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民终129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勇，男，汉族，1982年3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广东扬权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谈旭东，男，汉族，1982年12月1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麻城市，上诉人杜勇因与被上诉人谈旭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1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敏，被上诉人谈旭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杜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本案纠纷属于劳动纠纷中的竞业限制纠纷，依法不属于法院管辖，驳回起诉；三、判令谈旭东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一、该纠纷属于劳动纠纷中的竞业限制纠纷，依法不属于法院管辖。（一）一审庭审笔录（以下简称笔录）第5页倒数第7段表明，谈旭东当庭承认欠条照片属实，欠条上确实存在照片显示的手写内容；（二）由谈旭东起诉的案由可知，虽有欠条存在，但杜勇与谈旭东之间实际上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三）杜勇是深圳市恒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欠条实质为恒泰公司与谈旭东之间签订的保密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四）该协议表明谈旭东对恒泰公司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竞业限制的范围：禁止谈旭东从事与恒泰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期限：自2018年3月6日至2018年9月5日；补偿数额为：70000元人民币；违约责任：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补偿金1%的违约金；（五）一审法院认定“欠条的表述中无法看出对竞业限制补偿、期限、范围进行明确约定，也不能看出商业保密是支付涉案款项的先决条件”，明显错误。二、即使该纠纷不属于竞业限制纠纷，亦不应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笔录第7页最后一段表明，谈旭东当庭陈述：欠条模版是在谈旭东认为杜勇之前出具的欠条不规范的情况下，由其亲自提供。即，谈旭东对该欠条内容享有充分的补充及修改的便利条件，并且也意识到了之前杜勇出具的借条不规范，但其并未在其自行出具的欠条上作出任何批注，表明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事项有任何联系。谈旭东对案情的描述明显不同常理，不合逻辑；（二）笔录第7页第9段表明，谈旭东当庭陈述：当时其与杜勇协商的股权转让款为190000元，杜勇只给了120000元，约定剩余的70000元先不转。首先，该内容与笔录第10页第7段、第11页第3段中谈旭东当庭陈述的内容——190000元是合伙期间的分红款，因为自己不懂法律，故以股权转让纠纷起诉，自相矛盾。表明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事项、股东分红毫无关联。谈旭东在明知自身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下，仅凭截去保密协议内容后的半张欠条，意图通过起诉的方式，随意使用案由，向杜勇讨要该笔竞业限制补偿金，为不诚信之表现；其次，笔录第7页第9段，谈旭东当庭陈述：杜勇说剩下70000元，没有钱先不转了。说明在谈旭东的记忆中，杜勇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付120000元股权转让费的。但事实上，杜勇给付了谈旭东120000元现金，作为股权转让费。由此可知，谈旭东有意混淆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费，导致思维混乱，在法庭上的表述前后矛盾；（三）笔录第7页第5段、第7页第9段表明，谈旭东当庭陈述：杜勇因欠付70000元股权转让款，于2018年1月30日向谈旭东出具一份不规范的欠条，谈旭东离开时又要求杜勇重新写一份。即杜勇两份欠条的出具时间均在2018年1月30日；笔录第7页最后一段表明，谈旭东当庭陈述：因杜勇之前写的欠条不规范，所以谈旭东于2018年3月5日要求杜勇重新出具新的欠条。首先，谈旭东没有出具第一份借条证明上述观点；其次，根据上述谈旭东当庭陈述的内容，两份借条出具的时间存在根本矛盾。最后，即便杜勇承认两份借条真实存在，且分别于2018年1月、2018年3月出具，但借条时间跨度长达两个月，不合逻辑和常理；（四）即便不考虑上述事情发展变化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谈旭东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双方口头约定股权转让款项金额为190000元，其出具的收款收据中也并未注明“另有70000元未予支付”等相关内容；（五）一审判决书中第2页第1段第4行：谈旭东称双方结算后口头约定杜勇应当支付的包括合伙期间盈利分红在内的全部款项是190000元，……，但对于其余的70000元，杜勇未能及时支付。首先，对于以上事实，谈旭东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仅凭谈旭东口头叙述便认定该事实，并据此作出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其次，笔录第6页倒数第4段表明，谈旭东当庭陈述：恒泰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50000元，且其并未实际出资。自2018年2月8日起，谈旭东便非恒泰公司股东。因此，谈旭东现在并不享有恒泰公司股东分红权，其主张杜勇支付恒泰公司盈利分红的请求，亦无从谈起。三、即使该案属于股权转让纠纷，杜勇也无支付涉案款项的义务。（一）杜勇与谈旭东确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但涉案款项与股权转让无关。2018年1月，杜勇与谈旭东就股权转让事项达成协议，双方约定谈旭东将所持有的恒泰公司50%的股权，以120000元转让给杜勇。2018年1月29日，杜勇在交通银行深圳前海分行柜台取现160000元；2018年1月30日，杜勇将其中的120000元现金当面交付给谈旭东，谈旭东出具了“收款收据”，表明：收到杜勇的股权转让款120000元；2018年2月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恒泰公司的股权变更事项做了相应的备案；（二）在股权转让关系中，杜勇已经完全履行给付义务且及时进行了变更登记。就股权转让事项，杜勇已无需承担任何其他法定义务。被上诉人谈旭东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谈旭东未与杜勇签订任何竞业限制合同。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应当由败诉方承担。谈旭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杜勇支付谈旭东欠款70000元，违约金700元及利息3000元。一审法院查明，谈旭东曾与杜勇同为案外人恒泰公司的股东，二人出资比例均为50%。2018年2月8日，恒泰公司变更工商登记信息，谈旭东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杜勇，变更后公司股东仅为杜勇一人，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关于股权转让的事宜，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转让合同，没有证据显示合伙期间企业盈亏状况，也没有证据显示双方对于股份转让的金额进行了明确的约定。现谈旭东称双方结算后口头约定杜勇应当支付的包括合伙期间的盈利分红在内的全部款项是190000元，2018年1月30日，杜勇向谈旭东支付转让款120000元，谈旭东出具书面收款收据予以确认，但称对于其余70000元，杜勇未能及时支付，遂于2018年3月5日向谈旭东出具一份《欠条》，主要内容为：因资金临时周转不便，确认欠付谈旭东70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8月30日前无条件偿还。若逾期则支付1%的违约金700元。现谈旭东以杜勇未按照承诺的还款期限归还欠款为由诉至本院。杜勇确认《欠条》的真实性，但辩称谈旭东不仅曾是恒泰公司的股东，而且一直在公司担任工程师，也是公司员工。双方协商的股权转让金额仅为120000元，该款项已经在2018年1月30日支付完毕。而谈旭东在诉讼中提供的《欠条》并不完整，该《欠条》原件被撕去下半部分，杜勇提交了一张照片，称是在《欠条》完整的情况下拍摄的，从照片看，下部分有以下文字“以上欠条是唯一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字据均为无效字据，另据公司商业保密原则，半年内谈旭东先生不能从事与我司竞争行业”。据此，杜勇主张该《欠条》是双方对谈旭东竞业限制义务的约定，属于劳动争议的范畴。谈旭东称《欠条》的下半部分是由杜勇自己撕去的，因为在书写了上述话语后，谈旭东提出竞业限制需要额外经济补偿，因此杜勇自行撕掉了该部分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杜勇向谈旭东出具了书面《欠条》，确认欠款70,000元并承诺于2018年8月30日前支付完毕。该欠款凭证中虽未明确欠款的性质，但对于债权债务的双方以及权利义务的约定是十分明确的。《欠条》中并没有约定还款是附条件的还款，虽然从杜勇提交的照片显示《欠条》下半部分确实曾书写关于商业保密的内容，但即便该内容存在，也并不能看出商业保密是杜勇支付欠款的先决条件。对于竞业限制，需要双方对相关的竞业限制补偿、期限、范围进行明确的约定，而从《欠条》正文的表述中却无法予以明确。杜勇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但其在股权转让时不与谈旭东签署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明确转让价格，在书写《欠条》时也未提出付款需要前提条件，那么其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至于杜勇主张谈旭东存在侵害商业秘密的情形，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因此，本案并非劳动争议，而是合同纠纷，杜勇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依约履行清偿债务的法律义务。但截至本案庭审之日，其仍未履行，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立即支付尚欠款项70000元以及违约金700元的法律责任。关于谈旭东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已经明确约定了违约金，故一审法院不再支持逾期付款利息。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杜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谈旭东支付欠款70000元；二、杜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谈旭东支付违约金700元；三、驳回谈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若杜勇未在判决指定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双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1元，由谈旭东承担33元，杜勇承担788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杜勇是否应当支付谈旭东70000元；杜勇支付谈旭东70000元是否为谈旭东履行竞业限制赔偿款，且该款项是否以谈旭东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为前提。杜勇主张本案属于劳动纠纷中的竞业限制纠纷，并非股权转让纠纷也并非欠款纠纷。本院认为，该《欠条》记载杜勇欠付谈旭东70000元，并承诺最迟于2018年8月30日前无条件偿还，该欠款虽未明确是股权转让款抑或是竞业限制赔偿款，但对杜勇欠谈旭东70000元的意思表示是十分明确的，并承诺无条件予以偿还，现杜勇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令杜勇向谈旭东支付7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应予维持。杜勇主张不欠谈旭东7000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杜勇支付谈旭东70000元是否为谈旭东履行竞业限制赔偿款，且该款项是否以谈旭东没有违反竞业限制为前提。本院认为，首先，该欠条并未明确该70000元为竞业限制赔偿款。其次，即便杜勇提交的照片中《欠条》下半部分手写内容确实存在，谈旭东也未在该手写内容部分处予以确认。再次，《欠条》约定杜勇支付70000元是无条件支付的，另，该《欠条》中手写内容对于谈旭东履行商业保密义务条款与确认欠款间由“另”字连接，应当理解为杜勇确认支付欠款，在此之外，谈旭东应当遵守商业保密义务，该两条款相互独立，无法推断出商业保密是杜勇支付欠款的先决条件，一审认为该70000元并非履行竞业限制款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杜勇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杜勇若认为谈旭东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侵害其相关权益，其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杜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8元（已由上诉人杜勇预交），由上诉人杜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翁  艳  玲审判员 梁  晴  敏审判员 雒  文  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陈敏慧（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