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民终52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海燕，女，1967年5月9日出生，汉族，神华巴彦淖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职工，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贺，1992年3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亮，196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高贺之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尚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中存，男，1966年2月20日生，汉族，现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慧平，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陈海燕因与被上诉人高贺、刘中存、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昊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海燕，被上诉人高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海亮、胡尚田，被上诉人刘中存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世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广昊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海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高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高贺一审诉讼请求与一审法院的判决不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相关规定。高贺一审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做出的（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关于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具备的条件不符。其一审请求仅限于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措施的解除，并不排除对执行标的的执行，导致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本案属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零七条的规定，高贺将刘中存列为第三人，将广昊公司列为被告，广昊公司经传唤未到庭，证明其反对高贺案外人异议。2.高贺没有支付购房款。高贺与刘中存只是口头认可二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并由此产生以房抵账行为出具补充协议书，但其债权债务系没有相关银行流水或财务转账凭证等证据证明，真实性待定。高贺并未购买房屋，亦未支付过购房款。刘中存并未向高贺出具838160.54元工程款收据，一审法院认定该收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3.高贺没有签订购房合同。高贺一审提供的证据《补充协议书》是对《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书》是抵账协议书，不是购房合同。《补充协议书》第三条写明：“因购房合同暂未签订，特签署此协议作为丙方购房依据。”高贺、刘中存与广昊公司三方都确认未签订购房合同，一审法院却认定高贺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系认定事实不清。4.高贺未办理过户登记系其自身原因。案涉房屋所在的20号楼，除案涉房屋外，其他均已办理网签备案。5.高贺提供的证据系与刘中存恶意串通对抗执行进行的虚假诉讼。第一，《协议书》中作为顶账依据的两份施工合同虚假，其中一份合同的施工方是刘忠，不是刘中存，另一份施工合同不存在。《协议书》中购房合同虚假，刘中存没有交购房款，未签订购房合同，也未提供购房合同。以房抵债行为和工程款虚假，《协议书》中的以房抵债依据与施工合同互相矛盾。第二，《补充协议书》、收据造价。高贺提供的《补充协议书》中丙方签字及四枚收据的交款人签字均非高贺本人的签字，而是广昊公司财务人员王乾所签。其中一枚收据明确写明抵顶刘中存工程款，却给高贺开具收据，有悖常理。一审中，陈海燕申请对高贺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一审法院未准许。高贺提供的收据，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不符合证据三性，一审法院不应在其没有银行流水及财务原始记账凭证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采信上述证据。第三，供应商明细账造假。该明细账上刘忠和刘中存两个人的账挂在一起，不符合财务规定。明细账中支付给刘中存的工程款与协议书中刘中存认可收到的工程款数额不一致。明细账中对13#楼进行了工程款支付，但工程量确认单中没有对该工程量进行过确认，且明细账上没有单位公章。另协议书约定合同借款的支付必须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办理，刘中存却不能提供银行流水的等相关证据。第四，工程量确认单及施工合同造假。同样的施工内容，施工单价不一致，合同签订的施工内容与确认单施工内容也不一致。综上，广昊公司与刘中存之间不存在以房抵顶工程款行为，高贺与刘中存之间也不存在以房抵债行为。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案涉房屋系广昊公司开发建设，所有权登记在广昊公司名下，所有权属于广昊公司，属于广昊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第二，高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本案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案涉房屋仍属于广昊公司，高贺不是房屋所有权人，高贺与刘中存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第三，高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中，高贺主张刘中存向其借款未偿还故以房抵债，首先其主张的债权未经有效司法确认，真实性待定，即使该债权成立，也系一般债权，广昊公司与刘中存、刘中存与高贺通过以房抵债方式实现各自享有的债权，都不享有物权及物权期待权，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高贺为善意第三人完成了支付房屋价款的义务，在完成房屋法定登记手续之前，高贺基于以房抵债关系受让案涉房屋并不优先于其他一般债权，不能阻却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以房抵债法律关系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高贺并非买受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四，一审法院认定高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不得执行案涉房屋，驳回高贺对案涉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判定一审法院（2016）内03执18号裁定于判决生下后自动失效，这就将案涉房屋所有权判归了广昊公司，但上述裁定查封的不仅是本案案涉房屋，还有其他五套房屋，一审判决将另外五套房屋的查封全部解除，适用法律错误。高贺辩称，一、高贺一审的诉讼请求和一审法院的判决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规定。高贺一审诉讼请求为：依法撤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确认案涉房屋归高贺所有。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等判决买受人高贺对其购买的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高贺一审的诉讼请求和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完全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广昊公司与刘中存签订施工合同，刘中存施工后，广昊公司欠刘中存工程款，双方无钱给付便签订《协议书》约定：广昊公司欠付刘中存工程进度款1599641.61元，广昊公司同意用案涉房屋抵顶工程进度款838160.54元，剩余工程款支付方式及时间由双方另行协商。案涉房屋抵顶给刘中存后，2015年1月29日，刘中存、高贺与广昊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刘中存将抵顶的案涉房屋出售给高贺，同日，广昊公司给高贺出具838160.54元收据，收到高贺房款，并抵顶广昊公司欠刘中存工程款838160.54元，刘中存也认可高贺支付全部房屋价款。2015年4月1日，高贺又交付案涉房屋其他费用23169元，物业费等3546元，装修押金2000元，内蒙古欣恒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给高贺出具三张收款收据。2015年4月1日包头市恒信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锦绣中华管理处出具《证明》，证明高贺已领取锦绣中华小区201-1-1201入户门钥匙，并交纳一年物业费。2015年9月14日乌海市热力公司用户注销、停供、复供申请表案涉房屋用户签名为高贺。之后，高贺对房屋进行装修入住。以上事实一审法院依据证据如实作了认定，事实清楚。本案一审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均列为被告，将刘中存列为第三人并无不当，不能因为广昊公司未到庭即认为其反对高贺的异议。一审中高贺提交的广昊公司出具的收据可以证实高贺已支付购房款83816054元。陈海燕认为高贺没有签订购房合同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协议书与合同虽有区别，但协议书实质上就是合同，具有合同的同等效力。本案陈海燕在上诉状中认可高贺一审提供的《补充协议书》，第三条明确写明：“因购房合同暂未签订，特签署此协议作为丙方（高贺）购房依据。”各方均按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履行了义务和权利，该协议书实质上就是合同。陈海燕认为高贺没有办理过户登记是由于其自身原因的说法也缺乏证据支持。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并未将是否办理过户登记作为必备条件。其次，有证据显示案涉房屋未及时办理过户登记并非高贺自身的原因，而是广昊公司的原因。陈海燕认为高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虚假等说法不是事实。本案的相关证据，包括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收据等都发生在陈海燕申请对案涉房屋查封之前，不存在证据虚假以及虚假诉讼。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广昊公司与刘中存2015年1月5日签订的《协议书》和2015年1月29日广昊公司、刘中存、高贺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书》依法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且生效。高贺依照《补充协议》约定，全部支付购房款并占有标的物至今，不存在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高贺取得了案涉房屋所有权，而且系唯一住房，没有登记只是物权未设立。广昊公司及刘中存应当配合高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由此可见，高贺作为案涉房屋买受人，除依法享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之外，其作为合法占有人还依法享有向任何人主张房屋的所有人能够主张的排他性权利，且高贺属于善意取得的第三人。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高贺对其购买的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无任何错误。刘中存辩称，一、陈海燕认为高贺提供的证据系虚假证据，其与刘中存及广昊公司存在恶意串通，对抗执行的说法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协议书》中作为顶账依据的两份施工合同，其中一份施工方是刘忠，是刘中存在2012年7月27日与广昊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涂刷合同》，该合同第一页承包方打印的刘忠，在第五页乙方签字处签署的刘中存。刘中存的曾用名就是刘忠。刘忠与刘中存是同一人，有何坤、曹振武、吕波、李永康、高忠英和广昊公司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另一份施工合同是刘中存在2011年8月25日与广昊公司签订的《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就以曾用名刘忠签的字，该字迹就是刘中存书写。2.《供应商明细账》第三行中明确记载：“1月29日刘中存抵房款给高贺20-1-1201房款2015年1月30日838160.54元”，该证据可以证实刘中存交了购房款，不存在以房抵债的虚假行为。3.协议书中截止到2015年1月5日应付甲方工程款6646206.36元，减去财务账《供应商明细账》上年结转5046564.75元，现欠工程进度款1599641.61元是正确的。广昊公司并没有给刘中存通过银行支付工程款，只是挂账就认为给付了。因为没有通过银行给付款，所以刘中存无法提供银行流水。2015年1月5日甲方刘中存与乙方广昊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4.刘忠和刘中存是同一人，这在广昊公司及财务完全知情，所以在财务账中显示刘忠、刘中存并不是造假，而是对真实情况的记载。陈海燕在上诉状中陈述工程量确认单和施工合同造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都是发生在陈海燕对案涉房屋查封以前的事，在本案中查明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诉争房屋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广昊公司、刘中存就与高贺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刘中存将抵顶的诉争房屋出售给高贺，刘中存向高贺出具838160.54元工程款收据，广昊公司向高贺出具838160.54元房款收据，刘中存和广昊公司对高贺已经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均表示认可。所以《补充协议书》符合商品房买卖的形式要件，也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物权期待权的实质要件。高贺在2015年4月1日领取诉争房屋入户门钥匙，交清物业费、办理了取暖和燃气等入住相关手续，从2016年6月一直居住至今，且名下无其他房产，已经合法占有诉争房屋。从本案具体而言，陈海燕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广昊公司以其全部财产给付欠款，其债权指向的责任财产范围是广昊公司的全部财产。而高贺是案涉房屋的买受人，在《补充协议书》签订时，就支付了房屋的全部价款，并实际合法占有了案涉房屋。虽然并未办理过户登记，但高贺作为合法占有人有权要求出卖人刘中存、广昊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由此可见，陈海燕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内容，指向的是广昊公司的一般责任财产，并非指向案涉房屋这一特定财产；而高贺则以案涉房屋这一特定财产为唯一客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高贺作为案涉房屋的买受人，除依法享有要求办理过户登记的物权期待权之外，其作为合法占有人还依法享有向任何人主张房屋的所有人能够主张的排他性权利。广昊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供答辩意见。高贺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书，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撤销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3执异86号执行裁定书；2.确认被执行查封的广昊公司位于乌海市××区房屋归高贺所有；3.本案诉讼费用由广昊公司、陈海燕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3日，广昊公司同陈海燕签订《锦绣中华商品房首付款协议》，协议约定锦绣中华小区2栋1单元1层4号商铺总价为3734500元。2012年11月3日支付50%房款1687000元。2015年12月18日，乌海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5]乌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裁决：广昊公司与陈海燕签订的《锦绣中华商品房首付款协议》无效；裁决广昊公司退还陈海燕购房款1867500元。2016年3月28日，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书，查封广昊公司名下房产，包括本案诉争的房屋在内。刘中存提起执行异议，2017年7月11日，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03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刘中存异议请求。2017年8月8日，刘中存向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解除对案涉房屋的查封，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不能确认广昊公司是否欠付刘中存工程款，驳回了刘中存的诉讼请求。刘中存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民终282号裁定书一份，高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刘中存起诉。另查明，2015年1月5日，刘中存与广昊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广昊公司欠付刘中存工程进度款1599641.61元；广昊公司同意用案涉房屋抵顶工程进度款838160.54元，剩余工程款支付方式及时间由双方另行协商。2015年1月29日，刘中存、高贺与广昊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书约定：刘中存将抵顶的诉争房屋出售给高贺，刘中存向高贺出具838160.54元工程款收据，同日，广昊公司给高贺出具838160.54元收据。刘中存认可高贺支付全部房屋价款。2015年4月1日，内蒙古欣恒信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给高贺出具三张收据，其中包括物业费3546元、装修押金2000元、交房费用23169元。2015年9月14日乌海市热力公司用户注销、停供、复供申请表中用户签名为高贺。2018年2月，包头市恒信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锦绣中华管理处出具《证明》，内容为高贺于2015年4月1日从我公司领走锦绣中华201-1-1201入户门钥匙，已交清一年物业费，2016年6月份入住。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就对执行标的物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诉争房屋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广昊公司、刘中存就与高贺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刘中存将抵顶的诉争房屋出售给高贺，刘中存向高贺出具838160.54元工程款收据，广昊公司向高贺出具838160.54房款收据，刘中存和广昊公司对高贺已经支付全部房屋价款均表示认可。所以，《补充协议书》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要件，也符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物权期待权的实质要件。高贺在2015年4月1日领取诉争房屋入户门钥匙，交清物业费，办理了取暖和燃气等入住相关手续，从2016年6月一直居住至今，且名下无其他房产，已经合法占有诉争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买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的规定。综上所述，买受人高贺对其购买的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高贺诉请案涉房屋归其所有，因房屋产权手续至今未办理登记，该房屋产权登记尚待定，故高贺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不得执行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乌海市××区房屋；二、驳回高贺对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乌海市××区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案件受理费12181.61元，由陈海燕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质证。陈海燕提交了五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为收房费用明细表，欲证明两份收房费用明细表不一样，收房费用明细表造假；第二组证据为收据（编号0637579），欲证明锦绣中华小区5#楼2012年12月已交工，施工合同显示2014年完工；第三组证据为收据（编号0042554），欲证明锦绣中华小区4#楼和21#楼面积大小户型一样，与刘中存工程量确认单不一致，工程量确认单造假；第四组证据为高贺签字的相关材料，欲证明收据交款人签字和证明中的高贺签字笔迹不是同一人，收据中交款人签字是广昊公司财务人员王乾所签，收据系伪造。第五组证据为乌海市住建委关于协助处理锦绣中华住宅小区预售资金监管的函，欲证明乌海市住建委协调中国农业银行乌海分行对广昊公司的账户进行监管，单笔5万元以上的支出需要加盖该委分管主任的印章。高贺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表中总计应缴房款23619元，这是交付的房屋尾款，除去80多万另外交付的，这个23619元括契税、登记费、测绘费、电费、天然气等费用，是高贺实际交付的并有收据证明，广昊公司财务领导的签字同意抵顶工程款；陈海燕获得的第二份明细表真实性存疑，用这个来否定我方提交的第一份明细表，明显不成立。恰恰能证明我方已经足额缴纳了购房款。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涉及到工程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施工合同一份2011年，一份施工合同是2012年。对第三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同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是高贺本人签的字就是高贺的父亲签的字，没有其他第三人签字，可以进行鉴定。对第五组证据，这是复印件，盖章也有问题，我方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这份文件是为了保护住宅用户的权利及工程顺利完工，这份文件是针对银行监管的问题，与本案无关。刘中存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对第一份认可，对第二份来源不明又是复印件，所以真实性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涉及到工程的问题，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第三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是复印件，同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不是高贺本人签的字就是高贺的父亲签的字，没有其他第三人签字，可以进行鉴定。对第五组证据，这是复印件，盖章也有问题，我方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这份文件是为了保护住宅用户的权利及工程顺利完工，这份文件是针对银行监管的问题，与本案无关。高贺提供了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广昊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慧平的授权委托书、王心雄出具的证明，欲证明马慧平在押期间委托王心雄处理公司事务，抵顶的房屋未签订合同及办理房产证系因广昊公司原因导致；第二组证据为热力公司出具的采暖费发票，欲证明2015年9月14日高贺缴纳了1370.81元采暖费，房屋已于2015年9月14日交付高贺；第三组证据为装修施工合同书，装修费、装修材料费发票，欲证明房屋交给高贺后，高贺进行了装修并占有；第四组证据为照片17张，欲证明房屋装修全貌，高贺实际居住于该房屋。陈海燕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授权委托书三性均不认可，且其内容也仅仅就案涉小区的协调建设施工行使法人权利，与本案没有关系；广昊公司在2012年的时候向长城资产公司借款，还被诉讼，公章就被控制了，但是2014年之后还有办理网签的，根据我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屋在2018年之前一直可以办理网签，所以王心雄出具的证明，三性我均不予以认可，这就是为了强制执行，整个案件过程中，高贺也从未向广昊公司提出办理网签手续，高海亮在录音中也明确表示自己不着急办理网签登；至于公章被甘肃高院扣押是虚假的陈述，其从2015年至2018年和广昊公司打官司开始，广昊公司的代理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中都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同时高院也不能扣押单位的公章。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证明高贺实际占有使用，之前我起诉的其他案件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最终已经被执行回来了。对第三组证据，装修施工合同，仅仅有收据，且收据可以随便开，不足以证明真实施工，所以装修合同是伪造的。对第四组证据，不能证明是案涉房屋的照片，也不能证明房屋属于高贺。刘中存质证意见：都认可。刘中存提交了五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为广昊公司出具的证明、徐家塔村委会证明、证人证明，欲证明刘忠与刘中存系同一人；第二组证据为外墙保温工程施工合同，欲证明刘中存与广昊公司签订的该合同就是以刘忠的名义所签。第三组证据广昊公司证明，欲证明《协议书》中的购房合同没有签署的原因。第四组证据广昊公司与刘中存往来明细账，欲证明刘中存与广昊公司存在工程款支付关系，此证据和银行流水可以互相印证。《协议书》中明确欠工程款6646206.3元，广昊公司财务支付刘中存5046564.75元，还欠刘中存工程款1599641.61元，与协议约定的内容完全相符，协议购房款838160.54元也在财务的往来明细明确记载，公司也将房屋给付刘中存抵顶了工程款，广昊公司共付5914725.29元，广昊公司2015年1月4日还付刘中存3万，以上款项和单据都是吻合的。与原审卷宗中的供应商明细账是完全一致的。第五组证据银行流水，欲证明刘中存与广昊公司存在工程款支付的关系，和往来明细账可以互相印证。一共7笔，其中2014年3笔，2015年4笔。陈海燕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不认可，公民身份须有国家法定机构证实，广昊公司也无法证明刘忠和刘中存是同一个人；5个人的证明也不能证明其他公民的身份，其他机构不能证明，证据中没有法人及办理人员签字，刘中存身份证和户口本上没有曾用名刘忠，不能证明刘中存和刘忠是一个人。只有公安机关才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是乙方签字是刘忠不是刘中存，合同中对单价进行了确认91元每平米包括了所有费用，正是这个合同的规定，不能以现金的形式支付任何款项；在工程量确认单中确认的是外墙涂料与合同中约定的施工内容不一致，是盗用别人的施工合同。对第三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及制作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其出庭作证，广昊公司出具的证明没有单位负责人及制作材料人员的签名盖章，未加盖单位印章，同时广昊公司是本案被执行人，是利害关系人，其出具的证明没有证明力。20号楼除了案涉房屋外都办理了网签，说明高贺可以办理网签但未办理。对第四组证据，证据同样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其次是利害关系人，再次往来明细账只是表格形式，任何人都可以制作且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年限，不能说明最终的工程款数额，即使刘中存能提供所有年限的往来明细账必须有相关财务原始记账凭证和银行现金日记账互相对应才有证明力。该证据系伪造，同时根据乌海城乡建设委员会在2013年1月5日出具的关于协助处理锦绣中华住宅小区预收资金监管的函，上面明确写明广昊公司基本账户一般账户全部监管，单笔支付5万元以上的支出须加盖乌海市建委分管主任朱晞伶的印章，刘中存想要证明广昊公司支付工程款5万以上的必须出具相关证明。并且二审时高海亮当庭陈述借给刘中存70多万元，签订以房抵债协议时又给广昊公司补交了几万元，这和刘中存出示的金额为838160.54元收据数额不能衔接印证，同时说明广昊公司给高贺开具的收房时应缴纳各种税费的编号为NO825988金额为23169元的收据上面写明是用于抵顶工程款即证明为虚假收据，因高海亮没有借给刘中存那么多钱，出借的款项抵顶一套房都不够，如何再能抵顶收房时所应缴纳的各种费用23169元，同时证明往来明细账目是伪造的，因为往来明细账作了838160.54元、23169元的两笔支出。年月没有显示出来，科目有编号没有名称。对第五组证据，刘中存没有提供2014年供应商明细账，无法得出和供应商的施工关系，2014年3月的三笔银行流水，同时南区外涂料款、外保温进度款，不是刘中存外墙保温和涂料的工程款，因2014年初烂尾楼外房屋都已经完工，从备注也可以看出不是。2015年4笔银行流水，其备注都是15年之后进行的非外墙保温和涂料建筑工程的施工款共计20余万元与他提供的往来明细账中广昊公司已支付刘中存5902894.29元，与这7笔流水相差甚远，证明刘中存高贺提供的证据都是伪造的。对于其他的银行流水其全部不能提供。没有证明2015年1月5日发生顶账行为施工总额，无法进行以房顶帐行为，协议书是伪造的。高贺质证意见：都认可。特别说明根据民法总则规定村民委员会是一级组织，出具证明应当具有证明力；广昊公司的证明，作为当事人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银行7笔流水是用来证明刘中存与广昊公司存在承包业务往来，这并不是证明全部的509万元工程款。本院查明的事实除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陕西省神木市××镇民刘中存与刘忠是同一个人，身份证×××。2015年9月14日高贺缴纳了案涉房屋发生的采暖费1370.81元。案涉房屋所在小区在被查封前尚不具备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条件。一审法院做出（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将案涉房屋查封后，高贺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该院于2018年11月5日做出（2018）内03执异86号执行异议裁定，驳回了高贺的异议申请。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二审争议的焦点为案涉房屋应否停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高贺在案涉房屋被查封前已与广昊公司、刘中存就案涉房屋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就案涉房屋的坐落位置、面积、单价和总价、付款方式等作了约定，具备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要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高贺已结清案涉房屋的全部价款，并于法院查封前合法占有了案涉房屋，且对案涉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无过错。综上，高贺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具有事实依据。关于陈海燕以《补充协议书》中的丙方签字及交款收据中的交款人签字系广昊公司财务人员王乾所签，非高贺本人书写为由，申请对高贺的笔迹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因高贺明确表明所有签字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笔迹鉴定结论并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陈海燕申请鉴定的请求，不予受理。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判决不得对执行标的执行的，执行异议裁定失效”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该院做出的（2016）内03执18号查封裁定错误，应予纠正。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变更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3民初4号民事判决“本院（2016）内03执18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内03执异86号裁定失效”。二审案件受理费12181.61元，由陈海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 波审判员 张 静审判员 王乔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闫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