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终1954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艳红，女，198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新郑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京华，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亚举，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静，女，1976年8月2日出生，回族，住郑州市中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民，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晓可，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马亚辉，男，1978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上诉人刘艳红因与被上诉人周静、原审被告马亚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2民初5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艳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京华、刘亚举，被上诉人周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民、曹晓可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马亚辉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艳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静的原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周静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认定刘艳红和周静之间系民间借贷关系错误。1．双方均认可2018年1月7日所写《借据》和9月17日的《收据》是对2011年以来，双方频繁账务往来所进行的汇总计算。2．根据2011年2013年期间签订的《联合投资理财协议》、2011年-2018年双方经济往来的银行流水原件及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双方自2011年到今年期间的经济往来都是关于投资理财的话题，刘艳红出具给周静的明细单中“利息”字眼实际是“收益”的意思表示。3．刘艳红提供双方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的表述可见，周静一直在积极、主动的向自己表达转款意向，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投资理财关系，周静转款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理财收益。4．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双方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周静和刘艳红是共同进行投资理财。5．根据刘艳红提交的社保单、一审庭后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据可知，刘艳红是深圳市富海民享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的理财经理，该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刘艳红向周静出具借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6．根据周静在一审庭后的情况说明，可知周静一开始就知道所谓的“借款”并非刘艳红用于家庭生活。综上，本案双方间并非民间借贷关系，而是投资理财。（二）一审判决认定刘艳红应当偿还借款本金254万元错误。刘艳红尚未退还周静投资款共计247万元。（三）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错误。1．马亚辉没有在借据上签字，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不属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2．本案诉争款项，远超出了夫妻日常生活消费支出。3．周静和刘艳红在2011年和2013年签订的《投资理财协议》中的约定的巨额利息，不符合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正常认知。4．根据刘艳红提交的社保单显示，其工作是帮客户理财，借款时个人职务行为，并非夫妻共同债务。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周静和刘艳红之间的金钱交易实为投资理财行为，一审适用借贷关系的法律规定错误。周静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周静和刘艳红之间确系民间借贷。通过一审庭审情况可知，双方之间的借贷事实是：刘艳红自2011年开始向周静借款，在2018年1月7日进行了汇总结算，确定尚欠数额为227万元。2018年9月17日再次结算，确认欠付数额，有刘艳红出具亲笔书写的收据和周静提供的银行流水为证。刘艳红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与周静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刘艳红二审提交的微信聊天等不是新证据，且为片段，不能否定本案借贷关系。另外，刘艳红陈述前后不一，未陈述案件事实。二、本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审判决已详细阐明理由和法律依据，且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马亚辉的抗辩，而马亚辉并未对此提起上诉，已对周静的该项主张予以认可，不应作为刘艳红的上诉的理由。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被告马亚辉未到庭，亦未作陈述。周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刘艳红、马亚辉共同偿还周静借款254万元；2．判令刘艳红、马亚辉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其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以254万元为基数，按照月息1分计算利息）；3．判令刘艳红、马亚辉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周静与刘艳红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内容。周静为证明其和刘艳红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提交落款日期为2018年1月7日的《借据》原件2份、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7日的《收据》原件1份、多份银行流水原件及周静、刘艳红的微信聊天记录（附原载体手机一部）。其中一份《借据》显示刘艳红借到周静现金197万元；另一份《借据》显示刘艳红借到周静现金30万元。《收据》显示刘艳红收到周静现金27万元。刘艳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周静确实向刘艳红出借400余万元，但称刘艳红均陆续偿还。庭后刘艳红在其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又称：“截至2018年8月26日，尚有1,485,855元未支付。”诉讼中，刘艳红提交了多份银行流水原件用以证明其向周静还款情况。综合分析周静、刘艳红提交的银行流水，周静提交的银行流水时间自2011年6月至2018年8月，刘艳红提交的银行流水时间自2012年12月至2018年8月。经比对部分转账，刘艳红流水中显示的周静或周静父亲周书亮向其转账的部分款项，以及刘艳红向周静父女二人转账的部分款项在周静证据中没有显示；周静提供的流水中显示的向刘艳红转账的部分款项在刘艳红证据中亦没有相应显示。故周静、刘艳红提交的银行流水均只能反映二人之间的部分资金往来，且刘艳红亦提供了其和多个案外人的转账，周静并不认可系偿还借款。故不能以银行流水的差额确定双方之间目前的债权债务金额。针对《借据》及《收据》性质，刘艳红称：“不认同是结算凭证，仅是对周静曾经支付款项的一个确认；收据性质同借据。”该院认为，首先，两份《借据》是在周静和刘艳红已经存在多年资金往来的情况下出具，《收据》表明刘艳红作出了收到周静27万元的意思表示。刘艳红称仅是对曾经支付款项的统计，不符合日常经验法则。第二，结合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7月25日刘艳红向周静提供的明细单主要内容为：235.5万元6月26日至7月25日整月23500,8万6月26日退、没有利息，4万元6月26日至7月12日16天2,133元7月23日至7月25日3天30，合计23793。其内容能够证明该份明细单上显示的242.5万元（235.5万+4万+3万）的利息合计为23,793元。同时从2018年7月25日当天的聊天记录来看，刘艳红认可上述明细单少算了一笔4万元的转账。另，2018年8月26日刘艳红向周静提供的明细单主要内容为：239.5万元7月26日至8月25日23950,2.5万元7月26日至8月25日2,502元8月22日至8月25日27，合计24227。其内容能够证明该份明细单上显示的244万元（239.5万+2.5万+2万）计算至2018年8月25日的利息合计为24,227元。关于利息，周静称2018年6月之后是按月息一分计息；刘艳红对此予以认可。经计算，明细单上显示的利息确是按照月利率1%计算，故微信记录中的明细单上显示的242.5万元、244万元能够认定为本金。结合双方在微信中的对话，能够认定该两份明细单系结算凭证。截至2018年8月25日，本金尚欠244万元。关于此后双方的资金往来，双方提供的银行流水均显示2018年8月26日周静通过其父亲周书亮银行账户向刘艳红转账3万元。关于周静主张的剩余7万元（254万-244万-3万），周静称系在2018年9月17日刘艳红向其出具《收据》时向刘艳红交付了7万元现金。综合分析周静、刘艳红提交的证据（包括当事人陈述），微信聊天记录能够与《借据》、《收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周静和刘艳红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马亚辉虽辩称刘艳红将借款用于了非法金融业务，但其提供的刘艳红与其他自然人之间的转账凭证并不能证明其主张，亦不能证明转账的具体用途，故该院不予采信。周静和刘艳红之间的借款金额为254万元，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1.关于利息，刘艳红在其制作的资金往来清单中主张借款利息一直为月利率1%。周静称原来约定的月利率有1.6%的、1.2%的，再到2018年变成1%。周静和刘艳红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双方之间存在多个银行卡之间的转账，刘艳红偿还的款项亦不具有规律性，故仅依据双方提交的不完整的银行流水无法认定2018年6月26日之前的利率标准，仅能认定2018年6月26日之后，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2.关于上述借款本息的偿还情况。周静和刘艳红、马亚辉均认可自2018年8月26日开始，刘艳红、马亚辉均没有向周静支付款项。3.关于本案债务是否系刘艳红、马亚辉共同债务。周静的证据能够证明刘艳红、马亚辉于2004年2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0月11日登记离婚，本案债务发生在刘艳红、马亚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马亚辉的银行账户收到周静提供的525,060元。最高人民法院在既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于2018年1月16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即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解释》第一条），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解释》第二条），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但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解释》第三条），都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一法律概念成为《解释》中界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因素。首先，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延。刘艳红所借款项之实际去向及用途，周静、刘艳红双方除了陈述以外均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该院无法判断是否用于了家庭消费的相关种类（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亦即本案借款是否属于刘艳红、马亚辉“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外延无法确定。第二，关于借款数额大小与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八大种类所涉之数额大小悬殊甚大。借款数额大小仅系认定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参考标准之一。仍需结合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和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在刘艳红、马亚辉除了陈述以外，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职业、身份、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家庭消费习惯等的情况下，且双方亦未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实际去向及具体用途的情况下，该院单凭借款数额之大小，无法判断本案借款是否系刘艳红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举债务，需借助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予以确定。第三，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证责任之分配。对此，《解释》未作出规定，而径行将“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此分配系在解决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一举证责任分配之后的举证责任再分配，无法解决上述事实认定的难题。该院认为，基于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在民事活动中，夫妻一方虽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但实则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代表夫妻双方的情形多有发生。以上情形，作为债权人的第三方很难举证证明夫妻一方所举债务是否用于或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基于以上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据此，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首先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该债务确为另一方个人债务（如《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那么其可以对抗债权人的请求。在举证责任分配时，法律允许未欠债的婚姻关系当事人举证证明所负债务系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解释》所涉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能够形成有机统一的举证责任分配系统，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夫妻一方或双方负担，债权人不负该举证责任。综上，本案刘艳红、马亚辉除了陈述以外均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数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该院对马亚辉关于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不予采信。故该院认定本案所涉债务为刘艳红、马亚辉夫妻共同债务。4.本案保全费用。本案系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移送至该院的移送案件，移送卷宗中显示周静支出保全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周静与刘艳红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况，故周静、刘艳红均应依法适当、全面、诚信履行。根据前述查明的事实，虽双方针对254万元借款未约定还款时间，但周静已经以起诉的方式对借款人刘艳红进行了催告，刘艳红在周静催告后应当偿还借款本金254万元及相应利息。关于利息，刘艳红未在2016年8月26日之后偿还过利息，故周静主张刘艳红自2018年9月29日（周静向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之日）起按照月利率1%向其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本案债务系刘艳红、马亚辉夫妻共同债务，故马亚辉应当对刘艳红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刘艳红、马亚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周静借款本金254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1%，自2018年9月29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6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8,560元，由刘艳红、马亚辉共同负担。二审期间，刘艳红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2011年6月28日、2011年12月22日、2013年1月23日、2013年7月30日，刘艳红与周静签订的《联合理财协议》各一份。拟证明：周静与刘艳红之间系投资理财关系，在上述合同中约定周静不承担资金风险，2013年之后，双方虽为签订书面合同，但仍是以前投资理财关系的延续。第二组：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8月26日，刘艳红与周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拟证明：周静转账是为了进行投资理财，而不是借贷关系。第三组：郑州市社会保险局出具的刘艳红基本养老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拟证明：刘艳红一致从事理财工作，本案转款用途为理财。第四组：2019年2月20日郑州市郑东新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通告》；和2019年3月29日的中投华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出的《通知》。拟证明：刘艳红所在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被监管，周静应向该公司申报债权。周静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且第一组证据：理财协议与本案借贷关系无关；第二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仅截取了部分语言，但也可证明双方在2018年前后民间借贷关系的事实存在，一审对此认定正确；第三组、第四组证据：无原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除与一审认定事实相一致外，另查明：刘艳红自述在公司的投资理财款系以其个人名义持有。本院认为，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案涉借款性质。从双方主张及举证情况显示：刘艳红主张双方系投资理财关系，为支持该主张提交了其与周静在2013年之前签订的三份《联合投资理财协议》等予以证明，上述证据未能证明双方此后就相互间转款系基于投资理财关系产生。周静对此亦不认可。周静主张双方系借贷关系。为支持该主张提供了刘艳红于2018年亲笔书写的《借据》及《收据》、相应银行流水及周静与刘艳红之间微信聊天予以证明。针对周静举证：首先，刘艳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其在一审庭审证据质证时明确认可周静向自己出借400余万元，仅抗辩已清偿完毕；其次，本案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显示对双方账目往来明细梳理的图片等可佐证周静该主张。故一审依据周静诉请，综合双方举证，依法支持周静要求刘艳红还本付息的诉请，并无不当。关于刘艳红称涉案借款非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主张。本案中，涉案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抗辩主体为马亚辉，现刘艳红在其上诉中就此提出异议，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刘艳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120元，由上诉人刘艳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赵玉章审判员  邢永亮审判员  赵俊丽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邓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