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内08民终160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牧户代表人：汪学成，1942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那某，住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阿某。上诉人汪某因与被上诉人那某、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2017）内0825民初88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汪某上诉请求：1、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上诉人牧户从1985年第一轮草牧场承包时就承包了被上诉人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原名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巴拉乌拉合作社）南工地40亩草牧场（后经原告改良为可耕地）。之后，1998年国家二轮草原承包时仍将含以上40亩草牧场在内的7573亩草原发包给上诉人牧户经营。2015年6月22日自治区为牧民换发新证，仍将以上40亩草牧场在内的7573亩草原载入上诉人牧户《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但即便如此，时任嘎查书记的被上诉人那某仍于1994年强行将上诉人以上40亩草牧场收回，并以每年8000元价格另行发包给牧民王芝荣耕种，并以被上诉人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名义与牧民王芝荣签订《巴拉乌拉嘎查南工地饲料地承包合同书》一份，承包期为5年，到期后又续签了3年。之后，因王芝荣去世，二被上诉人将以上耕地承包给杭锦后旗太阳庙太荣村村民薛富来耕种三年，每年承包费4000元，三年收取12000元，之后闲置至今。期间，上诉人曾多次向苏木长反映此事，苏木长四次解决意见均确认给上诉人牧户承包经营，然而苏木长一换届调走，被上诉人就再行霸占，直至目前仍由二被上诉人控制。原审法院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1、原告提交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能够证明原告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了被告巴拉乌拉嘎查7573亩草牧场，二被告对此无异议。2、通过对比被告提交的《林权证》、《乌拉特后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以及《乌拉特后旗落实“双权一制”二级统计表》中的底图，能够明显看出新旧草牧场承包示意图形状不符。结合乌拉特后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造成草牧场承包示意图形状不符的原因是2015年乌拉特后旗在进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过程中，由于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申报工作失误，未严格审核原告的承包示意图，从而在与原告签订新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以及颁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时错误地将该饲料地划归到原告的7573亩牧场中。3、对于原告欲证明其从1985年就享有40亩饲料地承包经营权的《草牧场使用证》，无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签字，也无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的印章，仅加盖了原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人民政府的公章，形式不完备，主体不合法，苏木人民政府无权处置嘎查集体所有的土地，应由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依法进行发包，因此不予采纳。进而得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40亩土地（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4、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本案诉争的4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针对一审裁定诸多错误，上诉人提出如下上诉意见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采纳。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首先，关于发包方主体问题。1985年9月23日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的《草牧场使用证》，及1998年《草场承包合同书》发包方都是盖的苏木章而没有嘎查章，这是因为一、二轮土地承包时均由苏木政府签订的合同，这一点所有嘎查牧民均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也就成为整个苏木的惯例。其次，关于40亩饲料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一审法院作为证据的“双权一制”底图也只有苏木政府盖章，且该地图未标明任何一户牧户的四至界线，更无四邻签字，仅是一份苏木概貌草图。被上诉人嘎查作证据时，人工用黑色水笔在图上添加了汪学成7573亩草牧场标识，明显属于伪造和窜改证据。与上诉人2015年确权后颁发的经营权证相比，既无科学定位，又无四邻签字认可，也无四至边界。而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违背事实的一面之词和被篡改过的苏木底图等无效证据，就臆断推定结论为：“由于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申报工作失误，未严格审核原告的承包示意图，从而在与原告签订新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以及颁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时错误地将该饲料地划归到原告的7573亩牧场中。”这一认定明显错误。关于该40亩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问题，上诉人在一审时向法庭提供了1984年一轮土地承包时亲自主持大会的时任苏木长刘惠文及与会人员妇联主任沙仁高娃和粮站站长吴根成的《证明》各1份，共同证明上诉人系本案讼争的40亩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人，且刘惠文的证明中还反映一轮承包时苏木还有实施方案。但原审法院对这一关键性证据不予采纳，也不调查，明显属于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二、原审法院法律适用错误，并存在超裁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本案诉争的4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上诉人认为，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于1985年9月23日为上诉人颁发的《草牧场使用证》、2015年9月19日乌拉特后旗获各琦苏木和巴拉乌拉嘎查给上诉人换发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及2015年6月22日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证》均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民事诉讼无权否定其效力及范围。现上诉人是持证人，就是有效的承包经营权主体，上诉人以承包经营权纠纷提起诉讼维权，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案由规定。因此，原审法院应当以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范围为限进行判决，而不得超裁。特别是一审《民事裁定书》第5页下面最后6行内容认定：“原告提交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能够证明原告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了被告巴拉乌拉嘎查7573亩草牧场，二被告对此无异议。”据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7573亩草原的承包经营权也不持异议，因此本案属于典型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纠纷案由，属于民事诉讼范围，应当围绕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而原审法院裁定结果为：“认为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本案诉争的4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理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明显错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也干预了被上诉人的处分权。是否提起行政诉讼，是被上诉人的权利，原审法院在被上诉人不主张的情况下，无权以裁定方式进行指引，这是明显的违反法官居中裁判原则的表现。而且原审法院一审时长期拖延不判的原因，就是一再答复原告要等待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可被告嘎查在递交行政起诉状过程中，乌拉特后旗人民法院行政庭早已口头答复被上诉人嘎查已经超过6个月的行政诉讼时效，因此对其行政诉讼不予受理。为此，原审法院再以行政诉讼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和程序违法，理应改判。综上所述，1985年，上诉人汪某在国家一轮土地承包时，就取得该嘎查草牧场共计40亩，并颁发了《草牧场使用证》，确认汪某取得上述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期为长期。之后，二被上诉人在1994年强行收回上诉人40亩草牧场，并另行发包给牧民王芝荣及外乡村民薛富来，其行为已经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为此，被上诉人那某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于1994年将上述耕地强行收回并另行发包的行为，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合同应属无效。同时，二被上诉人违法发包上诉人耕地取得的收益76000元，属于不当得利理应退还。而上诉人恢复以上耕地用途，需承担的各项费用至少得51000元，这部分费用完全系二被上诉人违法行为所致，应当如数赔偿。而原审法院不顾上诉人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合法效力，曲解法律、歪曲事实，对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一概不予认定，凭主观臆断和被上诉人的一面之词，作出明显违背事实的错误裁决，即违反法律又存在程序错误，甚至还超出审限。为此，特向贵院上诉，请求贵院依法改决，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汪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依法排除二被告对二原告宅基地的妨碍并恢复原状。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原告主张确认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与王芝荣签订的《巴拉乌拉嘎查南工地饲料地承包合同书》无效，要求被告那某、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共同返还原告承包地40亩及违法发包原告承包草原取得的收益76000元，并赔偿原告恢复耕种需承担的费用51000元，其主张能否成立的依据和关键在于原告是否享有本案诉争40亩土地（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庭审中，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二组证据：1.1985年9月23日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的《草牧场使用证》一份，2015年9月19日巴拉乌拉嘎查与原告签订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一份，2015年6月22日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一份，刘惠文、沙仁高娃、吴根成出具的证明各一份及汪学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1994年12月8日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原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与王芝荣签订的《巴拉乌拉嘎查南工地饲料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薛富来、巴雅尔、阿马吉牙出具的证明各一份。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为证实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三组证据：1.2017年7月10日乌拉特后旗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乌农仲案〔2017〕第3号裁决书一份，2016年12月26日乌拉特后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获各琦苏木巴拉乌拉嘎查南工地集体饲料地的情况说明一份，2016年11月6日巴拉乌拉嘎查牧民大会报到册、会议议程、会议记录、一事一议决议、证明书一份；2.2011年12月11日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给原告颁发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一份，1998年6月1日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人民政府与原告签订的《乌拉特后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一份，薛富来出具的证明一份；3.《乌拉特后旗草场有偿承包登记总计表》、《乌拉特后旗落实“双权一制”二级统计表》及底图一份。综合分析双方提交的证据，原告提交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能够证明原告在1998年二轮草牧场承包时，承包经营了被告巴拉乌拉嘎查7573亩草牧场，二被告对此也无异议。通过对比被告提交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林权证》、《乌拉特后旗草牧场有偿承包合同书》以及《乌拉特后旗落实“双权一制”二级统计表》中的底图，能够明显看出新、旧草牧场承包示意图形状不符。结合乌拉特后旗草原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造成草牧场承包示意图形状不符的原因是2015年乌拉特后旗在进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过程中，由于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申报工作失误，未严格审核原告的承包示意图，从而在与原告签订新的《草牧场承包合同书》以及颁发《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经营权证》时，错误地将该饲料地划归到原告承包的7573亩草牧场中。对于原告提交欲证明其从1985年就享有40亩饲料地承包经营权的《草牧场使用证》，本院认为该使用证无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也无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的印章，仅加盖了原乌拉特后旗巴音戈壁苏木人民政府的公章，形式不完备、主体不合法，苏木人民政府无权处置嘎查集体所有的土地，应由被告巴拉乌拉嘎查委员会作为发包方依法进行发包，因此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2015年开始的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对1998年二轮草牧场承包关系的进一步完善，而非重新发包嘎查集体所有的草牧场，确权应当以1998年“双权一制”登记的底图以及原承包合同书中的示意图为准，因此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本案诉争40亩土地（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被告提交的巴拉乌拉嘎查牧民大会报到册、会议议程、会议记录、一事一议决议、证明书等证据能够证实原、被告双方对诉争40亩饲料地的承包经营权存在极大争议。本院认为，确认原告是否享有本案诉争40亩土地（饲料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据此理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汪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2840元，退还原告汪某。本院认为，原审以本案双方争议土地（饲料地）使用权权属不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并作出驳回原告汪某起诉的裁判结果并无不当。综上所述，汪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杜 彬审判员 毛爱萍审判员 付桂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书记员 马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