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初179号原告（反诉被告）：李晋兵，男，1973年4月20日生，汉族，现住晋城市，现住晋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广军，北京市鼎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郭泽民，男，1968年12月16日生,汉族,现住泽州,现住泽州。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礼，山西君宜（高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青青，山西君宜（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李晋兵与被告（反诉原告）郭泽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晋05民初48号民事判决。判后，李晋兵、郭泽民均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晋民终331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李晋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姝、赖广军，被告（反诉原告）郭泽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明礼、王青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晋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5000万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费1000万元；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965万元（暂计算至2018年4月26日）；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09年6月4日，原、被告及赵某赵某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三人共同投资经营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以下简称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2011年11月25日，赵某赵某退出合作。2012年4月27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原告退出合作，被告分三笔支付原告1亿元。根据协议约定，第三笔款项5000万元被告应在协议书签订后一年内支付，如果被告不能按照约定给付，原告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原告应得的款项，包括支付剩余款项20%的赔偿费。期满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被告拒绝给付，遂提起本案诉讼。郭泽民辩称：1.李晋兵不是大银煤矿的登记股东，没有载入公司股东名册；2.李晋兵不是实际出资人，没有出资到位，账面上未体现出资，不具备股东资格；3.李晋兵已经主张赔偿费，不能再主张逾期利息。郭泽民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一、确认2009年6月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无效、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反诉费由反诉被告李晋兵承担。事实和理由：1.《股东协议书》未生效。该协议约定股东应于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但三方均未出资到位，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股东协议书》与公司章程冲突，应认定无效。协议书是为成立亚蒙矿业公司而签订，但协议内容未体现在公司章程中，约定的股权内容与章程冲突，因章程具有最高效力，应以章程为准；3.《股东协议书》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始无效。协议书签订后至2012年1月10日之前，亚蒙、大银二公司均无任何增资扩股，假设反诉被告是购买某股东的股权后再由其代持，则规避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应确认无效；4.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内容不真实，是反诉被告胁迫反诉原告签订的，应确认无效。李晋兵辩称：郭泽民的反诉请求没有依据。1.2009年6月4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主体为三方，赵某赵某不是本案当事人，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请求不能构成反诉。另外，该协议书真实有效，已经实际履行，2011年11月25日赵某赵某退出合作的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均提到了该协议，故没有违反任何强制性法律规定；2.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已经生效的判决明确认定反诉原告关于该合同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反诉原告对该判决没有上诉。合同效力属于人民法院主动审查的范围，涉及上述协议的生效法律文书均未认定上述协议无效。当事人围绕本诉和反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晋兵提交以下证据：1.郭泽民与李晋兵之间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协议书》约定李晋兵退出与郭泽民开展的所有合作项目，郭泽民需支付李晋兵1亿元，截止本案起诉仍有第二笔款项中的800万和第三笔5000万未支付；2.2009年6月4日，郭泽民、李晋兵、赵某赵某签订的《股东协议书》，证明该三人共同投资经营“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3.2011年11月25日，郭泽民、李晋兵、赵某赵某签订的《协议书》，证明三人约定共同投资的洗煤厂归赵某赵某所有、大银煤矿由郭泽民和李晋兵所有；4.晋城市商业银行凭条，证明李晋兵通过会计王长义向郭泽民支付了出资款1000万元，郭泽民欠李晋兵500万元的欠条、郭泽民收李晋兵108.5万元的收条，证明李晋兵向郭泽民支付出资款1608.5万元，加上李晋兵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支付的115万元，李晋兵共向郭泽民支付出资款1723.5万元；5.中国农业银行回单、收条、赵某赵某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赵某赵某代李晋兵出资3000万元，李晋兵已经与赵某赵某之间结清；6.马某马某证人证言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马某马某作为三个股东的朋友在2012年参与大银煤矿的核账，郭泽民、赵某赵某、李晋兵三人对核账无异议，核账显示李晋兵出资4723万元；7.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字第2号判决书；8.（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书，证据7与8共同证明在本案诉讼提起前，郭泽民要求撤销与李晋兵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最高法院二审驳回了郭泽民的诉讼请求，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协议有效；9.（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案件庭审笔录，证人赵某赵某、马某马某出庭作证，证明李晋兵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郭泽民对于李晋兵的出资情况也无异议；10.（2018）最高法民申4557号民事裁定书，郭泽民就最高院驳回其撤销《协议书》的请求即（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案件申请再审，最高院又驳回其再审申请；11.2012年10月22日所打收条，系郭泽民在诉讼中提交的李晋兵向其出具的已经收到4200万元协议款项的收条；12.付款凭证四张，郭泽民在协议签订后向李晋兵的会计王长义、二哥李晋军支付协议款项，共计还款4200万元；13.李晋兵中国银行的个人客户交易明细，证明郭泽民在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即2018年8月22日，通过胡瑞华的账户又归还李晋兵30万元；14.本院（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郭泽民按照协议书约定应付款项800万元给李晋兵，该判决书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郭泽民没有上诉，判决书中认定涉案的协议有效。郭泽民综合质证称：1.证据1-3，2009年的《股东协议书》我方一直主张无效，而且该协议书也并未实际履行，签订协议书后，因为出资的问题，三方均没有出资到位，李晋兵完全没有出资，之后口头对协议进行了更改，所以实际履行的是口头协议的内容，最终依据口头协议，郭泽民买下了大银煤矿，赵某赵某完成后续的设备采购，因此赵某赵某的投资是在后续投资完成的，直至2012年李晋兵也没有出资过一分钱；2.证据4，晋城市商业银行凭条是复印件，而且是煤炭款，并非李晋兵支付的投资款，王长义从2007年到2011年多次支付郭泽民煤款，并非该一笔，转账主体也并非李晋兵本人，巨额转账投资款应当备注清楚，而该凭条只写往来；转账记录不能作为投资的凭证，转账发生在2011年，与约定的出资相差两年，时间点不吻合，收条、欠条的时间点也有异议，不具有连续性，如果郭泽民收到款项，也不能只打收条和欠条，而应该出具证明；3.证据5，拆分来看，原告明显是在往3000万元上凑数，该笔转款付款人并非原告本人，赵某赵某陈述的3000万元的投资款，我方当事人不知情，赵某赵某、郭泽民及李晋兵在2011年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载明，已将赵某赵某的所有投资款退还；4.证据6，郭泽民并没有见过马某马某本人，马某马某系李晋兵单方的证人，其所述的核账也没有向郭泽民汇报，马某马某证言和赵某赵某证言都一致，不排除串通的可能，所以马某马某的证人证言不能采信；5.证据7、8、9、10、14，真实性没有异议，最高院668号判决书仅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郭泽民的请求，并没有对2012年协议书的效力及出资情况进行认定，李晋兵是否出资、具体出资多少还需要审查确认；市中院2013年10号判决，该判决一审生效，郭泽民因客观原因不能提起上诉，目前已经申请再审，法院正在审核中，另外该判决是给付之诉，并非确认之诉，本案反诉中，郭泽民提出关于协议书效力的确认之诉，协议书是否有效在本次诉讼中方可确认，该判决对于李晋兵是否投资也没有进行审查；6.证据13，该30万元是在一审法院法官主持调解下，李晋兵承诺收到郭泽民30万元的律师费损失后，可以按照郭泽民的和解方案解决本案的诉讼问题，但在李晋兵拿到30万后，双方并未和解，所以该30万元是在被李晋兵欺骗的情况下所支付的；7.证据11、12，郭泽民认可向李晋兵支付过4200万元，但应判令李晋兵向其返还4200万元。郭泽民提交以下证据：1.内资企业登记表，证明李晋兵自始不是大银煤矿的登记股东、赵某赵某也并非大银煤矿登记股东，并无代持股份资格；2.2009股东协议书，证明在约定的期限内李晋兵并未依约交付出资，股东协议书并未履行；3.（2014）晋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最终的合作是依据口头协议履行的，即以实际投资额计算股权比例；4.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鉴定意见书，证明大银煤矿账面未体现李晋兵出资，李晋兵也并非是公司的实际投资人；5.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即本案争议的协议书，其中第三条第二项内容为“乙方承诺：本协议书全面履行后，乙方不再采取任何措施干扰、阻碍或试图干扰、阻碍甲方对镇雄县大银煤矿的经营管理”，体现出郭泽民当时受胁迫；6.王军屯、卢刚平、原究社等10人的证人证言，主要内容为2012年4月李晋兵组织10余人在大银煤矿堵矿、强占磅房、限制郭泽民出入，证言与协议书中胁迫条款等相互印证，证明《协议书》是李晋兵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支付的款项也并非郭泽民的真实意思表示；7.关于李晋兵等涉嫌敲诈勒索的报案报告及镇雄县公安局受案回执，证明李晋兵等人敲诈勒索一案已受案调查；8.（2017）最高法668号判决书第7页赵某赵某证言部分，证明：（1）关于李晋兵在赵某赵某名下的3000万元，赵某赵某的陈述是“退股时...双方已经结清”，李晋兵再次以该3000万向郭泽民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其中“赵与郭泽民个人往来2360元”仅有个人陈述，并无借据、欠据，并不真实；9.郭泽民制作的“赵某赵某投资及退股结构图”，证明赵某赵某所述投资款（含其认为李晋兵在其名下的3000万投资）已经全数退还赵某赵某，如在赵某赵某名下投资属实，李晋兵应向赵某赵某主张；10.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鉴定意见书第11页倒数3行，证明目的同证据9。李晋兵综合质证称：1.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表仅能证明2012年1月份在李晋兵不知情的情况下郭泽民将煤矿股权变更到其儿子名下，所以本案在工商登记上无法体现李晋兵的出资情况，并不能因形式上未出资就判断李晋兵没有实际出资；2.证据2真实性认可，我方认为合法有效，郭泽民在山西高院及最高院用2009年的协议书作为证据，对其真实性从未提出异议；3.证据3无法达到对方的目的，对方对判决书断章取义；4.证据4已被最高院否认，故不应该作为证据使用；5.证据5是三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后续的一系列过程都可以体现；6.证据6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认可，这些证人证言在最高院及山西高院都没有被认可，且证人与郭泽民存在利害关系，内容都是看见李晋兵和郭泽民谈，达不到对方所说的证明目的；7.证据7受案回执已有结果，公安部门只是没有下文书，最后的结果是不构成敲诈勒索；8.证据8-10，郭泽民实际并没有出过钱，而是把赵某赵某和李晋兵的钱放在煤矿上。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9年6月4日，原告李晋兵、被告郭泽民及案外人赵某赵某签署了一份《股东协议书》，约定：为了共同投资经营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特成立本合资企业即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合资总投资额为：1.55亿元；赵某赵某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270万元，出资比例34％；郭泽民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李晋兵以现金方式出资，计5115万元，出资比例33％。股东应在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逾期不交或未交齐的，应对应交未交金额数折合其股份，并赔偿由此给其他股东或合资企业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本协议经共同协商订立，自合资企业设立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经全体股东签字后生效。协议还就合资企业的财产、合资企业事务的执行、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债权债务、入股及退股、合资企业解散、清算等作了约定。该《股东协议书》有三方签字按手印。而证据显示，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在2008年已经登记设立，股东为郭泽民和张孟湖。以上三方投资实际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并无关联。2011年11月25日，原、被告及赵某赵某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载明：洗煤厂所有权归赵某赵某所有，洗煤厂由赵某赵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切债权债务与郭泽民、李晋兵和大银煤矿无关。大银煤矿所有权归郭泽民、李晋兵所有，股东退还赵某赵某在大银煤矿的所有投资。大银煤矿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与赵某赵某无关，所有债权债务和安全责任由郭泽民与李晋兵全权全面负责，大银煤矿两股东股份重新按投资多少划分。此协议书为三份，此前协议书全部作废。该《协议书》三方签字按手印。2012年4月27日，原、被告及大银煤矿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甲方为郭泽民，乙方为李晋兵。协议载明：乙方将退出与甲方开展的所有合作事项，自协议书签订之日起，待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后，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任何的合作关系和合作事项。云南亚蒙矿业有限公司、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含镇雄县大银煤矿）等经营实体的所有资产、收益、债权等全部权益自甲方向乙方履行付款义务之后归甲方独自完全所有。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亿元，该款项包含了乙方在合作事项中的所有投资、分成、收益、乙方退出合作的补偿等其他任何应归乙方享有或分配的所有权益。具体支付方式为：第一笔款项4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二笔款项1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二个月内支付给乙方；第三笔款项5000万元由甲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支付给乙方。关于特别约定，甲乙双方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自甲方全部清偿乙方款项时终止，互相不再负有任何义务，也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乙方承诺，本协议全面履行后，乙方不再采取任何措施干扰、阻碍，或试图干扰、阻碍甲方对大银煤矿的经营管理；乙方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甲方提出超出本协议书约定范围的任何主张或要求。甲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以甲方现在执行经营的大银煤矿做保证，如果甲方不能按约定支付乙方款项时，乙方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自己应得的资金，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的20%的赔偿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一致约定提交甲乙双方的户籍所在地，即晋城市人民法院诉讼解决。郭泽民、李晋兵均签字按手印，大银煤矿加盖了公章。上述协议书签订后，郭泽民先后共给付李晋兵4200万元，2012年10月22日，李晋兵向郭泽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退股投资款4200万元整，2012年6月4日打的2000万元收条作废。2012年11月26日郭泽民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郭泽民、李晋兵、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并要求李晋兵向郭泽民返还款项4300万及款项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该案经过管辖权异议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5日作出（2013）最高法民二终字第35号裁定，裁定该案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委托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对李晋兵在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额进行了鉴定，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作出的晋明鉴（2015）0002号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经对“大银煤矿”各方提供的财务资料进行审核鉴定，账面上未体现李晋兵对“大银煤矿”的实际出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4）晋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郭泽民、李晋兵、镇雄县大银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同时判决李晋兵返还郭泽民42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李晋兵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判决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晋民初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郭泽民的诉讼请求。郭泽民不服该终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4557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郭泽民的再审申请。2012年10月22日李晋兵收到郭泽民4200元款项后，于2013年1月10日向本院起诉，要求郭泽民按协议约定支付第二笔的剩余款项800万元，郭泽民提出管辖权异议被驳回。由于当时郭泽民已经提起对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撤销之诉，故本院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1号民事裁定，裁定该案中止诉讼。郭泽民提起的撤销之诉有了最终结果即（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判决后，该案恢复审理。本院于2018年7月5日作出（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判决，判决郭泽民向李晋兵支付800万元。判后郭泽民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针对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中约定的第三笔5000万元，李晋兵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郭泽民支付5000万元及支付赔偿费、逾期利息。郭泽民在诉讼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无效。本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晋05民初48号判决，判决驳回李晋兵的诉讼请求及郭泽民的反诉请求。李晋兵、郭泽民均不服，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晋民终33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8）晋05民初48号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2011年11月25日《协议书》、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及有关民事判决书、裁定书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发回裁定，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的效力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效力；二、李晋兵在大银煤矿的出资情况；三、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及李晋兵是否有权要求郭泽民支付赔偿费和逾期利息。对此，本院分析论证如下：一、关于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及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在本案中，郭泽民反诉主张2009年6月4日的《股东协议书》无效，理由有三：一是《股东协议书》约定股东应于2009年8月30日前交付出资，但届时三方均未出资到位，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二是《股东协议书》是为成立亚蒙矿业有限公司设立的，但协议关于股东成员、出资比例等约定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的章程相冲突；三是《股东协议书》规避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对于2012年4月27日的《协议书》，郭泽民反诉认为其内容不真实、自己是被胁迫签订的，因而无效。本院认为，在案证据显示，2009年三方《股东协议书》签订之前的2008年8月14日，云南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就在昆明市工商局注册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自然人股东郭泽民和张孟湖组成。《股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合作目的”是“为了共同投资经营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第四条约定“合营企业经营范围及方式”是“云南省镇雄县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第七条约定“本合资企业由赵某赵某、郭泽民、李晋兵三个股东合资”。虽然第五条显示“合资企业名称：亚蒙矿业有限公司”，但从以上约定内容可见，三个股东是为“大银煤矿及其他项目”而出资（事后证明他们除了投资马真礼、马真寿于2005年登记成立的大银煤矿外，又投资了一个洗煤厂），无论是股东组成上还是企业名称上，与郭泽民及张孟湖在先成立的亚蒙矿业有限公司均无任何关联，事实上三个股东的出资也未注入亚蒙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中的三个股东与亚蒙矿业公司的两个股东，虽均有郭泽民，但这是郭泽民的两个身份，互相并不混同，故郭泽民反诉内容中与亚蒙矿业有限公司相关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郭泽民所称2009年8月30日之前三个股东均未全额出资到位的事实确实存在，但之后各方2010年、2011年以陆续出资的实际行为对《股东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时间进行了变更，而郭泽民始终未提出解除且继续履行三方合作事项，可以认定其对变更出资时间的接受，其反诉提出该《股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与已发生的事实不符。故对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的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012年4月27日的三方《协议书》，郭泽民反诉中继续主张无效，但经审理认为其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该《协议书》最后“其他事项”中明确约定“（二）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构成对甲乙双方之间所有事项的一次性解决，不因任何事由或事项而被撤销或终止”，这是双方签约时的承诺，双方理应严格遵守，不应出尔反尔。其次，在本院（2013）晋市法民初字第10号案件的答辩请求中，郭泽民曾称“2012年4月27日的《协议书》无效”，该10号判决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的论证，认定该《协议书》“系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对该10号判决，郭泽民并未提出上诉，该判决早已生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最高院668号判决针对郭泽民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在第11至12页以大量的篇幅，对郭泽民、赵某赵某、李晋兵三方2009年、2011年、2012年先后签订的三份协议的逻辑联系及长期履行情况进行了充分论证，得出了2012年《协议书》是出于郭泽民真实意思表示的确定性结论，并据此认定郭泽民的主张与事实和证据不符，有悖诚实信用原则。郭泽民对该668号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3日以（2018）最高法民申4557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本院认为，最高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和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对2012年《协议书》的效力已经给出了最终结论，郭泽民在本案中提出关于无效的反诉，实属重复诉讼。至于郭泽民在本次审理中提供的其于2018年9月5日以李晋兵涉嫌敲诈勒索罪向镇雄县公安局报案的材料及该局的受案回执，尚证明不了胁迫事实的存在，推翻不了最高人民法院668号判决的认定。二、关于李晋兵在大银煤矿的出资情况。根据赵某赵某和马某马某的证言及银行凭证、欠条、收条等其他证据，李晋兵向大银煤矿的出资为4723万元。其组成有：1.按照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李晋兵于次日现金支付郭泽民115万元；2.2011年6月30日郭泽民确认收到李晋兵的9笔合计108.5万元；3.2011年1月6日李晋兵的会计王长义汇款给郭泽民1000万元；4.2010年2月至12月赵某赵某先后四次将其与李晋兵合伙在晋城开办煤矿中李晋兵的分红款14694426元直接转到大银煤矿；5.2011年2月28日李晋兵的哥哥李晋军给赵某赵某的会计张兵汇款2000万元（其中1500万元是投资款，另500万元是替郭泽民偿还赵某赵某的债务，等于李晋兵对大银煤矿的500万元投资，此500万元有郭泽民的欠条为证）。以上经赵某赵某手的4、5两项投资款29694426元，赵某赵某认可系自己替李晋兵垫付的3000万元（不足部分忽略不计）；前面1、2、3项及第5项中的500万元合计1723.5万元，3000万元加上1723.5万元即为马某马某证明的李晋兵的投资4723万元。而这些投资李晋兵在多次诉讼包括本案诉讼中都举出了相应证据，郭泽民称资金往来证明不了是对大银煤矿的投资，但其也未能举证证明这些往来的其他名目以否定投资性质，况且，郭泽民依据《协议书》所给予李晋兵的退股款4200万元也不是支付给李晋兵本人的，这些相同的资金往来渠道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有着互相认可的交易习惯。故本院认定李晋兵的投资为4723.5万元。本院以上认定已被最高院在先判决所确认。（2017）最高法民终668号民事判决第8页“本院认为，对于赵某赵某和马某马某的证人证言，因两名证人出庭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且其陈述能够与案涉第一份（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第二份协议（2011年11月26日《协议书》）内容以及云南投资款收条、银行转款凭证的内容相互印证……是有效证据”，可以看出最高院对赵某赵某和马某马某的证言予以认定，而赵某赵某和马某马某的证言证明了李晋兵在大银煤矿的投资款项实际是挂在赵某赵某名下的3000万元，郭泽民在本次审理中提出，即便如此，李晋兵的投资也在2011年赵某赵某退股时退出了，但此说法与赵某赵某的证言相矛盾。赵某赵某称“我本人实际投资7167万元，其中3000万元是李晋兵的投资，剩余4167万元冲抵洗煤厂与煤矿的往来833万元，以大银煤矿煤款折抵3080万元，还有254万元加上我和郭泽民的个人往来2360万元是2614万元，郭泽民给了我2500万元”，从中可见赵某赵某退股时只退出了自己的部分、并未一并退出李晋兵的3000万元，这也被赵某赵某在最高院668号案的庭审中明确认可。而最高院668号判决第13页显示“大银煤矿账面显示赵某赵某投资71676522元，在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所列郭泽民投资明细项下，于2012年11月4日分三笔支付赵某赵某71676522元（泽云鼎洗煤厂应收账款30800139元、泽云鼎洗煤厂其他应收款8333537元、郭泽民其他应付款32542844元），至此账面显示赵某赵某的投资已经清理完毕，并未涉及收条款项2500万元，且2012年11月4日24#记账凭证三笔款项均未附相应明细或凭证”，从该段内容可见，郭泽民是认可赵某赵某名下投资款共计7167万元的，大银煤矿提供给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的账面显示分三笔全部退给了赵某赵某，其中有两笔即833万元和3080万元为赵某赵某所认可，另外的3254万元赵某赵某并不认可，而因为账面上没有支付凭证来证实，故本院对账面记载的内容不予采信。据此，本院认定2011年赵某赵某退股时，其替李晋兵垫付的出资3000万元并未同时退出。最高院668号判决第12页“晋明事务所作出的‘大银煤矿账面上未体现李晋兵出资’的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可以看出，郭泽民用以证明李晋兵未出资的山西晋明会计事务所鉴定意见书已经被最高院否定。本院认为，因三方对大银煤矿投资后，煤矿并未变更工商登记，赵某赵某、李晋兵二人直至退股也没有成为工商登记载明的股东；而在李晋兵尚未退股之时，2012年1月6日原注册资本仅仅50万元的大银煤矿的股东已由马真礼、马真寿变更为郭泽民和郭亚蒙，2013年6月4日大银煤矿才增加注册资本到1000万元。由此可见，大银煤矿的经营情况与登记情况是严重不符的，由此也可以解释大银煤矿账面及鉴定意见书为什么没有显示李晋兵的投资。三、关于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的履行情况及李晋兵是否有权要求郭泽民支付赔偿费和逾期利息的问题。本案之前历次判决均已查明，2012年4月27日协议书签订后，至2012年10月22日，郭泽民先后向李晋兵支付退股款共4200万元，本院10号判决又判令郭泽民支付800万元，但尚未实际执行到位；本案发回重审前的诉讼中郭泽民于2018年8月22日又支付李晋兵30万元。现在未经法律程序确认的债权本金尚有10000万元-4200万元-800万元-30万元=4970万元。因李晋兵与郭泽民在2012年4月2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如果甲方（郭泽民）不能按约定支付乙方（李晋兵）款项时，乙方有权停止煤矿营业，并以煤矿资产清偿自己应得的资金。包括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剩余费用的20%的赔偿费”，那么，因郭泽民违反上述约定，应按照协议的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应以本案提起诉讼时所欠本金5000万元为基数确定赔偿费为1000万元。李晋兵所主张的逾期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郭泽民提出2009年6月4日《股东协议书》无效，而李晋兵认为不构成反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反诉的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围”之规定，本院认为被告郭泽民针对原告李晋兵提出反诉，符合以上规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郭泽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李晋兵（反诉被告）煤矿补偿款4970万元及赔偿费1000万元，共计5970万元；二、驳回原告（反诉被告）李晋兵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郭泽民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0050元，反诉费50元，均由郭泽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凌云审 判 员 毕 东审 判 员 王天明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刘晓健书 记 员 鲍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