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66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谢超文，男，194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军民，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尚书，女，1992年5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秦睿，男，1981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号。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颖，四川凯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谢超文与被上诉人尚书、秦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4民初23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谢超文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谢超文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由尚书、秦睿支付购房契税、印花税、登记费、共有证书证费”的事实，是错误认定。一审中，谢超文提交了李跃杰的银行流水清单，载明2016年4月1日因案涉房屋从谢超文、李跃杰名下变更登记至尚书、秦睿名下所产生的契税、印花税、登记费等，均由李跃杰支付。一审仅依据尚书、秦睿提供的契税发票，就认定是尚书、秦睿支付了相应费用，该认定错误。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合同应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双方在签约时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一审判决简单以双方均在合同中签字并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就认定合同有效，未对双方订立合同时的意思表示进行审查认定，应予纠正。三、一审未对案涉交易中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的事实进行审查，具体表现在：1.李跃杰于2009年从开发商处购买案涉房屋的价格为278000元，而在双方于2016年签订的合同中仅约定成交价格为200000元，严重低于市场价值；且签订行为发生在李跃杰已确认癌症并对外大额负债的情况下，李跃杰更不可能以如此低价处置房屋。2.签约当日，在尚书、秦睿未支付任何购房款且未明确房款支付方式的情况下，双方即完成了房屋过户手续，不符合常理。即使交易双方系感情深厚的母女，也不可能在分文未付且未明确具体付款方式的情况下完成大宗价值物品的交易，更何况李跃杰与尚书之间关系寡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双方签订合同的真实意思不是房屋买卖，而是借名贷款。3.双方办理过户手续后，房屋未实际交付尚书、秦睿，此亦不符合交易常理。直至案涉双方在2018年4月13日发生纠纷后，尚书、秦睿才强占房屋。而谢超文于2018年3月16日将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费缴纳至2020年2月，恰恰证明谢超文是长期居住且是房屋权利人的事实。4.案涉双方的款项往来，明显不同于一般二手房交易。案涉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尚书、秦睿以案涉房屋作抵押办理了装修贷款，该20万元贷款由银行直接代扣至案外人吴新的账户（即取贷卡）。而尚书、秦睿多次以银行转账、现金方式向李跃杰支付的18万元，事实上正是来源于前述贷款。案涉双方之间多次、小额的付款事实，明显异于通常的房屋买卖交易，且众多的款项中无一笔注明为购房款。四、案涉过户手续之所以迅速办理完成，正是因办理转移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李跃杰病情和急需用钱的情况，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办理。五、案涉房屋是谢超文与李跃杰的夫妻共同财产，一审中证人谢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系因筹钱为李跃杰治病支付高额药费，谢超文与李跃杰才商定将唯一的住房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但因谢超文夫妇年龄超过65周岁，不符合贷款主体条件，因此才决定将案涉房屋过户给尚书、秦睿，由尚书、秦睿申请银行贷款后，将贷款用于李跃杰治病及还债。因此，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时，是由李跃杰刷卡缴纳的契税及个人所得税。而尚书、秦睿之所以持有契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的票据，是因办理贷款手续的需要，才由李跃杰交给尚书、秦睿。六、一审中，谢超文提交了三份银行流水明细，能够证明尚书的银行卡是还贷卡，案外人吴新的银行卡是取贷卡，且尚书、秦睿承认20万元银行贷款由尚书提取、使用完毕，该取贷卡是吴新交给尚书，并非李跃杰交给尚书。同时，尚书用取贷卡取出2.2万元后，存入还贷卡2万元，因是借名贷款，故尚书取出的贷款应属谢超文夫妇所有，尚书向还贷卡存入的还款，亦应认定为谢超文夫妇偿还的贷款。而李跃杰去世后，遗留未偿还的银行贷款，应属谢超文、李跃杰的夫妻共同债务。经谢超文计算，谢超文夫妇已归还的贷款25700元，可对应归还11个月的贷款，至2017年5月，而李跃杰于2016年8月去世后，案涉双方产生纠纷，导致谢超文未继续归还银行贷款，客观上确实由尚书、秦睿垫付归还了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期间的银行贷款；再加上尚书、秦睿为了转卖房屋提前还贷172440.35元，尚书、秦睿实际垫付还贷数额为195017.85元。但是，案涉房屋有50%属李跃杰的遗产，尚书在继承时理应清偿李跃杰的债务，而尚书代垫的款项可在李跃杰的遗产分割时得以清偿。谢超文认为，尚书提前还贷的目的，是为卖房侵吞李跃杰的遗产，此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七、谢超文放置于房内的家具、家电等物品，无法返还，应由尚书、秦睿赔偿相应损失27620元。案涉房屋内有谢超文的全套生活家具、家电物品，尚书、秦睿强占房屋后，于次日（2018年4月14日）凌晨四点委托搬家公司仅将部分家电和生活用品交给谢超文，后，谢超文联系到尚书、秦睿转卖房屋的买家董磊，于2018年5月26日从房屋内搬走部分家具、家电、生活用品，尚余房内无法搬出的物品，价值为27620元，应由尚书、秦睿向谢超文赔偿。一审中，谢超文已明确提出若尚书、秦睿无法返还物品，则应赔偿损失27620元，但一审对此未作处理，明显不当。八、一审文书中存在多处瑕疵，具体是：1.第3页第12行“被告尚书、秦睿辩称”，实际是其代理人辩称，其本人均未出庭；2.第4页第12-13行“房屋系李跃杰于2009年8月1日与成都花百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实际是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2009年11月26日李跃杰、谢超文二人用共有资金交付购房款并取得了不动产发票；3.第4页倒数第8-7行“2011年9月19日原告登记为房屋共同共有人”，实际是谢超文、李跃杰登记了房屋所有权为共同共有，双方都是首次领到共同共有的房产证；4.第4页倒数第7-5行“2016年4月1日原告、李跃杰与被告签订《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李跃杰将案涉房屋以200000元的价格出售与二被告”，实际是双方商定该套房屋的成交价格为200000元，不是出售而是借名贷款；5.第4页倒数第3-2行“二被告并支付了契税、印花税、登记费、共有证书费等费用”，实际是契税、印花税由谢超文缴款支付，并将缴费票据交给尚书、秦睿用于办理银行抵押贷款手续；6.第4页最后一行至第5页第1行“2016年5月5日，尚书在邮政储蓄银行成都市温江支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200000元”，实际是2016年4月11日办理，而2016年5月5日是银行实际放贷款的时间；7.第5页第1-2行“尚书先后以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李跃杰支付180000元”，未明确该款项是支付购房款，还是支付贷款；8.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部分论述内容与尚书、秦睿的答辩意见一致，但却未将谢超文的意见写入判决，属于有意偏袒尚书、秦睿。 尚书、秦睿共同辩称，1.契税的《税收完税证明》上载明的纳税人名称，足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契税纳税人是尚书、秦睿而非谢超文。而尚书、秦睿持有登记费、共有证书证费的缴费票据，亦证明缴费人为尚书、秦睿而非谢超文。谢超文一审举示的李跃杰银行流水证据，并不能证明前述费用的缴纳人是谢超文、李跃杰，因为，根据该银行流水，在契税和所得税缴纳前几天，尚书已提前支付了一万余元给李跃杰用于缴纳购房所发生的相关税、费，加之上述缴费票据的缴费人均载明是尚书、秦睿，且票据原件由尚书、秦睿持有，一审认定尚书、秦睿支付了购房契税、印花税、登记费、共有证书证费用，该事实认定是清楚的。2.一审并非如谢超文称简单的以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签字就认定合同有效，而是结合“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谢超文不能有效举证证明合同的签订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一审判决结果充分审查了谢超文在起诉状中阐述的事实及理由，但对与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之处，未予采信。具体体现在，谢超文主张“尚书、秦睿没有给付房屋价款”，但其就本案先向温江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中，明确认可李跃杰收到了尚书、秦睿支付的18万购房款，故一审判决对谢超文所称未收到购房款的主张不予采信，适用法律正确。3.谢超文、李跃杰与尚书、秦睿之间的房屋买卖交易，并非普通的不相识的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而是基于李跃杰与尚书之间的亲生母女关系，对购买价格的约定体现了母亲对女儿的照顾。案涉合同并非基于李跃杰生病需以房屋抵押贷款筹集医疗费签订，而是李跃杰考虑尚书、秦睿夫妻婚后一直无住房居住，加之自己病重对身后事的安排，故在与谢超文商议并取得谢超文同意后，将房屋出售给尚书、秦睿，涉案房屋低于市场价交易，合情合理。同理，购房合同是采用房管局的格式合同而未做修改调整，因此合同中对房款交付和房屋交付未明确约定时间。案涉房屋买卖交易在未支付购房款的情况下完成过户，亦体现了母女之间的亲情、信任和照顾。因李跃杰疾病较重，又需经常跑医院做放、化疗，李跃杰希望女儿能在身边照顾、陪伴，故将房屋卖给尚书、秦睿，并由尚书、秦睿贷款对书房进行改造并搬来居住，对李跃杰进行晚年的陪伴照顾。4.谢超文所称的房屋过户后未实际交付不符常理，与客观事实不符。一直未要求交房，系尚书、秦睿出于照顾让谢超文暂住以及谢超文霸占房屋所致。李跃杰病情恶化治疗无效去世后，谢超文一直霸占房屋不交付，尚书、秦睿基于体谅，也同意谢超文暂住一段时间，但谢超文却将房屋闲置，尚书、秦睿这才要求谢超文交房，由此导致双方发生纠纷。同时，提供房屋给谢超文暂住，既非尚书、秦睿的义务，也不代表房屋所有权归属谢超文所有。谢超文在2018年3月预缴物管费的行为，是在案涉纠纷发生后其预谋的应诉措施，并不能证明房屋归谢超文所有。5.案涉购房款的零碎、多笔支付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房屋买卖交易，体现的是母亲对女儿的照顾。尚书、秦睿陆续支付购房款给李跃杰做生活开销，既是案涉买卖双方之间的约定，也符合尚书、秦睿当时的经济收入情况。毕竟一次性或分几期付清20万元房款，显然以尚书、秦睿当时的经济状况无力负担。6.案涉房屋系李跃杰与谢超文在结婚前以李跃杰的个人财产购置，在婚后才添加了谢超文的名字，目前房屋产权已登记在尚书、秦睿名下，该房屋并不属于谢超文，也不是谢超文的夫妻共同财产。7.案涉房屋的家具、家电等物品的返还情况，一审已经查明。谢超文要求尚书、秦睿返还物品或赔偿损失的主张，不能成立。8.一审查明的关于李跃杰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登记共有人、将房屋出售给尚书和秦睿、税费等缴纳的情况，以及尚书办理房屋抵押贷款和以银行转账、现金等方式支付18万元的情况，均有充分有效证据佐证，不存在谢超文所称的一审判决瑕疵之说。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谢超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谢超文与尚书、秦睿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2.判决确认位于温江区房屋属于谢超文与李跃杰（生前）的共同财产，谢超文对该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李跃杰（生前）对该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3.判决尚书、秦睿立即返还2018年3月29日擅自对房屋处理所得款项的50%即384000元；4.判决尚书、秦睿返还谢超文放置于室内的家具、家电等物品；5.本案诉讼费由尚书、秦睿承担。 一审庭审中，谢超文明确表示：如物品无法返还，则要求尚书、秦睿赔偿损失2762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涉位于温江区房屋系李跃杰于2009年8月1日与成都花百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总价为278000元。2009年9月9日谢超文与李跃杰登记结婚，2011年9月19日谢超文登记为房屋共同共有人。尚书、秦睿系夫妻关系，尚书系李跃杰的女儿。2016年4月1日，谢超文、李跃杰与尚书、秦睿签订《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谢超文、李跃杰将案涉房屋以200000元的价格出售与尚书、秦睿，未约定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账户业主更名为尚书、秦睿，尚书、秦睿并支付了购房契税、印花税、登记费、共有证书证费等费用；2016年4月11日，尚书、秦睿取得房屋产权登记证。2016年5月5日，尚书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温江区支行办理房屋抵押贷款200000元，尚书先后以银行转账及现金方式向李跃杰支付180000元，该笔贷款本金和利息尚书已于2018年3月14日向银行结清。李跃杰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8月17日去世。2018年3月29日，尚书、秦睿将案涉房屋以768000元的价格出售与第三人。谢超文认为，谢超文与尚书、秦睿签订《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以及办理房屋过户是为了以尚书、秦睿的名义贷款为李跃杰治病还债，而非真实的房屋买卖的表示，且尚书、秦睿也没有给付房屋价款，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规定，谢超文与尚书、秦睿签订合同以及办理过户手续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该房屋应确认为谢超文与李跃杰（生前）的夫妻共同财产，谢超文享有案涉房屋50%的产权。但尚书、秦睿未经谢超文同意，擅自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应当返还所得。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如下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买房发票、还贷发票、买房契税完税证、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医疗票据、《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尚书邮政储蓄卡银行流水、吴新邮政储蓄银行流水、李跃杰银行流水、完税证明、维修记录、水电气进门卡、物业费交纳凭证、尚书和秦睿与第三人签订的《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短信记录、接（报）警登记表、情况说明、家具家电购买凭证、个人或家庭房屋信息记录、证人谢某2证言、相关案例、共有证书证费缴费票据、手续费缴费发票、谢超文与尚书、秦睿的手机通话录音文件两份、搬家视频文件两份、借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房产证、庭审笔录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谢超文及李跃杰与尚书、秦睿于2016年4月1日签订的《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谢超文主张与尚书、秦睿签订《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以及办理房屋过户是为了以尚书、秦睿的名义贷款为李跃杰治病还债，而非真实的房屋买卖的表示，且尚书、秦睿也没有给付房屋价款，与客观事实不符，且未举证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谢超文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060元，由谢超文负担。 二审中，谢超文提交以下新证据： 1.2005年11月9日，由五冶钢瓶公司劳动人事科向李跃杰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发给经济补偿金的通知》，拟证明：李跃杰自2005年11月与原工作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后，无收入来源，而谢超文自2005年10月与李跃杰共同生活，谢超文有稳定收入来源并将工资交予李跃杰保管用于双方生活开支与储存，因此向开发商购买案涉房屋使用的是谢超文、李跃杰的共同财产，尚书、秦睿述称李跃杰对房屋处分有较大话语权，与事实不符； 2.2016年3月14日，李跃杰的《出院记录》，以及李跃杰截止2016年9月4日的养老金存折流水明细、谢超文截止2016年10月9日的养老金存折流水明细，拟证明：李跃杰、谢超文一直靠养老金生活，没有结余，为筹钱治疗李跃杰的疾病，李跃杰、谢超文迫于无奈才考虑用唯一的住房向银行贷款； 3.1994年3月7日，李跃杰与尚书父亲的《离婚申请书》，拟证明：尚书自幼跟随父亲生活，与李跃杰母女关系寡淡； 4.2018年3月16日，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向谢超文出具的《兑换物业费凭证》，拟证明：谢超文就案涉房屋向物管公司缴纳1万元，获得冲抵两年物业费的优惠，表明谢超文签订案涉合同的意思并非出卖房屋，而只是借尚书、秦睿的名义为李跃杰贷款治病； 5.2019年4月26日的《个人住房信息查询记录》，拟证明：案涉房屋是谢超文唯一的住房，谢超文不可能在急需用钱的情况下，以低于同期市场价三分之二的价格将房屋转让给尚书、秦睿； 6.2016年8月27日，谢超文与上海谨务汽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二手车交易合同》，拟证明：李跃杰于2016年8月17日病逝后，给谢超文留下巨额债务，谢超文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7.打印时间为2019年8月20日的谢超文在中国银行流水明细单，拟证明：谢超文于2016年9月21日归还其妹谢某18万元，于2016年9月28日支付李跃杰墓费38800元。 经质证，尚书、秦睿对上述七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并认为其中数份证据从形成时间看依法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谢超文关于其在一审判决后才实际取得证据的主张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经审查，本院对谢超文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双方未提交其他的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尚书、秦睿主张已实际支付案涉购房款共计18万元；其中86200元，尚书述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跃杰直接支付，分别为：2016年3月21日的15800元、4月30日的7000元、5月12日的10000元、5月24日的20000元、5月25日的10000元、6月12日的16000元、7月23日的7400元；其余93800元，尚书述称系通过现金方式、分数次支付。谢超文则认为，尚书所述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李跃杰付款的事实，虽客观存在，但所涉款项均不是购房款，其中，2016年3月21日的转账，发生于案涉合同签订之前，是李跃杰向尚书借的买药钱；其余转账款项，则是在尚书、秦睿取得银行贷款后，向李跃杰转付的贷款。同时，尚书所述的以现金方式支付的93800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谢超文对尚书的付款主张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个，现评判如下： 一、案涉《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性质及效力认定。 本案中，谢超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关于“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主张案涉《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李跃杰借尚书、秦睿的名义申请贷款，应属无效；并认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即：1.从签约情况看，只签订了一份合同，且合同中未约定房款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房屋交付时间、违约责任等关键权利义务；2.从交易价格看，约定价款20万元，远远低于李跃杰从开发商处购入房屋的价格，也低于2016年同时期、同地段的市场价；3.从履行情况看，合同签订后当日，在李跃杰、谢超文尚未收到任何购房款的情况下，双方即完成产权转移过户手续；4.从税费支付情况看，房屋产权转移过户时的契税、个人所得税均是由李跃杰、谢超文实际支付；上述四个方面均不符合通常的二手房交易情形，足以证明签约双方之间并无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 对此，本院认为，案涉房屋系李跃杰在与谢超文登记结婚前购置，尚书系李跃杰之女，基于母女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双方直接以房产管理部门的备案合同文本为模板签订案涉合同，并以低于同时期、同地段市场价的金额确定交易价格，且在未实际收到购房款的情况下快速完成产权过户，以及由作为出卖方的李跃杰实际缴纳产权过户所需的契税、个人所得税，上述种种行为均不排除系李跃杰基于与尚书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自愿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与通常的二手房交易情形存在差异，但亦有符合情理之处。相反，谢超文主张案涉合同实为借名贷款，但尚书以案涉房屋作抵押取得的贷款20万元，谢超文并无有效证据证明由其实际清偿。而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因尚书、秦睿于2018年3月29日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案外人董磊，该20万元贷款已由尚书清偿完毕。故，谢超文关于案涉合同是为达成李跃杰借尚书名义贷款的目的所作出虚假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这一主张，除谢超文自己的陈述外，在本案中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尚书、秦睿对此亦不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之规定，谢超文的该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据此驳回谢超文关于案涉合同无效的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案涉房屋是否系谢超文的唯一住房，以及李跃杰与尚书之间母女关系亲疏的程度，均与本案中认定双方是否达成房屋买卖合意的认定之间不具有关联性。谢超文在二审中举示的其名下无房产、尚书自幼跟随父亲生活的相关证据，不能达到谢超文否认房屋买卖意思表示成立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二、谢超文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产权份额，以及由尚书、秦睿返还擅自转让房屋所得款项50%即38400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房屋于2016年4月11日转移登记至尚书、秦睿名下，后又因尚书、秦睿将房屋转卖案外人董磊而转移登记至董磊名下。案涉房屋在《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前登记为谢超文、李跃杰共同共有的事实，并不影响房屋目前的物权登记状况。谢超文以案涉房屋曾经登记在其名下为由，要求确认其目前仍对房屋享有50%的所有权，该主张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相矛盾，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二审中，谢超文明确表示，其要求尚书、秦睿返还擅自转让房屋所得款项50%即384000元的主张，系以谢超文对案涉房屋享有50%的产权这一主张成立为基础。而前已述及，谢超文请求确认其享有50%产权的主张不成立，故，其要求尚书、秦睿返还3840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在《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前，李跃杰实际支付购房款的资金来源是否系其与谢超文的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在李跃杰去世后是否留下债务且由谢超文实际清偿的事实，均与本案中认定谢超文是否对案涉房屋仍享有50%的产权之间没有关联性，故，对谢超文在二审中所举李跃杰自2005年11月起即无生活来源、谢超文在李跃杰离世后变卖家产及支付墓费等证据，与本案处理无关，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尚书、秦睿是否已付清全部案涉购房款的事实，并不影响《温江区存量房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谢超文可依据合同有效另行向尚书、秦睿主张权利。 三、谢超文要求尚书、秦睿返还案涉房屋内留存的家具、家电等物品，在不能返还时由尚书、秦睿赔偿相应损失27620元的主张能否成立。 谢超文在上诉状中确认：案涉房屋由尚书、秦睿实际占有控制后，尚书、秦睿通过搬家公司向谢超文交付了留存在屋内的部分物品；之后，经谢超文与案外人董磊联系，谢超文自行清理并搬运了部分物品。本案中，谢超文主张其购置且仍留存在案涉房屋内还有部分物品，价值27620元，应由尚书、秦睿在不能退还原物的情况下赔偿损失。对此，本院认为，根据谢超文自认的事实，能够认定尚书、秦睿并不存在拒不交付谢超文留存物品的情形。而谢超文在自行清理物品未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仍留存其个人物品不搬离，应视为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更何况，谢超文提交的需返还物品清单中，诸如厨房换气扇、水龙头、厨柜和卧室床柜、卫生间坐便器、花洒、灯具等物件，应系装修的添附物，客观上不易拆除，且已物化在案涉房屋的使用价值中，谢超文在实际居住过程中已受益。谢超文以购置上述物品时的原价要求尚书、秦睿承担不能返还原物的损失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谢超文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谢超文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60元，由上诉人谢超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龚 耘 审判员 白福群 审判员 冯 璐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