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429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住所地：贵阳市都拉乡商业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20000322236905B。法定代表人：刘一霏，系该援助站负责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铮，男，1971年8月1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上诉人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因与被上诉人余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上诉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余铮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主张与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的证据严重不足，本案中，被上诉人仅提供了转账凭证和个人单方面的承诺书，无上诉人的确认，没有任何上诉人借贷意思表示的证据。一审判决认定借贷关系的事实有违常理，数十万的借款并非小数目，没有单位或个人出具的借条、收条，被上诉人将这样大笔的资金打入上诉人账户内，这与民间借贷的常理、常识不符。上诉人在一审中巳经提交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打入586913元系对上诉人的捐赠，一般的捐赠不可撤销的。被上诉人打入上诉人的两笔款项是有区别的，打入了8万元创业援助款的这个账户是一个一般账户，当帮扶单位或者援助个人打入一般账户，都可以从上诉人处领取别的援助单位提供的援助物资。被上诉人打入上诉人的另一笔58万元的账户是援助站的基本账户，这个账户是接受捐赠的。当有错入款打进来，经过援助站负责人的审核后，会在当月内退回，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两个月内退回，余铮作为猨助站的负责人，曾经他负责办理的公益业务活动的退回错入款就有几笔，非常能证明被上诉人十分清楚该账户的用途，提起的这个诉讼就是恶意诉讼。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的负责人，十分清楚上诉人是慈善机构，基本账户的每一笔款项都受到民政部门十分严格的监管，基本账户里的款项进来就只会用来开展慈善活动。被上诉人余铮二审答辩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余铮向上诉人账户中汇入的款项，究竟是借贷性质还是赠与性质。首先，双方均认可本案中已举证所有经济往来情况，上诉人称案涉款项用于代购加油卡、茅台酒和保健品或者退回，上诉人也在庭审中明确没有用任何代购物品抵扣案涉款项，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的银行流水不能用以抵销本案案涉款项，并且这笔钱（本案案涉款项）和之前所有的业务往来没有牵扯。其次，余铮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形成证据链，足以认定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的事实，如微信聊天记录、《承诺书》，此外，余铮向上诉人账户中转入的另一笔款项81000元巳经在庭审中证实上诉人通过向余铮给付茅台酒等高价商品进行抵扣的方式偿还，能证明余铮转给上诉人的款项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无需返还的捐赠款。再次，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甚或是推定案涉款项是一笔捐赠款项性质，上诉人所称的案涉款项系捐赠不能成立。余铮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67913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知行援助站系2014年12月22日经贵州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业务范围为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创业目标和方向，搭建大学生和社会之间的信息化交流平台，协助大学生就业。其法定代表人刘一霏与原告系朋友，原告原系被告的负责人之一，原告亦负责为被告联系帮扶单位并引入帮扶项目。2018年1月5日，原告通过其所属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所属招商银行贵阳大十字支行（一般账户）转入81000元。同年4月8日，原告通过其所属工商银行账户向被告所属招商银行账户（基本账户）转入586913元，至此，原告共计向被告转款667913元。同月18日在被告处领到茅台酒6瓶。同年5月18日，原告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由余铮个人账户于2018年4月8日汇入到贵站基本账户的人民币586913元，此款用于预存款给帮扶受援学生就业援助的基本工资、基本社保和基本消费支出。”，此后，原告通过微信要求被告法定代表人退还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其中，同年8月15日，原告对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表示“这周是说好处理完这一笔8万多的款的，有酒算酒，无酒补现金啊！说好的啊”，刘一霏回复“我会安排他们和你对接退预存款的手续”。同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到贵州茅台酒2件（共计12瓶），同年12月14日，原告在被告处领到红墙生物保元软胶囊10盒（每盒60粒）。之后，原告向被告要求偿还其上述款项未果，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如前。同时查明，2018年3月1日，通过原告等人的协助，被告与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签订《帮扶协议》一份，约定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为经被告审核登记注册合格及按被告注册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并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的大学生及受援者提供工作岗位，岗位人员由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中自行选定，帮扶期限为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在最初三个月，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不需向被告提供的工作人员支付任何费用，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以提供捐赠、就业岗位、创业援助等形式进行帮扶，基中，捐款为3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物资捐赠为20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就业服务费90万元（以实际发生往来业务、被告开具票据为准）。同时约定，双方往来账目以实际发生额开具票据。同时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每月根据具体发生的各项业务进行结算，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转入款项时应备注“预存款—创业援助”,转款后，被告据实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上述协议落款处，原告均为作“联系人”予以标注。2018年4月10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向被告基本账户转款774913元。同年6月27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基本账户转入601194元。另查明，被告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其2015年至2018年个人捐赠（货币）明细表中，2015年有29人捐款，其中，有3人捐款超过10万元，分别为30万元、10万元、10万元，剩余26人捐款均为500元或1000元；2016年有4人捐款，共计捐款128000元；2017年无个人捐款；2018年有1人捐款，即本案原告，数额为586913元。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庭审中，原告表示其转入被告的上述两笔款项系应被告法定代表人的要求转入，该法定代表人承诺收到其他转入的款项后退还原告上述款项。被告则认为上述款项中，其中81000元，被告已通过向原告给付酒等商品予以冲抵，另586913元系原告的捐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受法律保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二是若成立民间借贷，借款本金如何确定；三是借款利息如何认定。首先，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民间借贷关系方面，其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否认系借款，并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原告提供了银行转账凭证，被告抗辩该款项系捐赠款，被告应对该捐款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被告仅提供原告转款转入其基本银行账户的证据，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赠与必须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原告否认上述款项为捐赠的事实，原、被告间赠与合同不能成立；其三，被告成立于2014年，原告的转款系在2018年4月，原、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捐款的原因；其四，原告上述转款中的一笔为586913元，发生于2018年4月8日，2018年4月10日，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亦向被告基本账户转款774913元，两笔转款尾数极其一致，均为913，短时间内的该两笔转款应有某种联系，且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等向被告捐赠，双方均签订了相应的书面协议，亦约定了双方应履行的义务，但原、被告之间并无相关书面协议；其五，原告转款586913元的行为若理解为捐款，后面带零碎无规律的尾数，不符合常理，且从被告提供的2015年至2018年期间，其接受个人捐款的明细中亦可知，捐款均为整数，且2017年至2018年期间除原告上述转款外，无其他捐赠款项；其六，原告于2018年5月18日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明确其转入被告账户的586913元系用于预存款给帮扶受援学生就业援助的基本工资、基本社保和基本消费支出，并未明确表示系捐款；其七，原告在其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的微信通信中亦明确要求被告返还上述款项，其表示有酒用酒抵，无酒退还款项，被告法定代表人刘一霏亦明确表示会安排公司员工进行处理，说明被告亦认为该款项非捐款，系应返还原告的款项；其八，原告转入被告的两笔款项中，较少的一笔81000元，原告都要求被告尽早返还，第二笔款586913元系在该81000元之后转款，结合常理，亦不可能为捐款；其九，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系朋友，原告亦为被告处工作人员，原告将上述款项转入被告账户，亦不构成不当得利，理解为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要求原告转入相应数额的款项较为合理。因此，原告向被告转入的上述款项即非赠与（捐赠），亦非不当得利，应为借款，对被告辩称上述款项系原告对被告的捐赠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原、被告之间成立民间借贷关系。其次，关于借款本金方面，经查，原告共计向被告转账两笔，一笔81000元，一笔586913元。关于81000元借款部分，被告已向原告给付茅台酒等商品予以冲抵，原告亦予以认可冲抵的事实，因此，该81000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已结算完毕，不应由被告归还。关于另586913元借款部分，原、被告双方虽未约定还款期限，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之规定，经原告数次催告后，被告仍拒不偿还借款，且原告已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视原告已给足被告合理还款期限，该借款被告理应偿还。最后，关于利息方面，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6%自原告起诉之日（2019年1月18日）起计算至付清借款本息时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原告要求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经核算，该约定符合法律规定，应按上述法律规定按年利率6%计算利息，并以未偿还借款为基数，从2019年1月18日（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原告起诉之日为逾期之日）起计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综上所述，对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归还借款667913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资金占用费的诉请，一审法院支持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586913元，并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利息，超出部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余铮借款本金586913元，并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付清本息时止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余铮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79元，减半收取5240元，保全费3860元，共计9100元，由原告余铮负担1104元，由被告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负担7996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本判决时一并给付原告）。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余铮25000元领款的记账凭证、请款单各一份;拟证明余铮知晓上诉人是民办非企业，上诉人的捐赠有捐赠票据、业务开展有发票，要先请款，余铮是上诉人内部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前先行领款，余铮主张借款58万元的同时，又向上诉人借款，明显违背常理。经质证，被上代对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于记账凭证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一审开庭日期是2019年3月20日，这份证据材料系开庭前形成，不符合新证据要求，所涉及内容，与本案事实争议没有关联性。余铮称发生该2.5万元的领款系帮上诉人跑业务，引入九和药业的援助，朋友之间给点辛苦费或业务费也是应该的。证据二：开具给余铮金额为586913元的捐赠票据和2018年的审计报告；拟证明余铮的586913元资金进入援助赞捐赠专户。经质证，被上诉人余铮认为审计报告基于委托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如果上诉人要做成捐赠，会计是无法识别的，且整个审计报告注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修正过，扣除2300元后确认589213元，我方支付的款项金额是586913元，不一致，一审法院查明，上诉人单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中，2017年没有捐款，2018年只有一个人捐款，捐款金额是586913元，上诉人提交的材料前后不一致，不能说明案涉款项是捐款；所谓捐款收据，不管是真实性、关联性还是排他性，都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证据三：捐赠票据存根整本，拟证明上诉人所有领用是合法取得的、上诉人是公益平台。被上诉人余铮质证认为，该证据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不是跟余铮有合意的意思表示，时间是2018年4月8日，且查看整本票据，开具时间为2019年1月22日的票据在586913元捐赠票据前面，根据上诉人补充说明，实际开票时间是2019年3月29日，但在一审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未要求捐赠票据故未开过票据。证据四：行文登记本；拟证明上诉人是学生实操锻炼的机构，学生去对接工作，捐赠票据是在规范单位指导下使用的。被上诉人质证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五：贵州省人力资源决议受理通知书；拟证明援助站的工作是在人社厅指导下开办的，我们最大的收入就是政府补助，就是就业补助资金的60%（为已毕业但未正式就业的大学毕业生购买五险一金，能够正常算工龄）。被上质证称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也达不到证明目的。证据六：586913万的记账凭证，拟证明该款是存到我们援助站的预存款，是捐赠。被上诉人质证称对不认可真实性，记账凭证的时间是2018年4月8日，所有捐赠按照讲法是有流程的，哪怕款项到账户上，捐赠并没有完成，上诉人跟所有单位签订的协议合同写得清楚，就业援助的操作流程写得很清楚，先预存，在乙方管理系统选择帮扶人员和项目，甲方在最初三个月内不需要支付费用，三个月以后按实际发生的费用，乙方开具发票进行结算。二审另查明，2017年3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双方均有多笔金额不等（最小金额为1000元，最大金额为本案所涉586913元）的相互转账经济往来。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余铮主张其支付给上诉人的款项系借款，但其一，被上诉人余铮未能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其二，在前述经济往来期间，被上诉人余铮系上诉人的负责人之一，双方存在多笔金额不等（最小金额为1000元，最大金额为本案所涉586913元）的经济往来，被上诉人余铮负责为上诉人联系帮扶单位并引入帮扶项目，综合前述情况，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初步证明其收到被上诉人的款项系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依法应进一步举证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在被上诉人不能继续举证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州知行大学生公益援助站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9)黔0103民初167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余铮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用10479元，由余铮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0479元，由余铮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广审判员 汪 静审判员 袁波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法官助理王李文书记员李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