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2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和睦路555号75幢202室。 法定代表人：周燕，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燕，女，198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潘靓超、孙韩丹，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顺义路12号3幢整幢。 法定代表人：孔令鑫，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李亚璞，浙江东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奢琦公司）、周燕因与被上诉人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亚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5民初90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奢琦公司、周燕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依法改判驳回雄亚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对奢琦公司实际投入案涉项目花费未予查明，对案涉项目实际支出费用酌定有误，对奢琦公司是否应对项目终止负有过错及违约责任事实认定错误，继而对奢琦公司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周燕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及责任范围判定有误，具体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奢琦公司切实履行《投资协议》，且使用大量自有资金，并运用自身渠道资源及人力物力投入案涉项目运作。原审法院对奢琦公司实际投入未作查明和确认，系事实调查不清。案涉项目系联合中韩演艺明星，制作一档韩国经典景点旅游介绍类互动综艺节目。项目创意由奢琦公司于2015年5月提出，继而奢琦公司及其董事长周燕运用自身在中韩两国演艺圈渠道及资源，对内联系浙江卫视配合，对外接治韩国众多当红明星，形成项目雏形。2016年年初即已完成第一期拍摄，并邀请到韩国作为嘉宾。据此可见，项目真实可靠，且正在正常运行。在此过程中，雄亚公司于2015年11月7日通过与奢琦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的形式，投入200万元投资项目。但在项目初始到2016年下半年项目终止期间，奢琦公司实际上为了中韩两国拍摄点实地踏勘、取景，联系对接及签约中韩两国演员，调取拍摄及后期制作团队，租赁场地及住宿，渠道及关系维护费用等，实际概括投入远远高于原审法院酌定的160万元。甚至据奢琦公司估算，仅奢琦公司前后投入就将近500至600万元。虽因奢琦公司项目财务账册被盗导致无法完成审计，但是根据常理及市场行情判定即可得知，原审法院酌定项目费用为160万元完全不符合实情。况且，一方面，原审法院从始至终既未查清或认定奢琦公司无项目投资费用，也未折算或估算奢琦公司渠道资源及人力物力的投入费用;另一方面其有关项目支出的酌定存在前后矛盾和逻辑错误，因为按照原审法院认定，项目支出为160万元的话，也就是说奢琦公司运行案涉项目甚至连雄亚公司的投资款都未用尽，反过来竟能得出奢琦公司一分未支出的结果，这显然是逻辑错误。因此原审法院对奢琦公司项目投入相关事实未予查明及认定，实属事实认定错误。二、案涉项目最终终止，并非奢琦公司或周燕的主观过错，其由市场投资风险及国家政策风向等客观因素导致，因此原审判决将项目终止规责于奢琦公司违约，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奢琦公司不应承担60万元违约金。即便要承担，违约金也应进行调整，而不是当然承担全部的违约金。事实上，在2016年初，案涉项目本在正常运作，但在拍摄第一期节目时，案涉项目运作资金已捉襟见肘。此时，奢琦公司获悉原本允诺投入2000万元投资的第三方因自身资金压力无法兑现承诺，因此导致项目运作陷入困境。即便如此，奢琦公司第一时间和浙江卫视取得联系，并在浙江卫视的配合下及时与湖北卫视和深圳卫视取得联系，争取项目继续运作，节目可成功在卫视进行播放。但此时因韩国“萨德”问题，全国娱乐节目受“限韩令”影响,导致节目最终不得不终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首先《投资协议》中并无约定,奢琦公司负有项目其他融资的责任和义务。即奢琦公司能否对外融到第三方款项受市场波动和商业风险影响。除非因奢琦公司项目作假,或虚假融资导致最终无法取得投资,才能被认定为奢琦公司违约;其次,投资有风险。雄亚公司签订的是《投资协议》,不是借款协议,不保本保息。本项目是“股权风险投资”,不是保本的“债权投资”。奢琦公司从来没有承诺过项目100%能成功,100%能赢利。事实上,项目的成功需要双方当事人形成合力,共同动用各种资源、要素,联合第三方共同推进。整个项目真实可靠。《投资协议》第四条有关“正常运行”,不是保证项目必须成功。“正常运行”的理解,应当定位于奢琦公司主观上合理、合法运作项目，而非用因客观结果导致项目终止的结果来反推奢琦公司未“正常运行”，否则就是将所有市场和商业风险均背负给奢琦公司,对其不公允。因为即便奢琦公司成功融资,即便没有“限韩令”,其实奢琦公司不保证项目就一定能盈利，这也是《投资协议》中仅约定盈利情况下如何分配，而未约定亏损情况下如何担责的原因。据此可见,案涉项目的终止,根本原因在于第三方投资因其自身原因搁浅,以及“限韩令”影响,上述客观原因并不能规责于奢琦公司主观过错。因此,案涉项目的终止,实属市场和商业风险,以及政策导向所致,并非奢琦公司违约。原审判决认定由奢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继而解除合同,实属事实认定和责任判定错误最后，即便要承担违约责任，对方实际损失也没有这么多，对方也参与整个项目，自身也有过错，对项目风险也有预知，故违约金也应进行调整，而不是当然承担全部的违约金。三、原审判决判令奢琦公司返还雄亚公司投资款，法律定性错误。参照收益比例来认定亏损承担比例，无任何“类推适用”的法律依据，雄亚公司诉请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前述，案涉项目终止，应定性为市场商业风险。无论是奢琦公司还是雄亚公司，其投入项目资金都已正常使用。在项目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应视为损失。当项目终止进行结算时，双方均无权，也无理由再就项目投资去追究退款投资款的可能和理由。例如两个股东创办公司，但因公司投资或运营失败，公司进行清算时，股东当然无权要求公司另一个股东来退还该股东的入股资金;又例如委托炒股，受托人合规谨慎炒股，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踩准市场波动峰谷，在因市场因素导致炒股亏损时，委托人一样无权要求受托人返还委托资金。故即便原审判决酌定案涉项目费用为160万元，雄亚公司也仅能以剩余40万元未支出款项，要求奢琦公司按双方投入比例进行清算和退还。再次，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奢琦公司对项目运作存在过错，其与雄亚公司也是就亏损承担过错责任，没有返还投资款之说。显然原审判决错误定性了款项性质，错误适用了法律条款。上述错误导致原审判决错误分配了双方责任分摊比例。结合前述原审判央未充分查清和认定奢琦公司资金投入和渠道资源以及人力物力等非现金投入的成本，导致原审判决简单套用双方盈利时分配比例进行责任分摊，其结果就是责任比例对奢琦公司畸高，导致奢琦公司一方面对外承担大量债务(包括工作人员、演员、以及租赁等成本)，另一方面又无法实现与雄亚公司公平分摊责任和投资风险的极为不公允境况。另外，双方对亏损没有约定，如要分摊，参照双方收益比进行认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举例:如委托理财案件，委托人一方出钱，受托人进行具体操作，双方约定赢利2:8开，但没有约定亏损。难道能当然得出，亏损就按赢利比例，要受托人赔给委托人。没有这样的任何合同依据和类推法律适用规则。四、周燕担保范围明确，不应连带赔偿奢琦公司违约金。再退一万步而言，即便奢琦公司存在违约须返还投资款，还需承担违约责任。但周燕所签订《保证书》中明确就200万元投资款承担连带责任。即一方面周燕《保证书》中就担保责任做了明确约定，仅针对200万元投资款部分，不包括违约金;另一方面上述200万元也是一个最高额，而非确切数额。当奢琦公司对雄亚公司实际返还款项责任明确后，周燕也仅依据上述主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应对违约金部分承担责任。综上，请求二审依据查明的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支持上诉请求。 雄亚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本案中奢琦公司并未提供案涉项目实际支出费用的相关证据，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原审法院因奢琦公司未能提交有关案涉项目实际支出费用的证据，故酌情认定案涉项目支出费用，该认定合法有据。综观本案，奢琦公司在一审及上诉中均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支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既然奢琦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其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案涉项目，奢琦公司有责任就其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但奢琦公司在原审及上诉材料中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因奢琦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就案涉项目投入巨额资金，原审法院对案涉项目投入的认定合法有据，符合事实情况。（二）退一步而言，即便存在奢琦公司向案涉项目投入资金的行为，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曾就案涉项目的实际支出组织了专项审计，但因奢琦公司拒不提供相关的财务账册，造成无法审计，奢琦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其一，原审法院对案涉项目委托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正是奢琦公司为隐瞒真相，以财务账册被盗为由拒不提供相应的材料，造成审计不能。其二，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奢琦公司并未提供财务账册被盗的相应证据，并且财务账册系公司有义务保存的重要文件，若隐匿或故意销毁，相关人员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雄亚公司有理由认为，奢琦公司持有财务账册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故奢琦公司应就其行为承担不利后果。二、经原审法院认定，因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案涉项目无法继续进行，《投资协议》应予解除，故奢琦公司理应将剩余投资款返还雄亚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雄亚公司认为，扣除雄亚公司应当承担的亏损部分，剩余投资款应予以返还，理由如下：其一，案涉项目系由奢琦公司独立筹划运作，雄亚公司未参与项目的经营和管理，雄亚公司对于案涉项目的亏损并无任何过错。其二，虽然《投资协议》中并未约定亏损分担比例，但企业之间合作应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亏损。故原审法院以《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收益比例来确定亏损分担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雄亚公司投入到案涉项目的投资款扣减应承担的亏损后，剩余投资款应予以返还。三、案涉项目的终止系因奢琦公司违反了《投资协议》的相关约定，应对案涉项目的终止承担全部违约责任。（一）奢琦公司所称的因为中国广电总局的限韩令等客观原因造成案涉项目无法继续进行，但并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雄亚公司认为，案涉项目的终止与中国广电总局的“限韩令”并无关联，原因如下：首先，在原审及上诉材料中，奢琦公司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案涉项目系因限韩令而造成终止；其次，根据雄亚公司在中国广电总局以及相关网站上搜索，未查询到官方发布任何有关“限韩令”的内容；再次，即使如奢琦公司所称存在所谓的“限韩令”，据查询，有关“限韩令”的舆论爆发在2016年8月，根据案涉项目原定的拍摄计划，案涉项目应于2016年第二季度就成功播出，即使有关“限韩令”的舆论爆发，对该节目的正常播出不会产生任何实质影响。综上所述，案涉项目的终止不可能系中国广电总局的“限韩令”的原因导致。（二）退一步而言，即便本案如奢琦公司所称系后续第三方资金未到位的问题导致案涉项目无法进行，针对该问题，奢琦公司仍应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奢琦公司负有保证案涉项目真实可靠并正常运行，以及在产生收益后，对该收益进行分配的义务。即便如奢琦公司所称因后续资金未到位导致案涉项目终止，但对外进行融资以保证项目正常运行系奢琦公司所负的合同义务。故奢琦公司就此承担《投资协议》所约定的全部违约责任合法有据。（三）《投资协议》系奢琦公司与雄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在奢琦公司作为违约方未举证证明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应调整违约金。《投资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若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合同标的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既然合同已对违约金有明确的约定，应当按照约定计算，双方应具有契约精神，不应轻易调整，否则合同就变成一纸空文。根据最高院相关判例的精神，违约方应当对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奢琦公司在作为违约方未举证证明违约金高于雄亚公司实际损失的前提下，要求调整违约金于法无据。四、周燕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周燕在向雄亚公司出具的《保证书》中明确表示，对案涉项目资金负全部责任。基于《保证书》的约定，全部责任应当包含《投资协议》中奢琦公司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故周燕应就奢琦公司在案涉项目中所承担的亏损、违约金等一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基于以上的事实与理由，雄亚公司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雄亚公司向一审法院诉讼请求：1.解除雄亚公司与奢琦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2.奢琦公司退还雄亚公司投资款200万元；3.奢琦公司支付雄亚公司违约金60万元；4.周燕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奢琦公司、周燕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雄亚公司有意投资奢琦公司筹划的《HI!星级导游》（暂定名称）项目。双方经过协商，于2015年11月7日签订《投资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有：乙方（雄亚公司）投入金额共计200万元，为项目的运作费用，出资时间为协议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打入甲方（奢琦公司）公司账户；节目所创造的所有收益由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约定比例分配，甲方向乙方保证甲方持有该项目所有收益的百分之六十的份额，乙方享有甲方所得全部收益的百分之二十的份额；甲方需保证项目真实可靠并正常运行，乙方有权了解并参与项目运作，甲方有义务将项目进度及情况及时通知乙方；该项目名称暂定《HI!星级导游》，节目期数共12期（第一季），播放时间为2016年第二季度每周六晚上22：00，播出频道为浙江电视台等（至少包含一家卫视），每期节目的收入由指定核算公司账务公开；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无条件整合可用于本项目的所有资源；甲乙双方的合作期必须遵守商业规则；以上条款任何一方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对方合同标的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等等。 2015年11月13日，雄亚公司依约向奢琦公司汇款250万元，后奢琦公司又返回雄亚公司50万元。随后，奢琦公司对案涉项目的拍摄制作进行筹划安排，并于2016年1月赴韩国进行了部分拍摄工作，后由于资金问题而停止，且未取得已拍摄的录像带。奢琦公司已为该拍摄支付了42万元的拍摄费用及演员演出费60万元。后该项目未能再继续进行。雄亚公司得知该消息后，向周燕核实情况并要求返还投资款。2016年3月5日，周燕向雄亚公司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我周燕本人对雄亚公司法人孔令鑫投资于奢琦公司Hi！MYSTAR！综艺节目资金供给贰佰万元整负全部责任。愿以本人资产作担保，于2016年4月5日前归还。落款日期误写为2015年3月5日。 现双方均确认案涉项目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另周燕陈述案涉项目预计总投资约4000万元左右，所有演员费用为3200万元左右，但除了雄亚公司投入的资金和奢琦公司、周燕的自有资金，并未有其他投资人投入资金。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投资协议》系雄亚公司与奢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现双方均确认案涉项目已无法继续进行，故对雄亚公司要求解除该《投资协议》的诉请，该院予以支持。现双方的争议焦点为：案涉项目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奢琦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项目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周燕是否应当对奢琦公司的应付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雄亚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 关于案涉项目实际支出的费用金额问题。奢琦公司、周燕主张奢琦公司因案涉项目支出费用共计2264553.28元，并提供了金额为2034979.43元的支出凭证。但在该院就案涉项目所花费的款项进行专项审计时，奢琦公司、周燕未能提供相关审计材料，导致审计无法进行，奢琦公司、周燕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对奢琦公司、周燕主张的金额，该院不予采信。根据奢琦公司、周燕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雄亚公司对案涉项目运行中有关事实的确认，该院对奢琦公司提供的支出凭证中为案涉项目拍摄支付的42万元的拍摄费用及演员演出费60万元予以确认；支付给景柏市政的25万元无法认定为案涉项目的支出。另公司的日常运营成本亦不能等同于案涉项目的支出。因此，综合考虑奢琦公司的员工和其他参演人员往返韩国的费用，以及案涉项目的其他营运成本，该院酌定奢琦公司因案涉项目支出的费用为160万元。 关于奢琦公司是否应当对项目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投资协议》约定，奢琦公司需保证项目真实可靠并正常运行。但根据奢琦公司、周燕的陈述，案涉项目的总投资约需4000万元，而奢琦公司除收到雄亚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外，并未融到其他的投资款，导致案涉项目因缺乏资金而未能继续进行。案涉项目的终止也是基于该原因。至于奢琦公司辩称案涉项目无法继续进行系由于中国广电总局的“限韩令”的主张，奢琦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即使如网上文章所传，该时间也已在协议约定的拍摄时间和节目播出时间之后，对案涉项目并不会产生影响。因此，该院对奢琦公司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案涉项目未能正常运行，奢琦公司违反了协议的约定，应当对项目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 关于周燕是否应当对奢琦公司的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周燕在明知项目出现资金问题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形下，向雄亚公司出具《保证书》，愿以本人资产做担保，对雄亚公司投资案涉项目的200万元负全部责任，于2016年4月5日前归还。根据该《保证书》，周燕应对奢琦公司的应付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周燕辩称该《保证书》系雄亚公司胁迫签署一事，周燕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予采信。 关于雄亚公司是否有权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的问题。《投资协议》未约定对项目搁浅、投资失败等情况的处置条款，现案涉项目已经启动并投入资金，雄亚公司以合同解除为由要求退还全部投资款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但案涉项目系奢琦公司筹划运作，并非雄亚公司单方投资，若产生收益也并非雄亚公司单方所有。因此，因案涉项目支出的费用即产生的亏损，亦不应由雄亚公司单方承担。根据投资协议的约定“节目所创造的所有收益由甲乙双方按本协议约定比例分配，甲方向乙方保证甲方持有该项目所有收益的百分之六十的份额，乙方享有甲方所得全部收益的百分之二十的份额”以及案涉项目实际未有其他投资人加入的情况，案涉项目的亏损应由雄亚公司和奢琦公司分担。因双方对案涉项目亏损应如何分担没有约定，本案参照双方的收益比进行认定，由雄亚公司承担20%；由奢琦公司承担80%。因此，扣除雄亚公司应承担的亏损部分，奢琦公司应返还雄亚公司投资款168万元。 综上，案涉项目未能正常运行系奢琦公司的原因，奢琦公司应当对项目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雄亚公司要求奢琦公司、周燕支付违约金60万元的诉请，符合合同约定，且在合理范围内，该院予以支持。周燕作为奢琦公司的保证担保人，对奢琦公司的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二、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款1680000元。三、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600000元。四、周燕对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二、三项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3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8800元，由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2312元，由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周燕共同负担16488元。重庆雄亚寰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该院申请退费16488元；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周燕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该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16488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二审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在案涉《投资协议》签订后，雄亚公司依约向奢琦公司支付了200万元，奢琦公司也对案涉项目的拍摄制作进行筹划安排，并于2016年1月赴韩国进行了部分拍摄工作。对于雄亚公司加入案涉项目后奢琦公司的费用支出情况，奢琦公司一审中主张花费2264553.38元，二审中又主张花费500至600万元，但根据奢琦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以及雄亚公司的陈述，本案仅能认定42万元的拍摄费用及60万元的演员演出费，鉴于奢琦公司不能提供相关审计材料，综合考虑奢琦公司的员工和其他参演人员往返韩国的费用，以及案涉项目的其他营运成本，并结合周燕在《保证书》中对雄亚公司的投资款200万元负全部责任的承诺，原审酌情认定奢琦公司因案涉项目支出的费用为160万元并无不当。奢琦公司在《投资协议》中承诺保证项目真实可靠并正常运行，但奢琦公司除收到雄亚公司的200万元投资款外，并未融到其他的投资款，且根据雄亚公司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周燕也认可部分投资款挪作他用，导致案涉项目因资金问题而停止，故奢琦公司应按约定承担违约责任。雄亚公司要求奢琦公司、周燕支付违约金60万元，符合合同约定，也不存在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情形，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亦无不当。至于奢琦公司上诉称案涉项目系受中国广电总局的“限韩令”影响，导致节目最终不得不终止，本院认为，2016年8月份的“限韩令”发生在本案协议约定的拍摄时间和节目播出时间之后，且周燕于2016年3月5日就出具《保证书》承诺还款，故奢琦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免责，本院不予支纳。虽然《投资协议》中并未约定亏损分担比例，但企业之间合作应按照出资比例享受收益和承担亏损，原审法院以《投资协议》中约定的收益比例来确定亏损比例分担是正确的。根据雄亚公司的投资款数额、案涉项目的亏损情况以及分担的亏损比例，奢琦公司应返还雄亚公司投资款168万元（200-160*12%）。至于周燕的责任范围，周燕向雄亚公司出具《保证书》承诺其对雄亚公司的案涉投资款200万元整负全部责任，愿以其本人资产作担保。在该《保证书》中周燕并未明确其仅对200万元投资款本金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本案中，鉴于双方对保证担保的范围并未明确约定，故周燕上诉主张仅在主债务200万元范围内承担责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奢琦公司、周燕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600元，由上诉人浙江奢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周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明贵 审判员  黄江平 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 书记员  边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