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205民初5138号原告：陈可荣（曾用名陈可蓉），女，1975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长兴县。被告：王惠中，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被告：于春芳，女，1978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惠中（系于春芳配偶），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原告陈可荣诉被告王惠中、于春芳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本院于2019年8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于2019年9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可荣，被告于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告王惠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陈可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惠中、于春芳共同支付工资款1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惠中、于春芳共同负担。事实和理由：陈可荣曾在王惠中经营的公司工作，但王惠中未按时支付工资。经双方结算，王惠中、于春芳共同于2019年1月26日出具欠条1份，确认结欠陈可荣工资款2万元。欠条出具后，王惠中、于春芳仅支付1万元，至今尚结欠陈可荣余款1万元，陈可荣催讨未果，故诉至法院。被告王惠中、于春芳共同辩称，双方实际是借款关系，陈可荣于2019年1月26日从王惠中处领取工资款2万元，领取同时即将2万元再出借给王惠中、于春芳，由王惠中、于春芳当场书写借条一份。2019年5月9日，陈可荣要求将借条改为欠条，王惠中就将借条划去改为欠条，并在两万元之后加了“工资款”三个字。当日，王惠中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陈可荣归还6000元，此后又于2019年6月6日向陈可荣的丈夫王利强微信转账1万元，以上总计还款16000元，故王惠中、于春芳现仅结欠陈可荣4000元，请求法院依法裁判。经审理查明：陈可荣曾在王惠中经营的无锡香逸矿泉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逸公司）工作。2019年1月26日，陈可荣与王惠中结算2018年至2019年1月26日期间的工资，王惠中、于春芳共同书写“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到陈可蓉人民币贰万元正工资款。承诺本款在19年6月结清”。王惠中、于春芳分别在该便条上签名、捺印。2019年6月6日，王惠中向陈可荣的配偶王利强微信转账1万元并由王惠中的岳父在上述便条上注明“今收到（10000）壹万元正”，由王利强在该备注处签名确认。审理中，双方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案涉便条中的2万元款项性质如何确定。陈可荣述称，该2万元是工资款，因为王惠中在年底发不出工资，故就写了一张2万元的借条，同时表明该2万元由其与配偶于春芳在2019年6月份清偿。2019年4月，经劳动部门建议，其要求王惠中将便条的抬头由“借条”改为“欠条”并在便条内容贰万元后加上了工资款三个字。审理中，王惠中先是称便条中的2万元是陈可荣领取的工资，并在领取同时将该2万元又出借给王惠中、于春芳，但经法庭询问后，王惠中又回答：“我认为是借款，工资是工资，这是我私人借的，不是我公司工资，我是欠发2万元工资，所以打了这张借条给原告，原告也是认可的”。二、王惠中、于春芳的已还款金额应如何确定。审理中，双方对王惠中于2019年6月6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陈可荣的配偶王利强交付的1万元不持异议，双方对王惠中于2019年5月9日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陈可荣转账的款项是否用于清偿案涉便条项下债务存在争议。王惠中述称，其于2019年5月9日向陈可荣微信转账5870元，用于清偿案涉便条项下对应的6000元欠款，之所以实际转账时5870元是因为扣除了陈可荣买锅的130元，陈可荣收到微信转账的5870元后向其出具收条。对此，王惠中举证了2019年5月9日微信转账截图以及陈可荣于2019年5月9日出具的收条各一份。在陈可荣出具的收条上载明：“今收到香逸公司工资款6000元整”。王惠中举证的该收条系A4格式用纸，但内容不完整，陈可荣书写内容的上部已明显的被人为撕去。王惠中对该收条有缺损情况的解释是该纸上半部分有香逸公司与其他公司的保密内容，故先撕去相关内容后由陈可荣在剩余纸张上书写收条内容。陈可荣陈述，王惠中、于春芳于2019年1月26日出具案涉便条，双方结算的是截至2019年1月26日的工资款，此后，其于2019年2月、3月、4月期间继续在香逸公司工作，王惠中于2019年5月9日微信转账的款项就是用于向其支付上述三个月的工资，其手写的收条是完整的A4纸，上半部分标注了2019年2月、3月、4月的工资款金额，但该部分内容被王惠中撕毁了，故王惠中举证的是残缺且内容不全的收条。王惠中陈述，陈可荣在2019年2月没有到香逸公司上班，在2019年3月至4月期间陆陆续续到香逸公司上班，具体上班天数要根据员工打卡记录核对，陈可荣在2019年4月10日提出辞职后就没有再到香逸公司上班，其尚未与陈可荣结算2019年3月、4月上班期间的工资。上述事实，有便条、收条、员工工资单、微信转账截图及当事人的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陈可荣与王惠中、于春芳对案涉便条中确认的截至2019年1月29日，王惠中、于春芳结欠陈可荣2万元的事实及王惠中、于春芳于2019年6月6日已向陈可荣支付1万元的事实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双方的争议焦点是王惠中于2019年5月9日向陈可荣微信转账的5870元是否用于清偿该便条项下债务，对此，本院认为，其一，王惠中举证的2019年5月9日收条有明显的人为撕除部分内容的痕迹，而王惠中对此作出的解释是该纸张上半部分内容涉及香逸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秘密，故撕去后再让陈可荣在剩余纸张上书写收条。一方面，使用包含公司经营“秘密”的纸张作为收条用纸本身有违常理，另一方面，王惠中作为该收条的保管方，为何又将该纸张上涉及公司经营“秘密”的内容刻意撕去后再交由陈可荣书写收条内容更是难以自圆其说。基于王惠中举证的该份证据形式存在明显瑕疵，故该份收条的证明力存有疑义。其二，本案审理中，就2019年1月29日便条项下2万元款项的性质，王惠中先是陈述是陈可荣从其处领取2万元工资后又转借给其，后又陈述该2万元是因欠发陈可荣的工资，故由其出具借条，前后陈述存在明显差异，但无论是王惠中的哪一种陈述，对于王惠中、于春芳向陈可荣出具2019年1月29日便条时，债务的性质已由香逸公司与陈可荣间的工资债务转化为陈可荣与王惠中、于春芳之间的个人债务，王惠中应当知情。结合王惠中庭审中的陈述即“我认为是借款，工资是工资，这是我私人借的，不是我公司工资，我是欠发2万元工资，所以打了这张借条给原告，原告也是认可的”，亦可得知王惠中能够明确区分其个人与陈可荣的债务以及香逸公司与陈可荣的工资债务。在此情况下，在王惠中要求陈可荣出具的收条上仍注明“今收到香逸公司工资款6000元”，明显与王惠中辩称的该6000元系用于清偿2019年1月29日便条项下个人债务相悖。而在此后，王惠中于2019年6月6日向陈可荣微信转账1万元并由其岳父在陈可荣持有的2019年1月29日便条上书写收款内容时，本可一并补正，但仍未将上述6000元的清偿情况一并记录亦有违常理。其三，审理中，虽然双方对陈可荣在2019年2月至4月期间在香逸公司工作的具体天数存在争议，但双方对陈可荣在2019年3月至4月期间仍在香逸公司工作的事实不持异议。而2019年5月9日收条中的工资金额6000元与陈可荣以往在香逸公司工作期间的工资标准相近，而王惠中在向陈可荣微信转账时扣除陈可荣买锅费用130元，亦更符合陈可荣陈述的劳动关系结束时结算工资的情形。综上，王惠中辩称2019年5月9日收条中的6000元系清偿案涉债务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陈可荣现主张王惠中、于春芳共同支付欠款1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王惠中、于春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给付陈可荣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王惠中、于春芳共同负担（陈可荣同意其垫付的诉讼费25元由王惠中、于春芳直接向其支付，本院不再退还，王惠中、于春芳应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将上述25元给付陈可荣）。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员  吕纯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书记员  于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