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4民终136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碧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王长碧，女，1963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平，重庆舒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廷高农村承包经营户。诉讼代表人：黄廷高，男，1974年5月17日出生，土家族，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勇，重庆海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天河村红豆组，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天河村红豆组。负责人：张应周，该组组长。上诉人王长碧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王长碧户）因与被上诉人黄廷高农村承包经营户（以下简称黄廷高户）、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天河村红豆组（以下简称红豆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渝0240民初29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7日受理后，于2019年10月17日对上诉人王长碧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康小平，被上诉人黄廷高户的诉讼代表人黄廷高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先勇进行了询问，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长碧户上诉请求：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长碧户的一审诉讼请求，并由黄廷高户、红豆组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以致作出了错误裁判。其主要表现在：1.一审判决认定的黄朝再的死亡时间和王长碧的改嫁时间错误。王长碧户的诉讼代表人之夫黄朝再并非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是1995年去世，而黄朝再真正的去世时间是1999年上半年，黄朝再去世后，王长碧才于1999年12月7日改嫁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7组，丰都县公安局将王长碧的户口登记为1995年10月10日是误登，并非是真正的迁移时间，此时的王长碧与黄朝再仍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可能在黄朝再未死亡之前就将户口迁移他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这一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的王长碧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的荒芜时间和荒芜的事实也是错误的。因为，黄朝再于1999年上半年才去世，王长碧于1999年12月7日才改嫁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7组，在此之前王长碧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均是由王长碧户自己耕种，并上交农税提留，并不欠国家任何税款。1999年12月7日王长碧户的诉讼代表人改嫁后才将自己所承包经营的田土交由黄廷高户的诉讼代表人黄廷高代耕，因此，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王长碧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荒芜的事实和时间这两个事实错误。3.1996年至2001年的农税提留款王长碧户未缴纳的事实认定错误。因为王长碧户的诉讼代表人之夫黄朝再于1999年上半年去世之前，王长碧户以承包经营的土地一直由王长碧户自己耕种，由王长碧户自己完成农税提留，而并非是黄廷高交纳，但一审法院偏听证人黄廷明和向元红的虚假证言，认定是黄廷高所交纳，但在一审庭审中黄廷高也并未举示所交纳农税提留的相关证据予以应证。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这一事实严重错误。4.一审法院认定是王长碧户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交回给红豆组的事实严重错误，以致作出了“在1999年12月7日王长碧户的诉讼代表人王长碧改嫁丰都后，并将其所承包经营的土地和山林交由黄廷高户代为耕种、经营和管理”的认定。同时王长碧户将承包合同交由黄廷高保管。双方的这一行为依法属法律所规定的代为耕种的行为。假使对王长碧户进行打击报复的证人黄廷明和与黄廷高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向元红的证言所证明的:“王长碧户将承包合同交由黄廷高，事后黄廷高不愿再耕种便将王长碧户交与其保管的承包合同交给集体，表示不再耕种，把王长碧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交回给集体”这一事实是真实的，那么王长碧户的这一行为也是无效行为，就此也不能认定为是王长碧户将其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交回给集体的事实。因黄廷高不是王长碧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也不是王长碧户家庭共有成员之一，而且，王长碧户对黄廷高的这一行为也没有予以追认，不能认定是王长碧户的行为。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认定的王长碧户将承包田土交回给集体的这一事实与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14日庭审后在石柱生活网所刊载的“一天内巡回审理三起案件，石柱人民法院顶着烈日、爬坡上坎、心系民众”一文中所查明的是集体将土地收回的这一事实是自相矛盾。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王长碧户已将承包土地交回给集体的事实错误，是最终导致判决结果错误的根本原因。5.一审法院所认定:黄廷高户与红豆组从2001年起已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关系也是错误的，同时也是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2001年承包经营土地调整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二款，2003年3月1日之后承包经营土地的调整的法律依据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两部法律对集体土地的承、发包均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集体土地的发包和承包方案，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们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不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红豆组原组长黄廷明和天河村支部书记向元红二人就可以决定将王长碧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发包给黄廷高，从2001年起黄廷高户与红豆组就形成事实上的承包关系违法事实。所以，一审法院的这一事实的认定，违反上述法律之规定，将该土地视为黄廷明和向元红个人所有的土地，可以对土地进行任意发、承包，把二人的违法行为予以合法化。6.一审法院将2010年县人民政府的颁证确权行为，错误认定为:是黄廷高户与红豆组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行为。众所周知，2010年县人民政府以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为基础，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由县人民政府给其承包经营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该行为是行政行为，并非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2010年石柱县政府对承包经营的土地的颁证行为，是黄廷高户与红豆组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的行为。所以，一审法院认定的这一事实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假使王长碧户以口头的形式申请将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交回给红豆组，其程序也是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一审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耕地的承包期限为30年，然而王长碧户所承包经营的土地现仍在承包经营有效期内，同时根据该法的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也不得调整承包地，并且该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等。这“应当”二字是申请交回承包土地的一种强制性规定，这里“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是承包方交回承包土地的程序性的强制规定，不符合本条规定程序的，不得认定其为自愿交回。迄今为止，红豆组并未收到王长碧户交回所承包土地书面申请通知。也未收到黄廷高将王长碧户交由其代耕的承包的土地交回集体的书面申请通知。但在本案中假使黄廷高已提交了书面申请将王长碧户承包的土地交回红豆组，那么也必须是经王长碧户追认的情况下，才对王长碧户具有约束力。否则，黄廷高的这一行为系无效行为，假使王长碧户已口头申请交回所承包的土地，那么也不能认定为自愿交回自己承包的土地。所以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是王长碧户自愿交回承包的土地，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况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适用的所有法律依据，均是保护王长碧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以此法律规定判决驳回王长碧户的一审诉讼请求，与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与判决结果相悖。7.一审法院收集证人证据的程序是违法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中所认定的有关事实严重错误，仅凭他人的片面之词认定王长碧户已将承包的田地交回给红豆组事实错误，且也与国家关于申请交回承包经营的土地的法定程序的强制性规定相悖，以致作出错误裁判。为此，现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长碧户一审诉讼请求。黄廷明户辩称，1.王长碧系自动交回涉案土地，1995年黄朝再去世以后，王长碧将户口迁移到丰都县，有丰都县公安局的户口登记表可以证明。从1996年-2001年，王长碧将涉案土地荒芜，2001年王长碧从丰都县回到石柱县找到黄廷明，主动要求将涉案土地交回，并称我们户口已经迁入丰都县，将土地交由集体，当时将土地承包证交给了组长，组长找到黄廷高，要求黄廷高承包其交回的土地。经过黄廷明及村支书作思想工作，黄廷高接受了涉案土地的发包。并不是集体强制违法收回；2.黄廷高从2002年上半年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新的承包关系，并补交了王长碧拖欠的款项，以后一直执业；3.王长碧不再是红豆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995年王长碧及其子女都将户口迁移到丰都县，并在丰都县建立了新的承包关系，承包了土地。一审中我方提交了王长碧在丰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了王长碧及其子女黄亚林在丰都承包有土地，属于那个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资格来讲，王长碧不再具有石柱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因此，王长碧不再对涉案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丰都公安局登记错误的说法不成立，应当予以认定王长碧迁移时间是1995年。从丰都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来看，王长碧承包土地的时间是1998年7月1日-2028年6月30日。黄朝再1999年去世的信息不真实，1998年王长碧交回土地，黄朝再如果1998年没有去世，不应该变更为王长碧。王长碧从丰都回来，因农税没有缴纳，王长碧说她的户口没有在这里，也不在这里居住，不缴纳税款，黄廷明就让黄廷高来做，黄廷高当时并不想做土地，有5、6年的税款没有缴纳，所以我拒绝了，王长碧就把土地承包经营证交出来了，黄廷高没有收。综上，一审法院驳回王长碧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判决结果正确，希望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王长碧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确认黄廷高户、红豆组于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编号为：CQ362301XXXXX4）中，由黄廷高户承包的小地名为朱家榜石板田、朱家榜大田、石板田、石桥河坝、沙坝、坟窝当、大刀厂坪坪的地块无效，同时判令黄廷高户将上述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王长碧户，并由黄廷高户、红豆组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黄朝再为户主在冷水镇天河村红豆组承包了涉案田土，黄廷高系黄朝再之子，王长碧系黄廷高继母。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黄朝再1995年去世，黄朝再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户主变更为王长碧。黄廷高父亲去世后，其继母王长碧嫁到丰都县，其承包的田土荒芜，1996年至2001年的农税款项王长碧户均未缴纳。时任组长黄廷明2001年找到王长碧，要求补交农税款项，王长碧称“土地不会做了，谁愿意做谁承包，谁交钱”，并将承包证拿给黄廷高，想给黄廷高做，黄廷高不同意，黄廷明才接过承包证。黄廷明接过承包证后找到村支书向元红，将情况给向元红说后，向元红与黄廷明一起找到黄廷高，并一同给黄廷高做工作，黄廷高同意后才将王长碧户的承包证交给黄廷高，黄廷高还补交了王长碧户1996年至2001年的税款。2010年，红豆组与黄廷高签订承包合同，并将王长碧户的田土发包给黄廷高。王长碧的户口于1995年10月10日已从原户籍地迁到其丈夫的户籍地，其丈夫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作为户主在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七里村4社承包了田土，王长碧系该户共有人之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2010年红豆组与黄廷高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问题，王长碧户主张返还涉案地块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下面作如下评判：本案中，虽然涉案土地1998年登记在王长碧户名下，但时任组长黄廷明、时任村支书向元红均证实王长碧于2001年主动要求将涉案土地交回发包方重新发包，组上收回后给黄廷高做工作黄廷高才同意承包，并由黄廷高补交了涉案土地1996年至2001年的税款，2002年黄廷高户开始耕种涉案土地至今，也即是自2002年起红豆组与黄廷高就涉案土地形成了事实上的重新发包关系，又王长碧现已是其夫黄廷顺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共有人之一，即是王长碧已是丰都县十直镇七里村4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已不再是红豆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王长碧户主张红豆组与黄廷高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以及要求返还涉案土地，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长碧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0元，减半收取40.00元，由王长碧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二审中，上诉人王长碧户举示了以下证据：1.2018年6月28日黄廷高出具的书面承诺，拟证明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并非是1995年；2.王长碧与黄廷顺结婚证复印件，证明王长碧在1999年12月7日改嫁到丰都，才将户口迁移到丰都县，所以公安局登记是错误的；3.公安机关证明，拟证明王长碧的户口是2004年注销，并非1995年10月10迁出；4.石柱县法院的报道，2019年8月13日的第二天发表的，拟证明案涉土地是集体收回的，不是交回的；5.农村土地基本情况表，拟证明王长碧在那边没有承包土地的事实。被上诉人黄廷高户质证认为，1.1999年的承诺书，是由于我去领取房产证，国土局需要一个承诺，我就找到向元红，向元红就写了这个承诺书，并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看，只是按了手印。我父亲死亡的真实时间是1995年。2.1、2、3、6组证据都不属于二审新证据，新证据是在二审诉讼期间、一审终结以后新产生的证据，而王长碧户提交的这些证据，一审中就客观存在。3.书面承诺是由向元红出具，黄朝再真实死亡时间是1995年，丰都县公安局出具的王长碧户口登记表能够印证是在1995年去世；4.结婚证复印件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结婚证仅代表婚姻登记时间，不代表户口迁移时间，也不代表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有的人虽然结婚了，但是户口并不在一起；5.户口清除及注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注销时间是2004年5月，但是注销原因是消重，那个年代有的户口是重复登记，不代表户口迁移时间；6.石柱县生活网的报道，是打印件，不是生活网原始载体上载明，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真实，是新闻报道，有可能与真实情况有差别。因此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土地是否系交回、收回的性质不能作为案件认定的依据，是新闻报道机关主观性的陈述；7.黄廷香农村土地基本情况表，与本案无关联性，登记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黄廷香虽然人口登记了4个人，但是并没有载明具体哪四个人，当时黄廷香与黄廷顺是分家分居生活，有各自独立的土地，虽然登记表上有何家华手写了备注情况，认为黄廷顺的土地与黄廷香的土地是一起的，但是备注是何家华的主观陈述，与土地登记表是相矛盾的，备注是不真实的，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王长碧户举示的证据虽然客观真实，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黄朝再的具体死亡时间；二、王长碧户是将案涉土地交给黄廷高户代耕还是主动将案涉土地交回集体，其交回行为是否有效；三、王长碧农户主张确认黄廷高户、红豆组于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编号为：CQ362301XXXXX4）中，由黄廷高户承包的小地名为朱家榜石板田、朱家榜大田、石板田、石桥河坝、沙坝、坟窝当、大刀厂坪坪的地块无效，同时判令黄廷高户将上述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王长碧户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现逐一分析评述如下：关于焦点一。对于黄朝再的死亡时间问题。王长碧主张其1999年12年7日才改嫁到丰都，后才将户口迁出原籍，其户口注销时间是2004年，其户口并非1995年10月10日迁出，且黄廷高在2018年6月28日的一份对是石柱县国土局的书面“承诺”上也认可其父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故，应当认定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对于王长碧的主张是否成立的问题。首先，从本案王长碧户举示的证据及自述来看。一审中王长碧户在对黄廷高户举示的证据进行质证时，陈述过“王长碧是1995年就婚嫁到丰都”的内容（一审庭审笔录第4页倒数第三行），该陈述与其在二审中主张其1999年才改嫁到丰都的主张相互矛盾；一审中王长碧户举示的十直镇七里村村民委员会的证明中载明的王长碧婚嫁入七里村四组的时间是1996年10月10日，而不是1999年。其次，黄廷高对其在2018年6月28日的书面承诺上的签字情况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不能仅凭该证据证明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再次，石柱县冷水镇天河村村委会的证明里载明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6年”；第三，石柱县公安局十直派出所出具的常驻人口登记表载明王长碧的户口从冷水乡迁出的时间是1995年10月10日；第四，黄廷高户一审中举示的199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上载明的黄廷顺农户的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就有王长碧和黄亚玲，由此可见，王长碧嫁入十直镇七里村的时间应该在1999年之前。最后，红豆组在一审答辩中也陈述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5年左右。综合以上几点足以说明，虽然王长碧与黄廷顺办理结婚登记的时间是1999年，但王长碧实际改嫁黄廷顺的时间应该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前。而王长碧又是在黄朝再死亡而不是离婚后才改嫁。故，一审根据在案证据综合认定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5年并无不当，而上诉人王长碧主张黄朝再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的证据不足。关于焦点二。对于王长碧是将案涉土地直接交由黄廷高户代耕还是王长碧将案涉土地交回集体后集体再发包给黄廷高户的问题。首先，王长碧主张系交黄廷高户代耕而不是交回集体，黄廷高户及红豆组在一审中均主张系交回集体后再发包。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定，王长碧户应当对其主张的委托代耕的事实进行举证，但其举示的谭文琼的证言并未直接涉及黄廷高户耕种案涉土地的权利来源问题。其举示的其他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王长碧户将案涉土地交黄廷高代耕的事实。相反，黄廷高户主张其系王长碧将案涉土地交回集体后集体再行发包给其耕种的事实与红豆组的意见一致，且举示了黄廷明的证言、文生莲的证言及天河村委会的“证明”相互印证。故，可以认定王长碧主张将案涉承包地交回集体的事实。其次，对于其主动交回案涉土地的效力问题。因王长碧交回案涉土地的时间是2001年，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未颁布施行，王长碧户以后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主张王长碧未提前六个月提出书面申请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认定其主张交回案涉土地有效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三。因王长碧户已经将其原承包的冷水乡团结村六组的土地交回集体经济组织，其已经丧失了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其无权再干涉集体经济组织对该土地的处置行为。故，其主张确认黄廷高户、红豆组于2010年11月30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登记编号为：CQ362301XXXXX4）中，由黄廷高户承包的小地名为朱家榜石板田、朱家榜大田、石板田、石桥河坝、沙坝、坟窝当、大刀厂坪坪的地块无效，同时判令黄廷高户将上述地块的承包经营权返还给王长碧户的理由不能成立。另外，虽然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对向元红进行调查取证属于程序瑕疵，但该证据并非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故，该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予维持。上诉人王长碧户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王长碧农村承包经营户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泽端审 判 员 王勐视审 判 员 何 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 陶善春书 记 员 石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