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终15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邹婷珍，女，1962年9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宁波市江北区。现住宁波市江北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江北区人政府，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新马路61号。法定代表人傅贵荣，区长。委托代理人王向荣，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邹婷珍诉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其他行政强制一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9）浙02行初161号行政裁定。邹婷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裁定载明，原告起诉称，其是宁波市江北区××室房屋的合法权利人，2016年6月21日前，在法定诉讼期间，被告强行拆除了涉案房屋的车棚。2017年7月12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02行审37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申请执行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要求强制执行北区房征补[2016]第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中腾空被执行人邹婷珍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室房屋的申请予以准许，并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组织实施”。2018年2月9日，被告腾空了涉案房屋。原告认为该裁定书仅准许腾空，并没有准许拆除，但被告于2018年3月5日强行拆除了房屋。故违反了法律规定及（2017）浙02行审37号行政裁定书的裁决内容。请求确认违法。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涉案房屋由被告作出北区房征补[2016]第1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并申请强制执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亦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2018年2月9日，被告腾空了涉案房屋。因此，涉案房屋因征收补偿决定生效后其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再属于原告。同时，经人民法院裁定许可该房屋被依法腾空，故其被拆除与原告无关。严格意义上，如果涉案房屋的车棚系诉讼期间拆除，则与涉案房屋的拆除是两个不同行为，原告可分别起诉，但鉴于经释明原告坚持认为两次拆除行为都是属于同一房屋而不予以区分，且拆除车棚的行为原告确认发生在2016年6月21日前，原告承认其当时知情，故即便起诉该行为也已超过起诉期限，再者，车棚附属于涉案房屋而作为房屋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已经过征收补偿程序，故此区分两个行为没有实质意义，为节约司法资源，避免讼累，不再区分而一并予以处理。综上，因缺乏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不能对被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对原告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法院受理后依法应当予以裁定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邹婷珍的起诉。邹婷珍上诉称：一、原审裁定中“本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概念模糊。请求省高院明确，根据《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7)浙02行审37号(以下简称《裁定书》37号)的裁定，是准予腾空涉案房屋的裁定，还是准予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裁定。被上诉人2018年12月18日在省高院法庭上明确表示是根据《裁定书》37号强拆涉案房屋的。二、原审裁定认为，涉案房屋因征收补偿决定生效后其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再属于原告。同时，经本院裁定许可该房屋被依法腾空，故其被拆除与原告无关。上诉人认为这些说法不成立。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导致物权变动有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四种情况，并没有转移之说。法无授权即禁止。也就是说只有在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四种情况下，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才发生效力。法律是严谨的，不是随便说一句转移就转移的，必须依照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才有公信力。因此，原审裁定认为涉案房屋因征收补偿决定生效后其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再属于原告的说法不成立，所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反之，既然涉案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拆除涉案房屋与上诉人无关，那被上诉人为何还要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又为何作出《裁定书》37号，并在《裁定书》37号中明确涉案房屋是上诉人邹婷珍，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裁定书》37号是2017年7月12日作出的，是强拆涉案房屋前上诉人收到的最后一份法律文书，充分证明在作出《裁定书》37号，也就是2017年7月12日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认可涉案房屋仍是属于上诉人的。故涉案房屋被拆除与上诉人无关的认定是错误的。三，原审裁定认为，在法定诉讼期限内的2016年6月21日前，被上诉人强拆了上诉人的车棚，已超过起诉期限，用“不再区分而一并予以处理”不了了之。《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的起诉期限不但没有超过，而且还足足有余。原审裁定错误。在漫长4年行政诉讼中，上诉人一直强调被上诉人在法定诉讼期限内强拆车棚，性质恶劣，行为可耻，这种不争事实的强拆违法行为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判决确定。四，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生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不应该仅对上诉人一方。上诉人多次强调，自2017年5月16日省高院作出(2017)浙行终44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至2018年3月5日被上诉人强拆涉案房屋期间，上诉人愿意履行、是被上诉人一直拒绝履行北区房征补(2016)第01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和相应生效的判决确定。如果被上诉人能够履行自己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书》和相应生效的判决确定，就不存在以后一系列诉讼和强拆涉案房屋的违法行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被上诉人一面拒绝履行《决定书》和相应生效的判决确定，一面违反法定程序提起强制执行申请，实施强拆，这是违法的行政行为，也是典型的恃强凌弱、恶人先告状。据此，被上诉人藐视法律法规尊严，一切责任在被上诉人。综上，原审裁定依据事实不清，应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裁定；确认被上诉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室房屋强行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辩称：一、上诉人对强制拆除其车棚行为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1.起诉已超期，其在2016年6月已经知道涉案车棚被拆除，2019年6月起诉已过2年期限；2.被上诉人非适格被告，被上诉人并不直接负责房屋征收组织实施工作，上诉人以区政府为被告起诉，不符合事理。二、请求确认腾空涉案501室房屋的行为，不属受案范围。1.腾空属司法行为，系被上诉人依照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行审37号行政裁定所为。2.被上诉人腾空涉案房屋的范围、过程及行为，均在上述行政裁定范围内。被上诉人在组织腾空涉案房屋前，发布公告要求上诉人自行腾空，腾空时通知其到场但其拒绝，经公证处公证、清点物品、制作笔录、拍照保全证据后，予以腾空，不存在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的情形。三、上诉人对白沙街道拆迁办拆除已腾空房屋行为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1.拆迁实施单位拆除已腾空房屋，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房屋腾空交付后，被征收人对原房屋占有权丧失，征收部门实施单位拆除已腾空房屋，不涉及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不属诉讼受案范围。2.即使属于受案范围，被上诉人也非适格被告。四、上诉人起诉的3个行为处于三个阶段，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起诉不符合“一行为一诉”规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解释》第六十条的规定，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人民法院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请求确认被上诉人对其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室房屋强行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经原审法院释明后，仍坚持该诉讼请求。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2018年2月9日，腾空涉案房屋”、“2018年3月5日，强行拆除了涉案房屋”。涉案北区房征补[2016]第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经两级人民法院终审后，已经驳回了上诉人要求撤销该补偿决定的诉讼请求。此后，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补偿决定，该院于2017年7月12日作出（2017）浙02行审37号行政裁定，“对申请执行人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要求强制执行北区房征补[2016]第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中腾空被执行人邹婷珍坐落于宁波市江北区××室房屋的申请予以准许，并由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涉案房屋由被上诉人组织实施腾空后，上诉人在本案中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2018年3月5日的拆除行为违法，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要求。且亦无证据证明，上诉人起诉的该拆除行为侵害了上诉人其他需要保护的权益。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进而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起诉，具有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管 征审判员 刘家库审判员 徐亮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