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06民初7416号原告：苏州康立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吴南路96号。法定代表人：张中立，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苏州市吴中区兴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朱仁堂，男，1961年3月11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绩，江苏开炫（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苏州康立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立医院）诉被告朱仁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9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被告朱仁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康立医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支付被告一次性经济补偿金13431.3元。事实与理由：原告因业务需要与被告陆续签署数份《汽车租赁合同》，约定被告将苏Ｅ×××××商务车租赁给原告使用，月租为5000元（包括驾驶员工资）；车辆只能有被告聘用的司机驾驶，工资及相关劳动法规定义务由被告自行负责。合同履行中，车辆一直由被告本人驾驶。2017年3月31日后，双方未再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但原告仍继续租用车辆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原告因业务不再需要用车而在2018年10月通知解除租赁关系，遭被告无理拒绝。原告则出于人性化义务而再向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2月及2019年1月的租赁费用。由此，原告认为与被告系汽车租赁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后，被告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现原告对仲裁裁决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朱仁堂辩称，被告与原告确自2014年始签订有汽车租赁合同，但同时被告也是原告的员工，并持续至2019年3月15日；且被告从2016年始所从事的工作就不再是驾驶员，而是业务员。2018年11月，原告开会说科室要关，暂不安排新工作，只发基本工资，愿意离职的可以谈补偿。2018年2月、2019年1月，原告也都发了基本工资。2019年2月初，原告人事让被告转岗，并要求先办离职。但被告认为内部转岗不需要办理离职手续，而原告并未就此给出确切说法，而是让被告回家等通知。然，在此期间，原告未向被告发出任何通知，被告也一直打卡上班至3月15日。据此，其认为原告应当支付所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经审理查明，朱仁堂与康立医院自2014年9月6日签署租车协议，约定朱仁堂连人带车为康立医院提供服务，费用为5000元/月（包括支付的驾驶员工资）。后，双方陆续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直至2017年3月31日。2019年3月15日，朱仁堂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双方自2014年1月6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康立医院支付经济补偿金45287元及2019年2月、3月工资3000元。经仲裁查明，朱仁堂自2016年12月起应康立医院的要求，开始从事下乡义诊工作；2018年11月底，朱仁堂所在的康复科被查停业，康立医院不再需要朱仁堂的车和人；期间，康立医院提出让朱仁堂另找工作，朱仁堂向康立医院提出要补偿，但双方一直协商未果；期间，康立医院支付朱仁堂基本工资至2019年1月；自2019年2月起，朱仁堂偶尔去康立医院打卡。另，朱仁堂还称，其从下乡义诊开始，租车仍是5000元/月（其中1500元为驾驶员工资，即如仅将车出租给康立医院，则出租人从康立医院收取5000元费用后将1500元支付给驾驶员）；期间，其同时作为康立医院的业务员，康立医院每月支付其底薪2000元及提成；因此，在参加义诊后，康立医院每月支付朱仁堂租车费用5000元及底薪2000元，另加提成；自2018年起，租车费用变成4000元/月。康立医院则称，其每月支付给朱仁堂5000元即为租车带驾驶员的费用，朱仁堂所称的业绩提成是租车以外的收入，民营企业允许兼数职，双方主要仍为租赁关系。2019年6月20日，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双方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康立医院一次性支付朱仁堂经济补偿金13431.3元；对朱仁堂的其他申请请求不予支持。审理中，朱仁堂明确其认可仲裁裁决。以上事实，康立医院提供的仲裁裁决书，以及本院制作的开庭笔录等证据在卷证明。审理中，康立医院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汽车租赁合同11份（2015年9月至2017年3月），记载：月租费用5000元（包括驾驶员工资）；车辆只能由朱仁堂聘用司机驾驶，工资及相关劳动法规定义务由朱仁堂自行负责，与康立医院无关。康立医院称2014年、2015年9月之前以及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签订的合同没找到。2、康立医院自制的2014年9月至2019年1月的朱仁堂租赁费用一览表，记载：苏Ｅ×××××车辆截至2018年11月的每月租赁费为5000元，2018年12月为3975元，2019年1月为2975元。3、康立医院自制的2017年、2018年朱仁堂加油费表格，记载了2017年1月至9月、2018年1月至10月的苏Ｅ×××××车辆加油费。4、康立医院自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2014年9月至2019年1月，朱仁堂将商务车租赁给康立医院使用。该车由市场部骨康复科使用，医院每月支付5000元（包括驾驶员工资），直到2018年11月医院医保停止，市场骨康复科面临整改，不再需要使用车辆及驾驶员，并由市场部主任通知朱仁堂科室停止营业，车辆及驾驶员都不再需要到医院上班，可以寻找其他的活做，待需要用车时再联系。出于人性化，康立医院还支付了2018年11月、12月、2019年1月的费用共计14845元。2019年2月1日，康立医院再次通知车主，不需要再租用车辆，并明确说明不用的原因。5、朱仁堂的社保缴纳记录，显示：朱仁堂在2014年及以前的社保系由苏州市吴中区长桥古城花园酒店缴纳，此后一直由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金金棋牌室缴纳。经质证，朱仁堂对证据1未提异议，但称系康立医院在让其离职后让其补签的；另，2014年的租赁合同明确双方系劳动关系，证据1中也记载月租金5000元包括驾驶员工资，即说明租金和工资也未明确分割。证据2系康立医院单方制作的，每月5000元的费用不光是租赁费，还包括工资；且其从2016年12月开始从事业务员，工资还有2000元底薪及业务提成，故该表格与事实存在出入。证据3也是康立医院自行制作，与事实不符，不予认可。对证据4不认可，实际上其除了是康立医院的驾驶员，还是业务员；2019年2月初，康立医院是与其协商转岗，让其回家等通知。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康立医院实际只为与其关系好的人缴纳社保，其的社保都是由其自己家的个体工商户即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金金棋牌室缴纳的。审理中，本院要求康立医院提供证据2、3所对应的原始凭证，康立医院表示原始凭证因人员流动、管理混乱而无法提供。另，朱仁堂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朱仁堂的个人所得税清单复印件，记载：朱仁堂在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个人所得税均是由康立医院代扣代缴。2、评选名单复印件，记载：朱仁堂被列为市场部员工。同时，该复印件下方还注明该名单系康立医院工作一年以上员工名单，各科室请将推荐名单于2018年1月5日前报至院办，逾期视为放弃。3、工作牌照片，记载：朱仁堂为骨科工作人员，工号为5148。4、2018年12月、2019年1月的康立医院司机晚上值班表复印件，记载：朱仁堂作为值班司机被排班。朱仁堂据此主张其在2019年1月仍被安排值班。5、朱仁堂的2018年12月、2019年1月工资表复印件及照片，其中2018年12月的工资表记载：朱仁堂的职务为骨科市场，基础工资为2020元，岗位工资为980元，夜班工资为80元，其他为400元，绩效为500元，应发合计为3980元，实发工资为3975元。2019年1月的工资表记载：朱仁堂的职务为骨科市场，基础工资为2020元，夜班工资为80元，绩效为500元，应发合计为2980元，实发工资为2975元。6、打卡记录截屏，记载：朱仁堂所在部门为租赁科室（司机），最后打卡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朱仁堂据此主张其在康立医院工作至2019年3月15日，并称其最早是以驾驶员身份入职的，故所显示的部门未作改动。7、费用报销单复印件，记载有市场部2018年5月的油费报销记录，具体为10天一报。朱仁堂据此主张康立医院提供的加油费表与该报销记录不一致。8、朱仁堂自行统计的2018年收入，记载：2018年1月收入为：租金5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2人400元+11月16人800元=8200元；2018年2月收入为：租金5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6人1200元+11月12人600元=8800元；2018年3月收入为：租金5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24人4800元+1月2人100元=11900元；2018年4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13人2600元+2月6人300元=8900元；2018年5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37人7400元+3月24人1200元=14600元；2018年6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20人4000元+4月13人650元=10650元；2018年7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31人6200元+5月37人1850元=14050元；2018年8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10人2000元+6月20人1000元=9000元；2018年9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30人6000元+7月31人1550元=13550元；2018年10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24人4800元+8月10人500元=11300元；2018年11月收入为：租金4000元+底薪2000元+业务4人800元+9月30人1500元=8300元；2018年12月收入为：底薪2000元+其他=3975元；2019年1月收入为：底薪2000元+其他=2975元。另，收入中的业务提成分为当月发放的200元/人及三个月（连头带尾三个月）后发放的50元/人。经质证，康立医院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所发放的是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费，而不是工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所列名单只是为了工作，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是为工作方便发放的工作牌。对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租赁的汽车，安排司机值班是正常的，但朱仁堂并非其的员工。对证据5的真实性认可，但称市场部在2018年10月31日即停止，并要求朱仁堂离职，但朱仁堂始终不肯离开，而车辆也还在医院，即其是在该情况下给朱仁堂发放的汽车租赁费用。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朱仁堂遵守其的规章制度进行打卡也是正常的，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关系。对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其为朱仁堂报销油费也符合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发放的是汽车租赁费及做业务的酬劳；后又称对朱仁堂自行计算的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根据康立医院提供的数份租车协议，可认定康立医院与朱仁堂之间存在汽车租赁合同关系。同时，康立医院还提供了自行制作或出具的租赁费用一览表、加油费表格、情况说明以及社保缴纳记录以证明其与朱仁堂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朱仁堂对租赁费用一览表、加油费表格、情况说明均不予认可且康立医院也未提供相应的原始凭证予以证明；至于社保缴费记录，朱仁堂也辩称缴费单位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金金棋牌室是其自己家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由此，康立医院提供的该组证据，本院难以采信。另，朱仁堂为证明其与康立医院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个人所得税清单、评选名单、工作牌照片、司机晚上值班表、工资表、打卡记录、费用报销单为证。康立医院虽质证称个人所得税清单及工资表项下的工资实际是租赁费，评选名单及工作牌是为了工作需要，司机晚上值班以及打卡也属正常，但该组证据一方面反映出朱仁堂在康立医院期间是受康立医院管理与指挥的，另一方面从证据本身也可显示康立医院对朱仁堂的员工身份也是认可的，如为朱仁堂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以及将朱仁堂列为市场部员工且工作一年以上。由此，朱仁堂主张其与康立医院存在劳动关系，合法有据，应予认定。至于劳动关系的开始时间，因评选名单上注明朱仁堂为康立医院市场部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且朱仁堂对仲裁裁决认定的自2016年12月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予以认可，故本院对此亦予确认。至于劳动关系解除时间，因朱仁堂提供的打卡记录显示最后打卡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且朱仁堂于同日向苏州市吴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故本院亦认定朱仁堂与康立医院的劳动关系解除时间为2019年3月15日。综上，本院认定康立医院与朱仁堂在2016年12月1日至2019年3月15日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经济补偿金，根据康立医院有关其的市场部于2018年10月31日停止并要求朱仁堂离职，但朱仁堂始终不肯的陈述，以及朱仁堂于2019年3月15日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支付经济补偿金等事实，可认定康立医院理应支付朱仁堂经济补偿金。至于经济补偿金的标准，因康立医院提供的租赁费用一览表等材料未获朱仁堂认可，也未提供相应的原始凭证，且康立医院虽对朱仁堂提供的收入统计的计算方式有异议，但对统计本身无异议，故在康立医院未提供证据予以反证的情况下，结合康立医院对朱仁堂提供的工资表的确认以及仲裁中有关除租赁费用外还有底薪加提成收入的陈述，朱仁堂所认可的仲裁裁决中所认定的月平均工资5372.5元未超合理范围，本院予以认定。由此，经核算，康立医院应支付给朱仁堂的经济补偿金共计13431.3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苏州康立医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苏州康立医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朱仁堂经济补偿金13431.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元，由原告苏州康立医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判员 江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张凤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