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48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朱为国，男，汉族，1963年5月11日出生，住杭州市江干区。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中河中路88号。法定代表人张宏光，局长。委托代理人顾亮，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工作人员。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望潮路77号。法定代表人金承涛，区长。委托代理人王潇，杭州市上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朱为国诉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作出（2017）浙01行终47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朱为国申请再审称：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及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1.原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违法采信了“不在现场的证人，据其猜想作出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证人证言。本案中的争议焦点是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申请人有违法事实和具体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办案是否越权和程序违法。本案中，证明申请人有“寻衅滋事”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被申请人提供证据2《王某的询问笔录》、证据5《朱某的询问笔录》、证据6《杨某的询问笔录》、证据7《朱为国的询问笔录》，证据8《训诫书》。欲证明朱为国在中南海周边滞留被北京公安局查获送到久敬庄的违法事实。但王某、朱某、杨某当时均不在现场，只是根据猜想，想象朱为国在中南海周边地区滞留，在中南海周边有非访行为。朱为国本人的询问笔录，同样没有朱为国在中南周边有非访亲行为和滞留的记载。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经审查认为被告上城公安分局已按照决定程序对上述三位证人制作证人证言并作为证据提交，且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无相反事实，故本案事实清楚，无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是在证据审查中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只有符合“三性”的证据才能与本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不在现场的证人，根据其的推测和猜想作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自然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申请人系进京依法到国家规定的信访部门反映举报问题，在途经中南海周边地区时，遭遇公安安检，被送至久敬庄救助接待中心。被申请人提供的北京公安机关《训诫书》只能注明朱为国是到北京反映拆迁安置的事实，并无朱为国违法信访事实。《训诫书》的内容只是列举了四大类法律法规和相关事项，告诫朱为国在京期间，注意不要有上述违法行为，并非是认定朱为国有以上违法行为。可见本案证明朱为国在北京滞留和非正常访的证据不足。2.在上城区政府的政府网站页面上，以“政情快递”通报的形式，明确了2016年上城区是全年进京“零非访”。被申请人又认定“朱为国是作为上城区管辖人员在2016年度北京非访”，被申请人的认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3.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根据该条规定，行政案件是违法行为地和违法行为人居住地管辖，并不是违法行为人户籍地管辖，申请人朱为国仅是户籍在上城区范围，但居住地是在江干区范围。被申请人上城公安机关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上城区公安确实是实施了“长臂管辖”，不但对北京发生的治安行政案件要主动管辖，而且对行为人居住地在江干区的治安行政案件仍要主动管辖，显然属违法越权行为。请求：1.撤销原一、二审法院行政判决书;2.撤销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作出的杭上公(清)行罚决定【2016】110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杭上复【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申请人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答辩称：一、我局对朱为国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量罚适当。2016年10月26日，我局清波派出所接报案称再审申请人于同月25日在北京非正常上访，清波派出所立即以寻衅滋事受案展开调查。通过调查取证，查明本案事实如下：2016年10月25日，再审申请人朱为国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不按法定途经、法定程序、法定方式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再审申请人的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2016年11月12日，在清波派出所内，民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幅度对再审申请人进行了告知，当日，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以寻衅滋事为由，决定给予再审申请人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之后将再审申请人投送到杭州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再审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地虽然在北京，但是其户籍地为杭州市上城区伍公山37号，故我局具有管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北京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和聚集。2016年10月25日，再审申请人朱为国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不按法定途经、法定程序、法定方式到非信访接待场所上访，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上述事实有再审申请人朱为国的陈述和申辩、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本处罚决定，经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复议，予以维持。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依法审理，对证据进行了全面、负责的审查，正确确定了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认定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综上，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正确，量罚适当。故请求驳回朱为国的再审请求。被申请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原审证据中的《训诫书》系由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其中认定朱为国于2016年10月25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不按规定信访。王某、朱某和杨某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清波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其询问笔录可以证实三人赴京劝返朱为国的事实。《训诫书》作为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与上述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可认定朱为国的违法事实。(二)朱为国在一审中提交的旨在证明上城区2016年度零上访的光盘与其是否存在违法上访的行为无关，而且两审判决均以无关联性为由，未将其作为定案依据。二、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一)修正前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此处虽未明确“居住地”的具体含义，但通常认为包含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修正后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居住地”的含义，其中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居住地包括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朱为国的户籍所在地位于上城区，故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具有管辖权，不存在朱为国所谓的移交案件的问题。(二)《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中南海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朱为国无视上述规定，前往中南海上访，明显是发泄情绪、无事生非，构成寻衅滋事。原判决对其行为定性准确。综上，再审申请人朱为国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请求贵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本院认为：一、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作出杭上公（清）行罚决字[2016]110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具有对户籍在该辖区内公民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治安案件进行处理的职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本案中，根据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对朱为国出具的《训诫书》，结合证人王某、朱某、杨某的证言，以及朱为国在公安询问时所作的陈述，可以证实朱为国于2016年10月25日在北京市中南海周边滞留、不按规定信访的事实。中南海周边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朱为国的前述上访行为可以确定为非正常上访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对朱为国作出行政拘留八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3.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接王某报案后及时受理登记，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传唤朱为国并制作《询问笔录》，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因情况复杂，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将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24小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告知陈述、申辩权，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及时送达朱为国，并当日告知其家属，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二、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杭上复[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作为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本级人民政府，具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定职权。杭州市上城区政府于2017年1月12日受理再审申请人朱为国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通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在收到书面申请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材料，经审理后，于同年2月14日作出杭上复[2017]第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向再审申请人朱为国送达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朱为国于同月16日收到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上述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三、原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朱为国辩解其系途经北京中南海周边遭遇公安机关检查而被送到北京敬久庄救助中心。杭州市上城区政府网站“政情快递”明确2016年上城区全年进京“零信访”，与案涉处罚决定认定朱为国于2016年进京非正常信访的内容不符。朱为国辩解其系途经北京中南海遭遇检查而被送至北京市救助中心，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足采信。杭州市上城区政府网站内容不足以推翻原判认定的事实。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朱为国进京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信访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综上，再审申请人朱为国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朱为国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玉岳审判员  周进海审判员  楼缙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