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13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立兴，男，1963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兴石路西侧100米处。 出资人：杜立兴，即上诉人杜立兴，身份信息同上。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以德、戚灵巧，浙江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晓莉，女，1964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住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炉、阮跃海，浙江天台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杜立兴、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因与被上诉人刘晓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9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双方均同意庭外和解两个月，期限届满后双方未达成一致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立兴、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合法的民事关系而产生的债权债务，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双方于2003年4月15日签订《协议书》，系在合伙企业处于亏损的前提下，约定被上诉人取回投资款转为借款，损害了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约定的所谓“借款报酬金”没有法律依据。1、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作为合伙企业，直接与合伙人签订的包含退伙内容的协议不产生合伙人退出合伙企业的效力。退出合伙的协议应当由全体合伙人签订，该协议书未经其他全体合伙人追认，属于无效协议。2、合伙各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被上诉人作为合伙人，应承担合伙风险。《协议书》中约定被上诉人直接取回投资款，并享有该投资款自投入之日起按月利率壹分计算利息至2002年12月底，实际上将被上诉人的投资款从投入之日始定性为借款，损害其他合伙人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属于协议无效情节之一。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被上诉人其投入到合伙企业的投资款自投入之日起应是合伙企业财产，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不得私自取回。因此，该约定是无效条款。如果被上诉人主张其有27万元的本金出借给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应当提供该笔款项的交付凭证。4、即使将《协议书》视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但约定“借资报酬金”的回报率高达55%，无法律依据，属于协议无效情节之二。5、被上诉人明知该合伙企业已经亏损、在未征得其他全部合伙人同意的前提下，与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签订协议，侵占合伙企业资产，损害其他合伙人与债权人的利益，是损害第三人利益情形，属于协议无效情节之三。综上，《协议书》应当属于无效合同。二、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1、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名下无采矿许可证，无资格在矿山上进行开采。上诉人在一审法院提交的《采矿许可证》中的采矿权人是“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杜立兴）”，并不是本案的上诉人。虽然“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和“兴和县源泰石材场”都是属于均系上诉人所有的个人独资企业，但两者系独立企业。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采矿许可证不能出借或出租给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使用。根据《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在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经营存续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有权收取借资报酬金。而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于2004年8月31日实际终止经营，由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2014）乌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被上诉人此前一直在石材场，明知上诉人已经终止经营，《协议书》已实际无法履行，也无能力支付后续的借资报酬金。2003年7月18日周华忠出具申请报告、2003年11月1日杨再伟出具申请报告、2004年1月16日周菊英出具申请报告、2004年2月19日周竹明委托书、2004年3月1日周竹明出具申请报告可知，不仅是被上诉人本人，其当时一起退伙的周菊英、杨再伟因看到上诉人经营不善而要求提前收回借资款。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也写明矿产行业的高风险性和高回报率，被上诉人在看到上诉人已经停止营业情况下，在其他原合伙人纷纷要求退回借资款的前提下，被上诉人与其他原合伙人一起要求上诉人退回借资款的可能性很高。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要求随时归还借资款本金，明知道该《协议书》属于加重上诉人负担的前提下，如果被上诉人没有要求上诉人返还借资款本金，上诉人也会主动要求返还该笔款项的。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是从农历2004年6月30日即阳历2004年8月15日开始起算，符合本案事实。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认定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的控告行为导致本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显然错误。首先，2013年2月19日被上诉人邮寄的材料名称为“举报材料”。从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于2019年4月8日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知道，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大队认为其收到被上诉人的文件是“举报材料”，而不是“控告文件”。被上诉人向公安机关邮寄材料的行为属于“举报”行为，是以非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公安机关举报。故其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构成要件。其次，“告天下民”和“刑事控告书”存在不合理之处。“刑事控告书”中致信对象栏空白，刑事控告需要有控告对象、控告理由以及受理的单位。该份“刑事控告书”缺少受理单位这一重要信息，形式上不完整。上诉人所在地是兴和县，不是右玉县，被上诉人户籍所在地是天台县，被上诉人将文件寄往右玉县控告明显不合理。“告天下民”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2月7日，比“刑事控告书”形成的时间迟。该“告天下民”中明确表明了被上诉人希望“按照协议办事”，说明被上诉人于2013年2月7日已明知其与上诉人之间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最后，从民事证明责任角度，被上诉人主张本案诉讼时效未过，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其寄出“举报材料”后右玉县公安局未告知其案件处理结果。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右玉县公安局未告知其处理结果，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不应当采纳其诉讼时效未超过的主张。综上，被上诉人于2019年2月20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之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三、本金与利息计算错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杜立兴借款79470元，一审将该笔款项在2002年9月至2004年12月30日的利息中进行抵扣，显然错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互负金钱债务，应直接抵扣本金，而不是抵扣利息。本案中借资报酬金的定性错误，不应该定性为利息。一审法院认定“借资报酬金”与借款利息一致错误。双方只约定了2002年12月底前的利息，未约定2002年12月后的利息，因此被上诉人无权主张2002年12月至其起诉之日起的利息部分。利息之债与本金之债应分别计算诉讼时效，本案2002年9月23日起至2011年2月18日之间的利息之债的诉讼时效已经超过，不应支持。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刘晓莉答辩称，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等人于2003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是刘晓莉等三人退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合伙，将原投入合伙资金转为借款所签订的协议。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损害第三人利益。虽然借款利息约定过高，但只是对高于法定利率部分不予保护，况且刘晓莉在起诉时对利率己作了调整，协议书合法有效。上诉人等人退出合伙时，合伙所有者权益为1914536.93元。对此，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第8页、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第4、5页都认定了该事实，退伙经其他合伙人同意，退伙后杜立兴又与张方千、范卫民等人合伙经营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张方千等人对该退伙资金转为借款的事实给予认可，并承担了该债务。因此，并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损害其他合伙人利益等情形。二、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协议书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只是约定刘晓莉等人要求归还借款，须提前六个月提出书面申请。而刘晓莉从未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只是在杜立兴长期没有支付借款利息，在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财产被征用，杜立兴领取的巨额征用款后还不支付利息的情况下，向有关部分举报杜立兴诈骗，同时向杜立兴寄送“告天下民书”，要求归还借款本息。但相关机关既不立案处理，又不将处理情况告知刘晓莉。对二审法院向陈学云警官所做询问笔录，缺乏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首先，虽然杜立兴申请人民法院到天台县公安局调取刘晓莉举报杜立兴诈骗的有关材料，法院调取的应当是天台县公安局出具的材料，而不是警官个人出具的证明。而警官以个人名义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法律明确规定证人必须到庭作证，接受双方及法庭的询问和质问，但陈学云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如陈学云代表天台县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显然，陈学云的询问笔录也不符合单位证明的要求，其不合法性是明显。其次，陈学云的证言不符合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案程序的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控告人的控告、检举，应当登记接受，既然天台县公安局接受刘晓莉等人的控告，档案材料中应当有相应的控告材料，并向人民法院提供，但陈学云的调查材料中没有相应的控告材料和接受登记的依据；对于处理结果应当书面告知控告人，控告人不服的，还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但陈学云的笔录中都没有。再次，天台县公安局接受了刘晓莉等人控告材料后，说先要核实相关情况，刘晓莉等人即返还，等待公安机关的结论，此后，天台县公安局没有任何处理结果告知刘晓莉等控告人。陈学云讲“叫其双方自行向法院起诉”，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何人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相应的依据。因此，陈学云的证言不能证明天台县公安局己将处理结果告知控告人。根据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诉讼时效一值处于中断状态。因此，刘晓莉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从刘晓莉儿子周江发给杜立兴妻子的手机短信可知，自2012年农历年底到杜立兴家讨债被打伤后，刘晓莉等通过电话等方式向杜立兴催讨。对此，刘晓莉也向一审法庭提出要求调取通话记录的申请。期间，杜立兴支付了其他债权人的本金并了结了部分债务，由此说明，债权人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况且，在杜立兴与张方千的合伙纠纷诉讼中，杜立兴始终要求将欠刘晓莉等人的借款本息作为合伙债务进行清算，既然同意作为清算债务，意味杜立兴同意承担该债务，且清算时该债务已作为合伙债务在合伙资产中提取，现合伙财产又全部归杜立兴，杜立兴应当承担归还责任。至于上诉人上诉状中提出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和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系两家不同的企业，经全国企业信息信用系统调查，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成立于2002年，而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成立于2010年，签订协议时并不存在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况且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与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是混用的（协议书的甲方是兴和县源泰石材场，而落款是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即使是两家不同的企业，也不影响协议的履行。三、协议书中的借资报酬金就是利息。协议书将利息分三个阶段计算，第一个阶段为投入资金之日至2002年12月底，按月利率1%，此计算是作为合伙人的计算方式，杜立兴无论是跟刘晓莉等人合伙，还是跟张方千等人合伙，投入的合伙资金都按月利率1%计算利息，对此，在杜立兴与张方千的合伙纠纷诉讼中有充分反映；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0日，每年的借资报酬金为10万元；2005年开始，每年的借资报酬金为15万元。由此可见，借款是有偿的，有偿的形式是借资报酬金，是利息的变相称呼，只是在协议书中将利息和借资报酬金混用。四、关于利息之债。利息依附于本金，只要本金存在，利息之债就存在。因此，只要本金受法律保护，由此产生的利息也受法律保护，并不存在单独计算利息诉讼时效的问题。况且作为定期给付的利息，属于定期之债，适用分期付款的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如此操作。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晓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杜立兴、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归还借款本金27万元并支付2002年9月至2004年12月30日利息103826.10元以及自2005年1月1日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于2002年7月16日登记成立，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被告杜立兴。2002年，原告刘晓莉及案外人周菊英、杨再伟等与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合伙投资经营，2003年4月15日退出企业合伙。2003年6月2日，被告杜立兴与案外人张方千、范卫民签订合伙协议，三方共同经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2004年8月，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终止经营。2017年6月10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被兴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但至今未注销。2003年4月15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刘晓莉及案外人周菊英、杨再伟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刘晓莉于2002年9月27日、12月27日支付给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投资款计27万元转为借给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借资款。同时约定，在2003年农历12月25日前支付所投入资金自投入之日起按月利率壹分计算至2002年12月底的利息；2004年农历12月25日前开始支付借资报酬金壹拾万元整；自2005年开始，在每年的农历12月25日前给付借资款报酬金壹拾伍万元整，协议还约定，只要甲方企业存在，乙方即享有上述借资款报酬金，非因矿山无资源可采或国家政策、法律修改而不允许开采或遇自然灾害、战争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无法开采的，甲方无权退回乙方所有的借资款本金。同时协议书第六条约定，乙方任何一人要求提前收回借资款，须提前六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由甲方准备好资金归还其借款本金及相应的报酬金。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对乙方借资款本金及报酬金的保障，甲方应以其企业的全部资产直至个人财产作保证、抵押。被告杜立兴在上述协议书甲方一栏签字确认。2004年1月16日，原告刘晓莉等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2013年下半年借支款报酬金6000元，“所欠款项（以原协议书、条子为准）在2004年农历6月底前付清”。2014年，案外人张方千诉被告杜立兴（2014）乌民初字第10号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委托内蒙古信通会计事务所对2003年6月2日至2004年8月31日合伙经营的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合伙财产、债权债务等相关事务进行清算，由内蒙古信通会计事务所出具（2017）内信通鉴字第001号鉴定报告，认定截至2004年8月31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应付原告刘晓莉利息为103826.10元。2004年8月31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原告刘晓莉及其配偶周孝兴共向被告杜立兴借款54470元。2012年11月20日，原告刘晓莉向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通过邮寄材料方式对被告杜立兴提出刑事控告，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至今未予以立案查处。2013年2月7日前后，原告刘晓莉曾向被告杜立兴通过发送“告天下民”的方式催讨债务。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2003年4月15日，以原告刘晓莉作为乙方，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作为甲方，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应为有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借款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二、协议书上约定借款报酬金性质问题；三、被告杜立兴主体是否适格。诉讼时效是民法上的基本制度，直接关涉到民事权利的保护。两被告认为本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认为原告刘晓莉于2004年1月16日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所欠款项（以原协议书、条子为准）在2004年农历6月底前付清”的“所欠款项”为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欠原告刘晓莉的所有款项包括借款本金，原告刘晓莉应当在2004年农历6月底后二年的期限内进行主张。该院认为，收条上载明“所欠款项（以原协议书、条子为准）在2004年农历6月底前付清”的“所欠款项”，结合收条的含义及上下文的语义，仅指2003年下半年借支款报酬金扣除每人已经收到的6000元以外所欠的部分，并非被告陈述的所有债务。结合协议书中约定如原告刘晓莉要求提前收回借款，须提前六个月向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提出书面申请，以及非因特殊原因被告不得退回原告借款本金。故对两被告辩称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4年农历七月起开始计算的这一辩解，该院依法不予采纳。同时，被告认为原告刘晓莉向有关公安机关举报时以及向被告杜立兴通过发送“告天下民”的方式催讨债务时，应视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亦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原告刘晓莉向公安机关控告，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刘晓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现两被告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就原告刘晓莉的控告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并告知原告刘晓莉，且根据庭审中均认可出具收条后原告刘晓莉和被告杜立兴一直未就债务清偿问题进行当面协商，被告没有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对于利息部分，因利息属于法定孳息，不能脱离本金而完全独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清偿顺序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利息之债应当优先于本金之债，对于支付利息的民间借贷，在本金受清偿之前，其利息仍将继续产生，因此对于本金而言，利息之债是持续性债务，即使双方约定了利息定期支付，但在本金的诉讼时效丧失之前，无所谓债权人的利息请求权受到侵害，因而也不存在所谓的利息之债的诉讼时效问题。故两被告认为本案借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这一抗辩，该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协议书上约定借款报酬金问题。根据协议书的内容结合交易习惯，因矿产行业的高风险性和高回报率，原告刘晓莉与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将后期借款草息约定为利率高于一般民间借贷的借资款报酬金，其性质与借款利息一致，双方在收条和协议书中对借资款报酬金与借款利息两个概念进行了混同，故对原告刘晓莉主张自2005年1月1日至付清止按月利率20%计算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根据由内蒙古信通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7）内信通鉴字第001号鉴定报告意见，截至2004年8月31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欠原告刘晓莉借款利息103826.10元，故对原告刘晓莉主张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支付自2002年9月至2004年12月30日的借款利息103826.10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刘晓莉及其配偶向被告杜立兴的借款54470元，原告刘晓莉认为系预支的工资及生活费，但未提供相关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执行中应扣除。故截至2004年12月30日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实际尚欠原告刘晓莉借款利息49356.10元。至于被告杜立兴主体是否适格问题。被告杜立兴抗辩非协议书上任何一方，被告杜立兴主体资格不适格，其系作为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法定代表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被告杜立兴作为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投资人及法定代表人，协议书第七条约定“甲方对乙方借资款本金及报酬金的保障，应以其企业的全部资产直至个人财产作保证、抵押”中的“个人”应指被告杜立兴本人，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故原告刘晓莉主张被告杜立兴与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应为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由被告杜立兴以其个人财产清偿，故对被告杜立兴辩称的其非本案当事人，不承担还款责任的这一抗辩，该院依法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拖欠借款本息未付，原告刘晓莉要求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归还借款本金2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由被告杜立兴以其个人财产予以清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晓莉借款27万元并支付利息（截至2004年12月30日尚欠利息49356.10元，之后按月利率20‰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二、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由杜立兴以其个人财产清偿。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165元，由被告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杜立兴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供的采矿许可证、营业执照与被上诉人提供的企业信息登记资料，虽然具有真实性，但均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性，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申请本院调取的天台县公安局陈学云警官证言，虽然被上诉人对其证据形式及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囿于天台县公安局对原先报案资料未作登记而程序上具有不规范性，故本院将再结合其他证据确定该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 原审对“2012年11月20日，原告刘晓莉向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通过邮寄材料方式对被告杜立兴提出刑事控告”一节事实认定有误，应予纠正。本院另认定：2013年2月19日，刘晓莉通过邮寄材料方式向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杜立兴提出刑事控告。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为：一、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杜立兴与被上诉人刘晓莉于2003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否属于有效协议；二、本案诉讼时效已经超过法定期间；三、若认定被上诉人的投资款已转为借款，则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与利息的金额为多少。 一、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与被上诉人刘晓莉于2003年4月15日签订的《协议书》效力问题。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自2002年7月16日登记设立，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的投资人为杜立兴，但各方均认可被上诉人刘晓莉与案外人周菊英、杨再伟等人均系共同投资人与合伙人，即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事实上系杜立兴、刘晓莉与案外人周菊英、杨再伟等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体。2003年4月15日，被上诉人刘晓莉、案外人周菊英、杨再伟等人与杜立兴商议退出该合伙组织，并将被上诉人刘晓莉等人投资款转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的企业借款，故双方签订了该《协议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而个人合伙则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该协议损害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该协议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 二、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制度具有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持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有三：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义务。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有四：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与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而诉讼时效中断后，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起算。1、本案借款本金诉讼时效何时起算。上诉人在一、二审均称本案诉讼已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但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在2003年农历12月25日前支付被上诉人所投入资金自投入之日起按月利率壹分计算至2002年12月底的利息；2004年农历12月25日前开始支付借资报酬金壹拾万元整；自2005年开始，在每年的农历12月25日前给付借资款报酬金壹拾伍万元整，协议还约定，只要上诉人企业存在，被上诉人即享有上述借资款报酬金，非因矿山无资源可采或国家政策、法律修改而不允许开采或遇自然灾害、战争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造成无法开采的，上诉人无权退回被上诉人所有的借资款本金；被上诉人等人任何一人要求提前收回借资款，须提前六个月向上诉人提出书面申请，由上诉人准备好资金归还其借款本金及相应的报酬金。故双方并未约定投资款转为借款后款项的还款期限，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向其书面申请提前收回借款，因此，本案借款本金应认定为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其诉讼时效应从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债权受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并适用20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有证据证明刘晓莉催讨的时间为2013年2月19日，故本案应从2013年2月19日起算诉讼时效，适用中断情由。2、借款本金与各期利息诉讼时效是否分开计算。从上述《协议书》约定可知，双方对借款报酬金即借款利息明确约定了付款期限。在本金未约定还款期限，利息约定了付款期限的情况下，利息之债是否为独立之债，应否独立计算诉讼时效？根据民法理论，分期履行合同约定之债，可分为定期给付之债，如租金、工资、水电煤气费、利息等，该债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断产生，因而各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均为独立债务。另为分期给付债务，即某一债务发生后，当事人依约定时间分期履行，其债务在合同订立时产生，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九条即规定了这一分期给付之债。故，利息作为定期给付之债，各期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应为独立债务，其诉讼时效与本案借款本金应分开计算为宜。本案中刘晓莉于2004年1月16日出具的收条上载明“所欠款项（以原协议书、条子为准）在2004年农历6月底前付清”的“所欠款项”，结合收条的含义及上下文的语义，仅指2003年下半年借款利息扣除每人已经收到的6000元以外所欠的部分，并非所有债务。根据内蒙古信通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7）内信通鉴字第001号鉴定报告意见，截至2004年8月31日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欠刘晓莉借款利息103826.10元，故本案利息金额与付款期限均应明确（2003年前利息按2004年1月16日出具的收条应在2004年农历6月底付清，按协议书2004年农历12月25日前开始支付10万元，自2005年开始在每年的农历12月25日前支付15万元）。由于2012年4月8日，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房屋及附属设施被当地征收，获得征收补偿款2805000元，后刘晓莉等原合伙人到处找杜立兴要求返还款项。直至2013年2月19日刘晓莉等人写控告信向公安机关控告或发“告天下民”的方式催讨债务前，刘晓莉均无证据证明其曾向上诉人主张过权利，故2011年2月19日以前的利息应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本院不予支持。3、2013年2月19日后，刘晓莉等原合伙人向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邮寄举报材料，该局既没有立案也未将结论依程序告知于当事人，该事由是否系诉讼时效中断事由。上诉人上诉称，刘晓莉向有关公安机关举报以及向杜立兴通过发送“告天下民”的方式催讨债务时，应视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亦应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刘晓莉向公安机关控告，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公安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刘晓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无论是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还是浙江省天台县公安局，针对刘晓莉对杜立兴的控告均未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等书面结论，并依法定程序告知刘晓莉，故刘晓莉主张本案诉讼时效自其控告之日起中断本院予以支持。而直至本案诉讼之时，山西省右玉县公安局或浙江省天台县公安局均未作出书面不立案结论并告知刘晓莉，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确表示对该债务不予履行而刘晓莉对此明知，故本院认为借款本金与2011年2月19日后的利息的诉讼时效并不超过。 三、上诉人尚欠借款本金与利息的金额问题。2004年8月31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间，剔除小额生活费用预支条外，刘晓莉及其配偶周孝兴共向杜立兴方借款72000元。虽然该借款与本案的借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但由于上诉人也同意在本案中予以抵扣，基于便民原则，该借款问题在本案可一并予以处置。该借款72000元未约定利息，但根据其性质应将该借款直接与本案借款本金270000元予以抵扣，故本院认定本案尚欠借款本金为198000元。根据协议书，2005年后双方约定的借资款报酬金为150000元，该借款利息明显高于法定的最高利率标准，刘晓莉提起本案诉讼时主张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符合法定的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934号第二项：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不足以清偿债务时，由上诉人杜立兴以其个人财产清偿； 二、变更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934号第一项：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晓莉借款198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金额按月利率2%自2011年2月19日始计算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被上诉人刘晓莉其他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8165元，由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杜立兴负担6000元，被上诉人刘晓莉负担21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30元，由上诉人内蒙古兴和县源泰石材场、杜立兴负担12000元，被上诉人刘晓莉负担43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代书记员 陈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