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1民终116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高板镇中兴街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蒋述刚，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艾，四川蜀都金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光林，男，1970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凡敏，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新秀，女，197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金堂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凡敏，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平桥十一店，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平桥乡平安桥社区2组26栋。 负责人：周武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昌明，四川川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以下简称高板供销社）因与被上诉人陈光林、刘新秀、原审被告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平桥十一店（以下简称供销社平桥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9）川0121民初1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板供销社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2．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认定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百草枯水剂属认定事实错误。不起诉决定书经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直接采信该不起诉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当然错误。被上诉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亦无法证明前述事实。且供销社平桥店举出了销售台账、销售档案显示供销社平桥店在禁售后未再出售百草枯的事实。第二，一审认定陈文某的死亡与供销社平桥店出售百草枯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供销社平桥店即便在禁售后出售，但用途系出售给其母亲刘新秀用于除草，无法预料他人会喝下的行为。现有事实均认定陈文某系明知是百草枯仍然喝下，陈文某系初中生，且在农村长大，能够认识到百草枯为有毒农药，不能入口，故其自行喝下导致死亡的损害后果系陈文某故意造成，与供销社平桥店的行为无因果关系。即使供销社平桥店销售百草枯，也是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第三，供销社平桥店系高板供销社设立的分支机构，但其是独立经营，自组人员、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且领取了营业执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其负责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供销社平桥店才是本案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应由上诉人承担责任。 陈光林、刘新秀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第一，不予起诉决定书与周武辉的罪名、是否构成侵权并不完全对等，该罪名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等，不认定为犯罪不代表不违法、不侵权，且农业局等相关部门已经认定周武辉在禁售的情况下仍然销售百草枯的事实，供销社平桥店提交的销售台账、销售档案等与事实不符。第二，上诉人销售百草枯的行为获得了非法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供销社平桥店是上诉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行为应当由法人来承担责任。 供销社平桥店辩称，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证据是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本案并不是犯罪情节轻微才不予起诉，而是由于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机关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供销社平桥店销售百草枯，一审采信该不予起诉决定书是错误的。 陈光林、刘新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供销社平桥店、高板供销社赔偿医疗费等损失共计206287.182元；2.诉讼费用由供销社平桥店、高板供销社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新秀于2017年7月29日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了一瓶水剂百草枯用于除草，除草后将未用完的水剂百草枯放在自家柴房的鸡笼上。2017年8月6日上午，刘新秀到地里干活，其子文某杰、女陈静在家中，刘新秀干完活11点左右回家煮饭，叫子女吃饭时，发现其子文某杰呕吐。文某杰告诉刘新秀自己喝了家中的百草枯。接着文某杰被送往金堂县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后转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抢救。2017年8月10日，文某杰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审法院另查明，1.经司法鉴定，文某杰死亡原因系百草枯中毒所致；2.文某杰系陈光林、刘新秀之子，于2003年12月6日出生，生前系金堂县平桥学校初一学生；3.2017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27元、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671元；4.农业部等部门于2012年4月5日发布第1745号公告，其中载明：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百草枯在国内销售和使用；5.供销社平桥店系高板供销社设立的分支机构。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不起诉决定书、病历、死亡证明、鉴定意见书、第1745号公告、证人证言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从刘新秀关于购买水剂百草枯的陈述，以及公安机关查明的周武辉销售水剂百草枯的事实，结合其他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足以认定案涉水剂百草枯是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的事实。供销社平桥店在国家禁止销售和使用水剂百草枯之日起仍向刘新秀销售，其行为具有过错，且与陈文某中毒死亡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供销社平桥店系高板供销社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高板供销社承担。 高板供销社提供的加盟协议与农资经营承诺书，只能证明高板供销社与周武辉存在内部约定，但不能改变供销社平桥店系其分支机构的事实，不能对抗陈光林、刘新秀依法主张权利。供销社平桥店提供的销售台账等证据，不能证明水剂百草枯禁售之后其停售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刘新秀在水剂百草枯禁止销售和使用之后仍然购买和使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对剩余部分保管不当，加之其子明知是百草枯仍然喝下而导致死亡的后果，故刘新秀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减轻对方的赔偿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从陈文某死亡原因、本案归责原理、双方过错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确定由高板供销社承担20％的赔偿责任。高板供销社关于驳回诉请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有关损失认定如下：1.医疗费10398.44元；2.护理费按护工标准计算，即400元（80元/天×5天）；3.住院伙食补助费150元（30元/天×5天）；4.丧葬费29335.5元（58671元/年÷2）；5.关于死亡赔偿金，按农村居民计算，即244540元（12227元/年×20年）；陈光林、刘新秀主张按城镇居民计算，证据不足，不予支持；6.误工费675元（75元/天×3人×3天）；7.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审法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为20000元；8.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为500元。 综上，陈光林、刘新秀物质损失合计285998.94元，由高板供销社赔偿57199.79元（285998.94元×20%）；陈光林、刘新秀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由高板供销社赔偿。故高板供销社应当支付陈光林、刘新秀77199.79元。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高板供销社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陈光林、刘新秀合计77199.79元；二、驳回陈光林、刘新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97元，由陈光林、刘新秀负担1375元，高板供销社负担822元。 二审中，陈光林、刘新秀申请证人陈某、刘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陈某事发后向供销社平桥店购买了百草枯，刘新秀系从供销社平桥店购买百草枯的事实。经质证，高板供销社和供销社和平店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陈某与陈光林系亲属，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刘某的证词大部分来源于他人的传言，不能证明刘新秀向供销社平桥店购买百草枯。陈光林、刘新秀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拟证明唐某与周武辉系亲属关系，唐某在公安机关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被采信。经质证，高板供销社和供销社平桥店对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无法反映录音对象，私自录音证据不合法。 另外，本院依职权前往金堂县公安局调取了周武辉涉嫌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的全部案卷材料。经质证，陈光林、刘新秀认为：对周武辉本人的笔录不予认可，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与证人证言相矛盾；证人唐某的证言中说到刘新全去周武辉的店铺询问百草枯的用法不属实；农业局、林业局以及公安局封存的材料，首先能客观证明周武辉的店铺在2017年7、8月出售了百草枯，且不止一次，其次也证明周武辉本人的台账并不全面以及没有如实记录；进货单均在2017年度，与公安机关查明的物品日期不一致，且周武辉未提供2014年、2015年全部的进货记录及销售记录，其提交的其他年度台账与证人在其处购买的记录也不一致，不能证明之前未进货、销售百草枯；邓成建亦证实周武辉2015年7月份还在进货百草枯，且是三箱左右；证人文某、曹某、贺某均证明周武辉在禁售之后还在销售百草枯，且刘新秀、刘某、陈某三人购买的百草枯水剂产品规格等均客观一致，能够证明周武辉销售百草枯的事实。 供销社平桥店质证认为：周武辉在公安机关并未作出售百草枯的供述，除被上诉人及其亲属外，其他侦查笔录的被询问人没有说过向周武辉购买百草枯，且也有被询问人证明被上诉人的亲属在2017年8月7日只是询问百草枯的使用办法，并未购买该农药，故公安侦查卷不能证明周武辉向被上诉人出售百草枯的事实。 高板供销社质证认为，刘某、王某、陈某、刘某某、蒋某系被上诉人的亲属，且证词相互矛盾，不符合逻辑，不能被采信；证人文某、曹某、贺某三人虽证实在禁售后从周武辉处购买了百草枯，但该三人证词本身具有瑕疵；周武辉的进货记录、销售台账均证实其没有进购百草枯及销售百草枯的事实；供销社平桥店查获出的“红太阳牌”百草枯并非“绿踪牌”百草枯。以上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周武辉销售百草枯给刘新秀的事实，亦无辅助证据形成锁链予以推定该事实。 根据以上新证据并结合一审在卷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1.邓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5年7月左右向周武辉销售过3箱“绿踪牌”百草枯；刘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于2017年8月7日早上在周武辉处购买了一瓶百草枯，购买时由王某和刘某某负责拍照取证；王菊华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7年8月7日早上刘辛全在周武辉处购买了一瓶百草枯，购买时由王菊华和刘思雨负责拍照取证，周武辉没有做登记；陈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于2017年5月、8月2日两次在供销社高板店以30元的价格购买了绿踪牌百草枯，周武辉没有做登记；刘某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7年8月7日早上，刘某和王某在周武辉处购买了一瓶百草枯，刘某某负责拍照；蒋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于2017年5月和8月2日两次在高板店以30元价格购买了绿踪牌百草枯，5月是独自去买的，8月是和丈夫一起；文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2016年冬天在平桥店周武辉处购买了绿踪牌百草枯；曹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于2017年5月左右在平桥店周武辉处购买了百草枯，品牌不记得了；贺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其于2016年7、8月左右，在平桥店周武辉处购买了百草枯，品牌不记得了；刘新秀、陈某、刘某的绿踪牌百草枯被公安机关扣押，瓶口及外包装照片显示生产日期和批号相同；供销社高板店查出“红太阳”牌百草枯17瓶；陈某与死者陈文某父亲系兄弟关系，蒋某与陈某系夫妻关系，文某、曹某、贺某与死者父母无亲属关系；文某、曹某、贺某系公安机关通过村干部找到，蒋某、陈某系通过询问刘新秀找到；周武辉提供的2017年的销售台账没有百草枯的相关记录。2.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1745号公告：“自2012年4月24日起，停止核准百草枯新增母药生产、制剂加工厂点，停止受理母药和水剂新增田间试验申请、登记申请及生产许可申请，停止批准新增百草枯母药和水剂产品的登记和生产许可；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保留母药生产企业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3.2015年7月28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纪要》，将百草枯毒性级别修订为剧毒。4.农业部2016年9月22日发布第2445号公告：“……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的田间试验、登记申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境内使用的续展登记申请。保留母药生产企业产品的出口境外使用登记，母药生产企业可在续展登记时申请将现有登记变更为仅供出口境外使用登记……”。5.黄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曾要求周武辉禁售百草枯和要求销售登记。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被上诉人及原审被告的答辩意见，归纳二审争议焦点为：1.能否认定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了百草枯；2.陈文某的死亡与供销社平桥店出售百草枯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3.高板供销社是否是责任承担的主体。对此，本院分别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能否认定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了涉案百草枯。高板供销社认为《不起诉决定书》已经认定周武辉销售百草枯危害公共安全并构成买卖危险物质罪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一审认定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案涉百草枯的事实错误。对此，本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区别，刑事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中认定罪名成立需要用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而且在合理的范围内排除其他的怀疑，即是已掌握的证据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能够而且只能够推导出嫌疑人有罪而推导不出其他的可能存在的合理情况。民事案件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当某一事实确定为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即证据上占优势时，该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亦符合两种诉讼的不同目的和价值取向。不能仅仅以刑事案件已作出不起诉决定，当然推断出在民事案件中该事实不存在这一结论。具体到本案中，公安机关询问相关人员时，邓成建明确陈述2015年7月向周武辉销售过3箱“绿踪牌”百草枯，邓成建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亲属关系，其证人证言的可信度较高。截至本案二审审理终结，上诉人未提交2015年、2016年的销售台账以证明上述3箱百草枯的去向。另外刘某、王某、刘某某亦陈述2017年8月7日早上在周武辉处购买了一瓶百草枯，并拍照取证。陈某、蒋素兰亦陈述其于2017年5月、8月2日两次在供销社高板店购买了绿踪牌百草枯。文某、曹某、贺某与刘新秀一家没有亲属关系，亦分别陈述在周武辉处购买了百草枯。上述购买情况均未在2017年的销售台账中体现。虽然上诉人对该事实不予认可，但刘新秀、陈某、刘某的绿踪牌百草枯被公安机关扣押，瓶口及外包装照片显示生产日期和批号相同，证据之间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结合刘新秀的陈述，刘新秀在供销社平桥店购买百草枯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能够予以认定。在百草枯水剂已经禁止销售后，上诉人仅以销售台账没有登记以及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处理为由否认该事实存在的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陈文某的死亡与供销社平桥店出售百草枯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首先，我们从全面禁止销售百草枯水剂的原因来分析。百草枯是广泛用于农林业的化学除草剂，具有广谱、速效的特点。但因百草枯引起的（口服）中毒死亡率却高居各类农药中毒前列。由于无解药和特效治疗方法，百草枯口服中毒死亡率可高达90%以上。百草枯经消化道、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毒性累及全身多个脏器，严重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症，肺是主要靶器官，可导致“百草枯肺”，早期表现为急性肺损伤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后期出现肺泡内和肺间质纤维化，是百草枯中毒致死的主要原因，病死率高达50%-70%。故虽然百草枯相比其他除草剂，具有无污染、无残留、使用方便、成本低廉、效果好等特点，仍因口服百草枯水剂而致人死亡事件频发，最终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1745号公告，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2015年7月28日，农业部办公厅印发《第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纪要》，将百草枯毒性级别修订为剧毒。农业部2016年9月22日发布第2445号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的田间试验、登记申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境内使用的续展登记申请。上述公告发布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逐级落实，加强百草枯管控，针对禁止生产、销售百草枯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行了宣传、培训、告知。高板供销社、供销社平桥店对百草枯因频繁发生口服自杀致死而被禁止销售这一根本原因，不存在无法预见的可能性。在明知百草枯被用于自杀后死亡率高，并且明令禁止销售后，仍对外销售水剂百草枯，属于对可能预见的后果的放任，陈文某服药后被送往医疗机构救治，鉴于百草枯的毒性，救治成功率低等特征，本院认为销售百草枯的行为与陈文某的死亡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一审法院结合过错行为的大小、因果关系的大小，确定20%的责任恰当合理。 关于高板供销社是否是责任承担的主体的问题。供销社平桥店系高板供销社设立的分支机构，对外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虽然高板供销社提供了加盟协议与农资经营承诺书，但仅是内部约定，可根据相关约定另行处理，故仍应由高板供销社对外承担民事责任。高板供销社主张应由供销社平桥店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30元，由金堂县高板供销合作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谢 芳 审判员 邓凌志 审判员 谭默娜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黄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