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43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省川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视高工业集中区。 法定代表人：钟明森，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家政，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海洋，男，1988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双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林利，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省川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海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2018）川0116民初10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川琦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为第二次仲裁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2万元、差旅费5万元、仲裁费143元、鉴定机构收取的手续费5元。事实和理由：川琦公司主张的第二次仲裁律师费12万元、差旅费5万元包含的工作范围不仅限于第二次仲裁，包括了黄海洋依据四份《借款合同》所产生的所有纠纷，费用金额的约定合理；案涉律师费低于行业收费指导标准，一审认定律师费过高无法律依据；川琦公司在第二次仲裁中向黄海洋主张相应费用，故应从第二次仲裁决定书的出具日起算资金利息损失；在案涉纠纷中，黄海洋的主观过错更重，应负担更多的诉讼费。 黄海洋辩称，一审公告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黄海洋的诉讼权利，属程序违法；川琦公司向黄海洋真实借到300万元款项，且仲裁不同于诉讼，故其提起仲裁并非虚假诉讼，更未占用司法资源，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川琦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海洋向川琦公司赔偿因黄海洋使用虚假的仲裁约定，两次恶意申请仲裁借款合同纠纷案而致川琦公司费用损失合计370858元（包括：第一次仲裁律师费121590元、鉴定费73800元、鉴定人员外出提取样本费用5325元；第二次仲裁律师费120000元、第二次仲裁律师办案差旅费50000元、提起反请求仲裁费143元。以及利息10934.13元（利息计算详见利息计算清单，利息暂计至2018年7月31日，实际应支付至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海洋依据2013年12月6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5月6日、2014年7月9日的四份《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川琦公司偿还借款300万元及利息。受理后，川琦公司认为其未与黄海洋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合同》,合同中的印章及钟兴苗签名是伪造的，且二者形成时间有误，仲裁协议对川琦公司无约束力，故申请对印章及签名进行鉴定。成都仲裁委员会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2015-0805号鉴定意见书》载明:1.标称时分别为“2013年12月06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5月6日”、“2014年7月9日”的四份《借款合同》原件上落款处“川琦公司”红色印文与样本印文(眉山市国盾印章网络有限公司提供,印章审批单位为仁寿县公安局,提取检材加盖眉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公章,并备注“情况属实”)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落款处“钟兴苗”署名字迹与供检的执行同名样本字迹是同一个人书写笔迹。3.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川琦公司”印文不应是其标称时间盖印而成,应是后期盖印形成。4.不能确定送检的标称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06日”的《借款合同》与《借款担保合同》上落款处“黄海洋”的署名字迹是否为同期书写形成。2016年1月2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5-4131号鉴定意见书》载明:1.标称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06号”、“2014年3月6号”的两份《借款合同》原件上落款处“川琦公司”红色印文形成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0月10日”的样本之后;2.标称时间分别为“2014年5月6号”、“2014年7月9号”的两份《借款合同》原件上落款处“川琦公司”红色印文形成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的样本之后;3.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落款处“钟兴苗”部位的手写字迹不应是其标称落款日期书写形成,而应晚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的《中共天府新区仁寿视高工作委员会发文处理笺》原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即其形成时间应晚于2014年10月10日;不能确定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钟兴苗”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0日之前还是之后；4.标称时间分别为“2013年12月06号”、“2014年3月6号”的两份《借款合同》原件第一页借款方处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应晚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的《中共天府新区仁寿视高工作委员会发文处理笺》原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即其形成时间应晚于2014年10月10日；5.标称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6日”的《借款合同》右侧下端的骑缝指印与该《借款合同》落款处的“黄海洋”押名指印为同一人捺印形成;右端上侧的骑缝指印与落款“钟兴苗”押名指印、落款时间为“2014年10月10日”的6份《股权转让协议》及3份《川琦公司股东会决议》上的“钟兴苗”押名指印为同一人捺印形成，但不能确定两枚骑缝指印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0日之前或之后；6.标称落款时间为“2014年7月9日”的《借款合同》上骑缝指印与该合同落款处的“黄海洋”押名指印为同一人捺印形成，但不能确定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0日之前还是之后。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后，黄海洋申请撤回仲裁申请，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7月27日作出(2014)成仲案字第538号决定书，准许黄海洋撤回申请，但对鉴定费用成都仲裁委员会未明确应由谁负担。为进行鉴定，川琦公司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分别于2015年3月3日支付了《2015-0805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费 37000元、2015年11月17日支付了《2015-4131号鉴定意见书》鉴定费36800元。同时因鉴定人员外出前往仁寿县提取样本，应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要求，川琦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向其支付了了鉴定人员外出提取样本的交通、住宿、误餐、误工费用5320元。 还查明，因本次仲裁，川琦公司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12月8日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及其助理担任仲裁案的代理人，约定律师费 121590元。川琦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2015年2月11日分别向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转账支付了60000元、61590元，共计121590元。 2017年6月5日，黄海洋再次依据前述四份《借款合同》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立案受理后，川琦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要求黄海洋支付第一次仲裁川琦公司所支付的鉴定费、鉴定人员外出提取样本费、律师费及第二次仲裁所承担的本反请求仲裁费用和川琦公司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2017年6月16日，川琦公司因黄海洋第二次提起仲裁，再次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就黄海洋第一次仲裁该川琦公司造成的损失索赔的仲裁反请求或诉讼执行，委托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杨延风及其助理担任仲裁案的代理人，约定若本案第二次仲裁确定川琦公司的仲裁管辖权异议成立，驳回黄海洋对川琦公司的第二次仲裁申请，则川琦公司支付120000元律师费；本合同签订后3日内，川琦公司应支付给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本代理合同期间的差旅费、通讯共计5万元（该费用由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包干使用，无需出具发票，无论经历几阶段的仲裁、诉讼、执行，川琦公司不再补给差旅费；无论川琦公司与黄海洋的纠纷结果如何，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方不返还川琦公司该费用）。川琦公司于2017年9月9日向杨延风账户存入差旅费50000元。川琦公司于2018年2月10日、2018年5月3日、2018年9月13日、2018年12月17日、2018年12月28日分别向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转款30000元、30000元、10000元、 20000元、30000元，总计120000元。 成都仲裁委员会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成仲案字第449号决定书载明：（一）仲裁庭查明的事实:根据川琦公司的申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本会委托,对如下事项进行鉴定:1.对2013年12月6日,2014年3月6日,5月6日、7月9日四份《借款合同》中借款方落款处川琦公司印章的真实性及形成时间、钟兴苗签名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对2013年12月6日《借款合同》与2013年12月6日《借款担保合同》中的签名是否同期形成进行鉴定。 另查明:钟兴苗于2010年1月5日起担任川琦公司法定代表人;2014年10月10日钟兴苗分别与川琦公司股东张建军、钟明森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钟兴苗将其持有的川琦公司400万元股权分别转让给张建军、钟明森,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200万元。同日,川琦公司股东会就前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决议,免去钟兴苗在川琦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职务，川琦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钟兴苗变更登记为钟明森。(二)仲裁庭意见：仲裁庭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是：案涉四份《借款合同》是否是由川琦公司与黄海洋所签订?具体是否是川琦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钟兴苗在担任川琦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签订及钟兴苗的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川琦公司的意思表示？1.关于案涉四份《借款合同》是否是由川琦公司与申请人所签订、川琦公司前法定代表人钟兴苗是否在担任川琦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所签订、其签字行为是否能代表川琦公司的意思表示的问题?(1)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4月28日出具的《2015-0805号鉴定意见书》,标称时分别为“2013年12月06日”“2014年3月6日”、“2014年5月6日”、“2014年7月9日”的四份《借款合同》原件上落款处“四川省川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红色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因黄海洋未举出证据证明川琦公司还同时存在其他印章,更未举证证明四份《借款合同》加盖的“川琦公司”印章曾经被川琦公司使用或认可过，故仲裁庭认为,根据《2015-0805号鉴定意见书》,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落款处的“川琦公司”红色印文不是川琦公司加盖。(2)根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5-4131号鉴定意见书》,四份《借款合同》上落款处“钟兴苗”部位的手写字迹不应是其标称落款日期书写形成,而应晚于落款日期为“2014年11月13日”的《中共天府新区仁寿视高工作委员会发文处理笺》原件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即“钟兴苗”部位的手写字迹应晚于2014年11月13日,而川琦公司已于2014年10月23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自2014年10月23日起,钟兴苗已不再是川琦公司法定代表人，鉴定意见书虽不能确定上述四份《借款合同》上“钟兴苗”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0日之前还是之后,但按照日常逻辑,“钟兴苗”押名指印不应早于其手写字迹,仲裁庭据此认定钟兴苗在四份《借款合同》落款处签字的行为系其不再担任川琦公司法定代表人之后的个人行为,而非代表川琦公司的职务行为。黄海洋认为钟兴苗在四份《借款合同》落款处签字的行为系其履行职务的行为的理由与仲裁庭查明的事实不符,不应得到支持。(3)黄海洋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钟兴苗已将四份《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交付给川琦公司或用于与川琦公司有关的事务或川琦公司占有、使用过该部分借款或借款中的一部分或川琦公司从该借款中获取了任何利益，更无川琦公司授权其签订《借款合同》的任何手续。综上，仲裁庭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川琦公司与黄海洋签订了四份《借款合同》，钟兴苗在四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而非代表川琦公司的职务行为。因四份《借款合同》并非黄海洋与川琦公司所签，故黄海洋本请求与川琦公司之间没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川琦公司提出的反请求没有其与黄海洋之间的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同时，黄海洋与川琦公司在仲裁庭限定的期限内未就本、反请求达成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故本会对本案的本请求及反请求不具有管辖权。驳回黄海洋的仲裁申请；驳回川琦公司的仲裁反请求申请。 川琦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向我院提起诉讼，并申请对黄海洋财产进行保全，为上述保全担保，川琦公司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投保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支付了保全责任保险费2000元。黄海洋到一审法院陈述意见时，坚持《借款合同》是真实的，主张会另行提起对川琦公司的起诉，但截至本案宣判时止，黄海洋尚未提起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一、黄海洋是否应当赔偿川琦公司损失。依据《最高人民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等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之规定，黄海洋的两次仲裁请求虽然成都仲裁委员会均未作实体处理，但根据鉴定结论、成都仲裁委员会的《决定书》中载明的“四份《借款合同》并非黄海洋与川琦公司所签”的仲裁意见,其结果已显而易见。黄海洋在应当知道据以提起仲裁的证据是虚假的情形下，仍采取重复仲裁的方式给川琦公司造成了不必要的诉讼负担，该仲裁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恶意，客观上给川琦公司造成了一定经济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川琦公司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成立。对此，分别评判如下：1.两次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川琦公司为证明黄海洋提起仲裁的四份《借款合同》中印章及签名系伪造的，申请了司法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已经能够证实川琦公司的主张。对此产生的鉴定费用应当由黄海洋负担。鉴定费总计应当为5320元+73800元=79120元。 2.律师费与差旅费是否合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对于川琦公司支付的律师差旅费，该费用属于川琦公司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间协商确定，该费用并不以实际发生为依据。且在第二次仲裁与本案诉讼过程中，川琦公司并无需要律师外地办案，产生差旅费用的证据，因此该差旅费属于川琦公司自愿支付、自愿负担，该费用并非川琦公司因黄海洋恶意诉讼产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川琦公司主张的律师费，第一次仲裁时，川琦公司为应诉、提起反仲裁请求、提起鉴定申请等委托律师，并支付了121590元律师费合乎情理。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在黄海洋第二次提起仲裁时，川琦公司在前已接受专业的法律服务、已形成对其有利的鉴定结论前提下，基于相同的事实、相同的仲裁请求、相同的证据，应当尽到合理的审慎、判断义务。若再次委托律师，应当结合受委托人的工作难度、案件的实际情况等综合因素合理协商确定律师费用。但《委托代理合同》仅就达到“仲裁管辖权异议成立”这一未实质性解决双方争议的目标，即约定了高达120000元律师费用，与常理不符。川琦公司在工作量雷同、前次法律服务实质尚未完成情形下，再次支付高达 120000元的律师费用，费用显然过高，并非属于合理的律师费用，对第二次律师费用主张由黄海洋负担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川琦公司主张的提起反请求仲裁费用143元。因成都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决定书》载明的反请求费用系全部退还，该费用也无其他仲裁文书予以印证，故对仲裁费用不予认可。 以上总计的费用为200710元（律师费121590元、鉴定费37000元+36800元+5320元=79120元）。 4.川琦公司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川琦公司产生的合理性维权支出属于其财产性损失，应当在损失金额确定前提下，催告过错方黄海洋支付。若黄海洋逾期未支付，应当赔偿相应利息损失。本案受理前，川琦公司并未向黄海洋提出损失主张，故其主张从2017年11月29日起计算利息不当，应当从公告文书送达黄海洋之日起起算。一审法院调整为从2018年11月17日起，以20071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5.川琦公司主张的保全担保费用。川琦公司为保全担保向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心支公司投保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该费用系川琦公司合理支出的诉讼费用必要费用，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判决：一、黄海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川琦公司各项损失200710元及资金利息损失（资金利息损失以20071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1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200710元付清之日止，）；二、黄海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川琦公司保全责任保险费用2000元；三、驳回川琦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026元，财产保全费2429元，总计9455元，由黄海洋负担5200元，川琦公司负担4255元。 本院二审期间，黄海洋提交居住证明，拟证明其自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其居住地址从未变更，一审法院从未邮寄或直接送达，采用公告送达导致一审程序错误。川琦公司的质证意见为认可真实性，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业委会无权出具居住地的相关证明，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居住证明的认定意见为：认可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达到黄海洋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按黄海洋提交的居住证明的地址先后进行了邮寄和直接送达，均未送达成功后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向黄海洋送达。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及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川琦公司因第二次仲裁支付的律师费12万元、差旅费5万元、仲裁费143元、及鉴定机构收取的手续费5元是否应由黄海洋负担；其资金利息损失是否应从2017年11月29日起算。现评述如下： 关于川琦公司第二次仲裁中的律师费12万元与差旅费5万元是否应由黄海洋负担的问题。本院认为，黄海洋承担案涉费用应以必要及合理为前提。案涉第二次仲裁案件中，川琦公司单方与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约定支付12万元律师代理费，虽然该费用并未超过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但在第一次仲裁案件中，川琦公司已经向公生明律所支付了121590元律师费，律所也完成了该案的大量工作。第二次仲裁案件的当事人、案情均与第一次仲裁相同，已有鉴定结论，且川琦公司明显更占优势的背景下，川琦公司不顾实际工作量、工作难度、需耗费的人力财力时间等实际情况，在第一次仲裁法律服务内容尚未实质完成的情况下，径行支付12万元律师费，显非必要，并不合理。且在第二次仲裁中，无需律师外地办案，没有差旅费实际发生的基础，该5万元差旅费系川琦公司自愿支付、自愿负担，并非必要费用。故本院对川琦公司主张的第二次仲裁律师费12万元和差旅费5万元不予支持。 关于川琦公司第二次仲裁中反请求仲裁费用143元是否应由黄海洋负担的问题。第二次仲裁出具的《决定书》载明“因黄海洋与川琦公司在仲裁庭限定的期限内未就本、反请求达成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故成都仲裁委员会对双方的本请求及反请求不具有管辖权”并“驳回了黄海洋的仲裁申请和川琦公司的仲裁反请求申请”。川琦公司明知自己未与黄海洋达成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仍在仲裁中提出反请求导致产生了仲裁费。故该143元仲裁费并非黄海洋造成，川琦公司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川琦公司在上诉中提出鉴定机构收取的5元手续费应由黄海洋负担，经审查，其一审诉请中并无该项内容，不在本案二审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川琦公司主张其在第二次仲裁中对黄海洋提出了反请求，故应从成都仲裁委员会出具决定书的2017年11月29日起算资金利息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在该仲裁案中，成都仲裁委员会驳回了川琦公司的申请，双方的法律纠纷并未进行实质审理和责任分配。第二次仲裁结束后川琦公司才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法院对双方依法进行送达，故川琦公司主张从2017年11月29日起计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黄海洋主张一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应发回重审，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四川省川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3703元，由四川省川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苏 展 审判员 聂彪峰 审判员 罗晓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姚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