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桂12行终128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韦庆全，男，1974年5月26日生，壮族，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义军，男，1978年9月26日生，壮族，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潘义珍，男，1977年6月11日生，壮族，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上述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韦镜明，广西融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北源村雨类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昌平，村民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欧阳娜，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法律援助事务中心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黄昌瑞，广西瑞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 法定代表人罗静秋，局长。 行政机关负责人廖兴，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梁振文，广西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韦有告，罗城县林业局林改办工作人员。 上诉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龙岸镇北源村雨类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雨类村民小组）因行政颁证纠纷一案，不服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9年5月15日作出的(2018)桂12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韦庆全、潘义珍及其委托代理人韦镜明，上诉人雨类村民小组的诉讼代表人覃昌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昌瑞、欧阳娜，被上诉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以下简称罗城县不动产登记局）的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副局长廖兴及其委托代理人梁振文、韦有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上诉称，一审法院认为：“县林业局因纠纷未解决之前颁发给第三人的四本《林权证》与法律法规规定不相符，属于行政行为违法”。该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上诉人所属的集体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山林权属界限清楚，不存在纠纷。上诉人的四本《林权证》上所使用的土地是上诉人所属集体的土地范围。这有1962年1月20日《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以及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证实，其权属四至范围清楚，且一审法院的判决在证据的认定上也对该两份证据的效力予以认定，说明上诉人所属集体的土地权属四至范围清楚,上诉人的四本《林权证》上使用的山林土地属于其集体所有。而被上诉人起诉理由认为:2008年上诉人韦庆全砍伐被上诉村民龙飞等位于洞坎山场的杉木种植桉树，被龙飞等人阻止，并反映到龙岸镇要求处理。被上诉人凭此就认为有双方山林权属有纠纷是十分错误的。为响应政府的号召，上诉人韦庆全、潘义珍、潘义军1999年就在这四本证所属范围内种植上八角，在2008年因八角市场很不好，加上成活率差，所以三人同时改种杉木和桉树。当时雨类屯的龙飞向政府谎报称三人砍他两百亩幼林，政府带林业站人员到场核实后才知道是弥天大谎。后来龙飞又以个人名义讲这片地是他个人祖宗山场与雨类集体无关，要求政府处理，龙岸司法所卢华祥、镇长李定书组织双方调解，当时龙飞只来一人，他并不是队长(雨类没有其他人来参加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双方也因为对这片土地有争议，后雨类屯全体和灯洞全体自己双方组织到北源村公所找原来的老支书韦志文座谈协商调解，因为当时分山场韦志文是经手人，经过韦志文解释后雨类屯群众都承认是灯洞山场，当时双方平息了争议)。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求双方拿出证据，我灯洞屯拿83年权属证，龙飞拿出民国36年买山证。卢华祥明确向龙飞表态，如果还有其他证件就回去找好然后及时交上来再做处理，如果没有其他证件那就以83年权属证为准，不需立案再处理，任何一方不服可向上一级反映。这可以证明当时政府的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上诉人韦庆全在政府调解后还领得政府苗木补助10000元，和世行贷款24000元,所种的树都是经龙岸政府镇长签字的。2015年龙飞兄弟知道二级路要被征用并有征地补偿款，龙飞才扇动雨类以集体名义再次来闹纠纷。因此，证明当时政府认定事实清楚，双方集体土地权属界限四至范围清楚，不存在纠纷。二、一审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颁证程序合法。首先，一审被告在发证工作过程中，经过上诉人的申请，之后经过多方村屯代表参加勘界，颁证前又进行公示，最后颁证，该颁证程序合法。其次，在勘界过程中雨类屯长石贵生和代表覃昌任也在现场，石贵生作为代表人己在《林权现场勘界图》上签字并盖手印，这足以证明当时完全不存在纠纷。现被上诉人否认勘界表的签字不是石贵生的笔迹，但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只是口头否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上诉人应该提出笔迹鉴定，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申请做笔迹鉴定，法院亦不对他们笔迹和手印做司法鉴定，因此，该《林权现场勘界图》上的签字和手印应该认定为石贵生的。最后，一审被告从未有通知过上诉人要求收回四本证。从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的第37页的《2011年各乡镇林权证发放情况统计表》中龙岸镇平石村11个村民小组都发了证，在备注栏里注明“兴洞屯李长华等31户的林权证已被自治县人民政府撤销。罗政发[2012]15号”。这就说明上诉人的证不在撤销的范围，如果上诉人的四本证需要撤销，政府不可能不主动撤销。综上所述，上诉人所属的集体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山林权属界限清楚，不存在纠纷，一审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局颁证程序合法。退一步讲，即使在颁证程序过程中有瑕疵，但是根据国土资源厅函（2007)60号《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答复》规定，己经颁发权属证书且该凭证对林木林地权属、四至范围界定清楚明确的不属于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无需进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在处理林权争议案件过程中，生效林权证是处理林权证争议的主要依据，只有当林权证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权属争议处理机构才可以不釆信该林权证。如果仅是程序上的瑕疵或者不完备，则不能简单否认登记机关发证的效力。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明显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判令撤销2019年5月15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雨类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雨类村民小组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确认第三人韦庆全等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证明力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一审认定第三人韦庆全等人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证明力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一审第三人提供该证据，用以证明该大会决议的第十条将“由六立坳到洞杆田尾止属灯洞生产队经营管理”确权给第三人集体所有。而涉案的四本林权证书内的林地范围包含在该大会决议的第十条确权范围内。第三人的上述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理由如下：1、一审中，第三人提供的《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更没有对第三人所称的原件进行核实的事实（有庭审笔录为证），一审判决所称的与原件核实完全是虚假的，在第三人没有提供原件核实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认定其证明力是违反相关证据采信规则的。同时，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及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998号行政判决书，均认定该决议需由罗城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后才确认其证明力。2、第三人所称其所持的的四本证书在《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完全是第三人的主观臆断。同时，第三人在办理四本证书时也没有提供《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作为办证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韦庆全等人提供的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证明力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定第三人提供的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只是对一个字修改没影响内容说明”，由此确认其证明力完全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第三人提供的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虽然盖有罗城县人民政府的公章，但没有证据证明证书内容具有客观真实性、合法性。2、按照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罗城县《林业“三定”工作步骤和办法》的规定和工作要求，对林地进行确权，有明确的工作步骤，但至今为止，第三人所属村民小组均无法拿出办理此证的其他证据印证，该权属证书来源不明，特别是证书上无经办人签名盖章，明显存在重大瑕疵。3、第三人提供的《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填写的时间为1983年11月30日，权利人为“灯洞生产队”，但相关的历史资料证实1981年“灯洞生产队”己分为“上灯洞生产队”和“下灯洞生产队”。即此证书确认的权利人己经不存在。因此，该证书的权利人即权属单位并不存在。4、第三人提供的《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上有明显的添加涂改痕迹。从该《山林权属证书》“南六立大梁下”中可看出，该句子中的“下”字明显是后来补写上去的。一审判决认定“1983年是对一个字修改没影响内容说明”，完全是主观臆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及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2018)桂行终998号行政判决书，均认定该证书需由罗城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后才确认其证明力。5、第三人所称其所持的四本证书在《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完全是第三人的主观臆断。6、根据罗城县人民政府的调查统计，上、下灯洞村民小组所有权明确的林地面积为7918.5亩，即使把现三个村民小组争议的林地面积1465亩全部加上，其林地总面积也仅为9383.7亩，不难看出，该林权证书所称的2万亩显然是随意填写的。 二、一审判决确认第三人韦庆全等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证明力与本案的判决结果是自相矛盾的。上诉人之所以提起本案诉讼，是因上诉人在与第三人所属村民小组的林地权属纠纷过程中，第三人所属村民小组在诉讼中提交第三人所持有的四本林权证书，用以证明确权争议的林地包含在四本林权证中，进而证明争议的林地为第三人村民小组所有。上诉人认为上述四本林权证书是在2008年双方发生争议之后，且在纠纷没有处理结果的情况下所颁发，明显违反相关法律及程序的规定，诉请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根据罗城县人民政府的调查情况及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法作出撤销上述四本证书的判决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却又对第三人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证明力给予确认，这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是自相矛盾的。 三、一审判决确认第三人韦庆全等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证明力，剥夺了罗城县人民政府对该两份证据重新调查核实的权利，也与（2018)桂12行初3号行政判决书及（2018)桂行终99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上述两份证据应当由罗城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后才确认的认证相冲突。 四、一审判决确认第三人韦庆全等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的证明力，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在罗城县人民政府还没有重新调查，在没有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对上述两证据的证明力给予以确认，必然造成罗城县人民政府在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调查取证中，对这两份证据只能釆信，而不能重新调查，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九条第4条“己为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上述两份证据现经一审判决书确认其证明力，在重新确权处理中，第三人村民小组对上述两份证据无需举证证明，这对于上诉人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根据罗城县人民政府的调查情况及相关证据和法律，依法作出撤销第三人所持有的上述四本证书的判决是正确的。但一审判决主观臆断对上述两份证据的证明力给予以确认，严重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为此，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桂12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对第三人韦庆全等人提供的1962年《物华公社平石大队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及灯洞生产队1983年《罗城县山林权属证书》两份证据证明力的认定。 被上诉人罗城县不动产登记局答辩称，本案所涉林权证均为2010年颁发，被上诉人不是办证机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集体林地发放查缺补漏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罗城县的集体林地林权证正处于查缺补漏纠错阶段。按文件规定：查缺补漏纠错工作期间或完成后新增需要确认的林权，要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登记和发证。司法部门、林业部门和调处机构负责集体林地矛盾纠纷化解，保障查缺补漏纠错工作顺利进行和确保社会稳定。目前，被上诉人尚未承担林权证发证工作，罗城县的林权证颁证的职责及相关资料尚未移交给被上诉人。上诉人也知道颁发林权证的程序及目前管理情况，被上诉人可以依照文件规定，启动自查自纠程序。因此，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2009年，按上级文件要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罗城县政府开展对辖区内集体林地林权调查发证工作。2010年11月，罗城县林业局向上诉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等人发放本案被诉的四本《林权证》，分别为：韦庆全的罗林证书（2010）第00011804号《林权证》、潘义军的罗林证字（2010）第00011794号《林权证》、潘义珍的罗林证字（2010）第00011787、00011788号《林权证》。上述四本《林权证》的林地所有权人均为××县××平石村下灯洞集体，林木的所有权人分别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所有，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均不一致。2017年7月24日，桂政办发[2017]105号文件《关于开展集体林地权证发放查缺补漏纠错工作的通知》，但林业局没有收回上述四本《林权证》。2008年，上诉人韦庆全在1962年“四固定”的六槽山（地名）集体林地种植桉树，双方发生争议。2015年雨类屯龙飞等人因砍上述桉树，双方再次发生纠纷。2015年11月，龙岸镇北源村雨类屯与北源村洞南屯、平石村上灯洞屯、下灯洞屯因诉争洞坎（六朝）山场和六赖山场向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罗城县人民政府作出罗政处字（2017）1号《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因一方当事人不服，诉诸法院，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桂12行初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政府于2017年9月4日作出的罗政处字（2017）1号《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林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二、撤销河池市人民政府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的河政复决字（2017）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第三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因在上述行政诉讼案件中提交了上述四本《林权证》作为证据，雨类村民小组知情后以颁证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持有的上述四本《林权证》。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罗城县不动产登记局具有办理对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颁证的职责，诉讼主体资格适格。根据本案涉诉的四本《林权证》记载，林地所有权人均为××县××平石村下灯洞集体，林木的所有权人分别为韦庆全、潘义军、潘义珍所有，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林地所有权人××县××平石村下灯洞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本案应当追加林地所有权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审判决遗漏了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属于重大程序违法。同时，本案涉诉的四本《林权证》，分属四个不同的颁证行政行为，其所记载的林地四至范围不同，林木所有权人不同，诉讼标的并不一致，因此，本案不宜合并审理作出同一判决，应当分别立案审理，分别作出判决。原审法院应当对原审原告雨类村民小组进行法律释明，由原审原告撤回起诉后，再依照“一行为一诉讼原则”分别提起诉讼，由法院立案受理，如原审原告不同意撤回起诉，则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遗漏当事人，且违反“一行为一诉讼”行政诉讼原则合并审理，均属重大程序违法，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桂1225行初14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梁海亮 审判员  寇四清 审判员  韦荷嫩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书记员  罗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