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渝0243民初3282号 原告：谭小林，男，199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大猛，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江飞，重庆市彭水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重庆市秀山县川河盖铁路道砟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池镇白庄村菜坨组乡姑鸡酒楼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1MA5U41BU3D。 法定代表人：雷志祥，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黄作权，男，1981年11月1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原告谭小林诉被告重庆市秀山县川河盖铁路道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砟公司）、黄作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谭小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江飞，被告道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雷志祥以及黄作权到庭参与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谭小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支付租赁费、运费492905元；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庭审过程中，原告谭小林将492905元变更为491525元，同时明确该金额的组成为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14日的租赁费480000元和运费8400元以及3125元维修费。事实和理由：2017年被告道砟公司开采道砟，因生产所需，向其租赁装载机两台，后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政府需在川河盖开发旅游，铁矿道砟开采被迫关闭。起初二被告同意购买前述设备，后反悔。其在无奈之下，起诉至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后该院作出调解书，调解的结果为要求被告在2018年12月1日前返还前述设备，但被告仍未返还，其便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6月14日，其才将设备运回。但该机械设备被扣置期间的损失和运输费用与二被告协商未果，现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被告道砟公司辩称，其公司从未与原告谭小林存在事实上的租赁合同关系，也没有达成书面口头协议，其公司共有三条生产线，其中第二条生产线是承包给王云和腾健洪的，该二人借用其公司的资质开采矿山，生产矿山所需要的相关机械设备也由该二人自行负责，公司不承担任何费用，其公司收取每吨矿石5元的承包费，后该二人又将道砟转包给被告黄作权进行加工，但由于生产出来的矿石一直没有出售，导致其公司未收到承包费，相关驾驶员的工资和运费达30多万元没有支付，以致机械设备被当地老百姓扣留。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1民初302号民事调解书主文所载明的内容为其公司仅仅是作为协助义务人将相关机械设备进行返还给原告谭小林，即返还的主体并非其公司，故应当驳回对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黄作权辩称，其租赁原告谭小林的两台装载机属实，时间为2016年7月和2017年3月进场，但由于2017年6月18日被告道砟公司被秀山县相关部门下令停产整改，所以在2017年6月18日至2017年7月1日期间其便给原告谭小林打电话和当面告知，装载机不再租赁和解除合同并要求原告谭小林拖回装载机。但由于生产的道砟尚欠驾驶员的运费，导致原告谭小林在来拖回装载机的时候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当地派出所介入后仍然无法解决，导致该装载机一直未被拖走；对于原告谭小林所主张的租赁费按照每台每月1000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合理，同时后来原告谭小林拖该设备花费8400元运费和维修支付3125元也属实，但是原告谭小林所主张的租赁费和可得利益损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认为只应当适当补偿一部分给原告谭小林，同时王云、腾健洪与其之间的铁路道砟加工协议也明确约定由该二人提供相关机械设备，故本案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系该二人。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2017年4月1日，被告黄作权作为甲方（用人单位）与原告谭小林作为乙方（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甲方承揽了道砟公司采矿加工生产线一条，乙方自愿申请作为生产工人加入该生产线从事道砟采矿加工作业；合同期限为11个月，从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甲方为乙方安排的岗位是铲车喂料及装车；劳动报酬为甲方对乙方实现计件工资制，即每加工1立方米合格道砟，按5元的标准计算乙方报酬，在每月月底付40%，在道砟公司全额结算后付清全部报酬。 2018年10月19日，谭小林作为原告向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本案的二被告，诉请请求为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并返还租赁物。后几方达成调解协议，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8）渝0241民初302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主文部分载明：“原告谭小林请求二被告解除租赁合同，返还型号成工50E-3装载机、龙工855D装载机各一台，被告黄作权同意，约定在达成协议十五日内返还，即2018年12月1日前返还，被告道砟公司同意协助返还。” 2019年6月14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出具结案通知书一份。该通知书载明：“本院作出的（2018）渝0241民初302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逾期未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谭小林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返还成工50E装载机、龙工855D装载机各一台，本院依法受理。2019年6月14日，本院将型号成工50E-3装载机、龙工855D装载机交付给申请人谭小林。” 被告道砟公司出示投资合作协议一份。该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道砟公司，乙方为王云、腾健洪，该项目自乙方从2016年8月份进场合作以来，公司的所有投资均由乙方负责；甲方负责管理、运营、销售、款项的回收，不出任何资金，甲方按销售的产量每立方提5元的费用，其余收入1、2、3号生产线按销售产量分配。”被告黄作权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道砟公司出示王云、腾健洪和被告黄作权之间的铁路道砟加工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甲方王云、腾健洪，乙方黄作权，甲方负责和秀山渝民硅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生产合作协议；甲方提供生产用装载机3台、挖机1台、钻机1台，供乙方生产用，但要计付设备租金；甲方负责保证产成品的外运，如因甲方外运组织不力给乙方造成停产等，甲方应补偿乙方的损失；乙方负责道砟所需的全部成套设备；乙方自行负责生产，生产的内容包括钻孔、生产加工、产成品的分类堆放、产成品上车外运、所需的全部人工费、工人的工伤保险、加工过程的意外事故；乙方如因设备的问题不能满足上述条款关于产量的约定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自动退场，撤场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如因政策性原因关停，甲方应按人民币500万元的标准补偿乙方。”被告黄作权对该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 原告谭小林与被告黄作权一致确认王云、腾健洪在生产道砟的后期把第二条生产线承包给被告黄作权进行生产道砟，且租赁装载机的相对方系被告黄作权。道砟的生产因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相关部门下令整改于2017年6月18日停产，之后被告黄作权于2017年7月1日前曾电话和当面告知原告谭小林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将装载机开走，后原告谭小林前往生产基地开回装载机的过程中，由于与当地老百姓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无法实现，进而诉至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其目的仍未实现。后原告谭小林申请进入强制执行，依靠法院的力量才将装载机运回，但由于装载机闲置的时间较长，已经无法自行开走，所以便请拖车运回，由此花费拖车费8400元，同时被告黄作权认为原告谭小林所主张的2017年7月1日后的损失按照每台每月10000元的标准进行计算合理。 庭审过程中，原告谭小林称将本次主张的租赁费明确为可得利益损失，因为本来正常生产状态下3台装载机是按照每立方米5元的标准计算费用，但是由于生产停止后即2017年6月18日后，所以本次主张的是停产后的损失。 庭审过程中，被告黄作权称王云、腾健洪并未委托或者授权其代表该二人对外签订租赁合同。前期支付费用也是由其直接支付给原告谭小林。 本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合同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应当如何认定原告谭小林受其他因素影响未及时拖回装载机所造成的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之规定，可得利益损失也是合同解除后守约人可主张的损失之一。很显然，我国合同法在对可得利益损失予以认可的同时，也对可得利益损失的界定进行了限制，即可得利益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对可得利益损失进行确定时，应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可得利益损失系因违约方的违约造成的；二是可得利益损失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预见或应当预见到。《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发[2009]40号）对可得利益损失的主要类型进行了明确，“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该通知精神在于保护守约方，杜绝违约获利的现象发生，倡导公平正义。可预见性规则的意义在于保护交易安全，防止交易当事人限于不合理的被动地位，承受不可预期的不利后果，这能体现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完全赔偿原则，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制裁违约方，尽量遏制故意违约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但完全赔偿原则并非是绝对的，合同法对其适用也规定了限制条件，以确保合同法设立的违约损害赔偿的功能正常发挥。从违约损害赔偿来讲，包括了积极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积极损失是当事人现有财产的损失，就可得利益损失来讲，是指在合同履行后，当事人利用合同标的从事生产经营可以获得的利益的丧失。只有赔偿了全部损失，才能使守约方获得相当于合同得到正常履行情况下的同等收益，才能督促当事人有效地履行合同。如果只赔偿这种积极损失，而不赔偿这种可得利益损失，则只能使守约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这不仅对守约方来讲不公平，实质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纵容了违约方。本案中，尽管被告黄作权辩称应当承担责任的相对方系案外人王云、腾健洪，但是从整个庭审查明的情况看，签订合同的双方系原告谭小林与被告黄作权，道砟生产被停止后通知原告谭小林解除该合同并要求将装载机开走的也是被告黄作权，且被告黄作权也自认在后期系第二条生产线实际的承包人，支付相关租赁费也是本人在负责，所以综合以上足以认定应当承担责任的相对方系被告黄作权。在原告谭小林接到被告黄作权解除合同的通知后，前往开走装载机的过程中，由于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被阻止，此时原告谭小林应当采用合法途径予以解决，但是却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导致局面失控，进而装载机一直被扣留到2019年6月14日，直至2018年10月19日原告谭小林起诉至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后取得该院的调解书，该调解书载明了返还义务的主体系被告黄作权，而被告道砟公司仅仅是同意协助返还，而原告谭小林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被告道砟公司没有尽到相应义务，且该协助义务从属于被告黄作权的法定义务，所以被告道砟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从双方签订的合同来看如果正常继续生产道砟，则合同履行期限截止2018年2月28日，但从2017年6月18日开始未能生产的原因并非系被告黄作权，且在被告黄作权获知不能继续生产道砟后也第一时间通知了原告谭小林，在该过程中，被告黄作权已经将原告谭小林的损失降低到最小，但是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所载明的被告黄作权在十五日内即2018年12月1日前返还装载机，此时该调解书赋予了被告黄作权的法定义务，但直到2019年6月14日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才将该装载机予以返还原告谭小林，造成原告谭小林未及时开回设备的原因在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与被告黄作权无关，原告谭小林可依照侵权法律关系另寻其他合法途径予以解决，所以损失的计算期间从2018年12月2日计算至2019年6月14日较为适宜，按照每台10000元的标准计算损失为65000元（10000元÷30天×195天），即将原告谭小林2台装载机的损失界定为130000元。对于原告谭小林所主张的8400元的运费，原告谭小林其实可以就近选择修理完善后再行开走，不必非要使用拖车，该部分费用有扩大损失的可能且亦不属于损失的范畴，故对该部分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对于原告谭小林所主张的维修费3125元，本院亦不予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作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谭小林130000元； 二、驳回原告谭小林在本案中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693.58元（原告谭小林已预交8693.58元），由原告谭小林负担5793.58元，由被告黄作权负担29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本院出具的上诉费缴纳通知书或直接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递交上诉状后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不提出缓交申请，或者提出缓交申请未被批准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满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不自觉履行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分期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 判 长  张 泷 人民陪审员  毛廷太 人民陪审员  周小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