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6民终36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林，男，1984年2月9日生，汉族，住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鹏鹏，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云龙区。 负责人：胡家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钦君臣，男，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浩，江苏华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永林因与被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财保徐州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永林上诉请求：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本人未实施法律所禁止的交通肇事逃逸行为。1、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当事人必须主观上明知事故的发生才会“为逃避法律责任”。如果当事人不知道事故的发生，并非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驶离现场，依法不应认定为逃逸。2、侦查机关获取、制作的证据材料，须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提起公诉。公安机关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诉讼程序中的证据之一，对其证明的事实及责任认定结论也应由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认定。因此本案事故认定书及补充说明认定上诉人构成驾车逃逸不应予以确认。3、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案件事实属于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的事实，且依照我国司法实践“先刑后民”的原则，民事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不得与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违背。案涉交通肇事案件经起诉和审理，认定上诉人未实施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二、一审法院认定“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明显不当，该免责条款在本案中不应适用。1、该条款的适用条件为“事故发生后”，这就要求车辆驾驶人要明知事故的发生。如果车辆驾驶人不明知发生事故，显然不能以该条款对车辆驾驶人进行苛求。2、该条款不得滥用，仅能适用于车辆驾驶人明知发生事故后仍“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3、被上诉人在原审中自认没有对上诉人就保险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原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供了上诉人签字的“投保人声明”，以证明上诉人上一年度投保的保险公司已经向上诉人尽到了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但上诉人在庭审中只认可该签名系其本人签署，但未表示上一年度的保险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同时，案涉免责条款所涉情形是驶离现场条款，并非是法律所禁止的肇事逃逸条款。正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车辆驾驶人不明知发生事故而驶离现场的情形，因此该条款设定的并非是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被上诉人作为保险公司的明确解释说明义务不得减轻。 华安财保徐州公司答辩称：一、刘永林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职权部门，其认定合法有效。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通公交认字[2018]第S0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对肇事逃逸的事实和认定也未做出改变。二、保险条款的免责约定并非“肇事逃逸”，而是“离开现场”，本案即使不构成肇事逃逸，但刘永林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基本事实不容改变，该行为完全符合免责条款的约定。本公司已充分举证证明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永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向其支付机动车交通事故理赔款1052000元并赔偿其利息损失(利息以1052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刘永林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实际给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8月，刘永林为车牌号苏Ｃ×××××6小型轿车在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经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核准同意承保，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向刘永林出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单（正本）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各一份。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7年9月7日00时起至2018年9月6日23时59分59秒止，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的保险期间自2017年9月20日00时起至2018年9月19日23时59分59秒止，投保险种包含机动车损失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单（正本）背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该条款保险“责任部分”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背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该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责任”部分第二十二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保险人依照本合同的约定，对于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各分项赔偿限额的部分负责赔偿。“责任免除”部分（蓝色字体）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审中，华安财保徐州公司申请调查令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调取保险期间为2016年9月20日至2017年9月19日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各一份，该投保单的投保人处签署有“刘永林”名字，刘永林对该投保单及条款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2018年5月1日2时27分左右，刘永林驾苏Ｃ×××××6小型轿车途南通市段，由西向东行驶时，所驾车碾压躺在机动车道中间双黄实线上周某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周某杰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该事故经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处理，于2018年5月7日作出通公交认字[2018]第S05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永林事故后驾车逃逸，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周某杰无责任。当日，刘永林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转为取保候审，2018年7月31日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该刑事案件由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侦查终结后，以刘永林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18年7月30日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18年12月25日，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出具《补充说明》一份，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刘永林应当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理由：1周某杰明知危险却主动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主观具有相应过错；2.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永林承担全部责任，符合法律规定；3.刘永林发生事故后未立即停车，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2019年1月23日，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刘永林犯交通肇事罪，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该院经审理认为：刘永林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刘永林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提请依法判处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刘永林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刘永林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刘永林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一审法院于2019年1月29日作出（2019)苏0602刑初47号刑事判决：刘永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该案判决后，刘永林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另查明，2018年11月5日，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主持下，刘永林周某杰亲属就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书》的“案件主要事实”载明：刘永林应承担全部责任。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1.刘永林真诚悔罪；2.刘永林向被害人家属赔偿损失合计105.2万元；3.被害人家属对刘永林予以谅解；等等。 刘永林主张的损失范围包括：死亡赔偿金872440元（按照江苏省2017年城镇标准43622元/年*20年）、丧葬费36342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6057元/月*6个月）、被抚养人生活费277260元（按照江苏省2017年城镇标准27726元*20/2）、交通费2000元，合计1238042元。刘永林经与死周某杰的近亲属进行调解，实际一共赔付1052000元。 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刘永林在案涉交通事故中是否构成肇事逃逸，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否免责。刘永林认为虽《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驾车逃逸，但随后公安机关《补充说明》已明确其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而非全责，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未对其进行肇事逃逸的指控，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刑初47号刑事判决亦未认定其肇事逃逸，故其不构成肇事逃逸，且其未在投保书上签字，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未就免责条款对其提示和明确说明，应当在商业险范围内理赔；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则认为应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出的责任认定为主，且《补充说明》也未否定刘永林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和解协议书》亦明确刘永林应承担全部责任，根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约定，应认定刘永林未依法采取措施并驾车离开现场，即使不构成逃逸，也符合免责情形。对于案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有否向刘永林提示或作明确说明，华安财保徐州公司认为虽刘永林未在案涉商业保险投保单上签名，但刘永林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保险人只要尽到提示义务即可，刘永林上一年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了同种保险，应当视为保险人已对其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故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应就案涉商业险免责。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刘永林驾车逃逸，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在其后公安机关出具的《补充说明》中，虽然对责任认定进行了补充说明，将全部责任变更为主要责任，但并未否定刘永林驾车逃逸，该《补充说明》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结合事故发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补充说明》中认定的刘永林构成驾车逃逸予以认定。其次，刘永林驾车逃逸，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禁止性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正本）背附的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2014版]第二十四条约定，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属于保险人责任免除范围。上述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应当包括驾车逃逸的情形，该条款用蓝色字体打印，具有明显提示的效果，且该保险单（正本）原件由刘永林本人持有，可以认定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已就该免责条款对刘永林履行了提示义务，故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免除保险责任。再次，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同一投保人签订两次以上同种类保险合同，且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曾就同种类相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刘永林上一年度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投保了同种类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且已就同种类相同的免责条款向刘永林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故即便刘永林在案涉交通事故中不构成驾车逃逸，不属于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但就案涉免责条款其已明知，其在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车离开现场，属于免责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综上，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应予免责。 一审法院认为，刘永林为其车牌苏Ｃ×××××6小型轿车在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不计免赔），双方之间形成保险合同关系，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刘永林驾苏Ｃ×××××6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周某杰死亡，事故发生后，刘永林驾车离开现场，并构成驾车逃逸，根据案涉商业保险合同约定，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免除责任，故对刘永林要求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进行赔偿的诉请，不予支持。而根据案涉交强险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应当赔偿刘永林损失110000元。判决：一、华安财保徐州公司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次性支付刘永林保险理赔款110000元。二、驳回刘永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68元，由刘永林负担11768元，华安财保徐州公司负担25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1项所载明的免责事由是否属于法律所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如属于，则保险公司是否已就该条款尽到提示义务；二、刘永林在案涉事故发生后的行为是否符合该免责条款所载明的情形，保险公司是否可据此免责。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条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对于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的，保险人需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免责条款即产生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员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综上可见，事故发生后，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显然属于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保险公司以此作为免责事由的，只需向投保人尽到提示义务，免责条款即可生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的规定，该提示义务是指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案涉事故发生后，刘永林向公安机关提交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单（正本）复印件，说明其持有该保险单（正本）原件；而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提交的保险单（正本）版本显示，该保险单背面附有保险条款，案涉免责条款系以醒目的蓝色字体印刷，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应认定保险公司已就此尽到提示义务。同时，依照相关规定，同一投保人签订两次以上同种类保险合同，且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曾就同种类相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过明确说明义务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刘永林确认其上一年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人声明”栏内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而该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就案涉情形的免责条款文字表达与华安财保徐州公司的一致。上诉人主张仅凭此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已对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但刘永林所签名的“投保人声明”栏内以黑体字载明：“本人所填写的投保单已附保险条款，并且保险人已将保险条款的内容，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和法律后果向本人进行了明确说明”，足以证明刘永林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应属明知。综上，本院认定华安财保徐州公司已就案涉免责条款对投保人刘永林尽到了提示义务，该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对事故的基本事实、原因及当事人责任的认定方面均合法有据，在本案中具有证明力。上诉人主张其不构成肇事逃逸，但免责条款的表述系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即在民事案件中，只需审查刘永林的行为是否符合该条款所指向的情形，而无需讨论其行为是否构成刑事案件中所称的“肇事逃逸”。本案中，刘永林驾车碾周某杰发生交通事故，在未报警亦未报险的情况下即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显然符合上述免责条款所规定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只有在其主观上明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才构成逃逸，但从免责条款文义来看，并未限定驾车人的主观状态。且依照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所出具的《补充说明》，“刘永林自2009年4月即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具有较为丰富的驾驶经历及经验”；“其驾车离开现场后不久，就至少先后两次对车辆进行了检查，足以说明刘永林已经认识或者应当认识到所碾压之物并非小猫或者小狗，应当尽到立即返回事故现场，履行保护现场，防止证据灭失的义务……有理由认为其检查车辆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毁灭明显的证据。”综上，刘永林在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即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构成保险条款所约定的免责情形，华安财保徐州公司据此主张免责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永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68元，由上诉人刘永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杨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