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晋02行初33号原告定某，住所地忻州定襄县河边镇青石一村。法定代表人杨某，职务理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某，定襄县晋昌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晋昌大街政府大院。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县县长。参与诉讼行政负责人弋玮佳，职务副县长。委托代理人李某1，定襄县经营管理站站长。委托代理人李某2，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武某，男，汉族，1976年4月27日出生，住址山西省定襄县。原告定某诉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定某诉称，2013年10月10日，原告与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签订《小流域综合治理承包合同》，约定：原告承包东至李家庄地界和山根底，西至分地时的地界，北至深沟和山底，南至李家庄地界，其中山叉深沟和小时岭沟，西至有地界为开发范围，现有荒地300亩，地名为抢风梁、石机梁、大小狼也欠，原为第三人武某承包。承包期限：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63年末共50年。承包费从2014年起每年上缴5000元，一次付款优惠20%。2014年1月8日原告交纳村委会承包费20万元。并依合同治理至今。2019年7月30日，第三人武某将原告诉至定襄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原告停止侵害，恢复原状。在其提交证据中得知原告承包的荒地，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已经给第三人武某颁发定农地承包权（2008）第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认为第三人武某未依合同约定每年交承包费1000元，也未在该承包地经营使用，其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已经于2013年10月解除。村委会于2013年10月将该地承包给原告50年，原告已经经营近6年，投资近700万元，故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武某的定农地承包权（2008）第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答辩称，1、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其起诉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颁证10余年后，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主体主张与其有利害关系显然不属于适格原告。2、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第三人武某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经河边镇经营管理站鉴证、备案后，根据鉴证合同颁发本案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合法。第三人武某述称，2000年，经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公开发包，第三人承包了抢风梁等四荒地，并于2000年4月1日与村委会签订了《承包梁头合同》。从2001年第三人开始投入巨资履行合同并每年交纳承包费。定襄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4月10日给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于2008年5月12日给第三人颁发了《林权证》。2011年杨补丁担任村委会主任，拒收第三人的承包费。2019年第三人向定襄县人民法院起诉杨补丁，得知村委会将该地承包给杨补丁之子杨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告，原告将第三人枣树和中药材铲除，给第三人造成100万元经济损失。未经第三人同意，原告与村委会的合同无效，原告不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其主体资格不适格。定襄县人民政府颁证行为合法。经审理查明，2000年4月1日，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与武某签订了《承包梁头合同》，将抢风梁、石机梁、大、小狼也欠承包给其村民武某，承包期限50年。2002年11月28日，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与武某签订《定襄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经定襄县河边镇经营管理站盖章鉴证，承包抢风梁、石鸡梁、大狼也欠、小狼也欠、开发地，承包期限50年，由2001年4月1日起至2051年3月30日止。2008年3月20日武某向定襄县人民政府提出颁证申请，2008年4月10日定襄县人民政府给武某颁发了定农用地承包权（2008）第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日期：2001年4月1日至2051年3月30日止，承包地总面积2300亩，承包地块总数5块，分别为抢风梁、石鸡梁、大狼也欠、小狼也欠、开发地，用途种植、林业、畜牧。2013年10月10日，定某与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小流域综合治理承包合同》，主要内容为：2000年4月1日，村委将抢风梁、石机梁和大小狼也欠承包给村民武某，承包期50年，承包费每年1000元，逐年上交，为扶持承包人，村委决定免收一年承包费。但是自承包以来，承包人始终不交承包费，一分土地没开发，一棵树木也未栽，一只牛羊也未养，只是挖了1000来个林坑也废弃。对此，村民们反映强烈，在村委会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十三年来承包人不履行合同，致使小流域荒芜至今。所以决定终止武某的承包合同。为尽快使小流域得到综合治理，开发耕地，种植林果树，发展牛羊，增加村民收入，改善周边环境质量，经村民推举，村委决定将此流域转包给定襄县文沱种植农民合作社，承包期限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63年末共50年。定某认为武某未依合同约定每年交承包费1000元，也未在该承包地经营使用，其与村委会的承包合同已经于2013年10月解除，故诉至本院请求撤销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武某的定农地承包权（2008）第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又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告定襄县人民政府给武某颁发了定农用地承包权（2008）第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定某起诉请求撤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然其不属于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因此，定某提起行政诉讼，就要具备“利害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一）被诉的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二）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四）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定某请求撤销定襄县人民政府给武某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前五项规定的条件。认定利害关系存在，一是原告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二是权益归属于原告。三是权益损害实际存在而非主观臆想。四是原告主张的权益受到行政规范保护，即从规范或者规范目的来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原告所主张的利益，本来也应在考虑范围之内。本案中，定襄县人民政府于2008年给武某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定某于2013年10月10日才与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小流域综合治理承包合同》。现定某仅以其认为村委会与武某的承包合同于2013年10月已解除，并据此主张撤销定襄县人民政府给武某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显然从规范或者规范目的来看，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其所主张的利益不可能应在考虑范围之内，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定某与武某及定襄县河边镇青石南街村民委员会之间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应通过其他法律途径予以解决。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定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回定某。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 琴审判员 谭丽峰审判员 李志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