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47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法定代表人：谢中，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向伟，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法定代表人：金钟仁，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洁、丛健，北京嘉润（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怡供应链”）、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天超市”）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34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宁担任审判长（并任主审），与审判员鞠安成、刘春杰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百怡供应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由乐天超市向百怡供应链支付货款912,511.81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自百怡供应链认可的应付款之日起至欠款全部给付之日止）；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乐天超市承担。事实及理由：一、一审以我方开具发票数额认定我方总供货额为1,605,690.55元错误，我方实际供货额是2,336,486.12元。二、一审认定乐天超市应向我方支付货款的数额错误。双方核实开发票数额时，已扣除了一次扣费和退货额，一审在发票数额基础上又重复扣除促销费和退货额错误。三、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时我方已提供了乐天超市控制的B2B网上平台的数据，乐天超市不认可，应由其提供证据，法院应当让其提供其控制的B2B网上平台的数据。四、一审以欠付货款并非乐天超市故意为由，驳回我方要求给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请求错误。五、一审判决我方承担案件受理费错误。上诉人乐天超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百怡供应链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均由百怡供应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促消费的数额和证据错误。促销费发票不应作为产生促销费的必须证据，促销费数额应以双方签订的《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确认的数额为准。二、物流费是百怡供应链实际发生的费用，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应在应付款中直接扣除。原告百怡供应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032,501.01元及利息损失48,526.11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自原告认可的应付款之日起至欠款全部给付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1月30日的利息为48,526.11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双方自2015年9月15日建立起商品买卖关系，后签订《买卖合同》，约定被告购买原告的商品，货到次月起30天内支付货款，双方合作至2017年3月4日，销售货物总计金额为2,336,486.12元，被告支付货款总额为1,303,985.11元，尚欠货款1,032,501.01元，上述欠款，虽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以种种理由至今未能给付。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自2015年9月起向被告公司及其下属门店超市供货，2015年12月31日，原、被告签订了《乐天玛特》买卖合同，约定由乙方（原告）向甲方被告超市（被告）供货，交货实行送货制，原告应按订单所规定的时间自费将商品运送至订单指定的交货地点交予被告，期间所需一切费用由原告承担。价格由双方协商定价，并在报价单载明，价格应当含当期增值税及其他一切费用在内。被告实际应付的款项，应为扣除各项折扣、费用之后的净额，被告付款前应收到原告提供的正确的合法的增值税发票，被告应当在收到原告正确的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后的最近一次固定付款日付款。双方关于退货的约定：甲方（乐天）退货通知可以选择采取B2B网上对账系统上的负数订单形式、电子邮件形式或者退货通知单形式中的任何一种。甲方通过B2B网上对账系统下达负数订单，向本合同附件中乙方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邮件或者退货通知单到达本合同在乙方地址时，视为退货通知已送达乙方。退货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甲方有权从乙方的货款中扣除该退货货物的价款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双方共计签订了9份《乐天玛特》买卖合同，主要合同内容未改动。2015年12月31日，原告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签订了《款项确认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乙方（原告）在此确认：对于自双方合作以来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甲乙双方签订的《商业购销合同》和《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应当由甲方履行的服务项目等全部内容，甲方已经履行完毕约定的全部义务，已经向乙方提供了全部服务；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及对于约定的甲方有权收取的各种款项的名称及金额无异议……乙方同意并认可甲方收取上述全部服务项目费用及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款项，并且同意并认可甲方有权从应给付乙方的货款中单方扣除《商业购销合同》和《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等约定的上述费用。甲方将不在保留乙方已经确认上述部分的相应快讯、挂牌、眉栏、灯箱等所有宣传材料。乙方在此确认：对于双方合作以来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的甲方对乙方的所有退货，乙方已经认可全部退货并且确认已经收取走全部退货。乙方确认该退货商品的退货单无须得到乙方人员签字确认即为有效。乙方同意并认可甲方从应给付乙方的货款中单方扣除上述退货款项。乙方对甲方单方面扣除全部退货的原因及退货金额不存在任何争议，甲方将不在保留乙方确认上述退货部分的相应凭证。”2015年9月，原告与被告还签订了《物流服务协议》，约定甲方（乐天北京物流有限公司）向乙方（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商品运输服务，根据乙方提供的丙方（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订单，将乙方商品运输至乙方指定的丙方门店。甲方委托丙方向乙方收取物流服务费用。付款方式为物流服务费标准从应付乙方货款中单方面扣除的方式代甲方收取物流费用。原、被告在庭审中一致认可，自原告给被告供货以来，原告向被告供货并开具发票的金额为1,605,690.55元，被告向原告付款的金额为1,303,985.1元。2016年10月18日，原告出具介绍信一张，该介绍信载明介绍郑征到乐天于洪取“好时”退货，该介绍信未注明有效期。2017年4月21日，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郑征办理退货，该介绍信未注明有效期。对于郑征签字金额为1,161元、135.2元、934.88元、417.89元、3,932.75元、583.68元、22,635.11元、7,498.94元、8,751.83元、12,491.6元、8,260元、234元、583元的退货票据予以认可。2017年11月14日，原告出具介绍信一张，该介绍信载明：“乐天于洪店兹介绍李殿斌等壹名同志到你处退货，有效期叁天”。对李殿斌签字的金额为13,320.68元、274.79元退货票据予以认可。2016年7月22日，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朱彦林到被告处办理退货业务，有效期限为半年。2017年4月24日，原告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委托张旭东去被告处办理退货手续，有效期5天。2017年10月19日，原告出具介绍信一张，介绍隋福祉办理退货，有效期3天。对于朱彦林、张旭东、隋福祉签字的退货单据，因被告提供的退货单据的日期与取货人授权委托的有效期不符，本院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14张，证明双方合作期限内总计发生促销费154,100元，原、被告签订的《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协议书中约定，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费用的种类及支付该费用的方式在货款扣款中扣除。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认为被告扣除促销费，被告应给付原告开具相应的发票，应以原告实际收到的发票金额为准，原告实际收到的促销费发票金额为38,773.86元。另查明，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多次要求原告提供其公司与被告公司的往来账目，但原告公司以公司内部原因会计离职为由未向法庭提供。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已经向被告交付了货物，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关于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的具体数额。首先，原、被告双方明确约定“被告实际应付的款项，应为扣除各项折扣、费用之后的净额”，故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货款金额并非是原告的供货金额，应为开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扣除相应的费用；其次，被告扣除原告相应的促销费用等应提供相应的扣费凭证，被告应对扣除费用的具体数额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被告主张应扣除相应的促销费用，提供了原告公司盖章的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14张总计金额为154,100元，被告公司在收取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促销费用后应给原告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但被告公司未向法庭提供原告公司领取促销费发票的全部证据，故按照原告公司收到的促销费发票金额38,773.86元予以确认，该费用应在货款中予以扣除，另在本院审理的其他供应商与乐天超市之间的纠纷时亦扣除了相应的促销费用。第三，双方发生的退货费用也应当在货款中予以扣除，关于双方在合同中关于退货的约定“退货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甲方有权从乙方的货款中扣除该退货货物的价款而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合同条款由被告单方制定的，限制了原告方的主要权利，系格式条款，应为无效。是否应当在货款中扣除相应的退货费用，应以原告公司工作人员办理了相应的退货手续为准。对原告办理了退货手续的81,215.35元应予以扣除。故被告应给付原告的货款的数额应为181,716.24元（1,605,690.55元-1,303,985.1元-38,773.86元-81,215.35元）。关于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已经供货但是未对账开发票货款342,345.62元的诉讼请求，原告主张的已经供货但是未开发票供货发生时间为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在该期间段原、被告之间亦发生了供货、开票、结算业务，且开具发票的权限在原告，在此期间部分进行结算部分未结算不符合常理；另本庭在案件审理之初及案件审理过程多次要求原告提供其公司的账目，作为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往来应明确记录，也能如实反应与交易对方的应收账款情况，但是原告拒绝提供，综上，本院原告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形成内心确认，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向原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0%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货款181,716.24元，但该货款金额的产生并非基于被告故意拖欠，是原、被告在计算费用时产生的差异，且双方在诉讼之前并未对账目进行核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货款181,716.24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4,529.2元，由原告承11,624.2元，由被告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承担2,905元。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中,除对促销费数额认定有误外，其他事实认定正确。另查明：双方当事人签订14张《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每张上面均写明收取促销费数额及项目，上面加盖双方当事人公章。乐天超市主张其已给百怡供应链开具了154,100元促销费发票，但百怡供应链只认可收到38,773.86元的促销费发票。再查明：乐天超市的各个门店，于2017年底闭店，于2018年7月-10月份相继注销登记。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百怡供应链向乐天超市供货数额是多少？2、促销费数额是多少及退货款应否在本案中予以扣除？3、双方是否发生物流费，应否在本案中予以扣除？关于百怡供应链向乐天超市供货数额是多少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一款（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本案应由百怡供应链承担证明向乐天超市供货总额为2,336,486.12元举证证明责任。但是，在一审法院审理中，百怡供应链仅向法院提供了其自述为在乐天超市B2B平台上下载打印出来的供货明细表。但对此明细表，乐天超市主张“是百怡供应链公司单方制作的，并不是来源于B2B平台，且B2B平台是由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网络平台，该平台是由供货商百怡供应链缴纳维护费用才能使用，双方在2017年不再合作，因此，百怡供应链没有再继续缴纳费用，所以该平台已经在2017年时关闭无法登陆。”，且因百怡供应链所提供的这份证据仅是一份供货明细，并无法证明是从B2B平台上下载打印出来的总供货数据，因此百怡供应链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故本院无法支持百怡供应链提出的供货总额为2,336,486.12元的主张。虽然，在一审法院审理中，百怡供应链还提供了一些销售单原件，证明乐天超市未将白联收回部分，就是双方未经结算、百怡供应链未开具发票、乐天超市未给付货款的部分。但是乐天超市抗辩“双方结算时，是需要百怡供应链提供销售单，但是我们并不收回，而且百怡供应链所提供的这些销售单是2016年1月至2017年2月的，百怡供应链最后一次供货是2017年3月，我方最后一次付款是2017年6月，从时间上看，我们的付款已涵盖了这些销售单，如果百怡供应链提供2017年6月之后的销售单，我方可以核对。”，而且，百怡供应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结算时需由乐天超市收回这些销售单的白联，故本院不能仅凭百怡供应链现持有销售单的白联，就认定这是双方未经结算的部分。综上，本院对百怡供应链提出的供货总额为2,336,486.12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促销费数额及应否在本案中予以扣除的问题。乐天超市主张促销费的数额是154,100元，其提供的证据是双方签订的《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及促销海报，并主张其已给百怡供应链开具了154,100元的促销费发票。虽然，百怡供应链否认部分促销费发票签收单上的签字人员是其工作人员，只承认收到38,773.86元的促销费发票，但是，因为百怡供应链不否认这14张《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上所加盖的公章是其单位公章，且这14张《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上均载明了促销内容及金额，因此应当以这14张《特殊项目合作协议书》上所载明的金额，认定发生了154,100元的促销费，并应从总欠款中扣除。但因乐天超市在本院审理中自认双方的交易模式是“百怡供应链给乐天超市开具供货发票，乐天超市扣减促销费也给百怡供应链开具发票，百怡供应链可以抵扣。”，而且现因乐天超市已闭店，无法开具发票，因此对这115,326.14元（154,100元-38,773.86元）的促销费，应再减掉百怡供应链无法获得抵扣的税款6,919.56元（115,326.14元ｘ6%）后为108,406.58元，应在应付款额中扣除。至于乐天超市所退货品81,215.35元是否重复扣除的问题。本院认为，由于乐天超市在本院二审中主张“双方是30天为一个账期，每期对账时用百怡供应链的送货额减去当期的退货额，再减去一个月的折扣，然后由百怡供应链给乐天超市开具发票。但是本案的这些退货是百怡供应链已给乐天超市开完1,605,690.55元发票之后，又发生了81,215.35元的退货。”，因此，这81,215.35元的退货额应否在本案应付款中予以扣除，就应审查这些退货是发生在百怡供应链开具1,605,690.55元发票之前，还是开具发票之后。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发票明细看，百怡供应链向乐天超市开具1,605,690.55元发票的时间是在2015年11月1日至2017年6月20日，而本案乐天超市提供的、由百怡供应链的郑征签字的共计67,619.88元的退货凭证时间均在2017年6月20日之前，而由李殿斌签字的两笔退货13,595.47元均是在2017年11月14日，因此，由郑征签字的共计67,619.88元的退货额不应再从应付款中予以扣除，由李殿斌签字的共计13,595.47元的退货额应从应付款中予以扣除。关于乐天超市主张的应扣除物流费24,557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当事人于2015年9月签订了《物流服务协议》，约定由乐天北京物流有限公司向百怡供应链提供商品运输服务，且乐天北京物流有限公司委托乐天超市向百怡供应链收取物流服务费，并从应付百怡供应链的货款中单方面予以扣除；但是，因在本院审理中，百怡供应链否认由乐天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服务，并主张是由自己的物流公司进行运输，而乐天超市自认不能提供实际发生该物流费的证据，故本院对乐天超市提出的此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乐天超市应给付百怡供应链货款数额为140,929.54元【1,605,690.55元（开发票额）-1,303,985.1元（已付款额）-38,773.86元（已开发票的促销额）-108,406.58元（未开发票的促销额减代付税款后）-13,595.47元（开发票后的退货额）】。关于百怡供应链提出的应由乐天超市给付利息的问题。本院认为，因双方当事人在所签订的《乐天玛特买卖合同》中约定乐天超市应当在收到百怡供应链开具的合法的增值税发票后的最近一次固定付款日付款，现乐天超市已于2017年底闭店，并经一、二审法院查明乐天超市应当向百怡供应链支付货款，故乐天超市应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给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均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本院予以部分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347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二、变更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8）辽0114民初3471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上诉人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上诉人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货款140,929.54元；三、上诉人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上诉人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本金140,929.54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上诉人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上诉人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529.2元，由上诉人沈阳百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1,410.6元，由上诉人辽宁乐天超市有限公司负担3,118.6元。二审双方当事人分别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4,529.2元，由双方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 宁审判员 鞠安成审判员 刘春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法官助理李国楠书记员关瑞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