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行终29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云秋，男，汉族，1962年8月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上诉人（原审原告）：邱靖尹，男，汉族，1979年10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继华、吕思成，均为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白沙大道西1号。法定代表人：刘毅，市长。委托代理人：吴璧廷，江门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徐卓云，江门市海防与打击走私办公室工作人员。原审第三人：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华园东路14号。法定代表人：曹阳春，政治委员。委托代理人：刘国标，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法制科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张翔，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情报科工作人员。原审原告胡云秋、邱靖尹诉江门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纠纷一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粤07行初82号行政裁定。上诉人胡云秋、邱靖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2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先后在广昆高速G80蚬岗服务区附近路段现场检查云XXX（云GXXX）、云HXXX（云HXXX）、云GXXX（云GXXX）三辆货车。该三辆货车共装载开心果93.9吨以及随车单据一批，其中包括《河口口岸互市交易商品放行单》三张（编号：xxx-xxxx）；《入境货物放行通知单》三张，该三张通知单均记载“报检单位：邓星”；《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三张（编号：xxx-xxxxx），该三张发票分别记载“纳税人名称：邓秀珠”、“纳税人名称：让成平”、“纳税人名称：兰光荣”；《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等。经检查发现，随车单据和现场人员陈述无法证实车上开心果的合法进口来源，该开心果可能涉嫌走私。当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上述三辆货车、开心果、单据进行扣押，并向该三辆货车的司机陆立兵、王斌、马卫勇作出《证据保全决定书》和《证据保全清单》。同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三辆货车的司机陆立兵、王斌、马卫勇进行询问，制作的三份《询问笔录》均记载其三人回答“我不知道货主是谁”。2017年1月18日，胡云秋接受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的询问，自称2016年11月22日11时许通过云HXXX（云HXXX）货车司机知悉涉案开心果被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扣押一事。其在《询问笔录》中陈述该批开心果是通过一名“邓星”的女子和一名花名为“六姑”的女子，她们联系边民去河口口岸通过互市贸易的方式从越南购买开心果。2017年2月27日，胡云秋第二次接受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的询问，该《询问笔录》记载：“是我一个人拿着300万元人民币现金到‘六姑’的家里给她们的”，并称其不知道“六姑”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的丈夫叫刘永军。2017年2月27日，邱靖尹到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反映相关情况和接受询问，其称从胡云秋处得知涉案开心果已被扣押一事。2016年12月7日—12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涉案《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其中95名买家边民进行询问，其均称在2016年11月没有在河口边民互市点购买过开心果和核桃，并在对应的《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上签字盖手印，并署明“经我辨认，以上单据不是我办理”。2017年3月21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在云南省红河洲河口县城关边防派出所询问室对邓星进行询问，其陈述没有在2016年11月20日从河口口岸向边民购买过一批开心果；也没有胡姓男子给过300万元的现金帮他向边民收购互市货物开心果。同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岳爱兰进行询问，其答复“家有丈夫：刘永军”、“没有钱去收购”、“没有收过他这些钱”、“没有，我没有这个本事拿到这么大价值的货物”。同日，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及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河口瑶族自治县商务工业和信息化局分别出具两份《证明》，共同记载：“兹有云南省河口县边民胡云秋(身份证：XXX)，于2016年11月20日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场内从377个边民手中购买一批开心果1860件，93吨。”此外，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分别于2017年3月21日和2018年5月10日出具另外两份《证明》，证明内容：“2016年11月20日，由河口口岸通过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的一批互市商品(开心果)，共计1860件，93吨，经边防、海关、检验检疫三联检部门查验合格，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完成交易后，由云GXXX、云XXX、云HXXX的货车运往广州……”另外，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分别于2016年11月28日、2016年12月26日、2017年5月12日作出4份《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赴广东省江门市协调处理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被暂扣相关事宜的函》（编号：河政函[2016]61号、[2016]72号、[2016]73号、[2017]23号）希望到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协调处理被暂扣的涉案开心果的相关事宜。2017年10月12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根据《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将案件移交江门市海防打私办处理。2017年12月7日，江门市海防与打击走私办公室（以下简称江门市海防打私办）在江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认领公告》（编号：2017年8、9、10号），通知涉案开心果的物品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合法手续到该办认领，逾期将依法处理。2018年2月13日，江门市海防打私办作出《江门市海防与打击走私办公室关于无主进口商品认领公告情况的函》，将上述无人认领的开心果移交江门市财政局依法处理。江门市财政局委托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拍卖，现已将拍卖款项依法上缴市国库。胡云秋、邱靖尹不服，于2018年8月22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令确认江门市人民政府处置胡云秋、邱靖尹货物的行为违法；2.由江门市人民政府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原审另查明：2018年5月11日、16日、22日，涉案货车司机马卫勇、陆立兵、王斌分别出具经公证的《证人证言》，共同称2016年11月20日，受胡云秋委托三人将共计93.9吨开心果运至广州。此外，2018年5月8日，三份《情况说明》记载邓星、吴桂仙、陈燕珍等共计48名边民证明在2016年11月20日，参与了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开心果的交易活动。2018年5月15日，兰香云等8名边民小组长分别出具经公证的《证人证言》，称其带领其小组成员参与了2016年11月20日的越南边民开心果的互市交易，并出售给胡云秋、邱靖尹。原审再查明：胡云秋、邱靖尹就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的扣押行为向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其不服该院作出的（2018）粤0704行初323号驳回起诉的行政裁定，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粤07行终192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胡云秋、邱靖尹上诉，维持原裁定。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行政强制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据此，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胡云秋、邱靖尹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审查江门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开心果的处置行为是否合法，那么江门市人民政府的涉案处置行为是否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成为本案审查的关键。现有证据显示，从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于2016年11月22日调查云XXX（云GXXX）、云HXXX（云HXXX）、云GXXX（云GXXX）三辆货车涉及走私运输开心果一案所扣押现场随车的《河口口岸互市交易商品放行单》《入境货物放行通知单》等单据来看，上述单据记载的内容无一与胡云秋、邱靖尹有关，且当日对三辆货车司机所作的《询问笔录》，均无法查明三车开心果的所有权人，亦无法证实胡云秋、邱靖尹是该开心果的货主。随后，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根据涉案《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其中对应的95名买家边民以及邓星、岳爱兰的《询问笔录》等材料，确认前述开心果为无主物进口商品，并将案件移交到江门市海防打私办。2017年12月7日，江门市海防打私办在江门市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认领公告》（编号：2017年8、9、10号），在公告结束后仍无人认领，遂以无主物进口商品将涉案开心果处置了。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的扣押行为，还是江门市海防打私办的处置行为，均以涉案开心果为无主物进口商品进行处理，其并未对任何人的权益造成损失，包括原告在内的胡云秋、邱靖尹。虽然事后胡云秋、邱靖尹向法院提交货车司机王斌、陆立兵、马卫勇以及边民小组长等人出具经公证的《证人证言》《情况说明》《证明》等证据用以证明其是涉案开心果的权利所有人。但本院认为，对于胡云秋、邱靖尹提交的涉案《证明》以及《情况说明》，仅证明2016年11月20日胡云秋购买了开心果93吨以及邓星等48名边民参与了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开心果的交易活动，并没有足够的证明力证实边民通过互市交易的开心果以及当日用三辆汽车运输93吨的开心果是胡云秋所有。对于胡云秋、邱靖尹提交的货车司机的《证人证言》，其陈述的内容与2016年11月22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前后不一致，不予采纳。对于边民小组长等人的《证人证言》，其证明小组长带领组员于2016年11月20日采购开心果出售给胡云秋、邱靖尹，但其证明内容与2016年12月7日—12日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涉案《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其中95名买家边民作出的《询问笔录》中否认2016年11月在河口边民互市点购买过开心果的事实不一致，不予采纳。因此，胡云秋、邱靖尹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开心果系其所有，故其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开心果的处置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所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裁定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胡云秋、邱靖尹的起诉。胡云秋、邱靖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且不全面，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能充分证明上诉人是该批货物的货主；二、原审法院没有按照证据采信规则客观认定证据；三、被上诉人对货物的处置程序存在错误，原审法院未对此进行认定；四、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五、被上诉人应依法向法庭出示《拍卖成交确认书》等材料，并据此对上诉人进行赔偿。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令江门市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货物被非法处置的损失。江门市人民政府二审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不具有提起本案的主体资格，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审查，对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江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2018年2月2日分别在《江门日报》《南方日报》发布《产权网上交易通告》，载明受江门市财政局委托，定于2018年2月9日10时和15时分别组织网上公开竞价，依法公开转让无主进口商品开心果等8批。再查明：一、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28日向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发出河政函[2016]61号《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赴广东省江门市协调处理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被暂扣相关事宜的函》，载明：“2016年11月22日，3辆运输由云南省河口口岸经边民互市途径进口的互市交易商品开心果的车辆（车牌号为：云GXXX、云XXX、云HXXX），货物共计1860件、93吨，价值279万元，该批货物在途经江门市时被你支队侦查队以涉嫌走私名义暂扣。……经核实，该两批货物是在云南省河口口岸通过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经边防、海关、检验检疫三联检部门查验合格。由于河口口岸互市交易申报采用无纸化电子申报系统申报，因此海关不再出具纸质报关单具，该两批商品已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办结完有关手续，系河口口岸边民互市正规报关进口商品。边民互市政策是国家让利于边，让利于民的兴边富民优惠政策，也是云南省河口县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措施。今年5月，昆明海关在河口推行边民互市监管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并在云南省沿边地区推广。在近半年的改革试点工作中，河口口岸边民互市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初步达到了改革试点的目的。为确保河口口岸互市改革试点工作的有效推进，也为顺利实现河口县委提出的‘边民互市脱贫一批’的脱贫攻坚目标，维护河口口岸边民互市工作的顺利推进，经河口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由河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长姚玺同志带队，相关单位业务负责同志一行4人（具体名单附后），将于2016年11月29日专程赴江门市到贵支队汇报河口县边民互市工作开展情况，协调处理被贵支队侦查队暂扣两批货物的相关事宜，望贵支队给予接洽并给予支持为谢。”二、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6日分别向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发出河政函[2016]72号《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外运时被江门市边防支队暂扣事宜的函》、向江门海关缉私局发出河政函[2016]73号《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外运时被江门市边防支队暂扣事宜的函》，均载明：“……2016年11月20日，由河口口岸经互市途径报关进口的一批互市商品开心果，共计1860件93吨，报关价值279万元，用3辆货车运往广州，车牌号为：云HXXX、云XXX、云GXXX（分别装开心果620件/31吨）。该批在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完成交易办结相关手续后，于2016年11月23日在广东省江门市被边防支队暂扣，货主胡云秋，身份证号码：XXX。经核实，该批商品经边民正常报关报检，持有河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具的入境货物放行通知单、河口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开具互市商品放行单、河口边民互市管理公司出具的综合服务费发票、结算单。由于河口口岸互市交易申报采用无纸化电子申报系统申报，因此海关不再出具纸质报关单据，该批商品已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办结完有关手续，系河口口岸边民互市正规报关进口商品。望贵支队给予帮助协调处理暂扣货物的相关事宜。”三、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5月12日向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发出河政函[2017]23号《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赴广东省江门市协调处理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被暂扣相关事宜的函》，载明：“2016年11月22日，3辆由云南省河口口岸经边民互市途径进口的互市交易商品开心果的运输车辆（车牌号为：云GXXX、云XXX、云HXXX），货物共计1860件、93吨，报关货值279万元，该批货物在途经江门市时被贵支队侦查队暂扣。经核实，这批货物是在云南省河口口岸通过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进口商品是经边防、海关、检验检疫三联检部门查验合格后，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办结完有关手续，系河口口岸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商品。边民互市政策是国家让利于边、让利于民的兴边富民优惠政策，也是云南省河口县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被暂扣的该批货物至今没有处理结果，河口县人民政府从贯彻落实好国家赋予边境地区边民互市政策，促进河口口岸边民互市各项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拟再次赴贵单位协调该批货物处理问题。经河口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由河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方鸫同志带队，县打私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商工信局负责同志一行5人（具体名单附后），将于2017年5月15日，到达贵支队汇报河口县边民互市工作开展情况，协调处理被暂扣的该批货物的相关事宜，望贵支队接洽并给予支持帮助为谢。”本院认为，本案系行政强制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胡云秋、邱靖尹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应否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上诉人胡云秋、邱靖尹主张其是涉案93.9吨开心果的所有人，江门市人民政府处置涉案开心果的行为违法，而江门市人民政府主张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涉案开心果属于胡云秋、邱靖尹所有，其处置涉案开心果的行为并未侵犯胡云秋、邱靖尹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审查的重点是本案证据能否充分证明胡云秋、邱靖尹是涉案开心果的所有人，胡云秋、邱靖尹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处置涉案开心果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于2016年11月22日检查车牌号分别为云GXXX、云XXX、云HXXX的三辆装载涉案开心果的货车时，扣押了随车的《河口口岸互市交易商品放行单》《入境货物放行通知单》等单据，上述单据记载的内容无一与胡云秋、邱靖尹有关，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当日对三辆货车司机所作的《询问笔录》亦无法证实胡云秋、邱靖尹是涉案开心果的货主；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根据《河口边民互市交易结算单》中对应的95名买家边民以及邓星、邱爱兰的《询问笔录》等材料，确认涉案开心果为无主物进口商品，并将案件移交到江门市海防打私办；江门市海防打私办于2017年12月7日在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认领公告》，在公告结束后仍无人认领，遂以无主物进口商品处置涉案开心果。基于上述事实和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胡云秋、邱靖尹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涉案开心果系其所有，故胡云秋、邱靖尹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对涉案开心果的处置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综合全案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证明胡云秋、邱靖尹是涉案开心果的所有人。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及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河口瑶族自治县商务工业和信息化局在涉案开心果被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扣押后，以出具证明材料、公函等方式证明涉案开心果是胡云秋于2016年11月20日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购买，其中，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及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河口瑶族自治县商务工业和信息化局分别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两份《证明》，证明胡云秋于2016年11月20日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内从377名边民手中购买开心果1860件共93吨；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又分别于2017年3月21日和2018年5月10日出具两份《证明》，载明2016年11月20日由河口口岸通过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的一批互市商品（开心果），共计1860件93吨，经边防、海关、检验检疫三联检部门查验合格，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完成交易后，由云GXXX、云XXX、云HXXX货车运往广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还分别于2016年11月28日、2017年5月12日向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发出2份《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赴广东省江门市协调处理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被暂扣相关事宜的函》（河政函[2016]61号、河政函[2017]23号），于2016年12月26日分别向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江门海关缉私局发出《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河口口岸边民互市交易商品外运时被江门市边防支队暂扣事宜的函》（河政函[2016]72号、河政函[2016]73号），上述公函载明经核实涉案开心果货主是胡云秋，涉案开心果在云南省河口口岸通过边民互市途径报关进口，已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办结完有关手续，系河口口岸边民互市正规报关进口商品，共1860件93吨，由三辆货车云GXXX、云XXX、云HXXX运往广州；上述公函还写明经河口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派出工作组到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协调处理被暂扣的涉案开心果的相关事宜。上述证据证明的胡云秋在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市场购买的开心果的数量、来源与涉案开心果的情况吻合，运输开心果的货车情况与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查扣的货车相符，且货车从购买地启运至江门的时间段与涉案开心果在江门市被查扣的时间亦能吻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的规定，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公函的证据效力明显高于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对三名货车司机、部分买家边民、邓星、邱爱兰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并且，三名货车司机、包括邓星等48名边民以及8名边民小组长均证明涉案开心果的货主系胡云秋、邱靖尹，其中，货车司机马卫勇、陆立兵、王斌于2018年5月11日、16日、22日分别出具经公证的《证人证言》，称2016年11月20日三人受胡云秋委托将93.9吨开心果运至广州，即三人改变了之前接受江门市公安边防支队调查时所作不知道涉案开心果货主是何人的证言；日期为2018年5月8日的三份《情况说明》，记载邓星、吴佳仙、陈燕珍等48名边民证明于2016年11月20日参与了河口北山边民互市开心果的交易活动；兰香云等8名边民小组长于2018年5月分别出具经公证的《证人证言》，称其带领小组成员参与了2016年11月20日的越南边民开心果的互市交易，并出售给胡云秋、邱靖尹。上述证人证言、情况说明与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公函、证明材料以及河口瑶族自治县边民互市管理委员会、河口瑶族自治县商务工业和信息化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的内容相符，且相互印证，均一致证明涉案开心果的所有人系胡云秋、邱靖尹。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胡云秋、邱靖尹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处置涉案开心果的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以胡云秋、邱靖尹与江门市人民政府处置案涉开心果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裁定驳回胡云秋、邱靖尹的起诉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胡云秋、邱靖尹请求撤销原裁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7行初82号行政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刘德敏审判员  方丽达审判员  李永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董嫦青书记员苏靖茹刘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