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甘0105民初879号原告：钱庆南，男，汉族，1935年1月22日生，住浙江省嵊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系原告女婿）：董纪南，男，汉族，1969年12月30日生，住浙江省嵊州市三江街道下元塘村教师楼二单元204室，身份证号3306231969××××××××。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安宁支行，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3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924521535Y。负责人：张泽鸿，系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军，系该行经理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丽，系该行个贷中心员工。原告钱庆南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安宁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兰州安宁支行）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钱庆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纪南、被告工商银行兰州安宁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惠军、王晓丽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受害人钱志兴补办工资卡，停止继续侵害；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排除通过兰州星火机床有限公司施加的对受害人钱志兴不利的妨碍，使受害人钱志兴能办理医疗保险和病退手续；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护理费388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以上共计458800元，保留向被告追偿医疗费等其他费用的权利；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庭审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庭依法将本案案由由“侵权责任纠纷”更改回“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是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案由提起的诉讼，立案时，案由被立案庭更改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参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案由提示书》，可确定立案庭更改本案案由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民法总则第五条的规定，请求法庭将本案案由由“侵权责任纠纷”更改回“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否则，本案根本得不到公正、合理的审判。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给受害人钱志兴补办工资卡。3、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将受害人钱志兴送至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使其病情恢复至侵权前的稳定状态，预交并承担全部费用。病情恢复的标准（出院标准）必须得到西路街道办事处、枣林路社区居委会和刘家堡派出所的书面同意，并以撤销受害人钱志兴的易肇事肇祸××人的认定为标准；出院后如仍需监护，其监护人的监护职责由被告承担。4、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护理费123738元。5、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处理受害人钱志兴的相关事务、包括诉讼等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以及为受害人钱志兴进行心理治疗的咨询费、受害人钱志兴的病退手续被被告要挟未办理的损失、原告本人被迫住敬老院（计一年）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合计150000元。6、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元。7.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受害人基本情况：受害人：钱志兴，男，53岁，大专毕业，未婚，无家庭成员，住兰州市安宁区，兰州身份证号码6201051966××××××××。1988年，受害人钱志兴大学毕业后从浙江老家调到原告工作单位兰州机床厂且在同一车间工作。当时原告是安宁区人大代表、兰州市先进党员、甘肃省劳动模范，机械工业部和劳动部双重认证的技师，故对受害人钱志兴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父子为此经常吵架，逐渐导致受害人钱志兴精神出现异常并失去工作兴趣，1992年2月被诊断为××，同年4月其母亲受不了打击而去世。随后受害人钱志兴病情加重，一次发病时，当着原告的面烧毁了自己的身份证、大学毕业证等重要物品；出现严重攻击原告行为，其中1993年春节期间酒后突然攻击他人差点出人命。为此，原告根据医生建议，申请提前2年退休，于1993年3月和大学毕业已分配在学校工作的女儿辞职后一起回浙江嵊州老家；期望通过改善受害人钱志兴的生活环境，消除精神刺激因素，使其的精神状态能恢复正常。但事与愿违，1995年7月，受害人钱志兴因毁坏公物等异常行为被机床厂强制送精神康复医院治疗。约1996年起，机床厂因受害人钱志兴失去工作能力，安排下岗休长期病假一直到现在。2010年3月，被告替机床厂代发工资，违反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给无任何身份证件、长期患××的受害人钱志兴也办理了银行卡。2、被告的违法违规行为造成了受害人钱志兴极其严重的损害后果。2015年4月18日，受害人钱志兴的银行账户第一次异乎寻常地从自动取款机被取了1000元钱，此后就再也没有取过钱。受害人钱志兴对这个事实的陈述：“你们无缘无故把我的卡收回，把我的工资贪没，总有一天给你们几刀吃吃”受害人钱志兴长期患××，失去工作能力，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取款事实可证明受害人钱志兴对如何处理“银行卡被银行收回”这个民事行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此，受害人钱志兴从2015年4月18日起就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捡垃圾维持生存，差点被饿死、冻死，在求生的本能下，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肇事肇祸行为，如准备报复被告、差点引起火灾、拿刀吓唬孩子等。2017年9月7日被派出所、街道、社区认定为易肇事肇祸重型××人，需送医治疗和有效管控。二、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我方的处理经过。2017年8月，刘家堡派出所来电告知我们受害人钱志兴的肇事肇祸行为，要求把受害人钱志兴送医治疗和在兰州必须找一位监护人，让我们尽快到兰州处理。我和我爱人到兰州后，就有几位居民指责我们，要我们把受害人钱志兴带回浙江；其中一位女士说：去年看见受害人钱志兴在外面拿刀吓唬几个孩子，要真伤着了你们怎么办？为此，我们决定给受害人钱志兴办理好医保和病退手续后就带其回浙江老家。而受害人钱志兴与前几次来看他时相比完全变了一个人，像流浪汉、不可理喻、根本不认我们是他的亲人、行为和语言表现得让人害怕，我们束手无策。为此我联系了××医生和心理医生请教对策。医生当时的分析和建议：第一、受害人钱志兴的病因主要是心理性、而不是病理性的；不是自己父母养大的孩子从小就会形成自卑感和缺乏安全感，这些因素会影响其一生；长大后往往会终其一生寻找安全感、用病态的自尊行为和追求优越感来掩盖自卑情节；建议我们千万不要刺激他、尽可能顺他的意，否则极可能出现意外。第二、最好先进行心理治疗，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会永久损伤神经系统，从长期看往往得不偿失。心理治疗需先找到病情加重的原因，根据受害人钱志兴的情况，肯定有一件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刺激了他，这件事很可能是机床厂停发了他的工资。因为受害人钱志兴从1996年休长期病假开始，长期独居不接触社会，连电都不用，与社会已严重隔离、脱节，思维层次也停留在上世纪8、90年代。在他的认知中，单位、工资就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和靠山，如果这些没有了，对于严重缺乏安全感和具有自卑情节的受害人钱志兴来说，造成的精神打击是致命的，极可能出现报复社会（如以大欺小、强欺弱的本能去伤害孩子）或者自杀等极端行为。为此，我马上到机床厂了解情况，确认工资在发后就要了卡号到被告处了解情况；被告工作人员告知：根据她的权限，能查到受害人钱志兴的账户近二年均未取钱，账户余额18667.26元，办卡时间查不到。（我根据这些信息和受害人钱志兴每月工资及账户余额推算办卡时间大约2013年6月左右，且以为受害人钱志兴从办卡后就没有取过钱。所以起诉状中有关办卡时间等相关的陈述是错误的，特此说明。）我们问受害人钱志兴卡还在不在？他不愿回答，问急了就说“卡在，工资也在领”；当我问他：我已经到银行查过了，你工资没领，卡是不是被你弄丢了？他就突然暴怒，进入一种沉迷状态，用老家方言自言自语，意思是“你们无缘无故把我的卡收回，把我的工资贪没，总有一天给你们几刀吃吃”。随后我们多次问他卡是怎么被银行收回的？他一直拒绝回答。我联系心理医生，医生的分析和建议：第一、受害人钱志兴在这种状态下说的话是可信的，是他最真实的想法，所以可确定导致病情加重的根源就是银行卡。第二、受害人钱志兴说银行无缘无故把他的卡收回这件事，很可能他去取钱时，银行让他到自动取款机取，根据他的认知水平应该操作失误导致卡被机器吞了。不能说他不会取钱或丢卡，这样他的自尊心会受不了，可能会出意外；就说是取钱时机器坏了吞卡，多说几次引导一下，这样哪怕不是事实，他的自尊心也会让自己相信是真的，这样哪怕他真的去报复银行，一般只会砸机器不会伤人。第三、尽快补办银行卡，越快越好。然后取个3000元低面值的人民币，装满满一袋有个视觉冲击，请银行的人配合一下，在他心里平静的时候来道个歉并说明一下：你取钱时机器坏了，卡在机器里，因不知你的住址所以今天才跟你妹妹来还卡；并给他一张清单什么的表示重视。这样应该可基本消除他的报复念头，然后根据他的反应加强一下，理想的话就可使他的病情和心理状态都恢复到以前的稳定状态，至少不会去肇事肇祸了。第四、至于受害人钱志兴说银行把他的工资贪没这件事的原因不好分析，他取钱时卡里应该只有一个月的工资甚至可能还没钱，他的时间概念已缺失，对他来说弄丢卡的事情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不会计算现在卡里有多少钱，按理应该不会耿耿于怀；但这个事没关系，只要把卡办出来给他就没有问题了。二审时，我看了被告提交给法庭的账户明细时才明白受害人钱志兴这句话的意思、才理解他为什么念念不忘要报复被告的原因：他丢卡时就知道卡里至少还有8147.54元存款，这笔钱对于一个月曾拿过6.5元工资、专门到银行取过3元钱、这辈子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钱的受害人钱志兴来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我们听了医生的分析和建议后，就急不可耐地到被告处申请补办受害人钱志兴的银行卡。因受害人钱志兴绝不配合，又不敢强迫、刺激他，所以只能我们代办。被告要求必须要有受害人钱志兴的身份证；我们到派出所申请、沟通，通过特殊途径办理了受害人钱志兴的身份证和马上可取的临时身份证。被告要求要有授权委托书，这个我们刚好有备用的；被告不认可，让我们先回浙江公证后再来办理。这个我们无法接受，因为我们急于办卡的目的是用来心理治疗，而这个治疗非常讲究时机，时间一长就可能无效甚至起到反作用。我们出示并复印了精神康复医院住院病历和市三医院诊断证明书、社区和机床厂的证明，说明情况，被告仍不认可。通过沟通，要我们再提供由机床厂或社区开具的受害人钱志兴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原告是受害人钱志兴监护人的证明。这个证明机床厂和社区当然不会开，因为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是法院的权利；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原告就是受害人钱志兴的法定监护人，根本不需要证明。那好，被告就要求我们提供法院对受害人钱志兴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的裁定。当时我们明白被告是违规办卡的：办卡时受害人钱志兴无任何身份证件。但考虑到××的特点：难治愈，易复发，对自身伤害大；给国家、社会和家庭造成的负担大。而对当时的受害人钱志兴来说，刚好有这个难得的、可用最低成本达到最佳治疗效果、且对受害人钱志兴的未来最为有利的机会，我们不想放弃。所以我们并不准备追究被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只希望被告能予以理解和支持。为此，2017年9月5日下午，我向被告法人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情况告知书。6日上午与被告领导沟通，对于受害人钱志兴的民事行为能力，我认为不需要法院的认定，建议被告找一位熟悉的法官问问；下午，被告的二位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到贵院找一位据说在立案庭工作的法官，当时贵院在组织全院政治学习，保安不让进，让我们明天再来。7日上午，我再次找被告领导，保安不让进，说领导已出差，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下午，我让保安转交给被告领导一封信。9月8日上午9时35分，被告领导通过短信回复了一封信。为尽快办出银行卡，我曾联系过一位熟人，想请他找个合适的人给被告打声招呼。但他根本不信！他认为，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甘肃的脱贫攻坚更是中央高度重视的，像受害人钱志兴这种情况，被告不会、更不敢刁难我们不给办卡；但如确有其事，也要求我一定要依法处理，一定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我根据医生的风险评估和办病退手续需半年左右的实际情况，为防止这段时间受害人钱志兴出现意外，做了相关预防措施：第一，当我了解到受害人钱志兴几年前曾短期申领过低保，后被“应发工资已超过低保标准”为由停了，就特意给受害人钱志兴重新申请了低保。这样万一受害人钱志兴出现严重意外事件时，政府可最大程度地免责：至少可证明政府的脱贫攻坚做到了位。当时受害人钱志兴每月低保只能领239.5元（低保标准612元–372.5元病假工资），一个季度申请一次，每次需医院证明，而受害人钱志兴绝不会配合；而我到兰州一次的费用，仅交通费就近2000元。第二，因受害人钱志兴的医保未办和我们准备把他带回浙江，派出所同意可暂不送医，为此我专门写了“感谢信”并配合宣传，目的是受害人钱志兴万一出现意外，可证明派出所已尽责、责任在我们。签署受害人钱志兴管控责任书的监护人是需负法律责任的，王女士是原告在机床厂时的支部书记，是普通同事，又照顾了受害人钱志兴20多年，我们真不想再请她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准备用银行卡消除受害人钱志兴的社会危害性后，与派出所再沟通，用我们写保证书的形式替代。2017年9月7日，被告领导避而不见，办卡已不可能，只好请王女士到派出所作为监护人在受害人钱志兴的管控责任书上签字。第三，我知道受害人钱志兴有报复被告的念头和听说曾拿刀吓唬孩子后，跟踪、了解他的活动；回浙江前在王女士处留了应急金，拜托王女士加强监护，如果受害人钱志兴出现异常或者他在学校、被告处转悠，就马上报警送医并通知我们。第四，给受害人钱志兴准备了太阳能电源、笔记本电脑、ｉＰａｄ、一批书、躺椅等希望他能沉迷于游戏、娱乐和看书；鼓励在家他写诗养花草；给他购买好各种生活用品；想方设法让他少外出。当了解他带刀出去是为方便取回木头，就给他准备了拉杆车、小锯子，连哄带骗地让他以后不能再带刀出去；等等。第五，办理医保、病退手续所需的材料，提交给机床厂，以便机床厂能尽快给我们办好相关手续。把受害人钱志兴带回浙江，彻底消除他报复被告的可能。2017年9月14日，我回浙江后通过微信再次给被告领导写了封长信，明确指出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再次建议协商解决。2017年9月18日，按机床厂要求，受害人钱志兴的病退申请书经原告签字、按手印后邮寄给机床厂。2017年9月26日，机床厂来电，表示申请书已收到并表达了一个很明确的意思：被告向机床厂施加了压力，通过机床厂要我们不要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并按被告的要求补办好银行卡后才给受害人钱志兴办理医保、病退手续。我明确表示反对，让机床厂告知被告直接与我协商，并请求和说服机床厂尽快给受害人钱志兴办理医保、病退手续。随后，被告也没有联系我们；受害人钱志兴医保、病退手续我们多次催办未果。第一、本案的政治意义已大于纠纷本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习主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习主席指出：我们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对于甘肃的扶贫脱贫工作，习主席高度重视。今年二会期间，习主席参加了甘肃代表团的审议，就谈了两个问题：脱贫攻坚和干部作风问题；今年8月，习主席第二次视察甘肃时，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脱贫攻坚。今年10月21日，林铎书记在甘肃省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上强调：脱贫攻坚已经到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把牢攻克堡垒的鲜明导向，敢死拼命、背水一战，坚决如期打赢这场硬仗。林书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学深悟透、学懂弄通，主动担当、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地生根。今年10月17日，李荣灿书记在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暨市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善始善终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竭尽全力坚决攻克最后贫困堡垒。李书记指出：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转化为全面决胜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切实发挥省会城市的示范带动作用。本案被告违法违规的侵权行为，本质上就是“精准制贫”；我方在谋求协商调解无望后依法起诉以“精准脱贫”，却被原审驳回起诉。被告的侵权和原审审判不但违法，还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今年1至9月，甘肃省共查处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1616件，处理3355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775人，组织处理1593人，问责538人，移送司法机关37人。本案被告的违法侵权行为和原审的违纪违法行为比甘肃省纪委监委已查处到的问题更触目惊心，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珍惜本次意外获得的庭审机会。第二、由于本案的一些特殊情况，有关人员希望本案能够妥当地调解解决，并要求在2020年前解决问题。我认为相关领导和法庭以及被告也应该有这个想法。为此，我方同意调解解决本次纠纷，但希望被告能够对我方的损害后果予以充分赔偿。第三、如果本案不能调解解决，希望法庭能够完全支持我方的诉讼请求。我方解决本次纠纷的底线是必须解决受害人的实际问题。我方在陈述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我们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确定的，包括我们的实际损害和受害人未来的不确定性；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法庭的自由裁量权应该比较大；为此，希望法庭能够对我方的诉讼请求予以最大支持，特别是第三个诉讼请求。根据这几天与医生的交流，医生认为：目前××医院均以药物治疗为主，很难消除受害人对被告的怨念，出院后如不能坚持服药，那社会危害性可能更大。而受害人最大的问题是他在兰州无监护人，因此出院后如仍需监护，其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必须由被告承担。第四、考虑到本案可能调解失败和双方当事人都有上诉可能，根据司法程序，那本案的结案时间就应该在2019年以后了。根据受害人目前的实际情况，如果他的扶贫问题在2020年前得不到解决并且出现意外的话，那就是重大政治案件。为此，这几天我方和社区、派出所等政府部门对他的部分扶贫问题已开始着手解决（暂时按“三无”人员申请送医、管控）。第五、我们作为受害人的监护人，有法定义务依法维护他的合法权益；作为他的亲人，我们非常希望他过得好一些。我们知道他这辈子过得很悲惨，受过高等教育却既没成过家又没立过业，患××后因客观原因我们又没能好好照顾过他，我们非常内疚。为此，我们原本就准备在原告过辈后就把他带回浙江老家照顾；本案发生后我们准备马上把他带回浙江。但因本案的处理出现了意外和户籍原因，他现在只能继续在兰州生活，并且还要失去他唯一希望拥有的——自由。今后如有可能，我们仍想创造条件让他按自己的愿意生活；或者尽可能让他的物质生活好一些。这就涉及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经济基础，所以请求法庭能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对我方的损害能予以充分赔偿。此外，本案有点特殊。假如习主席也私下听说了此事，肯定会非常难受，肯定会希望本案能够得到妥善、合理的解决。被告辩称，一、原告主体不合适。经从我行业务部门核实情况,与我行发生代发工资业务关系的是钱庆南的儿子钱志兴，而不是钱庆南，钱庆南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在诉状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另根据《民法总则》21条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23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因此本案的原告应为钱志兴，钱庆南应是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二、钱庆南其子钱志兴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由法院认定。我行在代发工资时,对原告儿子即兰州机床厂职工钱志兴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健康状况并未知晓，只是按照代发工资协议和兰州机床厂每月提供给我行的代发工资明细表代发工资。且根据原告提供给法院的病历、住院病史、诊断证明书就认定钱庆南的儿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民法总则》24条的规定：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我行对原告的儿子并未产生任何侵害。经查明2010年2月9日,我行与兰州机床厂签订《代发工资协议》，协议第二条第1条中约定:甲方（兰州机床厂）系原告儿子单位,应在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安宁支行）系答辩人，预留签章,乙方凭预留签章为甲方办理代发工资业务.凡盖有甲方（兰州机床厂）预留签章的资料,乙方（答辩人）均将其作为履行本协议相关义务的依据,甲方（兰州机床厂）应对盖有甲方预留签章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准确性负责。第5条中也约定:甲方（兰州机床厂）应负责代发工资各类信息的建立和维护，并保证代发工资数据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合法性。因提供的代发工资数据信息有误而造成的责任，由甲方（兰州机床厂）承担。我行完全按照双方代发协议的规定，根据兰州机床厂提供的该单位代发工资人员的身份证信息于2010年3月1日为兰州机床厂职工钱志兴，身份证号6201051966××××××××，办理代发工资卡一张，卡号62×××71。2010年4月15日开始，每月根据兰州机床厂提供的该单位代发工资明细表的数额给户名为钱志兴，卡号为62×××71的工资卡上发放工资至今。我行对兰州机床厂提供的职工钱志兴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健康状况并未知晓，只是按照代发工资协议代发工资。对原告的儿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并未产生任何侵害，不应赔偿任何损失。四、原告儿子单位和法定监护人应对原告儿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原告诉状所称原告儿子1992年因其家人导致其行为出现异常，1993年因破坏公物由单位送医治疗，1996年办理病休手续，且1996年至2013年病情稳定，生活能自理。而我行是2010年4月15日才开始给原告儿子单位兰州机床厂代发工资的。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2条：借记卡批量办卡时，由合作单位与我行签署业务协议，并指定专门人员为职工或特定个人客户统一代理申请领取借记卡，经办行采取集中业务受理、批量数据上传，统一制卡处理的方式为客户办理借记卡。如若原告儿子单位明知其精神不正常，也不应采取代发工资的形式为其发放工资，而应采取现金方式发放或由其法定监护人提出采取将原告儿子工资以汇款的方式汇入其法定监护人指定的账户。而原告儿子单位及法定监护人并未采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的方式。仍以正常人的情况委托我行代发工资，从而造成后来原告儿子工资卡丢失，工资无法取出的情况。因此导致原告儿子工资不能取出的原因系原告儿子本人及单位和法定监护人造成，并非我行。但经我行调阅钱志兴银行卡流水发现钱志兴从2010年5月开始到2012年4月每个月都会卡取本人工资，2012年9月也取了一次，直至2015年4月18日，从ＡＴＭ机上取款1000元以后就再没取过钱。对于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是不会取款或使用ＡＴＭ机。另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7条：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因此在我行给原告儿子单位兰州机床厂代发工资时原告儿子精神是否正常我行也不得而知。同时，原告儿子的病情及治疗情况，与其法定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责任有直接的关系；原告儿子医疗保险和病退手续的办理也与我行无关，应由原告儿子单位办理，且与原告儿子工资卡上的钱取不出来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原告儿子单位和法定监护人应对原告儿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五、原告儿子工资卡无法补办由其法定监护人拒不配合我行提供代理手续造成。2017年9月,原告儿子钱志兴亲属称其工资卡丢失，要求我行为其补办卡。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9条：持卡人遗失借记卡应及时办理挂失手续，另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实施细则》第33条：个人客户开立Ｉ类户或办理Ｉ类户业务，原则上由开户申请人本人亲自办理，符合条件的，可由他人代理办理。第（四款）特殊情形的处理第2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开户申请人，由法定代理人或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依法指定的人员代理办理。第3条：因身患重病、行动不便、无自理能力等无法自行前往银行的个人客户办理挂失，营业机构可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办理，也可由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凭合法的委托书、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所在社区居委会及以上组织或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特殊情况证明代理办理。因其补办卡手续不合适，我行也曾上门办理，但原告儿子钱志兴拒不开门配合，钱志兴亲属也不按我行要求提供挂失补办卡代理手续，才致使钱志兴工资卡无法挂失补办。六、我行合法合规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根据《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5条：实名是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身份证件上使用的姓名。我行根据原告儿子单位代发工资清单上提供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办理原告儿子的工资卡并未违反《个人存款账户可实名制规定》。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5条：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因此我行并无权利过问原告儿子工资卡上的钱长期不取的原因。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20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原告儿子工资卡上的钱长期不取，并不属于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范畴，我行也无权过问。我行只是根据“谁的钱进谁的账”的原则，每月按照原告儿子单位兰州机床厂提供的工资数额，将钱打入原告儿子银行卡，原告儿子的工资如数在其工资卡上，并未产生任何损失。另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7条：持卡人须妥善保管借记卡和密码。因持卡人保管不当而造成的损失，发卡银行不承担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荣誉证书、钱庆南、钱志兴户口本；精神康复医院住院病历复印件、机床厂证明复印件、易肇事肇祸××人管控责任书、被告单位余行长的短信回复、快递单、医院证明、退休寄养协议书、收款收据、监护权声明，被告提交的代发工资业务协议书、《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业务管理办法》、《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实施细则》、《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储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上证据因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钱志兴与原告钱庆南系父子关系，钱志兴原为兰州星火机床厂职工。1995年7月19日，钱志兴因情感性精神障碍（抑郁发作）被送往兰州市精神康复医院诊断住院治疗，1996年1月11日，钱志兴出院，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0年2月9日，兰州机床厂与被告签订《中国工商银行代付工资业务协议书》约定由被告为兰州机床厂包含原告在内的职工代发工资、奖金。协议签订后，被告依约每月履行了代发工资、奖金义务。2015年4月18日，钱志兴使用银行卡通过自动取款机取款，导致银行卡被吞。2017年9月7日，钱志兴被认定为易肇事肇祸××人。原告认为，钱志兴之所以病情加重，是因银行卡被吞导致，便要求被告为钱志兴补办工资卡，被告要求原告首先对钱志兴行为能力进行认定并指定监护人。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九条规定：“持卡人意识借记卡应及时办理挂失手续（芯片卡电子现金除外，发卡银行不受理芯片卡电子现金的挂失）。挂失分为临时挂失和正式挂失。...正式挂失为书面挂失，持卡人需持本人有效证件，并提供卡号、户名、证件号码、余额、住址、开卡日期等信息，到发卡银行营业网点办理。持卡人在正式挂失后可在规定期限后办理不发新卡或销卡手续。”《中国公司银行借记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借记卡批量办卡时，由合作单位与我行签署业务协议，并指定专门人员为职工或特定个人客户统一办理申请领取借记卡，经办卡采取集中业务受理、批量数据上传、统一制卡处理方式为客户办理借记卡。”本院认为，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所以，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非法侵害，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我国《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民法通则》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权，实际上是生命权、健康权与身体权的总称。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或得到保护以免遭伤害和杀害的权利，取得维持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健康保护的物质必需的权利。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2、健康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身体健康是公民参加社会活动和从事民事活动的重要保证。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就是保障公民身体的机能和器官不受非法侵害。对于不法侵害公民健康权的行为，不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有时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3、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并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他人违法侵犯的权利。身体是生命的物质载体，是生命得以产生和延续的最基本条件，由此决定了身体权对自然人至关重要。身体权与生命权，健康权密切相关，侵害自然人的身体往往导致对自然人健康的损害，但是生命权以保护自然人生命的延续为内容，身体权所保护的是身体组织的完整及对身体组织的支配。本案中，原告主张因被告不予办理银行卡的行为导致钱志兴的精神分裂症加重，成为易肇事肇祸××人，本案确属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关于原告主张为钱志兴办理工资卡的诉讼请求，由于办理工资卡的对象系钱志兴，原告的主张主体不适格，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立即将受害人钱志兴送至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使其病情恢复至侵权前的稳定状态，预交并承担全部费用。病情恢复的标准（出院标准）必须得到西路街道办事处、枣林路社区居委会和刘家堡派出所的书面同意，并以撤销钱志兴的易肇事肇祸××人的认定为标准；出院后如仍需监护，其监护人的监护职责由被告承担的诉请，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钱志兴成为易肇事肇祸××人与被告未给钱志兴办理银行卡有因果关系，且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护理费123738元的诉请，由于该护理费系护理钱志兴产生的费用，钱庆南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为处理受害人的相关事务、包括诉讼等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以及为受害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咨询费、受害人钱志兴的病退手续被被告要挟未办理的损失、原告本人被迫住敬老院（计一年）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钱志兴成为易肇事肇祸××人与被告未给钱志兴办理银行卡有因果关系，且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钱庆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182元，予以免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师 磊审 判 员  李雯君人民陪审员  任国庆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法官助理田天书记员赵文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