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内容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苏0826民初785号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涟水县红日大道红日大桥西侧。法定代表人：周宏昌，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嵇大勇，江苏捍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岸伟，江苏岸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红日路南、滨海路西。法定代表人：朱未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西区（红日路南、滨海路西）。法定代表人：朱未东，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彭芳，江苏泓远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至2019年4月10日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庭松，江苏中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自2019年4月10日起至2019年9月1日止）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灏，上海段和段（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起）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军，上海段和段（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与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伏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9年9月2日、10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管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嵇大勇、罗岸伟与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灏、林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管委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告管委会与被告投资公司于2012年2月9日签订的《补充条款》；2、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归还原告借款4000万元，并从2016年12月1日起按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保全费用（含诉前保全保险费448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管委会作为甲方与乙方朱未东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约定朱未东在涟投资太阳能光伏电池单晶硅、多晶硅生产及组件生产线项目，拟投资总规模约为10亿元，注册资本2亿元，并对项目用地、项目审批、公用设施、规划建设、优惠政策、出口补贴等条款作了约定。《投资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在原有协议基础上，为鼓励乙方在涟投资新能源项目，管委会保证光伏产业园项目首期工程建设厂房出正负零时，管委会同意通过城投公司将不少于100亩的商业用地以挂牌方式对外出让，由乙方参与摘牌，并将成本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成本不高于20万元/亩），地点为涟水城区，用于该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安置工程及房地产开发。同时约定，鉴于乙方投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高科技、新能源产业项目，前期研发费用高、投入大、成本高等特点，管委会为全力支持乙方加快项目推进步伐，向乙方承诺以下优惠条款：甲方提供无息借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项目前期基础设施建设等。2012年2月9日，原告管委会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补充条款》，约定原补充协议计划原告管委会同意被告投资公司通过城投公司将不少于100亩的商业用地以挂牌方式对外出让，由投资公司参与摘牌，并将成本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成本不高于20万元/亩），现改为由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摘牌（2011-59宗地），开发收益为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同时约定，原告管委会无息借款6000万元给被告投资公司作为原协议补偿，借款时间从2012年2月底开始，借款期限为十二年。补充条款签订后，原告管委会实际给付被告投资公司借款4000万元。原告认为，根据2012年2月9日《补充条款》的约定，因被告投资公司同意将100亩商业用地的摘牌权让渡给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故原告管委会从2012年2月底开始无息借款6000万元（实借4000万元）给被告投资公司作为原协议补偿，借款期限为12年。虽然该《补充条款》约定的借款期限尚未到期，但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原告管委会同意被告投资公司摘牌100亩商业用地目的是为了将成本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同时用于该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安置工程及房地产开发，即该100亩商业用地摘牌的根本目的是用于光伏项目扩大投资，但实际上该项目并未进入实质运营，故原告管委会该笔4000万元借款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原告有权解除该借款条款，并索要借款。朱未东及被告投资公司为了在涟实施协议约定的项目，由被告投资公司全资设立被告光伏公司，被告投资公司向原告所借款项均投入被告光伏公司。被告投资公司在涟无实体运营，其运营模式仅是全资控股被告光伏公司，两公司混同运营。被告投资公司与被告光伏公司在公司运营上存在着人格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系关联企业。故被告光伏公司应当与被告投资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原告历年来多次向被告索要借款，直至2016年11月30日书面发函催收均无果。故诉至法院，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投资公司辩称：一、《补充条款》约定之借款系对投资公司同意变更《补充协议》相关约定之补偿，原告管委会主张《补充条款》之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签订该补充条款目的，系对《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优惠条件进行变更，该第一条主要约定管委会应当以不高于20万元/亩的价格，在涟水城区向投资公司出让不少于100亩商业用地。后因该地块价值迅速上涨，管委会利用其行政优益权和优势地位，强行要求投资公司同意变更该项优惠政策，将本应向投资公司出让的地块，转由淮安兴港建设公司摘牌，并明确开发收益归该公司所有。正如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根据2012年2月9日补充条款的约定，因被告投资公司同意将100亩商业用地摘牌权让渡给淮安新港建设公司，故原告开发区从2012年2月底开始无息借款6000万（实借4000万）给被告投资公司作为原协议补偿，借款期限12年。”事实上，原告签订《补充条款》之目的即变更补充协议之优惠条件，并通过该项变更获得巨大的土地开发利益。事实上其合同目的已然实现。亦是投资公司放弃了对相应地块开发的巨大利益，换取了原告期限为12年金额为6000万的无息贷款承诺。原告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主张解除该条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合同法54条系对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规定，而本案中并不存在该条所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原告据此要求解除合同适用法律错误。二、《补充条款》约定该笔借款期限尚未届至，投资公司不负有还款义务。《补充条款》第二条明确约定：“由甲方无息借款6000万元给乙方作为原协议补偿，借款时间从2012年2月底开始，借款期限为十二年。”如前述，签订《补充条款》之目的，在于变更《补充协议》的优惠条件，在投资公司同意变更的前提下，原告提供的该笔无息借款是不负有任何条件的。且未就提前还款的情形进行约定，也就是说该借款只有在期限届至之时（最早为2024年3月）投资公司才负有返还义务，现投资公司主张提前返还，属于违约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补充条款》签订后，原告未依约全面及时履行，应当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投资公司认为《补充条款》之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及时全面履行。但是《补充条款》签订后，原告实际向投资公司履行了4000万元的合同义务，尚有2000万元未支付。现投资公司正在积极解决项目困境，有效盘活资产，以保障双方利益。故原告仍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及时向投资公司借款2000万元，并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行为给投资公司的损失。四、被告光伏公司虽为投资公司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但投资公司与光伏公司均是工商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的，系独立法人实体，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原告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投资公司与光伏公司存在人格混同，且公司人格是否混同并非本案借款纠纷审理范围。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光伏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光伏公司辩称：一、被告光伏公司并非原告所签系列合同的相对方，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关系只产生在特定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约定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违约责任也只能在特定的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当事人不负违约责任。本案中与原告缔结系列合同，形成合同法律关系的一方是“涟水辉华投资有限公司”而非光伏公司，因此原告不得依据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向非缔约方主张合同权利，被告光伏公司也不应承担任何还款义务。二、被告光伏公司与被告投资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原告要求投资公司承担合同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被告光伏公司与被告投资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两个独立主体，主要理由如下：1、两者人员独立。在组织机构和公司人员上并不完全相同；2、两者业务独立。首先从双方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光伏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生产、销售多晶硅片、单晶硅片和光伏产业相关技术产品的技术与研发等，被告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与资产管理；其次被告投资公司在实际经营中一直致力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从未涉及光伏产业项目的相关具体业务，双方不存在经营同种类行业行为；最后，在对外宣传信息的使用上，双方都是各自进行、独立经营，不存在名称互用，导致交易对方无法区分的情形；3、两者的财产独立。首先，被告光伏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正常缴纳各种税费，在项目运营中有实际运营行为，被告投资公司是光伏公司的股东，而光伏公司不持有被告投资公司的股份，双方不存在交叉持股的情形；其次，双方都有各自的独立财务账簿，双方财产独立，资产流向也不同，不存在混合使用的情形；最后，被告光伏公司购买的项目设备，仅用于光伏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从未被被告投资公司占有、使用过。综上所述，被告光伏公司非案涉系列合同的缔约方，与被告投资公司也不构成人格混同，依法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被告光伏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条款》、借条、收据、银行汇票、管委会说明、进账单、银行本票、支付申请单、支付凭证、催款函（存根）、国内挂号信函收据、邮费发票、活期存款明细账、工商登记信息、民事裁定书、保全费发票、光伏公司及投资公司的财务凭证等证据，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借款协议》、《补充条款》、《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投资淮安十大优秀建设项目的通报》（淮政发［2011］177号）、涟发改投［2007］186号文件、工盖有限公司收购公告、网上登记数据预审意见书、光伏公司社会保险缴纳表复印件、光伏公司及投资公司的会计账册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0年底，原告管委会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1、被告投资公司在涟水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太阳能光伏电池单晶硅、多晶硅生产及组件生产线项目，拟投资总规模约为10亿元，注册资本2亿元，一期投资5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按照总量300兆瓦规模进行总体规划，分期实施，2011年底确保项目投产，2012年当年开票销售达4亿元，2013年达8亿元，2015年达30亿元；2、以出让方式提供符合以下条件的土地：项目用地位于涟水县经济开发区光伏产业园，占地约200亩等事项；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同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投资协议书》签订后，原告与被告投资公司于2010年底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1、为鼓励投资公司在涟投资新能源项目，管委会保证光伏产业园项目首期工程建设厂房出正负零时，管委会同意通过城投公司将不少于100亩的商业用地以挂牌方式对外出让，由投资公司参与摘牌，并将成本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成本不高于20万元/亩），地点为涟水城区，用于该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安置工程及房地产开发。2、鉴于投资公司投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高科技、新能源产业项目，前期研发费用高、投入大、成本高等特点，管委会为全力支持投资公司加快项目推进步伐，向投资公司承诺以下优惠条款：甲方提供无息借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项目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借款期限为15年；当投资公司一期注册资本到位后2个月内，管委会将5000万元借给投资公司，并由管委会负责监管，至该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000万元之时方可动用此款；投产后三年累计纳税未达到5000万元，管委会有权视情节提前收回向投资公司的借款；投资公司纳税累计达5000万元时，可奖励借款的50%，纳税超1亿元时，再奖励余下的50%，提前达到，及时奖励。上述协议签订后，朱未东、江长生于2011年1月10日召开关于设立有限公司事宜的股东会，并形成以下决议：公司名称为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等。2011年1月24日，被告投资公司经淮安市涟水工商行政管理局（现更名为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设立，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地位于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红日路南、滨海路西，股东为朱未东（占股68%）、江长生（占股32%），法定代表人为朱未东。2012年6月19日，公司股东变更为朱未东（占股98%）、张松（占股2%）。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被告投资公司成立以后，未缴纳过职工社保保险，公司实际运营至2013年。2007年11月22日，原江苏省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江苏长三角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三角公司），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股东（发起人）为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2月8日，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在长三角公司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以人民币8160万元的价格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3月3日，经淮安市商务局批复，同意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长三角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投资公司，投资公司承担出让方的相关债权、债务。同日，长三角公司的股东由中煤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被告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荣祥变更为朱未东。2011年3月7日，长三角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光伏公司。2011年6月1日，被告光伏公司将住所地变更为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西区（红日路南、滨海路西）。2011年11月10日，光伏公司经营范围由太阳能电池单晶硅片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变更为太阳能电池硅片生产、销售；高低压成套电器、元器件、高速铁路设备、新能源产品（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成）的销售；光伏系统工程及光伏电力应用产品的设计与研发；道路、厂区、住宅小区光伏发电项目的设计与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012年2月9日，原告管委会（甲方）与被告投资公司（乙方）签订《补充条款》，双方在已签署的《补充协议》的基础上，达成如下补充条款，本补充条款是补充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1、原补充协议计划甲方同意乙方通过城投公司将不少于100亩的商业用地以挂牌方式对外出让，由乙方参与摘牌，并将成本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成本不高于20万元/亩），现改为由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摘牌（2011-59宗地），开发收益为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2、由甲方无息借款6000万元给乙方作为原协议补偿，借款时间从2012年2月底开始，借款期限为十二年；3、乙方借款到账日起，满十二年前归还款到甲方账户；4、其他方面，甲乙双方履行原投资合同、补充协议。协议签订后，原告管委会向被告投资公司支付借款4000万元。具体支付借款明细如下：1、2012年5月9日，被告投资公司向原告出具借条，内容为：“今借到，按照我公司与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补充条款，借款期限为十二年的无息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此据。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5月9日（并加盖投资公司印章）”。同日，原告管委会通过涟水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公室向被告投资公司转账支付1000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同时向原告管委会出具了1000万元收据；2、2012年5月16日，原告管委会通过涟水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公室向被告投资公司转账支付495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同时向原告管委会出具了500万元收据（该收据注明“实支495”）；3、2012年5月24日，原告管委会通过涟水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公室向被告投资公司转账支付505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同时向原告管委会出具了505万元收据；4、2012年9月7日，原告管委会通过支票向被告投资公司支付1000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已于2012年9月5日向原告管委会出具了该1000万元收据；5、2012年11月1日，原告管委会通过支票向被告投资公司支付1000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已于2012年10月25日向原告管委会出具了该1000万元收据。以上4000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出具的收据记载的事由均为“借款”。被告投资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均立即支付至被告光伏公司账户，其中2012年5月9日1000万元是以银行本票支付给被告光伏公司，其余均以转账支票形式支付。被告投资公司共计向原告借款9000万元（含2011年度5000万元，已另案处理），但其收到原告的9000万元借款后，均支付给光伏公司。被告投资认为该9000万元是其一种债权投资行为，光伏公司通过借款、转账等方式进行财务记账。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被告至今未能正式投产。2011年9月22日，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投资淮安十大优秀建设项目的通报（淮政发［2011］177号）中，“总投资10亿元的涟水县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年产1000MW太阳能电池单晶硅片项目”，获通报表彰。2016年11月30日，原告管委会通过财税局制作催款函，内容为：“江苏辉华科技有限公司：贵单位截至2016年11月30日止尚欠我单位款项共计90,000,000.00元。请贵单位收到此函后，尽快将上述逾期未付的款项汇付我单位账户（户名：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财税局；开户行：涟水农商行常青路支行；账号：3208263001201000001001）”。该催款函于2017年1月13日通过中国邮政国内挂号信邮寄给被告，收件人姓名写明“辉华光伏”。审理中，被告否认收到该催款函，原告管委会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确已收到该催款函。被告投资公司为证明其为盘活项目资产，积极寻找投资者，向本院提交的工盖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9日发布《有关建议收购目标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的公告显示：工盖有限公司拥有60%权益的附属公司华辉新能源（淮安）有限公司作为买方与被告投资公司作为卖方订立协议，买方同意购买而卖方同意出售被告光伏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总代价为人民币6900万元；完成将于该协议项下先决条件达成（或视情况而获豁免）及卖方在中国工商管理部门将目标公司光伏公司全部注册资本转让予买方的登记手续完成后五个工作日内（或订约方书面协定的较后日期）作实。另查明，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使用共同的办公场所，两公司的监事均为张松，财务负责人均为王进，两公司会计账册中会计凭证记载的“过账”、“制单”均为王进。根据被告投资公司提供的其账册，能够证实以下问题：1、被告投资公司收到原告2011年度出借的5000万元后，并未将该款记入公司账册；2、该账册反映不出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存在向被告光伏公司之外的企业等进行投资或者业务往来；3、在收到原告出借的5000万元前，被告投资公司于2011年3月11日通过转账支票的方式向被告光伏公司支付4000万元，转账备注为“投资款”，记账凭证记载科目为“长期股权投资”；4、被告投资公司于2011年8月12日通过汇（本）票方式向被告光伏公司支付2000万元，用途为“投资款”，记账凭证记载科目为“长期股权投资”；5、被告投资公司存在向财务负责人王进个人账户转账的情况，即2011年2月16日转账1000万元（记账凭证记载科目为“银行存款”）、2011年3月23日转账25万元（记账凭证显示为辉华光伏往来，科目为“其他应付款”）、2011年7月6日转账22万元（记账凭证显示为辉华光伏往来，科目为其他应付款）；6、被告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于2011年4月8日缴纳注册资本印花税5万元，2011年8月11日缴纳营业账簿印花税25元，2011年8月29日序号26的记账凭证显示缴纳管理费用税金25元；7、被告投资公司于2011年2月16日向股东朱未东转账2000万元，向股东江长生转账支付1000万元，记账凭证科目显示为银行存款。关于2011年2月16日转账给朱未东、江长生、王进的4000万元，被告投资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流水中备注为“工程款”，后又于同日转账回被告投资公司的同一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在被告光伏公司的账册中反映：2011年度5000万元借款的记账凭证科目显示为被告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案涉4000万元的记账凭证科目显示为“长期借款”；同时还反映出存在大量资金转入财务负责人王进个人账户的情况，且部分款项转入的账户与被告投资公司转入的账户一致。对此，被告解释为：被告光伏公司的前身长三角公司之前已经在中国银行开了账户，项目招商引资办推荐其到中国建设银行开设一般户，因一般户不能提取现金，只有基本户才能提取现金，为了解决公司日常经营中现金问题，由财务负责人王进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个人账户，用于为公司提现。还查明，本案受理前，原告管委会向本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在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购买了诉前保全保险，支付保险费44800元，以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中心支公司出具的保函（保单号：20460232080219000004）提供担保。本院于2019年1月18日作出（2019）苏0826财保30号民事裁定书，原告为此向本院交纳诉前保全费5000元。经原被告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告要求解除与被告投资公司于2012年2月9日签订的《补充条款》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案涉4000万元的借款期限是否届至；3、被告光伏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制定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该《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本案的借款行为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原告管委会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补充条款》中关于案涉4000万元借款的相关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及行政法规，应属有效。一、关于原告与被告投资公司于2012年2月9日签订的《补充条款》应否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原告要求解除案涉《补充条款》，应以上述法律规定进行评判。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补充条款》的目的，是对《补充协议》第一条中关于原告为鼓励投资公司在涟投资新能源项目，而给予投资公司优惠政策的变更，即将《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的以“不少于100亩商业用地”的摘牌价扣除成本（不高于20万元/亩）以外部分补贴给光伏项目扩大投资，变更为“由管委会提供借款期限为12年的6000万元无息借款给投资公司”。虽然优惠政策进行了变更，且双方对于该变更均无异议，但原告给予被告投资公司优惠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案涉新能源项目扩大投资，使其按照《投资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案涉《补充条款》签订后，原告先后向被告投资公司出借4000万元，加上之前《补充协议》中所涉5000万元借款，原告共计向投资公司出借9000万元，并且投资公司将该9000万元全部转让案涉项目光伏公司的账户，被告收到如此巨额的借款后，至今仍未能将案涉项目进入实质运营，更未实现《投资协议书》约定的“一期投资5亿元”、“2011年底确保项目投产，2012年当年开票销售达4亿元，2013年达8亿元，2015年达30亿元”。被告迟延履行其义务致使原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外，被告在庭审中否认收到原告于2017年1月13日通过中国邮政国内挂号信向其邮寄的催要包括案涉4000万元借款在内的催款函，而此后，被告投资公司与工盖有限公司拥有60%权益的附属公司华辉新能源（淮安）有限公司订立协议，其以6900万元的价格出售被告光伏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由此可见，此时被告投资公司已决定出售其在涟投资的案涉光伏公司项目，该行为表明其已不履行与原告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后续签订的《补充协议》、《补充条款》等均是原告为了被告投资公司能够顺利履行《投资协议书》约定的投资义务而签订，均是《投资协议书》有效组成部分。因此，原告要求解除其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的《补充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二、案涉4000万元的借款期限是否届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原告与被告投资公司签订的《补充条款》解除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投资公司归还案涉4000万元借款，并要求被告投资公司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按照年利率6%标准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无事实依据，虽然原告于2016年11月30日制作了向被告催要案涉款项的催款函，但被告否认收到该催款函，原告管委会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此，被告投资公司应从原告管委会向其主张权利之日起承担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即起诉之日2019年2月13日。三、关于被告光伏公司对案涉借款应否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问题。投资公司与光伏公司人格混同，光伏公司应对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由如下：（一）投资公司、光伏公司人员混同。1、光伏公司系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自2011年1月成立以来，法定代表人为朱未东。投资公司自受让光伏公司100%股权以来，法定代表人为朱未东。朱未东在两公司担任的职务均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两公司的监事均为投资公司股东张松。2、两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均为王进，会计账册中会计凭证记载的“过账”、“制单”亦仅有王进一人。3、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无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记录，光伏公司虽提供了《社会保险费缴纳表》，但未能提供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具体人员名单。综上，光伏公司系投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财务负责人全部相同，且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无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记录，亦存在除上述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混同的可能。因此，两公司构成人员混同。（二）投资公司设立的目的与光伏公司业务范围基本一致。1、虽然被告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投资与资产管理，但其设立后基本未从事该业务。而在被告投资公司设立过程中，便与原告签订《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显而易见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上述协议的约定，在涟水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太阳能光伏电池单晶硅、多晶硅生产及组件生产线项目，而且完成协议约定的投资行为的方式为受让光伏公司的100%股权，光伏公司之前的经营范围是太阳能电池单晶硅片生产，销售本公司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而后才变更为太阳能电池硅片生产、销售等。2、投资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为涟水经济开发区，光伏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为涟水经济开发区，两者实为同一住所地，且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认可两公司使用同一办公场所。（三）投资公司、光伏公司财务混同。1、投资公司、光伏公司使用共同的账户。根据查明的情况，两公司均使用财务负责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往来资金额巨大。2、投资公司、光伏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共同使用的银行账户中相关资金的支配进行了区分。根据投资公司、光伏公司陈述，由财务负责人王进在中国建设银行开设个人账户，为了解决公司日常经营中现金问题，用于为公司提现。但被告提供的两公司会计账册中账务记载随意（如将公司转账支付至个人账户行为记载为“银行存款”、“工程款”等）、不完整（如投资公司账册中未将2011年度管委会出借的5000万元借款入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关于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另外，投资公司的记账凭证主要记载2011年度，2012年度的记账凭证仅为案涉4000万元借款的相关凭证，且两公司会计凭证的制作人均为王进，公司支付其个人账户的款项的用途无法区分。3、投资公司作为光伏公司的股东，其没有严格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投资公司将其财产用于光伏公司而未作适当记录，以致没有维持完整的财产记录。4、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均陈述，被告投资公司将从原告管委会所借的包括案涉4000万元在内的共计9000万元借款支付至光伏公司账户的行为是债权投资行为，但光伏公司的记账凭证记载5000万元为被告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4000万元为“长期借款”，与两被告的陈述不符。即便如被告陈述是债权投资行为，但作为两个独立法人，未订立书面投资协议，对投资的红利未作约定，且自2011年投资以来从未进行结算，投资公司的账册也无该投资行为盈亏的反映，其真实性存疑。综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在经营中无视各自的独立人格，随意混淆财务、资金，相互之间界线模糊，无法严格区分，在投资公司的资产大部分系从原告管委会所借的情况下，被告投资公司对2011年度原告管委会出借的5000万元借款不做记载，客观上削弱了投资公司的偿债能力，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以逃避债务之嫌。两公司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人员混同、投资公司设立目的与光伏公司从事业务基本一致、财务混同，已构成人格混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其危害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相当。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规范公司行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光伏公司应当对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投资公司承担诉前保全保险费44800元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关于“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关于“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独立保函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准许”的规定，原告管委会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出具保函的形式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非必须以自己的财产为财产保全提供担保。因被告投资公司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引发本案诉讼，原告管委会因本案诉讼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前保全保险费44800元系原告支出的必要费用，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合理性，该费用由原告管委会负担4800元，被告投资公司、光伏公司共同负担40000元。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九十四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签订的《补充条款》。二、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借款400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自2019年2月13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三、被告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对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驳回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前保全保险费44800元，由原告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担4800元，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0000元。案件受理费2658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合计270800元，由原告负担24000元，被告江苏辉华投资有限公司、江苏辉华光伏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468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清江浦支行，账号：62×××52）。如本判决依法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按期履行本判决确定的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向本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审 判 长  张 健审 判 员  薛玉春人民陪审员  张 煦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罗蒙附相关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条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