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4民终37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志英，女，汉族，1977年9月16日生，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亮，男，汉族，1971年9月18日生，户籍地溧阳市，现住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沈锡清,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志英因与被上诉人黄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9）苏0481民初43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志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黄亮支付周志英借款50万元并承担本金50万元按年息6%自2015年8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为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一、1、2015年8月6日周志英通过银行转入黄亮账户50万元，并注明汇款的用途就是借贷关系。2、邵某证言证实涉案50万元是通过其介绍黄亮向周志英的借款，周志英支付50万元后，黄亮向周志英发送“已收到50万元，谢谢！”的短信。3、一审庭审中，周志英提交邵某手机中的短信记录两份，其中一条的内容为黄亮于2016年10月21日请邵某帮忙挪30万元，另一条内容为邵某于2018年2月10日要求黄亮补写借条，尽快还款。二、黄亮承认收到了周志英50万元，但其抗辩案涉50万元作为邵某支付的工程款，而不是借款的理由不能成立。1、周志英与黄亮之间关系不很熟悉，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怎么可能为黄亮代付工程款。2、2017年4月7日上海崇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成公司）总经理濮伟与邵某签订的仅是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项目结算单，双方均明确其中支付给黄亮的50万元是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款，而不是所谓的崇一堂教堂工程款。3、邵某与崇成公司之间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一、二审判决书均认定为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款，双方从来未说到有所谓的崇一堂教堂工程款。4、邵某与崇成公司之间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中，一、二审判决书均认定所涉工程时间是2016年6月6日至2016年11月9日，而本案所涉50万元发生在2015年8月6日，提前近一年时间，显然是没有关系。5、邵某与崇成公司之间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与本案无关。邵某与周志英是两个独立的自然人，虽然都是上海保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宇公司）股东，但本案邵某系中间人，与周志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邵某和崇成公司更没有权利处分周志英的50万元。况且黄亮在本案中是个人，而不是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崇成公司，是不同的主体。黄亮抗辩周志英的转账款项50万元是其他债务即邵某偿付的工程款，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但黄亮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证实，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周志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亮归还周志英借款人民币5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8月6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6日，周志英通过银行向黄亮的建设银行账户转入50万元。2018年8月，崇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亮）以邵某拖欠工程款为由，将其诉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作出（2018）浙0106民初7163号民事判决，邵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8）浙01民终33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崇成公司在该案中诉称，2016年6月，邵某将其承接的位于杭州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中的中段桩基工程发包给崇成公司，自2016年6月6日至2016年11月9日进行施工。前述生效判决查明，2017年4月7日，崇成公司总经理濮伟与邵某签订文一路地下通道工程项目结算单，其中载明：工程款合计2743891.3元，已支付50万元（该款项汇黄亮建设银行账户）、20万元（该款项汇黄亮建设银行账户）、12万元（在现场支付施工班组，汇刘新民账户）、40万元(该款项汇黄亮建设银行账户），剩余1523891.3元。一审庭审中，周志英陈述，本案双方争议的50万元系黄亮通过邵某向周志英借用的款项，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关于款项出借，除在款项支付前黄亮向其发送一条银行账户信息及在支付后发送一条内容为“已到收到50万元，谢谢！”的短信外，双方没有进行过联系，也不知道黄亮的联系方式。当时，本来问邵某要借条的，邵某说反正是汇款，也会尽早让黄亮出借条，于是就等的，结果一直没出。邵某是保宇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志英在该公司担任类似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为了证明与黄亮存在借贷合意，周志英还提交了如下证据：1、邵某手机中的短信记录两份。其中一条的内容为，2016年10月21日黄亮请邵某帮忙挪30万元，办事情需急用。周志英认为，该条短信系黄亮所发。另一条的内容为邵某于2018年2月10日发送短信，要求补写借条，尽快还款，不再帮黄亮担保了。周志英认为，该条短息系邵某发给黄亮。2、申请邵某出庭作证。邵某作证时陈述，当时黄亮欠了很多钱，请其帮忙，借50万元来付高利贷、公司税金，愿意出5分息，并称很快就能还上。于是，就找了周志英，经多方劝说，周志英就同意借钱给黄亮。开始，黄亮说很快会还，所以没有出借条。其仅为争议50万元借款的介绍人，不知道周志英、黄亮双方是否就借款事宜进行过协商。其签署的文一路工程的结算单中的50万元，并非周志英、黄亮之间争议的50万元，文一路工程是2016年才开工的，是其与崇成公司之间的工程款，结算单中的50万元是上海普宏建设工程公司安排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侯汇的，也不知道怎么汇的。其与周志英是同事，同为保宇公司的股东。不存在江干区崇一堂教堂基础工程，文一路工程结算单不包括其他工程在内。对于周志英的上述陈述及证据，黄亮陈述，本案双方争议的50万元，确系周志英代付的江干区崇一堂教堂工程的工程款，该工程是邵某于2015年4月27日发包给崇成公司的，崇成公司机器、人员已进场，并进行了部分施工，后由于建设方的原因没有最终进行施工，就将该笔款项纳入到文一路项目中结算，也就是结算单中载明的付至黄亮建设银行账户的50万元。由于双方的工程承发包很不规范，无法提交相关工程资料予以佐证。2016年10月21日黄亮发送给邵某的短信是真实的，但与本案无关；对邵某于2018年2月10日发送短信的真实性有异议，黄亮从未收到该短息。证人与周志英系同一公司股东，其所述与事实不符，故意回避文一路工程结算单中所载50万元的具体情况。证人也证实并不存在借条，周志英也没有证据证明曾向黄亮催要过，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案中，周志英主张，其与黄亮存在50万元的借贷关系，即负有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责任。如周志英不能完成举证，致使该要件事实真伪不明，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的问题，周志英的主要依据是证人邵某的证言。虽然邵某所作陈述有利于周志英，但邵某与黄亮代表的崇成公司存在讼争，黄亮又认为该讼争与案涉争议存在直接关系，同时邵某与周志英又都是同一建筑公司的股东，邵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志英为公司办公室主任，关系较为密切。因此，证人邵某与双方均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言系孤证，证明力较低。此外，周志英提供的其他证据于借贷关系存在之证明均无明显关联，缺乏证明力。相反，周志英陈述，双方并不熟识，其在出借款项过程中，除了发送汇款账号的短信外，与黄亮没有其他联络，亦即未与黄亮就借款事宜进行过直接磋商，明显不合常理。同时，黄亮辩称，本案中争议的50万元，是周志英代邵某支付的工程款，而在邵某签署的结算单中也确实存在一笔汇至黄亮建设银行账户的50万元。虽然争议款项付款时间早于黄亮所述相关结算单所涉工程的承接时间，但黄亮进行了明确说明，而签署该结算单的邵某并不能清晰陈述该结算单中50万元的来龙去脉，无法完全否定黄亮的辩解意见。综上，尽管不能确认黄亮提出的辩解意见确为真实，也不能确认其辩解意见确为虚假，但黄亮作为对借贷关系存在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可认为已经完成初步举证，已达到消弱周志英诉讼主张的目的，同时周志英提出的诉讼主张所依据的证据基础十分薄弱，不足以令人形成内心确信，不能确认周志英主张为真。在此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对于周志英诉称与黄亮存在50万元借贷关系的主张，不予采信。周志英要求黄亮归还50万元本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周志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0元，由周志英负担。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周志英陈述，邵某是保宇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有股东二名，为周志英和邵某，周志英在公司负责打印、文员之类的工作，公司的财务不清楚由谁负责。因为黄亮在做工程的圈子里比较有名气，周志英认识他，但不清楚黄亮是否认识周志英。本院认为，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对于借款事实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上述规定明确了民间借贷案件中，借款双方当事人对于证明借款的发生、借款的金额等借款事实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及合理说明义务。本案中，周志英依据其向黄亮账户转账50万元的事实，主张该款项系出借款证据不足，不应采信。首先：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人负有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款项交付事实的举证责任，周志英向黄亮银行账户汇款50万元是事实，但对于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合意，从周志英提供的证据来看，无论是汇款当时黄亮向周志英发送的短信，或者是在汇款发生一年以后黄亮与邵某之间的短信，均未有涉案50万元转账系出借款的内容反映。其次，根据周志英的陈述，其与黄亮并不熟悉，在50万元款项转入黄亮账户后至发生本案诉讼长达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双方对借款既未约定利息，也未形成借据，更无周志英向黄亮催要借款的证据存在，该情形有违常理。再次，周志英在邵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事文员工作，且系该公司股东，在邵某与黄亮之间的工程款结算中，存在邵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黄亮支付50万元工程款的付款事实，黄亮对于周志英转账的50万元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并提供生效法律文书予以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关于“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相关规定，周志英对于50万元转账款项系其向黄亮出借款的事实，负有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举证责任，但其未能提供。综上，周志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周志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银芬审判员  时 坚审判员  沈超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朱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