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02民初10782号原告：程琳，女，1995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方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男，1976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中原区，系原告丈夫。被告：郑州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中原区西三环与中原路交叉口东南角。法定代表人：李远华，职务：部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锋，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男，1978年9月22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系被告客户关系部门经理。原告程琳诉被告郑州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强、张华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强制捆绑销售、装饰等费用共计16500元及其发生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7年11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在销售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按照16500元的三倍赔偿原告；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费用共计1111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本人于2017年11月30日在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8月15日名称变更为郑州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贷款方式购买宝马牌汽车一辆。在2017年11月25日与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汽车销售合同并付订金2000元整，按照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要求，此销售合同中有若干强制捆绑消费条款（详见销售合同书）,必须出资：装饰费10000元、金融手续3000元、上牌服务费1500元、GPS费3000元等强制费用共计人民币壹万柒仟伍佰元整（17500.00元）,本人当天签订此销售合同时不在郑州市，没有在此销售合同上签字，同时也没有授权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代表蒋昭中代替本人在此销售合同上签字。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此本人未签字的销售合同，递交于宝马汽车金融（汽车）有限公司做贷款使用，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左右通知本人汽车金融贷款通过，并通知尽快去该公司交付首付余款事宜。本人于2017年11月30日当天到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付清余款后，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派出其公司销售代表蒋昭中告知本人，向宝马汽车金融（汽车）有限公司提交的汽车销售合同中的签字为蒋昭中本人代签，并要求本人模仿蒋昭中代签字的笔迹，在宝马汽车金融（汽车）有限公司贷款合同中及其他合同中的签字，当时本人对此签字行为提出异议，同时并对2017年11月2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和内容提出异议及并不认可，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此时又告知，贷款合同已经通过，如果此时本人不再购买该车辆，销售合同中交付的订金￥2000元及已经交付的首付余款不退。本人迫于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不退还首付款的压力，被迫贷款购买该车辆并被迫同意其销售合同中的强制捆绑消费条款，模仿其该公司销售代表蒋昭中的笔迹，在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宝马金融贷款合同及其他合同中签字。原告认为此次购买车辆的过程中，在所有合同中的签字不是原告真实意愿的表示，郑州中升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曾用名：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此次销售及汽车贷款业务行为当中存在强制捆绑消费及欺诈行为。鉴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五条规定，《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原告起诉要求解决。被告辩称：被告在整个汽车的买卖过程中均是从方便原告程琳的角度出发，遵从原告程琳的意见，没有任何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2017年11月份，原告程琳和其朋友到原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宝行汽车公司）咨询购买宝马牌车辆的相关事宜，被告业务员蒋昭中予以接待，原告初步选中宝马牌1系118iM运动版轿车，因原告程琳当时工作和生活均不在郑州市，故后来关于购车的具体项目、费用和优惠，均是与被告业务员蒋昭中在电话和微信里沟通。2017年11月25日，形成基本购车意向后，被告业务员据以制作了《销售合同》，明确约定：购买车辆为宝马牌1系118iM运动版轿车，加装件有太阳膜、脚垫、后备箱垫、行车记录仪、大屏、皮质车顶，金融手续费3000元、上牌服务费1500元、GPS3000元，共计187500元，拍成图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原告程琳。原告程琳收到该合同后，于同日下午18时向被告账户转账2000元订金，原告这一行为，充分说明原告是同意《销售合同》的各项费用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代签名问题，是原告程琳在纸上签名后拍成照片让业务员蒋昭中模仿其笔迹，而不是原告所称系被告要求原告模仿蒋昭中的笔迹。被告之所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主要目的是方便有贷款意向的客户申请车辆贷款，被告业务员蒋昭中亦是基于此与原告形成《销售合同》，随后原告在2017年11月26-29日先后向蒋昭中微信中传输向宝马金融申请贷款的多项资料，在得知符合贷款条件后，于2017年11月30日到被告处同时签订了正式的《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汽车抵押贷款合同》。《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明确约定：经甲（郑宝行汽车公司）乙（程琳）友好协商后达成一致，满足以下条件（关于上牌服务费1500元、金融服务费3000元、内饰升级10000元、GPS2000元等）可享受186500元购车金额。该合同原告程琳予以确认，缴纳首付款，办理贷款事宜，以上步骤完成后，被告根据合同约定安装加装件。后被告将车交付于原告，原告将该车开走，并按时交纳贷款分期。直至2019年4月份“陕西奔驰事件”后，原告跟风到被告处提出诉求，协商未果，又举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商务局等，均调解未果。销售合同系被告与原告协商拟定，能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亦通过缴纳订金、办理车贷、最后购买车辆等事实行为予以追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系正式的车辆买卖合同，该合同依法成立受法律保护，在原告购买车辆整个过程，被告均遵循着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存在任何侵犯原告自主选择商品的权利，希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起诉我方存在欺诈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且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11月30日，距今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期间。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尚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为：2017年11月30日，原、被告所签《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合同编号BMWZBH-20171198）中装饰费10000元、金融手续费3000元、上牌服务费1500元、GPS费2000元的约定是否构成欺诈、胁迫性的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条款。本院分析认定如下：原告称其迫于被告不退还首付款的压力，被迫贷款购买车辆并同意上述共计16500元强制捆绑消费条款，其应当对其上述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双方均认可《郑州市郑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文本的真实性，原告虽未在该文本上签字，但其认可该文本系被告公司员工蒋昭中通过微信拍照的形式发给了原告，能够证明原告已知晓该文本内容，其亦基于双方约定实施了后续诸如提交借款合同所需资料、交纳首付余款等履行行为。由上，原告是否签字同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胁迫行为没有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同时，该文本同双方于2017年11月30日签订的《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文本均约定了本案诉争16500元费用。诉讼中，原告认可2017年11月30日《郑州郑宝行汽车订购合同》文本系其本人签署。基于以上事实，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的待证事实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依法认定该待证事实不存在。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权利消灭。结合该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的撤销权须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本案中，即便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存在，亦超过了法定除斥期间。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或反驳对方所主张的事实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提供证据或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本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同时，经本案审理，被告的行为亦体现诱导性消费的行为，虽然同原告主张的欺诈、胁迫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但该行为恰恰已经成为原告实施本案诉讼的表面正当理由。对此，希望被告从公司规范管理、诚信营商的角度，加强对员工及公司规范行为的教育。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程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775元，由原告程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 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王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