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晋07民终327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冀爱萍。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铭，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红艳，山西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住所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迎宾路28号。法定代表人：靳小红，系该公司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彦军，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芳，山西正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冀爱萍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以下简称“工行晋中分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19）晋0702民初325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冀爱萍上诉请求：撤销（2019）晋0702民初3253号民事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左权县支行（以下简称左权支行)撤并行为的性质不是企业改制，而是机构改革，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劳动争议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及其下属左权支行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属于中国工商银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银发[1998]425号”文件，进行撤并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一审误将被上诉人及其左权支行执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自主进行的“企业改革”行为定性为国务院及相关主管部门主导下的“企业改制”。第一，关于企业改制,在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企业改制是指;(一)国有独资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二)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改为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或者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三）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改为非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结合中国工商银行官方网站“关于我行”的“历史回眸”《中国工商银行简史》（1984-2014）一文中提到“1994-2004年间，工商银行处于国有商业银行时期。根据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和商业化、集约化经营管理的要求，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要求，工商银行从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出发，对原有机构、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精简;”等内容可知，发生在1999年7月上诉人与左权支行的劳动争议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企业改制，而是中国工商银行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实施的“企业机构改革”行为。同时，该网站“工行风貌”的“工行简介”显示“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1月1日。2005年10月28日，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表明工行的企业改制是在2005年，并非1999年。第二，本案是被上诉人及其左权支行在1999年落实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开展的机构改革的试点工作中,依据《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和山西省分行《关于撤并神池等10个县支行的安排意见》，违法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在这两份文件中，没有被上诉人所称的“企业改制”的相关内容，没有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指导性文件作为依据,也没有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导、参与，并起决定性作用，更没有财政资金作为改制保障。相反，两份文件内容能够明确的是，1999年被上诉人及其左权支行实施的是工行自主进行的“机构改革”的试点行为，目的是有利于银行经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为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创造条件，并非《企业国有资产法》明确规定的“企业改制”行为。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将政府主导的企业行政性改制引发争议属法院不予受理的法律规定,作为企业自身机构改革行为产生纠纷的法律依据,本案争议是被上诉人与左权支行在企业自主进行的机构改革中所产生的劳动争议,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争议，依法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但一审在（2019）晋0702民初3253号民事裁定中却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相关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关于审理与企业相关民事纠纷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第一，被上诉人及其左权支行与上诉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案涉争议应当适用《关于审理与企业相关民事纠纷的规定》第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的规定。第二，2010年9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应当优先适用该规定，受理本案。综上，一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及其左权支行因在企业自主进行的机构改革中,违法与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产生的纠纷,该案依法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现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贵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工行晋中分行辩称，一、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左权支行的撤销系工行落实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政策要求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本案并非答辩人自主改制引发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合法有据。二、上诉人与原左权支行已于1999年7月就劳动关系解除及经济补偿事宜签订了《协议书》，上诉人现各项诉求均无依据。三、答辩人工行晋中分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四、上诉人的诉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应予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冀爱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工行晋中分行赔偿冀爱萍自1999年8月至2018年6月的工资损失853674元;判决工行晋中分行为冀爱萍办理退休手续;判决工行晋中分行赔偿冀爱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损失1200000元，以上共计205384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4年12月，冀爱萍通过省人民银行招干考试被录用为工行左权支行国家正式职工，身份为干部，工作岗位是储蓄员。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号）文件，该文件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旨在落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进行改革。1998年12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发布“关于转发《中国工商银行县支行机构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工银晋人（1998）82号]”，旨在让各县支行按照机构改革试点方案进行改革。1998年8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发布工银发[1998]158号文件，对县支行进行撤并改革，其中，列入拟撤销范围的30个县支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要首先考虑以对等置换的方式移交他县支行。1999年6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发布《关于撤并神池等10个县支行的安排意见》，1999年6月15日，中国工商银行榆次分行向人民银行晋中地区中心支行申请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左权支行，1999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地区中心支行批复同意撤销“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机构及其三个分支机构。根据上述政策性决定，工行左权支行在实施过程中，于1999年7月13日，向冀爱萍发放《左权县支行人员分流调查问卷》，该问卷上载明的分流方式为五种，1999年7月16日，冀爱萍书写了“自愿申请书”,载明“我叫冀爱萍，女，现年36岁，系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正式员工。根据工行山西省分行关于撤并神池县等十个县支行的安排意见精神,我自愿申请与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以一次性经济补偿后解除劳动合同”。1999年7月17日，冀爱萍(乙方）与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甲方)签订《协议书》并由左权县公证处进行公证，协议书中约定“一、乙方在得到甲方一次性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的同时表明解除其与甲方的劳动关系，甲方对乙方不再办理本协议之外的任何辞退手续;二、乙方得到经济补偿后，不得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甲方不再对乙方负任何责任;三、甲方在收到乙方的自愿申请后，在对乙方的工龄进行准确核实的基础上，按照以人民币五万元为基数，另按工龄计算，每满一年补偿人民币3000元的标准予以补偿，超过半年不满一年的按一年支付;四、按第三条补偿标准，乙方工龄为15年，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经济补偿金人民币合计9.5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的法定代表人周玉英在甲方处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冀爱萍在乙方处签字捺印，公证人在公证处签名盖章。1999年7月21日，冀爱萍书写申请书，申请书中载明“根据工行山西省分行撤并县支行的精神，本人已一次性经济补偿后与工行左权县支行解除劳动合同,特申请本人档案移交到当地劳动人事部门”，其本人在申请人处签名捺印。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于1999年7月19日将补偿金95000元以冀爱萍本人名义在左权县邮政局办理存款手续，1999年8月2日清算出冀爱萍在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的住房贷款本息共30713.63元，并通知冀爱萍领取余款64320.33元，冀爱萍未领取。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数次向冀爱萍送达，但冀爱萍并未接收。1999年9月14日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将冀爱萍的储蓄性保险金退还冀爱萍，2000年6月6日将冀爱萍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退还冀爱萍。之后，双方发生纠纷，冀爱萍于2009年3月3日向工行山西省分行上访，2009年3月30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榆社支行对信访事项进行答复;2009年5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晋中分行对上访情况进行答复;2011年11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晋中分行对冀爱萍上访情况再次答复;2012年1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对冀爱萍于2011年12月6日的上访信件进行答复。2019年2月12日银保监会对冀爱萍的信访进行短信回复称已将来信转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庭审中,冀爱萍称工行晋中分行实行的“买断工龄”的行为在当年属于违法行为,工行晋中分行采取欺诈和胁迫手段，使冀爱萍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失去工作,工行晋中分行应对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冀爱萍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拟用于证明当初是被迫买断工龄，并非自愿，证人原某陈述1999年在左权工行支行撤销时，无任何撤并的文件及精神,调查问卷表共五条,让我们自主选择，如果不选择就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自愿申请书是22号写的，并非自愿,但是如果写被迫就不能公证，当时发的经济补偿金已经全部领取。证人赵某陈述1999年7月撤并左权支行，对文件内容不清楚，我选择就近地方工作，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买断了工龄，自愿申请书并非自愿书写，但是如果写被迫就不能公证，当时发的经济补偿金已经全部领取，是工行统一通知领取。证人李某陈述其是左权支行的正式工，1999年被迫无奈买断工龄，自愿申请书也是被迫写的，补偿金已经领取。工行晋中分行则称本案左权支行是政策性撤销，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双方劳动关系是冀爱萍与原左权支行，协议书合法有效，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冀爱萍未提供胁迫的证据，证人与冀爱萍有利害关系，补偿金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发放，且冀爱萍已超过仲裁期限，应自行承担责任。另外，冀爱萍于起诉前向晋中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19年6月13日以冀爱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协议不成为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工行晋中分行下属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号）的文件进行撤并改制的，而该文件系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再由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大银行下发通知，最终决定将左权支行进行撤并是经过层层审核决定的,并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中分行的自我改制,冀爱萍与工行晋中分行及其下属原工行左权支行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属于上述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对双方的争议应由工行晋中分行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并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冀爱萍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一审裁定如下:驳回冀爱萍的起诉。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工行晋中分行提供了新的证据：1.撤销工商银行左权支行的批复；2.中国人民银行左权县支行、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左权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左权县邮政局发的联合公告，主要内容是工商银行左权支行按照人行的决定要撤销，将相关的存款、贷款、资产业务都转给了左权县信用社和邮政局。3.现左权支行营业执照，全称是城区支行，是2010年新成立的分支机构，和原来的不是一回事。4.工行网站的历史回眸网页截图及关于组建华润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主要证明1999年机构改革和不良资产剥离属于同一时期的政策性改制措施。上诉人冀爱萍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批复一审已提交，认可证据的三性，但是不能实现证明目的。从内容上看，是批复撤销，结合前面的425号文件的依据，那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办理相关撤并的手续和备案，从这个文件的批复的内容看仍然是那个内容，达不到证明目的。2.对联合公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是仍然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3.营业执照和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网站截图的真实性无法认可，作为银行，应当提供原件，包括425号文件也应当提供原件。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工行晋中分行下属中国工商银行左权县支行是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落实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8]425号）文件的安排部署进行的。故工行晋中分行通过撤并机构、减员增效而进行商业银行改造，不属于企业自主进行的改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上诉人冀爱萍与被上诉人工行晋中分行之间的纠纷，属企业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政策过程中引发的相关劳动争议问题，由政策性原因引发，不属于个别的劳动争议纠纷。原审裁定认为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驳回冀爱萍的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胡晓明审判员  张晓峰审判员  韩 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许艳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