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5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绍兴市越城区则水牌。法定代表人赵建标，镇长。委托代理人高胜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城建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沈锋标，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沈荣华，男，1937年5月1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再审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马美珍，女，1941年9月2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绍兴市越城区。系沈荣华之妻。沈荣华、马美珍共同委托代理人张银华，浙江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沈荣富（又名沈荣夫），男，1943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遂昌县。委托代理人郦珊珊、朱高明，浙江星脉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被申请人沈荣富诉再审申请人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确认行政协议无效一案，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8日作出（2017）浙0602行初71号行政判决，确认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东湖镇政府）与沈建中签订的位于越城区东湖镇小皋埠村沈荣富名下的用地面积为51.70平方米房屋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东湖镇政府不服，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浙06行终33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湖街道办事处）以及原审第三人沈荣华、马美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东湖街道办事处再审申请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二审判决后，第三人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绝买屋契”上“沈荣富”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华政[2018]物证(文)鉴字第A-21号《文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为：检材“房屋绝买文书”上的“沈荣富”签名字迹与样本材料上的“沈荣富”签名字迹是同一人书写。即确认了“绝买屋契”上由被申请人沈荣富签名的事实。这足以推翻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沈荣富未在“绝买屋契”签字、“绝买屋契”为虚假的事实。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1、主要证据不足。原审判决认定“绝买屋契”不真实缺乏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沈荣富认为其未在“绝买屋契”上签字盖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申请人沈荣富对否定“绝买屋契”上“沈荣富”签字盖章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原审法院未要求被申请人沈荣富提供反驳证据，也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而是以比较牵强的理由推定“绝买屋契”不真实。2013年7月18日被申请人沈荣富寄给拆迁指挥部的信件中，沈荣富明确表明案涉房屋已经转让给第三人沈荣华的事实。结合“绝买屋契”，再审申请人有充分理由确认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第三人，故与第三人签署《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没有任何错误。原审判决对上述主要证据不予采纳，而只凭被申请人的陈述，在缺乏依据的情况，就认定“绝买屋契”虚假，进而判决确认《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显然缺乏证据。2、证人证言未经质证。原审法院未经质证程序，采纳未出庭作证的沈某的书面证言，并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三、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作出判决系适用法律错误。《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2014年9月25日，再审申请人与第三人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时，并不存在案涉房屋产权争议问题，再审申请人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案涉房屋进行拆迁补偿，具有事实依据。本案并不存在再审申请人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一审法院以此确认《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沈荣华、马美珍再审申请称：一、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1、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华政[2018]物证(文)鉴字第A-21号《文检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认为无法确定《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因此否定被申请人沈荣富将涉案房屋出卖给申请人，明显与事实不符。2018年1月19日，申请人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房屋绝卖文书》上沈荣富的签名与其提交拆迁指挥部的信函、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行政起诉状上的签名进行同一性鉴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确定上述签名系同一人书写，即《房屋绝卖文书》上沈荣富的签名为其本人所签，该《房屋绝卖文书》是真实的。涉案房屋已出卖给申请人，涉案房屋的权属不存在争议，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申请人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上述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法院认定的“在涉案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仍然登记在原告名下的情况下，以及被告已经知道原告与第三人对涉案房屋的拆迁安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告直接与第三人或沈建中签订涉案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袁洪潮、沈兴权、沈美林出具的《证明》。袁洪潮、沈兴权、沈美林系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工作人员，原审证人沈某为小皋埠村党总支书记，负责该村拆迁安置工作。原审证人沈某曾经向袁洪潮、沈兴权、沈美林明确表示自己是涉案房屋绝卖文书的证明人，涉案房屋已出卖给申请人。根据沈某的意见，拆迁工作人员将涉案房屋确权给申请人。但在庭审过程中，沈某否认其在《房屋绝卖文书》上做过证明人，且原审法院以此作为无法认定《房屋绝卖文书》真实性的依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上述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法院认定的沈某未在《房屋绝卖文书》上做证明人的事实。二、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1、原审法院在未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即否认《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主要证据不足。在庭审过程中，沈荣富否认其与申请人之间签过涉案房屋的买卖协议，同时否认在房屋绝卖文书上签字，其应当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沈荣富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在庭审过程中提交了沈荣富致东湖镇拆迁指挥部的信件，沈荣富明确表示其已将名下上述两间祖传平屋有偿转让给申请人，由申请人行使产权所有人的一切权利。结合房屋绝卖文书，可以确定申请人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与申请人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房屋绝卖文书》作为本案的关键证据，其真实性直接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但原审法院未查明案件事实，亦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确定《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而仅凭沈荣富的口头陈述即否认《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从而确认《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明显证据不足。2、原审证人沈某未出庭作证接受质询，证人证言未经质证，原审法院未经质证程序直接采纳了证人的书面证言，并作为认定原审案件事实的依据明显错误。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原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确定《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街道办事处依据沈荣富提交的信件，并结合沈荣富与申请人签订的《房屋绝卖文书》，完全可以确定涉案房屋所有权人为申请人，因此由申请人取得涉案房屋拆迁安置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街道办事处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行为，不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四、申请人已无其他救济途径。原审判决生效后，申请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向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但是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房屋绝卖文书》在审理(2017)浙0602行初71号时已经审理，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申请人应申请再审，故作出(2018)浙0602民初418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申请人的起诉。因此，申请人无法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确定《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若本案不进行再审，申请人没有其他任何救济途径确认房屋绝卖文书的真实性，这明显剥夺了申请人的权利。综上，原审及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结，驳回沈荣富的诉讼请求。沈荣富答辩称：一、答辩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华政[2018]物证(文)鉴字第A-21号《文检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1、该《文检鉴定意见》系由被答辩人沈荣华、马美珍在本案行政诉讼二审终结后，单方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因答辩人对于由沈荣华夫妇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真实性、鉴定程序合法性均存在异议，故向越城区人民法院提起重新鉴定申请。在此情况下，越城区人民法院通过合法程序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重新鉴定。西南政法大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4979号《鉴定意见书》，认定立绝买人为“沈荣富”的《立绝买屋契人沈荣富》原件“立绝买人沈荣富”处“沈荣富”字迹与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因此，由越城区人民法院委托的重新鉴定的鉴定结果已经推翻了被答辩人单方委托的华政[2018]物证(文)鉴字第A-21号《文检鉴定意见》。2、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2018]鉴字第4979号《鉴定意见书》系终局性鉴定意见。被答辩人因不服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2019）浙06民终1335号]，并要求再次对《绝买屋契》进行重新鉴定。但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鉴定结论未见明显依据不足，被答辩人要求重新鉴定的依据不足并予以驳回其申请。该案也因此认定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驳回被答辩人沈荣华夫妇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合理，程序合法。1、本案系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东湖街道作为行政协议相对方中的行政机关应承担举证证明诉争协议合法有效的责任，而不是如其在再审申请书中所主张的适用民事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答辩人来承担提出鉴定申请的责任。在东湖街道未能举证证明《绝买屋契》系答辩人本人意思表示的情形下，一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其他证据以及东湖街道庭审答辩及辩解来查明认定行政协议无效，合法有据。2、沈兴权、沈美林、袁洪潮所出具的《证明》系传闻证据，是该三人对听到传闻的转述，证明效力不高，且该《证明》所载明的内容明显与沈兴权在越城区人民法院出庭作证所陈述的内容不相符。在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2018）浙0602民初8366号民事案件中沈兴权作为答辩人方的证人出庭，其明确表明对于“《绝买屋契》如何签订的过程不清楚，拆迁方案是以指挥部的承诺书为准”，而在本案的《证明》中则认为是“根据证人沈某的意见，将拆迁户101-1沈荣富51.7平方的房屋确权给被答辩人沈荣华”。在该《证明》内容已明显与已查明事实不符的情形下，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证人沈某书面证言与本案事实相符且符合证据规则。证人沈某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时已到庭，但因本案诉讼主体在庭审过程中发生变更，导致休庭择期开庭。后沈某因公出差未能到庭。故其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言，并通过电话联系向主审法官说明情况。该情形符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其他正当理由无法出庭的情形。其次，证人沈某的书面证言并不是本案唯一定案的依据，而是在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的情形来综合认定，故即使证人未出庭，并不影响该书面证言的效力。四、答辩人系该房屋拆迁利益的归属方，而《绝买契约》是一份虚假伪造的协议，故被答辩人××街道与案外人沈建中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无效。1、案外人沈建中于本案一审中在越城区人民法院所做的“询问笔录”陈述：《绝买屋契》上落款时间为1999年10月5日，内容书写时间为2004年，签字时间为2013年，从时间形成来看明显违反一般的房屋买卖规则。2、《绝买屋契》上答辩人沈荣富的名字已经司法鉴定非其本人签字，也从根本上说明并不存在以答辩人名义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3、除答辩人之外，答辩人前妻郑蓉蓉的印章亦是伪造。郑蓉蓉因车祸于1990年8月后即为植物人状态，没有自主意识，并于2008年10月去世，又何来其亲自盖章的行为。沈建中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答辩人的印章在其爷爷抽屉中取得，并电话告知答辩人，但答辩人未保有并使用过扁章，且沈建中也从未与答辩人通过电话。4、《绝买屋契》中证人沈某对于屋契内容完全不知情，也未作为证明人作证，故《绝买屋契》上三枚私章沈荣富、郑蓉蓉及沈某均系私刻。5、被答辩人沈荣华在二审庭审中，当庭陈述立约时被答辩人不在场，同时证实答辩人均不在场，但该契约上却注明房款1500元当场付清，试问，出售人与买受人均不在场，款项支付于何方，如何当场付清。6、《绝买屋契》中注明转让房屋为三间，而家庭分书及房屋产权登记中均为两间，51.7平方。7、答辩人于2013年7月18日寄送被答辩人××街道指挥部信件虽表达过涉案房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偿转让沈荣华的意思表示，但在本案涉案房屋拆迁签约之前即2014年5月28日答辩人又寄送亲笔信于东湖街道指挥部要求本人亲自来办理拆迁安置事宜。答辩人认为该房屋为答辩人家庭共有房屋，依照《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共有物的处分也同样需要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在本案中正是其他共有人不同意将涉案房屋“转让”沈荣华的情况下，基于此答辩人寄送第二份信件到被答辩人××街道，也即沈荣华所称的房屋转让行为。事实上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也没有交付过款项，更谈不上办理过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本案二审判决后，东湖街道于2018年7月10日信访回复已将涉案房屋确权于答辩人，沈荣华已退款77000元。综上所述，一、二审法院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请求。本院认为，综合分析东湖街道办事处、沈荣华、马美珍的再审申请理由及沈荣富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东湖镇政府与再审申请人沈荣华、马美珍签订的《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否无效。再审被申请人沈荣富与再审申请人沈荣华系兄弟。案涉房屋属于沈荣富的祖传房屋，并领取了绍集建（皋北）字第3944号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原东湖镇政府与沈荣华、马美珍签订的《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上，立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分别为东湖镇拆迁安置办公室（甲方）和东湖镇小皋埠村沈荣夫（即沈荣富）户（乙方），但在协议上签字的却是沈荣华、马美珍之子沈建中，且没有提交沈荣富的委托手续。虽然再审申请人东湖街道办事处认为涉案房屋已由沈荣富出卖给沈荣华，并认为案涉房屋绝买文书上沈荣富的签名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确认，但该鉴定意见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相左，且已被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8）浙0602民初8366号民事判决和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6民终1335号民事判决否定了其的法律效力。上述民事判决均认定“沈荣华、马美珍要求确认房屋绝买文书有效，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因此，再审申请人所称有新证据证明被诉行为有效等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原东湖镇政府与沈荣华、马美珍签订被诉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之规定，确认原东湖镇政府与沈荣华、马美珍之委托代理人沈建中签订的《越兴路南延工程东湖段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无效，于法有据。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再审申请人东湖街道办事处以及沈荣华、马美珍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和沈荣华、马美珍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唐维琳审判员  王玉岳审判员  周进海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张 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