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浙民申3240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临海市良种场，住所地临海市城东闸头。法定代表人：泮昌高，场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钟，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晓倩，浙江东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临海市城东国庆。法定代表人：吴元道，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宰正，浙江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梅，浙江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临海市良种场（以下简称良种场）因与被申请人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达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0民终2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于2019年10月3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听证，现已审查终结。良种场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理由如下：1、再审新的证据申请书、受理告知书、国有土地使用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结合良种场一、二审提交的证据证明仲达公司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违法，依法应被撤销，原判决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依据判决支持仲达公司的诉请是错误的。（1）良种场的一审证据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出让金专用发票等证据证明因仲达公司未依法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未依法对案涉土地投入施工、有关部门未依法对土地进行地籍调查，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严重违法，依法应被撤销。（2）良种场的一审证据土地征用协议书、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协议书、申请报告（良种场出具）、二审证据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能证明以下事实：案涉土地自1957年以来，一直由良种场管理和使用。在1995年期间，因仲达公司建设用途，临海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土管局）将案涉土地出让给仲达公司。1996年7月8日，良种场与仲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案涉土地全部归还给良种场，解除原协议。其后，双方均向市土管局申请将案涉土地全部归还给良种场，同时仲达公司向市土管局申请将原台州环宇实业总公司名下位于临海市区土地划给仲达公司作为建设厂房使用，经市土管局审批同意。（3）再审新的证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结合二审证据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证明市土管局向仲达公司颁发临海市区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据之一是仲达公司向其申请归还案涉土地给良种场。但仲达公司在1996年解除协议书签订之后，时隔四年，于2000年申请办理案涉位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颁发时间在国庆村土地之后，仲达公司涉嫌以欺骗手段获取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等规定。（4）新的证据申请书、受理告知书证明，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年3月12日受理了良种场关于“请求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查处仲达公司申请办理临城国用（2000）第054859号（原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变更办理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新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违法行为，撤销该地块国有土地出让合同，撤销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新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履职申请。此前，良种场多次向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仲达公司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严重违法，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未受理，但当良种场于2019年3月2日提交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两份材料之后，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正式受理良种场的履职申请，现该案尚在调查过程中，一旦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认定仲达公司申请办证存在违法，撤销案涉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判决将不成立。2、在临近二审法院组织调查时，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良种场提供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在临近二审判决时，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良种场的履职申请，故新的证据申请书、受理告知书形成时间在原审庭审结束之后。新的证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系本案二审判决之后，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才提供给良种场。二、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理由如下：1、一、二审判决认定“1996年7月10日，被告（即良种场）向市土管局申请收回上述土地并归还给被告，未获批复……双方实际未履行1996年7月8日协议书”缺乏证据证明。（1）依据双方签订1996年7月8日协议书的目的，该协议约定双方主要权利义务是仲达公司将案涉土地归还给良种场、解除原征用协议。一、二审证据良种场申请报告、仲达公司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证明，1996年7月8日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均依约上报市土管局，要求将案涉土地归还给仲达公司，同时仲达公司据向市土管局申请位于国庆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经市土管局同意批复后，仲达公司实际取得位于国庆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关于案涉土地的使用情况，案涉土地一直由良种场管理和使用。仲达公司在长达二十年之后才提起诉讼，之前从未提出异议。仲达公司未对案涉土地进行建设投入，也未依约支付良种场土地补偿款。行政主管部门对良种场占有使用土地至今未提出任何异议。另，临海市人民政府在颁发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前，未依法要求良种场到现场指界，未依法进行地籍调查，印证在本案诉讼之前良种场对仲达公司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不知情，且行政主管部门未要求良种场将案涉土地交付给仲达公司使用。以上事实证据足以证明市土管局同意案涉土地归还给良种场管理和使用，良种场与仲达公司实际履行1996年7月8日协议书。（2）案涉土地收回、出让、归还等行为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经办人员早已退休。良种场系国有企业，本案涉及国有资产，事关国家利益，若仲达公司对以上事实证据有异议，一、二审法院理应向主管行政部门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核实，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未向主管行政部门作调查，就作出对良种场不利的事实认定，过于草率。另，协议书约定的良种场付款义务并非双方主要权利义务，且良种场在一、二审中说明不付款原因是仲达公司占有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217平方米土地，并未全部归还土地，良种场未付款的事实仅涉及是否构成违约问题，协议主要权利义务已履行，一、二审法院不能据此认定1996年7月8日协议实际未履行。2、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于1996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将情况上报市土管局，经审批复后执行，该协议应为附条件协议，后良种场向市土管局申请收回上述土地并归还被告，未获批复，故该协议条件未成就……”是错误的。（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1996年7月8日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规定，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因协议书并不存在类似“本协议经审批复后生效”的约定，应当自签订之日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且即使按照一审判决该协议为附条件协议，现有证据能证明双方已将情况上报市土管局，并经审批复后执行，该协议已生效。三、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理由如下：本案一、二审判决支持仲达公司的诉请是基于仲达公司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二审新的证据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土征（转）字（96）第105号《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证明因仲达公司将案涉土地归还给良种场，仲达公司获取位于临海市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仲达公司涉嫌以欺骗手段非法获取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益。仲达公司当庭否认盖有其公章的申请用地报告真实性，并谎称没有取得国庆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此情况下，本案理应向行政主管部门调查相关事实，其方式之一就是调查两块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因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良种场提供法院协助调查函才肯配合提供上述证据原件及其他土地使用权登记资料，为此，良种场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二审法院不予准许，也未向行政主管部门作调查，导致本案关键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良种场系国有企业，若本案处置不当，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二审法院不予准许良种场调取证据，也不向行政主管部门作任何调查，违反上述规定。四、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理由如下：1、二审法院不准许良种场中止诉讼的申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在本案二审诉讼过程中，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良种场的履职申请，一旦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撤销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审判决将不成立，本案必须以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处理结果为依据。二审判决提及此前的行政诉讼案件，法院并未处理实体问题，只是调查良种场有无原告主体资格，且仲达申请用地报告、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两份关键证据，系本案二审新的证据，在此前一系列诉讼中从未涉及，该证据能证明因仲达公司将案涉土地归还给良种场，仲达公司获取位于临海市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二审法院不准许中止诉讼的理由不成立。2、本案良种场与仲达公司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系合同纠纷，并非物权保护纠纷，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在2008年3月4日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答记者问中指出：“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涉及物权变动（物权设立、变更、转移、消灭）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适用债务纠纷部分的案由。对于涉及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如物权设定后发生的物权之间、物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等有关纠纷时，则应适用物权纠纷部分的案由。”在1994年至1995年期间，仲达公司、良种场及市土管局通过一系列协议，约定：“将案涉土地从良种场处收回，并出让给仲达公司”。1996年7月8日，良种场与仲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土地全部归还给良种场，解除原协议。其后，良种场继续使用案涉土地至今，仲达公司未支付良种场补偿款141518.8元。仲达公司认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己从良种场处收回并出让给仲达公司，1996年7月8日协议书未生效”，良种场认为“1996年7月8日协议书约定仲达公司将案涉土地归还给良种场，良种场有权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据此，本案双方争议是基于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属合同纠纷。（2）1996年7月8日协议书合法有效，且从未被解除，仲达公司擅自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系违约行为，良种场有权要求仲达公司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等违约责任。况且，仲达公司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明显的违法情形，依法应被撤销。仲达公司不能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就认为双方争议属于物权保护纠纷。（3）良种场与仲达公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法院仅是裁定良种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并没有作实体审理，不可能对案涉1996年7月8日协议书是否有效作出认定。且土地行政登记一案系根据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认为良种场与土地收回后的出让、登记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但本案系民事诉讼，良种场主张根据相关合同有权占有案涉土地，一审判决引用土地行政登记案存在错误。3、即使按照物权保护纠纷处理，良种场有权占有案涉土地。（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等规定，本案是否侵犯物权主要看两点：第一、仲达公司是否享有土地使用权；第二、良种场与仲达公司是否存在良种场可以占有使用案涉土地的法律关系。第一点前已论述，现分析第二点。物的占有是占有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占有人占有动产或不动产，可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这里，占有人不限于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虽然占有只是一种事实状态，但物权法基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对之亦予以保护，并赋予占有一定的法律效力。1996年7月8日协议书合法有效，良种场依据该协议书有权占有案涉土地，仲达公司无权主张返还原物以及排除妨害。（2）本案依据《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等协议，良种场有权占有案涉土地。良种场与市土管局签订的《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约定“各类补偿费141518元由市土管局一次性付清，乙方同时拨出土地”，仲达公司与市土管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仲达公司直接付良种场141518元”，证明仲达公司明知且接受上述《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据此在仲达公司未付清补偿费之前，良种场有权占有案涉土地。（3）仲达公司通过国有土地管理部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一系列行为没有合法依据，良种场与仲达公司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双方签订的民事合同以及达成的合意为准。仲达公司通过土地管理部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系列行为均发生在1998年之前，应当适用198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该法第十九条规定，使用国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土地管理部门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证：一、用地单位已经撤销或者迁移的；二、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连续二年未使用的；三、不按批准的用途使用的；四、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土地征用协议书》、《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等证据证明仲达公司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是为了经营所需，前置的收回行为没有合法依据。本案应从民事合同角度认定良种场与仲达公司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合意。根据《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书》以及其他合意的约定，双方就土地使用权问题先后达成了转让、归还的合意。虽然上述协议和合意中均使用“征用”的概念，但仲达公司前身显然不具有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主体资格，该“征用”的概念，事实上是“转让”的概念，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系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双方达成的转让协议合法有效。良种场与仲达公司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双方签订的民事合同以及达成的合意为准。因此，本案中一、二审法院裁判仅以物权保护纠纷的案由进行审查存在错误，依据本案争议、良种场与仲达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以合同纠纷为案由进行审查。五、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一项规定，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书显示仲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排除对原告坐落在临海市大洋街道的土地（地号：331081-002-002000-1293，土地证号：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使用权的妨害，并把擅自出租给他人的土地返还给原告”，原判决：“良种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排除对仲达公司坐落在临海市大洋街道的土地（地号：331081-002-002000-1293）使用权的妨害，清除占用的8.392亩土地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成可供使用状态，并返还给仲达公司”超出诉讼请求。2、原判决“清除占用的8.392亩土地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成可供使用状态”无法执行。原判决没有查清与该判决有关的基本事实：“8.392土地四至范围如何？8.392亩土地上具体有哪些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什么时候建造？”针对上述问题，因有关部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时未依法组织地籍调查，本案无法认定仲达公司所述的建筑物、鱼塘在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范围内。且因1995年市土管局与良种场签订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并与仲达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良种场与仲达公司于1996年签订归还土地的协议书，仲达公司于2000年才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如果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建造时间在仲达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前，则不构成侵权。而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仲达公司不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建筑物、鱼塘系在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面积范围内，且建造时间在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颁发之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六、物权法规定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是指合法的物权。仲达公司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违法，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具备一般法律知识的主体都可以发现违法之处，不应予以保护。良种场是临海市财政局投资的国有企业，良种场与仲达公司之间就案涉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事关国有资产与私产认定处置问题，若处置错误或不当，都会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后果。临海市人民法院曾于2017年1月6日作出（2015）台临民初字第3177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仲达公司虽已取得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但良种场与仲达公司在1996年7月8日签订的协议书已将案涉土地归还了临海市良种场。现仲达公司请求良种场排除妨害，但双方就土地权属问题发生争执，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裁定驳回仲达公司的起诉。仲达公司提起上诉后，2017年3月6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10民终17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市土管局与仲达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六条“仲达公司未按合同规定或连续两年不投资建设的，市土管局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约定，结合仲达公司与良种场于1996年7月8日签订的载明已征用的10.567亩土地全部收回及解除原协议的《协议书》，以及良种场一直在诉争土地上管理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应认定虽然仲达公司于2000年取得诉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但该诉争土地仍存在使用权争议，据此维持原判。上述一、二审裁定表明，法院已发现仲达公司申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涉嫌违法。案涉土地收回、出让、返还等行为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具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经办人员早已退休，土地行政登记一案临海市人民政府代理律师陈述不能还原客观事实。且因本案涉及国有资产问题，依据目前新的证据情况，法院理应向临海市人民政府、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查核实土地权属相关情况，不应草率地认定案涉土地权属归仲达公司。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项规定申请再审。仲达公司提交意见称：一、良种场提交的证据，不属于再审中的“新证据”。而且该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良种场以存在新证据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符合再审条件，应予以驳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再审申请人证明其提交的新的证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逾期提供证据的理由成立：（一）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存在，因客观原因于庭审结束后才发现的；（二）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已经发现，但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或者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提供的；……”。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再审申请人提供的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基本事实或者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良种场提交的“申请书”、“受理告知书”，并非是在原审庭审前已经存在的证据，据良种场陈述其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后才存在的。而且该证据只能说明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了良种场的履职申请。仅凭申请书、受理告知书并不能证明仲达公司办理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存在违法行为，也不能证明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被撤销，仲达公司不享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良种场提交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是在原审庭审结束前就客观存在的，良种场也是明知的，良种场完全可以自行调查取证却故意未调取并未在原审中提交。该事实有良种场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提交的《临海市建设用地审批意见表》，《上诉状》及陈述的事实可以证实。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良种场已明确仲达公司拥有从环宇实业公司受让的国庆村的土地使用权。而且该证据也只能说明仲达公司拥有临海市国庆村2572.6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并不能证明仲达公司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不能证明良种场拥有案涉土地的使用权。综上，良种场提交的申请书、受理告知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均不属于再审的新证据，该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或裁判结果。二、原审法院认定1996年7月8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实际未履行有确切的证据予以证实，认定事实清楚。1996年7月8日的协议书明确约定“一、良种场退还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81150元。二、良种场对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已建的二层楼房及厂房装修和地面设施，作价付款。三、上报市土管局，经批复后执行。”但是，良种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在此协议签订后市土管局同意收回土地并同意将该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于良种场。而且，良种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按协议约定返还给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81150元及支付楼房及地面设施的折价款。再者，当时签订该协议是因为农业部计划将案涉土地作为无菌苗木基地，而事实上，案涉土地最后也没有作为无菌苗木基地使用。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后，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第十八条规定“土地使用者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土地用途的，应当征得出让方同意并经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依照本章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调整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本案的案涉土地已出让给仲达公司，其用途是厂房、办公及生活用房，属于工业用地性质。而良种场欲使用该土地，是属于农业用地。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可知，变更土地用途，必须经临海市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发的时间是1999年，因此对于1996年签订的协议并不当然适用。因此，不管是根据双方协议约定还是根据法律规定，1996年7月8日协议均属于未生效且未实际履行的协议。三、仲达公司合法拥有临海市6762.75平方米（约10.14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良种场无权占有使用。1995年12月3日，仲达公司向台州市土地管理局申请征用案涉土地。1995年12月30日，临海市人民政府向良种场收回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后，批准同意出让案涉土地给仲达公司。1995年12月31日，市土管局与仲达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0年9月20日仲达公司获得临城国用（2000）第05485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12月19日，因仲达公司进行了名称变更（由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变更为仲达公司），申请案涉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名称变更。2006年12月25日，获得临城国用2006第425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后，仲达公司依约向临海市国土资源局缴纳了土地出让金655125元，上缴国家的土地税费84895元，土地使用税507205.98元，向良种场支付了81150元的补偿费。土地使用税至今仍在支付。根据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台行初字第135号行政裁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行终127号行政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可知，良种场不是案涉土地的利害关系人。即其不是案涉土地的使用权人，其无权占有、使用案涉土地。四、仲达公司合法拥有临海市国庆村2564.82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变为临城国用2006第6250号），该土地并非是以欺骗或通过调换的土地而取得的，仲达公司拥有该地块的使用权并不意味着其当然丧失案涉土地的使用权。1996年6月23日，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与台州环宇实业总公司签订《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欲征用面积为3030平方米。并于1996年7月5日，经城东街道办事处、临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1999年12月5日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确定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享有的国有土地使用面积为2572.61平方米，约3.859亩。2005年3月10日申请将该土地性质从国有划拨转为国有出让，并经临海市大洋街道办事处、临海市国土资源局、临海市人民政府同意出让。2006年12月办理了临城国用2006第625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出让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564.82平方米（约3.847亩），仲达公司已支付该土地出让金合计563401元，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各种税费合计300378.06元，至今仍在继续支付。仲达公司当时申请该块土地，也是因为良种场要求收回案涉土地。仲达公司在申请该块土地使用权时也是实事求是，并不存在虚构事实或使用欺骗手段。临海市人民政府将国庆村的土地划拨给仲达公司使用（2005年划拨转为出让），并非是将的案涉土地与国庆村的土地进行调换，事实上也无法调换。因为的土地使用面积为10.567亩，国庆村土地使用面积为3.859亩，的土地的使用权类型是出让，而国庆村的土地在2005年之前其使用权类型是划拨形式，两块土地面积不同，使用权类型不同，无法直接调换。仲达公司支付了两块土地的各种土地款、出让金、税费的事实也足以证明其是同时拥有、国庆村两块土地使用权。综上，仲达合法拥有临海市国庆村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仲达公司拥有了临海市国庆村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就丧失了土地使用权。五、本案是因良种场侵占仲达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而引起纠纷，属于物权保护纠纷，并非合同纠纷。而且该案已经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再397号再审，并指令临海市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并经一审、二审，对于良种场侵占案涉土地的基本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良种场提供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其提供的证据及主张的事由均不足以推翻原判决，请求驳回良种场的再审申请。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物权保护纠纷，结合一、二审情况、良种场的再审理由及仲达公司的意见，本案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仲达公司是否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二是良种场是否系有权占有。关于仲达公司是否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1995年12月3日，仲达公司向台州市土地管理局申请征用良种场土地10.567亩。同年12月31日，市土管局与仲达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00年9月20日，仲达公司向临海市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取得了案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至本案再审审查期间，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尚未被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予以撤销，故仲达公司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事实清楚。良种场在再审申请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1、申请书及受理告知书，2、国有土地使用证（临城国用[1999]字第053866号）及土地使用权登记审批表，3、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行政起诉状，4、解除国有土地使用出让合同确认书及EMS网上查询详情等四组材料，作为再审新的证据，用以证明仲达公司取得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严重违法，良种场申请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查处并撤销权证的法定职责，并获受理，现颁证依据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被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确认解除，且已向仲达公司送达。本院认为，证据1、2、3分别系仲达公司取得临海市区另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资料、良种场向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履职并获受理的材料以及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起诉仲达公司的行政起诉材料，均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认定。对证据4，仲达公司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确认书系原件并盖有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章，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确认书中载明“我局决定确认你公司于1995年12月31日取得的位于临海市良种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临土征字（95）第348号）已经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解除。”并告知仲达公司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特定情形及法定程序，仅凭该确认书难以认定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经按法定程序收回仲达公司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能达到良种场的证明目的。EMS网上查询详情系网上打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仲达公司否认收到相关邮件，本院不予认定。良种场依据其提交的新证据主张仲达公司享有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违法，理由不能成立。良种场提交的新证据材料，均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规定的再审新的证据，本院均不予采纳。二是良种场的占有是否系有权占有。本院认为良种场的占有系无权占有，理由如下：1、临土字（95）348号征用（收回）土地批准书显示，良种场案涉的7044.75平方米国有土地已于1995年12月31日经临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收回。虽然1996年7月8日，良种场与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后名称变更为仲达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已在此处征用的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的10.567亩土地（其中水田2.205亩，宅基地8.362亩）必须全部收回，并将情况上报市土管局，经审批复后执行，良种场也在1996年7月10日向市土管局作出申请报告，请求市土管局给予办理收回归还该块土地手续，但良种场未提供证据证明市土管局已经同意其申请，并重新将案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给良种场使用。因此良种场对案涉土地不享有使用权。2、良种场主张其依据1996年7月8日的协议书对案涉土地有权占有。首先，良种场签订协议时即明确案涉土地已被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征用，即认可良种场土地使用权被国家收回并出让给仲达公司的事实；其次，协议书约定良种场退还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81150元，并对临海市仲达建筑装饰公司已建二层楼房及厂房装修和地面设施作价补偿的条款，未得到实际履行，因此良种场依据该协议书无权对案涉土地占有。3、良种场主张依据1999年12月5日其与市土管局签订的《临海市国家集体单位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在仲达公司付清土地补偿费之前其有权占有土地。该协议约定“各类补偿费141518元由市土管局一次性付清，乙方（良种场）同时拨出土地”，市土管局未付清补偿费，良种场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但由于此后良种场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收回，物权已经变动，良种场不能以其与市土管局间的债权关系对抗仲达公司享有的物权。综上，良种场主张依协议有权占有，亦不能成立。鉴于仲达公司诉请系请求判令良种场排除对坐落在临海市大洋街道的土地使用权的妨害，并要求返还，故原审确认本案系物权保护之诉，并无不当。原审判令排除妨碍并清表返还，也未超过当事人之诉请范围。此外，良种场认为二审法院未准许其调查取证申请，也未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调查，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规定。因良种场要求二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主要系仲达公司取得临海市区另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关资料，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不属于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二审法院未予调取，并无不当。良种场还主张二审期间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理其履职申请，本案须以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处理结果为依据，但二审法院不予准许其中止诉讼的申请，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因良种场的申请不符合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二审法院未予准许并无不当。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良种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其再审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临海市良种场的再审申请。（此页无正文）审判长 沈 妙审判员 夏祖银审判员 董 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吕圣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