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民终118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其贵，男，1957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范利民，湖南鎏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文华，男，1967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伍贤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蔚珍，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刘其贵因与被上诉人金文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其贵上诉请求：请求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539号民事判决，改判金文华偿还刘其贵借款本息4756356元及2019年7月1日以后的利息（以本金20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日止）。事实与理由：一、刘其贵与金文华系典型的民间借贷关系，非委托投资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2011年3月25日，金文华因缺少资金向刘其贵借款200万元的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金文华给刘其贵出具的《借条》、《银行转账凭证》、金文华给刘其贵出具的《委托付款函》。对于上述三个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金文华及其特别授权代理人均当庭认可，该证据理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借据》、《委托付款函》、《银行转账凭证》能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双方民间借贷关系的客观存在。金文华辩称其与刘其贵系委托投资关系，既没有提供委托合同，也没有提供两个以上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证言。其辩称毫无证据支持，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错误。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金文华向刘其贵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关系十分明确。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判决驳回刘其贵的诉讼请求，明显适用法律错误。金文华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确认法律关系准确，证据采信得当，适用法律无误，请求予以维持。一、刘其贵关于本案“系典型的民间借贷关系，非委托合同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第一、刘其贵与金文华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双方建立委托投资关系的情感基础，更是双方之间不可能成立月息4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前提。第二、金文华接受委托后，以自己的名义与湖南中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公司）签订了月息4分的投资合同，与刘其贵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利息完全一致，这种不合常理的事实，可佐证双方之间只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第三、自2011年3月25日至2019年7月1日长达八年之间，如果真存在民间借贷的话，且借期只有15个月，月息高达4分。刘其贵从未要求金文华“归还借款本息”的行为以及指示金文华如何诉讼维权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民间借贷关系的不存在。本案中，在中顺公司未按期偿还投资本息的情况下，刘其贵指示金文华在2014年起诉维权，并在中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协助金文华以及自行向管理人申报这笔债权，为了自行申报债权之需要，分别在2017年8月与2018年7月要求金文华出具了《借条》、《委托付款函》。除此以外，刘其贵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要求金文华归还借款本息的意思表示。第四、刘其贵向管理人递交《借条》、《委托付款函》以及向中级法院主张权利的行为，证明了金文华《借条》与《委托付款函》的签署仅仅是为了配合刘其贵早日实现其自己权益，证明了金文华仍然根据刘其贵的指示没有向外界披露其委托关系，更证明了刘其贵是本案中200万元本金真正的投资主体。刘其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金文华偿还刘其贵借款本金2000000元；2、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金文华支付刘其贵借款利息2756356元（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借款之日2011年3月25日开始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2019年7月1日以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日止，息随本清；3、本案诉讼费由金文华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其贵曾是金文华的领导，2011年3月25日，刘其贵通过妻子尹小红的账户向金文华转账人民币200万元，双方没有形成借条，转账凭证摘要描述中也没有备注“借款”等字样，金文华于当日向中顺公司转账人民币200万元。同日，金文华以自己的名义与中顺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双方约定：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按税后月固定利率4%给予回报，期限最短1年、最长15个月，中顺公司出具了《收据》。2014年，本案金文华因中顺公司未按期还款，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曾某律师向中顺公司等提起诉讼。2015年2月5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组织双方调解，代理律师征询本案刘其贵的意见后，与对方达成了（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合意，《民事调解书》确认中顺公司等限期给付本金200万元，利率按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未按约定付款则支付违约金20万，每超过半年支付违约金20万。2016年10月28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中顺公司破产清算，2016年12月13日指定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金文华向管理人申报了涉案债权，后刘其贵要求以自己的名义申报债权，从代理人处拿回（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民事调解书》，要求金文华补借条以便于其申报债权，金文华在打印的《借条》上书写“按民事调解书（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并签名，借条上载明本金人民币200万、借期15个月、月息4%、实际借款时间2011年3月25日和再次确认时间。2018年7月15日，刘其贵为申报债权，要求金文华在《委托付款函》打印件上签署“按管理人最终清算金额直接支付给刘其贵账上”，函内所载金文华欠刘其贵的金额5541733.33元，中顺公司欠金文华的金额为5541733.33元。另查明，刘其贵于2018年8月向中顺公司管理人处申报债权，参与了债权人组织的部分活动，后刘其贵从管理人处撤回申报资料。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但本案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因民间借贷关系引起。第一，刘其贵系法律人，在本案大笔资金转账时未要求金文华出具借条，多年后，金文华在《借条》和《委托付款函》打印件上签名时均做与“中顺置业”有关的特别标注，刘其贵对此未持异议，加之刘其贵保管的中国建设银行《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明细原件上资金流向清晰，可见刘其贵对涉案200万投资于中顺公司的客观情况明知，双方自始没有借款并由金文华还款的合意，借贷关系并非真实存在。第二，本案金文华在收到刘其贵的转款后于同日即将款项如数转账至中顺公司，金文华当日与中顺公司签署的《投资协议书》与刘其贵提供的借条所载金额、利息、期限高度吻合，《委托付款函》内所载金文华欠刘其贵的金额与中顺公司欠金文华的金额完全一致，此与民间借贷作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进行资金融通并收益的行为特征相违背。第三，结合证人在（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案件调解过程中征询刘其贵意见、债权申报过程中向刘其贵送达《民事调解书》原件和刘其贵曾经直接向中顺公司管理人申报过债权后又撤回申报的情况，严重不符合民间借贷主体的相对性和交易习惯。第四，自2011年3月25日刘其贵将200万款项转至金文华银行账户之后至起诉之前，刘其贵未举出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以民间借贷关系为由向金文华主张债权，与此相反，刘其贵作为一个公民，反而自行向中顺公司申报债权，亦严重与民间借贷所应有的法律逻辑与生活逻辑不相符合。综上所述，本案刘其贵依据借条这一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金文华依据接受口头委托代为进行投资的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并提供了系列证据证明本案纠纷并非因民间借贷行为引起。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刘其贵委托金文华以自己的名义向中顺公司进行投资，亦无证据显示金文华的代理行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其代理投资的法律后果应由刘其贵本人承担，故一审法院对金文华的答辩意见予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八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刘其贵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4485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425.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7425.5元，由刘其贵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刘其贵二审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债权申报登记表。拟证明：1、证明金文华在中顺公司破产登记中申报了债权共三笔,债权总额6139.2万。2、证明金文华申报的债权总额包括所借刘其贵的200万本金在内。3、证明金文华一直在向中顺公司追讨从刘其贵处所借200万的本息。4、证明刘其贵与中顺公司毫无关系,既不是中顺公司的债权人,也从来就没有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或主张过债权。证据二、金文华在中顺公司的借款、回款流水表。拟证明：1、证明2009年12月18日至2011年3月25日间金文华向中顺公司提供资金1600万（本金)。2、证明1600万包括金文华向刘其贵的借款200万元。3、证明金文华向刘其贵所借的200万元是金文华向中顺公司提供的最后一笔资金。4、证明金文华把从刘其贵处借来的200万元转借给中顺公司后陆续收回本息590万元。5、证明金文华向刘其贵借钱然后转借给中顺公司是为了拆东墙补西墙,是为了收回自己之前在中顺公司的投资或借款。证据三、湖南建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证明，拟证刘其贵与金文华不形成上下级关系。证据四、伍贤华与曾某的婚姻状况登记资料，拟证明金文华的代理人与证人曾某系夫妻关系，证人曾某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证词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五、邵东市民政局的证明，拟证明金文华与张永霞在2019年8月8日办理了离婚登记，从而证明金文华接到刘其贵的民事诉状副本及一审法院应诉通知书后，企图以离婚来逃避刘其贵的债务。金文华对上述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不认可关联性及其证明目的。该证据所反映的是金文华对刘其贵投资的200万元在经过法律调解确认以后，金文华根据委托合同的所赋予的职责向破产企业中顺公司申报债权，所以该证据恰巧证明刘其贵与金文华之间是委托投资关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有异议，在一审开庭中刘其贵对金文华属于湖南建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无异议，同时根据一审中录音记载另外一名案外人袁力也认可刘其贵是金文华的领导。对证据四金文华委托诉讼代理人不予质证，涉及代理人的隐私。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刘其贵二审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有关，且金文华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二审查明：二审中，刘其贵对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中“刘其贵要求以自己的名义申报债权，从代理人处拿回（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民事调解书》，要求金文华补借条以便于其申报债权，金文华在打印的《借条》上书写‘按民事调解书（2014）天民初字第1815号’并签名，借条上载明本金人民币200万、借期15个月、月息4%、实际借款时间2011年3月25日和再次确认时间。2018年7月15日，刘其贵为申报债权，要求金文华在《委托付款函》打印件上签署‘按管理人最终清算金额直接支付给刘其贵账上’，函内所载金文华欠刘其贵的金额5541733.33元，中顺公司欠金文华的金额为5541733.33元”持有异议，认为上述认定将金文华出具《借条》、《委托付款函》的原因是为了便于刘其贵向中顺公司申报债权，与事实不符。因一审中仅有金文华的当事人陈述，事实依据不足，本院在二审查明事实中对此不予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如果系借贷关系，刘其贵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关于双方之间法律关系是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民间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中，刘其贵以金文华欠有200万借款为由提起诉讼，权利基础关系为民间借贷关系，要求金文华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刘其贵就其诉讼主张提供了2011年3月25日由刘其贵妻子尹小红向金文华转账200万元的记录；2017年8月30日金文华向刘其贵出具的《借条》，该借条载明“今借到刘其贵人民币贰百万元整…”；2018年7月15日金文华向中顺公司管理人出具的《委托付款函》，该付款函载明，“本人金文华于2011年3月25日向刘其贵借款贰百万元，我将此款借给了湖南中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现委托管理人在中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应付给我的款项中直接支付五百五十四万一千七佰叁拾叁元三角三分（5541733.33元）给刘其贵账户内…”以上证据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于金文华主张其系受刘其贵的委托将该笔款项借给中顺公司的抗辩，金文华在一审中提交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的证据为证人曾某的证言，即刘其贵向曾某表述，该笔款项系刘其贵所有，金文贵与中顺公司200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调解书内容拟定应征得刘其贵同意。此外，金文华还提交了2019年7月，刘其贵在《关于切实推进太和广场楼盘破产重整的报告》上以金文华的名字签字。本院认为，金文贵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有就刘其贵委托金文华以金文华的名义借贷资金给中顺公司合意，亦未提交通常委托合同关系中含有委托授权、隐名代理、资金受益回报等必要内容的其他证据。若金文华认为其与刘其贵之间在2011年3月转账时不存在借贷关系，则金文华自无必要在2017年、2018年先后向刘其贵出具《借条》、《委托付款函》，自认其为借款人。此外，从借款流转行为外观看，刘其贵向金文华转账形成有《借条》，金文华向中顺公司借款，亦有金文华与中顺公司《投资协议书》，存在独立的两个民间借贷合同。至于曾某的证人证言因其系金文华的代理人伍贤华的配偶，且该证言部分内容来源于金文华表述，无法得出双方关于委托授权、隐名代理以及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合意存在，亦不足以推翻三年之后金文华对借款事实二度确认，故对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应不予采信。须指出的是，金文华否认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提出《借条》、《委托付款函》系方便刘其贵在中顺公司破产中申报债权。本院认为，若刘其贵需作为金文华的代理人申报债务，金文华出具相关委托授权手续即可；若金文华需将破产清算款项直接付给刘其贵，金文华出具相关付款指示函即可；若刘其贵需主张隐名代理，行使介入权直接向中顺公司主张债权，金文华出具存在隐名代理的说明即可。诸多情形下，金文华均无需出具载有确认借款关系的借条。金文华对《借条》、《委托付款函》形成的辩解较为牵强，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商业习惯。金文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商事主体，对出具如此大额的借条应足够谨慎，在其无法证明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其应受到《借条》、《委托付款函》的约束。综上，双方之间究竟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抑或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综观全案证据，根据优势证据规则，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具有高度盖然性。至于金文华为何同日将借款转借给中顺公司、利率多少均可理解为金文华借款后对款项用途的处分；至于刘其贵积极参与中顺公司调解、债权申报亦可理解为其为实现本案债权的自身努力，均不足以推翻金文华签字确认的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关于借贷关系成立，刘其贵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的问题。刘其贵在一审诉讼请求判令金文华向其偿还本金200万元，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利息的计算部分，金文华在《借条》中承诺按月息百分之四支付利息，该约定超过法定上限，刘其贵诉请法院以借款日2011年3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其贵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9)湘0111民初6539民事判决；二、金文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其贵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倍计算，从2011年3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金文华未照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851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2425.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851元，共计72276.5元，由金文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郭伏华审判员  王力夫审判员  邓 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周政国书记员王嘉翌附相关法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