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71民终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炳希，男，1962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思静，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蓉，女，1977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国军，男，199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双流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棠湖西路二段25号。 负责人：李永志，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雪，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见英，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2单元4、5楼，1栋103、104、105号商铺。 负责人：范丹彦，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清波，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东路9号成都香格里拉中心写字楼5楼、9楼903号。 负责人：蔡欧翔，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皓，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方炳希因与被上诉人张秀蓉、张国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双流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双流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城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锦城支公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四川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铁路运输法院（2019）川7101民初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以询问当事人方式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炳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思静，被上诉人人保双流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小雪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方炳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秀蓉、张国军连带支付其因事故产生的川AXXX57号车辆实际维修费421000元、鉴定费9000元及拖车费600元，人保双流支公司等在承保限额内向其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理解、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二项赋予了当事人权利救济的选择处分权，在受损车辆可以修复且已经实际修复完毕，有充分证据证明实际维修费支出且侵权人不能证明维修费高于市场价格的情形下，应当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条文第一项规定，对主张的车辆维修费予以支持；2.川Ａ×××45号车辆所有人张秀蓉明知张国军驾驶技术不熟练而放任其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车辆，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属于共同侵权的帮助行为，应当就方炳希的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人保双流支公司未对受损车辆履行定损程序，在事故处理中具有过错，应当就其过错承担相应责任；4.一审法院变更鉴定事项未告知方炳希，程序违法，且鉴定机构针对“事故发生前川Ａ×××57号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存在用以确定重置价格的车型与实际不符、成新率鉴定无论证过程等问题，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人保双流支公司辩称，1.川Ａ×××57号车辆在交通事故中受损严重，车辆维修费用远高于事故发生前车辆的实际价值，已无维修的必要，应当按照事故发生前车辆的实际价值进行赔付；2.人保双流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积极与方炳希进行协商，依照车辆状况判断其为全损状态并明确告知了方炳希，未故意推迟不对该车辆定损；3.本案鉴定机构的选定是在人保双流支公司已经申请变更了鉴定事项后，在一审法院的主持下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方炳希一方清楚变更后的鉴定内容，且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方炳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应予维持。 平安锦城支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及责任认定无异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华泰四川分公司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目前未将其承保的川Ａ×××0Y号车辆交强险中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支付给其他事故车主。 张秀蓉、张国军未作出答辩。 方炳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秀蓉、张国军连带赔偿其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川Ａ×××57号大众牌小型越野客车拖车费600元、车辆修理费510445元、鉴定费9000元，合计520045元；2.人保双流支公司、平安锦城支公司、华泰四川分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2月2日19时03分，张国军驾驶车牌号为川Ａ×××45的小型客车行驶至成都绕城高速内侧29公里处时因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致其车车头与同向车道行驶的方炳希驾驶的车牌号为川Ａ×××57的小型客车车尾发生碰撞，川Ａ×××57的小型客车失控后又致其车头分别于同向车道卿太军驾驶的川Ａ×××3X号车车尾、倪海军驾驶的川Ａ×××0Y号车车尾发生碰撞，造成四车受损，张国军所驾驶车辆川Ａ×××45的小型客车乘客杨翠金受伤。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六分局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国军承担此事故全部责任，当事人方炳希无责任，当事人倪海军无责任，当事人卿太军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方炳希将川Ａ×××57号车辆运送至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维修，产生拖车费600元。因方炳希与人保双流支公司就车辆保险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9年2月2日，方炳希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对川Ａ×××57号车辆的维修费用进行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3月1日出具司法鉴定报告，结论为：被鉴定车辆川Ａ×××57号途锐WVGAV67L小型越野客车在鉴定基准日的维修费用为（人民币）485778元。该次鉴定产生鉴定费9000元。2019年3月12日，方炳希与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车辆维修服务协议》，明确了车辆维修所需总费用为510445元，方炳希先行支付维修费250000元。方炳希起诉至法院后，人保双流支公司对川Ａ×××57号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市场价值申请司法鉴定，经方炳希、人保双流支公司共同选定鉴定机构，由一审法院委托，成都启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出具评估报告，结论为：川Ａ×××57号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市场价值为191863元。该次鉴定产生鉴定费7000元。 川Ａ×××57号车辆购置价格为798000元，初次登记时间为2009年6月，至2018年12月2日事故发生时该车已使用9年5个月，川Ａ×××57号车辆在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期间为2018年4月22日至2019年4月21日，投保时核定车辆实际价值为245700元。事故发生后，方炳希与人保双流支公司对车辆维修进行磋商时，人保双流支公司对川Ａ×××57号车辆的定损金额为20余万元。 川Ａ×××45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为张秀蓉，事故发生时为张秀蓉将该车借与张国军驾驶，张国军具有驾驶资格，张秀蓉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川Ａ×××45号车辆在人保双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川Ａ×××3X号车辆在平安锦城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川Ａ×××0Y号车辆在华泰四川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后，人保双流支公司已将川Ａ×××45号车辆交强险限额内2000元财产损失赔偿赔付于川Ａ×××3X号车辆及川Ａ×××0Y号车辆。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对事故的发生及责任划分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受损车辆维修费超过其事发前实际价值时有无必要维修及损失赔偿依据车辆维修价格还是受损车辆事发前的市场价值进行赔偿。物之损害，一种为毁灭，二为毁损。对毁损之物依一般损害赔偿之规定，以恢复原状为原则，但恢复原状不局限于赔偿同种类物，亦应包括支付恢复原状所必要之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该解释中的“修复”应理解为通过“修理”的方式实现“恢复原状”目的。“无法修复”则应理解为通过“修理”的方式并不能实现“恢复原状”目的的情形。“无法修复”既可能是无法修理，也可能是无必要修理。而判断车辆是否无必要修理，应以维修费用和实际价值进行比较，如果维修费用远高于实际价值，车辆就无维修必要。因维修费高于车辆事故发生时实际价值的情况下，放任车辆进行维修，则违反了公平原则，造成侵权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大于车主实际损失，损害了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若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的实际价值远低于维修费用支出，则事故发生之时受损车辆的车况和实际价值相比，其修理后的实际价值必然会相应增加，而这种增加的利益，车主并无合法的获得依据。如在该种情况下仍放任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在车辆未灭失的情况下，侵权人赔偿责任的最高限就是重置费用。所谓重置费用即是指被损坏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实际价值。侵权人应以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对受损财产所有人进行赔偿。本案川Ａ×××57号车辆的修理费用510445元已远远高于交通事故发生时该车的实际价值191863元，且方炳希于2018年4月22日对该车进行投保时所核定的车辆实际价值为245700元，事故发生后人保双流支公司对该车的定损金额也为20余万元，故方炳希对川Ａ×××57号车辆进行维修前应已对该车维修费远高于实际价值的事实有所认知，其仍对该车进行维修，即加重了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本案侵权人应依据受损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而不应依据车辆维修价格进行赔偿。 方炳希主张的拖车费600元，有绕城高速公路清障救援作业单、拖车费增值税发票为证，且属因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予以认可，拖车费与车损共计192463元（191863元+600元=192463元）；方炳希支出的鉴定费9000元，虽一审法院未根据该项鉴定结论支持方炳希的诉求，但对查明保险标的是否有维修必要具有参考作用，故属于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因此该费用应当由直接侵权人张国军承担。 由于川Ａ×××45号车辆在人保双流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限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方炳希的损失应由人保双流支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的规定，因人保双流支公司的交强险2000元财产赔偿限额已赔付于本次事故中的两辆无责车川Ａ×××3X号车辆及川Ａ×××0Y号车辆，故先由川Ａ×××3X号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平安锦城支公司无责赔付方炳希100元，川Ａ×××0Y号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华泰四川分公司无责赔付方炳希100元；余下的车损及拖车费192263元，由人保双流支公司在商业险中赔付；方炳希支出的鉴定费9000元，由张国军承担。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人保双流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炳希支付保险赔偿款192263元；（二）平安锦城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炳希支付保险赔偿款100元；（三）华泰四川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炳希支付保险赔偿款100元；（四）张国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方炳希支付9000元；（五）驳回方炳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50元，由方炳希负担5550元，张国军负担3400元。由一审法院委托成都启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鉴定所产生的鉴定费7000元，由张国军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方炳希二审提交的两组新证据：川Ａ×××57号车辆维修费增值税发票两张及维修结算单一份，人保双流支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应按照车辆维修费用进行赔偿。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应予采信，但上述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将结合查明的事实综合评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2019年3月10日，方炳希委托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对川Ａ×××57号车辆进行维修费用补充鉴定，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4月8日出具司法鉴定报告，结论为：被鉴定车辆川Ａ×××57号途锐WVGAV67L小型越野客车在鉴定基准日的补充鉴定维修费用为（人民币）33240元。2019年5月30日，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方炳希出具《维修结算单》。2019年11月1日，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方炳希开具维修费增值税发票两张，金额合计为171000元，加之方炳希先行支付的维修费250000元，本案中川Ａ×××57号车辆维修费共计421000元。 还查明，本案交通事故中无责车辆川Ａ×××3X号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平安锦城支公司、川Ａ×××0Y号车辆的交强险承保公司华泰四川分公司均未将交强险中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支付给其他事故车主。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系侵权人关于车损的赔偿金额应当如何确定。本案中，张国军驾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方炳希车辆受损，张国军负事故全部责任，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包括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侵权人对车辆维修费用进行赔偿的本质是以“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侵权责任，系以支付维修费用的形式使车辆恢复到事故发生时的价值和状态。因此，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车辆维修费用的上限，应当与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时所主张的重置费用大致相当，即均应以事故发生之时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衡量标准，不可任意扩大，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的规定亦是相符的。从反面而言，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客观确定的，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会造成侵权人所承担的赔偿金额相差巨大，则显然有悖立法本意。本案中，方炳希为维修其受损车辆共计支出421000元，其中，据成都新进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方炳希出具的《维修结算单》显示，仅更换发动机总成一项即支出了233300元，人保双流支公司在诉讼中对此提出异议。本院认为，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应当以恢复到事故发生时的价值和状态为限，而方炳希在维修中对已经使用了9年5个月的车辆发动机进行了整体更换，客观上使车辆的使用期限得以延长，车辆价值得以增加，已经超出了“恢复原状”的范畴，该超出部分不属于侵权人的赔偿范围。此外，四川旭日司法鉴定中心接受方炳希委托，对受损车辆进行维修费用鉴定的意见书中载明“经在成都地区的授权进口大众4S店调查，发动机缸体无单独配件提供，故发动机缸体维修方式为更换发动机总成”，方炳希更换车辆发动机总成的依据仅是因为无缸体配件提供，而非在技术上无法修复，故方炳希无充分证据证明更换发动机总成的必要性。因此，本案即便以车辆维修费用确定侵权人赔偿金额，方炳希更换发动机总成的费用亦不能得到全部支持。 一审法院根据人保双流支公司的申请，经方炳希和人保双流支公司的代理人共同选定，委托成都启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川Ａ×××57号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实际价值进行鉴定，委托鉴定程序合法。成都启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的结论为：川Ａ×××57号车辆事故发生前的价值为191863元，方炳希在二审中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鉴定报告中用以确定重置价值的车型（标准型）与鉴定的受损车辆（豪华型）并不一致，故该鉴定报告不能作为本案认定车辆事故发生前价值的直接依据。本案中，方炳希于2018年4月22日对该车投保车辆损失险时所核定的车辆价值为245700元，方炳希的投保行为应当视为其对车辆在该时间点实际价值的认可；事故发生后，人保双流支公司在与方炳希的沟通中对该车推定全损的定损金额也为20余万元。结合在案全部证据，综合考虑方炳希投保时核定的车辆价值、人保双流支公司告知的全损金额、事故发生后车辆仍有残值、维修费用中的合理部分以及车辆使用年限等因素，本院认为，将侵权人关于车损的赔偿金额确定为191863元符合本案客观事实，方炳希关于应以车辆实际维修费421000元进行赔偿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川Ａ×××45号车辆所有人张秀蓉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连带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本案中张秀蓉与张国军不构成共同侵权，方炳希亦未举证证明张秀蓉符合法定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故对方炳希关于张秀蓉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方炳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59元，由方炳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蒋兴平 审 判 员 黄浩原 审 判 员 于甯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赵小凤 书 记 员 严文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