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3民终641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晓石，男，1969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江霞，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王宗德酿酒厂。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杨柳湾村桥上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3827143930884。法定代表人：王启灿，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朝永，贵州仁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晓石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王宗德酿酒厂（以下简称王宗德酿酒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2019）黔0382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晓石上诉请求：撤销仁怀市人民法院（2019）黔0382民初4006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两张欠条证明双方之间结算不严谨，因此欠条金额不能作为结算依据；二、2016年上诉人从其父王世华卡中转账21600元到赵琴的卡上，该款项应当从欠付款中扣除；三、王宗德酿酒厂作为合法企业，应当保留原始凭证至少15年。本案中，王宗德酿酒厂应当提供原始凭证进行核对，否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王宗德酿酒厂辩称，上诉人差欠被上诉人酒款是经过两次结算产生的，是客观事实，现在上诉人以未结算为由拒绝支付酒款缺乏事实依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王宗德酿酒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立即支付王宗德酿酒厂酒款51万元，并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王宗德酿酒厂逾期付款损失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宗德酿酒厂于2006年11月3日成立，系个人独资企业，王启灿任厂长，案外人王小康（已于2018年6月5日病故）负责该厂销售事宜。2014年至2016年期间，王小康代表王宗德酿酒厂向王晓石出售白酒。经双方结算，王晓石于2016年1月20日向王小康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王小康货款62万元，2016年1月20日早上止。欠款人王晓石，2015年1月20日”。随后，王晓石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支付王小康40000元，王小康在上述欠条尾部添加：“2016年1月20日下午汇四万元，王小康”。同日王晓石以现金方式支付王小康40000元，王小康向王晓石出具了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小（晓）石现金40000元，收款人王小康，2016年元月20号，中午一点钟。”2016年4月22日，王小康收到王晓石的现金2万元。2018年10月16日，王晓石、王小康之妻赵芹及王启灿代表王宗德酿酒厂三方进行结算，王晓石向王宗德酿酒厂出具《欠条》，主要内容为“本人王晓石从2014年到2018年10月16日经双方结算清楚，共欠王宗德酿酒厂酒款51万元。该欠款定于2018年12月20日还清。（大约结算经过见附件一）”。《附件一》内容为：“第一，王晓石于2016年1月20日前欠王小康酒款58万元，税费由王晓石负责；给付王宗德酿酒厂。第二，王晓石、王小康、任有余合伙成立的贵州省仁怀市古丰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办理中国名特优产品国际贸易推广证花费15万元，王小康承担5万元，王晓石承担5万元，任有余承担5万元。第三，王晓石出面在成都仁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做的宣传书宣传5万元由王小康承担。第四，王晓石于2016年2月7日欠王启灿酒款3万元，税费由王晓石负责，付给王宗德酿酒厂。第五，综上所述由王晓石、王小康妻子赵芹、王宗德酿酒厂协商一致。王晓石认可还欠王宗德酿酒厂58万-5万-5万＋3万=51万元。”期间，2015年11月12日，王晓石垫付王宗德酿酒厂随书宣传费5万元。此后，王晓石未按欠条约定的期限给付货款，致王宗德酿酒厂诉如上请。2016年2月7日，王晓石向王宗德酿酒厂购买白酒，并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启灿酒富酒135件×6×42=34020元，纯酱135件×6×78=63180元，合计97200元，注该款支付：王启灿17200元，王小康80000元，以汇款单为准”。同年7月7日，王启灿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王晓石付富酒135件×6×42=34020元，纯酱135件×6×78=63180元，合计97200元，汇款中国建行，卡号62×××60，汇17200元。收款人：王启灿。转农行卡号62×××71。”随后，王晓石向王启灿账户汇款17200元，向王小康账户汇款50000元，余款30000元未支付。王晓石、王小康、任有余于2015年4月1日发起设立贵州省仁怀市古丰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王晓石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25日，王晓石为贵州省仁怀市古丰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王宗德酿酒厂代付中国名特产品国际贸易推广证费用15万元。2018年10月16日，王晓石、赵芹在《关于贵州省仁怀市古丰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财务说明》上签名捺印，该说明载明“关于贵州省仁怀市古丰堂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后简称公司），从公司成立到2018年10月16日一直由王晓石负责经营，经营状况到2018年10月16日前所有公司进出款项已经持平，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另查明，王晓石陈述有33万元的会计凭证应当在结算中扣除，该33万元包括上述2016年1月20日微信转款的4万和2016年4月22日王小康出具收条的2万元，其余27万元发生在2016年1月20日结算之前。王宗德酿酒厂对此陈述，发生在2016年1月20日结算前的汇款已经扣减，不能再次扣减；对2016年1月20日的微信转款，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应扣减；对2016年4月22日王小康出具收条的2万元，系王晓石支付之前2016年2月7日交易产生的酒款，也不应扣减。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1月1日一至五年期（含五年）的贷款年利率为4.75%。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王小康代表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予以确认。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之间于2016年1月20日、2018年10月16日两次结算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表示意思，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关于王晓石实际欠付的酒款金额问题。双方对两次结算的事实没有异议，最后一次结算确定差欠王宗德酿酒厂酒款51万元，并且附有结算的依据（附件一）。现王晓石对结算的金额51万元不认可，其辩解一：2016年1月20日与王小康结算时尚有33万元未扣除，并提供会计凭证要求予以扣除。对王晓石的该项辩解，首先，王晓石提供的会计凭证有27万元的凭证是产生于2016年1月20日结算前，双方在结算时是否已扣除，王晓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次，王小康与王晓石结算后，直至2018年10月16日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再次结算，这2年多的期间王晓石未提出重新结算，并且在最后一次结算时，既未扣除，也未在附件中载明有款项未扣减，王晓石的做法明显与常理不符；最后，按照交易习惯，在结算时，双方均会对以前产生的款项进行对账结算，扣除支付的款项后对差欠的款项出具欠条，故王晓石主张要求扣减发生于2016年1月20日结算前的31万元，原审法院不予采纳。但其中关于凭证中王晓石于2016年4月22日现金支付王小康的2万元是否应当在结算中扣除的问题。王宗德酿酒厂陈述关于4月22日现金支付给王小康的2万元系2016年2月7日王晓石购买白酒差欠的酒款，对该次交易，王晓石出具收条，并在该收条的尾部注明“该款支付王启灿17200元，王启康（王小康）8万元，以汇款单为准”。经核实，该笔酒款王晓石通过银行转账分别支付王启灿17200元、王小康5万元，未付金额为3万元，这足以说明并没有包括该2万元，且这2万元系产生在2016年1月20日第一次结算之后，故王宗德酿酒厂的陈述没有事实依据，该2万元应予扣除。关于2016年1月20日现金支付给王小康的4万元是否应当扣除的问题。王宗德酿酒厂陈述其中2016年1月20日现金支付的4万元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不应处理，但是1月20日的上午双方进行结算后，王晓石随后支付4万元，有王小康出具的收条为证，通过微信转账的4万元，王小康已在结算单上载明，王小康不可能为同笔款项出具两个收款凭证，该4万元从出具的时间上可以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同时王宗德酿酒厂也未提供证明王小康与王晓石之间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故该未扣减的4万元系发生在结算之后，理应扣减。辩解二还应当扣除其为王宗德酿酒厂办理中国名特优产品国际贸易推广证花费15万元，但根据2018年10月16日双方形成的附件一，明确载明“办理中国名特优产品国际贸易推广证花费15万元，王小康承担5万元，王晓石承担5万元，任有余承担5万元。”属于王小康承担的5万元在附件一的第五条已扣除，王晓石要求扣除15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信。故，2018年10月16日，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结算的酒款中还应扣除6万元，则尚欠王宗德酿酒厂酒款45万元（51万元-6万元）。对王晓石主张的扣除的其余部分，不予采信。关于王宗德酿酒厂主张从2018年12月2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逾期罚息利率标准，支付王宗德酿酒厂逾期付款损失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的主张，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结算后约定付款时间在2018年12月20日，至今未付款给王宗德酿酒厂造成损失的事实存在，但王宗德酿酒厂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情况或计算方式，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罚息利率问题，酌定由按照年利率6%支付王宗德酿酒厂自2018年12月21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第一百零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限王晓石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王宗德酿酒厂剩余酒款45万元，并支付从2018年12月21日起以剩余酒款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计算至全部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王宗德酿酒厂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王宗德酿酒厂承担450元，王晓石承担4000元。本院二审期间，王晓石提交一组新证据：成都铁路局包裹票、酒类流通附随单、物流委托合同、货运货物运单、结算清单。证明：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货物的事实及金额。（1、2014年12月27日，240件，每件6瓶，单价42元，金额是60480元；2、2015年1月9日，400件，每件6瓶，单价37元，金额是88800元；3、2015年1月26日、370件，每件6瓶，单价37元，金额是82140元，194件、每件6瓶，单价42元，金额是48888元、4件每件6瓶，单价78元，金额1872元，三种酒的总金额是132900元；4、2015年1月29日，600件每件6瓶，单价37元，金额133200元、6件每件6瓶，单价78元，金额是2808元，总金额是136008元；5、123件每件12瓶，单价42元，金额是61992元、120件每件6瓶，单价42元，金额30240元、180件每件6瓶，单价78元，金额是84240元、150件每件6瓶，单价118元，金额是106200元，总金额282672元。上述金额总计789660元。）上述单据所计算出来的金额与被上诉人第一次结算时的发货金额只相差一万多元，可能与四舍五入和商业折扣有关，由于第一次被上诉人提交的金额与上述总金额多，可以按照对方主张的金额进行结算。王宗德酿酒厂的质证意见为：对五批货的发货单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能反映上诉人仅在被上诉人处购买白酒只有这么多，这仅仅是上诉人购买白酒的一部分，因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20日已经进行结算，被上诉人已经完全认可结算的金额，并出具欠条，现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再结算后三年多的时间再利用购买白酒的部分票据要求重新结算，是不能直接反映双方差欠的白酒款项金额。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王晓石所出具的欠条是否可以作为双方之间结算的依据。案外人王小康代表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发生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6年1月20日，王小康代表王宗德酿酒厂与王晓石进行了结算，王晓石出具欠条。现王晓石认为当时只是暂时结算，应当以货单为准，并提供了成都铁路局包裹票、酒类流通附随单、物流委托合同、货运货物运单、结算清单，用以证明2016年1月20日结算错误。王宗德酿酒厂对王晓石二审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虽然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王晓石购买白酒的其中一部分。本院认为，2016年1月20日，双方进行了结算，2018年10月16日，双方再次进行了结算，并对第一次结算后付款情况进行了明确，且为清楚的记载账务，在第二次结算时，双方还记载了“附件一”。如果王晓石认为第一次结算错误，在时隔两年后，王晓石依然进行第二次结算，并签字确认。该结算不仅对第一次结算结果进行确认，且对王晓石应当抵扣的金额在“附件一”中进行了一一明确。故一审法院认为两次欠条均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事实清楚，并无不当。虽然财务制度要求企业保留原始凭证，但对王宗德酿酒厂而言，其出具的证据已经达到其证明目的。对王晓石上诉称2016年从其父王世华银行卡中转账21600元到赵琴的银行卡上，该款项应当从欠付款中扣除的问题，一方面王宗德酿酒厂不同意扣除，另一方面，该事实如果真实存在，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王晓石或王世华可以另案主张权利。综上所述，王晓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900元，由王晓石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龙审判员 梁华勇审判员 胡晓波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金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