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黑06民终274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井付，男，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葆才，林甸县鹤鸣湖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上诉人（原审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东依安边界。法定代表人：李克和，该村民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灵艳，黑龙江灵泉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王井付因与上诉人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红阳村民委员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3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王井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葆才、上诉人红阳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李克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灵艳到庭参加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井付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3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驳回原告王井付对被告红阳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2.依法改判红阳村民委员会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合计60,383元；3.一、二审诉讼费全部由红阳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在本案一审中王井付已经将涉案粮补每年粮补通知书和直补卡的记录标准及2003年农业税征收清册向法庭提交，可以证明王井付纳税按照承包耕地面积115.95亩缴纳的事实。政策规定粮食综合补贴以2003年纳税面积和税补标准给予补贴。2004年应以115.95亩为补贴面积，红阳村民委员会只给王井付补75亩，少补40.95亩故应返还；2.乡财政依据村民纳税面积发放粮补到村，村又依据村民耕地纳税面积发放到户，这是粮补的正常发放程序，众所周知。红阳村民委员会每年非法领取其相应补贴的证据，就是直接侵占了农户纳税面积应获得部分粮补款，就王井付而言，每年的40.95亩粮食综合补贴被红阳村民委员会非法侵占，毋庸置疑；3.王井付一直在耕种115.95亩承包地，种植专项补贴发放对象为合法实际种植面积的实际种植者。耕地合法种植面积以二轮土地承包台账数据为依据，红阳村民委员会公然侵占王井付2015年至2018年的40.95亩种植专项补贴，系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本就不需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红阳村民委员会不认可，应承担补贴款的去向举证责任。红阳村民委员会将王井付耕种的115.95亩中的40.95亩称之为机动地，自认“机动地的直补就应由村委会享有”，足可证实红阳村民委员会侵占了王井付的直补款及种植专项补贴款，一审法院应审理粮补去向而未审理，实属不妥。综上，王井付一直承包经营115.95亩土地，依法纳税，依法应获得粮补及种植补贴，红阳村民委员会侵占王井付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和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应当返还。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井付的该项诉求错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王井付的上诉请求。红阳村民委员会辩称，按照土地台账，王井付合计种地115.95亩，其中40.95亩机动地，王井付要求我方给付涉案土地的三项补贴款无事实依据。红阳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1.要求撤销黑龙江省林甸县人民法院（2019）黑0623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要求二审依法驳回王井付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王井付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王井付原审所诉，红阳村民委员会二轮土地承包土地115.95亩含机动地46.45亩，剩余69.5亩为责任田，该地一直由王井付种植，其中46.45亩机动地在签订合同时明确记载。王井付同村的村民同等条件均一样分配承包田，王井付所多分的46.45亩地是机动地，而其他村民是没有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王井付的责任田调整为75亩，多出40.95亩地为机动地，王井付索要返还该40.95亩地的综合直补。2.二轮土地承包时，我方有土地承包台账，国家政策规定农村村民土地承包的责任田认定是依台账为准的，而王井付土地台账的承包地为75亩，而非115.95亩，如果将王井付的机动地确认为责任田，全村几百群众会向红阳村民委员会索要与王井付相等的土地。王井付二轮土地承包时实得土地115.95亩，在69.5亩责任田的基础上上调承包田75亩，多出40.95亩为机动地。3.关于机动地的费用红阳村民委员会一直未向王井付收取。4.因王井付承包的土地中有40.95亩地为机动地，按法律规定机动地为竞价发包，承包人是不能享有综合直补费的，王井付对自己应分的承包地的直补每年正常享有。5.关于1998年签订的承包合同。一是该承包合同真伪暂且不说，承包合同的签订应是村民委员会与农户对签，关于这一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具体规定，而不是农户与乡政府签订；二是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应由村委会同意上报县人民政府颁发，王井付提供的东兴乡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没有村委会同意签字盖章应是无效的；三是对于王井付提出的40.95亩确权，因该地是机动地，依法不能变为承包田，从合同中确认王井付承包土地115.95亩，调整后只有承包田75亩，多出的40.95亩地是机动地。6.2017年1月26日林甸县人民政府由县农经总站牵头成立调查组，对王井付上访事项进行调查，结论为二轮土地承包土地亩数依据《大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基本原则中明确要求：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以二轮延包土地台账为基准。多出的土地不能确权给农户，农户多出的土地资源是集体土地资源。林甸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问题处理的指导意见，对于农户承包田实测后大于土地台账面积问题处理意见规定，多出面积由村集体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不予确权。二、关于机动地超面积问题。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法律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农村土地的5%，关于机动地超面积的问题不是本案所调整的。原审判决认定，我方与王井付签订合同继续履行，显然错误，因为合同约定王井付的承包地含40.95亩机动地，机动地不能视为责任田，而机动地是收费承包的。对机动地法律规定是竞价发包，最长不准超过三年，而我方与王井付签订的合同对机动地的承包年限未有约定。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王井付的请求。王井付辩称，1.王井付承包的115.95亩是家庭承包田。承包合同里有过机动地字样，但在乡政府土地证书上没有机动地字样，全是家庭承包地，因此，红阳村主张王井付耕种机动地的说法不成立。2.乡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为属于对承包人根据承包合同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和公示，该证书确认承包地115.95亩。3.确权有关文件说的多出的土地多是指小开荒，超出承包面积土地，因此，王井付在承包面积范围内土地不多。4.红阳村委会领取了王井付的粮食直补和种植补贴没有法律依据，应当返还；5.红阳村出示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台账不是原始台账，王井付并未签字。王井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确认红阳村民委员会与王井付于1998年2月10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要求红阳村民委员会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40.95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合计60,383元；本案诉讼费用由红阳村民委员会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王井付原为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因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与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合并，合并为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现王井付为东兴乡红阳村村民。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确认），双方约定乙方（承包方）为王井付，乙方人口为7人，承包土地面积为115.95亩，其中旱田69.50亩，“机动地”46.45亩，对承包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后由林甸县东兴乡人民政府向王井付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册，明确承包户主为王井付，家庭人口数为7人，承包面积为115.95亩，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6年1月至2027年1月）。后农村土地政策改革，自2004年起向承包土地农户进行发放相应的粮食直补贴和综合补贴及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等，而王井付只领取了75亩承包地相应的补贴，对剩余的40.95亩耕地（115.95亩-75亩）相应的补贴由红阳村民委员会享有。经双方协商未果。另查明，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中确认的115.95亩耕地一直由王井付进行耕种。“王景付”与原告王井付为同一人。一审法院认为，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本着意思自治原则，自愿签订了《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双方确定了承包方（乙方）为本案王井付，以乙方人口为7人，确认了乙方家庭承包耕地共计115.95亩，其中旱田69.50亩，“机动地”46.95亩。双方对耕地承包期限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及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确认。庭审过程中红阳村民委员会主张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并非家庭承包耕地合同，并且115.95亩耕地应含有村机动地46.45亩。本院认为，农村土地的承包方式有以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以及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机动地其属于村集体预留的土地，其不应通过以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合同向外发包，故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115.95亩耕地中的46.45亩“机动地”，并非实质上村集体预留的机动地。以及该合同书明确了乙方为王井付，乙方人口数为7人，承包土地面积为115.95亩，其应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耕地合同。王井付为证实其主张事实，庭审过程中还提交了由林甸县东兴乡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其中确认了双方签订上述合同的耕地内容，明确了王井付家庭承包地面积为115.95亩，承包期限为30年，一审法院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反应的事实予以了认可,其对原承包合同内容进行了佐证。虽然按照自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本案而言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承包合同以及由林甸县东兴乡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均发生在2004年之前。并且该办法还规定，本办法实施以前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并已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继续有效。未加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印章的，应按本《办法》规定重新颁发。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土地承包期限应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不得借机调整土地。虽然，王井付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未加盖县级人民政府公章，但本案原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单位，并未将王井付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依法废除（或收回），也未按照上述办法依法向县级以上政府提出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其责任不在于王井付。并且该办法并未明确规定，类似本案中先期由乡级人民政府颁发，后又未加盖县级政府公章，也未重新申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自始无效。故一审法院对王井付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反应的事实予以了认可。红阳村民委员会为反驳王井付的事实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红阳村土地台账，证实王井付实际应分土地75亩，多种土地40.95亩，现在实际耕种115.95亩的事实，该证据与王井付提交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明确的王井付家庭承包地面积不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村集体土地台账应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来确认农户的耕地亩数，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虽然庭审过程中红阳村民委员会认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中并非全部系王井付的家庭承包耕地，其中应含有部分机动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红阳村民委员会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反驳王井付针对第一项诉讼请求的事实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综上，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继承履行。又因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合并到现××××红阳村村民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故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应对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对于王井付要求红阳村民委员会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40.95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合计60,383元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王井付向红阳村民委员会主张的上述补贴款具体数额，并非系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王井付有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具体损失数额所依据的证据，或红阳村民委员会每年非法领取其相应补贴的证据。但王井付未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王井付要求红阳村民委员会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40.95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合计60,38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一款、第九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王井付与原林甸县东兴乡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分别于1998年2月10日、1998年3月5日签字或盖章）间签订的《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王井付、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应对上述土地承包合同继续履行；二、驳回原告王井付对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10元，由被告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村民委员会承担100元，由原告王井付承担1,210元。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王井付提交证据如下：平安村二轮土地承包台账一份（复印件），证明：王井付二轮土地承包时，实际分得土地115.95亩，与承包合同记载的面积是一致的，但主张三项补贴同意按照2003农业税征收清册面积112.4亩予以给付，证据来源为现红阳村会计提供，该证据为原始台账，没有经过篡改和减少。红阳村民委员会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看不清楚字迹，证据来源有异议，我方从未给过王井付台账，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予认可。本院对王井付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将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王井付上诉请求为要求红阳村民委员会返还自2004年至2018年期间40.95亩承包地的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款30,011元，返还自2015年至2018年种植专项补贴款30,372元，合计60,383元。对此，本院认为，粮食直接补贴，是国家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补贴标准及补贴金额要落实到每个农户并张榜公布；种植专项补贴是国家对种植玉米大豆生产者的补贴，其补贴标准，也需要公示，并通过“一折（卡）通”兑付补贴资金。上述补贴，均为国家对农户的补贴，补贴资金张榜公布，专款专用，专门发放，而王井付并未提供红阳村民委员会对补贴款占用的直接证据，仅凭粮补通知书和直补卡的记载，进而推定红阳村民委员会侵占补贴资金的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红阳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要求确认王井付土地台账的承包地75亩，而非115.95亩，多出40.95亩为机动地。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王井付提交了《农村合作经济土地承包合同书》及林甸县东兴乡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能够确认王井付及家庭为单位承包耕地共计115.95亩，承包期限为30年。合同签订后，王井付一直实际耕种115.95亩耕地。为证实其主张，红阳村民委员会提交了土地台账和林甸县农经总站牵头成立调查组做出的调查结论，因台账既无王井付签字，也无法确定系二轮土地承包时签订，不能证明红阳村民委员会的主张；调查结论只是对相关事项的分析判断，亦无法证明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与王井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变更及具体履行情况。综上，红阳村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其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王井付、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会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410元，由林甸县东兴乡红阳村民委员会负担100元，由王井付负担13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力民审判员  孙文斌审判员  孙 妍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丹书记员李雪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