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云05行终7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熊福茶，男，1968年12月14日生，彝族，住隆阳区。委托代理人翟雪燕，云南旦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山市隆阳区瓦房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33001015257730P。机构住址：保山市隆阳区瓦房乡瓦房街1号。法定代表人：陈丽刚，乡长。参加诉讼机关负责人王瑞华，副乡长。委托代理李建富，云南春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原审原告熊福茶因与原审被告保山市隆阳区瓦房彝族苗族乡政府（以下简称瓦房乡政府）行政协议一案，不服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的（2019）云0502行初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10月18日在本院11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熊福茶及委托代理人翟雪燕，被上诉人瓦房乡政府副乡长王瑞华及委托代理人李建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认定，原告熊福茶系保山市隆阳区瓦房乡徐掌村委会徐掌2组村民。2016年4月27日原告妻子茶三炳与被告签订《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以下简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原告户位于瓦房乡××村××2.56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流转给被告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项目用地，被告按2016年4月24日由徐掌村干部及涉地农户共同参加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标准10000元／亩给付原告户土地流转补偿费25600元（流转土地2.56亩），该补偿费用由被告于协议签订后20日内一次性付清给原告户。2016年5月11日原告妻子茶三炳又与被告签订《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一份，约定将原告户位于瓦房乡××村××4.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流转给被告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项目用地，被告按2016年4月24日由徐掌村干部及涉地农户共同参加确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标准10000元／亩给付原告户土地流转补偿费45000元（流转土地4.5亩），该补偿费用由被告于协议签订后20日内一次性付清。2016年5月16日原告妻子茶三炳领取了土地流转补偿款70600元。协议签订后，被告将所涉土地流转费支付给原告。2019年3月11日，原告以被告与原告户签订《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侵犯了原告的切身利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1、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原告签署《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的行政行为违法。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按照实际征地补偿标准赔偿原告差价。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审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应在起诉期限内，超过起诉期限的，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妻子茶三炳于2016年5月11日和5月16日与被告签订《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且于2016年5月16日领取了流转补偿款。同时，原告已明知其承包土地用于建设该村的扶贫安置房，即原告自2016年5月11日就已经知道了行政行为的内容，其起诉期限应当以其知道行政行为内容起开始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于2019年3月11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熊福茶的起诉。上诉人熊福茶诉称：1.在原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一直辩称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为《隆阳区精准扶贫易地搬迁三年行动计划实施办法》（隆发办【2015】89号）文件要求，且也表明其在做农户工作时，无法律依据或一套完整方案及赔偿标准，而是靠各基层组织干部以越低越好、甚至免费使用的征地补偿标准做工作，被上诉人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属违法操作，应确认违法。2.案涉土地已经由农用地转为了建设用地，上诉人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及对国家扶贫工作的支持，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也无从知晓土地被占用实属国家征收，直至村里部分村民得知旁村与上诉人所在村小组的用地补偿标准不一致，经村民查金荣等人于2018年11月21日向中共隆阳区委区人民政府信访局反映此事，才知晓被上诉人少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并对此事享有诉权的事实，因被上诉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并未告知权利与义务，上诉人起诉期限应当为其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开始起算，即从2018年11月21日起算本案起诉期限。综上，被上诉人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依据，且存在重大程序违法，应当被确认违法，并由被上诉人按照征地补偿标准赔偿上诉人差价。3.案件事实反映出，被上诉人在做征地工作过程中一味对农户采取欺骗手段，以至于被征地农户通过信访途径才得知自己权利受损的事实，故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当为信访之日2018年11月21日，至上诉人起诉之日2019年3月13日并未超过6个月，而原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但剥夺了上诉人的诉权，反而纵容了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因此，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一审行政裁定书，并依法改判；确认被告与原告签署《瓦房乡徐掌村仔古子易地扶贫搬迁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书》的行政行为违法，并按照实际征地补偿标准赔偿给上诉人差价。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上诉人瓦房乡政府当庭口头辩称：一审的裁定正确，一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起诉期限已过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正确。参加诉讼机关负责人陈述：1.关于脱贫攻坚工作，隆阳区委区政府根据脱贫攻坚的要求，出台隆阳区委、区人民政府【2015】89号文件，通过会议告知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的搬迁政策，形成计划，但瓦房乡人民政府并未改变涉案土地的权属，土地所有权仍属徐掌村2组。2.搬迁户搬迁以后，农户必须积极妥善处理集体土地上的一户一宅的问题。3.在搬迁工作过程中，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未发生欺骗、吓唬、恐吓相关群众的现象，也未出现其他违规违纪的违法的现象，协议结果是双方意愿的真实意思表达，不存在强迫。请求：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一审裁定。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主要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应当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适当补偿，但该收回使用权既不发生国家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转移后果，也不适用国家征收土地的相关补偿标准。现上诉人以涉案集体土地使用权应适用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且因信访行为被告知可通过诉讼予以救济，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认为，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的救济，应当遵循及时原则，在法律规定的期间行使诉权。而本案，被诉行政协议最后一次签订时间为2016年5月11日，结合协议中未告知权利救济途径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应当适用一年的起诉期限规定，故上诉人作为行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在其妻子签订合同时作为家庭成员应当知晓行政行为的内容，且已领取合同约定款项，其在相距两年多，于2019年3月11日提起本案之诉显然超过了上述规定的法定期限，其主张以自己确定权利被侵害之时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缺乏法律依据。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不收取诉讼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李海斌审判员  杨荣刚审判员  唐悄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李柏毅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