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9）桂03刑终644号 原公诉机关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红英，女，1966年7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桂县看守所。 辩护人阳卫红，广西剑化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段建荣，男，1973年5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原系陕西省黄陵县政法委综治办工作人员，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蒙丹丹，广西诚云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劲松，男，1971年4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桂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段建霞，女，汉族，1970年10月20日出生，中专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县。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贺林，男，1969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郭某某，男，198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某，男，198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务工人员，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临桂县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某某，女，1969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桂林市临桂新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二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袁某某，男，1972年6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桂林市临桂区。因本案，于2017年12月23日被刑事拘留，2018年1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桂林市第一看守所。 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法院审理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袁某某、郑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8月22日作出（2018）桂0312刑初23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郑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审查，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人袁红英等人均系倪某、李某1、李某2、袁某1等传销组织的下线人员，并自2011年起陆续在临桂以投资“移民经济”（又称“移民政策”）为名，通过拉人头发展下线，并依照层级排位、级别和发展下线的数量予以瓜分获得非法收益的方式进行传销活动。传销活动经营模式如下：交纳申购费可加入该传销组织，第一份含产品费为3800元，购买多份的从第二份起每份为3300元。申购人员仅可申购10份合计人民币33500元，加入后可介绍他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将其发展成为自己的下线（每个申购人员最多仅能发展3名直接下线），下线购买的产品人数可累计到上线名下，上线人员则依据层级按固定比例进行瓜分获得非法收益，该传销组织通过“五级三晋”制对伞下团队进行管理，根据组织成员及其伞下人员申购的份额和发展情况不同，将组织成员进行层级排位，并规定低级别晋升高级别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所谓“五级”，就是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申购的份额将参加人员分为业务员（E级）—业务组长（D级）—主任（C级）—经理（B级）—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五个级别（其中l-2份是业务员级别，2-9份是业务组长级别，10-64份是业务主任级别，65-599份是业务经理级别，600份以上是老总级别）。所谓“三晋”，为低级别晋升高级别的三种方法，即主任级别以下级别晋升为主任级别只要份额累计到10份以上即可，主任级别晋升为经理级别，累计份额达到65份，经理晋升为老总级别，累计份额达到600份以上。 该传销组织内的高级业务员（A级老总）负责管理自己伞下的团队，除积极督促其下线再度发展下线外，还组织自己下线人员召开工作会议，讲课培训，并办理银行卡，用于收取伞下成员的申购款、领取每个月的高级业务员分红和给下线发放工资或提成。 被告人袁红英于2015年年底经袁某1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袁某1的直接下线，后袁红英先后发展了江某（袁某某以其名义发展下线）、韩某、高某1等下线。袁红英2017年年初成为高级业务员，其在传销组织中主要承担收取新人申购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袁红英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袁红英参加传销组织人数至少130人。 被告人段建荣于2015年9月经胡某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袁某1的直接下线，后段建荣先后发展了张劲松、段某1、蔡某1巧等下线。段建荣于2017年8月成为高级业务员，其主要承担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段建荣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段建荣参加传销组织人数119人。 被告人张劲松于2015年9月经袁某1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段建荣的直接下线，其在传销组织中主要承担向新人授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张劲松已成为高级业务员，且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张劲松参加传销组织人数117人。 被告人段建霞于2016年1月经胡某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张劲松的直接下线，后段建霞先后发展了高某2、姚某、王某1等下线。段建霞在传销组织中主要承担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收取新人申购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段建霞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段建霞参加传销组织人数104人。 被告人贺林于2013年夏天经胡某发展加入该传销组织，并以“王某2”的名义积极发展郭某某、侯某、朱某等人加入该传销组织，并承担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等活动。至2017年7月，贺林已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其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贺林参加传销组织人数82人。 被告人郭某某于2013年6月经贺林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贺林（体系图名为“王某2”）的直接下线。后郭某某先后发展了李某3、高某3、王某3等下线，郭某某于2017年8月成为高级业务员。主要承担制作体系图、收取新人申购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郭某某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被告人郭某某参加传销组织人数75人。 被告人张某某于2013年7月经杨丹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杨丹的直接下线。后张某某先后发展了张某、蔡某2等人为其下线。张某某于2017年12月成为高级业务员，主要承担制作体系图、授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张某某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参加传销组织人数74人。 被告人袁某某于2016年初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袁红英的直接下线。后袁某某以其妻子“江某”的名义先后发展段某2、袁某2、袁某3等人为其下线。袁某某于2017年12月成为高级业务员，在传销组织中主要承担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袁某某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参加传销组织人数67人。 被告人郑某某于2016年4月经雷某发展加入“移民经济”传销组织，成为雷某的直接下线，并以赵鹏飞的名义发展下线，后郑某某先后发展了赵某1、赵某2、王某4等人为其下线。郑某某于2017年11月成为高级业务员，其主要承担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收取新人申购款、转发提成款等工作。至2017年12月案发时，郑某某名下下线层级达3级以上，参加传销组织人数57人。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被告人袁红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袁红英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被告人袁红英的供述和辩解。 二、被告人段建荣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张劲松的传销组织体系图和党某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微信截图；4.扣押笔录及清单；5.被告人段建荣的供述和辩解。 三、被告人张劲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张劲松的传销组织体系图和党某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证人袁某1的证言；4.被告人段建霞的供述和辩解；5.被告人张劲松的供述和辩解。 四、被告人段建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党某的传销组织体系图和张劲松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手机截图；4.扣押笔录及清单；5.被告人段建霞的供述和辩解。 五、被告人贺林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王某2的传销组织体系图以及郭某某于2017年11月30日绘制的郭某某传销组织体系图；2.工资发放记录；3.微信截图；4.搜查、扣押笔录及照片；5.被告人郭某某的供述；6.被告人贺林的供述和辩解。 六、被告人郭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郭某某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被告人贺林的供述和辩解；4.被告人郭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七、被告人张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证据 1.张某某的2017年11月30日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八、被告人袁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袁红英传销组织网络图；2.袁某某的62×××32工商银行卡的银行流水记录；3.被告人段建荣的供述和辩解；4.被告人袁红英的供述和辩解；5.被告人袁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九、被告人郑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证据 1.袁红英的传销组织体系图；2.银行流水；3.微信截图；4.被告人袁红英的供述和辩解；5.被告人郑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十、综合证据 1.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袁某某、郑某某的户籍证明；2.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袁某某、郑某某的抓获经过；3.高级管理条例。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原判对控辩双方的控辩意见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发展的下线人数没有公诉机关指控的那么多，以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红英、张劲松、段建霞直接、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人数30人以上证据不足的问题。经查，在案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袁红英、张劲松的原始传销组织体系图，被告人的供述、同案犯的供述、银行流水佐证，被告人袁红英伞下传销人员至少130人，被告人张劲松参加传销组织人数117人。段建霞系张劲松的直接下线，并以党某和段建霞自己的名义发展下线人员，党某的传销组织体系图以及被告人段建霞传销组织体系图及其被告人段建霞的供述、被告人张劲松的供述均相互印证，可以认定段建霞参与传销组织人数104人。 二、关于辩护人提出袁红英、段建霞不是传销组织的发起人、不是决策人、操纵人，被告人张劲松未对该组织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被告人贺林、段建荣是从犯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加入该传销组织体系后，积极宣传“移民经济”资本运作项目和返利制度，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对上述被告人所在的传销组织活动的扩张和迅猛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且上述被告人参加传销组织的人数均超过60人，上述被告人均管理、协调其下线发展的传销人员，系在所实施的传销活动中起骨干、领导作用的人。故对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原判不予采纳。 三、被告人贺林、段建霞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经查，被告人贺林、段建霞均系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不属于自首，但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及同案犯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原判认为，被告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袁某某、郑某某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九被告人均是传销体系中的高级业务人员，下线层级达三级以上，且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袁红英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120人以上，属于情节严重，依法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九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其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九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袁红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二、被告人段建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八万元；三、被告人张劲松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四、被告人段建霞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三万元；五、被告人贺林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六、被告人郭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三万元；七、被告人张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三万元；八、被告人袁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九、被告人郑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上诉人袁红英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其发展的下线人数有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段建荣及其辩护人提出，具体传销行为系其妻子袁某1实施，段建荣在本案中系从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张劲松提出，原判认定其发展的下线人数有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段建霞提出，原判认定其发展的下线人数有误，其发展的下线为24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贺林提出，其没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行为，具体传销行为是其妻子胡某实施的，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郭某某提出，其不知道“移民经济”是传销组织，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张某某提出，原判认定其发展的下线人数有误，其发展了下线35人左右，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郑某某提出，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各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一、对于上诉人袁红英、张劲松、段建霞、张某某提出原判认定传销人数有误的上诉理由。经查，袁红英、张劲松、段建霞、张某某在传销体系中，下线层级均达三级以上，有袁红英等人及同案人的传销组织体系图与其四上诉人的供述相印证，亦有同案人的供述、银行流水等证据相佐证，可以认定袁红英伞下传销人员至少130人，张劲松参与传销组织人数117人，段建霞参与传销组织人数104人，张某某参与传销组织人数74人，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二、对于上诉人段建荣及其辩护人提出，其系从犯，具体传销行为是其妻子袁某1实施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段建荣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发展成员，从事向新人介绍传销项目、转发提成款等工作，承担了管理、协调等职责，对该传销组织活动的实施、扩大起到主要作用，其名下下线层级达三级以上，段建荣参加传销组织人数119人。 本案中，虽然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人数和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有别，但在传销活动中均起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都是主犯。故对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三、对于上诉人贺林提出其没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行为，具体传销行为是其妻子胡某实施的上诉理由。经查，贺林加入传销组织后，其以“王某2”的名义发展人员，下线层级达三级以上，贺林参加传销组织人数82人，上述事实，有王某2的传销组织体系图、郭某某传销组织体系图、工资发放记录、微信截图、贺林的供述等证据证实，且郭某某的供述也对该事实予以供认，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故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袁红英、段建荣、张劲松、段建霞、贺林、郭某某、张某某、郑某某及原审被告人袁某某组织、领导以投资国家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传销活动，其中袁红英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九人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原判已依法从轻处罚。原判根据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综合考量其他各项情节，依法对其量刑适当，故上诉人及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曹 阳 审 判 员  殷林静 审 判 员  刘劲阳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黄 岚 书 记 员  莫聪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