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1民终523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场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龙水乡龙江村雷打岩。经营者：张稀允。委托诉讼代理人：郑世红、王海蓉，国浩律师（贵阳）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龙水乡花山村。法定代表人：易显英，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万军，贵州创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以下简称贵冠水厂）因与上诉人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旺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冠水厂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黔018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2.判令荣旺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停止向外环境排放粪污，并限期治理污染的地下水及贵冠水厂的取水水源至符合国家标准，逾期未治理的，则承担第三方修复费用；3.判令荣旺公司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加赔偿贵冠水厂经济损失621287.6元（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11日，要求判决计算至第1项诉讼请求中上诉人取水水源达标之日止）；4.判令荣旺公司承担本案一审及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诉请荣旺公司停止侵害和治理地下水既不明确，也与现状不相符且不具操作性，该认定的理由及结论均不成立。（1）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照片和视频可以证明，在2019年4月28日荣旺公司仍在使用软管将粪污偷排入农田并流入地下溶洞，多次检测报告均证明上诉人的水源仍在受到荣旺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污染；（2）一审认为上诉人的产品在质监部门的多次抽检中分别存在部分指标不达标或不合格，从而认定上诉人的取水水源还受到其他污染，且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该污染系荣旺公司造成。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水源其他指标受到污染没有依据；其次，水产品（桶装水）不合格不等于水源不合格；再次，一审已经查明因荣旺公司的污染造成了水源大肠杆菌超标，则该公司有责任将该项指标治理达到国家标准；最后，一审判决列举的四次抽检系在市场上抽取的产品，并非到上诉人的车间抽取产品，完全有可能抽检到假冒产品；（3）一审判决认为因缺乏上诉人的取水水源在受污染之前的大肠菌群本底值，故无法对比上诉人水源受污染之后与受污染之前大肠菌群指标，因而难以确定让荣旺公司将上诉人的水源治理恢复至何种程度，该认定事错误；（4）一审判决以大肠杆菌指标随时间推移会下降作为荣旺公司不治理污染的理由，显然是错误的；（5）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可能采取加热或添加药物的方法杀菌，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上诉人要求荣旺公司治理污染符合法律规定；2.一审酌情判决荣旺公司赔偿上诉人损失5万元，对上诉人明显不公。荣旺公司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的基础事实符合双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所确认的事实；2.一审法院在明确对方无法提交证据证明损失成立的情况下，酌情判决荣旺公司赔偿5万元，该判决依据不充分且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贵冠水厂的一审诉讼请求。荣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9）黔018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贵冠水厂的诉讼请求；2.判令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贵冠水厂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仅是通过推理来判断上诉人荣旺公司的排污行为对贵冠水厂造成污染，认定事实错误，也与相关回复材料、检测报告相矛盾。上诉人的养殖场不可能会污染贵冠水厂的取水点；2.一审判决荣旺公司酌情赔偿5万元缺乏事实基础。贵冠水厂辩称：1.根据法律规定，环境污染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于排污者而非贵冠水厂，贵冠水厂已经尽到举证责任，根据现场核实情况及一审法院现场走访情况都可以证明；2.在多重污染源的情况下，荣旺公司的污染足以造成水源污染，该公司就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受污染者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污染者进行赔偿；3.一审判决认定荣旺公司的排污行为对贵冠水厂水源造成污染并非推理，荣旺公司所提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不仅贵冠水厂的报告显示大肠杆菌超标，多份检测报告均显示大肠杆菌超标；5.虽然2018年10月的检测报告显示大肠杆菌没有超标，但这可能是间歇性的，该检测报告并不能代表荣旺公司没有排污；6.贵冠水厂的产品不合格不能倒推水源不合格；7.本案为溶洞排污，以距离为理由排除污染源的说法不成立；8.开阳县政府给予环保督查办公室的回复材料中没有检测菌落、大肠杆菌指标，荣旺公司据此认为没有超标是错误的，且该份报告已经明确了荣旺公司存在排污行为。贵冠水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停止向外环境排放粪污，并限期治理受污染的地下水及原告取水水源至符合国家标准；逾期未治理达标的，则承担第三方修复费用；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671287.6元（损失暂计至2019年4月11日，要求判决计算至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原告取水水源达标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贵冠水厂系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0年4月7日，生产经营地址位于开阳县龙水乡××村雷打岩，该水厂取水点位于相邻的龙水乡花山村龙洞沟泉点地下水，取水点海拔较低。原告取水点后上方为龙水洞（地下水自然渗出），系龙江村构皮林组9户29人、花山村3户15人的饮用水源。被告荣旺公司系养殖企业（至2018年9月，该公司存栏生猪约为340头），成立于2013年8月6日，生产经营场所位于开阳县××××组，在原告取水点山的另一面，距离原告生产用水取水点直线距离约1.5公里，海拔较高。按照2013年7月开阳县环境保护局给荣旺公司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荣旺公司的养殖废水与生活污水分别经沼气池和旱厕处理后用作农肥，不外排。猪粪与沼渣经堆肥后用作农肥，并对猪粪堆肥场地进行硬化，加盖顶棚，防止雨水冲刷对环境产生影响。2018年9月11日，花山村、龙江村部分村民发现平日用于饮用的龙洞水受到疑似粪便污染，原告也发现其取水点水质变差，遂向当地政府反映。经政府组织调查核实，发现荣旺公司将粪污水通过暗埋管道直排于玉米地中的渗坑。在政府督促下，荣旺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将直排粪污管道拆除；于9月19日为受到污染的12户农户更换了饮用水源。同时，当地环保部门对本案原告取水水源也进行监测，但从开阳县政府向贵阳市环保督察办的回复材料上看，检测仅有氨氮、COD、总磷等指标，未包含大肠菌群这一指标。2018年9月14日，贵冠水厂经营者张稀允自行采样送检，经贵州省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检测，采自花山村的样品“龙洞水”及样品“水源水”总大肠菌群指标均大于1600，其中龙洞水有明显臭味，水源水有微弱臭味。2018年10月19日，贵州开磷质量检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受原告委托，对案涉地地下水进行检测。根据该检测报告，龙洞水源点和原告水厂水样均未检出总大肠菌群数，氨氮均为0.05mg/L。2018年10月31日，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花山村龙洞水质进行检测，该次检测结果为：花山村龙洞处水样菌落总数为170（参考值为小于等于100），总大肠菌群为790（参考值为小于等于3），氨氮小于200mg/L；花山村龙洞沟处水样菌落总数为97，总大肠菌群为58，氨氮小于200mg/L。2019年1月22日，开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花山村龙洞及龙洞沟水进行检测，其中龙洞处菌落总数为220（参考值为小于等于100），总大肠菌群为70（参考值为小于等于3），氨氮小于0.025mg/L，龙洞沟处菌落总数为79，总大肠菌群为11，氨氮小于0.025mg/L。2019年4月28日，开阳县环境监测站对荣旺公司下方渗坑处、荣旺公司下游田间灌溉水沟、荣旺公司下方夏顺其家田间出水、原告取水点、原告取水点上方溶洞出水下游200米处等5处水样采样送检，其中贵冠公司取水点粪大肠菌群数为1400，氨氮为0.233mg/L。其他几处粪大肠菌群数均大于24000。根据主管部门对荣旺公司现场检查核实，该公司生猪存栏数量为340头。原告生产经营过程中，质监部门曾多次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检测，分别都存在菌落总数、亚硝酸盐等指标不合格。其中2011年3月抽检原告产品菌落总数、霉菌、酵母菌不合格；2012年5月抽检亚硝酸盐不合格；2013年7月抽检菌落总数不合格；2016年发布的抽检余氯（游离氯）超标。但原告未停止生产。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排污是否导致了原告水源受到污染；2.原告诉讼请求中的停止侵害和治理地下水是否成立以及如何实现；3.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依据是否充分。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第六十三条同时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通过暗管、渗井、渗坑排放污染物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拘留。法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利用渗坑渗井偷排污水的行为有可能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案被告荣旺公司将养殖粪污排入渗坑，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是否对原告取水水源造成了实际污染，原被告双方分歧较大。一审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可以推知被告排放的粪污已经对原告取水水源造成影响。第一，在庭审中，原告所出示的多次检测报告显示水样中大肠菌群超标。从科学常识可知，大肠菌群是一组与粪便污染有关的细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人和温血动物的粪便。因此，从原告水质检测大肠菌群指标超标可以分析水源可能受到了粪便污染；第二，原告取水点海拔较低，被告养殖点距原告取水点虽有一段直线距离，但海拔较高；第三，从原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表》载明的情况看，原告取水点汇水面积3.49平方公里，涵盖了范围较大；第四，从时间节点上看，被告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至本案事件发生之前已养殖数年，在被告偷排粪污之前，尽管周边有其他村民居住，也有散养动物，但村民并未反映饮用水出现类似粪污污染问题，而在被告偷排粪污进入渗坑后，当地村民即发现水源发臭、指标超标、受到污染，可以推知与被告排污高度关联。至于被告虽然认可排放了污染物，但否认污染水源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之规定，被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其排放的粪污不可能或未到达原告取水点，而仅认为在其排污点与原告取水点间还有其他村民组，也有散养家禽家畜，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污染源。一审法院认为，是否还存在其他污染源，并不影响本案被告的责任认定。正如前面所述，尽管在被告养殖地与原告取水点之间还有村民居住，也可能养殖家禽家畜，但在被告偷排粪污之前，当地村民水源并未出现严重粪污污染情形，而正是在被告排污之后就发现水源发臭、颜色发黄、大肠菌群严重超标，可以认为被告的排污行为足以造成此次龙洞地下水源的污染。即便还存在其他污染源，但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故该院对被告所持原告受到污染是多因一果，不应由其承担责任的辩论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在其诉请第一项中，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及限期治理受污染的地下水及原告取水水源至符合国家标准；逾期未治理达标的，则承担第三方修复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的此项诉请既不明确，也与现状不相符且不具操作性。第一，从本案查明的情况看，被告私埋暗管偷排粪污的行为被发现后，当地政府及职能部门已经责令被告拆除了暗管，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被告还在向外排放污染物；第二，原告要求被告限期治理地下水及原告取水水源至符合国家标准。该院认为，作为泉水取水水源，本身有多项指标，而本案被告造成的最主要的污染为大肠菌群超标。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原告产品在质监部门多次的抽检中都分别有其他部分指标不达标或不合格，显然，原告取水水源还受到了其他污染，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这些指标超标系被告造成。原告在庭审中称质监部门的检测结果只能证明产品不合格而不是水源不合格，该院认为，从常识看，除游离氯指标可以认为是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他如菌落总数、霉菌、酵母菌等指标超标，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就是来自于加工过程，不能排除水源污染，而在水源其他指标也受到污染的情况下，要求被告将水源各项指标恢复至国家标准依据不充分。即便就大肠菌群这一指标而言，原告并未否认有还其他污染源（如村民生活污水及散养家畜家禽粪便）的存在，而这些污染源也会造成水源含有大肠菌群。现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排污造成了原告取水水源大肠菌群这一指标升高，或者说加重了水源的污染状况，但因为缺乏原告取水水源在受污染之前大肠菌群本底值，故无法对比原告水源受污染之后与受污染之前大肠菌群指标，因而难以确定让被告将原告水源治理恢复至何种程度；第三，大肠菌群作为一类与粪便污染有关的细菌，有一定成活期。如果没有粪污持续排入，随着时间推移，该项指标本身会下降。另外，针对本案具体情况，被告排污的渗坑在一片玉米地内，平时并无流水，只有在往渗坑排污或下雨时，才可能会渗入其他水体。从技术角度而言，杀灭细菌最有效的方法为加热或药物，而本案显然不可能采取加热或添加药物方法杀菌。综上，原告要求被告恢复水质至国家标准的诉请依据不充分，也缺乏可操作性，该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诉请，原告以其提交的部分销售合同及取水量进行计算，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671287.6元。而被告提出原告在2017年就因为水源受到污染已停产，不存在经济损失。关于原告是否停产的问题，经该院向当地政府核实，证实原告并未停产，故该院对被告这一主张不予采纳。但被告所提原告之前水源就已经受到污染，经该院核实，从质监部门几次公开的检测报告反映，本案原告贵冠水厂的产品多次出现菌落总数、亚硝酸盐、霉菌、酵母菌、余氯（游离氯）等指标不达标、不合格的情况，被告所述有事实依据。原告在庭审中虽声称其原水质正常，但该院审查后发现原告所提交的这些报告检测的指标多是微量元素含量指标，并未包含其他水质指标。该院认为，质监部门几次公布的检测结果对原告是否能够销售及销量必然会产生影响，对于原告收入的核定，应当以财务账目或税收等作为依据，现原告仅以其合同及取水量来主张671287.6元的损失，依据不充分，该院不予支持，并对被告认为原告损失计算缺乏依据的辩论意见予以采纳。该院同时也认为，尽管原告主张的671287.6元损失没有充分证据支持，但被告客观上向渗坑排放了粪污，如前所述，粪污会导致水体大肠菌群指标超标，大肠菌群超标显然也是水源受到污染及损害的一种表现。而鉴于这种损害无法量化，该院酌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万元。被告答辩认为原告主体身份错误，该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以经营字号提起诉讼，同时注明了经营者张稀允的信息，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三款、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者张稀允）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整；二、驳回原告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者张稀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5256.43元，由被告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391.52元，由原告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者张稀允）负担4864.91元。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贵冠水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2年11月28日（开）质监罚告字（2012）5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拟证明市场上存在假冒贵冠水厂产品的“伪劣产品”，一审判决列举的四次检验抽检产品不排除是假冒产品，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该四次抽检结果并未送达贵冠水厂及听取贵冠水厂的申辩意见，而是直接公告的；2.贵冠水厂自检报告16份及检验员资质证书。拟证明污染事件发生以前，贵冠水厂的水源水及水产品自检合格，而在污染事件发生之后的检测显示大肠菌群严重超标无法进行生产；3.政府部门的检测报告及商标注册证。拟证明政府部门的多次检测结果均证明贵冠水厂的水产品质检合格，故一审判决认为“原告产品在质监部门多次的抽检中都分别有其他部分指标不达标或不合格，显然，原告取水水源还受到了其他污染”是错误的。尤其是一审判决提到2011年、2013年贵冠水厂产品抽检菌落总数等不合格，而此期间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院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上诉人产品是合格的，这也证明一审判决列举的抽检结果极有可能是假冒产品；4.贵冠水厂取水量及资源费缴纳情况。拟证明：（1）污染前贵冠水厂正常生产，并缴纳水资源费。根据往年生产情况及对市场预期，经政府部门审查后批准2018年度取水量2600立方米，但受污染后停止取水，当年度仅取水1018立方米，未取水量为上诉人当年度损失，同时导致2019年度行政主管部门只批准取水量1600立方米；（2）受污染前三年度贵冠水厂年平均取水量为1833.67立方米；5.贵冠水厂的其他损失发票（检测费、交通费等）。拟证明因污染事件，贵冠水厂支出了检测费670元、交通费1735元、餐费198元等共计2630元；6.现场照片一组。拟证明荣旺公司的积粪池并未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荣旺公司对贵冠水厂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如下：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组证据不是二审期间的新证据且与本案无关，该组证据无法确认假冒产品就是贵冠水厂的产品，也不能确认假冒产品就是被上诉人水源点生产的产品；2.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1）对水源水检测报告三性均有异议，该份报告没有检测单位签章；（2）从抽检时间看仅有2018年1月、2月、11月的检测报告，因此3月至10月的水质是否合格、是否检测出大肠杆菌不清楚；（3）2018年11月4日出具的检测报告与贵冠水厂在一审提供的2018年10月19日的检测报告自相矛盾，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能体现3月至9月出现渗水前贵冠水厂的水源点是合格的；（4）对半成品检验报告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该组证据证明在2018年3月后到发生渗漏期间贵冠水厂是没有进行生产的，因此该水厂提到的损失是没有依据的；（5）对产品检验报告的意见与上述证据的意见一致；（6）对检验员王小红的职业资格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该资格证只能证明王小红有食品检验工的资格，但是王小红的签名及内容是否真实不清楚，达不到对方的证明目；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检测报告检测的水合格不等于水厂水源点生产的水合格，无法排除与水厂的取水点具有同一性和唯一性；商标注册证只能证明张稀允取得了蓝洁醇、冰嘟嘟的商标，但不能证明是发生污染的水源点取得的水；4.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贵冠水厂受污染并不是养殖场的原因造成。一审法院认定的水厂受到污染是多因一果造成的，可以看出在2018年渗水以前贵冠水厂已经处于停产状态；贵冠水厂提交的只有2012、2015、2017年的取水量，没有2018、2019年的取水量，并且2019年时没有缴纳水资源费，这与该厂是否生产没有必然关联性；5.对2018年9月14日发票的三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性。发票产生是用于检测报告，该费用系水厂自行检测产生，取水点是否是检测报告所称的溶洞水不清楚，这与开磷公司的检测报告不同，而第三人检测的大厂杆菌是合格的，且该证据不是新证据；6.对照片的三性均有异议。荣旺公司已经按照行政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且整改方案已经得到农业局认可。荣旺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开阳县畜禽粪污治理情况检查表》一份。拟证明该公司已经按照开阳县农业局的要求对养殖场的粪便排污进行整改，且已经达到整改要求。贵冠水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1）该《检查表》明确载明污染情况是存在的；（2）粪污处理的现状不清楚；（3）没有对污水的处理状况进行说明。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一致，故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如下：1.一审判决认定荣旺公司偷排粪污的行为对贵冠水厂的取水水源造成影响是否适当；2.贵冠水厂诉请荣旺公司停止侵害及限期治理地下水是否具体明确并具有可执行性；3.一审酌情判决荣旺公司赔偿贵冠水厂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是否适当。关于一审判决认定荣旺公司偷排粪污的行为对贵冠水厂的取水水源造成影响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在荣旺公司通过暗管向地下溶洞偷排粪污期间，案发地村民即发现其饮用水源受到污染；一审庭审中，贵冠水厂出具的多份检测报告亦显示同期检测水样的大肠杆菌等指标超标。即在贵冠水厂提交证据证明荣旺公司存在通过暗管向地下溶洞偷排粪污的行为以及同期该水厂的取水点水源存在大肠杆菌等指标超标的情况下，结合荣旺公司排污点海拔较高，贵冠水厂取水点海拔较低且双方直线距离约为1.5公里、污染物可在地下溶岩自然渗透等事实，应当认定贵冠水厂已经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基本举证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在荣旺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一审认定该公司的排污行为对贵冠水厂的取水水源造成影响并无不当。关于贵冠水厂诉请荣旺公司停止侵害及限期治理地下水是否具体明确并具有可执行性的问题。经查，贵冠水厂的取水水源为自然渗漏的地下水，在无持续性的污染物注入的情况下，地下水本身即具有自净功能。一审判决在综合考虑荣旺公司已经在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下拆除了暗管、不能排除贵冠水厂的水源还受到其他污染、本案缺乏贵冠水厂取水水源在受到污染前的对比值以及现有治理方法在本案中不具有可行性等因素，认定贵冠水厂的该项诉请缺乏可操作性并不予支持。该认定及处理并无不当。关于一审酌情判决荣旺公司赔偿贵冠水厂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是否适当的问题。本案中，贵冠水厂一审诉请荣旺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671287.6元（暂计至2019年4月11日，要求判决计算至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原告取水水源达标之日止），其提交的损失计算依据主要为该水厂在案发前三年的取水量。本院认为，以案发前的取水量作为计算损失的主要依据，虽不具有客观性及准确性，但在贵冠水厂无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具体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其案发前三年的取水量对于认定该水厂的经济损失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一审法院在贵冠水厂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经济损失的具体金额的情况下，酌情判决荣旺公司对贵冠水厂进行赔偿，该处理方式并无不当；但综合考虑本案中荣旺公司在环保督查期间通过暗管向地下溶洞偷排粪污并污染居民饮用水源，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并造成恶劣影响的事实，一审判决荣旺公司赔偿贵冠水厂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的赔偿金额过低，本院对此予以调整。综上所述，上诉人贵冠水厂及荣旺公司所提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判决赔偿金额过低，本院依法予以改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9）黔0181民初2492号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者张稀允）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整；三、驳回上诉人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经营者张稀允）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256.43元，由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876.07元，由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负担4380.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512.86元，由开阳县荣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2627.14元，由开阳县龙水乡贵冠山泉水厂负担7885.72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曾 桢审判员 唐玉平审判员 刘 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法官助理戴蔚书记员龙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