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4民终10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佐良，男，1962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光才，四川陵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明路武警水电大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620XJ。 法定代表人：王秋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江，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超，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文康，男，197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仁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汤孝明，仁寿县龙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佐良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能公司）、原审被告邓文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仁寿县人民法院（2018）川1421民初3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佐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存在对相关事实进行未查明以及查明事实有误的情形。主要有：1.未查明2013年11月7日安能公司授权李焕琪代理向米易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米易交易中心）递交“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1标段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投标函，是上诉人经与安能公司成都分公司协调，由安能公司做投标资料，邓文康支付费用给做资料的人员，由李焕琪去交资料，由邓文康组织投标保证金106万元，汇入安能公司账户，由安能公司汇入米易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的票据由邓文康持有。2.案涉工程项目经理林善苹为挂名，实际的项目经理为邓文康。3.上诉人在原审举证证明在邓文康施工期间“林善苹”的签字均由邓文康的资料员陈超所代签的事实，一审法院未对此事实予以查明认定。4.未查明“安能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1标段工程项目部非经济类合同类用章”由邓文康持有。5.未查明“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项目经理部用章的产生与使用。6.案涉工程中标确定的时间为2013年11月8日，公布时间为2013年11月11日，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013年11月19日。（二）一审法院未全面查明邓文康与安能公司的代理行为，邓文康的代理行为从编制投标资料、交纳投标保证金、委托交纳投标资料到实际施工都存在代理事实。（三）邓文康有安能公司代理权、行使代理权主观善意而无过失。（四）加盖项目用章是邓文康代表被上诉人的公司行为或法人行为。（五）安能公司的项目盖章行为从另一角度讲属于债务人加入，是安能公司自愿和邓文康一起承担还款责任，而一审法院认定安能公司不承担还款责任严重错误。综上，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不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安能公司辩称，（一）刘佐良2013年11月21日向邓文康转款50万元，此时，安能公司没有向刘佐良借款的意愿，也未授权邓文康代表安能公司向刘佐良借款，故本案邓文康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二）本案不存在刘佐良相信邓文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且刘佐良不是善意，存在重大过失。同时，案涉《借条》加盖的印章在当时尚不存在，该证据系虚假证据，故本案不构成表见代理。（三）从案涉《借条》载明的借款人是邓文康，而非安能公司，故本案的借款人不是安能公司。（四）邓文康无权代表安能公司对案涉借款进行追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邓文康述称，（一）安能公司具有案涉工程资质，邓文康要交460万元的保证金，而邓文康本人没有钱，该460万元是邓文康向当事人借来交的履约保证金。案涉借款在出借时就说了是交履约保证金的，邓文康收到借款后就交到了耿福荣，耿福荣打给了李忠金，李忠金打到了安能公司，安能公司又打到了案涉工程上，因此，刘佐良的案涉借款确实是案涉工程的履约保证金。（二）邓文康受到安能公司的委托全权负责公司，安能公司也刻了章，才加盖的公章。（三）到2014年6月10日，邓文康做了800来万的工程才领到100万左右的钱，邓文康确实没有钱还款，他借的钱全部用于了工程，最后邓文康做了近千万的工程，工程最后只是付了400来万，而且至今邓文康和安能公司还没有结账，导致邓文康没有钱还给债权人，而且安能公司也没有提供给邓文康钱的依据。邓文康作为公司的全权委托人来做这个工程，邓文康现在也没有钱，因此这个债务应由安能公司来承担。（四）一审认定2015年1月1日邓文康被检察院带走有误，被检察院带走是2015年1月23日。综上，邓文康同意上诉人的观点，请求二审法院判决安能公司偿还刘佐良的案涉借款。 刘佐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安能公司、邓文康偿还刘佐良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从借款之日到2018年7月20日止利息为56万元，其余利息从2018年7月21日起以月息2%计算到付清时止）。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2013年11月，邓文康以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1标段工程项目需资金进行前期开支为由，向刘佐良主张借款，2013年11月21日，刘佐良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尾号为0313的银行卡向邓文康尾号为7316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转款50万元。邓文康向刘佐良出具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刘佐良现金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利息每月2%（贰分）计算，此款用于攀枝花市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1标段工程缴纳履约保证金。借款人：邓文康2013年11月21日”邓文康在该借条上加盖了“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项目经理部”的项目章。2015年1月19日，刘佐良又与邓文康签订了《借款还款协议》，载明：“甲方：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项目经理部，乙方：刘佐良鉴于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于2013年11月在《攀枝花市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一标段工程》招投标中《中标该工程》，因缴纳该工程履约保证金，邓文康于2013年11月21日向刘佐良借款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整），利息按月息2%（大写：百分之二）计算。截止2014年11月21日截止。此结算通过双方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协商如下：一、因甲方目前资金相对困难，为保证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一标段的顺利开展，乙方同意借款及利息迟延半年归还（即2015年5月21日前归还）。但甲方应支付乙方借款本金50万元的资金利息给乙方，月息按2%计算。二、若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诉讼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包括诉讼费、法律代理费、评估费、执行费等）均由甲方承担……”甲方（借款人）处盖有“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项目经理部”项目章，邓文康在甲方委托代理人处签字，刘佐良在乙方处签字。此后，因邓文康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故刘佐良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述请求。 （二）2013年11月7日，安能公司授权李焕琪作为其代理人向米易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递交“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工程投标函。2013年11月19日中标后，安能公司与米易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施工合同，确定项目经理为林善苹。2014年1月13日，安能公司与邓文康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该项目工程造价46,770,410元（最终以结算价为准），现场项目部由邓文康组建并负责项目现场施工管理工作，项目经理为林善苹，项目部所有费用（含人员工资和社保、生活、办公、住所、差旅、通信、外事协调等项目部的所有开支）由邓文康承担；邓文康向安能公司交纳工程款结算价2%的管理费。对于印章管理约定为：项目开工前应成立项目部，安能公司向邓文康提供项目资料章一枚作为内部资料使用，邓文康严禁使用项目资料章对外借贷资金、担保、赊欠设备款、材料款、人工工资，对外签订各类合同以及从事其他非法活动，若必须要用公司印章签订上述合同的话，需按公司审批制度办理相应的审批手续，获批后方可盖章。2014年3月6日安能公司向邓文康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授权邓文康以安能公司名义办理“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施工相关等事宜。2014年3月12日，安能公司向米易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发函，告知公司决定成立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项目部，代表该公司全面履行施工合同，同时启用“安能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项目部非经济类非合同类用章”。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刘佐良与邓文康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二、安能公司是否应对案涉借款的本息承担还款责任？三、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项争议焦点，本案中，刘佐良主张其与邓文康之间存在50万元民间借贷的事实，并依法向一审法院提交“借条”、“借款还款协议”以及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一审庭审中，邓文康认可向刘佐良借款50万元并出具“借条”等相关债权凭证，上述事实表明，刘佐良与邓文康之间的借贷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刘佐良已履行出借义务，故刘佐良与邓文康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邓文康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故对于刘佐良起诉要求邓文康承担偿还本金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二项争议焦点，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1案涉借款发生时，安能公司并无任何向刘佐良借款的意思表示或意愿。邓文康向刘佐良主张借款的时间在2013年11月21日之前，此时安能公司委托参与招投标事宜的人员为李焕琪，确定的项目经理为林善苹，邓文康向刘佐良出具“借条”时，系案涉工程刚中标（中标时间2013年11月19日），还未签订施工合同，更不存在案涉工程项目经理部，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此时邓文康与安能公司、或者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工程存在任何关系，邓文康以案涉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名义向刘佐良借款无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常理。2．“借款还款协议”的签订和项目印章的加盖不能代表安能公司对该笔借款进行追认。案涉项目部的成立时间和项目印章的启用时间为2014年3月12日，而在2014年1月13日安能公司与邓文康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时，双方已对项目印章的使用管理进行明确约定，严禁利用项目印章对外借贷资金。一审庭审中，刘佐良与邓文康一致陈述，“借条”上的项目印章系2014年3月中旬由邓文康补盖，“借款还款协议”也是由邓文康出具，由此可知，债权凭证的出具和项目印章的加盖均系邓文康的个人行为，即使加盖项目印章，其权限也不及于对外借贷，安能公司不存在追认的主观意思表示。3.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借款用于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Ⅰ标段工程。一审庭审中，刘佐良和邓文康均陈述案涉借款系邓文康为缴纳工程的履约保证金，但邓文康或刘佐良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资金流向安能公司或者用于该工程项目，即在客观事实上，安能公司并未收到该笔款项。4.刘佐良不属于善意相对人。一审庭审中，刘佐良陈述其与邓文康系朋友关系，在经过考察发现邓文康确实在做案涉项目时才出借资金，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查明，整个借贷行为（债权凭证的出具、资金的转移）仅发生于刘佐良与邓文康之间，在借款之初，邓文康并未取得安能公司的任何授权，也无任何其能代表安能公司或者案涉项目的证明文件，刘佐良也未向安能公司核实邓文康的身份，是否有权代表安能公司借款，刘佐良自身存在过失。综上，安能公司在主观上不具备向刘佐良借款的意思表示，在客观上也未实际取得或使用该笔借款，同时也不存在对该笔借款进行追认的事实，故安能公司不应承担偿还责任。 关于焦点三，安能公司辩称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刘佐良称其一直在向邓文康催款，并于2017年5月5日向安能公司邮寄了催款通知，诉讼时效已中断，因此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原刘佐良、邓文康达成的《借款还款协议》虽载明案涉借款的最后到期日为2015年5月21日，但一审庭审中，刘佐良称已于2017年5月5日委托四川陵州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唐红英向安能公司邮寄了催款《通知》，并提供了邮寄存单及快递跟踪记录单予以证实，《通知》载明：“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贵公司米易县麻陇至晃桥引水工程Ⅰ标段项目部于2013年11月21日向刘佐良借款50万元，约定于2015年5月21日前归还，至今未还。我多次找项目部，找原负责人邓文康，都要求找贵公司，为此，特来通知，要求贵公司接到通知后偿还借款及其利息。通知人：刘佐良2017年5月4日”，邮件跟踪单显示邮件已于2017年5月8日“投递并签收，签收人：单位收发章”，邓文康认可该催款的事实及通知的内容，安能公司虽不认可，但从邮寄存单上的内件品名一栏载明为“刘佐良、李文明、史泽君给公司还款通知三页”，在安能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与刘佐良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刘佐良已于2017年5月5日就案涉借款向安能公司进行过催收的事实予以确认，诉讼时效已经发生中断，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刘佐良对于邓文康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刘佐良对于安能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邓文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刘佐良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本金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从2013年11月21日起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刘佐良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邓文康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邓文康2013年11月21日向刘佐良借款50万元，安能公司是否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 刘佐良上诉称，邓文康是案涉工程实际的项目经理，具有安能公司代理权，其在案涉《借条》上加盖项目部用章是代表安能公司的职务行为，且该盖章行为也可理解为安能公司自愿作为债务人加入，故安能公司应与邓文康一起承担案涉借款的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民事合同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本案中，安能公司与邓文康于2014年1月13日就案涉工程签订《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由邓文康代表安能公司组织施工案涉工程，且于2014年3月6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邓文康为安能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代理人，而案涉借款50万元是邓文康于2013年11月21日向刘佐良所借。案涉《借条》明确表明是邓文康向刘佐良借款，该《借条》的借款人处是邓文康签名，且附有邓文康的身份证号码，这些行为也再次印证了案涉借款是邓文康作为自然人向刘佐良所借，邓文康作为自然人向刘佐良所借案涉借款也更符合邓文康向刘佐良出具案涉《借条》的最初、最真实的意思表示。至于《借条》上表述的借款用于缴纳履约保证金的表述，并不能改变双方当事人在债权债务关系对债权人和债务人身份的明确约定。其次，刘佐良向邓文康出具案涉借款是在2013年11月21日，当时安能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尚未成立，该项目部的印章也尚不存在。邓文康在案涉借款完成出借后，再在案涉《借条》上加盖项目部印章以及于2015年1月19日以安能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就案涉借款与刘佐良签订《借款还款协议》的行为，依法并不能当然视为安能公司对邓文康借款行为的追认。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本案中，邓文康是在案涉借款出借完成后，在案涉《借条》补盖安能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印章，且在补盖印章当时并未向刘佐良出示有关能够证明邓文康是受安能公司的委托向刘佐良借款的合同书、公章、印鉴等证明材料。而刘佐良在2015年1月19日以安能公司案涉工程项目部的名义就案涉借款与刘佐良签订《借款还款协议》，也未向刘佐良出示有关邓文康受安能公司授权对外融资借款的合同书、委托书等证明材料。相反，邓文康与安能公司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工程施工内部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严禁邓文康利用项目部印章对外借贷资金。在邓文康无权代表也无权代理安能公司以案涉工程项目部对外借款的情况下，刘佐良未审查邓文康是否具备代表安能公司对外融资借款的相关授权文件的情况下，邓文康在案涉借款完成出借后，在《借条》补盖项目部印章以及以该项目部的名义就案涉借款与刘佐良签订《借款还款协议》的过程中，刘佐良本身存在过错，故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安能公司对案涉借款依法不负有偿还的责任。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邓文康向刘佐良借款并在案涉《借条》上加盖项目部用章的行为，既不能代表安能公司，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在安能公司对此借款予以否认的情况下，刘佐良关于安能公司自愿作为案涉借款债务人加入的上诉主张，也就没有了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因此，一审法院以案涉借款仅发生于刘佐良与邓文康之间，且未取得安能公司授权等为由驳回刘佐良关于要求安能公司偿还案涉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刘佐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0元，由刘佐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东 审判员 王 敏 审判员 罗卫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喻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