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鲁04民再5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杨亚芹，女，197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永（系杨亚芹之弟），住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量，山东隆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熙臣，男，196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枣庄市市中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清彦，山东信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25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7238875304。法定代表人：王海军，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山东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郭修豹，男，1963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枣庄市市中区。再审申请人杨亚芹与被申请人吴熙臣、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公司）、一审被告郭修豹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0日作出（2012）市中商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吴熙臣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12日作出（2013）枣民五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中商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发回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重审。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吴熙臣、天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的（2015）枣民五终字第599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杨亚芹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鲁民申638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杨亚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晓永、徐量、被申请人吴熙臣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清彦、天宝地业公司委托诉代理人高明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郭修豹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亚芹申请再审称，再审请求：1.撤销一、二审判决；2.改判确认吴熙臣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驳回吴熙臣的诉讼请求，撤销杨亚芹承担责任的判项或发回重审；3.诉讼费用由吴熙臣、天宝公司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二审未经传票，缺席判决。二审法院向杨亚芹送达开庭传票地址有误。二审法院未按上诉状中标明的杨亚芹实际住址山东省女子监狱送达开庭传票，导致杨亚芹没有在本案二审中参与诉讼、未能依法进行抗辩。二审法院在此情况下直接缺席判决，程序违法，损害了杨亚芹的合法权益。2.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第一，2005年6月，天宝公司因欠枣庄市市中区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市中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市中建筑公司又欠案外人武峰的货款，就以卖房的形式，由市中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该工程项目经理）郭修豹经手，将包括本案六间门面房在内的房屋以武峰的名义由天宝公司开具了收款收据，签订了售房合同，郭修豹、武峰实际占有了这些房屋。2009年，由郭修豹、武峰经手包括本案的六间门面房以187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杨亚芹，并将房屋交付杨亚芹，后一直由杨亚芹开饭店以及办公使用，直至杨亚芹于2012年3月因涉嫌犯罪被羁押。第二，2011年4月，天宝公司在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杨亚芹等四人，以2009年出卖本案房屋给杨亚芹违法为由，诉请返还。其间，天宝公司还多次纠集黑社会人员强行清理杨亚芹的房屋，杨亚芹多次报警经公安处理，并多次上访，枣庄市市中区区委还专门成立了协调小组，组织公安、检察院、法院、中心街道办事处领导专题处理此事，后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底裁定驳回了天宝公司的起诉。几个月后，吴熙臣突然诉至法院，请求天宝公司交付房屋。已经生效的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4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19号判决）所涉案件与本案案情几乎完全相同，同样是出售开元花园的门面房，同样是以房抵债后，又于2011年9月1日一房二卖并办理产权证，二审法院认定二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判决确认合同无效。综合以上事实，本案中天宝公司在明知本案房屋已经出售给杨亚芹并且无法索回的情况下，一房二卖；吴熙臣在天宝公司已经告知其本案房屋存在着重大争议，并且现状是已经被杨亚芹实际占有使用2年多等情况下，在519号判决所涉房屋签署一房二卖合同的同一天，也和天宝公司签订了一房二卖合同并马上进行了过户，吴熙臣的购房行为不应认定为善意。本案天宝公司、吴熙臣应认定为恶意串通一房二卖，所签合同应确认无效。3.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杨亚芹在本案中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身份，一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将杨亚芹追加为被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吴熙臣辩称，一、对杨亚芹认为本案原二审缺席审判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无异议。二、杨亚芹申请再审称，郭修豹、武峰在2009年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杨亚芹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杨亚芹无购房合同和付款手续或其他证据证明其购房行为确实发生。三、褚衍明与天宝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519号判决）与本案在事实上存在明显区别，不能证明杨亚芹主张的天宝公司与吴熙臣存在恶意串通买卖房屋的行为。四、关于杨亚芹在一审中的主体问题，吴熙臣认为，杨亚芹是天宝公司申请追加为被告的，与本案确实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怎样列明其诉讼主体，请法院依法处理。综上所述，杨亚芹申请再审理由诉讼程序部分成立，事实部分不成立。恳请法院再审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其事实部分的再审申请。天宝公司辩称，一、就杨亚芹的申请再审理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民申6384号民事裁定只是认为原二审程序上存在错误而指令再审,对杨亚芹所称的恶意串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等影响实体处理结果的申请再审理由并未予以认可。鉴于一审判决后杨亚芹并未提出上诉，说明其已认同和接受一审判决。原二审判决程序虽有瑕疵，并未改变一审判决有关杨亚芹的权利义务，更未加重杨亚芹的负担，不影响杨亚芹的实体权利，因此，杨亚芹主张确认天宝公司与吴熙臣之间的合同无效，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的内容。二、本案是合同纠纷之诉，解决的是吴熙臣诉请的天宝公司是否应当交付案涉房屋、如何交付案涉房屋等问题。吴熙臣同意天宝公司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共同被告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说明其已认同天宝公司的抗辩主张，应视为其诉讼请求的一部分，即同意由杨亚芹直接向其交付案涉房屋的请求。三、杨亚芹的申请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1.天宝公司从未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杨亚芹或武峰。武峰所持有的合同和收据是张宝林等人采取欺骗手段非法提供给郭修豹的，来源非法；而案涉房屋被杨亚芹占用，是因郭修豹非法处置所致，此已为生效的（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判决（郭修豹刑事案件）所确认。武峰在公安机关供述，案涉房屋是由其从郭修豹手中购买并出借给杨亚芹使用的，其并未转让给杨亚芹，即使转让也是非法、无效的。2.关于武峰与天宝公司之间合同签订时间。根据郭修豹、武峰和杨亚芹的供述和证词，结合市中建筑公司诉天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结时间2009年4月8日，以及（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案件（张宝林刑事案件）中张宝林、王震、孙彦明等人关于更改合同时间的供述，还有收据号码与开具日期的矛盾，可以证明杨亚芹所称的2005年6月武峰与天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内容是虚假的，合同签订的真实时间应为2009年3、4月份以后,即在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查封期间内。3.杨亚芹所依据的519号判决与本案存在根本不同。本案案涉房屋的交易已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刑事犯罪行为，郭修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而519号判决所涉的房产交易作为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的漏罪，正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最终定罪。四、吴熙臣与天宝公司不存在恶意串通。自始至终，天宝公司未曾认可郭修豹的非法处置行为，包括在（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案件中提起的排除妨害之诉，均证明案涉房屋归天宝公司所有，天宝公司一直不认为张宝林、郭修豹、杨亚芹对案涉房屋的处置和占用行为是合法行为，天宝公司将自己开发并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出售给吴熙臣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反而是郭修豹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施工人，借助张宝林的合同诈骗行为，将案涉房屋非法处置给他人（武峰），是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天宝公司利益的无效行为。综上所述，本案审理的是天宝公司是否应当交付案涉房屋及如何交付的问题，杨亚芹作为案涉房屋的实际占用人，有权就其占用案涉房屋是否合法进行抗辩，但其在一审中未提出反诉，现在主张系案涉房屋的××并主张所有权，超出原审范围，不应支持。郭修豹未陈述意见。吴熙臣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天宝公司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2.判令天宝公司以购房款2272270元为基数，从逾期交房之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交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天宝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日，吴熙臣（××）与天宝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天宝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14-15号楼之间第43、45、47号现房商铺出卖给吴熙臣，房屋面积286.19平方米，单价7700元每平方米，共计房款2272270元。××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逾期在30日之内，××应自实际付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日向××支付逾期应付款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不超过30天，出售人应自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已交房款的金额，按日万分之五向××支付违约金。××付清房款60日内，××将相关合法房屋交付给吴熙臣等内容。吴熙臣于2011年9月1日如约将房款2272270元交付天宝公司，天宝公司虽于2011年9月5日为吴熙臣办理了房屋权属证书，但天宝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日期（2011年11月2日前）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吴熙臣。吴熙臣一直不同意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另查明，本案争议的房屋于2009年被他人私自处分给杨亚芹，导致天宝公司出售的该房屋无法交付给吴熙臣。一审法院认为，吴熙臣与天宝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意思的真实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吴熙臣即负有按合同约定的日期履行向天宝公司交付房款的义务；天宝公司亦负有从实质上将房屋交付吴熙臣，并有在房产部门将该房屋确权在吴熙臣名下的附随义务。合同约定的××违约应承担的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与人民银行规定的允许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利率基本相当，该约定属有效约定。根据对等原则，在××交付房款后，××不能按约交房，应承担已交购房款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交房违约金，基本能弥补因××违约给××造成的所交房款的利息损失，故该违约金的约定合情、合理、合法，该院予以支持。合同签订后，吴熙臣按约履行了向天宝公司支付房款的义务，而天宝公司却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向吴熙臣交付房屋的义务，应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不是本案争议房屋所有人的第三人私自将本案争议的房屋处分给杨亚芹的行为无效，虽然杨亚芹占有了该房屋，但其并未依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其占有该房屋的行为属非法占有。虽然吴熙臣与天宝公司签订了合同，且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具有相对性，但因杨亚芹对该房屋的非法占有，导致吴熙臣与天宝公司的合同无法履行。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便于纠纷解决，杨亚芹应负有将其非法占有的房屋交付给吴熙臣的义务。因该合同的签订人是天宝公司，且其在向吴熙臣出售房屋时，明知该房屋被他人占有而出售，并收取吴熙臣房款，故天宝公司应承担对该房屋被他人占有而不能交付的违约责任。吴熙臣和天宝公司各承担50%的违约责任。该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杨亚芹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14-15号楼之间第43、45、47号商铺交付吴熙臣。二、天宝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熙臣支付违约金（以227227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十计算）。案件受理费254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09元，由天宝公司负担。吴熙臣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1.天宝公司支付房屋清理费用并将房屋恢复原状；2.改判吴熙臣不承担违约责任；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宝公司承担。天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吴熙臣对天宝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熙臣承担。二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19日吴熙臣以天宝公司为被告向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判决后，吴熙臣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12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被告，并于2015年1月26日作出(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本院二审期间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吴熙臣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如违约应分别承担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或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金，该约定对吴熙臣与天宝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查明的事实，吴熙臣于2011年9月1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吴熙臣承担50%的违约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吴熙臣关于判令天宝公司支付房屋清理费用并将房屋恢复原状的上诉请求，因为超出本案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案涉房屋自2009年被郭修豹私自处分给杨亚芹，吴熙臣、天宝公司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该事实说明双方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对于该房屋交易时的现状、以及能否及时交付均应有合理的判断和预期。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天宝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的约定于2011年11月2日前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吴熙臣，至本案诉讼时仍未履行交付义务，给吴熙臣造成一定的损失，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合同约定如××逾期交付房屋，按××已交房款金额，按日万分之五向××支付违约金。天宝公司认为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减少。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约定数额确实超过了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院酌情予以减少至按吴熙臣已交房款金额的日万分之一点五计算违约金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吴熙臣系案涉房屋产权证书确定的所有人，杨亚芹实际占有该房屋，一审法院依职权追加杨亚芹为被告，各方当事人不持异议，一审判决要求杨亚芹将该房屋交付给吴熙臣，减轻了当事人诉累，本院予以确认。综上，吴熙臣、天宝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部分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因违约金约定过高，本院酌情予以减少。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判决：一、维持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部分；二、变更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笔误，应为第二项）为：天宝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吴熙臣支付违约金（以2272270元为基数，自2011年11月2日起至该判决生效之日止，按日万分之一点五计算）；三、驳回吴熙臣的其他上诉请求；四、驳回天宝公司的上诉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9元，由天宝公司负担。本院再审中，杨亚芹、吴熙臣、天宝公司分别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杨亚芹提交的证据共22份。101.武峰和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102.天宝公司给武峰开具的案涉房屋《收据》一份；103.公安机关对原天宝公司会计张利芹的询问笔录一份；104.公安机关对原天宝公司出纳陈玉凤的询问笔录一份；105.公安机关对原天宝公司出纳陈玉凤的询问笔录一份；106.公安机关对郭修豹的询问笔录一份；107.法院对郭修豹的谈话笔录一份；108.武峰公证证言一份；109.武峰妻子李慧的证明一份；110.杨亚芹在孟庄信用社用他人名义贷款的证据；111.2009年9月杨亚芹的《供用电合同》和《收款收据》各一份；112.工商登记材料一份；113.（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114.郭修豹和白太国的证明一份；115.和本案争议房屋相邻的业主邢某的书面证明一份；116.（2017）鲁04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117.张苇娜的《收据》一份；118.公安机关对天宝公司原会计张利芹的询问笔录一份；119.（2017）鲁04民终519号案件卷宗材料；120.（2015）枣民五终字第598、599号案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的送达回证二份；121.（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的送达回证一份；122.山东省女子监狱出具的证明一份。以上证据均是复印件。综合证明：一、二审程序违法。二、案涉房屋是在2005年6月16日因天宝公司和市中建筑公司之间有债权债务关系，由天宝公司抵账抵给了武峰，又因市中建筑公司欠武峰的材料款，武峰在2009年卖给了杨亚芹，杨亚芹交付了全部款项，进行了事实占有，开饭店经营一直持续了两年后出现了本案的一房二卖情况。杨亚芹买卖占有案涉房屋具有合法依据，在全部的买卖过程中杨亚芹没有过错。天宝公司和吴熙臣在明知卖给杨亚芹、杨亚芹已经实际长期占有使用、在2011年天宝公司起诉杨亚芹要求返还房屋未果的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一房二卖又卖给了吴熙臣，并且吴熙臣在购买本案房屋之前已经清楚天宝公司和杨亚芹之间的矛盾，还进行了现场考察，在可能不能交付房屋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购买本案房屋，根据相关规定及司法实践，天宝公司和吴熙臣的买卖行为属于恶意串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吴熙臣对杨亚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01武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异议，购买时间不是2005年6月16日，应该是2009年3、4月份，该买卖行为系因郭修豹违法处置查封的财产而无效。对证据102武峰的《收据》有异议，付款时间不是2005年6月16日，应该是2009年3、4月份之后。上述两份证据可证实武峰签订了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与杨亚芹无直接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证据103，张利芹询问笔录的内容不全面，但可证实天宝公司将案涉房屋抵账给郭修豹，郭修豹又出售给了武峰，天宝公司入账平账予以确认。但对具体时间有异议，不是2005年，会计记账时间有误，综合其他材料应该是2009年。另外，此时（2009年）的天宝公司、郭修豹均无权出售案涉房屋。对证据104陈玉凤询问笔录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03，陈玉凤的证言有不实之处。在张宝林刑事案件材料中显示，陈玉凤他们将公司空白收据交给张艳东、王桂海（王震）等人用于销售使用，只是将用过的收据交给财务平账使用。证据105褚衍明案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质证。证据106，郭修豹违法处置案涉房屋属实，不能证明郭修豹、武峰、天宝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合法处置，更不能证明案涉房屋出售给了杨亚芹，证言内容与其他材料内容相冲突。对证据107郭修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缺少一页内容。证明案涉房屋购房款是由武峰支付，但不是2005年发生，事实发生在2009年，其他材料显示是武峰、郭修豹为取得2005年时期的出售房价2700元而由郭修豹提供的天宝公司盖章的空白合同填写而成，包括《收据》也是这样形成的。该笔录是郭修豹在法院调查其2009年出售案涉房屋给武峰的调查笔录，结合郭修豹的刑事判决确定该售房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相应的售房合同也是无效合同。对证据108武峰公证证言有异议。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出庭作证、经各方当事人及法庭当庭询问、质证才能依法确定其证据效力。2017年4月27日武峰有人身自由，不符合进行公证证言的情况，该证言不具备证据的效力；武峰证言中杨亚芹支付房款情况与杨亚芹自述房款支付情况相矛盾，杨亚芹自述房款是通过贷款全部现金分期支付给郭修豹；武峰证言是其安排其公司会计王加会二次转账付款126万元支付房款；杨亚芹的187万元贷款到底怎样使用现无证据证实；假如杨亚芹贷款真实性存在，证言系当时真实情况，该房屋买卖行为因郭修豹售房行为违法而无效。对证据109李慧自书证言质证意见同证据108，不符合证人应出庭作证的证据形式要求，不具备证据效力；且其不是经办人，对证言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110贷款真实性无异议，但无资金去向，不能证明贷款用途用于购房。另外，法庭调取的刑事案卷材料显示，杨亚芹与武峰之间存在金融合作经营行为，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性质待定，无法证实武峰、杨亚芹之间关于购买案涉房屋相关事实的一致性陈述。但可以证明的是，郭修豹出售案涉房屋给武峰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下的买卖合同当然违法、无效；杨亚芹主张的武峰购房行为作为其主张案涉房屋系其购买，显然无合法基础，不能成立。以上所有证据不能证明杨亚芹合法购买了案涉房屋的事实。对证据111、112《供用电合同》、工商登记资料无异议，证明杨亚芹使用了案涉房屋，不能证明其他内容。证据113（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天宝公司的合并之诉不成立，不能证明其他内容，更不能证明杨亚芹的证明目的。证据114证实，吴熙臣最多是知道案涉房屋被人占用；郭修豹如认可房屋出售给杨亚芹，其不会主动面对杨亚芹，也不会在证明中写杨亚芹是非法占有者；并且写明杨亚芹承诺在2011年10月24日拿不出房屋产权证明则自动搬离。不能证明天宝公司、郭修豹与吴熙臣恶意串通，损害杨亚芹的合法权益。证据115证人证言不能成立，不符合证人证言证据的形式要求，证人应该出庭作证。案涉房屋2011年9月5日已经办理完房产证，2012年4月23日证人在房产交易大厅又如何见到的去办案涉房屋房产证的吴熙臣、侯本涛呢，显然是撒谎。不能证明杨亚芹的证明目的。证据116（2017）鲁04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与本案无关，该案相关事实与本案有不同之处，不能证明杨亚芹的主张。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天宝公司、郭修豹与吴熙臣恶意串通处分案涉房屋，损害杨亚芹的合法权益。证据117，天宝公司是否有权出售案涉房屋，生效的法律文书已经证实，张苇娜证言改变不了事实真相，相关案件材料显示，相关房屋编号有变动，这也是较多开发商开发过程中的常见情况，且51、53、55号门市房与本案无关，杨亚芹主张不能成立。证据118，相关记账凭证显示案涉房屋被郭修豹抵账处置，但相关时间错误，郭修豹处置案涉房屋的实际时间是2009年，是违法犯罪行为。对证据11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6。对证据120、121、122不发表质证意见，请法庭依法处理。天宝公司对杨亚芹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01的来源、真实性与关联性均提出异议。1.来源非法。该合同是张宝林等人采取诈骗犯罪手段，盗用天宝公司的公章、非法提供给郭修豹后转交给武峰的，不是天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事实已由生效的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张宝林刑事案件）确认。2.内容虚假。合同签订时间是虚假的。通过杨亚芹提供的证据106郭修豹的证词，结合（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张宝林、王桂海、孙彦明更改合同、收据日期的事实，以及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案卷中郭修豹、武峰、杨亚芹的供述和证词，可以证明武峰所持有的合同签订时间为2009年3、4月份，也就是案涉房屋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7）枣民一初字第51-2号民事裁定查封期间。该事实已为（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判决确认。3.与杨亚芹主张的事实没有关联性。合同的主体是武峰，并非杨亚芹。证据102，1.来源非法。该《收据》是张宝林等人采取诈骗犯罪手段，盗用天宝公司的公章、非法提供给郭修豹后转交给武峰的。对此，郭修豹的供述及武峰的证词均可以证明。2.内容虚假。根据杨亚芹提供的证据103、104、105、106，足以证明：（1）该《收据》记载的所谓“现金”只不过是郭修豹出具的一张借条；（2）该款项并未进入天宝公司的账户，也未进入张宝林的账户，而是由郭修豹收取后自作主张抵作工程款。（3）开具时间虚假。结合杨亚芹提供的证据103中收据末尾三位数与末尾编号为101、103、105的收据开具时间对比分析，可以证明《收据》的开具时间违背常理、不合逻辑、随意性强。结合（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中认定的张宝林、王桂海、孙彦明更改合同、收据日期的事实，以及（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案卷中郭修豹、武峰、杨亚芹的供述和证词，可以证明武峰所持有的2912107的《收据》开具时间为2009年3、4月份，也就是案涉房屋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7）枣民一初字第51-2号民事裁定查封期间。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03是不完整的，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全面反映，对其证明目的也有异议。从收据编号小的开具日期在后、编号大的开具日期在前，可以印证对证据102的质证意见是正确的，编号为2912107《收据》的开具日期是不真实的。同时也证明该《收据》记载的金额并未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进入天宝公司账户。对证据104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03，证据103、104相互印证，证实证据102记载的内容是虚假的。对证据105的完整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陈玉凤所说的欠工程款，仅仅是听王振、郭修豹、杨清臣等人说的，并不是依据财务数据表述的。“账平了”，是指账面上的收、支平衡了，也就是开出收据的金额与取得借条的金额账相互平了，并非开发商与建筑商之间的账平了，不能据此认为开发商以此方式抵销了工程款。对证据106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1.天宝公司欠市中建筑公司工程款不能依据郭修豹自己认为和说的为依据。2.即使天宝公司欠市中建筑公司工程款，欠款多少，是否同意以房抵债及抵债房的价值多少，应由天宝公司与市中建筑公司协商确定，不能由郭修豹自行决定。3.郭修豹明知开元花园的开发商是济南新世纪公司，应向济南新世纪公司索要工程款，可其却在索要工程款未果后听从张宝林的主意，用非法取得的合同和收据非法处置案涉房屋骗取售房款以抵偿其所谓的欠款，明显存在与张宝林等人恶意串通、损害天宝公司合法利益的主观故意。4.天宝公司从未同意将案涉房屋抵偿给市中建筑公司。5.关于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杨亚芹的陈述与其他证据（包括后来的陈述及武峰的证词）相互矛盾，也与事实不符。证据107，因郭修豹不能对时间的矛盾问题予以合理解释说明，不能认定合同和合同的出具时间为2005年6月16日，而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此外，该证据还证明是武峰给了郭修豹153万元，由郭修豹自己收取后支付了工资和材料款，并没交给天宝公司或张宝林。这与郭修豹之前说的把房子卖给了杨亚芹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而结合其后来的陈述及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案涉房屋的实际××就是武峰。证据108作为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其中部分内容与此前所作证词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也与郭修豹、杨亚芹的证词不符，其所谓的代签、代购及杨亚芹交款等事实均缺乏证据支持，房屋价款与金额也不能相互对应，不应采信。但是该证据关于时间的表述，结合其他证据证实了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9年1月，绝非2005年6月，收据与合同上的时间是虚假的。证据109作为证人证言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李慧非当事人或经办人，其中关于事实的表述等缺乏证据印证，不应采信。证据110，首先对这些贷款合同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这些贷款合同中的贷款用途不能证明贷款是用于购房的，因为借款用途一栏中明确填写的是“购货”、“批发百货”等。其次，根据杨亚芹自己提供的证据122，其曾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结合杨亚芹提供的第12号《调取证据通知书》，这些贷款应当是与该犯罪有关，可进一步查实。最后，按照这些贷款金额，这与证据108中武峰所写的“2009年1月份10万元，2009年3月份30万元，我在2009年4——6月份三次付给郭修豹147万元，后由杨亚芹从银行贷款后全部付清给我”的情理不符。对证据111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杨亚芹占用案涉房屋及用电的事实，且是从2009年9月起才开始占用。既不能证明杨亚芹为案涉房屋的××，也不能证明其占用得到了房屋所有权人天宝公司的同意，更不能证明天宝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吴熙臣属于恶意串通。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对出租、出借或被他人非法占用的房屋进行出售。证据112只能证明杨亚芹占用案涉房屋开设酒店的事实，对其所谓的恶意串通证明目的有异议。法律从未禁止对有争议或风险的房屋的买卖，且杨亚芹所谓的争议根本不成立，其既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案涉房屋的承租人，无权干预天宝公司对自有房屋的买卖。如果杨亚芹的这种观点成立，则武峰明知郭修豹已经就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建筑工程与天宝公司打官司、且案涉房屋已经被查封却仍然购买，才是真正的恶意串通。对证据113证明目的有异议，裁定驳回天宝公司的起诉只是因为该案不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同时也告知了天宝公司可分别起诉，不能把当事人的私力救济行为认定为恶意串通行为。证据114，不能因为对案涉房屋有争议而购买就是一房二卖、恶意串通，因为该争议不属于所有权争议，而只是占有、使用权的争议。证据115通过证人邢某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可以证明其证明内容虚假、指代不明、前后矛盾，因为吴熙臣早在2011年9月就已经取得房产证，根本不存在同时办理房产证相遇的情形。再则，邢某证明内容也不能证明恶意串通问题。对证据11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有的案情，褚衍明案（519号判决）与本案最大的区别是本案案涉房屋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且经生效刑事判决认定郭修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褚衍明案的案涉房屋同属人民法院查封的房屋，却因漏罪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现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因褚衍明隐藏躲避而迟迟没有进展，且该案经过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发回重审，二审法院依据不同的事实作出完全相同的判决，更有可能为错案。为此，天宝公司已申请抗诉，该案现正在检察机关审查过程中。如果说参考，应该是褚衍明案参考武峰案，也应认定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而无效。证据11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18系证据103的较完整版，质证意见同前。证据119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16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20——122没有异议。吴熙臣提交的证据共5份。201.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202.银行付款明细；203.（2015）市中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4.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一份；205.《房屋所有权证》一份。综合证明：吴熙臣于2011年9月1日与天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吴熙臣以2272270元购买该公司开发的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14-15号楼之间43、45、47号商业门市房；吴熙臣向天宝公司支付了购房款2272270元，其中郭修豹以清理案涉房屋为条件垫付了30万元，吴熙臣于2018年6月12日偿还给了郭修豹；天宝公司收取吴熙臣购房款后为吴熙臣出具了购房发票；吴熙臣购买的案涉房屋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杨亚芹对吴熙臣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201的合法性不认可。第一，天宝公司在已经将案涉房屋销售给武峰，武峰又出售给杨亚芹后，并且是在2011年起诉杨亚芹要求返还房屋未果的情况下，一房二卖，显然是恶意出售，是无权处分行为；第二，吴熙臣在明知案涉房屋已经由杨亚芹长期占有使用，杨亚芹和天宝公司对案涉房屋具有重大争议，并且房屋很可能不能履行交付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购买，明显不属于善意购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对物权纠纷审理问题的审判指导精神（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判断，不能唯登记论，应当依赖于对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事实的审查），参照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8月对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处理意见的规定（前××已实际占有房屋，后××办理了登记，如前××已对房屋进行了公开、善意的占有和使用，比如装修、居住或出租等……应保护前××先行占有的事实状态……后××对前××已使用的状况应当是了解的，××与后××的买卖行为可认定为恶意串通，其买卖合同及过户行为无效……），本案一房二卖合同应认定为恶意串通的无效合同。对证据202银行付款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认可证明目的。1.不能看出是支付的本案房款，因为是打到了个人户头上的。天宝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独立的账户，涉及本案售房款高达230万元，不应当打到个人账户中，与常理不符。2.未看到此收款个人将该款项继续打给天宝公司的记录和凭证。3.结合吴熙臣和天宝公司负责人素有经济往来等情况，并且案涉房屋面临不能交付风险的事实，即便其有付款证明，也不排除该房款的支付有重大嫌疑。另外，这一凭证也显示少付了30万元。对证据203的质证意见。第一，明确记录了该30万元的支付是附条件的，即清理了杨亚芹之后才需要支付，而事实是一直未能实现这一清理的事实，因此根据吴熙臣与郭修豹的约定，应当不需要支付这30万元。第二，卖方是天宝公司，这30万元减扣只是郭修豹和吴熙臣之间达成的，郭修豹是否将这30万元支付给了天宝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因此，不能证明这30万元吴熙臣已经支付完毕。证据204发票的真实性应当由天宝公司认定，暂时不认可。即便真实，吴熙臣少支付了30万元，而天宝公司都一概认可，这说明一是这个付款的真实性存疑；二是天宝公司和吴熙臣之间具有恶意串通损害占房人杨亚芹的合法权益的嫌疑。对证据205房产证真实性和关联性认可，但是它是买卖双方恶意串通后的产物，是非法办理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天宝公司对吴熙臣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201——20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据201第十条约定的交付期限为“××付清全部房款后60日内”与证据203结合，印证了吴熙臣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知道标的房产现状的事实。此外，证据201《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约定明显过高。天宝公司提交的证据共14份。301.（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书（张宝林刑事案件）一份。张宝林的供述和辩解：1.张宝林安排王桂海和孙彦明以天宝公司的名义出售36套抵债房之外的房屋。2.销售房屋的收款，从开元晶体、大星房地产公司走账。3.张宝林安排过孙彦明将购房者手中的购房合同、收据的签订日期改在2005年8月之前。证明武峰的购房合同和收据虚假，不是天宝公司的真实意思，房款也未进入天宝公司账户。王桂海的供述和辩解，证明：1.收回的房款一般也很少交回天宝公司，都被张宝林从这里直接拿走了。2.张宝林安排把购房者手里的购房合同和收据的时间都往前提到2005年8月份。3.房款都被张宝林从其这里直接拿走了。印证了张宝林的供述。孙彦明供述和辩解：1.2009年3、4月份，张宝林电话通知其补合同、改日期。2.王桂海给过其很多空白合同和收据。证明张宝林私留空白合同和收据，所谓的武峰购房合同不是天宝公司的民事行为。会计张利芹的证言：1.天宝公司的钱都是由张宝林掌管和支配。2.2009年2月份，王振从她那拿走了48份盖有公司财务印章的空白收据和部分购房合同。印证王振、孙彦明的供述真实可信。陈玉凤证言：王振、郭修豹、杨清臣等实际施工人以借条换收条。证明郭修豹等人非法处置案涉房屋的事实，天宝公司未收到房款。郭修豹证言：1.开元花园是济南新世纪公司投资开发的，工程款应找赵少柯的人要。2.郭修豹从张宝林的公司开了九套门市、五套住房的收据。3.这些房子已经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4.因为济南新世纪公司欠其工程款一直没结算，被债主追债追急了卖的那六套门市还的钢材款。证明郭修豹明知法院查封却非法处置房产的事实。302.对张宝林的讯问笔录一份。1.张宝林手里的公章没有交给股权转让后的法定代表人。2.销售房屋的收款，从开元晶体和大星房地产公司走账。3.张宝林安排孙彦明将购房者手中的购房合同改成2005年8月以前。4.出售开元花园房屋的款项，杨清臣、郭修豹、李波、王桂海等开元花园的建筑商，以济南新世纪公司欠其工程款为名，从我公司拿走了很多售房款，这部分损失应由他们承担。证明张宝林盗用公章、欺骗购房人、侵吞赃款及协助郭修豹非法处置天宝公司房产的事实。303.对王桂海的讯问笔录。证明王桂海与张宝林非法销售开元大街房产及更改合同、收据签订时间。304.对陈玉凤、张利芹的询问笔录。1.武峰所购房产的收据是郭修豹以借条的形式换取的。2.购房款未交给天宝公司。3.平时的售房款都由张宝林直接收取掌管。证明郭修豹擅自以承建的房产抵债、案涉房屋的收据是郭修豹以借条抽取的，房款并未进入天宝公司账户的事实。305.对郭修豹的讯问笔录。郭修豹供述：1.通过法院查封了开元花园的门市房八套和住房五套(包括案涉房屋)。2.找张宝林协调索要工程款。3.明知张宝林无权处置开元花园房产，却同意用张宝林提供的手续把法院查封的房子卖掉。4.2009年初，一个叫杨亚芹的介绍武峰购买了案涉房屋。5.房款是郭修豹收取的，给其现金100万元左右，武峰替其垫了40多万元的钢材款和10万元的瓷砖款。6.郭修豹从张宝林公司开了九套门市的收据，五套住房的收据，其给张宝林写了三份收到条。证明郭修豹取得案涉房屋合同和收据、收取售房款及非法处置查封房产的事实。306.对武峰的询问笔录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武峰的证言：1.通过杨亚芹从郭修豹处购买过开元花园解放路上的六套门市房。2.时间大约是2009年3、4月份。3.郭修豹告诉他这些门市房被查封了。4.房款都由其公司(山东易尔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出的。5.在长江路2号未见到张宝林，只是郭修豹给其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收据》。6.合同和收据上的时间提到了2008年。证明买房人是武峰、而非杨亚芹；合同不是与天宝公司签订的，而是郭修豹提供的；且合同记载的时间2005年6月16日是虚假的，当时房产正被查封。307．立案决定书。证明郭修豹因非法处置査封的财产漏罪(褚衍明所占房产)被立案侦查。308.（2017）鲁04民终51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枣民五终字第36号案件提审开庭审理后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发回重审。重审后，二审法院依据不同的事实又作出相同的判决。519号判决结果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309．《追加被告申请书》。本案诉讼之初，天宝公司即申请追加当事人。310.(2013)枣民五终字第34号民事裁定书。天宝公司申请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被告是正确的。因吴熙臣不同意而追加未成，导致诉讼期限延长，因此导致的损失扩大依法应由吴熙臣承担责任。311.枣检民行监[2018]37040000033号《通知书》。针对519号判决（褚衍明案），人民检察院受理了天宝公司的抗诉申请，已进行审查。312．企业变更登记。自2005年8月2日，张宝林已不是天宝公司的股东、董事和法定代表人。313.天宝公司2011年7月至2011年12月财务账页。证明天宝公司在2011年9月1日收到吴熙臣的购房款2272270元。314.企业变更登记。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变更情况。杨亚芹对天宝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证据301（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张宝林刑事案件）已经查明，第一，该案中张宝林无权出售构成犯罪的售房范围不包括本案的房产。第二，通过对照证据304陈玉凤询问笔录和证据301中孙彦明的供述和辩解（见101号判决书第35页倒数第二段），孙彦明陈述，王桂海给其很多空白收据和合同，都是由他（孙彦明）填写的，其中只有一份其写了收款人陈玉凤，其余都填写的他自己的名字。陈玉凤证明，本案的购房收据是她亲自填写入账的，是原始凭证。因此，孙彦明所说的空白收据和合同与本案陈玉凤经手的收据等无关。第三，张利芹证明（在101判决书第57页正数第三段），王震拿走了48份盖有印章的空白收据和部分合同，然后把（填）完的合同给了张利芹，后将这些收据（48张）复印件全部交给了公安机关。对照陈玉凤（证据104第2页中间）在公安机关的证言：陈玉凤说：“销售的门市房和住房……都有收据，是我开的，存根我都带来了……”。而本案房产销售给武峰的收据就是陈玉凤提供的收据第22张，显然，这些收据和上面王震拿走的那些空白收据不是一码事。综合以上情况可知，本案出售房产给武峰的事实，是完全合法和真实的。证据302，第一，本案售房给武峰的收据以及合同都不在王桂海、孙彦明、王震等人经手的收据和合同的范围内，是天宝公司妄图用这些他人具有的空白收据和合同的事实混淆本案中涉及的收据和合同，从而达到一房二卖，损害杨亚芹权益的目的。第二，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股东的变更，以及前后人员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不能恶意转嫁到善意购买房屋的杨亚芹身上，否则背离了诚信原则。证据303，王桂海所说的合同、收据等情况不涉及本案，无关联性，不认可。证据304，对出纳陈玉凤和张利芹的证言予以认可。能够证明武峰2005年6月以房抵债购房的真实性。以房抵债不需要交纳房款给天宝公司，只要天宝公司和市中建筑公司之间抵债平账即可。房款应当交给市中建筑公司（郭修豹）。证据305，郭修豹的这份证言以及市中建筑公司与天宝公司之间的诉讼能够证明天宝公司欠郭修豹所在的市中建筑公司工程款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天宝公司以房抵债售房给武峰的事实及合法性，再次证明售房给武峰并交款完毕的事实。但没有卖房给杨亚芹的陈述，与证据105郭修豹在2010年1月的证言不一致，和武峰的公证证言不符，不符合事实，不予认可。证据306，武峰的这份陈述是本案已经出现了一房二卖之后的2011年10月所作的，牵扯到天宝公司、郭修豹以及侯本涛、吴熙臣等，真实性存在重大嫌疑。其次，武峰的证言首先证明是他先购买了本案的门面房，并且房款已经付清（其实是抵账），这些是事实，我方予以认可。但是，武峰证明房屋没有出售给杨亚芹与其2017年4月作出的证据108公证证言内容不符，与其在证据306中称房屋价格是杨亚芹和郭修豹谈定的、杨亚芹也没交过房租以及之后一直由杨亚芹占有、杨亚芹本人开酒店使用的事实不符。这也证明了武峰可能迫于压力，在房产涨价后，其也和天宝公司、郭修豹等一道，妄图侵占杨亚芹房产的事实，我方对此证言不予认可。第三，在本案房产出现一房二卖后，武峰也早已出狱，一直未对杨亚芹占有使用本案房产提出过任何异议，进一步说明了武峰又售房给杨亚芹的事实，武峰自己也以去年给我方提供公证证言（证据108）的事实表现否认了其自己的证据306这份证言。对证据307立案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和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08的真实性认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明确认定，是因为原审程序违法，发回重审。因此，之后经过再次查清事实后，作出和原审一致的判决完全合法。天宝公司证明目的属于法律认识错误。证据309，第一，该追加申请我方未看到原件，不予认可。第二，该裁定书是侯本涛的，和本案无关。第三，即便是事实，其申请追加杨亚芹为被告是错误的，因为原审纠纷是合同之诉，杨亚芹不是合同当事人，只能追加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证据310，该裁定书我方未看到原件，不认可，并且证明目的与我方无关。证据311是复印件，不认可。检察院已经驳回了其申请，并且认定褚衍明案的判决合法生效。对证据312企业变更情况真实性认可，但是本案我方的购房基础是与天宝公司签订合同、出具收据，和法定代表人无关。对证据313有异议，该记账凭证只能反映出商品房的销售情况记录和其开具的发票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证明该房款已经转入了天宝公司账户。据杨亚芹的证据显示，是打入了张某某个人名下，张某某和天宝公司是什么关系不能查明，不能排除天宝公司和吴熙臣恶意串通一房二卖的事实。对证据314无异议。吴熙臣对天宝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30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可证实武峰的合同及收据日期改在2005年8月份之前，原因是2005年8月份之前张宝林还是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没有出售股权，还可以出售房屋，武峰的合同及收据时间是虚假的，更改时间是在2009年3、4月份；并且张宝林给了销售人员王桂海等人大量空白售房合同和收据；郭修豹证言其因欠债被迫处置了查封的门市房，可印证郭修豹出售案涉房屋给武峰是2009年3、4月份的事实，合同时间、收据时间是虚假的。对证据30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实2005年8月张宝林成立了开元花园抵债房销售处，开始销售开元花园房屋，故2005年8月之前的售房合同及收据时间是虚假的。对证据304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可印证郭修豹以房抵工程款后销售案涉房屋情况。对证据305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还证实郭修豹卖房给武峰时天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张凤楼。对证据306真实性、证明目的无异议。还证实杨亚芹在2011年10月14日之前未向武峰支付过购房款。对证据307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08、309、310、311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12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13无异议，其记账凭证中载明了案涉43、45、47号房屋有两笔付款，吴熙臣1972270万元，郭修豹30万元，与我方主张的付款情况相吻合。对证据314无异议。郭修豹未出庭对以上证据均未发表质证意见。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调取了张宝林、郭修豹、武峰、杨亚芹刑事案件卷宗以及（2007）枣民一初字第51号、（2009）鲁民一终字第237号、（2016）鲁0402民初3199号、（2017）鲁04民终519号、（2012）枣民初字第81号、（2014）鲁民一终字第24号、（2007）枣民一初字第29号、（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案件卷宗或判决书，通知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阅卷。本院依职权向检察机关调取了天宝公司申请对褚衍明案（519号判决）申请检察监督的进展情况。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枣检民（行）监[2018]37040000033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杨亚芹、吴熙臣、天宝公司对该决定书进行了质证，均无异议。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事实认定如下：天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在其已不是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向郭修豹出具了加盖天宝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为张宝林私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郭修豹以天宝公司名义与武峰于2009年3月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天宝公司将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大街A4#、A5#楼六间门市房出售给武峰，建筑面积567.36平方米，单价2700元每平方米，共计金额1531872元。合同落款时间为“2005年6月16日”。合同签订时，郭修豹未告知武峰张宝林已不是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告知了案涉房屋被法院查封的事实。合同签订后，武峰用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山东易尔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资金向郭修豹支付了部分购房款126万元，其余购房款用郭修豹应向武峰支付的货款（钢材、瓷砖款）抵偿。郭修豹向天宝公司出具了借条，天宝公司向武峰出具了编号为2912107的《收据》，《收据》上记载：交款单位为武峰，收款方式为现金，人民币1531872元，收款事由为门市房，加盖了天宝公司财务专用章，财务人员陈玉凤签字，入账日期落款时间为“2005年6月16日”。天宝公司将该《收据》所载款项在财务记账时作为公司收入抵顶郭修豹工程款进行平账。案涉房屋一直由杨亚芹使用至今。2011年8月9日，××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天宝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14号楼-15号楼之间第43、45、47号现房商铺出卖给吴熙臣，房屋面积295.1平方米，单价7700元每平方米，共计房款2272270元。××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逾期在30日之内，自本合同规定的应付款期限之第二天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按日计算向××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应当在××付清全部房款60日内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房屋。××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不超过30日，自本合同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日计算向××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30日后，××继续履行合同的，自本合同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日计算向××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该合同××（签章）处加盖了天宝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处加盖了谭成洪私章，在××（签章）处有吴熙臣签字、捺印。该合同于2011年9月1日进行了备案，备案号1108380。合同签订后，吴熙臣于2011年8月31日由6227002171230998189账号转入曾任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张凤楼6227002171234374205账号1972270元。吴熙臣借用郭修豹30万元工程款作为吴熙臣购房款。天宝公司于2011年9月1日在记账凭证中记载吴熙臣43号、45号、47号房款1972270元、余款挂郭修豹账30万元，合计2272270元。天宝公司于2011年9月1日向吴熙臣开具了金额为2272270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开）。天宝公司于2011年9月5日为吴熙臣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书号为枣房权证枣字第××号。天宝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日期（2011年11月2日前）将案涉房屋交付给吴熙臣，吴熙臣诉至法院。吴熙臣一审时一直不同意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二审时对此不再提异议。褚衍明以天宝公司、郭修豹为被告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确认天宝公司、郭修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2.请求依法判令天宝公司、郭修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枣庄市房产管理局恢复争议房屋的产权登记原状；3.该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天宝公司、郭修豹承担。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0日立案受理，2012年8月2日作出（2012）市中民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驳回褚衍明的诉讼请求。褚衍明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本院于2013年6月12日作出（2013）枣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撤销（2012）市中民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改判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驳回褚衍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天宝公司与郭修豹提出再审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鲁民提字第616-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13）枣民五终字第36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2）市中商初字第216号民事判决，发回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重审。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鲁0402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驳回褚衍明的诉讼请求。褚衍明、天宝公司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二审查明：2005年8月15日，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天宝公司开发的位于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A4楼西首楼下沿解放路门市南数第一间124.8平方米，以单价2700元，计款336960元价格卖给褚衍明，该合同加盖了天宝公司公章及张宝林签章，无单位其他工作人员签字经办。同日天宝公司出具收款收据，经办人张利芹，收据中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2011年9月1日，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将上述合同约定的房屋以单价每平方米7700元，总计1240085元的价格卖给郭修豹，并办理了房屋确权手续，房产证号为：枣房权证枣字第××号。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05年8月2日由张宝林变更为牛毓伟。2010年11月3日，褚衍明依据其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向枣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天宝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产的产权证。仲裁期间，天宝公司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杨亚芹为共同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四被告返还侵占其公司的共计8套房产（其中包括褚衍明占有使用的该案房产），并要求赔偿损失。本院于2011年4月19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天宝公司以提起上述诉讼为由，申请仲裁委中止审理，枣庄仲裁委员会于2011年4月28日作出（2011）枣仲决字第8号决定书，中止褚衍明与天宝公司之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2011年11月17日，本院作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认为天宝公司与四被告之间不存在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且郭修豹、褚衍明均不同意合并审理，裁定驳回天宝公司的起诉。在市中建筑公司诉天宝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中，本院曾于2008年4月28日作出（2007）枣民一初字第51-2号民事裁定将案涉房产查封，后该房产被解除查封。褚衍明在该案一审诉讼期间申请将案涉房产再次查封，但到期未申请续封，现该房产仍由褚衍明占有使用。张宝林等人合同诈骗罪一案的（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中并未涉及该案房产。本院二审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是：天宝公司与褚衍明及郭修豹针对该案同一套房产分别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对于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天宝公司认为，该合同是其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私留、盗用公章的犯罪行为所致，不能代表天宝公司。本院认为，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05年8月15日，合同中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的名章。虽然天宝公司的工商登记已于2005年8月2日进行变更，签订合同时张宝林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对于褚衍明来说，其对该变更事实无从知晓，且同日天宝公司向褚衍明出具的收款收据中亦加盖了天宝公司的财务专用章，上述事实表象足以让褚衍明相信其是与天宝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况且该案涉房屋已实际交付褚衍明占有使用多年之久，至今仍在褚衍明实际控制之下。因此，在天宝公司不能证明褚衍明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签订的该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于该房屋无论是褚衍明直接交付现金购买还是抵债取得，天宝公司与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均是对房屋买卖事实的认可，应认定为褚衍明合法取得。对于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合同的时间认定问题，合同中注明了褚衍明二代身份证号码，虽然该身份证办理时间在合同签订时间之后，但褚衍明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已出具书面说明承认该身份证号码是其后来添加到合同中的。因该份合同一直由褚衍明持有，其在办理完身份证后，完全有条件将身份证号添加到合同中，其解释符合常理，但该事实不影响合同真实签订时间及效力的认定。天宝公司认为合同实际签订时间应在褚衍明身份证办理时间之后，但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不能成立。天宝公司主张褚衍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已被法院查封，但其提供的（2007）枣民一初字第52-1号民事裁定中注明的时间为2008年4月28日，该时间明显在褚衍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综上，天宝公司关于其与褚衍明签订该案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该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9月1日，是在天宝公司与褚衍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六年之久。对于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能否认定合同无效的问题。首先，褚衍明于2010年向枣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天宝公司为其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期间天宝公司向本院提起诉讼，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及杨亚芹为共同被告，要求四人返还包括该案房屋在内的8套房屋。但该两案审理期间，天宝公司在明知与褚衍明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且褚衍明已实际占有房屋的情况下仍与郭修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对于郭修豹而言，2010年1月13日，郭修豹在张宝林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的刑事案件询问笔录中称，案涉房屋是天宝公司抵偿拖欠其工程款，因其又拖欠褚衍明的水泥款而抵账给褚衍明的。由此可见，其陈述的该事实无论能否成立，都能证明其对褚衍明与天宝公司存在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是明知的。综上，在天宝公司与郭修豹均明知褚衍明与天宝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案涉房屋并由褚衍明实际占有使用，且相关案件已进入仲裁及诉讼程序，相关合同效力及权属均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对案涉房屋再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致使褚衍明无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以上客观事实能够认定，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的上述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且侵害了褚衍明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该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褚衍明的该项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褚衍明请求判令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枣庄市房产管理局恢复争议房屋的产权登记原状的请求事项，不属于民事案件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综上所述，天宝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褚衍明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本院予以改判。本院于2018年2月5日作出（2017）鲁04民终5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402民初3199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天宝公司与郭修豹签订的2011年9月1日《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三、驳回褚衍明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郭修豹、天宝公司申请检察监督。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枣检民（行）监[2018]37040000033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004年1月10日，天宝公司与市中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市中建筑公司承建天宝公司开发的枣庄市开元大街开元花园A区2#、3#、4#、5#、6#楼工程。2004年12月13日，天宝公司与市中建筑公司就上述工程又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案涉房屋即在该工程范围内。郭修豹是市中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天宝公司与市中建筑公司因以上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形成多起诉讼。天宝公司以市中建筑公司为被告，于2007年4月24日向本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市中建筑公司立即交付开元花园A区3号、4号楼建筑工程等。本院于2007年6月20日作出（2007）枣民一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判决市中建筑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天宝公司交付开元花园A区3号、4号楼建筑工程等。市中建筑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30日作出（2007）鲁民一终字第307号民事裁定，以市中建筑公司未交纳上诉费，按市中建筑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以上判决、裁定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市中建筑公司以天宝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天宝公司给付开元花园A区3号和4号楼建筑工程款300万元及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并承担违约责任。本院于2008年4月28日作出（2007）枣民初字第51-2号民事裁定，查封天宝公司位于开元花园A区4号楼（现15号楼）西首5号楼（现14号楼）之间的沿街门市房8套（包括案涉房屋3套，即43号、45号、47号）。预查封期限：从2008年4月28日至2010年4月27日止。本院于2009年4月8日作出（2007）枣民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判决天宝公司支付给市中建筑公司开元花园A区3号和4号楼工程价款300万元及利息。天宝公司不服以上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9日作出（2009）鲁民一终字第237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以上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天宝公司以枣庄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市中建筑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诉讼，请求判令枣庄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承建的枣庄市市中区开元花园A3、A4楼所对应的沿解放北路东侧的沿街第43、45、47、49、51、53、55、57、59、61、63、65、67、69、71、73号门市房交付天宝公司；依法判令枣庄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天宝公司延期交房违约金、经济损失3025550.27元等。本院于2013年6月20日作出（2012）枣民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判决枣庄中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天宝公司延期交房损失467232.78元，驳回天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天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2014）鲁民一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维持原判。以上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天宝公司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杨亚芹为共同被告于2011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返还财产诉讼，请求四被告返还侵占其公司的开元花园小区沿解放北路东侧的39号、43号、45号、47号、49号、51号、53号、57号共计8套门市房（其中包括杨亚芹占有使用的案涉房产43号、45号、47号），并要求赔偿损失。2011年11月17日，本院作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认为天宝公司与四被告之间不存在同一法律关系，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裁定驳回天宝公司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郭修豹以吴熙臣为被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1日作出（2015）市中民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判决吴熙臣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郭修豹借款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天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犯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于2010年11月22日作出（2010）市中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判处张宝林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59万元及没收个人财产。张宝林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3月17日作出（2011）枣刑二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该案中并未涉及该案房产。以上判决、裁定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郭修豹犯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于2013年2月5日作出（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该判决查明，2004年1月10日，鑫建房地产（枣庄）有限公司（天宝公司前身）与市中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将枣庄市市中区开元大街开元花园A区2-6号楼的建设工程发包给市中建筑公司，郭修豹任市中建筑公司项目经理。2004年4月28日，鑫建房地产（枣庄）公司变更为天宝公司。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市中建筑公司与天宝公司由于工程款结算发生纠纷，市中建筑公司诉天宝公司拖欠工程款，主张债权300万元，并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28日裁定查封天宝公司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开元花园A区4号楼至5号楼之间的沿街门市房8套。被告人郭修豹在明知上述房产被查封且民事诉讼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于2009年3月以天宝公司的名义与武峰签订购房合同，将上述房产中的6套出售给武峰。该案中的6套房产其中3套即43号、45号、47号系本案诉争的房产。郭修豹已经将卖房款交到市中区政法委。以上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武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2月4日作出（2012）市中刑初字第20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40万元。武峰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19日作出（2013）枣刑二终字第17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以上判决、裁定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杨亚芹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2013）市中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40万元。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4年7月17日起杨亚芹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2005年8月2日，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宝林变更为牛毓伟；2006年8月18日，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牛毓伟变更为张凤楼；2010年6月28日，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凤楼变更为谭成洪；2018年7月18日，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谭成洪变更为刘培亮；2018年7月20日，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刘培亮变更为王海军。本院再审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焦点是：1.一审法院将杨亚芹、郭修豹列为共同被告，吴熙臣未对杨亚芹提出诉讼请求，一、二审判决杨亚芹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有法律依据；2.二审程序是否合法；3.吴熙臣与天宝公司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如合同有效，吴熙臣关于天宝公司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的“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关于焦点一，一审法院将杨亚芹、郭修豹列为共同被告，吴熙臣未对杨亚芹提出诉讼请求，一、二审判决杨亚芹承担民事责任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天宝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枣庄市市中区解放北路开元花园14-15号楼之间第43、45、47号现房商铺出卖给吴熙臣，吴熙臣支付房款2272270元，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吴熙臣与天宝公司在履行以上《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发生争议，吴熙臣诉至法院，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吴熙臣与天宝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并承担各自合同责任，杨亚芹不是该合同的主体，不负有履行该合同义务亦不应承担合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据此，杨亚芹对案涉房屋主张是购买后合法占有，因此对吴熙臣与天宝公司双方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依据以上法律规定及天宝公司申请将杨亚芹、郭修豹列为共同被告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应将杨亚芹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而不应列为共同被告。一、二审法院将杨亚芹列为共同被告，在吴熙臣未对杨亚芹提出诉讼请求的前提下，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迳行判决杨亚芹履行合同义务即将案涉房屋交付吴熙臣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属于超诉讼请求判决。杨亚芹关于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天宝公司关于吴熙臣同意天宝公司申请追加杨亚芹、郭修豹为共同被告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应视为系吴熙臣诉讼请求一部分的抗辩理由无法律依据，其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二审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2013）市中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以杨亚芹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12年3月6日起至2019年3月5日止）。2014年7月17日起杨亚芹在山东省女子监狱服刑。本案一审判决书及上诉状均是由山东省女子监狱转交杨亚芹的。二审法院未按照杨亚芹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所写明的地址山东省女子监狱依法送达开庭传票，致使杨亚芹无法行使辩论权利。二审法院在已向其他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的情况下既未开庭审理，也未依法调查、询问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的规定。综上，二审程序违法，再审予以纠正。杨亚芹关于二审程序违法的再审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焦点三，吴熙臣与天宝公司于2011年8月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如合同有效，吴熙臣关于天宝公司交付房屋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的“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首先就要认定合同效力，进而认定合同能否履行、如何履行。合同效力的司法判断是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一房二卖的案件审理中，前后两个买卖合同效力直接影响两个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顺序、房屋所有权的归属等重大核心问题。因此，本案应首先判断天宝公司就同一房屋分别与武峰、吴熙臣前后签订的两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关于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杨亚芹认为，以上合同合法有效。天宝公司认为，从未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武峰，武峰所持有的合同和收据是张宝林等人采取欺骗手段非法提供给郭修豹的，来源非法；案涉房屋被杨亚芹占用，是因郭修豹非法处置所致，因损害了天宝公司的利益，是无效的。吴熙臣认为，郭修豹非法处置案涉房屋给武峰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是无效的。本院认为，在郭修豹刑事案件中，郭修豹供述出售案涉房屋时未告知武峰张宝林已不是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在张宝林刑事案件中，张宝林、王震、孙彦明等人也证实未告知所有买房户张宝林已不是天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在卷证据不能证明武峰知道张宝林超越权限。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加盖了天宝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宝林的私章，虽然天宝公司的工商登记已于2005年8月2日将法定代表人张宝林变更为牛毓伟，签订合同时张宝林不再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对于武峰来说，其对该变更事项无从知晓，且天宝公司向武峰出具的《收据》中亦加盖了天宝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及财务人员陈玉凤签字。上述事实表象足以让武峰相信其是与天宝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况且该案涉房屋已实际交付武峰指定的杨亚芹占有使用多年，至今仍由杨亚芹占有使用。因此，在天宝公司不能证明武峰签订合同时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武峰与天宝公司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1.倒签时间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本案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落款时间为“2005年6月16日”，签订的真实时间应为2009年3月。具体理由分析如下：郭修豹、武峰和杨亚芹在郭修豹刑事案件中的供述和陈述磋商案涉房屋买卖事宜是2009年；武峰安排山东易尔易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向郭修豹付款时间均是2009年5月；杨亚芹于2011年1月7日在枣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其询问笔录中陈述购房协议是2009年5月23日武峰签订的；在张宝林刑事案件中张宝林、王震、孙彦明等人关于更改合同时间的供述；编号2912107的《收据》开具日期在前、早于该编号的收据开具日期在后不符合时间顺序的情形以及（2012）市中刑初字第530号刑事判决认定的“被告人郭修豹在明知上述房产被查封且民事诉讼正在进行的情况下，于2009年3月以天宝公司的名义与武峰签订购房合同，将上述房产中的6套出售给武峰”等事实能够综合证明武峰与天宝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时间应为2009年3月。武峰与天宝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倒签时间的事实不影响该合同真实签订时间及效力的认定。2.购房款的交付及房屋的取得。通过法庭调取的与本案有关的民事案卷、刑事案卷材料、各方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天宝公司欠市中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市中建筑公司没有交付其承建的相关房屋，其中包括案涉房屋。郭修豹与天宝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宝林商量以出售市中建筑公司未交付的部分房屋所得房款折抵天宝公司欠市中建筑公司的工程款，由天宝公司出具购房合同及收据。武峰将案涉购房款交付给郭修豹，郭修豹向天宝公司财务出具借条，天宝公司在财务上用该借条作为支付给市中建筑公司工程款进行记账、平账，天宝公司财务直接向武峰出具购房款收据，以上闭合的抵债方式可以认定武峰已经向天宝公司给付房屋全部购房款。对于案涉房屋无论是武峰直接交付现金购买还是抵债取得，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出具《收据》的行为，均是对房屋买卖事实的认可，应认定为武峰合法取得。3.查封期间买卖房屋的效力。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被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查封的房地产不得转让，但该规定系对房地产被查封期间所有权转移进行的限制，并不因此影响房地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本案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案涉房屋虽然被人民法院预查封，但案涉房屋是否被查封以及郭修豹已构成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均不因此影响当事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综上，杨亚芹关于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天宝公司、吴熙臣关于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杨亚芹认为，天宝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武峰，武峰又出售给杨亚芹占有使用两年多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天宝公司、郭修豹、吴熙臣不顾该事实，也不顾再次出售无法交付房屋的情况下，进行一房二卖并抢先办理房产登记，属于恶意串通损害杨亚芹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属无效。退一步讲，如果吴熙臣是善意的，不能认定合同无效，也属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规定的“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天宝公司和吴熙臣均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本院认为，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1年8月9日，是在天宝公司与武峰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两年多。对于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能否认定合同无效的问题。1.天宝公司是否存在恶意的问题。天宝公司以张宝林、郭修豹、褚衍明、杨亚芹为共同被告于2011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返还财产诉讼。2011年11月17日，本院作出（2011）枣民一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天宝公司在以上案件审理期间的2011年8月9日，在明知与武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且武峰指定的杨亚芹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二年多的情况下仍与吴熙臣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其卖房行为明显存在恶意。2.吴熙臣是否存在恶意的问题。本案一审时，天宝公司问：“原告，你们签了合同后是否看了房屋？”吴熙臣答：“一直没有看房。”吴熙臣在（2015）市中民初字第41号郭修豹与吴熙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辩称“本案原告所诉30万元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借款，而是清理款，原、被告之前并不认识，原告实为建筑商，将房屋介绍给被告，但是房屋已实际被第三人占有使用，原告将该30万元用于清理住户，若第三人搬出，这30万元由被告承担；若第三人不搬出，被告清理后，将剩余款项交予原告……”。天宝公司在本案重审后上诉称“在签订合同时，吴熙臣知悉案涉房屋被杨亚芹占用的事实，吴熙臣予以认可，并同意以现状交付给其使用”。郭修豹证实吴熙臣购买案涉房屋是由其介绍的，在吴熙臣购买案涉房屋之前郭修豹已向吴熙臣介绍清楚当时房子情况是由杨亚芹正在里面开饭店使用。本院认为，购买房屋属于公民生活中的重大事项，通常情况下本人应到现场进行查看。“占有使用”本身具有公示的作用，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后××对前××已使用的状况应当是了解的。以上列举的事实足以说明吴熙臣在明知案涉房屋存在重大争议且由杨亚芹正在占有使用的前提下仍然购买明显与常理相悖，其购房行为不具有善意性。综上，在天宝公司与吴熙臣均明知武峰与天宝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存在，案涉房屋并由武峰指定的杨亚芹实际占有使用，且相关案件已进入诉讼程序，相关合同效力及权属均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仍对案涉房屋再次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致使武峰无法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通过以上客观事实能够认定，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的上述买卖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且侵害了武峰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因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因此，吴熙臣关于天宝公司交付房屋、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双方的民事争议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杨亚芹关于天宝公司与吴熙臣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天宝公司和吴熙臣关于双方签订的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外，杨亚芹与武峰、郭修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本案的不同审理阶段，对于××，杨亚芹有不同的陈述：有时主张其是直接从郭修豹手中购买的案涉房屋；有时主张其是从武峰手中购买的案涉房屋；有时主张其是以武峰的名义由武峰代其购买的案涉房屋；在再审中主张其是从武峰、郭修豹手中购买的案涉房屋，使用至今，属于合法占有。对于购房款的数额，杨亚芹亦有不同的陈述：有时主张180万元、有时主张181万元、有时主张187万元。杨亚芹对于购房事实的陈述和主张不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也与郭修豹、武峰在郭修豹刑事案件中的供述或陈述不一致。在案证据能够证明武峰是案涉房屋的先××，杨亚芹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与天宝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本案审理的是吴熙臣与天宝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杨亚芹与武峰、郭修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各方的纠纷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综上所述，杨亚芹的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裁判结果错误，二审程序违法，再审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四十四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5）枣民五终字第599号、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3）市中民重初字第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熙臣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5409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0409元，由吴熙臣负担15204.5元（50%），由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5204.5元（50%）；二审案件受理费25409元，由吴熙臣负担12704.5（50%），由山东天宝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2704.5（50%）。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丽审判员 王 丹审判员 刘广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书记员 高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