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16民初29501号原告：赵亮，男，1987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滨海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卿，天津可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永锋，男，1983年3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长乐市，现羁押于福建省福州市福清监狱服刑。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春（余永锋之妻），福州国伟建筑工程劳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被告：周佩珍，女，1964年6月29日出生，汉族，福建省漳平市新华有限公司加油站退休职工，住福建省厦门市福里区。原告赵亮与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合同纠纷一案，由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本院于2019年7月18日立案后，追加周佩珍为本案共同被告，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亮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卿、被告余永锋委托诉讼代理人余燕春、被告周佩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赵亮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购车款174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余永锋于2015年3月14日签订《车辆转押合同》，二被告系母子关系。双方约定原告从被告处购买一辆牌照为闽Ｃ×××××的宝马车，同日原告向被告周佩珍给付车款174000元。当天，原告欲将该车辆用物流公司运回天津市时，该车被案外人开走。现原告已无法占有、使用车辆，双方签订《车辆转押合同》时被告对涉案车辆没有处分权，未得到处分权人的追认，也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但二被告却擅自将该车辆卖给原告，以至于案外人强行把车开走是导致原告签订涉案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故诉至法院。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车辆转押合同，证明2015年3月14日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将车牌照为闽Ｃ×××××宝马车辆以174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原告。证据二、银行流水，证明签合同当日即2015年3月14日原告将174000元的车款支付给被告周佩珍。证据三、手机银行转账截图，证明银行流水所记载的“6217684####5660”银行卡系被告周佩珍名下，证据三四共同佐证被告周佩珍已收到174000元车款。证据四、报警回执、情况说明，证明因涉案车辆丢失原告向福州市长乐区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以及派出所出具相关说明。证据五、调查笔录，证明涉案车辆于2015年3月份被案外人强行开走。被告余永锋辩称，第一，2015年3月14日，余永锋受周佩珍委托，在福建省长乐市与赵亮见面，在经过周佩珍授权同意后将一辆白色宝马（车牌闽Ｃ×××××）转押给赵亮，并签订《车辆转押合同》，余永锋系代周佩珍办理此事，《车辆转押合同》主体双方应为周佩珍与赵亮，余永锋与赵亮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第二，《车辆转押合同》签署后，车辆交付及付款，车辆丢失只是赵亮单方面陈述，没证据能证明车子是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开走，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均不存在过错，交付车子后被告对标的物没有保管责任，车子的占用、保管由原告负责，与被告余永锋、周佩珍无关，被告余永锋、周佩珍也无过错。第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系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第四，该诉讼案件发生于2015年3月14日，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而现已2019年8月，被告可以提出不履行义务的抗辩。被告余永锋未提交证据。被告周佩珍辩称，2015年1月15日案外人魏祥云将卢斌签订的抵押合同、行驶证和车号闽Ｃ×××××的宝马车抵押给被告周佩珍，被告周佩珍当天就支付给案外人魏祥云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有银行转账记录及魏祥云的收据为证）。三个月到期，魏祥云未能支付本金和利息，被告周佩珍经朋友介绍就将宝马闽Ｃ×××××车转押给了原告赵亮，签订车辆转押合同并交付。因被告周佩珍当时在厦门，未在福州，于是委托余永锋代办处理宝马闽Ｃ×××××车的转押事宜。第二天余永锋就打电话告知，原告赵亮说抵押宝马车被人抢走了。被告认为，1.原告赵亮起诉称，案外人卢斌伪造车辆手续，将宝马闽Ｃ×××××抵押给被告，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查明事实真相，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本案。2.原告赵亮起诉称宝马闽Ｃ×××××车被租车公司扣押（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报警回执并不能证明该车被租车公司扣押，有可能涉案车辆是否在被原告处置，怎么处置我们不得而知，没证据能证明车子是被告周佩珍、余永锋开走，被告周佩珍、余永锋均不存在过错。3.该车在双方签署合同时，明确写下讼争车辆为抵押车。被告与原告签署的是《车辆转押合同》并不是买卖合同，如果是买卖合同车辆需要办理过户手续。买卖合同成立：交付财物，给付资金，办理过户手续才是最主要的合同要件。原告承认宝马车不能过户，双方在查询核对、确认手续的真实存在，抵押方自愿将该车辆再次转押给原告。被告周佩珍、余永锋不存在隐瞒、歪曲事实的情况，被告周佩珍、余永锋均不存在过错。退一步讲，原告作为有民事行为的成年人，知道存在风险，履行支付手续。4.交付车子后原告对标的物有保管责任，车子在交付给原告后遗失，该风险应由原告承担。即使转押合同无效，各自返还，则原告应将车辆返还被告（被告与原告抵押交易车辆金额远远低于2015年宝马520车的市场价格，当年市场价格在50万元以上）。5.原告赵亮在一审时没有起诉周佩珍，二审驳回重审的是赵亮与余永锋的买卖合同，被告周佩珍与余永锋是独立民事主体。案件发生地在福建省长乐区，被告周佩珍户籍所在地为福建省漳平市，被告周佩珍的管辖权法院应为福建省长乐区或漳平市人民法院。综上所述，被告周佩珍、余永锋均无过错，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周佩珍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收条、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车子是从上一家（魏祥云）转押给被告周佩珍。证据二、声明书，证明周佩珍委托余永锋办理车辆转押的事。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3月14日，原告赵亮与被告余永锋签订《车辆转押合同》，约定：“（一）、因车辆性质为抵押车，诸多原因造成不能过户，双方在查询、核对，确认手续的真实存在后抵押方自愿将该车辆再次转押给接收方。（二）、抵押方确保该车辆不是盗抢、租赁、逃逸、查封车辆，如出现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纠纷由抵押方承担。（三）、自双方签订合同日起，抵押方应移交相关抵押合同，借据，车辆手续等，车辆今后所有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和原车主间的产权归属等均转移至接收方，抵押方无权也无义务再次过问，接收方将享有一切该车辆相关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四）、抵押方现将车牌照为闽Ｃ×××××车辆转押给接收方，车辆品牌宝马，型号520，车架号ＬＢＶ551109Ｅ5Ｈ70147，发动机号2352Ｃ378，颜色白，转押价格为174000元。”该合同抬头显示再次抵押方“周佩珍（由余永锋签字按印）”，再次接收方“赵亮（由赵亮签字）”，尾部签有“余永锋（代）”。被告余永锋与周佩珍系母子关系。当日，原告赵亮按被告余永锋指示将合同款项174000元转账至被告周佩珍名下账户，被告余永锋将合同约定车辆交付原告，并将车辆行驶证（车主：卢斌）、卢斌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制式文本内容空白，有卢斌签字按印）、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制式文本，卢斌签字按印，填写的车辆信息与上述车辆转押合同一致，其他借款内容皆为空白）、借款合同（制式文本内容空白，卢斌签字按印）一并交予原告。原告事后经核实找到卢斌本人，卢斌对此不予认可，表示从未签过抵押合同。原告在双方交付上述车辆后于当日将车辆通过福州某物流公司运回天津，在装车后被他人开走。庭审中，原告陈述系被车主卢斌抢走。2018年10月21日，福州市长乐区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向原告出具报警回执，报警事项：被人诈骗。2019年3月18日，城关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2018年10月21日，报警人赵亮（男，天津人，身份证号：1201071987××××××××）自行来所报案称：2015年3月14日，赵亮与余永锋电话联系后，约定在长乐区市标邮政储蓄银行门口见面，当晚见面双方商量后，余永锋将车主卢斌质押给他的一辆宝马车转质押给赵亮，赵亮将17万4千元人民币给余永锋，余永锋出具了该辆宝马车的行驶证（车主：卢斌）、车主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该车辆的质押借款合同（系车主卢斌质押出去的，有车主卢斌的签字手印）等材料，赵亮与余永锋就该辆宝马车签订了车辆转押合同后，赵亮将宝马车开走，停放在闽侯县，第二天赵亮发现该车已经被车主卢斌开走，经查，该辆宝马车的车主卢斌涉嫌诈骗在逃无法找到。余永锋因涉嫌职务犯罪于201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现关押在监狱。经法制大队审核，该案可能系民事案件，目前该案无法定性，民警将进一步核查，会将核查结果通知赵亮。”被告余永锋因涉嫌犯罪于2018年2月28日被羁押，后被判处有期徒刑，现在福建省福州市福清监狱服刑。经本院核查，闽Ｃ×××××车辆（车辆识别代号ＬＢＶ551109Ｅ5Ｈ70147）原所有人系卢斌，该车辆分别于2015年3月16日办理补换牌证、2015年3月23日办理变更登记、2015年6月5日办理补换牌证、2015年10月13日办理补换牌证、2016年6月22日办理变更登记、2017年10月17日办理核发检验、2017年10月19日办理抵押登记，2017年10月23日，经卢斌出售给案外人吴美萍，并办理转移登记。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第一，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第二，二被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第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第一点，原告主张与二被告之间共同成立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余永锋抗辩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双方系车辆转押关系，被告周佩珍抗辩双方之间系车辆转押关系，且合同主体为原告与被告周佩珍。根据原告与被告余永锋签订的《车辆转押合同》约定的“因车辆性质为抵押车，诸多原因造成不能过户，双方在查询、核对，确认手续的真实存在后抵押方自愿将该车辆再次转押给接收方”条款，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于车辆不能办理过户即转移所有权应当是明知的，且原告亦知道被告并非实际车主，被告对车辆不享有所有权，故从合同内容及订立合同时双方的主观意思来看，双方缺乏车辆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应系车辆转押的合同关系。鉴于此，根据民事案由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本案立案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不妥，本院调整为合同纠纷。关于第二点，原告要求二被告共同承担返还车辆款项174000元，被告余永锋抗辩与原告不存在合同关系，与原告签订《车辆转押合同》系受被告周佩珍委托，合同主体应为原告与被告周佩珍；被告周佩珍亦认可系委托余永锋办理该车辆转押事宜，对余永锋与原告所签《车辆转押合同》认可，并承担余永锋代本人签字的法律责任。首先，对于是否应当返还车辆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在其所占有的质物上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无效。质权人对因转质而发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被告在与原告签订《车辆转押合同》并将车辆转押给原告后，虽然向原告提供了车辆行驶证、车主身份证复印件、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机动车辆质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等材料，但上述合同均为空白制式合同，并不足以证实车主卢斌即出质人同意被告将上述车辆予以转押，故被告未经出质人同意即与原告签署《车辆转押合同》并将车辆转质押给原告的行为依照担保法解释上述规定，应属无效。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被告应将收取的车辆款项退还原告。鉴于原告主张车辆系被车主取回，且根据本院调查核实，车辆后续确系被车主卢斌处分，故本院不再判决原告返还车辆。被告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可另行解决。对于二被告的责任承担，根据民法通则规定，委托授权不明或者代理事项违法的，由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均未提交委托授权的相关证据，且代办事项违反司法解释规定，故二被告应当对返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主张被告余永锋于2018年2月28日被福州市长乐区监察委员会留置，后被羁押无法联系上被告余永锋，原告无法找到余永锋，故诉讼时效已经中止；被告余永锋则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根据本案事实，原告诉讼时效期间应为2015年3月14日起算三年，被告余永锋确系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被采取强制措施，原告存在向被告余永锋主张权利的障碍，可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被告余永锋在原一审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发回重审后才提出，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综合考虑以上两点，本院对被告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支持。另，关于被告周佩珍提出的本案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的抗辩意见，本案原被告之间的车辆交易虽存在违反民事法律情形，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存在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情形，对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周佩珍亦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抗辩，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且本案被告余永锋正在监狱服刑，根据法律规定，本院依法具有管辖权。其抗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周佩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赵亮车辆款项174000元；二、被告余永锋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80元，由被告余永锋、周佩珍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后，应在上诉期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审 判 长  陈 玮审 判 员  张玉冰人民陪审员  胡乃园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 记 员  梁 悦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四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书面委托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并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委托书授权不明的，被代理人应当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第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为担保自己的债务，经出质人同意，以其所占有的质物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应当在原质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之内，超过的部分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转质权的效力优于原质权。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为担保自己的债务，在其所占有的质物上为第三人设定质权的无效。质权人对因转质而发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一）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二）对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三）对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提起的诉讼；（四）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对管辖异议审查后确定有管辖权的，不因当事人提起反诉、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等改变管辖，但违反级别管辖、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按第一审程序再审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