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桂03民终27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邓贻最，男，1971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邵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广西法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业任，男，196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宁华，广西桂成（桂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城南大塘湾。 负责人：向志辉。 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城南大塘湾。 法定代表人：向志辉。 原审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资源镇西延96路。 法定代表人：雷泽光，主任。 原审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东环二路建干路口。 法定代表人：古浦枧。 上诉人邓贻最因与被上诉人王业任，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原审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9民初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邓贻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军，被上诉人王业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宁华，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负责人、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志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贻最的上诉请求：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县人民法院（2019）桂0329民初15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鞭炮市场的交易习惯，发一次货就结清，即便有拖欠也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前结清货款，被上诉人称上诉人拖欠其160376元货款没有事实依据。第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欠条系上诉人在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所写，因上诉人在写欠条时因脑梗死住院刚刚出院，意识不清楚导致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且这份欠条格式及内容不符合法定形式，没有落款日期，债权人的名字不明确，没有欠条的标题。第二、被上诉人称其诉请的货款在第二组证据以及第三组证据有所体现，但是这些证据发货清单只是被上诉人单方面制作的，没有上诉人或其保管员的签名，也没有公司的印章，清单上的笔迹也并非上诉人所写，不能证明已将货物交付给上诉人。其中2015年8月11日的发货单，虽然有上诉人的签名和盖章，但是发货人为广西吉泰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并非被上诉人。第三、上诉人在2017年1月26日打款10万元，在2017年2月18日打款13700元，至此前帐已经全清。2017年3月31日又送来一车货，计人民币115376元，上诉人在扣除伤人赔偿金以及不合格产品后已全部结清。综上，上诉人并没有拖欠被上诉人160376元货款，如果有所拖欠，被上诉人不会后期继续供货，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王业任辩称，1.上诉人称其在意识不清情况下书写的欠条，与事实不符。脑梗死是常见病，多发病，上诉人书写欠条时已经治疗终结出院，更不存在因病意识不清的情况，上诉人不符合民法上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应对其民事责任承担责任。没有法律规定欠条必须具备法定形式，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欠条证明了上诉人当事人认可所欠被上诉人21万余元的事实。2.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第二、三组证据系证明上诉人出具欠条前货款产生的情况以及上诉人代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证据上有上诉人的签字以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的印章，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所证明的事实。3.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4.5.6系证明上诉人出具欠条后，双方经营往来情况，证明上诉人最终尚欠被上诉人货款160376元的事实，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出的打款10万元是其写欠条前支付的。上诉人提出的扣除伤人赔偿金及不合格产品14800元均未得到被上诉人的认可，不具备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述称，其不是买卖合同相对人，对其中情况不知情，本案与其无关，但也服从一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王业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承担人民币160376元还款责任，并承担至起诉之日逾期付款违约金人民币1882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继续计算至被告还款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8日，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甲方）与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资源县境内烟花爆竹批发（销售）业务联合经营合同书》：第一条约定双方联合经营期限为10年，自2015年5月1日起至2025年4月30日止。第三条约定，在联合经营期内，甲方持有的烟花爆竹（批发）经营的特许经营权及投资建成的烟花爆竹仓库、已购买的烟花爆竹配送车辆和其他配套设施归双方共同使用。证照的年检审工作由乙方负责。乙方负责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从目前挂靠的土产工业品公司改为挂靠资源县振合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联合经营3年内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甲方有权中止联合经营合同。第六条约定，联合经营期间，每年的经营利润归甲乙双方，2015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甲方每年分得经营利润200000元。2020年5月1日至2025年4月30日，每年甲方分得经营利润260000元。第七条约定，乙方负责在联合经营期内负责聘用财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第八条约定，在联合经营期内，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由乙方负责筹措。租用土地的山主租赁费、水电费及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业务发生的一切费用从乙方分得的利润中支付。2015年5月1日，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贻最签订《法人授权委托书》：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委托被告邓贻最负责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经营的安全工作。2017年7月4日，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贻最签订《委托书》：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经营的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及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联合经营一切事宜，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授权被告邓贻最处理，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和生产安全责任（经济责任、刑事责任）由被告邓贻最承担。2017年10月19日，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甲方）与邓贻最（乙方）、朱艳平（丙方）、郭春恩（丁方）、陈顺生（戊方）签订《股东内部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甲乙丙丁戊五方自愿出资入股联合经营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购销业务。第二条约定，经营期间从2017年5月20日至2025年4月30日止。第五条约定，公司由甲乙丙丁戊五方合作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公司盈余按照甲乙丙丁戊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企业债务由公司承担，股东内部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本案中，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及其主管的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与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的联合经营业务实际由被告邓贻最个人负责经营。从2015年起，被告邓贻最运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相关资质，向原告王业任订购烟花爆竹产品。原告王业任与被告邓贻最就所需订购的烟花爆竹产品种类确认后，由原告王业任向有关厂家购买。厂家所需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等审批手续，由被告邓贻最运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相关资质申请办理。被告邓贻最收货后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向原告王业任支付相应的价款。经原告与被告邓贻最结算，截止2017年9月16日，被告邓贻最尚欠原告价款215376元，被告邓贻最就所欠价款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邓贻最出具欠条后，陆续向原告王业任支付价款55000元。原告王业任与被告邓贻最就余款的给付产生争议，原告诉至该院。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告邓贻最尚欠原告王业任的货款数额；二、原告王业任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三、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就本案价款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一、关于被告邓贻最尚欠原告王业任货款数额的问题。原告主张，本案价款经与被告邓贻最结算，截止2017年9月16日，被告邓贻最尚欠原告价款215376元，被告邓贻最就所欠价款向原告出具了欠条。被告邓贻最出具欠条后，陆续向原告王业任支付价款55000元，被告邓贻最还应支付本案价款160376元。被告邓贻最抗辩认为，被告因脑梗死（急性期）于2017年8月16日出院，2017年9月16出具欠条时因头脑不清醒，未将2017年1月26日已付价款100000元予以扣除，对原告第二组证据中2016年1月15日发货清单相应的价款100000元不予认可。在出具欠条后，除原告认可支付的55000元，还支付了20000元的现金，但是收条找不到了。原告提供的烟花爆竹系过期产品，造成赵友元受伤，所赔偿的20000元应从本案价款中予以扣除。原告提供的烟花爆竹物品质量低劣，多次出现燃放安全事故，经双方确认扣除价款14800元。根据双方的陈述，本案价款的确认关键在于，原告王业任与邓贻最于2017年9月16日确认的价款金额215376元，是否应予以确认；被告邓贻最在出具欠条后，除原告认可支付的55000元外，是否还支付了20000元的现金；被告邓贻最主张扣除的款项34800元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该院认为，被告邓贻最出具的欠条，有相应的发货清单相互佐证，符合其双方的交易习惯，其双方就相应价款确认的金额215376元该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邓贻最辩解其出具欠条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但其举证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对其相应的抗辩主张该院不予采信。被告邓贻最辩解主张，出具欠条后，除原告认可支付的55000元外，还支付了20000元的现金。被告邓贻最该辩解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该院不予采信。被告邓贻最辩解主张扣除的款项34800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处理。故扣除原告认可被告邓贻最在出具欠条后给付的价款55000元，本案被告邓贻最还应给付原告王业任的价款为160376元。二、原告王业任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问题。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国家对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运输和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本案中，王业任诉称，“从2015年起，被告邓贻最代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向原告订购烟花爆竹产品”。经审查，本案联营业务实际由被告邓贻最个人负责经营。原告王业任与被告邓贻最就所需订购的烟花爆竹产品种类确认后，由原告王业任向有关厂家购买。厂家所需的《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等审批手续，由被告邓贻最运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的相关资质申请办理。被告邓贻最收货后按双方约定的价格向原告王业任支付相应的价款。原告王业任根据被告邓贻最的要求，通过相应的手续及环节，将烟花爆竹产品发货给邓贻最后，要求被告邓贻最给付相应价款，该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原告王业任并不具备经营烟花爆竹的许可资质，其经营烟花爆竹产品违反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原告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该院不予支持。三、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就本案价款是否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邓贻最与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属挂靠关系，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应对本案价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贻最签订的2份委托书，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贻最之间名为委托，实为挂靠经营。根据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邓贻最等于2017年10月19日签订的《股东内部合作协议》，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被告邓贻最之间又存在合伙关系。基于上述事实，原告主张邓贻最与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存在挂靠关系与事实不相符，相应的挂靠责任应该由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负担，故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就本案价款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第三人资源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系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的主管部门，本案联营业务相应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负担。根据本案《资源县境内烟花爆竹批发（销售）业务联合经营合同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应以其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主张亦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二条，《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邓贻最支付原告王业任价款160376元；二、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对上述价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三、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以其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对上述价款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受理费3884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1942元，由原告王业任负担188元，被告邓贻最负担1754元。本案保全费1416元，由被告邓贻最负担。被告邓贻最负担部分受理费、保全费，第三人桂林市声鸣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以其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期间，上诉人对一审认定截止2017年9月16日，上诉人邓贻最尚欠被上诉人价款215376元有异议。被上诉人王业任及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二审期间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两份证据，分别是浏阳市大瑶出口花炮厂以及浏阳市亿鑫出口烟花厂出具的证明，拟证明烟花爆竹市场的交易习惯是在清明节前结清货款。被上诉人王业任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审被告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部、资源县土产工业品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对上诉人二审提交的证据，系案外人出具的证明，并不能据此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对上诉人异议的事实，因涉及本案的争议焦点，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围绕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上诉人邓贻最是否尚欠被上诉人王业任货款160376元。本院认为，综合全案证据以及庭审调查，可以确认上诉人邓贻最尚欠被上诉人王业任货款160376元，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邓贻最于2017年9月16日出具的欠条明确载明：“至2017年9月16日，共欠王主任货款215376元是实。”该欠条系上诉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上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向被上诉人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上诉人诉称其出具欠条时，因脑梗死住院刚刚出院，是在意识不清楚导致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下出具的欠条。针对该项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系在出院后一个月出具的欠条，且根据出院记录载明上诉人出院情况神志清楚，故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欠条是否符合形式要求问题，虽然欠条没有抬头，亦未载明出具的对象和日期，但是该欠条原件由被上诉人王业任持有，且上面写明“王主任”，欠条内容明确，没有抬头及落款日期不影响欠条的效力。第二、根据被上诉人王业任提交的证据发货单：①2016年11月27日货款96147.85元；②2016年12月3日货款104267.10元；③2017年1月19日货款96899.25元；④2017年3月31日货款121376.04元。其中垫付运费共计25300元，双方确认2016年11月29日付款4万元，2017年2月18日已付款137000元。已发货款共计418690.24元，扣除垫付的运费以及已经支付的货款，还有双方共同确认抵扣1014元货款，即418690.24元-40000元-137000元-25300元-1014元=215376元，与欠条数额能相互吻合。上诉人提出发货清单没有上诉人或其保管员的签名，也没有公司的印章，对发货清单不予认可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该发货清单载明了品名，数量，单价以及总额，并附有送货车辆车牌号以及司机姓名，垫付的运费，而且一审时，上诉人对2017年3月31日发货清单是认可的，该日期的发货清单与其他发货清单载明的信息是一致的，表明这样的发货清单符合双方交易习惯。故本院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发货清单能与欠条相互吻合，上诉人不认可发货清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第三、上诉人称其在2017年1月26日打款100000元，在2017年2月18日打款137000元，至此前帐已经全清。本院认为，上诉人对其与被上诉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无异议，根据2018年3月17日微信聊天记录显示，上诉人认可至2018年3月17日，之前尚欠款项。而且上诉人称的两笔转款被上诉人已经进行了扣除，2017年1月26日收取的10万元是抵扣2015年8月11日，以及2016年1月15日的货款。2017年2月18日的转款137000元已经在本案货款中扣除（前面已述），因此上诉人称其已经支付完毕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邓贻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884元（上诉人邓贻最已预交本院），由上诉人邓贻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小兰 审判员  陶洁梅 审判员  刘中心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记员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