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4民终252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剑丰。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昌益。上述二上诉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胡军丰。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少军。上诉人(原审原告）：万少涛。上诉人(原审原告）：颜昌旺。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国才，湖南溥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桂元。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荣华，湖南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蒸阳大道261号。法定代表人：庾江荣。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湘汇。上诉人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因与被上诉人聂玲、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及杨和平在一审中诉称，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2、请求判令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予以协助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紫元名城）1幢101室等建筑面积为11447.99平方米的房屋权利人为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聂玲、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2017年7月20日，为将上述不动产的部分房屋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原告方与被告聂玲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聂玲代表原告方办理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之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一切手续，领取不动产产权证，委托期限为2017年7月20日至该项目所有手续办结为止，该委托书已经在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备案登记。《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上述不动产的部分房屋并没有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410条、《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判。诉讼过程中，原告杨和平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被上诉人聂玲在一审中辩称，1、本案中原告为其所诉的委托合同纠纷而提供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实质上是对权利人聂玲行使不动产权利的确认，不构成委托合同关系，故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的法律规定。2、撤销该“授权”将导致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及购房人的重大经济损失，与《物权法》第七条相违背。综上所述，本案所涉“授权”，并非基于委托关系的授权，而是依据物权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规定，在共有人之间关于对涉案不动产的管理、处分的约定，实际也是对权利人聂玲享有对涉案不动产管理、处分全部权利的确认。故本案所涉“授权”，不能适用《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关系的规定，也即不能适用委托人任意撤销权的法律规定。因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均属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村民，六原告共同协商将部分自留地、自留山交由案外人刘桂元承建。2010年9月16日，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甲方）与案外人刘桂元（乙方）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一、土地和住房的面积划分：地面宽24米，深30米，总面积720平方米，设计八层，1-2层为门面，3-8层为住房，其中甲方占1层门面6个，每个面积宽3.3米×12米，住房占用5-6层，共6套房给甲方，每套面积不低于120平方米，每套住房及门面，甲方付乙方6万元，如面积超过140平方米，甲方另加1万元给乙方作补面积款。二、付款方式：乙方必须把第一层门面建好，甲方预付乙方贰万元一套，共计12万元。主体工程完成后，甲方必须把后4万元交清，共计24万元，不得拖欠。除所有建筑面积外，所剩下的土地由甲、乙双方使用。三、乙方建好房后，必须把水电到户及厕所、厨房、房屋地面及门面必须打好及粉刷等搞好。四、房产证由甲方自己出费用办理。五、建房过程中的责任划分：甲方全权负责当地的周边关系处理，如有影响正常施工给乙方造成损失，由甲方负责赔偿。乙方负责办理政府部门的相关手续（相关手续费由乙方负责，甲方一切不负责）。六、以上条款，双方无条件服从，不得反悔，如有哪方违约，自愿赔偿10万元给对方。原告方及案外人刘桂元均在协议上签字。2011年6月7日，经衡阳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局查处，原告方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未办理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占用青木村火江组山地兴建商品房，属非法用地违法行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对其处以9680元罚款，该罚款由案外人刘桂元之妻被告聂玲支付。2012年7月4日，案外人刘桂元在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所建的综合楼，已建至第八层，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动工建设，衡阳县建设局向案外人刘桂元下达了蒸建停决字[2012]45号停止建设决定书，责令其对所建设的项目立即停止建设。2012年10月14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甲方）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六原告（乙方）签订《征地协议》，该宗涉案土地被国家征收，土地所有权属国家。2014年7月18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出让人）与原、被告（受让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人出让给受让人的宗地位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宗地编号为201404113，宗地总面积991.4平方米，其中出让土地面积为669.9平方米，公共用地321.5平方米。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宅用地。出让人同意在2014年7月3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合同还约定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期限届满、不可抗力、违约责任、通知和说明、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等事项，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在合同上加盖公章，被告聂玲代表其他六原告在合同上签名。2014年12月30日，被告聂玲及其他六原告取得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该宗地土地使用权证。2015年6月11日，被告聂玲及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甲方）与原告杨和平、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胡昌益、胡剑丰（乙方）签订“紫元名城”工程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之权属补充协议，约定：1、按照县政府“两违”政策，为办理房产证的需要，甲方同意将乙方六户名字列入房产总证之中，但乙方实际并非该物权的权利人；2、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办理“紫元名城”整栋房屋登记的一切手续；3、此补充协议是甲乙双方自愿和真实意思的表示，与原合作开发协议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双方从签订日起具有法律效力。甲方在协议上加盖了“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的公章，聂玲在协议上签名，乙方杨和平、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胡昌益、胡剑丰在协议上签名。2015年12月9日，紫元名城竣工，该处不动产权利人登记为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聂玲、杨和平、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共有情况为房屋单独所有。2017年7月20日，为将坐落于衡阳县西渡镇青木村火江组紫元名城的部分房屋分别过户登记至原告方名下，原告方与被告聂玲签订《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委托被告聂玲代表原告方办理上述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换登记一切手续，领取不动产产权证，委托期限自2017年7月20日至该项目所有手续办结为止。该委托书已经在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备案登记。《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签订后，因六原告与被告聂玲就所涉房屋补偿金额问题发生争议，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委托合同是指受托人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报酬或不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原、被告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对委托主体、委托事项、委托期限等进行了明确约定，符合合同的形式和实际要件，该《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应视为不动产登记事项委托合同。《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依据该条规定，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均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本案属于商事委托合同，双方是否存在人身信赖关系，并非委托人选择受托人的主要考量因素，更多的是关注受托人聂玲的商誉及经营能力。为了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故对解除条件即被告聂玲在办理紫元名城所有手续办结为止作出特别约定，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风险所作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且也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同时，如仍允许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被告聂玲即无法为其他购房户办理不动产登记证，将对受托人聂玲带来重大损失，解除合同后受托人所能获得的损害赔偿与继续履行合同所能获得的收益不相匹配，这一结果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因此，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已经被排除适用。本案委托人是否能够解除合同，应当依据讼争合同的约定以及《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相关规定作出判定，而《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五种解除合同情形均未在本案中出现，故涉案合同法定解除情形亦应予以排除。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原告要求解除《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并非涉案合同相对方，无协助解除合同之义务，对原告要求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协助解除《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被告聂玲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提起反诉要求确认被告聂玲与衡阳县紫元置业有限公司为紫元名城的共有权利人，因该请求属于确权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对该反诉请求不予审查。第三人衡阳县国土资源局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自己的抗辩权利和举证权利，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本案依法应缺席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0元，减半收取250元，由原告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共同负担。上诉人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讼争《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属于商事委托合同，不适用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任意解除权是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求。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对于本案委托事项产生的由来的事实认定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7年7月20日，杨和平、胡昌益、胡剑丰、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聂玲签订“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全部内容为：委托期限2017年7月20日至该项目所有手续办结为止。现委托人委托聂玲为合法代理人，代表委托人办理坐落于西渡镇青林村火江组之不动产的以下事项：1、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及转移登记一切手续；2、领取不动产产权证。委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法所作的一切行为，接受问询的行为及签署的一切文件，委托人均予以承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依据该条规定，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均有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商事委托合同则是委托方借助受托人的商誉及经营能力，完成所委托的商务事项，同时，受托人为完成委托事务通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本案委托事务为办理权属证书，无需借助受委托人的商誉及经营能力，故案涉委托合同非商事委托合同，而为一般委托合同。且即便是商事委托合同，亦应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时，才能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已经被排除适用。本案双方在委托合同中所约定的“在办理紫元名城所有手续办结为止”是对授权期限的约定，并非限制解除权的约定。即合同中并未对不得中途单方面解除或终止合同作出特别约定，故本案委托合同并非不可解除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订立，亦可基于当事人之间信任基础的动摇而解除。上诉人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请求解除对被上诉人聂玲的委托合同关系，属于行使法定解除权，依法应予支持。杨和平在一审中申请撤回起诉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故不在本案中列为当事人。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南省衡阳县人民法院(2019)湘0421民初1245号民事判决；二、解除上诉人胡剑丰、胡昌益、万少军、万少涛、颜昌旺与被上诉人聂玲于2017年7月20日签订的《不动产登记授权委托书》。一审案件受理费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合计750元，由被上诉人聂玲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尹 驰审判员 杨丹慧审判员 高 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王 杰            校对责任人：杨丹慧                 打印责任人：王    杰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任意解除权】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