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921民初1159号原告：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宁阳县城北街路38号。法定代表人：崔延桥，凌云经贸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泗，男，1979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凌云经贸公司职工，住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超峰，山东胡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孟现民，男，195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山东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陈秀娥，女，1961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与被告孟现民系夫妻关系）。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龙，男，1957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与被告陈秀娥系兄妹关系）。被告：徐猛，男，198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与被告孟飞系夫妻关系）。被告：孟飞，女，198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宁阳县。与被告孟现民系父女关系）。原告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经贸公司）与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徐猛、孟飞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6月14日转为普通程序。原告凌云经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泗、苏超峰、被告孟现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新峰、被告陈秀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忠龙、被告孟飞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徐猛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凌云经贸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孟现民立即支付借款80456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1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2.要求被告孟现民支付利息38666.7元（以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2019年1月10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3.要求被告陈秀娥、徐猛、孟飞对上述第一、二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诉讼费、保全费用由各被告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孟现民立即支付合同欠款804567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1月10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全部还清之日）。事实和理由：2016年7月22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孟现民向原告凌云经贸公司借款1000000元整，借款期限为三个月（自2016年7月22日至2016年10月21日），借款利息为月息1％；由徐猛、孟飞共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约定：若被告出现违约行为，原告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追偿，保证人自原告行使债权之日自愿承担偿还责任，保证人应立即向原告支付被告因违约形成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滞纳金、违约金及主张债权的其他费用。经原告多次催要，仅偿还了部分本息，现被告已违约。为此诉至法院，请依法判决。诉讼过程中，原告将事实和理由变更为：2015年至2019年1月1日，被告孟现民租赁了原告的卖场北楼地下一层北部区域，用于其个人独立运营超威电池市场。经营期间，被告孟现民欠我公司的款项，签订了借款协议，被告陈秀娥、徐猛、孟飞是保证人。因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与原告主张不一致，现原告主张合同欠款，望判如所诉。被告孟现民辩称，我是原告单位正式职工，与原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所谓“借款协议”是原告企业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我个人从来没有借过原告一分钱，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所持有的“欠条”是原告主持工作的法定代表人崔延桥在未与我对账的情况下责成我打一“欠条”应付“老一（郑袭修）”所形成的记账手续之一，不是我个人真实借款。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起诉。理由如下：一、本案事实。我1998年被调入原告公司，是正式职工。2012年4月，原告任命我为车品部经理，管理该部门自行车、电动车和超威电池销售工作，一直工作到2018年8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原告与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自2012年起发生业务，双方签订了代理销售“超威”牌电池的书面协议，之后该业务由车品部具体负责。作为车品部经理，“超威”牌电池的销售是我工作内容之一。2014年1月1日，原告公司内部改革，让我以“租赁”的方式主管车品部超威电池的销售工作，并签订了为期一年的《租赁协议》，2015年又续订一年。但是在这两年期间，超威公司的协议仍然由公司统一签订，订单由公司统一下达，货款由公司财务部统一支付，销售款统一进入公司财务系统，人员由公司统一招聘、调配，包括我在内的车品部所有职工工资由公司统一发放，广告宣传由公司统一安排，我没有任何自主权。所谓的“租赁”只是原告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而已。2015年12月31日，《租赁协议》到期，没有再续签协议，直到2016年7月22日再次改革，期间车品部所有经营活动照常按公司统一规定流程进行。2016年7月22日，原告再次进行改革，将原来的“租赁”经营又变成了“借款”经营，即由部门负责人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所借款项用于指定项目经营的周转资金。为了保证资金安全，怕负责人侵占、挪用款项，原告就让负责人以家庭财产和家人提供担保。如不按原告要求操作，原告就不让干了。当时我就想到反正又不是真正的借款，所以就签了字并强行让女儿孟飞和女婿徐猛也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约定借款100万元，期限三个月，借款“专项用于超威电池经营周转，绝不挪作他用”。协议签订后，原告公司没有向我个人支付一分钱的“借款”。之后，超威电池的经营活动一切照旧，仍按公司统一规定流程进行，仍由公司负责签订协议、下订单、付货款、回收销售款、人员调配、工资发放等。最大的变化就是公司与我签了一份“借款协议”，其他一切都没有改变。三个月后，原告公司没有安排任何人与我对账，也没有任何人索要所谓的“借款”，更没有再签订新的《借款协议》。2018年1月，我到了退休年龄，但直到4月份也未收到办理退休手续的通知。后经了解得知，2016年原告漏交我个人两个月的养老保险，需补交后才能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我多次找领导反映，之后原告公司主持工作的法定代表人崔延桥约我谈话，说补交养老保险可以，但必须得把原来缺失的管理环节补上，需要补签一份《借款协议》，要不无法向老一(郑袭修)交代，不补签协议就不给办退休手续。在此情形下，我因急于退休，无奈按原告要求补签了《借款协议》，并且又再次强行让孟飞和徐猛签了字。由于是后补的协议，所以协议签订时间就是当天时间，而不是“借款”时间。退休手续办完后，原告公司一直未通知我离岗，我正常上班，原告也正常给我发工资，直到9月1日停发工资。之后，公司没有安排任何人与我办理交接，更没有与我对账结算。2018年12月31日，原告向我送达一份《函告》，说我与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没有还款。2019年1月10日，我找到崔延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公司财务部账面上记载我的借款已达到804567元，我得打个欠条，财务上记账用。我当时不同意，要求如果算账就得连收入、返利等一块算，光算“借款”不行，不是我个人借公司的钱。崔延桥就说财务上只是让我打个手续，不是真找我要账，先打个条我好交差，以后可以再改，要不没法给郑袭修交代。在崔延桥的糊弄下，我稀里糊涂打了个“欠条”。2019年3月，公司又给我送了一份《函告》书，让我还款。收到后，我多次找公司，要求对账核算，但郑袭修说让我先还上钱再说，就是拖延着不给我对账核算，直到收到法院传票。二、原告与我之间属于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不是平等民事主体，故本案不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更不属法院审理范围，按照《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应驳回原告起诉。本案原告是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法院也是以此案由立案。“民间借贷纠纷”所适用的一定是《民法通则》第108条有关“债务应当清偿”原则的规定。但《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我是原告公司下属正式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我接受原告公司的管理；所谓的“借款”发生在我任职期间，所“借”款项又是用于公司经营的周转资金，“欠款”也是在企业内部管理活动中发生的财务核算问题。因此，由于原告与我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所谓“借款”又是职务行为，双方民事主体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纠纷是不受民法调整的，从而也是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法院应依据上述法律规定驳回原告起诉。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所谓的“借款协议”和“欠条”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而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自2012年起，原告公司就代理销售“超威”牌蓄电池，具体业务归车品部负责，当时我任车品部经理。2014年，原告内部管理改革，让我以“租赁”的方式主管车品部，负责“超威”牌蓄电池代理销售工作，并先后签订了2014年、2015年两份《租赁协议》。但协议签订后，公司仍统管车品部所有事务，销售协议、订单、货款、销售款、人员、工资等都由公司负责，什么都没改变。2016年6月11日，原告公司再次进行改革，以“借款经营”代替“租赁经营”，让我以“借款”的方式主管车品部“超威”牌蓄电池代理销售业务，并与我签订了《借款协议》。同样，借款协议签订后，公司仍统管车品部所有事务，所有工作也都按原规定流程进行，什么也没改变。借款协议第四条明确规定：1、乙方保证本次借款用途专项用于超威电池的经营周转，绝不挪作他用；2、款项的使用按照凌云集团的财务结算制度执行，100万元以内的资金使用乙方可以自主决策；3、每天的销货款乙方保证不以任何形式截留、坐支，收入均通过凌云集团收款系统全部录入电脑。从协议规定不难看出，所谓“借款”根本不是向我个人出借的款项，而是专项用于超威电池经营周转的资金，款项的使用仍按照凌云集团的财务结算制度执行，销售款随时上交公司，由公司统一支配使用。这样的“借款协议”根本就不是“民间借贷”，而是典型的企业内部资金管理。协议第一条规定“甲方同意出借现金给乙方用于生产经营”；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也是“乙方借甲方现金壹佰万元人民币”。事实上，这100万元根本没有支付给我，因为协议第三条写得很清楚，是“甲方按乙方的实际用款需求进行支付款项（总体用款额度控制在100万元以内）”。结合协议第四条规定不难看出，这100万元是原告公司用于超威电池的经营周转资金，是内部资金控制的规定而不是借款。原告并不是真的向我出借100万元，而是拿着我的所谓的“借款”直接向超威公司支付货款，进货后由车品部销售，销售款又通过电脑程序全部上交给了原告公司。原告是拿着借给我的“借款”去进货，去经营原告公司代理的“超威电池”业务。因此，本案所谓“借款”其实就是“货款”，是车品部的经营周转资金，不是我个人自用的“借款”。作为部门负责人，我只负责经营管理，部门的盈亏均与我无关。四、原告所持有的《借款协议》和“欠条”不能作为“民间借贷”追索债务的证据使用。1、“借款协议”和“租赁协议”一样，只是企业内部管理方式，“欠条”也仅是企业内部财务记账手续之一，这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民间借贷”债务的证据使用。2、《借款协议》先后签订过两份，除时间不同外，其余内容、格式完全相同，这充分说明这种协议就是企业内部统一制定的管理模式文件，不是“民间借贷”协议。3、两份协议均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第一份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三个月，从2016年7月22日到2016年10月21日，原告诉状中引用的也是这份协议，“借款”到期后，双方无争议，按照《合同法》规定，合同到期自动终止。故第一份协议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第二份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一年，从2017年6月11日到2018年6月10日，2018年12月31日原告公司给我的《函告》书中引用的正是这份协议。但这份协议签订时间却是2018年6月10日，也就是借款到期之日。“借款”到期了才又签订“借款协议”，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原告公司一贯作风，但这却恰恰证实了这就是原告公司为完善管理环节缺失而补签的协议，并不是真正的“借款协议”，也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协议。原告在诉状中引用2016年的协议而不引用这份协议，说明原告也知道这份协议是无效的。4、所谓的“欠条”是在我退休后原告假借“函告”给我对账让我出具的财务记账手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欠款”。综上所述，由于原告与我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二者之间所发生的纠纷不受民法调整，不属法院审理范围；“借款协议”和“欠条”是原告企业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和在内部核算中形成的记账手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关系。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孟现民针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辩称，一、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程序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在案件受理后，法庭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而本案在第一次庭审时，已辩论终结，原告无权申请变更诉讼请求。法律没有授予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告将民间借贷变更为合同欠款，这两个请求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改变了整个案件性质，法院不应接受原告的该申请。二、无论原告如何改变说法，始终改变不了本案原、被告之间系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事实。1、无论租赁还是借款或其他形式经营，被告始终是原告公司下属正式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和其管理的车品部、超威电池销售部的职工工资、社会保险全部由原告发放和办理；被告始终接受原告公司的管理和任命，向公司汇报和总结工作，报送工作计划；车品部包括超威电池的销售一律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进行；原告负责向超威公司下订单，支付货款；广告宣传由原告自己签合同；收入、销售款每天有工作人员按照原告公司统一规定上交到公司财务部，由公司统一支配使用，被告没有支配权；所有工作人员均由原告公司统一招收、管理、考核、奖惩、购买社保并发放工资。“人、财、物、购、供、销”，全部由原告公司负责，这是标准的企业内部管理。2、即便在原告诉称的租赁期间，仍然按照上述流程办理，没有任何改变，从不存在被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情况。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原告公司向被告支付500000元和700000元周转资金，原告公司也从没有支付过，租赁场地范围也没有四至和面积，一直与车品部其他经营项目混用，被告根本没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过。3、原告公司于2014年、2015年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2016年7月签订借款合同，2017年1月又签订租赁合同、2018年6月又签订了借款合同，原告公司一次次变化合同，被告始终被动接受，这充分说明，原、被告之间就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进一步证明，无论是租赁还是借款，都是原告的内部管理核算方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租赁和借贷关系。4、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民间借贷变更成合同欠款，也不难看出，原告想把自己的内部核算的问题强套到所谓的合同欠款上，想借助法院之手处理企业内部超威电池商品的财务核算盈亏问题，妄图把企业应承担的责任、风险转嫁到部门负责人孟现民身上，应由企业内部处理的问题交由法院来办理，所以才出现原告诉讼请求和法律关系的混乱。5、原告所谓“合同欠款804567元”在庭审中已明确，就是原告公司当时总经理崔延桥以财务做账需要为名，让孟现民出具的一份财务记账手续，既不是借款合同的结算欠款，更不是租赁合同的结算欠款。事实上，无论是借款合同还是租赁合同，根本就没有结算过。综上所述，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且无论原告如何变更，原告与被告之间始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无论租赁还是借款协议以及借条，均是原告企业内部的各种管理方式和在企业内部核算中形成的记账手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和合同欠款关系。恳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陈秀娥辩称，一、所谓“民间借贷”根本不存在，我们家从未借过原告凌云经贸公司的钱。我丈夫孟现民退休前是原告公司下属车品部负责人，领取固定工资。我退休在家，孩子已成家，不与我们共同生活。我们老两口没有从事任何家庭生产或经营活动，借原告公司壹佰万元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借款是用于原告超威电池经营的周转资金，不属于我们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所用。原告也未向我们支付过借款，所谓借款全部被原告公司用于进货。二、我们所有的家庭财产全部归家庭成员共有，未经共有人书面同意，任何家庭成员均无权独立处置共有财产。因此借款协议所约定的以我们家共有的公租房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在出现违约时由原告随意处置公租房所有权利的约定是违法无效的。三、所谓借款并非用于家庭生活或者生产经营，是原告内部的一种管理方式，当时被告孟现民要求女儿孟飞和女婿徐猛签字的时，两人完全不同意，是被告孟现民强迫两人签字。本案的民间借贷不能成立，我女儿和女婿也不应该承担担保责任。综上所述，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徐猛、孟飞共同辩称，孟飞是被告孟现民的女儿，徐猛是孟飞的丈夫。2016年7月22日，在父亲孟现民与原告凌云经贸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前，原告要求家里人出面担保一下，父亲要求我们两口去担保，说也就是签个名，当时我们不同意，父亲很生气，碍于亲情，我们就签了字。2018年6月，父亲又叫我们去签字，我们仍不同意，他说这是他面临退休，不签就影响到退休手续的办理，而且还说凌云经贸公司的崔叔也说了，这就是补办一下过去的内部管理程序，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跟他去了凌云集团的财务室，被迫地签了字，也没有关心协议内容，更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借钱的事。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都是在父亲逼迫和原告凌云经贸公司领导误导的情况下签字，而非我们本意。借款协议第一份已经过了保证期，第二份是在借款到期日那天签订的，我们感觉很冤枉。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原告凌云经贸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据一、2016年7月22日，原告与被告孟现民、徐猛、孟飞签订的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及被告孟现民向原告出具的借据复印件两份、转账凭证复印件一份。借款协议载明：“出借人（简称甲方）：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借款人（简称乙方）：孟宪民（身份证号码：）保证人（简称丙方）保证人1：徐猛（身份证号码：）保证人2:孟飞（身份证号码：）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意出借现金给乙方用于生产经营。借款时间：本次借款期限为三个月，即2016年7月22日至2016年10月21日。二、借款金额及利息：1、乙方借甲方现金壹佰万元人民币，小写1000000.00元，在约定的借款期限内，甲方按乙方实际用款需求进行支付（每次支付乙方均出具用款手续及相应的收款账号），并按实际占用计算借款利息；2、借款利息为月息1.00％；3、每月实际发生的利息由甲方向乙方付款时自行扣除。三、各方承诺：协议签订后，在银行营业期间，甲方按乙方的实际用款需求进行支付款项（总体用款额度控制在100万元以内）。各方在签订本协议之前已充分了解违反借款协议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各方签署和执行本协议是自愿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各方签署和执行本合同所需手续均是真实可靠，未隐瞒任何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有可能影响此次借款事宜的事件。丙方知悉并同意协议的全部条款，自愿用全部财产为乙方提供担保，并保证按本协议约定履行连带清偿义务。四、借款约定：1.乙方保证本次借款用途专项用于超威电池的经营运转，绝不挪作他用；2、款项的适用按照凌云集团的财务结算制度执行，100万元以内的资金使用乙方可以自主决策；3、每天的销货款乙方保证不以任何形式截留、坐支，收入均通过凌云集团收款系统全部录入电脑；五、还款约定：乙方于公历2016年10月21日12:00时前须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还清借款本金，划入甲方指定账户。六、保证责任：1、丙方自愿以家庭全部财产对乙方向甲方借入的资金承担连带责任保证；2、乙方自愿用位于宁阳县建设路南首的凌云公租房（二单元七楼西户）的所有权利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如乙方出现违约，甲方可以随意处置乙方对公租房的权利；3、丙方的保证责任不因本合同的瑕疵而受影响。七、保证期间：丙方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即自2016年07月22日-2018年10月21日止。八、违约责任：1、甲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支付款项，甲方承担违约责任。2、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执行，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协议。乙方在甲方终止合同之日偿还甲方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并按日支付甲方违约金2万元，同时按日支付本金1％的滞纳金。3、因乙方违约等行为，造成甲方对债权提前收回，甲方有权直接向丙方追偿，丙方自甲方行使债权之日自愿承担偿还责任，丙方应立即向甲方支付乙方因违约所形成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滞纳金、违约金及主张债权的其他费用。4、丙方出现其他因素造成保证能力不足时，甲方有权提前收回借款或要求乙方追加保证人。九、本合同自乙方清偿甲方借款本金及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利息、滞纳金、违约金及主张债权的其他费用）后终止。十、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三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十一、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各方签字或盖章摁手印即生效。该协议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在出借人处加盖公章，孟现民在借款人处签名按印，徐猛、孟飞在保证人处签名按印。两份借据的内容分别为：“2016年7月22日今借到现金人民币（大写）柒拾万元正￥700000超威电池用孟现民”；“2016年7月22日今借到现金人民币（大写）贰拾玖万柒仟伍佰伍拾￥297550备注：2016.7.25付超威货款孟现民”。转账凭证记载原告凌云经贸公司于2016年7月25日向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转账297550元。原告以此证明与被告孟现民、徐猛、孟飞之间形成了借贷担保关系，并实际支付了借款。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两份借款协议，内容中除借款时间不同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这说明该借款协议是原告公司内部格式化的管理材料，而不是真正的民间借贷协议，协议内容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证四条约定的很清楚，该款项是专项用于超威电池的经营周转，而非原告家庭生活或经营所用，款项的使用也按原告公司财务结算制度执行，销售货款全部回到原告公司，孟现民从中没有得到一分钱，所谓民间借贷该证据无法支持；证据中所附两份借条与汇款单不能证实原告向被告孟现民支付了借款，上面注明的是支付超威电池用和付超威货款，汇款单是直接由原告公司汇到超威公司的，结合借款协议足以证实所谓的借款其实是向超威公司支付的货款，没有向孟现民支付现金。证据二、原告与被告孟现民、徐猛、孟飞分别于2016年10月22日、2018年6月1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该两份借款协议借款期限分别为2016年10月22日至2017年1月21日、2017年6月11日至2018年6月10日；保证期间分别为2016年7月22日至2018年10月21日、2018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9日，其中2017年6月11日至2018年6月10日的借款协议，落款时间书写的2018年6月10日。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2017年6月11日至2018年6月10日的借款协议无效，该借款协议落款签订日期是2018年6月10日，而合同内容借款到期时间也是2018年6月10日，说明该借款协议属于后期补签，是原告以孟现民办退休手续需补充管理环节为由而胁迫其补签的手续，不是被告孟现民真实意思表示。证据三，被告陈秀娥身份证复印件及被告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用于证明原告主张的债权发生在被告孟现民与被告陈秀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被告陈秀娥应承担连带责任。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陈秀娥对该借款知情或同意。证据四，被告孟现民于2019年1月10日向原告出具的欠据复印件一份，欠据内容为：“2019年1月10日今欠到现金计人民币（大写）捌拾万零肆仟伍佰陆拾柒元￥804567备注：2016年借款未还金额孟现民”，该欠据由被告孟现民签名捺印。原告以此证明截止到2019年1月10日，被告孟现民尚欠原告借款本金是804567元。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该证据是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崔延桥的威逼利诱下书写，该证据是原告公司记账手续之一，而非最终结账核算后所形成的欠据。证据五，2019年3月23日，原告向孟现民催要借款时在原告公司员工曹泗、王慧、孟现民的谈话录音一份（录音用手机录制）及对应书面文件一份，用于证明被告孟现民认可原告主张的100万元的借款事实，以及借款形成过程。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从录音中可以看出，双方对账目存在很多异议，原、被告的纠纷是原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应由原告内部进行核算、结算，而非平等主体的民间借贷纠纷；录音开头提到了从2014年前后开始租赁，在2016年又变成了借款，这与被告答辩是一致，说明是原告公司管理方式；在录音中曹主任与王慧一再引诱孟现民承认收到70万元的库存，但孟现民从来没有正面答复就是收到了70万元的库存，该录音并没有达到坐实70万元的证明目的；2016年7月22日签订的70万元的借据中注明借现金，是超威电池用，未注明是接收的库存。该录音证据无法支持原告的主张。证据六、孟现民于2019年1月11日出具的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我是孟现民，身份证号码为：，从2015年起至2019年1月1日，我租赁了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简称凌云公司)的总部卖场北楼地下一层北部区域(大约面积100平米)的地方，用于我个人独立运营超威电池的市场，我个人自负盈亏、我个人独立承担各种民事责任。由于超威电池厂在2015年之前是和凌云公司签订的市场代理工作，超威电池厂内部无法进行更换运作合作公司的名字，也就是在超威电池厂公司宁阳的代理商的账户名字无法换成我个人的名字；也就是说从2015年到2019年1月1日期间，我租赁了凌云公司的地方后，我在用凌云公司的名字在超威电池厂发货，但实际是我个人在运营超威电池的全部业务和工作，与凌云公司无任何的关系；在此特别说明的是在此期间，在市场上发生的任何的超威电池的业务与凌云无关，全部是我个人自负盈亏、独立承担的各项责任，在商场上的全部业务和各乡镇村、个人网点的业务都是我个人运作的，和凌云公司无关，发生的各种债权和债务以及退换货也由我个人独立承担，与凌云公司无任何关系。在此我承诺，我处理好租赁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和问题，并处理好各种债权和债务以及退换货，如果凌云公司因我租赁期间发生任何的损失和问题，将由我个人来全部承担；并视为我违约，我自愿赔偿凌云公司违约金50万元。特此承诺!承诺人：孟现民2019年1月11日”。证明在2015年至2019年1月1日期间孟现民租赁原告公司的场地，以原告公司名义在超威公司进货，商场上的全部业务、各乡镇村的个人网点均是孟现民个人运作，其经营期间是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经质证，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对该承诺书上孟现民的签字无异议，但主张对其内容是崔延桥打印好之后让孟现民直接签的字，是与欠条同时形成，目的是为了向郑袭修有个交代，从该承诺书内容看与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内容有大量的出入和矛盾，该承诺书不足以证实整个案件的事实。证据七、原告于2019年5月2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及核对欠款过程手续一张，情况说明内容为：“关于孟现民欠凌云804567元的情况说明2016年07月22日，孟现民与我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孟现民向我公司借款100万元整，借款利率为月息1.00%，借款到期后，由于孟现民继续使用该借款，我们双方之间又续签了两份借款协议，一直到孟现民停止超威电池业务，该100万元始终没有归还我公司：截止到2018年9月，经我公司多次催要，孟现民未还款，于是在2019年1月10日孟现民与我公司共同核算，以下费用视为孟现民偿还的借款，然后出具了欠条804567元：1、孟现民提供的纸质版超威售前K3款43738.06元和超威返利未到账14045元，两数相加共计57783元(该款项至今未到我公司账目，我公司暂时保留诉讼权)。2、孟现民在我公司的剩余销售货款137650元。3、57783元+137650元=195433元。4、195433元是经孟现民和我公司共同确认后视为孟现民偿还了部分借款，因为总借款为100万元，下欠借款804567元由孟现民同意出具欠条。”该情况说明加盖原告公章。核对欠款过程手续内容为：“售前K3款：43738.06元，超威返利未到账14045元，共计57783.06元，销售：137650元，进价：157140.5元，195433元。”该手续“共计57783.06元”之上是孟现民书写，下面部分是原告财务人员王慧书写。证明100万元减去195433元就是原告所主张的欠款804567元。被告孟现民、陈秀娥、孟飞质证意见为：1、是原告单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不是结算单，只是一张草纸，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情况说明上所提到的100万元借款，没有证据证实已经支付给被告；3、该情况说明与原告变更诉求内容有矛盾，从变更诉求来看原告主张租赁欠款，但情况说明属于合同借款欠款。被告孟现民向本院提交的证据：第一部分（证据一至证据四）。证据一，孟现民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1.孟现民的身份情况；2.孟现民的曾用名为“孟宪民”，本案中所涉“孟现民”与“孟宪民”系同一人。证据二，2016年4月16日原告单位出具的工作证明原件、居住证明原件及宁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退休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目的：1.孟现民是原告单位正式职工，居住在原告下属凌云物流园内2单元702室；2.该两份证明是由原告代理人曹泗亲笔书写，虽未加盖单位公章，但足以证明孟现民是原告职工这一事实；3、孟现民从1975年10月1日起参加工作，至2018年1月份退休，退休前系原告公司职工。证据三，2016年1月份《工作指南》复印件一部分及2017年2月28日《荣誉证书》一份。证明目的：1、在原告发布的《工作指南》中，明确记载有孟现民的名字；2、孟现民获得原告2016年度“模式曲线奖”。进一步证实了孟现民的身份。证据四，中国农业银行《个人客户关联合约信息》原件、《业务凭证》原件、《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原件各一份。证明目的：1、卡号为62×××15的中国农业银行卡系孟现民个人银行卡，原告均是通过该银行卡向孟现民发放工资；2、从2014年1月2日直到2018年9月1日，原告一直通过该银行卡向孟现民发放工资，从未间断。如果孟现民真的欠原告如此巨款，就不会再向孟现民发放工资。进一步证实了被告孟现民在原告公司一直领取工资直到2018年9月1日。被告提交证据一至证据四用于证实，被告孟现民直到退休前一直是原告公司正式职工，隶属于原告管理，与原告是管理者与被告管理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被告孟现民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与所在单位因内部管理所形成的财产争议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调整。经质证，原告凌云经贸公司对证据一至证据五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被告证明目的有异议，主张孟现民确系原告职工，现已退休；孟现民租赁原告厂地独立经营，但原告为了统一形象，所有的租赁商户都是通过原告统一收取经营款，孟现民租赁有特殊情况，超威的货款是孟现民及其团队外出收了款项后自行交到凌云收款台，有部分是没有交纳的，原告不能完全掌握他的经营情况及账目；被告孟现民及其员工的工资是由原告公司收取经营款后从孟现民经营款中发放的，其员工是原告代为招聘的，因被告孟现民无法与超威公司建立直接的业务关系，只能以原告的名义与超威公司发生的业务，孟现民虽是原告员工，但被告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而所借款项都是用于经营；孟现民的货款自行交到凌云后扣除其所有的费用，剩余货款还是按孟现民要求打给超威电池厂，用于购进电池。第二部分（证据五至证据九）。证据五，2015年6月24日原告《新员工岗位学习转正考核》表一份。按照原告规定新员工在岗位实习期间，必须要由部门经理安排传帮带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培训，培训期间由培训老师和部门经理对每天培训内容进行签字确认，实习满一个月结束之后，由部门经理对新员工进行业务考核。该证据证实新员工许兴兵受聘于原告公司后，被安排到车品部门进行培训，接收负责人为孟现民，培训老师为王某，最终考核同意转正的部门负责人是孟现民，即孟现民就是当时原告车品部经理。证据六，2016年5月25日、2016年6月20日工作总结及2016年12月11日《凌云车品广场供应商管理制度》一份。用于证明2016年期间，当时车品部经营项目包括各类自行车、电动车、超威电池。被告孟现民继续担任原告车品部经理，向原告报告工作，进行总结，接受公司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证据七，工作照片15张。证明目的：照片内容为车品部各种活动现场，充分体现出该车品部为原告下属部门，孟现民是原告车品部经理，负责对下属员工和经营活动进行管理。证据八，2017年2月28日原告泰凌云[2017]第002号文件、《2017年车品作战计划图表》、《2017年店庆任务上报表》各一份及2017年1月份与宁阳县创新广告经营服务部签订的《户外广告装修协议》一份。证明目的：1.原告于2017年初进行了人事任命，孟现民被任命为第六战区集团服务战区，“任命孟宪民同志为车品合伙战队经理，对车品部工作负全责，岗位级别为M1”；2.接受任命后，孟现民作为车品部门负责人，接受原告管理，负责制订该部门的各种管理和经营活动，向原告汇报工作，是原告下属管理部门经理；3.2017年1月份因车品部需要在户外发布广告，原告公司与宁阳县创新广告经营服务部签订书面协议，期限从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原告公司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孟现民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在协议书上签字。该组证据直接证实在原告所谓的“借款”期间，车品部仍为原告的下属部门，接受原告任命和管理，原告与孟现民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上下级关系。证据九，孟现民与原告董事长郑袭修“钉钉”通信纪录共4页。证明目的：2018年期间，孟现民作为原告车品部负责人，通过“钉钉”通信纪录向集团董事长汇报工作，接受原告管理。被告提交证据五至证据九用于证实孟现民接受原告公司的人事安排和调度，被任命为车品合伙战队经理，具体负责该部门人员管理以及生产经营活动，向公司汇报、总结工作，原告与被告孟现民是上下级关系，说明被告孟现民所谓“借款”是原告公司的管理方式，并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经质证，原告凌云经贸公司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1.孟现民担任车品部经理期间，车品部包含超威电池和电动车两项经营业务，其中超威电池经营是被告孟现民独立运营；2.对员工的考核是公司管理需要，目的是保证员工的素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对原告考核也要征求租赁商户的意见，管理方式都是为了租赁商户服务的；3.户外广告装修协议是以原告名义签订的，因户外装修需要报有关部门备案批准，超威公司也承担一部分。综上，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孟现民没有向原告借款10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三部分（证据十至证据十五）。证据十，2014年和2015年原告公司与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蓄电池产品销售代理协议》两份，该两份协议均由原告与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并加盖原告公章。用于证明代理销售超威蓄电池是原告的公司行为，不是孟现民的个人行为。证据十一，2016年2月15日授权委托书一份、超威公司《联营商自提货管理办法（试行）》一份、原告董事长郑袭修和孟现民的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其中，授权委托书的内容为：“因业务需要，兹授权孟宪民同志代表我公司全权处理一切与贵公司有关的货物自提业务，自2016年2月15日起生效，在贵公司所发生的一切往来业务，我公司均无条件承担。”该授权委托书加盖原告公章。用于证明2016年超威公司制定新的管理规定，要求联营商自提货物的，一律提供自提货客户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车牌号、提货人姓名、联系方式等，故原告公司向孟现民出具了授权书和董事长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明确载明孟现民代表原告处理一切与超威公司有关的货物自提业务，在超威公司发生的一切往来业务，原告均无条件承担，这充分说明了孟现民是原告下属部门负责人，其代理销售超威电池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证据十二，2013年到2018年期间，原告向超威公司下达的订单和汇款单共计13页。证明目的：从2013年至2018年，所有与超威公司的业务均是由原告向超威公司下订单，并由原告公司财务部门直接向超威公司支付货款，本案中诉称的“借款”就是向超威公司支付的货款。证据十三，2016年8月10日，原告与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目的：原告对外销售的超威电池均是以原告公司的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孟现民个人无权以个人名义对外销售。证据十四，原告公司回收销售款记录四本,该销售货款记录均加盖原告财务收款章。证据十五，证人王某身份证复印件及书面证言一份，银行对账单、李树霞身份证复印、银行对账单各一份。以上证据用于证实，孟现民负责的车品部所经营的超威电池是原告的公司行为，是原告与超威公司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下订单并支付货款，回收销售款，所有车品部工作人员均由原告公司统一分配管理，包括孟现民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工资全部由原告公司支付。孟现民仅作为原告车品部的经理履行职务行为，所有业务往来的后果均应由原告公司承担。经质证，原告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被告孟现民以原告名义从事经营所发生的业务，最终的权利义务还是由被告孟现民来承担，其中采购产品支付的货款都是孟现民经营期间收取的货款交给原告后，原告按照孟现民的要求采购商品所支付的款项，因为超威公司不与个人签订代理合同，这只是证明孟现民借用原告名义发生的业务。对证十四真实性无异议，其中的小票是孟现民销售后通过收款台报给原告公司的，出库单从形式上看一共三联，这三联都在孟现民处，原告并不掌握实际销售的情况，只是根据孟现民通过收款台交的销售款了解被告的销售款的数目，该款项在扣除代孟现民支付的租金、工资等费用后代孟现民再次向超威电池厂购进电池，均是按孟现民的要求办理的。对证十五真实性有异议，王某、李树霞是原告代孟现民招聘的员工无异议，原告主要考察员工素质，以免影响原告形象，因证人未到庭无法进行有效质证。对发工资的明细无异议，是通过原告账户发的工资，但工资的来源都是孟现民经营款项，是原告根据孟现民的要求代孟现民发放的。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与本案民间借贷不具有关联性。第四部分证据（证据十六至证据十八）。证十六、2014年1月1日和2015年1月1日《租赁协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4年和2015年，原告改革管理方式，以“租赁”的形式将车品部下属超威电池的销售工作承包给孟现民，并签订了《租赁协议》。协议第一条规定“乙方（孟现民）租赁甲方（原告）超威电池的一切工作”，第二条规定“甲方借给乙方50万元作为周转资金”，第三条规定“乙方保证按照本行业标准、甲方的要求和规章制度代表甲方来完成甲方的服务范围工作”，第九条规定“乙方应当遵守甲方的一切规章制度，甲方有监管乙方的权利，在有集体活动时，乙方应积极参与并服从甲方的安排”。从协议内容来看，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租赁合同，再结合前面提供的其他证据足以证实,租赁期间所有超威电池的进出货均是原告的公司行为而非是孟现民的个人行为，包括代理合同的签订、订单的下达、货款的支付、销售合同的签订等。孟现民只是车品部的负责人，销售超威电池是其工作内容之一。原告向孟现民发放的是固定工资，不存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谓的“租赁”只是原告内部的管理方式而已。证十七、2016年7月22日和2018年6月10日《借款协议》复印件两份，两份协议除时间不同外，其余内容、格式完全相同。证明:2016年7月份，原告再次改革管理方式，从原来的“租赁经营”变成了“借款经营”，要求孟现民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该协议是仅有“借款”之名，而无“借款”之实的内部管理协议，其目的是加强职工责任心，保障公司资金安全，避免被侵占或挪用。该“借款”未支付给孟现民，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超威公司，是进货的“货款”而不是“借款”。该案是内部财务纠纷，不应由法院处理。内部管理协议而不是真正的“民间借贷”，两位保证人的担保行为不符合《担保法》的规定，且是出于重大误解而签订，是无效担保，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证十八、2018年12月31日《函告》书一份。证明：1、函告书中明确载明，孟现民与原告于2017年6月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但原告在诉状中诉称的却是2016年7月22日原、被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借款1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自2016年7月22日至2017年10月21日（此处2017年应为笔误，实际应是2016年）。也就是说原、被告之间先后存在两份“借款协议”，现孟现民提供的这两份借款协议都是真实的；2、第二份协议借款期限是2017年6月11日至2018年6月10日，但签订协议的时间却是2018年6月10日，也就是借款到期的当天。也就是说借款到期了才签《借款协议》，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常理的，充分证实孟现民在答辩中所陈述的公司副总崔延桥要求按照公司规定补办“借款协议”的事实。以上证据证实了孟现民系原告凌云经贸公司下属车品部负责人，与原告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原告与孟现民签订的无论是租赁还是借款协议，都是原告公司内部的管理形式，并不存在真正的“租赁”或“借贷”关系；所谓的“借款”是进货的“货款”，原告从来没有向孟现民支付过一分钱的“借款”，双方根本就没有借贷关系的实质内容。经质证，原告对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从证十六、证十七可以看出孟现民在租赁期间应当交纳租赁费，而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债权债务均由孟现民承担，孟现民聘请的员工都是其本人选择的，但必须遵守原告招聘制度，服从原告管理。工资、保险、福利等都是由孟现民承担的，通过原告发工资是原告依据第七条约定对乙方的监督、审核，虽然协议是截至到2015年12月31日，但协议期满后也是按本协议履行的。证十七、证十八是孟现民在租赁经营期间向原告方的借款，这是双方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借贷关系，不能因为双方存在租赁关系就否定该借贷关系，签订多份借款协议，是因为孟现民未按约定还款，原告与债务人达成的延期还款协议。证十八的函告是原告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被告孟现民补充证据一、2017年1月1日签订的租赁协议一份，证明在2016年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借款协议后，到2017年又签订了租赁协议，2018年又签订了借款协议，反复变化，从证明内容来看仍然是企业内部承包管理，原告协议约定给被告70万元作为周转资金，该款项也未实际支付；被告孟现民补充证据二、2016年7月份、2016年11月、2017年3月份、2017年12月份份四本交款凭证原件，在2016年、2017年原告所称借款与租赁期间所有的被告孟现民收取的超威电池销售款全部上交原告公司，这不符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概念。经质证原告对补充证一真实性无异议，主张其中的70万元周转金就是庭审中所说的70万元库存，借款合同也是因此产生的，该协议也明确约定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售后服务一切责任均由乙方承担，水电费乙方承担，同时还约定乙方员工的五险是甲方代乙方上交劳动部门，没有五险的员工由乙方发放五项保险，并在工资中体现。该租赁协议与被告孟现民出具的承诺书内容能对应一致，证明不是内部管理，而是孟现民自己独立经营。另外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可以看出，原告为了对外统一形象，被告必须遵守原告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这些规章制度没有统一形象需要，那么原告就成大杂铺，不利于统一形象；对补充证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主张公司统一收款也是为了统一管理、统一形象的需要，这也是管理制度的需要，另外被告并不是所有销售都上交，对没有上交的数额原告并不完全掌握，因为被告是独立经营。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孟现民系原告凌云经贸公司正式职工，2012年4月，原告任命被告孟现民为车品部经理，2018年8月份,原告为被告孟现民办理退休手续，并正式退休。原告主张被告孟现民租赁其卖场用于其个人独立经营超威电池市场，经营期间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0万元，2019年1月10日，经与被告孟现民结算，尚欠原告款804567元，被告孟现民向原告出具欠据。被告孟现民对此不予认可，被告孟现民主张其系原告职工，与原告与之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属于平等民事主体，无论租赁还是借款，均是原告企业内部的各种管理方式和在企业内部核算中形成的记账手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借贷和合同欠款关系，二者之间所发生的纠纷不受民法调整，不属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关于100万元款项的交付方式，原告主张租赁合同签订后将原告所有的价值700000元的电池库存交给了被告孟现民，另外，被告孟现民向超威公司进货，原告代被告孟现民向超威公司支付货款297550元，剩余2450元在后续的打款中予以补齐。被告孟现民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告未提供库存交接表，并无70万元的库存交给被告孟现民，所有销售货款均进入原告账户，完全以原告的名义进行销售，客户所需发票也是原告出具，不存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告凌云经贸公司主张被告孟现民租赁经营的超威电池具有自主经营属性，其经营期间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超威电池的财务由被告孟现民及其财务人员李树霞独立核算，货款结算由被告孟现民或李树霞与原告财务进行核对，被告孟现民销售额扣除费用的剩余部分一直没有达到1000000元，所以无利润向其支付，剩余的货款也用于进货。被告孟现民主张李树霞是原告安排的人员，负责记录每天销售额并向原告支付销售款的记账员，不是其本人聘请的财务人员，其任车品部经理期间所有账目至今未核算，原告陈述销售额未达到1000000元不准确，销售货款应有几百万元。被告孟现民还主张其接受原告公司的人事安排和调度，被任命为车品合伙战队经理，具体负责该部门人员管理以及生产经营活动，向公司汇报、总结工作；对外签订合同、支付货款、销售均是以原告名义进行，销售款项进入原告账户，所有车品部工作人员均由原告公司统一招聘并分配管理，所有工作人员工资全部由原告公司统一管理和发放，工资标准、考核、考勤、工作范围全部由原告统一确认，其本人无权决定这些事项，无独立自主经营权。原告凌云经贸公司主张孟现民担任车品部经理期间，车品部包含超威电池和电动车两项经营业务，其中超威电池经营是被告孟现民独立运营；对员工的考核是原告凌云经贸公司管理需要，目的是保证员工的素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且原告考核制度也征求租赁商户的意见；被告孟现民及其员工的工资都出自原告收取被告孟现民上交的经营款，是原告根据被告孟现民的要求发放的；被告孟现民以原告名义从事经营所发生的业务，最终的权利义务是由被告孟现民来承担；原告按照被告孟现民的要求采购商品并从其经营期间交给原告货款向超威公司支付货款，原告并不掌握被告孟现民实际销售超威电池的情况，只是根据被告孟现民通过收款台交的销售款了解到超威电池销售款的数目，该款项扣除代被告孟现民支付的租金、工资等费用后，按照被告孟现民的要求，原告代被告孟现民再次向超威电池厂购进电池。原、被告双方均针对自己的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诉讼中，原告将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合同欠款纠纷，主张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与租赁协议具有关联性，是因租赁协议产生的借款，并变更了诉讼请求。原告主张诉讼请求第一项的利息自2019年1月10日确认被告孟现民欠款804567元起至欠款清偿之日止，按借款协议约定的月利率1%计算；诉讼请求第二项利息自原告与被告孟现民中止合同即2018年9月17日起至形成欠款804567元即2019年1月10日止，以借款协议本金100万元为基数，按借款协议约定月利率1%计算。被告孟现民对原告的主张有异议，被告孟现民主张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被告陈秀娥主张所谓“民间借贷”根本不存在，孟现民退休前是原告公司下属车品部负责人，领取固定工资，其没有从事任何家庭生产或经营活动，借原告公司壹佰万元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借款是用于原告超威电池经营的周转资金，不属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所用，原告也未支付过借款，不应承担偿还责任。被告徐猛、孟飞对担保签名无异议，但主张是其父亲孟现民逼迫和原告凌云经贸公司领导误导的情况下签字，而非其本意，借款协议第一份已经过了保证期，第二份是在借款到期日那天签订的。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主张被告孟现民租赁其卖场经营期间因经营需要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后经与被告孟现民结算尚欠原告款804567元的事实，由被告孟现民出具的欠据、录音材料、借款合同及原告提交的其他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企业内部承包是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一种较普遍的经营方式。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纠纷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决定于企业内部承包合同是否属于民事合同。从被告孟现民出具的承诺书中可以看出，被告孟现民自认其租赁原告凌云经贸公司的地方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责任，并且被告孟现民还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孟现民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当预见到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根据被告孟现民出具的承诺书及孟现民出具的欠条可以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企业经营权承包合同，体现出承包人与企业之间的平等性，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应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故原告主张的欠款804567元，应由被告孟现民偿还。综上，原告要求被告孟现民偿还欠款804567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主张变更诉讼请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被告孟现民出具的欠据在借款合同之后，该欠据上未载明欠款利息及偿还期限，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的利息应以804567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即2019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本案为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方为被告孟现民，该欠款应由被告孟现民偿还，被告陈秀娥未在欠据上签名，原告亦未提供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相关证据，原告要求被告陈秀娥承担偿还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主张欠款系在经营过程中结算形成的，被告徐猛、孟飞未在欠据上作为担保人签字，故原告要求被告徐猛、孟飞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9月17日至2019年1月10日的借款利息38666.7元，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孟现民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欠款804567元及利息（以本金804567为基数，自2019年3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泰安凌云经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32元，财产保全费4920元，共计17152元，由被告孟现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帅人民陪审员  王仕芳人民陪审员  靳恩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 记 员  赵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