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976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汪三毛，男，1962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柳红胜，女，197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桑小球，武汉市武昌区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吴大道1043号（6）。代表人：杨波，该行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其颐、周运镍，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兄弟电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工业园惠安大道104号（1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2751824502U。法定代表人：聂建桥，该公司总经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巧云，女，195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新桥，男，1956年7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巧云，系聂新桥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建桥，男，196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华，系聂建桥妻子。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丽华，女，1960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振，男，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华，系聂振母亲。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琴，女，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丽华，系王琴婆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四毛，男，1963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址：武汉市硚口区，上诉人汪三毛、柳红胜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东西湖支行）、武汉兄弟电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兄弟公司）、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聂振、王琴、汪四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汪三毛、柳红胜上诉请求：1.请求判令撤销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2018）鄂0112民初1263号民事判决书中第四项“被告武汉兄弟电工有限公司未能履行判决第一、二项还款义务，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所有的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新合后街126号4栋1层1-3号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处置款4450000元范围内原告优先受偿”的错误判决；2.由第一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的借款均依赖于担保和质押。1、2017年7月31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兄弟公司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借款人民币4，8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8月1曰至2018年7月31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兄弟公司发放贷款4，800，000元。此笔贷款的发放基于2017年7月11日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2017年7月11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余巧云和聂建桥、聂新桥和蔡丽华分别为兄弟公司在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金额为16,000,000元。2、2018年1月17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又签订了一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兄弟公司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借款人民币7，200，000元，借期6个月，自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7月14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于2018年1月25日放款人民币7，200，000元（审查期8天）。此笔贷款发放是基于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及六安江淮机电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1，030，070,63元。2018年1月16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签订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兄弟公司以其对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1030070.63元，为兄弟公司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同日，兄弟公司作为出质人，建行东西湖支行作为债权银行向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出具《质押应收款确认书》，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于当日书面确认应付货款总额为11，030.63元，并在回执上加盖公章。武汉兄弟公司向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4日-2018年1月9日期间开出增值税发票8张。湖北增值税发票号码：03217215、03217216、03217217、03217218、03217218、03217219、03217220、03217221、03217224、总计金额为：8565103.35元。合同交易在2017年1月，发票在一年后才开，开掉之后又迅速作废，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笔应收账款。银行审核的时间应该要看兄弟公司和江淮的购销合同和兄弟公司的发货单(货物:漆包线〉等基础合同关系，银行仅仅在签订资金贷款合同1周后就匆匆予以放款这么大额的放款，一般必须审核一个月以上，但银行匆匆放款，证明银行对虚假的应收账款是知情的。二、第1被上诉人违法发放贷款，主合同无效。按照常理，向银行贷款是需要担保的，放贷人银行对担保人的财产，担保物要进行严格的审查，从2017年7月31日的贷款流程来看，借款合同是2017年7月31日签订的，建行东西湖支行当日放款，担保人为兄弟电动公司的兄弟姐妹，此担保是一个虚假的担保，当然不能实现。从2018年1月17日，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是基于兄弟公司的应收贷款，此质押不能实现贷款回收，是建行东西湖支行，兄弟公司及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三方面的恶意串通。尤其是在前面的贷款兄弟公司没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之下，又弄虚作假的发放第二次720万元的贷款。建行东西湖支行违反相关的贷款规定恶意与第三人串通签订担保、质押合同，向兄弟公司输送贷款的行为造成了上诉人实际上的经济损失，其贷款不能收回的责任在建行东西湖方面。一审开庭前，上诉人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追加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告，一审法院没有采纳，纵容了建行东西湖支行的恶意损人行为，导致了上诉人的损失。基于贷款的发放是依赖于担保、质押合同所产生的，而担保、质押合同又是虚假和伪造的，上诉人认为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之间签订的主合同无效，上诉人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当然也无效。三、本案涉嫌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余巧云与聂新桥系夫妻关系。聂建桥是兄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蔡丽华系夫妻；聂振、王琴系夫妻，是蔡丽华的儿子和儿媳。这些人全系一家子。聂建桥以兄弟公司的名义向建行东西湖支行贷款、首先是用家庭亲属关系提供担保，这种担保实际上是虚假的，建行东西湖支行也不进行了解调查，导致贷款无法回收，通过上述事实，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兄弟公司的法人代表聂建桥与建行东西湖支行恶意串通，利用上诉人善良之心，导致了一审判决的恶果。2017年7月31日，兄弟公司在向建行东西湖支行贷款4，800,000元没有偿还的情况下，建行东西湖支行也没有追究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又于2018年1月25日继续贷款7200000元，是基于兄弟公司的经济实力，还是偿还贷款的信用程度？上诉人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从贷款金额和时间与上与兄弟公司的两次贷款都不相吻合，上诉人并且不知情，兄弟公司，建行东西湖支行均未告知。显然是恶意串通，有意造成上诉人巨额财产损失的恶意行为。依据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建行东西湖支行违法恶意串通向兄弟公司发放贷款，导致贷款无法收回的恶劣后果，其责任应由其自己承担。上诉人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在贷款发生之前，并且不是贷款发放的依据，故在本案中不应承担偿还贷款的义务，请求二审法院重审此案，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建行东西湖支行辩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余巧云、聂新桥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蔡丽华、聂振、王琴辩称：对一审判决没有意见。兄弟公司、聂建桥、汪四毛未到庭发表意见。建行东西湖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兄弟公司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偿还借款本金10,240,797.85元及利息、罚息（截至2019年7月5日，累计欠息678,581.50元，此后利息、罚息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继续计算至借款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二、依法判令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对兄弟公司的上述债务向建行东西湖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决建行东西湖支行对汪三毛、汪四毛、柳红胜提供抵押的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新合后街126号4栋1层1号、2号、3号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4,45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对聂振、王琴提供抵押的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6单元2层202室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1,1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1层22室的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9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依法判令兄弟公司、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聂振、王琴、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共同承担本案律师费40,000元；五、判令兄弟公司、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聂振、王琴、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余巧云与聂新桥系夫妻。聂建桥系兄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蔡丽华系夫妻；聂振、王琴系夫妻，系聂建桥与蔡丽华的儿子和儿媳。汪三毛、柳红胜系夫妻。汪三毛系汪四毛的哥哥，与聂建桥系朋友关系。2017年7月31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签订了一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兄弟公司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借款人民币4,8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以实际放款日期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LPR（合同生效前一日建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135.5基点（1基点为0.01%），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兄弟公司应在结息日向建行东西湖支行支付到期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逾期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按先偿还建行东西湖支行垫付的各项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先息后本、利随本清的原则还款；如兄弟公司违反合同任一约定或违反任何法定义务的或明确表示或以其行为表明将不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一义务即构成违约，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兄弟公司立即偿还本合同项下所有到期及未到期债务的本息及费用；借款逾期的，对未按时还清的借款本息（包括建行东西湖支行宣布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的借款本息），自逾期之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罚息利率和本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计收利息和复利；因兄弟公司违反本合同任一约定导致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导致建行东西湖支行实际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和律师费等。发生争议应向建行东西湖支行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建行东西湖支行于合同签订当日向兄弟公司放贷4,800,000元，该贷款利率执行年利率5.65%。2018年1月17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又签订了一份《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兄弟公司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借款人民币7,200,000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8年1月15日至2018年7月14日，以实际放款日期为准；贷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即LPR（合同生效前一日建行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基点（1基点为0.01%），在借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罚息利率为贷款利率上浮50%；兄弟公司应在结息日向建行东西湖支行支付到期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其他约定同前一份贷款合同。建行东西湖支行实际于2018年1月25日放贷人民币7,200,000元至兄弟公司银行账户，该贷款合同实际执行利率为年利率4.35%。2017年7月11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约定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为兄弟公司在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限额为16,000,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若发生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两年止，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原告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2015年6月17日，建行硚口支行分别与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约定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以其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新合后街126号4栋1层1-3号房产，为兄弟公司在2015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与建行硚口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担保的最高限额分别为4,450,000元；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建行硚口支行有权处分抵押财产。上述合同所涉抵押房产已于2015年6月29日在武汉市硚口区房产管理局分别办理了武房他证硚字第××号、第××号、第××号《不动产登记证明》。2016年7月7日，建行硚口支行与聂振、王琴签订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约定聂振、王琴以其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6单元2层202室、3栋1层22室房屋（面积分别为86.48㎡、39.29㎡），为兄弟公司在2016年7月7日至2019年7月7日期间与建行硚口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担保的最高限额分别为500,000元、350,000元；债务人不履行主合同项下到期债务或不履行被宣布提前到期的债务，或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定，建行硚口支行有权处分抵押财产。上述合同所涉抵押房产已分别于2016年7月22日、23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不动产登记局办理了鄂（2016）武汉市东西湖不动产证明第0000179号、第0000178号《不动产登记证明》。2018年6月11日，聂振、王琴与建行东西湖支行又重新签订了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将聂振、王琴提供的两处房产的抵押价值分别变更为1,100,000元和900,000元，其他约定不变，并重新办理了相应的两份《不动产登记证明》。2016年7月18日，建行湖北省分行作出建鄂发【2016】70号《关于调整硚口支行、东西湖支行管理关系的通知》，将硚口支行下辖的东西湖区域内7个营业网点及其人员、10个离行式自助银行划归东西湖支行管理，机构调整所涉营业机构的资产、负债等各项业务原则上均按机构管理关系的调整，相应划归东西湖支行管理。建行东西湖支行与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以及建行硚口支行分别与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均约定：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债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保证人、抵押人在本合同项下的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债权人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抵押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保证人、抵押人将不提出任何异议。2018年4月3日，建行东西湖支行在对兄弟公司贷后走访中发现，兄弟公司已停止经营，并且涉及重大法律纠纷，遂向该院提起诉讼，要求如诉称。建行东西湖支行为提起本次诉讼委托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并支出律师代理费40,000元。截止2018年10月17日，兄弟公司已偿还借款本金1,460,000元及部分利息，尚欠借款本金10,540,000元及利息罚息67,837.63元。2019年6月28日，兄弟公司债务人代为偿还借款本金299,202.15元，截止2019年7月5日，兄弟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0,240,797.85元及利息罚息678,581.50元。另查明，2018年1月16日，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签订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约定兄弟公司以其对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应收账款11,030,070.63元，为兄弟公司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编号为DXH-2018-1230-0002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质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其他费用、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律师费等。同日，兄弟公司作为出质人、建行东西湖支行作为债权银行向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出具《质押应收账款确认书》，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于当日书面确认应付贷款总金额为11,030,070.63元，并在回执上加盖公章。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在庭审中向该院提供了兄弟公司曾于2018年1月4日至1月9日向六安江淮电机有限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8,565,103.35元的增值税发票8张，以及发票查验明细8张，显示上述8张增值税发票已作废。一审法院认为，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与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分别签订的《最高额合同(自然人版)》，建行硚口支行分别与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合同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该院认定上述合同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保护。建行东西湖支行已按约定向兄弟公司发放贷款共计1200万元，兄弟公司在收到借款后，应依约履行偿还义务。本案中，根据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凭证（借据），4,800,000元借款到期日为2018年7月31日、7,200,000元借款到期日为2018年7月14日，但兄弟公司仅偿付部分本息，未按照双方约定偿还本息，由于建行东西湖支行在走访中发现兄弟公司已停止经营，并涉及多起重大法律纠纷，建行东西湖支行根据双方签订借款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兄弟公司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及其他费用的诉讼请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本案所涉贷款利率在放款当日的建设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基础上浮1.355%和0.05%未违反相关规定，即本案所涉贷款年利率为5.65%和4.35%。同时，双方合同约定逾期利息罚息的计算标准为贷款利率上浮50%，该约定亦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关于罚息利率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的规定，该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逾期后，对兄弟公司未按本合同约定还清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包括被建行东西湖支行宣布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按逾期利率计收罚息。建行东西湖支行确认在庭审过程中，兄弟公司已偿还款项以及收回债权款项，已从最初的诉讼标的中扣除，截止至2019年7月5日，兄弟公司尚欠借款本金10,240,797.85元及利息罚息678,581.50元，则自2019年7月6日起，兄弟公司应按本金10,240,797.85元支付逾期利息罚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时止。关于连带责任保证的请求。建行东西湖支行与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约定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和蔡丽华分别为兄弟公司在2017年7月5日至2018年7月4日期间与建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限额为16,000,000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案两笔借款共计12,000,000元发生于合同约定的提供最高额保证期间，金额亦在担保限额内，建行东西湖支行在担保期限内向余巧云和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主张要求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一、根据建行硚口支行与与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约定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以其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新合后街126号4栋1层1-3号房产，为兄弟公司在2015年6月26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担保的最高限额为4,450,000元。由于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对其下辖硚口支行和东西湖支行管理关系予以调整，将硚口支行下辖机构划归建行东西湖支行管理，机构调整所涉营业机构的资产、负债等各项业务随调整划归建行东西湖支行管理，抵押权利人内部机构调整不影响抵押效力，故建行东西湖支行对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为兄弟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由于兄弟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在抵押担保最高限额内对上述抵押房产及土地行使优先受偿权。二、根据建行硚口支行与聂振、王琴签订的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约定聂振、王琴以其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6单元2层202室、3栋1层22室房屋（面积分别为86.48㎡、39.29㎡），为兄弟公司在2016年7月7日至2019年7月7日期间与建行硚口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担保的最高限额共计2,000,000元。由于兄弟公司未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在抵押担保最高限额内对上述抵押房产及土地行使优先受偿权。关于本案抵押权与保证担保并存，债权实现是否有顺序限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由此可见，在物保和人保并存时，以当事人之间约定优先，在没有约定及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才根据物保提供方的不同存在先后顺序。本案中，兄弟公司贷款既有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又有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以及聂振、王琴提供的抵押担保，如前所述，各方在《最高额保证合同（自然人版）》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中均明确约定，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债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保证人、抵押人在本合同项下的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由此可见，本案中各方已约定物保和人保的实现并无顺位要求，尽管建行东西湖支行与兄弟公司在2018年1月16日签订了一份《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但建行东西湖支行在本案中并未向兄弟公司主张实现质押权，故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和聂振、王琴以及余巧云、聂新桥、蔡丽华、聂建桥的担保责任不以建行东西湖支行拥有质押担保而相应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余巧云、聂新桥、蔡丽华、聂建桥、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兄弟公司追偿。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认为建行东西湖支行明知兄弟公司有债务缠身，财产已被抵押，没有还款能力而违规放贷，但债务人是否有履行还款的能力的风险控制在于贷款人暨建行东西湖支行，更何况本案既有保证人的保证担保，又有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提供的抵押担保，且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对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自然人版）》的真实性无异议，可以说明签订合同当时，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以自有财产为兄弟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提供财产作抵押担保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故其认为建行东西湖支行违规放贷责任自负的辩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当事人各方在一系列合同中明确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债务人以及担保人承担，因兄弟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建行东西湖支行为此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40,000元，该费用亦在收费标准范围内，故兄弟公司、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聂振、王琴、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应当对该费用承担支付或担保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兄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建行东西湖支行偿还贷款本金10,240,797.85元及利息罚息678,581.50元，并自2019年7月6日起，按本金10,240,797.85元支付利息罚息至全部债务清偿时止（逾期利率分别按编号DXH－2017-1230-0014《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DXH－2018-1230-0002《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约定确定）；二、兄弟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建行东西湖支行支付律师费40,000元；三、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对兄弟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兄弟公司追偿；四、如兄弟公司未能履行上述第一、二项还款义务，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对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所有的位于武汉市硚口区新合后街126号4栋1层1-3号房屋折价或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4,45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在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对聂振、王琴所有的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6单元202室房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11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对聂振、王琴所有的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湖北现代五金机电城3栋1层22室的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处置所得价款在900,000元范围内优先受偿；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兄弟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995元，财产保全费15,000元，由兄弟公司、余巧云、聂新桥、聂建桥、蔡丽华、汪三毛、柳红胜、汪四毛、聂振、王琴共同负担。本院二审期间，汪三毛、柳红胜提交建行活期存款明细账一份，证明涉案借款实际发放时间与建行东西湖支行内部审核时间是矛盾的。建行东西湖支行、余巧云、聂新桥对该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建行东西湖支行借款实际发放时间，建行东西湖支行内部审核时间系建行东西湖支行内部对贷款业务进行的处理，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汪三毛、柳红胜对其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签字真实性无异议，抵押房产也办理了抵押登记，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建行东西湖支行已履行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项下的发放贷款义务，兄弟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建行东西湖支行有权按照《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实体处理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汪三毛、柳红胜关于建行东西湖支行违法发放贷款及与兄弟公司恶意串通等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汪三毛、柳红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3995元，由汪三毛、柳红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曹芳审判员  裴露审判员  张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徐向云书记员丁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