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30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滕雪梅，女，197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群、袁园，湖北群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华昌，男，1962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易贵勇，宜昌市夷陵区龙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滕雪梅因与被上诉人吴华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院（2019）鄂0506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滕雪梅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吴华昌偿还借款50万元，并从2012年5月23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或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的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滕雪梅在一审中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5份、微信聊天记录1份、吴华昌还款凭证1份，根据前述规定，滕雪梅已经完成了对其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初步举证责任。吴华昌抗辩双方是合伙关系，而不是民间借贷关系，应当由吴华昌对合伙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一审认定吴华昌完成了对合伙关系的举证责任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依照《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其与吴华昌之间既无关于合伙的口头协议，更没有订立书面协议。吴华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伙。吴华昌提交的证据一是证人梅某、秦某和陈某的证言，证据二是证人向吴华昌转款的凭证。首先从证人自述关系上可以确定梅某与吴华昌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秦某与吴华昌是舅甥关系、陈某与吴华昌是合作关系，其三人均与吴华昌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可信度极低。其次，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不能认定其与吴华昌等存在合伙关系。三份证人证言内容之一是2012年4月8日滕雪梅的丈夫温红星与吴华昌及秦某、陈某到过越西县普雄镇申果庄煤矿，情况属实。滕雪梅拟出借50万元给吴华昌，为慎重起见，吴华昌的丈夫温红星核实吴华昌借款理由是否属实、资金用途是否正当，在情在理。最后，秦某和陈某证言的其他内容不能证实其丈夫温红星与吴华昌达成了合伙投资经营申果庄煤矿的协议，更不能证明其与滕雪梅、秦某、陈某四人达成了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具有很强的信任性，且关系密切。滕雪梅与秦某、陈某既不熟悉，也无其他合作经历，仅凭滕雪梅、秦某、陈某有向吴华昌转款的事实（一审还没有查明2012年5月22日转款20万元、2012年5月19日转款10万元是否系陈某和秦某所为），就认定本案为合伙，证据不足。合伙需各合伙人对合伙事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约定，证人秦某和陈某的证言均无法证实上述内容。而上述内容是合伙关系的核心要素和成立合伙的必要条件。同时，证人也没能证实吴华昌是否投资、投资多少。综上，证人证言只证实了以下两点事实：一是滕雪梅的丈夫温红星到过案涉煤矿；二是陈某可能于2012年5月22日向吴华昌转款20万元、秦某可能于2012年5月19日向吴华昌转款10万元。证人出庭作证似乎不关心吴华昌是否出资，是否出资到位，说明证人秦某、陈某基于向吴华昌提供劳务而可能与吴华昌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前某。即便秦某和陈某向吴华昌转款属实，在其二人和吴华昌自认的情况下，或许也只能证明秦某和陈某与吴华昌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吴华昌抗辩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除了提交其他“合伙人”的证言、出资，还应当提供其本人的出资情况[按证人证言的推理应当是116万元（200-24-10-50)]、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合伙经营债权债务等基本证据。在吴华昌没有提供的情况下，一审认定吴华昌完成了对合伙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系对证据和事实的分析与认定错误。如双方合伙关系客观存在，这么多年来，吴华昌从没有与滕雪梅和“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事宜进行结算，于情于理不符。吴华昌没有对其抗辩主张完成举证责任的前提下，一审将举证责任重新分配给滕雪梅，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认定本案已过诉讼时效，也是错误的。滕雪梅对巨额借款不闻不问，不符合情理，鉴于与吴华昌之间的亲戚关系一直没有通过诉讼主张权利，不代表没有向吴华昌进行追索。否则，2018年9月4日吴华昌就不会还款1万元。综上，恳请二审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由吴华昌偿还借款50万元，并从2012年5月23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或者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吴华昌答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2.针对上诉状第二页下半部分上诉人为出借款项给吴华昌而前往煤矿进行考察的陈述与事实不符，也与常理不符。若滕雪梅是为借款而前往进行考察，以示慎重，那么滕雪梅作为一名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人，更应该明白发生借款时完善借款手续的重要性，而不会连借条都不书写一张，这与常理不符。3.共同经营的煤矿失败后，吴华昌在2012年10月将煤矿经营的状况告知了滕雪梅及温红星，那么以滕雪梅的谨慎习惯，就更应该考虑吴华昌的还款能力，也就是借款收回的风险性，那么滕雪梅就应该在2012年底向吴华昌主张权利，而绝不会等到2018年9月。4.滕雪梅在2019年提起诉讼，也与常理不符。滕雪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华昌立即偿还滕雪梅款项50万元，并从2012年5月23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吴华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滕雪梅与吴华昌系亲属关系。2012年4月8日，吴华昌与滕雪梅丈夫温红星及秦某、陈某一行四人到四川省越西县普雄镇申果庄煤矿考察后，共同商议并决定投资采煤项目。当时四人决定由吴华昌为负责人，均将投资款交由吴华昌统一管理使用，当时四人并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2.滕雪梅的丈夫温红星在深圳工作。2012年5月17日，5月18日，5月23日，滕雪梅分六次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分行龙华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龙华支行向吴华昌的银行账户上转帐50万元；滕雪梅向吴华昌转款后没有参与采煤项目的管理和经营。滕雪梅起诉时声称系向“被告投资，被告承诺投资的本金可以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而吴华昌抗辩以及证人秦某、陈某却证明：“上述款项系原告及其丈夫温红星支付的投资款，不是借款。”3.2012年5月19日，共同投资人秦某通过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越西支行向吴华昌的银行账户上转帐10万元；同年5月22日，共同投资人秦维勇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三峡夷陵分理处向吴华昌的银行账户上转帐20万元。上述投资款交由吴华昌后，吴华昌进行了煤矿项目的前期投资，同年10月，吴华昌负责投资的煤矿项目投资失败，上述投资人和滕雪梅的投资款因投资项目失败而亏损，但双方均没有办理结算。4.2018年9月4日，吴华昌通过微信支付方式分二次向滕雪梅支付10000元后，滕雪梅再次向吴华昌索款无果，滕雪梅遂于2019年4月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前述诉讼。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滕雪梅与吴华昌之间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还是合伙投资关系；滕雪梅与吴华昌在本案中如何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滕雪梅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滕雪梅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现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滕雪梅与吴华昌之间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还是合伙投资关系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双方举证来看，滕雪梅既没有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也没有提供“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相关证据，比如双方是否约定固定收益等方面的证据。而吴华昌却提供了证据证明滕雪梅的案涉款项系双方合伙投资，不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并提交了证人秦某、陈某共同投资证明和银行转款凭证等证据。上述证据证明吴华昌的抗辩主张后，滕雪梅并没就“被告承诺投资的本金可以按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关系成立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由于双方在合伙投资前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口头约定的事实是可以认定的，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合伙投资关系。另外，申果庄煤矿出让方的技术员梅某书写的“证明”、相关合伙投资人秦某、陈某的当庭证言，均能达到否定滕雪梅诉请“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成立的目的。一般而言，投资意味着投资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具体表现为，投资人按约定方式享有投资收益、分担投资亏损；收益越高，投资人回报越高；亏损越多，投资人分担亏损也越多，也即投资回报、亏损金额是不确定的，回报时间也是不固定的。而“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特点在于，不管借款人使用出借人出借款项是否有收益以及收益大小，借款人均应按约定到期还本付息。这里出借人的利息回报是确定且固定的。至于亏损，则无需与借款人共同承担。因此，投资是“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借款是“固定回报，不担风险”。既然滕雪梅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那么，双方是否是合伙投资关系呢？如上所述，滕雪梅与吴华昌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投资协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华昌把3位投资人（包括滕雪梅）的投资款凑在一起后，3位投资人均明知滕雪梅对外投资四川省越西县普雄镇申果庄煤矿采煤项目。后因采煤项目投资失败，导致投入的资金亏损而发生诉讼纠纷。该院认为，在滕雪梅与吴华昌就“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还是合伙投资关系产生争议时，由于滕雪梅未能提供借据或利息约定等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而主张成立合伙关系的吴华昌，不仅提供了其他投资人的证明和证人证言，还提供了各投资人认可的银行投资转款明细等证据。故此，在滕雪梅未能提供“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该院认定双方是合伙投资关系。滕雪梅主张“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理由难以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和证明的标准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认定。”《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上述规定的举证证明标准就是通常所说的优势证据原则，学理上称为高度盖然性原则，是人民法院审核、认定民事证据的标准。本案中，滕雪梅主张双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而吴华昌抗辩双方不是民间借贷关系而是“其他债务”即合伙投资关系。吴华昌除提供了证人证言和相关书证、出资人的出资证明外，还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该院依照《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要求出庭证人签署了承诺据实作证的保证书后，吴华昌所举证据达到了优势证据原则的要求，即达到了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完成了举证责任。在吴华昌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如果滕雪梅不认可以上证据和证人证言，仍应就“实为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而滕雪梅除庭审时向一审法院提供银行转账凭证明细表和微信聊天记录外，再没有提供支持其“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成立的任何证据。人民法院不能仅凭滕雪梅的陈述来认定“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故此，吴华昌的抗辩主张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三、关于滕雪梅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其胜诉权的制度。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后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促使权利人行使请求权，消除权利义务关系的不稳定状态，最大限度的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具体到本案，滕雪梅于2012年5月17日至23日分六次通过银行向吴华昌转款50万元，后因吴华昌负责的采煤项目投资亏损而导致失败，双方合伙投资事宜于同年10月结束。2018年9月4日，滕雪梅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向吴华昌主张权利时，已超过三年的法定诉讼时效。由于滕雪梅提供的上述微信聊天证据不能证明其一直在保持着诉讼时效的连续性，且无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情形，故吴华昌抗辩“原告对其所主张的权利未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故该主张现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主张成立，该院予以采信和支持。四、关于滕雪梅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依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责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由于滕雪梅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证明双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而认定是合伙投资关系还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关键在于认定支付的款项是投资款还是借款，对此司法实践中并无统一的标准。该院认为，就合伙关系还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产生争议时，主张成立合伙投资关系的一方提供达成合意、有合伙行为、投资明细、银行汇款等证据予以证明，对方未能提供借据或利息约定等证据证明双方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应认定成立投资合伙关系。据此，滕雪梅主张双方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就应对产生该“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滕雪梅并未能提供“实为借贷”等证据予以证明。相反，吴华昌就存在合伙投资关系提供的共同投资证明，证人秦某、陈某的银行投资汇款明细等证据，能够证明吴华昌的抗辩主张。同时，滕雪梅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此，滕雪梅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由于滕雪梅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双方系“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且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故此，滕雪梅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本案经主持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滕雪梅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减半收取4400元，由滕雪梅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滕雪梅主张其与吴华昌之间为借贷关系，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及微信聊天记录，吴华昌抗辩称双方实为合伙关系，其提供了证人证言、个人日记及银行流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以及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吴华昌已经对其抗辩主张提供了相应证据，滕雪梅仍应就其与吴华昌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进行举证，因滕雪梅未提供充足证据证实其与吴华昌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故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滕雪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滕雪梅已预交），由滕雪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玲玲审判员  胡建华审判员  张 灿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