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3846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恩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庄基村。法定代表人：赵坤祥，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义芳，男，1976年6月2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现暂住广东省东莞市。上诉人苏州恩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恩佐公司）与上诉人黄义芳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4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州恩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黄义芳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苏州恩佐公司认可黄义芳代付东莞鼎天26000元有东莞鼎天往来邮件及对帐单证明，对帐单加盖有东莞鼎天公章，该公司并非如一审所述选择式认可部分款项。二、关于修模费3万元，苏州恩佐公司没有同意支付该款项。该公司与东莞鼎天近2年多的交易中,每笔付款都有公司对公司的来往邮件及对帐单，黄义芳付款前要征询委托人同意才可正常付出。要求黄义芳提供该笔3万修模费的请款明细、对帐单等，需经苏州恩佐公司核实后才可以付出，而黄义芳未经苏州恩佐公司同意就付出该笔款项，是超越代理权限实施的代理行为。三、一审法院认定东莞鼎天代付金额错误。东莞鼎天的含税未税货款，苏州恩佐公司皆于2015年1月27日经由其建行帐号完成付款，具体有建设银行流水、采购单、东莞鼎天对帐单及东莞鼎天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证明，而黄义芳付款东莞鼎天的部份，苏州恩佐公司只认可26000元未税模具费，该部分苏州恩佐公司确实没有付给东莞鼎天。黄义芳辩称，不认同苏州恩佐公司的上诉主张，其只是把流水账展现出来，只承认帮其付款的部分，但是苏州恩佐公司帮上海佐恩精密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佐恩公司）垫付款的部分未认可。黄义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苏州恩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苏州恩佐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中黄义芳未收到开庭资料，并非拒不到庭。二、黄义芳代付上海佐恩公司的款项，苏州恩佐公司完全知晓且同意，故该部分款项不应扣除。三、东莞鼎天财务洪淑津向黄义芳返还款项163012元，除去黄义芳已经向苏州恩佐公司返还的79250元，其余83762元用于支付后续应支付的款项，故该部分款项不应返还。四、黄义芳私账总计付款537191.5元，其中付款给隆捷219012元，付款给东莞三久273930元，付款给琦美44249.5元。苏州恩佐公司辩称，苏州恩佐公司与上海佐恩公司没有关系，其未同意代付上海佐恩公司款项。苏州恩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黄义芳归还苏州恩佐公司款项338379元；2、判令黄义芳赔偿苏州恩佐公司上述款项法定银行利息（2015年11月19日起算至清偿日）；3、判令黄义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审理中，苏州恩佐公司将第二项诉讼请求明确为：黄义芳赔偿苏州恩佐公司以338379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黄义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1、黄义芳提供其本人尾号为6913的建设银行流水一份及对外支付凭证一组，以证明苏州恩佐公司的出纳梁方方转账至其本人尾号为6913建设银行卡的487878元，其也已经通过该银行卡将款项转账给了三家供应商，分别为深圳琦美44249.5元、东莞鼎天（隆捷公司）219012元、东莞三久（长安雅兴）273930元。苏州恩佐公司经质证认为，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外支付凭证无法判断，完全不合理的，超出的部分苏州恩佐公司无从计算，且黄义芳认为款项已经支付给供应商，却没有供应商的收据，苏州恩佐公司不予确认。一审法院经审查后认为，黄义芳对外共计支付了三家供应商的货款，故应分别进行认定：首先，对于黄义芳支付给供应商深圳琦美的44249.5元，因有深圳琦美开具的收据，苏州恩佐公司予以确认，故对此相关证据的证据效力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黄义芳支付给供应商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219012元，苏州恩佐公司认可黄义芳已经支付26000元，对其余部分不予认可，219012元分为黄义芳转账给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会计洪淑津的189012元和东莞鼎天（隆捷公司）开具收据的3万元。转账部分，一方面苏州恩佐公司并未提供26000元是苏州恩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支付给东莞鼎天（隆捷公司），另一方面通过黄义芳提交的银行流水及支付凭证中的电子邮件可以看出，黄义芳基本上是在收到梁方方款项的当天或者次日即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了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会计洪淑津，故应当认定是黄义芳代苏州恩佐公司向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但是应当从黄义芳支付给洪淑津的款项中剔除代上海佐恩公司支付的款项（2014年5月24日中的1420元和2014年6月27日中的14730元）。收据部分，苏州恩佐公司虽对其不予认可，但是并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且该收据的原件亦存于一审法院审理的（2015）相刑二初字第00269号案件中，故一审法院认定该收据的证据效力。最后，对于黄义芳认为支付给东莞三久（长安雅兴）的273930元，通过黄义芳提供其本人的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转账给东莞三久（长安雅兴）负责人胡景的款项只有225190元，且黄义芳并未提供相应的电子邮件予以证明支付款项的依据，黄义芳收款再付款的顺序及金额也无法相互印证，再结合胡景在2015年8月25日相城区公安分局向其调查的询问笔录中“苏州恩佐公司到现在还欠我22万元左右”、“黄义芳用私人银行卡支付上海佐恩公司货款10多万元”的陈述，一审法院认定黄义芳的该部分付款与本案无关。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中予以阐述，再此不再赘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义芳自2012年初至苏州恩佐公司工作，担任模具技术主管，负责采购。大概在2013年底2014年初，黄义芳至上海佐恩公司工作。因黄义芳在苏州恩佐公司工作期间负责模具及采购工作，在黄义芳离开苏州恩佐公司时，苏州恩佐公司尚结欠三家供应商“深圳琦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东莞三久（长安雅兴）”的款项，经苏州恩佐公司、黄义芳协商，由苏州恩佐公司的出纳梁方方通过其尾号为8143的银行卡将款项支付至黄义芳尾号为6913的银行卡上用以支付苏州恩佐公司结欠三家供应商的欠款。梁方方自2014年4月5日起至2015年2月15日止合计向黄义芳转账487878元，分别为：2014年4月5日12765元、2014年4月10日11000元、2014年4月23日2304元、2014年5月24日45000元、2014年6月27日44249元、2014年7月18日47560元、2014年7月26日12万元、2014年8月19日9万元、2014年8月31日2万元、2014年9月30日6万元、2014年10月10日33000元、2015年2月15日2000元。在此期间，黄义芳于2015年1月23日转账支付给梁方方5万元、2015年1月26日转账支付给梁方方29250元，合计79250元，该款项苏州恩佐公司认可是黄义芳向其返还的款项。苏州恩佐公司的三家供应商“深圳琦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东莞三久（长安雅兴）”，双方一致确认：“深圳琦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两家供应商的欠款均已经结清，但“东莞三久（长安雅兴）”尚未结清。同时，潘俊麟系“深圳琦美”的合同经办人，洪淑津系“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财务、胡景系“东莞三久（长安雅兴）”的负责人。该三人与黄义芳的转账往来情况分别如下：1.黄义芳于2014年6月28日支付潘俊麟44249.50元。2.黄义芳支付洪淑津的款项为：2014年4月6日12765元、2014年4月23日2304元、2014年5月24日19420元、2014年6月27日29250元、2014年7月29日5万元和16800元、2014年8月19日4万元和18473元，合计189012元。洪淑津支付黄义芳的款项为：2014年6月17日34489元、2015年1月23日49273元、2015年1月26日5万元、2015年1月28日29250元，合计163012元。3.黄义芳支付胡景的款项为：2014年7月18日40260元、2014年8月30日42100元、2014年9月30日6万元、2015年1月3日2000元、2015年1月12日19830元、2015年1月21日2万元、2015年1月26日1000元、2015年1月28日25000元、2015年2月4日1万元、2015年2月11日5000元，合计225190元。胡景支付黄义芳的款项为：2015年1月11日5万元、2015年2月3日5983元，合计55983元。苏州恩佐公司确认黄义芳已向“深圳琦美”支付44249元、“东莞鼎天（隆捷公司）”支付26000元，未向“东莞三久（长安雅兴）”支付任何款项。黄义芳提交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与其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可以看出其在2014年4月6日支付洪淑津12765元、2014年4月23日支付洪淑津2304元、2014年5月24日支付洪淑津18000元（实际支付19420元，但是按照电子邮件内容显示其中1420元系支付上海佐恩公司款项）、2014年6月27日支付洪淑津14520元（实际支付29250元，但是按照电子邮件内容显示其中14730元系支付上海佐恩公司款项）、2014年7月29日支付洪淑津5万元和16800元、2014年8月19日支付洪淑津4万元和18473元的款项，均是代表苏州恩佐公司向东莞鼎天（隆捷公司）支付的欠款，除了转账支付外，还有一份2014年8月25日东莞鼎天（隆捷公司）出具的收据，因此黄义芳在收到梁方方转账的款项，共计向东莞鼎天（隆捷公司）支付了苏州恩佐公司的欠款202862元。一审法院另查明，2015年10月29日，一审法院受理苏州恩佐公司与黄义芳侵占罪一案，苏州恩佐公司作为自诉人要求依法追究黄义芳侵占罪的刑事责任，并追缴侵占款项284413元归还给自诉人。在该案审理中，苏州恩佐公司以需要补充证据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控诉。一审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裁定予以准许。2015年11月19日，苏州恩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坤祥发短信要求黄义芳还款，黄义芳回复“还没到，明天钱存进会汇给你”。一审法院还查明，2015年8月25日，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向胡景调查并形成询问笔录一份，胡景在该份询问笔录中陈述“我是东莞三久的实际经营人”、“苏州恩佐公司至今还欠我22万元左右、苏州恩佐公司的订单都是黄义芳拿过来的”、“我与上海佐恩公司有业务往来，订单也是黄义芳拿过来的，一共支付给我30多万元”、“黄义芳用私人银行卡支付上海佐恩公司款项10多万元，2014年7月18日40260元、2014年8月30日42100元、2014年9月30日6万元都是支付上海佐恩公司欠我的货款，黄义芳给我钱的时候他就是说是支付上海佐恩公司的货款”。一审法院又查明，根据苏州恩佐公司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2015年7月23日，深圳琦美向苏州恩佐公司开具的1055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5年1月20日至5月23日期间，东莞鼎天向苏州恩佐公司开具金额为12765元、6000元、102500元、56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法院再查明，经2016年8月16日的工商登记查询显示，苏州恩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赵坤祥，股东是王云。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立案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但经过法庭调查可知，双方确认黄义芳从苏州恩佐公司离职后，由苏州恩佐公司向黄义芳支付款项委托黄义芳处理订单货款事宜进而产生纠纷，故本案的案由应为委托合同纠纷。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为：一是黄义芳转账给洪淑津的款项能否认定为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欠款，以及洪淑津转账给黄义芳的款项应如何认定？二是黄义芳与胡景之间的银行账款往来能否认定为是代苏州恩佐公司向东莞三久（长安雅兴）支付货款？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黄义芳转账给洪淑津的款项应认定为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欠款。理由为：首先，从洪淑津的身份上认定。经苏州恩佐公司、黄义芳确认，洪淑津系供应商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财务，且苏州恩佐公司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之间也存在用私人账户付款的交易习惯，故应当认定洪淑津有权代表东莞鼎天（隆捷公司）收取货款。再者，从梁方方、黄义芳与洪淑津的银行往来情况来看。比如，2014年4月5日梁方方转账黄义芳12765元，次日黄义芳转账洪淑津12765元，且苏州恩佐公司还提交了东莞鼎天（隆捷公司）开具12765元的增值税发票；2014年4月23日梁方方转账黄义芳2304元，当日黄义芳转账洪淑津2304元，并有相应的电子邮件予以佐证。因此，通过庭审查明的三人银行流水的流转情况，并结合黄义芳提交的电子邮件，足以表明黄义芳转账给洪淑津的款项是用以支付苏州恩佐公司结欠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货款。最后，从苏州恩佐公司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结算情况上分析。苏州恩佐公司表明，其与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之间的货款已经结清，虽然其仅认可黄义芳代付的金额是26000元，但并未提交代付的凭证，现其以选择性认可的方式对黄义芳的部分代付行为认可、部分代付行为不认可，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其选择认可的依据，故对苏州恩佐公司仅以口头陈述方式采取选择性认可的金额，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黄义芳转账给洪淑津的款项189012元，应当认定为是代付的款项，但是结合黄义芳提交的电子邮件，理应扣除黄义芳代上海佐恩公司支付的16150元（2014年5月24日中的1420元和2014年6月27日中的14730元），因此黄义芳实际代苏州恩佐公司向东莞鼎天（隆捷公司）转账支付的货款是172862元。黄义芳提出，其还以现金的方式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给东莞鼎天（隆捷公司）修模款3万元，且东莞鼎天（隆捷公司）已开具收据予以确认。苏州恩佐公司认为，并未收到相应的模具，故不认可该款项。一审法院认为，黄义芳仅是接受委托代苏州恩佐公司向供应商支付货款，货款支付完成，黄义芳的受托义务即已完成，至于供应商有无向苏州恩佐公司交付货物，与黄义芳无关。因此，该现金支付的3万元也应当认定为黄义芳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货款。综上所述，黄义芳代为支付的款项合计为202862元。通过法庭调查可知，洪淑津共计向黄义芳转账163012元。对于洪淑津为何要向黄义芳支付款项？苏州恩佐公司、黄义芳双方均陈述，是在黄义芳代为支付后，苏州恩佐公司通过公司账户向东莞鼎天（隆捷公司）支付了货款，因此洪淑津又通过其账户将款项返还给了黄义芳。其中对于洪淑津转账给黄义芳的2015年1月26日5万元和2015年1月28日29250元两笔，黄义芳已经款项返还给了梁方方，苏州恩佐公司也予以认可已收到黄义芳返还的款项79250元。对于剩余的款项83762元，黄义芳并未提交已将款项返还给梁方方或者苏州恩佐公司的证据，再结合黄义芳陈述其与洪淑津个人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的情况，黄义芳理应将83762元返还给苏州恩佐公司。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苏州恩佐公司、黄义芳一致确认，胡景是东莞三久（长安雅兴）的负责人，因此从身份上来说，胡景有权代表东莞三久（长安雅兴）进行收款。但是，通过胡景接受苏州市相城区公安分局询问的陈述可以看出，胡景明确说明“黄义芳支付给其2014年7月18日的40260元、2014年8月30日的42100元、2014年9月30日的6万元均是用以支付上海佐恩公司拖欠的货款，且与上海佐恩公司、苏州恩佐公司的业务往来都是黄义芳负责的，苏州恩佐公司至今还拖欠货款22万元左右”，故在黄义芳没有提供订单、电子邮件等证据证明其支付给胡景的款项是代苏州恩佐公司而非上海佐恩公司支付，以及其本人也曾在2015年11月19日短信认可还款的情况，一审法院认定黄义芳支付给胡景的款项与本案无关。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从事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具有约束力。超越代理权实施的代理行为，未经受托人追认的，对受托人不发生效力。在本案中，黄义芳接受苏州恩佐公司的委托，通过其个人账户向苏州恩佐公司的供应商支付货款。据此，苏州恩佐公司共计向黄义芳转账487878元，黄义芳在收到款项后，用以支付供应商深圳琦美的货款44249元、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货款202862元，合计支付247111元。黄义芳在收到东莞鼎天（隆捷公司）的财务洪淑津返还的款项163012元后，仅向苏州恩佐公司返还了79250元，故剩余款项83762元理应向苏州恩佐公司承担返还义务。在上述202862元之外，黄义芳还转账支付给洪淑津的16150元，通过黄义芳提交的电子邮件显示是用以支付上海佐恩公司的货款，苏州恩佐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故该部分金额不应认定为黄义芳代付的款项。黄义芳支付给胡景的款项，虽胡景有权代表东莞三久（长安雅兴）收款，但因东莞三久（长安雅兴）与苏州恩佐公司、上海佐恩公司均存在业务往来，胡景亦表明部分款项是黄义芳告知其是用以支付上海佐恩公司的货款而非苏州恩佐公司，且胡景也陈述苏州恩佐公司尚结欠其货款22万元左右，故结合黄义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支付胡景的款项是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黄义芳支付给胡景的款项不能认定为是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的货款。综上，黄义芳应向苏州恩佐公司返还的款项为161517元（487878元-44249元-202862元-79250元）。关于苏州恩佐公司要求黄义芳承担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黄义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苏州恩佐公司主张的起算点2015年11月19日是黄义芳发短信同意返还款项的时间，该时间是在苏州恩佐公司实际向黄义芳转账之后，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黄义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苏州恩佐公司款项人民币161517元及相应的利息（以本金161517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一审案件受理费6376元，由苏州恩佐公司负担2846元，黄义芳负担353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恩佐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银行流水，证明苏州恩佐公司与东莞鼎天的货款全部已经付清；证据二、东莞鼎天与苏州恩佐公司的邮件，证明其认可的26000元有对账单，其并非选择性认可；证据三，东莞鼎天与苏州恩佐公司2013年、2014年的对账单复印件，证明该流程之后，恩佐公司才能够合理的付款，而不是仅拿邮件；证据四，苏州恩佐公司与东莞鼎天公司之间的交易发票。黄义芳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四无异议；对证据三不认可，有伪造嫌疑。黄义芳对证据一、二、三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系复印件，黄义方不予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苏州恩佐公司陈述，黄义芳曾向赵坤祥打电话申请3万元修模费，但其未提供付款凭证，故要求返还该3万元。苏州恩佐公司在（2017）苏05民终2083号案件庭审中陈述，该公司把款项支付给黄义芳，由黄义芳支付给三家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开始生产，交货后苏州恩佐公司支付全部款项，然后三家公司会把预付货款退回给黄义芳。黄义芳则认为，公司分为公账和私账，有公账的才会有返还，其就会返还给公司，苏州恩佐公司会转成公账再给供应商。在本院发回重审的（2017）苏05民终2083号案件中，该案审理中本院调取了苏州恩佐公司与黄义芳刑事自诉案件的相关资料，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双方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表明：1、2014年7月18日，黄义芳向赵坤祥发送标题为“三久七月份暂付款项目明细”的邮件，邮件载明4月、5月、6月应付款订单及金额，其中部分订单注明“上海”。2014年8月5日，黄义芳向赵坤祥发送主旨为“三久七月份暂付款项目明细”的邮件，该邮件附件列明了隆捷公司、东莞三久、深圳琦美8月份应付货款及对应的订单号，部分订单归属一栏载明苏州，部分订单归属一栏载明上海。2015年1月12日，黄义芳向赵坤祥发送标题为“暂付明细”的邮件，邮件附件列明了2014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及2015年1月应付货款及对应的订单号、已付货款，部分订单归属一栏载明苏州，部分订单归属一栏载明上海。2、2015年5月18日，赵坤祥向黄义芳发送手机短信，内容为：“我刚给王经理回电话，他真的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差他93583RMB，我只能等上海的汇款回来……我给上海垫了154133加上14年你转到上海差不多有10多万，你汇回79250应该还有剩……但现在就卡在斯派克款项上，我真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赵坤祥在2015年7月1日的笔录中陈述，他不清楚黄义芳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黄义芳和他解释过他拿这些钱去帮上海的公司付货款了。3、黄义芳在2015年8月26日的公安笔录中陈述，周宪明于2014年让其和苏州恩佐公司的另一个职工赵蝶一起到上海佐恩公司上班，其到了2015年1月才知道两家公司是不同公司，供应商催款后，一开始其都打电话给周宪明，周宪明接到电话后就付款，2014年4、5月份的时候，有时会找不到周宪明，其就直接联系苏州恩佐公司的赵坤祥。一开始，其和赵坤祥讲欠哪个供应商多少钱，赵坤祥就把钱付给供应商，后来供应商把上海佐恩公司和苏州恩佐公司的欠款合在一起了，供应商说不管上海或者苏州的欠款，他们就认定是同一家公司的欠款了。如果不还清欠款，就不让模具生产，也不让把模具拉走。其把这个欠款和赵坤祥讲清之后，赵坤祥就把钱打给其，让其把供应商的钱都付清，因为那个时候要用模具生产。从2014年3、4月份开始，赵坤祥就开始让梁方方打钱给其，员工打了四十多万，其收到这些钱后，都把钱付给供应商了。其在付款时没有说明钱是支付上海佐恩公司还是恩佐公司的货款的，但会讲清楚是付的几月份的货款，因为在总公司的对账单里面都写清楚了是哪个公司的。因为赵坤祥很久之前就没有付工资了，其有时候会在转给其的款项中扣留一部分作为生活费，一共大概4000到5000元，具体说不清楚。4、胡景在2015年8月25日的公安笔录中陈述，东莞三久于2014年3月份开始和恩佐公司产生业务往来，除了一开始合作的时候苏州恩佐公司通过公司账户支付了2、3万元定金外，就再没有支付过款项，到现在还欠22万左右。2014年7月18日、8月30日、9月30日，黄义芳向其个人账户支付的40260元、42100元、60000元都是支付的上海佐恩公司货款，黄义芳付钱的时候就说是支付上海佐恩公司货款。一审法院刑事自诉案件中，苏州恩佐公司提交了由胡景签字的“苏州垫资上海”款项统计表，该表中三久厂确认收款合计253930元。苏州恩佐公司在（2017）苏05民终2083号案件庭审中陈述，统计表中仅三笔合计44000元订单为苏州恩佐公司订单，其余均为上海佐恩公司订单。2015年7月11日，胡景向赵坤祥发送对账单，载明欠款金额为259695元，要求尽快付款。本院认为，黄义芳系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法律适用。黄义芳与苏州恩佐公司未签订书面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结合案涉委托合同的履行地，本案应适用大陆法律。黄义芳、苏州恩佐公司均认可苏州恩佐公司通过梁芳芳汇入黄义芳账户的款项系委托黄义芳协助处理支付供应商货款事宜，故双方应为委托合同关系，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苏州恩佐公司向黄义芳账户汇入合计487878元，黄义芳应按约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苏州恩佐公司以黄义芳未代该公司支付货款为由主张黄义芳返还货款，并提供了供应商向其催款邮件等黄义芳未代付货款的初步证据。因黄义芳实际持有代付款项的支付凭证，应由黄义芳就其已按约代付款项承担举证责任，对其未能举证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其应当承担返还义务。结合双方举证，本院对黄义芳主张其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的款项认定如下：首先，黄义芳主张代付隆捷公司的款项为219012元，包括汇入洪淑津账户的189012元及收款收据载明的30000元。关于收款收据载明的30000元，依据苏州恩佐公司的陈述，黄义芳曾通过电话告知赵坤祥支付该笔修模费，黄义芳也在刑事自诉案件中提交了收款收据的原件，且苏州恩佐公司并未提交反驳证据证明该笔业务不真实，故一审法院对该30000元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对于汇入洪淑津账户的189012元，因洪淑津账户又向黄义芳账户汇回163012元，并结合黄义芳与苏州恩佐公司庭审中关于黄义芳私账向供应商支付的款项会在苏州恩佐公司公账支付后返还的陈述以及黄义芳在收到返还款项后实际向苏州恩佐公司返还79250元，对于上述汇回黄义芳私账的163012元，不应认定黄义芳已代恩佐公司支付。黄义芳通过汇款实际代付金额应为26000（189012-163012），这与苏州恩佐公司认可的代付隆捷公司金额26000元是一致的。据此，黄义芳代苏州恩佐公司向隆捷公司支付的金额应为56000元（30000+26000）。其次，关于黄义芳主张代付东莞三久的货款273930元。苏州恩佐公司刑事自诉案件中提交的胡景签名确认的统计表中，三久厂胡景确认20笔订单合计收到了253930元货款，苏州恩佐公司认可其中包含44000元苏州恩佐公司订单，故对于该44000元应认定黄义芳已代苏州恩佐公司支付。对于黄义芳主张向胡景支付的其他款项，胡景否认系苏州恩佐公司货款，也无证据表明统计表中其他订单系苏州恩佐公司订单，故黄义芳的举证不足以证明系支付苏州恩佐公司货款。关于黄义芳主张苏州恩佐公司代上海佐恩公司支付的款项，黄义芳提交的邮件等证据中苏州恩佐公司同意代付的意思表示及具体金额并不明确，但结合邮件中载明了部分上海佐恩公司的订单金额，且赵坤祥于2015年5月18日向黄义芳发送手机短信中陈述的“我给上海垫了154133元”，足以认定苏州恩佐公司认可代垫上海佐恩公司该部分款项的事实，对于上述154133元应当认定。最后，苏州恩佐公司认可支付琦美公司货款44249.5元以及黄义芳已经返还的79250元，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苏州恩佐公司向黄义芳账户汇入合计487878元，扣除苏州恩佐公司一审中认可返还或代付的款项149499.5（79250+44249.5+26000）元，二审中本院认定的代付东莞三久的44000元、模具费30000元以及代付上海佐恩公司的154133元，尚余110245.5元（487878-149499.50-44000-30000-154133元）黄义芳应予返还，同时承担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即4.75%计算的利息损失。综上所述，黄义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苏州恩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5128号民事判决；二、黄义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苏州恩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款项110245.5元及相应的利息（以110245.5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4.7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376元，由苏州恩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999元，黄义芳负担20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376元，由苏州恩佐塑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999元，黄义芳负担207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俞水娟审 判 员 李晓琼审 判 员 韩小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 杨俊生书 记 员 周媚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