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民终176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大泉，男，1972年8月3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沁颖，甘肃和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连武，男，196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永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宝民，甘肃李国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大泉因与被上诉人张连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永登县人民法院（2019）甘0121民初2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大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虽然没有合同关系，但上诉人代收代付货款的行为属于好意施惠或无偿代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就涉案货款构成不当得利，属法律关系认定错误。2016年9月，上诉人在农村进行种植玉米青贮料事宜，后因与杜姓案外人口头达成运输合同，由上诉人作为托运人将被上诉人的玉米秸秆500吨收割后运往青海养殖场作为加工玉米的饲料，杜姓案外人承担装卸费、收割费及运输费。上诉人按照约定将被上诉人的玉米秸秆运至青海养殖场后，青海养殖场在付款时将上诉人的玉米饲料款和被上诉人的玉米秸秆款一并付至上诉人账户，由上诉人转付，故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无偿委托代理关系。上诉人每收到一笔玉米秸秆款后，均及时返还给被上诉人，不存在不当得利。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上诉人收到青海养殖场的委托付款是不当得利，没有事实依据，也有违公序良俗。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自认的货款20000元、l5000元予以认定，但对被上诉人自认的货款50000元不予认定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受青海养殖场和杜姓案外人的委托，代收并支付被上诉人玉米秸秆款是客观事实。上诉人每收到一笔款后才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通话过程中之所以认可尚欠款项45000元，是因上诉人忘记了妻子在2017年1月17日代汇款的事实及被上诉人故意未统计所致。对于上诉人来说，45000元的确不是小数目，但是忘记大数额款项并非不符合情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被上诉人已经在诉讼时认可上诉人付款50000元、20000元、l5000元，也就是说，被上诉人已认可上诉人付款共计85000元，上诉人对此无需举证证明。对于被上诉人不认可的45000元，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举证证明且与被上诉人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能够相互印证。故上诉人的已付款额应当是130000元（即85000元+45000元）。张连武辩称，因上诉人否认与被上诉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至今欠付被上诉人45000元货款不予支付，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并无不当。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在通话中明确认可欠付被上诉人货款45000元，一审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45000元正确。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连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货款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秋，被告向青海养殖场贩卖玉米青贮饲料。原告自家种植的玉米饲料也被收购到青海的养殖场，该养殖场在未向被告说明缘由的情况下将原告的玉米饲料款130000元一并付给被告，后经被告追问，该养殖场委托被告将其收到的玉米饲料款转交原告。2017年1月17日，被告向原告的信用社账户存入45000元。被告称其还以现金方式于2016年10月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于2017年夏支付了20000元，原告称被告只向其支付了85000元，是被告自称还欠其45000元且一直推诿不付，故原告将其诉至法院要求支付货款45000元。另查明，被告在其与原告及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录音中均认可欠原告玉米饲料款4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不认可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亦无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收购玉米饲料的口头协议，根据录音中被告与原告委托代理人的谈话，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了养殖场付给原告的玉米饲料款，故本案应当是不当得利纠纷。被告收取的原告的饲料款是不当利益，应当向原告返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已向原告返还了多少钱？被告于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的信用社账户存入45000元，该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信用社客户交易明细对账单和原、被告的陈述证明，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称其于2017年夏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20000元，该事实原告认可，被告无需举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称其还于2016年10月以现金方式向原告支付了50000元，原告不认可该事实，根据双方的陈述，总货款为130000元，如果该事实存在，被告未支付款项应为15000元（130000-45000-20000-50000），而不是被告在录音中承认的45000元，虽然被告辩称其忘记将2017年1月17日向原告的信用社账户存入的45000元计入已付款项才承认欠原告45000元，但因45000元不是小数额，被告忘记支付过该款项缺乏合理性，该辩解意见不应采信。综上，被告对以现金方式支付原告50000元的事实无证据证明，而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可以客观地反映本案的基本事实，故本院对被告辩称的该事实不予认定。按照原告的陈述，被告已向其支付85000元，高于本院依据证据认定的付款数额65000元，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故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款项应当认定为85000元。被告收到养殖场付给原告的玉米饲料款是130000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85000元，被告还应当向原告支付45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孙大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张连武玉米饲料款45000元。案件受理费925元，减半收取462.5元，由孙大泉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并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拟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11月6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货款20000元及现金付款30000元的事实。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对上诉人于2016年11月6日转账支付货款2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证人马某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现金支付货款3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虽主张其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涉案玉米秸秆系其接受杜姓案外人委托代为收购、运输，但就其接受杜姓案外人委托的事实，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可，涉案玉米秸秆总价款为130000元。对上诉人于2016年11月6日转账支付价款20000元、2017年1月17日转账支付价款45000元及2017年夏天以现金方式支付价款2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对上诉人所提于2016年10月还向被上诉人现金支付价款30000元的主张，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经审查，证人马某虽陈述其于2016年10月的某天曾看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商谈并交付钱款，但对双方所谈何事及交付款项的数额均不清楚，故其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现金支付涉案玉米秸秆价款30000元的事实，除此之外，上诉人未就其该项主张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除上述事实外，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本案中，上诉人不认可与被上诉人就涉案玉米秸秆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虽抗辩是接受杜姓案外人的委托而代为向被上诉人收购、运输涉案玉米秸秆，但就接受杜姓案外人委托的事实，上诉人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实际接收涉案玉米秸秆的事实，对被上诉人所提与上诉人就涉案玉米秸秆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应予认定。据此，本案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就买卖涉案玉米秸秆而发生的纠纷，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案由应当确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玉米秸秆价款的认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认可，涉案玉米秸秆总价款为130000元，本院予以认定。对上诉人于2016年11月6日转账支付价款20000元、2017年1月17日转账支付价款45000元及2017年夏天现金支付价款20000元的事实，被上诉人无异议，本院亦予认定。关于涉案玉米秸秆剩余价款45000元（即130000-20000-45000-20000），结合上诉人在本案一、二审中的抗辩意见，上诉人主张，其于2016年10月还向被上诉人以现金方式支付了30000元，故其最多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剩余价款15000元。从上诉人就其该项主张的举证情况来看，上诉人虽在本案二审中申请证人马某出庭作证，但马某的证言不能证明上诉人于2016年10月已向被上诉人支付价款30000元的事实，除此之外，上诉人未再提供其他证据加以证明。故上诉人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其应依法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不予支持。至于上诉人所提应当根据被上诉人自认收到涉案玉米秸秆价款85000元及上诉人于2017年1月17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价款45000元的事实来认定已付价款的问题。经审查，被上诉人在本案中自认已收到上诉人支付的涉案玉米秸秆价款85000元中，已包括上诉人于2017年1月17日转账支付的价款45000元，但对上诉人主张于2016年10月还以现金方式支付价款30000元，被上诉人不予认可，事实上，关于该笔价款是否已经支付，正是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所在，不存在因被上诉人对该笔款项明确表示承认而应对其作出不利认定的问题。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一审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涉案玉米秸秆剩余价款45000元正确，二审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孙大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确定本案案由及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不妥，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5元，由上诉人孙大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锡东审判员  石 林审判员  刘桂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书记员魏廷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