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04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詹黎，女，1982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童志敏、王新，湖北泓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甘胜洪，男，195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钢，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肖丹，女，1956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懿，广东通航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詹黎因与上诉人甘胜洪、肖丹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5民初5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詹黎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鄂0105民初5310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撤销第一项、第二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詹黎与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系未查清本案事实，错误定性本案案由，法律适用错误。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无权为孙子甘隽宇、甘隽如购买具有人身属性的商业保险，对自己无权处置的权利，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没有委托上诉人詹黎进行代理的权利。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转给上诉人詹黎为孙子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款项系附条件（具体用途）的赠与合同关系，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上诉人詹黎无需返还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因未续保而退回的保险现金价值。1、上诉人詹黎作为甘隽宇、甘隽如的母亲，对甘隽宇、甘隽如具有保险利益，具有为其购买兼具财产和人身权益保险的权利。2015年12月12日，上诉人詹黎作为投保人为婚生子甘隽宇投保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公司尊宏人生（1155）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18422，缴纳保费214，377.40元。上诉人詹黎作为投保人为婚生子甘隽如投保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公司财富尊耀（1156）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09186，缴纳保费214，525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三十一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四)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上诉人詹黎为甘隽宇、甘隽如的母亲，对以甘隽宇、甘隽如的人身保险具有保险利益，能够为其购买兼具财产和人身权益保险的权利。2、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作为甘隽宇、甘隽如的爷爷奶奶，对甘隽宇、甘隽如不具有保险利益，没有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权利，则不存在能够委托上诉人詹黎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委托事项，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成立。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作为甘隽宇、甘隽如的爷爷奶奶，对甘隽宇、甘隽如不具有保险利益，没有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法律效力。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既然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没有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权利，就不存在能够委托上诉人詹黎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的委托事项，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不能成立。3、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转款上诉人詹黎43万元，该款系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对上诉人詹黎婚生子甘隽宇、甘隽如附条件的赠与，上诉人詹黎为婚生子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了保险，实现了上诉人肖丹、甘胜洪的赠与目的。被上诉人肖丹与上诉人詹黎微信聊天记录，强调430,000元款项只能用于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被上诉人甘胜洪在汇款摘要中再次重申了汇款的目的系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赠与人肖丹、甘胜洪愿意将该款项赠与甘隽宇、甘隽如，同时实际将该款项转至上诉人詹黎账户内，完成了赠与行为。以上种种，均能表明被上诉人肖丹、甘胜洪在赠与该430,000元笔款项时，附加使用用途的条件，仅能用于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不能挪作他用。事实上，上诉人詹黎将款项为婚生子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了保险，实现了被上诉人的赠与目的。4、上述保险最终因无法继续缴纳保费，被以现金价值金额退回上诉人詹黎账户。上诉人詹黎为实现被上诉人的赠与目的，以保险公司退回的现金价值金额为婚生子甘隽宇、甘隽如再次购买商业保险，实现了被上诉人的赠与目的，不应返还任何款项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詹黎能够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商业保险，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同意赠与甘隽宇、甘隽如购买商业保险的费用，并且双方均明确知晓该保险合同缴费年限为三年。在上诉人购买保险后，发生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儿子甘泉的离婚纠纷，被上诉人应当知道第二年保险缴费期，但没有继续赠与该费用。因上诉人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承担高额续保费用，最终只能采取退保方式获得保单的现金价值金额。在被上诉人起诉至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款项后，上诉人詹黎基于被上诉人最初赠与款项的目的是为甘隽宇、甘隽如享有保险保障，于2019年5月9日为甘隽宇、甘隽如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金瑞人生（1818）及聚财宝17II（866）保险，首期保费分别为150,000元，上诉人并没有实际占有该款项，依旧由甘隽宇、甘隽如享有权益，实现了被上诉人赠与目的，不应返还任何款项给被上诉人。二、本案应为赠与合同纠纷，甘隽宇、甘隽如应被列为本案被告，上诉人和甘隽宇、甘隽如父亲甘泉应被列为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遗漏了参与诉讼的当事人，程序严重违法，应将本案发回重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甘胜洪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詹黎应当依法返还保费，且第一期保费到期后未续保最终导致损失，故意造成委托人损失，应当依法赔偿。肖丹辩称：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与甘隽如、甘隽宇、甘泉没有关系，且签约方的配偶不应被列为被告，本案在二审期间发生了新的事实，上诉人在第一次退保后重新购买的孩子的保险也在犹豫期退保且没有任何资金损失。甘胜洪上诉称：1.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詹黎应返还上诉人甘胜洪、原审原告肖丹43万元整，并以43万元为基数按照原审判决所认定的起算时间和计算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詹黎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妻子肖丹在案件发生时已经是六旬老人，上诉人与妻子常年在广州为事业打拼。当时基于对被上诉人詹黎的信任，再加上被上诉人詹黎常居武汉，方才委托被上诉人詹黎以其名义购买保险，由其进行具体操作。上诉人与妻子相信年轻人应该更有能力把控保险的操作细节。2016年6月，没有经济困难、有稳定高收入的被上诉人詹黎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将一双子女甘隽宇、甘隽如遗弃在上诉人及妻子位于广州的家门口便一走了之。孙子女甘隽宇、甘隽如便从此一直在广州生活学习，直至如今。上诉人及妻子忙于照顾孙子女，无暇时刻关注购买保险事项，需要作为后辈的受委托人詹黎及时提醒。然而受委托人为了私吞保单现金价值，故意不提醒续费事宜，并擅自退保，退保后也没有用于家庭支出，没有支付甘隽宇、甘隽如的生活、学习等费用。更甚者，受委托人退休多年的父亲詹学智同年9月在其名下购入汉阳区高价豪宅世茂锦绣长江花园，被申请人詹黎现时与父母同住于此。上诉人与妻子得知被上诉人退保后多次要求被上诉人归还退保款，被上诉人以各种理由推搪不肯归还，甚至使用暴力，殴打被上诉人妻子肖丹至轻伤二级，事后没有悔罪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所以，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詹黎为了一谋私利，擅自退保，导致保险利益受损，詹黎应该为其所造成的的损失负责，被上诉人应该退还上诉人投保款人民币四十三万元，而非退保款290909.21元。詹黎辩称：原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双方应为赠与合同关系，无需返还保险款项，请求驳回甘胜洪上诉请求。肖丹述称：同意上诉人甘胜洪的上诉请求。甘胜洪、肖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詹黎向甘胜洪、肖丹返还不当得利430,000元；2.詹黎向甘胜洪、肖丹返还索要的生活费138,000元；3.诉讼费用由詹黎承担。第一次庭审中，甘胜洪、肖丹撤回诉讼请求第二项，并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詹黎以43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12月5日至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同时将主张的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变更为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甘胜洪与肖丹系夫妻关系，甘泉系甘胜洪和肖丹之子。甘泉与詹黎系夫妻关系，甘泉和詹黎育有子女甘隽宇、甘隽如，甘隽宇和甘隽如均于2015年7月27日出生。2015年12月3日，肖丹与詹黎在微信交流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由肖丹、甘胜洪出资为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保费分三年等额支付，第一年为429,000余元。肖丹明确表示该款项只能用于甘隽宇、甘隽如购买保险，不得做他用,詹黎在微信中对此予以认可。2015年12月5日，甘胜洪通过卡号为62×××04账户向詹黎卡号为62×××90账户转账430,000元，并注明该款供孙子甘宇甘如购保险。2015年12月12日，詹黎作为投保人为甘隽宇购买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尊宏人生（1155）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18422，缴纳保费214,377.40元。同日，詹黎作为投保人为甘隽如购买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富尊耀（1156）及聚财宝15（848）保险，保单号为P090000012409186，缴纳保费214,525元。詹黎为两份保险支付保费合计428,902.40元。两份保险的生存保险金受益人分别为甘隽宇、甘隽如，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均为詹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尊宏人生（1155）、财富尊耀（1156）保险条款中均有对保险责任、保险红利、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支付、宽限期、效力中止、受益人、保险金的给付及领取方式、犹豫期、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现金价值、保单贷款、自动垫交、减额交清等的约定。其中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保险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解除合同的风险包括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遭受一定的损失、失去原有的保障。两份保险条款均约定，有被保险人身故，主险合同第三个保单周年日或缴费期满的保单年度被保险人生存情形之一的方可领取保险金，本案中涉及的两份保险均未实际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2017年1月1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应当续交保费。詹黎采取用保单贷款和减少保额的方式为两份保险续费。其中2017年2月24日用保单贷款179,000元，代扣印花税9元，实付金额178,991元，实际于2017年2月28日交保费214,525元；2017年2月24日甘隽宇的保险做减保处理合计退费51,809.92元，并相应变更了缴费期限和缴费金额，每期交保费变更为9,511.11元，实际于2017年2月27日交保费9,511.11元。最终甘隽如的保险于2017年3月1日退保，合计退费225,164.13元；甘隽宇的保险亦于2017年3月1日退保，合计退费58,980.27元。甘隽如和甘隽宇的两份保险最终退费合计为290,909.21元（51,809.92元+178,991元-9,511.11元-214,525元+58,980.27元+225,164.13元）。庭审中，詹黎表示退保后的费用其已经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后双方发生家庭矛盾，詹黎起诉离婚。2017年12月25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做出（2017）粤0103民初91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予詹黎与甘泉离婚。后詹黎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至2019年3月1日本案第三次庭审之日，离婚案件尚未审结。2019年5月9日，詹黎分别为甘隽宇和甘隽如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金瑞人生（1818）及聚财宝17Ⅱ（866）保险，首期保费分别为1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肖丹主张其与詹黎之间是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从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形成了由肖丹和甘胜洪出钱，由詹黎代为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詹黎作为甘隽如和甘隽宇的监护人身份并不影响肖丹、甘胜洪与詹黎之间委托代理法律关系的性质。肖丹在微信聊天记录中强调该款项只能用于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甘胜洪在汇款摘要中再次重申了汇款的目的系为甘隽如和甘隽宇购买保险。詹黎依约定实际向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并支付保险费合计428,902.40元，此时詹黎已经阶段性地完成了受托事项。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肖丹对于该两份保险欲于2015年12月12日（双十二）购买是知晓的，由此推断肖丹应当知道第二年保险续费的大约时间。庭审中，肖丹陈述其于2017年通过保单号上网查询发现保单不存在了，但不记得如何获得的保单号，亦可以说明肖丹对于保险进度应当知晓。肖丹和甘胜洪未提交证据证明在第一年期满前后其向詹黎支付了相应款项或其提出支付款项而詹黎拒收。詹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退保前其向肖丹和甘胜洪提示续费事宜及不续费的法律后果。双方均确认两份保险的缴费期限为三年，亦即双方确认在第一年期满时肖丹和甘胜洪应向詹黎支付第二年保费，由詹黎向保险公司续缴。该院认为，双方对于未及时支付保费应如何处理未做约定，詹黎在第一期保费到期后采取的贷款、减保、续保、退保等措施虽不是最佳选择，但不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在委托人和受托人对此约定不明情形下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承担。肖丹和甘胜洪要求作为受托人的詹黎承担退保的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但退保后詹黎亦应当将相应款项及时退还肖丹和甘胜洪或征求肖丹和甘胜洪意见再做其他处理。詹黎擅自占有或处分退保费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退还290,909.21元。双方在投保前沟通过程中均已经确认款项用于为甘隽如、甘隽宇购买保险，并非将款项直接赠与甘隽如和甘隽宇，甘隽如和甘隽宇享受的是保险利益，并非现时财产。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涉案两份保险至退保时止，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甘隽宇、甘隽如及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詹黎均没有任何可供领取的保险金，退保费用系退给投保人而非受益人，故赠与也没有完成，对詹黎辩称赠与已经完成的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庭审中，詹黎陈述退保后的费用已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开支，庭后另行购买两份保险欲证明退保后的费用用于为小孩购买保险，詹黎的陈述前后矛盾，未向该院做出合理解释，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即便该项主张成立，詹黎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行为得到肖丹和甘胜洪的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与肖丹和甘胜洪的主张亦无关联性。肖丹和甘胜洪资金被长期占用必然造成资金利益损失，其主张詹黎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但肖丹和甘胜洪要求詹黎支付2015年12月5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资金占用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詹黎应自2017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向肖丹、甘胜洪支付资金占用费。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及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詹黎向肖丹、甘胜洪支付290,909.21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詹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肖丹、甘胜洪支付资金占用费：以290,909.21元为本金，自2017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三、驳回肖丹、甘胜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786元（肖丹已预缴），由詹黎负担6,210元，由肖丹和甘胜洪负担3,576元。詹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6,210元直接支付给肖丹。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审查明：詹黎于2019年5月9日分别为甘隽宇和甘隽如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金瑞人生（1818）及聚财宝17Ⅱ（866）保险已在犹豫期内全额退保。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肖丹与詹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确认肖丹和甘胜洪委托詹黎为孙子甘隽如和甘隽宇办理保险业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肖丹、甘胜洪对购买的险种及保费都有明确的指示，甘胜洪转给詹黎的430000元是作为投保费用，银行转账凭证上也注明系供孙子购保险。一审法院据此确定肖丹、甘胜洪与詹黎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正确。肖丹、甘胜洪没有向詹黎赠与430000元款项的意思表示，詹黎认为双方之间是赠与合同关系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其认为肖丹、甘胜洪无权为孙子甘隽宇、甘隽如购买具有人身属性的商业保险的理由不影响双方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肖丹、甘胜洪委托购买的保险需投保三年，从微信记录看其是清楚知晓的，但其仅支付了第一期的投保费用，第二期的投保费用在到期需支付时并未支付，受托人詹黎在未收到第二期投保费用的情况下选择了退保，一审法院在此情形下判决委托人自行承担退保所造成的保费损失并无不当。本院对甘胜洪要求詹黎全额退还投保费43万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詹黎至今未将290,909.21元退保余款转交给于肖丹、甘胜洪，虽然在一审庭审后詹黎又为甘隽如和甘隽宇另购保险，但该事实与本案肖丹、甘胜洪的委托事项无关，且该保险已退保，没有产生其他损失费用。受托人詹黎应将退保后的剩余款项290,909.21元转交给委托人肖丹、甘胜洪。一审法院判决詹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自退保之日即2017年3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亦符合法律规定。詹黎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詹黎、甘胜洪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868元，由詹黎负担9786元，甘胜洪负担308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芳审判员  裴露审判员  张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