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12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瑞栋，男，197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海丰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德高，男，1966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天门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广东迪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大院自编1、2、3、4、5、6号。法定代表人：黄平，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栩，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张瑞栋因与被上诉人彭德高、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6民初9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瑞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未能查清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一）2014年11月，“大利广场”服装批发商业金融大楼商铺计划开始对外招商，业界普遍看好，大批服装批发商争先预定，实际交易方（王国章或其他实际交易人）便是来参与“炒铺头”的中介方。实际交易方分多笔将商铺承租权转让费即涉案标的款项转入上诉人名下银行账户，购买档口承租权，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大利广场建设陆续完工，大部分小租户陆续与广州皮鞋厂签订正式租赁合同并入住营业。（二）一审法院违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其起诉状基本事实，无法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房屋价格、房屋买卖洽谈相对方、上下家如何联系、购买的具体商铺等交易细节全然不知时，一审法院以释明方式建议被上诉人更改案由为不当得利，有超出法院释明权行使范围之嫌，被上诉人付涉案款项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为“购买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内心意思表示并非兜底条款，外部意思表示与表示真意的判断应综合全案证据材料与理性受领人的客观理解，不应仅仅凭被上诉人的转账流水断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忽视涉案法律关系，不正确适用不当得利作为判案依据。本案中，被上诉人明确主张双方讼争款项是其为购买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的商铺而支付的款项，该主张反映出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其他基础性法律关系，涉案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上诉人将涉案商铺承租权转让给王国章，彭德高是王国章的工作人员，听从王国章的指示将涉案款项转给上诉人，交易双方为上诉人与王国章，彭德高无权主张涉案款项。被上诉人转账次数不下十次，其明确知悉转账性质和用途。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有合同依据，上诉人依约交付了《商铺预定书》，收取涉案款项，被上诉人或其他交易相对方依约支付涉案款项，取得《商铺预定书》，如果说被上诉人存在利益受损的话，应归结于商业风险。在获得《商铺预定书》后，实际交易方已经实际拥有特定商铺的承租权，其收取并转让给上诉人的承租权出让费是否由广州皮鞋厂最终收取并不影响这一承租权的获得，因而被上诉人的利益并未受损，并无主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基础。根据被上诉人的主张，涉案款项是用于购买商铺，意思表示明确，本案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不适用不当得利。（二）即使按照不当得利审理，也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由其证明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的合法性。本案被上诉人的诉求也早已超出两年诉讼时效，依法应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起诉。彭德高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广州皮鞋厂述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彭德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州皮鞋厂、张瑞栋共同向彭德高偿还款项2800000元，并且向彭德高支付占用上述款项所应支付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75%计算，自2015年4月21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州皮鞋厂、张瑞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彭德高提交的查册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的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记载：2014年1月9日广州皮鞋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土地抵押等等。2015年4月18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0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1日，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支付800000元。彭德高就其上述转账支付情况提供其名下的网银交易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予以证明。在本案中，张瑞栋确认彭德高向其支付2800000元。在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就以下问题发表各自观点。一、关于广州皮鞋厂与张瑞栋的关系。广州皮鞋厂称张瑞栋是其股东，但广州皮鞋厂没有委托张瑞栋收取款项。二、关于彭德高向张瑞栋支付款项的原因。彭德高称2014年广州皮鞋厂的总经理黄国良找到彭德高，告知彭德高可以以广州皮鞋厂的名义对外进行出售商铺，并收取款项，招商先由彭德高向购买者收取款项，并将该款项打入广州皮鞋厂指定的人员账户。广州皮鞋厂表示不确认彭德高上述陈述，相关商铺只是用于出租，并不是用于出售。广州皮鞋厂也没有指令彭德高收取款项。张瑞栋表示其与彭德高存在倒买倒卖租赁权的行为，其收取的款项是与彭德高的合作款，但对此无法提交证据证明。彭德高对张瑞栋上述所述不予确认。三、关于彭德高提起本案诉讼的依据。彭德高称广州皮鞋厂不确认双方是买卖合同关系，且不确认授权彭德高收取相关款项，明确基于不当得利提起本案诉讼。彭德高另明确其诉请的利息为要求自其向张瑞栋支付全额款项的次日计算上述款项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其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另在本案中，彭德高提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多份（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令彭德高向相关人员退还已收款项及支付利息的判决等）、陶磊等人起诉彭德高要求返还购买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商铺款项及支付利息的起诉状多份、彭德高与卢文芳等人签订的《协议书》多份（约定彭德高同意向卢文芳等人偿还购买广州皮鞋厂大利广场商铺的款项，付款时间为彭德高起诉广州皮鞋厂及张瑞栋等人案件的相关款项到位之后2天内付清，若相关款项无法到位，彭德高最迟应于2019年11月30日之前向卢文芳等人偿还款项等）以及彭德高向相关人员借款的银行流水及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令彭德高向相关人员偿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判决等）。彭德高称相关人员起诉要求其退还购买商铺款项的涉案金额为1003万元，其与相关人员的和解金额为762万元，其自筹资金（含借款）自行购买商铺的款项为1400万元，彭德高明确其同意向相关人员退还其收取的购买商铺款项及利息。在本案中，张瑞栋提交《大利广场档口转租协议书》（约定案外人王国章为广州市大利广场服装城商铺的出租人等）、物业费收据（载明支付档口物业管理费等）、广州皮鞋厂出具的声明（载明《商铺预订书》的合法持有人可凭此书签订承租合同）、账本记录（载明相关收支款项）以及案外人黄国良出具的《证人证言》（载明客户会通过黄国良联系商铺租赁权持有人，王国章就是其中一位，王国章是通过其介绍跟张瑞栋等人联系档口租赁事宜）等作为证据。彭德高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账本记录与本案无关，如果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存在权利和义务关系，可以依法另行依法起诉，但与本案无关。在本案中，张瑞栋申请王国章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王国章作证称：彭德高与王国章是朋友关系；王国章与广州皮鞋厂洽谈销售大利广场负一楼和写字楼相关的事情负责转卖，王国章安排了彭德高向张瑞栋转账，但确认无法提交委托或者指示彭德高付款的证据；确认彭德高没有欠付王国章款项；王国章以现金方式向彭德高支付工资，没有具体的数额，确认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另查明，彭德高曾向一审法院起诉广州皮鞋厂、黄琳琳、张瑞栋等要求返还包括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在内的相关款项，一审法院以（2018）粤0106民初146号案受理上述案件。彭德高在该案2018年3月28日的庭审中明确当庭知道广州皮鞋厂没有收取款项，张瑞栋收取款项没有依据，并明确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张瑞栋向其返还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之后彭德高明确在该案中不予处理与张瑞栋的关系并于2018年4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彭德高要求张瑞栋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的诉请。彭德高提供其名下网银交易流水及中国农业银行转账凭证证明：2015年4月18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0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1000000元，2015年4月21日向张瑞栋转账支付800000元。张瑞栋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张瑞栋虽然称上述款项为案外人王国章指示彭德高支付，但对此无法提交直接证据证明。王国章亦到庭明确无法提交委托或者指示彭德高付款的证据，且确认彭德高没有欠付王国章款项，并确认王国章与彭德高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根据本案举证情况，张瑞栋上述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瑞栋收取彭德高上述款项有无合法根据。首先，张瑞栋称其与彭德高存在倒买倒卖租赁权的行为，其收取的款项是与彭德高的合作款，但对此无法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彭德高对张瑞栋上述所述不予确认。广州皮鞋厂明确其没有委托彭德高及张瑞栋收取款项。据此，张瑞栋上述主张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张瑞栋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其次，彭德高称其向张瑞栋支付的上述款项为用于购买商铺，在现有证据并未直接反映上述款项的性质，且收付款双方对款项性质持有争议的情况下，彭德高作为付款人其内心意思表示是判断款项性质的重要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彭德高上述主张依法予以合理采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张瑞栋并非相关商铺的建设方。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彭德高及张瑞栋均无由双方就相关商铺成立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且广州皮鞋厂及张瑞栋均主张其不认可上述款项是购买相关商铺的款项，因此张瑞栋收取上述款项依据不足。综上，根据本案举证情况，张瑞栋收取彭德高上述款项缺乏合法根据，应属不当得利。张瑞栋没有合法根据占有相关款项确对彭德高造成了损失，现彭德高要求张瑞栋返还上述款项，并要求张瑞栋自彭德高支付上述全额款项的次日起至返还上述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此，张瑞栋应向彭德高返还28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22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彭德高主张的年利率4.75%为限）。至于张瑞栋关于彭德高诉请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从彭德高的诉称内容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彭德高在（2018）粤0106民初146号案起诉时仍以为其转账给张瑞栋的款项付给了广州皮鞋厂，并在上述案件2018年3月28日的庭审中明确当庭知道广州皮鞋厂没有收取款项，张瑞栋收取款项没有依据，并明确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张瑞栋向其返还本案所涉的2800000元，之后彭德高明确在该案中不予处理与张瑞栋的关系并于2018年4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据此彭德高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张瑞栋主张本案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因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皮鞋厂从彭德高处取得不当利益，彭德高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广州皮鞋厂主张返还款项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张瑞栋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彭德高返还款项28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800000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22日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且以不超过年利率4.75%为限）；二、驳回彭德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126元，由张瑞栋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且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收取涉案款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根据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三：1.一方获利；2.他方受损；3.一方获利与他方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且无合法根据。本案中，首先，上诉人确认收取被上诉人支付的280万元，上诉人获利，被上诉人受损。其次，上诉人抗辩被上诉人是在案外人王国章指示下操作涉案款项，涉案款项实际所有人是王国章，涉案款项的性质是商铺承租权转让款，则上诉人应就其收取该款项的合法依据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在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王国章委托或指示被上诉人付款，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的实际所有人是王国章，同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广州皮鞋厂也表示其与上诉人无关，未委托上诉人收取款项，未与被上诉人签订商铺承租转让协议，也未收取涉案款项。故此，一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意见，认定上诉人取得涉案款项280万元缺乏合法依据，属于不当得利，造成被上诉人损失，应返还该款项及利息给被上诉人，理由阐述充分，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126元，由上诉人张瑞栋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印 强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杨玉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培铮唐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