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577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建均，男，1978年3月17日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习水县。委托代理人：蒋成君，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营业场所遵义市红花岗区海丰路远光公司2、3号楼底一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20302MA6G3G9C8B。经营者：黄关军，男，1982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桐梓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远菊，女，1980年1月18日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王建均因与被上诉人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鑫通恒汽修中心）、周远菊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2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王建均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2228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车辆维修费;二、一二审诉讼费、公告费由鑫通恒汽修中心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王建均并未将车辆送至鑫通恒汽修中心处维修。王建均与鑫通恒汽修中心的经营人黄关军并不认识，更非好友，也不知该维修场在哪里。庭审中，鑫通恒汽修中心先诉称车辆由王建均委托的人送来修理，随后又称由王建均本人送来修理，其陈述前后矛盾，属胡编乱造。原审法院单方面听取鑫通恒汽修中心的陈述就认定是由王建均送修，实属错误。且原告提供的证据维修单中的时间、送修人姓名及客户的电话均被涂改，清单也无王建均签字。维修单上“王建均”的名字是被硬加上去的，涂改前后的客户电话均非王建均的。若真如鑫通恒汽修中心诉称双方是好友，怎么可能不知道王建均的电话？鑫通恒汽修中心是故意捏造不实证据诬陷王建均，应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其次，维修费用认定错误。从鑫通恒汽修中心提供的定损证据看，被保险人周远菊获赔金额为7900元，鑫通恒汽修中心诉请的却是13000元，相差5100元。对此鑫通恒汽修中心辩解该款是对非此次事故损失进行维修的费用，但从定损单和维修单可看出，保险公司定损的左轮圈损失金额为4100元，而鑫通恒汽修中心的维修单记录的轮圈损失却为8400元，相差4300元。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对事实部分认定错误。原审法院仍以《民诉》解释第105条之规定，采取自由心证方式推定，明显偏袒。二、原审程序违法。本案为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但庭审结束后，陪审员在等候签字，主审法官未与两位陪审员合议就直接去写判决，程序违法。综上，原审法院裁判错误，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王建均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鑫通恒汽修中心辩称：涉案车辆维修费7900元已经由保险公司支付到被保险人的账户，另外的5100元不属于保险责任，但客户同意的维修费共计13000元，因延迟支付维修费造成的利息1400元，我方在一审中已提交相关证据。被上诉人周远菊未答辩。被上诉人鑫通恒汽修中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决王建均、周远菊连带赔偿修理费13000元，并支付因迟延给付的利息1430元；二、诉讼费由王建均、周远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14日，周远菊所有的贵Ａ×××××轿车因发生事故受损被开到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处修理。通过保险公司定损，本次事故损失为7900元。同时，非本次事故损失为5100元。2014年5月19日该车修理完毕，保险公司将7900元赔偿款支付给周远菊。因修车人一直未将修理费交给红花岗区鑫通恒汽修中心，鑫通恒汽修中心遂起诉至原审法院。鑫通恒汽修中心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定损单、王建均的驾驶证复印件、周远菊的行驶证复印件、维修单及保险公司的付款依据。该维修单载明送车人为王建均，送车时间2014年5月14日，维修费13000元。在审理过程中，鑫通恒汽修中心称经营者黄关军和王建均是好朋友，所以王建均把车开来后就把自己的驾驶证和该车的行驶证、保险证交给自己，并说等到保险公司赔偿后就把钱给鑫通恒汽修中心。由于是朋友，王建均来接车时也没有签字。原审法院当庭询问王建均的代理人，为什么王建均本人不出庭，代理人称他有事不能来法庭。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到底涉讼车是谁送来交给鑫通恒汽修中心修理。通过鑫通恒汽修中心提交的定损单、王建均的驾驶证复印件、周远菊的行驶证复印件、维修单，这些信息明确指向王建均。结合王建均本人以有事为由不出席庭审的事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送车人为王建均，即修理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为王建均。由于周远菊不是合同当事人，因此鑫通恒汽修中心无权向其主张合同权利。鑫通恒汽修中心主张迟延履行损失（利息）1430元，是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从接车之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其请求不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一百零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判决：一、王建均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给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修理费13000元，并赔偿迟延履行损失1430元，两项共计14430元；二、驳回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0元，公告费400元，共计560元由王建均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王建均与鑫通恒汽修中心经营者黄关军在案涉车辆送修前并不认识。案涉贵Ａ×××××宝马X6汽车是由案外人胡柏高送到鑫通恒汽修中心进行维修，王建均并未在场；案涉车辆的维修内容是由胡柏高与鑫通恒汽修中心协商确定；车辆维修结束后，是由胡柏高从鑫通恒汽修中心将案涉车辆开走。再查明，在鑫通恒汽修中心提供的《维修单》中，送修人姓名处原为“胡柏高”，后送修人姓名处“胡柏高”三字被涂改，并改为“王建均”。本院在二审中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王建均是否是本案汽车修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王建均是否负有向鑫通恒汽修中心支付修理费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合同成立是指缔约当事人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即自承诺生效时成立。因此，在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判断王建均是否是修理合同的合同相对方，应结合本案修理合同缔约经过、王建均是否参与合同主要条款的磋商、日常生活的常识进行判断。根据鑫通恒汽修中心在二审中的陈述，案涉贵Ａ×××××宝马X6汽车并非由王建均驾驶到鑫通恒汽修中心进行修理，且王建均亦未与鑫通恒汽修中心协商车辆维修的具体内容，案涉车辆维修结束后，案涉车辆也并非由王建均从鑫通恒汽修中心开走。案涉车辆修理的全部过程王建均均未参与，其并未作出将案涉车辆交由鑫通恒汽修中心进行维修的意思表示。同时，王建均亦未在鑫通恒汽修中心的《维修单》上签字，且该《维修单》中，送修人姓名处原为“胡柏高”，后被涂改为“王建均”，加之鑫通恒汽修中心未提交证据证明案涉车辆系胡柏高受王建均的委托送至该汽修中心进行维修，故本院认为鑫通恒汽修中心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建均系案涉车辆维修合同的合同相对方，王建均不负有鑫通恒汽修中心支付修理费的义务。至于鑫通恒汽修中心要求周远菊支付修理费的诉讼请求，周远菊虽然是案涉车辆的所有权人，但周远菊并非本案修理合同的相对方，不负有向鑫通恒汽修中心支付修理费的合同义务。加之鑫通恒汽修中心修理案涉车辆，是基于案外人将车辆送至鑫通恒汽修中心进行维修，鑫通恒汽修中心与周远菊亦不构成无因管理的法律关系，故本院对其要求周远菊支付修理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建均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2016）黔0302民初222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元、公告费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0元，由被上诉人红花岗区鑫通恒汽车维修保养服务中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晶晶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马天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聂敏杰书记员钟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