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民终597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蔚爱风，女，汉族，1956年12月25日出生，住南阳市卧龙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刁荣奇，男，汉族，1957年12月21日出生，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汉卿，河南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明普，男，汉族，1952年6月20日出生，住南阳市宛城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艳明，女，汉族，1972年11月12日出生，住南阳市宛城区。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松鼎，河南鼎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上诉人蔚爱风因与被上诉人赵明普、周艳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18）豫1302民初60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刁荣奇、张汉卿，被上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松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蔚爱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案由错误，导致对法律的适用出现混乱。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就是返还不当得利的高息部分，因此明显属于不当得利纠纷，一审将其产生的原因“民间借贷”定位案由，有违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二、一审将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作为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定性和裁判依据既违法又缺乏客观性。1、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民间服务性组织，它无权对当事人的行为做法律意义上的定性。而一审恰恰就是将“不当得利”的定性评价权给了会计师事务所。2、专项审计报告缺乏客观真实的审计依据。它仅仅依靠申请人提交的没有签字盖章的银行流水汇总表就做出审计结论显得盲目和草率。3、专项审计报告的计算方法明显错误。它所谓的“和本金冲减后作为次月利息计提基数”实际上是掐头去尾两头削，违背基本的账理。三、一审以“双方处于滚动还借款状态”否认诉讼时效已过是对事实和法律的误判。首先双方的每一笔借款都是独立的还本付息。只有最后一笔2016年1月22日的350万是在双方结算以后将未付清的本息重新出具了借条。期间的2015年1月15日两被上诉人还清了此前所有的借款本息，双方间的债权债务归零。28天之后的2015年2月12日二上诉人又开始向上诉人借款210万元，2015年8月22日借款249.6万元。不存在借新还旧、结算本息后不还款而另行出具借条等滚动借还款这一情况。但即使是滚动还款，也没有哪一个法律规定时效就可以延续，可以中断。纵观所有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有似乎相似的内容，即“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问题是这一规定与滚动借贷的诉讼时效没有关系。而该规定第8条却明确规定了“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双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而本案被上诉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是在2018年3月19日卧龙区法院在另一案件的庭审上首次提出，且其主张的也只是对2015年2月12日以后的账目重新结算，而民法总则是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那么依民法通则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双方间2015年9月30日之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已过诉讼时效。而双方间的借款还款基本全在2015年9月30日之前，而一审却支持了被上诉人主张的2013年6月起的全部超过3分部分的利息请求，这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相悖。四、一审对新旧法的适用上违背法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直是有效的。而《意见》只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不予保护。这一规定只是对债权人的高息不予保护，而没有规定债务人的取回权。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基本全部发生在2015年9月1日之前，按照《意见》的规定，被上诉人对其2015年9月1日前支付的高息部分就没有取回权。再者《规定》属实体法范畴，实体上适用行为时的老法、程序上适用审理时的新法，这是基本法理，一审全盘适用新法即《规定》是对基本法理的混淆。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依法应予撤销。赵明普、周艳明辩称，这个案件是民间借贷还是不当得利我们赞成一审的意见属于民间借贷。在卧龙区法院中我们要求通算，法院说只要求其他的另外起诉。计算的方法就是用一天前就按照3分，审计报告是没有问题的也经过了双方的质证。双方借贷是滚动的，交叉连续不间断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保护高利贷超过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赵明普、周艳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超出法律规定多收取的利息应返还本金款1531581.6元，并自2017年12月6日起按对等利率月息2%计息，至返还清结之日止；诉讼费、审计费由被告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被告自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期间实际发生借款10笔，涉及借款金额21629600元，双方转款60次。双方当时借款时签订有借款合同，一段时间后，双方对借款和还款进行结算，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处于滚动借款还款状态。2016年1月22日双方核对以往账目，对借款往来进行结算，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方借款金额人民币3，500，000元。2018年3月19日，在卧龙区法院审理中，原告提出了被告多收的超过3分外的利息冲销所欠债务的主张，卧龙区法院判决原告另行处理。该笔借款已由卧龙区法院于2018年5月10日依法做出判决，赵明普、周艳明上诉后被中级法院维持。根据原告提交的60份双方往来银行转款支付凭证和卧龙区法院、南阳市中级法院的判决，证实原告按月利率4%向被告支付了利息。经河南勤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之间银行共收到本金人民币17，229，600.00元，支付本息人民币18，920，266.00元（不包含第一笔项目支付的2,016,000.00元），按月利率3%应支付利息3,455,084.40元，多支付（超出月息3%部分的金额）1,531,581.60元。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个方面：1、被告是否存在收取超过3分利息高息的事实；2、原告要求返还多收的高息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3、诉讼时效是否已过。第一、被告是否收取高息问题。原被告自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期间实际发生借款10笔，约定月4％利率，有卧龙区法院、南阳市中级法院的生效判决为据，同时也有双方往来转账的数额相印证。并且，经河南勤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之间银行共收到本金人民币17，229，600.00元，支付本息人民币18，920，266.00元（不包含第一笔项目支付的2，016，000.00元），按月利率3％应支付利息3，455，084.40元，多支付（超出月息3％部分的金额）1，531，581.60元。因此，被告收取了超过3分利息获取高息的事实足以认定。第二、本案是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该通知规定：本规定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后新受理的一审案件，适用本规定。本案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院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被告收取原告利息，超出借款约定利率3％以上部分系不当得利，原告作为借款人要求返还，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自请求返还收取高息之日起按被告月利率2％承支付利息，因双方未做约定，应从原告主张权利之日（2018年3月19日卧龙区法院开庭中原告主张该项权利）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第三、被告抗辩原告请求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自2013年6月17日至2016年1月22日，双方处于滚动借款还款状态，连续发生借款还款关系，至最后一笔借款，即，2016年1月22日，双方对此前债权债务清算后出具了新的借款合同，确认借款金额为3500000元。因双方的借贷行为及被告收取高息行为一直处于连续交叉滚动状态，截止2016年1月22日，双方不再发生新的借贷关系，原告权利受侵害的事实得以确定。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双方结算后的最后一笔借款时间（2016年1月22日）开始计算。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2018年7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民法总则》施行于2017年10月1日，诉讼时效尚未满二年，因此，本案应适用《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限为2019年1月21日。原告在2018年9月3日向一审法院起诉，故不超过诉讼时效。2、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利息超过银行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该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主张返还四倍以上的部分，但这种不受保护的性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根据该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明确赋予了债务人就超过3分以上的利息主张返还的权利。上述司法解释，体现了国家反对并禁止高息牟利的借贷行为，也就是说收取超过规定的高息借贷行为是违法的，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自始至终就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这种违法收取高息的行为，应属于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范围。判决如下：一、限被告蔚爱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赵明普、周艳明人民币1，531，581.60元，并自2018年3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赵明普、周艳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必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8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蔚爱风负担。本院二审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审案由确定是否正确?2、一审专项审计报告是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3、诉讼时效是否超过?首先，关于案由确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的通知》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一审法院以此来确定案由并无不当。其次，专项审计报告是否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问题。该审计报告中第五项审计意见中仅称“多支付（超过月息3%的部分的金额）1531581.60元”，并未直接将其认定为不当得利，上诉人所称“将不当得利的评价权给了会计师事务所”无依据。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依据的银行流水虽然没有在每一页都盖章，但是尾部有盖章，且上诉人在审计时并未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故上诉人对审计依据真实性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专项审计的计算方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综上，本案一审的专项审计报告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最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事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自2013年6月17日开始就存在频繁的借还款关系，至2016年1月22日经结算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该事实证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2016年1月22日前尚未清结，被上诉人在上述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就主张了超额利息的返还，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关于该争议问题的其他评述，本院予以认可，在此不再赘述。综上所述，蔚爱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8584元，由上诉人蔚爱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屈云华审判员王勇审判员李晓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王      丹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