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06民初2226号原告：鲁元兵，男，1987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鹏，湖北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7447863255，住所地：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汉施路39号。法定代表人：吴顺红，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媛芬，女，198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系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员工，住武汉市黄陂区，特别授权。原告鲁元兵与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毅公司）、董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同年8月30日，原告申请撤回对被告董伟的起诉，因本院未将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向董伟送达，应视为原告未对董伟起诉，并口头裁定准许原告撤回对董伟的起诉。同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鲁元兵及其诉讼代理人李鹏，被告弘毅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谭媛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鲁元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损失共计50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弘毅公司在2014年承建的宜昌恒大绿洲施工项目，董伟系是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经理。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将商铺部分石材安装工程交由原告施工。后经双方对账，该工程总价为122160元。2015年2月4日，董伟为原告开出了50000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余下的均以现金和转账方式予以支付。由于50000元商业承兑汇票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承兑，后经了解，被告的账户被法院查封。此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重新支付，被告以无钱为由拒绝支付。原告认为，被告应承担支付余下50000元工程款的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现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法庭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被告弘毅公司辩称：我公司与宜昌梅子垭市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子垭公司）签订《宜昌恒大绿洲6-8#、14#、15#、30-32#楼入口门廊及商铺外饰面石材干挂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工程施工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论施工合同和授权委托书是否真实，都不能证明原告对案涉工程进行施工。原告提供了完工单、中国农业银行业务凭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商业承兑汇票等证据以及原告陈述，原告通过董伟对宜昌恒大绿洲项目进行施工，在收取相应的工程款时收到我公司开具的一张商业承兑汇票，由于承兑汇票未兑付出来，为此要求我公司承担商业承兑汇票给付义务，我公司对原告的说法不予认可。第一，对于原告提供的完工单的真实性有异议。第二，原告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并非我公司直接向其支付。根据商业承兑汇票票面显示，我公司已经将该商票支付给武汉富士铝材有限公司，众所周知商票是具有很大的流通性，原告应当向票据其前手主张权利，同时商业承兑汇票中“汇票到期日：2015年8月4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要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实施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其权利不应得到保障。总之，我公司对原告的诉请不知情，原告是从董伟处承接工程，且双方对账及原告认为收取的承兑商业汇票也是董伟交付给原告的，但董伟并不是我们公司员工，对双方产生的行为我公司不认可也不知情。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鲁元兵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原被告的身份证信息及被告的企业信息。证明原被告的主体身份。证据二、《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证明被告承接了宜昌恒大绿洲施工项目工程。证据三、《授权委托书》一份，证明该工程是由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承包，并由被告授权董伟为项目部的负责人。证据四、《完工单》一份。证明2015年1月24日，由被告湖北弘毅预决算审计部向原告出具的完工单一份，原告承接的14号楼商铺工程价款为59600元，34号楼商铺工程价款为62560元；另注明：大工：4480元；小工：1120元。证据五、《商业承兑汇票》一份。证明2015年2月4日，董伟给原告出具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份。原告起诉的目的是该商业承兑汇票不能兑现，被告账户被法院查封了，所以这5万元至今不能兑付。证据六、《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记录一份。证明2014年1月29日，董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给原告转款3万元；证据七、《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明2016年2月5日、6日，董伟之妹董莉给原告转款2.7万元。被告弘毅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针对原告的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董伟系本公司员工不持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予以确认。被告对证据三、证据四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完工单上面并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且原告之前起诉过我们公司后来撤诉了，根据他当时提交的二份完工单，盖章的位置不一样，上面的签字也不一样，且加盖的项目部印章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对于商业承兑汇票，也不予以认可，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并且认为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本院经认为，因原告提供的是2015年1月24日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出具的《完工单》，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来反证，且并没有申请对上述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故对被告的质证理由不予采信。被告弘毅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提交了《完工单》复印件二份。用于证明二份完工单并没有相关人员签字，上面盖章的位置不一样且时间也不一样。原告鲁元兵对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被告提交的二份完工单均由被告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出具。第一份《完工单》是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于2015年1月14日出具，当时董伟给的是传真件，第二份是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于同年1月24日出具，系重新加盖公章的原件。二份《完工单》一份系传真件，一份系原件，除开具的时间不一致外，其他均是一致的。本院认为，因原告提供的是2015年1月24日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出具的《完工单》，被告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来反进行反证，且并没有申请对上述公章进行司法鉴定，故对原告的质证理由予以采信认可。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到梅子垭公司（发包人）依法调取了《工程施工合同》，《授权委托书》、《关于恒大绿洲项目“刘礼清”施工“人工费”支付协议》和梅子垭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原告补强提交的刘礼清、车世贵的“证明”和手机短信截图等证据。2019年11月7日，被告以书面的形式，对上述证据发表了质证意见，被告对《情况说明》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即对附件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附件二、三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同时认为，就算上述证据中有关证人所说的事实属实，也不能证明原告持有的商票来源于被告公司。被告在提出书面质证意见的同时，向本院以邮寄的方式提交了一份武汉创源建筑劳务分包公司与李建华签订的宜昌恒大绿洲一期外饰面石材干挂工程《工程项目经理经济承包合同书》的复印件。根据原、被告陈述及有效证据，确认以下案件事实：1．2011年10月20日，梅子垭公司与被告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梅子垭公司将宜昌恒大绿洲商铺部分石材安装工程交由被告施工，尔后，被告将恒大绿洲14栋、15栋、32栋石材安装交由原告施工，上述商铺石材安装工程项目负责人为董伟。2．2015年1月24日，经双方核帐，被告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给原告出具《完工单》一份，该《完工单》上同原告签署“同意照此工程量进行结算”意见并签字，加盖“弘毅公司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公章。后经原告向被告恒大绿洲项目部负责人董伟催要，董伟通过支付现金和银行汇款方式，共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和劳务工资77000元。3．2015年2月4日，董伟给原告出具一张5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一份，因该汇票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承兑。原告经多次找被告恒大绿洲项目部负责人董伟重新支付，被告以种种理由拒付。2019年4月1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后，因证据等原因撤回起诉。同年7月15日，原告再次向本院提起前述诉讼。同时查明，2019年9月11日，梅子垭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该说明的主要内容为：“兹有弘毅公司与我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并承接该工程属实，该公司在我司承接的该合同及其他三份合同尚有质保金未退付，合计237565.78元。该单位授权委托的现场对接人为董伟。另：2016年1月6日，因另外一起民工欠薪投诉，我司协调弘毅公司至宜昌恒大绿洲工程部处理，弘毅公司派出的纠纷处理人为董伟，并形成最终纠纷协调结果《宜昌恒大绿洲项目“刘礼清”施工“人工费”支付协议》。”另查明，2011年7月7日，被告弘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顺红给公司员工董伟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该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吴顺红系弘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董伟为我方资料接收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接收或传达双方有关恒大绿洲工程项目合同中约定的施工与结算中相关的工程资料、施工过程中的往来函件、进度款以及工程款项报送等。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上诉事实，经本院审查，可以认定。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从本案来看，宜昌恒大绿洲商铺部分石材安装工程系由被告承建，被告为了该项活动之方便，设立恒大绿洲项目部，对此被告并不否认。该项目部虽然不具备以自己名义开展民事活动主体资格，但是在原告向本院提交的《完工单》上加盖有恒大绿洲项目部公章，本案审理中，被告并没有对上述公章申请司法鉴定，故对被告抗辩“对于原告提供的完工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完工单上面加盖的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印章并非我公司加盖”理由不予采信，其质证理由不予支持。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属于在相同事项上作出的不同规定，鉴于《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均属于基本法，在效力等级上处于同一位阶，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三年。同时，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法律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民法总则》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与民事单行法中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仍应优先适用民事单行法中有关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但2017年9月30日之前施行的民事单行法中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二年的，其性质与《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普通诉讼时效无异，故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民法总则》施行后应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基本价值不仅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更在于平衡权利人和义务人的利益关系。而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依法、依约履行合同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根本要求。因此，在兼顾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应当将保护权利人利益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具体到本案，2015年1月24日，由被告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盖章确认的《完工单》，原告的工程款和劳务工资为127760元，上述《完工单》上并没有确认付款期限，原告可随时主张权利。2016年2月5日、6日，被告恒大绿洲项目部现场负责人董伟之妹董莉给原告共转款2.7万元，说明被告仍在履行支付义务。同时，根据原告提供的2018年2月26日和董伟的聊天记录，也可以看出，董伟也认可该笔工程款的并没有付清。故此，无论是适用二年诉讼时效还是三年诉讼时效，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抗辩“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和支持。综上，宜昌恒大绿洲项目部是被告开发建设恒大绿洲项目而开设的分支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对外无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故因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义务应当由弘毅公司享有和承担，即应当对分支机构对外产生的债务承担法律责任，现原告主张被告承担支付工程的责任，被告理应履行。故此，被告对该工程款的应承担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鲁元兵工程款5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负担（该费用原告在起诉时已经预缴，由被告在履行判决主文中的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肖 杰人民陪审员  谭昌春人民陪审员  黄淑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