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01民终1460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于秀兰，女，196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立明，系辽宁铭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礼芳，男，1940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沈阳市沈北新区。上诉人于秀兰因与被上诉人杨礼芳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2019）辽0113民初5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于秀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查清事实后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在答辩意见中已经自认其占有上诉人3.15亩土地，并同意按每亩300元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并同意秋收后返还上诉人土地；2、原审判决称法官到案涉地块进行实际走访，案涉地块四至北至沟渠，因沟渠不存在，无法确认四至，是因为原沟渠早已被本村村民开荒填平，新下发的土地证仍然沿用村里原有台账上的记载，写的北至沟渠，但这根本不影响上诉人获得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不应当成为被上诉人不返还上诉人土地的理由；3、原审判决被上诉人按照每亩土地300元的价格赔偿上诉人2019年的损失，该金额认定过低，上诉人主张300元的赔偿价格是从2008年开始计算的，对外承包的价格都是逐年递增的，而原审法院只判决被上诉人给付2019年的损失且按照300元的价格赔偿，对上诉人明显不公；4、一审一共有3家起诉被上诉人，另外两家与被上诉人达成调解协议，我方没有达成协议，我方要求杨礼芳返还土地，并从2008年开始赔偿损失。杨礼芳辩称：于秀兰一审不同意调解。于秀兰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使用权证都是2019年下来的，都是于秀兰与村里签订的，不是跟我签订的，我不应当赔偿上诉人的损失。我没有侵占于秀兰的土地。杨礼芳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开庭当天法官让原告拿出土地经营权证和承包合同让我看，我看后向法官提出该经营权证和承包合同的地块与我耕种的土地无关，我耕种的土地里根本无原告的承包地，我不同意调解。关于判决书中提到的原被告双方对地块、面积和300元赔偿金均无异议，根本无此事；2、判决书中提到2017年原告于秀兰到法院起诉我，因我承诺从2017年开始给原告于秀兰钱，所以撤诉，这种说法没有证据；3、判决中提到的原告于秀兰提供的《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地自然情况表述，与我耕种的地无任何关系。于秀兰辩称：原审判决杨礼芳答辩意见说同意秋收后返还我方土地。于秀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土地3.15亩；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占用土地11年经济损失共计17325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同村村民，自2008年开始，被告一直强占原告土地3.15亩水田地，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返还，被告拒不返还，故起诉来院。一审法院查明，原、被告均系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高坎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坎社区”）居民。2018年10月8日，原告作为承包方代表人与高坎社区作为发包方签订《辽宁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210113012007040304J。承包土地自然情况中地块名称为南洼子的类别为水田；坐落（四至）为：东邻吕凤荣、西邻葛才林，南邻村集体四组，北邻沟渠；面积为3.15亩；质量等级为一级。承包期限为：30年，199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承包土地的用途为种植业。2019年5月20日，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政府向原告下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内容与承包合同一致。审理中，原、被告对被告2019年仍占有并耕种上述3.15亩水田地的事实均无异议，对于一亩地300元赔偿款的数额亦无异议。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008年2019年占用费用的诉讼请求，被告认为村里一直没有落实哪块地是原告的，1996年其已经进行了实际耕种，没有接到过村政府的下达的通知，也没有任何人被告调解，有相关领导到家里了解过情况，但最终也没有结论。原告自认2017年到法院起诉过被告，因被告承诺从2017年开始给钱，所以撤诉。另查，2017年3月23日，原告到本院起诉被告，本院于同年5月18日作出（2017）辽0113民初2682号民事裁定书，准予于秀兰撤回起诉。审理中，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法官到案涉地块进行实际走访，经村长与原告指认现场，发现原告所述地块四至与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相符，该地块与村中其他村民的地相混，无法确认四至。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本案中，原告作为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代表人，依法应享有对承包土地的相应权利，现原、被告双方对土地的面积和每亩地经济补偿金300元的数额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赔偿年限的问题，原告提供的承包合同虽载明原告承包期限为30年，自1996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原告与发包方高坎社区的承包合同签订时间为2018年10月8日，原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证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在此之前原告亦未实际耕种涉案土地，故被告应从原告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向原告返还占用的土地并给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现原告始向法院主张权利，且被告2019年亦进行了实际耕种，故被告应适当给付原告2019年的占地补偿款，按每亩地300元计算，数额应为945元。关于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15亩土地的诉讼请求，因案涉土地四至不清，原告可在其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划定具体界限时另行主张。一审判决：一、被告杨礼芳于2019年12月15日前给付原告于秀兰占地补偿款945元；二、驳回原告于秀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2元，减半收取计116元，由被告杨礼芳负担25元，由原告于秀兰负担91元。二审中，于秀兰向法庭出示了两份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拟证明杨礼芳从2008年开始一直占有使用争议土地。于秀兰土地证四至北至沟渠，现在沟渠已经不存在，杨礼芳以此为理由拒绝返还土地。杨礼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土地使用权证和合同是2019年下发的，沟渠在很早以前就没有了，现在地块没有弄清，与承包合同及土地证不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土地现为农村家庭承包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于秀兰于2018年10月8日与发包方高坎社区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于2019年5月20日取得争议土地的权属证书，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于秀兰于2018年10月8日起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审理中，杨礼芳虽提出其对争议土地的占有是基于承包关系，但杨礼芳未向法庭提交其主张的承包合同，且于秀兰现已实际取得争议土地的权属证书，即便该证书标注的北侧界线“沟渠”现状与实际不符，亦不足以否认杨礼芳实际占有争议土地的事实，故对于杨礼芳主张于秀兰的家庭承包土地与其实际耕种土地无关的上诉请求，因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条：“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一审判定其返还2019年期间的占地补偿款，并无不当。对于于秀兰提出要求杨礼芳给付从2008年起土地占有使用费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于秀兰在2018年10月8日以前未实际取得争议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其主张该期间的补偿费用，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当事人均提出异议的补偿标准问题。根据一审庭审笔录记载，杨礼芳在答辩中同意对2019年按每亩300元标准赔偿。于秀兰在辩论意见中对该赔偿标准予以同意，故一审认定当事人对于赔偿标准均无异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于于秀兰提出返还争议土地的上诉请求。因于秀兰向法庭提交的权属证书标注的四至范围与争议土地实际现状不符，且当事人之间对于争议土地的四至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对于于秀兰要求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因争议土地四至不清，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于秀兰可在相关部门划定具体界限后另行主张。综上所述，于秀兰、杨礼芳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元，由上诉人于秀兰负担232元，由上诉人杨礼芳负担23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倩审判员 孙菁蔓审判员 陈 铮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法官助理刘建东书记员李颖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