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16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威海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办香山南路13-5号。法定代表人：孙建芳，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强，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萍，女，197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邹建强，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增明，男，1976年11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丁夕利，男，1977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牛莎，女，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海舰，男，1989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文登市。以上四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萍，山东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文静，女，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梅、周澍彤，山东瀛清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威海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府公司)、周萍、刘增明、丁夕利、牛莎、刘海舰与被上诉人王文静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文府公司、周萍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0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案件受理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1.本案中，王文静并未按照文府公司章程规定实际出资，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不应享有任何股东权利。王文静并未实际出资，其不持有任何出资的收据和凭证，且缴付出资的举证义务应由王文静承担，一审法院将该举证义务分配给上诉人明显不当。2.本案所涉2015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2015年12月24日股东会决议均应合法有效。王文静原系公司的工作人员，其授权委托他人代签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其对两份文书均是知情且同意的，且在四年多的时间内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能够证明该两份文书均是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未查清。3.一审法院未尊重公司章程规定，损害上诉人及其他原审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股东的人合性决定王文静不应也不宜成为公司股东。4.即使因为上诉人举证不能而导致2015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同年12月24日股东会决议对王文静不生效力或被撤销，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王文静也不能被确认为至今仍是文府公司的股东。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258万元，与王文静无关，公司经营正常有序，股东间关系融洽，而王文静与上诉人公司之间处于僵持、破裂状态，故从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不应确认王文静目前享有股东资格。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的规定。综上，请求依法改判驳回王文静的诉讼请求。刘增明、丁夕利、牛莎、刘海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鲁1003民初200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确认王文静在文府公司的股东资格损害了公司及四位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四上诉人均不同意王文静成为公司股东。四上诉人对文府公司出资，是因当时公司股东仅为周萍，相互间关系交好，基于有限公司的封闭性和股东人数的有限性，公司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股东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一审判决确认王文静的股东资格，打破现有股东间的默契，且王文静与公司之间属于僵持、破裂状态，一审判决与事实不符，对公司发展不利，也与四上诉人成为公司股东的初衷不符，损害了四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王文静对文府公司并未出资，不具备股东资格，因此不应确认其为公司股东。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认为2015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同年12月24日股东会决议法律性质属于未成立的转让协议和决议。对此，王文静系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上述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不可能不知情，其未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主张权利，应当认定该两份文书均为合法有效。2.即使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对王文静不发生效力或被撤销，也不宜认定王文静至今仍是公司的股东。上诉人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成为公司的股东，此时公司股东仅为周萍，上诉人对涉案股权转让事宜并不知情，取得股东资格时已尽到注意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故从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出发，不应确认王文静目前享有股东资格。王文静辩称，一、被上诉人具有文府公司股东资格。1.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公司成立时的验资报告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出资到位，工商备案信息及公司章程等材料均显示王文静投资比例为33%，结合当时双方的意思表示及工商登记材料的公示效力，可以证明公司成立之初，王文静具有股东资格。各上诉人以王文静未实际出资为由主张其不具有股东资格错误。首先，在存在验资环节及验资报告、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材料的情况下，应认定被上诉人已实际出资到位；其次，周萍主张全部注册资金由其出资，应承担举证责任，且即使其能够证明上述事实，仍需就被上诉人系代持股事实进行举证，否则无法否定被上诉人的股东资格。2.法律规定丧失股东资格的途径仅有两种，一是对外转让股权，二是要求公司回购股权，没有其他股东可以强制任一股东退出的规定。关于股权转让需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均非王文静签字，根据上诉人的主张，上述签字系王文静授权他人代签，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周萍系伪造签字的最终受益者。关于王文静为何较长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的问题，因上述行为系周萍单方操作完成，被上诉人对此并不知情，故不存在提出异议的可能。股权转让协议在并非王文静所签的情况下应当不成立，而股东会决议无效。各上诉人通过人合性和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否定王文静的股东资格，是强制排除股东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关于善意第三人及善意取得。首先股权并非特定物，周萍通过非正常手段侵权王文静股权后，公司全部股权混同至周萍名下，无法区分，其后周萍对外转让股权或增资，所出让的股权无法明确是否是王文静所持的股份。周萍现尚持有38%的股份，该股份足以弥补王文静损失的情况下，周萍对外处分股权的行为是否是无权处分值得商议。本案为确认股东资格之诉，善意第三人及善意取得主要用于在周萍无权处分的情况下确认刘海舰、丁夕利、刘增明、牛莎股东资格及股权比例的问题，因此不是本案的抗辩依据。二、上诉人刘海舰、丁夕利、刘增明、牛莎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无权提起上诉。三、上诉人刘海舰、丁夕利、刘增明、牛莎认为确认王文静为股东将损害其股东权益，但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周萍单方行为所致，应当向周萍主张权利。四、涉案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并非是违反第二款内容。王文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确认其在文府公司处的股东身份。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3月，王文静与周萍发起设立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选举周萍为公司执行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静为公司监事。周萍出资人民币20000元，持股比例为66.66%，王文静出资人民币10000元，持股比例为33.33%，经验资两股东出资额均到位，2013年3月14日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分别出具收到周萍、王文静认缴出资的收据。2015年12月7日,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形成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同意王文静将拥有该公司10000元出资额依法转让给周萍，转让金额为10000元人民币，以货币形式一次性付清，王文静将股权转让给周萍后，其在该公司与此出资额相对应的权利义务由周萍承担，本协议一式三份，经甲乙双方签署并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后生效。该协议落款处有周萍、王文静签字。2015年12月24日，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由执行董事书面通知全体股东于2015年12月24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股东会，会议已经按照规定提前15天于2015年12月6日通知全体股东，会议由执行董事主持，经代表公司表决权100%股东研究决定并通过以下事宜：同意王文静将拥有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10000元出资额依法转让给股东周萍，周萍同意人民币10000元的价格购买。该决议落款处有周萍、王文静签字。同日，文登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形成股东会决定，内容为同意周萍继续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王文静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威海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同意重新制定公司章程。落款处有股东周萍签字。2018年11月15日，文府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公司注册资本由30000元变更为1000000元，增加注册资本970000元，由股东周萍以货币出资960000元，新股东周某出资10000元，于2019年12月31日前出资到位，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或控股），同意周萍继续担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意周某继续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周萍、周某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2018年12月3日文府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股东周某将其在该公司拥有的人民币10000元出资额（未到位）依法转让给周萍，同意增加新股东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周萍、周某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日，形成文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周某将其在公司拥有的10000元出资额转让给周萍，转让金额0元。2018年12月3日形成文府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000元，变更为2580000元，增加了1580000元，由新股东刘增明以货币出资580000元，新股东丁夕利货币出资500000元，新股东刘海舰以货币出资200000元，新股东牛莎以货币出资300000元，以上增资于2038年12月31日前出资到位；同意周萍辞去公司执行董事职务，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同意选举孙建芳为公司执行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周某辞去公司监事职务，选举刘海舰为公司监事，同意重新制定公司章程。庭审中，王文静陈述2015年12月7日、24日两份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是伪造的，不是本人所签。公司成立之后，其一直在公司工作，期间，大家都称王文静为经理或王总。周萍和王文静说不着急分配利润，公司做大后都是咱们的。2018年底王文静与周萍之间因为工作且一直没有分红发生争执，周萍告诉王文静已经不是股东了，无权要分红，王文静才去工商查询股东的情况得知股权被转让，2019年元旦之后起诉到法院。此前，王文静不知情公司股东变更情况。2015年12月7日、24日的材料王文静签字是伪造的，其没有委托他人代签，系工作人员周某模仿其签名。并据此要求确认其在文府公司的股东资格。文府公司及周萍陈述，工商登记材料中所记载投资人王文静出资额为10000元并非事实，王文静本人未实际出资，该笔资金系周萍实际出资，并在公司设立之后撤出部分资金。王文静对2015年12月7日、24日决议形成是明知的，周萍与王文静沟通后，由周萍在协议上签字，并交由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某直接找王文静签字，并办理相关备案手续。据事后周萍了解，周某找王文静到备案处签字时，王文静表示已经知道该情况，况且已经知道本人实际并不持有公司股权，所以让工作人员周某找人代签就可以，两份材料中王文静签字可能不是本人所签。上述材料形成时王文静也系公司的在职员工，在这之后公司也多次开会表明公司系第三人周萍投资设立，与王文静本人无关。王文静对上述事实均明知，其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起诉时间及诉讼时效时间。文府公司提交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工商档案材料，证实公司自2013年设立以来所进行的登记及变更情况，借用王文静名字登记的股权实际上是周萍出资并实际持有。作为公司的发起设立人周萍实际出资30000元，而王文静并未实际出资，用于公司登记所使用的验资报告及银行现金交款单均是周萍实际出资的，王文静并不持有出资的收据，收据均由周萍保管，并在2015年将股权恢复到本人名下时，销毁了出资单。公司为理顺公司实际出资人，在王文静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将股权变为周萍，符合本案实际事实。2018年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吸引本案的其他四名第三人作为股东增资加入，也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目前公司经营正常，五名股东相处融洽，不同意王文静的诉请。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陈述第三人现在均系公司股东，在取得本案股权时候是善意的，不清楚本案王文静在本案中提交股东会决议的相关情况。四位第三人成为公司股东时，已经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并不存在任何恶意。一审法院认为，文府公司于2015年12月7日形成的股权转让协议、2015年12月24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王文静主张其签名系伪造，文府公司及周萍在庭审中亦陈述王文静的签字可能是其委托他人代签。该陈述未得到王文静的认可，周萍亦未提供证据证实王文静的签名系委托他人代签，王文静在庭审中对签字行为亦不追认。故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上王文静签名真实性存疑，一审法院对王文静主张签名非涉案本人所签，予以确认。据此，应视为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根本就没有合法存在过，其法律性质属于未成立的转让协议和决议。受让方周萍系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在明知王文静的签字系未经王文静授权的他人代签，仍持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到工商部门变更股权登记，该股权转让行为应认定无效。文府公司、周萍抗辩称王文静未实际出资，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抗辩，且股东未实际出资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即实际出资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根据文府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验资报告等工商登记材料，可以认定王文静有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实际上也完成了成为公司股东的系列流程。工商登记材料对外有公示公信效力，从公司的外观形式判断，足以认定王文静系公司股东。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被确认无效后，应确认王文静系文府公司股东。股东会决议无效具有对世性，具有绝对的溯及力，效力及于第三人，但相关法律规定是本着维护交易安全制定，故对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应当予以保护。具体到本案，因第三人出资时对涉案股权转让事宜并不知情，公司在王文静股权被转让后股东人数及出资均发生变化，故王文静在公司享有的出资份额应按照公司的实际情况予以重新确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王文静在文府公司的股东资格。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周萍负担。二审中，文府公司、周萍申请证人周某、刘某、张某、刁某出庭，以证明王文静对2015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办理股权转让的手续是知情的且王文静并未实际出资，该四人均陈述称：2015年12月6日，周萍、王文静、周某、张某、刘某、刁某于文登悦欣鼎园售楼处开会，内容为对骨干员工发干股作为奖励，其中提到王文静于成立公司时的一万元出资，其并未实际出钱，仅为挂名，周萍要求王文静将股权变更到周萍名下，王文静表示同意。周某陈述称其为股权变更手续的代办人，办理相关手续时，王文静将身份证交给她，让她去先办着用着王文静签字，她就去办，后来周某打电话给王文静要求其去签字，王文静称“太忙，过不去，你就把我的名签上就行了”，其便代替王文静签字。刘某陈述称股权变更手续办理时，王文静将身份证交给周某让她去办相关相关手续，需要王文静签字时再去，其后周某打电话给王文静，刘某在旁，王文静说过不去，让周某帮其代写。刁某陈述称办理股权手续当天，王文静将其身份证交给周某，并告诉周某先去排着队办到时候用着她去，再给她打电话她就过去了。对上述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被上诉人不予认可，并主张：1.上述四位证人证言，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一审中无法取得的证据，上诉人在二审中才申请证人出庭，违反了相关规定。2.上述证言从语序到内容过度一致，对于开会时间，记忆过于清楚，从正常人的角度根本无法还原四年前的某一天发生过的事情，只能存在一种可能，四位证人在庭前有组织地进行了核对，并对相应的内容进行了统一，因此上述四位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3.分干股这类严重影响公司内部股权比例的会议，均会有会议记录，但本案中没有。对上述证据的效力，本院认为，上述四位证人皆曾为文府公司员工，与本案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予认定。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王文静于文府公司成立时是否实际出资；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的效力；3.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作为原审第三人是否有权提起上诉以及认定王文静为文府公司股东，是否损害公司与股东的权益。关于争议焦点一。王文静一审中已提交包含收款收据、银行询证函回函等的验资报告，其对出资这一事实的举证义务已履行完毕，各上诉人主张王文静并未实际出资，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上诉人仅提交证人证言证明，并未提交其他证据佐证，因此其证据不足以推翻文府公司工商登记及验资报告等证据中显示的王文静已实际交纳出资款10000元的事实。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文静于文府公司成立时为该公司股东，周萍、王文静均已认可2015年12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同年12月24日股东会决议中王文静的签字并非其本人所签。周萍主张王文静对上述文件知情、同意并授权他人代签，仅提交证人证言，并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因股权转让协议上的签字并非王文静所签，其无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不成立；涉案股东会未实际召开，王文静亦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对于上诉人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主张王文静未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撤销因此应认定该股东会决议有效，本院认为，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系针对股东会决议因程序瑕疵或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而具有可撤销情形的规定，前提为股东会决议成立，本案不适用上述规定。一审法院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认定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判决确认王文静为股东，对文府公司新增股东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其有权提起本案上诉。但王文静要求确认其为文府公司股东，于法有据，股东权为固有权，未经股东同意不得被剥夺或限制，各上诉人以不利于公司人合性、其属于善意相对人等为由主张不应确认王文静的股东资格，并无法律依据。综上，文府公司、周萍以及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不当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威海市文府房屋置换有限公司、周萍负担100元，由上诉人刘增明、丁夕利、刘海舰、牛莎负担1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邓 锐审判员 李慧东审判员 马树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李英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