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2民终48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响雷，男，1975年5月4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新，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0410769704。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丹，系贵州祥紫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2201011419503。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树权，男，1973年1月15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斌，系贵州黔成起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610290040。原审第三人：张明峰，男，1975年9月12日生，汉族，住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上诉人张响雷因与被上诉人张树权及原审第三人张明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6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响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新、蔡丹、被上诉人张树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耀斌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张明峰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响雷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619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首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被上诉人并非案涉挖机的所有权人，该挖机系矿山所有，当时矿山为要回挖机，特要求上诉人签订一份挖机租赁合同，该份合同仅有签名系上诉人所为，其他所有内容均系被上诉人自行添加。该租赁合同仅为索要挖机使用，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租赁合同，因此双方之间并不存在租赁关系。本案被上诉人主张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被上诉人已经出具一份《证明》给上诉人，证实该份合同仅用于索要挖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双方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的事实。被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除该份租赁合同外并无其他租赁费收据、索要款项依据等证据，也未向上诉人索要过租赁款项，这明显与事实及交易习惯不符。被上诉人提交的合同多处存在错误，支付时间及款项均存在异议，可明显看出系事后添加。被上诉人原来陈述签订该份租赁合同时仅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场，庭审过程中陈述在场人还有《证明》中的见证人，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中的见证人一致。事实上，当时双方为避免纠纷，刻意将身份证号填写错误。因此，一审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其次，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租赁合同来看，租金支付时间为按月支付，即使按照最后一期支付时间2016年9月1日进行计算，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18日才向法院提起诉讼，期间从未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益，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再次，一审法院违反举证规则。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一份书面《证明》，并且申请在场人员出庭作证，上诉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义务。在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由法院向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释明是否申请鉴定或者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人归于上诉人，违背举证规则。一审判决在证据的认定程序上存在严重违法，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出示了大量证据，且有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对这些证据如何采纳在判决书中并未进行明确的呈现和说明。最后，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的是租赁合同纠纷，关于租金的支付在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诉讼时效是一年，一审判决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与法律规定不相符。被上诉人张树权辩称：一、涉案挖机为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机械设备租赁关系，双方签订有书面合同且签字捺印，合同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虽然上诉人提供一份《证明》试图证明该份合同为虚假合同，但在一审庭审中己经当庭对该份《证明》进行质证，该份《证明》见证人的笔风一致，明显为一人所签。被上诉人张树权的“权”也错写成了“全”，且被上诉人张树权否认为其本人，捺印也不是本人所为，张明峰也否认为本人所签，足以认定该份《证明》系伪造，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通过一审庭审的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的报案材料可知张响雷与矿山之间存在经济纠纷，张响雷支付村民3万元将设备拖走，又因拖欠开采设备的水钱将设备抵押给村民，上述事实有村支书、村民、矿山看管人等证人作证，可以证明涉案挖机为张树权所有，而非张响雷所称的矿山所有。原审第三人一审提交的矿山开采收方明细表能够证明涉案挖机并非矿山所有，张响雷与原矿山法定代表人张明亮签订石材矿山开采承包协议书时明确约定挖机租金由张响雷支付，若如张响雷所述涉案挖机为矿山所有，为何张响雷与矿山的结算中并无挖机租金的项目，另，张响雷申请的证人杨某1一审庭审中己经承认涉案挖机为张树权所有，且一直是张响雷使用。综上，根据一审庭审及证据足以证明涉案挖机为张树权所有，且一直是张响雷使用，双方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关系。二、张响雷使用挖机应当支付相应的租金。张树权提交的石材矿山开采协议上明确约定租金由张响雷支付，张响雷也承认使用挖机，但对于是否支付租金却避而不谈，证人杨某1在一审中对于租金是否支付同样避而不谈。且张响雷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使用挖机后支付过租金，说明张响雷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实际也并未支付租金。原审第三人张明峰提供的入伙协议书、矿山开采明细表、日记帐，能够证明张响雷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通过庭审调查也可以知道矿山停产后虽张响雷未再使用挖机，但挖机仍在其控制之下，其应当支付占用挖机的租金，2016年7月张响雷将挖机抵押给了村民，张树权通过各种途径于2016年9月后才将涉案挖机取回，张响雷实际使用控制涉案挖机的时间超过一年，张树权仅诉请一年的租金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六规定，因为双方一年租赁期满以后未续签合同，而张响雷实际占用挖机超过一年，双方实际上又形成了新的不定期的挖机租赁合同，张响雷一直未与张树权进行租金结算，其违约行为呈持续状态，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适用三年的规定。原审第三人张明峰未提交书面意见。张树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租赁费372，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逾期未付款的违约金89，28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盘州市中艺石业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盘州市××（××盘县××）梅子冲村，取得了2012年11月27日至2017年11月27日石灰岩开采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5202222012087130127002）。张响雷与盘州市中艺石业有限公司（张明亮）于2015年4月18日签订《石材矿山开采承包协议书》，将位于贵州省盘州市××（××盘县××）梅子冲村矿山的采矿权发包给张响雷开采。2015年7月1日被告张响雷与第三人张明峰签订《入伙协议书》，协议内容：“一、双方共同投资，按1∶1的比例投资，双方各占50%份额。二、双方共同管理，齐心协力做好大理石开采工作。三、账务、资金管理：双方各出一人进行账务资金管理。账目及时清理，做到日清周结。遇到重大支出项目，双方同意后方可支出。四、参与管理人员按月发工资5，000元，生活费自理。……”。2015年8月20日张响雷与张树权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内容：“一、租赁设备名称、规格、单位、数量、租金、价值等，租金每年31，000元。二、租赁的使用地点和工作内容：板桥镇小梅子冲村张响雷工作现场，每年工作时间2880小时以内，超出部分以台班计算，以每小时100元加收租金。……。三、租赁期为12个月，自2015年9月1日进场至2016年9月1日退场。租赁日期以挖机到达张响雷施工现场为准，若因张响雷原因租期不满1年以上，张响雷必须按每月31，000元的租金付给张树权。四、设备调迁：机械进场如租期未满12个月，则进出场费都需张响雷承担，如果租期达到12个月以上，则张响雷、张树权各自承担一半。……。五、租金支付及结算方式：1、……。2、租期满12个月即付清12个月的租金，租期满即办理最终结算，尾款于结算之日起付清，支付尾款租金推迟期限不得超过7天，否则张响雷应按每日总款的3%滞纳金支付给张树权。六、双方责任及义务……。”张响雷从承包盘州市丹霞镇梅子冲矿山开采，开采至2016年4月份左右矿山停止生产，因盘州市中艺石业有限公司欠张响雷开采石材的工钱未支付，于2016年7月份左右，被告张响雷到贵州省盘州市××（××盘县××）梅子冲村（盘州市中艺石业有限公司）矿山拖设备时，因欠村民工资，村民不同意张响雷拖设备，后张响雷支付了3万元，村民才同意张响雷拖走设备。张响雷将挖机钥匙交给村民李开佩，李开佩将挖机从矿山开到本村小组的地方停放着。2016年9月份经镇政府相关部门处理，李开佩将挖机钥匙交给张树权，张树权才将挖机开走。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该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张响雷未支付挖机租金的行为系违约行为。原被告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约定，挖机于2015年9月1日进场，后挖机被村民开走，2016年9月份经镇政府相关部门处理，张树权才从村民手中得挖机，在租赁期间，张响雷对涉案挖机负责看守，租期满，被告未与原告办理结算，也未将涉案挖机归还原告，对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挖机租金37.2万元（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期间）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89,280元的问题。《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第五条第二款约定，租期满12个月即付清12个月的租金，租期满即办理最终结算。但租期满12个月后，双方未对租金进行结算，被告也未向原告支付挖机租金，被告的行为系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89,280元（按月利息2%计算1年的期间）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被告张响雷与第三人张明峰系合伙关系，并签订《入伙协议书》，合伙按1∶1的投资，但合伙产生的债务也应按1∶1承担，第三人张明峰对上述挖机租金款项应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张响雷主张与原告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只是向村民要挖机所用，被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故被告张响雷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被告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原、被告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第三条约定，租期自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9月1日，原告于2018年9月19日向法院主张权利，故对被告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张响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树权挖机租金费人民币372,000元。二、由被告张响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张树权违约金人民币89,280元。三、第三人张明峰对上述所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8,219元，由被告张响雷、第三人张明峰共同承担。二审中，上诉人张响雷申请杨某2作为证人出庭。证人杨某2陈述：《证明》2016年8月16日红果翰林苑的一个出租屋由杨某1书写的，《证明》上张树权的名字上面的手印是张树权按的，当时为了让村民相信挖机是从张树权这里租的，才写了这个《证明》。上诉人张响雷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无异议，证人证言充分证明了涉案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签订的真实目的是用于解决被村民扣押的挖机返还问题，并非是对双方挖机租赁关系的确认。被上诉人张树权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首先证人承认与张响雷系老表关系，与杨某1系兄妹关系，即证人与张响雷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具有合法性；其次证人的陈述前后矛盾，证人一开始明确张响雷与张树权仅签订了《证明》，之后又改口说还签订了虚假的租赁合同，且在法庭询问过程中对于签订《证明》的时间、地点、人物、目的等细节证人均能够回想起来，但对是否签订租赁合同等其他书面材料其陈述前后矛盾，从证人证言可以侧面印证：涉案挖机确实被村民扣押，以张树权的名义去索要涉案挖机。证人并非本案合同中的相对人，其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原审第三人张明峰未到庭发表质证意见。二审中，上诉人张响雷申请对《证明》中张树权的捺印与张树权的指纹进行司法鉴定，并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中张响雷的签名及捺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6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1、由于无符合条件的样本供比对，终止对标注日期为“2015年8月20日”、甲方“张响雷”、乙方“张树权”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原件第2页“甲方”处的“张响雷”署名字迹及同部位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鉴定事项；2、认定无标注日期、见证人为“张树全、张明峰、杨某1、张响雷”的《证明》原件正文第三行“张树权”押名指印是张树权右手中指捺印形成。上诉人张响雷的质证意见为：对司法鉴定意见书无异议。被上诉人张树权的质证意见为：对鉴定意见的三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明》中手印鉴定属于张树权，也不能证实《证明》中陈述的内容真实，因为该《证明》仅有手印属于张树权本人，并无张树权本人签字，不排除系张响雷提前以空白纸张获取张树权手印后再填写《证明》的文字内容；且该《证明》所述时间2016年8月16日所签订的机械设备挖机租赁合同明显与《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真实签订时间2015年8月20日不一致。况且在庭审中张响雷也己经承认使用挖机但未付租金的事实，该份鉴定意见书达不到证明张树权签订《证明》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第三人张明峰的质证意见为:《证明》中“张树权”押名指印即便经鉴定为张树权右手中指捺印，也不能证实《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不能否认《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更不能否认张响雷使用挖机未付租金的事实。被上诉人张树权及原审第三人张明峰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意见：证人杨某2的证言，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36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可以印证张树权在《证明》正文第三行“张树权”名字上加盖手印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在“见证人为张树全、张明峰、杨某1、张响雷，内容为2016.8.16号在红果所订机械设备挖机租赁合同，甲方张响雷、乙方张树权，只用于解决挖机拖运用”的《证明》正文第三行“张树权”名字的“树”上的指印系被上诉人张树权右手中指捺印形成。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1、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2、上诉人张响雷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张树权付挖机租赁费及违约金；3、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一审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上诉人张响雷提出一审判决书对证据如何采纳并未进行明确呈现和说明，在证据的认定程序上存在严重违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包括：（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本案一审判决书并未遗漏前述法律条款规定的判决书必备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之规定，本案一审判决书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了概括分析，未进行罗列分析，并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故上诉人张响雷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张响雷是否应向被上诉人张树权支付挖机租赁费及违约金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关键在于审查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是否就是《证明》中所指的“2016.8.16号在红果所订机械设备挖机租赁合同”。在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前的一、二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张树权均否认《证明》中的指印系其所捺。后经上诉人张响雷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明确《证明》中的指印是张树权右手中指捺印形成，被上诉人张树权对鉴定意见质证时提出不排除系张响雷提前以空白纸张获取张树权手印后再填写的文字内容。但被上诉人张树权未提供证据证实系先加盖指印后书写的文字，且其关于《证明》中指印的陈述前后不同，故对其质证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虽然《证明》中的内容及签名并非张树权本人书写，但其在《证明》中加盖指印的行为视为对《证明》内容的认可。针对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虽无法对张响雷的署名字迹及同部位押名指印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是上诉人张响雷、被上诉人张树权均认可双方仅签订过一份挖机租赁合同，即本案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结合本案的证人证言，加盖有张树权指印的《证明》，以及被上诉人张树权关于《证明》中指印的前后不同的陈述，本院认为，《证明》中“2016.8.16号在红果所订机械设备挖机租赁合同”就是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对此事实予以认定。因在《证明》中明确载明上诉人张响雷与被上诉人张树权签订《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只用于解决挖机拖运之用，即该份租赁合同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被上诉人张树权不能据此租赁合同诉请张响雷支付租金及违约金。至于本案二审庭审中，张响雷自认其与张明峰合伙开采矿山期间租赁使用张树权的挖机产生的租金问题，因张树权是依据双方签订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提起本案诉讼的，故对于张响雷与张明峰实际使用张树权的挖机产生的租金，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张树权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如前所述，因落款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并非上诉人张响雷与被上诉人张树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诉讼时效的问题不再进行审查。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张响雷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2018）黔0222民初619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张树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21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19，鉴定费4300元，合计20738元，由被上诉人张树权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谭茶芬审判员  林 波审判员  邓少旭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健书记员李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