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34民终15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正永，男，1972年9月出生，苗族，村民，住贵州省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万顺，遵义市汇川区团泽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乡市虞唐镇枫林村九组。 法定代表人：刘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顺家，四川毫达（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贤鹏，男，1964年8月出生，汉族，居民，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华，四川泰仁（凉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华，男，1970年4月出生，汉族，居民，法定住址：贵州省贵阳市，现住四川省西昌市。 上诉人王正永因与被上诉人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虞唐公司）、戴贤鹏、邓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正永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万顺，被上诉人虞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顺家，被上诉人戴贤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俊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邓华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正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以借款是否真实发生,王正永提供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为由,驳回王正永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本案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款协议》,且双方借贷行为真实、合法，并已经发生。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未认真查明事实真相: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和上诉人履行该协议的相关规定是真实的、毋庸置疑的。上诉人当时是没有该笔巨额款来借给被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采用各种语言和手段以及利益来诱惑上诉人,上诉人在得到自己亲戚肯定的许诺后,才答应帮被上诉人,双方才签订《借款协议》。上诉人借款的来源在一审时,上诉人已提交佐证。上诉人的好心被被上诉人戴贤鹏利用,此时反不认账,这是何种居心,被上诉人违背了诚信原则。2.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邓华的现场管理人员,是带班人员,双方不是合伙关系,被上诉人邓华在第一次庭审时作了证实,己经记录在案。且被上诉人虞唐公司在与被上诉人邓华最初签订《施工合同》时没有上诉人的签字,这说明上诉人只是一个农民工而已。3.被上诉人虞唐公司以及被上诉人戴贤鹏辩称,上诉人己经收到被上诉人虞唐公司以及被上诉人戴贤鹏的还款,法院在审理时未查明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签订《借款协议》是2017年9月6号,被上诉人以2017年9月8号上诉人签收的两张条子为由,以此来证明被上诉人己还清上诉人的借款,不是事实。理由有两点:第一,上诉人在两张收条上注明为收到工程款共计61万元,而不是借款或者还款。工程款和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不能等同。这恰恰证明被上诉人是心虚的表现,是在为自己的借款作伪辩。第二点,如果当时被上诉人履行了还款行为,为什么借条(《借款协议》)原件还在上诉人手里，被上诉人没有收回,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写给上诉人的两张条子的金额不是用于还款,而是用于发放民工工资。这说明上诉人履行了《借款协议》,双方之间借款真实存在,同时证明了双方之间借贷行为己经发生。4.被上诉人举出“2017年9月8日支付金额6100O0元(外借款:220000元)确认签收人为:上诉人王正永。”的单子来证明上诉人己还款,这不符合事实。这上面没有上诉人的签字,何来还款之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反证了双方借款事实的存在。至于这外借款220O00元注明签收人是上诉人,这是被上诉人自己内部的金额支付单,只是内部做账的某种方式方法的体现,不足以采信用于还款。5.被上诉人在提交的“2017年9月8日支付金额61O000元(外借款:220000元)确认签收人为:上诉人王正永。”的证据，被上诉人在此注明“外借款:220000元”，这恰恰证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20000元的事实存在,且认可这个借款事实已经发生。6.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协议后,上诉人确实把该笔借款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上诉人提交的银行借记卡流水清单、账目确认金额支付单、发放农民工工资的民工领款单清册足以证明。至于上诉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款项没有实际给付借款人，上诉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是个本分人，上诉人打电话给被上诉人戴贤鹏：“问是否把2000O0元打给被上诉人戴贤鹏？”，被上诉人戴贤鹏说:“不用,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当被上诉人戴贤鹏亲自把3900OO元发放民工工资不够时(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一起发放该笔款项时还有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在场),又向上诉人口头借款20000元,被上诉人共计向上诉人借款220000元,这就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22O000元的来历,也证明被上诉人内部做账61OOO0元(外借款:220000元)的来历,同时说明上诉人注明收到被上诉人共计610000元的来历(注:被上诉人于2017年9月8号写给上诉人的两张收条:一张是390000元;一张是220O00元)。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以上诉人举证不力,承担举证不力后果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借款协议》,且有被上诉人戴贤鹏和邓华的签字,有证明人吴帮、周碧洪的签字。这说明该份《借款协议》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生效的。且在原审中上诉人提交银行借记卡流水清单、账目确认金额支付单、发放农民工工资的民工领款单清册,虽然民工领款单未全部提交,这份证据主要证明目的是证明发放工资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该笔借款上诉人确实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至于足不足额发放不是上诉人的责任,是被上诉人来举证反驳,上诉人不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上诉人只要证明发放工资的事实即可。加之原审法院已经认可且判决被上诉人偿还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何来举证不力?所以该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所以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邓华的现场管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靠劳力吃饭,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不是天天坐在书屋里,自己举全家之力来帮被上诉人,好心终得恶报,还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被上诉人明显违约,不履行还款义务,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却判决驳回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放纵违约方,漠视弱者的合法权益,明显违反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虞唐公司辩称，一、上诉人的上诉事实不成立，在上诉状中上诉人混淆概念，上诉人承认这笔款是支付农民工工资，本意是农民工付出了劳动，获得的报酬其实就是工程款。既然上诉人承认已经收到工程款61万元，双方已经支付清楚，不存在欠款的事实。二、借款协议并不是虞唐公司的行为，22万元是一笔巨款，依照虞唐公司的管理规定以及财务制度，该笔借款如是虞唐公司借款则会进入虞唐公司的基础账户，而不是仅仅是依据双方的白条子。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合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戴贤鹏辩称，一、上诉人的真实身份是劳务分包人。答辩人在庭审中提交的两份由戴贤鹏、邓华、王正永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以及2018年2月7日邓华、王正永、戴贤鹏三方在结算单上签字的行为也表明了王正永的身份是劳务分包人。二、借款合同未生效，借贷行为并未实际发生。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王正永出示的《借款协议》中约定“该款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王正永的资金并未直接支付给戴贤鹏、邓华；并且根据王正永提供的证据，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不能证明该笔借款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不能证明王正永履行了出借义务，王正永应承担不利后果。三、其余答辩意见同虞唐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邓华未到庭、未作答辩。 王正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虞唐公司、戴贤鹏、邓华偿还借款本金220000元，利息自2017年9月7日起，以220000元为基数，以月利率2%计算至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虞唐公司、戴贤鹏、邓华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发包人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业主方将工程发包给总承包方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将位于西昌市和大石板明洞工程分包给虞唐公司承建，戴贤鹏、邓华作为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驻工地的代表负责合同履行中的施工生产、现场管理、结算等一切相关事宜，王正永为虞唐公司、戴贤鹏、邓华聘用的现场管理人。2017年9月6日，戴贤鹏、邓华准备向王正永借款二十万元，用于发放民工工资，并向王正永出具了二十万的借款协议，双方约定还款日期为2018年1月30日。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争议焦点：王正永是否真实出借了借款，是否有真实借贷行为发生。本案中，戴贤鹏、邓华在施工过程中为了支付民工工资，在2017年9月6日向王正永出具借款协议借款20万元。达成借款协议后，款项并未实际给付借款人，王正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实该笔借款用于支付民工工资。故对借款是否真实发生，王正永提供的证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王正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王正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中国建设银行业务凭证、收条、工资明细单，拟证明22万元的来源和具体的发放去向；证据2.农民工支付工资明细账，拟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到的39万元工程款的去向；证据3.欠条，拟证明上诉人在案涉工地管理生活费和材料费的支出，是得到虞唐公司和戴贤鹏的认可的；证据4.材料款、日常生活明细账，拟证明2017年9月7日至9月28日，上诉人在生活上及材料上的开支。虞唐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无公章，真实性由法院认定，该业务凭证显示的是收入22万元，而不是支出22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关于发放农民工工资是上诉人自己的产生，明确显示取款人是上诉人自己，与农民工没有关联性，且没有一笔是发生在2017年9月6日的，有利息就该有借款期限，上诉人将没有发生的借款让被上诉人承担不合法；银行的小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2.该证据不是新证据，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无法核实真实性，从发放的情况看，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双方还没有发生借贷关系之前；证据3.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明了他与公司的欠账及支付行为应由虞唐公司确认，双方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证据4.不属于新证据，上诉人一直陈述借款是用于农民工工资的发放，现在上诉人自己都不清楚借款用于何处，证明借款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是上诉人编造的理由，不具有合法性。戴贤鹏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发表了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质证意见同虞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2.质证意见同虞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戴贤鹏作为虞唐公司的授权代理人在发放工资时应该在场，并签字确认；对证据3.质证意见同虞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落款是2007年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4.质证意见同虞唐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证据是上诉人制作的，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银行业务凭证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业务凭证来看，上诉人在2017年9月向不特定的多人转入了不定额的款项，对收条的真实性因出具收条的人未到庭确认，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对工资明细单，因是打印件，无印章和人员签字，故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结合其余证据及庭审综合予以认定；对证据2.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3.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材料款清单及生活明细清单因是上诉人制作的打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无印章的收款收据真实性无法核实，对其余有印章的收款收据，本院结合其余证据及庭审，综合予以认定。 二审中，虞唐公司、戴贤鹏、邓华没有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确认的证据、结合庭审，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发包人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业主方将工程发包给总承包方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将位于西昌市和大石板明洞工程分包给虞唐公司承建。2016年7月30日虞唐公司向中铁九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本授权委托书申明：我刘海鹏系湖南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戴贤鹏为我单位代理人，以本单位的名义参加贵公司成昆铁路峨米段12标段黄家堡隧道和大石板明洞施工分包工程，施工生产、现场管理、协商、洽谈与签订合同、计量结算并签认在施工活动中的相关资料和履行财务相关手续。代理人在谈判、签订合同以及施工现场管理、生产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宜，我予以承认。”。2016年8月10日虞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戴贤鹏作为虞唐公司在成昆铁路峨眉至和大石板明洞施工劳务分包工程的施工现场负责人，负责虞唐公司承建的该项目的施工现场的管理和结算工作，且虞唐公司同意戴贤鹏在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驻工地的代表负责合同履行中的施工生产、现场管理、结算等一切相关事宜。”。2016年9月27日戴贤鹏作为甲方与乙方邓华分别就黄家堡隧道洞口及洞身工程及大石板明洞及附属工程签订《施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施工期间乙方应合理组织人员及机械并合理安排规划，施工期间因乙方组织或安排问题产生的利润盈亏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根据项目部拨款时间支付乙方工程款，原则上按月计价，每次计价按甲方当次所得计价反算成洞米对乙方计价等内容。”。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2017年9月6日在《施工合作协议》上签字，但是上诉人否认是以劳务分包人的身份在此协议上签的字。一审庭审中，虞唐公司提交证据《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拟证明戴贤鹏在案涉工程中签订的合同、现场施工管理等都是虞唐公司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虞唐公司承担。二审庭审中，虞唐公司认为《施工合作协议》是协议签订方之间的事情，但实际做了工程，虞唐公司是认可的。 2017年9月6日戴贤鹏、邓华作为借款人向上诉人出具《借款协议》，内容为：“今戴贤鹏、邓华向王正永借款200000元整，利息按百分之五（5%）计算，每月利息壹万元整，这200000元本金在2018年1月30日还清，如2018年1月30日到期不还款，则按双倍支付给王正永。（备注：该款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吴帮、周碧洪在该协议在场证明人处签字，该协议末尾处记载了戴贤鹏、邓华、吴帮、周碧洪的身份证号码。一审庭审中，虞唐公司提交证据《施工合作协议》，拟证明2017年9月因项目部资金紧张，王正永借资220000元给项目部发放工人工资，王正永以此为由要求与邓华共同分包劳务施工，戴贤鹏、邓华、王正永重新签订《施工合作协议》，王正永对前期的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王正永的身份由现场管理人变成了劳务分包人。2017年9月8日王正永作为收款人向戴贤鹏出具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周碧洪工程款390000元整；今收到周碧洪工程款220000元整。”。2018年2月7日邓华、戴贤鹏在《中铁九局成昆铁路隧道队账目确认金额支付单》上签字，王正永在《中铁九局成昆铁路隧道队账目确认金额支付单》记载的内容为“2017年9月8日支付金额：610000元（外借款220000元），确认收款人：王正永（王小兵）。”等的后面签字确认。王正永还在戴贤鹏与邓华签字确认的《中铁九局五公司成昆铁路隧道队担保代支付成功明细单》、《中铁九局五公司成昆铁路隧道队担保欠款支付成功明细单》中的有些费用明细后面签字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主张：“2017年9月8日向戴贤鹏出具220000元的收条是证明戴贤鹏应支付给我们的工程款通过向我借款220000元的方式已经提供给了我，因为该笔款是应该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在2018年2月7日的《中铁九局成昆铁路隧道队账目确认金额支付单》上备注220000元是外借款是说明220000元的借款就不用转给借款人了，而是直接由我把款项支付给农民工。”。虞唐公司及戴贤鹏在一、二审中均主张：“王正永已通过收取工程款220000元的方式，已收回了借款220000元。”，但是，在二审中经询问，戴贤鹏和虞唐公司均未提交220000元款项的归还凭证，且戴贤鹏、虞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并不清楚是通过什么形式归还的这220000元。 再查明，2017年9月王正永以现金的方式向多名不特定的案外人存入和汇入不特定的款项，也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案外人的卡号转过不特定的金额。 还查明，王正永系邓华妹夫，王正永及邓华均主张王正永为邓华的现场管理人员，在一审庭审中邓华认可王正永出借的钱已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二、被上诉人是否应偿还上诉人借款本金及利息。 关于争议焦点一，虞唐公司及戴贤鹏在一审中主张：“因项目部资金紧张，向王正永借款220000元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王正永以此要求与邓华一起共同分包劳务施工，王正永的身份从现场管理人变成劳务分包人。”，且虞唐公司及戴贤鹏在一、二审中均主张在2017年9月8日已归还了王正永借款220000元，结合王正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民工领款单、银行业务凭证，可以认定王正永已提供了借款即按照《借款协议》约定把款项用于了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已成立、生效。虞唐公司、戴贤鹏关于王正永并未提供借款款项的主张与其前述主张相互矛盾，与查明的事实也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戴贤鹏为虞唐公司在案涉工地的现场负责人，虞唐公司在一审中主张戴贤鹏在案涉项目的施工过程中签订合同、现场管理等都是行使的虞唐公司的职务行为，且虞唐公司也认可因2017年9月项目部资金紧张，上诉人出借220000元给项目部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因此，从查明的事实来看，戴贤鹏向上诉人借款220000元发放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应认定为是代虞唐公司履行职务的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应由虞唐公司承担还款责任。邓华并非是虞唐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虞唐公司在案涉项目的劳务分包人，虞唐公司也并未授权邓华代其对外借款，故邓华作为借款人在《借款协议》上签字，且上诉人提供了借款的情况下，应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虞唐公司及邓华是否应承担偿还上诉人借款本息的责任，则焦点是虞唐公司、戴贤鹏关于在2017年9月8日已偿还了上诉人220000元借款的主张是否成立。本院认为，虞唐公司和戴贤鹏的主张并不成立，虞唐公司和邓华应承担偿还上诉人借款本息的责任。理由如下：戴贤鹏作为虞唐公司在案涉项目的负责人，虞唐公司授权其在施工过程中有签订合同的权利，且虞唐公司也认可了戴贤鹏与邓华签订的《施工合作协议》，故戴贤鹏在《施工合作协议》上签字的行为应认定为代虞唐公司履行职务的职务行为。从《施工合作协议》内容来看，邓华方组织人员施工，由虞唐公司给付邓华方工程款。因此，上诉人无论是作为邓华的现场管理人员还是虞唐公司和戴贤鹏主张的上诉人与邓华同是劳务分包人，虞唐公司都应给付邓华方工程款，在2017年9月8日戴贤鹏就给付过上诉人一笔390000元的工程款，上诉人向戴贤鹏出具了收条，注明收到了工程款390000元，该收条中上诉人同时注明收到一笔220000元的工程款。2017年9月8日上诉人向戴贤鹏出具的收条“今收到周碧洪220000元工程款。”应如何理解，是虞唐公司和戴贤鹏主张的归还的案涉借款，还是上诉人主张的该220000元的收条是证明戴贤鹏该支付上诉人方的工程款通过向上诉人借220000元的方式已经提供给了上诉人，证明是收到戴贤鹏支付工程款而不是还款。本院认为应支持上诉人的主张，理由如下：第一，从内容来看上诉人注明收到的是工程款，而不是收到的是还款，工程款与还款的性质不同，且收到工程款的内容与上诉人的主张在内容上一致；第二，《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9月6日，借款的用途是用于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从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农民工的工资在2017年9月8日后才陆续发放，在上诉人都还没有提供借款的情况下，戴贤鹏就进行还款违背常理；且在此情况下戴贤鹏可直接向农民工发放工资，而不是向上诉人借款，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已还款违背常理；第三，戴贤鹏在2017年9月6日向上诉人借款，2017年9月8日就还款与《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不一致，且如戴贤鹏已归还借款，那为何未收回《借款协议》原件；第四，戴贤鹏和虞唐公司虽主张已归还了借款220000元，但经本院询问并未提交归还的凭据予以证明，也未向本院阐述具体的归还情况；第五，上诉人不管是作为邓华的现场管理人员，还是作为案涉工地的劳务分包人，都不应影响作为民间借贷的出借人出借款项给在案涉项目中有合作或关联的人员，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从《借款协议》来看，借贷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从履行情况来看，出借人上诉人按照双方合意提供了款项。 从《借款协议》来看，双方约定了利息即月利率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上诉人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王正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9）川3401民初46号民事判决； 二、由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邓华于收到本判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王正永借款本金2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7年9月7日起以本金220000元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至本金偿还完毕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邓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湖南省虞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邓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晓红 审判员  邱学南 审判员  李爱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都晓强 附相关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