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湘01行终637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凯丰城市广场1#综合楼西单元6楼603号房。法定代表人梁泓，董事长。委托代理人田健夫、邱丽丽，湖南龙冠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大道218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9楼。法定代表人冯意刚，局长。委托代理人汤金燕，该单位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双，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丹，女，198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长沙市芙蓉区。委托代理人夏明，湖南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冬初，男，汉族，1948年12月1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原审第三人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洋浦凯丰办公大楼2#商住楼东单元一号房。法定代表人黄文珍，总经理。委托代理人何世君，京园（北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控公司）、上诉人长沙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被上诉人李丹、原审第三人海南南海明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明珠公司）房屋登记一案，不服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行初13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查明，2014年7月29日，李丹、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共同提交《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丹名下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3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完费凭证、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的身份证明、琼金办贷［2011］15号《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等申请材料，向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李丹到场，并在《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上签名。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收申请材料并予以受理后，同意按照最高债权额50万元，债权确定期间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4月16日，办理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次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予以登记并向海控公司颁发房他证雨花字第××号他项权证涉案他项权证。另查明以下事实：1、提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的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其中约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凭证》及双方确认的相关文件、资料均为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经借款人、贷款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并公证后生效”；“海控小贷[2014]保字第019-1号、第019-2号、第019-3号《保证合同》，海控小贷[2014]质字第019-1号《质押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1号、第019-2号、第019-3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系本合同的从合同”。2、提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的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3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其中约定：“被担保的主债权为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币种及金额）为：人民币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本抵押合同签订后2日内，抵押双方应向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申请办理房屋抵押权登记”；第九条其他补充约定中有手写添加部分，内容为“最高债权额50万元，该笔抵押反担保主债权人民币1250万元中的50万元，不足部分以其他形式担保”，该手写添加部分无李丹签名确认。3、存在李丹及第三人留存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权合同》，与提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抵押登记的两份合同在签订时间、内容、数额均不一致的情形。还查明，2014年10月8日，海南仲裁委员会根据海控公司申请，就李丹、海控公司、南海明珠公司等人之间的借款、抵押作出（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6年5月，李丹以被骗取抵押登记为由向长沙公安机关报案，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经受理初查，于2016年6月17日决定对“李阳、李智恒、李丹被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并询问了海控公司委托代理人韩冰和南海明珠公司委托代理人黄勤。2016年12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上述调解书的过程中通知海南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2018年8月22日，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海仲重字第4号决定书，认定受理违反法律规定，决定驳回海控公司的仲裁申请，同月2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李丹提出的执行异议，作出（2018）琼01执异79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2014）海仲字第445号调解书。2018年9月，海控公司就借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李丹于2018年10月24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书面凭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第十八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并归档保留。第五十条规定：以房屋设定最高额抵押的，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第五十一条：申请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三）房屋所有权证书或房地产权证书；（四）最高额抵押合同；（五）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的合同或者其他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六）其他必要材料。法释〔2000〕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根据审理情况，本案双方存在如下争议问题：一、是否超过起诉期限。本案中，李丹知晓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依据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李丹的最长起诉期限为2年，至2016年7月30日止。但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2014年10月，海控公司就涉案借款、抵押申请了仲裁和执行；2016年5月，李丹就涉案抵押提出刑事控告，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直至2018年8、9月间，因李丹的执行异议作出不予执行仲裁和海控公司就借款合同提起民事诉讼。李丹为维护自身权利寻求法律救济的期间，不属于李丹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应予剔除。因此，李丹于2018年10月24日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二、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否尽到形式审查义务，涉案他项权证登记是否合法（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办理涉案他项权证登记时收集了如下材料：《长沙市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申请书》、李丹名下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海控小贷[2014]借字第019号《最高额借款合同》、海控小贷[2014]抵字第019-3号《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完费凭证、海控公司和南海明珠公司的身份证明、琼金办贷[2011]15号《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设立海口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其中《最高额借款合同》有如下约定内容：1、《借款凭证》及双方确认的相关文件、资料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合同经借款人、贷款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并公证后生效；3、《最高额借款合同》之外附有从合同7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因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办理涉案他项权证登记时应当审查作为主合同的《最高额借款合同》是否具备生效的条件，并收集对双方约定的从属于主合同的必备材料。本案中，《借款凭证》、公证文书及约定的从合同依法属于《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予收集并进行审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涉案他项权证登记的主要证据不足。（二）在《最高额抵押权合同》中约定：“本抵押合同签订后2日内，抵押双方应向长沙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申请办理房屋抵押权登记”；第九条其他补充约定中有手写添加部分，该手写添加部分无李丹签名确认。该抵押合同签订落款日期为2014年4月16日，提交办理抵押为同年7月29日，存在与约定不一致的情形。李丹在抵押申请书、询问记录下签名，对此李丹不能否认，但该询问明显系制式文本，规定问题询问没有涉及到合同生效、缺少必要材料、办理时间与约定不一致、合同添加内容无当事人确认等关键部分。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的规定，上述问题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询问过程中没有予以审查，也没有证据证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告知申请人补正相关材料，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三、涉案他项权证登记是否系李丹真实意思表示。李丹对抵押明知，到达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登记场所并在申请书上签名，均系李丹真实意思表示，李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李丹对此提出抗辩且公安机关已经刑事立案侦查，但在没有生效法律文书进行确认之前，一审法院不否认李丹真实意思表示。同理，未提交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和《最高额抵押权合同》，虽然存在与李丹及第三人留存的合同在签订时间、内容、数额均不一致的情形，但不纳入本案审查范围。四、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案件审理过程中，海控公司已李丹被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正在侦查，海控公司已提起民事诉讼为由要求本案中止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海控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系借款合同的债权之诉，本案审理无需以其审理结果为依据，同时，案外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本案审查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无关。海控公司的中止申请，不予采纳。综上，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涉案他项权证登记的主要证据不足，且没有尽到法定的审查义务，应予撤销。李丹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的房他证雨花字第××号，房屋他项权利人为海南海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不动产登记行为。上诉人海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本案起诉超期，应当驳回起诉。被上诉人2014年参与仲裁及执行以及2016年进行刑事控告，并不会导致无法提起行政诉讼的后果，该期间不属于法定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情形，不应予以剔除。因此，本案无论是适用一年还是两年的起诉期限，本案均已超过起诉期限。二、被诉行政行为合法，即使实体审查，也应驳回诉讼请求。涉案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证据材料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原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定涉案登记的申请事项系被上诉人等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其经审核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房屋管理登记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上诉人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向南海明珠公司发放贷款是基于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申请能够依法对不动产设定抵押登记并办理他项权证的依赖，换言之，如果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审核不予登记，则上诉人是不能发放贷款的。如果撤销涉案登记行为，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四、被上诉人系在约定违约金、案外人提供反担保并约定支付高额酬金之后，与上诉人及南海明珠公司共同向原审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办涉案抵押登记的,其主张抵押登记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常理。其以此主张撤销涉案抵押登记没有依据。请求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上诉人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对相关必要材料进行收集和审查，作出的涉案他项权证登记主要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撒销。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在办理涉案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过程中,所询问的问题没有涉及到合同生效、缺少必要材料、办理时间与约定不一致、合同添加内容无当事人确认等关键部分。上诉人认为，涉案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过程中，上诉人已经按照《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就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资料是否真实、是否有共有人等相关情况依法进行询问，并经过被上诉人的回答并签字确认。原审判决所要求上诉人审查的上述事项，涉及到合同是否生效等相关内容，已经超出形式审查的范畴。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三、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本案中，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行为的日期为2014年7月30日，被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为2年，至2016年7月30日止。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在维护自身权利寻求法律救济期间，不属于被上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知晓上诉人作出涉案行政行为后进行的维权行为系自主意思选择，并且，被上人进行的相关维权程序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不具备法律的直接关系，也不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的必备前置程序。因此，原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维权不属于被上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属于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延长了被上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应当依法予以撤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李丹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资料的完整性及合法性审查，以及就关键问题向当事人询问方面，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致使案涉他项权证登记不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的最高抵押权登记资料，并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缺乏《借款凭证》及《保证合同》、《质押合同》等从合同这些必要的登记材料。上诉人认为《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系针对未来债权进行担保，《保证合同》、《质押合同》与《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的主体不同，因此认为这些材料都不属于必要的登记材料。该观点明显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的规定。首先，本案中涉及的《借款凭证》、《保证合同》、《质押合同》等已经明确在《最高额借款合同》内容和附件中体现出来，该几份资料应当属于《最高额借款合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即应当属于本案涉及最高抵押权登记的必要登记资料。其次，《保证合同》、《质押合同》这些附件从合同，虽然与《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保证合同、质押合同等从合同内容中包含了主债权的金额、还款期限等，而该内容在形式上与《最高额借款合同》的内容是否一致,即能认定在形式上双方当事人对于抵押权的设立是否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保证合同》、《质押合同》等从合同应当属于《房屋登记办法》规定中的“必要的登记资料范畴”。2、公证文书系《最高额借款合同》的生效文件，也应属于《房屋登记办法》规定中的“必要的登记资料范畴”，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正确。《最高额借款合同》第13.2条“本合同经借款人、贷款人法定代表人或投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并公证后生效”，可知《最高额借款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公证，而本案提交上诉人审查的资料中并无公证书。因此，上诉人形式上审查主债权资料时，不仅应当审查当事人双方是否签字或盖章,同时应当审查是否存在附加的生效条件，以此来确定是否依据《房屋登记办法》第17条“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登记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的规定，要求当事人补充相应申请登记材料。因此，上诉人对于本案存在的《最高额借款合同》缺乏公证文书这一资料，亦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无误。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程序上，未实质尽到询问的形式审查职责，亦属于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提交的涉及询问的记录，系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格式文本，该格式文本在内容上仅仅适用于一般情况下的登记程序询问内容，而本案一审法院查明的特殊情况为:1、《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第九条其他补充约定中有手写添加部分，该添加部分“最高债权额50万元，该笔抵押仅担保主债权人民币1250万元中的50万元,不足部分以其他形式担保”，其实质上已对该合同原来的债权抵押额度及担保方式进行变动。而该手写部分并无当事人签名确认,即无法确认是否为当事人的合意。同时，对于手写部分的“最高债权额50万元”与《最高额抵押权合同》前面的主债权额150万元在金额上不同，对于抵押合同当事人而言，其均应无任何权力改变最高额借款合同的主债权数额。2、《最高额借款合同》有需要公证这一生效条件。而登记资料内无公证文书。3.《最高额抵押权合同》约定的办理抵押权的登记时间与实际登记时间不一致。因此，对于本案最高额抵押权登记资料中出现的特殊情况等，上诉人的格式文本询问内容并未包含，上诉人未就上述特殊情况这些关键部分对双方询问。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八条“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资料，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的规定”，应视为上诉人并未充分履行形式审查中询问的法定义务。三、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等人在2014年7月29日办理抵押登记后,被上诉人等人最早于2015年11月3日知道抵押权证等具体情况,后即向公安局报案，请求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被上诉人等人知晓权利之后，一直在积极维护自身权利，但截至目前公安一直侦查未果，被上诉人被迫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被上诉人认为公安机关侦查时间不应计算在内，即非因自身原因耽误起诉期限，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对此时效问题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和本案事实。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原审第三人南海明珠公司未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二审询问中陈述的意见与一审的意见一致，请求驳回起诉。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包括本案起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以及《最高额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凭证、公证文书、从合同等是否属《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其他必要材料”等。一审法院对本案有关事实未予查明，属认定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8）湘0111行初138号行政裁定；二、本案发回长沙铁路运输法院重审。审判长 周 永审判员 傅美容审判员 黄 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刘 哲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