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3民终179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玄光，男，1954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娄底市娄星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娄底市玖久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娄底市娄星区经济园区大井路1号3栋242室。法定代表人：谢平，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湘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娄底市娄星区经济园区大井路1号。法定代表人：周聪林，该公司总经理。上诉人刘玄光因与被上诉人娄底市玖久洪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久洪农业公司）、湖南湘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丰机电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2018）湘1302民初10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刘玄光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判决。2、依法改判玖久洪农业公司返回11％的湘丰机电公司股份给上诉人并办理登记（该部分股权原价值371.8万元）。3、依法改判玖久洪农业公司将其收取的湘丰机电公司经营收益的50％（已经支付的部分予以抵扣）支付给上诉人，湘丰机电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采信证据错误，认定事实不清。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签订，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这两份协议应当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一审判决采信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这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未予采信《股份协议》，是完全错误的，导致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一审判决对于《股份协议》，认为当时玖久洪农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失控，政府相关部门及债权委员会对公章采取了监管措施，从而质疑签订《股份协议》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玖久洪农业公司是正规的公司，至今仍然存续经营，谢平在当时是其法定代表人，《股份协议》加盖了公司公章并且有法定代表人谢平签字，这是符合法律规定与通常习惯的协议签字行为，客观反映了签订该协议是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同样的道理，湘丰机电公司也是正规公司，至今仍然存续经营，管理人员肖景光证实当时由其保管公司公章，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就足以证明签订该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依据被上诉人的陈述强调政府相关部门及债权委员会对公章采取了监管措施，这恰恰证明，公司在签订的协议上加盖公章是在有效监管下进行的，签订《股份协议》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一审判决认为《股份协议》文本存在瑕疵，也是制作文书的技术问题，与签订协议是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毫不相干。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了本案的事实：2013年6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玖久洪农业公司仅支付了50％的股权转让款，而变更到其名下的股份却有61％。玖久洪农业公司违约，支付了部分违约利息。2015年4月18日签订了《股份协议》，但《股份协议》签订以后，玖久洪农业公司再次违约。2、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的诉求应当得到支持。《股权转让协议书》、《股份协议》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履行。《股份协议》第一条已经明确，玖久洪农业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是针对《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违约行为给刘玄光造成损失的补偿。《股份协议》签订后，玖久洪农业公司再次违约，依照《股份协议》的约定，刘玄光诉求玖久洪农业公司返回11％的股份并办理登记、支付收取的经营利润的50％（已经支付的部分予以抵扣），并要求湘丰机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玄光的这些诉求，于法于理应当得到支持。刘玄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71.8万元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自出具2013年6月2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每月按股权转让款的3%计算利息）；2、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将其所收取的湘丰机电公司经营利润的50%支付给原告；3、被告湘丰机电公司对上述第一条所列玖久洪农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向原告返还湘丰机电公司11%的股权，并办理好相应的股权登记。另，自2013年6月23日起至办理好股权登记之日止以371.8万元为基数每月按3%计算违约金。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湘丰机电公司于2008年3月26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玄光（后于2013年7月8日变更为周聪林），经营范围：农机产品研制、生产、机电产品研制、生产销售。2012年7月19日，原告刘玄光与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平经商洽后签订《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约定：被告湘丰机电公司所有资产（包括动产、不动产以及无形资产）作价3088万元，刘玄光将其在该公司的49%的股权转让给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湘丰机电公司支付对价7565600元(转让价款49%的一半)给出让方，余款在办理手续后三日内付清。2012年7月21日，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依约向原告刘玄光支付了60万元订金。2013年3月9日，被告湘丰机电公司与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就股权转让又签订《关于〈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双方认可湘丰机电公司的资产状况以公司自行审核记载内容为准，审计价值合计5677万元；一致同意按公司净资产估价3088万元转让股东刘玄光名下的49%股份（计价1513万元）；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之前支付的60万元定金继续有效，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再付300万元作为首付款；被告湘丰机电公司收到首付款后三日内将49%的股份质押到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的名下；被告湘丰机电公司将其名下11%的股份转让至大股东刘玄光名下之日起三日内，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付足全部股份转让款；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已支付股权转让款（含定金）的20%作为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全部实际损失。2013年3月12日，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向原告刘玄光转账支付300万元。2013年6月23日，原告刘玄光及湘丰房产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乙方以3380万元的价格受让甲方所持有的湘丰机电公司的全部股权（其中刘玄光名下股权为61%，湘丰房产公司名下股权为39%）；协议签订时，由乙方支付总价款的50%，扣除之前已付的360万元的转让款后，再支付1330万元给甲方；乙方付清总价款的一半后，甲方负责配合乙方在15天内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变更登记日起30天内，乙方付足全部股权转让款。如乙方逾期不能支付，则每月按逾期付款金额的3%承担利息，并承担违约金300万元；目标公司实际借万宝新区管委会360万元，借期三年，于2014年6月30日到期。甲方承担本金240万元，乙方承担本金120万元。如果在2014年6月30日还款到期前，乙方完成产值上缴税收用于偿还借款外，如不足以清偿借款时，则甲乙双方按上述还款比例承担。如甲乙双方通过努力共同争取部分或全部借款不要偿还，则相关费用按上述比例承担；乙方支付总价款的50%后，甲方将湘丰机电公司的资产、资料、证照等交由乙方掌管。协议签订后，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向原告刘玄光转账支付1690万元（包括之前支付的360万元），湘丰房产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向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出具1690万元收据一份，刘玄光在收据上签名确认。2013年7月8日，原告刘玄光将其持有的61%的股权过户至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名下。二、各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1、双方于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的真伪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争议事实，原告刘玄光主张该《股份协议》上加盖的是湘丰机电公司之前使用的公章，协议内容客观、真实，并向本院提交了《股份协议》原件、肖景光的证明、娄底日报出具的证明、娄底日报的登报声明、（2015）娄星民一初字第1486号民事判决书、（2017）湘1302民初216号民事判决书、（2017）湘13民终1817号民事判决书、执行回转申请书各一份，用以证明《股份协议》上加盖的是湘丰机电公司之前使用的公章，湘丰机电公司的公章没有遗失，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加盖新启用的公司公章的民事行为，认定为无效，故该份协议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二被告质证认为：2014年5月份以来，玖久洪农业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出现民间借贷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和债权委员会对公司的财务和公章采取了监管措施，重刻并启用了湘丰机电公司的新公司公章，因公司原有公章保存在总经理肖景光处没有收缴，该《股份协议》上的公章是原告事后找肖景光加盖的，且协议的日期填写提前了，协议第一页内容是篡改的，第一页的骑缝章与第二页对不上，两页上端、下端、字体大小、颜色、骑缝章均不吻合，故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是原告刘玄光所伪造，依法不具有效力。二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娄底市农委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上述事实。原审认为，原告刘玄光提交的《股份协议》载明的时间是2015年4月18日，显然，该份协议的用章时间是在玖久洪农业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发生债务危机之后。然，2014年5月份以来，玖久洪农业公司及旗下的关联公司一度失控，政府相关部门和债权委员会对该公司及旗下的关联公司的财务和公章采取了监管措施系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案涉《股份协议》上的公章到底是何时加盖的、公章的来源、用章的合法性以及在此背景下签订的协议是否为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均是真伪不明。另，该《股份协议》作为交易文本从形式载体上看极不严谨，且存有多处疑点。故原告刘玄光提交的该《股份协议》属于重大瑕疵证据，原告刘玄光对此并不能作出合理说明，且未能补强证据，故本院对该证不予采信。2、案涉多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哪些是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协议以及本案股权转让的真实交易价格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争议事实，原告刘玄光主张案涉多份股权转让协议，除2013年7月8日签订的《湖南湘丰机电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是为了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以外，其余协议均为合法有效的，且本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是3380万元，并向本院提交了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土地出让金票据、银行转账凭证各一份。二被告则认为本案股权转让的真实交易价格是1000万元，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协议是2013年7月8日签订的《湘丰机电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并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第一组，2012年7月19日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意向协议》、2013年3月9日签订的、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013年7月8日签订的《湘丰机电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一）、（二）、企业注册登记资料一份；第二组：原告与万宝新区签订的《补充协议》及万宝新区的两份函件。上述二组证据用以证明第五份协议（注：依时间为序）是原告伪造的，第三份协议因无湖南湘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湘丰房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公司盖章，该两份协议均不具有法律效力，第四份协议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协议；湘丰机电公司的土地使用价值与厂房合计1000万元左右，原告向万宝新区借款372.5万元，且厂房已设定抵押，该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仅为700万元左右，湘丰机电公司的相关资产已设立抵押不能转让，可以佐证本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实际是1000万元的事实。原审认为，湘丰机电公司的股权价值在转让时没有评估、审计，案涉股权的真实交易价格如何认定应当结合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和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原、被告就股权转让签订有多份协议，因此，厘清多份协议中究竟哪些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是处理本案的关键。首先，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作为股权转让的受让方应当对股权的交易价格负有审慎义务；其次，从湘丰机电公司的资产状况看，案涉股权交易价格包括目标公司的动产、不动产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考虑到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包括土地价值、厂房建设费用以及其他投入、租金收益和溢价因素等，可以从一定层面反映出目标公司的部分资产状况及双方交易的基础；第三，从合同性质、效力和履行情况分析看，案涉五份协议，除第五份协议未予采信外，第一、二份协议为预约合同性质，第三份协议是对应第一、二份协议的本约合同性质。第四份协议，虽然双方就该份协议在工商登记部门进行了备案，属于备案合同性质。但该份协议，约定的股权交易价格是1000万元，而前三份协议约定的股权交易价格分别为3088万元和3380万元，价格均在三千万元以上。该三份协议中对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约定较为详细，内容具有连续性，而第四份协议约定的内容很简略，与前三份协议在内容上不连贯，且交易价格正好与注册资本相对应。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在第一份意向协议签订后即向原告支付60万元履约保证金，在签订第二份补充协议时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在第三份协议签订时即实际支付了1690万元（包括之前支付的360万元），双方随后于2013年7月8日办理了61%的股权变更登记。假若双方约定股权交易价格是1000万元，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无理由要超出合同约定多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690万元。故第三份协议才是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协议，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股权转让的真实交易价格应予认定为3380万元。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四，一是本案系裁定发回重审案件，在重审过程中，是否存在准许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二是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是原告直接诉求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按50%的比例支付共同经营湘丰机电公司期间的经营收益应否支持；四是湘丰机电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关于焦点一，本案通过再审撤销原判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是基于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现原告刘玄光在本案发回重审后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本院予以准许。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要求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关于焦点二，案涉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实际履行，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理应按协议之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本案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向原告刘玄光转账支付1690万元，湘丰房产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向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出具1690万元收据一份，刘玄光在收据上签名确认。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支付的金额已达到协议所约定的一半，原告刘玄光应按协议约定到工商部门办理完整的股权变更登记，但至今为止，原告刘玄光仍有39%的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据此，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根据协议之约定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即在原告刘玄光未办理完整股权变更登记之前，有权拒绝支付余下的款项，其行为不构成违约。另，原告刘玄光主张返还其所持有的湘丰机电公司11%股权之诉求，因《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并无该一约定，本案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未予解除，且双方又不能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原告的该一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原告刘玄光有权就实际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向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主张债权。关于焦点三，原告刘玄光诉求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按50%的比例支付共同经营湘丰机电公司期间的经营收益问题，因湘丰机电公司是独立法人，湘丰机电公司的经营收益属于法人财产，不能直接归属于股东。原告未按《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程序，直接要求被告玖久洪农业公司将湘丰机电公司的经营收益支付原告，有违法律规定。另，原告未提供共同经营湘丰机电公司期间的盈利情况及利润表，且湘丰机电公司是否有利润及利润为多少依据现有证据均无法查清，故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焦点四，原告还要求被告湘丰机电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因原告的该一诉求依据的是《股份协议》，而该份协议本院未予采信，且湘丰机电公司为股东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不符合《公司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故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玄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4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41400元，由原告刘玄光负担。经审理，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一、关于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和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中，2013年6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且双方已经实际按此协议在履行，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理应按协议之约定履行各自义务。玖久洪农业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向刘玄光转账支付1690万元，湘丰房产公司于2013年6月24日向玖久洪农业公司出具1690万元收据一份，刘玄光在收据上签名确认。玖久洪农业公司支付的金额已达到协议所约定的一半，刘玄光应按协议约定到工商部门办理完整的股权变更登记，但至今为止，刘玄光仍有39%的股权未办理变更登记。因；此，玖久洪农业公司根据协议之约定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即在刘玄光未办理完整股权变更登记之前，有权拒绝支付余下的款项，其行为不构成违约。至于刘玄光主张返还其所持有的湘丰机电公司11%股权之诉求，因《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并无该项约定，本案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未予解除，且双方又不能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刘玄光的该一请求，于法无据。故本院对刘玄光的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但刘玄光有权就实际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向玖久洪农业公司主张债权。而载明的时间是2015年4月18日签订的《股份协议》，因该份协议的用章时间是在玖久洪农业公司旗下的关联公司发生债务危机之后。且2014年5月份以来，玖久洪农业公司及旗下的关联公司一度失控，政府相关部门和债权委员会对该公司及旗下的关联公司的财务和公章采取了监管措施系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案涉《股份协议》上的公章到底是何时加盖的、公章的来源、用章的合法性以及在此背景下签订的协议是否为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均是真伪不明。且该《股份协议》作为交易文本从形式载体上看极不严谨，且存有多处疑点。因此，刘玄光所提交的该《股份协议》属于重大瑕疵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亦不予采信。二、关于刘玄光主张玖久洪农业公司按50%的比例支付共同经营湘丰机电公司期间的经营收益问题。因湘丰机电公司是独立法人，湘丰机电公司的经营收益属于法人财产，不能直接归属于股东。刘玄光未按《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程序，直接要求玖久洪农业公司将湘丰机电公司的经营收益支付给刘玄光，有违法律规定。且刘玄光未提供共同经营湘丰机电公司期间的盈利情况及利润表，且湘丰机电公司是否有利润及利润为多少依据现有证据均无法查清，故本院对刘玄光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刘玄光要求湘丰机电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因刘玄光的该一诉求依据的是《股份协议》，而该份协议本院未予采信，且湘丰机电公司为股东的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不符合《公司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故本院对刘玄光要求湘丰机电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刘玄光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6544元，由上诉人刘玄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万江国审判员  宁从越审判员  肖 勇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佳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