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11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桂珍，女，1968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景欢，女，1966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欧子俊，广东瀛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善坤，男，1962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炎玲，男，1967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世宾，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思奇，广东昌联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桂珍、吴景欢因与被上诉人郭善坤、陈炎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39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何桂珍、吴景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善坤、陈炎玲所有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双方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补充规定，郭善坤、陈炎玲于2018年4月12日起诉要求支付租金，已过三年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何桂珍、吴景欢已全额支付土地承包款。1.租金的交付是现金支付，没有收据和转账。双方之间形成了现金支付的交易习惯，何桂珍、吴景欢不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2.补充协议约定“年租金合计144200元，乙方于本规定签订时一次性上交给甲方”。故何桂珍、吴景欢于签订补充协议当时就缴纳了全部租金。从签订协议当时至何桂珍、吴景欢的香蕉地被红牌集团铲平，乃至郭善坤、陈炎玲起诉要求何桂珍、吴景欢损害赔偿之前，郭善坤、陈炎玲从来没有要求过交租的事情。由此可见，按照双方交易习惯，以及土地承包补充规定的约定，何桂珍、吴景欢已全部缴纳了租金。何桂珍、吴景欢起诉要求郭善坤、陈炎玲损害赔偿后，郭善坤、陈炎玲才提起这一事情，明显有悖常理。郭善坤、陈炎玲辩称，1.郭善坤、陈炎玲已经在（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号、（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4号两案中明确说明其的主张，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视为诉讼时效中断。2.郭善坤、陈炎玲从来没有怠慢履行主张自己的权利，双方在（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号、（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4号两案庭审过程中，包含一审、二审，双方曾就租金及赔偿款进行协商。郭善坤、陈炎玲在前述案件中曾要求提起反诉，但主审法官认为应另案起诉，基于当时对方所耕种的香蕉确实存在部分毁损的情形，郭善坤、陈炎玲以及对方之间其实就租金以及损失赔偿之间也曾多次协商，所以郭善坤、陈炎玲认为如果（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号、（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4号对方的损失没有获得支持，为公平起见，郭善坤、陈炎玲就放弃对对方租金的追讨。3.就案涉租金，何桂珍、吴景欢从未实际支付，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已经支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对方上诉，维持一审判决。郭善坤、陈炎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何桂珍、吴景欢立即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土地承包款168233.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善坤、陈炎玲于2012年年底至2014年年底期间执耕湛江红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牌公司）涉案位于中山市××××103亩土地。2013年5月1日，郭善坤、陈炎玲（甲方）与何桂珍、吴景欢（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约定郭善坤、陈炎玲将涉案103亩土地发包给吴景欢、何桂珍耕种。《土地承包协议》部分约定如下：1.发包期限2013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合同期满后，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约权；2.第一期自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止每亩租金1300元/年，年租金合计133900元，乙方于2014年4月1日前一次性上交。第二期自2014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每亩租金1000元/年，年租金103000元，每年租金于当年5月1日前一次性上交。第一期租赁期内若当年乙方种植作物未收获前，业主红牌公司收田、征用及开发该土地填土，造成乙方当年作物无收成，甲方按乙方实际损失多少亩则减免乙方多少亩租金。第二期租赁期内，若中途业主及上级有关部门收回该土地所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负责任且不退还当年租金给乙方；3.承包期内，一切经营风险、责任概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在承包期内原业主收回、征用、转让及开发该土地，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并不作任何性质的补偿（第一期租赁期除外，按前述约定处理）。协议签订后，吴景欢、何桂珍在涉案土地上各自进行蕉树种植，其中吴景欢种植面积约52亩，何桂珍种植面积则约51亩。2015年1月21日，郭善坤、陈炎玲（甲方）与何桂珍、吴景欢（乙方）针对前述协议再次签订《土地承包补充规定》，双方补充内容如下：1.发包期限内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清理完地上农作物为止的承包租金每年按1400元/每亩计算，年租金合计144200元，乙方于签订本规定时一次性付清前述款项；2.土地由乙方在2015年内收成清理完第一条蕉后，无条件归还甲方；3.乙方在2015年内收成清理各剩余200条蕉时，甲方有权以20元/条价格作为补偿收回所有出租土地。补充规定签订后，因红牌公司需要收回土地，而何桂珍、吴景欢未自行清理，故涉案土地上的香蕉于2015年5月至6月期间被陆续铲除。双方因损害赔偿协商未果，何桂珍、吴景欢遂于2015年6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郭善坤、陈炎玲、中山市蟠龙村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以下简称蟠龙经联社）、红牌公司赔偿经济损失[案号分别为：（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号、（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4号]。郭善坤、陈炎玲在上述两案诉讼过程中，表示保留向何桂珍、吴景欢主张租金的权利。2017年12月29日，一审法院依法作出（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郭善坤、陈炎玲于该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共同向何桂珍赔偿损失20万元；二、驳回何桂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日，一审法院作出（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郭善坤、陈炎玲于该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共同向吴景欢赔偿损失6万元；二、驳回吴景欢的其他诉讼请求。郭善坤、陈炎玲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8年8月17日，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8）粤20民终2662号和（2018）粤20民终26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郭善坤、陈炎玲的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4月12日，郭善坤、陈炎玲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何桂珍、吴景欢支付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租金168233.3元。何桂珍、吴景欢表示，2015年1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补充规定》时已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现金144200元，且郭善坤、陈炎玲现起诉主张租金已过诉讼时效。郭善坤、陈炎玲否认收到租金，且表示在前述案件中主张过租金，故诉讼时效未过。一审法院认为，何桂珍、吴景欢对其与郭善坤、陈炎玲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补充规定》约定发包期内2014年5月1日起至2015年清理完土地上农作物为止的承包租金每亩1400元，年租金合计144200元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因何桂珍、吴景欢种植于涉案土地的香蕉于2015年5、6月被陆续铲除，故郭善坤、陈炎玲主张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租金为168233.3元，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何桂珍、吴景欢认为，2015年1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补充规定》时已一次性支付了租金144200元，郭善坤、陈炎玲对此不予认可。因何桂珍、吴景欢未举证证明其付款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规定，一审法院对何桂珍、吴景欢的意见不予支持。郭善坤、陈炎玲主张何桂珍、吴景欢拖欠租金168233.3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诉讼时效。2015年1月21日，双方签订补充规定约定租金当日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涉案租金诉讼时效应从该日即2015年1月21日起算。因郭善坤、陈炎玲在何桂珍、吴景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案件中，表示何桂珍、吴景欢拖欠租金并表示保留主张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郭善坤、陈炎玲所在意思表示应属主张权利。故涉案租金的诉讼时效已中断，现郭善坤、陈炎玲于2018年4月12日起诉要求何桂珍、吴景欢支付租金及利息损失，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何桂珍、吴景欢认为郭善坤、陈炎玲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郭善坤、陈炎玲要求何桂珍、吴景欢支付租金168233.3元及利息损失，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何桂珍、吴景欢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租金168233.3元及利息（以实欠租金数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8年4月12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664元，减半收取1832元，由何桂珍、吴景欢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何桂珍、吴景欢提交了证据：1.（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544号案庭审笔录，拟证明何桂珍、吴景欢无须支付租金；2.银行流水，拟证明何桂珍于2015年1月20日从银行支取现金以支付本案部分租金；3.吴景欢香蕉地收款记账本，拟证明吴景欢家中常备现金；4.何桂珍香蕉地收款记账本，拟证明何桂珍家中常备现金。本院依职权调取了（2018）粤20民终2662、2663号案调查笔录。经质证，何桂珍、吴景欢确认（2018）粤20民终2662、2663号案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郭善坤、陈炎玲确认（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544号案庭审笔录及（2018）粤20民终2662、2663号案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确认银行流水真实性，不确认关联性；不确认何桂珍、吴景欢香蕉地收款记账本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查明：（2015）中二法黄民一初字第543、544号案诉讼中，郭善坤、陈炎玲确认，其与何桂珍、吴景欢均清楚2015年中旬必须将涉案土地交还给红牌公司。在红牌公司铲除涉案土地香蕉后，双方曾多次到中山市维稳办对涉案土地进行处理。关于为何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补充协议，郭善坤、陈炎玲称其在2013年签订补充协议时已告知何桂珍、吴景欢红牌公司随时会收回土地。在何桂珍、吴景欢及郭善坤、陈炎玲都明知红牌公司在2014年底要收回涉案土地的基础上，双方在2015年1月21日将期限延长至2015年年底。何桂珍、吴景欢称2015年1月21日，还没有到交租的时候，郭善坤、陈炎玲催其交租。因郭善坤、陈炎玲系强势一方，故其就勉强将这一年的租金144200元交了并与郭善坤、陈炎玲签订补充协议。本案诉讼中，郭善坤、陈炎玲确认何桂珍、吴景欢已付清了之前的第一期租金。郭善坤、陈炎玲称何桂珍、吴景欢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第一期租金。何桂珍、吴景欢陈述，其于2015年1月21日向郭善坤、陈炎玲现金支付租金144200元，该资金来源为何桂珍、吴景欢各出一半，何桂珍的资金系部分从银行取出，部分从家中取出；吴景欢系从家中取出。二人因出售大蕉收取货款，家中常备现金。2015年1月20日，何桂珍在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折现金取款35000元。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何桂珍、吴景欢是否已于2015年1月21日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了租金144200元。何桂珍、吴景欢主张其在2015年1月21日签订土地承包补充协议时已一次性支付租金144200元；郭善坤、陈炎玲主张何桂珍、吴景欢未按土地承包补充协议的约定支付租金。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各自的陈述，本院认为，第一，根据土地承包补充协议约定，何桂珍、吴景欢应当在该协议签订时一次性支付租金144200元。如若双方于签订该协议时，何桂珍、吴景欢未即时支付该租金，双方不应作此约定。第二，关于双方签订该补充协议的目的，郭善坤、陈炎玲述称在红牌公司要收回涉案土地的基础上，双方在2015年1月21日将期限延长至2015年年底；何桂珍、吴景欢述称2015年1月21日，还没有到交租的时候，郭善坤、陈炎玲催其交租，其就勉强将这一年的租金144200元交了并与郭善坤、陈炎玲签订补充协议。本院认为，在双方于2013年5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已明确约定双方的租赁期限至2018年4月30日止。在郭善坤、陈炎玲与何桂珍、吴景欢均明知红牌公司即将收回涉案土地的情形下，郭善坤、陈炎玲述称其与何桂珍、吴景欢签订补充协议，将涉案土地的租期延长至2015年年底，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何桂珍、吴景欢的陈述，即因红牌公司要提前收回土地，故郭善坤、陈炎玲要求何桂珍、吴景欢于2015年1月21日提前支付租金，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第三，本案诉讼中，郭善坤、陈炎玲确认何桂珍、吴景欢之前的租金就是以现金方式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关于本案争议租金系2014年5月1日至何桂珍、吴景欢停止耕种之时的租金。在双方已明知涉案土地即将被收回的情形下，何桂珍、吴景欢于2015年1月21日，即土地承包协议即将终止之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向郭善坤、陈炎玲付清租金，符合交易习惯。况且，何桂珍于支付涉案租金的前一天（即2015年1月20日）从银行支取了部分现金，结合何桂珍、吴景欢从事大蕉耕种、出售的事实，其家中具有高度可能性存有现金，有条件通过现金方式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租金。第四，如若何桂珍、吴景欢未于2015年5月1日支付144500元租金，则其行为已构成违约。郭善坤、陈炎玲既未要求何桂珍、吴景欢返还土地，亦未向何桂珍、吴景欢主张权利。直至何桂珍、吴景欢起诉请求其赔偿损失后，郭善坤、陈炎玲才于该案答辩意见中称保留其向何桂珍、吴景欢主张租金的权利，亦有悖常理。综上所述，何桂珍、吴景欢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已于2015年1月21日签订涉案补充协议时，已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了租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本院认定何桂珍、吴景欢已依约于2015年1月21日向郭善坤、陈炎玲支付了2014年5月1日起至清理完涉案土地地上农作物之日止的租金。郭善坤、陈炎玲现请求何桂珍、吴景欢支付2014年5月1日之后的租金，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何桂珍、吴景欢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18）粤2072民初399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郭善坤、陈炎玲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664元，减半收取1832元（郭善坤、陈炎玲已预交），由郭善坤、陈炎玲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664元（何桂珍、吴景欢已预交），由郭善坤、陈炎玲负担（郭善坤、陈炎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何桂珍、吴景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玲审判员 刘 通审判员 赖晓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 郭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