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11刑初482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杜治军，男，1987年9月24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高中，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南部县。因本案于2018年10月1日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30日被依法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樊志洋，四川炬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杭富检公诉刑诉〔2019〕40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杜治军犯组织卖淫罪，于2019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5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因涉及个人隐私于2019年6月12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童冬凤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杜治军及辩护人樊志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间，被告人杜治军伙同妻子赵某（另案处理）使用×××、zzcc07、ronger89等微信号招揽卖淫女从事卖淫服务，组织“键盘手”利用微信号发布招嫖信息，与嫖客谈妥交易价格和地点后，再将嫖客信息、交易地点、价格等以派单形式发送给卖淫女，先后指挥卖淫女罗某某、龚某1、万某、吴某、徐某等20余人，到杭州市富阳区，以人民币300元至1000余元不等的价格从事卖淫活动。后卖淫女按被告人杜治军规定将嫖资提成部分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转账给被告人杜治军等人。至案发，被告人杜治军等人共组织卖淫2100余次，非法获利人民币62万余元。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杜治军等人以牟利为目的，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杜治军辩称，2017年9月其还没有开始做卖淫的事情，也没有联系“键盘手”，其对于存在20多个卖淫女的情况不知情，卖淫的次数和获利金额没有指控的这么多。 被告人杜治军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杜治军没有对卖淫女发布招募信息，没有与卖淫女见面、视频或通过电话询问卖淫女，存在卖淫女主动联系杜治军要求从事卖淫活动、通过他人介绍等情况，再由杜治军提供嫖客信息，嫖资是卖淫女收取后再按照约定比例分给杜治军，双方是相互利用。涉案卖淫女之间先于杜治军认识，系老乡或亲属关系，杜治军不知道卖淫女的居住地点，租费由卖淫女自行承担，杜治军不存在招募、雇佣、纠集卖淫人员的情况。被告人杜治军与卖淫女之间除嫖资分成外，无其他经济往来，卖淫女利用杜治军得到嫖客信息而实施卖淫活动，杜治军利用卖淫女实施卖淫活动获得介绍费，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杜治军将嫖客信息提供给卖淫女，卖淫女有拒绝的权利，如卖淫女不回复，杜治军只是撤回信息，没有相关的考核制度，且杜治军在宁波，卖淫女在富阳，杜治军无法监督、控制、管理卖淫女，应认定本案构成介绍卖淫罪。2、本案被告人与20余个疑似卖淫女之间有转账记录，并不是所有转账记录就是嫖资，其中有11个微信号未发现在杭州地区有开房记录，具体信息未查明，认定相关人员为卖淫女不当。同时，卖淫女得到嫖客信息后，在进入宾馆时需在管理员处登记，遂出现开房记录，但存在嫖客对卖淫女不满意或因嫖资价格等纠纷而未发生交易的情形，也不排除卖淫女自己接单或接收其他人员派单的情形，相关开房记录不等同于卖淫次数。另有些开房记录发生在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9年，开房地点在浦江等不同地方，与杜治军没有关系。3、20个微信号与被告人杜治军之间有转账记录不代表是嫖资分成。4、被告人杜治军走上犯罪道路与其家庭情况有关，其子出生后为聋哑人，需要花费巨大医疗费用，希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间，被告人杜治军伙同妻子赵某（另案处理）使用×××、zzcc07、ronger89等微信号招揽卖淫女从事卖淫服务，组织“键盘手”利用微信号发布招嫖信息，与嫖客谈妥交易价格和地点后，再将嫖客信息、交易地点、价格等以派单形式发送给卖淫女，先后指挥卖淫女罗某某、龚某1、万某、吴某、徐某等20人，到杭州市富阳区，以人民币300元至1000余元不等的价格从事卖淫活动。后卖淫女按被告人杜治军规定将嫖资提成部分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转账给被告人杜治军等人。至案发，被告人杜治军等人共组织卖淫×××0余次，非法获利人民币61万余元。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其在2018年6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到富阳，其和罗某某联系后到富阳自愿卖淫。嫖客信息派单的是其向万某要的微信号×××，有男的语音过来，说会保障其安全，其叫对方老大。其一共做了16单，收到嫖资6000元左右。300元的客人其自己拿150元，给老大150元；400元的客人其自己拿×××元，给老大×××元；500元的客人其自己拿×××元，给老大300元；600元的客人其自己拿250元，给老大350元。价格是老大说给多少，其就给多少的。有的款项其通过微信转账到×××，有的款项其转账到昵称是“三毛”的支付宝账户，其支付宝上一共转了3380元，微信上一共转了1150元。每天卖淫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凌晨4点，卖淫的地点在宾馆和家里。老大下单前其不用报告，如果派单下来一分钟没有回他的话，老大会撤回消息。做完一单其要报告，一天结束后老大直接和卖淫女讲休息。老大派单先发定位，然后发客人的手机号码、具体位置、价格，价格发4/8代表一次400元，包夜800元，5/10代表一次500元，包夜1000元，6/12代表一次600元，包夜1×××元。老大和其讲去宾馆的话一定要身份登记，警察就不会来查房了。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将嫖资给老大是其和老大谈时就这么规定的，老大将嫖客信息发给其，其卖淫后按照规定分给老大提成。 2、证人龚某1的证言，证实其有二部手机，一部是红色VIVO手机，一部是苹果8P手机，用于卖淫的是苹果手机。其从2018年6月5日开始卖淫，6月13日回湖北老家，6月20日从湖北老家回到富阳。在宁波的男子通过×××微信号把嫖客信息发给其，其再去卖淫，微信号×××是调单微信号。400元的嫖资，其得×××元，发给调单微信号×××元；450元的嫖资，其得×××元，发给对方250元；500元的嫖资，其得×××元，发给对方300元；600元的嫖资，其得250元，发给对方350元；800元的嫖资，其得400元，发给对方400元；900元的嫖资，其得450元，发给对方450元；1000元的嫖资，其得500元，发给对方500元；1×××元的嫖资，其得600元，发给对方600元。其问调单号的那个男子分成情况，对方说的分成比例其同意的。其所有嫖资都是转给微信号×××的，微信交易记录里×××元、250元、300元、350元、400元、450元、500元、550元、600元这些记录都是嫖资。卖淫的人是其、万某、吴某和罗某某，另三个人也是微信号×××的人发卖淫单某给她们的。每天调单号将嫖客的单某发给其，其开始接单卖淫，调单号说下班停单了，就算下班了。其通过微信转账69笔嫖资给老大，通过支付宝转账8笔嫖资给老大。其和老大之间是纯粹的交易关系，老大给其提供嫖客，其去卖淫后才会给老大嫖资提成，老大不给其提供嫖客信息，其不可能转钱给老大。其将嫖资分成发给老大涉及的所有嫖客信息都是老大通过微信发给其的。 3、证人万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6月5日左右的一天，其到富阳来卖淫，微信号×××的身份情况其不知道，其称呼他为老大。2018年6月6日晚上，其刚到富阳时和老大联系过一次，之后没有通过电话了。微信号派单的语音是一个男的，微信号×××是龚某1给其的，其把微信号×××给过吴某、罗某某。只有微信号×××给其几人发嫖客单某，有时客人用支付宝付钱，微信号×××的人让其把嫖资提成发给支付宝账号是13×××01、名字是“三毛”的人，微信号×××和支付宝账号名为“三毛”的应该都是老大。其从6月6日到6月13日在富阳卖淫，6月13日到6月21日回老家，6月21日到富阳后继续卖淫，6月24日被抓获。除给老大的提成外，其赚了1万元左右的嫖资。嫖资是微信、支付宝和现金都有的，其一共微信转账了56笔嫖资分成给老大，支付宝转账是3笔。其和老大之间是纯粹的交易关系，老大负责提供嫖客信息，其负责卖淫，其收到嫖资后将嫖资分成发给老大。 4、证人罗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有两个微信号，卖淫一般用微信号×××，收取嫖资是通过微信扫二维码或者支付宝扫二维码或者现金的。老大的微信号是×××，老大叫什么不知道，其只知道是男的，人在宁波。其从2018年6月9日晚上开始卖淫的，老大通过微信把嫖客信息给其。涉案的模式其叫接单，也有人叫调单、派单。接单号只有一个，老大发定位、电话号码、具体房间号、价格，卖淫的地方在宾馆、家里或车上。全套300元嫖资的，其得×××元，老大得100元；400元嫖资的，其得×××元，老大得×××元；500元嫖资的，其得×××元，老大得300元；600元嫖资的，其得250元，老大得350元；包夜600元嫖资的，其得400元，老大得×××元；700元嫖资的，其得400元，老大得300元；800元嫖资的，其得400元，老大得400元；900元嫖资的，其得450元，老大得450元；1000元嫖资的，其得500元；老大得500元；1×××元嫖资的，其得600元，老大得600元。嫖资分成是老大说多少就是多少，卖淫持续时间从2018年6月9日到2018年6月24日，其通过微信将分成的嫖资给老大的。其一共有207次卖淫，计102笔分成的嫖资发给老大，其和老大之间没有其他经济来往。其做服务时会问嫖客讨要50元或者100元路费，有些客人会多给嫖资，路费其不需要给老大。有些嫖客在和老大谈的时候就已经给老大红包作为路费，是包含在嫖资里的，其收的时候会少一点。 5、证人龚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卖淫女吴某的丈夫，吴某从2018年6月21日开始通过老大微信派单的方式在富阳从事卖淫活动，一起卖淫的还有龚某1、万某、罗某。 6、证人龚某3的证言，证实其是卖淫女罗某某的男朋友，一起卖淫的还有龚某1、万某、吴某，她们的嫖客单某都是被同一个叫做老大的人用同一个微信号派发的。 7、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8年6月20日到富阳，系龚某1让其来富阳卖淫，其知道万某、罗某某也是卖淫的，并有专门一个微信号用于招嫖，该微信号会把嫖客信息等发送到她们的手机微信上，其没有去加过这个微信号。 8、段某某等七十余名证人的证言、辨认笔录、转账记录、通话记录等，证实上述证人均系嫖客，通过微信附近的人加微信号谈妥招嫖事宜，后卖淫女到指定的地点上门卖淫，嫖客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或者现金支付400-1×××元不等的嫖资，谈嫖资的和卖淫女不是同一个人，是不同的微信号。上述人员辨认出龚某1、万某、罗某某、吴某、徐某系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卖淫女。 9、辨认笔录，证实吴某、龚某1、万某、罗某某辨认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嫖客情况。 10、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及照片，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了被告人杜治军的手机2只。 11、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对同案犯赵某的住处进行搜查，并对涉案物品进行扣押的情况。 11、检查笔录、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及照片，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住处进行检查，并对涉案物品进行保全的情况。 12、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涉案卖淫女转账给被告人杜治军所掌握微信号和支付宝账号款项的情况。 13、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移动硬盘，证实案发后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的手机数据进行提取的情况。 14、微信、支付宝转账截图，证实吴某、万某、罗某某、龚某1等人收取嫖资及支付分成给杜治军掌握的微信号×××的情况，与电子数据中杜治军的微信和支付宝的交易记录能相互印证。 15、住宿记录，证实徐某、罗某某、吴某、龚某1、万某等人在涉案时间段的住宿登记情况。 16、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杜治军系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的情况。 17、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杜治军的基本身份情况。 18、同案犯赵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在公安机关供述其通过网上购买了微信号×××及登录密码，通过这个微信号招揽卖淫女，并跟“键盘手”联系上后，通过“键盘手”找到嫖客，再促成嫖客与卖淫女达成卖淫嫖娼交易。流程是“键盘手”主动通过微信联系其，告诉其有嫖客需要卖淫女、嫖客所在宾馆房号及价格，其再通过微信联系卖淫女，将嫖客的情况及价格告诉卖淫女，卖淫女自己到嫖客所在宾馆与嫖客进行性交易，完成后卖淫女通过微信将其应得费用支付给其。实际过程中其与嫖客没有沟通，是“键盘手”直接联系嫖客的，其与卖淫女有沟通，“键盘手”与卖淫女不联系的。其在2018年6月20日左右开始做卖淫生意，其促成微信昵称中有字母Li的卖淫女4、5次交易，除去支付给“键盘手”的费用外，其得到一、二百元，还有一个其忘记微信昵称的卖淫女，促成了一、二次交易。嫖资分成情况是如400元的单某，卖淫女得×××元，卖淫女再发给其×××元，其把该×××元发给“键盘手”160元，自己剩下40元；如500元的单某，卖淫女得×××元，卖淫女发给其300元，其得50元，剩下的250元发给“键盘手”。微信号×××的微信是杜治军在2018年6月17号开始用的，是被抓前三个月左右买的，杜治军的支付宝账号是13×××01，名字是“三毛”，杜治军用其苹果8P手机登录过×××的微信，卖淫女是杜治军管理的。赵某在庭审中供述本案涉及的卖淫女有10人，在广东实施过涉案卖淫活动，获利10余万元。 19、被告人杜治军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在公安机关供述其和妻子赵某通过微信号×××和卖淫女联系，微信号一直是其使用，由其和卖淫女联系。2018年6月其使用微信号×××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说要去卖淫，让其帮她介绍生意，6月10日左右这个卖淫女介绍两个朋友来卖淫，6月20日左右又介绍了一个卖淫女来。卖淫女由其负责联系，赵某从网上找“键盘手”，“键盘手”和嫖客谈妥价格等信息后会以发聊天截屏或者信息复制粘贴的方式把生意信息发给赵某，赵某把生意信息转发给其，由其安排卖淫女给嫖客，把嫖客信息发给卖淫女，再由卖淫女联系嫖客。单某的内容是宾馆地址、嫖客电话和嫖资价格。“键盘手”的分成是其让赵某和“键盘手”说的，具体如为400元，其拿×××元后给键盘手150元或者160元，如为500元的，其拿250元后给键盘手×××元，如为600元的，其拿350元后给键盘手250元或者260元。卖淫成功后，卖淫女将嫖资分成给其，一种是通过微信转账到微信号×××上，一种是通过支付宝转账到支付宝账号是13×××01，名字是“三毛”的账号上，是其让卖淫女这样转账的。四个卖淫女总共转账8000元左右，总共有30多次，分成给“键盘手”一共1000元左右，是其让赵某将嫖资分成转账给“键盘手”，完成一单就会将嫖资给“键盘手”。赵某用微信号×××添加“键盘手”的，应该也是用这个号转账的。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杜治军的辩护人有关被告人杜治军的行为应认定为介绍卖淫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杜治军伙同其妻子赵某使用专门微信号，积极与“键盘手”建立联系，同时通过微信招募卖淫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键盘手”利用微信号发布招嫖信息，与嫖客谈妥交易价格和地点后，“键盘手”将上述信息告知杜治军、赵某，杜治军、赵某再将嫖客信息、交易地点、价格等以派单形式发送给卖淫女，要求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并按照其确定的价格予以分成。杜治军、赵某通过上述行为对卖淫活动进行安排、调度，而卖淫女对向何人卖淫、如何收费等相关卖淫事项无自主决定权,且只能通过杜治军、赵某取得涉案卖淫交易机会,被告人杜治军、赵某对卖淫活动已形成有效管理与控制,其行为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杜治军有关本案卖淫的次数和获利金额没有指控的这么多及其辩护人据此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经查，根据本案证据，被告人杜治军、赵某的供述及卖淫人员的证言均证实通过×××、zzcc07等微信号招揽卖淫女从事卖淫服务及与“键盘手”进行联系，相关手机数据及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了涉案时间段的相关转账情况，而公安机关对部分卖淫女的笔录中证实了上述转账情况与涉案卖淫情况相符，杜治军、赵某亦不能对上述转账情况作出合理说明，故公诉机关以此方式认定的相应卖淫女人数、卖淫次数及非法获利金额等情况符合本案实际，应予认定。同时，对于部分身份未查明人员转账给被告人的情况及据此指控的卖淫女人数、卖淫次数及非法获利金额等情况，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予以扣减。 本院认为，被告人杜治军等人以牟利为目的，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根据被告人杜治军的犯罪事实、性质、作用、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确定其刑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杜治军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日起至2029年9月30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扣押在案的涉案物品OPPO手机一只、苹果6P手机一只、苹果8P手机一只、苹果5S手机一只、笔记本电脑1台、电脑主机1台，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天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潘 蔚 人民陪审员  孙珍娟 人民陪审员  陈增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骆芝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