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2民终157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廖胜兰，女，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广东一粤（始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献铭，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华，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成，男，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原审第三人：扈洋，男，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原审第三人：李阳健，男，汉族，住广东省始兴县。上诉人廖胜兰因与被上诉人邓献铭、黄成、原审第三人扈洋、李阳健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始兴县人民法院（2018）粤0222民初9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本案各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廖胜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彦杰、被上诉人邓献铭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小华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黄成、原审第三人扈洋、李阳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廖胜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邓献铭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邓献铭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夫妻关系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的合伙关系。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后，共同生活并互相帮助。婚姻关系与合伙关系虽然有相同点，但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之间具有表见代理权，也规定了夫妻之间有相互帮助的义务。鉴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之间的内部协议，仅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即夫妻之间对外来说具有一体性。由此可见，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合伙关系。廖胜兰与黄成系夫妻关系，一审法院却认定为合伙关系。夫妻之间对于婚内财产为共同共有，因此，当夫妻之间对外发生民事关系时，夫妻之间则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独立的合伙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这一法条背后的理论基础，就是共有关系对外是一个连带的整体。但是，一审法院却混淆了共有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将共有财产的共有人也视为不同的民事主体，这样的认定，明显错误的适用了法律。二、本案的12万元款项，有7万元是由邓献铭转入黄成的账户，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期间，邓献铭仅向法院提交了5万元的转账记录。既然邓献铭诉请廖胜兰将入股的12万元返还，其就应当提供其入股12万元的证据。实际上，另外的7万元，邓献铭是转入了黄成的账户。这一关键事实表明，黄成对合伙的事情是明知的。但是，一审法院却忽略了如此关键的事实，导致本案的判决错误。三、夫妻之间具有表见代理权，廖胜兰与邓献铭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首先，12万元的入伙费用其中有7万元是转入黄成账户，这说明廖胜兰是与黄成协商过合伙一事，黄成对此事也是明知的。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和第十七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即便黄成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廖胜兰同样可以依据夫妻的表见代理权与邓献铭签订合伙协议。故廖胜兰与邓献铭签订的合伙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四、邓献铭参与了店铺的实质性、决策性经营，属于企业的合伙人。邓献铭是合伙企业中唯一参与“卫浴安装”培训的人员，同时其负责售后跟踪，技术指导，送货等事宜。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记录及各方的表述来看，各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内部的重大事务，是进行过数次开会讨论。在合伙人微信群里，各合伙人对于店内的事务是在做积极沟通。因此，上述证据明显证明了邓献铭参与了店铺的实质经营活动，属于企业的合伙人。五、邓献铭在一审认可了合伙协议的效力，并未主张合伙协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协议无效超越了邓献铭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邓献铭诉讼请求。邓献铭辩称，一、涉案陶瓷店是由黄成注册登记，前期由黄成直接投资经营，后期交由黄成的妻子廖胜兰经营，店铺租金依然是黄成支付，廖胜兰和黄成一直是该店铺的直接或者间接经营主体。二、由于黄成和廖胜兰是夫妻关系，所以廖胜兰与邓献铭签订的《股份合作协议》使得邓献铭一直认为其是建材商店的合伙人，然而签订涉案合同后，邓献铭将12万元合伙出资分两次给廖胜兰，一次是在店铺内，由廖胜兰提供Pos机刷卡，一次银行转给廖胜兰指定的账户5万元，后来才知道该账户是黄成的。直到本案发生之前，黄成在该股份协议上一直都没有签名，该合伙关系未被黄成追认，在此期间邓献铭从未享受到分红等合伙人权益，只是每个月领取2000元工资，这些都证明邓献铭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并非是合伙人的身份。廖胜兰借入伙名义达到融资目的，一审法院认定廖胜兰与邓献铭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是正确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新合伙人入伙，除另有约定外，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订立。”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由于邓献铭与廖胜兰之间的合伙协议，没有经黄成同意，根据该规定，一审法院认定邓献铭与廖胜兰之间的股份协议无效，是正确的。另外，即便邓献铭参与了其主张的合伙会议，即追加周转资金的会议，也不能认定邓献铭就实际参与了合伙事项，廖胜兰的观点是错误的。邓献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黄成、廖胜兰依法返还邓献铭入股份额1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黄成、廖胜兰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黄成、廖胜兰系夫妻关系，2013年12月25日，黄成以经营者的名义注册成立了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属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是零售瓷砖，卫浴，装饰材料。成立后，廖胜兰也在该店经营管理，零售瓷砖的品牌名是能强陶瓷，故又称能强陶瓷店。2016年12月18日邓献铭（乙方）与廖胜兰（甲方）签订了一份《股份合作协议》，约定：一、经甲方黄成（330722197108162816）、廖胜兰（430225197906070022）与乙方邓献铭（440222196203201012）协议，甲方为鼓励员工工作之积极性，自愿将自己名下经营中门店（始兴县时代星城117-119号，鑫泰建材）的股份转让贰股（以十股为核算基数）给乙方，每股股金为人民币陆万元，共计股金人民币壹拾贰万元整。在签订合同三天后一次性付给甲方（现金转账），自签字生效日开始，乙方正式纳入能强陶瓷店合法股东。协议还对股权分配、股东责任分配、股东后续投入规定、股东利润分配规定、股东自律规定等进行了约定。协议尾部甲方（代表）签字处只有廖胜兰的签名，没有黄成的签名。2016年12月28日，始兴县能强陶瓷出具了一份《始兴能强陶瓷专卖店收款收据》给邓献铭，写明：今收到邓献铭“能强陶瓷”两成股金120000元。收款人是廖胜兰。邓献铭和廖胜兰确认邓献铭交钱后至今未进行过分红。邓献铭认为合伙不成立，要求廖胜兰、黄成退还收取的120000元，廖胜兰不同意，引起本案纠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邓献铭申请了财产保全及证据保全，产生保全费1120元。一审另查明，邓献铭在与廖胜兰签订《股份合作协议》之前，就是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的员工，负责卫浴陶瓷安装工作。邓献铭与廖胜兰签订《股份合作协议》并缴纳入伙资金120000元后，除继续从事店员的卫浴陶瓷安装工作外，并未享受合伙人或股东的相关权益，既没有享受分红，也没有参与订货、购货等经营活动，甚至其提出要查阅账目、了解财务状况，廖胜兰均予拒绝，廖胜兰也没有定期向邓献铭及第三人扈洋或李阳健汇报过经营盈余情况。邓献铭遂于2017年6月离开了能强陶瓷店并入职到冠珠陶瓷店工作。能强陶瓷店于2018年7月因故停业。一审又查明，一审开庭时，廖胜兰提交了一份答辩状，将黄成一起列为答辩人，但是黄成对此不予认可，提出是廖胜兰代其签的名，庭后再补充邮寄了一份答辩状给本院。经询问，廖胜兰确认是黄成的律师让其代签的，也确认黄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与其解除委托代理关系，之所以授权给黄成的律师，是为了配合工作。但是其表示有告知黄成关于邓献铭入伙的事，虽然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是由其在经营管理，但是黄成也接收了店里的一些收入，虽感情不好，但是还未离婚，家里的开支都是夫妻共同支出，还表示其收入就是来源于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邓献铭对黄成提出不知其入股，且不追认其入股的行为表示认可，但是认为黄成应承担返还120000元不当得利的责任。该院在休庭期间，对黄成进行了询问，其表示能强陶瓷（即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是由其投入资金，由廖胜兰在经营管理，但是店铺租金都是其在交付，廖胜兰就交水电费。其还表示其与廖胜兰夫妻感情不好，但是未离婚，对于邓献铭入股一事，其表示不知情。黄成、廖胜兰均确认，廖胜兰只在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上班，无其他工作。一审还查明，2017年7月1日，第三人扈洋也以向廖胜兰提供一定资金的方式，签订双方认可的合伙协议，由扈洋取得能强陶瓷店（即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10％的股权，2017年11月5日，扈洋又将其1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李阳健。但扈洋的入伙及其10％的股权转让，均未经邓献铭、黄成的同意或追认。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争议的焦点是：邓献铭缴纳的120000元是否构成了合伙,该如何处理？首先，能强陶瓷店（即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系黄成注册登记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前期直接投资、经营了该个体店，中后期交给妻子廖胜兰为主经营打理，期间的店铺房租仍由黄成支付，可见，基于夫妻关系，廖胜兰、黄成一直都是该个体店的直接或间接的共同经营主体，两人的夫妻关系不影响两人的合伙人地位，能强陶瓷店（即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实际是廖胜兰、黄成合伙经营的，且应各占50％的合伙财产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本案中，邓献铭与廖胜兰于2016年12月18日所签《股份合作协议》，既未经合伙人黄成签名同意，事后至今也未得到黄成的追认，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股份合作协议》是一份无效的入伙协议。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廖胜兰收取的邓献铭入伙费120000元应予返还给邓献铭。《股份合作协议》系由邓献铭与廖胜兰签订，且未加盖始兴县鑫泰建材商店印章，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黄成及第三人不承担返还责任。其次，邓献铭自签订协议并向廖胜兰缴纳120000元后，并没有依协议享受到合伙人权益，既没有享受过任何分红或盈余分配，又没有参与店铺的实质性、决策性经营，甚至连基本的知情权（如查阅账本、听取汇报、了解盈亏状况等）都没有享受，廖胜兰作为店铺的实际控制人，根本没有按《股份合作协议》履行应尽之义务，邓献铭实际没有享受到合伙人应有的地位和权益。因此，廖胜兰与邓献铭签订《股份合作协议》并由邓献铭交纳120000元，名义上是让邓献铭入伙，实则是假入伙之名，达到借款融资的目的，因此邓献铭向廖胜兰交纳的120000元，实际上属于民间借贷行为，廖胜兰作为借款人也应当将该借款偿还给邓献铭。综上所述，《股份合作协议》是一份无效且未实际履行的协议（除邓献铭缴纳股份款外），邓献铭向廖胜兰交纳的120000元实际上属借款行为，不论是按无效合同法律关系还是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处理，廖胜兰均应将该120000元归还邓献铭。据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8）粤0222民初961号民事判决：一、廖胜兰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120000元给邓献铭。二、驳回邓献铭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保全费1120元，合计2470元，由廖胜兰负担并在支付上述款项时迳付邓献铭。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合伙协议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的规定，本院将围绕廖胜兰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股份合作协议》是否有效；二、邓献铭要求黄成、廖胜兰返还其入股份额120000元能否成立。关于涉案《股份合作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2016年12月18日，甲方黄成、廖胜兰与乙方邓献铭签订涉案《股份合作协议》，但最后仅有廖胜兰、邓献铭签字、捺印。故现在存在争议的即为黄成未在该协议上签字是否影响该协议的效力。对此，本院认为，《股份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合作经营的主体为“鑫泰建材”（能强陶瓷），“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登记注册的经营者系黄成，类型为个体户，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鑫泰建材”（能强陶瓷）主要由廖胜兰经营管理，“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的店铺租金由黄成交纳，且“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经营期间，廖胜兰无其他工作，廖胜兰用于家庭支出的资金为“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的经营收入。故“鑫泰建材”（能强陶瓷）实际为黄成、廖胜兰共同经营，系两人夫妻共同财产。而邓献铭在与廖胜兰签订涉案协议前，即为“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的员工，其清楚知晓黄成、廖胜兰系夫妻，“鑫泰建材”（能强陶瓷）由廖胜兰、黄成共同经营，且廖胜兰开具给邓献铭的收取“两成股金”的收据上亦盖有能强陶瓷的公章，因此，邓献铭有理由相信《股份合作协议》系黄成、廖胜兰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黄成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邓献铭。因此，黄成未在涉案协议上签字并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认定。《股份合作协议》系廖胜兰、邓献铭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廖胜兰、黄成合伙经营鑫泰建材，且各占50%的合伙财产份额，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认定《股份合作协议》无效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二、关于邓献铭要求黄成、廖胜兰返还其入股份额120000元能否成立的问题。如争议焦点一所述，《股份合作协议》属有效协议，邓献铭已按照约定交纳股金120000元，该股金已成为合伙财产的一部分。现邓献铭要求黄成、廖胜兰返还其入股份额，实为要求退伙并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规定，涉案《股份合作协议》并未对合伙人退伙作出约定，故邓献铭要求退伙可以准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4条：“合伙人退伙时分割的合伙财产，应当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和债务。入伙的原物退伙时原则上应予退还；一次清退有困难的，可以分批分期清退；退还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折价处理。”的规定，现鑫泰建材（能强瓷砖）在邓献铭与黄成、廖胜兰合伙期间的财产状况、债权债务情况尚未明确，本院无法对邓献铭的退伙财产份额进行处理，邓献铭要求黄成、廖胜兰返还其入股份额120000元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廖胜兰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2条、第5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始兴县人民法院（2018）粤0232民初96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邓献铭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50元、保全费1120元，合计2470元，由邓献铭负担。二审案件受理2700元，由邓献铭负担。邓献铭应向本院缴纳案件受理费2700元，廖胜兰向本院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本院予以退回。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刘 斌审判员 邓小华审判员 李 罡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法官助理肖龙书记员林子峻