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民终2118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郑幸福，男，1973年11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址：福建省南安市。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兴武，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古州镇五榕南路18号。法定代表人：郑春木，男，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代军，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远操，男，1963年5月10日生，汉族，户籍地址：福建省南安市。一审第三人：郑春木，男，1970年6月11日生，汉族，户籍地址：贵州省凯里市。上诉人郑幸福因与被上诉人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宏公司”）、第三人李远操、郑春木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郑幸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依法改判支持郑幸福的所有诉讼请求或依法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郑幸福持有的天宏公司25%股权是根据《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并支付9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及投资款而非与龙怀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取得。龙怀江不是天宏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股东，李远操在2015年7月3日以其个人投资2380万元为由与郑春木达成《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李远操与郑春木各占50%的股份，之后郑春木根据与李远操所签的《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所获得的股权转让给郑幸福，双方于2015年8月3日签订《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由郑幸福总额投资900万元，占天宏公司25%的股权。郑幸福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有郑春木的收条，资金使用情况说明和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为证，并且各方均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从而以行为认可了《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的内容。郑幸福与龙怀江于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是为了在郑幸福实际出资900万元后在公司享有合法的股权和股东身份，不是双方真实的转让股权，该《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2、郑幸福提供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郑春木银行流水等证据均是原件，但一审法院在判决时认为郑幸福提供的是复印件，程序违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郑幸福提供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民事裁定书》、客户账户综合查询表、《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及《证明》等均能证明郑幸福是根据《榕江县红军广场合伙投资协议》、《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之约定出资取得天宏公司25%的股权。即使郑幸福与第三人郑春木签订的《合伙入股协议书》内容有瑕疵，但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后，各股东均应按《公司法》的规定，按各自持有的股权份额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郑幸福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案件事实，不认可郑幸福实际出资900万元，适用法律错误。三、保全费5000元是法院所收，而且郑幸福交完费后将票据交给法院，法院才给予实施保全。一审法院认定郑幸福未提供证据证明，判决该保全费由郑幸福承担，违反法律规定。天宏公司作出如下答辩：一、一审事实认定清楚，程序合法。《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系郑幸福单方提出的协议书，天宏公司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即使该协议书为郑幸福及郑春木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约定郑幸福对榕江县红军广场项目投资900万元，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1500万元，该协议名为合伙投资，实为借贷。故郑幸福2015年7-8月向郑春木的三次转账900万元属于借款，并非郑幸福所述的出资款。郑春木与郑幸福约定郑幸福在收回投资及利润前享有公司25%股份，实际上是在协议中将股份作为对郑春木借款的担保。该协议未经答辩人追认，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一审法院对借款关系的事实认定正确，程序合法。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郑幸福获得天宏公司股东资格并非其原始出资，而是继受天宏公司原股东龙怀江25%的股份。从天宏公司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材料可以证明。郑幸福混淆取得股东身份的概念，误导法院审理方向到股权出资，该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李远操作出如下答辩：郑春木与答辩人李远操签订的《合伙投资协议》仅仅是对榕江县红军广场项目进行合伙，并非对天宏公司进行入股。因此，被答辩人以此协议认为郑春木获得了天宏公司股权并转让给被答辩人郑幸福的上诉理由是错误的。被答辩人认为一审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亦不成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郑春木与李远操的二审答辩意见基本一致。郑幸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原告是天宏公司的实名股东，已实际出资9000000元，享有天宏公司25%股权；2、本案诉讼费、司法鉴定费、保全费、保全实施费、律师费及相关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3年7月18日，天宏公司在榕江县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5000000元，公司股东为龙怀江、李远操、李远吉，分别出资7000000元、5000000元及3000000元，占股比例为46.67%、33.33%及20%，龙怀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天宏公司于2013年12月17日与榕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投资合同》，约定由天宏公司投资建设榕江县红军广场项目。2015年8月3日，郑幸福与郑春木签订了《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郑幸福对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投资9000000元，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15000000元，共计24000000元；在收回投资及利润前享有25%股份。郑幸福按协议约定分三次于2015年7月30日、2015年8月10日、2015年8月25日向郑春木转款1000000元、6000000元、2000000元，共9000000元，郑春木随即将大部分款项转入天宏公司账户。2015年8月10日，天宏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龙怀江将其名下的公司股份25%（3750000元）转让给郑幸福。2015年8月24日，龙怀江与郑幸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龙怀江将其持有的天宏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郑幸福，同日，天宏公司修订了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修改为李远操、郑春木、郑幸福，占股比例为49%、26%和25%，郑春木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远操、郑春木及郑幸福在修订的章程上签字捺印。2016年1月27日，天宏公司的工商信息变更为：股东为李远操、郑春木和郑幸福，占股比例为49%、26%和25%，占股资本金为7350000元、3900000元及375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郑幸福与龙怀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经股东会议讨论通过，受让龙怀江名下25%股权，天宏公司已于2016年1月27日变更公司工商信息，原告郑幸福自此开始成为天宏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登记股权为25%。故原告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及股权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郑幸福与郑春木所签订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郑幸福享有固定收益、不承担风险，该协议名为合伙投资，实为借贷。故郑幸福在2015年7月-8月向郑春木的三次转账90000000元属于借款，郑幸福不能据此成为天宏公司的股东。郑春木与郑幸福约定郑幸福在收回其投资及利润前享有公司25%股份，实际上是以公司股份作为借款的担保，该协议未经公司追认，对公司没有约束力。故此，郑幸福主张其对公司投资90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天宏公司承担司法鉴定费、保全费、保全实施费、律师费等费用的诉请，司法鉴定未实际发生，保全实施费及律师费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郑幸福要求确认是天宏公司的实名股东，已实际出资9000000元，享有天宏公司25%股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符合法律规定的部分，即确认原告郑幸福是被告天宏公司股东，享有公司25%股权。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郑幸福是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并持有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二、驳回郑幸福要求确认实际出资9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74800元，由榕江县天宏置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7400元，由郑幸福负担37400元。保全费5000元，由郑幸福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2018年10月8日，郑春木单方作出《关于郑幸福股东出资义务履行完毕的证明》（以下简称“证明”），主要内容为：郑幸福和郑春木已经完全履行了股东出资义务。请求天宏公司签发股东出资证明书。该证明仅有郑春木本人签字。2019年7月27日，天宏公司出具《证明书》一份，主要内容为：郑幸福从2016年2月工商变更登记至今，未参与公司实际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和答辩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郑幸福与郑春木签订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是什么法律性质？2、郑幸福与龙怀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转让股权还是为借款提供担保？3、郑幸福主张是天宏公司实名股东，享有25%股权及实际出资900万元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本院认为：对于争议焦点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经查，2015年8月3日，郑幸福与郑春木签订《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书），约定郑幸福对榕江县红军广场建设项目投资9000000元，并享有固定投资收益15000000元，共计24000000元；在收回投资及利润前享有25%股份，收回投资及利润后由郑春木受让该25%股份。从该合伙协议书的约定内容和履行情况可知，郑幸福的900万元系转入郑春木账户，而未存入天宏公司开设的账户，该行为发生在郑幸福与郑春木之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郑幸福并非是针对天宏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因此，郑幸福与郑春木之间签订的《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实为借贷。对于争议焦点二即郑幸福与龙怀江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何种法律关系的问题。2015年8月10日，天宏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形成决议：同意龙怀江将其名下的公司股份25%转让给郑幸福。2015年8月24日，龙怀江与郑幸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龙怀江将其持有的天宏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郑幸福。对此，针对龙怀江与郑幸福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本院认为，股权让与担保与股权转让的主要区别是，股权让与担保的目的在于为主债务提供担保，属于从合同的范畴。而与此相对应的，往往会存在一个主合同。本案中郑幸福与郑春木《合伙投资入股协议书》就是主合同。郑幸福依据该协议约定获得的25%股权，实质就是龙怀江出让其名下25%股权用于担保郑幸福对郑春木享有的900万元的借款本金及1500万元的固定利益。因此，该《股权转让协议》虽有股权转让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并不具有转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龙怀江将其股权转让给郑幸福，其实质是为郑幸福的融资提供股权让与担保。龙怀江是让与担保人，郑幸福是受让人。对于争议焦点三，虽然郑幸福已经完成了工商登记，具备股东的外观，但本案是股东与公司内部发生的纠纷，在股权让与担保中，应当坚持内外有别原则，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从而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上述争议焦点的分析，从2015年8月10日、2015年8月24日两次《股东会决议》确定的内容来看，公司和其他股东对于龙怀江的让与担保是知晓的。虽然受让人郑幸福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中也进行了修改，但其在内部关系中仅取得担保权人的资格和权利，并非天宏公司的实名股东，依法只能在担保目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即郑幸福可对受让的25%股权进行拍卖变价后的股权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参与决策等财产权和成员权。故一审法院在三方内部法律关系中认定郑幸福是天宏公司的股东不当。对于郑幸福要求确认其已实际出资900万元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郑幸福上诉所称一审法院意图收取合伙协议书原件及汇款回执原件，违法程序的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并未收取郑幸福的证据原件，且对郑幸福提交的合伙协议书已予查明，未有违反法定程序情形。此外，对于郑幸福上诉所称一审5000元保全费由其承担违法的理由，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二）申请保全措施；”之规定，郑幸福该上诉理由于法不符，一审判决该保全费由郑幸福承担并无不当。综上，郑幸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榕江县人民法院（2019）黔2632民初7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郑幸福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4800元，共计154600元，由郑幸福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 莉审判员 龙集东审判员 吴竹春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法官助理罗惠书记员吴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