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9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智，男，200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红芳（系李智母亲），女，197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贯通，浙江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赛玲，女，1976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叶启俊，男，1975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临海市。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利，浙江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智因与被上诉人朱赛玲、叶启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82民初53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为其垫付的增值税95823.08元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认定“朱赛玲、叶启俊通过佳洋中介、李智通过诚盛中介，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事实上并非李智而是李智母亲罗红芳通过中介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当时李智没在场。李智是2019年1月30日在办事大厅补签的买卖合同。一审认定“当天，李智与朱赛玲、叶启俊又就涉案房屋另行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载明房屋成交总价1300000元，因房屋买卖发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事实上，这份合同是卖方中介事先擅自打印好的，当时李智根本不知道有这份合同，卖方中介也没有同双方讲明签字的合同条款内容，只是在一张纸的最后一页叫李智签字。二、一审判决认为“增值税除外属于约定不明确”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不能成立的。第一，按照税法有关规定，增值税的缴纳主体系出卖方。如果增值税不是卖方承担，而是买方承担，那将《房屋买卖合同》第七条括号里的“增值税除外”划掉，并由双方签字确认并盖上指印即可。但双方没有这样操作，只能说明增值税是由卖方来承担的。这约定是十分明确的。第二，增值税发票中明确记载该税的缴纳主体系二被上诉人。第三，上诉人虽在庭审中陈述双方面谈时对房价总额进行争执，但由于上诉人看到合同约定增值税无需上诉人承担时，上诉人认为这是被上诉人以另一方式变相降低房价，故上诉人在房屋总价维持在205万元的情况下，仍与被上诉人签订该份协议。第三，上诉人虽先行垫付了增值税，但上诉人的垫付行为并不能构成上诉人以其行为表明对增值税缴纳主体约定的接受。由于临近下班，为顺利办妥房产证过户手续，上诉人才先行垫付。第四，由于贷款下来后由银行自动将贷款划入被上诉人账户，中间未通知上诉人，上诉人无法操作在购房款中扣回已代缴的增值税。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二中介从被上诉人处收取了中介费10000元，无法排除中介为推卸责任，存在偏袒的嫌疑；同时证人出庭作证时，不应将自己认为的、推测的作为事实作证。四、一审判决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上诉人为被上诉人所垫付的增值税，被上诉人理应归还。 朱赛玲、叶启俊辩称，一、不管李智有无在场，与本案的定性均是没有影响的。罗红芳与李智系母子关系，罗红芳系李智的代理人，并且买房的钱也是由罗红芳出的，罗红芳的行为就是李智的行为，两者之间并无区别。二、一审判决认为合同对增值税由谁承担没有明确约定是完全正确的。增值税除外，并不等同于由被上诉人承担，除外，可以另行约定，既可以由上诉人一方承担，也可以由两方共同承担，或者两方按照比例来承担。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了证人明确证实增值税是由上诉人来承担，合同第七条的约定为什么会出现增值税除外，是由于中介合同版本拿错，才导致今天的诉讼。三、上诉人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向法庭做出陈述。上诉人对税费15万是没有异议的，并且上诉人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当时其有异议。实际上，双方争执的是价款总额，从208万谈到本案的交易价格205万。在这个过程中，罗洪芳对这个税费一直没有提出过异议。上诉人主张买方中介要求垫付增值税也没有证据证明，故能够认定买卖双方以各自行为表明对增值税缴纳主体约定的接受。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朱赛玲、叶启俊立即归还李智为其垫付的增值税95823.08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赛玲、叶启俊系夫妻关系。朱赛玲、叶启俊通过佳洋中介、李智通过诚盛中介，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由朱赛玲、叶启俊（甲方）将坐落于临海市大洋街道和润华府（华和苑）2幢1503室房屋及车棚、车位出卖给李智（乙方）。同时，该合同第二条载明，“甲乙双方商定成交价人民币【2050000】大写：贰佰零伍万元整。房款支付方式及其他事项的具体约定为：1.签约当天，乙方支付购房定金100000元给甲方……2、甲、乙双方约定在2019年1月28日起到办事大厅办理过户手续，过户当天再次支付给甲方人民币【550000】。”合同第七条载明，“上述房产办理转让手续所需交的公证费、验证费、评估费、税费（增值税除外）、手续费、出让金等以及所需复印的资料和其他费用由乙方负责”等。当日，李智支付了定金100000元。2019年1月30日，李智、朱赛玲、叶启俊在佳洋中介人员王某、诚盛中介人员章某的陪同下到办事大厅。当天，李智与朱赛玲、叶启俊又就涉案房屋另行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载明房屋成交总价1300000元，因房屋买卖发生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李智遂向叶启俊转账支付了购房款55万元，向税务机关交纳了税款共计155233.4元，其中增值税95823.08元，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2019年2月15日，李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朱赛玲支付房屋尾款140万元。后朱赛玲、叶启俊交付房屋给李智。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生效必须以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要件。李智与朱赛玲、叶启俊对签订两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李智认为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少缴纳税款，合同内容均非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的履行来看，买卖双方是按205万元支付价款，即按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履行支付义务，故能够认定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具备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根据买卖双方及证人的陈述，双方另行签订130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是为了避税，故该份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该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买卖双方应以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生效合同。至于李智和朱赛玲、叶启俊以签订“阴阳合同”的形式企图少缴纳税款的行为是否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应由税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根据买卖双方于2019年1月2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关于税费承担的内容是第七条“上述房产办理转让手续所需交的公证费、验证费、评估费、税费（增值税除外）、手续费、出让金等以及所需复印的资料和其他费用由乙方负责”。对此，李智认为第七条明确将“增值税除外”，则增值税应由卖方朱赛玲、叶启俊承担；朱赛玲、叶启俊则认为第七条约定不明确，且从合同成立过程及履行过程看，均约定是由李智承担一切税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中，首先，该合同是由买房中介提供的合同，第七条虽记载“增值税除外”，但属于格式条款，且并未在合同其他条款中对除外的增值税由谁承担作出明确约定，属于约定不明确。现根据朱赛玲、叶启俊提供的证人章某、王某证言内容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卖方朱赛玲、叶启俊明确告知卖方中介、买方中介售房所得价款为净得款项，买方中介人员章某也已通过合伙人李欠德告知李智母亲罗红芳涉案房屋价格构成、税费金额、首付金额等，说明买方明确知悉税款总额包括增值税约15万元的情况。李智母亲罗红芳虽在收到该内容后向李欠德表示无法承担房贷的情况，但其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双方面谈时争执在205万元至207万元的数额上，能够与证人章某、王某及朱赛玲、叶启俊所讲的“都争执在总价205万元还是207万元，以及分期付款时间、首付款金额上”等内容相互印证。可见，买卖双方并未单独提出增值税承担问题，买方李智对增值税承担并无异议。其次，李智在签订合同后已按期履行交付房款义务，并在此期间缴纳了增值税等税费，朱赛玲、叶启俊也已履行协助过户、交付房屋等义务，合同已履行完毕。现李智主张系买方中介要求其先行垫付增值税，但无证据证实，故能够认定买卖双方以各自行为表明对增税费缴纳主体约定的接受。再者，李智在缴纳增值税时涉案购房款尚未付清，如增值税由朱赛玲、叶启俊自行承担，则李智在代为缴纳相应税款后，理应可以折抵相应购房款。但李智在缴纳税款前即已通过银行办理按揭款项到账后即时转账给叶启俊的手续，现陈述仅凭买方中介要求代缴如此大数额的增值税，而并未当场向卖方朱赛玲、叶启俊确认，也未要求卖方出具相应书面凭证不符合房屋交易习惯。同时，李智也未通知银行延期划款或在交房时向朱赛玲、叶启俊提出返还代缴的增值税款的主张，直至交房近半年后才电话催要该笔税款，不符合常理。综上，结合上述分析，朱赛玲、叶启俊对其反驳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该院对朱赛玲、叶启俊的反驳意见予以采纳。对于李智提出的主张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李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96元，减半收取计1098元，由李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房屋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所需缴纳的增值税由谁负担。上诉人李智认为双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第七条载明，“上述房产办理转让手续所需交的公证费、验证费、评估费、税费（增值税除外）、手续费、出让金等以及所需复印的资料和其他费用由乙方（李智）负责”，所以增值税应由被上诉人朱赛玲、叶启俊负担。被上诉人朱赛玲、叶启俊则认为增值税原本就商定由上诉人负担，只是因为中介拿错合同版本，并提供双方的中介王某、章某出庭作证。本院认为，第一，王某作为卖方中介、章某作为买方中介，在被上诉人朱赛玲、叶启俊与上诉人李智房屋买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独特的，其二人参与了案涉房屋买卖的全过程，对其中的相关细节陈述一致并能相互印证，且其二人与双方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故证人证言客观真实，应予采信。第二，案涉增值税达95823.08元，属于大额支出，在房屋交易中包含增值税在内的税费负担问题双方必然先行谈妥，但上诉人称双方没有谈过税费负担问题，仅因为看到合同文本的内容就认为被上诉人以另一方式变相降低房价，显然与情理不合。第三，即便如上诉人所言中介章某要求其垫付，但上诉人对垫付没有提出过异议，既未要求联系被上诉人支付，也未要求中介或被上诉人书面确认垫付事实，特别是在没有核实所需垫付增值税金额的情况下就径行支付，明显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逻辑，更何况章某否认其有要求过上诉人垫付。第四，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垫付了增值税，其完全可以联系被上诉人返还款项或通知银行延期划款予以折抵，但上诉人直至数月后才向被上诉人催讨，而且双方房屋买卖合同早已履行完毕，上诉人辩称因工作繁忙以致耽搁了时间，难以令人信服。综上，上诉人主张增值税应由被上诉人负担，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96元，由李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梅矫健 审 判 员 陈 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代书记员 王 旖 -10-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