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皖16行终11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汉大道嘉鑫花苑1栋1单元30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00553022429Y。 法定代表人刘海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吕进民，湖南宇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蒙城县应急管理局，住所地安徽省蒙城县嵇康北路18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6226742135391。 法定代表人张乾民，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青川，蒙城县应急管理局执法队执法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景标，安徽东屹漆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蒙城县供电公司，住所地安徽省蒙城县北蒙大道32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622MA2MQYGFXU。 法定代表人葛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彪，蒙城县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师。 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昌达公司）因诉被上诉人蒙城县应急管理局（原蒙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审第三人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蒙城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蒙城供电公司）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蒙城县人民法院(2019)皖1622行初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湖南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进民，被上诉人蒙城县应急管理局的出庭负责人王书军及委托代理人张青川、刘景标，一审第三人蒙城供电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1月13日，原告湖南昌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海宾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陆二利以公司名义就项目名称110ｋｖ及以下送变电工程，全权参加蒙城县供电公司的招投标及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包括洽谈签订合同、安全责任、组织施工）工程结算等事宜。授权期限2017年1月1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止。2017年4月5日原告与第三人蒙城供电公司经公开招投标，签订蒙城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为ＭＣＧＦ2017-01，约定：合同价格38.76万元；设备材料由第三人采购，原告包工；工程量为新建10千伏新建线路型号为ＪＫＬＹＪ-240ＤＦ的架空线路5.6千米，具体内容以施工图对应的工程量及发包人认可签证的工程变更为准，工期约定为2017年4月10日至2017年。陆二利为项目经理，李栋玉为安全员，苗站站为项目成员之一。该项目前期的设计招标文件及设计图纸均标明蒙城县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线路以十里井光伏电站为起点，途经县××与山桑路交口，东至山桑路××35ＫＦ香山变电站，其中县××与山桑路交口至山桑路××35ＫＦ香山变电站线段的工程直接利用已有线路。该已有线路系丁某作为蒙城县新电力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并于2016年12月结算完毕，项目名称漆园01城市线改造工程。2017年7月前后，该已有线路所沿山桑路被拓宽改造，位于路南向香山变电站接入的钢管塔及西侧的四根水泥电杆构成妨碍，需向南平移2米左右，该部分工程由第三人交由陆二利组织施工。故第三人与原告的项目负责人陆二利将县××与山桑路交口至山桑路××35ＫＦ香山变电站线段的工程变更为山桑路至涡河闸北头线段改造工程，2017年11月15日前后原告的项目部职员任超鹏开始从第三人处领取该段工程材料，因电杆到货不齐，工期延至2018年。2018年1月21日，该项目部未通知第三人，即擅自租用汽车起重机安装电杆，晚18时40分左右施工至涡河行洪闸北头，吊装钢管塔过程中因钢丝断裂，钢管塔脱落，致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被告蒙城县应急管理局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蒙）安监事故罚〔2018〕1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疏于监管对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负有责任，原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安徽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皖安监法〔2015〕158号）第一部分综合类第一大项第三十七小项的处罚标准，决定给予原告3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蒙城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账户，开户行：工商银行蒙城南大支行，账号13×××53，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原告负责蒙城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项目部的安全员李栋玉，从未到岗。 2017年12月7日原告与第三人并未进行竣工结算，即给第三人出具增值税发票一张，金额25万元，领取相应数额的工程款。 原告及其法定代表人刘海宾于2018年元月31日盖印、署名出具《关于“1.21”事故的情况汇报》，自认管理不到位，对工程进度、安全状况等没有及时跟踪，导致事故发生。 对于下列事实，本案当事人均无异议：2017年4月5日原告委托陆二利与第三人签署蒙城县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ＭＣＧＦ2017-01）；原告委派陆二利为该工程项目负责人；以十里井光伏电站为起点，至县××与山桑路交口线路的架设由原告的项目负责人陆二利组织施工。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蒙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3月29日变更为蒙城县应急管理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是否是本案安全事故的责任主体，发生事故地段涡河闸北头的线路架设是否属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施工合同所约定的工程范围。首先，原告在投标××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编制竞争性谈判采购响应文件确定工程量、沿线地质地形、报价，与第三人签订该项目施工合同时，明知施工图纸中标明利用山桑路段已有线路1.10千米，仍配合第三人签订新建5.6公里架空线路的合同。其次，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人根据施工合同第一条工程概况1.3款，将山桑路段工程变更为涡河闸以北北蒙大道路段。2017年11月15日前后，原告的项目部以从第三人处领取北蒙大道段施工设备材料并准备施工，表明对该项变更的认可。2018年1月21日原告项目部未经第三人审批即擅自开工安装电杆，施工过程中出现事故。最后，虽然陆二利作为原告项目的全权委托代理人的授权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止，但原告并未解除陆二利项目经理的职务，2018年1月21日尚处于项目施工期间，陆二利组织施工属于履行职权的行为，后果应由原告承担。所以原告称被告实施处罚的对象错误，原告不是本次安全事故的责任主体的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据此，被告具有对原告作出罚款处罚的行政职权。本案被告在接到蒙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经过调查、询问，认定原告对下属项目部的工程施工缺乏管理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按照《安徽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皖安监法〔2015〕158号）第一部分综合类第一大项第三十七小项的处罚标准，对原告处以罚款，适用法律正确。故对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赔偿经济损失及登报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湖南昌达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2017年3月，一审第三人将蒙城县十里井光伏电站至香山××路段光伏电送出线的架空敷设劳务作业对外招标，上诉人中标后，双方于2017年4月5日签订光伏扶贫电站《施工合同》，上诉人按照合同要求进行现场组织，一审第三人经审查认为全部施工条件均已成就，并予以批准。上诉人如期将三根送出线从扶贫光伏电站架设到香山变电站。但工程完成后，陆二利仍听命于一审第三人差遣，参加了后面的电杆平移工作，并预先领取出十几千米的导线，准备继续完成一审第三人的后继工程作业。2018年1月21日，陆二利按照原审第三人的安排，在漆园社区施工，造成了本起事故。上诉人从光伏电站起点至坛城路口上架设了三根送出线，通过地埋后，又从山桑路交口东至山桑路北35千伏香山变电站一段也架设三根送出线。这一路段上三根送出线的“架空敷设”，在证人丁某的证言中已经得到证实。一审第三人申请的证人丁某在法庭上承认，从山桑路交口东至山桑路北35千伏香山变电站一段他只架设了7根，而这一段上的线是10根，剩余3根没有其他人参与，一审法院对此上诉人有利的内容只字不提。（二）一审法院仅凭主观臆断来认定决定案件的基本事实。一是认为陆二利帮助平移了三根电杆而改变了第2段线路工程量。如此大的工程量变更，造成了整个工程性质的根本改变，也造成两个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工程被强行替换了原招标内容，若无双方书面签字签章确认，可以直接生效履行吗？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直接否认了上诉人在第2段上架设3根送出线的作业。这与庭审内容及事实相矛盾，与一审第三人计划编制矛盾。二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招标中“明知第2段已经被人利旧施工而仍签订新建设5.6公里架空线路合同”，但这一“明知”无任何证据及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第三人擅自变更工程量，不仅因为没有上诉人签章确认、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而不应得到法院支持，而且其变更合同内容、造成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上诉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一审法院应当依法支持上诉人主张的权利。（四）一审法院未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局限性，在证据认定及案件审理中偏袒被上诉人。1.调查报告反映的是参加事故调查的成员单位的意见、建议。但庭审中，被上诉人直接以此认定为本案事实，没有对违法主体是否是上诉人进行审查的情况下直接对上诉人进行行政处罚，而一审法院对这明显的错误予以支持。2.一审第三人提供的物资领料单载明，陆二利是在11月份领取了17.42千米的导线，而一审第三人给上诉人的工程量仅1.08千米，比实际需求多出十几千米。按他们的说法:所谓1号项目早已经完成，这多出的十几千米，只可能是陆二利与一审第三人之间后续工程所需。3.被上诉人提供的编制说明，没有编制时间也没有上诉人确认盖章，这能够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吗？可以被法庭认可吗？4.被上诉人制作的陆二利笔录上多处显示，陆二利明确说明了工程量中不包含事发点部分，一审法院有选择性地采信不利于上诉人的证言。5.证人丁某出庭时证明，他们仅仅架设了第二段上十根导线上的7根，剩佘3根是谁架设的？5.对上诉人提供的除了表明一审原、被告双方的身份信息的证据外，一审法院均不予认可，甚至将证据5-10、11、13-15、17均说成与要证明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证据13的开工报告证明上诉人已经在4月开工并说明施工范围，证据14说明事发点不是上诉人施工范围，证据17说明事发点并没有被规划到施工范围，从关联性上，均与待证事实有关联，一审法院的认定是极端草率的。（五）一审法院剥夺上诉人的质证权利。判决书中第8页，列明了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其中包括371页的事故调查卷一套，但该份证据，一审法院在寄送答辩材料及证据材料时以该材料太多太重为由没有向上诉人寄送，庭审中也未安排上诉人对该证据予以质证。而该份证据材料，正是被上诉人据以给事故定性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却拒不交出，以致上诉人无法了解事故调查真相。综上，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上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上诉人湖南昌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1.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明；证明上诉人诉讼主体适格。2.企业信息系统查询记录；证明一审第三人诉讼主体资格适格。3.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行政处罚。4.施工合同；证明案涉合同并不包含事发地的工程量。5.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事故调查报告；证明被上诉人是据此作出的处罚，该报告对责任主体认定错误。6.被上诉人给上诉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618541元，具体数额以票据金额为准。7.10800元个人处罚款；证明公司因错误处罚决定遭受的损失。8.692671元及80万元垫付款；证明同上，待退还。9.10070元亳州中院诉讼费；证明同上损失。10.亳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关于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10KV供电工程施工事故情况汇报”2018.1.26；证明未经调查政府官网已先认定责任主体，给先入为主的调查基调。11.亳州市政府网站“公司组织开展十里井光伏电站并网前验收”；证明该工程于2017年3月已验收。12.蒙城县十里井光伏电站农光互利项目简介；证明该工程于2016年7月建设，2017年3月6日并网进入运营。13.开工报告；（工程改月）证明2017年4月工程已正常施工，无异常阻碍工程进度的事件发生，该工程为5.6公里。14.公证书中的施工图纸（蒙城35KV香山变10KV城市01号线改造）、工程量清单；证明所谓2号项目不是合同内的扶贫项目，工程量清单为5.6公里，整个工程中所需要用的材料已经确定，但事发地与此不同。15.安徽旭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宏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基础部分合同；证明这是两个工程，其是7月20日中标的，这是事后招标投标的工程，说明事发地不在3月份招标范围内。16.任超鹏的谈话材料；证明事发后供电公司将所有材料取走，造成被上诉人调查时原告举证不能。17.施工图纸；证明事发地不在上诉人施工范围内。18、陆二利询问笔录一份。证明陆二利一再确认其只做了三到五号铁塔及20、23、24号三根电杆的平移。 被上诉人蒙城县应急管理局辩称，一、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4月5日，湖南昌达公司就“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与蒙城供电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编号：MCGF2017-01)》承包了“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的“架空敷设”工程。 2018年1月21日18时40分左右，湖南昌达公司在蒙城县漆园办事处漆园社区施工时，该公司项目负责人陆二利指挥汽车起重机开始起吊电杆作业，在起吊过程中，吊点处钢丝绳与电杆摩擦产生火花，钢管塔在准备越过半空中的通信线路时，吊具钢丝绳断裂，致使斜吊在半空中的电杆坠落，砸向正在路旁祝寿吃饭的人群和一辆路过的轿车，导致事故发生。事发现场塔基距离东侧房屋10米，距离南侧饭棚15米，钢管塔长17米，塔重约3.8吨。事故现场钢塔呈头朝东南方向，与北蒙大道夹角约为40°。事故造成饭棚内就餐人员1人死亡3人受伤、一辆轿车严重损坏，车内司机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根据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蒙城县委、县政府授权蒙城县安监局牵头组织成立了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伤害事故调查组并聘请市安全生产专家组有关特种设备专家参与。经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和寻找有关人员谈话取证（其中就包括上诉人及法定代表人刘海宾，于2018年1月31日盖印并署名出具《关于“1.21”事故的情况汇报》，自认管理不到位，对工程进度、安全状况等没有及时跟踪，导致事故发生。）。查明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并出具了《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依法举行了听证。答辩人对被答辩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答辩人依职权，对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进行立案、调查取证、举行听证会、实施处罚和行政处罚文书送达，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三、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被答辩人作为“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项目的施工企业，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没有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对蒙城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对专职安全员李栋玉未到位情况没有管理，作业现场未指派安全员、无安全交底、未采取清场措施、警戒不足、照度不够等严重违章行为管理失控，对在停工期间蒙城项目部的擅自施工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并制止，对施工人员安全教育不够。存有严重过错，其行为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极坏。答辩人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蒙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符合执行行政行为的主体，具有主体合格性。(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罚款。作出的行政处罚适当，具有可执行性。(3)按照《安徽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皖安监法〔2015〕158号）第一部分第37项的处罚标准“对一般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按下列标准处以罚款：（1)造成死亡1人，或者3人以上5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处20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罚款”，蒙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湖南昌达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当。一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蒙城县应急管理局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一、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的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行政处罚卷中证据。1.立案审批表（蒙安监事故立〔2018〕1号）；2.湖南昌达公司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3.湖南昌达公司的《施工合同》及给陆二利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4.从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卷中提取的材料（复印件）；5.刘海宾2017年工资发放证明；6.蒙城县人民政府关于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蒙政秘〔2018〕23号），附：事故调查卷一套(371页)；7.湖南昌达公司行政处罚告知书（蒙安监事故罚告〔2018〕1号）、刘海宾行政处罚告知书（蒙安监事故罚告〔2018〕2号）；8.湖南昌达公司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蒙安监事故听告〔2018〕1号）、刘海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蒙安监事故听告〔2018〕2号）；9.湖南昌达公司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书；10.案件处理呈批表（蒙安监事故处呈〔2018〕1号）；11.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集体讨论记录（蒙安监事故罚集〔2018〕1号）；12.蒙城县安监局陈述申辩和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等相关资料；13.行政处罚决定书（蒙安监事故罚〔2018〕2号）；14.湖南昌达公司陈述和申辩意见书；15.听证会报告书（蒙安监听报〔2018〕1号）；16.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延期申请；17.案件处理呈批表（蒙安监事故处呈〔2018〕2号）；18.湖南昌达公司“2018.1.21”起重伤害事故行政处罚案集体讨论记录（蒙安监事故罚集〔2018〕2号）；19.行政处罚决定书（蒙安监事故罚〔2018〕1号）；20.缴纳罚款催告书（蒙安监事故催〔2018〕1号）；21.文书送达回执及邮寄单（蒙安监事故回〔2018〕1号）、（蒙安监事故回〔2018〕2号）；22.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刘海宾）。其中2-6为事实、主体、责任方面的证据，证明目的：（1）湖南昌达公司和蒙城县供电公司《施工合同》（合同编号：MCGF2017-01）及《施工图纸编制说明》，编制说明对该项目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及湖南昌达公司给予陆二利的《授权委托书》、陆二利职工个人账户查询单。证明发生事故区域属于施工合同范畴，“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施工单位为湖南昌达公司，陆二利为湖南昌达公司正式员工，陆二利在蒙城期间的施工行为代表湖南昌达公司。（2）陆二利的询问笔录及陆二利从供电公司领取的材料单据；证明施工负责人陆二利等的施工行为是湖南昌达公司的职务行为，事故发生区域属于合同范畴。（3）2016年山桑路改造竣工验收表及会计结算；证明《施工图纸编制说明》中的利旧部分已完成。（4）备案的《安全资质审查资料》；证明“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专职安全员为李栋玉。(李栋玉为湖南昌达公司管理员工)（5）专职安全员李栋玉的询问笔录；证明湖南昌达公司对项目没有落实安全管理。（6）财务记录及巴红伟询问笔录；证明事故发生前蒙城县供电公司没有与湖南昌达公司在“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项目上没有竣工结算。（发货凭证证明“蒙城十里井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没有开展竣工验收，工程处于物资储备，没有完工。）（7）湖南昌达公司柳永冰询问笔录、陆二利、任超鹏等相关人员询问笔录；证明湖南昌达公司对陆二利在停工期间擅自组织施工，擅自租用存在安全隐患的起重机具施工，未与起重车车主陈传顺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作业过程中安全员不在现场，存在无安全交底、未采取清场措施、警戒不足、照度不够等严重违章行为。该公司所承揽的项目没有结束，对项目缺乏管理。7—22为程序部分的证据。证明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证据三、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百零九条；2、《安徽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皖安监法〔2015〕158号）第一部分第37项。证明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 一审第三人蒙城供电公司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本案的关键点是对安全事故责任主体的确定，案涉工程有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领料单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的施工人是上诉人，特别是事故发生后，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刘海宾于2018年1月31日出具的“关于1.21号事故的情况汇报”明确载明：我公司（昌达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取得该工程的施工权，授权陆二利代理昌达公司组织施工。2018年1月21日19时许，陆二利在租用吊车施工时发生安全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我公司项目负责人陆二利未对外聘吊车及吊车人员进行进场前安全培训和安全教育，未对施工机具进行严格检查，导致惨重事故的发生。该“情况汇报”有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海斌的签名和单位印章，是刘海宾代表昌达公司对事故发生所述的自认的事实，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是依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该解释的标题明确指出是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的解释，适用主体是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调整的是民商事法律关系。而本案上诉人起诉的被告是原蒙城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诉人提起的是行政诉讼，上诉人在行政诉讼中引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规定，指责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是对法律适用的错误解读。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法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第三人蒙城供电公司提供的证据如下：1.湖南昌达公司授权委托书。证明授权陆二利为该公司代理人全权负责合同签订施工、管理等事项。2.施工合同。证明施工单位是湖南昌达公司。3.施工图纸。证明（1）施工路径；（2）“1.21”事故发生在施工区域内。4.物资领料单。证明湖南昌达公司领取施工材料时间2017年11月13日、15日，上诉人所说的5月份工程已竣工的理由不能成立。5.（1）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ＫＶ送出工程施工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施工招标文件）；（2）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ＫＶ送出工程施工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施工投标文件）；（3）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ＫＶ送出工程施工评审报告书。证明该项目通过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程序合法。6.（1）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Ｖ送出工程勘察设计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设计招标文件）；（2）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ＫＶ送出工程勘察设计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设计投标文件）；（3）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Ｋ送出工程勘察设计评审报告。证明该项目设计通过安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招标,程序合法。7.（1）供电公司与新电力公司结算手续及（漆园01城市线10Ｖ线路工程）；（2）新电力公司与劳务分包人丁某结算手续及合同（漆园01城市线10ＫＶ线路工程）。证明漆园01城市线10Ｋ线路工程（庄子大道与山桑路交口至县××路口与山桑路交口）由分包人丁某施工。 一审法院依职权于2019年4月8日上午赴合同约定及事故现场勘查制作的笔录一份。三方当事人均派员到场并在笔录上签字注明己方主张的工程线路走向。 上述证据一审法院均随卷移送本院。 各方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同一审一致。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10、11、13-15、17不能达到上诉人的举证目的；一审对于卷内其他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有效证据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蒙城供电公司与湖南昌达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第5条第5.1项约定，“乙方应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项目并通过竣工验收”，第9条第9.2.4项约定“乙方配合甲方完成本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工作，并按规定办理本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因此，乙方完成承包的“蒙城十里井村光伏扶贫电站10千伏送出工程”后，应当拥有涉案工程的竣工验收、工程结算等材料，但上诉人并未提供相关的竣工验收、工程结算等材料证明涉案工程承包于事故发生前已经履行完毕，且经庭审询问，上诉人承认没有竣工验收材料，上诉人庭审时认为涉案工程已经完工的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根据卷内证据认定事故发生时尚处于涉案工程项目施工期间，陆二利组织施工属于履行职责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清楚。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蒙城供电公司作为发包方，湖南昌达公司作为承包方，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对双方的法律地位进行明确约定，湖南昌达公司作为承包方，应当对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负相应责任，且双方在《施工合同》第7条第7.3项明确了“在施工中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费用。”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对违法主体是否是上诉人进行审查，而直接对进行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对此明显错误予以支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提出了陆二利听从于原审第三人蒙城供电公司安排造成本起事故，以及一审第三人擅自变更工程量等上诉理由，但其并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没有向其邮寄事故调查卷的证据，未安排上诉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剥夺了上诉人质证权利的上诉理由，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人民法院向当事人寄送证据的规定，庭审前行政相对人及其代理人可以查阅相关的证据材料，也可以庭审时直接予以质证。一审法院庭审笔录明确记载了被上诉人将所提供371页的事故调查卷作为证据进行了出示，因此，上诉人提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秀远 审判员  王肖红 审判员  张继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法官助理李英进 书记员孟蕾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