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269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三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桂花路15号1栋2层25。法定代表人：罗铭冲，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强灵，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爱卿，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明，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苏琼，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琼，广东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三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装饰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李文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初41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该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三九装饰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房屋租金合计为208000元（房屋租金为4000元/月计，共计52个月）；三、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逾期支付房屋租金的利息9761.78元（自2016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10月31日，以2013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房屋租金128000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算至房租还清之日时止）；四、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因上诉而发生的全部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不以证据为基础，严重违背客观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错误，上诉人提交的《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的事宜》及被上诉人签名的《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我部入驻三九装饰公司的回函》这一系列文件，都足以证明被上诉人租用上诉人办公场地办公的事实，其中不仅上诉人有催交房租的记录，更是有被上诉人亲自认可协议租金为5000元/月的表述，后上诉人又与被上诉人补签《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协议书中双方重新对房屋租金进行约定，调整至4000元/月，该协议上虽然仅有被上诉人一方签字，但上诉人在后续催缴房租的通知中，己经用实际行动表明认可双方租赁关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租赁关系。被上诉人自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一直使用上诉人办公场地办公，对此期间应付租金208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一审判决适用证据规则有误,对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被上诉人主张以设计费用抵扣拖欠上诉人的房屋租金，其举证责任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没有义务承担此证明责任。被上诉人仅凭借设计图纸上所印上诉人公司印章，没有提供任何的设计合同以及相关费用凭证，便向上诉人主张所谓设计费用，毫无事实依据。庭后，上诉人也积极配合法庭调查，就被上诉人主张设计费用的项目一一进行核实，并未发现有被上诉人所称欠付设计费用的情况。三、一审法院回避被上诉人租赁并实际使用上诉人办公场地的事实，处理结果错误。被上诉人李文明自2013年8月至2018年5月4日期间，一直使用上诉人办公场地办公，一审判决单凭一句双方租赁关系不成立，便免除了被上诉人支付实际占用办公场地的费用，实属判决不公！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再三向法庭确认被上诉人何时腾空房屋，防止向身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但被上诉人代理人庭审中一再含糊其辞，一会表示用被上诉人的设计费用抵扣房租，一会又称上诉人实际早已搬离，上诉人正是在得到被上诉人代理人明确回复已搬离，才于2018年5月4日组织员工在深圳市共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见证下对被上诉人办公室进行腾空，腾空的物品有电脑及文件资料一批，上诉人已通知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予处理物品损失由其负责。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实际占有使用上诉人的办公场地，在双方对租金标准已有约定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应当支付租金，一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导致本案一审判决结果严重不当，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依法纠正及其不公正的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三九装饰公司补充上诉意见：一、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真实有效，被上诉人实际承租并使用上诉人的办公场地，应当向上诉人支付租金。二、被上诉人主张用设计费抵扣租金，应当对抵扣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李文明答辩称，一、双方并非租赁合同关系，实质系挂靠合作关系，关于场地的使用，仅仅是双方合作中约定的一部分，上诉人拖欠设计费，违反合同约定在先，并利用有瑕疵的证据单方主张租金，被上诉人从未同意直接向上诉人支付租金，而是一直主张若存在租金，用租金抵扣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设计费。二、租赁关系并不成立，在一审上诉人起诉前，双方仍在协商具体如何用租金抵扣上诉人拖欠设计费事宜。三九装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3年8月至2017年10月的房租合计为人民币25.5万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缴纳房租的利息11020元(自2016年4月起暂计至2017年10月，以1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应计算至房租还清时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3年8月至实际搬离之日止的租金，暂计至2018年4月为28500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缴纳房租的利息11020元(自2016年4月1日起暂计至2017年10月31日，以2013年8月至2016年4月期间的租金16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计算，应计算至房租还清时止)。3、被告立即搬离原告公司，将涉案房产即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桂花路15号1栋2层2088室归还原告。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开始，被告入驻原告公司2088办公室。双方确认被告虽被原告列入其公司通讯录中，但被告并非原告员工。此后，被告在多份原告加盖出图专用章的工程图纸处审核栏内签字。对于工程图纸，原告质证称虽然加盖原告出图专用章，但不能证明上述工程系原告委托被告设计，也无法证明被告实际参与了该工程的设计。被告当时属于王某管理，原告与王某之间存在承揽合作关系。相关设计费是被告与王某协商的，原告已向王某按照原告与王某签订的协议书支付了设计费。原告与被告之间仅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被告主张抵扣设计费应提供相应的合同作为计算依据，如果被告能提供相应的合同，原告愿意承担相应的费用。被告则称，被告入驻原告公司时，王某是原告设计院的院长，当时被告、王某和其他人员一起办公，共用一个办公室。被告以抵扣设计费的方式向李文明支付了共用办公室期间的租金。而被告主张的原告拖欠的设计费均是原告直接委托被告设计的图纸费用，不包含被告与王某进行合作或者接受王某委托设计的图纸，该部分已由被告与王某进行结算，双方不存在争议。2016年1月25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的事宜》，事宜中陈述：“我部李文明关于剩余项目的设计费用（三九装饰未付-见清单及文件）的事宜，年后会找相关人进行补充手续。”2016年7月28日，被告在原告向其出具的《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中乙方签字处注明：“费用从公司欠我的设计费用当中抵扣。”原告未在该协议的甲方处签字也未加盖任何印章。该协议书中约定被告租用原告办公室2088一间，被告每月应向原告支付办公室租金4000元，租金按季度缴纳，被告应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10号之前缴纳本季租金，被告需在签订协议后三日内向原告缴纳房屋押金8000元，若被告逾期缴纳租金，每天滞纳金按月租金的千分之三计算；协议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对于该协议，原告称该协议证明双方就房屋租赁已经签订书面租赁合同，该合同很早就提供给了被告，但被告一直拒绝签字，直至2016年7月28日才签字交回原告，原告没有签字是因为不确认被告在签字处主张的费用抵扣的说法，原告从未拖欠被告设计费。被告对此予以否认，称系多次向原告索要设计费未果，迫于无奈只能在该协议上签字，但注明了设计费中抵扣。2017年6月20日，原告向被告送达了落款日期为2017年6月19日的《关于缴交房屋租赁费用的函》，函件中注明被告一直未缴纳租金，要求被告在月底前缴清所有房屋租赁费用，否则将采取相关措施。被告在文件签收表中签字并注明：“请找罗小斯核对，到明年起交。”收到上述函件后，被告于同日向原告发出《我部入驻三九装饰公司的回函》，回函中称：被告于2013年8月中旬受原告邀请进驻原告二楼办公室办公，当时谈的条件是免费入驻。刚来公司时，入驻的是2088室夹层，后由原告公司领导安排在2088室下层办公室办公，在2088室，当时共有四个单位个体进行办公：我部、效果图部、核电施工部及王某部。2015年8月份调整到2089室。在2088室办公期间，是王某租赁的办公室，对被告而言，房租与原告无关。这段时间，被告替王某画机电设计图作为房租的抵充两年有余。当时谈的免费入场的条件是机电深化设计给予原告设计费优惠，部分设计只收取成本费用。到目前为止，即便按照优惠价格，原告仍欠被告设计费用258000元，详细清单早两年就给了原告公司领导，罗小斯经理那也有存档。由于原告总经理变动，原来的条件原告不认了，但是设计费优惠原告却认了，所有计算的费用都是按最低优惠进行收取。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出发，被告愿意从进入公司起就交房租，哪怕是前面已抵扣给了王某两年多的房租，但是原告拖欠被告设计费258000元用作冲抵房租，为（258000/4000/12）五年四个多月，应该可以冲抵到2018年年底到2019年年初。综合考虑，被告愿意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不再进行办公室费用冲抵，同时取消原告机电设计费优惠待遇，按正常进行收费，以及正常缴纳三九装饰办公室办公房租费用。2017年6月26日，原告就上述回函做出复函，复函中载明：1、原告对于被告主张的当时是受原告要求免费入驻的事情并不知情，公司也没有相关部门及人员知晓；2、前期房租被告称已缴纳给王某，该缴纳房租的行为属于被告与王某之间的关系，与原告无关；3、被告主张原告拖欠被告设计费258000元没有原告的签字确认。对于被告拖欠房租，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于2016年1月26日向原告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2016年4月1日前，补齐完善所有手续，如若未能提供则按照5000元/月向原告缴纳所欠租金。时至今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函催要租金，被告却完全否认之前的承诺。请被告立即完善所有手续，否则原告将追缴被告入驻以来所欠所有租金。另查，2015年8月，被告办公室调整至2089室。原告主张2089室为指纹密码锁，仅有被告的指纹可以打开该办公室的大门。被告则称2015年8月调整至2089室之后，被告实际就没有再使用原告的办公室，也没有为原告进行设计。被告也未留存物品在原告的办公室内，原告完全可以自行收回办公室，不存在必须用被告指纹密码进行开锁的情形。原告对于被告上述陈述不予确认，也不清楚被告最后一次为原告进行设计出图的时间是何时。再查，原告提供2017年12月原告公司的打卡清单，显示该月被告存在一天迟到未签退、一天早退未签到的情形外，其余时间均为旷工。原告称该打卡清单可以显示被告实际仍占用涉案的房屋，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又再查，本案审理过程中，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询问原告与被告是否留存王某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双方均答复本院称目前不清楚王某的任何信息，也无法联系王某本人。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但首先，原告并未提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仅凭一份落款日期晚于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近一年，且并无原告签字，被告签字上也附加被告的抵扣条款的协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其次，如被告确与原告仅存租赁合同关系，且被告从未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原告不可能2年多的时间内不予催缴，也未自行收回房产以弥补自身的损失；再次，原告与被告均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以及挂靠或者雇佣关系，但被告提供的原告公司通讯录显示被告为原告设计院的员工。原告提供的打卡记录也显示被告的考勤记录。如确如原告所述的，其与被告之间仅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不可能将被告列为原告的员工并参与原告公司的考勤；最后，原告虽对于拖欠被告设计款不予确认，但对于为何被告提供的被告签字的设计图纸上会加盖原告公司的出图专用章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原告主张被告受王某管理，原告已与王某进行结算并向王某支付了相应的设计费。但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就被告出具的图纸已与王某进行结算并向王某支付了设计款。且如原告所述的被告受王某管理入驻原告办公室，替王某设计图纸。常理上来说原告应与王某成立租赁合同关系，而非受王某委托或管理、替王某设计图纸的被告，原告的该主张明显存在矛盾之处。综合上述论述，原告提交证据无法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退一步说，即便原告与被告之间仅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原告也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租赁的租金支付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返还2088房，但原告庭审中自认2015年8月之后，被告已向原告返还该房屋并搬至2089房。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已无事实依据，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三九装饰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一、2016年1月26日李文明签名的《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记载“我于2013年8月受邀进驻三九公司办公场地办公直至今日，协议租金为5000元/月。自进驻以来承接若干项目的机电设计工作。现在此承诺：所承接的所有设计工作，在2016年4月1日前，本人会与当初接洽的相关责任人完善所有相关手续，补齐设计费用清算书面清单，应付费用与房租冲抵。逾期未能提供设计费用有效清单，则按5000元/月向公司缴纳所拖欠的房租。”其中所称2016年4月1日前补交设计费用清算书面清单，李文明称其2016年1月25日手写出具的《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的事宜》中显示“。关于剩余项目的设计费用（三九装饰未付—见清单及文件）的事宜。”，证明其当时就已经交付了费用清单及图纸，当时说好年后找相关人员进行补充手续，是补充财务相关流程手续，而2016年1月26日的这份《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是三九装饰工程单方打印制作的格式文件，因为三九装饰公司管理层更换，不确认其提交的清单，要求李文明找前任管理层办理审批手续，而前任管理人员已离职未给予确认，是三九装饰公司利用优势地位拒绝与李文明核对、签收清单，而三九装饰公司在一审已经当庭确认李文明提交的设计图纸上的签章均为其公司的印证，足以证明李文明为三九装饰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设计服务。二二、三九装饰公司二审提交深圳市共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腾空证明》以及照片，证明三九装饰公司2018年5月4日对李文明租赁的2089室进行强制腾空。李文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三九装饰公司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要求李文明按照每月5000元的标准支付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的房屋租金及逾期支付的利息，三九装饰公司应就其主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承担相应举证证明责任。首先，李文明一直主张其是2013年是受邀请免费入驻三九装饰公司，免费的条件是给予三九装饰公司设计费的优惠。虽然三九装饰公司不予确认，但李文明自2013年入住三九装饰公司办公室办公以来，的确从未向三九装饰公司缴纳过租金，李文明提供的有李文明签字的设计图纸上亦确实加盖有三九装饰公司的出图专用章，三九装饰公司还将李文明列为员工予以考勤。李文明的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如果双方之间仅存在租赁关系，三九装饰公司对于其为何长达2年期间从未向李文明催缴房租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三九装饰公司确认李文明当时属于案外人王某管理，是为王某设计图纸，则依常理而言三九装饰公司应当是与王某之间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因此三九装饰公司的主张存在矛盾。其次，三九装饰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租赁关系，但未提供李文明自2013年8月起承租三九装饰公司房屋的租赁合同以证明双方的租赁关系，三九装饰公司出具的《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中租赁期限仅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直至2016年7月28日李文明才在该协议上签名，并备注费用从公司拖欠的设计费用中抵扣，而三九装饰公司因不确认设计费抵扣方案亦一直未曾在该协议盖章确认。双方就房屋租金问题还曾多次协商、发函，李文明一直都坚持以拖欠的设计费抵扣租金为确认租赁关系、支付租金的前提条件，而三九装饰公司对于李文明要求以设计费抵扣租金的主张则一直不予认可，因此对于双方是否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李文明是否应当向三九装饰公司缴纳租金，应当按照什么标准缴纳租金，双方从未达成一致意见。三九装饰公司主张2016年1月26日李文明出具《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但李文明一直未交付设计费的有效清单，按照该承诺其应当支付租金。本院认为，李文明对于清单的交付已经做出解释，具有合理性，且在该承诺中李文明亦一直强调以三九装饰公司拖欠设计费用抵扣租金作为其支付租金的前提。李文明在2016年7月28日签字确认三九装饰公司出具的《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时仍备注租金费用从公司拖欠的设计费用中抵扣，而三九装饰公司则称其不确认费用抵扣的说法因此最终未加盖公章确认该协议。显然2016年1月26日李文明承诺的租金、设计费抵扣支付方案仍然并未得到双方一致认可。而且，在2016年1月26日李文明出具《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之前，三九装饰公司出具的《办公场地租赁协议书》仅约定租赁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而李文明在《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中并未明确承诺对入驻以来所欠所有租金都予以缴纳。该份承诺关于缴纳租金的期间约定不明，双方就租金、设计费的处理实际仍处于协商之中，并未达成最终的双方认可的解决方案。因此三九装饰公司主张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并依据2016年1月26日李文明出具《关于房租及设计费用事宜的承诺》，要求李文明支付2013年8月至2018年4月的房屋租金及逾期支付的利息，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三九装饰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566元，由上诉人深圳市三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黎康养审判员  陈俊松审判员  李东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徐 晶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