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6民终1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住所地四川省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正伟，男，生于1958年10月6日，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系该组出纳。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海明，华蓥市双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万代昌，男，生于1948年6月11日，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万玲，四川明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伍家坳村五组）因与被上诉人万代昌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2019)川1681民初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家坳村五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万代昌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万代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错误。1.错误地将楚万平承包经营的“王木匠垭口”认定为“茶坪湾（又名茶盆湾）”，因两地属于不同的地方，相距较远，一审判决仅根据张庆文的陈述进行认定，显失公平，且张庆文与本案涉及的“茶坪湾”土地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2.村民胡仁珍迁户时不存在将土地一并带走的情况；3.万代昌担任社长期间，私自将集体土地送或者卖给张庆文，造成上工指标款、土地补偿款的损失，根据侵权法应当予以赔偿。二、一审判决认定了唐加周在城门洞处堆渣的费用应归20几户村民共有，那么万代昌就不能独自占有；三、一审判决错误地将集体所有的电线杆认定为供电部门所有。该电线杆的来源系1990年广安水泥厂赔偿给村集体的，后来供电部门将供电设备全部更换，究其根本，电线杆所有权属于全体村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万代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万代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理由：1.案涉土地“王木匠垭口”和“茶坪湾”属于同一个地方，万代昌并未将集体土地卖给他人，张庆文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其证言系法院调取，应当采信；2.万代昌占有城门洞的土地，其收取唐加周的费用是土地上青苗附着物的赔偿费用，不是集体的费用。3.本案争议的电线杆系供电部门所有，一审中村文书秦顺勇自认电线杆属于供电部门所有。综上，村集体扣除万代昌的所得费用，侵害了万代昌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万代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伍家坳村五组于2018年7月13日签订的《伍家坳五组原7组群众会议记录》；2.判令伍家坳村五组返还万代昌占地青苗款2,710元和社集体下放款2,000元，共计4,710元；3、本案诉讼费由伍家坳村五组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伍家坳村原七组改组后合并为伍家坳村五组，伍家坳村五组共有村民50户，万代昌是伍家坳村五组的村民，其于1994年至1997年担任伍家坳村原七组组长。2018年7月13日，伍家坳村五组的出纳夏正伟主持召开村民会议，到会35户，会议认为万代昌当组长时将该组0.6亩位于张庆文的儿子上工、万代昌借集体名义收取了唐加周3000元、因何天德门前电杆被撞断万代昌收取了300元，会议决定由万代昌退还集体茶坪湾（又名茶盆湾）征地费3000元、张庆文儿子上工费7000元、城门洞堆渣费3000元、电杆损失300元，并在万代昌应分得的集体下放款和青苗费中扣除13300元。其中33户签字同意（包括部分已经上工的村民，上工村民户口仍在村上，家属属于该组村民），2户签字不同意。会议结束后，伍家坳村五组分三次共扣留万代昌青苗款、人工补助费、开会误工费4710元。 同时查明，胡仁珍（又名胡文珍），原系天池镇五星村（现伍家坳村）的村民，其有包括王木匠垭口（伍家坳村原七组称为茶坪湾或茶盆湾）在内的三块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胡仁珍迁户至天池镇向和村原四组，由于种地较远，其便与向和村原三组（现向和村二组）村民交换，胡仁珍的土地由向和村原三组村民耕种，向和村原三组罗家垭口的土地由胡仁珍耕种。土地包产到户后，王木匠垭口（又称茶坪湾或茶盆湾）土地由向和村原三组的楚万平承包经营，1995年10月20日发放的土地使用证载明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楚万平外出务工后，案涉土地荒弃，由伍家坳村原七组村民杜明芳开荒耕种。 1997年，因修建华蓥市天池矿山石料公司，伍家坳村五组和向和村二组均有土地被征用，1997年6月27日向和村二组收到征地补偿费1,095元。茶坪湾的土地也被征用，向和村二组收到青苗赔偿费后，于1998年3月9日向伍家坳原七组支付了495元。征地后，为解决村民的工作，村上规定村民向集体交纳7,000元便可安排到石料公司上班。张庆文向向和村二组交纳了其儿子的上工费7,000元。 伍家坳村五组城门洞的土地原属耕地，由包括万代昌在内的20多户村民承包经营，并取得了土地使用证。1997年修建过境高速公路时将其作为弃土临时堆放点，堆放后已分不清楚界限，也无人耕种。之后唐加周开挖矿山时向城门洞位置倒了弃渣，万代昌认为弃渣倒在了其土地上，故收取了1,500元。 2018年6月，伍家坳村五组何天德门前的一根供电所未使用的电杆被车撞断，驾驶员向万代昌支付了3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18年7月13日伍家坳村五组作出的村民会议决议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侵害了万代昌的合法权益。 关于村民会议召开的程序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应当有本村民小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本村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财产的经营管理以及公益事项的办理，由村民小组会议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讨论决定，所作决定及实施情况应当及时向本村民小组的村民公布。”本案中，伍家坳村五组有村民50户，出席会议的村民有35户，会议议决经过33户表决同意。尽管33户中有些村民是上工人员，但其户口仍在村上，其还有家属系伍家坳村五组的村民，故上工人员也可以作为户代表参与会议表决。因此，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和同意人数均达到了法律规定的要求。 关于村民会议决议的内容问题，首先，伍家坳村五组以万代昌担任组长期间将原属于伍家坳村原七组的土地送或卖给向和村张庆文给伍家坳村五组造成损失为由，决定扣除万代昌上工费7,000元、占地补偿费3,000元，但伍家坳村五组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事实，应由伍家坳村五组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争议土地早在1995年10月20日由向和村二组村民承包经营，1997年该土地才被征用，征地时该土地虽由伍家坳村五组村民耕种，但不能以此对抗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此，伍家坳村五组作出扣除万代昌10,000元的决议，缺乏事实依据。其次，伍家坳村五组认为万代昌收取了唐加周堆渣费3,000元，决定扣除万代昌3,000元。但伍家坳村五组仅提交了唐加周的说明，无其他证据佐证支付的款项为3,000元。万代昌仅认可收取了唐加周堆渣费1,500元，该笔费用应视为唐加周在城门洞土地上堆渣后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赔偿。由于城门洞土地系20几户村民承包经营，后因修建高速公路倒弃土后已分不清界限，故赔偿款应由20几户村民共有，伍家坳村五组无权扣留该笔费用。最后，伍家坳村五组认为万代昌收取了撞断电杆赔偿费300元，故扣除万代昌费用300元。案涉电杆系供电所所有，其所有权不属于伍家坳村五组，也不属于万代昌，他人损害电杆后支付给万代昌的300元，应由电杆所有权人进行追偿，伍家坳村五组扣留万代昌300元于法无据。 综上所述，伍家坳村五组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村民会议决议虽召开程序合法，但作出决议扣除万代昌13,300元于法无据，损害了万代昌的合法权益，万代昌申请撤销该份会议决议，予以支持。同时，伍家坳村五组应向万代昌支付青苗款、人工补助费、开会误工费4,710元。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一、撤销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村民会议决议；二、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万代昌支付青苗款、人工补助费、开会误工费共计4,710元。案件受理费25元，由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伍家坳村五组举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张某、李某的证言，该二人系伍家坳村70岁以上的老人，其出庭证实“王木匠垭口”与“茶盆湾”是两处地方，相距几百米远；2.龙成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实龙成元在“茶盆湾”有0.1亩承包地，“茶盆湾”的土地属伍家坳村五组所有；3.现场照片三张，证实“王木匠垭口”与“茶盆湾”是两处不同的地方；4.唐加周的证言，唐加周出庭证实其与该组协商的倒渣费是1000元，后因万代昌阻挠其倒渣，就给了万代昌3000元安抚费，后来村组没有找唐加周收取倒渣费；5.伍家坳村五组集体下放款花名册（2018年度），证明伍家坳村五组仅有46户村民，并非一审认定的50户，同时证明龙成元系伍家坳村五组村民。6.伍家坳村五组村民讨论记录，证明对万代昌收取的3000元弃渣费经村民讨论由集体统一收取发放给应享有的村民。7.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经村民大会讨论确认被撞断的、位于集体所有。对上述证据，万代昌的质证意见是：张某、李某的陈述不实，无法分清“王木匠垭口”与“茶盆湾”的界限；对龙成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真实性无异议，该证上记载的0.1亩承包地并不是本案争议的承包地，且龙成元还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件说明其承包地并未被征收；三张现场照片中的两个地名系伍家坳村五组自行标识，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唐加周的证言不属实，他并没有亲手交给万代昌3000元，且其支付1500元的对象是万代昌，目的是排除万代昌的阻挠，并不是万代昌代表村组收取弃渣费；对伍家坳村五组集体下放款花名册（2018年度）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讼争承包地属伍家坳村五组所有的证明目的；对村民会议讨论、确认的记录均有异议。万代昌提供了《华蓥市天池镇王家垭口石灰石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图》，该图由广安市地质环境监测站编制、向和村以前的村主任张庆洲保管，图中显示“王木匠垭口”在矿区内，“茶盆湾”在矿区外，与伍家坳村五组所说的两地位置相反。伍家坳村五组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图中地名编制错误。本院组织现场勘查时，向和村的张庆文、张庆洲均认为向和村的村民将“王木匠垭口”和“茶盆湾”当成同一片地方。本院认为，证人张某、李某的证言，现场照片与《华蓥市天池镇王家垭口石灰石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图》相互印证，能够证明“王木匠垭口”与“茶盆湾”是相邻的两个不同地方；龙成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采信；唐加周的证言中关于支付万代昌3000元的事实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但为排除万代昌的阻挠而向其付款的事实可以确认；伍家坳村五组集体下放款花名册（2018年度）可以采信；村民会议记录中所认定的事实无其他证据佐证，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一、伍家坳村五组在2018年度共有村民46户。“王木匠垭口”和“茶盆湾”是相邻的两地，一处位于华蓥市天池矿山石料公司矿区内，一处位于矿区外。向和村村民普遍将“王木匠垭口”和“茶盆湾”当成同一处地方，未作严格区分。 二、1997年征地修建华蓥市天池矿山石料公司时，伍家坳村五组的龙成茂等人及向和村二组的张庆文、张庆洲等人在华蓥市国土部门工作人员组织下参加了确认土地界限。伍家坳村五组的龙成茂等人现均已过世。 三、讼争承包地原由胡仁珍耕种，征地时由杜明芳耕种。胡仁珍原在伍家坳村耕种的位于下生基（伍家坳村称为河湾）土地自其迁户后由向和村二组的村民在耕种，土地承包经营权亦登记在向和村二组村民名下。 四、唐加周在城门洞土地上堆渣遇到万代昌阻挠，为顺利倒渣，唐加周向万代昌支付了一笔费用，万代昌自认该笔费用数额为1500元。 其他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讼争的0.6亩承包地在征地时是否属伍家坳村五组所有；2.万代昌收取的弃渣费和电杆赔偿费应否归伍家坳村五组集体所有。 关于讼争的0.6亩承包地原所有权问题。1997年征地确认界限时，各方将讼争的0.6亩承包地确定为向和村二组所有，当时并无争议。现伍家坳村五组认为讼争的0.6亩承包地经营权在征地时已办至该组村民龙成林名下，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此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且本案证据显示土地包产到户后，胡仁珍在王木匠垭口的土地由向和村的楚万平承包经营。故伍家坳村五组虽然提供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王木匠垭口”和“茶盆湾”是同一地块存在错误，但并不足以证明讼争的0.6亩承包地在1997年征地时属其所有，亦不能证明万代昌在担任组长期间将讼争的0.6亩承包地送或卖给了向和村二组。 关于万代昌收取的弃渣费和电杆赔偿费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唐加周所支付的1500元中既有对城门洞土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赔偿款1000元，也有对万代昌个人赠与部分。赔偿款1000元由承包城门洞土地的村民共有，相关村民可向万代昌主张分割，赠与款由万代昌个人享有，伍家坳村五组无权要求扣除。关于电杆所有权问题，伍家坳村五组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被撞断的电杆属伍家坳村五组集体所有，供电所亦未否认属其所有，故电杆赔偿费应由万代昌保管，待所有权人明确后再行转移，伍家坳村五组现在扣留万代昌300元依据不足。 综上所述，伍家坳村五组于2018年7月13日作出的村民会议决议内容违法，一审判决支持万代昌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伍家坳村五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村第五村民小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登贵 审 判 员 阳晓川 审 判 员 罗乔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法官助理 刘京峰 书 记 员 何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