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砚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云2622民初1877号 原告：陶开红，男，1980年7月17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杨开英，女，1949年8月13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文盲，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陶开玉，男，1981年12月21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陶开文，男，1971年8月20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小学文化，农村居民，住云南省砚山县。 原告：陶友英，女，1969年8月15日出生，苗族，云南省广南县人，文盲，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广南县。 原告：陶开美，女，1983年12月3日出生，苗族，云南省砚山县人，文盲，农村居民，住云南省广南县。 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元坤，云南圆合圆（广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祁正荣，男，197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云南省马关县人，初中文化，城镇居民，住云南省文山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超，云南鼎祥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陶开红、杨开英、陶开玉、陶开文、陶友英、陶开美（以下简称陶开红等六人）与被告祁正荣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开红、陶开文及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元坤，被告祁正荣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陶开红等六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祁正荣赔偿陶开红等六人经济损失85243元；2．诉讼费由祁正荣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祁正荣租赁砚山县阿猛镇迷法村小组的土地栽种三七，需要三七管理人员，即找到陶自权，雇佣陶自权为其三七园进行日常管理，并约定祁正荣支付陶自权劳动报酬为每年16000元。2018年10月14日，陶开红接到砚山县公安局阿猛派出所民警转告村委会的电话，被告知发现陶自权在位于祁正荣三七园不远处路下方死亡，经公安局民警勘验后排除刑事案件及交通事故。陶开红到达现场后，民警告知其现场勘验已处理完毕，可将死者陶自权的尸体运回家中安葬，其他问题待后处理。之后陶开红等六人将陶自权的尸体进行安葬处理。后陶开红等六人多次找祁正荣协商对陶自权死亡一事的经济赔偿，祁正荣均以各种理由推脱，导致无法协商。陶开红等六人认为，陶自权与祁正荣形成劳务关系，祁正荣以上行为严重损害了陶开红等六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陶开红等六人的合法权益，故起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祁正荣赔偿死亡赔偿金118448元（10768元×11年）、丧葬费52038元的50%即85243元。 祁正荣辩称，一、陶开红等六人的亲属陶自权确实与祁正荣有雇佣关系，但是陶自权的工种是看守三七园；二、事发当天陶自权外出没有告知祁正荣，陶自权去干什么祁正荣不清楚；三、死亡地点距祁正荣的三七地有5公里，并且中间隔着三个寨子；四、陶自权的劳动报酬祁正荣已经付清，并且还多付了两个月的工资，因为陶自权死的时候还有两个月才有一年；五、陶自权的死亡与祁正荣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陶开红等六人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事实认定如下：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即祁正荣与陶自权之间存在劳务关系，陶自权于2018年10月14日意外死亡、祁正荣已支付2018年的劳务费16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陶自权是否属在从事雇佣活动中死亡，祁正荣对陶自权的死亡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陶开红等六人针对争议事实提交如下证据：第1组，陶开红等六人身份证，证明陶开红等六人的基本身份信息及其诉讼主体适格的事实；第2组，户籍注销证明，证明陶自权死亡后，家属已到砚山县公安局阿猛派出所办理注销户籍证明的事实；第3组，证明，证明死者陶自权与妻子杨开英共同生育子女陶友英、陶开文、陶开红、陶开玉、陶开美的事实；第4组，阿猛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死亡相关照片，证明死者陶自权于2015年以来一直为祁正荣管理三七园，2018年被发现死于距祁正荣三七园不远处的路下方，经公安局介入勘验后排除案件及交通事故的事实。 经质证，祁正荣对陶开红等六人提交对第1、2、3组证据三性均没有意见；对第4组证据三性没有意见，但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陶开红等六人说陶自权是管理三七园，其实陶自权只是看守三七园，并不是管理人员，陶开红等六人说陶自权死于距祁正荣三七园不远处，其实陶自权死亡地点距祁正荣的三七园有5公里，还是比较远的。陶开红等六人的证据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与祁正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接处警登记表上面记载“家属到场后对死者的意外死亡无异议”，所以陶自权的死亡与祁正荣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祁正荣针对争议问题及答辩理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核，本院对证据作如下认证：陶开红等六人提交的第1、2、3组证据真实、合法，祁正荣对其三性无异议，与本案争议问题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第4组证据祁正荣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陶自权死亡的事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但陶开红等六人用该证据证明陶自权死于距三七园“不远处”的观点，与其在法庭调查中的陈述不相一致，该证明观点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5年以来，祁正荣雇佣陶正权看管位于砚山县园，2018年前每年报酬为12000元，2018年开始为每年16000元。2018年10月14日14时15分，经阿猛镇阿猛新街的郭家坤报警称，其在块地里发现了一个死人，希望派出所出警帮助处理。经砚山县公安局阿猛派出所干警现场勘验：发现的该尸体无体表伤痕，排除案件及交通事故可能，是意外死亡事件。经现场走访及向相关知情人走访调查得知：发现的该尸体为在迷法帮人守三七的陶自权，男，1950年1月6日出生，苗族，住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阿绞村委会凹塘边**。陶开红等六人将陶自权安葬后，因双方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导致本案诉讼，诉请如前。经查明，祁正荣在陶自权生前支付了报酬3000元，陶正权死亡后，向陶开红等六人支付了13000元。祁正荣称陶自权死亡的地点为阿猛镇上黑尚路边的菜地里，距三七园约4、5公里；陶正红称陶自权死亡地点距三七园约20分钟的路程。 本院认为，祁正荣雇佣陶自权为其看管三七园，双方之间形成了劳务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陶自权从事的雇佣活动是为祁正荣看守和管理三七园，陶自权死亡的地点距其所看管的三七园约4、5公里或约20分钟的路程，不在“雇主授权或者指示的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陶开红等六人没有证据证实陶自权死亡时的行为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陶开红等六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陶开红、杨开英、陶开玉、陶开文、陶友英、陶开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32元，减半收取966元，由陶开红、杨开英、陶开玉、陶开文、陶友英、陶开美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