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05民初2377号 原告：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中心南路3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MA529CGP6U。 法定代表人：杨代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向勤，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俊辉，广东百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建设路57号之八10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5974043578。 法定代表人：何永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新，该公司员工。 被告：江门市新会区藤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紫云路38号之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5744476335B。 法定代表人：吕兆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门市亿燊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井根开发区一路13号三楼自编0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5796716388。 法定代表人：林紫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婷，该公司员工。 被告：江门市海奇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上巷长岗后山工业区2号厂房之一（自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3062102248G。 法定代表人：梁嘉烈，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子豪，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欢，该公司员工。 被告：陈景新，男，197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江门市蓬江区。 被告：刘雨国，男，1957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新，系其外甥。 被告：吕兆基，男，1955年4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永燊，男，1972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红，广东邦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在庆，男，197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卫昌，广东法制盛邦（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瀚琪，广东法制盛邦（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农商行）诉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炜森公司）、江门市新会区藤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藤森公司）、江门市亿燊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燊公司）、江门市海奇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开庭，原告江门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沃权、彭绍雄，被告炜森公司及刘雨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新，被告陈景新，被告藤森公司及吕兆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被告亿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婷，被告海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子豪，被告黄永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李艳红，被告李在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卫昌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开庭，原告江门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向勤、廖俊辉，被告藤森公司及吕兆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被告亿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婷，被告海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子豪，被告黄永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李艳红，被告李在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卫昌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炜森公司、陈景新及刘雨国，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第三次开庭，原告江门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向勤、廖俊辉，被告炜森公司及刘雨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景新，被告陈景新，被告藤森公司及吕兆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杰，被告亿燊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婷，被告海奇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美欢，被告黄永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月晶，被告李在庆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瀚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门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炜森公司偿还1902017991783017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1,900,000元，利息81019.96元（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下同）；1902017991863775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1,100,000元，利息42521.95元；19020179919143214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750,000元，利息26405.85元；1902017991949400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630,000元，利息21119.34元；1902017991969721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840,000元，利息26403.72元；19020179920121241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470,000元，利息13885.58元；1902017992017993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390,000元，利息11431.27元；1902017992044098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840,000元，利息19325.6元；19020179921258889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1,370,000元，利息29267.77元；累计本金共8290000元及相应利息共271381.04元（暂计至2018年4月30日），包含借款期限内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至贷款清偿完毕为止。（逾期利率为贷款利率水平加收50%，计算逾期利息、罚息、复利）；2、判令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在保证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被告炜森公司因经营需要流动资金不足向原告申请借款。在2015年1月27日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分别与原告签订10120156935130632号；10120156935130643号；10120156935130621号；10120156935130609号；10120156935130610号；10120156935130665号；10120156935130676号及10120156935130687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自愿为被告炜森公司自2015年1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在原告处办理约定的各项业务3000万元内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在签订上述担保合同的基础上，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了1902017991783017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19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9月14日至2018年1月2日，贷款利率为6.96%，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0.44）。 2017年10月17日签订了1902017991863775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11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0月17日至2018年1月31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1月2日签订了19020179919143214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75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2月28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1月10日签订了1902017991949400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63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10日至2018年3月6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1月20日签订了1902017991969721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84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3月10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1月29日签订了19020179920121241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47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29日至2018年3月16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1月30日签订了19020179920179938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39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1月30日至2018年3月22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7年12月8日签订了1902017992044098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84万元，借款期限自2017年12月8日至2018年3月30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2018年1月2日签订了19020179921258889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137万元，借款期限自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4月16日，贷款利率为7.395%，罚息为合同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即系11.0925）。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炜森公司发放贷款共计829万元，后续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被告炜森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依时还本付息，贷款到期不能依约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被告炜森公司的还贷能力出现重大变化，影响其偿债能力。原告多次向上述被告催收主张债权，上述被告均没有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综上所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故对上述被告提起诉讼，恳请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炜森公司、陈景新和刘雨国答辩称：没有意见。 被告藤森公司和吕兆基答辩称：1、在2016年5月1日之后，被告藤森公司和被告吕兆基已经撤销了该担保合同最高额的担保业务，涉案的债务发生时间在2016年5月1日之后，因此被告藤森公司和被告吕兆基无需对被告炜森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任何债务承担担保责任。2、涉案债务的法律关系以及担保人的保证责任我方同意被告黄永燊以及被告李在庆提交的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亿燊公司答辩称：与被告海奇公司、黄永燊、李在庆的答辩意见一致。 被告海奇公司答辩称：与被告黄永燊、李在庆的答辩意见一致。补充：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之间实际上是何种法律关系？从双方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中可以看出被答辩人已经从被告炜森公司处受让100%的应收款，而只向被告炜森公司支付应收款80%的融资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应收款是直接由被答辩人控制收取并支付到被答辩人指定的银行账号。而从时间上可知，上述融资款到期日是由应收款到期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宽限天数。从本案开庭的时间上看，最后一笔款项已经距开庭时间一年时间。因此，双方之间相互的债权债务均已到期，即该应收款已进账到被答辩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两者依法应该发生抵销。双方之间应该互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担保人认为不存在需要担保债务的责任。 被告黄永燊答辩称：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对其主张的829万元及利息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之间约定的关系是债权转让关系，并非借贷关系。被答辩人提供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第二条第（一）项的内容充分反映，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约定的交易是债权转让，是被告炜森公司将其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被答辩人，被答辩人按应收账款的票面价折价支付被告炜森公司一定的受让款的债权转让关系。而该协议第二十一条注明，放款比例不超过票面金额的80%，该内容可以反映，被答辩人受让被告炜森公司对进口商享有的债权时，已充分考虑实现债权的风险后再确定的交易，可以反映其双方的债权转让是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作协议》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十五条的情况可以反映，其双方约定，被答辩人向被告炜森公司支付款项时，必须是在收到被告炜森公司交付的其对进口商享有并可据以行使追索权利的应收账款的凭据材料后，再向被告炜森公司支付转让款。即被答辩人向被告炜森公司支付转让款时，其双方之间的债权转让交易已完成，被答辩人支付了受让款，获得了被告炜森公司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债权。这一情况与上述协议第十五条注明使用的“回购”“已经转让的应收账款”的字面内容是相吻合。上述协议第十条注明，出口商对于已经转让给新会农商银行的应收账款，无权进行处理、转让……也无权向进口商主张支付。即被答辩人在受让被告炜森公司的债权后，其是唯一可以向进口商主张支付的权利人；第十九条的情况反映，被答辩人受让被告炜森公司的债权时，已要求被告炜森公司向其提供由其设定的可确保受让的债权款项得到实现的收款路线的相应资料。上述情况进一步反映，按照其双方的约定，被答辩人支付受让款给被告炜森公司时，其已实际受让被告炜森公司对进口商的债权，且其是对进口商可以主张支付的唯一权利人，并设定了实现债权的相关保障。 被答辩人提交的第5项证据中涉及金额100万元、编号为012011651346的单据显示的到期日是2018年1月31日，按被答辩人主张，即该笔款项的还款到期是2018年1月31日。但在该项证据中的涉及金额为137万元、编号为012011846272的单据，显示的交易日期为2018年1月2日，也就是说，被答辩人在被告炜森公司有100万到期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不需被告炜森公司清偿，继续向其发放137万的巨额款项。如其之间交易是借贷关系，严重与常理不符，作为出借人，其不会在借款人已经欠款，没有清偿能力的情况下继续放款。此情况进一步反映，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之间的交易关系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债权转让关系。综之，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的交易关系是债权转让关系，被答辩人将该债权转让关系包装成借贷关系，但无论如何包装涉案的8份《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第一条均注明“……甲方将出口货物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乙方，乙方的应收账款为第一还款来源……”即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已经明确约定，被答辩人同意将被告炜森公司转让给被答辩人的应收账款作为该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的第一还款来源。如其双方进行了真实的债权转让，因被告炜森公司已完成将应收账款转让给被答辩人，在此情况下，即使债权转让关系被答辩人包装成借贷关系，被告炜森公司也已用其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转让给被答辩人的方式进行了清偿，被告炜森公司对被答辩人也没有负有债务。综上，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之间约定的交易关系实质是债权转让，并非借贷关系。本案应当以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的交易关系是债权转让作为基础事实进行审理。 二、如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依据上述协议，基于真实的应收账款资料进行了真实的债权转让行为，则被答辩人支付给被告炜森公司的款项是其受让被告炜森公司对进口商应收账款的对价款，不是借款，被答辩人支付完毕债权受让款后，其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在该交易中，被告炜森公司是收取款项方，其义务是向被答辩人交付应收账款的凭证资料，不是向被答辩人支付款项。在其双方的交易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被答辩人主张对其享有债权，毫无理据。 三、被答辩人就其对进口商所享有的债权向被告炜森公司及保证人主张权利，同样毫无理据。 本案中，如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进行了真实的债权转让行为，被答辩人受让债权后，其只对进口商有追偿的权利，且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凭据全部由其持有，其完全可以在向被告炜森公司及保证人主张权利后再向进口商主张权利，则其是依据一笔债权向不同主体重复主张权利，故此，其将对进口商所享有的债权向被告炜森公司及保证人主张权利，依理无据，依法不应予支持。 四、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情况，答辩人对被答辩人及被告炜森公司存有合理怀疑，其两人有可能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如此情况属实，则涉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无效合同，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不需承担保证责任。 五、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无法真实反映其与被告炜森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不能仅以其提交的证据向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保证人承担的最高额保证范围是为已经发生的债权和偿还债务的差额。如债务人对债权人没有债务或债务已经清偿，则保证人不需承担保证责任。具体到本案，被答辩人没提交可以反映其与被告炜森公司全部交易的款项往来情况、其向进口商追偿的情况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被告炜森公司之间真实的经济往来情况，也更无法证明被告炜森公司对其负有债务。而被答辩人与被告炜森公司的经济往来的证据全部由其双方掌握，在保证人毫不知情及不能排除其两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的情况下，应由被答辩人举证证明其与被告炜森公司的全部经济往来情况，在其完成举证责任后，再考察被告炜森公司是否对其负有债务，进而再考察保证人是否需要承担保证责任。因此，答辩人要求被答辩人提交全部的交易往来款项证据材料。如其拒绝提交，则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即使其两人之间不是债权转让关系，其也不能仅依据其提交的证据来主张被告炜森公司对其负有829万元及利息债务。 六、答辩人与被答辩人签订的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保证范围不及于编号为19020179921258889号、金额为137万元的合同，被答辩人无权依据该合同向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主张权利。本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虽然签订在前，但其并不必然会成为此后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全部合同的从合同。上述合同第五条明确注明，甲方提供的其他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并非最高额担保，而信用担保是指企业向银行融通资金过程中，根据合同约定，由依法设立的担保机构以保证方式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均不是上述依法设立的担保机构，其在客观上不能成为该合同约定的保证人，即该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与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无关。因此，本案的全部最高额担保合同的保证范围均不及于编号为19020179921258889号合同，被答辩人无权依据该合同向答辩人及其他保证人主张权利。 综上，被答辩人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李在庆答辩称：一、涉案借款的出借人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况，恶意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1、2017年1月1日，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1）借款人向出借人转让出口应收账款方式向出借人申请借款；（2）借款人向出借人转让应收账款时应符合如下条件：①出口应收账款未过期；②在真实的贸易合同中产生，以有形的商品交易为基础。实际上，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时并不存在真实的国际贸易关系，更不存在应收账款，出借人在明知借款人不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且借款人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然与借款人签订多份《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向其发放多笔借款，借款人和出借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的合法利益。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答辩人作为保证人无需对案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二、出借人并未履行其审核义务，加重了保证人的债务风险，应对案涉债务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1、根据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第二十一条约定，出借人向借款人融资的比例最高不超过票面金额的80%，但实际上出借人向借款人出借款项时，并未对其片面金额进行审核也并未按照约定进行放款，导致借款人不能偿还的债务增加，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对该部分债务不承担保证责任。2、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多份《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如下：（1）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2）借款人以自主支付方式取得贷款，并接受出借人对借款人的账户、凭证检查、现场调查等方式对贷款使用情况的检查。实际上，自借款人2017年9月14日向出借人取得案涉第一笔借款后，借款人并未按合同约定将借款用于支付供应商货款，而出借人也并未按约定对借款人的用款行为进行监控、检查，导致最终形成829万的借款本金债务；如出借人在出借2017年9月14日借款后，及时对借款人的借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借款人信用违约，案涉的剩余8笔无法偿还的借款本可避免，由于出借人的过错加重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无需对2017年9月14日之后至2018年1月2日期间的8笔借款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三、出借人主张借款人于2017年9月14日与其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编号：19020179917830173），约定由出借人向借款人出借款项190万元，但并未提供该合同予以证明，其主张的190万元的借款无法确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认定出借人主张的该债权债务不存在。四、出借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借款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止，但出借人仍于2018年1月2日与借款人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编号：19020179921258889），并向其发放贷款，该笔贷款的出借时间超出双方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约定的期间，担保人无需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供的证据1《原告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2《被告1-9的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资料》，能证明原告和各被告主体资格，本院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证据3《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证据4《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证据5《借款借据》、《贷款支付凭证》，能证明炜森公司以出口商业发票向原告融资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3、原告提供的证据6《最高额保证合同》，能证明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为被告炜森公司融资贷款作担保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原告提供的证据7-证据15《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贸易融资业务所需的交易合同》及翻译本、《发票》、《海关报关单复印件》等，能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被告炜森公司因出口贸易需要向原告办理融资贷款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5、原告提供的证据16《出口商业发票融资申请书》，不能证明《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只是针对190万元的借款，但能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14日向被告炜森公司借款190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6、原告提供的证据17《被告炜森公司银行账户信息》，能证明被告炜森公司对涉案借款没有偿还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7、原告提供的证据18《利息计算清单》，能证明利息、罚息、复利计算方法和计得的利息，本院予以确认；8、被告藤森公司提供的证据1《关于我公司撤销担保的声明》，因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期间，依法不得终止保证合同，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9、被告藤森公司提供的证据2《承诺书》，是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炜森公司之间签订的，对原告不产生法律效力，本院不予确认；10、被告藤森公司提供的证据3《电话录音》，录音中只是被告藤森公司一方人员述说已向原告提交了书面撤销担保声明和口头通知了原告，原告一方人员没有确认，本院不予确认；11、被告海奇公司提供的证据《活期交易明细查询》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一、本案的法律关系是债权转让关系还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债权转让是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方式将债权移转给第三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融资业务合同》显示，本案是原告向被告炜森公司提供短期融资，被告炜森公司将出口货物应收款转让给原告，原告收到进口商付款后，扣除融资本金、融资利息、手续费等，余款退还给被告炜森公司。如原告未收到进口商付款，被告炜森公司必须在融资到期时归还融资本金、利息和相关费用。显然，被告炜森公司将出口货物应收款转让给原告只是被告炜森公司的一种还款方式，并非实际的债权转让，而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已经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涉案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均有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款利率、逾期还款利率等约定，更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本案属于借款合同纠纷。 二、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是否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了1902017991783017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借款金额为190万元是否真实存在。原告没有向本院提交1902017991783017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本院无法确定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是否于2017年9月14日签订了19020179917830173号《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但被告炜森公司于2017年9月11日向原告提交《出口商业发票融资申请书》，向原告申请融资190万元，年利率为6.96%，逾期贷款利率为10.44%，原告于2017年9月14日向被告炜森公司转账支付了190万元，因此，被告炜森公司向原告借款190万元真实存在。 三、原告是否与被告炜森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被告李在庆等担保人认为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和《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是出于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 四、被告炜森公司是否欠原告的借款本息。被告炜森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收到原告借款190万元，于2017年10月17日收到原告借款110万元，于2017年11月2日收到原告借款75万元，于2017年11月10日收到原告借款63万元，于2017年11月20日收到原告借款84万元，于2017年11月29日收到原告借款47万元，于2017年11月30日收到原告借款39万元，于2017年12月8日收到原告借款84万元，于2018年1月2日收到原告借款137万元，合共829万元，原告提供有《借款借据》和相应的《银行转账凭证》证实，各被告均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上述借款已经偿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规定，被告炜森公司借到原告的款项，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原告主张被告炜森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29万元，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和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的规定，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的合同均约定逾期还款要计算罚息和复利，被告炜森公司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和支付利息，原告主张被告炜森公司支付利息、罚息和复利，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暂计至2019年4月20日止，涉案借款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为1394996元，之后的利息、罚息和复利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从2019年4月21日计起至贷款清偿完毕之日止。 五、关于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问题。 1、关于被告藤森公司、吕兆基是否已经撤销了担保合同的问题。被告藤森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经向原告提交了书面的终止保证合同，即使其已经向原告提交了书面的终止保证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七条“保证人依照本法第十四条规定就连续发生的债权作保证，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人可以随时书面通知债权人终止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对于通知到债权人前所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原告与八名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了保证期间，故八名被告均不得终止保证合同，即使被告藤森公司已向原告提交了撤销担保声明，也不产生终止担保的效力。被告吕兆基没有向原告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终止保证合同。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炜森公司签订的《承诺书》是四名被告之间的承诺，并非向原告发出书面通知，要求终止保证合同。因此，被告藤森公司、吕兆基涉案的担保合同并未撤销。 2、原告与八名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包含2018年1月2日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编号：19020179921258889）的借款137万元的问题。原告与八名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自愿为被告炜森公司自2015年1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在原告处办理约定的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担保。而不是至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作协议》约定的有效期2017年12月31日止，2018年1月2日原告与被告炜森公司签订《出口商业发票融资业务合同》（编号：19020179921258889）约定的借款137万元，并未超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期间，故原告与八名被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包含该笔借款。 3、八名担保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2015年1月27日，原告与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八名担保人对被告炜森公司自2015年1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在原告处办理约定的各项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3000万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现被告炜森公司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原告主张被告藤森公司、亿燊公司、海奇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对被告炜森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29万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人民币1394996元（其中190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6.96%计算，自2017年9月14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0.44%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110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0月17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75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1月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63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1月1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84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1月2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47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1月29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39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1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84万元借款，利息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7年12月8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其中137万元借款，按年利率7.395%计算，自2018年1月2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罚息和复利按年利率11.0925%计算，自逾期还款和逾期支付利息之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9年4月20日的利息合共人民币1394996元）； 二、被告江门市新会区藤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江门市亿燊电器有限公司、江门市海奇科技装备有限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在人民币3000万元范围内对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729.66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合共人民币76729.66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藤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江门市亿燊电器有限公司、江门市海奇科技装备有限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负担。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人民币76729.66元，由本院予以退回；被告江门市炜森贸易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藤森五金电器厂有限公司、江门市亿燊电器有限公司、江门市海奇科技装备有限公司、陈景新、刘雨国、吕兆基、黄永燊、李在庆应向本院补缴案件受理费及诉讼保全费人民币76729.6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冯兆京 人民陪审员  赵不辞 人民陪审员  罗海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王小卓 书 记 员  谭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