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粤民再11号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旺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村旺达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张木新，执行（常务）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静远，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雪，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洪佩文，女，198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警予，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游艳，广东方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二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黄东梅，女，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申诉人深圳市旺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达实业公司，2013年变更名称为深圳一电实业有限公司，现恢复原名称）与被申诉人洪佩文及二审被上诉人黄东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679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8〕4400000000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作出（2018）粤民抗10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朱广山、钟和艳出庭。申诉人旺达实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静远、曾雪，被申诉人洪佩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警予、游艳到庭参加诉讼。二审被上诉人黄东梅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洪佩文将案涉三套房产过户所得的房款抵偿的是黄东梅所欠洪佩文的借款，还是黄东梅所欠案外人洪孟秋的借款。黄东梅在一审答辩状中主张洪佩文已根据其委托处分案涉三套房产以抵偿本案1000万元借款本息，并提交了《委托书》《公证书》、产权资料查询表、二手房买卖合同、完税证明及黄东梅的陈述为证。洪佩文主张转卖案涉三套房产所得的房款抵偿的是黄东梅所欠案外人洪孟秋的借款而非本案债务，其提交的证据有洪孟秋和深圳市德士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士佳公司）（案涉三套房产的买方）共同出具的《关于房款抵债的说明》《中国民生银行电子回单》以及洪佩文的陈述。从洪佩文提供的现有证据看，黄东梅与洪佩文之间仅存在本案《额度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结合案涉《保证担保合同》和旺达实业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洪佩文的手写添加内容，黄东梅向洪佩文出具《委托书》和《公证书》将其所有的案涉三套房产的抵押、转卖、过户等处分权委托给洪佩文行使，可以认定是指向洪佩文与黄东梅之间的《额度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并且洪孟秋与黄东梅之间签订的数笔借款合同中，均未有以案涉三套房产办理抵押登记的约定。经审查，黄东梅系案涉三套房产的所有权人，其对转卖案涉房产所得的房款拥有处分权，该房款的处分须基于黄东梅的意思表示，洪佩文虽受黄东梅委托转卖案涉房产，但其并未被授权处分该房款。就《委托书》的内容解释，在黄东梅未就案涉房款的处分作出明示指示的情况下，转卖案涉三套房产所得的房款不能用于抵偿黄东梅欠案外人的债务，洪佩文的陈述不能证明其以案涉房款抵偿洪孟秋的债务系黄东梅的意思表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因黄东梅与洪孟秋并未书面约定以案涉房款优先抵偿黄东梅欠洪孟秋的债务，且在黄东梅于本案诉讼中明确表示案涉房款系用于抵偿洪佩文的债务后，洪孟秋才于2016年4月21日出具《关于房款抵债的说明》，而德士佳公司在《关于房款抵债的说明》中也未举证证明其是根据黄东梅的书面指示将案涉房款支付给洪孟秋，因此，《关于房款抵债的说明》不能证明黄东梅具有以案涉房款抵偿洪孟秋债务的意思表示。《中国民生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案涉房款的收款人为深圳市凯润鑫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账户即为受洪佩文委托向黄东梅支付本案借款的指定付款账户，因此《中国民生银行电子回单》也不能证明黄东梅具有以案涉房款抵偿洪孟秋债务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该条规定明确债务抵充的对象为“同一债权人”，而本案洪佩文与洪孟秋均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并不符合该条规定。据此，洪佩文无权将黄东梅案涉三套房产的房款直接抵偿案外人洪孟秋的债务。至于案外人洪孟秋与黄东梅、案外人林秉师之间的借款3964万元，因与本案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不应从案涉三套房产的房款中抵扣。案外人洪孟秋并没有对黄东梅提出诉讼请求，其不是本案当事人，并未参与本案一审、二审诉讼，二审法院无权超出洪佩文的诉讼请求范围审理洪孟秋与黄东梅、林秉师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洪孟秋与黄东梅、林秉师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有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故二审判决认定“案涉房产的房款当然可以先用于抵充洪孟秋对黄东梅享有的债权”，缺乏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本案黄东梅的《委托书》仅授权洪佩文办理案涉三套房产的抵押、转卖、过户等手续，并未授权洪佩文决定案涉三套房产的转让价格，属于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形。洪佩文在未与黄东梅就转让价格达成书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无权自行以登记价37699526元将案涉三套房产过户给洪佩文指定的公司。二审法院在洪佩文未与黄东梅就转让价格达成书面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未委托有关机构对案涉三套房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直接以登记价37699526元计算案涉三套房产的总价，认定事实不清。退一步说，即使按洪佩文将案涉三套房产折价过户给其指定公司时的登记价37699526元计算，也可以抵偿本案1000万元借款的全部本息和另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6836号案中346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息。故二审判决判令黄东梅偿还洪佩文8476090元及相应利息，旺达实业公司对黄东梅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属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旺达实业公司同意抗诉意见，请求撤销二审判决，驳回洪佩文对旺达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洪佩文再审辩称，（一）洪孟秋与洪佩文为父女关系，洪孟秋的债权与洪佩文的债权均属于家庭财产，保障洪孟秋的财产等同于保障洪佩文的财产。对黄东梅与洪佩文的借款，旺达实业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而对黄东梅与洪孟秋的借款则无任何担保。在债权人清收以上两种不同情况的债权时，任何人都会选择优先抵充没有担保的债权，以降低债权风险。这种选择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案涉房产以转让方式抵充黄东梅所欠洪孟秋的债务是黄东梅、林秉师的主动行为，是本案当事人与洪孟秋协商一致的结果。2012年10月，洪孟秋发现黄东梅、林秉师经营的核心企业旺达纸业公司及其他企业全部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借款，洪孟秋、洪佩文父女的债权陷入极大风险。经协商，黄东梅、林秉师同意以案涉三套房产过户给实际控制人为洪孟秋的德士佳公司，以转让方式抵充对洪孟秋的债务。黄东梅后来的借款是为了解决案涉房产的抵押和查封问题，这种特殊的借款目的体现了以房抵债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黄东梅在抵债完成后开始的诉讼中，以诉讼行为承认洪佩文债权的存在。黄东梅一审答辩称案涉借款系非法借贷，借款合同未到期，约定的利率过高，洪佩文应当先催告后起诉。黄东梅一审还提交两份支付凭证，以证明黄东梅支付了部分利息。以房抵债行为发生在2012年10月29日，黄东梅分别在2013年1月17日、25日向洪佩文付息还款，这证明黄东梅确认洪佩文的借款债权依然存在，尚未抵充。（四）旺达实业公司对洪佩文与黄东梅的债权债务始终清楚，并确认无误。案涉债权债务发生时至以房抵债完成时，旺达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林秉师，股东是林秉师、黄东梅及林子元，案涉房产抵债时，借款人和担保人实为同一人。2013年1月18日，林秉师、黄东梅、林子元才将其持有的旺达实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张木新和张雪芬，实际控制人是张显志。2014年至2015年张显志为深圳一电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显志受让股权后，与一电公司的律师肖辉、债权人张瑞芳的代理律师沈玉华以及洪佩文的代理律师赖警予先后在洪孟秋处、深圳市威尼斯酒店会议室多次协商。协商期间，各方均有电子邮件往来，多份重组协议一致确认洪佩文的债权。从上述事实来看，案涉房产抵充黄东梅所欠洪孟秋的债务是本案当事人与洪孟秋实施的真实、合法的抵债行为。（五）案涉三套房产的转让价格是否为黄东梅的意思表示，与本案债权是否存在无关。况且在之前程序中，黄东梅没有对房屋转让价格提出异议。案涉三套房产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本案抵债房产的交易价格经过税务机关按照《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关于实施存量非住宅类房产交易计税价格核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规定的标准予以认定，并出具完税证明，证明转让案涉房产价格合理，不存在明显偏低的情况。黄东梅未陈述意见。本院再审认为，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旺达实业公司是否应对黄东梅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就原黄东梅名下案涉三套房产，本案能否径予认定抵充的是所谓“洪孟秋的债权”及洪佩文确定的转让价款即为黄东梅抵充债务金额的问题；（三）洪孟秋与洪佩文是否属于“同一债权人”。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旺达实业公司是否应对黄东梅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1.关于《保证担保合同》是否属于附解除条件的合同的问题。洪佩文在其与旺达实业公司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尾部手写“待黄东梅三套物业抵押登记办理完成出证之后此协议自动作废”，在旺达实业公司《股东会决议》尾部亦手写“待黄东梅三套物业抵押登记办理完成出证之后此股东会决议自动作废”。三方当事人对上述手写内容的意思均理解为，在黄东梅案涉三套房产的抵押登记办理完毕时，《保证担保合同》及对应的《股东会决议》同时失效。从2010年4月案涉三套房产已设定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为抵押权人，2012年6月又因另案被人民法院查封，及洪佩文亦确认在手写上述内容时已清楚案涉三套房产的权利限制情况等事实分析，各方当事人在2012年7月时尚不确定案涉三套房产能否作为本案洪佩文主张债权的担保物并办理抵押登记，更不确定案涉三套房产未来为本案洪佩文主张债权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故“黄东梅三套物业抵押登记办理完成出证”系成就与否并不确定的将来事实，是《保证担保合同》所附的解除条件。该条件能否成就，取决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的抵押权能否涂销、人民法院的另案查封能否解除。2.关于《保证担保合同》所附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从洪佩文主张的事实来看，2012年10月22日、同月29日案涉房产先后解除查封、涂销抵押；且洪佩文持有2012年6月7日黄冬梅向其出具的《委托书》，具有“10.到国土部门办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等代理权。在案涉三套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已不具有客观障碍，且已具有办理抵押登记之便利的情况下，洪佩文却未及时以案涉三套房产为其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债权办理抵押登记，反而作为“卖方代理人”与其父亲洪孟秋实际控制的德士佳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案涉三套房产过户登记至德士佳公司名下，导致《保证担保合同》的解除条件未能成就。根据洪佩文的陈述，其之所以将案涉三套房产过户给德士佳公司，并由德士佳公司将房产对价支付给其父亲洪孟秋而非洪佩文，是因洪孟秋的债权无任何担保，故选择由洪孟秋的债权优先受偿以降低其整个家庭债权的风险。可见，洪佩文是为了自己及父亲即所谓“家庭债权”的利益最大化而阻止《保证担保合同》的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之规定，案涉《保证担保合同》的解除条件成就，《保证担保合同》失效，旺达实业公司无需为洪佩文在本案中主张的黄东梅所负债务承担保证责任。（二）关于本案能否径予认定案涉三套房产转让所得价款抵充的是所谓“洪孟秋的债权”及洪佩文确定的转让价款即为黄东梅抵充债务的金额的问题1.关于本案能否径予认定案涉三套房产转让款抵充的是所谓“洪孟秋的债权”的问题。本案二审判决之所以支持洪佩文的诉讼请求，是基于其认定了洪孟秋与黄东梅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案涉三套房产抵充的是洪孟秋的债权，洪佩文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尚未偿清的事实。但本案审理的是洪佩文与黄东梅的借贷关系，而非审理洪孟秋与黄东梅的借贷关系，且一、二审法院并未追加洪孟秋为本案当事人，洪孟秋亦从未出庭确认案涉三套房产的抵债情况。黄东梅既不认可其与洪孟秋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认可案涉三套房产抵充的是洪孟秋所主张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二审判决径行确认有“洪孟秋”签名字样的《关于房款抵债的说明》的证明力，认定洪孟秋与黄东梅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并认定案涉三套房产抵充的是所谓“洪孟秋的债权”，属超出诉讼请求范围及遗漏当事人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2.关于本案能否径予认定洪佩文确定的转让价款即为黄东梅抵充债务金额的问题。退一步说，假定本案通过追加洪孟秋为当事人，查明洪孟秋与黄东梅之间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仍然存在：（1）黄东梅向洪孟秋借款是为了消除案涉三套房产的转让障碍（抵押、查封），洪佩文在本院再审庭审中也称其父亲洪孟秋之所以还向尚欠洪佩文借款的黄东梅出借款项是为了“挽救家庭债权”。据此可见，借贷双方应该均认为案涉三套房产的价值不仅可以偿还洪孟秋为盘活案涉三套房产提供的借款（即原应由黄东梅偿付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与其他债权人的部分），而且可以偿还洪佩文在此之前出借的案涉款项。洪佩文现主张案涉三套房产的转让价款不仅不足以清偿洪佩文的债权，甚至黄东梅为此负债更重，显然不符合洪孟秋与黄东梅达成借款合意的动机。之所以出现上述不符合商业利益判断的情形，不能排除系因案涉三套房产转让给德士佳公司价格过低等因素。（2）从委托人利益出发，洪佩文作为卖方的代理人，对交易价格应该存在趋高的预期；但从洪佩文与洪孟秋具有增进“家庭财产”的共同利益出发，洪佩文作为买方公司实际控制人洪孟秋的女儿，对交易价格又可能存在趋低的预期，即不能排除洪佩文出于维护家庭共同财产而损害黄东梅的利益，压低交易价格的可能。（3）本案中，洪佩文作为黄东梅的代理人，将案涉三套房产转让给自己父亲实际控制的德士佳公司。洪佩文同时又自认以案涉三套房产先抵充洪孟秋的债权，是为了降低整个家庭债权的风险，则案涉三套房产的交易过程实际上是代理人（洪佩文）以被代理人（黄东梅）的名义，与自己（洪佩文、洪孟秋）实施交易行为，且不为被代理人（黄东梅）所追认，违反了在委托代理行为中禁止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的原则。（4）黄东梅授权洪佩文代为出售案涉三套房产，本意应该是按市场价格交易。黄东梅及旺达实业公司于一审诉讼中均提出洪佩文以所谓“登记价”37699526元转让案涉三套房产，价格过低，未予追认，并申请对案涉三套房产的交易时值进行评估，未被一审法院采纳。在本院再审中，旺达实业公司提交其自行委托深圳市世纪中盛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以证明案涉三套房产在2012年10月29日的市场价值为51294110元，洪佩文代理转让给德士佳公司的价格远低于案涉三套房产的时值。综上，借款金额、还款金额往往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最具争议的基本事实。在案件涉及“以房抵债”事实的情况下，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房产价值决定了债权受偿的程度。本案在债务人黄东梅、保证人旺达实业公司对案涉房产的转让价格均提出异议，且申请对转让时值进行评估鉴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未通过评估鉴定确定案涉房产的价值；二审判决径行确认洪佩文为“卖方代理人”，与其父亲洪孟秋实际控制的德士佳公司为买方签订的《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的证明力，未通过评估鉴定查明洪佩文确定的转让价格是否合乎市场价格，就认定案涉三套房产仅能抵充黄东梅37699526元债务的事实，均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形。（三）关于洪孟秋与洪佩文是否属于“同一债权人”的问题。二审判决认定洪佩文将案涉三套房产转让所得价款优先抵充洪孟秋无担保的债权，属“合理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但适用该司法解释的前提是“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本案中，洪佩文与洪孟秋虽为父女关系，但从民事主体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上看，二人为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二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显然不足以使二人在权利外观上混同为“同一债权人”。而洪佩文在本案诉讼中曾陈述，其出借给黄东梅的资金来源于其父亲洪孟秋，其与父亲洪孟秋对黄东梅各自所享有的债权属于“家庭债权”。二审判决在未查清本案出借人是否实际上为洪孟秋，洪孟秋主张的债权与洪佩文主张的债权事实上是否为“同一债权人”所享有债权的情况下，径行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合理利用”的认定，亦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综上，二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及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3民终6798号民事判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3）深南法民一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重审。审判长  张永明审判员  谭 甄审判员  何曲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陈捷书记员苏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