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川17民终111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住所地：万源市万白路24公里。法定代表人：杨久彦。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志强，四川法鑫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兴怀，男，197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玉明，男，196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宣汉县。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董子界，四川天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久彦，男，195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开伟，男，1975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杜明，男，1972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何庆国，男，1963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黄登荣，男，1964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万源市。上诉人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万源科技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高兴怀、蔡玉明、杨久彦、杨开伟、杜明、何庆国、黄登荣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万源市人民法院（2019）川1781民初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万源科技实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高兴怀、蔡玉明的诉讼请求，并要求高兴怀、蔡玉明退还在上诉人处多领取的161278.75元，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高兴怀签订的《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为无效合同；2、一审认定事实错误。2018年5月25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久彦虽签字确认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10日期间，高兴怀、蔡玉明代公司付款248423元，但这二人尚欠公司费用，相互品迭后，高兴怀、蔡玉明尚欠公司费用161278.75元，高兴怀、蔡玉明可能涉嫌虚假诉讼；3、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久彦未委托杨开伟代理公司事务，证人汪大炳的证言不客观，一审法院采信汪大炳的证言错误。高兴怀、蔡玉明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高兴怀、蔡玉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原告高兴怀于2017年3月26日与被告公司签订的《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2、被告杨久彦偿还原告承包经营期间应支付和归还的各项费用合计540000元。3、被告杨开伟、公司连带偿还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应收取的费用540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公司登记显示系一家集体所有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杨久彦，该公司实质为杨久彦个人投资经营的企业。2011年3月22日，被告公司（代表甲方）与第三人杜明（代表乙方）签订《关于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转让下属企业八台石膏厂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以人民币300万元将该石膏厂转让给乙方，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通过银行转账付给甲方转让款80万元，本协议转让款付清后，甲方必须协助乙方办理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同时约定甲方已向万源市财政局缴纳的安全保证金及向万源市国土局缴纳的水土保持保证金共31万元，在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等约定事项。协议签订后，杜明先后两次向杨久彦转账支付180万元，由于未付清杨久彦下欠的款项，后转化为了借款，因杜明未支付完杨久彦的欠款，未办理过户手续。该协议签订后该石膏厂总投资600万元，各股东投入、所持股份如下：袁昭平投资50万元，占8.3%的股份；龙开英投资50万元，占8.3%的股份；黄登荣投资100万元，占16.7%的股份；何庆国投资150万元，占25%的股份；杜明投资250万元，占41.7%的股份，从2011年4月由其余股东承包给杜明生产经营，因杜明没按时向其他股东给付承包费，于2013年11月停产至2015年5月。2015年5月3日、5月8日，杜明及其余股东委托杨久彦生产及处理石膏厂债务。杨久彦经营所得除去生产成本按月偿还原股东投资款和石膏厂在杜明经营期间即2015年5月前下欠款项以及杜明原欠杨久彦借款。2017年3月，何庆国、黄登荣、袁昭平、龙开英先后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杨久彦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2017年3月26日，被告公司与原告高兴怀签订《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公司将其自有的下属企业“八台石膏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全面承包给高兴怀，该合同主要约定：“发包方将持有该厂的财产、土地、石膏资源的开采权及矿区至主公路使用权给承包方，按销售吨位收取承包费，要求承包方完成规定的生产、销售任务，承包方所生产的软石膏必须优先满足发包方的石膏厂所用，矿山车板价为50元/吨，并由发包方负责办理石膏开采所需的各种证照；承包方完成发包方规定的石膏开采任务即2017年生产石膏16万吨、2018年生产石膏18万吨、2019年生产石膏20万吨，每销售一吨石膏原矿，向发包方交纳承包费30元，发包方所有的两台挖掘机，承包方自行安排使用，每月付租金（两台）5.2万元；本合同自2017年5月1日起至石膏厂生产结束为止等”。后被告杨久彦与二原告因债务等问题发生矛盾，杨久彦决定从2018年2月10日起将石膏厂交给杜明全权管理经营，杨久彦协助杜明确保正常生产经营。2018年2月10日，杨久彦与杜明签订《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及股权确认协议》主要约定：“杜明接手经营后，石膏厂收支账务必须走公司基本账户或杨久彦账户。石膏厂经营所得付清上述款项后，杨久彦无条件配合杜明完善石膏厂的相关过户手续，八台石膏厂全部股权归杜明所有，如杜明在2019年7月9日前没有付清上述款项，除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外，杨久彦还拥有石膏厂58.3%的股份。”2018年2月11日，杜明与二原告签订《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协议书》，主要约定：“由二原告承包经营，承包经营期限从2018年2月11日至2019年7月9日；承包方式按照生产、销售大包干方式，二原告按石膏出厂数量（30元每吨）给杜明承包费，二原告必须保证每月26日前最少支付给杜明40万元作为承包费；二原告2017年3月26日与杨久彦签订的《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与杜明无关。”2018年5月8日，杜明向杨久彦承诺：“从2018年5月8日起，杨久彦不再参与石膏厂经营管理，杜明承诺除不可抗力因素外，每月供给杨久彦4000吨石膏，单价每吨75元，折合价款用于偿还原股东下欠款及杜明原欠杨久彦欠款，每月扎帐，若因杜明拉不足4000吨石膏杜明用现金补足下差金额，销售由杨久彦自行负责，此外还承诺杜明必须保证杨久彦石膏粉厂生产所需石膏，单价50元每吨，按月结算。”2018年7月19日，被告杨开伟与原告高兴怀签订“关于解除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其主要内容为：“公司与高兴怀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了《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因国家政策等原因，在2018年2月10日由杜明接手经营，经公司法人杨久彦委托杨开伟于2018年7月19日与高兴怀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公司补偿高兴怀30万元，即日解除公司与高兴怀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在场人蔡玉明签字。2018年8月7日，经第三人杜明主持被告杨久彦及二原告调解，因被告杨久彦身体原因，杨久彦委托其子杨开伟在杜明办公室与二原告签订《债务偿还协议书》，主要内容：“杨久彦原欠二原告石膏货款24万元及原告承包期间欠款30万元，共计54万元，从2018年8月份起，杨久彦、杨开伟方每月偿还二原告欠款11万元，从杜明偿还杨久彦的款项中直接支付，二原告认可杨久彦给杜明约定的支付方式，付清为止”，证明人汪大炳在场签字。2018年11月23日，杨开伟向万源市公安局打黑除恶办公室、八台派出所报案称，2018年8月7日，我去石膏厂拉石膏，高兴怀、蔡玉明说公司石膏厂欠他们50多万，只要我在债务偿还协议上签字盖个手印，他们就准我拉石膏去卖了抵我两台挖机在石膏厂的租金（2018年5月以来的租金），我不知道石膏厂是否欠他们钱就被迫在协议上签字捺印，不然不准我走，属敲诈勒索，是黑恶行为，要求查处的情况。报案后公安机关以该案属民事纠纷为由，未予立案。2018年11月11日，八台石膏厂的股东及债权人对石膏的生产运作及石膏分配方案签字进行了确认，由杜明负责具体生产运作及关系协调、事务处理，杜明、二原告及杨开伟等在股东及债权人签字处签字，同时该分配方案内容中提及“要求杨开伟15日内协助算清杨久彦与杜明之间的账务”。后因二原告与被告公司、杨久彦及杜明与被告杨久彦间债务问题发生矛盾致使原告起诉涉案。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被告杨久彦于2017年3月26日与原告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是否系受第三人杜明等股东的委托、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2、被告杨开伟与原告高兴怀签订“关于解除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及与二原告签订的“债务偿还协议书”是否系受被告杨久彦的委托、杨开伟与原告签订上述确认依据及债务偿还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有效、其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谁承担？3、第三人杜明、何庆国、黄登荣是否系本案适格的主体，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4、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系被告杨久彦的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关于争议焦点1即被告杨久彦于2017年3月26日与原告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是否系受第三人杜明等股东的委托、其法律责任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2017年3月26日，被告杨久彦系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高兴怀签订的《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该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直接对公司和原告高兴怀产生法律约束力。虽在2015年5月3日、5月8日，第三人杜明及其余三名股东出具委托承诺书，承诺从2015年5月开始委托杨久彦负责主持八台石膏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及对该石膏厂的原欠债务处理，但该委托行为也仅系股东间的内部委托管理经营行为，其民事法律行为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对被告杨久彦辩称的与原告签订承包合同的行为系第三人杜明等股东的委托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第三人杜明承担的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关于被告杨开伟与原告高兴怀签订“关于解除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及与二原告签订的“债务偿还协议书”是否系受被告杨久彦的委托、杨开伟与原告签订上述确认依据及债务偿还协议书的行为是否有效、其民事法律行为的后果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杨久彦与被告杨开伟系父子关系，被告杨开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2018年7月19日与原告高兴怀签订“关于解除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约定：公司补偿高兴怀30万元，即日解除公司与高兴怀于2017年3月26日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且根据第三人杜明及在场人的证实系受其父杨久彦的委托，并且承包合同事实上已于2018年2月10日解除，虽在2018年2月11日，二原告与第三人杜明签订了承包合同，但其系与杜明签订，与公司未建立承包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其系与杜明间重新建立的承包合同关系，与公司未建立合同关系，故对原告诉请解除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的诉请，依法予以支持；对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及债务偿还协议书是否有效的问题？根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结算依据，被告杨久彦在2018年5月25日，签字确认的从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10日公司代付的金额为248423.00元，被告予以认可，其余结算依据均系在2018年2月10日之后双方结算的依据或承包期间单方面出具未经对方签字认可的结算草单，因双方对公司应付原告的款项存在争议，故被告杨开伟与原告高兴怀签订了“关于解除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中确认的金额为30万元，加上被告签字认可的248423.00元，故在最后“债务偿还协议书”上经双方协商确认的金额为540000.00元；虽被告杨开伟向本案提交报案信证据一份，但该报案信公安机关以双方系民事纠纷为由，未作处理，且该报案信系签订该协议后逾4月之久才提出，亦无其他证据表明系受胁迫等情形作出，加之根据2018年11月11日，《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八台石膏厂股东及债权人石膏分配方案》显示：杜明、二原告及杨开伟等均在该分配方案的签字处签字，无被告杨久彦的签字，且该分配方案内容中提及“要求杨开伟15日内协助算清杨久彦与杜明之间的账务”，足以说明被告杨久彦已委托被告杨开伟处理相关事务，同时根据出庭证人汪大炳及第三人杜明的陈述，也能够认定被告杨开伟签订“关于解除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及债务偿还协议书的行为系受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久彦的委托，因此被告杨开伟签订上述协议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人被告公司承担，杨开伟作为受托人不应承担其民事责任。3、关于第三人杜明、何庆国、黄登荣是否系本案适格的主体，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杜明与被告杨久彦之间虽有委托经营承诺行为，但其系作为内部股东间内部经营管理行为，与被告公司与原告的承包经营合同不系同一法律关系，因此第三人杜明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第三人何庆国、黄登荣在被告公司与原告高兴怀签订承包经营合同之前已将其股权转让给了被告杨久彦，因此第三人何庆国、黄登荣在本案中不系适格的诉讼主体，亦不应承担民事责任。4、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系被告杨久彦的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综上，被告杨久彦作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与原告签订其下属企业八台石膏厂的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时系以公司的名义，同时其作为法定代表人委托杨开伟签订解除及债务确认协议、债务偿还协议书的行为系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的规定，被告杨久彦以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及其所从事的民事活动应由被告公司承担其民事法律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高兴怀于2017年3月26日与被告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签订的《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二、被告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原告高兴怀、蔡玉明承包经营期间的费用540000元。三、驳回原告高兴怀、蔡玉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被告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1、万源市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复议申请拟证实，被上诉人杨久彦与证人汪大炳有矛盾，其证言不应采信；2、2018年2月10日，杨久彦与杜明签订《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及股权确认协议》拟证实，杜明与上诉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高兴怀、蔡玉明质证认为，处罚决定与本案无关，处罚在后，结算在前。《协议》系杨久彦与杜明形成，与本案无关。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行政处罚决定与本案无关。《协议》系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久彦与被上诉人杜明形成，与高兴怀、蔡玉明无关，且一审中已提交。故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达到其证实目的。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万源科技实业公司营业执照显示，其经营范围含石膏采掘、销售等，经营期限2005年4月13日至长期。2017年3月2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高兴怀签订《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书》,约定将其下属企业“八台石膏厂”的生产、经营管理全面承包给高兴怀，该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事实上，该承包合同于2018年2月10日已无法履行，双方已经解除。公司上诉称公司与高兴怀签订的《合同书》，违反法律强制规定，为无效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18年5月25日，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久彦在费用清单上签字确认并批注及上诉状认可公司欠高兴怀、蔡玉明货款等费用248423元。结合《八台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债务偿还协议书”中的双方认可，表明上诉人尚欠高兴怀、蔡玉明货款24万元（取整）及补偿费30万元。上诉人称公司与高兴怀、蔡玉明的账务品迭后，二人尚欠公司费用并可能涉嫌虚假诉讼。但上诉人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其主张不足以推翻双方于2018年5月25日的最后结算。对双方亲笔签名认可的《账务确认依据》、“债务偿还协议书”，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应予采信。故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根据杨久彦与杨开伟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结合2018年7月19日及同年8月7日，杨久彦之子杨开伟与高兴怀签订的《石膏厂生产经营承包合同及相关账务确认依据》的内容记载“经公司法人杨久彦委托杨开伟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债务偿还协议书”，《股东及债权人石膏分配方案》杨开伟的签名，证人证言及被上诉人杜明的陈述，据此认定杨开伟的行为系受公司法定代表人杨久彦的委托，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委托人公司承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公司上诉称其法定代表人未委托杨开伟代理公司事务，证人证言不客观，一审法院采信证人证言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万源科技实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200元，由上诉人万源市科技实业开发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张爱东审判员  刘全明审判员  刘 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