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桂凤，女，1965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魁贞，浙江金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俞洪生，男，1963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亮，浙江哲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运河路31-1号。 法定代表人：俞洪生，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亮，浙江哲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桂凤因与上诉人俞洪生、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生纺织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233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桂凤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向黄桂凤支付借款本金2000000元；2.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支付黄桂凤自起诉之日（2018年12月28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以2000000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原判决认定借款未约定借款利息并将俞洪生归还的73万元认定为归还本金，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一，根据在案证据，2018年4月11日邓德强向俞洪生发送短信，内容为“俞总，那个款子十三号到，要是还接着用的话，安排一下十万要打给我的，谢谢。”该短信内容可以证实两点，第一，案涉借款期限为2个月，自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显然俞洪生所称“借期20个月”与证据不相符。第二，案涉借款利息为每月10万元。虽然短信内容里没有明确说明10万元的性质，但是结合整句话，该10万元理解为利息更符合字面意思和交易惯例。而且，结合前半句“那个款子十三号到”，既然借期为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那么，2018年3月15日支付的10万元，显然不是归还本金。第二，认定本案借款为无息借款也不符合常理。黄桂凤与俞洪生因借款事宜经案外人介绍相识，双方非亲非友，黄桂凤将200万的高额资金无偿提供给被告使用，显然有违交易习惯。综上，本案双方口头约定了借款利息，俞洪生按月履行付息义务，且与短信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应当认定俞洪生归还的73万元系支付借款利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 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辩称：一、宏生纺织公司不是借款人，黄桂凤要求宏生纺织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详见上诉状第一点。 二、关于黄桂凤提出的归还借款本金2000000元的上诉请求。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认为俞洪生仅需归还黄桂凤借款本金67万元。1.黄桂凤所谓的借款本金2000000元中，有60万元是预扣利息，应依法予以认定，并从借款本金中扣除。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已在上诉状第二点中详细阐述了具体的事实和理由，不再赘述。另外：60万元不可能是俞洪生替蔡东伟归还邓德强的借款。因为《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如果俞洪生一开始就不按月还款10万元到邓德强银行账户的话，那黄桂凤还有什么利息可以收？更何况邓德强在3月5日的短信中提到，他们借给俞洪生的这笔钱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如果俞洪生一开始就不按月还款10万元，黄桂凤岂不是要赔本？所以，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俞洪生打给邓德强的60万元是预扣利息。黄桂凤只有在先收到预扣利息的情况下，她资金生意的风险才会最小。2.原判决关于俞洪生已支付73万元性质的认定是准确的，应认定为归还的借款本金。因此，俞洪生需归还黄桂凤的借款本金为67万元。 三、关于黄桂凤提出的逾期利息上诉请求。1.原判决关于俞洪生已支付73万元性质的认定是准确的，应认定为归还的借款本金，并非利息。2.按照黄桂凤的主张，即借款200万元中有60万元是俞洪生替蔡东伟还款，后面再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5分的标准计算利息，以及两个月借款期限（即借期为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4月13日）的说法，我们不妨算一算借款人的资金成本要有多高？由于蔡东伟还欠着黄桂凤、邓德强几百万元借款至今无法归还，所以这60万元是替蔡东伟还款也好，是预扣利息也罢，俞洪生不可能用到这笔60万元。如果借款金额是200万元，则俞洪生还没用一分钱，就已经产生30%的资金成本，两个月的借期还要以200万元按照月息5分的利息计算成本。因此，200万元的借款一个月的成本为35%即70万元，两个月的使用成本为40%即80万元。这么高的资金成本是不可能借的，黄桂凤的这一事实和理由难以成立，而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的事实主张更合情合理。3.本案借款存在60万元的预扣利息，且借款期限未作约定，所以本案应当以利息约定不明为由，认定视为不支付利息的借款。虽然，原判决认定借款为无息借款有点不恰当，但这不影响本案实体结果的认定。4.黄桂凤所主张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不应支持，详见上诉状第三点。 综上所述，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认可俞洪生尚欠黄桂凤借款本金67万元，黄桂凤的其他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俞洪生返还黄桂凤借款670000元；2.撤销原判决第二项；3.撤销原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4.依法纠正本案一审诉讼费用的负担；5.本案上诉费用由黄桂凤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宏生纺织公司不是借款人，原判决判令宏生纺织公司归还借款，支付逾期利息和财产保全费，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判决认定宏生纺织公司公章是加盖在借款人处，与客观事实不符。从《借款合同》可以看出，宏生纺织公司的公章加盖在了借款合同与收条分界处的最右侧，并不是合同落款处借款人（乙方）位置。同时，《借款合同》中除了宏生纺织公司的公章外，没有载明其他任何宏生纺织公司的信息。2．《借款合同》中宏生纺织公司的公章是不是以借款人的身份加盖，应当以俞洪生加盖公章时的意思表示为准。但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俞洪生在加盖公章时，其明确表明是代表宏生纺织公司以借款人的身份加盖的。3．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明宏生纺织公司是案涉借款的实际使用人。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宏生纺织公司在《借款合同》上盖章，但在未表明身份，且无证据证明宏生纺织公司是借款人的情况下，原判决判令宏生纺织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与该司法解释规定之精神相违背。5．原判决认为“一般见证人应为与借款双方无关的第三人，原告要求被告俞洪生自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进行见证也不符合常理”，但这只是主观分析推理，既不是客观事实，也不是法律规定，更不见得这样的主观分析推理符合常理。 二、俞洪生应黄桂凤要求转账给邓德强的60万元是预扣利息，应当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原判决基于所谓的“常理”进行判决，却忽视了更符合常理的常理、本案的客观事实及相关证据，从而错误认定60万元不是预扣利息且与本案无关。原判决以一种所谓“不予处理”的方式处理了俞洪生应黄桂凤要求转账到邓德强银行账户的60万元。1.黄桂凤转账给俞洪生200万元的银行账户并不是《借款合同》中载明的银行账户，而是合同签订当天（2018年2月13日）俞洪生发短信告知邓德强的农业银行账户，而邓德强的银行账户又是黄桂凤在打款当天（2018年2月14日）让邓德强短信通知俞洪生的。黄桂凤之所以要求这么做，其目的是为了回避高利贷问题。更何况，黄桂凤一审庭审陈述其既是邓德强的领导，又与邓德强分工负责、对外放贷，而俞洪生与邓德强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其他经济往来。因此，黄桂凤通过邓德强收取预扣利息完全符合常理。2.俞洪生在一审两次庭审中均未有过关于“按月息三分预扣10个月利息”的事实陈述。俞洪生陈述的是该60万元预扣的是全部利息，同时每月归还本金10万元，直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200万元付清为止。由于每个月都有归还10万元的借款本金，随着借款本金的减少（分母变小），其月利率必将逐月提高，最终算下来差不多是月息3分。而原判决一方面忽略了每个月归还10万元本金的因素，直接将60万元/0.03/200万元=10个月，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借款合同》中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客观事实，直接以200万元/10万元得出归还期限20个月的结论，通过对二者简单地比较，得出了这一与常理不符的错误结论。3.短信聊天记录中，俞洪生的短信“小邓，我也难的主要是后来这一佰万给东伟用了所以儿子这里不好说”，这只是俞洪生委婉拒绝提供担保人的推脱之辞，并不是客观事实。原判决的主观分析推论，脱离了具体语境、社会人情和汉语言常识。更何况对于黄桂凤所主张的“俞洪生为蔡东伟归还邓德强的借款而将60万元转账到邓德强账户”这一积极事实，黄桂凤没有提交有效证据，原判决也没有依法查明该事实。短信聊天记录中根本没有提到过转账给邓德强的60万元是替蔡东伟还款，俞洪生的银行流水明细也没有注明。这一条短信不是直接证据，而是无其他证据佐证的孤证。原判决仅凭短信聊天记录中断章取义出来的一条短信，再以所谓的“常理”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该60万元不是预扣利息且与本案无关”的结论，实在让人难以信服。4.从黄桂凤提供的短信聊天记录看，只要邓德强一提到让俞洪生提供担保人的时候，俞洪生总是提到蔡东伟。因为俞洪生曾为蔡东伟提供担保，并承担了担保责任，而蔡东伟一直没钱还。按照黄桂凤的逻辑，即：在蔡东伟债务缠身，一直没钱还俞洪生，而俞洪生又缺钱的情况下，俞洪生还去借月息5分的高利贷替蔡东伟还款，明细有违常理。5.黄桂凤庭审明确陈述“俞洪生转账给邓德强的60万元，是俞洪生替蔡东伟归还给邓德强的”。黄桂凤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承认蔡东伟欠她好几百万，且经执行未执行到位。在此情况下，黄桂凤又为何不是要求俞洪生替蔡东伟归还欠她的钱，而是替蔡东伟归还欠邓德强的钱？综上，原判决是依据主观分析推理进行判决，而不是依据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进行判决，结果必然错误。该60万元是预扣利息，应当从借款本金中扣除。 三、原判决支持黄桂凤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于法无据。1．案涉《借款合同》中未约定还款期限。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四）项之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在黄桂凤未提前催告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原判决支持黄桂凤自起诉之日起的逾期利息，于法无据。2．黄桂凤在提前收到俞洪生所提交证据的情况下不举证反驳，而是明确表示俞洪生转账到邓德强银行账户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因本案系适用简易程序，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论阶段以及最后陈述意见阶段均已结束，即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在此情况下，黄桂凤又在庭审结束后，再次提交证据，造成原审法院不得不对本案组织第二次庭审活动。同时，黄桂凤又在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当庭增加了利息主张的相关诉讼请求。可见，黄桂凤是故意隐瞒了有关事实，且在举证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增加了逾期利息诉讼请求，原判决允许并加以支持，亦程序违法。 四、原判决已经驳回了黄桂凤的部分诉讼请求，基于此，原判决判令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支付黄桂凤为本案支出的全部财产保全费，明显不当，更何况原判决存在前述诸多不当之处。 黄桂凤辩称，第一,原判决关于宏生纺织公司为借款人的认定，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俞洪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作为宏生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知晓在右下方借款人的区域内签章的法律后果。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主张宏生纺织公司仅仅是见证人，但是借款合同上并未载明见证人，俞洪生和洪朱纺织应当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而且俞洪生是宏生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作为有利害关系的双方的见证人是有违常理的。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流水，也可以证实俞洪生向案外人邓德强转账的这个款项中，有大部分的款项是宏生纺织公司支付给俞洪生，由俞洪生立即支付给邓德强，说明宏生纺织公司实际上已经在履行还款义务，再结合宏生纺织公司的盖章行为，可以认定宏生纺织公司为实际的借款人。 第二，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主张60万元是预扣利息与客观事实不符，而且自相矛盾。俞洪生的短信内容可以印证60万元与案外人蔡东伟有直接的关系，银行转账存在多种可能性，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对预扣利息的主张一直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佐证，其关于利息标准和借款期限的陈述自一审开始一直是自相矛盾的。本案黄桂凤足额支付了200万元，显然与预扣利息的操作不相符。此外，案外人蔡东伟因与邓德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蔡东伟于2019年5月24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申请，蔡东伟在再审申请中陈述，其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俞洪生向邓德强归还了60万元，该陈述与黄桂凤一审提供的第四组证据即录音内容是相互印证的，足以说明该6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系。 第三，关于黄桂凤第二次提交证据以及增加诉讼请求的问题。黄桂凤是在开庭当天才收到法院的证据材料，黄桂凤是基于对方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提出反驳意见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庭后提供证据是经第一次开庭法庭允许的，并没有超过举证期限。黄桂凤增加诉讼请求也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不违反法律规定。 第四，补充说明一下俞洪生为什么借了200万元愿意拿60万元给蔡东伟用。这笔借款是蔡东伟介绍的，如果没有蔡东伟出面，黄桂凤是不可能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借200万元给俞洪生，蔡东伟帮俞洪生介绍200万元进来，俞洪生拿60万元给蔡东伟使用合乎常理，所以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的所有推测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强调，无论在一审中还是二审中，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都认可本案借款是存在利息的，一审法院认定本金借款为无息是很不恰当的。 黄桂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承担。后黄桂凤增加诉讼请求：判令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从起诉之日起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分计算利息，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2月13日，俞洪生与黄桂凤签订借款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乙方因业务需要向甲方借款2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8年2月13日至20年月日止，共天，期满乙方应按时归还全部借款，若逾期，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每天按总借款的%计，并赔偿甲方为追讨甲方债务发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调查费用……”，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上述内容除下划线上的内容系手写，其余内容均为打印。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人（甲方）处空白，借款人（乙方）处写有俞洪生的名字并捺印，落款处的借款人（乙方）处有俞洪生签字捺印，在右下方盖有宏生纺织公司公章。在借款合同的下方同时打印收条一份，内容为“上述借款贰佰万元本人已于2018年2月13日收到”，俞洪生在借款人处签字，并有手写的银行名称及账号。 2018年2月14日，黄桂凤通过银行向俞洪生账户转账200万元。同日，俞洪生向案外人邓德强转账60万元。2018年3月15日、4月16日、5月17日、6月21日、7月16日、8月14日，俞洪生分别向邓德强各转账10万元；2018年9月19日、9月25日、11月12日，俞洪生分别向邓德强转账5万元、5万元、3万元。 另认定：1.案外人蔡东伟、邓德强也参与了借款的过程，借款是通过蔡东伟介绍的。2.庭审中，黄桂凤陈述邓德强系其员工，邓德强陈述其与黄桂凤系合作关系。黄桂凤及证人均陈述，俞洪生支付的款项中，其中60万元系替蔡东伟归还欠证人的借款，其余转账给邓德强的款项系支付黄桂凤的利息。俞洪生陈述，其支付的60万元系预扣利息（月息3分，扣10个月），之后每月支付的10万元系归还借款本金至付清。3.在俞洪生与邓德强的短信来往的记录中，俞洪生在2018年3月5日发送的短信内容为“小邓，我也难的主要是后来这一佰万给东伟用了所以儿子这里不好说”；2018年4月11日邓德强发送的短信内容为“俞总，那个款子十三号到，要是还要接着用的话，你安排一下十万要打给我的，谢谢。”4.借款合同中的公章系俞洪生所盖。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60万元的性质。首先，俞洪生主张系按月息三分预扣10个月的利息，之后每月归还本金10万元。根据该陈述，利息只付10个月，而归还期限为20个月，这显然与常理不符。其次，俞洪生的短信“小邓，我也难的主要是后来这一佰万给东伟用了所以儿子这里不好说”，证明的确其中有100万元给蔡东伟用了。俞洪生主张该100万元系之前替蔡东伟支付的款项而非本案中的200万元借款，明显与其短信内容不符，不予采信。该院认为，俞洪生关于60万元款项及对上述短信内容的解释不具有合理性，存在矛盾之处，故该院认定俞洪生支付给邓德强的60万元并非支付给黄桂凤的利息，黄桂凤亦否认收到该款项，该款项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在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其余已支付的73万元的性质，因双方并未约定需支付利息，黄桂凤亦无证据证实系支付的利息，邓德强与俞洪生的微信记录中虽提到了需支付10万元，但亦未明确该款项的性质，且邓德强并非出借人，故该院认定为归还的借款本金。二、关于宏生纺织公司是否系共同借款人。虽然借款合同抬头借款人处只写了俞洪生的名字，但在借款人处的右下方盖有宏生纺织公司公章，宏生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俞洪生，公章亦是俞洪生所盖。宏生纺织公司认为其仅是见证人，但一般见证人应为与借款双方无关的第三人，黄桂凤要求俞洪生自己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进行见证也不符合常理，故从公章的盖章位置及盖章人为其法定代表人俞洪生的情况，该院认定宏生纺织公司系共同借款人。 关于黄桂凤增加的诉讼请求，因本案系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黄桂凤在第二次庭审时增加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该院认为应按年利率6%计算。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黄桂凤借款1270000元；二、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桂凤自2018年12月28日起至借款付清之日止按未付金额按年利率6%计算的逾期利息；三、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黄桂凤为本案支出的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四、驳回黄桂凤的其他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11400元（已减半收取），由黄桂凤负担3285元，由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负担8115元。 本院二审期间，黄桂凤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个人交易明细，欲证明：邓德强收到俞洪生每月支付的10万元后，即日或者次日便转账给黄桂凤，并备注“俞利”（俞洪生利息）字样，证实黄桂凤与俞洪生之间借款约定了月息10万元并按月定期支付的事实。 证据2，民事申诉状、（2019）浙01民申283号民事裁定书，欲证明案外人蔡东伟因与邓德强民间借贷纠纷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民事再审申请书中陈述“申请人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案外人俞洪生向被申请人归还了60万”证实该笔俞洪生向邓德强转账的60万元与本案无关。 经质证，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认为：证据1，邓德强一审中已经作为证人出庭，其出庭时未提及也没有提交该证据材料，故该材料形成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二审中黄桂凤提交该证据属逾期提交。在保留上述意见的情况下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个人交易明细不完整，每一页都不连贯，回避了对其不利的部分内容，这就是宏生公司、俞洪生要申请法院责令举证的原因。该交易明细仅能说明黄桂凤与邓德强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对于他们之间如何操作、如何备注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无关联，仅凭附言“俞利”二字无法得出有利息约定此外。黄桂凤的主观臆断是无法成立的，这个材料是个孤证，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借款合同短信中都没有涉及利息这一事实，更何况黄桂凤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也未曾主张利息。一审庭审时黄桂凤的代理人明确表示俞洪生转给邓德强的所有款项都与本案无关，所以黄桂凤现在的行为与其一审的陈述和主张是明显矛盾的。 对证据2，民事申诉状、（2019）浙01民申283号民事裁定书，对该证据形式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明对象和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材料反而说明了俞洪生转转账给邓德强的60万元与蔡东伟无关，是预扣利息，否定了邓德强的一审证言以及黄桂凤一审提交的对蔡东伟的录音。具体理由：一、蔡东伟的民事申诉状明确陈述，蔡东伟2019年9月16日借款100万元，于2017年9月17日根据邓德强的指示向黄桂凤账户转账50万元，而本案俞洪生拿到借款200万元的同一天，根据黄桂凤的指示向邓德强转账60万元。蔡东伟陈述的事实和本案事实如出一辙。这份申诉状时间是2019年的5月24日，而俞洪生收到本案一审判决书的时间是2019年的4月22日，说明黄桂凤提交的这份材料是为了本案二审诉讼而准备的。蔡东伟在民事申诉状说得很明确，蔡东伟是缺席的，他跟他的前妻陶雪花早已分居，言外之意民事判决书是很难送达到蔡东伟的，因此蔡东伟手上不可能会有这份民事判决书。蔡东伟要申请再审，至少需要先看看这份判决书的内容，如果蔡东伟以前就有这份判决书的话，该案的上诉人就应当是蔡东伟，而不应当是邓德强。蔡东伟以前早就应该上诉了，何必要等到现在申请再审。另外，蔡东伟申诉案件的委托代理人恰恰是对方律师，所以我们认为蔡东伟看到他的判决书自然是黄桂凤和邓德强提供的，所以黄桂凤提交的这份材料是为二审诉讼精心准备的。蔡东伟申请再审时，要求将60万元认定进去，可以说明那份判决书里面没有60万元这一内容，说明邓德强在诉讼过程中也根本没有提过这个事情。可以明确的是，蔡东伟没有上诉，而邓德强上诉，说明邓德强上诉的内容肯定是针对这份判决书的其他内容，与这60万元是无关的。而邓德强在本案一审中提起俞洪生转账给他的60万是俞洪生替蔡东伟还款，邓德强在两个案件中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必定有一个陈述是虚假的，要么涉嫌虚假诉讼，要么涉嫌做伪证。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佐证双方口头约定了利息，具体理由见本院认为部分。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 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没有提交新证据。俞洪生、宏生纺织公司向本院申请调查以下材料：1.（2017）浙0110民初19236号、（2017）浙0110民初19237号、（2017）浙0110民初19241号民事判决书、庭审笔录以及证据材料；2.邓德强的三个银行账户从2018年2月1日起至今的交易明细。本院认为该申请没有必要性，依法不予准许。 本院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邓德强于2017年11月8日向原审法院对蔡东伟、姚雪花夫妻提起三起民间借贷诉讼，案号分别为浙0110民初19236号、（2017）浙0110民初19237号、（2017）浙0110民初19241号，起诉的借款本金分别为300000元、1000000元和1500000元。该三案于2018年8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邓德强在诉讼中称蔡东伟、姚雪花“分文未还”，三案判决支持了邓德强请求的本金及相应违约金。2019年5月24日，蔡东伟向本院申请对（2017）浙0110民初19241号案件再审，称其于2018年2月14日通过俞洪生向邓德强归还了60万元，债务应作相应扣减，后蔡东伟于2019年6月21日以与邓德强达成和解协议为由撤回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黄桂凤和俞洪生之间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宏生纺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合同借款人处加盖公司公章，应认定宏生纺织公司为共同借款人。 第一，2018年2月14日俞洪生向邓德强支付的60万元是否属于本案还款。一审中黄桂凤陈述邓德强系其员工，邓德强陈述其与黄桂凤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二审中黄桂凤陈述“黄桂凤告诉俞洪生，债务由邓德强去催收”，结合当事人之间的通信记录，可以认定邓德强为黄桂凤指定的收款人。除黄桂凤能够提供确凿的反驳证据外，俞洪生向邓德强付款即为向黄桂凤清偿债务。俞洪生共计向邓德强支付了133万元，黄桂凤认可其中73万元系清偿本案债务，但主张2018年2月14日借款当日俞洪生向邓德强支付的60万元系代案外人蔡东伟向邓德强还款。黄桂凤对该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应证明俞洪生本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代案外人蔡东伟向邓德强清偿60万元债务。邓德强在本案中作为证人出庭支持黄桂凤的主张，但根据查明的事实，邓德强起诉蔡东伟的三个民间借贷案件开庭时间在2018年2月14日之后，邓德强在诉讼中均称蔡东伟分文未还，三案判决结果亦未从蔡东伟的债务中扣减该60万元。邓德强在本案中的证言和其在前述案件中的诉讼请求、陈述以及判决结果明显矛盾，且邓德强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有重大利害关系，故本院对邓德强的证言不予采纳。俞洪生在2018年3月5日发送的短信“小邓，我也难的主要是后来这一佰万给东伟用了所以儿子这里不好说”语义并不明确，亦不足以证明给蔡东伟用的一百万元就是2018年2月14日付给邓德强的60万元。鉴于黄桂凤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60万元系俞洪生代案外人蔡东伟还款，且邓德强诉案外人蔡东伟、姚雪花的民间借贷案件判决亦可直接否定黄桂凤的主张，故本院对黄桂凤的主张不予采纳，该60万元认定为俞洪生清偿自己的本案债务。至于邓德强是否将该60万元交给黄桂凤，系二人之间内部关系，不影响本案债权债务的认定。因该60万元系俞洪生于借款当日返还，故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本案的借款本金应为140万元。 第二，双方是否口头约定了5%的月利率。俞洪生分别于2018年3月15日、4月16日、5月17日、6月21日、7月16日、8月14日向邓德强支付10万元，金额固定，时间间隔均为1个月左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黄桂凤主张的利息标准和前述付款时间、付款金额、邓德强向俞洪生发送的短信、邓德强收款后转给黄桂凤的汇款备注能够相互印证，且根据双方的关系，黄桂凤无偿将200万元巨额资金无偿借给俞洪生并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据此，本院认定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率5%的利息。对俞洪生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抵充本金。经分段计算和抵充，截止到俞洪生最后一次还款即2018年11月12日，本案的剩余本金为932035元。黄桂凤请求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返还剩余借款并从起诉之日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判决结果的债务金额，本案的财产保全申请费应当由俞洪生和宏生纺织公司负担。一审判决程序并无不当。 综上，对黄桂凤和俞洪生的部分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8）浙0110民初23369号民事判决； 二、俞洪生、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黄桂凤借款932035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8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三、驳回黄桂凤的其余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减半收取11400元，由黄桂凤负担6086元，俞洪生、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负担531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黄桂凤、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770元，由黄桂凤负担13466元，俞洪生、杭州宏生纺织有限公司负担33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晓阳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程雪原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