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晋05民终143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申诉人）：张某，男，生于1973年3月12日，汉族，阳城县人，农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山西高斯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卫某，任该中心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山西语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因与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八甲口民营中心”）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294号民事判决，向阳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诉。阳城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晋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以晋市检民（行）监【2018】140XXXXXXXX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经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晋05民抗6号民事裁定书，指令阳城县人民法院再审。阳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晋0522民再1号民事判决，上诉人张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某、王某，被上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某上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八甲口民营中心在本案中的主体资格适格错误，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返还芦河大麻公司的财产及支付租金。1、一审法院仅以检察院查明的事实加被上诉人的自认就草率认定被上诉人系阳城县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变更而来缺乏证据支持。2、本案所涉财产是阳城县芦河大麻公司的，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芦河大麻公司唯一股东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是受东升总公司的委托，而且，被上诉人是事业单位，不能对有限公司的财产进行管理，更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租赁。3、根据中标通知书，上诉人是对芦河大麻公司的租赁经营发包中的标，而不是财产租赁。企业服务中心擅自改变中标内容，与上诉人签订了与中标通知书内容性质完全不同的《财产租赁合同》，根据《合同法》52条规定，该合同无效。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支付迟延交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和违约金错误。1、被上诉人对大麻公司财产不具有管理权和所有权，没有权利以大麻公司的财产移交表来要求上诉人交付大麻公司的财产，不存在迟延交付产生的履行金的问题，合同中也未约定迟延交付财产需要支付迟延履行金。2、案涉《财产租赁合同》是一个未履行的合同，更是一个无效的合同，被上诉人以一个无效合同主张租金等无依据。况且，本案被上诉人2016年12月23日主张解除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终止。解除以后，被上诉人完全可以另行出租，不存在三年多未租的租金损失，所以即便存在违约金，也只是2016年6月1日至12月23日这段时间，一审认定120000元违约金过高。八甲口民营中心辩称，一、答辩人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一）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有权对案涉财产出租。1、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芦河公司”）系由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独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3月芦河公司与张某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由张某接管芦河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财产，进行承包经营；2、在张某承包经营期满后，因芦河公司的法人组人员相继退休离岗，股东东升公司又未任命新的法人组成人员，致使在承包期满后，芦河公司无法实际接管财产。3、2015年6月，芦河公司股东东升公司根据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人民政府的决定，将芦河公司的全部财产交给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托管，并授权企业服务中心以自己的名义对芦河公司的财产对外出租。在八甲口镇阳光办的监督下，企业服务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与被答辩人张某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4、因被答辩人在承包经营期满后未移交财产、被答辩人中标时对出租财产实际控制的实际情况，双方在租赁合同签订后未进行财产清点移交，均同意在租期届满后按2012年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张某接收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产成品明细表》中载明财产数量向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返还财产。（二）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的权利义务已由答辩人承接。2015年8月阳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阳编字2015（6）】将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与阳城县凤城镇企业服务中心合并，合并后的机构为阳城县凤城镇企业服务中心。同年12月16日，阳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阳编字2015（37）】撤销阳城县凤城镇企业服务中心。2016年5月5日，中共阳城县凤城镇委员会、凤城镇人民政府发文【凤发（2016）27号】成立“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将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所承担的监督、管理、服务职责整体划转至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二、被答辩人主张涉案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被答辩人与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到期后，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经原八甲口镇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对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财产对外租赁。被答辩人中标后使用芦河公司的财产和经营场所以阳城县凯达鞋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上诉人在上诉状提到的《中标通知书》是八甲口镇招标领导组给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的内部复函，该复函表述的“租赁经营”与实际不符，同时该文书不具有对外的效力。不能作为确定企业服务中心与被答辩人之间合同性质的有效文件。被答辩人与企业服务中心之间的租赁性质应当按双方的合同来确定。被答辩人以招标决定的租赁方式与合同约定的租赁方式不符为由，认为无效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三、被答辩人应当支付答辩人租金、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和租金损失。按照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后，被答辩人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有：1、租金62076.04元。2、租金迟延履行金146850。3、违约金171600元。4、拒不返还财产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实际减轻了被答辩人的合同义务。八甲口民营中心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责令被告返还租赁原告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设施设备，设备的数量、品名、型号以财产移交表为准；2、依法责令被告支付拖欠原告的租金62076.04元；3、依法责令被告支付原告迟延支付租金的迟延履行金146850元、迟延返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自2017年1月8日起按每天1506.7元计算、违约金171600元；4、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原审认定事实：被申诉人的前身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2015年6月30日，被申诉人八甲口服务中心与申诉人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第二条约定，租赁期共五年，出租方从2015年6月1日起至2020年5月31日收回。第三条约定，租金：第一年10.2万元，第二年11万元，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分别为12万元，共计57.2万元。交付方式：第一年1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时交清。以后年度租金在上年度租期届满前两个月交清。合同第七条约定了违约责任：1、出租方单方解除……损失。2、承租方单方解除……损失。3、承租方不按时交付租金的，每迟延一天按拖欠租金总额5%支付迟延履行金，超过6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除支付迟延履行金外，还应支付本合同租金总额30%的违约金。4、合同到期后，承租方不按约定的期限返还出租物的，每迟一天支付甲方日平均租金5倍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申诉人按约交纳第一年即2015年6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租金，合同开始履行。约定的第二年租金交纳期限到期后，申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纳租金义务。被申诉人于2016年12月23日给申诉人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后申诉人未按照约定向被申诉人移交财产设施。一审法院原审认为，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且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已按照合同开始履行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申诉人和被申诉人在合同中约定了违约责任，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申诉人未按照合同约定交纳第二年的租金，视为严重违约，被申诉人可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被申诉人于2016年12月23日给申诉人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确定在通知送达申诉人时起，解除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申诉人表示已收到该通知，未提出异议。合同解除后，申诉人应当按照双方签字的2012年2月29日的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和固定资产移交表以及2015年7月26日的产成品明细表将财产、资产和产成品返还给被申诉人。被申诉人要求申诉人支付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23日的租金，每天按301.34元计算206天为62076.04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被申诉人主张申诉人支付迟延履行租金的迟延履行金、迟延返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以及违约金，法律虽没有直接规定违约金的上限，没有最高限额，但违约金过高或过低都是不妥的，实际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本案中，被申诉人主张的违约金远远超过了造成的损失，且申诉人已向被申诉人支付了第一年的租金102000元，应当从合同总价款中去除，因此本院确定以未付总价款470000元的30%计算违约金为141000元。一审法院原审判决：一、解除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与申诉人张某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二、申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租金62076.04元，违约金141000元。三、申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的财产、资产及产成品（详见2012年2月29日双方签字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和固定资产移交表、2015年7月26日双方签字的张某接收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产成品明细表）。晋城市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认为，芦河大麻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2008年5月芦河大麻公司设立登记，登记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股东为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2012年3月1日张某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期限3年，芦河大麻公司就现有生产设施、设备提供给张某，承包期满，张某必须按移交表将所有资产返还芦河大麻公司，并保证完好能够正常使用。2012年2月29日芦河大麻公司相关人员与张某签字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及其他移交表记录了相关财产、资产移交情况。2015年6月30日，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2016年5月26日变更名称为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与张某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合同第一条关于租赁财产约定为“企业现状：即现有的生产设施、设备（按移交表为准）”，第四条约定“现有财产按移交表交付乙方（张某）使用，维修保养费由乙方负担。租赁期满，乙方必须按财产移交表将财产交还甲方（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并保证完好，能够正常使用；如有损坏，照价赔偿”。本院认为，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29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判将涉案2012年2月29日《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作为张某向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返还财产、资产的依据，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案中，张某先于2012年3月1日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对该公司进行承包经营，承包期3年。协议约定，芦河大麻公司将现有生产设施、设备提供给张某使用。诉讼中，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提供的2012年2月29日《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正是基于该承包经营关系芦河大麻公司向张某移交财产、资产记录。2015年6月30日张某又与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租赁期从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关于租赁财产，合同约定为“企业现状：即现有的生产设施、设备（按移交表为准）”。芦河大麻公司为公司法人，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后名称变更为八甲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为事业单位法人，两者分别属于不同民事主体。按照2012年3月1日张某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书》约定，承包期满后，有权要求张某返还财产、资产的权利为芦河大麻公司。2015年6月30日张某与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签订《财产租赁合同》，从合同内容看，实际上系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对芦河大麻公司相关财产进行租赁，涉案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应为芦河大麻公司。此前，张某也是基于其与芦河大麻公司之间的经营承包关系，于2012年即取得了对涉案租赁物的占有，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并未实际对涉案2012年2月29日《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所列财产、资产进行过交付。原审判决未查明认定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与芦河大麻公司两个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未说明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对本应属于芦河大麻公司的涉案财产享有出租权的理由，直接认定该《财产租赁合同》效力，并依据2012年2月29日《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确认张某应返还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租赁财产、资产，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原判判定“以未付总价款470000元的30%计算违约金为141000元”，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所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减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可见，违约金虽可由合同约定，但不能任意约定。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形综合权衡，而“违约造成的损失”应为衡量违约金过高的基础标准。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通知张某解除合同并提起诉讼，缘于张某未按约在第一年租期届满前2个月向其交纳第二年的租金11万元。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认为其于2016年12月23日向张某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自此合同解除。要求张某支付第二年租期部分时间段（2016年6月1日至2016年12月23日）的租金62076.04元，原判支持该请求，并判决解除该租赁合同。审查认为，即使依该租赁合同的约定，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之实际损失范围为，解除合同之前其应取得的租金及该租金可能产生的利益。在原判确认2016年12月23日合同解除后，双方之间合同关系消灭，此后张某再无支付租金义务，也就不产生与租金相关的利益损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方式，致违约金明显过高，原判也认为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张的违约金远远超过造成的损失。但原判以未付合同总价款即第二年至第五年的约定租金总额470000元的30%计算违约金141000元，依据不足，该违约金的判定仍然过分高于张某之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判决失当。综上所述，阳城县人民法院（2017）晋0522民初29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特提出抗诉。再审认定的基本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被申诉人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前身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并无不当。其一，原审时，申诉人对被申诉人的前身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并未提出任何异议，在答辩时称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资金链断了，产品销售不动，与被申诉人协商过好多次，不要解除合同等，据此可看出，申诉人对于被申诉人身份的变更情况是清楚明白的；其二，在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书中“本院在阳城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部分查明：“2015年6月30日原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2016年5月26日变更名称为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从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查明的结果可看出，被申诉人的前身确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与本院查明部分认定的事实一致。其三，被申诉人自认其前身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以上三点可相互印证，确认被申诉人的前身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原审关于被申诉人对本应属于芦河大麻公司的涉案财产享有租赁经营权并在合同解除后可接收案涉财产的事实认定是正确的。原审时，申诉人对于被申诉人起诉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讼请求未提出异议，表明申诉人认可被申诉人提起诉讼是正确的，因此，原审根据申诉人的自认确定被申诉人享有接收案涉财产的权利并无不当。再审期间，被申诉人八甲口民营中心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2019年4月24日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重大事项流程化管理登记表、八甲口镇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发包招投标中标通知书、《财产租赁合同》、招标须知、八甲口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发包招投标报名告知签字表。证明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作为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唯一的股东，为解决张某在承包期满后财产的接收和芦河公司未来的经营问题，决定委托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全面接收管理芦河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财产，采取财产租赁的方式，以该中心的名义对外出租芦河公司的经营性财产并收取租金。后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经镇政府同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对芦河大麻公司的经营性财产进行招投标，张某以572000元的价格中标，并于2015年6月30日与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申诉人质证认为，被申诉人是事业单位，法律没有规定事业单位可以接受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管理公司的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租赁公司的财产，因此，被申诉人对芦河大麻公司的财产进行租赁经营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对于原告提供的“八甲口镇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发包招投标中标通知书”予以认可，该通知书中说的是申诉人中标是租赁经营，而不是财产租赁，也就是说申诉人是租赁芦河大麻公司的经营权，而非租赁财产，因此，被申诉人与申诉人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是无效的；而且，申诉人从未向被申诉人交纳过租金，租金是交给了芦河大麻公司，据此也可认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并提供了2012年3月1日申诉人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书》、2012年2月29日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及原材料等移交表、芦河大麻公司企业信息查询报告单、中标通知书、收款收据。用以证明，2012年3月1日，申诉人张某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由申诉人张某对芦河大麻公司进行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年，芦河大麻公司将公司财产移交给了申诉人张某；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是芦河大麻公司的股东，与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主体，案涉财产的所有权人为芦河大麻公司，且该公司现在处于存续状态，只有芦河大麻公司对案涉财产享有所有权，作为公司股东的东升企业总公司对案涉财产也不具有所有权，更不要说被申诉人，因此，被申诉人的主体资格不适格。中标通知书证明张某以租赁经营中标的，但签订的合同是财产租赁合同，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另，申诉人在第一轮承包结束后，在第二轮承包时将承包费交给了芦河大麻公司，并不是交给了原告。本院认为，关于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是否可以接受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管理和出租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阳城县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接受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的委托，管理和出租芦河大麻公司的财产，符合合同法关于委托的相关规定。申诉人张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曾于2012年3月1日与芦河大麻公司签订《经营承包协议书》，对于承包经营权和财产租赁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八甲口镇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租赁经营发包招投标中标通知书”中写明的如果只是对外租赁经营权，那么在签订合同时，申诉人完全可以以中标与实际签订合同的内容不一致拒绝签订财产租赁合同，但事实上，申诉人不仅与被申诉人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而且未提出任何异议，并且按财产租赁合同约定进行了履行。另，被申诉人对外租赁芦河大麻公司的财产，但该财产的所有权人仍属于芦河大麻公司，申诉人交纳租金后，被申诉人以芦河大麻公司的名义出具收据并无不妥，也与被申诉人接收案涉财产并不矛盾，据此也可证明，芦河大麻公司对于委托被申诉人接收管理该公司财产并对外出租是认可的。综上，对于申诉人认为被申诉人不具有接收管理芦河大麻公司财产的资格及财产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不予认可。再审认为：再审过程中，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诉人的主体资格是否适格。被申诉人在向本院起诉时称，被申诉人的原名为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晋城市人民检察院在抗诉书中“本院在阳城县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另查”事实部分查明：2016年5月26日原阳城县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变更名称为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与被申诉人自认一致，因此，本院确定被申诉人系阳城县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变更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中，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法人股东，即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作为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唯一的法人股东，有权决定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方针。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委托被申诉人全面接收管理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财产，同意该中心采取财产租赁方式，以该中心名义对外出租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性财产并收取租金的行为，属于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对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方针作出的决定，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作出的这一委托决定，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被申诉人接受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的委托后，双方之间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按照双方约定，被申诉人拥有了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财产的管理权和出租权。案涉2012年2月29日张某与芦河大麻公司相关人员签字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和《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中的财产系申诉人张某基于与芦河大麻公司之间签订的《经营承包协议书》取得的占有权，承包期3年，期满后，张某应按移交表将所有资产返还芦河大麻公司，并保证完好能够正常使用。2015年承包期满后，张某并未实际将财产移交给拥有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财产管理权和出租权的被申诉人，而是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重新取得了财产移交表中所列财产的租赁经营权，并与原告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据此，被申诉人与申诉人之间形成了租赁合同关系。因申诉人张某未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导致双方产生纠纷，被申诉人作为《财产租赁合同》的出租方，在合同解除后，有权要求申诉人返还租赁的财产，故被申诉人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因此，被申诉人在本案中主体资格适格。关于被申诉人要求申诉人支付迟延支付租金的迟延履行金，申诉人对于被申诉人要求支付2016年6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23日的租金62076.04元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第七条第3项规定：“承租方（张某）不按时交纳租金的，每迟延一天按拖欠租金总额5%支付迟延履行金……”，合同第三条交付方式中约定：“第一年10万元在合同签订之时交清。以后年度租金在上年度租期届满前两个月交清”。合同第二条租赁期限：“租赁期共五年，出租方（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从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收回”。合同签订后，申诉人张某按合同约定交付了第一年的租金，在合同履行的第二年即2016年6月1日之前的两个月也就是2016年4月1日，申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被申诉人交纳第二年度的租金，但申诉人未按合同约定交纳租金，并且超过了60天未予交纳，导致被申诉人按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申诉人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违反了合同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申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自2016年4月2日起支付被申诉人迟延支付租金62076.04元的迟延履行金；合同约定每天按拖欠租金总额的5%支付迟延履行金，诉讼时被申诉人变更为每天按拖欠租金总额5‰支付迟延履行金，但被申诉人的主张仍然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认为，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所签合同约定的迟延支付租金的迟延履行金，实质上是关于迟延支付租金的违约金，由于合同法中租赁合同项下没有关于迟延履行金的标准的规定，总则部分虽有规定，但没有具体的计算方式和计算标准，故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标准，确认被申诉人要求的迟延支付租金的迟延履行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关于解除合同的违约金的支付。原审审理过程中，申诉人未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向本院提出减少或降低，但再审时抗诉机关及申诉人均认为被申诉人要求支付解除合同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被申诉人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可以认定为申诉人请求本院予以适当减少，对于申诉人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根据原被告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第七条第3项：“承租方（张某）不按时交纳租金的，每迟延一天按拖欠租金总额5%支付迟延履行金，超过60天，甲方（被申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张某）除支付迟延履行金外，还应支付本合同租金总额30%的违约金”。从该条款可看出，被申诉人与申诉人约定违约金，不是为了对将来发生损失的一种预先估计，而是为了预防和避免违约行为的发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为惩罚性的约定，不是补偿性的约定，也就是说，即便合同解除后，被申诉人没有实际损失也不影响申诉人违约金的支付。且该违约金的约定是为了通过加大违约成本对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因而约定的数额一般较大，与实际损失多少并无直接关联。申诉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合同内容及相应风险一定有充分的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因申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在2016年4月1日交纳第二年度的租金，且不予交纳租金的期限超过了合同约定的60天，导致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财产租赁合同解除，申诉人的行为造成了合同违约，给被申诉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其损失主要为：在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被申诉人可获得的租金收益为57.2万元，除申诉人已支付的10.2万元及未支付的62076.04元外，被申诉人可获得的租金收益为407923.96元，因申诉人的违约行为，合同提前解除，致使被申诉人损失了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租金利益407923.96元，该407923.96元即为因合同解除给被申诉人造成的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按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所签合同约定，合同解除后，申诉人应当支付被申诉人违约金171600元，但被申诉人在合同解除后造成的实际损失应为407923.96元，该损失的30%为122377.2元，申诉人与被申诉人约定的1716000元的违约金明显高于被申诉人所造成损失的30%，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违约金数额应当予以适当减少，本院适当调整为120000元。关于被申诉人要求申诉人支付迟延返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自2017年1月8日起每天1506.7元。本案中，被申诉人于2016年12月23日向申诉人下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明确说明从通知送达申诉人起，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于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解除，申诉人明确表示已收到该通知，且未提出异议，因此，申诉人与被申诉人2015年6月30日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自2016年12月24日起解除。合同解除后，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终止，申诉人应当返还占用的被申诉人出租的财产。但事实上至本案再审开庭时止申诉人仍未向被申诉人移交租赁物，这种行为给被申诉人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被申诉人诉请的“迟延返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实际上就是迟延支付财产的损失，因合同已解除，迟延交付财产的损失如何计算没有标准，但根据被申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可见，迟延交付财产的损失实际上就是租金损失。为公平起见，本院认为应参照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在《财产租赁合同》中约定的2016年6月30日至2017年5月31日止的租金11万元予以计算较为妥当。故根据上述标准计算，被申诉人要求的迟延交付财产的损失按365天÷11万元=每天301.4元，直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申诉人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返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财产、资产及产成品（详见2012年2月29日双方签字的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和固定资产移交表、2015年7月26日双方签字的张某接收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产成品明细表）；并支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自2017年1月8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迟延履行金（按每天301.4元计算）。二、申诉人张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租金62076.04元及自2016年4月2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的迟延履行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三、申诉人张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被申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违约金120000元。一审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晋0522民再1号之一民事裁定：（2019）晋0522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十八页第五行“365天÷11万元=每天301.4元”应补正为“11万元÷365天=每天301.4元。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提供1985年中共八甲口镇委员会八发（1985）1号、1987八甲口镇人民政府八政发（1987）2号、2007年八甲口镇人民政府八政发（2007）64号、2015年阳城县机构编制委员会阳编字（2015）6号、（2015）37号、中共阳城县凤城镇委员会凤发（2016）27号等文件，欲证明其单位主体演变情况，即被上诉人阳城县凤城镇八甲口民营经济服务中心系由阳城县八甲口企业服务中心演变而来，上诉人对此虽持异议但未提供反驳证据。本院对被上诉人所提供证据予以采信。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主体资格是否适格的问题。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理由有三，一是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被上诉人系由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变更而来，二是被上诉人没有权利对大麻公司的财产进行管理，更不能对外进行租赁。三是上诉人在招标时是以承包经营中的标，被上诉人擅自改变中标内容与上诉人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无效合同。本院认为，针对被上诉人是否系由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变更而来，在一审庭审中，本案被上诉人诉称：“原告的前身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与被告签订财产租赁合同，约定企业服务中心将所属的阳城县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设施、设备出租给被告…”同时提供了解除合同通知书、财产租赁合同、阳城县大麻纺织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移交表和无价财产移交明细表等证据予以佐证。上诉人张某对此在庭审时质证称：“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解除合同书已收到，我要求协商，不同意解除合同，如果解除，我厂内的东西成废品了，我承认违约，但由于去年的产品销不出去，如果一解除，我也给不了原告钱。”据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张某对合同的相对方名称的演变、合同标的物的指向、合同的性质认知明确，对被上诉人的主体资格是认可的。其后上诉人在申请再审过程中提出被上诉人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主张，在二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阳城县八甲口镇党委、政府的一系列文件，可以证明现在的被上诉人确系由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演变而来，本院对此依法予以确认。针对被上诉人是否对大麻公司的财产享有管理权和支配权。被上诉人提供了重大事项流程化管理登记表、招标须知、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的情况说明以及解除合同通知书等，以上证据可以说明，阳城县东升企业总公司作为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因张某承包后原法人组成人员全部离岗等原因，为解决张某承包期满后财产的接收和芦河公司未来的经营问题，委托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全面接收管理阳城县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经营性财产，采取财产租赁的方式，以该中心的名义对外出租芦河大麻编织有限公司的财产。后经八甲口镇政府同意后，通过公开招投标，对2012年合同到期后张某并未实际移交的阳城县八甲口镇芦河大麻编织有限责任公司财产重新进行招投标，张某中标，2015年6月30日张某与阳城县八甲口镇企业服务中心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本院认为，2015年6月30日双方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对合同的性质、标的物的状况、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上诉人未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导致财产租赁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之后，返还租赁物是承租方合同项下的义务，被上诉人作为合同相对方，有权要求上诉人按照合同予以返还。针对上诉人认为双方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无效的主张。上诉人仅认为双方签订合同时改变中标内容，变承包经营为财产租赁，应系无效合同，但未能充分说明本案所涉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哪种无效情形，也未能说明合同无效和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之间有什么关联，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原审认定上诉人支付迟延交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和违约金是否正确的问题。本院认为,2016年12月2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下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上诉人明确表示已收到该通知，且未提出异议，涉案的《财产租赁合同》自2016年12月24日起解除。解除后,双方之间的租赁关系已经终止,上诉人继续占用涉案财产无法律依据,属无权占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的“迟延返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实际上就是迟延支付财产的损失，原审法院参照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标准计算损失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财产租赁合同》第七条第3项约定：“承租方（张某）不按时交纳租金的，每迟延一天按拖欠租金总额5%支付迟延履行金，超过60天，甲方（被申诉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张某）除支付迟延履行金外，还应支付本合同租金总额30%的违约金”，据此，上诉人作为根本违约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被上诉人违约金，原审法院根据上诉人在申诉阶段提出违约金过高的主张，综合全案实际情况酌情认定违约金数额为120000元亦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在认定上诉人张某违约事实的情况下依法判决上诉人支付迟延交付财产的迟延履行金和违约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010元，由上诉人张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段新娥审判员 杨丽珍审判员 祁 俊 二0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记员 郭 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