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民终2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蒋凤群，女，1983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梓潼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兆保，四川西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朝蓉，女，1964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原审被告：绵阳市理想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板桥村七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2054064189。 法定代表人：王学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金学，绵阳市涪城区金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蒋凤群与被上诉人汪朝蓉、原审被告绵阳理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想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9)川0792民初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蒋凤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兆保、被上诉人汪朝蓉、原审被告理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金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蒋凤群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汪朝蓉向上诉人偿还借款19万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一）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汪朝蓉19万元(原审被告理想公司没有收过其中2万元)，应由被上诉人注朝蓉偿还。上诉人出示了转款依据，履行了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发生转移，应由被上诉人汪朝蓉提交该笔款项系其他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才能对抗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被上诉人汪朝蓉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应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二）被上诉人汪朝蓉的辩解没有证据证实，应予以驳回。被上诉人汪朝蓉辩称该19万元是上诉人之夫黄小君向其支付的劳动报酬，并称黄小君答应支付其50万元报酬，对这种辩解，被上诉人应出示《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或欠条等应该收取劳动报酬的证据，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但被上诉人出示的证据中只有理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中载明其作为理想公司代理人，被上诉人既然是理想公司的代理人，应由理想公司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与上诉人没有关联。（三）该案把上诉人的借款与国安公司与王志元控制的公司融资混在一起，并以此认为上诉人的款项与国安公司和王志元的公司融资有关，其认定没有任何依据。黄小君虽然在国安公司做了一年的业务员，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3日作出的(2017)川01刑初280号、(2018)川01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书并没有确认国安公司与王志元控制的公司有过经济交往，如果该刑事判决认定国安公司与王志元控制的公司融过资，就会详细写明，并认定该笔款项是赃款，由人民法院追缴，这种情况才应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本案适用法律不当。（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杜万华在就该司法解释答记者问中阐述：“现实中，原告提起诉讼往往仅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或者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已经发生的证据，如果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或者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在此情况下，就存在着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而不能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简单地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以及已经发生的借贷关系的内容。为此，《规定》提出了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即被告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不能仅仅一辩了之。如果被告提不出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则一般要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根据该观点，上诉人认为借贷关系的成立并不要求双方要有借贷的合意。另外，本案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应该驳回起诉的情形。 被上诉人汪朝蓉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判认定“被告汪朝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19万元款项系其应得的工资”错误，但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支付给汪朝蓉的19万元款项，是上诉人依照其丈夫黄小君的指示，代表国安公司支付给汪朝蓉的部分工资，而不是上诉人声称的借款。对这一事实，汪朝蓉已在一审中举出了黄小君在国安公司指定的受让方唐定楚受让理想公司原股东的股权后，代表理想公司要求汪朝蓉完成股东变更登记等工作的证据。上诉人在民事起诉状、一审庭审中以及2019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前后矛盾。 原审被告理想公司述称：上诉人上诉时没有将理想公司列为被上诉人，其已经认同了一审针对理想公司的判决结果。上诉人转给汪朝蓉的款项不是借款，理想公司认同汪朝蓉的说法。一审中法官询问上诉人时，上诉人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笔款项是什么性质。 蒋凤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请求判决汪朝蓉偿还借款19万元及利息2万元（以实际计算为准）；二、案件受理费由汪朝蓉承担。在诉讼过程中，蒋凤群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汪朝蓉偿还借款19万元及利息，判令理想公司对其中用于理想公司的2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理想公司、绵阳市瑞阳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市瑞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绵阳首佳投资有限公司等属关联企业，实际控制人为王志元、刘秀芳，汪朝蓉为王志元、刘秀芳实际控制公司的工作人员，从2003年起长期在王志元、刘秀芳实际控制的公司工作。2003年2月18日汪朝蓉与绵阳市瑞阳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载明，汪朝蓉的工作职责是办理公司的出纳业务、银行业务、协助收款，负责公司的统计工作，完成公司领导临时交办的其他任务。 黄小君与蒋凤群系夫妻关系。黄小君系国安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在公司主要从事民间融资活动，黄小君与唐定踅、黄建平有融资业务往来。2013年3月19日，刘秀芳、王志元与黄建平签订《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一份，约定王志元、刘秀芳将其实际控制的理想公司、绵阳市首佳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股份的85%转让给黄建平，购股款以四家公司在银行的贷款金额为准，24个月后由王志元、刘秀芳回购上述公司股份，并给付黄建平一定回报。理想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显示，2013年4月12日，汪朝蓉受唐定踅、王志华、宋小云、王学义委托，办理理想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等事项，理想公司股东由宋小云、王学义变更为唐定踅、王志华。 2013年4月5日、4月9日、6月18日，蒋凤群按照黄小君的指示，通过银行向汪朝蓉账户分别转款15万元、2万元、2万元，银行明细对账单及电子回单载明，转款用途摘要为“货款”，其中2013年6月18日转款2万元，摘要为：“理想公司”。蒋凤群陈述称，在向汪朝蓉转款之前与汪朝蓉见过一次，只知道她是王志元手下的财务总监。黄小君指示蒋凤群向汪朝蓉转款时未向蒋凤群具体说过转款用途，只说汪朝蓉需要钱。转款时蒋凤群与汪朝蓉也未说过转款用途，未说过要汪朝蓉打借条，也未说过利息。蒋凤群自称后来找过汪朝蓉要过，但一直没有找到其本人。蒋凤群还称黄小君曾给王志元融资有一千多万，因王志元涉诉太多，转的钱都是打给其手下人的账户。 上述事实，有银行明细对账单及电子回单、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3民初110号民事判决书、《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理想公司及绵阳首佳投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劳动合同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蒋凤群与汪朝蓉之间是否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本案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合同，其成立和生效应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借贷双方要达成借贷合意，二是所借款项实际交付。出借人向借款人主张归还款项时，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就借贷关系达成合意及所借款项已实际支付。 该案中蒋凤群通过银行向汪朝蓉账户转款19万元，双方对此无异议，款项已实际交付。蒋凤群未提供该款项系借款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已达成借贷合意。汪朝蓉否认此款为蒋凤群向其出借的借款，抗辩称此款是黄小君向其支付的工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汪朝蓉依法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汪朝蓉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述19万元款项系其应得的工资，但是，并不因此改变依法应由原告蒋凤群承担举证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责任。 蒋凤群在起诉状中称理想公司等公司需要大量资金，联系国安公司业务部负责人黄小君向国安公司融资，结合《股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的内容与理想公司工商登记变更情况，且讼争款项由黄小君指示蒋凤群向理想公司工作人员汪朝蓉转款，以及蒋凤群陈述黄小君曾向王志元融资上千万元都是通过向其手下人员账户转款的方式支付，因此，不能排除讼争款项是理想公司或王志元个人通过黄小君融资，再由蒋凤群按黄小君指示将融资款项转入汪朝蓉账户的可能性。同时，蒋凤群与汪朝蓉此前并不熟悉，连续三次转款时双方并未明说所转款项是借款，没有要求汪朝蓉出具借条，亦未约定利息和偿还期限，且蒋凤群不能证明在起诉前向汪朝蓉主张过偿还借款，有悖常理。因此，蒋凤群主张的讼争款项系借款的法律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蒋凤群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蒋凤群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讼争款项系借款，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蒋凤群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汪朝蓉之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由其承担不利后果。蒋凤群提出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一审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遂判决：驳蒋凤群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25元，由蒋凤群负担。 二审查明：2019年9月6日，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对蒋凤群就案涉转款事宜进行了询问，蒋凤群陈述：“我老公没说具体做什么，只说汪朝蓉需要钱，具体做什么不知道，借款的事未与汪朝蓉谈过，转账时与她联系过，私下与她没什么接触，也没问过给她转的钱是什么钱，是我老公说她需要钱才给她转的，因为我老公之前在担保公司，之前以这种方式走的钱也很多，这笔金额很小了，也没说打条子，与汪朝蓉之间就此笔钱是什么钱没有进行过交流，与汪朝蓉没说过这个钱是借的钱，没问她打条子和利息之类的……”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蒋凤群与汪朝蓉就案涉19万元转款是否成立借款关系，蒋凤群主张汪朝蓉偿还借款，应否支持。 蒋凤群向汪朝蓉转款的情况为：2013年4月5日转款15万元，2013年4月9日转款2万元，转款用途均备注为“货款”，2013年6月18日转款2万元，转款用途备注为“理想公司”，从其备注的用途看，并非汪朝蓉个人借款；在一审法院对蒋凤群的询问笔录中，蒋凤群陈述其是根据其丈夫黄小君的指示向汪朝蓉转款，其并不清楚转款原因、用途，其与汪朝蓉并不熟悉，也并未与汪朝蓉谈过借款的事，与汪朝蓉没有说过这个钱是借的钱；另外，本案中，蒋凤群也无证据证明2013年转款后至本次起诉前，其有要求汪朝蓉出具借款凭证、主张汪朝蓉偿还借款或汪朝蓉认可该款为借款的事实。因此，本案事实能够清楚地表明虽然蒋凤群曾向汪朝蓉转款19万元，但该转款并非是蒋凤群向汪朝蓉支付的借款，蒋凤群和汪朝蓉相互之间均没有借款之意，蒋凤群只是按其丈夫黄小君的指示向汪朝蓉转款，即转款是基于其他原因。至于当时黄小君指示蒋凤群向汪朝蓉转款的具体原由，因黄小君不是本案当事人，且蒋凤群主张借款的基本事实已明显不能成立，汪朝蓉就收取该款的辩解理由是否成立均不影响本案的认定，故本院在本案中对该笔款项的支付事由不作认定。 综上，上诉人蒋凤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50元，由上诉人蒋凤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伍 静 审判员 廖小军 审判员 张宗文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郧咏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