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国 家 赔 偿 决 定 书（2019)渝05委赔6号赔偿请求人：王益龙，男，汉族，1964年11月21日出生。住址：浙江省乐清市。委托代理人：毛祖明，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谢航，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赔偿义务机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住所地：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198号。法定代表人：张德江，检察长。委托代理人：黄卫，该院副检察长。委托代理人：张飞雁，该院干警。复议机关：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法定代表人：杨平，检察长。赔偿请求人王益龙因无罪逮捕赔偿一案申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简称巴南区检察院)国家赔偿一案，向巴南区检察院申请国家赔偿。巴南区检察院作出渝巴检赔（2019）2号刑事赔偿决定，王益龙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申请复议。该院审查后作出渝检五分院赔复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王益龙不服，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受理后，于2019年7月17日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质证，赔偿请求人委托代理人毛祖明、谢航，赔偿义务机关委托代理人黄卫、张飞燕到庭参加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益龙请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赔偿：1．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48970.70元；2．医疗费28838.96元；3．律师费450000元；4．交通费37650元；5．残疾赔偿金1137384元。经本院释明，其撤回律师费和交通费的赔偿申请。总计请求赔偿1702843.66元。理由为：1．巴南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王益龙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并认为不宜以犯罪论处。因此，应理解为申请人无罪，而非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刑事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包含的不起诉情形有二种：其一是“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其二是“本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不可能是二种情形同时具备。如果单独适用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而不适用第十五条则不起诉只能理解为“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故《刑事赔偿决定书》认为申请人涉嫌合同诈骗，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以犯罪论处作出不予赔偿，适用法律错误。3．巴南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所述王益龙虚增工程成本不是事实。因巴南区检察院的批准逮捕，导致申请人被羁押，侵犯了申请人的人身自由，并造成申请人身体伤害，故请求法院依法支持申请人的请求。赔偿义务机关答辩称：1．王益龙涉嫌合同诈骗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属无犯罪事实不诉之情形。2．王益龙认为我院《不起诉决定书》已经认定其“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属断章取义，系误读。我院认定其与诈骗犯罪相比，其主观恶性小，并不是认定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初00028号民事调解书证明王益龙通过民事诉讼，从巴南区经济园区建设实业有限公司获取其虚增的土地回购金。只是，申请人王益龙通过弄虚作假，虚增成本而多取得土地回购金的事实成立，其涉嫌合同诈骗罪，不属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之情形，我院综合全案情况，从其主观恶性上认定其非法占有之目的有别于合同诈骗罪，是对其涉嫌犯罪的情节认定，而不是对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否定。故本院《刑事赔偿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我院决定。经审理查明，浙江浙南机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南机车)于2010年3月、10月分别取得巴南区界石镇组团01-/01、07-5/01工业用地21.06亩后，开始对该土地进行土地平整及厂房设计工作。2011年6月，浙南机车得知巴南区经济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南区园区管委会，与巴南区经济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合并）将对浙南机车在界石厂房项目用地进行调整，遂停工。经与巴南区园区管委会协商，函请巴南区人民政府同意后，调整厂房项目用地36.8亩土地性质，并由巴南区园区公司进行收购储备。巴南区园区公司委托巴南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巴南区土储中心）进行土地收储。2011年9月25日，巴南区土储中心与浙南机车签订《土地收购储备协议书》，约定土储中心支付扣除定金后的全部成本资金和收益部分资金1840万元。王益龙便通过虚增工程投入成本并通过重庆宏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定其投入成本为1870.21744元。2012年10月18日，巴南区国资办以巴国资发（2012）101号文同意巴南区园区公司以3710万元价格回购浙南机车土地。2013年8月，浙南机车以巴南区园区公司不履行《土地收购储备协议书》约定的义务起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后双方达成协议结案，由巴南区园区公司支付浙南机车3915余万元。2014年8月，巴南区园区公司按照协议支付了浙南机车全部土地收储款。王益龙多取得土地回购款456万余元。重庆市巴南区监察委员会将此案移送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该局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17年3月31日将机车浙南机车董事、实际控制人王益龙抓获。同年4月3日，王益龙被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8日报请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批捕。同年9月1日经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对王益龙采取取保候审并予以释放。2018年7月26日，巴南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渝巴检刑不诉(2018)82号《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不起诉。巴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理由：王益龙通过弄虚作假、虚增成本，多取得土地回购金的事实存在，鉴于回购土地为政府行为，带有一定行政色彩，并已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浙南机车只能被动接受，其为减少损失造假虚增前期投入成本，有别于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案发后也全部退款，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相关部门对审计报告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一定程度导致了后果的发生。综上，本案不宜以犯罪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决定对王益龙不起诉。王益龙自2017年3月31日被抓捕至2017年9月1日被取保候审，被限制人身自由155天。王益龙还称其2017年10月23日前往温州康宁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抑郁症。此系巴南区人民检察院的逮捕行为造成的精神疾病及精神残疾，故请求赔偿医药费、残疾赔偿金。经查，王益龙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入院时主诉：心情低落与情绪高涨交替伴猜疑，行为乱，总病程６年。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及拘留通知书，巴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逮捕证、巴南区检察院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通知书、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等为据，并经庭审质证。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巴南区检察院对王益龙涉嫌合同诈骗罪所作《不起诉决定书》是适用的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还是第十五条。二、王益龙患抑郁症与巴南区检察院的决定逮捕有无因果关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本案中，巴南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中，对王益龙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表述是“其为减少损失造假虚增前期投入成本，有别于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从此表述可以看出，王益龙没有合同诈骗中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是否有他罪的主观故意，因王益龙只是涉嫌合同诈骗罪，没有其他罪名的指控，故本院只能认定巴南区检察院认为王益龙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再结合《不起诉决定书》中表述的“本案不宜以犯罪论处”，从文意理解，即王益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巴南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是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而不是第十五条，故巴南区检察院答辩称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国家免责情形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二)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本案巴南区检察院因王益龙没有犯罪事实，决定对王益龙决定不起诉，侵犯了王益龙的人身权，就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至于王益龙申请赔偿其医药费、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其患抑郁症是2011年开始的，不是因被逮捕所引起，其系自身所患疾病。且巴南区检察院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王益龙患抑郁症与巴南区检察院的决定逮捕无因果关系。故其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王益龙申请侵犯了其人身权理由成立，巴南区检察院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其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申请赔偿其医药费、残疾赔偿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一、撤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渝巴检赔决(2019)2号《刑事赔偿决定书》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作出渝检五分院复决（2019）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二、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赔偿王益龙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48970．70元(此款限在王益龙提出申请支付后一个月内支付)；三、驳回王益龙申请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的赔偿请求。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