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3民终2100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方恒健，男，汉族，1991年7月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刚锋，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艺展酒业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食出报关大厦B座1510。法定代表人：宋晨展，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祝文，广东品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深圳市恒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华南城铁东13栋1306。法定代表人：方恒韬，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刚锋，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曾毅，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方恒健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艺展酒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展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恒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滨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方恒健及原审被告恒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刚锋、被上诉人艺展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祝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方恒健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方恒健无须支付艺展公司赔偿款；二、判令艺展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关于红酒的价格认定是错误的（一）《特种转账凭证》属于间接证据，且属于孤证，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红酒价格20250欧元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艺展公司提交的《提货单》《装货单》《发票》均为复印件，且无中文翻译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无法证明红酒的规格，方恒健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同时，一审又认定，艺展公司庭后提交的《特种转账凭证》证明其购买红酒耗资20250欧元，该数额与艺展公司提交的《发票》相印证，且与艺展公司微信记录自认的损失17万元相差不大，因此，以该数额作为实际损失。方恒健认为，首先，既然《提货单》《装货单》《发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采纳（上述证据均为复印件，英文无中文翻译件，且均属于境外获得的证据，依法应进行公证及认证方可作为证据使用），就不存在《特种转账凭证》与《发票》相互印证的情况，《特种转账凭证》属于间接证据，且属于孤证，无法证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排除《特种转账凭证》为涉案红酒之外的购酒款或与红酒无关的往来款。至于艺展公司微信记录自述，则属于艺展公司事情发生后自己主张的款项，本就与方恒健认为的款项冲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二）方恒健与艺展公司在微信记录中确定红酒价格。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并未在微信记录中对红酒价格进行明确，且艺展公司降低报价以逃避相关税费的可能性较大。方恒健认为，这句话自相矛盾，既然未明确红酒价格，又怎么有再降低报价以逃避相关税费的推断。本案中，双方对红酒价格有明确约定。艺展公司提交的“聊天记录”第一页，艺展公司说“我这个酒呢，大概一百多块钱港币或者人民币，很便宜的…我这个货有很多，明天有50箱到香港，你们有没有担保的？这个货不见是不是找你们拿的。”而本案争议红酒就是这50箱红酒。由于方恒健是为艺展公司代理报关，按100元、200元、300元、400元档次收取报关费，而并非零售客户，需要对每瓶红酒精确到几元，因此，艺展公司说的一百多港币或人民币，对于双方来说是确定了价格的。并且方恒健也据此向艺展公司报价“如果再低的话，我这边真的做不过，像她定的22，现在只能做到25。”因此，双方对于红酒价格是有明确约定的。另，本案中，艺展公司并非按规定报关，而是提出“不用税票，一般你们怎么样弄过来给我”，因此不存在艺展公司降低报价以逃避相关税费的可能。而如果艺展公司为少交报关代理费而故意降低货值，那么争议发生时，方恒健按当时确定的货值为基准进行理赔也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本案涉案红酒货值应为3万元人民币，而非20250欧元。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错误方恒健认为，《特种转账凭证》并非新证据，不应采纳。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本案中，艺展公司并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特种转账凭证》，该证据也并不属于“（一）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或“（二）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因此，该证据并非法律规定的新证据。另，艺展公司并未在法庭答辩前提出该证据，同时法官也未在开庭时限期艺展公司提交该证据，因此，该证据的提交也不符合法定程序。上诉人方恒健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对其上诉的事实与理由补充如下：在艺展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当中，艺展公司确认该批葡萄酒是2016年10月份订购的，而艺展公司提交的转账是在2017年1月份进行的，所以在时间上不吻合。被上诉人艺展公司未提交答辩状，在本院二审调查时口头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方恒健的全部上诉请求。艺展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恒滨公司、方恒健赔偿损失361200元；二、恒滨公司、方恒健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艺展公司在法国订购了6支装红葡萄酒50箱。2017年1月4日，艺展公司通过案外人宋某柱的账号向国外收款人MAHLERBE×××××（账号FR7×××××××5）汇款支付货款20250欧元。发货商发货到香港后，艺展公司委托方恒健将上述红酒从香港运输进大陆并办理相关手续。方恒健接受委托后于2017年3月3日收到艺展公司订购的货物，但在运输过程中该批红酒遗失，无法向艺展公司交货。为此，双方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未果，方恒健曾于2017年4月28日向艺展公司转账支付3万元、5月22日向艺展公司转账支付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艺展公司与恒滨公司、方恒健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运输合同，但双方均对艺展公司将货物交由方恒健运输入关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丢失的红酒价值即艺展公司的损失如何计算？二是损失应由谁承担问题。首先，双方确认方恒健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艺展公司托运的红酒，在双方没有就货物灭失赔偿额进行约定的情况下，承运人应按照艺展公司的实际损失价格进行赔偿。本案中，艺展公司计算损失的依据是该批红酒在淘宝天猫店的零售价，但因艺展公司提交的《提货单》《装货单》《发票》均为复印件，且无中文翻译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无法证明红酒的规格，加上红酒价格变动较大，以网店的红酒单价作为损失计算依据证据不足，艺展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恒滨公司、方恒健主张以艺展公司托运红酒时的报价作为损失计算依据，但双方并未在微信记录中对红酒价格进行明确，且艺展公司降低报价以逃避相关税费的可能性较大，此种计算方式因显失公平亦不足取。艺展公司于庭后补充提交的《特种转账凭证》证明其从法国购买该批红酒耗资20250欧元，折合人民币146610元（汇款当日汇率为7.24），该数额与艺展公司提交的发票（复印件）相印证，且与艺展公司在微信记录中自认的损失17万元相差不大，一审法院认为，以该数额作为艺展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为妥，鉴于恒滨公司、方恒健已支付赔偿款5万元，尚有96610元应予支付。关于争议二，艺展公司主张恒滨公司系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从艺展公司提交的微信记录来看，与艺展公司联系的一直是方恒健，赔偿款也是方恒健通过微信支付给艺展公司；恒滨公司的登记信息也与方恒健无直接关系，故艺展公司要求恒滨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的赔偿责任应由方恒健承担。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方恒健应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艺展公司赔偿款96610元；二、驳回艺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若未在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18元（艺展公司已预交），由方恒健负担1797元，艺展公司自行负担4921元。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2017年2月20日晚上9:29-10:48，艺展公司宋先生与方恒健通过微信联系涉案红酒从香港运至深圳事宜，有如下聊天内容：“宋：我这个酒呢，大概一百多块钱港币或者人民币，很便宜的，如果你可以的话，我随时都有货给你的，我有很多货的，还有你这是不是和木箱一起带过来的？“宋：我这个货很多，明天有50箱到香港，你们有没有担保的？这个货不见是不是找你们拿的，我想了解一下，我有很多货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合作了。“方：宋先生，你现在看下瓶子有没有贴标呢？如果有，把照片发给我一下，我核算一下，这个可以连带木盒一起来过来的，但是价格肯定比单瓶贵一点。“宋：没有标的，小方，看你怎么帮我弄过来就可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帮我弄过来就可以了，我这个是进口过来的，进口到香港。“宋：你OK的话，我有个朋友一共有三百多箱，他那个也是一百多块钱的。“宋：这个酒呢，说实在的，是四百多块钱的人民币。“方：可以的，宋先生，我看下晚一点能不能落实好价格，如果不行的话，最迟明天下午落实好价格给你，就是从香港带到深圳的进口价格。”2017年2月22日晚上7:24，方恒健微信回复宋先生：“可以的，宋先生，我明天做个合同给你，另外的话，价格的话，我这里核算了一下，按照目前海关给产品的单价订的比较高，如果再低的话，我这边真的做不过，像她定的22，现在只能做到25。”本院认为，艺展公司委托方恒健将50箱（每箱6瓶，共计300瓶）红酒从香港运至深圳，并负责报关，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现双方均确认该批红酒在运输过程中已丢失，方恒健已赔偿艺展公司5万元。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方恒健应赔偿艺展公司多少损失。经查，双方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商谈红酒运输过关费用，艺展公司告知方恒健红酒每瓶一百多元，方恒健也是根据这个价格确定每瓶红酒的运输、代理费用20多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双方没有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关于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双方并未达成补充协议，应按照交易习惯来确定。运输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一般按照保价运输和不保价运输区别对待。双方并未约定如红酒丢失，方恒健仅赔偿艺展公司运费的3-5倍，则应按艺展公司申报的价格进行赔偿。艺展公司称红酒每瓶一百多元，共计有300瓶，方恒健已赔付5万元，应视为其已承担红酒丢失的赔偿责任。艺展公司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有表述“这个酒呢，说实在的，是四百多块钱人民币”，但该价格不是双方确定过关、运输费用的依据，一审法院直接按照红酒的采购价格确定赔偿额，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有失公平，本院予以纠正。艺展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艺展公司从境外进口红酒到内地，委托他人运输、报关，但未签订书面合同，红酒丢失，发生本案纠纷。本院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货物运输存在风险，艺展公司委托他人运输货物，应签订书面合同来确定合同相对方的主体身份及权利义务，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应采取保价运输、购买货物运输险等措施以规避风险。综上所述，上诉人方恒健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7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深圳市艺展就业贸易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18元（已由艺展公司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215.30元（已由方恒健预交），均由被上诉人艺展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袁  洪  涛审判员 琚    虹审判员 陈  朝  毅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陈毓鑫（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