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云05民终154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蔡燕飞，男，1981年5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上诉人（原审被告）许薇，女，1968年8月13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钢，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住所：腾冲市曲石镇原乡大道大龙井古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500316245362A。法定代表人吕健，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荣钦，云南正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蔡燕飞、许薇因与被上诉人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以下简称雅居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腾冲市人民法院（2019）云0581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1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蔡燕飞、许薇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雅居乐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理由是：1、云南天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泽公司）注销时已向雅居乐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现判决二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2、根据上诉人提交的公证书，公司工作人员党军已通过微信向对方工作人员袁超发送了《情况说明》，载明公司决议停止腾冲市场业务，要求雅居乐公司退还押金10万元，该《情况说明》落款虽为“云南腾冲君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豪公司）”，但君豪公司并未向雅居乐公司交过押金10万元，故应认定为天泽公司已于2018年9月14日向雅居乐公司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要求，而不是一审认定的2018年10月15日。3、《订房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的补偿金实质是违约金。根据《订房协议书》第五条的约定，乙方所有用房均需提前预订，没有预订甲方可以将所有房间出租。在此情况下，乙方几乎未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雅居乐公司提交的证据并未证明其损失情况，如将所有闲置房间的损失都让上诉人承担显失公平。本案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被上诉人雅居乐公司答辩称，1、天泽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注销，没有履行向已知债权人书面通知申报债权的义务，其股东应承担相应责任。2、订房协议未约定单方终止合同的条件，君豪公司2018年9月14日发出的《情况说明》内容和形式上均不具备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3、订房协议中的补偿金条款经双方充分协商，是在天泽公司没有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对雅居乐公司进行的最低补偿，不是违约金条款。原审原告雅居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是：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7月、8月房款6116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房款709184元及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5%）计算；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15000元、10%风险代理费及本案诉讼费用。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的本案事实是：被告蔡燕飞、许薇系天泽公司股东及公司清算组成员。被告蔡燕飞系该公司法人，同时也是君豪公司法人。天泽公司系经营国内外旅游业务的企业法人。2018年2月8日，原告与天泽公司签订了《订房协议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酒店的房价、房价的结算方式及订房量不足时的弥补方式等作出了约定，并约定天泽公司需交纳100000元作为保证最低用房量押金，该最低用房量押金在双方确认结束本合同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退还被告方指定账户。天泽公司按约定于2018年4月2日向原告支付了最低用房量押金100000元。2018年4月，双方又签订了《订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因云南市场前景不明朗，用房量核算由季度结算调整为年结算，原《订房协议书》中约定季度核算累计全年5400间调整为4200间。若天泽公司未达到此核算量，需支付原告用房补偿金，补偿金金额等于年度核算量减实际用房量乘以280元乘以80%。由于补充协议改变结算方式，双方约定取消第一季度对天泽公司的核算。从2018年4月1日起，被告方支付原告的房价在主合同的基础上包房房价上调每间20元。2018年3月27日，天泽公司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业务经营许可证被吊销，2018年4月28日，天泽公司在工商系统进行了清算人备案登记，8月20日天泽公司被注销。上述情况天泽公司未及时通知原告。2018年9月14日，天泽公司工作人员党军通过微信向原告代表人袁超发出内容为“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停止腾冲市场业务开展工作，申请退回用房保证金100000元”的《情况说明》，后经双方多次协商未果。同年10月15日，天泽公司以同样方式向原告发出《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明确要求终止履行合同。原告收到后未予答复。自2018年9月1日后，天泽公司未安排旅客入住原告酒店。协议履行过程中，天泽公司共用房1034间，其中2018年1月至3月二被告的用房量为372间。天泽公司向原告支付实际用房的款项至2018年6月份止，2018年7月、8月房款6116元未付。双方因2018年7月、8月房款结算及给付用房补偿金、退还最低用房量保证金等问题协商未果，原告将二被告诉至法院。原审认为，原告与天泽公司法定代表人蔡燕飞签订的《订房协议书》、《订房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按《订房协议书》、《订房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公司清算时，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并根据公司规模和营业地域范围在全国或者公司注册登记地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进行公告。清算组未按照前款规定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债权人主张清算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本案蔡燕飞、许薇系天泽公司清算组成员，在公司清算时未通知债权人，原告向二被告主张该笔债权符合法律规定，被告蔡燕飞、许薇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2018年3月27日，天泽公司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业务经营许可证被吊销，后天泽公司进行了清算及注销，原告与天泽公司签订的《订房协议书》、《订房补充协议》履行不能。事情发生后，天泽公司未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也未及时与原告沟通协调，直至2018年9月14日才向原告发出“停止腾冲业务、退回最低用房量保证金”的《情况说明》，2018年10月15日才通过微信，书面向原告提出《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对于公司发生的上述重大事项，天泽公司未如实及时告知原告，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理应由天泽公司承担。根据《订房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取消第一季度对天泽公司的核算，故原告对天泽公司的用房量核算自2018年4月1日开始，2018年1月至3月二被告的用房量为372间。2018年9月14日，天泽公司向原告发出了要求停止腾冲业务、退回最低用房量保证金的《情况说明》。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双方就未付房款结算、用房量补偿、最低用房量保证金退回等问题多次进行了协商。2018年10月15日，天泽公司正式向原告发出《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明确作出终止合同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二）规定，本案原告收到天泽公司《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双方签订的《订房协议书》、《订房补充协议》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故原告对天泽公司用房量核算时间应从2018年4月1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止。按原告与天泽公司签订的《订房补充协议》的约定，天泽公司每年用房不得低于4200间，即每月用房量为350间，每天用房量为11间。天泽公司自2018年4月1日至同年10月15日，最低用房量应为2254间，而在此期间二被告实际用房662间，用房不足2254-662=1592间的用房补偿金按双方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计算，应为356608元（1、350×6=2100间，11×14=154间，2100+154=2254间；2、2254-662=1592间，1592×280=445760元，445760×80%=356608元），此款应由二被告补偿给原告。因此，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承担合同约定的用房款709184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天泽公司尚欠原告2018年7月、8月房款611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对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7、8月份房款6116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资金占用费及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未约定，不予支持。根据《订房协议书》、《订房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约定,被告向原告支付的保证最低用房量押金100000元，应在被告应补偿原告的用房补偿金中予以扣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蔡燕飞、许薇支付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2018年7月、8月房款人民币6116元。二、由被告蔡燕飞、许薇支付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按合同约定的用房补偿金356608元；扣除被告方原支付的押金100000元后，还应支付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256608元。上述二项共计262724元，限被告蔡燕飞、许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三、驳回原告腾冲雅居乐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运动旅游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中，除上诉人认为天泽公司注销时已登报履行通知义务外，双方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上诉人蔡燕飞、许薇向本院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及《注销公告》，证明天泽公司注销时已在《春城晚报》刊登公告，向雅居乐公司履行了告知义务，公司股东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雅居乐公司认为蔡燕飞、许薇二审提交的证据并非新证据，且雅居乐公司是已知债权人，有具体的住所和联系方式，天泽公司注销时应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登报系在无法联系的情形下进行的告知方式，其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天泽公司提交的注销登记资料系工商机关内存资料，虽来源真实，但并不能证明蔡燕飞、许薇不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在下文中阐述。本院认为，天泽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申请注销，2018年5月2日在《春城晚报》上刊登注销公告，于2018年8月20日被注销，丧失民事主体资格，但在公司注销期间及之后，天泽公司与雅居乐公司签订的订房协议仍在继续履行，双方未约定君豪公司为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接主体，故天泽公司股东蔡燕飞、许薇应承担合同继续履行的后果，原审认定上诉人蔡燕飞、许薇承担合同相应责任并无不当。2018年9月14日，君豪公司向雅居乐公司发出《情况说明》的具体内容为：“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停止腾冲市场业务开展工作，申请退回用房保证金100000元”，君豪公司与天泽公司虽系不同的市场主体，但君豪公司与天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蔡燕飞，其发布的微信群是天泽公司与雅居乐公司为履行订房协议而成立的专门工作群，君豪公司与雅居乐公司也并无其他合同关系。雅居乐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中，天泽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向雅居乐公司发出《知会函》，已告知雅居乐公司君豪公司与天泽公司的关系，并明示雅居乐公司给予君豪公司使用签章结算，故本院认定该《情况说明》系天泽公司蔡燕飞、许薇以君豪公司名义向雅居乐公司发出的终止合同的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以君豪公司名义发出《情况说明》后，未得到雅居乐公司的认可，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后，天泽公司又于2018年10月15日发出《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正式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故上诉人主张合同于2018年9月14日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雅居乐公司在天泽公司2018年10月15日发出《终止2018年用房沟通函》后未予答复，原审认定合同于2018年10月15日解除并无不当。因订房协议约定了雅居乐公司给予天泽公司房价的大幅度优惠，故双方补充协议约定了当天泽公司达不到协议约定的订房量时的补偿方式，该条款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并非完全的违约金条款，且天泽公司单方提前终止合同也对雅居乐公司造成合同预期收益的损失，该条款系双方充分协商后达成的合意，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考虑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原审按实际履行时间计算补偿金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22元，由上诉人蔡燕飞、许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 明审判员 张 燕审判员 茶晓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王山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