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甘07民终1005号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高某1，男，1974年1月1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身份证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张某，女，1968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农民，住甘州，现住甘州。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2，男，1965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甘肃省张掖市人，住甘州，现住甘州。系被上诉人张某之夫。 一审被告：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4620702ME09187527 法定代表人：贾某，该村主任。 上诉人高某1因与被上诉人张某、一审被告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22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高某1，被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2、一审被告法定代表人贾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伟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2019）甘0702民初2293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高增华承包土地12亩，人均耕地3亩，人口4人(高增华、高某2、高大明、高某1)，一轮承包是1982年5月，张某与高某2是1988年11月10日登记结婚，故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张某并不是高增华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之一，在1996年分家时，地是分给高某2的，高某2户口在1996年以前就迁出沙井镇五个墩村十社。2、从1996年-2005年期间，被上诉人从来没交过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和其他费(如按人口征收教育附加费等)，在土地费用高，农民收入低，加之修渠，打井、挑渠上坝等投工投劳时，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向村委会、社里及上诉人要过土地。3、张某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并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义务，其生活来源也不是靠从事农业生产所获得，被上诉人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典型的“空挂户”，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力。综上所述，上诉人和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7月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是有效协议。 张某辩称：1996年分家时，父亲承包土地17.66亩，人均2.5亩，高某2之妻张某和孩子分得承包地5亩，高某2只是把户口迁入其它村镇，并未迁入城市，也没有转为非农业户口，而妻子张某和孩子户口并未迁出，仍在本村本社，仍是父亲高增华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之一。本人也从未放弃过承包地。根据《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集体经济的农户。第二十六条，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其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遵照以上法律规定，充分证明，张某和孩子即是高增华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之一，又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有权承包分家时分得的5亩土地。上诉人称自1996年--2005年被上诉人没有交过费用，因为被上诉人的承包地由上诉人租种，其受益有上诉人享用，所以费用有上诉人承担。在这期间，被上诉人得知实情后一直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张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2、请求认定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所有；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原告张某与高某2于1988年11月10日登记结婚，高某2、高大明与第三人高某1系同胞兄弟。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其父高增华承包土地17.66亩，人均耕地约2.5亩，1996年高增华与三个儿子高某2、高大明、高某1分家时，原告张某分得耕地5亩。同年原告张某外出务工，将自己分得的其中4.3亩耕地交由第三人高某1耕种，高某1每年给张某一定数量的粮食。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张某在外务工，没有及时参加第二轮承包，在原告张某没有自愿放弃承包权的情况下，被告所属的沙井镇五个墩村十社与第三人于1998年7月8日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将其中原告分家时分得的4.3亩耕地（地名为细腰子地，第一块1.6亩，东至水沟，西至高某1地，南至高东明地，北至高志明地；第二块1.7亩，东至张某地，西至高某1地，南至高东明地，北至高某1地；地名为三块地，1亩，东至张某地，南至高兴海地，西至路，北至高亮明地）承包给第三人高某1经营，并由被告在第三人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签章确认承包地块登记表，原张掖市人民政府向高某1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原告张某及其丈夫高某2与第三人高某1就上述承包土地事宜发生争议后，沙井镇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08年2月28日经过调解后，原告丈夫高某2、高大明、高某1就高某2要求返还的5亩土地达成协议，约定由高大明、高某1各给高某22亩土地，于2008年3月20日交高某2耕种，达成协议后三人分别在调解协议上签名确认，并由沙井镇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确认。在履行调解协议过程中，原告丈夫高某2提出将高大明、高某1各给的2亩共计4亩土地写到自己的明白册上，沙井镇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又于2009年1月22日再次进行调解，三人再次达成协议，约定：（1）高某2的4亩地从2009年起由高某1、高大明每人租种2亩，每亩地租金250元，地租时间为10年；（2）2009年至2018年的粮食直补款由高某2领取；（3）10年之内高某1、高大明给高某2付地租时应扣回当年的粮食直补和其他补助；（4）高某2的4亩耕地，明白册上只填写2.8亩。上述调解协议分别由高某2、高大明、高某1以及沙井镇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签字或盖章确认。在履行该协议过程中，高大明未按协议约定向高某2支付租金，原告张某及丈夫高某2申请被告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以及沙井镇司法所进行调解，但未果。原告张某向沙井镇人民政府申请对争议的4.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沙井镇人民政府于2012年3月5日作出沙政发（2012）第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认为争议的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张某所有。第三人高某1收到该决定后不服，向甘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甘州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7月12日作出甘区复决字[201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 第三人高某1对甘州区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不服，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本院经审理后于2012年11月5日作出（2012）甘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甘州区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沙政发（2012）第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人高某1不服提出上诉，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4日作出（2013）张中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本院作出的（2012）甘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撤销甘州区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沙政发（2012）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本案原告张某不服向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2013）张中行监字第2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其申诉。本案原告张某又向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经审查后提请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于2014年6月30日作出甘检民（行）监[2014]62000000024号民事（行政）抗诉书，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甘行抗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作出（2015）张中行再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认为本案原告张某作为沙井镇五个墩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其作为高增华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之一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且双方均认可在分家时分给了张某5亩承包地，但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双方争议的4.3亩土地却登记在了本案第三人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由原张掖市人民政府（现甘州区人民政府）颁发给高某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具有公信力的证书，非经法定机构、法定程序变更或撤销，不能否定其效力。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沙政发（2012）第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对高某1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内容进行了变更，作为下级的沙井镇政府无权对其上级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变更或撤销，其行政行为系超越职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二）项4目的规定，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沙政发（2012）第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应予撤销。甘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甘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适用法律错误，判处不当，应予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本院作出的（2013）张中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判决：一、撤销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张中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和甘州区人民法院（2012）甘行初字第25号行政判决；二、撤销甘州区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沙政发（2012）第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 2015年8月17日，甘州区农村经营管理局向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甘区农经[2015]31号《关于张某承包地权属问题的确认说明》，内容为：张某（高某2之妻）系沙井镇五个墩村十社村民。农村土地第一轮承包时，高某2父亲高增华共承包土地17.66亩，1996年与儿子高某2、高大明、高某1分家时给张某分得承包地5亩，同年张某外出务工，将其分得的5亩承包地的4.3亩交由高某1耕种。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在张某没有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情况下，将其交由高某1耕种的4.3亩承包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登记在高某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依据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中央及全省的政策规定，原张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已登记的9.98亩承包地中，应包含张某的4.3亩承包地。 一审法院另查明：涉案承包土地发生纠纷后曾经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沙井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多次调解。2011年3月4日，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向沙井镇司法所发函请求对该纠纷进行调解，函文内容：本村十社高某2、高大明、高某1兄弟三人因土地纠纷已长达三年，2008年2月28日经村委会调解达成协议，年底反悔，2009年1月22日再次经村委会处理达成协议，但又反悔，现经村委会调解仍未达成协议，请求司法所出面调解。2011年4月13日，被告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出具一份变更证明，载明：沙井镇五个墩村十社高增华1996年分家时，分给高某2、张某5亩土地，位置处于细腰子地3.3亩，三块地1亩，三块地埂下0.7亩，因张某、高某2在外开铺子，张某及其孩子的户籍在五个墩村，其将5亩地租给高某1耕种；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高某1未经张某夫妇同意私自将5亩地登记在自己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5亩土地的经营权应变更到张某的土地经营权证书。2011年4月16日，沙井镇五个墩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因本村村民张某要求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宜，村委会于2009年1月22日主持调解后，高某2、高大明、高某1三人达成协议，张某得知后明确反对，要求村委会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因高某2户口不在本村，无权承包土地，其签名有误，出具证明由张某去镇政府处理。2011年8月11日，沙井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向原告发出终止调解书，内容为：张某申请的分家时分得的5亩耕地由高某1租赁耕种，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登记在高某1的经营权证中，张某申请变更耕种，经多次调解高某1拒不变更，通知张某另寻解决途径。2011年11月8日，被告在“申请承包地块登记表证明”上签章确认情况属实，内容为原告申请的5亩地的地名及四至。庭审中，原告主张除甘州区农村经营管理局在甘区农经[2015]31号《关于张某承包地权属问题的确认说明》中载明的4.3亩土地外，另外的0.7亩土地由高大明耕种，但这0.7亩地登记在第三人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第三人高某1陈述其给高大明耕种的土地是1.8亩，并认可这1.8亩包含在原告的5亩土地中，且登记在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是再延长30年不变，即就是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再延长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本案原告张某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当时的政策享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张某作为高增华为户主的家庭成员之一，分家时分得5亩承包地。被告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在1998年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时，并未按当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国家政策与原告张某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在原告未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并将双方争议的4.3亩土地登记在了第三人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被告与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其后原告多次找村委会、镇政府要求解决土地纠纷，镇政府经调查核实后作出《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确认双方争议的4.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属张某所有，因本案第三人高某1不服上述行政行为引发行政诉讼，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再审判决书认定原告享有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因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2012]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的行政行为系超越职权的行为，故撤销了一审、二审判决，并撤销了沙井镇人民政府作出的[2012]79号《关于对张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的决定》。原告向沙井镇人民政府提出承包地权属确认请求后，镇政府上报区政府，甘州区农村经营管理局亦按照当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中央政策，明确说明原张掖市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高某1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的9.98亩土地包含原告的4.3亩承包地。本案双方争议的土地承包纠纷虽然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前，但该法实施前所开展的二轮土地承包符合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以及当时的地方性规章和政策，本案的处理可参照该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即“本法实施前已经按照国家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的规定承包，包括承包期限长于本法规定的，本法实施后继续有效，不得重新承包土地。未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应当补发证书”，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因此，本案原告张某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被告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作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发包方，在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时应按当时的政策履行民主管理程序，但其在原告张某并未放弃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将原告张某承包的4.3亩土地发包给第三人高某1耕种，并与第三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其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相违背，应认定被告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与第三人高某1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关于原告要求依法认定涉案的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其所有的诉讼主张，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享有案涉4.3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另外0.7亩土地，庭审中第三人认可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包含原告的5亩土地，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依法成立，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法规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与第三人高某1于1998年7月8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二、确认原告张某享有第三人高某1《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涉及的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地名为细腰子地：第一块1.6亩，具体四至东至水沟，西至高某1地，南至高东明地，北至高志明地；第二块1.7亩，具体四至东至张某地，西至高某1地，南至高东明地，北至高某1地。地名为三块地：1亩，具体四至东至张某地，西至路，南至高兴海地，北至高亮明地。地名为埂下：0.7亩，具体四至东至高志明地，西至张某地，南至高志明地，北至高某1地）。案件受理费70元，由被告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民委员会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家庭承包合同的解除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1)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不因此损害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如承包人自动交回承包地。(2)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户口的。(3)订立承包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4)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被国家征收或收回使用权的。(5)因不可抗力或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如自然灾害。(6)承包人丧失经营能力的。(7)承包人死亡又不符合继承条件或无继承人继续承包的。(8)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由此可见,除非在承包期内主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原先的承包合同履行已不可能或不必要时,承包合同的当事人才可以经过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等严格的法定程序依法解除合同。本案中，上诉人和一审被告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故被上诉人作为甘州区沙井镇五个墩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与一审被告沙井镇五个墩村委会存在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并未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二）项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与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现一审被告擅自将被上诉人的承包地在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签订在上诉人一户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被上诉人请求确认一审被告与上诉人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合同有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未履行土地承包方应履行的义务，就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利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高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上诉人高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 鹰 审判员 胡宏睿 审判员 宋 睿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记员 许 静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