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川01民终16313号 上诉人：江山，男，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优，四川中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方桥村。 法定代表人：常明。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诗佳，四川发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将军，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谭红菊，女，1971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被上诉人：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鼓楼北三街11号。 法定代表人：李胜元。 上诉人江山与被上诉人成都西南交大府河苑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大府河苑公司）、四川盛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源公司）、谭红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民初6279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事实和理由：一、合同一方当事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虽然谭红菊因合同诈骗一案已被立案侦查，但本案借款事实清楚，有经网签备案的房屋作为非典型性担保，故上诉人并不属于受害人，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完全能够通过民事诉讼、执行途径得到有效维护。同时，本案中能够确保上诉人债权得以清偿的担保系交大府河苑公司做出，而交大府河苑公司并非犯罪嫌疑人，根据（2017）最高法申2401号民事判决书，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公章无论是否系伪造的，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已经网签备案，足以认定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系交大府河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交大府河苑公司与江山之间的借款担保法律关系无法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得以解决，本案只有经法院通过民事纠纷审理方能查明各被上诉人分别应当承担的责任，刑事案件中无法对名为买卖，实为担保的非典型性担保作出认定，将更不利于维护江山的合法权益。二、本案尚未进行开庭审理，江山亦未收到被上诉人提交的任何证据，一审裁定书中亦未提及公安部门向其来函或要求移送案件，一审裁定书提及的《起诉意见书》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是否真实均未可知，一审法院未就刑事案件的相关材料征询江山的意见或进行质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交大府河苑公司辩称，李胜元、谭红菊等人以盛源公司为平台实施诈骗的行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刑事案件已将江山列为受害人之一，公安机关侦查的李胜元、谭红菊等人的犯罪事实与江山在本案中诉请的事实属于同一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民事纠纷，一审据此裁定驳回江山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1.李胜元、谭红菊等人以盛源公司为融资平台，以伪造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方式骗取江山在内的众多债权人的借款，上述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立案侦查，案件现已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审理，其判决必然涉及到对江山损失的认定，如果受理其民事诉讼，可能导致两种程序出现对相同事实认定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形，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也是节约司法资源的体现。3.一审法院在立案后发现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后，裁定驳回江山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盛源公司、谭红菊未到庭应诉，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江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谭红菊向江山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4年10月6日起至付清本金之日止的违约金（暂算至2016年8月5日为88万元）；2、判令谭红菊承担并向江山支付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的律师费用144000元；3、判令盛源公司为谭红菊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判令如谭红菊、盛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的给付义务，江山有权申请强制执行江山与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六套房产（郫县犀浦镇交大一路66号4栋1单元2401、2402、2403、2405、2301、2302号），以折价或变卖、拍卖的价款清偿；5、诉讼费由谭红菊、盛源公司、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 一审认定事实：2016年4月27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靖）立字【2016】13202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被伪造一案立案侦查。2018年1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成郫公（经）立字【2018】571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盛源公司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李佳川、吴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经审查查明：盛源公司于2010年1月27日同交大府河苑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位于郫都区“方桥嘉苑”小区接壤处的“盛源·学府名城”项目。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高且无创收项目为公司补充资金推动运营，为了填补公司自身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李胜元、谭红菊、吴健、李佳川等人在明知无“盛源·学府名城”项目抵押、担保、处置主体资格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李佳川按照李胜元的安排伪造府河苑公司的行政章、财务章、合同章、法人章等相关印章，其后通过伪造的交大府河苑公司印章向36个出借人采用虚假抵押、重复抵押的方式骗取借款共计603405529.33元，后将骗取资金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支付早期自身公司民间借款的本息和累加后新增的民间借款本息，已经支付该涉案出借人345029831.33元，未支付余额258375698元。江山被列为36名受害人之一。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江山诉请判令谭红菊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0元及利息，盛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山可就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6套盛源学府名城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所依据的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李胜元、谭红菊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认定的事实属同一法律事实，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范围也包括了江山诉请主张的上述款项和案涉签约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的规定，本案应驳回江山的起诉，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江山的起诉。 二审中，江山提交以下新证据： 1.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即使本案中所涉交大府河苑公司的印章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印章系同一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相关责任人员可能因私刻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交大府河苑公司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能因此被免除； 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该案中的购房人与本案中江山同为交大府河苑公司所称的36个受害人，但该案的生效判决作出后，交大府河苑公司申请再审，请求调取刑事起诉意见书，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该份起诉意见书所涉事实与该案的审理不具有关联性，据此裁定驳回了交大府河苑公司提出的再审审理，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在本案中采信的刑事起诉意见书，与本案的处理没有关联性，一审法院错误采信证据； 经质证，交大府河苑公司对上述2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不认可，认为前述案件作出时间是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事宜侦查终结前作出，因此根据个案的情况由各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与本案一审不同的处理结果；本案是基于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与前述案件的处理结果并不矛盾。 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以下新证据：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初486号民事裁定书、（2019）川01民终3940号民事裁定书，及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2019）川0105民初17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在公安机关对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侦查终结后，依据新的事实，各级法院已针对同类型案件作出了驳回原告起诉的裁定，本案亦应适用同案同判原则。 江山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已有认定，应当参照适用。 谭红菊、盛源公司对江山、交大府河苑公司在二审中举示的新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经审查，本院对江山、交大府河苑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在其后予以阐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与一审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江山据以主张谭红菊还款、盛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及交大府河苑公司承担非典型性担保责任的诉请，系以案涉《借款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事实基础。而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侦查查明事实，即：盛源公司在与交大府河苑公司合作开发“盛源.学府名城”项目过程中，盛源公司因自身负债等原因，为填补资金缺口和支付高额民间资金借款本息，盛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胜元及股东谭红菊等人伪造了交大府河苑公司的相关印章，并采用伪造的印章、冒用交大府河苑公司名义为出借人出具房屋买卖合同及网签、备案的方式，向36个出借人提供虚假抵押、重复抵押担保，以此方式骗取借款；江山被列为盛源公司、李胜元等人前述犯罪行为的36个受害人之一。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范围包括了江山在本案中诉请所涉的房屋和款项，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江山诉请的基础事实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中的事实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驳回江山的起诉，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经查，江山在二审中提交的生效裁判文书，即：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401号民事裁定书作出时间在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于2019年1月23日作出成郫公（经）诉字[2019]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前。在上述案件的审理阶段，关于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尚未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故，该案件依据审理终结前的已有事实作出认定，相应的处理结果与本案依据新的事实作出的认定，并不矛盾。同时，江山在二审中提交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946号民事裁定书作出时间虽在124号《起诉意见书》之后，但946号民事裁定书系以124号《起诉意见书》不能证明该案所涉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为由，对交大府河苑公司要求调取该《起诉意见书》作为证据的申请未予准许。由此可见，946号案件亦未查明124号《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且再审审理程序中对于调取证据申请不予准许的处理意见，并不影响本案中基于《起诉意见书》已查明事实作出认定。故，江山依据该两份裁判文书作为“同案同判”依据的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江山上诉认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经查，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在对盛源公司、李胜元、谭红菊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立案侦查的过程中，经梳理发现该局于2019年1月23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涉36个受害人中尹焕青、黄子立、李洋兵、名德置业（赵彬）、寇小平、江山、苏蓉等七人与一审法院的在审案件重合，并认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故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将合同诈骗案件相关情况通报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在受理本案后，根据本案在卷的已有证据材料及公安机关的通报事实，经书面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江山起诉的处理结果，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江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一、二审案件的受理费，依法予以免收。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姚兰 审判员  莫雪 审判员  马雯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书记员  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