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冀02民终7774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孙立强，男，1972年12月21日生，汉族，住唐山市。委托代理人：张林喜，河北实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玉江，男，1970年8月30日生，汉族，住唐山市。委托代理人：孙继香，河北耕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李爱兵，男，1981年3月2日生，汉族，住唐山市。上诉人孙立强与被上诉人李玉江、李爱兵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9民初16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立强的上诉请求为：请求依法撤销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9）冀0209民初1629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本案法院的审理焦点应为“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有效阻止强制执行的权利”。本案中，一审法院对2016年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诉讼、执行程序予以确认，对诉讼、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法律文书也均予以认定，但却把争议焦点确定在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并以孙立强未提交证据证明实际履行而驳回了孙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审理此案严重偏离执行异议之诉的本质。更令人费解的是，一审判决认为“孙立强主张李爱兵将股金分红支付给了孙立强，但并未出具收款凭证，孙立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本院认定该执行和解协议未实际履行”更是不符合逻辑。上诉人自认已经收到李爱兵给付的股金分红，无需提供收款凭证，因为此款本就应该是上诉人本人的。即便存在收款凭证，该凭证也不可能在上诉人手中。一审法院仅以未出具收款凭证认定协议未实际履行，显然牵强附会。在上诉人与李爱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上诉人在审判阶段申请保全了李爱兵在河北唐山曹妃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农商行）的股份及孳息余额205000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四条：诉讼前、诉讼中及仲裁中采取保全措施的，进入执行程序后，自动转化为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上诉人作出让步，与李爱兵于2016年11月25日在执行局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李爱兵将在曹妃甸农商行职工股的8万股以20万元整抵孙立强的执行标的，执行费2110元由李爱兵承担。因执行和解，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16）冀0209民初605号民事调解书终结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有法可依，完全成立。被上诉人李玉江答辩称，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有效阻止强制执行的权利，提起的旨在阻止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诉讼。2.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有效阻止强制执行的权利应为审理的焦点内容。3.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是确认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有效阻止强制执行权利的决定性问题，只有在二人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完全履行，孙立强才对执行标的具有相应的物权法律效力。经过一审法院的审理查明，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未履行，因此孙立强对执行标的没有物权权利，当然就不享有有效阻止执行本案标的的权利。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李爱兵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进行答辩。孙立强于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不得执行李爱兵名下在曹妃甸农商行的8万股金，解除财产保全；2.依法确认李爱兵名下在曹妃甸农商行的8万股金为原告所有；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事实：2016年2月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孙立强与李爱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冀0209民初605号。诉讼过程中孙立强向一审法院申请诉讼保全，要求冻结李爱兵在曹妃甸农商行的工资、职工股及孳息，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209民初605-1号、605-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李爱兵在曹妃甸农商行的股份及孳息余额205000元。2016年4月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冀0209民初605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孙立强与李爱兵的达成调解协议：“一、被告李爱兵于2016年4月12日前一次性偿还原告孙立强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88000元，共计288000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2150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1520元，由原告孙立强负担”。调解书生效后，李爱兵并未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调解书，故孙立强于2016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孙立强与李爱兵达成执行和解，李爱兵将曹妃甸农商行职工股权的8万股以20万元整抵孙立强的执行标的，执行费2110元由李爱兵承担。2016年12月16日，本院出具执行裁定书，裁定一审法院作出的（2016）冀0209民初605号民事调解书终结执行。2019年1月21日，一审法院受理了李玉江与李爱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冀0209民初418号。诉讼过程中，李玉江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对李爱兵在曹妃甸区农商行的8万股金予以查封。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11日作出（2019）冀0209民初418号民事裁定书，查封李爱兵在曹妃甸区农商行的8万股金。孙立强于2019年3月10日对查封李爱兵在曹妃甸区农商行的8万股金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冀0209民初418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孙立强的异议请求。后孙立强于2019年4月2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另查明，李爱兵在曹妃甸农商行的股金账号为×××，持股数量为80000股。2016年3月3日，股金分红12800元汇入李爱兵名下账户；2017年2月27日，股金分红12800元汇入李爱兵名下账户。2017年2月27日至2017年2月28日，李爱兵从该账户分别支取4500元、300元、5000元、8100元；2018年1月22日，股金分红12800元汇入李爱兵名下账户。2018年1月22日，李爱兵从该账户分别支取2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李爱兵在曹妃甸农商行持有的8万股金仍然登记在李爱兵名下，李玉江申请对李爱兵名下股金进行查封并无不妥。本案中孙立强主张其与李爱兵达成了执行和解，将8万股金抵顶20万元执行标的，已经取得了李爱兵名下的股金，故应解除李玉江申请的财产保全，不得执行李爱兵名下于曹妃甸农商行股份8万股金。本案争议焦点为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已经实际履行。2016年11月25日，孙立强与李爱兵达成执行和解，但2017年2月27日、2018年1月22日曹妃甸农商行仍将股金分红汇入李爱兵名下账户，且根据分红账户的交易明细显示，李爱兵在取得分红后陆续、非同等金额从账户取款。孙立强主张李爱兵将股金分红支付给了孙立强，但并未向李爱兵出具收款凭证，孙立强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与李爱兵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认定该执行和解协议未实际履行，孙立强可继续对（2016）冀0209民初605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故对孙立强主张确认李爱兵名下曹妃甸农商行8万股金为孙立强所有，解除财产保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孙立强的诉讼请求。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孙立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该焦点的核心问题是孙立强与李爱兵对执行机构制作的执行和解笔录内容是否已经实际履行，该笔录是否作为认定孙立强对涉案股金股权享有所有权的定案依据。执行和解系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基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而达成的依法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履行标的、期限、地点、方式等内容的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了“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的情形”为执行机构中止执行，第八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执行机构在执行孙立强与李爱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孙立强与李爱兵达成的口头和解协议记入执行和解笔录，由孙立强、李爱兵签字按手印的情形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因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后，孙立强、李爱兵并未完成股金股权的实际转让，即执行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执行和解笔录亦不具有终结执行性，不能据此认定孙立强与李爱兵之间完成了动产产权的交付，孙立强对登记在李爱兵名下的股金股权依法不享有物权产权权利。综上所述，上诉人孙立强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孙立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学军审判员 刘玉秋审判员 周 欣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 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