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702民再8号原审原告：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常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莲心居委会德山大道515号（工商银行一楼）。法定代表人：苏文化，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高峰，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友，湖南云济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原审被告：吴志勇。原审被告：赵裳。两原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若，湖南华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审原告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与原审被告吴志勇、赵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5日作出的（2016）湘070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本院于2019年7月10日以（2019）湘0702民监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审原告法定代表人苏文化、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高峰，两原审被告吴志勇、赵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被告吴志勇、赵裳称：一、涉案债务是公司债务，要求个人承担违反法律规定。涉案债务是由江西上高县福鑫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鑫公司）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吴志勇只是受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敏夫的委托办理借款事宜，履行借款手续。其所借款项也已经全部直接转入福鑫公司账户。所以，吴志勇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欠款人。赵裳是吴志勇的妻子，对于福鑫公司的借款行为并不知情，原审判决吴志勇、赵裳归还借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要求受托人承担债务责任，严重违背现行委托制度。该笔借款的借款人为福鑫公司，担保人亦为福鑫公司。吴志勇只是受委托人，接受委托人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授权，与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办理借款事宜。对此，委托人福鑫公司于2014年2月12日已经通过公证形式向吴志勇出具了经过湖南省长沙市蓉园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2014）湘长蓉证内字第72号《公证书》。在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办理借款事宜时，吴志勇已经提交了《授权委托书》和《公证书》，所以，吴志勇办理借款的行为只是一种受委托的代理行为。原审判决对本案定性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的判决结果对于委托制度的理解一旦生效，将严重冲击我国现行委托法律规制的设立的意义。三、破产债权重复认定不合法，再次立案受理程序违法。福鑫公司已经于2015年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7日以（2015）上破字第01-01《公告》裁定了福鑫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受理债权申报。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亦已经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可以获得破产债权分配财产。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在申请债权后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债权清偿，实际上是要求重复认定债权的不合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在破产后已经登记了债权申报的，法院不得再以普通民事诉讼再次立案，否则属于程序违法。四、吴志勇、赵裳于2018年8月20日购买高铁车票受限时才知悉本案已经审理完毕并且到了执行程序，且是在网上才查到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7）湘0702执104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故意向法院隐瞒了原审被告的基本情况和联系方式，并采取向法院申请公告送达方式，致使本案进入缺席审判的诉讼程序中。原审原告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重复主张债权更是违反法律规定，浪费司法资源，导致法院审理程序不合法，直接损害了原审被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起诉。原审原告益邦小额贷款公司辩称：一、吴志勇与益邦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已经按约支付了全部借款，吴志勇、赵裳应当依法偿还借款本息。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二、涉案债务系吴志勇个人借款，而非福鑫公司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人为吴志勇个人，福鑫公司为该借款的担保人。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吴志勇的指定将款项实际支付至王建秋的个人账户，而非福鑫公司。福鑫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14年5月20日，原法定代表人吴敏夫将其股权分别转给王建立、吴志勇，自此，吴敏夫退出公司股东身份，亦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由吴志勇担任法定代表人。因此，案涉借款发生时（2015年8月），福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志勇。两原审被告称该借款为福鑫公司借款，完全是为逃避债务进行的与客观事实严重背离的虚假陈述。三、关于赵裳是否应当承担清偿责任。根据本案原审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其能够证明借款双方就此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夫妻分别财产制的情形。本案原审判决在两原审被告未提交证据证明存在上述除外情形的情况下，认定案涉债务为共同债务是完全正确的。本案再审时，两原审被告亦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于2018年1月17日才生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适用本案。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按照当时的法律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防范相应的法律风险，若以新的司法解释适用于本案，无异于要求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对立法先知先觉。四、吴志勇并非以福鑫公司受托人身份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借款。吴志勇试图证明其是受福鑫公司委托进行借款的证据是一份公证委托书，但该委托书出具的时间为2014年2月12日，而案涉借款发生于此后约一年半的2015年8月。更为重要的是该委托书出具时，福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敏夫，而案涉借款发生时，吴志勇已经是福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代表福鑫公司从事相关民事活动无需原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故案涉借款发生时，该公证委托书已经没有适用的基础。另外，两原审被告称福鑫公司既是借款人又是担保人，若福鑫公司为借款人，其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而非物的担保，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且有违常理。五、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在福鑫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申报保证债权，并不影响其继续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六、两原审被告称益邦小额贷款公司隐瞒被告的基本情况和联系方式，导致其缺席本案审理，纯属子虚乌有。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提起诉讼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提供被告的基本情况，为此，向法院提供了两被告的身份信息和婚姻登记情况，而且，提供的借款合同中明确注明了吴志勇的联系电话。法院裁判网公开信息显示，被告两夫妻在本案诉讼发生同一时期的债务纠纷亦为缺席审理。因此，造成本案原审缺席审理的真正原因是两原审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联系方式变更后，未及时告知给予其巨大资金支持的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并企图恶意逃债。两原审被告以此为理由申请再审才是严重违背诚信，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恶意诉讼。原审查明的事实及判决：2015年8月6日，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与吴志勇签订了一份编号为YB借字20150198号《借款合同》，合同约定：1、吴志勇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借款1500000元；2、借款仅限用于补充流动资金；3、借款期限1个月自2015年8月5日至2015年9月5日，以《借据》为准；4、贷款利率为月利率1.5%，按半月计算；5、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每月按借款金额的0.5%收取财务咨询费。吴志勇于2015年8月6日向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出具了借款借据，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依约将借款借给吴志勇。上述合同签订后，吴志勇的利息和咨询费仅付了半个月。经多次催讨未果。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前列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债务应当还清。吴志勇与益邦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于2015年8月7日向吴志勇支付该借款，吴志勇应按《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故益邦小额贷款公司要求吴志勇偿还借款本金15000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借款利息、咨询费，因双方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利息、咨询费，合计为年利率24%，故对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提出借款利息、咨询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本案律师代理费，因双方在《借款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故益邦小额贷款公司要求吴志勇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赵裳为吴志勇的配偶，本案债务产生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赵裳没有举证证明此债务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除外的情形，故赵裳应对吴志勇的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吴志勇、赵裳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符合缺席审判的法定条件。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吴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1500000元及利息、咨询费（利息、咨询费计算方式：以15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24%进行计算）；二、吴志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19950元；三、赵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吴志勇承担。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再审另查明，吴志勇与益邦小额贷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日（2015年8月6日），福鑫公司与益邦小额贷款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福鑫公司就该笔借款为吴志勇提供了担保，吴志勇作为福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保证合同上签名。次日，益邦小额贷款公司按照吴志勇的要求将150万元借款汇入王建秋个人账户。吴敏夫是吴志勇的父亲、王建立是吴志勇的母亲、王建秋是吴志勇的舅舅。原审中，原审原告提交的证据均为复印件，再审时除《保证合同》以原件进行核对外，其余证据全部提交了原件，如《借款合同》、借款借据、转账凭证等。原审审理程序方面，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因联系不到吴志勇，向本院提交了请求原审适用公告送达的申请，但未提交两原审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本院亦未按照两原审被告身份信息上的住所地进行邮寄送达，直接进行了公告送达副本、开庭传票及判决书。原审被告在再审中提交了《公证书》和相关申请公证的资料、《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书》作为证据，拟证明吴志勇不是个人借款，是受委托为福鑫公司借款。原审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因为签订合同时，吴志勇已经是法定代表人，无需公司授权。本院认为，一、原审认定原审原告益邦小额贷款公司与原审被告吴志勇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判决吴志勇归还借款，该项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被告吴志勇辩称该借款为公司借款，对此辩称，本院不予采信。因为吴志勇是以借款人的身份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吴志勇为法定代表人的福鑫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了法人担保。按照原审被告的申诉，福鑫公司在借款合同中既是借款人又为自己提供法人担保，这既与事实不符也不合乎法律规定。二、关于原审被告赵裳是否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本案借款发生的时间是2015年8月，审理时间是2016年12月，此时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原审、再审中吴志勇、赵裳两人均未提交除外情形的相关证据。三、益邦小额贷款公司在福鑫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申报保证债权，并不影响其继续向主债务人主张权利。原审被告辩称益邦小额贷款公司申报了破产程序中的保证责任的债权，而不能向主债权人提起诉讼的，该辩称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四、原审在适用公告送达程序时，没有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亦未按照被告的住所地邮寄送达法律文书。故原审在适用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开庭公告时，适用程序存在瑕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项：违反法律规定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上诉状副本，致使当事人无法行使辩论权利，应当认定为剥夺了当事人的辩论权利。本案再审时，两原审被告委托了代理人参加了诉讼，行使了辩论权，故两原审被告的辩论权利得以维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6）湘0702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凌溶人民陪审员  黄绎霏人民陪审员  柴勤莲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代理书记员  朱 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