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4民终24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陶小刚，男，汉族，1986年3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素珍，广东恩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庆勇，男，汉族，1990年2月15日出生，住湖南省新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任辉，广东正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住：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2548256N。法定代表人：董明珠，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付王颖，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陶小刚因与被上诉人张庆勇、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粤0402民初12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陶小刚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支持陶小刚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判令张庆勇、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当改判。一、陶小刚被诊断为急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双向情感障碍等伤害系由张庆勇因过错造成，张庆勇理应对此承担责任。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狭隘地认为陶小刚受到的伤害只有焦虑障碍以及错误地认定与张庆勇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首先，一审判决笼统地认为惊恐障碍也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而狭隘地认为陶小刚所受到的伤害只是焦虑症。也许，有人确会因为焦虑而表现出惊恐，但具体在本案来说，应当对此作出严格的区分。因为在本案中，张庆勇在背后出其不意地击打陶小刚右肩颈处，导致陶小刚受到严重惊吓的行为，从正常的情绪常识来说，造成的后果更多是惊恐。其次，正如一审判决所述，造成心理障碍的成因多种多样，包括生物、心理、社会等。但一审判决却狭隘地认为陶小刚的上述心理障碍仅仅是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家庭问题这一社会因素造成，却忽视了重要的生物和心理因素。在当今社会，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工作压力，遇到家庭问题，从而有一定的焦虑心理。但是，这种普遍的焦虑是缓慢、适度、可承受的，与陶小刚所受到急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并不相同，陶小刚在以往长期承受着这种适度的焦虑，并没有出现事发时生理和心理上的严重不适。再者，众所周知，颈部是人体神经脉络连接向大脑最集中的地方。本案中，张庆勇是在陶小刚不注意、身体松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在背后用手以很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力度击打陶小刚右后颈与肩的直角处，导致陶小刚“枕部皮肤软组织挫伤”。综合以上两点可见，陶小刚所受心理障碍应是由于张庆勇的击打行为，在生物上的原因造成。因此，张庆勇的击打行为并非是陶小刚所受心理障碍的发作因素，而是突发的致病因素。张庆勇的击打行为与陶小刚受到的心理障碍具有因果关系。张庆勇对陶小刚造成的心理障碍有过错。张庆勇作为一名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在人毫无防备时，用手以较快的速度和力度击打人的肩颈部可能带来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影响，但张庆勇仍然实施了该行为，在主观上至少存在过失乃至故意的过错。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过错责任原则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张庆勇理应对陶小刚所受的心理障碍承担侵权责任。二、由于情势变更，《人民调解协议书》依法应予变更或撤销。陶小刚与张庆勇于2017年11月22日在明珠人民调解工作室作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达成如下协议：1.张庆勇同意支付陶小刚医药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4500元；2.本协议自从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立即生效；3.该协议执结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陶小刚虽与张庆勇签订“调解协议书”，但签订此协议书是陶小刚基于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精神稍微平复的基础上，觉得所受伤害不会复发甚至加重的情况下所签订。但事实上，陶小刚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在签订协议书后，陶小刚的病情反而比第一次在香洲区人民医院治疗时有所加重，于是分别于2017年11月30日以及2017年12月28日先后两次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治疗，后被诊断为患上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双向情感障碍等心理疾病。上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治疗支出的费用远远大于调解协议所得到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本案中，出现了陶小刚在调解时无法预见、还需要支出巨额医疗费的情形，而原因是由于张庆勇所造成，如果不对原调解协议书的赔偿费用进行更改，对陶小刚明显不公平。因此符合情势变更的规定，对上述协议书依法应予变更或解除，张庆勇应按照陶小刚实际的损失进行赔偿。三、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应当与张庆勇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张庆勇的行为属于人际交往，而非执行工作任务，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工作任务，并不要求正在从事直接的工作任务，只需与执行工作有相应的联系。张庆勇负责为机台配送模板，经过正在操作冲床的陶小刚身边时用手击打其右肩颈，其行为显然被包含于执行工作任务这一持续性过程中。张庆勇属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其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张庆勇辩称:一、陶小刚的相关观点毫无新意，是在重复一审的观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错误观点；二、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庭审全面调查，依法维护了张庆勇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陶小刚的上诉请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人民调解协议书》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的人民调解协议可撤销的事由，不符合法定可撤销情形正确，应予维持。该调解协议签订前，双方经过多次协商，明珠派出所调解室也派员进行协调。陶小刚在签协议前特意为此到医院进行检查，其是在充分了解其身体情况的情形下，签订了该调解协议，符合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签订不存在重大误解，在订立时也不存在显失公平，或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违背陶小刚的真实意思等法定可撤销事由。且情势变更并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人民调解协议可撤销的法定事由之一，陶小刚上诉时以此为由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属适用法律错误。而且陶小刚也没有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在本案中所诉的相关病症与调解的纠纷存在因果关系。鉴于上述，一审判决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予撤销正确，应予维持。二、一审判决认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不需承担案涉责任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一审庭审过程中，张庆勇已经多次明确表示，其与陶小刚打招呼的行为“虽是在上班过程中，但不是在配送边板，只是打招呼”，而且张庆勇以往也以同样的方式多次与陶小刚打招呼，可见张庆勇的行为并不是在执行工作任务，而是普通人际交往行为，一审判决已对此进行了明确查明。由此可见，张庆勇的行为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中“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陶小刚依据该条法律规定要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明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中陶小刚的受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对于“因工受伤”的认定，不属于工伤，对此陶小刚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工伤时已经明确知悉。而且张庆勇与陶小刚打招呼的行为明显与其工作任务无任何关联。鉴此，陶小刚要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均不充足，应予驳回其相应上诉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不需承担本案中的任何责任正确，请求驳回陶小刚的上诉请求。陶小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张庆勇与陶小刚在2017年11月22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2.张庆勇、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连带赔偿陶小刚各项损失共81451.78元。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陶小刚及张庆勇均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且均在同一车间工作。陶小刚负责冲床操作，因车间噪音较大，陶小刚需佩戴耳机工作。张庆勇负责为机台配送边板。2017年11月1日晚，陶小刚及张庆勇均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上夜班。当晚21时40分许，陶小刚正在操作冲床时，张庆勇经过陶小刚的工作岗位，用手击打陶小刚右肩颈处，与陶小刚打招呼。之后，陶小刚感觉不适，觉枕部疼痛，伴头痛、头晕、恶心、胸闷、心悸，并报120由单位同事陪同，被送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入院检查：头颅无畸形，未见明显伤痕，枕部压痛；头颅CT平扫未见明显外伤××变，DR检查颈椎未见明显骨折征象。经对症治疗，陶小刚病情逐渐康复，枕部无疼痛，无头痛、头晕、恶心等。陶小刚于2017年11月5日出院，出院诊断为“枕部皮肤软组织挫伤”，医嘱出院后全休一周。事发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陶小刚与张庆勇前往明珠派出所备案处理，但因陶小刚伤势轻微，未能达到立案标准，被派出所要求前往明珠人民调解工作室协商处理。2017年11月8日，陶小刚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做常规脑电监测，报告显示正常脑电图。同月19日，陶小刚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做脑部MR检查，诊断意见为未见明确异常。2017年11月22日，陶小刚与张庆勇在珠海市香××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约定：“1.张庆勇同意支付陶小刚医药费、误工费共计人民币肆仟伍佰元整（4500元）；2.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后立即生效；3.该协议执结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调解协议签订后，张庆勇当即向陶小刚支付完毕4500元。2017年11月27日，陶小刚以反复心慌1月余，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门诊治疗，自诉：在工作中被同事打招呼“砍”了一下脖子，当晚感到心里很火（当时连续16天上晚班，每天工作10小时），心静不下来，心慌、脑晕，休息后恐惧、呼吸困难，打120入院做检查未见异常。之后反复发作心慌，行心电图及MR检查未见异常。昨天在工作场所（车间发生巨大噪音）听到噪音就来情绪，双脚发软、心慌、头胀。医生诊断陶小刚为焦虑症。根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入院记录记载：2017年11月30日，陶小刚因服药后症状稍缓解，但持续感紧张、不安，担心身体状况及妻女无人照顾，近3天晚上均在该院急诊留观过夜，自觉医院有安全感，现为进一步治疗，门诊拟急性焦虑障碍收入院治疗。另外，患者近2年因工作压力大、家庭问题时有心情压抑、烦燥。陶小刚在中大五院精神心理科住院治疗13天，出院诊断为惊恐障碍等，出院情况：患者现无紧张、担心，无心慌、胸闷发作，胃纳、睡眠尚可。2017年12月19日，陶小刚到中山大学附属五院门诊，诉：昨晚睡眠差，害怕一个人，之前旅游2天，感正常，但昨晚一上班后，今早有种慌张、乏力的感觉，伴气短。2017年12月28日，陶小刚因“易紧张伴心悸、胸闷2个月，交替兴奋话多4天”再次入中大五院住院治疗18天。根据入院记录记载，陶小刚四天前因再次出现眠差、易醒，但白天不觉疲乏，自觉偏兴奋、话多、精力充沛再次门诊就诊，后因陶小刚不敢服用亲加药物，现症状同前，再次门诊就诊，拟“惊恐障碍？双相障碍？”收入院。出院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惊恐障碍等。陶小刚之后还多次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复诊。陶小刚提交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于2017年11月27日、2017年12月19日、2018年1月14日、2018年1月30日、2018年6月5日、2018年6月26日、2018年7月17日、2018年8月3日、2018年8月17日、2018年11月8日出具的《病情证明书》，记载：诊断陶小刚为焦虑状态、双相情感障碍、心境（情感）障碍，并建议休息及定期复诊，坚持治疗等。陶小刚提交了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医疗费票据金额共计34293.44元（其中至2017年11月19日止的医疗费金额共计3054.4元），以及珠海华佗国医门诊部的医疗费收据992元。但陶小刚未提供珠海华佗国医门诊部的就诊病历。陶小刚在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平均月工资为6124.91元。在事发后因陶小刚长期请病假和事假，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根据陶小刚的实际情况发放陶小刚的劳动报酬。陶小刚在庭审陈述，工作压力大，是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工作事项多，在本次事发的十天内，其反复白班和夜班倒班。陶小刚与张庆勇平时工作有接触，但私下无接触，平时见面也不会经常打招呼。张庆勇当时下手比较重，其他同事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他们没有什么事而已。陶小刚在自己书写的《事情经过》中陈述，事发时，陶小刚正操作设备，突然有人从其后经过用手砍其右后颈与肩的直角处，当时手力量比以前几次大了些，速度也很快。张庆勇在自己书写的《事情经过》中称，事发时陶小刚正在开机，其从他旁边经过时，跟他打招呼，他没听到，所以在他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张庆勇在庭审中称，因其在车间与同事工作接触比较多，关系比较好，故也是以拍肩膀方式与其他同事打招呼。一审法院认为，陶小刚在工作时，被张庆勇以用手击打陶小刚右肩颈处的方式打招呼后，感觉身体不适，并住院治疗。之后陶小刚与张庆勇就此事于2017年11月22日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由张庆勇向陶小刚赔偿医药费、误工费共计4500元，协议执结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上述协议由陶小刚和张庆勇自愿达成，并由本人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共益，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调解协议有效，协议双方应按约定履行义务。张庆勇已于当天向陶小刚支付了4500元。现陶小刚主张在上述协议签订前未诊断出焦虑障碍、惊恐障碍等精神疾病，而在之后病情加重，无法正常工作，故在签订协议时对自己受伤后果存在错误认识，属于重大误解；而签订协议后产生的损失远超过协议约定的4500元，因此协议显失公平；即使陶小刚、张庆勇发生纠纷后经人民调解达成调解协议，但因陶小刚伤情加重，继续履行协议对陶小刚明显不公平，陶小刚要求增加相关赔偿属情势变更。据此，陶小刚主张撤销与张庆勇签订的上述人民调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对陶小刚的主张分析如下：一、陶小刚是否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了上述调解协议。根据陶小刚在事发后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记载，陶小刚仅为枕部皮肤软组织挫伤，其他检查均未见异常。而在陶小刚出院后至签订协议前，陶小刚还到过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进行脑部检查，亦未发现异常。故陶小刚在签订协议前对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是清楚的，并不存在对损害后果的认识错误，因而在订立协议时不存在重大误解。二、陶小刚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是否显失公平。调解协议签订前，陶小刚从事发至2017年11月19日止实际发生医疗费金额为3054.4元。据此，张庆勇赔偿陶小刚医疗费、误工费4500元，该赔偿金额与陶小刚当时的损失金额基本相当，不存在显失公平。而在协议签订后，陶小刚被诊断为急性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症，并多次就医治疗而产生相关损失。首先，陶小刚主张因张庆勇的击打行为导致其受惊吓并造成惊恐障碍等心理疾病。但心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心理障碍的产生是一个缓慢的复杂过程，成因也是多种多样，包括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从陶小刚提交的病历记载，陶小刚近2年因工作压力大、家庭问题，时有心情压抑、烦燥。故陶小刚在事发前已长期存在相关心理问题。而惊恐障碍也是焦虑症的一种表现形式。陶小刚提供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病情证明中，诊断亦大多为焦虑状态、心境障碍伴焦虑等。众所周知，焦虑状态并不是一下子突发形成的，而是长期的精神压力大、情绪压抑所致；其次，由于工作车间噪音大，陶小刚需佩戴耳机工作。陶小刚在其出具的“事情经过”中认可，张庆勇以往也多次通过击打陶小刚右肩等类似方式与其打招呼。陶小刚和张庆勇在庭审中也表达了张庆勇平时也是用这种方式与其他同事打招呼。由此可见，张庆勇与陶小刚打招呼的方式，是其在特殊工作环境状态下，一贯采取的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在事发前，张庆勇已多次以这种方式与陶小刚打招呼，并非本次事发时故意这样做。陶小刚认为的张庆勇这次打招呼力度大、速度快，使陶小刚受到严重惊吓。但正如上述分析，焦虑状态并不是一下子突发形成的，而是长期因精神压力大、情绪压抑所致。故张庆勇的行为可能会对陶小刚惊恐障碍的发作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非陶小刚心理疾病的致病因素。陶小刚在受惊后感觉身体不适，被送医院治疗，张庆勇已承担了该次治疗所产生的相关损失，其赔偿金额与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基本相当。综上所述，陶小刚与张庆勇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张庆勇亦未有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陶小刚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上述调解协议。故陶小刚主张撤销该人民调解协议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张庆勇已按人民调解协议履行了赔偿义务，按调解协议约定，双方应互不追究对方任何责任。故陶小刚再要求张庆勇赔偿，一审法院不予支持。陶小刚和张庆勇均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劳动关系，并非雇佣关系，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有关雇主对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和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责任的规定。陶小刚庭审中另行增加法律理由，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要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张庆勇的行为仅是与陶小刚打招呼，是人际交往的行为，并非执行工作任务。故对陶小刚要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做出如下判决：驳回陶小刚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836元，由陶小刚负担。二审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不得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陶小刚与张庆勇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之前已经出院，病情逐渐康复，并进行了脑电监测和胸部MR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没有证据证明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陶小刚处于危困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应属于双方基于当时情况而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陶小刚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之后又感到不适并就诊的问题，陶小刚自述存在工作压力大、家庭问题有时心情烦躁、压抑，陶小刚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再次入院治疗与张庆勇的行为有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与张庆勇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张庆勇行为的原因力大小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和确定。张庆勇用手击打陶小刚时，并无伤害对方的故意，对陶小刚出现焦虑等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难以预料，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让张庆勇承担更大责任，也难称之为公平。至于陶小刚主张适用的合同法上的情势变更，主要是指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且本案中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故不适用于本案。基于上述考虑，陶小刚和张庆勇签订的涉案人民调解协议并无显失公平之处，陶小刚要求撤销该调解协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陶小刚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该规定仅适用于本单位员工造成本单位员工以外的第三人伤害的情形，本案中，陶小刚和张庆勇均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故不适用该规定。至于陶小刚所受损害是否属于工伤，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范围。陶小刚关于此节上诉理由亦不成立。综上，上诉人陶小刚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36元，由陶小刚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炜杰审判员  贺 心审判员  黄汉源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陈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