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4民终213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长治市西大街187号。负责人：陈艳玲，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亚姣，山西长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保英，女，1972年7月5日出生，汉族，长治市人，无业，住长治市。原审第三人：长治市诺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治市潞州区太行北路68号2幢2单元301室。法定代表人：裴吉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珺，山西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瑞，山西戴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宋保英、原审第三人长治市诺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诚建筑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3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保险公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凯、史亚姣，被上诉人宋保英，原审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珺、王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保险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19)晋0403民初172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死者王永红的身故属于保险责任,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如下：一、死者王永红身故原因系冠心病所引起,不属于意外伤害死亡。因此,上诉人依约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一,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法律规定,是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且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合同条款上,有着第三人的签章确认。因此,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合同约定的各自义务。第二,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条款明确约定:“意外伤害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而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系列证据,均证明死者王永红的死亡原因为冠心病因引起的死亡。因此,死者王永红身故的原因不属于保险责任。第三,一审法院避重就轻,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有三份证据分别证明死者王永红的死亡原因,分别为: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死亡原因:冠心病?;2、2017年5月8日工伤认定书,载明死亡原因为冠心病引起死亡;3、死亡注销户口证明一份,载明的死亡原因为各种疾病。而一审法院仅依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从而判令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明显偏袒被上诉人。二、《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保险条款不发生效力的前提是该条款是属于免责条款,而原审法院将《保险条款》第29条的释义条款认定为免责条款,进而适用《保险法》第17条之规定,以上诉人未尽到提示注意义务为由,认定《保险条款》第29条不生效,显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保险合同,名称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该合同从名称上来看,主要就是针对被保险人遭受到意外伤害后,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同时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上诉人承担的是意外伤害保险并对意外伤害的定义进行释义。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第三人约定的意外伤害的释义属于免责条款,实则是变更了上诉人与第三人合同的约定,即不论任何原因，上诉人均需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一审法院适用《保险法》第17条之规定显属错误。综上所述,被上诉人的系列证据均证明死者王永红是因冠心病引起的死亡,而非意外伤害导致的死亡,即死者王永红的死亡不属于保险责任范畴。而一审法院错误的将释义条款认定为免责条款,将不属于保险责任范畴的保险责任列入合同范畴。因此,恳请二审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审中上诉人又称对宋保英的主体资格有异议。宋保英辩称，本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费由上诉人承担，上诉人没有提供详细的合同条款，未说明范畴和法律条款。2016年9月24日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没有积极处理，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法律对格式条款有详细规定，上诉人在保险合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存在过错，一审判决公正合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诺诚建筑公司述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公司仅履行保险的出资义务，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我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该保险是否承担，与我公司无关。宋保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意外保险金10万元，并自起诉之日起至款项付清之前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被告支付精神损失费12000元；3、第三人作为投保人未能正确积极行使其应尽的义务，还污蔑原告不予配合，第三人应承担相关的费用；4、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的丈夫在第三人处工作，2016年9月24日因工死亡，死亡当天就曾向被告保险公司报案，时至今日，被告保险公司始终没有出面，更谈不上积极主动沟通，更甚的是未经原告允许，在事情未解决的情况下私自将此案撤销，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原告的丈夫王永红于2015年9月进入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工作。2016年9月24日上午9时许，王永红在诺诚建筑公司承揽的角沿村自来水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工地南岸70号院内进行自来水管改造工作时，突然晕倒在地，后经120急救中心赶至现场确认王永红已经死亡。未接至医院。山西省长治市中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死亡原因：心跳骤停，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约10分钟；引起的疾病或情况：冠心病？；生前主要疾病最高诊断依据：死后推断。事发当日，长治市公安局八一路派出所出警，接处警、值班登记表显示处警情况为：王永红经120确诊无生命特征，技术科到现场，妻子宋保英到现场将尸体自己拉回，不解剖。公安部门的处理意见为：不予受理2017年5月8日，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7）613号工伤认定书，认定王永红视为工伤。另查明：2016年6月15日，诺诚建筑公司为其员工包括王永红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00000元；附加意外伤害医疗费用保额为20000元。保险期间自2016年6月16日零时起至2017年6月15日二十四时止。被告保险公司提供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该条款第29条载明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被告认为王永红的死亡非该条款中的意外情形，故认为不应理赔。原告及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均称未见过该条款，诺诚建筑公司称在投保时被告未提供该保险条款，也未明确说明。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为其员工王永红在被告处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额为100000元。王永红与被告形成保险合同关系。王永红于2016年9月24日上午9时许在工地晕倒死亡，山西省长治市中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载明死亡原因：心跳骤停，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约10分钟；引起的疾病或情况：冠心病？医院对王永红引起的疾病“冠心病？”是有疑问的，并未确诊。被告当庭提供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第29条载明的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该条款系免责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作为投保人的诺诚建筑公司在投保时未看到该条款，被告亦未对该条款对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故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第三人在保险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责任。原告要求的利息损失及精神损失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中心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付原告宋保英1000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270元，由原告承担100元、被告承担1170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保险公司提交证据：投保单的复印件一份（原件核对后退回），证明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与第三人诺诚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经向诺诚公司对保险合同义务进行了说明。被上诉人宋保英质证意见：我没有见过保险单。原审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质证意见：投保单真实性予以认可，我公司在购买保险合同之后，上诉人只向我公司提供了保险人的名单和保单及收据，投保时未告知该保险条款。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在保险单上没有引人注意的标识或提示，上诉人没有其他佐证证明向我公司做出了提示义务。被上诉人宋保英提交《放弃继承权说明书》三份，证明：王永红的母亲牛招弟、王永红的女儿王舜捷、儿子王舜伟三人均放弃对王永红100000元的意外伤害险的继承权。上诉人保险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对被上诉人宋保英提交《放弃继承权说明书》三份证明均认可。对于以上证据，本院在本院认为部分做出认证意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保险公司应否赔付100000元保额的问题。本案中诺诚建筑公司为其员工王永红在上诉人保险公司处投保保额为100000元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是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诺诚建筑公司作为投保人以王永红等职工作为被保险人与上诉人保险公司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王永红的工伤认定书中的死亡原因及死亡注销户口证明的死亡原因全部在山西省长治市中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之后，且工伤认定书中的死亡原因及死亡注销户口证明的死亡原因均没有原始的准确来源，根据本案案情，应以最原始的、最专业的、最早形成的山西省长治市中医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中的表述来认定王永红的死亡原因，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载明，王永红的死亡直接原因：心跳骤停，发病至死亡大概间隔时间约10分钟；引起的疾病或情况：“冠心病？”。同时该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上载明，根本死亡原因：心跳骤停。上诉人保险公司主张王永红因疾病死亡，根据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中第29条意外伤害指：“以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的规定，上诉人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原审法院根据本案案情，认定本案中王永红的死亡原因是有疑问的，并未明确确诊。同时，原审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称在其公司购买保险后，保险公司只向其公司提供了投保人名单和保单、收据，在投保时未告知保险条款，其公司购买保险的初衷是职工在工地发生意外时，保险公司能够分担风险，其公司认为就是在工作地点非正常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上诉人保险公司并未出示相关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此外，本案中王永红的死亡原因是有疑问的，并未明确确诊为冠心病，故不能推定为非意外伤害，在此种情形下保险公司仍应承担意外伤害的保险责任。鉴于以上，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是正确的，并判决上诉人保险公司承担赔付100000元保额是符合规定的。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保险公司提出被上诉人宋保英是否是本案适格当事人的问题。对此，被上诉人宋保英提交《放弃继承权说明书》三份，该三份说明书表明王永红的母亲牛招弟、王永红的女儿王舜捷、儿子王舜伟三人均放弃对王永红100000元意外伤害险的继承权。上诉人保险公司及原审第三人诺诚建筑公司对被上诉人宋保英提交《放弃继承权说明书》三份证明也均认可。故本案中被上诉人宋保英是适格的主体。综上所述，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中心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中心支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艳飞审 判 员  常旭光审 判 员    范进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姜燕书 记  员 解改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