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11民终134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佐村镇佐村原工办。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670269535M。 法定代表人：王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大鹏，上海以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青田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青田县瓯南街道江南大道10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21MA28J6Q03F。 法定代表人：楼利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祝丽峰，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虞荣刚，男，1965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顾立平，上海宋和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城公司）、青田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虞荣刚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青田县人民法院（2019）浙1121民初23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城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虞荣刚“通过与债权人重新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债务的履行期限。”事实上，被上诉人与案外人达成的并非“协议”，而是青田法院出具的(2019)浙1121民初938号调解书。协议的本质是当事人私法自治的产物，而民事调解书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产物。债务可以重新确定其履行期限，此为“债的期限变更”，即新债期限替代旧债期限，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是因未履行债务所产生的“责任”开始期限，债务期限没有变化。青田法院出具(2019)浙1121民初938号调解书，恰恰说明被上诉人虞荣刚背负巨额债务尚未清偿；而如果被上诉人虞荣刚已经清偿其全部债务，就不会诉诸法院并达成调解。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虞荣刚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取消任职的条件的情况已经消失。”事实上，被上诉人虞荣刚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并未清偿，其对章丽微的债务起算时间应根据两人的民事法律关系来确立，而不得根据(2019)浙1121民初938号调解书所确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期限来确定。所以，基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前述公司法规定的任职的消极条件，被上诉人虞荣刚不具备继续担任被上诉人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综上，原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裁判结果有失公允，上诉人特提起上诉。 东建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江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被上诉人虞荣刚通过法院调解确定的是责任开始的期限，而不是重新确定债务履行期限，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虞荣刚“通过与债权人重新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债务的履行期限”错误。原审法院混淆了债务和责任的概念。债务是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责任是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时，国家强制致债务人继续履行或承担其他负担的表现。债务不包含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第106条第1款也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债务与责任是存在区别的。青田法院(2019)浙1121民初938号案件，原告为章丽微，被告为虞荣刚夫妇及东建公司，立案时间为2019年3月12日，案件标的额为503万元。据此，虞荣刚夫妇在该案立案之前便已背负巨额债务逾期未清偿，为此被诉。诉讼后，青田法院出具的(2019)浙1121民初938号民事调解书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产物，虞荣刚夫妇不按期履行，章丽微可据此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因此，诉讼前虞荣刚背负的是债务，诉讼后虞荣刚承担的是责任，法院调解书确定的还款期限是责任开始的期限。简言之，被上诉人虞荣刚“在法院的调解下，通过与债权人达成的是责任期限，而非债务履行期限”，原审法院因混淆债务和责任的概念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被上诉人虞荣刚负有巨额债务到期未清偿，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确认虞荣刚不具备继续担任上诉人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青田法院的(2019)浙1121民初93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是被上诉人虞荣刚“民事责任”的承担期限，并未改变债务履行期限，虞荣刚的债务履行期限应根据其与章丽微之间约定的期限来确定。虞荣刚负数额巨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事实清楚，如果被上诉人虞荣刚已经清偿到期债务，就不会被诉诸法院并达成民事调解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任职消极条件，被上诉人虞荣刚不具备继续担任上诉人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三、被上诉人虞荣刚负有巨额债务到期未清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解除被上诉人虞荣刚担任上诉人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并在工商登记方面注销被上诉人虞荣刚的董事资格，从而产生解除董事资格的法律效果。(一)解除被上诉人虞荣刚的董事资格属于法定解除，被上诉人江城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具有法律依据。解除公司董事资格有法定解除和决议解除之分。被上诉人虞荣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任职消极条件，不具备继续担任上诉人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对其董事资格的解除属于法定解除，而非决议解除，不需要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被上诉人虞荣刚的董事资格，应当在工商登记方面注销其董事资格。如果虞荣刚还在工商登记方面对外显示其为上诉人东建公司的董事，就不会产生法定解除董事资格的法律效果。(二)原审法院关于不支持第二项诉讼请求的理由不能成立。注销董事资格和确定新董事人选是两码事，注销董事资格不以确定新董事人选为前提，是否会导致公司组织机构缺陷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内的事务，司法不宜干预。而且，要注销的只是被上诉人虞荣刚个人的董事资格，而非注销公司的组织机构，公司的组织机构仍然存在。原审法院认定“东建公司只能办理变更执行董事人员登记而无法办理注销登记，否则将导致公司组织机构缺陷”是不能成立的。另，《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书》和上诉人东建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在同日签署。上诉人东建公司在2017年7月前系陈群倩的一人公司，因陈群倩确无资金和能力开发建设“锦绣江南”项目，经多次协商，在2017年7月18日，由上诉人东建公司与被上诉人江城公司签订《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书》，协议中明确承诺设立董事会制度、楼利刚担任公司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等。原审法院在未考虑协议签订的背景，未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认定“股东会决议以执行董事制度代替董事会制度”是武断的，也缺乏依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被上诉人江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虞荣刚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关于第一项上诉请求，即要求确认被上诉人不具有董事资格。被上诉人负债主要有两起，其中与李月珍的案件已经履行完毕；与章丽微的案件已经达成协议，不存在借款未清偿的情况。答辩人认为自己不存在公司法一百四十六条第五项情形，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关于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东建公司注销答辩人董事资格。上诉人对该请求没有请求的资格及事实依据。无论公司法还是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均规定，公司的董事发生变更的，可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法律对于注销登记仅有公司注销一章。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设董事会，而第五十条则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只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即执行董事一人是法定的最低要求。因此，上诉人要求注销董事，违反公司法第五十条规定，故上诉人该项请求没有请求权基础。同时，由于答辩人不存在公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五项情形，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存在其他不得担任董事的证据，故上诉人的主张也缺乏事实依据。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正确，应予支持。 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被告虞荣刚不具备继续担任被告东建公司董事的资格；二、判令被告东建公司前往青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注销被告虞荣刚董事资格的手续；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虞荣刚与案外人陈群倩是夫妻，其子为虞越。2016年9月14日，虞越与案外人郑晓康共同设立东建公司。陈群倩于2017年1月17日受让郑晓康与虞越的股份，成为东建公司唯一股东，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18日，陈群倩代表东建公司与原告江城公司签订《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书》，约定东建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江城公司作为股东。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书》第三条公司组织里，双方约定：1、公司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东建公司2名董事，委派虞荣刚、陈群倩为董事；江城公司3名董事，委派张海刚、王伟尧、楼利刚为董事，董事长由虞荣刚兼任，法定代表人由楼利刚兼任。……5、公司按章程和规章制度实施规范管理。同日，陈群倩和原告江城公司签订《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第十二条规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执行董事、监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第十五条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一、选举虞荣刚为公司执行董事；……；三、同意公司以修正后章程为准。次日，东建公司登记虞荣刚为执行董事。在任职期间，被告虞荣刚因为案外人东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为陈群倩与虞荣刚）向李月珍借款150万元提供保证，而被李月珍起诉至法院。但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该笔债务履行完毕。另查明，在该案审理期间，被告虞荣刚因受让东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被案外人章丽微诉至法院，双方最终达成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法院于2019年7月2日出具（2019）浙1121民初938号调解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二、被告虞荣刚是否具备担任执行董事的法定资格；三、原告请求东建公司办理注销被告虞荣刚的执行董事资格手续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东建公司签订的《引进战略投资者协议书》中，虽然约定公司设立董事会。但是当日，东建公司的股东会又达成公司设立执行董事，并作出由虞荣刚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股东会决议，且于次日办理了工商登记。这说明东建公司的股东会最终决定以执行董事制度代替董事会制度。因此，被告虞荣刚担任的是东建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而非董事会成员。根据庭审调查，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本意是认为被告虞荣刚因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的债务，所以不符合法定的任职条件。这是请求司法确认被告虞荣刚是否具备担任执行董事的法定资格问题，应区别于执行董事的任免问题，该项请求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在任职期间，被告虞荣刚确实出现结欠其他债权人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情况，但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虞荣刚或通过履行，或通过与债权人重新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的方式重新确定了债务的履行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取消任职的条件的情况已经消失。因此，就目前情况下，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被告虞荣刚除了法定的任职资格以外，是否符合东建公司股东意定的选任执行董事的其他资格条件，属于公司内部治理范畴，应由东建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处理。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实质是股东要求东建公司办理变更登记的问题，这关系到股东对董事的任免权利，原告具有诉的利益，因此该项诉讼请求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可进行实质性审查。东建公司股东会决议以执行董事制度代替董事会制度后，执行董事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其组织架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因此东建公司只能办理变更执行董事人员登记而无法办理注销登记，否则将导致公司组织机构缺陷。现东建公司股东未召开股东会，未确定新的执行董事人选情况下，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目前不具有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五十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原告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本院认定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虞荣刚不具备继续担任东建公司执行董事的理由是其认为虞荣刚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经查，虞荣刚在担任东建公司执行董事期间，确实因结欠他人债务而与他人产生了诉讼。但在一审期间，虞荣刚业已清偿部分债务，而尚未清偿部分则与债权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故在此情形下，原判认定虞荣刚已与债权人重新确定了债务履行期限，限制虞荣刚担任东建公司执行董事的情形已经消失，有其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基于前述理由，由于依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虞荣刚存在不得担任东建公司执行董事的法定情形，故上诉人以此为由要求办理虞荣刚董事资格的注销手续，显属依据不足，不应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东阳江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00元，上诉人青田东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永红 审 判 员 程允平 审 判 员 吴黄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邹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