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6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顺剑，男，1969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银兰，女，196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俞江华，浙江恩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群芳，女，1937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元，浙江富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赟，女，196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俞平光，浙江德名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蒋顺剑、丁银兰因与被上诉人丁群芳、孙赟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1民初29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丁群芳与蒋顺剑、丁银兰均系杭州市富阳区灵桥镇山基村村民，蒋顺剑与丁银兰系夫妻，孙赟系丁群芳儿媳。2014年2月9日，丁群芳分别从同村村民祝培权、蒋浩源、方鸣鹤处，以土地使用权为名购得面积分别为131.47平方米、186.8平方米、64.76平方米的承包土地，为此，丁群芳分别支付给祝培权转让款30000元，蒋浩源土地转让款42000元，方鸣鹤土地转让款15000元，并由丁群芳之子蒋少华出面代表丁群芳与祝培权、蒋浩源、方鸣鹤分别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各1份，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永久性转让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一切权属”。该三块土地系相邻土地。丁群芳取得上述土地后，其子蒋少华及孙赟夫妇于2015年初出资8至9万元对土地进行了平整。2018年1月12日，孙赟未经丁群芳同意以丁群芳之名与蒋顺剑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1份，将案涉土地转让给蒋顺剑，该协议书上蒋顺剑之名由丁银兰代签，协议书第一条同样明确约定“永久性转让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一切权属”等内容，为此，蒋顺剑、丁银兰于签订协议当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孙赟土地转让款200000元。孙赟同时将丁群芳与案外人祝培权、蒋浩源、方鸣鹤分别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原件交给蒋顺剑、丁银兰。2018年4月10日，丁群芳向所在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建申请，要求在案涉土地上审批宅基地，被告知案涉土地已转让给蒋顺剑、丁银兰的事实，经交涉无果，丁群芳遂于2018年11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后因故撤回诉讼。2019年清明节前后，蒋顺剑、丁银兰在案涉土地上栽种了部分树苗。现丁群芳于2019年5月8日再次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蒋顺剑、丁银兰、孙赟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生效；2、蒋顺剑、丁银兰停止对上述协议所涉土地的侵权行为，移除在该土地上栽种的树木；3、本案诉讼费用由蒋顺剑、丁银兰、孙赟承担。审理中，丁群芳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蒋顺剑、丁银兰、孙赟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其余诉讼请求不变。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时也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即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有明确的期限规定的。该法明确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本案中孙赟以丁群芳之名与丁银兰以蒋顺剑之名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中均明确约定“永久性转让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一切权属”等内容，故上述协议虽名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实为承包地买卖协议，协议内容既侵害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所有权，也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中孙赟以丁群芳之名与丁银兰以蒋顺剑之名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均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相互返还，因无效合同造成的损失应根据造成合同无效的责任大小相应承担。本案中，孙赟与蒋顺剑、丁银兰之间因无效合同造成的财产返还和损失赔偿可另行主张。现丁群芳诉请确认孙赟以丁群芳之名与丁银兰以蒋顺剑之名于2018年1月12日所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于法有据，予以支持。蒋顺剑、丁银兰辩称案涉协议涉及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应为合法有效，与查明的案件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其辩称孙赟之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案涉协议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故对于孙赟之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在本案中不予评判。蒋顺剑、丁银兰基于无效合同在所取得的承包地上种植的树苗应予移除。至于丁群芳与案外人祝培权、蒋浩源、方鸣鹤等三人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因在本案中无人主张，故在本案中不予评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于2019年9月3日判决：一、确认孙赟以丁群芳之名与丁银兰以蒋顺剑之名于2018年1月1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无效；二、蒋顺剑、丁银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移除在案涉土地上种植的树苗。本案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孙赟负担20元，蒋顺剑、丁银兰负担20元。 宣判后，蒋顺剑、丁银兰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准确，判决结果不合理，理由如下：一、蒋顺剑、丁银兰与丁群芳之间签订的承包地经营权转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首先，蒋顺剑、丁银兰与丁群芳签订的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并非是“土地买卖协议”，因此双方明确是土地使用权（承包地经营权）的流转，不是土地的买卖。其次，蒋顺剑、丁银兰与丁群芳、孙赟均系农村普通老百姓，并非法律专业人员，按照农村的习俗，将承包地经营权转让给他人，那就是承包期内“永久性”的转让，不得反悔提前收回。一审法院仅仅凭《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中“永久性转让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一切权属”的表述，就武断的认定是“承包地的买卖”而非“承包地经营权转让”，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不符合农村的习俗。再次，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但是不能一刀切的认为任何超过承包剩余期限的流转合同都是无效的。对于超出承包剩余期限的流转合同，承包合同剩余期限内的流转合法有效，超出部分无效，而非整个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无效。即超出原承包剩余期限流转的无效，不影响未超出原承包合同期限的流转。而本案到目前为止，案涉土地仍在承包期内。因此，即使是“永久性转让”就确认整个合同无效，其理由显然不能成立。二、丁群芳主张本案是土地买卖并非土地经营权流转，该主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案涉土地经营权是丁群芳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合同文本从案外人祝培权、方鸣鹤、蒋浩源取得，作为善意的受让人，蒋顺剑、丁银兰完全有理由认为丁群芳是合法、有效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权。现在丁群芳为获得非法利益，却以土地非法买卖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明显违反合同的诚实信用原则，其主张不可采信。三、丁群芳对孙赟出让本案承包地经营权不知情的辩称，与客观事实不符。案涉土地原系案外人祝培权、方鸣鹤、蒋浩源的承包地。2014年2月7日，蒋顺剑、丁银兰从方鸣鹤处以15000元价格受让了位于案涉地块中间的方鸣鹤所有的承包地经营权，两天后即2月9日，丁群芳的儿子蒋少华得知情况后，请求蒋顺剑、丁银兰将方鸣鹤的承包地经营权转让给他，蒋顺剑、丁银兰碍于亲戚情面，最终同意将承包地经营权退还给方鸣鹤，由方鸣鹤直接将承包地经营权转让给丁群芳。当日，在证人蒋某（蒋少华的堂弟）的见证下，丁群芳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在蒋顺剑、丁银兰家里蒋少华代表丁群芳与祝培权、蒋浩源分别以30000元、42000元的价格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孙赞从银行取款后在蒋顺剑、丁银兰家里当场交付了款项。而方鸣鹤因不满于蒋顺剑、丁银兰受让承包地经营权后出尔反尔又将承包地转让给丁群芳，因此与方鸣鹤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在蒋顺剑、丁银兰家里签的，而是在方鸣鹤自己家里签字、付款的。就这样，原来分别属于三户人家的三块承包地就连成了一片，成为了案涉纷争的土地。丁群芳以87000元的总价受让前述三块承包地经营权后，蒋少华和孙赟夫妇投入8、9万元平整了这块土地。2017年丁群芳就案涉地块申请宅基地未果，2018年1月10日蒋少华多次电话联系蒋顺剑、丁银兰，表示愿意以20万元的价格转让案涉承包地经营权给蒋顺剑、丁银兰，蒋顺剑、丁银兰经过考虑后同意该价格受让。2018年1月12日蒋顺剑、丁银兰筹措好款项后，在蒋少华和孙赟的要求到富阳国贸酒店旁的办公室签订转让合同，到达现场后丁银兰代表蒋顺剑签了字，因蒋少华不在办公室，故由孙赟代表丁群芳签了字。签完字后孙赟即将丁群芳与祝培权、方鸣鹤、蒋浩源签订的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原件交给丁银兰，当天下午丁银兰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20万元款项支付给了孙赟。2018年4月10日丁群芳及蒋少华不顾案涉承包地经营权已经转让给蒋顺剑、丁银兰的事实，以欺诈的手段向村委及相关部门就案涉地块申请宅基地，蒋顺剑、丁银兰发现后即向村委提出异议，目前丁群芳的申请已经被搁置。本案从最初的丁群芳与三出让人签订合同，到最后与蒋顺剑、丁银兰签订承包地经营权转让合同，丁群芳均未实际到现场，包括签字及审批宅基地等手续都由其子蒋少华出面代签，从人身关系考虑，作为蒋少华的母亲，丁群芳不可能对蒋少华及孙赟的行为毫不知情。因此丁群芳辩称孙赟冒充其将案涉承包地经营权转让给蒋顺剑、丁银兰、对转让的事实不知情，这一辩称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四、退一步讲，即使丁群芳否认对转让行为不知情，孙赟代表丁群芳签字的行为构成典型的表见代理。第一，从人身关系上看，孙赟系蒋少华的妻子，是丁群芳的儿媳，蒋顺剑、丁银兰完全有理由相信蒋少华、孙赟有权代理出让行为。第二，从丁群芳在祝培权、方鸣鹤、蒋浩源三人手中受让承包地使用权的目的上来看，是为了儿子审批宅基地建造房屋，因为儿子蒋少华、儿媳孙赟都是城镇居民户口不能申请宅基地，即土地的真正使用者是蒋少华和孙赟夫妇。丁群方作为农村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根本没有必要和能力造新房，不过是挂了个名而已。第三，从受让承包地使用权的过程来看，在蒋顺剑、丁银兰的家里，蒋少华代表丁群芳与三个出让人签字，孙赟现场支付转让款，全部转让款也是蒋少华和孙赟夫妇出资支付。也就是说，蒋少华和孙赟夫妇一手操办了案涉承包地使用权的受让，并出资支付了转让款。丁群芳完全没有参与其中，没有到过现场。第四，从受让承包地使用权后的行为来看，蒋少华和孙赟夫妇出资几万元平整了三块土地，准备以丁群芳的名义申请宅基地。第五，从丁群芳在相关文书的签字来看，不管是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签字，还是建房审批表的签字，包括两次起诉在起诉状上的签字，均是蒋少华代理丁群芳签字，因此蒋顺剑、丁银兰完全相信蒋少华和孙赞夫妇就案涉土地具有有权代理。第六，从转让过程来看，蒋少华和孙赟夫妇主动打电话给蒋顺剑、丁银兰出让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孙赟在签字时也将丁群芳与祝培权、方鸣鹤、蒋浩源签订的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的原件交付给了蒋顺剑、丁银兰。鉴于丁群芳受让三块土地时没有到场，都是蒋少华代签合同，蒋顺剑、丁银兰完全有理由相信蒋少华和孙赟夫妇就案涉土地经营权的出让具有有权代理。综上所述，案涉承包地经营权转让合同并不存在无效情形，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保护交易安全、稳定性的合同目的出发，从保护善意相对方的角度出发，本案合同也应认定为合法有效。为此，蒋顺剑、丁银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1、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丁群芳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丁群芳、孙赟承担。 另蒋顺剑、丁银兰当庭补充上诉意见如下：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即中办发（1997）16号文件，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关于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即省委办（1997）070号文的规定，浙江省包括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从1997年开始，承包期为30年。 针对蒋顺剑、丁银兰的上诉，丁群芳发表答辩意见称：一、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非法无效。蒋顺剑、丁银兰称该协议没有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其所称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第一点，不能因为协议名称是《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就说是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不是土地买卖。有很多协议、合同的名称和实际内容不一致，要根据合同的条款来分析确定合同的性质、合同的种类。在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种类和性质的认定与合同的名称不同，按合同的实际内容确定案由进行裁判是很常见的。本案的协议是一个土地买卖的协议，土地不得买卖是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一个基本法律规定，所以明明是土地买卖也没有哪一个当事人把协议名称直接写成“土地买卖协议”。第二点，说永久性转让是承包期内的永久性转让不得反悔提前收回是对协议内容的任意曲解。协议写的清清楚楚：永久性转让一切权属，一次性付给土地转让费等一切费用。含义是很明白的，就是这块土地买断了，这个土地买卖是绝卖。这是非常典型、非常明确的买卖的意思表示。第三点，所谓超出承包剩余期限的流转无效不影响未超出承包合同期限的流转，好像看起来有道理，但针对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不能成立。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第三十七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绝卖性质的永久性转让，而且也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还涉及到丁群芳从三个案外人祝培全、蒋浩源、方鸣鹤以同样的协议文本、同样的绝卖方式分别受让三块承包地，有可能无效，丁群芳可能本来就不具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案涉协议的性质为土地买卖，非法无效。对非法无效的土地买卖合同不存在承包期内买卖有效、超出承包期限买卖无效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只是转让期限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那可以说超出的期限无效。而本案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根本就不是一个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协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土地买卖的协议，不存在承包期内就不是土地买卖就应当认定有效的问题。二、关于丁群芳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蒋顺剑、丁银兰称丁群芳是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文本从三个案外人处受让了土地，因此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无效，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个说法没有事实基础。丁群芳与三个案外人的另外三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原审判决并没有评判，而丁群芳一方自己认为这三份协议很可能无效，丁群芳很可能本来就不具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所谓丁群芳已经合法有效的取得案涉土地的经营权是蒋顺剑、丁银兰的一家之言，所以根本不存在丁群芳违反诚信原则的问题。三、关于丁群芳对孙赟出让案涉土地是否知情以及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原审判决对孙赟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因案涉协议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故不予评判，但为了查明事实讲清道理，丁群芳还是做出回应。蒋顺剑、丁银兰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说了丁群芳从三个案外人处受让土地的经过和孙赟夫妇将案涉土地又转让给蒋顺剑、丁银兰的经过，蒋顺剑、丁银兰所陈述的有一些是实事求是的，有一些是不实事求是的。比如孙赟从银行取款后在蒋顺剑、丁银兰家里当场交付给祝培全、蒋浩源转让款、蒋少华多次要求将案涉承包地转让给蒋顺剑、丁银兰、2018年4月丁群芳以欺诈的手段申请宅基地等都只是蒋顺剑、丁银兰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对于另一些重要的情节蒋顺剑、丁银兰避而不说，比如孙赟和蒋顺剑、丁银兰签字时明确告知，如果婆婆不同意协议要作废。至于孙赟有没有代理权，退一步说，即使丁群芳的儿子蒋少华可以认定为表见代理，有代理权，也不等于孙赟是表见代理有代理权。蒋顺剑、丁银兰对儿子蒋少华代签字是同意的、认可的，但不等于对孙赟的签字就一定要同意和认可。蒋少华也无权未经丁群芳同意转委托叫孙赟去签字。而且，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相对人是善意无过失的，但蒋顺剑、丁银兰对土地绝卖这么重要的事情，出卖人又是居住在同村的亲戚，却不和丁群芳本人沟通核实，反而和丁群芳的媳妇签字交易，怎么说都是有过失的。因此，毫无疑问孙赟不构成表见代理。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完全正确。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蒋顺剑、丁银兰的上诉，孙赟发表答辩意见称：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法理分析到位，理应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二、至于蒋顺剑、丁银兰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在一审开庭审理中已作陈述，包括答辩、举证质证意见、法庭辩论等环节，这次上诉纯属同义反复，并无新意。对此，孙赟已在一审庭审中阐明己方观点，这里不再重复。但是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法律的规定，还是法庭的裁决，并不能因为要保护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并不能因为要保护善意相对方的角度出发，而去保护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协议。三、既然如此，蒋顺剑、丁银兰的上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根据，故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其上诉，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属于二审程序的新证据。 根据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等，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除原审认定的“2018年1月12日，孙赟未经丁群芳同意以丁群芳之名与蒋顺剑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1份”应为2018年1月12日，孙赟以丁群芳之名与蒋顺剑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1份外，其余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土地系承包地均无异议，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乙方永久性转让给甲方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等一切权属，案涉协议可以认定为承包地买卖。蒋顺剑、丁银兰认为案涉协议系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协议内容不符，本院难以支持。综上，案涉《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无效。蒋顺剑、丁银兰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蒋顺剑、丁银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陈 艳 审判员 胡 宇 审判员 睢晓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徐森燕 书记员袁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