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7民终45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韦诗喜，男，汉族，1977年6月22日出生，住河南省原阳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惠民，男，汉族，1966年9月19日出生，住河南省尉氏县。上诉人韦诗喜因与被上诉人刘惠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5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诗喜、被上诉人刘惠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韦诗喜上诉请求：撤销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5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改判韦诗喜支付刘惠民11000元。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43665元欠条证据错误。刘惠民之前给韦诗喜供应鞭炮，截止2015年12月28日结算合计38859元，优惠后价款37665元，韦诗喜支付刘惠民14000元，剩余23665元未支付，并在刘惠民书写的货单上签字“收到货物韦诗喜付14000元”，下为空白纸。但刘惠民当庭举证2015年12月28日货单，韦诗喜不予认可，该货单系刘惠民自己书写添加内容，系伪造证据。2.后刘惠民找韦诗喜催要货款，2016年3月5日韦诗喜支付刘惠民3665元现金，刘惠民要求韦诗喜为其出具证明欠双响货款贰万元整，有业务经理现场证人可以出庭作证。3.韦诗喜有新证据证明2016年、2017年3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付给刘惠民9000元，应当认定并予以扣除。4.总欠款38859元优惠后价款37665元减去14000元，再减去付现金3665元，等于2万元，再减去新证据转账9000元，实际欠款11000元。综上，请求二审依法纠正原判。刘惠民辩称，1.供货单是经过双方核算的，如果韦诗喜不认可不会在上面签字。韦诗喜核对后才签的“收到货物韦诗喜”字样，后来支付14000元才签的下余款没结算。2.2016年3月5日韦诗喜给刘惠民3665元现金不属实，事实上2016年3月5日刘惠民又给韦诗喜供了一车货，故韦诗喜给刘惠民出具证明。3.韦诗喜声称2016年、2017年通过银行转帐给刘惠民9000元，刘惠民从未收到。刘惠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韦诗喜返还刘惠民43665元，由韦诗喜承担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刘惠民给韦诗喜供应一批鞭炮，2015年12月28日，韦诗喜支付货款14000元，下欠23665元未支付。2016年3月5日刘惠民又向韦诗喜供应一批货物，韦诗喜支付部分货款，下余2万元未支付，为刘惠民出具证明一份，载明“证明今欠双响货款贰万元整（20000.00）元韦诗喜2016年3月5日”。现韦诗喜共计欠刘惠民货款43665元，该货款经刘惠民催要，韦诗喜未予支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韦诗喜购买刘惠民鞭炮，应当支付刘惠民货款，韦诗喜辩称刘惠民向其仅供应了一批货物，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对韦诗喜的主张不予采信。依据刘惠民提交的货物清单及韦诗喜为其出具的证明，可以认定韦诗喜尚欠刘惠民货款43665元，韦诗喜应当予以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韦诗喜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刘惠民货款43665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92元，减半收取446元，由韦诗喜负担。二审审理期间，韦诗喜向本院提交2017年3月2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取款业务凭单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原件各1份，证明2017年3月2日韦诗喜向刘惠民转账支付货款4000元。刘惠民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转账时间发生在2017年，其记不太清。刘惠民向本院提交2016年3月5日延津日杂公司货单1份，证明2016年3月5日刘惠民给韦诗喜送货金额合计为39296元；刘惠民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刘惠民先后为韦诗喜送了两车货。韦诗喜质证认为，1.对延津日杂公司货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据系刘惠民单方手写，且无韦诗喜签字确认；2.对证人张某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张某与刘惠民系夫妻关系，且庭审中刘惠民多次对证人进行提醒，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1.韦诗喜提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取款业务凭单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系原件，且刘惠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予以采信。2.刘惠民提交的延津日杂公司货单系刘惠民单方书写，其上既无韦诗喜签字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3.证人张某与刘惠民系夫妻关系，庭审中刘惠民多次对张某进行提醒，导致张某的证言缺乏客观性；同时从张某所述内容上看，其明确表示对刘惠民第二次送货一事未参与、不知情，故难以达到其证明目的。对于张某的证言，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刘惠民给韦诗喜供应一批鞭炮。2015年12月28日，韦诗喜向刘惠民支付货款14000元，下欠23665元未支付。2016年3月5日，韦诗喜向刘惠民出具证明，载明“证明今欠双响货款贰万元整（20000.00）元韦诗喜2016年3月5日”。2017年3月2日，韦诗喜向刘惠民转账支付货款4000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刘惠民共向韦诗喜供过几次货，韦诗喜欠刘惠民货款金额为多少。刘惠民主张，其于2015年12月28日、2016年3月5日先后向韦诗喜供应过两车鞭炮；韦诗喜则抗辩称，其与刘惠民之间只存在2015年12月28日这一笔买卖合同关系，2016年3月5日所出具的《证明》系对2015年12月28日买卖合同剩余欠款的证明。在双方各执一词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予以认定。（一）关于刘惠民向韦诗喜供货次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惠民主张其于2016年3月5日再次向韦诗喜供应一车鞭炮，故其应当就相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从本案证据上看，刘惠民所举证据为2016年3月5日韦诗喜向其出具的《证明》，但该《证明》的内容仅系韦诗喜对其所欠货款2万元的认可，并不能够推断出双方于2016年3月5日另成立有鞭炮买卖合同关系；从日常生活经验上看，对鞭炮的采购行为多发生在农历新年之前，而案涉《证明》的出具日期2016年3月5日--也即刘惠民主张第二次向韦诗喜送货之日，距离2016年2月8日农历新年已过26天时间，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刘惠民主张韦诗喜于此时再次向其购进鞭炮，不符合常理。因此，刘惠民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2016年3月5日双方之间另成立有买卖合同关系，案涉《证明》应视为韦诗喜对2015年12月28日鞭炮买卖合同剩余货款的确认。一审判决对相关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韦诗喜的相关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韦诗喜所欠刘惠民货款金额的问题。韦诗喜上诉主张，其于2016年、2017年先后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刘惠民货款9000元，应从其所欠刘惠民的2万元货款中予以扣除。然其二审所举证据仅能证明其于2017年3月2日向刘惠民转账支付4000元，刘惠民亦仅对该4000元予以认可，故该4000元转账应从韦诗喜所欠货款金额2万元中予以扣除；对于另5000元转账，因韦诗喜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因此，韦诗喜所欠刘惠民货款金额应为16000元。综上所述，韦诗喜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2019）豫0725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二、韦诗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刘惠民货款1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6元，由韦诗喜负担163元，由刘惠民负担28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17元，由韦诗喜负担226元，由刘惠民负担39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建轶审判员  倪文怡审判员  袁小川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张洪雨书记员刘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