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知民终4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杨蕊灵，女，197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四川金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暑袜北三街2号。 法定代表人：张熙宗，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植艳君，四川永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波兰，四川永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魏欣，男，1977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俊，男，1974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第三人：何伟，男，1976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上诉人杨蕊灵因与与被上诉人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富房公司）、魏欣、李俊、何伟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35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6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上诉人杨蕊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启杰、被上诉人成都富房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植艳君、王雪，被上诉人魏欣、李俊、何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蕊灵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成都富房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成都富房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案涉法律关系错误。1.本案法律事实中，涉及三份书面合同，即魏欣、何伟与成都富房公司签订的《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和上诉人与魏欣、何伟、李俊签订的《合股协议书》。《合股协议书》建立的是合伙法律关系。2.《创业店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机构为天祥店，该店系成都富房公司的分公司，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魏欣、何伟加盟经营应是新设立机构开展经营，而不应是特许方将原有已设立的分公司性质的机构移交给加盟方开展经营。从前述事实以及该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完全体现出承包经营的法律特征，故应以承包经营合同法律关系来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是《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的合同主体是错误的。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创业店合作协议》及《特许经营合同》的合同主体是非常确定的，即成都富房公司和魏欣、何伟；《合股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即上诉人和魏欣、何伟、李俊，后者是内部关系，前者是外部关系。三、一审法院认定成都富房公司在本案损失形成中不存在过错是错误的。首先，天祥店作为成都富房公司的分公司，成都富房公司具有监管义务，对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应依法承担责任。四、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串通诉讼、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嫌疑。五、一审判决错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上诉人不是《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故一审法院应判决驳回成都富房公司对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成都富房公司答辩称：1.上诉人是特许经营合同的主体。2.合股协议在富房公司进行过备案。3.一审法院对主体的认定没有问题。4.富房公司的监管不存在过错，本次虚假房源的事件，由于本案中的两枚章由杨蕊灵、魏欣、李俊掌控，所以其责任应该由三人共同承担。5.上诉人没有事实依据证明富房公司与魏欣、李俊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6.本案中成都富房公司对于此次损失没有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魏欣答辩称：1.虚假房源事件发生前何伟已退出了合伙。2.合股协议是我的原件交给公司备案。3.一审判决后，我们与成都富房公司积极商谈，但没有达成一致。4.富房对此应该负有监管的责任。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俊答辩称：1.何伟退出加盟店我是认同的，2013年2月何伟就退出，之后才发生该虚假房源事件。2.虚假房源是上诉人提供，对我造成重大的损失。3.虚假房源案件由于我们盖的成都富房公司的章，故受害者向成都富房要求承担责任，且成都富房公司也进行赔偿。4.我们缴纳了加盟等费用，富房应该负有监管的责任。5.我们与成都富房公司对于赔偿金额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一致，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何伟答辩称：1.我们的合股协议在富房公司备过案。2.我在虚假房源案件之前已经退出合伙。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成都富房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魏欣、李俊、杨蕊灵赔偿成都富房公司损失合计人民币1004091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3月1日起向成都富房公司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1年9月19日，成都富房公司（甲方）与何伟、魏欣（乙方）签订《创业店合作协议》（合同编号：FJ-11-15），约定：1.天祥店由甲方向乙方授予设施使用权和店铺经营权，由乙方自行负责店铺运营的相关事宜及费用，店铺的承租权、转让权、设施所有权依然归甲方所有。3.合作期限：三年，2011年9月19日至2014年9月18日。合同期满如需续签，乙方应再行缴纳合同续签费10000元。4.费用：（1）特许资格金：10000元。（2）运营保证金：30000元。（3）月特许权使用费：按营业额的6%计算，第一经营年度的月特许权使用费最低缴纳标准为3500元；第二经营年度的月特许权使用费最低缴纳标准为4000元；至第三经营年度的月特许权使用费最低缴纳标准为4500元。9、乙方在按照独立加盟店方式运营店铺过程中的相关权利义务由双方签订的合同编号为FJ-11-16的《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编号为FJ-11-16的《特许经营合同》为本合同附属文件，其效力从属于本合同。10、铺面交接日前店铺所涉及的相关业务产生的权利义务归结于甲方，反之，由乙方负责。该协议因履行期限届满终止后，双方未再续约。 2011年9月19日，成都富房公司（甲方）与何伟、魏欣（乙方）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合同编号：FJ-11-16），约定：“富房”品牌是指富房公司所拥有的，可以授予其加盟商使用的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品牌、商标、产品和服务、专利、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管理体系、VI系统等的总和以及上述要素的整合所构成的富房公司的文化、经营理念和公司商誉。富房公司为其特许的加盟商设计并开发了标准化的标志、人事管理和控制体系，以及特定的特许经营标志，统称“富房特许系统”。乙方有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核准地点行使特许经营权。甲方不应当承担因乙方经营加盟店面或与乙方的经营有关的争议而发生本合同规定的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以外的其他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与律师费用），否则由乙方予以赔偿。乙方同意以符合本合同和营业规范守则中的规定及国家、地方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惯例或类似规定的方式经营加盟店，并以相同方式督导乙方的所有雇员。乙方是且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缔约方，且本合同中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在甲方和乙方之间建立代理人、联营关系或共同投资人关系。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甲方或乙方皆不得以对方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开展活动，或承担对方的各项债务及相关财产责任。如本合同履行中乙方未能依照法律法规和行业的职业道德准则的规定经营特许业务，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如乙方在履行合同中出现其他违约事项，其应当即时纠正，继续履行合同，并向甲方赔偿甲方因其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 2012年6月1日，魏欣（合股人1）、何伟（合股人2）、李俊（合股人3）、杨蕊灵（合股人4）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合股人自愿合伙经营富房不动产天祥创业店，总投资为壹拾贰万元，四位合股人均出资3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25%。合股人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企业债务按照各合股人投资比例负担，其中任一股东得到其他股东授权对外偿还本企业债务后，其他股东应按照个人所持股份比例，在十日内向对方清偿自己应负担的部分。四人签订《合股协议书》后向成都富房公司披露了签约事实，并将一份《合股协议书》原件交成都富房公司备案。 2018年9月3日，何伟及成都富房公司的员工李兴均出具《证明》，载明：2013年2月，何伟因个人原因要离开天祥加盟店，向公司书面通知了情况。何伟离开后，由剩余三人负责经营管理天祥店，从2013年3月起与天祥店有关的事情均由魏欣、杨蕊灵、李俊负责，不再通知何伟。何伟不再承担与富房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此公司也认可此事，当时公司给何伟出具了书面回复。魏欣、杨蕊灵、李俊亦认可何伟于2013年2月退出合股的事实。 2016年7月11日，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成华刑初字第447号刑事判决，查明：2012年以来，被告人章小平采取隐瞒分得的拆迁安置房已出售的事实，使用伪造的《住房安置协议》，通过杨某某等房屋中介或他人介绍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购房协议，骗取被害人购房款80万元；2013年以来，章小平虚构能为他人购买成华区保和乡“兴城嘉苑”拆迁安置房的事实，使用伪造的《住房安置协议》，通过杨聚秀等房屋中介或他人介绍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购房协议，骗取被告人购房款781.9万元。认定：章小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861.9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决：章小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50万元；对章小平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均系前述第447号刑事判决中的被害人。 2017年12月11日至21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川0104民初6684、8320、7162、8321、6688、6689号民事判决，六份判决查明的部分事实如下：2013年6月至9月，成都富房公司分别向毛戈、王雪梅、李霞三人出具《承诺书》三份，载明：房源真实有效、无任何欺诈行为，如果因拆迁办原因导致毛戈、王雪梅、李霞未收到房屋，由成都富房公司负责协商退回购房款分别为35万元、35万元、35万元，成都富房公司则退回房屋中介费分别为5000元、6600元、6600元。后成都富房公司又向毛戈、王雪梅、李霞出具收据三份，载明收到中介服务费（中介费、佣金）分别为5000元、6600元、6600元。前述《承诺书》、收据分别加盖了“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天祥店专用”印章、“富房不动产武城店财务专用章”并有王茂或王思明的签名。毛戈、王雪梅、李霞向杨聚秀支付了购房款，但并未实际收到房屋。2013年6月至9月，成都富房公司分别向张述萍、张满蓉出具了两份《购买“兴城嘉苑”情况说明》载明“富房经纪公司天祥店李俊为张述萍购买兴城嘉苑安置房提供中介居间服务，经其介绍并最终签订的《住房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后成都富房公司又向张述萍、张满蓉出具收据两份，载明收到购房佣金分别为3000元、3000元。该两份《情况说明》及收据分别加盖了“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天祥店专用”印章、“富房不动产武城店财务专用章”印章，收据有经手人魏欣、李俊签名。2013年7月5日，成都富房公司出具收据一份，载明：收到朱丽军（谢晓琳母亲）购买兴城嘉苑二期套二房屋一套，面积70平米，价格315000元，收到定金20000元，如果房子审核通不过，该定金全额退还。该收据加盖“富房不动产武城店财务专用章”的印章并有经手人魏欣签名。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均未与成都富房公司签订居间合同。王茂、王思明系天祥店工作人员；章小平、杨聚秀并非成都富房公司工作人员。六份判决内容概括如下：一、成都富房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分别赔偿损失175000元、160000元、160000元、150000元、175000元、150000元；二、成都富房公司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分别退还居间服务费5000元、6600元、6600元、3000元、3000元；三、驳回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六案的案件受理费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分别承担1600元、1500元、1500元、1468元、1500元、1550元，成都富房公司分别承担1713元、1600元、1600元、1680元、1798元、1500元。该六案宣判后，成都富房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但因未在法定期限内缴纳案件上诉费，本院于2018年7月11日至2018年9月17日分别作出（2018）川01民终11056、13637、11053、11116、11055、11052号民事裁定，该六案按上诉人成都富房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该六份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018年3月2日，成都富房公司（乙方）分别与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甲方）签订《和解协议》六份，约定乙方分四次向甲方支付（2017）川0104民初6684、8320、7162、8321、6688、6689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损失金额、退还的中介费及诉讼费。2018年3月30日、6月28日、10月22日、12月26日期间，成都富房公司分别向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分四次（每次支付总金额的四分之一）共计支付了181713元、168200元、168200元、154680元、179798元、151500元，合计1004091元。 另查明，天祥店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天祥店”营业执照，系成都富房公司分公司，成立于2001年7月17日，负责人王荣昌，营业场所成都市天祥寺街74号。2013年期间，天祥店和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武成店合并，武成店不再经营，“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天祥店专用”、“富房不动产武城店财务专用章”两枚印章均由天祥店使用。天祥店经营过程中，若为二手房交易提供居间服务，则工作人员须核实卖方的房屋信息，并将签订的《居间合同》上传于成都富房公司的系统进行备案。 成都富房公司系第7425658号“Fulee富房不动产”商标注册人，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10月28日至2020年10月27日，核定服务项目为第36类，包括：不动产代理，不动产经纪，不动产管理，不动产出租，经纪，代管产业，典当经纪，受托管理，金融服务，住房代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一、案涉合同的性质；二、杨蕊灵、李俊是否为案涉合同主体；三、魏欣、李俊、杨蕊灵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并导致成都富房公司的损失；四、民事责任的承担。 一、案涉合同的性质 对合同性质的判断，应根据涉案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查。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本案中，《特许经营合同》作为《创业店合作协议》的附属文件，应以两协议的约定内容共同判断涉案合同的法律性质。《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共同约定了以“富房”品牌、“富房特许系统”为经营资源，在成都富房公司的指导下，按照约定的经营模式、经营标准开展房屋经纪业务的具体内容；合同履行期间，三被告及第三人实际使用了成都富房公司的经营资源，分享了成都富房公司的商誉利益，采用成都富房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按约缴纳特许费用。由此可见，天祥店与成都富房公司建立了由知识产权、经营模式以及特许双方的监督、管理、支持、服务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综合关系，其应当属于特许经营关系。天祥店以成都富房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房屋经纪业务，并不必然导致二者之间不属于特许经营合同。故被告杨蕊灵关于本案法律性质并非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杨蕊灵、李俊是否为案涉合同主体。 本院认为，虽然杨蕊灵、李俊未在《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上签名，但是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签订《合股协议书》后就及时告知了成都富房公司，并提交了一份《合股协议书》原件，故成都富房公司和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均知晓并同意成都富房公司作为特许人，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共同作为被特许人经营天祥店。实际履行过程中，李俊还作为经办人在收据上签名、出具情况说明；何伟于2013年2月退出四人合伙时，亦告知了成都富房公司，上述情形也印证了《合股协议书》签订后，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共同成为被特许人，共同履行《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的事实。 2013年2月，何伟退出四人合伙，《合股协议书》履行内容变更为魏欣、李俊、杨蕊灵各占总投资额的三分一，债务按照各合股人投资比例负担；此后，魏欣、李俊、杨蕊灵共同作为《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的乙方（被特许人）向成都富房公司（甲方/特许人）履行相应合同义务。本案成都富房公司主张的违约行为发生于2013年2月之后，此时何伟已经从四人合伙中退伙，并完成了清算，故本案中魏欣、李俊、杨蕊灵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杨蕊灵关于其并非特许经营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魏欣、李俊、杨蕊灵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并导致成都富房公司的损失 根据《特许经营合同》的约定，魏欣、李俊、杨蕊灵同意以符合本合同和营业规范守则中的规定及国家、地方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惯例或类似规定的方式经营加盟店，并以相同方式督导魏欣、李俊、杨蕊灵的所有雇员；如魏欣、李俊、杨蕊灵在履行合同中出现其他违约事项，其应当即时纠正，继续履行合同，并向成都富房公司赔偿成都富房公司因其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魏欣、李俊、杨蕊灵作为房屋中介行业的专业从业人员，应当知晓尚未获取产权凭证或登记备案的房屋存在交易风险，也应当知晓国家限制拆迁安置房交易，但三人及其雇员仍然以天祥店（成都富房公司分公司）的名义为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提供居间服务，同时，亦不签订《居间服务》也未将前述居间服务事实告知成都富房公司。魏欣、李俊、杨蕊灵三人的行为导致成都富房公司对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的购房款损失负有过错，并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故魏欣、李俊、杨蕊灵违反行业法律法规及《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魏欣、李俊、杨蕊灵均辩称成都富房公司存在监管过失，应分担涉案损失。本院认为，成都富房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房屋来源审查、居间服务记录有内部要求和规定，但魏欣、李俊、杨蕊灵在涉案的六起交易中，两枚涉案印章由三被告实际控制，三人违背成都富房公司的管理要求，明知房源信息无法审查、不能交易，又未告知成都富房公司前述居间服务事实、上传《居间合同》；成都富房公司在涉案六起交易发生时并不知情，亦无法履行监管职责。故魏欣、李俊、杨蕊灵的该项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杨蕊灵要求直接经办人王思明、王茂承担责任的辩称。对此本院认为，《承诺书》、收据加盖有“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天祥店专用”、“富房不动产武城店财务专用章”两枚印章，王思明、王茂在《承诺书》上签名系履职行为，三被告应实际知晓并同意为毛戈、王雪梅、李霞提供居间服务，因此该三笔居间服务而导致的行为后果亦应由魏欣、李俊、杨蕊承担。本院对杨蕊灵的该项辩称，亦不予支持。 三、违约责任的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成都富房公司根据（2017）川0104民初6684、8320、7162、8321、6688、6689号民事判决的结果，与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达成《和解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故成都富房公司因魏欣、李俊、杨蕊灵的违约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1004091元及其利息，三被告应就前述损失向成都富房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杨蕊灵辩称，成都富房公司在前述六案一审判决后上诉又撤诉，怠于行使诉权，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分担损失。本院认为，杨蕊灵未举证证明成都富房公司的前述行为存在重大过错，故成都富房公司依法行使其诉讼权利并无不当，杨蕊灵的该项抗辩，不能成立。关于利息的计算，因成都富房公司实际分四次于2018年3月30日、6月28日、10月22日、12月26日支付完1004091元，故利息应分四笔计算，每笔均以251022.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分别从2018年3月31日、6月29日、10月23日、12月27日起计至付完全款之日止。对于成都富房公司超出前述利息计算方式的利息金额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魏欣、李俊、杨蕊灵赔偿原告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1004091元及利息（利息分四笔计算，每笔均以251022.7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分别从2018年3月31日、6月29日、10月23日、12月27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成都富房不动产房屋经纪连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魏欣、李俊、杨蕊灵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限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本案案件受理费13837元，魏欣、李俊、杨蕊灵负担。 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涉及：1.上诉人杨蕊灵是否是涉案特许经营合同主体。2.一审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恰当。 一、杨蕊灵是否是涉案特许经营合同的主体 杨蕊灵上诉称，其与被上诉人成都富房公司没有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因此，其不是涉案特许经营合同的当事人。本院认为，本案系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本案中，何伟、魏欣与成都富房公司签订了《创业店合作协议》和《特许经营合同》，按照合同约定，以“富房”品牌、“富房特许系统”为经营资源，在成都富房公司的指导下，按照约定的经营模式、经营标准开展房屋经纪业务的具体内容。随后，魏欣、何伟、李俊、杨蕊灵四人签订《合股协议书》，约定：合股人自愿合伙经营富房不动产天祥创业店，虽然杨蕊灵、李俊未在《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上签名，但是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签订《合股协议书》后就及时告知了成都富房公司，并提交了一份《合股协议书》原件，故成都富房公司和魏欣、李俊、杨蕊灵、何伟均知晓并同意成都富房公司作为特许人。杨蕊灵、魏欣、李俊、何伟经营期间，实际使用了成都富房公司的经营资源，采用成都富房公司的经营模式，并按约缴纳特许费用。由此可见，天祥店与成都富房公司建立了由知识产权、经营模式以及特许双方的监督、管理、支持、服务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综合关系，其应当属于特许经营关系。即使天祥店以成都富房公司分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房屋经纪业务，并不必然导致二者之间不属于特许经营合同。何伟于2013年2月退出四人合伙时，亦告知了成都富房公司，《合股协议书》履行内容变更为魏欣、李俊、杨蕊灵各占总投资额的三分一，债务按照各合股人投资比例负担；此后，魏欣、李俊、杨蕊灵共同作为《创业店合作协议》、《特许经营合同》的被特许人向特许人成都富房公司履行相应合同义务。因此，杨蕊灵本案不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以及其不是涉案特许经营合同的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杨蕊灵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 本院认为，根据《特许经营合同》的约定，魏欣、李俊、杨蕊灵同意以符合本合同和营业规范守则中的规定及国家、地方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惯例或类似规定的方式经营加盟店，并以相同方式督导魏欣、李俊、杨蕊灵的所有雇员；如魏欣、李俊、杨蕊灵在履行合同中出现其他违约事项，其应当即时纠正，继续履行合同，并向成都富房公司赔偿成都富房公司因其违约遭受的实际损失。本案中，魏欣、李俊、杨蕊灵但三人及其雇员以天祥店（成都富房公司分公司）的名义为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提供居间服务，同时，未按规定将前述居间服务事实告知成都富房公司。作为房屋中介行业的专业从业人员，应当知晓尚未获取产权凭证或登记备案的房屋存在交易风险，也应当知晓国家限制拆迁安置房交易，魏欣、李俊、杨蕊灵三人的行为导致成都富房公司对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的购房款损失负有过错，并实际承担了赔偿责任。故杨蕊灵、魏欣、李俊违反行业法律法规及《特许经营合同》约定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虽然杨蕊灵上诉称，成都富房公司存在监管过失，应分担涉案损失。但在涉案的六起交易中，两枚涉案印章由杨蕊灵、魏欣、李俊实际控制，三人违背成都富房公司的管理要求，向成都富房公司隐瞒了前述居间服务事实，导致成都富房公司在涉案六起交易发生时并不知情，亦无法履行监管职责。故杨蕊灵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成都富房公司的结果，根据（2017）川0104民初6684、8320、7162、8321、6688、6689号民事判决，成都富房公司与毛戈、王雪梅、李霞、张述萍、张满蓉、谢晓琳达成《和解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因杨蕊灵、魏欣、李俊的违约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为1004091元及其利息，应就前述损失向成都富房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杨蕊灵还上诉称，成都富房公司与其他被上诉人存在串通诉讼、损害其利益的嫌疑，但杨蕊灵未举证证明支持自己的主张。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杨蕊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37元，由杨蕊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 丽 审判员 刘巧英 审判员 陈 洪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杨 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