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12民初9370号原告：崖春丽，女，壮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艳平，云南南极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丁文，云南瑞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崖春丽诉被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2日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19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崖春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孔艳平，被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芳、张丁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崖春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为原告进行胚胎移植。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柏连洲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一直未生育。原告夫妇为怀上孩子前往被告处，被告于2017年1月5日对原告实施取卵术，顺利获卵，经试管培育形成3枚囊胚并进行冷冻保存。原告丈夫柏连洲于2017年2月15日因公去世后，原告向被告提出继续进行移植手术的请求遭到了被告的拒绝。原告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现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辩称：1、原告和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胚胎移植的合同法律关系。原被告双方已经按照柏连洲以及原告在2016年12月7日所签订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的约定，在进行相关的术前检查、药物诱发排卵、卵泡发育、阴道取卵、精液采集处理、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后为原告实施了胚胎移植手术，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如现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移植胚胎，则为冷冻胚胎的移植，与其丈夫在世时所做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不一致，原被告需要重新签署知情同意书，被告需重新为原告进行检查，确认其无相关手术禁忌症。2、根据《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该规定明确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才可以进行。原告的丈夫死后，原告即成为单身妇女，故其单方要求被告进行辅助生殖技术不符合法律规定。3、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控制风险原则”以及《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有利于患者”的原则规定，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当将受试者人身安全、健康权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利益。原告年龄已经超过40周岁，在自然受孕的情形下，流产率高，胎儿畸形发生可能性也比年轻者高，妊娠期合并症增加。故若进行胚胎移植，发生以上情况的概率更高，而且40周岁以上妇女进行胚胎移植的成功率只在20%左右，在该过程中对原告还存在许多未知、无法避免的风险，对原告身体伤害较大。且原告此前已经进行过一次胚胎移植，但未成功，故原告再次进行该手术的成功率极低。4、根据《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中保护后代原则以及相关伦理原则，被告不应当为原告进行胚胎移植术。原告的丈夫以及公婆已经去世，原告没有考虑其抚养能力、孩子健康状况等因素，原告要求进行胚胎移植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反了伦理原则，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于原被告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被告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生育证一本。该份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故本院予以确认。2、工资证明一份。因该份证据与原被告是否应当继续履行合同无必然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不予确认。3、证人柏某的陈述。证人陈述：证人系原告丈夫柏连洲的姐姐。证人的父母已经去世。原告与柏连洲感情很好。柏连洲系心肌梗塞突然死亡的。原告一直都很想为柏连洲生一个孩子，证人希望被告能够为原告了却这个心愿，即使不能成功也能让原告放下心。对于上述证人证言，因与原告的诉讼请求无关，故本院不予确认。4、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生殖伦理分委员会伦理审查批件。因原告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且该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予以确认。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原告崖春丽与柏连洲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两人因婚后不孕到被告处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2016年12月7日，崖春丽与柏连洲共同签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自愿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我们保证是合法夫妻，自愿要求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同日，原告与柏连洲签署《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该同意书第2条规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治疗过程,包括术前常规检查,药物诱发排卵,B超监测卵泡发育,超声引导下经阴道取卵,精液采集与处理,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和移植后药物支持黄体,适时验血和B超监测胚胎生长及发育情况等。”第3条规定：“人类辅助生育技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并不能保证妊娠完全成功，目前我中心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临床妊娠率±46%，但40岁以上患者治疗成功率显著下降。”第6条规定：“按卫生部规定，每周期胚胎移植数最多不超过三个……。剩余的胚胎可以冷冻保存或进一步培养到囊胚……。”第7条规定：“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过程中如可实施囊胚培养，我们同意囊胚培养。”第10.5条规定：“我们将遵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向生殖中心出示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和生育证明原件并交付复印件。”第13条规定：“如本周期可行胚胎冷冻，我们夫妇签署的‘自愿接受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即时生效。如本周期可以实施囊胚培养，我们夫妇签署的‘自愿接受囊胚培养知情同意书’即时生效。”同日，原告与柏连洲签署《乙（丙）肝患者要求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知情同意书》，载明：“我们[妇]崖春丽[夫]柏连洲为合法夫妻,在云南省生殖医学研究中心进行辅助助孕治疗，术前检查提示为乙（丙）肝病毒携带者……。”同日，原告与柏连洲签署《自愿接受囊胚培养知情同意书》，第5条约定：“囊胚培养成功后，将冷冻保存。”同日，原告与柏连洲签署《自愿接受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约定：原告及柏连洲自愿将剩余符合冷冻标准的胚胎冷冻保存。2017年1月5日，被告为杨春丽实施取卵术，共取卵13枚，进行培育后得到五枚囊胚。2017年1月8日，被告为原告实施了胚胎移植手术，移植了两枚胚胎。剩余的三枚胚胎分两支麦管进行冷冻保存。2017年2月15日，柏连洲死亡。原告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2019年1月1日对冷冻胚胎进行续费。经续费，冷冻到期日期为2020年1月12日。后原告向被告提交申请，申请移植冷冻胚胎，被告医学伦理委员会生殖伦理分委员会就原告的申请进行伦理审查，于2018年10月11日决定不同意原告的申请。庭审中，原告陈述：1、其要求被告继续履行的合同即为原告与柏连洲于2016年12月7日签署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自愿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承诺书》、《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乙（丙）肝患者要求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囊胚培养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而胚胎移植即为上述合同的内容。2、被告虽然为原告进行了一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只移植了两枚胚胎，生育孩子的合同目的并未实现，故被告应为原告将剩余三枚胚胎全部移植完，原被告的医疗服务合同才视为履行完毕。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原告与柏连洲于2016年12月7日签署的一系列承诺书、知情同意书以及被告于2017年1月5日进行囊胚培育、于2017年1月8日为原告实施的胚胎移植术的事实，本院确定原告、柏连洲与被告建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被告的主要义务即为：为原被告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院的争议焦点在于：在被告于2017年1月8日为原告实施胚胎移植术后，原告、柏连洲与被告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针对本案而言，根据原告与柏连洲签署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自愿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承诺书》、《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乙（丙）肝患者要求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知情同意书》、《自愿接受囊胚培养知情同意书》以及被告于2017年1月5日进行囊胚培育、于2017年1月8日对原告行胚胎移植术可看出，被告对原告行胚胎移植术前，原告与柏连洲必须要签署上述材料，上述材料的签署与被告的囊胚培育、胚胎移植术构成了原告、柏连洲与被告医疗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一次胚胎移植时，原告与柏连洲签署的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根据该同意书第2条的规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治疗过程包括术前常规检查、药物诱发排卵、B超监测卵泡发育、超声引导下经阴道取卵、精液采集与处理、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和移植后药物支持黄体等。但根据原告要求被告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和本案的事实来看，该诉讼请求并不是要求被告履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的义务，而是要求被告将冷冻的胚胎解冻后行新的胚胎移植术，即两次胚胎移植术的治疗过程并不相同。由此可见，原告、柏连洲与被告建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在被告于2017年1月8日为原告行胚胎移植术及移植后的药物支持后即终止，原告若要求被告再次行胚胎移植术需要重新签署相应的承诺书、知情书，且此时治疗方式也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变为冷冻的胚胎解冻后的“胚胎移植术”。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实质是要求与被告建立新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次，对于原告与柏连洲签署的《自愿接受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上述同意书的主要内容即为原告、柏连洲同意在胚胎形成囊胚后进行冷冻保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已经完成了囊胚的冷冻，因此被告已经履行了其全部义务。第三，庭审中，原告认为合同目的未能实现，故要求被告继续行胚胎移植。针对原告的上述主张，本院认为，对于原告与柏连洲及被告而言，双方都希望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达成原告与柏连洲生育孩子的愿望，但该愿望并非是医疗服务合同的内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知情同意书》第3条亦明确约定不能保证妊娠完全成功。故虽然被告对原告进行的第一次胚胎移植最终未能成功，但并不意味被告未完全履行其义务。第四，本案涉及的情理思考。原告在忍受丧偶之痛的同时，想要生育孩子的良苦用心让人动容，但对于本案而言，本院亦不能出于对原告的同情、理解甚至怜悯将人情放置于法律之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关乎个人、家庭以及后代的健康和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该项生物技术在法律范围内有序、有效、健康发展。因此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原告要求被告实施胚胎移植亦要具备法律依据。综上，本院确认原告、柏连洲与被告于2016年12月7日建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已经终结，对于原告要求被告继续履行合同、为原告实施胚胎移植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崖春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崖春丽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 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坝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