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渝05民终1837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正伟，男，汉族，1967年4月15日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祖波，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莲梅，女，汉族，1991年4月2日生，住重庆市江津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祖波，重庆兴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奥体东路58号3-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59287094C。法定代表人：周波，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琳，女，汉族，1987年11月13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渝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其顺，男，汉族，1953年7月4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重庆市南岸区。上诉人冯正伟、杨莲梅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邦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7民初22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冯正伟、杨莲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祖波、被上诉人智邦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邓琳、袁其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冯正伟、杨莲梅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智邦公司对冯正伟、杨莲梅的起诉或诉讼请求；二、本案诉讼费用由智邦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系智邦公司变造，导致原审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4月2日，冯正伟与智邦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同日，智邦公司即要求冯正伟在智邦公司提供的空白格式文本《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签署了姓名，但并未填写具体的时间。智邦公司所提供的《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上的时间系智邦公司事后变造，是与《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同时形成，该文书并非形成于2016年1月22日。一审法院根据智邦公司变造的《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认定智邦公司系在2016年1月22日拖移设备并经冯正伟签字确认，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二、原审法院认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智邦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冯正伟、杨莲梅所提供的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总站网站中的机械价格虽然不含讼争机械设备，但从价格表中可以看出，机械设备型号越大，动力越大，则租金越高，则讼争机械不论动力还是型号，均远远小于320型挖掘机，故其租金标准不应超过该型号的租金标准。三、原审判决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程序违法。冯正伟系贵州正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系职务行为。在冯正伟与该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中也明确本案讼争债务系正伟公司债务，讼争设备的价款也系正伟公司支付，在正伟公司未进入诉讼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智邦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在一审中智邦公司提供的《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用于证明设备的收回时间是2016年1月22日，并非系智邦公司变造。且一审中冯正伟、杨莲梅没有提出承诺书系变造，也没有否认设备的收回时间是2016年1月22日，也未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设备的收回时间并非是此时间。二、一审法院判决冯正伟根据设备实际使用天数按照1400元每天向智邦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符合法律、合同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标的物的使用费没有规定可以参照当地同类标的物租金标准确定，意味着在合同中有约定的从约定，而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第17条对设备使用费的标准作了明确约定，此约定条款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智邦公司在双方约定使用费的标准上进行降低符合法律规定。而冯正伟、杨莲梅提供的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总站网站中的机械价格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不能成为本案使用费的计算标准。三、正伟公司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一审法院没有同意冯正伟、杨莲梅追加该公司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程序并未违法。因为冯正伟与智邦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很明确载明冯正伟个人为本案的实际购买人，并没有正伟公司的公章，冯正伟与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不能影响冯正伟作为实际购买人，既然冯正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智邦公司根据合同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将设备收回，要求冯正伟支付设备使用费符合双方的约定。智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智邦公司与冯正伟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卖合同关系；2.冯正伟向智邦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137829元；3.杨莲梅对冯正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日，智邦公司（甲方、卖方）、冯正伟（乙方、买方）、杨莲梅（丙方、担保方）及案外人重庆创伟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丁方、担保方）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其主要内容为：1.冯正伟向智邦公司购买“徐工”牌XE215CA型挖掘机一台，设备裸机单价856000元；2.由于冯正伟设备采购资金不足，不能按常规交易方式一次性付清全部货款，特向智邦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设备，冯正伟应承担办理分期业务的各项费用及利息；3.首期应付款总额178631元，冯正伟于提车之日前支付；4.分期货款本金为770400元，年利率为7.98%，利息总额98460元，本息合计为868860元，从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期间分36期支付，每期偿还24135元，付款时间为每月的12日；5.本合同购机总金额1047491元(包括设备货款、办理分期业务的各项费用及分期利息)，此总金额不含所有权转让费；6.在冯正伟未付清所有款项前，本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归智邦公司，冯正伟只有占有、使用及收益权，冯正伟在付清所有欠款后，额外向智邦公司支付所有权转让费1000元后，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冯正伟，智邦公司同时交付标的物的相关证件；7.若冯正伟逾期欠款金额达三期及以上，智邦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设备，拖车费等费用由乙方承担。智邦公司将设备收回，冯正伟应按照设备实际使用天数（自智邦公司将该设备向乙方交货之日起至收回之日止的天数），按2000元/天/台计算向智邦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并从已付款中扣减，不足部分智邦公司仍有权向乙方追偿；8.杨莲梅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冯正伟应承担的所有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首付款、分期款、违约金、设备使用费等，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五年。2015年4月2日，智邦公司将合同约定的挖掘机交付冯正伟。智邦公司陈述冯正伟从2015年4月2日起至2015年8月13日止，通过以旧车抵款、现金交付、银行汇款等方式共计向智邦公司支付275171元。2016年1月22日，智邦公司将挖掘机拖回，冯正伟在《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签字确认。智邦公司主张冯正伟从2015年4月2日收到挖掘机至2016年1月22日将挖掘机退还给智邦公司，实际使用设备的天数为295天，按照合同约定，使用费标准为按2000元/天/台，智邦公司自愿降低为1400元，由此算出冯正伟应向智邦公司支付设备使用费413000元，扣减冯正伟已付款275171元，冯正伟还应向智邦公司支付使用费137829元。冯正伟、杨莲梅为了证明实际购车人是正伟公司并申请追加其为被告，举示了正伟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打印件）和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以证明正伟公司成立后冯正伟一直是法定代表人，直到2016年4月8日法定代表人才变更为何涛，且在2016年10月30日冯正伟将其股权转让给了何涛和胡洪时，协议明确以冯正伟名义购买的挖掘机属于正伟公司的财产，所欠的按揭费用也由正伟公司承担。智邦公司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并称即使真实，也不能影响冯正伟作为本案实际购买人，且因股权协议系冯正伟与案外人的协议，与本案无关。冯正伟、杨莲梅为了证明每天按1400元计算使用费过高，举示了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总站网站中的机械价格信息所载明的320型挖掘机的租赁信息价打印件，该打印件记载320型挖掘机的每月租金价格为3万元。冯正伟、杨莲梅认为而本案挖掘机型号为215型，机械小于320型，故使用费应当低于该标准。智邦公司认为网站信息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且智邦公司交给冯正伟的设备是一台新设备，使用费不应当参照租金的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智邦公司与冯正伟、杨莲梅通过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的方式所分别形成的智邦公司与冯正伟之间的挖掘机买卖合同关系及智邦公司与杨莲梅之间的保证担保合同关系，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冯正伟、杨莲梅辩称正伟公司为实际购车人，与《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约定不符合，且冯正伟与案外人何涛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关于挖掘机的归属，不影响本案合同当事人的确定。因此，一审法院未同意冯正伟、杨莲梅追加正伟公司为被告的申请。本案挖掘机的购买方应当为冯正伟。合同签订后，智邦公司按约履行了挖掘机交付义务，冯正伟也应按期足额支付约定款项。为保障债务的履行，智邦公司与冯正伟在《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了所有权保留条款，同时约定若冯正伟欠款金额达三期及以上，则智邦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设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约定所有权保留，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前，买受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出卖人造成损害，出卖人主张取回标的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未按约定支付价款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冯正伟却未按期足额支付合同约定的分期款项，逾期达三个月以上，智邦公司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行使标的物取回权。同时，智邦公司取回标的物的行为也是智邦公司为实现合同目的而采取的救济措施。智邦公司取回标的物后，冯正伟应当及时结清欠款，但冯正伟至今未能足额支付。在此情况下，对于《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多种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智邦公司有权择一行使。现冯正伟逾期付款达三个月以上，智邦公司有权选择主张解除其与冯正伟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冯正伟支付使用费。故对于智邦公司请求解除《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卖合同关系并要求冯正伟支付使用费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对于使用费具体金额的确认，因双方约定的使用费计算标准为2000元/天，智邦公司自愿按照每天1400元计算，属于对于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尊重。虽然冯正伟、杨莲梅称挖掘机的使用费每天按1400元计算过高，并举示了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总站网站中的机械价格信息所载明的320型挖掘机租金价格，但是该价格不是本案型号的挖掘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且双方对本案的挖掘机的使用费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守。因此，对冯正伟、杨莲梅的此项辩称意见，不予支持。据此，根据冯正伟实际使用设备天数及每天的使用费计算，冯正伟应支付的使用费为413000元(295天×1400元/天)，扣减已付款275171元，冯正伟还应支付137829元。杨莲梅自愿为冯正伟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智邦公司起诉时尚在保证期间内，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解除不影响杨莲梅的保证责任，故对于智邦公司要求杨莲梅对冯正伟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也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智邦公司与冯正伟于2015年4月2日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的买卖合同关系于判决生效之日解除；二、冯正伟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智邦公司设备使用费137829元；三、杨莲梅对冯正伟的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1528元，由冯正伟、杨莲梅共同负担（此款因智邦公司已预交，由冯正伟、杨莲梅随上述应付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并给付智邦公司）。二审中，冯正伟对智邦公司举示的《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月22日还是2015年4月2日进行鉴定，经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中心认为委托要求超出该中心当前的技术能力范围，不能作出确定性鉴定意见，终止鉴定。后冯正伟又申请《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上冯正伟的签名及红色指印的形成时间是否为2015年4月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送检的上述《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标称时间为2016年1月，申请方怀疑时间为2015午4月，二者时间相距8个月且超出距今3年以上，现有条件下，不具备该中心形成时间检验方法的基本条件，不能达致委托要求，对该案作终止鉴定处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冯正伟是否案涉《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二、一审主张的设备使用费是否适当。一、从智邦公司举示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看，合同首部载明的买方为冯正伟，并且注明了身份证号码、地址及联系电话等私人信息，整份合同也均未反映正伟公司与所购挖掘机的关系，而冯正伟在合同尾部的乙方处签名捺印，故可以确认冯正伟才是案涉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基于此，冯正伟、杨莲梅认为应追加正伟公司为本案共同诉讼当事人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对于挖掘机的使用费问题。首先，冯正伟、杨莲梅举示的重庆市建设工程造价总站网站中的机械价格信息所载明的挖掘机不是本案型号的挖掘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同时双方对本案的挖掘机的使用费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智邦公司在一审中已经主动调低了使用费的标准，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客观实际酌情按每天1400元计算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其次，对于挖掘机的使用时间问题。二审中，冯正伟申请对《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的落款时间是否是2016年1月22日进行鉴定，因客观原因鉴定未果。现智邦公司主张收回挖掘机的时间就是《工程设备拖移承诺书》载明的2016年1月22日，如冯正伟、杨莲梅认为挖掘机的实际收回时间在此之前，应当举示相应的证据证明，但其在审理中并未举示证据否定智邦公司的陈述，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一审判决的使用费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冯正伟、杨莲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056元，由冯正伟、杨莲梅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贵平审 判 员 吴宝山审 判 员 章若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 李明霞书 记 员 王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