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3民终151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物流园八街3号。法定代表人：王洪涛，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占军，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北京琪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汇街5号。法定代表人：黄美荣，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怡，女，1987年5月13日出生，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员工，住天津市武清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云，天津津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C18号楼中栋3、4、5层。法定代表人：高国伟，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男，1989年8月26日出生，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宝云，天津津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定河路2号。法定代表人：陈全蕾，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男，1974年3月23日出生，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亮，男，1986年2月24日出生，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上诉人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宅急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康公司）、原审第三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公司）、原审第三人青岛日日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日通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3民初53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宅急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媛媛、占军，北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怡，天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日日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勇、刘亮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宅急送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一)宅急送公司运输的货物属于北康公司。第一，北康公司的陈述前后矛盾。北康公司答辩时称宅急送公司承运的货物全部是第三人天康公司的货物，二次开庭时又称涉诉业务货物为其生产的药物，系由第三人天康公司代为销售。天康公司为日日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亦认可配送订单为北康公司的客户订单，因此宅急送公司运输的货物为北康公司所有。第二，宅急送公司取货地点为北康公司生产、发货的仓库，上市公司天津红日药业有限公司(北康公司母公司)的2013-058号关联交易公告显示，由北康公司参股设立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并在武清开发区建立北康公司的中药产品生产基地，宅急送公司的提货地点即为该生产基地内仓库。一审法院依据北康公司提交1份承租人为第三人天康公司，出租人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租金为0元的租赁合同认定发货地点位于第三人天康公司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因北康公司、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天康公司之间为同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孙公司关系，该关联公司之间形成的租金为0元的租赁合同效力低于其上市公司公告记载内容。(二)宅急送公司运输业务属于北康公司招标业务。第一，宅急送公司实际开始洽谈业务时就已知货物所有人为北康公司，第三人天康公司只是代为办理发货交接工作，且业务合同签订需经招投标程序，在红日药业公司网站上进行发布，该招投标网显示的招标单位为北康公司，宅急送公司亦进行投标。第二，北康公司发货时直接在宅急送公司运单上签字，运单属于运输合同一部分，宅急送公司为案涉业务的实际承运人。第三，北康公司作为招标单位应为招标业务合同的主体一方，宅急送公司作为投标单位及实际承运人，就案涉业务主张与北康公司运输合同关系成立存在事实依据。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三条，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受人。但北康公司于开庭时称其仅负责集体招标，不负责签订运输合同的说法属于对招标文件的修改，应在法定时间内告知宅急送公司，否则修改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未对该项事实予以认定。(三)北康公司发货指令、货物交接、账单对账均直接由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完成。第一，北康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微信、电话等即时沟通工具直接与宅急送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发货事宜。第二，宅急送公司的纸质运单上存在北康公司工作人员签字，纸质运单作为运输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明北康公司直接将货物交给宅急送公司运输。纸质交接单的表头亦注明“宅急送”，故交接单中签字的人员亦应当认为是代表宅急送公司进行发货交接签字。第三，招标文件上显示“张某”为北康公司的联系人，说明张某对外代表北康公司。张某向宅急送公司发送经其确认的报价单、运费账单的行为均应视为代表北康公司进行的行为。报价单明确为“宅急送康仁堂天津始发快运价格表”账单中亦明确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一审法院仍要求宅急送公司举证证明“康仁堂”是北京康仁堂还是天津康仁堂的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报价表属于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进行过合同磋商，宅急送公司OA审批流程中的合同就是各方磋商的结果，且该合同版本与北康公司提交的合同版本结构及内容基本一致，此份报价就是宅急送公司给北康公司的合同后附报价,无需特别说明为哪家康仁堂报价，宅急送公司不可能知道北康公司还存在多少关联公司。(四)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亦可证明北康公司为支付运费的主体。宅急送公司于2018年12月向北康公司发送的律师函中明确要求北康公司应向宅急送公司支付运费发生区间及金额，且北康公司进行回函认可案涉13523单货物属于为北康公司承运，北康公司庭审中以书写漏洞为由主张货物不是为其承运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因北康公司将其全资子公司视为一体进行回函具有一定合理性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北康公司对函件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因当认定其证明力。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当事人陈述无证据佐证、认定的证据未经质证。(一)一审判决第8-9页中，情况说明不属于证据，应作为当事人陈述，但并无证据佐证。第一，第三人日日通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情况说明》，由第三人天康公司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第三人天康公司亦认可该《情况说明》由其出具。宅急送公司认为该《情况说明》不能作为第三人日日通公司的证据使用，首先其内容为对事情经过的陈述说明，出具人又是第三人天康公司，天康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庭审审理，又以书面说明的情形作证，不符合证据规则。第二，该《情况说明》中提到的2017年12月-2018年8月17日期间均存在交接凭证、确认的3247134.83元运费是依据日日通公司的报价单、依据与日日通公司的对账而来，但所陈述内容并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二)一审判决第10页中，作为证据进行认定的交接单不是原件。第一，第三人日日通公司提供的交接单不是原件，通过照片显示该交接单是在复印件基础上进行的再签字。首先，因2018年4月前宅急送公司向北康公司提供纸质面单时，由北康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在运单上签名，运单即为发货交接单，各方无其它签字确认的纸质交接单。日日通公司提供的复印件上北康公司工作人员“田某”的签名与运单上的签字不一致，且宅急送公司于一审时就提出，要求提供原件，并对原件上的签名及签字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否则复印件不予质证。北康公司及第三人并未向法庭提供原件，但一审法院将该交接单作为证据进行认定。第二，4月之后宅急送公司使用电子面单，的确存在货物交接单，但是从宅急送公司系统中打印出来的运单详细信息，且仅有一份，由北康公司保存。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交交接单原件进行质证。三、一审法院以认定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无运输合同关系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宅急送公司应当提供极有利的证据推翻北康公司、第三人天康公司、第三人日日通公司的陈述是错误的，宅急送公司对北康公司等三方的陈述内容并不认可，其应当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否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规定，应当认定对账单、函件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宅急送公司不认可的陈述内容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就予以认定并认定其效力高于宅急送公司提供的书证原件，对北康公司未提供原件的证据予以确认、未进行质证，分配举证责任不当，应当撤销，发回重审。四、根据一审查明事实，本案焦点是北康公司还是天康公司支付涉案运输费，是将涉案运输费支付给日日通公司还是宅急送公司。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认可涉案货物实际承运人是宅急送公司，天康公司是托运人，是运费支付主体。如果法院判决天康公司支付运费，宅急送公司亦予以认可。在一审中，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均陈述涉案运输合同相对方是天康公司与日日通公司，且是北康公司指定的，宅急送公司是日日通公司的下属承运商，对此，宅急送公司坚决不认可。五、根据规定，委托其他单位运输物品的，应当对承运方运输药品的质量保障能力进行审计，索取运输车辆的相关资料，符合规定的运输设施设备条件和要求的方可委托。本案涉案货物绝大部分属于药品，交予日日通公司承运，是否进行了资质审核和运输能力的评判，是否能保证药品的质量和安全，宅急送公司保留向股东大会申诉及向相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权利。北康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宅急送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的案由是运输合同纠纷，而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为托运人和承运人。涉诉案件的拖运人为第三人天康公司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宅急送公司一方提供的主要证据中的纸质运单上明确的写着发件人的单位为第三人天康公司，且宅急送公司接收了电子运单上对应的发货清单上写明的发货单位也是第三人天康公司并非北康公司。根据一审庭审过程中，北康公司所提供的张某等人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均证明所有在宅急送公司提供的运单上签字的业务经办人员均为第三人天康公司的员工，在此情况下宅急送公司向北康公司主张权利明显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望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宅急送公司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上诉状说的货物所有权，货物所有权与承运合同没有关系，没有法律规定货物的所有人必须是委托承运人。其二，对上诉状第二条说的是业务的招标人是宅急送公司，也就是北康进行的招标业务。首先这条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另外，事实是错误的，因为招标网是红日集团的，招标是红日集团所有子公司都在上面进行招标。宅急送公司认为北康公司的运输业务不符合药品管理法，首先北康公司运输的是配方颗粒，根据国家法律规定不属于药品，它属于参照引片进行管理，引片是药品加工的原材料。只有变成了颗粒剂，才能称之为药品，所以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另外，北康公司的租赁合同和运输合同是经过药监局备案的，只是这单之前的运输合同在试运行期间，没有药监局备案。另外钱的支付主体的问题，既然业务是与天康公司实际发生，不能由北康公司来承担支付，根据子公司的独立法人义务，宅急送公司起诉的被告就是错误的，所以一审判决是合法有效的。天康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宅急送公司的上诉请求。第三人天康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完全清楚与之建立运输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是第三人日日通公司而并非宅急送公司，为第三人进行的货物运输也并非第三人天康公司指派而进行的，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望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日日通公司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宅急送公司的上诉请求。宅急送公司称运输过程中日日通公司不符合运输药品的资质问题，因为运输是由运输管理公司委托下营运商进行运作。关于宅急送公司说的对接人，郑勇当时对宅急送公司的对接人刘新红说过，其代表的是日日通公司。宅急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康公司向宅急送公司支付2018年1月至8月运费3367279元；2.判令北康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北康公司为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康公司为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康公司提交了张某、刘某1、田某的劳动合同及范某的实习协议，以证明前述4人均为天康公司员工。宅急送公司提交的运单上显示的寄件人有的是天康公司、有的是康仁堂客服、还有的是个人，运单上寄件人签名处签有刘某1、田某、范某等人的名字。宅急送公司称运单是拿到天津的库房，由北康的工作人员打印了寄件人和收件人的信息；当时宅急送公司也问过为何写的公司名称是天康公司，北康公司的员工说就得写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提交照片称，照片系在发货现场拍摄，照片中药品的外包装箱上显示的厂商名称为北康公司，并印有北康公司的商标和注册地。北康公司对照片不予认可，认为从照片上看不出来时间、地点。宅急送公司提交其内部系统文件显示，公文附件为宅急送康仁堂运输协议，信息上报人为刘某2。宅急送公司称，当时是刘某2通过中间人联系的北康公司的刘某1和徐某，就运费标准、运费结算等通过微信和电话进行了协商，刘某2现已离职，故宅急送公司无法取得相关材料。宅急送公司称，2018年4月后改用电子运单，此后宅急送公司员工翟悦馨和田某就业务发生聊天记录，记录中，田某向翟悦馨发送的康仁堂导出模板就是当天的发货明细。庭审中现场打开一份导出模板，显示的寄件人是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称这是北康公司要求宅急送公司录入系统时将寄件单位录入为天康公司，北康公司与宅急送公司对账时每次写的对账单位也是天康公司，宅急送公司照此录入系统。北康公司称不是北康公司要求将寄件单位写成天康公司的，这就是天康公司直接提出的要求。日日通公司称，这是日日通公司与天康公司沟通后要求将发货清单直接发送给宅急送公司，以免将相关信息弄错。2018年6、7月，张某与宅急送公司发生邮件往来，宅急送公司向张某发送各月份账单，张某核对后将修改的账单发送给宅急送公司。张某发送的附件账单中载明：from宅急送公司，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联系人为刘某1，账户名称为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称，其员工纪某每个月都与张某进行对账，应该是通过邮件进行的；到2019年1月份日日通公司要求天康公司支付运费时，二人又对业务期间的所有业务进行了对账并制作了纸质对账单，张某在每月的第一页签字。日日通公司提交了纸质对账单复印件，对账单上载明：from日日通公司，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联系人为刘某1，账户名称为日日通公司，张某在每月第一页签名。天康公司认可日日通公司提交的对账单的真实性，认可形成过程。法院要求日日通公司在指定期限内提交每个月的对账邮件，否则视为其无法提供这些对账邮件，日日通公司未在指定期限内提交。一审法院询问张某，为何与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进行对账。张某称，张某和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不是每个月都对账，张某是在2018年的5、6月份开始对账的，持续到7月份，对的就是2018年1月至6月的账；当时张某并不清楚对账人的身份，张某不知道和张某对账的是宅急送公司的人还是日日通的人，张某一直都认为就是日日通公司委派他来和张某对账的；张某和日日通公司有一个对账沟通群，这个群是2018年6月份之后成立的，在这个群中是将2018年1月至8月的业务又重新捋了一下，最终成果就是日日通公司提交的纸质运单；张某是在纸质对账单制作完毕之后，宅急送公司和日日通公司都发起了结款诉求，才有人跟张某说发邮件的是宅急送公司的人，张某之前一直以为他是日日通公司的人。法院询问张某，邮件抬头写的是宅急送公司，对账单显示的是from宅急送公司，账户名称写的也是宅急送公司，为何张某会认为他是日日通公司的人。张某称，张某知道实际承运的人是宅急送公司，而且张某也搞不清楚宅急送公司和日日通公司是不是有什么隶属关系。法院询问张某，账单上写的付款单位是北康公司，张某为何没有提出异议。张某称，张某是在2018年4月2日入职的，红日公司下属有很多公司，张某当时都没有搞清楚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有什么区别。2018年6月29日，宅急送公司向张某发送邮件称，我又算了一遍价格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咱俩的报价不一样，您受累吧您那的报价给我一份吧，辛苦您了。2018年6月30日，张某回复前述邮件称，价格问题主要存在于快运计费标准，请贵司再次核对。回复邮件的附件为康仁堂天津始发整体报价表，表格抬头为宅急送康仁堂天津始发快运报价表。宅急送公司称，康仁堂天津始发整体报价表就是宅急送公司此前给北康公司的报价。日日通公司称，其是在业务发生之前，将纸质报价表给了天康公司物流管理部工作人员徐某，报价表抬头写的是青岛日日通公司，当时就是直接给了，没有签收记录。天康公司称其在2017年12月收到了日日通公司的纸质报价表。张某称其入职时，与其交接的人将邮件附件中的报价表给了张某，告诉张海涛说这是日日通公司的报价表；张某见过日日通的纸质报价表，由于附件中的报价表是电子版，而日日通的报价表是纸质版，所以发邮件时直接发了电子版的那一份。法院询问张某，两份报价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如何确认应该发送哪一份，张某称其当时还没捋清楚这些关系，所以就发了电子版。涉诉货物系从天津泉明路的仓库发货。北康公司提交租赁合同以证明提货仓库的实际使用人是天康公司。租赁合同的甲方为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承租方为天康公司，租赁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租赁年金为0元。北康公司称，合同甲方也是北康公司的子公司，当时有一个空置的厂房，后来就租给了天康公司。红日公司开办的红日药业集团企业电子采购平台公告文件载明：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就2018-2019年度红日康仁堂配房颗粒物流承运商招标计划在红日药业采购平台进行招标采购……项目标号：×××……有意者可与张某联系。打开公告附件年度康仁堂物流商招标文件，显示的封面为北康配房颗粒物流配送招标文件。北康公司称，北康公司会代表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招标，中标的公司会与实际与其发生业务的公司签订合同，招标文件上留联系人的就是会实际发生业务公司的人；张某是天康公司员工，北康公司仅是负责集体招标，防止子公司进行权力寻租；涉诉业务不是中标而来，当时是天康公司组建时北康公司把北康公司生产的药物运到天康公司由其进行销售，天康公司表示需要找一个承运商，北康公司就为其介绍了日日通公司。北康公司提交天康公司与新杰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合同载明运输费用按招标文件×××确定的价格方式计算。北康公司称，运输合同可以证明招标文件的合同主体是天康公司，并非北康公司。日日通公司提交徐某、郑勇签字的2019年1月8日的物流商日日通2018年1-8月份运作情况说明载明：2017年12月份天康物流多功能仓库启用，开始承接北康公司外阜客户订单配送职能，为了保障业务的顺利开展，于2017年12月28日正式引入日日通公司承接天康公司订单配送业务。原计划3月份组织招标，公司领导决定招标后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后因为种种原因招标推迟，所以未签订合作协议。在发货过程中，我公司与日日通公司现场交接的凭证是我公司涉及的一个交接表。该凭证自2017年12月28日-2018年6月12日期间全部由日日通公司现场人员核对确认，2018年6月13日-2018年8月17日期间应我司要求由宅急送公司、日日通公司双方现场人员共同核对确认。……2018年我部考虑到实际承运已有5个月时间，于2018年5月15日与日日通公司开始对运输费用进行梳理核对。由于双方无正式合同，不符合公司审计要求，财务不予付款。2018年7月宅急送公司也向我司提出付款请求。经咨询我司法务意见，考虑到宅急送公司为部分货物实际承运人，同样也有结算请求，导致结算主体不明确。后期由于日日通公司与宅急送公司双方就结算主体意见不统一，期间我公司进行多次协调和沟通，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避免药品安全风险，于2018年8月17日全部停止了与日日通公司的合作，同时停止了宅急送公司的实际承运业务。根据日日通公司提供的运输价格，共计3247134.83元运输费用尚未进行结算。天康公司认可该情况说明是天康公司为日日通公司出具的。北康公司称，天康公司最开始是和日日通公司联系的，由于日日通公司的业务网可能不够广泛，就将业务分包给了其他公司，其中就包括宅急送公司；宅急送公司来天康公司提货时日日通公司的人都是在场的，天康公司会和日日通公司就货物交接签订书面手续，由于提货人是宅急送公司，所以有时候也会让宅急送公司签字。日日通公司称，日日通公司将天康公司的业务交给了宅急送公司，提货时是去天康公司的仓库进行的，2018年2月至6月时天康公司和日日通公司的人员负责在交接单上签字，宅急送公司的人员在场但不签字，后来变成了在场的三方人员均在交接单上签字。日日通公司提交交接单复印件，交接单的抬头为（宅急送）发货签收表。日日通公司称，2018年6月之前是由天康公司员工和日日通公司的王某签字，之后加入了宅急送公司的人的签名；日日通公司有很多个下游运营商，只是在涉诉的运输业务中只使用了宅急送公司，为了以后结款时区分出和哪个下游运营商结款，所以抬头写的（宅急送）发货签收表。宅急送公司称，如果日日通公司提交发货签收表原件，宅急送公司将对王某的签字时间与表格显示的制作时间是否一致申请鉴定；2018年4月之前使用的是纸质运单，纸质运单就是交接单，无须单独制作发货签收表；4月之后有了电子运单，所以才制作发货签收表，当时是有一个叫王某的人在现场，刘某2告知过宅急送公司，王某是郑勇的亲属，由郑勇指派来协助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进行交接，宅急送公司不清楚郑勇指派王某的原因，不知道是刘某2与郑勇达成过什么协议，还是郑勇和天康公司之间有什么协议。宅急送公司提交一张王某身着宅急送公司的制服的照片，称系在发货现场拍摄。日日通公司称，当时是因为现场比较冷，王某看到有宅急送公司的制服就拿起来穿上了。宅急送公司认为，天康公司和日日通公司主张合作是从2017年开始，对接人是郑勇，但郑勇自2018年5月才登记为日日通公司股东，故不能证明此前郑勇是代表日日通公司。日日通公司称，郑勇2017年就在日日通公司工作，是股东，但未进行登记。宅急送公司向北康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其支付2018年1月至2018年8月期间的运费。北康公司回函载明：贵司与日日通公司于2018年1月至8月期间为我司承运货物共计13526单（明细附后）。现贵司与日日通公司就上述承运货物运费收费主体及运费金额均存有争议，且均向我司主张支付运费，致我司至今无法明确应收运费债权人及具体运费金额……。北康公司称，由于天康公司是北康公司的子公司，北康公司在收到宅急送公司律师函后进行回函时可能存在书写漏洞，但不能代表实际托运方就是北康公司，后附的承运统计表是天康公司算出来告知北康公司的。一审法院询问日日通公司，其表示宅急送公司是其下游运营商，那么双方结算的标准是什么。日日通公司称，当时刘某2承诺按市场价六折结算，日日通公司要求刘某2提供市场价的报价，但刘某2一直没有提供，之后再找刘某2，刘某2说已经离职了；虽然没有给报价，但宅急送公司的官网上是有运费标准的，所以日日通公司还是和宅急送公司合作了。宅急送公司称，其是在北康公司不给宅急送公司进行结算时，才知道还有日日通公司的存在的。涉诉货物未曾结算过运费。本案一审庭审结束后，宅急送公司提交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判令北康公司向宅急送公司支付逾期支付运费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宅急送公司的报价表仅写明系康仁堂报价表。无法据此看出宅急送公司是在对北康公司还是在对天康公司进行报价；宅急送公司提交的刘某2上传的信息系其内部系统数据，未经过北康公司、天康公司确认；故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为北康公司。张某向宅急送公司发送的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且北康公司给宅急送公司回函写明涉诉货物系为北康公司承运。前述证据均系证明合同相对方的重要材料。但本案中，考虑到以下情况：1.运单系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重要文件，上面载明的寄件人、承运单位系运输关系发生之时双方对运输双方进行的原始确认。而宅急送公司使用的纸质运单上发件人单位为天康公司或天康公司的员工，宅急送公司接收的电子运单对应的发货清单上写明的发货单位亦为天康公司。2.现与涉诉业务相关的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认可发货单位为天康公司，发货地点又位于天康公司仓库，与运单上的记录相吻合。3.北康公司在接到宅急送公司的律师函时，因天康公司系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在制作回函时将天康公司与北康公司视为一体，具有一定合理性。4.张某不仅与宅急送公司对账，还与日日通公司对账，制作的对账材料上付款单位写的都是北康公司，但日日通公司、北康公司、天康公司均认可托运方应为天康公司，可见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极有可能存在差池，或是将天康公司、北康公司混为一谈。综上，法院认为，宅急送公司若要证明其系与北康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需提供极其有力的证据以推翻前述运单的记载及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的陈述；但目前宅急送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并未达到足以推翻前述证据及陈述的地步，故法院认定，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宅急送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宅急送公司向本院提交：第一份证据是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宅急送公司员工刘某3与北康公司员工刘某1通过微信沟通货物的签收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服务事故。第二份证据是红日药业的上市公司公告，公告编号是2013-058，证明发货仓库实际是北康公司以设立子公司形式在天津设立的生产基地，一审提供的租金为0的租赁合同不能证明仓库是天康公司的仓库，更不能据此证明货物所有人是天康公司。第三份证据是招标网站信息，证明宅急送公司应北康公司要求于2018年5月在北康公司母公司的招标采购网站进行登记，操作业务的招标状态显示为授标中。北康公司称涉案业务并非招标业务的说法与其当庭陈述存在矛盾，且天康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亦提到该项目需要招标。第四份证据是录音，形成时间是2019年1月8日，证明业务介绍方花费大量钱财和资源，开拓北京康仁堂药品运输业务，由于与宅急送公司没有事先签署居间协议，对运输费分成比例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因而导致目前北京康仁受业务介绍方指令不愿向宅急送公司支付运输费用。经质证，北康公司认为：对证据一真实性不予认可，刘某1现在已经离职，真实性无法核实。这个证据只是说他们和刘某1确认发货的具体情况和发货状态，但对证据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对证据二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公告发布在2013年，当时是北康公司决定建立子公司，其上已经写明是子公司，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那就不应该由北康公司再承受。而且建立子公司并不是写的建立销售公司，而当时签的租赁合同的另一家天津红日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并不是销售公司，所以公告和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招标的并不是涉案业务，其二，招标文件上已经很清楚，是红日康仁堂配方颗粒的物流业务，并没有写北京康仁堂药品销售业务，所以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证据四，没有办法确认真实性，所以不予认可其证明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天康公司表示与北康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日日通公司认为：与北康公司的质证意见一致。对于证据四，认可录音中的声音是郑勇本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宅急送公司的报价表仅写明系康仁堂报价表，无法据此看出宅急送公司是在对北康公司还是在对天康公司进行报价；宅急送公司提交的刘某2上传的信息系其内部系统数据，未经过北康公司、天康公司确认；因此前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合同相对方为北康公司。张某向宅急送公司发送的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为北康公司，且北康公司给宅急送公司回函写明涉诉货物系为北康公司承运。前述证据均系证明合同相对方的重要材料。但本案中，考虑到以下情况：1.运单系证明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重要文件，上面载明的寄件人、承运单位系运输关系发生之时双方对运输双方进行的原始确认。而宅急送公司使用的纸质运单上发件人单位为天康公司或天康公司的员工，宅急送公司接收的电子运单对应的发货清单上写明的发货单位亦为天康公司。2.现与涉诉业务相关的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均认可发货单位为天康公司，发货地点又位于天康公司仓库，与运单上的记录相吻合。3.北康公司在接到宅急送公司的律师函时，因天康公司系北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在制作回函时将天康公司与北康公司视为一体，具有一定合理性。4.张某不仅与宅急送公司对账，还与日日通公司对账，制作的对账材料上付款单位写的都是北康公司，但日日通公司、北康公司、天康公司均认可托运方应为天康公司，可见对账单上写明的付款单位极有可能存在差池，或是将天康公司、北康公司混为一谈。5.宅急送公司虽提出己方的纸质运单由北康公司员工刘某1等人签字，招标文件显示张某为北康公司联系人，说明张某对外代表北康公司等上诉主张，但劳动合同和社保记录显示刘某1和张某均系天康公司职员，因此刘某1、张某在运单、对账单上签字行为应视为代表天康公司履行的职务行为，且张某签署的账单上记载的付款单位虽为北康公司，但张某作为天康公司职员，在无特别授权情形下，无权从事给第三方北康公司负担义务的行为，其相关认可和签署行为应属无效，因此，本院不予采信宅急送公司相关意见。综上，本院认为，宅急送公司若要证明其系与北康公司存在运输合同关系，需提供极其有力的证据以推翻前述运单的记载及北康公司、天康公司、日日通公司的陈述，但目前宅急送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并未达到足以推翻前述证据及陈述的地步，因此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宅急送公司与北康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对宅急送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宅急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738元，由北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玄明虎审 判 员 邢 军审 判 员 潘 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 申峻屹法官助理 卢恺晨书 记 员 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