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9）粤执监170号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案外人）：黎敏霞，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案外人）：邬绮雯，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案外人）：邬楚雯，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申诉人（复议申请人、异议人、案外人）：邬某，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被执行人：邬射彬，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被执行人：邬健威，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 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等四人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01执复42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书面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下称黄埔法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粤0112刑初1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2018）粤01刑终410号刑事裁定书，对邬健威、邬射彬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立案执行，案号为（2019）粤0112执1646号一案。该案执行中，黄埔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作出（2019）粤0112执1646—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该院查封的邬射彬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楼××房的产权。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等四人提出书面异议，请求：1.撤销（2019）粤0112执1646-1号《执行裁定书》；2.立即解除对位于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的查封；3.立即终止对位于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的拍卖、变卖。 黄埔法院查明，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邬健威、邬射彬等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罪一案，黄埔法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2016）粤0112刑初1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邬健威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四十万元、罚金人民币九十二万五千元；判决邬射彬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开设赌场罪、犯窝藏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五千元；继续追缴邬健威、邬射彬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33600元,上缴国库。邬健威、邬射彬等人均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粤01刑终41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黄埔法院刑庭移送，黄埔法院于2019年3月6日立案追缴邬健威、邬射彬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33600元，案号为（2019）粤0112执1646号。执行过程中，黄埔法院通过财产查控，发现两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中仅有少量存款。黄埔法院于2019年3月13日查封了邬射彬名下的位于番禺区××楼××房，并裁定拍卖、变卖该房产的产权。各异议人遂提出异议。 根据异议人提交的证据，黄埔法院查明事实如下：黎敏霞与邬射彬曾系夫妻关系，于1996年5月24日登记结婚。双方共生育三个小孩，分别是邬绮雯、邬楚雯、邬某。后黎敏霞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9日作出（2005）番法民初字第71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协议：一、黎敏霞与邬射彬离婚；二、婚生女儿邬绮雯由黎敏霞携带抚养至成年，婚生女儿邬楚雯由邬射彬携带抚养至成年。 黎敏霞提交其与邬射彬于2007年3月24日签署的一份《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同意女儿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由黎敏霞携带抚养；二、双方确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房产状况如下：（1）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开发区××房；（2）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关于房产的处理：（1）位于番禺区南村镇××开发区××房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平均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利；双方同意该房屋属于黎敏霞的50%产权归黎敏霞所有，邬射彬将其所有的50%产权留归三名女儿邬绮雯、邬楚雯、邬某平均持有，三名女儿年满十八岁前由黎敏霞代为管理、收益、支配，女儿年满十八岁后应将该部分房屋交回三名女儿管理、收益、支配；如遇政府、开发商因扩路、建设等原因需要征用该房屋的，因此取得的房屋补偿费50%归黎敏霞所有，剩余50%归三名女儿平均所有。（2）双方同意将位于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的商品房归三名女儿所有，并作为三名女儿的居住之所；黎敏霞在三名女儿未成年前代为管理，待三名女儿成年后过户至三名女儿名下；双方经协商同意任何一方欲出售该房屋须经对方同意。 另查，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登记的权属人是邬射彬，于2002年6月向富都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发证日期是2003年10月24日。异议人提交了契税完税证、购房款发票、物业管理费和水电费收据等证据，用于证明案涉房产的购置时间及交付使用时间，上述证据显示购房合同成立时间是2002年6月2日，2002年11月开始有缴纳管理费记录，2003年10月13日缴纳了契税。 听证过程中，异议人黎敏霞对于在离婚诉讼期间不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却在离婚后就财产分配重新签订协议的原因，称系离婚时双方想把共同财产留给小孩，所以没有处置财产。后来由于邬射彬要再婚，为了避免争议，就补签了财产协议。异议人现对于案涉房产的产权份额的意见为：黎敏霞占50%，邬绮雯、邬楚雯、邬某各占50%的三分之一。 再查，（2016）粤0112刑初1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查明：2012年9月26日，被告人邬健威、邬射彬经预谋，在未经相关职能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二步塘”地块中的2.36亩土地倒卖给广州市嘉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马嘉明）用于建房和生产经营等非农建设，收取款项共计503.36万元，后共同分赃。同时，邬健威供述称地块卖出后的收益直接打入邬射彬的银行账户，邬射彬再将邬健威的应得部分打入其银行账户。 黄埔法院审查异议认为，四异议人主张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属于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对于各异议人提出的异议，黄埔法院评析如下： 一、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是继续追缴两被执行人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33600元，并未就每人违法所得的数额作出具体认定，且以该两人共同作为被执行人移送执行，故两被执行人应共同承担责任。案涉房产购置于2002年，而根据（2016）粤0112刑初1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邬健威、邬射彬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发生时间是2012年，故案涉房产应与该违法所得没有关联性。根据邬健威的供述，上述违法所得以现金形式分得。黄埔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询了两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仅发现小数额存款余额，上述违法所得已无法找到。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7条“原物确已变质、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的规定，黄埔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包括案涉房产在内的两被执行人名下的等值财产进行查封并处置，符合法律规定。 二、根据番禺法院的（2005）番法民初字第71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事实，黎敏霞与邬射彬于1996年5月24日登记结婚，2004年12月29日离婚。案涉房产购置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因本案被执行人邬射彬未提交答辩，黄埔法院无法查明其与黎敏霞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是否有其他约定，故对于案涉房产是否属于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暂无法确定。即使案涉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共同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法院仍可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三、黎敏霞与邬射彬系调解离婚，在离婚诉讼中未分割财产。黎敏霞提交的《协议书》对离婚财产进行了处置，但该《协议书》未经公证，也没有第三方见证，黄埔法院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即使《协议书》属实，协议书对于案涉房产的约定应视为黎敏霞和邬射彬将案涉房产赠与三名女儿的意思表示。《协议书》是黎敏霞和邬射彬之间对于离婚财产如何处置的安排，并非二人与子女之间签订的书面赠与合同。在签订《协议书》之后，各方并未按约定将房屋过户至三名女儿名下，赠与关系不成立。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协议书》是签约当事人的合意，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2019年5月15日，黄埔法院作出（2019）粤0112执异71号执行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异议人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的异议请求。 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广州中院）申请复议称：一、就涉案房产是否属于违法所得可以被执行的问题。黄埔法院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7条“原物确己变质、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裁定折价赔偿或按标的物的价值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认定涉案房产属于可以被执行的标的物。本案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两被执行人因倒卖土地使用权获得的非法所得503万元，非法所得的财产形式是金钱货币。本案生效文书已经明确两个被执行人对于所获非法所得进行分赃，故执行机构应当查明两人各自所得后才能追赃。在生效文书没有明确两个被执行人各自获得的情形下，黄埔法院不能笼统地将由某一被执行人财产作为追缴对象予以全额执行，而应该由刑事审判部门出具补正裁定对各被执行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明确后才继续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7条的适用条件是对特定标的物无法执行时的处理，货币金钱显然不属于特定标的物。在原物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折价赔偿或者执行其他价值相同的标的物，完全属于当事人自主处分权利的范畴，司法实践中执行机构未经执行申请人申请自行作出决定的情形极为罕见。综上所述，黄埔法院没有适用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就刑事裁判中的财产部分执行的规定，而是参照适用其他规定，在执行阶段实施裁判行为，扩大了执行标的范围。二、关于涉案房产是否属于黎敏霞与邬射彬共同财产，是否可以被执行的问题。对涉案财产分割问题，黎敏霞已经提交了其与邬射彬的《协议书》，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证据属于处分夫妻财产的文件，应当予以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根据该规定，法院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是查封、扣押、冻结，而不包括拍卖。黄埔法院对此适用法律错误，且没有通知黎敏霞，属于程序不合法。三、关于案涉房屋的赠与问题。黎敏霞与邬射彬签订的上述《协议书》，不仅仅是对于双方有约束力，还体现了邬射彬将房屋的自有份额赠与给三个女儿的意思表示，三个女儿早已知悉其赠与安排，并表示同意接受。但由于是父女特殊关系，没有形成书面合同，符合常理。且赠与属于诺成合同，双方达成合意合同即成立。复议请求：1.撤销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异7l号执行裁定书。2.请求撤销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1646号、(2019)粤0112执1646-l号执行裁定书。3.请求立即解除对位于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的查封。4.请求立即终止对位于广州市XX区XX街XXX路XX号XX苑XX号楼XX轩XXXX房(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的拍卖、变卖。 广州中院经审查，对黄埔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广州中院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本案的执行依据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该生效裁判判令追缴邬健威、邬射彬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33600元，而邬健威、邬射彬没有履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故黄埔法院作为执行法院，依法裁定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邬射彬名下的案涉房产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请求解除查封和停止拍卖、变卖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广州中院不予支持。 关于黎敏霞提出的案涉房产是其与邬射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问题。经审查，上述房产为黎敏霞与邬射彬婚后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本案中，由于黎敏霞与邬射彬均没有主张和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对此存在特别的约定，故应认定上述房产属于黎敏霞与邬射彬的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因上述房产尚未析产，黎敏霞作为共有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后再对确定属于其所有的部分申请解除执行措施。现黎敏霞要求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拍卖、变卖，不予支持。 关于复议申请人提出的本案的案涉房产已经赠与给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的问题。广州中院认为，由于上述《协议书》的协议双方仅仅是黎敏霞与邬射彬，且在形式上仅仅是黎敏霞与邬射彬对离婚后女儿抚养和原夫妻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并非是赠与合同。故此，广州中院对黄埔法院的认定予以确认。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黄埔法院认定案涉《协议书》是签约当事人的合意，该处分行为未经产权变更登记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并无不当，复议申请人请求撤销黄埔法院的执行异议裁定缺乏理据，广州中院不予支持。 2019年7月18日，广州中院作出（2019）粤01执复429号执行裁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的复议申请，维持黄埔法院作出的（2019）粤0112执异71号执行裁定。 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不服向本院申诉，请求：撤销上述异议和复议裁定、查封和拍卖裁定，解除对涉案房产的查封，终止对涉案房产的拍卖、变卖。主要理由是：一、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认定涉案房屋可作为执行财产适用的法律错误。邬射彬涉及的法律责任属于刑事责任，并不涉及民事责任，所以，邬射彬不需要将其全部财产以类似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承担刑事中的财产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1号）第六条规定：通过实施犯罪直接或者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定的“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为其他财产的，转变、转化后的财产应当视为前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即违法所得是犯罪分子因实施犯罪行为所得的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不存在需要适用民事执行规定界定违法所得的情形。而且，民事执行规定原则上不应当涉及实体评判，否则审判和执行就混乱了，所以即使适用民事执行规定，也应当在实体方面明确的基础上，使用适用程序方面的规定，更不应当将程序规范代替实体规范适用于本案。原审法院无疑错误对该条款作出了扩大解释。原审法院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条。涉案财产与违法所得没有关联，而且刑事判决书也没有对涉案财产作出违法所得予以扣押，并已明确认定违法所得是指贩卖土地所获得的金钱，执行法院对涉案财产执行，既缺乏法律依据，又缺乏裁判文书的依据。2.认定可以执行申诉人拥有合法实体权利的涉案房屋所适用的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执行财产涉及共有人时，可以查封、冻结，但是不能拍卖。黄埔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驳回了申请人请求停止涉案房产拍卖的请求，属于缺乏法律依据。广州中院甚至在没有适用具体法律的情形下，认为对于涉案的房产只有在采取法律途径析产情形下，才能申请部分解除，属于于法无据。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的程序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两级法院应当通知邬射彬参加听证会，但是两级法院均没有通知，而且广州中院在依法应当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没有召开听证会就径行作出复议裁定，属于程序违法。三、邬射彬与黎敏霞的离婚协议中约定将涉案房产赠与给三个女儿的行为合法有效，应当予以保护。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约定将婚内财产赠与给婚生子女，对于两人来说，是属于以离婚为基础的财产分配。对于子女来说，属于赠与的行为，不应当拘泥于书面的形式，而且《合同法》也没有规定赠与合同不采取书面形式合同不成立。司法实践已经有大量的案例证实，以上形式做出的赠与行为是不能随意撤销或变更的。尽管涉案财产没办理过户，但是作为三个女儿对该房产具有合法的请求权。在该请求权发生在先，而邬射彬的刑事责任发生在后的情况下，无论从保护妇女儿童的角度，还是从在财产处理时民事责任优先于刑事责任的角度，都应当承认并保护三个女儿的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本案执行邬射彬名下的涉案房产有无违法不当之处。具体评析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范围是否限定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依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包括收益，均应予以追缴。但在违法犯罪所得的财产查无下落等情形时，能否追缴罪犯其他的等值财产，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18年1月16日联合发布的法发〔2018〕1号《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9条及2019年4月9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第19条均规定，依法应当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无法找到、被他人善意取得、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没收其他等值财产。上述规定，体现了任何人不能从违法犯罪中获得利益的基本原则。因此，在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执行程序中，应当首先对违法所得财产予以执行追缴；如果被执行人违法所得的财产无法找到、价值灭失、被他人善意取得或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等值等额财产。本案依生效的刑事裁判应追缴邬射彬、邬健威两人犯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的违法所得5033600元，执行法院经查无违法所得的款项时，可以在违法所得的限额内依法执行邬射彬其他等值财产。因此，执行法院对邬射彬名下的涉案房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既未超出生效刑事裁判范围，也无违法不当之处。申诉人虽已证实涉案房产并非被执行人违法犯罪所得，但以此为由主张不得对涉案房产执行追缴，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涉案房产是否属于申诉人的财产而不是被执行人的财产。根据申诉人黎敏霞提供的其与邬射彬2007年3月24日签署的《协议书》，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房产有两套，其中一套房产约定由四申诉人共有。本案执行的涉案房产为另一套房产，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复议裁定中确认涉案房产属于双方共同共有财产，对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已经予以充分保护。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双方的协议虽然约定涉案房产归二人的三名女儿即本案的另三申诉人，但是并未将涉案房产更名至三申诉人名下，即使协议双方已作出赠与三申诉人的意思表示，但并未办理过户登记，物权尚未转移，赠与物尚未交付，三申诉人并不享有涉案房产的物权；且又不属于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和经公证的赠与合同，三申诉人以享有涉案房产的交付请求权为由，主张排除本案执行，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不能予以支持。 第三，本案执行能否拍卖涉案房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本案为追缴违法所得的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的案件，属于移送执行并非申请执行的案件，并无相应的债权人可以对共有权人分割共有财产的协议予以认可，故应由执行法院根据双方共有财产的实际情况依照有关实体法律的规定处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共有的不动产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涉案房产作为独套房产，难以实物分割分别使用，否则将影响实际使用功能并造成相应的矛盾纠纷，进而导致财产价值减损。故整体拍卖更有利于保护各共有权人的利益，申诉人主张共有的涉案房产未经析产不得拍卖，不予支持。 第四，关于听证程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人民法院举行听证的目的在于听取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及处理结果的意见，且上述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应当通知被执行人到庭参加听证。故申诉人以此为由请求撤销本案相关执行裁定不予支持。 综上，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黎敏霞、邬绮雯、邬楚雯、邬某的申诉请求。 审判长  蒋先华 审判员  李昙静 审判员  庄绪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刘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