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浙01民终497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700号2号楼。统一信用代码：91330108685810195B。 法定代表人：徐礼荣，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闻一，员工。 委托代理人：陈晓春，员工。 上诉人（一审被告）：深圳市星宝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23区创业二路展鹏工业大厦6楼B栋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627661631。 法定代表人：王唯江，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彭红艳，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徐嘉伟，男，198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委托代理人：彭红艳，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林芝，女，195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丰顺县。 委托代理人：彭红艳，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公司）为与上诉人深圳市星宝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宝公司）、上诉人徐嘉伟、被上诉人林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6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院于2019年8月14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询调查，上诉人海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闻一和陈晓春，上诉人徐嘉伟，上诉人星宝公司、徐嘉伟及被上诉人林芝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红艳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经当事人自行和解及本院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海康公司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二、改判林芝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债务在1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改判一审要求海康公司承担的案件受理费569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和二审诉讼费用由星宝公司、徐嘉伟、林芝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未采纳海康公司一审提交的林芝签订《担保函》的视频证据，仅基于林芝的笔迹指纹鉴定结论认定林芝无需承担担保责任，认定事实错误。一、视频显示林芝签署《担保函》一事真实存在。林芝及徐嘉伟在一审中均承认视频真实，承认林芝当时曾签署过视频中的这份《担保函》。二、视频内容能充分反映出林芝为星宝公司所欠海康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的真实、有效意思表示，且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视频内容显示了林芝签订《担保函》的全过程，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其真实意思情形。林芝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担保函》签订过程中林芝不存在民事行为能力受限或丧失的情形。因此林芝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无任何瑕疵，合法有效。三、视频中林芝所签的《担保函》内容形式完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五条对担保合同的内容要求。四、林芝在一审中提出视频中的《担保函》在签订完成后被当场撕毁，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举证不利的后果应由林芝承担。 星宝公司、徐嘉伟、林芝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审法院对林芝的担保责任处理，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当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而海康公司提交的《担保函》经鉴定非林芝本人所出具，海康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他书面文件证明林芝为本案债务提供担保。海康公司所谓的视频，当庭质证时林芝已经陈述清楚过程。当时海康公司要求林芝担保时曾许诺减免涉案债务，林芝基于对孩子的爱护当时同意担保，但是后来海康公司出尔反尔，完全为了骗取林芝担保而作出虚假承诺，因此林芝当场就将《担保函》销毁。这也是海康公司无法提供书面证据的原因。即便根据海康公司提供的视频，也只是说明林芝曾有过担保意愿，但不能代表林芝已作出担保行为以及仍然愿意提供担保。二、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提供担保，林芝虽然是徐嘉伟的母亲，但面对1000万元的巨额债务，林芝并不愿意提供担保。但海康公司为了能够追回债务，强迫徐嘉伟和徐嘉伟的母亲提供担保，甚至到徐嘉伟母亲家中进行视频录像强迫担保，显然属于违法行为。因此，林芝并非自愿提供担保，也没有向海康公司出具《担保函》。相应的保全费用及变更诉讼请求的诉讼费用，应由海康公司自行承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海康公司的上诉请求。 星宝公司、徐嘉伟共同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支付货款106385.62元；三、徐嘉伟在1000万以内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海康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8年5月20日，星宝公司尚欠货款8192159.99元”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星宝公司实际拖欠货款总额为106385.62元。一审法院认定2018年5月23日至2018年8月30日，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采购货物2219750.2元，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3日，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相应事实均认定错误。2018年5月23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货款总额为2145288元而非2219750.20元，期间星宝公司支付货款总额为210万元而非200万元。根据2017、2018年的经销商合同中的约定，星宝公司作为经销商享受价格支持，产品单价应按照海康公司给经销商供货价进行结算，而不应按照市场统一价进行结算。而海康公司提供的对账单所涉及的产品单价均为市场统一价，故不能作为应付货款的定案依据，而应当以价格支持政策中的单价确认。根据星宝公司统计，从2015年至今，星宝公司应支付货款总额为87554846.66元，星宝公司实际支付87448461.04元，尚欠货款106385.62元。二、星宝公司应支付的货款应当扣减海康公司应给的返利。根据星宝公司在一审当中提交的“公证书2（公证书编号：27676）”，即徐嘉伟与海康股份深圳分公司胡柳红、赖某的聊天记录。赖某在2018年3月31日发给星宝公司的经销商返点政策，该政策注明：2015-2017年度、2018年的第一季度，星宝公司享受的价格政策是销售额的7.5折。故星宝公司只需按照销售额的7.5折支付货款总额；6个点为星宝公司的发票费用，海康公司应当返点的数额为销售额的19%；2018年第二季度，星宝公司享受的价格政策是销售额的7.857折。故星宝公司只需按照销售额的7.857折支付货款总额；6个点为星宝公司的发票费用，海康公司应当返点的数额为销售额的13%。海康公司对真实性予以否认却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的“赖某”是主管星宝公司的业务员，即海康公司提供的《担保函》中的见证人赖某，其平时使用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即为此号。星宝公司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双方结算的价格折扣，海康公司否认应当提供反驳证据。对账单和折扣之间的差额，海康公司需通过返利返还给星宝公司。星宝公司有权用返利抵扣应付货款。从2015年开始，海康公司一直未按照约定全额支付返利。综上所述，星宝公司有权按照海康公司给经销商的供货价计算货款，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双方结算的依据事实不清。三、一审判决认定“经海康公司确认，星宝公司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返点1328561.88元”认定事实错误，海康公司应返点总金额为388万元。海康公司认可应当给星宝公司返利，返利可以减少付款义务。但从2015年开始，海康公司一直未足额给付返利。根据星宝公司提供的证据一公证书（即上诉人海康公司电子商务平台）中“我的返利”显示，返利有暗返、抽奖、价保、海康币变现、现金支付、优惠券返利等多种方式。星宝公司从2015年开始做海康的经销商，累计至今，海康公司拖欠的返利金额共为388万元。按照双方结算规则，上述返利应当抵扣部分货款。星宝公司一审递交的证据一公证书中（即上诉人海康威视电子商务平台）中显示“对账单”当中的返利与星宝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中的返利不同。根据平台中“我的返利”显示，每个月海康公司应返利的金额均高于海康公司递交的对账单的返利金额，但海康公司未将这些返利抵扣应支付的货款。根据星宝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中“我的报表”显示，星宝公司还有海康币未使用，海康币作为一种返利可以抵扣应支付的货款。根据海康公司的发票政策，开票步骤为：点击发货单+返利单后，才能申请发票。星宝公司申请发票必须先申请返利，扣除返利后才是海康公司给星宝公司开具的发票数额，由此可见双方结算的方式为：星宝公司应付结算金额等于星宝公司进货金额减去返利。根据上述开票原则，星宝公司仍有381550元的返利可以申请，故应付的货款数额应当扣减381550元。既然海康公司也认同应支付的款项应当扣减返利，那么2015年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的返利，一审法院亦应当查明，特别是星宝公司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应得返利，理应作为货款扣减。但一审法院对此未作审理，遗漏重要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错判。综上所述，星宝公司应支付的货款金额应当以海康公司给经销商的供货价（即市面价的8.1折）作为计算依据，还应当扣减返利金额。四、徐嘉伟不应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函》记载，保证范围为担保函签署之日前24个月，故对2016年5月13日前的债务，徐嘉伟不承担保证责任。涉案货款是从2015年开始的累计余额，根据星宝公司统计数据，2016年5月份之前有7108266.82元的债务，不在担保责任范围内，徐嘉伟不应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函》第2条的约定超出最高额保证的保证责任，应属无效。《担保函》约定最高额担保的范围是2016年5月13日至2020年5月13日期间的全部债权，但法律规定最高额保证担保只是对债务余额进行担保，且不包括违约责任。这种约定增加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应属无效。另外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仅限于每个交易合同下的对应的债权，而不是债权总额，而海康公司要求担保方承担是债权总额，不应支持。担保函第3条约定担保期间为二年，但未约定明确的起算时间，因为涉案每笔债权的发生时间不同，故无法计算担保责任的起算时间，应认定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按照相关司法解释，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如最高额保证约定有债务清偿期限的，保证期间为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另外，担保函中的第4条，是对最高额担保清偿期限的约定，即在交易过程中任何一笔款项逾期未付的，徐嘉伟必须立即承担保证责任。故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应为每笔逾期债权的到期之日开始计算六个月。涉案的债权从2015年1月延续至2018年6月，大部分债权已经过保证期间，对于超过保证期间的债权，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所述，星宝公司共欠货款金额为106385.62元，徐嘉伟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海康公司二审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截止2018年5月20日，星宝公司所欠货款总额为8192159.99元。（1）海康公司提供了2018年1月至2018年5月由星宝公司签署的5份对账单，每份对账单中星宝公司均对产品价格、返点、已支付款项等内容进行确认。另外，海康公司还提供了由星宝公司出具的6份逾期付款承诺书，出具时间及欠款金额可印证对账单的对账时间及欠款金额，足以证明星宝公司对欠款金额、产品价格等内容的确认无误。（2）星宝公司主张“实际交易产品价格为对账函所显示价格的8.1折，其应享受的返利未返还，实际欠款总额应为106385.62元”，星宝公司及徐嘉伟的观点极为牵强，海康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海康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付款承诺书均显示星宝公司已对产品价格、返利、欠款金额进行确认，不存在星宝公司主张的折扣等内容，所欠货款总额应根据对账单、付款承诺书进行确定。（3）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符合条件的返利为1328561.88元，2018年5月28日之前符合条件的返利均已在星宝公司应付款中进行抵扣或者以货物形式返还，且相应返利均有对账单、订单等相应记录，星宝公司也盖章确认。综上，截止2018年5月20日，星宝公司所欠货款总额为8192159.99元，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符合条件的返利为1328561.88元。（二）徐嘉伟出具的《担保函》真实、有效，其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1）徐嘉伟于2018年5月11日出具的《担保函》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根据《担保函》内容，担保人徐嘉伟提供的是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及违约金、诉讼费等相关费用，担保的债务形成期间为“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前24个月起至本担保函签署之日后24个月止”，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壹仟万元，保证期间为两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徐嘉伟签署的《担保函》合法有效，且本案诉讼标的均在担保范围之内。（2）徐嘉伟提出“涉案货款是从2015年开始的累计余额，根据星宝公司统计的数据，2016年5月份之前有7108266.82元的债务余额，根据《担保函》的约定该7108266.82元不在担保责任范围内”，此观点不符常理，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本案中星宝公司已支付的款项应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债务均已到期的应优先抵充没有担保部分的债务，故本案涉及的货款均在徐嘉伟担保范围内。综上，徐嘉伟应当对本案主债务及其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林芝二审答辩称：同意星宝公司、徐嘉伟的上诉意见。 海康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支付货款7083348.31元，并支付违约金127500.27元（从2018年6月21日暂算至2018年8月5日，之后至实际付清为止继续按照日万分之四计算）；二、徐嘉伟、林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海康公司与星宝公司签署《2017年区域经销商合作协议》、《2018年区域经销商合作协议》，约定海康公司授权星宝公司为深圳区域的经销商，星宝公司在网上平台下达订单购买设备，海康公司根据订单发货。若逾期付款，每日支付万分之四的违约金。为此，徐嘉伟于2018年5月11日出具《担保函》记载：徐嘉伟自愿以个人资产对星宝公司与海康公司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前24个月至本担保函签署之日后24个月止之间签订的所有交易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作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额债权限额为1000万元，保证期间为2年，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一切费用。2018年5月14日林芝的《担保函》记载内容与上述类同。 合同签订后，海康公司陆续供货。双方经过几次对账，截至2018年5月20日，星宝公司尚欠货款8192159.99元。2018年5月23日至2018年8月30日，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采购货物2219750.2元。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3日，星宝公司向海康公司支付货款200万元。经海康公司确认，星宝公司2018年5月28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返点1328561.88元。上述款项经合计，星宝公司尚欠海康公司货款7083348.31元。 经鉴定，浙江千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浙千司鉴中心（2019）文鉴字第78号、（2019）痕鉴字第176号司法鉴定意见，“林芝”签名字迹不是林芝本人所写；“林芝”字迹处指印不是林芝本人所捺。为此，林芝支付鉴定费用43360元。 一审法院认为：星宝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海康公司要求星宝公司支付货款7083348.31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付款违约金，海康公司要求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符合合同约定，且在合理范围之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违约金的起算点以起诉主张权利为准。徐嘉伟出具担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限额为1000万元，海康公司在两年的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要求徐嘉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当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星宝公司追偿。《担保函》上的“林芝”签名及指印均不是林芝本人所为，海康公司以此要求林芝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43360元，应由海康公司负担。海康公司与星宝公司经过几次对账，一审法院确认该对账结果。星宝公司提出要求按照市场价格8.1折结算货款，与双方书面对账结果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如下判决：一、星宝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海康公司货款7083348.31元和违约金（从2018年8月7日至实际付清为止，按照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二、徐嘉伟对第一项债务在1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星宝公司追偿。三、驳回海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7970元，由海康公司负担5694元，星宝公司、徐嘉伟负担6227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海康公司负担；鉴定费用43360元，由海康公司负担（该鉴定费用已经由林芝向鉴定机构预先支付，由一审法院从海康公司预交诉讼费中直接转付给林芝）。 星宝公司、徐嘉伟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星宝公司与海康公司从2018年5月2日开始的5、6、8月份的对账单。主要证明：5、6、8月份双方交易往来的金额是2219750.20元，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2145288元。付款总额是210万元而非20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货款总额错误。 海康公司质证认为：首先，这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次，这几份对账单没有海康公司盖章确认。就星宝公司与徐嘉伟欲证明的两个金额，供货金额因为计算周期的起始日期不同（证据从5月2号开始，海康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从5月20日开始），故金额当然不同。海康公司已经向一审法院列明和提交2018年5月20日后的完整出货信息，总金额为2219750.20元。2018年5月20日之后收款为200万元。关于付款金额，星宝公司、徐嘉伟主张210万元付款中有一笔10万元发生在2018年5月16日，在海康公司提交的5月对账单中已作抵扣处理，显然不能再重复计算。林芝对星宝公司、徐嘉伟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星宝公司、徐嘉伟提交的三份对账明细，并未经海康公司确认，其证据效力不足以对抗海康公司提交的经星宝公司确认的对账单的效力。海康公司所提交的截止2018年5月20日前的各期对账单，附有各期发货详情、返利汇总及当期付款明细，且均由星宝公司盖章确认，故相关数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而根据星宝公司、徐嘉伟提交的表格明细，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8月30日，海康公司供货总额为2429110.40元。其中，2018年5月2日至2018年5月19日期间供货总额为209360.20元。因此，即便根据星宝公司、徐嘉伟提供的清单计算，自2018年5月20日以后供货总金额为2429110.40元-209360.20元=2219750.20元。该数据与海康公司提交的最后对账单中统计2018年5月23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的供货总额完全相符。海康公司所提交的截止2018年5月20日的对账单（2018年4月21日至2018年5月20日），已在当期扣除2018年5月16日10万元付款。后续对账单中，扣除了2018年5月21日及以后的付款200万元。对2018年5月16日的10万元付款，星宝公司、徐嘉伟提供的表格明细中以及海康公司提供的截止2018年5月20日的对账单中，均描述为“20180516104443.0514970”，因此属于同一笔款项，不应在不同阶段重复作为已付款抵扣。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截止2018年5月20日的欠款数额（已扣除2018年5月16日付款10万元），2018年5月23日至2018年8月30日期间供货数额以及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6月16日星宝公司付款数额，均正确无误，且与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均能吻合印证。 海康公司、林芝在二审期间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林芝的担保责任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海康公司为此提供了保证人为“林芝”的《担保函》，但该《担保函》上“林芝”的签名及捺印经鉴定均非林芝本人所为，仅依据海康公司所提供的林芝签字视频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有效的书面保证合同。故本案不能认定海康公司和林芝之间就本案债务已订立保证合同。海康公司要求林芝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星宝公司的债权数额争议。本案中，海康公司和星宝公司之间就星宝公司长期滚动式结欠款项进行多次对账，截止2018年1月20日至截止2018年5月20日的5份账单中，历次对账中均承前结欠数额加上当期发生供货数额，扣除当期返利数额和当期付款数额后，确认当期结欠数额并作为下期结欠承接依据。《对账单》中就当期形成的供货数额，均详细列明交货日期、产品名称、数量及价格，在历次对账过程中，星宝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且又出具《逾期付款承诺书》予以印证。故本院认为，海康公司与星宝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对价格进行确认并对返利作出处理，结欠数额应予认定。星宝公司否认对账单记载的价格及返利数额，本院不予支持。关于2018年5月20日之后的账目，虽然双方并未书面确认，但对比海康公司提交的对账函与星宝公司提交的明细单，剔除前次对账单中已结算部分后，新增债务数额、已付款数额均无矛盾，返利数额也基本吻合。故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数据最终确认星宝公司尚欠的货款数额，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徐嘉伟的担保责任争议。徐嘉伟于2018年5月11日签署的《担保函》确认为星宝公司与海康公司签订的所有交易合同项下海康公司享有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明确主债权形成期间为担保函签署之日前24个月起至担保函签署之日后24个月止。由于海康公司和星宝公司之间就星宝公司的债务长期滚动结算，徐嘉伟作为星宝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对此应属明知。根据滚动结欠的实际，以及当事人对陆续归还的款项清偿顺序及清偿对象未作明确约定且债权形成期间形成的债权数额大于目前结欠数额等情形，应认定现结欠债务属于《担保函》的债务形成范围且担保期间尚未经过。另外，案涉货款及违约金均属于《担保函》约定的担保范围，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合法有效。综上，徐嘉伟应当就本案债务在最高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一审法院相应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海康公司、星宝公司、徐嘉伟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在此基础上对诉讼费用的分担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383元，由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负担30691.50元；由深圳市星宝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徐嘉伟负担30691.50元。三上诉人于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退回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章保军 审判员  沈 斐 审判员  谢银芝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季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