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津01民终5516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经营地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166号、170号、174号、178号。经营者：于飞博，男，1980年3月30日出生，汉族，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经营者，住天津市河北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天津明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振利，男，1986年3月11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天津市东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东，天津世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朴明东，男，1984年9月17日出生，汉族，徐大厨鲜锅贴厨师，住天津市和平区。上诉人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以下简称上杭餐厅）因与被上诉人武振利、原审被告朴明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民初115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上杭餐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被上诉人武振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东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朴明东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据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杭餐厅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武振利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案件发回重审；2.两审案件诉讼费均由武振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证据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漏列当事人，应当依法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证据错误。武振利提供的若干采购单并非出自上杭餐厅，且有的为“领用单”，有的为“采购验收单”；采购单上载明的签字人员非常杂乱，有的并非上杭餐厅的工作人员，也无法确定签字笔迹系何人所签。武振利提供的采购单据均为“库管联”，但正常交易习惯中，“库管联”应当是由购货方的库管留存，而非交给供货方，因此，“库管联”由武振利出具不合常理。上杭餐厅已将武振利的货款结清，一审法院不能以上杭餐厅曾向武振利支付货款而认定上杭餐厅拖欠货款。第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上杭餐厅与武振利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60条、第109条及司法解释第24条作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一审法院漏列当事人。武振利提供的采购单上载明的签字人员非常杂乱，很多并非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一审中武振利仅将其中签字的“朴明东”列为案件被告，一审法院也未追加其他签字人员作为案件被告以查明案件事实。武振利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杭餐厅的上诉请求，两审诉讼费由上杭餐厅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武振利主张向上杭餐厅供应商品，并提交了上杭餐厅员工签字的领用单和采购验收单以及于飞博和门金鹏的结款凭证。武振利提交的单据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双方具有买卖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事实清楚。第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本案不存在漏列当事人问题。上杭餐厅与朴明东等工作人员是雇佣关系，上杭餐厅的其他工作人员不是本案当事人。武振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上杭餐厅和朴明东给付货款89100元；2.判令上杭餐厅和朴明东向武振利赔偿逾期付款损失8557元，以上两项费用合计97657元；3.诉讼费由上杭餐厅和朴明东承担。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上杭餐厅与朴明东系雇佣关系，朴明东在上杭餐厅处任厨师。武振利与上杭餐厅系买卖合同关系。但双方对买卖关系成立的时间、方式、结算款项等均有异议，且朴明东与上杭餐厅对于供职时间亦有争议。对于双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关于武振利与上杭餐厅买卖合同成立的时间。就该争议焦点，武振利提供了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3月5日的采购单，证明在上述期间向上杭餐厅供货，上杭餐厅对此证据均不予认可，首先认为该采购单并非出自上杭餐厅，其二认为武振利提供的采购单有的系“领用单”，有的系“采购验收单”，均是“库管联”，不符合交易习惯，武振利应提交供货商一联的采购单，其三认为采购单上库管的签字有的为“申子弟”，有的为“申”，有的为“韩卫强”，有的为“某某龙”，以上人员并非上杭餐厅的库管，其中申子弟为传菜员，其余人员并非工作人员，其四认为上述证据均为武振利所写，且有修改等瑕疵，不符合交易常规。朴明东对上杭餐厅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及合法性均没有异议，对于上述厨师一栏为“朴明东”及“朴”的签字认可均系其本人所签。武振利为证明上述采购单的真实性及双方确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交邮储银行业务查询记录，证明上杭餐厅经营者于飞博及门金鹏分别于2016年12月5日、12月16日、2017年1月17日、2017年2月22日分六次，共计向武振利结货款175233.16元，上杭餐厅对给付货款一事及数额没有异议，认可于飞博及门金鹏的转账行为均系给付货款的行为，但其认为给付货款的送货时间段为2016年12月、2017年1月和2017年2月，且结算方式为当月结清，且给付货款的依据也非武振利提供的上述“采购单”，而是以其餐厅陈姓店长的“记账本”为准，且送货及结算的形式均是不固定的，但是肯定是先送货后结算。综合武振利提交的证据以及武振利、上杭餐厅、朴明东三方的庭审陈述，武振利主张自2016年9月28日至2017年3月5日向上杭餐厅供应蔬菜、肉类及水果等商品，其提交了有上杭餐厅工作人员朴明东签字的“领用单”、“采购验收单”，亦提交了上杭餐厅经营者于飞博及门金鹏的结款凭证，可以证明武振利确与上杭餐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于上杭餐厅质证武振利不应具有“库管联”，而据此否认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存在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所依据的记录货品的载体在法律上并未有严格的界定，只要该载体详细记录了供货的商品名称、数量、单价、金额等就可以形成证据形式，故武振利提交的上述大量单据符合双方交易习惯，而对于上杭餐厅所述双方的买卖关系成立另有采购行为或另有陈姓店长的记账行为，其并未提交证据，且按照其庭审中陈述的先送货后结算，再比对双方均认可的2016年12月5日和12月16日打款的金额分别为7562.7元、50000元、23773.46元的事实，在半个月内采购80000多元的货品，且前5天为几千元，后10天为70000多元，可看出上杭餐厅陈述这一事实，不符合常理，故此主张不足为信。二、对于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主体。上杭餐厅认为“采购验收单”上签字人为朴明东，应由其承担给付义务。朴明东认为其在武振利提交的单据的签字均系职务行为，应由上杭餐厅承担。庭审中，朴明东陈述其供职于上杭餐厅的时间是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上杭餐厅认为朴明东的供职时间为2016年年初至2016年12月。一审法院认为，上杭餐厅与朴明东系雇佣关系，虽双方所述供职时间有争议，但综合武振利提交的“采购验收单”上签字的时间可以看出其最后的签字为2017年2月26日，上杭餐厅主张朴明东于2016年12月离职，并未提交证据加以证明，故不予采信。三、关于武振利供货的金额。2016年9月28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采购验收单”，共计123张，其中，2016年10月9日、2016年10月15日票面记载金额为293.4元和156.1元的单据厨师处的签字不清，2016年10月31日共计四张票据，票面金额分别为236.7元、292.1元、256.3元、1255.9元均没有朴明东的签字，虽有申子弟的签字，因其签字并非原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本院对于上述签字不清及没有朴明东签字的票据不予认可。其中票面金额为128.6元的票据，因日期为2015年10月25日，与武振利主张的买卖合同成立的时间不符，故对于该日期项下的金额不予认定。综上，2016年9月28日至2016年10月31日武振利共计向上杭餐厅送货总金额为78565.6元。2016年11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的“领用单”及“采购验收单”，共计101张，其中，2016年11月4日三张票面金额分别为319.8元、91元、627.2元的票据厨师处并没有朴明东的签字，库管处签字无法辨认真实姓名，故对于这三张票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2016年11月28日票面金额为130元的票据厨师处没有朴明东的签字，库管处签字为“申子弟”，对于该票据亦不予认可，故2016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武振利共计向上杭餐厅送货总金额为51719.6元。2016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的“采购验收单”共计70张，其中2016年12月1日两张票面金额为641.7元、300.6元，12月7日三张票面金额分别为305元、101元、1189.2元，12月9日票面金额为157.5元，12月11日三张票面金额分别为369.6元、232.5元、1725元，12月15日三张票面金额分别为340.8元、85.8元、1028.3元,12月26日票面金额为570.5元，12月27日票面金额为273元,12月31日票面金额为589.4元的票据厨师处均没有朴明东的签字，库管处的签字为“申子弟”，故对于该票据不予认可，另，票面金额分别为44元、62元、99.1元、119.4元、39.3元、229.8元、457.7元、176.4元、295.1元、157元的票据日期为2012年，票面金额为123.3元的票据日期为2014年，票面金额为1510.8元的票据日期为2017年12月10日，与武振利主张的买卖合同成立的时间不符，故对于该日期项下的金额不予认定，票面金额分别为1724元、2423.5元的票据没有具体的年份或日期，故对于上述票据亦不予认可，2016年12月1日票面金额为250.9元及2016年12月10日票面金额为268元的票据厨师处及库管处均没有任何签字，故对于该票据亦不予认可，故2016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武振利共计给上杭餐厅送货总金额为25228.2元。2017年1月1日至1月26日的“采购验收单”共计26张，其中，票面金额为4534.5元、6611.8元、1276.2元的票据没有写明年份，故因缺少待证事实的证明时间，故不予认可，另，其中2017年1月7日票面金额为1443.1元的票据，日期一栏的书写明显与其他内容的书写形式不一致，系后添加上的，故对于该票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另，2017年1月4日的票据所写的总计金额2331.8元与规格/品名、数量、单价所写金额不符，且书写形式不一致，依据交易习惯应按照实际供货的内容为准，应认定为2313.4元，故2017年1月份武振利向上杭餐厅送货的总金额为45789.9元。2017年2月份的“采购验收单”共计20张，其中，票面金额为329.6元、303.4元的票据没有写明年份，故因缺少待证事实的证明时间，故不予认可，2017年2月24日票面金额为1769.7元的票据日期一栏的书写明显与其他内容的书写形式不一致，系后添加上的，故对于该票据真实性不予认可，故2017年2月份武振利向上杭餐厅共计送货总金额为20623.9元。2017年3月份的“采购验收单”共计4张，除2017年3月1日的票据厨师签字一栏有朴明东的签字外，其余均没有朴明东的签字，对于3月份的票据情况同前几个认定的情况一致，故2017年3月份原告向被告上杭餐厅共计送货1148.6元。故根据武振利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可以认定武振利在2016年9月28日始至2017年3月1日止，确与上杭餐厅具有买卖合同关系，武振利共计向上杭餐厅送货金额为223075.8元，庭审中，因双方对于上杭餐厅已经实际给付的货款金额175233.16元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剩余未给付的货款应为223075.8元-175233.16元=47842.64元。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武振利主张双方在2016年9月28日始至2017年3月5日止与上杭餐厅系买卖合同关系，武振利应对其主张的已向上杭餐厅供货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武振利提交的证据应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完整性，而上杭餐厅则对其主张的另有供货关系或者记账凭证亦承担举证责任。现依据武振利提交的部分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的供货凭证，故上杭餐厅应给付武振利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期间的货款47842.64元。因武振利不能举证证明其他无接收人签字供货单据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其他签字人员所签笔迹的真实性，亦不能证明其他日期或未有日期的送货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武振利主张的其他货款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武振利主张上杭餐厅给付货款89100元的诉讼请求，依据武振利与上杭餐厅双方确认的事实及双方各自承担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对其中的47842.64元予以支持。对于武振利主张的自2017年4月15日至2018年9月11日逾期利息，应根据认定的货款总额47842.64元为基数计算，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被告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向原告武振利支付货款47842.64元；二、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被告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以47842.64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给付原告武振利自2017年4月5日始至2018年9月11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三、驳回原告武振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41元，由武振利负担1038元，由上杭餐厅负担1203元。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二审审理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于送货单进行核对，经过核对，上杭餐厅提出有46张领用单存在问题，包括没有朴明东签字、日期涂改、没有日期、重复计算、补货再次计入等情况。武振利对此解释为，关于重复计算问题，存在同一天出具多张单据，每张有小计金额，最后一张有总计和小计两个金额，不存在重复计算；关于日期涂改问题，确实有单据日期有过涂改，但是涂改的日期是在填单据时发现错误，然后就顺手改了；关于补货问题，补货是货物已经送到了，但是前一天没有开单据，所以又在第二天的单据上填写的；金额涂改是金额计算错误，发现后又改正的。其中，关于上杭餐厅提出的重复计算问题，经本院再次核算，武振利系依据总计金额起诉，一审法院也是依据单据上总计金额进行计算，并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关于上杭餐厅提出补货问题，上杭餐厅主张的补货系前一天单据记载了应送货物但未送货，第二天补货，武振利主张补货系第一天已经送货并签字，但应上杭餐厅要求再次送货，故在第二天的单据上写明。本院经审核认为，如按照上杭餐厅对“补货”的理解，则前后两天的单据均存在相同商品的相同项目，但经本院审核不存在该情况，故武振利对于“补货”的解释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关于上杭餐厅提出的日期涂改问题，2016年9月5日金额为2086.2元的单据日期改为10月；2016年11月24日金额为867.2元的单据日期由“25”涂改为“24”，2016年12月5日金额为533.2元的单据年份由“17”改为“16”；2017年1月17日金额为1842.6元的单据年份由“12”改为“17”；2017年1月23日金额为6105.2元的单据和2017年1月25日金额为7187.3元的单据年份均由“16”改为“17”；2017年2月16日金额为568.6元的单据年份由“07”涂改为“17”；2017年2月15日金额为1574.4元的单据日期“15月”涂改为“2月15日”。武振利对此均解释为临近月底年底，前后年份月份日期数字写错后修改。经本院审核计算，该部分单据中，部分一日多张的单据中单个单据的金额与同日总计单据金额相对应，且武振利的解释亦符合常理。关于上杭餐厅主张金额计算错误的问题，武振利解释计算金额时存在计算错误，后当场修改，经本院计算，金额涂改的单据中，修改后的金额与分项总金额相对应，武振利的解释符合常理。关于上杭餐厅主张日期为“17年2月”金额为994元和1447元的领用单没有具体日期的问题，该两张单据虽没有日期，但能够证明送货时间发生在2017年2月。关于上杭餐厅提出11月25日的领用单没有年份的问题，经本院审核，该日四张领用单均未记载年份，不足以证明武振利主张的事实，金额应予减除，四张领用单金额分别为88.7元、187元、226.2元和1768.5元，共计应当减除2270.4元。关于上杭餐厅提出日期为“17年2月”金额为919.1元的领用单没有项目的问题，因该张领用单没有具体商品名称，不足以证明武振利向上杭餐厅发送了相应价值的商品，故该张单据金额应予减除。关于上杭餐厅提出单据日期为“17年12月14日”金额为1300.4元的领用单日期错误的问题，经本院审核，该张领用单的日期不属于双方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日期，故该张单据金额亦应予以减除。综上，依据双方二审期间核对领用单的计算结果，应当再减除4489.9元。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案经调解，当事人各持己见。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武振利主张其与上杭餐厅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提供了上杭餐厅厨师朴明东签署的单据、上杭餐厅经营者于博飞等人的付款凭据等证据予以佐证，朴明东认可其在单据上签字的真实性，并认可武振利向上杭餐厅送货；上杭餐厅对其与武振利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并无异议，但主张系双方即时结算，款项已经支付完毕。故本案审理的核心问题为武振利向上杭餐厅供货的情况。一审法院依据武振利提供的证据情况，结合朴明东在上杭餐厅就职情况，认定上杭餐厅尚欠武振利货款47842.64元，二审期间经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再次核对相应单据，部分领用单因记载项目缺失或年份缺失，亦应予以减除。据此，上杭餐厅应当再向武振利付款43352.74元，并以该金额为基数支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于上杭餐厅上诉主张武振利的证据形式为领用单而非结算单的问题，因双方并没有书面合同约定收货单、收货签署人等收货结算的形式，结合朴明东到庭陈述的意见，应当认定武振利完成了相应的举证义务，对于存有瑕疵的证据一审法院也予以剔除，二审期间经过本院核算，再次剔除部分领用单。故本院对上杭餐厅的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至于上杭餐厅主张即时结清，已经不再欠付武振利货款，双方以上杭餐厅店长的记录作为结算凭据的主张，因上杭餐厅未能就此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故本院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仅认定了朴明东签字并认可部分的送货单，对于没有朴明东签字的送货单一审法院未予认定，且武振利亦未提出上诉，故上杭餐厅主张应当追加送货单上其他签字人的上诉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杭餐厅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再次核算了单据，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但认定欠款金额不准确，本院予以调整。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8）津0104民初11509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向武振利支付货款43352.74元；三、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向武振利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自2017年4月5日始至2018年9月11日止，以43352.7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四、驳回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的其他上诉请求；五、驳回武振利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241元，由武振利负担1176元，由上杭餐厅负担10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18元，由武振利负担25元，由天津市南开区上杭餐厅负担负担993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王晓燕审判员  高彦军审判员  姚 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苏盈盈书记员田惠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