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9民终71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明德，男，1974年9月18日生，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人，居民，住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赢，云南山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5309201310474040。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学军，男，1972年7月7日生，汉族，河南省周口市人，住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波，云南天外天（临沧）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执业证号：15309201910097704。上诉人刘明德因与被上诉人孙学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明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先赢，被上诉人孙学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有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明德上诉请求：撤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判决内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孙学军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由被上诉人孙学军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时上诉人刘明德向法庭出示了大量证据，充分证实了上诉人刘明德与被上诉人孙学军之间300余万元的民间借贷本金，短短几年内却产生并归还了800多万元本息的事实。上诉人刘明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充分就已经归还的超出年利率36％的违法利息进行了计算扣减，在合法受保护的民间借贷范围内，上诉人刘明德已经超付借款本息400多万元，超出部分不仅应视为被上诉人孙学军的不当得利。因此，被上诉人孙学军主张的金额以及《借条》和《调解协议》明显是不合法高利息叠加后形成的不合法债务。基础借贷事实不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原审未依法充分审查被上诉人孙学军诉请金额的合法性，导致非法高利贷得到了支持，判决严重显失公正。二、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刘明德为证实自己已经还款的抗辩主张，将第一次向被上诉人孙学军还款至最后一次还款期间的所有银行流水及相关还款凭证完整的进行了举证，所有银行流水及还款凭证均能一一对应，完全能够证实双方的所有借、还款行为，原审在证据如此充分且连贯的基础上，仍认定上诉人刘明德未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实属认定事实错误。三、上诉人刘明德与被上诉人孙学军之间除了民间借贷关系外，并无任何买卖合同或劳务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孙学军也不从事材料供应或提供劳务的工作。上诉人刘明德归还被上诉人孙学军的款项中，虽部分备注了“零星材料款、人工工资”，但实际属于归还借款。之所以会在部分交易记录中备注了“零星材料款、人工工资”，是出于便于公司财务做账的需要，但这并不影响该笔款项实为归还借款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在未充分查明这一重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刘明德举证不能，对上诉人刘明德极其不公正。四、本案中，无论是被上诉人孙学军最初的陈述还是举证，都反映出了双方的借款是通过银行交易发生，且双方都已就银行交易记录进行举证加以证实，故双方之间并无现金往来。之所以会在部分借条中出现“现金”二字，主要原因是上诉人刘明德的理解方式不同，上诉人刘明德理解的是只要通过货币方式交付的借款都为收到现金，包含银行转账交易的货币。上诉人书写的现金二字是为了区别于部分因债权转让或其他方式产生的债权债务。被上诉人孙学军故意将上诉人刘明德已经收回原件或虽未收回原件但已失效的借条作为证据提交，导致一审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认定，依法应予纠正。五、上诉人刘明德已充分举证证明超额还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五项、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孙学军在原审主张的诉请金额应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另，双方以房抵债行为发生后，被上诉人孙学军明确表示了放弃自2016年至今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就应当认定双方调解书签订后未约定利息，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违约金的主张也以不能超过年利率24％为前提，原审按30％认定的违约金118770元，明显超出了年利率24%，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孙学军答辩称：上诉人刘明德一审提交的证据并没有完全证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金额，双方当事人之前存在大量的现金借贷。双方在2018年签订的以物抵债的调解协议中，已经对违约金作出了明确约定，应尊崇双方的意思自治。刘明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明德归还欠款本金495900元；2、判令刘明德承担违约金148770元；3、判令刘明德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实际办案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孙学军与刘明德系朋友关系。自2010年起，孙学军与刘明德之间便建立长期、多笔的债权债务关系。期间，刘明德在欠旧款还尚未清偿的情况下，又向孙学军借了新借款，后孙学军与刘明德于2018年3月12日对前述债权债务进行结算，达成《调解协议》，约定：1、甲方（刘明德，下同）御景家园301-13室别墅以240万元的价格卖于乙方（孙学军，下同），其中甲方银行贷款有74.6万元由乙方帮还，剩余165.41万元抵甲方向乙方的借款207万元，抵不清余下乙方207万元-165.41万元=41.59万元，由甲方偿还，需在2019年春节前归还；2、以上借款2016年至今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及双方约定的费用，乙方承诺不再支付，自动放弃；其他费用双方协商同意不再支付，只需归还本金41.59万元。同时还约定了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30%违约金。后刘明德于2018年7月28日归还20000元，其余款项未归还。一审法院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的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以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孙学军与刘明德自2010年起就开始有债务往来，虽然双方均提交了部分时间段的银行流水，但是都不能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且刘明德提供的银行流水及领条、转款凭证等材料中载明的部分款项用途为“零星材料款、工人工资”等，而在出具给孙学军的部分借条中表明其收到孙学军现金，后孙学军与刘明德于2018年3月12日对双方多年的债权债务往来进行结算并以房抵债达成《调解协议》一份，虽然刘明德陈述系孙学军逼迫下签订《调解协议》，但其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纳。根据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刘明德用其御景家园301-13室别墅以240万元的价格卖于孙学军，其中刘明德欠银行贷款74.6万元由孙学军帮助偿还，剩余165.41万元抵刘明德欠孙学军的借款（借款207万元-165.41万元=41.59万元），抵不清的41.59万元，由刘明德在2019年春节前偿还，以上借款自2016年至今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孙学军自动放弃，刘明德只需归还本金41.59万元。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30%违约金。”后刘明德归还借款20000元，故刘明德应归还孙学军借款395900元，并承担违约金118770元。对于孙学军要求刘明德偿还欠款本金495900元的诉讼请求，其中的100000元，双方均认可该笔款项系双方于2017年1月20日对前期借款利息进行结算后得出的款项，但双方在《调解协议》中约定孙学军自动放弃借款自2016年至今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故该费用不属于双方结算的借款本金，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刘明德应当自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孙学军借款本金395900元及违约金118770元；二、驳回孙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274元，由孙学军承担2000元，刘明德承担8274元。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孙学军与刘明德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2、孙学军主张的违约金应如何认定保护？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刘明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大额的借贷均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交易，部分借条上载明的“现金”系上诉人刘明德的一种书写习惯。2、云南佳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孙学军与云南佳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买卖合同、劳务合同或雇佣关系，转账凭证中之所以备注为“零星材料款、人工工资”，是出于便于公司财务做账的需要，实际即是上诉人刘明德归还被上诉人孙学军的借款。被上诉人孙学军质证认为，对借条、银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认可，上诉人刘明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载明现金是什么意思；对云南佳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认为上诉人刘明德与云南佳圣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对真实性存在异议。被上诉人孙学军向本院申请证人杨某出庭作证，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孙学军与上诉人刘明德之间存在过劳务运输关系。上诉人刘明德质证认为，证人杨某与被上诉人孙学军、上诉人刘明德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故对杨某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述双方提交的证据均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原始债权债务关系的形成，但上诉人刘明德与被上诉人孙学军于2018年3月12日签订《调解协议》，对双方之间多年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确认，故对上述双方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作审查，亦不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使用。本院审理查明的法律事实与一审审理查明的一致，不再赘述。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如下评判：一、关于孙学军与刘明德之间是否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从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上诉人刘明德与被上诉人孙学军对双方之间自2010年以来多次发生借贷关系，2018年3月12日经双方结算，签订了一份《调解协议》，对双方之间多年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了结算确认，并对借款的偿还方式、期限等内容进行了约定。故案涉款项系双方对长期存在的借款事项结算确认后形成的债务，并非2018年3月12日出具《调解协议》当日发生的一次性借款。上诉人刘明德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上述《调解协议》的内容及其法律意义、后果均应明知了解，在本案一、二审审理过程中，亦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签订《调解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或孙学军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调解协议》。且在《调解协议》签订后，对协议所约定的以物抵债及转租租金等协议内容均已履行完毕，仅仅对案涉剩余借款本金的归还未履行。故此，上诉人刘明德认为案涉借款系不合法高利息叠加后形成的不合法债务，不应受法律保护的该上诉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孙学军主张的违约金应如何认定保护的问题。本院认为，虽案涉《调解协议》第（5）条明确约定：“双方不得违约，如有违约一方应向另一方支付30%违约金。”但对计算违约金的基数未进行明确约定，应视为对违约金约定不明。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认为由上诉人刘明德按照年利率6%向被上诉人孙学军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为宜。故本院确认上诉人刘明德自2019年2月5日起向被上诉人孙学军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对被上诉人孙学军主张的违约金的认定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2019）云0902民初1715号民事判决；二、刘明德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归还孙学军借款本金395900元，并承担自2019年2月5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以3959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孙学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案件受理费10247元，由孙学军承担3000元，由刘明德承担7247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0247元，由孙学军承担3000元，由刘明德承担724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如果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向原审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长  张建红审判员  李世兰审判员  龙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邓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