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15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夏波，男，汉族，1973年9月1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世平，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川，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琪，女，汉族，1983年6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世平，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川，四川风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洪，男，汉族，1965年5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猛，四川蜀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夏波、王琪因与被上诉人王明洪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792民初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夏波、王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易世平、被上诉人王明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南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夏波、王琪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二、本案案件一、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判认定事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上诉人夏波、王琪在2015年3月23日收到100万元款项后，于当日取现7万元，支付给了被上诉人王明洪当月利息6万元以及“好处费”1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笔借款的本金应当认定为93万元。二、上诉人夏波、王琪于2012年向被上诉人王明洪出借100万元，2015年时由于上诉人夏波、王琪的工程急需使用资金便要求王明洪还款。由于上诉人夏波、王琪无法找到王明洪2012年出具的借条，被上诉人王明洪拒绝还款，但上诉人又急需资金，故被上诉人王明洪在案外人杜碧海处“调”了100万元借由上诉人使用。该借款需按照案外人杜碧海的借款“规矩”按照月息6分支付利息。在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期间，上诉人夏波、王琪均按照案外人杜碧海的借款“规矩”支付了月息6分的利息。在此期间，上诉人夏波、王琪已经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共计157万元的款项。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已经支付了的超过月息3分部分的利息应当返还或者冲抵本金。故上诉人夏波、王琪已经归还了全部本利，甚至多支付了232950.86元。虽然上诉人夏波、王琪由于陷入高利贷圈套不能提供支付157万元高息的转账凭证和收条，但是上诉人夏波、王琪在本案一审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自书记账本、王琪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王明洪录音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达到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明上诉人夏波、王琪已经还款157万元。三、本案中，2018年7月1日上诉人夏波、王琪向被上诉人王明洪出具的140万元《借条》以及抵押《说明》均是在受到威胁、胁迫的情况下写的，故此引发本案诉讼。2018年7月1日的140万《借条》、抵押《说明》均非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过程中提交的录音录像、小区监控截屏图片、报警记录、证人证言、执法记录仪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证明被上诉人王明洪存在威胁、胁迫上诉人的事实，但原判却适用错误的证明标准否认了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借条》与抵车《说明》的签订地点虽然在派出所，但是签订地点并不当然代表该文书上记载的内容系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所谓的“协商”当下，上诉人全家均受到严重的胁迫，上诉人及家人均无法报警。且证人张某的证人证言也因证人本人与被上诉人具有极其明显的厉害关系且不具有真实性而不能采信。《借条》上记载的金额，按照被上诉人王明洪的主张，其中有40万元系利息。首先在《借条》上，双方当事人未约定利息，且无论按照那种利息计算方式，均不能得出40万这个利息金额。上诉人夏波、王琪已共计向被上诉人王明洪归还157万元，按照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规定，上诉人夏波、王琪不仅已经还清了借款甚至超付了232950.86元。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依法予以改判。 王明洪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100万元借贷关系是于2015年3月23日形成的，在2017年2月23日，被上诉人主动书写了借条，2018年又重新出具了新的借条。2018年7月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借条》和《说明》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诉人在当时是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二、上诉人所提及的2012年的100万元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三、由于上诉人夏波、王琪确有拖欠借款不及时归还的行为，这才导致了被上诉人上门催收借款一事。在催收过程中并没有过度行为，被上诉人在催收过程中并未对上诉人采取任何暴力行为，直至本案诉讼，被上诉人才知晓上诉人称《借条》和《说明》是在威胁、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四、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在派出所协商借款事项的，同时也是在派出所出具的借条。是在借贷双方参与的情况下出具的，不存在胁迫可能。在场的还有上诉人的亲人和担保人，如果上诉人被胁迫威胁不能自主报警，还有在场的亲人及担保人也可以报警。五、本案案由是撤销权纠纷，借款是否还清与本案并无关系。 夏波、王琪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夏波、王琪于2018年7月1日出具的《借条》；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夏波、王琪于2018年7月1日出具的抵车《说明》，并由王明洪返还被其非法占有的川Ｂ×××××号丰田越野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夏波、王琪系夫妻。2015年3月23日，夏波、王琪以做生意为由向王明洪借款100万元，由王明洪通过其工商银行卡（卡号:62×××66）转账支付至王琪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34）,并由夏波、王琪出具了借条。2017年2月23日，夏波、王琪重新向王明洪书写借条，将原借条收回。同年6月30日，夏波、王琪向王明洪出具书面承诺，承诺于2017年8月底前归还借款，但期满后未归还。后经王明洪数次电话催促，夏波、王琪仍未偿还。2018年7月1日傍晚，王明洪与其朋友张某前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御营坝夏波、王琪家催收。王明洪妻子、母亲及岳母知道后，遂前往夏波、王琪家。在催讨借款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王明洪岳母倒地，头部受伤，王明洪子女等其他亲属闻讯后，遂赶往夏波、王琪家。夏波、王琪遂拨打110报警，并拨打120救治伤者。王明洪遂后也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电话后，立即出警前往现场，将双方当事人带至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小浮桥派出所，并交由该派出所调查处理。王明洪岳母也被120送至绵阳市中心医院救治。小浮桥派出所负责处理该案的干警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双方因借款产生的纠纷属民事纠纷，遂告知双方自行协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遂在该派出所调解室进行协商。其间，王琪的两个舅舅也曾到场了解情况。经过协商，王明洪将夏波、王琪于2017年2月23日书写的借条退还给了夏波、王琪，由夏波、王琪重新向王明洪出具一份《借条》，载明:“借款人夏波、王琪5107021973××××××××、5107031983××××××××因用于生意周转，于2108年7月1日向王明洪身份证号×××6010借款人民币1400000元，大写壹佰肆拾万元整。期限为18个月，于2019年12月31日前还清。2018年春节前至少还20万元（大写贰拾万元）。借款人:夏波、王琪。”夏波、王琪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王琪母亲漆翠芳以担保人身份在该借条上签名捺印。此外，夏波还向王明洪书写一份《说明》，载明:“我自愿将一台丰田越野车，车牌川Ｂ×××××号抵押给王明洪处。自抵押之日起，如有一切由川Ｂ×××××号引起的事故，由王明洪负完全责负（任）。抵押人:夏波。”夏波与王明洪均在该《说明》上签名捺印。随后，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离开派出所，夏波回家后将其川Ｂ×××××号车交与王明洪作抵押。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为：夏波、王琪于2018年7月1日书写的《借条》和《说明》是否系其受胁迫而向王明洪出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关于民事活动中胁迫行为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的规定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于2018年7月1日傍晚因催收借款产生纠纷和争执，公安机关接警后到现场进行了处置，将相关当事人带至小浮桥派出所接受调查处理，受伤者王明洪岳母被送至医院救治。至此，双方之间的争执暂时得以平息。后经小浮桥派出所干警了解相关情况，告知双方对其争议的借贷纠纷自行协商。案涉《借条》和《说明》系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在派出所调解室协商后，由夏波、王琪向王明洪书写。诉讼过程中，除自身陈述外，夏波、王琪未提供其他直接证据证明该《借条》和《说明》系受胁迫而书写。夏波、王琪所陈述的该《借条》和《说明》系其受胁迫而出具的事实，其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能够排除合理怀疑。首先，在此次纠纷发生前，夏波、王琪曾向王明洪借款且存在拖欠行为。案涉《借条》和《说明》系双方当事人为处理夏波、王琪此前所欠王明洪的借款，将原借条收回后而重新出具，该《借条》和《说明》所涉的借款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并非虚构或“莫须有”。其次，此次协商系派出所干警根据双方当事人意见安排进行的，协商地点及《借条》和《说明》的形成地点均在小浮桥派出所调解室，在该场地内当事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应是能够受到保护的。如协商过程中，王明洪及其亲友对夏波、王琪及其亲属实施了胁迫行为，夏波、王琪完全可以当场向派出所干警求助。第三，协商过程中，王琪的两个舅舅及母亲漆翠芳曾到场，漆翠芳还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条》上签名捺印。若夏波、王琪出具《借条》和《说明》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或在协商过程中受到胁迫，夏波、王琪也可以向其亲属求助或反映，并通过其亲属向公安机关报警或求助。第四，在出具《借条》和《说明》后，夏波、王琪及其亲属并未向派出所干警反映或报警，说明其受到胁迫，而夏波回家后将其川Ｂ×××××号车交与了王明洪作抵押。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夏波、王琪主张案涉《借条》和《说明》系其受胁迫而书写，证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 夏波、王琪于2015年3月23日向王明洪借款100万元，其后数次向王明洪出具借条，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清楚，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夏波向王明洪出具《说明》，并将其车牌号为川Ｂ×××××的汽车交付抵押，双方之间的抵押合同依法成立。夏波、王琪主张其于2018年7月1日向王明洪出具的《借条》和《说明》系受胁迫而书写，证据不足，其请求撤销《借条》和《说明》、判令王明洪返还非法占有的川Ｂ×××××号汽车的诉讼主张该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遂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夏波、王琪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8700元，由夏波、王琪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2018年7月1日的《借条》和抵车《说明》是否是在夏波、王琪被胁迫的情形下向王明洪出具的。本案中，夏波、王琪始终坚称其是在被威胁、胁迫的情形下才向王明洪出具了《借条》和抵车《说明》，为证明其主张，夏波、王琪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所居住的小区监控视频及视频截图、2018年7月1日王琪报警的报警记录、王明洪岳母在催收借款当天的视频、王琪自书账本、银行流水、王琪与王明洪的通话录音、夏波、王琪女儿夏铭婕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夏波、王琪之子夏铭阳进行心理测评的《征询意见书》、《心理咨询效果评估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案系夏波、王琪诉王明洪要求撤销其向王明洪出具的《借条》及抵车《说明》并归还由王明洪占用的川Ｂ×××××号车，是一撤销权纠纷案件，故本案审理的焦点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夏波、王琪受到了威胁、胁迫。夏波、王琪提交的王琪自书账本、银行取款流水、王琪与王明洪的通话录音、证人陈某、车元华的证人证言，其拟证明的目的在于2015年的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以及归还情况，但该证明内容并不属于本案撤销权纠纷的审理范围，对上述三份证据材料，本院在本案不予采信。至于夏波、王琪所居住的小区监控视频及视频截图，2018年7月1日王琪报警的报警记录，王明洪岳母在催收借款当天的视频，川Ｂ×××××号丰田越野车行驶里程表，证人李某、黎某的证人证言，夏铭婕在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夏波、王琪之子夏铭阳进行心理测评的《征询意见书》、《心理咨询效果评估表》，上述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案涉《借条》和抵车《说明》是在被胁迫、被威胁的情况下出具的。正如原判所述，夏波、王琪与王明洪的协商地点、《借条》和抵车《说明》的出具地点均是在小浮桥派出所，在无证据证明小浮桥派出所不作为的情形下，在场所有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是能够受到保护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本院认定上诉人夏波、王琪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夏波、王琪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二审受理费17400元，由夏波、王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兴旺 审判员  田 苑 审判员  赵 志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刘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