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322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汐彭，男，1978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西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振海，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吉川，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熙，男，1977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慧伦，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北京嘿哈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1656室。法定代表人：李熙，总经理。上诉人邓汐彭因与上诉人李熙、原审第三人北京嘿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嘿哈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204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汐彭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改判李熙返还邓汐彭50万元及利息（以50万元为基数，按6%年利率，自2019年5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李熙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6月12日邓汐彭转给李熙的58.8万元中的5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属认定事实错误。1.之所以李熙2016年6月8日在微信上说“汐鹏，钱到你帐上了，588000，按1.2亿估值，占股0.49%”，是因为2015年8月嘿哈公司向邓汐彭借款100万元时，李熙第一次提出以持有嘿哈公司的股权为借款做担保，在嘿哈公司不偿还债务时，李熙将股权抵债并过户给邓汐彭，同时李熙代持股权。2016年6月8日李熙上述微信已是第二次提出以股权为58.8万元借款做担保。2.2016年6月10日，李熙问邓汐彭“钱到账了么，我要用这笔钱再加一些收回一个高管的股份”，可以证明李熙借款的用途。3.2016年6月12日邓汐彭向李熙出借58.8万元。在2016年6月12日前后几个月，双方在微信上未有过股权转让的任何沟通，直至2017年3月21日，李熙才提出股权转让一事。如果这笔钱是股权转让款的话，邓汐彭和李熙在支付股权转让款后9个月才商定签署股权代持协议有违常理。4.2017年3月18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李熙提出“周一能借15吗，我还是拿股份抵押吧，按2亿估值”。2017年3月21日邓汐彭又向李熙出借15万元。此时，是李熙第三次提出以股权担保借款。当日邓汐彭通过电话告知李熙，2016年的58.8万元借款还未签书面合同，现在又提出借钱，要求李熙对之前的借款出具书面合同。所以，也是当日李熙才在微信中向邓汐彭发送《股权代持协议》合同文本。5.2017年3月21日李熙提出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一事，实际是向邓汐彭提出以股权为借款做担保，与2015年嘿哈公司借款时做股权担保一样。但因李熙未提供借条或签订借款合同，邓汐彭认为如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借贷行为就会变成股权转让行为，且此种代持风险极大，最终未签署《股权代持协议》。6.《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了股份收益权利、李熙的义务、邓汐彭的权益，但是2017年3月至今，李熙从未履行股权代持义务，邓汐彭也未参与管理公司，因《股权代持协议》未生效，双方均未履行《股权代持协议》，可得出邓汐彭无股权转让和代持股权的意思表示。7.《股权代持协议》落款时间为2015年10月1日，与2017年3月21日时间间隔久远，股权转让款50万元与每次借款金额也不同，《股权代持协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综上，一审判决未考虑上述李熙曾三次提出股权担保借款的行为，未考虑58.8万元转账时间和双方洽商《股权代持协议》的时间间隔9个月的不合理之处，也未考虑邓汐彭和李熙实际上均未履行《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的内容，更未考虑《股权代持协议》内容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生硬套用要约和承诺要件，认定50万元借款是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认为邓汐彭和李熙通过微信+快递的行为订立《股权代持协议》，构成要约和承诺要件，认为在邓汐彭收到李熙寄出的《股权代持协议》时未提出异议，协议生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一）邓汐彭和李熙在微信中发出修改后的《股权代持协议》实际上是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的形式对合同文本的洽商和沟通过程，并不属于要约和承诺。1.合同的订立为一个动态过程，包括缔约各方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即合同成立。2.邓汐彭和李熙通过微信交流的形式向对方发送《股权代持协议》，而《股权代持协议》为合同书的形式，包括了股权转让和股权代持的所有内容，除《股权代持协议》之外，双方的微信聊天内容均未体现股权转让和股权代持事宜。3.邓汐彭和李熙实质是通过微信沟通的形式对合同文本进行洽商，邓汐彭向李熙发送修改的《股权代持协议》，并不属于要约。（二）李熙向邓汐彭寄出签字后的《股权代持协议》文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要约。2016年6月邓汐彭转给李熙的58.8万元本就是借款，而李熙想将该58.8万元变成股权转让款，在邓汐彭和李熙通过微信的形式洽商和沟通并定稿《股权代持协议》后，李熙向邓汐彭寄出签字后的《股权代持协议》文本时，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要约。（三）《股权代持协议》第10.2条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邓汐彭未在《股权代持协议》上签字，《股权代持协议》并未生效。1.《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邓汐彭、李熙和嘿哈公司在2015年8月有过一次借款行为，当时也是采用合同书形式。邓汐彭和李熙从未有过以微信的方式（即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邓汐彭在收到《股权代持协议》后并未签字，《股权代持协议》未成立。2.2017年3月21日，邓汐彭要求李熙将签字后的《股权代持协议》寄给自己，表明邓汐彭要求签订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邓汐彭并未在微信聊天做出任何“收到李熙签字的《股权代持协议》后合同就成立”的意思表示。邓汐彭自始至终是要求以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李熙向邓汐彭寄出签字的《股权代持协议》，表明李熙也同意《股权代持协议》第10.2条约定，即以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四）邓汐彭收到李熙寄来的《股权代持协议》并未提出异议，属于沉默，但不能产生邓汐彭同意《股权代持协议》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40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邓汐彭未签字已经表示其不同意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但未向李熙提出异议不能得出邓汐彭同意《股权代持协议》的意思表示，《股权代持协议》未生效。（五）邓汐彭认为，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有约定的应当先从约定，无约定时适用法条，无法条时适用法理。该案中，有李熙签字的《股权代持协议》作为证据，协议也约定了双方签字后生效。一审判决绕过《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也不适用《合同法》关于合同订立的法条，而去适用《合同法》要约、承诺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三、《股权代持协议》内容存在错误，也与事实不符，邓汐彭收到《股权代持协议》后未签字，协议并未成立。邓汐彭认为58.8万元借款未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也未履行过《股权转让协议》，李熙也未履行《股权代持协议》。（一）《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甲方【邓汐彭】同意受让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甲方将人民币50万元整划付至乙方银行账户即实现合法拥有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权益。”邓汐彭从未单独向李熙转让过50万元股权转让款，只是向邓汐彭出借58.8万元借款。（二）《股权代持协议》第十条约定，“本协议于2015年10月1日签署于北京市海淀区海龙大厦1426。”与李熙签订协议的时间也不同。（三）李熙从未按照《股权代持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分红，也未对未分红的理由进行告知。李熙从未履行告知嘿哈公司的经营信息、2017年10月李熙股权被法院冻结、2019年1月嘿哈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企业等情况的义务。邓汐彭也从未参与过嘿哈公司的经营管理。实际上，双方均未履行《股权代持协议》。李熙答辩称，不同意邓汐彭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1.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一条第2项，李熙如何支配邓汐彭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与邓汐彭无关。2.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一条第3项、第5项。邓汐彭于2016年6月12日向李熙支付58.8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双方已经形成隐名代持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形成与否以双方事实合意为法律依据，并不限制双方必须形成书面代持协议。3.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一条第4项，（1）李熙与邓汐彭之间形成合同签订、交易习惯——邓汐彭确定协议文本，发给李熙，李熙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邮寄给邓汐彭。2015年8月6日，李熙向邓汐彭提出，以嘿哈公司名义向邓汐彭借款融资。邓汐彭先提出协议主要条款为：“借款给公司10日，无成本。10日后按照日息1%支付利息，李熙以公司股权担保”。李熙草拟借款合同后，邓汐彭要求李熙将借款合同电子版发送其邮箱，并于当晚进行了修改，8月7日上午告诉李熙钱准备好了，要求李熙、嘿哈公司在其修改后的借款合同（增加了债转股、股权代持的约定）上签字盖章，并要求李熙将借款合同邮寄给邓汐彭。邓汐彭于8月7日下午将100万元打到嘿哈公司账户，李熙也将借款合同原件邮寄给邓汐彭。（2）15万元是按照双方第一次借款合同约定转让成代持股权。根据一审双方提供并确定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3月18日下午7点51分，李熙说：“周一能借15吗？我还是拿股份抵押吧，按2亿估值。”邓汐彭未回复异议。2017年3月21日上午11点49分，李熙发语音说：“是这样的，因为新东方投完后，2016年东方汇富又投了一次，按道理是在那次大家共同稀释，所以我就按照我们之前2015年借钱签的协议来走，到后面就正常跟着形式就行了。”邓汐彭仍未有异议，而是12点05分完成15万元的支付。上述《借款合同》明确约定：“若李熙未能在2015年9月1日前向邓汐彭支付本息，自9月1日起所借本金不再计息，此时李熙将按照第三人PreA轮后公司估值1.2亿元为基数，将所欠本金及利息以债转股形式让渡给邓汐彭，用以清偿所欠邓汐彭的所有债务。该部分让渡股权由李熙代持，具体代持协议由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因此双方对15万元形成的合议是：若李熙未能在2017年3月21日就1个半月至2个月内前向邓汐彭支付本息，自借款期满，所借本金不再计息，此时李熙将按照第三人后公司估值2亿元为基数，将所欠本金及利息以债转股形式让渡给邓汐彭，用以清偿所欠邓汐彭的所有债务。该部分让渡股权由李熙代持。因此上述15万元，在李熙未于借款期满还给邓汐彭的情况下，已经转为0.075%的代持股权。4.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一条第6项意见。根据一审双方提供并确定真实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邓汐彭基本每个月都在了解嘿哈公司情况，行使股东权利。5.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一条第7项意见。《股权代持协议》中的2015年10月1日日期符合当时双方协商事实情况。其中50万元及股权数额为邓汐彭填写，李熙未留意具体数额。6.针对邓汐彭上诉状第二条意见。（1）从一审法院查明的《股权代持协议》签订过程以及本答辩状第4点意见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的过程，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合同签订、交易习惯，主要有2点：a.邓汐彭确定协议文本，发给李熙，李熙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邮寄给邓汐彭。即邓汐彭主导书面文本的签订流程。b.邓汐彭的沉默即为认可。（2）双方形成隐名代持法律关系，可以以双方事实合意为认定基础，并不限制双方必须形成书面代持协议。7.邓汐彭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向李熙催款的是第二笔15万元，表示其之前一直认可58.8万元已经转为股权代持，现在嘿哈公司经营情况不好后，邓汐彭否认事实。综上，本案中邓汐彭主张的借款并不存在，其打给李熙的全部款项均为股权转让价款。后续邓汐彭在微信上的催款，李熙并没有认可是借款，而是考虑双方朋友同学关系，在嘿哈公司融资情况转好时，可以以股权回购形式，向邓汐彭买回其持有的股权。但嘿哈公司后续融资情况未转好，故没有向邓汐彭回购股权。李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邓汐彭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汐彭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查清本案事实，李熙与邓汐彭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本案所涉58.8万元及15万元，均为邓汐彭向李熙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一、根据李熙在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记录证据，2016年6月8日下午5点27分，李熙说：“汐鹏，钱转到你账上了，588000。你转到我招商银行的卡上吧。按1.2亿估值占股0.49%。”邓汐彭回复：“好”。嘿哈公司实际于2016年6月12日转给邓汐彭上述58.8万元，邓汐彭收到后立即转给李熙，完成股权转让款支付义务。对于15万元，2017年3月18日下午7点51分，李熙说：“周一能借15吗，我还是那股份抵押吧，按2亿估值。”邓汐彭未回复异议。2017年3月21日上午11点49分，李熙发语音说：“是这样的，因为新东方投完后，2016年东方汇富又投了一次，按道理是在那次大家共同稀释，所以我就按照我们之间2015年借钱签的协议来走，到后面就正常跟着形式就行了。”邓汐彭仍未有异议，而是12点05分完成15万元的支付。2015年8月7日，李熙、邓汐彭、嘿哈公司三方借款合同第三条约定：“如甲方（嘿哈公司）未能在9月1日前向丙方（邓汐彭）支付本息，自9月1日起所借本金不再计息，此事一方（李熙）按甲方PreA轮后公司估值1.2亿为基数，将所欠本金及利息以债转股形式让渡给丙方，用以清偿所欠丙方的所有债务。该部分让渡股权由乙方代持，具体代持协议由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故上述15万元，在李熙及嘿哈公司未于2017年3月21日后1个半至2个月期间返还给邓汐彭的情况下，已经转为相应代持股权。双方形成的是隐名投资合同关系，隐名投资合同表现形式多样，不仅仅包含书面合意形式或者口头合意形式，也包括事实合意形式。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就上述58.8万元中的8.8万元以及15万元进行代持约定，但是如果双方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则仍应将其认定为隐名投资行为。二、即便将上述58.8万元中的8.8万元按照借款认定，该款项产生的基础是2015年8月7日三方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为日1%，8.8万元是100万元自2015年8月17日计算至9月1日的利息，该标准已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借款利息标准上限，不应得到支持。邓汐彭答辩称，不同意李熙的上诉请求，具体事实与理由同其上诉意见。嘿哈公司述称，同意李熙的上诉意见，不同意邓汐彭的上诉意见。邓汐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熙偿还邓汐彭借款本金738000元及利息（以588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2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15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2.李熙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15年8月7日，邓汐彭与李熙、嘿哈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嘿哈公司向邓汐彭借款1000000元，李熙以其个人所持有的嘿哈公司的股权为邓汐彭担保。借款期限为2015年8月7日至16日，共计10个自然日，在上述期限内免息。10个自然日后，即自2015年8月17日起，嘿哈公司每天按照本金的1%向邓汐彭支付借款利息。如嘿哈公司未能在2015年9月1日前向邓汐彭支付本息，自2015年9月1日起所借本金不再计息，此时李熙将按照嘿哈公司PreA轮后公司估值1.2亿元为基数，将所欠本金及利息以债转股形式让渡给邓汐彭，用以清偿所欠的所有债务。该部分让渡股权由李熙代持，具体代持协议由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同日，嘿哈公司收到邓汐彭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1000000元。2015年8月19日，嘿哈公司偿还邓汐彭借款200000元。2015年8月20日，嘿哈公司偿还邓汐彭借款300000元。2016年6月8日，李熙在微信中告知邓汐彭，嘿哈公司将588000元转到邓汐彭账户中，再由邓汐彭将588000元转账至李熙账户中，按照1.2亿元估值，占股0.49%。邓汐彭在微信中回复“好”。2016年6月12日，邓汐彭收到嘿哈公司通过银行转账交付的588000元，包括借款本金500000元及利息88000元。同日，邓汐彭通过银行分别向李熙转账558000元及30000元。2017年3月18日，李熙在微信中向邓汐彭借款300000元应急，邓汐彭称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只有150000元可以出借。李熙承诺用股份抵押，按照2亿元估值，借款期限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2017年3月21日，邓汐彭通过银行向李熙转账150000元。同日，李熙草拟了股份代持协议书，通过微信发给邓汐彭。邓汐彭收到股份代持协议书后作了两处修改，即将“本协议期限自双方签订后10年内有效”修改为“本协议期限自双方签订后3年内有效”，并删除了“嘿哈公司上市后，甲方有权随时要求乙方以股市公开交易方式转让或质押代持股份”。邓汐彭将修改后的股份代持协议书通过微信发给李熙，并要求李熙签字后快递给邓汐彭。李熙按照要求签字后将股份代持协议书文本快递给了邓汐彭。2017年3月23日，邓汐彭收到股份代持协议书文本，却未在协议书上签字，亦未向李熙提出任何异议。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实际出资人为邓汐彭，名义股东为李熙，李熙同意将持有的嘿哈公司的0.416667%股份作价500000元整合法转让给邓汐彭。邓汐彭同意受让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邓汐彭将500000元整划付至李熙银行账户即实现合法拥有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权益。邓汐彭合法取得的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委托李熙代为持有。此外，股份代持协议书还对股份代持关系的界定、股份收益权利、股东权利、邓汐彭与李熙的声明与承诺、代持期限与协议终止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17年7月29日，邓汐彭在微信中询问李熙“你看什么时候公司现金流缓过来，3月份借给你的那15万还给我”，李熙回复“好，缓过来了第一时间操作这个”。2018年8月21日，邓汐彭在微信中询问李熙“什么时候缓过来一点先还我一部分钱吧”，李熙回复“明白”。2018年10月20日，邓汐彭在微信中询问李熙“那借我这钱要什么时候能还啊”，李熙表示目前还款有困难。截至一审庭审之日，李熙尚未给付邓汐彭诉争款项。一审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邓汐彭与李熙是否成立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合同关系；2.邓汐彭于2016年6月12日向李熙转账交付的588000元是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3.邓汐彭于2017年3月21日向李熙转账交付的150000元是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其庭审陈述，该院分析如下：第一，邓汐彭与李熙是否成立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合同关系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该案中，李熙将草拟的股份代持协议书通过微信发给邓汐彭，属于要约。邓汐彭对履行期限等内容作的修改属于实质性变更，邓汐彭将修改后的股份代持协议书通过微信发给李熙，并要求其签字后将协议书文本寄回，属于新要约。李熙收到股份代持协议书后，按照邓汐彭的要求签字并将协议书文本寄回，属于承诺。邓汐彭收到李熙签字确认的股份代持协议书文本之时，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承诺生效。此时，邓汐彭与李熙之间的股权转让及股权代持合同成立。邓汐彭虽然未在股份代持协议书文本上签字，但亦未向李熙提出任何异议，不影响双方合同关系的成立。第二，邓汐彭于2016年6月12日向李熙转账交付的588000元是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据2015年8月7日的借款合同及李熙与邓汐彭2016年6月8日在微信中的约定，588000元全部应为股权转让款，按照1.2亿元估值，占北京嘿哈科技有限公司0.49%的股份。但在邓汐彭与李熙最终达成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中，约定股权转让款为500000元，占股0.416667%。对其余的88000元，双方并未续签补充协议，现邓汐彭主张该笔款项为借款，而李熙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笔款项具有其他合法占有的事由。邓汐彭于2018年8月21日和2018年10月20日向李熙主张债权时并未提及具体的还款金额，李熙同意还款的意思表示并不足以证明588000元均为借款。综上，该院确认500000元为股权转让款，88000元为借款。李熙关于88000元为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第三，邓汐彭于2017年3月21日向李熙转账交付的150000元是借款还是股权转让款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本案中，李熙于2017年3月21日在微信中向邓汐彭明确提出借款150000元，并承诺还款期限，且邓汐彭亦实际交付了该款项。在邓汐彭向李熙催要150000元借款时，李熙亦表示同意还款。双方的上述约定，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此外，股份代持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为500000元，并不包括该款项，故认定150000元为借款。李熙关于该款项为股权转让款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综上，邓汐彭与李熙就上述88000元及150000元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相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出借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本案中，关于88000元借款，邓汐彭与李熙并未约定借款期限，邓汐彭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起诉之前向李熙明确主张过该笔借款。李熙于2019年4月25日收到起诉状副本，该院酌定李熙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即2019年5月25日前还款。关于150000元借款，借款交付时间为2017年3月21日，邓汐彭与李熙约定借款期限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一审庭审中，邓汐彭主张借款期限于2017年5月20日届满，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李熙向邓汐彭借款后，应当及时足额偿还。截至一审庭审之日，李熙仍未清偿借款，构成违约，故邓汐彭要求李熙偿还借款本金238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超过该院认定的本金部分，不予支持。借贷双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案中，邓汐彭与李熙并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及逾期利率，故邓汐彭要求李熙按照年利率6%分别支付自2019年5月26日及2017年5月21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超过该院认定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李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邓汐彭借款本金238000元及利息（以88000元为基数，自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以150000元为基数，自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邓汐彭的其他诉讼请求。本院二审期间，邓汐彭提交了来源于企查查网站的嘿哈公司股权被冻结、嘿哈公司被法院强制执行并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相关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拟证明李熙并未向邓汐彭告知过上述情况，双方股权代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股权代持关系不成立。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李熙和嘿哈公司均认为，上述案件确实存在，但是有些很快已经解决，有些标的较小，并不影响公司经营，邓汐彭一直知道嘿哈公司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对此应属明知。鉴于上述证据不属于二审阶段的新证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根据邓汐彭与李熙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5年8月6日下午，邓汐彭先提出“主要条款三方我公司你借款给公司10天无成本10天后还款逾期每天按照1%支付利息你个人以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李熙随后发过来一个借款合同文本，邓汐彭修改后将借款合同文本发送至李熙邮箱，翌日，邓汐彭称“钱已经准备好了。你看一下昨晚我发给你的邮件，如果没问题你盖章签字，扫描一个发给我，原件快递给我，北京市朝阳区慧忠北里219号华秦大厦601邓汐彭，收到扫描件后我把钱转过去”，后双方又在微信中对于合同文本进行了确认，当日邓汐彭将钱转账，李熙也将合同快递递出。2015年8月17日，邓汐彭在微信中催款“今天能把钱转给我了吗？”李熙向邓汐彭共转账50万元后，邓汐彭未再就其余款项催款，亦未进行微信联系。直到2016年3月17日，双方恢复微信联系，邓汐彭关注嘿哈公司融资进展情况。2016年6月8日，李熙微信称“汐鹏，钱转到你账上了，588000。你转到我招商银行的卡上吧：6225880144529618。按1.2亿估值占股0.49%。”邓汐彭回复：“好”。2016年6月10日，李熙又将借款合同文本微信发给邓汐彭，问“这张纸你还留着吗”，邓汐彭回复“应该在但是要找找”，李熙要求“收到钱后寄给我或哪天带过来吧，财务做账留底”，邓汐彭回复“好”。2016年6月12日，邓汐彭将收到的58.8万元转给李熙，并要求李熙“收到告诉我一声”。2016年8月、12月，2017年2月、3月，邓汐彭与李熙之间就嘿哈公司融资等相关经营情况进行过微信沟通。2017年3月18日，李熙提出“周一能借15吗？我还是拿股份抵押吧，按2亿估值，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最晚到刚才那个合同交割完”，并将招商银行卡拍照发给邓汐彭，邓汐彭回复“收到”。2017年3月21日李熙发出股权代持协议文本，邓汐彭提出“我得看看这个版本的代持协议有些条款要斟酌一下”，并将邓汐彭与别人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文本发给李熙。同日，邓汐彭将其修改过的股权代持协议文本微信发给李熙，并要求“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了快递给我，我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国家会议中心写字楼南区605邓汐彭137XXXXXXXX”。随后，李熙在微信中重申了邓汐彭修改的两处内容，邓汐彭予以确认。同日，李熙在微信中告知邓汐彭“我安排人给你快递了”。此后直至2017年4月，双方未有微信联系。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邓汐彭不断追问李熙嘿哈公司融资进展和业务开展情况，如“融资有进展吗”“订单多吗”“开学了，业务开展的怎么样”“12月这个招商怎么样”“公司最近怎么样”，2017年7月29日邓汐彭要求“你看什么时候公司现金流缓过来3月份借给你的那15万还给我我想年底换个房子置换”，李熙回复“好，缓过来了第一时间操作这个”。2018年1月24日，邓汐彭微信中称“新年好消息不少啊加油吧”。2018年3月11日，邓汐彭主动要求“最新的bp给我一个”。2018年8月开始邓汐彭在微信中不断要求李熙还钱，但是未明确还款数额。李熙解释各种经营困难。2018年12月，李熙与邓汐彭在微信中沟通关于嘿哈公司与红黄蓝合作方案事宜。2017年3月23日，邓汐彭收到的股份代持协议书约定：实际出资人为邓汐彭，名义股东为李熙，李熙同意将持有的嘿哈公司的0.416667%股份作价500000元整合法转让给邓汐彭。邓汐彭同意受让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邓汐彭将500000元整划付至李熙银行账户即实现合法拥有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权益。邓汐彭合法取得的嘿哈公司0.416667%的股份委托李熙代为持有。此外，股份代持协议书还对股份代持关系的界定、股份收益权利、股东权利、邓汐彭与李熙的声明与承诺、代持期限与协议终止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其中第10.2约定“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于2015年10月1日签署于北京市海淀区海龙大厦1426”。本院认为，本案中，邓汐彭依据其向李熙分别转账58.8万元和15万元，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李熙则认为上述款项均属于股权转让和代持款项。对于双方争议的两笔款项的性质，本院分别论述如下：第一，关于58.8万元的款项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邓汐彭主张其向李熙转账58.8万元属于借款。李熙主张其与邓汐彭于2016年6月8日通过微信、于2017年3月23日通过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将58.8万元款项转化为股权投资款。对此应由李熙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通过李熙与邓汐彭之间微信往来记录能够反映出双方就股权代持协议进行协商缔约的过程。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邓汐彭将其修改过的股权代持协议文本于2017年3月21日通过微信发给李熙，并在微信中要求李熙“你看一下没问题就签了快递给我”，并明确了其收件地址，至此，双方已就协议的权利义务协商完毕，邓汐彭向李熙微信发出协议文本的行为视为要约，李熙按照邓汐彭要求签字后快递给邓汐彭的行为构成承诺。邓汐彭于2017年3月23日收到李熙签字确认的股权代持协议书文本之时，承诺生效，双方之间股权代持协议成立。双方此前通过微信或者其他方式对于股权代持比例、价款的约定均属于缔约过程中的协商，不构成法律上的要约和承诺。《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虽然案涉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了生效条件为双方签字，但是邓汐彭在收到协议后到提起本案诉讼之前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自2017年4月至2019年1月期间，不断向李熙询问嘿哈公司融资进展和业务开展情况，在2017年7月向李熙催款时亦明确仅就15万元借款要求还款，未对58.8万元款项明确为借款性质、亦未要求还款，2018年初获知嘿哈公司经营形势不错，甚至在微信中鼓励李熙加油，直到2018年8月获知李熙经营困难时才开始不停催款。综合上述事实，邓汐彭在提起本案诉讼过程中主张股权代持协议因邓汐彭未签字而不生效，属于“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生效）条件成就的”情形，应视为合同生效条件已成就。故本院确认股权代持协议在李熙和邓汐彭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根据该股权代持协议的约定，股权转让款为50万元，占股比例为0.416667%，故一审法院确认5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本院不持异议。李熙仅举证证明5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未能就8.8万元亦属股权转让款完成举证证明责任，故一审法院确认8.8万元系邓汐彭向李熙的出借款项，本院亦不持异议。2015年8月7日三方签订的借款合同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三方当事人均产生法律约束力。邓汐彭关于其未在该借款合同上签字，但仅认可其中借款部分的内容，不认可股权转让和代持部分内容的主张，不能成立。8.8万元系当事人在履行该借款合同过程中各方协议由嘿哈公司向邓汐彭支付的利息。三方借款合同虽然约定2015年9月1日后不再计息，但是该免息条款是以2015年9月1日后嘿哈公司的欠款本息直接转化为股权，即李熙将其在嘿哈公司的相应股权转让给邓汐彭并由李熙代持为条件的。按照上述约定，嘿哈公司无需再向邓汐彭偿还本息，三方签订代持协议即可实现债权股目的。但是2016年6月李熙与邓汐彭协商，由嘿哈公司先将58.8万元支付给邓汐彭，再由邓汐彭转账给李熙，实际上已经变更了原三方借款合同的约定。2016年6月12日邓汐彭收到58.8万元，三方借款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从2015年8月17日借款期限届满至2016年6月12日实际支付利息之日止，8.8万元利息并未超出法律保护的利息上限。李熙关于8.8万元利息超出法律规定借款利息标准上限的相关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15万元的款项性质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熙于2017年3月21日在微信中向邓汐彭明确提出借款150000元，并承诺还款期限，且邓汐彭亦实际交付了该款项。在邓汐彭向李熙催要150000元借款时，李熙亦表示同意还款，虽然李熙在微信中曾经提出“拿股份抵押”，但是“股份抵押”与“股份代持”是不同的概念，双方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并不包括该款项，双方就该15万元亦未另行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故一审法院认定该15万元为借款，并无不当。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邓汐彭转账中的23.8万元系借款，并判令李熙就此承担相应的偿还本息的责任，本院不持异议。综上所述，邓汐彭和李熙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180元，由邓汐彭负担8800元（已交纳），由李熙负担2380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葛 红审 判 员  曹 欣审 判 员  孙兆晖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刘 镜书 记 员  牛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