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晋07民终317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彪，男，1968年8月10日生，汉族，介休市××乡××村村民，现住本村。委托诉讼代理人：耿春梅，女，1968年2月9日生，汉族，介休市××乡××村村民，现住本村，系上诉人梁彪之妻。上诉人（原审被告）：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住所地介休市新建东路93号。法定代表人：王江伟，该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英，山西旭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开国，男，1952年10月27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新梅，女，1955年5月26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某，女，1981年12月21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1，男，2003年8月22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田某2，女，2012年1月18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住址同上。以上二被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任某，系二被上诉人之母。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霞，山西鼎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罗宝庆，男，1980年2月11日生，汉族，介休市××乡××村村民，现住本村。原审被告：吕成生，男，1967年9月17日生，汉族，介休市××乡××村村民，现住本村。原审被告：梁勇强，男，1978年11月4日生，汉族，平遥县××乡××村村民，现住本村。原审被告：任忠富，男，1990年12月30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原审被告：吴兆光，男，1984年6月8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本村。原审被告：武学文，男，1980年9月16日生，汉族，介休市××镇××村村民，现住介休市。上诉人梁彪、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因与被上诉人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原审被告罗宝庆、吕成生、梁勇强、任忠富、吴兆光、武学文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介休市人民法院（2019）晋0781民初7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梁彪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关于上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内容；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梁彪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1.上诉人未对田某3酒后驾驶摩托车进行有效提醒和劝阻，并不构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侵权责任的首要构成要件便是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或者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但纵观我国法律，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同桌吃饭的人有义务对同桌饮酒人酒后驾车进行提醒和劝阻。因此，即便上诉人与田某3同桌吃饭喝酒，且未对田某3饮酒、驾车等行为进行提醒、劝阻，其行为人也不具有违法性，不符合侵权责任的首要构成要件。而一审法院只因上诉人未对同桌吃饭的田某3酒后驾车的行为进行提醒和劝阻，便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明显缺乏法律依据。2.上诉人的行为与田某3死亡的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田某3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上诉人并非该事故的肇事一方，与田某3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此起聚餐活动是由罗宝庆为感谢帮工而组织，上诉人并非此起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对田某3的人身安全不具有安全保障义务。3.上诉人没有加重田某3遭受损害风险的先行行为，不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上诉人认为我国法律规定活动组织者之所以对活动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因为其组织活动这一先行行为加重了活动参与者受损伤的风险。类推之下，要认定上诉人对田某3的饮酒、酒后驾车等行为负有提醒、劝阻义务，也一定需要上诉人有加重田某3人身受损的先行行为。比如上诉人对田某3有邀请去喝酒，或者劝酒的先行行为，上诉人因该先行行为，加重了田某3人身受损害的风险，所以才对田某3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否则，仅因上诉人与田某3同桌喝酒，便对上诉人强加义务，无异于要求两个因场地有限临时凑桌吃饭喝酒的陌生人相互之间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为常人不可理解。上诉人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认为“因事发路段缺少生命安全防护工程，致道路安全隐患加大，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其应对受害人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上诉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田某3作为成年人，在国家明令禁止酒驾的情形下，在国家禁止无证驾驶的前提下，仍然无视国法，无证酒驾，是导致田某3发生交通事故的全部原因。事故发生路段并非是必须安装安全防护工程的路段，该路段的设计完全符合公路技术规范要求，而且并不存在因未设置安全防护工程就会导致安全隐患加大的情形。田某3的死亡是由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造成的，上诉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2.上诉人承担本案赔偿显失公平，不利于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旦认定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无论多少，无疑是扩大了上诉人的责任范围，势必引发系列案件，即凡是在没有护栏的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均可以要求公路管护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对上诉人是不公平的，也会向社会发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这样不仅给国家带来了不可计量的损失，同时也保护了类似酒驾等违法行为人的不法权益。二、原审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法律适用错误。1.原审法院并未释明适用法律的名称及具体条文，应视为无法律依据；2.并不是所有公路段都需要安装护栏；3.田某3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是其醉酒无证驾驶车辆，并非道路管理维护缺陷。被上诉人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辩称，一、关于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的上诉请求：田某3醉酒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如果事故发生地当时有生命安全防护措施可能不会造成死亡的结果。这也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的价值所在，就是为了避免损害和减少伤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采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即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发生交通事故的，推定道路管理者有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责任。除外条款说明如果道路管理者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不需要承担责任。本案发生地为事故发生路段，曾经多次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上诉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及时修建生命安全防护措施，直至田某3死亡才抢修生命安全防护措施，上诉人没有及时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梁彪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梁彪在上诉状中称其受老板罗宝庆邀请与田某3等人同桌吃饭饮酒，其没有义务对同桌饮酒人酒后驾车进行提醒和劝阻。然而“禁止酒后驾车”可以说是中国公民都知道的基本常识，但有很多人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开车慢点就没事”铤而走险，甚至逃避交通检查，可是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谁能挽救。根据上诉人梁彪的询问笔录可知，上诉人梁彪与田某3等人系在同一工地干活的工友，二人在吃饭期间均有饮酒，但梁彪否认对田某3进行劝酒，这与常理不符。上诉人梁彪明知田某3饮酒，却对其驾驶摩托车回家不予提醒和劝阻，对田某3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后果有一定的责任，一审法院对其划分责任为1.25%，该责任比例划分已经充分说明上诉人梁彪对造成田某3死亡的后果有责任，但责任很小。综上意见，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罗宝庆述称，请客吃饭是出于人道主义，答辩人和吕成生、梁彪是一起干活，田某3是在另一个工地干活，是他们来帮了答辩人的忙。田某3干活是不是骑摩托车答辩人不太清楚。大家一起喝酒，吴兆光没喝，喝了两瓶半二锅头。田某3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其喝酒后答辩人也劝阻过。对于二上诉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答辩人不知道。原审被告吕成生述称，答辩人也认为二上诉人不应当承担责任，田某3是成年人，骑摩托车要考虑自身的安全。是在工地干活认识的，活干完了，天也不早了，老板就说到外面吃饭表示感谢。原审被告任忠富、吴兆光、武学文、梁勇强均述称，不应当承担责任。一审原告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一审被告共同赔偿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损失的50%即305514.7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原审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田某3、梁勇强、吴兆光、任忠富四人与武学文系雇佣关系；梁彪、吕成生与罗宝庆系雇佣关系。2018年11月6日下午18时许，罗宝庆为答谢帮工，邀请田某3、梁彪、吕成生、梁勇强、任忠富、吴兆光一同在介休市××山镇上城××一饭店饮酒吃饭，期间梁勇强提前离席。饭后，田某3无证且未戴安全头盔，醉酒驾驶“金城”牌二轮摩托车，沿出介线由西向东行驶，行驶至上附近时，因不慎驶入路旁河渠内，造成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田某3经介休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确认死亡的交通事故。经介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事故责任认定，田某3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山西万衡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田某3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51.52mg/100ml。经山西中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田某3的死因符合交通事故导致的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同时，山西中宇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发生时，田某3所驾驶的无牌照“金城”牌二轮摩托车分别进行了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及照明、信号装置的安全性技能鉴定和痕迹鉴定，鉴定结论为该车辆转向系统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制动系统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前轮制动手闸拉线损坏系本次事故碰撞所致；照明、信号装置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相关规定；左前转向灯损坏系本次事故碰撞所致。该车车身两侧的碰撞擦蹭痕迹，是与道路旁水渠内两侧石壁相碰撞擦蹭所形成；车身未见有与其他车辆相碰撞接触的痕迹。现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诉至该院，要求一审被告共同按照实际经济损失50%的比例共赔偿305514.75元。另查明，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分别系死者田某3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及女儿。死者田某3，1978年8月1日出生，系介休市洪山镇石屯村人，为农村居民。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同时，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健康也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本案中，田某3与梁勇强、吴兆光、任忠富、梁彪、吕成生、罗宝庆同桌吃饭后，醉酒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自身死亡的损害后果。田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应当具有认知能力，其亦应当知道酒后驾车为法律所禁止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但仍醉酒驾车导致发生交通事故，因其本人没有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尽到高度安全注意义务，故其应对自身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80%的主要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作为事发路段的养护单位，对此公路及路旁生命安全防护工程依法负有管理及保护的责任。因事发路段缺少生命安全防护工程，致道路安全隐患加大，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其应对受害人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其虽辩称，本案存在田某3在行驶过程中已经失去意识的可能性，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故对其抗辩该院不予采纳。共同饮酒人之间负有相互提醒、劝告适量饮酒以及阻止酒后驾车、护送和通知的义务。罗宝庆作为饭局的召集者和组织者，对参与人的人身安全负有注意以及合理照顾义务，该义务产生于其召集聚会并饮酒的先行行为。罗宝庆明知田某3驾驶摩托车，在共同饮酒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提醒、劝阻的义务，在田某3饮酒后驾车离开时，既未有效阻止田某3酒后驾驶行为，亦未尽到安全护送到家或通知家属的义务，故其对田某3驾驶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损害后果负有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吴兆光、任忠富、梁彪、吕成生四人虽辩称与田某3并不相识，亦不知田某3骑摩托车回家，因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该四人与田某3一起在工地干活、同桌吃饭、同时离开饭店是事实，该四人不知田某3如何离开显然与事实不符，据此该四人在明知田某3已经饮酒的情况下，对田某3的酒后驾驶的危险行为未进行有效提醒和劝阻，故应对受害人的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因武学文未参与聚餐、梁勇强在聚餐结束前先行离开，其二人对田某3酒后驾车的情况并不知晓，不存在过错，故其二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分析案件实际情况、当事人过程程度、损害后果等因素，该院酌定公路管理所承担10%的赔偿责任，罗宝庆承担5%的赔偿责任，梁彪、吕成生、任忠富、吴兆光分别承担1.25%（共计5%）的赔偿责任。根据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诉请，依据法律规定，经审查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提交的证据，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的合法损失包括：1.死亡赔偿金：384240元(按照2017年度山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10788元+8424元）×20年=384240元计算；2.丧葬费：30773.5元（按照2017年度山西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1547元/12月×6月=30773.5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该院酌情考虑)；4.被抚养人生活费：143208元[田某3有兄妹三人，其父亲现年66周岁、母亲现年64周岁，且均为农村居民，故应依据2017年度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计算，为（8424元×14年÷3人）+(8424元×16年÷3人)=84240元；田某3有一子一女，系其生前实际抚养的未成年人，且均为农村居民，子现年15周岁，女现年7周岁，故应依据2017年度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计算，为（8424元×3年÷2人）+（8424元×11年÷2人）=58968元]。上述费用合计为578221.5元，由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按照10%的比例承担57822元;由罗宝庆按照5%的比例承担28911元；由吴兆光、任忠富、梁彪、吕成生按照1.25%的比例分别承担7228元。一审判决：一、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57822元；二、罗宝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28911元；三、梁彪、吕成生、任忠富、吴兆光分别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各赔偿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7228元；四、驳回田开国、郭新梅、任某、田某1、田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提交照片两张，拟证明事故发生的路段设置了慢行的警示标志和夜间提示灯。被上诉人质证称，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提供的照片，不是事故现场的照片，警示标志是在转弯后的另一条路设置；照片拍摄时间明显是在事故发生后，防护设施此时已经修缮完成，该照片不能证明事故发生前的实际情况；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视频中可看出，事故现场水渠旁未设置生命安全防护设施，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在本案发后第四天便开始抢修生命安全防护工程，足以证明该安全防护措施确实需要设置。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说的防护栏和生命安全防护措施有一定的区别，生命安全防护措施是为减少事故的发生或者减轻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原审被告吴兆光质证称，事发前有无警示标志不清楚，现在是有了。其余当事人质证称，从不走这段路，不清楚是否有警示标志。经核查，因无法确认警示标志的设置时间，且与事发路段相距甚远，而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在本案事故发生后确实采取防护措施，故对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提供该组照片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基本一致。本院认为，本案系因酒驾致交通事故而产生的侵权责任。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共同饮酒人的责任问题。共同饮酒人之间正常饮酒本身虽不能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也没有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在共同饮酒的先行为下附随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和侵权赔偿责任是存在的。该义务主要是：提醒、劝阻、通知义务，扶助、照顾、护送义务。本案中，梁彪与田某3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同席饮酒并同时离开饭店是事实。梁彪明知田某3酒后驾驶摩托车存在安全隐患，却未通过有效的方式履行上述因共同饮酒所产生的附随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鉴于梁彪等人未付出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未有效地避免或降低侵害风险的发生，原审判令梁彪按照1.25%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二、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的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本案中，因事发路段缺少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田某3不慎驶入路旁河渠而导致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作为事发路段的养护单位，未尽到充分的管理、养护责任，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排除，其应对本次事故中田某3死亡所造成的合法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原审判令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按照1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梁彪、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95元，由上诉人梁彪负担50元，介休市农村公路管理所负担124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 锋审判员 许 俊审判员 申子西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书记员 李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