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2民终181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继红，女，196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浩，湖北人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交通路支行，住所地湖北省黄石市交通路7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714697663L。代表人：戴启龙，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鸿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山，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继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交通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6）鄂0202民初675号民事判决，双方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7日裁定发回重审。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继而作出（2018）鄂0202民初1471号民事判决，刘继红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继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赔偿其银行存款30万元，并由其银行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事实错误。其所购银行代销的保险理财款退至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个人账户时，双方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因“内部存款”具有隐蔽性，其又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工作人员徐红艳相交多年并得到徐红艳保证，使其对“内部存款”深信不疑。故其对单据是存款还是汇款并未留意，其在单据上签字也是基于对徐红艳系客户经理身份的信任。二、一审判决认定“内部存款”收益过高不合常理，其“未尽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错误。其一，“高息揽存”在2015年较为普遍、并非不合常理；其二，一般基金理财产品年收益在6-10%之间浮动，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内部存款”年收益为12%，并非不合常理。其三，因“内部存款”不合规，一般系银行内部人员私下推介，具有隐蔽性，其当然不会贸然去银行具体询问了解具体情况。三、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存在用人不当、管理不善、怠于保护储户存款等过错，应承担赔偿其30万元存款责任。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刘继红将保险理财产品中的退款30万元转账支付给武汉华夏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创投)后，该笔已转出款项并没有与其产生储蓄合同存款关系。因为事实证明该款项是根据刘继红本人意愿转到武汉创投，除刘继红本人签名外，还需要刘继红作为存款人掌控的支取密码，没有刘继红的授权许可，其工作人员无法自行完成转账业务。其工作人员是依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为刘继红提供储蓄服务，没有违反储蓄义务。刘继红将30万元保险业务退款以理财业务转账给武汉创投，即对该30万元已作出处分，刘继红与武汉创投形成新的合同关系，刘继红与其原有的储蓄合同关系终结，并未因为该笔款项转出形成新的合同关系，其不应承担支付义务。二、其员工徐红艳为刘继红推荐理财产品为个人行为，不应将该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归责于其。因为徐红艳没有理财经理的资格，根据银行管理规定，其不能代理客户理财，其擅自向客户推荐理财产品行为不是履行职务:徐红艳向刘继红推荐武汉创投的理财产品既不是银行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也不是其代理销售的理财产品，其私下推荐的理财产品，俗称理财“飞单”产品，与银行赋予徐红艳的工作职责无关，并非其职务行为;徐红艳向刘继红介绍理财产品时并未借用其名义，而是明确告知该产品由武汉发行，刘继红明知该产品不是由其发行或代销，但仍然购买该理财产品，刘继红是基于对徐红艳的个人信赖，并没有误认为徐红艳是代理其的行为，故徐红艳的推荐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刘继红作为企业财务人员拥有相应的财务知识，也有一定投资经验，并在上诉状中，刘继红自己承认自己购买过基金并对其有所了解，所以刘继红应对自己的投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三、其在经营中做到了依法经营、规范管理，其对徐红艳向刘继红推荐理财产品行为结果不存在过错。其在经营管理中建立健全的严格管理制度，要求员工对制度的学习和遵守工作，常抓不懈;徐红艳在向刘继红推荐理财产品时并未利用职务便利，徐红艳私下向刘继红推荐理财产品，其没有监管过失。首先，徐红艳和刘继红的交流发生在工作之余，其次徐红艳在和刘继红交流过程中，重复说明该推荐理财产品是在武汉做的，建行这里没有销售，并承诺个人向刘继红负责;再次，刘继红在原一审、重审一审及二审中，多次强调，徐红艳以银行内部存款高息为诱惑，擅自将存款作为基金出资，但从未见到刘继红提交任何证据证实，由此可见徐红艳并未以银行职务之便推荐理财产品。四、刘继红向其主张的赔偿于法无据应予驳回。刘继红与武汉创投形成新的合同关系，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5个月时间，刘继红已经从武汉创投取得15000元收益。截至本案原二审时，武汉创投及其母公司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仍然处于存续状态，刘继红投资损失应当向武汉创投主张;刘继红若认为武汉创投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依法通过刑事追赃途径，以先刑后民的程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刑事追赔的损失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向责任方主张权利;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侵权人承担责任是被侵权人的损失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造成损失的是武汉创投，其没有参与“飞单”业务。综上所述，其遵循储蓄基本原则，为刘继红提供转款服务没有违反储蓄存款业务，30万元转款业务发生后，刘继红与武汉创投形成新的投资合同关系。刘继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赔偿其银行存款30万元；２．判令诉讼费用由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刘继红多年从事财会工作，结识了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的员工徐红艳。2014年6月29日，刘继红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处开设了尾号为9933的建设银行账户，并在徐红艳的推荐下，于2015年2月12日将尾号为9933的建设银行账户内资金30万元汇至武汉创投，并于当天收到了武汉创投支付的3000元收益。几天后，刘继红收到了武汉创投、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出资协议书》、收款凭证及基金认购申请书，收款凭证记载“投资期限十二个月，预期收益率为每月百分之一，收益支付日为每月12日”等内容。同年3月11日、4月10日、5月12日、6月12日，刘继红分别收到了武汉创投支付的3000元收益。尔后，刘继红未收到约定收益及到期应予返还的本金，故而成讼。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为：一、刘继红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就诉争30万元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二、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是否应对刘继红承担付款义务。关于刘继红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就诉争30万元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判断双方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认定两个问题：1.刘继红是否向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发出要约，即对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作出存款30万元的意思表示；2.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是否作出承诺。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庭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刘继红并非在银行柜台办理常规的存款业务，而是填写《个人汇款凭证》办理汇款业务，存款与汇款存在本质的区别，一般情况下不易混淆，更何况刘继红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理应具备辨识能力。刘继红的汇款行为无法推定刘继红对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作出存款30万元的意思表示。且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并未向刘继红出具储蓄存款凭证，汇款凭证与存款凭证具有明显差异，无论徐红艳是否陈述所谓的“内部存款”，都难以让人混淆两者的概念、产生汇款就是储蓄存款的信任，更不能据此推定双方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是否应对刘继红承担付款义务。首先，双方之间未成立诉争30万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并无支付30万元的合同义务。其次，即便按照刘继红的陈述，徐红艳为其办理的是“建设银行内部一年期月利率1%存款”业务，该说法也存在明显疑点：所谓“内部存款”，不是存入刘继红名下的银行账户，而是汇入他人账户；所谓“一年期”定期存款，不是按年利率计算并到期支付利息，而是按月支付且汇款当日到账；“内部存款”的月利率为1%，换算成年利率为12%，超出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的4倍，甚至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刘继红对此却未产生怀疑。刘继红作为办理过银行存款业务的储户，对徐红艳一系列不符合常规的说法和操作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核实，未尽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刘继红关于有足够理由信任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办理的是利率1分一年期存款储蓄业务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况且，刘继红并未将涉案账户密码告知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系在刘继红于汇款凭证上签字确认并输入账户密码后，按照汇款凭证的内容将诉争30万元汇入武汉创投账户，刘继红对该汇款过程理应知情，故刘继红关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取得刘继红诉争存款的控制权后擅自将存款转为基金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刘继红提交的录音中，徐红艳已经告知刘继红其向刘继红推介的本案所涉理财产品并非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销售，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营业场所内也无对该理财产品的宣传，从汇款凭证上也无法推定武汉创投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具有联系，刘继红理应知道徐红艳的推介行为并非履职行为，应属其个人行为，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无需为此向刘继红承担付款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驳回刘继红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继红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就诉争30万元是否成立存款合同问题。存款合同是存款人与存款机构之间订立的客户将资金存入存款机构，存款机构开具存单或存折给存款人，存入资金由存款机构支配，存款人按照约定到存款机构支取本息，存款机构有义务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给存款人的协议。本案中，刘继红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之间就诉争30万元填写的是《个人汇款凭证》，通过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办理其与武汉创投之间的汇款业务，而并非填写其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合同关系的存款单据凭证。存款与汇款存在本质的区别，刘继红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理应对两者具有辨识能力。同时，刘继红办理完毕诉争汇款业务后，即收到私募基金管理人武汉创投、湖北奥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具的《出资协议书》。另外，刘继红将涉案30万元资金于2015年2月12日汇入武汉创投起，其2月至6月份(共计5个月，每月3000元)的收益，均系武汉创投直接支付至其个人账户。另外，刘继红提交的录音中，徐红艳已经告知刘继红其向刘继红推介的本案所涉理财产品并非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销售，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营业场所内也无对该理财产品的宣传，从汇款凭证上也无法推定武汉创投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具有联系，刘继红理应知道徐红艳的推介行为并非履职行为，应属其个人行为，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无需为此向刘继红承担付款义务。如前所述，刘继红主张与建行黄石交通路支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的理由，并不符合储蓄存款合同的构成要件，一审判决未予认定诉争双方成立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刘继红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刘继红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50元，由刘继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建明审判员  柴 卓审判员  黄显珠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田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