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19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吕东海，男，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玉功，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义周，山东东方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工业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371102MA3CEH5671。 法定代表人：何兆成，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阳，山东贤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天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2740975663Ｘ。 诉讼代表人：秦四锋，该企业管理人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秋麟，山东律苑律师事务所律师，该企业管理人成员。 上诉人吕东海、上诉人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聚福花生合作社）因与被上诉人日照天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食品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8）鲁1102民初36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东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继续执行存放于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175吨的花生米。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实。1.一审认定已查封并存放于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的175吨花生米系村民代存，属于村民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代存法律关系仅是双方之间的货物存放关系，一方向另一方支付一定代存费用，另一方出具代存凭证。购销法律关系中（买卖合同关系），销售方（卖方）将货物卖到收购方（买方），由收购方按照购销时约定的价格和付款时间进行结算。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购销关系（买卖合同关系）中购买方自负盈亏。而在本案中聚福花生合作社提供的《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代存凭证》中对大部分的花生米已经定价，且其自负盈亏，因此不符合代存法律关系特征，聚福花生合作社与村民之间属购销合同法律关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若村民与聚福花生合作社之间为代存关系，则涉案花生米所有权仍为村民，聚福花生合作社无权提出异议。 聚福花生合作社就吕东海的上诉答辩称，被查封的花生米属于村民所有，聚福花生合作社与村民只是代存关系，聚福花生合作社有权对涉案花生米提出执行异议。 聚福花生合作社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第一项，改判第二项为停止储存在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另外50吨花生米的执行；上诉费由吕东海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本案查封的250吨花生米中聚福花生合作社未向村民付款且存放于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的部分花生米属于村民存放的性质，属于代存村民所有。聚福花生合作社在一审认可已向村民付款比例占10%（25吨）左右，并非20%-30%。 就聚福花生合作社的上诉，吕东海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天诚食品公司就吕东海、聚福花生合作社的上诉一致答辩称，一、根据天诚食品公司破产管理人目前了解的情况，聚福花生合作社与天诚食品公司存在混同的部分表现，根据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供的材料，代存凭证中部分由聚福花生合作社盖章，部分由天诚食品公司盖章，破产管理人正在调查该花生米的所有权归属，破产管理人已将主体混同情况向一审法院进行说明，申请本案中止审理，待一审法院出裁定或通知后继续进行审理。二、根据部分债权人的陈述，花生代存凭证上标有两种价格，一种是当时花生米的出售市价，一种是代存于合作社应支付的价格，部分在存满一年后将该代存凭证转化为存款代存凭证，部分在一年后将花生取走，以上情况均存在。 聚福花生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解除库存在被执行人天诚食品公司250吨花生米的查封。 一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聚福花生合作社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2016年至2017年《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代存凭证》一宗，证明西湖镇村民将花生米代存于聚福花生合作社，聚福花生合作社将花生米出卖后再与村民结算；证据2.聚福花生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证明其经营范围包括花生米的运输、存储、加工包装等及其成员组成情况，合作社发起人包括何兆成、李铅宜、申法龙、潘方超、席思宝；证据3.天诚食品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证明天诚食品公司的股东是何兆成和惠淑花及天诚食品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包括花生米的储存及加工；证据2、3并可证明其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证据4.（2017）鲁1102执182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据5.（2018）鲁1102执异60号执行裁定书一份。吕东海经质证认为，证据1代存凭证不属实，是聚福花生合作社后期做的，当时其与法院执行员去执行时，让聚福花生合作社拿出代存凭证，聚福花生合作社没有，执行之后的半个月聚福花生合作社才向法院提供凭证；对证据2聚福花生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有异议，在工商局打印的聚福花生合作社的经营范围是花生种植、供应种植花生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组织及销售成员所种植的花生米、开展成员所需的运输、储藏、加工、包装等，但该合作社5个成员不可能有250吨的花生米储藏量，最多也不会超10000斤，所以该花生米是天诚食品公司收购的；对证据3、4、5真实性无异议。 吕东海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两份录音证据及企业信息一份，系对聚福花生合作社成员席思宝及潘方超父亲潘为恭的录音，证明聚福花生合作社成员没有种植大量的花生，合作社5成员中，席思宝没有地，无法种植花生，潘方超的父亲种植了两亩花生米收成不超过2000斤，通过该两份调查，证明一审法院查封的250吨花生米是天诚食品公司收购的；证据2.照片两张，证明天诚食品公司在收购花生米，照片上的人是法定代表人何兆成。聚福花生合作社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企业信息无异议，对席思宝及潘方超的录音有异议，应出庭作证，席思宝及潘方超的父亲不能证实吕东海所主张的事实；证据2照片的拍摄时间不清楚，可能是日常业务也很正常，不能证实吕东海的主张。 一审法院经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对方对其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对有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将结合其他关联证据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3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了（2017）鲁1102民初551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一、被告李迎、焦自英、日照市恒远印务有限公司累计欠原告吕东海借款本息2400000元，自2017年5月1日开始10个月内付清，每月支付240000元；被告如有任何一期逾期，原告可按借款本息总额2436000元剩余欠款及延期利息（未履行的部分按照月利息1.2%计算，从逾期之日起至付清之日为止）申请执行；二、被告何兆成、日照天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三、双方本次纠纷一次性了结；四、案件受理费26288元，减半收取13144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144元，由原告吕东海负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因该案被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吕东海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鲁1102执1823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将库存在被执行人天诚食品公司的250吨花生米予以查封。后聚福花生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鲁1102执异60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案外人聚福花生合作社的异议。聚福花生合作社遂于2018年4月25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对查封的250吨花生米停止执行。 聚福花生合作社与天诚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何兆成，前者注册住所地为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工业园，后者为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聚福花生合作社于2016年8月1日注册登记，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出资总额600万元，由何兆成、李铅宜、申法龙、潘方超、席思宝五个人发起。诉讼中，何兆成认可其他成员均未参与发起成立聚福花生合作社，也均未投资，因为成立合作社必须要多个人，也不验资，所以就让他们凑数，不然自己一个人成立不了，相当于借用了他们的名，他们有的在聚福花生合作社干些零工，由聚福花生合作社按月计发工资；认可聚福花生合作社租赁了天诚食品公司的厂房，实际是借用的，没有租赁费。天诚食品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18日，注册资本1260万元，股东为何兆成、惠淑花（何兆成之妻），何兆成称，天诚食品公司在2016年之前就基本不营业了，其本人还是天诚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聚福花生合作社使用厂房经过了天诚食品公司另一股东惠淑花的同意。 聚福花生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代存凭证名称为《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代存凭证》，栏目内容有：1.存入日期。上述凭证开具期间为2017年10月-11月；2.今收到------（某某）；3.品名、单位、数量、单价、金额。其中栏目内相对应的是花生米、斤、斤数、价格，金额栏空白。以上凭证大部分确定了单价；4.备注栏中载明“本人凭身份证支取”，栏目内部分写明当日价或收购价；5.大多数凭证由何兆成之妻惠淑花开具并签字。聚福花生合作社为证明2017年代存凭证的真实性，同时还提交了2016年的代存凭证一宗。聚福花生合作社认可农户存花生米时，就商定好了价格，花生米销售后付款，如实际销售价格上涨，与农户的结算价格也随之相应上涨，如销售价格较低，就按照商定好的价格与农户结算；聚福花生合作社认可在所查封的花生米中有20%-30%部分已经向农户付款。对以上凭证，吕东海不予认可，认为案外人提供的代存凭证是伪造的，并主张法院查封时何兆成也提出来是代存的，但办案人员要求提供证据，何兆成却不能提供，如果属实，其就应当当场提供，且所查封的花生米中至少有80%的部分已经付款。 根据案件需要，一审法院依职权向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党委副书记房绍利进行调查，其陈述：何兆成向党委汇报说代存村民超过五百至一千户，过年前后存花生米的村民有的找何兆成要账，有一个村民要拉花生米被派出所制止了，经核对，接访时村民持有的凭证与法院向其出示的《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代存凭证》是一样的。 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天诚食品公司与聚福花生合作社的关系；二是裁定查封的花生米的权属关系，案外人是否对本案所查封的花生米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一：1.根据聚福花生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何兆成自认，聚福花生合作社实际系其自己发起并经营，其他发起人均系顶名，该聚福花生合作社的财产实际应属何兆成个人所有，何兆成也系被执行人之一，并对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天诚食品公司的股东为何兆成、惠淑花（何兆成之妻），天诚食品公司属于何兆成、惠淑花的夫妻共同财产；3.从大多数代存凭证由惠淑花开具并签字的情况看，惠淑花也参与了聚福花生合作社的实际经营；4.聚福花生合作社与天诚食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何兆成，也是两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及经营人，且合作社无偿使用属于天诚食品公司的厂房未支付相应的费用，被执行人聚福花生合作社、天诚食品公司及何兆成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各自独立经营的相关证据。故从以上分析来看，聚福花生合作社、天诚食品公司及何兆成无论是企业的组织机构，还是在业务经营、财产方面都存在两企业及家庭财产的高度混同的情况，聚福花生合作社的财产不能独立于天诚食品公司与何兆成。故一审法院裁定查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案外人的异议不能产生阻却执行的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查封的250吨花生米中，聚福花生合作社自认30%部分（75吨）已经向村民付款，应视为与村民建立了买卖关系，该部分应属聚福花生合作社所有，对剩余70%的部分，一审法院分析如下：1.聚福花生合作社提交的代存凭证一宗与证人证言能够相互认证，能够证明裁定所查封的花生米系企业周边村民将花生米交付聚福花生合作社后，聚福花生合作社向村民出具了代存凭证，且有部分花生米款未向村民付款，如果该部分在收取花生米时系即时结算、货款两清，聚福花生合作社就没有必要再向村民出具代存凭证；2.代存凭证名称为《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代存凭证》，栏目内容有：存入日期。说明花生米在聚福花生合作社销售前，双方建立的是代存关系，在花生米销售后聚福花生合作社应按照双方约定价格向村民支付价款，如花生米没有销售，村民有权持有代存凭证取回代存的花生米。至于在花生米销售后，双方系什么关系，由于本案仅处理库存未销售的部分，故对销售后双方的关系一审法院不再进行分析。3.代存凭证上虽印有品名、单位、数量、单价、金额，但应系聚福花生合作社与村民在交付花生米时，约定的在花生米销售后进行结算的依据，并不因此视为在交付花生米时即与村民建立了买卖关系；4.该代存模式具有农村农业合作社的特点。通过以上分析，剩余70%未向代存村民付款且存放于仓库中的部分仍然应属村民存放的性质，应属代存村民所有，聚福花生合作社在代存期间有权代表被代存的村民请求法院对查封的70%部分（175吨）花生米停止执行，故对聚福花生合作社关于对查封的175吨部分的花生米停止执行的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聚福花生合作社以案涉货物系为村民代存为由排除对案涉货物强制执行的请求部分成立。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一、停止对储存在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175吨花生米的执行；二、驳回聚福花生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聚福花生合作社负担3030元，吕东海负担7070元。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吕东海关于继续执行存放于天诚食品公司仓库中175吨花生米的主张是否成立，聚福花生合作社关于对除175吨花生米外的50吨花生米停止执行的主张是否成立，即聚福花生合作社与村民之间是否存在花生米代存关系，聚福花生合作社对上述175吨花生米外的50吨花生米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首先，结合聚福花生合作社提交的代存凭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认定涉案花生米的交易过程为：村民将花生米交予聚福花生合作社，聚福花生合作社向村民出具代存凭证，待花生米对外销售后，聚福花生合作社根据实际销售的情况及双方约定的价格向村民支付价款，在花生米未予销售的情况下，村民可凭代存凭证取回花生米，故在聚福花生合作社收取花生米后、实际对外销售前，聚福花生合作社与村民尚未形成花生米购销或买卖关系，涉案花生米仍属于村民所有。其次，代存凭证中记有村民姓名、花生米存入时间、数量等，并备注“本人凭身份证支取”，部分凭证中记载了花生米单价或保值价格并承诺超过部分均分，故在实际对外销售前，村民交予聚福花生合作社花生米能否对外销售、最终价格及村民是否取回均不确定，代存凭证系双方后续结算的依据。聚福花生合作社一审中先是自认所查封的花生米中有20%-30%部分已经向村民付款，后又主张已付款部分占所查封花生米的10%，一审根据其自认认定所查封花生米的剩余70%未向代存村民付款且存放于仓库中的部分仍属代存村民所有，并判令聚福花生合作社在代存期间有权代表被代存的村民请求法院对查封的70%部分（175吨）花生米停止执行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00元，由上诉人吕东海负担7070元，上诉人日照市东港区聚福花生专业合作社负担30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荣国 审判员  王林林 审判员  刘 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锦秀 书记员裴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