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1077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施翠青，女，197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魏东，男，1971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武汉华玉鑫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蔡甸区奓山星光国际建材城Ｅ2-15号商铺。法定代表人：魏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747号。负责人：徐晓华，该分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本涛，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武汉骏华诚信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长湖小区44号楼首义景观楼8层11号。法定代表人：谭雨祺。上诉人施翠青、魏东、武汉华玉鑫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玉鑫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原审第三人武汉骏华诚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华诚信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3013号民事判决；2、请求判令解除施翠青、魏东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3、请求判令解除华玉鑫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贷款支付方式为银行受托支付，借款人未向银行提交《支付委托书》，银行错误放款导致本案发生，原审法院对此节事实认定不清。根据《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第七条第7.1款的约定“本合同项下贷款采用乙方受托支付的，甲方在使用贷款时应向乙方提交《支付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文件，乙方经审核认为甲方提交的文件符合乙方要求并同意向甲方发放贷款的，应将甲方申请支付的贷款资金划至甲方在《支付委托书》中所列明的甲方交易对象的账户。”在本案中，借款人施翠青从未向银行提交《支付委托书》及相关证明文件，被上诉人错误放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原审法院忽视此节事实，仅凭上诉人施翠青在个人借款凭证上签名，即认定被上诉人履行了约定的放款义务，系认定事实不清。二、被上诉人对相关证明文件未尽到审核的义务，是导致错误放款的根本原因。被上诉人提交的华玉鑫公司与骏华诚信公司签订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系伪造的。首先，上诉人从未向银行提交该合同，也根本没有和骏华诚信公司有过任何业务往来，该合同上加盖的华玉鑫公司的印章及“魏东”的签名，与《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上的印章及签名存在肉眼可见的明显不同；其次，伪造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为1208200元，首付款108200元，尾款为1100000元，即使按照此合同，被上诉人也不应支付1200000元。由此可见，被上诉人对该合同连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都没有尽到，导致错误放款。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未尽到审核义务，被犯罪分子骗取了贷款，其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向上诉人提起诉讼，意图掩盖自己的失误将损失转嫁给上诉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错误判决，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骏华诚信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出庭陈述。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施翠青、魏东立即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利息及罚息（截止至2018年1月24日尚欠利息30060.01元、罚息641.94元，此后的利息及罚息按《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依法判令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施翠青、魏东位于武汉市汉阳区东风阳光城丁香苑6-3-202号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3、华玉鑫公司对施翠青、魏东的前述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依法判令本案的诉讼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律师费等）由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承担。上诉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施翠青、魏东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及《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2、请求判令解除华玉鑫公司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3、本案诉讼费用由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承担。一审法院查明，2017年9月8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施翠青、魏东签订《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合同约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向施翠青、魏东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12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7年9月8日至2037年7月8日止，实际贷款金额、利率、期限以借据为准。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施翠青、魏东签订《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施翠青、魏东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供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7Ｒ2地块东风阳光城丁香苑6栋3单元2层3室的房屋抵押担保，最高债权额限度为：债权本金12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抵押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评估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2017年9月12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华玉鑫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华玉鑫公司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与施翠青在2017年9月12日至2037年9月8日期间所签署的主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最高债权额限度为：债权本金12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抵押权等而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评估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之和；还约定在主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约定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无论乙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甲方（华玉鑫公司）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无需事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同日，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依约向施翠青发放了借款120万元，个人借款凭证载明：借款人为施翠青，收款人为骏华诚信公司，利率为6.86%，放款日期为2017年9月12日、到期日期为2037年7月12日；还载明“本借款凭证，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借款划入上列收款人账户时，贷款人即履行了借款合同的放款义务”，借款人签章处有施翠青的签字。一审法院还查明，施翠青、魏东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出具《共同还款承诺书》及《配偶授权书》。一审法院另查明，截止至2018年1月24日，施翠青尚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借款本金1200000元、利息30060.01元、罚息641.94元。一审法院认为，《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系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在合同上签字或盖章，该合同合法有效，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认为签订合同时合同是空白的，应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但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在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履行放款义务的情况下，施翠青、魏东未按约还款，构成违约，应承担还款责任，故对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施翠青、魏东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施翠青、魏东以其名下房屋为前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双方形成的抵押担保关系合法有效。在施翠青未履行偿还义务的情况下，中信银行武汉分行要求对抵押房屋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华玉鑫公司为本案债务的保证人，为上述借款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且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放弃要求贷款人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追索、对抵押物、质物先行处置或采取诉讼等法律手段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因此，华玉鑫公司应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玉鑫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施翠青、魏东追偿。中信银行武汉分行主张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承担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律师费，但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可在实际支付该费用后另行向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主张。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主张解除与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签订的《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并陈述因中信银行武汉分行错误发放贷款，导致未将贷款发放到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账户，但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在庭审中认可《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签字的真实性，认为签署合同的均为空白合同，而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在庭审中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而在借款凭证中载明“本借款凭证，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借款划入上列收款人账户时，贷款人即履行了借款合同的放款义务”，借款凭证上有施翠青的签字，因此可以认定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已经履行约定的放款义务。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并未就其反诉主张递交证据，也并未陈述解除合同的事实或法律依据，故对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第三人骏华诚信公司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诉讼权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施翠青、魏东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偿还借款本金1200000元；二、施翠青、魏东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支付利息、罚息（截止至2018年1月24日利息为30060.01元、罚息641.94元，此后的利息、罚息以实际欠款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三、若施翠青、魏东未履行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则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对施翠青、魏东提供抵押的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7Ｒ2地块东风阳光城丁香苑6栋3单元2层3室的房屋实现抵押权所得价款在《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华玉鑫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判决确定的施翠青、魏东的还款义务在《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华玉鑫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施翠青、魏东追偿；五、驳回中信银行武汉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的反诉请求。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876元、反诉费50元，公告费26元，共计15952元，由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负担。二审中，上诉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与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原审第三人骏华诚信公司均未提交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25.3条约定：“与本合同相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丙方向乙方提交的申请贷款文件、资料、证明、借据等，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借据与本合同具体约定不一致时，以借据的记载为准。”案涉《个人借款凭证（借据）》载明：“借款人申请与保证：兹有借款人根据借款合同，向贷款人提出不可撤销的提款申请。贷款人按借款合同规定，将借款划入上列收款人账户。本借款凭证，为借款合同的组成部分。借款划入上列收款人账户时，贷款人即履行了借款合同的放款义务。借款人保证将按照借款合同履行各项义务。”借据载明收款人为施翠青，收款人为骏华诚信公司。施翠青在该借据上签字确认。本院认为，案涉《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中信银行个人房产抵押综合授信及最高额抵押合同》、《中信银行最高额保证合同》、《个人借款凭证（借据）》均为有效合同，被上诉人中信银行武汉分行在签订上述合同后，依约向施翠青指定收款人骏华诚信公司支付贷款，已经履行完毕合同约定义务，上诉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应当承担还本付息及担保责任的义务，不存在因合同无法履行而解除合同的事由，上诉人施翠青、魏东、华玉鑫公司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同履行期间，施翠青虽然未向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提交《支付委托书》，但根据《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第25.3条约定，借据与借款合同具体约定不一致时，以借据的记载为准。故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未要求施翠青提交《支付委托书》并不构成违约。施翠青上诉认为其签署的借据为空白借据，但一、二审均未就此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便其签署的是空白借据，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对其签字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有预期，并对该后果承担责任。此外，《中信银行个人借款合同》并未约定将华玉鑫公司与骏华诚信公司签订真实的《建筑材料购销合同》作为贷款发放的先决条件，故上诉人无权据此要求中信银行武汉分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76元，由上诉人施翠青、魏东、武汉华玉鑫石材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鹏审判员  曹芳审判员  陈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叶优子书记员徐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