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1042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绍伟，男，1979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民，山东国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董传玲，女，1972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俊亭，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仇硕，山东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梅，女，1980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上诉人杜绍伟因与被上诉人董传玲、李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2民初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杜绍伟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董传玲、李梅的起诉。事实和理由：一、董传玲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期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及相关解释规定，该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即使按照董传玲主张的借款最晚的时间为2012年，至董传玲提出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期间。而且董传玲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或者中断情形。董传玲当庭承认其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没有通知杜绍伟，退一步讲即使通知杜绍伟也不产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因为该所谓“协议”也是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因此，董传玲的起诉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董传玲从未与杜绍伟联系过，更没有主张过所谓借款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杜绍伟与董传玲、李梅根本就不是借款关系。杜绍伟与董传玲、李梅及证人李某某曾经有过经济合作关系，共同进行过化妆品的营销合作，双方之间根本不是借款关系。后来因为董传玲经营不善，三方合作失败，董传玲及李某某到杜绍伟公司抢走了杜绍伟公司的财务账册和凭证，这也就是董传玲所持的借条不符合常理的原因，因为这些借款凭证是杜绍伟公司内部处理账务所用的，与董传玲根本没有关系。2、一审法院认定2011年1月5日的格式借款条以不属于大额，现金交付不违反常理为由认定为借款关系没有事实依据。该借款凭证是董传玲从杜绍伟公司抢走的会计凭证中的公司记账用条，与董传玲无关。从该借款凭证的形式也可以看出来这不是私人之间借款，没有写明出借人，而且15000元的借款无论在何时都不属于小额，董传玲应当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其实际交付了该款。3、一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3月7日的借条也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该条所记载的借款事实，该借条就是董传玲和证人李某某为了弥补经营亏损胁迫杜绍伟所签，杜绍伟曾经报警处理，因为不忍心董传玲人和李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放弃了对其的追究。该借条的形式不符合常理，不同时间、不同出借人、不同金额的借款不应写在一张纸上。4、一审法院认定的债权转让既不符合常理也是无效的。假如董传玲真的对杜绍伟享有债权，董传玲明知杜绍伟生活困难无能力还款的情形下，受让人不会接受转让。李某某作为证人其证言无任何效力，因为李某某本身就是借款的当事人，其身份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没有真实性，而且只有其一个证人，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有效形式。其证言不应当被采信。三、董传玲的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一审法院未进行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董传玲、李梅的陈述和提交的证据不符合常理。根据法律规定，日常生活经验也是判决案件的依据，董传玲、李梅的陈述和举证明显与日常生活经验相悖，其陈述完全不是事实，以合法形式掩盖不合法目的。董传玲、李梅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杜绍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董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杜绍伟、李梅偿还本金61650元，利息以6165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杜绍伟、李梅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董传玲持有借条一份，载明：“今暂借现金壹万元整。杜绍伟2007.10.10”。该借条系书写在济南市商业银行取款凭证背面，该取款凭证载明：“日期2007/10/10户名：董传玲现转标志：现金发生额：10000.00”。杜绍伟对借条真实性无异议，但称从未收到过该款。董传玲持有格式借款条一份，载明：“借款日期：2011年1月5日借款人签字：杜绍伟借款金额大写：壹万伍仟元￥15000.00用途：个人”。杜绍伟对借款条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未向董传玲借过款项，该条是董传玲从杜绍伟公司里拿走的财务凭证的一项，从该条形式上看不是一个自然人之间借款条所形成的形式，而是一个向公司借款所用的借条形式，董传玲也未有证据证明她向杜绍伟交付相应的款项。董传玲持有借条一份，载明：“杜绍伟2011年2月份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借董传玲现金伍仟元整.借董传玲现金壹仟陆佰伍拾元整.2011年3月5号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共计：叁万陆仟陆佰伍拾元整.杜绍伟2012.03.07”。杜绍伟称该条确实本人笔迹，但是当时是在李某某的胁迫下写的。该条是2012年3月7日董传玲伙同他人胁迫杜绍伟所写，在当天杜绍伟已经报警处理。该条内容不真实，因为杜绍伟从未向董传玲借过相应款项。也未向案外人李某某借过相应款项。董传玲也未提交证据实际向杜绍伟支付过或缴纳过相应款项；这不是一个借条应当是一个明细的性质。证人李某某陈述2012年3月7日出具过程为，李某某和董传玲、杜绍伟在饭店吃饭的时候，那时候三人关系好，杜绍伟借了好几次最后给他打了条。当初杜绍伟生活困难，向朋友借了很多钱，杜绍伟借钱后，大约两年后向他家里找他要钱，他当时把房子卖了，也找不到他，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他本人，之后也联系不上了，通过历城区经侦大队报案后找到了杜绍伟。杜绍伟称，我2012年3月7日晚上9点左右到家，然后李某某、董传玲带了三四个人到我家胁迫我打了该条。李某某上面所述出具借条的过程完全不真实的。我不认识他带的那些人，带了类似于刀具的东西抵在我后腰位置。派出所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他们只要不再找我，我就不再追究，就没有要求派出所追究。董传玲持有债权转让协议一份，载明：“甲方（转让人）：李某某……乙方（受让人）：董传玲……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对杜绍伟的债权共计人民币叁万元，全部转让给乙方行使，乙方按照本协议直接向杜绍伟主张债权……”上述协议签订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证人李某某陈述，其与董传玲、杜绍伟都是朋友关系。2011年2月份、3月份各借款给杜绍伟一次，2月份的一次在洪楼海蔚广场借的款项，时间太长，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当时杜绍伟生活困难，当时他借了好多朋友的钱。我找了杜绍伟好长时间找不到他，前几年有联系，最近三四年找不到杜绍伟。我本人也欠董传玲的钱，然后杜绍伟也欠我的钱，我还不上董传玲，就把杜绍伟的钱转让给他。另查明，杜绍伟、李梅于2005年11月18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3月28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董传玲所诉杜绍伟向其借款共计四笔，第一笔2007年10月10日借款现金交付1万元，第二笔2011年1月5日现金交付15000元，第三笔2011年2月5000元、第四笔2011年2月1650元均为现金交付。上述借款均有杜绍伟签字确认的借条为据且款项均不属大额，现金交付亦不违反常理，虽杜绍伟辩称未收到借款，且2011年1月5日借款条系董传玲及李某某组织他人到杜绍伟公司抢走杜绍伟公司的财务凭证，2012年3月7日借条系受胁迫所出具，但其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杜绍伟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董传玲与杜绍伟依法成立借贷关系且董传玲已向杜绍伟交付了上述四笔合计31650元借款本金。案涉2012年3月7日借条中，杜绍伟确认其曾于“2011年2月份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2011年3月5号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上述款项亦不属大额，现金交付亦不违反常理，且该借条系借款后对账确认的性质，杜绍伟已确认了借款交付方式系“现金”，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李某某与杜绍伟之间成立借贷关系且李某某已向杜绍伟履行支付借款本金3万元的义务。2018年12月6日债权转让协议经李某某到庭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李某某称电话联系不上杜绍伟，所以没有对杜绍伟进行债权转让通知。但本案董传玲起诉书的事实与理由中载明了“案外人李某某将对被告的3万元债权已转让给董传玲。”且庭审中李某某明确表示了债权转让的意思，应视为其已向杜绍伟履行了通知义务，该债权转让协议对杜绍伟发生法律效力，董传玲依法有权向杜绍伟主张案涉借款3万元的债权。案涉借款均未约定借款利息及期限，现亦无证据证明杜绍伟偿还过借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董传玲于2019年1月14日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组织双方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开庭，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开庭时上述法律规定的“合理期限”届满。因此，董传玲要求杜绍伟偿还本金61650元，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一审法院酌情调整为以6165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另，依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案涉借款实际出借时系基于杜绍伟、李梅借款合意或款项已实际用于双方共同生活，对董传玲主张案涉债务系杜绍伟、李梅夫妻共同债务，不予支持。因此，董传玲以案涉借款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务为由，要求李梅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董传玲可在证据充分后诉至法院，另行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杜绍伟偿还董传玲借款本金6165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杜绍伟支付董传玲逾期利息，以6165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4月2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董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60元，由杜绍伟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杜绍伟曾分别于2007年10月10日向董传玲借款现金1万元，2011年1月5日借现金15000元，2011年2月借现金5000元，2011年2月借现金1650元，杜绍伟均出具借条且对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虽然杜绍伟主张其系受董传玲胁迫所出具的涉案借条，上述借款其均未收到，但杜绍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且涉案款项并非大额交易，现金支付符合日常生活常理，故杜绍伟主张其受胁迫出具四份借条，并未实际收到涉案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债权转让部分，涉案2012年3月7日借条中，杜绍伟确认其曾于“2011年2月份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2011年3月5号借李某某现金壹万伍仟元整”，上述款项亦不属大额交易，现金交付符合常理，借条中亦注明款项出借方式为现金，现李某某将对杜绍伟享有的上述债权转让给董传玲，董传玲提起本案诉讼即已履行了向杜绍伟通知的义务，故债权转让成立并生效，杜绍伟应向董传玲直接履行对李某某所负的债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涉案借条均未约定还款期限，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董传玲可随时向杜绍伟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杜绍伟向董传玲支付借款6165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杜绍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60元，由上诉人杜绍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栾钧霞审判员  高希亮审判员  尹 腾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田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