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04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世新，男，196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玲，女，1967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以上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珊，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文杰，女，196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光亮，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琪，山东天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世新、张玲因与被上诉人魏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世新、张玲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3民初1148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涉诉一、二审费用全部由魏文杰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涉案双方于2016年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中所载明的费用总额认定错误，属于事实认定不清。2016年6月29日，张玲与魏文杰就双方合作的工程项目或其他事项及其未付款数额进行清点对账后，签署了魏文杰欠付费用抵扣部分借款的“对账抵扣协议”一份。尽管该协议系涉案双方手写而成字迹较为潦草，却仍可在该协议中明确看到：工程或费用确定的时间、工程或费用名称、一一对应的价格及费用总额如何抵扣等内容。双方确认该协议上列明的所有工程款或其他费用“从2014年8月7日的200万借款中扣除”。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定该证据上所涉及的费用总额为1255045.2元，但是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数额仅系“对账抵扣协议”的一部分，该数据并不完整。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到“2015年2月15日开北门”与“广告位”两处工程项目及其分别包含的2分项与4分项，该两项工程后虽然并未写明对应价格，但根据工程名称，杨世新、张玲在一审庭审时已提交了相对应的工程项目合同原件，合计112641.41元。一审法院认定了上述合同原件的真实性，却并未将合同载明的工程款计入对账抵扣协议中一并予以抵扣，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另，该协议所载明的“2015.12.24加固钢及2016.1.15四层外加层门”工程项目所对应的实际工程款项并非15万与5万，而是25万及31万，因此，涉案双方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中涉及的抵扣费用总额应为1255045.2元+112641.41元+360000元=1727686.6元。二、涉案双方对还款顺序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应为按照双方合作工程项目签约时间抵扣款项的支付时间优先折抵本金，余款再行利息计算，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还款顺序无约定错误，属事实认定不清。涉案双方在2016年6月29日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中明确写明：“以上费用从2014年8月7日的200万中扣除，扣除到哪天利息从哪天开始计算”该段文字为魏文杰手写，由此可知，其对“对账抵扣协议”中载明的抵扣款项的性质有明确的认知，对还款先抵扣借款本金，余额自扣除之日起再行计算利息这一还款顺序有确定的意思表示，魏文杰关于还款抵扣顺序的该种意思表示，在2018年涉案双方第二次对账时亦被其再次确认。基于此，应按照涉案双方达成的合意，将“对账抵扣协议”中涉及的工程款及其他费用按相关合同签订时间及双方确认时间，逐项抵扣上诉人杨世新、张玲的借款本金后，余额重新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双方对还款顺序无约定，而简单的将上诉人的银行还款及工程抵扣款等费用统一划归为借贷利息错误，与双方当事人约定不符，属事实认定不清。三、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认定应根据案件事实、双方陈述综合判断，非原件证据只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据认定而非直接否定其证明力，一审法院在杨世新、张玲提交的两份对账抵扣协议存在内容高度重合、双方签名、手印清晰可见，且对应的合同真实有效的情况下，否认第二次双方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的真实性错误，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涉案双方在2016年6月29日第一次就双方合作的工程及其他事项的未付费用数额进行了对账，并约定未付款在借款本金200万元中予以抵扣，该协议一审法院认定了其具备真实有效的证据效力，并将协议涉及金额进行了借款抵扣。2018年1月20日，涉案双方再次就双方合作的工程项目及其他事项的未付款抵扣借款进行了对账，并同时签署了三份“双方确认款项”对账抵扣单。其中两份是对双方合作工程项目及其他事项未付费用的逐项确认，其内容与2016年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内容存在高度的重合，书写结构、落款名称等多处保持一致，系对2016年协议的补充及最终确认。第三份是涉案双方约定，杨世新、张玲将现居房屋折抵给魏文杰以偿还其借款。三份协议落款均由魏文杰与杨世新签字按手印予以确认，但原件随后由魏文杰保存，杨世新、张玲仅拍照留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可知，复印件证据并非丝毫不具有证明效力，而应结合案件的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判断。首先，涉案双方于2016年签署的对账抵扣协议已经被一审法院认定真实有效，则该协议中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及其他事项即为真实存在的，因此所对应的合同也应是真实有效的。如上所述，2018年的两份“双方确认款项”对账抵扣单是2016年对账抵扣协议的再次确认及补充，在工程项目及对应合同的真实性都已经被认定的前提下，仅凭载明事实情况的载体系复印件而否认其真实性，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的主旨不符，对杨世新、张玲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其次，2016年对账单及2018年的两份“双方确认款项”对账抵扣单的最后一段，都是对涉及款项的处理决定，即欠付款项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按扣除后再行计算等，内容高度趋同。2016年协议中的该部分内容是魏文杰手写的真实意思表示，2018年的两份确认单亦是延续此种思路，既未推翻魏文杰的意思表示，也未减轻杨世新、张玲的还款义务，其内容的真实性不应仅以载体形式为复印件而简单否认。再次，一审庭审中，杨世新、张玲提交了上述三份“确认单”的照片，而魏文杰将第三份确认单，即房屋抵欠款确认单原件作为证据提交。上诉人提交的照片与魏文杰提交的原件经核对完全一致，作为同日形成的三份“确认单”，在内容上是存在连贯性与逻辑性的。前两份系对魏文杰欠付款项数额如何抵扣借款的梳理与确认，第三份则是对欠付款项抵扣后余额如何偿还的约定，是涉案双方对解决双方借贷关系与合同关系等问题的一种合意。已知杨世新、张玲保存照片中的其中一份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则另外两份确认单如果并不存在又何来照片的留存，杨世新、张玲伪造一份不减轻自身还款义务的抵扣款确认单意义何在。最后，2018年的两份“双方确认款项”对账抵扣单中的内容是对涉案双方存在借款利息这一情况的确认。虽然是对魏文杰利益的保障，但最终确认了可抵扣的应收工程款及其他费用，对杨世新、张玲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有利证据。如果不是确认单原件在魏文杰处保管，杨世新、张玲为何在明知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仍无奈提交照片，意图证明双方关于借款还款沟通过程中发生的事实？照片是已形成文件的形态及内容的最真实留存，确认单既然存在，而杨世新、张玲却并未持有这一有利证据，则持有者自然只能是获益更多的魏文杰。但一审法院并未对此进行综合判断、核实情况，仅凭证据载体的瑕疵而对其内容所反映的事实情况视而不见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一审法院应要求魏文杰提供两份“双方确认款项”对账抵扣单，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一审法院无视涉案双方对还款金额如何抵扣顺序的意思表示，直接将全部还款归属于利息范畴，且漏算抵扣款、片面认定可以反映纠纷事实情况的证据不具备证明效力错误，望二审法院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魏文杰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公正合法，杨世新、张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双方于2016年6月29日对账抵扣数额正确，由双方签字予以确认，不存在遗漏的情形。在双方的对账单中可以看出，双方对于工程项目及工程数额罗列十分详细，而杨世新、张玲所说的“开北门”及“广告位”工程也罗列在对账单中，没有相应工程款数额，说明所列的该项目并杨世新、张玲并没有施工，如果杨世新、张玲已经施工了，为什么没有工程款数额，没有列明工程款数额，杨世新、张玲也不会在对账单上签字。杨世新、张玲称，双方就“开北门”及“广告位”签订过合同，如果真的签订过合同并进行了施工，杨世新、张玲完全可以与发包方进行结算，主张自己的权利。既然在对账单中没有列明该项工程款，也就说明该款项不应列入扣款范围，因此，杨世新、张玲所称遗漏工程款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二、一审认定的扣款顺序明确。魏文杰向杨世新、张玲交付借款时就预扣了3个月的利息共6万元（按月息1%计算的），这一事实双方均无异议，说明双方对利息先扣是达成了合意的。至于在2016年6月29日的对账单中列明的，“以上费用从2014年8月7日的200万元中扣除，扣除到哪天利息从哪天计算…”。对这句话的理解应根据双方的借贷往来事实作全面理解。首先，此句话并没有明确从200万元的本金中扣除，那作为一般生活常识应理解为从200万元的本息中扣除。其次，杨世新、张玲在向魏文杰借款200万元之初，就先扣了6万元的利息，这说明先扣利息是双方都同意并认可的。因此杨世新、张玲的这一上诉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三、杨世新、张玲提交的第二份所谓2018年的对账抵扣协议的内容因是照片，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且真实性无法确定。既然杨世新、张玲有证据证明将2016年6月29日的对账单以及所有签署的合同都留取原件，但是对杨世新、张玲如此重要的对账协议却没有保留原件显然是不符合杨世新、张玲的习惯，而且杨世新、张玲提交所谓的2018年对账协议的照片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其存在的真实性，杨世新、张玲也没有证据证实该对账单真实存在。至于杨世新、张玲所说的以房屋抵扣借款的照片，在一审中并未提交。原件是被杨世新、张玲提交的，用于证实杨世新与张玲用房屋抵顶借款的承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杨世新、张玲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魏文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世新、张玲偿还魏文杰借款本金310万元、利息164.75万元及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月息1%计算）；2.本案诉讼费用由杨世新、张玲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魏文杰与张玲系同学关系。杨世新与张玲系夫妻关系。张玲经营不锈钢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分三次向魏文杰借款共计310万元。相关借款情况如下：2014年8月7日，魏文杰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张玲支付借款194万元，张玲向魏文杰出具了借款200万元的借条。张玲表示魏文杰在未征求其意见的情况下扣除6万元利息，借款本金应以194万元为准，但因双方借条中未约定借款利息、逾期罚息及借款期限，故该笔借款应为无息借款。魏文杰述称，其系根据双方关于借期3个月、月息1分的口头约定扣除的借期内利息60000元。2015年3月16日，魏文杰从其女王哲的银行账户中向张玲转账两笔（一笔100万元，一笔50万元），张玲于同日向杨世新转账1509600元。杨世新收到上述款项后，又转回至王哲账户500000元。此后，张玲于同日向魏文杰出具了借款100万元的欠条，该欠条未对借款期限及利息情况进行约定。2016年2月5日，魏文杰依杨世新要求向张玲账户转款10万元，杨世新向魏文杰出具了借款10万元的借条，该借条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1分。2014年12月29日，杨世新向魏文杰转账60000元。2015年2月7日，杨世新分两次向魏文杰转账共计60000元。2019年2月2日，张玲分两次向魏文杰转账共计200000元。以上款项共计320000元。2016年6月29日，魏文杰与张玲就借款数额及工程款抵顶情况作了约定。双方确认张玲分别于2014年8月7日向魏文杰借款200万元，于2015年3月16日向魏文杰借款100万元。双方另确认魏文杰欠付张玲相关工程款共计1255045.2元。根据双方各自欠款情况，二人达成协议如下：“以上费用从2014.8.7日的200万中扣除，扣除到哪天利息从哪天开始计算。另100万元的利息月息1分仍执行。若有不对之处双方再核对”。魏文杰、张玲均在该确认单上签名捺印。另，2017年6月28日，张玲向魏文杰出具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张玲在协议签订起两个月内将房子处理掉，出售房屋的价款支付给魏文杰以偿还借款。在张玲未付给魏文杰款项之前，每月按10000元的补偿利息支付给魏文杰。2018年1月20日，魏文杰再与杨世新签订部分还款确认，约定杨世新将位于天桥区河畔景苑48号楼1单元201室及车库作价85万元给魏文杰用以偿还欠魏文杰的借款。双方约定于2018年春节前办完过户手续并于阴历二月底前将房屋交付给魏文杰。该还款确认签订后，杨世新未履行相关约定，涉案房屋现仍由杨世新、张玲居住占有。庭审后，杨世新、张玲向本庭提交司法鉴定申请书，要求就张玲2015年3月16日出具的《欠条》进行书写时间鉴定，并要求对欠条主文及张玲在欠条上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3月16日的欠条所涉的借款魏文杰以银行转账方式确已向张玲支付，且双方于2016年6月29签订的工程款抵顶借款协议对该笔借款又进行了确认，足以证实实际借款情况。故一审法院对杨世新、张玲的相关司法鉴定申请不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魏文杰与杨世新、张玲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借条、转账记录等在案为凭，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杨世新、张玲向魏文杰出具的借条均未载明还款期限，自最后一笔借款发生至今亦三年有余，且借款发生后双方多次就还款事宜进行约定，故魏文杰现起诉要求杨世新、张玲返还借款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方式；二是相关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否由杨世新、张玲共同承担。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借款本金数额及利息的计算方式。2014年8月7日的借款200万元，魏文杰仅向张玲支付194万元，双方均认可预扣利息60000元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的规定，该笔借款的本金应以194万元为准。2015年3月16日的借款100万元，魏文杰足额向张玲支付，该笔借款本金为100万元。2016年2月5日的借款10万元魏文杰足额支付，故该笔借款本金即为10万元。综上，魏文杰与杨世新、张玲之间实际发生的借款本金共计304万元。至于借款利息。2014年8月7日的借款200万元，魏文杰主张预扣的60000元利息系按月息1%计算的三个月利息，张玲虽表示魏文杰扣取利息未经其同意，但从其向魏文杰出具借款200万元的借条可以认定其对借款有利息属知情。且2016年6月29日的协议双方对该笔借款系有息借款再次确认，故对魏文杰关于该笔借款月息1分的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2015年3月16日的借款100万元，双方2016年6月29日的协议中明确约定该100万元的利息月息1分仍执行，由此可见，双方对该笔借款的利息曾有口头约定，故该笔借款利息为月息1分。而2016年2月5日的借款10万，双方明确约定了月息1分，故利息计算标准应以双方约定为准。另，2017年6月18日张玲向魏文杰出具的补偿协议明确约定，在未支付魏文杰借款前按每月10000元的补偿利息向魏文杰支付。该10000元补偿利息加之前约定的月息1分，折合不超过年利率24%，故该10000元补偿利息合法合理，应予支持。杨世新、张玲陈述其先后偿还魏文杰借款820000元。但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3月16日的500000元不应认定为系用以偿还借款。2015年3月16日当日，魏文杰方向张玲转账1500000元，杨世新、张玲在返还500000元后向魏文杰出具了100万元的借条，且此前双方未有借贷关系发生，故该笔款项并非用于偿还借款，仅是双方对借款金额重新确认后杨世新、张玲对魏文杰超额支付款项的退还。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至2019年期间，杨世新、张玲共向魏文杰偿还借款320000元，分别为：2014年12月29日，60000元、2015年2月7日，60000元、2019年2月2日，2000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因此，其中发生于2014年12月29日的60000元、2015年2月7日的60000元还款应优先抵偿2014年8月7日借款194万元的利息，该笔借款月息为1分，每年利息194000元（折合每天利息约为637.8元）。该120000元还款应为194万元借款6.19个月的利息（自2014年8月7日至2015年2月13日）。魏文杰与张玲于2016年6月29日约定以魏文杰欠付张玲相关工程款1255045.2元抵扣该笔借款。双方约定相关工程款从2014.8.7日的200万（实际借款本金194万元）中扣除，扣除到哪天利息从哪天开始计算。通过该内容表示，可以认定该1255045.2元应先用以扣除借款利息，后抵扣借款本金，协议签订后产生的利息继续计算。自2015年2月14至2016年6月29日协议签订时（502天），该笔借款共产生利息320175.6元。抵扣利息后，相关款项可抵扣借款本金934869.6元。至此，该笔借款尚欠借款本金1005130.4元。2019年2月2日偿还的200000元，双方未作特别约定，应认定为用以偿还最早发生的该笔借款的利息，该200000元还款应为1005130.4元（月息10051.3）借款19.9个月的利息（自2016年6月30日至2018年1月27日）。故关于该笔借款应偿还的本息数为，本金1005130.4元及自2018年1月28日至借款还清之日的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2015年3月16日的借款100万元，应偿还的本息数为：本金100万元，自2015年3月16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2016年2月5日的借款10万元，应偿还的本息数为：本金10万元，自2016年2月5日至借款还清之日期间的利息，利息按月息1分计算。以上欠付借款本金共计2105130.4元。另，杨世新、张玲应自2017年6月28日起，另行支付每月10000元的补偿利息。至于争议焦点二，相关借款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应否由杨世新、张玲共同承担。杨世新辩称涉案借款只有2016年2月5日的借款由其借取，应由其偿还。其他借款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不应由其承担还款责任。从双方各自提交的证据来看，杨世新在2016年2月5日的借款发生前，曾多次向魏文杰还款，杨世新还曾与魏文杰签订以房抵债的协议。且张玲在收到2014年8月7日的借款后，当日转给了杨世新。以上事实足以证实杨世新对张玲向魏文杰借款的相关事宜属知情并有共同还款的合意。再从魏文杰庭前提交的杨世新、张玲名下的公司注册情况来看，两人名下共有企业四家，分别为：济南世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张玲独资）、济南凯弘富丽雅迪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杨世新独资）、济南豪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杨世新、张玲各占股份50%）、济南精中精不锈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杨世新占股60%、张玲占股40%），由以上企业基本信息来看，杨世新、张玲的日常工作、生活高度混同。故即使张玲借款系用于公司经营，杨世新也应属知情并认可。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涉案三笔贷款为夫妻共同借款，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至于杨世新、张玲要求的以其他工程款抵扣借款事宜，魏文杰对此不认可。因工程款与借款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杨世新、张玲可就相关款项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魏文杰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数额应由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本案经调解未果，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判决：一、由杨世新、张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魏文杰借款本金2105130.4元；二、由杨世新、张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魏文杰借款利息（以1005130.4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8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16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以1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2月5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三、由杨世新、张玲每月支付魏文杰补偿利息10000元（自2017年6月28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四、驳回魏文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780元，由魏文杰负担14780元，由杨世新、张玲共同负担30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杨世新、张玲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世新、张玲提交：证据一、《钢结构追加合同》一份，拟证明7.5万元工程款抵扣借款系先抵扣本金，利息自扣除后重新计算。证据二、《西客站润良钢结构现浇楼板工程合同》一份，拟证明76万元工程款抵扣借款系先抵扣本金，利息自扣除后重新计算。证据三、《绿地缤纷绿城A楼四层外加层及西墙门施工合同》一份，拟证明根据涉案双方于2016年的对账协议，该工程在对账协议中仅载明5万元，实际应为31万元，差额部分应抵扣借款。证据四、《钢结构雨棚安装合同》一份，拟证明该合同主体与涉案双方于2016年对账协议中工程项目的主体及施工地点一致，该合同真实有效。涉及金额45176.35元亦应为可抵扣借款的工程款；该合同金额与2018年对账协议上写明款项一致，故2018年对账协议亦真实有效，应予认定。证据五、《二层、三层混凝土浇筑（扶梯拆除空隙）及外加层钢结构施工协议》一份，拟证明该合同甲方是尹国签字，与涉案双方2016年对账协议中载明工程项目合同的签字主体一致，两者实为同一家，故涉及工程款亦应为可抵扣借款的工程款；合同金额5.5万元与2018年对账协议上写明款项一致，故2018年对账协议亦真实有效，应予认定。证据六：《砌墙、梁柱施工协议》一份，拟证明该合同施工地点与2016年对账协议中涉及工程项目一致，且已知柏蔓酒店与润良公司实为一家，与2018年对账协议载明工程项目金额一致，故2018年对账协议亦真实有效，应予认定。经质证，魏文杰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属于新证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杨世新、张玲的观点，该合同是杨世新与济南润良商贸有限公司签订，在合同最后的手写部分也不能证明是从300万元的本金中扣除，应该理解为是从300万元的本息中扣除。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证明杨世新、张玲的观点，该证据没有杨世新、张玲的签字。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属于新证据，与本案无关。综上，以上六份合同杨世新、张玲可以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向发包方主张权利，本案涉及的是民间借贷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工程款抵扣借款的数额及抵扣的顺序。关于工程款抵扣借款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依据2016年的抵扣确认单，工程款抵扣借款的数额为1255045.2元。杨世新、张玲主张抵扣数额还应加上2015.2.15开北门与广告位两处工程项目款项112641.41元，以及2015.12.24加固钢项目追加款项10万元及2016.1.15四层外加层门项目追加款项26万元，抵扣费用总额1727686.6元，并主张上述工程与其一审时提交的2018年《双方确认款项》照片复印件上载明的内容相印证。本院认为，杨世新、张玲提交的2018年《双方确认款项》系照片复印件，魏文杰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告知杨世新、张玲可就相关工程款项另案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工程款抵扣借款的顺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杨世新、张玲主张抵扣方式系还款先抵扣借款本金，余额自扣除之日起再行计算利息。2016年6月29日抵扣确认单载明“以上费用从2014.8.7日的200万中扣除，扣除到哪天利息从哪天开始计算。”本院认为，抵扣确认单上所载明的内容，不能明确是否系先抵扣借款本金约定，且对于2016年6月29日之前的借款利息，魏文杰并未明确表示予以放弃。因此，一审法院认定1255045.2元应先用以扣除借款利息，后抵扣借款本金，协议签订后产生的利息继续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杨世新、张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4780元，由上诉人杨世新、张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栾钧霞审 判 员 高希亮审 判 员 尹 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 谭行方书 记 员 朱俞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