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5民终309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钟喜兰，女，1979年10月10日出生，土家族，住宜昌市西陵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覃军，男，1964年12月14日出生，土家族，住宜昌市西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项炯明，湖北楚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国华，男，1966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向前，湖北千善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钟喜兰、覃军与被上诉人翟国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3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钟喜兰、覃军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翟国华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翟国华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一、一审判决认定钟喜兰是借款合同当事人、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钟喜兰未参与本案涉及的居间、签署借款合同和办理案涉款项存入及转出行为；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为钟喜兰，但钟喜兰未签字，也未事先授权覃军签字或未事后追认覃军代签行为，该借款合同无效。一审判决认定“但所借款项通过银行直接打入钟喜兰的账户，钟喜兰辩称不知情与事实不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而现实生活中，夫妻两人的账户不乏一人账户交给另一人使用，或者一人以另一人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使用的事实。一审法院对前述事实的认定违背了目前社会的普遍常识和习惯，也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过程中，翟国华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之规定，举证证明案涉款项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所用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借贷，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此，一审判决判定钟喜兰对前述2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为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据此将200万元居间佣金认定为借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翟国华提起借款纠纷诉讼的事实与理由不符常理：首先，借款合同约定借款目的与事实不符。钟喜兰从没有经营行为，无需向翟国华借贷资金用于经营周转；案涉200万元为佣金，翟国华转账凭证上标记为“宜都市国贸广场土地购买款”，翟国华却又将该款项作为借款起诉，其自相矛盾，且与该笔款项真实用途不符；2013年5月29日之后，翟国华未向上诉人支付约定的230万元借款，如果本案属于真实的借贷关系，翟国华放弃起诉前借款利息超过100万元部分，却又主张起诉之后的借款高息，其行为及理由与常理不符；如前所述，钟喜兰作为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人没有签字，也没有事前授权和事后追认覃军的签字，该借款合同无效；借款合同约定将钟喜兰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作为借款抵押，但钟喜兰的房屋所有权证在2013年5月29日才登记，也没有抵押给翟国华，因此借款合同的签约时间不是2013年3月25日，应在2013年5月29日之后。产权证未抵押的事实也证明钟喜兰未追认借款合同效力。据以上事实，翟国华提起的民间借贷纠纷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合常理，人民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从而对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一审法院以无效借款合同为依据将本案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作出判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覃军履行了居间义务，依法应获得相应佣金。覃军促成了翟国华与案外人裴学建2013年3月25日成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即土地购买协议），为此翟国华向覃军指定的钟喜兰名下账户支付佣金200万元，向裴学建支付履约定金200万元，即覃军与翟国华之间居间合同2013年3月25日当天履行完毕，双方居间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后因翟国华违约，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以致2013年4月19日，裴学建委托律师向翟国华发《律师函》，要求翟国华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1250万元首付款，否则不予退还已交付的200万元履约定金。2013年3月25日翟国华在支付居间佣金的转账凭证注明该款项为“宜都市国贸广场土地购买款”，覃军不知情，对覃军无效。土地购买款与借款三者之间性质不同、用途不同，覃军不是“宜都市国贸广场土地”的权利人，翟国华无责任和义务向覃军支付土地购买款，一审判决将三者混为一谈，其认定事实不清。况且200万元佣金也仅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金额1650万元的12.12%，在法律未对居间佣金比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200万元的高额酬金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任何证据及法律依据。即使200万元的酬金属于高额范畴，也不能抹杀覃军的居间行为，否定覃军应得居间佣金，将合法居间佣金界定为当时尚未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并判定上诉人向翟国华支付高额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覃军的居间行为已经完成，翟国华应支付约定的佣金。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翟国华与案外人裴学建土地购买协议并未得以实现”认定错误。覃军完成居间行为，有权获得双方约定的200万元佣金。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错误。翟国华以民间借贷纠纷提起诉讼的事实理由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借款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钟喜兰作为借款人未签字，覃军不是借款合同当事人，其代签字未得到钟喜兰的确认或追认，该借款合同无效；覃军与翟国华之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案涉200万元为居间佣金，不是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三、一审判决认定翟国华提起诉讼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的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翟国华提交的诉讼时效证据为张某的证明，按照法律规定属于证人证言，其未在开庭前向法庭提交，也未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在开庭前十日向人民法院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而且该证人身份、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确认。因此，该证据不符合法定的证人证言的形式要件。该证据无法证明翟国华委托张某多次在2013年9月2日前向覃军催收借款。2.张某证明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张某证明中陈述2015年5月覃军承诺将在“嘉鱼项目贷款下来后支付”所欠翟国华的债务，但是，覃军2015年11月份才参与嘉鱼项目（有相应的嘉鱼项目的开发公司对覃军的委托为证）。因此，张某的证言不属实。3.翟国华2015年9月2日被捕，在此之前，其从未向覃军主张过权利。翟国华事实上认可覃军的居间行为及向覃军支付的200万元佣金的事实。综上，一审判决将张某证明作为认定本案诉讼时效事实的唯一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翟国华提起本案诉讼已超出了法定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法律规定，翟国华的主张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依法应予以撤销。翟国华答辩称：一、借款合同真实合法有效。1.覃军与钟喜兰是夫妻关系，签订借款合同是其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借款时指定钟喜兰的账户是收款账户，该账户的开设需要钟喜兰本人亲自到场，钟喜兰称对该借款不知情与常理相悖。2.覃军代理钟喜兰签字，可以认为是覃军为了生活开支代理钟喜兰的行为。3.借款合同有钟喜兰签字，符合法律规定。同时翟国华按照约定实际转款给钟喜兰，钟喜兰实际也收到了该笔借款。4.合同中约定了抵押条款，但翟国华未在本案中行使抵押权。覃军在和翟国华签订借款合同时，提供了房产证原件，翟国华留存了覃军、钟喜兰的房产证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且身份证复印件上有覃军的签字，充分说明了借款的真实性。结合后来覃军、钟喜兰在2017年出售位于绿萝路房产的相关行为，可以说明，覃军、钟喜兰对该笔借贷发生后，有转移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因为覃军、钟喜兰把产权转移给他人没有相关交易流水及合同、收据，不符合交易习惯。且为了起诉覃军、钟喜兰，被上诉人打听了覃军、钟喜兰的住所地，并到绿萝路即诉争房产的居委会了解到，2019年钟喜兰仍住在该房子。居委会有网格调查登记表，但是不给被上诉人出具证明，只有公检法可以调取该证明。二、1.翟国华当时在宜昌从事房地产开发，资产上亿。覃军很想跟翟国华接触交往，也想介绍一些业务。但是翟国华和覃军之间从来没有任何居间或委托关系。也没有签订过任何居间委托合同。覃军的上诉理由明显与事实不符。试问覃军付出过什么样的居间劳务，凭什么享受这个200万元的居间酬劳。2.诉讼时效的抗辩问题只适用于一审。且翟国华本人在没有被羁押之前，一直打电话委托张某及李江宜多次找覃军催收欠款。加之翟国华于2015年9月被羁押判刑，这个期间一直在申诉自己的刑事案件，在后来交付执行之后，于2019年1月份在网上向伍家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立案申请，一审法院审查全案后，发现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覃军、钟喜兰在二审抗辩诉讼时效问题于法无据。3.一审认定本案民间借贷为夫妻共同债务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钟喜兰辩称对此借款不知情应该承担举证责任。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指的是一方以夫妻名义举债，出借人应该承担夫妻债务的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不适用。本案是夫妻双方共同举债，借款合同上有覃军、钟喜兰夫妇的签名，借款合同签订时有夫妻二人的身份证、房产证，钟喜兰实际收款，同时说明一下，钟喜兰在收款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钱转走了。钟喜兰收款，但是现在辩称对借贷不知情，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银行关于开户转账大额取款等各项交易常识。翟国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钟喜兰、覃军连带清偿翟国华借款本金2300000元及利息（起诉前利息按100万元计算，超出部分翟国华自愿放弃。起诉后按年利率24%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由钟喜兰、覃军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国华与覃军在宜昌经商时结识，2013年3月25日，覃军以钟喜兰、覃军二人为借款人与翟国华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钟喜兰、覃军因个人经营资金周转，向翟国华借款230万元，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200万元，现金支付3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3月25日起至2013年6月24日止，借款利息按年息24%计算。覃军代钟喜兰在《借款合同》签字。同日，翟国华通过三峡农行宜港支行向钟喜兰建行绿萝路支行的银行卡汇款200万元。翟国华因挪用资金罪于2015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今在服刑。其通过公证处公证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覃军以钟喜兰、覃军夫妻名义向翟国华借款，虽钟喜兰未在《借款合同》签字，但所借款项直接通过银行打入钟喜兰的账户，钟喜兰辩称不知情与事实不符。覃军对收到款项并无异议，但认为该款系翟国华因其帮忙介绍购买土地的生意而口头约定支付的酬劳，不应作为债务偿还，但对于该主张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翟国华与案外人裴学建土地购买协议并未得以实现，200万元的高额酬金明显与事实不符，覃军的辩称难以支持。故钟喜兰、覃军夫妻均应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翟国华因犯罪被限制人身自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民事诉讼时效自2015年9月2日中止。且期间翟国华亦委托张某向覃军多次催收借款，故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同时翟国华诉讼请求上的30万元现金给付，在庭审中案涉双方均未提及，覃军只认可收到200万元银行转账，无法证实覃军已经收到该笔30万元现金，故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部分，翟国华在诉讼请求中表示起诉前的利息按100万元计收，超过的部分放弃。起诉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年利率24%收取，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钟喜兰、覃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翟国华偿还欠款本金2000000元及利息1000000元，并以2000000元为基数从2019年4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二、驳回翟国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600元（已减半收取），由翟国华负担2200元，钟喜兰、覃军负担14400元。二审中，钟喜兰、覃军为支持其上诉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11月18日嘉鱼县世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拟证实覃军参与嘉鱼项目是在2015年11月18日，与张某在一审中说的时间不一致。证据二：两份生效判决书，与本案案情相似，拟提交给二审法院作为参考。证据三：宜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显示钟喜兰、覃军领房产证的时间是2013年6月4日。拟证实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不是2013年3月25日，借款合同只可能是在领证时间之后签订，借款合同上的日期是虚假的。经质证，翟国华认为，证据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便是真实的，反而印证了张某找覃军催款的真实性。证据二不具有参考价值，一案一审。证据三的真实性请法庭依法审查，该证据并不能说明借款合同是虚假的，很有可能是覃军在借款合同签订后给翟国华提供的抵押房产证的资料，翟国华给钟喜兰转款的日期是确定的，即便借款合同是后面补签的，也是一种事后追认。对于上述证据，由证据一可知，覃军自认参与了嘉鱼项目，张某在一审的证明中也陈述覃军向其提起过嘉鱼项目，故一审对于张某证言的采信本院予以维持。证据二为生效法律文书，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将结合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同时查明，翟国华因涉嫌挪用资金罪于2015年9月2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17年3月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6）鄂0504刑初38号刑事判决，翟国华对该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7）鄂05刑终128号刑事判决。本院认为，翟国华为证实其与覃军、钟喜兰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提供了覃军、钟喜兰与翟国华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有银行转款凭证予以印证，可见，覃军、钟喜兰与翟国华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覃军、钟喜兰上诉称其二人与翟国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覃军与翟国华之间实为居间合同关系，案涉200万元即为覃军履行居间义务后从翟国华处应获得的佣金。对于覃军的上述主张，应由覃军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与翟国华之间的居间关系成立，但覃军提供的《股份转让协议》、《律师函》、房屋登记证书不足以证实覃军与翟国华之间存在居间关系以及覃军应由此获得200万元的居间佣金，故本院对覃军关于其与翟国华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钟喜兰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钟喜兰上诉称其对案涉借款不知情，即便翟国华与覃军之间形成借贷关系，也与钟喜兰无关。在案证据显示，案涉《借款合同》首部载明借款方为钟喜兰，尾部借款人处有覃军、钟喜兰签名纳印，其中，钟喜兰签名纳印由覃军代理，案涉款项也由钟喜兰收取，翟国华有理由相信覃军之于钟喜兰具有代理权，钟喜兰与覃军应为案涉借款的共同借款人，其二人均应对案涉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翟国华在2015年5月通过张某向覃军催收本案借款，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即本案诉讼时效从2015年5月开始重新计算，2015年9月2日，翟国华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在翟国华刑事案件二审判决生效之前，翟国华一直处于羁押期间，羁押期间行使民事权利受到限制，该期间内诉讼时效中止，翟国华在2019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对覃军、钟喜兰关于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钟喜兰、覃军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3200元（钟喜兰、覃军已预交），由钟喜兰、覃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玲玲审判员  张 灿审判员  胡建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朱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