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民终147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99号。负责人：李营，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峰，该行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清，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唐山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经济开发区崇明岛路76号。法定代表人：张德修，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卿，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辽宁金太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中长村丘号38-30-14号。法定代表人：孙清博。上诉人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下称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因与被上诉人大唐山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下称大唐公司）、原审被告辽宁金太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太禾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8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峰、叶清，大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文卿、王孝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大唐公司与其案涉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未能证明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间存在恶意串通或其他共同的意思表示损害其利益”，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首先电煤购销合同书加盖公章为大唐公司真实公章，且原件被刘巍在核保期间向银行工作人员出示，该节事实有生效刑事判决以及刘巍等证人证言予以证实。此事实显然能证明刘微当时仍为大唐公司管理人员或实际履行管理职责。电煤购销合同书，作为上诉人核实案涉应收账款质押事实是否存在的关键性文件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刘巍出示该合同原件的行为不仅为核保过程提供了重要且真实的依据，更是上诉人工作人员确认其身份的事实基础。原审判决仅凭该合同未予实际履行即对电煤购销合同的证明力不予认可，显属事实认定错误。其次“高晓强”虽不是大唐公司员工，但在核保期间侦查机关笔录证实“高晓强”为刘巍介绍给银行工作人员，且刘巍在核保期间也从未说明“高晓强”。非大唐公司员工可见刘巍在核保期间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情形，目的在于给银行工作人员造成错觉，是孙清博。赵景春（高晓强）等人顺利骗取到银行贷款。再次，大唐公司所提供的刘巍工作履历为单方出具。上诉人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即便属实，但大唐公司仍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瑕疵导致银行损失：刘巍当时不是大唐公司员工，却仍使用办公室。刘巍出示由大唐公司加盖公章的真实煤购销合同原件。刘巍能够拿到大唐公司授权委托书样本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样本等。另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申清柏“与刘巍联系使用刘巍办公室”，且刘巍接受申请博所给付20万元（已由生效刑事判决责令退赔）。可见刘巍与孙清博具有恶意串通骗取贷款主观意思大唐公司在整个质押合同签署的过程中具有明显过错，当然应当就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判决忽略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和刘巍本人证言内容，根据大唐公司的单方陈述，系认定其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之情形，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大唐公司答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另案刑事判决已查明的事实，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仅签订框架协议性质的《电煤购销合同书》，而该框架协议后续并没有履行，双方没有实际的煤炭购销往来，并不存在所谓7741万元的应收账款债权债务。大唐公司和上诉人之间，也并没有成立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关系。二、对于上诉人所谓核保、放贷等情况，大唐公司根本不知情；对于其他人对上诉人进行诈骗，大唐公司也无法控制和预见，更谈不上存在任何过错。上诉人无权要求大唐公司对其被诈骗的损失，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所谓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7741万元债权债务的“核保”文件，经另案刑事判决查明，均系金太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清博等，私刻大唐公司假印章伪造的。参与核保的所谓大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晓强”，也经另案刑事判决查明系赵景春冒充的。对于他人伪造大唐公司公章、冒充大唐公司工作人员，均系大唐公司无法控制和预见的，大唐公司对此不存在任何过错。2.所谓“大唐公司的工作人员刘巍”，大唐公司已提供国企上级公司的情况说明、红头文件等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诉人所谓“核保”的2012年1月16日，刘巍已经被调离大唐公司工作岗位长达一年的时间，早已不是大唐公司的工作人员。包括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出示的刘巍的名片，其上也明确体现其职务为“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而并非大唐公司职务。所谓“刘巍在大唐公司的办公室”，大唐公司也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诉人所谓“核保”的2012年1月16日，大唐公司早已从海韵东方大厦11层原办公地址迁移长达半年有余时间，大唐公司的准确办公地址为金石博物馆16层。至于上诉人所谓“核保”地点的海韵东方大厦20层，从始至终都根本不是大唐公司的办公场所，而是刘巍任职于其他公司的办公室。上诉人所谓的“核保”，既没有大唐公司工作人员参与，又没在大唐公司办公场所进行，大唐公司对上诉人所谓“核保”过程根本毫不知情，更不存在任何过错。3.据大唐公司向刘巍了解实际情况，其在上诉人2012年1月16日去到其办公室时，已经明确说明了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仅有框架协议、并无实际供货及应付货款债权债务关系；且其仅完成了前述情况介绍后就离开了办公室。上诉人所谓“核保”，是刑事犯罪人孙清博和赵景春（伪造大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晓强”的身份）等进行的，刘巍也并不明确知晓、并未参与上诉人与所谓“核保”程序。4.上诉人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未尽到应尽的审慎义务，工作人员未按该行制度（刑事判决中上诉人员工王树东、李鑫的证言体现）要求担保人法定代表人面见亲签、未核实清楚被“核保”人员是否系担保人真实工作人员、未核实清楚“核保”地点是否系担保人真实办公场所，才被虚假身份人员，以虚假文件诈骗。上诉人因自身过错被骗，却要求对其交易根本不知情的大唐公司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强调的事实细节没有证据支持，与其被骗没有逻辑关联，不能证明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错误问题。1.上诉人所强调的《电煤购销合同书》及原件等相关细节，与其被骗后果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上诉人所谓核保，核实的并不是《电煤购销合同书》这份框架协议，而是核实该框架协议是否履行、大唐公司和金太禾公司是否存在煤炭货款债权债务。上诉人最终被骗，与《电煤购销合同书》是否真实，没有任何逻辑关联，而是因其对孙清博等私刻大唐公司印章伪造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应收账款确认书》《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等虚假文件，信以为真。至于《电煤购销合同书》的原件问题，该框架协议系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签订，所以原件金太禾公司也持有原件。该文件原件由谁持有，并不能证明和大唐公司有任何关联性。而且上诉人强调，“刑事判决以及刘巍等人证人证言”体现，是刘巍向银行工作人员出示《电煤购销合同书》原件。但此事实细节在刑事判决以及刘巍等人证人证言中，并未作上诉人所主张之认定和描述：刑事判决未认定此与案件无关事实细节；王树东（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证言体现框架协议原件是高晓强（刑事犯罪人赵景春冒用身份）提供的。2.上诉人所强调的刘巍介绍“高晓强”为大唐公司财务负责人、能拿到大唐公司授权委托书样本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样本等，均无任何证据支持，并非事实。（1）如上已述，刘巍在上诉人所谓“核保”的2012年1月16日，早已非大唐公司员工，故刘巍无权代表、代理大唐公司对外进行任何交易，大唐公司也不可能预见和控制刘巍的任何行为。上诉人在当年就没能核实清楚刘巍的身份和办公场所，本案诉讼中仍以刘巍牵扯大唐公司，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2）况且刑事判决中仅认定“孙清博指使赵景春冒充大唐电力公司财务负责人，提供了虚假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骗取了银行工作人员信任”，对上诉人所强调的“高晓强”（刑事犯罪人赵景春冒用身份）是刘巍介绍为大唐公司财务负责人这一细节问题，生效刑事判决并没有认定——从简单的逻辑角度，如果刘巍真的主动介绍相关犯罪人员的虚假身份，则刘巍理应作为该诈骗案件的同案犯认定或处理，但实际并没有——可知上诉人所强调该细节并非事实。至于上诉人所强调刘巍能拿到大唐公司授权委托书样本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样本，该样本均为虚假，且由谁提供生效刑事判决中亦无事实结论认定，在王树东（上诉人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中反而体现，虚假的大唐公司授权委托书样本及法定代表人签字样本，都是“高晓强”所提供的，而非李巍提供。综上，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护大唐公司的合法权益。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太禾公司和大唐公司赔偿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损失共计77,192,548.07元（垫款本金59,004,431.99元，利息18,188,116.08元）；2、判令金太禾公司和大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18日，阜新银行与金太禾公司签订编号为301620120118B001的《银行承兑协议》约定：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同意对金太禾公司自2012年1月18日至2012年7月17日开立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承兑。金太禾公司应在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前按票面金额1.2亿元的百分之五十交存保证金，存入保证金专户。银行承兑汇票到期，金太禾公司未向阜新银行大连中分行足额交付兑付资金的，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有权扣划保证金账户及其他所有存款账户资金。对扣划后仍不足以支付票款的，由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垫付，并自垫款之日起按日以垫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金太禾公司计收利息。同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与金太禾公司签订编号为301620120118B001号《质押合同》，合同约定：金太禾公司为确保阜新银行前述债权的实现，以合同编号CDT-SD-HD-2011-0108项下的三笔应收帐款合计为7741.1万元的作为质物提供质押担保，在主债权到期而债务人未予清偿时可实现质权。同时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到金太禾公司所称债务人大唐公司核保时提交了《电煤购销合同书》、《煤炭到货交接清单》、《应收账款明细清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确认书》。2012年1月18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为金太禾公司签订发票据金额均为1000万元的十张银行承兑汇票，合计1亿元人民币。2012年2月15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为金太禾公司签发了票据金额为1000万元的2张银行承兑汇票，上述票据出票人均为金太禾公司，收款人均为图们聚金源煤炭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金源公司）。承兑汇票到期后，金太禾公司未能依约足额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交付兑付资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于2012年7月19日、2012年8月15日共计承兑到期汇票1.2亿元，扣除保证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发生垫款59,004,431.99元，金太禾公司至今未予偿还。2017年7月25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辽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现已生效，该判决认定：金太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清博虚构其享有大唐公司的到期债务7000余万元的事实，并提供了盖有大唐电力公司印章的《应收账款明细清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确认书》等材料。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按照规定到大唐电力公司核实债权真实性时，孙清博指使其工作人员赵景春冒充大唐公司财务负责人，提供了虚假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骗取了银行工作人员信任后通过了核保工作。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向收款人聚金源公司签发了1.2亿元承兑汇票，后孙清博并未按照承兑协议约定将钱款用于购买煤炭，而是通过支付6,167,420元手续费的方式将汇票贴现，共获得钱款113,832,580元。2012年7月17日承兑汇票到期后，金太禾公司未补足敞口金额6000万元，2012年8月3日追加了鑫源公司股东孙清博及曹炳琴的股权质押担保、金峰公司玄武岩矿采矿权抵押担保，到期后仍未补足敞口金额。2014年4月17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将金太禾公司质押给该行的7719.25万元债权转让给辽宁万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万景公司）。为结束债权收购程序，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向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出具《交易价款到账说明》确认万景公司将全部交易价款汇入该行，但该行并未实际收取交易价款。万景公司到大唐公司清收欠款时，发现金太禾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明细清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确认书》均系伪造，遂到公安机关报案。由于上述债权转让有瑕疵，万景公司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协商解除了债权转让合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提交报案材料。另查明，上述钱款除分给赵景春50万元之外，绝大多数均由孙清博用于偿还借款、信用卡以及个人消费。经鉴定，孙清博提供的材料上面加盖的大唐电力公司印章系伪造。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于2015年3月26日扣押了刘巍人民币20万元，该判决第一判项：被告人孙清博、赵景春犯贷款诈骗罪。第二判项：公安机关扣押的刘巍上交的人民币20万元返还被害单位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涉案的违法所得由侦查机关继续予以追缴，不足部分责令被告孙清博、赵景春退赔，追缴及退款返还被害单位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大唐公司提交由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刘巍同志有关任职情况的证明》内容为：2010年3月24日至2011年8月11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2010年8月11日至2011年1月17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兼大唐公司总经理；2011年1月17日至2012年2月16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免大唐公司总经理）；2012年2月16日至（空格）任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负责人（免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同时出具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作出大唐鲁电人[2011]27号《关于宋波等二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内容为：大唐山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省公司党组决定：宋波同志任大唐公司总经理；免去刘巍同志的大唐公司总经理职务。一审另查明，2016年6月15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为案涉垫款提供担保的金峰公司、孙清博、鑫源公司提起保证合同纠纷的诉讼，该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辽02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孙清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9,004,431.99元及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分别以49,170,353.86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0日起算和以9,834,078.13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6日起算，至欠款还清日止的利息；孙清博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案外人金太禾公司追偿；二、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曹炳琴持有的鑫源公司数额49万元的股权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并对孙清博持有的鑫源公司数额51万元的股权在质押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金峰公司拥有的玄武岩采矿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四、驳回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金太禾公司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签订的案涉《银行承兑协议》、《质押合同》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金太禾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清博为实施贷款诈骗而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签订，金太禾法定代表人孙清博亦因此而被刑事判决犯贷款诈骗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部分或全部占为已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金太禾公司对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据此协议已经垫款59,004,431.99元及利息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案涉《银行承兑协议》为有效的协议，则在发生垫款后，金太禾公司应当承担日万分之五的利息，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据此主张因垫款产生的利息损失18,188,116.08元，该数额低于合同约定且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金太禾公司应当赔偿的数额合计为77,192,548.07元。关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主张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恶意串通损害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利益，应当对前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节。首先，案涉质押合同主体是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和金太禾公司，在该合同中约定了金太禾公司将其对大唐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出质给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现该合同为无效的合同；其次，本案中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提交的《应收账款明细清单》、《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收账款确认书》其上加盖的公章经鉴定均非真大唐公司的公章。《电煤购销合同书》是真实的合同，但该合同未予实际履行；第三，就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在办理核保过程中与其所称“大唐公司工作人员高晓强”共同办理前述手续，此“高晓强”并非真正的高晓强，系由金太禾公司工作人员赵景春假扮，且大唐公司并无高晓强这一员工，这个所谓“工作人员”与大唐公司无关；第四，在刑事判决中并未明确刘巍在实施案涉行为时是否为大唐公司工作人员，刘巍证言自述其在2010年任大唐公司总经理兼燃管中心主任，2012年3月起任黄岛电厂党委书记，该陈述与大唐公司在本案中提交的上级公司文件及证明记载的任职情况并不矛盾，现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无据证实刘巍在其去核保时即为大唐公司的工作人员；第五，关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到山东核保的具体地点，在刑事判决中没有明确的认定，而刘巍的证言表述为在刘巍的办公室，因刘巍的职务如前所述在2012年1月时为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故不能证明其办公室即为大唐公司的办公室，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在本案中陈述其核保的地点为大唐电力海韵东方大厦刘巍的办公室中，并不清楚具体的楼层，而大唐公司陈述其公司地点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核保时为海韵东方大厦11层，而当时刘巍在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任职，其办公地点在同一大厦的20层，并非其公司地址。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未能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核保地点是在大唐公司的办公室。综上，阜新分行大连分行未能证明大唐公司与其案涉损失存在因果关系，未能证明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间存在恶意串通，或其它共同的意思表示损害其利益，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此项诉讼请求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因本案全部事实均与（2016）辽02刑初16号案件有关，该刑事判决已生效，其中第二判项已经明确就刘巍上交的20万元返还被害单位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故该款项应当从金太禾公司赔偿的数额中扣除。扣除后金太禾公司应当赔偿的数额为76,992,548.07元。该判决还判令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孙清博、赵景春退赔，追缴及退赔款项返还被害单位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于刑事案件追缴、退赔的数额应当在本案确定赔偿之款项中扣除。同时，（2016）辽02民初252号民事判决判令金峰公司、孙清博、曹炳琴对本案所涉款项向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承担的担保责任，故就该案执行所得之款项亦应当在本案确定赔偿之款项数额中扣除。综上，对阜新银行大连分行诉讼请求合理部分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该院判决：一、金太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垫款本息损失76,992,548.07元[如存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基于（2016）辽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所得其它追缴、退赔款项及（2016）辽02民初252号民事判决执行所得之款项，则应当在前述款项中予以扣除]。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9,868元，由金太禾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大唐公司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租金发票、《物业管理协议》及物业费发票，证明大唐公司旧办公场所于2010年10月24日至2011年4月25日系租用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5号海韵东方大厦11层06号房屋；自2010年8月8日至2011年8月7日租用该大厦11层05号房屋。2011年5月1日至2016年4月30日，大唐公司租用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作为新办公场所。故2012年1月16日上诉人的“核保”，没有在大唐公司的办公场所进行。大唐公司对上诉人所谓“核保”根本不知情，更未提供便利，没有任何过错。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对上述证据中的租金发票不持异议，但因不能确认《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实际履行，故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不发表质证意见。由于大唐公司未能提供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方是否系出租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出租上述房屋及未能提供上述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证据，本院对大唐公司提供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予采信。本院另查明，2012年1月16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两工作人员前往刘巍办公室进行核保，对应收账款债权真实性进行核实。上述事实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刑初16号刑事判决书载卷为凭，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对于一审已查明的事实，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大唐公司应否对阜新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大唐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刘巍同志有关任职情况的证明》载明：2010年3月24日至2011年8月11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2010年8月11日至2011年1月17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兼大唐公司总经理。2011年1月17日至2012年2月6日，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免去大唐公司总经理）。2012年2月16日至（空格），任大唐黄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负责人（免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燃料管理中心主任）。大唐公司提供的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17日作出的大唐鲁电人[2011]27号《关于宋波等二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载明：唐山东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省公司党组决定：宋波同志任大唐公司总经理；免去刘巍同志的大唐公司总经理职务。”对于上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推翻。据此可知，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前往核保的2012年1月16日，刘巍并非被上诉人大唐公司总经理，亦非该公司职员。其次，虽然刘巍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核保时出具了《电煤购销合同书》，但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前往核保就是为了核实该《电煤购销合同书》的履行情况、债权债务是否发生、应收账款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显然，《电煤购销合同书》即使真实也未必必然产生应收账款债权。由于刘巍与本案被上诉人大唐公司没有关联，其在阜新银行大连分行核保时的所作所为对阜新银行大连分行判断该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是否真实存在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上述情况亦不能证明大唐公司与金太禾公司在签署质押合同以及核保过程中存在恶意串通。因此，大唐公司在案涉质押合同的签署及核保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与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案涉损失也不存在因果关系。阜新银行大连分行主张大唐公司应对阜新银行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案不予支持。综上，阜新银行大连分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9,868元，由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郑锦弘审判员  华 锋审判员  陈 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张静书记员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