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13民终54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淇艺灯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东莞市大朗镇石厦村石厦路48号。法定代表人：郑靛青。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广东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宇达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新圩镇新联村黄竹场（厂房）。法定代表人：廖名继。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立华，惠州市惠阳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诉讼代理人：黎永金，广东瀚法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东莞市淇艺灯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淇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宇达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达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9）粤1303民初9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淇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强，被上诉人宇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立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淇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l9）粤1303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该项诉讼请求；2、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案件经一审、二审和发回重一审三次审理，原告宇达公司均主张定作合同关系，从未变更案由为买卖合同关系。原重审法院既未向宇达公司释明可依法变更案由与诉讼请求，原告宇达公司也末同意原重审法院依职权调整案由。原重审法院对原告宇达公司末予主张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进行裁判，判非所诉，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叉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二、原告宇达公司与被告淇艺公司存在定作合同法律关系证据不足。原告宇达公司一审、二审与重一审三次审理均主张与被告淇艺公司存在定作合同法律关系，且被告淇艺公司拖欠原告宇达公司加工费人民币3210214.08元。原告宇达公司依法应对产生定作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进行举证。《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接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万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九十一条规定“（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原告宇达公司作为承揽人，首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淇艺公司作为定作人的证据，其次还应提供证据证明承揽的标的、定作要求、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数量、质量、验收标准与方法、报酬。履行期限等，第三还应提供完成承揽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证据。就本案而言，原告宇达公司根本没有提供与被告淇艺公司存在定作合同的证据，没有提供被告淇艺公司系定作人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证明承揽标的、定作要求、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质量、验收标准与方法、报酬、履行期限，根本上不能证明双方定作关系的存在。三、无论是原重一审法院越姐代疤、擅自主张认定的买卖合同关系，还是原告宇达公司主张的定作合同关系，原告宇达公司虽提供送货单等证据，既不能证明双方成立了何种法律关系。也不能证明向被告淇艺公司交付买卖货物或者承揽工作成果。原重一审法院据以认定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有原告宇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送货单，2、刘某证人证言，3、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被告淇艺公司员工参保记录，4、原告宇达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的被告淇艺公司单位银行账户流水记录，5、原告宇达公司向法院申请调查令调取的郑靛青个人银行账户流水记录。一审法院认为所谓送货单收货单位"淇艺"就是被告公司的简称，这纯属原重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无任何客观依据。证人刘某的证人证言，由于刘某系被告员工，且被告老板廖名继系刘某入职被告以前在部队当兵时的老领导，无论是在被告还是部队均系上下级关系，故刘某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不具有可采性，也没有证明力。此外，原告在一审、二审以及发回重一审过程中，均明确否认与原告存在交易，原重一审法院不顾事实竟然无中生有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末否认原告权利主体资格。原重一审法院推定送货单收货人为被告员工是以被告淇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存在财产混同的假设为前提。但本案无论是原告宇达公司，还是原重一审法院。均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淇艺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存在财产混同。假设的前提条件既然不存在，那么推定送货单收货人为被告员工也就没有事实依据，原重一审法院的判案逻辑也就不能自圆其说。原告提供的被告公司厂房照片，系原告诉讼以后拍摄取得，既非送货时拍摄的视听资料证据，也根本不是对送货行为的拍摄，根本不能证明送货行为存在。原重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成立，隐含了一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就是原告已将货物送达到被告厂区，进而认为原告有理由相信在厂区的收货人员能代表被告公司签名。但事实上，但本案无论是原告宇达公司，还是原重一审法院，均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将货物送达到被告厂区，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是在被告厂区将货物交予其主张的收货人员签收。关于收货人x与参加社保的张xx是否同一人，原告认为是同一人，被告否认。原一审法院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让被告淇艺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淇艺公司在原一审时已提交了员工社保名册证明被告员工情况，被告从未否认张xx的员工身份。现在原告主张在送货单签收的x就是张xx，按照谁主张、谁举证证据规则，显然应当由原告宇达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事实上，被告淇艺公司在重一审庭审时已向法院当庭申请对送货单上x的笔迹与被告员工张xx的笔迹进行笔迹鉴定，以确定是否同一人。但原重一审法院对被告鉴定要求置之不理，匆忙强行判决。四、原重一审法院推定送货单签收人均为被告淇艺公司员工（无论是否参加社保，无论被告淇艺公司是否认可），并认定送货单签收人签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淇艺公司应当对送货单签收了签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前分析所述，原重一审法院主观臆断，以假定的事实作为判断事实的基础、依据和逻辑起点，充分表明原重一审法院判案逻辑混乱、认定事实不清，上述推定与认定均不能成立。且从表见代理角度分析，原告宇达公司主张的送货单根本不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淇艺公司也无须对此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法发（2009）40号）规定，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原告宇达公司善意无过失，是表见代理能否成立的基本前提和要求。但结合本案事实，原告宇达公司既不持有书面定作合同，也没有定作图纸（要求）、材料、质量标准等证据，双方交易是否存在以及为何种交易关系严重存疑。原告宇达公司持有的所谓送货单既没有加盖收货单位公章，也没有事先审查并持有能够证明收货人员身份的证据，甚至收货人员签收的名字在诉讼过程中多次改变（原告宇达公司一变再变的签收人员名字表明宇达公司自已都没有能够搞清楚收货人员的身份儿同时，原告宇达公司根本没有已送货到被告淇艺公司厂区的证据），即上述签收行为发生在被告淇艺公司厂区。原告宇达主张双方连续交易数月，但原告宇达公司连任何一次交易付款记录均无法提供。可见，本案送货单签收人员签收行为并不具备客观上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与形式要素，原告宇达公司也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无过失。因此，本案根本不构表见代理，被告淇艺公司无须承担法律责任。原重一审判决以并不存在的交易习惯，将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另案（2017）粤1972民初8823号证据《价格确认表》，作为认定本案价款的依据。原重一审法院上述认定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判案逻辑荒谬，适用法律错误。原重一审法院引用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作为认定本案的法律依据。但原重一审法院却忽略了该条第二款“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万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就本案而言，请问原告宇达公司提供的本案存在交易习惯的证据在哪里?对照本案，原告宇达公司与被告淇艺公司此前没有任何交易历史记录，本案在原告宇达公司与被告淇艺公司之间不存在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可见，原重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所称交易习惯是指最高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就本案而言，原重一审法院据以认定的行业、领域交易习惯的证据在哪里?重一审法院上述认定50灯串和l17灯串两种类型系列货物是配套圣诞灯树的灯串依据何在?原告宇达公司没有提供任书面合同的证据，包括证据证明标的、技术规格、质量、验收标准与万法、报酬等证据均没有提供，仅有的送货单上也没有对标的技术规格等进行具体描述，重一审法院从何查明50灯串和117灯串两种类型系列货物是配套圣诞灯树的灯串?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早已实行市场经济，再也不是计划经济国家统一定价的时代，重一审法院如何认定双方应当熟悉货物的合同价格、最终都以对账单形式来确认总价款，并进而推定双方对系列交易中同类货物的单价客观上形成了默认并表达了信赖?（2017）粤1972民初8823号是淇艺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案外人x公司的定作合同纠纷案件。案外人x公司作为定作人，淇艺公司作为承揽人，淇艺公司为x公司定作加工灯饰产品，双方有约定技术规格、质量标准、加工报酬等，该案的《价格确认表》属于淇艺公司与案外人x公司签订的定作合同内容组成部分，仅在合同双方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这是合同相对性决定的。淇艺公司与案外人x公司仅仅只是万千市场主体成员，不是行业龙头企业。也不是行业协会，根本不能代表行业。原重一审法院将仅约束淇艺公司与案外人x公司两个合同相对方的价格，等同于行业习惯价格，原重一审法院如此认定的依据何在?显然，原重一审法院认定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其判案逻辑实在让人匪夷所思。（2017）粤1972民初8823号案件的依据有承揽人淇艺公司与定作人x公司双方约定的定作合同。那么，本案原告宇达公司与被告淇艺公司约定的定作合同何在。原重二审认定本案原告宇达公司主张的灯串就是（2017）粤1972民初8823号案件灯串的依据何在?显然，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两案的标的物完全相同，原重一审法院认定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主观臆断。此外，如仅只是原告主张单价没有超过被告同一时期在另案对账确认的价格。原告主单价就应当载入本案合同价格条款的话，那么单价1美分到原告主张单价之众多价格没有超过被告同一时期在另案对账确认的价格。那为何不以更低的载入本案合同价格条款?显然原重一审法院的判案逻辑荒谬，难以让人信服。原告宇达公司主张货款利息，原重一审法院从起诉之日开始支持货款利息，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倘若按照原重一审法院的判案逻辑，送货单因没有载明所送货物的价格条款，属于合同存在的漏洞，所以应当依照合同法第61条关于合同漏洞补救方法进行补救。则因合同价款约定不明，不能支付合同价款，不属于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故原告宇达公司主张货款利息，原重一审法院从起诉之日开始支持货款利息，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宇达公司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主张的理由已经在本案的原来的一审和二审以及重审的一审中的抗辩理由均是一致的。但是从原审到重审至今，上诉方并没有为其提出的抗辩或者是上诉的理由而提出有效的证据来加以证明。而且上诉人在原审以及重审一审中否认送货单上签名的人员包括黄x、易x，易xx、王x、x等员工是属于其上诉方的员工的前提下，在重审一审的阶段，经法庭发调查令调查取得上诉方其发放工资的流水记录已经明确地证明了该事实来看，上诉方的陈述给法庭的陈述以及抗辩是存在有虚假的和伪造的。基于本案的客观事实以及被上诉方在原审和重审的一审中所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法院所调取的证据材料来看，被上诉方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具有客观事实的，也具有法律依据。因此被上诉方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的调查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适用法律是正确的。请求二审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以及理由。被上诉人宇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加工款（含材料款）480700.5美元（按2017年8月9日汇率6.6782折算为人民币3210214.08元）及利息（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至2016年8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发送品名为50灯串规格是（20×9英寸）、品名为117灯串规格是（20×9英寸）能发五彩六彩七彩光色与圣诞树配饰的灯串，除2016年8月31日原告以邮寄方式发货并“收货单位及经手人”未签名外，上述品名货物分22批次均以送货上门方式送货，在“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分别由黄x、易x、易xx、王x、x等人具名签收，部分货单注明签收日期。所有送货单的上款均载明“收货单位”为“淇艺”，并注明了“货号”、“名称及规格”、“单位”、“数量”则由“套”乘以“件”得出，“单价”一栏则均为空白。2016年9月10日，原告出具上述货物二张对账单予以被告确认，被告不认可收货人员签名能代表公司，未盖章确认。另查，本案诉讼期间，主要送货人刘某两次出庭作证称其所送货物均到达被告公司，并在本院2018年2月9日庭审时与被告车间负责人张x进行现场通话，证明每批货由张x安排被告工作人员收货。而被告否认公司收到原告所送货物，为此，原告向本院申请调查令，向相关社保部门调取上述签收货物人员的社保记录及被告法定代表人郑靛青个人账户资金流水记录，证明上述签收货物人员其中的黄x、易x、张xx在涉案期间由被告公司负责购买社保，所有签收货物人员均由被告法定代表人郑靛青个人账户发放工资，由此证明上述签收货物人员属于被告员工。再查，上述品名货物被告在另案以原告身份起诉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定做合同纠纷一案中对账单确认是以美元结算对账，被告在本案2018年2月9日庭审时对另案“价格确认表”承认其真实性，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点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在此前提下合同价款的确定。为此，必须进行合同解释：一、关于原告与被告合同关系是否成立的解释。本案中，原告提供的22张送货单左侧上款都注明“收货单位”为“淇艺”，下款则标明“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和“送货单位及经手人”，可以判断是由一方送货，另一方收货，因此，本案属于买卖性质的有名合同。从本案现有的证据，虽然不能确定合同双方达成了口头或书面协议，但从原告实际履行送货行为中，仍然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达成了合意，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证明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于推翻的除外”的规定。首先，原告持有的22张送货单，上款左边均标明“收货单位”为“淇艺”，按此用语的通常理解，一个合理的人在此情况下应能理解“淇艺”就是被告公司的简称，况且是原告公司的送货人员，应当更能知道“淇艺”的字面含义就是被告公司。而送货单记载的“名称规格”一栏则标明品名50灯串和117灯串两种类型及117灯串备用灯炮，每张货单均载明了数量单位，“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一栏除2016年8月31日最后一张外，均有人具名签收。其次，主要送货人刘某也是本案证人，其证明在案涉期间受原告雇请为被告送货，结合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未否认原告权利主体资格，应当认定合同一方当事人为原告。关于原告与被告争辩的重点，即送货单上以黄x、易x、易xx、王x、x等人具名签收的货物，能否代表被告公司签收货物，并由被告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问题。对此，认定上述人员的身份及送货人和收货人的行为模式须予充分考虑：1.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员工参加社保记录及由被告法定代表人郑靛青个人账户在案涉期间网银转账发生的资金流水记录显示，易xx、王x虽没有社保记录，但不排除现实中被告未按规定要求或公司部分员工声明放弃购买社保换取每月增加现金为条件，或员工离职，导致部分员工没有叁保，但上述人员均有由郑靛青个人账户网银转账发生资金变动记录，因被告公司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企业，如果公司财产与股东自己财产混合，由股东个人账户支付其员工工资或其他福利，亦不违反法律规定，由此可推定上述收货人员为被告员工。2.从原告提供被告公司的厂房外观照片，以及证人刘某的作证描述，被告公司厂区相对独立，有围墙封闭，大门设置安保，人或货进入厂区都应能识别，原告所送的涉案货物不致投送地点错误，收货人员收货后也应当报告公司知道。因此，被告抗辩称“即使原告所主张的签收人员的身份系被告员工，但相关人员签收货物是否代表被告，送货单既无盖公章，收货单位‘淇艺’并非完整名称，收货人员又无委托授权，原告没有尽到审核责任，依照法律规定也不符合表见代理，因此，原告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收到货物。”本院不予采信。3.现有法律规范并没有强制规定合同必须加盖企业印章合同才能生效。企业法定代表人也并非是企业意志的唯一表达人，企业可以通过职务代理行为来表达意思，并由企业承担代表后果，如仓库验货员能代表企业收验货物，商场销售人员代表企业销售。从这一层面解释，上述收货人员的行为模式应当认定是职务范围内的代理行为，相反，于原告送货人员而言，其有相当合理的理由相信上述收货人员能代表被告公司签名，从而构成“表见代表”，类推适用于《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因此，上述收货人员在送货单上签名，应当认定代表公司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行为后果由被告公司承担。4.关于2016年8月31日编号№090532送货单，原告主张该批次货物是按被告确切地址邮寄的，但其没有提供邮寄回单，不能确切证实被告收到该批次货物，故应承担不利后果；5.关于收货人x与参加社保的张xx是否同一人，原告认为是同一人，被告否认，因员工入职身份信息由被告掌握，故应由被告提供证据反驳，被告未能提供，应采信原告主张。综上，依证据规则，原告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确定合同的当事人、标的、数量等合同成立的要件，故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关系成立。二、关于合同价款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本案中，送货单因没有载明所送货物的价格条款，属于合同存在漏洞，所以应当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合同漏洞补救方法进行补救，并依该条“交易习惯”来确定双方合同的真实价格条款。送货单所载的50灯串和117灯串两种类型货物以“套”或“包”为“单位”，以“件”、“袋”、“包”、“串”相乘得出“数量”，但每张送货单“价格”一栏均为空白，因此，应对送货单以及被告另案中承认其真实性的“价格确认表”进行合同解释。首先，由于50灯串和117灯串两种类型系列货物是配套圣诞树的灯串，有季节性特点，作为同行业领域内的交易双方应当熟悉货物的合同价格，而且最终都以对账单形式来确认总价款。因此，本案交易双方在没有对账确认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双方对系列交易中同类货物的单价客观上形成了默认并表达了信赖。另外，同样是在2016年进行的对账结算，本案被告在另案【（2017）粤1972民初8823号案】中作为原告主张的上述两种同类型灯串亦以美元计价，以及该案中被告于2016年4月7日盖章确认的“价格确认表”，可知品名为50灯串（20×9）每套价格为1.5美元，品名为117灯串（20×8）每套价格5.7美元。对此，被告在本院2018年2月9日庭审时也承认“价格确认表”的真实性，由此事实可知被告是熟悉行业价格标准并愿意领受的，同时也能说明原告对上述定价有合理信赖，才产生2016年9月10日二份“2016对账单”。综而所述，依据“交易习惯”，原告主张对账单中50灯串单价每套1.3美元，117灯串5.35美元，117灯备泡0.78美元没有超过被告同一时期在另案对账确认的价格，故原告主张的单价应当载入本案合同价格条款。经核对，除2016年8月31日送货单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可外，其余22张送货单确定的数量与价格（见附件），其中50灯串（20×9）计199，858.1美元，117灯串（20×9）计279，963.6美元，合计为479，821.7美元，原告诉请的货款应按其起诉之日2017年8月10日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6770计算为3，203，769.49元，诉请货款利息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被告东莞市淇艺灯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人民币3，203，769.49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3，203，769.49元为基数，从2017年8月10日起至货款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给原告惠州市宇达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2482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东莞市淇艺灯饰有限公司承担。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证据。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l9）粤1303民初942号民事判决书案由部分载明“买卖合同关系”。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淇艺公司表示，如认定双方定作合同关系成立，申请对案涉货物进行评估鉴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定作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一、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二、双方定作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淇艺公司是否收取了案涉货物；三、货物价款如何确定。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的问题被上诉人宇达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上诉人淇艺公司拖欠包含原材料款在内的货物货款，实际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围绕双方是否存在定作合同关系，上诉人淇艺公司是否收取了案涉货物，以及货物价款如何确定进行庭审，按照定作合同纠纷进行裁判并无不当。至于一审判决在裁判文书第一页载明双方属于“买卖合同纠纷”，属于裁判文书制作的瑕疵，并未影响双方诉讼权利义务的行使，不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关于双方定作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上诉人淇艺公司是否收取了案涉货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被上诉人宇达公司提交了22张《送货单》用以证明向上诉人淇艺公司交付了定作的货物，经庭审查明，《送货单》“收货单位”为“淇艺”，大部分签收人员在上诉人淇艺公司缴交社保，上诉人淇艺公司法定代表人郑靛青个人账户在案涉期间向上述人员固定时间转账记录，结合主要送货人刘某出庭作证，并对上诉人淇艺公司厂区环境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另行，被上诉人宇达公司对于案涉产品的最终流向案外人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事实也知情。而上诉人淇艺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否定《送货单》上签收人员为公司员工在先，继而认为对于上述人员是否离职，不能代表公司签收，法定代表人郑靛青个人账户转账记录与本案无关，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公司员工基于其他原因签收案涉货物，自行生产产品交付给案外人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明显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有违民事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宇达公司提交的证据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其主张的货物交付事实，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证明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于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应认定上诉人淇艺公司收取了22张《送货单》中载明的货物，并交付给案外人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关于货物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双方未签订定作合同，被上诉人宇达公司提交的22张《送货单》未载明货物单价，《对账单》中没有上诉人淇艺公司签字盖章确认，双方对于货物价款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本案中，案涉双方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没有合同条款或是交易习惯确定，应按照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而上诉人淇艺公司与案外人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交易行为属于市场自主定价行为，其交易价格可作为市场价格参考。被上诉人宇达公司诉请的价格，低于上诉人淇艺公司与案外人惠州市xx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交易的市场价格，属于当事人对己方民事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按此价格确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淇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482元，由东莞市淇艺灯饰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沈 巍审判员 邓耀辉审判员 刘艳妹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法官助理李嘉伊书记员林楚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