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3民终24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伍功全，男，1955年7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宁，贵州法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文彬，男，1944年9月3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望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容志，男，1977年12月20日生，布依族，住贵州省望谟县。系鲁文彬之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胜礼，男，1958年4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望谟县。系望谟县XX村民委员会推荐的代理人。 上诉人伍功全因与被上诉人鲁文彬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伍功全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望漠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023号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告一审请求或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首先，上诉人认为望谟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6民初1023号判决书第4页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了解到的仅仅是调解过程中的部分事实，应对整个调解视频中的强迫调解行为予以认定，因此事实认定错误。其次，案外人张鸿飞、陈胜从未向上诉人出示过相关证据或者释明其系人民调解员，由此更能证明案外人张鸿飞、陈胜是在进行强制调解，该调解书的内容也是强制调解的结果，应为无效。 鲁文彬二审辩称，一、该棵大杉树是答辩人的自留山地范围内的杉树，并且也属集体指定为答辩人的管理报酬。体制下放后到2005年，上诉人在该大片土地上抓阄获得的杉树，其早也砍伐出售给他人。上诉人只是趁人不防，在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盗伐答辩人的杉树运回家里改成寿枋之后，才与答辩人发生争议。村委会及郊纳政府接到答辩人的举报之后，两次亲临现场进行调查核实，上诉人自认属于“误砍了其大杉树”。派出所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完全属于盗伐行为，但在答辩人的谅解下，就在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上诉人认为2019年3月12日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名捺印是属威胁、强制作出的调解书，完全有悖于当时自愿调解的事实。在一审庭审调查中答辩人己把双方当场调解的录音播放。一字一句的语言，证明并非是属威胁和强制调解的行为所用。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作出的(2019)黔2326民初102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是极为不客观的上诉理由。请求二审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伍功全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2019年3月12日原、被告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2.判决被告返还从原告家抬走的木材10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审理查明：原告伍功全与被告鲁文彬住同一村民组。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伍功全在位于本组长湾（小地名）处砍了一棵大杉树并运回家，后鲁文彬认为伍功全所砍的杉树是自己的，双方发生争议。2019年3月12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伍功全同意将已肢解成十块的杉木归还给鲁文彬家。同时，鲁文彬、伍功全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该十块木材已当场运回鲁文彬家。《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载明：经调解，自愿达成如下协议：“经向村里面群众了解和当时参与分配杉树的人取证，明确该棵杉树是鲁文彬的，伍功全已承认误砍了大杉树，愿意将该争议杉树归还鲁文彬家，双方无任何意见”；履行方式、时限：“当场将杉树运回鲁文彬家”。伍功全认为其是在受到身为民警的调解员威胁的情况下签的字，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遂提起本案之诉。 一审法院认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本案中，伍功全主张人民调解委员会2019年3月12日对伍功全与鲁文彬杉木纠纷一案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无效，其理由是受到身为派出所警务人员的调解员胁迫。对此，鲁文彬提交的视频资料可以基本印证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2019年3月12日调解该纠纷的过程，从该视频资料还原的调解过程分析：其一，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向伍功全释明强拿他人财物依法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该释明行为只是在向伍功全讲解法律规定，不应视为对伍功全实施的威胁行为；其二，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表示，若伍功全认为该棵杉树是其所有，调解将不再进行，说明调解员并不存在强迫调解的行为；其三，伍功全在调解过程中表示希望将杉木折成钱给鲁文彬，足以表明其认可该棵杉树是鲁文彬的，进而同意将该棵杉树肢解的十块木材返还鲁文彬。由此可见，伍功全同意将木材返还鲁文彬是双方在调解员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的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调解员强迫调解和伍功全受到胁迫而签字的情形，同时也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受法律保护。伍功全主张其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签字，无事实依据。故伍功全请求确认其与鲁文彬于2019年3月12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伍功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半），由原告伍功全负担。 二审期间，伍功全向本院提交了望谟县XX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12月1日发给伍功全的《承包土地地块登记证》，拟证明案涉争议的杉树属于伍功全所有。经本院组织质证，鲁文彬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争议杉树是在自留山内，而不在承包地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争议杉树的归属，已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中进行明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杉树具体归属，且不属于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证据，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伍功全与鲁文彬于2019年3月12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应确认无效。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伍功全上诉主张其与鲁文彬于2019年3月12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在调解过程中系因受到主持调解的调解人员强迫调解而达成，且调解人员未告知身份，调解程序违法，故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应为无效。关于该上诉理由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之规定，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性质，协议内容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本案中，伍功全与鲁文彬因杉树归属产生争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于2019年3月12日达成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且协议内容已于达成调解协议当日履行完毕，伍功全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在调解过程中，对杉树归属、辩法析理等事实有执法记录仪进行记录，且调解过程中已告知如不愿意达成调解协议将不再进行调解。伍功全上诉主张其因受到胁迫调解而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故《人民调解协议书》程序违法而应确认无效，但在本案一、二审审理期间均未能提出相应证据证明该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一审法院驳回其要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伍功全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伍功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程 鹏 审判员 杨 林 审判员 张基柱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涂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