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8民终489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传生（系杨建之父），男，194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秀元（系杨建之母），女，1948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凤霞（系杨建之妻），女，196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阳（系杨建之长女），女，1987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尧（系杨建之次女），女，1990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五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柱，兖州新兖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袁二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孟庆磊，村党支部书记。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冉冉，山东众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章，山东众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与上诉人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袁二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袁二村委会）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2018）鲁0812民初4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以下简称五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袁二村委会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04905.5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袁二村委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查明，2018年9月12日，在袁二村委会的组织下，杨建及其同事为袁二村委会更换了路灯，未取得劳动报酬，构成义务帮工。同年10月3日杨建发现有一盏路灯不亮，遂将该路灯进行修理是义务帮工的延续。显然，一审法院认定杨建维修路灯的行为与袁二村委会构成义务帮工事实正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可见，该法律规定采用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是义务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受到人身损害，被帮工人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袁二村委会并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杨建在从事义务帮工的过程中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只是存在一般的过错，亦没有明确拒绝帮工。因此，不应减轻袁二村委会的赔偿责任。袁二村委会辩称：一、2018年9月12日杨建更换路灯的行为是有偿劳务，不构成义务帮工。2018年9月12日经村委决定并经村委成员孟庆红与杨建协商一致，杨建为村委会更换路灯约十盏，村委会按每天50元支付给杨建劳务费。杨建与其一名同事当日更换完路灯后，杨建要求将劳务费换成烟，一人给三盒玉溪烟，村委会按照杨建的要求给杨建和他同事每人三盒玉溪烟作为更换路灯的劳务费。至此，杨建和袁二村委会均按协议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双方也未再就此后路灯的维护和更换事宜作出任何约定，故杨建2018年9月12日的行为为一次性有偿劳务，并非是义务帮工。证人孟某、孟庆红为经办人，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也作出了详细完整合理的说明，接受了法庭及对方的询问。二、2018年10月3日杨建的行为不是2018年9月12日的延续。五上诉人主张前后两行为之间存在延续关系，就应当举证证明袁二村村委会与杨建之间在2018年9月12日就“路灯如出现故障仍需要杨建进行维修”另有约定。但一审中五上诉人并未就这一关键事实举证证明，而袁二村委会申请的证人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上述约定。事实上，一审法庭为了查明是否支付报酬及后行为是否是前行为的延续，第一次庭审时已要求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在场人员出庭作证，袁二村委会按照法庭要求申请了经办人孟某、孟庆红出庭作证，而五上诉人未申请与杨建一同更换路灯的同事出庭证明案件事实，无论什么原因未申请，五上诉人都应当承担有证不举或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三、本案不属于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案件，不能适用《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作为裁判依据。五上诉人称“袁二村委会没有明确拒绝帮工”系强人所难，事故发生前袁二村委会根本不知道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攀爬灯杆的行为及行为目的，对杨建的行为自然不可能做出相应的意思表示。四、袁二村委会对于死者杨建2018年10月3日的行为未授意，更不知情，这属于消极事实。五上诉人主张2018年10月3日的行为是基于袁二村委会组织、授意而为，是2018年9月12日行为的延续，这属于积极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五上诉人应当就其主张的积极事实举证证明，本案亦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案件，如五上诉人不能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应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袁二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对杨建的死亡赔偿金为302360元（按农村标准计算）、丧葬费34652.5元承担10%的补偿责任，共计33701.25元（与原判决相差207770.4元）；上诉费用由五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死者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早8点左右攀爬路灯杆，这一行为的目的和行为性质是确定袁二村委会是否应当对五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关键，但一审未就杨建的行为目的进行调查核实，对行为性质也认定错误。（一）一审将杨建攀爬路灯杆的行为目的认定为维修路灯，缺乏证据证实，理由如下：杨建并不是维修完路灯或正在维修路灯过程中坠落，而是在路灯杆半腰处坠落死亡，五上诉人庭审中也并未举证证明杨建攀爬路灯杆的目的。杨建发生事故死亡日期是2018年10月3日，是国庆节村委放假第三天，村委会成员没有人知道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一大早就去攀爬路灯杆，他也没有向村委会任何一成员汇报他要攀爬路灯杆以及攀爬的目的。一审中袁二村委会并未承认杨建攀爬路灯杆是为了维修路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五上诉人应当就死者杨建的行为目的进行举证证明。（二）本案事故不是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审判决认定杨建2018年9月12日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并认定2018年10月3日的行为系义务帮工工作的延续，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2018年9月12日杨建更换路灯的行为是有偿劳务，不构成义务帮工，袁二村委会申请的证人已予以证实，也作出合理说明。2018年9月12日经村委决定并经村委成员孟庆红与杨建协商一致，杨建为村委会更换路灯约十盏，村委会按每天50元支付给杨建劳务费。杨建与其一名同事当日更换完路灯后，杨建要求将劳务费换成烟，一人给三盒玉溪烟，村委会按照杨建的要求给杨建和他同事每人三盒玉溪烟作为更换路灯的劳务费。至此，杨建和袁二村村委会均按协议履行完毕自己的义务，双方也未再就此后路灯的维护和更换事宜作出任何约定，故杨建2018年9月12日的行为为一次性有偿劳务，并非是义务帮工。证人孟某、孟庆红为经办人，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也作出了详细完整合理的说明，接受了法庭及对方的询问。同时，每人三盒玉溪烟是杨建要求的支付报酬方式，价值已超双方约定的劳务费数额，双方当事人又为组织与个人，支付的理由也是为了公事，不宜认定为人情世故及善良风俗。退一步讲，就算2018年9月12日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则该义务帮工行为也于2018年9月12日随着更换路灯工作的完成而结束。2、2018年10月3日杨建的行为不是2018年9月12日的延续。五上诉人主张前后两行为之间存在延续关系，就应当举证证明袁二村委会与杨建之间在2018年9月12日就“路灯如出现故障仍需要杨建进行维修”另有约定。但一审中五上诉人并未就这一关键事实举证证明，而袁二村委会申请的证人可以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上述约定。事实上，一审法庭为了查明是否支付报酬及后行为是否是前行为的延续，第一次庭审时已要求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在场人员出庭作证，袁二村委会按照法庭要求申请了经办人孟某、孟庆红出庭作证。而五上诉人未申请与杨建一同更换路灯的同事出庭证明案件事实，无论什么原因未申请，五上诉人都应当承担有证不举或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袁二村村委会对杨建攀爬路灯杆的行为并不知情，亦未授意，双方更不存在先前约定义务，纯属杨建个人行为，应自担风险。二、杨建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一审判决认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户籍性质确定计算标准。2006年4月3日（2005）民他字第25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又明确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2006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将上述复函印发予全国各地高级法院，要求参照适用，对司法审判实践已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具体到本案，杨建是农村户口，住所地在农村，而且是袁二村第一小组组长、村红白理事会成员，农村承包地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庭审中五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明杨建有工资收入以及收入来源，一审判决仅以一份劳动合同认定死亡赔偿金按城镇标准计算证据不足。而且该合同是2018年1月15日签订，距杨建去世2018年10月3日尚未满一年，杨建死亡赔偿金依法应按农村标准计算，共计302360元（15118元/年×20年）。三、杨建母亲不属于被扶养人，一审判决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错误。杨建的父亲系退休工人，每月有退休金收入，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应当取得的养老金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等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杨建父亲退休金为杨建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杨建母亲每月都有生活来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伤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杨建母亲有生活来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范围。四、袁二村委会承担的是适当的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承担30%赔偿责任比例太高，显失公平，改判袁二村委会承担10%的补偿责任更符合法律规定。即便2018年10月3日杨建攀爬路灯杆是为了维修路灯，也不是2018年9月12日行为的延续，属于另一个行为，是其自作主张去维修路灯，并未与村委会达成义务帮工的合意，按照法律规定，村委会可以在受益的范围内适当补偿。但2018年10月3日杨建并未为村委会维修好一盏路灯，并未使袁二村委会受益，一审判决认定村委会承担30%的赔偿责任比例太高，显失公平。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辩称：一、杨建与袁二村委会之间构成义务帮工，袁二村委会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杨建从2003年在颜店镇农电站工作，后劳动关系单位转为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袁二村、孔屯村、丁庄村、北王屯村及天气庙社区的电费抄、核、收及业务咨询工作。2018年9月20日，袁二村委会为改善民村生活环境，安排杨建义务更换、维修村中路路灯。因工作需要，杨建又邀请了一名同事协助完成该事项。路灯更换维修完成后，村委会为表示答谢，宴请了杨建及其同事。在使用过程中，因更换的路灯中有一盏出现故障，2018年10月3日早8时15分许，杨建对故障路灯进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杨建从路灯杆上摔下，当场死亡。在现场，杨建所使用的攀爬路灯杆的铁鞋在路灯杆上，距离地面约四米处。随后，部分村民及村委人员滕新彬到达事故现场。事故发生后，袁二村委会向所在管区、镇政府进行了汇报，双方对杨建的死亡原因没有异议，且双方通过镇政府曾协商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见。显然，杨建的死亡是因为义务帮助袁二村委会的行为而导致。退一步讲，即使2018年10月3日没有人指示杨建去维修路灯，杨建与袁二村委会之间亦存在义务帮工的延续，从事的是与义务帮工相关的活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杨建与袁二村委会之间构成义务帮工，袁二村委会应对杨建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正确。二、该案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居民计算。杨建虽然系农村居民，但杨建从2003年开始在颜店镇农电站工作，至死亡时杨建的劳动关系在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系该公司的正式职工。庭审时五上诉人已向法庭提交济宁市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工作证、劳动合同用于证明杨建生前系单位职工。从济宁市兖州区社会保险处出具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可以看出，杨建生前月工资3000余元，该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然杨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来自于企业工资，并非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因此，涉及杨建死亡的赔偿标准应依据就高不就低的赔偿原则，按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而不应按照农村居民计算。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袁二村委会的上诉请求。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被告给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834036.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建（公民身份号码）生前系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袁二村村民，在颜店镇农电站工作，主要负责颜店镇袁二村照明及农排用电工作。自2018年1月15日开始,杨建与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至国家电网山东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部从事农村低压客户的抄表服务、农村低压业扩安装、受理农村低压客户服务节能降换业务等工作。2019年9月11日，被告袁二村委会经研究决定对本村内部分路灯进行更换。2019年9月12日袁二村委会工作人员购买路灯后由杨建及其同事负责更换并于当日更换完毕。2018年10月3日早上，因更换的路灯中有一盏不亮，杨建即进行维修，在攀爬路灯杆过程中不慎坠落并当场死亡。庭审中，原、被告对杨建2018年10月3日维修路灯的行为定性存有争议，原告认为2019年9月12日，杨建与其同事为被告更换路灯未收取报酬，构成义务帮工，事发当日即2018年10月3日发现有一盏路灯不亮，杨建为其修理是义务帮工工作的延续，故被告袁二村委会应当承担责任。被告认为，2019年9月12日，经村委会研究后决定对村内路灯进行更换，随即让本村会计联系杨建及其同事进行路灯更换，并在当日路灯更换工作完成后按照杨建的要求，村委会给杨建及其同事每人三盒玉溪烟，此行为系一次性劳务，2018年10月3日事故发生时，杨建在未与村委会协商、也未在村委会授权的情况下私自维修路灯，该行为系杨建个人行为，其不幸发生事故应自担风险。被告申请村委委员孟庆红（公民身份号码、孟庆磊（公民身份号码）出庭作证，该两位证人陈述到2019年9月12日杨建及其同事完成路灯更换后由孟庆磊请客吃饭，并给予其二人每人三盒玉溪烟，未再支付其他报酬，2018年10月3日杨建维修路灯村委会并不知情。另查明，杨建家庭成员如下：母亲刘秀元、父亲杨传生、妻子姚凤霞、长女杨阳、次女杨尧，其父亲杨传生系退休人员，有固定退休金作为生活来源，其女儿杨阳、杨尧均已成年。杨传生与其妻子刘秀元共生育三个子女，长子杨建、次子杨勇（公民身份号码、女儿杨晓艳（公民身份号码。2018年12月17日，杨传生等五原告诉讼来院，庭审中又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袁二村委会赔偿其各项损失913740.49元：其中死亡赔偿金735780元、丧葬费34652.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88307.99元（其中杨传生53834.66元、刘秀元34473.33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处理丧葬费事宜合理花费5000元。被告应诉后称2018年10月3日杨建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村委会无关，且被告已给付原告5000元表示慰问，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杨建的行为是否系义务帮工行为，（二）被告袁二村委会在此次事故中过错程度及责任范围，（三）原告请求的赔偿项目及计算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死者杨建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2018年9月12日，在被告村委会组织下，杨建及其同事为该村委会更换了路灯，杨建及其同事并非是该村委会的电工，更换路灯不属其工作范围之内，被告村委会亦未给予杨建及其同事报酬，被告称路灯更换工作完成后，被告给予杨建及其同事每人三盒玉溪烟作为报酬，其仅有证人证言为证，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况且即使如被告所述给予杨建及其同事每人三盒烟也是出于农村的人情世故及善良风俗，不宜将其认定为劳动报酬而将该行为定性为一次性劳务，故2019年9月12日杨建的行为构成义务帮工。2018年10月3日，杨建发现有一盏路灯不亮，遂将该路灯进行修理是义务帮工工作的延续。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杨建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电工，应当具备相应的电工从业技能及危害预见能力，在其攀爬路灯杆时亦应预见到高空作业的危险性，从而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2018年10月3日其修理路灯时不慎坠落，正是其安全措施不到位、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才导致事故的发生，故死者杨建存在严重过失，自身应负主要责任。但袁二村委会作为被帮工人应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其工作不到位、疏于管理和监督，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赔偿原告的部分损失。关于焦点（三），1、死亡赔偿金，原告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20年即735780元（36789/年×20年），被告认为杨建系农村户口，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本院认为杨建生前系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应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故原告的计算方式及标准本院予以认定；2、丧葬费，根据法律规定，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根据2018年山东省统计部门统计，2017年山东省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9305元，即丧葬费为34652.5元（69305÷2），故原告的计算标准本院予以认定。3、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有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杨建两个女儿均已成年，其父亲系退休工人，有退休金作为固定生活来源，故其父亲不应纳入被扶养人之列；其母亲系1948年出生，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扶养10年，计算标准应以2018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每年10342元计算，因杨建兄妹三人，杨建应承担的扶养数额为34473元（10342×10÷3）；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另要求处理丧葬事宜花费的5000元，原告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804905.5元，结合焦点（一）、（二），本院认为被告应赔偿30%即241471.65元为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袁二村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各项损失241471.65元；二、驳回原告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期限履行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37元，原告负担9518元，被告负担3419元。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经审理查明，杨建系非因工死亡，其工作单位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此共向杨建的亲属支付丧葬补助费、一次性救济费等各项费用共计94252.42元。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二审阶段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2018年10月3日杨建的行为是否属于义务帮工行为;2、袁二村委会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承担，责任比例为多少。3、对杨建的死亡赔偿金是否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付；4、是否应当支持杨建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关于焦点1，杨建生前是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派遣到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部的工作人员，根据五上诉人提交的济宁市光明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企业参保人员在职死亡待遇核定表》，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死亡是非因工死亡，说明其攀爬路灯杆的行为不是为了本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这一规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并不要求达到唯一、排他性。因杨建攀爬路灯杆不是从事本职工作，一审认定其是为了维修路灯，具有高度盖然性，应予支持。至于2018年9月12日袁二村委会联系杨建和其同事为村内路灯进行更换，双方之间是义务帮工关系还是有偿劳务，均随着当天杨建及其同事安装完路灯而终止，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对路灯进行维修的行为，不是对2018年9月12日行为的延续。故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义务帮工行为的延续，有失妥当，本院予以纠正。义务帮工关系的成立需要帮工人和被帮工人达成帮工的合意或明确拒绝，五上诉人并未举证证实杨建于2018年10月3日维修路灯的行为经过了袁二村委会的同意，故2018年10月3日杨建的行为不构成义务帮工。关于焦点2，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杨建为了村民利益维修路灯的行为是一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对其应予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杨建在维修路灯的过程中不慎跌落死亡，没有侵权人，袁二村委会作为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补偿标准，法律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补偿和赔偿不同，承担的是一种次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事发的经过、双方的经济状况等因素，认定袁二村委会承担30%的责任，杨建自行承担70%的责任，不超出合理限度，应予维持。关于焦点3，根据五上诉人一审中提交的济宁市兖州区社会保险处出具的杨建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杨建最初在颜店镇农电站工作，其一直享受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待遇。故应当认定杨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工资收入。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经济收入损失的补偿，其所受损收入的主要来源决定死亡赔偿金应适用何种标准计算。因此，在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将主要收入来源地作为死亡赔偿金的主要判断因素。因杨建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对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计算。关于焦点4，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杨建的母亲已71周岁，丧失劳动能力，其本身不享受退休待遇，杨建的父亲享受退休待遇，并不影响杨建的母亲成为被扶养人的范畴。故一审法院支持杨建母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并无不当，应予维持。综上，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与袁二村委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有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6266元，由杨传生、刘秀元、姚凤霞、杨阳、杨尧负担11849元，由袁二村委会负担4417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闫先东审判员  宋汝庆审判员  史海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