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249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杰纯，男，1965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史亚兰，女，1966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哲，女，1987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红梅，系辽宁同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晓光，男，1959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和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梓芮（系杨晓光女婿），男，1986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上诉人高杰纯、史亚兰、高哲与被上诉人杨晓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9）辽0102民初3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高杰纯等三人的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给付土地增值价值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土地拆迁补偿款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各分得50%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已将因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各自返还，且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还有其他经济损失及土地增值情况，故动迁补偿款应全部归承包经营权人即上诉人所有。2.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以每亩33万元的价格拆迁补偿，与14年前相比产生了较大的升值。该增值并非因为被上诉人对土地的投入，与被上诉人没有关联，补偿对象均是被动迁人。3.被上诉人经营涉案土地后并未耕种，导致土地撂荒，上诉人对土地转让合同无效不存在任何过错。杨晓光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观存在过错，被上诉人存在损失，包括土地转让款、经营管理土地的实际投入及地上物征收补偿款三部分。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土地地上物补偿款为每亩33万元，与事实相符。原审法院判决征收补偿款各分得50%，是兼顾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且照顾农民的基础上，依据公平原则作出的裁判。而且，上诉人除了依据本案原审判决将获得地上物征收补偿款的50%以外，还会作为被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受每人11万元的安置补助费。杨晓光一审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高杰纯等三人返还杨晓光土地转让费91,800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土地增值价值归杨晓光所有，价值为630,300元；3.本案诉讼费由高杰纯等三人承担。一审法院查明，高杰纯与史亚兰系夫妻关系，高哲系二人之女，三人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了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发包的土地，并于2004年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土地股权证。2006年4月15日，杨晓光与高杰纯的父亲高连河签订《土地转让协议》，约定高连河将包含三被告1.91亩承包地在内的24亩土地的使用权及承包权转让给杨晓光，内容为：“双方根据各自生产经营需要，依据国家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甲方（高连河）自愿将24亩土地的使用权及承包权转让给乙方（杨晓光），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一、甲方自愿将位于曹仲村24亩土地转让给乙方，四至为……。二、土地转让费总计金额为捌拾壹万陆仟元整（816,000元），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土地转让费。三、土地转让后，乙方到村委会办理土地转让手续，乙方自行对该土地进行管理、使用，并可以转让，甲方不得干预。办理土地改变用途时，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办理手续时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四、如在使用期间，遇国家或集体征用土地时，该土地及地上物一切赔偿归乙方所有，农民安置费归甲方所有。五、土地转让前所有关于该土地的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土地转让后所有关于该土地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负责。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及中证方各执一份。双方共同遵守，如有违约，由违约方承担一切后果，并由违约方承担其法律及经济责任。”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中证方处加盖公章。杨晓光已将协议所载款项支付给高连河，并自协议签订后开始使用经营诉争土地。高连河称按照3万元/亩的价格将款项支付给了高杰纯等三人，高杰纯等三人认可收到了高连河给付的款项。2018年3月份，高杰纯等三人曾以高连河、杨晓光为被告、沈阳市和平区浑河站西街道办事处曹仲屯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高连河与杨晓光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中所涉高杰纯等三人1.91亩土地无效。经审理，原审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出具（2018）辽0102民初4979号民事判决，判决确认高连河与杨晓光于2006年4月15日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中所涉转让高杰纯等三人1.91亩承包地无效。杨晓光对此判决不服，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申请撤诉。2018年12月11日，沈阳长白岛经济区管理委员会作为拆迁人（甲方），沈阳瑞新土地整理有限公司作为被委托拆迁单位，高杰纯作为被拆迁人（乙方）签订《农地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编号：BT-HSD-018），载明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对案涉土地实施征地拆迁，补偿金额中仅载明了地上附属物补偿金额，分别为：依据政策补偿1.91亩×18万/亩=343,800元，生产经营损失1.91亩×2万/亩×5年=191,000元，征收补助1.91亩×5万/亩=95,500元，总计630,300元。现因杨晓光申请对上述补偿款进行保全，该拆迁补偿款尚未向高杰纯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案涉土地转让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对于杨晓光的诉求，应根据协议无效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双方对合同无效的过错程度来判定。杨晓光在签订协议后没有与发包方曹仲村委会建立新的承包关系，其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但高杰纯等三人在认可高连河将土地转让给杨晓光之后的多年后才于2015年提起诉讼主张转让协议无效，结合案涉土地现已被征收，可以推定明显是因为该土地涉及征收才主张协议无效，可见，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方式，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被告亦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综上，酌定由杨晓光、高杰纯等三人对协议无效各自承担50%的过错责任。关于杨晓光主张返还土地转让费的问题。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故高杰纯等三人应返还取得的土地转让费。关于返还数额，虽然高连河及高杰纯等三人均称是以每亩3万元的价格向杨晓光收取的转让费，但杨晓光实际是以每亩34,000元的价格支付给高连河的转让费，因此，高杰纯等三人应按照杨晓光实际支出的土地转让费数额即每亩34,000元返还杨晓光。同时，庭审中，杨晓光自认承包期限为28年，已使用案涉土地14年，故扣除杨晓光已使用土地的年限，高杰纯等三人应将剩余14年期限所对应的土地转让费返还给杨晓光，即应返还土地转让费的一半32,470元。关于杨晓光主张土地增值价值的问题。案涉土地已被征收，且以每亩33万元的价格予以了拆迁补偿，可见，与14年前相比，案涉土地因拆迁产生了较大升值。综合考虑原告基于土地转让协议书实际在案涉土地已从事多年农业生产，并进行生产投入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双方对造成协议无效的过错程度，原审法院认为以土地拆迁补偿款由杨晓光分得50%、高杰纯等三人分得50%为宜，由此，案涉土地拆迁补偿款630,300元中的一半即315,150元应归杨晓光所有。一审法院判决：一、高杰纯、史亚兰、高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晓光土地转让款32,470元；二、《农地拆迁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编号：BT-HSD-018）中的拆迁补偿款315,150元归杨晓光所有；三、驳回杨晓光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752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15,752元，由杨晓光负担7,876元，由高杰纯等三人负担7,876元。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系对杨晓光与村民之间土地转让合同无效系列案件后续结果的处理。本案中高连河将高杰纯、史亚兰、高哲的土地转让给杨晓光，杨晓光已经实际承包14年，在此期间双方并没有争议，仅是由于涉案土地即将拆迁而获得高额补偿，故高杰纯、史亚兰、高哲诉至法院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土地。虽然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杨晓光在签订协议后没有与发包方曹仲村委会建立新的承包关系，但高杰纯、史亚兰、高哲等三人在明知涉案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违反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因土地拆迁的高额补偿利益驱使，在14年后才主张合同无效，破坏了基本的交易稳定和交易安全，亦应承担过错责任。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存在过错，故原审法院酌定由双方当事人对协议无效各自承担50%的过错责任并无不当。对上诉人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752元，由高杰纯、史亚兰、高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倩审判员  相蒙审判员  陈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李颖本案判决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