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5民终2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广仓，男，1971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存，安徽正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忠应，男，1969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舒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良春，安徽舒洲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本献，安徽舒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汪广仓与被上诉人杨忠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汪广仓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先存、被上诉人杨忠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汤良春、许本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汪广仓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舒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523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请。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不仅违反了最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十七条针对本案已明确规定的举证次序及举证责任动态分配的规定，而且想当然的进行了不必要的逻辑推理，且此种推理违背了生活的一般常理。因此，无论是这种推理过程还是推理结论即作出的事实难以成立，判决更不能令人信服。一、有关本案的法律适用及举证责任，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举证责任分配有违现行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本案是一起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已为本案的审理包括举证次序及举证责任分配做出明确规定，即：若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在相关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尤其是对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经作出的新的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且前后规定存在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冲突时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即对于本案应当适用新法以及特别法即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特别规定，而不能继续适用合同纠纷的一般举证责任制度。二、本案中，原告已向原审法院提供银行转账30万元的证据，结合被告当庭自认，被告实际收到原告转账33万元，即原审中原告对其主张的33万元借款已完成初步的举证，符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三、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抗辩33万元银行转账系原告与被告合伙的投资款的主张，并未能提供任何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被告依法应当承其抗辩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即对其以转账系投资款的抗辩主张，法院应当不予采信。四、原审对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逻辑推理不仅违反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明确规定，也有违一般的生活经验和正常的而理性推理路径，换言之，其推理不仅于法无据，推理过程和结论均难以成立。综上，原审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违反证据裁判之审判原则，且使用法律有误，导致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杨忠应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一、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一审原被告双方存在合伙投资工程施工的可能，在没有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系借款的情况下，法院无法认定存在借款事实，是正确的。通过一审的庭审调查和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明确双方存在合伙承接安徽潜山益兴名流花苑样板房精装工程和浙江萧山湘湖眉山岛休闲街项目装饰工程两个项目的可能，被答辩人前后数次转帐共计33万元，且大小不一，更符合工程合伙投资的特征和需要。现涉及的两个合伙项目双方均未进行清算。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存在合伙投资工程承包施工的合伙关系可能性无法排除，存在合伙投资资金银行往来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仅凭银行流水是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真实存在。上诉人没有完成借贷关系存在的相关初步证明责任，除银行流水外没有任何补强证据，如果真的有借贷关系的存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没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有借贷关系的合意和事实基础。由此，一审法院对事实概括和推定是正确的。二、从一审适用法律上看，适用法律准确，针对焦点。一审中，上诉人既然主张系借贷关系，就应当就借贷关系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5条、第7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借贷关系的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引用的法律准确，针对争议焦点，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或错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汪广仓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33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朋友，2016年08月，被告称在外地经营房地产开发项目急需资金周转，向原告借款，原告陆续向被告提供借款，截至2017年01月，原告通过转账方式共计向被告提供借款330000元。2017年03月，原告要求被告还款，被告一直拖延不还，2019年春节期间，原告再次向被告催要未果，遂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即时返还借款。原告向本院提供了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汇款收据，以证明其主张。 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系亲戚关系，原告汪广仓分别通过账号62×××83、62×××19于2016年08月08日、08月24日、09月24日、09月25日、10月11日、11月20日、2017年01月13日分七次向被告杨忠应账号62×××76转款50000元、50000元、1000元、99000元、5000元、65000元、30000元，共计为300000元。后原告要求被告还款，被告认为该汇款系双方合伙搞工程期间原告的投资款，双方发生争议，原告遂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返还借款330000元。庭审中，被告对原告没有举证的30000元汇款数额当庭表示认可。以上事实，由当事人当庭陈述、银行卡交易明细、汇款收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款项性质为原告向被告出借的借款，还是原告和被告合伙的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据此，本院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对汪广仓支付给杨忠应的转款汇款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并尽可能排除合理怀疑，以确定本案的款项性质和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本案中，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看，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符合民间借贷证据形式要件，但从该借款的目的、用途、资金流向及当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看，均存在疑点。具体而言，1.原、被告虽系亲戚关系，但原告向被告出借如期大额的款项，且分多次转入，间隔时间较长，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原告对上述不合常之处亦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2.原告的转账记录和陈述与民间借贷习惯不符，从每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数额上看并无规律性可言，这与普遍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出借人一次或者分几次出借确定数额款项的表现形式明显不同，足见其在支付各笔款项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借款总额或付款计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原告也没有与被告一并进行决算，或者书面确认此前各笔款项的性质和总额，显然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在支付款项前即明确借款总额和计息方式、或双方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后在一个确定时间对此前的往来款项进行定性和结算这一体现借贷双方衡平利益核心特征不相符合；3.原告诉称因自身经济条件原因受限，分多次转款向被告提供借款，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上看，原告在2016年08月03日向被告转款50000元时，其账户62×××83余额为152809.89元，在2016年08月24日向原告第二次转款50000元后，其账户仍有余款45539.89元，这显然违背了一般常理；4.原告借出如此大额借款后却没有明显牟利意图，既没有与被告约定利息已确保其利益的可期待性，又没有与被告签订书面合同以确保其资金安全，难谓其具有出借款项的合理动机。仅凭原告代理人在代理词中主张的基于与被告间亲密的亲戚关系，双方居住于一起，被告长年在外，原告缺乏法律意识未向被告索取借条之说，难以使人信服。特别是款项出借后近两年，被告未向原告偿还任何款项，在此情况下，原告既不要求其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也不要求其提供抵押或担保等保全性措施，显然有违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甚巨的财产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生活常理。由此可见，原告主张的七笔款项性质均为其向被告的借款，既与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明显不符，也有违一般人的理性思维和生活常理，其主张存在多处逻辑矛盾，故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使其诉讼请求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其也没有完成其主张的涉案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综上，基于以上分析，原告虽然举证证实涉案款项的支付事实，但转账付款行为是借贷合同履行行为，而非借贷合同成立行为，故原告仅凭该转账付款行为无法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即对其主张的款项性质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虽然完成了证实涉案款项支付时间与其两处是工程项目施工时间上大体一致，但仍没有就该款项系基于双方约定原告向工程项目的投资款之主张进行充分举证。也就是说，双方对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330000元的行为的法律理由这一关键事实，均没有完成各自的举证责任，导致该事实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处于无法查清的状态。而该事实恰是确定本案性质的关键所在。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所涉及的举证责任的问题，该条赋予被告一定的举证责任，但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从责任主体上看，因民间借贷纠纷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原告作为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权利主张方，故其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和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即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决定案件实体结果的关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举证责任应归属于权利主张方即原告，故原告应承担最终的败诉风险和不利后果的责任。综上，原告未能对其诉讼主张充分举证，本院对其要求被告立即返还借款人民币33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汪广仓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250元，减半收取3125元，由原告汪广仓负担。 五、二审认定的事实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汪广仓申请证人汪某出庭作证，汪某证实被上诉人杨忠应在一审提交的其书写的租赁空调费收条是今年6、7月根据杨忠应的要求，写个收条到公司结账。杨忠应和汪广仓合伙其不知道，杨忠应只是说给公司结账。该条据是今年写的，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就租赁空调结算完毕。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其他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案330000元案涉款项是借款还是合伙的投资款。本案被上诉人杨忠应收到上诉人汪广仓向其支付330000元的事实清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据此，本院结合双方举证情况，对汪广仓支付给杨忠应的转款汇款原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并尽可能排除合理怀疑，以确定本案的款项性质和本案的实体处理结果。本案中，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构成要件看，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符合民间借贷证据形式要件，但从该借款的目的、用途、资金流向及当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看，均存在疑点。具体而言，1.原、被告虽系亲戚关系，但原告向被告出借如期大额的款项，且分多次转入，间隔时间较长，未要求被告出具借条，原告对上述不合常之处亦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2.原告的转账记录和陈述与民间借贷习惯不符，从每一笔款项的支付时间和数额上看并无规律性可言，这与普遍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出借人一次或者分几次出借确定数额款项的表现形式明显不同，足见其在支付各笔款项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借款总额或付款计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原告也没有与被告一并进行决算，或者书面确认此前各笔款项的性质和总额，显然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在支付款项前即明确借款总额和计息方式、或双方发生多笔经济往来后在一个确定时间对此前的往来款项进行定性和结算这一体现借贷双方衡平利益核心特征不相符合；3.原告诉称因自身经济条件原因受限，分多次转款向被告提供借款，但从原告提供的银行卡交易明细上看，原告在2016年08月03日向被告转款50000元时，其账户62×××83余额为152809.89元，在2016年08月24日向原告第二次转款50000元后，其账户仍有余款45539.89元，这显然违背了一般常理；4.原告借出如此大额借款后却没有明显牟利意图，既没有与被告约定利息已确保其利益的可期待性，又没有与被告签订书面合同以确保其资金安全，难谓其具有出借款项的合理动机。仅凭原告代理人在代理词中主张的基于与被告间亲密的亲戚关系，双方居住于一起，被告长年在外，原告缺乏法律意识未向被告索取借条之说，难以使人信服。特别是款项出借后近两年，被告未向原告偿还任何款项，在此情况下，原告既不要求其以书面方式明确双方的借款关系，也不要求其提供抵押或担保等保全性措施，显然有违一般人对关乎其自身利益甚巨的财产的审慎注意义务和生活常理。由此可见，原告主张的七笔款项性质均为其向被告的借款，既与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明显不符，也有违一般人的理性思维和生活常理，其主张存在多处逻辑矛盾，故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使其诉讼请求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其也没有完成其主张的涉案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综上，基于以上分析，原告虽然举证证实涉案款项的支付事实，但转账付款行为是借贷合同履行行为，而非借贷合同成立行为，故原告仅凭该转账付款行为无法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即对其主张的款项性质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被告虽然完成了证实涉案款项支付时间与其两处是工程项目施工时间上大体一致，但仍没有就该款项系基于双方约定原告向工程项目的投资款之主张进行充分举证。也就是说，双方对原告向被告转账付款330000元的行为的法律理由这一关键事实，均没有完成各自的举证责任，导致该事实在现有证据情况下处于无法查清的状态。而该事实恰是确定本案性质的关键所在。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所涉及的举证责任的问题，该条赋予被告一定的举证责任，但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倒置，从责任主体上看，因民间借贷纠纷本质上属于合同纠纷，原告作为涉案款项为借款的权利主张方，故其举证责任分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和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即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不能确定、决定案件实体结果的关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举证责任应归属于权利主张方即原告，故原告应承担最终的败诉风险和不利后果的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由汪广仓负担。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德兵 审判员  王 军 审判员  孙如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胡秦秦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