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11民终378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美蓉，女，196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现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光清（系秦美蓉之夫），男，195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东安县人，居民，现住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住所地东安县白牙市镇建设大道**。法定代表人：丁元伍，理事会主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安县花桥供销合作社，住，住所地东安县花桥镇花山居委会观音街/div>法定代表人：吴又琼，主任。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小平，湖南慎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上诉人秦美蓉因与被上诉人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东安供销联合社）、被上诉人东安县花桥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东安花桥供销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东安县人民法院（2019）湘1122民初17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采取阅卷和询问的方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美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没有查清1987年至2010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2、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并不属于行政行为，且该通知书既没有书面通知本人，也没有计入档案，应该是无效的；3、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是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东安供销联合社、东安花桥供销社辩称，1、一审法院对于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存在期间的认定是正确的；2、《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是行政行为，答辩人单位有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行政处分决定自批准或公布之日起生效，答辩人东安花桥供销社曾将处分决定亲自送达给被答辩人并将处分决定计入档案，而且书面通知和记入档案不是处分生效的依据；4、答辩人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被答辩人工作自1990年7月底，已经履行了举证责任，且被答辩人1989年5月回东安花桥供销社只是临时工，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也未恢复公职；5、本案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被答辩人所称的“权利受侵”应当受《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约束。而且《劳动法》1995年1月1日实施，规定的是实施之后的行为，被答辩人并不能适用；6、被答辩人已于1990年离职，不存在享受工龄退休待遇，且退休待遇与社会保险待遇是两回事。双方在法律强制要求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时早已不存在劳动关系；7、相关经济损失赔偿要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2007年被答辩人就以居民身份缴纳社会保险，却一直到2019年才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8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秦美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认定原告与被告从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2、判决被告为原告补建补缴养老保险金（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第二条变更为：判令被告赔偿因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手续，造成原告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50周岁退休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44,217.7元；3、判决被告补偿原告从198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的每月800元生活补助费（原告撤回该第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秦美蓉于1960年2月10日出生，1977年7月从东安一中毕业后被下放到东安县竹木町公社林场，后于1979年12月通过正式招工程序进入供销系统工作，成为国家全民所有制职工，1980年2月到东安花桥供销社参加工作。1986年原告计划外怀孕有意隐瞒了怀孕月份，1986年12月至1987年4月期间，计生专干、花桥区委领导、供销社领导就原告超计划生育问题多次找其谈心谈话，做思想工作。1987年2月23日，东安花桥供销社向原告及其家人发出通知限原告1987年2月底引产，超期拒不引产将上报处分材料。原告因家庭压力多次借口拖延、躲避检查，拒绝在东安医院做流、引产手术，直至1987年3月2日，在多方催促监督下，原告在花桥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后，于3月4日产下一活婴（第二胎、出生时约七个多月）。其后，由于原告故意拖延引产时间导致引产后产下活婴，影响较坏，东安花桥供销社向花桥区委、区公所、计生委、东安供销联合社上报了原告违反计划生育的综合材料（包括情况报告、通知、秦美蓉的检讨书、花桥区供销社对秦美蓉的处分讨论记录、处分决定及部分谈心谈话记录），其中检讨书为原告1987年4月1日所写，综合材料及部分谈心谈话记录有原告签字。1987年5月13日，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根据东安花桥供销社上报的材料对原告违反计划生育一事作出处分决定（文件），行政上对原告给予开除公职的处分，此外罚款300元并做好结扎手术。该处分文件报送计生委、花桥区委、花桥街乡政府、劳动局等单位，发给各基层社、厂、队和原告本人，东安花桥供销社及其上级单位随即依照文件对原告执行了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1987年8月左右，原告向县信访办提交了“关于我经引产成活二胎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过重，请示上级领导给予出路的报告”，报告中原告认为其作为一名单职工引产成活二胎受到开除公职和罚款的处分过重，东安供销联合社于1987年8月28日对该信访报告给予了回复，回复解释东安供销联合社1987年5月13日对原告的处分是由于原告对抗计划生育的国策，不配合计生工作，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这一处分是有根据的，慎重而公正的。1988年4月26日，原告向上级部门提交了《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给予生活出路的报告》，报告中认为其主动引产后还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过重、没有完全符合政策，因受处分及孩子生病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1988年6月23日，原告又提交了“请求减轻处分，给予恢复公职的报告”。原告多次就其被开除公职一事上访反映，其上访事项及报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或东安供销联合社收悉并给予了批复，批复要求对原告反映的生活困难的情况查证属实后按照文件规定研究一个意见办理。经东安花桥供销社及上级单位研究，原告于1989年5月左右回到该单位参与工作并领取工资，但是东安花桥供销社或东安县供销联社没有对原告下达减轻或改变处分、恢复公职的文件决定，原告的待遇也与东安花桥供销社的其他正式职工有明显区别，增资名册审批表和各种补贴发放表中均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未能提供其1990年8月后在花桥区供销社参与工作、领取工资的证据，二被告提供的1991年、1992年的部分工资、补贴发放表中均没有原告的名字，1996年10月，东安花桥供销社向劳动部门报送的职工劳动合同鉴证名册中也没有原告的名字。2015年2月左右，原告就其被开除公职一事提交了信访件，2015年2月2日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给予了回复说明。2018年4月27日，原告的丈夫兰光清向省委第六巡视组反映原告1987年5月因违反计划生育被开除，处理过重，要求恢复公职办理退休手续。针对这一信访事项，东安供销联合社调查后对兰光清夫妇反映的六个问题均作出了回复并于2018年5月10日上午向原告夫妻二人送达了该回复意见，但其拒绝签字。2018年11月27日，原告向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东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为原告恢复公职、办理退休养老保险、赔偿损失等。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此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向法院起诉已经明显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因此，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8日作出（2018）湘1102行初9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起诉人秦美蓉的起诉，不予立案。2019年6月19日，东安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针对原告向该会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案件通知书。2019年8月19日，东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原告反映请求县供销合作社联合总社为其缴纳1977年至2004年的社会养老保险一事以超过了投诉时效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一审另查明，2007年1月，原告以永州市冷水滩区居民的身份补缴了1996年1月至2008年3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3,096.9元；2009年4月，补缴了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4,360.6元；2010年1月，补缴了2009年4月至2009年12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492元；2011年3月补缴了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3,268.8元；以上补缴合计44,218.3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劳动争议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从1977年至2010年止，原告秦美蓉与二被告之间是否一直存在劳动关系；二、本案原告秦美蓉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三、二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因未为原告缴纳1977年至2010年社会养老保险、办理退休手续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与二被告的争议在于：1、1987年5月13日，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是否生效；2、1989年5月，原告被开除公职后又回到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是临时工还是正式职工，原告何时从花桥供销社离职；3、1989年5月后，原告与花桥供销社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该关系维系到何时为止。关于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作出的（87）东供联字第080号《关于对秦美蓉违反计划生育的处分决定》是否生效的问题，法院认为，行政处分决定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以处分决定机关作出之日或者有权批准的机关批准之日为生效日期，而不以处分决定送达受处分人之日为生效日期。该处分系行政处分，原告因超计划生育怀孕，虽经引产手术后产下活婴，实质上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被告经研究讨论按照政策文件规定给予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无明显不当，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1987年5月作出开除原告公职的处分决定后，文件传送至计生委、花桥区委、花桥街乡政府、劳动局等单位，发给各基层社、厂、队和秦美蓉本人，其后东安花桥供销社又实际执行了该决定，原告本人被开除公职又缴纳了罚款，实际上该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东安花桥供销社上报处分材料之前通知了原告，原告还写了检讨书，处分决定作出后原告多次提交报告请求减轻处分、恢复公职证实其本人已经知悉这一处分决定，只是认为处分过重。原告多次反映、上访，东安供销联合社一直没有撤销或改变该处分决定，该决定一直是有效的。因此，原告以未签收处分决定、未交代申诉权，则处分不生效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关于1989年5月，原告被开除公职后又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是临时工还是正式职工，原告何时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离职。劳动关系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所确立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关系是经约定在雇员与雇主之间产生的由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雇员支付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由于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对原告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未被撤销或改变。因此，原告从1987年5月13日起已经不是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的正式职工。由于原告被处分后多次请求、报告，反映生活困难，被告东安供销联合社和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经研究决定让原告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但是既没有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又没有为原告办理审批恢复公职的手续，原告从1989年5月起回到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并领取工资，虽没有正式职工身份，待遇也与正式职工不同，但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用人单位，与原告有隶属关系，应当认定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与原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而非仅仅是雇佣关系，劳动关系从用工之日起建立。关于原告何时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处离职，原告称其一直在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工作至1994年、1995年，二被告称原告1990年7月底因工资待遇低自愿离职，但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最后一次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领取工资是1990年7月底，其后再也没有相关记录。此外，被告提供的21、22、24、25、26号证据能够充分证实原告自1990年8月开始擅自离职的事实。关于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原告的主要诉讼请求是确认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认为，1987年5月13日，原告受到行政开除公职的处分，其与二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自动终止。1989年5月原告重新回到东安花桥供销社临时参与工作至1990年7月，应当认定其与花桥供销社建立了新的劳动关系，其后在1990年8月擅自离职，原告与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之间的劳动关系再次终止。因此，原告请求法院确认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原告与二被告之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主张与客观事实不符。此外，原告于2007年补缴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的事实也能够证实原告知道其与二被告之间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事实，但原告直到2019年才申请劳动仲裁及向法院起诉，已经超过两年诉讼时效。因此，原告请求确认其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期间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请求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赔偿因未为原告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手续，造成原告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50周岁退休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44,217.70元，该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东安县普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统一从1996年1月开始缴纳，此前不需缴纳，原告自1990年8月已经从东安花桥供销社离职，原告不是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的职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东安花桥供销社没有义务为原告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因此，原告的该请求同样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是强制性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请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应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原告2007年以居民身份补缴社会保险费时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二被告没有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但其直到2019年才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2019年8月才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相关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秦美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原告秦美蓉负担。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以及二被上诉人是否需要赔偿因未为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而造成的直接损失。一、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自1979年12月通过正式招工程序进入供销系统工作，成为国家全民所有制职工，1980年2月到东安花桥供销社参加工作，一直到1987年3月，因违反国家政策，引产生下二胎，1987年5月被东安花桥供销社开除公职。可见，此时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终止。后因上诉人请求，并考虑上诉人家庭困难，1989年5月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回来参与工作，但被上诉人并未撤销之前对其的行政处分，此时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工作，接受被上诉人单位的管理，虽然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应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直工作到1990年7月，而后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表等证据证实上诉人早已于1990年8月离开单位。因此，对于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与二被上诉人从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止存在劳动关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对于二被上诉人是否需要赔偿因未为上诉人办理社会保险手续而造成的直接损失的问题。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东安县普通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是从1996年1月开始缴纳的，在这之前的不需要缴纳，而根据本院确认的事实，自1990年8月双方之间就不再存在劳动关系，二被上诉人没有为上诉人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义务。现上诉人上诉称与其相同的职工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享受了国家给予的工龄退休待遇，但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同时，对于上诉人主张其要求的社会保险赔偿不适用诉讼时效，虽然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但现上诉人主张的是要求二被上诉人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而上诉人自2007年就以居民身份补缴了社会保险，应当认定其此时已经知道二被上诉人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而上诉人一直到2019年才到劳动部门和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赔偿因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造成其1977年至2010年2月10日50周岁退休无法享受本单位职工同等社会保险待遇所造成的直接损失44,217.70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秦美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秦美蓉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振湘审判员  李秋云审判员  魏 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伍世兴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