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黑1084行初16号 原告：王文举，男，1961年8月27日出生，住所地宁安市。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所在地宁安市。 法定代表人：王清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瑛钰，男，宁安市公安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晓锋，男，宁安市公安局东京城公安派出所警员。 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所在地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杜吉君，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枫雷，男，牡丹江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复议应诉大队副队长。 第三人:冯庆民，男，1963年6月16日出生，住所地宁安市。 第三人：庄全宪，男，1959年5月8日出生，住所地宁安市。 第三人：左玉华，男，1955年9月28日出生，住所地宁安市。 原告王文举不服被告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牡丹江市公安局作出的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于2019年5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9年5月21日立案后，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宁安市公安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于2019年5月27日向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本院通知其三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9年8月14日、2019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文举，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宁瑛钰、韩晓锋，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枫雷，第三人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4日对原告王文举作出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查明2018年11月8日在东京城镇东京新城小区内，张XX的XX物业公司与王文举的祥林物业公司就物业权提请民事诉讼期间，XX物业公司负责人付XX指使三位工人即第三人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将祥林物业公司张贴在22号楼业主门口的物业费催缴单撕掉，祥林物业公司经理王文举得知情况后赶到22号楼楼下将三位第三人辱骂。冯庆民回骂了王文举一句。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因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宁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王文举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原告不服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2月21日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宁安市公安局2019年1月4日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王文举诉称，一、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罚依据不当。处罚决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原告认为，本案中导致原告辱骂行为的发生，是因为XX物业公司的第三人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在付XX的指使下撕毁原告公司的电费催缴单引起的。原告公司为居民交纳了电费，该催收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现场辱骂了冯庆民、庄全宪二人，冯庆民也辱骂了原告，过错方在冯庆民、庄全宪二人。原告的行为没有达到“公然侮辱”这一严重程度，也没有达到情节较重的程度。对原告予以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明显是宁安市公安局东京城派出所所长刘可锋打击报复原告。二、原告的行为符合应当不予处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情节特别轻微的，第四项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自己违法行为的，应当减轻处罚或不予处罚。本案中，原告在对方二人无理撕毁公司催收单据的情况下，发生争执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争执过程也只是当事人双方相互辱骂，并未给对方造成任何实质伤害。因此，对原告不应当处罚。三、本案行政处罚行为明显不公平。引起双方争执的过错不是原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当一视同仁，不应只对原告处罚。 原告王文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2018年12月29日，东京城镇人民政府通知一份；2.XX物业公司的通知一份；3.被告宁安市公安局2019年5月31日制发的撤销案件决定书一份（复印件，原件在公安局）；4.证人陈X证言；5.申请执法人员刘镇、韩旭出庭接受质询及当庭播放执法记录仪。证明：通知东京新城小区业主积极配合祥林物业公司，为了稳定一万多人的正常生活，不出现任何的责任，让业主积极配合祥林物业公司交纳物业费。XX物业公司不让小区业主交纳物业费、电费、电梯费等。当时为业主和政府服务的是祥林物业公司。宁安市公安局原局长霍峰及东京城派出所所长刘可峰及黑恶势力董XX互相勾结，陷害合法公民。刘可峰带领恶势力董XX非法抢夺原告农村家的合法财产，导致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被刑事判决，宁安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证明当时现场的实际情况。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辩称,宁安市公安局认为原告王文举公然侮辱他人案件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提出不应对其处罚的理由不成立。事实与理由：一、违法事实清楚。2018年11月8日10时30分，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东京新城小区内，XX物业公司与原告的祥林物业公司正就东京新城小区的物业权提起民事诉讼等待判决阶段，XX物业公司付XX指使第三人冯庆民、左玉民、庄全宪三名工人将原告张贴在22号楼业主门口的物业费催缴单撕掉。原告得知情况后赶到22号楼楼下，在包括三位第三人、张XX、陈X等在场的情况下，将三位第三人辱骂。冯庆民被骂急了后回骂了原告一句。原告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原告被指认辱骂他人，民警依法将其传唤到派出所。二、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1.原告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且属于情节较重。原告因情绪激动，在有多人在场的情况下，当面采用言语对三位第三人辱骂的行为侵犯了三位第三人的人格尊严。宁安市公安局认定原告的行为构成公然侮辱他人。根据《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三十六条，对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理解与适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五）针对多人实施的。多人是指三人以上，包含三人。原告对三位第三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属于“情节较重”。2.原告不属于主动投案情形。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报案，民警赶到现场时原告被指认辱骂他人被传唤到东京城派出所。经询问，原告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原告不属于主动投案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因此，原告不应减轻处罚后者不予处罚。3.对原告的违法行为应当从重处罚。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因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宁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五）刑罚执行完毕三年内，或者在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的。原告在缓刑期间违反治安管理，应当从重处罚。宁安市公安局根据依法获取的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和辩解、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及宁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等证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原告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综上所述，请宁安市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此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执法的严肃性。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程序部分证据：1.综合材料；2.接警登记表；3.受案登记表；4.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5.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6.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7.行政处罚决定书各一份。证明对原告王文举的违法行为依法审查，程序合法。证实原告的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东京城派出所依法接出警，此案在规定的法律期限内延长了办案期限，公安机关对原告处罚前依法告知并进行行政处罚。 第二组实体部分证据：1.原告王文举陈述两份；2.第三人冯庆民陈述；3.第三人左玉华陈述；4.第三人庄全宪陈述；5.付XX陈述；6.张XX陈述；7.陈X陈述各一份。证明祥林物业公司和XX物业公司就物业权提请诉讼，原告辱骂了到一单元撕单子的人（冯庆民）、二单元撕单子的人（左玉华）。能够证实冯庆民到一单元撕单子，在单元门口原告辱骂了冯庆民本人和左玉华、庄全宪。证据3证实原告辱骂了左玉华本人和冯庆民，骂人时在场的人有左玉华、冯庆民、庄全宪，还有原告、原告雇佣的四个人及其他人在场。证据4证实原告辱骂庄全宪本人，冯庆民骂了原告一句。证据5证实祥林物业公司和XX物业公司就物业权在诉讼期间，付XX指使三位第三人到22号楼去撕单子。证据6证实原告在22号楼楼下辱骂了撕催费单的XX物业公司的三个老头（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骂人的时候有原告、三个老头、张XX、陈X、范XX及几个住户在场。证据7证实原告辱骂了三个老头（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操你妈”之类的话，骂人时在场人有陈X、王文举、范XX、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及几名小区业主，一单元撕单子的人（冯庆民）骂了原告一句“操你妈”。 第三组证据：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2.原告王文举户籍证明；3.原告现实表现证明；4.祥林物业公司营业执照；5.XX物业公司营业执照；6.宁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宁安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8.电费交款凭证；9.供水交费查询记录各一份。证明分别对原告等人告知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原告身份信息。原告于2018年6月19日因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被宁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执行。原告的祥林物业公司合法资质。张XX的物业公司的合法资质。XX物业管理公司胜诉。原告交纳了水、电费。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条、《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条。 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辩称，被告于2019年2月21日受理原告王文举请求撤销被告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认为：宁安市公安局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宁安市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牡丹江市公安局办理该行政复议案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综上，牡丹江市公安局作出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是正确的，且办理该行政复议案件程序合法。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原告王文举行政复议申请书；2.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邮寄单；3.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4.延期审理通知书；5.送达延期审理通知书邮寄单；6.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7.向原告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单；8.向宁安市公安局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邮寄单各一份。证明牡丹江市公安局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第三人冯庆民述称，发生口角的事实确实存在，事发当时冯庆民从22号楼3单元走出来，原告王文举就开始辱骂冯庆民。冯庆民跟原告说撕单子的事是老板安排的，和第三人个人没有关系。冯庆民要走，原告不让走。冯庆民也辱骂了原告。后来冯庆民犯心脏病，东京城派出所的警车将冯庆民拉走去购买药物。冯庆民从单元门出来的时候，第三人庄全宪和左玉华都在楼下。冯庆民不清楚原告被行政处罚的事情。因为此事，XX物业的老板罚了冯庆民每个人200元，到现在当时那个月的工资还没给开。冯庆民张贴的单子原告也撕过，原告张贴的单子冯庆民也撕。冯庆民认为，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与其无关。 第三人庄全宪述称，发生口角的事情是确实发生，但庄全宪不知道原告王文举被行政处罚的事情。当时原告说话带点脏话，事发当天原告对庄全宪也说脏话了。庄全宪认为说脏话就是骂人。原告辱骂庄全宪，庄全宪也辱骂原告了。公安局没有处罚庄全宪。庄全宪同意撤销对原告的行政处罚。 第三人左玉华述称，发生口角的事实存在，但不清楚原告王文举被行政处罚的事。事发当时原告辱骂左玉华，左玉华没有辱骂原告。左玉华是从22号楼2单元出来的，负责张贴2单元的单子。被告宁安市公安局没有处罚左玉华。左玉华认为，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与其无关。 第三人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王文举对被告宁安市公安局所举的接警登记表没有异议，对受案登记表有异议，是东京城派出所后补的，不清楚呈请延长办案期限审批表。对2018年12月28日的行政告知笔录有异议。2018年11月13日上午9点，东京城派出所所长刘可峰将原告叫到办公室，说如果不告他就不拘留原告。在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前，宁安市公安局没有对原告进行过告知。对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有异议，原告没见过，也不知道。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异议，宁安市公安局办案程序违法，因为东京城派出所所长刘可峰先找到原告与原告谈条件，后来才下的处罚决定书。对宁安市公安局出示的原告的询问笔录有异议。原告在做询问笔录时承认辱骂了2个老头。宁安市公安局在处罚决定书上写原告辱骂了3个老头与事实不符。对其他几人的询问笔录均有异议。当时现场只有6个人，其中原告这方有3人，对方XX物业公司有3个老头，没有其他人在场。原告需要看宁安市公安局的执法记录仪。对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有异议，上面的签名不像原告本人签的。对原告的犯罪记录证明有异议，原告没有犯罪。对张XX的物业公司的合法资质、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有异议，原告没有行使对刑事判决书的上诉权。对法条本身没有异议，对于宁安市公安局的适用有异议，原告只辱骂了二人，没有达到多人的情形。对两位执法人员的证言有异议，因为他们去送达的材料是关于法医鉴定的事情。 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及第三人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对被告宁安市公安局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王文举对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所举证据进行质证称，对牡丹江市公安局的处理结果有异议。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及第三人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对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文举所举证据质证称，证据1发案期间是2018年11月8日，已经超过了发案时间，这不是宁安市公安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2落款日期是2018年10月25日，是XX公司和祥林公司两家公司物业权不明的情况下张贴的通知。证据3是2019年5月31日撤销的，与宁安市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没有关系，本案的行政处罚决定是于2019年1月4日作出的。对证人陈X的证言以公安机关第一次对证人的询问笔录为准，原告当庭诱导证人陈X发言，证人证言不应予以采信。对两位办案民警的证言无异议，有视频资料证实。 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文举所举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形式要件无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通知书并未明确原告的物业公司可以收缴费用，而且实际情况也是XX物业公司和原告的物业公司在此期间正在诉讼阶段，所以原告称其催缴物业费是合法的，没有依据。对证据2的形式要件有异议，对证明问题也证实XX物业和原告的物业公司的经营权有争议。对证据3的形式要件有异议，不是原件。对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人陈X是原告的员工，原告给证人发工资，二者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应以笔录为准。对韩旭提供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有视频资料证实。 第三人冯庆民、庄全宪、左玉华对原告王文举所举证据质证称，三位第三人不是东京新城小区的居民，对证据1没有异议。冯庆民、庄全宪对证据2质证意见为不清楚谁的物业公司，冯庆民、庄全宪是给XX物业公司干活的，不清楚谁说了算。左玉华对证据2无异议。三位第三人对证据3、5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确认：被告宁安市公安局、牡丹江市公局提供的证据及法律依据符合法定形式，取得方式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形式要件予以采信，但无法证实原告王文举辱骂了第三人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原告举示的证据1、2、3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证人陈X证言与宁安市公安局对陈X所作笔录不一致，且陈X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对其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行政执法人员刘镇、韩旭出庭所作陈述及当庭播放的执法记录仪内容能够证明宁安市公安局于2018年12月28日对原告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 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8日，在宁安市东京城镇东京新城小区内，张XX经营的XX物业公司与原告王文举经营的祥林物业公司就物业权提请民事诉讼期间，XX物业公司负责人付XX指示第三人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将祥林物业公司张贴在22号楼业主门口的物业费催缴单撕掉。原告得知后赶到22号楼楼下，并与撕单人员发生口角。原告于当日10时10分报警称在东京城镇东京新城小区内有人撕其张贴的物业费催缴单，并与撕单人发生争执。2018年12月28日，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到牡丹江市公安医院为原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原告拒签。宁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4日作出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牡丹江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宁安市公安局2019年1月4日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宁安市公安局于2019年1月4日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牡丹江市公安局于2019年5月8日作出的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于2018年6月15日因扰乱国家机关秩序被宁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该判决已生效。 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中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理解与适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五）针对多人实施的；…”通过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对原告王文举、第三人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及付XX、张XX、陈X所作的询问笔录，各笔录之间无法相互印证，无法认定原告在该起治安案件中辱骂了冯庆民、左玉华、庄全宪。宁安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如实陈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认定原告辱骂了三人，而原告陈述的却是辱骂了冯庆民、庄全宪二人，与宁安市公安局认定原告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相互矛盾。宁安市公安局对原告处以拘留六日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关于原告称其向公安机关主动报案，应当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是在事发当日与撕单人发生争执报警，且公安机关到场后，原告未抗拒且能如实陈述，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而宁安市公安局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印发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原告不属于主动投案情形，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之规定。宁安市公安局适用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该文件是为更好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而制定，结合原告报警后能够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到案陈述的情况以及宁安市公安局辩称原告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可以认定原告属于主动投案。对宁安市公安局辩称原告不属于主动投案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宁安市公安局是否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原告进行了告知问题。本院认为，宁安市公安局并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供其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的证据，其仅依据原告拒签而认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对原告进行了告知，缺乏法律依据。虽然原告申请了宁安市公安局两位工作人员出庭接受质询，但并不免除宁安市公安局对该问题的举证责任。综上，宁安市公安局认定的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行政复议行为并未查清所复议决定的事实。故，原告要求撤销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牡丹江市公安局作出的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宁安市公安局作出的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作出的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宁安市公安局宁公（东）行罚决字[201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牡丹江市公安局牡公复决字（2019）第1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宁安市公安局、牡丹江市公安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海鸥 审判员  关向英 审判员  靳来香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