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297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屈大均，女，195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伍家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金华，湖北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意春（系屈大均之婿），住宜昌市伍家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令秀，女，1952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发刚，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肖雅珩（系肖令秀之女），住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屈大均为与被上诉人肖令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3民初1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屈大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屈大均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肖令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深圳汇富港公司是高盛华通公司的分公司，黄殿翔也未担任过深圳汇富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屈大均没有授权肖令秀将款项通过黄殿翔转入深圳汇富港公司，肖令秀未举证黄殿翔收肖令秀的款项系屈大均的款项且将款项转入了深圳汇富港公司。因此，肖令秀所收屈大均的款项未转入到深圳汇富港公司是铁的事实。（2018)鄂05民终2019号民事裁定并未认定第三方即“深圳汇富港公司”。二、一审适用错误。因一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错误适用法律。肖令秀承诺将款项存入“深圳汇富港”，但并未按约定履行，系故意所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应赔偿屈大均本金及约定的利息损失。肖令秀辩称，一、屈大均在起诉状中，多处虚构事实。事实真相是：屈大均和王书苹在深圳游玩时，与肖令秀主动取得联系，得知肖令秀儿子所在公司效益尚可，主动要求参观考察，在见到公司总经理黄殿翔后，屈大均要求出借资金投资，根本不存在屈大均所称高额利息诱惑。公司出事后，屈大均亲自到深圳帮忙聘请律师，事情发展走向，屈大均均是明知的。二、屈大均几次三番变换案由并虚构事实对肖令秀提起诉讼，保全冻结肖令秀的退休工资账户和房产，严重影响了肖令秀的生活，肖令秀对屈大均的滥用诉权行为保留索赔权利。三、肖令秀对屈大均向深圳汇富港公司的存款行为，纯粹系几十年朋友感情的无偿帮忙行为，肖令秀没有为此事情赚取分文息差，也未收取屈大均分文报酬。四、肖令秀收到屈大均10万元款项后，己经即时将款项交给了汇富港公司的负责人黄殿翔（该款项转付给黄殿翔也是应屈大均的要求办理的），且屈大均己经连续收到18个月利息近6万，屈大均还在以各种理由对肖令秀缠诉，索要款项达20万之多，于情于理不符。五、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3年8月26日，深圳汇富港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黄殿祥出资600万，其侄子黄顺认购出资400万（至今未出资）。借贷发生时，黄殿祥既是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同时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即负责人。且同为黄殿祥控股的深圳市高盛华通公司和深圳汇富港公司在同一楼层办公。六、肖令秀将款项交给公司负责人，视为已经将款项交给公司。宜昌中院在（2018）鄂05民终2019号中确认了肖令秀将款项交付给公司的事实。七、2013年至今屈大均领取了18个月的利息，也足以证明该款项交付给了深圳汇富港公司。屈大均在时隔5年才向肖令秀主张权利，屈大均的起诉早已过了诉讼时效。八、肖令秀没有截留屈大均款项，在屈大均向深训汇富港公司借贷过程中，肖令秀没有任何过失。肖令秀在深圳汇富港公司也有70多万元存款被套，肖令秀和屈大均均是受害者。屈大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肖令秀返还屈大均理财本金人民币100000元。2、判令肖令秀赔偿屈大均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101000元（按年息24％自2015年3月1日起暂计至2019年6月1日，扣除2015年10月已支付1000元，实际应付利息计算至肖令秀返还理财本金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8月、9月，屈大均两次向肖令秀付款共计100000元，肖令秀于2013年8月26日向屈大均出具一张收条，载明收到屈大均100000元，存入“深圳汇富港公司”，年利率36％，按月返利3000元，存款期限一年。嗣后，肖令秀将该100000元存入“深圳汇富港公司”。自2013年11月至2015年2月，肖令秀每月向屈大均代为转付利息3000元，至2015年10月，肖令秀累计向屈大均代付利息52150元。2018年，屈大均曾就上述事实以民间借贷纠纷对肖令秀提起诉讼，审理法院认定屈大均与肖令秀之间的借贷关系不成立、肖令秀诉讼主体不适格，驳回屈大均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屈大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的规定请求肖令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屈大均向肖令秀付款100000元，双方合意将该款存入“深圳汇富港公司”，屈大均每月按年利率36％获取收益。肖令秀将该款转付“深圳汇富港公司”，已由（2018）鄂05民终2019号民事裁定予以认定。屈大均每月亦按确定的利率从“深圳汇富港公司”获取了一段时间的肖令秀转付的利息收益。屈大均与肖令秀之间系无偿委托合同关系，肖令秀按照双方的合意办理委托事项，肖令秀自身并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屈大均造成损失的情形，且肖令秀将屈大均的“存款”收益亦及时转交给屈大均。屈大均在本案中所主张的损失系由“深圳汇富港公司”造成。屈大均请求肖令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四条、第四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屈大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5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25元，由屈大均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因案涉款项纠纷，屈大均先是向一审法院提起民间借贷之诉，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屈大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屈大均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驳回其再审申请。现屈大均以委托合同为由再次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肖令秀未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义务，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肖令秀对双方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并无异议，但抗辩其已履行了委托合同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令秀在执行委托事务时是否存在过错。屈大均、肖令秀均认可，屈大均的委托事务为委托肖令秀将10万元存入深圳汇富港公司，收取利息。肖令秀在执行委托事务时，将该款汇入了深圳汇富港公司控股股东、高管黄殿翔的个人账户，并从2013年11月至2015年10月，累计向屈大均代付利息52150元。虽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将，控股股东的财产区别于公司财产，控股股东的账户也不等于公司的账户。但现实生活中，公司通过控股股东账户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比比皆是。而且，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在黄殿翔等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追诉前，一直在向屈大均支付利息，因此不宜根据目前屈大均本息未得到返还的结果为由，认定肖令秀执行委托事务有过错。退言之，即使可以认定肖令秀有过错，因屈大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肖令秀系从事有偿委托行为，该过错也很难认定达到“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程度，依照前述法律规定，屈大均亦无权向肖令秀主张赔偿损失。综上所述，屈大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316元，由屈大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继雄审判员  关俊峰审判员  王明兵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书记员  袁昌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