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皖1125民初4425号 原告：可翠成，男，1955年7月4日生，回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锴鑫，上海金齐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谢长青，男，1970年2月1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被告：祝玲，女，1972年8月1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家贵，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丽（曾用名：张家秀），女，1962年12月30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定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如杰，安徽远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75号富康大厦A区三、四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2054A。 法定代表人：孙晓龙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磊，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泽卿，安徽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定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定远县定城镇戚继光大道17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0529039656（1-1）。 法定代表人：童永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女，汉族，1989年09月23日出生，住安徽省定远县，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告可翠成与被告谢长青、祝玲、张丽、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安徽定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皖1125民初3074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原告可翠成，被告谢长青、祝玲、张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皖11民终72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2018）皖1125民初3074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我院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4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重新审理此案，于2019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可翠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锴鑫，被告谢长青本人及谢长青、祝玲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尚家贵，被告张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如杰，被告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以下简称：徽元公证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磊磊、吴泽卿，被告安徽定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远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可翠成诉称：1、判令被告张丽与被告谢长青、祝玲签署的《协议书》无效;2、判令被告谢长青、祝玲返还原告坐落于定远县南塘村同心队的房产；3、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案外人张家如系夫妻，于1982年9月4日生育一子、名可飞飞。1992年，原告一家三口经当时的定远县城西乡人民政府和定远县人民政府批准建造了65.32平方米的私有房屋房产证编号为：572551。定远县国土资源局还于2003年5月24日为原告一家三口颁发了编号为定国用字第0880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03年5月27日，原告一家三口经当时的定远县人民政同意又被批准建造了41.34平方米的私有房屋房产证编号为00003084。2018年2月7日，原告儿子可飞飞回家时突然发现上述两套房屋被被告谢长青、祝玲霸占。经过调查又得知：2006年5月11日，被告谢长青、祝玲与被告张丽通过被告张丽伪造的公证书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在定远县不动产交易中心将上述两处房产占为己有原告经调查得知以下情况：1、原告和其儿子可飞飞在被告定远农商行处贷了款，并将两本房产证抵押给了被告定远农商行。2、被告张丽和被告定远农商行串通，在原告和可飞飞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两本房产证从被告定远农商行处拿走。3、被告谢长青、祝玲和被告张丽在原告、可飞飞和共有产权人张家如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确定了两套房屋的买卖价格并决定办理过户手续。4、被告张丽仅仅依据从公安部门调取的户籍证明（还有没有照片），找人冒名顶替就在被告徽元公证处办理了公证书。5、被告谢长青、祝玲和被告张丽通过办理的公证书，签署了《协议书》并办理了房产过户登记。据此，原告认为被告谢长青、祝玲与张丽签署《协议书》的行为无效、被告谢长青、祝玲应当返还相应房产，理由有以下几点：1、《协议书》的依据是公证书，而公证书中委托人可飞飞、可翠成均不是本人签署，而是别人冒名顶替签署。公证书为伪造文书，无法律效力。2、整个买卖过程中，被告谢长青、祝玲从来没有见过原告、可飞飞和房屋共有产权人张家如，这足以说明被告谢长青、祝玲和被告张丽具有串通情节。3、即便公证书效力待定，但是张家如均系争两套房屋的所有人。但是不论在公证书中还是在《协议书》中，原告均没有出现，更没有同意出售系争两套房屋。4、另外，系争两套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至今仍在原告可翠成名下，从中更能佐证上述事实。基于以上三点，原告和被告谢长青、祝玲交涉无果后，特根据调查的资料向贵院起诉，望贵院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谢长青、祝玲共同辩称：一、诉状称：“原告回家时发现上述两套房屋被被告谢长青、祝玲霸占”明显不符合事实，是对答辩人的人格侮辱。答辩人对上述房屋是合法取得。2006年5月，原告基于银行出示的房屋抵押的他项权证，张家秀出示有可翠成、可飞飞到场签字办理的公证授权委托书及公证书，并经定远县房产管理局审验无异议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张家秀有权处分涉诉房产，才与张家秀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答辩人支付了合理的价格，房屋于2006年5月及时交付，2006年5月19日履行了过户手续，定远县房产管理局依法为答辩人办法了房产证，房地产证编号为：00010404。答辩人是合法取得，而并非诉状所称的“霸占”；二、诉状称：“谢长青、祝玲与张丽签署的《协议书》”无效，无法律依据。一审、二审张家秀及公证处均当庭指证可翠成、可飞飞在公证处当着公证员面签名授权委托，并办理公证，有《安徽徽元公证处公证书》为凭，公证书的公正内容为：“兹证明可飞飞（男，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于2006年4月29日来到我处，在我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这份公证书内容不仅是公正委托书，而是专门公证证明委托人的签名的真实性。原告称被告张丽伪造公证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鉴定意见称委托书上的签名与送检样本材料签字不是同一人所写，但并没有确认委托书上的签名不是被答辩人所写。众所周知，同一个人，不同时间段，且如果可以改变书写习惯，完全可以写出不同的字体，且无鉴定证明送检样本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就否认公证书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公正程序合法，公证书合法有效。公证书证明授权委托书客观真实。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为：受托人张家秀代理委托人可飞飞、可翠成处理以下事项：1、清偿银行所欠贷款；2、代为出售此房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张家秀依据涉诉房产原所有人的公证授权委托书于答辩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书，至今公证书没有被撤销，因此该协议书合法有效；四、无论被答辩人在公证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是否真实，张家如是否到场签字，都不能否认答辩人善意取得涉诉房屋的客观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答辩人购房时是基于银行出示的房屋抵押的他项权证，张家秀出示的公证授权委托书有公证书为凭，及时被答辩人张家如没有到场签字，但鉴于可翠成是张家如的丈夫，可飞飞是张家如的成年儿子，可翠成与可飞飞到场签字公证委托授权委托书，张家秀又是张家如的同胞姐姐，依据表见代理的情形，答辩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张家秀售房时有权代理售房事项。鉴于对公证书法定效力的确信，答辩人在确认公证书及银行他项权证的形式要件后，协商购买涉诉房屋，故答辩人购买时是善意的。答辩人2006年购房时，张家秀及银行均陈述抵押贷款时评估涉诉房价为140000元，答辩人经讨价还价以139000元成交，该价格高于当时该处房屋的市场房价。答辩人现在的邻居夏守林2007年4月21日购买涉诉房屋隔壁李武周家房屋（房屋的类型、结构、面积均相仿），房屋成交价为113800元，远低于答辩人2006年5月购房的价格，显然购房时的价格是合理的。答辩人自2006年入住至今从没有人提出异议；五、原告诉请明显超过一般诉讼时效，且原房屋已经不复存在，返还原物不合法也无法履行。2006年5月，答辩人依法取得房产后，及时对原房屋进行修缮扩建，加盖了两层，室内进行了必要的装潢，原房屋已经不复存在。自2006年出售房屋到被答辩人起诉，历时长达12年之久，被答辩人称其全家12年都没有回定远，不知道涉诉房屋被卖的事实，显然不符常理。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被告张丽辩称：一、可飞飞母亲是我妹妹，两原告和张家如三处贷款是我介绍的，少钱应当还钱，把房子卖掉了还信用社的钱，全部都是经过原告同意的，到信用社拿房产证，公证两原告都去的。房子涨价了两原告想要回去，想要回房子应当给买房人补偿；二、同被告谢长青、祝玲的答辩意见；三、张丽与原告是亲属关系，原告从银行借款是事实，张丽为原告做担保，原告借款到期后未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原告与张丽协商将房屋出卖后偿还银行借款，对于公证处也是原告向张丽提出的，原告亲自到公证处当着公证人的面签订的公证委托书后，张丽持公证书与被告谢长青、祝玲签订协议。被告谢长青、祝玲支付房款后，张丽也将房款用于支付原告欠银行的本息。从公证处提交的材料可以看出，公证处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与原告签订了，原告向公证处签字的有委托书、国内公证申请表、谈话笔录，最后公证员出具了公证书，该公证书合法有效，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推翻该公证书，故对于依据公证书签订的协议并非无效；四、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首先该鉴定意见书检材仅仅为委托书中的签名，而忽略了其公证委托，即使公证委托中的签字原告对此有意见，也应当走公证程序，而本案中原告出具的样本并未经过质证，该样本也并不能说明是原告本人所签，同时对鉴定意见，对于样本鉴定意见书称三个样本均为同一人所签，意见书并没有详细说理，通过观察该样本明显行文走字根据笔记鉴定规则，样本的符合点并非完全一致，不能说明样本为同一人所签，故对鉴定意见不予认可，同时该鉴定意见也没有排除公证委托书中的委托人签字不是原告所签，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徽元公证处辩称：1、本案的法律关系为返还原物，原告诉讼请求没有涉及到公证处，公证处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公证处按照法定的程序予公证规范，要求原告提供了办理公证的所需材料并进行了谈话，严格按照公证程序作出了公证书；3、涉案的公证仅仅是签名公证，而非委托书内容与事项的公证；4、原告诉讼请求超过仲裁诉讼时效，从本案证据反映原告因欠银行贷款，委托同胞姐姐代为出售房屋，归还银行贷款，之后房屋一直由被告一居住，并进行了扩建和改造，原告在时隔12年后，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返还房屋，自称自己不知道房屋被出售，明显违背常理，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可以推断，原告对房屋被出售是知情的，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5、关于笔记鉴定的司法鉴定书，原一审时，公证处也向原审法官申请了两项鉴定，两原告公证书上的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也申请了公证处档案中的委托书申请表、谈话笔录、送达回证是否可能为同一人签字，但原审只两原告的申请委托了鉴定，但该鉴定中提供的样本均不是在公证的前后半年内，可能有书写习惯的改变，由其是可翠成称右手不能写字，未向鉴定机构提供完整的比对样本，鉴定结论不足采信。 被告定远农商行辩称：原告可翠成诉称将房产证抵押在我行无依据。一、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房产证存留在我行。根据原告提供的1995年的借款协议书第七条显示房产作为借款抵押品，由贷方或公证机关保管，不能得出该房产指的就是房产证，且不能表明是在我行保管，该凭证也并非保管凭证。仅凭此证据，不能证明房产证存留在我行；二、原告在我行借款于1995年5月份已归还，而原告房产被出售是在2006年。事隔11年之久，若期间房产证不在原告手中，原告不可能对房产证不闻不问。且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原告在2003年为诉争房屋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根据土地管理部门1995年颁发的《土地登记规则》规定办理土地登记必然要核实地上附着物的权属，表明2003年房产证在原告手上。否则在土地上已有房屋的情况下无法确权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同时原告提供的公证材料中有原告2003年新核发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材料；三、根据原告2018年来我行信访时自称：其2004年曾在我行用自己的房产证办理过抵押贷款，进一步说明2004年房产证在原告手中；四、原告1995年在我行贷款，距起诉时已经有23年，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综上，我行未留存过原告的房产证资料，更不存在与张家秀串通的行为。原告对其诉求未提供证据，且于事实也相违背，故我行不承担责任。五、即便可翠成2004年左右在我行有贷款，可翠成与我行的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可翠成本人存在严重过错。从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中可以看出公证书是授权给张家秀的，合同是祝玲与张家秀签订的，交易金额是支付给张家秀的，涉及房产买卖与我行无关。 结合庭审调查，本院查明事实如下：被告张丽曾用名为张家秀，与原告可翠成妻子张家如系姐妹关系。可翠成与张家如系夫妻关系，可飞飞系可翠成儿子。原告可翠成于1992年在位于定远县定城镇南塘村同心队自建房屋一套，于1992年7月15日取得由定远县人民政府颁发的《私有房屋所有权证》（皖私产证572551号），并于2003年5月24日取得了由定远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定国用2003字第0880号）。2006年4月29日，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作出（2006）皖元内证字第5195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可翠成（男，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于二OO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公证员汪某OO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委托书》内容为：“委托人：可翠成，男，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出生，身份证号码：。受托人：张家秀，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出生，身份证号码：。委托人拥有定远县南塘村同心队房屋一套。现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张家秀为代理人，全权代表以下事项：一、清偿银行所欠贷款；二、代为出售此房并办理相关过户手续。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文件，我均予承认，由此在法律上产生的权利、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代理人无转委托权。代理期限至上述事项办结为止。委托人：可翠成二OO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2006年5月11日，出卖方张家秀（甲方）与购买方祝玲（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鉴于1、甲方基于可翠成和可飞飞出售其所有权的房地产委托公证授权，享有对可翠成和可飞飞在定城镇住宅房地产处分的权利。2、乙方愿意基于甲方处分该房产的权利，购买该住宅房产产权及该住宅房产的土地使用权以及该房产现在毗连的用于进出的过道使用权。购房款项为人民币139000元。经双方协商双方签订协议，以资双方信守执行。第一条、可翠成和可飞飞的在定城镇的住宅房产位于定远县南塘村同心队。可翠成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572551。可飞飞房地产权证书编号为：00003084。甲方承诺对于上述两住宅房产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利，不会因此导致乙方及该房产使用和权属关系等不良经济风险和后果等；否则由甲方据实承担；第二条、甲方承诺完全负责房产权利证书过户办理至乙方名下全部所需文件，甲方承诺在2006年5月11日将钥匙交付乙方之前，该房产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甲方承担；第三条、乙方支付甲方的用于购买该两处住宅房产的款项，由乙方将上述款项支付甲方，甲方出具收条给予乙方，甲方在偿还完毕信用社其所欠款项后，另提供信用社收款项的相应凭证交付乙方，作为乙方购房的证明依据；。；第五条、本协议由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祝玲按照协议约定将房款支付给张丽，取得了涉案房屋使用至今。张丽取得房款后，为原告及其家人偿还了部分由其作为担保人的银行贷款，剩余房款九万余元现仍在张丽处。2006年5月19日，张丽协助祝玲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祝玲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房地产证编号为：00010404）”。 2018年2月7日原告儿子可飞飞报警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回来房子被人侵占”。原告称报警后才知道被张丽伪造公证书将自己的房产出卖。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可翠成称公证处（2006）皖元内证字第5195号公证书内签署“可翠成”的签字不是本人所书写，并于2018年5月27日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后本院依法委托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对公证处委托书上委托人“可翠成”字迹是否为可翠成本人签字进行了笔迹鉴定，并提供如下经双方质证的样本：样本1、2005年6月20日可翠成所立借条（张丽起诉可翠成时提供在本院（2018）皖1125民初字249号卷宗内）；样本2、2000年2月18日可翠成在本院（2000）定刑初字第95号卷宗内的二张询问笔录的二处可翠成签名，2018年11月30日，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作出皖正宇司鉴〔2018〕文书鉴字第7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送检的2006年4月29日，《委托书》上委托人“可翠成”签名字迹与可翠成样本字迹，两者不是同一人所写”。 安徽省合肥市徽元公证处作出（2006）皖元内证字第5195号公证书卷宗内，除了《委托书》外，尚有《国内公正申请书》、谈话笔录及送达公正文书回证上均签有“可翠成”字样。公证处称在原一审是曾要求对申请书、谈话笔录及送达回证上的签字是否为原告本人签字进行鉴定，但原一审未予以鉴定。经本院当庭向其释明后，公证处在本院指定的时间内未提交鉴定申请。 2018年2月7日原告儿子可飞飞报警，后又于2019年1月29日向定远县公安局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定远县公安局收到材料的当日向其出具《定远县公安局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一份，但定远县公安局至今对可飞飞的报案没有处理。 本院认为：案涉《委托书》中委托人的签字是否为原告可翠成本人所签，是决定本案审理结果的关键。经安徽正宇司法鉴定所鉴定，案涉《委托书》中“可翠成”签字与提供的可翠成样本字迹，两者不是同一人所写，根据该鉴定意见现不能确定《委托书》中“可翠成”签字是其本人所签写，作为委托书签订相对方的张丽对此并无合理解释，也无法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现张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委托书》，并通过公证机关取得公证，进而获得处分他人私有财产的合法外观，该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且原告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至今尚未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之规定，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驳回可翠成的起诉，将全案移送定远县公安局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可翠成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讼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伶辉 人民陪审员  王立勇 人民陪审员  张新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翟丽丽 书记员陈静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