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11民终2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1956年8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志，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美玲，山东德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70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涛，日照岚山通达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东秀，女，197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住日照市岚山区，系王某2之妻）。 原审第三人：王某3，女，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原审第三人：王某4，女，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原审第三人：王某5，女，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原审第三人：王某6，女，汉族，居民，住日照市岚山区。 上诉人王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2、原审第三人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2018)鲁1103民初24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了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民事判决，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请求依法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不当。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涉案房屋登记在上诉人父亲王均见名下，应属上诉人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退一步讲，如果按照分家协议的约定分配，那么在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时，涉案房屋不应登记在王均见名下，应当登记为王均见与被上诉人按份共有，或王均见与上诉人、被上诉人按份共有，或被上诉人自己单独所有三种情形。而涉案房产仅登记在王均见一人名下，足见分家协议并未履行，也并不存在事实上分割和分配涉案房产的情形。一审未审查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的证据效力，便根据遗嘱的内容“印证”分家协议。如果分家协议真实有效并履行，则无需再行订立“遗嘱”，本案中通过“遗嘱”反面印证了分家协议并未有效成立，亦未履行。2、涉案遗嘱应属无效。从形式上看，该遗嘱系代书遗嘱，但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规定，没有代书人、也不知何人代书、立遗嘱人在何处所立遗嘱、立遗嘱人的签名或指纹是否系其本人所为或何人所为。关于遗嘱的见证。一审中，虽从法律服务所调取了涉案遗嘱的相关档案资料，但是作为见证方提供的所谓“遗嘱”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两份资料，不足以证实见证内容，也不能确定是否系立遗嘱人或者被见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中虽然加盖了日照岚山法律服务所见证专用章以及日照市岚山区居委调解委员会印章，并有经办人签名，但从形式上看没有见证人，不能将“经办人”推定为“见证人”。一审对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定，并以此印证分家协议，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涉案房产在被上诉人主张的分家协议后仍登记在上诉人父亲名下，应当以不动产登记为准。该事实也能证明此前的分家协议并未履行或者已经变更。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将涉案房产认定为上诉人父母的婚后夫妻共同。三、一审遗漏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中，上诉人主张涉案房屋全部为父母的共同遗产要求分割，并提交了涉案房产的登记证书。被上诉人提交分家协议和“遗嘱”进行抗辩。一审仅对涉案房产中的一间进行认定处理，且认定涉案房产中一间不属于遗产，对剩余三间房产未予认定，属遗漏了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结果亦不当。 王某2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涉案房屋为被上诉人所有，上诉人王某1无权要求处分涉案房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涉案房屋已由原房屋所有权人(被上诉人的父母)于1986年5月6日通过分家析产的形式，对涉案房屋进行了分家析产，各方均按分家协议履行，该分家协议合法有效。分家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形成协议。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为有效。协议条款有效后，对协议双方产生约束力。涉案分家协议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系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分家协议已经过房屋所有权人签字认可，村委会调解人亦进行了见证，该分家协议合法有效。在分家协议签订后，上诉人王某1在分得1.5间房屋后，以1000元转让给被上诉人王桂林。房款由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母亲转交给了上诉人，后上诉人用此款项盖房并搬走，此时上诉人以其实际行为履行了分家协议。虽然现在双方父母均已过世，但被上诉人至今都居住在涉案房屋，并于1994年在院里加盖了三间平房，2005年又加盖了两间西屋，对此上诉人从未提出任何异议，由此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购买上诉人分得的1.5间房屋的事实。再者，该分家协议系1986年订立，上诉人王某1在过去32年中从未主张过任何权利，也进一步证明王某1已将分得1.5间房屋卖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二、关于遗嘱的形成及效力问题。在2007年，被上诉人的母亲因年事已高，就对自己所居住一间房屋立下遗嘱，被上诉人的母亲在去世前，通过遗嘱的方式将自己所居住一间房屋指定由被上诉人继承，该遗嘱是通过日照市岚山法律服务所代书，并由日照市岚山法律服务所及岚山区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证，该遗嘱中又对1986年5月6日形成的分家协议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说明。 涉案遗嘱由代某所代写，两个见证人(代某、王某7)进行了见证，并有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的签名，该代书遗嘱合法有效。2017年，刘世英因病去世，该遗嘱在刘世英死亡时生效。三、上诉人主张的依法分割双方父母遗留的民房一处或其拆迁补偿款无事实依据。首先，分家协议合法有效，依法约束上诉人王某1。其中1.5间归王某1后又转给王桂林，其转让行为合法有效，并有村委会的见证人员。再者，王某1根据分家协议盖新房并搬走，被上诉人王桂林一直居住此1.5间房屋，这也是履行分家协议的行为。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母亲订立了代书遗嘱，该遗嘱对王某1转让给王桂林的1.5间房屋做了明确的说明，此1.5间房屋归王桂林所有，该遗嘱在作出时成立，在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母亲死亡时生效。根据遗嘱内容，王桂林为其母亲居住的1间房屋的继承人，再加上其余的3间房屋，王桂林对整个房屋享有所有权。 王某3、王某4、王某5、王某6均未陈述意见。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依法分割父母遗留的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居民房一处或其拆迁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分析认定如下： 王某1主张被继承人王均见、刘世英留有遗产房屋四间，提交日照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山东省日照市城镇私房所有权证存根。存根载明：“所有权人王均见，在居有住宅房屋四间，面积66.47平方”。王某2质证称，虽然房屋登记在王均见名下，但实际应为王某2所有。 王某2为反驳王某1主张的事实，提交以下证据：1.《王某1与王桂林兄弟二人分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有：“经王某1与其父王均见父子双方协商，经村领导调解，分家协议如下：一、房屋共有四间，王某1分1.5间，王桂林分1.5间，王某1父母亲居住一间，两老人百年之后居住房屋一间归王桂林所有，临时王某1先居住房一间。二、王某1所分房屋1.5间。作价人民币1000元并卖给王桂林，王某1盖房前一个月有其父负责将房款1000元交给王某1盖房，王某1盖起房子后一个月搬走。三、陈欠款的分割负担。四、养老金的负担。五、人情往来负担。六、王桂林结婚，由王某1负责帮助兄弟王桂林现金200元，结婚前一个月交齐。当事人王均见、王某1（两人均按手印），经办人李某、刘仕玉，1986年5月6日”。王某1质证称，该分家协议是王某1与父亲王均见为避免家庭矛盾升级而签订，协议最后不是王某1本人签字，由本人按手印。王某1主张该协议并未履行，所以房产登记还在王均见名下。2.遗嘱一份，遗嘱载明：“遗嘱，立遗嘱人刘世英，女，83岁，汉族，住岚山区居委。我今年83岁，因年事已高，身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故特立此遗嘱，表明我对自己所有的房产在我去世之后的处理意愿。现将我所有的位于房屋一间（在王均见名下，产权证号为日房字第××号，原房屋四间）处理事宜，特立本遗嘱：因为我年事已高，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现将我所有的房屋一间进行处置：（原有我居委李某刘仕玉经手为我们分家，将产权证号为日房字第××号原房屋四间王某1分得1.5间，王桂林当时分得房屋1.5间。王某1并将分得房屋1.5间作价1000元转让给王桂林。当时1000元钱是由我经手转给王某1的，王桂林得到房屋三间及土地使用权，我和老伴居住一间，待我百年之后，该房屋归王桂林所有，他们也都按分家协议履行，我的四个女儿也都同意）其中王桂林于1994年在院里又盖了三间平房。2005年又盖两间西屋，对这些王桂林所盖房子归王桂林所有。我现在将我所住的房屋一间重复一下意见。将该房屋待我百年之后给王桂林。本遗嘱报居委会一份。立遗嘱人：刘世英（按手印），经办人：代某、王某7（此处加盖日照市岚山兴法律服务所见证专用章），在场见证人：加盖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2007年7月14日”。一审法院根据王桂林申请向代某、王某7（现均为日照岚山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就遗嘱有关问题调查，两人查找了相关的档案，对材料进行了复印，在复印件上王某7写明：“原件放于日照岚山兴法律服务所”，并加盖日照岚山兴法律服务所印章。代某在复印件写明：“遗嘱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由我所给与代书并见证”。王某1对该遗嘱相关证据质证称：该遗嘱为代书遗嘱，没有见证人、代书及签名，不能证实该遗嘱是否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证实代书及见证的情况，不能证实遗嘱的合法及有效性。3.日照市岚山区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证明，兹有王某1与王桂林兄弟二人分家协议，该协议于1986年5月6日由当时的村支部委员李某及两委退休干部刘仕玉二人经办，当时会计徐从顺带笔书写，特此证明，2019年2月22日。加盖居委会印章”。王某1质证称：该证明没有制作人及负责人签字，不符合单位出具证明的规定。 根据王某1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向分家协议的经办人李某调查，李某陈述该分家协议是王均见一家人的一致意见，王均见夫妇的房屋如何分割等事宜与分家协议记载一致。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王桂林提交的多份证据中多处使用“王桂林”即本案王某2。根据王某1与王桂林提交的证据，结合一审法院调查取证的情况，足以认定以下事实：一、1986年5月6日，王均见与刘世英对其夫妻共同建设的四间房屋进行的分家，将其中三间房屋平均分给了儿子王某1和王桂林，王均见与刘世英只留下1间房屋满足居住。同时明确表示，王均见与刘世英留下的1间房屋，在两人去世后由王桂林继承。二、1990年，在房屋登记时，王均见与刘世英建设的四间房屋登记在王均见一人名下。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以不动产登记为依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一般情况下推定为法律上的权利人，但并不是物权的最终认定，当事人是否享有对登记不动产的权利，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即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具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人，可以对抗该权属登记。本案中，王某1提交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证存根主张涉案四间房屋系被继承人王均见和刘世英的遗产，但其提交的所有权证仅登记所有权人为王均见，可见该登记结果与事实情况已经存在不符。同时，综合王某2提交的证据和一审法院调查的事实，足以认定在涉案四间房屋登记之前，王均见和刘世英已经将共有的房屋进行了分家，无证据显示该分家协议无效或被撤销，在房屋登记时，王均见和刘世英只对其中一间房屋享有所有权。且王某2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有足以排除涉案房屋权属登记的事实和理由，对王某1关于登记在王均见名下的四间房屋均为被继承人王均见和刘世英的遗产的主张，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定，登记在王均见名下的四间房屋中有一间属于被继承人王均见与刘世英的遗产。 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王均见在分家协议中已经明确表示：“在两老人百年之后，居住房屋一间归王桂林所有”，刘世英也通过见证留下遗嘱一份，虽然在分家协议中记载该事项以及刘世英所留遗嘱均不是完美的遗嘱形式，但在王均见分家时除了分割房屋外，还对人情往来、养老等一系列事情做出安排，在分家时就对去世后的财产继承做出安排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同时刘世英的遗嘱有两人见证，也能与分家协议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对王均见和刘世英的遗产应根据两人的遗嘱意愿进行继承。因此，王某1不能取得被继承人王均见与刘世英的遗产即登记在王均见名下的四间房屋中的一间房屋的继承权。王某1要求继承父母遗产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一审判决：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王某1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中，王某1主张1986年的分家协议真实存在，但签订该分家协议的背景是因当时家庭内部出现矛盾，为缓和家庭矛盾而签订的该份分家协议，该分家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是：一、涉案分家协议及遗嘱的效力问题；二、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 关于焦点一、涉案分家协议及遗嘱的效力问题。分家协议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就原有的家庭财产在各成员间如何分配以及其他家庭义务如何分担所达成的协议，是家庭成员之间经过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分家协议属于合同的一种，需要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若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则属无效协议。本案中，王某1主张王某2提交的分家协议系因当时存在家庭矛盾，为缓和矛盾而签订，后期该分家协议并未履行，应属无效协议。从王某2提交的分家协议的形式上看，王某1、王均见均在协议中捺印，相关见证人在协议中签名，在形式上符合一般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从内容看，该分家协议签订于1986年，内容主要是对其父母原有房屋进行分配，并对人情往来、养老等事项如何分担作出安排，协议内容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另，结合一审法院对涉案分家协议见证人李某的调查看，涉案分家协议系当时家庭成员的一致意思表示。故涉案分家协议在内容、形式上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合法有效。王某1主张曾签订涉案分家协议，但后期并未履行，故该分家协议无效，但分家协议的履行情况并不能影响分家协议的效力，在王某1未提交反驳证据证实分家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一审认定涉案分家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本案中，王某2提交的刘世英的遗嘱从形式上看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由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有其中一人代书，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涉案遗嘱中载明经办人为代某、王某7，并在该二人处加盖日照市岚山兴法律服务所见证专用章，在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一审法院经向涉案遗嘱经办人代某、王某7调查，代某称涉案遗嘱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由其代书并见证。从涉案遗嘱形式上看，虽然经办人代某、王某7未在遗嘱中签字，但该二人系日照岚山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其系代日照市岚山兴法律服务所作为涉案遗嘱经办人，且在该二人名字处加盖日照市岚山兴法律服务所见证专用章，故该二人未签字并不影响其作为遗嘱代书人和见证人的事实。同时，居委人民调解委员会亦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在遗嘱中加盖公章，故涉案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由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有其中一人代书的形式要件。从内容看，涉案代书遗嘱的内容与1986年的分家协议内容能够相互印证，且无证据证实涉案遗嘱并非刘世英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存在其他无效情形，故涉案代书遗嘱亦合法有效。 关于焦点二：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分家实质上是对原有财产所有权进行处分或分割的一种财产所有权变更行为，分家行为的法律性质，应为财产所有权变更性质。通过前述分析，涉案分家协议和代书遗嘱均合法有效。从分家协议看，王均见将原有的四间房屋进行了分割处分，将其中的三间房屋分别处分给王某1与王某2所有，后王某1将其分得的1.5间作价1000元卖予王某2，王均见和刘世英仅对其中一间房屋享有所有权。虽然王某1主张涉案分家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未提交证据证实，且王某2婚后一直居住在涉案四间房屋中的三间，并在后期对房屋进行了修缮，另结合刘世英后期所立遗嘱内容，可进一步佐证分家协议已实际履行的事实。故根据分家协议内容，王均见、刘世英仅对涉案四间房屋中的一间房屋享有所有权。虽然王均见与刘世英在1990年房屋登记时将四间房屋登记在王均见一人名下，但从王某2提交的分家协议以及后期的遗嘱看，涉案房屋在登记前已经通过分家析产的方式将其中的三间分给了王某2，故该登记事实并不影响涉案房屋经过分家析产已在王某1、王某2及王均见、刘世英之间进行处分的事实。故一审认定分家协议有效且履行，依据分家协议王均见、刘世英仅对一间房屋享有权利并无不当。分家协议中载明王均见、刘世英所居住的一间房屋，待其百年之后归王某2所有，刘世英所立遗嘱亦表明其所居住的一间房屋在其去世后归王某2所有，故根据刘世英所立遗嘱内容，涉案四间房屋中的一间房屋在刘世英去世后应由王某2继承。综上，王某1要求继承涉案四间房屋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550元，由上诉人王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卜雪雁 审判员  宋海红 审判员  刘丽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梁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