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9民终2124号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光明，男，195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迎兵，男，1948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邓佰科，男，1958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娥，女，195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成，男，1947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湖南桃花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桃江县桃花江镇崆峒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桃江县。法定代表人：邓鹏科，该村村委会主任。原审第三人：刘卫群，女，1965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建红，男，196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富强，男，1957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辉，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邹爱珍，女，1946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小林，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光中，男，1935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兆林，男，196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刘翠娥，女，195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卫兵，男，1975年6月27日出生，汉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建军，男，1970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桃江县。原审第三人：邓伏明，男，196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以上十二名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娥，女，1954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桃江县。上诉人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因与被上诉人刘玉成、桃江县桃花江镇崆峒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崆峒村村委会）及原审第三人刘卫群、邓建红、邓富强、邓辉、邹爱珍、邓小林、邓光中、邓兆林、邓卫兵、刘翠娥、邓伏明、邓建军（以下简称刘卫群等12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桃江县人民法院（2019）湘0922民初12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询问当事人等形式进行了书面审理。上诉人邓光明、邓佰科及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娥，被上诉人刘玉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春，被上诉人崆峒村村委会法定代表人邓鹏科，原审第三人刘卫群等12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翠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玉成的诉讼请求，并由刘玉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涉案旱土承包经营权属崆峒村学堂港组村民所有，征收补偿款应支付给学堂港组村民。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林权证》登记刘玉成的承包山南抵田、土，该南抵范围不包括涉案旱土。根据土地承包政策和当地习惯，之后未对林地承包进行过调整，涉案旱土仍属学堂港村民组承包耕种。2011年颁发的《林权证》将南抵登记为田坑。该登记范围包括了涉案旱土，但该登记明显错误。在此之前的多次《林权证》登记中，均将南抵登记为田、土。自“五定大包干”后，崆峒村村委会及学堂港村民组未对林地承包范围进行调整，耕种人一直是学堂港组村民。刘玉成在征收丈量案涉林地时未提出异议，崆峒村村委会在《桃花江旅游度假区项目征收及回购补偿分户汇总表》中将户主登记为学堂港组集体。根据上述事实，涉案旱土的承包经营权属学堂港组村民所有。一审法院仅凭2011年《林权证》登记情况确定涉案旱土承包经营权人为刘玉成明显错误。刘玉成辩称：案涉林地在土地承包时已承包给刘玉成，且办理了《林权证》，该土地被征收，刘玉成应当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崆峒村村委会辩称：本案纠纷与崆峒村村委会无关。崆峒村村委会不能确认涉案土地的权属，只能暂停发放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待确权后再予发放。刘卫群等12人述称：土和山都是分给崆峒村学堂港组村民的，《林权证》登记错误。刘玉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崆峒村村委会向刘玉成支付土地征收款86040元，并由崆峒村村委会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认定：刘玉成之妻系桃江县桃花江镇崆峒村羊头村组的村民，刘玉成系户主。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刘玉成承包了地名为铁工村的一处林地。同年，当地政府向刘玉成颁发了《林权证》（证号：林证字第**），该《林权证》载明其所承包的该处林地的四至界限为“东抵子山湾队山、南抵田、土、西抵子山湾队山、北抵刘十才山”，面积为2.35亩。刘玉成、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及刘卫群等12人均认同该《林权证》载明的“南抵田、土”，涉案争议的该宗旱土不在刘玉成家庭所承包的该处林地范围之内。2011年，桃江县林业局对《林权证》进行更新换发，就刘玉成承包的该处林地颁发新的《林权证》[证号：林证字（2011）第43xxxxxxx696号]。新《林权证》载明刘玉成所承包的该处林地地名为铁方村，所有权权利人是羊头村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使用权权利人均是刘玉成，林地四至界限为“东：子沙湾；南：田坑；西：子沙湾；北：堤沟”，面积为2.5亩。刘玉成、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及刘卫群等12人均认同该《林权证》载明的“南：田坑”，涉案争议的此宗旱土在刘玉成家庭所承包的该处林地范围之内。2017年，桃江县人民政府开发桃花江旅游度假区项目需征收土地，争议旱土（面积为895.44平方米）亦被征收，在进行征收测量时，崆峒村学堂港组集体主张该宗旱土系学堂港组村民所有，征收方遂将争议旱地划入学堂港组集体（同时备注“与羊头村组争议”）与崆峒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和村组预留地回购协议书，并将征地各项补偿费用和回购预留地价款共计86,040元汇入崆峒村村民委员会的征收补偿款专用账户。后刘玉成要求崆峒村村委会将此征地各项补偿费用和回购预留地价款86,040元发放，崆峒村村委会以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为由，决定暂不支付刘玉成该笔补偿款。后经多方调解，刘玉成与学堂港组村民就争议旱土的权属以及补偿款的分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崆峒村村委会至今未将征地补偿款发放给刘玉成，刘玉成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一审审理过程中，学堂港组的15户村民主张案涉争议旱土系学堂港组集体所有，征地各项补偿费用和回购预留地价款86,040元应支付给学堂港组**村民，遂依法将学堂港组的**村民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另，1981年所颁发的《林权证》上所载明的“铁工村”、2011年所颁发的《林权证》上所载明的“铁方村”以及各方当事人所称的“铁公村”，系同一地方。崆峒村村委会在分配征地补偿款时，是根据权证上所载的林地使用权权利人予以发放。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面积895.44平方米的争议土地的权属。现邓光明等15人虽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所有权，但未提交承包合同或相关权属证书予以证实。对于邓光明等15人依据1981年所颁发的《林权证》来驳斥刘玉成的权属诉求，其认为1981年的《林权证》上所载的“南抵田、土”与2011年的《林权证》上所载的“南抵田坑”存在一字之差，2011年的《林权证》是将邓光明等15人所有的面积895.44平方米的土地给错误登记在刘玉成的林地之中，要求不采信2011年《林权证》[证号：林证字（2011）第43xxxxxx696号]的权证效力，而采信1981年《林权证》（证号：林证：林证字第**证效力，但在案件审理期间的合理期限内未提起撤销2011年《林权证》[证号：林证字（2011）第43xxxxxx696号]相关诉讼。《林权证》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依据《森林法》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登记造册，发放的证书，是权利所有人享受权利的法律依据，是证明土地权属的重要依据，刘玉成依据林业局于2011年颁发的《林权证》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承包权，是该宗土地的使用权权利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在无有效证据撤销该《林权证》的法律效力情形下，应当对刘玉成的主张予以支持，而不支持第三人的主张。本案系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刘玉成的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崆峒村村委会收到征收方的补偿款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制定分配方案，将已收到的补偿款按照分配方案发放给刘玉成。综上所述，刘玉成依据有效的《林权证》主张其对争议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予支持。其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限桃江县桃花江镇崆峒村村民委员会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刘玉成征地各项补偿费用和回购预留地价款共计86,040元。案件受理费975元，由崆峒村村委会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案涉林地征收补偿款应否支付给刘玉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亦是权利人享有权利的法律依据。本案中，刘玉成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案涉农村土地。在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刘玉成以其所持有的林证字（2011）第43xxxxxxx696号《林权证》作为主张本案涉案土地征收补偿的依据，本院予以认可。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上诉称“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崆峒村学堂港组村民所有，，征收补偿款应支付给学堂港组村民，玉成的《林权证》登记错误”的主张，因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且案涉《林权证》未被有权机关予以撤销，故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元，由邓光明、邓迎兵、邓佰科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黄 柯审 判 员  陈运泉审 判 员  蒋远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官助理  唐菁菁书 记 员  高洁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