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869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原名喜力啤酒（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1555号801-10室。法定代表人：侯孝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敕赫，上海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雪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原名喜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外高桥大厦1214室。法定代表人：侯孝海，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敕赫，上海劳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常熟市支塘镇欣惠食品商行，住所地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华东食品城C07-101号。经营者：陈敏红，女，1979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常熟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凤鸣，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玉婷，江苏福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薛燕，女，1973年1月2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太仓市。上诉人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啤酒公司）、雪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常熟市支塘镇欣惠食品商行（以下简称欣惠商行）及原审被告薛燕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10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啤酒公司、贸易公司上诉请求：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啤酒公司、贸易公司无需向欣惠商行支付返利款321534元；本案上诉费用由欣惠商行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对于买卖合同关系的建立及合同关系的变更没有任何认定。啤酒公司已于2016年8月告知欣惠商行由贸易公司承担，啤酒公司与贸易公司并未同时与欣惠商行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无法得出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结果。2、一审遗漏双方的累计交易金额、返利金额、已使用返利金额的核心争议事实。首先，双方之间积欠的返利虽不能精确计算，但可以合理推断，以据此判断欣惠商行的举证是否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其次，就现有的欣惠商行的银行流水及手台账，我方不可能存在遗漏应付对方的返利。第三，对方所谓的多次与我方销售人员签字画押确认的返利款，忽略了前述计算过程，令人难以信服。3、所谓的表见代理忽略了有利于我方的证据，系毫无理由的臆断。啤酒公司于2015年11月向欣惠商行发送对账单明确告知返利金额与押金金额，并告知如有异议，与公司财务部联系，欣惠商行却于同年12月与薛燕进行确认，并不具有表见之善意。且表见的前提也是返利金额的准确无误。4、就双方存在争议的返利金额，举证责任在欣惠商行，但欣惠商行的银行转账记录及手台账记录与其主张的返利金额相互矛盾，却与我方认可的金额高度吻合，故依法应当采信我方主张，对方应承担不利后果。欣惠商行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要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原审判决对于认定啤酒公司与贸易公司共同承担付款义务的认定是正确的，因为该两公司的主要人员、股东等方面都相同，是关联公司，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两公司与我方持续的往来当中均发生了业务。在业务的前期，是根据贸易公司业务员的指定付款给贸易公司，后期又按照指定付款给啤酒公司，而且在结算过程当中，也没有对两公司细分对账，因此一审判决啤酒公司和贸易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是正确的。2、双方之间经过多次对账。双方业务自2006年开始至2015年结束，共发生了两百多笔，我方对此与对方业务员对账，特别是2015年12月30日，通过对账，对方确认了结欠金额。3、业务过程当中的相关信息，仅有业务员通知告诉我方，我方只与业务员接触，因此对方的业务员应该是代表了对方。在业务发生过程当中，返利标准随时发生调整，每次调整以及新的方案都是由对方业务员向我方口头告知，相关手续也与业务员进行办理，因此我方认为业务员的行为就是对方的行为。欣惠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啤酒公司、贸易公司、薛燕支付经销啤酒返还款351534元；2.诉讼费由啤酒公司、贸易公司、薛燕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常熟市支塘欣惠副食品商行于2003年登记设立，经营者陈国良，系个体工商户，由其家庭共同经营。后该商行注销，于2012年12月新设立常熟市支塘镇欣惠食品商行，经营者陈敏红，系个体工商户。陈敏红系陈国良女儿，双方约定原常熟市支塘欣惠副食品商行的全部资产及债权、债务转让给常熟市支塘镇欣惠食品商行。贸易公司于2002年5月9日登记设立；啤酒公司于2011年8月23日登记设立，曾用名称喜力亚太酿酒（上海）有限公司；喜力酿酒（浙江）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5日登记设立，上述三公司均系相同股东，系关联公司。薛燕于2008年入职贸易公司，从事销售工作；2013年3月1日，薛燕与原喜力亚太酿酒（上海）有限公司即啤酒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在销售部门从事销售代表岗位工作；2017年3月6日，薛燕与贸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在销售部门从事销售工作。2006年初，贸易公司指派销售员开拓市场。在收取常熟市支塘欣惠副食品商行保证金30000元后，贸易公司于2006年3月1日出具“证明”，证明常熟市支塘欣惠副食品商行为贸易公司在江苏省常熟地区负责娱乐渠道的经销商。后双方开始业务往来，具体销售模式：欣惠商行为被告公司销售啤酒，被告按约定返利欣惠商行。每笔业务由欣惠商行与贸易公司指派的销售员联系订购啤酒，销售员安排订单，欣惠商行根据销售员结算的金额向指定的收款方付款（业务前期均是付款贸易公司，后期有很多笔付款给啤酒公司），被告公司收款后即发货。第一笔业务，欣惠商行需按订货金额全额付款，每笔业务产生的返利可用于抵销后期业务产生的部分货款。双方业务自2006年初开始至2015年9月结束，总计发生200多笔业务。业务前期，双方多次对账，贸易公司销售员朱宇锋（峰）分别于2007年7月10日个人签名确认到2007年7月9日为止，喜力公司欠常熟欣惠共计193886.13元；于2008年2月26日确认到2008年2月26日为止，喜力欠欣惠喜力费用226266.13元；到2009年3月10日为止欠262759.13元。约2010年起，贸易公司将销售员更换为薛燕，直至双方业务结束。2015年12月30日，欣惠商行与薛燕对账，薛燕书面确认欠款321534元加30000元押金共计351534元。啤酒公司曾向欣惠商行发送对账单要求盖章确认，载明截止至2015年11月，结欠返利55125.41元，押金30000元；贸易公司也曾向欣惠商行发送对账单要求盖章确认，载明截止至2018年6月，结欠返利55125.41元，押金30000元。欣惠商行收到上述两份对账单后均未予确认。一审庭审中，啤酒公司、贸易公司认为：薛燕无权代表公司来确认所欠欣惠商行款项金额；根据欣惠商行所提供的资料无法计算得出欣惠商行主张的金额，欣惠商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啤酒公司的计算至2015年11月只结欠欣惠商行55125元及押金30000元，现该结欠金额已转由贸易公司予以返还欣惠商行。薛燕认为：我是因受欣惠商行经营者哄骗而对账签字的，并非本人真实意思。我最后一次签字确认的金额是260000多元加50000多元组成的。自我接手业务后，公司只结欠欣惠商行返利50000多元及30000元押金，另外260000多元由朱宇锋签字。本案业务是欣惠商行与两被告公司发生的，与我个人无关，不应由我承担还款责任。欣惠商行则认为：欣惠商行在向销售员交了押金之后成为对方的经销商，整个业务欣惠商行都是和对方的销售员联系，返利标准、返利调整、每笔业务的返利抵销货款金额、扣除返利款还需付款的金额等等都是由对方销售员口头告知欣惠商行，欣惠商行均遵从销售员的指示，欣惠商行处并没有相关详细资料，欣惠商行完全有理由相信销售员是能完全代表对方公司的。因每笔业务的返利并没有全部用于抵销后期货款，最终的欠款是滚动计算累积而成的。欣惠商行与对方公司的销售员朱宇锋连续三年每年都有对账并签字确认。销售员换成薛燕后，一直要进行口头对账，2015年12月30日，薛燕至欣惠商行处对账，书面确认欠款321534元加30000元押金共计351534元，并不存在哄骗薛燕签字的情形。因每笔货款都是打入啤酒公司、贸易公司账户，薛燕系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的销售员，是代表对方公司的，其对账所确认的金额是代表对方公司结欠欣惠商行，故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若对方公司认为薛燕超过授权范围，则薛燕也应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为尽最大程度查明客观事实，法庭要求各方当事人提供销售员朱宇锋（峰）等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便于调查，并要求各方提供相关的合同、返利标准、返利结算方式等原始书面材料，但各方均未能提供。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贸易公司结欠欣惠商行押金30000元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认定。因该押金系由贸易公司实际收取，理应由贸易公司返还，啤酒公司无需对该款承担还款责任。薛燕作为贸易公司、啤酒公司的销售员，负责啤酒公司、贸易公司与欣惠商行的业务对接，在长期的业务过程中，欣惠商行有理由相信薛燕的对账行为是有权代表公司的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故对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结欠返利款321534元的金额，予以认定。贸易公司、啤酒公司系关联公司，欣惠商行与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均存在经销啤酒业务，因双方在对账过程中并未区分各自结欠的返利款，故贸易公司、啤酒公司应承担共同给付义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贸易公司返还欣惠商行押金3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欣惠商行指定账号；或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62×××67）。二、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给付欣惠商行返利款32153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采用转账方式支付，请汇入欣惠商行指定账号；或汇入常熟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常熟方塔支行，账号：62×××67）。三、驳回欣惠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73元，由贸易公司负担450元，余款6123元由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共同负担。一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2019年5月喜力啤酒（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喜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更名为雪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关于返利金额的形成，二审中欣惠商行称：前面的返利不是每下一次拿货就能抵用掉，有时候不抵，有时候用另外的抵，有时候部分抵，陆续积下来有这么多。薛燕则称，只要账上有返利的钱，在新销售的货款中就可以抵掉，返利的金额多于进货的金额，可以在下次进货时继续使用。欣惠商行则称，薛燕所称可能是公司内部情况，但其与对方的实际交易中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其发现存在返利的情况下全额付款进货的情况。啤酒公司及贸易公司则认为，其根据欣惠商行的打款记录结合手台账记录，计算下来返利金额与其认可的差不多，返利的使用没有任何限制。关于2015年12月30日确认欠款金额的对账情况，欣惠商行称是通过与对方对账形成的，相关凭证均在对方业务员那边，对账时系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返利中还包括了调整奖励的部分。其也曾到对方公司要求对账，就是对方寄出通知的地方，但没人与他核对，可能对方管理的人换了，真正处理的人没有。对此，薛燕称，其系自2010年开始接手与欣惠商行之间的业务，接手时账上可用余额基本为零，到业务结束确认金额是55000多元再加上3万元押金，为何会出现35万多元,就要涉及朱宇锋。朱宇锋系其之前负责常熟这块业务的公司业务员，欣惠商行手上有好几张朱宇锋签字确认的单子，包括26万多元的这张。其接手时没有和朱宇锋进行移交，其看到这张26万多元的单子时知道公司有这么个人，但双方没有什么来往，朱宇锋走后有另一个人接手了几个月，之后才是其接手。欣惠商行老板娘称公司还欠这么多钱，将朱宇锋签字的条子给其看了，其也跟领导说过这个事。2015年底，欣惠商行要求对账，其认可5万多加上3万元押金，对方说把朱宇锋的26万多加进去，她说朱宇锋的款不是她签的，对方称反正也是她们公司的，然后她就给对方签了35万多。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称，朱宇锋可能是2008年到2009年离职的，之后有人短暂接了一段与欣惠商行的业务，之后就是薛燕接手。欣惠商行最初是和贸易公司发生往来，之后变更到啤酒公司，之后又变回贸易公司，两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一样的，确实是关联公司。本院认为：关于和欣惠商行发生代理销售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在二审中认可先是贸易公司，之后是啤酒公司、之后又是贸易公司，但期间各方并未清帐，持续有往来，且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分别于2015年、2018年就相同业务向欣惠商行发送对账单，可见啤酒公司、贸易公司与欣惠商行交易过程中并未就不同主体进行区分，一审判决该两公司共同承担给付义务并无不当。关于双方争议较大的结欠的返利金额，欣惠商行依据朱宇锋分别于2007年7月、2008年2月、2009年3月签名确认的金额及薛燕2015年12月30日签字确认的金额主张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尚欠其款项321534元及3万元押金。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对此金额不予认可，认为根据欣惠商行的打款及手台账上的交易往来，返利金额仅有55000多元。对此本院认为，啤酒公司、贸易公司及薛燕均认可朱宇锋系在薛燕之前代表公司与欣惠商行往来的业务人员，薛燕二审中认可其确于2015年底签字确认欠款为321534元加上3万元押金，其中26万元系因看到了朱宇锋确认的金额故其才签字。薛燕系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的业务员，代表公司与欣惠商行往来，其就接手之前公司业务欠款金额的确认，系职务行为，其效力及于公司。从薛燕的陈述看，其接手后欣惠商行的老板娘曾告知其朱宇锋确认结欠的款项，从常理分析，至2015年底对账结算前，其就此应与公司沟通过，至对账时其仍予以确认，且欣惠商行也提供了朱宇锋数年签字确认的依据，所以欣惠商行的举证还是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证明啤酒公司与贸易公司结欠321534元及3万元押金的事实。啤酒公司、贸易公司认为按照欣惠商行的付款及进货数量直接计算结欠返利金额，因双方就返利的计算及款项的折抵方式存在争议，又无书面合同予以明确，且交易往来跨度10年，交易数量达200多笔，历经多名业务员操作，故该两公司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及可操作性，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啤酒公司、贸易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573元，由上诉人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雪花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管 丰审判员 孙晓蕾审判员 浦智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汤烨雯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费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六、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七、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