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9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1，男，197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女，1972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2，男，1996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郑华国，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戴怡冰，浙江政法联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1（曾用名丁焕庆），男，1957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告被告）王某（曾用名阿凤），女，195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丁国标，男，1983年11月18日出生，系丁某1、王某儿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某2，女，1996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陈某1、宋某、陈某2因与被上诉人丁某1、王某、丁某2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6民初6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陈某1、宋某系陈某2的父母。丁某1、王某系丁某2的父母。2015年、2016年陈某2与丁某2曾系男女朋友关系，并时有同居生活。2017年4月16日，双方办理了订婚仪式，并宴请双方亲戚参加订婚宴。订婚宴由丁某1、王某方操办。当日，陈某1、宋某、陈某2交给丁某2礼金88000元，陈某1、宋某、陈某2的亲戚交给丁某2红包共计36100元。订婚后，双方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生活期间，丁某2于2018年3月怀孕，后于2018年4月人工流产终止妊娠。2018年6月，丁某2再次怀孕。在怀孕期间，因丁某2认为陈某2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双方开始分居。2018年11月，丁某2再次人工流产终止妊娠，此后因子宫腔粘连等原因陆续治疗。现陈某1、宋某、陈某2认为，陈某2与丁某2最终未登记结婚，故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丁某1、王某、丁某2返还陈某1、宋某、陈某2彩礼88000元及红包36100元，合计1241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丁某1、王某、丁某2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上述规定中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对于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应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未登记原因、彩礼数额、彩礼使用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本案中，陈某2与丁某2曾以男女朋友关系进行交往并共同生活。2017年4月16日，丁某1、王某、丁某2依本地习俗承办了订婚仪式，并宴请双方亲戚参加订婚宴。订婚时，因陈某2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双方未登记结婚。订婚后，双方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共同旅游等。后因双方存在矛盾，至2018年7月分居生活。共同生活期间，丁某2于2018年3月、6月两次怀孕，后均人工流产终止妊娠。对于彩礼88000元丁某2确认收到，但认为已用于订婚宴的开销以及订婚后其与陈某2共同生活、共同旅游以及因流产所产生的医疗费等支出。原审法院考虑到陈某2与丁某2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特别是订婚后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年多，且丁某2因此怀孕两次并流产，丁某2因此身体受到损害等因素。结合双方未能登记结婚的原因、丁某2陈述彩礼已用于订婚宴、其与陈某2共同生活开销、其因怀孕产生的医疗支出等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双方已办订婚宴，已共同生活等风俗的影响。原审法院认为陈某1、宋某、陈某2主张返还彩礼88000元，并不合理，故不予支持。关于红包款36100元。该款并非彩礼，而系陈某1、宋某、陈某2亲友在订婚时交给丁某2的红包款，陈某1、宋某、陈某2无权主张。故对该部分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1、宋某、陈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82元，由陈某1、宋某、陈某2负担。 宣判后，陈某1、宋某、陈某2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一审判决认为“对于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应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未登记原因、彩礼数额、彩礼使用、回礼情况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一审判决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进行审理，上诉人表示认同。但一审法院在本案中对婚姻法司法解释、该《解答》的理解、适用存在错误，现具体分析如下：一、一审法院无视被上诉方证据不足的情况，大量运用心证。1、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陈某2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全部证据，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进行了质疑；三被上诉人亦无法提供证据原件，一审法院亦均未采信。此点足以证明，被上诉人丁某2基于自身主观臆断，应承担最终导致双方未能完成结婚登记的责任。2、三被上诉人提供的订婚酒席清单、菜单（证明三被上诉人摆酒席的开支），真实性均未被法院确认。且彩礼系订婚宴当天交付，并非被上诉人所言“出于风俗，彩礼是用于女方家摆宴”，因果、时间均与被上诉方所言矛盾。二、一审法院关于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1、对于双方最终未能登记结婚的原因，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中，认为陈某2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后因双方存在矛盾导致2018年7月分居。对此上诉人持有异议，现具体阐明如下：（1）、订婚之时上诉人陈某2的确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但陈某2一直持有与被上诉人丁某2结婚的意愿，结婚年龄一旦达到（即××××年××月），陈某2即可与丁某2完成结婚登记。是丁某2以怀疑陈某2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为由，擅自决定分居，单方提出退婚。此后三上诉人多次向三被上诉人请求复合，均被拒绝，最终导致陈某2与丁某2没能进行结婚登记。（2）、2018年7月至11月份丁某2再次人工流产期间，虽然丁某2已经与陈某2分居，但三上诉人仍在为双方关系复合做努力，且一再请求丁某2不要进行人工流产，希望孩子得以出生（此时陈杭泽已达适婚年龄）。但三被上诉人拒绝了三上诉人的再三请求，执意擅自终止妊娠。丁某2此举，完全不顾三上诉人继续婚约的意愿，不仅应对双方未能完成结婚登记这一事实承担责任与后果，因此产生的医疗支出更应当由其自身承担。（3）、上诉人一方至今希望婚约得以履行，退婚是被上诉人单方提出。不仅如此，上诉人还已得知，丁某2早已另寻男友并再一次谈婚论嫁。三、上诉人陈某2与被上诉人丁某2在订婚前即有同居生活，该情形一直延续至订婚之后。但“同居”并非“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后者更具备长期性、稳定性、公开性，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中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实属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扩大化理解，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四、针对红包款项，三上诉人具有返还请求的主体资格。1、虽然红包确为三上诉人亲友订婚时交与被上诉人丁某2，但这是附条件的赠予，其前提条件，即双方在陈某2达到适婚年龄时双方登记结婚，现结婚登记未能成就，三上诉人应将红包如数返还。2、红包具有特殊性，属于人情往来，并非纯粹的单方赠予，即丁某2收进的红包，实际上三上诉人都需要择机如数甚至更高额度地支付返还。现三上诉人亲友未能到庭请求三被上诉人返还，是基于庭审的现实局限性。如果如一审法院所称，三上诉人无权主张，那么以此推之，是否只能由数量庞大的亲友进行诉讼，如此既不符合实际，亦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三上诉人对于红包款项，具有代位求偿，请求三被上诉人返还，并无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某1、宋某、陈某2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丁某1、王某、丁某2共同辩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根据客观事实，经过庭审查明了丁某2、陈某2虽为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已共同生活，并且综合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未登记原因、彩礼数额、彩礼使用、回礼情况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对本案进行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二、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1、在订立婚约时，双方家人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给付彩礼，由被上诉人按照当地习俗办理订婚仪式及宴席，双方均没有异议。虽然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递交的关于订婚酒席清单、酒席菜单、彩礼清单，但上诉人及其亲朋好友都意见参与了被上诉人操办的订婚宴席，需要花费费用是必然的。上诉人给付的彩礼金额是8.8万元，被上诉人实际花费的费用是6万元，客观上能够相互印证。而根据双方合意，彩礼由上诉人在订婚当日给付，实际是用于被上诉人支出的酒宴开销，其先后给付并不影响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2、订立婚约时，因陈某2没有达到结婚年龄未能办理登记手续，该事实系客观事实。后因陈某2多次出轨，丁某2不得已在怀孕期间与陈某2分居。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提交了关于陈某2出轨的证据，虽然上诉人不予认可，没有成为法律事实，但是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捏造和作假的。3、丁某2第一次怀孕后，丁某2与陈某2商量共同决定不要孩子，丁某2进行流产手续。后3个月，丁某2再次怀孕，因陈某2出轨以及出轨对象多次找到丁某2，丁某2无法忍受才选择分居。分居后陈某2及其父母并没有做出要求复合的努力。双方分居几个月后，丁某2告知陈某2准备引产，陈某2表示默认。因两次怀孕、流产及引产，导致丁某2身体受到严重损害，至今仍在治疗。丁某2父母也从未要求上诉人承担医疗费。三、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事实完全符合省高院解答规定的共同生活的情形。四、针对红包款项，是基于丁某2和陈某2订婚的情况下，上诉人亲友赠与给陈某2、丁某2的，带有赠与性质，且赠与已经完成。同时上诉人不是赠与主体，无权要求返还。而且，红包款项实际用于丁某2和陈某2共同生活，没有返还基础。被上诉人亲友也向陈某2支付过红包，虽然上诉人利用诉讼技巧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予认可，但客观上已经实际交付的红包，难道被上诉人也可以要求上诉人予以返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丁某1、王某、丁某2在二审中提交医疗收费票据、出院记录、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单、病人住院费用清单，证明了由于丁某2和陈某2共同生活期间，丁某2人工流产造成了损害，目前还在治疗之中。 被上诉人丁某1、王某、丁某2提交的证据，陈某1、宋某、陈某2对于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于关联性提出异议，对于第二次流产，是丁某2主动去做的，上诉人多次要求丁某2不要去手术，但是丁某2不听劝告，自己要求流产，在出院记录之中，写了丁某2“已婚”，可以看出，丁某2是为了要和其他人员结婚，所以才去做流产手术，所以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是由于陈某2的行为，而造成了丁某2的身体受损。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罗列了当事人可以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几种情形，对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情形，该法条并未加以规定。对于此种情形，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审法院认为需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生育情况、未登记原因、彩礼数额、彩礼使用以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的观点，对于双方当事人较为公平，本院予以认同。丁某2和陈某2在订婚前已经共同生活，2017年4月16日被上诉人方依本地习俗操办了订婚仪式，并宴请双方亲戚参加订婚宴。订婚时因陈某2尚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而未登记结婚。订婚后，丁某2、陈某2仍共同生活至2018年7月分居前，期间丁某2两次怀孕，后均人工流产终止妊娠。原审法院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于陈某1、宋某、陈某2要求返还彩礼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之处。陈某1、宋某、陈某2主张要求返还的红包款，系陈某1、宋某、陈某2亲友根据习俗在订婚时的馈赠，不属于彩礼范畴，陈某1、宋某、陈某2要求返还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驳回陈某1、宋某、陈某2要求返还红包款的诉请，也无不当之处。综上，陈某1、宋某、陈某2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82元，由陈某1、宋某、陈某2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