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甘01行终15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谈广灵，男，1961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兰州市城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城关区工商局）。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西路10号。法定代表人陶宏，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徐晖，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靳雯，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界公司）。住所地：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路74号。法定代表人谈广灵，该公司执行董事。原审第三人蔺亚宁，女，1975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原审第三人常青霞，女，1963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上诉人谈广灵因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行初12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6日，视界公司向原城关区工商局申请变更以下事项：1.企业法定代表人由蔺亚宁变更为谈广灵；2.营业期限变更至2020年5月23日；3.股东由蔺亚宁、常青霞变更为谈广灵、常青霞。原城关区工商局对视界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信息表》《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相关变更资料进行审核后，作出核准变更登记，并颁发新的企业执照。2009年6月6日，视界公司提交的变更登记资料中《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法定代表人落款均签有“蔺亚宁”字样并盖个人印章；《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落款签有“蔺亚宁”和“常青霞”字样并盖个人印章。2011年4月26日，视界公司再次向原城关区工商局申请办理变更经营范围事项，提交的相关材料中，《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落款均有“谈广灵”签名，并盖个人印章。另查，谈广灵与视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可心系同学关系。谈广灵自称李可心曾以欺骗方式向其索要过身份证复印件。谈广灵于2016年12月得知其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黑名单后，于同月7日前往原城关区工商局查询视界公司企业信息，得知视界公司存在连续三年未年检情形后，向原城关区工商局申请补办年检事宜，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首先应当厘清谈广灵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时限，即谈广灵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二年。”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将该规定修订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新旧司法解释对于同一起诉期限作出了不同规定。虽然新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同时废止。”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三条规定了“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并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对于发生在新法施行之前的行政行为应当从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选择法律及司法解释适用的规定，本案诉争的行政行为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施行之前，本案起诉的期限应适用行政行为作出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依据该规定，本案起诉期限自谈广灵对原城关区工商局作出核准变更视界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等事项的行政许可行为知道之日起算两年。本案可自2016年12月7日谈广灵前往原城关区工商局查询视界公司的企业基本信息，知晓原城关区工商局作出核准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之日起计算起诉时限，谈广灵于2018年11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符合起诉的条件，原城关区工商局主张本案超过起诉时限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关于原城关区工商局依法受理并作出公司核准变更登记的行政许可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本案中，尽管谈广灵主张对视界公司将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事宜不知情，但其自称原视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可心向其索要过身份证复印件，且2016年12月7日，前往原城关区工商局查询视界公司企业信息，已经知晓原城关区工商局于2009年6月15日作出核准变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行政许可行为后，仍向原城关区工商局申请补办年检事宜，使得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上述《纪要》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原城关区工商局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于2009年6月15日作出的准予视界公司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谈广灵，并将谈广灵作为股东的行政许可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谈广灵提出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谈广灵的诉讼请求。上诉人谈广灵上诉称，一审判决曲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本意，认定事实错误。视界公司提交的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全部是虚假的。上诉人于2016年12月7日知道身份信息被冒用成为视界公司法定代表人后，就向原城关区工商局提出异议，要求其纠正，但其未调查处理。上诉人补报年报将视界公司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是为了征信和生活不受影响所做权宜之举，而不是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上诉人也没有参与过视界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现请求：一、判令撤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行初122号行政判决书；二、判令撤销原城关区工商局2009年6月6日视界公司企业营业执照（法人）变更登记；三、诉讼费、名誉和精神损失费、交通费、误工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原城关区工商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前往我局查询视界公司企业信息，已经知道其在2009年6月15日被变更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仍然向本局申请补办年检事宜，使得该公司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故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不应撤销。二、上诉人的主张应通过刑事程序寻求救济，我局变更登记行为无过错，不能仅因上诉人主张其身份证被冒用就撤销我局依法作出的变更登记。上诉人称其身份证被视界公司职工李可心以办理宽带为由骗取，而后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此次变更登记。如果上诉人的身份信息被李可心骗取后挪作他用，则李可心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李可心的刑事责任，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一审过程中还查明了视界公司成立后有经营行为，且曾存在于企业异常名录之中。若仅因上诉人主张其身份证被冒用就撤销我局依法作出的变更登记，可能会导致公司对外经营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无人清偿，也会导致国家税款偿还悬空的情况。请求：一、依法判令驳回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二、依法判令由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原审第三人蔺亚宁述称，一、我之所以成为视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给原法定代表人李可心帮忙所致，只是名义上做了变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股份股权转让。公司的经营、管理等事务都仍是李可心操作，我只是在该公司音像部门工作，离职时也是将公司音像部门的工作交接清楚后离开。二、2009年我提出不再担任名义法定代表人时，李可心准备并打印好变更材料，明确告诉我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谈广灵，称他们之间已谈好，并持有谈广灵的身份证作变更材料。更因在准备变更期间，谈广灵曾多次出入公司，与李可心在办公室长谈，并且从2009年6月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谈广灵后到2010年6月我离职前，公司营业执照一直挂在李可心办公室，期间谈广灵也多次来过公司并无什么异议，因此我的理解是谈广灵委托李可心办理变更手续的。三、谈广灵在2018年11月23日一审诉状中称，于2017年发现名下有一个公司，却只字不提自己在2016年12月8日曾到原城关区工商局将视界公司从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一事，以及2017年6月13日、2018年5月15日连续两年对视界公司进行年审一事。在我提交了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之后，谈广灵又称将公司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是权宜之举，然而两次公司年审分明是在履行法定代表人的职责。谈广灵作为资深记者，其阅历和辨别能力比普通老百姓更胜一筹，却连续几年对视界公司的年审进行操作，又声称对成为法定代表人一事毫不知情，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请求法院依照事实公正审判。原审第三人常青霞述称，本人于一审时才获知2005年11月2日视界公司变更登记资料，我是视界公司的股东之一，事实上，我没有签过股份转让协议，也没有在任何股东会决议、章程修正案、选举执行董事监事决议、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上签过字，更没有进行过事实的合伙及货币、实物出资。大约2006年我受视界公司经理李可心的邀请做兼职会计，每月来公司一次，帮忙报税，2007年我因单位工作繁忙，就再未去该公司，我与视界公司的关系仅此而已，再无其他任何关联。2005年10月22日《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第2条“乙方付给甲方一百万元以购买甲方在甘肃视界电影发行有限公司的一百万元股份”，其中一百万处有明显涂改刮擦印记，可以看出是由叁万涂改为一百万，且在涂改处没有签名盖章，严重涂改的资料不能作为企业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依据。根据上述事实，视界公司该变更登记是无效的，是违法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有尽到监督管理职责，视界公司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致使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也给我带来很大的潜在财务风险。请求撤销视界公司虚假变更登记，认定我不是股东及监事的事实。原审第三人视界公司没有提交陈述意见。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登记机关可以在诉讼中依法予以更正。登记机关依法予以更正且在登记时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原告不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告对错误登记无过错的，应当退还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登记机关拒不更正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判决撤销登记行为、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判决登记机关履行更正职责。”第二款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但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或者盖章为由，请求确认登记行为违法或者撤销登记行为的，能够证明原告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的，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本案中，谈广灵以申请材料不是其本人签字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视界公司变更登记行为。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尽管谈广灵主张对视界公司将其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事宜不知情，但原告自称原视界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可心向其索要过身份证复印件，且2016年12月7日前往被告原城关区工商局查询视界公司企业信息，已经知晓原城关区工商局于2009年6月15日作出核准变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的行政许可行为后，仍向原城关区工商局申请补办年检事宜，使得该企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认定原城关区工商局变更登记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然而，对于谈广灵的行为是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登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此前已明知该情况却未提出异议，并在此基础上从事过相关管理和经营活动”，一审法院没有作出认定，即判决驳回谈广灵的诉讼请求，其所作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18）甘0103行初122号行政判决；二、发回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上诉人谈广灵。审判长 王 卫审判员 杜占才审判员 王 洋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官助理安方毅书记员洪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