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浙行申474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张志杰，男，1977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桐乡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桐乡市人民政府高桥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桐乡市高桥街道高架路68号。法定代表人沈建良，主任。委托代理人陈珊珊，浙江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再审申请人张志杰因诉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8）浙04行终25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再审申请人张志杰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官未开庭审理，认定事实不清。申请人是原高桥镇合法养猪大户，而且被申请人作出的《桐乡市清理违章猪(禽)舍专项行动“一户一档”表》(附复印件)确认“根据该表，原告猪舍为砖混结构，占地面积1752平方米，非违章”，但是确认申请人“非违章”的合法养猪场，被申请人还与申请人签订所谓《高桥镇拆除猪舍(棚)及生猪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其所谓“退养”即限期卖光全部生猪，并限期拆除猪舍。然而以被申请人为“甲方”与申请人签订作出的《协议》，其具体执行实施就是不准申请人养猪、强拆申请人的猪舍，是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违法行政行为。所谓《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是违法无效协议。但是二审认为“按照协议，张志杰户本该自行拆除其猪舍，后龙南村对其进行拆除”。二审把违法协议以合法事实认定，把本不该拆除的猪舍，错误认为本该自行拆除。这证明二审对被申请人的违法事实和违法《协议》性质，认定事实不清，是非颠倒。同时，该违法《协议》是以被申请人政府为“甲方”龙南行政村为“丙方”与申请人张志杰为乙方签订的，其表面形式是“经协商”，但其内容是“按照上级(桐乡市政府)生猪养殖转产转业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高桥镇(政府)有关规定”，以政府命令全桐乡市格式化的强迫签订的。所以该《协议》形式上规定乙方“愿意按规定时间自行拆除猪舍”“承诺在2014年6月30日前将现有猪舍(棚)自行拆除”，其实都不是乙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是被申请人根据市政府“总体部署和要求”的行政强制。明显的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实质的违法《协议》，是政府腐败官僚不准农民养猪的违法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该认定其行为违法，依法追究违法责任，这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责所在。但是一二审法官与政府腐败官僚的“联动执法”，官官相护，对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故意以合法形式认定，更没有对《协议》内容违法进行审查。二审法官认为“《协议》载明乙方(张志杰户)承诺将现有猪舍自行拆除，后张志杰陆续领取生猪退养补助款等共计528100元”。这是用表面合法形式掩盖违法实质。对后龙南村对猪舍进行拆除行为造成申请人的经济损失215万余元避而不审。以生猪退养补助混淆违法行为赔偿。二审法官故意混淆事实，对本案被申请人违法行为及赔偿性质认定事实不清。被申请人于2014年8月瞒着申请人伪造《桐乡市清理拆除猪(禽)舍、转产转业协议》一式四份，其中上报桐乡市政府一份。伪造目的是企图证明申请人猪舍是“乙方承诺在2014年8月30日前将现有猪(禽)舍平方米自行拆除。”这样一方面伪造出申请人猪舍不是政府强拆，一方面欺骗市政府申请人养猪场是自愿拆除。一二审法官对被申请人伪造协议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审查。二、二审法院颠倒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违法。根据国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法院判断被告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举证责任是被告，不是原告；法院判断被告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否违法，是要被告拿出证据来，不是要原告拿出证据来。这是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的举证原则区别。但是二审法官故意以“民”混“政”颠倒举证责任，裁定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这是明显的审判执法违法，颠倒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三、一审法官审判程序不合法，二审法官违背事实予以认定。虽然一审认定“被告高桥街道未提供法律依据”，已经证明被申请人不准原告养猪、强拆猪舍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但是一审法官对被申请人没有法律依据的违法行为没有进行法律责任审查。同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但是一审法官没有对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被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也没有进行过法庭辩论，一审审判程序不合法。但是二审法官裁定“审判程序合法”，属枉法裁判。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官滥用法律，不顾事实，枉法裁判。被申请人强拆申请人的猪舍―—砖混结构猪舍80间及沼气和干粪处理设施等，都是属于不动产，被申请人强迫申请人限期卖掉的生猪790头是属于农副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本案起诉没有超过法定期限。但是，一审法官违背事实，以“超过2年”为由，驳回申请人的起诉，适用期限法律明显错误。二审法院引用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属滥用法律，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说，由于被申请人不准申请人养猪、强拆猪舍时从未告知申请人“诉权”，又由于被申请人以签订《协议》的合法形式掩盖了违法目的，所以申请人当时是不知道与被申请人行政违法“打官司”。2017年1月7日，桐乡市委、市政府信访局《信访事项处理终结告知书》告知申请人“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因此，申请人于2017年7月5日来桐乡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的起诉期限应从申请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之日”起计算，即应从真正知道诉权之日是从2016年5月25日书面申诉日起计算，所以至本案起诉时也没有超过2年。本案起诉没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1.撤销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8)浙04行终25号；2.依法宣判被申请人不准原告养猪、强拆猪舍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3.判令被申请人恢复原告张志杰养猪场，赔偿原告饲养生猪790头被迫限期卖掉和或猪舍及设施被强拆的经济损失共215.69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桐乡市高桥街道办事处答辩称：一、原裁定程序合法。首先，针对被答辩人认为的“二审未开庭审理，认定事实不清”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时虽未正式开庭，但对双方当事人就本案的事实、证据及法律进行了调查询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其次，对于被答辩人认为的“双方签订的《高桥镇拆除猪舍(棚)及生猪退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系违法无效协议，政府不准养猪的行政行为违法，一二审对答辩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进行审查”的问题，被答辩人于2017年7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答辩人在2014年7月7日至7月13日强拆了猪舍，给被答辩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答辩人在本案一审时就以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要求驳回起诉。根据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一二审均围绕本案是否已过起诉期限进行了审理，并根据本案的事实与法律最终认定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过起诉期限，驳回了起诉。且一审还提到了“张志杰称《协议》系被迫签订，但其已领取了补偿款，故不足以说明其主张的事实”，说明法院被双方签订的协议及被答辩人认为的“被迫签订”也进行了初步审查，但认为被答辩人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针对“二审颠倒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问题，二审裁定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并非举证责任倒置，而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本案进行审查后，认为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故根据《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外，对于被答辩人认为的“答辩人没有提供法律依据，法院没有进行法律责任审查”的问题，因为本案一审时答辩人的答辩意见就是答辩人未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且被答辩人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故未提交法律依据。而且本案最终以答辩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最后，关于被答辩人提到的《桐乡市清理拆除猪(禽)舍、转产转业协议》，被答辩人在一审时已作为证据提交，并经答辩人质证，最终由法院认证为：系复印件，缺乏其余证据佐证，不予认定。因此，原裁定程序合法，并不存在被答辩人所称的程序性问题。二、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答辩人认为一二审以“超过2年”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明显错误。但从本案的事实来看，被答辩人于2017年7月5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答辩人在2014年7月7日至7月13日强拆了猪舍，给被答辩人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要求确认答辩人不准被答辩人养猪、强拆猪舍的行政行为违法，恢复养猪场并赔偿损失。可见被答辩人在2014年7月就知晓了猪舍被拆除的情况，且在二审调查询问时也对此予以承认。另外，2014年10月10日，被答辩人在《桐乡市清理违章猪(禽)舍专项行动“一户一档”表》上签字，再次对猪舍面积、生猪头数、猪舍清理方式为自拆，转产专业复垦补助金额等进行了确认。即便被答辩人现在要否认2014年7月已知晓猪棚被拆的事实，2014年10月10日的签字确认，也证明其在2014年10月10日是明确知晓猪舍拆除情况的。从法律角度来看，根据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也就是说，起诉期限最长不超过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本案拆除行为发生时间为2014年7月，被答辩人知晓猪舍被拆除的时间也是2014年7月，即便自2014年10月10日起算，自答辩人2017年7月起诉之时，也超过了2年。被答辩人提到的该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是对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情况下，规定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算，但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最长不超过20年。本案被答辩人自2014年7月就已知晓猪舍拆除一事，最晚2014年10月10日也确认知晓了拆除方式和面积，因此不适用该条中最长不超过20年的规定。2018年2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六十五条还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起诉期限。对比可见，其中未告知起诉期限和不知道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起算点，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基本一致，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规定变为了“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一年”因此，不论适用之前的行政诉讼法解释，还是2018年2月8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本案被答辩人的起诉均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予驳回，原裁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答辩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望法院综合本案的事实与法律，驳回被答辩人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２年。本案中，申请人张志杰于2014年6月11日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案涉《高桥镇拆除猪舍（棚）及生猪退养协议书》，在《桐乡市清理违章猪（禽）舍专项行动“一户一档”表》上签字确认，并已实际履行了案涉协议的内容，2014年8月，再审申请人前往龙南村村委会领取了生猪退养补助款，其于2017年7月5日才提起本案的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本案针对行政强制行为，不涉及不动产的行政行为。张志杰再审申请称根据行政诉讼的规定，生猪舍属于不动产，最长起诉期限是20年，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信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起诉期限的扣除和延长的正当理由，张志杰主张扣除因信访行为而延误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故原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张志杰的起诉和上诉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也未提出新的事实和理由，原二审法院调查后作出裁定，程序合法。综上，再审申请人张志杰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张志杰的再审申请。审判长  王玉岳审判员  周进海审判员  楼缙东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书记员  张 莹·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