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18民终8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静英，女，1970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彬，四川明炬（雅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江，男，1973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季永国，男，1976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吉平，男，1974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芦山县。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尧斌，四川茂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乐天康，四川茂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静英因与被上诉人胡江、季永国、袁吉平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法院（2019）川1826民初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周静英上诉请求：依法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连带赔偿其子因共同饮酒受害造成的损失123949.88元（医疗费16,637.04元、误工费803.71元、护理费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29,335.50元、死亡赔偿金614,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713,166.25元，扣除案外人雅安市人民医院已赔偿300,000元的30%）。事实和理由：一、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三被上诉人无恶意劝酒行为与事实不符，三被上诉人中季永国有恶意劝酒行为，所以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二、杨某的死亡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杨某骑行摔伤与救治无效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具可分性，原判决将杨某摔倒受伤与救治无效死亡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损害后果，无视其内在必然联系，明显错误。三、原判决确认由袁吉平“承担10%的责任”的认定不当。未考虑上诉人中年丧子的感受和杨某生前的收入状况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显失公平。 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共同辩称，上诉人无证据证明死者的饮酒、医院治疗、死者自身过错等过错与我方三人存在因果关系。一审在责任比例划分上合情合法。被上诉人方的合理救扶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周静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连带赔偿其子因共同饮酒受害造成的损失206,583.13元（医疗费16,637.04元、误工费803.71元、护理费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29,335.50元、死亡赔偿金614,5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713,166.25元，扣除案外人雅安市人民医院已赔偿300,000元的50%）；2．由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袁吉平按照当地风俗准备二十桌宴席好意宴请包括杨某（劳务公司派遣至芦山县工作人员）、胡江、季永国在内亲朋于2019年1月5日到其经营的芦山县城北昌宏汽修厂内“吃血汤”（芦山当地习俗），并准备了酒水（白酒、啤酒）。当日中午，胡江自行驾车到袁吉平的汽修厂内在厨房帮其做饭。下午18许，杨某骑行电瓶车、季永国搭乘三轮车先后到达汽修厂，袁吉平则在门口接送来客。席间，来客均自行就坐，杨某亦与他人（不明）一桌吃饭并饮酒。散席后，杨某、姜国武、胡江、季永国、袁吉平一起聊天，后季永国搭乘胡江的车辆先行离开，杨某亦随即骑行电瓶车离开。21时许，杨某骑行电瓶车至芦阳镇向阳坝日泓电子厂外路段时摔倒在地不能动弹，附近加油站的工作人员途经此处见状便拨打报警电话。两三分钟后，袁吉平驾驶车辆经过此处看见有人围观便下车察看，确认倒地者为杨某后将其扶起坐在路旁，同时打电话给胡江，胡江听后驾驶车辆搭乘季永国赶到事发地点，此时派出所民警亦到达并进行了简单询问后，胡江、季永国则将杨某骑行的电瓶车放在路旁一户人家的院坝内同时驾驶车辆将杨某送回家中后离开。次日1时24分，杨某突感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至芦山县人民医院，入院诊断“左肾损伤，血尿？”2019年1月7日，杨某转入雅安市人民医院救治，入院诊断“腹痛待诊：左肾损伤伴周围血肿；双肺肺挫伤；双侧胸腔积液。”同年1月9日，杨某突发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上述诊疗过程，共支出医疗费14,154.91元（芦山县人民医院1,168.05元、雅安市人民医院12,986.86元）。因就杨某死亡事宜，周静英与雅安市人民医院产生纠纷，2019年1月10日经雅安市雨城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由雅安市人民医院赔偿周静英人民币300,000元，大写叁拾万元整（关于杨某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精神损害费、抚慰金等），签订本协议时支付15万元，待杨某尸体火化及提供相应手续后支付15万元。付清款项后，双方医疗纠纷终结；二、杨某尸体在雅安殡仪馆产生存放、火化等费用周静英承担；三、杨某生前预交市医院住院治疗费14,000元，杨某生前产生住院治疗费（以结算为准）扣除自付部分剩余退还给周静英，不足由市医院承担．．．．．．”。后周静英以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的行为与杨某的死亡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为由起诉来院，提出前述请求。另，杨某的父亲杨学于2004年因交通事故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胡江、季永国及袁吉平与杨某并无共同饮酒、恶意劝酒的行为，且胡江、季永国在得知杨某摔倒后，主动将其送回家中，其基于朋友、同事情谊已履行了合理的帮扶行为，故胡江、季永国对杨某无任何侵权行为对其死亡后果亦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周静英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另，《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袁吉平按照当地风俗好意宴请亲朋“吃血汤”，在来客醉酒、饮酒后驾车等特定情形下，其负有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一定的照顾、护送以及使他人免受人身、财产损害的注意义务，而在明知杨某饮酒的情况下，袁吉平未采取合理措施进行有效劝阻，反而放任其骑行电瓶车回家，违反了上述行为所产生的特定义务。故，袁吉平对杨某骑行途中摔倒受伤这一损害事实具有一定过错，但该过错行为并不必然会引起杨某死亡的后果。换言之，杨某的死亡系其自身和医疗机构的相应过错行为相结合所致，与袁吉平的上述过错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袁吉平仅对杨某摔倒后就诊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承担相应责任，而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具有赔付义务。同时，由于杨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知晓酒后可能对意识及行为能力产生影响，也应当知晓酒后骑行电瓶车的危险性，但其饮酒后仍骑行电瓶车放任危险发生，导致在回家途中摔倒受伤的后果，故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综合全案酌情认定由袁吉平承担10%的责任。而杨某就诊期间的损失包含：1．医疗费。杨某先后在芦山县人民医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就诊，共支出医疗费14,151.91元，有医疗票据，在案为证，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杨某共住院治疗4天，按照20元/天的标准计算，则住院伙食补助费为4天×20元/天=80元，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护理费。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报酬标准120元/天计算，则护理费为4天×120元/天=480元，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交通费。根据杨某就诊次数、必要陪护人数等因数，酌情认定200元，诉请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误工费。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杨某系劳务公司派遣至芦山县工作人员，但庭审中原告未提交关于杨某因伤导致其收入减少的证据，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共计14,911.91元，按照划分的责任比例，袁吉平应赔付1,491.19元（14,911.91元×10%）。 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判决：“一、袁吉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周静英1,491.19元；二、驳回周静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查明：周静英系死者杨某之母，其余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况，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三被上诉人对杨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行为；2.杨某的死亡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一审法院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正确。 1.关于三被上诉人对杨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死者杨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其在参加袁吉平召集的“吃血汤”宴请中，忽视个人饮酒安全，没有控制酒量，且在酒后独自骑行电瓶车离去，不慎途中摔倒受伤，造成损害，并在后续的住院治疗期间，因医疗事故促成不幸死亡事件的发生，其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应当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胡江、季永国在参与“吃血汤”当日，既不是活动的组织者，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在席间与杨某存在劝酒或斗酒的过错行为，且作为同事和朋友，在得知杨某跌倒之后，及时赶赴现场将其送至家中，已经尽到了同事和朋友的本分，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和侵权行为。因此，不能认定胡江、季永国对杨某摔伤及死亡存在过错及致害行为。“吃血汤”属于案发当地过年时民间常见的民俗活动，该活动有助于群众感情联络和交流。但是，袁吉平作为该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依法负有对参加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提醒和保障义务，席间，其没有对杨某过量饮酒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劝阻；散席时，应当知道杨某酒后骑行电瓶车离开存在较大危险，也没有及时进行制止，致使杨某在骑行途中摔伤，后送医院治疗因医疗过错等原因死亡的事故发生。袁吉平作为“吃血汤”活动的组织者，其没有履行积极的保障义务，因此，袁吉平对杨某受到的损害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在客观上有不作为的过错行为。 2.杨某的死亡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与损害事实作为结果，二者之间，原因引发结果发生的客观联系。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客观要件之一，认定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一般正常人的社会经验、智力能力和认识水平，行为人能够预见某一行为能够引起特定的损害结果发生的，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中，袁吉平虽然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依法负有对参加人员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这种保障义务是基于理性公民在组织群众活动中的应当履行的提醒、敦促当事人注意控制自身风险以及提供必要安全措施的有限义务。袁吉平作为普通公民，应当能够预见到杨某酒后骑车可能存在行车安全隐患和人身安全风险，但是其没有履行相应劝阻、制止等保障义务，杨某在骑行途中摔伤受损，这一损害事实的发生，与袁吉平不作为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于杨某在后续送医院治疗期间，因医疗过错等原因死亡的损害结果，袁吉平作为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显然不能预见该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袁吉平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消极行为与杨某死亡损害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胡江、季永国在参与“吃血汤”当日，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因此，与本案损害结果发生没有关系。本案是多个主体过错、多个侵害原因和多个损害结果相互交织、连接，最终引发杨某死亡的案件。一审法院将本案中杨某骑电瓶车摔伤受损的事实与后期因医院治疗差错死亡的损害事实分离后，确定袁吉平在本案中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体现了侵权责任的确定应当兼顾主观过错、加害行为以及损害后果相一致的本质，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本案事实，并无不当，二审法院应当予以尊重。上诉人提出，杨某的死亡结果与三被上诉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与本案在案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不符；其提出一审判决将杨某骑车摔伤与在医院治疗死亡的损害事实分离以及损失费用分别计算错误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法应当驳回。 3、一审法院责任比例划分是否正确 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确定由袁吉平承担10%的责任，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规定，本案中，对于杨某骑车摔伤损害赔偿责任的划分，应当以共同致害人的主观过错大小以及造成摔伤损害后果的原因力比例确定。杨某作为成年人，负有对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审慎的注意义务，但其在宴席中，没有控制酒量，注意个人饮酒安全，且在酒后忽视安全骑行的相关注意义务，造成途中摔倒受伤。对于该行为的发生其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同时也是致摔伤结果发生主要原因，因此，应当对该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袁吉平违反了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应当履行的特定保障义务，致杨某摔伤受损，依法应当承担次要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法律规定确定，由袁吉平对杨某就诊期间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总额的10%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应当支持。 综上，上诉人周静英的上诉理由及请求，并无相应的事实根据，依法予以驳回；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79元，由上诉人周静英负担；上诉人周静英已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4398元，多预交的1619元退还上诉人周静英。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剑 审判员 向 明 审判员 简克红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余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