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2民再13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某1，男，1987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西省大同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某2，男，1989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西省大同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某3，男，1960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西省大同县。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彭某4，男，1985年6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山西省大同县。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某，男，1962年7月25日出生，汉族，现住山西省大同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某，山西法铭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因与被申请人李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晋02民终1816号民事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晋民申113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被申请人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再审申请人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再审请求撤销本院（2018）晋02民终181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主要理由:（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一二审认定再审申请人殴打被申请人的事实,主要是运用推理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证据。推理的具体理由有四:其一是，再审申请人和李某在公安询间笔录中均称发生碰撞后再审被申请人向电动车右侧排摔倒，电动车砸到被申请人右小腿上。但再审被申请人的损伤为左侧第10肋骨后段骨折、脾破裂，且事发现场为平坦沥青路面，骨折的发生须符合钝性物体以较大力量直接作用于相应部位所致，所以发生碰撞摔倒造成李某肋骨骨折的可能性较小。再审申请人认为，如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向电动车的右侧摔倒，那么接触的部位就应该是李某身体的左侧，这与李某左侧第10肋骨后段骨折、脾破裂并不矛盾。关于骨折的发生须符合钝性物体以较大力量直接作用于相应部位所致，这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对李某损伤的成因鉴定意见的部分摘抄内容,但是一二审法院却忽视了鉴定意见的最后结论，该结论为拳打脚踢过程可以形成。什么是可以形成，可以形成无非就是不排除其他原因也可形成这样的损伤后果,拳打脚踢不是唯一的致害原因。本案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李某的伤完全是因为其骑电动车碰撞彭某1时，电动车跌倒被车把损伤所致。其二是，事发后，李某当晚即被送至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且事发现场仅有四再审申请人、李某、李某妻子及儿子，可以排除他人伤害的可能，亦可以排除再审被申请人自伤的可能。再审申请人认为，其实李某是先被送到大同县医院进行治疗，后又到大同市五医院进行治疗，一审法院为什么认为事发后就直接送到大同市五医院呢，一审法院为什么就可以认定事发现场仅有四再审申请人、李某、李某妻子及儿子，就可以排除他人伤害和李某自伤的可能呢。其三是，四再审申请人庭审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李某是交通事故致伤,也无证据证明李某有自伤的行为。关于证明责任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李某认为自己的损伤是再审申请人殴打所致，那么其应当举证证明损伤的事实，该举证责任在于李某而不是再审申请人。其四是，一二审法院应用优势证据原则认为李某达到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认定造成李某主要伤残的外因是来自于四再审申请人中的其中一人，本案中四再审申请人均不承认殴打过李某，故本院推定李某的损害结果与四再审申请人的损害行为均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四再审申请人均应承担侵权责任。再审申请人认为，关于李某提供的证据是否占有优势，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进行举证，关于是谁伤害了李某，按照李某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陈述是再审申请人彭某1故意伤害所致，一审法院却认为造成李某主要伤残的外因是来自于四再审申请人中的其中一人，本案中四再审申请人均不承认殴打过李某，故本院推定李某的损害结果与四再审申请人的损害行为均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四再审申请人均应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关于李某的伤情，李某也说法不一,在二审开庭时,李某陈述自己的伤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被再审申请人彭某1推倒所致，与其在一审陈述的被再审申请人用脚踹倒所致相矛盾。2.关于李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李某构成八级伤残依据的是大同县公安局于2017年6月1日委托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的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明显是违反法律程序的，而且有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插手民事经济的嫌疑，众所周知，伤残等级和三期的鉴定是为了民事赔偿而进行的鉴定，公安机关只是刑事侦查部门，所以以公安机关的委托进行的伤残等级和三期的鉴定是违法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法院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也是错误的，李某在一审举证了大同县南梁自建房的土地使用证，我们姑且不论有土地使用证就一定居住的问题，而南梁是不是属于城镇李某就无法证实，因为南梁本属于西坪村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南梁属于西坪村,残疾赔偿金怎么可以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呢。（二)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在二审开庭前，再审申请人为了证实李某的损失的成因，向二审提交了申请，要求作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出庭，因对李某的伤残等级有异议同时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但二审法院对该申请根本不予答复，剥夺了再审申请人应有的权利，从而以该鉴定意见作出判决显然是错误的。再审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五项的规定，请求再审并依法改判。四再审申请人提供如下证据：1、事故责任认定书，用以证明事故责任划分情况及原告受伤与被告无关。2、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侦查报告书，用以证明原告受伤，但不能证明受伤原因与被告有关系。3.诊断证明书，用以证明当时没有记录原告头部受伤情况。4.李某、彭某1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询问笔录中前后矛盾，被告询问笔录中一直说没有殴打过原告。5.公诉机关起诉书，用以证明2017年5月5日已经侦查二次，此后的证据不予认可。6.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刑事附带民事没有起诉被告彭某2、彭某3、彭某4。7.询问笔录，用以证明三被告前后表述一致，原告伤情与被告无关。8.（2017）晋0227刑初22号卷宗材料（三次庭审笔录）以证实其无侵权事实。9.大同县人民检察院大检公诉刑不诉[2018]2号不起诉决定书。10.大同县人民法院（2017）晋0227刑初22号刑事裁定书。11.大同市云州区人民检察院大检监管赔决[2018]1号刑事赔偿决定书。李某答辩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依据诉争双方提交的相关证据，并非凭空的推理。李某的伤情绝不可能是其电动车砸伤,电动车只砸到了李某的右小腿上，在彭某1、李某的笔录中均认可这一点。就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一二审法院才使用了证据的高度盖然性理论;也正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再审申请人才逃避了刑事责任，否则再审申请人早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李某的伤残等级以及三期的鉴定是依法进行的，该鉴定结论具有客观性、合法性、真实性，一二审法院依据该鉴定结论作出判决是正确的。李某虽为农户，但在城镇居住，收入来源于城镇，符合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伤残赔偿金的条件。如果再审申请人认为南梁不属于县城,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李某为支持自己主张，并提供了如下证据：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山西明鉴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四被告侵犯原告人身权的事实。彭某1、李某、马进花、彭某3、闫中文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四被告侵犯原告人身权的事实。3、急诊、门诊病人登记本、急救车出车记录，用以证明原告因事故发生被大同县医院救护车送至急诊及被告彭某1虽被送至急诊但拒交费检查。4、住院病历、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票据，用以证明原告被殴打后先在大同县人民医院治疗，后转院至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用25850.34元。5、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用以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6、土地使用证，用以证明原告于1996年在大同县南梁建房并居住至今。7、证明二份，用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开始在大同县汽配城经营修理铺至今。8、普通发票二张，用以证明原告支付鉴定费用4500元。李某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35967.3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6年9月18日19时20分左右，原告李某驾驶电动车沿302线隔离带面半幅路面由东向西逆向行驶至大同县寺儿上村西段，与步行回家的被告彭某1、被告彭某2发生碰撞。碰撞后双方发生冲突，后原告妻子马进花、儿子李二虎及被告彭某3、被告彭某4均到达现场，双方再次发生撕扯、打斗。当晚，原告李某及妻子马进花、被告彭某1、被告彭某3被救护车送往大同县人民医院急诊治疗，因原告伤情严重当即转院至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1天，经诊断为：腹部闭合性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胸部闭合性损伤、左侧第十肋后肋骨骨折。被告彭某1、彭某3拒交费检查，未住院治疗。事发后，原告妻子报案，大同县公安局委托山西明鉴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情进行鉴定，经鉴定为重伤二级。大同县公安局于2017年6月1日委托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伤残等级及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进行了鉴定，经鉴定为八级伤残。于2017年11月18日委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对原告损伤的成因进行鉴定，经鉴定为拳打脚踢等过程可以形成。另查明，事故发生后大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彭某1无责任。大同县公安局于2016年9月28日对被告彭某1刑事拘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证据不足，大同县人民检察院撤回了对被告人彭某1故意伤害一案的起诉。原告李某于2018年1月5日向该院提出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的申请，该院予以准许。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本案中，原告李某驾驶电动车逆向行驶与被告彭某1发生碰撞是引发冲突事件的起因，发生碰撞后未妥善、理智处理，进而引发纠纷升级。且事故责任认定原告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故原告李某对其自身损害结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该院酌定四被告对原告的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该院依法确认的原告李某各项损失232236.24元，四被告应当依法承担232236.24×50%=116118.12元，其余部分由原告自行承担。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李某各项损失共计116118.12元，四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原告李某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元，由原告李某负担650元，由被告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负担630元。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双方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是否承担对被上诉人的赔偿责任？数额应为多少？二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上诉人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一节。李某一审提供了收案登记表、询问笔录、诊断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证明其身体损伤系上诉人殴打所致，已构成八级伤残。上诉人否认其实施过殴打行为，并认为李某的损伤系交通事故摔伤所致。对此本院认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于刑事案件，一方所举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本案中，李某所举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特别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称拳打脚踢可形成此伤害结果，可证明上诉人实施过殴打行为。上诉人就李某伤情的成因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李某所举证据已形成优势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且上诉人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否定，故本院对李某所举证据予以采信。上诉人关于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关于赔偿数额一节。上诉人对伤残等级、护理期、营养期、误工期的鉴定意见不予认可，但不能提供足以否定该鉴定意见的证据。该鉴定虽由公安机关委托，但并未违反法律法规，一审法院采信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另，李某居住于县城，且有证人证言证明其从事汽车维修，收入来源于城镇，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综上所述，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622元，由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负担（已交纳）。本院再审查明：双方当事人对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责任认定情况、李某损失数额除残疾赔偿金外均无异议。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再审申请人应否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四再审申请人认为其并未殴打被申请人，而且本案经过刑事审查后未追究彭某1的刑事责任，因而四再审申请人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被申请人则认为只是由于无直接证据才未追究彭某1的刑事责任，但其被四再审申请人殴打属实，原判正确，应予维持。本院认为，鉴于追究彭某1刑事责任是由大同县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为国家公诉，法律为此规定了更严格的举证责任；而根据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定罪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基于疑罪从无原则的要求，未能排除合理怀疑，则为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大同县人民检察院正是基于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而撤诉。本案是基于李某的起诉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应适用民事行为规范。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普通民事案件实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所谓“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指法院基于对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之结果，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即应当依法对该事实予以认定。由此可见，刑事责任认定与民事责任认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刑事责任的免除不能得到必须免除民事责任的结论。本案纠纷发生后，曾由大同县公安局对彭某1是否涉嫌故意伤害进行侦查，后因无法排除交通事故原因大同县检察院撤销了对彭某1的刑事起诉。由于事发现场当时只有彭某1、彭某2与李某，随后到达现场为彭某3、彭某4，最后到场为李某妻马进花及其子李二虎，现双方对事故发生后的情况各说不一，且无其他直接证据证明事故发生后双方是否发生殴打，因而只能依据现有证据进行推定。在大同县公安局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笔录中记载：1.彭某2陈述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李某欲推车离开，彭某2对其进行了阻拦。2.李某的妻子马进花陈述其接到李某电话，李某电话中称撞人后被打，要求马进花拿钱到事故现场处理事故。李二虎亦证实接到其父李某电话称撞人后被打。3.彭某3、彭某1均陈述李某之子李二虎到现场后，第一句话就是问“谁打人了”，而且在马进花、李二虎到场后，彭某3认可其与李二虎发生争执撕扯，彭某3将李二虎的衣服撕烂。4.彭某4的笔录及李某在再审开庭时均陈述本案交警到达现场后根据现场情况，又通知派出所民警到场。5.报警记录记载：马进花报警称李某在事故发生后被打伤。6.大同县人民医院在2016年9月18日的急诊记录发病时间、原因、主要症状、体征一栏中记载马进花因头部外伤进行头颅CT检查；记载李某当日20点42分入院，外伤致头疼、左胸腹、背部疼痛约1小时，医生对其进行了头颅CT、胸CT、腹部彩超检查，因怀疑肝脾破裂、腹腔积液由120救护车于21时34分转院，李某当日转至大同市五医院并进行了脾切除术；大同市五医院入院记录记载李某主诉为骑车撞人后被打，全身多处被打伤;手术记录为腹腔内积血，脾脏上极有“十”裂口，范围约4×2㎝大小，脾门处可见大小约2㎝的裂口，胃结肠韧带及胃短韧带血肿形成，大小约3×2㎝；大同市五医院诊断证明记载李某为腹部闭合性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弥漫性腹膜炎、胸部闭合性损伤、左侧第十肋后肋骨骨折。7.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物证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称李某脾破裂伴左侧第十肋骨后段骨折符合作用面较局限之钝性物体以较大暴力直接作用相应部位所致损伤之特点，拳打脚踢等过程可以形成;8.闫中文证实其住院时和李某在同一病房，在和李某聊天中知道李某被人打了脾把脾摘了，头上还被打了包；并且还看了李某头左侧的包。9.彭某1陈述李某跌倒时面朝西，头朝北，侧躺在地上，右胳膊在下面，左胳膊在上面，左胳膊在胸前放着；在刑事案件开庭时又称李某跌倒时人在车上骑着。以上事实相互印证,构成民事证据举证要求的高度盖然性，可以证实双方当事人在本次诉争交通事故发生后进行撕打事实存在。因而一、二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本案纠纷的起因、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判令双方各承担本次事故责任的50%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关于四再审申请人提出的李某不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赔偿，李某提供的土地使用证可以证实其在城镇居住，一二审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正确。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再审申请人彭某1、彭某2、彭某3、彭某4所提再审请求理由不足，证据不力，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维持本院（2018）晋02民终1816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宋任国审判员 白海叶审判员 王润莲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陈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