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1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7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晋城市。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3，男，1956年9月10日出生，回族，住晋城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系王某1、王某2之母），住晋城市。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某，山西涛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住所地晋城市府南巷248号。法定代表人：马某，任处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山西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连某，山西洎坤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某3、王某1、王某2因与被上诉人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2019）晋0502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以及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贺某、唐某，被上诉人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连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对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做出判决；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三上诉人的共同祖先王右民拥有位于南大街83号路东房产一处，包括代大门内外平房二间，现属于三上诉人共同共有。被上诉人在大门外一间平房和大门内一间平房上又加盖了二间房屋，并将四间房屋非法登记在其名下，办理了产权证书，后经上诉人向政府反映，才注销了相关证件。原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1.原审认为编号为1187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1187土地证）所记载的四至仅限于市楼房贰间的四至，认定事实错误，1187土地证记载的四至应当是属于1187土地证所载房产共计八间，地基零段的总体四至，原审认定错误的原因是1187土地证的表格式设计，制表人没有严格按照表格的上下对应关系填写。2.原审判决第四页倒数第十三行将编号为2056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以下简称2046土地证）记载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中的大门认定为过道是明显的事实认识错误。王右民祖遗房产为王院，大门位置现有石狮子和石墩，而传统王院的大门和耳房就是2056土地证所记载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大门内一间就是大门，大门外一间就是耳房。老式古建筑院落的大门相当于房屋一间。3.原审认为“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的表述含义模糊，但王右民祖遗房产为的大门位置现有石狮子和石墩为证，可以判断具体位置。4.原审认为“街面房”就是“市房”，属于认识错误，“街面房”是现代语，意思是位置在街边的房屋，而“市房”是民国时期用语，意思是“街边用来开市营业的房屋”。民国时期现在的南大街并不是热闹的商业区，大多数房屋都不是用来开市营业的，也就不是“市房”。5.原审中，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利用上诉人“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的建筑材料加盖而成的房屋，属于上诉人祖遗房产的添附物，上诉人已经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对此也无异议，原审却认定无法证明。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辩称：答辩人只是房产的管理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作为管理人没有权利处置争议房屋。一审对基础事实的判决认定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答辩人提供的2056号土地房产证中记载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含义模糊，答辩人持有的1187号土地证记载的四至明确，2056号土地房产证与1187号土地房产证中记载的房屋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含补充部分）：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违法占用原告共同共有的坐落于南大街路东（原方街口）的大门外平房一间（该大门外平房是从原告大门内平房一间的北墙起往北延伸，南北宽2.63米、东西长5.53米，房屋建筑面积为14.54平方米），并由被告在现状为王晋丽诊所的一楼以房屋南北中线为界延东西方向修起隔墙；2.确认大门外平房一间的地基归原告所有，大门内外两间房屋产权（包括地基）原归王右民，现归四原告；3.要求被告在返还诉讼请求第1项所指的平房的同时，将在该平房和原告大门内一间平房（共两间平房）顶上面加盖的两间房屋判给四原告；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王右民（已故）与其配偶（已故）生有一子王之荣（已故），王之荣与其配偶刘桂芳（已故）生有二子，长子王炳正（已故），次子原告王某3。王炳正与其配偶贺某生有二子，长子原告王某1，次子原告王某2。王炳正与贺某于1994年离婚。原告提供1949年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一支，其中载明：“华北区土地房产所有证第一联晋市字第贰零伍陆号，晋城市解放街居民王右民……房产，方街口路东，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五日发”，其中未标明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的地基四至。被告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提供1949年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一支，其中载明：“华北区土地房产所有证第一联晋市字第壹壹捌柒号，晋城市解放街居民政府代管……房产，方街口路东，市楼房贰间，东至王右民，西至路，南至大门道，北至松盛宜……中华民国三八年六月十八日发”。1998年10月16日，被告向晋城市建设委员会发出《关于我处申请登记南大街83号公房产权证件有误，要求给予更正的函》晋市房函字（98）第3号，其中载明：“市建委：我处在申领南大街83号公房产权证件过程中，因四邻之一王炳正、王某3提出异议，处授权房政科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经双方质证、实地查勘，认为我处将南大街83号公房南端大门过道登记为公有是不妥的……我处请求将申领南大街83号公房产权中有关手续撤回……”1998年10月28日，晋城市建设委员会复函《关于注销城区南大街83号告公房产权证的函》晋市建房函字（98）第28号，其中载明：“市房地产管理处：……经研究同意你处的意见，宣布城区南大街83号公产房第003007、003008号《房屋所有权证》无效，注销。抄送：王炳正、王某3”。被告工作人员出具的《关于南大街83号公房在申领产权证中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中载明：“……经过认真调查落实，我们认为：王炳正、王某3所持205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上记载着有大门道内外两间；且1986年8月10日市容管理办公室所绘制的有关该处房产及南端大门道的草图上也将大门道画归王炳正等所有。所以我们认为该大门道产权应归王炳正、王某3所有”。另查明，本案诉争房屋现由被告管理，出租给他人开设为王晋丽诊所，王晋丽诊所门牌号为南大街120号，临街有两层，一层有二间房，北至南大街122号，南至大门过道北墙，二层有三间房，北至南大街122号，南至大门过道南墙。大门过道共两层，北墙与王晋丽诊所共用，南墙紧邻南大街116号，一层为通道，临街无大门，二层有房屋一间，与王晋丽诊所二层相通，被其占用。原告当庭陈述称，大门道及北面一间房1949年时原为平房，即其持有的2056号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所载明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其后一直由被告占有管理，20世纪80年代末，原告将大门道顶部改为预制板结构，被告在大门道及北面一间平房顶上各加盖了一间房屋共加盖了二间房屋，形成现状。一审法院认为，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侵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损害赔偿等。关于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主体问题，其所举证据足以证明其祖上王右民与诉争房屋有利害关系，其作为王右民的直系晚辈血亲，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以就诉争房屋主张权利，主体适格。关于被告晋城市房地产管理处的主体问题，本案诉争房屋现由被告占有管理，1998年也曾以被告为主体申请办理产权证书，即便按照1949年旧式土地房屋所有证所记载，政府代管一词含义模糊，被告作为晋城市人民政府管理房地产的行政职能部门，应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能，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返还房屋并无不当，被告主体适格。关于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本案原告的请求为确认物权及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关于诉争房屋的归属问题。原告持有的2056号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中所载明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未标明具体四至范围，且“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表述含义模糊，大门是指临街过道处的大门还是指过道内原告祖上居住的院落大门不明确，如按原告所述系指前者，一则代大门内外二间所谓“大门内一间平房”，并无四墙合围上罩房顶的平房，仅有南北两面墙上罩顶棚的过道，二则所谓“大门外一间平房”，如按原告所述，则为街面房，当时习惯称街面房为“市房”，而非“院房”。诉争房屋现状为二层小楼，原告述称大门过道及北面一间房1949年时原为平房，后由被告加盖形成现状，但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所持2056号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中载明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系现在南大街120号王晋丽诊所一层靠南一间房及南面大门过道，也无法证明诉争房屋现状系由被告20世纪80年代末加盖形成，故对于原告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诉争房屋为其祖遗房屋，大门过道及北面一间房1949年时为其2056号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二审提供的证据：1、2056号土地房产所有证、118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手绘平面示意图，2056证上记载了“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两间”，被上诉人的1187号土地证与其土地证上的四至互相咬合，充分证明了是相邻关系。2、关于注销城区南大街83号告公房产权证的函、房屋平面图，证明被上诉人就争议房屋曾主动撤回办证申请，晋城建委已经撤销被上诉人持有的诉争房产的产权证。3、上诉人自制争议房屋原民国三十八年的模拟效果图、手绘平面示意图、石狮子墩及底座照片（新证据），可以看出现在的大门道及被上诉人霸占的一间即为土地证上的平房代大门内外两间，大门内一间就是大门（大门两旁有石狮子墩），大门外一间就是耳房。4、民国遗存房屋院落照片（新证据），证明民国时期修建的民居大门都是有耳房的。5、王晋丽诊所墙体照片（新证据）和贺某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擅自拆除上诉人大门内外两间的房顶和大门外一间的北墙，拆掉的建筑材料用于加盖二层。6、街坊邻居的证人证言（部分为新证据），证明争议房屋原来就是上诉人的大门和耳房。7、房地产管理处退休职工的证人证言（部分为新证据），证明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索要房屋至今。8、证人李某的当庭证言（新证据），证明其小时候在南大街长大，对上诉人家的大门和耳房很有印象，大门就是现在的过道。被上诉人质证：对证据1，对两个土地房产证真实性无异议，对示意图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2，仅仅是对大门道的产权有争议，并没有提到对大门道旁边的房屋产权有争议。对证据3，不予认可，照片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5，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户口本地址无异议。对证据6，真实性有异议，看不出来被上诉人霸占房屋及加层的事实。对证据7，真实性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一直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也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强行加盖房屋上诉人多次阻拦。本院经审查认为，对证据1的两份土地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诉人持有的2056号土地证上“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未标明四至，无法直接证明其主张。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函件结合一审调取的被上诉人向市建委出具的更正函，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曾以大门过道的产权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为由，向晋城建委发函撤回公房产权的申领手续，晋城建委后作出注销被上诉人房屋的产权证。该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对大门过道的产权存在争议，不能当然证明争议房屋包括大门过道为其祖遗房屋。证据3中的模拟效果图属于待证事实，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石狮子门墩及底座照片，石狮子已不在现场，残迹无法认出，且石狮子属于间接证据，不能必然推出待证事实的成立，不予认定。证据5只能证明诉争房屋使用的建筑材料均为旧砖旧瓦，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将原平房加盖二层房屋的情况。证据6、7、8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未有其他客观证据相印证，真实性不予认定。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主张诉争房屋大门过道及北面一间房1949年时为其2056号旧式土地房产所有证上的“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其中大门过道为代大门内平房一间，北面一间房为大门外平房一间，由被上诉人于20世纪80年代末加盖形成楼房。然该土地证上有关“院房平房代大门内外二间”未标明具体的四至范围，土地证无法直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诉争房屋现状为二层楼房，与土地证上“平房两间”的记载明显不一致，上诉人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诉争房屋1949年时为平房后又加盖成为楼房的事实。上诉人提供的其他一系列证据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能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程 浩审 判 员 郭红洁审 判 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法官助理 毋 烨书 记 员 吕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