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民再52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科虹鑫融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2号。 法定代表人：罗凡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燕，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何小飞，男，197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建，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晶晶，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四川国恒土地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二环路南四段48号2幢2-2-5号。 法定代表人：曾刚，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海波，四川漫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陈浩，男，195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施晟，男，1961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斐，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凉山州源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三岔口西巷8号2幢2单元3楼6号。 法定代表人：朱世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男，该公司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四川科虹鑫融实业有限公司（原四川科虹鑫融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何小飞、四川国恒土地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公司）及一审第三人陈浩、施晟、凉山州源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泰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7民终14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9）川民申123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科虹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李海燕，被申请人何小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建，被申请人国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谷海波，一审第三人陈浩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迪，一审第三人施晟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斐，一审第三人源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虹公司申请再审称，本案存在足以推翻一、二审判决的新证据，一、二审判决遗漏诉讼请求，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且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十一项之规定，请求对本案进行再审。事实和理由：一、案涉《合作协议》是附条件、附期限的合同，国恒公司享有35%分红权应以其对源泰公司案涉项目投入6000万元为前提条件，且该项目须在“磨合期”约定的2015年5月30日前完成。普格县国土资源局有关案涉项目的《审计报告》等档案资料、该局于2018年10月20日作出的《情况说明》及成都仲裁委员会（2016）成仲案字第332号裁决书作为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国恒公司未向普格县土地整理项目投入任何资金，且案涉项目于2016年1月才通过初步验收，国恒公司不能享有35%的分红权。二、一审、二审判决遗漏了再审申请人要求确认被错误冻结的执行标的即其余32%的分红权由科虹公司享有的诉讼请求。2015年4月9日，源泰公司修订了新的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按照新章程，国恒公司只能享有3%的分红权，科虹公司对其余32%的分红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益。三、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即曾刚代表国恒公司在一审询问和执行听证中所作的陈述未经质证。四、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国恒公司在股东陈浩处购得源泰公司70%股份和普格县土地整理项目的2200万元为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普格县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款”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何小飞辩称，1.科虹公司在源泰公司项目中的投资数额问题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其提交的《审计报告》等不属于新证据；2.一审法院并未遗漏科虹公司的诉讼请求，且科虹公司未在一审中主张其享有原属国恒公司的32%的分红权，因此其无权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3.国恒公司35%的分红权并不以国恒公司足额投资为前提；4.本案股权转让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人民法院认定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投资2200万元是通过证据和逻辑推论而得到的合理结论。请求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国恒公司辩称，国恒公司没有向案涉项目实际投资，科虹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新证据的条件，因项目还没有结束，2200万元尚不能说是国恒公司的财产，不能冻结。 陈浩、施晟述称，认可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认可科虹公司的诉讼请求和主张。 源泰公司述称，认可新证据，同意科虹公司的意见。 科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享有的3%的股权对应的分红权为3%；不得对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所持有的3%股权所对应3%的分红权以外的公司股东分红收益采取冻结措施；诉讼费用由何小飞、国恒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7日受理了何小飞与国恒公司及曾刚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审理过程中，依法冻结了国恒公司在第三人源泰公司所持有的3%股权，并在起诉的债权范围内冻结了国恒公司持有3%股权按照35%的比例享有的分红。该保全裁定依法向科虹公司和第三人源泰公司进行了送达，并要求二公司协助执行。一审法院在审理何小飞与国恒公司及曾刚等民间借贷纠纷过程中组织调解，于2016年3月29日作出（2016）川1725民初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果为：“一、国恒公司、曾刚于2016年4月15日之前偿付何小飞借款本金2344.79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9月13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该款还清时为止）；二、张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国恒公司及曾刚等人未按上述调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何小飞于2016年4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科虹公司作为案外人向一审法院执行部门提出执行异议，请求变更原诉讼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中止对35%分红的冻结，其理由在于：1.国恒公司所享有的分红比例为3%，而非35%；2.分红属公司自治范畴，现分红条件尚未成就，法院不能对尚不存在的分红予以冻结。一审法院执行部门受理科虹公司的执行异议之后，于2016年10月28日作出（2016）川1725执异5号执行裁定，驳回了科虹公司的异议请求。科虹公司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依法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一审法院另查明，第三人陈浩、施晟为第三人源泰公司原股东，陈浩持有85%股份，施晟持有15%股份；2013年12月4日陈浩（甲方）与国恒公司（乙方）签订《项目及股权转让协议》，施晟（丙方）为担保人，该协议约定转让的价款为：“甲方审计结果与附件6相符，甲方将其所持源泰公司7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人民币35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70万元）转让给乙方，项目及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200万元（大写：贰仟贰佰万元整），以上转让费均为税后”。2014年4月22日，国恒公司（甲方）与科虹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甲方按照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方式，将甲方合法拥有的67%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人民币叁佰叁拾伍万元整（￥3350000元）”。此股权转让协议附件载明：“附件：1.披露表；2.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3.公司资产明细；4.交割清单”。在国恒公司与科虹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国恒公司（甲方）、陈浩（乙方）、施晟（丙方）、科虹公司（丁方）又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1.甲乙丙三方为源泰公司原有股东，分别持股70%、15%、15%，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实缴100万元。为了引进资金、扩大经营，三方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同意引进丁方作为新的股东进行合作经营；2.甲、丁双方于2014年4月2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丁方转让其持有公司67%的股份，乙、丙放弃优先购买权；3.甲方与丁方各自向公司投入人民币6000万元（大写：陆千万元整）共同经营凉山州普格县土地整理项目，丁方的出资款包含向甲方购买股份的价款335万元（大写：叁佰叁拾伍万元整）”。该协议正文第5条第（1）（2）项载明：“（1）各方共同经营第一期项目，丁方以持有的67%的股权行使股东会决议的投票权，按照35%的比例为限对外承担责任，35%的比例享有公司的分红；（2）股权转让后，甲方享有公司3%的股权，按照35%的比例享有公司分红和对外承担义务；乙方、丙方的分红比例与持股比例对应”。2016年7月18日，源泰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此份决议内容为：“现经全体股东确认，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股东国恒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并未实际履行投资义务”，上有曾刚（国恒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浩、施晟、腾越签名捺印。2016年8月12日，源泰公司再次作出股东会决议，此份决议内容为：“同意《关于修订股东分红比列的议案》，各股东分红比例分别调整为：国恒公司3%、陈浩15%、施晟15%、科虹公司67%”，上有陈浩、施晟、腾越签名捺印。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科虹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600元，由科虹公司负担。 科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判令确认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享有的3%的股权对应的分红权为3%；确认科虹公司对被错误冻结的执行标的即其余32%的分红权享有所有权益；判令不得对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所持有的3%股权所对应3%的分红权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分红收益采取冻结措施；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何小飞、国恒公司承担。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按照国恒公司、陈浩、施晟、科虹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第5条第（1）项约定，共同经营普格县土地整理第一期项目，科虹公司持有的67%股权是行使源泰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投票权，其分红和对外承担责任比例为35%。《合作协议》第5条第（2）项约定，股权转让后，国恒公司享有源泰公司3%的股权，但分红和对外承担责任比例为35%。源泰公司在明知人民法院对国恒公司的股权和分红已经进入执行程序之后，仍作出变更国恒公司分红权的股东会决议，损害了其他债权人利益，对该股东会决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科虹公司的举证不能达到国恒公司并非诉争的其余32%分红权益的所有人的证明目的，应承担举证不能之法律后果。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中，科虹公司撤回了关于原审遗漏其要求确认享有相关分红权的诉讼请求的再审申请理由。 科虹公司在再审中提供普格县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0月20日作出的《情况说明》、普格县审计局对案涉项目作出的《审计报告》、普格县人民政府《关于普格县瓦洛乡等12个土地整理项目指标销售有关问题的批复》作为新证据，欲证明国恒公司没有在案涉土地整理项目中投入资金，因此国恒公司违反了《合作协议》的约定，不能享有35%的分红权。何小飞质证认为，这些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达到科虹公司欲证明的目的。国恒公司、陈浩、施晟、源泰公司认可新证据及其证明目的。科虹公司还提供成都仲裁委员会（2016）成仲案字第332号裁决书，欲证明国恒公司在源泰公司抽逃、挪用资金，造成源泰公司经济损失。何小飞质证认为，对裁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裁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裁决书生效时间在二审判决之前，不是新证据。国恒公司、陈浩、施晟、源泰公司对裁决书无异议。其余各方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另查明，2015年4月9日，源泰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陈浩认缴出资450万元，出资比例为15%，施晟认缴出资450万元，出资比例为15%，国恒公司认缴出资90万元，出资比例为3%，科虹公司认缴出资2010万元，出资比例为67%，出资期限为2020年4月10日前。该章程还约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合作协议》是否属于附条件的合同，即国恒公司以3%的股权对应35%的分红权，是否必须以在案涉土地整理项目中足额出资6000万元为前提条件。 《合作协议》载明：“鉴于：1.甲乙丙三方为源泰公司原有股东，分别持股70%、15%、15%，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实缴100万元。为了引进资金、扩大经营，三方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同意引进丁方作为新的股东进行合作经营；2.甲、丁双方于2014年4月24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向丁方转让其持有公司67%的股份，乙、丙放弃优先购买权；3.甲方与丁方各自向公司投入人民币6000万元（大写：陆千万元整）共同经营凉山州普格县土地整理项目，丁方的出资款包含向甲方购买股份的价款335万元（大写：叁佰叁拾伍万元整）”。该协议正文第5条第（1）（2）项载明：“（1）各方共同经营第一期项目，丁方以持有的67%的股权行使股东会决议的投票权，按照35%的比例为限对外承担责任，35%的比例享有公司的分红；（2）股权转让后，甲方享有公司3%的股权，按照35%的比例享有公司分红和对外承担义务；乙方、丙方的分红比例与持股比例对应”。本院认为，《合作协议》没有约定国恒公司必须在案涉土地整理项目中足额出资6000万元，才能以3%的股权享有35%的分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的规定，《合作协议》约定的股东分红比例经源泰公司的全体股东同意，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按照该《合作协议》的约定，国恒公司享有35%的分红权。科虹公司在再审中提交新证据（普格县国土资源局的《情况说明》、普格县审计局的《审计报告》、普格县人民政府的批复）欲证明国恒公司没有按约出资，因国恒公司出资问题不影响其享有35%的分红权，故本院对科虹公司提交的新证据不予采信，科虹公司的该项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国恒公司以2200万元的价格购入源泰公司70%股权，5个月后又以335万元的价格将其中67%的股权出售给科虹公司。原审法院要求国恒公司与科虹公司提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四个附件，即披露表、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公司资产明细、交割清单，但双方一直未提交，在再审中也未提交。科虹公司作为本案的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不履行举证义务，原审法院对双方之间股权转让的真实内容及目的产生合理怀疑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科虹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2015年4月9日，源泰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陈浩认缴出资450万元，出资比例为15%，施晟认缴出资450万元，出资比例为15%，国恒公司认缴出资90万元，出资比例为3%，科虹公司认缴出资2010万元，出资比例为67%，出资期限为2020年4月10日前，该章程还约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本院认为，陈浩、施晟、国恒公司、科虹公司虽在源泰公司新章程上签字盖章，但均未履行出资义务。现陈浩、施晟已退出源泰公司，新的股东已经加入，故科虹公司申请再审所称的股东应按照新章程约定的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成都仲裁委员会（2016）成仲案字第332号裁决书仲裁的是四川天生宝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源泰公司、国恒公司、曾刚、张珍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与本案没有关系，国恒公司是否在源泰公司抽资、挪用资金是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本院对成都仲裁委员会（2016）成仲案字第332号裁决书不予采信。 《合作协议》签订于2014年4月24日，约定了一年的磨合期。本案一审立案时间是2017年3月21日，《合作协议》尚在履行中，磨合期已过。故科虹公司申请再审所称《合作协议》是附期限合同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科虹公司申请再审虽提交了多个新证据，但经再审审理，其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科虹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7民终145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宁 审 判 员  胡东蓉 审 判 员  朱圣镖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张 蕾 书 记 员  刘 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