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482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晓平，男，汉族，1948年3月19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经常居住地广东省中山市。上诉人（原审原告）：廖若男，女，汉族，1946年2月19日出生，户籍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经常居住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晓林，男，汉族，1948年5月26日出生，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剑频，男，汉族，1956年8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晓平，基本信息同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贵阳市立诚公证处，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217号。法定代表人：郭磊，该公证处副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龙，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超，贵州正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立诚公证处（以下简称立诚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91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二、依法确认被上诉人出具的公证书违反公证程序，采用虚假证明，遗漏了法定继承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判决被上诉人赔偿四上诉人房屋拆迁补偿款的利息4,325.42元（从2018年1月5日至今，保留追诉赔偿其他损失等权利）；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四上诉人与案外人廖某系廖金镛与莫庆荣生育的五个子女，父母去世后遗留位于贵阳市××的住房一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应当由五个子女依法继承。2009年10月10日，兄弟姐妹四人签署了《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廖剑频虽未到场，但经电话告知后同意补签，廖某在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7）黔0103民初7196号民事判决书中也予以确认，该协议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协议原件被廖某销毁。2009年10月12日，除廖剑频外的三上诉人到毓秀路的一位律师处，签署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后在廖某家中，她拿出了空白的公证申请表、受理通知单、谈话记录和法律责任告知书给三上诉人签字，而后廖某到被上诉人处出示了有关资料，办理了违背四上诉人真实意愿的公证书，将莫庆荣名下的房产过户到其名下，四上诉人得知房屋被拆迁后要求廖某分割房屋拆迁款，但其拒不分配。2、贵州省公证协会于2017年10月20日和2018年1月5日下发了“廖若男等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的处理意见”和“关于（2009）黔筑立诚公字5570号《公证书》的处理意见”，但被上诉人拒不采纳；3、四上诉人2009年10月12日当天没有到过立诚公证处申办公证，也没有在被上诉人处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和所有申请公证资料及表格，公证书是廖某一人申办，被上诉人违反了《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以及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公证资料是在公证处签署；4、从《公证申请表》填写的内容来看，廖晓平的出生年月未按照身份证填写，未填写廖晓林和地址，可以推断上诉人当天未在公证书，《公证谈话笔录》也是廖某一人的谎言，被上诉人也未将公证书送达给上诉人；5、2009年8月20日盖有贵阳市云岩电影院行政章的证明材料是廖某一人填写，廖金镛生育五个子女，廖某对此很清楚，但故意遗漏廖剑频不填，达到骗取公证书的目的，五个子女只填写四个，这就是不真实，可以认定该证明材料是虚假的，廖某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应负审查核实不严的责任。能够证明廖金镛子女情况的证据是2017年2月27日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材料，被上诉人提交的1971年廖金镛的档案材料，未经父亲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认可，且内容不真实，不应采信。上诉人提交了在中共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调取的廖金镛的《干部登记表》及《文化系统职工登记表》中均载明廖剑频系廖金镛的儿子，廖剑频是寄养而非收养在叔父家，是廖金镛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立诚公证处辩称，我处办理案涉公证程序合法，符合公证程序、办理规则以及司法行政制定的行业规范，公证书的内容合法正确。被上诉人在出具公证时已经尽到了充分的审查和核实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案涉公证书不存在遗漏继承人的情形，廖剑频自幼被其叔叔廖英才收养。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依法确认被告出具的（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严重违反公证程序、采用虚假证明材料、遗漏了法定继承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二、依法判决被告出具的（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应予作废、自始无效。三、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应继承遗产房屋拆迁补偿款811,017元的利息损失（从2018年1月5日至今）4,325.42元。四、本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原告廖晓平曾用名廖小平，廖晓林曾用名廖小林，廖剑频又名廖建平。2009年10月12日，立诚公证处出具（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载明：“申请人廖某、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四人因继承父母廖金镛、莫庆荣所留房屋遗产事宜，于2009年10月12日向本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公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对申请人提交的权利证明及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了审查核实，并对申请人及有关证人进行了询问，现查明如下事实：一、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系夫妻，两人分别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九九三年四月因病死亡，廖金镛死亡后莫庆荣未再婚。二、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遗留有住房一套，位于贵阳市××号（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建筑面积：42.82平方米），依据《婚姻法》的规定，确认上述房产为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夫妻的共有财产，现为该夫妻的遗产。三、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生前均未就上述遗产立有遗嘱，也未与他人及组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四、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有子女四人：廖某、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各自的父母均已于其本人之前死亡。五、被继承人的子女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三人已于2009年10月12日在本公证处声明放弃对上述遗产的继承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夫妻的上述房屋遗产应由其子女廖某、廖晓平、廖晓林、廖若男四人共同继承；因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均已声明放弃继承权，为此，特确认上述房屋遗产由被继承人的女儿廖某一人继承。上述继承属实、合法。”该公证书后附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一份，载明：“声明人：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我们的父母廖金镛、莫庆荣分别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九九三年四月因病死亡，遗留有住房一套，位于贵阳市××号（筑房权证云岩字第××号，建筑面积：42.82平方米），依据法律规定，该房系我们父母的遗产，我们是该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之一，现我们郑重放弃继承权，全部给廖某继承。特此声明！”声明人落款处有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的亲笔签名及捺印。庭审中被告又提交《公证申请表》、《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受理通知单（回执）》、《公证谈话笔录》向一审法院证实该公证系原告廖晓平、廖晓林、廖若男及案外人廖某一起到公证处所办。原告认可上述文件中的签名均是其本人所签，但称上述文件中《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四人在毓秀路廖某说的她的一个律师朋友那里签的，当时在毓秀路没有看见公证处的牌子，里面只有一张方桌，连凳子都没有，受理通知单（回执）、谈话笔录、责任告知书、公证申请表则是廖某在家中拿的空白文件让原告所签，四人签字之后，商议等廖剑频到贵阳签字后，五人一起去申办公证书，但后来廖某为达到一人获取父母遗产之目的，独自一人去被告处办理了该公证，原告同时提出，廖金镛、莫庆荣夫妇共同生育子女应是五人，分别为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与案外人廖某。但是廖某在办理涉案公证时，向公证处提交了虚假的贵阳市云岩电影院《证明》，该《证明》内仅登记了廖金镛、莫庆荣所生子女仅有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某。因此，原告认为该公证书使用虚假证明文件遗漏被继承人，且公证程序严重违法。2005年，涉案房屋被拆迁，案外人廖某一人领取了811,017元拆迁款并拒绝分配，原告因此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如前。庭审中，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原告在签字时《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是已经打印好内容的文件，上面的声明人仅有廖若男、廖晓平和廖晓林，如果原告认为廖剑频是合法的继承人，对这份声明书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为什么还要在上面签字？原告在庭审中称这个协议是廖某自己打的，可能是漏了也可能是故意遗漏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签字没有这么认真，我们看到没有廖剑频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签字了，因为廖某说后面补。后在对廖某及张某的证言发表质证意见时，原告又称《放弃继承权声明》是在毓秀路拿到街上去打印的。一审法院又问原告，既然原告说要等廖剑频回来一起办公证，为什么要提前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原告称因为四名原告中只有廖晓林在贵阳，所以就谁来谁先签。同时原告表示，2009年10月10日，其兄弟姐妹还签过一份《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上面写得很清楚五人继承，但是廖某去办公证的时候没有拿出这个协议给公证处看。因此，原告提交从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卷宗内复印的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某于2009年10月10日签订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我们的父亲廖金镛（1991年逝世），母亲莫庆荣（1993年逝世），生前居住在贵阳市××号单位分配的房屋内，此房在房改出售时由廖若男出资6,086.52元购买，产权登记在母亲莫庆荣名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又于2005年10月共同出资25,003元购买了该房上市权，该房为父母遗产，应由我们共同继承。由于现在只有廖某一人居住在贵阳，为方便房屋管理……达成以下条款：一、决定将产权转移登记在廖某名下，但是变更产权后廖某不得私自变卖、转移、抵押该产权；二、租金收取由廖某负责，并于每年进行分配，扣除发生的费用后平均分配给大家；三、为变更产权所做的公证，不作为我们放弃遗产继承权的依据……”订立人处签名为：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某。原告用该证据欲证实办理公证前，四名继承人签订了该协议，因此原告并未放弃继承权，房屋应由原、被告共同继承。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证人廖某，廖某表示涉案房屋是父亲单位云岩电影院分给父亲的公房，1993年父母都过世了，1994年到2000年之间进行房改，我问他们（原告）哪个要买这个房子，因为房子太旧了，没有人要，当时因为父母去世，单位也不同意卖给我们，拖到1996年的时候，文化局就同意卖给我们了，当时一查五个子女每个人名下都有房子，只有廖若男名下没有房子，后面就以廖若男的名义买的，第一次交1400多块还是我交的，写的收据是廖若男的名字，后来又交了几次钱，后面文化局又查到廖若男的老公名下有房子，文化局又不同意卖这套房子了，后来说用已去世的母亲莫庆荣的名义购买了这个房子，钱都是我交的，共出了四次还是五次钱，2005年的时候又买了个上市权，当时我拿了15,000元的现金，和我前夫9000多的存量补贴，总共价格应该是30000多。当时用廖若男名义交的1400的原件房改办不认，就没有收，所以这个收条的原件还在我手上。2009年姊妹们商量这个房子他们不要了，交给我处理，后面就到公证处了，公证处说的要所有人都到，还要墓碑名字。当时有廖剑频在墓碑上，廖剑频又在成都。廖晓林就讲反正他都抱给我家叔叔了，就我们四个去的，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都在的，全部都在毓秀路。《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也是公证处打出来，他们三个在公证处签的。签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跟公证处讲有廖剑频这个人。因为廖剑频56年生的，57年就抱给我叔叔了，廖剑频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不可能喊他去公证处。云岩电影院的子女关系《证明》是我去的办的，当时去云岩电影院，电影院就查他填的信息，我就填的这几个人，电影院核实了才盖的章。这个《证明》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他们都看过。《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是我跟我前夫争财产打官司的时候做的，公证书是10月12号写的，这个协议就故意写到10月10号，因为是假的，当时我做的原件只有我有，争财产的案子结案之后，我就把东西销毁了。所以他们是不能提供原件的，如果有原件我可以申请去做鉴定的，因为协议上写的时间是2009年，实际上我在2013年做的。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原告明确表示因为当时只签了一份协议，不能提供《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的原件。但是强调原告提供的是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与原件相同的复制件，与原件的效力相同。庭审中，关于遗漏继承人的事实，原告向一审法院提交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及1956年廖金镛原始档案材料一份、全部继承人与父母遗像合影、父母墓碑照片、四川省岳池商务局开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共同生育子女五人，即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与案外人廖某，廖金镛1956年原始材料档案中也记载了其子女共计五人，商务局的《证明》一份，证实廖剑频是寄养在岳池叔父家，不是收养，因此廖剑频是涉案房屋合法继承人之一。被告就本案继承人问题向一审法院提交廖金镛1971年原始档案材料一份，欲证实该档案材料填写晚于1956年的档案，但是在该份档案中，廖金镛所填子女仅为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与案外人廖某，该份档案更能真实体现廖金镛本人对子女情况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印证了廖剑频被收养的事实。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证人张某，其表示当时其是涉案公证书公证员马某（已退休）的助理，本案公证书的草稿是其草拟的，给公证员马某看了才发的。时间就是公证书那一年，在我们毓秀路的办公室，当时公证书上这一家四个人一起来的，来的时候先找马某陈述他们家情况，然后马某审过材料后又询问了当事人，觉得可以受理，就交给我拟法律文书。当时的谈话笔录、放弃继承权、公证申请表、告知书还有一个受理通知书的签字全部都是四个人当着我们的面签的。放弃继承权公证书当时都不是在我们那里打的，我们电脑没接线，我们门口有个湖南人开的打印店，然后我拿过去我读那个小姑娘就打，打完拿回去他们看完之后就在公证处签的字。当时我们都问他们有没有其他继承人，他们都说没有。云岩区电影院出具的《身份关系证明》也是他们办公证的时候带过来的。办理涉案公证的时候没有录像。因为公证程序规定只有在70岁以上的老人立遗嘱才录像，没有硬性要求其他的必须要录，所以这个案子就没有录。另查明，2013年刘正刚起诉廖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筑观法民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中华北路219号1层房屋系廖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所得，属于刘正刚、廖某夫妻共同财产，判决该房归廖某所有，并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廖某不服，提起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上述房屋属于莫庆荣的遗产；廖晓林、廖晓平、廖若男通过5570号公证书证明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放弃了房屋继承权，由廖某一人继承；该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均到庭作证，其中廖晓林证实廖剑频是因为我叔没有儿子，就把他抱走，相当于收养。廖剑频亦在该案中陈述其生于1956年8月9日，小学之前就放在叔叔家读书，之后就一直在四川。廖剑频生于1956年，其到四川生活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未实施，参照1991年12月2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之规定，廖剑频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故该房由廖某一人继承。因廖某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该房，所以房屋属于廖某与刘正刚的夫妻共同财产。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4年3月24日依法作出（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原告对该判决书申请再审，2019年4月1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申3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的再审申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应当适用过错原则。在此原则下，只要满足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行为人有过错、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受到损害、行为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行为人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首先、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公证申请表》、《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受理通知单（回执）》、《公证谈话笔录》、《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均有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三人的签字，被告已经举证原告三人为办理涉案公证所填写的相关证据，原告认可该签字的真实性的同时又称上述文件中除《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以外的材料均是案外人廖某拿了空白的文件让其在家填写的，但是原告对其所述不能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原告认可《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确实在毓秀路签署，但是没有看到立诚公证处的牌子。故本案中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并非廖某拿的空白文件让原告所签，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在已打印好的文件上签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主体，在无相反证据足以证明的情形下，应当推定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在上述声明中签字之行为系其自愿且真实意思准确无误之表达。对该声明的签订地点，本案所有当事人及两名证人均表述是在毓秀路所签，毓秀路是本案被告当年的办公地点，原告虽称没有看见公证处的牌子，但不能因为原告未看见牌匾而否认该办公地点非立诚公证处办公场所。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申办公证，但申办遗嘱、遗赠扶养协议、赠与、认领亲子、收养关系、解除收养关系、生存状况、委托、声明、保证及其他与自然人人身有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应当由其本人亲自申办。公证员、公证机构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得代理当事人在本公证机构申办公证。”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本人在公证处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被告立诚公证处因此为原告出具涉案公证书并未有严重违反程序程序之处。其次、原告称公证处使用的云岩电影院的《证明》中缺少廖剑频，且该证明系廖某所填，为廖某有意遗漏。并提交其父廖金镛1956年填写的档案材料证实廖金镛名下有五名子女即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与廖某。庭审中被告同样提交廖金镛1971年的原始档案，但该档案内填写的子女仅有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与廖某，廖剑频生于1956年，1971年时廖剑频15岁，廖金镛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忘记自己有一个15岁的儿子，结合证人廖某所述及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案件查明的事实，云岩区电影院《证明》内容属实，未遗漏继承人，不属于虚假证明文件。因此，在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及案外人廖某均到场在被告立诚公证处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且均未向被告陈述被继承人廖金镛、莫庆荣还有他继承人并向被告提交云岩区电影院证明的情况下，被告立诚公证处没有理由拒绝或不采信上述证明。再次、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既然原告称要等兄弟姐妹五人全部到齐再到公证处办理涉案公证，为什么要提前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原告称因为四名原告中只有廖晓林在贵阳，所以就谁来谁先签。原告的该说法自相矛盾，既然已经要等五人全部到齐再办公证，不论谁不在贵阳，都没有必要提前签署该声明，人到齐的当天完全可以一起签署声明的同时办理公证，且既然原告中只有廖晓林在贵阳，就更不用大费周章让其他原告先跑一趟签字，等人齐后再跑一趟做公证。故一审法院无法认定原告陈述的真实性。最后、原告提交观山湖区人民法院复印的2009年10月10日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某签订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一份，欲证实办理公证前，四名继承人签订了该协议，因此原告并未放弃继承权，房屋应由原、被告共同继承。该证据首先与被告立诚公证处的《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云岩电影院出具的身份关系证明相印证，签署协议的当事人中仅有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及案外人廖某。且廖某作证时明确表示该协议是我跟我前夫争财产打官司的时候做的，公证书是10月12号写的，这个协议就故意写到10月10号，因为是假的，当时我做的原件只有我有，争财产的案子结案了之后，我就把东西销毁了，所以原告是不能提供原件的，如果有原件我可以申请去做鉴定的，因为协议上写的时间是2009年，实际上我是在2013年做的。经一审法院依法询问原告，原告明确表示均不能提供该协议原件，虽然原告一再强调该复印件是观山湖区人民法院的复制件，效力应等同于原件，但是该份证据出具的确切时间在原告及证人廖某的陈述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事关各方陈述的真实性，在原告无法提供原件进行形成时间鉴定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法认定该协议的真实性从而认可原告的主张。综上所述，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立诚公证处作出的公证文书严重违反公证程序，且不能证实云岩电影院的材料是虚假证明文件，因此不能证实立诚公证处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确认被告立诚公证处出具的（2009）黔筑立诚公字第5570号公证书严重违反公证程序、采用虚假证明材料、遗漏了法定继承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原告因此要求判决涉案公证书作废、自始无效并要求被告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一并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公证致使公证书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依法尽到审查、核实义务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明知公证证明的材料虚假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廖剑频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为25元，由原告自行承担。二审审理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提交了以下新证据：一、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影印件，拟证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的真实性，廖某声称该协议原件她已销毁的说法不可采信。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一审已经质证，且未见照片的原始载体，对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持异议，拍摄内容及时间均无法确定。二、“关于廖若男等公证复查争议投诉的处理意见”，拟证明贵州省公证协会建议被上诉人就原公证争议重新复查。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无异议，该公证书已经被上诉人两次复查，第一次时间是2016年4月6日，经复查我处决定不予撤销，第二次重新复查的时间是2017年11月20日，我处决定不予撤销，在第二次复查后向本案当事人对复查结果进行了送达，廖晓林本人也进行了签字，2018年1月12日我处就案涉公证书的全部程序内容又再次向上诉人进行了详细的书面说明，相应证据已经在一审阶段向法院提交并质证。三、贵阳立诚公证处出具的（2009）黔筑立诚公字5570号公证书，拟证明我们从未收到过公证书，我们也未到公证处办理过申请。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一审中公证处已经提交了包含《公证书》的所有证据原件，相应的办证申请人已经收到了案涉公证书，且公证书在廖某的离婚纠纷及继承纠纷中作为证据使用。四、廖晓林的证词，拟证明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案件中出庭作证时没有说廖剑频“相当于收养”的话。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持异议，根据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八页第二段第六行的内容显示，廖晓林作为证人出庭时已当庭陈述廖剑频系自幼被其叔叔收养。五、廖剑频的学校出具的《证明》和十三位同班同学证词，拟证明父亲廖金镛在廖剑频读书期间负担其生活费属实父亲仍承担赡养责任，证明廖剑频未被收养。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证明》与本案无关，且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六、照片八张，拟证明廖剑频系廖金镛的儿子。立诚公证处质证意见：三性不予认可。立诚公证处申请本院向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调取廖金镛的全部人事档案材料，分别为1958年2月15日廖金镛填写的《干部简历表》、1966年3月6日廖金镛填写的《文化系统职工登记表》、1970年5月24日廖金镛填写《职工简历表》、1971年廖金镛填写的《干部、职工登记表》，拟证明公证书不存在遗漏继承人的情形。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质证意见：1970年和1971年的两份档案材料，廖金镛填写的子女人数是四人，未填写廖剑频，主要是迫于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政治环境，当时廖英才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廖金镛怕连累家庭，故违心地不填廖剑频，也是廖金镛一直不肯将廖剑频抱送给其弟廖英才的原因，对廖金镛填写的上述两份档案材料的子女为四人予以否认，1958年和1966年的两份档案材料均填写了子女为五人。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三条“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之规定，本案系公证处损害责任纠纷，立诚公证处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即公证机构只应对基于自己的过错而给当事人及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主张《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签订和申请公证资料及表格的填写均不是在立诚公证处，立诚公证处违反《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以及《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对此，本院认为，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及立诚公证处均陈述《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系在毓秀路签署，且《公证申请表》、《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告知书》、《受理通知单（回执）》、《公证谈话笔录》上均有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三人的签字，说明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填写相关资料时，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对申请公证的内容是明知的，而立诚公证处当年的办公地点正是在毓秀路，上诉人称上述材料不是在立诚公证处填写，而是在廖某的律师朋友处填写，且签字时上述材料的内容为空白的说法，明显与常理和客观事实相违背，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廖金镛生育五名子女，立诚公证处作出公证所使用的2009年8月20日贵阳市云岩电影院出具的《证明》中漏填了廖剑频，且该证明系廖某所填，系廖某故意遗漏填写，立诚公证处使用的材料系虚假证明文件，公证处未尽到审查核实义务，采用了虚假证明材料，违反了公证程序。对此，本院认为，二审中立诚公证处申请本院调取了存放于贵阳影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廖金镛的档案材料，其中，廖金镛于1970年5月24日填写《职工简历表》、1971年填写的《干部、职工登记表》中填写的子女仅有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及廖某，未填写廖剑频，结合本院（2014）筑民一终字第222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即“廖晓林还证实，廖剑频是因为我叔家没有儿子，把他抱走，相当于收养”，廖剑频亦在该案中陈述其生于1956年8月9日，小学之前就放在其叔叔家读书，之后就一直在四川，该生效判决认定“廖剑频生于1956年，其到四川生活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未实施，参照1991年12月2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之规定，廖剑频未在放弃继承声明上签字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以及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在明知廖金镛还生育了廖剑频的情况下仍然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字，且在立诚公证处所作的《公证谈话笔录》中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明确回答“廖金镛、莫庆荣系原配夫妻，共同生育我们子女四人，被继承人各自父母均于各被继承人之前死亡，除我们之外，被继承人无其他子女”，综合上述事实来看，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在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及进行公证谈话时，均未向立诚公证处告知廖金镛、莫庆荣还有其他继承人，廖金镛生前工作单位留存的廖金镛1970年、1971年的个人档案材料中，廖金镛填写子女情况时亦未填写廖剑频，生效判决亦认定廖剑频未在《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上签字不影响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效力，故立诚公证处出具公证书时已经尽到其相应的审查义务，其采信并使用云岩电影院出具的《证明》作出公证书并不存在过错，故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在公证前，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与廖某签订了《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故上诉人并未放弃继承权，房屋应由四上诉人与廖某共同继承。对此，本院认为，四上诉人提交的《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系复印件，即使该证据存有原件且真实，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与廖某在立诚公证处办理公证时，亦未将该协议出示或提供给立诚公证处，廖若男、廖晓平、廖晓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其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三人在明知公证文书系由国家公证机关依法出具的司法证明，较一般证明材料具有更强的证明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系其对自身权利的放弃，立诚公证处在不知晓《关于继承父母遗产的协议》内容的情况下作出公证书并无过错，故对四上诉人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立诚公证处未向其送达公证书，违反了公证程序。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四十四条“公证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之规定，公证书从出具之日起即生效，当事人是否领取并不影响公证书的法律效力，故上诉人未领取公证书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立诚公证处违反公证程序。综上所述，本案中，立诚公证处及其公证员依职权作出公证，其行为不存在过错，上诉人亦未举证证明立诚公证处作出的公证文书严重违反公证程序，故上诉人要求确认案涉公证书严重违反公证程序、采用虚假证明材料，应予以作废，并主张立诚公证处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廖晓平、廖若男、廖晓林、廖剑频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韦 娟审判员 邱翠雪审判员 喻 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书记员 王健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