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终116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严伍祥，男，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戈男琳，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水火，男，1962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李水火之妻），住绍兴市上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军华，北京中银（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严伍祥因与被上诉人李水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初3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询问和阅卷后，决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严伍祥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严伍祥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合法。（一）一审判决未认定李水火以月利率6%收取利息，认定事实错误。李水火多年来持续向严伍祥发放借款，对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双方均无异议，一审判决也已经查明。但对于严伍祥多年来支付给李水火的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累计欠款等李水火一直避而不谈，一审判决均未查明。对于严伍祥支付高额利息的根本原因，即李水火一直以月利率6%的高利率催讨利息的事实，一审判决也避而不谈。一审审理阶段，严伍祥的多位证人证明李水火催讨利息时，均表明向严伍祥收取月利率6%的利息，李水火本人也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一审判决否认了录音证据的证明效力，对于李水火以月利率6%收取利息的重要事实避而不谈，对诉讼请求最重要的事实基础没有作出认定。（二）证明严伍祥支付李水火104258221元款项性质的举证责任应当在李水火一方，一审判决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错误。严伍祥一审已举证证明在十年期间累计支付给李水火104258221元，其中绝大部分系李水火索要的高额利息。李水火在一审庭审中认可收到的部分款项属于利息，在录音中也认可“2650万元是2014年前6分的利息欠着的”。严伍祥作为借款人，主张已经归还借款和利息并提供了付款凭证，如出借人认为严伍祥归还的款项属于其他性质，出借人李水火应当对此负举证责任。1.李水火多次提到收到的款项属于“代其他人收到的本金和利息”，但在长达一年的一审审理期间，约20个第三方中除了赵作炎出庭作证之外，没有其他人出庭证明李水火“代其他出借人收取款项”的事实。2.在一审质证、调查环节，李水火也无法解释每一笔款项的性质，无法举证说明其具体代谁收取款项以及收取了多少款项。3.严伍祥从未收到其他出借人要求将本息支付至李水火的通知或授权。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应当由李水火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一审法院根据与本案相关联的案号为（2016）浙0604民初7525号案件（以下简称7525号案）中严伍祥的陈述来判定本案合理性是错误的。7525号案中被告有14人，与本案一审被告主体不一致，严伍祥在两个案件中主张收取和支付的金额也不一致，严伍祥在7525号案中因为被告主体多，主张收取及支付的金额自然高于本案。正是因为严伍祥陷入李水火的套路中，在无法归还李水火高息的情况下，不断向李水火介绍的第三方借款用于归还李水火利息，才导致向多位不认识的第三方借款。在7525号案认定严伍祥与朱银江、杭中年等第三方成立独立的借款关系后，严伍祥才启动本案诉讼。（四）本案审理中，相关事实证明李水火的高利贷行为，已经涉嫌“砍头息”、“虚假的银行流水”、“暴力催贷”等“套路贷”特征。一审法院应当对涉嫌犯罪的相关事实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一审判决未从举证责任、证据效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仅根据“合理性”进行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李水火辩称，（一）严伍祥就其本人及上海市黄浦住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浦公司）、严泗祥、浙江贝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分公司（以下简称贝利三分公司）、余党祥等其他借款主体与李水火在内的二十余位出借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在本案一审前已经先后提起民事诉讼、信访申诉、刑事控告等程序，并经过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和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区分局调查。部分事实经严伍祥自认、法院审理、公安机关调查已确认，部分证据经过法院审理已认定。（二）严伍祥及黄浦公司、严泗祥、贝利三分公司等自2005年起系向包括李水火、刘锦根、罗文康、陈立峰、俞秀兰、何夏梅等在内的多个出借人先后借款，借款系出借人出借给借款人及指定收款人（包括银行汇款、现金、支票等多种出借方式），但借款人在陆续归还各出借人的借款本金和支付利息时，有较多金额款项汇给李水火个人账户并用于归还多个出借人的全部或部分借款本金及利息。（三）严伍祥将涉及严泗祥、黄浦公司与各出借人间的借款还款列为其个人与李水火间的借款还款，导致借款主体、还款主体及还款用途混淆，相应借款还款金额的诉讼主体不当。李水火并非与严伍祥间的唯一借款主体，严伍祥亦不是与其诉讼请求相对应的适格主体，借款主体及款项往来涉及黄浦公司、严泗祥、贝利三分公司等。（四）诉讼时效问题。鉴于本案起诉时间是2016年11月7日，本案诉争范围应仅对于2014年11月之后的款项往来进行计算，而非无限扩展；对于已经完成结算、达成协议等款项，视为结算完毕，应依协议内容、结算内容执行。严伍祥提起本案诉讼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其起诉及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五）关于现有证据的认定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严伍祥提供的汇款凭证不能证明系归还李水火个人借款本息，不能证明与李水火间的关联性，不能达到证明目的。李水火已尽可能举证，但因客观原因仍未能收集到全部证据。李水火一审中申请邵建明、邵建富、赵作炎出庭作证，三证人均证明严伍祥系向证人借款，归还是通过李水火归还证人借款本息。涉及严伍祥、严泗祥、黄浦公司的债务已于2011年3月8日、2012年3月10日、2014年7月20日、2014年7月22日完成结算。严泗祥于2014年7月22日出具还款《承诺书》，并已部分履行。（六）严伍祥对本案起诉的事实理由作虚假陈述，扩大其诉讼请求，对李水火形成“债务风险”。综上，请求驳回严伍祥的上诉请求。严伍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水火返还严伍祥超额支付的利息85260371元；2.判令李水火支付严伍祥利息损失1649765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李水火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伍祥、李水火之间原有借款往来。2011年3月8日，严伍祥向李水火出具“借款条”一份，载明向李水火借款1200万元。落款处由严伍祥签名，并加盖黄浦公司财务专用章，落款之后载明“上述款项于2010年结算款”。2012年3月10日，严伍祥向李水火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李水火1700万元，并载明分四笔归还的日期及金额。落款处由严伍祥签名，并加盖黄浦公司财务章和严泗祥私章，落款之后载明“上述款项于2011年结余款项”。该份借条下端另书写，“2013年3月10日借条，共计1500万人民币，有我黄浦公司承担。具体时间2014年7月20日左右补办手续。特立此据严泗祥2014年7月10日”。上述借条出具之后，双方后续仍有款项往来。2016年11月7日，严伍祥以李水火、朱银江、杭中年、李松根、倪洪波、赵作炎、邵建富等20人为被告，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各被告共同归还严伍祥多付利息41444486元，即7525号案。该案起诉状中，严伍祥陈述，严伍祥陆续向李水火高息借款，收付款曾使用贝利三分公司、黄浦公司、余党祥账户；借款按李水火要求出具借条，借条上的出借人，及实际发生往来的账户户名除李水火外，还有其余被告；期间，严伍祥有重复出具的借条，也有就所欠高利息记作本金出具的借条。该案中，严伍祥就如何归还及支付利息，陈述大部分情况下打入李水火个人账户。严伍祥在该案中另陈述“算账是在2014年2月8日，确认各被告打入严伍祥及严伍祥指定账户8730万元”、“上述证据证明各被告总收到145850721元，严伍祥收到9863万元”、“严伍祥所有涉及打入李水火本息113989721元，李水火打入严伍祥账户2576万元”等内容。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的原被告主体均不当，裁定驳回严伍祥起诉。严伍祥不服一审裁定，向该院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现严伍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根本争议是严伍祥有无向李水火超额支付利息及其金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严伍祥作为诉讼发起者，对其主张的超额付息的事实负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现严伍祥提供银行凭证等证据，主张李水火向严伍祥付款17675221元，严伍祥向李水火付款102908221元，并依此计算超额支付利息83910371元。但根据严伍祥在7525号案中的陈述，借款存在多个出借人，归还及支付利息，大部分情况下打入李水火个人账户。综合本案双方的银行凭证及明细，亦能一定程度印证上述情况。可见，汇入李水火账户款项并非全部用于归还李水火个人，且严伍祥对此明知，其应完整陈述情况、提供证据。而李水火释称因部分其他出借人业经受偿不愿参与故难以取得相应证据，有一定合理性。现严伍祥仅以两者之间银行往来作为计算依据，不仅与事实明显不符，而且将使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仅与7525号案对比，在7525案中严伍祥诉请李水火等多位出借人返还多付利息总额41444486元，而在本案诉讼中主张多付李水火个人的利息金额即达83910371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综上所述，凭现有证据及主张，该院不能支持严伍祥诉讼请求。另，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李水火主张严伍祥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基于该院对严伍祥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故对此不再评判。关于严伍祥的诉讼主体资格，严伍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至于严伍祥诉讼所涉黄浦公司、严泗祥账户款项，两者业已出具说明系代严伍祥支付，且若非代严伍祥支付，亦可驳回严伍祥相应部分诉讼请求，但严伍祥诉权应予保护。综上所述，严伍祥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于2019年7月30日判决：驳回严伍祥的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严伍祥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据1.关于李水火涉嫌诈骗等犯罪的刑事控告书、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立案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本案涉嫌刑事犯罪，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已经于2019年9月1日决定对严伍祥被李水火诈骗案立案侦查。证据2.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2019）浙0604民初404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李水火2019年6月3日起诉严伍祥、严泗祥民间借贷纠纷，该案与本案性质相同，由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该案驳回李水火的起诉，请求将本案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严伍祥还申请本院对其与李水火之间的借贷往来进行审计。李水火质证称，对证据1中刑事控告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刑事控告书的内容是严伍祥单方制作，与立案决定书的关联性无法确认，立案决定书是对严伍祥被诈骗案立案，并没有说被谁诈骗；对证据1中立案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李水火目前并未收到过该立案决定书，李水火确实被公安机关传唤过一次，且被传唤的不止李水火一人，严伍祥被诈骗案所涉主体不清楚，是否包括李水火不明确，立案决定书不能证明严伍祥确实被诈骗，也不能证明严伍祥控告的嫌疑人最终构成犯罪。严伍祥被诈骗案与本案的审理没有关联，如严伍祥认为有关联，也应由人民法院裁定中止诉讼，而非驳回严伍祥起诉。严伍祥是本案一审原告，其可以撤回上诉。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案原定2019年11月29日开庭审理，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在2019年10月28日作出裁定没有经过庭审程序，裁定依据的理由也未向该案原告李水火说明，相应证据也未出示，仅是送达该裁定书时一并送达了前述立案决定书复印件。李水火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严伍祥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对证据1中立案决定书及证据2，李水火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立案决定书、民事裁定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中刑事控告书，虽然刑事控告书是严伍祥单方提供，但李水火也认可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立案后对其进行了传唤，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1、证据2的关联性和证明力，本院将综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至于严伍祥申请本院对其与李水火之间的借贷往来进行审计，鉴于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故对其申请不予准许。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严伍祥以李水火等涉嫌诈骗等犯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2019年9月1日，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作出绍虞公（曹）立字〔2019〕51937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严伍祥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2019年6月3日，李水火以严伍祥、严泗祥为被告，向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严伍祥、严泗祥归还7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严伍祥就该案所涉借款以已被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已于2019年9月1日立案侦查，故该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李水火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2019）浙0604民初4041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李水火的起诉。李水火陈述称其未对该裁定提起上诉，该裁定已经生效。本院认为，鉴于严伍祥就其与李水火之间的案涉借款往来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亦于2019年9月1日决定对严伍祥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且另案生效裁定也认定李水火与严伍祥之间的款项往来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裁定驳回李水火的起诉。据此，涉嫌犯罪的事实包括了本案所涉款项，也即本案的事实与经济犯罪嫌疑案件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故本案经济纠纷有经济犯罪嫌疑，目前宜先驳回起诉。原判不属于错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6民初3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严伍祥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550590元，退还严伍祥；上诉人严伍祥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50590元予以退还。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梅 冰审判员 王晓波审判员 伍华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王曼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