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824刑初153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小红，女，1970年8月13日生于江西省，汉族，大专文化，无业，住萍乡市。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6月27日被新干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1日被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新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吉安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明江，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赖开文，江西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小梅，女，1970年3月10日生于江西省新干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新干县。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月25日被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7月30日由新干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吉安市看守所。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检察院以干检刑诉[2019]1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出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曾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小红及其辩护人、被告人何小梅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新干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孙某(已起诉)带领申某、林某(二人均已起诉)两夫妻及黄某某(另案处理)等人在北京市附近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创建了“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江苏泰州孙某团队”(以下简称:孙某团队)，并通过申某等人直接或间接吸引了新干籍李某某(另案处理)、饶某、刘某1、吴某(三人均已起诉)，以及被告人何小梅、朱小红等人加入该团队。随后，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等人在孙某的领导下，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的旗号，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保本弹出”为幌子，以拉人头的方式，不断地发展新会员，形成上下线关系，从而构建出C3、C2、C1、B、A和发展层6个层级的金字塔模式，C3、C2、C1层成员被称为家长。每个C3层下设三个C2层，每个C2层下设三个C1层，每个C层下设三个B层，每个B层下设三个A层，每个A层下设三个发展层成员。该团队以C1为支线，新加入成员被称“发展层成员”，当发展层成员达到27个人时即可以“翻盘”，该27个发展层成员同时晋升为A层，原9个A层成员全部晋升为B层，原三个B层全部晋升为C1层，原C1层晋升为C2层，原C2层晋升为C3层，原C3层出局。如果原C3层下面的9个C1层仍有达不到晋升C2条件的，则原C3层还要继续担任C3层家长，以便继续管理原来的团队和发展新成员。如果原B层人员没有直接或直线发展3个以上新成员(下线)，则不能取得晋升C1层的资格，即“保本弹出”。当B层人员在晋升C1层时，如果直接或直线发展了3个新成员(下线)，只有具备其中一种条件时，才可以晋升为C1层但这种条件下，这个C1则要分为三股，即“三股合盘”，意思是当新成员交钱后，只能领取C1层岗位8000元的三分之即2666元，该团队内部称此情况为“一条线”。如果B层人员在晋升C1层时直接或直线发展了5个下线，具备其中一种条件的C1层，可以领取新成员交钱后C1岗位800元的三分之二，即5333元，该团队称此情况为“两条线”。如果B层人员在晋升CI层时直接或直线发展了6个下线，具备其中一种条件的C1层，可以领取新成员交钱的C1层岗位的8000元，该团队称此为“满线”、“满点”或“三条线”。该团队要求新加入成员每人须缴纳“理财资金”49800元成为孙某团队的发展层成员，取得发展下线资格。为了吸引新成员加入，孙某团队规定团队成员达到C1层后就要在燕郊镇租赁住房和进行培训、讲课。每当新成员到燕郊镇“考察”时，由C1家长安排食宿和讲授孙某团队的运作模式和架构。为方便管理，孙某要求新成员缴纳的49800元“理财资金”只能由C1家长负责收取，所有成员均须在燕郊镇农业银行开设账户，用于收取新成员交纳的“理财资金”及分配利润。当新成员交纳49800元资金缴入C1层家长农业银行账户后，先将其中的8800元作为推荐奖分给推荐人员，然后将剩余的41000元，分别以5000元、4000元、8000元、10000元、14000元的标准，按照A层、B层C1层、C2层、C3层的顺序依次全部分配完毕。该C1层下的3个B层和9个A层人员则按照“公排公跳”的原则轮流领取奖励。 被告人朱小红于2016年8月份经汤伟铭(已判决)介绍加入孙某团队，并逐步晋升至C2层家长，从其晋升到C1层后开始为新成员讲课并提供食宿等后勤保障，是该团队中主要讲师之一，非法获利95003元。被告人何小梅于2014年8、9月份经朋友介绍参加“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并发展成为孙某下线，后孙某创建“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江苏泰州孙某团队”何小梅加入孙某团队，并逐步晋升至C2层家长，从其晋升至C1层后开始为新成员讲课并提供食宿等后勤保障，是该团队中主要讲师之一，非法获利80400元。归案后，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朱小红向徐某某、潘某某、朱某某、彭培文退回人民币共计18.3万元，徐某某、潘某某、朱某某、彭培文对朱小红的行为表示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伙同他人，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的旗号，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中朱小红非法获利95003元，何小梅非法获利80400元，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归案后，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认罪认罚，在共同犯罪中，朱小红、何小梅起其次要、辅助作用，属从犯。建议判处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至六万元。 被告人朱小红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且签字具结。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朱小红曾经是人民教师，多次无偿献血，属于善良公民，其是误入传销组织的。2017年7月份，朱小红发现情况不对，逐渐认识到该组织的传销非法性质，便当即决定停止了发展下线，也告诫其他成员停止参与该组织活动，并自掏腰包返还徐某某、彭培文、潘某某、朱某某等与之有直接关系的成员18.3万元。朱小红存在能而不为的犯罪中止行为，并客观上阻止了其他成员发展下线，弥补了成员的损失，避免更多人加入组织而受骗，构成犯罪中止。朱小红在本案中仅起到辅助、次要作用，朱小红不是一个组织领导者，只能算是一个较为次要的积极参与者。虽然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关系图推测，处在C2层级的朱小红下线正好为三十人，但根据众多同案犯供述和证人证言，大多数成员存在为晋升级别而冒用他人名义缴纳会费的行为，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朱小红下线存在冒名情况，即达不到30人的人数限制，不应被刑事追诉。被告人朱小红自己仅发展了四名下线，且下线朱某某是她的姐姐，系朱小红用自己的资金报名参与的，能在追诉前积极赔偿受害人，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本人也属于受害者。综上所述，被告人朱小红能主动交代其犯罪事实，系坦白，有犯罪中止和积极赔偿受害人并获得谅解的情形，并自愿认罪认罚，通过家属主动缴纳罚金。朱小红系初犯、偶犯，以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活动记录，其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由于被告人朱小红的犯罪情节较轻和悔罪表现好，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恳请法院对被告采纳公诉机关一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何小梅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诉讼中，被告人主动预交了罚金4万元。公诉机关将对被告人朱小红主刑的量刑建议调整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采纳的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羁押证明、朱小红在孙某团队中非法获利明细表、何小梅在孙某团队中非法获利明细表、民间自愿互助理财行业模式和规则、微信截图、申购单、民间自愿互助理财图表、工资盘、谅解书、请求对朱小红予以帮助报告、收条、团队人员名单、分配方案、同案证人孙某、林某、申某、刘某1、龚某、吴某、饶某的证言、证人邹某、周某、蒋某、胡某、艾某、熊某、曾某2、梅某、邓某、朱某、皮某、陈某、文某、刘某2的证言、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结伙他人打着“北京民间自愿互助理财组织”的幌子，以“江苏泰州孙某团队”名义，以投资高额回报为诱饵，“得本弹出”为幌子，以拉人头方式，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理财资金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人员发展顺序组成六个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从而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市场秩序。二被告人在传销组织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同时，被告人朱小红非法获利95003元，被告人何小梅非法获利804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对于被告人朱小红的辩护人所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评析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层以上，应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本罪只追究组织领导者，不追究一般参与者。第二条规定，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二）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三）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四）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受到刑事处罚，或者1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15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人员；（五）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其关键作用的人员。本案当中，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在传销活动中起宣传、培训作用，属于承担宣传、培训职责的人员，应认定为组织、领导者，且孙某团队的层级为6层，参与人员远远大于30人，达到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故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被告人朱小红参与传销活动，在传销组织中为C2层，并承担了宣传、培训职责，犯罪结果已产生，其后期未再从事传销活动，避免犯罪结果的进一步扩大，但上述行为不属犯罪中止。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人朱小红在共同传销犯罪活动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同时，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并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故可从轻处罚。被告人何小梅在共同传销犯罪活动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可认定为从犯。同时，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故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朱小红、何小梅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小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6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26日止。罚金已预缴。） 二、被告人何小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未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7月30日起至2020年7月29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追缴被告人何小梅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80400元，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员  张志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傅莲莲 附相关法律条文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罪事实。 （二）关于传销活动有关人员的认定和处理问题 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①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 ②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 ③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 ④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 ⑤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 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三）关于“骗取财物”的认定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认定。 四、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 对符合本意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 （二）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 （四）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关于“团队计酬”行为的处理问题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 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 （七）其他问题 本意见所称“以上”、“以内”，包括本数。 本意见所称“层级”和“级”，系指组织者、领导者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之间的上下线关系层次，而非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组织中的身份等级。 对传销组织内部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以及对组织者、领导者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层级数的计算，包括组织者、领导者本人及其本层级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