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黄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黔2622民初1431号 原告：王启兰，女，1979年2月2日生，苗族，贵州省黄平县村民，住黄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家钢，黄平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忽晓会，贵州德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贵州省黄平缫丝厂，住所地：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西门村。 法定代表人：罗卫，该厂厂长。 被告：黄平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住所地：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党校路。 法定代表人：邬荣军，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渔志，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宇，贵州贵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王启兰与被告贵州省黄平缫丝厂（以下简称“黄平缫丝厂”）、黄平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以下简称“黄平县工信局”）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启兰的诉讼委托代理人闵家钢、忽晓会，被告黄平缫丝厂的法定代表人罗卫，被告黄平县工信局的委诉讼托代理人周渔志、王祖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启兰起诉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黄平缫丝厂存在劳动关系；2、认定《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职工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无效。庭审中，原告王启兰变更诉讼请求为：1、确认原告王启兰与被告黄平缫丝厂存在劳动关系，时间从1994年8月份开始；2、认定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职工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对原告王启兰无效。事实和理由：1994年8月，原告进入黄平缫丝厂工作。1994年12月31日，黄平县劳动局作出了《关于录用潘世军等二百三十一位同志为农工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通知》“黄劳计字［1994］191号文件”明确录用原告，原告按照文件要求与被告黄平缫丝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向被告黄平缫丝厂交纳了保证金300元。原告在被告黄平缫丝厂工作到1996年底，因被告黄平缫丝厂停产而下岗。2017年8月25日，《黄平县丝织厂等8家县属国有困难企业职工身份认证情况公示（第一批）》和2017年12月28日《黄平县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认证表》（在职）中，原告仍然是被告黄平缫丝厂的职工。但原告的社会保险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多次到被告黄平县工信局咨询，2019年8月14日，被告黄平县工信局向原告提供了《关于县属国有困难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工作开展情况报告》（黄国企社办呈［2018］5号文件）和县人民政府2018年9月30日的《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纪要》，才得知原告被作为“自动离职（解除劳动合同）”。同日，原告到黄平县档案局查阅到1996年6月17日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该通知对原告作自动离职处理。原告认为该处理通知的错误在于：一、超越权限，原告是经过黄平县劳动局行文招录进入黄平缫丝厂工作而成为该厂职工，只有黄平县劳动局才有处理权；二、原告没有收到《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或者任何离职处理通知，该通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规定的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的规定；三、在1995年底至1996年初，黄平缫丝厂陆续停产停工，根本没有上班，该通知不符合实际。因此，该通知依法无效。2019年8月26日，原告向黄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9年9月16日，原告收到该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已经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而不予受理。 综上所述，原告通过合法程序进入黄平缫丝厂务工，根据国家劳动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5］12号）第一、二条的规定，原告与被告黄平缫丝厂已形成了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应当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违法作出，依法无效。现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黄平缫丝厂辩称：我厂认为我厂与原告有劳动关系，但以法庭的裁判为准。但我厂所作出的处理通知是有效的，但以法庭作的裁判为准。 被告黄平县工信局辩称：原告将黄平县工信局列为被告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被告黄平县工信局与本案的原告没有权利义务关系，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纠纷问题，被告黄平县工信局既不是原告的用工单位，也不是被告黄平缫丝厂共同的用工单位，虽然被告黄平县工信局是被告黄平缫丝厂的主管局，被告黄平缫丝厂作为国有企业是自主经营管理，与本案诉争的法律关系与被告黄平县工信局没有法律关系。对于第二项诉请，该处理通知与被告黄平县工信局无关，综上所述原告将黄平县工信局列为被告是错误的，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黄平县工信局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向本院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本院亦进行了认证。 （一）原告举证情况：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黄工信商务通（2015）14号文件，证明二被告的主体资格。3、黄平县劳动局作出了《关于录用潘世军等二百三十一位同志为农工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通知》黄劳计字［1994］191号文件，证明原告王启兰是黄平县劳动局行文录用为黄平县缫丝厂劳动合同制工人。4、黄平县审计局－－黄计审报（2007）2号报告，证明原告交纳保证金300元的事实。5、企业职工身份认证情况公示（黔东南日报和黄平县人民政府网），证明原告仍是被告黄平县缫丝厂职工。6、黄国企社办呈（2018）5号文件－《关于县属8家国有困难企业社保缴费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证明原告不能缴纳社会保险的原因。7、黄平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2018年9月30日，第三十七期），证明黄平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30日常务会议同意县工信局作出的处理意见。8、1996年6月17日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证明原告被非法作自动离职处理，该文件依法无效。9、黄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黄平县缫丝厂申请劳动仲裁名单及信息》、《不予受理通知书》向原告送达情况，证明原告已申请过仲裁及在法定期限内起诉。10、出庭证人雷帮华、潘世碧、潘芬的证言，证明原告进厂情况及黄平缫丝厂的情况。 经质证，被告黄平缫丝厂对原告提交的1、2、3、6、7、9、10号证据无异议，对4、5、8号证据提出异议。被告黄平县工信局对原告提交的2、4、6、7、9、10号证据无异议，对3号证据提出与该局无关，对5、8号证据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二被告对原告提交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1号证据只能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主体资格要结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予确认。原告提交的3、4、5号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8号证据，因被告黄平缫丝厂在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未听取工会或职工代表意见，未将处理决定送达给原告，属程序违法。故该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对解除原告与被告黄平缫丝厂之间劳动合同产生效力。 （二）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如下证据：1号证据是原黄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02年8月20日作出的黄工商处字（2002）第9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在企业年检截止日期前未申请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号证据是2015年11月20日下发的黄工信商务通（2015）41号通知，证明罗卫系黄平缫丝厂厂长。 经质证，原告与二被告对本院调取的1、2号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本院调取的1、2号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黄平缫丝厂、黄平县工信局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1994年8月，原告被招录到被告黄平缫丝厂工作，接受被告黄平缫丝厂管理，从事被告黄平缫丝厂安排的工作，领取被告黄平缫丝厂发放的工资。1994年12月31日，黄平县劳动局作出了《关于录用潘世军等二百三十一位同志为农工劳动合同制工人的通知》“黄劳计字［1994］191号文件”，该文件上有录用原告为被告黄平缫丝厂的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8月。1994年至1996期间，因被告黄平缫丝厂生产不正常，经常停产，于是通知原告等职工回家待岗，等厂里通知再回厂上班。原告回家待岗后，一直未接到回厂上班的通知。1996年6月17日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以原告从4、5月份和6月16日前旷工为由，对其作自动离职处理。该处理决定未听取职工代表意见，未将处理决定送达原告。2017年8月，黄平县解决县属国有企业职工社保缴费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黄平县丝织厂等8家县属国有困难企业职工身份认证情况公示》中，明确认证原告系被告黄平缫丝厂职工。2018年9月，原告接到通知，原告与被告黄平缫丝厂的劳动关系已于1996年解除。2019年8月26日，原告向黄平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9年8月30日，黄平县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仲裁，遂向本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02年8月20日，被告黄平缫丝厂因未办理年检手续，被原黄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2015年11月20日，罗卫任黄平缫丝厂厂长；现黄平县工信局为黄平缫丝厂的主管部门；被告黄平缫丝厂认可原告是其职工，但表示已被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被告黄平缫丝厂未设立工会。 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原告的仲裁请求是否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二是原告与被告黄平缫丝厂是否从1994年8月起存在劳动关系；三是1996年6月17日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是否对原告有效。 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原告诉称其2018年9月才知道被解除劳动合同，二被告对该时间未作抗辩，视为认可。原告2019年8月26日申请仲裁，并未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申请期间，本院确认原告的仲裁请求未超过仲裁申请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建立职工名册备查”，即只要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实际用工，就建立了劳动关系。本案中，原告自1994年8月起在被告黄平缫丝厂工作，向被告黄平缫丝厂提供劳动，领取被告黄平缫丝厂支付的劳动报酬，工作期间，受被告黄平缫丝厂各项劳动规章制度约束，接受被告黄平缫丝厂的劳动管理，其从事的工作是被告黄平缫丝厂业务的组成部分。且原黄平县劳动局亦下发文件，明确招录原告为被告黄平缫丝厂农民劳动合同制工人，同时明确原告进厂参加工作时间为1994年8月。故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黄平缫丝厂从1994年8月起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因黄平县工信局只是黄平缫丝厂的主管部门，并非原告王启兰的用人单位，其与原告王启兰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故黄平县工信局的辩解理由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三，首先，从实质要件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劳动者只有存在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用人单位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规定，劳动者只有存在上述规定情形之一，用人单位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1994年至1996期间，因被告黄平缫丝厂生产不正常，经常停产，于是通知原告等职工回家待岗，等厂里通知再回厂上班。原告回家待岗后，一直未接到回厂上班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被告黄平缫丝厂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接到回厂上班通知而故意旷工，亦未能证明原告对旷工存在过失。故被告黄平缫丝厂以原告旷工为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不符合上述法律关于过失性辞退职工的规定，违反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实质要件。其次，从程序要件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根据该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通知工会是一项必经程序。被告黄平缫丝厂未建立工会，其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应通过告知并听取职工代表意见的方式或向黄平县总工会征求意见的方式变通履行通知工会义务，否则解除劳动合同程序违法。本案中，被告黄平缫丝厂在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时，既未征求职工代表意见，也未征求黄平县总工会的意见，亦未将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决定送达给原告，其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要件。综上，1996年6月17日黄平缫丝厂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对原告无效。原告主张该通知对其无效，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王启兰与被告贵州省黄平缫丝厂从1994年8月起存在劳动关系； 二、被告贵州省黄平缫丝厂1996年6月17日作出的《关于对李忠莉等五十名合同制工人作解除劳动合同（自动离职）处理的通知》对原告王启兰无效。 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被告贵州省黄平缫丝厂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罗如军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刘庭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