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26民初2645号原告：姚素兰，女，1956年5月20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原告：孙建军，男，1978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原告：孙砚鹏，男，1987年1月7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原告：孙延敬，女，198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明，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长兴，河南思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光伟，男，1978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延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长江，河南牧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郭运来，男，1969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辉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丹，北京德和衡（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与被告刘光伟、郭运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建军及四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其明、申长兴，被告刘光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申长江，被告郭运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丹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交通费及处理丧葬使用费用等共计359980.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姚素兰与孙玉喜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分别为长子孙建军、次子孙砚鹏、女孙延敬。2019年4月15日17时许孙玉喜在延津县沙厂工地上安装设备时因围墙倒塌受伤。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七一医院诊断，孙玉喜为多发伤、创伤性特重型颅脑外伤、肺挫伤、肋骨骨折。孙玉喜虽经抢救，终因伤势严重而死亡。后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未果。被告刘光伟系案涉沙厂的老板，系案涉围墙的建设单位及管理人，应当对围墙倒塌承担赔偿责任。被告郭运来没有为孙玉喜的施工提供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刘光伟辩称，1.答辩人与郭运来是承揽关系，答辩人是定作人，郭运来是承揽人。2.孙玉喜是受雇于郭运来，和答辩人无任何关系，3.孙玉喜的受伤与郭运来、孙玉喜本人安装操作失误有关，因此孙玉喜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郭运来承担，孙玉喜在操作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应驳回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被告郭运来辩称，1.答辩人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本次去刘光伟沙厂干活系二人共同外出打工，共同在刘光伟的沙厂从事劳务，孙玉喜和答辩人的工资均按天计算，工资数额均是直接与接受劳务方商定，答辩人从未从中抽取过孙玉喜的工资，原告要求答辩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受害人死亡之后，原告停尸于答辩人门前，胁迫其支付2万元，并签订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可以看出，孙玉喜是和答辩人一起在延津县干活时出的事故，并非是跟着答辩人给答辩人打工时出的事故，协议书约定的是答辩人配合原告对刘光伟的诉讼，而非直接将答辩人列为被告起诉。2.本案受害人孙玉喜是因刘光伟沙厂的围墙倒塌砸伤致死，刘光伟作为围墙所有人，对围墙未进行合理的修缮管理义务，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提供安全的劳动场地，未尽到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对围墙倒塌致人死亡之事应当承担绝大部分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作为提供劳务的一方，自身未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时，刘光伟沙厂有四五个工人均在坑下不同位置干活，答辩人在找干活的工具，也是为干活做准备，恰好未与孙玉喜在同一位置，故受害人的操作行为是单独进行的，与答辩人无关。3.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标准过高，因答辩人并非本案责任方，各项赔偿标准由法院裁决。4.答辩人为受害人垫付了53000元医药费，并受胁迫而支付20000元，共计73000元，原告应当返还给答辩人。5.该围墙下放有很多材料，车辆及行人均无法走到该围墙的跟前，郭运来与孙玉喜是当天中午刚到刘光伟的沙厂，下午孙玉喜清理场地，围墙突然倒塌，当时郭运来不在事发现场，孙玉喜也未直接接触围墙，该围墙倒塌应该是经年不修，在没有任何行人和工具接触到的情况下自然倒塌的，因此应由刘光伟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刘光伟主张与答辩人是承揽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实际上答辩人与孙玉喜二人在刘光伟的沙厂是与其他工人一起劳作，劳动内容都一样，不存在承揽关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复印件1份，证明孙建军曾通过信访途径维权；2.照片7张，证明事故发生的现场情况；3.录音1段，证明孙玉喜随郭运来打工，工资按天计算，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4.诊断证明书、病历各1份，住院费票据1张，电子发票3张，费用清单1份，死亡证明1份，证明孙玉喜因本次事故受伤住院7天，花医疗费149938.40元，后孙玉喜因伤势过重死亡；5.原告所在村委会证明2份。刘光伟提交的证据有：1.安装协议1份，2.郭运来收到条2份，证明刘光伟与郭运来系承揽关系，刘光伟是定做人，郭运来是承揽人，为刘光伟安装机器设备。郭运来提交的证据有：1.票据4份，证明郭运来垫付医疗费53000元；2.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将孙玉喜停尸于郭运来家门口胁迫郭运来支付2万元，并不再因孙玉喜死亡一事找郭运来闹事，由郭运来配合原告对孙玉喜死亡一事进行诉讼，同时证明孙玉喜与郭运来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经质证，刘光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称，不能证明四原告与孙玉喜是近亲属关系；对证据2称可以看出孙玉喜明知墙歪还割断支撑墙体的工具，为了安全，应先进行支撑或加固而后施工，郭运来代理人称孙玉喜在下去前征求了郭运来意见，可见孙玉喜与郭运来无视安全，应负主要责任；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除电子发票外）的真实性无异议；对电子发票称不是原件，是否需要该药品需要医院开处方，不应赔偿；对证据5称不能原告与孙玉喜系亲属关系。郭运来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称信访第二项主要诉求是其父亲在延津县沙厂工地打工期间发生事故，可见孙建军在之前的处理种一直都是按照其父亲在沙厂工地打工处理的；对证据2，可以看出倒塌的墙下面确实堆有杂物，那个墙应该是斜着建在坑里的；对证据3称，首先不知录音中的双方当事人，也不显示录音的时间、地点，不能证明真实性，其次，若录音是真实的，录音中说孙玉喜的工资有时300元，有时250元，可以看出二人非雇佣关系，最多只是转交工资，同时也可以间接证明郭运来与孙玉喜在给刘光伟干活时确实是按天结算，录音真实性无法认可，若该录音是真实的，只能证明是之前双方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4（除电子发票外）无异议；对电子发票称系复印件，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证据5无异议。原告对刘光伟提交的证据未质证。郭运来对刘光伟提交的证据称，首先安装协议与本案无任何关联，两份收条可以看出郭运来领取的是工资款10450元，由此更可以看出是在向刘光伟提供劳务。原告对郭运来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称4份票据是郭运来垫付的医疗费，不属于孙玉喜向郭运来的借支；协议书不显示郭运来所称的双方之间是共同干活的，该协议显示的是孙玉喜与郭运来一起在延津干活时死亡，但显示双方因赔偿问题无法达成协议，同时该协议是经调解达成的，不存在胁迫，不能说明郭运来配合就认为孙玉喜与郭运来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票据中外购人血白蛋白原告并未主张。刘光伟称郭运来提交的证据与其无关。经审查，原告提交的证据1、2、3对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5客观真实，合法有效，予以认定。刘光伟提交证据，与其主张的待证事实缺乏关联，不予认定。郭运来提交的证据客观真实，予以认定。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孙玉喜与原告姚素兰系夫妻关系，与原告孙建军、孙砚鹏系父子关系，与原告孙延敬系父女关系。孙玉喜父母均已故。2019年4月15日孙玉喜在为刘光伟开办的沙厂内的土坑中安装设备时，因土坑内的墙体倒塌受伤，于当日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七一医院治疗，于2019年4月22日出院，共计7天，住院期间产生住院费用146288.40元（含刘光伟垫付的50700元及郭运来垫付的50000元），外购人血白蛋白产生费用共计5950元（其中郭运来垫付2300元），后孙玉喜不治身亡。原告因与被告协商赔偿无果来院起诉。审理中，原告称孙玉喜与郭运来同村，应郭运来邀请从事电焊工作，刘光伟系沙厂负责人，二被告是什么关系不清楚。孙建军称孙玉喜日工资300元，按天结算，工资支付不规律，有钱即付，郭运来是搞电焊的，无焊工证。刘光伟对此称刘光伟与郭运来系承揽关系，刘光伟需要按照磨砂设备，因郭运来之前为刘光伟安装过磨砂设备，刘光伟就联系郭运来，之前双方签过承揽合同，这次未签，安装好付安装费48000元，设备是刘光伟的，郭运来带工具提供劳务，负责安装即可，出事后就不再安装，沙厂未进行工商登记，未挂牌；刘光伟与孙玉喜并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郭运来称孙玉喜与郭运来没什么关系，刘光伟沙厂需要人，给郭运来打电话，当时在郑州干活未结束，结束后，刘光伟又打电话，让郭运来有空时去干活，未专门让找人，就说郭运来若有朋友会干就去干，郭运来和孙玉喜常年一起干活，工资有时是老板对二人直接发，即便是郭运来转交的，也无提成和利润，孙玉喜不是给郭运来打工的；因为孙玉喜有些活干不了，郭运来的技术更成熟些，所以郭运来日工资500元，孙玉喜日工资300元；刘光伟沙厂有工具，不需要自带；事发当天近中午时到达工地，午休后，发现刘光伟的工人正在施工，管事的人也说赶紧干活，孙玉喜就说先下去了，郭运来就到院里找工具，回来后快走到坑边时突然听到墙倒了，郭运来就赶紧用手扒孙玉喜，然后与工人一起将孙玉喜抬出来，120到后先送到延津县人民医院，后转至新乡三七一医院，期间刘光伟先垫了5万元，之后刘光伟不再交钱，郭运来因与孙玉喜私交较好，就凑了5万元，这时孙玉喜家人和郭运来都是照着刘光伟的，几天后孙玉喜死亡，孙玉喜家人又联系不上刘光伟，就开始要求郭运来承担责任，后来孙建军、孙砚鹏将孙玉喜的棺材停放在郭运来家门口，经派出所和村委会调解，胁迫郭运来支付2万元；事发时孙玉喜干活时人与墙应该没有接触，因为下面还堆着很多东西。刘光伟称事发时不在现场，孙玉喜、郭运来是何时到的也不知道；沙厂有一高4.5米、宽6米的坑，坑有斜度，底部两侧有两堵高4.5米的砖墙，因怕土塌方，就用墙来挡土，安装的机器的底座在坑里，连着两边的墙，将底座割断以后，两面的墙没有支撑了，墙就倒了；这个设备除了郭运来和孙玉喜，没有其他人安装过，刘光伟的工人只负责买材料，不干活；事发时刘光伟在村里，郭运来电话告知墙翻了，下面有人，刘光伟赶到后，都在扒人，当时郭运来给刘光伟的姐夫说发现墙歪了，说先加固墙，刘光伟的姐夫就去买水泥了，孙玉喜为什么又下去不知道，刘光伟只是大包给郭运来了，安装好以后管用了再给钱，不管怎么安装；另之前第一次就是郭运来安装的设备，后来环保检查拆除了，本次是第二次安装，底座还是以前的，是需要在这个底座上安装设备。原告称共同干活不属实，郭运来与孙玉喜是雇佣关系，事发前孙玉喜的工作由郭运来安排，工资由郭运来发放，且事发前孙玉喜征得郭运来同意后进入岗位工作，之后郭运来离开现场，同时郭运来明知墙歪仍同意孙玉喜到坑下作业，过错非常明显，未尽到雇主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事发前刚进到坑底，不可能出现切割支撑点导致墙体倒塌的情况。郭运来对此称孙玉喜下坑前并非征求郭运来的意见，若按刘光伟所述事发经过，孙玉喜自身有重大过错。审理中，郭运来向本院提交了2019年4月29日协议书，该协议书显示“甲方：郭运来……乙方：1.孙建军……。2.孙砚鹏……2019年4月28日上午，孙建军因其父亲孙玉喜和郭运来在延津干活时死亡，双方因赔偿问题达不成协议，组织自家亲戚将孙玉喜的尸体放在棺材内抬到郭运来家门口停放。此事经村委会主任王林明、村民王小明在中间调解，达成如下协议：1.郭运来支付孙玉喜丧葬费贰万元；2.孙建军、孙砚鹏将孙玉喜尸体连带棺材抬走后入土安葬；3.贰万元丧葬费由峪河派出所保管，……5.孙建军、孙砚鹏等孙玉喜家属今后因为孙玉喜死亡一事去法律机关诉讼处理，不能再去郭运来家闹事；6.郭运来配合孙建军、孙砚鹏对孙玉喜死亡一事在法律上诉讼。甲方当事人：郭运来（王安伟）代写乙方当事人：孙建军孙砚鹏（孙建军）代写见证人：王小明王林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刘光伟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10月2日安装协议，协议显示甲方系刘光伟，乙方系河南省新乡市红杨矿山设备安装队，协议尾部落款处显示甲方为刘光伟，乙方为刘红彬，协议约定新安装破碎机、给料机、振动筛，制作皮带、输送机，安装所有设备工作日为25天左右；施工现场按照管理由乙方负责；安装期间甲方提供各种所需耗材；乙方进场甲方需首付安装费2万元，制作好筛子框架、机器下框、吊起筛子下面框架后付2万元，焊好皮带输送机架付1万元，全部吊起后付5000元，安装完毕调试机器前付7000元，调试完成试机一天后，设备正常运转，甲方一次性付清余款，工程总费用6.2万元；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刘光伟提交的2019年2月25日收到条显示“收到收到2018年安装大机器费壹万元整（10000元）郭运来2019年2月25日”，2019年3月4日证明显示“证明今取到工资款壹万零肆佰伍拾元整（10450元）郭运来2019年3月4日”。另查明2018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年平均工资为44314元，2018年河南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为45677元，2018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30.74元。本院认为，结合各方诉辩意见，各方的争议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孙玉喜与二被告的关系问题；2.各方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及二被告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3.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关于第一个方面，各方分歧较大，审理中，原告称孙玉喜与郭运来系雇佣关系，在刘光伟的沙厂务工；郭运来对此予以否认，称其与孙玉喜并非雇佣关系，二人共同为刘光伟提供劳务；刘光伟对此则称其与郭运来之间存在承揽关系，郭运来系承揽人。对此本院认为，审理中，刘光伟为证明其主张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安装协议、郭运来出具的收到条及证明，经审查可知，安装协议的签订主体并非刘光伟与郭运来，不能证明刘光伟与郭运来就协议所涉设备安装存在承揽关系，而郭运来出具的收到条及证明也仅能反映出郭运来收到相关款项，不足以证明郭运来是基于与刘光伟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而接收的工程款项，另本次设备安装是独立的工程，不论第一次设备安装是否是由郭运来承揽完成，均无法必然推定出本次涉案设备的安装也由郭运来承揽的结论，同时，刘光伟未能提供本次设备安装的承揽合同加以印证，经庭审可知，本次设备安装由郭运来与孙玉喜施工，因不存在其他工人（除刘光伟一方的工人外）参与此次施工，致本院无法进一步查证；原告虽主张之前孙玉喜一直随郭运来务工，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孙玉喜本次亦随郭运来务工的事实成立，虽然在孙玉喜住院期间及身故后，郭运来支付了部分费用，但经庭审查实，孙玉喜住院期间病情危重，医疗费用所需甚巨，刘光伟在先期垫付部分费用后，郭运来垫付了部分费用，基于郭运来与孙玉喜经常共同外出务工及二人系同村居民的客观事实，在无其他证据印证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况下，不能排除郭运来帮助孙玉喜的情况存在，而郭运来支付的2万元丧葬费更是在孙建军等人将孙玉喜的棺材停放在郭运来门口的情况下支付的，从孙建军与郭运来签署的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也无法反映出孙玉喜与郭运来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故仅凭郭运来支付了部分费用就判定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则仍显依据不足，另，农民工务工的组织形式松散，临时性、随意性大，不固定，无法对之前孙玉喜与郭运来的用工形式进行类比推理，故此，本院无法确定郭运来与刘光伟之间存在承揽关系，也无法确定郭运来与孙玉喜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刘光伟系涉案设备安装工程的业主，孙玉喜事发时从事的工作在设备安装的范畴内，在无法确认郭运来系承揽人的情况下，应当确认孙玉喜系为刘光伟提供劳务。关于第二个方面，本院在第一个方面已对孙玉喜与刘光伟的关系作出判断，同时无法确认孙玉喜与郭运来存在雇佣关系，故以下本院将着重判断的是孙玉喜与刘光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的问题。首先，关于孙玉喜，孙玉喜作为成年人，在从事相关作业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应首先全面查看作业环境，尽力排除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做好自我防护工作，针对特定岗位作业也需取得相应从业资格，具备符合特定作业的条件和能力，本案事发时，孙玉喜从事热切割作业，但未依法取得焊工证，缺乏进行切割作业的资格，同时，结合事发时的作业环境可知，作业现场存在一定的危险系数，孙玉喜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疏于防范，未进行相关的安全保护，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关于刘光伟，第一次设备安装后，因环保检查设备被拆除，在此后不久，刘光伟再次启动设备安装工程，而此次安装是否经过依法审批尚无证据证实，本身即具有违法性，同时，庭审中，刘光伟提到坑内建筑的墙体用于挡土，而在作业前已发现墙体存在倾斜的情况，此时，坑内的墙体已具备一定的安全隐患，而危险系数也必然会随着作业的推进进一步加剧，此时，刘光伟出于最基本的劳动保护的义务，也应及时加固，并确保在加固前不进行相关作业，但刘光伟并未如此，其未能为孙玉喜提供安全的施工环境，未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致事故的发生，刘光伟存在重大过错，因孙玉喜已身故，结合本院实际，本院酌定原告自负10%，刘光伟承担90%的事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孙玉喜在为刘光伟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孙玉喜死亡的后果，刘光伟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据上述规定，刘光伟应按其自身过错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承担90%的赔偿责任。关于第三个方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的合理损失如下：1.医疗费146288.40元，予以支持，关于孙玉喜治疗期间因外购人血白蛋白所产生的费用5950元，系因孙玉喜因治疗产生的必要费用，且在孙玉喜住院病历上均有相应记录，能够印证孙玉喜住院期间使用人血白蛋白的事实成立，予以确认，共计152238.4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要求按每天50元计算，予以支持，为350元；3.营养费，按每天20元计算，为140元；4.护理费，按河南省居民服务业年平均工资标准45677元计算，为876元；5.误工费，按2018年河南省农村居民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44314元计算，原告主张按每天300元计算依据不足，不予采纳，为849.86元；6.丧葬费，按2018年河南省在岗职工年工资标准64148元计算6个月，为32074元；7.死亡赔偿金，受害人孙玉喜为1954年10月10日出生，死亡时为64岁，死亡赔偿金应按2018年河南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830.74元的标准计算16年，为221291.84元；9.交通费及处理丧葬事宜费用，原告要求3000元，但未能提供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交通费本院按孙玉喜住院期间每天20元计算，为14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要求70000元过高，本院酌定支持40000元。以上第1-7项共计407960.10元，由刘光伟按90%的比例赔偿原告367164.09元，加第8项，共计407164.09元，扣除刘光伟已垫付的50700元，下余356464.09元，刘光伟应赔偿给原告。关于郭运来垫付的医疗费用，本案中郭运来未提出反诉，本案不作处理，郭运来可另行主张。关于郭运来支付原告的2万元，该2万元是在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由郭运来支付原告方的，该协议上虽无郭运来签名，但审理中，郭运来将该协议作为证据提交，视为其对该协议的认可，经审查该协议可知，协议签订的背景虽是孙建军等人将孙玉喜棺材停放在郭运来门口，但该协议是经人调解达成的，并非孙建军等人胁迫郭运来单方强制达成的，且协议上显示该2万元由当地派出所保管，说明该协议仍是双方的自由意思表示，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不能反映出在达成该协议时郭运来意思受到强制，郭运来仍应受其此项意思表示的约束，现郭运来已按照协议支付孙建军等人2万元，已完成协议约定的给付义务，郭运来要求原告返还该2万元，依据不足，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光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赔偿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丧葬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56464.09元；二、驳回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姚素兰、孙建军、孙砚鹏、孙延敬对被告郭运来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99元，减半收取3349.50元，由原告负担33.50元，被告刘光伟负担3316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长龙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邹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