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753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执行案外人）：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杨金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元长，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1252、1258室。 法定代表人：吴建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怀宇、马浩杰，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板桥村。 法定代表人：王金云，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宁波市镇海通华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大运路1号。 法定代表人：孙长生。 上诉人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龙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浙江济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海公司）、原审第三人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公司）、宁波市镇海通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华公司）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3民初34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东龙公司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同一证据选择性地认定事实，明显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先以上诉人提交的《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为复印件，上诉人无法明确该份清单是否为办理工商抵押登记时所提供给登记机关的备案材料为由，认定被上诉人的黄酒指向性较上诉人更为明确具体。后又以《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所载黄酒年份为由认定上诉人主张的黄酒与（2018）浙0103执2199号执行标的完全不一致。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该清单为复印件，证明效力不足，为何又以此来判断上诉人主张黄酒的真实年份？何况关于案涉抵押物黄酒的具体年份及品类，在办理抵押登记时系抵押人单方陈述并记载于相关登记书。到目前为止一审法院从未对相关案涉黄酒进行检测查明，而是根据评估公司的查勘就草率的进行认定。被上诉人也从未向法院提交过任何关于抵押物黄酒品类、年份等指向性证据。在同样没有对于抵押物黄酒品类、年份等指向性证据情况下，法院却支持了被上诉人的优先受偿权，有违公平公正。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的第三点表述到“从抵押物监管情况看，济海公司对该批黄酒自抵押登记办理前至本院委托拍卖期间，委托专业仓储公司进行监管，并支付监管费用，故案涉抵押物处于济海公司实际控制之下。而东龙公司对太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黄酒，虽进行了抵押物登记，但未进行监管，也不能明确其抵押物的具体指向。”上诉人认为上述认定完全违背法律的规定，《担保法》等法律规定并无规定对抵押物进行了监管抵押效力就大于没有进行监管的抵押效力，就能对抵押物进行优先受偿，一审法院的该种认定完全背离了《担保法》、《物权法》对于抵押权受偿的先后顺位规定。三、一审法院以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首先，上诉人就第三人太和公司名下被执行拍卖的黄酒系第一顺位抵押权人，其对上述抵押黄酒的拍卖款分配应优于被上诉人。2014年1月24日，第三人太和公司将其所有的2008.926吨黄酒抵押给上诉人，并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而被上诉人行使优先权所依据的绍柯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所形成的时间在2014年9月22日。上诉人的抵押登记先于被告的抵押登记。其次，第三人太和公司一直确认，上述编号为绍柯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与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系同一批黄酒；记载存放地点厂房内另一批黄酒，抵押给了中国农业银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黄酒。因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系在被上诉人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之前，故其对于抵押黄酒的拍卖款分配也应优先于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因黄酒作为种类物，物与物在形式上作为抵押权人实际难以区分，抵押物是否重复先后抵押予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应以抵押人即第三人太和公司的确认为准。但在一审法院仅以第三人拒绝作出明确陈述为由，认定上诉人的抵押物指向不明，未继续向其法定代表人进行调查核实，作出错误认定。故上诉人认为现有的证据足以排除被上诉人对该批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再次，一审调取的（2017）浙0103民初396号案的证据材料，济海公司就当时所提交的证据六中《存货抵（质）押监管协议》后附的“抵（质）押物存放区位图”抵押黄酒保存仓库位置标示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7中核对清单标示仓库位置完全相印证，可以证实该批黄酒一物二抵予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济海公司答辩称：一、东龙公司所谓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黄酒与本案拍卖的黄酒并不是同一批黄酒。（一）根据东龙公司提交的材料，其主张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共86598坛，年份是09年、10年、11年的，其中09年22932坛、10年56997坛、11年6669坛，明显以10年份为主。而本案拍卖黄酒共82493坛，年份是2011年、2012年的，有第三方评估报告、竞买公告可以证实。明显不是同一批黄酒。（二）无论是东龙公司提交的抵押登记书、还是抵押清单，均未显示抵押物具体准确的储存地点，无从准确得知是哪个地点，储存地点不明确。相反，济海公司对本案拍卖黄酒的优先受偿权是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无论是抵押登记书、还是合同，都对抵押黄酒的指向非常明确，详细、明确记载了数量、地点，并且这批黄酒一直由济海公司监管和实际控制。该事实也由一审、二审判决确认。（三）根据东龙公司提供的所谓抵押物清单，东龙公司主张优先权的黄酒数量是“86598坛”，与本案拍卖黄酒的数量也不一致。因此，无论是黄酒的年份、储存地点、数量，都显示东龙公司所谓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黄酒、与本案拍卖黄酒并不是同一批黄酒。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以及《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黄酒属于动产，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本案黄酒一直由济海公司派人实施监管和留置，牢牢控制着这批黄酒，而案外人从未实施监管或占有，这一事实在一审、二审、执行异议过程中，法院也已经查明。因此，案外人东龙公司的所谓抵押物权其实并未生效。至于动产抵押登记，物权法仅仅是赋予其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效力，既然是要对抗善意第三人，动产抵押登记就应当是指向明确的、并且做到准确记载，否则起不到对抗效力。而案外人东龙公司的所谓动产抵押登记，未显示抵押物具体准确的储存地点，无从准确得知是哪个地点，记载的储存地点不明确，数量也与本案拍卖黄酒的数量也不一致，既不是同一批黄酒，又登记不明、无法起到对抗效力。三、特别要说明的是，东龙公司所谓本案黄酒已向其抵押这一情况，早在济海公司起诉通华公司、太和公司一案中，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当初为逃避债务就曾提出过，通华公司当时也向法院提供了本次东龙公司所提供的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另外还提供了抵押合同。法院经审理认为，“从被告通华公司提供的工商抵押登记的材料来看，该抵押物所储存的地点、储存的数量均无法确认与抵押给济海公司的抵押物为同一批，且原告济海公司对该抵押物进行了单独监管和留置，并依法进行了登记，故原告济海公司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见（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之“本院认为”部分）。由此可知，东龙公司对本案黄酒所谓一抵优先权，法院已作出判决不予支持。在（2017）浙0103民初396号一审判决不予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均未再就该优先权问题提起上诉，而是仅仅对违约金、监管费、律师费的款项金额提出上诉。这充分说明，第一，对于济海公司的优先受偿权，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已经认可，否则对于如此重要的内容，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当时不可能不提起上诉；第二，（2017）浙0103民初396号一审判决关于济海公司对抵押物实施留置，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内容已经生效。四、东龙公司所谓本案黄酒已向其抵押，提供了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7）浙0603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书》，在该案中，太和公司明确表示，东龙公司起诉要求的黄酒已被拍卖不存在了，因此不可能与本案黄酒是同一批。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东龙公司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太和公司、通华公司均未作答辩。 东龙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停止杭州市下城区法院（2018）浙0103执2199号执行告知书的执行内容；2.判令第三人太和公司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黄酒的拍卖款优先清偿第三人太和公司在东龙公司处的债务；3.本案诉讼费用由济海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济海公司与通华公司、太和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审法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受理。经该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10日，通华公司（供方）与济海公司（需方）签署《购销合同》一份，由济海公司向通华公司采购PTA（精对苯二甲酸）2500吨，单价7250元/吨，总价1812.5万元，交货时间2014年8月10日（含）前；合同还约定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则按本合同价款的15%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济海公司依照约定向通华公司支付采购款1812.5万元。为担保通华公司在上述购销合同项下相关义务的履行，太和公司为通华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太和公司以其所有的黄酒共计138419坛向济海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该保证、抵押的担保范围均为通华公司在上述购销合同项下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返还款项义务、应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济海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包括诉讼费、执行费、律师代理费以及处分抵押财产所产生的评估、拍卖费用）。各方还约定，抵押物黄酒由济海公司实施监管。并于2014年9月22日至绍兴市柯桥区工商局办理了该批黄酒的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取得了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担保数额2000万元，动产抵押登记书显示其中85419坛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53000坛存放于绍兴市柯桥区湖塘板桥104国道旁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内。通华公司收到货款后未依约供货亦未退款，双方遂发生纠纷。 2017年11月20日，原审法院作出（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通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济海公司货款4087500元；二、通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济海公司违约金2718750元；三、通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济海公司监管费654000元；四、通华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济海公司律师费149000元；五、如通华公司未按上述第一、二、三、四项履行给付义务，济海公司有权对太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黄酒（黄酒尚有86875坛，其中84651坛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2224坛存放于绍兴市柯桥区湖塘板桥104国道旁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六、太和公司对通华公司履行上述一、二、三、四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通华公司、太和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4日作出（2018）浙01民终39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维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二、撤销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如通华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中货款、违约金、律师费的给付义务，济海公司有权对太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黄酒（黄酒尚有86875坛，其中84651坛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2224坛存放于绍兴市柯桥区湖塘板桥104国道旁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内）折价、拍卖或者变卖后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变更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7）浙0103民初396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为：太和公司对通华公司履行上述第一项中货款、违约金、律师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济海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该判决生效后，因通华公司、太和公司未履行，济海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原审法院向被执行人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仍未履行。该院对被执行人太和公司的抵押物黄酒82493坛（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进行评估拍卖。上述黄酒拍卖成交后，案外人东龙公司向原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优先清偿太和公司存放于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82493坛黄酒的拍卖款。该院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浙0103执异21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东龙公司的执行异议。东龙公司不服该裁定，向原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如所请。 （二）东龙公司与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太和公司、绍兴圆盛铜业制造有限公司、王国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6日作出（2017）浙0603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国祥应归还东龙公司借款本金1500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东龙公司有权就上述第一项债务，对太和公司提供的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依法定程序优先受偿；三、太和公司、绍兴圆盛铜业有限公司对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东龙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同时查明，2014年1月19日，东龙公司与太和公司签订抵押合同一份，约定：为确保东龙公司与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履行，太和公司愿意提供黄酒2008.926吨作为抵押。2014年1月24日，东龙公司与太和公司向原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了动产抵押登记，并形成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一份。该判决现已生效，东龙公司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浙0603执2199号执行裁定，裁定终结该案件的本次执行程序。 （三）2014年9月4日起，济海公司先后委托浙江和金仓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运安信仓储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存放在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西周村绍兴建中印染服装有限公司仓库（后搬迁至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绍兴市袍江区马山镇环北东路21号耀龙纺织印染总厂的黄酒进行监管，并支付监管费用。原审法院在申请人济海公司与被申请人通华公司、太和公司即（2018）浙0103执2199号一案执行过程中，依法委托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的黄酒进行评估，经评估公司现场查勘，现场黄酒实际数额为82493坛，酿造年份为2011年冬酿、2012年冬酿，评估值8001800元。 东龙公司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原审法院提交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复印件）。该动产抵押登记书抵押物概况数量、质量、状况、所在地等情况一栏显示，（黄酒）2008.926吨，保存良好，公司仓库内。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显示，地点老耀龙，2009年黄酒22932坛、2010年黄酒56997坛、2011年黄酒6669坛。 以上事实，由执行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动产抵押登记书、资产评估报告、《存货抵（质）押监管协议》以及东龙公司、济海公司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东龙公司所主张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与济海公司为抵押权人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是否为同一批黄酒，即是否为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的82493坛黄酒。 首先，从动产抵押登记书看，2014年1月24日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的是“2008.926吨黄酒，质量好，保存良好，公司仓库内”。2014年9月22日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登记的是“85419坛黄酒，质量良好，状况良好，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根据2份动产抵押登记书，后者所指向的黄酒存放地点明确、数量确定，指向为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的黄酒，即本院所拍卖的抵押物。东龙公司虽提交了《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显示存放地点为“老耀龙”，但仅有复印件，东龙公司亦无法明确该份清单是否为办理工商抵押登记时所提供给登记机关的备案材料。故从抵押登记权属证书看，济海公司所主张的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酒指向性较东龙公司更为明确、具体。 其次，从黄酒的生产年份看，东龙公司根据《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主张2008.926吨黄酒为2009年黄酒22932坛、2010年黄酒56997坛、2011年黄酒6669坛。而本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显示，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酒，主要为太和公司生产的2011年冬酿、2012年冬酿。故从黄酒生产年份分析，东龙公司所主张的黄酒以2009年、2010年生产为主，与本院（2018）浙0103执2199号的执行标的完全不一致，两者并不指向同一批黄酒。 第三，从抵押物监管情况看，济海公司对该批黄酒自抵押登记办理前至本院委托拍卖期间，委托专业仓储公司进行监管，并支付监管费用，故案涉抵押物处于济海公司实际控制之下。而东龙公司对太和公司提供的抵押物黄酒，虽进行了抵押物登记，但未进行监管，也不能明确其抵押物的具体指向。庭审过程中，太和公司经本院多次询问，对于东龙公司与济海公司发生争议的抵押物状况拒绝作出明确陈述，故东龙公司主张以太和公司陈述为准，亦无依据。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从抵押登记证书的登记内容、黄酒的生产年份、抵押物的监管等情况分析，济海公司对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内的黄酒享有抵押权明确、有效；东龙公司主张的抵押物黄酒2008.926吨，其抵押登记证书登记内容不明确，生产年份与评估公司现场勘查不符，故东龙公司对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内的82493坛黄酒不享有足以排除济海公司对该批抵押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据此，东龙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第三人通华公司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驳回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东龙公司在二审中向本院提交有“田和根、田某”签字的《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原件，对在一审中提交的复印件予以补强，同时申请太和公司原厂长田某到庭作证，并提交田某和田和根（东龙公司员工）的社保缴费明细，上述证据均欲证明2014年3月30日田某和田和根对抵押给上诉人的黄酒进行了盘点，在抵押清单标注了抵押黄酒储存的仓库，因此抵押登记的黄酒存放地点是指定的、确认的，与抵押给被上诉人的黄酒存放地点一致，由此证明太和酒业将同一批黄酒抵押给了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但上诉人的抵押在先。 对上诉人东龙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及证人证言，被上诉人济海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该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2、上述证据均无法证明上诉人主张的抵押物黄酒与本案拍卖黄酒是同一批，地点仅记载“老耀龙”，无法确定抵押物的具体储存地点，且年份、数量与案涉黄酒均不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所持异议成立，对上诉人东龙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济海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太和公司、通华公司在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仍为东龙公司所主张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与济海公司为抵押权人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是否为同一批黄酒，即是否为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的82493坛黄酒。 本院认为，根据济海公司为抵押权人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518号动产抵押登记书，明确记载“85419坛黄酒，质量良好，状况良好，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数量、地点等指向明确，且对该批案涉黄酒一直由济海公司监管和实际控制的事实，东龙公司并不持异议。而东龙公司为抵押权人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记载内容是“2008.926吨黄酒，质量好，保存良好，公司仓库内”,存放地点指向不具体，东龙公司虽在本院二审时提交了《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原件，但该清单仅显示存放地点为“老耀龙”，且又有手写的“老”“新”之分，二审期间东龙公司申请的证人太和公司原厂长田某，对此也不能作出明确陈述。根据东龙公司提交的《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抵押清单》，太和公司抵押给东龙公司的黄酒生产年份为2009年22932坛、2010年56997坛、2011年黄酒6669坛，明显以2009年、2010年生产为主，而根据原审法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酒通过采样方式即选取部分不同存储仓库的黄酒进行现场开封并查看生产标签，标签中生产日期为2011年冬酿、2012年冬酿，年份存在差异。另，本案被上诉人济海公司于2017年1月起诉宁波市镇海通化化工有限公司、绍兴太和酒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时，向原审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该院于2017年1月24日对案涉黄酒进行了查封，张贴了封条，而东龙公司自认在2017年5月即已知晓案涉黄酒已被原审法院查封，却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包括原审法院进行司法拍卖公告期间均不曾过问，直至案涉黄酒拍卖成交后，才提出书面异议要求优先受偿，亦不符合常理。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东龙公司所主张的登记编号为绍县工商动抵登字第201404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的抵押物与涉案黄酒非同一批，东龙公司对存放在绍兴市耀龙纺粘科技有限公司内的82493坛黄酒不享有足以排除济海公司对该批抵押物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并无不当，东龙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案件受理费收取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受理费人民币67732.60元，由上诉人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732.60元，由上诉人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 晴 审判员 朱 梅 审判员 寿俊峰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郑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