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29民终10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8641919838。负责人：段玉宏，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翠艳、闻颖，云南展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启示，男，1990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利辛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雪峰，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淄博齐众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泮水镇炒米村（昌国路与湖罗路路口南400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5777685089。法定代表人：邢成香，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市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陆启示、原审第三人淄博齐众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运输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23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21日接待了上诉人淄博市保险公司的特别授权代理人黄翠艳，被上诉人陆启示的特别授权代理人杨雪峰对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实。原审第三人淄博运输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淄博市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9）云29民初628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陆启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陆启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关于涉案事故的发生经过及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原因：从在案证据来看，本案明显存在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且该两份认定书描述的“交通事故事实”中，对于货物这一保险标的的损失发生原因存在相反的描述：陆启示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532934是20140625S号】记载“因避让前方车辆，制动不当，致使皖Ｓ×××××号车幢至挡墙后货物掉落”；从大理州公安局交警支队楚大高速路大队（以下简称“交警部门”）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第20140625是号】记载“因避让前方车辆，制动不当，致使皖Ｓ×××××号车车上货物掉落后撞至挡墙上”。为查清货物损失原因，其公司特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大理州分公司”)向交警部门提交《协查函》，交警部门经核实后，于2015年5月26日向人保财险大理州分公司送达《证明》，确认：经核实，编号为“第20140625S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为我大队所出具，即车上货物系掉落后撞至挡墙上而发生的损失。同时，在涉案事故发生后，作为保险人的依约履行查勘调查义务，于2014年7月初委托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公估公司”)对涉案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原因及损失予以公估，公估公司在接受委托后，通知其公司及陆启示对该项事故进行查勘，并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损失确认书》，陆启示也于该日予以签收、确认。该损失确认书在“事故原因”这一项中明确记载：货物塔筒系滑落后撞至挡墙，造成货物损坏，且该原因合乎“运输车辆正常行驶塔筒前端正对拖车车头，一般受到惯性只能撞击到拖头上”这一常理及受损的塔筒现状，也即交警部门作出的编号为“第20140625S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符合客观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在原一审过程中为落实上述两份事故认定书的证明力，要求交警部门对此予以纠正，交警部门在调查后，很含糊地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就皖319022号车发生事故时的运动形态进行分析。但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于事故发生时隔近四年的情况下，未就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未向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涉案事故的情况下，仅凭一系列“模糊”的照片“分析事故原因”，出具《运动形态分析意见书》，该意见书明显不符合鉴定所应遵循的科学规律和技术操作规范，不具客观、公正性，且与客观实际不符。而一审法院却依据该意见书作为裁判依据，显然错误。综上，涉案货物塔筒系因包装不善，导致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坠落后撞至挡墙上所受的损失。二、关于涉案货物损失的确认。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对应基础法律关系之主体：作为其公司保险人和作为被保险人的陆启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是否理赔、理赔多少，均系保险法律关系主体洽商的事宜。在涉案事故发生后，其公司作为保险人依约履行查勘调查义务，并于2014年7月初委托公估公司对涉案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原因及损失予以公估，公估公司在接受委托后，通知其公司及陆启示对该项事故进行查勘，并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损失确认书》，明确涉案货物塔筒的定损金额:406068.45元，残值金额:57686.50元，扣除残值后的实际作价金额：348381.95元，陆启示也于该日予以签收、确认。同时，公估公司系主要从事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及理算等业务的专业公司，对于涉案货物的损失估算合法、有效。因此，涉案货物损失的确认应以陆启示予以认可的《损失确认书》上记载的数额为准。然而，一审法院确以一份缺乏形式要件的“收据”及并无保险人签字确认的《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作为认定货物损失的依据，明显与客观实际不符，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审法院裁判依据的《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并无保险人的签字，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祥云支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的实为：《关于云台山32-s运输损伤情况报告》，而该份损伤报告在公估报告中也予以了相关记载，且公估公司在分析涉案货物损失时也是在绿洁公司出具的造价单的基础上，结合该货物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实际损伤予以评估的，较为客观、真实。综上，一审法院对于涉案货物损失的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三、关于其公司作为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问题：根据《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除外责任”第3条“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3.保险货物本身的缺陷或自然损耗，以及由于包装不善”的约定，由于保险货物本身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就本案而言，涉案货物塔筒系因包装不善，导致在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坠落后撞至挡墙上所受的损失，明显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其公司作为保险人依法依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有违民事诉讼推崇的公平公正原则，请求二审依法支持其公司的上诉请求。陆启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淄博市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及理由：（1）案涉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出具了两份结论不一致的事故认定书，一审法院为确定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及成因依职权发函，要求交警部门对两份事故认定书的事实部分进行纠正，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后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就S19022号车2014年6月25日发生事故时的运动形态进行分析，依据司法鉴定书、现场照片、现场复勘路行图等证据综合认定交通事故的成因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该组证据，实际上是交警部门对先后两份不一致事故认定书纠正的结果，故一审判决认定的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正确。（2）陆启示在一审中举证的《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系由淄博市保险公司、陆启示、厂家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公估公司、运输公司五家联合确认。厂家作为生产者，对货损的修复方案，价格预算最有权威。公估公司的评估结论对于一窍不通的陆启示来说，并不能理解其结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但公估报告的货损结论未经厂家确认，显然不能作为实际损失的依据。淄博市保险公司以陆启示在公估报告上签字，就此推定货损，对陆启示明显不公平，也违背了保险合同作为射性合同，为被保险人填补损失的目的。淄博市保险公司实际给付托运人即厂家河北洁绿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的赔偿款，有厂家出具的凭证，淄博市保险公司的员工也实际到厂家核实了陆启示支付赔款的真实性。因此，一审判决以陆启示实际支付的赔偿款债务淄博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的依据客观、真实、合法。（3）不论交警部门先前出具的两份事故认定书还是一审法院调取的鉴定意见书，对事故事实的表述均没有淄博市保险公司所谓车载风电塔筒系包装不善的情形，因此，淄博市保险公司以所谓货物包装不善属于保险公司免责事由的抗辩理由，既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证据支持。陆启示向一审法院提诉请求：一、判令淄博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赔偿金550000元；二、诉讼费由淄博市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淄博市保险公司经营范围含财产损失保险。第三人淄博运输公司，经营范围含普通货运。2014年，第三人与淄博市保险公司签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书》一份，约定：淄博市保险公司对第三人国内运输货物采用预约方式予以承保；保险标的范围是由第三人生产、销售、运出、运进的商品、原材料等，第三人不能随意投保；包装方式是托盘、箱装、篷布、袋装、部分货物裸装，运输方式是公路运输，运输工具是货车；此协议适用的保险条款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承保方式为：E-CARG方式办理；协议期限自2014年5月28日0时起至2015年5月27日24时止；第三人总保险金额预计为十亿元，保险金额由第三人参照保险价值自行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免赔率为普通货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条款（2009版）》规定：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含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所造成的损失；保险责任自签发保险凭证和保险货物离起运地发货人的最后一个仓库或储运处所时起，至该保险凭证上注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储运处所时终止；保险价值为货物的实际价值，按货物的实际价值或货物的实际价值加运杂费确定；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参照保险价值自行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该条款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2014年6月，皖Ｓ×××××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的车主，即陆启示承运洁绿风电公司托运的风电塔筒上段从云南省祥云县运至云南省南华县。第三人淄博运输公司作为投保人、陆启示作为被保险人就上述货物运输向淄博市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单载明：保险标的是风电塔筒上段，包装及数量为高3.4米、宽3.4米，长25米，重31.65吨，运输方式为公路，运输工具为皖Ｓ×××××车辆，起运地为云南省祥云县，目的地为南华县城，启运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10时，适用条款及险别为国内水路、陆路货运综合险，绝对免赔率为普通货物的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1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总保险金额为人民币100万。2014年6月25日，陆启示雇请陆景轩驾驶皖Ｓ×××××号车沿杭瑞高速公路大理往昆明方向行驶（载有货物风电塔筒上段），23时10分许当车行驶至杭瑞高速K2468十100米处时，皖Ｓ×××××号车在左转弯过程中，该车向右侧倾斜，车上货物(风电塔筒上段）与现场道路南侧挡墙相撞擦，在继续运动过程中，皖Ｓ×××××号车右前部与现场道路南侧挡墙相撞擦，致车上货物跌落，车辆继续向前运动至最终停止位置。经交警部门认定，陆景轩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陆启示即向淄博市保险公司报险，后陆启示、洁绿风电公司、淄博市保险公司委托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祥云支公司、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均到现场查勘定损，形成了《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一份，确定了此次运输的风电塔筒上段的受损情况。洁绿风电公司于2014年7月8日估算此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为人民币591717.15元，后陆启示于2017年10月9日赔偿洁绿风电公司此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人民币55万元。事故发生后，陆启示、淄博市保险公司一直就理赔事宜进行商议，淄博市保险公司向陆启示出具《拒赔拒付通知书》一份，落款日期为2015年7月14日，对本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的损失予以拒赔。陆启示称该通知书系2015年底收到，系邮件，淄博市保险公司称该通知书系落款日期寄出。另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损失确认书》（在公估报告中）一份，确定本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定损金额为人民币406068.45元。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案中，第三人作为投保人与淄博市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签订了财产保险协议，第三人为陆启示承运的洁绿风电公司托运的风电塔筒上段向淄博市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陆启示系被保险人。陆启示雇请陆景轩驾驶皖Ｓ×××××号车运载该风电塔筒上段，在运载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陆景轩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发生交通事故时，皖Ｓ×××××号车的右前部与现场道路南侧挡墙相撞擦，致车上货物跌落受损。本案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符合第三人与淄博市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适用条款中关于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故陆启示作为被保险人要求淄博市保险公司支付相应保险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实际，予以支持。淄博市保险公司关于第三人和陆启示未如实告知运输的货物系体积庞大或各类无包装或包装不善的货物，属于不予承保的保险标的，淄博市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答辩意见。在淄博市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单上已经标明了保险标的的名称及大小、尺寸、重量，可以认定淄博市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是明知的，而非淄博市保险公司所述的第三人和陆启示未如实告知。淄博市保险公司在明知保险标的的情况下与第三人订立保险合同，视为其认可该保险标的可承保，故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系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按照法律规定，诉讼时效为二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陆启示即向淄博市保险公司报险，淄博市保险公司的委托人亦到现场查看，后双方就理赔事宜一直处于协商状态。淄博市保险公司出具的《拒赔拒付通知书》的落款时间为2015年7月14日，陆启示在收到淄博市保险公司出具的《拒赔拒付通知书》前有理由相信淄博市保险公司会对本案进行理赔，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陆启示收到通知书后知道淄博市保险公司拒赔时起算。淄博市保险公司未向法庭举证向陆启示送达通知书的具体方式和时间，陆启示称其于2015年年底才收到该通知书的邮件，故陆启示在原审时于2017年11月29日向法院起诉，未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淄博市保险公司关于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关于本案赔偿金额的确定。本案事故后，陆启示告、洁绿风电公司、淄博市保险公司委托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祥云支公司、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均到现场查勘定损，形成了《关于云台山32-3塔架修复方案报告》。洁绿风电公司基于此报告估算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为人民币591717.15元，现原告已赔付洁绿风电公司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人民币55万元，故应认定本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为人民币55万元。根据第三人和淄博市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协议中关于绝对免赔率的规定，本案应扣减10%的绝对免赔额，故本案的赔偿金额为人民币495000元（550000元X90%），该赔偿金额未超出保险金额。淄博市保险公司关于应以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中对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定损金额作为货物损失的答辩意见，因该公估报告仅系深圳市万宜麦理伦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作出的估算，未经过托运人洁绿风电公司认可，且陆启示已实际赔偿洁绿风电公司货物损失，该答辩意见，不予采信。第三人淄博齐众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经一审合法传唤未到庭，一审依法缺席审理、判决。案经合议庭合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陆启示保险赔偿金人民币495000元；二、驳回原告陆启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负担。二审中，淄博市保险公司与陆启示均无证据提交。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淄博市保险公司提出下列四点异议：（1）陆启示于2017年10月9日赔偿洁绿风电公司此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损失人民币55万元，一审此认定，仅以陆启示提交的收条确认，而无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依据不足；（2）一审采信《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其公司未参与，且仅确认货物损失金额，对货物损失的残值未予确认；（3）因缺乏事实依据，其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故原因不予认可；（4）深圳市万宜麦理论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损失确认书》是其公司与陆启示共同签字认可的，该确认书应当作为本案事故损失赔偿依据。确认本次事故造成货物损失金额为人民币406068.45元。陆启示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由于淄博市保险公司对其上述异议请求，未能提交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其异议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归纳上述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交警部门就涉案皖Ｓ×××××号车发生事故时的运动形态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分析鉴定是否合法？二、涉案的货物损失应该如何确认？三、淄博市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陆启示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淄博市保险公司提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次交通事故事实表述上存在差异，但该两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均载明事故导致该车承运货物掉落的事实。并就上述问题，一审法院向交警部门进行调查核实，交警部门委托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分析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涉案车辆《运动形态分析意见书》客观科学，也符合本案客观实际。淄博市保险公司否认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该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涉案的皖Ｓ×××××号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陆启示已向淄博市保险公司报险，陆启示与货主洁绿风电公司、以及淄博市保险公司委托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祥云支公司、深圳市万宜麦理论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均到现场查勘定损，确定了皖Ｓ×××××号车承运的风电塔筒上段即货物的受损情况，形成了《关于云台山32-S塔架修复方案报告》，洁绿风电公司据此估算其货物损失为591717.15元。一审结合陆启示已经向货主洁绿风电公司赔付55万元，参照本案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10%免赔率条款，由淄博市保险公司赔偿陆启示495000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淄博市保险公司委托深圳市万宜麦理论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损失确认书》记载本次事故造成风电塔筒上段受损的定损金额为406068.45元，但该损失确认未经货主洁绿风电公司认可，且与事故发生后，淄博市保险公司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祥云支公司参与的定损情况不相同，故淄博市保险公司请求认定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当以深圳市万宜麦理论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损失确认书》为准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陆启示为涉案皖Ｓ×××××号重型拌挂牵引车的实际车主，其通过原审第三人淄博运输公司就2014年6月20日承运的标的物向淄博市保险公司购买了国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陆启示属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其已按约定履行了交纳保费的义务，在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淄博市保险公司拒赔的抗辩主张不符合双方保险合同约定，同时陆启示请求的保险赔偿金额在淄博市保险公司承保限额内，故淄博市保险公司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原审第三人淄博运输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淄博市保险公司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克辉审判员  胡代勇审判员  沈春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杨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