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83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雨，男，1971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下城区。 委托代理人张国权，河南文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129号。 负责人何卫海，行长。 委托代理人姜海斌、王伟，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陈智，主任。 委托代理人翁里、吴金膺，该中心职工。 上诉人张雨因与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浙大鉴定中心）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2民初3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张雨于2008年11月开始在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所属的杭州和睦支行担任客户经理。2018年9月29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刘迪本人书写；2.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经办人栏内的签名“张雨”两字是否张雨本人书写；3.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用印登记本》上用印人栏内的签名“张雨”两字是否张雨本人书写；4.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除了签名外的字迹是否张雨书写；5.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用印登记本》上编号111的“事由”和“所属部门”栏内的字迹是否张雨书写。浙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12日受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委托申请，即安排鉴定人员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档案管理部门调取相关检材和比对检材等，开展鉴定工作。浙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0月31日做出[2018]文鉴字第200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2.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经办人栏内的签名“张雨”两字是张雨本人书写；3.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用印登记本》上用印人栏内的签名“张雨”两字是张雨本人书写；4.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除了签名外的字迹是张雨书写；5.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用印登记本》上编号111的“事由”和“所属部门”栏内的字迹是张雨书写。 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被告浙大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1.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刘迪本人书写；2.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刘迪本人书写；3.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张雨书写；4.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张雨书写；5.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否张雨书写。浙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0日受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委托申请，即安排鉴定人员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人力资源部调取相关检材和比对检材等，开展鉴定工作。浙大鉴定中心于2018年12月19日做出[2018]文鉴字第249号《文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2.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不是刘迪本人书写；3.日期为“2014年10月22日”《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4.日期为“2014年3月25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5.日期为“2014年9月16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用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名栏内“刘迪”两字是张雨书写。 2019年1月7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做出“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经调查核实，张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未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多次伪造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违规办理业务，如2014年3月25日、2014年9月16日、2014年10月22日办理的多份支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部门负责人“刘迪”签名均为张雨伪造。以上事实已经浙大鉴定中心鉴定核实。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标准》第三十四条（五）款处理标准，决定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处分期从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7月6日，并扣除7个月绩效收入以及50%当年年终绩效考核收入，全额减记当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减记50%上一年薪酬风险金和长期激励记账金额，同时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张雨不服，向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出申诉。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于2019年2月1日做出“关于对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申诉处理意见”，维持原“关于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的决定”。 2019年6月20日，张雨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2、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连带赔偿因其过错给张雨造成的经济损失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张雨主张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两次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对相关文件上签名人的笔迹进行鉴定时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行为故应认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法理上，应符合以下条件：合同当事人主观上明知其恶意串通行为会给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损害而执意为之，客观上其恶意串通行为与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受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浙大鉴定中心系具有从事文字检验等合法资质的鉴定机构，其接受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进行相关笔迹鉴定，出具相应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系作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张雨进行处理的依据之一，张雨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浙大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意见存在违背客观事实或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情况，其在收到鉴定意见后亦未提出重新鉴定或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等法律程序否定或排除该鉴定意见作为有效证据的采用，综合相关因素，本案难以确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存在相互串通出具违背客观事实的虚假鉴定结论以达到给予张雨记大过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处理等目的的主观恶意，故张雨的相关诉讼请求缺乏相应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张雨提出的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未遵守双方关于委托异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约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此抗辩认为这只是张雨单方要求，并非双方达成的合意。在当事人对此约定存在争议且没有证据证明浙大鉴定中心在接受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时对此予以明知并确认的前提下，结合《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中“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为解决举证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可以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相关规定，尚不能据此认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存在串通恶意进行鉴定的事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张雨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减半收取525元，由张雨负担。 宣判后，张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首先，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鉴定材料(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是虚假的。没有经过双方质证认可，单方面委托鉴定。该材料都是人为伪造的，是虚假的，且或可能是后补的，更不用说签名的真实性了。理由如下：1.让渡第二顺位抵押权时，企业无须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企业向银行请求第二顺位抵押时，只需向第一顺位抵押权人银行申请其出具《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即可，同意二抵让渡文件通常是一页盖有第一顺位抵押权人的一枚公章的文书。银行方面需经相关报批流程核准或拒绝企业的请求；若同意，由具体经办人把企业经办人员提供的《同意二抵让渡文件》文本邮件形式提交银行法务部门（《同意二抵让渡文件》非日常业务品种，银行无固定格式版本，需银行法务部门核准后方可对外出具）。待银行法务部门邮件形式核准后回复具体经办人，具体经办人需将该次银行法务部门回复核准邮件转发给银行印章管理部门；同时打印一份银行法务部门回复核准邮件汇同填列要素齐全、经相关主管、领导签批的用印审批单方可去请求加盖印章。经银行印章管理部门核对邮件及用印审批单载明的事项后按实加盖印章，具体经办人取得盖章生效的《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后联系企业经办人员前来提取或寄达。企业在办理《同意二抵让渡文件》》时不存在需同时与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浦发银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相关介绍信的；当然具体经办人也无需对最高额抵押合同进行行政印章用印审批。这是不熟悉基层信贷业务操作的个别人伪造虚假材料时出现的纰漏，明显不符合银企实际发生抵押类信贷业务的流程和常识（上诉人具有20年多家银行的基层信贷实际经验）。理由：常规《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只需加盖一枚银行公章；用章数量、用印材料与《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载明的事项严重不符。2.最高额抵押合同单本需加盖二枚银行公章、二枚行长名章。最高额抵押合同在相关信贷业务实践中最少需三本（抵押登记机关一本、授信银行一本、企业一本）一起使用；全套可供实际使用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计共需加盖六枚银行公章、六枚行长名章。《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载明的用印数量仅为三枚银行公章、三枚行长名章；即使换算后也仅能得到一本盖章完备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一本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无法实际投入使用的。3.最高额抵押合同需和抵押登记机关印制的抵押登记表（也需银行企业加盖印章）配合使用，缺一不可。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提供该项目项下符合时序的抵押登记表用印对应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或不作为。4.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实际信贷业务中必须银行双人上门实地核签核保，银行同行人员、企业对接人员是谁？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调查或拒绝提供调查结论或不作为。5.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实际信贷业务中必须银企双方同时到抵押登记机关设定抵押，银企双方缺一不可。银企双方各是何人？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调查或拒绝提供调查结论或不作为。6.最高额抵押合同在浦发银行实际信贷业务操作流程中必须线下（纸质合同）线上（电子版合同）同时操作，只有线上操作完备后方可取得电脑系统适时自动生成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具有唯一性。电脑系统是否留有该时点的操作记录？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调查或拒绝提供调查结论或不作为。7.纸质最高额抵押合同必须填列完整后，经企业核对无误后才会加盖印章，后拿回银行盖章（银行规定信贷合同文本需填列完备、且须对方先签字盖章），企业对接、用印人是谁？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调查或拒绝提供调查结论或不作为。8.《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纸质最高额抵押合同文本的银企交接过程必定有互有交接人，银企交接人各是谁？浦发银行从2016-10以来拒绝调查或拒绝提供调查结论或不作为。9.与《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配套的用印类别登记表（仅一页，被鉴定机构收用在检材样本的）。该表最后一行填列111号业务相应内容，同一页上有107号业务是上诉人真实业务。最后一行填列111号业务是有用意的，这样可以避免上诉人在做后续其他业务填表时发现一笔本人没做过的业务填列在表上的可能性。土政策规定的执行时间为2014-10-20.综上，该伪造的证据或有后补可能。第二，《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应当是处理违规人的主要证据，事实上这个证据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了这个证据，并经企业核实是谁来办理的，这些主要证据确认后就有充分确凿的证据处理违规人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一之间的纠纷也就不存在了，也无需对《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的签名进行鉴定了。本案也没有调查是否有这个《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的证据，为什么要对这个并非对应《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上的签名进行鉴定，委托鉴定时矛盾双方是否就鉴定材料进行过质证，是否达成鉴定的合意等进行调查。而是简单地认定被上诉人二是合法鉴定机构，张雨没证据证明鉴定意见违背客观事实或与事实严重不符。本案应当审理的争议焦点是委托是否合法，而不是结果是否正确，上述焦点是否查明，最后确认合同是否有效，这些争议焦点都没有审理，一审相当于没有对争议进行审理。第三，上诉人从没有办理过让渡第二顺位抵押权同意函的业务；也没有办理过第二顺位抵押权所对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事宜。基本的事实就不存在，上诉人无故地受到牵连，还要按照被上诉人一设定的程序，一步步地被追究，任何人都不会服气。一审法院应当通过审理查明事实，而不是雪上加霜地再次用判决来给上诉人的名誉抹黑，使不存在的事实，加上判决得到了确认。虽然第一顺位抵押事宜是上诉人操作的，某些人私下做了二抵让渡后，为了避免日后被追责，为了让上诉人闭口，说这个是上诉人经办的，绑定上诉人，然后让上诉人不要举报，不要反映，该违规行为。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上诉人在判决后也找到了该企业参与此项工作的人来证明，该企业工作人员出具了证人证言也可以证明上诉人没有和该企业联系、办理过《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纸质最高额抵押合同核保核签事宜。被上诉人通过《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列明对最高额抵押合同加章的事由），但实际指证上诉人的却是《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加章经办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业务（前者增加银行权益，后者是减少银行权益），以此来指证上诉人时，正常程序应当先调查这个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真实办理过，谁来办理的，如果没有，应该认定《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本身与事实不符的虚假证据，明明可以用相关企业的人证来查证事实，偏偏要等企业破产，待富阳永和公司人员流失后，从而转移争议焦点用虚假证据的笔迹鉴定主导歪曲调查方向，故意舍近求远、故意拖延调查时间，明显蕴含恶意。第四，被上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具有恶意、串通的主观恶意。1、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是为了掩盖某些领导的违规行为，栽赃陷害上诉人。上诉人并未伪造“刘迪”的签字违规办理过此业务，刘迪也没有提出过别人伪造他签字，需要追究伪造人责任的异议。对《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的存在，上诉人2016年10月前完全不知晓。事实是个别领导私下让渡第二顺位抵押权益，为逃避该行为日后或被追究，冒用了上诉人的名义伪造证据，意图让上诉人保持沉默，因对基层实际信贷业务流程、操作等不熟知，导致伪造的证据漏洞百出、要素要件缺失。上诉人自2016年9、10月份开始渐次向支行、分行、总行反映该二抵流失问题，以及上诉人反映了和睦支行管理混乱、形成不良贷款中存在有若干问题，触动了支行及分行的某些领导利益，而后者企图通过这种不正当手段对上诉人进行打击处理。2016年9、10月份分行审计发现二抵存在问题，才引发上诉人反映领导私下让渡导致二抵权益流失，分支行一直拖延调查、期间还希望调解私了，银行层面减免处罚，上诉人不同意。接着下了对上诉人加重处罚的两个文件。通报在前，公示在后，明显违背先公示后通报的程序，完全暴露浦发银行对上诉人的打击报复，连正常的时序程序都不顾及，出现了两文件颠倒时差50天的客观事实。2、上诉人明确不同意委托本地鉴定机构。在《2018-9-4三方协议书》明确要求总行或省外其他分行纪检监察换手接办，经先其调查质询、后仍提出鉴定的可接受委托省外异地鉴定机构。2018-9-4浦发银行制定《2018-9-4三方协议书》，要求浦发和睦支行、张雨、刘迪、杨玲娟共同签署。范水荣（浦发杭州分行纪检监察室）、金朝亚（浦发杭州分行法律合规部）作为鉴证人；由范水荣、金朝亚主持该协议的调解签署工作。《2018-9-4三方协议书》的客观存在就说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是明确知晓司法鉴定前应事先需形成合意协议的法律规范的并依法行事的。按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编订的《2018-9-4三方协议书》的编制、施行来看，浦发银行当初是知晓、遵循、组织相关人员鉴定前需签署合意协议的法律规范的，后一审中辩称单方委托，完全是《2018-9-4三方协议书》中设计的霸王、恶意、陷阱条款被上诉人有效规避后，以合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的企图落空后的无奈、违法之举。一审法院认为，张雨提出的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未遵守双方关于先质证《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真伪、再委托异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约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此抗辩认为这只是张雨单方要求，并非双方达成合意。在当事人对此约定存在争议且没有证据证明浙大鉴定中心在接受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时对此予以明知并确认的前提下，不能据此认定有恶意。上诉人认为，《2018-9-4三方协议书》是委托鉴定事宜前三方共同签署、认可的，对三方都具有约束力。一是既然上诉人签字时表明保留意见，被上诉人一就应当对此意见采取尊重及慎重对待，应采纳其先质证再委托异地其他鉴定机构。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坚持委托本地的浙大鉴定中心是何居心，难道不能认定为恶意吗？二是浙大鉴定中心引用了《2018-9-4三方协议书》做鉴定材料，既然使用了难道还不是明知吗？一审法院在事实证据面前，反而反过来说不是明知，明显有偏袒一方当事人之嫌。3、第二次委托鉴定的主体是错误的。鉴定委托人是和睦支行，在上诉人起诉后，分行事后进行弥补，又出具了委托和睦支行进行鉴定。既然是分行要根据鉴定意见处理上诉人，为什么让其他机构来委托鉴定，为什么第一次可以由分行委托鉴定，第二次却不能再委托鉴定了，明显是在掩饰自己的过错。4、浙大鉴定中心在鉴定过程中引用了《2018-9-4三方协议书》作为鉴定材料，对鉴定材料如果没有详细阅读，怎么进行识别和鉴定。上诉人明确拒绝本地鉴定，难道被上诉人二不是“明知”仍然接受鉴定不是恶意吗？第五、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具有恶意进行鉴定的事实。（1）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的委托关系不合法，上诉人事先并未同意或知晓过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诉人笔迹进行鉴定。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提供的《2018-9-4三方协议书》来看，上诉人并未自愿同意过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方对《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的笔迹进行鉴定，在《2018-9-4三方协议书》第6项，上诉人明确的表述了要求经异地银行纪检监察部门先质证，后可让异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这也是由于当时上诉人正处于异常的工作氛围和环境下，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而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却无视上诉人《2018-9-4三方协议书》的约定，私自委托了本地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且在整个鉴定过程中都是偷偷进行，未通知过上诉人参与鉴定，鉴定意见出来后也未及时告知到上诉人，故本案中两次司法鉴定都是在未征得上诉人的同意下偷偷进行的，其委托鉴定程序不合法。按《2018-9-4三方协议书》的编制、施行来看，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当初是知晓、遵循、组织相关人员鉴定前需签署合意协议的法律规范的，后一审中辩称单方委托，完全是《2018-9-4三方协议书》中设计的霸王、恶意、陷阱条款被上诉人有效规避后，以合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的企图落空后的无奈、违法之举。《2018-9-4三方协议书》中前文确定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平等自愿原则；第5条却设置了“不同意”视同承认“本人亲签”的霸王条款；第6条设置“放弃”的恶意条款。该文本行文体现了浦发银行杭州分行预设的恶意目标。“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对应的是银行权益的对外流失，“最高额抵押合同”对应的是银行权益的增加保障，这两者是对立的。上诉人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动机、没有任何目的要用违规手段获得最高额抵押合同，况且《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载明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相关要素不全、事实上在抵押登记机关没有对应的已存档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对一笔事实上没有真实办理过的抵押业务，被浦发银行恶意指证为在伪造证据上仿冒签字被处罚，真正违规人却得到袒护。《2018-9-4三方协议书》第4条中标称“未发现盖有章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未发现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经问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已去抵押登记机关调查了解核实了，无上述两项，永和大厦项下的二抵确实设押了。二抵抵押给富阳工贸公司。二抵抵押时间在2014-10-22以后。上诉人认为“未发现同意二抵让渡文件”也印证了上诉人提供的《土政策》列明2014-10-20开始执行“二抵无需一抵银行同意”的条款，只要在2014-10-20（含）之后时间办理永和大厦项下二抵抵押的，抵押登记机关当然不会要求提供“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即使企业提供，也不会收录入档的呀。“未发现盖有章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直接否定了《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的真实性，上述两项“未发现”事宜均符合上诉人相关问询笔录的标述及上诉人提供的举证材料，为何还要搁置争议还要去鉴定与事实不符的《2014-10-22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编号111》上的签字呢？银行方面答复：除非你提供“盖有上诉人行印章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否则你必须签署《2018-9-4三方协议书》，这是分行的决定。上诉人从未经办过“同意二抵让渡文件”事宜，从未见过“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原件，更不可能有“同意二抵让渡文件”的复印件。（2）对于2018年9月29日分行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以及2018年12月7日分行委托下属机构和睦支行代理向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出鉴定这两次鉴定中，存在着诸多的疑点和问题。第一，在第二次鉴定中，和睦支行以杭州分行名义与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签署的文书鉴定委托书中的日期是2018年12月7日，而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报告中委托日期是2018年12月10日，鉴定委托日期上混乱。第二，在2018年12月7日委托鉴定（第二次鉴定）中，在2018年11月26日有刘迪书写的文书实验样本采集表，而在两次鉴定中，都未对上诉人本人制作书写实验样本采集表。同样是对用印审批单上两个人的笔迹进行鉴定，却作出如此的区别对待不合常理。第三，在鉴定中，准确度受检材样本影响，被上诉人私自采集的部分实验样本缺乏参考性。（3）在第二次鉴定中，采集的草稿纸来源不明，该草稿纸是否是上诉人本人书写的？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是如何判定该草稿纸来源合法性的？在一审庭审时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陈述上诉人的检材全部来源于浦发银行人事部。入团申请书样本形成时间在二十多年以前，不应作为实验样本参与检测。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两次鉴定过程中都知晓上诉人未主动配合提供检材的客观事实，却两次配合浦发银行进行了预设既定目标的鉴定，从未出于鉴定行业规范对整个委托鉴定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引起应有的警觉及职业敏感，是故意忽视的行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明显违背了其官网上公示的检材要求（检材要求：字迹清晰、原则上应提交原件检验；比对样本要求：可靠性、真实性、是本人笔迹；数量充足，与检材同期笔迹）。（4）特别是第二次鉴定上诉人的检材中直接采用了《2018-9-4三方协议书》。两次鉴定意见出来后，上诉人并没有收到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原件，只接到过分支行简单结论告知。上诉人在2019-1-7接到处罚文件后，为向分支行申诉索取鉴定报告原件，浦发银行只提供模糊的复印件，后上诉人委托河南文赢（杭州）律师事务所去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电话）上门索取两次鉴定报告原件，答复为不给，若起诉则提供。上诉人至今从未获得两次鉴定报告原件实物。上诉人亦无法及时申辩或提出重新鉴定。（5）对照《2018-9-4三方协议书》、《2018-9-29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2018-12-17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内容存在以下问题：a.《2018-9-29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列明：联系人（电话）138××××4923、承办人范水荣；《2018-12-17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列明：联系人（电话）138××××4923、承办人童菲（有涂改迹象）。电话号码一致，确是两个人、两个性别。童菲系浦发和睦支行办公室人员，并非《2018-9-4三方协议书》文本中列明的鉴证人，也并非分行纪检监察室、分行法律合规部人员。《2018-12-17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的委托人（签章）居然是浦发杭州和睦支行、王伟。《2018-9-4三方协议书》中甲方是浦发杭州和睦支行、王伟。这简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闹剧。完全是利益对立方。浦发杭州分行如此安排的恶意凸显。b.《2018-12-17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中列明对3份《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中“刘迪”为张雨所书写进行鉴定。该委托事项严重超越《2018-9-4三方协议书》中约定仅1份的鉴定事项范围，是主观恶意的。按法理只有刘迪本人才能指控上诉人仿冒其签字，在2016-10以来的各项分支行调查中刘迪均未提出类似指控。二、原审判决部分法律适用错误。一审法院引用《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中“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当事人未解决举证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可以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诚然在私人合意下是可以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但这种鉴定应当建立在当事人合意，鉴定过程公开透明的情形下。本案中，上诉人并未同意过杭州分行私自委托本地的鉴定机构对自己的笔迹进行鉴定，并且整个鉴定过程上诉人完全不知情，亦未参与，事后鉴定报告原件也未送达上诉人。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委托。被上诉人杭州分行私自委托了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在鉴定实验样本采集中，也是偷偷进行，并未告知上诉人参与，所采集的样本存在来源不明以及形成时间过早等问题，受检样本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取得方式也不合法，故被上诉人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不应受理此次鉴定委托，作出的鉴定意见也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杭州分行处分上诉人的有效依据。要求依法撤销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 上诉人张雨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有：1、何惠香证人证言、调查笔录及工作证明，证明上诉人确实未参与办理过同意二抵让渡文件加盖公章行为以及未办理过第二顺位抵押权所对应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事宜,且二抵预留是事先授信方案安排的，所以行政用印审批单是虚假的。2、黄开伟证人证言、调查笔录及工作证明，证明行政用印审批单是虚假的。3、三方协议书（复印件），证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当地鉴定机构鉴定本身违反三方协议，委托范围超越三方协议约定,鉴定机构明知存在三方协议相关条款，故意无视。4、浙江省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表复印件，证明公示价格与实际收费价格相差悬殊。公示的价格是2300元，而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实际收取13000元。5、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企业破产之前与相关人员未核实，调查不作为、故意拖延调查时间。6、浙江省司法厅投诉事项告知书，证明针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单方面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做出的不合法鉴定结论已由浙江省司法厅受理调查。7、张雨与王伟的短信聊天记录（复印件），证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对张雨先生处分之前并未向其提供鉴定报告。8、最高额抵押合同（摘选），证明行政用印审批单上的用印枚数错误（每本合同上需要用印2公章、2名章）。 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辩称：一、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相关依据。本案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上诉人的一审的诉讼请求一系“请求确认二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但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并无委托合同，双方之间签订的是委托书，且该两份委托书系在一审庭审过程中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作为证据提交的。即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并没有看到过该两份委托书，却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恶意串通、签订委托鉴定合同为由提起诉讼，可见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没有任何凭证和依据，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均不应予以支持。二、本案中不存在法律规定的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合法有效。本案的案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上述可以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实际上也不存在上述情形。上诉人认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但是至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主张，上诉状中均是其单方称述，且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无关。因此上诉人主张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不应予以支持。三、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内部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用印登记本》中相关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无需经过上诉人同意。上诉人主张所谓的二上诉人恶意串通的原因之一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鉴定未经过上诉人同意。上诉人认为应当异地鉴定，不同意委托本地机构鉴定，但这只是上诉人单方的要求，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从未同意，这并非双方已经达成的合意。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三章司法鉴定活动管理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为解决举证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可以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监察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且签名”。本案中，案件的背景是上诉人到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纪检监察室进行投诉。2018年9月4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和睦支行作为甲方，上诉人张雨、案外人刘迪、杨玲娟作为乙方，以及调解方签订《三方协议》同意就张雨反映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相关人员签字真实性作鉴定，上诉人附条件的同意鉴定。2018年9月29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签订《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委托书》，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对《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用印登记本》中相关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2018年12月7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下属机构和睦支行以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名义向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提出委托鉴定申请，这不违反法律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鉴定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多份行政用印审批单签字栏中“刘迪”两字是否为刘迪本人书写以及是否为张雨书写。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委托浙大鉴定中心对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内部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用印登记本》中相关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符合法律规定，无需经过上诉人同意，也未损害上诉人的权益。四、上诉人对鉴定结果难以接受，认为鉴定所依据的样本有问题或者说对于鉴定结论有问题，结果给其造成了损失，可以要求重新鉴定。上诉人不应主张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无效，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本身并不会损害上诉人的任何权利。庭审中上诉人一再主张案涉鉴定样本采集有问题、鉴定结论有问题，认为鉴定结果给其造成了相应损失，侵犯了其权益。受检样本是否真实、完整、充分这完全由浙大鉴定中心来进行判断，即便是受检样本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产生的后果是鉴定结论有问题，这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的签订的委托书无关。如果上诉人对鉴定结果不服，完全可以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由司法机关重新委托鉴定。二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本身并不会侵犯上诉人的权利，更没有给上诉人造成任何损失。五、上诉人主张要求二被上诉人连带向其赔偿经济损失伍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由于上诉人的投诉，为了查明事实，被上诉人一委托被上诉人二对被上诉人一内部的《行政印章用印审批单》、《用印登记本》中相关人员的笔迹进行鉴定，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委托书合法有效。根本不存在损害上诉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上诉人要求二被上诉人连带向其赔偿经济损失伍万元，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为二上诉人的委托行为给上诉人造成了实际损失，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上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亦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浙大鉴定中心辩称：一、鉴定委托手续合法。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依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签订了两份鉴定委托书，委托程序合法有效。二、上诉人浪费司法资源。上诉人在手上没有鉴定委托书为证的情况下，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实在荒唐。司法鉴定具有中立性、科学性、被动性特点，依据中国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司法鉴定活动通常不具有可诉性。三、上诉人所谓的“恶意串通”纯属诬陷。1、浙大鉴定中心接受委托方就张雨伪造领导签字问题进行笔迹鉴定，主要是为相关纪检部门提供办案证据，委托事项清楚、程序合法。2、关于文书鉴定提取的样本材料来源。在受理委托鉴定事项后，鉴定人员曾多次要求委托方提供张雨的笔迹实验样本，据说张雨不愿意配合，所以不得已才要求提供张雨本人档案中的笔迹自然样本作为比较检验的材料。基于单位内部纪律监察工作性质考虑，办案部门完全可以不必告知监察对象而直接调取其档案材料，更无必要经监察对象本人核实鉴定样本。3、上诉人臆断浙大鉴定中心对三方协议书内容是知情的。事实上是在一审开庭审理前浙大鉴定中心对此毫不知情，委托方仅提供所谓协议书其中有张雨字迹的一页作为对比样本，鉴定过程中从未见过其他几页内容。4、至于上诉人提及第二次鉴定委托书的制作日期是2018年12月7日，而鉴定机构收到委托书及材料的日期是2018年12月10日，这是正常的，鉴定委托日期的差异并不影响鉴定结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张雨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诉讼请求，并补偿鉴定机构每个诉讼代理人600元一次，合计1200元的出庭交通费、误工损失费、打印材料费等等。 被上诉人浙大鉴定中心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张雨提交的证据，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的形成时间，证据3一审已经提供，对于证据4、5、7、8形成于一审开庭之前，所以都不属于新的证据范畴。1、对于证据1、证据2，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这两个人员的身份无法确认，而且证人应该出庭接受询问，证人要陈述的事实，和上诉人在本案之中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任何关系的。2、对于证据3，对于证明对象提出异议，这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审的时候提供的证据，对于相关的笔迹签字、是否是张雨本人所写，当事人是同意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对于鉴定，张雨提出了一定的条件，要不承担费用以及异地进行鉴定，但是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已经告知张雨，要进行鉴定。3、对于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和本案没有关联性。4、对于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证明对象提出异议，对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在调查相关事实的时候是否是拖延时间，和本案上诉人要求确认委托法律关系无效没有关联性。5、对于证据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知道张雨提出投诉的内容是什么，这仅仅是一个受理单，但是到底有没有调查以及结论均不清楚，这和本案没有关联性。6、对于证据7，对于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目前没有看到原件，从复印件上的内容看，无法达到上诉人要证明的内容。7、对于证据8，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一个范本，在实际签订合同的时候，内容可能有一定的不同，该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张雨提交的证据，浙大鉴定中心的质证意见如下：对于证据4的价格表，和本案没有关联，浙江省司法鉴定的价格是经过了浙江省物价局的调研之后再予以公示的，从2005年到目前，已经修改了两次，目前的价格是2400元（起步价格），如果涉及到标的，另外还有一个价格，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目前委托鉴定一共是5个项目，如果是按照2400元的价格，是超过了1万元，另外还有取样费，所以目前的收取费用，是符合物价局的标准。对于证据6，仅仅看到转发的告知，并没有看到里面内容，对于具体的结果也不清楚。其余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一致。 张雨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2，属证人证言，证人需出庭接受询问，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其证言内容与本案张雨的诉请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证据3、4，不能证明张雨所要证明的内容，故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5、6、7、8，与本案张雨的诉请没有关联性，故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依据有效证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就案涉相关事项委托浙大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根据《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中“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为解决举证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可以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相关规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就专门性问题委托浙大鉴定中心进行笔迹鉴定，浙大鉴定中心接受委托作出鉴定结论，均具有法律依据。张雨认为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利益，从而要求确认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之间的委托合同无效。但张雨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而张雨上诉提到的检材和对比样本问题，仅会涉及到鉴定结论是否可以达到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并不能因此否定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浙大鉴定中心之间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效力，故张雨要求确认浦发银行杭州分行与浙大鉴定中心的委托合同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和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张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昱 审判员 周志军 审判员 韦 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