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10民终227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荣成市人和亨发养殖场，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沙口村。法定代表人：王善凯，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梁伟静，女，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高艳艳，山东悦开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荣成市润禾水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千军石村。法定代表人：邹宗亮，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邹宗亮，男，1971年1月1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曲娜娜，山东圣广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荣成市人和亨发养殖场（以下简称亨发养殖场）因与被上诉人荣成市润禾水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禾水产）、邹宗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9)鲁1082民初27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亨发养殖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没有查清案件基本事实，以上诉人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关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交易的总数量，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只认可授权刘志阳在收货单据上签字，慕德利亦陈述并非只给原被告之间进行运输，故本院难以认定双方之间货物交易的具体数量”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150张单据中的刘丽华、张军、乔辉、刘志阳、刘志奎等人员认可是其工作人员，但不认可其签字的单据，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供货期间由邹宗亮及刘志阳负责签字拉取货物，不存在让其他工作人员签字拉货的情况，但被上诉人对这一主张并没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而是以账目找不到为理由拒绝核对数量及单据。被上诉人理应落实这些单据是否是其工作人员所签。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明显属于恶意逃避债务，而一审法院仅以被上诉人不认可单据中的签字便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没有调查基本事实，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被上诉人认可其找慕德利的车队到上诉人处拉货，但对慕德利的司机签字的单据不认可没有依据。如被上诉人称如果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供货期间由邹宗亮及刘志阳负责签字拉取货物，不存在让其他工作人员签字拉货的情况，则在慕德利拉货期间邹宗亮及刘志阳是如何签字，且邹宗亮及刘志阳仅在部分单据上签字，而被上诉人却付款2676700元，所以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不符合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其陈述虚假。慕德利证实上诉人提交的单据中慕德利及其司机签字的单据均是邹宗亮让其从上诉人处拉货，而一审法院仅以慕德利陈述他人也曾委托其从上诉人处拉货为由认定货款数量无法确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供货总额的问题，虽然上诉人提供的单据上没有货物价格，但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货物价格，且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发生交易属事实，被上诉人并不能说明双方发生交易的具体情况，应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为准。且货物的价格是可以通过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而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告知上诉人可以鉴定价格，而仅仅以上诉人无法证实货物价格便认定上诉人证据不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做出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润禾水产辩称、邹宗良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亨发养殖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二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767,155.6元，并自原告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之间自2009年至2012年期间就裙带梗、裙带耳等海产品买卖发生多次交易。原审中，双方对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产生争议。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原告货款767,155.6元；被告主张已经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了原告，被告不欠原告货款。原告为证实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荣成市人和镇千军石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土地转让合同一份，该合同的三方分别是甲方荣成市人和镇千军石村村民委员会，乙方夏清明、夏某，丙方邹宗亮，拟证明邹宗亮于2010年5月14日购买了乙方的冷藏并自购买之日起以润禾水产品的名义对外经营。经质证，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系复印件并非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即使该证据是真实的，从该证据上看丙方为邹宗亮个人并非润禾公司，该证据无法证实被告邹宗亮于2010年5月14日以润和水产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2、单据150张及汇总表6张，拟证明被告自2009年至2012年共从原告处拉走货物价值3,438,829.1元，其中2009年的货款价值610,833元，2010年货款价值1,256,315.5元，2011年货款价值1,566,773.4元，2012年货款价值4,907.2元，被告已付款2,676,700元。其中2009年至2010年有部分单据是慕德（得）利、张本杰、李积忠、赵林、于波这五人签字的，上述五人是慕德利车队的人，当时慕德利经营车队，上述五人包括慕德利都是司机，从原告往被告处拉货，其中有2010年至2011年的部分单据是刘丽华、张军、乔辉三人签字，该三人是邹宗亮从大连带过来的工作人员，其中刘丽华是当时的车间主任，2011年5月29日和6月1日的两张单据是圣洋冷库的工作人员出具的，也是从原告处给被告拉的货存放于圣洋冷库，还有2011年的部分单据由夏某签字，因被告购买了夏某的父亲的冷藏厂改造成润禾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委派夏某进行加工，因此由夏某代其从原告处拉货，当时夏某是被告雇佣的工人。2011年至2012年的部分单据是由被告亲属刘志阳和刘志奎签字的。经质证，被告对150张单据中编号1和2的单据中系邹宗亮本人签字予以认可，但在该单据中并无单价及重量单位，无法确认双方的货款价格；对于单据中有慕德（得）利、张本杰、李积忠、赵林、于波该五人签字的单据不予认可，邹宗亮称在经营期间曾经有时候是让慕德利的车帮其拉货物，除慕德利外的其他四个人其并不认识，也不存在让慕德利车队的司机代其签字的事实，且慕德利车队并非只为被告拉取货物，也为其他客户拉取货物。对于刘志阳签字的单据，对刘志阳本人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刘志阳在单据中签字为刘志阳，对这一签字予以认可），但单据中部分单据并未载明单价以及重量单位，有部分单据是由原告后期自行填写的，对于该部分单据无法确认双方的实际货款价值。对于其他单据的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刘丽华、张军、乔辉是在被告处工作过，但夏某未在被告处工作过，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刘志阳和刘志奎也是被告的工作人员，邹宗亮与刘志阳、刘志奎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亲属关系。原、被告在供货关系期间由邹宗亮以及刘志阳负责签字拉取货物，不存在让被告处其他工作人员签字拉货的情况，同时、原被告之间有很多时候是直接进行现金交易，被告将货款直接支付给原告，后将货物拉走。3、证人慕某的证言，慕某称2010年左右其和邹宗亮发生业务关系的，其与邹宗亮之间的运费并未结清，邹宗亮欠其50,000元，别的厂子也找其从原告处拉货，其他厂子要货的时候有时其签字，有时让司机签字，靠司机的签字区分是给被告拉货还是给别的厂子拉货，单据中慕某的签名是其所签，其中张本杰、李积忠、赵林、于波是其司机，上述单据均是邹宗亮让其从原告处拉的货，这些货物都是从沙口拉到旅顺邹宗亮处，邹宗亮到人和这边就基本用其车辆运输，邹宗亮买了冷藏厂就挂了润禾的门头。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人自称被告邹宗亮欠其运费，双方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而且其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其与其他四个司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同时其认可也为其他客户从原告处拉取货物，有代替其他客户签字拉取货物的情况，但其无法区分是为哪个客户代为签字，综合以上情况，该证人证言并不能证实其本人及其所称的雇佣司机为被告从原告处拉取货物的事实。4、证人夏某的证言，证人陈述2011年三四月份左右至2011年十月份，被告邹宗亮一共给了其一个月的工资，之后联系不到了，现在尚欠其工资，单据中夏某的签字及合同中的签字均是其本人所签，邹宗亮购买冷藏厂后马上就挂了润禾的门头，当时邹宗亮雇佣其拉货，一个月3,000元，邹宗亮让其将原告处的货拉到润禾水产。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人证言无法证实夏某与被告之间存在委托或雇佣关系，无法证实被告委托夏某从原告处拉取货物的事实，且夏某与被告之间也存在利害关系，该证人证言不能被采信。5、证人张某的证言，证人陈述其从2009年开始在原告处做车间主任，干到2015年后来不干了，在其工作期间邹宗亮经常到原告处拉裙带菜、裙带梗、裙带耳朵，因为要检查产品的质量所以邹宗亮经常到车间，所以认识邹宗亮，邹宗亮有时候自己来拉，有时候委托慕德利的司机来拉，有时候委托夏某来拉，车间的人都知道是给邹宗亮拉的货。其中有一次其跟着拉货的车去到了邹宗亮在人和的水产品加工厂，看到是给邹宗亮拉货并且把货卸到了邹宗亮的厂子里。裙带耳朵直接拉到被告的大连加工厂，裙带梗和裙带叶拉到人和邹宗亮的加工厂。原告作为老板会告诉其这批货是给谁拉的。知道是给被告拉货具体货物拉到被告哪个厂子其不清楚。货物主要是根据月份以及货物的干湿程度进行确定，当时确定货物的数量和标准，之后根据大部分人的价格进行双方之间的结算。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人系原告处原有员工，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同时该证人并不清楚行业惯例，其单个证人也无法对整个行业惯例进行证实。6、证人邢某的证言，证人陈述2010年被告邹宗亮购买其货物，一般被告是让员工来拉货，也有可能是司机来拉货，有时候是当时定价格，有时候是事后定价格，事后根据市场价上下浮动。2011年邹宗亮收购的裙带梗的价格有2,200元、3,200元、3,800元、3,700元、3,600元、4,300元一吨，主要根据货的质量确定价格，质量非常不好的一般是2,200元，2011年3月我的单据上有刘志阳、刘志奎的签字，签字上面均有润禾，2011年7月份裙带叶的价格是3,000元一吨，当时的裙带叶比较老了。2011年5月28日，裙带耳的价格是2,000元一吨。邹宗亮现场去验货，根据货的质量事后参照社会价格确定。其与邹宗亮隔段时间进行对账，但只是口头对账。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人陈述部分是当时定价，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所供货物均是事后定价的事实。7、证人毕某的证言，证人陈述其2011年从原告处买过货，当时购买过裙带耳、裙带叶，一般是事后定价，如货物质量不好，双方会在单据上标明，没有注明的就按单据上的结算。实际结算时会在社会价格上进行浮动，但一般不会差距很大，最终要根据产品的质量进行确定。经质证，被告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证人陈述部分是当时定价，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所供货物均是事后定价的事实，而且证人明确表述即使是事后定价也会根据各家产品质量的不同进行市场价格的上下浮动，因此并不能直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价格与定价方式。8、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银行转账记录，拟证实被告2011年付总货款125万元，而被告在答辩时称被告处只有刘志阳从原告处取货，而刘志阳的货款只有492,086元，因此除刘志阳从原告处取货外，其司机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为被告从原告处取货，以此来证实原告主张货款的真实性，并且被告2012年从原告处拉货的总货款为4,907元，而当年付货款11万元，2013年在原告的要求下又支付了部分货款5万元，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在2011年付货款125万元，在2012年付货款11万元，2013年付货款5万元的事实，因原被告在买卖过程中有时被告从原告处拉取货物存在拉取货物后直接通过银行转账付款的情况，也存在支付现金的情况，在拉取货物过程中，被告只授权过刘志阳亲自拉取货物的情况，2012年以及2013年的付款情况被告记不太清楚应该是支付了涉案的货款，但在2013年之后若被告存在欠付原告货款的情况，那么至少在2013年原告就清楚其权利受到侵害，其于2019年向被告主张货款已过诉讼时效。9、明细两份，拟证实2009年至2013年每年度被告购买我方的货款总额及已付款数额。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明细两份中记载的原告累计的被告付款数额2,676,700元的真实性无异议，因在双方供货过程中，存在双方未签有入库或出库单供货单据情况下支付货款的情况，因此该数据只能证实被告向原告支付的部分货款，因被告在2012年后未再继续经营，现在被告无法找到具体的账目往来，也无法核实双方总的供货数量以及供货总额，付款数额等情况，因此原告提供的该明细只能证实被告付过上述款项。对明细中记载的双方之间的总的货款数额因被告现无法核实，被告无法确认原告累计的该数额是否与事实相符。被告已经将全额货款支付给了原告，被告不欠原告货款。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供的150份单据中有慕德利、张本杰、李积忠、赵林、于波、夏某、刘丽华、张军、乔辉、刘志阳、刘志奎等人的签字，被告只认可授权刘志阳在收货单据上签字，慕德利亦陈述并非只给原被告之间进行运输，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货物交易的具体数量。原告提供的单据中大部分未标明单价，根据证人邢某、毕某的陈述，货物根据质量不同、时间前后确定单价，且货物根据质量不同其单价差距数额较大，故难以认定双方之间货物交易的具体单价。原告诉状中陈述自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被告有45张单据未结算，后原告又提交了被告自2009年至2013年每年度的欠款明细，原告的陈述前后并不一致存在矛盾之处。综上，原告主张被告尚欠其货款767,155.6元的事实，难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往来，但原告提供的证据无法明确证实双方发生的总的供货数量、总额以及付款数额，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亦不认可，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货款767,155.6元及利息的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荣成市人和亨发养殖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36元（系减半收取）、保全费4,370元，由原告负担。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中，关于双方的交易习惯，上诉人称“邹宗亮从我们厂子拉货，如果我们厂子需要周转资金的话，他就给我们付款，付一部分，不是全清。货物就直接拉走，签字的话是他家的司机或者工作人员在单子上签字。单据有收款收据，有入库单，有时候也用出库单。他付款了我们就记一下，他付给我们多少钱都行。单子不收回。单子是一式三联，他们二联我们一联。上诉人累计供货，被上诉人累计付款，截止到起诉时尚欠的金额是767155.60元（事实上该金额也不准确，应该是782128.5元，以起诉状为准），并不能够区分哪张单据结算哪张单据没有结算，45张单据的货款基本上是76万，所以说的是45张单据.”被上诉人称“对上诉人陈述的双方的交易过程有异议，双方在买卖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多种交易方式，有时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直接拉取货物，并直接支付货款，有时被上诉人拉取货物时，由于资金紧张，会给上诉人在单据上签字，待资金周转后，以现金或者银行转账的方式，将货款支付给上诉人。同时被上诉人支付给上诉人的货款也存在很多方式，有现金支付，邹宗亮以及妻子银行转账支付，也有邹宗亮让他人代付的情况。被上诉人并不欠付上诉人货款，被上诉人已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了上诉人。因为时间太长了，然后公司在一几年就不再经营了，所以也没有相关的账目可以查清，现在都记不清楚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欠付上诉人货款。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自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被告有45张单据未结算，共计拖欠货款767155.6元”，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对于是否欠付货款，举证责任在上诉人。首先，上诉人虽称尚有45张单据未结算，但其在一审时提交了150张单据，同时主张被上诉人欠付总货款数额为76万余元，该45张单据中的价款大约也是76万余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双方具体交易中存在现金付款和银行转账付款两种付款方式，即便如上诉人所述被上诉人系累计付款，没有针对哪一笔货物付款，在双方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债务清偿原则，应当先清偿形成时间在前的债务。但上诉人对其提交的单据，无法区分哪些已经结算，哪些未结算；其次，上诉人提交的单据中有多人签名，上诉人称单据中签字的人员有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货运司机、邹宗亮等。一审时被上诉人除了对邹宗亮和刘志阳签字的真实性认可之外，对于其他人签字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一审时上诉人申请货运司机慕某等出庭作证，慕某陈述其2010年受邹宗亮委托到上诉人处拉货，别的厂家也找其从上诉人处拉货，其根据签字区分为邹宗亮还是其他厂家拉货。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如上诉人所述，慕某等司机根据被上诉人的委托从上诉人处拉走货物并签字，但慕某等人也存在受他人委托从上诉人处拉货的情形。因此，上诉人提交的相关单据中即使有慕某等人签名，也不代表慕某等人所拉的货系全部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供的货物。对于单据中签字的其他人员，被上诉人认可部分人员系其工作人员，但称其并未授权工作人员在单据中签字。对于该部分人员的签名是否属实，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上诉人对此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另外被上诉人称不认识单据中签字的部分人员，对于单据中人员的签字是否代表被上诉人所签，举证责任在上诉人，但上诉人对此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再次，上诉人提交的部分单据仅载明重量或数量，未载明单价。因货物的品质不同单价也有差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案涉货物单价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其计算尚欠货款的依据不足。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上诉人对其主张被上诉人尚欠货款的事实，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472元，由上诉人荣成市人和亨发养殖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于永忠审判员  宫建军审判员  于 晶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法官助理刘颖霞书记员邹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