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9）粤03刑终1754号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韦镇生，男，汉族，1966年12月11日出生，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捕前暂住深圳市罗湖区。2018年4月25日因涉嫌犯诈骗罪被抓获，同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指定辩护人周杨，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高文利，男，汉族，1953年7月6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地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捕前暂住深圳市罗湖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8年4月25日被羁押，同年4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罗湖区看守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罗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韦镇生、高文利犯合同诈骗罪一案，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粤0303刑初8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韦镇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2018年3月初，被告人高文利结识被害人谭某，谎称自己是国务院一带一路战略储备中心的组长，负责全国一带一路发展的试点工作。期间，被告人高文利与韦镇生通过他人相识。4月1日，被告人韦镇生利用微信通过张某向被告人高文利转发了几份中国银监会办公厅的文件、李某2的存折、韦镇生的存折，内容为国民党总统李某2名下人民币199××××9999元的遗产由韦镇生继承，李某2向韦镇生银行账户汇款上述资金，要收取0.01%的移动费，同时证明韦镇生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有人民币199××××9999元，盖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字样的印章，并附有一个二维码，通过扫码可以显示韦镇生名下有该笔资金并可动用。2018年4月7日，被告人高文利约被害人谭某在其位于北京的住处见面，并向被害人谭某出示了上述文件，对谭某谎称韦镇生继承了李某2的一笔200亿的遗产，该笔资金作为脱贫致富项目的启动资金，可作为担保资金从香港资本市场进行5-10倍的融资，再将融资所得资金中的部分资金与谭某合作，成立公司在大陆进行扶贫建设，从中获利，同时称要移动、使用该笔资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工商银行支付人民币200万元的移动费。2018年4月11日，被告人韦镇生、高文利等人将被害人谭某夫妻约至深圳市罗湖区汇展阁1615房，商讨200亿资金的使用、分红办法，五人签订一份“韦镇生的存款资金使用契约”，催促被害人谭某支付资金移动费人民币200万元。当日，被害人谭某在张某的陪同下，在本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光大银行向被告人高文利账户转款人民币200万元。被告人高文利收到钱后，将其中的人民币100万元转给被告人韦镇生，将其中的人民币20万元转给张某。被告人韦镇生收到上述资金后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其名下上述账户未有大额资金交易记录。另查明，被告人高文利之子代其在2018年3月至4月初，陆续向被告人韦镇生转款人民币61万元，向案外人谢小明转款人民币25万元，向案外人张某转款人民币20万元。又查，被告人韦镇生系被告人高文利委托证人张某打电话叫回报案现场。案发后，被告人高文利的亲属积极与被害人谭某协商退赔事宜，2019年4月16日、4月19日、4月21日、5月6日，被告人高文利之子高某共退还被害人谭某人民币200万元，取得了被害人谭某的谅解。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国际人道主义项目结构性融资理财合作协议、韦镇生的存款资金使用契约、中国银监会办公厅文件、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和涉案银行开户资料及交易流水、手机通话记录、被告人身份证明材料和接警经过；2.证人张某、李某1的证言；3.被害人谭某的陈述；4.被告人韦镇生和高文利的供述和辩解；5.辨认笔录及照片；6.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微信聊天记录光盘、聊天记录截图、李某2银行存折及韦镇生银行存折截图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韦镇生、高文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时，虚构事实，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韦镇生、高文利犯合同诈骗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支持。两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中，所谓可以利用自己名下大额存单进行融资，需要移动资金的骗局，由被告人韦镇生提出，所涉及的虚假信息和材料由被告人韦镇生提供，最后，本案被害人谭某的被骗款项的大部分及被告人高文利在本案发生之前所转款项均进入了被告人韦镇生的个人账户，去向不明。被告人高文利因为双方的前期行为被动加入骗取被害人谭某的骗局，将被告人韦镇生提供的虚假信息、材料传递给被害人谭某，并要求被害人谭某将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其在分配人民币200万元赃款时，仅留取了其与张某前期转给被告人韦镇生金额。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被告人韦镇生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高文利参与犯罪，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高文利当庭认罪，且其家属在案发后积极退赃，取得了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高文利的犯罪情节、归案后的悔罪表现及身体状况，罗湖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韦镇生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二、被告人高文利犯合间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三、责令被告人韦镇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次日起十日内退还被告人高文利人民币100万元。上诉人韦镇生不服原判决，上诉称，本案不是合同诈骗而是民事纠纷，他们与被害人谭某的合作均签订有合同，在合同期还未届满时他已经被抓获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而且他也是被李林所欺骗才相信能继承大笔遗产，另外，在与谭某商谈时都是高文利主导进行，原审判决认定他为主犯，高文利为从犯，量刑有失公允。上诉人韦镇生的指定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称：原审法院认定韦镇生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依据不足，韦镇生是受李林所骗，确认为自己能继承大额财产，并将此事告知高文利，谭某系出于对高文利的信任才付款，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在指定日期内不能完成资金移动，需退还200万元，但在指定日期之前谭某已经报案，韦镇生既没有逃匿，也准备积极筹措资金给高文利还款，故韦镇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即便韦镇生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其和高文利也没有共谋诈骗谭某的意思联络，不构成共同犯罪，且韦镇生没有直接和谭某联系索要200万元款项，应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过重。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一致，原判据以认定的证据经一审质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韦镇生、原审被告人高文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过程中，骗取被害人谭某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韦镇生首先提出其名下有大额存单，动用大额存单融资前需要移动资金的骗局，并提供银行存折等一系列虚假资料，骗取被害人信任，被害人谭某的被骗款项中的大部分亦被韦镇生占有，去向不明，其行为积极、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原审被告人高文利因信任韦镇生而参与犯罪，将韦镇生提供的虚假信息传递给被害人谭某，并且要求谭某将资金转入其个人账户，其在生前期借他的款项后，将剩余款项转给韦镇生，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关于上诉人韦镇生及其辩护人提出韦镇生系受他人蒙骗，相信自己能继承大额遗产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韦镇生称其受李林蒙骗没有证据证明，仅有其供述，不足以采信；关于韦镇生与谭某系民事合同纠纷而非合同诈骗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韦镇生明知其并没有继承大额财产一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犯罪而非合同纠纷；关于原审判决错误的认定韦镇生为主犯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起因系韦镇生提出其有大额可继承的财产并提供了伪造的印证材料，骗取被害人信任，并分得大部分赃款，其行为积极、主动，在共同犯罪中起主导作用，原审判决认定其为主犯正确，原审判决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其在案件中的地位、作用予以量刑并无不当。故上诉人韦镇生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吴    南审判员 肖  艾  新审判员 赵    靓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邓莹莹（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