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20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经济开发区三原印花厂，住所地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L05891132Q。 法定代表人：鲁永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洪波，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伟，男，1981年2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户籍登记住址黑龙江省嫩江县，现住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锡征，山东天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日照经济开发区三原印花厂（以下简称三原印花厂）因与被上诉人高伟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鲁1191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印花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三原印花厂与高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可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三原印花厂与高伟《转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前。自2014年5月15日至2016年12月27日，上诉人因经营需要向高伟多次借款累计2504800元，并已归还2410000元。借款与还款均通过吕树伟账号转款或还款。该时间段内发生的借款与还款数额有书证和高伟在庭审中的自认事实足以认定。2、三原印花厂与高伟《转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至2016年12月29日，厂房、设备被高伟全部占有。这一时间段内，三原印花厂负责人与高伟在日照德信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鲁永涛同意将三原印花厂内的厂房、设备转让给高伟，转让费共作价260万元。虽然鲁永涛为高伟出具了收到条，写明收到高伟260万元转让费用，但是无任何证据证明高伟一次性转过该笔款项。三原印花厂认为这一阶段是基于高伟的误导，并由公证处工作人员要求写收到条所导致的后果，并非高伟主张的真实转让。但无论转租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该阶段从文书层面分析，三原印花厂与高伟之间已完成厂子的转租、转让行为，即双方在这一时间段内已完成了物的转让，除三原印花厂认为转让费未付清之外，高伟必须承认转让事实和接收转让标的物的事实。3、《转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后，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三原印花厂通过鲁永涛、张永兰账号向高伟指定的吕树伟账户转款，一审法院查明无争议数额为1503408元，通过恒艺公司（法定代表人鲁永涛）向吕树伟账户转账50000元。该时间段内三原印花厂向高伟转款属实。高伟在此时间段内借给三原印花厂351500元。从相关借条和实际打款记录可以看出高利贷的存在。三原印花厂权且不用计算利息是否合法，仅需对第3时间段内的双方打款数额进行对冲，高伟仍应退还1201908元给三原印花厂。通过上述三个时间段分析，能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高伟收取三原印花厂第三阶段的款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退还给三原印花厂。二、关于《转租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1、南岭村通过诉讼确认了转租无效，但以物抵债或转让动产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三原印花厂与高伟如何处置转租无效带来的后续结算，均不涉及三原印花厂在第三时间段内的向高伟还款应退款问题。2、高伟在庭审中主张的是以约定的所谓租金每月60000元来对冲三原印花厂方支付的款项，这个理由无证据证明，且以60000元为基数计算，也只能算出72万元租金。一审法院以此判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租赁费纠纷就不判决退款属认定事实不清。三、法院应审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中的利息合法性。一审法院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及借条方面未尽到依法审查职责。三原印花厂认为双方之间从2014年5月15日起到2017年1月6日止，是基于高利贷所产生的一系列纠纷，法院无视高息这一事实存在是不正确的。 高伟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原印花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伟返还三原印花厂不当得利款本金16234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支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7月1日，日照市北京路街道南岭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岭村委会）与三原印花厂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出租方（甲方）为南岭村委会，承租方（乙方）为三原印花厂。合同约定，甲方租赁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现代路东、海口路以北，租赁面积为1780平方米，厂房租赁日期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23年7月1日，租赁期限10年。 三原印花厂因经营需要多次向高伟借款，因部分款项未偿还，三原印花厂（甲方）与高伟（乙方）签订了合同落款时间为2015年9月18日的《转租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租赁的土地转租给乙方，将其租赁的土地上的建筑物转让给乙方，将其厂内设备转让给乙方。具体事宜：一、土地坐落位置：重庆路与海口路交界，北京路街道南岭村，北接兴业搅拌站，东临兴业天泰钢构，南海口路西重庆路，总面积6600平方米，转租期限自2015年8月1日至2033年7月31日，共18年。租金60万元。甲方欠南岭村村委会的租金由甲方承担，到期甲方支付给村委，与乙方无关。二、地上建筑物：厂房21间，共2550平方米，办公室及附属房等共12间，共259平方米，转让费用100万元。附：地上建筑图纸和照片。三、设备转让费100万元，附：设备清单和照片。四、以上土地、厂房、设备转租，转让费共计260万人民币，乙方已经一次性以现金形式全部付给甲方，双方无异议。五、甲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必须确定保证以上所述的土地没有转租给第三方、设备没有转让、查封、抵押给第三方。……。该协议附有《日照经济开发区三原印花厂财产清单》一份、地上建筑物照片两张。合同签订当天，三原印花厂为高伟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高伟土地转租费人民币60万元，厂房转让费人民币100万元，设备转让费100万元，合计260万元。三原印花厂的法定代表人鲁永涛及其妻子张永兰在收款人栏处签名。双方就上述协议申请山东省日照市德信公证处进行了公证，2015年9月21日，该公证处出具（2015）日德信证经字第1323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证明鲁永涛与高伟于2015年9月21日在山东省日照市签订了《转租转让协议书》，双方当事人的签字、指纹均属实。协议签订后，双方就厂房、设备等进行了交接。 高伟主张，协议签订后又将上述厂房设备等租赁给三原印花厂，每月租金60000元，并提交了高星海的书面证言和当庭证言，同时提交了高伟与三原印花厂于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交接单》、《交接设备明细表》。高伟作为甲方、鲁永涛与张永兰作为乙方签订的《交接单》载明：因乙方租赁甲方财产到期，乙方不续租，特交接如下：1、乙方将租赁甲方的厂房位于重庆路与海口路交界，北京路街道南岭村村委，厂房21间，共2550平方米，办公室及附属房12间，共259平方米，及厂房内设备（有设备清单）附页，交还甲方。2、乙方已付清全部租金，双方无其他争议。3、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将自己的物品全部搬走，交接给甲方的以上财产全部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无任何异议。4、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高伟、鲁永涛、张永兰在该《交接单》及所附《交接设备明细表》上签字捺印，三原印花厂加盖公章。 上述协议签订后，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三原印花厂通过鲁永涛、张永兰账户向高伟指定的吕树伟账户多次转账，经双方对账无争议的数额为1503408元，通过恒艺公司（法定代表人鲁永涛，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吕树伟账户转账50000元。 2015年9月19日，鲁永涛作为借款人、张永兰作为担保人向高伟出具100000元借条，高伟于同日通过吕树伟账户向鲁永涛账户转账94000元，鲁永涛向高伟出具收到现金100000元的收到条。2015年9月21日，鲁永涛作为借款人、张永兰作为担保人向高伟出具50000元借条，高伟于同日通过吕树伟账户向鲁永涛账户转账42500元，鲁永涛向高伟出具收到现金50000元的收到条。2015年9月26日，张永兰作为借款人、鲁永涛作为担保人向高伟出具150000元借条，高伟于同日通过吕树伟账户向鲁永涛账户转账141000元，张永兰向高伟出具收到现金150000元的收到条。2016年1月22日，鲁永涛、张永兰作为借款人、崔维成作为担保人向高伟出具50000元借条，高伟于同日通过吕树伟账户向鲁永涛账户转账50000元。张永兰于2016年3月4日向高伟出具100000元的借据。鲁永涛于2016年12月18日向高伟出具收到现金300000元的收到条。另，高伟通过吕树伟账户于2016年2月18日、12月19日分别向鲁永涛转账20000元、4000元。 2017年2月21日，南岭村委会以三原印花厂、高伟、日照市东港区玫瑰红贸易有限公司（高伟系该公司的实际所有权人，以下简称玫瑰红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诉讼。该院于2017年12月1日作出（2017）鲁1191民初301号民事判决，判令南岭村委会与三原印花厂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三原印花厂、高伟、玫瑰红公司将位于现代路东、海口路以北的面积为1780平方米的租赁厂房腾退并返还给南岭村委会，逾期按《厂房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占有使用费至厂房实际腾退之日止；三原印花厂支付南岭村委会擅自转租违约金115700元等。高伟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4月18日作出（2018）鲁11民终32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生效判决认定，南岭村委会与三原印花厂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是双方的意思表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有效合同。双方在该合同中明确约定如三原印花厂在承租期间转租厂房，应事先征得南岭村委会的书面同意，如其擅自转租转让，南岭村委会有权解除合同。三原印花厂在未取得南岭村委会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将涉案厂房转租给高伟，即便其与高伟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的过程经过公证，在南岭村民委员会至今未予书面认可的情况下，该转租行为亦属无效。南岭村委会有权依据厂房租赁合同的约定解除该合同，有权要求腾退并返还涉案厂房。 三原印花厂主张与高伟存在租赁合同纠纷，于2017年3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转租转让协议书》，并判令高伟返还其占有的三原印花厂的厂房、土地、设备及物品，并要求高伟赔偿损失400000元。其主张的事实和理由为：自2014年5月15日至2016年12月27日，三原印花厂因经营需要多次向高伟借款共计2504800元，并已归还2410000元，双方签订的《转租转让协议》系作为双方民间借贷的保障，内容不属实，双方不存在转租转让关系，2017年1月6日，高伟强占上述厂房设备，并胁迫鲁永涛签写交接单。同时主张厂房、土地系三原印花厂承租于南岭村委会，双方约定禁止转租，设备系三原印花厂与星展（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后承租使用，并已经抵押给该行并办理抵押登记，故三原印花厂无权处分上述厂房、土地及设备。诉讼过程中，三原印花厂依据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11民终327号民事判决等证据，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双方签订的《转租转让协议书》无效，同时放弃了第二项诉讼请求。三原印花厂于2018年8月20日提出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7）鲁1191民初539号民事裁定，准许三原印花厂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该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获利与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获利无法律上原因。本案中，三原印花厂、高伟对于以下事实无异议：①2015年9月18日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②双方签订协议书后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三原印花厂通过鲁永涛、张永兰账户向高伟指定的吕树伟账户多次转账1503408元，通过恒艺公司向吕树伟账户转账50000元。即双方对于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三原印花厂存在给付高伟款项的事实无争议，三原印花厂具有明确的给付行为，因此，三原印花厂应当就高伟接受上述款项无法律上的原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原印花厂主张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三原印花厂此前向高伟的借款至此即已清偿完毕，且在高伟未足额支付转租转让款的前提下，高伟再收取三原印花厂款项无法律依据，因此高伟应当返还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三原印花厂向高伟转账的款项。首先，三原印花厂与高伟之间的《转租转让协议书》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无效，且三原印花厂亦就该协议书提起过确认无效的诉讼，故三原印花厂主张双方签订该协议后，三原印花厂即清偿完毕此前向高伟的借款，此后再向高伟支付款项，给付义务已不存在的主张，不予采信。其次，根据高伟提交的高星海证人证言、《交接单》及所附《交接设备明细表》等证据，并结合三原印花厂在诉状中称2016年12月29日高伟将三原印花厂经营人员驱离并占有其厂房设备等，能够认定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三原印花厂继续使用该厂房及设备，进而能够认定双方就该厂房、设备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因此三原印花厂在《转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向高伟的付款中，不排除包含租赁费等款项。再次，根据高伟提交的三原印花厂法定代表人鲁永涛及其妻张永兰的借条、转账记录等证据，能够认定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双方另实际发生了借贷关系，故不能排除三原印花厂在《转租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向高伟的付款中包含对上述借款的还款。综上，三原印花厂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给付义务不存在、给付对象错误、给付目的欠缺或者给付目的不能达到等事实，同时根据高伟提交的证据，能够认定本案具有其他的基础法律关系（租赁合同关系、民间借贷关系等），即三原印花厂对其主张的高伟接受涉案款项无法律上的原因未完成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对三原印花厂要求高伟返还涉案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三原印花厂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410元，由三原印花厂负担。 二审中，三原印花厂提交证据一，2016年12月19日张永兰转给高伟4000元的微信转账记录一份，证实一审中三原印花厂主张的还款缺少这一笔，以及三原印花厂与高伟之间每笔款项都是通过转账完成的，不存在现金形式；证据二，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27日三原印花厂与高伟之间的转账明细，证实三原印花厂在转让协议之前与高伟之间有还款记录；证据三，三原印花厂对2015年9月18日之前转账给高伟具体账款明细单，证实三原印花厂已经还款1185575元。高伟质证认为，证据一系打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三原印花厂主张的该笔款项在一审起诉时并没有主张；证据二、证据三与本案没有关联，双方之间的转账问题一审时已经查实，并且多次核实，该两份证据与一审三原印花厂的主张没有关联。 另外，鲁永涛和张永兰向高伟出具的借据中均约定借款期间的利率为人民银行规定的担保贷款利率的四倍，逾期按日加收借款金额1.5‰的违约金，逾期期间所付款项，首先用于支付违约金。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三原印花厂和高伟于2018年9月18日签订《转租转让协议》后，三原印花厂多次向高伟转款，经一审法院组织对账，双方对于自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2月三原印花厂通过鲁永涛、张永兰账户向高伟指定的吕树伟账户多次转账 1503408元，通过恒艺公司向吕树伟账户转账50000元的事实无异议。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高伟收到三原印花厂向其转账的上述款项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对此，三原印花厂应当举证证明其向高伟多次转款无法律上原因。三原印花厂主张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后，三原印花厂此前向高伟的借款至此已经清偿完毕，且高伟未足额支付转租转让款，在此前提下，高伟再收取三原印花厂的款项无法律事由，应予返还。高伟予以否认，主张因三原印花厂欠其款项，无力偿还，遂签订上述协议，三原印花厂以此顶账，三原印花厂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以此抵扣三原印花厂所欠高伟之前借款亦予认可；且签订协议当天，三原印花厂即向高伟出具收到条，明确收到全部转租转让款，三原印花厂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出具上述收到条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应当认定双方之间通过签订和履行《转租转让协议》的方式对三原印花厂签订协议之前所欠高伟欠款清偿完毕。上述协议签订后，三原印花厂法定代表人鲁永涛及其妻子张永兰出具的借据明确约定了借款期限、利率及违约责任等，上述借据和高伟向鲁永涛、张永兰打款记录与高伟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三原印花厂和高伟在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书》后，双方另行发生多笔借款关系。三原印花厂应当按照约定向高伟偿还借款。此外，本案现有证据亦能证实，《转租转让协议》签订后，高伟又将涉案厂房设备等租赁给三原印花厂，约定每月租金6万元，三原印花厂亦应按照约定向高伟支付租金。综上，签订上述《转租转让协议》协议后，三原印花厂向高伟转款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三原印花厂主张高伟收取的款项无法律事由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主张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对其不利后果。本案三原印花厂主张的款项均于上述《转租转让协议》之后发生，三原印花厂二审提供的证据为打印件，高伟对真实性有异议，且该款项并未在三原印花厂起诉主张的范围内，与本案并无关联；三原印花厂二审提交的证据三发生于双方签订《转租转让协议》之前，亦与本案无关；至于三原印花厂二审提交的证据二，一审法院已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账，确认了三原印花厂在该期间内向高伟转款情况。但三原印花厂向高伟转款系基于偿还高伟借款和向高伟支付租金，并非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且三原印花厂未举证证实其向高伟的支付款项超过了其应当偿还的数额，亦未举证证实其支付高伟的款项中包含超过法律规定标准的高额利息。因此，三原印花厂关于其与高伟之间存在非法高额利息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三原印花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10元，由上诉人日照经济开发区三原印花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卜雪雁 审判员  苗自富 审判员  宋海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辛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