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3民终28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元斌，男，1998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邹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红，山东三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计晶晶，女，1998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周村区保安街95号“泡泡吧”经营者，现住淄博市周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山东大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元斌与被上诉人计晶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民初15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元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立红，被上诉人计晶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元斌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双方恋爱期间发生的花费不能形成民间借贷之债。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即借贷双方首先有借贷的合意，然后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借款合同才能生效。本案所涉及的所谓借条记载的“借款”，根本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恋爱期间基于特殊的人身关系，彼此相互为对方支付的费用，是双方自愿的感情表达和付出，完全没有一方向另一方借款或一方向另一方出借借款的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虽然在特定情形下因被上诉人多次无理纠缠及胁迫下，违背自己真实意愿，分别出具过借条和欠条各一张，但却双方之间却从未真实发生过借贷事实，也不能明知是恋爱期间的花费支出，而事后分手后又反悔强行变更为借款关系。本案中上诉人出具的借条，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一审这种将双方恋爱期间给予感情而自愿花费的付出认定为一种借款合同关系，背离了民法公序良俗的原则，没有法律依据，背离基本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被上诉人的诉求不应被支持。二、双方恋爱期间的花费负担实际是一种自愿赠与法律关系。根据双方的微信红包、转账记录显示，相互发红包、转账的数额大多为5.21、99.99、52.10、199.98、520、13.14等特殊金额，因此双方的上述行为实际为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是双方以恋爱为条件，对期间相互付出情感的一种物化表现，完全符合赠与法律关系的无偿性与自愿性，并且受赠人已经接受赠与，赠与行为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与民间借贷之债没有任何关系。一审判决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赠与行为的返还及补偿行为，认定为上诉人对民间借贷之债的认可和还款行为违反证据规则，缺乏事实根据。即使按照被上诉人的观点，双方已经对恋爱期间的相互花费进行核对，确认上诉人退还其3万余元，对以上最终确认的款项上诉人已经给予5万元的超额返还。在这种情况下，被上诉人又就同一事实和争议，又二次主张上诉人欠其5万元，从证据角度讲，被上诉人在不能证明实际为上诉人花费10万元的事实下，胁迫上诉人出具欠条的行为，不仅违反公平、自愿的民事原则，而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相关规定，也属于受胁迫和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可撤销的行为，上诉人依法抗辩并主张该出具欠条的行为应予以撤销，因此该二次欠条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三、被上诉人要求对双方恋爱期间的花费进行返还没有法律依据。在被上诉人一方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在双方恋爱期间有过明确约定，日后可将双方花费结算为借款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事后，任何以借款形式和理由要求返还的主张都不能成立。 计晶晶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计晶晶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元斌偿还欠款5万元;2.判令被告刘元斌支付5万元自2019年5月14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同期银行3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3.由被告刘元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原、被告系恋爱关系、被告先后两次向原告出具借条、欠条、两次还款共计5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1.刘元斌为计晶晶出具的借条、欠条是否系受胁迫出具。对于2019年4月13日被告向原告计晶晶出具10万元借条是否是在受到胁迫下出具，被告刘元斌未提交证据，对被告辩称受胁迫的事实不予认可；对于2019年5月14日被告向原告计晶晶出具欠条是否是在受到胁迫下出具，在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均认可2019年5月13日晚上双方因恋爱期间的经济纠纷再次协商，原告方有原告及其母亲薛俊芝在场，被告方有被告及其朋友李存宝在场，双方虽然发生了冲突，但原告报警后警察进行了处理，在警察走后，双方经对账协商被告向原告重新出具了欠条，并未有被告辩称的胁迫情形。故对被告辩称2019年5月14日出具欠条系受胁迫的事实不予认可；2.原、被告之间是否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被告刘元斌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原、被告交往期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之间的支付宝转账截屏、微信转账、红包转账的记录截屏，证明双方自恋爱以来，原告向被告转账44562.37元，被告向原告转账8282.82元，双方折抵后被告仅欠原告3万余元。经质证，原告对以上证据无异议，该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其山东农村商业银行62×××80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一份，证实其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9年4月27日银行流水共计19万元，双方恋爱期间的消费（加油、给被告购买衣服、电器、被告作为健身教练的营养品、游玩的费用）在17万元左右。经质证，被告不予认可，认为原告的银行卡支付明细不能证明被告消费。原告未提交证据进一步证明所支出款项是被告消费，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可，但其银行卡消费金额可作为本案参考，从侧面证明原告的支付能力。原告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原、被告双方2019年4月30日、5月3日、5月4日、5月5日手机聊天记录，该证据反映了被告同意尽快偿还原告欠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无异议，对该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与被告2019年4月29日、2019年5月12日手机通话录音各一份，证实被告认可在恋爱期间花原告的钱，并同意还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无异议，对该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原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就恋爱期间原告为被告所支出的花费被告同意确定为向原告借款。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原系恋人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花费较多，双方互相另有经济往来。在双方终止恋爱关系后，经协商核算往来账目，被告自愿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将以往原告向其支付的款项确定为借款，符合法律规定。在被告偿还原告部分借款后，重新为原告出具欠条一张，未约定还款日期，原告可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对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借款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双方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出具借条及欠条系受对方胁迫，无证据支持，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刘元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计晶晶借款5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25元、申请费520元，两项共计1045元，由被告刘元斌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提交证据一：工作证明两份及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两份，证明双方在恋爱期间上诉人有正常的工作及收入。提交证据二：照片两张，证明于2019年5月12日晚上被上诉人的母亲薛俊芝对上诉人实施殴打，胁迫上诉人书写欠条一份。被上诉人经质证对经营者为李存宝的营业执照真实性及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李存宝与上诉人系朋友，且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李存宝出具的证明有异议。关于邹平县好生忠顺布衣店出具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工作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存在异议，上诉人即使有正常工作，也不影响其与被上诉人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并承担还款责任。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母亲有殴打上诉人的行为。对上诉人提供的两份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一两份营业执照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二照片两张，无法单独证明被上诉人母亲殴打上诉人的事实，且该两份证据均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故对上诉人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虽出具借条、欠条，但借条、欠条中载明的款项并未实际支付，而均为双方恋爱期间花费在分手时双方自愿达成的处理意见，故一审将本案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当，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上诉人主张涉案5万元款项不应返还，但上诉人在出具了10万元借条后，已实际履行5万元，其后又向上诉人出具了5万元的欠条，上诉人应按照其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向被上诉人履行5万元还款责任。上诉人还主张5万元欠条系受胁迫出具，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综上所述，刘元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刘元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光龙 审判员  张玉杰 审判员  刘 宁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