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湘31民初41号原告：花垣县金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花垣县花垣镇建设中路19号。法定代表人：杨家平，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湖南民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纯辉，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湖南省花垣县人，住花垣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昭干，湖南共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第三人：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花垣县花垣镇永丰村。法定代表人：赵纯辉，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柳泉，湖南共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花垣县海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花垣县团结镇水丰村。法定代表人：吴志坚，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柳泉，湖南共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花垣县金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洋公司”）与被告李赵纯辉及第三人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立集团”）、花垣县海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金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毅，被告赵纯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昭干，第三人三立集团、海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柳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金洋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赵纯辉向原告支付转让花垣县白岩湾尾矿库对价人民币4175.5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金洋公司与海丰公司以及另外两家公司共同出资修建白岩湾、通州两座尾矿库，2010年8月26日，上述四家公司签订《白岩湾、通州尾矿库分开经营、管理、治理协议书》，约定白岩湾尾矿库由金洋公司和海丰公司共同共有，共同经营使用。2012年，被告赵纯辉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原告同意私自将金洋公司和海丰公司共有的白岩湾尾矿库，以个人名下资产入股至第三人三立集团，随后第三人三立集团以该尾矿库办理了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自此白岩湾尾矿库成为了三立集团名下资产。另外，根据三立集团《关于股东资产出资复查的情况汇报》中“赵纯辉资产出资项目白岩湾尾矿库按照剩余有效库容835.1万立方米进行确权，确权金额为8351万元”的记载可知，赵纯辉将白岩湾尾矿库入股至三立集团时的对价为8351万元。综上，被告赵纯辉在未取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与第三人海丰公司共同所有的白岩湾尾矿库作为其个人资产出资入股至三立集团，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多次就被告这一侵权行为找到被告协商，要求其支付转让共有白岩湾尾矿库所获取的价款，但均遭到拒绝，原告遂起诉至法院，维持自身合法权益。被告赵纯辉答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案由为合同纠纷，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答辩人不是本案合同的相对人，因此，答辩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二、位于花垣县的白岩湾尾矿库是三立集团的生产设施，三立集团取得了相关的行政许可，被答辩人诉称白岩湾尾矿库为其与海丰公司共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且与客观事实不符。1、已生效的花垣县人民法院（2017）湘3124民初810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位于花垣县的白岩湾尾矿库是三立集团的生产设施，并不属于被答辩人与海丰公司共有的这一事实已被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2、矿山企业对尾矿库只有用益物权，尾矿库并不是企业的永久性固定资产，被答辩人于2005年参与同发公司建设的白岩湾尾矿库的运行期限已于2010年届满，原尾矿库的使命已经完成。而2011年以后的海丰公司、三立集团重新投资修建的白岩湾尾矿库时，被答辩人没有投入分文资金，修建完成后海丰公司、三立集团重新获得了行政许可，安监部门重新核准了运行期限，海丰公司、三立集团投资重新修建的白岩湾尾矿库与被答辩人无关。3、白岩湾尾矿库是由三立集团全资子公司花垣县同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始建，因被答辩人、海丰公司、花垣县同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花垣县兴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家公司浮选铅锌矿产生的尾矿，需要排入白岩湾尾矿库，经四家公司与同发公司协商，四家公司投入部分尾矿库建设资金，同发公司不再收取四家公司的尾矿排放费。白岩湾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属于同发公司所有，同发公司对白岩湾尾矿库的安全生产、环保等全面负责，至2008年8月，同发公司建设的白岩湾尾矿库已基本排满。2008年10月8日，湖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白岩湾尾矿库定为危库，责令停止运行，限期治理，并于2010年8月26日签订了《白岩湾、通洲尾矿库分开经营、管理、治理协议书》，约定由被答辩人与海丰公司共同治理白岩湾尾矿库，但被答辩人在投入50万元治理费后便不再投入，全部治理费用由海丰公司投入。海丰公司治理完成后，同发公司委托湖南金能安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白岩湾尾矿库的治理工程进行了安全专项评估，2010年12月4日，被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答辩称，1、被答辩人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系错误理解法律关系。答辩人作为被告李雨豪、唐虹购买的诉讼保全责任险的保险人，在诉讼保全中为二人的财产保全错误侵权后果，在保额内依法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被答辩人承担的是责任保险中的替代责任，而非侵权责任，答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被保险人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符合承担条件。因此，答辩人作为保险人，不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2、被答辩人的起诉存在混同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的错误认知。根据被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李雨豪及唐虹申请财产保全虽要求冻结裕隆达公司的资产不超过500万元，但法院并未保全冻结裕隆达公司的任何财产。法院虽然查封了孙光亮持有的裕隆达公司的股权，但该财产并非属于裕隆达公司的财产。股东和有限公司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东的股权不等同于公司资产。3、裕隆达公司的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基础和证据证明，部分理由为其主观臆造。裕隆达公司起诉称李雨豪及唐虹的保全错误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也未提出保全存在何种错误及错误程度如何。裕隆达公司起诉称保全导致其损失，却未明确直接损失情况。二、裕隆达公司诉请的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缺乏侵权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其诉讼请求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因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故因保全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系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财产保全损害赔偿成立的构成要件是“申请有错误”和“被申请人存在因保全遭受的损失”，“损失与保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从侵权关系看，本案中李雨豪及唐虹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不符合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1、李雨豪及唐虹申请保全不存在主观恶意。李雨豪及唐虹与孙光亮、裕隆达公司等因侵权纠纷产生争议，李雨豪及唐虹提起诉讼和申请财产保全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保护自身权益的正常行为。李雨豪及唐虹在申请保全时提出明确的要求，对个被申请人进行了不同的金额分摊，如裕隆达公司不超过500万元等，显然李雨豪及唐虹申请保全时履行了积极的审慎义务，主观上不存在过错。2、李雨豪及唐虹申请保全不存在过错行为。李雨豪及唐虹申请保全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供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保。另外，因李雨豪及唐虹遭受的损失较大导致经济困难，起诉立案后积极的向法院申请缓交或免交诉讼费用，最终法院未同意缓免交，导致按撤诉处理。该撤诉行为应根据客观情况认定，不应因撤诉就认定申请保全错误或恶意。3、裕隆达公司未明确保全行为导致的损失情况。根据裕隆达公司起诉的证据看，其诉求的损失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和详细的计算，且其主张的承兑汇票兑付、授信降低等均不是财产保全行为直接导致的损失。4、裕隆达公司诉求的损失与保全行为无因果关系。根据李雨豪及唐虹申请，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采取保全措施，冻结了孙光亮在裕隆达公司的股权和孙光亮的个人房产，2019年3月1日李雨豪及唐虹的起诉按撤诉处理相应的保全措施得以解除。裕隆达公司诉求的“损失事实”均发生在2019年3月1日之后，显然该损失即使存在也与李雨豪及唐虹申请的财产保全无关。三、李雨豪及唐虹对裕隆达公司的诉讼未经法院审理确认，无法确定其要求裕隆达公司承担责任是否存在错误。李雨豪及唐虹诉裕隆达公司等侵权纠纷因系未缴纳诉讼费按撤诉处理，因此该起诉是否属于恶意诉讼，李雨豪及唐虹的起诉是否成立，未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无法确定李雨豪及唐虹存在恶意诉讼。裕隆达公司以李雨豪及唐虹“捏造事实恶意诉讼”为由主张财产保全错误的主张显然不成立。原告裕隆达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李雨豪、唐虹的保全申请书；2、大地保险公司诉责险保单；3、查封冻结系列裁定书。拟证明1、李雨豪、唐虹错误申请财产保全的事实；2、大地保险公司为李雨豪、唐虹承包诉责险的事实；3、湘西州中级人民法院依申请采取查封、冻结财产措施的事实。第二组证据：撤诉裁定书。拟证明被告李雨豪、唐虹恶意诉讼，其保全申请错误。第三组证据：1、天津市农业银行风险提示函；2、账户交易明细回单；3、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打印件；4、账户交易明细回单；5、借款合同（汇票凭证）；6、天津佳柯达实业公司催款函。拟证明1、因被告错误申请保全，造成原告资金链断裂的事实；2、原告由于资金短缺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事实。被告李雨豪、唐虹对原告裕隆达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天津市农业银行风险提示函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账户交易明细回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诉争无关，均是原告公司内部资金的调动，账户交易明细单无法证明原告资金断裂的事实。对于借款合同的签订是在2019年3月21日，但是诉讼保全在当年的3月1日就已经解除，因此该借款与申请保全无关。天津佳柯达实业公司催款函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3月6日，是在诉讼保全行为接触后发生的，缴纳股本金是3月15日，且缴纳股本金是公司对外投资行为，应该用自由资金进行缴纳，且原告是否承担违约金，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被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对原告裕隆达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于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方的证明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银行风险提示函，仅能说明银行正常贷款的风险管理，与本案诉讼保全行为无关，银行交易回单均发生在解除保全措施之后，因此资金的流转与申请保全行为无关，公司由于经营原因对外借款，并非系申请保全行为所致，综上，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资金链的断裂。被告李雨豪、唐虹未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证据，但当庭提交了一份湘西金思维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的“关于湘西自治州金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部分债权人异议问题的核实”书面说明，拟证明原告转让220万元没有依据，因此该笔资金应由湘西自治州金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被告李雨豪、唐虹之前的诉讼不存在恶意。被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对于该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均无异议，且充分说明了李雨豪、唐虹之前的起诉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原告裕隆达公司对于该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份证据已超过法定举证期限，且该份证据与本案诉争缺乏关联性，应不予认可。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定：对于第一组和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从证据角度予以审查，无法达到原告欲证明被告李雨豪、唐虹存在恶意诉讼的目的。对于第三组证据中的信用风险提示函系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比对，证据的来源不明，且被告李雨豪、唐虹当庭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持有异议，故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十一份账户交易明细回单及一份业务凭证，是原告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相关情况，与本案的诉争缺乏实质上的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对于两份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两份借款合同及收付款入账通知，系原告经营过程中的对外融资行为，且2019年3月3日所有被冻结财产已解除查封，而借款时间是2019年3月20日，故上述两份借款合同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关于天津佳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催款函，系对于原告法人孙光亮作为天津佳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应尽的出资义务的催收函件，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资产与法人资产不能混同，且原告法人孙光亮并非本案当事人，故对于该份证据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李雨豪、唐虹当庭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该份证据与本案的诉争缺乏关联性，且相关会计人员并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为进一步查清引发本案的相关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已审结的（2019）湘31民初7号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相关材料，因所调取的材料均为双方当事人所认可的事实及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且双方当事人对于法院调取的相关材料没有异议，故依法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并记录在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裕隆达公司曾于2010年4月28日与案外人湘西自治州金梧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梧桐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龙凤吉祥山庄”项目，原告裕隆达公司以资金投入，金梧桐公司以土地投入。后双方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意向书》，其中载明“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双方的项目合作关系”。2015年2月12日起，原告裕隆达公司及其法人孙光亮陆续给金梧桐公司借款，借款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后因借款到期归还问题引发争议，2016年9月间，原告裕隆达公司及其法人孙光亮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金梧桐公司，要求该公司偿还借款，后经审理查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了（2016）津02民初704号民事判决，确认由金梧桐房地产公司偿还原告裕隆达公司法人孙光亮借款本金及利息八千余万元。后金梧桐公司不服，以双方当事人存在合作开发关系等事由，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2017年12月22日，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404号民事判决确认，维持了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二审判决作出后，金梧桐公司对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9日作出了（2018）最高法民申629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金梧桐公司的再审申请。2019年1月21日，被告李雨豪、唐虹以金梧桐公司股东的身份，以案外人张军（担任过金梧桐公司法人）、原告裕隆达公司法人孙光亮及其女儿孙晓丽、原告裕隆达公司侵害其股东利益为由，向本院依法提起诉讼，并将金梧桐公司列为第三人，本院于当天立案，案号为（2019）湘31民初7号，案由为侵权责任纠纷，起诉标的一亿余元，应缴纳诉讼费用561000.12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李雨豪、唐虹向本院依法申请对原告裕隆达公司及其法人孙光亮、法人之女孙晓丽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依法缴纳了诉讼保全费用5000元。被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对上述申请保全的行为提供担保，并出具了保函，保险金额为3000万元，保险责任的承担为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依法作出了（2019）湘31民初7号、7号之一、7号之二、7号之三、7号之四、7号之五民事裁定书，冻结了原告裕隆达公司法人孙光亮在其公司的全部股权以及孙光亮名下的五套房产，并于2019年1月24日向天津市河东区市场监管局和天津市市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送达了相关查封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于上述股权及房产进行了查封。据天津市河东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出具的查询证明可知，孙光亮名下位于河东区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登记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4394250元，债务履行期限从2018年7月17日起，至2021年7月16日止；其名下位于河东区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登记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2693250元，债务履行期限从2018年7月17日起，至2021年7月16日止；其名下位于河东区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登记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抵押权人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区支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4250000元，债务履行期限从2014年12月23日起，至2033年12月23日止；其名下位于河东区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登记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抵押权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东支行，被担保债权数额为25515000元，债务履行期限从2018年7月17日起，至2021年7月16日止；其名下位于河东区丰盈里6-204号房产没有抵押登记情形。后因被告李雨豪、唐虹未缴纳一审案件诉讼费用，申请缓交诉讼费用又未获准许，本院于2019年2月23日对被告李雨豪、唐虹的起诉按照自动撤诉处理。2019年3月1日，本院依法作出了（2019）湘31民初7号之六、7号之七、7号之八、7号之九、7号之十、7号之十一民事裁定书，对于上述被查封股权及房产进行了解除保全措施，并于2019年3月5日向天津市市场监管局及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进行了送达，办理了相关解除查封事项。2019年4月2日，原告裕隆达公司以被告李雨豪、唐虹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财产保全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李雨豪、唐虹赔偿因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而使原告遭受的损失909468元（损失数额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以实际发生为准），被告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据原告裕隆达公司庭审诉称，该笔损失款909468元的计算方式为：1、催款函1840万元，支付50万违约金，并从3月16日起，至3月31日止，每天产生18400元违约金，16天则为297400元，两者相加为794400元；2、借款合同共计借款1500万元，月利率2%，从3月20日起，计算至3月31日止，共计115068元。本院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观点及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李雨豪、唐虹是否存在恶意诉讼；二、原告裕隆达公司的损失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焦点一，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及《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定，法律并未对于因申请财产保全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规定，该类型案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进行归责。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的法律规定，判断被告李雨豪、唐虹之前的诉讼保全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不能仅以其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和诉讼主张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为由作为其存在过错的理由。在本院（2019）湘31民初7号案件中，被告李雨豪、唐虹作为金梧桐公司的股东，而原告裕隆达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光亮在此之前与金梧桐公司有过经济往来情况，虽然经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了裕隆达公司与案外人金梧桐公司之间系借贷法律关系，但同时该判决指出了双方当事人于2010年左右签订过合作开发协议，该协议于2013年左右双方协议解除，并认为被告李雨豪、唐虹主张合作开发的法律关系证据不足。从以上事实可知，被告李雨豪、唐虹之前起诉原告裕隆达公司及其法人孙光亮等人的诉讼行为，并非完全出自恶意，而是出于自身对于法律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且被告李雨豪、唐虹在申请保全时，已通过大地财保湖南分公司对此行为进行了承保。尽管被告李雨豪、唐虹的起诉因未缴纳诉讼费用而未获得法院支持，但被告李雨豪、唐虹在申请保全时已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主观意识上没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存在通过申请保全而扰乱原告裕隆达公司正常经营的目的。关于焦点二，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被告李雨豪、唐虹申请法院所冻结财产的范围，是孙光亮在原告裕隆达公司的股权及其名下五套房产，并没有冻结公司名下资产。且根据原告裕隆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因风险提示函无法提供原件，证据来源也不明，也未在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不能说明是天津市哪一家商业银行的风险提示函，因为据天津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反馈的资料显示，原告裕隆达公司不只在一家商业银行贷款。即使在认可该风险提示函真实的前提下，保全行为只是造成公司经营风险有所增加，但并未造成实质性损失。根据该风险提示函“暂停对原告裕隆达公司的授信，在风险化解前，不得再新增非低风险授信”的记载，表明原告裕隆达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增加担保金额等途径获取新的低风险授信业务。再者，原告裕隆达公司的法人孙光亮名下被冻结五套房产，四套面积较大的房产都在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进行了抵押，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抵押权优先于法院执行查封全优先受偿，故保全行为并未影响贷款资金的按期偿付，未对贷款资金的安全造成影响。至于原告裕隆达公司所提交的承兑汇票的开具日期为2018年年末，该两份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无法证明公司承兑汇票的开具受到影响。关于原告裕隆达公司的借款行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本院于2019年3月5日已通过送达（2019）湘31民初7号系列裁定书解除了对于相关股权及房产的查封措施，而该两笔借款时间为2019年3月20日，是在保全措施解除之后发生的，原告裕隆达公司对外借款行为与被告李雨豪、唐虹的保全行为缺乏必要的关联性，不能当然推定原告裕隆达公司资金短缺对外借款的原因，是由于被告李雨豪、唐虹的保全行为造成的。关于入股天津佳柯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催款函，系原告裕隆达公司的法人孙光亮作为该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不能混同，原告裕隆达公司法人孙光亮对外的投资义务与公司无关。且该催款函实际履行的情况，原告裕隆达公司亦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是否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无从知晓。综上，原告裕隆达公司认为被告李雨豪、唐虹之前的保全行为，造成了公司的经营损失，缺乏事实基础，且所提交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则，无法到达证明损失存在的目的。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天津市裕隆达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94.68元，由原告天津市裕隆达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余 霞审判员 曾浩恒审判员 李华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刘 慧附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一百零五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五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