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皖18民终12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维兵，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宁国市新瑞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住安徽省宁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方明，安徽慈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克，男，198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宁国市西津办事处上海花苑Ａ区,现住安徽省宁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亮，安徽高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薇，安徽高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维兵因与被上诉人朱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2019）皖1881民初10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维兵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朱克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本案主要事实经过：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朱克及案外人刘立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朱克与案外人刘立蓉将在宁国市新瑞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瑞公司）所持的55%股权转让给周维兵，股权转让款以周维兵继受公司债务的形式承担，其中约定，转让方保证标的公司债权不少于1000万元，周维兵承担公司债务的总额以3200万元为限，超过部分由朱克承担。为了完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偿事宜，2018年1月30日，各方又签订《补偿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一、乙方（周维兵）同意另行补偿甲方（朱克）人民币350万元，”同时，“甲方（朱克）保证标的公司债务上限为3200万元，债权下限为1000万元，但若债权债务相抵后，标的公司的债务总额不超过2200万元，甲方不需承担《股权转让协议》中超过债务上限的债务。”2018年4月16日，为确定最终交易数额，周维兵与朱克在对标的公司全部债权债务进行核算后，双方在移交单中确认公司总债务是4101.32万元（已超过3200万元），应收款项债权总额为1460.76万元，之间差额超出原协议约定的债权债务差额2200万元计440.56万元，该超出债务按约定由朱克承担。④因在履行上述协议过程中，周维兵与朱克发现双方存在互负债务，且属于可以抵销的情形。为简化交易，2018年9月29日周维兵、朱克协商后签订《协议》一份，该份《协议》的主要内容系对之前双方所约定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抵销（抵销的债务包括朱克承担的440.56万元债务及周维兵承诺补偿给朱克的350万元债务）。《协议》第一、四、五条对此有具体约定。2.一审法院曲解了2018年9月29日《协议》的第五条约定，导致本案判决错误。首先，该《协议》系双方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对互负债务的抵销行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双方债务一经抵销便消灭，任何一方无权再就抵销前的债权向对方主张权利。其次，《协议》第五条“协议签订好后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之后”，该时间节点是指周维兵写给朱克全部承诺作废的生效时间，一审法院认定系承诺的起始时间错误。实际上，双方在工商局办理股权过户与该《协议》签订发生在同一天，也即股权过户登记后的承诺在《协议》签订之时根本不存在，交易双方更不可能协议约定将来发生的某项民事行为无效。根据合同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的其他条款、目的以及交易习惯来进行解释。而一审法院的理解明显违背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符合日常交易惯例。故本条的理解应为：在协议签订后，且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后，周维兵给朱克的所有承诺即作废处理。该解释才符合上述所说的债的抵销，同时也使该《协议》中双方权利义务不至于失衡，否则周维兵签订该份《协议》完全没有任何意义。3.2018年9月18日，案争股权转让发生变化，朱克将其股权转让给周维兵及案外人吴国泉，周维兵与朱克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2018年9月29日，周维兵与朱克以及吴国泉签订了一份协议，周维兵原所作出承诺给付朱克350万元，因原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履行而废止，超过债务440.56万元，及朱克妻子刘菊对吴国泉的担保债务500万元予以免除。4.本案争议焦点系周维兵作出的350万元承诺是否作废。2018年9月29日《协议》系朱克提供，虽未明确废除哪个时间作出承诺及内容，但应根据合同解释，综观全案并考虑到合同双方签约目的，确定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朱克签署的《补充协议》已作废。本院于2019年8月22日对双方询问时，周维兵称2018年1月30日其与朱克签署《补充协议》中的350万元系对新瑞公司山和房子的补偿。 朱克辩称，一、双方不存在抵销的意思表示。1.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与朱克之间的《补充协议》系双方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其中周维兵在同意受让股权的同时另行补偿朱克350万元。而2018年9月29日的《协议》系朱克与周维兵、吴国泉三方之间达成的关于股转后新瑞公司债权债务承担方式的协议，该协议表明受让后股东就受让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以2018年4月16日移交清单上的债务为限，不设债务3200万元的上限和债权1000万元的下限，同时明确不在移交清单上的债务由朱克自行负责。该协议未就周维兵与朱克之间关于350万元补偿进行免除或抵销。2.2018年9月29日《协议》第五条约定，“协议签订好后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之后写给甲方（朱克）的所有承诺全部作废，解除刘菊对朱克的担保关系。”而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与朱克之间关于350万补偿款的《补充协议》是双方经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并不属于周维兵单方作出的承诺，当然不属于作废的范畴。作废的“承诺”指向2018年4月28日周维兵对朱克及刘菊的所有承诺。3.2018年9月29日，吴国泉出具承诺书解除刘菊对新瑞公司砂石款716万元左右的担保责任，该款系新瑞公司对吴国泉所负债务，因吴国泉受让公司股权后，依据约定由吴国泉、周维兵承担公司债务，在此情形下，无需刘菊再承担担保责任，故免除了刘菊的担保，亦不涉及任何抵销问题。二、双方之间实际履行的并不是工商登记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而是2018年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和2018年9月29日的《协议》。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与朱克及原新瑞公司其他股东刘立蓉、辛道清之间达成一致协议，由周维兵受让上述三人在原新瑞公司的全部股权，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日，周维兵和朱克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补充协议》。为具体办理股权过户事宜，各方委托宁国市经略财税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指派工作人员宴婵代为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9月29日，为符合股权转让工商手续，各方在宁国市政务中心工商窗口临时签署了时间为2018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该《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涉及股权转让金额并不是由各股东协商确定，而是由代办人员根据原公司章程中的股权份额和出资额确定的，表明2018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仅为工商办理手续需要而制作的，并非各方实际履行协议。理由还有以下几点：（1）2018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2）关于股权转让受让人改变的问题。2018年9月29日，周维兵向朱克、刘立蓉出具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周维兵委托朱克、刘立蓉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吴国泉”，因此产生了2018年9月18日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各方认可并实际履行仍是2018年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综上，周维兵关于债务已经抵销的主张不能成立，双方应该全面履行双方之间的合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周维兵立即支付其350万元并由周维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瑞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5日，股东有朱克（持股权45%）、辛道清（持股权45%）、刘立蓉（持股权10%）。2018年1月30日，朱克（甲方）、刘立蓉（乙方）与周维兵（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乙方同意向丙方出让标的公司股权；甲方转让的股份份额为45%，乙方转让的股权为10%，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丙方持有55%的股份；因本次股转主要为消化标的公司的债务，丙方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受让股权，即丙方承担截止至本协议签订时的全部债务（以3200万元为上限），超出部分，由甲方个人承担。丙方享有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1000余万元。甲方保证标的公司的债权不低于1000万元，不足部分，甲方承担”。考虑到朱克在新瑞公司的设立、经营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维兵同意给付一定的金钱补偿，朱克、周维兵于当日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周维兵同意另行补偿朱克350万元；朱克保证标的公司的债务上限为3200万元，债权下限为1000万元，若债权、债务相抵后，债务总额不超过2200万元，朱克不需承担《股权转让协议》中超过债务上限的债务。当日，朱克、辛道清、刘立蓉与周维兵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朱克、辛道清、刘立蓉确认标的公司所负债务不超过3200万元，应收账款不少于1000万元；若标的公司债务超过3200万元，超过部分由朱克向周维兵负责清偿。2018年4月16日，朱克向周维兵移交新瑞公司债务确认移交单，该移交单确认新瑞公司的债务为4101.32万元。2018年7月23日，朱克、周维兵确认新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总计14607602.03元。2018年9月29日，朱克（甲方），周维兵、吴国泉（乙方）及新瑞公司（丙方）签订《协议》，约定“乙、丙方承担的债务以甲方于2018年4月16日移交的债务清单为准，此债务清单上的债务本金及产生的利息、违约金均由乙、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公司债权全部由乙、丙方享有，与甲方无关；对于丙方的债权债务的承担及甲方是否承担丙方的原债务方面，前期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之后写给甲方的所有承诺全部作废，解除刘菊对朱克的担保关系。”2019年3月11日，朱克以双方于2018年9月29日完成股权转让登记，然周维兵仍未支付补偿款350万元为由，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为，朱克、周维兵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对朱克诉请周维兵给付350万元补偿款，予以支持。周维兵辩称截止《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新瑞公司债务总额为2640.56万元，已超过2200万元，故周维兵给付补偿款的前提条件未成就。周维兵给付补偿款是基于朱克在新瑞公司的设立、经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而非新瑞公司所承担的债务数额。即使新瑞公司的债务超过2200万元而由朱克承担，周维兵可另行主张，与本案无关，在此不予处理；周维兵辩称新瑞公司已代朱克偿还其所应承担的债务，新瑞公司是否代偿与本案无关，新瑞公司可另行主张；另，周维兵辩称2018年9月29日的《协议》已经明确说明所有承诺已经作废，周维兵的债务得以免除。当事人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的《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之后写给甲方的所有承诺全部作废”。作废的范围限于“协议签订后双方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之后”，而周维兵于2018年1月30日即表示同意补偿朱克350万元补偿款，明显不在作废范围内。对周维兵的辩解，均不予采信。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周维兵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给付朱克补偿款350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周维兵负担。 二审中，周维兵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举了以下证据： 1.工商变更登记资料1组，证明2018年9月18日案涉股权转让给周维兵、吴国泉，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与朱克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履行； 2.宁国市人民法院(2018)皖1881民初469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明2018年9月29日周维兵、朱克及吴国泉所签的协议，内容真实，债务已抵销； 3.吴汉军证言1份，证明2018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废止了2018年1月30日的《股权转让协议》，2018年9月18日前的所有协议及承诺均未履行。 对上述证据，朱克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的“三性”均有异议，该协议仅仅是为了工商登记需要，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3.吴汉军系吴国泉儿子，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采纳。吴汉军证言部分不真实，其称参与了周维兵、朱克之间的股权转让的谈判过程，与事实不符，真实情况是2018年4月前吴国泉一直通过协商及诉讼方式在向新瑞公司主张砂石款，不排除在吴国泉追讨砂石款困难的情况下，其产生受让股份的意思。吴汉军明确称其父亲成为新瑞公司的股东是受周维兵邀请，朱克并未与吴国泉就股权转让进行协商，其仅根据周维兵的指示，为符合工商变更登记的需要与吴国泉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8年9月1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 朱克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举了以下证据： 1.2019年8月22日谈话笔录1份，证明2018年9月29日新瑞公司原股东和新股东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所需； 2.2018年9月29日吴国泉承诺书1份，证明周维兵所提出的抵销仅存在于刘菊担保的新瑞公司欠吴国泉的砂石款上； 3.委托书1份，证明朱克将全部股权直接过户至吴国泉名下是按照周维兵委托处理的。 对上述证据，周维兵质证如下：1.证据1谈话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晏婵未到庭，该证据不应采信，且晏婵只是工商办理变更登记的协助人员，并非合同当事人。2.关于证据2，朱克已明确股权变更登记时间为2018年9月29日，该份承诺系吴国泉针对朱克的妻子刘菊所作出，也与2018年9月29日《协议》相吻合。3.对证据3即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朱克持有大量周维兵所出具的委托书，要朱克签任何字都必须有周维兵出具委托书才签，由此说明，该份委托书是为顺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产生。工商变更实行登记公示主义，在双方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前，案涉公司的股东仍是朱克等人，故有无周维兵的授权都不影响朱克及其他股东对自己权利的处分。 本院经审查认为：1.周维兵提举的证据1系新瑞公司原股东和新股东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材料，根据朱克提举的证据2，朱克、刘立蓉将股权转让给吴国泉系受周维兵的委托，且周维兵在一审中陈述“我邀请吴国泉入股，入股时间是2018年9月29日，首先，原股东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我，我再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转让给吴国泉，工商登记是一并登记的”，故该证据不能达到2018年1月30日股权转让协议未实际履行的证明目的。2.周维兵提举的证据2系新瑞公司与吴国泉之间的债务关系，于本案审理无关。3.吴汉军证言，吴汉军系新瑞公司现股东吴国泉的儿子，其与周维兵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4.朱克提举的证据1谈话笔录系朱克代理人明亮、汪薇制作，被谈话人晏婵未到庭接受质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认定。5.对吴国泉出具的承诺书、周维兵出具的委托书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本院对一审证据的认证同一审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2018年1月30日，朱克与周维兵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考虑到本次股转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双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35日内办理相关手续。”2018年1月30日，朱克、刘立蓉、辛道清与周维兵签订的《补充协议》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与其他协议、合同等股权转让相关资料、文件相抵触部分，以本协议为准，同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仅为工商办理手续之用。” 2.2018年4月28日，周维兵向朱克、刘菊出具了承诺书，内容为：本人（周维兵）对刘菊和朱克承诺如下：第一条：2018年5月12日前到有关部门完成新瑞公司股权和法人变更手续。除朱克不配合签字外，一切其他原因造成无法变更，新瑞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周维兵承担，与朱克无关。第二条：新瑞公司所欠刘菊的原债务497万元整及刘菊与周维兵、吴国泉三人合作经营期间的投入款250万及利润（利润具体金额以最后算账为准），经协商所欠刘菊债务经刘菊同意后分期付款。所欠刘菊的所有债务发生破产、重整等一切原因，不得让刘菊债务受损失，周维兵个人承担并担保新瑞公司所欠刘菊全部债务。第三条：所有移交给周维兵和新瑞公司的债务，当中有朱克个人打借条和担保关系的，新瑞公司未能及时还款造成朱克经济受损和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由周维兵和新瑞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朱克个人经济损失。第四条：吴国泉起诉新瑞公司的债务，刘菊为公司提供担保的，由周维兵负责协调解除。如产生刘菊经济受损及民事和刑事责任的，由新瑞公司和周维兵个人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第五条：刘菊为朱克提供的担保关系按原合同执行。 3.2018年1月30日后，朱克将新瑞公司公章等移交给周维兵，由周维兵实际经营新瑞公司。2018年9月29日，新瑞公司原股东朱克、辛道清、刘立蓉、现股东周维兵、吴国泉共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供4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当日，周维兵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内容为：“本人周维兵委托朱克、刘立蓉名下的股权转让给吴国泉”。新瑞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吴国泉，吴国泉占股60%，周维兵占股40%。周维兵在一审中陈述“我邀请吴国泉入股，入股时间是2018年9月29日，首先，原股东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我，我再把百分之六十的股份转让给吴国泉，工商登记是一并登记的”。 4.二审中，本院对周维兵、朱克询问2018年9月29日签订《协议》时双方有无提到对2018年1月30日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如何处理，周维兵回答：“没有具体提到350万元，就写了所有承诺全部作废。我认为之前所有的协议都作废了。”朱克回答：“没有提到”，并认为2018年9月29日《协议》中“所有承诺全部作废”是指2018年4月28日周维兵的承诺作废。二审中，朱克称因新瑞公司的车子转至吴国泉儿子吴汉军名下，而周维兵前期承诺清偿新瑞公司的债务未做到，其与新瑞公司债权人去找周维兵，周维兵出具了2018年4月28日的承诺。 本院认为，朱克、周维兵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权利义务。周维兵上诉称双方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并提举新瑞公司原股东与新股东在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朱克将股权转让给周维兵和案外人吴国泉。经查明，朱克系受周维兵委托将其名下股权直接过户至吴国泉名下，新瑞公司原股东与新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办理工商过户登记需要而签订，故对周维兵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周维兵辩称2018年9月29日《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废止了周维兵与朱克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本院认为，其一，2018年1月30日周维兵与朱克签订的《补充协议》明确周维兵给付补偿款是基于朱克在新瑞公司的设立、经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其二，周维兵曾于2018年4月28日向朱克承诺“2018年5月12日前到有关部门完成新瑞公司股权和法人变更手续。除朱克不配合签字外，一切其他原因造成无法变更，新瑞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由周维兵承担，与朱克无关”，而双方至2018年9月29日才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周维兵存在拖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形。双方于2018年4月16日确认的新瑞公司债务数额4101.32万元，于2018年7月23日确认的新瑞公司债权数额14607602.03元，虽超出了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所约定的标的公司的债务总额不超过2200万元，但因双方并未在2018年5月12日前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基于周维兵的上述承诺，该债务与朱克无关。周维兵上诉所称的由朱克承担超出原协议部分新瑞公司的债务已因周维兵的该承诺而消灭。故2018年9月29日《协议》第一、二项关于新瑞公司债权债务与朱克无关的内容存在合理性。周维兵上诉主张双方于2019年9月29日签订《协议》对朱克应承担的新瑞公司债务数额超出部分与朱克基于2018年1月30日《补充协议》应得的350万元进行了抵销，理由不充分。其三，因周维兵、朱克二审中均认可签订2018年9月29日《协议》时均未提及案涉350万元的《补充协议》如何处理，周维兵上诉称双方发现互负债务可以抵销，故于2018年9月29日签订《协议》对之前债权债务进行抵销，不能成立。其四，从双方2018年9月29日《协议》第五条文义来看，作废的范围限于写给甲方的所有承诺，应指向周维兵2018年4月28日出具的承诺书且该承诺书包含多项内容。2018年1月30日朱克和周维兵签订的《补充协议》不属于承诺，不在废止范围之内。另，周维兵二审称该350万元系对新瑞公司山和房子的补偿，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也与双方于2018年1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不符，不予采信。 综上，周维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对2018年9月29日《协议》的理解有误，但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00元，由上诉人周维兵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月银 审判员  周宏韬 审判员  李 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 询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四条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