吉象公司和被告特殊的事实和关联关系，被告提供涉案巨额最高额保证时，作为商事经营主体，应该已经充分了解了贷款用途、转贷利弊等，并通过协商与决策程序，为自身选择了最合理的方案，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其应当对保证合同项下所有债权余额提供保证责任。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性质，最高额保证合同对保证期限内的借款余额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法定理由解除时，其担保金额应为2005万元；虽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依法解除后，工行广化支行用转贷方式与吉象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根据最高院公报案例精神，转贷只是延长了还款期限，后贷与前贷具有统一性，不属于新增贷款，没有超过被告担保范围，被告应承担担保责任。根据上述情况确定的还款期限延长，不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不需要进行通知。这是根据法定理由解除并理解为延长期限，不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被告提供最高额保证时，是对于整个保证期间的借款余额均承担保证责任，延长的期限没有超过被告当时承诺的保证期限，视为同意，无需通知。因原告与吉象公司等借款人、其他担保人案件已经审判并执行，三案均已终结本次执行，借款人与其他担保人未能清偿任何款项；故本案因法定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损失为1768万元，原告据此申报债权并应当得以确认。综上，原告以被告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造成的损失为依据申报的债权，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确认，请法院对原告的合法债权予以确认。原告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基于工行江苏省分行将工行广化支行的涉案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据此享有因债权转让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债权请求权与债权受损因此所产生的赔偿请求权：1、被告管理人依照法定理由行使法定解除权，因解除合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可以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要求确认该破产债权；2、被告管理人未依照合同约定通知原告被告已进入被申请破产阶段，被告管理人没有依照法律规定通知原告申报破产债权。上述第1、2原因都导致原告在没有理由得知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对涉案贷款予以转贷，未能及时申报债权，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并确认。被告辩称，2015年6月29日，被告在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2015年7月22日，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报第3版对该事实进行了公告，说明管理人履行了通知义务。2015年11月20日，原告作为受让人受让的工行广化支行的债权，工行广化支行的上级行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足以说明工行广化支行明知被告破产事实。原告在补充的事实和理由当中要求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应另案提起诉讼，且不应当出现在补充的事实和理由当中。综上，被告认为被告与工行广化支行之间的担保合同已经解除，原告依据其与工行的债权转让公告，不能取得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解除合同之赔偿债权之诉，因为工行转让给原告的是债权，而不是合同权利，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其起诉。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1日，工行广化支行与被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在2014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0日期间，在2000万元最高债权余额内，被告为吉象公司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被告或债务人被申请破产或歇业、解散、清算、停业整顿、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等情形的，自接到工行广化支行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被告发生歇业、解散、清算、停业整顿、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的，及时通知工行广化支行。第八条“主债权的确定”载明发生被告所担保的主债权期间届满；新的债权不可能再发生；债务人、被告被宣告破产或被撤销；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第九条“违约”载明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和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因此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2015年6月12日，被告被申请破产重整。2015年6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被告的重整申请。同日，本院指定被告清算小组为被告管理人。2015年7月22日，本院在《人民法院报》上对本院裁定受理被告重整一案进行公告，载明被告债权人应自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10月21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5年11月5日下午2时在本院大法庭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会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2015年11月20日，工行常州分行委托员工毛卫华、杨常庆向被告申报债权，其提交的债权申报书上载明债权申报金额为2182696.37元，债权申报事实与理由为：2013年2月1日期间，工行常州分行向借款人李秉如等3人发放购置商用房按揭贷款，所有贷款均由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至借款人所购房产办妥抵押登记时止。至破产申报时，尚有3户未能办妥抵押登记，涉及贷款本金2182696.37元及相应利息等。根据借款该合同约定，被告应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6年1月28日、2016年3月23日、2016年4月19日工行广化支行与吉象公司分别签订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约定吉象公司向工行广化支行借款1018万元、180万元、447万元，三份合同项下的借款用途均为“付货款”。合同签订后，工行广化支行依约向其发放贷款合计1645万元。因被告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本院于2016年4月26日作出（2015)钟商破字第1-1号民事裁定，裁定终止被告重整程序，宣告被告破产。2016年8月10日，工行广化支行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工行常州分行员工丁茹意、工行广化支行员工尚黎军在被告破产清算一案中作为其代理人。2016年9月18日，工行广化支行向被告申报债权，其提交的债权申报书上载明债权的性质为担保债权，债权金额为1645万元，债权发生的事实与理由为：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3月30日期间，吉象公司向该行共计借款2190万元，被告于2014年7月11日与该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吉象公司的借款提供了最高额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期间是2014年7月11日至2016年7月10日。贷款分别到期后，吉象公司连续不断向该行借款“以贷还贷”，并且都在被告所担保的主债权期间内，截止2016年9月18日，吉象公司尚欠本金1645万元未归还。2016年11月1日，被告管理人向工行广化支行出具《债权初审确认通知书》一份，载明该行于2016年9月18日向被告管理人补充申报1645万元，经管理人初审，认为该款项系“以新贷还旧贷”的方式发放，且在2015年6月29日（本院裁定重整之日）以后仍在发放贷款，故对该笔债权本金1645万元不予确认。该行如对管理人初审确认的债权有异议，请于收到该通知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如不及时提起诉讼引起的法律后果由该行自行承担。因吉象公司未按约还款，2018年3月26日，原告持工行广化支行与吉象公司签订的前述三份《小企业借款合同》将吉象公司、被告及其他借款担保人诉至本院，即（2018）苏0404民初1441号、（2018）苏0404民初1442号、（2018）苏0404民初1443号三案，原告主张吉象公司承担还本付息义务，并主张被告及其他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3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江苏省分行）与原告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约定将包括案涉三笔债权在内的共计19组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将转让事宜在江苏法制报进行了公告。工行广化支行认可其享有的债权应由其上级行即工行江苏省分行进行处分。后本院审查后认为被告已于2015年6月进入破产程序，依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因被告管理人确认已解除被告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故原告要求被告对最高额保证合同解除之后发生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并作出（2018）苏0404民初1441号、（2018）苏0404民初1442号、（2018）苏0404民初1443号民事判决，判决吉象公司向原告承担还本付息义务，其他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驳回原告对被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即（2018）苏04民终2567号、（2018）苏04民终2570号、（2018）苏04民终2572号三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因被告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经解除，所以被告无需为吉象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理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本案中，2014年7月11日，工行广化支行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本院于2015年6月12日立案受理了被告破产重整案件。2016年3月23日，工行广化支行与吉象公司签订了案涉借款合同。根据上述规定，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工行广化支行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工行广化支行与被告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视为已经解除。工行广化支行在上述保证合同解除后，与吉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被告自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需要说明的是，管理人的上述解除权，并不以通知对方当事人为生效要件。同时，重整程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之一，既然管理人可以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行使解除权，同样也可以在重整程序中行使解除权。后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2018年10月8日，原告向被告申报债权，债权申报金额为17684574.93元(本金16300766.61元、利息1199252.32元，诉讼费和保全费合计184556元）及自2017年12月21日起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年利率5.8725%，逾期利率、复利利率为在上述利率基础上上浮50%)，原告并将前述借款形成经过、诉讼情况作为其申报的事实和理由，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管理人或者债务人依照本法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现原告因被告解除其与工行广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使得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2018年12月20日，被告管理人向原告出具《债权审查意见通知书》，载明根据原告提供的申报材料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2567号、（2018）苏04民终2570号、（2018）苏04民终2572号三份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被告在2014年7月11日与工行签订了为吉象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但上述贷款的发放时间均在法院受理被告重整之后的2016年1月28日、3月23日、4月19日，且工行广化支行发放该三笔贷款时，被告为吉象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早就依法解除，上述保证合同解除后，工行广化支行再与吉象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发放贷款，被告已经不是保证人，自然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工行广化支行如因业务需要与吉象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亦可要求吉象公司另行提供担保，如未提供担保或提供担保不符合条件，工行广化支行完全可以不与吉象公司签订《小企业借款合同》，发放贷款。同时工行广化支行的上级银行工行常州分行早在发放该三笔贷款前的2015年11月20日就向管理人申报了218万余元的其他担保债权，故工行广化支行发放上述三笔贷款时应当知道被告早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不具备担保人资格。故管理人对原告申报的这笔损害赔偿债权不予确认。如原告对管理人的上述审查意见有异议，可在收到该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起诉讼，起诉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进行补充分配。2019年1月29日，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庭审中，原告称（2018）苏04民终2567号、（2018）苏04民终2570号、（2018）苏04民终2572号所确定的执行案件没有执行到任何财产，故该三案的欠款本息总额都应该是本案损失计算的依据，经与该三案执行法官联系确认，该三案还未终本。被告称其对该三案的执行情况不清楚。上述事实，由当事人提供的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债权申报书、债权初审确认通知书、小企业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听证笔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信用报告、人民法院报公告、授权委托书等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认为，债务人被申请破产的，债权人应向其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审查后不予确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管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本案中，原告称其请求权基础为基于工行江苏省分行将工行广化支行的涉案债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据此享有因债权转让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债权请求权与债权受损因此所产生的赔偿请求。对于原告主张的债权请求权，原告提起相关主张系基于其从工行常州分行受让取得案涉债权，原告作为债权转让的受让人取得相应合同权利后已向被告主张过债权权利，即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2567号、（2018）苏04民终2570号、（2018）苏04民终2572号三个案件，在上述三个案件中法院已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所主张的保证责任，上述判决现已生效且在执行过程中，故原告主张对被告的债权请求权系重复主张，本院不予理涉。对于原告主张的因债权受损所产生的赔偿请求权，原告称被告管理人行使法定解除权解除《最高额保证合同》给原告造成了损失，且被告管理人未依照合同约定通知原告被告已进入被申请破产阶段，被告管理人没有依照法律规定通知原告申报破产债权。上述原因导致原告在没有理由得知被告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对涉案贷款予以转贷，未能及时申报债权，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作为破产债权予以申报并确认。本院认为，首先，依据法律规定，被告管理人在被告被申请重整即2015年6月12日后二个月内未通知工行广化支行继续履行合同，故双方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视为在2015年8月12日已经解除，工行广化支行系在上述合同解除后与吉象公司订立的《小企业借款合同》，向吉象公司发放了贷款，对于贷款未能足额收回的“损失”与被告无关；其次，根据双方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关于“主债权确定”的约定，被告提供保证责任的主债权即工行常州分行对吉象公司的债权在被告被申请破产时即已确定，因重整程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程序之一，故被告提供保证责任的主债权在2015年6月12日即已确定，工行广化支行应以此时其对吉象公司所享有的债权数额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因原告自认工行广化支行向吉象公司发放的贷款系“以新贷还旧贷”，即被告被申请重整前吉象公司结欠工行广化支行的债务均已结清，故被告无需再向工行广化支行承担保证责任，原告称因被告解除合同给其造成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第三，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故被告管理人并不存在对被告债权人的法定通知义务。本案中，本院于2015年6月29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对被告的重整申请，于2015年7月22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对本院裁定受理被告重整一案进行公告，后工行常州分行向被告申报债权。《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发生被申请破产情形时需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即使被告管理人未按约通知工行广化支行，其损害的仍是被告重整之时所确定的“主债权”，前文已述该债权已获清偿，原告受让的系此后订立的借款合同所产生的债权。综上，工行广化支行在其与被告订立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解除后与吉象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向吉象公司出借款项与被告无关，原告作为案涉债权受让方因贷款无法收回主张被告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四条、四十八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38034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审 判 长  刘永丽人民陪审员  蒋静南人民陪审员  仲炫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 记 员  韩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