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8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宁，男，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滕少艳，山东崇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国粱，山东崇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丛莉，女，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文娟，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王红艳，女，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钧（系王红艳公公），男，1947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原审被告：济南华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法定代表人：王瑞盈，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长钧，男，该公司工作人员。上诉人周宁因与被上诉人丛莉、原审被告王红艳、济南华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93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宁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鲁0102民初937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丛莉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中予以认定的2张周宁于2018年2月1日出具的分别为496万元以及46万元《借条》及《收到条》的借款根本不存在。涉案两张《借条》及《收到条》是认定本案民间借贷成立的基础证据，这两张《借条》及《收到条》认定的焦点和难点在于这两张《借条》及《收到条》上确实是周宁签名、按手印，但是《借条》及《收到条》上载明的借款却根本没有发生。从涉案的两张《借条》及《收到条》载明的内容来看，是说周宁在2018年2月1日借了董斌（丛莉丛莉之子）2笔钱，分别为496万元和46万元，周宁周宁收到借款的时间为2018年2月1日，董斌支付借款的方式为现金。本案一方面无任何证据证明2018年2月1日发生过该两笔借款，另一方面丛莉在一审时也未按照该2张《借条》载明的内容主张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所以该两张《借条》以及与《借条》在同一张纸上的2张《收到条》记载的内容不真实，是确定的。丛莉在一审时，通过2015年-2016年双方多个账户之间不正常的频繁款项往来，将上述两张2018年2月1日的《借条》解释为双方对账的结果，是不能成立的，一审判决支持了丛莉明显不合常理的解释，判决错误。因为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如果真如丛莉所解释的以及一审判决认定的上述2张《借条》是双方真实对账的结果，那么完全可以在《借条》上如实载明，而且完全不必让周宁出具当日收到借款现金的《收到条》。如此异于常情以及正常处理方式的《借条》和《收到条》，连丛莉作为原告起诉时，都不按照《借条》和《收到条》记载的内容主张，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本案民间借贷定案的依据。关于2018年5月11日周宁针对上述两张虚假《借条》出具的《还款协议》，存在相同的问题。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民间借贷，只有《借条》和《收到条》记载的借款真实存在，《还款协议》以及在《借条》和《收到条》之后周宁作出的一系列意思表示和行为才能作为周宁应当还款的证据；如果《借条》和《收到条》记载的借款并不真实存在，周宁便没有还款的义务。综上，本案关键证据2018年2月1日的2张《借条》和《收到条》，虽然周宁都有签名按手印，但是记载的内容不真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18年2月1日双方之间发生过《借条》和《收到条》上记载的该2笔借款，另外丛莉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也未按照《借条》和《收到条》载明的借款发生时间、借款金额和借款支付方式主张本案民间借贷的基础事实。由此该2张《借条》和《收到条》因记载内容不真实不能作为本案民间借贷的定案依据，由该2张《借条》后续形成的《还款协议》因《借条》不真实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审对于该3份证据的认定错误，判决错误。周宁与董斌、丛莉2015-2016年多个账户之间不正常的频繁款项往来，从交易习惯和特点来看，符合期货指示交易的特征，不符合民间借贷的特征。另外上述款项往来，无法与上述2张《借条》和《收到条》形成完整证据链，现有证据无法对《借条》上的数额和当日收到借款现金的《收到条》作出合理解释，明显存在证据链条的缺失。一审判决在证据链连合理解释和闭环都不能形成的情况下，直接将《借条》等同于双方2015-2016年款项往来的对账，认定错误，判决错误。首先，如第一条上诉理由所述，丛莉主张以及一审判决支持将《借条》等同于双方款项往来的对账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如果是对账结果，完全可以写明，而且完全没有必要让周宁出具一个当日收到借款现金的《收到条》，这是基本逻辑的悖论。无论丛莉和董斌如何解释，都否定不了上述《借条》、《收到条》以及《还款协议》内容的虚假。其次，如果丛莉主张，周宁与董斌、丛莉多个账户之间不正常的频繁款项往来是民间借贷，那么丛莉应当就这些款项往来在当时是民间借贷提供证据，丛莉未提交任何这些款项实际发生时是民间借贷的证据。与此相反，周宁提交了一份保留至今的这些款项发生时董斌在期货交易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书证。根据民事诉讼优势证据规则，丛莉未提交任何这些款项发生时是民间借贷的证据，周宁提交了一份董斌在期货交易对账单上签字确认的书证以及期货交易明细，可以认定周宁主张的周宁与董斌、丛莉之间多个账户频繁往来转账是期货指示交易的转账，不是民间借贷。最后，本案的证据只能够证明发生过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2015-2016年周宁与董斌、丛莉多个账户之间产生过1700余万元的频繁款项往来，这些款项往来，除了周宁提交了一份董斌在款项往来发生过程中签字确认的期货交易对账单以及期货交易明细外，无其他在款项往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款项往来的真实用途。另一件事情是2018年2月1日，周宁与董斌之间产生过2份《借条》和当日收到借款现金的《收到条》以及之后针对《借条》又产生了周宁与丛莉的《还款协议》，这2份《借条》和《收到条》记载的内容不真实，无论是周宁还是丛莉均未按照《借条》和《收到条》记载的内容主张双方之间的基础事实。由此，本案关键证据《借条》、《收到条》以及《还款协议》内容存在虚假，无法作为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基础事实的证据，本案民间借贷证据链无法形成闭环，一审判决错误。周宁与丛莉、董斌的真正争议在于期货交易赔钱了，谁来兜底，谁来承担亏损。无论上述2张《借条》和《收到条》以及后续基于《借条》的《还款协议》形成背景如何，是否存在威胁等情况，都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述2张《借条》及《收到条》上记载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一审判决实际上仅是对该2张《借条》进行了数字采信，对周宁与丛莉均未按照《借条》和《收到条》主张本案基础事实以及其他不符合正常逻辑的内容，均未予以查明，对于本案证据链无法形成闭环，未能作出合理解释，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本案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董斌，应当依法追加董斌参加诉讼。本案关键证据2018年2月1日的2张《借条》上的借款人是董斌，本案与周宁进行微信、电话联系，在期货交易对账单上签字的也是董斌。虽然在后面针对上述2张借条的《还款协议》中把还款对象的名字改成了董斌之母即丛莉丛莉，董斌作为丛莉的代理人出庭也称所有款项是丛莉的，但是2018年2月1日2张《借条》和《收到条》是在董斌和周宁之间形成的，现在这2张《借条》和《收到条》记载内容明显不实，到底这2张《借条》和《收到条》是如何形成的，只有董斌和周宁清楚。本案应当依法追加董斌参加诉讼，以便查明案件真相。综上，一审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董斌，2018年2月1日的2张《借条》和《收到条》上载明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2015-2016年双方账目往来是期货指示交易，周宁愿意采取测谎等任何可能的方式来证明以上事实。一审判决确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比对，对本案事实作出客观认定，以作出公正判决。丛莉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周宁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一、周宁出具的《借条》、《收到条》、《还款协议》真实有效，一审判决综合本案证据认定涉案资金为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过一审查明的事实可知，自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1日，丛莉通过丛莉及丛莉之子董斌的账户多次向周宁账户转账，期间周宁多次还款，有相关银行流水为证。根据双方往来账目，2018年2月1日，周宁出具两份《借条》、《收到条》，确认尚欠丛莉的款项，并且《借条》、《收到条》上的内容均是周宁书写。因周宁到期未能偿还，2018年5月11日，周宁又向丛莉出具了《还款协议》。因此，结合丛莉与周宁往来账目及《借条》、《收到条》、《还款协议》，足以证实丛莉与周宁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一审判决判令周宁向丛莉偿还借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周宁上诉辩称虽然其在《借条》、《收到条》签字按手印，但在2018年2月1日并未收到现金496万元和46万元，由此认为《借条》、《收到条》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此，丛莉认为周宁的该上诉理由依法不成立：首先，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提供的银行流水，双方自2015年5月以来互有转账，且交易频繁，丛莉主张2018年2月1日的《借条》、《收到条》及2018年5月11日的《还款协议》均系双方对前期借款的汇总符合双方交易事实情况。其次，周宁对2018年2月1日的《借条》、《收到条》及2018年5月11日的《还款协议》中的签字及手印并无异议，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明知出具《借条》、《收到条》及《还款协议》的法律后果，周宁主张未实际收到涉案款项，但并未通过合法途径将上述《借条》、《收到条》及《还款协议》追回，因此，其主张2018年2月1日的借条、收到条指向新的借款与事实不符。二、周宁辩称涉案款项是丛莉之子董斌委托其进行期货投资，证据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周宁辩称，涉案款项是丛莉之子董斌委托其进行期货投资，但其所提交的期货交易明细、转账明细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即便双方之间存在炒期货关系的可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上述规定，周宁于2018年2月1日出具《借条》、《收到条》，2018年5月11日出具《还款协议》后，双方的关系也即为借贷关系。因此，周宁的该项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三、丛莉为涉案款项出借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周宁主张追加董斌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通过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知，丛莉系董斌之母，在2019年8月14日的《调查笔录》中，关于涉案款项中董斌转给周宁、周宁转给董斌、周长钧转给董斌款项的性质，董斌及丛莉均认可该款项是丛莉的款项，只是借用董斌的账户转款，与董斌无关。并且，2018年5月11日周宁为丛莉出具的《还款协议》，以及周宁在与丛莉之子董斌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认可是向丛莉借款，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丛莉为涉案款项的出借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本案证据可证实，针对双方款项往来，周宁先出具了《借条》、《收到条》，后未按期还款，又形成了《还款协议》。因为《借条》、《收到条》的内容是周宁起草，且董斌是代丛莉办理借款事宜，已向法庭说明借条的形成过程，因此，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丛莉是涉案款项的出借人，且一审法院已查明该借款的形成过程，故周宁要求追加董斌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综上，恳请贵院依法驳回周宁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以维护丛莉的合法权益。王红艳辩称，一审法院查封了王红艳的工资卡一年之久，现申请法院对工资账户进行解封，一审中已经阐明王红艳一直不知情，直到法院查封才知道，王红艳的家庭已经十分困难，由于周宁无任何经济收入，全家的生活费用支出全由王红艳自己承担，孩子在外地求学，费用支出很大，一年中多次靠娘家父母和弟弟不断接济，全家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的打击和伤害，基本的生活、生存条件已不存在了，一审判决驳回丛莉要求王红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再根据王红艳家庭的实际困难现状，恳请法院体谅同情弱者，尽快解封王红艳的工资卡，以便让他们过上正常员工的生活，得到公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权利，同时保留追诉丛莉给王红艳及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伤害的权利。华东公司辩称，丛莉凭空捏造事实、伪造借款协议，陷害和他毫不相干的华东公司，一审法院在查封华东公司账户后，查明了事实情况，解除了冻结措施。一审法院查清事实，华东公司公章系伪造的。丛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宁、王红艳偿还借款本金570万元；2.判令周宁、王红艳支付借款利息（以570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3.判令华东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周宁、王红、华东公司承担本案产生诉讼费、保全费及丛莉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丛莉系董斌之母，周长钧系周宁之父，董斌与周宁系朋友关系。丛莉与周宁、董斌与周宁之间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往来。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期间,丛莉向周宁转款22次，共计1095.6万元，董斌向周宁转款12次，共计618万元；周宁向丛莉转款10次，共计341.58万元，周宁向董斌转款17次，共计512.46万元，周长钧（周宁之父）向丛莉、董斌转款3次共计286万元,李刚、曹俊增代周宁向丛莉转款2次，计100万元，杨凯代周宁向董斌转款10万元，周宁转王驰20万元;2017年2月20日董斌向周宁转款3万元；2016年6月至2018年1月期间，周宁向董斌转款23次，共计164.3万元，周宁向丛莉转款1次90万元。综上，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1日期间丛莉、董斌共向周宁转款1716.6万元、周宁、周长钧共向丛莉、董斌转款1524.34万元（含第二次庭审中丛莉认可的4笔转款130万元）。2018年2月至2018年5月11日期间,周宁向董斌转款5次，共计39万元；2018年5月11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周宁向董斌转款22次，共计83万元（5月28日转10万元、6月1日转3万元、6月12转5万元、6月21日转8万元、6月25日转2万元、7月3日转5万元、7月6日转15万元、7月12日转4万元、7月23日转3万元、7月25日转2万元、7月30日转2万元、8月7日转2万元、8月8日转5万元、8月10日转3万元、8月13日转1万元、8月14日转2万元、9月3日转2万元、9月5日转2万元、9月20日转1万元、9月26日转2万元、9月29日转3万元、10月11日转1万元）；2018年8月17日丛莉向被告周宁转款5万元。董斌称无论通过其账户转给周宁、周宁转给董斌、还是周长钧转给董斌的款项均是原告的款项，只是借用董斌的账户转款，该款与董斌无关。2018年2月1日周宁出具的借条上的款项均为丛莉的款项，该款与董斌无关。周长钧称其与丛莉和董斌均没有任何业务关系，其与丛莉和董斌之间的转款均为其代周宁转款。2018年2月1日，周宁出具了数额分别为496万元、46万元的借条及与借条相对应的收到条各1张。数额为496万元的借条载明：今因业务周转（借款原因）董斌（出资人）借款496万元，每月支付25万元利息，借款期限2个月；如因此次借款产生的纠纷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借款人承担，如诉讼、保全、执行、律师费等；违约责任：借款人逾期还款的，每日按借款总额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并且借款人同意出借人出售、抵押、出租与借款人有关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房屋、车辆、保险款项、机械设备和公司股份等），用于偿还出借人的本金、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支出的费用；声明：借款人周宁认可并同意履行上述违约责任；附保证函同时具备法律效力；以上内容需借款本人认真填写，并表示全部确认，签字后生效。周宁签名按手印。收到条载明：本人（借款人周宁）今收到现金人民币496万元。周宁签名按手印。数额为46万元的借条及收到条除未约定借款利息和借款期限外，其余内容同上。2018年2月1日，周宁出具保证函，载明：“鉴于周宁借款董斌人民币，大写肆佰玖拾陆万元整的借款事宜，周宁保证在其父周长钧名下资产、房产证号：XXXX号，面积：334.72平方米，房屋座落：天桥区，此房产在广发银行现有450万元贷款，其评估价值在1000万元左右，周宁为周长钧唯一独子，即唯一继承人承诺保证：此房产剩余价值作为借款的担保，若在2018年3月31日前，未能偿还本金，董斌可以处置此房产以保证董斌资金的安全性。此保证函与借款单据同时具备法律效力。”周宁签名按手印。2018年5月11日的还款协议载明：“今周宁因资金周转向丛莉借款570万元，由于未能在约定的2018年3月31日前如期归还，经双方协商，周宁承诺自2018年5月10日起，每10天归还丛莉人民币100万元，2018年7月10日前结清所有欠款。对于此项还款计划书，华东公司作为担保企业负责担保还款义务。若在约定的期限内，周宁未完成还款义务，华东公司负责替周宁还清欠款。丛莉有权向周宁按24%年化率追加支付2018年5月10日至2018年7月10日期间的欠款利息，丛莉可以采取法律措施对欠款人和担保企业进行诉讼保全。还款期间，逾期产生的欠款利息（24%年化率）和诉讼费用由周宁和华东公司共同负责承担。”该协议下方，周宁在“欠款人”处签字并捺印，担保企业及法人处盖有华东公司的公章及王瑞盈的印章。周宁称该协议系其在董斌胁迫之下所签，协议上所盖印章为假章，董斌不知晓是假章，但知晓其会偷盖印章。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据华东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对2018年5月11日还款协议中加盖的公章及法人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2月19日，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津天鼎[2018]文书鉴字第184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019年3月29日庭审后，周宁经核对双方来往账目，认为丛莉核对的账目漏掉了以下款项：2015年7月7日李刚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7月17日曹俊增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9月6日周宁转给王驰20万元，2016年3月18日周宁转给周长军40万元，2017年11月24日杨凯转给董斌10万元，2016年5月9日周宁转给张万涛5万元，以上共计175万元，均是支付给原告或董斌的款项，应当扣除。原告认为：2015年7月7日李刚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7月17日曹俊增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9月6日周宁转给王驰20万元，2017年11月24日杨凯转给董斌10万元，以上共计130万元予以认可，可以充抵借款，但2016年3月18日周宁转给周长军40万元和2016年5月9日周宁转给张万涛5万元，共计45万元，不予认可，称该款项的往来系周宁分别与周长军和张万涛之间的资金往来，与原告无关。2018年5月董斌与周宁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1）、2018年5月11日下午2:10，周宁向董斌发送其起草好的《还款计划书》，并说“你先看一下，哪些内容需要修改”；（2）、2018年5月11日下午3:01，董斌将修改后的还款计划书发给周宁，之后双方就欠款人、周宁董斌根据沟通的情况，将完善后的还款计划书发送给周宁，周宁回复说“可以，就按这个，我明天盖好章给你送过去啊”；（4）、2018年5月12日下午4:31，周宁微信告知董斌还款协议书已加盖华东公司的公章；（5）、2018年5月13日下午4:21，周宁给董斌发送视频，录制其在还款计划书上签名按手印的过程，并告知董斌次日通过闪送将还款协议书送至董斌处。综合整个过程看，2018年5月11日的还款协议书是周宁拟好还款协议书后通过微信发送给董斌查看并询问是否需要修改，董斌将还款协议书修改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周宁，并表示在还款协议书上加盖华东公司的印章后，再将还款协议书送至董斌处。另，董斌多次通过微信要求周宁按照约定期限偿还款项，周宁多次表示肯定还款，但因出现未预料到的情况，希望还款期限延后一些。2018年5月10日董斌给周宁拨打电话，周宁不接，董斌存在谩骂的情形，时长6秒钟。董斌与周宁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18日上午11:11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董斌说“没办法，你有老人，我也有老人，我现在没法给我妈交代了，我给她承诺今天给他100，和你打官司预示着我没发瞒她了，你已经逼的我无路可走了”。周宁回复“我很清楚，上周我们谈的时候，我估算时间有误，并不是不履行后面的，你再给我到月底，我拿出200万来先给老太太”。2018年5月18日上午11:28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周宁说“我也不想让你老太太生气着急，我认这个账，前面的事都过去了，我做好以后，老太太那欠最大的人情，我也会还啊”！周宁主张，董斌所转款项均转入期货账户，董斌是期货投资人，期货交易明细上有董斌的亲笔签字，董斌与周宁共同使用周宁公司员工账户用于炒期货。为证明上述主张，周宁向本院提交了期货交易明细、周宁名下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周宁、刁焕祎、包莉莉、李钢名下期货账户2015年至2018年的账单、仇文娟名下期货客户2015年至2016年的账单、周宁公司员工工资单作为证据。丛莉对周宁银行账户历史明细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期货交易明细上不认可，没有原告或董斌的签字，不能证明双方形成了委托期货投资的合意，且该明细是周宁单方制作，不能证明董斌委托周宁进行期货投资；对期货客户2015年至2016年的账单认为既没有鲁证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也没有经办人的签字，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且上述人员均与原告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期货账户的损益表认为系周宁单方制作，不属于证据，且没有原告或董斌的签字，其上标注的所谓“期货入金”、“期货出金”是其自行界定，并且部分金额并无相应凭证，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或董斌委托周宁进行期货投资的事实；对员工工资单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周宁收到款项后如何使用是其自由支配的权利，与原告无关。庭审中，根据周宁的申请，本院依法传唤证人王晶茹出庭作证。证人王晶茹作证称，其于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在中天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做会计，周宁是该公司的总经理，2015年4月至2016年期间公司从事期货业务，董斌经常去公司找周宁，周宁办公桌上的电脑常年显示期货实时走势，董斌去的时候应该能够看到，但董斌是否具体操作不清楚。丛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斌主张，证人王晶茹陈述不属实，其只是中午时候偶尔去周宁公司坐坐，其从未与周宁合伙炒期货。另查明，华东公司于2000年2月25日成立，周宁原系华东公司的股东发起人之一，2015年3月12日华东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崔炳宝、王瑞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丛莉与周宁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二、王红艳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华东公司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原告丛莉与被告周宁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第一、关于本案资金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被告周宁、被告华东公司辩称，涉案款项是原告丛莉之子董斌委托被告周宁进行期货投资，丛莉及董斌均不予认可，但其所提交的期货交易明细、转账明细等证据中，董斌仅在一份期货交易明细上签字，但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主张，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周宁主张其与丛莉、董斌之间系委托期货关系，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即便双方之前存在炒期货关系的可能，但周宁于2018年2月1日出具借条、收条、保证函，5月11日出具还款协议后，双方的关系也即为借贷关系，且在借条、还款协议中明确载明涉案资金系借款，并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等具体内容。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资金属于借款。第二、关于是否存在胁迫。首先，周宁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借款金额巨大，其应当预见到其在协议书上签字后的法律后果；其次，综合2018年5月董斌与周宁的微信聊天的整个过程看，2018年5月11日的还款协议书是周宁拟好还款协议书后通过微信发送给董斌查看并询问是否需要修改，董斌将还款协议书修改后通过微信发送给周宁，并表示在还款协议书上加盖华东公司的印章后，再将还款协议书送至董斌处；再次，微信视频中可以清楚证实，周宁在出具还款协议时并未受到所谓的胁迫；再次，周宁提供的录音中虽有董斌谩骂周宁的情形，但该录音仅时长仅6秒钟，仅以此认定该协议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证据明显不足。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周宁、被告华东公司主张系受胁迫而书写还款协议，其出具的还款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理由欠当，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第三、关于原告丛莉是否为出借人。本案中，丛莉系董斌之母，周长钧系周宁之父，董斌与周宁系朋友关系。丛莉与周宁、董斌与周宁之间存在多笔银行转账往来。董斌称无论通过其账户转给周宁、周宁转给董斌、还是周长钧转给董斌的款项均是原告的款项，只是借用董斌的账户转款，2018年2月1日周宁出具的借条上的款项均为丛莉的款项，该款与董斌无关。周长钧称其与丛莉和董斌均没有任何业务关系，其与丛莉和董斌之间的转款均为其代周宁转款。2018年5月11日周宁为丛莉出具还款协议，与周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相互印证，综合银行转账记录及借条、收到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丛莉与周宁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本案中应当认定原告丛莉为出借人。周宁称丛莉主体不适格，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第四、关于丛莉主张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如何认定？丛莉、董斌与周宁之间存在多笔转账往来，2015年5月至2018年2月1日前丛莉、董斌共向周宁转款1716.6万元，周宁、周长钧共向丛莉、董斌转款1524.34万元，与丛莉、董斌所转款项尚差192.26万元（注：2019年3月29日庭审后，2015年7月7日周宁通过李刚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7月17日通过曹俊增转给丛莉50万元，2015年9月6日周宁转给王驰20万元，2017年11月24日杨凯转给董斌10万元，以上共计130万元，丛莉予以认可，已计入周宁、周长钧共向丛莉、董斌转款1441.34万元中；周宁称其于2016年3月18日转给周长军40万元，2016年5月9日周宁转给张万涛5万元亦是支付给原告或董斌的款项，对此，丛莉不予认可，并称该款项是其分别与周长军和张万涛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周宁没有关系，周宁亦未提供该款项与丛莉或董斌有关系的其他证据，故对周宁的该主张，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2月1日之前双方之间只有银行的资金往来明细，2018年2月1日周宁向董斌出具了数额分别为496万、46万元的借条及收条、保证函，而双方在2018年2月1日当日及前后并无相应数额的资金往来记录，该借条及收条应视为双方对以往资金往来进行对账结算并计收一定利息之后所形成的，且周宁对该借条和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应认定有效。496万借条中约定月息25万元，明显高于年息24%，应按年息24%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496万元按年息24%计算自2018年2月1日至5月11日期间的利息为326136元，496万元+46万元+326136元+5万元=5796136元，2018年5月11日周宁给丛莉出具尚欠570万元的还款协议中，有事实依据，是合法有效的。但周宁于2018年2月14日至5月11日已支付丛莉39万元。因此，该期间的利息39元不应计入本金，应从本金中扣除。综上，至2018年5月11日止，周宁尚欠丛莉本金531万元。2018年5月11日至10月11日期间周宁共向丛莉、董斌转款83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本案中双方在还款协议中约定年化率为24%，符合法律规定，应按年息24%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外还应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务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根据上述规定，经计算，利息支付至2018年8月14日，截止2018年8月14日尚欠丛莉本金4911375元，2018年8月17日丛莉向被告周宁转款5万元计入本金后，周宁尚欠丛莉本金共计4961375元。因此，丛莉要求周宁支付借款4911375元，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应予支持。超出的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宁应自2018年8月15日起支付利息，按年息24%计算，现丛莉自愿要求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本院予以支持。周宁称其与丛莉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所转款项为董斌自己炒期货的资金往来，丛莉与董斌均不予认可，周宁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系委托炒期货或存在除借贷外的其他法律关系，故对周宁的上述主张，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周宁称丛莉的借款行为系套路贷等主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王红艳是否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借款虽然发生在被告周宁与王红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王红艳不认可该债务，而原告丛莉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王红艳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所有借款均转至周宁个人银行账户且数额较大，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借条、还款协议均为周宁个人签字，并无王红艳的签字确认或经王红艳事后追认，也不能证明该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生产经营，故涉案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丛莉要求王红艳对本案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主张，理由欠当，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华东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诉争还款协议中虽盖有“济南华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王瑞盈”字样印章，但该印章系周宁个人伪造后加盖，华东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之规定，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丛莉与华东公司之间并未就保证事宜进行过磋商并达成合意，华东公司亦未作出对周宁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故华东公司不应对周宁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因此，丛莉要求华东公司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理由欠当，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窗体底端判决如下：一、被告周宁向原告丛莉偿还尚欠借款本金491137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付清；二、被告周宁向原告丛莉支付借款利息，以借款4911375元为基数，按年息24%计算，自2018年12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付清；三、驳回原告丛莉要求被告王红艳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丛莉要求被告济南华东缝制设备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五、驳回原告丛莉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周宁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丛莉与周宁之间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是否应追加董斌为当事人参加本案诉讼；二、周宁向案外人周长军、张万涛的转账是否系偿还的涉案款项。关于焦点问题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周宁于2018年2月1日向董斌出具金额为496万元、46万元的借条及收条，并于同日出具保证函，对上述借款进行确认。后周宁于2018年5月11日再次出具还款协议看，载明向丛莉借款570万元。周宁对上述借条、收条、保证函及还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以上证据可知，周宁与丛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合意。周宁主张其与丛莉、董斌之间系委托期货关系，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对此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此外，即使周宁与董斌之前存在炒期货关系的可能，但周宁于2018年2月1日出具借条、收条、保证函，2018年5月11日出具还款协议的行为，表明其已认可双方为民间借贷关系。关于是否追加董斌的问题。根据一审查明的情况，董斌主张涉案资金往来系其母丛莉借用其账户与周宁账户之间的往来行为，并明确认可涉案款项均系丛莉的款项，与董斌无关，故一审法院认定周宁与丛莉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周宁主张应追加董斌参与本案诉讼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问题二，周宁主张于2016年3月18日向周长军主张交付40万元，2016年5月9日向张万涛转账交付5万元亦是支付给丛莉的款项。丛莉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上述两笔转账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周宁未能提供上述两笔转账与丛莉或董斌有关系的有效证据，或丛莉、董斌指示周宁向周长军、张万涛付款的相关证据，故本院对周宁的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根据周宁出具的借条、双方的往来明细、符合法律规定的利息标准等，经过计算周宁尚欠丛莉4911375元，应及时偿还并支付相应利息。综上所述，周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0元，由上诉人周宁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静审判员 李莎莎审判员 焦玉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赵雪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