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0民终18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德全，男，1988年12月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刘德全父亲），1963年6月8日出生，满族，住址同上。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松，辽宁同征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顾林，男，1988年9月25日出生，满族，住辽阳市辽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赵赢，辽宁共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女，1986年5月22日出生，满族，住辽阳市辽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施玉，女，2007年1月4日出生，满族，住址同上。法定代理人：陈丽（李施玉母亲），自然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长顺，男，1954年10月20日出生，满族，住辽阳市辽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瑞，女，1955年12月1日出生，满族，住址同上。上述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辽宁帝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顾含，男，1988年9月25日出生，满族，住辽阳市辽阳县。上诉人刘德全、顾林因与被上诉人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顾含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阳县人民法院（2019）辽102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德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林、林松，上诉人顾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赵赢，被上诉人陈丽并作为被上诉人李施玉的法定代理人、被上诉人李长顺及其与陈丽、李施玉、刘永瑞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被上诉人顾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德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不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李某在尚未到达安全距离时，刘德全便松开扶树的夹子，当树倒下时，树冠断裂弹起后砸向未撤离的顾含和李某头部，李某即倒地因颅脑严重损伤身亡，顾含头部受轻微伤。”这一认定有两处错误，一是李某尚未到达安全距离错误。在树倒下落地之前，李某就已经站在了被上诉人顾含等人的身边，不再继续撤离，而是站在原地观看树倒的过程，那么说明此时李某就认为他已经到达了安全的地方，而顾含等人也是一直站在原地没有移动，同样说明他们都是认为他们所站立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二是认定树冠断裂弹起后砸向未撤离的顾含和李某头部错误。一审过程中没有一份证据能够证明砸中顾含和李某的是树倒地之后弹起的树枝，更不是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树冠了。根据现场事实及有关证据，砸中李某头部的是一根树枝，并非整个树冠，树冠与树枝有着极大的区别，砸中顾含和李某的树枝到底来源于何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一审判决对以上事实认定的错误，必然导致对各方当事人责任问题的划分出现错误。第二、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存在重大过失也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也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上诉人所操作的钩机确实不能直接控制树的倒向，在李某将树锯断之后，因为有李某提前打好的破口以及伐树的技术、方法等因素，再加上树自身巨大的重力作用，树基本是顺着李某砍树之前计划的方向自然倾倒，上诉人操作钩机的作用就是防止树向其他方向倾倒，并非上诉人主动将树推倒。正如一审判决所说，上诉人操作的钩机的夹木器只是扶在树的三米高一点左右的位置，而树高达二十余米，当树被锯断之后，上诉人是无法左右和控制不让树倒下的，上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树向有人和有仓房、电线、水管的方向倾倒，因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在被害人锯树后尚未撤离到安全距离时，便松开树夹子推倒树木，发生树木断裂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已构成重大过失”是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这也是十分明显的错误认定。第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五个条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个条款，本案确实属于侵权类纠纷，但就雇主与雇员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是有明确规定应当由雇主来承担责任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也有相关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故本案关于雇主与雇员的责任承担问题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一审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本案事实，纠正一审的错误，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顾林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9)辽102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将本案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1、一审法院认定“顾林与顾含雇佣被害人李某帮忙伐树”系事实认定错误。顾林、顾含与死者李某为买卖关系，两者间从未形成过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二者间为雇佣关系的依据为卖树方证实，首先高广涛的证言中并未提到过顾林雇佣李某；其次，从高广涛的证言可以看出，高广涛把涉案树木以2,700元出售给李某，李某让他说卖了3,700元，即李某3,700元出售给顾林；第三，高广涛证言明确李某给他400元雇佣他伐树，由此可以看出，其是为李某伐树；第四，陈振刚于2019年3月9日在寒岭派出所做的笔录中明确“李某花2,700元买的树，卖给顾林3,700元。”由上述证据可以看出，李某的身份是倒卖者，顾林从未雇佣其伐树。2、—审法院认定“李某并非因操作不慎原因被砸，不应承担过错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涉案树木场地内有9颗树木，作为伐木者应当由外而内砍伐，本案李某直接选择砍伐中间树木，导致树木倒下时，树梢枝杈刮碰其他树木反弹砸死受害人李某，明显操作不当。其次，死者李某死亡结果，系两个行为导致，一个是李某本人的伐树行为，另一个是顾林雇佣刘德全的钩机钩树的行为，两个行为共同导致李某的死亡结果，李某本人具备过错。第三，根据《森林采伐作业规范》9.1.3b，“伐木者应认真观察伐木树冠形状、树干是否腐朽、倾斜、弯曲，根据上述因素和周围其他树木的位置，有无挂枝、枯树和其他危险因素，正确选定树木伐树方向。”死者李某明显没有按上述规范进行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损害结果为共同侵权导致，根据《侵权责任法》，死者和上诉人雇佣的刘德全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死者李某的死亡结果为其本人伐树行为和刘德全用钩机钩树行为共同导致，且李某本身对其死亡结果存在不可推卸的过错，两者均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而不应判令一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2、存尸费、遗体处置费均为丧葬费范畴，不是必然发生，不应由上诉人和其他原审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死者李某死亡，在排除他杀原因后，其家属应及时办理相应丧葬事宜，储存尸体明显没有必要，因此产生的费用，不应由上诉人和其他原审被告承担。3、就被上诉人李长顺、刘永瑞被扶养人生活费，被上诉人一审没有提出证据证明其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其二人的生活费不应得到支持。4、因死者李某在伐树中存在过错，精神损害抚慰金部分应酌情减少。综上，上诉人并非想逃避赔偿义务，而是希望按照案件事实，综合确认上诉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并积极予以赔偿，恳请贵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刘德全辩称，关于顾林认为刘德全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不认同，本案是上下两级雇佣关系，本案案由是提供受害者受害责任，是雇员起诉雇主，也就是死者的继承人起诉顾林，其他人并不是应该存在的被告，在民诉法司法解释57条有明确规定，雇员受伤应该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我不应该作为被告，更不应该承担责任，侵权法35条也有相似规定，刘德全作为雇员即使有过错，在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情况下，其过错也应该由其雇主顾林承担责任；李某在本案中应承担责任，除顾林上诉状理由外，我们还想补充按照森林作业规范，伐木工人应该持证上岗，李某属于无证采伐，应承担责任，应承担20-30%责任。顾林辩称，刘德全上诉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我予以认可，但是就责任承担问题，按照人身损害解释第9条其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辩称，对刘德全答辩：1、司机在我方结束伐树工作后，他开始控制树的倒向，此时他是整个工程的掌控者，应当注意到死者、顾林等人所站位置，但是就因其没有注意导致死亡和伤害的发生；2、寒岭镇派出所对现场人员做的询问笔录中足以明确砸到人的树枝就是被伐树上掉下的，刘德全在自己所做的询问笔录中也承认了该事实；3、我方认为司机存在重大过失主要是在树的倒向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现场人员的撤离，严重忽视安全；4、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刘德全应承担赔偿责任。对顾林答辩：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1、被答辩人顾林系实际买树人，雇佣顾含和李某为其进行伐树，事实清楚。2019年3月9日，被答辩人顾林经被害人李某联系购买辽阳县寒岭镇核伙沟个人杨树9棵。顾林雇佣顾含、李某为其放树，顾含雇佣刘德全驾驶钩机，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通过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高广涛的证言中可以明确，顾含、李某、于义都是被顾林所雇佣，进行伐树的工作，且事发后顾林也第一时间到高广涛处索要买树款，一系列证据都明确证明，顾林系实际买树人，其他人都是受其雇佣。2、李某之死与自身操作无关，系司机刘德全操作存在重大过失所致。在伐树过程中钩车司机刘德全尚未等李某退到安全距离时，就松开扶树的夹子，导致李某被砸身亡，顾含也受到伤害。本案中死者李某是在结束其自己部分的工作内容后，在撤到安全地带的过程中，因钩车司机刘德全严重忽视安全，在李某仅仅撤到不足3米远的地方就松开树夹子，导致树枝断裂砸到李某。而且从事故发生的现场及个人的询问笔录中也可以看出，树木的倒向和死者李某的撤离方向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李某伐树的方向是没有错误的，其本身不存在过失。庭审过程中，刘德全及其代理律师也强调，该树木的高度及直径远远大于笔录中记载的，如此大的树木在现场的司机是有更直观的感受的，因此其更应注意人员的撤离距离，但刘德全并未注意，导致在这个事故中李庆元死亡，顾含受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1、一审法院认定刘德全侵权和被答辩人承担雇主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死者李某系受雇于被答辩人顾林，双方形成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顾林应当承担雇主赔偿责任。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作为顾含的雇员，因刘德全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存在重大过失，其应与顾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一审判决被答辩人等承担尸检报告前存尸费，遗体处置费合理。首先，关于存尸费，因死者李某属意外死亡，为明确死亡原因排除他杀等因素，是必须作尸检的。而在尸检报告出具的这段时间内是必然产生存尸费用的。其次，丧葬费是指家属处理丧葬事宜发生的费用，而本案中的存尸费和遗体处置费并不是家属在处理丧葬事宜时发生的费用，而是本案中支出的其他必要费用。3、死者父母李长顺、刘永瑞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都是普通农民，无其他固定收入，依法视为丧失劳动能力。4、一审判决精神抚慰金并非法律规定上限，是合理范围。根据辽高法【2019】120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的通知》第17条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裁判标准明确规定：“自然人生命权，健康权遭受侵害，造成死亡、残疾后果的，或其他人格权遭受侵害，造成严重精神痛苦的，受害人或其近亲属请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应综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六项因素，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十一）项的规定计算。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三年。”本案中死者李某死亡时仅40岁，正值壮年，家中还有个刚刚12岁的孩子和需要抚养的年迈的父母。三被告在放树作业中忽视安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死亡给答辩人及家人在经济和精神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赔偿六年的上限。一审法院判决赔偿被答辩人5万元精神抚慰金根本未到上限，答辩人认为已经是出于被答辩人的照顾的合理范围内了。综上，请求维持原判。顾含辩称，我认为判决不合理，我作为钩机的车主，应该和司机占一份责任，判决的责任过多，我认为我们应占10%。伐树过程中死者没有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我曾经劝阻他不要伐中间的树，他不听，并且未戴安全帽，这是造成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死者应承担责任。本身这是一个意外事件，我也在现场，我也受伤了，当时大家都在看树的倒向，没有注意有一个树枝挂在另一个树上。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因李某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707,230.50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74,940.00元、丧葬费31,27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1,018.00元；存尸费、交通费、招待费50,00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0.00），三被告互负连带赔偿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害人李某（男，1979年11月7日出生），系原告陈丽丈夫，原告李施玉父亲，原告李长顺、刘永瑞长子（李刘共生育三名子女）。被告顾含、顾林系双胞胎兄弟，被告刘德全系顾含雇佣钩车司机。2019年3月9日，被告顾林经被害人李某联系购买辽阳县寒岭镇核伙沟村农户杨树9棵。顾林雇佣顾含、李某为其放树。李某负责用油锯锯树，由刘德全驾驶顾含所有的钩机（将铲子卸掉换上自制的树夹子），在李某锯树时用树夹子擎着树木。上午9时许，当李某锯完第一棵树，刚撤离一米多远时，刘德全便操作钩机向李某的相反方向推树，倒下后的树头断枝砸在被告顾含和李某头部，造成顾含轻微伤，李某因颅脑严重损伤当即倒地身亡。被告刘德全忽视安全，在人员未撤到安全距离时便操作推树，是造成李某死亡的直接原因，对造成被害人死亡理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被告顾含利用钩机改装伐木设备，不能确保伐木人员人身安全，具有过错应承担因过错造成损害后果的赔偿责任。被告顾林明知被告顾含不具备从事树木砍伐能力，而将树木砍伐作业承包给顾含，砍伐现场无安全保障，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主观具有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规定，参照辽宁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的规定，三被告应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274,940.00元、丧葬费31,272.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1,018元（其中应赔偿李施玉6年的二分之一，李长顺16年、刘永瑞17年的三分之一）。被害人李某尸体现仍在刘二堡殡仪馆存放，每天需存尸费100元以上，亲朋吊唁原告需花费交通费及招待费，现暂按50,000.00元计算。三被告在放树作业中忽视安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给原告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除赔偿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外，理应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0.00元。顾林一审辩称：一、顾林同李某并非雇佣关系，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顾林从未让李某到核伙沟村联系购买杨树，也没有雇佣李某伐树木，事实是李某从核伙沟村以2,700元的价格购买9棵杨树后再以3,700元的价格将砍伐后的树段卖与顾林，按照双方交易习惯，顾林从李某处买的是树木砍伐后的树段，即李某将树木砍伐后锯成树段卖与顾林，由顾林自行装车运输，双方交易完成。因此顾林同李某之间形成的是树木买卖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二、李某对事件发生具有重大过失。砍伐树木现场由李某负责指挥操作，在树木砍伐时忽视安全，没有撤到安全区域进行指挥，其受到伤害是由于自身过错造成的，对本事件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行为，而且李某受伤并不是被砍伐的树木的主树干砸伤，而是掉落的树木枯枝砸伤，本事件只是意外事件承担责任的主体也应是李某本人。三、原告诉请赔偿数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顾含一审辩称：是顾林雇佣其钩机进行装车，其所有的钩机进行工作也是应李某的请求进行帮忙，顾含同李某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其用于抓树的机器是有厂家的认证，并非私自改装，李某的死亡不是顾含和雇员造成的，顾含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刘德全一审辩称：1、对李某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请求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不予认可，2019年3月9日发生事故的事实是真实的，但是造成李某死亡的具体过程并非原告所述的事实，原告陈述中有几处与事实不符，第一，钩机中说的夹子并非自制，第二，李某锯完树撤离的距离不是1米多，而是三米多，第三，刘德全不是操作钩机将树推到，是扶着树控制树的倒向，因为李某将树锯断后会向一方倾倒，在伐树之前，伐树者已经根据周围状况现场情况确定了树伐倒后的倒向，因此在树被李某锯断后，刘德全操作钩机也是按照李某树的倒向与设计的倒向完全一致。2、被告刘作为顾含的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损坏的，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雇主承担责任，雇员不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刘德全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9年3月9日，顾林为砍伐在寒岭镇核伙沟村购买的9棵杨树，分别雇佣双胞胎兄弟顾含和被害人李某帮助伐树。上午九时许，李某用油锯锯断第一棵杨树（树高约20余米，树干最大直径超50厘米）起身离开，在尚未到达安全距离时，顾含所雇佣的挖掘机司机刘德全便松开扶树的夹子（顾含自己安装在挖掘机上），当树倒下时，树冠断裂弹起后砸向未撤离的顾含和李某头部，李某即倒地因颅脑严重损伤身亡，顾含头部受轻微伤。顾林见发生伤亡事故，便去卖主家意欲索回买树款未果。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主张经济赔偿合理部分应予支持。顾林辩称与被害人系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根据卖树方证实：伐树时自己到现场为买主指认树木，在事故发生后，买主顾林到自家毁约索要买树款，显然顾林辩称与李某存在买卖关系并不成立。顾林不仅雇佣被害人李某，还雇佣顾含挖掘机伐树，其雇主身份明显，雇佣关系成立。刘德全受雇于顾含，亦形成另一个雇佣关系。由于刘德全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忽视安全，操作不当导致在被害人锯树后尚未撤离到安全距离时，便松开树夹子推倒树木，发生树木断裂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已构成重大过失，理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顾林身为伐树雇主，负有对施工现场安全防范保障义务，并负有确保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时人身安全的责任。顾林缺乏对整个伐木过程的预案和安保防护准备工作，无统一指挥，冒险作业，最终酿成安全事故。顾含身为挖掘机车主明知挖掘机改装后的树夹子（俗称树抓子用来抓木材的），并不是伐树的专用工具，用此夹子扶20余米高的大树，支点仅能擎在树的三米略高位置，很难控制巨大的树冠倒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发生安全事故并非偶然，其负有重要责任。自己头部也被树砸成轻微伤害，足以说明对施工安全缺乏必要保护措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顾林、顾含身为雇主“利之所在，损之所归”，在各自雇佣关系中均应分别承担雇主责任，被害人李某经本案当事人证实在锯完树后已起身离开，并非因自身操作不慎原因被砸，故不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考虑到本案具体情况，顾林作为伐树雇主，对雇员致害和雇员受害均应承担雇主责任。顾含的雇员刘德全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成其他雇员受害，顾含应承担雇主责任，但在本案中顾含又是受顾林雇佣，具有双重身份，本身即是雇主又是雇员，相对顾林而言应承担雇员的过失赔偿连带责任，相对于刘德全而言又应当承担雇员刘德全致害的雇主责任。刘德全在操作挖掘机过程中具有重大过失，应对所造成损害后果与顾含共同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关于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请求赔偿经济损失，1.死亡赔偿金274,940.00元；2.丧葬费31,272.5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关于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请求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51,018元（李施玉10,787元／年×6年÷2人=32,361元；李长顺10,787元／年×16年÷3人=57,531元；刘永瑞10,787元／年×17年÷3人=61,126元），因被扶养人有三人，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额即10,787元，因此前6年三位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10,787元／年×6年=64,722元，李长顺剩余年限扶养费为10,787元／年×10年÷3人=35,957元，刘永瑞剩余年限扶养费为10,787元／年×11年÷3人=39,552元，以上三位被扶养人生活费总计为64,722元+35，957元+39,552元=140,231元，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请求赔偿存尸费、交通费、招待费50,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对其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存尸费按每天80元可计算至尸检报告形成之日为5,280元，（80元×66天）；遗体处置费3,950元，办理丧事交通费、误工费及其他合理费用依据法律规定是丧葬费以外应赔偿合理费用，考虑实际情况以3,000元计算为宜。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所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缺乏法律依据，考虑被害人壮年身亡，给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在经济和精神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精神抚慰金赔偿以50,000.00元较为适宜。上述各项经济损失总计为：508,673.5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六）项、第十八条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三款、第十八条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顾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经济损失508,673.50元；二、顾含、刘德全对上述赔偿款50%即254,336.75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顾含、刘德全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36元，已减半收取，由顾林、顾含、刘德负担3,910元，由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负担1,526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关于“当树倒下时，树冠断裂弹起后砸向未撤离的顾含和李某头部”表述与公安询问笔录中在场人员的陈述不符，且无其他证据支持，对上述李某受伤过程本院不予确认。李某系伐木现场的作业工人负责伐树，顾含雇佣的钩机司机刘德全驾驶钩机利用夹木器进行辅助作业，被伐树木倾倒时与预计方向一致，树木主干并未与其他树木碰撞，树木倒下后，李某被该树木掉落的树枝砸中头部后身亡，各在场人员均未注意、观察到该树枝折断、掉落具体过程。顾林向李某支付3,700元买树款，李某与树木所有人高广涛商定买树款为2,700元。李某从事树木砍伐作业。确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有当事人陈述、公安卷宗的询问笔录、高广涛在辽阳县人民法院的询问笔录、詹德财证实，上述证据经一审庭审质证，可以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关于李某损失数额的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刘德全、顾含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事故发生在伐木作业过程中，伐木工李某系主要作业人员，刘德全系顾含雇佣的钩机司机，在伐木作业过程中刘德全听从顾含安排利用钩机夹木器辅助李某进行作业，李某松开夹木器及树木倾倒时李某已经进行撤离，树木倾倒方向亦与计划方向一致，李某并非被倾倒的树木直接砸中而是在树木倒地后被掉落的树枝砸中死亡，现场人员均未看到树枝掉落的原因及过程，故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刘德全存在错误操作造成事故发生，一审判决认定“刘德全操作不当导致在被害人锯树后尚未撤离到安全距离时，便松开树夹子推倒树木，发生树木断裂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已构成重大过失，理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刘德全在进行辅助作业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辅助义务，在树木倾倒时未对李某进行提示，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般过失。顾林安排没有伐木作业经验的刘德全辅助伐木作业，作业过程中亦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顾含对损害的发生亦具有一般过失。刘德全受顾含雇佣，其过失责任应由顾含承担，顾含、顾林均认可顾含受顾林雇佣，顾含的责任应当由顾林承担，顾含、刘德全不承担赔偿责任。刘德全、雇含对本案损害发生不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不应与顾含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上诉人顾林上诉称其与死者李某系买卖合同关系，未雇佣其进行伐树，双方约定3,700元系砍伐完毕的树木的价格。现李某已经过世，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作为李某的近亲属否认上述约定，并称双方约定顾林在砍伐完毕后另付李某400元劳务费，对此双方均无证据可以证明。虽然根据树木所有人高广涛的陈述，可以认定李某在顾林买树的过程中存在赚取利益的行为，但并不能因此确认李某本次伐木作业本身不收取费用，因李某日常从事伐木工作，本次受伤亦因伐木作业，因此在顾林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购买的树木为砍伐完毕的树木、李某伐树不另收取费用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李某为顾林提供劳务，双方之间形成劳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李某作为提供劳务者因提供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其与接受劳务方顾林应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伐木作业具有专业技术性、危险性，李某作为伐木作业人员，应当具备专业技术水平，并按照采伐作业规程进行操作，本案中被砍伐树木倾倒时与预计方向一致，与李某撤退方向相反，李某系被掉落树枝砸到，故李某没有重大操作失误，但其作业过程中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对树木倾倒可能发生的其他危险缺乏预见与观察，对辅助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提示与指导，故应当认定其自身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李某自己承担20%的责任。顾林联系李某伐树，并未对其专业资格进行审查，在伐木过程中，缺乏对整个伐木作业的预案和安保防护准备工作，冒险作业，现场无统一指挥，缺乏危险意识，导致本案事故的发生及李某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具有重大过错，且顾林作为买树人，亦为主要获益人，故酌定其承担80%赔偿责任。顾林关于不应支持李长顺、刘永瑞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上诉请求，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死者李某在本次伐木事故中无重大过失，且按过错比例分责后，顾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已经有所减少，故对一审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总额不进行酌减，顾林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德全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顾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辽阳县人民法院（2019）辽1021民初1816号民事判决；二、顾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赔偿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经济损失406,938.80元；二、驳回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36元（已减半收取），由顾林负担3,910元，由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负担1,526元；顾林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2元，由顾林负担，刘德元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0,872元，由顾林负担8,697.60元，由陈丽、李施玉、李长顺、刘永瑞负担2,174.4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墅审判员 郁 岚审判员 张丽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尚莉莉书记员胡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