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5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晋吉南路59、117号1栋2单元10层1015号。 法定代表人：唐海涛。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范林伟，男，1982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上海申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利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范林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8民初1338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时利和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华明、被上诉人范林伟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时利和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时利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驳回范林伟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时利和公司在交车时提供的车辆不具备运营网约车的资质，不符合合同约定，双方对合同解除均存在过失”缺乏事实依据。因为成都市交管局的客观情况，直到2017年4月1日才颁发了第一本网约车运输证，并未强制要求所有网约车必须办证后方可上路。时利和公司的履行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不应认定有过失。二、要求时利和公司退还首付款显失公平。一审法院未考虑新车贬值率较快，认定的租金价格过分低于市场租金价格，对时利和公司极不公平。三、一审认定租赁期限错误。《融资租赁合同》并未约定时利和公司收回车辆即解除合同，合同实际解除时间应在时利和公司依法发出解除通知后。因此本案合同解除时间应为2018年12月20日，租金的计算实际也应当计算至2018年12月20日。 被上诉人范林伟辩称，1．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汽车运输证不符合合同约定性质，致使合同目的即范林伟以租赁车辆从事网约车经营业务无法实现，因此，时利和公司构成严重违约。2．时利和公司在明知网约车车辆应具备何种条件的情况下，诱使范林伟签订合同并向其提供不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车辆，时利和公司在主观上存在过错。3．合同解除后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范林伟已经交付的首付款、押金等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款项，并赔偿由此给范林伟造成的损失。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范林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范林伟与时利和公司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2.判令时利和公司立即返还范林伟首付款28800元、押金3000元；3.判令时利和公司赔偿范林伟损失12000元（按成都市2018年社会平均工资标准酌情主张三个月）。 时利和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判令范林伟向时利和公司支付租金8400元，以及相应利息（以欠付租金为基数，按照每日5‰的标准自2018年7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9月25日，时利和公司（甲方、服务方）与范林伟（乙方、订车方）签订《汽车租（购）定金协议》约定，乙方预定租赁（购买）起亚福瑞迪品牌汽车一辆，白色、排量1.6CNG，并按照甲方规定预付相应定金，待车辆成交后，定金作为车辆押金（车款）；乙方选择以租代购方式，首付28800元，月供2355元，还款期限36个月；乙方在本协议签订日向甲方支付定金3000元，甲方开具盖章收据，如乙方选择购车方式为以租代购，因银行调查审核未能通过可退回定金，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退还定金，不承担其他责任，除上述情况外，定金不予退还；乙方在接到甲方交车通知后，应在两日内至甲方处签订正式销售合同并支付余款。 2017年10月20日，时利和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范林伟（乙方、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车辆为起亚牌汽车一辆，白色，发动机号H1045109，车架号LJDGAA2C5H0503784，生产厂商为东风悦达起亚，经销商为四川悦达创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用途勾选为“网约车”，其余选项“家用”“营运”“非营运”均划叉。购车款总额为113580元，包括车款76800元、购置税4923元、上牌费1200元、GPS费2000元、保险费4267元、利息24390元，前述购车款总额甲方应在协议签订后10日内支付给乙方选定的经销商；融资总额为84780元，包括车款72390元、购置税4923元、上牌费1200元、GPS费2000元、保险费4267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起租日自2017年10月20日起算。关于租金，租金以甲方购买租赁车辆的全部成本和甲方合理利润为计算基础，首付款为28800元，由乙方在本合同签订后1日内支付给甲方；月租金为2355元，按周支付；尾付款0元。第4条“租赁车辆的购买、交付和验收”中约定，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购买车辆，该车辆应具备与约定车辆用途相匹配的性能，自甲方支付购买租赁车辆资金时，甲方即成为车辆唯一所有权人。保证金/元，用以担保合同项下乙方应付的月租金、尾付款、违约金等，乙方认同甲方有权以保证金冲抵乙方对甲方的任何欠款。第8条“租赁期满后租赁车辆的处置”约定，甲方同意在本合同项下乙方应付款项付清后1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办理车辆过户登记手续。第9条“乙方的解约权”约定，乙方有权在合同签订后每3个月的最后7日提出终止本合同，届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及折旧费（违约金计算方式详见合同9.2.1），如乙方系退车解约，甲方收到乙方足额缴纳的违约金和折旧费等后15日内应将依据本合同收取的乙方款项（已缴纳的月租金、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最终缴纳给第三方的费用除外）全部退还给乙方。甲方有权在租赁车辆上安装GPS监控系统，乙方有权选择租赁车辆生产商及销售商，如乙方将租赁车辆用于网约车服务的，乙方应保证乙方以及车辆均符合当地网约车相关法律规定，并取得必须的许可或资质。第13条“违约责任”约定，租赁期内乙方出现任何到期月租金或尾付款或其他费用逾期3日以上未支付情形的，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控制并收回车辆，还有权按应付款项5‰/日的标准向乙方收取违约金直至乙方付清全部逾期款项及违约金为止。 同日，双方签订《车辆交接清单》作为上述合同的附件，载明交接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范林伟对车辆质量、性能以及接手的证件分别确认打勾，其中包含“行驶证”。行驶证显示该车于2017年10月18日注册、发证，所有人为时利和公司，性质为非营运。 一审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范林伟已向时利和公司支付首付款28800元、保证金2355元，以及租金21204元。 交车后，范林伟开始从事网约车运营，并从2017年10月31日开始向时利和公司按周支付租金（589元/周）至2018年7月4日，共支付21204元，2018年7月11日后便未再继续交租。范林伟称，未继续交租系因发现案涉车辆性质为“非营运”，且时利和公司不具有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资格，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另查明，2016年11月5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布《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暂行）》（以下简称网约车管理细则），规定在成都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平台公司、车辆以及驾驶员应符合相应条件，并办理相应许可证。 双方一致确认案涉车辆被水淹，后于2018年6月3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 2018年12月18日，时利和公司在四川工人日报上刊登“告知书”载明：根据2016年11月5日公布的《成都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从事网约车行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现将人证、车证办理流程再次同步给各位车主，望重视办证的重要性，由于未办证或办证不及时造成的交委行政处罚或网约车平台停止派单风险均由个人全权承担。 2018年12月20日，时利和公司向范林伟出具并邮寄《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告知书》，载明，因范林伟长期拖欠该车辆租金，根据案涉合同第13项第2条第1款“任何到期月租金或尾付款或其他费用逾期3日以上未支付的”之约定，时利和公司决定从即日起终止该合同，同时，时利和公司将根据案涉合同第13项第3条之约定向范林伟追缴终止合同前未付租金及违约金。 一审法院查明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当事人身份信息、《汽车租（购）定金协议》《融资租赁合同》、车辆交接清单、收据、欠款清单、机动车行驶证、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告知书、EMS邮寄单、登报告知书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融资租赁合同是范林伟与时利和公司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合同就租赁物、首期租金、月租金、车辆所有权转移等内容进行约定，就此在双方间形成的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属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受此约束。 关于范林伟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诉请。由于范林伟诉请解除合同，时利和公司收车的行为也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双方对于解除合同无争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解除合同的时间，虽然时利和公司2018年12月20日才向范林伟发出解除合同告知书，但融资租赁合同的基础在于车辆的交付和使用，案涉车辆已于2018年6月30日被时利和公司收回，该行为已导致合同事实上的解除。对于解除合同的原因，范林伟认为系因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不能达到其开网约车的使用目的，一审法院认为，范林伟希望实现的合同目的是从事网约车运营，在订立合同和交车时则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但交车时范林伟对车辆的非营运性质应是明知，并未提出异议，且此后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网约车运营；另一方面，时利和公司在交车时提供的车辆不具备运营网约车的资质，不符合合同约定，故双方对此均存在过失。 关于时利和公司要求范林伟支付租金及相应利息的诉请。据本案事实，自2017年10月20日交车至2018年6月30日收车，范林伟共占有使用案涉车辆8个月10天，应付租金共计19625元（2355元×8月＋2355元÷30天×10天），除首付款外，范林伟已付月租金21204元、保证金2355元，范林伟不欠付时利和公司租金，故一审法院对时利和公司主张的租金部分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时利和公司要求按5‰/日的标准自2018年7月11日起计收利息，该利息实为合同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由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范林伟并不欠付租金，故时利和公司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范林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返还首付款28800元、押金3000元的诉请。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项下范林伟应付款项付清后，案涉车辆过户登记给范林伟。可以认定范林伟支付首期租金是以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为前提，现双方均对解除合同无异议，故时利和公司应当返还范林伟首付款28800元。时利和公司同时还应返还多收取的范林伟的租金和保证金共计3934元，范林伟主张返还300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范林伟主张时利和公司赔偿其损失12000元，但范林伟出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时利和公司提供的车辆给其造成了损失，故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范林伟与时利和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二、时利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范林伟首付款28800元；三、时利和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范林伟3000元；四、驳回范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时利和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895元，减半收取计447.5元，由范林伟承担120元，时利和公司承担327.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时利和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时利和公司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2018年4月12日的新闻，成都市虽然在2016年颁布了网络车实施细则，由于政府对如何办理相应证件并没有出台相关的细则或具体的操作办法，在实践中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这也是导致时利和公司没有办法为出租的汽车办理出租汽车运输证的客观原因。证据2.武侯区门户网站办事指南（2018年8月29日发布），政府在2018年4月12日办理了第一个证，在2018年8月28日才形成具体的办事指南。证据3.网络新闻（2018年12月12日发布），时利和公司在2018年4月份得知能够办理运输证办理，由于办证时间长，一直到12月份政府通知出租公司大规模办证，时利和公司在报纸上发布了办证的通告，在报纸刊登之前时利和公司也有给当事人打电话办证。上述证据拟证明时利和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并不存在主观过错，没有办证是因为客观原因，同时该客观原因也没有给范林伟带来任何的损失和不利的影响。 范林伟发表质证意见：1．时利和公司提交的三份证据形式上并不合法，故对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也不能达到时利和公司的证明目的。2.2016年11月成都市已经出台网约车实施细则，已经明确网络车需要办理证件，时利和公司称没有处罚但并不意味着合法。3．范林伟拿到的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从事的却是营运工作，肯定存在损失。本案认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缺乏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时利和公司与范林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认为属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之规定，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结合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及履行情况综合评判，不能一概认定双方建立了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融资租赁的基本特征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合同涉及三方主体，即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虽然在售后回租的情况下，承租人和出卖人的身份重合，但其核心仍是出租人要根据承租人的选择和指示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承租人使用。本案中时利和公司提前购置车辆或者将合法拥有的车辆提供给承租人范林伟使用，约定租金支付完毕后范林伟无偿取得车辆所有权，排除了承租人范林伟对租赁物的选择，范林伟支付的首付款与租金后取得车辆所有权，符合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按买卖合同纠纷处理。一审法院认定案由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时利和公司与范林伟均确认《融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之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解除后，时利和公司应返还范林伟已支付的款项，范林伟应返还车辆，但同时考虑到车辆系消耗品，范林伟应当支付其使用车辆期间的合理费用及车辆折旧等费用，费用标准参照《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条款执行，故一审法院判决时利和公司退还范林伟首付款，但应当支付其实际使用车辆期间的“租金”，其实质就是车辆使用费，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时利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法律关系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纠正后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95元，由成都时利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文磊 审判员  刘一颖 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朱 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