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鲁01民终93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真玲，女，1969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居民男，1969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姜堰市，居民山东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6980744817。 法定代表人：庞允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心宁，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浩然，男，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沈秀梅，女，196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居民女，196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市，居民男，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兴化市，居民不服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4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真玲、邹秋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普惠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未严格认真审查普惠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导致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普惠公司提交了《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借款人汇入给我方账户的借款494998元的银行交易记录、流水明细表、新希望慧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公司）的代偿证明。我方对《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借款人汇入我方账户494998元借款的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二份合同确是我方在家中所签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二份合同签订时的背景，是我方在沈永明说签字只是个形式，不要支付任何利息，我方文化程度低，不懂得网络注册借款，又是普惠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宏生在我方家中用孙真玲的手机注册的。我方基于想借款，也基于对普惠公司及沈永明的信任，因为之前通过普惠公司及沈永明介绍已借过一次50万元的款，款项未进我方账户，但沈永明向我方供应了饲料，且无需支付利息，沈永明后向我方提出先将第一次的50万元还掉，再借50万元，故根据沈永明的指示向孙宏生账户汇了48万元，支付给沈永明2万元，清结了第一次的借款，就签字了，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我方才在空白合同上签名后普惠公司将全部文本收走了，确实没有给我方留存一份。这是当时签约现场客观的情况，合同签订时有我方和普惠公司以及本案的其他反担保人均在孙真玲家中。一审庭审时我方反映了上述客观事实，普惠公司对此未予以抗辩，一审庭审时法官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询问或由双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发问。在当时的订约状态下，法官不能要求孙真玲具有法律职业人的意识和要求，而应当对当时的情境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公正的查明相关事实，不能主观的认为孙真玲的行为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对自身民事行为负责的基本法理不符。在正常状态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自身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不能机械适用。本案中孙真玲在签相关合同文件时确具有与通常状态不同的情境。普惠公司与沈永明等正在利用我方对其之前建立的信任关系，双方通过串通采取让我方在多份空白文书上签字的方式达到其骗取我们财物的目的。表面上是借款，但实际上让我方得不到借款，又得不到所要的饲料，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庭审中普惠公司声称我方收到货与收不到货与普惠公司无关，但在庭后普惠公司又补充提交的一份《客户对账单》，这份书证完全没有事实根据，这也能充分佐证上述我方所述事实。对借款人汇给我方账户的借款494998元的《银行交易记录》，我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此款在当日被转入了普惠公司的账户，此时我方的银行卡在普惠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宏生处，孙宏生以要我方向其提交银行卡才能放款为由从我方拿的。我方在庭审中提交这份证据后，普惠公司提交了一份《授权委托书》，用于证明是我方委托其将借款汇入淮安新希望六合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公司）的，我方对这份证据一头雾水，感觉名字是自己签的，事后通过反复回忆应当是在签订空白合同时，让孙真玲一并签的，这完全是在孙真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邹秋平也只是初中文化程度，明知其认知能力较差，通过欺骗方式诱导孙真玲所签，在孙真玲没有购买到饲料的情况下，孙真玲为何要委托他人将款项转入淮安公司，而且这家公司与孙真玲从未有过任何业务往来，这明显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事情，《授权委托书》也可以明显看出空白处的字不是孙真玲所填写，故完全不是孙真玲的真实意思表示，完全是普惠公司通过以欺骗方式获得的。一审庭审中普惠公司的代理人声称这是普惠公司的正常工作流程，目的是确保资金安全，这也充分说明了普惠公司在充当担保人角色时就已经设置了套路。一审庭审中在我方提出退一步讲，本案就是借贷关系成立，在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一年未到的情况下，借款人的借款属于未到期借款，代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普惠公司又提交了一份我方出具的《同意函》，普惠公司要证明是借款期限变更至2018年3月9日，这份《同意函》签的日期是2018年3月6日，而这一天孙真玲没有跟任何人签订过什么文件，人也没离开过江苏的家中，这份证据在何处签名的，是否是同日签的，证据的取得方式等等均未当庭查明，我方认为，在我方未实际得到借款又未收到对价饲料的情况下，我方怎会签这样的同意书，如果是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这样的同意书应当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所为，故完全不符合常理，就是签名了，是在什么背景下签字的，一审判决均未当庭查明。再退一步讲，就是借款期限变更至2018年3月9日，我方在当日就履行了代偿义务，此时借款仍未到期。这些完全不符合常理之处的疑点，加上普惠公司与借款人新希望公司以及本案担保人之一的沈永明系淮安公司的工作人员，存在关联关系和人员混同的情况下，让我方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普惠公司与相关关联人相互串通所搞出的一起虚假诉讼案件，一审判决未能认真仔细审查，草率的认为我方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不采纳，是对案件事实不负责任的行为。从民事案件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出发，一审判决应当对本案的多处证据疑点进行认真审查，在排除明显疑点的情况下对证据作出认定。本案一审庭审休庭后，一审法院向我方寄交了一份《客户对账单》，证明借款发生后，淮安公司已实际为我方提供了饲料。我方以书面形式寄交一审法院质证意见，我方认为这份客户对账单不具有真实性，我方从未与淮安公司发生过业务，客户对账单中农银联转款不是孙真玲的，也不是邹秋平的，可以通过银行交易记录查验得知，如果说要证明孙真玲收到了淮安公司的饲料，普惠公司应当向一审法院提交孙真玲向淮安公司申请开户以及孙真玲收到饲料的收条或是凭证等相关证据，《客户对账单》也应当要由收货人签字确认，否则就不能叫对账单。淮安公司与普惠公司之间又存在关联关系，我方及代理人认为这份《客户对账单》不具有客观性，故《客户对账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但一审判决未说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就采纳。此外，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借款数额是50万元也是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出借人实际汇入我方账户的实际数额是494998元，另普惠公司提交的流水明细表等书证到底是要证明什么事实，特别是流水明细表我方在一审庭审时要求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作出说明，但普惠公司未作说明无法得知，一审判决也未作任何说明，一审庭审中又省略了当事人的发问程序，我方至今对流水明细表也不知所云。二、由于一审判决错误的事实认定，导致一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错误。一审中我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出借人、被担保人普惠公司、淮安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及人员混同的相关证据，并将最高人民法院类似指导案例向一审法院提交，查阅类似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此外本案代偿的计算依据是什么，为何要代偿539148.95元，账户担保费的法律根据是什么，违约金计算依据以及其总额是否超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等等，均未在判决书中明确说明其依据，对普惠公司的诉求一一照准，实在让我方不能接受。本案在程序上有多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是本案在一审法院受理前，普惠公司的工作人员何小林与一审法院的法官开着法院鲁AA185警车到孙真玲家中要求还款，何小林声称其是济南法院的，并威胁孙真玲去济南进拘留所无人救之类恐吓的话，一审庭审时我方也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照片和我方与何小林的微信记录。二是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只是向我方寄送了一份诉讼保全裁定书，没有向我方寄交起诉状副本、证据及证据目录，在我方写信给一审法院院长后的几天专程将相关的文件寄交给了我方（无证据目录），但所寄的材料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法定期限好长时间，为何法院裁定书寄交给了我方，而不向我方寄交相关的诉讼材料，无法想通。三是庭前一审法院二名女性工作人员开着江苏徐州的民用车辆到我方家中确认送达地址，法院工作人员为何不开法院公务车辆执行公务，是否与本案普惠公司有一定的关联，一审法院送达相关材料的工作人员才能说得清楚。 普惠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孙真玲、邹秋平称银行卡被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宏生拿走，第一、对于银行卡被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孙宏生拿走，我公司并不知情；第二、即使工作人员孙宏生个人拿走银行卡，也是在双方协商好，为了便于转到公司账户然后付到饲料厂，这一定是双方协商好的结果，否则孙真玲、邹秋平不可能把银行卡交给孙宏生；第三、即使银行卡在孙宏生手里，从孙真玲、邹秋平银行流水可以看出，该笔资金并没有被挪用，而是用于生产经营。孙真玲、邹秋平称对《授权委托书》一头雾水，感觉名字是自己签的，认为是签订空白合同时一并签的，第一、《授权委托书》一定是按照孙真玲、邹秋平意愿填写完整后，孙真玲、邹秋平签字的；第二、孙真玲、邹秋平也并无证据证明签署的是空白合同；孙真玲、邹秋平称我公司、新希望公司及淮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和人员混同的情况，我公司注册地、法人与另两家公司均不一致，且都是独立运营的公司。孙真玲、邹秋平称借款数额50万元认定错误，实际汇入孙真玲、邹秋平账户的出借金额494998元，这是平台服务费及提现手续费的问题。孙真玲、邹秋平2018年3月6日签订提前代偿的《同意函》，说明孙真玲、邹秋平对该笔借款是认可的，否则又怎么会同意提前代偿呢，前后也是矛盾的。 沈秀梅、张待英、沈永明未陈述意见。 普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孙真玲、邹秋平立即向我公司支付担保代偿款539418.95元；2.判令孙真玲、邹秋平立即向我公司支付担保费16350元及违约金，违约金每日按照代偿资金本金总额千分之一比例支付至孙真玲、邹秋平结清欠款之日止；3.判令沈秀梅、张待英、沈永明对上述一、二项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孙真玲、邹秋平、沈秀梅、张待英、沈永明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1日，孙真玲、邹秋平与普惠公司签订《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一份，约定：普惠公司担保的主债务为孙真玲、邹秋平与受益人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因受益人向孙真玲、邹秋平连续提供信贷而形成的一系列债务，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50万元，账户管理费每月为担保金额的3‰，若孙真玲、邹秋平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普惠公司有权要求自代偿之日起，每日按照代偿资金本息总额的千分之一比例收取违约金。同日，普惠公司同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签订《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为普惠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额为人民币500000元，担保的范围是自2016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0日期间主合同和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所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债权人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借款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债权人代偿被保证人债务之日后两年止。2017年4月17日孙真玲与新希望公司签订《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申请借款500000元。同日，新希望公司完成放款500000元。2017年4月17日，孙真玲、邹秋平签署《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普惠公司将从新希望公司贷款项50万元打入淮安公司户头用于购买饲料。2017年4月18日，普惠公司将上述款项（扣除相关服务费后）转至淮安公司。2018年3月6日，孙真玲出具《同意函》一份，同意借款期限变更至2018年3月9日，并同意在上述期限内偿还借款期限内的借款本息共计539418.95元。2018年10月18日，新希望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普惠公司于2018年3月9日代偿了539418.95元。 本案审理中，普惠公司提交淮安公司出具的《客户对账单》一份，证明借款发生后，淮安公司已实际为孙真玲的鱼塘提供了饲料。孙真玲不认可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借款和担保协议》、《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均为有效合同。孙真玲、邹秋平虽辩称普惠公司与新希望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人员和财产混同情况，坚称本案系虚假诉讼以及沈永明与普惠公司进行了恶意串通，但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自身观点，且普惠公司与淮安公司系两个不同的法人，各自独立承担民事权利义务，因此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孙真玲、邹秋平辩称自己只是在合同上签了字，但并不清楚合同的具体内容，该辩解意见既无证据予以证实，也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应对自身民事行为负责的基本法理不符，因此对此辩解意见亦不予采信。孙真玲、邹秋平辩称自己未收到钱，但根据孙真玲、邹秋平作为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该贷款已由孙真玲、邹秋平委托普惠公司支付至案外人用于购买饲料，因此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孙真玲、邹秋平因购买饲料通过新希望公司申请贷款50万元，普惠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担保，并已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为孙真玲、邹秋平代偿了539418.95元，孙真玲、邹秋平应按照《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的约定，偿还普惠公司该笔代偿款，并承担因不按期足额还款导致普惠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违约责任。孙真玲、邹秋平辩称贷款未到期，普惠公司代偿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但因孙真玲签署了《同意函》，该《同意函》明确了借款的期限已经变更，因此普惠公司代偿有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普惠公司主张的担保费（即账户管理费）、违约金均有合同依据，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在庭审中普惠公司已详细陈述了各自的计算方式，计算总额已经核对，因此予以确认。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作为反担保人，且普惠公司主张的债权未超过保证期间，因此上述反担保人应对孙真玲、邹秋平承担的还款责任、违约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孙真玲、邹秋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普惠公司代偿款人民币539418.95元；二、孙真玲、邹秋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惠公司担保费（账户管理费）人民币16350元；三、孙真玲、邹秋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普惠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5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自2018年3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四、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对上述一、二、三项判项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60元，保全费3770元，由孙真玲、邹秋平、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提交证据，本院组织质证。孙真玲、邹秋平提交：证据一、报警记录，拟证明：普惠公司的行为符合套路贷的行为特征，涉嫌经济犯罪，孙真玲、邹秋平已报警处理；证据二、照片，拟证明：孙真玲、邹秋平与普惠公司不存在经济往来。 普惠公司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本案未涉及经济犯罪；对证据二，认为与普惠公司无关。 孙真玲、邹秋平提交的证据一只能证明其向公安机关报过案，并不能证明普惠公司涉嫌犯罪，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二中的照片不能证明孙真玲、邹秋平与普惠公司不存在经济往来，对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约定孙真玲应付平台服务费5000元，由孙真玲委托出借方从出借资金中代为支出，平台可根据前述委托指示银行或支付公司从出借资金中将服务费扣除，直接支付给新希望公司。扣除服务费5000元、手续费2元，希望金融平台向孙真玲账户汇款494998元。 2017年4月11日，孙真玲与普惠公司、出借人签署《借款和担保协议》，约定孙真玲的借款按照年利率8.8%计算利息。 普惠公司主张的代偿款539418.95元，系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8%，自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9日。 普惠公司主张的担保费16350元，系按照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9日，按《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月3‰的标准计算。 孙真玲、邹秋平上诉主张其系在空白的《授权委托书》等文件上签字，未有证据证明。 根据孙真玲、邹秋平提交的其与普惠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其认可款是借了，主张款到淮安公司后，其拉不到料，不能还利息。 孙真玲、邹秋平主张普惠公司存在犯罪嫌疑，未提交证据证明。 孙真玲、邹秋平上诉主张的一审法院的程序问题，未有证据证明。 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孙真玲、邹秋平对《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孙真玲账户已收到494998元借款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同时，根据孙真玲、邹秋平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其委托普惠公司将上述借款转入淮安公司用于购买饲料，普惠公司已将上述款项转至淮安公司。根据孙真玲、邹秋平提交的其与普惠公司工作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其认可款是借了，主张款到淮安公司后，其拉不到料，不能还利息。虽然孙真玲、邹秋平主张其系在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中签字，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孙真玲向希望金融平台申请借款，由普惠公司提供担保，希望金融平台已向孙真玲发放借款494998元。故孙真玲、邹秋平上诉主张本案所涉的借款并未事实发生，系普惠公司与相关人员串通所搞出的虚假诉讼案件,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借款咨询及服务协议》约定孙真玲应付平台服务费5000元，由孙真玲委托出借方从出借资金中代为支出，平台可根据前述委托指示银行或支付公司从出借资金中将服务费扣除，直接支付给新希望公司。希望金融平台扣除服务费5000元、手续费2元后向孙真玲账户汇款494998元，符合合同约定。孙真玲、邹秋平主张其实际借款金额为494998元，并非50万元，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借款和担保协议》约定孙真玲的借款按照年利率8.8%计算利息，普惠公司主张的代偿款539418.95元，系以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8.8%，自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9日。鉴于孙真玲已出具《同意函》，同意借款期限变更至2018年3月9日，并同意偿还借款期限内的借款本息共计539418.95元。故普惠公司主张的代偿款539418.95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普惠公司主张的担保费16350元，系按照5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17日至2018年3月9日，按《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的月3‰的标准计算，该主张符合合同约定，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并无不当。 《最高额委托担保合同》约定若孙真玲、邹秋平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普惠公司有权要求自代偿之日起，每日按照代偿资金本息总额的千分之一比例收取违约金，该违约金的约定明显过高，孙真玲、邹秋平亦主张过高，故本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的标准予以调整。 孙真玲、邹秋平主张普惠公司存在犯罪嫌疑，未提交证据证明，对其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孙真玲、邹秋平上诉主张的一审法院的程序问题，未有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 综上，孙真玲、邹秋平的上诉请求，部分符合法律规定，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一审判决结论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46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及案件受理费的判决内容，即“被告孙真玲、邹秋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人民币539418.95元”“被告孙真玲、邹秋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账户管理费）人民币16350元”“被告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对上述一、二、三项判项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9360元，保全费3770元，由孙真玲、邹秋平、张待英、沈秀梅、沈永明负担”； 二、变更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9）鲁0103民初4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被告孙真玲、邹秋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50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自2018年3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为“被告孙真玲、邹秋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5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95倍的标准，自2018年3月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普惠农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原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9360元，由上诉人孙真玲、邹秋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潇 审判员  张伟 审判员  高静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穆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