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191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市高山街28号（怡和写字楼）一至二层。负责人：刘刚，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乐洋，山东隆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元海涛，男，1972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勇冉，山东华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强，山东华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淑祥，男，1978年4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经，山东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龙，荣成卓远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威海市育华路21号。负责人：韩冬，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鑫榕，该公司职工。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元海涛、刘淑祥、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威海火炬搞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鲁1091民初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刘淑祥应当对受委托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商业三者险应当拒赔。平安保险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特别约定一栏中显示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保单的第一受益人，刘淑祥肇事的车辆在银行办理了汽车抵押贷款。根据贷款流程贷款购买车辆，必须先到威海市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过户、办理抵押登记，然后按照银行要求购买车辆保险(盗抢险、商业险、机动车损失险等)，并将交强险、商业险保单原件或复印件留存银行，在银行才能签订贷款合同，银行才能放款给原车主等。车辆贷款、抵押、过户、投保等程序繁琐、复杂，所以一般车主基本都会委托专业人士代为办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既然被平安保险公司刘淑祥委托车贩子办理相关事项，刘淑祥应当对受托人所办理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及投保人声明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而不能事后仅仅以投保单及免责声明非本人签字就逃避法律的制裁和惩罚。刘淑祥持其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单等相关手续在晋城银行在威海二手车市场的代办点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刘淑祥应知道车辆保险投保相关条款等一系列情况。本案刘淑祥在学习驾照期间尚未获得驾驶证，就醉酒驾驶且事故发生后逃逸，属于情节极为恶劣。国家对于这种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社会现象或重点案例经常性在电视、报纸、手机等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和传播，甚至在公路的电子警示牌都会滚动播出，作为一个普通人都会知道，作为一个学习车辆驾驶的人或者已经获得驾驶执照的人，更应该知道。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深入人心，就像杀人、放火要被判刑一样，难道也需要保险公司时时提醒或提示吗?如果法院对这样种种严重违反法律，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事情，还在苛刻的要求保险进行这样、那样的提示后，才能免赔，否则就要为其买单。这样的案子一旦判决，一旦在裁判文书网上公布，就会成为诱导或者引导各种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的人投机取巧，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让保险公司替他们承担社会恶果。二、一审法院判决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缺乏法律依据。平安保险公司通过查证元海涛的护照属于C-3-2类型，是个人旅游担保签证。该护照只是能够证明他本人曾经多次到过韩国旅游，但是并不能证明他事故发生前一直在韩国打工，并且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退一步讲，元海涛代理人说他在韩国打工，按照中韩法律也属于非法劳务，收入并不稳定。另外元海涛也没有提供收入证明证明其收入高于农村。一审法院却仅仅凭借元海涛的旅游护照就武断的认为元海涛收入来源系务工而非务农，因此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元海涛辩称，1.根据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对于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的免责事由只是减轻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免除平安保险公司的提示说明义务，一审中平安保险公司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对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尽到了说明提示义务，平安保险公司上诉状中所说的代理行为更不能证实和取代保险人对投保人应尽的义务，只是主观的判断和猜测。2.元海涛在事故发生之前一直在国外务工，从护照的出入境记录中看事故发生时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即使证明不了收入的数额，也足以证实元海涛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国外的事实，而且根据通常人的理解，在韩国务工收入均在一万元以上，所以综上元海涛主要收入来源并非为农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刘淑祥辩称，逃逸及无证，均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将无证、饮酒、逃逸等法律禁止性的行为列入免责范围或作为免责条款，应当向投保人履行相应的提示义务，而并非免除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结合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该种提示义务需要做到在投保单上要有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及其其他符号，并对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提示，履行提示义务的前提也是保险公司将保险条款交付给保险人，但根据一审法院查证的事实可以看出刘淑祥并没有收到保险条款，也未在保险条款上签字，因此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及其相关规定，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对刘淑祥并不产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太平洋保险公司未予述辩。元海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淑祥支付损失共计764720.79元（医疗费205215.4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100元、伤残赔偿金348031.2元、误工费39549元、护理费30447.3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元、交通费1000元、车辆损失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6377.84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2、判令太平洋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5月1日13时15分许，刘淑祥醉酒后无证驾驶鲁Ｋ×××××号小型轿车沿威海高区北鞠线佃初线由北向南行驶至西车门夼村南侧时，与元海涛无证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沿威海高区佃初线由南向北行驶相撞，造成元海涛受伤，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刘淑祥驾车逃逸。元海涛遂即被送往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诊治，诊断为骨折等，于2018年5月1日至2018年12月8日在该院住院治疗221天后出院，元海涛花费医疗费204722.68元，另元海涛于2018年5月1日门诊支付126.26元，以上合计204848.94元。元海涛为复印病历另花费病历复印费120.5元。刘淑祥在事故发生后已向元海涛支付赔偿款47000元。元海涛庭前自行委托威海科真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时间及人数、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元海涛因交通事故受伤致左髋关节目前丧失功能达25%以上（元瑞仁与于泮菊系夫妻关系，双方共生育子女二人，分别为元海江、元海涛，其中元瑞仁出生于1938年11月22日，于泮菊出生于1943年9月24日。元海涛与袁园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10月22日生育一女元思羽。鲁Ｋ×××××号车辆登记在刘淑祥名下，该车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在平安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保险金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及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保险期间内。商业险投保单号为51128063900404738054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部分载明，本投保人确认已收到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且贵公司已向本投保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手写或打印版的特别约定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投保人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投保人签章处：刘淑祥日期：2017年9月19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第二十四条载明，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在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2、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3、无证驾驶，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暂扣、吊销、注销期间；。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之间存在较大争议。平安保险公司认为，对于商业三者险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刘淑祥已清楚知道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其醉酒、无证驾驶且有逃逸行为，保险公司有权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拒赔；元海涛及刘淑祥则认为，投保单中的刘淑祥签名并非刘淑祥本人所签，保险公司并未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说明义务，刘淑祥事后知道了免责条款并不代表其认可该免责条款。关于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的计算，元海涛主张其在本次事故发生前长期在韩国打工，主要收入来源并非务农，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及误工费。为证实其主张，向法庭提交元海涛的护照一份，拟证实元海涛在事故发生前一直在韩国打工，因无法办理长期签证，所以频繁出入境。经质证，刘淑祥、平安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同意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损失。其中平安保险公司认为，该护照无法证实元海涛在事故发生前有连续稳定的工资收入，平安保险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到村委会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内容，元海涛长期居住在该村，没有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为其妻在威高打工的工资收入，该证据不足以证实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关于护理费的计算，元海涛主张其受伤期间由妻子袁园护理，袁园长期在威高药业有限公司上班，在事故发生前因病请假，请假到期后，因元海涛住院需要护理，又继续向公司请事假，由于此特殊情况，元海涛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护理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为证实其主张，元海涛向法庭提交袁园的社保卡及社保缴纳明细，拟证实元海涛长期在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经质证，平安保险公司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实元海涛的护理费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元海涛还应当提交袁园的工资流水以证实其实际损失。据保险公司调查，袁园在事故发生前就已因病不在威高公司工作，一直到事故发生后在家照顾元海涛。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刘淑祥醉酒后无证驾驶鲁Ｋ×××××号车辆与元海涛无证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相撞，造成元海涛受伤、双方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经调查取证，认定刘淑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合法，据此刘淑祥应对元海涛的合理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山东永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对于该鉴定意见书，予以采信。元海涛的损失包括：1、医疗费。元海涛伤后在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进行治疗，经审查元海涛提交的门诊病历、住院病案、医疗费单据，有相关证据佐证的医疗费为204848.94元，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元海涛伤后实际住院221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22100元（100元/天*221天）；3、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应根据伤者伤前收入生活来源及居住生活地等情况综合予以确定。本案中，元海涛虽居住在农村，但其已提交护照证实其主要收入来源系务工而非务农。随着山东省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逐步缩小，从保护受害者利益出发，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更为合理。根据鉴定意见，元海涛损伤构成一处七级伤残、二处十级伤残，其残疾赔偿金应为348031.2元（39549元/年*44%*20年）；4、误工费。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元海涛尚未超过退休年龄且已提交证据证实其主要收入来源系务工而非务农，元海涛要求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误工费未超出合理标准。根据鉴定意见，元海涛的误工时间为365日，其误工费应为39549元；5、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元海涛住院期间需人陪护，出院后需人陪护60日（含后续治疗时间），元海涛虽主张该期间由袁园护理，但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袁园的收入情况，故元海涛的护理费可参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护理费应为30447.31元（39549元/365天*281天）；6、被扶养人生活费。元海涛损伤构成伤残，其父母、女儿符合被扶养人条件，伤残赔偿金既已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也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故被扶养人生活费为76377.84元（24798元/年*5年*44%/2人*2人+24798元/年*4年*44%/2人）；7、交通费。元海涛因交通事故受伤，伤后住院治疗且构成多处伤残，交通费属必然支出，元海涛主张交通费1000元未超出合理标准，予以支持；8、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有权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综合确定。元海涛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且构成多处伤残，必然遭受一定的精神损害，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000元；9、后续治疗费。根据鉴定意见，元海涛的后续治疗费为25000元。关于元海涛的车辆损失，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元海涛所驾驶的摩托车虽在本次事故中受损，但元海涛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车辆损失的数额，对于元海涛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刘淑祥醉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依据上述规定，元海涛有权要求太平洋保险公司赔偿其人身损害。故太平洋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元海涛医疗费10000元，在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元海涛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伤残赔偿金106000元，以上合计120000元。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平安保险公司主张刘淑祥醉酒后无证驾驶机动车，且肇事后逃逸，是保险合同规定的免责事项，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平安保险公司无需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刘淑祥主张其并未在商业保险投保单或投保人声明处签名，平安保险公司也未交付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履行提示义务，免责条款没有生效。刘淑祥本人虽未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单上签字，但保费已缴纳，且保险公司也收取了保费，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成立不意味免责条款生效，也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对于剩余医疗费194722.6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100元、剩余残疾赔偿金242031.2元、后续治疗费25000元，误工费39549元、护理费30447.31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6377.84元、交通费1000元，以上合计631228.03元，应由平安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元海涛500000元，剩余131228.03元由刘淑祥承担赔偿责任。扣除刘淑祥已支付的赔偿款47000元，刘淑祥还应赔偿元海涛84228.03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本院二审期间，平安保险公司提供两份证据：证据一、2017年9月19日刘淑祥同学二手车贩子，拿着刘淑祥的身份证到平安保险公司办理保险的微信聊天记录，一审时，因时间较长所以前台人员未记起该保险的办理情况，后经详细调查了解，调取到了该项证据，在该聊天记录中，刘淑祥提供了涉案车辆行驶证原件的正反面照片以及对保险内容进行了约定，证据二、在查询到证据一聊天记录后，平安保险公司理赔经理邀请给刘淑祥办理保险以及车辆过户二手车贩子到公司进行座谈的现场录音；上述两份证据拟证实刘淑祥知道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车辆保险的相关情况，且刘淑祥持有保险单和相关保险合同到银行办理相关抵押贷款的事实。经质证，元海涛主张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并不清楚，上述证据均为传来证据。元海涛认为，证据一主体系平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与第三人，与本案无关，无法证实所述内容与刘淑祥有关，也无法证实该微信是给刘淑祥办理业务的车贩子本人，无法证实平安保险公司向刘淑祥本人尽到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且该证据也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对证据二，从程序上看该录音属于证人证言范畴，根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各方的质证，并陈述具体的事实，否则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也并不符合二审的新证据，另外平安保险公司称第三人到其公司进行陈述，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无法证实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无法证实是在合法的情况下所录制；双方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之前是否购买了保险，无法证实该保险的内容向刘淑祥本人进行了说明，整个投保的过程中并没有刘淑祥本人参与，即使刘淑祥知道购买了商业保险，也无法证明平安保险公司的主张。经质证，刘淑祥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待证事实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通过该证据可以看出二手车行将刘淑祥的证件转发给保险公司的相关人员，以便于保险公司的出单人员出具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的出单人员打印出保险合同后应由刘淑祥本人签字，并将保险条款尤其是免责条款送达给刘淑祥，才尽到了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一般的提示义务，上述证据只能证实投保人知道有这份保险而无法证实知悉免责条款，仍然无法弥补没有尽到说明提示的举证义务。对于证据二中的录音真实性无法认定，其中一份车贩子的录音好像是刘淑祥买车的时候帮忙办手续的人，当时刘淑祥问他能贷款吗，他说能贷款，要了3000块钱去办手续，刘淑祥之前没买过车不知道车还要买保险，其他质证意见同证据一一致。本院经审查，对证据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二系案外人谈话录音，因刘淑祥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且案外人亦未提交身份情况，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期间，经平安保险公司申请，本院自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取了刘淑祥于2017年9月19日在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贷款时签订的贷款合同及提交的保险单、机动车登记信息等资料，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质证，平安保险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实，刘淑祥将事故中涉案的车辆在威海市车管所办理抵押登记，且将车辆的行驶证以及商业险保单正本放在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以此证实刘淑祥知道在涉案车辆在平安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险，对保险中的保险项目以及保险单中正本中重要提示项已经知晓，刘淑祥知道或应当知道醉酒无证以及逃逸属于商业险拒赔项目。刘淑祥办理保险及向银行办抵押登记都是同一天进行的，从同一天完成的车辆保险投保行为以及贷款行为，以及刘淑祥在保险贷款合同上的签字，应当可以推定刘淑祥对投保的行为和保险的项目，以及将保单提供给银行，都是明知的，刘淑祥故意隐瞒了相关投保的事实，包括贷款签字的事实。元海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抵押材料中投保人刘淑祥的行为，并不能免除平安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以及说明义务，该材料中虽然有保险单，保险单仍没有投保人刘淑祥的亲笔签名，该证据仍无法证明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义务，也不能主观上判断投保人对该免责条款的知情。刘淑祥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证实抵押贷款合同是刘淑祥签字，无法证明投保行为是刘淑祥自己办理，平安保险公司明确表示该投保行为是二手车贩子拿刘淑祥的身份证办理的保险，故可以确定，投保时，保险人并未将投保单、保险条款，免除条款交付给投保人刘淑祥，因此不能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抵押也只是刘淑祥在二手车贩子的带领下进行了签字，材料均是二手车贩子交付给银行，该保单只是一个影印件，晋城银行所存留的，如果是影印件，无法证明是谁提供给晋城银行，通过什么形式提供给晋城银行。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元海涛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关于平安保险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元海涛残疾赔偿金、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残疾赔偿金系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财产损害性质的赔偿，故其计算标准应以受害人的职业、主要收入与生活来源为主要依据，结合其经常居住地、户口性质等因素综合考量。如果受害人以相对较为稳定的务工收入或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其主要收入与生活来源，即使受害人系农村居民并居住于农村，根据残疾赔偿金的基本属性，从公平合理的角度，亦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认定其残疾赔偿金。元海涛一审中所提交的护照虽系个人旅游担保签证，但从出入境记录可以看出元海涛每月均至韩国，每次为期一个月左右，结合本地出国劳务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元海涛提交证据可以证实其主要收入来源系务工而非务农，并在城乡差别逐步缩小的大背景下，从保护受害者利益出发，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伤残赔偿金和误工费，更为符合实际，本院予以维持。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其与受害人情况密切相关，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并非被扶养人实际生活需要，而是因受害人伤残后导致的受害人个人收入中用于家庭成员消费需要的减少的部分，故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性质应为受害人未来损失的一部分，与受害人实际情况相关联，在具体赔偿时应依受害人的情况确定采用城镇标准还是农村标准。故一审法院按照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平安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金永祥审判员  侯善斌审判员  王 慧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黄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