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5民终271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96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阳谷县。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男，1965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阳谷县，系上诉人王某1之父。上诉人（原审被告）：于某，女，1965年8月11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阳谷县，系上诉人王某1之母。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琴，山东紫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闫某1，男，1994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山东省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锐，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秋华，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王某1、王某2、于某因与被上诉人闫某1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1民初1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王某1、王某2、于某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返还被上诉人买三金的2万元于法无据。被上诉人分两次给付上诉人的彩礼款只有16万元，结婚前一天，上诉人根本没有向被上诉人索要2万元买三金钱。1.2万元买三金的钱并不是只用于了上诉人一个人，还包括给被上诉人买的戒指。订婚一段时间后，是被上诉人主动给上诉人2万元钱，让上诉人买的三金，且上诉人在举行结婚仪式前半个月左右就已经买了三金，我方向法庭提交的买三金的发票足以证实买三金的时间早于举行仪式半个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举行结婚仪式的日期农历11月21日即阳历的××××年××月27日，买三金发票显示时间是××××年××月××日），且买三金这2万元钱内还包含了给被上诉人买的结婚戒指。2.2万元买的三金至今还在被上诉人家中，上诉人根本没有带走。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家是因事发当天半夜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发生争执且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脱离限制后，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光着脚就逃出原告家，根本没有时间拿任何东西，所有东西包括三金及上诉人的所有个人物品均在被上诉人家里，一审判决上诉人再按现金返还被上诉人2万元现金，就会使被上诉人既得到了三金实物又再要一份现金，明显超出了其实际给付，这一项判决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3.上诉人带到被上诉人家的陪嫁物品远远超过一审法院判决的数额，还有一部分一审法院没有判决，但上诉人认为所有的婚前陪嫁物品均属于上诉人的个人物品，被上诉人均应当返还给上诉人。（二）一审法院应当对造成上诉人王某1与被上诉人不能在一起生活的原因进行认定，确定双方的过错程度后再考虑上诉人是否应当返还彩礼款。王某1与被上诉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其已按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在一起共同生活，后来是因琐事发生争执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王某1实施殴打，并把王某1的手机也藏起来，不让上诉人与外界联系，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导致上诉人王某1割腕，且之后被上诉人及其家人不积极给王某1治疗，他们的行为已严重威胁了王某1的生命健康安全，致使王某1无法继续与被上诉人生活下去，因此，被上诉人对二人婚约的解除存在严重过错。且上诉人王某1的身心均受到了严重伤害，因此，上诉人不应当返还被上诉人的彩礼款。三、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彩礼款交给了上诉人王某2和于某，且上诉人王某1已成年，她自己的钱都是由她自己保管，与王某2和于某无任何关系，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王某2、于某与王某1共同返还彩礼款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闫某1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通过一审法院法庭调查的整个庭审过程，并结合本案相关的证人证言以及上诉人自己的陈述，可充分证实了答辩人给付上诉人彩礼数额为18万元。上诉人在举行仪式前，又以购买三金为名向答辩人索要2万元，数额较大，且以结婚为目的，另外原购买的三金也并不在答辩人手中，一审法院认定该2万元为彩礼，认定事实正确。（二）答辩人给付上诉人彩礼钱和贵重物品，是附条件的赠与。“彩礼作为民间习俗普遍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能与对方缔结婚姻关系而向其赠与财物，其返还与否与双方是否达到给付彩礼的目的为条件”。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是无偿转移财产权，而是附条件的赠与，只有在赠与所附条件生效时才成就。彩礼赠与得以生效的附加条件，实际上就是将来双方达成结婚的合意并登记结婚。而一旦婚约解除，那么赠与合同效力就归于消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就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即返还给赠与人。答辩人闫某1与上诉人王某1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法律上不是夫妻关系，不属于结婚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上诉人应返还彩礼。（三）答辩人家庭条件较差，给付上诉人的彩礼数额巨大，且彩礼钱是答辩人父母通过东拼西凑借到的，不返还彩礼会直接导致答辩人家庭生活困难，欠下的债务无法偿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因此上诉人应依法返还彩礼。（四）2017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385号建议的答复，即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中能否将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答复中写道：“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予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是适当的。”闫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三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9万元及黄金饰品6000元；2.返还vox21手机一部（价值3200元）及爱玛牌电动二轮车一辆（价值2800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年××月份，原告闫某1与被告王某1经媒人介绍认识，并于当月23号订婚，订婚时，原告给付被告彩礼款6.6万元，被告回礼6000元，订好结婚日期，根据风俗，原告给付被告传启款12万元，被告回礼2万元。结婚前一天，被告向原告索要三金钱2万元，双方于2018年农历11月21日按照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并同居生活。××××年××月××日，双方因琐事发生矛盾，分居生活至今，现不能缔结婚姻关系。被告王某1在原告处的个人财产有：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一台、美的空调一台、海信电视机一台、五门衣橱一个、双拐沙发一组、鞋柜一个、茶几一个、睡衣两件、柜橱一个、十字绣两个、四件套一件、两件套两件、夏凉被两床、被罩六床、被子六床、床单六床、枕头两对、毛巾十条、洗衣盒两个、暖水瓶两个、衣服架两把、茶盘两个。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闫某1与被告王某1，按照风俗习惯订立婚约，虽然举行了婚礼并同居生活，但二人未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姻关系未能缔结，原告给付被告的彩礼款应酌情返还。订婚当天，原告给付被告的60000元（66000元-6000元）、100000元（120000-20000元），应认定为彩礼。结婚前一天，被告向原告索要三金钱20000元，数额较大，且以结婚为目的，亦应认定为彩礼款。结婚前一天，原告主张被告以被子不行为由向其索要10000元，被告对索要10000元予以认可，但辩称该10000元是给原告家人买衣服的，且证人闫某2与原告系近亲属，证人证言证明力较低，且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该10000元不宜认定为彩礼款。参照当地习俗，女方彩礼款一般由父母掌管，原告要求被告王某2、于某返还彩礼款应予支持。原告共计给付被告彩礼款为180000元（60000元+100000元+20000元），参照当地生活水平及原告闫某1与被告王某1共同生活时间，三被告返还原告闫某1彩礼款120000元为宜。被告王某1在原告处的个人陪嫁财产，原告依法应予以返还。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意见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被告王某1、王某2、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闫某1彩礼款共计120000元。二、原告闫某1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被告王某1个人财产：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一台、美的空调一台、海信电视机一台、五门衣橱一个、双拐沙发一组、鞋柜一个、茶几一个、睡衣两件、柜橱一个、十字绣两个、四件套一件、两件套两件、夏凉被两床、被罩六床、被子六床、床单六床、枕头两对、毛巾十条、洗衣盒两个、暖水瓶两个、衣服架两把、茶盘两个。三、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被告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65元，由原告负担815元，被告负担1350元。二审中，上诉人提交京华珠宝阳谷利克莱店品质保证单三份，拟证明上诉人在××××年××月××日购买情侣对戒以及三金的情况，共支付16588元。被上诉人闫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质证意见是：对品质保证单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诉人应当提供购物的发票，并且据被上诉人讲，这是上诉人王某1的哥哥结婚时购买的物品，与本案王某1与闫某1间的婚姻关系无关，被上诉人也没有见过上述物品。另外，上诉人王某1嫂子就在珠宝店上班，因此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认可。二审中，被上诉人提交：1.莘县古城东街村委会证明一份，拟证明因给付彩礼致使闫某1一家生活困难；2.天津津南区老凤祥结账单及售后手册一份，拟证明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婚前，被上诉人于2018年9月份给上诉人购买了项链一条，金额为1133元；戒指一个，金额为4700元，但戒指的单据没有找到，本证据可证明上诉人提交的购买三金的单据是不真实的。上诉人质证意见为：第一，对证据1不予认可，据了解被上诉人家有汽车楼房，根本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况，并且从该证明内容与最结尾处出证明人的签字明显不是一个人的笔迹，可见该证明并非王文同所书写。作为村委会并不可能完全了解村内每个家庭的收入及存款、欠款情况，因此该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被上诉人家生活困难的依据。如被上诉人家生活困难，应当有其享有低保等相关待遇的证明。第二，对证据2不认可，该证据显示的是被上诉人在天津购买，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在阳谷订婚，并且订婚时间距被上诉人购买项链的时间相差几个月时间，根据现在的习俗三金是订婚或结婚前购买，不可能提前几个月购买，被上诉人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项链已交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没有见过这个项链。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闫某1向王某1、王某2、于某给付了多少彩礼款；二、王某1、王某2、于某应否向闫某1返还彩礼款，如应返还，数额为多少。关于焦点一，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本案中，彩礼款的接受方认定为王某1、王某2、于某为宜。一审法院认定闫某1向王某1、王某2、于某给付了彩礼款18万元，对于其中的16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为剩余的2万元是否属于彩礼款。该2万元给付的目的是购买三金，因2万元数额较大，且该项钱款的给付是以结婚为目的，因此2万元宜认定为彩礼款。一审法院认定闫某1共向王某1、王某2、于某给付180000元彩礼款并无不当。关于焦点二，闫某1与王某1虽已共同生活，但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仅两个月有余，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的时间、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酌情判令王某1、王某2、于某向闫某1返还彩礼款120000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王某1、王某2、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王某1、王某2、于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石 鑫审判员 郭召勇审判员 孙久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法官助理刘豪书记员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