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2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卫彬，男，1952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施凯，男，1977年10月22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亚梅，启东市鼎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辉，男，1976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启东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负责人：高继荣，该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连涛，江苏瑞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卫彬、朱施凯因与被上诉人陈辉、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8）苏0681民初34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卫彬、朱施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将赔偿金额直接按照参与度判决不合理，鉴定报告认定死亡与交通事故有关系，死亡赔偿金应当全额赔偿，即使按照比例计算，也应当按照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结算。一审判决中的计算方式错误。 保险公司辩称，秦某死亡原因可能很多，鉴定机构无从知晓秦某真正死因，一审判决已经照顾了朱卫彬等的利益，不应当判决其承担责任。 陈辉未予辩称。 朱卫彬、朱施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陈辉、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714496.69元；2.本案诉讼费由陈辉、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卫彬系秦某的丈夫，朱施凯系秦某的儿子，秦某的父母已过世。双方对2017年6月21日事故的发生及事故车辆投保情况没有异议。秦某该事故中受伤，当即被送至启东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额叶脑挫裂伤、双侧胸腔积液，住院治疗23天，后又去南通大学附院、启东市中医院等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共六次住院计129天。受害人秦某就前期医疗费用于2018年1月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3月5日作出了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秦某83338.43元；陈辉赔偿秦某9259.83元；三、驳回了秦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2018年3月29日，秦某因故死亡。 2018年6月20日，一审法院委托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受害人秦某死亡原因及其死亡与交通事故损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病理学鉴定，该中心于2018年9月3日作出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学鉴定意见书：“秦某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的可能性大，其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进展所致，本次交通事故所致损伤在其死亡后果的发生中起到一定的促进、加重作用，为次要因素”。朱卫彬、朱施凯支付鉴定费用3240元。 一审另查明，本起事故另一伤者朱某已由保险公司足额赔付16082.75元。 一审审理中，朱卫彬、朱施凯放弃了要求陈辉、保险公司支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 关于受害人秦某的用药情况，如何界定是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医疗费用还是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一审法院咨询了专业人士，认为主要是交通事故用药，自身疾病是少量用药。 一审法院认为，自然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因交通事故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依法有权获得赔偿，受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获得赔偿。本案中，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主体适格，程序合法，可作为民事案件定案依据。一审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因受害人秦某死亡系其自身糖尿病综合并发症所致与交通事故无关，且鉴定仅根据现有送鉴材料等分析，实际死因不明，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秦某已死亡且已火化，其死亡原因只能通过向司法鉴定法医病理学鉴定机构根据现有材料送鉴确定，故保险公司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保险公司提出已垫付的1万元，在一审法院（2018）苏0681民初275号民事判决书未予处理，要求在本案中处理，朱卫彬、朱施凯否认，陈辉、保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实，故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赔偿项目和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结合本案证据及诉辩意见，一审法院核定朱卫彬、朱施凯因秦某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如下：1.医疗费（不含前期已判决的部分），朱卫彬、朱施凯主张28340.64元，在朱卫彬、朱施凯提供的票据范围内，一审法院考虑自身疾病用药为20%，核定交通事故引起用药为80%即22672.51元（28340.64元×80%）；2.伙食补助费，朱卫彬、朱施凯主张2322元，按住院期间18元/天计算为2322元（129天×18元/天），一审法院按此核定；3.营养费，朱卫彬、朱施凯主张1290元,符合规定，一审法院核定1290元（129天×10元/天）；4.护理费，朱卫彬、朱施凯主张25632.30元，保险公司认可，也符合规定，一审法院核定25632.30元（129天×2人×99.35元/天）；5.办理丧事期间的误工费，朱卫彬、朱施凯2483.75元（5天×5人×*99.35元/天），一审法院根据启东风俗习惯以894.15元（3天×3人×99.35元/天）核定；6.丧葬费，朱卫彬、朱施凯主张36342元，符合规定，一审法院以此核定；7.死亡赔偿金，朱卫彬、朱施凯主张567086元，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二十年计算，但受害人六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年，减少一年。受害人秦某系1950年6月30日出生，死亡时2018年3月29日，67周岁，一审法院按567086元{43622元/年×[20年-（67-60）年]}核定；8.精神抚慰金，朱卫彬、朱施凯已放弃,不予核定；9.交通费，朱卫彬、朱施凯主张1000元，一审法院考虑到秦某住院次数较多，以1000元核定；10.鉴定费3240元，由票据为凭，一审法院以此核定。 综上，朱卫彬、朱施凯因秦某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造成的损失合计为660478.96元。关于保险公司的赔偿数额。受害人在前次医疗费赔偿中已获赔83338.43元，对此一审法院不予理涉。根据鉴定结论，本起交通事故系秦某死亡的次要因素，多器官功能衰竭是导致秦某死亡的主要因素。故一审法院认定，虽然秦某对事故及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过错，但秦某自身疾病不可逆的发展是本案损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而交通事故系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两个原因，故基于原因力大小的考量，秦某自身疾病因素不能由保险公司承担。一审法院据此酌情考虑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三者险中承担40%的责任即264191.58元（660478.96元×40%），其余损失不予赔偿。 关于陈辉的责任问题，因陈辉投保了交强险、三者险，其赔偿额未超出交强险、三者险的限额，故陈辉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陈辉第二次开庭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不影响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朱卫彬、朱施凯因交通事故致秦某死亡造成的损失计264191.58元。二、驳回朱卫彬、朱施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972元，依法减半收取1986元（朱卫彬、朱施凯已预交），由保险公司负担712元，朱卫彬、朱施凯共同负担1274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7年6月21日6时00分左右，陈辉驾驶苏Ｆ×××××号小型轿车沿启东市久新线由北向南行驶至，超越同向在前行驶由朱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发生碰擦，后朱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控又与同向靠路边步行的秦某发生交通师傅，致朱某、秦某受伤。经启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陈辉承担全部责任，朱某、秦某无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 本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是否正确。 本案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侵权人应当按照其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苏州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秦某死亡主要是自身疾病进展所致，交通事故损伤在死亡后果发生中起到促进、加重的作用，为次要因素。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应当作为本案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三者险中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具有相应的依据。对上诉人请求应当全额支持其死亡赔偿金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朱卫彬、朱施凯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72元，由上诉人朱卫彬、朱施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顾晓威 审判员  吴 风 审判员  刘彩霞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倪宇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