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粤19行终3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孙盈芳。委托代理人：黄雪芳，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莞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高第街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900752861567T。负责人：麦允谦，该办事处主任。委托代理人：王建，该办事处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刘敏，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孙盈芳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莞城街道办事处（下简称“莞城街道办”）其他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9）粤1971行初1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2019年1月2日，孙盈芳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莞城街道办在原有基础上对鸦叫尾露天垃圾收集点进行工程改造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莞城街道办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直至恢复鸦叫尾露天垃圾收集点的原状；3.莞城街道办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原审法院查明：孙盈芳诉称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又名“叫尾垃圾转运站”）位于莞城莞龙路智慧小镇内一侧，该站所在地属罗沙经联社，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罗沙经联社叫尾村出借给莞城区环卫处作垃圾转运场地使用，该站于2000年改建成露天简易垃圾转运站后一直使用。在编制《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时，已将“鸦叫尾垃圾转运站”纳入莞城街道现有环卫设施中。该专项规划经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原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上报后，东莞市人民政府2009年5月27日作出的东府办复[2009]338号《关于审批镇街环境卫生专项规划问题的复函》，明确同意莞城等30个镇街及虎门港共31套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方案。另查明，孙盈芳于2017年4月14日购买了天林名苑小区（即碧桂园城央壹品）商品房，经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原东莞市城乡规划局）于2016年9日27日同意的规划方案图中明确标示附近有“垃圾台”，即“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开发商在预售时对该情况也进行了公示。现孙盈芳主张莞城街道办于2018年10月对“鸦叫尾垃圾转运站”的封闭改造违法。莞城街道办辩称该封闭改造是为了改善环境卫生而进行钢结构封闭，并非新建或扩建，双方均提供了相关照片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在案涉“鸦叫尾垃圾转运站”早于孙盈芳购买天林名苑小区房屋前就已经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孙盈芳本案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莞城街道办实施上述封闭改造对孙盈芳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质上的影响，孙盈芳诉称其是涉案垃圾站封闭改造的利害关系人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及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孙盈芳的起诉，依法应驳回起诉。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孙盈芳的起诉。本案不收取诉讼费用。一审宣判后，孙盈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判令撤销原审裁定，并依法改判:1.莞城街道办在原有基础上对鸦叫尾露天垃圾收集点进行封闭改造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2.莞城街道办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直至恢复鸦叫尾露天垃圾收集点的原状；3.莞城街道办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与理由：原审裁定书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具体如下：一、在事实认定方面，原一审法院未将庭审过程中莞城街道办认可的对其不利的事实载入裁定书。（一）案涉垃圾站是否列入专项规划问题。原审裁定书第11页“经审理查明”中的“原告诉称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又名‘叫尾垃圾转运站’）位于莞城莞龙路智慧小镇内一侧……。在编制《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时，已将‘鸦叫尾垃圾转运站’纳入莞城街道现有环卫设施中。”前述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庭审调查的事实完全不符。从《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图三可知，“鸦叫尾垃圾转运站”所在地点的编号为A8（现有非压缩式垃圾转运站），而又从图五可知，位于A8附近的B2（压缩式垃圾转运站）在规划期内要取代A8、B2所在地块编码为05-04-06（见该规划第70页）。另根据《莞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6》第31页地块编码可知，A8和B2同属于地块05-04，但是在庭审调查时，莞城街道办明确表示位于智慧小镇旁的案涉垃圾站所在地块为08-03。从上述文件和莞城街道办的陈述可知，位于05-04地块上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和位于08-03地块上的案涉垃圾站并不是同一个垃圾站，案涉垃圾站根本未纳入《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二）莞城街道办对案涉垃圾转运站进行封闭改造是否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问题。庭审过程中，合议庭询问：“你方在实施相关改造行为之前是否向相关部门取得相应的规划许可？”，莞城街道办答道：“我们也询问过规划部门，该改造如何处理，规划部门也觉得情况特殊，也不能明确是否需要，即使需要……也不确定如何办理”，那么按照莞城街道办的答复来看，对案涉垃圾站的工程改造根本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那么，莞城街道办在施工前是否真实向规划部门申请过相关许可？规划部门是否答复如莞城街道办所说的“不确定如何办理”？根据《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27、78条的规定，莞城街道办应当在施工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二、在法律适用方面，原审法院法律逻辑推理不能成立。（一）将垃圾站先于购房行为存在作为判决结论的逻辑前提，明显不符合三段推理。原审法院将案涉垃圾站早于孙盈芳购买天林名苑小区房屋作为法律前提，推断出孙盈芳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该推断毫无逻辑。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为“钢架结构改造”，不论涉案垃圾站历史上如何存在，都不能否认钢架结构改造行为发生在孙盈芳购房之后。所以，讨论案涉垃圾站是否先于购房行为存在，以及将该情况认定为孙盈芳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前提，实在是有违三段论推理。（二）莞城街道办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孙盈芳的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利。一审庭审后，孙盈芳按要求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代理词，该代理词已明确阐述了莞城街道办的行为侵害了孙盈芳的知情权、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相邻权。在这三种合法权益中，莞城街道办侵害孙盈芳的知情权尤为突出。在工程开工后，孙盈芳在项目现场未发现张贴有项目公告信息，通过本案的庭审，莞城街道办不得不承认该工程项目无规划、无报建手续的事实。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环境保护法》第53条、《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40条第4款的规定，孙盈芳是知情权的享有主体，是该工程信息公开的相对人，莞城街道办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公开项目信息，因此，莞城街道办负有项目信息已公开的举证责任，而对于没有的事实，孙盈芳无需举证。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孙盈芳是错误的。三、孙盈芳始终认为，首先，在莞城街道办有义务主动公开项目信息的前提下，孙盈芳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在莞城街道办就信息公开举证不能时，孙盈芳当然享有了诉讼主体资格，原审法院不能将被剥夺知情权的举证责任强加给孙盈芳。其次，裁定驳回起诉适用的条件必须是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本案中，莞城街道办未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已然侵害了孙盈芳的知情权，若莞城街道办依法取得许可后施工，那么莞城街道办的未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则属于“程序轻微违法”行为，有可能符合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条件。但是，莞城街道办既不主动公开信息，又刻意隐瞒无规划无许可的恶劣行径，其行政行为无依据明显为重大且明显违法行为。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特提起上诉。莞城街道办二审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孙盈芳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成立，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一、原审法院对本案相关事实予以查明，有充分依据，不存在孙盈芳所主张的所谓“查而不明”。（一）案涉垃圾站就是《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中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案涉垃圾站已纳入专项规划是客观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1.案涉垃圾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存续并一直使用至今，位置从未有变动，是叫尾片区现有唯一的一个垃圾站，不存在另外一个“鸦叫尾垃圾转运站”。（1）罗沙股份经济联合社、叫尾股份经济合作社、东正社区居民委员会、罗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叫尾村上世纪90年代初提供土地建成的案涉垃圾站，地点位于莞龙路智慧小镇内一侧（智慧小镇原是天台工业区，后改建为目前的智慧小镇）。即案涉垃圾站地点一直没有变化，是叫尾片区多年以来唯一的垃圾站。（2）在叫尾片区客观上根本不存在另一个垃圾站，孙盈芳认为存在另一个“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应承担举证责任。2.案涉垃圾站事实上就是案涉《专项规划》中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案涉垃圾站已被纳入案涉《专项规划》中莞城街道现有环卫设施足以认定，不容否认。（1）从案涉《专项规划》中的《图（三）垃圾转运站现状布置图》、《图（五）垃圾转运站规划布置图》可看到，叫尾片区只有一个现有垃圾站，不存在其他垃圾站。（2）案涉《专项规划》中的《表3-8莞城街道现有垃圾转运站一览表》第10项，“鸦叫尾垃圾转运站”位于鸦叫尾，占地面积为100平方米，建设时间为2000年，再结合上述提及的多份《证明》，足以证明案涉垃圾站就是案涉《专项规划》中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已纳入该专项规划中莞城街道现有环卫设施。（3）孙盈芳一审提交的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出具的东综管告[2018]170号《关于对孙盈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当中也回复位于现智慧小镇内的案涉垃圾站就是纳入案涉《专项规划》中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3.孙盈芳在《行政上诉状》中提出的案涉垃圾站未纳入案涉《专项规划》中的主张，并不成立。（1）案涉《专项规划》中的《图（三）垃圾转运站现状布置图》、《图（五）垃圾转运站规划布置图》，两图均没有任何坐标，图中对当时现有垃圾站分布情况，均是大致标示，并不是精确的标示，主要是展示各片区现有垃圾站的大致分布。最为重要的一点，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叫尾片区现有的垃圾站只有一个。（2）在案涉《专项规划》中拟在叫尾片区另建一个垃圾站案涉《专项规划》中编号为B2，B2在案涉《专项规划》图（五）中的标示，同样是大致的标示，不是精准的标示，主要是展示计划在现有垃圾站A8的附近新建另一个垃圾站。（3）虽在表-20中“所在地块”标注为05-04-06，但这只是当时的计划，并不代表最终实际的建设情况。事实上，表-20“选点现状”也清楚注明“旧村”，而该地块的村居建筑至今仍然存在、没有拆除，即05-04-06地块至今暂没有地方可以建设垃圾站，B2也没有实际建设。（4）孙盈芳在原审提交的《莞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31页，图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垃圾站的坐标或位置标示。因此，通过上述相关图表，根本不能得出案涉《专项规划》中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是在05-04地块的结论，更不能以此认定“鸦叫尾垃圾转运站”与案涉垃圾站不是同一个垃圾站。孙盈芳的主张完全无视客观事实，也完全无视相关单位出具的上述《证明》及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出具的上述回复，不能支持。（二）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改造符合相关规定，这涉及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与认定，孙盈芳仅着眼于规划许可问题，过于片面。1.案涉垃圾站所在的土地是叫尾村在上世纪90年代无偿提供、并用作垃圾转运场地使用，当时没有办理规划用地许可等证件，有其历史原因。但之后案涉垃圾站已被纳入案涉《专项规划》中莞城街道现有环卫设施，证明案涉垃圾站是符合规划的，是合法存续的环卫设施。2.虽案涉《专项规划》划拟另在附近新建垃圾站，但目前没有找到合适土地另建予以代替。在此情况下，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案涉垃圾站只能继续使用，不能擅自关闭、闲置或拆除。3.根据《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省的有关标准和规范，而根据《CJJ27-2012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4.2.5，现有敞开式收集站应逐步改造为密闭式收集站。4.鉴于案涉垃圾站长期露天，对卫生环境不好，对周边居民健康不利，对案涉垃圾站进行封闭是必须采取的措施。5.如上所述，案涉垃圾站建成之时因历史原因没有办理相关证件，但又已被案涉《专项规划》纳入现有环卫设施，且仅进行钢结构封闭，不涉及案涉垃圾站的重建、扩建、改建，因此，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改造情况特殊，规划部门无法确定如何处理。因此，在目前不能拆、只能继续使用、按标准应当封闭的情况下，对案涉垃圾站进行钢结构封闭改造是目前最合适的处理方式，符合相关规定。二、孙盈芳在《行政上诉状》中坚持其要求拆除“违法建筑”的请求，不仅缺乏事实根据，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围规定。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是否应予以拆除，应属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孙盈芳不应要求法院对此进行认定及处理。1.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对案涉垃圾站是否属于违法建筑、是否应予以拆除，属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应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认定及处理。2.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没有对案涉垃圾站改造行为是否违反规划作出认定和相应处理前，即不存在关于违法建筑认定与拆除等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孙盈芳要求法院进行认定和处理没有依据。三、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改造对孙盈芳不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孙盈芳主张其权利受到影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起诉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处理正确，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一）案涉垃圾站客观存在多年、远早于孙盈芳购买入住天林名苑小区房屋之前，孙盈芳购买房屋时也清楚知悉附近有垃圾台的情况。1.根据上述相关《证明》、孙盈芳一审提交的东综管告[2018]170号《关于对孙盈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复》以及孙盈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证明案涉垃圾站存在远早于孙盈芳购买、入住天林名苑小区房屋之前。2.东莞市城乡规划局2016年9月27日同意的天林名苑规划总平面图，当中也有清楚标示孙盈芳的天林名苑小区房屋附近有垃圾台，且该规划总平面图也作为孙盈芳签署的《商品买卖合同》第18页中的附件，并经孙盈芳签字确认。另外，开发商预售时也有对垃圾台情况进行公示。因此孙盈芳对案涉垃圾台存在的事实是完全知悉的。（二）对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没有改变案涉垃圾站的占地、地点以及性质，即使改造行为是在孙盈芳购买入住天林名苑小区房屋之后，对孙盈芳也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影响。1.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是在原有垃圾站设施基础上进行封闭，不涉及新建、改建、扩建，也没有增加案涉垃圾站的占地面积。2.如上文所述，案涉垃圾站的地点一直没有改变；且根据《CJJ179-2012生活垃圾收集站技术规程》4.1.3，规模10吨/天，占地面积120-200平方米的垃圾收集站，与相邻建筑间距大于等于8米，而案涉垃圾站距离孙盈芳居住的天林名苑6栋实际有30-40米，并且中间有围墙相隔，因此案涉垃圾站与孙盈芳居住的房屋距离完全符合上述标准。3.根据《CJJ27-2012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4.2.1、4.2.6、4.3.2的标准，案涉垃圾站无论是改造前、改造之后，都没有达到最小规模的垃圾转运站标准，案涉垃圾站属于不带压缩装置的垃圾收集站的性质从没有改变。因此，孙盈芳的权利并没有因案涉垃圾站的封闭改造而受到任何影响。（三）孙盈芳主张莞城街道办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利，没有任何依据。1.孙盈芳主张的“知情权”受到侵犯的事由，根本与案涉垃圾站的封闭改造行为无关，且事实上其知情权并没有受到侵犯。（1）孙盈芳所引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相关规定，涉及的是政府部门对于哪些事项需要办理行政许可等信息的公开，与本案所涉垃圾站封闭改造行为完全无关。（2）孙盈芳主张是莞城街道办未公布相关信息的行为侵犯其知情权，即并不是案涉垃圾站封闭改造行为本身侵犯其知情权，其主张的知情权受到侵犯与案涉垃圾站封闭改造行为根本无关。（3）案涉垃圾站的钢结构封闭于2019年9月5日开始，在改造之前，具体负责改造事宜的东莞市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于2019年7月18日在案涉垃圾站现场张贴公告，并电话通知罗沙社区、东正社区以及相关物业管理公司，告知案涉垃圾转运站的钢结构封闭改造期间停止接收垃圾中转，需要倾倒垃圾的需到附近的金沙转运站、鸿裕转运站或其他垃圾转运站。（4）事实上，孙盈芳也知道案涉垃圾站进行封闭改造的相关情况。碧桂园城央壹品的居民曾因对案涉垃圾站的封闭改造不理解而进行过投诉，东莞市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莞城街道办均分别进行了回复解释，孙盈芳也将答复作为证据提交，且孙盈芳也向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东莞市城乡规划局等部门申请信息公开，有关部门也作出了相应回复，根本不存在孙盈芳知情权受到侵犯的事实。（5）孙盈芳在其《行政上诉状》第三大点中最后引用的规定，这是涉及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但本案并不涉及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孙盈芳引用规定存在错误。另一方面，是否需要公布相关信息的行为与案涉垃圾转运站封闭改造行为是不同的行为，即是否应当公布相关信息，与本案无关。最为重要的是，莞城街道办不存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违法行为，更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行为。2.至于孙盈芳主张其生命健康权、环境相邻权受到侵害，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因此，孙盈芳主张因案涉垃圾站封闭改造行为而权利受到侵害，进而符合起诉条件的，孙盈芳应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并不存在孙盈芳在其《行政上诉状》第三大点中主张的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孙盈芳的情况。综上，孙盈芳并无证据证明其权利义务因案涉垃圾站封闭改造行为产生实质影响，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孙盈芳的起诉完全正确，不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认可。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孙盈芳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根据《东莞市莞城街道环境卫生专项规划》（2006-2020）显示，在孙盈芳于2017年购买天林名苑小区的房屋之前，案涉鸦叫尾垃圾转运站就已建成并使用多年。莞城街道办现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对露天的鸦叫尾垃圾转运站进行封闭改造，不存在新建、扩建行为，亦无改变其使用功能、座落位置及占地面积，故不会对孙盈芳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可见，孙盈芳与莞城街道办对鸦叫尾垃圾转运站进行改造缺乏利害关系，其并非本案适格原告。原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孙盈芳的起诉，并无不妥。综上，孙盈芳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无误，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不收取案件受理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孙立凡审判员  张志强审判员  杨 浩二○一九年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