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19）琼民申181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翔，男，197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海南省屯昌县，现住海南省海口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玮玲，海南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梅，女，1959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屯昌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蒙绪胜，男，1958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海口市。   上列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瑜，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泽玮，海南嘉勋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王翔因与被申请人王梅、蒙绪胜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96民终15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王翔申请再审称：一、王梅、蒙绪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所涉的27.5亩土地上约3000株槟榔归其所有，王翔提交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完全能够证明本案所涉的27.5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的槟榔树归王翔所有，一审判决驳回王梅、蒙绪胜的诉讼请求正确，二审判决认定80%槟榔树归王梅、蒙绪胜所有缺乏证据证明，导致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第一，王梅、蒙绪胜提交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其对涉案的27.5亩土地上约3000株槟榔享有所有权。王梅、蒙绪胜提交的证据前后存在矛盾，王梅、蒙绪胜和出庭作证的证人均承认是按照王梅、蒙绪胜的意思起草好证人证言让证人签名的。且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所证明的内容并非证人能够证明的事实。而且，大部分出具证言的证人均未出庭接受质证。因此，王梅、蒙绪胜提交的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不应被采信。另外，王梅、蒙绪胜认为对其至关重要的两份证据，即王昌权的笔录和王忠楷的证言，均被王昌权、王忠楷自己出具的《证明》和《补充说明》所否认，故这两份证据是无效证据，不能够被采信。而且从笔录的来源及形式上看，该证据都不具有真实可信性。一审法院亲自对王昌权进行了询问，其也明确否认被申请人提供的笔录内容的真实性。对于王昌雄的证言，从王翔提供的证据27可以看出，王昌雄和王翔的父亲存在矛盾，对其拳打脚踢，而且其并非王梅、蒙绪胜和王翔家的家庭成员，对于谁出资种植、经营槟榔树不可能了解到那么清楚，故王昌雄的证言因存在利害关系且不可信，所以不足以证明涉槟榔树归王梅、蒙绪胜所有。综上，王梅、蒙绪胜没有提供能够证明其对涉案的27.5亩土地上约3000槟榔树享有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证据，其诉求无证据支撑，应当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判决驳回其诉求正确。然而，二审法院不采信经法院亲自调查的王昌权的调查笔录，而采信王梅、蒙绪胜提交的杜秀雄、徐月君、王忠楷三人（并非南吕分场出具）出具的《关于了解王昌权同志的土地纠纷》，但作这份笔录的背景如何？为什么要一个84岁的老人单独去场部作笔录？争议的双方本来是王翔和王梅、蒙绪胜，为什么要给一个84岁的老人单独作笔录？王昌权已经和一审法说明其虽然在笔录上签了字，但是笔录是杜秀雄写的，并没有读笔录内容给王昌权听，王昌权在不知道笔录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签的名字，该证据不应采信。另外，王昌权的这份笔录是被申请人提交给法院的，其事先就知道笔录内容，故其陈述当然会和笔录的意见一致，二审法院据此认为《关于了解王昌权同志的土地纠纷》可信是完全错误的。关于王忠楷出具的《关于王梅与王翔槟榔地纠纷》中，王忠楷称一人一半面积，其作为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知道王翔家里槟榔地的具体出资比例？从2000年种槟榔到2017年17年的时间，王忠楷作为一个外人怎么可能对于开始种植到收果所有的经过都参与呢？所以，这份说明明显不真实。王忠楷在2018年2月13日出具的《关于三梅与王翔槟榔地纠纷的补充说明》中的陈述相对来说比较真实客观，而且该份补偿说明上还加盖了海南省国营中建农场南吕分场的公章，是可信的，但是二审法院不顾事实，只采信王梅、蒙绪胜提交的《关于王梅与王翔槟榔地纠纷》依据不足。第二，根据B6队-OOl号《职工家庭（群众）农业用地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王翔对涉案的45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对于该土地上的槟榔树，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槟榔树归属的情况下，首先应当认定归王翔所有。第三，王翔提交的证据具有高度盖然性，完全能够证明本案所涉的27-5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的3000多株槟榔树归王翔所有。王翔提供了大量证据，包括王翔与中建农场签订的B6队一001号《职工家庭（群众）农业用地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及开荒、购买槟榔种子、种植槟榔、雇佣工人砍草、施肥、挖路、平整等证据资料，足以证明王翔对本案所涉的27.5亩土地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在土地上的3000多株槟榔树出资种植、经营管理的事实。这些事实，又与出庭作证的符廷锋、李自深、王萍、王香在庭审中的陈述相互印证。而且，王梅、蒙绪胜当庭也认可刘金玉的证言，认可王翔出资对涉案槟榔树进行砍草，管理。王翔的举证真实、充分，达到了高度的盖然性，完全能够证明27-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王翔所有，该地上的3000多株槟榔树是王翔出资采购，种植，经营管理的，王翔对槟榔树享有所有权。另外，从海南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作为王翔和王梅、蒙绪胜至亲的姐妹的证言中也可以看出，王翔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所有的家产都是归男孩子继承的，对于槟榔树的归属家庭成员都是认可归王翔所有。二审法院认定27-5亩土地上3000多株槟榔主要归王梅、蒙绪胜所有，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是错误的。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二审判决所依据的南吕农场负责人杜秀雄的询问笔录，但这份询笔录并没有经过王翔和王梅、蒙绪胜的质证。对于杜秀雄在笔录中陈述的很多情况都与事实不符，比如：杜秀雄2010年并不在南吕农场机关工作，其对南吕农场和申请人签订合同的情况是不清楚的；杜秀雄对于王翔与王梅、蒙绪胜争议的槟榔地是谁开荒、谁种植和投资比例，其本人并不了解；王翔在2000年时已经在南吕农场第七生产队当队长。这些事实都与杜秀雄给二审法院做的询问笔录相矛盾，杜秀雄为此于2019年3月12日专门就二审法院做的询问笔录出具《关于2018年11月6日在南吕基地分公司办公司做的法官询问笔录补充说明》，对询问笔录中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进行了更正说明。因此，二审法院在询问笔录没有经过当事人质证的情况下就采信该份与事实不符的证据是完全错误的。三、二审判项内容超出王梅、蒙绪胜的诉讼请求范围。王梅、蒙绪胜本案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确认国营南吕农场六队处大坡凹坡地27.5亩土地上槟榔（约3000余株）所有、使用权归属原告”，王梅、蒙绪胜并没有主张分割槟榔树，更没有主张从南边还是北边分割槟榔树。在27.5亩土地属王翔承包经营的情况下，王梅、蒙绪胜没有充令证据证明槟榔树为其所有，一审判决驳回王梅、蒙绪胜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二审判决无视其采信的证人证言都已经被证人自己否定的事实，仍然采信前后矛盾的证人证言认定王梅、蒙绪胜为主要出资人，明显是偏听偏信。在王梅、蒙绪胜没有请求如何分割槟榔树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也从来没有向王翔和王梅、蒙绪胜说明过分割槟榔树的方法、方向，二审法院就判决从最南边边界平行向北计数80%槟榔树归王梅、蒙绪胜所有，明显超出王梅、蒙绪胜的诉讼请求，而且也是不公平的，南边的槟榔树明显比北边的槟榔树长势好，二审判决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明显偏袒王梅、蒙绪胜的判决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四、二审判决按照8：2比例分割槟榔树，并把最南边边界平行的槟郎判归被申请人所有没有事实依据，不公正。退一万步讲，即便二审判决认为王翔和王梅、蒙绪胜均出资开荒、种植、管理槟榔树，但二审判决仅查明王翔出资6000元，并未查明王梅、蒙绪胜具体出资多少钱，王梅、蒙绪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多少钱。而王翔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出资购买槟榔种子、雇工种植、雇人砍草、施肥、经营管理、开路等，并且具体的投资金额，都有证人证言支持。王梅不但承认申请人投入6000元砍山，还承认在2008年王翔雇请了人来开路，这和王翔提交的证据23（王昌勇证明申请人雇请其为涉案槟榔园开山挖路，费用是9370元）是吻合的，可以相互印证，说明王翔投入的资金远不止6000元，被申请人认可的就有15370元了，二审法院遗漏查明该事实。相反，王梅、蒙绪胜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种植槟榔投入多少钱，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王梅、蒙绪胜的投资金额，又遗漏王翔的投资金额的情况下，做出的8:2比例划分槟榔树没有任何依据，也是极其不公平、不公正的，应当予以纠正。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王梅、蒙绪胜提交的证据完全不能证明其对涉案的27.5亩土地上约3000株槟榔享有所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宾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王梅、蒙绪胜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诉求，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该诉求应被驳回。二审判决没有适用该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   王梅、蒙绪胜提交意见称：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是正确的。第一，2000年王梅、蒙绪胜已经投入资金和人力对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80亩地进行开荒种植槟榔，到了2008年因王梅与王翔的姐弟关系，王梅同意王翔共同经营另一块地到2010年，王翔同意代王梅与农村签订合同，后来2010年因为资金问题，王翔仅在投入少量资金，即6000元后就不再投入涉案槟榔地的种植，故2001年以后系王梅、蒙绪胜进行槟榔地的种植和投入资金，一直经营至2017年。第二，根据一审判决认定，2000年被答辩人刚毕业任生队长，因此作为一个年轻人，其经济收入比较微薄，对于涉案80亩土地的投入，王翔的投入仅6000元，因时间久远，且当时开荒地有80亩，王梅、蒙绪胜投入的远远超过6000元。王翔提交的王昌权在南吕农场调查笔录和情况说明都公正的反映了王梅、蒙绪胜和王翔对涉案槟榔地的投入情况，故二审法院判决涉案槟榔树大部分投入及管理归王梅、蒙绪胜所有，同时二审考虑到双方都对涉案槟榔地进行投资，故按8:2的比例进行分割，该判决是公正和有效的。第三、关于被答辩人所述的承包合同，约定45亩并没有约定具体涉案范围，涉案地自开荒以来一直由王梅、蒙绪胜种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王翔与王梅、蒙绪胜现经营的是同一块地。所以，不能证明王翔对涉案地有合法的使用权。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争议的27.5亩土地上的槟榔树权属引发的纠纷。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双方均未提交各自对种植槟榔树进行出资的证据，且就槟榔树的出资问题，王昌权、王忠楷均分别作了内容相反的两份说明。二审法院根据证据的形成时间，对当事人将纠纷诉诸法院后王昌权、王忠楷所作说明的客观性进行考量，从而采信形成于诉讼前的证据并无不当。根据二审法院采信的王昌权所作的《关于了解王昌权同志的土地纠纷问题》以及王忠楷出具的《关于王梅与王翔槟榔地纠纷》，可以认定王梅是涉案争议地27.5亩槟榔树的主要出资人，二审判决认定该事实并无不当，且该事实与二审法院给中南吕农场杜秀雄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一致。王翔关于二审判决认定80%槟榔树归王梅、蒙绪胜所有缺乏证据证明，以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虽然在申请再审阶段，王翔又提交了杜秀雄所作的《关于2018年11月6日在南吕基地分公司办公室询问笔录补充说明》，以否定二审法院给杜秀雄所作的询问笔录内容，但同样基于如上二审判决对王昌权、王忠楷各自前后两份内容相反的说明的认定理由，本院对杜秀雄作出的《关于2018年11月6日在南吕基地分公司办公室询问笔录补充说明》不予采信。关于二审判决是否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王梅、蒙绪胜起诉主张的是27.5亩土地上的槟榔树归其所有，二审判决根据槟榔树出资的查明情况，按8:2比例分割槟榔树，部分支持了王梅、蒙绪胜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二审判项内容并未超出诉讼请求。此外，王翔申请再审阶段还提交了《屯昌县公安局现场治安调解协议书》，以证明王昌雄的证言不可信，但本案一、二审判决均未采信王昌雄的证言，因此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综上，王翔关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正确，王翔的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javascript:SLC(98761,0))》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翔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郭龙滨   审 判 员 林 达   审 判 员 徐正伟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文 献   书 记 员 黄 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三百九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