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10民终25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洪伟，男，1971年5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褚威、童文旺，浙江隋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台州祺易达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花前大道19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方发，男，1967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兆富，男，1966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威，男，1965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天台县。 四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利虎，浙江钟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洪伟因与被上诉人台州祺易达电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易达公司）、李方发、何兆富、周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洪伟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并未取得公司股东身份，其投入公司的款项仅是投资款，后各方协商一致，洪伟退出，后各方协商一致，祺易达公司当然应返还投资款：一、上诉人不具有股东身份，原审法院以股东会决议上记载的“股东”字样认定洪伟的股东身份，忽略了股东身份取得的基础原因及真实内涵，显然不当；二、祺易达公司并未启动增资程序，增资程序的启动，需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交变更申请表，将资本变更事项予以明确，但是被上诉人祺易达公司提交的2015年2月10日的《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的初衷是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提出公司增资事项，鉴于此，不能认定祺易达公司在上诉人投资时，启动了增资程序；三、祺易达公司的增资程序未启动，退一步讲，即使启动了，上诉人的投资款要成为实缴资本，也应该在增资程序完成时方可认定，现因增资程序未完成，上诉人的投资款未能成为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上的注册资本，始终只是上诉人对公司的投资款。综上，上诉人不是祺易达公司的股东，祺易达公司自愿返还其投资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各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各被上诉人应按约定承担各自的责任。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祺易达公司、李方发、何兆富、周威答辩称，上诉人已取得股东身份，其向公司汇入250万元作为资本金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对各股东的股份份额作出了调整，股东会决议上诉人占股份32%，并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上诉人，2015年2月11日，被上诉人祺易达公司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将上诉人变更为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清楚，论理阐释准确。洪伟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祺易达公司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洪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祺易达公司支付原告借款本金232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月利率15‰自2015年4月7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止，暂算至2019年2月6日为1600800元）；2.被告李方发、何兆富、周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洪伟自2014年12月开始陆续向被告祺易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琳账户汇款。2015年2月9日，被告祺易达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原告洪伟为公司董事长，占公司股份32%。2015年2月11日，被告祺易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一栏由李琳变更为洪伟。2015年4月7日，被告祺易达公司向原告洪伟出具协议一份，其上载明“台州祺易达电动车有限公司前期多次向洪伟借到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正（2500000.00）经双方协商一致特订立如下用电动车抵借款归还协议：1.祺易达公司以成本价供应洪伟；2.洪伟从5月份开始分批提车；3.每月提车不能超过叁佰辆；4.洪伟的借款需计算利息按壹分伍计算；5.洪伟发货客户需提前告诉公司以免造成经销商双出现象。借款人：台州祺易达电动车有限公司2015.4.7.担保人：李方发何兆富周威”。2015年4月27日，被告祺易达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一栏由洪伟变更为何兆富。现原告洪伟以被告祺易达公司已停止经营，无法按照协议继续履行还款义务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祺易达公司支付尚欠借款本金232万元及利息，并要求被告李方发、何兆富、周威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洪伟主张自2014年12月份开始陆续向被告祺易达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李琳账户汇款，对此被告祺易达公司辩称收到250万元投资款属实，但该款系洪伟为成为祺易达公司股东而出资的股东资本金。根据洪伟、周威、李琳、何兆富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股东会决议及原告方在（2016）浙1023民初3541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对“开始投资250万元做公司股东的投资款，你（即洪伟）占32%股份，但后来因双方合作不愉快，你（即洪伟）退出公司，并把250万元投资款转做借款”这一事实的认可，由此可知洪伟、周威、李琳、何兆富四方已就原告洪伟投资祺易达公司并成为股东达成了合意。原、被告双方均认可洪伟已实际出资250万元，且祺易达公司2015年2月9日股东会决议中明确载明“同意洪伟为公司董事长，占公司股份32%”，祺易达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亦显示其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2月11日由李琳变更为洪伟，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原告洪伟已经取得了祺易达公司股东的身份。关于原告洪伟认为250万元投资款已转为借款并要求返还的主张。原告洪伟依据祺易达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向其出具的《协议》一份要求被告祺易达公司返还借款并由李方发、何兆富、周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从上述《协议》内容，结合原、被告当庭陈述，对该份《协议》可以理解为系洪伟与李方发、何兆富、周威达成的洪伟从祺易达公司撤回洪伟250万元投资款的合意。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是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原则，我国《公司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股东向公司出资后，出资财产即转变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其独立于股东个人的财产而构成公司法人格的物质基础。股东从公司抽回出资则会减少公司资本，动摇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侵害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而为法律所严禁。同时抽逃出资并不限于抽逃注册资本中已经实缴的出资，在公司增资的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均认可祺易达公司已实际收到洪伟投资款250万元，根据祺易达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祺易达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向工商登记部门提交了一份“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该申请书上注册资本一栏显示1000万元，股东发起人一栏为洪伟，变更内容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琳变更为洪伟，洪伟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字确签字有异议，且洪伟亦承认《协议》主文写好后李方发、何兆富、周威三人先签字，后洪伟叫李方发加上“担保人”三字。即使本案李方发、何兆富、周威三人作为担保人签字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洪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李方发、何兆富、周威有过错，故对原告洪伟要求被告李方发、何兆富、周威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洪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收取38170元，由原告洪伟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陈述、涉案股东会决议、银行汇款凭证等证据，可以确认上诉人与祺易达公司达成内部合意，即上诉人以250万元出资获得公司股份32%，但这仅是公司的内部意思，该意思既未记载在公司章程中，也未显示在公司工商登记信息中，故从商事外观主义角度看，上诉人的投资款未经增资程序成为公司注册资本金。禁止股东抽逃资本是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在公司法中的具体体现，该原则的根本意图是公司以工商登记显示的资产情况，作为对外经营的保证，公司的资本外观信息是外部第三人与公司发生经济往来时的重要参考，公司有稳定的资本，才能及时清偿公司债务，确保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见，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系从商事外观主义角度，保护交易安全。工商登记信息系公司基本信息的外观载体，本案上诉人的投资并未使公司股东、注册资本等外观信息发生变化，未对外部交易产生影响，故上诉人向公司要回投资款的性质不应认定为抽逃出资，即该笔投资款应视为祺易达公司负担的债务。涉案《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祺易达公司应按约清偿债务，被上诉人李方发、何兆富、周威应按约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上诉人在一审中陈述已收到被上诉人祺易达公司的电瓶车120辆，共折合抵扣人民币18万元，被上诉人祺易达公司则认为双方尚未结算，考虑到一审法院对祺易达公司抵债的电瓶车数量和金额并未进行实际审理，故为查明该基本事实，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本院认为应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为妥。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2019）浙102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 二、将本案发回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重审。 二审案件受理费38170元，退还给上诉人洪伟。 审 判 长  陈 龙 审 判 员  戴莹莹 审 判 员  张妙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王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