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883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秦广景，女，1986年11月28日生，汉族，住河南省民权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钱佳，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尹保亮，男，1980年6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士东，安徽径桥(蚌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高，男，1987年7月24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现住江苏省张家港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惠建明，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惠梦韬，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秦广景、尹保亮因与被上诉人谢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2民初58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秦广景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谢高和尹保亮之间形成雇佣关系，工作内容就是每天清理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根据一审中上诉人与尹保亮提交的一系列证据，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可以推定尹保亮、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承揽关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即使认定谢高与尹华社、尹保亮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谢高也应当依照《生活垃圾清运合同》对秦广景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了该合同的效力，一方面又没有根据该合同的内容要求谢高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自相矛盾。尹保亮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秦广景对尹保亮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秦广景无证驾驶具有机动车性质的两轮电动车，且在行车时手持物品，接听电话，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依法应当减轻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尹保亮给谢高承包的恒大雅苑项目清运生活垃圾。事发后，谢高自愿协商处理赔偿事宜，且愿意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根据证据优势原则，应认定尹保亮与谢高之间属于雇佣关系。由此给秦广景造成的损害后果应由谢高承担。退一步说，即便是承揽关系，谢高对尹保亮负有选任和管理责任，谢高明知尹保亮无法胜任清运生活垃圾工作，仍然放任尹保亮继续从事该工作，明显具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谢高表示服从原审法院判决。秦广景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尹保亮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前期医药费损失92375.8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秦广景将诉讼请求调整为：1、判令被告尹保亮赔偿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前期医药费损失92511.85元；2、判令被告谢高对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承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10月19日8时40分许，尹保亮驾驶三轮汽车沿张家港市杨舍镇农鹿路由北向南行驶通过新泾路口时，该车右侧中部与在道路南侧人行横道内由西向东通过路口秦广景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前部相撞，造成秦广景倒地受伤，二轮电动车损坏。交警大队出具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尹保亮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且在处于注销状态的机动车忽视安全，行经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黄灯亮时，在尚未越过停止线的情况下继续通行，其违法行为是造成该事故的直接原因；秦广景驾驶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的二轮电动车上道路行驶时，手中持物，但该违法行为与本起事故的发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交警大队据此认定：在该起事故中，尹保亮承担全部责任，秦广景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秦广景于同日被送往张家港奥洋医院住院治疗，于同年12月1日出院。事故发生后，尹保亮为秦广景垫付医疗费19131元。因前期医疗费损失未得到全部赔偿，秦广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尹保亮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有效期限为自2018年2月9日起至2028年2月9日止。案涉无号牌三轮汽车处于注销状态，登记的行驶证所有人为潘正超，检验有效期至2017年7月。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被告谢高是否需要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秦广景为证明两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提交了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民警于事发当天向被告尹保亮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尹保亮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是谢高（音）雇我去拉这个垃圾的”、“他是安徽的，具体名字我不知道，电话在手机里”。经质证，被告尹保亮对该证据没有异议；被告谢高对被告尹保亮陈述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有异议，对笔录的其他内容没有异议。原审法院认证意见为：该询问笔录系由公安机关依法制作，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虽系复印件，但加盖了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专用章，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被告尹保亮陈述的其与被告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笔录内容，因系被告尹保亮的单方陈述，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分析后方可认定是否属实。被告尹保亮为证明其与被告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提交如下证据：1、2018年12月3日的二维码收款记录1份（金额为10000元）。2、被告谢高书写的《协议》照片打印件1份，该《协议》原件已被被告谢高撕毁，我提供的是当时拍摄的照片。3、《生活垃圾清运合同》1份，该证据是在第一次开庭前的两三天，被告谢高喊我父亲去他办公室商谈后补签的1份合同（被告谢高签字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由被告谢高本人草拟的，被告谢高当时在上面签了字，我父亲尹华社当场未签字，我与我父亲的签名是我们事后在家签的，签字时被告谢高未在场。后来被告谢高要收回这份合同，我们想保留作为证据，跟被告谢高讲已经丢了，没有还给被告谢高。经质证，原告秦广景对上述三份证据均没有异议；被告谢高意见为：1、我确实付过10000元，但该款项系被告尹保亮代他父亲尹华社收的，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当时财务没有现金；2、2019年6月份第一次开庭前，被告尹保亮的父亲尹华社到我办公室去，没一会儿被告尹保亮也来了，当时我想息事宁人，听被告尹保亮提到连带责任之类的，我想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就写了这份《协议》，写完之后觉得不对劲，而且我爸也不同意，就把《协议》撕掉了，被告尹保亮当时拍了照片，我没有注意到。3、“谢高”两个字是我本人写的，该合同是我要求尹华社补签的，因为合同的抬头处记载的是尹华社，所以不能以此认定我与被告尹保亮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原审法院认证意见为：1、对该二维码收款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及是否可以据此证实两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后加以认定。2、该《协议》虽系照片，但因被告谢高明确表示《协议》的内容系其本人书写，原审法院对被告谢高曾经书写过该《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定；该协议的相对方尹华社在审理中称被告谢高称该《协议》不起作用故要求将该《协议》收回，尹华社也将该《协议》还给了被告谢高，上述行为可视为该《协议》已被被告谢高与尹华社合意解除，故该《协议》的内容对被告谢高不再具有法律拘束力。3、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一致确认该合同形成于本案诉讼期间，系事后补签，原审法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被告尹保亮虽在合同落款处签字，但因合同的抬头处并未列明被告尹保亮，且被告尹保亮明确表示该签名系事后补写，且并未当着被告谢高的面签，故不能以此径行认定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该合同虽系事后补签，但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可以补签合同，且无证据证明该合同违反了尹华社与被告谢高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对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两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被告谢高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交了张家港市百通劳动服务有限公司付款凭证4份，谢高陈述该公司是其父亲开设的，实际是其个人雇佣的尹华社，通过上述付款凭证证明与其存在雇佣关系的是尹华社而非尹保亮。经质证，原告秦广景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谢高与案外人尹华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不能以此否认被告尹保亮在发生事故时为被告谢高托运垃圾；被告尹保亮意见为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证意见为：该证据存放于张家港市百通劳动服务有限公司财务账册中，且原告及被告尹保亮并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原审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于2019年7月8日向被告尹保亮的父亲尹华社制作调查笔录1份，尹保亮在调查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我之前就认识谢高的，之前给他打过工。2018年3月24日左右，谢高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跟我谈运送恒大雅苑生活垃圾的事情，当时我觉得那里离塘桥太远，并没有同意，谢高跟我说可以由我来拉何桥村的生活垃圾，恒大雅苑的让我儿子去拉。第二天下午我跟我儿子到他办公室，他开车领着我们去了恒大雅苑，挨着每个垃圾桶看了一遍，我们就同意由我们去拉。刚开始是我们父子两个一起去的，后来有时候是我去，有时候是我儿子去，我儿子去拉得多。2018年10月19日，我儿子从恒大雅苑运垃圾到塘桥垃圾中转站时，发生了车祸。事故发生后，我跟谢高说了这件事，因为我们之前跟谢高关系不错，所以就没有让他来垫钱。本案第一次开庭前两天，谢高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当时谢高说他自己出六万块钱，后来经过我与他的协商，谢高同意出七万，让我们拿两万多。当时签了协议的，但一个多小时后，谢高说别人看了一下说这个协议不起作用的，又收回去了。经质证，原告秦广景意见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从笔录中可以证实被告谢高雇佣了被告尹保亮父子，被告尹保亮事发时系为被告谢高提供劳务；被告谢高对该笔录有异议，其并没有雇佣被告尹保亮，而是雇佣的尹华社。为补充调查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向被告尹保亮制作调查笔录1份，尹保亮在该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案涉的三轮汽车是经一个老乡老刘介绍，向潘正超购买的，购买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份协议，但是在三轮汽车被交警大队扣押后，我认为协议没有用，就丢掉了。购买汽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牌照了，对方当时跟我讲车子没年审，保险也没有，车辆也已经报废了，但是因为贪图便宜，还是购买了。在车辆购买之后即告知了谢高。我运送生活垃圾到的东莱，是因为东莱环卫所也曾经想承包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但是被谢高承包了，所以不让运到东莱垃圾中转站。在我清运垃圾时，谢高不会派人去管理，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什么时候去清运，谢高给我们开的报酬是一个总的报酬，我们自备垃圾清运车辆，车辆的用油、维修等成本也是我们自理。经质证，原告秦广景意见为对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笔录可以证实两被告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被告谢高意见为对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认可被告尹保亮在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原审法院认为，在认定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前，需先行就被告尹保亮事发时是否在清运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进行认定。原审法院认为，依照原告及被告尹保亮提供的证据，结合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中的陈述，可以证实被告尹保亮事发时系在清运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理由如下：首先，本起事故发生在2018年10月19日8时40分许，尹保亮在事发后两个小时左右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即明确陈述“我驾驶三轮汽车从东莱电厂旁边装了垃圾准备去乘航河边上的加油站加油”，恒大雅苑恰好位于东莱电厂旁边，另，被告谢高在审理中明确陈述恒大雅苑生活垃圾的运送是其本人承包的，而被告尹保亮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明确陈述“是谢高（音）雇我去拉这个垃圾的”，因被告尹保亮的上述陈述是在事发后不久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作出，其陈述的事实部分的内容可信度较高，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其次，被告尹保亮提供的《协议》照片虽系复印件，但如前所述，被告谢高明确陈述该协议系其本人书写，故对被告谢高曾经出具该《协议》的事实可予认定，该《协议》虽明确约定“承诺尹华社本人在承包期内发生安全事故，张家港市百通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愿承担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之间”，但尹华社在该段时间内并未发生交通事故，且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一致确认该《协议》形成于本案第一次庭审之前，被告谢高在原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也明确陈述“当时被告尹保亮提到连带责任什么的，我想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了掉也就算了，以免公司受牵连，所以就写了”，由此可推断，该《协议》实际指向的就是案涉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如果被告尹保亮事发时不是在清运被告谢高承包的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被告谢高不可能就案涉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出具如何赔偿的《协议》；再次，被告谢高虽提交了尹华社签名的付款凭证，但尹华社与被告尹保亮系父子关系，基于该种紧密的人身关系，由尹华社一人在付款凭证上签字亦属正常，更何况对于被告尹保亮提交的二维码收款记录，被告谢高亦陈述为系被告尹保亮代尹华社收取款项，更可印证上述推断，故对被告谢高提交的付款凭证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定。综上所述，被告尹保亮在事故发生时应系清运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原审法院认为，因被告谢高明确否认与被告尹保亮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是承认与尹保亮的父亲尹华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为了详尽分析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需先行分析认定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之间系存在何种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的当事人无需举证”，依据该自认规则，自认应当仅限于对于事实部分的自认，对于法律关系问题并不适用自认。被告谢高虽在审理中明确表示其与尹华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因该问题属于法律关系问题，并不适用自认规则，关于被告谢高与尹华社之间的关系问题，仍需要综合证据材料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加以认定。雇佣关系是指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佣以提供劳务本身为目的，并不要求以劳动成果的交付为目的。而承揽关系是指定作人与承揽人约定，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中，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理由如下：首先，被告尹保亮陈述其自行决定何时前往恒大雅苑清运垃圾，且在清运垃圾时，谢高并未对其父子进行管理，可见尹华社与谢高之间并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是由尹华社承接该垃圾清运的承揽关系；其次，按照被告尹保亮的陈述，垃圾清运车辆系由其父子自备，车辆的用油费用及维修费用等亦由其自备，该种情形不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而是符合承揽关系的特征；再次，如前所述，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之间的《生活垃圾清运合同》对两人具有法律拘束力，该合同明确约定“承包费按每车150元计算”，可见系按照工作量计算工作报酬，虽然报酬的给付具有相对固定性，但系以工作量为基础，而非以工作时间为基础；综上所述，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之间的合同关系，以完成垃圾清运的成果为目的，且在实质上与谢高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尹华社与被告谢高之间不存在控制、支配与从属关系，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关于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因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依照现有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可能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可能是被告谢高将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承揽给尹华社、尹保亮父子，第二种可能是被告谢高将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承揽给尹华社，再由尹华社决定由其自己还是儿子从事具体的垃圾清运工作。在第二种情形下，因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故被告谢高对被告尹保亮因本起事故承担的责任无需承担赔偿义务。在第一种情形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承揽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做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照该规定，承揽人承担的责任性质为过错责任，垃圾清运工作并不需要特殊的资质，且原告及被告尹保亮并无证据证明被告谢高在定作、指示或者选任中存在过失。被告尹保亮称在购买已注销三轮汽车时告知过被告谢高，且被告谢高同意其用该车辆清运垃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而即使在被告尹保亮与被告谢高之间存在承揽关系的情形下，因为被告尹保亮并非一开始即使用案涉三轮汽车清运垃圾，而是在事发前不久才开始使用，且基于承揽关系的特点，双方之间并不具有紧密的管理关系，故不能以此苛求被告谢高承担赔偿义务。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被告谢高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作为交通事故的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告秦广景在2019年5月5日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其主张赔偿前期医疗费用的请求权系基于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交警大队对本次交通事故已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被告尹保亮称原告秦广景在事故发生时手中持物且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应为机动车，故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划分和认定的专业机构和行政主管部门，其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等事故处理程序，经过处理交通事故专业人员集体研究作出的结论，是证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及责任划分和认定的基本依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在没有充分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事故认定书确认案件事实及因果关系。因被告尹保亮未提供充足证据推翻该事故责任认定，故交警大队作出的事故认定书应作为本案认定事故责任的基本依据，对其内容予以采纳。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也不等于民事赔偿法律责任，交通事故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有无因果关系和不当行为与损害事实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不等同。因此对于原告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及扩大有无因果关系仍需要进行分析，本案损害事实的直接原因是被告尹保亮在驾驶遇黄灯亮时，在尚未越过停止线的情况下继续通行（俗称的“闯黄灯”），原告秦广景虽然在驾驶电动车时手中持物，但无证据证明该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发生及扩大存在因果关系，故不能以此为由减轻被告尹保亮的民事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尹保亮违反法律规定使用依法不得上道路行驶的报废车辆存在过错在先，虽然其三轮汽车不能投保交强险，但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驾驶已注销的机动车比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性质更为恶劣更为严重，故不能因此免除被告尹保亮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赔偿义务，被告尹保亮作为案涉三轮汽车的实际所有人及管理人，理应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费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1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2000元）承担赔偿责任。对不足部分，因被告尹保亮承担事故全部赔偿责任，故应由被告尹保亮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拼装车、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由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审理中，被告尹保亮在审理中陈述其驾驶的已注销车辆系购买自潘正超，但买卖协议已遗失。原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即使潘正超确系已注销车辆的转让人，因原告作为权利人并未向其主张权利，本案对此不予理涉。原告主张前期医疗费92511.85元，并提供了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医疗费票据、住院费用清单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票据，结合门诊病历、出院记录和住院费用清单等相关证据确定。经核对，根据原告提供的医疗费票据，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医疗费92511.8元。由被告尹保亮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10000元，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外赔偿82511.8元，合计赔偿92511.8元。扣除被告尹保亮已垫付的19131元，被告尹保亮还应赔偿73380.8元（92511.8元-19131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判决：一、原告秦广景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前期医疗费损失，由被告尹保亮赔偿73380.8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如采用转帐方式支付，请汇入当事人指定帐号；或汇入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帐号：46×××84）。二、驳回原告秦广景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24元，减半收取计412元，由被告尹保亮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交纳本院（诉讼费专户名称：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帐号：50×××76）。二审中，尹保亮向本院提供两组证据。第一组是骨伤科医院的出院的记录、住院发票、费用清单。证明尹华社于2017年1月因股骨头坏死进行了手术，因此，无法完成垃圾清运工作。第二组是一份协议、二份生活垃圾清运合同。这三份合同均为2019年6月14日签订，证明尹保亮和谢高之间存在一种劳务关系，双方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了管理、被管理的关系，同时约定了违约责任。证明生活垃圾清运合同第三条的约定表明，谢高知道尹保亮使用加油的三轮车清运垃圾。谢高在事发后自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协议书签订的背景，能够认定尹保亮是给谢高提供劳务的，并且谢高也是认可的。谢高质证意见：第一组证据，出院记录以及相关的医疗费凭证没有意见。但是这份证据并不能证明尹华社没有为谢高从事垃圾清运任务，因为从出院记录来看，尹华社从2017年1月18日就出院了，到2018年是不是能够从事垃圾清运工作从一审开庭的情况可以看到尹华社身体相当好，而且在2018年期间就为谢高从事垃圾的清运工作。第二组证据，协议与本案没有关联，因为协议中明确的是尹华社如在清运垃圾过程中发生事故，另一方要承担责任。而且从协议上看，这份协议并没有谢高的签名，因此我方不认可。生活清运垃圾合同书上面的乙方是尹华社，并没有尹保亮的名字，也不能证明尹保亮为谢高从事垃圾的清运工作。最后一份生活垃圾清运合同，在一审的时候谢高就已经明确了尹保亮的名字是尹保亮自己加上去的，与谢高没有关系。秦广景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我方没有异议，对于尹华社的一些出院记录情况看，反映尹华社右侧股骨头坏死，继发骨性关节炎。尹华社有上述疾病根本无法从事谢高的垃圾清运工作，协议及生活垃圾清运合同书上面可以反映谢高对于与尹华社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予以认可的，且谢高承包恒大生活垃圾的清运工作，其本身的工作性质就只需要清运垃圾这一项工作。之后他雇佣尹华社或者尹保亮清理垃圾，他也只需要完成这一项工作。一审法院根据承揽合同的基本特征来推定尹华社与谢高之间存在承揽关系，这个认定的事实是不准确的。且从生活垃圾经营合同书上面可以反映尹保亮清运垃圾的工作是受谢高监督并且管理的，且生活垃圾清运合同书上也只是说委托尹华社来进行清运垃圾，而并非把清运垃圾的活承包给尹华社，一审法院认定谢高与尹华社之间存在的是承揽关系我方不予认可。对于生活垃圾清运合同的真实性我方没有异议。协议上谢高与尹华社、尹保亮达成一致，对于承包期间的一切安全事故，由甲乙双方共同承担，对于责任的承担应当是有效的，谢高对于承包期间发生的安全事故自愿承担赔偿责任，应对其产生法律效力。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事故责任经交警部门认定，在该起事故中，尹保亮承担全部责任，秦广景不承担责任。张家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为交通事故处理的专业机构，其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具有一般社会认知的公信力，应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事故责任的参考依据。诉讼中，尹保亮虽对上述事故责任认定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应的反证，本院对其异议不予采信。关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谢高在原审法院审理中明确恒大雅苑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系其承包，并认可其与尹华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但否认与尹保亮之间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诉讼中，尹保亮提供的有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尹保亮在事发时虽在恒大雅苑清运垃圾工作，但鉴于尹保亮和尹华社之间系父子关系，尹华社为谢高清运恒大雅苑生活垃圾的事实虽可以确认，但不排除在事发时尹华社让其子尹保亮代替清运垃圾的可能，尹保亮清运恒大雅苑垃圾的情形不能当然推定其与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根据原审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对尹保亮做的调查笔录，尹保亮确认谢高开出的劳动报酬是一次性的，清运垃圾的时间自己决定，清运垃圾的车辆、车辆用油、车辆的维修等事宜均由自己负担。该种工作形态符合承揽关系的一般特征，在无确凿证据证明尹保亮与谢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形下，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系承揽关系并无不当。鉴于谢高的发包承揽业务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过错，故原审法院判决其不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亦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秦广景、尹保亮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24元，由上诉人秦广景负担412元、由尹保亮负担412元。本院预收上诉费剩余部分由本院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顾 平审判员 周剑鸣审判员 姜雨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马晓娴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