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9）琼02行终16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宏伟，女，196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现住海南省三亚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三亚市迎宾路368号。法定代表人王晓，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邢朝晖，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林如果，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市公安局，住所地三亚市迎宾路362号。法定代表人张兆腾，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纪涵琳，该局民警。上诉人黄宏伟因其诉被上诉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局）、三亚市公安局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原审法院）作出的（2019）琼0271行初217号行政裁定（以下简称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宏伟，被上诉人市场监管局委托代理人邢朝晖、林如果，被上诉人三亚市公安局委托代理人纪涵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2016年6月12日，死者张琦（黄宏伟丈夫）购买了葫芦瓜并食用，当日张琦感觉恶心并呕吐，到三亚市崖州区崖城卫生院（以下简称崖城卫生院）就医急诊，就诊后张琦离开了崖城卫生院。2016年6月13日2时许，张琦经120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7月25日，黄宏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和提供案件卷宗材料。原审查明，2016年6月12日，死者张琦（黄宏伟丈夫）购买了葫芦瓜并食用，当日张琦感觉恶心并呕吐，到崖城卫生院就医急诊，就诊后张琦离开了崖城卫生院。2016年6月13日2时许，张琦经120抢救无效死亡。因黄宏伟不愿对死者尸体进行解剖以致无法鉴定查明张琦的死亡原因，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黄宏伟诉崖城派出所、洋源公司、郑桃鱼摊民事赔偿一案中，判决黄宏伟承担60%的责任。黄宏伟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和提供案件卷宗材料。另查，黄宏伟未向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履行出具结案结论及提供卷宗材料的职责。再查，三亚市公安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分局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行政机关。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黄宏伟只是向三亚市公安局报案，并没有向三亚市公安局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其履行出具结案结论及提供卷宗材料的职责，三亚市公安局自接到黄宏伟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黄宏伟才能提起行政诉讼。鉴于黄宏伟没有向三亚市公安局提出履行职责的书面申请，这种情形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范围。因此，对黄宏伟的起诉，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上诉人黄宏伟上诉称：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原审认定黄宏伟不愿意解剖，没有事实根据，是错误的。重审法官所说原告不同意解剖不是指三亚市公安局尸检，而是医疗鉴定。因为公安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不受他人干涉，这是基本法律常识。鉴定医生过错是一审法官委托的，不是重审法官委托的，重审法官不了解情况，当时尸体已火化，鉴定看书面材料，公安实验室报告不是农药中毒，公安法医没出报告，所以死因不明，所以无法鉴定医生过错，鉴定机构退件了，后案件上诉又发回重审，重审法官不了解情况，错误认为鉴定医生过错时，尸体还在家属不同意解剖才无法鉴定医生过错的。张琦2016年6月火化，鉴定医生过错是2017年9月，重审是2018年10月。正是因为公安机关没出死因材料，法院调卷公安拒绝，卷宗没有调出，所以才提起行政诉讼。并且，重审法官所说原告“上诉人黄宏伟不愿意解剖”，这是在民事重审判决中“本院认为”里是法官的主观推断，没有事实根据。当时黄宏伟及死者家属要求过法医解剖，法医说就算解剖了，瓜毒用眼睛看不到，需要通过化验室检验，化验室我国目前无检测技术瓜毒，没有必要解剖，解剖也起不到作用。（二）认定三亚市公安局崖州公安分局（以下简称崖州分局）是适格被告存在错误。民警做笔录上写的是三亚市公安局，死亡证明公章是三亚市公安局，民警签字、盖公章对外发生法律效力，110登记表是内部行政行为，下派对外没有发生法律效力。（三）认定黄宏伟没提过申请是错误的。黄宏伟向公安机关申请过调卷，公安机关回答，“让法院来调卷，个人没有权利调取。”黄宏伟遂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案卷，法院带黄宏伟的书面申请去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回复，“因人员变动，找不到卷宗”，故法院最终没有调取出来，从而在民事案件中给黄宏伟带来了不利影响。黄宏伟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该局回答，“在三亚日报2017年1月25日第5版发公告苦葫芦有毒，去报社查吧”。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错误，应适用该法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一）所长说跟家属说，应该有两个报告，化验一个、法医一个，这说明法医应出报告，是依法主动履行的职责。当时派出所所长带领原告家属去法医处，法医说没有技术检测瓜毒，没法给报告，法医处就只出具一份化验报告。如果是农药中毒，法医当时就能出具报告，农药中毒死亡。也就是说，农药中毒给出报告是依法主动履行职责，瓜中毒因无技术检测就不是依法主动履行职责了。关键是法医应书面注明我国目前无技术检测瓜毒，这样法律才能调整指引方向，即科技与鉴定立法辩证关系。（二）食药监、卫生行政、农业行政、疾控中心都是政府市长热线指挥来调查的，这是依法主动履行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第七章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规定，发生事故由政府统一指挥相关部门调查，启动应急预案，这是依法主动履行职责。张琦生命权案经公安等6机关联合调查，结果和死因应告知家属，应依法主动履行职责，《食品安全法》立法目的是保障人身健康权、生命安全，行政法及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是人权法治保障，所以维护生命权是行政机关依法主动履行职责。所以维护张琦生命权是法律主动履行的职责，应向家属告知调查结果及死因，出具书面文件。原审判决使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错误，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三、张琦案最关键法律问题是鉴定立法有无范围。我国无技术检测瓜毒。因为公安和疾控中心都卡在这里了，如果是农药中毒，法医当时就应下结论，一切顺理成章了，科技到极限了，科技范围等于鉴定立法范围，无技术检测瓜毒及死因，立法不要求鉴定，鉴定立法要求的是用科学查明事实，无科技无法实观鉴定立法目的，所以本案法律不要求用鉴定证明瓜毒和死因。除鉴定结论外还有7种可适用，物证、书证、认证、视听证据材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当事人陈述。张琦案经公安、食药监全面调查证据非常充分，有证据证明张琦买瓜、吃瓜说瓜苦、恶心呕吐拿去医院，医生也说瓜苦、恶心、呕吐，医生打止吐药之后腹泻去了5次卫生间，合计86分钟，监控可见，回家还是腹泻，打120医生来抢救无效死亡，医生开死亡证明，猝死急性食物中毒？不知什么毒，报110调查，排除农药，食药监具备专业知识，也发出过瓜苦本身有毒的公告，瓜毒学名“碱糖苷毒素”，案件告破。联合调查才能查清事实，希望公安机关、市场监管局以120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为基础，共同作出补充说明：经公安机关食药监联合调查，排除农药，我国无技术检测瓜毒，瓜苦本身有毒、学名“碱糖苷毒素”。市场监管局的公告是合法有效证据，其来源名著《本草纲目》，李时珍著，其中记载瓜苦有毒，吃后吐利不止，屠呦呦依《本草纲目》青蒿素治疟疾，荣获诺贝尔奖！综上，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审裁定，指令原法院继续审理。被上诉人市场监管局辩称：-、原审判决事实清楚。2016年6月13日上午8时许，我局接到政府热线报告，称三亚市崖州区南滨花园五号楼一单元701房有市民疑似到农贸市场购买葫芦瓜在自家厨房烹制并食用后致死，接报后我局工作人员立即赶赴事发点调查处理，同时将相关情况通报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疾控中心）。我局执法人员大约于2016年6月13日9点半到达死者家里，当时黄宏伟（死者妻子）声称其丈夫可能是食用葫芦瓜后发病致死。随后公安部门调查人员、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也到达死者家里。我局当时出于自身职责及死者家属的诉求，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会同同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并对与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向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规定，会同市疾控中心按照食物中毒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对剩余食品进行抽检。剩余食品约有120克，在调查现场，公安部门提取约20克、市疾控中心提取约100克，分别用于检验鉴定。当天，我局也依法对崖城卫生院接诊医生张秀德进行调查。张秀德称，张琦（死者）主诉因食用有苦味的葫芦瓜致恶心、呕吐约40分钟，于2016年6月12日17点04分步行到崖城卫生院就诊，经治疗后，病情好转，其要求护士拔针，自己步行出院，出院时神志清醒、步履平稳。根据黄宏伟提供的信息，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南山花园后面的农贸市场，当时只有一个名叫郑桃的摊主卖葫芦瓜。执法人员要求该摊主配合调查，但摊主以苦味葫芦瓜不一定是其售出为由拒绝配合调查。后来我局执法人员将相关情况告知三亚市公安局南滨派出所（以下简称南滨派出所），该派出所出于公安、食药两部门的调查需要，于2016年6月16日上午8时传唤卖瓜摊主郑桃到该派出所询问室录制调查笔录，并将郑桃的笔录材料提交给我局。根据市疾控中心出具的三疾控〔2016〕86号《三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崖城南滨花园一市民死亡的调查处置报告》（以下简称86号调查处置报告）显示，剩余食品未检出有机磷农药，至于造成葫芦瓜变苦味的瓠瓜甙（即碱糖甙毒素）目前没有检测技术能够鉴定，但该毒素不属于剧毒类毒素，即使葫芦瓜有该毒素，进食后一般只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不会致死，不排除死者对碱糖甙毒素有个体特异性敏感或本身有其他基础疾病等因素导致中毒后诱发其他疾病致死。该报告未明确死因，也未确定致死的责任方。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琼（三）公（司）鉴（理化）字[2016]223号《理化检验鉴定书》（以下简称223号理化检验鉴定书）显示，所送检材（心血、胃内容物、豆腐、葫芦瓜）未检出常见毒品、有机磷农药、毒鼠强、安眠镇静类药物。公安部门当时未对尸体做病理解剖鉴定，因此无法确认死者的真正死因。我局工作人员曾经咨询过司法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能否检测出葫芦瓜体内的碱糖甙毒素，他们的回答是，目前公安部门的司法鉴定中心没有技术可以检测苦味葫芦瓜体内的苦味素。据此，原审查明事实清楚，上诉人上诉理由所述原审相关事实存在错误说法不成立。二、黄宏伟的原审诉求不属于市场监管局职责范围。黄宏伟在原审中诉求市场监管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论，涉及对人体死亡原因出具结论，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不属于市场监管局的职责范围。而且，在此事故中，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已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规定会同卫生部门开展调查。后市疾控中心（卫生部门下属单位）向我局提供86号调查处置报告。但该报告未查明中毒食品及致病因素，无法认定该起事件是食物中毒事件，不排除其他事件或其他基础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突发导致张某死亡。市场监管局属行政机关，并非技术部门，涉及技术鉴定、病因调查等技术性事项必须由技术部门执行。《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食品安全事故的唯一合法调查机构，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单位给出的回复必须由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为准。事发后市场监管局已根据市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回复黄宏伟，回复件明确：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死于食物中毒。事发后，市场监管局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处置，在整个事件的调查处置过程中，市场监管局已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据此，黄宏伟诉求市场监管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论，不属于市场监管局职责范围，原审裁定驳回黄宏伟起诉适用法律正确。综上，原审裁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黄宏伟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三亚市公安局辩称：一、三亚市公安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2016年6月13日3时39分，黄宏伟拔打110报警，称其丈夫张琦食物中毒，120正在家里抢救。110下达指令南滨派出所出警，南滨派出所马上出警到现场，后给110反馈为“120到现场抢救无效死亡”，以上事实说明110已将该警情下达到南滨派出所处警。因三亚市公安局与崖州分局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故三亚市公安局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黄宏伟当日的报警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的受案范围。2016年6月13日张琦因抢救无效去世后，南滨派出所分别对黄宏伟、郑桃做出询问笔录，又委托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文书，证明张琦不是死于药物中毒，以上事实证明该报警内容不属于刑事案件。根据公通字[2015]32号《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规定“对明显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报案事项，应当立即告知报案要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综上，上诉人黄宏伟的诉讼请求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宏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中，上诉人黄宏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证明：该死亡证明上有三亚市公安局盖章，因此三亚市公安局应为适格被告，至于张琦是否为急性食物中毒，三亚市公安局及相关部门需调查是什么毒；2.火化殡葬发票及收据，证明：张琦在2016年6月20日火化，在2017年9月鉴定医生过错时张琦已火化，原审裁定认定黄宏伟不同意解剖导致无法鉴定医生过错是错误的；3.民事案件中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卷宗的证据，证明：黄宏伟是通过法院向公安申请调卷的；4.医院监控、截屏照片两张及视频说明，证明：张琦5次入厕，合计86分钟，腹泻严重，入院后身体状况明显越来越差，医生说给张琦治好了纯属伪造病历。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上诉人黄宏伟二审过程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一）被上诉人市场监管局对黄宏伟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的临床医师没有资格诊断食物中毒，只有市疾控制中心的医生才有资格诊断是否为食物中毒；对证据2-4的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与本案无关。（二）被上诉人三亚市公安局认为黄宏伟的全部证据与本案均无关，均不能证明死者死于他杀，所以不属于公安机关的受立案范围。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黄宏伟二审提交的全部证据1-3来源合法，形式真实，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4是张琦在崖城卫生院的视频、截屏照片及黄宏伟自行制作的说明，与本案无关，故本院不予采信。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12日，张琦崖州区南滨临时农贸市场郑桃鱼摊处购买葫芦瓜并食用。当日约15时30分许，张琦感觉恶心、难受并伴有呕吐现象。17时5分许，张琦到崖城卫生院就医急诊，经诊断，崖城卫生院认为张琦症状属于肠胃炎，开具左氧氟沙星和维生素、胃复安针等药物并输液。当日19时44分许，张琦自行步行离开崖城卫生院。2016年6月13日2时许，张琦经120抢救无效死亡。3时39分，黄宏伟拨打110报警，南滨派出所出警调查张琦死亡一案。南滨派出所分别对郑桃、黄宏伟作了询问。当日上午，市疾控中心接到政府热线电话要求其派员调查处置张琦死亡一案，该中心组织应急办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时，市场监管局和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取了张琦的心血、胃内容物并现场提取豆腐和葫芦瓜进行常见毒品、有机磷农药、毒鼠强、安眠镇静类药物定性检验。下午，市场监管局对崖城卫生院急诊科医生张秀德作了调查询问。同日，市疾控中心出具86号调查处置报告，称碱糖甙毒素不属剧毒类毒素，一般发病不会致死，但不排除死者对该毒素有个体特异性敏感或者因食用量大、老幼虚弱体质、具有一些基础病等因素导致中毒死亡；市疾控中心尚未有检测碱糖甙毒素的检测技术，故未明确张琦死因，建议接诊单位将死者就诊经历、临床症状、是否有其他基础病、治疗经过等作详细的死亡报告交公安进一步调查；并建议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23号理化检验鉴定书，认定送检材料中均未检出常见毒品、有机磷农药、毒鼠强、安眠镇静类药物。2016年6月15日，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院证明(推断)书的死亡原因一栏记载:1.猝死(院外死亡)；2.急性食物中毒？南滨派出所在该证明上盖章。2016年6月20日，张琦的尸体被火化。此后，黄宏伟及其女儿张君婷就张琦一案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崖城卫生院、三亚洋源贸易有限公司、郑桃鱼摊共同向其赔偿经济损失485317元，本院于2019年6月10日作出（2019）琼02民终770号民事判决，认定黄宏伟、张君婷各项损失总计422180.8元，崖城卫生院对张琦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其中40%的责任，即168872.32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共计承担173872.32元。2019年7月18日，黄宏伟提起本案原审诉讼，请求判令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和提供案件卷宗材料。二审中，黄宏伟称其在提起原审诉讼之前未向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提出过书面申请，口头申请过；但认为三亚市公安局和市场监管局有法定职责对张琦死亡事件提供死因结论。三亚市公安局称南滨派出所系崖州分局的派出机构。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黄宏伟诉请判令市场监管局和三亚市公安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和提供案件卷宗材料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对食品药品的监督检查情况应主动并重点公开该政府信息。本案中，原审判决未查明市场监管局及三亚市公安局是否应依履行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提供案件卷宗材料的法定职责，黄宏伟未明确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和提供案卷材料具体属于哪个机关的法定职责，即市场监管局、三亚市公安局分别应履行何种法定职责，原审对此未向黄宏伟作释明，仅以黄宏伟未向该两个行政机关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的书面申请为由，认定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属查明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其次，依照《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的规定，对明显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报案事项，应当立即告知报案要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本案中，张琦死亡之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提取了张琦的心血、胃内容物并现场提取豆腐和葫芦瓜进行常见毒品、有机磷农药、毒鼠强、安眠镇静类药物定性检验，并出具223号理化检验鉴定书，认定送检材料中均未检出常见毒品、有机磷农药、毒鼠强、安眠镇静类药物。故本案已排除刑事案件范围之外，公安机关对张琦死亡结果没有出具结案结论的法定职责。至于黄宏伟主张的提供卷宗材料的职责，本案中，对张琦死亡一案出警及调查询问的公安部门是南滨派出所，该所系崖州分局的派出机构。因此黄宏伟诉求公开卷宗材料的适格被告应是崖州分局，而非三亚市公安局。鉴于原审未对黄宏伟作释明，不宜直接驳回黄宏伟的起诉。再次，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会同同级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调查，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事故责任调查处理报告。经查，市疾控中心在2016年6月13日事发后的上午组织应急办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时，市场监管局和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市场监管局对崖城卫生院急诊科医生张秀德作了调查询问，市疾控中心在同日出具86号调查处置报告。本案中，市场监管局主张事发后其已根据市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回复黄宏伟，明确没有证据证明张琦死于食物中毒。但该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回复黄宏伟的具体内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是否作出过调查处理报告。因此，市场监管局对张琦死亡事件具有作出调查处理报告的职责，黄宏伟诉请市场监管局对张琦死亡结果出具结案结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综上所述，原审裁定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黄宏伟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行初217号行政裁定；二、指令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梁 泽审判员 杨冲冲审判员 陈兴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张佳佳附：本裁定适用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四）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五）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六）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七）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八）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九）扶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十一）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第一百零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会同同级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并采取下列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一）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救治因食品安全事故导致人身伤害的人员；（二）封存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并立即进行检验；对确认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及其原料，责令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召回或者停止经营；（三）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相关产品，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四）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需要启动应急预案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成立事故处置指挥机构，启动应急预案，依照前款和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处置。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事故现场进行卫生处理，并对与事故有关的因素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向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第一百零六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责任调查，督促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事故责任调查处理报告。涉及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组织事故责任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