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1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翼飞，男，汉族，1965年6月14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红，浙江宏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迎春，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竺红，女，汉族，1963年5月5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浙江隆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浙江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270号二楼204室。 法定代表人：詹文虎，董事长。 原审被告：宿迁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幸福路257号。 法定代表人：詹文虎。 原审第三人：宿迁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宿迁市幸福路257号。 法定代表人：汪东。 原审第三人：浙江建银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216号。 法定代表人：包照赏。 上诉人吴翼飞因与被上诉人竺红、原审被告浙江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可丰公司）、宿迁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四季青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宿迁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浩源公司）、浙江建银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建银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15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四季青公司作为甲方、竺红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明确：2008年9月27日，可丰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詹文虎，注册资本500万元；2008年10月15日，可丰公司法人独资成立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文虎，注册资本2000万元；2008年11月，四季青公司受让江苏浩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浩源公司87.5%的股权，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浩生，注册资本2000万元；浩源公司现正在开发宿迁浩源国际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53120平方米，已售10000多平方米；现因甲方资金周转困难，向乙方提出借款，由可丰公司、吴翼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约定：借款金额600万元；借款时间3年；借款利息2.5%，每月支付，逾期利息自动结转为本金；到期还本付息，如到期未能还本付息，则按到期本息额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罚息；本协议以款到四季青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宿迁市新区支行的账户时生效；本担保人和保证人同意担保乙方所借的本息、罚息和因违约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因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调查费、差旅费等；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乙方、担保人和保证人各执壹份。该协议“甲方”处由四季青公司盖公章，并加盖法定代表人詹文虎私章，“担保人”处由可丰公司盖章，吴翼飞在“自然人”处签名，协议落款时间载明为“2011年4月11日”。庭审中，竺红认可上述《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借期及利息均为其事后根据实际出借金额和时间补写。 上述《借款协议》确定后，竺红向建银公司借款6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2011年4月12日，建银公司根据竺红的委托将该借款作为往来款转账给浩源公司。同日，四季青公司出具收条，确认已收到竺红所借的600万元，利息按汇付时间计算。2014年11月10日，建银公司向法院出具《证明》一份，证明竺红曾于2011年4月12日向建银公司借款600万元，建银公司根据竺红要求将该600万元通过建设银行汇至其指定的浩源公司的账户；竺红与建银公司的借款已结清。 另查明，竺红曾于2013年8月16日向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吴翼飞、四季青公司、可丰公司、浩源公司，案号为（2013）杭下商初字第2309号。竺红诉称四季青公司于2011年4月18日向其借款500万元没有归还，可丰公司、浩源公司、吴翼飞作为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责任，要求四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息、违约金等。该案中，竺红提供的证据《通知》，证明2011年4月19日，四季青公司通知竺红将借款打到其关联企业浩源公司账户。后该案判决四季青公司归还竺红借款本金、支付利息、违约金；吴翼飞、可丰公司、浩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等。各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4）浙杭商终字第2140号，后二审维持原判。另（2014）浙杭商终字第2140号民事判决确认：除本案借款外，吴翼飞、可丰公司作为保证人，为四季青公司及詹文虎向竺红及他人借入的多笔款项提供保证。截至目前，可丰公司全资设立四季青公司。四季青公司与另一股东朱文庆设立浩源公司，四季青公司占股87.5%。可丰公司最大股东为李志林，占股54%。此外，双方均认可，李志林系吴翼飞的妹夫，吴翼飞的妻子和竺红是同学关系，吴翼飞和竺红曾是同事关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借款是否实际交付；收款对象的变更能否免除吴翼飞的保证责任；有关利息及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认定问题。 关于案涉借贷关系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首先，各方当事人对借款协议落款处各自签名、盖章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可以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其次，虽然借款协议的第一页确系竺红后续另行打印，竺红亦认可该协议手写部分包括借款金额、时间、利息等内容由其事后填写，但四季青公司就案涉借款出具了《收条》，其确认收到的借款金额与《借款协议》记载金额一致。吴翼飞认为《借款协议》中四季青公司的印章及法定代表人詹文虎的印章系竺红私自加盖，但吴翼飞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所涉相关印章由竺红所掌控，故该主张不予采信。再次，竺红与四季青公司之间除案涉借款外，还有类似的借款。因此，案涉《借款协议》及《收条》能够证明竺红与四季青公司及可丰公司、吴翼飞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及保证合同关系。 关于案涉600万元借款是否实际交付的问题。竺红主张其通过向建银公司借款600万元，并委托建银公司将该600万元以往来款的名义汇至浩源公司银行账户的方式履行了借款的交付义务。虽然《借款协议》约定款项应交付至四季青公司银行账户，竺红并未将借款直接交付给四季青公司，但考虑到竺红与四季青公司之间发生在2011年4月18日的该笔借款中，四季青公司于2011年4月19日向竺红出具《通知》，将借款的收款对方变更为浩源公司。案涉借款的情形与该笔借款的情形类似；结合四季青公司与浩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且四季青公司作为借款人又另行出具了收条确认收到借款。另虽然建银公司汇款中载明为往来款，但建银公司与浩源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且并无证据能够证明浩源公司有收取建银公司款项的依据。因此，案涉《借款协议》、收条以及相关交付凭证之间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竺红实际完成案涉600万元借款的交付义务。 关于收款对象的变更能否免除吴翼飞保证责任的问题。吴翼飞多次为四季青公司对外借款提供保证担保，考虑到吴翼飞等人多次为四季青公司提供保证的借款协议中有关收款对象的约定以及吴翼飞和竺红、可丰公司、四季青公司、浩源公司的亲疏远近关系，竺红关于其系按四季青公司的指令将借款支付给浩源公司的陈述具有可信性，四季青公司对此亦以出具收条的形式予以了追认。另，收款对象的变更以及款项交付至变更后的收款对象的情形，并未减轻或加重债务人的债务，故本案保证合同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收款对象变更的影响。收款对象的变更不能免除吴翼飞等人的保证责任。在四季青公司未按约还款的情况下，吴翼飞等保证人应按照原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关于借款利息及违约金的问题。虽然案涉《借款协议》中的借款时间“3年”、借款利息“2.5%，每月支付。逾期利息自动结转为本金”等内容均为竺红事后填写，但各被告在明知协议内容空白的情形下仍签字盖章，应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且案涉收条已载明“利息按汇付时间计算”，亦能够印证双方之间存在关于利息的约定。四季青公司逾期归还借款，竺红在主张逾期利息的同时又主张逾期还款违约金，法院调整为统一按照逾期利息计算。因《借款协议》中“2.5%”的月利息标准明显过高且为原告单方填写，未进一步得到各被告认可。综合案件全部因素及实际情况，酌情调整利息（含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故自2011年4月12日款项交付时起五年的利息（含两年逾期利息）为1833041.66元。 综上，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自款项实际交付时生效。竺红已经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各被告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亦应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竺红要求归还借款本金6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吴翼飞、可丰公司作为担保人，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应付利息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鉴定费30700元，虽然鉴定结论不影响案件的实际处理结果，但因为该鉴定系因竺红之前未如实陈述《借款协议》的两页纸系不同时间形成等事实所引起，故该费用应由竺红负担。因该鉴定费用已由吴翼飞预缴给鉴定机构，竺红应将该费用支付给吴翼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吴翼飞、可丰公司对四季青公司应偿还竺红的借款本金6000000元及应支付的利息（含两年逾期利息）为1833041.6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竺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442元，由竺红负担55257元，由吴翼飞、可丰公司共同负担58185元。鉴定费30700元，由竺红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申请退费，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宣判后，吴翼飞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借贷事实不清，对于案涉借贷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存在不同借贷行为混淆、是否存在被上诉人利用掌控相关实体的机会虚构债权债务或部分资料等存在诸多疑点，已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且在认定借贷事实时进行了大量的逻辑推定，与事实不符，与法律规定相悖。1、上诉人的确曾经多次为被上诉人竺红与原审被告四季青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作出过担保，但相应款项均已结清并承担了担保责任。四季青公司成立于2008年10月15日，竺红等人多次赴宿迁进行考察，并与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文虎、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浩生相熟。自2008年底－2009年上半年，上诉人的确为宿迁四季青公司向竺红等人的借贷行为提供过担保，并签下了多份空白的借款担保协议，这些款项均已归还结清。2009年6月之后，上诉人工作变动调至重庆上班。2009年下半年－2010年，因四季青公司法定代表人詹文虎向公司借款、管理混乱、股权收购款未付等原因，以竺红等为代表的债权人和浩源公司实际接管并运营四季青公司，上诉人因自身大意也未能及时敦促詹文虎等人将已签名担保人的空白借条销毁。四季青公司和浩源公司搬入同一公寓办公，相应的文件资料、财务会计账册、公章印章等也由竺红、吴张根等人掌握和管理。2、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存在纸张不一致、笔迹不一致等非常蹊跷的情形，已为司法鉴定所证实，不能排除将不同借条混同拼凑的合理怀疑。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案涉《借款协议》不但纸张、排版、打印机器不同，而且手写部分也不是同一支笔书写完成，可以证实前后两页根本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并非同一份合同内容。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第9行认定：经质证，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但一审判决书第9页第21行却认定：四季青公司作为甲方、竺红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这个“一份”的认定，是对鉴定结论一、二页相互没有关联性、不是同一份合同的根本否定，与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意见作为定案证据完全矛盾。后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10页，将《借款协议》第一页与第二页载明且没有关联的事实，认定为系同一份合同的案件事实，将两者汇为一谈，完全颠覆了案件的基本事实，不能排除将不同的借贷合同混同拼凑的合理怀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3、案涉借款金额高达600万元，且借款协议有明确约定收款账户，在被上诉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多宗借贷并存在明显的利害关系的情形之下，仅凭被上诉人口头陈述，以案外人之间的款项往来，不足以证实案涉借款协议约定的借贷行为真实发生。根据被上诉人的陈述、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履行了支付义务。案涉借款协议有明确约定，相关款项应该直接汇入到四季青公司的账户之中。借贷合同乃是实践合同，被上诉人却以案外人之间的往来款项作为给付凭证，无法证明其按照案涉借贷协议履行了交付义务，也无法排除其将利用掌控相关实体的机会谋求不合法利益的可能。在案涉借贷关系中，当事人的收款账户信息明确，被上诉人应当依照该约定直接向该账户汇入款项。收款账户发生变化，究竟是否有借款人指示、何人指示、以什么方式指示，是否告知担保人、以什么方式告知了担保人、是否询问担保人并得到其同意等等借贷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都未能予以查实。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成案涉借贷法律关系的诸多事实。借条为4月11日所签，到底是在哪里所签、与何人所签、有哪些人在场、借条签署的时候担保人是否在场等等，都应该详细询问查实。4月11日签的借条，明确打到原审被告的公司账上；4月12日却发生了变更约定，岂不叫人贻笑大方？经查，被上诉人竺红曾经担任打款的建银公司的总经理，出个证明非常容易，找个证人也是非常容易。二、原审判决对借款协议的效力认定存在明显不足，对担保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及效力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案涉借款协议约定了生效条件，应当严格遵守该约定。1、借款协议约定了生效条件，该约定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应该严格遵守。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即使是真的有其他借贷关系，也不属于本协议项下的借贷，也不能认为本协议已经生效。更遑论已有证据还不足以排除被上诉人以混同拼凑的方式妄图追究上诉人担保责任以实现其他债权的情形。故此，即使相关当事人在借贷关系中经过一夜思考，需要变更约定，该变更约定也属于超出上诉人担保意思范围内的借贷。就案涉的协议而言，依然处于未生效的状态。2、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借款协议中有关金额、利息、利息支付方式及结算方式等内容，系其后所填写，并以此解释合同前后页不一致、笔迹不一致的问题。但此陈述也表明，上诉人所填写的这些内容，根本没有得到上诉人的许可和同意，也没有任何人以合理方式及时通知担保人。上诉人在空白的《借款协议》上签字，无法证成被上诉人竺红与上诉人之间保证合同关系有效成立。根据鉴定意见，案涉《借款协议》前后两页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本案中，上诉人在《借款协议》第二页上签字，这表明同意为四季青公司的借款提供保证担保，但同样也表明，上诉人同意担保的借款，肯定是与第二页匹配形成借款协议所确定的借款。而案涉《借款协议》，上诉人签字页并没有确定的借款金额，第一页有借款金额但上诉人并未确认，且相互并不匹配，因此，一审法院仅凭该《借款协议》，根本无法得出上诉人与竺红已经形成了有效保证合同关系的结论。同时，根据被上诉人陈述，借款协议上的金额、利息、利息支付方式等都是其后填写上去的。但被上诉人并没有表明，其所填的金额、利息、利息支付方式、结算方式等是否有担保人在场，是否以相应的方式征询过担保人的意见或获得其同意，是否以合理方式通知了担保人等等，原审判决均未能予以查实。3、已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担保关系成立，原审判决错误地推定上诉人担保责任成立，明显错误。本案中，案涉《借款协议》前后两页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并非同一份借款合同，而案涉《收条》记载：公司向竺红所借款600万元已收到，利息按汇付时间计算。那么，《收条》所指向的600万元款项到底是《借款协议》第一页的款项？还是《借款协议》第二页所匹配的款项？《借款协议》第二页与《收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已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成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所提供的案外人之间的往来款项需要承担担保责任。三、原审法院在事实认定方面还存在多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处：1、原审判决第10页第二自然段：“上述《借款协议》确定后，竺红向建银公司借款600万元用于资金周转”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本案《借款协议》前后页不匹配，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与收条所指600万元款项相匹配的完整的《借款协议》。其次，根据竺红与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上诉人作为担保人签字的借款协议当时均为空白，且竺红也在庭审中认可，“《借款协议》中借款金额、借期及利息均为其事后根据实际出借金额和时间补写”，可见，建银公司向浩源公司帐户打款600万元时，案涉《借款协议》第二页根本没有确定，上诉人也根本不知情。再次，竺红在庭审时一直称向建银公司借款600万元，但庭审时，上诉人向建银公司核实，建银公司根本就无法提供竺红与建银公司间的借款协议，因此，本案中建银公司向浩源公司打款600万元，是否系竺红向建银公司借款，根本没有证据予以证明。2、原审判决第10页第二自然段“竺红与建银公司的借款已结清”，因为建银公司实际处于被上诉人掌控之下，其所提供的证明及证词存在问题。庭审时，上诉人一再发问建银公司，竺红所谓的借款是否已经结清？以何种形式、何种方式结清？建银公司回答除款项已经结清外，根本无法提供结清的任何有效证据。上诉人认为，款项是由建银公司打入浩源公司帐户，后该款项以何种方式结清？是否由以浩源公司原路打回结清？是本案审查的重点，但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形下，仅凭建银公司的陈述，即认为竺红与建银公司的“借款”已结清，显然属于事实认定不清。3、原审判决大量引用与本案情形不同的判决和判词，明显不当。如判决书第11页第一大段引用了下城区人民法院的案例，完全漠视了不同案件事实和证据差异。本案与下城案件存在许多根本不同之处，最大的区别在于，下城案件名义上是经四季青公司《通知》后，竺红按通知要求打入浩源帐户的，而本案却没有四季青公司的通知。原审判决第13页第5行却错误认定：竺红关于其系按四季青公司的指令将借款支付给浩源公司的陈述具有可信性，没有任何证据加以证明。此外，下城案件的《通知》出具时间为2011年4月19日，而本案打款时间为2011年4月12日，因此，根本就没有交易打款的习惯可以借鉴。四、原审判决存在程序不当，在依职权追加了被告和第三人的情形之下，对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被告等，应该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适用拘传到庭。五、根据鉴定意见，结合竺红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及在法庭上的陈述，被上诉人通过混同拼凑方式，捏造与上诉人之间存在担保关系并主张担保责任，并意图通过诉讼谋取不合法利益，存在“诉讼欺诈”的重大嫌疑。上诉人认为，即便竺红与四季青公司确实存在借贷关系，但不可能两份《借款协议》，同时出现前后页完全不一致，而两份《借款协议》第二页除了手写部分外，却完全一致的情形。竺红与四季青公司的借贷关系，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四季青公司盖章的《收条》予以确认，那么竺红为什么还要伪造《借款协议》呢？其目的就是为了取得上诉人对款项的担保。在（2013）杭下商初字第2309号案件审理过程中，竺红当庭陈述“为了控制风险，通过银行贷款，以购买商铺的形式操作的，如果对方还了就好，如果还不了，我就购买商铺，结果商铺已经被人家买走了，没有真正买下来。”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四季青公司钱还不了，浩源公司没有房子卖，且案涉四季青公司、可丰公司处于吊销状态，根本不具备偿债能力，在《借款协议》第二页盖章或签名的单位或个人中，只有上诉人经济处于正常状态。被上诉人为了能让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不惜冒着虚假诉讼的风险，以偷梁换柱、拼凑叠加的证据意图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谋取不合法利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在借款协议、打款凭证、担保事实及效力的诸多案涉事实不清，且在借款协议的效力认定、担保事实、担保效力等关键事实上存在错误的认定和推定，且在举证责任分配、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错误。故此，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 被上诉人竺红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虽对答辩人有些不公，但依法可予维持。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逾期利息即违约金部分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一些错误。2、鉴定费应当由败诉方承担。答辩人2019年6月17日针对以上问题曾通过一审法院提起上诉，一审法院认为已过上诉时效，剥夺了答辩人上诉的诉讼权利。鉴于此，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对答辩人有些不公，但依法可予维持。二、吴翼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1、吴翼飞在上诉状中称自己“的确为四季青公司向竺红等人的借贷行为提供过担保，并签下了多份空白的借款担保协议，这些款项均已归还结清”。这段话的前面部分的担保是事实，后面“已归还结清”是谎言。承认担保就够了，你还要上诉干什么？上诉人作为一个银行行长、副厅级金融国企高管，亲自上阵空手套白狼，为一个私营的空壳公司“提供担保并签下了多份空白的借款担保协议”正常吗？合乎情理逻辑否？究竟是“归还”了还是“结清”了？空口无凭，证据在哪里？答辩人与上诉人吴翼飞的老婆柳海潮是大学同学，与吴翼飞曾是建设银行的同事，答辩人当时对他们两夫妻很信任。2009年某天，吴翼飞夫妇请答辩人吃饭，吴翼飞时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部门老总。席间，吴谈起他私下操控的宿迁四季青项目，说该项目100%挣钱，一年后会有一个亿的利润，要答辩人帮他融资800万到1200万，期限为半年，项目一旦失败就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收购，没有任何风险,所有借款可由吴翼飞本人作担保。根据吴翼飞的介绍，其运作的私人公司连环结构如下：为去收购江苏浩源地产，2008年9月27日以其妹夫李志林等人的名义成立可丰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实际发起人和操控人均为吴翼飞，其他几个股东都是与吴翼飞关系密切的人。可丰公司的股东和股份结构如下：李志林(吴翼飞妹夫,实际无出资)，代持控股占67%股份；吴张根(吴翼飞上海财大同学)，占30%股份；郑望生(吴翼飞多年好友)，占10%股份;詹文虎(吴翼飞发小)，占2%股份;董必良(詹文虎朋友)，占5%股份。吴翼飞本人作为国企高管，为规避法律，他让李志林代持股份，但其在可丰公司仍然担任“监事”职务。凡是公司会议及所有需要李志林签字的材料都由吴翼飞本人签批。基于对吴翼飞、柳海潮两夫妻的信任,答辩人答应替吴翼飞借钱，结果被他们坑惨了。借钱次数：第一次借款1200万元，期限半年；第二次借款300万元,期限三个月。吴翼飞通过答辩人借了1200万元钱后,到期利息付不出，要答辩人短期再借300万元，说利息高一点也不要紧，故2009年4月27日向陈静静借300万元,时间3个月。第三次借款170万元。2009年6月29日到7月8日期间，吴翼飞再三要求答辩人帮他再借170万元，时间为二个月，说是要办一场明星个唱会，请到了周杰伦，一场下来有400万可挣。这笔钱答辩人是介绍万萍借的钱。第四次借款500万元。2009年8、9月份，吴翼飞第一次借的半年期限到期，吴根本没钱还,在答辩人反复催讨下，吴翼飞要答辩人继续替他借，举新债还旧债。于2009年8月17日向竺红、陈薛娟再借500万元。第五次借款1340万元。为还第一、二次借款,吴要答辩人继续替他借款。2009年9月1日向朱柳娇借470万元,为期三个月,到期后还不了,于2009年11月30日再借半年,利息加本金成500万元。2009年11月12日向曹湛借200万元；2009年11月16日向竺丽佳借200万元；2009年12月1日向陈科材借300万元；2010年4月28日向吕忠先借120万元；2010年7月30日向吕忠先借50万元；2010年9月8日到2010年12月向竺红借100万元。第六次借款主要用于归还朱柳娇和陈科材。其中：2011年4月7日向答辩人借600万元(即本案诉讼标的)。2011年4月27日向答辩人借500万元（下城法院已判结）。上诉状信口胡诌：“2010年2月份开始，以竺红等为代表的债权人和浩源公司实际接管并运营宿迁四季青公司”，“相应的文件资料、财务会计账册、公章印章等也由竺红”掌管，既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纯属上诉人胡编乱造。吴翼飞是可丰公司、四季青公司和浩源公司的实际操控人，但因其是公职人员违规经营，故涉案合同等一大堆借款协议都是以“担保人”的名义隐身躲闪的。2、上诉状称借款协议“前后两页不具有任何关联性，并非同一份合同内容”，“不能排除将不同借条混同拼凑的合理怀疑”。这些年来，吴翼飞向答辩人和以答辩人个人名义的借款累计达1980万元，通过答辩人引荐向其他人借款2430万元。借多还少，越借越多。借款方式一般是由吴翼飞将每一笔借款的合同签字、盖章后派人送来给答辩人。有时候合同会出现笔误差错(如甲乙搞错,金额凑不够等)，经请示吴翼飞后就直接在合同上手写更正或将有差错的一页重新打印。后来借款越来越频繁,吴翼飞就预签了几份放在我这里，实际借到了多少就填上去多少,与实际打款数额对应就行。因与江苏浩源集团有经济纠纷，为了安全起见，吴翼飞还曾临时变更指定账号收钱。3、上诉状称本案“存在诉讼欺诈的重大嫌疑”，质疑600万元“是否由以浩源公司原路打回结清？”该举证责任在于提出质疑的上诉人一方。所有不负责任的“可能”、“也许”之类的凭空猜测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本案一审历时3年，假如答辩人涉嫌虚假诉讼，吴翼飞为何不去公安报案？答辩人非常期待对方去报案。4、上诉状称借款协议“附生效条件”，上诉人的担保责任可免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据此，观照本案借贷双方对于收款对象的变更以及款项交付至变更后收款对象的情形，并未减轻或加重债务,故本案保证合同的生效不受主合同中收款对象变更的影响。《借款协议》中载明的“款到宿迁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帐户时生效”系当事人各方当初对收款对象的约定，由于吴翼飞曾多次为四季青公司对外的借款提供保证，在其为四季青公司提供保证的借款协议中有关收款对象的约定以及上诉人和答辩人、可丰公司、四季青公司、浩源公司的亲疏远近关系，在借款合同已生效、借款人四季青公司未按约还款的情况下，吴翼飞作为担保人应按照原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承担保证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在杭州中院“（2014）浙杭商终字第2140号”相关案件的判决中已说理透彻。本案一审判决书也遵循体现了相同的法理逻辑。综上，答辩人希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吴翼飞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调整一审对违约金（逾期利息）和鉴定费的不合理裁量。 本院审理期间，上诉人吴翼飞提交了下列证据：一、建银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竺红当时是该公司的股东、董事、总经理，故建银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存在问题；二、詹文虎2017年3月18日所写关于本案所涉和解协议的声明及2019年7月25日詹文虎的录音，拟证明四季青公司在2010年后没有任何借债行为、且公司实际由竺红等人管控、经营等。 被上诉人竺红经质证后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事项；证据二的詹文虎不具备证人资格，该证据无效力。 本院认为，证据一并不能证明上诉人的待证目的，故不予采信；证据二詹文虎为本案当事人可丰公司、四季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具备证人资格，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借款协议存在前后纸张、笔迹不一致等的问题。被上诉人竺红于审理中对案涉借款协议存在的上述问题做出了解释，结合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竺红与吴翼飞之间的关系，以及吴翼飞在该项目中的实际作用、地位等因素，可以认定竺红作出的解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吴翼飞关于借款协议形成的解释，称其为四季青公司开业演唱会融资而用，缺乏事实依据佐证；同时，结合竺红提交的打款凭证及借款人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款项的实际，上诉人吴翼飞对案涉借款协议所提异议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吴翼飞主张的协议生效条件的问题。案涉借款协议“以款到四季青公司账户时生效”的约定，应理解为借款协议自借款人收到协议约定的借款后借款协议生效的约定，而非如上诉人吴翼飞所作的狭义理解；在借款人四季青公司出具收条确认已收到借款的情况下，案涉借款协议已实际生效，该借款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综上，案涉借款协议虽存在诸如吴翼飞抗辩中所称的一些问题而有别于一般情形的借贷关系，但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吴翼飞在相关项目中的作用、地位，竺红于案件中陈述的可信度大于吴翼飞的陈述，现仅凭上诉人吴翼飞所提的异议，尚不足以达到其意图推翻借款协议的目的；同时，各方当事人间存在的相同形式的借款协议已有生效判决拘束。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实体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吴翼飞的上诉，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竺红未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故对其二审中所提主张，本院不作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442元，由上诉人吴翼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易 飞 审判员 夏明贵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