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赣01民终24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斯龙，男，1977年2月7日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冠华，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素玉，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忠，男，1967年9月2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小辉，江西赣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小龙，男，1975年12月10日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 上诉人刘斯龙因与被上诉人罗忠、龚小龙票据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法院（2019）赣0123民初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斯龙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不服原审判决金额607，889元）；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邮寄送达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案由应为不当得利纠纷，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票据买卖合同纠纷”，首先，从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看，刘斯龙与罗忠、龚小龙之间的票据买卖行为，无真实交易背景，并非《票据法》语境下的票据背书转让，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对象；该行为实系民间票据贴现业务，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活动，为法律所禁止，根据《民法总则》第153条、《合同法》第52条等规定，因票据买卖而产生的合意在法律后果上应归于无效。况且，原审法院也认定“原，被告之间没有实际发生业务，仅仅是承兑汇票的买卖行为，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鉴此，无论双方合意是否真实，由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刘斯龙与罗忠、龚小龙之间在法律上也不可能创设“票据买卖合同”这一民事法律关系，刘斯龙提起之诉更不可能是“因票据买卖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之诉”。其次，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无论第二级案由“票据纠纷”项下，还是第三级案由“买卖合同纠纷”项下，也不存在所谓的“票据买卖合同纠纷”的案由。再次，本案的事实是，刘斯龙按照罗忠的指示向其银行账户转款486,500元，虽罗忠在接收款项后，向刘斯龙寄送了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银行汇票，但最终该汇票被银行告知因印章不清晰而无法使用。截至目前，两被上诉人既未向刘斯龙更换新的银行承兑汇票，也未向上诉人返还已经支付的款项。由于刘斯龙向罗忠转款486，500元的给付目的没有达到，罗忠又受有利益，且无法律上的根据，据此，本案显系因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纠纷。最后，即使龚小龙否认收到刘斯龙退回的承兑票据的当庭陈述系真实，由于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刘斯龙没有行使票据权利而获得对价，罗忠明确表示不再更换新的票据或者返还款项的情形下，并不妨碍刘斯龙依不当得利请求罗忠返还其已支付的486，500元。二、龚小龙已收到上诉人退还的票据，而且罗忠已明确承认，原审法院没有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因此导致对本案事实认定错误。首先，被上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对票据交付这一基本事实都作了虚假陈述，对于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原审法院理当不应采信。本案庭审中，罗忠明确向法庭陈述：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是由龚小龙直接寄给刘斯龙的；而龚小龙却明确向法庭陈述：其与刘斯龙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也未向上诉人邮寄过汇票，只与罗忠之间存在票据买卖关系。如若采信被上诉人的当庭陈述，那么原审法院关于“被告罗忠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刘斯龙交付承兑汇票”的查明与认定就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本案根本就不存在案涉票据的问题，罗忠更应将取得的50万元款项返还给刘斯龙，显然，被上诉人连票据交付这一基本事实都作了虚假陈述，其当庭陈述不足以采信。其次，刘斯龙为顺利解决纠纷，其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应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第一，罗忠取得刘斯龙转款486,500元的事实，有上诉人尾号为7515的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流水清单为证，且罗忠也自认收悉；第二，关于龚小龙己收到上诉人退还的票据的事实，除上诉人的当庭陈述外，尚有2019年3月13日刘斯龙与罗忠之间的电话录音、2017年9月13日刘斯龙聘请的总经理石国军与罗忠的电话录音为证。从上述两份电话录音证据来看，罗忠知晓龚小龙已收到上诉人退还的票据这一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不存在庭审中被上诉人“罗忠表示仅是听原告刘斯龙所讲”的问题，而且罗忠的当庭陈述也违反民事诉讼“禁反言”的原则，原审法院理应不采信罗忠的当庭陈述。退一步讲，龚小龙否认其已收到刘斯龙退寄的承兑汇票，只是对规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作的一种抗辩，但这种抗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不及于罗忠。无论龚小龙是否承认收到刘斯龙退寄的承兑汇票，由于罗忠认可这一事实，且其已取得的50万元款项，鉴此，原审法院也应当支持刘斯龙请求罗忠返还该等款项的请求。最后，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是高度盖然性原则，而非“完全”原则，原审法院以“原告刘斯龙不能完全证明其已向被告龚小龙退回了案涉承兑汇票，原告刘斯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要求返还购买承兑汇票及利息的主张应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本案中，上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其提交的三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已经达到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其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支持。三、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超过的问题，原审法院认定“按照上诉人刘斯龙陈述，其于2015年4、5月份将承兑汇票邮寄给龚小龙，过了几天没有收到龚小龙更换的承兑汇票，便电话联系彼上诉人罗忠，罗忠讲龚小龙过两、三天会更换。据此，在仍未收到更换的承兑汇票的情况下，刘斯龙应当知道从此时起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上诉人刘斯龙的主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错误。首先，承兑汇票未更换不代表不能更换，更不代表不愿意更换。根据2019年3月13日刘斯龙与罗忠之间的电话录音可知，在本案开庭前，罗忠自始明确表示配合解决更换承兑汇票的事宜，刘斯龙对于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权利并未实际受到侵害，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的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以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由于被上诉人罗忠自始从未拒绝履行配合解决更换承兑汇票的义务，故本案中根本就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超过的问题。如果将庭审中罗忠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理解为其拒绝履行更换承兑汇票或者返还款项的意思表示的话，那么，原审开庭审理之日即可视为刘斯龙权利实际受到侵害之时，诉讼时效也应该从原审开庭审理之日起计算。其次，退一步讲，本案的诉讼时效也因刘斯龙不断提出履行请求而导致中断，不存在超过时效的情形。根据2017年9月13日石国军与罗忠的电话录音、2019年3月13日刘斯龙与罗忠之间的电话录音，两次录音均能反映出上诉人向罗忠主张更换5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或者返还相应款项，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因中断而不存在超过的问题。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2款规定，由于龚小龙对本案与罗忠承担连带返还责任，故本案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及于龚小龙，龚小龙对50万元不当得利应与罗忠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四、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122条、《民法通则》9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31条而未适用。 罗忠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即使答辩人认为本案中的票据买卖行为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票据买卖具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性质。本案的纠纷实质上是关于票据的买卖合同纠纷。但由于票据买卖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该合同是无效合同。暂不论原审法庭对本案案由的认定，答辩人认为本案就是买卖合同纠纷，并非上诉人所说的不当得利纠纷。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仅仅作为一个居间人，在刘斯龙表示同意购买该承兑汇票并将486,500元转账给答辩人后，答辩人将该款转账给汇票实际所有人龚小龙后，由龚小龙将承兑汇票寄给了上诉人。对于上诉人是否将承兑汇票寄给了龚小龙，答辩人并不知情。二、上诉人认为“答辩人明确承认龚小龙己收到上诉人退还的票据”，答辩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扭曲。且不论通话人石国军的身份没有证实，“汇票寄给了龚小龙”这一说法是上诉人告知答辩人。上诉人将答辩人通过上诉人得知的消息直接认定为事实，理由未免过于牵强。其次，刘斯龙收到交付的承兑汇票是铁的事实，上诉人的陈述已经表明该事实，答辩人认为上诉人企图通过不承认本案中票据的存在来影响案件事实认定，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存在大量虚假陈述，正是因为原审法庭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才没有采信上诉人的虚假陈述。除答辩人的当庭陈述外，尚有2013年至2015年答辩人在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城建大厦支行银行流水原件三份66页，可以证明在上诉人2014年12月12日转账486,500元给答辩人后，答辩人与上诉人及龚小龙之间存在几十笔资金往来。且答辩人与龚小龙的交易习惯中，答辩人仅仅起介绍和联系居间的作用。答辩人对于上诉人与龚小龙后续的问题并不知悉，仅是将答辩人所知的事实进行陈述，为顺利解决纠纷，答辩人对本案事实的陈述是真实的。三、本案中的票据买卖合同适用诉讼时效。首先，答辩人与上诉人不存在票据买卖的事实，答辩人作为居间人，依法不应承担上诉人所谓的诉求。退一步讲，即便答辩人与上诉人存在票据买卖的事实，答辩人在上诉人转账后，已经按照支付对价向上诉人交付了买卖标的物承兑汇票。对于上诉人陈述的认为承兑汇票存在瑕疵需要更换，其已经将该承兑汇票寄给了承兑汇票的提供人龚小龙，显然，需要返还该承兑汇票或承担义务人是龚小龙。其次，答辩人无义务为其更换承兑汇票，愿意配合解决更换承兑汇票仅仅是善意的举动。上诉人知道且应当知道答辩人无法为其更换承兑汇票。根据《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的规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根据上诉人的陈述，2015年4-5月左右将承兑汇票寄给龚小龙，事实上上诉人的权利从该时间段起便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当从2015年5月起算。2015年5月至起诉前上诉人向答辩人及龚小龙主张过权利。答辩人对上诉人证明时效中断的证据提出异议，上诉人所谓的电话录音中的石国军的身份不能确认。2019年3月13日答辩人与上诉人的电话录音仅能证明今年3月上诉人与答辩人谈过承兑汇票的事情。且上诉人陈述的每年年底回家联系答辩人解决承兑汇票的说法是虚假陈述，没有事实依据。故本案不存在上诉人所说的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最后，答辩人与龚小龙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并非上诉人所说的连带债务人。本案的事实是，答辩人不是汇票的实际提供人，且答辩人已经将上诉人购买承兑汇票的款项转给了龚小龙。对于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返还责任的主张应不予支持。四、本案并非上诉人所说的不当得利纠纷。不应当适用上诉人所列的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本案的买卖合同纠纷适用诉讼时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龚小龙未作答辩。 刘斯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款5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不当得利的利息损失107,889元（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4年12月13日暂计算至2019年4月13日，后续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9年4月14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邮寄送达费等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1月，原告刘斯龙与被告罗忠通过电话联系达成口头协议：原告刘斯龙向被告罗忠购买一张50万元的承兑汇票，扣除票面利益13,500元，由原告刘斯龙向被告罗忠支付486,500元。口头协议达成后，原告刘斯龙于2014年12月12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罗忠支付了购买承兑汇票款486,500元，被告罗忠则通过邮寄方式将一张50万元的承兑汇票交付给了原告刘斯龙。原告刘斯龙收到该承兑汇票后，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该承兑汇票印鉴不清晰无法使用，约一个月后，便电话与被告罗忠沟通要求更换或出具证明。因该承兑汇票是被告龚小龙提供给被告罗忠的，被告罗忠让原告刘斯龙将该承兑汇票退回给被告龚小龙，由被告龚小龙进行更换，并将被告龚小龙的地址提供给原告刘斯龙。此后，原告刘斯龙与被告罗忠就该承兑汇票问题进行沟通，但没有取得结果。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没有实际发生业务，仅仅是承兑汇票的买卖行为，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刘斯龙是否将承兑汇票退回给了被告龚小龙以及原告刘斯龙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由此引出被告罗忠、龚小龙是否应向原告刘斯龙承担返还购买承兑汇票款的问题。1、由于被告龚小龙否认其已收到原告刘斯龙邮寄的承兑汇票，而原告刘斯龙提供的证据又不能直接证明其已将被告罗忠向其交付的承兑汇票邮寄给被告龚小龙并已由被告龚小龙收到的事实，尽管在原告刘斯龙与被告罗忠的电话录音中，被告罗忠陈述被告龚小龙已收到该承兑汇票，但在庭审中被告罗忠表示仅是听原告刘斯龙所讲，原告刘斯龙是否真实向被告龚小龙邮寄退回承兑汇票其并不知情；由于原告刘斯龙与被告罗忠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原告刘斯龙和被告罗忠的陈述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应当认定原告刘斯龙不能完全证明其已向被告龚小龙退回了本案所涉承兑汇票，原告刘斯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要求返还购买承兑汇款及利息的主张应不予支持。2、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本案是因票据买卖产生的债权请求权之诉，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按照原告刘斯龙陈述，其于2015年4、5月份将承兑汇票邮寄给被告龚小龙，过了几天没有收到被告龚小龙更换的承兑汇票，便电话联系被告罗忠，被告罗忠讲被告龚小龙过两、三天会更换。据此，在仍未收到更换的承兑汇票所情况下，原告刘斯龙应当知道从此时起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时开始起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刘斯龙的主张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斯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80元，减半收取4,94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3,620元，共计8,560元，由刘斯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刘斯龙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明2017年年底孙某在昆明时，被上诉人罗忠曾当面明确陈述龚小龙向罗忠表示其认可收到案涉汇票、龚小龙实际收到案涉汇票的事实。刘斯龙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认可其三性。罗忠质证认为，对证人出庭作证三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根据证据规则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应在举证期届满前书面向法庭提出，证人向法庭陈述其曾经代理过上诉人的案件，证人与上诉人存在利害关系，证人陈述中所谓的找罗忠所谈的事实均不属实，因此该证人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更不能证明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的所谓的两个证明目的。对于孙某的证人证言，因孙某曾担任过刘斯龙的诉讼代理人，刘斯龙与孙某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刘斯龙在一、二审中均没有提交涉案银行承兑汇票的复印件或图片，也没有提供涉案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任何相关信息，罗忠及龚小龙也没有提供该银行承兑汇票记载的任何相关信息。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还是不当得利；二是龚小龙是否收到刘斯龙退还的涉案银行汇票；三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斯龙与罗忠之间并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但双方又就银行汇票的买卖达成了协议，且罗忠交付了银行汇票、刘斯龙支付了价款，双方进行了银行汇票买卖，故本案案由应定为买卖合同纠纷。对第二个争议焦点，虽然在刘斯龙与罗忠的电话通话中，罗忠表达了龚小龙已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意思，但罗忠在庭审时表示是听刘斯龙说过汇票寄给了龚小龙，龚小龙亦否认收到了刘斯龙邮寄的银行承兑汇票，刘斯龙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已将罗忠交付给其的银行承兑汇票邮寄给了龚小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第三个争议焦点，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刘斯龙在银行承兑汇票印鉴不清晰无法使用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计算，约一个月后（至少是在2015年5月以前），刘斯龙与罗忠沟通要求更换，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上诉人认为，罗忠自始明确表示配合解决更换承兑汇票的事宜，但罗忠仅表示配合解决而非表示同意更换承兑汇票履行义务，不应认定罗忠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刘斯龙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刘斯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0元，由刘斯龙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 伟 审 判 员  陈 晶 审 判 员  罗锦戎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思 书 记 员  袁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