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244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玲，女，1986年12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住浙江省宁波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伟，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全炯，男，197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住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 再审申请人李玲因与被申请人全炯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2民终7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玲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在主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反担保合同亦不能成立。《不可撤销反担保函》(以下简称《反担保函》)载明：今由全炯替我父亲李得可向宁波球冠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球冠公司）借款人民币陆佰万元做担保……。事实上，球冠公司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借款项，后由陈国伟向李得可出借了款项。虽球冠公司与陈国伟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主体。鉴于球冠公司与李得可的借款合同关系是独立的且没有成立，依据担保关系的从属性特点，作为从合同的《反担保函》亦不成立。且《反担保函》由全炯所出具，应由全炯承担主合同约定不明所导致的主合同未成立的后果。（二）退一步讲，假设《反担保函》约定李玲为李得可向陈国伟借款事宜提供反担保，则《不可撤销反担保函》签订过程中，全炯存在欺诈行为。《反担保函》系《借条》出具后第二天，全炯拿给李玲签署，即全炯当时完全知情债权人系陈国伟而不是球冠公司，却故意隐瞒该事实，使得李玲基于其父亲持有球冠公司120万股的错误预判下，认为借款无风险，才签署该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该《反担保函》属于可撤销状态。且李玲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已明确要求撤销该担保函。（三）全炯以李得可所有的120万股球冠公司股权用来抵偿其他债务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2017年7月11日的调查笔录中李得可明确从来没有委托全炯将其代持的球冠公司股份用于归还其向宁波龙峰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峰公司）的借款。李得可已明确表示拒绝。而原审法院据以认定李得可确认追认以120万股股权抵偿龙峰公司900万元借款的陈述笔录，是于2017年8月17日做出，在前一份笔录之后，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追认。李得可在2017年7月11日拒绝追认的陈述一经作出，则无权处分行为自始无效，至于龙峰公司的900万元债权是否真实存在等重要的事实均没有对应的证据，仅有龙峰公司出具的证明，而龙峰公司实际上由全炯控制。（四）全炯转让给案外人孙亚芬的200万股来源及权属构成不清。登记在担保人全炯名下的球冠公司股权共有300万股，全炯和李得可各120万股，其他人60万股。2015年12月15日前没有证据证明全炯的自有股份有200万股，全炯主张的龙峰公司转让给其80万股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基于常理，200万股应包括李得可的120万股。退一步讲，即使200万股中包括了全炯自有的120万股，至少占用李得可80万股，全炯向李玲的追偿权范围只能是120万股。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李玲与全炯之间反担保合同不生效，故李玲不应承担反担保责任。（二）退一步讲，即使李玲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债务人李得可的120万股权均由全炯用来清偿其他债务，加重了李玲的担保责任。综上，李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全炯答辩称，一、《反担保函》意思表示明确且合法有效，李玲应当按约履行反担保责任。首先，在反担保法律关系中，反担保人、追偿权人以及债务人三方均已经确定。且《借条》是《反担保函》的附件，李玲在签署《反担保函》时也明知实际出借人系陈国伟，并非球冠公司。债权人陈国伟的身份不影响反担保合同关系的成立，债权人与反担保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其次，不论是球冠公司还是陈国伟作为债权人，均不会改变李玲的反担保责任，不存在对李玲欺诈的情况。球冠公司系新三板挂牌公司，注册资金1.2亿元，有众多股东及投资者，不可能因为李得可持有120万股权，借款就无风险。且如以球冠公司作为债权人，就无法以该公司股权担保或抵债，对担保人还是反担保人，不但不会减轻责任，反而会产生更加巨大的风险。二、全炯用以偿债的球冠公司200万股权属于全炯个人所有。虽然全炯原持有的300万球冠公司股权中，有120万元股权属于李得可，但该120万元股权已经作价360万元用于偿还李得可欠龙峰公司的借款，该情况已获得李得可的认可。三、本案不存在所谓“放弃质权”的情况。案涉《借条》约定“球冠公司全炯股份做抵押”，该文字字面意思明确是以全炯所实际拥有的球冠公司股权做质押，而非以全炯代持的李得可的股权作质押。事实上，全炯代持的李得可的股权已经于2013年7月12日质押给龙峰公司，该情况李得可已经于2017年8月17日的《调查笔录》中予以认可。退一步说，即使《借条》中的质押股权理解为李得可的股权，但股权质押并未办理登记，质押权尚未设立，不可能产生放弃质押权的情况。四、二审法院判决李玲在本金474万元范围内承担反担保责任，对此全炯持保留态度。 本院再审审查期间，各方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李玲与全炯之间反担保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生效？2.若李玲确需承担反担保责任，具体数额如何认定问题。现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2015年1月21日，李玲的父亲李得可向陈国伟出具借条借款600万元，全炯作为担保人承诺担保责任。同日，李玲向全炯出具《反担保函》，表示反担保意愿。由此可见，李玲与全炯签订《反担保函》的目的是为了要求全炯在李得可与陈国伟的借款关系中承担担保责任。如果李玲不同意签署《反担保函》，全炯未必同意为李得可的上述债务提供担保，故该《反担保函》系李得可向陈国伟借款需要全炯提供担保的特定背景下订立，故仅凭《反担保函》中记载“李得可向球冠公司借款”，不足以推翻本案李玲为获得全炯对李得可借款的担保，而向全炯提供反担保的事实。李玲主张因李得可并未向球冠公司借得款项，故其《反担保函》应属无效的主张与事实不符，难以支持。李玲主张全炯以欺诈方式获取其反担保亦缺乏证据证明，且2017年7月11日一审法院对李得可的调查笔录中，李得可明确陈述李玲系为案涉600万元借款提供了反担保，且该反担保函是李得可要求其女李玲签署，具体向谁借并未向李玲说明。故李玲系根据其父亲李得可的要求签订《反担保函》，《反担保函》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李玲应按照约定承担反担保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对于全炯将其代持的120万股球冠公司股份部分抵偿李得可于2013年7月12日向龙峰公司的900万元借款的事实，李得可在2017年7月11日调查笔录中予以否认，但在2017年8月17日调查笔录中明确予以认可。李得可在本案中作出对己不利的陈述，应予以采纳。且李得可的陈述内容与龙峰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借条内容相互印证。由于龙峰公司同意将受让的120万股股权中的80万股转让给全炯，加上全炯个人所有的120万股球冠公司股权，全炯以200万股球冠公司股权抵偿给陈国伟用于承担担保责任，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判决认为全炯已承担担保责任，李玲应根据《反担保函》的约定承担相应反担保责任并无不当。但鉴于《反担保函》以及借条中均未约定利息，而李得可实际支付利息126万元，该行为加重了李玲的责任，二审判决将该126万元款项在反担保数额中予以扣减，有相应依据。 综上，李玲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玲的再审申请。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何忠良 审判员  李建宏 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杨韧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