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苏06行终6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锡贵，男，1935年3月15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如英，女，1964年1月7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锦林，男，1967年11月20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毅，男，1969年8月20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明英，女，1965年12月6日生，××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南通市崇川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龚培湘，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市碧桂园城西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杨元祥，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岑霞，南通市碧桂园城西置业有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单文华，南通市碧桂园城西置业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张锡贵、张如英、张锦林、张毅、张明英因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苏0691行初450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9日，原南通市国土资源局与上海市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碧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3206012017CR000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将坐落于任港路北、景华城东（柴油机厂及周边）编号R16031的宗地73500.021平方米出让给新碧公司。此后，原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南通市碧桂园城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桂园公司）、新碧公司签订了《3206012017CR0008号变更协议》，约定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碧公司设立的合资子公司碧桂园公司。之后，碧桂园公司在案涉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2018年11月30日，南通市崇川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作出《柴油机厂周边地块项目房屋征收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认定和处理告知书》，认定张锡贵户编号S1至S4、S7、S9至S12、S16、S17的房屋均无任何批建手续，不予作为合法建筑补偿。张锡贵等五人当庭陈述案涉被拆除棚披即S7，亦认可S7在案涉地块工地西南角碧桂园公司建设围墙的范围内。2019年4月1日，碧桂园公司雇请南通市渝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拆除案涉棚披，铲除树和菜，建设了围墙，并向该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2019年4月4日，张锡贵等五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确认南通市崇川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2.判令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将毁坏的房屋及其他设施恢复原状；3.诉讼费用由崇川区综合执法局承担。 另，在张锡贵等五人提起本案诉讼后，碧桂园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出具一份《关于4月1日碧桂园工地设置围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今年3月在碧桂园工地西南角设置工地围墙时，屡屡受到任港街道战胜六居20号张夕（锡）贵户（战胜村六居均拆完，仅剩此一家）的阻挠，在挖机施工时，张坐在挖机下面，阻挠施工，工地施工人员交涉几次均无果，导致无法打围墙、交房困难，我公司求助到任港街道。4月1日我公司的设置围墙行为是我公司的施工行为，因为棚披、树、菜在我们工地红线范围内，所以拆除棚披、铲树、菜都是我公司行使合法规划红线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城管、公安到现场是防止事态扩大，保障秩序的行为”。4月16日，南通市崇川区任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任港街办）出具了《关于4月1日碧桂园工地打围墙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2019年3月7日前，任港街办多次接到碧桂园开发商代表的投诉，反映在工地西南角设置工地围墙时，屡屡受到任港街道战胜六居20号张夕贵户的阻挠，……街道基于此情况，于3月7日召集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商讨，要求配合碧桂园做好设置围墙工作……4月1日，街道再次接到碧桂园方的求助，称其施工时张户多人进行阻挠，且碧桂园业主、围观群众达百余人，为避免因张户无理取闹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街道决定下午由公安和城管配合，稳控碧桂园施工现场。设置围墙的主体是碧桂园工地，拆棚披和铲树、菜是碧桂园正常行使其合法的规划土地使用权的体现，整个施工从人员到机械都是碧桂园自己雇请的……”。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前述规定表明，行政诉讼审理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否则裁定驳回起诉。 本案中，张锡贵等五人提供了现场照片试图证明拆除现场有城管工作人员，故应视为系崇川区综合执法局组织实施的拆除行为。但崇川区综合执法局极力否认实施了拆除行为，并提供了碧桂园公司出具的《关于4月1日碧桂园工地设置围墙的情况说明》以及任港街办出具的《关于4月1日碧桂园工地打围墙的情况说明》等证据。碧桂园公司当庭承认拆除行为系其雇请其他公司所为，而且提供了拆除围墙协议书和支付相关款项的银行汇款凭证。虽然案涉地块土地已经征收为国有，正常情况下，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征收补偿，如果行政机关简单地以拆违代替征收则不应支持。但从南通市崇川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作出的《柴油机厂周边地块项目房屋征收未经登记建筑调查认定和处理告知书》来看，认定张锡贵户所搭建的违章建设有十余处，如果崇川区综合执法局有以拆违代替征收的意图的话，则只会一次性把所有的违章都拆除了事，完全没有必要一次一处的分十余次来拆除，那样只会引发更多的纠纷或诉讼。因为案涉棚披处于碧桂园公司建设围墙的红线范围内，碧桂园公司如要及时竣工验收并交付房屋的话，又必须建好围墙才好交付验收，故碧桂园公司有拆除案涉棚披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追求。在碧桂园公司承认其实施了拆除行为，也提供了雇请其他公司拆除围墙的协议书和支付相关款项的银行汇款记录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拆除行为系碧桂园公司所实施，而碧桂园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自行拆除了案涉棚披，无论拆除行为是否合法有据，均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张锡贵等五人可以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主张相关权利。故张锡贵等五人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张锡贵等五人的起诉。 张锡贵等五人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碧桂园公司作为民事主体无权强制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案涉房屋拆除时有20多名被上诉人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应当认定被上诉人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对案涉房屋组织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该强制拆除行为缺乏强制执行依据，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确认违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和被上诉人碧桂园公司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案涉棚披被强制拆除不持异议，本案的关键是强制拆除棚披的行为是否系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实施。 张锡贵等五人主张案涉棚披系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实施而提交了拆除现场照片，证明崇川区综合执法局有工作人员在强制拆除现场并有搬运花盆的行为。崇川区综合执法局为反驳张锡贵等五人的主张，提供了碧桂园公司和任港街办分别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碧桂园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地块总平面图等证据材料。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张锡贵等五人诉称被强制拆除的案涉棚披及花木等占用的土地已被纳入碧桂园公司的建设用地红线范围，属于碧桂园公司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土地，而非张锡贵等五人的住宅用地。因张锡贵等五人阻挠碧桂园公司施工，任港街办应碧桂园公司的求助而要求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及公安等相关部门人员到场，配合做好稳控工作。同时，结合碧桂园公司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围墙拆除协议书、账户交易明细回单等证据材料可以看出，碧桂园公司为了对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而书面委托南通市渝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拆除了原有的老围墙、包括案涉棚披在内的临时彩钢板围挡等并重新搭建围墙，也向南通市渝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因此，碧桂园公司拆除案涉棚披的后果，依法不能由崇川区综合执法局承担。况且张锡贵等五人的17处编号房屋已被纳入征收范围，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房屋无批建手续，但除标注S7的案涉棚披被拆除外，其他16处编号房屋全部保持原状，说明相关部门尚未对张锡贵等五人的被征收房屋启动强制拆除程序，崇川区综合执法局不大可能保留张锡贵等五人绝大部分房屋原貌而仅拆除案涉棚披。故张锡贵等五人认为崇川区综合执法局系案涉棚披的强制拆除主体，事实根据不足。 综上，案涉棚披系碧桂园公司拆除，崇川区综合执法局并非强制拆除的实施主体。一审法院经审理所作驳回张锡贵等五人起诉的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张锡贵等五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郭德萍 审 判 员 仇秀珍 审 判 员 张祺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吴彩丽 书 记 员 丁水仙 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