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鄂05民终320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智，男，1972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梅翠英，女，197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西陵区，系宋智之妻。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焱宇，湖北聚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树林，男，1972年7月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秭归县，住宜昌市伍家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爱琼，女，197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秭归县，住宜昌市伍家岗区，系谭树林之妻。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军，秭归县江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宋智、梅翠英因与被上诉人谭树林、周爱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9）鄂0527民初73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智、梅翠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裁定并改判为谭树林、周爱琼立即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6%的年利率支付至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一、二审诉讼费由谭树林、周爱琼负担。事实与理由概况为：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宋智与谭树林及东方劳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务转包或工程转让关系，故也不会签订书面劳务转包协议。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截屏记录能够证明宋智、梅翠英转账给谭树林、周爱琼60万元全部系借款。一审只认定30万元系借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既认定宋智、梅翠英承认支付的50万元是投资费用，因《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施工25标施工劳务合同》系东方劳务公司与葛洲坝基础公司签订，故50万元的投资费用支付的对象应该是秭归县东方建设劳务公司而不是谭树林个人，双方之间不存在互负债务。本案法律关系不存在发生转变，仍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通过录音证实，在双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谭树林同意公是公私是私，各做各处理，即偿还60万元的借款，因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施工25标施工工地遗留问题另行协商和解决。谭树林主张的也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应另案处理。谭树林、周爱琼答辩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宋智、梅翠英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谭树林、周爱琼向宋智、梅翠英偿还借款本金60万元，并自2018年2月13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诉讼费由谭树林、周爱琼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宋智、梅翠英与谭树林、周爱琼系朋友关系，2014年3月18日宋智给谭树林账户转款20万元，2014年4月19日宋智、梅翠英委托李清给周爱琼账户转款10万元，2015年8月5日、8月6日宋智分别向周爱琼账户转款5万元、2.5万元，2015年8月6日梅翠英分两次向周爱琼账户转款10万元、9.5万元，2015年8月8日梅翠英向周爱琼账户转款3万元。宋智、梅翠英及受宋智、梅翠英委托的李清共计给谭树林、周爱琼账户转款60万元。除2014年3月18日宋智给谭树林账户转款20万元外，其余款项均直接转给了周爱琼账户。2.谭树林、周爱琼同居期间，于2013年6月3日生育一子谭睿海，谭树林、周爱琼于2014年7月2日登记结婚。3.2013年2月15日，谭树林以东方劳务公司名义与葛洲坝基础公司签订《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施工25标施工劳务合同》，合同约定葛洲坝基础公司将该项目14#支洞的开挖支护工程劳务工作分包给东方劳务公司。合同签订后，东方劳务公司完成了一部分施工后，于2014年6月退场，推荐宋智完成14#支洞剩余工作，双方对剩余工程的劳务转包没有签订书面协议。2017年以来双方为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结算发生争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4.宋智、梅翠英曾承诺向谭树林支付50万元投资款。根据宋智提供的自述材料证实，2014年4月12日，谭树林山西的项目出现了事故，到事故处理结束后的6月的一天，谭树林说山西的项目他不做了，由宋智一个做，宋智决定去做这个项目。宋智问前期投资认多少，谭树林沉默了几分钟后说50万；2018年2月13日，梅翠英到谭树林家，在未告之谭树林的情况下，对整个谈话过程进行了录音，该录音虽然是在谭树林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特别是存在时间是腊月二十八、女主人周爱琼不在家、谭树林父亲正在生病住院，谭树林急着要接病人出院等可能影响谈话真实性的情节，但纵观整个谈话过程，虽然中间有相当部分时间梅翠英情绪比较激动，但所陈述的事实与其他证据综合考虑，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如宋智自述：当时我就不同意，这么低的价格还要认这些钱，加之我过去做以前就答应的50万，我不同意。梅翠英在录音中称：50万我给你了，你在我这拿了89万5，就是这么个账；89万5除去我当时承诺的，你给我说的50万等等。5.双方有进行债务抵销结算的合意。如宋智自述：谭树林当时说折旧一下让我认了，我们的账好说，以后算，于是我就答应了……提到皮卡车原价9点2几万，我提出9点2几万不好记，我索性爽快的多认几千，9点5万好了。于是当天项目部就给我下账29.5万。梅翠英在录音中称：到山西结账的时候，周爱琼你们都在那儿，你们说把我们这个账扣个扒渣机，扣了我们回来好算，是不是，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账非常好算，是29.5万；我背地里给宋智说，这个50万我赚不赚钱都给，我们刚才算的账是89.5万，是不是的；梅翠英在发给周爱琼的短信中称：我给宋智说，不管赚不赚钱我们都给。除去当时说好的50万，你们应该找我们39.5万。谭树林也辩称该纠纷是建设工程劳务转让合同结算纠纷。6.宋智、梅翠英向谭树林、周爱琼转账的60万元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期30万元是借款，但后期30万元不能认定是借款。如谭树林在录音中称：首先第一个，因为前期我们那边出事了，你们是给我们“借”了钱，正因为是你们有钱在这儿，我才让他去的。结合30万元转款发生在谭树林将工程转让给宋智之前的事实，可以认定该30万元为借款。另30万元转款发生于2015年8月，双方之间的工程转让关系已经形成，该款到底是借款还是支付转让费抑或是施工过程中的其他经济往来，仅凭双方当事人现已提交的证据尚不能形成一方的证据优势，宋智主张2015年8月后的30万元系借款的事实不能认定。一审法院认为：1.谭树林、周爱琼应共同对宋智、梅翠英支付的60万元债务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21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宋智、梅翠英虽然于谭树林、周爱琼婚前分别向谭树林转账20万元、向周爱琼转账10万元，但转账两笔款项时，谭树林、周爱琼已同居并生育一子谭睿海，且谭树林、周爱琼于2014年7月2日登记结婚后，宋智、梅翠英支付的30万元全部转账给了周爱琼账户。故可以认定谭树林、周爱琼婚前，宋智、梅翠英向两人个人账户转账的30万元用于了谭树林、周爱琼同居期间的共同生产、生活，应该按夫妻共同债务来处理。2.宋智、梅翠英与谭树林、周爱琼在起诉前互负债务，且除能够在本案中查明的事实外，还有其他未能查明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已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本案中已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宋智、梅翠英向谭树林、周爱琼转款60万元的事实，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宋智、梅翠英承诺向谭树林、周爱琼支付5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但该50万元究竟包含哪些投资，且后期葛洲坝基础公司从宋智账上扣除的29.5万元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双方争议很大，且都不同意在该案中处理，该案无法查明。3.该案法律关系已发生转变，不能再按民间借贷关系处理，应按照合同关系处理，对宋智的起诉应该裁定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互负到期债务，且债务的种类、品质相同，均为金钱，宋智在提交的自述材料、录音、短信中多次明确表示要相互抵销债务，谭树林在答辩意见中也辩称该纠纷属于建设工程劳务转让合同结算纠纷，故双方互负的到期债务应该抵销。故本案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而属于合同纠纷。经当庭释明，宋智坚持要求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双方均拒绝调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该案只能裁定驳回起诉。综上，一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宋智、梅翠英的起诉。当事人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借款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法律关系达成合意。本案中，宋智、梅翠英以银行转账为由要求谭树林、周爱琼偿还借款60万元，但未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明该款项系借款的债权凭证。谭树林、周爱琼辩称该款项是因建设工程劳务转让合同结算产生的纠纷，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若谭树林、周爱琼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宋智、梅翠英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并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施工25标施工劳务合同》、中国葛洲坝集团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证明、退场协议、劳务队退场清算汇总表、产值清算备忘录、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资料等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证明宋智、梅翠英承诺向谭树林支付50万元投资款的事实，亦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工程转让关系。案涉转账系工程转让费或其他经济往来的事实确有可能存在。宋智、梅翠英提供的证据不具有排他性，举证不具有优势。故宋智、梅翠英主张案涉转账均为借款，本院不予采信。同时，根据宋智的自述材料、当事人之间的录音、短信等证据内容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对互负债务进行抵销结算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现对彼此间的经济往来具体如何结算存在分歧。本案若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处理将不利于查明案件相关基本事实，亦有违公平原则。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已向宋智、梅翠英进行了法律关系的释明，但宋智、梅翠英拒绝变更，一审据此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宋智、梅翠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张 灿审判员 闫玲玲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郑宇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