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6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军华，男，1977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伟丽，女，197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龙硕，男，197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陈俊，浙江耕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军华、王伟丽因与被上诉人龙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6民初125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军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由郑军华一人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按月息0.15%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龙硕承担。事实和理由：(1)龙硕提供的借条系郑军华离婚之后签定。郑军华在2017年4月20日办理离婚，龙硕提供的借条在2017年6月7日签定。借条的尾部注2有特别声明：“此前由郑军华出具给龙硕的所有借款借条全部结清，宣布失效”，其中提到的“所有借款借条全部结清”，应理解为郑军华与龙硕的原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双方通过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借条的借款与郑军华此前的借款无关，也与前妻王伟丽无关。(2)郑军华借款为公司经营周转，是征得公司全部股东的同意之后进行的，款项也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与公司运营成本，并未用于个人生活或夫妻共同生活。更何况，龙硕出借款项时也明确知情郑军华是因公司经营需要才出借。因此，郑军华的借款行为是代表公司借款的职务行为，案涉债务属于公司债务。(3)郑军华2013年5月在购买山水人家住房期间，与龙硕之间没有借款往来。之前的借款10万元在2013年2月18日已归还，新的借款10万元发生在2013年2月30日，有银行流水记录为证。此外，关于郑军华购买山水人家住房的资金来源，郑军华从其他朋友处借款190余万元，从王伟丽弟弟处借款50余万元，出售第一套住房得到155万元，合计借款395余万元，已足以支付购房款(相应的证据郑军华将补充提交)，随后在银行抵押贷款200万元。因此郑军华与龙硕之间的借款并非用于购买房屋，一审法院仅因为存在大额开销就推断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借款，明显错误。(4)郑军华对该判决书的第四页第一段“其中前4笔均未约定预期利息，后二笔约定如逾期未还，按照月息1.5%计息”的文字表述有误。按照借条关于后二笔借款的约定：“如逾期未还，从2018年12月31日起，该笔拾伍万元借款按照月息1.5厘计利息”与“如逾期未还，从2019年12月31日起，该笔拾陆万元借款按照月息1.5厘计利息”，可知双方约定的逾期月息0.15%，而非1.5%。该约定为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但一审直接认定借款月息为1.5%，明显错误，严重损害了郑军华的合法利益。 龙硕辩称：一、龙硕与郑军华、王伟丽的借贷关系发生在郑军华、王伟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不是在郑军华、王伟丽离婚之后。借贷关系是以实际交付而形成，根据龙硕在一审提交的证据一、二，龙硕的出借时间为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远远早于郑军华、王伟丽离婚的2017年4月。证据四借款借条在“注：2”处虽写有“所有借款借条全部结清，宣布失效”，但郑军华、王伟丽实际上并没有归还欠款并重新借贷的行为，此处的“结清”只是“计算清楚”、“统计在内”的意思表示，以免该借款借条签订后将郑军华于2014年6月27日出具的“借款”中所写的50万元重复计算。双方先借款、还款，再就尚欠数额写借条，借款借条与“借款”这两份证据是双方的对账统计和还款计划，自2015年至今，龙硕没有新的出借款项，郑军华对“借款”中的数额只归还了一小部分，双方没有产生新的借贷关系，因大部分款项在之后三年仍未还清，双方才在借款借条中再次对账并延长还款期限，并没有发生新的借贷关系。因此，郑军华将该处表述曲解为“原债权债务消灭…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说法不能成立。龙硕的出借行为发生在郑军华、王伟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最后一笔出借也早于郑军华、王伟丽离婚前两年以上，借贷关系不因郑军华、王伟丽离婚发生改变。郑军华于2017年4月20日离婚，故意隐瞒这一事实，于2017年6月10日找到龙硕重新对账签订借款借条，其中完全不提及离婚，一方面表现出他想以此规避共同债务的意图，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龙硕从未放弃案涉借款是郑军华、王伟丽共同债务的主张。二、案涉债务属于郑军华、王伟丽的夫妻共同债务，并非公司债务。郑军华的观点属于偷换概念，故意将“借款主体”和“借款用途”这两个概念混淆。本案中，接收款项的账户是郑军华的个人账户，签订“借款”与借款借条的都是郑军华，全部过程均没有其公司参与，龙硕与其公司没有任何来往，该公司没有理由成为借款主体。郑军华在借款时声称是“经营周转需要”，并没有排除其家庭的经营及周转，龙硕没有指定款项用途，更没有监督或干涉郑军华、王伟丽如何使用资金，只是基于郑军华当时给出正当、合法的理由而出借。郑军华、王伟丽实际上如何使用案涉借款，龙硕不得而知，但这不影响龙硕作为债权人的权利。三、案涉债务属于郑军华、王伟丽的夫妻共同债务毫无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郑军华、王伟丽在一审庭审中及民事上诉状中均自认于2013年3月以35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杭州市西湖区山水人家美林泉4幢3单元402室房屋。此处足以说明：1、以郑军华、王伟丽当时的经济能力而言，案涉款项的数额属于其家庭的合理支配范围，能够合理匹配郑军华、王伟丽的家庭收入状况和消费形态。2、购房于2013年3月，借款发生于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二者在时间上有交叉，无法排除关联性。3、郑军华、王伟丽自述购房款的资金来源是“郑军华从朋友处借款190余万元，从王伟丽弟弟处借款50余万元，出售第一套住房得到155万元”，如无相应举证，龙硕不认可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假使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恰好表明购房资金系郑军华、王伟丽共同出资，即郑军华、王伟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完全混同并共有的。因此，不管是郑军华、王伟丽将案涉借款直接用于购买住房，还是通过投入公司经营获取收益用于家庭生活，都不影响郑军华、王伟丽对案涉借款共同享有了收益。郑军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浙江康通科技有限公司自2004年成立，目前仍在经营存续，经营长达十五年，客观上说明该公司必然有给郑军华、王伟丽的家庭带来营收的能力。四、一审判决确定的6%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郑军华所述的“月息1.5厘”与本案无关。借款借条约定郑军华分三期归还，第一期的四笔共20万元在立案时已到期，为本案的诉讼标的，余下两期15万元和16万元尚未起诉。郑军华提到的“月息1.5厘”是针对后两期还款的约定，而本案涉及的第一期还款20万元并无此约定，因此与本案无关。本案的逾期利息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确定，“（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郑军华的上诉请求。 王伟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龙硕对王伟丽的诉讼请求；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龙硕承担。事实和理由：(1)龙硕提供的借条系与王伟丽离婚之后签定。王伟丽与前夫郑军华在2017年4月20日办理离婚，龙硕提供的借条在2017年6月7日签定。借条的尾部注2有特别声明：“此前由郑军华出具给龙硕的所有借款借条全部结清，宣布失效”，其中提到的“所有借款借条全部结清”，应理解为郑军华与龙硕原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双方通过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本借条的借款与郑军华此前的借款无关，更与王伟丽无关。(2)王伟丽对郑军华向龙硕借款一事，事发之前毫不知情。龙硕系王伟丽原来单位的同事，但是，王伟丽与龙硕多年未谋面，对于郑军华的借款更是毫不知情。2017年1月5日，龙硕及其妻邀请王伟丽一家(郑军华借故没去)及另外一个原单位共同的女同事一起聚会，期间也没有提起郑军华向龙硕借款一事。2017年1月17日，龙硕及其妻来到王伟丽家里讨钱，王伟丽才知借款之事；王伟丽当时非常震惊，彼时王伟丽有孕33周，当时出于多年朋友的交情，就将准备用于生孩子的仅有3万元转给了龙硕拿去先发员工工资。郑军华隐瞒王伟丽，在外大额举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要求王伟丽一并承担该债务。(3)王伟丽离婚之前出售唯一的婚内家庭住房，王伟丽没有分得一分钱。郑军华因公司经营不善，被迫出售唯一的婚内家庭住房，所得款项全部用于银行贷款与其欠下的债务。2017年4月，王伟丽与郑军华协议离婚，除了一辆使用10年的明锐汽车归王伟丽，王伟丽没有分得一分钱，包括住房出售所得与银行存款。(4)王伟丽的前夫郑军华向龙硕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周转，而非家庭日常生活。结婚11年，王伟丽一直用自己的工资支撑家庭。王伟丽有一份稳定的教师职业，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孩子的养育费用及学费，都是王伟丽用自己的工资支付，夫妻双方的财产都是各管各的，期间稍有存款都是分笔借给郑军华用于公司经营，累计超过40万元，因此离婚之时，王伟丽银行卡几乎没有存款。王伟丽正在申请银行打印王伟丽的工资卡明细，可以证明王伟丽的工资收入与日常消费与郑军华无关，双方财产可以明确区分。(5)王伟丽没有持有王伟丽的前夫郑军华公司的任何股份，也没有参与任何公司管理，郑军华也没有向王伟丽汇报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状况。2017年1月17日，在龙硕离开之后，郑军华要求王伟丽向王伟丽父亲借款100万，王伟丽才知道郑军华公司资金链断裂的严重情况，彼时王伟丽有孕33周，这严重打击了王伟丽的情绪，因此坚决要求离婚。(6)郑军华2013年5月在购买山水人家住房期间，与龙硕之间没有借款往来。郑军华之前的借款十万元在2013年2月18日已归还，新的借款十万元发生在2013年2月30日，有银行流水记录为证。此外，关于王伟丽购买山水人家住房的资金来源，王伟丽从其他朋友处借款190余万元，从王伟丽弟弟处借款50余万元，出售第一套住房得到155万元，合计借款395余万元，已足以支付购房款(相应的证据郑军华及王伟丽将补充提交)，随后在银行抵押贷款200万元。因此郑军华与龙硕之间的借款并非用于购买房屋，一审法院仅因为存在大额开销就推断案涉借款为夫妻共同借款，明显错误。综上所述，王伟丽的前夫郑军华向龙硕借款，王伟丽事先毫不知情，也没有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王伟丽也没有持有郑军华公司任何股份及参与经营管理；出售住房与离婚时，也几乎没有分得夫妻共同财产。 龙硕辩称：一、龙硕与郑军华、王伟丽的借贷关系发生在郑军华、王伟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而不是在郑军华、王伟丽离婚之后。（具体意见与对郑军华的答辩意见第一点相同）二、王伟丽称对案涉借款不知情的说法不成立，郑军华、王伟丽具有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王伟丽认可了与龙硕曾为同事关系，这正是龙硕愿意出借给郑军华、王伟丽的关系基础。王伟丽提及的聚会一事，说明了两个问题：1、所谓“多年未谋面”的说法，不过是自2018年本案起诉开始双方关系紧张，而不是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好或者不往来。如其所述，在郑军华、王伟丽欠款50余万元尚未还清的情况下，龙硕在2017年还邀请郑军华、王伟丽一起聚会，双方的交情显而易见。2、王伟丽称龙硕没有在聚会上提起借款一事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假使当天没有提及，也符合聚会场合的基本礼仪，而不代表王伟丽不知情。龙硕于2017年1月16日到郑军华、王伟丽家中催讨借款时，并不存在王伟丽当时才得知的说法，而更加违背事实和常理的，是王伟丽对于当日向龙硕转款3万元性质的陈述。王伟丽在上诉状称“3万元转给了龙硕拿去先发员工工资”，此处存在的问题是：1、龙硕是债权人，郑军华、王伟丽是债务人，还款是义务，王伟丽还款是基于借贷关系，而非“当时出于多年朋友的交情”，龙硕也不需要用“发员工工资”的说法来催讨，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2、王伟丽在此处采用迂回模糊的表述，不承认这3万元的性质为还款，以对应其在一审庭审中表述这3万元是出借给龙硕的，郑军华、王伟丽欠龙硕50余万元尚且未还，岂会有钱不用来还债反而算作出借给债权人。一审法院将这3万元定性为王伟丽归还借款本息符合客观事实，进而推定郑军华、王伟丽有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也是符合事实与客观情理的。针对王伟丽提出的“大额举债”一说，郑军华、王伟丽既然有经济能力购买350万元的房屋，那么向龙硕断断续续、实际转账支付完毕的借款，就不存在任何不合理的成分，属于其家庭的合理支配范围，能够合理匹配郑军华、王伟丽的家庭收入状况和消费形态。三、王伟丽称离婚前出售唯一家庭住房未得一分钱，无事实依据。龙硕在2018年一审立案时查询郑军华、王伟丽的户籍，显示郑军华、王伟丽住址仍在杭州市西湖区山水人家美林泉4幢3单元402室，如果郑军华、王伟丽真在2017年4月离婚前就卖出房屋，买家岂有不要求郑军华、王伟丽将户口迁出的道理。基于这一点，即使郑军华、王伟丽做好了房屋买卖及过户手续，也不能排除是为了逃避债务的虚假交易。2018年一审期间，仍可通过该地址向郑军华、王伟丽送达。至于郑军华、王伟丽离婚财产如何分割，王伟丽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况且与本案无关，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只取决于郑军华、王伟丽的合意，但不是对抗债权人权益的合法理由。四、郑军华、王伟丽将借款用于公司还是家庭，龙硕无从得知，王伟丽如未作举证，其说法不应采信。况且，即使王伟丽将借款用于公司，基于郑军华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持股65%，投入资金所产生的收益回馈也归郑军华、王伟丽家庭所有，并不影响借款作为郑军华、王伟丽共同债务的性质。王伟丽所说的“夫妻双方财产都是各管各的”，这一说法不真实不可信。家庭生活中收入和开支都是复杂琐碎的，因此《婚姻法》才将夫妻财产和债务推定为共有共担，如要对抗这一理念，则王伟丽需对自结婚以来的所有家庭收支进行举证，且须向债权人明示。龙硕曾与王伟丽是同事，与郑军华本不认识，假使龙硕知道郑军华、王伟丽财产自理，自然可以推断出郑军华、王伟丽感情不和，便不会基于信任而出借；至于举证，先不说郑军华、王伟丽结婚十几年来的银行流水、电子收支记录根本不具有举证穷尽的可能性，只说使用现金这一项，就无法证明。因此，所谓的双方财产明确区分根本无法证实，不能成立。五、王伟丽是否对郑军华的公司持有股份、参与管理、了解经营状况，都是龙硕及法院无法核实的事情，且不能排除王伟丽曾享有公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1、郑军华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浙江康通科技有限公司自2004年成立至今经营长达十五年，目前仍在存续，如果不能给郑军华、王伟丽的家庭带来营收，反而需要不断借钱投入，难道郑军华这十五年做的是慈善事业。2、王伟丽自称不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财产各管各的，不仅用自己的工资支付家庭开支，郑军华没有往家里拿过钱，反而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给郑军华40万元，还有勇气借款买350万元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郑军华、王伟丽的婚姻关系还能存续十几年，生育子女两名，明显违背常理。3、如果按王伟丽的说法，她为家庭付出了这么多都没离婚，反而是因为知道郑军华公司资金链断裂而离婚，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首先，公司资金链断裂产生后果的承担主体是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有限，何况按王伟丽的说法，郑军华、王伟丽财产自理，即使公司资金链没断裂郑军华也没往家里拿钱，那断不断都与她关系不大，王伟丽既然自称对公司经营状况都不了解，说明她没关心过，显然没有理由因为公司经营生气到离婚的程度。假使王伟丽要求离婚的动机真是基于此，那么反而说明郑军华、王伟丽离婚的主因是与经济因素有关，可以推断：（1）将案涉借款逃避出共同债务与郑军华、王伟丽离婚之间，关联性无法排除；（2）郑军华、王伟丽离婚并非基于感情破裂，因此即使离婚，在面对与龙硕关于本案的纠纷时仍有感情与利益上的一致性，则郑军华、王伟丽作出的一致性陈述不可信。郑军华、王伟丽在一审中同为被告，所持主张就完全一致；在二审中不仅上诉请求完全一致，甚至郑军华、王伟丽的上诉状格式、字体都完全相同，上诉理由也基本一致，文书出自同一人之手。这足以说明，郑军华、王伟丽并不存在夫妻共同债务中债务人的内部利益纠葛，而是对谁负债谁无责做出了协商一致的取舍，通过切割债务的方式使郑军华、王伟丽受到的影响总和最低。但这将严重损害龙硕的权益，可以清楚地预见，主张独自承担负债的一方必然做好了准备，既不会留下可执行财产，即使有能力偿还也不会有履行判决的动力，龙硕的损失将不知持续到何年何月。六、案涉债务属于郑军华、王伟丽的夫妻共同债务毫无争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理由充分。一审法院是综合了本案所有信息而作出案涉借款是夫妻共同借款的认定，并非像王伟丽在上诉状中所述的“一审法院仅因为存在大额开销就推断…”，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王伟丽的上诉请求。 龙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郑军华、王伟丽归还龙硕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郑军华、王伟丽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自2012年2月份开始，龙硕与郑军华之间常有借款往来。2014年6月27日双方进行了一次对账，对账后郑军华向龙硕出具一份“借款”，确认尚欠龙硕借款500000元。2017年1月16日，王伟丽通过支付宝向龙硕转账20000元，通过微信向龙硕转账10000元，合计30000元。该款在龙硕与郑军华于2017年6月10日进行的对账中作为还款予以扣除。对账后郑军华又向龙硕出具借款借条一份，确认已向龙硕借到510000元，并约定借款期限为2017年6月10日至2019年12月31日至，借款不计息。还约定分六期归还上述借款，2017年7月7日前归还50000元；2017年9月1日前归还50000元；2017年10月20日前归还50000元；2017年12月1日前归还50000元；2018年12月31日前归还150000元；2019年12月31日前归还160000元。其中前四笔均未约定逾期利息，后两笔约定如逾期未还，按照月息1.5%计息。现前四笔还款期限已届满，龙硕就该四笔借款合计200000元提起诉讼。郑军华、王伟丽于2006年4月份登记结婚，据郑军华、王伟丽所述郑军华、王伟丽于2013年3月以全款付清的方式购买了一套总价为350万元的杭州市西湖区山水人家美林泉4幢3单元402室的房屋。现该房屋已于郑军华、王伟丽在2017年4月21日办理离婚登记之前被出售。 一审法院认为，龙硕与郑军华之间的借款关系，有借款借条为凭，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认定。郑军华未按约归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现龙硕要求郑军华归还已到期部分的借款本金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逾期利息合法有据，应予支持。本案借款发生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即郑军华、王伟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时间跨度长。郑军华是因为王伟丽与龙硕原系同事关系始得认识龙硕。且王伟丽自述知道郑军华公司经营周转一直都不是很好。故王伟丽表示其对郑军华向龙硕借款一事自2012年至2017年近五年内均不知情有悖常理，王伟丽知晓郑军华向龙硕借款一事存在高度可能性。2017年1月16日龙硕上门催款，王伟丽向龙硕支付了30000元，该30000元在龙硕与郑军华对账时已作为还款进行扣除。王伟丽虽在庭审中表示该30000元并非属于还款，但也未举证证明该款属于借款或其他性质款项，故对王伟丽的辩称不予采信。因王伟丽对本案债务存在归还借款本息的情形，故可以推定郑军华、王伟丽有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2004年郑军华开办浙江康通科技有限公司存续至今。2006年郑军华、王伟丽登记结婚。2013年郑军华、王伟丽全款购置了杭州市西湖区山水人家美林泉4幢3单元402室的房屋，即在郑军华负债期间郑军华、王伟丽有购置大宗资产形成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因此虽王伟丽有自己的收入，自述未参与公司经营，但不排除作为夫妻另一方的郑军华将公司经营收益用于共同生活的可能性。结合上述情况，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王伟丽应对郑军华所负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019年3月25日，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郑军华、王伟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龙硕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7年12月1日起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算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40元，由郑军华、王伟丽负担。 二审期间，王伟丽提交如下证据：王伟丽账户的银行流水，欲证明王伟丽及其子女的生活费、学费都是由王伟丽自己的工资支付。郑军华、龙硕未提交新证据。 经质证，郑军华对王伟丽提交的证据无异议；龙硕认可王伟丽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及合法性，但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对象，首先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其次该证据只记载了王伟丽自2012年1月1日开始至2019年4月某家银行资金往来流水，对于王伟丽有收入有支出一事认可，但不能得出其他结论，这不是郑军华、王伟丽的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因此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龙硕对该证据证明对象所提异议成立，该证据仅能证明王伟丽101000642435871账户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7月10日以及101011852298676账户2015年7月10日至2019年4月25日资金往来情况。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2014年4月20日，郑军华向王伟丽账户转账4.2万元，2014年4月25日，郑军华向王伟丽账户转账5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借款借条项下20万元到期借款是否属于郑军华与王伟丽的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借款借条项下款项并非该借条出具时交付，而是对此前郑军华、王伟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郑军华与龙硕之间借贷关系的结算。在龙硕向郑军华出借款项期间，郑军华、王伟丽自认有卖掉之前房子，并向朋友及王伟丽弟弟借款后全额付清山水人家美林泉4幢3单元402室房款，再用该房屋抵押贷款归还借款的行为，表明郑军华、王伟丽存在共同对外大额举债并置办家庭共同财产的行为。同时郑军华、王伟丽均称郑军华向龙硕所借款项系用于郑军华名下公司的经营周转，而王伟丽亦自认其向郑军华出借了大量款项用于公司经营，表明王伟丽对公司经营情况并非不知情，郑军华也完全无理由对王伟丽隐瞒向龙硕借款事实，结合郑军华与龙硕本无交集，是基于龙硕与王伟丽曾是同事的关系始得相识，以及龙硕上门催讨借款时王伟丽支付了3万元且该款项在郑军华其后出具的借款借条中已作为还款扣除的事实，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推定郑军华、王伟丽针对案涉借款有夫妻共同举债合意并无不当，郑军华、王伟丽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郑军华系以个人名义与龙硕签署借款借条，款项亦支付至其个人账户，即使上述款项用于公司经营，并不导致借款人主体的变更，且其上诉请求亦是由其个人而非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案涉借款借条明确约定，“借款不计息，逾期按具体条款执行”，而本案涉及的20万元借款的条款中并未约定逾期利息，故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对龙硕主张逾期利息予以支持亦无不当。综上，郑军华、王伟丽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0元，由郑军华、王伟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 晟 审判员 祖 辉 审判员 丁英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