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民终4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李雅楠，女，1981年11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北京安氏领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北京市顺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达，北京市安理（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玲，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勇，男，1971年2月4日出生，汉族，深圳丰华智慧家环境智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虹，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李雅楠因与被上诉人张勇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雅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达，被上诉人张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旻、张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雅楠上诉请求：一、撤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张勇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张勇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有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六条明确：“本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为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该补充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此外，李雅楠与张勇均未实际履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也未就《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生效条件再作出任何其他约定或签订任何补充协议。（二）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李雅楠应承担促成《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的义务。李雅楠与张勇均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为法律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促成《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是李雅楠与张勇应共同平等承担的义务。（三）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为当事人关于股权转让的全部意思表示。股权转让不仅涉及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还将涉及到股权转让时间及条件、价款支付时间及条件、工商登记、《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股权转让先决条件等事项，因此一审法院关于李雅楠与张勇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约定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后即不再需要进行其他磋商的认定属于代替当事人作出要约与承诺，此认定或推定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根据。（四）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李雅楠应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首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平等主体针对特定股权转让事项拟定的补充协议而非格式合同，且不存在免除李雅楠责任或加重张勇责任的条款；其次，张勇有权在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或签署后提出异议，张勇无证据证明其曾提出异议；再者，《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以双方当事人即将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为背景签署的，但双方当事人签署后未就《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应签而未签的前后不对应并未导致《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本矛盾；此外，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合同起草方应对合同文字歧义内容承担更多法律责任并无法律明文规定。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以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签订并促成《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是李雅楠与张勇双方共同的义务，李雅楠无法单方面促成《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生效亦未采取任何阻止《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及生效的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均不能推定出李雅楠存在阻止生效条件成就的行为。张勇辩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4民初268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李雅楠未签署并递交上诉状，上诉应属无效。二、李雅楠之上诉理由并无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之否定。三、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已经生效正确。李雅楠上诉理由的焦点就是《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否已生效。张勇认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依法成立并已生效。理由如下：1.结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背景来看，双方就股权回购事宜已有多次合意；《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双方关于股权回购事项最终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已完全包含股权回购的全部核心内容。2.李雅楠作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起草方，却无法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的多处矛盾作出合理解释，真实原因是李雅楠为拖延履行回购义务，故意增设生效条款，应推定李雅楠为恶意。3.李雅楠作为主要义务的先履行方，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不正当地阻止生效条件的成就，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形，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认定李雅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所附条件成就，应视为生效条件已成就，即《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已生效。综上，张勇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李雅楠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张勇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雅楠向张勇支付股权转让款19872000元；2．判令李雅楠向张勇支付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股权转让款利息10839768元；3．判令李雅楠向张勇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10％年利率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雅楠系北京安氏领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氏领信公司）控股股东。2011年1月7日，包括张勇在内的若干投资人与安氏领信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其中约定张勇以828万元出资，认缴安氏领信公司新增注册资本752864元，其实际缴纳的增资款超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增资后张勇在安氏领信公司持股比例为4.6％。同日，李雅楠、CHENGDUNYING共同作为甲方，张勇作为乙方，共同签订《关于的补充协议（一）》、《关于的补充协议（二）》，约定乙方在增资款之外另行支付甲方1159.2万元作为增资补偿，并约定了安氏领信公司经营业绩承诺、乙方退出机制等事项。2011年1月18日，张勇向安氏领信公司支付828万元（分两笔支付，金额分别为7527136元及752864元），并向指定账户支付1159.2万元。此后安氏领信公司亦变更其工商登记信息，张勇成为安氏领信公司注册股东。2011年11月18日，安氏领信公司再次进行增资，期间张勇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出资金额变更为276.37万元。2014年间，张勇向安氏领信公司以及李雅楠提出退股要求。2015年8月31日，张勇（合同甲方）与李雅楠（合同乙方）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其中序言部分载明：“甲方与乙方于2015年8月10日签署《北京安氏领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甲方将其持有的安氏领信公司993.6万元出资（即2.3％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该等股权”。《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于2015年10月31日前支付本次2.3％股权转让价款993.6万元。甲方同意将所持剩余2.3％股权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给乙方，乙方亦将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该等股权的相应价款（相应本金＋利息）。2011年1月18日至2015年10月31日总投资1987.2万元的利息为952.2万元，2015年10月31日至2016年6月30日剩余本金993.6万元的利息为66.24万元，总计利息1018.44万元”；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第七条约定“本协议为2015年8月3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审诉讼中张勇与李雅楠共同确认，上述《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虽然表述双方已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并不属实，双方至今仍未实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询，李雅楠承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其起草，亦认可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后未再与张勇进行沟通。另查，李雅楠原为内地居民，于2016年11月25日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资格。一审庭审中，李雅楠明确表示不要求在本案中一并解决股权转移登记事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李雅楠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民事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之规定，诉讼程序应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京民辖14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经对本案管辖权进行了审查，最终裁定本案由一审法院审理。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权不再重复进行审查。关于本案的准据法。一审法院注意到，李雅楠曾经是内地居民，于2016年11月25日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资格，而张勇据以主张权利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于2015年8月31日，也就是说，在张勇与李雅楠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不具有涉港因素，故一审法院认定涉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相关争议当然适用内地法律。张勇入资安氏领信公司后，就退股事宜与李雅楠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并据此提出本案诉讼。现李雅楠就《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是提出该补充协议约定事项是针对《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内容，且补充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但是《股权转让协议》至今尚未签订更谈不上生效，故《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亦未生效。在此基础上，李雅楠表示不同意履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就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即属于对《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条件之约定，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双方上述约定一审法院应予尊重。但是，一审法院同时还注意到，虽然双方并未实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可是单就《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文字表述内容而言，包括序言部分以及补充协议第七条，均显示双方已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虽然上述两者表述的签署时间不一致，但已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意思表示确凿无疑），诉讼期间李雅楠承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其起草，却就上述矛盾未能作出合理解释。在此情况下，李雅楠作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起草方，对于协议文字中出现的歧义应当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此外，李雅楠还承认自《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后未再与张勇进行沟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事实上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载明的内容，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核心事项即转让股权数额及价款已经达成一致，对于付款时间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亦有体现，因此《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具备，双方当事人所需要完善的工作仅仅是起草一份文本并签字而已，并不需要额外进行其他磋商。在此情况下，李雅楠却未积极与张勇继续进行沟通并及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反而不闻不问，因此一审法院推定李雅楠存在不正当阻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条件成就之行为，故依法视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张勇在安氏领信公司持股比例为4.6％，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之约定，其分两笔将其持有的安氏领信公司4.6％股权全部转入给李雅楠，其中第一笔2.3％股权转让价款993.6万元，李雅楠应于2015年10月31日前支付，第二笔2.3％股权转让价款为张勇相应出资本金（即张勇总投资1987.2万元-第一笔转让股权作价993.6万元=993.6万元）＋利息（双方约定截至2016年6月30日总计利息1018.44万元），李雅楠应于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需要说明的是，股权投资本身具有商业风险，因此投资回报具有不固定性，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表述的“本金”及“利息”均并非法律上的原意，而仅仅是体现双方当事人对于股权估值数额的一种考量方式，无论当事人表述为何种名义，其实质均是指向当事人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据此分析，现张勇根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要求李雅楠支付股权转让款19872000元以及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股权转让款利息，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张勇主张的“股权转让款19872000元以及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股权转让款利息”，其实质法律性质均是张勇出让其所持安氏领信公司4.6％股权所应获取的对价即股权转让价款，且其中“利息”按照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当为1018.44万元而并非张勇主张的10839768元。此外，《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具体约定了李雅楠应当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时限，李雅楠未如期付款，已经构成违约，现张勇除要求李雅楠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外还要求李雅楠承担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具有法律依据，但张勇主张按照年利率10％计息不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按照贷款利率标准确定李雅楠应当支付的利息数额。张勇与李雅楠之间股权转让行为完成后，张勇在获取李雅楠支付的转让价款的同时，应当将其持有的安氏领信公司4.6％股权转移登记至李雅楠名下。但经询李雅楠明确表示不要求一并解决股权转移登记事宜，属于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对此予以尊重，本案中对股权转移登记事宜不予处理，可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李雅楠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给付张勇股权转让价款30056400元及利息（以30056400元为基数，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张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部分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李雅楠于2016年11月25日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资格，在此之前系内地居民。案涉《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签订于2015年8月31日，即在张勇与李雅楠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时，并不具有涉港因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涉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相关争议当然适用内地法律正确。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是否具备生效要件。涉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系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并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对《股权转让协议》未签署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但均未能提交证据佐证。李雅楠称“没有沟通”，张勇却称“有沟通，但李雅楠不签，我方追着李雅楠，李雅楠也不给签，就没有办法了”。对于双方不同的说法，本院认为，客观分析而言，张勇是以《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作为依据提起的本案诉讼，《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生效与张勇的诉讼利益一致，张勇没有阻却《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的必要与可能，只有积极促成《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生效，才能保护张勇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本院认为张勇的解释较为合理，予以采信。在一审诉讼期间，李雅楠承认《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由其起草，作为合同的起草方，李雅楠明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是《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生效要件，但在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后未与张勇沟通，拒绝与张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具有主观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一审法院推定李雅楠存在不正当阻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条件成就之行为，依法视为《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生效条件已经成就的认定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维持。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委托他人代为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必须记明委托事项和权限。诉讼代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本案中，李雅楠的上诉状系经其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恩达（律师）代为签署并提交的，符合法律规定。张勇关于李雅楠未签署并递交上诉状，上诉应属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李雅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359元，由李雅楠负担（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红英审判员  龚晓娓审判员  魏 欣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  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