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桂11民再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郭新求，男，1963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广西众望（富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毛东良，男，1968年6月13日出生，汉族，现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谢世光，男，1947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广东联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润生，男，1952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原审被告：毛艳秀，女，1968年10月20日出生，瑶族，住富川瑶族自治县。 再审申请人郭新求因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及原审被告徐润生、毛艳秀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7）桂11民终8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2018）桂11民申23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郭新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天红，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建国，原审被告毛艳秀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徐润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再审申请人郭新求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郭新求在合伙经营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中自始至终不占有份额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一)原一、二审的事实认定与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11民终480号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相矛盾，480号民事判决已经证明郭新求享有涉案四条客运班线的股份；(二)本案证人董某证实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自始至终实际出资并占有股份且郭新求从2007年下半年至2014年合伙经营八年并取得分红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认为郭新求未出资却拒不提供合伙账本，未能举证证明郭新求不占有股份，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把举证责任强加给被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认为郭新求利用职权占有干股并向有关部分举报，但相关部门的处理结果证实该举报不实，该处理结果亦可印证郭新求享有股份。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的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共同答辩称，(一)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进一步明确为：“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对于郭新求对该两条班线是否有实际出资，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即有实际出资─的当事人明显是郭新求而不是毛东良、谢世光，郭新求在一、二审一直未能举证证实其有实际出资的事实，且毛东良、谢世光一直坚持郭新求没有实际出资，郭新求及董某在本案和839号案中一致确认没有实际出资，既然没有实际出资，自然不存在合伙份额；(二)毛艳秀一案的判决并未认定郭新求对该两条班线出资的事实，只是认定了郭新求名下有分红的情况，但有分红不代表出资，导致分红的原因有出资、赠与、强占、干股等等原因，不能直接得出出资的结论；(三)被申请人虽在之前持有账本，但被申请人已经应申请人的要求将账本销毁，属于无法提供而不是拒不提供，且是否有账本并不影响郭新求没有实际出资的事实，郭新求在本案一审时称出资是向谢世光借资，并用2010年以前所经营的全部班线的利润偿还谢世光的借款，在本案二审时又改口称不是向谢世光借资，而是该班线的合伙人都是用原来经营班线的利润投资，至2010年各合伙人才领取分红，据此，郭新求的主张显然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毛艳秀称，账本是不可能直接销毁的，账本记载的一直都是四条线路的分红。 原审被告徐润生未出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确认被告郭新求和徐润生在与原告合伙经营长途汽车客运班线的合伙体中，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合占1/8的合伙份额，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至始至终无合伙份额；2.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向原告返还近2年内其在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不当得利人民币137500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3.请求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毛东良与谢世光一直从事长途汽车客车运输业服务，在2007年下半年之前，原告毛东良和谢世光合伙承包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2007年下半年，董某、郭新求要求入伙参与经营，当时经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同意，将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以200万元作价，分8个份额，每个份额25万元，其中1个份额转让给了徐润生、郭新求，1个份额转让给董某，毛东良持有4个份额，谢世光持有2个份额，郭新求、徐润生和董某均支付了相应的转让款给谢世光。2008年1月14日新增开麦岭至东莞客运班线，毛东良、谢世光将其作价100万元，共分4个份额，其中每个份额25万元。其中董某出资25万元占1个份额，原告毛东良、谢世光系主要出资者，按照2个份额的比例分配红利，郭新求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是郭新求一直按照1个份额分配红利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2008年12月，新增富川至深圳客运班线，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将其作价70万元，分成4个份额，每个份额17.5万元，董某出资17.5万元占1个份额，按1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也系主要出资者，按照2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郭新求是否出资存在争议，但郭新求一直按照1个份额分取红利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合伙经营期间，每年分红次数都有3-5次。从2011年11月份起毛艳秀取代郭新求从合伙体中领取各条班线的分红款，直至2014年底。 另查明:2015年，因高铁开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原告方认为郭新求的干股不应再分红，导致原告方与当时一直领取分红款的被告毛艳秀产生争议。被告毛艳秀认为自己受让了郭新求转让的股份，其股东权利受到侵害，于2015年11月25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本案原告给付其合伙经营客车分红款25万元，后经一审法院及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2015）富民一初字第839号、（2016）桂11民终第480号民事判决，确认毛艳秀不是合伙人，不享有合伙人的权利，驳回了毛艳秀的诉讼请求。 还查明：原告方认为被告徐润生参与了客车班线的运营，并领取干股，要求确认被告徐润生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无股份并返还不当得利的问题。被告徐润生否认自己参与客车班线的运营。原告对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被告徐润生、郭新求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享有1/8份额的股权依据是否充分？2.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被告徐润生、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两条班线自始至终没有份额的证据是否充分？3.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被告毛艳秀、徐润生和郭新求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的证据是否充分？4.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认可被告郭新求于2007年下半年出资了25万元购买谢世光拥有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的1个份额，双方均无异议，法院确认被告郭新求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占有1/8合伙份额。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被告郭新求、徐润生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是否有股份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规定，结合本案的情况，在本案中，各合伙人是否具有合伙份额最基本的前提是有无有出资，并以出资比例来确定各合伙人享有的合伙份额比例。本案被告郭新求明确表示，对于2008年开通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出资，但认为是向原告谢世光借资，并用2010年以前所经营的全部班线的营运利润款偿还原告谢世光，原告对此予以否认。被告这一说法与情理相悖。首先，被告郭新求在2007年就加入了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与本案原告方以及董某共同运营，在2007年就已经有营运利润。被告不可能预见到2008年将新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而不处分当年的分红款并留作不可预知的将来是否开通的新班线的投资款；其次，即使被告留下了2007年的分红款作为2008年新开通的班线投资款，按常理也是先把自己的分红款投入后，不够才向他人借资以补充资金的不足，但是，被告辩驳称2008年新开通班线的投资款全部是向原告谢世光所借，这与常理不合；再次，被告称2010年春运之前未领取任何分红，全部用于偿还新开通班线的借资42.5万元，从2007年到2010年春运之前，到底有多少利润分红，被告也不清楚,亦即被告不知道自己还了多少钱，这也与常理相悖。被告郭新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有出资。因此，原告主张被告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自始至终无股份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徐润生对本案争议的各条客运班线是否具有股份的问题，因被告徐润生否认自己参与上述各条班线的运营，并有证人董某的证言证实，原告方亦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徐润生参与运营。因此，法院确认被告徐润生未参与上述各条班线的运营，即应认定被告徐润生对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以及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自始至终无合伙份额。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即不当得利的返还问题。本案中，被告毛艳秀领取的两笔客运分红款，即2014年9月20日领取87500元和2014年10月20日领取100000元，除原告认可后一笔中有5万元是被告应得款项外，剩余137500元，是属于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分红款，被告方对领取数额及款项来源无异议，认为是被告毛艳秀基于合伙人身份应得款项。因被告郭新求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自己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占有合伙份额，被告毛艳秀也不具备合伙人资格，无法证实是自己的合法收入。因此，原告主张这一款项为不当得利，法院予以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的规定，原告方要求被告毛艳秀、郭新求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同样分析，因被告徐润生未参与上述客运班线的经营，不占有客运班线的任何股份，也就不存在对不当得利予以返还的问题。因此，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徐润生共同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原告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二年内请人民法院请求民事权利均可得到法律的保护。本案中，原告方起诉要求被告毛艳秀、郭新求返还的两笔款项，被告毛艳秀取得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9月20日和2014年10月20日，距原告向本院起诉之日2016年9月1日，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告认为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驳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郭新求和毛艳秀支付137500元的利息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的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的从2016年9月1日起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原告毛东良、谢世光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新求在与原告毛东良、谢世光及他人合伙经营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中占1/8的份额；在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与他人合伙经营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客运班线中自始至终不占有份额；被告徐润生对上述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四条客运班线自始至终不占有份额；二、被告郭新求、毛艳秀共同向原告毛东良、谢世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人民币137500元及利息（利息以1375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1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原告毛东良、谢世光要求被告徐润生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 郭新求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的诉讼请求及一、二审受理费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的投资出资经营情况及上诉人在该线路中是否享有合伙份额，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本院将结合全案证据在以下的判决中再予分析、认定。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一、关于上诉人郭新求是否在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投资中有实际出资、是否享有合伙份额的问题。上诉人提出其虽然对2008年开通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没有直接付款出资，但该班线的合伙人都是用原来经营班线的利润投资，至2010年各合伙人才领取分红。且上诉人虽然没有参与四条线路的经营、管理，但对合伙体的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以及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均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说明上诉人参与了合伙经营管理。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其在以前的诉讼中所主张的事实不相一致。上诉人一审时主张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出资全部是向被上诉人谢世光先行借资，此后以2010年以前获得的所经营利润分红款偿还，但被上诉人谢世光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与案外人董某是在2007年下半年加入两被上诉人经营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合伙经营体，至2008年1月新增开麦岭至东莞班线时，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陈述，该两条线路经营至2008年1月是有盈利的，而上诉人主张后经营的两条班线是以前两条线路的利润出资，又主张后两条线路的出资全部向被上诉人谢世光借资，且2010年以前，其从未领取过利润分红，其他合伙人均已认可2008年1月以前领取过利润分红，如果2008年1月前的经营利润未分配给上诉人，上诉人又从未提出过异议，不符合常理。且上诉人也认可新增后两条线路时，对前两条线路是有过结算的，但却未能说明结算的具体情况以及后两条线路的出资情况，只简单主张后两条线路的出资是以前两条线路的利润出资。除了上述的分析外，对于上诉人主张事实的矛盾之处，一审判决已作了详细论述。因此，对于上诉人主张其在麦岭至东莞及富川至深圳班线的出资是以其参与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客运班线的合伙利润出资，并享有合伙份额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被上诉人主张的不当得利是否成立，上诉人及一审被告是否应有返还被上诉人137500元及利息的问题。上诉人主张其虽然没有参与四条线路具体事务的经营、管理，但对合伙体的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均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对于上诉人所主张的其对线路取得，与华安公司签订合同与各车站取得进驻权等所起的作用被上诉人未予否认，也是基于此原因被上诉人拿出一个“空股”的利润给上诉人，作为其所起作用的利益分配，但从未承认上诉人在后两条线路中享有合伙份额。且上诉人也有参与合伙经营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客运班线，在未经合面结算的情况下，该款给付的原因不明确，故被上诉人主张137500元系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共同返还该款的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被上诉人和一审被告共同返还137500元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郭新求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部分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被上诉人毛东良、谢世光要求上诉人郭新求、一审被告毛艳秀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 综合全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对本案的意见，本院再审认为，一审认定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所诉称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中郭新求、董某各持有1个份额，毛东良持有4个份额，谢世光持有2个份额，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所诉称的2008年分别新增麦岭至东莞客运班线及富川至深圳客运班线中毛东良、谢世光系主要出资者并按照2个份额的比例分配红利，董某有出资并按照1个份额比例分配红利，郭新求是否对上述两条新增班线出资存在争议但按照1个份额分配红利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以及一审法院认定另查明及再查明的相关事实，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一、对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所诉称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再审申请人郭新求及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双方均认可郭新求对该两条班线享有1/8的合伙份额，本院再审对此予以确认。 二、对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所诉称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原审被告徐润生对此四条班线均否认其参与合伙，毛东良及谢世光亦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徐润生对诉称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两条班线享有合伙份额，据此，对于毛东良、谢世光主张徐润生对诉称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班线享有1/8合伙份额的意见，因缺乏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再审不予支持；对于毛东良、谢世光主张徐润生对诉称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至始至终无合伙份额的意见，因徐润生本人亦认为其没有合伙份额，故对该主张，本院再审予以支持。 三、对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主张所诉称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郭新求对此至始至终无份额以及主张郭新求、徐润生、毛艳秀三人应当返还不当得利137500元及从即日起的利息的意见，本案中，对于郭新求是否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有实际出资，再审申请人郭新求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双方各执一词，再审申请人郭新求主张其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客运班线有实际出资，系由被申请人谢世光帮忙垫资，后其以2010年4月份之前的班线运营分红款偿还谢世光所垫资的42.5万元，同时郭新求还提供证人董某的证言以证实其享有合伙份额的事实，而被申请人谢世光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2007年至2010年4月份期间客运班线总分红款远远超过了42.5万元，郭新求所称不是事实。但是，对于郭新求于2007年至2010年4月份期间究竟领取了多少分红款，是郭新求所主张的金额42.5万元还是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所主张的远远超过42.5万元的金额，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证人董某的证言亦证实其自己也是用分红款投资，不够部分其再补足，但究竟补足了多少其亦记忆不清，故本案现有证据均无法证明2007年至2010年4月份的分红情况及郭新求是否有实际投资入股事宜，而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即合伙财务账本，双方均称该账本有记录分红情况，通过核对账本便知郭新求是否有对争议班线享有合伙份额，但该账本一直由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这方保管，郭新求客观上无法取得该账本，虽然毛东良、谢世光称账本已经应郭新求的要求予以销毁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而双方对郭新求享有班线多年分红的事实均无异议，本案系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提起请求确认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至始至终无合伙份额及不当得利之诉，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前述已经分析，双方对郭新求享有班线多年分红的事实均无异议，郭新求就其主张还提供了证人董某的证言，虽然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一方对此不予认可，但本案关键证据即账本由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这方掌握，且本案系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提起的诉讼，毛东良、谢世光提起诉讼并主张郭新求对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班线至始至终无合伙份额且137500元的分红款属于不当得利，但就其诉讼主张毛东良、谢世光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二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原一、二审审判程序合法，但部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再审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7）桂11民终847号民事判决和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123民初75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再审申请人郭新求在与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合伙经营的富川至东莞、富川至惠州的长途汽车客运班线中占1/8的份额； 三、确认原审被告徐润生对再审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诉称的麦岭至东莞、富川至深圳的长途汽车客运班线自始至终不占份额； 四、驳回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为21338元，合计42676元，由再审申请人郭新求负担5110元，被申请人毛东良、谢世光负担3756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永忠 审判员  甘怀新 审判员  梁秀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吴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