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内08民终15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樊祖麟，男，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元俊华，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乌拉特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杭盖北路。法定代表人：万林，该社理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娥，内蒙古希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军，曾用名刘建平，男，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原审被告：郭军，男，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原审被告：石鲜梅，女。郭军之妻。原审被告：栗敏，女，。樊祖麟之妻。上诉人樊祖麟因与被上诉人乌拉特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中旗信用社）、原审被告张军、郭军、石鲜梅、栗敏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前由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旗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作出（2016）内0824民初617号民事判决，樊祖麟、栗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2017）内08民终974号之二民事裁定，发回中旗法院重审。中旗法院重审后，于2019年3月17日作出（2018）内0824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樊祖麟仍然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祖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元俊华、被上诉人中旗信用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金娥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张军、郭军、石鲜梅、栗敏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旗信用社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1.判令张军偿还借款本金4,999,500元，并支付利息及逾期罚息至付清本金止；2.樊祖麟、栗敏、郭军、石鲜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抵押物变现原告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用、评估费用、差旅费用、执行费用等所有实支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日，张军（刘建平，以下均称刘建平）经郭军、石鲜梅担保，经樊祖麟用自己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达旗大树湾乡政府北商业房产抵押担保，以收购沙棘为用途，向中旗信用社贷款5,000,000元，双方约定月利率为12.471‰，借款到期日为2013年4月15日，如逾期在借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罚息。中旗信用社分别与刘建平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与郭军、石鲜梅签订《保证合同》、与樊祖麟、粟敏签订《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樊祖麟所有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达旗大树湾乡政府北商业用房（土地面积4885.62平米，建筑面积2334.48平米，房屋产权证号为：2691；以下简称案涉抵押物），并进行了登记。合同签订后，中旗信用社将5,000,000元打到刘建平账上。借款到期后，刘建平向中旗信用社申请展期还款，中旗信用社同意刘建平的展期申请，并审批展期到期日为2013年12月10日，展期执行利率为11.7‰。期间刘建平共计偿还借款本金500元及至2014年4月29日的利息。中旗信用社于2015年3月17日向本院起诉，因中旗信用社不能提供樊祖麟、粟敏的准确送达地址，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作出（2015）乌中民初字第345-1号民事裁定，驳回中旗信用社的起诉。另查明，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刘建平与张军系重复登记户口信息，户口姓名为刘建平的信息已于2014年8月25日被依法注销。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各方均应遵守。中旗信用社已按约定履行了出借义务，刘建平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借款到期后，经刘建平申请，双方签订了贷款展期协议书，约定月利率为11.7‰，故中旗信用社请求支付利息的利率应当按照双方展期协议书的约定执行。刘建平与张军系同一人，因重户，刘建平户籍信息被注销，中旗信用社申请将刘建平变更为张军，本案主体未变，只是将刘建平的个人信息变更为张军。张军作为借款人，应当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中旗信用社要求张军偿还借款本息及逾期利息，本院予以支持。郭军、石鲜梅作为保证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旗信用社要求郭军、石鲜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院予以支持。对中旗信用社主张公告费、评估费、差旅费、执行费的诉求，因中旗信用社未提供产生上述费用的有关证据，本院不予支持。樊祖麟用案涉抵押物作抵押担保，并进行了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按《抵押合同》约定“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故原告要求抵押物变现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樊祖麟提出：本案系郭军、刘建平用虚假的身份证、未婚证明、沙棘购销合同诈骗原告贷款，涉嫌贷款诈骗罪，《抵押合同》系中旗信用社工作人员与郭军、刘建平恶意串通，合同无效。经查明，刘建平在2007年8月14日就同时有姓名为刘建平的户籍信息，并非为诈骗原告而办理的假户口，刘建平提供的无婚姻登记证明与面谈记录配偶收入存在矛盾之处，属中旗信用社未尽到审查义务，但不能直接证明系郭军、刘建平为诈骗中旗信用社贷款与该社工作人员恶意串通，樊祖麟亦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樊祖麟未能提供《沙棘购销合同》属虚假合同的证据，且《沙棘购销合同》是否履行，不影响本案中《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的效力。樊祖麟、栗敏提出：没有以任何形式针对现变更的刘建平表达自愿和同意提供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经公安机关确认刘建平与张军系同一人，因重户而注销刘建平的户籍信息，现户籍信息为张军，樊祖麟自愿为刘建平的借款抵押担保，栗敏亦同意，那么合同的相对人并未改变，只是变更了户籍信息，不影响《抵押合同》的法律效力。关于樊祖麟提出，中旗信用社对主债务人张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的《借款合同》约定的最后还款期限为2013年12月10日，本案原告于2015年3月1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之日起中断。中旗信用社又于2016年5月23日向本院起诉，充分证明中旗信用社一直在主张自己的权利，中旗信用社在确认刘建平户籍信息被注销后，及时将主债务人的信息变更为张军，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并未发生改变，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判决：中旗信用社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中旗信用社借款本金4,999,5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4月30日起按约定月利率11.7‰上加收50%罚息计算至付清本金止）；二、郭军、石鲜梅对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中旗信用社对抵押物樊祖麟名下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达旗大树湾乡政府北，房权证号为达国用2009第002640号，他项权证号为达他项2012第0219号，土地面积4885.62平米，建筑面积2334.48平米的商业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四、驳回中旗信用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96元，由张军负担。樊祖麟的上诉请求：1.撤销（2018）内0824民初146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改判驳回中旗信用社对樊祖麟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中旗信用社承担。事实和理由：1.樊祖麟针对“刘建平”特定身份信息与中旗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是中旗信用社与郭军、张军恶意串通的结果，合同无效。在中旗信用社与樊祖麟2012年4月26日签订的《抵押合同》的叙述性前言中叙述“为了确保刘建平与抵押人签订的编号为乌农信（乌梁素太）借字第（20120426）号的《个人借款合同》的切实履行……特定立本合同”，即：樊祖麟是针对《个人借款合同》（20120426）号中记载的身份证号码为“152825196904273013”和住所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兴永胜村永胜三组14号”的特定“刘建平”向中旗信用社借款5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该身份信息是2014年4月20日通过非法途径办理的有效期限为30年的“假身份证”的虚假信息。郭军与张军是中专读书时的同学，是完全明知的；而中旗信用社工作人员在签订合同前所做的《个人贷款面谈笔录》中也明显发现两处存疑：一是张军在以“刘建平”身份贷款前在民政局开具了一份《无婚姻登记记录申明书》，证明其未婚，但在中旗信用社向刘建平所做的《个人贷款面谈记录》中“配偶月收入”栏中填写了“20万元”，“家庭的全年经济收入”栏中填写了“750万元”，两者自相矛盾。二是在《个人贷款面谈记录》中，“您在《个人贷款申请表》中填写的身份、职业、工作单位、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资料是否准确”栏为空白，即身份信息存疑；中旗信用社在明显发现疑点后未做调查核实，且故意不告知樊祖麟，仍然与樊祖麟签订《抵押合同》，致使樊祖麟完全不知情。因此，该《抵押合同》是中旗信用社与郭军、张军恶意串通欺诈樊祖麟签订的，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该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效力。2.樊祖麟没有向张军表达自愿提供房地产抵押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张军的身份信息在2012年4月26日以“刘建平”的身份向中旗信用社借款前就真实存在，但由于张军没有向樊祖麟如实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且樊祖麟自始至终就没有见到过张军这个人，其提供财产作抵押完全是基于对郭军和中旗信用社的信任，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特定身份信息的“刘建平”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3.中旗信用社对主债务人张军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旗信用社与主债务人“刘建平”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及其《借款展期协议》的最后还款期限到2013年12月l0日。依照《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中旗信用社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到2015年12月10日止；而因疑似与张军（身份证号码）重户，刘建平早在2014年8月25日就被公安机关注销了户口，2015年3月17日，中旗信用社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起诉书列明的借款主债务人仍然是“刘建平”，而樊祖麟的住所地则列为早已被拆迁而实际不存在的地址，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2016年5月l7日，中旗信用社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其起诉书列明的借款主债务人仍然是“刘建平”；直到2019年1月25日，中旗信用社才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变更原审被告姓名申请书》，请求将被告“刘建平”变更为“张军”。暂且不谈其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仅就其于2019年1月25日向张军主张权利这一诉讼行为来看，就早已超过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法律保护的两年诉讼时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但中旗信用社两次起诉列明的主债务人“刘建平”的户口早在2014年8月25日就被公安机关依法注销，中旗信用社仍然向其主张权利；且“刘建平”被注销户口的信息是公安机关公示的政府信息，中旗信用社可以委托律师调取或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属于中旗信用社起诉前就应当知道的事实，中旗信用社直到2019年1月25日申请变更“刘建平”为“张军”，超过了诉讼时效。4.郭军、张军的行为涉嫌贷款诈骗罪，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郭军因蒙派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遂通过周密策划，以其在中专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张军的一张假身份证中的姓名“刘建平”作为借款主体，而后开具了一张掩盖事实真相的“未婚证明”，虚构了三份“沙棘果购销合同”，欺诈樊祖麟提供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地产作抵押担保，串通中旗信用社，获取中旗信用社贷款500万元。整个借款过程中的虚假性，中旗信用社信贷工作人员及其主要领导应当是明知的，而张军和郭军是同班同学，则不仅仅是明知的，而且是故意的，只有樊祖麟一直蒙在鼓里。中旗信用社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樊祖麟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1.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本案的客观事实完全相符2.樊祖麟关于中旗信用社签订的《抵押合同》是中旗信用社与郭军、张军恶意串通的结果的抗辩严重违背本案的客观事实及法律规定。一是该抵押合同进行了登记，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二是经原审法院查明，张军在2007年8月l4日就同时有姓名为刘建平的户籍信息，并非为诈骗中旗信用社而办理的假户口；刘建平提供的《无婚姻登记记录声明书》与《个人贷款面谈记录》配偶收入存在矛盾之处，属中旗信用社未进到审查义务，但不能直接证明系郭军、张军诈骗中旗信用社贷款与中旗信用社工作人员恶意串通。3.本案中的《抵押合同》有樊祖麟、栗敏的亲笔签名，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4.中旗信用社的起诉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张军、郭军、石鲜梅未作答辩。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的证据。根据一审证据，刘建平向中旗信用社申请贷款时，提供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期为2007年8月14日至2027年8月14日；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常住人口登记卡》、《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等记载，“刘建平”的身份信息在2003年12月12日就存在；2011年10月27日有过变动；2014年8月25日，因“刘建平”与“张军”重户，“刘建平”的户籍信息被注销；“张军”的身份信息在1998年7月2日即有记载。根据上述证据，“刘建平”“张军”的户籍信息内容虽然不同，但“刘建平”与“张军”确系同一人。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担保合同的效力；2.中旗信用社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樊祖麟上诉的理由，首先，应当明确“刘建平”是否真实存在。其次，本案中，中旗信用社、张军（或刘建平）、郭军之间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且其行为对案涉合同效力的影响。其三，中旗信用社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其四，本案应否继续审理。现就上述问题，逐一进行分析认定：首先，根据一审中当事人各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案涉合同的主债务人刘建平原来的身份真实存在；其后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又以张军的名字登记了一套身份信息，且“刘建平”与“张军”两套身份信息同时存在。经公安机关核查，认为“刘建平”与“张军”的身份信息重复，在与刘建平核对后，公安机关于2014年8月25日将“刘建平”的身份信息注销。因此可以认定，案涉贷款发生时，刘建平的身份真实存在，且与“张军”为同一人。其次，本案中，樊祖麟的主要抗辩理由是，中旗信用社、张军（曾用名刘建平，以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交替使用）、郭军之间恶意串通，导致案涉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我国民法原理，恶意串通，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故意合谋、弄虚作假所实施的有损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即参加该民事行为的当事人都要具有主观恶意，恶意的内容是当事人为牟取非法利益，且恶意串通不能由过失构成；二是当事人之间有互相串通的行为；三是各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且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条规定了对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等特殊情形的证明标准，即，在审判实践中对恶意串通等事实的证明标准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应当高于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一般证明标准。本案中，在案涉借款合同形成之时，刘建平、郭军虽然向中旗信用社隐瞒了刘建平的双重户籍信息，并且提供了部分虚假的交易信息，中旗信用社在审查借款人身份信息及基础交易信息时亦存在过错，但樊祖麟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中旗信用社与刘建平、郭军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中旗信用社在案涉借款合同签订时与刘建平、郭军之间为牟取非法利益而相互串通，并因为签订该借款合同故意损害国家、集体及第三人的利益。同时，本案中中旗信用社对刘建平、郭军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亦不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的情形。因此，刘建平、郭军二人在与中旗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时隐瞒事实的行为，并不当然导致案涉借款合同的无效。关于抵押合同，樊祖麟认为，由于中旗信用社与刘建平、郭军恶意串通，隐瞒“刘建平”的双重户籍信息，提供其他虚假交易信息，损害其合法权益，导致该抵押合同无效。一是，如上所述，刘建平、郭军向中旗信用社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当然构成民法上的恶意串通，因此，亦不能认定案涉抵押合同无效。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对抵押物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根据该规定，抵押人为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而向债权人提供财产抵押，应当是基于对债务人履行能力和个人信誉的信赖；那么，对债务人的了解与信任是抵押人为债务人依约履行而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基础。本案中，樊祖麟抗辩，其“提供财产作抵押完全是基于对郭军和中旗信用社的信任”，而非是对刘建平抑或张军的信任。关于樊祖麟的上述抗辩理由，一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担保行为将为自己增加债务风险，亦有可能导致自己的财产受损，仍然要为一个自己不了解、没有信任的人提供担保，樊祖麟的如此理由明显不符合生活常识和惯常的交易习惯。二是，樊祖麟既然基于对第三人的信任而放弃对债务人的了解，为陌生的刘建平提供担保，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财产损失承担相应的后果。因此，樊祖麟关于案涉抵押合同无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其三，关于中旗信用社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樊祖麟抗辩称，2015年3月17日，中旗信用社向法院提起诉讼，列明的主债务人是“刘建平”，后由于无法向樊祖麟送达，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2016年5月l7日，中旗信用社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列明的主债务人仍然是“刘建平”；直到2019年1月25日，中旗信用社才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变更原审被告姓名申请书》，请求将被告“刘建平”变更为“张军”。因此，中旗信用社2019年1月25日向张军主张权利超过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一是，“刘建平”与“张军”的户籍信息虽然不同，但根据公安机关的甄别，“刘建平”与“张军”为同一人。二是，中旗信用社在起诉之初，并不当然知道刘建平还存在“张军”的户籍信息，其起诉时以刘建平为被告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三是，既然为同一人，那么，中旗信用社在知道二者为双重户籍信息后，及时将“刘建平”的姓名变更为“张军”，亦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因此，中旗信用社于2015年3月17日向法院提起诉讼，导致诉讼时效中断；其于2016年5月l7日再次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其四，关于张军、郭军涉嫌犯罪的问题。樊祖麟称，张军、郭军的行为构成犯罪，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恢复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的最新司法政策，本案中，樊祖麟已就张军、郭军涉嫌犯罪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检举，达拉特旗公安局于2018年6月26日向樊祖麟出具了《受案回执》，但达拉特旗公安局是否已经立案侦查、案件进展情况如何均无显示；根据本案案情，本案的民事诉讼并不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且“相关刑事案件”是否已经进入诉讼程序、进展如何均不清楚，因此，本案应当继续审理。综上所述，上诉人樊祖麟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796元，由上诉人樊祖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任明强审判员  邬忠良审判员  徐文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全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