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5民终805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安春国。委托诉讼代理人：翁冶中，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凡建，上海深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仓世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人安春国因与被上诉人太仓世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弘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5民初2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安春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安春国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未经当事人申请，自行调取公安机关对夏静、张静、许小征、高敏科和吴虞等人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其目的显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法院可自行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应属非法取证，上述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许小征和高敏科的单方陈述，安春国不予认可。二、一审判决认定安春国未向世弘公司支付购房款错误。案外人吴虞以安春国名义向世弘公司支付了全部房款，在汇款之前安春国已经以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方式予以认可。此后，安春国在行政诉讼、仲裁和本案诉讼中均认可吴虞垫付款的事实。即使吴虞垫付款项之初没有安春国的授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和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吴虞的行为也早已得到安春国的追认。三、一审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第三人垫付房款的行为不能作为否定当事人成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意思表示的证据。首先，安春国举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相对于传来证据、间接证据具有较高证明力。安春国已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世弘公司未作答辩，不可能使法院确信不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的待证事实存在有高度可能性。其次，从资金来源看，涉案款项是以安春国的名义存入世弘公司银行账户。从付款情况看，款项支付由谁经办、受谁指示不影响该款是安春国支付这一基本事实。从合同目的看，案外人的陈述与本案无关，且系当事人单方向公安机关所作，未经生效裁判认定，也未经质证，缺乏证明力。最后，根据已查明事实不能认定安春国存在虚假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双方有通谋行为，不符合虚假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2.许小征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承认已归还了7月份向吴虞借的1200万元本金和利息，吴虞也同样认可。但是，在本案的证据中除了有2011年12月8日许小征通过购房转换向吴虞归还1200万元的借款本息以外，并没有可以证明有其他方式的还款证据。所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之际吴虞对许小征出借2000万元款项的资金实际上无处寻觅。借款完全是许小征为了推托与太仓市住建局相互串通撤销安春国购房合同备案的责任而捏造出的虚构事实。世弘公司未作答辩。安春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安春国与世弘公司在2011年12月8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世弘公司返还安春国房款527498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安春国2011年12月13日至实际返还房款之日的利息；3.世弘公司赔偿安春国经济损失527498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2月8日，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签订编号为2011117900286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并在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备案登记手续。该合同约定：安春国购买世弘公司开发的位于太仓市，建筑面积是110.24平方米，价款是527498元；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苏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该《商品房买卖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夏静、张静、杨海燕、沙雪莲、莎莉莉、徐叶等人亦分别与世弘公司签订数量不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涉及房款合计33971466元。夏静、张静均是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员工，丝汇服饰（苏州）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夏方，吴虞与夏方是夫妻关系。高敏科在由许小征实际控股的苏州世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东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关于安春国与案外人夏静、张静、杨海燕等支付房款情况是：（1）2011年12月12日，苏州市吴中区金联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联公司）、苏州涵碧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转入夏静尾号为0823工行卡580万元（据夏静陈述，该卡实际由老板吴虞使用），同日，夏静尾号为0823号工行卡内580万元转入高敏科尾号为2311号的中行卡；（2）2011年12月12日，案外人董玉苏尾号为7653工行卡、案外人钱祖勤尾号为6729工行卡分别转入高敏科尾号为8691的工行卡内100万元、500万元，同日，高敏科尾号为8691工行卡内的625万元（含卡内已有25万元）又转入高敏科尾号为2311中行卡625万元；（3）2011年12月12日，夏静、张静根据吴虞指示，高敏科根据许小征指示，三人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办理房款支付手续。夏静、张静以安春国的名义填写现金解款单，并在现金解款单上备注：“8幢809室房款”。高敏科从其尾号为2311的中行卡内先将11787780元转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该款11787780元包括安春国名下的房款527498元；（4）世弘公司收到11787780元之后，在2011年12月12日立即转入世东公司的银行账户，又经由许小征的银行账户转入高敏科的银行账户，高敏科、夏静与张静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采用上述同样方式支付第二批房款6708437元；（5）2011年12月13日，高敏科、夏静和张静又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采用上述同样方式支付第三批房款6511254元、8963995元。审理中，安春国提供现金解款单、收款收据各一份，现金解款单显示2011年12月12日以安春国的名义存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527498元，世弘公司向安春国出具了收款收据，并注明收款事由是：“8#809”。2012年6月20日，在安春国不在场的情况下，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了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手续。2012年7月11日，世弘公司又将上述商品房转卖给谢婷，并在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登记。2014年8月5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安春国与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备案登记行政行为违法一案，安春国请求撤销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注销备案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恢复备案登记。该案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世弘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世弘公司述称安春国不是实际购房人，安春国与世弘公司之间名为房屋买卖实为民间借贷。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在安春国不在场的情况下办理注销登记行为，该注销登记行政行为违法。鉴于涉案商品房已经销售给案外人，并重新办理合同备案登记，不能再恢复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太仓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驳回安春国恢复备案登记的诉讼请求。2014年10月24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太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6年1月28日，安春国向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解除申请人安春国与被申请人世弘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被申请人世弘公司退还申请人安春国支付的全部购房款以及资金占用的孳息。2017年1月5日，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6）苏仲裁字第116号裁决，认为依据现有证据，包括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和仲裁庭调取的证据，既无法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所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认定案外人吴虞指派经办人以申请人名义向被申请人账户缴入的现金是否是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的购房款，故对申请人安春国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2月21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申请人安春国与被申请人世弘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2017年12月29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苏05民特29号民事裁定，撤销苏州仲裁委员会（2016）苏仲裁字第116号裁决。上述事实，由安春国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现金解款单、收据、一审法院（2014）太行初字第00022号行政判决书、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5民特29号民事裁定书，一审法院调取的讯问笔录、询问笔录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2014年2月24日，太仓市公安局讯问世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小征时，许小征陈述：2011年底至2012年初，其向吴虞借款2000多万元，并通过网签合同以世弘公司的商品房作抵押，网签合同与解除网签合同都是由谢宗佐操作；该2000多万元是其分三次跟吴虞借的，第一次借款时世弘公司与丝汇公司网签25套房子，价款合计1109万多元，第二次借款时，世弘公司应吴虞要求，与吴虞安排的安春国、莎莉莉等个人在2011年12月8日网签购房合同，第三次借款时，世弘公司将9套门面房通过网签合同形式抵押给苏州速仕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但是这次借款多少其记不清楚；其每次跟吴虞借款时，高敏科都在场，这些事情高敏科清楚；目前为止，其没有归还吴虞2000多万元本金，仅仅清偿了点儿利息。2014年3月4日，太仓市公安局讯问许小征时，许小征陈述：其跟吴虞借款好几次，其中以世弘公司开发的商品房抵押借款三次，其记不清楚每次借款的金额，每次借款都是由高敏科操作，具体可以问高敏科；2011年底至2012年初，其跟吴虞借款2000万元时三次网签购房合同，三次借款其都安排高敏科操作资金；关于2000万元借款，目前为止其未归还一分本金，仅仅清偿700多万元利息，利息是从2011年底或2012年初一直付到2013年4月左右，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其和高敏科的银行卡汇给吴虞334.40万元，即是利息；其与吴虞之间没有借款合同，但是第一次网签合同时其与吴虞之间有一份书面材料，大概意思是写了借款金额和利息，写这份书面材料时高敏科在场，这份书面材料肯定不在其手里，应该在吴虞手里；丝汇公司在2012年1月17日转给世弘公司11092643元，其记不清楚3092643元转到哪里，转给苏州伟恒贸易有限公司的200万元与转给苏州工业园区蒙地莫贸易有限公司的600万元可能是归还金联公司的借款，也可能是又打给吴虞的，具体需问高敏科。2016年11月3日，太仓市公安局询问许小征时，许小征陈述：2011年底至2012年初，其用景栊湾的商品房向吴虞抵押借款2000万元，但是其实际到手没有2000万元，因为吴虞需要扣除一些利息等费用；吴虞提出将2000万元以房款的形式支付，吴虞安排张静、夏静与其安排的高敏科办理网签合同手续，抵押商品房登记在一些个人与丝汇公司、苏州速仕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吉恒投资有限公司名下，这些个人包括张静、夏静、安春国、莎莉莉等；其跟吴虞借款2000万元，而房款总计四、五千万元，所以吴虞提出将2000万元分批打款，吴虞先付一部分房款，其再把钱从世弘公司的账户转出，吴虞再付一部分房款，这样反复几次就将全部房款付清；关于夏静、董玉苏、钱祖勤在2011年12月12日转给高敏科的58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都是吴虞安排的借款，当时高敏科在操作此事，所以钱款打给高敏科；丝汇公司在2012年1月17日转给世弘公司的11092643元，该款不是房款，而是2000万元借款的一部分。2014年3月5日，太仓市公安局询问高敏科时，高敏科陈述：世弘公司与世东公司都是许小征的，高敏科是世东公司的副总经理，谢宗佐是世弘公司的总经理；2011年底至2012年初，许小征用世弘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向吴虞抵押借款2000万元，抵押方式是网签合同，吴虞与许小征针对该笔借款签订一份书面协议，最后许小征还让其与世东公司的财务武云在该书面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只有一份，应该由吴虞持有，其记得协议的部分内容是若吴虞要求开具房产发票，许小征需要配合开具发票；该笔借款是许小征安排其经办的，吴虞安排的经办人是张静、夏静，其在中国银行苏州分行与张静、夏静办了两天，她们先把580万元转到其中行卡，11时许又把600万元转到其工行卡，另加其工行卡上的余款25万元，其从工行卡转款625万元到中行卡，张静、夏静按照每一份网签合同填写交款单据，其根据交款单据将1205万元汇至世弘公司账户，世弘公司再将钱款转到其账户，其再交其他房款，这样来回操作几次才付清全部房款；网签合同的人没有到银行交款，交款手续都是由张静、夏静操作，网签合同的人肯定不是买房；许小征让其归还周锋、曹默等人借款13876381元，差不多1400万元，这些还款包括上述1180万元，另外约200万元是从其他地方捅得；丝汇公司转给世弘公司11092643元，其没有印象，其未经手，世东公司转到其卡上3092643元，其又转给夏静399701元；转给苏州伟恒贸易有限公司的200万元、苏州工业园区蒙地莫贸易有限公司的600万元是怎么回事，其不清楚，该两笔款项不是其经手的，其从未接触这两家单位；从2012年1月11日至2012年7月，其和许小征的账户转给吴虞334.40万元，都是支付吴虞的利息，其不清楚利息是如何计算的，其都是按照许小征的要求转款给吴虞。2014年3月12日，太仓市公安局询问夏静时，夏静陈述：丝汇公司成立于2003年，法定代表人是夏方，实际负责人是吴虞（FRANKWU），吴虞和夏方是夫妻关系，丝汇公司还有几个股东，其是在2005年到丝汇公司工作；其没买过世弘公司的商品房，老板吴虞曾经以其名义跟世弘公司签过3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2011年底，吴虞拿了三、四十套世弘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让丝汇公司的员工签字，吴虞说他买商品房，以夏静、安春国、莎莉莉、沙雪柳、奚洋、徐叶、杨海燕、张静、张延文、周惠华等个人与苏州速仕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吉恒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基本上每个人签了两、三套商品房，《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好之后，吴虞就让其和张静带好合同去银行付款，合同有四、五十份，其和张静在银行就按照合同记载的房款金额和房号填写现金解款单，但是只付了房款1000多万元；由于房款总计三、四千万元，而当时只有1000多万元，其就按照吴虞的要求先将部分房款付给世弘公司，世弘公司收到后转出来，其再付给世弘公司部分房款，这样反复操作好几次，用时两天才付清全部房款，然后其与张静就将《商品房买卖合同》全部交给吴虞，后来吴虞还把合同文本、房款收据交给签订合同的人，让他们核对合同与收据上的房款、房号是否一致；其、安春国、莎莉莉、沙雪柳、奚洋、徐叶、杨海燕、张静、张延文、周惠华等个人与苏州速仕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吉恒投资有限公司均未付过房款，付款手续都是其与张静办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人都不是真正买房，吴虞说他自己买房，其不清楚吴虞是否真正买房；丝汇公司与世弘公司网签合同之事，其不知道，其未经手办过；据其所知，许小征跟吴虞借款很多次，网签合同与许小征向吴虞借款是否有关系，其不知道。2014年3月12日，太仓市公安局询问张静时，张静陈述：丝汇公司成立于2003年，法定代表人是夏方，实际负责人是吴虞（FRANKWU），吴虞与夏方是夫妻，丝汇公司还有几个股东，其是2004年到丝汇公司工作；2011年12月份，其未购买世弘公司开发的商品房，但是老板吴虞曾经以其名义与世弘公司签过3套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其自己没有付过房款，吴虞让其与夏静拿了三、四十套太仓景栊的房屋清单到中国银行苏州分行解款，清单上有人名、房号、房款金额，夏静、张延文、周惠华、杨海燕、徐叶的名字都在清单上；其与夏静到了银行之后，许小征安排的高敏科也到了银行，然后其与夏静就根据吴虞提供的清单填写现金解款单，然后根据吴虞的要求分四批支付房款，在银行办了两天时间；安春国、莎莉莉、沙雪柳等人的现金解款单都是其与夏静办理的，他们都未付过房款，其不清楚他们是否真正购房；丝汇公司与世弘公司网签合同之事，其不知道，也未经手；据其所知，许小征向吴虞借款很多次。2014年3月18日，太仓市公安局询问吴虞时，吴虞陈述：其是美籍华人，英文名FRANKWU；其是后庆贸易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后庆贸易株式会社是丝汇公司的股东，股份是100%，其与丝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夏方是夫妻；其与许小征之间的债务关系已在2011年12月中旬全部结束，现在没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许小征也未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向其借款2000万元；2012年1月份，丝汇公司向世弘公司购买25套商品房，该事是其与许小征商谈的，总房款11092643元是丝汇公司转账给世弘公司；安春国、莎莉莉、沙雪柳、夏静、张静等人，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其介绍他们中间部分人到世弘公司购买商品房，其听张静、夏静说他们的房款都是现金解款，其两个姐姐吴茂、吴盛的房款以及夏静、徐和英、徐叶、杨海燕、张静、张延文、周惠华、安春国等人房款，有一部分是其垫付，垫付金额其记不清楚；其知道苏州速仕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苏州吉恒投资有限公司，其也介绍两家公司到世弘公司购买商品房，两家公司如何付款，其不清楚；2011年12月中旬，高敏科帮许小征连本带息归还其1200万元本金和利息，这笔钱是其在2011年7月14日出借给许小征的1200万元。上述事实，由一审法院调取的询问笔录、讯问笔录以及一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本案中，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安春国、世弘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无效。具体评判如下：1.从资金来源看，涉案款项527498元虽以安春国的名义存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但是包括该款527498元在内的1180万元是从夏静、董玉苏、钱祖勤等人名下的银行账户转入高敏科的银行账户，然后由高敏科的银行账户转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因此，该款527498元并不来源于安春国，该款与安春国没有任何联系。2.从付款情况看，涉案的现金解款单系由夏静、张静经办，两人以安春国的名义将527498元存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根据夏静、张静向公安机关的陈述，两人均是按照吴虞的指示办理现金解款手续，安春国没有委托两人办理付款手续。夏静、张静向公安机关的陈述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安春国实际没有支付世弘公司房款527498元。3.从合同目的看，夏静、张静、高敏科与许小征分别向公安机关陈述安春国不是真正向世弘公司购房。另外，世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小征还陈述因其向吴虞借款，吴虞要求其以世弘公司开发的商品房作抵押，吴虞借用安春国的名义与世弘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上述四人的陈述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条，足以证明安春国签订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是向世弘公司购买商品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安春国与世弘公司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安春国亦未支付世弘公司任何款项。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安春国、世弘公司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综上所述，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且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世弘公司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世弘公司放弃诉讼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安春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4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402元，由安春国承担。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二审中，安春国提交吴虞与世东公司、许小征等签订的借款合同复印件及本票复印件，证明吴虞以世东公司归还的借款本息为购房人垫付购房款。借款合同复印件显示吴虞向许小征任法定代表人的世东公司出借1200万元，借期自2011年7月12日起至2011年11月11日止，年利率19%，许小征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安春国主张吴虞共为安春国、沙莉莉、夏静、张静等人购买的43套房垫付房款23975249元，其中通过高敏科账户实际付至世弘公司11787780元，余款为许小征归还的借款本金1200万元及利息187469元。世弘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为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调取证据是否合法。本院认为，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为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的真实意思的问题。首先，从房款的资金来源看，虽然现金解款单显示房款是以安春国的名义存入世弘公司银行账户，但包括该款527498元在内的1180万元是从夏静、董玉苏、钱祖勤等人的银行账户转入高敏科的银行账户，后再转入世弘公司的银行账户。安春国称购房款系由吴虞垫付，因此安春国当时并未实际支出购房款。其次，从合同签订及房款支付的过程看，按照安春国所述，许小征为向吴虞归还借款让吴虞介绍人到世弘公司处购房，23名购房人于2011年12月8日同一天签订43份购房合同，并由吴虞指示夏静、张静统一办理现金解款手续，向世弘公司支付房款。但安春国未证明其与吴虞之间有关于垫付房款的书面约定，其在行政诉讼、仲裁及本案中认可吴虞垫付款不能证明当初房款支付的真实目的。而且安春国称吴虞为收回借款本息、减少风险而为其亲戚、朋友、员工在内的购房人提供无息垫付款、由购房人取得房屋后办理银行贷款或以其他方式归还垫付款也不尽合理。再次，从付款经办人员的陈述看，张静、夏静系受吴虞指示办理现金解款手续的人员，亦分别以自己名义与世弘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安春国名下的合同与二人的合同同时签订，房款也同时支付，基于同一原因签订合同的可能性较高。而在接受太仓市公安局询问时，张静、夏静均陈述自己没有买过世弘公司的商品房，而是老板吴虞以二人名义与世弘公司签合同。安春国主张张静、夏静系受胁迫作出上述陈述没有依据。另一由许小征指派的经办人高敏科也明确网签合同的人不是真正向世弘公司购房。综上，虽然安春国与世弘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从合同签订、房款支付以及款项来源的情况，结合经办人陈述以及许小征、吴虞所述许小征控制的公司曾向吴虞借款的情况，不足以认定安春国与世弘公司之间存在房屋买卖真实意思的事实存在有高度可能性，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安春国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要求世弘公司返还房款和利息、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此外，安春国与世弘公司之间也没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一审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无不当。关于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是否合法的问题。在安春国作为原告起诉的注销备案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案件中，世弘公司已作为第三人应诉并主张安春国非真实购房人。本案世弘公司未应诉答辩，安春国所主张的购房事实确存在较大疑点，一审法院为准确查明及认定事实而向公安机关调取相应笔录并无不当，相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安春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842元，由上诉人安春国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维佳审判员  曾雪蓉审判员  沈军芳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书记员  陆晓婷法律文书履行提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国家权威性和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应当依法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否则人民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以下执行风险：一、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名下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强制执行措施，并有权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搜查。二、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未按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三、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四、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及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拘留。五、被执行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或者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对被执行人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座以上舱位；（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五）购买非经营必须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七、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或者通过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抗拒执行，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法院公告栏、电子显示屏、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向政府相关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等通报，供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质认定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予以信用惩戒；向征信机构通报，由征信机构在其征信系统中记录。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民法院有权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主管部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八、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