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冀07民终2452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张家口市宣化区崞村镇外口泉村旧学校。法定代表人：王大东，该单位执行董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德，男，1952年5月8日出生，汉族，张家口市宣化区人，住张家口市宣化区。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郑会，男，1956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张家口市宣化区。上诉人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东牧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玉德、郑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2019）冀0705民初5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大东、被上诉人李玉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鑫东牧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冀0705民初571号判决书第一项的判决内容；2、依法改判由被上诉人郑会返还被上诉人李玉德所主张的劳动报酬或发回重审；3、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据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可现，被上诉人郑会的行为确实违反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返还之义务；首次开庭郑会系本案李玉德申请的出庭证人，其对抵顶协议上的自己和李玉德的签字及抵顶物品系二被上诉人共同所有的内容均不持异议。据此可以证明郑会系明知李玉德已经起诉上诉人的事实，而后其又单独另案起诉上诉人主张其工资。郑会在2019年5月8日的审理中通过主审法官与上诉人达成调解，庭后次日也就是2019年5月9日，郑会在法院还没有出具调解书的情况下，也未通知上诉人，就强行擅自带人拉走部分抵顶物品，后又于5月13日全部一扫而空，还抢走上诉人自有价值约6000余元的大棚。对此上诉人在场地内看护人员闫致军无法抵挡，一审中有其出具的书面证明为证。对于郑会的上述行为，上诉人得知后已及时向一审法院知会，并要求追加郑会为第三人，要求其返还所强行占有的属于李玉德的工资和上诉人的大棚。一审法院依法追加郑会为第三人后，第二次庭审中郑会对证人闫致军书面证明上书写的事实全部认可，并对其已经全部拉走抵顶工资的物品不持异议。故此上诉人认为，郑会已把抵顶给二被上诉人工资的“物”全部据为己有的事实，属于一审法院已经查明的不争的事实，证据链可谓确实充分。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却有失公允。后来李玉德起诉上诉人索要工资，郑会明知案件尚在审理，并无定论时，其更明知全部抵顶物包括他们二人的工资，还强行擅自全部拉走抵顶物的行为，应属违法甚至犯罪。对此上诉人已经在一审庭审中说明，一审法院仍然置若罔闻，对此事实望二审法院重视。二、被上诉人郑会擅自拉走全部抵顶物的行为中，上诉人不具有过错，其不能对郑会的违法行为负任何责任，更不能另外再付给李玉德一份工资；上诉人从来没有拒绝给付李玉德工资的行为，对此一审中其也没有提供出任何这方面的证据。相反上诉人早已于2018年12月3日与二被上诉人共同签订了抵顶工资的书面协议。依据《民法总则》关于意思表示的相关规定，上诉人与二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书面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再据《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相关规定，二被上诉人作为成年人其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更不违背公序良俗，依法该书面协议应当合法有效。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受胁迫的证据，更没有提出撤销协议申请，对此协议的合法有效性一审法院并不否认。本案三方共同签订了抵顶工资的书面协议合法有效，2018年12月3日抵顶物已经属于二被上诉人所有，该协议并没有约定上诉人具有为其二人保管的义务，对此仔细审查该抵顶协议可以明确。对此一审中已经查明上诉人多次要求二被上诉人尽快拉走抵顶的物品，当时系二被上诉人因为自己的原因故意不拉。上诉人在郑会擅自拉走抵顶物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结果有失公允。本案中一审法院已经查明郑会系明知而为之，其不存在善意，而应当具有恶意，故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一审法院的判决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四、一审法院由简单程序变为普通程序时，已经过了3个月的审限，也没有给任何一方发裁定，另外，变为普通程序后，郑会也没有到庭，但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郑会出庭，故此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中程序严重违法，二审法院应当纠正并依法处理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李玉德答辩称，经法院认定，鑫东牧业公司拖欠李玉德工资16667元，所欠劳务报酬应当给付，事实清楚，劳务双方认可。郑会与王大东于2019年5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被告王大东欠原告郑会工资已经在2018年12月3日用搅拌机、钢管等物品抵顶完毕”，该案调解后，郑会分别于2019年5月9日、5月13日两次将上述物品全部拉走，故郑会和鑫东牧业抵债物品的事由他们两家自行协商，我不参与，我只要求鑫东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大东以货币的形式结清所欠工资。我和郑会虽与鑫东牧业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但郑会现已将以物抵债协议中抵顶的物品全部拉走占为己有，故鑫东牧业公司未向李玉德实际履行抵债协议，且用于抵债协议的物品已不在鑫东牧业公司的控制范围内，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我有权要求鑫东牧业公司履行原债务，即支付所欠劳务报酬。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郑会未答辩。李玉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由鑫东牧业公司向李玉德支付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11月20的工资共计17000元；2、由鑫东牧业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李玉德与鑫东牧业公司达成口头务工合同，为鑫东牧业公司饲养牛羊。当时李玉德称年龄为61周岁，双方口头约定工资为每月2000元。至2018年11月20日李玉德务工结束，鑫东牧业公司未向其支付工资。第三人郑会也为鑫东牧业公司务工，公司亦未向其支付工资。2018年12月3日，李玉德、郑会与鑫东牧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大东签订了协议，协议约定：“今把搅拌机、钢管、饲料、铁皮让李玉德、郑会拉走顶工资，全清工资”。协议约定后，三方并未实际履行。2019年3月4日，李玉德将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公司向其支付工资；2019年4月1日，郑会将王大东另案诉至法院，要求王大东支付劳务报酬，郑会与王大东于2019年5月8日达成调解协议：“王大东欠郑会的工资已经在2018年12月3日用搅拌机、钢管等物品抵顶完毕”。该案调解后，郑会分别于2019年5月9日、5月13日两次将上述物品全部拉走。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合同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合同双方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李玉德与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李玉德按照双方口头约定提供了劳务，双方已构成事实上的劳务合同关系，鑫东牧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李玉德支付劳务报酬。鑫东牧业公司主张其谎报年龄，工资应当以每月1500元计算，鑫东牧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该主张具有合理性，故工资应认定为2000元每月。关于务工的具体时间，李玉德陈述为2018年2月22日至2018年11月20日，鑫东牧业公司陈述为2018年3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由于双方均为口头陈述，李玉德不能提交其他有效证据，法院认定李玉德的务工时间为2018年3月11日至2018年11月20日，共计8个月10天。故鑫东牧业公司尚欠工资数额为：2000元/月×8个月＋2000元/月÷30天×10天＝16667元。李玉德、第三人郑会虽与鑫东牧业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但郑会现已将以物抵债协议中抵顶的物品全部拉走占为己有，故鑫东牧业公司未向李玉德实际履行抵债协议，且用于抵债的物品已不在鑫东牧业公司的控制范围内，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李玉德有权要求鑫东牧业公司履行原债务，即有权要求鑫东牧业公司支付所欠劳务报酬。综上所述，李玉德要求鑫东牧业公司支付劳务报酬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鑫东牧业公司所欠的劳务报酬法院认定为1666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一、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玉德劳务费16667元；二、驳回李玉德的其余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无异。本院认为，鑫东牧业公司虽未与李玉德签订书面的劳务合同，但根据双方的陈述，李玉德为鑫东牧业公司提供了劳务，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鑫东牧业公司应按约定支付李玉德劳务报酬。原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认定鑫东牧业尚欠李玉德工资数额为16667元，符合客观事实，本院予以支持。鑫东牧业公司上诉主张李玉德的工资已于2018年12月3日用物品抵顶结清。经审查，李玉德、郑会与鑫东牧业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签订了以物抵债协议，协议签订后双方没有及时履行，2019年5月8日鑫东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大东与郑会达成调解协议，协议约定王大东欠郑会的工资已经在2018年12月3日用搅拌机、钢管等物品抵顶完毕，协议签订后，郑会将以物抵债协议中的抵债物品全部拉走，该物品已不在鑫东牧业公司的控制范围内，抵债协议中关于李玉德部分已不能实现。故一审判决认定鑫东牧业公司仍应给付李玉德劳务报酬16667元，并无不当。综上所述，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25元，由上诉人鑫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砚生审判员  何燕芬审判员  梁金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王向东书记员徐忠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