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0民终2661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游树斌，男，1989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俊，浙江赢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芝云，女，1955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冰，浙江环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邵晖，男，1978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原审被告：郑菲菲，女，1982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玉环市。 上诉人游树斌因与被上诉人李芝云及原审被告邵晖、郑菲菲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2018）浙1021民初3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事实清楚而以庭询、谈话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游树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芝云的一审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存在严重超越审限、审理程序转换违法、滥用职权调取证据等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形，本案应当发回重审。1、一审审判严重超过审理期限。依据民诉法第149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一审案件的受理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根据法律规定，本案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下应当于2018年11月17日前审结，或者在院长批准延长的情况下，应当于2019年5月17日前审结，而本案裁判文书作出的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严重超过了审理期限。另外，本案第二次庭审时间为2019年8月30日，一审滥用职权调取原审被告郑菲菲中国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查询清单的时间为2019年9月9日，均在审限已经超过的时间下进行，依据民诉法第170条第(四)款规定“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故本案因严重违反程序，应裁定撤销，发回重审。2、一审程序转换违法。一审在2018年5月18日案件受理及2018年6月20日第一次庭审期间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案件受理后的第15个月又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第二次庭审，期间均未告诉程序转换情形，而判决书中既未注明存在简易程序审理情形，亦未注明程序转换情形，其程序适用及转换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发回重审。3、一审于2019年9月9日依职权调取原审被告郑菲菲中国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查询清单，并以该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是违法的，且违背了居中裁判的原则。该证据不是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也不在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种类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6条“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本案中，原审被告郑菲菲中国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查询清单所反映的事实既不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也非属于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且本案其他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一审在已经超过审限的情况下依职权调取该证据显然违反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居中裁判原则，该证据显然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一审此时已完全处于原审原告立场进行本案审理，据此作出的裁判应予撤销。二、一审认定上诉人仅支付89万元购房款是错误的。上诉人于2017年5月9日支付给原审被告郑菲菲170万元，于2017年6月16日至30日期间陆续支付原审被告邵晖169万，已足额支付了购房款，其中170万元支付的事实有(2017)浙1021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书予以证明，另外169万元支付的事实有上诉人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予以证明。一审以上诉人未提交银行交易明细证明170万元支付情况及本案已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为由，而对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法院在(2017)浙1021民初4972号案件中对上诉人于2017年5月9日支付给原审被告郑菲菲170万元的事实已作出认定，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具有法律效力，能够证明上诉人主张的该一事实。如果一审认为(2017)浙1021民初4972号案件对170万支付的事实认定错误，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先行纠正，不能以另案判决认定事情纠正前案仍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2、本案不存在足以推翻(2017)浙1021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书中所认定事实的合法证据。首先，郑菲菲中国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查询清单不属于证据规则中规定的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因此不能在案件中作为定案依据。其次，该清单仅能反映郑菲菲该中国银行账户的交易往来情况，不能反映郑菲菲该银行以外其他所有银行的交易往来情况，不能排除上诉人向郑菲菲其他银行账户支付了170万元。三、一审认定本案构成不合理低价转让缺乏依据。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19条规定“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故一审认定的交易价格是否低价以及是否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七十的前提是应当先确定真实的市场价格，再以真实的市场价格与真实交易价格进行对比进而得出结论，而本案市场交易的实际价格没有任何证据予以确认，故一审认定的实际交易价格是否低价、是否低于市场价格百分之七十没有任何参照标准，仅以主观判断市场价格以及实际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百分之七十显然于法无据。四、被上诉人李芝云在(2017)浙1021民初7739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已知晓原审被告邵晖、郑菲菲已将涉案房地产转让给上诉人，但仍然与原审被告邵晖达成(2017)浙1021民初7739号民事调解书而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邵晖、郑菲菲与上诉人就房地产的转让行为。被上诉人李芝云在本案中提交了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页面，合同右下方不动产登记部门的出具的时间为2017年7月17日，证明被上诉人李芝云在2017年7月17日时已查询并取得了本案的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且已知晓了原审被告与上诉人的交易状况，但其在向邵晖、郑菲菲主张债权时，未提已知的转让行为提出异议，仍和平的与邵晖达成调解，应视在调解当时已认可了邵晖、郑菲菲与上诉人就房地产的转让行为。五、被上诉人李芝云要求撤销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标的明显超过其对原审被告邵晖所享有的65万元债权，且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相互独立，被上诉人李芝云无权同时要求撤销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综上所述，一审程序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李芝云答辩称，游树斌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芝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撤销被告邵晖、郑菲菲与第三人游树斌之间合同编号为2120170510001和2120170510002的《房地产买卖合同》；2.判令第三人游树斌向被告邵晖、郑菲菲返还坐落于玉环市（产权证号为：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第0006802号和浙2017玉环县不动产权第0006803号）。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撤回了第二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25日、2013年11月28日，被告邵晖分别向原告李芝云借得60万元、30万元，共计90万元，约定月利率1.2%。因被告邵晖未偿付借款本金和部分利息，原告于2015年8月5日向该院提起诉讼，经双方自行协商被告方支付部分借款本息后，原告因未交纳诉讼费而被该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此后被告邵晖仍未履行全部还款义务，原告又于2017年9月18日向该院起诉，要求由被告邵晖、郑菲菲共同偿还借款本金65万元及其按月利率1.2%计算的利息，2017年10月24日，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约定由被告邵晖归还原告借款本金65万、利息56140元，合计706140元（后续利息按月利率1.2%计算、从2017年12月1日起继续支付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之时止），于2017年11月30日前付清，并经该院（2017）浙1021民初773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2017年12月22日，原告李芝云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以（2017）浙1021执6086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因被告邵晖暂无可执行财产且经原告同意，该院于2018年4月25日裁定终结该案本次执行程序。2017年5月10日，被告邵晖、郑菲菲与第三人游树斌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将坐落在玉城街道桃源路34号、36号的房地产分别以159万元、18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第三人游树斌，并办理了房地产权属过户登记。此前一日，被告邵晖、郑菲菲共同向案外人阮峰英借得260万元，并指示阮峰英将款项汇入第三人游树斌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玉环县支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随即，第三人游树斌由案外人游冬梅经办将该款项以用途购房名义汇入被告郑菲菲开设在中国银行玉环支行账号为62×××22的账户，郑菲菲将其中80万元以本票形式转给游冬梅，其余大部分用于归还中国银行抵押贷款。2017年6月16日，游冬梅向第三人游树斌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玉环县支行账号为62×××73的账户分别汇入三笔合计119万元，6月29日至30日，游树斌上述银行账户陆续收到现金存入三笔合计50万元，游树斌在收到款项后随即将此转入被告邵晖开设在中国农业银行玉环县支行账号为62×××70的账户。2017年7月5日，被告郑菲菲以第三人游树斌未支付购买其离婚前的两套房屋转让款339万元为由，向该院起诉要求游树斌支付购房款总价中的一半169.5万元及违约金；2017年9月18日，该院作出（2017）浙1021民初4972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游树斌辩称其基本按各半份额向郑菲菲、邵晖支付全部购房款，至于郑菲菲质疑游树斌的款项来源，不影响已付购房款的事实，故驳回郑菲菲的诉讼请求。但第三人游树斌在该案和本案中尽管均自称，所支付的购房款339万元其中170万元的形式是系其以本票金额170万元于2017年5月9日存入被告郑菲菲开设在中国银行玉环支行账号为62×××22的账户，而与被告邵晖、郑菲菲向阮峰英所借款项汇入其账户的260万元无关，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亦未得到被告郑菲菲的明确认可。 另查明，被告邵晖、郑菲菲在该院的涉诉情况如下：以邵晖为被告且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需承担履行债务责任的民间借贷等案件共17起，债务发生时间段跨度自2011年2月达2017年6月，债权人起诉时间段跨度自2015年8月达2018年10月，其中以郑菲菲为共同被告且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需共同承担履行债务责任的2起，债务发生于2016年4月，债权人于2017年10月起诉；被告邵晖、郑菲菲在该院的涉执情况如下：自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以邵晖为被执行人经该院立案执行、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共16起，累计应执行标的金额达939.7万元之多，其中以郑菲菲为共同被执行人的2起，应执行标的金额近84.5万元，而到位标的金额仅一万余元，均因被执行人暂无可执行财产无法执行及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由该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被告邵晖、郑菲菲与第三人游树斌之间虽然订立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339万元，但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支付的其中所谓购房款260万元来源于被告向案外人的借款，无非利用其银行账户中转以制造交易流水记录而已，可见第三人并未实际支付合同相应对价即取得了涉案房地产；在原告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银行账户收到游冬梅汇入的其余39万元和现金存入50万元为虚假的情况下，该院认定第三人实际上仅支付89万元，其余价款未予支付，故被告与第三人为避免被告方的债权人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权、恶意串通制造款项已经全部支付假象的事实足以认定。因此，该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订立合同形式上的价款为339万元、而本质上约定的价款仅为89万元，即被告与第三人订立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约定的339万元价款条款系虚假意思表示，应认定无效，其隐藏的价款条款为89万元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远远低于抵押价值和市场价格，构成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被告在明知负有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情形下，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地产转让过户至与其存在亲属关系的第三人名下，且第三人并未为此实际支付合理的相应对价，导致债权难以实现，损害了原告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鉴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以及虚构款项支付事实，应当认定第三人亦知道上述情形，因此原告方行使撤销权的理由成立。第三人虽述称该260万元已经归还被告、其另行以本票金额170万元存入被告郑菲菲银行账户用于支付购房款，但其在该院（2017）浙1021民初4972号和本案审理过程中从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节事实，且本案已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故该院不予采纳。《合同法》规定了债权人有行使撤销债务人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行为的权利，而并未对债权人主张债权时是否知晓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作出限定，且原告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过程中尚不能确定被告的财产处分行为是否将害及其债权，故第三人以原告已知晓被告已将房地产转让给第三人、但仍然与之达成调解协议为由，主张应视为原告认可被告与第三人的转让行为，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述称原告要求撤销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标的明显超过其对被告邵晖所享有的债权故无权同时撤销，该院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债务履行，防止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预期担保的消减，而并非请求履行，应当注重于债务人清偿力之有无，衡量标准应当是债务人的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原告已举证证明其债权发生于被告与第三人的房地产转让行为之前、至今仍未获清偿，且债务人有无偿处分或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可能危及其债权的实现，而被告不能反证证明其与第三人的行为无害于原告的债权或其仍有足够能力偿还债务，故该院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的房地产转让行为有害于原告的债权；另一方面，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后果是使债务人责任财产中受减损的部分得以回复，对于这部分回复的责任财产或利益仍然归属于全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并不自动取得优先受偿权，在诸多优先债权和平等债权都有权要求受偿的前提下，难言责任财产的价值足以清偿原告的债权，故对第三人该项抗辩该院不予采纳。至于第三人称涉案房地产上已设立新的物权，可由被告另行提出因交易行为被撤销而返还财产的诉讼或由债权人提出代位权诉讼。因此，原告主张撤销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房地产买卖合同，究其诉意实质是要求撤销被告的财产处分行为，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判决：撤销被告邵晖、郑菲菲将坐落于玉环市玉城街道桃源路34、36号的住宅和储藏室（原房产证号：玉房权证玉环字第××、161170号和玉房权证玉环字第××、16××72号，原土地证号：玉国用2014第01621号和玉国用2014第01622号）转让给第三人游树斌的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邵晖、郑菲菲和第三人游树斌共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为被上诉人李芝云作为债权人是否有权撤销讼争房地产买卖合同及一审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一、债权人撤销权问题。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可知，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转让行为行使撤销权，除了债务人存在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低价转让财产行为，该行为还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造成损害。1、游树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讼产房地产。本案中邵晖、郑菲菲与游树斌之间于2017年5月10日订立了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总价款339万元。根据游树斌的陈述，其支付价款的方式为2017年5月19日以银行本票付款170万元，后于2017年6月16日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169万元。但游树斌陈述的170万元银行本票付款事实无相应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而根据游树斌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账户明细，游冬梅于2017年6月16日分两次向游树斌转账119万元，同日游树斌即把该款转账给邵晖；而另外50万元来源于他人分三次现金存入游树斌账户，同日或次日转账给邵晖。由于游冬梅系游树斌的姑姑、邵晖的母亲，而事实上上诉人游树斌除了50万元付款明确外，其他289万元款项要么无付款依据，要么款项来源于房屋出卖方，故一审判决认定游树斌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取得涉案房地产并无不当。2、该转让行为确实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审被告邵晖与郑菲菲至今尚有八、九百万元经法院执行后因其无可供执行财产而无法履行。而原审被告邵晖与郑菲菲在明知负有巨额债务无力偿还的情形下，将其所有的涉案房地产转让过户至与其存在亲属关系的上诉人名下，且上诉人并未为此实际支付合理的相应对价，导致债权难以实现，确实损害了被上诉人李芝云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上诉人上诉称李芝云要求撤销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的标的明显超过其对邵晖所享有的债权故无权同时撤销。本院认为，首先，在李芝云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债权发生于讼争房地产转让行为之前，且债务人有无偿处分或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可能危及其债权的实现，而上诉人又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转让行为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无碍或原审被告邵晖仍有足够能力偿还债务，故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的房地产转让行为有害于李芝云的债权并无不当。其次，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后果是使债务人责任财产中受减损的部分得以回复，对于这部分回复的责任财产或利益仍然归属于全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并不当然取得优先受偿权，在诸多优先债权和平等债权都有权要求受偿的前提下，难言责任财产的价值足以清偿李芝云的债权，故李芝云要求撤销两份房地产买卖合同并不超过其债权。因此，上诉人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一审审判程序问题。基于查明案情之需要，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原审被告郑菲菲中国银行账户流水交易查询清单，目的正当，程序合法。一审法院虽然在审限和转换程序方面管理不严格，导致本案审限过长、程序转换随意，但该程序瑕疵并必然导致实体处理不公，也不符合发回重审之法定条件。故上诉人这一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游树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游树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梅海波 审 判 员 陈 茜 审 判 员 梅矫健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代书记员 胡正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