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闽08民终1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文寿，男，1983年1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孙生，男，198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福建省福安市。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云煌、黄斌，福建上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邱华生，男，1986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芳香，福建津都律师事务执业律师。 上诉人庄文寿、王孙生因与被上诉人邱华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9）闽0825民初1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庄文寿及其与上诉人王孙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云煌、被上诉人邱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芳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庄文寿、王孙生上诉请求：ｌ.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均由邱华生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合伙关系。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口头协议，三人合伙向案外人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公司）购买了三台型号为700ＤＣ的打印设备，用于经营。鉴于王孙生与邱华生关系好，故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2.邱华生自2013年5月27日至2015年1月20日多次转款，用于支付相关的费用。其中2013年5月27日至2013年6月23日，邱华生分三笔共转款，共计97000元，这与《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需支付首付款297000元，每人需支付99000元，不论是金额，还是付款时间，基本是相互吻合的。3.上诉人举示的与邱华生的录音、微信记录，能够证明起初为三人为合伙关系，自2013年10月份始，由邱华生自行承包经营，自行承担所有的费用。上诉人举示的庄文寿与邱华生的录音，可以证明为了向邱华生催代垫的租金、印章费等费用，庄文寿将费用的计算方式、金额等事项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了邱华生，邱华生收到相关的微信内容。在录音中邱华生对拖欠代垫费用的事实不持异议，但声称要核对数额，一直推托。⑴在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第20页，邱华生在庄文寿告知案涉打印设备的处理方案后，其告知庄文寿，要求将打印设备型号800的一并回收（处理）。试问，如果双方系租赁关系，邱华生仅仅只是向上诉人租赁打印设备而已，上诉人何须告知邱华生案涉设备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方案，邱华生又如何能向上诉人提意见？邱华生有何资格向上诉人提处理方案？⑵在上诉人于2019年6月3日提交的补充证据第14页，庄文寿与邱华生的录音，庄文寿告知被邱华生“印章费最后三个月空了，一人六万”，邱华生回复“嗯，好吧”。⑶在所有的录音中，双方均未提及“租金”抑或关于租金的事宜，而是“印章费”、“机器”（案涉打印设备）的处理、以及上诉人为邱华生垫付的费用如何结清等事宜。若邱华生仅仅是向上诉人承租打印设备，这些事情均与其无关，其为何要干涉，甚至作出回应呢？⑷从微信记录上看，微信的聊天内容能够与录音的内容相互印证。鉴于当初合伙是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名义与案外人富士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在处理案涉的打印设备时，只能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名义进行。因此，上诉人在处理案涉的设备时，把相应的调解协议，以及设备的处理方案均通过微信的方式告知了邱华生，邱华生是知晓并同意的。4.出庭的证人能够进一步证明双方系合伙关系，双方于2013年5月24日合伙向富士公司购买了三台打印设备（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名义），于2013年10月份开始，经口头协议，转由邱华生自行承包，所有的费用均由其自行承担。证人证言应予采信。第一，两位证人均是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知晓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及邱华生转入张某账户款项的性质；第二，虽然证人张某系王孙生的配偶，但其证言能与在案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第三，证人张某的银行卡系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在使用，其又是公司的管理人员，知晓款项的来往和性质。不能单纯的以张某与王孙生存在利害关系，就简单地否认其证言的真实性。鉴于双方之前系朋友关系，各方基于信任，均以口头的方式进行约定，只有身边亲近或者重要的人（包括张某）才能参与其中。因此，在案的所有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能够高度证明双方起初为合伙关系，自2013年10月份开始，由邱华生自行承包经营，承担所有的费用。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无没有书面的合伙协议或者承包协议等证据为由，草率的认定上诉人无法证明其与邱华生系合伙关系，是错误的。二、邱华生辩称，其与上诉人之间系简单的租赁关系，其向两上诉人承租案涉的打印设备，并支付租金，并非事实。1.从举证责任角度讲，是应当由上诉人先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在上诉人已举示了相关证据，相关的证据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应当由邱华生对其辩解提供证据予以证明。2.邱华生辩解，其与上诉人之间系租赁关系，就单纯的承租案涉的打印设备。该辩解除了前述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外，如辩解为租赁关系，双方亦应当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然邱华生同样无法提供租赁合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3.若双方系租赁关系，应当有约定固定的租金标准、租金的支付日期、租赁期限等，这些要素是租赁合同最起码的要求和约定。然邱华生均无法确定上述的租赁要素，从上诉人举示的被上诉人的银行转款明细，可以看出其转款没有固定的时间点，转款金额少则一万多，多则十几万，这显然不合常理，更不符合租赁的特征。4.一审法院询问邱华生租金如何计算，邱华生告回复一张一块钱。然而，上诉人与富士施乐实业发展（中国）有限公司签的《服务合同》，复印一张也是一块钱。但上诉人每月还需支付租金24240元，并支付印章费，每月少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如按邱华生的说法，上诉人是血亏的，至少每月得亏损数万元，这更不符合常理。 邱华生答辩认为：一、上诉状所述完全背离客观事实。答辩人长期以来从事打印机的维修、销售和打印业务，于2008年因工作往来与王孙生相识，2013年3月王孙生找到答辩人，欲把其向富士公司购买的三台打印设备租赁给答辩人，口头约定租金按照实际打印计数每张一元计算。答辩人向上诉人租赁打印设备后一直根据打印机计数器结算和实际收回款项及时向上诉人账户或其指定账户转账租赁费用，直到上诉人被富士公司起诉，且导致2014年12月富士公司不再提供耗材配件、维修服务导致答辩人打印业务无法继续，答辩人与上诉人的打印设备租赁终止。答辩人前期支付的三笔合计97000元是上诉人一再要求答辩人先行支付的租金预付款，上诉人意思是打印设备价值不菲，有些设备押金的性质。答辩人偶尔会关心上诉人与案外人富士公司的关系，但谈不上干涉，一是因为关系到答辩人租赁设备和打印业务，二是作为朋友和同行给一些关心和建议。二、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既没有任何书面的合伙协议和承包合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答辩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者承包经营关系，更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尚欠上诉人任何款项。三、上诉人所述违背常理和逻辑。如真如上诉人所述，答辩人与上诉人系合伙关系，按照上诉人所说该笔投资在当年也不小，而从上诉人举证来看与富士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也是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的名义，仅体现王孙生名字，而答辩人并不是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的股东或者职员，上诉人举证来看并无合伙协议和承包协议，这都是有悖常理的，也说明了上诉人所述答辩人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和承包关系不是客观事实。在实际经营中无论的是合伙还是承包经营都应该有账本，且有分红。上诉人未举证经答辩人签字确认的合伙经营账本、清算表和分红等常理上合伙应有的凭证。且只有答辩人转给上诉人的租金，并未见上诉人有转款过什么分红给答辩人。上诉人指出承包期间答辩人每月付给上诉人8000元所谓承包款，从上诉人举证转款流水中，没有对应金额的所谓承包款，且时长由2013年10月到2014年12月，总共15个月时间没有任何一笔转账有所谓8000承包款，明显客观上没有任何承包事实存在。四、上诉人提出其出租合理性的质疑的答辩。首先，答辩人虽未参与上诉人与富士公司的协议，但确实有听闻是按照计数器一元一张。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为此，答辩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庄文、王孙生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邱华生向庄文寿、王孙生返还垫付的款项568413.4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邱华生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5月24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一份租赁三台型号为700ＤＣ的打印设备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金总额1169640元，首付款297000元，租赁期36个月，租金每期24240元，每月支付一次。自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12月份止，三台型号为700ＤＣ的打印设备共产生了全包维修服务费1246663.45元，以及设备租金363600元（24240元×15期），合计1610263.45元。2015年三台型号为700ＤＣ的打印设备全年的租金290880元。自2013年7月30日至2014年12月29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共计支付给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全包维修服务费1359642.13元，其中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12月份的全包维修服务费1246663.45元。自2013年6月24日至2015年12月1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共计支付给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租赁费1048440元。自2013年5月27日至2015年1月20日，邱华生向王孙生妻子张某银行卡转账共计1082100元，以其他方式分六笔转账给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共计215710元，转账金额共计1297810元。 又查明，王孙生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庄文寿、王孙生委托邱华生出售一台Ｃ700的打印设备，邱华生得款60000元。庭审过程中，邱华生表示本案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上述事实，有庄文寿、王孙生提供的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打印设备租金发票、全包维修服务费发票、银行卡交易明细、王孙生与张某的结婚证复印件、庄文寿、王孙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云煌、邱华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芳香在法庭上的陈述、庭审后对庄文寿、王孙生补充证据的质证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庄文寿、王孙生主张与邱华生合伙共同出资以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的名义向案外人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购买了三台型号为700ＤＣ的打印设备，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庄文寿、王孙生未向本院提供书面合伙协议，邱华生否认与庄文寿、王孙生是合伙关系；庄文寿、王孙生主张自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12月份止由邱华生内部承包经营打印设备，期间产生的设备租金、全包维修服务费已由庄文寿、王孙生垫付，应由邱华生返还。庄文寿、王孙生亦未向一审法院提供承包合同或书面协议，邱华生又予以否认，邱华生认为是租赁关系，且费用已结清。庄文寿、王孙生提供的租赁合同系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邱华生并未参与；打印设备租金发票、全包维修服务费发票只能证明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孙生）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银行卡交易明细只能证明邱华生与张某的资金往来。从邱华生的资金往来账目也无法体现庄文寿、王孙生与邱华生有合伙分红及邱华生有按庄文寿、王孙生主张的每月上缴承包利润8000元。庄文寿与邱华生的微信记录、通话录音及庄文寿、王孙生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姚某、张某的证人证言均不能证实庄文寿、王孙生与邱华生存在合伙关系及邱华生内部承包经营打印设备的事实。庭审后，庄文寿、王孙生第一次补充提供的微信记录、通话录音只能证明双方按打印计数器来结算费用，同样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及邱华生内部承包经营打印设备的事实。补充提供的2015-2016年邱华生借款明细汇总没有邱华生签名，邱华生予以否认，不能证明邱华生尚欠庄文寿、王孙生费用。补充提供的调解协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只能证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就租赁打印设备发生纠纷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庄文寿、王孙生第二次补充提供的厦门兴忠信图文设计有限公司与富士施乐租赁（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维修保养全包服务合同》只能证明两家公司之间签订合同，邱华生并没有参与，不能证明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及邱华生内部承包经营打印设备的事实。庄文寿、王孙生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三人存在合伙关系及邱华生内部承包经营打印设备的事实。因庄文寿、王孙生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庄文寿、王孙生的主张，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据此，一审法院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庄文寿、王孙生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84元，减半收取4742元，由庄文寿、王孙生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庄文寿、王孙生与邱华生是否存在合伙关系。 在合伙协议纠纷案件中,主张存在合伙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对合伙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主张与邱华生之间存在合伙融资租赁关系,邱华生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应针对其合伙承担举证责任。本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合同。本案中,上诉人未能提供三方订立的书面合同，上诉人也未能就双方之间存在事实合伙关系,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尽到充分举证义务,故本院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具体理由分述如下:1.关于共同出资。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邱华生在2013年5月27日至2013年6月2日的三笔转账款合计97000元系履行因合伙融资租赁支付的设备首付款，但其在一审起诉主张邱华生未付设备首付款，要求邱华生返还垫付的设备首付款，前后出现矛盾，其主张的共同出资的事实或约定没有证据予以证明。2.关于固定收益。三方均认可案涉印章费包含复印费和打印费，计费标准都是一张一元钱，由王孙生和富士施乐发展（中国）有限公司进行结算。由邱华生通知富士施乐发展（中国）有限公司发耗材并签字接收，邱华生根据计数器计算每月印章数，按相同收费标准与王孙生进行结算，上诉人主张的每月向邱华生固定收取8000元在与邱华生的来往账上无法体现。3.关于证人证言。上诉人主张张某、姚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其与邱华生系合伙关系。本院认为,两位与王孙生有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且内容上只是认为本案当事人存在合伙关系，未能就合伙具体情况提供证言，张某关于邱华生支付合伙首付款的证言与上诉人一审诉讼主张相矛盾。仅凭证人证言主张存在合伙关系依据不足。综合本案，上诉人仅仅以王孙生与邱华生之间个别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录音、微信记录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尚未能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庄文寿、王孙生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484元，由庄文寿、王孙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日耀 审判员  许培清 审判员  詹跃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黄达康 书记员曾梦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