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8民终250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袁修虎，男，1974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当涂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向军，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芳建，男，197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桐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培进，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桐城市水产局，住所地安徽省桐城市五十米大道。负责人：汪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该单位职工。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冰，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袁修虎因与被上诉人汪芳建、原审第三人桐城市水产局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2019）皖0826民初29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袁修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向军，被上诉人汪芳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培进，原审第三人桐城市水产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中、赵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袁修虎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判决错误。汪芳建在桐城市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认可袁修虎在承包期内购买了围栏网，拆除的围栏网是袁修虎在承包期内购买的。二、汪芳建在转包涉案湖面时，湖面根本没有围栏网。按照常识和当地客观环境，2018年3月14日拆除的围栏网也不可能是汪芳建在2008年和2009年投资购买的围栏网。汪芳建申请的证人候某在庭审中也证明了围栏网属于易耗品，其在承包经营期间对围网进行了织补。汪芳建没有证据证明其在2009年2010年购买了围栏网，也不能证明其将购买的围栏网交给了袁修虎使用，更无证据证明政府拆除的围栏网就是其在2008年-2009年投入的围栏网。桐城市公安局媳子湖派出所、桐城市水产局、松桂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均超出了权利范围和职责范围，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应被采信，达不到证明目的。汪芳建辩称：一、水面的养殖承包必须有围栏网，否则无法从事养殖活动，在2009年12月6日松桂村委会与汪芳建签订的养殖承包合同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明确肯定汪芳建有投资开发行为，并且每年有15.8万元承包金的缴纳，足以证明汪芳建在2008年-2009年期间从事了养殖活动，并且有实际的投资开发。二、汪芳建将涉案水面于2011.12.31签订渔业养殖承包合同，由袁修虎承包，该合同第四条第二项明确约定了汪芳建固定资产和相关工具提供给袁修虎使用，并且由袁修虎负责保养和维护，如有损坏，按价赔偿。在袁修虎承包期间，在原有承包规模范围内即使有围网的更换，是其约定的义务，其更换的围栏网应当属于汪芳建所有，在承包期满还应归还给汪芳建。三、政府在拆除围栏网时，该水面的承包人系侯道发，而非袁修虎，因为袁修虎在2016年12月26日将该水面转包给了侯道发，而拆除时围栏网的规模仍然是汪芳建原始承包的规模，没有扩大。所以该补偿款在汪芳建依法取得养殖承包经营权证的基础上，在汪芳建合同的承包期内补偿款属于汪芳建所有，是合理合法的。四、在一审汪芳建提供了原始投资开发的相关票证，虽然有些单据非正式发票，但事实存在，而袁修虎一再主张在承包期间其进行了围栏网的更换或增补，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是不成立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桐城市水产局：一、袁修虎与汪芳建之间发生的是承包合同纠纷，与桐城市水产局无任何关系。二、桐城市水产局在2018年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拆除围栏网，结合政府颁发的养殖证，结合嬉子湖政府、松桂村委会和沿湖的村民组意见，落实围栏网的补偿主体，在拆违和补偿过程中，本案袁修虎没有向任何人提出围栏网是其所有的意见，我方的补偿是合法的。三、汪芳建在一审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有围栏网的投入，一审判决驳回袁修虎的诉讼请求正确。袁修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汪芳建返还款项1732120元及利息（从2018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2月6日，桐城市嬉子湖镇松桂村民委员会（甲方）与汪芳建（乙方）签订《养殖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承包地点和面积为桐城市白兔湖水域松桂村外湖东以现有新推的圩埂为界、北以中段圩、方石仙圩交界处、西以中段圩、下段圩为界南以现有圩埂为界，下段圩东以外滩为界，南以北岔为界，西以金叽以沿河河地为界、北以现有圩埂为界；承包期限为23年，自2008年元月28日至2030年12月底（下段圩承包期为20年自2011年底—2030年底）；承包费用为每年15.8万元，其中外滩4.8万元，下段圩11万元（注：下段圩2011年底为上缴期，甲方考虑乙方刚开发，故免交2008年承包金，上缴承包金时间为上年的12月31日前）；甲方将外滩、下段圩现有养殖水面交给乙方经营（注：下段圩从2011年12月底交给乙方）；乙方在养殖期间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应按时缴纳承包费及各项税费；承包期内如乙方转包，须经甲方同意，方可转包，等等。汪芳建承包该水域后，对该水域进行了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2010年1月29日，汪芳建、袁修虎、王学金、王义签订《仁义水厂养殖基地合同书》，约定：甲方（汪芳建）乙方（袁修虎、王学金）双方共同承包经营上述湖面，全段承包期限为20年，自2010年1月29日至2029年底止；承包费用按甲方承包金额和固定资产估算，第一年承包金为35万元，第二年承包金为45万元，以后每年承包金按60万元估算；甲方负责本地范围内外的相关矛盾协调并及时处理解决，乙方负责计算生产管理经营；如遇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甲乙双方共同承担；甲乙双方共同监督对方；丙方（王义）为甲方参股者，等等。2011年12月31日，汪芳建与袁修虎签订《渔业养殖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汪芳建（甲方）将座落在嬉子湖镇松桂村5800亩湖面承包给袁修虎（乙方）从事水产养殖，乙方只有管理使用权和合同规定的受益权，承包时间自2011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将现有的固定资产和下列工具（见附表）提供给乙方使用，乙方负责保养和维护，如有损坏，按价赔偿。”同时，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养殖使用权到期时，须按时交出湖面，不得以任何理由迟交和不交水面。湖面附属物及乙方所投入的一切固定资产归甲方所有。”2012年11月30日，袁修虎、汪芳建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将承包使用权期限延长至2029年12月31日。2013年9月12日，桐城市水产局与汪芳建签订《桐城市国有水域滩涂有偿使用合同》，合同确认：从2013年7月1日起终止汪芳建与桐城市嬉子湖镇松桂村委会2009年12月6日签订的养殖承包合同。将国有水域滩涂面积5800亩，由桐城市水产局继续交给汪芳建从事水产养殖，期限自2013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将承包使用权期限延长至2030年12月31日。2013年9月25日，汪芳建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皖桐城市府（淡）养证2013第00016号），期限自2013年9月25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2016年12月26日，袁修虎与侯道发签订《水域滩涂养殖承包合同》，袁修虎将上述水域滩涂承包给侯道发从事水产养殖，承包期限自2016年12月20日起至2019年12月30日止。汪芳建作为见证方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2017年12月13日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城市拆除湖泊渔业养殖围栏网设施工作方案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在2018年1月31日前将菜子湖桐城境内现有围栏网全部拆除。2018年3月14日，桐城市水产局与汪芳建签订《拆除围栏网补偿协议》，双方确认：拆除围栏网的范围为乙方（汪芳建）承包的国有水域滩涂内的所有围栏网设施（含毛竹和捕捞渔具）；乙方有效围栏网的补偿金额为1732120元；乙方的围栏网拆除完毕后，市财政局将资金划转给甲方，在甲方拨付给乙方前，乙方出具关于负责解决内部分配事宜的承诺书，甲方凭此承诺一次性支付给乙方。2018年5月31日，汪芳建向桐城市水产局出具承诺书，承诺“上述款项与他人无争议”。桐城市嬉子湖镇松桂村民委员会在该承诺书上签字、盖章，确认该情况属实；侯道发亦在该承诺书上签字认可该事实。后桐城市水产局拨付汪芳建围栏网补偿款1732120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对于汪芳建与桐城市水产局签订《桐城市国有水域滩涂有偿使用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汪芳建与桐城市水产局签订《桐城市国有水域滩涂有偿使用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故第三人桐城市水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以及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城市拆除湖泊渔业养殖围栏网设施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与汪芳建签订《拆除围栏网补偿协议》，并拨付补偿款，并无不当。虽然袁修虎对于汪芳建投资购置案涉水域围栏网等设施的凭证不予认可，但其对于汪芳建2009年12月6日与桐城市嬉子湖镇松桂村民委员会签订《养殖承包合同》，以及汪芳建在承包该水域后进行了投资养殖的事实不持异议，予以认定。袁修虎虽诉称汪芳建获得补偿款的围栏网是其投资建设，但庭审中，其以投资的原始凭证丢失为由，既未提供投资建设该围栏网的原始凭证，亦未提供其对该围栏网进行了维修或增补的施工或购买凭证，其仅提供证人证言陈述该事实，达不到证明目的，故对于其要求判令汪芳建返还围栏网补偿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袁修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389元，减半收取10195元，由原告袁修虎负担。二审中，袁修虎提交两组证据：证据一、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材料共38页，复印后加盖了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章，证明袁修虎成立的安徽省金嬉养殖有限公司对涉案湖面进行了实物投资，其中有毛竹3万棵、围栏网5.5万米。证据二、2012年5月17日购买围栏网的原始票据一张，证明袁修虎对涉案湖面拆除围栏网是袁修虎进行投入的。汪芳建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其中的实物出资验证明细表在一审已经提供过了，不属于新证据，该公司是袁修虎单方设立的，与汪芳建无关，袁修虎即使有所谓的毛竹和围网投资，是否用于涉案湖面不清楚，且与最后政府测量数据严重不符，公司设立在先，双方签订合同在后，实际上公司没有从事经营生产活动，所谓公司投资的资产用于何处，袁修虎所谓成立的公司资产与本案涉案湖面没有关系。如果袁修虎坚持称公司资产用于涉案湖面，资产归公司所有，那么本案袁修虎个人作为股东投资的资产依法属于公司所有，袁修虎就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对证据二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就其内容而言，商品的名称是24股10cm为何物不清楚，从加盖的印章的新鲜度判断是近期制作的，而非2012年，客户名称也非袁修虎。桐城市水产局质证认为：汪芳建每一年按照承包合同缴纳了承包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履约双方发包方是桐城市水产局，承包方是汪芳建，我方不知道涉案水域出现的金嬉养殖公司。对袁修虎提交的两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湖里各种鱼类作为出资，当时涉案湖面还没有交由袁修虎承包，湖里的鱼不可能用来出资。还有11、12项堤面2.4公里，圩堤72万立方米，是不现实的，也没有事实依据。本院对袁修虎二审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相对方对证据三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上述证据能否达到证明目的，需综合全案进行认定。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袁修虎明确提出，本案应当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汪芳建不应当获得补偿，应当按照不当得利直接返还补偿款。本院认为,本案汪芳建与桐城市水产局签订《桐城市国有水域滩涂有偿使用合同》并办理了水域滩涂养殖证，桐城市水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规定以及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的《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桐城市拆除湖泊渔业养殖围栏网设施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与汪芳建签订《拆除围栏网补偿协议》，向其拨付了补偿款。首先，袁修虎与汪芳建之间系渔业承包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渔业养殖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并未约定当政府要求拆除相关设施获得补偿款的归属问题，袁修虎主张补偿款由其享有，没有合同依据。其次，袁修虎提出本案汪芳建取得补偿款构成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汪芳建系依据与桐城市水产局签订的《拆除围栏网补偿协议》获得补偿款，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取得补偿款属于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袁修虎该主张依据不足，故不予支持。至于袁修虎提出其经营期间投入和损失问题，与本案要求汪芳建返还不当利益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综上，袁修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89元，由上诉人袁修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黄 谷审判员 陈世拥审判员 程 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丁娟书记员吴杰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