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12行初58号原告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二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杨运兵，组长。委托代理人蒋开柏，湖南振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杨运尧，男，侗族，1964年7月8日出生，住湖南省会同县。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周立志，县长。委托代理人蔡汉富，会同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副主任。委托代理人粟明育，会同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工作人员。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住址怀化市鹤城区府前中路2号。法定代表人雷绍业，市长。委托代理人杨华，怀化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委托代理人张臻，怀化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工作人员。第三人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四村民小组。诉讼代表人杨运球，组长。第三人杨永升，男，侗族，1971年1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会同县。原告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岭头村二组）与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怀化市人民政府林业行政裁决一案，于2019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岭头村二组组长杨运兵及委托代理人蒋开柏、杨运尧，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蔡汉富、粟明育，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人杨华，第三人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岭头村四组）组长杨运球、第三人杨永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会政行决字[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灵官塖”（又称灵观塖、林官塖）争议山林一块，面积9.7亩，主要树种为松、阔叶树。其四至为（以座山为向）：上至小路，下至公路，左至田坎、一组杨芳礼杉木幼林，右至当塖路至水壕（小洪）至公路。该四至范围内的山林属申请人所有，由第三人杨永升管理使用（具体范围详见附图）。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怀府行复字[2019]31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会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会政行决字[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岭头村二组诉称，（一）[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处理决定遗漏了应当追加的当事人。原告与第三人争执的“灵官塖”山场有“林业三定”时被告依法核发给原告的山林权属证书在卷证实，原告与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从未将“灵官塖”山场进行过调换。被告无视这两个关键证据及事实，将争议山场处理给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所有，由第三人杨永升经营管理，从而导致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灵官塖”山场在“林业三定”时山林权属证书核发给了原告是事实。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称村民委员会在1989年和2007年将争议山场收回村集体统管理，第三人杨永升的父亲杨宏洲也己不在人世。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为了查明争议事实，正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高椅乡岭头村民委员会，杨宏洲的继承人通知为第三人参加到行政处理程序中来。由于被告没有通知应当参加行政处理的第三人参加处理，从而导致该处理决定错误。（二）怀化市人民政府怀府行复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会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错误，应予撤销。首先，作为复议机关的怀化市人民政府没有对原告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的两个请求作出证据、事实及法律上的说理及评判。其次错误认定争议的“灵官塖”山场在“林业三定”时期就分给了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由于没有充分审查第三人第四村民小组所称是通过与原告口头换得来的这一事实进行证据审查、认定，从而导致错误维持会同县人民政府的【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综上所述，原告请求法院：1、撤销会同县人民政府会政行决字【2018】6号处理决定。2、判令会同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处理决定。3、撤销怀化市人民政府怀府行复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原告岭头村二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1999年岭头村各组杂木林承包花名册一份原件，拟证明1991年5月21日岭头村联合林场人管理委员会将二组“灵官塖”山场发包给本组村民杨文兴管理；证据2、杨春晖自书证明，拟证明岭头村楠竹林杂木林发包事项的说明原件一份；证据3、杨宏洲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四份，拟证明办证情况。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怀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及会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1、本案第三人杨永升之父杨宏洲于2009年依法取得了会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湘林证字(2009)第4309000XXXX号《林权证》，且该证记载的“灵官塖”山林就是争议标的，依据证据从新的原则，该证记载的林地、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均为本案第三人，是处理争议标的主要证据和最新证据。2、本案所涉林地“灵官塖”自上世纪“林业三定”以来是第三人所有和经营管理使用。1984年，第三人杨永升之父杨宏洲在该山上营造了马尾松林，当年通过了会同县林业主管部门的验收，并登记在《一九八四年会同县林业生产验收表》中。2007年至2008年，第三人杨水升之父杨宏洲又将该块山林承包给了本村一组杨文兴管理了2年，并收取了承包费。且第三人杨水升家经营管理“灵官塖”山林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提出过任何异议，只是在2015年公路扩建征地时，原告才提出异议。（二）被告在处理本案中没有遗漏任何当事人。1、“灵官塖”山林，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民委员会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且在处理该案中村委会派员参加了所有程序，均未提出主张任何权益。2、杨宏洲的继承人杨海燕、杨喜雀、杨水久、杨永升在该案的处理过程中，向被告提交了继承“灵官嵊”山林使用权的相关协议。综上所述，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理由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会同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处理结论；证据2、高椅乡人民政府调纠办关于请求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拟证明案件来源；证据3、申请人、第三人及被申请人关于请求解决山林权属纠纷的报告，拟证明本案有当事人申请；证据4、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立案受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明本案受理时间；证据5、杨宏洲的林权证，拟证明申请人对争议标的取得了《林权证》；证据6、一九八四年会同县林业生产验收表，拟证明申请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争议标的的经营管理事实；证据7、关于我村山林管理责任权下放到组的协议，拟证明岭头村委会集体管理后下放到各组管理的时间及事实；证据8、杨文兴的证明，拟证明申请人对争议山林承包给杨文兴的事实；证据9、杨国主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及现场核实表，拟证明原告村民在同一时间、同一技术员对争议林地公路坎脚的山林参加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证据10、高椅乡上高村四组的林权证，拟证明高椅乡上高村四组的《林权证》与申请人的《林权证》没有交叉重叠；证据11、土地权属界线认定书，拟证明原上高村与岭头村双方法定代表人及指界人就拐点2至拐点3边界线和现争议林地边界一致的确认；证据12、岭头村四组的山林权证（存根），拟证明登记在四组《山林权证》中的“胡罗塖”山林实为二组的；证据13、岭头村二组的山林权证（存根），拟证明登记在二组《山林权证》中有高椅村“硬强口对门、雷钵井、黔阳洞”等山林；证据14、高椅乡高椅村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高椅村所有的“浪拔冲”山林1982年登记在岭头村二组《山林权证》中的“硬强口对门”；证据15、高椅乡高椅村的林权证，拟证明高椅村所有的“十八木湾二尖峰”山林1982年登记在岭头村二组《山林权证》中的“雷钵井”；证据16、高椅乡高椅村二组杨运理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高椅村二组杨运理经营的“楠竹湾”山林1982年登记在岭头村二组《山林权证》中的“黔阳洞”；证据17、高椅乡高椅村二组杨原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高椅村二组杨原经营的“楠竹湾”山林1982年登记在岭头村二组《山林权证》中的“黔阳洞”；证据18、高椅乡高椅村二组杨荣松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拟证明高椅村二组杨荣松经营的“石竹冲”山林1982年登记在岭头村二组《山林权证》中的“黔阳洞”；证据19、岭头村二组的山林权证（存根），拟证明被申请人提交的唯一证据；证据20、现场踏看记录及附图，拟证明对争议标的多次现场踏看确认；证据21、第一次山林纠纷公开审理调解记录及签到册，拟证明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主张的理由进行了质证、听证，查明了二组1982年《山林权证》记载有部分不属实，例如：“硬强口对门、雷钵井、黔阳洞”均是高椅村所有的山林；证据22、关于高椅乡岭头村二组与本村四组在“灵官塖”（又称灵观塖）山林权属纠纷二组代表座谈会，拟证明组织二组单方调解，二组代表要求70%以上的权益，致使调解未果；证据23、第二次山林纠纷公开审理调解记录及签到册，拟证明“胡罗塖”山林是登记在四组《山林权证》上，现在是二组经营管理。查明了“硬强口对门”等山林是高椅村的山林；证据24、现场核实记录及附图，拟证明争议标的与原上高村界线的确认；证据25、杨运球的询问笔录，拟证明对争议山林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证据26、刘应光的调查记录，拟证明原村委会主要领导证明林地林权登记时双方没有异议，经营过程中也没有异议；证据27、杨运尧的调查记录，拟证明现村支委，二组人。证明争议的起因。“胡罗塖”山林现是二组经营（1982年登记在四组《山林权证》中）。“班竹湾”山林现是四组杨运伟管理（1982年登记在二组《山林权证》中）。“硬强口对门、黔阳洞”山林1982年填写在二组《山林权证》中，但实际是高椅村的，证明1982年的《山林权证》填写确有错误；证据28、杨运兵的询问笔录，拟证明现二组组长。“胡罗塖”山林1982年没有填证，现是二组经营。“班竹湾”山林现是二组（杨荣跃、杨国代）、四组（杨运伟）都在管理。“硬强口对门、黔阳洞”山林1982年填写在二组《山林权证》中，但实际是高椅村的，证明1982年的《山林权证》填写确有错误；证据29、杨国主的调查记录，拟证明原二组组长。“胡罗塖”山林不是二组的。“班竹湾”山林现二组、四组（杨运伟）都在管理。“硬强口对门”山林现在是高椅村管理，“黔阳洞”山林不是二组的山，是高椅村的。证明1982年的《山林权证》填写确有错误；证据30、杨文兴的调查记录，拟证明四组将争议山林承包给杨文兴的事实；证据31、杨冬生的调查记录，拟证明“胡罗塖”山林1982年登记在四组的《山林权证》中，但二组在2009年对“胡罗塖”山林办理了新林权证，且证明“硬强口对门”山林是高椅村的，“班竹湾”山林现是二组（杨荣跃、杨国代）、四组（杨运伟）管理，证明1982年的《山林权证》填写确有错误；证据32、黄再友的调查记录，拟证明争议山林与上高村的山林交界，界线是以当塖下至公路为界；证据33、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当事人身份确认；证据34、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及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不主张权利的证据；证据35、被申请人村民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当事人身份证明。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会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正确。原告的主张依法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会同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拟证实原行政行为的内容；证据2、复议申请人提交的复议申请书，复议机关的补正通知书，复议申请人会议记录及组长户口簿复印件等，拟证实申请行政复议及补正申请的情况；证据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拟证实怀化市人民政府通知被申请人行政复议答复的情况；证据4、会同县政府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实会同县人民政府做出了行政复议答复；证据5、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拟证实怀化市人民政府通知两第三人参加复议的情况；证据6、第三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拟证实两第三人答辩的情况；证据7、现场勘验签到表，拟证实怀化市人民政府组织当事人现场勘验核实；证据8、延期审理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拟证实复议延期审理的情况；证据9、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拟证实行政复议决定的内容及送达情况；证据10、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依据，拟证实适用依据正确。第三人岭头村四组陈述称，1、怀化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怀府行复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及会同县人民政府作出的会政行决字【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该两份决定是客观公正的的决定。2、该案所涉林地“灵官塖”自“林业三定”以来长期是四组所有和管理使用。1984年，答辩人杨永升的父亲杨宏洲在该山造了马尾松林，有林业部门的造林验收档案为证。1989年至2006年，岭头村村委会将“灵官塖”收回统一看管了段时间，到2007年至2008年，岭头村四组杨永升的父亲杨宏洲又将该山林承包给了岭头村一组村民杨文兴管理了两年，并收取了两年的承包费共计60.00元，2009年，岭头村四组依法取得了会同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三十多年来，原告对岭头村四组经营管理该山林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到2015年扩建“鲁大”省级公路，“灵官塖”山林要被征收一部分时，原告便起意来争山分一杯羹，由此可见原告之险恶用心。3、上世纪八十年代“林业三定”前，岭头村四组与原告一是个生产队(一个组)，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林业三定”填写《山林权证》时，把两个组的山林填写错了，“灵官塖”是岭头村四组的山林，且长期经营管理，却填写在原告的证中，而“胡罗塖”是原告的山林又填写在岭头村四组的会政林证字第03325号《山林权证》中，但“胡罗塖”山林实际长期管理使用的是原告，且该山林原告已于2009年取得了会同县人民政府核发的《林权证》，证号是:湘林证字(2009)第4309000XXXX号。因此，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4、会同县人民政府在处理该案时没有遗漏任何当事人。一是“灵官塖”山林高椅乡岭头村委会没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二是杨宏洲的继承人两个女儿已嫁出去随夫家:大儿子已参加工作，现为国家公职人员，而且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答辩人已向办案机关提交了相关协议。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理由不成立，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第三人岭头村四组没有证据向本院提交。第三人杨永升的陈述意见与第三人岭头村四组意见一致。第三人杨永升向本院提交一份证据：证明，拟证明2008年林权登记时原告村民在同一时间共同参加了现场指界。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下午到争议山场勘验，作出勘验笔录，拟证明争议山四至范围及现状。经本院2019年11月4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并质证，原告岭头村二组对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提供以上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5无异议；对证据6林业生产验收表中记载的是杨宏周而不是杨宏洲，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否将“灵官塖“山场是否下方到第四或者第二村民小组有异议；对证据8-9无异议；对证据10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1有异议，认定错误不是本案原告杨运兵的签字；对证据12-13、15无异议；对证据14、16-1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9-20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1-23无异议；对证据24有异议，没有诉讼代表人的签字；对证据25、27-31、33-35无异议；对证据26、32有异议。2019年11月5日，原告委托代理人杨运尧对被告证据25发表补充质证意见：杨运球是从1986年至今一直担任组长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杨宏湘从1989-1992年担任组长。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岭头村四组、第三人杨永升对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的证据均没有异议。原告岭头村二组、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岭头村四组、第三人杨永升对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异议。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岭头村二组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证明了岭头村在1999年-2006年之间的集体收回承包给个人；对证据2不符合证据提交的规范要求，杨春海是哪里人，也没有身份证复印件，据了解此人系原告的村民，无证明效力，证明目的也有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对原告岭头村二组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与会同县政府质证意见一致，并补充认为证据1只能证明当时村里把林木承包给村民，实行统一的村民管理，并不能证明土地的权属；对证据2当时1999-2006年的村里将林地收回管理，并承包给村民来实施，其目的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不能证明土地权属的问题。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否认第三人所持有的林权证是不合法的。第三人岭头村四组、第三人杨永升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与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2019年11月5日，第三人杨永升对原告证据2发表补充质证意见:第三人杨永升家造林是事实，于1984年所造，不存在以坟争山。原告岭头村二组对第三人杨永升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岭头村四组对第三人杨永升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原告岭头村二组、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岭头村四组、第三人杨永升对本院作出的争议山场勘验笔录均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一）对被告会同县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证据2-5、8-9、12、13、15、19-23、27-31、33-35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系本案诉争的对象，本院不作为证据评判。证据6载明的杨宏洲与本案第三人杨永升的父亲杨宏洲系同一人，本院予以采信。原告对证据7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反映争议山的相关情况，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0、14、16-18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1、25、26、32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4本院不予采信。（二）对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材料作如下确认：各方当事人对怀化市人民政府的证据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三）对原告岭头村二组向本院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证据1系林木承包花名册，并不是承包合同，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没有附证明人的身份证件，不符合证据提交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与本案相关，本院予以采信。（四）对第三人杨永升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林业裁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五）对本院作出的现场勘验笔录作如下确认：各方当事人对本院所作的勘验笔录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经审理查明，争议林地名为“灵官塖”（又称灵观塖、林官塖），面积约9.7亩，主要树种为松、阔叶树。其四至范围为（以座山为向）：上至小路，下至公路，左至田坎、一组杨芳礼杉木幼林，右至当塖路至水壕（小洪）至公路。20世纪70年代，原告岭头村二组（即高椅公社岭头大队第二生产队）与第三人岭头村四组（即高椅公社岭头大队第二生产队）为同一生产队，1982年林业三定前，分成两个大队。1982年9月14日，会同县高椅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为原告颁发会政林证字第03317号山林权证（存根），该证载明“灵观塖”林地；同日亦为第三人颁发会政林证字第03325号山林权证（存根），该证载明“胡罗塖”林地。自林业三定以来，“灵观塖”林地由第三人杨永升之父杨宏洲管业。1984年杨宏洲在“灵观塖”林地造林，并经过造林生产验收。原告组长杨运兵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运尧在行政处理程序中认可“胡罗塖”林地自林业三定以来由原告二组管业。2009年9月30日，会同县人民政府为第三人杨永升之父杨宏洲颁发了湘林证字（2009）第4309000XXXX号林权证，“灵官塖”林地登记在该证中，同时该证载明林地所有权人为第三人高椅乡岭头村四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的权利人为杨宏洲。同年，会同县人民政府为原告岭头村二组颁发了湘林证字（2009）第4309000XXXX号林权证，“胡芦塖”林地登记在该证中，同时该证载明林地所有权及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及使用权的权利人均为原告岭头村二组。在庭审中，原告认可湘林证字（2009）第4309000XXXX号林权证中登记的“灵官塖”林地与其所有的其他林地没有重叠、交叉、包含的情况。2015年，因S343公路扩建，被告征收了“灵官塖”部分林地，征收林地面积8.2732亩，征收款共计169624元。由此，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案纠纷。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依第三人岭头村四组申请，对本案纠纷开展调查、进行现场勘验，组织双方调解，在调解未成的情况下作出会政行决字[2018]6号行政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在受理原告的申请后，组织当事人进行现场勘验，依法延期审理后于2019年6月17日作出怀府行复字[2019]3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杨宏洲与杨宏周系同一人，为第三人杨永升的父亲。本院认为,根据《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在处理林权争议案件过程中，生效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主要依据，只有当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采信该林权证，并根据其他有效证据对权属争议进行处理。登记发证行为本身就是基于政府公信力作出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一旦作出非因法定原因不能随意更改。若登记发证行为有误，也应依照程序由行政机关依法纠错或由当事人通过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等方式寻求救济，不宜在权属争议处理引起的诉讼中直接否定该行为的效力。在登记发证的基本事实能够确认的情况下，如果仅是程序上的瑕疵或者不完备，则不能简单的否认登记发证的效力。本案中，原告岭头村二组与第三人杨永升现持有的林权证均是在1982年林权证的基础上换发而来，结合原告及第三人对争议地管业的情况等综合考虑，1982年林权证存在填证错误的情况，即“灵官塖”林地填在原告名下，却由第三人杨永升一直管业，“胡罗塖”林地填在第三人岭头村四组名下，却由原告岭头村二组一直管业。故在2009年换发林权证时，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已将该错误填写的1982年权证纠正过来，为原告颁发了包含“胡罗塖”林地的新林权证，为第三人杨永升的父亲颁发了包含“灵官塖”林地的新林权证。该两本新林权证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可以作为处理本案林权争议的依据。同时，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在对争议现场进行勘验，并组织双方协调未果后，作出林业行政处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怀化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被告会同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会同县高椅乡岭头村第二村民小组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谌 蔚审判员 王立志审判员 李容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刘俊卿书记员曾晨附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