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浙04民终26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港区港顺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乍浦镇杭州湾钢贸城二号楼商业服务楼39幢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05793204912。法定代表人：马善香，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红乐，男，1984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洛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新峰，河南卓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公笑，河南卓青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营业场所：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道大桥路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2715435358N。负责人：金一，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梦姣，女，该公司员工。原审原告：丁文强，男，1968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强，浙江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颖，浙江嘉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嘉兴市港区港顺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简称港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红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公司（简称人保公司）、原审原告丁文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402民初81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港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二项，改判由张红乐或人保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张红乐与港顺公司之间构成雇佣关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张红乐系本起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张红乐在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并非为港顺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不能将其列入由港顺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2.港顺公司已为肇事车辆购买了相应的保险，发生正常事故后的赔偿责任本应由人保公司承担，现因张红乐逃逸行为导致的扩大部分的损失，应由张红乐自行负担，而不应转嫁给港顺公司；3.张红乐的逃逸行为属于重大过错应与港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且港顺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张红乐追偿，一审法院未判决张红乐与港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剥夺了港顺公司向张红乐追偿的权利，加重了港顺公司的责任。4.张红乐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与港顺公司系雇佣关系，事实上双方之间是承揽关系，故人保公司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张红乐承担。二、一审法院认定人保公司的免责条款有效属认定事实不清，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简称商业三者险）属于商业保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简称《保险条款》）中关于驾驶员肇事逃逸情形下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的条款（简称逃逸免赔条款）系免除人保公司保险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相关规定，人保公司应尽到提示和明确告知义务，现人保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投保单（简称投保单）上没有对逃逸免赔条款的说明，投保人声明上的手写内容也并非由港顺公司人员书写，《保险条款》上没有港顺公司的签章，同时也并非本起事故发生时适用的条款，因此该逃逸免赔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人保公司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张红乐辩称，一、张红乐于2015年3月经人介绍与港顺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从事运输工作，运输工具由港顺公司提供，工作任务、收入标准、工资发放方式均由港顺公司确定；二、港顺公司提供制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辆给张红乐驾驶，安排的工作任务又导致车辆严重超载，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根据相关规定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在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享有向工作人员追偿的权利；四、港顺公司未与张红乐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也不存在张红乐按劳动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人保公司辩称，人保公司已就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港顺公司也已在投保人声明和投保单上盖章确认，表明港顺公司已经知道了相关的免责条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丁文强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应予维持。丁文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人保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其损失620379.39元（包括医疗费109151.3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95元、营养费2700元、误工费23760元、护理费11880元、残疾赔偿金41008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200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鉴定费3100元、施救费670元、车辆修理及评估费17450元、车牌费110元、交通费1000元）；二、判令张红乐、港顺公司对人保公司交强险、商业三者险赔偿范围之外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月20日3时01分许，张红乐驾驶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浙Ｆ×××××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沿嘉兴市长水路由东向西直行通过三环东路口，丁文强驾驶浙Ｆ×××××号小型普通客车沿嘉兴市三环东路由北向南直行通过长水路口，两车在路口内发生碰撞，造成丁文强受伤、二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红乐驾车逃逸，于当日被查获。本起事故经嘉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二大队认定，张红乐驾驶严重超载且制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闯红灯通过交叉路口，对路口车辆通行情况观察不周，未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其过错行为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且肇事后逃逸，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丁文强无过错，无责任。丁文强系非农户籍，事故发生时尚未逾60周岁。陈海宝（1940年4月26日出生）系丁文强之母，非农户籍，共生育子女3人。至丁文强定残日（2019年3月28日），丁文强年满51周岁，陈海宝年满78周岁。事故发生前，陈海宝每月领取社会保障金2037元。事故发生后，丁文强被送往武警浙江省总队嘉兴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弥漫性轴索损伤、左侧额叶脑挫裂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额部头皮挫裂伤，住院73天后于2018年4月3日出院，后又经多次门诊治疗。经丁文强申请，2018年11月5日，嘉兴市康慈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2018]精鉴字第373号鉴定意见书载明，丁文强因交通事故受脑外伤致精神障碍：器质性智能损害（轻度），评定为七级残疾。2018年7月25日，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8]临鉴字第897号鉴定意见书载明，丁文强因交通事故所受之伤建议伤后误工期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鉴定费用3100元由丁文强预付。在诉讼中，根据张红乐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了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丁文强的残疾等级进行重新鉴定。2019年3月28日，绍兴文理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2019]精鉴字第12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丁文强因交通事故受脑外伤致精神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与道路交通事故系直接因果关系，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八级伤残。重新鉴定费用2960元由张红乐预付。张红乐驾驶的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浙Ｆ×××××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的登记所有人系港顺公司，系港顺公司实际所有，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浙Ｆ×××××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未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丁文强驾驶的浙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登记所有人为其本人，事故发生后，根据丁文强的申请，嘉兴捷顺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载明浙Ｆ×××××号小型普通客车的车辆损失为16750元。评估费700元由丁文强预付。港顺公司事故发生后为丁文强垫付100000元，张红乐及人保公司均未为丁文强垫付费用。一审法院认为，丁文强因本起事故导致的各项损失如下：1.医疗费，根据丁文强提供的门诊病历、出院记录、住院收费票据及费用清单、门诊收费收据等证据，核定为109151.29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根据丁文强的出院记录，丁文强住院共73天，计1095元。3.营养费，根据丁文强的伤情及鉴定意见，酌定为2700元。4.护理费，根据丁文强的伤情及鉴定意见，丁文强的护理期为90天，丁文强主张的护理费标准及金额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为11880元。5.误工费，根据丁文强的伤情及鉴定意见，丁文强的误工期为180天，丁文强主张的误工费标准及金额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为23760元。6.残疾赔偿金，丁文强因本起事故所受之伤已构成八级伤残，其有权主张残疾赔偿金，根据其户籍性质、定残时的年龄，丁文强主张的残疾赔偿金标准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确认，其金额应为307566元（51261元/年×20年×30%）；本案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故丁文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并入残疾赔偿金，对丁文强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予以确认，根据被扶养人的年龄、扶养份额、丁文强的赔偿标准，并考虑被扶养人已领取社会保障金的情况，陈海宝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2812元[（30068元/年-2037元/月×12个月）×5年×30%÷3人]；故丁文强的残疾赔偿金总额应为310378元。7.精神损害抚慰金，丁文强因本起事故构成八级伤残，给丁文强造成了精神损害，丁文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并要求在交强险内优先赔付，根据丁文强的残疾等级，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侵权造成的后果和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8.交通费，根据丁文强治疗的情况及距离的远近等，酌定为1000元；9.鉴定费，因重新鉴定部分改变了丁文强的原鉴定结论，故原鉴定费用3100元中，由丁文强自行负担1200元，其余1900元作为丁文强损失予以处理。10.车辆修理费，丁文强车辆因本起事故受损的事实已经由事故认定书予以记载，其提供的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结论书、车辆修理费发票、维修清单等，能够证明车辆受损及修理费支出情况，计16750元。11.施救费，丁文强提供的由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安顺拖车服务部签章的200元施救费发票无证据佐证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丁文强提供的嘉兴市金通汽车有限公司出具的470元施救费发票予以认定；12.评估费700元。13.丁文强还主张车牌费110元，但提供的票据所载的付款人为倪建强，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以上各项合计494784.29元。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人保公司作为保险人应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丁文强122000元，包括医疗费限额10000元，死亡伤残损失限额1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丁文强在交强险外的损失部分，应由张红乐一方根据责任比例负担。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张红乐驾驶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丁文强驾驶机动车不负事故责任。根据双方在事故中的过错，丁文强在交强险外的损失372784.29元应由张红乐一方负担。关于张红乐与港顺公司的关系问题。张红乐主张双方系雇佣关系。而港顺公司抗辩称双方系承揽关系，认为双方之间的结算按每趟出车计算，收入依据运输距离地点确定，支付方式是每月支取一部分，年底统一结算，同时港顺公司对张红乐庭审中提供的出车情况的记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确认涉案的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及浙Ｆ×××××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确系港顺公司实际所有。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港顺公司的抗辩情况可以确认如下事实：张红乐从事运输的工具（车辆）系港顺公司提供，工作任务由港顺公司确定，工作完成后的收益由港顺公司支付给张红乐，收入的标准由港顺公司确定，而张红乐获得收入是向港顺公司提供具有驾驶资格的驾驶行为的对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项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张红乐与港顺公司之间虽未形成书面的合同或协议，但其关系的性质相较港顺公司抗辩的承揽关系，更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该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由港顺公司负担。浙Ｆ×××××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在人保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1000000元及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因张红乐在事故中存在逃逸情节，人保公司提出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的抗辩，并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投保人声明等证据相佐证。在《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责任免除部分第二十四条，人保公司以加粗加黑字体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张红乐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的事实已经被事故认定书所确认，且有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张红乐制作的询问笔录相佐证，其行为符合该责任免除情形。人保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尽到了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对人保公司提出的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的抗辩，予以支持。丁文强超出交强险的损失372784.29元，应当由港顺公司负担。因重新鉴定部分改变了丁文强的原鉴定结论，故重新鉴定费用2960元，由丁文强负担1480元，该笔费用系张红乐预付，故丁文强负担部分在港顺公司支付给丁文强的赔偿款中扣除，张红乐支付部分由张红乐与港顺公司自行结算。故人保公司共应赔付丁文强122000元。港顺公司共应赔付丁文强371304.29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00000元，尚需支付的金额为271304.29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人保公司赔偿丁文强损失122000元；二、港顺公司赔偿丁文强损失271304.29元；以上一、二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三、驳回丁文强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751元，由丁文强负担641元，由港顺公司负担111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张红乐提交照片打印件6份，证明张红乐平时拉货所驾驶的车辆上的集装箱都是全封闭的，张红乐不清楚货物是否超载。港顺公司、人保公司、丁文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张红乐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难以考查，本院不予认定。港顺公司、人保公司、丁文强未提交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一审判决港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否恰当。二、人保公司是否可以拒赔商业三者险。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根据该条规定，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只要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的行为构成侵权并造成损害事实，用人单位就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港顺公司主张张红乐并非其公司员工，港顺公司与张红乐只是承揽关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在编人员，也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临时雇佣人员。而从现有证据和当事人陈述来看，港顺公司是从事道路货物专用运输业务的企业，张红乐在本起事故发生前从事的运输业务均由港顺公司安排，从事运输业务时驾驶的车辆均由港顺公司提供，取得的业务收入也均由港顺公司统一收取并由港顺公司按月向张红乐发放报酬，因此可以认定港顺公司与张红乐之间在本起事故发生前已经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控制、从属关系，张红乐在本起事故发生时系港顺公司的工作人员。港顺公司关于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港顺公司还提出张红乐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并非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因此导致的扩大部分损失，不应由港顺公司承担。但港顺公司与张红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确认张红乐在事发时正接受港顺公司指派驾驶车辆为港顺公司运输货物，在事发逃逸后也已将车上货物送到了目的地，因此张红乐在为港顺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事故致人损伤已可确认无疑，港顺公司所提张红乐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并非执行工作任务行为的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港顺公司又提出张红乐应与港顺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用人单位系法定的侵权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未规定此种情形下，工作人员需与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港顺公司的该主张依据不足。至于港顺公司所提其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是否有权向张红乐进行追偿的问题，因丁文强一审诉讼请求中并未涉及，故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理涉。综上，张红乐作为港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为港顺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事故致丁文强损伤，一审判决张红乐的用人单位港顺公司对丁文强在交强险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人保公司主张拒赔商业三者险的依据是逃逸免赔条款，该条款在《保险条款》中以加粗加黑的方式与其他一般条款作区分，足以引起投保人港顺公司的注意，虽然港顺公司否认收到《保险条款》并主张人保公司未就逃逸免赔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但港顺公司已在投保单和投保人声明上加盖公章确认其已收到《保险条款》且人保公司已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应认为人保公司已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逃逸免赔条款已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采纳人保公司提出的拒赔商业三者险的意见，于法有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港顺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57元，由上诉人嘉兴市港区港顺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涛审判员 杨 剑审判员 舒珊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赵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