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353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振中，男，1982年10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军，广东耀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为敏，广东耀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驿，女，1978年6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诗，广东普罗米修（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谢振中因与被上诉人金驿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3民初253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谢振中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8)粤0303民初25350号判决；2、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7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人民币15225元（利息按商业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自2018年5月5日计付至被上诉人返还款项之日止，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5225元）；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和担保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法院认定金驿收取70万元系金驿受大加一起来公司委托的代收关系，此事实认定错误，没有证据支持。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主要是根据金驿自己的陈述、证人马某1证言、大加一起来公司的书面证明、谢振中与证人马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等。但谢振中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严格按照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则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伪予以甄别、排除，听信金驿的口头辩辞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理由如下：1、庭审中，金驿提供了一份大加一起来公司出具的书面《证明》。该《证明》声称：“该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以其名义进行韩国投资，金驿是该公司财务人员，因该公司未开设银行账户才委托金驿收取了谢振中的70万元，并称已按谢振中的要求和指令将款项汇到指定用途，金驿己经不占有谢振中的款项”，试图为金驿揽下责任。然而，证言中有明显虚假陈述或经不起推敲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质证才能查清的事实：（1)对于证言中声称的公司账户在2018年5月5日-7日期间尚未开立，金驿及其证人大加一起来公司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说法仅仅是停留在口头说辞上，需要进一步查证。该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9日，根据我国工商企业管理及税务纳税管理的规定，公司成立后需要建立财务账簿，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公司应每月提供财务报表并进行纳税申报，这一切都需要及时开立公司银行账户。而根据该公司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明》中自述，直到2018年5月份，尚未开立银行账户，显然不符合逻辑和常识。希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查证，如果发现该公司在故意虚假陈述，隐瞒事实，谢振中请求人民法院对金驿和该公司故意提供伪证，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予以严惩。（2)本案银行转账票据显示，金驿收取了谢振中的70万元后，并没有将该款转到韩国数字资产交易所进行投资。证人马某1与谢振中间的微信记录以及谢振中与案外人马明辉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相关银行转账记录，显示的只是金驿、马某1通过谢振中找到马明辉帮助金驿、马某1兑换外币的事实，具体操作流程是：马明辉将95×××00美元汇到金驿在韩国的账户后，在谢振中的催促下，金驿、马某2将马明辉先行垫付的等值人民币608950元汇到了马明辉账户，予以偿还95×××00美金。上述资金交易是发生在马明辉、马某2、金驿之间，与谢振中之间并无交易发生。该交易与金驿收取谢振中的70万元没有任何联系。即使金驿硬要把收取马明辉并汇到金驿自己境外账户的95×××00美元与金驿收取谢振中70万元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充分的证据。相反，本案证据显示的事实是，金驿在收到70万人民币和95×××00美元后，并没有按照谢振中的“指令”进行投资，而是一直在金驿个人账户上由其控制和占有。庭审时，金驿声称已经将谢振中的70万元按照谢振中的指令投资到韩国交易所，一审法院要求金驿三日内提供相应证据，金驿并未按照法庭要求在限期内继续举证予以佐证。显然，大加一起来公司的书面证明与资金记录等证据显示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民诉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大加一起来公司作为本案证人，并没有出庭对自己出具的书面证言接受质证，其书面证明中所述的事实无法核实且与工商登记信息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事实上，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之间既没有合作投资协议，也没有资金往来记录，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其名义到韩国进行投资的关系。一审法院仅凭该公司一纸无法核实印证的证言就认定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存在代收代付关系，没有任何证据予以佐证，其认定与事实相悖。（3)大加一起来公司证明金驿是该公司财务人员，但工商资料显示，金驿金驿的真实身份是该公司股东（在收取谢振中70万元时为股东），不是什么财务人员，该公司故意隐瞒该事实，出具虚假证明。2、证人马某1的证词漏洞百出，相互矛盾，不足以为证。(1)大加一起来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该公司在2017年11月16日到2018年5月23日期间，法定代表人是：王慧颜。股东(投资人）是：金驿、王慧颜、陈志、庞智博。该公司自成立到现在，都无法显示证人马某1曾经是该公司股东，法庭调查中也没有证据显示马某1是该公司员工。马某1在法庭上当庭作证时称其让金驿代收了谢振中的70万元。该证词与大加一起来公司的证明内容之间相互矛盾。证人马某1该证词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证人马某1声称：“金驿和证人先将608950元等值人民币转给案外人马明辉国内账户，马明辉再将95×××00美金打到金驿韩国账户”。这一证词与实际转款事实不符，转账记录显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谢振中提供的其与马明辉的微信聊天记录、金驿提供的谢振中与证人马某2的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及时间先后均能客观反映是案外人马明辉先将95×××00美金转到金驿境外账户之后，在谢振中的催促下，金驿和证人才将608950元等值人民币转账还给马明辉。证人马某2称，“金驿代收投资款后，由金驿带去韩国并以金驿的名义注册韩国公司的原因是谢振中没有韩国签证、出不了境”，而事实上谢振中护照上韩国签证的有效期是2018.4.5至2018.7.5三个月(详见谢振中提供的补充证据），根本不存在谢振中出不了境，需要他人代收代付款代为投资的情况。而此期间正是证人所声称的“金驿带着谢振中的钱去韩国注册公司、由金驿代持股权”的时间段，显然证人在撒谎，在干扰司法活动。而证人的其他证言也仅停留在其单方的说辞上，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述为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金驿受托代付款项错误。一审法院认定“金驿已将从谢振中处取得的款项按照指示转出”，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1、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金驿既然辩称“己按照指示转出”，其举证责任应当在金驿，金驿没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已按谢振中的指示将其所收取的70万转出。相反，金驿自己提供的谢振中与证人马某1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谢振中提供的其与马明辉的微信聊天记录却能够相互印证如下事实：金驿经谢振中介绍向案外人马明辉换美金的行为是发生在金驿与马明辉之间的兑换外汇法律关系，与谢振中的70万元没有任何关系。且马明辉向金驿境外账户转款95×××00美金后，金驿和证人向某的境内账户付款等额的人民币608950元，是向某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95×××00美金与等额的人民币608950进行兑换后，金驿与马明辉之间的换汇关系即已完成。而金驿收取谢振中的70万元并不因金驿与他人之间换汇关系的完成而被抵消，谢振中的70万元款项至今仍被金驿非法占有且拒不退还。一审法院的逻辑是：由于案外人马明辉的银行账号是谢振中转发给证人马某1的，而金驿和证人马某1又将于95×××00美元等额的人民币608950元转入到了案外人马明辉的境内账户，所以推断，金驿已将收取谢振中的70万元按谢振中指示转出。一审法院想当然的推导没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是极其荒唐的断章取义。2、一审法院对于“金驿确认收到了95×××00美金”这一事实故意隐瞒、没有在判决书中罗列，是对己查明的重要事实的疏漏。一审法院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罗列本案事实，隐瞒对谢振中有利的事实，必然导致判决的结果错误、缺乏公正性。本案中，金驿确认收到的是两笔钱，分别是：（1)金驿的境内账户收取了谢振中的70万元人民币；（2)金驿的境外账户收取了案外人马明辉转账的95×××00美金。金驿和证人向某的境内账户还款等额人民币608950元，仅能证明就金驿境外账户收取的95×××00美金，她已经与马明辉结清。但金驿收取谢振中的70万元，金驿既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按照所谓的“约定”将该款用于“投资”，也没有证据显示金驿已经归还了谢振中。三、一审判决没有查明金驿、证人马某1、证人大加一起来公司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等，以及他们与谢振中之间存在什么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投资关系、代收代付关系的背景基础等事实，属于没有查清可能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重大事实，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认为，“谢振中与金驿是否存在其他纠纷，谢振中与马某1及大加一起来公司之间有何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谢振中认为，就本案而言，这是一审主审法官对自己不查明案件事实进行推卸责任的说辞。一审判决驳回谢振中诉讼请求的理由是：“本院认为金驿系受托代收代付款项。”谢振中认为，认定代收代付关系的前提就是，首先需要查清金驿、证人马某1、证人大加一起来公司，以及与谢振中之间分别是什么法律关系，然后才能针对本案是否属于代收代付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怎么可能不问青红皂白，仅仅听信不知与本案当事人是否有关联的所谓证人的单方口头证言就对本案事实和性质作出臆断？如果不审查谢振中、金驿和两个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怎么可能得出“金驿受托代收代付款项”的结论？一审判决一方面认为谢振中与证人马某2及大加一起来公司之间有何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一方面又径直认定“金驿系受托代收代付款项”关系，这种事实的认定逻辑混乱，属于海市蜃楼，没有任何认定依据。既然一审判决认定了金驿代大加一起来公司收取了谢振中的70万元，那么前提必然需要查清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证人马某1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支付、收取款项的理由和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如果谢振中与他们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金驿的代收就没有事实基础和任何依据。而恰恰在本案中，金驿自始自终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声称的“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及证人马某1一起投资”这种所谓的事实，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马某1之间是何法律关系。在谢振中否认其与大加一起来公司、马某1之间存在关系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却认定“金驿系受托代收代付款项”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为金驿收款行为不构成不当得利的理由是：“金驿受托代收代付款项”。而一审法院认定金驿系代收代付款项的依据就是大加一起来公司出具的《证明》和证人马某1的证人证言。谢振中并没有确认《证明》和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力。而一审法院能否直接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取决于证据的证明力、可信度。金驿是大加一起来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这一点就决定了证人大加一起来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主要依据。证人大加一起来公司只出具一纸证明，而没有出庭接受质证，其陈述的事实尚未核实，也决定了该《证明》内容不能作为认定依据。证人马某1并不是大加一起来公司股东、高管、职工，却在证人证言里大谈特谈谢振中与大加一起来公司的合作投资关系及代收代付关系，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生活常识，荒唐至极。其证言内容多处存在虚假陈述，决定了马某1的证人证言也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主要依据。更令人荒唐的是一审判决居然能将不可信的证言作为事实认定的依据，作出荒唐的判决。四、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金驿一审庭审中没有提供其证据2(金驿本人及马某2的银行明细）原件，谢振中对三性不确认，法庭限金驿庭后3个工作日向谢振中提供原件核对，谢振中向法庭出具书面质证意见。庭后金驿没有提交原件，而一审法院却直接采信了该证据，审理程序违法。2、金驿辩称已经将收取谢振中的70万元按照大加一起来公司的指令投到韩国交易所进行投资。谢振中当庭指出只有金驿的辩解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后，一审主审法官耿哲娇当庭要求金驿庭后提交证据，但至今金驿也没有提交并质证。在涉及本案重大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径直做出了判决，审理程序违法。3、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部分，将并未查明的马某1证人证言和大加一起来公司出具的《证明》的内容直接“搬进”判决书作为本案查明的事实，并据此未经查明的事实作出错误的判决，程序严重违法。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一审判决以“谢振中并非无缘无故向金驿转账”为由，认为金驿不构成不当得利，并判决驳回谢振中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关于不当得利，《民法总则》122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该条规定明确了不当得利人负有向利益受损人返还义务、利益受损人享有向不当得利人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的法律后果，也明确了“得利人得利没有法律根据”、“对方当事人利益受损失”、“得利人取得的利益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失之间有因果联系”三项基本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标准应当是“取得利益是否有法律依据，即收取利益是否有合法性，取得的利益是否正当”。收取利益的一方在收取利益时是不是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是否合法和正当，才是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标准。而不是以所谓的“是否有缘故”来判断。任何案件的发生，任何款项的转付都是有其原因的，也就是说，都是有缘故的。如果但凡有原因的付款都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民法总则》根本没有必要在法律上对不当得利作出规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济活动中涉及的转款行为都是有其原因，也就是有缘故的。结合本案，谢振中受了金驿假意邀请其一起到韩国投资成为数字资产交易所股东的蛊惑，轻信了她的谎言，将70万元转到金驿本人账户，但金驿并没有如其所述将该款投入数字资产交易所，经多次催要金驿用各种理由予以推脱，不予返还。金驿以投资为名，却无投资之实，并套取谢振中的70万元款项，其通过这种手段取得的收益并没有合法依据及合同依据，属于典型的不当得利。一审判决认定金驿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并据此判决驳回谢振中的诉讼请求错误。谢振中认为，一审判决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贵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错误的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保护谢振中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谢振中补充上诉意见称，从一审判决以及金驿申请的两位证人在庭审中的人证言可以看到，一审判决对证人证言的所有内容均予以了认定，即将证人证言作为本案查明的事实予以了认定。从这两个证人在一审作证的内容来看，他们自认被上诉人收取70万元是基于这两个人的委托而产生的这笔交易，并且在一审明确表示被上诉人与本案无关，而他们愿意自行承担本案的法律后果。由此可以表明，这两位证人的身份已经彻底改变了，已经不适合作证了，在一审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两个人依职权追加为金驿或者是第三人。如果按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来看这两个人一个是马某1，一个是“大家一起来公司”。如果追加了这两个人，那么对本案审理的结果就会有影响。他们应该作为金驿或者第三人参与到诉讼，但是一审没有追加，属于遗漏了当事人，如果二审判决依然维持了一审认定的事实，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遗漏当事人的情况，根据法律的规定，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被上诉人金驿答辩称，我方认为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理合法，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针对上诉人提出为何使用被上诉人账户进行收款的问题，在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及证人马某1都清楚表明当时被上诉人是要将大加一起来公司转让给上诉人和马某1，并且上诉人及马某1要以该公司名义进行证券交易所的投资，因当时上诉人及马某1的合作与被上诉人无关，因此他们打算先设立一个公司账户进行收款，但是当时新的账户并没有确定，故双方委托了被上诉人金驿进行代收代付。二、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原件以及收取款项后是否有投到韩国进行投资事宜问题。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已经严格按照法院的要求补充提交了证据，并且该证据可以在一审移交给二审的案卷中有明确的记载。被上诉人已经补充提交了银行流水的原件和韩国公司的营业执照和股东代持证明的原件。三、一审证人马某1以及大加一起来公司的证人证言，已经有上诉人及马某1和其他股东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并非是孤证，这些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上诉人谢振中与马某1存在投资合作的关系。被上诉人金驿与上诉人在此前根本不认识，也不存在任何的合作关系。四、本案案由属于不当得利纠纷，被上诉人通过在一审时提供的证据已经证实了其接收涉案款项是基于上诉人及马某1的委托，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并且根据上诉人及马某1的指示将资金投资到韩国公司，没有占有该笔收益。因此，上诉人对涉案款项不构成不当得利。而如果上诉人认为其与马某1有其他的纠纷，应当另案处理，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亦无需在本案追加为第三人。谢振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项人民币7000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人民币15225元（利息自2018年5月5日计至被告实际付款日止，按商业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付）；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保全费和担保费用。原审法院查明，据案外人马某1与原告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3日，马某1向原告提供了被告的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账号62×××87;5月5日的聊天记录中，原告称“周六日一次只能转5w要不周一转吧”，马某1回复称“那今天先转五万吧，律师那边也在催我们转款，剩余的周一再转”。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5月5日、5月7日向被告转款人民币50000元、650000元，共计人民币700000元。2018年5月5日，被告通过其上述建行账户向中伦文德胡百全（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转款人民币50000元。2018年5月13日，原告通过微信与马明辉联系，让其将95×××00元美元汇至被告名下的韩国账户，并由马明辉提供其名下账户给原告用于接收该数额美金等额的人民币608950元。2018年5月14日，马某1及被告分别向某转账支付人民币300000元、308950元。被告名下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账号62×××87交易明细显示，其与马某1、赵振清有连续的多笔款项往来。证人马某1出庭作证称，当时大加一起来公司的银行账户没设立好，其让被告代收了原告的人民币700000元。该笔款项系投资款，用于在韩国设立公司从事虚拟货币交易。涉案的95×××00元美元用于在韩国开设公司的注册资金，因原告无法出境，当时由被告暂时做该韩国公司的股东。其确认被告只是代持股份。又查，大加一起来（深圳）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出具《证明》，载明：被告系该司的财务人员，因前期公司新成立，未办理银行账户开户事宜，故公司委托被告的私人账户代收了原告人民币700000元。被告代收上述款项后已按公司股东及原告的相关要求，将款项汇到指定用途，被告已不占有原告的相关款项，等等。大加一起来（深圳）网络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9日，股东有多次变更，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5月6日期间，被告为该公司股东之一。2018年6月19日，该公司变更为法人独资公司，其股东为深圳泰和顺裕投资有限公司。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遭受损失从而应负的返还义务。本案中，被告系受托代收代付款项，原告并非无缘无故向被告转账，且被告已将从原告处取得的款项按照指示转出，故被告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其他纠纷，原告与马某1及大加一起来公司之间有何法律关系，并非本案审理范围，法院不作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谢振中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52元，保全费人民币4096.12元，均由原告谢振中负担。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双方同意诉讼费由败诉方径付胜诉方。二、谢振中二审确认金驿第一次开庭举证时已经提交了加盖银行公章的银行流水记录，该银行流水记录是原件。谢振中称其没有收到金驿后来补充提交的韩国交易所营业执照和代持证明，也没有发表质证意见，但确认一审判决中并未在查明事实中列举、采纳该两份补充证据。本院认为,谢振中上诉主张原审判决程序违法，但其二审已经确认金驿第一次开庭提交的银行流水就是加盖了银行公章的原件，因此谢振中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谢振中的陈述，谢振中已确认其支付涉案款项给金驿系基于支付投资款的目的。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谢振中亦系根据案外人的指示向金驿付款，金驿亦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按照指示将收取的款项转出，金驿收取谢振中的款项并非没有合法依据。故谢振中主张金驿构成不当得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谢振中称金驿等人未落实投资项目、系骗取其投资款的主张，属于双方因投资合作而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谢振中应按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提出诉讼，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原审法院不予审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谢振中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952元，由上诉人谢振中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陈俊松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钟文俊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