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3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运俊，男，1966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崇瑜，男，1933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大凤，女，1952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谭冬林，男，1959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荣志，男，1940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清富，男，1937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文锦，女，1965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丽娟，女，196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路从亮，男，195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景云，女，194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学鸾，女，1958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翠姣，女，195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良桂，男，194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翠凤，女，1965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书英，女，1943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启凤（曾用名义啟凤），女，1952年5月7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友桂（曾用名唐有贵），女，196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福英，女，196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茂龙，男，1964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文志明，男，1971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付晓屏（曾用名付小屏），女，1959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新玲，女，1958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亚平，男，196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盘春艳，女，1963年9月3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芳，女，1968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发姣(己故的原职工盘明宣之妻），女，1939年9月10日出生，瑶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雷守尚，男，195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熙林，男，1954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玉英，女，195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斌，男，1980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翠莲，女，1948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运英，女，194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银凤，女，194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晓萍，女，196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忠生，男，195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春明，女，1973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茂和，男，1950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秀娟，女，194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肖维萍，女，1945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翠凤，女，1966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茂寅（曾用名蒋茂演），男，1974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水冰（曾用名张水兵），女，196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七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时福星，男，1950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运生，男，1949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顺姣，女，1960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宁生，男，196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熙发，男，196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红丽，女，196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国平，男，195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志坚，男，1960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翠英，女，1947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尤贵，男，1962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俐玉，女，195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曙生（曾用名黄光曙），男，1972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秋姣，女，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进玉，女，1966年9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莫家爱，男，1948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冬林，男，1956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晓娟，女，196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启发，男，1949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有树，男，1949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申玉萍，女，1952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洁秀，女，1958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桂林市七星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卿树沛，男，195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汪素英，女，195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春英，女，1965年10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蒋明（曾用名蒋亚玲），女，1962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程秋平，男，1966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家家福楼上）。 上列68名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蒋茂龙、蒋运俊、文崇瑜、黄荣志。 上列68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才雄，灌阳县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灌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灌阳镇灌江中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50327MB0001935X。 法定代表人：陆进发，该社理事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荣财，灌阳县法律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唐广桂，男，1955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审被告：王秀珍，女，1954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审被告：文灵敏，女，1968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原审被告：刘仁峰，男，1969年9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 上诉人蒋运俊等68人因与被上诉人灌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县供销联社）、原审被告唐广桂等4人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7民初7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68名上诉人的诉讼代表蒋茂龙、蒋运俊、文崇瑜、黄荣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才雄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县供销联社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吕荣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唐广桂、王秀珍、文灵敏、刘仁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申请庭外和解，依法扣除审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蒋运俊等68人上诉请求：1.撤销灌阳县人民法院(2018)桂0327民初73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涉案的饿鬼冲果园场是上诉人等原红旗供销社职工开办的股份制果园场，原红旗供销社不占果场股份。退而言之，即使原红旗供销社占有股份，原判认定“原告占有自办果园场大部分份额”也是错误的。因为原红旗供销社的财产不能变为被上诉人的财产，被上诉人最多只是一种代理权（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而没有“占有”权。二、原判认定“职工自愿入股原始出资46000元……原红旗供销合作社出资81180元，占63.8%”及“原红旗供销合作社出资81180元”与事实不符。再次，原判认定果园场的原始股金为127180元：即46000元+81180元）也是没有依据的，原始股金的数目应以果园场账目为准。三、涉案果园场是上诉人自筹资金开办的股份制果园场，它不属改制剩余资产，被上诉人无权对上诉人经营果园场进行干涉。原判以“红旗供销合作社改制方案中，确定处置的十一宗资产并没有自办果园场”为由，推理认定果园场为剩余资产而被上诉人可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与事实不符。四、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上人对自己提出的“涉案果园场是单位与职工合伙开办的果园场”负有举证责任，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却被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未就上述主张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其判决有失偏颇。五、在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确认原红旗供销社是否享有果园场股份之前，被上诉人在本案一审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和《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驳回其起诉。六、上诉人与刘仁峰签订的《果场承包合同书》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判确认该合同无效，显失公平公正。 县供销联社辩称：一、开办果场时投资占总投资的63.8%，足以证明原红旗供销社占有自办果场大部分份额。总投资为127000元，其中购买土地120000元，修建果场办公场所房屋7000元，这是上诉人认可的事实，职工自愿入股92股，每股出资500元，共计46000元，总投资127000元减去职工入股的46000元就是原红旗供销社投入的81000元，加上原红旗供销社支付挖界沟款180元，原红旗供销社实际投资81180元，占总投资的63.8%。因此，原红旗供销社与职工共同投资就是合伙，投资占的份额多少，就有多少占有权，既然原告有代为行使所有权，也就能代为行使占有权。二、一审认定原红旗供销社投资数额和职工投资数额以及股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三、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07]46号批复的《灌阳县红旗供销合作社改制方案》足以证明原红旗供销社自办果场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属于县供销联社。1.原红旗供销社改制时处置的十一项财产中没有果场这项资产；2.改制时果场的本息46370元计入了供销社的债务，该笔债务按改制章程规定，是要偿还的，偿还的债权人是原果场股东。原红旗供销社改制时将亏空的3298891.75元交给县供销联社承担，所以，原红旗供销社将十一项资产整体转让，其中仁渡分社，由于资产受让者卖不出，退回给资产出让者，因此，原红旗供销社剩余资产中的仁渡分社和果场由县供销联社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四、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11]57号批复，明确了剩余资产和自办果场由县供销联社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是合法有效的行政行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县供销联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蒋运俊、文崇瑜、魏大凤、谭冬林、黄荣志、李清富代表71名原红旗供销社自办果场入股人员与被告刘仁峰于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果场承包合同》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2年，为搞活经济，原灌阳县红旗供销社与灌阳镇仁渡村第一、二、三、四生产队签订了两份《契约》。《契约》载明“立卖荒山脱业字单位仁渡村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经全队社员讨论研究决定一致同意愿将西瓜坪背后土名饿鬼冲荒山一遍。山界东至西瓜坪村山为界长叁佰壹拾玖米，北至山顶倒水为界长肆拾柒米，西至本社山为界长贰佰肆拾米，南至山脚田圹为界长壹佰肆拾伍米，出卖给红旗供销社。红旗供销社愿以人民币陆萬元承买，即日钱字两交，亲手接受。其荒山卖后一切所有权归买主红旗供销社管业耕种。山场内卖主不得安葬新祖坟，原葬坟墓维持现状不动。卖主不得反悔永不抽赎等情今恐无凭，特立卖荒山契为据。卖山单位仁渡村第一、二生产队代表蒋福民、李新富、童上伩（信）、李学松、蒋国富、李学林（签字捺印）。买山单位红旗供销社文崇瑜、黄志荣（签字）一九九二年五月。”另一《契约》载明“立卖荒山脱业字单位仁渡村第三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经全队社员讨论研究决定一致同意愿将西瓜坪名饿鬼冲荒山一片界东至仁渡村第一、第二生产队山为界长贰佰四十米，南至山脚底为界长一佰一拾五米，北至山顶倒水为界长一佰二拾五米，西至西瓜坪山以种泡竹为界长二佰三十五米，出卖给灌阳县红旗供销社。红旗供销社愿以人民币陆萬元承买。即日钱字两交，亲手接受。其荒山卖后，山地一切所有权归红旗供销社买主管业耕种，山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葬坟墓，原葬坟墓维持原状不动。不得反悔，永不抽赎等情今恐无凭，特立卖荒山契为据，原一切契约合同作废无效。卖山单位仁渡村第三、第四队，买山单位灌阳县红旗供销社。” 签订《契约》后，原红旗供销社在名为饿鬼冲荒山开办了一个果园场，当时原红旗供销社出资81500元，职工自愿入股92股，共出资46000元，并制定了《自办果园场实施细则》对自办果园场进行管理。2007年原红旗供销社进行改制，2007年9月26日，灌阳县人民政府以灌政函[2007]46号《灌阳县人民政府关于灌阳县红旗供销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批复》及附件1、《关于请求批准灌阳县红旗供销社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请示》附件2、《灌阳县红旗供销合作社改制方案》等文件原则同意红旗供销合作社改制方案及由职工优先承接所处置的十一宗资产，但自办果园场不在上述处置的十一宗资产之内。2011年9月30日，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11]57号批复第一条载明“一、原则同意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企业改制后剩余的分社、村级综合服务站、自办果场及改制企业剩余资产全部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 2007年10月31日改制后，原红旗供销社没有将入股职工股金退还给入股职工，仍依照《自办果园场实施细则》按股金月息1%支付收益给入股职工进行分红。入股职工也未能提交证据证明自办果场已归还原红旗供销社原始出资81500元。 2018年1月1日，原红旗供销社果场全体职工股东与被告刘仁峰签订《果场承包合同书》将自办果园场出租给被告刘仁峰管理使用。 另查明，原红旗供销社与仁渡村第一、二、三、四生产队签订饿鬼冲荒山买山契约后，没有在相关部门就饿鬼冲荒山办理相关产权变更或登记。自办的果园场也未进行企业资质登记，无相关证照。 原告曾于2018年5月24日向一审法院起诉，后于2018年9月12日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灌阳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诉蒋运俊等71名被告与被告刘仁峰2018年1月1日签订的《果场承包合同》无效，就本案而言，需要确定自办果场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原告是否有权诉讼问题；合同是否依法成立问题等。 首先，1992年原红旗供销社向仁渡村第一、二、三、四村民小组购买饿鬼冲荒山开办果场，原红旗供销社原始出资81500元，原红旗供销社职工自愿入股原始出资46000元，并制定了《自办果园场实施细则》对果场进行管理，直至双方发生争议。从购买地契约和出资情况来看，购买果园场的主体为原告红旗供销社，从出资情况看，原红旗供销社出资比例占63.9%以上。在此后的果场经营管理中，自办果园场没有进行和办理相关的企业登记，故该院无法从中确定果园场的权属性质。从开办果园场原始出资情况看，原红旗供销社在买地又出大部分资金，说其不占有果园场的相关份额、享受相关权益，于理不符。蒋运俊等68名被告在庭审中提出在此后果场经营中，果场归还了原红旗供销社的全部出资，自办果场已归入股职工完全所有；自办果场不是原红旗供销社资产，自办果场有自己的管理人员和独立的管理账目、账本和财务等。但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未就其上述主张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蒋运俊等68名被告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该院确认，原红旗供销社应占自办果场其出资比例份额。 其次，在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07]46号批复中，确定的关于请求批准灌阳县红旗供销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的请示及灌阳县红旗供销合作社改制方案中，确定处置的十一宗资产中并没有自办果园场。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11]57号批复，改制后原各供销社的剩余资产由原告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故原告与71名被告和被告刘仁峰签订《果场承包合同书》有利害关系，可依法进行诉讼。 再次，蒋运俊等71名被告推选出六名代表与被告刘仁峰签订了《果场承包合同书》将果场承包给了被告刘仁峰，未通知原告参与，事后原告也未予以追认和同意。原告占有自办果园场大部分份额，有果园场处置和管理的相关权利。上述权益，被告无权削夺。综上，该案蒋运俊等71名被告与被告刘仁峰签订《果场承包合同书》侵犯了原告的相关权利，原告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蒋运俊等71名原红旗供销社自办果场入股职工2018年1月1日与被告刘仁峰签订的《果场承包合同书》无效。案件受理费27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蒋运俊等71名自办果场入股职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原果园场场长李国平的书面证人证言，拟证明：1.原红旗供销社垫付给果园场的钱是借款，果园场对该借款给付了利息，并用水果销售资金还款；2.开始建场时分任务给入股职工挖树坑，未挖完的树坑由果园场请人挖，果树种植管理工作由果园场雇请人员，按果树生长情况给付给不同果树护理报酬。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李国平是上诉人之一，应以本案在卷书证为准。 被上诉人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红旗供销社转账通知单（1994-1995年共6单），拟证明原红旗供销社为了提高收益，从会计账面转了利息给行政工会明细科目，作为果场组支付利息，不是职工股东交利息；证据二、1994年至1995年原红旗供销社会计明细分类账4页，拟证明原红旗供销社从账面上划果场利息到工会科目账内，果场属原红旗供销社管理，不是职工个人股东管理；证据三、1994年至1995年原红旗供销社支付果场管理人员工资3单，拟证明果园场是原红旗供销社管理，不是职工股东管理；证据四、红旗供销社1993年记账凭证一单，拟证明果园场属原红旗供销社固定资产；证据五、固定资产清查表、分类账页，拟证明果园场属原红旗供销社固定资产；证据六、2017年1月6日果场承包合同及解除合同通知、解除合同协议书、押金收据，拟证明县供销联社行使管理，2017年由县供销社的振合公司发包，由县供销联社聘请的管理人员文灵敏作为发包方代表签名，解除合同甲方亦是振合公司；证据七、2010年、2015年收款收据，拟证明2010年至2015年，红旗供销社果场都是县供销联社振合资产管理公司在管理；证据八、2018年3月22日县供销联社振合公司与唐雨靖签订的果场承包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承包费收据，拟证明县供销联社行使了管理权；证据九、原红旗供销社自办果园场审计报告，证明截止2007年改制果场亏损488000多元由原红旗供销社承担；证据十、1997年3月至2000年12月31日关于其他应收款项明细分类账共7页，拟证明果场属原红旗供销社管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是果园场转账给原红旗供销社，因为钱是原红旗供销社借的，证明是果园场还利息给原红旗供销社；证据二中1994年7月6日划1-6月利息9762.1元、1994年9月30日划7-9月利息5364.36元、1995年6月30日划1-6月借款利息14541.88元均表明原红旗供销社是收入方，是果园场还给原红旗供销社的借款利息，并不是原红旗供销社的入股股金；证据三真实性认可，李国平是双重身份，是当时的果园场场长，既是职工又是股东；证据四、证据五是单方面记账，将果园场的资产记在工会名下，没有记在原红旗供销社名下，不是原红旗供销社的资产；证据六、证据七、证据九在一审已经交过，不能作为新证据提交；证据八是本案被诉合同之后签的合同，无法证明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证据十里记载的还款记录证明红旗供销社的出资是借款，入股职工已经还了红旗供销社的钱。 综合各方质证意见，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分析和认定：对上诉人提供的李国平的证人证言，因为李国平是本案上诉人之一，其陈述不能作为证人证言，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八、证据十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且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定案参考依据，具体是否采信本院将在本案说理部分展开论述；证据六、证据七、证据九在一审已经交过，不再作为新证据重复认证。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一审判决上诉人有异议的事实，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是:1.涉案果园场属于入股职工单独所有还是属于入股职工与原红旗供销社共有；2.涉案合同是否无效；3.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果园场属于入股职工单独所有还是属于入股职工与原红旗供销社共有。上诉人主张1992年开办果园场时，原红旗供销社出资81180元是入股职工向原红旗供销社的借款，并于1994年和1995年分多次向原红旗供销社还了利息，且用1998年至2000年三年的水果销售款归还借款。被上诉人则主张所谓的“利息”是从会计账面转给行政工会，作为果场组支付利息，不是职工股东交利息，是整个供销社在空转；所谓的“还款”实际是卖椪柑的销售款收入，只是记录成了还款。对此，本院认为，关于原红旗供销社出资81180元的性质，上诉人主张是借款，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纵观全案证据，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借款合同，仅仅是主张卖椪柑款即是还款。首先，假设81180元确实是借款，那么果园场就属于入股职工单独所有，果园场的所有支出都应该是由入股职工用个人资产来负担才符合常理。然而，从被上诉人提供的原红旗供销社的账本中可知，果园场的日常开支都是原红旗供销社在负担，例如农药购买、人工工资、给入股职工的股金等，归还借款也应该由入股职工的个人财产来支付，而不应该是果场支出由原红旗供销社负担，而果场收入又视为还款。其次，入股职工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借款利息、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1992年的两份《买地契约》的买方是原红旗供销社而非入股职工。再次，多年以来，果园场一直都是由原红旗供销社在经营、管理，不论盈利还是亏损，均是原红旗供销社在承担，入股职工缴纳了500元的入股金后，就没有再投入过任何其他资金，且根据《自办果园场实施细则》的规定，入股职工每年均可领取按月息1%计算的固定股金利息。如果是借款，原红旗供销社没有理由负责经营管理和日常开支，且给付入股职工固定股金利息。由此可见，原红旗供销社对果园场一直在行使经营、管理权，且负担着果园场的全部开支，原红旗供销社出资的81180元应该属于对果园场的原始投资款，上诉人关于81180元属于借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对原红旗供销社81180元的出资款的性质认定正确。果园场的原始出资127180元中，原红旗供销社出资81180元，92名入股职工共出资46000元，因此，涉案果园场属于原红旗供销社和入股职工共有。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合同是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如前所述，涉案果园场为原红旗供销社和入股职工共有，对果园场的处分应该经共有人的同意，否则即构成无权处分。涉案合同是蒋运俊等71名入股职工与刘仁峰签订，未经原红旗供销社和其他入股职工同意，涉案合同对原红旗供销社而言即为无效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上诉人的原告主体是否适格。2007年10月31日，原红旗供销社在灌阳县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全部完成改制，根据灌阳县人民政府灌政函[2011]57号批复“原则同意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企业改制后剩余的分社、村级综合服务站、自办果园场及改制企业剩余资产全部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代为行使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内容可知，被上诉人承继了原红旗供销社的所有权利义务，因此依法享有就涉案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资格。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原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春弟 审 判 员 刘福平 审 判 员 李文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邢卫斌 书 记 员 王 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