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1民终49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忠玲，女，汉族，1958年9月30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骏、陈元琼，云南民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正英，女，汉族，1975年10月22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琴、程红会，云南唐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陆仕晋，男，壮族，1973年6月2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松，云南唐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杨忠玲因与被上诉人郭正英、陆仕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2民初101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经当事人申请庭外调解扣除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杨忠玲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杨忠玲的一审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郭正英、陆仕晋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杨忠玲与郭正英、陆仕晋系多年的朋友关系，借款发生时郭正英、陆仕晋为夫妻关系。案涉三笔借款通过银行转账和现金方式交付。基于朋友关系，杨忠玲出借借款时并未要求当场出具借条，而是几笔款交付后合并出具借条。郭正英在一审庭审中也承认双方确有现金交付借款的行为。二、双方口头约定利息并已实际履行了多期。一审法院未支持利息是错误的。三、郭正英向杨忠玲支付的185500元系双方另外的民间借贷还款及部分利息。四、郭正英称案涉借款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开支，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一方生产、经营的收益属夫妻共同财产，相应债务应属夫妻共同债务。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郭正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陆仕晋辩称，对于案涉借款不知情，借款未经陆仕晋确认，陆仕晋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杨忠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郭正英、陆仕晋归还杨忠玲借款本金448000元；2、郭正英、陆仕晋支付杨忠玲自2018年6月5日至2018年8月5日的借款利息17920元（按本金448000元，年利率24%计算）；3、郭正英、陆仕晋支付杨忠玲自2018年8月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本金448000元，年利率24%计算）；4、案件受理费由郭正英、陆仕晋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正英、陆仕晋原系夫妻。2016年1月9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款48000元，郭正英向杨忠玲出具了一份载明借款48000元的《借条》；2017年11月28日，郭正英向杨忠玲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2018年2月5日，郭正英又向杨忠玲出具了一份《借条》，载明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从2016年1月9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款48000元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杨忠玲已举证证实郭正英向杨忠玲出具了二份载明共向杨忠玲借款40万元的《借条》，但杨忠玲所举的银行交易明细上仅载明杨忠玲于2016年8月4日分二次转款共95500元，2016年8月5日转款182000元，合计277500元，杨忠玲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杨忠玲所述其余金额系现金支付的主张违背交易规则，与法律规定不符，故一审法院认定杨忠玲与郭正英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借款金额为325500元。由于《借条》没有约定利息，一审法院对杨忠玲主张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郭正英已举证证实向杨忠玲支付185500元，杨忠玲虽口头辩称系另外的民间借贷还款，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观点，故一审法院认定郭正英已支付杨忠玲185500元，至今尚欠杨忠玲140000元。陆仕晋和郭正英曾系夫妻，郭正英向杨忠玲的借款发生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陆仕晋否认知晓郭正英的借款及该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杨忠玲未能举证证实陆仕晋有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情形、郭正英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陆仕晋当庭所作抗辩成立，一审法院对杨忠玲对陆仕晋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郭正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杨忠玲借款本金140000元；二、驳回原告杨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89元，由被告郭正英负担4289元、由原告杨忠玲负担4000元。”二审中，杨忠玲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杨忠玲、郭正英、陆仕晋的身份证，欲证明双方的自然人身份及诉讼主体资格；2、2017年11月28日的《借条》和2016年11月30日的《借条》，欲证明杨忠玲与郭正英存在200000元借款的事实，及双方曾经换借条修改日期；3、2018年2月5日的《借条》和2016年8月5日的《借条》，欲证明杨忠玲与郭正英存在200000元借款的事实，及双方曾经换借条修改日期；4、2016年1月9日的《借条》，欲证明杨忠玲与郭正英存在48000元借款的事实；5、建设银行交易记录，欲证明杨忠玲在建设银行取现并将200000元借款交付给郭正英；6、农村信用社交易记录，欲证明杨忠玲通过银行转账将另外的200000元借款交付给郭正英；7、农村信用社交易记录，欲证明杨忠玲通过银行转账将48000元借款交付给郭正英；8、农村信用社交易记录，欲证明杨忠玲与郭正英约定过利息，且郭正英已履行付息义务；9、2016年8月4日的《借条》，欲证明杨忠玲、郭正英存在100000元借款；10、农村信用社交易记录，欲证明杨忠玲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100000元借款交付给郭正英；11、农村信用社交易记录，欲证明郭正英已履行付息义务，及其所转款项系归还100000元借款的事实。经质证，郭正英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不予认可；对证据6、7无异议；对证据8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证据9、10、11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陆仕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4表示不知情；对证据5不认可；对证据6不认可；对证据7无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认可，认为是偿还本金；对证据9认可；对证据10、11的真实性认可。杨忠玲另补充提交《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一份，欲证明郭正英系云南鑫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质证，郭正英、陆仕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经审理，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16年11月30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借条》上同时载明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2月28日的利息已付。2017年11月13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该《借条》的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借条》下方有郭正英书写的“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2月28日利息已付2018年2月28日至5月28日利息已付”的内容。2016年1月9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48000元。同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账交付借款48000元。2016年8月4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100000元，借期三个月（2016年8月4日至2016年11月4日止）。《借条》同时记载2016年11月4日至2017年2月4日利息已付。2016年8月4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账95500元，杨忠玲与郭正英一致认可该款项对应100000元《借条》。2016年8月5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借条》上同时载明借期半年（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2月5日止），半年利息已付。2018年2月5日，郭正英出具《借条》，向杨忠玲借款200000元。《借条》下方记载“2018年2月5日至2018年5月5日利息已付。2018年5月5日还本金，从2018年6月5日开始每月1万元。”2016年8月5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账182000元，杨忠玲与郭正英一致认可该款项对应同日郭正英出具的200000元《借条》，且该借条后换成2018年2月5日的《借条》。除上述三笔银行转账记录外，本院另确认双方账目往来如下：郭正英于2014年4月21日向杨忠玲转账12000元、2014年10月24日转账12000元、2015年5月4日转账11500元、2016年12月6日转账9000元、2017年3月1日转账20000元、2017年5月7日转账20000元、2017年5月8日转账30000元、2017年8月27日转账18000元、2017年9月2日转账9000元、2017年9月5日转账2000元、2017年9月29日转账25000元、2018年2月9日转账9000元、2018年3月2日转账8000元。另，郭正英系云南鑫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正英于2017年9月30日通过云南鑫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向杨忠玲转账75000元。此外，杨忠玲于2013年11月4日取款188000元。2017年4月9日杨忠玲向郭正英转账40000元，杨忠玲在本案中声称未主张该笔款项。郭正英与陆仕晋于1999年12月3日登记结婚，于2018年1月23日离婚。综合诉辩双方的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杨忠玲与郭正英之间共发生过几笔借贷关系？每笔借款的本金及利息应如何认定？2、案涉借款是否还清？剩余本息应如何计算？3、陆仕晋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对于争议焦点1，杨忠玲在本案中主张其与郭正英共形成四笔借贷关系，其中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11月13日书写的两张200000元《借条》系同一笔借款，本金于2013年11月4日以现金方式交付，郭正英则否认收到该笔借款。经审查，本院认为，该两张《借条》均由郭正英书写，《借条》中除载明借款金额外，均有利息已支付的内容。杨忠玲主张借款实际发生时间为2013年11月4日，并提交了同日银行的取款记录，显示杨忠玲确于同日从银行取款188000元。同时，郭正英自2014年4月21日起陆续多次向杨忠玲转账，该转账时间早于郭正英自认于2016年1月9日收到48000元借款的时间，而郭正英经本院询问无法对2014年4月21日开始的多笔转账的原因及性质予以说明，也未能举证证实其与杨忠玲还存有除借贷关系以外的其他经济往来。因此，结合杨忠玲的财产变动情况、郭正英向杨忠玲的转账及《借条》所载内容，本院认为杨忠玲所举证据的证明力相较郭正英的辩称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认定双方的首笔借贷发生在2013年11月4日。又因杨忠玲仅能举证证实188000元借款的来源，故本院依法认定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本金为188000元。同时，郭正英出具的《借条》已清楚载明为有息借款，故结合郭正英向杨忠玲的转账还息情况，本院对杨忠玲所称月利率1%的主张予以采信。第二笔借款，郭正英认可于2016年1月9日收到杨忠玲转账的48000元，并对应同日出具的《借条》。该《借条》未约定利息，杨忠玲也认可该笔借款无利息，本院予以确认。第三笔借款，郭正英认可于2016年8月4日收到杨忠玲转账95500元，且对应同日100000元的《借条》。杨忠玲虽主张实际出借本金为100000元，但其关于现金出借的主张明显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缺乏证据证实现金部分的来源和相应财产变动情况，故本院对杨忠玲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本金为95500元。同时，该笔借款的《借条》也载明有利息，结合《借条》所载利息已付情况和杨忠玲实际出借本金情况，本院认定3个月的预扣利息为4500元，即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5%。此外，杨忠玲自认郭正英于2017年9月29日、2017年9月30日向其转账100000元系偿还该笔借款的本金，本院予以确认。第四笔借款，郭正英认可于2016年8月5日收到杨忠玲转账182000元，且对应同日和2018年2月5日的200000元《借条》。杨忠玲虽主张实际出借本金为200000元，如前所述，其关于现金出借的主张明显与双方的交易习惯不符，且缺乏证据证实现金部分的来源和相应财产变动情况，故本院对杨忠玲的主张不予采信，本院依法认定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本金为182000元。同时，该笔借款的《借条》也载明有利息，结合《借条》所载利息已付情况和杨忠玲实际出借本金情况，本院认定6个月的预扣利息为18000元，即双方约定的月利率为1.5%。此外，杨忠玲还于2017年4月9日向郭正英转账40000元，因杨忠玲在本案中未主张该笔款项，故本院在本案中不作认定。对于争议焦点2，杨忠玲在本案中陈述其出借行为及郭正英的还款行为均存有现金交付的情形，但除上述第一笔借款中杨忠玲提交了银行取款凭证外，对于其他的现金交易杨忠玲都未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又因郭正英也对其现金还款的事实不予认可，故本院认为杨忠玲所述与现有证据显示的双方交易习惯不符，对无证据证实的现金交易部分本院不予采信。本院按照上述所认定的四笔款项的出借情况及银行转账记录证实的郭正英的还款情况，将借款的本息偿还情况计算如下：（详见后附《借款本息计算表》）综上，截至2018年3月2日郭正英最后一次还款之时，郭正英尚欠杨忠玲三笔借款本金186092.74元、182000元、48000元，共计416092.74元，尚欠利息7247.84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杨忠玲仅起诉主张2018年6月5日后的利息，未主张此前的欠付利息，故本院对2018年3月2日之前欠付的利息7247.84元不予处理。郭正英所欠三笔借款中，186092.74元剩余本金的约定利率为月利率1%，折合年利率12%，182000元本金的约定月利率为1.5%，折合年利率18%。杨忠玲要求按照年利率24%计息，与双方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本院按照双方的约定利率自2018年6月5日起计算该两笔借款至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另一笔48000元的借款，因双方未约定利息也未约定借期，故本院自杨忠玲起诉之日起即2018年8月9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持逾期利息。杨忠玲对于本息部分所提其他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争议焦点3，杨忠玲主张案涉借款属于郭正英、陆仕晋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据此起诉要求陆仕晋承担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郭正英出具的多份《借条》上均无陆仕晋的签字，本案也无证据证实陆仕晋对于借款的事实进行过确认或事后追认，故杨忠玲与郭正英之间的借贷关系缺乏陆仕晋的共同意思表示。此外，杨忠玲与郭正英均一致陈述案涉借款系用于郭正英经营餐饮等，即借款用途并非郭正英与陆仕晋的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因此，杨忠玲主张借款属于郭正英与陆仕晋的夫妻共同债务，还需举证证实该借款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基于杨忠玲未能对此予以举证，故本院依法认定案涉借款不属于法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杨忠玲起诉要求陆仕晋承担还款义务，与法律规定相悖，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忠玲的上诉请求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8）云0102民初10177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郭正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杨忠玲借款本金416092.74元；三、被上诉人郭正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杨忠玲以本金186092.74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四、被上诉人郭正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杨忠玲以本金182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6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8%计算的利息；五、被上诉人郭正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杨忠玲以本金48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六、驳回上诉人杨忠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89元，由上诉人杨忠玲负担828.9元，被上诉人郭正英负担7460.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289元，由上诉人杨忠玲负担828.9元，被上诉人郭正英负担7460.1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方 玲审判员 邓林春审判员 杨 雪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法官助理殷肖书记员李阳借款本息计算表（单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