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6民终44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女,汉族,1964年10月13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胜利、刘素芳,系河南迅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1,男,汉族,1968年1月9日生,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甘一街中心委1组,身份证号230704196801090717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女,汉族,1953年3月15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某,女,汉族,1956年4月1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伟,系河南明辩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营,系河南明辩（商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2,男,汉族,1970年1月1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3,男,汉族,1999年5月15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4（又名邵冉）,女,汉族,1989年4月13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2,女,汉族,1989年6月27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汉族,1965年11月7日生,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上诉人张某1、上诉人邵某1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邵某2、邵某3、邵某4、张某2、张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602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0月9日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芳、郑胜利到庭，上诉人邵某1到庭，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伟到庭，被上诉人邵某2、邵某3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邵某4未到庭。2019年11月18日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张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芳、郑胜利到庭，上诉人邵某1到庭，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春营到庭，被上诉人邵某2、邵某3、邵某4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某1上诉请求：1、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确认《房屋遗产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邵某1、邵某2、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等六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合法有效，未侵犯六被上诉人的权益。1、从另案邵某1、邵某2起诉上诉人张某1及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等人的庭审笔录中可以证明，1999年9月19日邵守杰、张某1、邵某1、邵某2、李新菊五人在签订《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的时候，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对该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晓的，并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本案一审庭审当中，被上诉人王某、刘某提供的该庭审笔录是不完整的，其只提供了庭审笔录的一部分，对于二人知晓该协议书内容的庭审部分进行了隐瞒。现上诉人张某1提供完整的庭审笔录以证明在签订《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的时候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对该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晓的。所以协议书未侵犯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二人的任何权益。2、1999年9月19日被上诉人邵某1在《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上签名足以认定邵某1对协议书的内容同意，并且放弃了对该协议书中遗产继承的权利，邵某1之所以同意在该协议书中签名并且不分割该遗产是因为邵某1已经独自继承了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在黑龙江的遗产，其表示不再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在周口的遗产。而一审判决仍将诉争的房屋分割给被上诉人邵某1十分之一的继承份额违背了事实和当事人的意愿，也违反了法律规定。3、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在本案一审起诉状中称：“被继承人二老去世之后，邵守杰（已于2016年去世）、邵某1、邵某2、邵桂兰（已于2000年去世）四人及配偶于1999年9月19日在未让二原告对协议内容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起诉状中可以认定被继承人邵桂兰（已去世）及其配偶张某3对《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晓的，且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被上诉人邵桂兰已经放弃了对该遗产的继承权。邵桂兰去世后，其继承人张某2、张某3依法也不能再继承邵桂兰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该协议书未侵犯邵桂兰、张某2、张某3的权益。4、该协议书签订时，被上诉人邵某2在协议书上签名足以认定邵某2度该协议书的内容是认可的。5、邵守杰与上诉人张某1是夫妻关系，与第三人邵某3、邵某4系父子、父女关系，邵守杰、张某1在该协议书中签字未侵犯第三人邵某3、邵某4的权益。综上，签订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时被上诉人王某、刘某、邵某1、邵某2、邵桂兰（已去世）、张某3对协议书的内容是知晓的，且未提出任何异议，所以该协议书未侵犯六被上诉人的权益，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被继承人邵士儒（1986年去世）与被继承人刘秀兰（1999年去世）均系再婚，刘秀兰再婚时已有两个女儿，即被上诉人王某、刘某。被上诉人王某在一审起诉中自己承认：“因当年生活困难，跟随姨夫生活，随姨夫王姓。”由此足以认定被上诉人王某已经与其姨夫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承认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而一审判决却认定当事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于法无据，显然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既然被上诉人王某已经与其姨夫形成了收养关系，其当然不能在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与刘秀兰的遗产。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被上诉人刘某从未跟随过被继承人生活过，二位被继承人再婚时，即迁往黑龙江省伊春市工作、生活，后生育邵守杰、邵某1、邵某2、邵桂兰兄妹四人。而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一直在周口生活。从被上诉人在一审红提供的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户籍证明中也足以认定这一事实。而一审判决却认定王某、刘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形成了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与事实相悖，于法无据。由于被上诉人刘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未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关系，因此其不能继承邵士儒的遗产。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刘某继承邵士儒的遗产适用法律错误。3、被上诉人邵某1在签订协议书时已经明确放弃了继承该诉争房屋的权利，而一审判决仍分割给邵某1十分之一的继承份额违反了继承法的规定，也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意思自治的原则。4、邵桂兰（已去世）在签订协议书时是知晓的，且其在生前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根据继承法的规定，邵桂兰的继承人即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依法不能再继承邵桂兰应当继承的遗产份额。原审判决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共同继承十分之一的继承份额违反法律规定。5、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从来没有对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尽过赡养义务，依法不应当分割遗产。被继承人邵士儒祖籍安徽，后在黑龙江省××区中心林场工作，1983年退休后，由二儿子邵某1接班。邵士儒在黑龙江的房产由邵某1全部继承。涉案的房屋是在1986年盖房，当时上诉人张某1的丈夫邵守杰是家中长子，且已成年，邵某1当时已在黑龙江工作，邵某2和邵桂兰年纪尚小。房屋没有竣工时被继承人邵士儒去世，邵守杰作为长子，在邵士儒去世后的盖房事宜全是由邵守杰操办的。二位被继承人一直跟随邵守杰及张某1一起生活，平时的赡养也是由邵守杰、张某1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这些事实一审中国张某1提供费证人已经证明，而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从来没有赡养过被继承人。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王某、刘某没有对二位被继承人尽过赡养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也不应分割遗产。三、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该法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根据上述事实，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对被继承人邵士儒的遗产部分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1999年9月19日签订《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时，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二人对协议内容是知晓的，即使其继承其母亲刘秀兰的权利被侵犯，现在起诉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合法有效，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的诉讼请求。针对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邵某1辩称，1、答辩人没有放弃诉争房屋的继承权。协议是答辩人起草的，并在协议书上注明了归大家所有。2、答辩人的父亲邵士儒是1986年去世的，被答辩人张某1××××年才结婚，不可能对邵士儒尽赡养义务。3、原审认定1986年盖房时，邵某2、邵桂兰还在上学是错误的。实际上，邵桂兰是答辩人的姐姐，答辩人已经上班，邵桂兰不可能还在上学。另邵某2在1986年也已经上班。4、原审认定邵桂兰2000年去世是错误的，实际上，邵桂兰在签订协议前已经去世多年，不可能知道财产分割的事项。5、被答辩人张某11990年已经搬出老宅，不仅未对答辩人父母尽过赡养义务，还和答辩人的母亲经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6、实际上，答辩人的母亲在重病期间是邵某2陪护的，邵守杰与被答辩人张某1从没有尽过孝道。7、1986年答辩人父亲邵士儒在世时诉争房屋已经盖好，且答辩人的父亲实际上在居住期间突发疾病去世的。8、一审认定答辩人在黑龙江宜春市工作并继承了答辩人父亲在宜春市的所有房产等遗产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答辩人在宜春市未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的任何财产。针对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邵某2辩称，除同意邵某1的答辩意见外，另补充：1、王某、刘某有权继承答辩人父母的遗产。2、被答辩人张某1在原审中提供的证人证言是虚假的。针对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共同辩称，一、二答辩人诉讼主体适格，均具有合法诉权，同时本案不超过诉讼时效。1、二答辩人均是被继承人刘秀兰的合法继承人，均具有合法继承权，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法律规定，符合起诉的条件。2、二答辩人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对涉案遗产继承协议书，二答辩人是在2018年下半年因老宅被政府拆迁时方得知协议内容的。从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点，即：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二答辩人提起本案诉讼不超过诉讼时效规定，符合法律规定。3、《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虽是邵守杰、邵某1、邵某2三方签署，但具体到协议内容，主要是对房屋在生活中的使用权进行了约定，并没有对房屋及不动产的权属状态进行分配或约定，其中协议第三条：“……但总的地皮归大家共同所有，单方不论是谁都物权转让出卖”；第四条：“……转让、出卖所得归大家所有”。以上内容明确说明涉案不动产的权属系归所有继承人共同所有，而非归属于哪一方。基于此内容也说明二答辩人的起诉在实体权益层面也符合法律规定，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的实体权益。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方式也应是书面形式，而本案并不存在放弃的情形。4、答辩人王某与其姨夫家并非是收养关系，同时在法律的适用和颁布时间点上来讲，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适用原则，本案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理由是答辩人王某虽在姨夫家生活过，但是因都是亲属关系，其姨夫家庭生活需要，为照顾其子女帮忙带孩子而已，后改姓也是在王某已经成年之后，其姨夫为感激其照顾孩子的亲情为其帮忙安排工作需要。我国收养法是1991年12月29日颁布的，民法通则是1986年颁布的，而答辩人王某出生于1953年，至该两部法律生效时，答辩人王某已成年，故本案不应适用收养的法律规定。针对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未到庭答辩。针对上诉人张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被告邵某3、邵某4陈述意见称，同意上诉人张某1的意见。邵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9）豫1602民初273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上诉人继承财产的五分之一份额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张某1方并未对被继承人履行和承担主要的赡养义务，其继承五分之二份额财产明显过多，所尽义务与享有权益不相对等，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错误，分配遗产份额不当。被上诉人张某1方并未对被继承人履行和承担主要的赡养义务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1、邵守杰、张某1夫妇未与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未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邵守杰夫妇从其女儿两岁时就已因婆媳关系不和从老宅搬到盐业公司家属楼居住，在被继承人刘秀兰去世前，是邵某2和被继承人刘秀兰共同生活居住的。被继承人邵士儒1986年因突发疾病于家中老宅去世后，邵守杰才与张某1于××××年认识的，张某1连邵士儒的面都没见过，根本不可能和被继承人生活并尽赡养义务。2、张某1在被继承人在世时对其进行身体及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不仅往被继承人刘秀兰身上抹粪、动刀，甚至还找来娘家人对邵某2进行殴打。3、张某1不仅自己不尽孝道，还阻止邵守杰尽孝。邵守杰每次看望母亲都得背着张某1，否则，张某1就闹事。4、张某1歪曲事实。事实上，家里老宅上的房屋在被继承人邵士儒在世时已经竣工，邵士儒并在老宅内居住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张某1所称的是邵守杰一手操办的。另外，在盖房时，被继承人邵士儒还向朋友罗玉家、刘承运二人共借款3000元，后该3000元是上诉人还的。5、上诉人邵某1在黑龙江的房产、财产均为自己后期打拼所得，并未继承。事实上，邵士儒将家中所有物品均邮寄了回去，只留一对木箱。上诉人在年仅17岁就被父母安排到中心林场工作，当时居住的房屋是板夹泥的，实际产权为单位所有。后居住两年后在职工宿舍居住。直至××××年，上诉人结婚后通过申请，单位才分给上诉人一套36平方米的平房，且产权仍归单位所有。2001年房改时按2000元的价格购得此房。实际上，上诉人未从父母处继承任何房产及其他财产。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是否严重，可以从事实虐待行为的时间、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认定。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不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均可确认其丧失继承权。”因此，被上诉人张某1方不仅没有尽到赡养老人之义务，且还对被继承人刘秀兰实施过严重的虐待、伤害行为。被上诉人张某1方本就应该丧失继承资格，不予分配财产。现一审法院在未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草率下判，颠倒黑白，认定其履行了主要赡养义务明显属认定事实错误，分配遗产份额不当。针对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张某1辩称，1、本案实际上是邵守杰继承了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的财产后，张某1、邵某4、邵某3在继承邵守杰的财产，而不是张某1、邵某4、邵某3直接继承邵士儒、刘秀兰的财产。2、被答辩人邵某1称答辩人一家在邵某4两岁的时候搬走不符合实际。邵某4出生于1989年，如果答辩人一家在邵某4两岁的时候搬离，则搬离的时间应为1991年。实际上，盐业公司的家属院是在2003年左右才竣工的。3、答辩人与邵守杰1986年认识，××××年结婚，作为儿媳，答辩人虽对邵士儒没有赡养过，但自其与邵守杰结婚后一直对被继承人刘秀兰尽了赡养义务。且现有法律也未规定儿媳应对公婆有赡养义务，故被答辩人以答辩人没有对被继承人刘秀兰尽过赡养义务为由就失去继承权是错误的。4、在一审诉讼过程中，答辩人张某1提供了证人证言，能够证实被继承人邵士儒1986年去世时诉争房屋并未完全竣工，而只是主体刚刚竣工，装修、门窗、楼梯等均没有安装，后来这些均由邵守杰一人操办。因此，邵守杰对家庭尽了主要的义务，对父母也尽了最多的赡养义务，由邵守杰按照遗产分割协议分到财产是理所当然的。即便抛开该份协议，原审判决答辩人一方继承五分之二的遗产也是正确的。5、被答辩人邵某1称借钱盖房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答辩人不予认定。6、答辩人张某1与被继承人刘秀兰的关系很好，没有虐待行为。否则，1999年签订协议时不会通知答辩人，且被继承人刘秀兰也不会将诉争房屋的房产证交由答辩人保管。综上，被答辩人邵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针对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被上诉人邵某3、邵某4答辩意见同张某1的答辩意见。针对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被告邵某2陈述的意见同邵某1的上诉意见。针对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原告王某、刘某陈述的意见同邵某1的上诉意见。针对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原审被告张某2、张某3未到庭陈述意见。王某、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邵守杰、邵某1、邵某2、张红侠等于1999年9月19日签订的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为无效协议:2、请求贵院依法分割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所遗留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建设西路280号的房屋(5间)及土地使用权(面积:142.12平方),其中由原告王某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10份额;由原告刘某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10份额;由被告邵某2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5份额;由邵某1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5份额;由张红侠、邵某3、邵某4三人共同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5份额；由被告张某2、张某3共同继承上述全部财产的1/5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各方按继承财产份额的比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被继承人刘秀兰系再婚改嫁于被继承人邵士儒，在改嫁之前即生育有二女,分别是长女王某、次女刘某，刘秀兰再婚时所带两女儿均系未成年人；邵士儒、刘秀兰婚后又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长子邵守杰(于2016年去世),次子邵某1,三子邵某2、长女邵桂兰(于2000年去世)。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生前与长子邵守杰一家共同居住生活，二人先后于1986年、1999年去世，去世后遗留有位于周ロ市川汇区建设西路280号的老宅子一处,其中有房屋5间,土地一处(142.12平方米)，因二被继承人对于该处房屋及土地遗产没有做出相关遗嘱，为此，邵守杰、邵某1、张某1、邵某2、李新菊于1999年9月19日，达成“房屋遗产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今父母二老不在，生前盖有五间房子，下三间上二间属二层楼房，为顾全大局，防止以后发生财产争议，经邵守杰、邵某1、邵某2、张某1、李新菊五人共同商议如下：一、楼下二间归守川、新菊（夫妻）二人居住，但不得转让出卖；二、楼下一间、楼上二间归守杰、红霞（夫妻）居住，但不得转让出卖；三、楼下一间以东地皮归守杰、红霞使用，楼下西二间以西地皮归守川、新菊使用，但总的地皮归大家共同所有，单方不论是谁都无权转让出卖；以后如果需要翻修、转让需双方同意方可翻修，转让出卖所得归大家所有。”邵守杰、邵某1、邵某2、张某1、李新菊五人签订该协议时，当时的其他第一顺序继承人邵桂兰、王某、刘某未到场；至2018年6月份，因周口市川汇区政府启动涉案房屋所在区域的拆迁工作，各继承人对涉案房屋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争议，遂酿成本案纠纷。另查明,被继承人邵士儒祖籍安徽,后在黑龙江××区中心林场工作,1983年退休后,由邵某1接班,邵某1自此定居于伊春市；被继承人的长子邵守杰于2016年去世,其与被告张某1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邵某3、邵某4系父子女关系,被告张某1、邵某3、邵冉系邵守杰的共同继承人。邵桂兰于2000年去世,与被告张某2系母女关系,与被告张某3系夫妻关系,被告张某2、张某3系邵桂兰的共同继承人。一审法院认为：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争议房产位于周口市建设路西段280号登记于被继承人刘秀兰名下，该处房产房屋为五间，用地面积142.12平米；因刘秀兰去世后不久，其继承人邵守杰、邵某1、邵某2等人所签订的“房屋遗产协议书”中确认了“今父母二老不在，生前盖有五间房子，下三间上二间属二层楼房”据此，可以认定各继承人对该争议房屋系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生前所有之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该“房屋遗产协议书”系部分继承人协商签字认可，其他继承人又未予以追认，该协议书并不具有分割处置遗产的法律效力，故被告张某1、邵某3、邵某4辩称二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被继承人刘秀兰再婚时带两个未成年女儿王某、刘某与邵守儒一起生活，王某、刘某与邵守儒形成继子女关系，故二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被告张某1、邵某3、邵某4辩称王某随其姨父生活，与其姨父形成继子女关系，不应继承本案被继承人遗产的理由，因三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且于法无据，故对该辩称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公民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因本案被继承人生前未留有遗嘱，其财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同时也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等。故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对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的遗产本院确定分配如下：因被继承人的长子邵守杰夫妇与被告继承人共同居住生活、日常生活需要多由其夫妇负责，在精神上给予被继承人较多的陪伴和抚慰，对被继承人尽到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故在分配遗产时应予多分，本院认定，第一顺序继承人邵守杰对涉案遗产享有五分之二份额的继承权，因邵守杰后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转由其配偶张某1和子女邵某3、邵某4（又名邵冉）继承；继承人王某、刘某、邵某1、邵桂兰成年后组建各自的家庭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在经济和精神方面对被继承人付出相对较少，故本院认定，王某、刘某、邵某1、邵桂兰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涉案遗产分别享有十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因邵桂兰后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转由其配偶张某3和女儿张某2继承；另参照本案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及邵守杰、邵某1、邵某2等人于1999年9月19日，签订“房屋遗产协议书”中的各继承人意思表示，本院认定邵某2对涉案遗产享有五分之一份额的继承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所遗留的位于周ロ市川汇区建设西路280号房屋（5间）及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142.12平方米)，上述财产由原告王某、刘某分别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邵某1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被告邵某2继承五分之一的份额，被告张红侠、邵某3、邵某4（又名邵冉）共同继承五分之二的份额，被告张某3、张某2共同继承十分之一的份额；二、驳回原告王某、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677.06元，减半收取2838.53元，由原告王某、刘某共同承担567.70元，被告邵某1承担283.85元，被告邵某2承担567.70元，被告张红侠、邵某3、邵某4（又名邵冉）共同承担1135.40元，被告张某3、张某2共同承担283.85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某1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张某1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及失业证各一份，以此证明：上诉人张某1自××××年与邵守杰结婚后一直在涉案房屋内居住，直至近几年才搬离。第二组证据，邵守杰生前的招工登记表一份，以此证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的名字在最原始的招工登记表中没有出现，却显示邵守杰大姨、三舅的身份，足以证明王某、刘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夫妇及其所生育的四个子女没有共同生活过，与被继承人邵士儒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抚养关系。第三组证据，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2018年7月26日的庭审笔录一份，以此证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对于诉争的协议内容是知情的，王某、刘某的起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第四组证据，证人李某的出庭证言，以此证明：1、涉案房屋在被继承人邵士儒去世后，剩余的大部分工程是由上诉人张某1的丈夫邵守杰生前的同事出钱、出力帮忙建成的；2、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对于该协议的内容是知情的。对于上诉人张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王某、刘某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显示身份证上的登记地址是建设西路280号，但不能证明上诉人张某1从××××年开始在该处居住。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档案中家庭主要成员中仅显示有父亲邵士儒、母亲刘秀兰、大姨刘兰英，其余家庭成员均不显示，可见该份证据仅是邵守杰在参加工作时简要填写的家庭成员关系，不能说明王某、刘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之间不存在关系，故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王某、刘某对于该协议知情也是在2018年涉案房屋被通知征收之后，故二人的起诉并未超过民法总则规定的诉讼时效。对于第四组证据，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通过庭审中被上诉人向证人发问，证人回答称不认识王某、刘某，但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明目的是称王某、刘某对协议内容知情，明显自相矛盾。况且，证人本应对其知道的真实情况进行陈述，但本案中证人大多数而均采用好像、可能、听说过等话语，这均属于传来证据，因此其证明的内容不应当采信。对于上诉人张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邵某2的质证意见除与王某、刘某的质证意见相一致外，另外质证认为，证人称王某、刘某知道协议内容的证言是在作伪证，邵守杰不可能对外讲或单独对证人讲王某、刘某知道协议的事情。对于上诉人张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被上诉人邵某1的质证意见除与王某、刘某的质证意见相一致外，另外质证认为，签订协议书时有邵守杰、张某1、邵某2、李新菊在场，是其起草后由邵守杰、张某1、邵某2、李新菊、邵某1等五人签字。协议书的内容是邵守杰、邵某2居住的位置，但同时约定了出卖所得应归大家共同所有。另外，签订协议书时，王某、刘某、邵桂兰均不在现场，该三人也不知道协议内容。对于上诉人张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邵某3、邵某4予以认同。对于上诉人张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经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根据上诉人张某1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看，其第二代身份证显示的住址为河南省周口市××交通××路××单元××号，有效期限为2005年12月11日至2025年12月11日，可见，上诉人张某1户籍登记已在2005年12月11日时其住址已经变更，故其仅根据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及失业证显示的住址为诉争房屋所在地来证明其一直在诉争房屋内居住到近几年的目的不能达到。关于第二组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仅根据邵守杰在1985年填写的转正审批表上面显示的家庭主要成员表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至于王某、刘某是否与被继承人邵士儒形成抚养关系，将根据相关证据另行分析。关于第三组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另行分析。对于第四组证据，即：出庭证人李某的证言，由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邵某1、邵某2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该证人在庭审过程中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的回答大都是“记不清”、“听说”。另外，在回答诉争房屋的建设情况时，一会儿称“具体说不清，只是知道”，一会儿称“当时我父亲在那儿上班”才知道的，明显有些自相矛盾，故对于该证人的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综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相一致的以外，另查明：1、邵士儒、刘秀兰的结婚时间为××××年；2、邵桂兰的实际死亡时间应为1991年；3、被上诉人王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没有共同生活过。本院认为，本案为继承纠纷，由于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生前未留有遗嘱，故本案应适用法定继承的原则予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继承法所规定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结合本案实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对于当事人争议的部分，现根据该审理原则对本案分析评判如下：一、关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是否能够继承诉争房屋的问题。在二审诉讼过程中，上诉人张某1认为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不能继承诉争房屋。对于上诉人张某1的这一上诉请求及理由，本院分析认证如下：1、关于被上诉人王某能否继承诉争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1）王某能否继承邵士儒的遗产问题，由于王某在庭审过程中自认其在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结婚后未与该二人共同生活过，故被上诉人王某不是被继承人邵士儒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无权继承邵士儒的遗产部分。故上诉人张某1关于王某不得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的遗产部分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2）关于王某能够继承刘秀兰的遗产问题，依据《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规定的精神，当事人能够证实双方确实共同生活多年，以父母子女相称，建立了事实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且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已消除的，形成事实收养关系。但结合本案实际，被上诉人王某虽与其姨夫共同生活多年，但未办理收养手续，且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其与被继承人刘秀兰之间的母女关系已经消除，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人与被抚养人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收养关系。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被上诉人王某与其姨夫之间形成收养关系。故被上诉人王某有权继承被继承人刘秀兰的遗产部分。综上，上诉人张某1以王某与其姨夫已形成收养关系为由主张王某不能继承被继承人刘秀兰的遗产部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2、关于被上诉人刘某能否继承诉争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结合本案实际，由于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被继承人邵士儒与刘秀兰于××××年结婚，当时，被上诉人刘某尚未成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各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陈述，在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刘某及邵某1、邵某2等人关于刘某与被继承人邵士儒、刘秀兰自1964年至1976年共同生活的陈述较之上诉人张某1关于刘某未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陈述更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故刘某应为与被继承人邵士儒有扶养关系的继女。因此，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刘某能够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的遗产并无不当。上诉人张某1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3、关于被上诉人张某2、张某3能否继承诉争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第五十二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没有表示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结合本案实际，被继承人邵士儒于1986年去世。邵桂兰于1991年去世，且邵桂兰去世时，邵士儒的遗产尚未分割，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邵桂兰放弃继承被继承人邵士儒的遗产，故邵桂兰的权利应转移给其法定继承人张某2、张某3享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份额。”由于被继承人刘秀兰于1999年去世，其继承人邵桂兰的去世时间早于刘秀兰，故邵桂兰继承刘秀兰的遗产的权利应由其晚辈直系血亲张某2代位继承，张某3无权继承被继承人刘秀兰的遗产。综上，上诉人张某1关于张某2、张某3不能继承诉争房屋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的《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上述分析意见，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均有权继承诉争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七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他充分证据证明的，也应当认定其有效。”本案中，上诉人张某1未举证证明签订涉案协议书时通知到了上述人员，也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明确放弃了诉争房屋的继承权。故涉案协议书侵犯了被上诉人王某、刘某、张某2、张某3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综上，上诉人张某1关于涉案的《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为有效协议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三、关于王某、刘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本案中，由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邵某1、邵守杰、邵某2等人签订协议时通知到了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且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一直处于未分割状态，直至2018年诉争房屋拟被拆迁。故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于2019年的起诉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张某1关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四、关于邵某1能否继承诉争房屋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涉案的《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无效，且上诉人张某1未能举证证明邵某1已继承了被继承人在黑龙江的遗产并放弃诉争房屋的继承，故上诉人张某1以邵某1在涉案《房屋遗产继承协议书》上签字的行为表示其放弃诉争房屋继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五、关于原审判决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少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条之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或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结合本案实际，由于诉争房屋修建时，邵守杰作为家中长子已成年，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其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帮助。且原审判决后，除上诉人邵某1对此提起上诉外，其他当事人均予以认同。故在分割遗产时，邵守杰应适当多分。由于在分割遗产时，邵守杰已去世，故其享有的权利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张某1、邵某3、邵某4享有。上诉人邵某1关于张某1对被继承人未尽孝道，并殴打辱骂被继承人刘秀兰的上诉理由，由于其未能举证证明，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上诉人邵某1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诉人邵某1关于张某1、邵某3、邵某4继承的遗产明显过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邵某1上诉认为应继承五分之一份额的请求，考虑到上诉人邵某1在诉讼过程中自认其自1984年起在黑龙江生活，并自认自××××年后两年或三年才回来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一次，××期间不在其身边。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审酌情判决其继承诉争房屋的十分之一的份额并无不当。上诉人邵某1的此项上诉请求不应支持。综上，由于诉争房屋登记在被继承人刘秀兰名下，且当事人各方对诉争的房屋属于邵士儒、刘秀兰夫妻共有财产这一事实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予以认定。由于邵士儒先于刘秀兰死亡，故被继承人邵士儒死亡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邵士儒、刘秀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在分割遗产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邵士儒的遗产。对于邵士儒的遗产先由其法定继承人刘秀兰、邵守杰、邵某2、邵某1、邵桂兰、刘某依法继承。由于在遗产分割时，邵守杰、邵桂兰已去世，故邵守杰享有的权利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张某1、邵某3、邵某4转继承；邵桂兰享有的权利由其法定继承人张某2、张某3转继承。被继承人刘秀兰死亡后，其遗产依法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王某、刘某、邵守杰、邵某1、邵某2、邵桂兰继承。由于邵桂兰先于被继承人刘秀兰死亡，故其享有的权利应由其女儿张某2代为继承。由于邵守杰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去世，故其享有的权利应由其法定继承人张某1、邵某3、邵某4转继承。原审在考虑各方当事人所尽赡养义务等的基础上，酌情判决各当事人继承的份额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人张某1、上诉人邵某1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839元，由上诉人张某1负担2271元，由上诉人邵某1负担568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剑克审判员  张建松审判员  朱发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刘昱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