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1397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玲，女，汉族，1974年5月4日出生，户籍住址：深圳市罗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明，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兰陈宜，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金百利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2139号世某大厦附楼1-4层。法定代表人：张智权，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天安国际大厦C座2108房。法定代表人：柏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可文，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娴，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玲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金百利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百利公司）、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谦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200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陈玲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二、改判确认登记在志谦公司名下的金百利公司32%的股权属于陈玲所有，陈玲具有金百利公司的股东资格；三、判令金百利公司将志谦公司代陈玲持有的32%股权变更登记至陈玲名下，志谦公司予以配合；四、判令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全部费用。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一）本案的两份关键证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是陈玲与志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基本事实，对两份关键证据不予采信。首先，《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签订于2006年8月4日，《确认书》签订于2012年3月9日。根据陈玲代理人2018年3月从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治安科印鉴室调取的志谦公司印鉴卡，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2006年3月10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上志谦公司公章与备案印鉴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倾向性认为2006年8月4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2012年3月9日《确认书》与启用日期为“2003.元月”的《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复制件上的“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一审法院对以上案件事实未能查明，以志谦公司不认可上述两份文件，两份文件因陈玲保管不当无法进行鉴定为由，否认该两份证据的证明效力，对于该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未能查清。事实是该两份文件目前均保管于一审法院，陈玲已于2018年4月15日向该院提交《情况汇报》，陈述了该两份文件因存放原因造成文件存在污染痕迹。陈玲的代理人已于2018年3月14日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通过将两份文件复印件与“2003.元月”的《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复制件对比，两份文件复印件与志谦公司预留印章印文在图文内容、印面大小、边框形态、字体、字形等一般特征相同、相同文字可辨识的笔画形态、搭配比例以及图文相对位置关系等细节特征反应相同，如边框左下部相同部位均检见“缺损痕迹”。两份文件经鉴定与《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复制件上的“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其次，一审法院没有正视两份文件的真实性，以“两项核心证据均存在形成过程不清晰、具体经办人不详、无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形，尤其是2012年3月9日的《确认书》，志谦公司在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情形下，该《确认书》由志谦公司何人加盖印章这样的问题，陈玲均不能回答，两份证据形成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合理疑义”来否定基本案件事实，是错误的。该两份文件均是由志谦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张智权盖章提供给陈玲的，对此，陈玲已在2016年8月16日提交的《情况说明》中陈述。关于志谦公司2012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仍盖章的问题，系因志谦公司的公章仍被经常性用于各项事务，比如金百利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志谦公司参与的多个诉讼中，故志谦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与其加盖公章确认为陈玲代持金百利公司股权并没有冲突。一审法院以此来否认客观事实是错误的。(二）相关证据表明陈玲支付32%的投资款项，实际增资款已经支付到位。一审法院认为“陈玲并无其名下直接向志谦公司支付过股权对价款的证据”，以此为由否认深圳市世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某公司）代陈玲支付投资款的事实，是毫无法律依据的。1.陈玲在一审中已经提供充分证据材料证明，陈玲及案外人陈某已经向金百利公司实际增资400万元，其中陈玲投资160万元，实际增资款项已经由陈玲支付到位，且相关支付凭证所证明的资金来源及流向明确、连续、完整，主要支付流程如下：(1)2005年12月31日，案外人深圳金天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账200万元，作为向世某公司支付购房款；（2)2006年1月6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转账200万元，备注用途为往来款；（3)2006年1月20日，案外人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账2458572.43元，作为向世某公司支付购房款；（4)2006年1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转账2458571.43元；（5)2006年2月23日金百利公司向志谦公司转账400万元，备注为往来款；（6)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转账400万元，备注用途为投资款。上述资金流向陈玲均提交证据证明，并且在2013年9月22日，金天某公司对于2005年12月31日及2006年1月20日合计4458571.43的款项系受世某公司委托支付进行了书面确认。据此，可以清晰的看到，金百利公司增资扩股时，通过志谦公司交付的增资款项400万元，是由世某公司委托志谦公司代收的售楼款的整数金额部分，通过志谦公司账户代陈玲最终以投资款方式注入金百利公司验资账户的。世某公司2013年7月18日出具《确认书》明确确认该款项中的160万元是陈玲投入到金百利公司的增资款，另240万元是案外人陈某投入金百利公司的增资款项。综上，本案争议股权的增资款项来源、支付流程、权属性质等得到充分连续的证据加以证明。一审法院以“陈玲陈述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款4458571.43元，因而认为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支付的投资款400万元中已包含了陈玲股权款的意见，不能成为陈玲已经支付股权款的依据”为由未予认定，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为，货币非特定物，上述款项涉及世某公司、金天某公司、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各民事主体之间购买、租赁、赔偿、代收、代付民事行为，据此否认陈玲如此完整充分的款项支付证据，采信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前后陈述矛盾的租赁款、赔偿款，系裁判错误。2.一审法院对生效判决确认的支付事实和法律性质不予采纳，也是错误的。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160万元投资款项的性质，已经（2015)深中法商终字第363号生效判决（以下简称363号判决）确认系对金百利公司的投资款，该判决书有如下内容“根据世某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证明世某公司在2005年底及2006年初委托案外人金天某公司将4458571.43元付给志谦公司，该款中的240万元属于其股东陈某支付给志谦公司的投资款”。同理，上述增资款中的160万元的性质作为陈玲的投资款，既符合证据事实，也更符合情理和交易目的。3.生效判决同时对于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有关增资款项来源的主张及抗辩意见明确予以否认和驳斥。363号判决确认“志谦公司关于清偿债务额主张没有相关充分证据证实，时间和金额亦无法一一对应”，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主张的自有资金、租赁款、赔偿款等都是不成立的。(三）一审法院认为陈玲在东门派出所《询问笔录》中陈述自己不是金百利公司股东，以此作为认定陈玲不是金百利公司股东的关键证据，认定事实错误。1.公安机关不是确定股权归属的法定机构，其普通询问程序也不是确认股东身份的法定裁决程序。2.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在未经刑事诉讼程序质证并经生效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确认前，依法并不具备证据法律效力。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未经刑事诉讼程序质证、并经生效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确认，询问笔录等依法并不具有确定的刑事证据效力，更不应当具有民事证据法定效力。3.非民事诉讼程序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依法不构成民事诉讼中的自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自认的规定为“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因此，民事诉讼中对有关案件事实的“一方自认”仅限于民事诉讼过程中所作出的表述，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场合。显然，上述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相关陈述，依法完全不符合被认定为“一方自认”的基本条件。4.股东权益既包含财产权，也包括身份权，股东身份关系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依法也不适用“一方自认”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关于自认的但书条款，明确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排除在外。本案属于涉及股东身份关系的确权纠纷案件，依据该项规定，也不能适用所谓“一方自认”的规则，并进而判定争议股权的归属。5.陈玲已经就上述询问笔录中相关陈述的背景以及该项陈述的合理性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且该陈述本身与本案主张的诉讼请求并不矛盾。陈玲在本案原审程序中已经多次解释说明，在公安机关询问时，由于担心过早泄露依法主张股东权益的民事诉讼安排，也为了避免相关事实表述上的复杂化，因此，仅仅根据当时金百利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现状回答了有关该公司股权构成等问题。并且，在该次陈述后不久,就立即依法启动了本案的民事诉讼程序，正式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并为此提交了大量而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第二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金百利公司现有股东中，已经有公司其他过半数股东同意将32%股权过户至陈玲名下。在陈玲明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情形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明显不当，导致本案错误的审判结果。本院二审调查时，陈玲补充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本案的焦点应该是两个，一是《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是否真实有效，《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上志谦公司的公章在此前案件中已经鉴定，与章程修正案一致，目前也已经调到了志谦公司在公安部门备案的印章，如果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否认公章的真实性，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陈玲当庭申请对《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金百利公司的章程修正案与从公安机关调取的志谦公司的备案印章进行同一性鉴定。至于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所称印章被盗用等均没有证据证实，也不是实际情况。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关于印章的保管及使用情况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二是涉案股权的增资款到底是谁投入的，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审理股权代持类纠纷的主要原则也是查清投资款的由来。一方面本案投资款陈玲已举证证明是由世某公司委托金天某公司转入志谦公司，志谦公司再注资到金百利公司，世某公司的款项来源是出售世某大厦三楼房产所得，且世某公司已明确该款项是代陈某、陈玲支付涉案股权增资款，因此，涉案股权增资款项是由世某公司代陈玲支付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事实也得到了陈某案件生效判决的确认。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的主张前后矛盾，陈玲在本案中向法庭申请调取志谦公司2005年12月至2006年4月份的银行流水，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涉案股权的增资款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主张系其自有资金、股东筹集不是事实。被上诉人金百利公司答辩称：一、陈玲没有实际出资。（一）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金天某公司通过银行转帐方式于2006年1月6日、2006年1月23日分两笔转给金百利公司合计4458571.43元（系往来款），该两笔款项均系由金天某公司先支付至志谦公司，再由志谦公司转至金百利公司，但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转入金百利公司的400万元备注系投资款，已经深圳市正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志谦公司将代收款项的前述两笔款项笔分文不少地转给金百利公司的时间在先，志谦公司获取金百利公司增资资格的时间在后。前述4458571.43元系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关于世某大厦3楼房屋买卖交易衍生而来的租赁、赔偿款等，该款项无论从支付的时间节点还是数额来看与志谦公司后面增资投入金百利公司的400万元都截然不同。一笔系基于“买卖不破租赁”而支付的赔偿款，该赔偿款的应得者为金百利公司，与他人无关；一笔为投资款，在本案发回重审时，对是否参与过金百利公司分红、以股东名义主张过权利、向志谦公司或金百利公司转过与投资相关的款项等问题，陈玲均当庭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志谦公司于2008年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为何在2012年3月9日在《确认书》上、由何人加盖印章，庭审中陈玲的代理人均回答“不清楚”。（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隐名股东欲成为显名股东，需以隐名股东实际出资或有证据证明其实际出资为前提条件。陈玲在陈某诉金百利公司股权纠纷一案[（2013)深罗法民二初字第684号]（以下简称684号案件）中称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账的两笔合计4458571.43元款项中的400万元系陈某、陈玲的投资款，事实上陈某诉金百利公司案事发突然，陈玲利用担任金百利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便利条件，将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金得某公司、杏发科技公司等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会计凭证、合同原件等重要资料盗走，金百利公司仓促应诉，因为无法找到相关文件进行举证，法院才以证据优势规则对陈某的240万元予以认定。陈玲系金百利公司的财务人员，在原审庭审及（2016)粤0303民初16056、16057号案件审理过程中，陈玲的代理人均向法庭提交了其盗走的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的记帐凭证、转帐凭证及合同等重要资料的原件，陈玲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现已被以“抗执罪”移交公案机关处理。后经张智权和金百利公司多方查找及向有关部门调取证据，还原了案件的事实，足以证明陈玲根本未向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三）2005年7月，世某公司将世某大厦三楼卖给金天某公司，2005年10月世某公司、金天某公司与汕头建某公司签订了三楼房产买卖的三方协议，协议特别约定世某公司在收到楼款抵掉工程款所剩余的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协助金天某公司办理过户手续。2005年11月15日至12月6日，世某大厦三层整层3-1、3-2、3-3、3-4房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缴纳了相关税费，并领取了新的房产证。世某公司通过广发银行帐户收取了金天某公司支付的买房款，该款项在2005年12月1日已经支付完毕，2005年12月6日各方完成整个房产交易。2005年12月中旬，在购得世某大厦三层房屋后，金天某公司打算自行经营世某大厦三楼，考虑到世某大厦一至四层在2003年已被世某公司整体出租给金百利公司，三层也由金百利公司转租给商户高成全经营了“帝特雅工艺礼品世界”，于是金百利公司、金天某公司与世某大厦三楼的商户高成全就如何清场、交付房屋进行协商并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终止租赁，并赔偿搬迁、经营损失，商户经营至2006年8月。金天某公司通过志谦公司支付给金百利公司的4458571.43元就是解除世某大厦三层租赁关系的赔偿款。志谦公司在收到两笔赔偿款项后已分别于2006年1月6日、2006年1月23日全部转至金百利公司帐户，而金天某公司在取得实际使用权后，于9月26日向世某大厦管理公司提交了装修申请，办理了消防报批手续。综上，陈玲主张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款的4458571.43元中包含了其股权款的依据并不能成立，陈玲未实际对金百利公司出资，亦从未向志谦公司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款。二、志谦公司从未与陈玲签订过《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也未出具过《确认书》，该协议自始不成立。（一）原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时，金百利公司向法院申请对上述两份文件的“印刷体文字、志谦公司公章印文、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不知晓陈玲是何时制作《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故虽然金百利公司提交了与标注时间相近的比对样本，但多次提交的样本均不符合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样本条件。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南天所）在粤南（2015)文函字第193号《关于粤南（2014)文鉴字第9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鉴定异议回复》）中，申请法院选取该所样本库中的样本对上述两份文件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由于陈玲反对，法院未选取鉴定机构样本库中的样本，因此造成案件基本事实不清，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发回重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条例》，深圳中院在（2017)粤03民终623号案件（以下简称623号案）民事裁定书中明确指出：认定实际出资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应当考察出资人是否具有成为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的真实性应当查明，而查明上述两文件的真实性应当对公章印文、印刷体文字及“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且南天所《鉴定异议回复》中明确了如能提供新的符合条件的样本或同意从该所样本库中筛选样本进行鉴定，《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文字及印文的形成时间是可以进行鉴定的。（二）南天所向一审法院出具的粤南[2014]文鉴字第950号、粤南[2015]文函字第193号、粤南[2016]文鉴字第14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几份函文中，均明确指出：通过使用仪器VSC6000型文检仪、放大镜、钢直尺1002对送检材料（即《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进行审查，见检材和样本材料完好。（三）深圳中院623号裁定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要求对陈玲提交的涉案核心证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的公章印文、印刷体文字及“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庭审中经双方同意，由法院指定南天所进行鉴定。陈玲及其代理人明知其伪造的两份文件如使用南天所样本库中的样本比对可以鉴定出真实的形成时间，为掩盖其盗窃公章后伪造文件的行为，其在重审时设置了层层障碍阻止法院查出真相：1.重审开庭审理时，陈玲的代理人向法庭当庭提交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彩色复印件，法庭当场对该文件进行了质疑，陈玲代理人坚持说是原件，但庭后又改称为彩色复印件并非原件；2.陈玲的姐姐陈某随后向法院提交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原件各一份用以鉴定，陈某并非该案的诉讼代理人，法院将陈玲两次提供的两份《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委托南天所进行鉴定。南天所在2018年2月6日致法院函件中指出“我所受理鉴定委托后,经检验发现2017年12月4日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上均有严重的污染痕迹，此污染痕迹可能对鉴定2份检材中印刷体文字、公章印文及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故本所决定终止此项鉴定”。3.2018年3月中旬，法庭当庭出示了陈玲提交用以鉴定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原件，两文件用肉眼即可清楚看到表面凹凸不平，整个页面呈现深褐色斑点，文件中每一个字均呈现颗粒状。因陈玲对上述两文件进行了恶意毁坏，通过使用特殊技术手段进行人为的严重污染，两文件的真实性已不复存在，故双方均同意不再进行鉴定。重审法院要求陈玲说明《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上严重污染的成因，陈玲代理人庭审陈述“具体原因不清楚，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久，环境的影响导致纸质的变化很正常”。陈玲本人在2018年4月15日《情况汇报》的解释为“两份证据因随身携带、藏匿，可能因此导致了原件纸张在非常差的存放条件下受到影响，出现了表面凹凸不平并有水渍的情况”。众所周知，污染是被动性的，未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恶意毁坏是不可能形成的，并且如此重要的文件，陈玲一定会妥善保存。金百利公司曾对文件通过水浸、茶水浸泡多日及揉折等手段进行试验，皆无法形成陈玲所持文件现象，向鉴定行业专业人士咨询，认为造成上述两文件严重污染的技术手段应为运用激光逐字烧烤所致，并且此前南天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均明确载明通过使用仪器VSC6000型文检仪、放大镜、钢直尺1002进行检查，该两文件检材完好，据此陈玲系通过技术手段恶意污染毁坏文件。(四)鉴于陈玲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签订、出具过程、具体经办人姓名不详，在2014年、2015年、2016年委托南天所鉴定期间均完好无损，此后却受到严重污染，为查清案情事实，重审法院要求陈玲必须于2018年4月20日之前到院接受调查。2018年4月15日陈玲提交《延期到庭申请书》，以身体健康为理由，要求推延一个月时间，并书面承诺其本人一定到庭，全面、客观地回答本案所有问题，积极配合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法院对其申请予以同意，并传票传唤陈玲于2018年5月22日到庭接受法庭调查,但陈玲2018年5月22日仍未到庭。无论是陈玲恶意毁坏、保管不善还是其它原因，其提交的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己经不复存在，对该两份证据依法不能采信。三、陈玲在2013年8月7日东门派出所询问时认可其是金百利公司的财务人员，因陈玲涉嫌盗取金百利公司、金得某公司、志谦公司公章、财务章、财务凭证、重要合同等资料，前述公司均向东门派出所报警。金百利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将陈玲辞退，陈玲在东门派出所做笔录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金百利公司的股东，随后其伪造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并串通金天某公司，获取该司出具虚假证言，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陈玲伪造文件、提起诉讼的行为均发生在2013年8月7日之后，志谦公司从未与陈玲签署过《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亦未出具过《确认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陈玲对金百利公司的诉讼已涉嫌虚假诉讼，建议将此案移交给公安机关。被上诉人志谦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陈玲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金百利公司的股东。首先，陈玲提交的核心证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重大疑点，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反映的代持情况晚于志谦公司的增资时间长达半年，不符合常理，志谦公司在2006年4月4日成为金百利公司的股东，但陈玲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日期为2006年8月4日，志谦公司已完成对金百利公司的增资成为股东，根本不可能在半年后再将股份进行所谓的委托管理，且陈玲要从志谦公司取得金百利公司的股份，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故陈玲所述与事实明显不符。其次，陈玲在庭审中对2012年3月9日盖有志谦公司印章的《确认书》的来源，先是陈述为志谦公司法定代表人柏云出具，后又改口说是志谦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出具，但对该工作人员的名字、身份等情况无法提供，志谦公司自2008年6月15日已核准吊销营业执照，早已不开展经营活动，故陈玲持有的前述两份关键文件系伪造。再次，由陈玲保管并提交的证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因遭受严重污染而无法鉴定，不排除陈玲伪造证据或恶意毁坏证据的可能，陈玲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后，关于志谦公司公章问题，一审法院曾向公安部门调取志谦公司预留印鉴，公安部门明确答复称志谦公司办理了印件备案登记，但未预留印鉴，且志谦公司公章曾由陈玲保管过，2013年7月29日陈玲被公司开除后，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都因公章及重要资料物品被盗而报过警，不排除陈玲伪造文件的可能性。二、陈玲并未向金百利公司支付过股权对价款。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支付的款项无论在款项性质，还是转账时间上都与陈玲无关。案外人金天某公司通过志谦公司支付给金百利公司的4458571.43元是解除世某大厦三层租赁关系的赔偿款，志谦公司分别于2006年1月6日、2006年1月23日将上述款项全部转至金百利公司账户，而志谦公司将增资款400万元汇到金百利公司账户的时间为2006年2月23日，在时间上间隔了一个月之久。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关于房地产买卖款项的支付有明确的约定，即世某公司在收到金天某公司全部购房款项后才将房地产产权过户给金天某公司，金天某公司汇给志谦公司的4458571.43元时，时隔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买卖房产已经一两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世某公司的售楼款，陈玲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世某公司出具的《确认书》时间为2013年，距离转账时间已过8年，明显不合常理，且其与陈玲也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证据依法不能采信。志谦公司是以自有资金向金百利公司增资成为合法股东的，志谦公司在获得增资资格后，于2006年2月23日将增资款400万元汇到金百利公司账户，并获得股东资格。在此期间，金百利公司账户往来款合计达1900万元，该笔投资款与一个月前志谦公司支付给金百利公司的4458571.43元不是同一笔款项，且因货币种类物的属性，陈玲不能想当然的推定志谦公司在此后汇入金百利公司的增资款400万元即为其投资款。三、陈玲已向深圳市公安局东门派出所自行确认其不是金百利公司股东，该陈述是陈玲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况下向派出所做出的，且因陈述对象的特殊性，陈玲应当知晓作出虚假陈述的后果，因此该陈述依法应予采纳。四、关于陈玲的诚信瑕疵。作为志谦公司财务负责人的陈玲监守自盗，盗走了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等多个公司的公章、财务章、会计账册及合同等重要资料，陈玲是有目的、有手段、有预谋的实施股权侵占行为。陈玲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签订时间、出具过程、出具文书并加盖公司印章的具体经办人姓名不祥，一审法院要求陈玲必须到庭接受质询，陈玲无故多次拒绝出庭，不敢面对法律的质询。陈玲与案外人金天某公司进行利益交换，捏造了出资证据的虚假证明。陈玲在东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明确陈述自己不是金百利公司的股东，后又矢口否认，前后陈述不一。以上事实均反映出陈玲的诚信存在极大的瑕疵，其陈述全部不应当采信。五、陈玲故意进行虚假诉讼，以谋取非法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七款规定，单方或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第二条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二）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陈玲的前述行为浪费司法资源，严重侵害志谦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六、陈玲当庭提出申请对志谦公司的公章与其调取的印鉴卡进行鉴定。金百利公司认为，在一审庭审时，陈玲伪造的《股份管理协议》《确认书》已遭毁坏，并被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手段进行严重污染，一审庭审中金百利公司明确表示该协议的真实性已不复存在，双方皆同意不再对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进行鉴定。事实上在2013年6-8月期间，陈玲利用其担任财务人员的身份及金百利公司的信任，盗取了金百利公司的公章，其本人也在东门派出所明确承认其并非金百利公司的股东，而是财务人员。金天某公司出具证明的时间是2013年9月22日，晚于陈玲在东门派出所接受询问的时间综上所述，二审法院应依法查明陈玲是否为虚假诉讼、故意诈骗及伪造证据，并及时将此案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一审法院查明，金百利公司于2003年4月1日成立，成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由世某公司和谢少雄出资成立。2005年6月16日，公司股东变更为黄某敏（持股60%)、张智权（持股40%)。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增资400万元，深圳正声会计师事务所根据金百利公司委托出具《验资报告》，确认收到志谦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2006年4月4日，金百利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黄某敏（持股12%)、张智权（持股8%)、志谦公司（持股80%)，张智权为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该司认缴注册资本总额500万元，认缴实收资本总额500万元。志谦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股东柏某、张智权各持股50%；张智权在2003年1月20日至2006年3月15日期间担任该司法定代表人；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该司现主体状态为吊销；陈玲、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均认可志谦公司于2008年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陈玲以其持有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9日的《确认书》及一份落款时间为2006年8月4日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主张其为金百利公司的股东。《确认书》加盖了志谦公司印章，内容为：我公司名下共持有金百利公司80%股权，其中3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是陈玲，我公司系接受陈玲委托代其持有，并以我公司的名义在工商部门进行备案登记，但该32%股权的实际拥有人是陈玲。《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为：陈玲与志谦公司约定，陈玲将自己实际持有的金百利公司32%的股份委托志谦公司管理，并以志谦公司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陈玲委托志谦公司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投资收益由陈玲享有，志谦公司应在收到金百利公司分红后五日内转交给陈玲。该协议落款处有陈玲签名及志谦公司印章。对于上述盖有志谦公司印章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志谦公司予以否认，陈述系陈玲利用其作为志谦公司财务负责人保管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印章之便，私自制作的，且上述两份文件中的印刷体文字、志谦公司印文、陈玲签名时间不一致，申请鉴定。上述申请因文件“严重的污染痕迹”而被鉴定机构退回并终止鉴定。关于《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上严重的污染痕迹成因，陈玲原委托诉讼代理人庭审陈述“具体的原因不清楚，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久，环境的影响导致纸质的变化很正常”。2018年4月15日陈玲向一审法院出具书面的《情况汇报》，陈述上述两份证据因随身携带、藏匿，可能因此导致了原件纸张在非常差的存放条件下受到影响，出现了表面凹凸不平并有水渍的情况。另查明，已生效的（2013)深罗法民一初字第2056号民事判决系针对金百利公司作为原告起诉陈玲、黄某敏返还公司印章之诉作出的。该案查明陈玲及金百利公司股东黄某敏之间系亲戚关系，陈玲系金百利公司财务人员的事实，并判决陈玲返还金百利公司公章。关于陈玲取走金百利公司公章、公司财务账册（包括银行账户转账凭证）及其他事项，此前陈玲与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之间已存在多重纠纷。2013年7月27日，金百利公司向深圳市东门派出所报案；2013年8月11日，志谦公司向深圳市东门派出所报案，另有案外人深圳市金得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30日亦向该所报案。在2013年8月3日深圳市东门派出所一份被询问人为陈玲的报案笔录中，陈玲自述系金百利公司财务负责人；当民警询问是否是金百利公司的股东时，陈玲答复“不是公司股东，但是我嫂子黄某敏和我姐陈某是公司的股东，她们两人在金百利公司总共占有60%的股份，是她们委托我保管那些公章”；陈玲陈述“总共由金百利公司带走的由我保管的共5枚章，其中三枚公章、两枚财务章，分别是金百利公司、深圳市金得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杏发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各一枚；金百利公司、深圳市金得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章各一枚”。当民警询问“志谦公司的公章证照是否有带走过”，陈玲答复“除了那五枚章，我没有带走公司其他物品”。2005年12月31日、2006年1月20日，案外人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分两次转账支付200万元、2458571.43元，合计4458571.43元；志谦公司于2006年1月6日、2006年1月23日（银行票据存根注明用途为往来款)将上述4458571.43元转给金百利公司。陈玲认为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由深圳正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收报告的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即出于上述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支付并由该司代付给金百利公司的4458571.43元。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对于陈玲上述说法均予以否认，认为这是两笔不同的款项，400万元注册金百利公司的资本款并不包括在往来款4458571.43元中；该款系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关于世某大厦3楼房屋买卖交易衍生而来的租赁、赔偿款等；并陈述世某公司系陈玲的家族公司。庭审期间，关于自2006年至今，陈玲是否参与过金百利公司的分红、是否以股东名义向金百利公司主张过权利的问题，陈玲均作出否定回答。关于陈玲名下为何没有其划出投资款的证据，陈玲陈述“案外人世某公司的售楼款当然就认为是投资款”。关于志谦公司既已于2008年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那么2012年3月9日《确认书》上由志谦公司的何人加盖印章一事，庭审中陈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回答“代理人不清楚”。鉴于陈玲证据中《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签订、出具的具体过程，以及作为出具文书并盖有公司印章一方的志谦公司具体经办人姓名不详等存在疑义，为查清案情事实，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陈玲必须于2018年4月20日之前到庭接受关于本案事实的调查。2018年4月15日，陈玲提交《延期到庭申请书》，以身体健康状况为由，要求推延一个月时间，并书面承诺“我一定到庭，全面、客观地回答本案的所有的问题，积极配合法院的审理和裁判”。一审法院对上述延期申请予以同意，遂传票传唤陈玲本人于2018年5月22日到庭接受法庭调查。但陈玲2018年5月22日未到庭。关于反诉请求，庭审期间志谦公司陈述，该司表述不当，系本案一审时为申请证据保全而提出的，一审判决驳回了该司的反诉请求，该司二审没有上诉，认可该项法律结果。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玲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金百利公司股东。理由如下：首先，陈玲非金百利公司原始股东，其认为依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志谦公司持有的股份中32%应属其所有，但该两项核心证据均存在形成过程不清晰、具体经办人不详、无其他证据辅证的情形。尤其是2012年3月9日的《确认书》，志谦公司在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的情形下，该《确认书》由志谦公司何人加盖印章这样的问题，陈玲均不能回答，两份证据形成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合理疑义。一审法院认为陈玲对此负有就案件相关事实接受询问的义务，故多次传唤陈玲到庭接受调查，陈玲在申请延期获得准许后又拒不到庭，致使存在疑义的待证事实无法进一步查清，对此陈玲依法负有责任。其次，志谦公司不承认该司出具过《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认为系陈玲伪造，因此申请司法鉴定，又因两份文件受到严重污染致使鉴定无法进行。而陈玲系《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的保管者，两份文件无法进行鉴定的结论，亦弱化了该两项证据的证明效力。其三，成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必须履行股东义务，即支付其股权对应的价款。关于股权对价款的支付，一方面，陈玲并无其名下直接向志谦公司支付过股权对价款的证据；另一方面，陈玲陈述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款4458571.43元，因而认为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向金百利公司支付的投资款400万元中已包含了陈玲股权款的意见，不能成为陈玲已经支付股权款的依据；货币非特定物，上述款项的转账支付过程，涉及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金天某公司与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各民事主体之间的购买、租赁、赔偿、代收、代付等民事行为，关于上述环节的款项支付，陈玲陈述“案外人世某公司的售楼款当然就认为是投资款”，因而认为其已经支付了股权款的意见，因无法律依据而不予采信。其四，2013年8月3日陈玲在东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自己不是金百利公司的股东，这是非常明确地对该司股东资格的否认；《询问笔录》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陈玲、被告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认为可信而予以采纳。综上，一审法院对于陈玲支付过金百利公司股权对价款一事不予认定；对其所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不予采信；因此陈玲要求确认其为金百利公司股东资格、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志谦公司提出的反诉请求，一方面该司否认出具过《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另一方面反诉请求确认协议无效，两项表述属自相矛盾。庭审过程中志谦公司陈述该司原审期间表述不当，该意见合于情理，予以采纳。鉴于志谦公司明确否认《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真实性，故对于《股份委托管理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因该项诉求无依据而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驳回陈玲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驳回志谦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陈玲负担；反诉费50元，由志谦公司负担。案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对于363号陈某与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由志谦公司盖章并由志谦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智权签名与陈某签订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效力问题，该协议有关志谦公司代陈某持有金百利公司48%的股份能否得到确认，该代持股份资金陈某是否实际出资。根据本案原审对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上的公章及张智权的签名委托专业鉴定机构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是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张智权签名是张智权本人所签。……张智权作为志谦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其在任期间在法律上有权代表其任职公司作出民事行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构成公司的代表行为，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其后果及于法人。因此，原审未采纳公司印章而是根据张智权的签名确认了志谦公司与陈某《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效力，并无不妥。关于陈某是否实际向志谦公司出资问题，根据世某公司出具的《确认书》，证明世某公司在2005年底及2006年初委托案外人金天某公司将4458571.43元付给志谦公司，该款中的240万元属于其股东陈某付给志谦公司的投资款。对此，志谦公司承认该笔款项由案外人金天某公司转入该司，但认为该笔款项已经用于清偿世某公司和陈某及其亲属的债务，是中转款项。对于双方的主张和证据相较，志谦公司关于清偿债务的主张没有相关充分证据证实，时间和金额亦无法一一对应，陈某的主张和证据更具优势。因此，采纳陈某关于其投资款的主张和证据。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理本案时，志谦公司申请对《确认书》《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的真实性、形成时间、两份文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志谦公司提出申请后，一审法院向公安部门调取志谦公司预留印鉴，公安部门答复称志谦公司办理了印鉴备案登记但未预留印鉴；志谦公司曾在庭审中声称其公章被陈玲控制，后又声称找到公章，并要求以该找到后的公章作为鉴定样本，一审法院在同意志谦公司的鉴定申请时已经说明，同意志谦公司的鉴定申请系为保障其程序权利，并不表明该院仅依据相关鉴定结论即认定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天所对《确认书》《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的真实性、形成时间、两份文书形成时间进行鉴定。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2006年8月4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2012年3月9日《确认书》落款处“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样本印文分别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其他时间鉴定项目因样本不符合鉴定条件，故无结论。陈玲申请鉴定涉案《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与金百利公司在工商登记资料中留存的2006年2月23日金百利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是否是同一印章盖印。志谦公司仍坚持申请对《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印刷体文字、志谦公司印文、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并声称找到了可用于其申请鉴定事项的样本。一审法院就上述鉴定事项委托南天所进行鉴定。南天所出具鉴定意见：《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与《深圳市金百利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落款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是同一印章盖印；《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印刷体文字、志谦公司印文、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无鉴定意见。南天所在粤南（2015）文函字第193号《关于粤南（2014）文鉴字第9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异议意见的回复》中回复一审法院，关于《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与《确认书》中“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印刷文字以及“陈玲”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因样本不符合该所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方法的条件而未有鉴定结论；如能提供新的符合条件的样本或同意从该所样本库中筛选样本进行鉴定，前述事项可以进行鉴定。另外，原一审庭审中，陈玲代理人曾提交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复印件、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主张可证明其与陈某举证的2006年3月10日的《委托管理协议》、2006年8月4日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2012年3月9日《确认书》中的“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印章系法定印鉴加盖形成，上述协议书及确认书等文件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对此，志谦公司不予认可证据的证明效力，表示原一审法院在向公安部门调取志谦公司是否预留印鉴时，公安部门明确答复志谦公司办理了印鉴备案登记但未预留印鉴。金百利公司称在2013年7月29日陈玲被金百利公司除名后，金百利公司与志谦公司均因重要资料物品被盗而报过警，不排除陈玲私刻志谦公司公章，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以认可。经法庭询问，就前述两份证据的来源，陈玲代理人表示是直至2018年3月上旬才了解到深圳市关于印鉴备案的具体操作的现状是以2003年为一个时间点，2003年之前很多的或者说主要的印鉴卡是以纸质的实体存放于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治安科印鉴室，2003年之后才将备案印鉴卡存放于各区分局的治安科，故提交的志谦公司印章的印鉴卡系2018年3月10日前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安托山9路的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治安科印鉴室（508室）调取的。在被问及案涉2006年8月4日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2012年3月9日《确认书》的原件已于2017年12月4日由陈某交至一审法院保管，前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中提到的2018年3月14日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原件从何处来时？陈玲代理人称该鉴定意见书中所提到的原件是陈某案件的原件，不是陈玲案件的；陈玲是用《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的复印件作为检材，是为了鉴定陈某案件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与陈玲案件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上加盖的志谦公司的印章和备案印鉴卡上的印模是否一致；鉴定机构给陈玲回复的意见是由于其提供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没有原件可供鉴定比对，在复印件的基础之上由于相关的鉴定特征点不如原件清晰，但是在鉴定过程当中在检材与样本对比的过程当中符合的特征点能够找到，而不符合的特征点未能发现，因此，该鉴定意见书是从客观和科学的角度倾向性认为陈玲2006年8月4日《股份委托管理协议》、2012年3月9日《确认书》与启用日期为“2003.元月”的《深圳市公安局三处特营科印鉴卡》复制件上的“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印文出自同一枚印章。重审中，在被问及鉴定机构回函给法院无法鉴定是否还申请继续鉴定时，志谦公司回答，因为陈玲提交的的核心证据已经受到污染，不能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没有必要再次申请委托鉴定。陈玲代理人回答没有异议，称检材受到外界的污染，污染这种概念和日常的污染概念不一样，不能以这个词的出现推断说陈玲个人对证据进行了处理或采用非法的措施。金百利公司亦表示同意，称鉴定费是由张智权本人预交，南天所要求退回相关款项时张智权曾就文件污染问题致电南天所询问原因，南天所答复“该页面密布斑点，非老旧能造成”，属整个页面被污染掉，并附带相关页面照片。在被问及是否三方当事人均达成一致意见不再申请鉴定时，各方均回答是。本院认为，陈玲上诉主张，其为登记在志谦公司名下的金百利公司3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与志谦公司之间为代持股关系，金百利公司现有股东中除志谦公司以外的其他过半数股东对将32%股权过户至陈玲名下表示同意，据此请求确认其为该32%股权的所有人，并由金百利公司及志谦公司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二审中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陈玲是否是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二是陈玲与志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陈玲上诉主张其是金百利公司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根据陈玲的举证，银行进账单（收账通知）显示，金天某公司作为出票人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6年1月20日向志谦公司转账200万元、2458572.43元。金天某公司为陈玲出具《确认书》，称其与志谦公司无交易关系，该款系受世某公司委托向志谦公司支付。世某公司为陈玲出具《确认书》，亦表示前述两笔款项系其委托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转账，该两笔款项合计4458571.43元，其中160万元系陈玲支付给志谦公司的投资款，用以认购诉争股权。对此，志谦公司与金百利公司均不予认可，提交了《房屋租赁合同》、起诉状、《房屋买卖合同》、协议书（三方协议）、世某公司银行往来及凭证、金百利公司情况说明、高成全情况说明、收款收据、金天某公司装修申请函及消防审核意见书、金百利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验资报告等证据，志谦公司主张在收到金天某公司的前述两笔款项后已分别于2006年1月6日、1月23日悉数转给金百利公司，该两笔款项系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金天某公司与金百利公司、志谦公司相关民事主体之间因购买、租赁、赔偿、代收、代付关系而产生的转账。本院认为，陈玲主张世某公司委托金天某公司将售楼款转给志谦公司的前述两笔合计4458571.43元的款项中包含了其与陈某对金百利公司的增资款400万元（其中陈某240万元、陈玲160万元），对此，世某公司、金天某公司虽然在事后为陈玲出具《确认书》进行证明，但陈玲既未提交足够证据证明其与世某公司所称委托金天某公司向志谦公司支付的前述两笔款项存在关联，也无证据证明金天某公司在受世某公司委托向志谦公司转账时有明示该款项的来源及用途或志谦公司在接受该款项时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款项与陈玲有关，陈玲的主张仅有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后补的《确认书》这一单一证据佐证，陈玲自认世某公司系其家族公司，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在志谦公司否认且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陈玲的主张未予采信并无不当。虽然如陈玲所言，金天某公司先后于2005年12月31日和2006年1月20日分别向志谦公司转帐200万元和2458572.43元，但志谦公司收款后即于2006年1月6日、1月23日将上述款项转给金百利公司，说明此次转款并非投资款，至于金百利公司于2016年2月23日向志谦公司转款400万元，同一日志谦公司又向金百利公司验资账户缴纳增资款400万元，由于上述多笔转账均未说明投资用途，只能证明该两公司之间存在往来关系。陈玲也未提交其本人或世某公司委托志谦公司认购金百利公司增资股权的其他证据，无证据证明陈玲与志谦公司对资金的用途形成了共同意思表示，仅根据资金流转的事实难以推定陈玲或世某公司有委托志谦公司以该司名义向金百利公司增资。2006年2月23日志谦公司账户向金百利公司验资账户转入400万元，转账记录备注为“投资款”，深圳正声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确认该款为志谦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金，即便志谦公司所用于增资的款项可能来自金百利公司的400万元，因志谦公司系以自己的名义使用相关资金认购增资股份，也是以自己名义登记为金百利公司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鉴于资金往来性质存在多种可能性，委托投资、共同投资、赠与、借款、还款等等，他人很难判断前述资金流转之间实际发生的事实及其真实意思表示，志谦公司将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是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完成的，陈玲没有提供其参与处分将相关货币资金转换为股权财产形态的证据，即使案涉两笔转账款项与志谦公司对金百利公司的增资存在关联性，亦属于另一法律关系，陈玲据此主张股权所有权没有法律依据。另外，有限公司的资产与个人财产有明确的区分，个人取得公司的财产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能仅凭世某公司多年后的《确认书》即认可该160万元系陈玲的投资款。综上，陈玲上诉主张其系金百利公司案涉增资股权的实际出资人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第二个问题，陈玲上诉主张志谦公司名下所持金百利公司股权中的32%系其委托该司代持管理，据此提交了《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因志谦公司不认可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经志谦公司与陈玲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南天所对两份书证中志谦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中志谦公司公章印文、印刷文字与“陈玲”签名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因公安部门答复志谦公司未预留印鉴，原审法院分别以志谦公司提供的实体公章及工商登记资料中2006年2月23日金百利公司章程修正案中加盖的志谦公司公章印文为样本得出的同一性鉴定结论相矛盾，因而不能反映客观事实。本院发回重审裁定已明确《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的公章印文、印刷文字以及“陈玲”签名字迹形成时间的鉴定结果对认定证据的真实性存在影响，但在原审法院最终确定从南天所样本库中选取样本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后，陈玲通过陈某提交给法院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及《确认书》检材原件被确认已受到严重污染被南天所退回，而在前几次鉴定中，南天所已确认过该两份检材原件完好符合鉴定条件，故陈玲作为证据的保管者应对形成时间鉴定的不能进行承担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检材受污染被退回时征询了各方意见，陈玲已表示同意不再鉴定，故其以从另处调取到了志谦公司的预留印鉴为由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未予准许，未违反法定程序。据此，陈玲据以主张代持关系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确认书》均不具备相应的证明效力，原审法院未予采纳并无不当。陈玲据此主张志谦公司持有的金百利公司的32%股权系为其代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陈玲上诉另称，陈某在363号案件中亦提交了世某公司与金天某公司的《确认书》，陈某主张前述两笔款项中的240万元属于陈某通过金天某公司转给志谦公司用于对金百利公司的增资，该生效判决采信了陈某的主张和证据，故本案对陈玲的同类主张亦应予支持，对此，本院认为，在诉志谦公司、金百利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中，当事人申请对《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上加盖的志谦公司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也因样本不同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该案支持陈某诉讼请求的理由是陈某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上同时还有志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智权的签名，张智权认可签名的真实性，虽主张系误签但无证据证明，该案据此采纳《股份委托管理协议》的证明力，确认志谦公司名下所持有的金百利公司的48%的股权系陈某委托其代持，在此基础上，间接采纳陈某关于出资的主张。而本案陈玲提交的《股份委托管理协议》并无张智权的签名，其上“深圳市志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亦无法通过鉴定对真实性、形成时间予以认定，陈玲关于股份代持的待证事实尚不明确，则其是否是诉争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对本案股东资格的确认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如陈玲确有证据证明志谦公司使用其资金，双方可就资金关系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上诉人陈玲主张其系志谦公司所持金百利公司32%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并由志谦公司代持该部分股权的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上诉人陈玲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上诉人陈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纯（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