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63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萧山新塘豪鹰托运部，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街街道同兴村（10组）。 经营者：朱建平，男，1977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雳，浙江首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树立，浙江首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谌晓飞，男，197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敏霞，浙江康衢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萧山新塘豪鹰托运部（以下简称豪鹰托运部）与被上诉人谌晓飞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9民初37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5年3月10日，谌晓飞进入豪鹰托运部工作，担任司机职务，豪鹰托运部按月向谌晓飞发放工资。2008年4月22日，豪鹰托运部为谌晓飞出具收入证明书，写明谌晓飞系豪鹰托运部员工，自2005年3月10日进入豪鹰托运部工作至今，现在物流部门担任司机职务，税后月均收入3000元。2018年7月25日，谌晓飞突发疾病被送往浙江萧山医院治疗。2018年9月12日，谌晓飞住院后电话告知豪鹰托运部要求复工，豪鹰托运部以不招驾驶员为由表示拒绝。2018年9月19日，谌晓飞向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为：一、豪鹰托运部支付谌晓飞医疗期工资待遇13500元；二、豪鹰托运部支付谌晓飞经济赔偿金234000元；三、豪鹰托运部补缴自2006年3月起至2018年9月的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待遇。2019年1月9日，该委做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谌晓飞的全部仲裁请求。 谌晓飞的诉讼请求为：一、豪鹰托运部支付谌晓飞工资13500元；二、豪鹰托运部支付谌晓飞赔偿金234000元；三、豪鹰托运部补缴2006年3月至2018年9月的社会保险待遇；四、豪鹰托运部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谌晓飞、豪鹰托运部之间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本案中，谌晓飞系自然人，豪鹰托运部系经营物流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双方身份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建立的主体资格，谌晓飞提供的劳动也是豪鹰托运部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依据豪鹰托运部提供的出车费用预支记录可知，谌晓飞长期稳定为豪鹰托运部提供劳动，豪鹰托运部按月向其支付工资，以上特征均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构成条件，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的起算时间，依据豪鹰托运部出具的收入证明书，豪鹰托运部承认双方于2005年3月10日至2008年4月2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依据出车费用预支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可推断双方于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存在劳动关系。而关于2008年5月至2013年3月期间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谌晓飞陈述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豪鹰托运部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发生过中断，该部分的举证责任在豪鹰托运部，豪鹰托运部未提供考勤或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等证据证明上述期间双方劳动关系发生过中断或解除，且豪鹰托运部在9月12日与谌晓飞的通话中也承认谌晓飞为其工作十余年，该证据也可印证谌晓飞的陈述意见，故原审法院不认可豪鹰托运部的该项答辩意见，并认定双方于2005年3月10日至2018年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谌晓飞的月工资标准，经查，谌晓飞同意按每月实发工资计算工资，谌晓飞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工资合计为41000元，2018年2月至2018年7月工资合计为40200元，以上合计81200元，月平均工资为6766.67元，再加上每月餐费补贴750元及话费100元，合计为7616.67元。豪鹰托运部于2018年9月12日对谌晓飞要求复工的申请表示拒绝，该行为视为解除劳动关系，然该解除行为也没有合理依据，故应为违法解除，谌晓飞要求豪鹰托运部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合法有据，谌晓飞主张13个月的赔偿金合理，经计算赔偿金为198033.42元（7616.67元/月×13个月×2）。关于谌晓飞要求豪鹰托运部补缴社会保险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病假工资，浙江省劳动厅关于转发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负伤，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按其连续工龄的长短发给病假工资，连续工龄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为本人工资（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奖金、津贴、物价生活补贴）的百分之六十。依据以上规定，谌晓飞的病假工资应为6090元（6766.67元×1.5个月×60%）。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浙江省劳动厅关于转发劳动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豪鹰托运部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谌晓飞病假工资6090元；二、豪鹰托运部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谌晓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98033.42元；三、豪鹰托运部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为谌晓飞缴纳2006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具体险种、补交时段、金额依据社保政策确定），其中个人部分由个人自行承担；四、驳回谌晓飞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豪鹰托运部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豪鹰托运部负担，予以免交。 宣判后，豪鹰托运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豪鹰托运部和谌晓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审判决认为：“谌晓飞提供的劳动是豪鹰托运部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依据豪鹰托运部提供的出车费用预支记录可知，谌晓飞长期稳定为豪鹰托运部提供劳动，豪鹰托运部按月向其支付工资，以上特征均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构成条件，故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豪鹰托运部认为该认定实属错误，双方之间仅存在劳务关系。谌晓飞不接受豪鹰托运部的监督和支配，也不需要遵从豪鹰托运部的考勤管理、请假制度和工资晋级等，其与谌晓飞之间不具有人身关系上的依附性和行政管理上的隶属性。谌晓飞进入托运部是经人介绍，双方达成口头约定，并未经过正式的招聘程序，也未约定工作期限。谌晓飞在豪鹰托运部开大货车期间，双方约定是以出车次数来核算劳务费的，出车一次的费用为人民币300元，该费用可以提前预支，每年年底在进行最终核算，多退少补。运输车辆是由案外人台州市黄岩永豪运输有限公司提供的，由谌晓飞负责完成运输货物的日常出车任务。由此可知谌晓飞与豪鹰托运部之间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双方之间是以完成出车任务为目的而成立了劳务关系。豪鹰托运部并不对谌晓飞进行任何的考勤管理，也不强制其每天必须到固定的工作场所坐班，谌晓飞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时间。因为每天的出车任务都是固定的，一般来说都会默认安排由谌晓飞这般已经多次合作过的司机进行出车，但若不想出车，谌晓飞也只需提前通知豪鹰托运部即可（无须经过豪鹰托运部同意或办理请假手续），以便豪鹰托运部联系其他司机出车。而且在谌晓飞于2018年7月25日生病入院后，也不需要通过医院开具病假条来向豪鹰托运部办理请假手续。在谌晓飞无法继续完成出车任务时，豪鹰托运部完全可以安排其他司机。由此可知豪鹰托运部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出车次数，其也不需要遵守豪鹰托运部处相应的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以上事实均反映出谌晓飞与豪鹰托运部之间形成的是以完成出车任务为目标的劳务关系，双方地位平等，不存在任何人身上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故不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二、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一直存续并不是事实，谌晓飞提供劳务期间并不是一个持续稳定的过程，其曾多次离开又重新回归，相对自由。原审法院认定谌晓飞已在豪鹰托运部处连续工作了13年并非事实。原审根据谌晓飞提供的收入证明书认定谌晓飞于2015年3月10日至2008年4月22日与豪鹰托运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根据谌晓飞的流动人口登记表显示，其在杭的初次登记时间是2008年9月1日，而收入证明书中最后落款的时间是2008年4月22日，时间上存在明显矛盾。谌晓飞在一审中辩称当时是因为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尚不严格，故在之前才没有办理登记。但根据全部的流动人口登记表显示，谌晓飞在2009年9月1日因原证有效期满而注销后，一直到2012年9月6日才重新进行了登记。若谌晓飞在此期间一直在豪鹰托运部处工作，为何一直长达3年没有办理登记？再根据谌晓飞提供的证据违章记录中可知，谌晓飞曾于2009年8月26日驾驶车牌号为浙Ｊ×××××（非豪鹰托运部提供的车辆）的大型汽车在温岭市区违章。以上事实均能证明谌晓飞当时并非在豪鹰托运部处提供劳务，而是已经离开杭州在温岭某处托运部开车。而且，豪鹰托运部还找到了谌晓飞在温岭工作时的老板和同事，他们都愿意出庭证明谌晓飞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一直在温岭工作。除此之外，尽管豪鹰托运部提供了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的出车费用预支记录，但该预支费用的金额和提取时间并不固定，存在较大的不规律性，由于出车费用是豪鹰托运部根据其自身需要随时进行预支，故并不能证明谌晓飞提供劳务是一个持续稳定的状态。而事实上，谌晓飞曾在2015年4-6月、2016年7月等时间多次离开豪鹰托运部处未再继续工作（对此豪鹰托运部也有新的证据予以证明）。豪鹰托运部作为一家专门提供运输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对驾驶员有很大的需求，同时也会与很多驾驶员保持有常年的合作。驾驶员职业本身的流动性就比较大，因此谌晓飞作为其中一位与豪鹰托运部有过长期合作的驾驶员存在多次离开又重新回归的情形也是该行业的常态，这不仅符合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紧密稳定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谌晓飞不需要遵守相应的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离职、入职相对松散自由。根据谌晓飞的主张，倘若其已在豪鹰托运部处持续工作了13年之久，那为何一直未要求豪鹰托运部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若谌晓飞已经明确知道其与豪鹰托运部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应要求豪鹰托运部作为用人单位为其参加社会保险，但谌晓飞在本次纠纷发生前从未要求豪鹰托运部为其参加社会保险，这也反映出谌晓飞并无与豪鹰托运部形成劳动关系的主观意愿。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且适用法律有误，请求撤销原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 针对豪鹰托运部的上诉，谌晓飞发表答辩意见称：一、豪鹰托运部和谌晓飞之间系劳动关系，豪鹰托运部认为是劳务关系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谌晓飞接受豪鹰托运部的工作安排、日常管理等，且由豪鹰托运部支付工资，与豪鹰托运部之间存在管理、监督、支配的关系。从工作安排方面，谌晓飞在豪鹰托运部的安排下，使用豪鹰托运部的车辆，长期跑固定线路，日常还受豪鹰托运部的其他工作安排。谌晓飞驾驶的运输车辆系豪鹰托运部提供的，系其挂靠在案外人台州市黄岩永豪运输有限公司，与谌晓飞无关。谌晓飞受豪鹰托运部安排跑固定的行驶路线，主要是跑宁波线路，2016年之前是有两个人对跑，2016年9月之后只有谌晓飞一人跑线路，因此待遇增加。谌晓飞一个人跑宁波线路时的日常工作模式：晚上九十点钟公司装好货，从萧山出发一路经停卸货点，开到宁波三四点钟，再从宁波甩挂（换挂车）回来，到萧山七点钟左右，白天休息，到晚上八九点钟，又要等货装好就走。除了这一固定线路，谌晓飞不出车的时候，还要按照老板娘的指示做其他的活，包括送货接货，这一事实通过谌晓飞提供的与老板娘之间聊天记录，谌晓飞的微信朋友圈截图等证据可以证实。因此，谌晓飞的工作是受豪鹰托运部的安排进行的，包括跑固定线路时应当在哪里卸货、哪里换挂车，开小车去哪里送货接货等，都要听豪鹰托运部的指示，受豪鹰托运部支配，不存在谌晓飞自由安排的情形。日常管理方面，谌晓飞要受豪鹰托运部的考勤管理和请假管理。豪鹰托运部称“不对谌晓飞进行任何的考勤管理也不强制其每天必须到固定的工作场所坐班”是违背事实的。豪鹰托运部日常工作不是在办公室进行的，大多数时候并不在公司里，但如果遇到不出车时，仍要到公司报到。从一审期间证人证言可以表明，日常并非豪鹰托运部说的那么宽松自由，想不来就不来是不存在的，请假是要经过豪鹰托运部同意的，而且谌晓飞一年到头除了节假日基本都在上班，很少有请假的情形。从谌晓飞提供的和老板娘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其请假是要向公司请示过的。（2016年8月谌晓飞请假时，是因为公司没有大车开，G20放假的情况下提出请假，但豪鹰托运部并未同意，要求谌晓飞去上班。）日常考勤方面，在豪鹰托运部负责人朱建平在劳动部门的笔录中也提到其对员工存在日常管理。至于豪鹰托运部提到“2018年7月25日生病入院后不需要通过医院开具病假条来向豪鹰托运部办理病假手续”系无稽之谈，豪鹰托运部的请假基本以口头为主，谌晓飞入院还是豪鹰托运部送去的，难道还需要谌晓飞爬起来提交书面报告吗？在任何一家用人单位都不可能有这样非人性化的操作。从工资支付情况看，也表明谌晓飞受豪鹰托运部的管理。2016年9月之前，谌晓飞的工资是按月固定工资支付，每月七千元，2016年9月28日之后，按趟数计算工资，每趟300元，再另付850元每月的交通、吃饭补贴。豪鹰托运部提出“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是以完成出车任务为目的而成立劳务关系”的说法违背事实。谌晓飞人2016年之前的工资一直是固定工资，这一事实通过谌晓飞提供的其与老板娘的聊天记录、工资结算单可以表明，（其在结算2016年9月的工资时，是按7000元/月计算，工作30天，平均每日233元，算21天的工资即4893元，算17天的工资即3961元，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对结算标准没有争议，只对是在说计算的天数）而2016年9月之后工资计算标准论趟计算只能表明谌晓飞的工作量增加，其跑一趟相当于工作一天，而对其劳动报酬做了调整，无非就是加了点工资。至于预资费用更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谌晓飞的劳动报酬有固定的结算标准，也享受日常的福利待遇，平时只能预资费用，不能一次性结算，只能到年底结算，不能像劳务关系那样做多少活直接结算多少费用，反而能够表明谌晓飞在工资发放上受豪鹰托运部的管理。一审中，谌晓飞向法院提交了其和刘卫华的通话录音，其在录音中表示“我说我们性质是跟他不一样的，我们是买他（朱建平）的车子”，且表示其本人跑一趟2000元，与谌晓飞300元一趟的截然不同，庭审中豪鹰托运部对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表明刘卫华在劳动监察时所做的笔录是虚假的。综合上述几点，双方之间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系劳动关系，应当按劳动合同法处理。二、豪鹰托运部和谌晓飞劳动用工时间延续，没有中断的情形。谌晓飞从2005年3月起在豪鹰托运部工作，直至豪鹰托运部因谌晓飞生病入院解除劳动关系。谌晓飞的入职时间已有豪鹰托运部出具的收入证明可以证实。豪鹰托运部辩称谌晓飞未办理暂住证期间（2009至2012年）没有在公司上班，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更不能通过暂住证的办理情况来推测。当时公安部门对暂住证的办理尚没有这么严格，是以当事人主动登记为主，客观上存在诸多外来务工人员未办理暂住证的情形，豪鹰托运部作为用人单位，也有申报的义务，其在豪鹰托运部工作期间不为其申报暂住证，却反咬谌晓飞为何不申报暂住证，这一观点是缺乏逻辑的。而且，谌晓飞一审时提供的两位证人刚好工作时间在这期间，可以证实该期间谌晓飞从未离开过公司。同时，通过谌晓飞提供的违章记录，在2011年、2012年还有谌晓飞开着豪鹰托运部浙Ｊ×××××车辆违章的记录，证明该期间谌晓飞仍在工作；通过谌晓飞提供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谌晓飞与吴康镁（2009.10-2013.2）、林仁会（2011.4-2012.4）共事期间一直在豪鹰托运部处工作；工作年限不存在中断情形，应当连续计算。豪鹰托运部作为用人单位，认为谌晓飞用工时间存在中断情形的，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未提供证据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豪鹰托运部辩称“谌晓飞在温岭违章，认为其离开杭州在温岭某处托运部开车。”这一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与豪鹰托运部前后说法也不一致。首先，谌晓飞在温岭的违章记录是在为豪鹰托运部工作期间，跑温岭线路时发生的，是在为豪鹰托运部送货时，当地托运部临时叫谌晓飞帮忙将车开到市区，谌晓飞对当地线路不熟悉，被现场执法的，并不是其在温岭某托运部开车。其次，豪鹰托运部的说法前后矛盾。其在劳动保障监察接受调查时称，“2009年左右我们就以这种模式合作了，2016年有几个月不在我这边”，豪鹰托运部负责人朱建平与谌晓飞的通话录音也承认谌晓飞为其工作十余年，其在上诉状中却称“谌晓飞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一直在温岭工作”，豪鹰托运部在与谌晓飞录音中称谌晓飞这两个说法显然是相矛盾的。豪鹰托运部所述内容与事实相违背，应当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豪鹰托运部在劳动仲裁期间，陈述豪鹰托运部“2008年到2014年中间有三四年不在我们这做”，因其仲裁期间前后矛盾的说法，在一审期间，又改称谌晓飞未办理暂住证期间2009年至2012年期间没有在杭州工作，因谌晓飞一审期间提供证人证言和驾驶豪鹰托运部车辆的违章记录，在二审上诉状中又将时间调整为2008年至2010年期间。谌晓飞认为，豪鹰托运部的前后说辞不一致，其没有如实陈述，存在不诚信的情况。应当承担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被豪鹰托运部违法解除支付赔偿金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维持原判，驳回豪鹰托运部的上诉请求。 二审举证期限内，谌晓飞未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的证据。豪鹰托运部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证人证言，证明谌晓飞2008-2010年在温岭太平永兴货物托运站从事拉货工作的事实，以及2014-2018年间谌晓飞在豪鹰托运部提供劳务的同时，也曾为其他货运部提供劳务的事实。 2、2014年-2017年钱某货运部发货清单，证明谌晓飞在豪鹰托运部提供劳务的同时，也同时为其他货运部（绍兴市上虞曹娥街道钱某货运部）提供劳务的事实，豪鹰托运部与谌晓飞双方工作自由，并无行政上隶属关系。 上述证据材料经出示，谌晓飞发表意见称：本案中，豪鹰托运部提供的证据主要用于证明其提出的“谌晓飞曾在温岭打工”、“谌晓飞与之不是劳动关系”的论点，而这一观点其在一审答辩时已经提及，且上述证据提及的证人均与豪鹰托运部认识，在一审庭审终结前已经客观存在且不存在豪鹰托运部无法知道的情形，但豪鹰托运部在仲裁、一审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有能力提交的情况下不提供，因此这些证据都不属于新证据，依法应当不予认定和采纳。为了质证意见完整性，针对豪鹰托运部提交的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豪鹰托运部的证明目的。首先，证人应当到庭接受质询。证人邵某、证人吴某没有合理理由未到庭，且谌晓飞从未听说过吴某，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言不能采信。其次，对证人真实性有异议，证人邵某、钱某、邱某1、刘某均与豪鹰托运部有业务往来，邱某1还与豪鹰托运部之间有劳动关系，与豪鹰托运部有重大利益关联，他们做出的有利于豪鹰托运部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不能采信。第三，证人证言与出庭时陈述内容不一致，不具有合法性。如证人邱某1证言称“其于2009年和谌晓飞在永兴托运站上班”，其当庭却称是2008年8、9月份的时候，两者前后矛盾。证人刘某证言称“其1996年就在永兴托运站拉货开车，2008年-2010年谌晓飞在永兴托运部开车”，但其当庭并不能明确具体时间，显然是前后矛盾，证人邱某1证言上的工作单位也与其当庭表示的不一致。因此该书面证言形成不合法。第四，证人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人刘某只知道小胖，不知谌晓飞，其证言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人钱某与豪鹰托运部一直有业务往来，谌晓飞在未豪鹰托运部工作时经常到他的卸货点卸货拉货，这一情况与本案无关，也不能达到豪鹰托运部的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不能达到豪鹰托运部的证明目的。首先，这些材料系单方形成的打印件，不具有真实性。其次，这些发货清单是与本案无关的单位提供，且上面的小胖也不能指向谌晓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谌晓飞与钱某有长达十年的业务往来，对其提供的证据合法性有异议。另外，谌晓飞为豪鹰托运部工作期间，开大车时几乎每天都要到钱某的卸货点卸货拉货，即便有相关记录也属正常。因此，豪鹰托运部的该两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核认为，上述证据1中邵某、吴某未出庭作证，其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其他证人的书面证言，将结合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予以认证。证据2未经谌晓飞签字确认，谌晓飞认为该组证据系单方制作的打印件的异议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豪鹰托运部申请证人邱某2、刘某、钱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谌晓飞在2008-2010年在温岭太平永兴货物托运站从事拉货工作。钱某系绍兴市上虞曹娥街道钱某货运部负责人，证明谌晓飞在为豪鹰托运部提供劳务的同时，也在为钱某货运部提供劳务。 对于证人证言，谌晓飞发表意见认为：不能达到对方证明目的。1、该三名证人的证人证言，不形成于一审庭审之后，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依法不应当予以认定。三位证人与豪鹰托运部之间均存在业务往来，邱某2系雇佣，刘某和钱某系业务往来。2、证人邱某2所做的2008年谌晓飞在温岭永兴上班的证言，不能证明豪鹰托运部待证目的，邱某2对谌晓飞的具体上班时间不明确，且其证明期间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会受豪鹰托运部向其描述、说明的影响，存在主观判断。邱某2在2018年期间是为豪鹰托运部工作。3、证人刘某不能直接指认小胖就是谌晓飞，其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刘某不是温岭永兴托运站的员工。不能证明谌晓飞曾在该托运部工作。且其今日到庭所说的证言与其书面做出的证人证言是矛盾的，由此认为其书面证言和其今日证言是受人左右的。4、对钱某的证言，钱某一直与豪鹰托运部有业务往来，且谌晓飞在为豪鹰托运部工作期间，也会到钱某的托运站卸货，其证言不能达到豪鹰托运部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核认为，证人邱某1自认现在与豪鹰托运部之间仍存在业务往来，钱某自认与豪鹰托运部经营者之间存在十多年的合作关系，且现在是朋友关系，故对邱某1、钱某的出庭所作证言及书面证言不予采信。刘某自认与永兴托运部之间无劳动关系，其证言也无法证实谌晓飞系永兴托运部的员工，故对其出庭所作证言及书面证言亦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义务，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根据豪鹰托运部出具的收入证明书，可以认定双方之间于2005年3月10日至2008年4月22日之前存在劳动关系，同时根据出车费用预支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可认定双方于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12日之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对于豪鹰托运部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对于2008年5月至2013年3月期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当由主张劳动关系中断的豪鹰托运部承担举证责任，但其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故对其该主张，本院亦难以采纳。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双方自2005年3月10日至2018年9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豪鹰托运部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杭州萧山新塘豪鹰托运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睢晓鹏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陈 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陆奕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