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9）鲁15民终115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聊城大学。住所地：聊城市湖南路1号。法定代表人：王昭风，校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尚涛，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泉润置业有限公司（原山东泉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聊城市东昌路西首建设大厦。法定代表人：徐丙泉，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令龙，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郝作兵，山东万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聊城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兴华东路58号。法定代表人：冯能斌，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晓军，山东光岳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平，男，1966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该局储备中心计划科副科长，住聊城市开发区。上诉人聊城大学与被上诉人泉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润公司）、原审第三人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850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聊城大学上诉请求：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8505号民事裁定，并指令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其一，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书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但为什么“收回土地协议书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一审法院并没有阐明。其二，聊城大学与泉润公司间的纠纷并不是由收回土地协议书而引发的，而是由泉润公司没有履行其承诺的楼房补偿义务而引发。退一步讲，即使本案纠纷是由收回土地协议引发，也仅是就收回土地协议中的楼房补偿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本案的焦点问题就是泉润公司应否履行自己的楼房补偿承诺，从法律性质上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事纠纷案件。正因如此，才会有一审法院的原审和再审，才会有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1662号民事判决。一审法院罔顾案件事实，臆断案件纠纷成因是错误的。另外，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与第三人均没有主张收回土地协议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失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2号）第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本案中，上诉人聊城大学对收回土地没有异议，仅就收回土地上的房屋补偿的给付问题要求被上诉人泉润公司履行承诺，并要求第三人参与审理以查明案件事实。依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即使本案以聊城市国土资源局为被告，本案也应依民事案件受理。一审法院不顾上述规定，属于适用法律失当。当然，本案并非拆迁案件，但案件性质也是地上房屋的补偿问题，至于房屋补偿后是拆迁还是另用并不影响案件的法律定性。三、驳回聊城大学的起诉是错误的。一审本院认为中论述的是原告聊城大学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依此推论应当顺理成章得出驳回聊城大学对第三人的追加申请。本案追加第三人的申请，是在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发回重审以后提出的，一审法院若认为不应当追加第三人，可以告知上诉人，上诉人若坚持申请追加第三人，也可以驳回追加申请，而不应当是驳回原告的起诉。一审法院已经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补偿纠纷开庭审理，应当作出实体判决。四、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补偿纠纷，一审法院没有处理是错误的。在一审裁定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被上诉人的补偿责任问题，而被上诉人才是本案的被告，这也是本案原一审和重审一审中的审理重点。一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直接造成了本案有诉有审却无判决的结果，这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五、被上诉人理应承担补偿义务。本案被上诉人已书面认可对上诉人的补偿义务，同意协商补偿，一审法院应当判决其承担补偿责任。第三人国土资源局与上诉人聊城大学约定了在建楼房的补偿价款，同时约定了由竞买竞得人承担补偿责任。此后，被上诉人泉润公司在承诺愿承担此补偿责任后参与相关竞拍活动，并在竞得后与第三人再次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并在成交确认书中再次明确了其补偿责任。也就是说，被上诉人是以承担对上诉人的补偿责任为前提参加相关竞拍活动的，而这一补偿责任是其应当承担的土地使用权对价的一部分。即使第三人国土资源局先行承担了补偿责任，再向被上诉人追偿，作为竞买竞得人的被上诉人也要承担最终的补偿责任。六、一审裁定剥夺上诉人的救济权利是错误的。被上诉人无偿获得上诉人的在建楼房是不公平的，上诉人的在建楼房没有获得“占有使用楼房者”被上诉人的补偿也是不公平的。一审裁定剥夺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诉权，堵塞了上诉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救济途径。综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本案事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规定，更不符合司法便民原则，有违诚信、公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泉润公司答辩称：首先，上诉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之间存在的是土地收回法律关系，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本案纠纷系因上诉人在履行其与原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书》而产生，被上诉人并非上诉人与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书》项下当事人，该协议书为被上诉人设定的合同义务对被上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请求权。其次，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与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竞买合同》、《成交确认书》项下的当事人，因履行上述《竞买合同》、《成交确认书》所产生的争议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无权依据上述《竞买合同》、《成交确认书》向被上诉人主张请求权。且，上述《竞买合同》、《成交确认书》也未约定以山东东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补偿依据。最后，假设上诉人有权依据上述《竞买合同》、《成交确认书》向被上诉人主张请求权，那么也应该由权利义务的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评估，而非以上诉人与聊城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书》中所约定的山东东岳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且，涉案土地楼房的设计规划等不符合规定，导致被上诉人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综上，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原审第三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陈述意见：第三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缔约过失责任，收回土地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法律，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是合法有效的。2010年10月12日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收回土地协议书，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由竞得人对本案的涉案标的物进行补偿，2011年3月23日，第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竞买土地协议书、成交确认书，在这两份协议书中被上诉人都承诺如竞得该土地将对本案的标的物进行协商补偿。从以上协议中可以看出，上诉人所主张的标的物的补偿，补偿主体应当是被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已经占有了本案的标的物，依照公平公正原则应当予以补偿，被上诉人与第三人签订了以上协议，协议中对自己的义务作了明确的确认。驳回起诉的理由是因为本案标的物的补偿问题，不涉及土地的收回问题，应当适用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聊城大学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泉润公司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聊城大学支付在建楼房补偿款3996326.22元。一审法院认为：聊城大学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的收回土地协议书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聊城大学的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聊城大学的起诉。本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12日，聊城大学与第三人签订一份收回土地协议书，约定第三人收回文化路以南、原聊位路以东、聊城大学西校西北角原告使用的5846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土地使用权，该宗地范围内现有在建楼房一栋，经评估该楼基础及地下室造价为3996326.22元，由该宗地的竞得人负责补偿。2011年3月9日，泉润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竞买合同，约定“该宗地范围内现有楼房一栋，由竞得人负责与有关单位协商补偿”。2011年3月23日泉润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确认书。2011年4月21日，泉润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了该宗土地使用权。本院认为：收回土地协议是政府机关履行国有土地行政职能，实现国有土地合理高效使用的有效途径，是依据行政管理法规，在协商的基础上订立的明确政府和使用者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属于行政协议的范围，一审对该协议的性质认定并无不当。但本案聊城大学提起诉讼，并非单纯依据收回土地协议，要求第三人承担收回协议中约定的相应义务。本案纠纷的产生，源于在履行收回协议和出让协议过程中，聊城大学和泉润公司之间因对收回土地使用权时在建建筑物的利益归属问题，一审法院应基于事实和法律对此作出裁决。一审裁定驳回聊城大学的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撤销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7)鲁1502民初8505号民事裁定；本案指令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周凤魁审判员  刘晓光审判员  徐红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杜娟书记员袁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