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津民终209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广德，男，1968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邦俊，天津坤鹏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星，天津陈宝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一审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宝坻节能环保工业区庆滨道1号。法定代表人：王广，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英，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立民，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刘青岭，男，1974年4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河西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尹少文，男，197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宝坻区。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杜伟，男，1965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蓟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龙，北京金台（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广德、上诉人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青岭、尹少文、杜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广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邦俊、高星，上诉人宝盛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英、杨立民，被上诉人刘青岭，被上诉人尹少文、被上诉人杜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明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广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2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偿还借款本金3897万元及相应的利息；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宝盛发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未依法对3897万元借款进行审查，导致认定案件事实错误。2.刘广德对3897万元享有债权，依法应当受到保护。3897万元对应的十笔银行转账明细，可以证明刘广德实际出借了3897万元的事实。杜伟、刘广德和王磊之间的转账有各自的法律原因，并未违法。至于经过转账后，杜伟账户最后是否真实增加至3897万元，均不能否认刘广德代宝盛发公司向杜伟偿还了债务，该笔借款应视为对宝盛发公司的借款。刘广德于2018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交《变更上诉请求申请》，将上诉请求第一项变更为：依法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2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偿还借款本金36321450元及相应的利息。主要事实和理由：因被上诉人杜伟同意以年利率24%计算其与宝盛发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利息数额，并退回之前收取的利息13678550元，故将上诉请求数额3897万元变更为36321450元。宝盛发公司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刘广德的上诉请求或根据“先刑后民”原则，将本案中止审理。本案中刘广德主张的借款3897万元未进入宝盛发公司银行账户，系虚假的循环转账。宝盛发公司银行账户虽收到刘广德转账1103万元，但宝盛发公司并未因该借款获得任何收益。刘青岭述称，认可刘广德的上诉请求。尹少文辩称，认可刘广德的部分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认定宝盛发公司偿还刘广德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数额有异议，刘广德实际向宝盛发公司出借3153万元。杜伟述称，同意刘广德的上诉请求。宝盛发公司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民初26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驳回刘广德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刘广德、刘青岭、尹少文和杜伟承担。事实与理由：1.宝盛发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广德、刘青岭、尹少文和杜伟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但是原判决对此未予认定。涉案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系无效合同，宝盛发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对合同上的印章印文的真实性认定错误，实际上合同印章为刘青岭私刻，仅用于犯罪目的，从未合法使用过。3.刘青岭借款5000万元与其职务不匹配，其所借款项利益未归属宝盛发公司，故刘青岭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同时刘青岭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但是一审法院未经质证和辩论即认定刘青岭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对宝盛发公司提出的中止审理申请未予处理，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存在民刑交叉问题，应当优先考虑刑事，一审法院径自判决违背了先刑后民原则。刘广德辩称，宝盛发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刘青岭辩称，不认可宝盛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尹少文辩称，同意刘青岭的答辩意见。杜伟辩称，同意刘广德的答辩意见。刘广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宝盛发公司给付刘广德借款5000万元及自2014年7月15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相应利息（按照年利率36%计算，其中2014年7月15日起至2015年1月14日利息990万元）；2.刘青岭、尹少文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宝盛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宝盛发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11日，系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的企业，于2009年10月开发天津市宝坻区日盛园龙庭水岸项目。2013年6月19日，刘青岭与宝盛发公司的股东马爱荣、孔龄敬、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2014年1月22日，转让方孔龄敬、马爱荣、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受让方刘青岭签署《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均约定将宝盛发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刘青岭。刘青岭为收购宝盛发公司及在履行上述协议期间，因自有资金不足，于2013年6月至2014年2月间，向王广、张继业等借款。后因刘青岭不能按照约定偿还，刘青岭请求将王广、张继业等人的部分债权转为持有宝盛发公司的股权。2014年2月12日，宝盛发公司的原股东孔龄敬、马爱荣、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王广、张继业、刘青岭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孔龄敬将其在宝盛发公司占有的47%的股份转让给王广，马爱荣将其在宝盛发公司占有的36%的股份转让给张继业，山西新时代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在宝盛发公司占有的17%股份转让给刘青岭。同日，王广、张继业、刘青岭签署《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章程记载，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张继业出资额为1080万元，持股比例为36%；王广出资额为1410万元，持股比例为47%；刘青岭出资额为510万元，持股比例为17%。宝盛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广。同日，对宝盛发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进行了变更登记。刘青岭担任宝盛发公司监事，负责公司全面经营，尹少文负责宝盛发公司融资及业务方面的工作。2014年7月10日，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1的《借款合同》，约定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借款4000万元，期限为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2月13日，并约定综合费用按月总借款额的3.3%收取（其中手续费7.8%，利率24%）；同日，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又签订编号为201402的《借款合同》，约定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借款1000万元，期限为2014年7月14日至2014年12月13日，并约定综合费用按月总借款额的3.3%收取（其中手续费7.8%，利率24%）。2014年7月15日，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出具借据一份，内容为：“今借到刘广德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其中转账叁仟捌佰玖拾柒万元打到借款方指定账户名杜伟，账号62×××58，剩余壹仟壹佰零叁万元打到借款方指定账户名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账号09×××98，其中2014年7月11日提前转入借款方指定账户贰佰万元，账户名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账号09×××98），借款方收到借款后在本借据上签字，视为借款方已全部收到借款。该款于2014年12月11日前付清，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刘青岭，尹少文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期限为5年。……”并盖有宝盛发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王广印章及刘青岭、尹少文签字。同日，刘青岭、尹少文分别向刘广德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借款本金、利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手续费、违约金、滞纳金、诉讼费、律师费。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5年。与此同时，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01和201402两份《抵押合同》，约定宝盛发公司用己方开发的日盛园在建工程部分房地产为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做抵押，并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他项权证。2014年7月11日，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幢支行的账户09×××98账号内汇款200万元。2014年7月16日，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的09×××98账号内汇款400万元。2014年7月17日，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的09×××98账号内汇款503万元。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共计汇款1103万元。2014年7月17日，刘广德分十次向杜伟账户转账共计3897万元。杜伟认可该款项系刘广德替宝盛发公司偿还宝盛发公司所欠杜伟的借款。刘广德、刘青岭、尹少文对杜伟的陈述均予以认可。另查，2013年6月25日，杜伟分两次打入刘青岭账户共计1000万元。同日，刘青岭将1000万元打入宝盛发公司账户。同日，宝盛发公司将1000万元划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2013年6月26日，杜伟分两次打入刘青岭账户共计900万元。同日，刘青岭将900万元打入宝盛发公司账户。同日，宝盛发公司将900万元划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2014年6月22日，刘青岭向杜伟出具《还款协议》，双方确认截止2014年6月22日刘青岭尚欠杜伟借款35145000元，于2014年6月30日前付清。2014年7月14日，杜伟汇入宝盛发公司农行账户150万元，汇款明细附言为“借款”。再查，根据从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调取的银行账户明细，2014年7月17日，刘广德、杜伟及案外人王磊通过十笔循环反复转账，制造了十笔共计3897万元付款的银行流水。但三人账户原有资金加上中间转入的资金减去三人账户的剩余资金等于503万元，最终该503万元从刘广德账户转入宝盛发公司账户。从杜伟账户当日结算情况来看，杜伟账户并未真实增加3897万元。2014年8月16日，王广召集宝盛发公司全体股东和董事特别会议，并形成决议。会议对刘青岭、尹少文侵害公司权益问题作出决议：“一、2014年8月7日公司董事会决定聘用新的财务人员更换原有财务人员（原财务人员均系刘青岭和尹少文聘用），在进行财务交接过程中发现，刘青岭、尹少文等人在公司法人代表和全体董事及股东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公司售房款1600多万元划拨给与本公司无任何关系的单位、个人和刘青岭、尹少文的私人账户。对此刘青岭和尹少文承认全部属实。二、刘青岭、尹少文一直欺骗公司法人代表和全体董事及股东，售房款全部在政府监管账户，商品房工程未经验收，监管账户所有资金一分不能动。而私下里刘青岭、尹少文通过私刻法人印章和隐藏的公司印鉴公章等手段，偷偷将4100多万元划走。三、在2014年8月7日公司确定新旧财务人员交接手续后，刘青岭、尹少文等人又在2014年8月12日从公司监管账户划走438万元至刘青岭名下。四、刘青岭、尹少文恳求全体股东及董事给予宽恕，并保证退回全部私自侵占的巨款。故全体股东和董事决议，给予刘青岭和尹少文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视其改正的实际行动，再决定是否对刘、尹二人的行为送交司法机关处理”。王广、刘青岭、尹少文、刘立新等人在决议上签字。2014年8月18日，王广、刘青岭、尹少文、刘立新召开宝盛发公司股东暨董事特别会议并形成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载明，2014年7月14日，刘青岭、尹少文用私刻的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以公司的房产做抵押从刘广德处借款5000万元，刘青岭、尹少文同意以其他财产做质押，以释放宝盛发公司抵押的房产。2014年8月26日，宝盛发公司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内容为：“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起，原公章、财务章作废，经公安机关备案，启用新的公章和财务章，特此声明。”2015年7月3日，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对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一案立案侦查。2015年7月17日，天津市公安局宝坻分局对刘青岭等人职务侵占一案立案侦查。2017年3月7日，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对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案向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7年3月2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管辖，目前就该刑事案件尚未有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二是刘广德实际出借的本金数额；三是刘广德主张的借款利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是刘青岭、尹少文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第一，涉诉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上加盖的公章是否真实。经委托司法鉴定，涉诉合同上的印章与在天津市宝坻区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登记所留文件上的印章是同一枚印章。该印章作为宝盛发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幢支行的预留印鉴使用过，宝盛发公司虽主张该公章系伪造，但天津市天宏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足以否认刘广德提交的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编号为201401、201402的两份《借款合同》，编号为201401和201402两份《抵押合同》及《借据》的真实性。第二，从本案各方举证及陈述情况来看，现有证据能够证实刘青岭作为宝盛发公司的股东及监事，在本案借款发生时负责宝盛发公司的全面经营，借款目的系为公司融资建设经营日盛园龙庭水岸项目工程，刘青岭在本案中的借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且宝盛发公司登报声明其公章作废时间是2014年8月26日，之前的公章效力应予确认。宝盛发公司提交的2014年8月16日的《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暨董事特别会议决议》以及2014年8月18日的《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暨董事特别会议记录》不能否认刘青岭在宝盛发公司对外职务行为的效力。第三，涉诉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是否无效。宝盛发公司主张刘广德与刘青岭、尹少文恶意串通，涉嫌共同犯罪，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宝盛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涉诉《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故对宝盛发公司主张《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无效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对于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案虽与本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关联但不能否定刘青岭在宝盛发公司中对外职务行为的效力，宝盛发公司要求本案应驳回刘广德起诉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刘广德实际出借的本金数额。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共计汇款1103万元，宝盛发公司主张该款项进入宝盛发公司账户后被刘青岭、尹少文挪用，且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罪已经被提起公诉，故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的行为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对于本案争议的3897万元，存在刘广德、杜伟及王磊三人账户的循环转账，杜伟的账户并未真实增加3897万元，对三方之间的循环转账行为刘广德及第三人杜伟无合理解释，且刘广德、杜伟双方均否认刘广德与之前杜伟与刘青岭及宝盛发公司之间的借款2050万元存在关联，故刘广德主张的其于2014年7月17日通过向杜伟支付3897万元的方式已经实际履行了向宝盛发公司借款3897万元的义务，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杜伟认可刘广德代替宝盛发公司以上述十笔款项向其偿还欠款和利息3897万元，亦缺乏事实依据，在此情形下，无法认定刘广德已经履行了涉案借款合同项下3897万元借款的出借义务。对于杜伟与刘青岭及宝盛发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杜伟可另行解决。综上，应认定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出借的本金数额为1103万元。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刘广德主张的借款利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第四条中约定的综合费用中包括7.8％的手续费用和24％的利率，第十二条中约定的逾期借款按总借款数额的千分之二计付违约金。其中对期内手续费和期外违约金的约定，超出上述规定。故，对刘青岭关于双方利息及违约金约定过高的抗辩，予以支持。按照上述规定，对双方期内及期外超过24％利率部分的约定不予支持。关于宝盛发公司给付利息的起始时间，因刘广德履行《借款合同》给付款项的时间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合同履行期间不同，根据实际履行原则，应按刘广德实际出借时间计算利息给付的起始时间。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刘青岭、尹少文是否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问题。刘青岭、尹少文在《借款合同》中承诺为宝盛发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分别向刘广德出具承诺书，承诺对宝盛发公司向刘广德的上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宝盛发公司未能依约偿还刘广德借款本金及利息，刘广德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刘青岭、尹少文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宝盛发公司追偿。另，在本案中刘广德申请追加王广、张继业为本案第三人，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宝盛发公司的股权纠纷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故对刘广德请求追加王广、张继业为第三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宝盛发公司申请追加王磊为本案第三人的申请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广德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刘广德借款本金11030000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以2000000元为基数，给付原告刘广德自2014年7月1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4000000元为基数，给付原告刘广德自2014年7月16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以503万元为基数，给付原告刘广德自2014年7月17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三、第三人刘青岭、尹少文对上述给付事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刘青岭、尹少文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后有权向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刘广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1300元，由原告刘广德负担266010元，由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担75290元，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担部分，因原告刘广德已经预交，由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刘广德。鉴定费43190元，由被告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广德提交三组证据材料，其中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的证据1-17及第三组证据材料中的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6、证据7均来源于原审卷宗，不属于二审期间新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定。第一组证据中的证据18-20及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3系相关判例，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5和证据8，因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证据9，证据来源不明，无相关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对于刘广德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中证据1-3中的前三份施工合同无证据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第二组证据中的证据1-1、1-2、1-6、1-7，因案外人及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刘广德第二组证据中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刘广德的资金来源及其与王磊、杜伟之间转账的直接对应关系，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宝盛发公司二审期间提交《宝盛发公司二审证据新表》一份，其中列明十组证据材料。经审查，上述表格中所列第三组证据材料未提供；第二、四、六、十组证据材料来源不明；第五组证据材料系宝盛发公司对涉案借款金额的推算过程，属于当事人陈述。另外，上述第二组至第六组证据材料，与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无直接关联，亦非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故，本院对宝盛发公司提交上述第二组至第六组及第十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均不予认定。对于宝盛发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刑事案件起诉书》《关于刘青岭、尹少文挪用资金罪之被害人律师意见》，结合当事人陈述，可以证明刘青岭、尹少文因涉嫌犯罪被提起公诉的事实，但无法直接证明刘青岭、尹少文、杜伟和刘广德制造虚假证据及恶意串通的事实。宝盛发公司提交的第七组证据材料《工商查询记录》系为反驳刘广德提交第二组证据使用的，本院审查后对刘广德提交第二组证据的证明力未予认定。对于宝盛发公司提交的第八组证据两份《行政裁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对于宝盛发公司提交的第九组证据《股权转让合同》《判决书》《工商登记信息》，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刘青岭提交七组证据材料，因刘青岭提交的证据材料涉及的内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杜伟提交两份证据材料，对于杜伟出具的声明和说明，属于杜伟的陈述，不属于新的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一、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签订的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抵押合同》是否有效；二、宝盛发公司应偿还刘广德的借款本金数额；三、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一、关于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当事人之间民间借贷债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应受司法审查。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抵押合同》均加盖有宝盛发公司印章，该枚印章与在天津市宝坻区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登记所留文件上的印章经鉴定是同一枚印章，且该印章曾作为宝盛发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石幢支行的预留印鉴使用。在案证据显示，在本案借款事实发生期间，刘青岭作为宝盛发公司的股东及监事，控制公司财务及银行账户。在宝盛发公司于2014年8月26日登报声明其公章作废前，刘青岭使用宝盛发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依法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宝盛发公司主张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抵押合同》加盖的宝盛发公司印章系刘青岭用于犯罪目的而私刻，以及刘广德、杜伟、王磊、刘青岭和尹少文等人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认定涉案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抵押合同》依法有效，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二、宝盛发公司应偿还刘广德的借款本金数额涉案两份《借款合同》签订后，刘广德向宝盛发公司直接汇款1103万元。至于该笔款项进入宝盛发公司后，宝盛发公司如何管理使用，均与出借人刘广德无关。宝盛发公司主张该款项进入宝盛发公司账户后被刘青岭、尹少文挪用的问题，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涉及。故，本院对上述1103万元借款本金予以确认。关于刘广德主张依宝盛发公司指示向杜伟名下银行账户汇款3897万元的问题。首先，从该款项的形成过程看，银行流水显示，2014年7月17日涉案款项3897万元在刘广德、杜伟、王磊三人银行账户循环流转后累积形成了刘广德向杜伟银行账户转账3897万元的情况，但经循环转账后，杜伟账户资金并未真实增加3897万元。二审期间，刘广德、杜伟虽主张上述转账均有基础交易关系，但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实上述转账过程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且未能对上述转账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刘广德、杜伟和王磊之间发生的涉案款项流转的时间、金额以及三人曾同为天津福鸿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等情况分析，本院认为，银行账户账面的资金流向记录并不必然反映汇款人之间的实际付款，刘广德、杜伟和王磊之间的转款仅系账面上的资金循环，而非真实的资金增加。故，刘广德主张向杜伟实际转账3897万元，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其次，虽然刘青岭和杜伟陈述，刘广德代宝盛发公司偿还了欠付杜伟本息合计3897万元的债务，但杜伟和宝盛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及实际欠款数额等事实亦应受司法审查，不能简单以当事人的陈述和自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即使二审期间刘广德主张杜伟同意以年利率24%计算其与宝盛发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利息数额，并退回之前收取的利息13678550元，亦不能直接证明杜伟与宝盛发公司之间存在3897万元的债务关系。再次，本案系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审查范围应为刘广德与宝盛发公司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杜伟与宝盛发公司之间是否有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本案审查范围。综合以上分析，依据现有证据，本院对刘广德主张的上述3897万元借款金额，不予确认。三、关于本案是否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而本案中，借贷双方系刘广德和宝盛发公司，主要审理借贷双方之间借贷合意是否真实有效以及借款是否实际支付以及借款金额等事实，故本案的基本事实与刘青岭和尹少文涉嫌挪用资金案并无直接关联。宝盛发公司主张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刘广德和宝盛发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55067.25元，由刘广德负担223407.25元，由天津宝盛发投资有限公司负担13166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 宇审判员 郝 艳审判员 段昊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曹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