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8）粤行终11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符红秀，女，1966年11月29日出生，土家族，住湖南省沅陵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238号。法定代表人：苏小澎，区长。委托代理人：白兰春、陈晓晴，均系该府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雁南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石马村南路（土名：大坑）。上诉人符红秀因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白云区政府）以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雁南飞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雁南飞公司）工伤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粤71行初63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符红秀是雁南飞公司的员工，工作岗位为车间车位，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3日至2017年8月13日。2017年5月9日，符红秀与李月娥在车间因工作问题产生纠纷，导致双方打架，在此过程中符红秀因李月娥使用衣架殴打而致伤。经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1.头部外伤；2.左肘外伤；3.头皮裂伤；4.脑震荡后遗症；5.脑震荡；6.多发性软组织擦挫伤；7.颅脑外伤。2017年6月5日，符红秀委托罗红梅向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白云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2017年6月7日，白云区人社局向雁南飞公司发出《举证告知书》。2017年6月14日，雁南飞公司向白云区人社局提供了《关于符红秀打架受伤问题的情况报告》及雁南飞公司单位员工证明等材料。2017年6月30日，白云区人社局作出穗云人社工伤认〔2017〕006669号工伤认定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符红秀此次受伤为工伤。雁南飞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白云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依法撤销白云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书》（穗云人社工伤认〔2017〕006669号）。白云区政府于2017年7月26日收到雁南飞公司的申请后，于2017年7月28日作出受理通知书。2017年7月31日，白云区政府向白云区人社局送达《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申请人材料；2017年8月4日向雁南飞公司送达《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2017年8月5日向符红秀送达《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等。白云区人社局、符红秀分别于2017年8月9日、8月13日向白云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行政复议答辩状。2017年9月21日，白云区政府作出云府行复〔2017〕2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白云区人社局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的穗云人社工伤认〔2017〕006669号工伤认定决定，责令白云区人社局于决定书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并于2017年9月22日邮寄送达符红秀、雁南飞公司，2017年9月28日送达白云区人社局。符红秀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撤销云府行复〔2017〕28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由白云区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审法院另查明，2017年5月9日16时52分，符红秀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均禾派出所报案。2017年5月26日，均禾派出所作出穗公云（均）行调〔2017〕第05261号调解书，认定双方因工作问题产生纠纷并打架，导致李月娥用工具将符红秀头部打伤，伤势轻微。经调解由李月娥一次性赔偿符红秀人民币5000元，此后双方对此事互不追究对方的责任。符红秀庭审确认已收取李月娥5000元，同时陈述李月娥之前亦两次拔掉其电源插头，其在本次被拔掉电源插头后拿起坐垫，只是做了个样子，没有打李月娥。原审法院再查明，雁南飞公司在行政复议期间提交了该单位四名员工出具的三份证明、一份情况说明，内容主要是：符红秀与李月娥平时生活关系紧张，因事发当日李月娥拔掉符红秀电源插头，符红秀拿起坐垫打李月娥，李月娥用衣架打符红秀导致符红秀受伤。符红秀庭审提交录音证据，称系符红秀女儿与雁南飞公司员工钟某秀、卢某发的通话录音，拟证明雁南飞公司提交的钟某秀、卢某发出具证明为虚假。白云区政府称符红秀未在行政复议中提交该录音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白云区政府作为白云区人社局的本级人民政府，有权对雁南飞公司的复议申请作出处理。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的规定，白云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因此，白云区政府是本案适格被告。本案审查的是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符红秀称其因电源插头被李月娥拔掉而与之产生争吵，之后李月娥拿起衣架将符红秀打伤，应认定其受伤为工伤。根据查明事实，对于符红秀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伤，各方均无异议，其受伤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导致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制度设置目的在于维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为了本单位利益受到伤害而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因此，判断符红秀受伤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所导致，主要有以下几点：1.符红秀是否在工作过程中受到暴力伤害；2.符红秀受伤是否与其履行工作职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3.符红秀受伤是否为完成本职工作，维护本单位利益所导致。首先，符红秀的岗位是车间车工，其受伤并非在从事车工工作的过程中受到暴力伤害所致。其次，根据雁南飞公司行政复议期间提交的证明、情况说明与符红秀陈述李月娥之前亦两次拔过其电源插头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事发之前，符红秀与李月娥之间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存在矛盾。同时，结合均禾派出所调解笔录中双方打架，调解后互不追究双方责任的记载、雁南飞公司在行政复议中提交的证明等以及符红秀庭审陈述其事发当时有拿起坐垫作势打李月娥的举动，可以认定符红秀与李月娥事发当时存在打架的事实。综上，李月娥拔掉电源插头，仅是符红秀与其发生争吵继而打架的起因，拔掉电源插头的行为并不会直接导致符红秀受伤。符红秀受伤是因其与李月娥打架，而打架系因双方日常矛盾的积累以及事发时不能克制自己言行所致，与符红秀履行工作职责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符红秀在李月娥拔掉其电源插头后导致无法工作后，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正当的方式予以解决，如将电源插头插回，或向主管反映，而无需与李月娥争吵进而打架。打架行为既非为了完成工作，也非有利于完成工作，反而可能会破坏雁南飞公司的生产秩序，导致雁南飞公司权益受损。因此，符红秀受伤并非为完成本职工作，维护本单位利益所导致，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法定条件。综上，白云区人社局认为符红秀受伤为工伤，认定事实不清，白云区政府不予支持的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同时，符红秀受伤显然不属于事故伤害，故白云区政府认为白云区人社局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认定符红秀受伤为工伤，适用依据错误，并无不当，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本案中，白云区政府于2017年7月26日收到雁南飞公司的申请后，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送达符红秀、雁南飞公司及白云区人社局，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符红秀提出白云区政府并未通知其参加行政复议，与查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符红秀提交的录音证据以证明雁南飞公司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提交证明为虚假的问题。首先，该录音证据并未在行政复议期间向白云区政府提交，不能作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的证据；其次，该录音中通话人员的身份无法确认。故对符红秀提交的录音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白云区政府作出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符红秀请求撤销的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符红秀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诉讼费50元，由符红秀负担。符红秀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有：（一）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双方书面劳动合同的期限截至2016年8月13日，并非原审判决认定的2017年8月13日。（二）原审归纳争议焦点错误。不能归纳为“是否因履行工作职责受伤”，应当归纳为“是否因工作原因受伤”，才符合工伤认定法律。1.上诉人的岗位是车工，事发时上诉人正在工作，李月娥突然拔掉其电车电源，令上诉人无法继续工作，上诉人叫李月娥插回电源，李月娥不同意，无理要求上诉人将物料送到她的车位，否则不让上诉人插回电源，这时，主管卢某发过来劝解，上诉人已经坐回工作位置上，这时双方争执已经结束。但李月娥情绪激动，突然绕过卢某发，拿起衣架殴打上诉人。此事实已由白云区人社局查清，事后双方到派出所调解时，调解协议中也明确双方因工作原因发生争执。上诉人要求李月娥立即插回电源，正是为了原审第三人的生产需要，也是维护原审第三人生产秩序的正当行为，不可能损害原审第三人权益。从上述事实分析，上诉人这次被打是因为工作原因，与她们之间之前是否存在私人恩怨毫无关系。2.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李月娥之间存在日常矛盾是没有依据的。原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的主要依据是原审第三人提供的公司员工钟某秀、卢某发《证明》和原审第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但钟某秀、卢某发没有到庭接受质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情况说明》是原审第三人单方制作、自说自话，没有证明力。相反，上诉人提供的钟某秀、卢某发录音，完全可以证实他们出具《证明》是应原审第三人要求出具的，他们因还要在原审第三人处工作，不得不作虚假陈述。该录音虽然未在行政复议期间提供，但在一审法定举证期间内已经提供，被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也已质证，且原审第三人并没有否认该录音的真实性。故录音应当采信，作为认定被上诉人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的证据。3.上诉人只是被殴打一方，不存在双方互殴，原审判决认定双方互殴是错误的。被上诉人白云区政府辩称：上诉人的本职工作是车间车工，其工作性质本身并不具有受到暴力伤害的潜在危险。上诉人与同事之间产生矛盾不至于通过斗殴来解决，与履行工作职责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上诉人与同事打架主观上并非是为了维护本单位利益，亦非为了完成工作，根本原因是其与同事不能正确对待同事间琐碎事产生的争议而互相实施暴力。白云区人社局认定上诉人的受伤为工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雁南飞公司未陈述意见。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工伤认定纠纷，《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释义的函》（劳社厅函〔2006〕497号）也指出：“‘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中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是指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可见，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的暴力伤害，不一定都是“因履行工作职责”，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有前者才能认定为工伤。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所受暴力伤害，与其履行工作职责有无因果关系。上诉人与同事李月娥是平行岗位，工作上并无交集，上诉人履行其车工的职责，通常并不会与李月娥发生冲突，也不会受到其暴力伤害。上诉人被李月娥殴打，是李月娥认知原因所致（李月娥认为上诉人应将物料送到李月娥处而未送去），而非上诉人的工作内容所致，故上诉人所受暴力伤害，与其履行的工作职责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只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而已。白云区人社局认定上诉人构成工伤，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白云区政府予以纠正，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应当向同事李月娥主张权利，而非请求认定为工伤。综上，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符红秀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依法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符红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林秀雄审判员  刘德敏审判员  林劲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戴剑飞书记员林希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