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72民初613号 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 法定代表人：朱开锦，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杰，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洪林，男，1971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仙游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立，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丹颖，福建诚毅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安村委会）与被告朱洪林码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1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4月17日、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安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杰，被告朱洪林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明立、谢丹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安村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就位于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的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码头的承包合同关系；2.判令被告立即腾出渔港码头并恢复原状；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腾出渔港码头之日止的承包费，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6595元。2019年4月17日，原告申请变更其第1、3项诉求为：判令原告与被告关于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码头的承包合同关系于2018年5月1日解除；被告支付占用码头的费用（参照承包合同的承包费标准自2018年5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腾出渔港码头之日止），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6595元。明确第2项诉求为：判令被告搬离案涉渔港内的机器设备及物品，拆除在案涉渔港上面搭盖的违章建筑，修复渔港码头的堤坝，疏通航道。事实与理由：原告系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码头的海域使用权人，渔港码头的用海类型为一级类渔业用海、二级类渔业基础设施。2013年4月2日，原告与案外人朱明亮、吕某签订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约定将渔港码头承包给二人经营，承包期限为2013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承包费总额为4217460元。后朱明亮、吕某与被告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将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被告，原告表示同意。合同签订后，被告向原告支付承包费至2018年4月30日。被告承包期间，违规经营堆砂场，并违法占用渔港码头海域进行围填海工程建设，导致码头毁损严重，原告多次因此受到农业局的处罚，包括2016年9月23日被罚款86595元。2018年5月10日，枫亭镇政府向原告发出通知要求对该堆砂场进行整治，且要求于2018年6月20日前整治到位。被告改变渔港码头的渔业用途，违法用于非农建设，即经营堆砂场，违法实施围填海工程，给渔港码头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安全隐患。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解除承包合同关系，但被告均拒绝。2018年4月6日，原告向被告送达解除承包合同通知函，通知被告于2018年5月1日解除承包合同关系。被告虽自2018年底起未再经营，但至今仍未搬离，2019年3月底被告被公安机关依法限制人身自由。 被告朱洪林辩称：1.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并非案涉承包合同标的物的权利主体，海域使用权证中的非透水码头与合同中的新建码头并不相同，且案涉渔港的海域使用权已经由原告转让给案外人朱宗林，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搬离新建码头的场地，应当先证实其对讼争土地享有使用权。即便原告对案涉码头享有权利，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做出资产转让或提起诉讼等对外重要事项已经村民会议同意，未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原告也无权处分该涉案码头。2.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与原告签订案涉合同及原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的对象是朱明亮、吕某，并非被告。3.如法院认为原被告主体适格，案涉合同也应因2018年5月18日码头托管人朱宗林采取堵路等妨碍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于当日解除，砂场自当日起停止经营，托管人的上述非法行为一直持续了53天，在朱宗林等人解除堵路后，被告方人员处理完现场遗留事宜后，即于2018年7月中旬撤离现场，除部分作业设备及车辆仍放置在砂场，其余设备均已搬离。码头虽未移交，但已由原告或托管人管理控制。4.原告要求被告腾出的区域未明确，恢复到什么样也不明确，未给被告宽限期，被告因涉嫌犯罪于2019年3月28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被处罚损失的法律基础是追偿权，并非基于合同关系，该项请求不能在本案中提出。且经济损失是因原告未按照海域使用权证的限定及公益性海域的要求使用海域而被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与被告无关，不应得到支持。5.本案原告讼争的渔港码头尚未经审批获取土地所有权证。按照福建省渔港渔业船舶管理规定，对渔港界内因建设而新增的土地，应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获证以后才可以用于开发经营，原告未取得以上权属，不能对外承包出租。6.原告所享有的海域使用权是免缴出让金，是公益性的。且使用用途是渔业，但是原告将其出租，已经改变了用途，按照渔业管理法规定，应补缴出让金，并由行政部门对其违规经营作出处罚或没收所得。7.原告从被告转租码头时就知道被告在从事砂场经营，却未及时提出异议，因此，其不得再就该理由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综上，请求确认双方的承包租赁关系于2018年5月18日解除，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根据原告申请,本院签发民事诉讼调查令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前往仙游县农业农村局和枫亭镇政府收集相关证据，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枫亭镇政府通知、莆清违发［2016］4号文件，无法证明通知所列砂场系被告所经营，亦未说明砂场存在的具体违规违法情形，不足以证明原告主张的证明目的；原告提供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仙农海责（2018）05、07号】，被告提供的朱惠泉、朱程、朱志敏、朱坤清在仙游沧溪边防派出所接受询问的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沧溪边防派出所行政复议答复书（仙公沧边答【2018】第001号）均系在原告主张的合同解除之后形成，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虽认为证人吕某与原告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属利害关系人，但由于吕某与被告亦存在合同转让的关系，故不应将其认定为与其中一方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由于被告并未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因此，本院对吕某的证人资格及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证据认证情况，并结合庭审笔录，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据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2010年10月8日颁发的编号为：国海证10353001号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址于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的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的海域使用权人为海安村委会，用海类型为：一级类渔业用海，二级类渔业基础设施。宗海面积为1.2201公顷，其中港池0.9326公顷，非透水构筑物0.2875公顷，用海设施和构筑物为港池和防波堤。 2013年4月2日，海安村委会与案外人朱明亮、吕某签订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约定：海安村委会将新建的海安渔港码头承包给朱明亮、吕某经营；承包项目为海安三级渔港码头的经营权；承包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止；码头场地范围：新建码头的场地至新建水闸界；承包费总额及计算方法：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计五年，每年承包额为36万元；此后每年承包额在原有36万元的基础上，逐年递增10%。朱明亮、吕某在承包期内，应合法经营业务，若违法经营所造成的一切责任概由朱明亮、吕某承担，与海安村委会无关；本合同一经签订，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应自觉遵守，切实履行有关合同条款，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倘若发生违约，违约方必须赔偿对方因违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合同签订后，朱明亮、吕某交纳全额押金后，合同生效。 2013年4月2日，吕某与朱洪林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吕某与海安渔港码头签订的经营使用权于同等条件转让给朱洪林经营、使用。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吕某当庭表示因朱明亮与朱洪林系邻居，签订转让协议时，三人均在场，朱明亮虽未签字，但表示同意。2019年8月4日，吕某、朱明亮出具情况说明，表示其二人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后，当日又将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朱洪林（朱明亮未签字，但同意合同内容），随后，二人又将转让给朱洪林的事告知海安村委会，并将二人与朱洪林签订的承包合同交给海安村委会，海安村委会表示同意，其后，朱洪林自行向海安村委会支付承包费，二人未再参与渔港码头的任何事宜。朱洪林将海安渔港码头用于经营砂场，具体使用方式为：朱洪林向海上砂船购砂，砂船靠泊海安渔港码头，朱洪林通过砂船上输送设备或码头输送带将砂传输并堆放于码头，经加工后在陆上销售。 2016年8月9日，仙游县农业局所属的中国海监仙游县大队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海安三级渔港码头疑似出现港池部分被填。因涉嫌实施擅自改变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2016年8月11日，仙游县农业局向原告发出编号为：仙农海责（2016）01号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海安村委会立即停止违法占用海域实施围填海工程的行为。同月12日，海安村委会工作人员朱明成、朱义梅在接受中国海监仙游县大队询问时表示，因为码头堤岸滑坡，海安村委会于2015年12月对堤岸进行加固，后面陆续堆放杂物可能占用了部分港池。该填海建设由海安村委会出资建设，请了几个工人负责施工。2016年9月23日，仙游县农业局作出编号为仙农海罚（2016）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海安村委会在海安三级渔港内擅自改变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进行填海造地0.0251公顷，决定对其处于责令3个月内改正和罚款86595元的行政处罚。海安村委会于同月27日缴交了上述罚款。 2018年3月10日，海安村委会与案外人朱宗林签订协议，约定由朱宗林通过资产收购的方式收购海安村委会持有登记编号为35030020100001号海域使用权证的海安渔港，因暂时无法办理资产转让手续，各方同意由朱宗林以受托管理的方式收购海安渔港，并待日后具备转让条件再转让。 2018年4月间，海安村委会发出关于解除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通知函，其上载明：“朱明亮、吕某先生：根据贵我双方2013年4月2日签订的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我方决定自2018年5月1日起解除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贵方违规超负荷，致使码头损坏严重，未能及时修复，码头无法通过政府验收。现我方决定申请验收，贵方应立即停止营业，并尽快修复受损码头以便验收及办理相关证件。” 2018年4月27日，朱洪林向朱宗林发送内容为“您好：海安渔港码头的租金要打哪里？请给我发个帐号”的手机短信。次日，朱宗林回复称“海安村委已通知：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要进行修复，从2018年5月1日停止生产，所以现在不接收任何租金。请你理解。”同日，朱洪林向海安村委会工作人员朱义梅的银行账户转账396000元用于支付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租金，当日海安村委会将该款项退回朱洪林账户。 庭审中，海安村委会主张，其于2018年4月6日通过朱明亮、吕某向朱洪林发出关于解除海安渔港码头承包合同的通知函，并以将该函张贴在案涉渔港办公室外墙的方式，通知朱洪林于2018年5月1日解除合同。朱洪林表示：“其在4月底发信息向朱宗林询问租金要付给谁，28日收到回复称要修复，停止生产，按照村委会通知不收取任何租金，村委会将其于4月28日汇的396000元于当日退回，后其问朱明亮，朱明亮才将解除通知材料给其。”2018年5月18日，为了让朱洪林停止在海安渔港码头的经营，朱宗林等与朱洪林的工作人员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 另原告在起诉状中将朱明亮、吕某列为第三人，本院审查后，认为朱明亮、吕某与本案处理结果无利害关系，决定不予追加。 本院认为，案涉合同虽名为码头承包合同，但从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来看，主要涉及码头的租赁，承租方系以独立的名义经营，并未以出租方名义对外经营，也未使用出租方的任何资质或证书；双方也未约定承租方要完成出租方指定的经营任务；承租方依合同向原告支付的金额固定，不随经营状况而变化；出租方也不需为承租方的经营风险对外承担责任，因此，本案应为码头租赁合同纠纷。 案涉码头虽未办理渔港登记，也未在填海项目工程竣工起三个月内申请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案涉合同不存在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情形，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约定享受权利履行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案涉合同何时解除？原告主张的赔偿及码头占用期间的损失是否合理？ 一、关于原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一）原告作为码头租赁合同出租人主体适格。1.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中体现原告是案涉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用海的海域使用权人，利用该海域建设的案涉渔港工程包含非透水码头和港池两部分，因此，原告即是案涉海域的使用权人，也是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的所有权人，有权对外签订港口租赁合同。2.原告是否依照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和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在填海项目工程即非透水性码头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凭海域使用权证书申请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及被告主张的案涉海域使用权属公益性，原告应否补缴出让金，并受处罚或没收所得等均属行政管理事项，不影响原告对码头的所有权及对外出租。被告关于原告未取得讼争码头所在陆地的土地使用权，并非权利主体的主张不成立。3.原告与朱宗林签订的渔港收购及委托管理的协议，不影响原告对于案涉海安三级渔港工程的所有权及海域使用权。渔港所有权及海域使用权均属物权，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因案涉渔港登记为原告所有，原告虽与朱宗林签订了转让协议，但该转让并未依法进行登记，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因此，原告作为码头租赁合同出租人的主体适格。4.无论是原告与朱明亮、吕某签订的合同，或是吕某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均在合同标题或合同首段明确合同标的物为海安渔港码头。被告提交的《关于收购“仙游县海安陆岛码头工程及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之框架协议书》及《关于仙游县海安三级渔港工程之委托管理协议书》中所约定码头的海域使用权证书与原告提供的相一致，结合其关于原告已将所有权转让给朱宗林的答辩，可以侧面证明案涉合同标的物“新建海安渔港码头的场地至新建水闸界”即是海域使用权证书所体现渔港码头。被告关于案涉合同标的物是新建码头并非海安渔港码头的主张，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案涉合同标的物即为海安渔港码头。 （二）被告作为码头租赁合同承租人主体适格。1.吕某、朱明亮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后，不久即与被告签订合同，约定将原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同等条件转让给被告承受。根据吕某的证言，其与朱明亮在2013年5月1日即合同履行当日已将合同转让给被告的事实告知了原告，原告同意，并表示按期支付租金就好，其二人也没有再参与案涉合同项下事务。因此，吕某、朱明亮已将码头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被告，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该行为应属合同转让行为。2.被告主张吕某、朱明亮系转租，而非合同转让及退出，显然与朱明亮、吕某出具的情况说明相违背，且以同等条件转租的行为，也明显有违商业合同的盈利性及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与常理不合，本院不予支持。3.从合同履行来看，合同存续的几年间，租金均是由被告直接向原告支付的，双方也均从未表示过异议。4.被告虽在答辩中提出其并未与原告成立合同关系，但其在举证中关于“是原告的违约行为导致被告的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原告未经被告同意，且未与被告协商，就通过资产收购的方式转让渔港码头的使用权”“被告早已履行付款义务，不存在被告欠付承包费（租金）”等表述，则与其答辩相矛盾。 （三）从合同订立程序来看，码头租赁或转让，乃至提起诉讼等是否属于需要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法律法规并无强制性规定，该行为应属村委会内部事项，是否履行过该程序，不影响村委会对外已实施的民事活动的效力。 二、案涉合同是否已解除及解除时间 按约定使用租赁物是承租人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因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租赁物的使用方法，也未能就租赁物的使用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亦无法确定。因此，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本案租赁物为海安渔港码头，据渔港码头工程的海域使用权记载，该用海类型包括一级类渔业用海和二级类渔业基础设施用海。国家海洋局颁发的《海域使用分类体系》第5条规定，渔业用海指为开发利用渔业资源、开展海洋渔业生产所使用的海域。渔业基础设施用海指用于渔船停靠、进行装卸作业和避风，以及用以繁殖重要苗种的海域，包括渔业码头、引桥、堤坝、渔港港池（含开敞式码头前沿船舶靠泊和回旋水域）、渔港航道、附属的仓储地、重要苗种繁殖场所及陆上海水养殖场延伸入海的取排水口等所使用的海域。渔业基础设施用海包括填成土地后用于建设顺岸渔业码头、渔港仓储设施等的海域，采用非透水方式构筑的不形成围填海事实或有效岸线的渔业码头、堤坝等所使用的海域，有防浪设施圈围的渔港港池、开敞式渔业码头的港池（船舶靠泊和回旋水域）等所使用的海域等。案涉码头虽未取得渔港经营许可，但从海域使用权证所载的用海类型及名称来看，其性质为渔业码头，系为渔业生产服务，应用于渔业用途，但被告却将其用于经营砂场，属于未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原告提供的现场照片能够证明案涉码头存在垮塌的情况，被告表示该照片只能证明现场的状况，无法证明历史原状和是谁造成的损坏，因此，本院对案涉码头在租赁期间存在垮塌的事实予以确认。综合本案租赁合同的履行系码头建成后首次投入使用，及证人吕某关于“2013年其与村委会签订码头承包（租赁）合同时，码头完好，没有垮塌现象”“发生垮塌时其曾到现场察看”等陈述，鉴于该垮塌发生于被告经营使用过程中，从生活常理推断，码头在用作经营砂场时，船舶停靠、装卸作业、陆域堆场、货物的负荷情况明显超出一般渔业码头的设计使用范围，因此，本院推定被告未按照租赁物渔港码头的性质使用系案涉码头垮塌的原因。原告以对方违规超负荷经营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原告在解除通知上列明的对象并非是实际的合同相对方被告，而是朱明亮、吕某，该解除通知存在明显的瑕疵，但鉴于被告通过手机短信向朱宗林询问时，朱宗林作为原告委托的码头管理人明确表示“海安村委已通知渔港工程从2018年5月1日起停止生产，不再接收任何租金”，该意思表示足以构成对海安村委会瑕疵解除通知的补正，综合被告支付的租金当日即被退回，被告也已确认在2018年4月底收悉该解除通知等事实，可以认定原告向被告提出的在2018年5月1日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充分，主体明确，案涉合同应于2018年5月1日解除。被告关于案涉合同因码头托管人采取堵路等妨碍行为，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于2018年5月18日解除的主张，因该行为系当事人在合同解除后实施，对在先的合同解除行为不产生影响。 关于本案中原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限，并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或约定，本案中也不存在承租人催告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行使的问题，且该损害结果亦需要随着时间和合同履行逐渐显现，原告在损害结果发生风险显著提升的情况下，行使解除权，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被告关于原告在知悉被告未按出租物性质使用的情况下未及时提出解除合同，不得再就该理由要求解除合同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后，被告应腾出码头，搬离案涉渔港内的机器设备及物品，因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案涉渔港上面搭盖临时建筑经原告同意，原告要求被告拆除该设施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未按照渔业码头的性质使用案涉码头造成损坏，应承担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责任的形式为恢复原状，但未提供合同签订时案涉码头的原状及修复标准，该渔港码头亦未经过验收。能否完全修复如前亦不明。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原告表示不鉴定举证，另一方面，被告明确拒绝修复，故恢复原状责任形式本身也难以实现，因此，本院对该诉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就该部分损坏造成的损失，另案主张赔偿。 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占用费用的问题。合同解除后，被告依法应向原告交还租赁物并搬离设备，被告未及时腾空租赁场地，仍持续占用，其应向原告支付占用期间的费用。关于占用期间如何确定的问题。被告虽辩称未继续在码头经营砂场，但其在有能力搬离设备的情况下未完全搬离，应视为未将码头移交原告；2019年3月底，被告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此时其已无法控制码头及完成交付，虽然被告仍有部分设备在码头，但鉴于当时其已停止经营，原告应主动接管案涉租赁物，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故被告应支付的码头占用费用的起止期限可酌情确定为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费用标准可参照案涉合同约定的月租金33000元计算，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占用费用为33000元/月×11月=363000元，超出该部分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应否向原告支付其代为垫付的罚款问题。虽然其法律基础与案涉合同关系不同，但系基于码头租赁这一相同事实而引发，基于提升效率，减少当事人讼累的目的，可予以合并审理。但该主张因缺乏相应证据支持，且与原告工作人员在接受仙游县农业局调查时关于“是原告为修补堤岸滑坡而违规填海”的陈述相违背，原告庭审中关于其系为减轻被告围填海的责任，而于2016年8月12日以自己的名义接受仙游县农业局处罚的主张，也缺乏相应证据，因此，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应支付其86595元经济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朱洪林的码头租赁合同于2018年5月1日解除； 二、被告朱洪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搬离放置在海安三级渔港码头的机器设备及物品，拆除租赁期间在海安三级渔港码头上搭盖的建筑； 三、被告朱洪林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支付占用海安三级渔港码头的费用363000元； 四、驳回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299元，由原告仙游县枫亭镇海安村民委员会负担1843元，由被告朱洪林负担645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 强 审 判 员  胡伟峰 人民陪审员  刘燕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 莉 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使用。 第二百一十九条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第二百二十三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