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704民初3343号原告：叶双全，男，汉族，1962年3月12日出生，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兴中，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雨霈，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朱松林，男，汉族，1963年12月31日出生，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新，湖北安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绿苑路28号。法定代表人：冯海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新，湖北安达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鄂州市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施纯略，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虹，湖北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第三人：刘雪琴，女，汉族，1968年6月7日出生，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新洲区，第三人：童起帆，男，汉族，1995年9月21日出生，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新洲区，以上两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智祥，男，汉族，1971年9月21日，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洪山区，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丹，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第三人：唐海志，男，汉族，1972年8月15日出生，武汉市人，住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丹，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叶双全诉被告朱松林、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威公司），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叶双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兴中，被告朱松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新，被告东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再新，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智祥、童丹，第三人唐海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童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叶双全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及第三人工程款8968293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896829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判令由本案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18日期，被告朱松林借用被告东升公司名义与被告豪威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豪威公司将位于鄂州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与旭光大道交叉口的工程发包给被告东升公司，工程名称为豪威城市广场，合同价款暂定为1亿元。原告与第三人唐海志以及童永祥（2016年12月22日因病去世）系朋友关系，2012年初，三人经协商决定以合伙、共同投资的方式，承接由被告东升公司总承包的豪威公司2号楼的建筑工程。被告朱松林将豪威公司城市广场的2号楼发包给原告、唐海志、童永祥。该工程于2013年竣工，并已投入使用。2016年11月22日，原告、唐海志、童永祥与被告朱松林办理了工程结算，工程款为2775万元。2018年1月9日期，原告、童智祥（童永祥之弟）与被告朱松林再次达成新的《共同声明》，对被告朱松林发包给原告及第三人的工程情况予以明确，总工程造价为2801.8万元，由被告朱松林向三人支付剩余工程尾款。截至目前，被告支付工程款1901.8万元，余款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朱松林辩称，一、原告叶双全不是本案所涉工程的承包人，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我方要求原告提供证据；二、被告朱松林为所涉工程的项目经理，该项工程的总承包单位系第二被告东升公司，其行为为职务行为，其本人与原告无任何合同关系，故原告起诉被告朱松林承担付款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基于以上两点，被告朱松林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东升公司辩称，被告东升公司与原告无合同关系，仅和被告朱松林、童永祥有事实上的责任承包合同关系，叶双全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庭依法驳回诉讼请求。被告豪威公司辩称，豪威与东升公司双方已经结清了项目工程款，且与原告叶双全没有合同关系，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第三被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陈述，三第三人在本案中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确认童永祥、朱松林、唐海志三人共同承接涉案工程，对本案诉称的下欠工程款8968293元是享有共同的权利，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朱松林及东升公司共同向原告及和三人偿付下欠的工程款8968293元及资金占用费，被告豪威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东升公司、朱松林、豪威公司共同负担。原告叶双全为支持其诉请，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10月18日被告东升公司与被告豪威公司签订的《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份。拟证明被告豪威公司将工程发包给被告东升公司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豪威城市广场实际由被告朱松林挂靠被告东升公司而施工。证据二，2016年7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第三人唐海志及童永祥之间为合伙关系。证据三，2016年11月22日出具的《2号楼分账（土建）》一份、2018年1月9日被告朱松林出具给原告的《共同声明》。拟证明原告、第三人唐海志及童永祥之间为合伙关系，豪威城市广场2号楼的建筑工程项目是由被告朱松林发包给原告、第三人唐海志及童永祥合伙施工的，并由朱松林直接支付工程款给原告及第三人；该2号楼的工程总结算造价为2801.8万元，豪威城市广场工程实际由被告朱松林挂靠被告东升公司施工。（水电603417元、室外排水92024元，原告及第三人帮被告朱松林垫付钢材款212965元，质保金100万元，朱松林及东升公司实际应付原告及第三人总工程款项为29921405元。）证据四，对账凭证。拟证明朱松林已付工程款1982.5万元。被告朱松林为支持辩称理由，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拟证明工程款仅剩1406553.48元未结算。证据二，税票一张，拟证明工程税率是5.45%。证据三，东升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杰出具的费用清单。拟证明2013年至2015年产生的公摊费用，要说明的是第二次庭审时童智祥认可的2013年的公摊费用是405万元，但是实际上对账表上的是487万余元，余下的费用就是所提交的刘杰出具的费用清单上的内容，另外还有费用清单没有找到。被告东升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被告豪威公司为支持其辩称理由，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身份情况及诉讼资格。证据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就豪威城市广场一期项目施工建设依法签订施工合同。证据三，泉州晟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竣工结算审计。拟证明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就豪威城市广场一期项目共同委托进行竣工结算审计。证据四，豪威城市广场一期项目工程款结算表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北东升建设有限公司已经结清所有豪威城市广场一期项目工程款。同时证明被告湖北豪威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应是本案的诉讼主体。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为支持其陈述，向法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新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刘雪琴户口簿复印件一份、童起帆户口簿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系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证据二：《2号楼分账（土建）》一份，拟证明被告朱松林与原告叶双全及第三人经结算，土建工程款为2775万元。证据三：2017年4月24日《对账情况》一份，拟证明被告朱松林承认其已付工程款为1982.5万元，并承认三第三人代其垫付钢材款等费用212965元、已支付公摊费用18万元、利息8万元。证据四：2018年3月13日，新洲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拟证明被告朱松林以东升公司名义与原告及第三人达成口头协议，将涉案工程2号楼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及第三人承建，被告东升公司对此知情且同意。证据五：《微信聊天记录》一份，拟证明童智祥作为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的代理人，多次与被告朱松林共同商讨下欠工程款支付的事宜，被告朱松林也认可下欠其工程款的事实。证据六：《审定金额汇总表》一份，拟证明第三人及原告合伙承建的工程造价：土建28353417元、室外排水92024.33元、开闭所262999元。庭审质证时，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对原告叶双全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恰恰证明了本案的承包单位是东升公司，而不是朱松林本人，故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虽是复印件，但是确是属实的，能够证明童永祥、唐海志合伙投资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但是在答辩过程中提到的与东升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是童永祥，而不是三个合伙人，故原告提起诉讼缺乏合同相对性的事实，因此该份证明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及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目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恰恰证明对案涉工程享有权利的是童永祥，而不是所有的合伙人，同样不能达到原告举证的目的。关于共同声明是属实的，但是对本案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具有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对证据四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豪威公司对原告叶双全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认为恰恰证明了被告豪威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更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没有原件，与被告豪威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不应承担义务，也达不到证明目的。对证据三的质证与证据二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四，认为与豪威公司无关。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对原告叶双全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叶双全对被告朱松林提供的证据一，对真实性有异议，是原告第一次看到这个表；这个表格下面的签字明显属于复制上去的，不属于表格上原有的；即使分析表童智祥、唐海志的签字属实，原告认为几方对账并没有通知原告，也没有取得原告的认可；根据共同声明的内容，双方对账应由会计魏辉平与朱松林进行核对，童智祥、唐海志无权与朱松林进行对账；本次对账的时间发生在2018年5月3日，此时原告与被告朱松林及第三人的诉讼已经在武汉市新洲区法院审理过程中，即使该分析表为真实的，也属于三方恶意串通，为了规避朱松林向叶双全付款义务而达成的。对证据二，税票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工程只有这4千万纳税了，其余1.1亿没有交税，被告应该提交所有的工程款纳税凭证才可以证明被告就原告与第三人所施工的工程款缴纳过相应的税款。证据三真实性无法核实，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应由刘杰本人出庭作证，且该清单不能直接指明是本工程项下的费用。被告豪威公司对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提供的证据一，认为与公司无关。对证据二真实性以庭后核实原件为准。对证据三没有异议。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对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提供的证据一真实性有异议，不是三方认可的结算依据，与本案金额结算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同原告意见一致，同时补充被告与第三人结算时都是按照7.45%的税率计提的。对证据三真实性有异议，另案外人刘杰提供的费用清单并非原告、第三人与朱松林之间的结算，无法达到朱松林的证明目的。原告叶双全对被告豪威公司提供的证据对证据一、二、三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四属于东升公司出具的证明，对其真实性无法核实，豪威公司应当提供相应的付款凭证证明其已支付了全额工程款。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对被告豪威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对被告豪威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结清证明上东升公司的盖章是否属实有异议，豪威公司仅出具一个结清证明无法证明其已支付全部工程款的义务，应当提供相应的流水予以佐证。原告叶双全对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朱松林对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证据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首先，这个上面的字是我签的，但鉴于原告不认可我提供的证据，那么对该份证据我也不予认可。对证据三、四、五均没有异议。对证据六，对审定金额汇总表我不清楚。被告东升公司对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对证据一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二，与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不清楚，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分析。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否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请求法庭核实。对证据五，与证据四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六，如果来源合法，请求法院予以核实。被告豪威公司对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证明予以证明。对证据二、三与豪威公司没有关联，也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与被告豪威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五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要结合其他证据来证明，与被告豪威公司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六，如果说是从豪威公司摘录，那以豪威公司提交的为准。经庭审质证，原告叶双全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被告朱松林提供的证据二，被告豪威公司提供的证据一、二、三，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证据一、二、三、四、五，因对方当事人或是证据所指向的相对人未对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真实客观，故依法予以采信。被告朱松林提供的证据一，虽然原告以及第三人对该组证据提出异议，但仅对证据中涉及的签名有异议，但未对曾经制作该表的事实以及进行过对账的事实提出异议，本院将根据质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评析采信。证据三，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故依法不予采信。被告豪威公司提供的证据四与其他被告的证据无法相互印证，在无其他证据佐证据情况下，依法不予采信。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证据六，因被告东升公司、朱松林及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已就涉案工程的价款进行过结算，而本案纠纷是由上述当事人间产生，故该组证据不作本案证据采信。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案事实确认如下：2011年10月18日，豪威公司与东升公司签订《湖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豪威公司将其位于鄂州经济开发区发展大道与旭光大道交汇处的豪威公司广场、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的豪威广场发包给东升公司负责建筑施工；合同价款暂定壹亿元整。工程现已完工，并已投入使用。2016年11月22日，在一张内容为“2号楼分账（土建）童总是2775万，朱总3037万”的纸上，童永祥、叶双全、唐海志、朱松林签名。2016年12月22日，童永祥去世，童永祥之妻刘雪琴委托童永祥之弟童智祥代其处理涉案工程的相关问题。2017年4月24日，童智祥、唐海志、魏辉平、朱松林、叶双全进行对账：“一、现金流1982.5万元（其中购物卡55.5万、借支100万，其余为现金），朱总付合计1982.5万。二、朱总垫付费用212965.00元（其中钢材、水电费、检测费及进场设备费用）。三、共摊费用已付18万元。四、已付利息8万元。”2018年1月9日，叶双全、童智祥作为声明人，朱松林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一份《共同声明》上签名，内容“豪威城市广场一期工程2号楼A区以及开闭所项目由叶双全、童永祥、唐海志合伙承包，于2012年施工，于2013年竣工，工程总造价为2801.8万元。所欠尾款由会计魏辉平和朱松林核对后为准。现工程尾款将于2018年春节之前由业主方支付至豪威城市广场一期工程项目负责人朱松林账户上。现我2号楼项目叶双全、童智祥、唐海志郑重声明关于工程尾款支付需要我方三人同时当面签字认可方可支付，朱松林不得以任何理由支付款项给任何一方，其中三人也不得以任何个人理由向朱松林索要任何款项。2号楼民工工资及材料商未结款项必须在拿完尾款之后一次性付清，否则由2号楼项目叶双全、童智祥、唐海志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和支付义务。”在庭审过程中，针对朱松林提供的“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当庭进行了核对，原、被告及第三人认可如下事项：一、审定金额28708440.33元；二、已付工程款19825000.00元；三、其他费用中，第2项代借款37500.00元（30万，至2014年6月28日利息）、第3项代借款852083.50元、第8项朱松林垫付钢材款212965.00元、第9项2017年5000.00元叶总、第12项唐海志领取470000.00元。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可的部分事项：其他费用中，第10项佘总买车30万元中应按份承担6万元。对于分析表中其他费用中的外墙保温购物卡575000.00元、2016年9月150000.00元的事实，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可，但认为这些费用已包含在了已付的工程款中；分析表中其他费用中2013年水电50000.00元，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可该笔费用应包括在公摊费用中。“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中有争议的部分：四、税金及上交，对税率及上交合计的7.45%计算标准有异议，对其中的向东升公司上交款为工程总价款的1%的标准无异议，但对税率有异议。五、公摊费用，无论是公摊费用4879395.00元还是分摊比例18.39%均有异议；六、其他费用，第1项代付钢材、商砼款3120000.00元有异议，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对该费用仅认可1128112.00元。另查明，在庭审中，朱松林提供的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与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表格内容一致，但在表格下的有两种不同备注内容，朱松林提供的表格备注“以上属实，同意结算。童智祥、唐海志”，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提供的表格备注“公摊费、业务费及车费等定（以各分包商协商意见为准，利息待差）；童智祥、唐海志”。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豪威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2、原告叶双全及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的工程余款是多少的问题。关于朱松林、东升公司、豪威公司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朱松林认为其仅系东升公司的工作人员、工地的管理人员，涉案工程是东升公司的佘从喜给童永祥做的，故其个人不应承担责任。东升公司认为其未与原告或第三人签订过合同，故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豪威公司认为其已付清工程款不应再承担责任。本院认为，三被告的辩称理由均不成立。首先，在目前豪威公司不能提供的有效证据证实其涉案工程款已付清的情况下，其应在未付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其次，东升公司在庭审时承认其与朱松林和童永祥存在事实的合同关系，而叶双全与童永祥、唐海志系合伙人，合伙事务即为涉案工程，叶双全、童永祥（刘雪琴、童起帆）与唐海志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故叶双全主体资格适格，东升公司作为工程的分包人负有支付工程款义务；第三，尽管朱松林一直认为其为东升公司的项目经理，但项目经理存在不同意义，一种是由公司任命的项目经理，仅为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有一种是以借用公司名义承接工程，以项目经理名义对外行使相关权利，在涉案工程中无论是原告、第三人还是朱松林在对账时都认可存在对公司上交的事实，且东升公司、朱松林均未提供证据证实双方系何种关系，故朱松林在本案中应承担相关责任。关于原告叶双全及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的工程余款是多少的问题。对于两份不同备注内容的单位项目款项分析表（以下称表格），从证据本身来看，朱松林提供的表格明显是从第三人提供的表格变造而来的，虽两份表格均有童智祥、唐海志签名，但对于朱松林提供的表格上的签名是否真实，双方都曾提出过笔迹鉴定，但直至庭审结束，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书面鉴定申请，且结合本案整个诉讼过程，尽管叶双全、童永祥（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系合伙关系，但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对于仅有童智祥、唐海志签名的表格不宜作为定案依据，故对于本案工程款的认定根据庭审核对为准。叶双全、朱松林、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无异议部分：⑴涉案工程总价款28708440.33元；⑵工程保证金1000000.00元；⑶已付工程款19825000.00元；⑷代朱松林支付的钢材款212965.00元；⑸借款利息889583.50元（37500.00元+852083.50元）；⑹付叶总5000.00元；⑺唐海志领取470000.00元；⑻已付公摊费180000.00元。有异议部分：⑼税金及上交，表格中的计算标准为7.45%，其中上交款的比例为1%，对此当事人未提出异议，但对于税率的问题，朱松林提供的一张税务发票中各种税种总计的税率为5.45%，尽管叶双全以及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为该税票不完整，非整个工程的税费发票，但本院认为，尽管朱松林提供的不是全部工程税票，但对于建设工程认缴税收的税率应该是统一和一致的，故对于税率应认定为5.45%，至于朱松林提出还另外存在1%企业所得税，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故对还存在1%企业所得税的事实不予认定，即税金、上交金额应为1851694.40元（28708440.33元×6.45%）；⑽代付钢材、商砼款，表格金额3120000.00元，在朱松林未提供证据证实的情况下，采信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可的1128112.00元；⑾业务费，表格金额574168.81元，鉴于市场交易习惯，业务费客观存在，在无法确定当事人约定的情况下，酌定为287084.41元；⑿2013年水电50000.00元以及外墙保温购物卡575000.00元，因被告朱松林未提供证据实水电费凭证以及承担依据，故不予认定，至于购物卡费用，在2017年4月24日对账单上已包括了购物卡项，在朱松林无证据证实在此之外还存在购物卡费用的情况下，该费用不予认定；⒀2016年9月150000.00元，尽管在一张2018年8月28日的由魏辉平、朱松林的对账单上有一笔2016年9月5日15万，但因该对账单仅为朱松林与魏辉平的对账，且该对账金额与已认定的事实亦不一致，故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为150000.00元包含已付款项中不认定；⒁佘总买车300000.00元，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认为应与其他分包人一起来承担，通过庭审可知，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能承接到涉案的工程，是因“佘总”原因，在不能知晓其他分包人是否亦是“佘总”缘由接到工程的情况下，该笔费用应由叶双全、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共同承担。涉案工程款应为4834931.02元[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⒀-⒁]，至于公摊费用，因朱松林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计算依据，故尽管该费用客观存在，但本案中无法确认数额，待与涉案总工程的其他分包人核对协商后，朱松林可另案主张。综上所述，叶双全、唐海志以及童永祥继承人刘雪琴、童起帆作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要求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于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但其诉请数额有误，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应支付叶双全、唐海志、刘雪琴、童起帆工程款4834931.02元，其超出部分请求，不予支持；因涉案工程的分包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支付工程的时间以及违约责任均无法确定，原告及第三人要求按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但起算时间应为本次提起诉讼之日起，即自2018年11月27日起，以未付工程款的基数，算至工程款付清为止。被告豪威公司应在其未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告及第三人对其责任承担的诉请表述有误，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叶双全及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工程款4,834,931.02元，资金占用费290,095.86元（算至2019年11月27日止，此后资金占用费以未付工程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至工程款付清为止）。二、被告豪威公司对上述款项在其欠付涉案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叶双全及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叶双全，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其他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74,57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计79,578.00元，由原告叶双全，第三人刘雪琴、童起帆、唐海志负担34,578.00元，被告朱松林、东升公司负担45,000.00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待本判决生效后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 李 婷审判员 ：梅良军审判员 ：周小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何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