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1民终82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41348770359，住所地在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135-6号。法定代表人：张以加，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德生，男，该公司员工。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608918530T，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工业集中区丰泽路99号。法定代表人：许斌，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石耀东，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勇，男，该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同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134913614D，住所地在南京高新开发区18楼。诉讼代表人：郑建和，该公司破产管理人负责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春娟，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简称五四公司）、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简称海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南京同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同创集团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2019）苏0111民初45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四公司、海兴公司共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同创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2.判令同创集团公司负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1）两上诉人收到的一审开庭传票载明由俞昌盛、李多国、宣敏组成合议庭，但开庭时李多国、宣敏未到庭。（2）海兴公司依法要求同创集团公司出具相关证据的原件，但一审法院不顾海兴公司的强烈要求，在同创集团公司未能出具任何证据原件的情况下，未依法中止或终止审理。（3）本案一审承办法官是同创集团公司破产清算案件的主审法官，且同创集团公司管理人为一审法院指定，难保公正。（4）两上诉人收到的民事起诉状为复印件，庭审中也未见原件，其中同创集团公司名称与具状人落款盖章不一致。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仅因海兴公司持有五四公司65%股权就认为两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恶意串通，损害同创集团公司利益，属于主观臆断。五四公司欠付海兴公司的债务已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简称江宁法院）审理并认定，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可。五四公司基于履行生效判决偿付欠款，与海兴公司签订债务清偿协议和权利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两协议违法、无效，适用法律不当。二审审理中，两上诉人补充以下意见：1.一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但本案中并不存在破产债权的确认。同创集团公司曾于2018年1月23日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简称秦淮法院）起诉，诉请与本案一致，但案由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后因同创集团公司未缴费被裁定按撤诉处理，故一审法院按80元收取本案诉讼费不当，应要求同创集团公司补缴诉讼费。2.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起诉讼，且本案审理结果将影响其他案件的处理，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同创集团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在庭审前、庭审中，均向两上诉人说明了庭审组成人员，核对了开庭传票、起诉状，两上诉人对此没有异议。至于盖章不一致问题，系因管理人并未接收到同创集团公司的公章，故起诉时加盖的是管理人印章，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两上诉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海兴公司的控制人是五四公司的实际管理人，五四公司在明知对同创集团公司负有债务的情况下，恶意将资产转移给其股东海兴公司，滥用股东权利，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综上，一审判决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维持原判。同创集团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五四公司与海兴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及权利转让协议书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3年11月20日，同创集团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将其全资子公司南京五四印刷厂改制为五四公司，同创集团公司将其在南京五四印刷厂65%股权转让给海兴公司，35%股权转让给南京同创经济贸易服务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同创经贸公司）。2004年6月10日，同创集团公司与五四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双方确认原在南京五四印刷厂工作且劳动关系在同创集团公司按改制协议和职工安置办理内部退养和提前休养的职工，由五四公司支付生活费、综合补贴和社会保险费，直至法定退休时止。截至2014年12月，同创集团公司为五四公司垫付职工费用2696950.59元。2015年4月1日，同创集团公司诉至秦淮法院，要求判决五四公司支付同创集团公司代为支付的职工安置费用270万元。2015年9月29日，秦淮法院判决五四公司支付给同创集团公司2696950.59元，承担诉讼费28316元。五四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8日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6年4月1日，同创集团公司向秦淮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6年6月24日，秦淮法院向红花机场征收拆迁办指挥部送达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冻结了五四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房屋拆迁补偿款280万元，冻结期限内停止支付。2017年1月18日，同创集团公司又诉至秦淮法院，要求五四公司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职工费用667868元。2017年4月1日，秦淮法院判决五四公司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职工费用667868元，并承担5240元诉讼费。判决生效后，同创集团公司申请强制执行，2017年9月4日，秦淮法院再次送达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冻结了五四公司名下位于本市房屋拆迁补偿款70万元。2015年10月8日，海兴公司诉至江宁法院，要求五四公司支付厂房租金2844000元，五四公司辩称欠租金2844000元属实。江宁法院查明，2005年10月28日，海兴公司与五四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海兴公司将其位于南京市鼓楼区厂房出租给五四公司使用，租期4年，年租金216000元。2009年11月13日，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合同，租期5年，年租金360000元。后经双方对账，截至2015年6月30日，五四公司欠海兴公司租金2844000元。江宁法院判决五四公司支付给海兴公司2844000元，承担诉讼费29552元。同时，海兴公司在江宁法院起诉五四公司要求其支付加工费5209118元，江宁法院判决五四公司支付给海兴公司加工费5209118元，承担诉讼费48264元。2016年7月1日，同创集团公司诉至秦淮法院，要求五四公司支付房屋使用费448万元，秦淮法院于2017年3月1日判决驳回了同创集团公司诉讼请求。海兴公司与五四公司签订债务清偿协议，在第五项中约定，五四公司欠海兴公司16830934元，五四公司同意以其位于秦淮区房屋拆迁应得所有权益抵偿欠款；第六项约定，五四公司确认本协议生效后其位于秦淮区房屋拆迁应获得的所有权益均归海兴公司享有，并按海兴公司和政府拆迁部门的要求积极提供所需的配合，确保海兴公司直接在上述房屋拆迁部门取得房屋拆迁的所有权益；第七项约定，海兴公司确认，海兴公司依据本协议实际获得秦淮区房屋拆迁应得所有权益后，其对本协议生效前享有的所有债权均已清偿完毕，海兴公司不得再以任何理由、方式再向五四公司主张协议生效前的任何债权。落款打印时间载明双方于2016年5月3日在南京签署本协议。五四公司与海兴公司签订权利转让协议书，约定五四公司现将其于2002年3月20日与原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红花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租赁协议（租用秦淮区集体土地）、于2005年1月8日与原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红花村村民委员会签署的说明、于2013年8月26日与原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红花村村民委员会签署的情况说明中的全部权利转让给海兴公司，转让的权利包括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及南京市秦淮区红花工贸公司催收应退租金及利息，五四公司负责将权利转让事项通知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及南京市秦淮区红花工贸公司。海兴公司收到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及南京市秦淮区红花工贸公司前述款项，应等额核减五四公司欠海兴公司金额。落款打印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2018年7月10日，经债权人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受理同创集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五四公司系改制企业，改制后海兴公司受让同创集团公司持有的五四公司股权65%，属控股股东，五四公司及海兴公司对同创集团公司长期垫付应由五四公司支付的职工债权均为明知，且经生效判决确定。判决生效后，五四公司不思依法积极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反而与海兴公司利用关联关系、控股地位签订协议，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导致生效判决执行不能，债权人利益受损，五四公司及海兴公司属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五四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串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故案涉债务清偿协议、权利转让协议书涉及五四公司财产处置部分的约定无效。因五四公司及海兴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亦经生效判决确定，故同创集团公司认为五四公司及海兴公司虚构债务导致债务清偿协议、权利转让协议书无效，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与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落款时间2016年5月3日）中五、六、七项关于南京市秦淮区大明路135-6号房屋拆迁所有权益抵偿债务的约定无效；二、南京五四印务有限公司与南京海兴印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权利转让协议书（落款时间2017年5月11日）中的权利转让约定无效；三、驳回南京同创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元，由五四公司、海兴公司负担。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五四公司、海兴公司二审陈述：讼争两份协议签订时，海兴公司委派其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石耀东担任五四公司总经理；各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起诉讼，源于五四公司原有的两处门面房，五四公司改制前该两处门面房对外出租，五四公司改制后，拟提高房租，但同创集团公司擅自将两处门面房权属转至其名下，双方因此发生多次争执，自2006年起未再发生往来，同创集团公司委派的两名董事经通知也未再参加过五四公司董事会；同创经贸公司的股权实际由同创集团公司持有；讼争两份协议签订前，五四公司向同创集团公司委派的两名董事寄送书面开会通知被退回，同时以短信方式发送会议通知，两人均未参会；五四公司于2018年作出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对讼争两份决议予以确认，同创集团公司、同创经贸公司经通知均未参会。二审另查明，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开庭审理本案，庭审笔录记载：1.本案由审判员俞昌盛独任审理，且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对该次开庭程序及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异议。2.同创集团公司提交了12份证据，五四公司对证据1-7、10、11-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8、9之前未收到，但不久前知道证据所载事宜；海兴公司表示同创集团公司应提供原件，其对于复印件不发表意见，后表示认可证据真实性，但仍坚持同创集团公司应提供原件。权利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待退的未使用年份租金为194.4万元、租赁面积与实际面积差额租金为30万元。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对原告海兴公司诉被告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第三人五四公司行政协议一案作出（2018）苏8602行初1797号行政判决书，查明海兴公司于2016年7月10日与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红花办事处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约定的房屋征收补偿款及其他费用共计13616551元。该案二审目前正在本院审理。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存在违法情形；2.讼争两份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本案中，第一，关于一审审判组织问题，即使一审法院送达的传票中载明合议庭由三人组成，但根据该院庭审笔录记载，本案由审判员俞昌盛独任审理，各方当事人对开庭程序均表示无异议，故两上诉人以一审传票所载审判组织与开庭时不一致为由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不能成立。第二，关于本案一审承办法官与同创集团公司破产案件主审法官为同一人问题，因无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故两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于法无据。第三，关于一审法院未中止审理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据此，两上诉人所称核实证据形式不属于依法应中止审理的情形，且其一审中均表示对同创集团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两上诉人据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于法无据。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情况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各方当事人当庭表示对此无异议，故两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不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根据已查明事实，一审法院于2018年7月10日指定北京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担任同创集团公司的管理人，管理人依法履行接管公司印章、代表公司参加诉讼等职责，且同创集团公司管理人称其并未接管到该公司印章，故其代表同创集团公司在民事起诉状尾部加盖印章并无不妥。第六，关于两上诉人一审收到的起诉状为复印件问题，其已参加一审庭审程序，同创集团公司当庭明确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与起诉状一致，且该问题并不影响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故其据此主张一审程序违法，缺乏法律依据。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同创集团公司据此主张两上诉人签订的讼争两份协议无效，应举证证明两上诉人签订两份协议主观上有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相互串通的行为。对于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作了特别规定，即“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据此，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中认定构成恶意串通的证明标准为排除合理怀疑。经全面、客观审核在案证据，本院认为两上诉人签订两份协议处置五四公司资产构成恶意串通，主要理由是：首先，本院于2016年2月28日终审判决五四公司支付同创集团公司垫付的职工费用2696950.59元等，同创集团公司于2016年4月1日向秦淮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五四公司、海兴公司于2016年5月3日签订债务清偿协议，将五四公司房屋拆迁权益全部抵偿给海兴公司；秦淮法院于2017年4月1日判决五四公司支付同创集团公司垫付的人员费用667868元等，五四公司与海兴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签订权利转让协议，将五四公司的待退租金及利息转让给海兴公司。海兴公司是五四公司控股股东，且讼争两份协议签订时，海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五四公司的总经理为同一人，五四公司的部分董事由海兴公司委派，故两上诉人缔约时对于五四公司欠付同创集团公司的债务情况均属明知。其次，根据两上诉人二审陈述，各方于2006年因五四公司两处门面房发生矛盾，其后同创集团公司委派的董事未再参加过五四公司董事会，故讼争两份协议签订时，两上诉人与同创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矛盾且已存续十多年之久。再次，虽然两上诉人签订两份协议时，生效判决认定海兴公司对五四公司享有债权，但两上诉人在明知五四公司欠付同创集团公司款项，且同创集团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况下，五四公司及其大股东海兴公司无视五四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五四公司的全部房屋拆迁权益通过签订债务清偿协议形式抵偿给海兴公司，将五四公司所有待退租金权益通过签订权利转让协议书的形式转让给海兴公司，且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五四公司确保海兴公司直接在相关部门取得房屋拆迁的所有权益，即拆迁款并不进入五四公司账户，结合两上诉人与同创集团公司之间矛盾由来已久的事实，足以证明两上诉人签订两份协议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两份协议的履行导致生效判决未能执行，足以损害五四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综上，同创集团公司以五四公司与其大股东海兴公司恶意串通为由，主张撤销讼争两份协议中处置五四公司资产的内容，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五四公司、海兴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两上诉人关于本案应按财产案件收取诉讼费的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信，故本院按讼争两份协议中被认定无效部分所涉金额共15860551元（13616551元+194.4万元+30万元）将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调整为11696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应收取116963元，由五四公司、海兴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应收取116963元，由五四公司、海兴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周毓敏审 判 员 陈宏军审 判 员 徐岩岩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沈 林书 记 员 王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