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7民终73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吕丽仙，女，197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湖北长捷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原审被告）：熊晓春，男，1986年2月4日出生，汉族，鄂州市人，住鄂州市鄂城区，上诉人吕丽仙因与上诉人熊晓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丽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超、上诉人熊晓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吕丽仙上诉请求：1、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第4页第1、2行中表述“2018年8月9日，被告熊晓春向原告出具32000元的借条一张”的事实错误，该份借条的借款金额为320000元；第5页第14-17行的表述“2018年8月9日和9月13日，被告两次自愿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应视为双方的结算行为，同时被告自愿将上述款项确认为借贷款项，而深圳中麒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麒公司）并未盖章确认，因此对该借条上的两笔借款共计202000元，应视为原、被告之间的个人借款，被告对此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借条金额有误，8月9日借条金额为320000元，并非前述的32000元，9月16日的借条金额为170000元，结合判决书全文，被上诉人应承担两份借条的金额之和490000元。2、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双方在借贷关系中并未约定利息与事实不符。虽然双方在借条中未明确约定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且已实际履行，上诉人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可以证实就本案借款被上诉人曾连续有规律的支付利息，且双方对借款并未约定分期还款，因此应当认定双方对借款利息有约定，请求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予以改判。熊晓春辩称：1、两张借条是其本人所写，是因深圳中麒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麒公司）出状况后吕丽仙说要给家里有交代，要求其出具的借条，该两张借条的责任不应由其本人承担，应由中麒公司承担。2、双方不是借贷关系，是吕丽仙的投资行为，投资的收益是通过其给到吕丽仙。熊晓春上诉请求：1、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重新审理；2、本案一、二审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被上诉人提供的49万流水均为投资行为，其中20万是转给本人，由本人转到中麒公司，其余29万是到中麒公司鄂州分公司直接刷卡到分公司账户，本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吕丽仙是投资行为，并非上诉人个人借款。2、两张借条不是转款当时所写，均是事后通过欺骗手段获得，2019年3月吕丽仙在知道中麒公司可能出事不能退回的前提下，以给家人有个交代为借口，让上诉人出具的两份借条，银行流水不能证明借条的真实性。3、根据“不诉不理”原则，吕丽仙一审并没有对32000元的欠条进行主张，不应作为判决依据。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对一审判决直接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吕丽仙辩称：1、出借人是出于信任作为基础向熊晓春支付的款项，转款方式是现金、银行转账和其他约定方式，上述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出借人向借款人支付上述借款金额后，借款人支付了相应利息，均是通过熊晓春个人账户，双方借款关系真实有效；2、结合出借人多次向借款人出借款项的行为以及借款人支付利息的行为，包括出借人提供的微信凭证，可以得知借款人所说以其他方式获得借条不能成立，该借条真实出具时间是2019年2月20日，两份借条应当认定是双方的结算行为。吕丽仙一审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熊晓春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490000元，利息22220元（按月息2%计算，其中本金3万元自2018年12月4日计至2019年4月25日止，后期利息另行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合计51222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认定：吕丽仙与熊晓春原系同事关系，2018年3月10日至12月3日期间，吕丽仙先后数次通过熊晓春或向熊晓春所在的公司账户给付资金共计490000元。2018年8月9日，熊晓春向吕丽仙出具32000元的借条一张，约定2019年1月24日还清，未书面约定利息。2018年9月16日，熊晓春向吕丽仙出具170000元的借条一张，约定2019年3月16日还清，未书面约定利息。两张借条上均注明“如若未还双方协商解决，以房产抵押。”2018年7月6日，吕丽仙与中麒公司签订投资理财协议，金额为30000元，该合同上显示理财经理为熊晓春。该理财协议的投资金额和时间与吕丽仙出具的借款明细上的借款时间和金额相吻合。2018年9月13日，熊晓春、吕丽仙、廖燕玲三人共同出具书面声明一份，写明“9.13号以廖燕玲名义在中麟基金投资65万元，其中廖燕玲23万，吕丽仙11万，熊晓春31万。每月固定收益中麒公司打给廖燕玲，然后由廖燕玲分配打给吕丽仙、熊晓春。本金到期同收益一样由廖燕玲分配。”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双方之间通过微信谈及公司吸引资金、转款金额及相关奖励，转款记录及流水反映熊晓春曾通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方式向吕丽仙转款，吕丽仙认可收到款项共计81900元。经一审法院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2019年2月20日变更信息之前，熊晓春原系中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2019年7月1日，经一审法院向公安经侦大队相关负责人电话联系核实，熊晓春确已向该部门报案，但目前仍在审查过程中，尚未立案。一审认为，从目前的证据材料反映，吕丽仙与熊晓春及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中麒公司确实有过所谓投资意思表示，且其中三万元投资基金合同的签订也在吕丽仙所称的借款期间，并与其中一笔借款时间相吻合。庭审中，熊晓春称原告诉请的490000元中有290000元实际由中麒公司收取，目前没有证据反映出收款人为中麒公司。即使如被告所言，则仍有200000元并非由中麒公司收取，熊晓春作为吕丽仙交付的部分款项实际经手人，对此双方均无异议。2018年8月9日和9月13日，熊晓春两次自愿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应视为双方的结算行为，同时熊晓春自愿将上述款项确认为借贷款项，而中麒公司并未盖章确认，因此对该借条上的两笔借款共计202000元，应视为双方之间的个人借款，熊晓春对此应依法承担还款责任。其余款项，应等待公安机关的相关侦查认定结论，如果立案并查明属于非法集资赃款，应按退赃程序申报处理，如果未进行刑事立案并按赃款认定，则应按投资款进行结算，投资有盈亏，当事人对相关盈利或亏损应自行承担责任。熊晓春所称交给中麒公司的投资款项，需进一步查实公司账目，如果确已转入公司，可依法向公司主张。综上，吕丽仙诉请的借款中的202000元，予以支持。由于双方在借贷关系中并未约定利息，吕丽仙诉请利息只能从诉请之日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以上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熊晓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吕丽仙借款共计202000元（利息从2019年4月18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吕丽仙的其他诉讼请求。受理费4461元，保全费3120元，合计7581元，由吕丽仙负担3381元，熊晓春负担420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吕丽仙提交证据如下：七份聊天记录。用以证明：熊晓春是一直说明该款项是借款，说明款项用途是为了消除吕丽仙对于资金安全的顾虑。熊晓春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8年3月10日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吕丽仙在中麒公司开户的行为以及所投资的85000元用于中麒公司投资。证据二：2018年7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同日熊晓春与中麒公司签订的440000元《理财合同书》。用以证明：熊晓春与中麒公司所签订的440000元理财合同的组成，其中包含吕丽仙部分。证据三：2018年9月13日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投资合同、投资声明。用以证明：该份廖燕玲与中麒公司签订的650000元投资合同中由廖燕玲、吕丽仙、熊晓春的投资部分组成。证据四：2018年9月16日、同年1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吕丽仙的微信昵称为雨韵，同时证明吕丽仙一直想增加投资金额。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熊晓春对吕丽仙提交的证据，七份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因中麒公司出现问题后，吕丽仙一直向其施压，所以出具了两张借条，但并非愿意承担款项。吕丽仙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其认为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并没有在合同中体现，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二，其认为合同的签订是与熊晓春签订，与吕丽仙无关，对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该笔290000元是出借人按照借款人要求的方式进行支付的；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三，其认为投资合同不是吕丽仙本人签订，该份合同和声明约定的支付方式并没有按合同方式，三人签订的声明并未实际履行；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四，其认为达不到熊晓春的证明目的，该聊天记录说明熊晓春向吕丽仙证明资金用途，是为消除出借人的顾虑，也是后续想要向出借人继续借款的目的。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对上诉人吕丽仙提交的七份微信聊天记录，因熊晓春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该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上诉人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一、证据三，虽然该微信聊天记录为熊晓春与中麒公司会计徐苗的聊天记录，但结合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三中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投资合同、投资声明，再结合吕丽仙2018年9月13日和9月14日向熊晓春转款15000元、10000元的情况，可以看出，吕丽仙2018年3月10日向熊晓春的借款85000元，系因该笔款项投资中麒公司的85000元即将到期，遂增加15000元、10000元的投资，将投资中麒公司的款项增加至110000元，该数额正好对应2018年9月13日熊晓春、吕丽仙、廖燕玲三人所签订的《声明》，以廖燕玲的名义投资中麒公司650000元，其中廖燕玲230000元、吕丽仙110000元、熊晓春310000元，因此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吕丽仙在中麒公司的投资款项，不应认定为熊晓春借款。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二2018年7月24日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同日熊晓春与中麒公司签订的440000元《理财合同》，该份《理财合同》由熊晓春个人于2018年7月24日与中麒公司签订，且当天熊晓春与中麒公司会计徐苗的聊天记录中显示，徐苗问“客户是吕丽仙吧？”，熊晓春回答“我”，徐苗问“44万入金全部写你的是吧？”，熊晓春回答“是的”，虽然该聊天记录中还反映出熊晓春向中麒公司会计徐苗发送了吕丽仙签字的刷卡小票，但并无其他证据证明该笔440000元的投资中吕丽仙是否享有份额，以及享有多少份额，且该期间熊晓春为中麒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吕丽仙到中麒公司刷卡290000元的行为是投资还是借款，并非十分清晰，现通过熊晓春提交的证据不足认定该款项为吕丽仙投资到中麒公司的投资款。对熊晓春提交的证据四2018年9月16日、同年1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该聊天记录中虽然反映出吕丽仙向熊晓春转款的情况，但无投资合同或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吕丽仙的转款系投资行为，本院对该聊天记录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经二审审理另查明：2018年3月10日至12月3日期间，吕丽仙先后数次向熊晓春或向熊晓春所在的中麒公司账户给付资金共计490000元。2018年8月9日，同年9月16熊晓春分别向吕丽仙出具320000元、170000元的借条两张，未书面约定利息，经庭审核实该两张借条均系2019年2月熊晓春所出具。2018年3月10日吕丽仙向熊晓春转款85000元，后因该笔款项投资中麒公司即将到期，遂于2018年9月13日和9月14日又向熊晓春转款15000元、10000元，将款项增加至110000元继续投资至中麒公司，2018年9月13日熊晓春、吕丽仙、廖燕玲三人签订《声明》，约定，以廖燕玲的名义投资中麒公司650000元，其中廖燕玲230000元、吕丽仙110000元、熊晓春310000元。2018年7月6日吕丽仙向熊晓春转款30000元，同日，吕丽仙与中麒公司签订30000元的《投资理财协议》，该协议上显示理财经理为熊晓春，该理财协议的投资金额和时间与吕丽仙出具的借款明细上的借款时间和金额相吻合。吕丽仙认可收到熊晓春转款共计81900元。2019年2月20日之前，熊晓春原系中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上诉人吕丽仙向熊晓春所出借资金490000元的性质以及是否约定利息；（二）一审事实认定是否正确。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吕丽仙向熊晓春所出借资金490000元的性质以及是否约定利息的问题。首先，熊晓春对2018年8月9日和9月16向吕丽仙出具320000元、170000元的借条两张的事实无异议，且双方均认可该两张借条系2019年2月份补办的事实；其次，2018年7月6日吕丽仙向熊晓春转款30000元，同日，吕丽仙与中麒公司签订30000元的《投资理财协议》，该协议上显示理财经理为熊晓春，该理财协议的投资金额和时间与吕丽仙出具的借款明细上的借款时间和金额相吻合，该笔款项应视为吕丽仙的投资款，不应计入熊晓春的借款部分；其三，2018年9月13日廖燕玲与中麒公司签订的650000元《投资理财协议》，同日，熊晓春、吕丽仙、廖燕玲三人签订《声明》，说明9月13日以廖燕玲的名义投资中麒公司650000元，其中廖燕玲230000元、吕丽仙110000元、熊晓春310000元，吕丽仙所投资的110000元系吕丽仙2018年3月10日向熊晓春的借款85000元投入到中麒公司后，投资期限将至，故其于2018年9月13日和9月14日向熊晓春转款15000元、10000元，将投资中麒公司的款项增加至110000元而形成，该笔款项应视为吕丽仙的投资款，不应计入熊晓春的借款部分；其四，2018年7月24日吕丽仙在中麒公司刷卡转款290000万的行为，通过同日熊晓春与中麒公司签订的440000元《理财合同》及微信记录来看，该份《理财合同》由熊晓春个人与中麒公司签订，并无吕丽仙份额，当日熊晓春与中麒公司会计徐苗的聊天记录中显示，该笔440000元的投资款记载于熊晓春名下，且该笔投资款熊晓春与吕丽仙之间无投资份额多少的声明，再结合该期间熊晓春为中麒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以及事后熊晓春向吕丽仙出具借条的情况，该笔款项应为熊晓春借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为吕丽仙投资中麒公司的投资款，同理，吕丽仙于2018年9月16日向熊晓春借款30000元和同年12月3日借款30000元，亦无证据证明为吕丽仙投资中麒公司的投资款，应视为熊晓借款；其五，熊晓春向吕丽仙出具两张借条中，并未约定借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视为双方未约定利息，熊晓春向吕丽仙的还款81900元应作为偿还本金部分予以扣减。上述熊晓春向吕丽仙出具的490000元款项中，扣减吕丽仙投资中麒公司的投资款140000元和熊晓春的还款81900元，熊晓春尚欠吕丽仙268100元，吕丽仙于2019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权利，故后期应以2681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6%计算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关于一审事实认定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审判决第4页第1、2行中表述“2018年8月9日，被告熊晓春向原告出具32000元的借条一张”的事实认定错误，该份借条的借款金额为320000元，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吕丽仙上诉认为其借款金额应为490000元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对其上诉认为约定借款利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但可按资金占用期间计算利息，对上诉人熊晓春上诉认为490000元均为投资款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9）鄂0704民初1279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熊晓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上诉人吕丽仙借款268100元（利息从2019年4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上诉人吕丽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61元，保全费3120元，合计7581元，由吕丽仙负担3381元，熊晓春负担42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820元，由吕丽仙负担5620元，由熊晓春负担42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齐志刚审判员  李志伸审判员  张 开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  彭 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