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060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锡来。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云辉，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亚云，广东广语堂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志强。委托诉讼代理人：温振宽，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亲怀。委托诉讼代理人：鄢会军，广东迪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董事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保全，经理。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颜伦任，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栩，广东仁言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黄锡来、上诉人林志强因与被上诉人杨亲怀、被上诉人广州皮鞋厂、被上诉人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利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6民初10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黄锡来上诉请求：1.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杨亲怀对黄锡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由杨亲怀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杨亲怀向广州皮鞋厂购买商铺是客观事实，广州皮鞋厂总经理黄国良等收取的35万元应由广州皮鞋厂担责，黄国良作为广州皮鞋厂的总经理是各方确认的事实，其收款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法律后果应由广州皮鞋厂承担。2014年期间，杨亲怀购买广州皮鞋厂商铺，与广州皮鞋厂签订《商铺预订书》。1.2014年1月16日，杨亲怀向黄锡来账户转账35万元。黄锡来收款后，将所收款项全部转入黄国良和李建平账户（李建平为广州皮鞋厂老板黄平和黄国良的表弟，黄平和黄国良为亲兄弟关系）。2.在一审庭审笔录中，广州皮鞋厂与大利公司均已承认黄国良作为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的总经理身份。杨亲怀也确认，在整个商铺销售过程中，黄国良是作为广州皮鞋厂的总经理与其联系的，该款项也就是为了购买商铺所支付。结合林志强在庭上提供的证据内容显示，与黄锡来的该基本事实陈述相互印证，黄国良在本案中存在显而易见的前后系列职务行为。3.黄锡来无任何获利，只是出于好意，提供账户便利的朋友行为，黄国良作为广州皮鞋厂的总经理，其已实际收取商铺款项，一审判决黄锡来担责与基本事实错位，不合理。二、黄锡来与林志强、杨亲怀在庭审中提供的证据均能相互印证，均可以证明黄国良总经理职务，一审中没有黄国良关于其收款属于个人行为的声明和证据，黄国良的收款行为显然属于职务行为，一审未认定该职务行为存在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的规定，在黄国良并未声明收款是个人行为情况下，在广州皮鞋广和大利公司未提供任何免责证据的情况，一审就直接认定其收款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定性存在错误。黄国良前后的系列行为，是履行工作职务行为，其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共同承担。三、黄锡来出于朋友间好意帮忙才提供账户便利，无任何获利，本案应以实体利益归属来解决担责主体。本案中，黄锡来未实际使用和占有该笔款项，款项已经全额转出给黄国良，一审让黄锡来担责存在形式化，并未处理实体问题，导致额外诉累。黄锡来在杨亲怀购买商铺过程中，是朋友间的账户使用便利、无任何获利，根据林志强在庭上提交的通话记录证据中，可以得知杨亲怀对于黄国良的身份明知。根据《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杨亲怀明知黄国良在广州皮鞋厂中的身份，其代理后果应由被代理人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来承担，与黄锡来无关。针对黄锡来的上诉，杨亲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针对黄锡来的上诉，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广州皮鞋厂没有收到涉案款项，也没有委托、指示第三人收取涉案款项，不同意黄锡来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一、黄锡来转账给黄国良款项性质的问题。首先，杨亲怀转账35万给黄锡来的时间为2014年1月16日。而根据黄锡来提交的转账流水，2014年1月16日向黄国良转账10万，没有摘要内容。2014年1月16日转账给李建平10万，没有摘要内容。2014年7月31日分三笔转给黄国良，摘要均显示为“还款”。因此，无法显示出其转账行为是代杨亲怀转账，无法证明其关联性。特别是2014年7月31日的三笔转账，摘要显示为“还款”，不排除与黄国良存在其他经济往来，而且时间间隔长达半年之久，代转账也不合理。所以，黄锡来的转账流水无法证实与本案有关。二、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不具备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表见代理或职务行为。1.黄锡来没有提供证据证实皮鞋厂、大利公司存在过失，制造了代理权存在的表面现象，致使黄国良具有收款的权限。包括《物业使用合同》的签署代表也不是黄国良。而黄锡来主张表见代理，仅仅是指出了黄国良的职务身份，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佐证，不能仅以其担任一定的职务，便可以引用表见代理为自己行为脱责。代表公司收取款项是一项重要的行为，假设只要一个人在公司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便认为其必然具有收款等权限，则会造成表见代理的滥用。适用表见代理应严格审查是否符合构成要件。2.黄锡来自身的行为存在过失。按黄锡来的主张，其基于为朋友提供便利而账户便利，向黄国良转账。即黄锡来的转账行为是有原因，根据上面所述，皮鞋厂、大利公司没有制造过黄国良具有收款权限的表面现象，其不可能毫无原因地转账。而黄锡来也不是《物业使用合同》的相对方，只能是根据杨亲怀的明确指示或错误地理解杨亲怀的指示才会向黄国良转账，则黄锡来本身的行为存在过失。三、最后，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皮鞋厂、大利公司收到了案涉的款项，不是实体利益的归属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针对黄锡来的上诉，林志强答辩称：我方确认黄锡来的上诉请求，我方亦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错误，对黄锡来上诉的事实和理由不发表意见。林志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亲怀的所有诉讼请求；2.由杨亲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杨亲怀主张其通过转账给林志强购买涉案商铺，涉案款项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支付的；林志强主张收取杨亲怀费用系中介费用，系林志强居间使杨亲怀取得涉案商铺租赁权而收取的合理费用。不论是基于买卖合同还是中介合同，林志强与杨亲怀之间的款项往来均有合同依据，双方就涉案款项存在基础性法律关系。因此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定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构成不当得利有以下四要件：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利益受损；三、一方获得利益与他方利益受损之间有因果关系；四、获得利益及利益受损均无法律根据。本案中，无论是杨亲怀主张的商铺所有权买卖合同关系，还是林志强主张的商铺承租权转让中介关系，都是有法律或者合同的根据，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第四个要件，一审法院支持杨亲怀以不当得利纠纷主张权利违反法律规定。林志强收取杨亲怀款项为林志强中介涉案商铺承租权的合理费用，杨亲怀并无适用不当得利规制的请求权基础。二、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不当得利案件适用一般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林志强构成不当得利的杨亲怀举证。参照[（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68号）]判决书的说理，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依照举证责任规定，杨亲怀无法证明林志强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不应认定林志强构成不当得利并承担返还义务。一审法院简单地参照杨亲怀内心意思予以确认，将定性款项的举证责任反过来分配给林志强，并以林志强未能完成举证责任为由支持杨亲怀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三、一审判决未能查清事实，认定事实错误。杨亲怀主张林志强构成不当得利，其举证的银行流水只能证明其损失和林志强受益及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未能证明林志强获得该笔款项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举证责任规定，杨亲怀无法证明林志强收取涉案款项构成不当得利。杨亲怀主张其系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支付了涉案款项，同样没有证据证明。杨亲怀声称因广州皮鞋厂“霸道”变更约定而单方面将买卖合同变更为租赁合同，亦无证据证明。因此，杨亲怀的举证无论是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抑或不当得利关系，均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作为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杨亲怀举证不足导致事实不清情况下，一方面不足以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存在，另一方面不足以认定不当得利关系的存在，理应由杨亲怀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一审法院在杨亲怀举证不足情况下，错误地将举证义务归于林志强，导致本案事实查证不清，判决依据明显错误。四、一审法院诉讼时效适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杨亲怀主张当庭得知不当得利事实，一审法院认定诉讼时效自当庭起算。2014年1月林志强已将由广州皮鞋厂出具的《商铺预订书》转交给杨亲怀，其中明确记载系获得买断商铺承租权的租赁合同预定书且不收取订金。杨亲怀主张与林志强之间约定系商铺买卖合同且所转款项为买卖合商铺的诚意金/订购金，且其自收到《商铺预订书》之日起便己知其约定目的与《商铺预订书》记载不同，那么，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杨亲怀此时已知其“受骗”，若欲主张不当得利，诉讼时效理应自收到《商铺预订书》之日起算。然，杨亲怀向法院提交起诉状日期系2019年3月26日，已超过三年诉讼时效，法院依法应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支持林志强的上诉请求。针对林志强的上诉，杨亲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维持原判针对林志强的上诉，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无需还款正确。针对林志强的上诉，黄锡来答辩称坚持其上诉意见。杨亲怀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黄锡来、林志强共同向杨亲怀偿还56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其中35万元自2014年1月17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另外21万元自2016年6月1日起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利息的起算时间为杨亲怀转账支付涉案款项的次日起）；2、本案诉讼费由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黄锡来、林志强共同承担。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杨亲怀提供的《不动产权证》显示：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皮鞋厂，坐落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2526平方米。杨亲怀称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于2014年1月16日向黄锡来支付35万元、2016年5月30日向林志强支付21万元。杨亲怀称其向黄锡来、林志强支付的款项是按照广州皮鞋厂的指示支付的购买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地段负一层C11号商铺（以下简称“涉案商铺”）的购铺款。杨亲怀为此提交《中国建设银行转款凭条》、加盖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麒麟岗支行公章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化梅苑支行公章的《DCC个人活期明细账查询》、《个人活期明细信息-新一代》，拟证明其款项的支付情况。本案庭审中，黄锡来、林志强均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杨亲怀还提交显示由杨亲怀（乙方/使用人）与大利公司（甲方/营运人）签订的《物业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属甲方具有营运、管理服务处置权的涉案商铺给乙方使用，使用期从甲方收取乙方首期使用费及管理服务费的月份起计陆年；《物业使用合同》末尾甲方签章处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乙方处有杨亲怀的签名并加盖手印。经质证，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不是商铺买卖合同；黄锡来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认为黄锡来不是合同签约方，对该合同的签订情况不清楚；林志强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无法确认。黄锡来称其收取了杨亲怀相应款项后，将款项转账支付给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所指定的人员的账户，为此，黄锡来提交：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活期存款明细账[显示账户名称为汕尾市城区胜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源公司”），2014年1月16日分别向李建平、黄国良各转账支取100000元、2014年7月31日向黄国良还款150000元]；2、显示由大利公司（甲方）与黄锡来（乙方）于2016年5月3日签订的《物业使用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属甲方具有营运、管理服务处置权的座落在广州市天河区濂泉路6号物业濂泉大利商业楼负一层A18号商铺给乙方作商业用途等；《物业使用合同》甲方落款处显示“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3、大利公司（监督管理方）与大利广场A18商铺黄锡来（责任方）于2016年5月3日签订的《消防安全责任书》[甲方落款处为“黄国良”的签名并加盖有“广州市大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印章]；4、《授权委托书》[内容为：兹委托大利公司为广州皮鞋厂濂泉路6号濂泉大利商业楼营运及管理服务的全权责任人，是大利广场物业使用合同的签约当事人，是大利广场全面管理综合统一服务的唯一合法执行人和责任人等，授权委托人处加盖有“广州皮鞋厂”的印章，法定代表人处显示“黄平”的签名]；5、案外人黄锡星、何丽蓉于2019年6月20日出具的《转账情况说明》[内容为：兹有胜源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分三笔，每笔5万，共向黄国良转账支付15万元，该款项是我司受法定代表人黄锡星的弟弟黄锡来的委托向黄国良支付的等]；6、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胜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为黄锡星，登记状态为注销企业]。杨亲怀对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款项系黄锡来转账给案外人的款项，与杨亲怀无关。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表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没有收到该款项，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黄国良代表大利公司签署物业使用合同，对证据4真实性确认，关联性不确认，认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没有委托和指定收款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林志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5、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林志强称其收取杨亲怀的款项系服务费，是因杨亲怀在签订预定书后隔很久才签订物业使用合同，所以遇到一些麻烦，是由其出面解决，所以杨亲怀向其支付了21万元服务费，其后杨亲怀授权其管理涉案商铺、代理商铺转租，相关商铺收益也由其代收后转给杨亲怀。为此林志强提供：1、《招商广告》；2、招商现场照片；3、案外人曾聘颐于2017年12月19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4、微信聊天记录；5、《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林志强于2017年1月1日向杨亲怀支付20000元；6、《电子数据存证证明》及通话记录；6、显示由杨亲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内容为杨亲怀授权林志强与承租方签署涉案商铺之出租合约等）。杨亲怀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林志强支付的款项2万元，但该款并非商铺收益，而是林志强另行收取杨亲怀6万元现金后，经催讨后林志强返还的部分款项，对于其他证据均不予确认，杨亲怀另在庭审中表示并未实际使用涉案商铺。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黄锡来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庭审中，杨亲怀表示，立案时是基于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但经过庭审情况看，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均否认收到了涉案款项，也说明没有委托黄锡来和林志强收取款项，因此本案案由应变更为不当得利，在此情况下黄锡来和林志强收取杨亲怀款项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杨亲怀提交相关转账凭证证明其已分别于2014年1月16日向黄锡来支付35万元、2016年5月30日向林志强支付21万元，黄锡来、林志强亦确认收到上述款项。关于黄锡来收取的35万元，黄锡来称其收取了杨亲怀相应款项后，将款项转账支付给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所指定的人员的账户，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对黄锡来的说法予以否认，黄锡来亦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收取杨亲怀款项是经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的授权，故一审法院对其说法不予采纳；关于林志强收取的21万元，林志强辩称是基于为杨亲怀拿到涉案商铺提供居间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故林志强应当对与杨亲怀之间产生居间合同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而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明，在收付款双方对款项性质持有争议的情况下，考虑到杨亲怀作为付款人的内心意思表示应是判断其所支付款项性质的重要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杨亲怀关于向林志强支付的款项属于其想购买涉案商铺的款项的陈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故一审法院对林志强所称上述款项为服务费的说法不予采信。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杨亲怀称上述款项为其向广州皮鞋厂购买涉案商铺的购铺款，根据查明的事实，黄锡来、林志强并非涉案商铺的建设方，广州皮鞋厂作为涉案商铺的建设方否认其与杨亲怀存在签订商铺买卖合同的合意，亦否认其授权黄锡来、林志强代其收取款项，且杨亲怀与广州皮鞋厂、大利公司双方未签订商铺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黄锡来、林志强收取杨亲怀款项应属不当得利，且给杨亲怀造成一定损失，现杨亲怀要求黄锡来返还35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支付利息、要求林志强返还21万元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自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支付利息，均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从杨亲怀处取得不当利益，杨亲怀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主张返还款项及支付利息应属不当，一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锡来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亲怀返还款项35万元及支付利息（以35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4年1月17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林志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杨亲怀返还款项21万元及利息（以21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自2016年6月1日起计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三、驳回杨亲怀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430元，由黄锡来负担6520元，由林志强负担391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黄锡来、林志强、杨亲怀、广州皮鞋厂及大利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黄锡来、林志强的上诉及杨亲怀、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黄锡来收取杨亲怀的35万元以及林志强收取杨亲怀的21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杨亲怀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一、关于黄锡来收取杨亲怀的35万元以及林志强收取杨亲怀的21万元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杨亲怀已举证证明黄锡来收取了其支付的35万元、林志强收取了其支付的21万元。对于上述款项，黄锡来抗辩其收取的款项已经根据广州皮鞋厂和大利公司的指示转账支付给了大利公司的负责人黄国良，黄国良也是广州皮鞋厂法定代表人黄平的弟弟。林志强则抗辩其收取的款项是基于为杨亲怀拿到涉案商铺提供居间服务而收取的服务费。黄锡来、林志强应就其所主张的收取该款项的合法依据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在原审中，黄锡来、林志强未能举证证明其所主张的收款依据，同时杨亲怀对黄锡来、林志强的主张不予认可，广州皮鞋厂也表示未收取涉案款项。因此，原审法院综合各方当事人的举证及诉辩意见，认定黄锡来收取杨亲怀的35万元以及林志强收取杨亲怀的21万元缺乏合法依据，造成杨亲怀损失，应返还该款项及利息给杨亲怀，理由阐述充分，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黄锡来、林志强在二审中未能提供证据佐证其主张，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对黄锡来、林志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杨亲怀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从杨亲怀的诉称内容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杨亲怀在起诉时仍以为其转账给黄锡来、林志强的款项付给了广州皮鞋厂，结合本案庭审情况，杨亲怀在一审开庭时才基于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据此杨亲怀基于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向黄锡来、林志强主张本案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林志强上诉主张杨亲怀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黄锡来、林志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30元，由黄锡来负担6520元，由林志强负担391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印 强审判员  苏韵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