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1民终975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魏传胜，男，195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泰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左琦，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存星，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玉富，男，1959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庆强，山东宸合宸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远培，男，1971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上诉人魏传胜因与被上诉人王玉富、倪远培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8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魏传胜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9)鲁0112民初85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支持魏传胜一审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由王玉富、倪远培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魏传胜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王玉富承包了济南市历城区上海花园小区北门的绿化工程。魏传胜于2018年5月经李华勇介绍到济南市历城区上海花园小区北门进行绿化工作。魏传胜每天劳务费为130元，王玉富虽然将包括魏传胜在内的几名工人的工资交给李华勇负责发放，但李华勇并未从中抽成，且魏传胜在施工现场均是听从王玉富的安排、指挥。因此魏传胜与王玉富之间是雇佣关系，李华勇与王玉富之间系代理关系，李华勇是王玉富的代理人，李华勇受王玉富委托进行招工，王玉富应对李华勇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王玉富承诺安排司机接送包括魏传胜在内的工人上下班。2018年6月1日早上，魏传胜干完活乘车回家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魏传胜认为下班途中属于雇佣活动的自然延伸，与其工作有内在联系，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畴。另一方面，王玉富安排司机接送，司机驾驶车辆的行为属于雇佣活动，司机驾车造成魏传胜等几人受伤，王玉富应当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魏传胜第一次住院治疗的医药费全部由王玉富支付。出院后，王玉富将前期的劳务费一次性支付给了魏传胜。这也说明王玉富是雇主，应承担雇主的责任。二、王玉富与倪远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倪远培答辩称其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倪远培除了在工地干活还要负责接送魏传胜等工人。因此其每天劳务费用比魏传胜高。虽然其庭审陈述有时开李华勇的车，有时开自己的车，但其劳务费用是由王玉富支付，李华勇只负责发放。倪远培开李华勇的车或者开自己的车都是为了可以在王玉富处赚取租车费。综上所述，李华勇在整个事件中只是王玉富的代理人，魏传胜与王玉富之间系雇佣关系，倪远培与王玉富之间也是雇佣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真相，维护魏传胜的合法权益。另外，一审判决认定魏传胜提供的西圈村村委会的证明不能证明其应按城镇户口来计算作为赔偿的依据，魏传胜认为按照最高院最新的规定，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户籍来计算赔偿标准，而且魏传胜也已经提供了证据证明其在城镇务工的事实，因此应认定魏传胜按照城镇户籍来作为计算赔偿的标准。王玉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现根据魏传胜的上诉请求，发表如下答辩意见，望二审法院在合理采纳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魏传胜的上诉请求。一、王玉富与魏传胜不可能存在劳务、雇佣关系，原因如下：王玉富从未雇佣魏传胜从事园林绿化工作，魏传胜的真正雇主应当是其在一审中所述的李华勇，魏传胜、倪远培和一审中应魏传胜要求出庭作证的赵平伦均一致表示：(1)向魏传胜、倪远培和证人赵平伦发放工资的人系李华勇；(2)安排、通知、指挥包括魏传胜在内的以上三人干活的人系李华勇；(3)魏传胜和倪远培受伤后运送其去医院治疗的人是李华勇，且住院期间李华勇天天去医院看望和照料；(4)魏传胜、证人赵平伦劳务费发放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李华勇；(5)以上三人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均陈述并不认识王玉富，王玉富也不认识以上三人；(6)以上三人明确承认王玉富从未向其发过劳务费；(6)魏传胜明确说明了工地管理和指挥人员均系李华勇；(7)魏传胜自诉在事故发生后李华勇曾经找一个关系不错的中间人找其协调赔偿事宜，且明确说明了王玉富从未从中调解、商谈过；(8)最关键的是魏传胜在一审庭审中自述王玉富从未安排过其等工人乘坐倪远培的车辆回家。综上，根据以上三人在一审中的叙述，李华勇与魏传胜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劳务关系所应具备的各项特征，魏传胜的真正雇主应该是李华勇，而非王玉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魏传胜所主张的自然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便是存在事实劳务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彼此不相认识、更不知对方姓名的情形。二、王玉富与倪远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务、雇佣关系，原因如下：1、除王玉富所述的第一条答辩意见外，倪远培在一审中的叙述更是自相矛盾。其曾在一审庭审中自述王玉富并不认识自己，但却谎称王玉富曾经安排其接送工人，既然双方都不认识，不存在安排其接送工人这一情形。倪远培还自述李华勇在工地完全自由，想干就干，而且自己也不知道谁给李华勇发工资，发多少也不清楚，倪远培完全不了解李华勇工作状况和身份的情况，故其所述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根据倪远培在一审中的自述，其发生事故当天所驾驶车辆系其本人名下车辆，而且自述开车接送工人系受李华勇安排，开车报酬是由李华勇确定并发放，且一审中并未提及倪远培是否在工地干活，据此，王玉富认为倪远培自述的内容中能够明确指向李华勇便是其雇主或者是租用其车辆的人，魏传胜所述的倪远培与王玉富系雇佣关系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3、魏传胜在一审庭审中自述王玉富从未安排其等工人乘坐倪远培的车辆回家，足以见得倪远培接送工人回家的行为并非王玉富所安排，其与王玉富之间不存在任何的雇佣或劳务关系。三、本案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而非劳动争议案件，类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行为于法无据。倪远培于2018年6月1日驾驶其自己名下车牌号为鲁SD0581号小型普通客车沿云梯山路由北向南行驶时与道路东侧的水泥墩发生碰撞，造成包括倪远培在内的车内人员不同程度受伤，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部山区大队作出第370196120180000038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倪远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包括魏传胜在内的车内人员无责任。通过以上事实可知，本案所涉法律关系的真正侵权人及赔偿义务人均系倪远培，各受害方应当通过诉讼方式向倪远培主张赔偿，另外，尽管本案提供劳务人员所受伤害原因系非因本人主要责任以上的交通事故造成，但本案系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决不能类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可以认定工伤的情形来据此确定雇主责任。综上，望贵院予以合理采纳。倪远培未答辩。魏传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玉富赔偿魏传胜伤残赔偿金71188.20元、误工费29160元、护理费117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700元、医疗费1866元、营养费3750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鉴定费2860元，以上共计139724.20元；2、倪远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王玉富、倪远培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6月1日5时10分，倪远培驾驶其所有的鲁SD0581号小型普通客车（载乘魏传胜、燕照成、魏述河、姚丙贤、姚庆富、王荣家、姚吉亮）沿云梯山路由北向南行驶，行驶至云梯山路小南营村东口时，鲁SD0581号小型客车向东南方向运动与道路东侧水泥墩接触碰撞，造成倪远培、魏传胜、燕照成、魏述河、姚丙贤、姚庆富、王荣家、姚吉亮受伤，鲁SD0581号小型客车损坏。事故发生后，魏传胜被送往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治疗。该院诊断其伤情为：“左股骨头骨折、左髋关节后脱位、右肱骨骨折、右桡骨骨折、右桡神经损伤、额面部软组织裂伤。魏传胜在该院住院治疗26天。2018年9月6日，魏传胜到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复查，支出医疗费300元。2019年4月17日、18日，魏传胜根据鉴定机构的要求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进行体验、检查支付医疗、检查费1566元。诉讼中，一审法院根据魏传胜的申请，委托山东金正法医司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司法鉴定。该所出具鲁金正司鉴所[2019]临鉴字第1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1、被鉴定人魏传胜之损伤构成十级伤残；2、伤后误工期限为270日；3、伤后护理期限为90日，其中住院期间需2人护理，出院后需1人护理；4、伤后营养期限为75日；5、建议后续治疗费约15000元。”魏传胜支出鉴定费286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所争议的焦点问题为魏传胜、王玉富之间是存在雇佣关系以及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在本案中，魏传胜主张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倪远培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并申请证人赵平伦出庭作证。赵平伦陈述：“我是李华勇介绍到工地干活，每天工资130元，工资是干完活后一块算，我的工资是李华勇给的，我不知道倪远培与王玉富的关系。”魏传胜在庭审中也陈述：“我是李华勇介绍认识的王玉富，李华勇也是给王玉富干活的，他们认识时间长一些。工资报酬是李华勇给我说的，工资是李华勇给我送去的。李华勇负责记工，泰安的人是李华勇来管理。”倪远培陈述：“我的工资报酬是李华勇给我说的，当时王玉富也在场。钱是李华勇给的。我不认识王玉富。有时我开李华勇的车送人，李华勇每天给20元。开我的车连人带车李华勇给我350元。”由此可见，魏传胜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其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倪远培的陈述也不能证实其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综上，魏传胜所提供的证据及倪远培的陈述均不能证明两者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的规定。魏传胜的主张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魏传胜的诉讼请求不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魏传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4元，由魏传胜负担。二审中，魏传胜申请李华勇、李华芬、李平三位证人出庭作证。经质证，魏传胜对三位证人的证人证言予以认可，认为李华勇是给王玉富打工的，李华勇并不是同王玉富处承包了工程。因为李华勇与王玉富之间并不是就一个工程或者一个项目来总的谈判一个价款，李华勇与王玉富的结算是按照事先商定的工人工资乘以干活的天数来计算最终的工人工资，李华勇也是从王玉富处领取工资的，因此李华勇和王玉富之间是劳务关系。李华勇提供劳务的表现形式包括具体的干活、出车辆、协调工人。并不能据此认定李华勇是其所找的工人的雇主，李华勇只是受王玉富的委托办理找工人的工作。其相应的后果应由王玉富承担。因此王玉富与魏传胜以及倪远培之间均系雇佣关系。王玉富认为，对于李华勇的证言，1、李华勇在证言中明确承认了其向倪远培亲自支付车辆租金的事宜，该行为能够证实倪远培所驾驶的车辆是由李华勇承租，系单独的租赁合同关系。2、李华勇明确认可与王玉富之间存在多年的朋友关系，而且明确认可王玉富在其经济困难时会向其出借资金，这与王玉富稍候提交的借条证据能够相互印证。3、李华勇的陈述前后不一致，当魏传胜问李华勇事发后工人工资是怎么从园林局要出来的，李华勇说是园林局直接给的，当王玉富问时他说是王玉富给的。故对于该问题李华勇的证言不能采信。4、李华勇与本案中王玉富存在严重的利害关系，如果王玉富判定承担责任，也就免除了李华勇的雇主责任，故对于其有利的证言法庭不应予以采信。5、李华勇明确说明在工地安排工人干活向工人发工资都是其本人所为，而没有任何依据的说工资是王玉富给付给他。对于李华芬的证言，1、从名字看，有利益关系，李华勇与李华芬是兄弟或者堂兄弟。2、李华芬并未参与过从园林局要钱，而且他所述都是听别人所说，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传来证据。他也证明了向其支付工资是李华勇直接支付，也没有看到过王玉富给李华勇钱。对于李平的证言，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人系参与工地施工的劳务者的家属，对于其母亲所经历的事并非亲眼所见，而且都是推测的，没有依据。本院认为，李华勇与本案裁判结果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李平系参与工地施工的劳务者的家属，李华芬未参与后期工资款的索要事宜亦不明确劳务报酬来源，其二人的证言不足以证实本案事实，本院不予采纳。王玉富提交李华勇向王玉富出具的9张借条，证实在事发后李华勇为了处理其所雇佣员工的医药费问题向王玉富借款现金共计383000元，证明李华勇系魏传胜的雇主，而且由李华勇来具体支付魏传胜的医药费。王玉富向其出借资金能够证实王玉富并非魏传胜的雇主。经质证，魏传胜认为，借条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便属实，借条都是在事故发生后出具的，也都是由王玉富支付给李华勇的。因此魏传胜认为王玉富给李华勇支付如此高额的借款是为了给受伤的几人治病，是王玉富承担责任的表现。本院认为，王玉富提供的借条系复印件且无法判断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王玉富与魏传胜、倪远培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综合一审中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能够看出魏传胜、倪远培是否受雇于王玉富并由王玉富发放劳务报酬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魏传胜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与王玉富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主张，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魏传胜主张李华勇与王玉富之间系代理关系，王玉富应对李华勇的代理行为承担责任，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这一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魏传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94元，由上诉人魏传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武绍山审判员  王立强审判员  孙 磊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